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浙杭民终字第27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霞娟。委托代理人：薛芳赋，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倪春霞，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新客站商业城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德胜东路3355号。法定代表人：陈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寇迪、潘登，浙江四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霞娟为与被上诉人杭州新客站商业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客站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4）杭江九民初字第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月11日，朱霞娟与新客站公司签订商铺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朱霞娟向新客站公司购买位于杭州新客站商业城2层b74号商铺的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46年12月5日），面积12.2平方米，金额为人民币为323837元（七折优惠后）。同日，新客站公司出具金额为323837元的发票给朱霞娟。2011年8月30日，新客站公司致函朱霞娟，希望朱霞娟同意将其商铺的委托经营时限延长至2021年9月30日，并承诺在委托经营期间，每年保底年收益回报按商铺总价8%计，如实际租金收益大于保底回报，超出部分的90%归朱霞娟所有。商铺的收益回报在次年的6月30日前支付。2011年10月2日，朱霞娟、新客站公司签订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约定：朱霞娟同意全权委托新客站公司招商、经营管理杭州新客站商业城2层b74号商铺，将该商铺在2014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止的委托经营期有偿交给新客站公司招商、经营、管理。委托经营期间，新客站公司承诺朱霞娟每年的保底年收益回报按商铺总价8%计，如新客站公司实际经营收益大于保底回报，超出部分的90%归乙方所有。商铺收益回报于次年的6月30日前由新客站公司支付给朱霞娟。2014年4月12日，新客站公司向朱霞娟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书，表示因新客站公司无法与部分业主协商一致签订委托经营协议，致使其无法对市场同一楼层的商铺予以统一安排招租，故决定解除2011年10月2日与朱霞娟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朱霞娟于2014年4月20日收到该通知书。2014年6月30日，朱霞娟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新客站公司解除合同行为无效，并确认《杭州新客站商业城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有效；判令新客站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朱霞娟、新客站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产生法律拘束力。根据双方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朱霞娟将其购买的商铺委托给新客站公司经营，新客站公司除按年支付保底收益外，如实际经营收益大于保底收益的，超出部分的90%实际经营收益，也应归朱霞娟所有。据此，可以认为双方之间建立的是有偿的委托经营关系，其性质应属委托合同，朱霞娟系委托人、新客站公司系受托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朱霞娟、新客站公司均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故新客站公司于2014年4月12日向朱霞娟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书合法有效，朱霞娟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霞娟的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元，由朱霞娟负担。宣判后，朱霞娟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严重错误，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售后返租”的租赁关系，错误的认定为是单纯性的委托关系，并赋予了被上诉人任意解除合同权，既损害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购买商铺业主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合同法基本原则。（一）偷换概念，把“委托经营合同”完全等同于“委托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双方之间建立的是有偿委托经营关系”，“其性质应属委托合同”。这里，一审法院错误地把“委托经营合同”完全等同于“委托合同”，将双方的“委托经营关系”偷换成为单纯性的“委托关系”，以此达到偏袒被上诉人的目的。所谓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上诉人购买了商铺以后，就交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统一对外招租，再由承租人经营商铺，并不是被上诉人自己经营，这就与委托法律关系中“被上诉人自己亲自处理委托事务”完全相悖；其二，对于被上诉人在商铺对外招租过程中，所招租对象、经营项目、租金多少、期限起止等事项上诉人毫不知情，谈不上被上诉人是在按照上诉人的指示在处理委托事务；其三、合同法第404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也即是说，如果本案是一份委托合同的话，被上诉人通过招租取得的租金应当转交给上诉人，但实际上，被上诉人从没有将该租金转交给过上诉人。上诉人认为，判断一个具体的合同是否是委托合同，不能单从合同名称上来衡量，更不能机械地看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是否是“委托人”，不是所有有“委托人”字样的合同都是委托合同，例如，委托勘察合同、委托设计合同、委托技术开发合同等，虽然都有“委托”字样，但都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委托合同，关键要看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也即是“勘察”、“设计”等才是决定合同性质的关键所在。（二）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虽名为委托经营，但不符合委托经营的法律特征，双方并不是一种委托经营关系。委托经营，是指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按照预先规定的合同，对委托对象进行经营管理的行为。从法律上看，委托经营主要以企业或其他主体的经营权为对象，委托人将这一对象委托专门的人或机构经营管理，目的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主体的盈利能力。其本质是在“经营”上面，即受托人要进行经营管理。其主要特征是：委托人交付的是企业经营权；受托人应当是具有专门经营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人或机构；受托人应当对经营权进行经营管理；委托经营管理的目的不是给予委托人固定回报，而是增强主体的盈利能力。