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玉法行初字第1号原告廖学建，男，196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家住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法定代表人李晓林，系该局局长。地址：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金川路6号。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谭元林，男，现年41岁，汉族，就职于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徐恒，男，现年35岁，汉族，就职于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原告廖学建不服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所作的公安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学建、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的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于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对原告廖学建作出玉公（巨）决字［2014］第140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自2012年10月以来，廖学建以向玉龙县林业部门实名举报李世军非法收购、加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及制品案为由向玉龙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等政府相关部门索要举报费，并多次到县、市、省、京相关部门就同一问题反复上访，各级信访部门依法受理了廖学建的上访事项并通过多方渠道解决了其的诉求。在此上访过程中其共索取了县林业公安局、镇人民政府及被举报人李世军共计八万元人民币，之后廖学建于2014年3月21日自愿写下《息诉罢访承诺书》，然而其于2014年9月4日再次以同样的诉求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了中南海周边公共秩序，于2014年9月10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以《训诫书》予以书面训诫，之后由省驻京信访工作组、县信访接访组将其遣送回原籍。廖学建的行为己违反了中共云南省委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进京非正常上访集中整治行动切实解决非正常上访突出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之规定，严重扰乱了各级信访部门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的陈述与申辩、书证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现决定给予廖学建行政拘留十日。执行方式和期限拘留十日，由玉龙县公安局民警送至丽江市古城区拘留所执行拘留。被处罚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玉龙县人民政府或丽江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依法向玉龙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于二〇一五年一月六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接处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证实，本案的来源。2、原告廖学建的询问笔录两份证实，2012年10月16日其举报李世军非法进行红豆杉加工，李世军被拘留，2012年12月1日李世军被放出来。其要求给其金钱奖励，玉龙县林业局书记说奖励只有几百块钱，其觉得几百块钱太少了，想要个万把块钱，后其又跑到玉龙县森林公安局去要奖励，2012年底，森林公安局送到家里给其3000元人民币作为奖励，但是其嫌少就没有收那3000元钱。2013年2、3月份左右，其开始到玉龙县信访局上访告玉龙县林业局不兑现给其实名举报的奖励，在这段时间内去玉龙县信访局三、四次。2013年4月23日，玉龙县森林公安局给了其5000元人民币的奖励。2013年8月其开始到丽江市纪委、丽江市检察院继续上访，告玉龙县林业局、玉龙县森林公安局玷污其的名誉一事要求金钱赔偿，其没有提出来具体要求赔其多少钱。其于2013年12月30日自己写了一份材料到云南省森林公安局、云南省纪委继续上告并要求就其名誉被玷污一事要求金钱赔偿，但到昆明上访也没有得到答复，没有得到什么名誉赔偿，2014年1月12日，其跑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向那里的接待人员说明情况，并递交了《诉状》，回到丽江后2014年7月份开始，其就到丽江市纪委、丽江市检察院、丽江市组织部、丽江市政法委上访巨甸镇政府林业副镇长舒丽崇在“乱报告”一事。但是丽江市纪委、丽江市检察院、丽江市组织部、丽江市政法委等单位都没有给其答复。于是2014年9月4日，其到北京准备继续上访巨甸镇政府林业副镇长舒丽崇在“乱报告”一事，9月5日其到国家信访局递交了一份《实名举报诉状书》，但是国家信访局没有收，又到纪检检查部上访递交了一份《实名举报诉状书》，纪检检查部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你写的材料太拖泥带水了，要重新写一份来。9月10日早上其又来到天安广场，在天安门前门对门找到几个警察说其是丽江的。在丽江告状不成，来北京告，警察让其去府右街，后其坐接待访民的接待车到马家乐接待云南上访人员的地方，9月11日早上11左右其回到丽江飞机场；同时证实其收到被告玉龙县公安局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出其是按一级级的各部门上访的，上访行为没有错的申辩意见。3、和位新的询问笔录一份证实，其系玉龙县信访局工作人员，2013年3月11日原告廖学建第一次到玉龙县信访局上访，事由为他曾向玉龙县森林公安局举报同村的李世军有砍伐、收购、贩卖、加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的违法犯罪行为，但对案件处理结果和兑现举报费不满意，其单位接访人员向他进行了答复，但这之后原告隔段时间就来其单位上访，上访诉求为他举报的案件涉案价值最低也是上百万，举报费至少要涉案价值的一半，原告的上访事由不合法、不合理，县里成立了巨甸镇、公安局、信访局、森林公安等单位和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及时与他联系并对他耐心做思想工作，协调相关部门为他争取困难补助，据其了解，原告共得到捐助款不低于八万元，原告还于2014年3月21日签署了《息诉罢访承诺书》，但其仍不满意继续到其单位上访，还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原告多次到相关部门重复上访已影响了其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4、鱼军龙的询问笔录一份证实，其系玉龙县林业局工作人员，2012年10月16日原告廖学建打电话到玉龙县林业局办公室举报同村的李世军有砍伐、收购、贩卖、加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的违法犯罪行为，接到举报后其向玉龙县森林公安局通报，请玉龙县森林公安局进行调查，后原告又多次来其单位上访，要求要举报费，其单位工作人员向他耐心做思想工作，协调相关部门为他争取困难补助，但其继续到其单位上访，原告多次重复上访已影响了其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5、李文君的询问笔录一份证实，原告廖学建曾向玉龙县森林公安局举报同村的李世军有砍伐、收购、贩卖、加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的违法犯罪行为，因玉龙县森林公安局无法取得有效证据故对原告举报的案件没有告破，但在侦查此案时发现李世军有其他行政违法行为，故玉龙县森林公安局依法对李世军处以了两万元的林政罚款。