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昆民三终字第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鸣，女，196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辽宁省锦州市人，自由职业，身份证登记住址：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诉讼代理人邹林凌，云南何国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蒲珍，女，1963年5月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邵东县人，现住昆明市高新区，身份证登记地址：湖南省邵东县。诉讼代理人刘家勇，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组织机构代码：99212227-X。住所：昆明市东风西路123号三合商利写字楼。负责人李永富，总经理。诉讼代理人刘佳，女，1985年10月10日出生，傈僳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工作人员，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9285565-5。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塘双路205号。负责人李煜，总经理。诉讼代理人王江丽，女，1986年12月15日出生，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员工，身份证登记地址：云南省宣威市，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高鸣因与被上诉人刘蒲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4）西法民初字第3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9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确认：2013年11月14日，被告高鸣驾驶其所有的云Ａ×××××号“别克”牌轿车（该车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沿昆明市近华浦路由北向南行至近华浦路老成都，违反交通禁令标志将车辆停放于近华浦路西侧机非混合车道内，被告高鸣开启左前车门下车时与原告驾驶的电动车（载乘李彬彬）相撞，致原告连车向左倒地，并被刘红杨驾驶的云Ａ×××××号“万达”牌汽车（该车在被告阳光保险云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其中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元）因制动避让不及碾压左手，经鉴定，原告伤情为轻伤，被告高鸣为此支付鉴定费600元。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为查明事故原因委托云南省交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车辆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载明刘红杨驾驶的云Ａ×××××号“万达”牌车辆的转向系不合格，被告高鸣驾驶的云369MG号“别克”牌轿车转向系、制动系合格。被告高鸣支付车辆痕迹检验及车辆鉴定等鉴定费共计5660元。后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于2013年12月23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被告高鸣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在设有禁停标志的路段临时停车，开车门时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确定被告高鸣承担全部责任。原告受伤当天至2013年11月22日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住院治疗8天，出院诊断为：1、左手毁损伤；2、骨质疏松症；3、××，后于2013年11月23日至12月23日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住院治疗30天，出院诊断为：1、左手毁损伤术后皮肤软组织缺损；2、左手环小指缺失；3、××；4、骨质疏松症，出院医嘱为：1、每日坚持行患手功能锻炼；2、定期复查；3、适当营养以利病情恢复；4、若有不适则立即复诊。原告支付医疗费5607元,被告高鸣支付医疗费68439.86元。2013年12月23日，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康复医学科出具陪护证明，载明：“患者刘蒲珍，女，50岁，在我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生活不能自理全天需专人陪护。”原告支付陪护费5280元。2014年4月3日，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天禹司鉴字2014第（0432078)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原告伤残等级鉴定为七级伤残。2、原告劳动能力鉴定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3、原告后期医疗费用评估为15000元。2014年5月20日，云南安的好残疾用具评估司法鉴定所出具云安（2014)肢鉴字第038号残疾用具配置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根据原告的残肢情况：适宜安装普及型部分手假肢；单价：人民币6000元/具；本产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每壹年更换一次。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共计2500元。现原告诉至一审，请求判决：1、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419792.9元,包含残疾赔偿金185888元、医疗费5683.6元、后期治疗费15000元、护理费5280元、营养费4500元、误工费30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800元、鉴定费2400元、交通费3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2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441.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2、被告中国人保昆明分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3、被告阳光保险云南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另确认，原告系农村户口，昆明市康宏社区居委会于2013年11月29日出具居住证明，载明原告于2012年8月至今一直居住在昆明市高新区康宏小区39-4-202号。邵东县公安局界岭派出所于2014年4月11日出具证明，载明原告的父亲刘清溪(1940年8月24日出生)及母亲李精细（1945年5月11日出生）育有子女三人。被告高鸣驾驶的云Ａ×××××号“别克”牌轿车在被告中国人保昆明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15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其中交强险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本次事故发生时系在保险期内。根据上述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告的经济损失如何确定；2、原告的经济损失应当如何承担。关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原告支付医疗费5607元，经鉴定需后期医疗费用15000元，属法律规定的赔偿费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185888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原告虽系农村户口，但事发前已在昆明居住一年以上，故一审法院按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23236元并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计算为185888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原告支付了陪护费528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营养费45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出院医嘱载明需适当营养以利病情恢复，故一审法院结合原告的伤残及医院的处理意见酌情支持原告营养费2000元。原告主张误工费308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收入，故原告的误工费按照2013年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36元的标准计算。同时原告于2013年11月14日受伤住院，于2014年4月3日确定伤残等级为七级，表明原告的误工天数为140天，故一审法院确定原告的误工费为8912.44元。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38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原告住院38天，按照本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100元/天计算为3800元。原告主张交通费3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案情酌情支持1000元。原告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12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鉴定意见书载明“原告适宜安装普及型部分手假肢；单价：人民币6000元/具；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每壹年更换一次。”故一审结合当地的人均寿命及原告的年龄等情况计算20年为120000元。