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锡商再终字第000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申诉人）：刘培宽。委托代理人：郑毅军，江苏天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被申诉人）：上海甄涛律师事务所，注册地上海市绍兴路17弄3-4号底层EB，经营地上海市武宁路***弄*号楼****室。负责人：甄涛，上海甄涛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代理人：权俊玮，上海甄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卫始宇，上海甄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如娟。委托代理人：仇毓升，江苏茂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培宽因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4）澄商再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培宽及其委托代理人郑毅军，被上诉人上海甄涛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甄涛及其委托代理人权俊玮、卫始宇，被上诉人焦如娟及其委托代理人仇毓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2年2月9日，原审原告上海甄涛律师事务所（下称甄涛律师所）向江阴市人民法院起诉称：二被告等八名亲属在与中港集团上海港口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公司）船舶修理合同纠纷中，因被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向中港公司支付近300万元以及为解除被扣押船舶而交付武汉海事法院的280万元担保金已被裁决强制执行之际，被告请求原告为其排忧解难，原告接受了被告刘培宽的委托，代其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诉讼。原告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取得了鲜见的胜诉结果：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对被告等八人作出的仲裁裁决。与此同时，原告又及时先后代理被告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并交涉中止、终结对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也取得成功，使即将被武汉海事法院执行给案外人的280万元担保金失而复得，避免了被告的巨大经济损失。此后，原告又代理被告向武汉海事法院提出了解除诉讼保全、返还担保金的“担保返还纠纷案”以及武汉海事法院又重新受理中港公司诉被告等八人的“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案”。对上述因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所引发的三起互有牵连的案件，原告与被告刘培宽均办理了委托代理手续，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及《律师接待表》和《委托书》。接受委托后，原告律师赴武汉去常熟，多次与法官联系、沟通并参加庭审活动，先后书写了《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解除保全、返还担保金申请》、《律师代理词》、《管辖异议》、《民事上诉状》、《复议申请》等法律文书，认真履行了律师的代理职责和合同义务，但被告未能按《聘请律师合同》的约定履行付款24.2万元的义务，除在撤裁案中先后支付了7万元，余款17.2万元均以暂无能力支付为由而拖延支付。综上，原告与被告刘培宽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真实有效，且原告认真、有效的为被告提供了律师服务，履行了应尽的合同义务；被告刘培宽缺乏诚信，拖欠律师服务费的行为构成违约。二被告系夫妻关系，本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被告焦如娟对本案债务应依法承担责任。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其拖欠的律师服务费人民币17.2万元及利息损失（5万元自撤销裁定之日起计算、1万元自2008年9月12日起计算、11.2万元自2008年10月22日起计算，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2．本案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被告刘培宽未作答辩及举证反驳。被告焦如娟辩称：1.其未委托原告代理任何案件，所以原告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对其没有法律效力。2.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及提供的证据均证明原告代理的相对人是张家港市通达修船中心（以下简称修船中心）的八个股东，其作为股东既没有在委托合同上签字也没有在原告代理的案件中受益。3.原告与刘培宽签订的是委托合同，而不是债权债务合同，因委托合同所需支付的报酬，应由委托人承担。4.原告以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而原告代理案件的当事人是八个股东，并不是刘培宽一个人，且刘培宽2008年4月8日离家出走，2008年5月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刘培宽所得利益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对其的诉讼请求。