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27136号原告沈崇效，住上海市黄浦区。被告上海浦东国际培训中心，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尹继佐，理事长。委托代理人林松根，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崇效诉被告上海浦东国际培训中心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8月29日、2014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张恋华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金丹、人民陪审员顾凤旭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崇效、被告上海浦东国际培训中心的委托代理人林松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崇效诉称，被告与案外人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纠纷案件[案号：（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2605号、以下简称2605案件]，已经法院一审审理并判决。被告不服一审判决，通过原告委托律师事务所进行二审代理。为此，原告替被告垫付了律师服务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7万元，被告承诺于2014年7月22日前返还该款，但被告逾期拒不还款，原告只得起诉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律师费7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上海浦东国际培训中心辩称，其是2605案件的被告，该案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业已生效��原告诉称为被告垫付律师费不是事实，原告提供证据中的聘请律师合同、承诺书上被告印章均是原告私刻，被告对此持有异议。因不存在所谓2605案件“上诉”情况，故即使原告聘请律师，也是原告自己的事情，律师为原告做事，与被告无关。综上，要求驳回原告的请求。经审理查明，本院受理案外人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及案外人上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即2605案件）一案后，于2014年7月1日作出一审判决。2014年7月21日，原告以被告代表人的名义经手与案外人上海市联诚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服务合同并约定：被告为解决与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委托该所律师进行代理诉讼，该所指派滕儒锋律师为被告二审代理人，律师服务费7万元、于本合同签订之日支付，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后生效。在该合同甲方处加盖“上海浦东新区国际培训中心”印章、在甲方代表人处由原告签名。同日，案外人滕儒锋向原告沈崇效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今收到上海浦东国际培训中心二审代理费7万元，该笔款由沈崇效个人代为支付，支付方式银行转帐，因机器故障，律师费发票下次补上，收款人上海市联诚律师事务所。同日，原告作为被告单位的代表人，在以被告名义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上签名，该承诺书内容为：“致沈崇效先生，我中心承诺于2014年7月22日前归还您垫付的二审律师费人民币7万元整。逾期还款的，我中心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承诺书落款处加盖“上海浦东新区国际培训中心”印章。同日，滕儒锋将被告2605案件上诉状、委托书邮寄本院。2014年7月24日，案外人上海市联诚律师事务所以被告为抬头，开具发票一张，交款事由“代理民事上诉案件”、金额7万��。同日，原告沈崇效持上述收条、发票、聘请律师服务合同、还款承诺书，以其为被告垫付律师费7万元为由，诉至本院，本院于当日受理此案。另查，（一）2014年7月25日、9月25日，原告分别以转账方式向滕儒峰各支付35,000元，合计7万元。（二）2014年7月28日，被告向本院书面申请撤回2605案件上诉。2014年9月2日，原告以其是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为由，向本院书面申请撤回被告2014年7月28日撤回申请，要求对2605案件继续上诉。2014年10月2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被告对2605案件提出的上诉案件[案号：（201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717号]，于2015年1月4日以被告未按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为由，裁定按被告撤回上诉处理。