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54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平安消防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宏普捷座广场****1302。法定代表人：马曾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福，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权威，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恒安阀门制造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在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永花路****div>法定代表人：叶清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卞为贵，江苏善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勤双，江苏善融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江苏平安消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恒安阀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8民初3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恒安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由恒安公司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部分诉争交易的供方主体。在案证据业已证明，2017年之前的货物系由南京益侨贸易中心（以下简称益侨中心）供应，恒安公司并非该部分货物的供方主体，其无权主张对应部分的货款。一审法院轻信叶青山关于“方便走账”的虚假陈述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2.一审判决错误认定2017年供货金额。双方于2017年签订了4份买卖合同，但尚未对账，恒安公司未能提供送货单等证据证实其已按约履行了全部供货义务，其提供的对账清单上无人签章确认，故其主张的供货金额依据不足。另外，2017年全部合同金额减去平安公司已付金额的余额，与恒安公司主张的对账金额之间有较大差距，可以佐证恒安公司所诉不实。综上，一审裁判有误，应予纠正。恒安公司辩称，案涉买卖关系的卖方是恒安公司。平安公司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差额1万余元已由一审查清，原因是平安公司的驾驶员拿了1万余元的货。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恒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395863.9元及利息（自2018年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中将第一项诉请中利息主张期间变更为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恒安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26日，经营范围为阀门及配件制造、销售等。江苏平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14日，经营范围为消防工程设计与施工等。2019年2月15日，江苏平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名称变更登记为江苏平安消防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5月至2016年2月期间，马尔（曾用名马夏萍）系平安公司采购员。2016年2月后，姚丽在平安公司从事采购员工作。2013年10月23日，恒安公司与平安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份，就产品名称、数量、金额、运输方式、验收标准等事宜进行约定，产品数量及金额均载明按实结算。2013年8月6日起至2016年1月6日止，恒安公司先后出具11份对账清单，载明一定时段内供货金额，部分对账清单还载明了付款信息和结欠货款金额（具体信息详见列表）。马夏萍在该11份对账清单上签名，并在部分清单上手书“签收单已收”。