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1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达美，女。上诉人（原审被告）云惟青，男。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严世荣，海南凯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黄良福，海南凯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恒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振东，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翠英，河北高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达美、云惟青因与被上诉人海南恒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枫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4）文民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9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许达美、云惟青系母子关系。2010年5月11日，原告与被告许达美签订了《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在《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中双方约定：“甲方义务：1、甲方（许达美）负责联络该地块旁边的11个小地块业主，并成功取得他们同意后给乙方（原告）开发使用，办理报建手续由乙方负责。2、甲方负责协助乙方住宅用地的容积率提高，如征得政府部门批准增加该地块的容积率时，则增加容积率需要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义务：1、乙方负责提供合法的公司及充足的资金，用于将上述土地使用权集中变更到乙方公司名下，以便具备向政府部门申请报建开发的备件。涉及土地使用权更名转让的款项全部由乙方承担。2、乙方保证该项目全部一次性开发，从政府部门批准施工之日起用一年半时间完成。力争将该项目建设成质量好、智能化的各种配套设施完善的绿化小区。……第四条、其他约定乙方必须同意给甲方一、二层楼三个铺面，总共面积900平方米，由甲方指定豪华装修（由乙方出资），门、门框应使用坤木。地下停车库100平方米。最顶层三个套间（同一层楼上），四房二厅二卫一厨，每一个套间都有主人房，合计面积400平方米（豪华装修）。三套房的所有房间全部用木地板，墙壁衣柜由甲方指定装修（由乙方出资）。度假式公寓楼三套（指定最顶层二房一厅一卫68平方米），必须在云惟青宗地上南二环路面上向南（文府路）。（地下车库、铺面、最顶层三个套间，最顶层度假式公寓楼三套，合计204平方米。办理房产证过户手续全部所有费用由乙方负责出资。以上面积不能少于10平方米，如少于10平方米，则乙方应赔偿甲方违约金3%。第七条、物业管理费享受永久性免费。在《承诺书》中，被告当时法定代表人赵锦双“承诺在本项目工程许达美姑妈能办到效果图方案同意在三栋20层以上，地下室一层，商铺三层的情况下，公司同意在（再）给许达美姑妈三个100平方的套间，在（再）加二百万元。”并在承诺书上加盖了被告公司公章。2010年5月11日，原告与被告许达美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被告云惟青名下的987.31平方米土地以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经海南正理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地价值208.3224万元。现土地已过户至原告名下。原告与被告许达美签订《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之前，2010年3月，许达美开始联络小块地业主严雄、严炳，并动员他们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原告，现严雄、严炳的土地已过户至原告名下。原告共整合了11块地。2010年5月25日，被告许达美谎称自己是侨联主席、自己丈夫是海南省管规划的副省长，承诺帮助原告提高土地容积率达到3.2以上，并提出提高土地容积率找有关部门办事的费用要报销，原告股东陈淑玲同意给予5万元，并转账至被告云惟青的账户。后因被告许达美没有帮助原告提高土地容积率，原告遂报案。2014年3月3日，该院判决被告许达美、云惟青构成诈骗罪。恒枫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一、撤销原被告于2010年5月11日签订的《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承诺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恒枫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承诺书》无效。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0年5月11日，原告与被告许达美签订的《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是否有效。2010年5月11日，原告与被告许达美签订的《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是无效合同。《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依法出让的经营性用地，已经核定的容积率等规划条件不得变更，但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程序办理。”被告许达美谎称自己可以帮助原告提高容积率，以虚假的身份与原告签订《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并以提高容积率为由骗取原告5万元，其行为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同时所签合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的内容违反了该法第（三）、（四）项规定，为无效合同。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2014年10月21日第三十三次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四）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原告海南恒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许达美2010年5月11日签订的《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无效。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原、被告各负担一半。被告许达美、云惟青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恒枫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原审作出判决所依据的事实明显存在错误，适用法律明显不当。一、原审判决以两上诉人于2010年5月25日帮助被上诉人提高容积率而存在的诈骗事实认定2010年5月11日签订的《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无效显然错误。一审法院判决涉案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是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中存在欺诈行为，以合法方式掩盖非法目的，其判决的主要证据是【(2014)文刑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关于两上诉人涉嫌诈骗一案。但从该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部分内容不难看出，即便两上诉人的罪名成立，但其犯罪行为也主要是关于上诉人许达美于2010年5月25日帮助被上诉人提高容积率而产生的诈骗行为，并不是在所谓的征地过程中实施的诈骗行为，很显然与本案所涉《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承诺书》中关于协助征地的权利义务没有关联性。并且，涉案的《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承诺书》是在2010年5月11日签订的，明显是在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2010年5月25日产生所谓的诈骗行为之前就签订的。