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沾河商初字第21号原告张立波，男，汉族，1978年2月13日出生，住滨州市沾化区。委托代理人徐爱国、孙学梅，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海明，男，汉族，1974年2月13日生，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代理人杨正方、朱绍磊，山东储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浙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山东浙鲁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84号名商广场B座2单元502室。组织机构代码58220153—0；法定代表人潘秀云，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姗姗、于彬，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济南浙鲁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济南浙鲁公司”），住所地商河县盐物局院内。组织机构代码06118590—X。法定代表人胡叶蓉，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姜建萍、王来静，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原告张立波与被告刘海明、山东浙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济南浙鲁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立波及委托代理人徐爱国、被告刘海明委托代理人朱绍磊、山东浙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姗姗、第三人济南浙鲁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姜建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立波诉称，被告刘海明作为第三人浙鲁盛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自2012年1月10日至2013年3月29日，多次以工程项目经营资金紧张为由向原告借款，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交付的形式向被告提供借款。2013年7月30日原告张立波与被告刘海明双方通过对借款结算，由被告刘海明出具了借款结算单，同时被告山东浙鲁公司自愿对上述借款进行担保，担保期限至借款全部偿还为止。其中约定了所借款项的偿还时间及利息，并约定若被告不按期还息或偿还借款本金，原告可向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偿借款本金及利息，被告以种种理由拒不偿还。为此，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6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分计算，从2013年8月4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在实际借款范围内与被告刘海明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本案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负担。被告刘海明辩称，1.被告刘海明为公司经营需要向原告筹集资金的情况属实。自2011年9月7日，被告刘海明与杨杰共同发起设立山东浙鲁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直至2013年8月23日，被告刘海明一直担任山东浙鲁公司执行董事、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4月，山东浙鲁公司与其他投资人为开发商河滨河房产项目设立项目公司即本案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截止2013年8月28日，济南浙鲁公司的执行董事，公司法定代表人也由被告刘海明担任。因公司项目经营需要，被告刘海明自2012年1月开始向原告凑集资金。2.被告刘海明凑集的资金均用于了公司经营及项目开发。被告刘海明分别于2012年4月20日向山东浙鲁公司转款500万，2013年3月27日向山东浙鲁公司转款200万，2013年4月12日分两次向山东浙鲁公司转款220万和100万，2013年6月24日分两次向山东浙鲁公司转款200万和100万，一共合计1320万元。山东浙鲁公司将凑集的开发资金转用于济南浙鲁公司进行房地产经营。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被告刘海明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企业经营发生的借款活动，应当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3.2013年7月30日，原告与被告刘海明结算确认的650万债权数额情况属实。但对尚欠650万元本金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由于双方资金往来频繁，不易对账，650万只是结算确认的尚欠债务数额而不是尚欠本金数额。由于双方资金往来频繁，被告刘海明记不清楚本金数额，应以原告实际向被告付款数额为准。4.针对利息问题，由于结算单上确认的是650万元债务数额，不是实际本金数额，以此计算利息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按照实际的本金数额计算合理的利息。5.对于原告诉求的50万元律师费，被告刘海明认为根据法律服务的行业惯例，原告应提交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及实际付款凭证来予以确认。另外，被告刘海明认为50万的律师费过高，请求人民法院参考《山东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以650万为基数酌情确定合理的律师费用。被告山东浙鲁公司辩称，原告和被告刘海明之间的借款不属实，原告提供的证据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相吻合，均是他人之间的银行转账凭条，与本案无关，更与担保人山东浙鲁公司无关，因此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述称，原告张立波没有证据证明与被告刘海明之间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未就本案所涉款项提供与刘海明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更未提供被告刘海明出具的借据，无法证实其与刘海明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且原告已向法庭提供的多份银行转账及汇款凭证，均未注明转款用途，无法证实双方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双方于2013年7月30日签订的借款结算单内容虚假，与客观事实不符，结算单中称刘海明自2012年1月借款以来一直没有偿还借款，在刘海明没有提供任何担保的情形下，原告张立波在长达3年半的时间内仍向刘海明提供多笔借款，显然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相背，更与客观事实不符。该份结算单不能免除原告作为出借人应当附有的对借款来源、借款交付事实的举证责任。