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台商终字第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银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宜雅。委托代理人：王明利。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沈田丰。委托代理人：吴正绵、高佳力。上诉人沈阳银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银象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银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4）台天商初字第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明利，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正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告浙江银象公司于2011年6月至10月向被告沈阳银象公司销售乳酸链球菌素共计800千克，货款共计398000元，原告发货后，被告至今仍分文未付。2012年3月12日，原告向该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同日该院依法裁定受理。2012年5月22日，经竞投确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担任原告破产清算一案的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因被告未支付货款，原告的管理人向该院提起诉讼。原告浙江银象公司于2014年4月1日，以被告沈阳银象公司欠其货款未付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沈阳银象公司支付原告欠款398000元；2、被告沈阳银象公司赔偿原告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年利率6﹪从2013年8月23日至本案裁判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止的利息损失；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沈阳银象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1、原、被告双方不是一般意义的买卖关系，存在大量研发和市场销售的合作，被告协助原告处理多项事务，原告也有支付被告相应款项的义务；2、原告诉称的398000元货款不够抵扣原告拖欠被告的其他款项；3、2012年2月，被告曾致函原告公司，当时原告公司高管认为本案398000元货款可以用来扣抵原告欠被告的款项。4、原告诉称的货款产生时间为2011年6月至2011年11月，本案的起诉时间是2014年3月31日，诉讼时效已经超过。5、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管理人可以参加诉讼，但不能完全取代破产企业的身份，只有破产企业债权明确的情况下，管理人才可以提起诉讼，至于不明确的债权，破产企业不认可的债权，管理人没有权利提起诉讼，所以法院应该驳回本案起诉。6、沈颜新笔录中谈到应当给予被告适当补偿，至于补偿多少，举证责任在原告，原告如果举证不能，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被告抗辩要求原告所承担的费用系另一法律关系，不是本案处理范围。本案被告欠原告货款398000元，被告并没有否认，债权明确。关于管理人是否有权提起诉讼问题，管理人系原告申请破产清算被该院受理后，经竞投依法指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五）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六）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故管理人有权代表原告提起诉讼。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案原、被告买卖时并未就货款支付时间进行约定，双方也未进行结算，原告也未进行催讨，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应从原告主张即向该院起诉时开始计算，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被告辩称原告公司高管认可用本案的货款398000元抵扣原告欠被告的其他款项，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应支付原告货款398000元。原告起诉后，被告仍未付款，故被告应从起诉日即2014年4月1日开始计算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原告主张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于2014年11月5日判决如下：被告沈阳银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货款计人民币398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损失按年利率6﹪从2014年4月1日开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480元，由被告沈阳银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浙江银象公司管理人擅自以浙江银象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原判认为管理人有权起诉是适用法律错误。虽然起诉书、判决书都载明原告是浙江银象公司，但是浙江银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沈颜新及其他股东、出资人、高管人员都不知道、更未同意提起诉讼，也不认为沈阳银象生公司欠浙江银象公司。未授权吴正绵、高佳力为浙江银象公司代理人。吴正绵当庭承认自己不是浙江银象公司及沈颜新授权委托，其国浩律师所掌握浙江银象公司印章，在授权委托书和起诉书等手续上盖印章。