对于上述事实，原审判决也已经查明，很显然无论是合同内容还是签订合同时间，涉案的《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与刑事判决中确认上诉人存在的诈骗行为没有关联性。据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以(2014)文刑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关于上诉人涉嫌诈骗一案作为主要证据来主张撤销该《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承诺书》显然存在证据不足，原审判决以此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明显存在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0年5月11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上诉人云惟青名下的987.31平方米以“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上诉人显然错误。2010年5月1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土地的转让价款为800万元，由于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支付了600万元，据此，上诉人已经向文昌市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支付余款。虽然文昌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2013)文民初字第1568号】，但上诉人已经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目前该案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据此，上诉人云惟青名下的987.31平方米是“600万元”的价格还是“800万元”目前双方尚存在争议，司法机关尚未作出生效的事实认定。据此，原审判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0年5月11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上诉人云惟青名下的987.31平方米以“600万元”的转让价格的认定显然错误。三、《协议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系合法有效的。有效合同成立的条件：1、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3、内容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合同约定的内容并不存在违反我国强制性法律规定。同时，该合同的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并不存在欺骗被上诉人而致使上诉人作出签订该合同的情形。首先，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2010年5月11日，上诉人许达美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并从合同内容可知道，上诉人许达美确实是在协助陈淑玲的公司买取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南二环路的十一块土地，其主要的义务是负责联络十一块土地的业主，成功协助恒枫公司买取后开发使用。合同签订后，经上诉人许达美的多方努力奔走、积极给土地业主作思想工作，最终成功协助恒枫公司买取了十一块地块(现该地块均已经登记在恒枫公司名下)。上述事实，原审判决也已经查明。可见，上诉人许达美确确实实一直在依照《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其次，从房地产开发知识认识的角度来看。被上诉人是专业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淑玲系恒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土地开发、土地容积率的多少以及如何提高容积率等方面的相关问题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在这方面的常识至少不会比上诉人许达美知道少，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怎么可能存在欺诈被上诉人的情形。对于专业的房地产公司而言，所涉及征地地块的开发价值的高低或前景，应该有自己的商业风险评估，而不能将这种风险转嫁给上诉人身上，这明显不合理。四、原审判决在程序上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也违背了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依法应当发回重审。“不告不理”原则是法院审理的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表现为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范围(诉讼内容与标的)由当事人确定，法院无权变更、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在审理中，法院只能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事实和主张进行审理，对超过当事人诉讼主张的部分不得主动审理。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在一审时的诉求是“撤销原被告于2010年5月11日签订的《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而一审法院却判决该两份合同为“无效合同”。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及第五十四条关于合同可撤销的规定，可知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无论是从合同的性质还是法律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显然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据此，原审判决已经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违背了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在一审时，被上诉人当庭请求变更诉讼请求，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据此，被上诉人当庭请求变更诉讼请求是违反上述规定的。即便退一步而言，被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原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但依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在本案中，原审判决在没有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的情况下却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很明显是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在程序上存在严重的错误，依法应当发回重审。综合上述内容分析，原审判决无论是在程序方面还是作出判决所依据的事实方面均明显存在错误，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5月11日的《协议征地回报合同书》、《承诺书》合法有效。该合同的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上诉人并不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被上诉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情形。被上诉人的主张显然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恒枫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上诉人许达美、云惟青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虚假身份与答辩人签订《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和《承诺书》，该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且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是无效合同。