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1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元吉，男，汉族。委托代理人魏世军，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小燕，女，汉族。委托代理人李庆明，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生，男，汉族。委托代理人杜英明，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李元吉、王小燕因与被上诉人刘振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4）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0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判员魏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杨斌福、任侨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元吉的委托代理人魏世军，上诉人王小燕的委托代理人李庆明，被上诉人刘振生的委托代理人杜英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刘振生一审诉称：1999年12月6日，被告将位于襄阳市襄城区胜利街中国化学第六建设有限公司家属院01-2幢233号住房一套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为7300元整。原告于当日向被告付清了房款，被告亦于当日将房屋交付给了原告。自1999年12月起，原告在该房屋居住至今。在此期间，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办理房屋及土地过户手续未果。为此，原告现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判决，1、判令被告立即协助原告办理房屋及土地过户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被告李元吉一审辩称：请求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李元吉之间没有房屋转让的法律关系，也没有收到所谓的购房款，被告保留收回房屋以及要求原告支付租金的权利；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原审被告王小燕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审判决认定，1999年12月，李元吉、王小燕将其所有的坐落于襄城区胜利街182号01-2幢233号的房屋（该房屋当时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出售给刘振生。1999年12月6日，刘振生通过其女儿刘萍向李元吉、王小燕支付购房款7300元，李元吉出具收款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刘萍现金人民币7300元”。2005年11月7日，刘振生以李元吉的名义向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公司交纳办证费200元，并于2005年12月2日为上述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号：襄樊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000461**号），于2006年9月6日办���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号：襄樊国用（2006）第310386000-46-31号），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自办理后一直由刘振生持有。2010年9月10日，王小燕以李元吉的名义与刘振生补签房屋买卖协议一份，房屋买卖协议以李元吉为甲方，以刘振生为乙方，内容为：“一、甲方自愿将下列房屋卖给乙方所有。1、房屋坐落于襄城区胜利街，房产证号000461**号，土地证号310386000-46-**。房屋面积34.24平方米，房屋状况良好。二、甲乙双方商定成交价格为人民币7300元。三、乙方在2009年9月10日一次性付清。1、甲方自收到乙方房屋款后即将上述房屋钥匙交于乙方。2、甲方自收到乙方房屋款后即将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交于乙方，并协同乙方办理房产证、土地证过户手续。四、出卖的房屋如出现产权纠纷，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从甲乙双方签字之日生效，以前与该房屋发生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以后新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五、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并经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审查鉴定后生效，并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并严格履行。如有违约，违约方愿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支付违约费用。六、双方愿按国家规定交纳税、费办理有关手续。……”。2010年9月11日，刘振生因办理诉争房屋的过户手续，由刘萍代其向襄城区地税局缴纳契税1160元。原审另查明，1997年6月23日，李元吉与王小燕登记结婚。2008年9月16日，李元吉与王小燕在襄城区民政局持双方的离婚协议办理了离婚手续。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刘振生与李元吉、王小燕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是否成立？购房款是否已支付？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刘振生认为，其已通过女儿刘萍向李元吉支付购房款7300元，李元吉已出具收款收据予以证实，诉争房屋已实际交付。