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5）江中法刑二终字第26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敖某某，2014年4月23日因本案被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6月30日被原审法院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辩护人谷爱堂，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官斯文，广东雄军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敖某某犯行贿罪一案，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2014）江台法刑初字第27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敖某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过阅卷，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并于2015年1月29日讯问了上诉人敖某某。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1992年，被告人敖某某与时任台山市附城综合开发住宅公司（以下简称“附城住宅公司”）经理的谭某甲（另案处理）商量，由谭某甲利用职务之便将附城住宅公司的大部分下水道、排污渠等工程发包给被告人敖某某承接，被告人敖某某按所承接工程的工程款8%作为好处费返还给谭某甲。1992年至1999年期间，按照双方的约定，谭某甲先后决定将该公司工程总价为8374169.76元的多个工程发包给被告人敖某某承接，被告人敖某某在收到附城住宅公司结算的工程款后，分多次送给谭某甲好处费现金共计516606元。被告人敖某某还于1996年间，将台城富城大道商铺折抵好处费153328元送给谭某甲，并于2010年6月将该商铺过户登记到谭某甲的妻子伍某某名下。2014年3月7日，被告人敖某某到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协助调查谭某甲受贿一案时，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敖某某无视国家法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但犯罪数额的计算有误，该院予以调整。鉴于被告人敖某某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决定对被告人敖某某减轻处罚。对于被告人敖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其中被告人敖某某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其行贿行为，可以减轻处罚的意见，经查属实，该院予以采纳；其他意见，理据不足，该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敖某某的量刑建议适当，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第五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敖某某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6月30日起至2017年3月29日止）。上诉人敖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法院未对敖某某适用缓刑不当。一来适用缓刑，对社会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敖某某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二来敖某某身体确实很差，其又是家中主要经济来源，上有老，且其还有尚未完成的工程待其去完成。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敖某某犯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均经庭审示证和质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立案决定书、破案报告，证实案件的破获经过，被告人敖某某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了其行贿的犯罪事实。