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581民初558号 原告：施天佑，男，1970年1月18日出生，现住香港九龙。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书榕，福建磊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双喜，福建磊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黄则添，男，193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福，福建高融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施天佑与被告黄则添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8年3月9日、2018年8月2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施天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双喜律师、黄则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福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天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施天佑与黄则添于2002年5月24日签订的《卖地合约》合法有效；2.确认上述《卖地合约》项下“回批地”因政府部门收储而进行的补偿安置所对应的补偿安置权益归属施天佑所有；3.黄则添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施天佑于2018年1月23日增加诉讼请求：黄则添将其于2003年3月4日在石狮市委会领取的征地款36400元归还给施天佑，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施天佑支付自2003年3月4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事实和理由：黄则添是石狮市（下称）第四生产队的村民。1993年前后，石狮市人民政府为城市建设需要征迁集体用地，村民按其被征土地享有相应的回批地权益，黄则添据此享有3.21亩被征土地对应的回批地权益。2002年5月24日，黄则添向施天佑出具一份《卖地合约》，确认黄则添将其享有的3.21亩被征土地对应的回批地权益以12万元/亩的价格转让给施天佑。施天佑按约向黄则添支付了全部转让款。根据该份《卖地合约》，该3.21亩土地对应的征收补偿权益理应归施天佑全部享有。然而，施天佑在收集本案相关证据时发现，黄则添曾于2003年3月4日私自向石狮市民委员会（下称委会）领取了征地补偿款36400元，却未将该些款项交付给施天佑。黄则添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卖地合约》的相关约定，是不诚信的行为，故施天佑增加诉讼请求。2011年，石狮市土地收购储备发展中心（下称土地收储中心）依法征收了的回批地作为“石狮市国际轻纺城”项目（下称轻纺城项目）用地，并以土地调换房屋产权的方式以轻纺城项目建设的相应房产予以安置。现土地收储中心将相应安置房产交付给了委会。据查，委会将于近期对上述安置房屋进行选房、交房。施天佑多次要求黄则添配合与委会办理选房安置手续，但是，黄则添均予拒绝支付。施天佑认为，该《卖地合约》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黄则添辩称，施天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理由主要是：1.施天佑提供的《卖地合约》系伪造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依法不能认定。黄则添与施天佑并不认识，在收到法院的诉讼材料后，才知道有施天佑这个人。黄则添也未曾与施天佑签订过任何协议，施天佑提供的《卖地合约》中所谓的“黄则添”签名，并非黄则添所签，手印也非黄则添所盖，《卖地合约》系伪造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认定。2.黄则添未曾收到施天佑的任何款项。施天佑主张己支付了全部土地转让款，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同样不能认定。3.即使黄则添签订了上述《卖地合约》，该合约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应认定为无效。本案涉及的土地并非黄则添一人所有，系黄则添的家庭成员全体共有，黄则添无权单独处分该土地，共有人擅自处分共同共有不动产的合同无效。案涉土地是政府回批量，但是至今未确认四至及办理产权登记，黄则添无权转让该土地。4.施天佑称其向黄则添等人购买集体土地，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不能成立。5.施天佑伪造合同，欲骗取黄则添等人的财物，数额巨大，己构成诈骗罪，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了相关证据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施天佑提供的卖地合约一份，拟证明其通过黄某3、黄某1、黄某4、黄某2等人，于2002年5月24日向黄则添购买被征收土地3.21亩对应的回批地份额，并支付12万元/亩共计369150元，合同项下的征地补偿权益已经归其所有的事实。黄则添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卖地合约系填空式的，有几种笔迹，签名、捺印并非是黄则添本人所为。