又查，（一）被告于2014年6月25日依法成立，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被告章程载明：第十条“本单位实行理事会制度，理事会是本单位的��策机构”；第十一条“理事会的组成，（一）首届理事长由举办者推行，以后的理事会成员由举办者推行，理事长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二）本单位理事会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主任及教职工代表等5人以上组成，设理事长一人，理事长、理事名单报审批机关备案……（四）法定代表人的罢免需经理事会讨论通过，报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第十二条“理事会职权（一）理事会行使下列职权：……7、决定其他重大事项”；第十三条“理事会议事规则，……（二）理事会由理事长负责召开，理事长因故不能出席时，应指定或委托理事会其他成员负责召开；（三）理事会每年召开2次会议，理事长认为有必要或经1/3以上组成人员提议，可以召集理事会临时会议，召开理事会议，应提前一周通知全体理事，理事会会议应有2/3以上成员出席方为有效，（四）理事会行使一人一票的表决权，理事会决议需经出席会议半数以上成员表决通过方能生效，（五）理事会讨论以下重大事项，必须得到全体理事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1、选举和罢免理事长，……，7、单位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第十四条“（一）单位理事长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对外发生法律关系，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二）法定代表人由举办者提名，经理事会讨论通过，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核准”。2014年4月29日，被告形成“关于变更理事会成员的报告”，内容为被告理事会成员七人，原为：尹继佐、杨晓玲、许明、徐建兴、周相华、姜正福、胡之彦，变更为：原告及周相华、姜正福、胡朝梅、胡之彦、尹继佐、杨晓玲。同日，被告填写“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表”载明其法定代表人由尹继佐变更为原告、理事会成员变更情况同上，该报告业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审核同意。（二）2014年7月24日，被告在上海商报刊登声明称被告于2014年7月21日刊登的被告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证号沪浦民0317号、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的遗失声明，因单位登记证、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均没有遗失，仍然由办公室保管。（三）2014年4月16日，被告出具委托书一份，用途为委托原告代表被告与金桥集团公司商谈沟通被告与该公司有关历史遗留问题及将来合作问题。2014年7月4日，被告形成会议纪要一份（以下简称7.4纪要），载明：出席人员共六人即原告、周相华、姜正福、胡朝梅、胡之彦、尹继佐，理事杨晓玲在国外未通知到会，会议主持人原告，决议内容之��为“金桥集团案无财力上诉”。2014年7月21日，被告印章使用申请表载明：盖印件为上诉状4份、委托书2份，需用印章为被告“中心印”。原告在该表“用印人”处签名，被告理事周相华在该表“分部部门负责人审批意见”处签名。该表备注栏另注明：“电话请示周同意盖章、回来补签字，委托书盖1份，1份未填列内容、不予盖章”。（四）2014年7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挂号信一份，该信件邮寄回执显示于2014年7月30日签收、签收人原告。2014年8月4日，被告形成理事会决议一份（以下简称8.4决议），内容为：根据周相华、姜正福、胡朝梅理事2014年7月28日的提议，被告理事会于2014年8月4日上午10时在金桥路1851号教学楼105室举行临时会议，会议应到7人，理事尹继佐、周相华、姜正福、胡朝梅、胡之彦出席，杨晓玲理事因在国外未到会，沈崇效理事长经通知后无故缺席，会议决议如下：一、鉴于沈崇效理事就任理事长以来的一系列行为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中心章程的规定，包括在报刊上擅自刊登中心证照及公章“遗失”的不实声明，到银行冻结中心银行账户，私刻中心公章等行为，严重扰乱了中心正常的教学和工作秩序，损害中心利益，与会理事一致同意依照本中心章程规定，立即罢免沈崇效的被告理事、理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二、选举尹继佐理事为被告理事长、法定代表人。2014年11月14日，被告理事尹继佐、周相华、姜正福、胡朝梅、胡之彦、杨晓玲六人共同向本院出具关于尹继佐任理事长的重申意见一份，该意见明确在被告8.4决议中已罢免原告的理事、理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尹继佐为被告理事长、法定代表人，理事会据此向法庭提交了尹继佐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本案中尹继佐的被告法定代表人身份不变。（五）审理中，原告申请证人滕儒锋出庭作证。