2、相关书证：（1）户籍资料及身份职责材料，证实被告人敖某某、谭某甲的身份情况，其中谭某甲于1992年3月至1995年5月由附城镇政府委派担任附城住宅公司经理，其中1993年3月起聘为台山市附城镇府合同制干部，1995年6月至1995年8月任台山市附城镇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副总经理兼附城住宅公司经理，1995年8月至1998年6月任台山市附城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兼附城住宅公司经理，1998年6月至2000年4月任台山市附城镇府财经办副主任兼附城住宅公司经理，其中1993年3月被聘为附城镇合同制干部，1998年7月过渡为国家公务员。（2）台山市附城综合开发住宅公司工商资料，证实台山市附城综合开发住宅公司自1990年6月11日成立，为集体所有制企业。（3）台城环市东路土地办证资料，证实敖某某挂靠台山市附城住宅公司取得台城镇城东管理区东和海边地土地使用权，用于兴建商品房，使用年限七十年，由1994年4月30日至2064年4月29日。（4）台城富城大道商铺购买及登记材料、附城综合开发住宅公司财务资料，证实该公司以台城富城大道商铺（价格153328元）、商铺（价格237873元）冲抵敖某某往来款332551.95元，冲抵工程款58649.05元。相关财务资料经被告人敖某某，证人谭某甲、李某甲辨认确定。（5）台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房地产登记证明及相关登记材料，证实台山市台城富城大道商铺权属人为伍某某，面积44.76平方米，价格153328元，于2010年6月30日买卖取得。（6）附城住宅公司关于环市东路楼财务凭证，证实敖某某承建环市东路工程款总额为1675525.80元，其中附城住宅公司以1998年11月转字第3号支付敖某某（敖某某）50万元，1999年3月建台第字3号支付敖某某（敖某某）6万元，1999年4月建台第字2号支付敖某某30万元，1999年4月转第字2号支付敖某某60万元，1999年6月转第字2号支付敖某某215525.80元。（7）附城住宅公司关于敖某某工程款的财务凭证资料，证实1992年至1999年经谭某甲决定发包，被告人敖某某从附城住宅公司承包并给予谭某甲回扣的工程款共计8315520.71元，相关财务凭证经被告人敖某某和证人谭某甲、李某甲辨认确认。3、证人证言：（1）证人谭某甲的证言，证实附城住宅公司是原附城镇政府属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附城住宅公司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另外由于附城住宅公司作为有资质的建筑单位，很多没有资质的个体老板挂靠附城住宅公司征地、开发房地产，而附城住宅公司向该些个体老板收取管理费。我于1990年1月至1999年12月，在附城住宅公司工作，其中1990年1月至1992年2月期间任该公司出纳，1992年3月至1999年12月任附城住宅公司经理，负责该公司全面工作。我在附城住宅公司任经理没有正式的任命文件。因为附城住宅公司当时属于附城镇政府的下属企业，而该公司名义上由附城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主管，实际上总公司是不管附城住宅公司的具体业务，附城住宅公司的具体业务都是由镇政府的分管领导直接主管的，我记得当时是由附城镇政府通知任命我为附城住宅公司经理，由于当时的任命程序没有现在这么规范，所以肯定是没有正式的任命文件，至于有没有其他书面的通知我就不清楚了。1993年3月我经考试转为附城镇合同制干部，是属于身份性质的变化，但具体的任职并没有变化，期间仍然任附城住宅公司的经理；1995年8月我被任命为附城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当时应该有相关的组织任命文件反映，但实际上我只是挂职任附城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因为期间我同时还兼任附城住宅公司的经理，而且主要职责是主管附城住宅公司的全面工作。约于1992年，我刚任附城住宅公司经理的时候，敖某某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提出由他承建我公司下水道、排污渠等零星工程，他就按工程款8%给予我回扣，我当时表示同意。