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11民初2864号 原告：富阳鼎川造纸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566084135X，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江南路**第**。 法定代表人：钱忠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军，浙江睦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译民，男，1966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系公司员工。 被告：汕头市广利造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193161328D，，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竹林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李佳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泽鹏，广东广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富阳鼎川造纸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阳鼎川公司）与被告汕头市广利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广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富阳鼎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军、王译民、被告汕头广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泽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富阳鼎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违约定金人民币15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5月23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按年利率5%计算，暂算至2018年4月23日为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富阳鼎川公司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双方于2013年10月22日签订的《二手设备买卖协议》。事实和理由：2013年10月22日，被告因生产需要，与原告签订一份《二手设备买卖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各类二手造纸设备及配件，合计人民币约60余万元，交货时间为被告支付定金之日起一个月内提货，交货地点为原告厂内，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协议签订后，原告根据协议约定的设备清单进行备货及改造，被告则仅支付定金人民币100000元。设备改造完毕，被告公司派员前来提货，经结算该批设备含税价人民币17万余元，但被告公司又支付了剩余定金人民币50000元，就要求原告公司将设备交付被告。原告当即表示不同意，因为根据双方约定的货物总价含税已达60余万元，被告所需支付的定金就有150000元，而被告在仅支付定金的情况下，就要将17万余元的设备先行拉走，原告认为违背合同未定，故未能同意。经原告要求，如果被告方确实因为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不需要原告继续提供剩余二手设备则应由公司发函说明情况，随即被告公司向原告公司传真函件一份，主要意思就是双方取消2013年10月22日签订的二手设备买卖协议，被告只同意提走大纲机架2套、胶辊2条，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价值人民币170000元的二手设备，但理由并非被告在函件中提及的规格和质量不符，而是被告已经从第三人手中，另行购得相应机器设备，实际已经不愿继续履行上述协议。但由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公司代表当日未能将二手设备提走。原告本以为被告自知违约在先，定金依法应当由原告没收，然而同年4月23日原告负责人却因被告的报警，导致被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公安分局因涉嫌合同诈骗被采取强制措施38天，最后因为证据不足为由，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及监视居住，直至2016年11月24日被依法撤销案件，证明原告不存在诈骗行为。但在原告负责人被羁押于看守所期间，被告通过公安部门对原告公司负责人家属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退还上述合同定金人民币150000元，原告负责人家属救人心切，只得将上述款项支付被告账户。2017年10月，原告负责人接到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通知，告知本案已经做出撤销案件决定书。综上，原告认为双方之间签订的《二手设备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被告在单方违约的情况下，又通过非法途径逼迫原告违背真实意思向其退还定金的行为，于法无据；现原告负责人经由法定程序确认不存在犯罪行为，故本案仍因作为普通民事纠纷案件进行处理，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立即退还定金人民币150000元。 原告富阳鼎川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二手设备买卖协议1份，证明原、被告就二手造纸设备购销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向被告提供价值人民币60余万元左右的设备，被告依约向原告支付30%定金的事实。 2、送货单1份（复印件）、富阳市松溪地磅过磅单1份（复印件），证明原告已经为2014年3月14日交付货物做了准备。 3、函件1份（传真件）、函件1份，证明2014年3月14日被告明确提出不再履行二手设备买卖协议义务的事实。 4、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商业银行）业务委托书1份，证明原告在被迫情况下于2014年5月23日将定金150000元退还给被告的事实。 5、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撤销案件决定书1份，证明原告负责人王译民因被告诬告陷害遭受司法机关违法调查，最终被撤销案件的事实。 