浙江银象公司的破产是该公司申请的，不是债权人申请的。浙江银象公司在破产程序结束前仍然存在，沈颜新仍然是法定代表人，其他股东、出资人也在，如果收回款项也是浙江银象公司获得利益。所以浙江银象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必须浙江银象公司及沈颜新同意和授权。沈阳银象公司是否欠款由浙江银象公司及沈颜新认定，管理人越俎代庖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引用破产法关于管理人职责的规定“（五）管理和处分债权人的财产”、“（六）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以此认为管理人有权代表原告提起诉讼。这是对法律的误解，是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这一条并没有规定未经债务人同意、授权就可以起诉。法律不能扩大解释。第二、法律规定管理人可以作为代表参加诉讼，这是指破产企业债权明确的情况，即确定的债权。如果债权不确定，需要破产企业认为自己拥有债权。如果破产企业不认为自己拥有债权，管理人没有权利起诉。管理人擅自起诉不符合规定。第三、作为管理人，仅仅是负责处理破产企业善后事宜，而没有实体权利义务。法律规定之所以破产企业做原告，而没有规定管理人做原告，就是没有赋予管理人独立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既然浙江银象公司做原告，就必须是浙江银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第四、“授权委托”是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只有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授权委托他人。吴正绵、高佳力的授权委托书记载，他们是原告浙江银象公司的授权委托代理人，不是国浩律师事务所的代理人，未经浙江银象公司及沈颜新授权委托，他们的代理人身份不符合法律规定，参加的庭审活动无效。鉴于本案不是原告提起诉讼和授权委托的代理人，为表达准确，上诉人以下称谓不使用“原告”，而使用“管理人”。二、本案超过诉讼时效。货款形成时间非常明确，是2011年6月至2011年11月，本案的起诉时间是2014年3月31日，诉讼时效已经超过。原判称“原被告买卖时并未就货款支付时间进行约定，双方也未进行结算，原告也未进行催讨，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原告主张即向本院起诉时开始结算”。原审判决的论述既未审理查明，也不符合事实，“如何支付货款”不是管理人与沈阳银象公司争议的焦点问题，法庭也没有将此问题归纳为争议焦点，双方就此也未举证和辩论，原审根本没有审理买卖合同约定和履行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出上述认定，没有依据，属于漏审。管理人承认2011年10月是最后一笔欠款的形成时间。管理人就诉讼时效的辩解引用破产法规定，认为2013年8月23日给沈阳银象公司发函而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既然原判以“缺乏已送达的依据，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催讨的事实”，没有支持管理人的辩解，就应当认定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支付货款的时间是有约定的，履行多年并已经形成交易习惯。双方合作多年，每次收到货物1个月就支付货款。并且每次付款都明确该款是支付那一笔、那一批货物，双方核对并签字确认。多年形成交易习惯。管理人主张的是2011年6月至10月货款398000元。2011年6月前、2011年10月后的所有货款都已付清，有双方的确认。所以主张2011年6月至10月的货款，当然超过诉讼时效。多年前沈阳银象公司就向浙江银象公司提出，浙江银象公司也同意补偿市场调整补偿、研发开支费用、处理浙江银象公司事务、接待宣传等费用问题，在2012年2月6日，398000元形成后不久，沈阳银象公司还专门书面致函浙江银象公司。在这种背景下，浙江银象公司不要该398000元了。且仍继续向沈阳银象公司供货，沈阳银象公司仍然按月支付以后的货款。三、原判以沈阳银象公司抗辩要求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为由不予处理是错误的。第一，浙江银象公司应补偿沈阳银象公司的费用是因买卖合同产生的。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沈阳银象公司是销售公司，购买浙江银象公司货物就是为了销售。沈阳银象公司开发光明乳业市场后，浙江银象公司要求沈阳银象公司放弃并交给浙江银象公司做，同意给沈阳银象公司补偿，这当然是买卖合同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买卖合同，沈阳银象公司怎么会开发销售市场？沈阳银象公司购买了货物，销售给蒙牛乳业等客户后出现质量问题，浙江银象公司要求沈阳银象公司处理此事，同意给付相应费用，处理产品质量问题当然是买卖合同的一部分，没有买卖合同，怎么会有产品质量问题？沈阳银象公司为开展销售业务，接待、宣传、印制广告品等支出费用，当然是买卖合同的一部分。第二、双方有交易习惯。在多年来合作中，浙江银象公司有过要求沈阳银象公司处理事情，都是以少要货款的方式抵顶补偿费用，从来没有单独给现金，双方已经形成交易习惯。这个事实已向原审提供了证据。浙江银象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颜新至今承认从货款中抵顶，浙江银象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股东、破产清算组成员周斌，至今承认从货款中抵顶，本案当然应该一并处理。第三、按照法律规定的债权、债务相抵原则，应当处理。沈阳银象公司不是反诉，而是作为不付货款的抗辩理由，只要浙江银象公司欠沈阳银象公司款项，就应当一并处理。四、沈阳银象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浙江银象公司应当给付款项，经抵顶后不需要偿还管理人主张的货款。浙江银象公司承诺的负担沈阳研究所房屋、设备、研究费用、研究生开支；沈阳银象公司开发光明乳业销售市场、浙江银象公司又要求沈阳银象让出该市场由浙江银象公司直接销售，浙江银象公司给补偿；浙江银象公司产品销售给客户后出现质量问题，浙江银象公司要求沈阳银象公司想办法平息此事，承诺给沈阳银象公司费用；为宣传浙江银象公司产品，接待浙江银象公司和客人，沈阳银象公司出资宣传费用和接待费；沈阳银象公司提供大量证据、证人出庭作证、法官调查取证，充分证明以上事实。