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江开法民一重字第2号原告张社汉，男。委托代理人龙振军，广东华法（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熊伟悦，男。被告黄国良，男。以上两被告熊伟悦、黄国良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海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梁洪仔，男。第三人梁仲煦，男。第三人余耀权，男。以上3名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龙振军，广东华法（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社汉诉被告熊伟悦、黄国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案号为（2013）江开法民二初字第900号，一审判决如下：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价款100万元及利息（从2013年6月3日起至判决确定付清款之日止以欠款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给原告张社汉。被告熊伟悦、黄国良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以一审未通知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属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2014年8月6日，本院立案重审，受理后依法追加梁洪仔、梁仲煦、余耀权为本案的第三人，并由司徒有劲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甄灼辉、余小红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社汉及其委托代理人龙振军，两被告熊伟悦、黄国良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海辉，第三人梁洪仔、梁仲煦、余耀汉及共同代理人龙振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社汉诉称：2011年8月12日，原告张社汉受第三人梁洪仔、梁仲煦、余耀权的委托，和被告熊伟悦、黄国良签订《砍伐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古兜（又名古斗）国营林场老窖底山林的林木出售给被告熊伟悦、黄国良，总价为人民币270万元，被告熊伟悦、黄国良于合同签订之日，即2011年8月12日支付原告押金人民币2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10天内（即2011年8月21日）再支付第二期款项人民币80万元给原告；签订合同之日起75天内（即2011年10月25日前）需支付10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105天内（即2011年11月25日前）需支付60万元；在砍伐完毕前一个月（即2012年1月31日前）支付剩余的人民币10万元。砍伐林木的时间从2011年8月12日开始至2012年2月底结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熊伟悦、黄国良于2011年8月12日支付押金人民币20万元，2011年8月22日支付80万元，2011年11月份支付人民币30万元，2012年1月4日支付人民币20万元，2012年4月5日支付人民币20万元，总计支付人民币170万元给原告。截止到起诉之日尚有款项人民币100万元没有支付。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熊伟悦、黄国良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原告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00万元及到清偿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熊伟悦、黄国良承担。原告对其陈述事实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一份；2、两名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常住人口查询资料复印件3份；（上述证据1和2证明原、被告双方主体身份）3、《砍伐合同》一份；4、《确认书》一份；（证据3和4证明其合同已履行完毕，被告熊伟悦、黄国良于2012年9月11日签订了《确认书》，确认余下的只有支付余款100万元的义务。）5、授权委托书原件一份，证明原告已经梁洪仔、梁仲煦、余耀权三人的授权处理本案涉案林木的全部事宜；6、编号为B4400236644的《林权证》原件一本，证明原告与被告熊伟悦、黄国良之间的林木已砍伐完毕。被告熊伟悦、黄国良辩称：1、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两项诉讼请求。2、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延期支付货款的行为不是违约行为。被告迟延支付货款的原因一方面是在砍伐林木的过程中由于经常下暴雨，并加上乡镇修路导致无法通行，林木无法从山上运输至公路进行下一步交易；另一方面由于暴雨致使错失交易时机，林木因被暴雨淋湿而发胀破裂致贬值。本案中，所谓《砍伐合同》包含两层法律关系，被告有两个身份：第一是合同的相对方，需要支付相应的对价购买林木；第二是受原告委托砍伐林木的受托方。费用支出是195万元，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实际已经向原告交付了170万元购买林木，被告购买林木并非自用，而是为了转售。实际上，被告与原告约定每期货款的交付形式是等林木出售后再向原告支付货款，虽正如原告起诉状所述，但事实上被告每期支付货款的时间均比《砍伐合同》所约定的时间延迟，而被告一直默认这种货款交付形式。本次砍伐林木的活动时间是从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11月6日，期间远长于《砍伐合同》规定的时间。根据《砍伐合同》中第五条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砍伐过程中如因道路阻止通行所造成交款迟延不算违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被告由于天气、道路等原因造成交款延迟，属于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履行合同，这并非违约。3、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山林为其所有，其出售林木并委托被告砍伐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原告主体不适格。在双方签订的《砍伐合同》第一条的约定，甲方应保证砍伐范围内的林权清楚不得异议，合同应附砍伐证复印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采伐林木必须持有该砍伐范围的采伐许可证，而根据《广东省森林采伐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由森林、林木的所有者向当地有发证权限的主管部门或单位领取《林木采伐申请表》，应当提交申请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林地使用权证书。据此，采伐许可证的申请人必须是该林的所有人或使用权人，采伐许可证上的申请人的名字与林权证或使用权证明上的名字应为一致。但是根据被告在诉讼期间获取的《广东省商品林采伐许可证》复印件显示采伐单位是江门市古兜山林场，而不是原告张社汉，且原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其是涉案林木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被告有合理理由相信原告对该批林木并没有所有权，其出售并委托被告熊伟悦、黄国良砍伐该林木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在权利人未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之前，该合同效力待定。被告之所以不支付货款，是担心原告处分山林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被告的权利没有保障，一旦山林的所有人向我方追讨款项，被告将承受重大的经济损失。4、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余100万元数额过高且没有依据。根据《砍伐合同》约定，古斗国营林场老窖底山林的面积约1800亩，而砍伐证显示的面积是2052亩。当初原告采取分包的形式分割山林。被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发现山林面积根本没有约定的1800亩，具体的表现在于山林的一边被水塘所包围，大部分林木被水淹没，因为面积差异过大，故林木的价值没有约定的270万元。因为原告的刻意隐瞒，造成被告的重大误解和经济损失。被告认为林木的价值没有270万元，并且已经支付170万元，原告要求其支付余款100万元的数额和实际不符，故被告不需要支付余款。