所以，1992年至1999年我任经理期间，我就将附城住宅公司大部分下水道、排污渠等零星工程项目发包给敖某某做，而敖某某就按约定给我回扣款。敖某某承建上述工程项目均没有经过招投标等程序的，都是我直接决定发包给其建筑工程队承建的。每一项工程的预算和结算、以及工程标准等，都是敖某某提出后，由我最终决定，并提出方案之后，按照方案进行最后结算。敖某某具体承建哪些工程我记得不清楚了（以查相关资料为准）。但是根据我的回忆，我任附城住宅公司经理期间，敖某某承接我公司工程项目的工程款金额合共约1000多万元，其中有800多万元工程款敖某某是有给我回扣的，还有160多万工程款是敖某某承建环市东路楼的工程款，因为该工程毛利率比较低，所以当时我们谈好敖某某承建不用给我回扣。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按工程款8%给我回扣，敖某某应给我69万多元的回扣款。其中送给我现金回扣54万多元，另外还将富城大道商铺送给我抵作其中的15万多元回扣款。如果工程项目比较大的，则敖某某在工程完工结算完后，就把相应的回扣送给我，如果工程项目比较小的，则敖某某会将相应的回扣累计到一起后，再一次性送给我，其中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三次：1992年敖某某第一次送给我回扣，是敖某某把7000元现金回扣款拿到我在附城住宅公司办公室送给我的；1994年我父亲因病在台山市人民医院治病，敖某某将1万元现金回扣款拿到台山市人民医院送给我；另外我还记得敖某某承接东门那边的工程后，将2万元现金回扣款拿到我的办公室送给我。另外，1996年时，敖某某把富城大道商铺送给了我，抵作其中的15万元回扣款。1996年10月份的一天（具体时间不记得），敖某某来到我的办公室，当时我提出由敖某某以附城住宅公司欠其的工程款和往来款抵扣富城大道商铺购买款，敖某某购买后将上述商铺送给我，以抵作其欠我的回扣款。当时敖某某也同意。富城大道商铺的价格是15万多元，富城大道商铺的价格是20多万元，两间商铺的价格总共是39万多元。这两个商铺的价格都是我决定的。由于敖某某建筑施工队从1990年开始就和附城住宅公司合作，承建该公司建筑工程的下水道、排污等修建项目。附城住宅公司累计拖欠敖某某60多万元工程款和借款，所以当时就直接以这两间商铺作价39万多元卖给敖某某作为冲抵附城住宅公司拖欠他的工程款和往来款。具体是由附城住宅公司出纳员朱某某出具两张《收款收据》，一张是15万多元，一张是20多万，并由敖某某在收款收据背面签名同意抵冲工程款。由于我是公职人员身份，我担心把房地产权证办理到我的名下会有麻烦，所以我迟迟未办理房产证。2010年的时候，敖某某来到我办公室跟我说李某甲已经两次催他办理上述商铺的房产证，叫我抓紧办证，并与李某甲具体联系办证事宜。另外，朱某某也打电话给我，跟我说附城住宅公司准备与台城住宅公司合并，合并后办证比较麻烦，叫我抓紧时间办证。于是我就将上述商铺办证到我妻子伍某某名下。当时将该商铺办证到伍某某名下需要敖某某同意，因为在办理该商铺房地产权证之前，附城住宅公司其他人员都不知道该商铺是敖某某送给我的，所以办证时，必须经过敖某某同意才能办理。因为我是附城住宅公司的经理，有权决定将我公司工程项目发包给谁承建，当时敖某某承诺按工程款8%给我回扣，是希望我将附城住宅公司的大部分零星工程发包给他承建，让他能够从中赚取更多的经济利润。因此，我任总经理期间，同意将我公司大部分零星工程敖某某承建，敖某某为了感谢我的支持和帮助，所以给我上述回扣款。经我仔细回忆和辨认，附城住宅公司的这些记账凭证及附件记载的工程项目是1992年至1999年期间附城住宅公司发包给敖某某做的工程项目，这些出示的工程项目敖某某都是按工程款8%给我回扣的。经我计算，出示的工程项目工程款共8608326.48元。此外，敖某某在1996年的时候，向附城住宅公司购买位于台城富城大道两间商铺，其中商铺价格是153328元，商铺的价格是237873元，两间商铺合计391201元。其中332551.95元是以前住宅公司欠敖某某的往来款，不是工程款，剩余的58649.05元是抵扣的工程款。因此，这58649.05元也是敖某某承建附城住宅公司的工程款。经我计算，1992年至1999年我任附城住宅公司总经理期间，给敖某某承建的零星工程总工程款是8666975.53元，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按工程款8%给我回扣，敖某某一共送给了我693358元的回扣款。根据我和敖某某结算回扣款的一贯做法，敖某某每次都是在工程完工结算并领取工程款后，才将相应的回扣款给我，而我从2000年1月开始不再任附城住宅公司经理，根据我之前辨认过的记账凭证，最后一笔由我决定发包给敖某某承接并由敖某某送给我回扣款的工程项目结算时间是1999年12月8日，敖某某送给我最后一笔回扣款的时间肯定在1999年12月8日之后的。