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42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国洲，男，197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浙江学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玉泉，男，196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苏元，杭州市塘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余建凤，女，197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浙江学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施国洲因与被上诉人施玉泉、原审被告余建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20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国洲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施玉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综合考量施玉泉与施国洲系堂兄弟且合伙经营及两家距离较近、2016年曾发生争吵而无其他合理解释等情形”，即认定“施玉泉和证人陈述的施玉泉逢年过节到家里催讨真实可信”，完全违背事实，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已明确施玉泉“无直接证据证明施玉泉催讨案涉借款”。事实上，因借款关系并不存在，施玉泉也未向施国洲催讨案涉借款。2.施玉泉申请出庭的证人已在一审庭审时明确，施玉泉向施国洲催讨的行为是证人通过施玉泉的告知才知晓的，证人并未随施玉泉一同向施国洲催讨。证人证言是在重复施玉泉的自述，无法证实时效中断的事实。3.施玉泉与证人在一审庭审中提及的施国洲与施玉泉因债权催讨发生争吵等情况为施玉泉与证人的捏造，该陈述既无第三方证实，也无报警记录备案。4.施玉泉虽然于2015年3月2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施玉泉因未在法定期限内缴纳案件受理费而被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起诉书未送达至施国洲，立案以后施玉泉也未向施国洲催讨。后施玉泉一审向法院起诉的时间为2017年11月21日，施玉泉的诉讼主张期限已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的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自由裁量采纳施玉泉陈述的每年向施国洲催讨的主张，其裁定行为加重了施国洲的举证责任，无视程序正义。1.施玉泉提交的借条载明，“承诺在2013年4月底归还壹拾万元整，2013年5月底归还壹拾万元整。”即使施玉泉于2015年3月26日向法院起诉引起时效中断，但施玉泉直至2017年11月21日才向法院再次起诉，施玉泉主张权利的期限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的诉讼时效。施国洲在一审庭审中已提出该意见，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2.对于时效是否中断的问题，作为义务人的施国洲根据施玉泉提交的证据已完成初步的举证和主张，对于否定性事实（即时效不中断）无能力举证。而对于施玉泉来说，其能够证明是否主张过权利和何时主张了权利，只有施玉泉（债权人）才最接近有关诉讼时效方面的证据。一审法院无视证据举证规则，加重施国洲的举证责任。三、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的首要前提。公正的法律程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通过程序实现正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通过程序来实现。设置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提高权利资源使用效率和经济资源利用率。归结到本案，一审法院一味追求实体而忽视施国洲的程序利益，侵害了法律赋予施国洲的权利。 施玉泉辩称，一、一审判决综合考量的因素真实且合理，达到了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要求，符合事实。1.施玉泉在一审中提供的借条以及施玉泉在法院询问环节过程中对借款交付情况所作说明，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且施国洲收到了施玉泉交付的借款。2.施玉泉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村里施玉泉、施国洲周边的邻居均能证实催讨一事，诉讼时效已经发生中断。3.施玉泉及证人在一审中均提到施国洲与施玉泉因案涉借款催讨发生过争吵，该事实存在且客观真实。施国洲既然认为是捏造，在二审中就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否则捏造显然不能成立。同时，一审中的证人其实就是本案的第三方。另外，双方发生争吵未必一定要报警，故没有报警记录也是正常的。4.施玉泉于2015年3月26日曾向法院提起过诉讼，其起诉针对的不仅仅包含本案的20万元，也包含另案的175000元，故两案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二、一审法院认定施玉泉每年向施国洲催讨并非自由裁量，也未加重施国洲的举证责任。1.施玉泉于2015年3月26日起诉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此后，施玉泉于2016年夏天与施国洲因催讨借款发生争吵，进而发生肢体冲突，同样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因此，施玉泉于2017年11月21日起诉，并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2.施玉泉在一审中的举证足以证明诉讼时效已经中断的事实。综上，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建凤述称，同意施国洲的上诉。 施玉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施国洲、余建凤归还施玉泉借款本金200000元；2.施国洲、余建凤支付施玉泉逾期利息53183.33元（以100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自2013年4月30日暂计至2017年9月27日，计26850元；以100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自2013年5月31日暂计至2017年9月27日，计26333.33元，2017年9月27日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相同方式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施国洲、余建凤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27日，施国洲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兹有施国洲向施玉泉借取人民币20万元，承诺在2013年4月底归还10万元，2013年5月底归还10万元。借条结尾处还手写有“证明人：许某”。2015年3月，该院受理施玉泉诉施国洲、余建凤民间借贷纠纷三案，案号分别为（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284、285、286号，包括案涉借款。