11份对账单载明信息列表：年份序号对账时间涵盖供货期间供货（元）付款（元）结欠（元）8月6日5月22日-7月27日165376.611月4日8月8日-10月31日34039912月28日11月3日-12月27日215393630+4476317万4月7日1月2日-3月31日1988287月28日4月5日-7月22日368364.55万（5月7日）687192.512月2日7月29日-11月12日1333786万（9月25日）+6万（10月31日）700570.512月31日11月8日-12月29日760198.54月24日1月9日-4月19日15595420万（2月14日）+5万（2月17日）+5万（4月13日）616152.58月1日5月6日-7月17日182427.460200.5（5月25日）+5万（6月29日）688381.49月8月2日-8月21日10万（9月2日）9月4日-9月12日108094.4769123.81月6日2015年10月26日-同年12月16日5万（2015年12月8日）737834.82016年10月26日，恒安公司出具销售清单一份，载明：同年1月6日至10月26日期间货款总价合计19836元，同年1月6日对账结欠737834.8元，同年2月4日付银行承兑（含3万卡）25万元。姚丽在销货清单上签名，并注明截止同年10月26日所有单据已收到，对账后再结算。上述销售清单上载明恒安公司的名称、品牌、电话及销售地址，客户名称载明平安公司。2017年3月21日，恒安公司与平安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2017321合同）1份，对产品名称、数量、单价及金额等进行了约定，货款金额为39414元。同年3月29日，姚丽在恒安公司出具的发票复印件上注明发票已收。同年6月10日，恒安公司与平安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2017610合同）1份，对产品名称、数量、单价及金额等进行了约定，货款金额为25235元。同年6月12日，姚丽在购销合同上载明供货单已收，并在恒安公司出具的发票复印件上载明发票已收，发票金额为26055.5元。同年7月17日，恒安公司与平安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2017717合同）1份，货款金额为9600元。同年9月30日，恒安公司与平安公司签订《消防产品销售合同》（以下简称2017930合同）1份，对产品名称、数量、单价及金额等进行了约定，货款金额为37833.6元。一审法院另查明，益侨中心成立日期为2005年10月26日，经营者为苏桂珍，经营范围为阀门、消防设备等销售。南京欣鹏水电安装工程部（以下简称欣鹏工程部）成立日期为同年3月2日，经营者为赵定平，经营范围为水电安装、水电工程维修等。2014年10月16日，南京市高淳区国家税务局对平安公司作出高国税处〔2014〕3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载明：“……经查，你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于2013年向南京五洲家居装饰市场个体工商户叶青山的益侨中心购买消防工程材料，货款共计340399元。该笔款项除了保质金1000元外已全部支付……。”2016年8月26日，益侨中心与欣鹏工程部签订《产品购销合同》1份，约定：产品名称为快速下喷，数量2800个，金额15.4万元，交货地点常州市钟楼区新闸街道常州苏宁物流中心，双方另就运输方式、验收标准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平安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载明：2013年5月21日、9月22日，平安公司向益侨中心支付货款81404.6元、165376.6元；同年12月13日，欣鹏工程部向益侨中心支付货款20万元；2014年1月29日，平安公司向益侨中心支付货款44763元，同5月7日、9月25日、10月31日，欣鹏工程部向益侨中心支付货款5万元、6万元、6万元；2015年4月13日、5月25日、6月29日、9月2日、12月8日，欣鹏工程部向益侨中心支付货款5万元、60200.5元、5万元、10万元、5万元；2016年9月8日，欣鹏工程部向益侨中心支付货款142175元，附言为常州苏宁喷头货款；2017年7月26日、9月30日，平安公司向恒安公司支付货款9600元、25000元。另外，2014年1月26日，叶青山收到金额为39399元的支票1张，存根载明收款人为益侨中心。同日，叶青山另收到银行承兑汇票一份，金额为10万元。2015年1-2月，叶青山收到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各1张，金额分别为20万元、5万元。2016年2月4日，叶青山收到银行承兑汇票五份，金额合计22万元，另加上苏宁卡金额为3万元。2017年1月24日，叶青山收到商业承兑汇票一份，金额为20万元。一审中，恒安公司提交2017年7月20日销售清单一份，表示向平安公司销售卷盘球阀等货物，货款金额为10710.5元，平安公司予以认可。平安公司表示其系案涉货物买卖关系的需方，欣鹏工程部于2016年9月8日支付货款142175元，系支付同年8月26日《产品购销合同》的货款，恒安公司予以认可。平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曾海在第一次庭审时抗辩称，双方从2013年开始连续不间断有产品买卖活动，但一直没有核对往来账目。平安公司述称，欣鹏工程部向益侨中心付款及与益侨中心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均是受平安公司委托进行。关于恒安公司提交的对账清单，因平安公司工作人员马夏萍和姚丽在上面签字，并注明供货单已收，故一审法院要求平安公司提交所有签收单据以便核算货款金额，平安公司仅提交了2015年1月9日至同年12月16日期间销售清单35张，金额合计535921.8元。经一审法院释明利害关系后，平安公司并未提交对账清单中马夏萍和姚丽签收的其他销售清单（或供货单）。