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汉中刑初字第00066号 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迟旭东，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正局级）。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2年8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王新泉，湖北诚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武检公诉刑诉（2014）7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迟旭东犯受贿罪，于2014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贾红梅、代理检察员陆斌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迟旭东及其辩护人王新泉均到庭参加诉讼。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审判委员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5年至2012年，被告人迟旭东在担任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全面管理武汉公交集团工作的职务便利，在公交集团对外合资合作、物资采购、人事管理等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业务往来单位及个人的贿赂共计人民币866.12万元、港币20万元、欧元1.4万元、面值人民币5.8万元的购物卡、价值人民币13.91万元的手表三块、价值人民币5.26万元的金碗一个。 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的证据：1、发案及破案经过；2、被告人迟旭东的主体身份材料；3、证人辛某、黄某甲、黄某乙、熊某、吴某甲、陈某甲、陈某乙、李某甲、张某甲、李某乙、粟某、邵某、黄某丙、杨某甲、赵某甲、黄某丁、陈某丙、胡某甲、鲍某、黄某戊、张某乙、秦某的证言；4、扣押物品清单及相关物证照片；5、有关单位及个人与公交集团业务往来的书证；6、行贿资金来源的有关书证；7、受贿资金的去向及退赃的相关书证；8、被告人迟旭东供述。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迟旭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的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款，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迟旭东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定罪不持异议。其辩护人王新泉提出被告人迟旭东具有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且能退出全部赃款、赃物，认罪悔罪，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06年1月至2012年2月，被告人迟旭东在担任武汉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期间，利用全面管理武汉公交集团工作的职务便利，在该集团公司对外合资合作、物资采购、人事管理的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武汉市通恒公汽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东风扬子江（武汉）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公交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及个人所送的财物共计人民币866.12万元、港币20万元、欧元1.4万元、面值人民币5.8万元的购物卡、价值人民币13.91万元的手表三块、价值人民币5.26万元的金碗一个，上述款物折合人民币918.97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2006年1月至2011年10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武汉公交营运管理信息化项目建设过程中，先后十一次收受承建单位江西巴士在线传媒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以下简称“巴士传媒”）、武汉市定向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向传媒”）总经理辛某（已判刑）的贿赂共计人民币52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2005年7月，巴士传媒与武汉公交集团签订了武汉公交营运管理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合同，为了表示感谢，时任巴士传媒总经理的辛某于2006年1月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存有8万元的招商银行QQ理财储蓄卡一张，迟旭东予以收受。 2008年，巴士传媒未能按时履行建设项目合同，为避免武汉公交集团解除合同，辛某于2008年4月、6月分别向上述招商银行卡存入6万元和5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2009年1月，辛某个人另行成立定向传媒公司承接巴士传媒未完成的建设项目。为此，辛某向上述招商银行卡存入4万元。2009年2月，巴士传媒、定向传媒与武汉公交集团三家单位达成协议，由定向传媒承接巴士传媒未完成的其他线路信息化建设项目。为了表示感谢，时任定向传媒总经理的辛某于2009年9月、2010年1月、8月、9月先后四次向上述招商银行卡存入2万元、4万元、4万元和1万元，共计11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2011年1月，辛某得知迟旭东去欧洲考察，再次向上述招商银行卡存入3万元，迟旭东予以收受。 