本案中，a、上诉人是根据被上诉人的要求，将所购买的“商铺”交给被上诉人统一对外招租，谈不上将所谓“经营权”委托被上诉人经营管理，上诉人交付的仅仅是商铺；b、被上诉人也从没有在上诉人的商铺中从事过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它只是将商铺招租后，由承租人经营；c、被上诉人为了打造九堡新客站商业城市场而成立的一家管理性机构，并不是一家受托经营企业的专门机构；d、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固定回报，而不考虑商铺的实际盈利能力。由此可见，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然签订的是“委托经营”协议，但双方并不是一种委托经营关系。（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商铺租赁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规定，租赁是指出租人将特定的财产交付给承租人占有、使用、收益，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民事法律制度。本案中，第一、上诉人将所购买的商铺交给被上诉人占有、使用、收益，被上诉人将商铺租赁给谁，经营什么，收益多少，上诉人根本不过问，这符合租赁关系中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法律特征；第二、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固定回报，保底收益，实际上就是在支付租金。（四）被上诉人经营新客站商业城的方式就是“售后返租”。杭州新客站商业城有限公司把商业城内的商铺以售后返租的形式向外售卖，这是该公司的一种营销策略，更是一种承诺，也是该商业城商铺能够成功销售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一承诺，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许多投资者就不会购买远离市中心的九堡新客站商铺。被上诉人不讲诚信，随意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居然支持这种极不诚信的行为，显然是丧失了最基本的法律准则。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正因为一审法院对于案件的事实和性质认定错误，导致其对法律的适用也出现偏差和错误。本案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应当依据合同法第94条规定进行考量，看其单方解除合同是否符合该条规定，符合，应予支持，不符合，则应该确认单方解除合同行为无效，宣布原合同继续有效。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故意偷换概念，将“委托经营合同”偷换为“委托合同”，将双方的商铺租赁性质错误的认定为是委托性质，导致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严重不当，实属错判。恳请上级人民法院维护正义，保护诚信，保障法律正确实施，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被上诉人解除《杭州市新客站商业城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的行为无效，确认该补充协议继续有效；三、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被上诉人新客站公司答辩称：一、上诉状中陈述的“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虽名为委托经营，但不符合委托经营的法律特征，双方并不是一种委托经营关系”，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将其购得的杭州新客站商业城2层b74号商铺对外统一招租，还承诺每年保底收取商铺总价8%，如实际租金收益大于保底回报，超过部分的90%也归于上诉人，这完全符合委托经营合同的性质。据此，双方之间建立的是有偿的委托经营关系，其性质应属委托合同。二、上诉状中陈述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商铺租赁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租赁合同是以承租人使用租赁物为直接目的，而被上诉人只是基于上诉人的委托，对b74号商铺对外招租，并未实际使用该商铺。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协议不属于商铺租赁合同，而属于委托合同。被上诉人是一家管理公司，主要的经营任务是培育市场、整体宣传、对外招商，所以被上诉人并未实际使用商铺，而是通过自己的宣传、招商以及对市场的培育完成上诉人委托的事项。第三、上诉状中陈述的“被上诉人经营新客站商业城的方式就是“售后返租”，是一种承诺，是成功销售的原因”，也与事实不符。上诉人购买商铺的时间是2010年1月11日，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的时间是在2011年10月2日。也就是说，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时候，上诉人已经购买了该商铺——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与上诉人购买商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二审期间，上诉人朱霞娟提交2014年9月28日公证书一份，证明新客站公司存在“售后返租”的事实。被上诉人新客站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保留该意见的前提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不是新客站公司的网站进行报道的，是腾讯网，以记者报道，不是我公司的正式宣传。新客站负责人王贵贤也不属实。该证据跟本案没有关联性，宣传的时间跟上诉人签订合同后时间不符合。而且报道中提到一个选择性，如果上诉人没有选择租赁，说明上诉人选择了其他的关系。上诉人跟被上诉人之前签订的合同，已经给了上诉人返利，是7折优惠，这个在一审判决书上已经认定。公证短文内容是在2010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时间是2011年，应该以变更的内容为准。对上诉人朱霞娟提交的证据，经被上诉人新客站公司质证后，本院对上诉人朱霞娟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纳。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朱霞娟与新客站公司签订的商铺委托经营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的约定，可以认为双方之间是有偿的委托经营关系，应为委托合同，朱霞娟系委托人、新客站公司系受托人。根据法律规定，朱霞娟、新客站公司均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2014年4月12日新客站公司向朱霞娟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书合法有效，朱霞娟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现朱霞娟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佐证其主张的上诉请求，故本院对朱霞娟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朱霞娟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瞿 静审判员 盛 峰审判员 张一文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