一审原审查明：2008年5月11日，刘培宽因不服上海仲裁委员会（2007）沪仲案字第0407号裁决，与甄涛律师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合同中约定：一、甄涛律师所接受刘培宽的委托，指派甄涛律师为刘培宽撤销仲裁裁决纠纷案的代理人；五、根据《上海市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刘培宽应向甄涛律师所缴纳办案手续费2万元，采取风险代理，若仲裁裁决被法院撤销或裁定重新仲裁，刘培宽再另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七、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审理终结（判决、调解、案件和解及撤销诉讼）止。合同签订后，刘培宽先后支付代理费7万元（其中2008年5月13日支付2万元、2008年12月4日支付5万元）；甄涛律师所指派律师以刘培宽、焦如娟、焦某一、焦某二、彭某、黄某、焦某三、段某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诉讼，并就武汉海事法院发出的执行通知书提出中止执行申请。2008年6月5日，武汉海事法院裁定上海仲裁委员会（2007）沪仲案字第0407号裁决书中止执行。2008年9月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沪一中民五（商）初字第1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2007）沪仲案字第0407号裁决。2008年9月12日，刘培宽（委托人）因（2007）沪仲案字第0407号仲裁裁决被撤销，就解除仲裁案件中的财产保全和返还担保金一事聘请律师，与甄涛律师所（受托人）签订了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合同，合同中约定：刘培宽因解除财产保全、发还担保金事宜，委托甄涛律师所指派甄涛、陈某等律师担任刘培宽的委托代理人，办理与武汉海事法院联系、沟通、交涉等事项，一、代理权限：代书申请书、代为联系沟通、交涉、发表意见、参加听证等；二、律师代理费用人民币1万元，签订本合同时支付；五、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该委托代理事项完成时终止。刘培宽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合同签订后，甄涛律师所代书了撤销财产保全申请书。2008年10月15日武汉海事法院作出（2008）武海法执字第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上海仲裁委员会（2007）沪仲案字第0407号裁决书终结执行。2008年10月16日，刘培宽的委托代理人甄涛律师参加了武汉海事法院常熟法庭组织的听证并发表了代理意见。2008年10月17日，甄涛律师所针对武汉海事法院作出的（2008）武海法保字第102号准许中港集团上海港口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公司）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冻结刘培宽、焦如娟等八人的担保金280万元的民事裁定书，为刘培宽代书了复议申请。中港公司因仲裁裁决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撤销而仍以刘培宽、焦如娟等八人为被告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2008年10月22日，刘培宽与甄涛律师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合同中约定：一、甄涛律师所接受刘培宽的委托，指派甄涛、陈某律师为刘培宽的第一审代理人；五、根据《上海市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刘培宽应向甄涛律师所缴纳办案手续费11.2万元，标的额人民币280万元；七、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审理终结（判决、调解、案件和解及撤销诉讼）止；八、其他约定，如有二审，不另收费（终审），直至双方纠纷案完成审理终结。刘培宽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合同签订后，甄涛律师所的律师以刘培宽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对该案提出了管辖异议申请书及对管辖异议的民事裁定提起上诉。2010年10月29日，甄涛律师所函告刘培宽，要求刘培宽接函后能尽快结清尚欠律师服务费17.2万元，并提出“如有异议或付款方案也可善意的来函提出”。2012年2月9日法院立案受理了甄涛律师所提起的诉讼。又查明，刘培宽与焦如娟于1981年3月登记结婚。一审原审认为：甄涛律师所与刘培宽之间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及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因（2007）沪仲裁案字第0407号裁决于2008年9月9日被撤销，故2008年5月11日的聘请律师合同中约定的刘培宽另行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的支付条件已成就，刘培宽应按约支付尚欠律师代理费5万元（扣除已支付的7万元）；2008年9月12日的代理合同约定了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时间，故刘培宽应按约定的时间支付律师代理费1万元；2008年10月22日甄涛律师所与刘培宽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中虽未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时间，但甄涛律师所于2010年10月29日曾向刘培宽主张过权利，故刘培宽应支付律师代理费11.2万元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刘培宽与甄涛律师所之间签订的三份合同项下的事项均涉及的是原修船中心八位股东的利益，而非刘培宽与焦如娟两人的利益，也非刘培宽与焦如娟夫妻的共同利益，故对甄涛律师所以本案债务是刘培宽、焦如娟夫妻共同债务而要求焦如娟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于2012年9月10日作出（2012）澄商初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刘培宽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甄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7.2万元并赔偿该款中5万元自2008年9月10日起、1万元自2008年9月13日起、11.2万元自2010年10月30日起至本判决应给付之日止的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上海甄涛律师事务所对刘培宽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上海甄涛律师事务所对焦如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4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390元，由刘培宽负担。