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3874号原告：汪冬梅，女，197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乘进，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小宁，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麦艳琰，女，1991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壹，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绮玲，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788号自编4栋自编0182号。法定代表人：彭桂英，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灵，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春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雷，男，1970年3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乘进，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小宁，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杨君，男，198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灵，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连，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彭桂英，女，195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信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春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灵，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汪冬梅与被告麦艳琰、第三人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孙雷、杨君、彭桂英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乘进、谢小宁（兼第三人孙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麦艳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绮玲、第三人杨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灵（兼第三人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彭桂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春雁（兼第三人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汪冬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本院作出的（2019）粤0104执异491号《执行裁定书》；2.判决不得追加原告为（2019）粤0104执17460号案被执行人；3.判决原告无须就（2019）粤0104执17460号案中被执行人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向被告承担任何责任；4.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截止2016年5月30日，第三人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设立时登记的注册资本100万元已实缴到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自2014年3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亦无需提交验资报告。2015年10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孙雷、谢沂、曾伟现共同出资设立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自然教育公司”）。自然教育公司设立时，股东按照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相关规定，并未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交验资报告。但股东按照各自的认缴出资，以货币形式，通过存款、转账等方式向自然教育公司银行账户缴纳出资。经统计，截止2016年5月30日，自然教育公司已收到股东合计出资的100万元，即自然教育公司的注册资本100万元已实缴到位，不存在出资不足的情形。二、股东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向自然教育公司增资扩股100万元，增资扩股后的注册资本200万元已实缴到位。1.原告以对自然教育公司的债权转股权进行增资扩股，符合法律规定。因自然教育公司经营业务所需，原告多次向自然教育公司入资、出借款项，截止2017年1月10日，原告合计向自然教育公司出借55.5万元。经自然教育公司全体股东孙雷、汪冬梅和杨君协商一致，同意将股东借款转增注册资本，其他股东相应增加出资，以满足自然教育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2017年1月21日，自然教育公司股东孙雷、汪冬梅和杨君作出债权转股权、增加注册资本的内部股东会决议，其中，原告汪冬梅增资72.25万元，第三人孙雷增资12.75万元，杨君增资15万元。2017年2月24日，自然教育公司按照工商局要求办理本次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2014年3月1日起施行），债权人可以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本案中，截止2017年1月10日，自然教育公司已收到原告汪冬梅向公司出借的55.5万元，属合同之债，且已履行，符合债权转股权的基本条件。自然教育公司股东以债权转股权进行增加注册资本，并已履行内部决策和外部登记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2.自然教育公司全体股东汪冬梅、孙雷、杨君以货币方式增资，且已实缴到位。经核查，2017年1月21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后，汪冬梅、孙雷、杨君分别于2017年1月22日、1月24日、1月25日、3月10日、5月15日向自然教育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其中，原告汪冬梅合计增资16.75万元，第三人孙雷合计增资12.75万元，杨君合计增资15万元。综上，截止2017年5月2日，股东以债权转股权、货币方式向自然教育公司合计增资100.1万元，已履行增资到位的义务。即自然教育公司增资扩股后的注册资本200万元已实缴到位，不存在出资不足的情形。三、自然教育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告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已全部履行，被告申请追加执行的事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作为自然教育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在自然教育公司的全部注册资本实缴到位的前提下，即原告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已全部履行，原告对自然教育公司已不再负有出资义务，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债的关系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终止，由自然教育公司以其自有财产对外承担债务。