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鄂洪山和民商初字第00571号原告：黄炼祥，农民。委托代理人：刘铁牛，武汉市天安假日酒店退休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道崇阳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道崇阳村。负责人：钱民祥，该村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赵国春，该村村委会副主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付道奎，该村党支部委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钱治连，无固定职业。原告黄炼祥诉被告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道崇阳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崇阳村委会）、被告钱治连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陈钢独任审判，于2015年4月15日、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炼祥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铁牛，被告崇阳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付道奎、赵国春，被告钱治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炼祥诉称：1981年，在全国土地一轮承包时，原告仅分得承包地2.21亩，生活困难。1983年，同村村民张转运（女，1988年去世）因丧事劳动力，自愿将其承包地2.02亩（现尚缺1.95亩）转让给原告。原告就此向当时的村支部书记钱治祥汇报，得到了当时村委员的批准。1998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在当时村支部书记钱建中主持下，于1999年4月份，正式将原告承包的4.24亩（包括前述2.02亩）土地面积登记在案，向原告发放了武汉市农民负担监督卡，且将该卡颁发给原告。原告自80年代起，一直按4.24亩承包地耕种，并按时交纳相应的农业税，直至国家取消农业税。2005年，省65号文件出台，该村村委员以在1998年基础行对二轮延包工作进行完善的名义，在毫无法定依据的情况下，暗箱操作，将原告前述的1.95亩承包地“发包”给了当时的村委会委员即被告钱治连。被告钱治连系张转运之子，其全家已于上世纪70年代成为武汉市城镇居民。2012年4月、5月，被告钱治连向原告索要该地的实际经营权，并三次动手损毁原告种植在该地里的农业物，原告多次向各级政府投诉未果，后双方发生冲突，原告为此蒙冤支付了5.4万元，并由此蒙受三年的经济损失达9万元。原告认为被告崇阳村委会不顾原告合法承包耕作了22年的1.95亩土地，违法将该土地发包给被告钱治连，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相关强制性规定，即被告崇阳村委员会不应在承包期内将土地收回，不得调整承包地，并不得单方解除承包合同。被告钱治连已举家迁往设区的市，根据相关规定，其应无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认为二被告系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二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在乡级政府部门向被告崇阳村委会出具相关处理意见后，被告崇阳村委会在长达半年后才向被告钱治连下通知，告知其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自然终止。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该1.95亩土地（系张转运转让的2.02亩的部分）的土地转让经营承包权合法、有效。确认原告对该地的承包经营权。二、两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并确认其违法事实；三、被告崇阳村委会将该地（1.95亩）返还给原告经营管理，并责令限期完善其承包登记及权证等相应手续；四、两被告补偿原告的该地相应三年的经营权益损失费9万元（含钱治连家损毁青苗蔬菜等4.6万元）；五、两被告赔偿原告的诉讼成本费用1万元；六、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黄炼祥为支持其诉讼主张，依法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张转运转让给原告的土地承包手续一份，拟证明：张转运将土地转让给原告。证据二、前村支书钱治祥及村委会同意转让承包字据一份，拟证明：该土地承包合同是经过村委会同意的。证据三、钱建中证词、情况说明各一份，拟证明：1999年时，该合同是通过当时村委会同意的。证据四、原告的武汉市农民负担监督卡一份，拟证明：第二次延包的基础。证据五、承包地4.42亩的农业税单据一份，拟证明：符合65号文件关于确权确地的依据。证据六、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份，拟证明：原告的4.24亩地被被告崇阳村委会剥夺了1.95亩地的事实。证据七、原告的洪山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一份，拟证明：原告的4.24亩地被被告崇阳村委会剥夺了1.95亩地的事实。证据八、调解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原告收到了无端的损害。证据九、八吉府街城乡统筹办给崇阳村委会的处理意见一份，拟证明：乡一级对该案有处理意见。证据十、崇阳村委会关于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通知一份，拟证明：村委会对该案的认识有明显的出错。证据十一、八吉府街综治办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一份，拟证明：乡一级对该合同已经认定为无效合同。证据十二、八吉府街财政所二轮延包纠纷回复一份，拟证明：乡一级财政所对该案有建设性意见。证据十三、八吉府街财政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对该案没有得到处理进行了申诉。证据十四、寄市（唐良智）、区（葛汉军）、街（徐增堂）投诉挂号信函收据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对该案没有得到处理进行了申诉。被告崇阳村委员会辩称：1、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2、本案的耕地交由原告耕种，但不能认为是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纳税通知书、农民负担监督卡只能证明原告有耕种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对该土地有承包经营权；3、2005年，崇阳村在进行土地二轮延包时，根据相关规定仍按一轮承包时的村民分地情况，对张转运的原有耕地进行了确权。被告崇阳村委员会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钱治连辩称：1、1981年崇阳村二队所有土地分成三个小组，原告与被告并不在同一小组。1983年，各小组按劳力数量平均分地到户，被告家当时有劳力两人，分得土地4.57亩，该面积于2005年二轮延包时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经营权上记载的面积一致。因原告家仅有一名劳力，分地较少，生活困难，在原告多次央求下，被告母亲见状将高家岭的土地划了一米宽给原告家种植花生。后被告妹妹调往乡印刷厂工作，原告再次央求被告母亲再租给原告部分土地耕种，被告母亲于是将高家岭、蛇尾、蔡家塘三块地共计2.74亩转给了原告；2、被告将2.74亩土地租给原告耕种，相关税费自然由原告缴纳，农民负担卡不能说明原告对土地有权属；3、2005年土地二轮延包时，被告崇阳村委会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符合当时的相关规定，被告当时并不在村委员工作，不存在如原告所说的暗箱操作；4、2011年4月，被告之妻雷素娥曾就收回上述三块土地与原告进行过协商，被告明确告知原告要收回土地。蛇尾、蔡家塘的土地，原告已闲置一年，不存在如原告诉称的农作物被损毁。另，2009年，原告女婿利用其在村委员分管土地的职务便利，在高家岭土地上违法建成三间瓦房一栋，意图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后被数十村民举报，被告这才要求收回转租给原告的上述土地，同时，被告也就此向村委员会、乡政府进行了实名举报。2012年3月，被告在蔡家塘、蛇尾二块空地上种植了农作物，原告指使其继子黄治霞用犁将农作物破坏，被告向公安机关报警。后被告又种植了农作物，再次遭黄治霞毁损，被告之妻被其殴打致十级伤残，在公安机关调解下，原告赔偿5.4万元，并非如原告诉称的系冤案。