原告诉求我方在实际借款范围内与被告刘海明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严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号证据，借款结算单一份，证实2013年7月30日原告及被告刘海明、山东浙鲁公司三方共同签订了借款结算单，自2012年1月开始被告刘海明因项目经营所需，在原告处多次借款，截止2013年7月30日尚欠原告借款本金650万元，同时双方还约定该借款被告刘海明于2015年9月15日前还清本金，且在本合同签订后每个月的3日前支付利息13万元，即按月息2分计息，同时还约定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作为本借款的担保人，担保期限直至借款全部还清为止，因该笔借款发生纠纷所引起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均由被告刘海明和被告山东浙鲁公司承担。2号证据，银行转款凭条、转款凭证、流水单一宗，其中银行凭条共计19张，转款客户回单一张，流水凭证一张，该组证据可以证实本案原告多次向被告刘海明及其指定的账户汇款数额为546.8万元。3号证据，被告刘海明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因项目资金紧张，自2012年1月至2013年6月，被告刘海明共计收到其向原告借款650万元，其中银行转款546.8万元，现金支付103.2万元。4号证据，投资协议、资格确认书各一份，证实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与济南市商河县人民政府在2012年4月11日签订了投资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所合作的项目为全民健身广场以西，旧城村改造项目，及该项目的位置、面积、及山东浙鲁公司向济南市商河县人民政府所缴纳土地费用的数额为1000万元这一事实。同时该组证据还证实山东浙鲁公司已按规定缴纳了竞买保证金，具有该宗土地项目的竞买资格。5号证据，代理费收据一张，证实张立波向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缴纳代理费20万元。6号证据，银行转账凭证，证实2012年的1月10日原告向刘海明转款18万元，与2-1号证据中手写的那份证据内容相一致。7号证据，银行流水一份，该组证据可以结合上次开庭时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综合证实原告向刘海明支付款项情况。8号证据，刘海明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该组证据可以结合上次开庭时提交的2015年7月20日所出具的证明，证实刘海明在原告方借款情况。9号证据，即手机截图两份，用于证实被告刘海明曾于2013年5月24日、2013年6月11日、2012年10月24日向本案原告发短信息，让原告向其指定的余龙、江军伟银行账户汇款的事实。10号证据，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律师代理费发票三份，该组证据可以证实本案原告张立波为了追要该笔借款，与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按照该合同第6条的约定，原告须向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50万元，合同签订后，现该所已向其出具了共计20万元的代理费发票，余款因律师所原因，暂未向其出具。被告刘海明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借款结算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与本案的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证明截止2013年7月30日尚欠本金650万元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650万元是双方确认的债权数额，对尚欠650万元的债权数额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的真实合法性没有异议，与本案的关联性没有异议。3号证据刘海明所出具的证明两份，其中2013年6月28日出具的证明没有异议，证明中所陈述的打款数额及2号证据中的转账情况应以2013年7月30日结算单中确认的650万元的债权为准，因为双方资金往来频繁，不易对账，而且被告刘海明也已向原告支付了高额利息，所以尚欠的债权数额应以650万元为准。对3号证据中的2015年7月20日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从证据的表面来看，按手印处没有油印渗出的迹象，代理人认为该份证据不是原件，对有关的债权数额以结算单为准。对原告提交的4号证据，投资协议、资格确认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也从侧面证明了被告刘海明作为济南浙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商河房产项目筹集资金的事实，被告刘海明所筹集的款项均用于了第三人房产开发项目。对原告提交的5号证据，律师收据一张的真实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为主张债权所实际发生的律师费，因为根据法律服务的行业惯例，原告应提交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及实际付款凭证来予以确认。另外，被告刘海明认为20万元的律师费过高，请求人民法院参考《山东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以650万为基数酌情确定合理的律师费用。对原告提交的6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原告提交7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并不能和其他银行转账凭证来共同证明本案尚欠本金650万元，因为该证据只能说明双方曾经有过资金往来。对原告提交的8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本案尚欠本金650万元，因为根据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在本案中存在的那么多笔的借款中，是存在着还款情形的，原告试图通过该证明并结合银行转账凭证来共同证明本案尚欠本金650万元是不成立的，对于该证明是被告刘海明本人书写，代理人不能反对，但作为一名律师有义务向法庭说明，该证据是在本案诉讼中所形成的，其反映的内容是不是被告刘海明的真实意思表示，需要法庭结合其他证据来综合认定，况且在原告1号证据借款结算单中，已明确写明双方资金往来频繁。对原告提交的9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在银行短信息中所说的余龙、江军伟均系公司司机，他们银行账户的相关资金往来，属于他们的职务行为，应由公司来承担。对原告提交的10号证据中的代理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发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为主张权利，所实际发生的代理费，发票数额50万，数额较大，应当提供银行转账凭证。被告山东浙鲁公司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张立波与被告刘海明签订的借款结算单对借款本金650万元进行了确认，但与证据2-1号及2-2号银行转账凭条一宗及其他证据无法相互印证。证据2-1及2-2银行转账凭条总额为331.5万元，并非原告主张的546.8万元，显系恶意诉讼，并制造证据，在如此虚假的情况下，被告刘海明仍对此债权予以确认，显系原告与被告刘海明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的利益，因此，此650万元借款并非真实存在，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对证据2-1号中的流水凭证、3-2、4-1、4-2的真实性均有异议，此证据是复印件非原件，不予质证，根据法律规定，开庭质证应提交证据原件。