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杭建梅民初字第153号原告：何应璋。被告：杨澧群（曾用名杨建芳。原告何应璋与被告杨澧群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黄曙光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7月21日、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应璋、被告杨澧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应璋起诉称：2008年底，由于我与建德市中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进入省高级法院的再审程序，若开庭，我的听力不能胜任，急需找人代理。经网友介绍同是医难受害人，在维权中自学成才，帮40多人维权被中央电视台认定为“感动中国”的先进，网上搜得是被告杨澧群。我与杨澧群见面后不久顺利签订代理协议。在进入杨澧群的QQ空间，看到她写的《敬爱的爸爸》和《美丽的妈妈》两篇博文，我深受感动，这正是我缺少的、需要的。再加中央电视台认可是“感动中国”的好人，因医难失去工作生活困难，靠网上募捐，得以继续维权。“人生七十古来稀”，当时我已是80多岁的人，风烛残年，就像要吐丝作茧的春蚕一样，急着找人委托后事，像这样感动中国，才思敏捷，感情细腻，善解人意，同是医难受害人的人，到哪里去找？我向她表明：我是以文取人的，除官司代理外，还要向你委以后事。杨澧群作了一些分析劝解后表示：若是这样，就等小儿子初中毕业后回到梅城照顾我。在应邀到杨家过春节之前，我写好一张便条，带着65000元存单来到杨家，杨的爱人已去杭州上班，她儿子和婆婆均不接受我的钱，理由是这钱是我的养老救命钱，担当不起，不能收，我只好收回。聚餐时，我发现杨吃得很少，据说是医难手术后遗症肠粘连所致，我在网上搜得肠粘连可以手术治疗。于是，我于2009年3月8日给杨的爱人写信，说明就业问题45岁是道坎，杨在坎之内，我承诺手术费在5万之内由我承担。接着我通过银行汇给杨澧群15000元，又给杨一张下半年到期的30000元存单，共计给她45000元。杨对我的养老救命钱照收，还叫苦向我借钱。后来，有人对我说，“杨澧群的官司拿到120000元赔偿款之后，又拿到200000元补偿，她叫我不要给你讲”。我想，我真心实意，把杨当亲人委以后事，杨却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诚信，拿到赔偿款为何要瞒着我？2015年春节前后，杨澧群战鼓频催，要我到她那里去养老定居。我说要订养老协议，她又不同意。不同意订养老协议，就是不愿承担风险义务。不诚信、不承担义务的人，怎能委以后事？杨已获得320000元赔偿款是事实，证明我提供的45000元肠粘连手术费应当返还给我。现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杨澧群返还原告提供的45000元肠粘连手术费。被告杨澧群答辩称：一、原告于2009年3月4日存入我帐户15000元是事实，但该款不构成不当得利，这是原告赠与给我的钱，该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我对原告进行看望、照顾和为其购买生活用品、支付在外餐费等必要花费已超过该款。二、我绝对没有收到过原告的30000元存单。原告于2009年3月8日给我丈夫写信称“得知澧群有肠粘连的医难后遗症……经费问题，若在50000左右，由我负责”，但之后其并未付诸行动，即不存在原告提供过肠粘连手术费事实。三、原告当时的赠与行为并未附加条件，而是因为其认为有足够的退休收入。他曾说过，“你没有工作，身体受医难摧残不像我好歹还旱涝保收，温饱不愁，你要生存还能发展”，“钱对我实在没有用处，这就是我的后事”。我不存在原告所认为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诚信”的事实，且我受媒体报导时获得的赔偿也是公开的。四、原告于2009年3月4日打款15000元给我，意思和对象都很明确，现在来主张不当得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超过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针对被告的答辩，原告补充陈述称：被告不能断章取义，只取所需。我当时说了钱对我没有什么用，但是也说了是用来养老的。被告只截取了前面的话，后面的话没有拿出来说。当时我是把被告当亲人，指望被告养老的。被告之前要去网吧上网，因为家里没有电脑，我就给钱她买电脑，但是她没有去买电脑，而是拿去作其它用了，我也没有说是赠与给她的。被告说有给我支出生活必要花费，那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坐下来算一下被告替我花费了多少，我15000元的利息有多少。