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静民一(民)初字第2502号原告朱甲。委托代理人吴林锋，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某某。被告朱乙。委托代理人王垣，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任宏，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甲诉被告朱乙(ZHUPING)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9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院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18日、2014年6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甲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林锋律师、王某某，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垣律师、任宏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其与被告、案外人朱丙系袁雅芳(已故)的子女。1991年起，被告与朱丙先后移民美国，母亲袁雅芳的起居则由原告照料。2012年8月16日，袁雅芳病逝。原告在丧事办完后得知，袁雅芳于2008年6月将其名下上海市静安区长乐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产权以赠与方式过户至被告名下。此后双方曾就此事进行协商，原告、被告及朱丙还于2012年8月27日签下《协议书》一份，明确了涉案房屋的处理方式。不料2013年被告再次回国时态度转变，拒不兑现承诺，双方遂起纠纷。原告此时才见到袁雅芳留下的遗嘱一份，其中交代了过户的原委系给被告退休时留有落脚点。被告当时承诺各补偿原告及朱丙房屋总价的1/3。原告认为，袁雅芳与被告之间的赠与关系系附条件的赠与，即被告获得涉案房屋的条件之一为向原告支付相当于涉案房屋价值1/3的钱款，现被告接受了赠与，就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向原告支付前述钱款。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将上海市静安区长乐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总价的1/3，暂定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90万元支付给原告。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本案涉案房屋系袁雅芳生前无偿赠与给被告，当时并未附原告所说条件，赠与行为也已经全部完成。被告从未承诺过要给原告折价款，是因为原告知悉此事后一直要求被告补偿，被告本不同意，后因原告在机场以扣留被告护照相胁迫，被告才签署了那份《协议书》，但《协议书》中并未答应给折价款。经审理查明，原告、被告及案外人朱丙系袁雅芳的子女，涉案房屋本系袁雅芳名下财产。2008年5月29日，经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公证，袁雅芳与被告签署赠与合同一份，其中约定：袁雅芳将涉案房屋所有权无偿赠送给被告，被告表示接受；被告保证袁雅芳在涉案房屋内的居住权，直至袁雅芳去世；若被告违约，袁雅芳有权要求撤销赠与或赠与合同或者要求被告继续履约。2008年6月11日，涉案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变更原因为赠与。2012年8月16日，袁雅芳因病去世。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户籍摘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房地产登记簿、赠与合同、公证书，被告提供的赠与合同、公证书等证据为证，并经庭审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在庭审中的争议焦点为：袁雅芳向被告赠与涉案房屋时，是否附有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三分之一房屋折价款的条件。原告认为，虽然经公证的赠与合同中没有提及该条件，但袁雅芳在生前曾向家人多次表示，涉案房屋要让三个子女均分。被告也曾经口头承诺过给原告补偿，在被告签名的《协议书》中，又再次确认了这一点。另外，袁雅芳生前曾经留有一份遗嘱，在其过世前交由案外人袁某某(系原、被告舅舅)保管，该文件中也提到，被告答应过一旦袁雅芳去世，就支付三分之一涉案房屋折价款给原告。因此，从以上几点可以推理出，袁雅芳在赠与涉案房屋时，应该是附有被告向原告支付三分之一折价款的条件的。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遗嘱》，证明袁雅芳生前表示，被告答应过一旦袁雅芳去世，就支付三分之一涉案房屋折价款给原告；2、《协议书》，其中约定“因母亲袁雅芳辞世突然，对其生前居住的长乐路XXX弄XXX号XXX室房产的安排，将会由子女朱甲、朱丙、朱乙三兄妹之间妥善协商处理安排”，原、被告均在尾部签名，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当初有过承诺，不然被告不会在涉案房屋到手后四年又同意签署这么一份协议。