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4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晓俊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谌家矶大道**号。法定代表人：沈娥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熊正刚，湖北涛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柯昌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冶市富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大冶市陈贵镇堰畈桥村村委会*楼。法定代表人：陈慧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袁观耀，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市晓俊物资有限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大冶市富通贸易有限公司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4）鄂洪山民商初字第00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0月16日、11月1日，大冶市富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通公司）与远昌公司分别签订了三份《铁精矿供销合同》，由富通公司向远昌公司供应铁泥、铁精粉。2013年11月26日，远昌公司又与武汉宸奥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宸奥公司）签订了《铁精矿购销合同》，远昌公司作为卖方向宸奥公司销售铁精矿。2013年11与27日，武汉市武钢北湖汉申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出票人出具了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分别为：票据号码：31400051／22148265，金额人民币200万元整；31400051／22148266，金额200万元整；31400051／22148268，金额500万元整。收款人均为武汉市金潮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潮公司），付款行为农村商业银行化工新城支行，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5月27日。金潮公司在背书人签章栏内签章后将票据转让给被背书人宸奥公司，宸奥公司因与远昌公司有业务往来，未经背书直接将票据又交付给远昌公司。远昌公司从宸奥公司收到包括涉案票据在内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后，未经背书又直接将该三张票据转让给富通公司。后富通公司将包括涉案票据在内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通过案外人孙霖私下进行票据贴现，孙霖在收到涉案票据后当即交由谈轩进行非法贴现，谈轩于当日将涉案票据款交付给孙霖，该款被孙霖非法占有填补其资金空缺未交付给富通公司。后黄石市下陆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诈骗罪对孙霖进行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11月26日，谈轩作为亿海通公司代表人以亿海通公司的名义与武汉市晓俊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晓俊公司）签订了一份供销合同，约定由晓俊公司向亿海通公司提供货物，货款合计4328500元，谈轩将涉案票号为31400051／22148265的汇票转让给晓俊公司。11月28日，晓俊公司通过银行又以退款的名义转账200万元整到亿海通公司账户。谈轩在收到该款后通过银行向被告晓俊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娥玉私人账户汇款164000元整。同年12月10日，富通公司以遗失票据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该院受理后于12月18日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60日内申报权利。其后，晓俊公司在规定期间申报权利，该院于2013年12月24日作出（2013）鄂洪山民催字第00025号民事裁定，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富通公司遂于2014年2月25日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晓俊公司返还给其号码为31400051／22148265的银行承兑汇票，或确认该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人为富通公司；2、诉讼费用由晓俊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该案系富通公司因其持有的承兑汇票被晓俊公司非法持有要求其返还而引起的票据返还纠纷。票号为31400051／22148265的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形式完备，各项记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该汇票为有效汇票。该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晓俊公司取得汇票的方式是否合法以及其是否应向富通公司返还涉案汇票，富通公司是否享有诉争汇票的票据权利。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晓俊公司取得汇票的方式是否合法以及其是否应向富通公司返还涉案汇票。