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14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洪凯，男，1988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媛扬，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伟，男，198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宓保来，杭州市天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叶洪凯因与被上诉人杨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8民初5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洪凯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杨伟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杨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书第6页至第10页认定事实存在以下重大错误：1.叶洪凯实际取得的借款数额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2.叶洪凯清偿金额的认定完全背离本案客观事实，一审判法院在适用法律、审理程序和举证责任分配上均存在错误。 一、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的重大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杨伟分别于2015年10月30日、2016年1月23日、2017年5月23日出借给叶洪凯00000元、100000元、30000元，毫无事实依据。杨伟向一审法院只提交了所谓的借款凭证，但并没有就款项交付、借贷事实提供证据证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期限、利率以及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第十七条：对于现金交付的借贷，债权人仅凭借据起诉而未提供付款凭证，债务人对款项交付提出合理异议的，法院可以要求出借人本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有关经办人员到庭，陈述款项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并接受对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法院应当根据现金交付的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等诸多因素，结合当事人本人的陈述和庭审言辞辩论情况以及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等，结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但在本案中，在叶洪凯即债务人对款项交付数额提出合理异议的情况下，法院并未按照规定要求杨伟即出借人就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进行具体调查，而认为借条作为债权凭证能够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完全直接认定杨伟的主张，是非常草率的。一审法院实际上是先入为主，是在认定杨伟已将借款款项全部支付的思路指引下，去找叶洪凯有没有偿还的问题。 （二）叶洪凯自2015年11月13日至2017年1月20日多次偿还杨伟款项并提交了转账凭证，一审法院却不予置评，反而称“叶洪凯虽提交了转账凭证，但是否确系用于清偿本案债务，应由叶洪凯承担举证责任，即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由叶洪凯承担败诉风险”，但相反的是，在杨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却错误采纳杨伟所谓的款项用途、虚假的证人证言，不如实审查该款项的还款事实及具体去向，枉法裁判，完全背离本案客观事实。1.在一审审理举证期限内，叶洪凯向法院提交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材料，用于证明叶洪凯向杨伟支付的共计523000元，均用于偿还本案借款。叶洪凯已完成了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却称：“叶洪凯虽提交了转账凭证，但是否确系用于清偿本案债务，应由叶洪凯承担举证责任……”，试问，在叶洪凯提交上述证据，明确指明该组证据的证明对象系证明叶洪凯已偿还本案债务的情形下，如何再去举证证明该转账凭证系用于清偿本案债务？叶洪凯如何用其他材料来证明其还款行为的主观目的？叶洪凯的主观目的难道不就是其表达的证明对象吗？其付款的主观目的不是已经用转账的行为来表明了吗？但一审法院仍然认为，叶洪凯应当承担败诉风险，其逻辑存在着严重的问题。