对证据2-1及2-2，2013年3月29日张立波转给杨杰40万元整，2012年2月27日张立波转给杨杰10万元整，2012年2月27日张立波转给杨杰20万元整，2012年9月17日张立波转给余龙21.6万元整，2012年10月24日张立波转给余龙23.2万元整，2013年3月18日张立波转给柯建波19.2万元整，上述六张银行凭条均为张立波与案外人转账凭证，与本案无关。2012年7月15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20万元整，2012年7月26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10万元整，2012年1月10日（手写）转款18万元（手写），其他无法看清，2012年7月9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10万元整，2012年7月15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5万元整，2012年7月26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20万元整，2012年7月31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8万元整，2012年7月4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20万元整，2012年1月16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18.6万元整，2012年2月13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7.9万元整，2012年2月13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20万元整，2012年11月9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10万元整，2012年10月4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10万元整，2012年8月18日张立波转给刘海明20万元整。对上述转账凭条有如下异议：1.在民事起诉状中，原告在事实与理由中明确说明被告刘海明自2013年4月18日至2013年6月11日分多次向原告借款共计99.3万元，因此法院应以原告主张的时间节点为审理本案借款的区间，本组证据均为该时间区间之外发生的，与本案无关，已超出原告诉讼请求的时间起止点范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法院应当依当事人请求审理案件，而不应超越当事人的诉求范围审理案件；2.若原告变更诉求，请提交补交诉讼费的证据；3.立案时、第一次开庭时、及第二次开庭时原告提交的证据频繁变动，前后矛盾，显系恶意制造证据，虚假诉讼，证据也无法证实本案的借款事实，数额至今无法与证据达成一致，因此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4.原告提供的该五组证据，并未指向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其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1刘海明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与刚才质证的上述银行转账凭条无一吻合；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按照山东省律师收费办法【2014】84号之规定，应提供律师费发票、律师代理合同、及律师费银行转账流水证明其律师费的支出，且该费用计算过高。对6号证据，无法显示张立波和刘海明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只是注明转支，并不清楚该款项的用途及性质，其他质证意见同2-1及2-2的质证意见，2012年1月10日发生的该笔款项也不在起诉状中原告主张的时间节点之内。对7号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张立波的银行对账单只是显示其2012年1月至2013年7月期间的账户情况，并未显示款项的性质和用途等，不能证明与被告刘海明之间有借款关系，且有多笔转存金额，显示为还款，应当在本金中予以减除，对账单的打印日期是2015年3月23日，不是原告在诉讼中新取得的证据，是为证明其诉求而拼凑的证据。对8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刘海明答辩称此数额也不是真实的本金数额，并非被告刘海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主张出借650万元本金，其中银行转账546.8万元，现金支付103.2万元。但与其提供的第二组证据银行转账凭条一宗自相矛盾，银行转账凭条共计331.5万元，其中转到刘海明名下的只有179.5万元。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都是为了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但是其自己提供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反而证明了借款的虚假性。从证据形式上看该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而刘海明是本案的被告，其不能具有双重身份，因此，该证据不是合法的证据形式，不具有证明效力。对9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此为复印件，不予质证，开庭应当提交原件。对10号证据中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律师费50万元高于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对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三张发票的开具时间均为2015年9月10日，即第二次开庭2015年9月2日后为达到获取不正当律师费的目的而制造的证据，且没有银行转账相印证。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有三点异议：1.原告张立波向被告刘海明提供借款本金650万元，应提供该650万元借款的来源以及实际交付给被告刘海明的证据。该份借款结算单不能证实原告张立波与被告刘海明之间存在65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更不能证实借款合同已成立并生效；2.该份借款结算单内容虚假。结算单中称刘海明自2012年1月借款以来一直没有偿还借款，在刘海明既不还款又不提供任何担保的情形下，原告张立波仍继续向被告刘海明提供借款并累计高达650万元，显然违反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第三人有理由认为该份借款结算单系原告与被告刘海明恶意串通制造的虚假证据。3.该份证据与原告起诉状中的借款期限及提供的其他证据相互矛盾，内容虚假。对证据2-1中的流水凭证、3-2、4-1、4-2的真实性均有异议，此证据是复印件非原件，不予质证，根据法律规定，开庭质证应提交证据原件。对证据2-1及2-2同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的质证意见，另外补充两点：1.相关的银行转账凭证未注明转款用途，原告也未提供与刘海明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刘海明出具的借条，不能证实所涉款项系借款；2.银行转账凭证的时间均在2012年，在此期间第三人尚未注册成立，与第三人不存在任何关系，对证据3-1的质证意见为：1.