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42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VANKINHCHAU（朱文镜），澳大利亚国籍。委托代理人：卢作科，广东中大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文章，住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带娣，住广东省乐昌市。上列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银杰，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VANKINHCHAU（朱文镜）因与被上诉人朱文章、毕带娣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9年12月30日，花县人民政府向朱某乙核发涉案被拆迁房屋所在土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花府集建字[90]第245057号），该证记载：土地使用者为朱某乙（华侨），家庭人口（农业）/人，（非农业）/人，地址花县新华镇朱村，地号戊5-52，用地面积136.7平方米。2009年，因东风日产产能扩建项目的建设，需要征用包括涉案房屋位置范围内的土地。2009年8月13日，朱村村委会及东风日产扩产扩厂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对涉案土地上的房屋进行现场丈量。2009年9月1日，毕带娣代朱某乙签订了涉案被拆迁房屋的拆迁补偿登记明细表。2009年9月5日，毕带娣代朱某乙与东风日产扩产扩厂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签订《东风日产产能扩建项目拆迁合同》。2010年11月13日，毕带娣（乙方）与朱村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补偿款代管协议，载明1、乙方现居住（管理）的房屋权属人为朱某乙，乙方与朱某乙为亲属关系。2、朱某乙现已下落不明，甲方无法告知其关于房屋征用补偿事宜。3、乙方确认对被征用房屋已取得朱某乙的特别授权，具有对被征用房屋的使用权和处分权。4、乙方同意被征用房屋总补偿66758元要求甲方将被征用房屋及相关补偿交由乙方代为保管。5、甲方将补偿支付给乙方后，房屋的征用及补偿关系终结，若朱某乙日后对房屋的征用事宜有任何权利主张，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乙方处由朱文章签字，朱文章、毕带娣认为朱文章及毕带娣为母子关系。2012年12月29日，朱文章代朱生财与东风日产产能扩建指挥部办公室签订《朱村新邨安置房交房确认书》，确认乙方分配的安置房为朱村新邨安置区38栋3梯303房，并在签订该确认书之日接收了涉案房屋的钥匙。VANKINHCHAU（朱某甲）提交的《东风日产产能扩建项目拆迁情况统计表》显示，朱某乙的补偿金额、购房补交金额、奖励金及搬家费合计为66758元，朱某乙为华侨户由毕带娣代管。原审诉讼中，原审法院依法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花都区分局发函调查该土地使用者朱某乙的身份信息，该局函复原审法院称该局并未对土地使用者朱某乙的身份信息进行登记。原审法院亦依法向涉案被拆迁房屋的花都区秀全街朱村村民委员会了解该土地使用者朱某乙的身份信息，该村委会答复原审法院称根据该村的长者回忆朱某乙在20世纪初前往越南，去越南之后的情况无人知悉，对于VANKINHCHAU（朱某甲）主张的朱某乙的身份信息无法核实。该村委会称因涉案房屋被拆迁时朱某乙下落不明，而当时毕带娣持有涉案的土地使用证原件因此由毕带娣代为签订有关的拆迁文件并代管有关拆迁款及安置房。VANKINHCHAU（朱文镜）认为其父亲朱生财出生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朱村，在20世纪20年代前往越南，后在1978年移居澳大利亚并一直居住至1986年在澳大利亚去世。VANKINHCHAU（朱某甲）认为朱某乙的父母及妻子已先于其死亡，因此VANKINHCHAU（朱某甲）认为其作为朱某乙的唯一子女有权继承涉案被拆迁房屋的安置房及拆迁补偿款。为此VANKINHCHAU（朱某甲）提交朱某乙的澳大利亚公民身份证明、死亡登记、澳洲政府太平绅士刘某乙的证明、澳洲政府OAM勋衔曾某的个人声明以及VANKINHCHAU（朱某甲）的个人声明予以证明，上述证据均附有外文书证及中文译本。朱文章、毕带娣对VANKINHCHAU（朱某甲）提交的证据不予确认，认为VANKINHCHAU（朱某甲）提交的域外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且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朱某乙为父子关系，亦无法证明其是朱某乙的唯一继承人。朱文章、毕带娣为母子关系，朱文章、毕带娣认为VANKINHCHAU（朱某甲）主张的朱某乙与朱文章代管涉案房屋拆迁财产的朱某乙并非同一人，朱文章、毕带娣代管财产的朱某乙与被告朱文章的祖父为同胞兄弟，朱文章、毕带娣代管财产的朱某乙在1953年之前去过越南，后回到中国大陆并在1955年去世，朱某乙的父母及妻子均先于其死亡，朱某乙没有后代，当时由毕带娣代为管理朱某乙的房屋，后在1989年毕带娣代朱某乙办理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证。为此朱文章、毕带娣提交朱某丙族谱拟证明朱某乙没有后代，并提供朱村村民朱某丁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我朱某丙在解放前有两个同名同姓的朱某乙。VANKINHCHAU（朱某甲）对朱文章、毕带娣提交的族谱及个人声明不予确认。VANKINHCHAU（朱某甲）认为其一直居住在澳大利亚，对涉案房屋被拆迁事宜一直不了解，对于涉案土地使用证的办证情况亦不清楚，后在2013年回到朱村才发现涉案房屋被拆迁，但VANKINHCHAU（朱某甲）与朱文章、毕带娣就涉案被拆迁房屋的安置房及拆迁补偿款协商不成，VANKINHCHAU（朱某甲）遂于2015年3月2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朱文章、毕带娣：1、向其返还代管的朱村邨安置区38栋3梯303号房屋；2、向其返还代管的被征用房屋总补偿款6675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66758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5年3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至朱文章、毕带娣返还补偿款之日止）；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VANKINHCHAU（朱某甲）认为其父亲朱某乙是涉案被拆迁房屋所在土地的使用权人，但VANKINHCHAU（朱文镜）提交的朱生财澳大利亚公民身份证明、死亡登记、澳洲政府太平绅士刘礼恒的证明、澳洲政府OAM勋衔曾维佳的个人声明以及VANKINHCHAU（朱文镜）的个人声明等证据未能证明VANKINHCHAU（朱文镜）主张的朱生财在移居澳大利亚前是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朱村村民委员会的村民，且根据《》第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证明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