五、原判违反证据规则，对证据采信不当，造成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沈颜新是浙江银象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出资人，是提出破产申请的人，原审法官也专门向沈颜新调查取证，不仅就本案，其他多起案件法官也向沈颜新取证，并作为定案依据。沈颜新代表浙江银象公司，也是多年发生所有事实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也最有效力。法律规定，当事人与代理人陈述不一致时，以当事人的陈述为准。就沈阳银象公司抗辩提出的款项，沈颜新予以确认和肯定，沈颜新没有说向沈阳银象公司要这398000货款，沈颜新不知道、未同意起诉，未授权委托代理人。以上证据是法官调取的，不是沈阳银象公司调取的，应当采纳。原判不符合证据规则。沈颜新笔录中谈到有的项目应当给予沈阳银象适当补偿，至于适当是多少？因为沈颜新是法定代表人，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如果举证不能，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采纳沈阳银象公司的说法。第二、周斌是浙江银象公司的副总经理、股东、经历当时事实的当事人，也是浙江银象公司破产小组的成员，至今在新浙江银象公司仍担任副总经理、股东。胡云清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浙江银象公司销售经理，王东生是行政部长，都是经历当时事实的当事人，特别要说明的是，他们都是天台人，是浙江银象公司的人，不是沈阳人，浙江银象公司有利益对他们都有好处。他们都出庭作证，证据效力高，应当采纳。第三、吴正绵、高佳力对过去历史根本不了解。律师作为代理人，必须向当事人了解情况后，按照当事人介绍的事实发表质证意见，什么都不知道，发表质证意见没有根据。原判大量引用管理人派出的吴正绵、高佳力两位代理人质证意见，对沈阳银象公司的证据，对沈颜新、周斌、胡云清、王东生的证词不予采信，严重违反证据规则。综上，请求依法撤销（2014）台天商初字第694号判决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答辩称：1、关于管理人以浙江银象公司为原告提起诉讼的资格问题。企业破产法明确规定管理人有权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而且在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里更加明确细化管理人有权提起撤销权等其他诉讼的权利，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管理人认为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没有约定还款时间的，根据以前的交易习惯，货款也不是立即支付的，因此应该从被上诉人的管理人发送催讨函件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在管理人接管银象公司的财产后依法履行了破产法要求的清产核资职责，并且依照上诉人所提供的发票上所列明的地址邮寄了催讨函，并且有邮局的邮戳予以证明，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管理人已经在2013年时向上诉人催讨货款，诉讼时效应当从该时间开始起算。3、关于本案的事实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一审法院向相关人员所作的笔录均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货款开支抵顶事项未达成一致协议，具体金额以及抵偿方式由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上诉人所主张的抵扣款项以及金额是不能成立的。4、即使本案中抵顶的事项成立，由于上诉人在销售浙江银象公司货物的同时还在经营其他业务，同时在开展自身业务过程中存在其他开支，因此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证明相关款项应该由浙江银象公司承担的事实也是不能成立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沈阳银象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沈阳伯乐达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前身）给浙江天台银象生物化工厂（被上诉人前身）汇款的银行凭证复印件，银行凭证上写着汇款时间、金额，在银行凭证复印件下面，写着该汇款是支付的是那笔货款，有到货时间、支票号、品名、数量、金额，另外有浙江银象公司财务人员陈如飞的确认签字。由于多年来银行凭证太多，现只提供从2005年9月9日到2011年2月1日间的凭证，共22张。以上证据证明双方对付款时间是有约定的并且已经多年来形成交易习惯，即收到货物后，60天付该批货款，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履行的，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对支付货款时间没有约定是错误的。2、2011年6月24日，7月21日，8月25日，9月9日，10月17日沈阳银象公司支付浙江银象公司货款的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本案争议的5笔货款发生在2011年6月至10月，这几个月沈阳银象公司仍然在向浙江银象公司支付货款。以上证据可以证明，沈阳银象公司向浙江银象公司提出以货款抵扣应该补偿沈阳银象公司款项的事实是真实的，证明浙江银象公司同意了沈阳银象公司以货款抵扣，沈阳银象公司开始逐步抵扣，证明本案涉及的398000元货款是独立的，与其他货款不混淆。原审判决认定的诉讼时效计算时间是错误的。3、从2012年1月21日至2012年12月12日，沈阳银象公司支付浙江银象公司货款的14张结算业务申请书，证明每笔货款都单独的、及时付款，本案涉及的398000元货款是独立的，与其他货款不混淆，如果主张应该从应当支付货款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原审判决认定的诉讼时效计算时间也是错误的。