晓俊公司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案中所涉票据从票面形式上看，背书连续，是由背书人宸奥公司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亿海通公司，但是根据现有证据及双方抗辩，亿海通公司及晓俊公司取得该涉案票据并不合法。（1）亿海通公司并不享有票据权利。首先，从票据背书情况看，亿海通公司非因背书取得票据。宸奥公司从金潮公司取得包括涉案票据在内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后，因贸易关系直接交付给了远昌公司，其票据转让的后手为远昌公司，远昌公司后又交付给富通公司。宸奥公司与亿海通公司并无真实、直接贸易往来关系，宸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汉中及业务员姚菊珍的证人证言均可相互印证，亿海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静思的证言也证实该公司并未经正常业务经营收取包括涉案票据在内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因此亿海通公司并非从宸奥公司背书转让获得涉案票据。其次，从票据实际取得看，系谈轩假借亿海通公司的名义非法取得票据。根据法院依职权对孙霖制作的询问笔录证实，谈轩利用亿海通公司的公章及其银行账户非法从事票据倒卖、贴现业务，亿海通公司是为孙霖、谈轩非法贴现涉案票据提供便利。据此，亿海通公司并不享有涉案票据的票据权利。（2）晓俊公司从不享有票据权利的亿海通公司受让取得涉案票据，并不符合善意取得，因而不能获得票据权利。首先，晓俊公司并未尽到谨慎注意、审查义务。所谓善意取得票据是指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恶意取得票据是指受让人明知让与人不是票据上的真正权利人、没有处分权而受让票据。重大过失取得票据是指受让人虽非明知，但怠于负谨慎注意义务而从无权处分人手中受让票据。本案中，晓俊公司并未能证明已对其直接前手，即亿海通公司背书签章取得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尽到谨慎注意和审查义务。而且在接受大额票据时并没有及时进行查询，而是于12月6日（11月28日退款之后一周）第一次发出查询。其次，晓俊公司与亿海通公司之间并不具有真实交易关系。晓俊公司为证明其取得涉案票据合法有效，提交了其与亿海通公司签订的《供销合同》，该合同具备合同成立生效的要件。但是晓俊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实际履行该合同，其已经履行或准备履行供货义务，并不能仅仅据此份合同认定其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另外，根据该案现有证据证实，亿海通公司与晓俊公司签订的供销合同，由谈轩作为亿海通公司的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实际上是谈轩利用手中持有的亿海通公司公章，假借亿海通公司的名义与晓俊公司签订虚假买卖合同进行货物交易，实质进行的是票据倒卖行为。最后，晓俊公司取得汇票并未支付对价。根据现有证据和查明事实，双方签订供销合同，晓俊公司取得了涉案汇票，后又以退款名义通过银行转账200万到亿海通公司。晓俊公司辩称由于《供销合同》约定的武钢期货免承兑贴息政策没有实施，在晓俊公司已在银行承兑汇票上签章的情形下，晓俊公司依约定于2013年11月28日退现款200万元，故主张其取得票据已支付了合理对价。晓俊公司取得票据是否支付对价在于晓俊公司后转账给亿海通公司的200万元如何认定？根据11月26日双方签订《供销合同》：晓俊公司向亿海通公司提供货物，全款订货，货款总计4328500元。武钢期货享受承兑免贴息合同生效，若不能免息则供方退现款，需方贴息。晓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11月28日之前已向付款人提示承兑，并被告知无法享受承兑贴息；而且双方在从签订期货合同之日至退还货款之日仅仅间隔一天，对于公司正常贸易往来而言缺乏合理性。既为退回货款，仅意味着将货款返还负有给付货款义务一方，双方并无往来交易，因此，并不能认为该200万元为晓俊公司为取得汇票而支付的对价。综上，晓俊公司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双方实际履行该合同，其已经履行或准备履行供货义务。亿海通公司将涉案汇票转让给晓俊公司，后晓俊公司退款给亿海通公司的行为并不能认定晓俊公司取得票据已给付对价。双方实质上是从事票据买卖活动，以合法的贸易形式来掩盖非法目的，该行为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扰乱并破坏了金融秩序，其实施的行为系无效的民事行为。晓俊公司与亿海通公司既无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又未向其支付相应对价，不适用善意取得，属恶意取得涉案票据，不受法律保护。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富通公司是否享有诉争汇票的票据权利。⑴富通公司能够举证证明其取得汇票合法。《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所谓“合法”，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非经背书转让的，票据权利人须举证证明其取得票据是基于与直接前手之间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并给付了对价或因税收、继承、赠与依法无偿取得票据。富通公司提供的其与远昌公司签订的三份《铁精矿供销合同》及检验报告、外贸公司计量单、增值税发票（部分）、结算单，足以证实富通公司是基于买卖关系在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以后，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从远昌公司处取得涉案汇票。⑵富通公司获得票据未经背书签章，并不影响其取得票据权利。