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S17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林克司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道康宁中国有限公司（DOWCORNINGCHINALIMITED。上诉人上海林克司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I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道康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康宁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S1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I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道康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道康宁公司向一审法院诉称：1995年11月28日，道康宁公司和I公司签订了一份企业会员证购买协议，约定道康宁公司以2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I公司的A俱乐部的两个创始人级公司会员会籍。道康宁公司依照购买协议的约定，将20万美元汇入I公司的律师行Twa，SkatfeldandASSociates的账户。同年12月17日，I公司向道康宁公司发送传真，确认收到了道康宁公司的会籍购买款。之后，I公司向道康宁公司签发了创始人级公司会员证两张，载明道康宁公司拥有A俱乐部的两个创始人级会员会籍，会员证号分别为152和178。此后，I公司向道康宁公司发放了会员卡，并一直视道康宁公司为创始会员，向道康宁公司提供相关服务。另一方面，I公司还定期向道康宁公司出具会员费账单，向道康宁公司收取会员费。道康宁公司的关联公司B公司及C公司的工作人员按账单向I公司支付了会员费及杂费等，I公司也曾经多次书面确认道康宁公司付款，并向两家公司开具了部分发票。2004年后因有关人员变动，道康宁公司未再有工作人员到I公司处打球。2012年8月17日，因财务审计原因，道康宁公司委托律师致函I公司，要求确认两张会员证依然有效并享有正常会员权利，可以消费使用。2012年9月5日，I公司回函称无法贸然对道康宁公司来函所询问题进行答复，如有进一步材料可以提供给I公司。同年9月14日，道康宁公司再次委托律师向I公司发函，将购买协议、会员证复印件及部分消费信息发送给I公司，要求I公司确认会员证的有效性。2013年3月14日，道康宁公司向I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I公司收函后五个工作日内认定会员证有效，但I公司未答复。道康宁公司认为，道康宁公司以2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I公司的A俱乐部两个创始人级公司会籍的行为合法有效，I公司也长期认可道康宁公司拥有该等会籍。但在道康宁公司要求I公司确认会籍时，I公司一直拒绝回应。故道康宁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1、确认道康宁公司在I公司拥有及经营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现名“浦发A俱乐部”）拥有两个创始人级公司会员会籍（CorporateMembershipsFounder’sClass）；2、I公司向道康宁公司支付因本案所支出的翻译费用4，000元人民币，公证及办理证明书等相关费用6，432元人民币（8，040元港币，按汇率0.80折算为6，432元人民币）。I公司在一审中辩称：不同意道康宁公司的诉讼请求。道康宁公司主张确认创始人会员会籍，根据道康宁公司提供的证据1，道康宁公司应当向签订合同的相对方主张权利，I公司并不是协议的相对方。会员证也并不是I公司签发的。I公司认为合同的相对方是D俱乐部公司。道康宁公司没有证据证明D俱乐部公司与I公司之间存在委托销售关系，也不存在承继关系。I公司提供2001年的一个生效判决与本案情况相似，当时认定合同无效。因此，道康宁公司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I公司原名I公司，成立于1994年12月31日，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外方指派的MarcusFishenden，中方股东为H公司（占股20.40%），外方股东为注册于英属特克斯凯科斯岛的E公司（占股79.60%）共同投资设立，经营包括A俱乐部（该俱乐部后更名为“浦发A俱乐部”）在内的健身、娱乐及其配套设施等项目。该公司合资合同中约定，合资双方各自有权销售或分派团体和个人会员证共计100名会员等，根据合资合同记载，E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MarcusFishenden。1997年4月，D俱乐部公司从E公司受让了I公司的79.60%股权，成为I公司股东。2005年10月，F公司和G公司就从H公司及D俱乐部公司处收购I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请示上海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同年12月I公司完成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一审审理中，道康宁公司提供了MarcusFishenden以D俱乐部公司的名义于1995年11月28日与道康宁公司签订的《购买协议》复印件一份，约定道康宁公司自D俱乐部公司购买两个A俱乐部发起人公司会籍，每份公司会籍的价格为美金10万元，并约定道康宁公司最晚于1995年12月4日电汇20万美元给D俱乐部公司的律师（Twa，SkatfeldandAssociates）。