6、录音光盘1张（原始载体为王腾飞金色苹果6手机、时间为2015年7月4日晚17：30—20:00、、地点为富阳区鹿山街道蒋家村林场路**杉林草堂饭店系其中1段谈话内容），证明原告当初向被告退款是因为被告负责人通过违法手段联合澄海公安给原告负责人王译民施加莫须有的罪名，当王译民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给其家人压力之后，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原告方才将款项打回被告处，所以该打款行为并非原告主观意愿的退还。 被告汕头广利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所持的理由十分荒谬，依法应该予以驳回。第一，本案真正的违约方是原告，实际的操作和运作人是王译民，原告以及王译民应该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原告在签订买卖合同接受定金后，并没有按期交付合同约定的货，在被告催促和交涉之下，才在2014年3月14日邀约被告的员工到原告的工厂提货，经过双方确认和过磅，符合合同约定的，被告能够提走的货物只有胶辊两条以及大缸机架两套，总货款14万多元。在原告公司的张炳飞跟被告公司的余锡光确认和结清货款的情况下，原告强行把已经装车的货物拉回，过后也拒不退还相关的款项，也没有再继续供货，而是要求被告传真了一份函件，要求不再履行买卖合同；第二，案涉合同因为交易无法完成，在2014年3月14日已经协商解除。原告过后把被告的订货款15万元付还被告，是履行解除合同后返还财产的一个行为。而且解除合同和返还财产发生在2014年，距今已3年多了，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合同解除有异议的，应该在法定的3个月内提出异议，而原告在这个时间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所以原告的诉请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第三，原告增加诉请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也是十分荒谬的，依法应该予以驳回。从程序上来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原告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原告直至今日（2018年8月10日）才增加诉讼请求，是无理缠讼；从事实上来是，案涉合同早在2014年3月14日就解除了，不存在继续履行的基础，原告也在起诉状中陈述“经原告要求，如果被告方确实因为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不需要原告继续提供剩余二手设备则应由公司发函说明情况，随即被告公司向原告公司传真函件一份，主要意思就是双方取消2013年10月22日签订的二手设备买卖协议…”。 被告汕头广利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承兑汇票2份（复印件），证明被告在2013年10月22日支付定金100000元、在2014年3月14日支付货款50000元。 依被告汕头广利公司的申请，本院向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调取询问（讯问）笔录8份（具体为袁会军1份、张炳飞1份、夏金2份、余锡光2份、王译民2份），以证明原、被告买卖合同订立和履行到解除的一个过程。 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富阳鼎川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汕头广利公司质证后，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420000元，而且里面的机架按实际过磅的数量进行结算，协议的版本也是原告提供的格式版本，里面约定的定金30%明显超过法定的20%，所以按合同的标的420000元来算，被告支付的100000元定金已经超过了法定的20%，合同约定定金到账后1个月内可以提货，但原告没有在定金到账后1个月内供货，违反了合同约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送货单和过磅单所标示的时间为2014年3月14日，距离原告收到定金款100000元和签订合同的时间2013年10月22日已经接近5个月时间，明显违反合同约定的期限；其次，送货单和过磅单清楚的记载了原告能够提供的只是挤水辊两支和支架2套，总金额是149250元，而在2014年3月14日当天原告已经接受了被告150000元的货款，这个金额已经超过了货物的价格。对证据3，对其中传真的函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函件内容清楚提出经过双方协商，被告同意提走的是胶辊2条，大缸支架2套，其余买卖协议取消，原告接受函件之后也一直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但是并没有按函件的内容履行交货义务；对余锡光签字的函件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内容与传真的函件的内容基本一致，对内容予以认可，也清楚体现了余锡光对原告提供产品的规格和质量有异议，已协商解除。对证据4的三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汇款单清楚的记载原告退还定金及货款，该退款行为是原告自愿履行的，而原告所谓是被迫退款，没有证据支持，也缺乏依据，该退款行为是2014年3月14日双方协商解除合同后返还财产的行为，因为如果原告不返还相关的款项，那么在民法上是不当得利，如果是有涉嫌诈骗，还要受到刑事追究，所以原告是在清楚相关法律的情况下，自愿退还款项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从查证，与本案无关，王译民个人的刑事案件与本案无关，王译民个人是否应当受到刑事追究，不影响买卖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主张和处理，对原告主张权利或行使诉权没有阻碍。对证据6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该录音系原告单方录制，对话的环境也是原告预先设置，不清楚具体来源，且经过剪辑，也无法核实清楚对话人的身份、所说的内容是否是其真实表达、内容是否完整，且表达内容也不具备真实性，对话人以朋友约饭的方式展开对话，其表达的内容完全是出于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内容闪烁其词、不知所云，与真实情况出入非常大；其次，对话内容是关于王译民刑事案件处理程序问题，并没有涉及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的订立、履行的事实内容；最后，通篇内容王译民都没有提到如何退还15万元的事，反而是王译民一再强调他上次跟公安交流的较好，大家都退还一步，和解就算了。