2013年7月26日，被告之妻再次遭原告儿媳周群琴殴打，本案仍在审理当中；5、2014年4月10日，崇阳村委会主任付道奎和村治保主任钱家耀来到被告家中，向被告送达了崇阳村关于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通知，因有数十家承包户的情形与被告类似，故村委员专门针对被告收回土地的做法明显有失公平。被告已将承包土地转给钱治祥、付道郎经营，我们三人已书面告知被告崇阳村委会，钱治祥和付道郎明确表示不会退出土地。综上，原告诉状所述与事实不符，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钱治连为支持其抗辩主张，依法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各一份，拟证明：该土地承包经营的状况。证据二、土地承包证明一份，拟证明：1981年到1983年该土地承包的状况。证据三、致崇阳村委会的信函一份，拟证明：该土地现在的承包经营状况。经庭审质证，被告崇阳村委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钱治连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原告伪造；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被告无关。原告对被告钱治连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两被告伪造；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内容与事实不符；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上述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均系自然人书写，其内容均与案涉土地相关，在书写人未到庭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以上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被告钱治连提交的证据一，原告认为系两被告伪造，但原告并未提交相关反证，原告对二被告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的异议与对证据的异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系证明一份，因出具该证明的付道来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三系被告钱治连及案外人钱治祥、付道郎三人写给被告崇阳村委员会的信函，该证据不影响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1981年全国土地第一轮承包时，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告一家承包土地2.21亩。被告钱治连家当时按劳动力两人即其母张转运和其妹钱福娣分得土地4.57亩。后张转运将其承包的位于高家岭、蛇尾、蔡家塘的三块土地交由原告耕种，相关税费由原告缴纳。1999年，武汉市农民负担监督卡记载原告家庭人口2人、劳动力2人、耕地面积4.24亩。2005年，为完善土地二轮延包，被告崇阳村委会与原告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中记载发包给原告的土地面积为2.292亩，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面积为2.292亩。同时，二被告亦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记载发包给被告钱治连的土地面积为4.57亩，被告钱治连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面积与合同一致。2012年，原告与被告钱治连因上述三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原告认为其耕地面积应为4.24亩，但被告崇阳村委员会与其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以及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面积仅有2.292亩，缺少了1.95亩。为此，原告多次向武汉市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道办事处、武汉市化学工业区信访办反映问题。2014年4月14日，武汉市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综合办向原告出具了《关于黄炼祥反映土地纠纷问题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其中写明张转运于1989年去世，被告钱治连户口则于70年代已转为武汉市城市户口，家中无一人为崇阳村农业户口。庭审中，被告钱治连自认其于80年代转为非农业户口，其妻雷素娥于1998年、1999年左右转为非农业户口，其妹钱福娣于1986年调至原建设乡印刷厂工作，为非农业户口，三人户口均不在崇阳村。现原告认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土地上财产权益等受到损害，诉至本院，望判如所请。本院认为，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本案中，二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被告钱治连及其妻、妹均非崇阳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合同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原告提出的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本案中，原告诉讼请求中1.95亩土地，其认为系被告之母张转运所转让的2.02亩土地中的一部分，并对该土地提出确权的主张，但原告就该部分土地并未与崇阳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原告为证明其已取得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向本院提交了张转运书写的“移交手速（续）”和农民负担监督卡、收款收据等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的相关原则和程序，在仅有张转运个人的意思表示而未经集体经济组织即崇阳村同意的情形下，以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不必然归原告所有。原告所提交证据中的农民负担监督卡的功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使农户明白应缴税费的数额，收款收据所反映的是原告的缴税情况，据此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缺乏法律依据。故，原告所提出的要求确认以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二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被告崇阳村委员会应将以上土地返还给原告并由原告继续经营。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并非二被告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其提出的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崇阳村完善承包登记及办理权证手续的诉讼请求，根据以上司法解释，应向行政部门申请解决。另，原告认为其经营权益受损，其根据在经营土地时的实际收益状况，要求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9万元，但原告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且财产损害赔偿与本案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原告就此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其因诉讼造成的经济损失1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武汉化学工业区八吉府街道崇阳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钱治连于2005年6月2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驳回原告黄炼祥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1，025元，由原告黄炼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代理审判员 陈 钢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纯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