同时原告支付了伤残等级、劳动能力、后期医疗费及辅助器具费用评估的鉴定费用2500元，因原告主张24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13441.3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原告未能提交被扶养人无其他生活来源的相应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经济损失为医疗费5607元、残疾赔偿金185888元、后期医疗费用15000元、护理费5280元、营养费2000元、误工费8912.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800元、鉴定费2400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20000元，共计人民币349887.44元。关于争议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被告高鸣承担全部责任，因此被告高鸣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至于被告高鸣认为原告及案外人刘红杨存在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并申请追加刘红杨作为被告的主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事故原因是被告高鸣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在设有禁停标志的路段临时停车，开车门时妨碍其他车辆通行，并不是原告及案外人的原因，故一审法院对被告高鸣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被告高鸣所驾驶车辆已在被告中国人保昆明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15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另外，案外人刘红杨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无责，其所驾车辆已在被告阳光保险云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本次交通事故在保险期间发生，故原告的经济损失人民币349887.44元，由被告中国人保昆明分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120000元，被告阳光保险云南分公司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12000元。对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的部分，即217887.44元，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被告中国人保昆明分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本案中被告高鸣所驾驶的被保险车辆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而保险合同约定“未按规定检验的被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时，除另有约定外，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加粗的字体作出提示，故被告中国人保昆明分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被告高鸣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故其应承担上述损失217887.44元。至于被告高鸣支付的医疗费用、鉴定费用，因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中未包含上述费用，本案中不予一并处理。另外，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一审法院根据被告高鸣的过错程度、原告的损害后果等因素酌情由被告高鸣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刘蒲珍经济损失人民币120000元。二、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刘蒲珍经济损失人民币12000元。三、被告高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刘蒲珍经济损失人民币217887.44元。四、被告高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刘蒲珍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000元。五、驳回原告刘蒲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上诉人高鸣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阳光财产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有责赔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人保财产公司昆明市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商业保险赔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刘蒲珍自行承担10%的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错误，而没有从实体上纠正事故责任的认定。在现实生活中备常存在发生了交通事故后，车主本以为投保了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处理一切损失，于是主动承担事故责任而与对方当事人快速协商解决，本案中，上诉人出于投保了保险公司且快速协调解决事故的目的，而在事故发生后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并不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应当承担的责任。本案所涉事故，是由于三方面共同的责任造成的，存在混合过错。上诉人开启左前门与被上诉人刘浦珍驾驶的电动车相撞固然存在错误，但是被上诉人刘浦珍违反交通规则违法载人车速过快，来不及刹车致事故发生也存在过错，而直接侵权人刘红杨车辆故障更是存在过错。本案所涉交通事故三方均有责任，由于各自的过错才造成了被上诉人刘浦珍受伤的结果。一审法院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认定的“责任”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进行直接等同错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分配存在不一致性，即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时，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不能直接作为案件的事实予以认定，法院应当予以重新查实。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对造成交通事故的交通违章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重要前提和依据。同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又是确定交通事故责任主体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但这只是一种“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而并非是“对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据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认定的“责任”，其本身是绝对不能等同于法律责任中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而只能是作为确定这些法律责任的一种事实前提和依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行政证明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认定之间并不是对应的关系，而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在法院审理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案件时，应当从一般民事法律规范出发，就损害赔偿的法律事实认定的标准、赔偿范围、归责原则应和其他的损害赔偿相一致，不应受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干扰。而根据事实责任认定，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应当在有责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超范围判决，剥夺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主张诉权的权利。本案所涉事故的发生并不是上诉人车辆没有检验而造成的，一审法院根据格式条款就认定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不承担责任显失公平，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合同免责条款的约定，对于第三人没有法律拘束力。而且，免责条款是保险公司单方面提供的格式合同，保险公司本身在合同中处于强势地位。实践中，投保人几乎只能无条件接受。对投保人尤其是第三人而言，免责条款无疑是一种不平等的霸王条款，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条款。法院有权予以宣告无效。保险公司如果因此拒绝赔偿，则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强制保险所要保护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显然不符合国家强制第三者责任险的初衷。本案审理的是交通事故的法律关系，而一审法院超范围判决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违反了一个案子只审理一个法律关系的原则，剥夺了上被人对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主张诉权的权利。三、一审法院遗漏诉讼主体，一审法院遗漏刘红杨这一直接侵权人诉讼主体，因而并没有查清事实，认定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四、赔偿数额计算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复函，一审法院否定了被上诉人刘浦珍的工作证明即并不能证明刘浦珍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城镇，刘浦珍属于农村户口，其出具的居委会证明有瑕疵存在，并不是派出所国家机关的证实。