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宝民三(民)初字第1337号原告周岚，女，1989年11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委托代理人邵洁芸，上海予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颖，女，1973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代理人王唯(系王颖的弟弟)，1975年4月1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被告上海宝房通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曹锦根。被告上海宝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史学林。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芳。原告周岚与被告王颖、上海宝房通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追加上海宝房(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由主审法官杨利民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法官助理黄滢负责本案的审判辅助工作。原告周岚的委托代理人邹洁芸、被告王颖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唯、被告上海宝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宝房通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岚诉称，1994年，原告祖父周长宽所有的上海市闸北区长安路XXX弄XXX号私房(以下简称“长安路房屋”)动迁，经安置分得上海市宝山区呼玛三村XXX号XXX室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长安路房屋动迁时，周岚与被告王颖及其母亲周殿英三人的户口均在其中，三人均为被安置对象，三人分配的使用面积相加后共同分得系争房屋。因周岚系独生子女，直接分得使用面积9平方米，又因为周岚的父亲周德明户口已迁往市外，经与拆迁办协商，又另补了使用面积2.5平方米在周岚名下，故系争房屋内11.5平方米的使用面积系分配在周岚名下。长安路房屋拆迁后，王颖的父亲王西平将周岚的户口迁至王西平承租的上海市闸北区附件北路XXX号亭子间，系争房屋内一直未有户口迁入。2003年8月7日，周殿英报死亡。2014年8月8日，王颖将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后，又于当月15日，擅自与被告上海宝房通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购买了系争房屋的产权，将房屋权利登记在王颖一人名下。综上，王颖购房并未告知同为安置对象的周岚，更未与周岚协商一致，故原告起诉要求确认王颖与上海宝房(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将系争房屋恢复至原来的承租状态。被告王颖辩称，长安路房屋是93年动迁的，签订安置协议时周岚的户口还没有迁入。94、95年左右，根据知青子女回沪政策，周殿英同意接收侄女周岚入户，当时由于安置的系争房屋还没有拿到，处于过渡期，才将周岚的户口暂时迁入长安路房屋，与动迁安置无关。根据安置协议和住房调配单的记载，安置人口为周殿英和王颖两人，周岚仅仅是计入户口，并非安置对象。动迁中，周殿英和王颖原本应安置居住面积14平方米，经周殿英就职的上海灯泡厂与动迁办协商，以人民币19,292元另行购买了13.88平方米的使用面积，最终分得系争房屋。周岚所说的分得11.5平方米的使用面积纯属猜测，并无依据。事实上，系争房屋取得后，一直由王颖及其父母和弟弟一家四口居住使用，周岚从未居住过。王颖于2014年将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后，变更承租人和购买系争房屋产权都是符合相关法规政策的。综上，不同意周岚的诉讼请求。被告上海宝房通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宝房(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辩称，系争房屋的原承租人为周殿英，已经于2003年去世，当时没有立即办理承租人变更。2014年8月王颖前来申请变更租赁房屋时，系争房屋内只有王颖一人的户籍，所以无需其他人签字同意。变更手续完成后，王颖可以作为承租人购买系争房屋的产权，当时房屋内也没有其他同住成年人，所以购房程序符合相关法规政策，当属有效。故不同意周岚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系争房屋于1995年4月16日起租，调配单位为成都路高架指挥部，住房调配单编号133，租赁户名周殿英。周殿英曾用名周德英，与王颖系母女关系，与周岚系姑侄关系，于2003年8月去世。2014年8月8日，王颖的户口迁至系争房屋，并向房管部门申请变更成为系争房屋的承租人。同年8月12日，上海宝房(集团)有限公司(甲方、出售人)、上海宝房通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人)与王颖(乙方、购房人)签订《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约定由乙方购买系争房屋，建筑面积57.57平方米，房屋售价为24,467元。同年8月29日，王颖经登记成为系争房屋的房地产权利人。另查明，1993年9月28日，案外人上海市成都路高架工程建设闸北区指挥部(甲方)、周德英(乙方、被拆迁人)与上海灯泡厂(仪表局)(丙方、被拆迁人所属单位)签订《上海市成都路高架工程拆迁临时安置协议》(编号2-1-028)，主要内容为，乙方原住房屋属私房性质，计居住面积18.7平方米，应安置乙方人数为二人(大二人)；乙方甲方或丙方于94年12月31日前将泗塘基地居住面积14平方米的房屋安置乙方，安置协议另行商定；过度期间，如乙方家庭人员发生增减等因素，甲方不再增加安置面积及有关费用。上述安置协议右下方落款处另加盖“四定协议章”，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商定，同意安置泗塘基地呼玛三村XXX号XXX室计27.88平方米，落款日期为1995年3月20日。1995年3月20日，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所属单位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兹有上海灯泡厂职工周德英，现在长安路住房面积18.7平方米，配房人口二人，应配住宅面积14平方米。安置后，在居住上仍有特殊困难，为解决其居住困难，上海灯泡厂经与拆迁人协商，拆迁人同意上海灯泡厂在呼玛三村XXX号XXX室公房投资13.88平方米面积，共计19,292元，投资部分性质属于公管房屋。1995年4月7日，协议号2-1-028，编号133的住房调配单记载为，原住房地址为长安路XXX弄XXX号，面积18.7平方米，户主周殿英，家庭主要成员王颖；新配房屋地址呼玛三村XXX号XXX室，二室一厅，面积24.22平方米+厅7.31平方米，租赁户名周殿英(户主)，家庭主要成员王颖(女儿)，周岚(侄女)计入户口，配房人口“大”“女”2共2人，调配类型为动拆迁。还查明，周岚的户口于1994年由安徽省迁入长安路房屋，于1997年8月5日迁入上海市闸北区福建北路XXX号亭子间(以下简称“福建北路房屋”)。系争房屋由王颖及其父母和弟弟一家四口居住，周岚从未居住。审理中，周岚表示，长安路房屋动迁时周岚尚未成年，周殿英作为其监护人应当将周岚的户口迁入系争房屋，但实际却将其户口迁至福建北路房屋，才导致周岚未能在系争房屋落户和居住。王颖表示，长安路房屋拆迁后，为了便于周岚今后的学习和工作，王颖的父亲王西平将周岚以及王颖和周殿英的户口都迁至王西平承租的福建北路房屋，周岚也实际生活在该处。2014年周岚的父亲周德明退休后，也经王西平同意将户口迁至福建北路房屋。2014年福建北路房屋动迁时，周岚、周德平一家三口安置分得了一套三室一厅房屋和动迁款13万元。在获得上述动迁利益前，周岚也从未提出过户口迁至系争房屋等要求。以上事实，有周岚提供的租用公房凭证、户口簿、《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户籍证明、知情子女来沪就读入户审批表、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王颖提供的《上海市成都路高架工程拆迁临时安置协议》(编号2-1-028)、协议书、户口簿、房地产权证，上海宝房通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宝房(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住房调配单(编号133)、申请书、申请分户、过户、同住亲属协议书、户口摘录表、本户人员情况表、租用公房凭证，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有关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可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长安路房屋安置协议和住房调配单的记载，安置对象为周殿英和王颖两个大人，周岚仅计入户口，不包含在安置对象中，周岚主张其系原始安置对象，安置房屋使用面积为11.5平方米，缺乏证据证明，本院难以采信。王颖购买系争房屋产权时，已经经过出租人同意变更成为承租人，该房也无其他同住成年人，故买卖双方就系争房屋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系双方正式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周岚主张合同无效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周岚要求确认被告王颖与被告上海宝房(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等全部诉请，不予支持。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06元，由原告周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利民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陈虎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