辛某为了与迟旭东搞好关系及继续得到迟的关照，还于2011年5月、10月分别向上述招商银行卡存入5万元和10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迟旭东的主体身份及任职材料证实：2000年至2005年，迟旭东任武汉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4月至2012年4月，任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工商资料证实∶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迟旭东，武汉公交集团主营全市城区的公共汽车、电车、轮渡、汽渡和部分出租汽车业务。 3、江西省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等资料证实：江西巴士在线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某丙；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辛某担任巴士传媒武汉分公司总经理。 4、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西湖分局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武汉市定向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明材料等资料证实：定向传媒成立于2009年2月5日，法定代表人何某甲，辛某担任定向传媒总经理。 5、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武汉公交营运管理信息化建设项目合同书等资料证实：2005年7月30日，巴士传媒与武汉公交集团签订的关于武汉公交营运管理信息化建设项目合同。合同约定开发试运行阶段自2005年8月1日至2006年10月31日，推广阶段自2006年11月1日开始。巴士传媒须按照合作进度要求实施该项目。 6、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对巴士传媒的工作函等资料证明：2007年12月和2008年12月，武汉公交集团二次发函至巴士传媒，要求巴士传媒尽快履行合同义务。 7、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武汉公交营运管理信息化建设项目补充协议等资料证实：2009年2月19日，武汉公交集团、巴士传媒和定向传媒三家单位就信息化建设项目合同后续履行事宜达成协议，约定巴士传媒除公交营运一公司外，放弃其他线路的信息化建设任务，由定向传媒承担除公交营运一公司以外其他线路信息化建设。 8、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提供的户名为辛某尾号为5388的招商银行卡交易清单及凭证证实：招商银行卡于2006年1月11日由辛某开户，2006年1月12日王某丙向该卡转入10万元后又取款2万元；2008年4月3日何某甲向该账户存款6万元；2008年6月3日何某甲向该账户存入5万元；2009年1月19日何某甲向该账户存入4万元；2009年9月28日何某甲向该账户存入2万元；2010年1月20日何某甲向该账户存入4万元；2010年8月5日何某甲向该账户存入4万元；2010年9月21日何某甲向该账户存入1万元；2011年1月26日辛某通过网上银行从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存入3万元至该账户；2011年5月6日何某甲向该账户存入5万元；2011年10月17日何某甲从中国工商银行户名为辛某的账户转账存入10万元至该账户。 9、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提供的户名为辛某尾号为5388的招商银行卡交易清单证实：2010年2月2日，该账户异地汇款支取70万元，收款人为赵某乙（系何某乙母亲）。证实受贿款去向。 10、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2）鄂汉阳刑初字第00543号刑事判决书证实：辛某因向迟旭东行贿人民币52万元，被判处刑罚。 11、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从迟旭东处收缴的户名为辛某的招商银行卡一张，并已拍照附卷。 12、证人辛某的证言证实：2005年4月，巴士传媒承接了武汉公交集团的信息化和传媒业务，我担任巴士传媒武汉分公司总经理。2009年2月，我自己又成立了定向传媒公司，我借用出纳何某甲的身份证登记了该公司法人代表，我担任总经理。2005年7月，巴士传媒与武汉公交集团签订了武汉公交营运管理信息化项目建设合同，合同约定巴士传媒于2006年底完成武汉公交集团第一营运公司2000台车载设备的安装任务，进而推广到其他营运公司。但是直到2008年底，巴士传媒仅安装了1000多台车的设备，武汉公交集团多次给巴士传媒发函要求按照合同履约，否则就单方解除合同。2009年初，巴士传媒退出。我自己成立了定向传媒公司，承接巴士传媒在武汉公交集团未做完的信息化建设项目。2006年1月，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给了他一张存有8万元的招商银行QQ理财储蓄卡和密码条，感谢他让巴士传媒承接武汉公交集团信息化建设项目，并希望他在以后的业务中能给予关照。储蓄卡是以我的名字开的户，巴士传媒总经理王某丙转款存入10万元，我用了2万元。2008年4月，因为巴士传媒未能按时履约，为了避免武汉公交集团解约，王某丙让我再送6万元给迟旭东。我让武汉分公司出纳何某甲从财务上拿了6万元现金存到我给迟旭东的招商银行卡上。存钱之后过了一个星期，我到迟旭东办公室跟他说希望武汉公交集团不要单方面解除与巴士传媒的合同，并告诉他我往招商银行卡上存了6万元。2008年6月，武汉公交集团又向巴士传媒发函，王某丙提出再给迟旭东5万元，我让何某甲从财务上拿了5万元存到送给迟旭东的招商银行卡上。然后我给迟旭东打电话说又往卡上存了5万元。2009年1月，我准备自己来做武汉公交集团的信息化业务，为了得到迟旭东同意，我自己拿了4万元给何某甲，让她存到我给迟旭东的招商银行卡里。钱存好以后，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跟他说我往招商银行卡存了4万元，并说我想把以前巴士传媒在武汉公交集团未做完的业务承接下来。2009年9月至2010年9月，我让何某甲往我送给迟旭东的招商银行卡上累计存了11万元，其中，2009年9月存了2万元；2010年1月存了4万元；2010年8月存了4万元；2010年9月存了1万元。这钱是我以定向传媒的名义承接武汉公交集团第五、第六营运公司的信息化建设业务后，为了感谢迟旭东，在每年春节前或中秋节前让何某甲存的，每次存完钱后我都会跟迟旭东打电话说存钱的事。这11万元是我自己的钱。2011年1月，我听说迟旭东要去欧洲，我就让何某甲往招商银行卡上存了3万元，存好之后，我跟迟旭东打电话说给他准备了出国的费用。另外，在2010年一二月份，迟旭东给我打电话说他女友何某乙想买房子需要70万元，要我想办法凑足70万元转账给何某乙，我跟迟旭东说我手上只有10多万元。