2.与上述第1点完全相反的是，在杨伟完全没有证据证明叶洪凯归还的每笔款项的所谓用途的情况下，却完全采纳了杨伟的说法但又未明确说明叶洪凯支付款项的用途，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一审法院完全没有明确认定叶洪凯支付款项的用途及去向，只进行了模糊处理，但又不认定叶洪凯有归还了本案的任何债务，在此情形下，是否一审法院已完全认同本案杨伟就款项的“合理说明”？那么：（1）2015年11月13日叶洪凯通过其母亲账户向杨伟支付13万元，杨伟称系“该款是半个月前叶洪凯欠别人钱，在杭州连人带车给扣下，叶洪凯打电话给杨伟，杨伟去处理这件事用的钱”。根据民诉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杨伟就该对其主张进行举证予以证明，但杨伟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在叶洪凯向法院阐明杨伟所言并非属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但不要求其举证证明，反而对其说法予以采纳，岂不是与其法律信念背道而驰。（2）2016年4月21日叶洪凯通过其母亲向杨伟支付4万元，杨伟称“是用于偿还叶洪凯向陈亮亮的借款，是杨伟担保的”。在该笔款项用途的认定上，在叶洪凯不认同其说法的情形下，杨伟同样存在与上述第1点一样的举证不能的问题，杨伟并没有就其向陈亮亮进行支付、拿回借款凭证如借条等问题进行举证，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一审法院在认定叶洪凯与杨伟之间的债务是否已经偿还等问题进行认定的重要理由与依据，在此认定上，一审法院完全存在着前后相互矛盾的问题。（3）2016年8月25日叶洪凯通过其账户向杨伟支付205000元，杨伟称“是叶洪凯所有的按揭买的宝马车，因为未按期支付款项，对方要求支付210000元，是杨伟与另一朋友去处理时代付的款项”。针对此陈述，叶洪凯不予认同，杨伟当庭亦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在2017年11月9日庭审已完全结束后，杨伟于2017年11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证人出庭申请，要求陈某出庭证明2016年7月份叶洪凯的宝马轿车因未按时支付按揭款，在杭州担保公司连人带车扣下，杨伟与其一起去处理此事，杨伟为叶洪凯垫付了16万元按揭款。而后，一审法院同意杨伟的申请，并于2017年12月13日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在第二次庭审中，就杨伟待证事项，叶洪凯向证人发问，但其只能回答出2016年天气热的时候，其与杨伟一起替叶洪凯支付了十五六万元左右款项给对方的车贷公司，但法院却认定其证言可证明杨伟替叶洪凯归还了160000元左右款项的事实，但具体时间法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定。相反的就叶洪凯发问的诸如：对方的担保公司是什么名称？在哪里？叶洪凯的车子何时被扣下？欠多少按揭款？欠多久时间？每月应还款是多少？和杨伟是什么时候去的？交付了多少数额？交给谁？交付完毕后有何凭证等问题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支支吾吾不能明确作答。且其明确和杨伟是朋友关系，而与叶洪凯只是见面认识，没有交往。叶洪凯当庭明确对其证人证言的效力表示质疑，但一审法院确予以认定。但就法院认定的事实而言，与杨伟一审庭审中所声称的2016年8月15日，杨伟代叶洪凯还款数额也是互相矛盾，205000元与十五六万元左右，数额相差巨大，如何认定为同一事实？且实际上，在此期间，叶洪凯所有的宝马车并未由其本人在使用，更没有被扣押一说，而购买该车子的贷款尾款167412元，叶洪凯也已在2015年10月12日予以还清（该车辆登记在叶洪凯母亲王小兰名下，第二次庭审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该车辆王小兰的全部按揭明细）。该车按揭款在2015年10月既已全部还完，又何来因在2016年8月未按期支付款项之说？可见，该证人证言完全不应采纳，且法院也未就具体时间作出明确认定。（4）2017年1月20日叶洪凯向杨伟账户支付100000元，杨伟称“是还给蔡利峰的借款，也是由杨伟进行担保的”。在该笔款项用途的认定上，在叶洪凯不认同其说法的情形下，杨伟同样存在与上述第2点一样的举证不能的问题，杨伟并没有就其向蔡利峰进行支付、拿回借款凭证如借条等问题进行举证，而法院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法。（5）同理，杨伟为了颠倒叶洪凯向杨伟清偿债务的事实，在案件审理结束后，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汪某出庭作证，欲证明叶洪凯于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叶洪凯向其借款5万元，月息2%，由杨伟担保，杨伟出面归还了本息6万元，借条归还给了杨伟。该证人只是笼统陈述在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上半年期间，叶洪凯向其借款共50000元左右，叶洪凯向其出具借条3张，后杨伟分两次向其归还共计60000元，借条给了杨伟。