被告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混淆在“这就是我的后事”之中。事实是，被告拿到赔偿款之后要人瞒着我。被告陈述说她拿到赔偿款这个事情媒体是公开的，这个请被告明确是在什么媒体上公开的。还有，被告的丈夫在2009年跟我聊天时说要筹集被告做手术的款项，我当时在建德市人民检察院的大厅给了被告30000元存单，当时被告还拒绝的，我坚决给她，她收下后说要给我收条，我当时就把收条直接当着她的面撕碎扔掉，以表示我对她的信任。后来我听说被告根本没有她说的肠粘连的疾病，也没有要做手术，如果这个是事实，那么被告就是做人不诚信。我与被告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是基于被告说要给我订立养老协议的前提的，之后被告并未跟我订立养老协议，所以应当把不当得利款项返还给我。至于时效问题，首先被告要承认是不当得利，如果是不当得利才能谈时效，时效是法律问题。原告何应璋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供了被告杨澧群在QQ空间中发表的2篇博文、原告写给杨澧群及其丈夫的书信2封、工行个人业务凭证和储蓄存单复印件各1份、双方的部分QQ聊天记录和邮件、杨澧群在杭州市一院的出院记录等证据材料。被告杨澧群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与原告何应璋的部分QQ聊天记录和邮件、书信和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由对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理，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2003年，杨澧群因右侧卵巢囊肿入建德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医疗，医院在手术时切除了其右侧附件（保留了部分卵巢壁），但因血供阻断致卵巢（右侧）功能遭破坏，而在此前杨澧群已因剖宫产手术被切除了左侧卵巢，该次手术后导致其卵巢功能低下（低雌激素水平）。杨澧群以医院在手术前未征得其同意导致其双侧卵巢功能丧失，对其身体造成巨大伤害，起诉要求建德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赔偿。此后，双方经有关部门调解在庭外达成协议：由建德市第二人民医院补偿杨澧群经济损失120000元。拿到该笔补偿款后，杨澧群又要求追究医务人员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后，杨澧群开始向省市有关部门信（上）访。为化解杨澧群的上访，最终相关政府部门又给予杨澧群救助金200000元。杨澧群的“遭遇”和“事迹”经有关媒体报道后，其成为“维权”名人，在网络上亦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何应璋妻子1998年在建德市中医院治疗中死亡，何应璋认为医院存在误诊误治，于2001年起诉建德市中医院要求赔偿。2003年其诉讼请求被本院判决驳回，何应璋不服该判决，开始申诉、上访。2008年底，何应璋经人介绍并从网上了解到杨澧群的“维权事迹”，主动联系杨澧群请她为其代理在省高院的申诉再审案件。2009年1月初，杨澧群到何应璋在寿昌镇横山社区的住处，与其签订“免费”（公民）代理协议，接受何应璋委托为其办理在省高院的申诉再审事宜。协议签订后，何应璋每月汇款或现金支付给杨澧群1000元作为办理委托事项的交通费、打印费等费用，前后支付了一万余元。此外，2009年3月4日，何应璋还向杨澧群的工商银行卡（卡号为95×××94）存入15000元。2015年初，何应璋要求与杨澧群签订养老协议，杨澧群予以拒绝。何应璋认为，既然不肯签订养老协议，杨澧群就应退还其2009年3月4日给予的15000元及之后收取的30000元存单存款。双方的矛盾爆发，本案成讼。本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一、在双方的交往中，杨澧群有无收到何应璋以肠粘连手术费名义给予的一份30000元存单存款？二、何应璋给予杨澧群的款项的性质？杨澧群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是否应当返还？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在双方的交往中，杨澧群有无收到何应璋以肠粘连手术费名义给予的一份30000元存单存款？原告何应璋主张，其于2009年3月8日至5月的某一天在建德市人民检察院大厅交付给杨澧群一张30000元的定期存单。被告杨澧群否认收取过30000元的存单。为此，何应璋向本院提供了一张编号为浙A12574544的工商银行储蓄存单复印件。该张存单的户名为何应璋，存入金额30000.04元，存入日为2008年12月27日，到期日为2009年12月27日。