4、2009年3月5日、2014年11月12日、2015年1月5日浙江银象公司发给沈阳银象公司的特快专递3份，上面记载寄件人是陈如飞，证明陈如飞多年来至今一直是浙江银象公司工作人员。由于原审法院没有归纳浙江银象公司与沈阳银象公司销售给付货款的时间和模式的争议焦点，所以上诉人未提出证据，因此，上述证据是新证据。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质证认为：首先，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予以采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纠纷在一审中开了两次庭，第一次归纳的争议焦点关于时效问题上诉人没有提出抗辩，如果上诉人当时已经知道这个情况，在原审法院第二次庭审中应该举出当时就已经能够举证证明时效超过的相关证据，上诉人在原审过程中能举证的情况下而未进行举证，因此，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次，1、银行汇款凭证，被上诉人对关联性有异议，前面几张汇款凭证汇款人均是沈阳伯乐达公司，与沈阳银象公司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人，根据目前反映情况来看，沈阳伯乐达公司尚欠浙江银象公司货款是5000元，而且伯乐达公司汇款主体是天台银象生物化工厂，与浙江银象公司也是不同的主体，因此与本案的款项均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后面几张电汇凭证条子与本案起诉款项也不存在关联，对于下面手写内容真实性有异议，需要回去和相关人员进行核实。到目前为止账上还记载着沈阳银象公司欠浙江银象公司398000元，如果已经就抵扣达成协议，账上应该会及时扣减，目前从核实来看不存在这样的交易习惯。2、第二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3、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也有异议，而且结算业务申请书是上诉人与浙江新银象公司之间款项往来关系，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4、邮政快速与本案无关。根据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为：经查原审法院2014年7月1日第一庭审笔录，上诉人在进行答辩时并未进行诉讼时效抗辩，在原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后，其主动要求增加以下答辩内容：“原告方的本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方诉称的货款产生时间为2011年6月至11月，而本案的起诉时间是2014年3月31日，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原告方也没有提交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因此，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有关诉讼时效的争议在第一审庭审中就已属于审理范围。且原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的目的在于引导当事人进行诉讼，而非限定审理范围。而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系其欲证明原审法院计算时效起算时间存在错误，但由于其未在原审二次庭审中举证，本院认为不属于新的证据，且上述证据是否被采纳对双方争议的诉讼时效问题无实质性影响，具体理由在判决理由中予以阐述，故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不作为新证据审查。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在二审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争议焦点：一是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的管理人以浙江银象公司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是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是本案是否存在双方对相关费用补偿及与债务相抵达成协议的事实，及是否应当在本案中一并进行审理的问题。对此，本院分别阐述如下：一、关于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的管理人以浙江银象公司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债务人企业申请或被申请破产清算且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后，债务人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及高管丧失管理其财产、债权债务、营业等内外事务的资格，相关职责由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履行。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管理人代表债务人处理与清理债务相关的一切事务的权力，并非来源于债务人的授权，也非债务人的代理人，而是根据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而产生，代表债务人实施清算事务。因此，债务人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其无权处分对外的债权债务事宜，且管理人经人民法院依法指定后，其地位、职责及处理清算事务之意思均具有独立性，不受债权人、债务人的左右，这是破产法基本之法理。就本案而言，管理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系人民法院指定的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破产清算的管理人，其代表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对外进行诉讼是来源于法律规定和人民法院指定，无须且也不能由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进行授权。