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深盐法民一劳初字第151号原告戴菁。委托代理人叶晓剑，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俐通电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DEUNGSOGUL，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刘洁，系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彭银琼，系该公司职员。原告戴菁诉被告俐通电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告向原告支付：1、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5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363000元：2、2015年5月1日至5月31日未足额支付的工资差额人民币7415.25元；3、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5600元；4、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与某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某乙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广州某丙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丙公司）等四家企业均为独立法人，同为香港俐通集团的下属企业。其中，被告、某甲公司、某乙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相同，实际控制人均为香港居民王某堂、王某珍，同时，被告与某甲公司存在业务往来，两家公司在行政、人事等方面存在交叉管理。2012年8月15日，被告与深圳市某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某丁公司派遣原告至俐通（香港）有限公司深圳代表处工作，任高级经理，劳动合同期限两年。原告主张其自2012年8月15日至2014年12月期间一直在被告处工作，任总经理，负责被告的生产管理；2015年1月至2015年4月期间被香港俐通集团总经理王某堂派驻在某甲公司工作，任厂长，负责某甲公司的生产管理；2015年5月起被香港俐通集团总经理王某堂派驻在俐通（香港）有限公司深圳代表处工作，负责海外设点。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原告2012年8月15日至2014年11月3日期间一直同时担任被告及某甲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负责两家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行政管理，上述工作期间为劳务派遣期间，劳务派遣单位为某丁公司；2014年11月3日至2015年6月期间，原告不再继续在被告处工作，仅负责某甲公司的国内维修业务。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2013年8月3日，原告与某丁公司签订《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劳动关系截至2013年7月30日，某丁公司给原告办理了离职手续。后原告与某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岗位为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全面管理工作，被告系俐通集团的成员单位，原告同意接受被告安排到俐通集团其他成员单位工作，但双方未约定劳动合同的具体期限及工资标准。被告对上述《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辩称其与某丁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但确认其与某甲公司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该合同显示签订日期为2013年8月1日，原告称该合同为2015年1月25日补签，被告确认系后续补签，补签时间在该公司2013年11月成立以后。俐通集团中国营运总部于2014年10月8日发出的邮件《关于调整俐通公司和某甲公司管理层的通知》记载：“由国内区域总经理曹某某先生兼任俐通电脑和某甲总经理职务，全面负责生产运营管理和行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监督、指导俐通电脑和某甲厂长开展相关工作；戴菁不再担任俐通电脑和某甲总经理职务，暂代俐通电脑和某甲厂长职务，负责日常的生产运作管理和行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2014年11月3日发出的邮件《沙头角俐通电脑组织架构重组及人事异动通知》记载：“公司董事会决定由2014年11月3日起，俐通电脑公司架构及人事调整按以下之安排执行：戴菁先生不再负责深圳俐通电脑业务，未来主要负责板田某甲国内维修业务。”原告未与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但原告确认被告公司员工均有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1月18日，某甲公司股东决议，因公司订单锐减，暂无生产作业可安排布置，继续经营恐严重亏损，决定自2015年1月20日起歇业停产，要求各相关部门做好员工安置及租赁厂房退租等后续措施，由俐通集团公司中国营运总部行政人力资源中心（广州某丙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统一安排调度。后原告代表某甲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与深圳市某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终止协议》，双方终止了2012年12月11日由原告代某甲公司与出租方签订的租赁协议。2015年5月22日，某甲公司出具《关于调整工资发放标准的通知》，称鉴于公司自2015年1月开始停工，公司自2015年5月23日起按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人民币2030元/月的80%向原告发放停工期间的工资。2015年6月11日，原告向某甲公司及某丙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因公司违反《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2款的规定，超过约定的工资支付期限，拖延发放工资，正式书面通知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此后，原告未继续在某甲或其主张的被告公司工作。原告上述工作期间的工资为月薪制，工资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工资为人民币7800元/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原告对该部分工资的支付主体表示不清楚，被告则称该部分工资是某甲公司先后委托某乙公司及被告代为支付，2015年6月起直接由某甲公司支付。被告提交的银行付款凭证显示，原告2013年8月至2014年6月的第一部分工资由某乙公司支付，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的第一部分工资由被告支付。第二部分工资为人民币25200元／月，被告主张该部分工资均由某甲公司委托某乙公司发放。被告提交的工资表显示，某乙公司逐月发放了原告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的第二部分工资。原告对上述银行付款凭证及工资表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称工资实际是被告自己发放或委托某乙公司发放。原告的社会保险单显示其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期间的社保在深圳某丁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购买，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社保在某乙公司购买，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期间的社保在被告处购买，2015年6月后的社保在某甲公司购买。原告2014年3月16日为办理赴美国旅游签证手续向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出具的担保证明写明“戴菁为俐通电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员工，任职售后服务经理”。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劳动合同书》、工资发放明细表及签收明细表、社会保险单、邮件等证据及双方庭审陈述予以证实，足以认定。另查明：原告于2015年6月19日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第1—4项一致，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8月10日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以及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劳动、工资支付凭证、社保缴费记录、工作证等证据综合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本案中，被告与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同属香港俐通集团的下属公司，三家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均相同，行政和人事亦有交叉管理，属关联企业。原告自与某丁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之后，一直在俐通集团旗下的相关公司或机构工作，在案证据显示其在2014年11月前曾同时担任被告和某甲公司总经理职务，同时负责两家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行政管理，双方确认原告从未在某乙公司工作过、与某乙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某乙公司为其支付了2013年8月至2014年6月的第一部分工资以及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的第二部分工资，并为其购买了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社保，因此，原告工资发放情况及社保购买情况均不能作为其劳动关系的认定依据，被告虽为原告支付过工资并购买过社保，但并不能以此证明其与原告有劳动关系。其次，原告自始至终未与被告签订过劳动合同，而被告的其他员工均有签订劳动合同，相反，原告与某甲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尽管该劳动合同的签订日期并非合同上书写的2013年8月1日，而系双方事后补签，但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为被告和某甲公司的总经理，深知两家公司的关联关系，补签合同时应完全清楚其行为的法律意义，其补签合同的行为应视为对双方劳动关系及劳动合同中相关内容的认可。劳动合同中缺乏合同期限、工资待遇等约定并不能影响劳动合同的效力。另外，原告自2014年7月后主要为某甲公司提供劳动，包括公司成立前场地租赁等筹备活动，以及公司成立后的生产运作、行政管理等，原告离职时亦是向某甲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综上，被告既非原告劳动合同的签订主体，也非原告提供劳动的主要对象，其工资发放和社保购买情况亦不能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缺乏证据支持，不予认定。其要求被告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2015年5月份工资差额及律师费等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至于原告办理旅游签证时出具的证明文件中有“戴菁系俐通电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员工”的相关表述，因原告确有为被告提供过劳动，出具该证明的目的仅为使原告顺利办理签证，不能当然证明其与被告有劳动关系。原告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三条，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戴菁的全部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六份，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  小  玲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丹丹（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