《票据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背书是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根据《票据法》第二十二条关于汇票绝对记载事项的规定，背书签章及背书时间非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同时结合《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票据权利人取得票据，既可以因背书转让而取得票据，也可以通过非经背书转让取得。故，背书签章并非为取得票据权利的必要条件，富通公司受让取得汇票的行为合法有效，依法享有涉案汇票的票据权利。晓俊公司关于富通公司未在票据上背书签章因而不是票据权利人的主张不能成立。⑶富通公司将票据交由孙某贴现，并不导致其因此丧失票据权利。富通公司取得票据后，基于对孙霖作为中国人民银行黄石市中心支行的主任科员身份的信任，将票据交由不具有票据贴现资格的自然人孙霖进行私下贴现，孙霖取得票据与谈轩非法贴现后也未将贴现货款交给富通公司。富通公司与孙霖之间不是委托和居间行为。孙霖被黄石市下陆区公安分局以涉嫌构成诈骗罪立案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孙霖因诈骗取得票据的行为，并不影响富通公司享有的票据权利。尽管富通公司主观明知孙某不具备票据贴现资格，对票据的遗失存在过失，但也并不导致其因此丧失票据权利。富通公司虽未经背书转让，但有证据证明其取得汇票的方式合法，应当认可其汇票权利，且亿海通公司和晓俊公司并不享有涉案银行汇票的票据权利。故富通公司要求确认其为该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大冶市富通贸易有限公司为31400051／22148265，金额2000000（大写：贰佰万）的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人，享有该票据的一切权利，武汉市晓俊物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31400051／22148265银行承兑汇票返还给大冶市富通贸易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80元，由武汉市晓俊物资有限公司承担。上诉人晓俊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富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其上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有错误。1、一审判决书认定“亿海通公司并不享有票据权利”实属不当。宸奥公司实施的转让背书没有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属于空白背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9条规定，亿海通公司正是“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的持票人，其记载“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以亿海通公司与宸奥公司之间“并无真实、直接贸易往来关系”为由，认定“亿海通公司并不享有票据权利”，明显违反了该条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书认定亿海通公司为孙霖、谈轩非法贴现涉案票据提供了便利，姑且不论对“提供便利”的认定是否于法有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提供便利”的行为并不属于上述规定所禁止的任何一种行为方式。2、一审法院认定晓俊公司取得诉争票据“不符合善意取得，因而不能获得票据权利。”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于法律无据。晓俊公司从亿海通公司受让诉争票据时，已经确认了亿海通公司的背书签章为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即晓俊公司已经尽到审查其直接前手背书人背书签章真实性的法律义务，并不负有“谨慎注意和审查”其他票据行为人的签章“真实性、合法性”的法律义务，更不负有所谓“查询”的法律义务。晓俊公司与亿海通公司之间所签订的《供销合同》真实与否，合法与否，那是《合同法》要解决的问题，不属于《票据法》的调整范围。但即使《合同法》已经认定上述《供销合同》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也无权据此认定“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晓俊公司不能获得票据权利。本案中，是以货物为对价，还是以现金为对价，均在晓俊公司与亿海通公司双方约定的范围之内，一审法院否认200万现金的对价性质，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晓俊公司已经将作为对价的200万元款项转到了亿海通公司的银行账户中，亿海通公司也己依法收妥，其间，双方当事人未有任何的异议。3、一审法院认定富通公司享有票据权利，明显背离了司法公正原则。首先，一审中富通公司提供的所谓“证据”，仅能证明富通公司所取得的是某种民事债权，并不能证明富通公司所取得的是票据权利。只有远昌公司依照《票据法》的规定实施了转让背书行为，富通公司才能合法地取得和享有诉争票据的票据权利。其次，富通公司从未合法地取得票据权利，又何来所谓“丧失票据权利”的问题？最后，任何票据行为生效，都应有票据行为人的签章。一审法院判定票据权利归属于富通公司，引用了与背书的应记载事项问题毫无关联的《票据法》第22条的规定，违背常识地认定背书签章“非”背书行为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显然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适用《票据法》第10条的规定，背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意图。本案中，晓俊公司正是通过连续背书这种法定要式受让诉争汇票的，一审法院没有理由否认晓俊公司享有票据权利的正当性。2、《票据法》第12条在本案中没有适用的余地。