李元吉认为，向刘萍出具的7300元收款收据系借款且与刘振生无关，诉争房屋是借给刘萍使用的，并不是出售，也与刘振生无关。王小燕认为其在房屋买卖协议上的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诉争房屋已经在离婚时分给李元吉了。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刘振生主张因买卖而占有、使用诉争房屋，李元吉抗辩因刘萍向其提供借款而将诉争房屋借给刘萍使用。诉争房屋已由刘振生占有、使用长达15年之久，因欠他人7300元，而将房屋借给他人使用长达15年之久不收回、对房屋是否有偿收取租金、是否与欠款冲抵不约定、不清算，李元吉的该主张明显违背生活常理。其次，李元吉陈述其委托刘萍代为办理诉争房屋的房产证和土地证，如是委托，则其应收回刘振生交纳的二次房改相关费用的票据并支付费用，但目前办���房产证所花费用的票据及房产证、土地证均由刘振生持有，李元吉的抗辩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再次，李元吉前妻王小燕在律师取证时也陈述过房屋买卖的交易经过，后虽否认，但刘振生提供的2009年9月11日契税票据也能对王小燕的前期陈述加以证实。最后，诉争房屋的二次房改、水改也是由刘振生办理，且刘振生持有相关票据。综上，刘振生所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相比李元吉、王小燕提供的抗辩理由，具有高度盖然性，至于李元吉抗辩收取的刘萍的7300元，因刘萍证实该款是替父亲代交，因此并不影响双方的买卖法律关系。故原审法院对于刘振生与李元吉、王小燕的房屋买卖的事实予以认定，并对刘振生已向李元吉支付7300元购房款、诉争房屋已实际交付的事实予以认定；李元吉、王小燕的抗辩无充分理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元吉、王小燕将房屋出���给刘振生，双方虽未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实际上进行了交付并支付了购房款，该房屋买卖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房屋买卖发生在李元吉与王小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对于刘振生要求李元吉、王小燕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元吉、王小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刘振生将坐落于襄城区胜利街182号01-2幢233号的房屋的房屋所有权（房屋所有权证号：襄樊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00046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襄樊国用（2006）第310386000-46-31号）变更登记于原告刘振生名下。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李元吉、王小燕负担。上诉人李元吉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将刘振生、王小燕均作为被上诉人，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李元吉、王小燕将其所有的涉案房屋出售给刘振生是错误的。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人、土地使用权人均为李元吉。2008年9月16日，李元吉与王小燕离婚时依约定涉案房屋属李元吉个人所有，其他任何人无权处分。至今，李元吉没有与刘振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李元吉也没有收到刘振生任何款项，原审认定李元吉将房屋出售给刘振生没有证据证实。（二）原审查明的刘振生通过其女儿刘萍向李元吉、王小燕支付购房款7300元不属实。首先，刘振生提供的收条是李元吉个人出具给案外人刘萍的，与刘振生没有任何关系。其次，该收条内容“今收到刘萍现金7300元”，证明李元吉收到的是刘萍的现金，不是购房款。最后，刘振生提供的所谓房屋买卖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0年9月10日，进一步证明李元吉收到的刘萍的现金与刘振生所谓支付购房款没有任何关联性。1999年时，李元吉根本不认识刘振生，更未与刘振生达成过协议，刘萍替父亲代交购房款之说不能成立。（三）2010年9月10日，王小燕冒用李元吉的名义与刘振生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应属无效协议。李元吉与王小燕已于2008年9月16日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时双方约定涉案房屋归李元吉所有，王小燕未经允许冒用李元吉名义与刘振生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是为了报复李元吉，因为离婚时李元吉答应支付王小燕200000元，但以种种理由推脱不付。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2010年9月10日的房屋买卖协议上只有李元吉的名字，而没有王小燕的名字，因为在王小燕心里，这房子已经是李元吉的了，这样解释也符合常理，原审法院为何不采纳。2010年9月10日，王小燕冒用李元吉的名义与刘振生签订的房��买卖协议本身也漏洞百出。首先，协议内容有诸多疑点，例如，买卖双方的身份证号码没有写明，协议中双方商定的成交价格为7300元，并约定在2009年9月10日一次性付清。按照常理来说，买卖房屋是大事，同名同姓的人又很多，签订协议时把身份证号码写清楚，以示郑重和加以区分，而此协议中却没有写。其次，在2009年9月，34.24平方米的房屋的价格为7300元，平均每平方米213元，这一价格明显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显然不符合房屋买卖的对价。再次，该协议也没有执行，刘振生并未向王小燕支付购房款。（四）原审认定的房屋买卖发生在李元吉与王小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属实。首先，刘振生未能举出证据证明李元吉将房屋卖于他，事实上李元吉也未将涉案房屋卖给刘振生。