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甬商终字第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代表人：吕治。委托代理人：芦瓒。委托代理人：史晓沪。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素珍。委托代理人：胡定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久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纪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小花。原审被告：宁波鑫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史纪剑。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为与被上诉人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原审被告宁波鑫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河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4）甬鄞商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3年4月17日，中国银行与唐素珍开办的慈溪市浒山侨光电器商店（属个体工商户性质，以下简称侨光商店）签订编号为科技2013抵押00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约定侨光商店以其名下的位于余姚市朗霞镇新新工业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02191056766朗霞镇国用（2003）字第0042号］为鑫河公司自2013年4月19日至2014年4月18日期间与中国银行签订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并约定属于合同项下的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最高本金余额为8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主债务在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抵押权人在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抵押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等等。上述抵押物的登记手续于2013年4月19日已办妥［土地他项权证号为余姚市他项（2013）第0400号］。2013年4月24日，中国银行与史久岳、梁小花签订编号为科技2013个保0040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约定史久岳、梁小花自愿为鑫河公司自2013年1月22日至2014年1月21日期间与中国银行签订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并约定属于合同项下的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最高本金余额为8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上述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主债务在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在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等等。2013年4月24日，中国银行与史纪剑签订编号为科技2013个保004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约定史纪剑自愿为鑫河公司自2013年1月22日至2014年1月21日期间与中国银行签订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并约定属于合同项下的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最高本金余额为8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其他约定内容同前份保证合同。2013年10月23日，中国银行与鑫河公司签订编号为科技2013银承0268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1份，约定鑫河公司签发票面金额合计为600万元的汇票（详见银行承兑汇票内容），并向中国银行申请承兑；鑫河公司得在承兑前向中国银行缴存汇票票面金额的50%即300万元作为承兑保证金，保证金款项按照单位存款六个月定期利率计息；鑫河公司在汇票到期日前得将应付票款存入承兑人在中国银行开立的结算账户内，如汇票到期之日鑫河公司不能足额交付票款，导致中国银行对外垫款的，鑫河公司对垫付的票款按实际垫款天数，每日按垫款金额的万分之五计收罚息，自垫款之日起按月计收复利，直至还清垫款为止；协议属于编号为科技2013抵押00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主合同，并属于编号为科技2013个保0040、科技2013个保004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等等。次日，鑫河公司签发出票人为鑫河公司、收款人为宁波波尔电机制造有限公司（2013年10月15日变更为宁波波尔冲压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尔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4月24日、票面金额合计为600万元的汇票31张（其中票面金额为10万元的20张、票面金额为20万元的10张、票面金额为200万元的1张），并按票面金额的50%缴存了保证金，同时向中国银行申请承兑，中国银行全部予以承兑。汇票到期日前，鑫河公司未依约交存应付票款，汇票到期日后，中国银行依约向持票人进行兑付，在扣除相应保证金（合计300万元，保证金所产生的定期利息45750元于2014年4月29日被鑫河公司转账给史久岳而未予扣除）后，分别于2014年4月25日垫付245万元，2014年4月28日垫付15万元，2014年4月29日垫付15万元，2014年5月5日垫付5万元，2014年5月6日垫付5万元，2014年5月15日垫付5万元，2014年6月3日垫付10万元，以上共计垫付票款300万元。另认定，鑫河公司在申请承兑上述汇票时，向中国银行提供了其与波尔公司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编号为br20131018的《产品购销合同》1份，该合同约定鑫河公司向波尔公司购买钢板1508吨，合同价款为6001840元，结算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交货期限为签订合同之日起30天内。2013年12月31日，波尔公司开具价税金额合计为1830940.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6份给鑫河公司。中国银行于2014年5月7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其与鑫河公司于2013年10月23日签订编号为科技2013银承0268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1份，约定鑫河公司签发票面金额合计为600万元的汇票31张，并向中国银行申请承兑，鑫河公司得按照汇票票面金额的50%缴存保证金，如到期出现垫付款，中国银行有权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罚息，并按月计收复利至垫付款还清为止。次日，鑫河公司向中国银行提交《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申请书》并缴存保证金300万元，中国银行依约对鑫河公司申请的票面金额合计为600万元的31张银行承兑汇票作出承兑，该些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4月24日。2013年4月17日，中国银行与唐素珍签订编号为科技2013抵押00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约定唐素珍以其名下的位于余姚市朗霞镇新新工业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鑫河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度为850万元的抵押担保。