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门民初字第2601号原告陈×1（曾用名陈×2），女，1956年1月27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杨练兵，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曾用名王×），男，1983年6月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兰友林，北京市实现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曾用名陈×3），女，1979年7月24日出生。原告陈×1与被告吕×、梁×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1之委托代理人杨×，被告吕×及其委托代理人兰友林，被告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1诉称：陈x2与王x系夫妻关系，生有三个子女分别为长子陈x4、陈x5、女儿陈×1。陈x2于2010年10月30日死亡，王x于2006年12月18日死亡。陈x4与梁x于1979年2月登记结婚，婚后生一女梁×（曾用名陈×3）。陈x4与吕x于1991年9月14日结婚，吕x在结婚时带有一子吕×为本案被告。吕×与陈x4形成继子女关系。后吕x去世。梁×与吕×对陈x4不管不问，陈x4因病入住北京市石景山区民族养老院期间，梁×与吕×不向养老院缴纳任何费用。故陈x4于2014年4月16日在养老院住院期间，书写了一份名为“遗嘱”的遗赠抚养协议，内容为其名下一切财产以及未来可获得的一切财产都归其妹陈×1所有。遗嘱书写完毕后，陈×1及其弟陈x5向养老院缴纳了所有拖欠的养老费用，并承担了陈x4后来所有的住院费用。陈x4于2014年11月30日因病于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去世。陈×1及其弟陈x5承担了陈x4所有的丧事费用。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辛房x12排1号系陈x4的公租房，原来已经由陈x4签署了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现由于陈x4去世，后续补充协议无法签署。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陈x4于2014年4月16日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有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吕×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我作为子女在父亲在世的时候尽到了赡养义务，遗赠抚养协议中陈述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陈x4在世之前长期患病，脑梗塞、肝性脑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我们在其生病期间一直予以照顾，花费了相关费用；其次，陈x4患有肝性脑病，精神状态不正常，不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没有能力订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再次，民族养老院是盈利机构，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了赚钱与原告恶意串通，在陈x4面前故意造成被告不赡养的假象，蒙骗陈x4订立此份遗嘱；最后，陈x4有收入，每月平均有四千余元的收入，完全可以应付自己的支出，不需要原告进行扶养，故不认可遗嘱的性质为遗赠扶养协议。总之，我认为陈x4所立的遗嘱是无效的。被告梁×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原告找到我，我才知道我父亲陈x4生病了，还是我托关系给陈x4转院的，我尽到了我该尽的义务。原告为了争夺财产，在我父亲陈x4去世时都没有通知我。经审理查明：陈x4与梁x于1979年2月登记结婚，婚后生一女梁×（曾用名陈×3）。陈x4与吕x于1991年9月14日结婚，吕x在结婚时带有一子吕×（曾用名王×）。吕x于2011年8月29日死亡。陈x4与陈x6（1956年12月13日出生）于2012年5月9日结婚，陈x6于2013年9月24日死亡。陈x4之父陈x2于2010年10月30日死亡，陈x4之母王x于2006年12月18日死亡。陈x2与王x生有长子陈x4、次子陈x5、女儿陈×1。在诉讼中，陈×1提交《遗嘱》及录像，其中《遗嘱》内容为：“遗嘱陈x4，男，61岁，身份证×××由于本人的继子吕×不尽赡养义务，拖欠我在养老院入住三个月的费用，凭我微薄的退休工资不足以支付养老院的医疗和养老费用，目前我体弱多病，无力与其争执，因此我想由我妹妹为我支付养老院的一切费用，并且我愿意将我个人全部财产留给我妹妹陈×1，包括今后有可能获得的一切财产属于我个人名下的也都归我妹妹陈×1一人所有，其他人不得干涉，与任何人无干，在此之前所立遗嘱全部作废。立遗嘱人陈金生代书人及证明人朱x郝×证明人及拍摄人郝×朱x日期2014.4.16立遗嘱地点石景山区民族养老院”。