经向（出票行）工商银行建德寿昌支行查询，该张存单的存款已于2011年12月29日支取后销户；支取时结算的本息合计32228.67元。工商银行建德寿昌支行明确认定，该张存单系何应璋本人凭身份证和密码支取。银行工作人员对此解释称，定期存单除非在到期日当天可凭存单和密码直接支取外，其它时间支取的，均应提供身份证核对，若系他人代为支取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且在存单的支取信息中会记载代理人的身份信息，但该张存单的支取信息中仅记载了何应璋本人的身份证信息而无代理人的身份信息。而且，经查询得知，何应璋在取款当日的2011年12月29日在该行的相同网点、相同柜台又办理了一笔30000元的定期存款，后该30000元连同其它六笔存款（金额共计为52000元）于2013年1月6日支取后，何应璋又分两笔转存55000.64元定期，一笔为50000.64元，另一笔为5000元。故从上述查询结果可认定，上述编号为浙A12574544的工商银行30000.04元的定期储蓄存单，何应璋并未交付给杨澧群，也非杨澧群支取。此外，何应璋在庭审中称，由于自己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也有可能交给杨澧群的是另外的30000元定期存单。有没有这种可能？本院注意到，在何应璋向本院提交的其于2009年1月14日写给杨澧群的书信中，何应璋明确写明“十年官司，我还有6.5万元存款（包括在王盛龙处的债权15000元到时由我办理）”；庭审中本院向何应璋询问“你2009年有多少存款和现金”，其回答“总共是7万元左右，不到10万元”。同时，本院向工商银行建德支行查询了何应璋在2009年前后的定期存款情况，查询结果为：除上述2008年12月27日存入的定期30000.04元外，还有两笔分别为10000元的定期存款，一笔是2008年11月17日存入的10000元定期（该笔存款的支取销户时间为2009年4月30日），另一笔是2008年11月26日存入的10000元定期（该笔存款的支取销户时间为2009年1月24日）。即在2009年1月14日前后，何应璋在工商银行的定期存款为50000元，与其所述的“十年官司，我还有6.5万元存款（包括在王盛龙处的债权15000元）”说法完全相符，也与其庭审中“总共是7万元左右（存款）”的回答相接近。限于何应璋未能提供在其它银行有无开户或存款的线索和信息，对何应璋在其它银行有无存款及相应的金额明细，本院无法一一查清。根据何应璋提供的证据材料、法庭陈述及银行存款查询结果，本院推定：在2009年3月8日至5月期间，何应璋还有其它的金额为30000元的定期存单的可能性小。至于何应璋提出的，杨澧群已在双方的QQ聊天中承认收到过给她的30000元，并提供了双方于2015年3月29日的QQ聊天记录。杨澧群对此解释称，在双方交往中其的确收到何应璋给她的30000元左右的钱款，包括2009年1月之后分多次给予的12000元左右的交通费等费用，2009年3月4日存入其帐户的15000元，总计30000元上下。经审查，在上述聊天记录中，针对何应璋提出“订养老协议并办公证，不能订就退款”的要求，杨澧群（QQ昵称“水月镜湖”）回应称：“关于大伯送我的3万，因为有大伯三万和我补助款，才有我多年助人维权资本，现在大伯要翻老帐，请通过司法局查我吧”。因双方均认可，除2009年3月4日给予的15000元外，何应璋还以所谓的“车马费”名义给予杨澧群一万余元。因此，对上述QQ聊天中杨澧群所述“大伯送我的3万”的言语，无法理解成杨澧群已承认收到了何应璋给予的30000元定期存单。由此，本院认定，根据现有证据，何应璋主张在2009年上半年给予杨澧群30000元定期存款的事实无法成立。二、何应璋于2009年3月4日给予杨澧群的15000元款项的性质？杨澧群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是否应当返还？何应璋认为，其给予杨澧群除“车马费”外的肠粘连手术费，由于杨澧群现不同意与其签订养老协议，故其收取的款项为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而杨澧群认为，何应璋于2009年3月4日存入其帐户的15000元系赠与款，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应返还。所谓不当得利，是指受益人没有法律根据或者合同依据地取得利益而致使他人遭受相应损失的行为。我国法律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仅有一个条文，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通说认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三项：（1）取得不当利益；（2）造成他人损失；（3）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作为主张不当得利的原告，自应对其主张符合前述三项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没有合法根据，既有自始的无合法根据，如纯粹基于错误的给付，亦有嗣后的无合法根据，如合同被宣告无效、被撤销或被解除，原有给付因失去合同的支持而变为不当得利。