但就其所声称的给付现金的所谓事实，就叶洪凯提问的何时、何地交付、数额等问题并不能予以明确回答，且其在法庭上也明确回答，其与杨伟之间是朋友关系，经常会有经济往来。试问，若是杨伟真替叶洪凯偿还了借款，并且取回了借条，那么其就应该向法庭举证其偿还的事实行为、交付凭证、借条原件，但杨伟均未提交，况且，假使杨伟真的替叶洪凯偿还了借款，并拿回了借条，其势必要保留借条向叶洪凯主张代偿款项，为何又拿不出来呢？另外，杨伟在一审庭中表明是替叶洪凯向陈亮亮、蔡利峰还款，这时怎么又变成了是汪某聪？这其中所有的矛盾都表明，这个证人证言明显具有做假证的嫌疑，前后矛盾，一审法院应不予以采纳。但一审法院恰恰弃之不顾，只模棱两可的称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6）退一步说，假使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着其他的经济往来，那么就更应该根据双方提交给法庭的真实交易转账记录来进行核算，而一审法院应该本着不告不理的原则来审查杨伟此次诉讼请求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而明确认定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否已经得到清偿，而不是任由自己的审判思路跟着杨伟即原审杨伟的信口之言而罔置事实进行裁判。（7）在现实社会中，因借贷双方存在强弱势的差别或基于其他原因，债务人偿还债务以后不能拿回借款凭证的情形大量存在，不能仅以借条还在债权人手中，就推理认为该债权仍然存在，此推理严重与事实不符。在一审法院的通篇判决书中，诸如“理应”、“解释有其合理性”、“作了合理的说明”等陈述大量存在，而这些都是针对杨伟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的无理推脱，对叶洪凯却苛责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实为不公。 二、关于本案借贷发生的原因是及过程的客观事实。1.2015年9月开始，叶洪凯由于父母生病治疗需要大笔费用，使其财务上日益趋于紧张。而同时，其为了提前支付其母亲名下的宝马车的剩余按揭款项，于是向某垫资公司贷了18万余元用于支付车子的剩余贷款，并于2015年的10月12日向杭州工商银行予以支付剩余按揭款。因该款项为短期借款，叶洪凯需马上予以归还，于是在2015年10月15日至2015年10月17日之间，向杨伟借款16万元用于归还该垫资公司的款项，此为第一笔借款，并随后签了第一张借条；2015年11月13日，叶洪凯向杨伟归还了130000元，按双方约定其中归还本金100000元，利息30000元，剩余60000元本金，并且签了落款为2016年1月23日，金额为100000元的借条，此为第二张借条的形成过程；2017年5月23日的借条，叶洪凯当时只取得了10000元，但迫于杨伟的压力，签了30000元的借条。叶洪凯实际取得的金额应为170000元。2.自2015年11月13日至2017年1月20日，叶洪凯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等方式向杨伟支付款项共计523000余元，除此之外，在此期间，双方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等还有一些小额的款项往来，但该些往来系双方之前基于同学、朋友关系而进行。而不管如何，前述的523000元已完全覆盖了本案的债务，叶洪凯已完全履行了清偿责任。 三、一审程序严重违法，应当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而在本案中，法庭庭审已经在11月9日审理完毕，而杨伟在11月25日才向一审法院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杨伟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2015年10月30日叶洪凯向杨伟借款10万元，期限是到2015年11月29日，月利息2%，2016年1月23日借款10万元未约定借款期限，2017年5月23日借款3万元，期限是2017年5月23日至2017年6月1日，月利息2%，三份借条可证实叶洪凯向杨伟借款的事实，且借条下方均有借款人签名确认，收到所有所借款项。2.杨伟提交了公司章程、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双方一起出资开办公司，双方资金来往频繁是由于业务关系需要而发生的。3.叶洪凯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其向法庭的陈述说法不一，自相矛盾，辩称实际归还了523000元，更是违反常理，叶洪凯提交的转账记录与本案的个人借贷关系无关。退一步讲，如果说叶洪凯确实已经归还借款，那么也应收回借条或让杨伟出具确认借贷关系结清的书面手续。4.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叶洪凯的陈述均可以证实双方系初中同学，后一起开办公司，直到杨伟一审起诉之前，双方还是以兄弟相称，叶洪凯向杨伟借款并出具借条的过程根本不存在胁迫、引诱等因素。 二、一审法院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庭审中，审判员向杨伟询问部分款项的用途，该部分款项是由于叶洪凯向他人借款，叶洪凯为其担保后代为归还。