后因施玉泉未在法定期限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述三案按撤诉处理。现施玉泉持（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285、286号案件中的借条分别诉至该院，该院审查后予以立案，相应案号为（2017）浙0110民初20031号和（2017）浙0110民初20036号，其中，（2017）浙0110民初20031号案件所涉借条载明：今有借款人施国洲因生产需要向出借人借到现金人民币壹拾柒万伍仟元整，借款期限30天，自2013年3月28日至2013年4月27日止。该借条借款金额和借款人签名处按有手印。另查明，施国洲、余建凤于1997年5月15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9月2日登记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施玉泉、施国洲、余建凤对案涉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争议焦点在于借款有无成立，是否系施国洲、余建凤共同债务以及施国洲、余建凤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能否成立的问题。首先，关于借款有无成立的问题，虽施国洲、余建凤抗辩称案涉借款未交付，因施玉泉已提供施国洲出具的借条，并与证人均陈述该借条是施玉泉与施国洲对多笔款项进行结算后出具。据此，施玉泉已履行举证责任，施国洲、余建凤应对其反驳意见承担举证责任，现无证据表明施国洲在借条出具后曾就借条内容提出过异议，亦无其他证据对抗案涉借条，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故施国洲、余建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法律规定，施玉泉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据此，该院确认施玉泉与施国洲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其次，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除根据该规定认定外，还要从夫妻双方是否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及所负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等加以判断认定。本案中，余建凤答辩称对借款不知情，施玉泉亦无证据表明案涉借款用于施国洲、余建凤夫妻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结合施国洲、余建凤于借款发生后半年内即离婚的事实，案涉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经营、共同生活的可能性较小。综上，施国洲、余建凤关于案涉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意见，该院予以采信。第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依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经查，施玉泉曾于2015年3月提起诉讼，虽因未交纳案件受理费按撤诉处理，但仍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此后，虽无直接证据证明施玉泉催讨案涉借款，但综合考量施玉泉与施国洲系堂兄弟且合伙经营及两家距离较近、2016年曾发生争吵而无其他合理解释等情形，施玉泉和证人陈述的施玉泉逢年过节到家里催讨真实可信，该院予以采纳。关于催讨的效力问题，虽施国洲外出且与余建凤已解除婚姻关系，但在施国洲实际住址不明的情况下，施玉泉到施国洲户籍所在地催讨债务的行为，不因施国洲不在场以及催讨不明而影响效力，故施国洲、余建凤对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施玉泉与施国洲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施国洲未按约归还借款，是造成本案纠纷的原因，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施玉泉要求施国洲归还借款本金200000元，理由充分，该院予以支持。因案涉借条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施玉泉有权要求施国洲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但其主张的起算时间不当，该院予以调整，其中第一笔100000元的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3年5月1日暂计至2017年9月27日止，金额为26833.33元，第二笔100000元的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3年6月1日暂计至2017年9月27日止，金额为26316.67元。施玉泉该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施国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施玉泉借款200000元；二、施国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施玉泉逾期利息53150元及自2017年9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未还借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施玉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98元，由施玉泉负担1元；由施国洲负担5097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该院。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施玉泉与施国洲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施国洲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施玉泉曾于2015年3月向施国洲、余建凤提起诉讼，诉讼时效由此中断而应重新计算。施国洲以该案起诉状未予送达即按撤诉处理为由主张诉讼时效未产生中断的效力，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在审理过程中，施国洲明确确认案涉借条系其在双方结算后出具的事实。综合考量施玉泉与施国洲系堂兄弟且合伙经营及两家距离较近、2016年曾发生争吵而无其他合理解释等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施玉泉和证人许某关于施玉泉逢年过节到家里催讨的陈述真实可信并无不当。施国洲关于施玉泉因碍于情面而从未进行催讨的意见明显不能成立，本院对施国洲关于施玉泉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的意见不予采信。况且，诉讼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亦不能成为义务人故意逃避债务的合法工具。综上，施国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97元，由施国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雪原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洁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