2011年，我想答应过帮迟旭东凑10多万元给何某乙买房，但是这个钱一直没有给，我就分别在2011年5月和10月一共存了15万元到迟旭东的招商银行卡里。我给这15万元一方面是我怕迟旭东对我有想法，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感谢迟旭东在我承接武汉公交集团信息化业务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关照。2009年8月份左右，我请迟旭东和何某乙等人一起在武汉公交集团旁边的酒店吃饭，我当着迟旭东的面送给何某乙一块欧米茄的手表。 13、证人刘某甲的证言证实：我在武汉公交集团主要负责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设、维护工作。辛某以前是巴士传媒武汉分公司的经理，巴士传媒在我们武汉公交集团做公交运营管理信息系统的安装业务及车载电视广告业务，辛某负责这个项目的工作。2009年3月以后，辛某离开了巴士传媒，以武汉定向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名义做公交运营管理信息系统的安装业务和车裁电视广告业务。 2004年，武汉公交集团开始引进巴士传媒信息化建设及车载广告业务。2005年7月，双方签订了公交运营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公交移动视听网络系统的建设项目合同，合作范围为武汉公交集团所有的营运线路和车辆，一年内先完成第一营运公司的公交运营管理信息系统的安装业务，三年内也就是在2008年底以前完成全部车辆的信息系统安装业务。但到了2007年，巴士传媒还没有完成第一营运公司的安装计划，第五、第六营运公司只有少部分车辆完成了安装任务。当年12月我们向巴士传媒发函要求尽快完成当年的任务，但是仍没有进展。2009年2月，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巴士传媒除第一营运公司信息化建设项目外，放弃其它线路的建设项目，定向传媒承担除第一营运公司以处的其他线路信息化建设工作。定向传媒是辛某介绍进来的公司，辛某也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承担公交营运五、六公司信息化建设工作。但此事没有经过集团公司开会研究决定，也没有相关会议记录，只知道是集团公司领导同意由定向传媒承接巴士传媒在武汉公交集团的剩余业务。定向传媒安装了公交五、六公司1000多台G**车载设备及其维护。 14、证人何某甲的证言证实：2009年2月定向传媒成立时我在公司任出纳，以前在巴士传媒武汉分公司任出纳。辛某以前是巴士传媒武汉分公司的总经理，后来他成立了定向传媒公司，担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辛某让我往招商银行以他的名字开户的卡里存过钱。2008年4月存入6万元；2011年1月从辛某建设银行卡里转3万元；2011年5月我让辛华存过5万元；2011年10月的10万元是辛某让我从他的工商银行卡里转的账，其余几笔是我去存的。总计10笔共计44万元都是辛某让我存到他的招商银行账户的。他让我存的钱大部分是给的现金，有时候把他的银行卡给我，让我取现金或者是银行转存。2009年之前的几笔钱是我在巴士在线做出纳的时候存的，2009年以后的几笔钱是我在定向传媒做出纳的时候存的，没有从公司财务上拿钱。辛某没有说这些钱干什么用。 15、被告人迟旭东供述：2005年7月30日，巴士传媒承接了武汉公交集团信息化建设项目。2006年1月，辛某到我办公室给我一个纸袋，说是感谢我在巴士传媒承接武汉公交集团信息化项目上的关照，我收下了。辛某走后，我发现是一张招商银行卡及密码条，我改密码时，查了一下存有8万元。我是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没有我的同意，巴士传媒是不能与武汉公交集团合作信息化的项目。2008年上半年，巴士传媒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已经违约。辛某为了不让我们解约，分两次向他给我的招商银行卡存入11万元，一次是6万元，一次是5万元。他每次存钱之后都会打电话告诉我，希望我支持他们的工作。2009年1月，辛某跟我谈到他准备自己成立定向传媒公司来做武汉公交集团的信息化业务，我同意了。没过多久他跟我打电话说他往招商银行卡里存了4万元钱。2009年2月，武汉公交集团与巴士传媒、定向传媒签订了三方协议，约定巴士传媒未完成的信息化建设任务由定向传媒承担。辛某以定向传媒的名义承接我们集团信息化业务以后，为了感谢我让他顺利承接了巴士传媒未做完的信息化业务以及希望以后多多关照他，2009年和2010年，他先后向招商银行卡存了总共11万元。2009年9月存了2万元，2010年1月存了4万元，2010年8月存了4万元，2010年9月存了1万元。他往卡上存钱之后都会告诉我，有时是打电话告诉我，有时是到我办公室告诉我。2010年初，我女友何某乙想在北京买房，需要70万元，我给辛某打电话说招行卡上的钱可能不够70万元，让他帮我想办法凑足70万元后给何某乙转过去，不够就先帮我垫着。之后我就把他送给我的招商银行卡给了辛某，让他帮忙转70万元到何某乙的母亲赵某乙的账户。办好后，我问他垫了多少钱，他让我不管。后来我去查询得知，除了我自己存入的一部分钱，再加上辛某以前存入的钱，卡里已经超过70万元，所以辛某并没有帮我垫钱。2011年，辛某又先后往招商银行卡存了总共15万元，一次是5万元，一次是10万元。他给我打电话说是买房子的事情没帮上忙，现在给我们集团公司做的信息化项目走上了正轨，感谢我的支持。2011年1月份，国家发改委组织到德国考察，辛某跟我打电话说往招商银行卡存了3万元，让我出国考察时用。另外，在2009年8月份，我、辛某和何某乙等人一起在公交集团旁边的酒店吃饭，在吃饭的时候，辛某给了何某乙一块欧米茄手表，后来何某乙把这块表送给我女儿迟某了。 （二）2006年初至2012年1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采购公交营运车辆的过程中，先后四十二次收受供应商东风扬子江汽车（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公司”）董事长黄某甲、总经理黄某乙（已判刑）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19万元，个人实得115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2005年至2012年，武汉公交集团从扬子江公司采购公交车辆5249台。为了拉拢关系以及希望武汉公交集团继续采购扬子江公司的车辆，该公司董事长黄某甲于2006年初在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2万元。