故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认为管理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无权代表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对外进行诉讼，原审法院认为该管理人有权起诉系对法律误解的主张，实际上是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对破产法相关规定及基本法理的曲解所致，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有关本案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案双方争议的货款发生时间是2011年6月至10月，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债务人对外享有债权的诉讼时效，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中断。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自2012年3月12日被原审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故自2012年3月12日起，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本案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在诉讼时效中断期间内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主张诉讼时效应从2011年6月至2011年11月即货款形成时间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认为至2014年3月31日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与上述破产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其为此提供的拟证明本案讼争货款支付时间是否形成交易习惯的证据对解决双方关于诉讼时效的争议已无实质性意义，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的有关诉讼时效的上诉请求，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双方对相关费用补偿及与债务相抵达成协议的事实，及是否应当在本案中一并进行审理的问题。首先，本案是否存在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对合作中开发、销售费用补偿及与本案货款相抵达成口头约定一事，属于事实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作为权利主张一方，应当对权利成立的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应对其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合作开发、销售费用补偿及与本案货款相抵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从审理的情况看，即使是证人也无法清楚陈述合作开发、销售费用的范围、具体补偿金额的事实，其中周斌陈述是听浙江银象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颜新说是协商补偿，这属于传闻证据。因此，本案证人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其证言无法达到被采信程度。而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沈颜新所作的调查笔录，沈颜新为此所作的陈述应系证人证言，理由如本院对第一个争议问题所阐述，为保证公平清偿、维护债权人利益之破产清算目的，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后，其法定代表人丧失相关管理和处分公司事务权力的资格，在诉讼中不能处分公司的债权债务，其所作的陈述，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是否得到采信，应当根据证明标准和全案证据综合而定。在沈颜新所作的陈述中，其对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主张的部分费用的承担是存在异议的，也不能明确陈述补偿费用的范围及具体金额。因此，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这样一个费用补偿及债务相抵的口头协议。故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以其与浙江银象公司达成费用补偿及债务相抵的口头协议为由，主张本案双方债务已经相抵而消灭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费用补偿及债务相抵的口头协议，但如果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认为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应承担合作开发、销售费用补偿款项，在被上诉人浙江银象公司有异议的情况下，且由于该费用补偿并不属于买卖合同内容，其不能作为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对本诉的抗辩而与本案一并处理，而是属于一个独立的诉讼，应当由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在原审中提出反诉或另行起诉处理。综上，上诉人沈阳银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元，由沈阳银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为民审判员  胡精华审判员  梅矫健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项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