综上，法院以原告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为由，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粤0104执异4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原告作为被执行人，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四、原告作为股东期间，在缴足出资的同时，另外多次为自然教育公司垫付设计费用。原告除履行出资义务外，还多次为自然教育公司垫付经营费用。经核算，原告合计为自然教育公司垫付设计费用12.26万元。即原告对自然教育公司至今享有12.26万元的债权。综上所述，自然教育公司的注册资本200万元已实缴到位，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股东均不存在出资不足的情形。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并支持原告诉请。被告麦艳琰辩称：一、（2019）粤0104执异4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符合事实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理应维持。其与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自然教育公司”）因委托创作合同纠纷一案，经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一审案号：（2018）粤0104民初15268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二审[二审案号：（2018）粤73民终4427号]，最终判决自然教育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将劳务费用440000元支付给其，并计付从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判决生效后，自然教育公司拒不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为此，其已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2019）粤0104执17460号]。在执行过程中，自然教育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因而法院已于2019年10月22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而其通过查询自然教育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发现，自然教育公司的原股东汪冬梅（也即本案原告）认缴出资为144.5万元，以货币形式出资，认缴出资时间为2017年2月24日，但是并无验资报告或银行流水等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原告在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04执异491号《执行裁定书》，于法有据。二、因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的，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全部履行出资义务，故其仍应当在其未缴纳出资范围内对自然教育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实质上是作为自然教育公司股东的原告是否有履行完毕其对自然教育公司的出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可知，对于股东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由股东承担。具体到本案，即若原告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则其就不应对自然教育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否则，其就应在其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自然教育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也即（2019）粤0104执异491号《执行裁定书》应予维持。虽原告主张其已经全部履行出资义务，但经过被告对自然教育公司内档资料以及原告提供证据的审查，被告认为：原告仍未履行完毕其出资义务。根据自然教育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中有关汪冬梅的占股及出资情况如下表：            时间              事项              汪冬梅所占股权、出资额、出资形式及出资时间                  2015年10月10日              汪冬梅与孙雷、谢沂、曾伟现共同设立自然教育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              占股31%，出资31万元，货币出资，认缴出资时间2035年9月25日                  2015年12月29日              谢沂、曾伟现各自将其所有的20%股权转让给汪冬梅              占股71%，出资71万元，货币出资，认缴出资时间2035年9月25日                  2016年7月28日              孙雷将1.25%股权转让给汪冬梅              占股72.25%，出资72.25万元，货币出资，认缴出资时间2035年9月25日                  2017年2月24日              自然教育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200万元              占股72.25%，出资144.5万元，货币出资，认缴出资时间2017年2月24日                  2017年3月30日              汪冬梅将72.25%股权转让给杨君              汪冬梅退出自然教育公司      由上表可知：2017年3月30日，原告将其所持的72.25%股权（该股权对应出资为144.5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月24日）转让给股东杨君。自此，原告退出公司。故，要确定原告是否在转让股权前履行完毕其出资义务，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应当先明确原告应当承担的出资数额。从工商内档资料看，该72.25%的股权分为两部分，一是原告自公司设立时拥有的31%股权，对应的出资为62万元，该部分出资应当由原告缴纳；二是原告在公司增资前分别从股东谢沂（20%）、曾伟现（20%）、孙雷（1.25%）处受让的41.25%股权，对应的出资为82.5万元。对于受让的股权，若股东谢沂、曾伟现、孙雷在向原告转让股权前没有实际缴纳出资，则该出资义务应当转移到受让股权的原告上。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看，谢沂、曾伟现并没有缴纳任何出资；孙雷仅于2016年5月13日缴纳了6.4万元的出资，尚有22.6万元的出资未缴纳。由于未见双方约定出资的承担方，且孙雷向原告转让股权时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出资义务尚未成就，故原告受让股权后应当履行该部分受让股权的出资义务。综上分析，原告应当履行的出资数额为144.5万元。其次，要确定原告是否有实际履行完毕上述出资义务。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原告虽有履行出资义务，但仍未履行完毕，尚欠83.05万元未出资。具体分析如下：一、原告提供的自然教育公司2015年的实收资本记账凭证和自然教育公司民生银行对账单不能反映原告在2015年缴纳过出资。第一，具有法律效力的会计凭证应当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而此其中原始凭证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记账凭证是公司内部自制的，真实性存疑，完全不能看出真实、客观的出资缴纳情况。第二，银行对账单中没有记载转账人的信息、转账性质等关键信息，看不出股东的出资情况。