原告提出举报费要按查获的赃物（红立杉、榧木）价值的百分比予以回报，玉龙县林业局及玉龙县森林公安局认为原告的要求没有相关规定而不能满足其的要求，玉龙县森林公安局曾愿意给予原告三千元人民币作为举报费，并亲自将钱送到其家中，但原告嫌少不予接受。之后原告便以林业部门不给其举报费为由多次上访，2013年4月23日玉龙县森林公安局支付给了原告举报费五千元人民币。原告拿钱后继续到相关部门上访，影响了玉龙县森林公安局的正常工作秩序。6、原告廖学建出具的收条一张、收据三张证实，原告廖学建于2013年4月23日收到玉龙县森林公安局支付给其的举报费五千元人民币，2013年9月13日、2014年3月21日两次共收到李世军赔偿款人民币四万五仟元，2014年3月21日收到巨甸财政所困难补助款人民币三万元的事实。7、人民调解协议书二份证实，原告与李世军于2013年9月13日、2014年3月21日通过调解达成两次调解协议的事实。8、《息诉罢访承诺书》证实，原告廖学建于2014年3月21日签署了一份《息诉罢访承诺书》的事实。9、原告廖学建诉状（写给中纪委）、实名举报诉状书证实，原告向各个部门递交的上访材料。10、中共玉龙县委人民政府信访局文件审批单（关于开展春节前集中劝返工作的通知）3号文件、关于开展春节前集中劝返工作的通知（丽江市委联席会议办）、云南省当前滞留北京的非访人员名单（中共玉龙县委人民政府信访局文件）、玉龙县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登记表、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基本信息表、1月至4月15日进京非正常上访名单、关于填报《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基本信息表》的通知、县委办公文批办单（关于开展春节前集中劝返工作的通知）、中共丽江市委办公室公文和有关活动批办单（关于开展春节前集中劝返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春节前集中劝返工作的通知（中共丽江市委办公室公文）、云南省当前滞留北京的非访人员名单（中共丽江市委办公室公文）、中共玉龙县委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廖学建信访问题的办理情况报告、进京非正常上访案件情况登记表、丽联办通[2014]8号文件（关于交办进京非正常上访案件的通知）、附件1进京非正常上访案件统计表、附件3交办2014年1-3月份长期滞留北京非正常上访案件明细表、中共玉龙县县委办公室公文和有关活动拟办单编号：（2014-4-15）、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审批表003号文件、巨甸镇党委、政府关于巨甸镇武侯村委会红顶五组村民廖学建赴北京、河南两地旅游探亲情况的调查报告证实，原告廖学建系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11、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证实，原告廖学建2014年9月10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以《训诫书》予以书面训诫的事实。12、巨甸镇政府复印件材料清单目录、巨甸镇关于廖学建上访一事的报告、巨甸镇政府原件材料目录、中共巨甸镇委员会巨甸镇人民政府对廖学建上访一事劝访经过的情况汇报、玉龙县信访局原件材料清单、中共玉龙县委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廖学建进京上访情况汇报劝访组人员名单、中共玉龙县办公室公文和有关活动拟办单、劝返接回通知单、玉龙县森林公安局关于廖学建举报李世军涉嫌非法收购、加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案案件办理情况及廖学建信访事项的相关情况说明证实，巨甸镇政府及相关单位就原告廖学建非正常上访一案所进行的工作情况。13、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实被告已向原告作出拟进行行政处罚内容的告知。14、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玉公（巨）决字［2014］第140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法律文书送达回证一份，证实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形式规范。15、原告的户籍证明一份，证实原告在受到行政处罚时具有完全责任能力。16、丽江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4第（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实，经复议丽江市人民政府维持了玉龙县公安局对原告廖学建作出的玉公（巨）决字[2014]第140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廖学建诉称：2012年10月份，原告发现同村的李世军有砍伐、收购、贩卖、加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的违法犯罪行为，原告先后向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林业局、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检察院、丽江市森林公安局、丽江市检察院、云南省森林公安局、云南省检察院署名举报李世军的违法犯罪行为。令原告意想不到的是原告的这种行使法律赋予神圣权利的行为并没有产生使违法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的效果，反而有人把原告举报李世军的情况告诉了李世军，李世军多次找到原告，请求原告不要再去举报了并提出可以把原告多次去举报的费用支出支付给原告。原告答复可以收下前面几次去举报的费用支出，但如果举报的费用不能全部得到补偿，还是要去举报。接着原告和李世军在乡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了暂时性的调解协议，拿回了一部分补偿款。随后，巨甸镇政府和玉龙县森林公安局分别找到原告，希望原告不要再举报了，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可以由他们来帮助解决一下。