现在经我仔细回忆后，我记得敖某某送给我的最后一笔回扣款是在该最后一笔工程款结算后7、8天左右。（2）证人李某甲（原附城住宅公司会计）的证言，证实附城住宅公司是原附城镇政府属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1992年4月至2000年3月谭某甲任附城住宅公司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我于1992年任出纳，后由朱某某接任直至2012年；1992年至1995年陈伯亮任会计，后由我接任至2012年7月。1992年我在附城住宅公司工作开始，敖某某就经常有承接附城住宅公司下水道、水渠等零星工程。另外，在1998年，敖某某还承接了附城住宅公司环市东路商品房建筑工程。敖某某承接的下水道、排污渠、挡土墙以及零星工程一般为几千元至几十万元不等，另外环市东路商住楼的工程量大约有两百万元。由于当时90年代的时候，附城住宅公司发包工程不需要经过招投标，而是由时任公司经理谭某甲决定将工程发包给哪位老板，就直接由该老板承接具体工程。因此，敖某某所承接的工程均是由谭某甲个人所决定的。附城住宅公司一般是根据工程进度结算与敖某某结算工程款，在工程开始时，附城住宅公司就根据需要预支部分工程款或代敖某某支材料款，待工程完工后，附城住宅公司财务人员就和敖某某结算工程，根据敖某某完成工程的实际总工程量减去附城住宅公司预支给敖某某的工程款和已代支的材料款，再支付剩余的工程款。根据我翻查附城住宅公司的账本和记账凭证，敖某某从1992年开始有承接我公司的工程，我公司支付给敖某某的工程款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1、附城住宅公司预支或者预借给敖某某的工程款；2、附城住宅公司代敖某某支付的材料款；3、结算时，附城住宅公司支付给敖某某的工程款余额款。根据我翻阅附城住宅公司有关账本和凭证资料，我把1992年至1999年属于敖某某承接我公司工程的有关凭证找出来并复印给你们，另外我每年制作了一份“敖某某工程款统计表”，现在也提供给你们。经计算，敖某某于1992年至1999年承接附城住宅公司的工程量合共为8608326.48元。敖某某和敖某某都是同一个人，敖某某是敖某某的曾用名。而至于有部分收据上显示的“敖某某”或“阳江芬”实际上和敖某某也是同一人，只是敖某某把他自己的名字写成“敖某某”或“阳江芬”（敖某某是阳江人，有时我们会叫他阳江芬）而已。当时由于1994年9月我公司曾向敖某某借款30万元，另外1995年期间，我公司拖欠敖某某报建费32551.95元，该两笔往来款合共332551.95元一直没有归还给敖某某。直至1996年附城住宅公司建好富城大道商住楼，当时经谭某甲经理与敖某某协商好，我公司用富城大道商铺分别作价153328元、237873元合共391201元，以抵减敖某某上述往来款332551.95元，以及抵减附城住宅公司当时尚欠敖某某的部分工程款58649.05元。附城住宅公司以商铺抵减敖某某借款和工程款是谭某甲决定的，具体原因我不清楚。根据我制作的“敖某某工程款统计表”，敖某某的工程量为8608326.48元，加上以商铺抵充的工程款58649.05元，1992年至1999年，在谭某甲的任期内，附城住宅公司发包给敖某某的工程量合共为8666975.53元。2010年10月份一天，谭某甲在附城住宅公司办公室，跟我说叫我将富城大道商铺办证到他妻子伍某某名下，于是我就当场打电话问敖某某，敖某某在电话中回复我说同意。后来办证之前，我有一次见到敖某某，我还当面跟他核实过，敖某某也是告诉我同意将商铺办证到伍某某名下。2010年10月26日，谭某甲将伍某某的身份证拿到附城住宅公司，叫我把富城大道商铺办证到伍某某的名下，于是我就按照谭某甲的指示，配合敖某某签订购房合同，之后就将富城大道商铺办证到伍某某的名下。（3）证人谭某乙（原附城综合开发住宅公司经理）的证言证实，我于2000年3月接谭某甲任附城住宅公司经理兼法人代表。在我到附城住宅公司任职前后敖某某都有承接过我公司的工程，所以在账上和敖某某一直有款项往来。2010年时，谭某甲来对李某甲说富城大道商铺是属于他的，要登记到其妻子伍某某名下。经李某甲了解，敖某某同意将该商铺登记到伍某某名下。李某甲将这个情况反映给我，我告诉他既然敖某某同意，照办就行了。所以后来富城大道商铺的房产证登记到伍某某名下，但至于敖某某为何要这样做我就不清楚了。（4）证人伍某某（被告人谭某甲的妻子）的证言，证实1992年至1999年期间，谭某甲除了将其工资奖金交给我保管之外，还不定期将3000元至2万元不等的现金（没有任何包装的）拿到家中交给我。但我不清楚这些款项的来源。约于1996年的时候，谭某甲跟我说想买台城富城大道商铺，之后不久，谭某甲就将上述该商铺的钥匙拿回来给我，叫我将该商铺出租出去。