因此，对于原告提供的《实缴资本汇总表》中记载的2015年的出资以及2015年实收资本记账凭证、民生银行对账单，被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提供的该些证据不能反映实际出资情况，其应当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原告提供的支付业务回单可以反映其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经被告统计核对，原告在2016年至2017年间一共向自然教育公司缴纳了61.45万元的出资款、向自然教育公司出借44.5万元、其他性质转账19.4万元。对此，被告认可61.45万元为原告对自然教育公司的出资，此外的出借款、其他性质转账均不认可为原告对自然教育公司的出资。对于出借款，虽原告主张其以对自然教育公司44.5万元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但该债转股未履行必备的法律程序，不具备合法性；且真实性无法确认，不应当认定原告以“债转股”的形式履行出资义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增加注册资本及变更出资方式需要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并到工商局办理相应变更登记。本案中：第一，原告并未将其对公司的债权评估作价、也未进行审计、验资等必备法律程序，不符合《公司法》对非货币出资的相关规定，也从而导致了债权数额无法明确的后果。第二，原告改变出资方式（货币出资变为债权出资）没有相应地修改公司章程及进行工商登记备案，且与经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记载的出资方式存在冲突（经工商备案的公司章程记载的出资方式为货币；经工商备案的股东会决议载明：“所有增资资金均以现金形式于2017年2月24日前转至公司账户”，债转股真实性存疑且缺乏决议依据、章程依据。第三，原告所主张的债权数额与股东会决议记载的债权数额不一致，股东会决议记载的债权数额55.4万元，起诉状记载的数额为45.5万元，债权数额前后矛盾，更加不能认可其真实性。退一万步讲，即使该股东会决议是真实，其没有在工商登记备案进行公示，也仅在股东之间有效，不能对外产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否则会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出借款44.5万元应当为原告与自然教育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原告可以自行向自然教育公司主张债权，但其仍应当履行对自然教育公司的出资义务。对于其他性质的转账，虽原告主张其性质为出资款，但被告不予认可。根据交易习惯，对公司转账性质应当在附言或摘要等信息中载明，明确性质为出资款、借款还是基于其他什么债权债务关系形成的。具体到本案中原告的交易习惯而言，其也是将对公司的转账进行了区分并注明了各项转账的性质，其在转账时的附言、摘要能够反映其转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被告认可转账附言为“出资款”的61.45万元为原告对自然教育公司的出资，此外的出借款以及向自然教育公司支付的五笔无明确性质转账不认可为出资。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原告仅仅缴纳了61.45万元的出资，尚剩余83.05万元出资尚未缴纳，故其应当在83.05万元的范围内对自然教育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2019）粤0104执异491号《执行裁定书》应予维持。基于以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特具上述意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答辩称：与彭桂英意见一致。第三人彭桂英答辩称：对原告起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的第四点中的设计费12.26万元持保留意见，不予回应，对原告的其他意见认可。第三人杨君答辩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其他事实理由部分均没有异议，但对原告的起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的第四点不予确认，对于该12.26万元是否发生、因何发生、属于何性质，需要公司和各股东另行核对、确认。第三人孙雷答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没有异议。所有的自然教育公司的股东都已经履行完毕出资义务，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经审理查明：本案被告麦艳琰因与第三人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然教育公司）委托创作合同纠纷一案，以一审原告的身份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4月6日予以立案受理[案号：（2018）粤0104民初15268号]，案件经审理后，本院依法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判决：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将劳务费用440000元支付给麦艳琰，并计付从2018年7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等。判决后自然教育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2018）粤73民终44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生效后，因自然教育公司未履行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经麦艳琰申请，本院以（2019）粤0104执17460号案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因未发现自然教育公司名下存在可供执行的财产，经麦艳琰同意，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因被执行人自然教育公司未能按照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73民终4427号民事判决书的要求，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劳务费用44万元及利息，并负担一审受理费7785.5元等，申请执行人麦艳琰向本院申请追加第三人彭桂英、孙雷（自然教育公司的现股东）以及汪冬梅、杨君（自然教育公司的原股东）为该案被执行人。本院执行部门随后移送立案予以审查[案号：（2019）粤0104执异491号]，本院执行局裁决组审查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自然教育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以清偿案涉债务。工商资料显示，作为自然教育公司的股东，彭桂英、孙雷的认缴出资分别为174.5万元、25.5万元，出资时间分别为2019年6月6日、2017年2月24日，且均以货币形式出资，但是并无验资报告或者银行流水等证据可以证明二人已履行了出资义务，故麦艳琰要求追加二人作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责，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自然教育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以清偿案涉债务。工商资料显示，汪冬梅、杨君为自然教育公司的原股东，汪冬梅认缴144.5万元，占股72.25%，认缴出资时间为2017年2月24日；杨君认缴174.5万元，占股87.25%。认缴出资时间为2017年3月31日，且均以货币形式出资，但是并无验资报告或者银行流水等证据可以证明二人已履行了出资义务。由于二人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故麦艳琰要求追加二人作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裁定追加第三人彭桂英、孙雷、汪冬梅、杨君为本院（2019）粤0104执17460号案被执行人。第三人彭桂英、孙雷、汪冬梅、杨君对（2019）粤0104执17460号案被执行人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在未足额缴纳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裁定后，本案原告汪冬梅不服，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遂成本案诉讼。