吕×对两份证据均不认可，对录像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从录像看，遗嘱是提前写好的，并不是陈x4一边说一边写的；2、根据陈x4的病情，他属于脑梗塞、肝性脑病，不能证明陈x4在录像的时候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录像中所述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对《遗嘱》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通过录像不能证明陈x4立遗嘱时意识是清醒的，且遗嘱中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吕×缴纳了2014年1-3月份的养老院费用。梁×同意吕×的质证意见，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为光盘显示陈x4在说的时候并没有人去写，他说完之后就拿出一张纸在那念，认为拍摄时间与写遗嘱时间不符。在诉讼中，陈×1为证明《遗嘱》的真实性，向本院提交申请书，以陈x4所立《遗嘱》的代书人和见证人郝×、朱x均系民族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繁忙不能到庭作证为由，故申请法院前往民族养老院调查核实情况。经联系，郝×表示可以出庭作证，朱x因为脚部受伤在家静养，无法到庭作证。本院赴朱x家中向其了解情况，朱x陈述：“我是民族养老院的办公室主任，陈x4于2013年11月30日入住民族养老院，其子吕×为其缴纳了一万元的押金和2013年12月的住院费用（含伙食费、床位费、护理费），押金的性质为医疗备用金，用于紧急情况下病人生病转到其他医院治疗时缴纳押金所用，每月的住院费用不从押金中扣除。后经民族养老院多次催促，吕×拒绝继续为陈x4缴纳后续的住院费用。民族养老院准备让陈x4退院。2014年4月16日上午，院长郝×让我去院长办公室为陈x4代书遗嘱，我按照陈x4的陈述代书了一份遗嘱，我和郝×、陈x4都当场在上面签了名字。陈x4的妹妹好像也在，陈x4的外甥女录的像。陈x4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挺好的。陈x4去世后，吕×大概是2015年春节前后去民族养老院结账，民族养老院将2014年1月至3月的住院费用从押金扣除后，将剩余的押金退给他了。”郝×到庭陈述：“吕×2013年11月30日将陈x4送到民族养老院，为陈x4缴纳了一万元押金和2013年11月30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住院费用，押金是不能用来交纳住院费用的，用于病人紧急情况下转院治疗交押金用。此后民族养老院曾经给吕×打过电话让他过来交费，但他以人在外地、工资卡在陈×1处等理由没有过来交费，一直到4月份陈×1愿意承担监护陈x4的义务，陈x4重新出具委托手续把监护人由吕×改为陈×1，陈×1重新为陈x4办理了入院手续，之后陈x4就一直由陈×1照顾。陈x4于4月16日在我和朱x的见证下在我办公室立了遗嘱，遗嘱由朱x代书，只有我和朱x在场，陈x4的外甥女设置好摄像机就出去了，我进行的操作。陈x4在订立遗嘱那段时间精神状态都挺好的。吕×在陈x4死亡后来民族养老院结账的时候，我们将陈x42014年1月至3月的住院费用从押金中扣除，这三个月的费用不是在发生当时交纳的。”陈×1认可上述证人证言。吕×对上述证人证言均不认可，对郝×的证人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养老院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单位，证人郝×与本案有利益关系；2、原告此前提交了一份民族养老院出具的《说明》用于证明陈x4在民族养老院期间的情况，而询问证人郝×的时候，郝×说《说明》没有给过任何人，且《说明》与遗嘱的前后时间点矛盾；3、根据郝×的陈述，陈x4住院期间属于半自理能力，被限制自由、存在半夜不清醒在养老院拿棍子打别人、往水池里抹排泄物等行为，并为此给吕×打过电话，郝×的证人证言还可以证明陈x42014年1月至3月的住院费用是吕×交的。对朱x的证人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关于在场人员与郝×陈述不一致，刚才郝×说立遗嘱的时候只有她和朱x、陈x4三个人在场，朱x则陈述陈×1好像也在场，陈x4的外甥女录的像。2、朱x陈述的陈x4怎么说她就怎么写与录像相矛盾，录像的时候并没有她在写东西，遗嘱应该是事先写好的。两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梁×对上述证人证言亦不认可，认为证人陈述的情况与录像中不一致。吕×为证明陈x4经常神智不清、意识模糊、不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向本院提交了陈x4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入院记录（入院记录2013年8月22日）及诊断证明（2013年9月出具），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的住院病案首页、出院小结（入院时间均为2014年2月9日）及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结算单（费用发生时段为2013年10月28日至2013年11月22日）。北京佑安医院的诊断证明记载，陈x4患有包括肝性脑病（前驱期）、陈旧性脑梗在内的多种疾病。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的住院病案首页及出院小结记载，陈x4因“神志恍惚半天”入院，入院诊断为：“1、肝性脑病（前驱期）2、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脾大、脾功能亢进腹水形成……”出院情况：“……查体：神清、意识清楚，精神可，……”。