双方于2013年4月19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3年4月24日，中国银行与史久岳、梁小花签订编号为科技2013个保0040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约定史久岳、梁小花对鑫河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度为85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3年4月24日，中国银行与史纪剑签订编号为科技2013个保004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约定史纪剑对鑫河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度为85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4月24日，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但鑫河公司未按期缴存足额备付款，致使中国银行对外垫款。经中国银行多次催讨，截至起诉之日，鑫河公司仍未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亦未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请求判令：一、鑫河公司立即返还中国银行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300万元，并支付罚息1500元（暂计算至2014年4月25日，之后的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垫付款还清之日止）；二、中国银行有权以唐素珍提供的抵押物即位于余姚市朗霞镇新新工业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三、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对鑫河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审审理过程中，中国银行将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鑫河公司立即返还中国银行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2954250元，并支付罚息1500元（暂计算至2014年4月25日，之后的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垫付款还清之日止）。唐素珍在原审中答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之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应提供真实的交易合同及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据唐素珍了解，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鑫河公司与收款人波尔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中国银行提供的证据中也无真实的交易合同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国银行必须提供真实的交易合同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如提供不了，则说明中国银行在签发涉案银行承兑汇票时，对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有无真实的交易关系未作任何审查，属于违法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由此，唐素珍不应承担违法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相对应的抵押担保责任。另据唐素珍了解，中国银行的吕行长与姓贝的信贷员，还介绍鑫河公司去“买”波尔公司多余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波尔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开具了金额为183万元的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鑫河公司。从中国银行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内容来看，汇票出票日期为2013年10月24日，票面总额为600万元，并将汇票分31张开具，显然是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这很不正常，里面有很多猫腻。中国银行的吕行长与姓贝的信贷员从中索取好处费，数额巨大，涉嫌犯罪，他们共同利用职务之便，在唐素珍的抵押款项中，恶意串通诉讼，套取担保，以掩盖他们贪赃枉法的事实，损害了抵押人的合法权益。事实上，鑫河公司根本不应该取得涉案银行承兑汇票项下的任何权利，对此，唐素珍不得其解，究其原因，完全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二、经唐素珍向鑫河公司及其他当事人了解，他们与涉案银行承兑汇票上的收款人波尔公司并无真实业务的发生，也无实际的商品购销存在，且该笔承兑汇票贷款在鑫河公司与中国银行之间已协商解决，鑫河公司早在2014年5月就与中国银行协商，将宁波鑫淼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淼公司）的3108589.50元的应收款债权转让给中国银行，而中国银行起诉的金额为3001500元，差额部分作为中国银行的利息、往来单位开票的税金等各种费用。唐素珍认为对于已结算好的贷款，不需要再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三、唐素珍所抵押的是余姚市朗霞镇新新工业村的土地使用权，而土地上的房屋及房屋内的豪华装修和贵重设施设备及经营权并未向中国银行抵押。唐素珍再次郑重申明：涉案的房产、地产的重新贷款，必须要依法经营，没有唐素珍本人审查、亲笔签名，则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综上，请求驳回中国银行对唐素珍的诉讼请求。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在原审中共同答辩称：鑫淼公司确实已将3108589.50元的应收款债权转让给了中国银行。史久岳现在被特别保护，梁小花对有关情况不是很清楚。鑫河公司在原审中未作答辩。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唐素珍是否应当依据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为鑫河公司的债务向中国银行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唐素珍称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应提供真实的交易合同及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中国银行也不能提供真实的交易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说明其未尽到审查义务，属违法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故唐素珍不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而中国银行则认为其对鑫河公司与波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仅需形式审查，而无需实质审查，且无任何规定在银行承兑汇票签发、承兑时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行业惯例在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后两个月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可，中国银行经催讨已经实际收到价税金额为183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说明贸易背景是真实存在的。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第七十四条规定：“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之间，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才能使用商业汇票。”第八十三条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或持票人向银行提示承兑时，银行的信贷部门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必要时可由出票人提供担保。