2009年1月、2010年2月，该公司总经理黄某乙又先后二次到迟旭东的家中送给其10万元和20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2011年8月至2011年底，黄某乙得知迟旭东购买了新房，先后二次到迟旭东的家中以房屋装修的名义送给其20万元和30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2009年1月至2012年1月，黄某乙还先后三十七次以补贴的名义送给迟旭东共计37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期间，迟旭东将收受黄某乙所送的119万元中的4万元上交给本单位纪委。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工商资料证实：扬子江公司原系武汉公汽公司下属武汉市公用客车厂，2003年12月改制为扬子江公司，其中东风电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占20%股份，武汉公交集团占10%股份，70%股份为自然人持股。黄某甲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扬子江公司提供的任职文件证实：2006年10月，黄某乙担任扬子江公司总经理。 3、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武汉公交集团会议纪要等资料证实：标的在50万元以上车辆更新及相关设备的采购项目应当由武汉公交集团进行招投标采购。 4、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车辆采购情况统计表、武汉公交集团与扬子江公司签订的汽车购销合同、武汉公交集团采购车辆明细账等资料证实：2005年至2012年，武汉公交集团共采购5478台公交车辆，其中从扬子江公司采购5249台。 5、扬子江公司提供的郑某的个人往来明细账、郑某制作的借款记录证实：扬子江公司向迟旭东行贿款的来源。 6、扬子江公司提供的销售人员管理费用明细账、关于使用董事会费用的报告、收付款凭证等财务资料证实：扬子江公司向迟旭东给付“股东补贴”的来源。 7、迟旭东保管的收受礼品礼金登记表证实：2009年3月18日，收到迟旭东上缴单位的5万元，含扬子江公司所送4万元，背面由迟旭东注明“广告，扬子江”。 8、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2）鄂汉阳刑初字第00518号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人单位东风扬子江汽车（武汉）有限责任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黄某乙犯行贿罪，免予刑事处罚。 9、证人黄某甲的证言证实：我经手送过迟旭东2万元。2005年底、2006年初，我们公司召开董事会，邀请迟旭东参加，为了得到迟旭东的支持，会议结束时我就给了迟旭东一个信封，里面装有2万元，迟旭东收下了。我们考虑迟旭东是我们主要客户单位的负责人，但我和迟旭东不熟，所以我就借着开会的机会送给迟旭东2万元。2006年9月，黄某乙担任扬子江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公司有一块市场维护费用，主要是用于处理各种关系的开销。这种费用一般都是要用现金，所以就由经营人员个人向公司财务上借支，以后再用其他票据来冲销，如果没有票据就一直作为个人的借款挂在公司财务上。黄某乙从公司财务以现金的形式领取过市场维护费，主要是用来维护与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迟旭东的关系。武汉公交集团是我们公司的主要业务单位，所以必须要维护。对于黄某乙与迟旭东的经济往来，我知道是在2011年下半年，黄某乙向我汇报说迟旭东买了新房，我们应该表示一下，他打算给迟旭东送30万元，我同意了。 10、证人黄某乙的证言证实：2006年10月份以后，我任扬子江公司总经理，与迟旭东的沟通由我负责。迟旭东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后开始购买外地客车，对扬子江公司在武汉的市场份额造成冲击。为此，我就想办法和他拉近关系。从2009年1月到2012年1月，我每个月都会以股东补贴的名义给迟旭东1万元，共有37万元。这些钱是扬子江公司销售部拿的，每次都是我直接把钱封起来，在合适的时候就以补贴的名义给迟旭东。我们用这种方式给迟旭东送钱，是为了和他搞好关系。迟旭东曾经和我说过武汉公交集团要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采购车辆，如果走招投标程序，必然对扬子江公司在武汉公交市场的份额造成冲击。2009年1月，我从扬子江公司领了10万元装在扬子江公司的纸袋里，送到迟旭东位于黄金海岸的家中交给他，希望得到迟旭东的关照，多采购我们公司的车辆。2010年2月，我到迟旭东位于黄金海岸的住处，送给他20万元钱。这20万元是我从扬子江公司领的。过了几天，我去迟旭东的办公室说采购我们公司车辆的事情，迟旭东要我放心，说购车的事情还是由他说了算。2011年8月份，迟旭东告诉我说他买了房子，我说装修的事情我们要出点力。过了几天，我拿着30万元现金送到迟旭东黄金海岸的家中。这30万元也是从公司领的。2011年底，迟旭东乔迁新居请客，我到迟旭东位于黄金海岸的住处，送给他20万现金。我分两次送给迟旭东总共50万元主要是我听说2012年国家将武汉定位成公交新能源车的试点城市，武汉公交要有1000台新能源车，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份额，我们想把这笔业务拿到。我一共经手送给迟旭东117万元。我送给迟旭东的钱主要是以扬子江公司下属的销售公司业务费的名义从财务上借支，借支现金的事，黄某甲知道，我对她说我搞经营需要活钱，请她给我这个自由度，她同意了。我送给迟旭东的一笔30万元，我告诉过她是给迟旭东装修房子用。 11、证人张某丙、郑某的证言证实按照黄某乙的指示在销售公司为其提取现金作为市场维护费用的事实。 12、证人刘某乙的证言证实：2004年，公交集团制定了招投标管理规定，规定50万元以上的车辆更新需要由公交集团组织招投标采购，20万元至50万元的车辆更新由公交集团下属二级单位自行组织招投标采购。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公交集团没有执行招投标管理规定，而是直接从扬子江公司采购。 13、被告人迟旭东供述：扬子江公司的前身是武汉市公用客车厂，是武汉公汽公司的下属企业，2003年改制成立扬子江公司。武汉公交集团是扬子江公司的股东，占股10%，也是扬子江公司最主要的客户。扬子江公司现任的董事长是黄某甲，总经理是黄某乙。2006年和2007年初，黄某甲到我办公室给过我两次钱，每次是2万元，一共4万元。黄某乙担任扬子江公司的总经理后，从2009年1月到2012年1月，以“股东代表活动津贴”的名义，每个月给我1万元，一共给了我37万元。