原告向两部门反映了自己的生活困难，随后两部门给原告送来了45000元的救济款。由于原告的举报一直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书面答复，原告于2014年9月份到北京去上访。由于原告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又有限，于是错误地选择了到中南海附近去上访原告到中南海附近上访时被当地公安机关以《训诫书》的形式予以了书面训诫，随后原告由驻京的工作人员给买了飞机票回到了丽江。下了飞机后，原告在机场就被带到了县公安局，在录完口供后随即被送到了拘留所拘留了十天。在拘留原告时，公安局向原告送达了玉公（巨）决字［2014］第14001号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给出的处罚理由是原告违反了中共云南省委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进京非正常上访集中整治行动切实解决非正常上访突出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之规定，严重扰乱了各级信访部门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处罚依据的法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4年9月30日向丽江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丽江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了2014第（19）号《丽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玉公（巨）决字［2014］第14001号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的该处罚决定完全无事实根据、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依法行使举报权是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有关部门应该鼓励而非打击。举报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有利于帮助有关机关发现犯罪线索，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宪法赋予公民的举报权利得以实现，我国法律对此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由此可见，法律规定对于公民的举报有关机关应该予以鼓励而不应该进行打击，除非有关机关有不可告人的黑幕。二、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严重扰乱了各级信访部门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完全无事实根据。由于原告的举报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书面答复，不得已才到北京上访。去北京上访时只有原告一人孤身前往，没有串联也没有煽动其他人参与。原告在被北京警方训诫后就马上被接回了丽江并立即被被告拘留。在此期间，原告连信访部门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大门都没有进，原告如何“严重扰乱了各级信访部门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这种乱扣帽子恐吓、威胁举报人的行为完全是违法乱作为。被告把本来应该用来处理原告举报的线索，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精力和效率却用来威胁、恐吓举报人，不知是何居心？目的何在？背后又藏着什么猫腻？三、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是原告违反了中共云南省委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进京非正常上访集中整治行动切实解决非正常上访突出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该通知）第四条之规定，在法律适用上有严重错误。（一）该通知既非法律法规，又非规章，也不属于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不应该成为行政部门执法的依据。该通知以办公室的名义下发，从相关法律规定来看，这里的办公室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权限，所以该通知不能成为被告执法的依据。（二）退一步讲，即使我们不考虑该通知的制定权限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未经发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都没有法律效力。原告查阅了所有法律文献资料，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曾经公开公布过这样一个通知，所以该通知完全没有法律效力。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罚决定完全无事实根据、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恳请法院依法撤销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所作的玉公（巨）决字[2014]第14001号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被告承担该案的案件受理费。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抗议书一份、实名举报诉状书一份证实，原告向各个部门上访都有书面材料；2、赔偿款收据二份证实，李世军赔偿给原告共计人民币四万五千元；3、收据一份证实，原告收到巨甸财政所困难补助款三万元；4、训诫书一份证实，原告在北京受到了书面训诫；5、解除拘留证明书一份证实，原告被行政拘留后于2014年9月21日被解除拘留；6、人民调解协议书二份证实，原告与李世军于2013年9月13日和2014年3月21日两次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综合都有意见。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辩称：（一）对“原告依法行使举报权是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有关部门应该鼓励而非打击”的申请作出的答辩：1、玉龙县公安局对申请人作出的治安处罚决定并不是以原告举报他人的违法犯罪线索或事实这一行为为由，而是因申请人在上访过程中采取非正常手段进行上访，扰乱了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的违法事实给予其处罚的。