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4）佛中法立民申字第11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国琼，女，汉族，1977年10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代理人：卢泓，广东广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谢巧灵，广东广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瑞郁，男，汉族，1967年11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一审被告：任志勇，男，汉族，1975年11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再审申请人王国琼因与被申请人李瑞郁、一审被告任志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佛中法民二终字第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的申请。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国琼申请再审称：王国琼和任志勇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是李瑞郁与龙南县诚达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达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淼顺鞋厂（以下简称淼顺鞋厂）的买卖合同关系。一、诚达公司是江西省一家有规模的制鞋企业，共有张国俊、任志勇、钟礼标、邓永明、刘永华五位股东。该公司因自身经营的需要，从2009年开始，在顺德设立采购站（拟名为会鑫贸易有限公司），由于客观原因，“会鑫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鑫公司）未获准工商注册。该采购站设立后，由任志勇任采购主管，财务方面由诚达公司的另一股东邓永明控制，李瑞郁与诚达公司的交易程序是诚达公司或会鑫公司向李瑞郁下达订购单，李瑞郁将货送抵会鑫公司，会鑫公司的验收员刘星丽出具收料单，李瑞郁凭收料单向诚达公司请求付款，诚达公司指令邓永明付款给李瑞郁。任志勇代表诚达公司以会鑫公司的名义向李瑞郁订货后，如需要补充供货，诚达公司均向任志勇、代胜（配合任志勇工作的采购员）下达补数单。诚达公司在2012年9月28日也已出具证明证实任志勇是以诚达公司的采购主管的名义在顺德与李瑞郁发生业务往来，任志勇的行为是代表诚达公司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在原审中，李瑞郁隐瞒了诚达公司向其下达订购单的情况，只提交了诚达公司以会鑫公司的名义向李瑞郁下达的订购单，从而造成了任志勇以未办理工商注册的会鑫公司的名义向李瑞郁下达订购单的这一“事实”。李瑞郁的送货单上每批货物的订单号均可对应诚达公司（会鑫公司）下达给李瑞郁的订单号，也可对应诚达公司的买鞋客户给诚达公司下达的订单号，即李瑞郁交给会鑫公司（任志勇）的每批货物，会鑫公司（任志勇）均按批交给了诚达公司。据王国琼了解，诚达公司和淼顺鞋厂没有支付其所欠李瑞郁在2011年7月5日之后的货款。而淼顺鞋厂是诚达公司的合作企业，任志勇在顺德工作期间，顺便帮淼顺鞋厂办理向李瑞郁订货的事宜。因此，诚达公司派驻顺德采购站的财务助理曾真在对帐单中确认淼顺鞋厂欠李瑞郁货款30974元。从2009年至2012年5月，任志勇在诚达公司顺德采购站工作期间，诚达公司还授权任志勇代表诚达公司向其他厂家订货，其他厂家将货送抵会鑫公司，仍由配合任志勇工作的收料员刘星丽出具“会鑫贸易有限公司收料单”予以验收，而上述供货厂家均向诚达公司出具请款单要求诚达公司支付货款。诚达公司在筹办“会鑫公司”时，印制了《会鑫贸易有限公司订购单》和《会鑫贸易有限公司收料单》，为了不浪费纸张，任志勇在代表诚达公司采购鞋材时，使用了上述单据。二、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任志勇没有提起上诉，可以认定其服判是错误的。任志勇收到一审判决后，王国琼已提出上诉，可能是任志勇认为在二审庭审时表示不服判决就行了。也就是说，任志勇未全面行使诉讼权利并不等同服判。三、李瑞郁在原审中提交了135份送货单，证明送货135批次，每批次均对应一个订单号，其中有101批次任志勇使用《诚达鞋业有限公司订购单》，有34批次使用了《会鑫贸易有限公司订购单》，但李瑞郁仅提交了34份《会鑫贸易有限公司订购单》，隐瞒了其余101份《诚达鞋业有限公司订购单》，造成任志勇以会鑫公司的名义订货，又以会鑫公司的名义收货的假象。任志勇在收取李瑞郁的货物时使用《会鑫贸易有限公司收料单》，如前所述，是为了不浪费纸张。在同一时期，任志勇以会鑫公司的名义代理诚达公司向其他多家企业采购物料时，也均使用《诚达鞋业有限公司订购单》订货，使用《会鑫贸易有限公司收料单》收取货物。由此可印证李瑞郁隐瞒的101份订货单必然是《诚达鞋业有限公司订购单》。