被告刘海明本人未出庭，无法核实该份证明的真实性，并且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与该份证明的内容不符，足以证明该份证明的内容是虚假的，第三人对该份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证明中所述款项系转账汇至案外人账户，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对证据5同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的质证意见。对6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笔款项的发生时间是2012年1月10日，此时第三人尚未注册成立，与第三人无关对7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张立波于2012年1月至2013年7月期间后四位为6110银行卡资金的存取情况，无法证实所支取款项与本案借款的关联性，第三人对此不予认可。对8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该份证明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刘海明是本案第一被告，系案件当事人，而非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案外人，不具有作为本案证人的资格，刘海明出具的该份证明不具有证据的属性及效力。2、该份证明与原告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已提供的刘海明2013年6月28日出具的证明内容及相关转款凭证相互矛盾，足以证明其提供证据的内容均是虚假的。3.该份证明所述内容与本案第三人无关，第三人对此不予认可。对9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未经公证机关公证，无法证实发送及接受短信主体及短信内容的真实性，第三人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对10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所述内容与本案第三人无关，并且原告应提供律师费的银行转账支付凭证，否则无法证实律师费实际发生。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山东浙鲁公司、济南浙鲁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及济南浙鲁公司和山东浙鲁公司在山东省商河县××房地产开发和土地竞买的土管部门登记信息，山东浙鲁公司和济南浙鲁公司相互之间的银行转账交易明细。原告质证意见为：首先对山东浙鲁公司、济南浙鲁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山东浙鲁公司的登记信息中，提醒法庭注意的是该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本案第一被告刘海明，另一股东为杨杰，该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11年的9月8日，公司成立后，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及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本案第一被告，同时该公司章程中对其法人的职权也做了明确约定。2013年8月21日，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原股东股权转让给叶才志和蔡子良，并且其法人也做了变更，其相关变更手续经办人均是山东浙鲁公司的职工任静，同时该公司的经营范围系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等相关事实。对济南浙鲁公司的登记信息需要注意的是该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13年的4月19日，成立时的股东之一为山东浙鲁房公司，其法人及执行董事均为第一被告刘海明，且该公司章程中所约定的法人的职权与山东浙鲁公司完全一致，同时该公司之后办理公司股东及法人事项的经办人也系山东浙鲁公司的职工任静，同时该公司股权转让及法人由刘海明变更为莫国玉的时间恰恰也是2013年的8月21日，即该公司股权转让及法人变更的时间点与山东浙鲁公司的股权转让及法人变更的时间点恰恰一致，且经办人都是任静。再者济南浙鲁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和房屋租赁，即其经营范围和山东浙鲁公司经营范围基本一致。对在国土局调取的证据没有异议，在该组证据材料当中提醒法庭注意，2013年的5月24日商河县国土局出具的一份挂牌出让公告中规定该出让地块的位置及竞买人的范围其明确了相关竞买人为非商河县的单位或个人时需于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日内成立注册地为商河县内的公司，由新公司与现国土局签订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作为开发主体进行经营。同时该组证据材料当中，商河县人民政府（2014）7号文件及商河县国土局（2014）30号文件均对相关土地及开发资质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其上述文件的规定与山东浙鲁公司在该地成立项目公司即济南浙鲁公司目的是一致的，同时该组证据当中还可以证实被告山东浙鲁公司曾于2013年的3月27日及4月12日分别向商河县会计事务管理局支付1000万元的投资款用于该涉案项目的土地开发。对于两公司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通过该组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与被告刘海明个人之间存在多笔巨额的资金往来，同时山东浙鲁公司不但与济南浙鲁公司存在巨额的资金往来还与济南浙鲁公司的其他股东存在多笔巨额的资金往来，同时济南浙鲁公司还与山东浙鲁公司的财务人员任静存在多笔巨额的资金往来。被告刘海明质证意见为：对法院调取的山东浙鲁公司、济南浙鲁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没有异议，该工商登记档案明确自2011年9月7日被告刘海明与杨杰共同发起设立山东浙鲁公司即本案的第二被告，来进行房地产开发，档案显示直至2013年8月23日，第一被告刘海明一直担任山东浙鲁公司的执行董事和公司法人，2013年4月山东浙鲁公司与其他投资人为开发商河滨河房产项目，设立项目公司，即本案的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档案显示直至2013年8月28日，第一被告刘海明一直担任济南浙鲁公司的执行董事和公司法人，该档案充分证明第一被告的身份及职权，第一被告在本案中行为均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对法院调取的土地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没有异议，该档案中的相关文件清楚的表明济南浙鲁公司系山东浙鲁公司在商河县××房地产开发而设立的项目公司，山东浙鲁公司系商河开发项目的实际开发人，代理人提请法庭注意，商河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商河全民健身广场以西、鑫源路以北、富民路以南、滨河路以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档案材料，明确显示系第一被告担任本案第三人即济南浙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进行的竞买，并签署了相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文件，该档案明确表明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系山东浙鲁公司在商河县××房地产开发而设立的项目公司，第一被告为此房地产开发而筹集的资金行为（包括向原告的借款）均系用于商河项目房产开发。