其次，王小燕冒用李元吉名义与刘振生签合同，发生在2008年9月16日王小燕与李元吉办理离婚���续之后。我们承认，将房屋借与刘振生和将房屋卖于刘振生，从履行方式上看非常相似，唯一能将其明显区别开来的即是双方的合意，就是白纸黑字的合同。（五）刘振生举出的证据，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2014年5月16日的落轿街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上载明，刘振生系女性，而本案刘振生系男性，落轿街居委会出具的另一份《证明》载明，刘振生从1999年起在涉案房屋居住，而落轿街居委会2000年以后才成立。（五）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置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于不顾，用生活常理来推理案件事实，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李元吉未作出将房屋及土地转让给刘振生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审判决李元吉协助刘振生办理涉案房屋及土地的��更登记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所谓的证据链，只不过是拼凑的证据，加人为的推理得来，无法让人信服。二审法院应查清事实，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刘振生要求上诉人协助其办理房屋及土地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振生要求上诉人协助其办理房屋及土地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王小燕亦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将刘振生作为被上诉人，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2010年9月10日，王小燕冒用李元吉的名义与刘振生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应属无效协议。王小燕已与李元吉于2008年9月16日办理了离婚手续。在律师调查笔录上，王小燕已说明，离婚时双方约定涉案房屋归李元吉所有，王小燕未经允许冒用李元吉名义与刘振生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是为了报复李元吉，因为离婚时李元吉答应支付王小燕200000元，但以种种理由推脱不付。假如王小燕真想将“自己的”房屋卖于刘振生，应当签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只签李元吉的名字，由此证明王小燕、刘振生都清楚涉案房屋不是王小燕的，而是李元吉的个人财产。实际情况是离婚协议签订后，李元吉答应给王小燕的钱没给，加上刘振生女儿刘平和证人花吉两人的鼓动并许诺给一定的好处，王小燕才于2010年9月10日冒用李元吉名字签订协议。2010年9月10日签订的合同本身也漏洞百出。首先，买卖双方的身份证号码没有写明，按照常理来说，买卖房屋是大事，同名同姓的人又很多，签订协议时把身份证号码写清楚，以示郑重和加以区分，而此协议中却没有写。其次，协议中的成交价格为7300元，并约定在2009年9月10日一次性付清，在2009年9月，34.24平方米的房屋的价格为7300元，平均每平方米213元，这一价格明显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显然不符合房屋买卖的对价，明显不合理。而且，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之后，刘振生实际上并没有支付购房款。（二）原审认定的房屋买卖发生在李元吉与王小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属实。2010年9月10日，王小燕冒用李元吉名义与刘振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发生在2008年9月16日王小燕与李元吉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因双方性格不合，王小燕与李元吉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因为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均办理在李元吉一个人名下，王小燕不是共有人，当时双方约定涉案房屋归李元吉所有，李元吉答应给王小燕200000元作为补偿，因对涉案房屋的归属不存在争议，所以在离婚协议中没有提及房屋。（三）刘振生举出的证据，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2014年5月16日的落轿街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上载明，刘振生系女性，而��案刘振生系男性，落轿街居委会出具的另一份《证明》载明，刘振生从1999年起在涉案房屋居住，而落轿街居委会2000年以后才成立。（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置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于不顾，用生活常理来推理案件事实，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王小燕将不属于自己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刘振生是无效的，因此原审判决王小燕协助刘振生办理涉案房屋及土地的变更登记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所谓的证据链，只不过是拼凑的证据，加人为的推理得来，无法让人信服。