证人到庭陈述：其与原告是多年朋友，也是被告2605案件二审代理人；在2605案件一审判决后，原告联系证人并于2014年7月21日以被告法定代表人身份与证人所属上海市联诚律师事务所签订律师合同，聘请证人担任被告2605案件二审诉讼代理人，双方商定律师费7万元，证人将其律所的名称、账号交给原告，由原告转账付款，当时原告称让其工作人员将律师费转账支付给证人，证人因为信任原告，遂当场向原告出具收条并特地注明银行转帐，后其律所向被告开具了律师费发票；同年八月二十几号，律所财务通知证人律师费未到账，经联系，是原告转帐时打错律所名称致转账未成功，证人遂让原告先将律师费7万元付到证人账户再转付律所，据证人回忆，此后原告分2笔、每笔35,000元支付给证人（第1笔支付时间不记得了，第2笔于2014年9月24日支付），证人收款后于2014年9月25日向其律所付款88,000元，含原告支付的该7万元；据其回忆，当天由被告工作人员姜正福在上诉状、委托书上加盖了被告公章，但记不清在律师合同上的被告公章上怎么加盖上去的，以原告陈述为准，当天稍后其将上诉状、委托书邮寄法院。经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则表示根据证人证言，原告起诉在先、付款在后（直到9月24日才付清律师费），涉嫌恶意诉讼；被告已作出8.4决议，原告已不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在此后恶意付款，被告不予认可；原告出示的律师合同、承诺书上的被告印章均是原告私刻，被告不予接受，证人所述证明了聘请律师系原告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审理中，原告表示：1、其于2014年7月25日、9月24日支付给律师的7万元即其诉称已代被告支付的律师费���2、律师费发票原件现由其保管，需被告归还垫付律师费后再交被告；3、其在签订律师合同当日转账付款，后接到滕儒峰律师通知才知因写错了律师事务所名称致付款未成，因其认为聘请律师合同已签订、律师费发票已开，其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也认为律师费应当支付，故其在起诉后的2014年7月25日向律师支付了35,000元律师费，虽然被告本案第一次审理时已明确表示不同意上诉也不认可原告代付律师费，但因原告认为自己是被告法定代表人，理应支付该笔律师费，故又将余下35,000元付给律师；4、因原告处无被告印章，不能控制被告财务，故无法缴纳上诉费致2605案件在二审按撤诉处理；5、在原告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后，一直不能掌管被告单位公章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等重要证件，故其于2014年7月21日向民政局申请获准另刻被告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原告于当日到上海���报刊登遗失声明，并于当日下午取到了重新刻制的被告印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该三枚印章现由原告保管，原告已另案起诉要求被告将原有的印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等证件印章交还原告保管，该案尚未审结），当天原告将聘请律师合同、上诉状、委托书交滕儒峰律师送至被告理事姜正福处盖章，现只能确认在上诉状、委托书上的是原来的被告公章，但不清楚在律师合同、承诺书上使用的被告公章是原来的还是新刻的公章；6、原告从未收到被告于2014年7月28日发出的邮件，但不需要对邮件回执上的原告签名作鉴定。对此，被告认为：1、在律师合同、还款承诺书上使用的是原告重新私刻的单位公章，故对该两份证据的内容均不予认可，但不需要对该两份证据上的公章是老章还是新章进行鉴定；2、根据原告自述和其证人滕儒峰律师的证言，原告在签订聘请律师���同等文件时是以个人身份做出决定，所谓付款实际均在本案立案之后发生，且当时原告与其他理事已就上诉问题、被告证章保管等问题发生冲突，故原告是恶意诉讼，对原告上述解释均不可采信，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主张。审理中，经本院向被告六名理事尹继佐、周相华、姜正福、胡朝梅、胡之彦、杨晓玲调查，其一致确认：1、2014年7月14日原告召集并主持了理事会会议，但原告不满会议结果，拒绝在形成的会议决议上签字；2、虽然该次会议已决定对2605案件不上诉，但因原告是被告法定代表人且执意要求被告在上诉状及委托书上加盖被告印章，故7月21日这天被告办公室只得同意用章，7月22日六名理事要求原告于年7月23日来被告处开会解决此事，原告拒绝到会，却在当天到被告处抢夺被告印章并虚假报警。对此，原告表示：1、其不记得是否参加7月14日会议；2、上述六理事所述的7月23日会议实际仅提前一天用微信方式通知原告，原告不同意开会也未出席，原告确于当天报警并到被告处要求六名理事将单位图章、营业执照交给原告保管却遭拒绝，但原告从未收到通知已被罢免了法定代表人和理事长的职务。以上事实，有2605案件判决书及其二审信息、二审民事裁定书、聘请律师服务合同、收条、还款承诺书、被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及基本资料信息、上诉状邮寄凭证、付款凭证、2014年4月16日的委托书、上海商报（第19页）、被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表、印章使用申请表、7.14纪要、挂号信信封照片及捉住收据和签收回执和查询记录、8.4决议、“关于变更理事会成员的报告”及备案表、“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审理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主张其代被告支付给���儒峰的7万元是否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根据被告章程，理事会有权决定单位重大事项且单位重大事项应由理事会2/3以上成员讨论通过。