道康宁公司另提供两张A俱乐部会员证书复印件，会员分类为创办人级，证书号分别为152、178，其中会员证书上载明赋予持有人作为A俱乐部（位于中国上海东海三甲港）会员的全部权利和特权。1999年6月，A俱乐部的球场开始营业。1999年至2004年间，道康宁公司的工作人员持证书号分别为152、178的会员证至A俱乐部消费，B公司［原道康宁有机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及C公司工作人员为此向I公司支付会费及杂费等，I公司向该两家公司开具了部分发票。2012年8月17日，道康宁公司委托律师向I公司发函，称：1995年11月28日，道康宁公司与I公司签署会员证购买协议，道康宁公司以20万美元购买该俱乐部创始级的企业会员证两张，会员号分别为152、178。会员证购买后，截止到2004年均有道康宁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到I公司处打球，后因有关人员变动，再无道康宁公司人员到I公司处打球。现道康宁公司因财务审计原因，特委托律师确认该两张企业会员证的情况：一、该两张会员证依然有效，依然享有正常会员权利，依然能消费使用；二、能否解除购买协议及退还交纳的会员费。同年9月5日，I公司向道康宁公司律师回函，称无法贸然对道康宁公司来函所询问题进行答复，如有进一步材料可提供给I公司。同年9月14日，道康宁公司再次委托律师向I公司发函，将购买协议、会员证复印件及部分消费信息发送I公司，要求I公司确认会员证有效性及能否解除购买协议、退还会员费。2013年3月14日，道康宁公司向I公司发送律师函，称发函后未收到I公司答复，要求I公司收函后五个工作日内认定会员证有效，否则视为I公司不履行购买协议中应承担义务。后I公司未予回复。道康宁公司遂于2013年12月2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I公司，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案号为（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S61号，道康宁公司当时的诉讼请求包括：1、解除双方1995年10月28日签订的会员证购买协议；2、I公司返还道康宁公司购买会员证所缴纳的款项1，228，120元人民币（20万美元）；3、I公司支付道康宁公司相应的利息损失；4、I公司向道康宁公司支付公证费、翻译费等费用，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于2014年9月17日依法作出（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S61号判决，认为I公司向道康宁公司提供服务是基于D俱乐部公司销售的会员证，而非基于《购买协议》，且道康宁公司确认其所主张的20万美元是支付给D俱乐部公司并非支付给I公司。道康宁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I公司之间存在会员证购买合同关系。遂判决驳回了道康宁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嗣后，道康宁公司提起了本案诉讼。一审审理中，道康宁公司提供了翻译费发票，金额为4，000元人民币；道康宁公司还提供了公证费发票，金额为8，040元港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港服务合同纠纷，一审审理中，双方均同意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系争《购买协议》对于I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道康宁公司主张的A俱乐部会员资格是否属于法院民事诉讼确认权属的范围。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A俱乐部（现名称为“浦发A俱乐部”）系I公司财产，并由I公司经营管理。虽然系争《购买协议》由D俱乐部公司与道康宁公司签署，但签署该协议时，代表D俱乐部公司的MarcusFishenden既是I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I公司当时的控股股东E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可以认定I公司同意D俱乐部公司向道康宁公司销售A俱乐部会员证。协议中约定的会员卡所属的俱乐部名称、会员证书上所记载的俱乐部名称，也均与I公司下属的A俱乐部名称一致。其次，I公司合资合同约定合资方即股东有权销售I公司的会员证，D俱乐部公司于1997年6月通过受让I公司原始股东E公司的股权而成为I公司的股东之一，故D俱乐部公司也应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有权对外销售I公司的高尔夫会员证。再次，在A俱乐部开始营业后，俱乐部实际接受道康宁公司持会员卡参加会员活动，行使会员权利，案外人也多次代道康宁公司向I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会员活动费用。从上述事实来看，尽管系争协议的签约主体并非I公司，但I公司及其新老股东E公司、D俱乐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相同，且在协议履行过程中，I公司已经完全接受并承认道康宁公司是其下属的A俱乐部会员，在I公司行使会员权利的多年时间里，I公司也始终为道康宁公司提供会员服务，从未对道康宁公司的会员资格提出过异议，据此可以认定，I公司虽未直接签署系争《购买协议》，但其已实际参与了协议的履行，I公司通过其实际履行行为对系争《购买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追认，系争协议对I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I公司辩称系基于行业惯例而向道康宁公司提供服务的意见，并无相应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道康宁公司通过签订《购买协议》的方式，出资购买了A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并以此与I公司之间建立了包括有偿使用高尔夫球场及配套设施等在内的多种权利义务关系，该权利义务的当事人为特定主体，故该会员资格具有债权属性。