所以根据法庭的要求，杨伟是在庭审后联系相关人员到庭接受调查，该行为并未违反程序。 三、双方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叶洪凯应当承担还款付息责任。直到2018年6月7日晚，双方聊天中，叶洪凯还明确承认欠杨伟两件案子的借款未还，并承诺有钱时会归还，也承认杨伟为其担保借款后杨伟代为归还的事实，同时对话中也透露出一审判决后，上诉不是其本意，上诉费、律师费这么贵，弄得大家两败俱伤。综上，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叶洪凯的上诉请求。 杨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叶洪凯立即归还杨伟借款230000元，支付利息46460元（附清单），支付代理费14870元，总计291330元；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叶洪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杨伟借款的出借情况。杨伟提交了借条三份，具体事实为：2015年10月30日，叶洪凯向杨伟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叶洪凯向杨伟借款1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0月30日至2015年11月29日，约定利息为月利息2%，若借款人未按期归还借款，则借款人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叶洪凯并签字确认收到借款全额收到；2016年1月23日，叶洪凯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叶洪凯向杨伟借款100000元，若借款人违约，则承担总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并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叶洪凯签字确认已收到全部借款的现金；2017年5月23日，叶洪凯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叶洪凯向杨伟借款3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5月23日至2017年6月1日，约定利息为月利息2%，若借款人未按期归还借款，则应向出借人支付约定利率两倍的逾期还款利息，借款人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叶洪凯在借条上签字确认借款已全部收到。该院认为，一般而言，借条作为债权凭证，能够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叶洪凯认为其实际借款只有170000元，其主要理由为：在第一次庭审中，叶洪凯陈述，2015年9月，叶洪凯由于父母生病需要治疗，于是向杨伟借款160000元，该笔借款即为2015年10月30日的这张借条上的借款。在第二次庭审中，叶洪凯又称，其向杨伟的160000元借款系杨伟于2015年10月15日至17日间代其向垫资公司还款所欠的款项。叶洪凯的说法前后矛盾。对于2015年10月30日的借条形成过程，叶洪凯称其于2015年11月还了杨伟130000元（含100000元本金，30000元利息），又给杨伟补写了借条。但如杨伟确实出借给叶洪凯160000元，叶洪凯在归还了本金100000元及利息30000元后，叶洪凯为何又出具100000元借条，叶洪凯并不能作出说明；对于2016年1月23日的借条载明的借款100000元，叶洪凯在第一次庭审中辩称，因2015年11月，叶洪凯归还了原借杨伟的130000元（含30000元的利息），剩余60000元形成了该借条，在借条形成的过程中没有取得任何款项。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叶洪凯又称2016年1月23日的借条形成是因为杨伟于2016年2月5日转给他44000元。叶洪凯前后说法矛盾；对于2017年5月23日金额为30000元的借条，叶洪凯称当时只取得10000元，但也未提交任何证据。综上，叶洪凯认为其实际借款170000元，但并未提供相应依据并作出合理说明，故该院确认杨伟主张的借款事实存在。 二、关于叶洪凯清偿情况。所谓清偿，系依债务之本旨为给付，以消灭债之关系。在债务是否清偿有争议时，应有债务人负举证责任。庭审中，叶洪凯明确原叶洪凯之间除本案及该院（2017）浙0108民初5120号案的民间借贷关系外，无其他经济往来。据此，叶洪凯认为其向杨伟的银行转账款及支付宝支付款项，均为清偿本案债务，扣除在此期间，杨伟向其所转的款项，叶洪凯实际清偿借款达523000元。其归还具体情况为：2015年11月13日，叶洪凯通过其母亲王小兰的工商银行账户向杨伟转账130000元；2016年4月21日通过母亲王小兰的农业银行账户向杨伟转账40000元；2016年8月15日叶洪凯通过招商银行个人账户向杨伟转账205000元；2017年1月20日，叶洪凯通过农业银行个人账户向杨伟转账100000元；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3月3日期间，叶洪凯通过其支付宝账户向杨伟转账44300元，在此期间，杨伟通过支付宝账户向叶洪凯转账13900元（其中2016年12月20日转账10000元，2017年1月18日转账2000元，2017年2月3日转账800元，2017年3月3日转账1100元）。