二审法院应查清事实，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刘振生要求上诉人协助其办理房屋及土地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振生要求上诉人协助其办理房屋及土地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刘振生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除“2010年9月10日，王小燕以李元吉的名义与刘振生补签房屋买卖协议一份”与该房屋买卖协议记载的签署日期不符，应为“2009年9月10日，王小燕以李元吉的名义与刘振生补签房屋买卖协议一份”外，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在刘振生提供的2009年9月10日王小燕以李元吉的名义与刘振生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以下简称2009年9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上，王小燕于2014年5月27日写下“属实，此协议是2009年为了给刘振生过户，双方补签的协议���当时李元吉与我均在场，双方已共同办理完了交税事宜。”的内容。2014年5月27日，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杜英明和湖北诚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显刚，在襄阳市襄城区胜利街山水文景酒店，就涉案纠纷向王小燕了解情况；2014年6月24日，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杜英明，在襄阳市襄城区胜利街山水文景酒店，就涉案纠纷向王小燕了解情况。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刘振生提供了记载这两次交谈内容的《调查笔录》，在这两份《调查笔录》中，王小燕述及了其与李元吉在1999年12月6日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刘振生和双方交接的经过，2009年9月10日其以李元吉的名义与刘振生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原因、经过（述及协议签订时李元吉在场、李元吉让其在协议上代签李元吉之名等情况），没有办成房屋过户的原因等内容，在2009年9月10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刘振生不知道其与李元吉已经离婚，其愿意协助刘振生办理过户手续等内容。2014年8月29日（一审第一次开庭后），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庆明（在本案一审中系李元吉的代理律师），在襄阳市襄城区胜利街山水文景酒店，就上述两份《调查笔录》向王小燕了解情况，王小燕否认了上述两份《调查笔录》系其真实陈述，称当时律师没有让其看上述两份《调查笔录》的内容，其不知道上述两份《调查笔录》是怎样记录的，就涉案纠纷相关情况作出了与上述两份《调查笔录》不同的陈述，并表示其不记得其还在2009年9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上写下过“属实，此协议是2009年为了给刘振生过户，双方补签的协议，当时李元吉与我均在场，双方已共同办理完了交税事宜。”的内容；后记载这次交谈内容的《调查笔录》在庭下被提交给原审法院。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刘振生申请证人花吉出庭作证，证人花���的证言内容涉及其与王小燕的关系，其与刘振生女儿刘萍在上述2014年5月27、2014年6月24日两次相关律师找王小燕了解情况时在场，及其听到的王小燕的陈述等内容；王小燕于2014年11月7日（一审第二次开庭后）提交给原审法院的《情况说明》里，针对证人花吉的证言进行了驳斥，称花吉与刘振生存在共同利益关系，陈述是花吉与刘萍劝诱及利诱其在上述2014年5月27、2014年6月24日两次相关律师找其时作出相关陈述和在2009年9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上写下“属实，此协议是2009年为了给刘振生过户，双方补签的协议，当时李元吉与我均在场，双方已共同办理完了交税事宜。”的内容。上述王小燕于2014年5月27日在2009年9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上写下的内容，以及三份《调查笔录》均有王小燕签名和摁指印。一审分别于2014年8月26日、2014年11月4日两次开庭，王小燕本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均未到庭，李元吉本人均未到庭，上述2014年8月29日《调查笔录》，李元吉在两次庭审中均未作为证据提交；对于刘振生提供的证据，除李元吉的代理人于庭审中发表质证意见外，李元吉于一审第一次开庭后又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本案一审庭审中，李元吉、王小燕均未提供证据。二审庭审中，李元吉提供了其与刘萍于1999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甲方（李元吉）现有一套住房（六化建老2号楼2-3-3号），经双方协商交付乙方（刘萍）使用，立下以下条约：甲方：一、帮助乙方办理99年购房手续。二、将房屋收据手续无条件（包房产证）给予乙方。三、将房屋完整交付乙方。乙方：一、爱护公共财产，不得改变房屋结构。二、不得自行转让他人。三、乙方居住后需负担以后的一切费用（水费、电费、房改地产费）等。甲、乙双方必须遵守以上条约，公司内部房产变动由乙方自行解决，如果乙方违约，终止本协议，甲方收回住房，不负担任何经济责任。”对此《协议书》，李元吉表示“证明涉案房屋与刘振生无任何关系，证明是借不是卖”；刘振生表示“不是新证据，不应认定，对内容的真实性要核实”；二审庭审中到庭的刘振生的女儿刘萍对此《协议书》表示“此协议是真实的，但是签订协议是房屋买卖”。二审还查明，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记载：“房屋所有权人李元吉”，“建筑面积（平方米）34.24”，“共有人等0人”，“附记产权性质：房改出售的成本价房，产权来源：房改售房”。刘振生提交的襄阳市襄城区落轿街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落轿街居委会）于2014年5月16日出具的《证明》记载：“兹有我辖区居民刘振生，女，身份证号4＊＊＊＊＊＊＊＊＊＊＊＊＊＊＊＊＊，妻子张洪秀，女���身份证号4＊＊＊＊＊＊＊＊＊＊＊＊＊＊＊＊＊，刘萍，女，身份证号4＊＊＊＊＊＊＊＊＊＊＊＊＊＊＊＊＊，刘萍与刘振生系父女关系，刘萍与张洪秀系母女关系”；该居委会于2014年10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襄城区人民法院：兹有我辖区居民刘振生，男，身份证号码4＊＊＊＊＊＊＊＊＊＊＊＊＊＊＊＊＊。