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宁商终字第14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镕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靖安街道三江口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王利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殷振武，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锐，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栖霞山轧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靖安街道三江口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王永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殷振武，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锐，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源昌投资担保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263号。法定代表人黄金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沈苏宁，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顾冶青，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南京福珅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新合村东家边。法定代表人潘金福，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潘福平，男，1960年3月10日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林若洵，江苏林若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潘升伟，男，1983年1月28日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林若洵，江苏林若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镕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镕裕公司）、南京市栖霞山轧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霞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源昌投资担保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昌公司）、原审被告南京福珅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珅公司）、潘福平、潘升伟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3）鼓商初字第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殷振武、张锐，被上诉人源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沈苏宁，原审被告潘福平、潘升伟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林若洵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福珅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故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源昌公司一审诉称：2012年6月26日，福珅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北京西路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福珅公司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同日，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发放了贷款200万元。2012年12月25日，福珅公司又与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签订《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约定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为福珅公司600万元汇票承兑，到期日为2013年6月25日。2012年6月25日，源昌公司为福珅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与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12年6月25日至2013年6月18日，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500万元。为此，源昌公司与福珅公司签订《融资担保服务协议》。源昌公司与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同时与潘福平、潘升伟签订了《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及潘福平、潘升伟为福珅公司的债务向源昌公司承担反担保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6月25日，福珅公司无力偿还，为避免遭受更大损失，源昌公司于2013年6月25日以本票方式向福珅公司支付500万元，并监督其将该笔款项向银行偿还了贷款。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福珅公司返还源昌公司代偿的银行贷款本金425万元；二、福珅公司向源昌公司支付自2013年6月25日起至实际全部清偿完毕之日的违约金（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三、福珅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54800元；四、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潘福平、潘升伟对上述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福珅公司、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潘福平、潘升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源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曾将潘升大、陈姿影、蒋栌靓列为被告，审理中申请撤回对潘升大、陈姿影、蒋栌靓的起诉，原审法院已口头裁定予以准许。福珅公司、潘福平、潘升伟一审共同辩称：对源昌公司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没有异议，但认为源昌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反担保合同中并未对律师费进行约定，故反担保人不应承担律师费。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一审辩称：源昌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将500万元交付给了福珅公司，且向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直接支付款项才视为代偿，即使源昌公司有证据证明将500万元转给福珅公司，也是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明该款是代偿款项；源昌公司与福珅公司、潘福平等人伪造了代偿债务，目的是让镕裕公司承担责任，损害其利益；根据反担保合同的约定，保证范围仅限于福珅公司应向源昌公司承担的责任范围，因融资担保协议中并未对律师费进行约定，故律师费也不在反担保范围内。综上，请求驳回源昌公司对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26日，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与福珅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福珅公司向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自2012年6月26日至2013年6月25日止；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年利率为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上浮30%；每季末月的20日为结息日，借款人应在结息日次日向贷款人支付当期借款利息，在借款到期日结清其余本息。