VANKINHCHAU（朱某甲）提交的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均未经过澳大利亚证明机关予以证明亦未经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领馆予以认证，且朱文章、毕带娣对VANKINHCHAU（朱某甲）提交的证据亦不予确认，涉案被拆迁房屋所在的村委亦无法确认VANKINHCHAU（朱某甲）主张的朱某乙的身份信息，综上，VANKINHCHAU（朱某甲）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VANKINHCHAU（朱某甲）主张的朱某乙与涉案土地使用证的使用权人朱某乙为同一人，对此VANKINHCHAU（朱某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VANKINHCHAU（朱某甲）要求朱文章、毕带娣返还涉案被拆迁房屋的安置房、补偿款66758元及利息，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于2015年6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VANKINHCHAU（朱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468元，由VANKINHCHAU（朱某甲）负担。判后，VANKINHCHAU（朱某甲）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一、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我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我主张的朱某乙与涉案土地使用证的使用权人朱某乙为同一人。1、我提供的声明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认证，两份文件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悉尼领事馆认证，当时签名的领事为王某。2、我与朱某乙为父子关系，在上述的两份文件中足以认定。3、朱某乙的父亲为杜某，这有村委会的证明、朱文章和毕带娣提交的族谱认定。4、朱某乙与朱文章是叔侄关系，这从朱文章、毕带娣提交的族谱足以认定，而且朱文章曾经去过澳洲探亲。二、涉案房屋是在1953年朱某乙去越南之前，朱某乙的祖辈留给朱某乙的。三、朱文章、毕带娣主张朱某乙于1955年去世没有任何依据。在原审庭审过程中，朱文章、毕带娣主张有3个朱某乙，尔后又称有两个朱某乙，明显是捏造事实，故意混淆法官判断。四、如果该房屋是朱文章、毕带娣主张的于1955年在国内去世的朱某乙的，则该房屋不可能登记在一个去世几十年的人名下，这不符合一般生活规则。五、涉案的花府集建字〔90〕第24505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记载：土地使用者为朱某乙(华侨)。朱文章、毕带娣主张的朱某乙在1953年之前去过越南，后回到中国大陆并在1955年去世。如果朱文章、毕带娣主张的朱某乙的确存在，则该朱某乙并非华侨。故涉案土地使用证根本不可能登记在朱文章、毕带娣主张的朱某乙的名下，而是登记在一个名叫朱某乙的华侨名下。六、原审法院没有查清基本事实，没有按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审理案件，只是机械运用证据规则驳回我的诉讼请求。综上，我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我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朱文章、毕带娣承担一、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朱文章、毕带娣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上诉人提交的我国领事馆的认证只是对其单方声明的认证，并没有认可上诉人主张的其与朱某乙是父子关系，且其余证据也没有通过领事馆的认证，不符合我国民诉法相关规定。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只是证明朱某乙的父母是谁，不能证明上诉人就是涉案房屋的继承人。我方去澳洲旅游不能证明朱文章和上诉人有亲属关系。涉案房屋不是朱某乙留给上诉人的财产，否则上诉人应办理继承手续。经审理，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朱立钿出具的确认书，证明朱某丙只有一个朱某乙，另外有一个朱某戊，但朱某乙和朱某戊不是同一个人。2、原审证据族谱可以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亲属关系。3、照片若干，其中朱某乙墓碑的照片证明朱某乙的出生地点及时间；上诉人参加朱某己葬礼的照片一张；朱某己女儿和毕带娣的照片、上诉人和朱某己的照片（朱文章曾出国看望朱某己，因上诉人住所较远，所以没有去看上诉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没有合照，但上诉人和朱某己是有联系的）；最后两张照片是上诉人去村里祠堂并与村委主任合影。4、2015年8月27日翻译的朱某庚朱某乙）的越南选民证，证明朱某乙是华侨。5、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公证处2015年6月25日出具的翻译文本，上诉人表示其中材料在原审中均已经提交过，但因之前翻译不准确，故重新翻译。被上诉人对此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不是二审新证据，亦不符合证据要件，其中没有载明证人身份证、住址及形成过程；证据2族谱在原审已经质证；证据3-5均与本案无关，其中证据5上诉人在一审已经提供过翻译文本，二审又重新翻译不符合证据规则，即使有中国领事馆盖章，只是某时某刻的声明，也没有对朱某乙的死亡证明进行见证，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朱某乙就是涉案房屋的朱某乙。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以其父亲朱某乙是涉案被拆迁房屋所在土地的使用权人为由提起诉讼，应举证证明其父亲为朱生财且其父亲在移居澳大利亚前是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朱村村委会的村民，但其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原审据此驳回了其要求两被上诉人返还涉案被拆迁房屋的安置房、补偿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朱立钿出具的确认书、照片、朱某庚朱某乙）的越南选民证的翻译本等均不能证明其上诉主张，而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公证处于2015年6月25日出具的翻译文本中所涉材料在原审中均已提交，亦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68元，由上诉人VANKINHCHAU（朱文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志军审 判 员  郭东升代理审判员  刘 卉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梁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