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5）苏行诉申字第000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杨桂英。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杨菊英。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杨润龙。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杨润根。委托代理人曾博、熊丽，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桂英、杨菊英、杨润龙、杨润根诉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天宁区政府）、杨美英、杨润玉行政确认纠纷一案，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6日作出（2015）常行诉终字第10号民事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杨桂英、杨菊英、杨润龙、杨润根不服该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经审查查明，2014年11月10日，杨桂英、杨菊英、杨润龙、杨润根（以下简称杨桂英等四人）以天宁区政府为被告、杨美英、杨润玉为第三人，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杨桂英等四人与杨美英、杨润玉均是杨一与潘文琴的子女，六人是兄弟姐妹。杨一和潘文琴系常州市××14号、15号以及××1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并且一直在该房屋内生活。1992年、2006年，杨一和潘文琴相继去世，但未留下遗嘱，兄弟姐妹六人也未对上述遗产即案涉房屋进行析产分割，案涉房屋由杨润龙、杨润根、杨美英和杨润玉实际居住。后案涉房屋被纳入政府征收范围。2014年9月，杨桂英等四人得知在2014年4月22日，天宁区政府就××14号、15号以及××1号房屋征收补偿事宜，以杨美英、杨润玉为行政相对人，作出（2014）常天征补字第1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杨桂英等四人认为天宁区政府仅以杨美英、杨润玉为行政相对人作出的上述决定，遗漏了被征收人和征收补偿项目，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且程序违法，请求依法撤销（2014）常天征补字第1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查明，2014年5月6日，天宁区政府作出（2014）常天征补字第1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该决定认定，常州市××14、15号和××1号房屋无房屋所有权证，原实际居住人杨一夫妇已故，属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现实际居住人为杨润玉、杨美英。决定内容为：安置实际居住人杨润玉、杨美英本市××室（施工编号、期房），建筑面积104.72平方米，房价为834786元；××室（施工编号、期房），建筑面积为92.27平方米，房价为725124元。安置房亦为产权调换房，房屋产权调换的差价79780元、1号房2.2米以下阁楼补偿费14651元、6号房2.2米以上阁楼补偿费4623元、6号房2.2米以下阁楼补偿费3399元、产权登记费160元，由相关部门提存，与确权后的房屋所有权人结清。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费补偿给实际居住人。杨润玉、杨美英应当在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6日内从上述被征收房屋内搬出。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认为，由于房屋征收部门在征收过程中查证案涉房屋无产权证，且原实际居住人杨一夫妇均已故，该房屋处于产权不明状态。在此情形下，为保证实际使用人的生活居住，征收机关安置实际使用人杨润玉、杨美英两处房屋进行使用，并明确安置房为产权调换房，房屋产权调换差价等费用，由相关部门提存，待确权后与房屋所有权人结清。故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未对产权调换房的权属进行分配，不影响杨桂英等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系具体行政行为对其实际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起诉人杨桂英等人并非（2014）常天征补字第1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所确定的被征收人或搬迁义务人，其所诉具体行政行为对其实际权利义务也未产生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对杨桂英等四人的起诉不予受理。杨桂英等四人不服一审裁定，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14、15号以及××1号房屋由杨一与潘文琴共同共有，产权清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杨桂英等四人是案涉房屋的合法继承人和实际居住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显属错误。3、杨桂英等四人是（2014）常天征补字第1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重大利害关系人，一审法院以杨桂英等四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为由不予受理案件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民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诉讼主体资格。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之规定，对于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案件，被征收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同时，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之规定，被征收人即房屋所有权人。本案中，基于杨桂英等四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无法认定杨桂英等四人当然具备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案涉不动产即为本市××14、15号以及××1号房屋，并未经有权部门进行登记，故从形式审查来看，上述房屋所有权人并不明确，与上诉人所称“产权清晰”相左。即便杨桂英等四人认为其系案涉房屋的合法继承人，也不应当由行政诉讼解决案涉房屋继承人的继承权问题。杨桂英等四人并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其系案涉房屋被征收人的充分证据，一审法院在立案审查阶段作出不予受理杨桂英等四人起诉的裁定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五）项之规定，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杨桂英等四人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称：1、杨一与潘文琴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二审法院对该事实未置可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杨桂英等四人是杨一、潘文琴的继承人，在杨一、潘文琴去世后依法继承取得涉案房屋，成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3、在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去世后，杨桂英等四人作为继承人当然享有代为起诉的权利，即便杨一与潘文琴的诉讼主体资格丧失，杨桂英等四人仍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二审法院否定杨桂英等四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常行诉终字第10号行政裁定和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4）天行诉初字第5号行政裁定，指令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受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杨桂英等四人以其是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应当提供其具有涉案房屋权属的相关证据材料。但从杨桂英等四人提供的材料来看，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在被征收时的权利归属。因此，仅依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杨桂英等四人是与案涉征收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其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杨桂英等四人可以依法另行通过法律途径先行确认案涉房屋或其征收补偿利益的权利归属。综上，原一、二审裁定对杨桂英等四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并无不当。杨桂英等四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五项、第七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桂英、杨菊英、杨润龙、杨润根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 淳审 判 员  王家祥代理审判员  许祖福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黄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