2012年6月25日，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与源昌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源昌公司自愿为福珅公司与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500万元，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12年6月25日至2013年6月18日止，在该最高本金限额内，不论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的次数和每次的金额，保证人对该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含本金、利息、罚息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合同项下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均为两年，自每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同日，源昌公司与福珅公司签订《融资担保服务协议》一份，约定源昌公司就福珅公司向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的500万元融资提供担保，福珅公司未能按期还款或发生其他违反合同义务导致源昌公司被贷款人追索的，福珅公司应当向源昌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即自源昌公司代偿之日至福珅公司偿还源昌公司全部债务之日，以源昌公司代偿的金额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违约金。2012年6月25日，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与源昌公司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为福珅公司向源昌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源昌公司向贷款人承担的一切代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融资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等）、源昌公司向福珅公司主张债权所支出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支出的律师费用等）以及根据《融资担保服务协议》有权向福珅公司主张的违约责任。2012年6月25日，源昌公司与潘福平、潘升伟、潘升大、陈姿影、蒋栌靓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潘福平、潘升伟、潘升大、陈姿影、蒋栌靓为福珅公司向源昌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源昌公司向贷款人承担的一切代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融资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等）、源昌公司向福珅公司主张债权所支出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支出的律师费用等）以及根据《融资担保服务协议》有权向福珅公司主张的违约责任。2012年6月26日，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向福珅公司发放贷款200万元。2012年12月25日，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与福珅公司签订《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一份，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同意对附件《银行承兑汇票清单》所列内容的汇票进行承兑，承兑申请人应于汇票到期前一个银行工作日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承兑人，承兑申请人在汇票到期日不能足额交付票款时，承兑申请人对因承兑人垫付而形成的垫付票款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该合同附件《银行承兑汇票清单》载明：付款人为福珅公司，收款人为南京镕鼎物资有限公司，金额600万元，签发日期2012年12月25日，到期日期2013年6月25日。该承兑汇票到期后，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已实际支付承兑款项600万元。上述借款到期后，因福珅公司未能偿还借款200万元、欠付承兑汇票票款300万元，源昌公司于2013年6月25日将本票一张（申请人南京辉光投资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源昌公司，金额500万元）交付给福珅公司用于偿还案涉贷款及欠付承兑汇票款项，该本票金额已实际进入福珅公司还款账户。2014年5月8日，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向源昌公司出具《代偿证明》，内容为：福珅公司于2012年6月向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开具银票600万元的敞口部分300万元及借款200万元，到期后无法归还，由源昌公司出资于2013年6月25日代为归还至还款账户。审理中，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提交鉴定申请，以《反担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2年源保字第111-1号，镕裕公司与源昌公司签订）首页及签字盖章页未标明合同签订时间、系后期伪造为由，申请对该份合同形成时间、合同打印文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融资担保服务协议、反担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均为合法有效。福珅公司借款200万元到期后未能偿还，未能按约支付承兑汇票票款300万元，源昌公司作为其借款保证人，已按约定代其向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偿还借款本息500万元。故源昌公司有权依据融资担保服务协议，向福珅公司主张偿还代偿款及支付违约金。故对源昌公司主张福珅公司偿还425万元代偿款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融资担保服务协议的约定，福珅公司未能按期还款导致源昌公司被贷款人追索的，应当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向源昌公司支付代偿款项的违约金。故源昌公司主张福珅公司按照上述标准支付其代偿款项自代偿之日即2013年6月25日起算的利息，具有合同依据，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镕裕公司关于源昌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已将500万元交付给福珅公司，即使有也是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明系代偿的辩解意见，缺乏相应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镕裕公司就其与源昌公司所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形成时间申请鉴定的问题，因镕裕公司对反担保保证合同上的本公司公章真实性不持异议，且经原审法院释明后，未就其主张的源昌公司与镕裕公司、潘福平等人伪造了代偿债务以及该合同系伪造提供初步证据予以证明，故其申请鉴定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依法不予准许。根据反担保保证合同的约定，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潘福平、潘升伟对福珅公司的上述债务向源昌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源昌公司主张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潘福平、潘升伟对镕裕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各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福珅公司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关于律师费承担问题，源昌公司与福珅公司签订的融资担保服务协议中并未约定律师费如何承担，故源昌公司主张福珅公司支付律师费，缺乏合同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由此可见，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应限于债务人的主债务范围内。本案中，因福珅公司不应承担律师费，故源昌公司主张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潘福平、潘升伟承担律师费的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福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源昌公司代偿款425万元，并自2013年6月25日起按照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支付违约金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潘福平、潘升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福珅公司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三、驳回源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80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46100元，由源昌公司负担6915元，福珅公司、栖霞山公司、镕裕公司、潘福平、潘升伟负担39185元。