关于我单位2014年5月16日为其所开具的证明中，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错把其性别写为女性，在此特向贵院作以说明和更正”。一审第二次开庭笔录记载“审：原告有无新证据。原代：有，落轿街居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第一次所出证明将刘振生性别写错。审：被告方质证。被代：对情况说明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关于本案争议焦点的归纳、分析及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纳。本案诉讼发生前，王小燕先后于2014年5月27日、2014年6月24日接受相关律师询问时述及了涉案房屋的买卖经过及相关情况，并在2009年9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上写下了关于该协议由来的内容，后于本案一审进行中，在刘振生当庭举出记载王小燕先后于2014年5月27日、2014年6月24日接受相关律师询问的《调查笔录》后，王小燕在庭下接受了李元吉的代理律师询问，推翻了其在上述《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和在2009年9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上写下的关于该协议由来的内容。对此本院认为，王小燕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后接受李元吉代理律师询问所作陈述（以下简称王小燕的相关在后陈述），相较于王小燕在本案诉讼发生之前接受相关律师询问所作陈述（以下简称王小燕的相关在前陈述），并无证据优势；王小燕的相关在前陈述，对交易的经过和细节（买卖发生、补签协议、办理过户、过户受阻等）叙述完整、详细，对相关交易情节的说明合情合理，而王小燕的相关在后陈述称其签名并摁指印的2014年5月27日、2014年6月24日两份《调查笔录》，相关律师并没有让其看内容，其不知道内容是如何记载，此节理由显然过于不可靠，由此足可使其相关在后陈述的真实性大打折扣；综合以上情况，并综合全案证据、当事人的陈述、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所作的陈述所发表的意见及意见的根据或理由、当事人发表陈述或意见的时机和情境，并考虑到王小燕、李元吉作为生育有子女的前任夫妻，其相互利害关系并不明朗，本院认为，王小燕的相关在前陈述和在2009年9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上写下的相关内容可信度较高，原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李元吉于二审提交的其与刘萍于1999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得到协议当事人的认可，可予采信。从该《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若系如李元吉所主张为向刘萍借款之故将房屋出借给刘萍，则其记载的“甲方帮助乙方办理99年购房手续”又与借用关系不符，涉案房屋属于单位按成本价出售给其职工的房改房，“99年购房手续”应系指职工向单位购买房改房的手续，若系借用关系，李元吉帮助刘萍办理向单位购买房改房的手续于理不通；双方将“甲方交付乙方使用”和“甲方帮助乙方办理99年购房手续”同时约定在该《协议书》中，在当时涉案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的情况下，加之房改政策因素（如成本价取得的公有住房五年之内不得上市交易），可以认定凭该《协议书》并不能证明李元吉与刘萍就涉案房屋存在借用关系。本案认定刘振生与李元吉、王小燕就涉案房屋达成的买卖合同关系，系指1999年既已发生，非系指2009年9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签订时才发生；2009年9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是双方为完成房屋过户手续补签的书面合同，与1999年已发生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同一合同关系。原审认定房屋买卖发生在李元吉与王小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无不当；由于与1999年发生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同一合同关系，所以2009年9月10日房屋买卖协议上没载明当事人身份证号是否妥当，该协议约定的房屋价格是否过低，该协议签订后刘振生是否支付了价金等，均不应仅就该协议本身孤立看待。涉案房屋权属证书虽记载房屋所有人为李元吉，没有共有人，但因房屋买卖关系发生于李元吉、王小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若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房管部门要求王小燕给予协助，王小燕仍应给予协助。对于落轿街居委会出具的相关证明上将刘振生的性别笔误记载为女性一节，李元吉在当庭质证时已经表示无异议，王小燕放弃了质证暨提出异议的权利。李元吉、王小燕���上诉称落轿街居委会2000年以后才成立，不能证明刘振生于1999年起在涉案房屋居住，对此本院认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对其辖区现有居民既往居住情况的掌握并不受其何时成立的影响。综上，上诉人李元吉、王小燕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李元吉、王小燕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俊审判员 杨斌福审判员 任 侨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书记员 张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