刘培宽不服该判决，向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申诉。2013年11月25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作出锡检民（2013）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2013）锡商抗字第0004号民事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再审。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刘培宽与甄涛律师所签订的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合同中的1万元代理费用已支付。2008年9月12日，因（2007）沪仲案字第0407号仲裁裁决被撤销，刘培宽就解除仲裁案件中的财产保全和返还担保金事项，与甄涛律师所签订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用人民币壹万（10000）元，签订本合同时支付”。由该约定可知，刘培宽在合同签订时即应向甄涛律师所履行付款义务。甄涛律师所作为专业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应比普通公众更了解合同条款的含义。刘培宽未在签订合同时向其支付该一万元代理费用的，甄涛律师所应拒绝在该合同上盖章确认，或者对该合同付款内容进行修改后再行盖章确认。但该合同已经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即代表双方对合同内容认可无异议。因此甄涛律师所在该合同上盖章确认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对刘培宽在合同签订时已支付1万元代理费的认可。原审判决认定刘培宽应按约定的时间支付律师代理费1万元系认定事实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甄涛律师所并未全面履行双方于2008年10月22签订的委托合同义务，无权要求刘培宽全额支付律师服务费。律师服务收费是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办理法律事务，向委托人收取服务报酬的行为。律师事务所收取的费用多少应与其提供的服务相对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是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前提。从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可知，甄涛律师所为刘培宽提供法律服务的期限系中港公司诉刘培宽等八人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案一审诉讼期间，服务内容不仅限于提出管辖权异议和对管辖权异议裁定提出上诉，而且包括代为调查取证、提供证据，代为出庭，代为调解、和解，代为签署法律文书等；本案中，武汉海事法院审理中港公司诉刘培宽等八人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案的诉讼过程，除对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外，还组织双方对案件进行了调解。从调阅的武汉海事法院（2008）武海法商字第549号审判卷宗中反映，甄涛律师所在该案中仅代刘培宽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对管辖权异议裁定提出上诉。除此之外，甄涛律师所既未向武汉海事法院充分告知其作为刘培宽委托代理人的授权范围，也未实际出庭并代为调解、和解该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之规定，甄涛律师所未完全履行该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故其无权要求刘培宽全额支付律师服务费用。再审中，原审原告甄涛律师所认为：1、2008年9月12日签订的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合同中“签订合同时支付1万元”的表述，是双方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支付要有付款凭证。2、2008年10月22日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第七条明确：“本合同的有效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审理终结”，该约定仅是律师在该案中所具备的代理权限，并非必须将发生的事情，而是根据案情需要去行使代理权限。律师在代理本案时依照律师的代理权限做了应尽的工作。此后，在武汉海事法院、被告没有通知代理人的情况下，与中港公司庭外和解，最终按撤诉处理，应当认定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已成就。3、我们收费不管是现金还是转帐，都会出具收款凭证给委托人，虽然不是正规的收据，但最后汇总结清后才开具正式发票。原审被告刘培宽认为：其已付律师服务费13万元，其中转帐7万、现金6万，但甄涛律师所都没有出具收款凭证。因第三份合同甄涛律师所只是部分履行，所以不能全额付款。2008年10月22日合同中约定的服务费用收取属于严重违规。