后来直至2010年谭某甲才将商铺办证到我的名下。我听谭某甲说，是因为担心他是公职人员身份，有几个铺位（此外我们还有3个铺位），怕有麻烦，所以迟迟没有办证。2010年谭某甲办理完上述商铺的房产证后，就将房产证等材料拿回家交给我保管，我记得该些材料中显示上述商铺的价格是15万多元。我没有支付过购买商铺的款项，至于谭某甲有没有支付过我就不清楚了。该商铺房产登记手续是谭某甲负责办理的，我没有经手办理。我记得，在2010年5、6月份的时候，谭某甲跟我说附城住宅公司准备与台城住宅公司合并，合并后办证就比较麻烦，叫我拿我的身份证给他，让他去办理上述商铺的房产证。于是我就将我的身份证交给谭某甲办理。之后，不久，谭某甲就把该商铺办证到我名下，并把房产证拿回来交给我保管。（5）证人朱某某（原附城住宅公司出纳）的证言，证实由于当时截止至1996年，附城住宅公司一共拖欠敖某某工程款和往来款合共60多万元，当年附城住宅公司就以富城大道商铺作价15万多元和富城大道商铺作价20多万元，即合共30多万元用于抵扣拖欠敖某某的往来款和部分工程款，将上述两商铺卖给了敖某某。敖某某购买上述商铺后，一直没有办理房地产权证，期间我和李某甲曾多次催敖某某办理房产证。后在2010年，我催敖某某办证时，敖某某才告诉我上述商铺是谭某甲的，于是我们就通知谭某甲过来办。之后不久，谭某甲拿着其妻子伍某某身份证过来我附城住宅公司找李某甲，把上述商铺办证到其妻子伍某某名下。4、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敖某某的供述，证实1994年的时候，我通过附城住宅公司谭某甲介绍向李某乙（已出国）购买环市东路地块（2400多平方米，约3.6亩），当时大约花费了160多万元，通过谭某甲的帮助，我无需支付变更土地使用证的税费及相关费用，节省了不少钱。1990年至2000年谭某甲任附城住宅公司经理期间，我建筑施工队承建附城住宅公司台城侨光大道某某酒店至某某电器厂路段排污渠等工程项目，具体情况以查相关资料为准。我建筑施工队承建附城住宅公司的工程项目均没有经过招投标等程序的，都是附城住宅公司总经理谭某甲同意发包给我建筑工程队承建的。每一项工程的预算和结算、以及工程标准之类，都是谭某甲决定，提出方案之后，按照他的方案进行最后结算。因我和谭某甲商量承包附城住宅公司工程时，答应给他工程款8%的回扣，所以他就给上述工程我建筑施工队承建。因为谭某甲是附城住宅公司总经理，他有权决定将附城住宅公司的工程项目发包给谁承建，而且每个工程的结算都是他说了算，我为了能够承包附城住宅公司的工程项目并且在做完项目后顺利结算，多获得一些利润，所以承诺按照工程款8%的回扣给谭某甲。我建筑施工队从1990年开始就和附城住宅公司合作，承建该公司建筑工程的下水道、排污等修建项目。在承建该公司的多项工程项目过程中，该公司累计拖欠我60多万元工程款和往来款。1996年10月份的一天（具体时间不记得），谭某甲跟我说他想购买富城大道商铺，叫我也购买富城大道商铺，其中商铺价格是153328元，商铺的价格是237873元，两间商铺合计391201元（价格都是谭某甲定的）。其中332551.95元是以前附城住宅公司欠我的往来款（其中借款30万元，报建费32551.95元），不是工程款，剩余的58649.05元才是抵扣的工程款。因此，这58649.05元也是我承建附城住宅公司的工程款。谭某甲说附城住宅公司欠我60万多元的工程款，以这两间商铺作价39万元卖给我作为冲抵附城住宅公司拖欠我的部分工程款，我当时领会到谭某甲的意思是想让我购买这两间商铺后，将其中的商铺送给他。后来，附城住宅公司出纳员朱某某出具上述两张《收款收据》，由我在收款收据背面签上我的曾用名“敖某某”同意抵冲工程款，之后，我就将上述商铺送给谭某甲。因为我在购买上述环市东路土地进行开发房地产过程中，谭某甲在介绍、购买操作以及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等方面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另外之前我承建附城住宅公司那些工程项目时，还有十万元左右的回扣款没有给谭某甲，所以我就送给他上述商铺，来抵上述给谭某甲的好处。送给谭某甲上述商铺后，一直由他出租并收取租金。我多次打电话催促谭某甲抓紧办理房产证，谭某甲说他是公职人员，办理房产证到他名下怕出问题，所以迟迟未办理房产证。2010年的时候，经我催促下，谭某甲让他妻子伍某某到附城住宅公司办理了房产证。经我仔细回忆及辨认出示的附城住宅公司的记账凭证，1992年至1999年期间，我承建附城住宅公司零星工程项目工程款共8666975.53元。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按工程款8%给谭某甲回扣，我应给他693358元的回扣款。