宣判后，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均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反担保保证合同显示签订时间为2012年6月25日，但在该合同中关于反担保债务范围的描述中，出现了由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与福珅公司于2012年12月25日签订的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的名称及编号，这显然与常理不符。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怀疑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为后期伪造形成，认为合同上的公章系在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的原股东商谈股权转让之日（2013年2月23日）以后至移交公章之日（2013年4月28日）前所加盖，系源昌公司与潘福平、潘升伟等串通损害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利益所形成，故申请对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上公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此外，反担保保证合同中镕裕公司的公章并不是盖在反担保人处，而是盖在丙方也就是债务人福珅公司的印章下方，此种情形也不合常理。结合源昌公司总经理林报捷参与了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的股权转让谈判，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有理由怀疑该合同系后期伪造，应系源昌公司与潘福平、潘升伟恶意串通所形成，该反担保保证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2、源昌公司的500万元虽进入了福珅公司的还款账户，但其系先将本票背书给福珅公司，再由福珅公司将款项划入还款账户，不能认定该款项系源昌公司代福珅公司归还贷款的代偿行为。3、福珅公司账户内原有部分款项，即便该500万元本票款项用于归还了贷款，也应是先将债务人即福珅公司的原有款项用于归还，不足部分才应认定为源昌公司代偿的款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源昌公司对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源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源昌公司答辩称：1、案涉合同均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本案中，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源昌公司与潘福平等人存在恶意串通、伪造合同的行为，其仅凭“怀疑”、“猜测”向法院申请鉴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且即便该反担保保证合同系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所述时间段形成，此时案涉贷款尚未到期，代偿债务尚未发生，各方当事人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反担保保证合同亦应有效。因此，源昌公司认为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申请鉴定是为了拖延时间，逃避反担保责任，对该鉴定申请不予同意。2、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认为福珅公司是以自己名义偿还了贷款，事实上是源昌公司将代偿款给福珅公司，然后监督福珅公司将款项汇入银行指定的还款账户，银行从该指定账户中将款项扣划，这是符合操作流程的，源昌公司按约履行了代偿贷款的义务，并已举证了相关支付凭证及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出具的代偿证明，相关反担保人应承担反担保责任。3、源昌公司代偿的金额就是本票记载的金额，福珅公司银行账户中有无存款与源昌公司代偿金额无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潘福平、潘升伟共同答辩称：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认为源昌公司与潘福平等人串通、伪造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和相应证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潘福平、潘升伟对原审判决没有异议。原审被告福珅公司未答辩。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除对反担保保证合同的形成时间提出怀疑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福珅公司40940100100084616账户的银行流水清单显示：2013年6月25日该公司进账500万元前有余额4448.99元，2013年6月25日进账500万元，同日出账300万元和2001733.33元，分别记载为内转和贷款回收，账户余额为2715.66元。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与源昌公司之间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2、源昌公司向福珅公司背书本票用以偿还贷款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履行其与债权人即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之间的保证合同所约定的保证义务；3、源昌公司的代偿金额。就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反担保保证合同由源昌公司与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及福珅公司三方签订，并加盖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公章，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对公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应认定反担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虽对公章的加盖时间产生怀疑，并据此申请对反担保保证合同上公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欲证明其所主张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系源昌公司与潘福平等人恶意串通所形成，但本院认为，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与公司对外担保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新老股东商谈股权转让期间，公司仍可对外作出意思表示，即使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系此期间形成，也不能因林报捷曾参加过股权转让的商谈而得出源昌公司与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原股东串通的结论。新股东如认为老股东存在隐瞒债务或虚构债务的情形，可依据其双方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权利，而不能以此对抗公司对外作出的意思表示。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主张反担保保证合同可能系新老股东商谈股权转让之日至公章移交之日期间形成，故而可能存在串通情形而申请鉴定，基于上述理由，本院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就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在福珅公司案涉贷款到期未能归还后，源昌公司将金额为500万元的银行本票背书给福珅公司，并监督福珅公司于同日将本票款项解付至福珅公司在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的还款账户用于归还案涉贷款，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亦出具了代偿证明，证明案涉款项由源昌公司出资代福珅公司进行了归还。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源昌公司向福珅公司背书转让500万元本票的行为系其履行与兴业银行北京西路支行之间保证合同所约定的保证义务。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关于源昌公司与福珅公司之间的上述行为系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并非为源昌公司代偿款项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就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主张应先扣除福珅公司账户内的自有款项之后，剩余扣划的款项才能作为源昌公司的代偿金额，但源昌公司的500万元进入福珅公司账户后，同日该账户即被扣划5001733.33元，流水清单明细并未显示出先扣划原有款项后再扣划源昌公司进账的钱款，且源昌公司系在案涉500万元银行贷款到期后代福珅公司向还款账户中存入500万元，故应认定源昌公司实际代偿的金额为500万元。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40800元，由上诉人镕裕公司、栖霞山公司各负担20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荣 艳代理审判员  张广永代理审判员  周宏跃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