2016年10月25日至2016年12月18日，叶洪凯通过其母亲王小兰的支付宝账户向杨伟转账24600元，杨伟向王小兰的账户转账7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从叶洪凯2015年10月30日出具的借条分析，还款时间为2015年11月29日，一个月的利息为2000元，叶洪凯称其于2015年11月13日归还了杨伟130000元（其中利息30000元），此显与借条载明的应还款本息金额不符，且既已全额清偿，也理应收回借条；叶洪凯称其于2016年4月21日通过王小兰农业银行转账的40000元也是归还借款，如果是归还了叶洪凯于2016年1月23日的借款100000元（借条未约定利息），则为何又于2016年8月15日一次性归还借款205000元，并仍不索回借条？且此后，叶洪凯为何仍用微信及支付宝转账方式向杨伟履行了48000元？叶洪凯称双方原系同学，其为杨伟高利所逼才付高息，但叶洪凯既未提供任何证据，且在明知杨伟出借如此高额利息借款的情形下，为何又于2017年5月23日又向杨伟借款（尽管自称实际只收到10000元），凡此种种，叶洪凯所称上述款项系归还借条所载明的借款，均不能得到合理说明，也不符合一般交易经验。此外，对于2017年5月23日出具的借条，叶洪凯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有款项归还，用于消灭该债权。 从杨伟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等情况分析：杭州磊凡贸易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16日于成立，叶洪凯、杨伟系该公司股东。因此，叶洪凯和杨伟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股东之间发生一定的资金往来也有客观上的需求。叶洪凯称，除涉案借款及该院另案（2017）浙0108民初5220号中双方发生款项出借及还款情况外，并无其他经济往来。如叶洪凯所述为实，则杨伟向叶洪凯支付宝转账13900元（其中2016年12月20日转账10000元，2017年1月18日转账2000元，2017年2月3日转账800元，2017年3月3日转账1100元），杨伟向叶洪凯母亲王小兰的账户转账7000元（其中2016年12月18日转账2000元，2016年12月15日转账5000元），只能理解为杨伟向叶洪凯的出借款，但上述款项，并未与叶洪凯出具的借条相对应。 关于叶洪凯所称的2016年8月25日转账款205000元系清偿本案债务。证人陈某陈述，杨伟垫付的160000元应在2016年天热时，杨伟主张为2016年7月间垫付；叶洪凯称在2015年10月15日-17日间，杨伟的垫付款即为本案2015年10月30日，2016年1月23日借条载明的借款。但如前所述，叶洪凯第二次庭审所称与第一次庭审陈述相矛盾，且与借条所载金额不符。该院对叶洪凯陈述无法采信，故应当认定叶洪凯转账的该205000元款项，并非清偿本案借款。 叶洪凯在第二次庭审中，称其向陈亮亮借款时，杨伟曾为其提供担保，又称其曾向蔡利峰借过钱，但对于杨伟是否为其担保，则记不清。此外，证人汪某聪也认为叶洪凯向其借款由杨伟担保。据此，可确认杨伟曾为叶洪凯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因此，杨伟称，叶洪凯于2016年4月21日、2017年1月20日的转账款，系支付杨伟担保代偿款等有其合理性。另外，原叶洪凯之间的微信往来中，杨伟曾提及“3号的那个利息不要忘了”，叶洪凯称知道了。叶洪凯对此解释认为，该3号的利息即为2016年1月23日借款的利息。但该借条中并未载明需支付利息，叶洪凯说法并不合理。相反，杨伟称因叶洪凯向他人借款，由杨伟担保，出借人向杨伟催讨，因此提醒叶洪凯。杨伟的解释有其合理性。 综上，该院认为原叶洪凯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叶洪凯虽提交了转账凭证，但是否确系用于清偿本案债务，应由叶洪凯承担举证责任，即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由叶洪凯承担败诉风险。本案中，杨伟对其所收到的叶洪凯款项作了合理的说明，苛求杨伟对收到的叶洪凯的每一笔款项作出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并不符合情理及交易经验，即杨伟在收到叶洪凯的款项后，一般情况下并不会长期保存其对叶洪凯的相关债权凭证。举例而言，如杨伟作为担保人为叶洪凯代偿了借款，则杨伟收到了出借人的借条，当叶洪凯归还了杨伟代偿款时，则在通常情况下，杨伟应将借条归还叶洪凯或当面销毁，在这种情况下，杨伟无法证明收到的款项确系为叶洪凯支付的担保代偿款。因此，该院对叶洪凯的抗辩不予采信。 杨伟出借款项230000元，利息计算期限及利率应依据借条约定、杨伟的主张等分别核算。2015年10月30日出借款100000元，按年利率24%，自2015年10月30日算至实际履行日；2016年1月23日出借款100000元，未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本案起诉状副本于2017年10月13日送达，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7年10月20日算至杨伟主张的判决确定之日；2017年5月23日出借款30000元，按年利率24%，自2017年5月23日算至实际履行日。