四、本案中，付款人邓永明是诚达公司的股东，相关证据证明，诚达公司以邓永明的银行账户收取客户货款，邓永明也是用其帐户代表诚达公司六次付货款给李瑞郁，而淼顺鞋厂也是使用邓永明的银行账户与客户结算，证明淼顺鞋厂与诚达公司是关联企业，任志勇代表淼顺鞋厂订购李瑞郁的货物。因此，李瑞郁在原审提交的兴发五金厂对帐单上将未收货款分成“会鑫”、“淼顺”二部分，如果是任志勇个人欠李瑞郁的货款，李瑞郁就没有必要将欠款分成“会鑫”、“淼顺”二部分，直接写任志勇欠款就可以了。五、诚达公司的请款单可以证明，台湾浤福公司是诚达公司的主要买鞋客户，诚达公司向浤福公司出具的请款单上必须填写浤福公司的订单号，诚达公司就用上述订单号给李瑞郁下配件订单，因此李瑞郁的送货单上的订单号就有大部分与上述浤福公司的订单号相同，这就进一步证明，任志勇代表诚达公司向李瑞郁订购配件后，将每批配件都交给了诚达公司，用于生产浤福公司订购的鞋。六、在涉案业务发生期间，任志勇为诚达公司办理鞋类测试业务，证明任志勇是该公司员工；任志勇在涉案业务发生期间代表诚达公司签发的一系列文件单据，也可证明任志勇是该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错误，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任志勇是否应承担本案债务。首先，根据本案证据，任志勇以会鑫公司或者佛山市顺德区淼顺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淼顺公司）的名义向李瑞郁下达订单，交货地点均为“顺德会鑫”；兴发五金厂（李瑞郁）的送货单所注明的收货人均为“会鑫”；收货人的收料单抬头均为会鑫公司；兴发五金厂对帐单上的受文公司为“任志勇（会鑫、淼顺）”，并由任志勇一方的财务人员曾真在对帐单上签字。由此看出，本案交易的订购、收发货、对帐等各环节均是发生在兴发五金厂与“会鑫公司”、“淼顺公司”之间，并不涉及诚达公司。王国琼认为任志勇向李瑞郁下达的订单有部分使用了《诚达鞋业有限公司订购单》，但王国琼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任志勇对此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王国琼在原审中提交的诚达公司股东内部协议系该公司的内部文件，不具有公示效力，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任志勇已向李瑞郁披露付款人邓永明是诚达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以及李瑞郁清楚知道邓永明是代表诚达公司付款。因此，单凭邓永明的付款行为并不足以证明任志勇以会鑫公司、淼顺公司名义与李瑞郁所发生的交易与诚达公司有关。其次，本案部分证据虽可以证明任志勇与诚达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但这些证据不直接涉及本案交易，不能证明本案的交易事实，也不能作为在本案交易中任志勇与诚达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证据。本案中，王国琼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任志勇在涉案交易中已经向李瑞郁披露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诚达公司，即使任志勇与诚达公司在本案交易中确实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如前所述，任志勇在本案中的所有交易均是以“会鑫公司”和“淼顺公司”的名义进行，未涉及诚达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的规定，即使李瑞郁在任志勇违约的情况下被告知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诚达公司，但李瑞郁仍然可以选择向任志勇主张权利。再次，王国琼认为本案中淼顺公司即系已注册登记的淼顺鞋厂，但案外人淼顺鞋厂对此并未予确认，而据淼顺公司订购单所载，淼顺公司的地址、电话均与会鑫公司一致，与淼顺鞋厂的工商登记地址并不相符，且淼顺鞋厂早在2004年已经注册登记成立，任志勇无需以未登记的淼顺公司与李瑞郁发生交易。王国琼原审中所提交的淼顺鞋厂的工商登记资料及部分淼顺鞋厂经营期间的单据只能证明淼顺鞋厂客观存在，但并不足以证明淼顺鞋厂就是本案的淼顺公司。因此，原审判决根据会鑫公司和淼顺公司的订购单、兴发五金厂的送货单、会鑫公司收料单以及兴发五金厂的对帐单等证据，认为李瑞郁请求任志勇支付货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王国琼申请再审所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王国琼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国琼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耿 翔审 判 员  侯旭东代理审判员  温颖聪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杨美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