对法院调取的山东浙鲁公司及济南浙鲁公司之间的银行转账流水，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没有异议，该银行转账流水明确显示，第一被告为房地产开发项目筹集的资金，转入山东浙鲁公司账户后由山东浙鲁公司将第一被告筹集的资金及其他投资人的资金转给项目公司济南浙鲁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结合法院调取的土地档案中的一份商河县会计事务管理局的银行流水，共同证明本案的第二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及4月12日直接向商河县会计事务管理局转账共计1000万元的事实。该流水也明确显示了第一被告向第二被告转款的情形，该证据充分证明第一被告筹集的资金（包括向原告的借款）均用于了商河项目房产开发，由本案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来开展房地产经营的事实。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和证据来源有异议，2015年7月29日原告张立波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书中第2条：“申请法院调取山东浙鲁公司在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变更信息情况”，原告完全可以自行调取证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更不是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范围。对商河县国土资源局办理土地登记及竞买等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本案仅是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法庭应当围绕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借款是否有效等焦点问题审理查明，对山东浙鲁公司的公司运营、土地竞买等情况调查已经超出本案审理范围，山东浙鲁公司的上述情况与本案无关联性，从该组证据显示第三人参与的土地竞买事宜，与第二被告无关，第二被告从未参与上述事宜。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流水与本案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没有关联性，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无法相互印证，自相矛盾，该证据显示土地竞买付款时间为2013年3月及4月，与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其向刘海明提供借款时间为2012年不吻合，因此，此证据与该借款无关，不能证明借款用于项目，且原告第二次开庭时及提交的证据借款结算单均注明为刘海明日常生活所需，与山东浙鲁公司无关。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山东浙鲁公司和济南浙鲁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取得方式及关联性有两点异议，1.原告在申请法院调取该证据前，未提供工商登记部门因档案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拒绝向其提供查询的证明，无法证实该组证据符合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规定的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形；2.两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与本案借款合同纠纷不具有关联性。对第二组证据土地登记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土地登记档案仅证明第三人名下两宗土地的权属登记情况，且两宗土地的竞买申请人与土地使用权人均为济南浙鲁公司，商河县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8月4日出具的证明也可证实山东浙鲁公司未在该局办理过土地登记，济南浙鲁公司竞买与取得土地使用权与山东浙鲁公司无关，更与本案的借款合同无关。对第3组的银行流水一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两点异议：1.2012年1月至2013年4月19日期间的交易流水与本案第三人不存在任何关系，因为第三人在此期间尚未注册成立；2.2013年4月20日至9月27日交易流水中仅仅显示山东浙鲁公司在此期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但并无相对方的名称及账号，无法证实资金交易的相对方的主体，更无法证实相关交易款项与本案原告所述借款具有关联性。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依据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做如下分析认证：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借款结算单，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和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提出异议，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并于2015年9月6日向本院邮送了调取刘海明银行交易明细的申请书和笔迹指纹鉴定申请书，对结算单中的公司印章亦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被告山东浙鲁公司虽然递交了鉴定申请，但未提供相应的检材，致使鉴定不能，应当视为被告山东浙鲁对其鉴定权利的放弃。另外，通过对原告提交的借款结算单、被告刘海明的诉讼委托代理书及山东浙鲁公司工商档案材料中的股权转让协议等多处的签字，经过初步核对、审查发现，原告提交的借款结算单中的“刘海明”签字与上述其他证据中的“刘海明”签字，在点、横、撇处的书写习惯基本一致，且“刘”字中的“文”“刂”字旁和“明”字中的“月”字旁的书写习惯特征，尤为突出。因此，原告提交的结算单中“刘海明”的签字真实性较大，可信度较高，且该结算单的内容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被告山东浙鲁公司虽对原告提交的借款结算单中“山东浙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尾号为0023）”的印章提出异议，本院经对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的诉讼委托书、该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信息与该结算单中的印章进行仔细核对发现公司的名称均为“山东浙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且上述印章中的字体、字号完全相符。唯一区别是，因加盖印章的时间的不同，印章的编号尾数各不相同，分别为0023、0027、4236。另外，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公司的印鉴存在丢失、被盗等事实的存在。综上，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和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该结算单应予采信。