每次工程项目完工结算后，我拿到工程款后约他吃饭的时候，把该给他的回扣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他，或者平时直接约他出来把回扣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他。我记得在1993年的时候我曾给过1万元回扣款给谭某甲（当时谭某甲父亲因病住院叫我要1万元回扣款，并叫我把钱拿到台山市人民医院急诊部门口给他的），1994年我曾给过2万元回扣款谭某甲（详细时间、地点现在记不清），1996年年底的时候我曾送一套价值15万多元的商铺给谭某甲当作是回扣款。此外，我还另外给了他510030元的现金回扣款，具体给每一笔回扣款的情况我记不清了，反正每次工程款结算后，我都按工程款8%给他回扣款，如果有些工程款尾数不是整数的，我都按四舍五入后的整数给他回扣。根据我之前辨认过附城住宅公司的记账凭证，由谭某甲决定发包给我承建的工程中最后一笔工程款的结算时间是1999年12月8日，按照我给谭某甲回扣款的一贯方式，我是在工程结算完毕之后，再将回扣款给谭某甲的，所以我给谭某甲的最后一笔回扣款的时间是晚于1999年12月8日的。而经过我仔细回忆，我现在记起来了，我是在最后一笔工程款结算后一个星期左右，将最后一笔回扣款给到谭某甲的，但是最后一笔回扣款的金额和给的时间我记不清了。因为谭某甲是附城住宅公司经理，他有权决定将附城住宅公司的工程项目发包给谁承建，而且每个工程的结算都是他说了算，我为了能够承包附城住宅公司的工程项目并且在做完项目后顺利结算，多获得一些利润，所以就送给谭某甲上述693358元（其中以现金形式送了540030元，另外还将富城大道商铺送给他作为给他的回扣款153328元）。“敖某某”是我的曾用名，而“阳江芬”是我的化名，我是阳江人，而附城住宅公司的人很多都叫我敖某某或阳江芬，所以在相关收款收据上我直接写“敖某某”或“阳江芬”，另外部分收款凭证中我将我自己的名字写成“敖某某”，所以实际上显示“敖某某”、“敖某某”或“阳江芬”的收款凭证都是我承包附城住宅公司工程项目所收取的工程款收据。上述证据，经过一审庭审质证、认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据间能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条，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敖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适用缓刑的问题。缓刑的适用条件是，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本案敖某某行贿693358元，依法属于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被告人敖某某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以对其减轻处罚，原审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符合法律规定。可见敖某某不属于“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情节较轻”的情形，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因此原审法院没有适用缓刑并无不当。本院认为，被告人敖某某无视国家法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已构成行贿罪，应依法惩处。被告人敖某某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以减轻处罚。敖某某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敖某某请求适用缓刑理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黄锡芳审 判 员  梁艳芬代理审判员  林启辉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书 记 员  李楚琪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第五条多次行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行贿数额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