上诉人许达美、云惟青(许达美之子)在与答辩人原法定代表人赵锦双及其他股东洽谈及合作的整个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虚构“自己是海南省侨联主席、地市级干部、其丈夫是海南省管规划的副省长”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多次承诺自己可以帮助提高容积率，骗取了答辩人的信任，答辩人考虑到上诉人及其家属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能够为房地产项目开发提供很多便利条件，于是和上诉人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和《承诺书》。但实际上，许达美曾在文昌市铺前港航运公司工作，其丈夫是企业退休职工，根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4年3月3日做出(2014)文刑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许达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云惟青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现正在服刑。《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和《承诺书》是上诉人虚构自己及其家属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隐瞒真相、骗取答辩人的信任签订的，不仅合同本身无法实现，而且违反了《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依法出让的经营性用地，已经核定的容积率等规划条件不得变更，但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确需变更的，应该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程序办理。”上诉人的前述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并且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的；”、第(四)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和《承诺书》是无效合同，适用法律正确。二、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土地转让款的修改是上诉人与答辩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已按照修改后的合同履行完毕，该合同已经另案处理，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无误。上诉人与答辩人于2010年5月11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上诉人将位于文昌市清澜开发林化小区的住宅用地转让给答辩人，土地面积为987.31平方米，土地证号为文国用(2003)第W03018**号。该合同第二条第1款约定土地转让金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6000000元)，该处小写金额部分已经改写成600万元并经答辩人原法定代表人赵锦双加盖了法定代表人印章予以确认。该合同第二条第2款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名盖章生效之日，乙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捌佰万元(6000000元)到甲方指定的账户，该处小写金额部分也改成了600万元并加盖了答辩人的公章，说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土地转让款数额的修改是当时签订合同的当事人经过协商一致的结果。《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土地转让款采取一次性付清的付款方式。该合同签订当日，答辩人已经通过银行卡转账的方式向上诉人一次性付清了土地转让款人民币600万元，双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完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自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至今，上诉人从未提出过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异议。上诉人已向文昌市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支付200万元，文昌市人民法院对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了（2013）文民初字第1568号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和《承诺书》，该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且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是无效合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二审所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上诉人许达美、云惟青与被上诉人恒枫公司于2010年5月11日签订的《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是否有效的问题。2010年5月11日，双方签订了《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其中《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约定上诉人的义务主要是协助联络该地块旁边的11个小地块业主同意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恒枫公司以及协助恒枫公司提高住宅容积率。在联系小业主方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两上诉人确实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在提高容积率方面，两上诉人明显是故意虚构身份、虚构可以帮助提高容积率等谎言骗取被上诉人恒枫公司与其签订《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和《承诺书》，因联络小业主和提高容积率共同构成合同的整体内容，而提高容积率又是实现《承诺书》内容的前提，因两上诉人所承诺的提高容积率完全无法实现且也未实际履行，其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为无效合同。上诉人上诉主张合同有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主张恒枫公司在一审的诉求是撤销《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在超过举证期限后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确认《协助征地回报合同书》及《承诺书》无效，一审法院在同意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后，没有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属于程序严重违反，应发回重审。对此，本院认为，恒枫公司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没有当庭指定举证期限，但这并不妨碍两上诉人因正当原因逾期向法院举证，但两上诉人直至二审期间并无新证据需要举证，故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处理结果正确，上诉人上诉无理，应予驳回。本院对一审判决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许达美、云惟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海燕审 判 员  杨 洁代理审判员  陈玫伊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洪学雪附：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审核：陈海燕撰稿：陈海燕校对：洪学雪印刷：李慧玲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3月23日印制（共印2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