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沾化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沾化支行富国路储蓄所及中国农业银行沾化支行的转款凭条均系在银行营业柜台或自助取款机转款时随机打印的转账凭证，该凭证上面详细记载了汇出人名称及账号和汇入人名称及账号，以及汇款的时间，虽有的加盖了银行印章，有的未加盖，但均系原件；且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与其提交的6号证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沾化县支行的查询记录、7号证据原件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沾化县支行的对帐单能相互印证，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汇款人和收款人的名称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具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转款凭证应予采信。原告提交的3-1号、3-2号与8号证据均系本案被告刘海明出具，且在庭审中被告刘海明代理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及第三人虽有异议，但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实其异议理由，故被告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4号证据虽系复印件，但与本院调取的商河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济南浙鲁公司竞买土地情况及山东浙鲁公司向商河县会计事务管理局转账汇款情况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5号证据与原告提交的10号证据分别有相关当事人的签字、摁印，有客观性、真实性，且能相互印证，且该委托协议在本案诉讼中也正在实际履行，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实原告因追偿借款支出律师费用的事实。另外，原告与委托代理人之间的达成的委托协议，属双方自愿，并未违反律相关的法律规定。目前，我国法律也无明文规定，对律师收费必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交纳；原告委托代理人现已出具了20万元的收费纳税票据。故被告及第三人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原告提交的20万元代理费票据及委托代理合同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9号证据手机电子信息及其纸制材料，被告山东浙鲁及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虽提出异议。本院认为，经核实，该电子信息详细记载了信息发出时间、收件人的电话号码及信息内容，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与被告刘海明出具的证明也能相互印证，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应予采信。对本院调取的山东浙鲁公司和济南浙鲁公司的公司登记材料、土地登记材料、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河县国土资源局等档案材料，被告山东浙鲁及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质证后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可在工商、国土部门获取被查询企业的相关信息，但所查阅调取材料仅系被查询企业的大致信息，对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材料，上述管理部门仍有权拒绝提供。本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取上述证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且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调取的上述相关内容与本案的争议事实也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故本院依法调取的上述证据，应予采信。各方当事人对本院调取的相关银行交易记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与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对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相关交易记录的交易主体是被告刘海明与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及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上述银行交易明细所反映的资金流向，恰恰与本案的焦点争议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和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2年1月10日至2013年3月29日，被告刘海明在任被告山东浙鲁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因公司经营需要，累计向原告张立波借款650万元。原告张立波按照被告刘海明的要求，将上述借款中的大部分款项汇入刘海明本人或其指定账户内，少部分借款是以现金的方式交付。2013年7月30日，原告张立波与被告刘海明通过对多次借款核对、确认后，被告刘海明为原告出具了借款结算单。双方在借款结算单中约定：2015年9月15日前还清该笔借款本金，且自本合同签订后每个月的3日前，由借款人支付利息13万元整，如有任何一个月不按期支付利息或到期后不支付全部本金，出借人有权向借款人主张还清所有欠款，并依法向出借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因借款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并约定由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为该结算书提供保证担保。2015年4月13日，原告张立波为向被告刘海明、山东浙鲁公司及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索要借款，诉至本院。另查明，被告刘海明自2011年9月8日至2013年8月23日任山东浙鲁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之一、法定代表人；2013年8月21日，被告刘海明将其在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的股份转让与叶才志，占股比例64%，杨杰将其股份转让蔡子良，持股比例36%；2013年4月19日至2013年8月21刘海明担任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3年2月23日至2014年8月6日，叶才志担任济南浙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山东浙鲁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济南浙鲁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营销、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山东浙鲁公司和济南浙鲁公司的工商登记办理及证照领取人均为任静。2013年3月27日、2013年4月12日山东浙鲁公司分两笔将1000万元汇入商河县会计事务管理局账户，但商河县国土局未有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在该县内取得土地使用权登记记载。商河县富民路以南、滨河路以东、全民健身广场以西，鑫源路以北的房地产项目，现为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所开发。