本案中，晓俊公司既不是“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也不知前手背书人亿海通公司是否是“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更没有义务去查实亿海通公司是否是“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而是依法通过转让背书取得票据的，况且，一审法院已经明确确认诉争汇票为合法有效的票据，其间，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重大过失”的问题，晓俊公司理应“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法》第12条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3、一审判决误解了《票据法》第31条的规定。本案中，富通公司取得票据占有的行为正是属于《票据法》所禁止的“单纯交付票据”的转让行为，而非《票据法》第31条第一款中“其他合法方式”所指的、可以构成票据关系法律事实的事件。三、一审过程中存在有程序违法的情形。1、富通公司不具备公示催告申请人的资格。首先，富通公司不是合法的票据权利人。其次，富通公司是自己主动将票据委托交付给孙霖的，其脱离对诉争票据的占有，不构成票据丧失。2、富通公司不具备本案起诉的资格。富通公司利益受损的真正原因是其受托人孙霖将所谓贴现资金据为已有的侵权行为，并非晓俊公司依法受让票据所致。晓俊公司与富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所规定的利害关系，真正的利害关系只存在于富通公司与其受托人孙霖之间。3、一审的证据采信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所采信的三份《精铁矿供销合同》、相关检验报告、外贸公司计量单、增值税发票、结算单等证据，只能证明票据原因关系，不能证明票据关系。被上诉人富通公司答辩称：1、亿海通公司本身就是为了倒卖承兑汇票，从事非法金融业务而设立的公司，没有其他合法的主营业务，其不具有合法性。从亿海通公司取得本案讼争票据行为来看，其用诈骗的形式取得票据，用借来的公章背书，转手倒卖给晓俊公司，没有任何合法票据行为，实则是孙霖、谈轩等人借用公司合法外衣，从事倒卖金融票据、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故一审法院认定亿海通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并无不妥。2、晓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娥玉通过公司倒卖票据获利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其行为是现行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晓俊公司非善意取得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完全正确。3、富通公司在一审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自己是合法的最后持票人，而且不是出于本意致使票据丧失，一审法院依据证据链认定富通公司为票据权利人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5、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富通公司因欺诈行为丧失票据是事实，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申请公示催告并无不当；富通公司是否具备公示催告申请人资格，不属于一审程序性审查内容；富通公司是讼争票据合法的最后持票人，其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富通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晓俊公司无端怀疑，又无实际证据采信不当的例证，显属无理。二审期间，晓俊公司提交武汉紫怡商贸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该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涉案票据因被人民法院冻结已由武汉紫怡商贸有限公司退回晓俊公司持有。经质证，富通公司认为上述证明的落款日期是2014年6月3日，在一审开庭之前即已形成的证据而未提交，故不属于新证据。本院审查认为，仅凭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晓俊公司是涉案票据的合法权利人。二审查明：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人金潮公司在背书人签章栏内签章后将票据交付给宸奥公司，但未在被背书人栏内记载宸奥公司的名称。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及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一、关于富通公司是否是争议票据合法权利人问题。经查，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人金潮公司在背书人签章栏内签章后将票据交付给宸奥公司，宸奥公司因与远昌公司有业务往来，未经背书直接将票据交付给远昌公司，远昌公司从宸奥公司收到包括涉案票据在内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后，也未经背书直接将该三张票据交付给富通公司。