2、对于申请人的举报行为公安机关及政府相关部门都是认可和鼓励的，否则怎么会无原则地给予原告五千元的举报费及三万元的困难补助款，同时还想尽办法为其调解与他人的纠纷，使其获得四万五千元的高额赔偿呢？（二）对“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严重扰乱了各级信访部门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完全无事实根据”作出的答辩：1、大量事实证明原告廖学建举报他人非法加工和倒卖国家珍稀植物的犯罪行为之后，向县、市、省、京多个部门重访、缠访索要高额举报费，其行为已经违背了一个具有见义勇为、较强责任感、崇高道德情操的举报人的基本素质。当然，暂且不评论原告的素质如何，他的举报行为是应当鼓励的，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也是应当给予一定的奖励的，原告索要举报费也是正当的，但按自己的标准要求强行向举报部门索要高额举报费显然就不应该了，比如其提出要按“举报案件所查获的赃物的价值的百分比来给予举报费”，这样的要求任何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当然接报机关也无法满足举报人的要求。原告把法律赋予公民的举报权用作是与接报单位金钱交换的条件，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认识。2、原告到接报单位索要举报费未果到各级部门依法进行信访是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玉龙县人民政府信访部门及政府相关部门对原告的每一次上访、信访及上级机关转办的信访都是认真进行接访的，也对原告所提出的诉求给予了最大限度的解决。然而，原告却一次一次地将玉龙县政府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好心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原告在得到金钱利益时，每一次都表示认同政府职能部门的处理意见。近年来，国家为维护中南海周边地区的安全稳定，要求基层党委政府坚决遏制进京非正常上访，因此，为了维护稳定大局，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会想尽办法满足上访人的一些要求，目的是化解信访问题和遏制信访人非正常进京赴省上访。然而原告在每一次拿到钱后不久就又旧事重访。其违背国家法规、政策故意避开地方政府两次偷偷到北京以同样的诉求进行上访，目的是以此制造社会影响，从而要挟地方党委政府为了顾全大局减少社会影响而无原则的满足其无礼诉求。到玉龙县公安局受理此案时，原告仅仅因举报一起林业犯罪案件就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给予的举报费、困难补助费等八万元。可见原告的上访行为并非是单纯的正常上访，其上访行为已严重扰乱了各级信访部门正常的信访接待工作。其两次进京非正常上访均被北京警方认定为非正常上访，其中后一次（即2014年9月10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以《训诫书》的形式予以训诫。申请人两次进京非正常上访导致玉龙县委政府不得不成立由县信访局、巨甸镇政府、森林公安局及巨甸派出所等单位组成的劝返工作组将其接回原籍。综上所述，申请人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各政府职能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也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力财力的浪费，是典型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扰乱单位正常工作秩序”的治安违法行为。（三）针对“处罚决定书适用的法律严重错误”作出的答辩：1、从玉龙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看，本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并非适用了中共云南省委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进京非正常上访集中整治行动切实解决非正常上访突出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在处罚决定书当中“通知”的规定是作为证明申请人违法事实的其中一项证据的应用，而非公安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2.丽江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10日受理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经丽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组成审理小组审理，并组成审议委员会审议，认为玉龙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主体适格、程序正当、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得当合理，于2014年12月5日决定维持玉龙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也充分肯定了玉龙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综上所述，原告廖学建举报他人非法加工和倒卖国家珍稀植物的犯罪行为之后，到县、市、省、京多个部门重访、缠访、越级上访，其目的是向玉龙县林业部门索要高额举报费。从尊重法律、依法处理信访诉求上看，原告与县林业局、县森林公安局是否要给“举报费”、给多少“举报费”及其与他人恩怨矛盾的问题，原告在信访部门调处未果之后都应当到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解决，但原告却拒绝依法处理，而采取非正常上访；从县各信访职能部门为其解决上访的诉求上看，已多次满足了其的较为过分的要求，但原告不顾国家《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不讲诚信，出尔反尔以同样的诉求多次到政府信访职能部门重访，故意扰乱国家机关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造成各级信访部门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社会维稳形势日趋复杂，各种非正常上访愈演愈烈。譬如象原告一样的上访户总认为“小闹小得、大闹大得”。不管有理无理只要到上级上访，制造出社会影响，再不合理的要求基层党委政府都会解决。长此以往，法将不法，非法上访户将互相效仿，赴省进京的非正常上访将越来越多，国家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将难以维护，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将难以推进。纵观本案，玉龙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量罚是适当的，特请人民法院维持玉龙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表示无异议。