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筑民二（商）终字第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荣绪。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启飞。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启来。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爱民，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志忠。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胜愿。上诉人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因与被上诉人杨志忠、杨胜愿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2014）息民初字第1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原、被告均系息烽县九庄镇柏茂村大朝组村民。原告因长期在外务工，其承包的土地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耕种，叫被告为其代为耕种。2003年2月5日，经原、被告协商达成协议，原告将自己所承包的责任地（新田、大坡、田坪子、过水田）及自留地、自留山转包给被告耕种和经营管理，双方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永远（即至国家土地承包政策变动为止），承包金额及付款方式为：1、被告负责给原告完成土地承包期间国家征收的各种税费；2、被告一次性付给原告转包费3300元。原告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及被告胡杨志忠、杨胜愿均在合同上签字，并经九庄镇柏茂村村委签章确认。合同签订后，被告对转包的土地进行实际耕种和经营管理，并按国家政策规定完成了转包土地应承担的各项税费，原告未提出异议。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民经营承包土地的各项税费，为稳定粮食生产，减少耕地荒芜和流失现象，国家鼓励农民耕种土地，减轻农民负担，对耕种土地的农民进行良种、良肥等综合直接补贴。被告依据《土地转包合同书》领取了原告转包土地的各项直补款项。近几年来，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领取的直补款，双方未达成协议。原告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原、被告所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由被告返还原告承包地、自留地、责任林，退还原告土地直补款10486.84元，并给付占用原告土地的补偿款3400元。另查明，原告已将位于息烽县九庄镇柏茂村大朝组的住房转让给被告，长期未在本村本组居住，原告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长期在外务工、经商，原告蒋启飞、蒋启来均在外地均有自己的住房。原判认为，原、被告作为同村同组村民，原告因外出务工，自愿将自己所承包的集体土地转包给被告耕种和经营管理，并按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书》，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清楚，双方之间就《土地转包合同书》产生的法律关系应为土地转包关系，并非土地租赁关系。本案双方对合同期限“永远”即“至国家土地承包政策变动为止”所产生的不同理解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应当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及诚实信用等原则，结合本案双方签订合同时的具体情况予确定。原告因外出务工，将住房转让给被告，将土地转包给被告，应视为一个长期的行为，而且土地转包经营也不宜是一个短期和临时的行为，原告承包地经营权是有期限的，因此，本案的合同期限“永远”的理解应为原告本次承包经营的期限。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增加收入，耕种土地的投入和产出与经济发展、市场物价上涨水平失衡的情况存在，国家为大力扶持农业发展，鼓励农民耕种土地，减少耕地荒芜和流失，减轻农民负担，对耕种土地的农民实行“良种、良肥、良法”等农业综合直补，并未改变农村土地承包制这一基本政策，土地所有人并未收回或调整承包地，原告作为土地承包人的资格未发生变化，因此，原告以国家取消农业税费、实行农业补贴作为解除合同的条件“国家土地承包政策变动”，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承包地、给付占用原告土地的补偿款，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2006年8月农业部发布的《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规定：逐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积极探索建立中央财政对种粮农民收益综合补贴制度，建立保护农民种粮收益的长效机制。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和201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等文件都强调：不断健全和强化农业补贴政策，落实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政策，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完善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从这些文件规定可知，农业综合直补是国家直接补助种粮农户的一项惠农政策。原告将承包地转包给被告后，未直接从事承包地的耕种管理，被告耕种转包土地，领取该份承包地耕种期间依政策享有的农业直补款，并未侵害原告的合同权利，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土地直补款的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原告若要回乡耕种其承包地，可与被告进行协商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58元，减半收取79元，由原告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负担。宣判后，上诉人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政府取消承包经营户的农业税、“三提五统”，并对农户予以直补，应当属于国家土地承包政策的变动，根据约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履行期限已届满，原判决认为国家土地承包政策未发生改变是错误的；2、原判决认为本合同期限应至本次承包经营期限届满止，实际上已变相剥夺上诉人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3、上诉人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要求被上诉人杨志忠、杨胜愿退还补贴款于法有据。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杨志忠、杨胜愿未到庭，亦无答辩意见。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土地转包合同》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03年2月5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并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从双方缔约至今，中央已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措施，随着农业税减免力度加大、进程加快以及农业补贴政策的贯彻落实，国家已对农业基本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对于流转合同而言，订立当时的基础或者环境，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发生了非当初所能预料的变更，如果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并继续履行原来的约定，在当事人之间无疑造成显失公平的结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上诉人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请求解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此外，包括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等系国家为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土地转包期间，被上诉人杨志忠、杨胜愿作为实际经营管理者，领取上述补贴并无不当。在《土地转包合同书》解除前，被上诉人杨志忠、杨胜愿对涉案土地进行耕种管理系履行合同行为，并无侵害上诉人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的合法权益，因此，上诉人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要求被上诉人杨志忠、杨胜愿支付占用土地期间的占用补偿款34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该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撤销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2014）息民初字第1165号民事判决；二、解除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与杨志忠、杨胜愿于2003年2月5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三、驳回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9元，由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共同负担30元，杨志忠、杨胜愿共同负担4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8元，由蒋荣绪、蒋启飞、蒋启来共同负担60元，杨志忠、杨胜愿共同负担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清明代理审判员  余 鑫代理审判员  程 奕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张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