按照国资委每年对我的考核，我是不能以这种名义拿分红或津贴的。黄某乙以这种名义给我送钱，是让我尽量多采购他们公司的车辆。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黄某乙到我在黄金海岸的住处，给了我10万元，这10万元我放在家中的保险柜里，之后陆续存了。给钱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后，黄某乙到我办公室来谈扬子江公司的情况，他说武汉公交集团购买外地车辆的数量越来越多，他的压力很大。武汉公交集团在2004年制定了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标的在50万元以上的车辆更新由武汉公交集团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采购，但是没有执行这个规定。我还是希望在更新车辆时能够招投标，但是扬子江公司反对，而且黄某乙又给我送了钱，我也就没有继续坚持了。2010年春节前后的一天晚上，黄某乙到我在黄金海岸的住处，给了我20万元。这20万元我拆散后放在家中的保险柜里，之后化整为零陆续存了。几天后，黄某乙到我办公室来，说感谢武汉公交集团去年对他们公司的照顾，希望能保持原来直接议价的采购方式，不要用招投标的采购方式。黄某乙这次送钱给我是因为有消息说市政府要在2010年给武汉公交集团一笔1亿元左右的购车补贴。扬子江公司听到这个风声了，他们希望武汉公交集团能把这笔大订单给他们。2010年底，我购买了万科高尔夫城市花园的房子。2011年9月一天，我和黄某乙谈到我买了新房，当天或是第二天晚上，黄某乙到我在黄金海岸的家中来，给了我30万元，并说这是给我的装修赞助。这笔钱我或是用于购置家电，或是存了。过了一两个月，黄某乙又一次到我在黄金海岸的家中，给了我20万元，说我马上要搬家了，这是他们公司的一点心意。这50万元我化整为零存起来了。2010年和2011年市政府每年都拨付1亿元的购车补贴，武汉公交集团在采购车辆过程中照顾了扬子江公司。另外2012年武汉作为国家新能源公交车的试点城市，要购买1000辆新能源汽车，扬子江公司想抢占这个市场。2009年3月18日我向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交了5万元，其中有4万元是扬子江公司送给我的，我在集团纪委开给我的收据背面写了“广告、扬子江”的字样。 （三）2006年1月至2012年1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经营管理、人事管理过程中，先后十三次收受下属熊某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8万元，个人实得12.5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熊某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第一营运公司（以下简称“一公司”）经理期间，为了在工作上得到迟旭东的支持以及职务上的提升，自2006年至2011年，熊某趁迟旭东到一公司检查工作之机，先后六次送给迟旭东各1万元，共计6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2006年至2012年期间，熊某还以汇报工作为由，先后七次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共计12万元。其中，2006年、2007年，各送1万元；2008年至2012年，各送2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期间，迟旭东将收受熊某所送的18万元中的5.5万元上交给本单位纪委。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任职文件证实：2004年7月，熊某担任武汉公交集团第一营运公司经理，负责第一营运公司全面工作。 2、迟旭东保管的上交礼金登记表证实：迟旭东于2009年4月27日、2010年12月30日、2011年11月8日和2012年1月11日向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上交熊某所送的5.5万元。 3、证人熊某的证言证实：我于2004年7月开始担任第一营运公司的经理。迟旭东担任董事长之后，我作为一公司经理，为了让迟旭东支持我的工作，从2006年至2011年期间，我在他每年到一公司检查工作的时候，都会送给迟旭东1万元，六年总共送了6万元。从2006年至2012年7年期间，我每年春节前到迟旭东的办公室汇报工作，一共送给他12万元。2006年、2007年春节前，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汇报工作，每次送给他1万元，共2万元。2008年至2012年春节前，我每次到迟旭东的办公室汇报工作，都送给他2万元钱，共10万元。我给迟旭东送钱是因为他是武汉公交集团的董事长，是我的领导，我需要他的支持与关照，希望得到迟旭东的赏识提拔我。因为公司和个人的这些原因，我就在他来视察以及春节期间给他送钱。送给迟旭东的钱都是一公司的招待费。 4、被告人迟旭东供述：熊某是武汉公交集团下属一公司的经理。熊某分几次给我送了总共18万元。我每年都会到一公司检查工作，熊某都会在他的办公室送给我1万元。从2006年至2011年，熊某一共送给我6万元。从2006年至2012年7年时间，熊某在每年春节前都会到我办公室来汇报工作，并给我送钱。2006年、2007年春节前各是1万元，2008年至2012年春节前各是2万元。熊某借着春节和我检查的机会给我送钱，是因为我作为武汉公交集团的董事长，对一公司和熊某有管理权限，熊某也想竞争集团公司的副总。基于这些原因，他借着逢年过节的机会给我送钱。熊某送的钱我用了一部分，另外我上交了其中的5.5万元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 （四）2006年1月至2012年1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经营管理、人事管理过程中，先后十九次收受下属吴某甲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0.6万元，个人实得9.6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吴某甲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第三营运公司（以下简称“三公司”）经理及武汉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期间，为了在工作上得到迟旭东的支持以及职务上的提升，自2006年至2012年春节期间，吴某甲先后七次到迟旭东办公室送给其共计5.4万元。