被告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为：1、被告认定事实清楚；2、被告作出行政处罚依据的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维持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虽提出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被告所提交的证据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均证明了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确认合法、有效。原告提交的证据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合法、有效。经审理查明：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原告廖学建向玉龙县林业局举报玉龙县巨甸镇武侯村委会红花一组李世军非法加工和倒卖国家珍稀植物红豆杉，并协助玉龙县森林公安局在李世军家房屋内查获大量疑似红豆杉、榧木原木及制品。玉龙县森林公安局对该案依法及时立案，并对犯罪嫌疑人李世军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在侦查过程中发现存放疑似红豆杉、榧木原木及制品的房屋确系李世军的，但此房屋李世军已经早已出租给他人，承租人系两名身份不明的“外地人”，此二人在查获大量疑似红豆杉、榧木原木及制品时已经逃离。由于租住李世军家房屋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到案，所以办案机关无法取得有效证据证明原告廖学建所举报的事实系李世军所为，办案机关在对李世军采取刑事拘留之后变更为取保候审，到取保候审法定期限届满时还未取得有效证据证明李世军有犯罪行为，故办案机关依法对李世军的取保候审予以解除。玉龙县森林公安局虽然对原告廖学建举报的案件没有告破，但在侦查此案时发现李世军有收购、加工红豆杉杯子及帮他人收购红豆杉树根的行政违法行为，故玉龙县森林公安局依法对李世军处以了两万元的行政罚款。原告廖学建遂以举报有功为由，向玉龙县林业局和玉龙县森林公安局索要举报费，玉龙县森林公安局愿意给予原告廖学建三千元人民币作为举报费，并亲自将钱送到其家中，但原告廖学建不予接受。之后原告廖学建便以林业部门不给其举报费为由多次到县、市上访。2013年4月23日玉龙县森林公安局支付给了原告廖学建举报费五千元人民币。原告廖学建继续到相关部门上访，在上访过程中提出曾经帮李世军家干了很多活，现在因为双方产生了矛盾，所以要李世军给予赔偿。玉龙县信访局、巨甸镇党委政府依据原告廖学建提出的要求多次与李世军协商，巨甸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3年9月13日主持对两人的矛盾进行调解，经调解李世军赔偿给了原告廖学建解决个人恩怨的费用二万元人民币。原告廖学建拿到钱后仍然以同样的理由不停地上访，于2014年1月中旬原告廖学建到北京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劝访，玉龙县、巨甸镇党委政府组成劝访工作组到昆明将其接回原籍。为了依法化解原告廖学建的非正常上访，玉龙县、巨甸镇各相关部门多次到原告廖学建家中对其作了耐心细致的劝解、疏导、调解工作，2014年3月21日巨甸镇政府再次对原告廖学建上访的诉求进行调解，由李世军再次赔偿给原告廖学建二万五千元人民币；对于举报费的问题，由巨甸镇政府以困难补助的形式给原告廖学建三万元人民币。原告廖学建接受了调解处理后于当日自愿签下《息诉罢访承诺书》。后原告廖学建于2014年9月初再次以同样的理由到北京上访，9月10日在天安门广场被北京公安机关查获，并对其以书面形式予以训诫，之后交云南省驻京信访工作组遣送回丽江。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于2014年9月11日向原告廖学建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享有陈述和申辩权。随后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作出玉公（巨）决字[2014]第140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廖学建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原告廖学建认为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所作出的行政处罚不合法，向丽江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丽江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10日受理了原告廖学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于12月5日作出2014第（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对原告廖学建作出的玉公（巨）决字[2014]第140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廖学建遂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作出的玉公（巨）决字[2014]第140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由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承担诉讼费用。本院认为，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依法享有执法主体资格，故此案执法主体适格，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在对原告廖学建作出的行政处罚一案中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对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作出的玉公（巨）决字[2014]第14001号公安行政处罚应予以维持。原告廖学建提出撤销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作出的玉公（巨）决字[2014]第140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廖学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故对此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对原告廖学建作出的玉公（巨）决字[2014]第1400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十元，由原告廖学建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付 卫 萍 审  判  员 赵 泽 荣审判员 和凤生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杨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