一审中，双方经办人员到庭陈述相应事实。马夏萍陈述：“2011年5月份进入平安公司，系公司采购人员，现已离职。2012年年底，叶青山拿着价格表到马曾海办公室，我们三人一起初步达成了一个合作协议，先拿一个小项目试试看，款到发货，小项目试完之后，双方觉得还可以，就谈了一个以后的合作协议，约定先发货、项目部确定质量没有问题后对账，每季度付一次，之后双方就开始了业务往来。这12份对账清单确实都是我们之后的业务往来，其中11张对账清单的附件即销售清单是我签收的。对账是由财务部和项目部一起对账之后才付款，项目部对货物的数量、质量，财务部对单价、总价、发票。2015年上半年之前我确认对过账，下半年之后的我就不确定了，那个时候我已经离职，对账跨度比较长。”姚丽陈述：“我现为平安公司采购人员，确实收到了2016年1月6日至同年10月26日期间单据，但没有核对金额，金额待结算。2007年5月份，我到平安公司上班，那时候从事财务工作，平安公司从2013年开始和益侨中心有合作，但是益侨中心销售的产品是浙江恒安品牌，其中有部分是通过欣鹏工程部和益侨中心合作的，后来益侨中心又成立了恒安公司，此后，平安公司和恒安公司有合同。期间，益侨中心给平安公司开过假的发票，还被高淳税务部门进行了处罚。欣鹏工程部是平安公司下面的一个实体，从2013年开始平安公司以其或者欣鹏工程部名义向恒安公司采购过货物。”欣鹏工程部经营者赵定平陈述：“欣鹏工程部就是平安公司下面的分部，我是经营者，也是平安公司的员工，是负责工程的。我们和恒安公司的老板叶青山有合作，平安公司的一些采购都是由欣鹏工程部进行的，采购是当时我和恒安公司的老板叶青山谈的，然后让平安公司的采购部和他们签的合同。平安公司的工程上用的材料基本都是通过欣鹏工程部采购的，支付货款也是用欣鹏工程部名义支付的。”恒安公司经办人员叶青山陈述：“恒安公司实际是我在经营，法定代表人叶清福是我弟弟，我是实际负责人。益侨中心当时注册在南京光华门五洲一个家具广场，原来是叶清福在经营的，后来经营者变更为苏桂珍，苏桂珍是我弟妹，我不是益侨中心实际经营者。前年这个市场拆迁了，在今年八、九月份这个个体工商户就注销掉了。因个体工商户好走账，有时候就从他们账户走账，也就是说恒安公司的货物卖给平安公司通过益侨中心帮走账。恒安公司在2012年6月份就打算注册了，因为当时高淳招商引资，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注册下来。恒安公司没成立之前，可能是用益侨中心的名义建立的买卖关系，成立之后一直以恒安公司与平安公司之间建立的买卖关系。一开始都是马夏萍与我联系，刚合作的时候是货到付款。2013年之后我们都有对账清单，开始欠账是在2013年8月份，自从有这个欠账，我都会隔一段时间去跟对方经办人对一次账，确认一下送货数量和金额。双方之间的买卖往来就这12张对账清单，还有2017年双方签订的4份合同。这12张对账清单中，有部分通过益侨中心走账，其中第一张对账清单中货款165376.6元、第二张对账清单中货款340399元已经付清。关于平安公司所述的付款情况除了2016年9月8日支付的142175元外，其他的付款在对账清单中都有记录。”一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恒安公司是否为马夏萍和姚丽签字的对账清单中载明的阀门等货物的卖方；2.平安公司尚欠的货款数额。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马夏萍和姚丽作为平安公司工作人员，虽在恒安公司提交的对账清单上签名，但仅注明收到供货单等单据，因案涉对账清单并非双方对账确认函等债权凭证，故仅能作为结算单等交货凭证予以认定。关于对账清单中货物的买卖合同双方，应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等予以综合认定。一审法院综合马夏萍、姚丽、赵定平等人的陈述，根据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0月23日签订的合同以及对账清单中明确载明系恒安公司销售清单的事实，再结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认定双方自2013年10月23日起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此后对账清单中买卖关系的卖方应为恒安公司。恒安公司提交的同年11月之前的两张对账清单以及平安公司提交的同年5月21日支付货款81404.6元记录，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平安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宜认定涉及的买卖关系已履行完毕，且与本案无关联。南京市高淳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并不足以认定同年10月23日之后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另外，由益侨中心接受货款的事实亦不能充分证明买卖关系的相对方为益侨中心，且平安公司未提供证明其与益侨中心就对账清单中载明的货物建立买卖关系的证据，故平安公司抗辩称对账清单中载明的货款买卖关系相对方为益侨中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恒安公司提交的对账清单虽不属于对账确认函等债权凭证，但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足可以通过对账清单及平安公司提交的销售清单、付款记录等凭证进行核对账目，确认平安公司尚欠的货款金额。