其中，2006年春节期间送3000元；2007年春节期间送5000元；2008年、2012年春节期间各送8000元；2009年、2010年、2011年春节期间各送1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2006年至2011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吴某甲先后六次到迟旭东办公室送给其共计2.4万元。其中，2006年、2007年、2011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各送3000元；2008年、2009年、2010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各送5000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2006年至2010年“十一”国庆节期间，吴某甲先后五次到迟旭东办公室送给其共计2.3万元。其中，2006年“十一”国庆节期间送3000元；2007年至2010年“十一”国庆节期间各送5000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2010年，迟旭东在同济医院住院期间收受吴某甲所送的5000元。 期间，迟旭东将收受吴某甲所送的10.6万元中的1万元上交给本单位纪委。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任职文件证实：2006年2月，吴某甲担任武汉公交集团第三营运公司经理；2010年10月，吴某甲担任武汉公交集团的副总经理，分管营运安全工作。 2、迟旭东保管的上交礼金登记表证实：2009年4月27日迟旭东上交武汉公交集团纪委1万元，含吴某甲所送5000元，2010年8月2日迟旭东上交武汉公交集团纪委2.1万元，迟旭东注明“江夏、住院”，含吴某甲所送5000元。证实上交本单位纪委1万元。 3、证人吴某甲的证言证实：2006年2月，我担任三公司经理，2010年10月至今，担任武汉公交集团的副总经理，分管营运安全工作。2006年至2012年的春节期间，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总共5.4万元。2006年至2011年“五一”劳动节或者端午节之前，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总共2.4万元。2006年至2010年的中秋节或国庆节之前，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迟旭东总共2.3万元。再就是2010年迟旭东在同济医院住院期间，我在病房里送给他5000元。以上我总共送给迟旭东10.9万元。我在三公司担任经理时，迟旭东是我的上级，于公于私我都觉得有必要在逢年过节时对他有所表示。2009年年底，集团的班子成员要增加一个，当时我作为三公司经理希望自己获得提拔，谁能被提拔为副总，迟旭东最终决定，所以我也要和他搞好关系。我在担任三公司经理时，送给迟旭东的钱都是用三公司元旦联欢会等活动的费用支出，担任武汉公交集团副总经理后，用的是我自己支配的费用。 4、被告人迟旭东供述：2006年，吴某甲担任三公司的经理，2010年10月起，担任武汉公交集团的副总经理，分管营运安全。2006年至2012年，每年的春节之前，吴某甲都会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钱，7年间一共送给我5.4万元。2006年至2011年“五一”劳动节或者端午节，吴某甲都会到我办公室给我送钱，6年时间，一共送给我2.7万元。2006年至2010年的中秋节或国庆节，这5年时间，吴某甲到我办公室一共送给我2.3万元钱。另外，2010年我在同济医院住院期间，吴某甲在病房里送给我5000元钱。吴某甲在担任三公司经理时，我是他的上级，对三公司有管理权限，他送钱给我是为了让我对他的工作给予支持，在年度工作计划上能给予三公司优待。2009年底，武汉公交集团要增加一个领导班子成员，吴某甲为了竞争集团公司副总，争取我的支持。吴某甲送给我的钱，我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用了一部分，另外我还上交了一部分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2009年4月，我上交1万元，其中有5000元是吴某甲送给我的钱。2010年8月，我交了5000元，这是我住院时他送给我的5000元，我在纪委给我开的单据上写了“住院。” （五）2006年1月至2012年1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经营管理、人事管理过程中，先后七次收受下属陈某甲的贿赂共计人民币4.5万元，个人实得3.5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陈某甲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物业公司、广告公司经理期间，为了在工作上得到迟旭东支持，以及在人事管理上得到迟旭东帮助，自2006年至2012年春节期间，陈某甲先后七次送给迟旭东共计4.5万元。其中，2006年至2010年，先后五次各送5000元；2011年至2012年，先后二次各送1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期间，迟旭东将收受陈某甲所送的4.5万元中的1万元上交给本单位纪委。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任职材料证实：2004年至2010年，陈某甲担任武汉公交集团物业公司经理；2010年至今，陈某甲担任武汉公交集团广告公司经理。 2、迟旭东保管的的上交礼金登记表证实：2007年12月19日迟旭东向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上交1.37万元现金，迟旭东注明“陈物业5000元”含陈某甲所送5000元。2010年9月30日，迟旭东向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上交3.5万元现金，迟旭东注明“物业0.5”含陈某甲所送5000元。 3、证人陈某甲的证言证实：2004年至2010年，我担任武汉公交集团物业公司经理；2010年至今，担任广告公司经理。2006年至2012年，这7个春节，我总共送给迟旭东4.5万元。迟旭东是武汉公交集团的董事长，我作为二级单位的经理，需要迟旭东的支持和关照。另一方面武汉公交集团有规定，二级单位负责人，58岁就要提前退休，退休后的工资、待遇和在岗的差别很大。但这个规定又存在有特例的情况，我作为二级单位的负责人，希望和迟旭东搞好关系，让他把我作特例安排。平时送钱给领导不是很方便，所以我就借逢年过节的机会给他送钱。我送给迟旭东的钱都是从物业公司或广告公司的财务上开支的，有的以会议费的形式报账，也有用发票在财务冲账。 