同时，系争的会员资格每个价格为10万美元，具有较高的财产价值。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法院受理民事诉讼应当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I公司否认系争《购买协议》的效力，并据此对道康宁公司的会员资格不予确认，致使道康宁公司的民事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道康宁公司为此提起诉讼，法院应予保护。虽然I公司的股权结构在2005年10月发生了变动，但I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主体资格并未变更，I公司对外的行为和意思表示不因股权结构变动而发生变更。现I公司否认道康宁公司的会员资格，并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I公司提出的本案应参照（2001）浦民初字第10457号民事判决进行处理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不妥。因为：首先，该案原告系自然人，本案原告系法人。法人作为商事行为主体，与自然人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的地位、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责任等并不具有可比性。其次，该案系争协议中明确原告是D俱乐部的特许会员身份，而本案的系争协议指向的是A俱乐部的会员身份。再次，对比该案与道康宁公司提供的（2011）浦民二（商）初字第3166号案件一审和二审民事判决书，道康宁公司所提供的生效判决与本案所涉及的事实及法律关系更为相似。因此，一审法院对I公司的意见不予采纳。对于道康宁公司要求I公司承担的翻译费、公证费和证明费等费用，双方并无约定，I公司的抗辩意见较为合理，道康宁公司主张并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道康宁公司在I公司所有及经营的浦发A俱乐部拥有两个创始人级公司会员会籍（CorporateMembershipsFounder’sClass）；二、驳回道康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940元人民币，由道康宁公司负担50元人民币，由I公司负担15，890元人民币。一审法院判决后，I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道康宁公司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由道康宁公司负担。其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遗漏了部分事实，即本案所涉《购买协议》签署时，D俱乐部公司并非I公司的股东，不具有合资合同所授予的高尔夫球会员证的销售权；2、I公司开具给B公司及C公司的发票以及该两家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只能证明这两家公司曾付款给I公司，至于付款的性质和目的是否系受道康宁公司的委托代为支付会费和杂费，则应当由道康宁公司提供当时的委托资料以及相应的财务资料来证明，但是道康宁公司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道康宁公司的员工到A俱乐部消费并由上述两家公司为此支付会费和杂费、I公司向这两家公司开具部分发票系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理由错误。1、MarcusFishenden具有多重身份，但签署《购买协议》时，他仅仅是D俱乐部公司的代表人员，鉴于当时D俱乐部公司尚未成为I公司的股东，在I公司未出示任何书面委托的情况下，D俱乐部公司无权处分I公司的财产。一审法院对I公司同意D俱乐部公司向道康宁公司销售会员证的认定是错误的。2、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S61号生效判决中已经认定涉案《购买协议》的签约主体并非I公司，D俱乐部公司的行为不当然是I公司的行为，而本案一审判决所作出的认定与上述生效判决相互矛盾。3、一审法院对“I公司通过其实际履行行为对系争《购买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追认”的判断缺乏事实依据。4、（2001）浦民初字第10457号民事判决中的证据也涉及到会员证和购买协议，签约主体一方是D俱乐部公司，与本案具有相似性，一审判决未参照该案对本案进行处理显属不当。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该条认定合同有效的前提是处分他人财产的是无处分权人，但一审法院既然认为I公司同意D俱乐部公司向道康宁公司销售会员证及D俱乐部公司从广义上取得了销售I公司会员证的资格，则与上述法条矛盾。被上诉人道康宁公司辩称：不同意I公司的上诉，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签约时合同相对方确实不是I公司，但MarcusFishenden既是I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D俱乐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来D俱乐部公司成为了I公司的股东，MarcusFishenden有权代表I公司销售会籍卡。