3、2013年5月23日通话录音，系原告与被告丈夫之间的通话，证明被告丈夫说过曾经向袁雅芳表态，会补偿原告。被告认为，袁雅芳向其赠与涉案房屋时只附了一个条件，并不包括向原告支付钱款的内容。原告提供的名为《遗嘱》的文件，被告不予认可其真实性，况且该文件的签字日期是2008年10月28日，离袁雅芳赠与被告涉案房屋一事已有3个月，赠与在前而签署名为《遗嘱》的文件在后，明显有矛盾；对于原告提供的《协议书》，被告认可其真实性，但该《协议书》系原告强行扣留被告护照逼迫被告签署，且其中并无承诺补偿原告的内容；对于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被告认为对话的双方既不是袁雅芳，也不是被告，且对话的时间是2013年5月，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也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其本人的出入境记录，证明其在签署《协议书》之日离境，原告则表示该记录不能说明其对被告有何逼迫行为。为进一步证明其主张，原告申请证人袁某某、白晔(曾用名袁雅夔)出庭作证。证人袁某某到庭述称，其系原、被告的舅舅，袁雅芳之弟。对于涉案房屋，袁雅芳生前表示要把房子给被告，房屋价值由三个子女均分。原告提交的《遗嘱》系袁雅芳生前亲笔所写，写好后就由其保管。但其并未亲眼目睹《遗嘱》的书写过程，是袁雅芳的保姆在2008年10月28日左右将《遗嘱》交到其手中。袁雅芳去世后，其与被告交谈，被告认可三人均分的分配方式，但原、被告当时并不知道袁雅芳写下了《遗嘱》。2013年9月，其复印了《遗嘱》给被告，后来原告也来取了《遗嘱》复印件。证人袁某某当庭提交了《遗嘱》原件。证人白晔(曾用名袁雅夔)到庭述称，其系原、被告的阿姨，袁雅芳之妹。其曾听袁雅芳说过，被告说为避免房产税所以提出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被告名下，被告答应在袁雅芳过世后将涉案房屋价值三兄妹均分。后来，其看见袁雅芳写下了《遗嘱》。袁雅芳去世后，被告表示会均分涉案房屋。被告认为，证人袁某某及白晔(曾用名袁雅夔)的证词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且仅有证词佐证不能证明存在附条件的赠与。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均应恪守。合同的条款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由合同双方协商一致订立。合同订立之后，可以依法修改，但需要合同双方协商一致。本案所涉赠与合同曾经公证机关公证，赠与关系有效成立，且赠与人的主要义务已履行完毕。经查，赠与合同文字中并未附要求被告支付房屋折价款的条件，却附有保障袁雅芳在涉案房屋内的居住权的条件。该赠与合同的文字，足以说明袁雅芳在订立合同时已经充分考虑赠与所附条件，即居住权，而不能证明袁雅芳在订立合同时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折价款。证人袁某某、白晔(曾用名袁雅夔)均未出现在签署赠与合同的现场，其证词只能说明袁雅芳在生前有过希望三子女均分涉案房屋价值的想法，却不能证明在赠与合同订立之时，袁雅芳曾与被告就支付房屋折价款一事协商一致。原告提交的《遗嘱》的内容也只能反映该文件作者在2008年10月的想法，既无要约亦无承诺，不能说明袁雅芳在2008年5月29日或该日之后曾与被告就支付房屋折价款一事协商一致变更了公证赠与合同。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以及袁某某、白晔(曾用名袁雅夔)虽能证明被告在袁雅芳过世后，曾经有过与原告进一步协商的想法，但这与本案所涉公证赠与合同无关，不能发生变更赠与合同条款的法律效力。探究被告做出这些表示的本意，无非是在袁雅芳赠与其涉案房屋后，为协调、改善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所做努力，不能从其表示中推断出其同意袁雅芳在赠与涉案房屋时附上超过赠与合同文本以外的任何条件。简言之，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袁雅芳向被告赠与涉案房屋时附有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三分之一房屋折价款的条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朱甲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朱甲承担。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原告朱甲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原告朱甲在十五日内，被告朱乙(ZHUPING)在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倪强代理审判员  李彦人民陪审员  范勇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蒋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