王译民还自认在刑事程序上请了律师开会探讨他这个案子，律师还提了辩护意见，这也说明根本没有胁迫的存在，真实的情况是原告退还了上述款项给被告是经过专业人士的反复研判之后自愿作出的。本院审查后认为，对证据1-6形式上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将在裁判理由中分析阐述。 二、被告汕头广利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富阳鼎川公司质证后，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原告确实在这两个时间收到两笔钱，但是这两笔都是定金，合同总价420000元加上大缸机架再加上合同税款，然后乘以30%算出来的定金，但还不足。本院审查后认为，该证据形式真实、内容合法，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认定。 对依被告汕头广利公司申请，本院调取的询问（讯问）笔录。原告富阳鼎川公司质证后，对三性均有异议，（1）报案的是被告公司的员工余锡光，其笔录陈述有虚假成分，其中其在2014年5月6日的报案笔录中提及的其中第三条（烘缸）下面的“提供合格证。压力容器。压力5公斤。”的字“是经过王译民和李佳林双方协商同意，由王译民写上去的。”这与原告提交的二手设备买卖协议上的不符。由此说明，被告通过恶意伪造事实，逼迫原告退还案涉定金。（2）对袁会军的笔录，其中笔录第3-4页公安问“李佳林他们公司以前有没有去富阳新登王译民的厂提过货？”他回答的“没提过货，只是看过货，看货是我带余工去看的。”这句是认可的，恰恰能说明双方确实到新登仓库去看过货，但其笔录的其他部分也与事实不符，包括他与王译民、李佳林之间的关系描述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他与王译民的关系是不好的，他是李佳林公司这批货的安装工。（3）对张炳飞的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4）对夏金的笔录，他并不是整个交易过程的参与者，他都是听第三方讲的，而且也存在虚假的部分，尤其笔录中他说王译民是故意和被告签订合同以及与杭州余杭长港公司做生意，这与事实完全颠倒了。而且夏金的笔录都是公安预先做好后再让他签字的。（5）对王译民的两份笔录的三性均无异议。综上，全案调取的笔录说明被告操控了整个王译民涉嫌合同诈骗的始末，迫使王译民违背自己意愿支付了150000元。被告汕头广利公司质证后，（1）对袁会军的笔录的三性均无异议，已经充分证明他是参与到买卖合同中货物的查看和提货的过程中，他也明确查看货物是在提货前半个月，也就是2014年2月份，查看货物时，王译民的货物并没有准备好，在2014年3月14日提货时，只有机架和胶辊，其他货物没有，袁会军也明确，李佳林要订货的内容。（2）对张炳飞的笔录的三性均无异议，也证明了货物是交接了之后装上车的，然后到松溪过磅，按过磅的重量结算是14万多一点，装车后准备拉往汕头，后来王译民说钱不够，又把货拉回去，这个情况与袁会军和余锡光的笔录是一致的，由此证明了货物交接的过程是王译民设局骗取被告钱财。（3）对余锡光的两份笔录的三性均无异议，充分证明了合同签订之后和定金交付之后，王译民一直没有按约定交付货物，在余锡光的一再催促下，才约定在2014年3月14日提货；余锡光也说明了王译民给出的解释是说他在外面找3000大缸；余锡光也证明了他委托袁会军过去查看货物的时候，只看到机架有一堆放着，而他在春节后跟袁会军一起去看，也是设备还没有装好，所以他打电话给王译民，说设备没装好怎么验收。由此证明王译民一直违约，甚至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4）对夏金的两份笔录的三性均无异议，证明了他总共有六次跟王译民协调过如何退还150000元货款给被告的事情，因为夏金是王译民的朋友，所以他的证词可信度是高的，协商过程中王译民讲这150000元是不会还给李佳林的，而且王译民说签这个合同是故意的，王译民想以提货的方式，让余锡光再拿50000元过来，王译民还对夏金讲，他是富阳当地人，人比较熟，不怕打官司；夏金的笔录中还提到，他跟王译民商量过说大家都是朋友，上次的长港的费用能不能补一两万。由此说明整个过程王译民及原告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就是想要侵吞被告的150000元。（5）对王译民的两份笔录，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陈述的大部分内容均有异议，很多都是避重就轻、回避责任的虚假陈述，需要指出的两个地方：其在2014年4月26日的笔录中陈述签合同是420000元，并不是他说的五六十万；他也陈述部分要改造好才能交货，并不是签合同时就能交货的。合同约定一个月内交货，后面没有按时履行合同，说明原告与王译民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违约也是在他们那方。本院审查后认为，对该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将在裁判理由中分析阐述。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1、王译民系原告富阳鼎川公司的负责人，案外人张炳飞原系原告公司位于富阳区新登镇的仓库的管理员；李佳林系被告汕头广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外人余锡光则系被告公司的工程师。 2013年10月20日左右，因须采购一批二手造纸设备，被告汕头广利公司的李佳林与余锡光一同前来富阳，与原告富阳鼎川公司商量购买二手设备相关事宜。2013年10月22日，原告富阳鼎川公司与被告汕头广利公司签订《二手设备买卖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如下产品：Ф3000*3700烘缸（带轴承、轴壳、齿轮）1只110000元、Ф3000*3600烘缸（带轴承、轴壳、齿轮）1只110000元、Ф800*3650胶辊（带轴承、轴壳）4支（每支31250元）共计125000元、Ф400*3700胶辊（带轴承、轴壳）3支（每支15000元）共计45000元、Ф500*3700胶辊（带轴承、轴壳）2支（每支15000元）共计30000元、大缸机架（按图配齐）2套（5000元／吨）按实际过磅，合计人民币420000元（不含税价）；交（提）货时间为付30%定金到账后一个月内提货；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协议还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 同日，被告汕头广利公司以承兑汇票形式支付原告富阳鼎川公司定金100000元。 2、2014年春节后，余锡光与案外人袁会军一同前往原告富阳鼎川公司位于富阳区新登镇的仓库查看定购的货物。 2014年3月14日，余锡光与袁会军一同前往原告富阳鼎川公司位于富阳区新登镇的仓库提过。双方合同约定的大缸机架2套经过磅，重量为23.85吨。同日，原告富阳鼎川公司制作送货单一份，载明：客户为被告汕头广利公司、产品为大缸机构2套共计119250元、挤水辊2支共计30000元。被告汕头广利公司以承兑汇票形式支付原告富阳鼎川公司50000元后，准备将该送货单载明的货物运走时，遭到原告富阳鼎川公司的拒绝。 