不论购买协议的相对方是谁，合同所涉标的都是林克司A俱乐部会籍。二、道康宁公司从1999年至2004年间到I公司下属俱乐部打球，I公司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从未提出异议，《购买协议》实际上在I公司和道康宁公司之间履行。三、（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S61号案件与本案无关，所涉诉讼请求和法律关系不同，故判决结果不同。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曾受理以杨笑非为原告、A俱乐部有限公司以及I公司为被告的（2001）浦民初字第10457号案件。在该案中，原告杨笑非认为A俱乐部有限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其签订由I公司经营的高尔夫球场会员证，有意误导其消费，I公司明知A俱乐部有限公司系其境外投资方而默许其与杨笑非签约并催交会费，侵犯杨笑非权益，故要求判令解除购买协议、返还购买款并赔偿损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杨笑非主张的欺诈事实成立、涉案购买协议无效，A俱乐部有限公司应当返还杨笑非支付的会员购置费7万美元。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系争《购买协议》对I公司是否有法律约束力，道康宁要求确认其拥有I公司下属A俱乐部会员资格的诉请是否成立？经审查，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虽然系争《购买协议》由D俱乐部公司与道康宁公司签订，道康宁公司也是向D俱乐部公司指定的境外律师行支付了会籍费，但协议签署时，代表D俱乐部公司的MarcusFishenden既是I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I公司当时的控股股东E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I公司下属A俱乐部开始营业后，该俱乐部实际接受道康宁公司持会员卡参加会员活动，行使会员权利，B公司及C公司代道康宁公司支付会费及杂费，I公司还多次以自己的名义要求道康宁公司将会员费用支付至I公司账户。I公司认为道康宁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道康宁公司的两家关联公司代其支付相关的会费，但其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其与这两家公司之间存在其他的业务往来。同时，协议中约定的会员卡所属的俱乐部名称、道康宁公司所持会员卡上记载的俱乐部名称，均与I公司下属的林克司A俱乐部名称一致。从上述一系列事实可以看出，尽管协议签订时主体及收取会籍费的主体并非I公司，目前亦缺乏I公司当时委托D俱乐部公司销售其俱乐部会员卡的直接证据，但I公司与其新老股东E公司、D俱乐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相同，且在协议履行过程中，I公司已经完全接受并承认道康宁公司是其下属俱乐部的会员，在道康宁公司行使会员权利的多年期间，I公司始终为道康宁公司提供会员服务，且从未对道康宁公司的会员资格提出过异议，据此可以认定，I公司虽未直接签署系争《购买协议》，但其已实际参与了协议的履行，涉案购买协议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道康宁公司有权依据其持有的会员证到I公司所有和经营的浦发上海林克司乡村俱乐部进行消费。虽然I公司股权于2005年10月被收购，收购后新股东对I公司下属俱乐部的会员情况进行了整顿，但I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主体资格并未变更，其对外的行为及意思表示亦不因股权收购而发生变更，故I公司现以道康宁公司取得会籍资格时存在瑕疵而否认道康宁公司会员资格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S61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虽然该案与本案基于一个事实产生，但法律关系及法律后果均与本案不同，该案中，道康宁公司要求解除其与I公司之间的会员证购买协议并要求I公司返还购买会员证所缴纳的费用并承担利息损失等，法院在该案中认为I公司向道康宁公司提供服务是基于会员证而非购买协议，道康宁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I公司之间存在会员证购买合同关系，故驳回道康宁公司的诉讼请求。而本案道康宁公司的诉讼请求则是要求确认其拥有会员会籍，与前案诉讼请求不同，一审法院作出不同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妥。故I公司以一审判决与该案的判决结果相互矛盾作为其本案主张的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2001）浦民初字第10457号民事判决书所涉法律关系也与本案不同，前案系购买方以受欺诈为由要求解除购买协议并返还支付的款项，而本案涉及到会员证的购买方要求确认会员身份，故本院对I公司提出的本案应参照（2001）浦民初字第10457号民事判决进行处理的意见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I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40元人民币，由上诉人上海林克司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任明艳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 月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