根据富通公司在一审提交的富通公司与远昌公司签订的三份《铁精矿供销合同》及检验报告、外贸公司计量单、增值税发票（部分）、购货结算单、票据收取凭证，可证明富通公司与远昌公司之间具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关系，且远昌公司出具证明证实其与票据转让的前手宸奥公司及后手富通公司具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关系，另外宸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汉中也证实与其进行贸易的对象和票据转让的后手是远昌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前款所称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的规定，本院认为富通公司取得票据虽然未经过背书连续而转让获得，但是上述事实能证明富通公司是以合法方式取得汇票，故应当认定富通公司为该争议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富通公司取得票据后，通过案外人孙霖私下贴现，后孙霖将涉案票据款非法占有，为此孙霖被黄石市下陆区公安分局以涉嫌构成诈骗罪立案审查并被采取强制措施。富通公司发现被孙霖欺诈丧失票据后，及时向原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故本院确认富通公司是本案争议票据失票前最后合法持有人。晓俊公司上诉称富通公司不是争议票据的合法权利人理由不成立。二、关于晓俊公司应否向富通公司返还涉案票据问题。根据富通公司在一审中提交宸奥公司与远昌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结合宸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汉中及业务员姚菊珍的证人证言，可证明宸奥公司与远昌公司有业务往来，并将涉案票据直接交付给远昌公司，而宸奥公司与晓俊公司之间并无交易关系。远昌公司的后手是富通公司，富通公司将涉案票据交给孙霖私下贴现，孙霖收到涉案票据后交由谈轩控制的亿海通公司进行非法贴现。虽然涉案票据记载有亿海通公司，但因宸奥公司并未直接背书转让给亿海通公司而是将涉案的票据交付给远昌公司，且亿海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静思的证言证实该公司并未经过正常业务经营收取包括涉案票据在内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说明亿海通公司并非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票据。鉴于亿海通公司并非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涉案票据，因此亿海通公司并不享有涉案票据的票据权利，其应无权在涉案票据上记载。本案一审中，虽然晓俊公司提交了其与亿海通公司签订的《供销合同》，但未能进一步证明双方实际履行该合同，据此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另外，晓俊公司以退款名义通过银行转账200万元到亿海通公司账户，意味着双方所谓的货物贸易未完成，且双方在从签订期货合同之日至退还货款之日仅仅间隔一天，这也不符合常理。故本院认为晓俊公司与亿海通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货物贸易关系。既然亿海通公司与晓俊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货物贸易关系，那么双方之间进行的交易实质上属于非法票据贴现交易，对此晓俊公司是明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的规定，故晓俊公司也不能获得涉案票据的票据权利。另外，据孙霖的笔录记载亿海通公司系其倒票的公司，该公司交给其一套财务印章及网银，涉案票据就是其利用该公司名义倒卖的。又据亿海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静思笔录记载该公司有倒卖票据的行为，其中有一枚印章借给了孙霖。上述证人证言证明孙霖在利用亿海通公司的公章及其银行账户从事非法票据贴现交易，亿海通公司实际上为孙霖从事非法票据贴现充当媒介，故谈轩与孙霖之间办理贴现行为违法，不应受法律保护。基于此，本院认为晓俊公司受让亿海通公司票据时，应该知道谈轩所代表的亿海通公司在从事非法票据贴现业务，而仍与之进行交易，说明晓俊公司对亿海通公司取得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未尽到谨慎注意和审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规定，故晓俊公司不应享有涉案票据的票据权利。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票据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鉴于晓俊公司对其持有涉案票据的合法性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故不能仅凭票面记载主张无因性，因此本院认为晓俊公司不享有涉案票据的票据权利。三、关于原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鉴于富通公司是涉案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因孙霖的欺诈行为丧失了票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三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富通公司有权向原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在公示催告期间，因晓俊公司向原审法院申报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故富通公司有权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晓俊公司主张原审法院审理程序上存在违法的理由不成立。综上，上诉人晓俊公司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武汉市晓俊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张 静审判员 李 娜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雯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