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闽民申字第12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庆香，女，汉族，1978年10月1日出生，住福建省将乐县。委托代理人：刘宝益，福建闽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傅祚江，福建闽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省将乐县古镛镇文曲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将乐县古镛镇文曲村。法定代表人：张长进，该村委会主任。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省将乐县古镛镇文曲村将溪村民小组。住所地：福建省将乐县古镛镇文曲村将溪自然村。负责人：梁胜求，该村民小组组长。再审申请人梁庆香因与被申请人福建省将乐县古镛镇文曲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曲村委会”）、福建省将乐县古镛镇文曲村将溪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将溪村民小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民终字第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梁庆香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依据登记日期为2001年5月2日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及《福建省一九九七年“农转非”计划指标卡》、《准予迁入证明》第三联，作出“梁庆香已于1999年12月3日因‘黄潭库区农转非’脱离了被申请人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故梁庆香自转为非农业人口之日起即非被申请人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公安派出所户籍管理部门才是公民户籍情况的法定证明机关，梁庆香的户籍地址、性质从未变动过，户籍住址始终记载为“将乐县古镛镇积善村将溪21号”。1994年12月31日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常住人口登记表》原始档案记载“梁庆香系农户，职业粮农”。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于2008年9月22日最新签发的梁庆香户口本亦记载“农民”。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准予迁入证明》共三联、《福建省一九九七年“农转非”计划指标卡》加盖的是“将乐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公章而非“将乐县公安局城头派出所”户籍专用章。将溪村民小组提交的登记日期为2001年5月2日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并没有申报人梁庆香及承办人签章，部分内容也与前述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于2008年9月22日最新签发的梁庆香户口本、1994年12月31日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常住人口登记表》原始档案不符。2.将乐县黄潭库区在黄潭镇而不在古镛镇，“农转非”1999年申请，用的是1997年指标，故梁庆香不可能“农转非”成功。（二）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但原审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梁庆香主张仍属将溪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应参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证据不足，属适用法律错误。1.梁庆香并非“农转非”。2.梁庆香至今户籍地仍在被申请人处，承包期至2028年12月31日的被征收土地未被收回，将溪村民小组主张承包土地于2002年小调整、2008年大调整已收回梁庆香的承包土地缺乏依据。梁庆香嫁给丈夫廖英强后，在廖英强所在的将乐县古镛镇龙池社区居委会未享受任何福利。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只有在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并转为非农户的情况下，发包方才能收回承包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10期刊登了“陈清棕诉亭洋村一组、亭洋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该公报案例裁判摘要中指出，承包土地的农民到小城镇落户后，其土地经营权可以保留或允许其流转；该土地如果被征用，承包土地的农民有权获得征地补偿款。从该案例可以看出，即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迁出本村转为非农业户，但其不是迁往设区市，而是小城镇，其在原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的土地如果被征用，仍应获得同等补偿。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将溪村民小组提交意见认为：（一）根据梁庆香《常住人口登记卡》上注明其于1999年12月3日因征地移入本址的内容，可以说明梁庆香当时户籍有过变动，即农转非后寄户。（二）一审法院向将乐县公安局调取的两份证据，其中《准予迁入证明》第三联中明确载明其准迁原因是“黄潭库区农转非”，在备注栏中也已经载明为“非农业户口”。另一份《福建省一九九七年“农转非”计划指标卡》亦载明申请人系梁庆香，且盖有福建省计划委员会、福建省公安厅户口专用、福建省粮食厅供应管理专用等相关部门的公章，证明已获得批准并办理了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相关手续。（三）将乐县黄潭库区建成金溪河梯级开发水电站，仅黄潭镇辖区内就建有大言电站、元坪电站，孔头电站。将溪村民小组经全体承包户同意，于2002年进行了承包土地的小调整，调整后梁庆香已不再拥有承包的土地。2008年将溪村民小组又一次进行了承包地调整，村民小组中所有户主均有签名同意。梁庆香的父亲梁某作为家庭承包户的户主在《将溪村民小组2008年壹拾年分田协议书》上有签字同意。（四）举家搬迁小城镇与办理农转非，二者之间是两码事，梁庆香将二者牵扯到一块并引用与本案无关的案例和法律条款，不值得一驳。综上，梁庆香已经自行申请办理了农转非，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请求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审查查明：（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将乐县古镛镇积善村辖区内有将溪自然村。后因古镛镇积善村划分为积善村与文曲村两个行政区域，将溪自然村隶属于文曲村。（二）将乐县公安局关派出所登记日期为2001年5月2日的梁庆香《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梁庆香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口、1999年12月3日因征地移居（农转非），由将乐县积善村将溪21号迁来本址文曲村。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登记日期为2008年9月22日的梁庆香《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职业农民，1999年12月3日因征地由1移入本址，亦即由积善村将溪迁移入文曲村将溪。再审审查期间，梁庆香向本院提交了文曲村委会于2014年5月5日出具的载明“梁庆香于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都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证明》一份及将乐县古镛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所于2008年12月3日与2009年12月4日分别出具的“福建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收款收据”各一份，主张其于2011年至2014年都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至今仍具有将乐县古镛镇文曲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将溪村民小组在质证中称，梁庆香的户口属于村里的空挂寄户，古镛镇文曲村给常住人口和寄户人口缴纳保险费，2008年与2009年梁庆香自己也有交一点钱，后来都是古镛镇文曲村出钱缴费。本院审查认为，梁庆香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供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新的证据”，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保存于将乐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签发时间为1999年12月3日的《准予迁入证明》第一联、《福建省一九九七年“农转非”计划指标卡》及将乐县城关派出所户籍档案室1999年00432701-00432800档案卷（农转非）材料中的1999年12月3日签发的《准予迁入证明》第二联与第三联，上述证据均取自公安机关办理“农转非”的原始户籍档案，该证据调取程序合法，内容真实可靠且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上述《准予迁入证明》第二联与第三联均盖有“将乐县公安局户口专用”与“福建省公安厅户口专用”的印章、第三联载明“准迁原因系黄潭库区农转非、备注为非农业人口”，结合登记日期为2001年5月2日并盖有“将乐县公安局关派出所户口专用”印章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口、1999年12月3日因征地移居（农转非），由将乐县积善村将溪21号迁来本址文曲村”的内容，能够证明梁庆香因将乐县黄潭库区征地获取“农转非”指标而办理了“农转非”户籍变动相关手续。原审中梁庆香虽提供了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登记日期为2008年9月22日、载明“职业农民”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但因该登记卡亦载明其于“1999年12月3日因征地由1迁移入本址”，即指由同一地处的原积善村将溪迁移入本址文曲村将溪，且该登记卡未载明“农转非”转为“农民”的变更登记事由，故该登记卡不足以否定将乐县公安局关派出所登记日期为1999年12月3日的《准予迁入证明》第三联的效力，亦不足以否定2001年5月2日《常住人口登记表》上户籍登记的事实。因此，梁庆香仅凭1994年12月31日将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常住人口登记表》上“职业粮农”与2008年9月22日《常住人口登记卡》上“职业农民”的记载内容，主张其“农转非”未成功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妥。鉴于梁庆香自其转为非农业人口之日起即非文曲村委会及将溪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梁庆香以户籍地至今仍在将乐县古镛镇文曲村将溪所在地为由，主张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而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梁庆香应参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并获得与其他村民同等的补偿，显然依据不足。因此，二审对梁庆香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梁庆香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梁庆香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翁德森审 判 员  蔡毅明代理审判员  陈 曦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江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