本院经审查认为，施天佑持有并提供的卖地合约由“黄则添”签名、捺印，内容载明征用地的亩数、单价、合计金额等事项，与黄则添家庭户被征地情况完全一致；打印部分内容由黄某3提供，亩数、金额等空白处由黄某4及黄某3妻子卢越治填写，“施天佑”处原为空白，故多种笔迹符合客观事实；“黄则添”处由黄则添本人书写的事实，有证人黄某1、黄某2等人当场见证并加以证实，黄则添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笔迹鉴定申请，经本院释明并进一步分配举证责任后，仍未能在本院指定的第一次庭审后3日内提出鉴定申请，本院对其笔迹鉴定申请，依法不予准许。同时，施天佑与村民之间转让回批地份额的事实，业经（2006）泉刑初字第189号刑事判决认定，该份卖地合约业经该刑事生效判决审查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183386,0)?)〉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规定，黄则添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生效判决，故施天佑对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事实无须举证证明。综上，本院对施天佑提供的该组证据予以确认。2.施天佑提供的村民土地征用面积核实表，拟证明黄则添被征土地面积为3.21亩，其于2003年3月4日向委会领取了征地补偿款36400元的事实。黄则添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质证认为2003年3月4日只是土地面积核实的时间，36400元是在1993年土地征收时领取的。本院经审查认为，施天佑提供的该土地征用面积核实表，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表格名称为“土地征用面积核实表”，表格内容载明各片区面积核实、土地面积合计、已领征地款、核实时间等事项，明显系因核实征地面积而制作。对此，委会分别于2018年2月28日和2018年3月12日出具说明、情况说明各一份，分别证实其在2003年3月期间未曾向黄则添等6户发放征地补偿款，黄则添于1994年至1995年期间领取征地补偿款47600元，于2010年领取征地补偿款6970元等事实。因此，施天佑提供的该组证据仅能证明黄则添家庭户被征收土地的面积以及黄则添领取征地补偿款36400元等事实，无法证明领取征地补偿款36400元的时间为2003年3月4日。3.黄则添提供的见证书、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收据、收条、收费票据、完税凭证、现金支出凭证、收储回批地退返配套费领取表等证据的复印件，拟证明黄某1于2003年4月7日与蔡世杰签订转让协议，将其向村民购买的土地转让给蔡世杰并收取1700万元，蔡世杰的儿子蔡锦镑支付回批地配套费用52万元的事实。施天佑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黄某1转让土地给蔡世杰的行为已经刑事判决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因而是无效的，并且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发生于本案卖地合约之后，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黄则添未能提供该组证据的原件供核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组证据业经（2006）泉刑初字第189号刑事判决认定为黄某1犯诈骗罪的证据，其合法性不予确认；即使双方确实签订转让协议，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明显晚于本案卖地合约签订的时间，律师见证黄则添与蔡锦镑于2005年7月21日签订该份协议，但载明的“2002年3月，经中间人黄某1介绍，甲方（黄则添）愿将其土地被征用后，获得的相应比例的回批地转让给乙方（蔡锦镑），并于2002年3月，按土地征用面积预收乙方委托人黄某1每亩9万元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费”并非见证的内容，亦无相应的款项支付凭证予以证明。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2年间，施天佑委托黄某3向村民购买回批地份额。黄某3接受委托后，转委托黄某4、黄某2、黄某1分别负责向村民购买回批地份额事宜，其中黄某4负责核实被征收土地面积，黄某1直接与第四村民小组（第四生产队）村民协商接洽，黄某2到现场监督合同签订和款项支付过程。2002年5月24日，黄则添签名、捺印出具《卖地合约》交黄某1收执，载明“卖地合约黄则添户口地址：石狮市土地面积：3.21亩土地座落位置4队本人征用地售价：12万元/亩合计金额：369150元上述土地，本人自愿同意按价卖给买地人所有使用，面积及地权如有不实由本人负责，以后地价起落、本人决不后悔责怪，今款项由买地人付清给卖地人点清收讫盖章后、此地权即由买地人所有，及由此产生的土地回批量随即转让给买地人永久所有，卖地人及下辈子孙无权干涉，恐口说无凭，特立此约为据。卖地人签名盖章：黄则添2002年5月24日”等内容。黄某1收执后，将《卖地合约》交付给黄某3，黄某3又将《卖地合约》交付给施天佑。2017年11月17日，施天佑持《卖地合约》诉至本院。2017年12月19日，施天佑以拟庭外自行协商解决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2017年12月20日，本院以（2017）闽0581民初6711号民事裁定，准许施天佑撤诉。2018年1月10日，施天佑再次诉至本院。 