综上所述，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由于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山林为其合法所有，双方签订的合同效力待定，且原告出售的林木价值不足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其要求被告支付100万元货款的数额和实际不符，请求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熊伟悦、黄国良为其抗辩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广东省商品林采伐许可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不是涉案林木的所有权人，对该批林木没有处分权；2、《货款支付对照表》打印件一份，证明原、被告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都是被告熊伟悦、黄国良把林木出售后才将款项交付原告；3、《费用支出表》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在砍伐树木所花费的费用；4、《货款支付对照表》一份，证明实际交易中每一期交款形式都是当期砍伐林木出售所得扣除成本后支付；5、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复印件一张，证明江门古兜山林场的工作人员曾对砍伐行为抗权，并状告江门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第三人梁洪仔、梁仲煦、余耀权述称，他们三人确实是委托原告与被告熊伟悦、黄国良签订商品林木买卖《砍伐合同》（合同中所称的林木位于国营古兜山林场老营底山林）并收取买卖货款，因买卖行为产生的纠纷由原告张社汉全权处理。2003年10月10日，原告张社汉、案外人许艺民、梁洪仔、梁仲煦和余耀权与台山市冲蒌镇朝阳村委会签订《租赁林地种植桉树丰产林合同》，承租马能、茶山尾、三个脑林道下和红径至江梁工区的山地，租赁期为200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2004年6月29日，在台山市冲蒌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处的见证下，许艺民退出承包合同。从此合同可以证明余耀权对古兜山林场也有承包权。第三人梁洪仔、梁仲煦没有证据提交，第三人余耀权对其陈述的事实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租赁林地种植桉树丰产林合同》原件一件，证明余耀权对古兜山林场也有承包权。经庭审质证，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对原告的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认为签名属实但不代表确认内容。对证据5，认为是第三人事后补签的一个文书，在本案的合同签订当时，张社汉并没有得到第三人的授权。对证据6，不确认所涉及的林地与本案有关联。第三人梁洪仔、梁仲煦、余耀权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原告与第三人梁洪仔、梁仲煦、余耀权对被告熊伟悦、黄国良的证据1认为没有原件，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2认为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在此货款对照表上承认已支付的货款情况，与我方的《确认书》上所述是一致的，表明其对确认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认为是被告熊伟悦、黄国良的开支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原告张社汉、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对于第三人余耀权提供的证据表示无异议。经过庭审核证，原告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2、证据3和证据4，因被告没有提交相关的发票（或原、被告双方确认的票据），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证据5，仅能证明被告熊伟悦受到处罚的事实，且其行为发生在涉案合同约定的采伐期限外，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张社汉受第三人梁洪仔、梁仲煦、余耀权的委托，将属于原告张社汉和梁洪仔、梁仲煦、余耀权四人共同所有的林木进行处分，2011年8月12日，原告与被告熊伟悦、黄国良签订《砍伐合同》，原告将位于古兜（斗）国营林场老窖底山林（面积约1800亩）的商品林木（即上述的四人共同所有的林木）出售给两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并由其负责砍伐，总价款270万元。双方约定合同签订时被告熊伟悦、黄国良交付押金20万元；签约后10天内再支付80万元才能砍伐；75天内再支付100万元，再后一个月内交60万，预留10万元在砍伐完毕前一个月内付清；砍伐期间由2011年8月12日至2012年2月底止，期间原告要保障山口通往公路的顺利通行，道路维修由被告熊伟悦、黄国良负责。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熊伟悦、黄国良于2011年8月12日支付了20万元，2011年8月22日支付80万元，2011年11月份支付30万元，2012年1月4日支付20万元，2012年4月5日支付20万元，总计支付人民币170万元给原告。尚欠原告100万元没有支付。2012年9月11日两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再签下《确认书》确认山林款总数额为270万元，己付款170万元，欠山林款100万元。被告熊伟悦、黄国良砍伐林木完毕后，原告多次催讨尚欠的100万元。但被告熊伟悦、黄国良至今仍没有支付，遂引起诉讼。另查明，本案涉案的林地位于古兜山林场枫香园工区，由国营古兜山林场于2003年8月1日发包给梁洪仔、梁仲煦、张社汉经营，期限到2033年7月31日止。承包期间，梁洪仔、梁仲煦、张社汉与余耀权共同办理了上述林地的林权证，并于2011年5月6日以江门市古兜山林场的名义办理了相应的商品林采伐许可证。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原告提供的《林权证》，可以证明本案争讼的买卖合同中的林木权属人为梁洪仔、梁仲煦、张社汉与余耀权，共有的方式为共同所有。第三人梁洪仔、梁仲煦、余耀权均表示授权委托原告与被告熊伟悦、黄国良签订商品林木买卖《砍伐合同》（合同中所称的林木位于国营古兜山林场老营底山林）并收取买卖货款，因买卖行为产生的纠纷由原告张社汉全权处理。据此可认定，原告与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合同关系，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故双方是本案适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报酬。”的规定，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已将林木砍伐完毕，但尚欠原告100万元价款未付，对此两被告熊伟悦、黄国良签下《确认书》，其欠款事实清楚，责任明确，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应承担支付尚欠的100万元价款及其利息的责任，原告诉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其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付清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关于被告熊伟悦、黄国良提出涉案合同中约定的林木砍伐面积为1800亩，但原告交付的林木面积没有达到合同约定面积的主张，由于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林木款100万元过高的抗辩理据不足，本院也不予支持。本案因双方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的规定，本院依法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熊伟悦、黄国良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价款100万元及利息（从2013年6月3日起至判决确定付清款之日止以欠款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给原告张社汉。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800元，由被告熊伟悦、黄国良负责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司徒有劲代理审判员 甄 灼 辉代理审判员 余 小 红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朱 晓 贤梁佩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