所以关于刘浦珍的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应当按照农村户口的标准。医院并没有出具刘浦珍需要安装假肢的证明，所以不应当计算残疾辅助器具费。被上诉人刘蒲珍答辩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交警事故认定书正确，同意上诉人提出的人保财产公司昆明市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商业保险赔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上诉观点。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答辩认为：一审判决我公司承担的责任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对于交通事故的认定和刘蒲珍的费用计算同意上诉人的观点。被上诉人阳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答辩认为：对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同意一审判决，对于其他费用认定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观点。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且明确表示对一审经审理确认的事实并无异议，故本案二审确认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交通事故中造成被上诉人刘蒲珍身体损害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刘蒲珍本案损失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刘蒲珍系以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其人身及财产损害为由，要求侵权人及投保交强险、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提起的本案诉讼，故本院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法律关系项下对本案进行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责任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以下由过错方一方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一，对于本案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经查，本案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高鸣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在事故书中明确了事故的原因系由于高鸣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在设有禁停标志的路段临时停车，开车门时妨碍其他车辆通行所造成。上诉人高鸣上诉主张认为该事故认定书不客观、不公正，是上诉人出于购买了保险且快速协调解决事故的目的，才在事故发生后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交警事故认定书系交警依职权就交通事故的原因及责任所进行的认定，在上诉人交因其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该事故认定书错误的情况下，该事故认定书系本案的有效证据，能够证实本案案件事实，应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据此作出由上诉人高鸣承担本案交通事故全部责任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经庭审查明，上诉人高鸣驾驶车辆在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及赔偿限额为15万元的机动车第三者商业保险，本案事故涉及的无责车辆亦在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故对于被上诉人刘蒲珍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首先应由事故无责车辆的保险公司，即为上诉人高鸣承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分别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无责赔偿限额12000元以及有责赔偿限额120000元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高鸣上诉主张要求无责车辆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有责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观点因无事实依据而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就本案上诉人高鸣所投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中，就该商业险的免责条款内容，作为承保人的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已经向投保人高鸣进行了提示或者明确说明，故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应该就本案损失在机动车第三者商业保险的赔偿限额15万元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第二、本案被上诉人刘蒲珍的损失如何认定。对于一审经审理确认被上诉人刘蒲珍本案中的损失：医疗费5607元、后期治疗费15000元、护理费5280元、营养费2000元、误工费8912.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800元、鉴定费240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且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而对于上诉人高鸣持有异议的残疾赔偿金和残疾辅助器具费，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评判如下：1、残疾赔偿金。虽然被上诉人刘蒲珍户籍登记性质为农村户口，但一审中其提交的由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宏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能够证实其2012年8月至今一直居住在昆明的事实，故一审以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支持其残疾赔偿金185888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残疾辅助器具费，一审中被上诉人刘蒲珍提交的《云南安的好残疾用具评估司法鉴定所残疾用具配置鉴定意见书》系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部门所作，鉴定程序合法，且鉴定人在一审中已经针对该鉴定的依据及标准问题到庭接受了质询，现上诉人高鸣并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该鉴定结论错误，故一审法院采信该鉴定结论并根据该鉴定结论计算支持被上诉人刘蒲珍残疾辅助器具费12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本案被上诉人刘蒲珍的损失总额为349887.44元，根据前述责任承担方式及比例，该损失应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限额承担120000元，由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限额承担12000元，同时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商业保险限额承担150000元，不足部分由上诉人高鸣承担77887.44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高鸣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4）西法民初字第311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五项；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刘蒲珍经济损失人民币120000元。二、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刘蒲珍经济损失人民币12000元。五、驳回原告刘蒲珍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4）西法民初字第3112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即“三、被告高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刘蒲珍经济损失人民币217887.44元。四、被告高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刘蒲珍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000元。”三、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商业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被上诉人刘蒲珍经济损失人民币150000元；四、由上诉人高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刘蒲珍经济损失人民币77887.4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15194元，由上诉人高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两年。审 判 长  何海燕审 判 员  宋光玉代理审判员  姚 丹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向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