被告是否对2605案件的一审判决上诉，是被告在该案中的诉讼权利，属于被告日常事务中的一项重大事情。被告2014年7月14日理事会决议已经明确对2605案件不上诉，该决议由除原告外的六名理事签名，审理中原告称不记得是否参加过该会议，但作为被告理事会成员的其余六名理事均已向本院表示该次会议由原告召集并主持，另向本院反映7月22日因其余理事均不同意上诉，遂通知原告于7月23日开会讨论，原告未到会，反而在会后带警察到场借机讨要被告公章等印鉴，双方为此争执。对此，原告认可在7月22日收到其余理事的开会通知后，其未参加7月23会议而是直接报警并到被告处索要印章致双方发生冲突。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和被告其��六名理事的陈述，从21日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在上诉状和委托书上盖章，直到22日通知开会，23日原告与理事会其他成员发生冲突，从这一系列情况可以看出在原告和其他理事会成员之间关于是否对2605案件上诉和对单位印章的保管问题明显存在不同意见，但不论各方之间如何争执，既然原告主张被告确实同意对2605案件上诉，原告应就此举证。本案诉讼至今，原告并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理事会确已形成决议同意就2605案件提起上诉，故原告在7月21日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并在上诉状、委托书上使用被告公章的行为，并不能代表被告理事会的集体意见，因此从内部关系而言，原告个人作出的上诉决定以及原告自行向律师付款的行为，均是原告单方面意志，并未获得被告的同意或追认，则由此引发的后果不应由被告承担。本院注意到，原告起诉时，其所称垫付律���费的事实尚未发生，原告实际在2014年7月25日（本案立案次日）支付35,000元、2014年9月24日（本案第一次开庭之后、被告当庭拒绝原告的诉讼请求）支付35,000元，收款人均是滕儒峰律师，审理中，该律师陈述其收到原告7万元后，于9月25日向律师事务所付款88,000元，其中包含了原告的两笔款合计7万元。也就是说，2014年7月21日原告并未向滕儒峰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用，即该收条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而该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7月24日开具律师费发票时，律师费尚未到账，故本院对该收条、发票的证明力均不予采纳。同理，不论在还款承诺书上使用的是被告原有公章还是原告刻制的新公章，该承诺书所谓“我中心承诺于2014年7月22日前归还原告垫付的二审律师费”，因该垫付事实并未实际发生，且该件是原告利用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被告名义向原告自己出具承诺书，故该承诺书本院也不予采纳。此外，根据上述第2项的分析，在7月23日双方因公章保管发生争执且在原告未实际支付涉案律师费用的前提下，原告于7月24日持聘请律师合同、还款承诺书、当日开具的一份律师费发票等书证向本院起诉，以其已经为被告垫付了律师费为由，要求本院判令支持其诉请，显然与事实不符。现原告诉称因聘请律师合同已签、律师费发票已开，虽然被告在2014年8月29日本案第一次审理时已明确表示不同意上诉也不认可原告代付律师费，但原告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自认应当支付该笔律师费，故坚持向律师支付了7万元，并要求被告偿还，该解释显然无法令人采信。审理中，原告又称虽然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诉，但因其不能强迫被告支付上诉费而致该案因未缴纳上诉费而按撤诉处理，在原告已坚持代替被告支付了7万元律师费的情���下，原告又以无法控制被告财务为由称不能支付上诉费用，原告该陈述内容矛盾，显然无法令人信服，本院对其观点也不予采纳。另，被告8.4决议已撤销原告在被告处的法定代表人、理事长、理事职务，根据被告章程，法定代表人的罢免需经理事会讨论通过后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核准，虽被告未提供该决议业经相关部门审核、核准的审批文件，但在原告未通过合法途径撤销该决议的情况下，该决议在被告内部仍属有效。据此，原告于9月24日自行决定向滕儒峰律师付款35,000元的行为后果显然与被告无关，而据前述各项分析，原告虽在2014年7月25日向滕儒峰律师付款35,000元，因其此时的付款行为与被告理事会成员意见相悖，原告个人自愿付款，对被告不产生拘束力，被告也无义务返还。再者，即使原告出于善意为被告��付该律师费用，被告作为2605案件被告也未从中获益，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原告个人意愿继续支付律师费，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崇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原告沈崇效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恋华代理审判员  金 丹人民陪审员  顾凤旭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屈丽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