另查明，麦艳琰提供的工商内档资料显示，自然教育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10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该公司的股权变动和出资缴纳情况如下：2015年10月10日，公司股东为谢沂、孙雷、汪冬梅、曾伟现。其中，谢沂认缴20万元，占股20%；孙雷认缴29万元，占股29%；汪冬梅认缴31万元，占股31%；曾伟现认缴20万元，占股20%。四股东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35年9月25日，出资方式均为货币。2015年12月31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汪冬梅、孙雷。其中，汪冬梅认缴71万元，占股71%；孙雷认缴29万元，占股29%。两股东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35年9月25日。原股东谢沂、曾伟现各自以20万的价格向汪冬梅转让其所享有的20%股权。2016年8月4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汪冬梅、孙雷、杨君。其中，汪冬梅认缴72.25万元，占股72.25%；孙雷认缴12.75万元，占股12.75%；杨君认缴15万元，占股15%。三股东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35年9月25日。原股东孙雷以1.25万元的价格向汪冬梅转让其所享有的1.25%的股权，以15万元的价格向杨君转让其所享有的15%的股权。2017年3月21日，公司资本由100万元增加到200万元。增资后，汪冬梅认缴144.5万元，占股72.25%；孙雷认缴25.5万元，占股12.75%；杨君认缴30万元，占股15%。三股东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17年2月24日。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载明，所有增资的100万元以现金形式于2017年2月24日前转至公司账户。2017年4月14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杨君、孙雷。其中，杨君认缴174.5万元，占股87.25%；孙雷认缴25.5万元，占股12.75%。两股东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17年3月31日。原股东汪冬梅以144.5万元的价格向杨君转让其所享有的72.25%的股权。2019年6月6日，杨君以1元的价格向彭桂英转让其所享有的87.25%的股权。2019年7月4日，自然教育公司经工商部门审核准予变更登记（备案），自然教育公司股东变更为彭桂英、孙雷。其中，彭桂英认缴出资174.5万元，占股87.25%，认缴出资时间为2019年6月6日；孙雷认缴出资25.5万元，占股12.75%，认缴出资时间为2017年3月31日。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载明，杨君以1元的价格向彭桂英转让其所享有的87.25%的股权。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广州众天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程序报告（股东实缴资本核查报告）其他专项审计报告[众天专审字（2020）0052号]，对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实缴资本情况重新进行确认,确认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0月23日至2019年9月20日股东转入投资款累计金额2285776.07元，其中汪冬梅实缴资本1346500元，杨君实缴资本471776.07元，孙雷实缴资本277500元，谢沂实缴资本100000元，曾伟现实缴资本90000元。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但无提供反证，第三人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杨君、孙雷、彭桂英则对该审计报告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第三人在本案中没有证据提供。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2019）粤0104执异491号《执行裁定书》、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实缴资本汇总表、2015年12月31日实收资本记账凭证、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民生银行账户2015年10月23日至2016年5月31日的对账单、2016年1月6日至2016年5月30日的支付业务回单、2017年1月21日股东会决议、2017年2月24日股东会决议、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民生银行账户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10月23日的银行流水、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业务回单（汪冬梅增资）、汪冬梅招商银行账户部分交易明细、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程序报告（股东实缴资本核查报告）其他专项审计报告，被告提供的广州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工商内档资料以及庭审笔录等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目前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原有的公司股东和现有股东应否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或补充清偿责任。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据工商登记载明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10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自2015年10月10日至2019年7月4日期间，该公司的股东先后为谢沂、孙雷、汪冬梅、曾伟现、杨君和彭桂英。根据原告举证提供的审计报告，确认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0月23日至2019年9月20日股东转入投资款累计金额2285776.07元，其中汪冬梅实缴资本1346500元，杨君实缴资本471776.07元，孙雷实缴资本277500元，谢沂实缴资本100000元，曾伟现实缴资本90000元。亦即公司原股东已对公司资本实缴完毕，被告虽对原告提供的上述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但无提供反证，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案自然教育公司是企业法人，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故在目前没有证据证实自然教育公司的前后股东未足额缴纳公司注册资本的情况下，追加自然教育公司的前后股东作为被执行人依法无据，本院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粤0104执异491号执行裁定书；二、本案原告汪冬梅无需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粤0104民初152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中确认的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应给付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752元，由被告麦艳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声铃人民陪审员  何燕能人民陪审员  李艳琼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 记 员  马树婷潘子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