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现已无任何资产和债权。还查明，原告张立波因本案诉讼委托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徐爱国律师，委托合同中约定代理费为50万元，已交纳20万元。对本案中原、被告及第三人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本院对该案是否享有管辖权？原告张立波是否对该案享有诉权？法院对案件的管辖可分为约定管辖、法定管辖。有约定管辖的，优先使用约定管辖，但约定关辖不得违反法定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原告张立波与被告刘海明在借款结算单中约定，若因借款发生纠纷，可依法向出借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非不动产纠纷和港口海事纠纷案件。因此，原告张立波与被告刘海明对案件管辖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原告张立波在起诉时主张被告偿还借款90多万元及利息，后变更为650万元及利息。被告山东浙鲁公司认为本案违反了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并上诉。依据2015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法发［2015］7号】通知规定：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山东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2000万元以上的一审民商事案件。据此，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的管辖异议。故本院对该案依法享有管辖权。原告张立波与被告刘海明在借款结算单中约定，于2015年9月15日偿还借款本金。但同时又约定本合同签订后每个月的3日前，由借款人支付利息13万元整。如有任何一个月不按期支付利息或到期后不支付全部本金，出借人有权向借款人主张还清所有欠款。原被告签订借款结算单的时间为2013年7月30日，原告起诉时间为2015年4月13日，被告刘海明未提交证据证实按约定每月偿还借款利息。因此，虽然被告刘海明偿还借款本金的时间尚未到期，但原被告约定的原告行使诉权的条件已经成就。原告请求被告刘海明偿还借款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二)、原告张立波与被告刘海明之间650万元的借贷关系，是被告刘海明的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应否对上述借款承担还款责任？2012年1月10日至2013年3月27日，被告刘海明向原告张立波借款时，被告刘海明时任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且原告根据被告刘海明的要求将借款所汇入的账户除去被告刘海明本人外，还有公司的另一股东杨杰账户、公司的司机等其他人员账户内，且每次汇款金额较大，非被告刘海明个人普通生活消费所能企及。在2013年7月30日的借款结算单中，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也在担保人处自愿加盖了印章，应当视为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对刘海明与张立波双方之间当时的借款事实是知悉的。依据本院调取的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的银行交易明细，可以获悉被告刘海明在出任被告山东浙鲁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被告刘海明与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故被告刘海明的借款行为及要求原告张立波将借款汇入其指定账户的行为，均应归属为被告刘海明履行的公司职务行为，由此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也应由其所在公司即被告山东浙鲁公司承担。另外，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作为借款结算单中的担保人，也应承担担保责任。故原告请求被告山东浙鲁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而对被告刘海明的诉求则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与被告山东浙鲁公司是否构成法人人格的混同，其应否对上述借款承担清偿责任?2013年1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15号指导案例，即详细论述了若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或实施危害债权人利益时，只要符合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人员混同。2、经营范围混同。3、公司财务混同。该债务人与其相关联的公司即构成法人人格上的混同，该关联公司就应与债务人对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刘海明于2011年9月8日至2013年8月21担任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8月21日，被告刘海明将其在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的股份转让与叶才志，占股比例64%，杨杰将其股份转让蔡子良，持股比例36%；2013年4月19日至2013年8月21刘海明担任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2月23日至2014年8月6日，叶才志担任济南浙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8月23日、9月22日、10月26日，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工商企业证照的领取、经办人为任静，2014年2月23日、26日、8月1日至31日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工商企业证照领取、经办人也为任静。以上种种迹象应当属于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与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上存在混同。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营销、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两公司的经营范围基本一致。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的全称为“山东浙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全称为“济南浙鲁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名称类似，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误认为系同一公司。再者，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为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控股股东，两者之间明显属关联公司。两公司的经营业务混同。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2013年4月12日分两笔将1000万元汇付至商河县会计事务管理局，而商河县国土局未有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在该县内的取得任何土地使用权的登记记载。