同日，余锡光向原告富阳鼎川公司提供一份打印的书面函件材料，载明：“富阳鼎川造纸设备有限公司：我公司（汕头市广利纸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22日与贵公司签订的二手设备买卖协议中原定购的烘缸、胶辊我公司现已自行购买无需贵公司供货。汕头市广利纸业有限公司2014年3月14日”。后该书面材料中“现已自行购买”处被手工涂划并添加部分内容后，此处内容被修改为：“…原定购的烘缸、胶辊‘因规格与质量不符合要求’我公司与‘贵公司协商商定已’无需贵公司供货。…”。经原告富阳鼎川公司要求，被告汕头广利公司随即传真一份书面函件材料，载明：“我公司于2013年10月22日与贵公司签订二手设备买卖协议，由于我公司定购的烘缸及部分胶辊规格及质量不符合我公司要求，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提走协议中：400*3700胶辊二条及大缸机架2套，其余买卖协议取消。此前已付贵司定金人民币壹拾万元在本次提货总价抵清，多退少补。” 后原告富阳鼎川公司与被告汕头广利公司就此多次协商未果。 3、2014年3月27日，余锡光向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报案，称被告汕头广利公司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被原告富阳鼎川公司王译民诈骗150000元。 2014年4月24日，王译民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讯问，后被拘留37天。 2014年5月23日，原告富阳鼎川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退还被告汕头广利公司150000元，并在转账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处注明“退还二手设备定金及货款”。 2016年11月24日，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就王译民合同诈骗案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 4、另查明，原告富阳鼎川公司还有另外一个仓库位于富阳区春江街道。 被告汕头广利公司已向他人购买二手造纸设备，不同意继续履行与原告富阳鼎川公司签订的《二手设备买卖协议》。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二手设备买卖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一、案涉合同的定金金额。本院认为，定金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以保证债务履行为目的，在合同成立时或未履行前，预先给付对方的一定数额的金钱的担保方式，因此具有预先给付的担保性质。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明确产品价格为不含税价，且合同签订时的合同总价款为420000元。尽管双方约定的定金为合同价款的30%，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故本院认定案涉合同的定金金额依法为84000元（420000元×20%），原告有关案涉合同定金为150000元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二、案涉合同是否已解除。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并未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事后也未对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案涉合同的解除必须具备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被告据以解除合同的理由为函件材料中载明的定购的烘缸及部分胶辊规格及质量不符合要求以及庭审中增加的原告无法提供这些货物这项理由。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合同是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佳林与工程师余锡光前来富阳与原告富阳鼎川公司商量后签订的，且合同中明确列明了产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等产品信息；其次，原告自始至终并未向被告交付除“400*3700胶辊二条及大缸机架2套”外的烘缸及部分胶辊，因此客观上被告无法检验烘缸及部分胶辊的规格与质量，且被告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再次，余锡光提供给原告的函件尽管经过手工涂划后变更了部分内容，但仍然清晰地看到涂划前的内容为“…现已自行购买…”；第四，余锡光与袁会军只去过原告富阳鼎川公司位于富阳区新登镇的仓库内看货、提货，并未去原告公司位于富阳区春江街道的仓库看货、提货；最后，王译民合同诈骗案也已被撤销。故本院认定被告汕头广利公司据以解除合同的理由，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其于2014年3月14日提供给原告的函件材料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双方所签的《二手设备买卖协议》尚未解除。 三、案涉合同是否能够继续履行。本院认为，从双方合同签订距今已长达四年之久，而案涉标的物系二手造纸设备，且被告汕头广利公司已向他人购买二手造纸设备，亦不同意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请，不予支持。 四、被告是否须退还150000元。本院认为，原告富阳鼎川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在受胁迫等情形下退还被告150000元。故本院认为，原告富阳鼎川公司向被告汕头广利公司退还150000元，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故被告无需支付原告150000元。 综上所述，原告富阳鼎川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富阳鼎川造纸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00元，减半收取计1950元，由富阳鼎川造纸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富阳鼎川造纸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沈光翠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倪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