另查明，因城市建设需要，1993年1月29日，原石狮市国土建设局与委会签订《征地协议书》，约定石狮市人民政府征收在西环路南北侧、师范以北石东公路东侧的土地664.824亩，其中道路85.838亩，水田200亩，农地378.986亩，按照石狮市政府对土地管理的规定补偿费标准计征，石狮市土地管理部门要付给一次性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实际征用约面积计算，水田每亩25500元，农地每亩19500元，道路每亩8000元，按征地面积的百分之一十五比例，增批土地99.724亩，由委会按市规划建设工厂、商店以及服务性事业及住宅，发展经济，增加村民收入。2003年3月4日，黄则添在《村民土地征用面积核实表》上签名、捺印，确认其属于第四村民小组（第四生产队）村民，被征地面积为3.21亩，已领取征地款36400元等事实。2004年6月17日，原石狮市国土规划建设局、灵秀镇人民政府与委会签订《灵秀镇征地结算情况》，因服装城建设需要，部分回批地位置需进行调整，根据调整后的规划方案，结算征地面积合计495532㎡（743.298亩），征地款水田510万元、农地752.3061万元、道路126万元、迁移坟墓和青苗赔偿费37.1649万元，回批地按征地协议应安排回批量111.495亩，已安排回批量70幢111.711亩，其中A1-A4已领取《建设用地许可证》。2010年间，黄则添领取征地补偿款项9930元。2011年11月11日，土地收储中心与委会签订《石狮国际轻纺城项目土地收购储备合同》，约定委会同意土地收储中心按照石狮市人民政府《石狮市国际轻纺城项目土地收购储备实施方案》（狮政综[2011]136号），对集体土地进行收购，收购集体土地面积76.6亩，该土地为回批地片区，东与大仑社区回批地交界、西至南洋路、南至石狮服装城凤仪街、北至南环路，土地收储中心同意以集体土地调换房屋产权形式，向轻纺城项目竞得人回购部分房产安置给委会，安置房产面积按收购土地面积76.6亩×879㎡/亩计算，共67331㎡，包括商业面积43765㎡及办公面积23566㎡两部分。2015年10月19日，土地收储中心、委会与石狮国际轻纺城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石狮市轻纺城房产回购安置协议书》，约定实际安置总面积67364.88㎡，其中实际安置商业面积43797.92㎡，实际安置办公面积23566.96㎡。2017年间，委会组织牵头，由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村民小组推荐的代表共同参与谈论制定《塘园轻纺城安置解决方案》，一致同意将安置数量确认至各个小组，每间应安置面积＝总应安置面积÷间数（每间按64㎡统算统分），各小组分得安置面积＝每间安置面积×间数，其中四队可分面积为49间×190.5039㎡/间＝9334.69㎡，其中商业面积为9334.69㎡×0.642946＝6001.70㎡，办公面积为9334.69㎡×0.3570537＝3332.99㎡，具体为一层1556.52㎡、二层1029.78㎡、三层987.38©O、四层1206.79㎡、五层1221.23㎡。 本院认为，施天佑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涉港民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确定准据法。施天佑与黄则添明示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施天佑与黄则添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二、合同标的、性质及效力。 一、施天佑与黄则添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施天佑与黄则添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理由主要是：1.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根据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泉刑初字第189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2002年5月间，被告人黄某1通过村民黄某3得知福建省百宏集团地产公司的施天佑欲收购石狮市第四生产队的征用地回批份额，即与该村村民逐户商谈，由被告人黄某1等人作为村民代表与施天佑签订了将该村第四生产队的征用地回批地回批份额共69.25亩出让给施天佑的土地出让合约，后由施天佑付给村民人民币760万余元”。2.施天佑持有并提供了存在合同关系的证据。施天佑持有并提供的《卖地合约》载明的事实，不仅能够与前述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互印证，而且能够与证人黄某3、黄某1、黄某4、黄某2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施天佑委托黄某3，黄某3转委托黄某1、黄某4、黄某2等人，由黄某1具体负责与黄则添协商接洽，就征地回批地份额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支付转让款项，并由黄某1将《卖地合约》交付给黄某3，再由黄某3交付给施天佑等事实和具体经过。黄则添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签名、捺印出具“买地人”为空白的《卖地合约》交黄某1收执，应当认定其并未要求黄某1披露合同相对方，对合同相对方是谁持放任的主观态度，不存在“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况。现施天佑持有《卖地合约》直接向黄则添主张合同权利，无论黄某1是否确实系以自己的名义与黄则添签订《卖地合约》以及是否向黄则添披露委托人为施天佑，黄某1均是施天佑的委托人，黄某1处理的仍是施天佑的委托事务，黄某1的行为后果应由施天佑承受。黄则添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至于黄则添是否认识施天佑，并不影响其与施天佑之间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3.