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的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结算单记载，陈x4住院期间用药包括醒脑静注射液和谷氨酰钠注射液。陈×1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认为佑安医院的入院记录表明，陈x4在入院时患有脑梗10年，但无后遗症，不影响他的神智，肝硬化与神智不清是两个概念；认为根据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的住院病案首页及出院小结记载，陈x4只是精神恍惚，但是不代表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住院小结也没有证明陈x4行为能力受限，不能证明陈x4神志不清；不认可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的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结算单的证明目的，认为陈x4患有肝性脑病并进行相应治疗不代表精神不正常，没有医院诊断陈x4是精神不正常，他只是干性脑病肝硬化，是长期喝酒的缘故。吕×为证明其向陈x4履行了赡养义务，向本院提交了北京市住院收费专用收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医疗收费专用票据、陪护费收据、民族养老院出具的发票等证据。陈×1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认为持有这些收据不意味着实际支付了这些费用；吕×与陈x4形成了继子女关系，吕×为陈x4赡养或者出资是履行正常的赡养义务，并不说明陈x4不能处置自己的财产；民族养老院的收据和发票无法证明交款人和交款日期，实际上这些票据都是后补的，吕×拒绝为陈x4缴纳2014年1月至3月的费用，所以陈x4才找到陈×1，并立下《遗嘱》，由陈×1负担陈x4的相关费用，吕×在陈x4死亡后去民族养老院结账，民族养老院从押金中扣除了这些费用，并不是吕×主动缴纳的。吕×为证明陈x4和陈×1实际上并不存在遗赠扶养关系向本院提交了陈x4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交易明细，主张陈x42013年10月至2014年10月的退休金收入为68660.31元，每月平均为4904.3元，账户显示有支取，陈x4在养老院中居住，根据养老院的作息时间，陈x4无法出来取款，陈x4的银行卡一直在陈×1手里，即便吕×不再给陈x4支付养老院的费用，陈x4凭自己的收入也有能力支付自己的各种费用。陈×1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认为陈x4是否有收入不影响他与别人再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不能据此否认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梁×对吕×提交的各项证据均没有异议。梁×主张陈x4另外立有一份遗嘱，在陈×1手中，该遗嘱订立时间在2014年4月16日之前，未经公证，陈×1表示现已无法找到该份遗嘱。梁×就自己的主张未提供证据。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1989）石民字第127号民事判决书，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信，《遗嘱》，证人证言、婚姻登记档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入院记录及诊断证明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公民对自己的合法财产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根据陈×1提供的证据，陈x4于2014年4月16日所立《遗嘱》有朱x、郝×在场见证，由朱x代书，内容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陈×1此后已经按照《遗嘱》的内容履行了相应义务。该《遗嘱》名为“遗嘱”，但根据其内容，实为遗赠扶养协议。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吕×、梁×对该《遗嘱》的真实性和效力不认可，主张陈x4立遗嘱时神志不清、见证人朱x、郝×与受遗赠人有利益关系、民族养老院与陈×1串通蒙骗陈x4订立《遗嘱》，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虽梁×主张陈x4另外立有一份遗嘱，但无法提供该份遗嘱，且梁×认可该遗嘱的订立时间早于2014年4月16日，未经公证。故现陈×1要求确认陈x4于2014年4月16日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陈x4于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有效。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吕×负担三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由梁×负担三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伟男人民陪审员  王志强人民陪审员  李 萍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李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