原审被告焦如娟称：只是刘培宽与甄涛律师所发生的代理关系，与其无关。刘私自与中港公司和解不让我们七个股东知道，是为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和拖欠律师费，应该维持原判。一审再审查明的事实和认定事实的证据，与原审相同。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一审再审认定如下：一、关于2008年9月12日刘培宽与甄涛律师所签订的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合同中的1万元代理费用是否已支付的问题。该合同虽然明确“律师代理费用人民币1万元，签订本合同时支付”，但只是一个时间节点的表述，不能据此认定当场支付代理费为合同成立要件，所签合同也并不能作为刘培宽支付1万元律师代理费用的凭证。刘培宽认为合同签订时已履行付款义务，应当出示相应的付款依据予以佐证。故甄涛律师所认为刘培宽未支付该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用的意见，法院予以采纳。二、关于2008年10月22日刘培宽与甄涛律师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甄涛律师所能否要求刘培宽全额支付律师服务费的问题。该合同第七条明确：本合同的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审理终结（判决、调解、案件和解及撤销诉讼）止。刘培宽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表述为“刘培宽等人”。合同签订后，甄涛律师所以刘培宽等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对该案提出了管辖异议申请书及对管辖异议的民事裁定提起上诉。据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取得的证据反映，武汉海事法院2009年11月8日传票传唤刘培宽于同月16日开庭。11月16日，刘培宽自行与中港公司和解，和解协议第七条明确：“乙方（刘培宽）陈述并保证其已获得焦如娟、焦某一、焦某二、彭某、黄某、焦某三、段某就涉案纠纷解决的全权授权”。2009年12月23日，武汉海事法院作出（2008）武海法商字第549-1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中港公司撤回起诉。再审中，刘培宽没有提供其要求甄涛律师所出庭或甄涛律师所拒绝代理的证据，也没有提供武汉海事法院通知甄涛律师所出庭的证据，以证明甄涛律师所未完全履行该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刘培宽没有提供其与甄涛律师所存在分阶段支付律师服务费的依据。中港公司与刘培宽等人船舶改建及修理合同纠纷最终按撤诉处理，应当认定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已成就，刘培宽应当依合同约定向甄涛律师所缴纳办案手续费11.2万元。故甄涛律师所对该合同争议的意见，法院予以采纳。三、关于刘培宽是否已现金支付6万元的问题。再审中，刘培宽提出已以现金方式分3次支付给甄涛律师6万元、加上银行转帐支付7万元，已付清了前2份合同约定的律师费。但刘培宽没有提供现金支付的证据，且支付大额款项不索要相应凭证，不符合交易习惯。刘培宽称已现金支付6万元，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再审认为，原审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原判决应予以维持。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2012）澄商初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刘培宽上诉称：1、被上诉人甄涛律师所收取服务费的科目及收费数额，在2008年5月11日和10月22日的合同中的收费，明显属违规和超标准收费，不应获得一审判决支持。2、证人刘某与甄涛律师所的负责人有亲戚关系，其证言证实上诉人已支付了被上诉人甄涛律师所收取服务费13万元的事实是真实可信的，具有证明力。3、2008年9月12日的合同，上诉人已支付了服务费1万元，被上诉人甄涛律师所及其负责人也已实际收取。被上诉人不可能在没收到费的情况下，仍继续展开之后的代理工作。4、2008年10月22日的合同中，有关约定的律师服务项目及约定收取的律师服务费，与被上诉人实际完成的受托事项，完全不能对价。被上诉人的收费诉求，明显有失公平、公正、合理。在合同的实际履行中，被上诉人甄涛律师所及其负责人仅履行了“代为提出管辖异议和异议上诉”这两项服务，其余的事项都是上诉人独自独立完成的。被上诉人甄涛律师所及其负责人是因收费问题而有意懈怠履行和放弃了服务。因此，被上诉人甄涛律师所及其负责人已完成的委托事项并不完全符合合同的约定，故无权就该未完成的事项部分收取服务费。5、本案合同中的委托人不仅仅是上诉人一人，而是八个人，上诉人的委托行为是代表了八人的共同利益，因此按照公平原则，服务费应该由八人共同承担。甄涛律师所辩称：1、本案原审及再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不存在违规收费。原审中出具了收费依据。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该得到履行。3、关于证人刘某，原审没有同意其作证，是合法的也是节约诉讼成本。明知该人不适合作证人，多次作伪证，以及与上诉人的关系等多方面考虑没有让其作证是正确的。4、关于支付律师费和律师是否完成受托事项的问题，再审认定很清楚，不再重复。5、本案合同是由上诉人与我所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付款义务应该由上承担。至于委托代理事项实际代理几个人只是合同内容与合同义务无关。焦如娟辩称：1、从程序上说，本案系上诉人针对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对甄涛律师所提出的请求，作为焦如娟在本案中与刘培宽没有任何利益纠纷，故应列为第三人比较妥当。2、焦如娟并未在委托代理合同上签字，也没有因为该委托合同所取得的利益获得过任何收益，故不应该由焦如娟承担任何责任。