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曲中民终字第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宝兰，女，汉族，1948年7月3日生，小学文化，宣威市人，农民，住宣威市。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明信，男，汉族，1968年11月11日生，系王宝兰之长子，初中文化，宣威市人，农民，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明正，男，汉族，1970年9月11日生，系王宝兰之次子，初中文化，宣威市人，农民，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明凡，男，汉族，1975年7月7日生，系王宝兰之三子，小学文化，宣威市人，农民，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沙艳华，云南卓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明生，男，汉族，1965年10月13日生，宣威市人，初中文化，农民，住宣威市。委托代理人吕毅，云南浩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宝兰、上诉人袁明信、上诉人袁明正、上诉人袁明凡与被上诉人袁明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王宝兰、袁明信、袁明正、袁明凡因不服宣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宣民初字第2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确认的法律事实：原告王宝兰、袁明信、袁明正、袁明凡与被告袁明生系同村同组人。原告王宝兰与原告袁明信、袁明正、袁明凡系母子关系。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原告王宝兰和袁明正作为两个不同的承包主体，分别承包了海岱镇“王家村”的部分田地，其中原告王宝兰的面积为0.6亩，原告袁明正的面积为0.4亩。2003年5月6日，原告王宝兰、袁明信、袁明正与被告袁明生签订协议，以人民币17800元将水冲沙坝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王家村”田转让给被告袁明生，且协议得到了及时履行。签订协议时，原告王宝兰、袁明信、袁明正均在场。2014年10月9日，四原告以自己无土地所有权，转让行为无效为由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原告王宝兰、袁明信、袁明正与被告袁明生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返还土地，恢复土地原状。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第十四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之规定，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大众所知，原告王宝兰、袁明信、袁明正与被告袁明生既然签订了转让协议，就表明双方在签订转让协议时是明知土地所有权不能转让的，原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实质上应该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经被告举证证实，本案争议的地点现由被告用于畜牧养殖，属于农业生产，被告没有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一百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及“第一百二十五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属于家庭共同成员共同共有的用益物权，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对于本案争议的协议，虽然原告方的其他家庭成员在签订该协议时未在场，但签订协议后，至今双方已经完毕十年之久，原告方无证据证实其曾经对协议明确提出反对，可以认定原告方的其他家庭成员对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是默许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本案双方争议的协议，由于法律只是禁止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该协议并无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因此，对本案争议的协议应当认定为有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宝兰、袁明信、袁明正、袁明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0元，予以免交。宣判后，王宝兰、袁明信、袁明正、袁明凡不服，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无效，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土地并恢复原状；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上诉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只是双方的合意，没有经过发包方同意，因此是无效的，一审法院认定有效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既然签订了转让协议，就表明双方在签订转让协议时是明知土地所有权不能转让的，认定双方协议实质上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存在片面推断，没有事实依据。从协议的内容看，双方约定的是对土地的直接转让买卖行为，并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内容，土地买卖才是双方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当事人“明知”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无关，故应认定违反了强制性规定的无效行为，认定为无效合同。2、本案双方是以书面形式的形式对土地实施“买卖”行为，双方签订的土地《协议书》上明确约定了以“每丈单价贰佰元”的价格，总价17800元买卖约定地块，意思表示极为明确。签订协议后，双方实际履行了该协议，履行时间的长短并不会导致《协议书》由违法无效变为有效合同。被上诉人袁明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2014）曲中民终字第41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的规定。经质证，被上诉人袁明生认为，本案双方转让后并未改变土地使用的性质，仍属于生产用地，两件案子性质不一样，（2014）曲中民终字第418号案件是买卖，且土地经营权承包人其他人未签字，本案是土地使用权转让，且土地经营权承包人均签了字，袁明凡并不是土地经营权承包人，所以不应该适用该条规定。被上诉人袁明生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提交判决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因本案与（2014）曲中民终字第418号案件的性质及事实均不一致，故对上诉人欲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宝兰、袁明信、袁明正与被上诉人袁明生所签订的《协议书》中载明“转让水冲沙坝田给本社袁明生，合89丈，每丈单价贰佰元…”，从协议中内容看，双方只是明确转让水冲沙坝田，且上诉人王宝兰、袁正明作为本案争议地块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持有人，对土地仅享有承包权是明知的，并不享有所有权，上诉人主张双方系买卖土地，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没有事实依据，故上诉人认为“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的规定”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实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并无不当。就上诉人提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没有经过发包方同意，因此是无效”的上诉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本案中，一方面被上诉人使用本案争议地块十年之久，发包方以及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且本案并不存在发包方不同意的法定理由。同时，现今发包方现也明确表示对该协议不知情，现在也管不了；另一方面，双方签订协议系自愿签订，后又及时履行完毕，被上诉人发展养殖场已十年有余，投入了大量资金，并未损害到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反而政府相关部门还给予了政策支持，故对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协议书》不宜认定无效。相反，上诉人提出协议无效的诉请，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予以驳回。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坤审判员 李桂兰审判员 赵艳绘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贾琼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