对杨伟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4870元，叶洪凯也应依约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叶洪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杨伟借款本金23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其中2015年10月30日的出借款100000元，按年利率24%，自2015年10月30日算至实际履行日；2016年1月23日的出借款100000元，按年利率6%，自2017年10月20日算至判决确定之日；2017年5月23日出借款30000元，按年利率24%，自2017年5月23日算至实际履行日）；二、叶洪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伟的律师代理费损失1487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损失1977元，合计16847元；如叶洪凯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08元，减半收取2804元，由叶洪凯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1977元，由杨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杨伟提交提供录音光盘以及录音整理文字一份，录音地点是在杨伟的居住地，欲证明截止至2018年6月7日，叶洪凯仍认可欠杨伟的借款并承诺有钱时会归还的事实。 经质证，叶洪凯认为：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录音的形成过程是2018年6月7日杨伟将叶洪凯接到杨伟处，以故意诱导的方法诱使叶洪凯作出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意思表示，叶洪凯当时迫于是在杨伟的住所，为了自身安全，作出了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表述，该证据是杨伟采用偷录的方式采集。在此期间，叶洪凯也同时向省打黑办、浦沿派出所报案，提交证据材料，揭露杨伟的套路贷行为。现打黑办已经接受了叶洪凯提交的证据材料，正在调查当中。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叶洪凯对录音的形式真实性并无异议，该证据的内容和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本院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一审判决后，双方于2018年6月7日就本案借款问题进行了一次谈话，叶洪凯认可本案债务并表示有钱时会清偿。 本院认为，杨伟提供的三份借据是证明其与叶洪凯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叶洪凯虽然对借款金额有异议，但其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借据内容的相反证据，结合本案每次借款金额、杨伟的支付能力、双方之间的关系、叶洪凯的陈述前后矛盾且明显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事实，本院对借据载明的借款金额予以确认。本案三份借据仍由杨伟持有，叶洪凯主张债务已经清偿，应当提供证据对该事实加以证明。而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杨伟和叶洪凯之间除了本案和（2017）浙0108民初5120号案中的借款外，另有大量的款项往来及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双方住在同一街道，关系密切且共同成立了公司，叶洪凯称本案实际借款只有170000元但已经清偿了523000元，明显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另外，叶洪凯在诉讼中有违诚信，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且在一审判决后向杨伟认可本案债务并表示有能力时会清偿。据此，叶洪凯提供的付款凭证不足以证明系清偿本案借款，其主张本案借款已经还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叶洪凯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结果和程序均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08元，由叶洪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阳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