3、原审判决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公正判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鄂民四终字第2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2008年10月22日上诉人就管辖问题与被上诉人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和委托书，委托事项中就包括被上诉人代表上诉人向武汉海事法院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一审管辖异议，以及如果对一审管辖异议不服，代为提出管辖权的上诉。该份裁定书中刘培宽下面没有写委托代理人，证明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委托书和履行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的事项。甄涛律师所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裁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份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恰恰证明了我方做的诸多工作之一，就是提管辖异议。焦如娟质证称对该裁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诉人刘培宽为证明自己已支付给被上诉人甄涛律师所服务费12万元，其中5万元是现金，7万元是通过卡汇方式支付。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作证称：自己和刘培宽是2004年认识的，是生意上的朋友。和甄涛律师所的甄涛律师是亲戚。2008年4月底5月初，刘培宽因为和中港公司的仲裁案件输了，要在上海起诉，托自己在上海帮其找个律师。因为自己和甄涛是亲戚，所以推荐了甄涛，并促成他们达成了代理协议。签订撤裁案件的代理协议时自己在场，代理费是12万元，2万元是预付款在协议签订后没几天刘培宽就通过银行汇给甄涛。到9月法院撤销仲裁后，刘培宽就委托自己通过银行分二次分别汇款3万元和2万元给甄涛，共5万元。还有5万元是给的现金，是自己陪着刘培宽在甄涛律师所附近的银行提了现金后交给甄涛的，付款的现场有自己和刘培宽、甄涛三人。甄涛收款后都没出具收条。第二个是2008年9、10月份的返还担保的事，签订了委托协议，在签订的协议的当时刘培宽就付了1万元现金，也是自己陪刘培宽一起去的甄涛律师所，当时甄涛也没打情不收条。第三个案件是武汉海事法院的船舶修理纠纷案件，在2008年10月，也是自己陪刘培宽一起去甄涛律师所签的代理协议。期间说提管辖异议和管辖异议上诉，提管辖异议和管辖异议上诉的事都是甄涛在办理的。管辖异议上诉被驳回后，刘培宽收到海事法院的开庭传票，自己陪刘培宽去甄涛律师所（当时还在定西路），通知甄涛要出庭，甄涛就说他没空，你们自己去吧。之后这个船舶纠纷案件一直到纠纷解决，甄涛都没继续参与。上诉人发表质意见认为，证人陈述的是事实。甄涛律师所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证人刘某所作的证言是虚假陈述；2、有证据证明刘某与上诉人之间有频繁的金钱往来，是利益共同体，其证言缺乏证明力；3、证人刘某作证称交付现金时没有其他人在场，也与事实不符。焦如娟质证认为，证人刘某的证言是假的，刘培宽的父亲是住在刘某家里的，而且刘某在其他案件中也作了伪证。庭审中，甄涛律师所对2008年10月22日合同中的委托代理内容作了说明，认为代理合同的委托人是刘培宽等人，签订代理合同是刘培宽一人签字的，合同约定代理的内容不是单一的管辖权异议和管辖权异议上诉，还包括案件的实体处理，至案件审理终结为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2008年5月11日和2008年9月12日两份合同的代理费刘培宽有无付清；2、2008年10月22日合同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中刘培宽能证明自己已付清2008年5月11日和2008年9月12日两份合同代理费的证据是支付2008年5月11日合同7万元代理费的银行转帐依据和刘某的证词以及2008年9月12日合同的内容。对于银行转帐的7万元双方无争议，应予确认。对于刘某的证词，因刘某与刘培宽之间有生意上的往来，且刘培宽的父亲住在刘某家，可见其双方关系并非一般，故刘某证词的可信度存疑，且缺乏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采信。刘培宽虽在一审再审中提供了从银行分二次提现计5万元的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刘培宽提取现金的事实，不能证明所提现金用于支付本案所涉代理费的事实。而2008年9月12日合同第二条约定“律师代理费用人民币壹万（10000）元，签订本合同时支付”，该约定是明确代理费支付的时间点，而非支付依据。故一审再审认定2008年5月11日和2008年9月12日两份合同的代理费刘培宽仅支付7万元，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2，2008年10月22日合同签订后，甄涛律师所履行了代理提出管辖权异议和管辖权上诉的义务，但在管辖权上诉被驳回后法院进入实体审理时未出庭。本案中，武汉海事法院确实未向甄涛律师所送达开庭传票，只向刘培宽送达了开庭传票。而刘培宽在一审再审和本院二审期间称是自己在接到法院传票后去甄涛律师所通知甄涛要开庭了，甄涛却以没空为由拒绝出庭。但无论该陈述是否属实，在此情况下刘培宽自行前往法院参加开庭，期间亦未因此解除甄涛律师所的代理权，刘培宽的行为等于是默认或许可了律师这次不出庭。且委托代理合同中对律师代理事项没有明确约定，也没有如果律师不出开庭就要减免代理费用的约定。现中港公司与刘培宽等人船舶改建及修理合同纠纷最终按撤诉处理，应当认定代理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刘培宽应当依合同约定向甄涛律师所支付相应费用。此外，上诉人诉称甄涛律师所的收费标准违规和超标，此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2）澄商初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由1870元由刘培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过坚列审判员  许 敏审判员  朱 健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