本案中何应璋于2009年3月4日存入杨澧群帐户的15000元，明显可以排除系纯粹基于错误给付的情形。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这笔款项应认定为赠与。如果说，何应璋给付上述款项是以杨澧群同意对其“养老送终”作为条件的，那么准确地说该赠与就是附义务（条件）的赠与。何应璋主张在其2009年1月14日写给杨澧群的书信中，已明确表明委以“后事”，并认为把自己的养老救命钱给杨澧群，是指望她养老的。而杨澧群则称，何应璋给她钱时是主动自愿给予的，未提出过养老的要求，其也未答应帮他养老。经查，何应璋在2009年1月14日写给杨澧群的书信中，关于其主张的委以“后事”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我要你来是两件事，签委托代理书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件后事。你不要一听后事就慌，我不会要你抬担架端盆子的。十年官司，我还有6.5万元存款（其中有王盛龙同志等的借条一张1.5万元到时由我办理）万一车祸或急病猝死就湮灭了有点可惜常有所思。有没有工作身体受医难摧残，不像我好歹还旱涝保收温饱不愁。你要生存还能发展……钱对我实在是没有用处，这就是我的后事。”对上述信件内容的解读，通常人无法作出“何应璋拟将其65000元钱给予杨澧群并提出由杨养老的要求或以答应养老作为给付条件”的理解。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对“后事”的解释有二：（1）以后的事情；（2）丧事。也没有“养老送终”之意。何应璋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之后的交往中，双方有过要签订养老协议的约定，或杨澧群承诺今后承担其养老义务。故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系附义务的赠与关系。何应璋于2009年3月4日存入杨澧群帐户的15000元，将其理解成是何应璋对杨澧群的爱心捐赠更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鉴于原告未能明确是否系基于撤销赠与而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仍称由法庭根据事实确定。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受赠人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法定情形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而本案的赠与财产已转移六年之久，也无证据证明杨澧群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形。因此，何应璋要求杨澧群返还其给付的15000元于法无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何应璋要求被告杨澧群返还不当得利款45000元，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以公民身份接受委托参与诉讼活动的，不得以牟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或变相收受委托人的服务费用和其他财物。杨澧群作为无律师执业资格的普通公民，可以接受何应璋的委托为其申诉再审诉讼活动提供帮助，但其在该过程中变相收受了委托人何应璋的费用和财物，该行为有违法律规定。（二）在双方的交往中，杨澧群收取了何应璋15000元的赠与款，而何应璋已八十余岁高龄且听力有障碍并独居，对受赠人有诸多期许亦属人之常情，故从情理上来讲，杨澧群理应对何应璋心存感激并多加关心和照顾，但现双方的关系闹翻并走上法庭，实属不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应璋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26元，减半收取463元，由原告何应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曙光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姚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