黄则添的辩解意见依据不足。黄则添陈述回批地于2002年5月24日卖给黄某1，但又提供其与蔡锦镑于2005年7月21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并陈述蔡锦镑补偿其18万元/亩，该些事实明显不符合交易的常理，违背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反而与黄某1犯诈骗罪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因此，本院对黄则添的该些辩解意见不予采纳。4.施天佑已经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卖地合约》约定“今款项由买地人付清给卖地人点清收讫盖章后”，结合黄某3、黄某1、黄某2证言，能够认定施天佑事实上已经支付黄则添合同款项11.5万元/亩，预留0.5万元作为押金。据此，应当认定施天佑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主要付款义务。 二、合同标的、性质及效力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合同标的，根据1993年1月29日的《征地协议书》、征地款结算、回批地收储等事实，集体土地被征收的时间为1993年1月29日。当事人双方在《卖地合约》中约定“土地面积：3.21亩”、“土地座落位置4队本人征用地”、“上述土地”、“此地权即由买地人所有，及由此产生的土地回批量随即转让给买地人永久所有”等内容。因此，协议签订时，集体土地已经被征收，并且政府已经发放征地补偿款并回批集体建设用地。因此，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转让标的明显不可能为集体土地使用权，而应认定为黄则添家庭户在享有的回批地份额以及回批地份额被征收而产生的相应补偿权益。所谓“回批地”，系有关土地主管部门在征收后宅村集体土地时，按所征收的集体土地面积的一定比例增批一定数量的集体建设用地给被征地集体，作为被征地集体的一种特殊权益补偿方式。该“回批地”在未由各村民按其享有的“份额”进行实地分配、报批建设或者实际投入建设前，被有关土地主管部门征收并产生相应的补偿权益。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名称虽为“卖地合约”，但实质上系当事人对于“由此产生的土地回批量”约定的转让协议。“由此产生的土地回批量”属于黄则添家庭户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所享有的具体的民事权益，性质上应属一般的民事合同，黄则添作为户主，有权代表其家庭户签订转让协议，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综上，本院认为，施天佑与黄则添之间的合同关系，有施天佑持有并提供的《卖地合约》为凭，当事人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确认为合法有效。施天佑关于确认当事人双方于2002年5月24日的《卖地合约》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施天佑依约支付给黄则添合同款项11.5万元，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主要付款义务。黄则添拒不承认其与施天佑之间的合同关系，并拒绝交付因回批地被收储产生的补偿权益，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据此，施天佑要求确认《卖地合约》项下因回批地被政府收储而产生的补偿安置权益归其所有，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是，《卖地合约》签订于2002年5月24日，黄则添于1994年至1995年间即领取了征地补偿款47600元，该部分款项明显不属于《卖地合约》项下约定的转让标的范围。施天佑经本院释明后明确不变更诉讼请求，其关于黄则添归还征地款364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黄则添于2010年间领取的征地补偿款6970元，施天佑并未提出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查处理。黄则添关于施天佑存在伪造证据骗取财物情形而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抗辩意见，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施天佑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183386,0)?)〉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施天佑与黄则添于2002年5月24日签订的《卖地合约》合法有效； 二、确认上述《卖地合约》项下回批地被政府收储而产生的补偿安置权益归属于施天佑所有； 三、驳回施天佑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658元，由施天佑负担710元，由黄则添负担8948元。 如不服本判决，施天佑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黄则添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邱堂寅 审判员  林雪迎 审判员  黄招荣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杨少娜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183386,0)?)〉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