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宝民三(民)初字第1770号原告范玮民。被告黄桂珍。委托代理人王智平。委托代理人毕剑华。原告何淑英与被告黄桂珍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9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叶印洲独任审判。本案审理中，何淑英于2014年12月15日去世，何淑英之子范玮民同意继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5年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玮民，被告黄桂珍的委托代理人王智平、毕剑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玮民诉称，何淑英与被告为表姐妹关系。2011年4月8日，何淑英与被告签订《赠与合同》，主要内容为，何淑英将上海市国权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统称系争房屋)产权赠与被告并要求保留居住权，被告对系争房屋赠与表示接受并保证何淑英的居住权。2013年10月14日，何淑英发现自身受骗后才委托原告从公证处取得赠与合同等复印件。至此后，才获悉赠与合同公证存在如下等问题：1、被告是明知何淑英的真实意思是订立遗嘱，不是订立合同。何淑英与被告都是高龄老人且没有文化，订合同之前对于合同条款是无法商量出来的，是有幕后黑手操纵的。被告自己的表述是“真的不想要何淑英房子”，直到订立合同以前都没有协商过程。可见何淑英的意思是单方的意思，不是双方的意思，是立遗嘱。赠与合同存在欺诈、显失公平情形。2、被告隐瞒事实真相，违法订立合同。被告明知对何淑英有赡养义务，平时一直在照顾她，显然承诺了养老送终的义务，但是订立合同时未约定该项义务，是逃避履行义务。在合同中隐瞒了其养老送终的义务。3、何淑英从未提出保留居住权的要求，合同中竟然出现了，显然是对何淑英的强加。是公证处为了限制受赠人的权利，等于是公证处规定的条款，不是双方协商一致的，是违法的。4、何淑英订立合同当时因为要治疗手术，原告被关押，何淑英受到被告唆使也不让原告妻子照顾。订立合同时何淑英身处困境，该合同是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5、被告明知何淑英无文化不识字，且知道脑子不好有问题，还实施上述行为，这是欺诈行为。6、赠与合同是公证员代书的，写之前询问了当事人，先写下来，再征询意见。因为何淑英与被告都是没有文化的人，不可能有这么多意向，全部是公证员一手操办的。7、何淑英虽然签名，但是是受到公证员指使，且签字之前没有能力发现错误。另外，赠与合同签订后，被告丈夫王耀明以省钱为名阻止何淑英就诊并对何淑英实施错误诊断和违法治疗。结合上述等事实，被告趁何淑英身处困境，以欺诈的手段操纵订立显失公平的赠与合同并勾结其丈夫对原告实施人身侵害，故起诉要求判令撤销《赠与合同》，将系争房屋权利登记至原告名下。被告黄桂珍辩称，原告之前十几年与何淑英不来往。后来虽有服刑，然仅服刑8个月，其他期间以各种理由不去照顾何淑英，都是被告及其丈夫去照顾何淑英。在此情况下，何淑英带着被告去了公证处，在有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与被告订立赠与合同。公证过程也不存在任何问题。故不同意原告诉请。经审理查明，2011年4月8日，何淑英(赠与人)与被告(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合同约定，何淑英为系争房屋产权所有人，现赠与人与受赠人就上述房屋产权无偿转让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一、赠与人何淑英自愿将系争房屋产权赠与黄桂珍，并要求保留居住权；二、受赠人黄桂珍对上述房屋赠与表示接受，并保证保留赠与人何淑英的居住权；三、赠与人与受赠人保证上述房屋无抵押或有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四、赠与人与受赠人应相互配合，在有关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办理赠与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赠与房屋的所有权在产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始得转移。五、本赠与合同经公证后非因法定原因不得撤销。六、本赠与协议一式三份，经赠与人与受赠人签名后生效。2011年5月4日，上海市杨浦公证处就上述赠与合同出具了公证书。2011年5月20日，被告经核准登记为系争房屋的权利人。另查明，何淑英与范鸿生于1963年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即某某。1984年1月，二人经法院调解离婚。何淑英于2001年11月22日与茅静仁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2004年10月，何淑英经公证遗嘱将系争房屋属于其产权份额全部由茅静仁继承。2009年9月二人经法院调解离婚。2010年、2011年期间，何淑英因乳腺癌等病接受治疗。2010年11月，原告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羁押，2011年8月被取保候审6个月。2014年11月11日，何淑英经判决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14年12月15日，何淑英去世。还查明，2014年2月，王耀明因2013年9月在系争房屋内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何某进行针灸治疗，擅自开展针灸诊疗活动，受到相关行政处罚。审理中，关于赠与、公证的其他情况，原告表示，2013年10月3日，王耀明在电话里面说何淑英不让王耀明照顾，向原告告状。经询问，原告得知系争房屋被公证的事情。2013年10月14日，原告到公证处调取材料后才知道系争房屋已被赠与给被告。而之前何淑英以为是遗嘱，不是赠与。原告调取公证书后，向何淑英指出合同中没有约定被告应履行养老送终的义务等问题。何淑英感觉自己受骗了，后向公证处反映，公证处作出复查决定，不予撤销公证。另原告与何淑英还向被告进行交涉，未果，故涉讼。被告则表示，原告在2008年以前和何淑英不来往。2009年开始认何淑英。何淑英不让告诉原告赠与的事情，怕原告知道以后要闹。确实在2013年10月，王耀明将赠与的事情第一次告诉了原告。以上事实，有公证书、赠与合同、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民事调解书、行政处罚决定书、民事判决书、逮捕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出院小结及双方当事人所作陈述等证据为证，有关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可以认定。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非经法定事由不得撤销。何淑英与被告订立的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且双方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赠与合同订立后两三年内，何淑英亦未对赠与合同提出异议。上述情况均可证明何淑英将其对系争房屋的权利赠与被告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现原告以订立合同进行公证时存在欺诈、乘人之危情形，并以此为由撤销合同，无确切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因此，赠与合同本身具有无偿性的特征，难以体现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在此情况下，原告以显失公平为由撤销合同，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另外，原告主张以被告丈夫诊疗活动的侵害行为为由撤销合同。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对被告丈夫有关违法诊疗的行政处罚具有行政管理属性，并不能据此证实其严重侵害了何淑英，也不能据此证明被告作为受赠人有意严重侵害赠与人，故对原告有关以侵害行为为由撤销合同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赠与合同等相关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原告范玮民的所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400元，由原告范玮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叶印洲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刘劭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一百九十二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