符合规定和承兑条件的，与出票人签订承兑协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第一条规定：“关于商业汇票真实交易关系的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商业汇票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出票人（持票人）向银行申请办理承兑或贴现时，承兑行和贴现行应按照支付结算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商业汇票的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核。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行负责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交易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等进行审查……”根据上述规定，承兑银行在办理承兑业务时应审查出票人与其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此时不仅要审查可以证明交易成立生效的交易合同，同时还应审查可以证明交易履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唐素珍以其开办的侨光商店（属个体工商户性质）位于余姚市朗霞镇新新工业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鑫河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但中国银行在鑫河公司未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下便对鑫河公司签发的汇票进行承兑，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增加了抵押人唐素珍的风险负担，唐素珍不应对因不具有真实交易关系而产生的主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供应商波尔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向鑫河公司开具了价税金额合计1830940.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部分金额可视为波尔公司与鑫河公司之间得到履行的真实的交易金额，唐素珍应承担的抵押担保责任仅限于此，而鑫河公司向中国银行缴存的保证金300万元已足以抵充该部分债务，故唐素珍在该案中无需再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相应的保证人也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对中国银行要求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外，唐素珍、梁小花等人称鑫河公司与中国银行于2014年5月已协商好将鑫淼公司（鑫河公司的关联企业）的应收款3108589.50元全部转让给中国银行，以此抵销该案债务。中国银行则称当时只是同意去向鑫淼公司的债务人催收债务，但在实际催收中，部分被催收人表示与鑫淼公司之间不存在债务，部分被催收人表示与鑫淼公司之间尚存在经济纠纷，而事实上未催收到分文。该院认为，唐素珍、梁小花等人并无证据证明中国银行与鑫淼公司之间达成了债权转让合意并且与鑫河公司所负的债务对冲。中国银行在行使抵押权之前试图获取鑫河公司或鑫淼公司的在外债权资金，以清偿涉案承兑汇票项下的垫付款，从而尽量避免行使抵押权及其他担保权利，不应由此认为中国银行同意受让该些债权，且即使已受让，在受让债权未实现之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对冲鑫河公司所负的债务。综上，中国银行与鑫河公司签订的涉案《商业汇票承兑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签订后，中国银行按约为鑫河公司签发的汇票进行了承兑，但鑫河公司却未能在汇票到期日前缴足应付票款，致使中国银行垫付票款，鑫河公司依约应当向中国银行返还相应垫付款，并依约承担相应罚息。鑫河公司缴存的承兑保证金在承兑汇票到期前所产生的定期利息，中国银行本可优先扣抵垫付款，但其未予扣抵，实际被鑫河公司支取，中国银行实际未扣收该部分利息，现中国银行自愿放弃该部分利息即45750元，系其权利的自由处分，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另中国银行在2014年4月28日至6月3日期间垫付票款时相应的承兑保证金会产生活期利息，该部分活期利息合计68.06元应抵充垫付款本金。中国银行还诉请要求计收复利，但涉案《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中仅约定了罚息计算标准即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罚息，并未约定罚息按月收取，复利计算标准亦未约定，且罚息再计算复利亦不当，故中国银行诉请要求鑫河公司按月支付复利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鑫河公司未出庭应诉，依法缺席判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11月2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限鑫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中国银行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2954181.94元，并支付罚息（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分别以2412637.50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5日起计算，以147708.12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8日起计算，以147706.67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9日起计算，以49232.64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5日起计算，以49232.15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6日起计算，以49227.78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5日起计算，以98437.08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3日起计算，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中国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044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446元，由中国银行负担3元，鑫河公司负担35443元。中国银行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中关于银行在办理承兑业务时应当审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观点有失偏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对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贸易真实性审查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而“管理性规定”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以禁止其行为发生，但并不否认该行为的效力。本案中，银行是否履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查义务并不影响银行对票据申请人享有因有效票据关系而进行承兑所产生的债权。（二）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银行在办理承兑时必须先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甬银发（2003）145号2文件要求“承兑后两个月必须由企业提供与交易吻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联原件”，银行在开具承兑汇票时，增值税专用发票尚未开出，银行只能通过对买卖合同进行形式审查才能推定贸易背景是否真实。如没有货物存在和流转便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则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对真实交易关系的审查是银行的职责，但银行只能进行形式审查，而不可能进行实质审查。