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及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也未提交商河县会计事务管理局退还被告山东浙鲁公司1000万元的相关证据。依据商河县的政府文件要求，若在商河县从事土地开发项目，必须是在商河县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据此，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现在所开发的土地使用权（商河县富民路以南、滨河路以东、全民健身广场以西，鑫源路以北），应系由被告山东浙鲁公司投资取得。2013年4月4月17日，山东浙鲁公司转付济南浙鲁公司800万元；4月18日，山东浙鲁公司转付济南盛业公司100万元；6月24日，任静转付山东浙鲁公司300万元；6月24日，刘海明转付山东浙鲁公司200万元；6月24日，山东浙鲁公司转付济南浙鲁公司100万元；6月24日，刘海明转付山东浙鲁公司100万元；6月24日，山东浙鲁公司转付济南浙鲁公司500万元。综上，可以看出，被告刘海明在出任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和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被告刘海明与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之间、被告刘海明与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之间、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和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相互之间均有大额的资金往来。因此，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和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两公司之间的财务已经完全混同。（四）、对原告在诉讼中产生的律师费50万元如何认定，被告应否承担？原告张立波因本案诉讼委托了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已给付受托人20万元的代理费。至此，双方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不但成立，并已生效、履行。因原告张立波的律师费系被告因在借款合同中违约所产生的间接损失；另外，因该间接损失所依赖的委托合同关系与本案所审理的借款合同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原告对其支付代理费所提交的票据仅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故本院仅对证实该间接损失存在与否的证据进行关联性、真实性和形式上的审查，而无权也无法对该间接损失的大小进行实质性的查实；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及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若对原告交纳的律师费用持有异议，可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该律师费用另案向法院提出变更或撤销之诉，故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及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张立波与被告刘海明、山东浙鲁公司在借款结算单中明确约定因借款产生的律师费由借款人承担。故原告提交的上述律师费发票、委托合同书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并与本案的争议标的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律师费用证据应予采信。原告张立波请求被告及第三人承担律师费用，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与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在实际经营和管理中，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与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已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13年1月31日通过的15号指导案例所描述的公司人格混同特征。同时，不但由于以上几方面的混同原因，而且被告山东浙鲁公司作为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控股股东，两者属关联公司，两公司之间显然存在着较多的利益关系。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现已无任何资产和债权，已丧失了其独立承担清偿责任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人格独立是其作为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地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当关联公司的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时，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山东浙鲁公司及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的上述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故参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济南浙鲁公司对被告山东浙鲁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东浙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张立波借款本金6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8月4日始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约定利率月息2分计付）、律师费50万元；二、第三人济南浙鲁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事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张立波对被告刘海明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张立波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206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山东浙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济南浙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连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海涛审 判 员  房荣玲人民陪审员  李爱君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书 记 员  郭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