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浙01民终41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欣，女，197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委托代理人涂毕声，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348号。法定代表人俞剑英，主任。委托代理人陈家炜，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欣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以下简称钱塘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2民初4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4月28日，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管）与李欣签订了《浙商聚银1号银江股份股票收益权1、2、3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股票收益权买入回购合同》及《股票质押合同》，并在钱塘公证处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文书。之后，浙商资管向钱塘公证处申请办理强制执行证书。钱塘公证处对所涉债权债务进行了核实，并以发函和当面确认的方式向李欣及其配偶赵枫名进行了确认，并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6）浙杭钱证执字第64号、第65号、第66号执行证书。其中，钱塘公证处于2016年4月29日派公证员潘伟珠赴深圳市向李欣当面确认了案涉债权债务。2017年8月，李欣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确认钱塘公证处在出具（2016）浙杭钱证执字第64号、（2016）浙杭钱证执字第65号、（2016）浙杭钱证执字第66号三份公证书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即确认钱塘公证处在出具上述三份公证书的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2.判令钱塘公证处赔偿李欣已发生损失2130元；3.本案诉讼费由钱塘公证处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欣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在受胁迫情况下向钱塘公证处公证员作出不实意思表示，钱塘公证处依据浙商资管的申请办理强制执行证书，以发函和当面确认的方式向李欣及其配偶赵枫名确认案涉债权债务，李欣向钱塘公证处出具同意强制执行函，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的公证程序，李欣所提钱塘公证处出具三份公证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李欣所提要求钱塘公证处赔偿经济损失2130元的诉请，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欣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欣负担。宣判后，李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2017)浙0102民初408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于被上诉人的公证员违反《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事实避而不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八条规定：“公证机构进行核实，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办证规则的规定。公证机构派员外出核实的，应当由二人进行，但核实、收集书证的除外。特殊情况下只有一人外出核实的，应当有一名见证人在场。”被上诉人在派公证员潘伟珠前往深圳市与上诉人核实情况时，仅有潘伟珠一名公证员，违反了前述规定。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案涉公证书的申请执行人之间就执行事宜尚存争议，申请人执行人本应通过诉讼程序处理争议，但本案被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出具公证书，导致上诉人与申请执行人的争议直接进入了执行程序。上诉人在申请被上诉人复查过程中已经产生的相应的差旅费等经济损失，且将在未来执行程序中产生重大经济损失。被上诉人及其公证人员在出具公证书的过程中存在过错，给上诉人造成了损失。上诉人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钱塘公证处答辩称：一、本案所涉的公证书出具过程符合法律规定。根据2015年4月28日上诉人李欣在被上诉人钱塘公证处签署的询问笔录，其己确认了送达方式，为“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邮寄信函的方式核实。债务人的电话为李欣：139118118967，赵枫名：159××××3900；债务人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五里××街非中心一号院五号楼三层”，并确认“如债务人或担保人未能在接电、接函后的规定日期内提供有效证据，视为承认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事实；如债务人或担保人拒接、未接来电、拒收、未收信函，视为承认不履行或者完全不履行债务的事实。”结合现有证据，钱塘公证处严格按照李欣预留的地址电话，按照约定方式寄送了快件，并且已经签收。签收方式为超市代收，符合日常住户快递的签收情况。李欣在《债务履行核实函》有效送达后并未提出异议。上述操作符合现行有关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证书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符合《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就公证处办证事项的有关详细规定。本案中公证人员于2016年4月29日进行的现场询问，系对本案确定的送达方式的补强。钱塘公证处已经通过李欣事先认可且符合办证规则的方式进行了有效通知，而公证人员的“当面确认”、制作笔录（书证），并非是李欣所称的《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八条意义上的需二人进行的“核实”。李欣故意偷换概念，目的是混淆视听，误导法庭。二、李欣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实为通过诉讼拖延时间。事实上，李欣在2016年4月份确认逾期履行债务后，于2016年5月即委托律师前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签收材料、配合办理执行，李欣代理人在一审中描述其2016年12月才获取执行公证执行证书不符合事实。自2016年5月5日杭州中院向李欣发出执行通知书后，李欣见利用正常的救济渠道拖延不成，继而通过本案诉讼来拖延时间，达到其目的。李欣因本案案涉公证执行文书，向杭州中院提出了执行异议。经审查，杭州中院于2018年2月22日作出的（2018）浙01执异9号、（2018）浙01执异10号、（2018）浙0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确认：“钱塘公证处依据浙商资管的申请出具案涉执行证书，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的公证程序”。三、钱塘公证处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公证机构或公证员的过错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受到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是公证赔偿责任构成的前提，即公证当事人与公证事项利害关系人必须证明所需赔偿的损失是由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过错造成的，不能把本应由当事人、公证事项利害关系人所应自行承担的费用转嫁到公证处。本案中李欣虽提交了差旅费等“损失”证明材料，但其无法证明该支出与公证行为间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亦未证明钱塘公证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该笔费用不应由钱塘公证处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但是，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除外”。案涉公证文书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李欣曾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案涉公证文书，但被本院予以驳回。故本案不属于上述规定的但书情形，不应受理。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2民初408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欣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李欣；上诉人李欣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李欣于本裁定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傅东红审判员  余江中审判员  韦 薇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逯遇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