4、被告人迟旭东供述：2010年之前，陈某甲是物业公司的经理，2010年以后，陈某甲是广告公司的经理。2006年至2012年这7个春节，陈某甲总共送给我4.5万元。陈某甲给我送钱是因为我是公交集团的董事长，陈某甲作为下属二级单位的经理，在工作上需要我支持和关照。另外，陈某甲也快到了提前退休的年龄，二级单位的负责人到了58岁就要提前退休。陈某甲给我送钱也有希望能继续干的意思。平时他作为下属不方便给我送钱，所以他借逢年过节的机会对我表示一下。陈某甲给我送钱都是在逢年过节期间，我一般都在过节的时候消费了，我上交了其中的1万元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 （六）2006年1月至2012年1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公交车广告经营权发包中，先后七次收受车广告经营商武汉华夏德璐广告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璐公司”）总经理陈某乙的贿赂共计人民币6.5万元，个人实得4.5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德璐公司和武汉公交集团合作公交车身广告业务，德璐公司为了承接更多公交车广告业务，自2006年至2012年，陈某乙先后七次以春节拜年的名义到迟旭东办公室送给其共计6.5万元。其中，2008年、2012年各送2万元，2006年、2007年、2009年、2010年、2011年各送5000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期间，迟旭东将收受陈某乙所送的6.5万元中的2万元上交给本单位纪委。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华夏德璐策划有限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书、武汉公交广告公司提供的与德璐公司财务往来明细等书证证实：德璐公司与武汉公交集团存在业务往来，合作期限自2005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2、武汉公交集团纪委出具的《收受礼品礼金登记表》证实∶2007年2月12日和2009年3月18日，迟旭东曾二次向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上交往来单位返款4.2万元和5万元。 3、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证实：我从2004年至今一直担任德璐公司总经理。2004年，我们和武汉公交集团合作公交广告业务，目前德璐公司给武汉公交集团做场内LED屏和车身广告，我们做的业务量占武汉公交集团广告业务的三分之一。2008年2月份，德璐公司董事长郭某给了我一个印有“中国××人联合会中国华夏文化集团”的信封，里面装有2万元和一些文件，并让我去拜访迟旭东。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将装有2万元的信封交给迟旭东，并说这是北京的郭总让我来给他拜年。2012年1月份，我到迟旭东位于马鹦路武汉公交集团的办公室，送给他一个装有2万元的信封，并对迟旭东说是我们公司北京的郭某让我来给你拜个年。郭某让我总共送给迟旭东4万元，郭某说要经常跟迟旭东走动走动，便于业务开展。除此以外，我都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他一个5000元的信封表示感谢，几年下来我一共送给迟旭东2.5万元。德璐公司从2004年至今一直在武汉公交集团做公交广告代理业务，希望和迟旭东搞好关系，能够多给我们车辆广告业务，另外在我们与武汉公交集团的合同到期后，希望续签合同。我给迟旭东送钱都是郭某安排的，钱也是中国残联华夏文化集团给的。 4、被告人迟旭东供述：德璐公司在公交集团的车辆上做车身广告业务，每年的春节前陈某乙都会到我的办公室给我一个信封，说是他们郭老板让他来看我。陈某乙给我的信封里是1万元，这几年下来是4万元。2008年的春节前，郭总从北京来，他和陈某乙请我在长丰乡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饭后陈某乙和郭总送给我一个信封，说是来看我。之后我打开是2万元，这笔钱我和其他钱一起存了。2012年的春节前，郭总和陈某乙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陈某乙给我一个信封，说是郭总的一点心意。他们走后，我看是2万元。以上我谈到德璐公司一共送给我8万元，其中2007年和2009年德璐公司送给我的总共2万元我交给集团纪委了。他们给我送钱是希望新增的车辆和好的线路尽可能多给他们，对他们做的广告进行监管时，不要为难他们。 （七）2006年4月至2012年，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武汉公交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物资公司”）股权转让、武汉公交集团汽车配件采购、报废车辆处置、整车采购等方面，先后十七次收受公交物资公司董事长李某甲（已判刑）的贿赂共计人民币337.92万元，个人实得256.92万元；欧元1万元，个人实得2000元；港币10万元及美元1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2006年，武汉公交集团与陕西掌握汽车销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汽销售公司”）合资组建公交物资公司，武汉公交集团占40%股份，陕汽销售公司占60%股份。2006年4月，为了尽快签订合资协议，时任陕汽销售公司总经理的李某甲在本市汇申大酒店送给迟旭东10万元，迟旭东予以收受。 2008年，陕汽销售公司和扬子江公司发生经济纠纷，导致公交物资公司的账户被冻结，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为了在协调工作上得到支持，李某甲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一张存有30万元的农业银行卡，迟旭东予以收受。 2009年11月，迟旭东以支付前女友分手费为由，收受李某甲汇入其指定的账户50万元。 2010年初，李某甲希望以自己注册的武汉德高兄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高公司”）的名义，收购陕汽销售公司在公交物资公司中持有的60%股权。2010年3月，迟旭东在集团公司董事会上同意放弃武汉公交集团的优先购买权，为德高公司取得公交物资公司持有的60%的股权提供便利。2010年10月，李某甲为了表示感谢，趁迟旭东购买万科高尔夫城市花园宝湖居206栋233A商品房之机，送给其130万元。2011年4月，李某甲以新房装修之名送给迟旭东一张存有30万元的银行卡。