本案中，银行在出票时对买卖合同进行了形式审查，随后对企业在两个月内提供的金额为183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进行了形式审查，并未发现问题，足以推定涉案票据的交易背景是真实的；二、担保人不应以银行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被免除担保责任。（一）本案中，中国银行垫款后形成的债权，属于唐素珍最高额保证范围之内，且承兑协议本身并未加重保证人的义务。原审判决认为担保人不应对不具备真实贸易关系而产生的主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是混淆了票据基础债务与银行垫款债务。即使票据基础关系不真实，也只是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的事，而银行是基于票据关系的存在而承兑，担保人的担保对象是银行承兑票据上的垫款债务，而非基础债务。（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人可以免责的情形为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本案中，银行在汇票申请人未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便进行承兑的情况不属于担保人免责情形，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银行存在“以贷还贷”、清偿无关债务等恶意串通的情况；三、原审法院将唐素珍的保证责任用银行300万元保证金抵用的观点不妥。涉案《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第七条约定“质权人有权以保证金优先清偿质权人主合同项下发生的费用，剩余部分用于清偿主债权。”保证金与最高额抵押、最高额担保一起并列，不能相互抵充。涉案《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与《最高额保证合同》还约定“主债务在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者保证的，不影响抵押权人合同项下任何权利及其行使，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行使的顺序”，从该角度来讲，也不应用300万保证金抵充抵押人的183万元债务。保证方式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而不是减轻保证人责任；四、《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中已明确约定“每日按垫款金额万分之五收罚息，自垫付之日起按月计收复利。”因此，每月的复利基数截至结算日的罚息及复利总和，该计算方式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为复利难以计算过于草率；五、关于45750元的利息，系原审中中国银行的代理人未与业务部门核实作出的错误表述，并非放弃该部分利息的请求。经核实，该款项已被史久岳领取，请求法院准予中国银行纠正该表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唐素珍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鑫河公司未作答辩。二审中，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鑫河公司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中国银行向本院提供银行承兑汇票及中国系统外委托收款通知单各31份，拟证明涉案的31份银行承兑汇票被出票人用于正常的商业支付，不存在通过开具承兑汇票套取资金的情况，更不存在款项用于以贷还贷、清偿鑫河公司在中国银行处既有债务，双方并无恶意串通。经质证，唐素珍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涉案《产品购销合同》是购买钢材，但波尔公司并不经销钢材，而是经销铝合金，他们之间是串通好的，故中国银行提交的票据第一手都是波尔公司。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可以认定，但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中国银行拟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一、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是否因为中国银行未审查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免除相应的保证责任；二、鑫河公司在办理汇票承兑业务时提供的保证金是否可以冲抵担保人的保证责任；三、本案是否应按照中国银行的主张计算复利；四、中国银行未扣收保证金利息的行为是否构成债权放弃。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结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七十四条、第八十三条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第一条之规定，出票人（持票人）向银行申请办理承兑或贴现时，承兑行和贴现行应按照支付结算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商业汇票的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核，故中国银行在办理本案银行汇票承兑业务时应审查出票人鑫河公司与其交易对方即波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不仅要审查可以证明交易成立生效的交易合同，而且还应审查可以证明交易履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波尔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向鑫河公司开具了价税金额合计1830940.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部分金额应视为鑫河公司与波尔公司之间得到履行的真实交易。涉案《产品购销合同》项下其余部分的交易，因鑫河公司未提供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国银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供货合同项下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部分的交易是真实的，故相关交易的真实性难以确认。由于中国银行未尽到对涉案交易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审查义务，导致鑫河公司与波尔公司之间的部分交易是否真实难以确定，如果该部分交易未真实发生，必然导致鑫河公司资产减少，对外偿债能力减弱，从而造成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承担担保责任后向鑫河公司的追偿难以全部或部分实现，故中国银行未完全审查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会导致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担保风险增加。本案中，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仅对可以认定的真实交易数额承担担保责任。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保证金作为银行债权的担保，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动产质押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中国银行应当优先就300万元保证金进行受偿，由于本案仅能认定183万余元的真实交易额度，保证金足以抵充该部分债务，故唐素珍等担保人在本案中无需再承担责任。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对罚息计算复利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是对违约借款人进行双重处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本院认为，中国银行本可将45750元利息优先抵扣垫付款，但实际未予以抵扣，应视为自愿放弃该部分利息。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中国银行的上诉请求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446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亚平审 判 员 徐 栋审 判 员 黄海兵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代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