双方根据合同约定及交易习惯连续多次交易后，平安公司并未全部付款，故应综合考虑双方2013年10月23日之后的交易往来情况认定尚欠的货款金额。平安公司工作人员马夏萍在对账清单中注明签收单等单据已签收，且陈述2015年上半年已对账，故平安公司应对上述签收的单据承担举证责任。平安公司举证的对账清单中2015年1月9日-12月16日期间销售清单35张，经审查，平安公司核对的销售清单中货款数额除2015年8月2日货款（销售清单为2530元、对账清单为4400元）、2015年9月6日货款（销货清单为1035元、对账清单为1080元）不一致外，其余销售清单上载明的货款金额全部与对账清单一致。关于2015年8月2日货款，因平安公司提交的销售清单单价有涂改，故宜按照对账清单中载明的货款金额4400元核算。关于2015年9月6日货款，因平安公司提交的销售清单中未载明单价，故宜按照平安公司确认的销售清单中金额1035元核算。经一审法院释明利害关系后，平安公司未提交工作人员已签收的其他单据，故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平安公司未提交的单据对应对账清单中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宜按照对账清单中载明的货款金额进行核算。根据双方于2017年签订的四份产品购销合同、双方核对的2017年7月20日销货清单、物流托运凭证及平安公司工作人员姚丽签字、被告付款记录等事实，一审法院对双方于2017年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成立且恒安公司已履行交货义务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审核，2013年底货款尚欠17万元，2014年货款金额760198.5元，2015年货款金额537791.8元，2016年货款金额19836元，2017年货款金额122793.1元。综上，本案中2013年11月以后双方之间发生的货款金额合计为1610619.4元。根据平安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及双方当事人的付款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货款平安公司已付款金额为1214800.5元，平安公司尚欠恒安公司货款金额为395818.9元。经恒安公司催讨后，平安公司未付款，恒安公司确实存在利息损失，现恒安公司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11日）起支付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逾期利息标准依法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平安公司给付恒安公司货款395818.9元及利息（以395818.9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恒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238元，由平安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平安公司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平安公司向益侨中心（叶青山）支付款项明细单，金额共计25万元，包括2016年2月4日向叶青山交付的5张金额共计22万元承兑汇票及价值3万元苏宁卡，拟证明叶青山在2016年2月份仍以益侨中心名义收取货款，该笔货款在恒安公司提交的销售清单中也有体现，而且是对2016年前销售清单货款的滚动扣减，进一步证明2016年前案涉买卖关系的销售主体是益侨中心。恒安公司质证意见：对该明细单上叶青山的签名无法确认，对该笔款项认可。本院认证意见：该证据是原件，恒安公司对该笔款项亦认可，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对其关联性将在后文结合相关事实予以认定。除平安公司马曾海、马夏萍、姚丽、赵定平、叶青山的陈述意见部分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益侨中心设立时工商登记的经营者为叶清福，后经变更登记为苏桂珍，2020年8月4日，益侨中心被工商登记注销。二审中，叶清福、苏桂珍到庭陈述：其二人是夫妻关系，均参与益侨中心经营；恒安公司成立后，益侨中心的业务逐渐转移至恒安公司；叶青山是恒安公司的股东，叶青山经手的业务由叶青山自行负责，叶清福和苏桂珍均不清楚，恒安公司在本案中向平安公司主张的所有交易都是叶青山经办的，属于叶青山的业务，叶清福、苏桂珍不会就案涉业务向平安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另查明，恒安公司、平安公司2013年10月23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落款供方处加盖了恒安公司的公章，打印的联系电话包括叶青山尾数为4206的手机号码。二审中，平安公司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恒安公司提交的11份对账清单、1份销售清单的抬头，均载明恒安公司名称及“恒安阀门”logo，末尾以较大字体标注“代合同，此单经对方确认欠款签字生效，此单作为欠款凭证”字样，并载明联系人叶青山及其位数为4206的手机号码。再查明，2017321合同第九条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货物到现场由指定人员签收，凭签收单到公司结算，需方收到签收单及增值税发票核实无误后一个月付至本批货款的95%，余款到期后支付。二审中，平安公司确认收到恒安公司2017年3月28日开具的金额为39414元的发票并予财务入账。2017610合同第九条结算方式期限内容与2017321合同第九条约定一致。2017717合同第九条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货到现场由指定人员签收，现款现货，供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930合同约定：恒安公司供应货物内容为直立洒水碰头、沟槽蝶阀、防护闸阀等，金额合计37833.6元；送货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南京恒大龙珺项目，联系人为李兴友180××××****，徐州市金山桥开发区徐州万科璞悦山工地，联系人张宁180××××****；合同另约定需付预付款2.5万元等内容。一审中，恒安公司为证明该合同已获履行，提交了2017年10月7日、11日的销售清单及10月11日的交付物流托运凭证，销售清单中所在发货明细与该合同约定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收货人及货款地址一致，托运凭证上记载的收货地址徐州及收货人和联系电话与合同约定一致。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2017年之前买卖合同关系的供方是否为恒安公司；2.2017年4份合同项下的供货金额如何认定。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双方曾于2013年10月23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叶青山作为恒安公司该案经办人。恒安公司提交的2013-2016年的11份对账清单、1份销售清单上，明确载明了恒安公司名称，联系人为叶青山，并标注“代合同，此单经对方确认欠款签字生效，此单作为欠款凭证”字样，平安公司工作人员在以上单据上签字确认，足可认定平安公司明知2013-2016年期间其业务关系相对方为恒安公司的事实。虽然期间部分货款支付通过欣鹏工程部、益侨中心进行，但结合欣鹏工程部赵定平和益侨中心叶清福、苏桂珍夫妇的陈述可知，此仅系买卖双方对交易方式的安排，不影响对交易主体的认定，故平安公司主张2017年之前其交易相对方是益侨中心的上诉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4份合同均已履行有据可依。第一，根据20170321合同第九条结算方式及期限的约定，该合同项下交货、结算、发票开具和结款等履行环节存在先后顺序。现平安公司收取了该合同项下足额发票并予入账，一审法院据此事实并结合双方长期交易中的交易习惯认定恒安公司已履行该合同项下交货义务有据可依。第二，2017610合同第九条结算方式及期限的内容与20170321合同第九条一致，平安公司经办人姚丽在2017610合同手书标注“供货单已收”，在对应发票上标注“发票已收”，能够证明该合同项下交货义务已获履行。第三，2017717合同价款9600元，其第九条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货到现场由指定人员签收，现款现货，供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现平安公司已于2017年7月26日支付了货款9600元，能够证明该合同已履行完毕。第四，2017930合同约定了货物名称、送货地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约定需预付2.5万元预付款。现平安公司已付2.5万元预付款，且恒安公司提交的销售清单、托运单信息与合同一致，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合同项下交货义务亦已履行完毕并无不当。依据前述认定意见，一审法院根据双方供货、付款、结算情况，对2013-2017年期间供货总额和付款综合进行整体结算并认定平安公司尚欠395818.9元，账目计算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平安公司基于恒安公司并非2017年之前供货主体的前提，对双方2017年账目进行结算的依据不足，对其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平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裁判结果无误，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38元，由上诉人平安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杭 鸣审 判 员  董岩松审 判 员  曹廷生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柳 林书 记 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