2011年11月，李某甲为迟旭东新房购置家具再次送给迟旭东50万元。上述共计210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李某甲另出资7.92万元帮助迟旭东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德高公司为了在公交车辆及零配件采购、报废车辆处置等方面得到迟旭东的支持与关照，李某甲于2007年至2012年，先后六次以发送“股东代表活动津贴”的名义送给迟旭东共计30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李某甲还趁迟旭东出国考察之机，分别于2007年至2011年五次送给其美元、港币、欧元。其中，2007年8月送美元1万元；2009年5月送港币10万元；2010年5月送欧元2000元；2010年10月送欧元3000元；2011年送欧元5000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期间，迟旭东将收受李某甲所送的人民币337.92万元中的81万元、欧元1万元中的8000元以及美元1万元上交给本单位纪委。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的工商资料证实：公交物资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11日，陕汽销售公司占60%股份，武汉公交集团占40%股份。2010年6月22日，陕汽销售公司将所持的60%股权转让给德高公司，公交物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变更为李某甲。 2、公交物资公司会议记录、股权转让协议、公交物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交物资公司股东会决议等资料证实：2010年3月公交物资公司召开董事会，迟旭东代表武汉公交集团同意放弃对陕汽销售公司持有的公交物资公司6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意陕汽销售公司将其持有的60%股权转让给德高公司。 3、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会议纪要、《保修物资集中统一采购管理暂行规定》、《汽车报废交售管理暂行规定》、整车采购委托书等资料证实：2010年2月，武汉公交集团决定营运车辆保修物资统一由公交物资公司采购配送，报废车辆统一由公交物资公司回收，整车采购业务亦交给公交物资公司代理。 4、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证实：2008年4月，陕汽销售公司因与扬子江公司的购销合同纠纷，扬子江公司申请冻结陕汽销售公司银行账户存款1660万元或等额财产。2008年5月，陕汽销售公司在公交物资公司60%股权被冻结。 5、中国建设银行提供的交易信息证实：2009年12月4日，户名为李某甲，账号为43×××90的信用卡账户向户名为马某甲，账号为62×××81的账户转款50万元。 6、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流水账证实：李某甲为迟旭东购买万科高尔夫城市花园商品房出资130万元的资金来源。 7、汉口银行复兴村支行提供的户名为何某丙，尾号为3470的账户交易流水账证实：2011年4月12日，该银行卡开立并存入30万元，后陆续从自动柜员机取现。 8、武汉市东西湖区房地产管理局提供的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收费缴款通知单等资料证实：2010年11月11日迟旭东买受杨某乙位于东西湖区高尔夫城市花园宝湖居206栋233A号房屋，价格为126.47万元，房屋过户费用及税费等费用共计7.92万余元。 9、记账凭证、报销发票、银行记账凭证、公交物资公司会议记录和公交物资公司董事会会费申请报告证实：2006年开始，公交物资公司每年支取现金12万元作为董事会会费。 10、武汉市国资委文件证实：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实行年薪，不得领取年薪以外的任何报酬。 11、武汉公交集团纪委出具的《收受礼品礼金登记表》及迟旭东所做记录证实∶迟旭东从2006年6月14日至2012年元月13日陆续向武汉公交集团纪委退缴李某甲所送贿赂款共计人民币97万元（含折合人民币的美元和欧元）。 12、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2）鄂汉阳刑初字第00516号刑事判决书证实∶李某甲因向迟旭东行贿，被判处刑罚。 13、证人李某甲的证言证实：2006年，武汉公交集团和我妹夫许某的陕汽销售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公交物资公司，武汉公交集团占40%股份，陕汽销售公司占60%股分。武汉公交集团既是公交物资公司的股东，也是公交物资公司最大的客户。公交物资公司成立时的董事长是许某，我担任副经理，经营实际由我负责。2010年，陕汽销售公司把60%的股份转让给了以我老婆蔡某为法人代表的德高公司，公交物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我。2006年4月，陕汽销售公司和武汉公交集团谈合资期间，我和许某约迟旭东在汉口江边的汇申酒店见面，送给迟旭东10万元，并对他说希望尽快把合资协议签下来。2006年7月，公交物资公司成立后，从2007年到2012年，每年公交物资公司召开董事会时，我都会以“股东代表活动津贴”的名义给迟旭东5万元，这6年时间一共给了他30万元。迟旭东虽然不是公交物资公司的董事，但他是法人股东武汉公交集团的董事长，我们以“津贴”的名义给他送钱来联络感情。第一次送给迟旭东的“津贴”是我自己拿的钱。2007年9月开始，我就在公交物资公司财务上每个月提取1万元的“董事会费”，一年12万元，每年给迟旭东的5万元就从中开支。2006年武汉公交集团收购了江夏区公交系统，我希望能够由公交物资公司向江夏公交公司配送零部件。2008年我安排蔡某办了一张存有30万元的农业银行卡，我拿着农行卡去了迟旭东的办公室，请他出面协调让公交物资公司供应江夏公司的配件，这件事情没有办成。2008年陕汽销售公司和扬子江公司发生经济纠纷，公交物资公司的账户被冻结，影响了正常经营。迟旭东跟我说要尽快把这个事情摆平，不然就清盘，让我们走人。为了缓解事态，2009年5月得知迟旭东要去香港学习，我就到中国银行兑换了10万元港币，然后到迟旭东黄金海岸的家里，把这10万元港币给了他。2009年11月，迟旭东打电话要我帮忙存50万元到招商银行马某甲的账户里，我就用建行卡通过转账的方式打了50万元到马某甲的账户。之后，有一次我见到迟旭东，他要打个借条给我，我跟他说不要提了。我为了和迟旭东搞好关系，想各种办法送钱给他，这次好不容易迟旭东找我帮忙转50万元，正是我和他搞好关系的机会，所以这50万元就当我送给他了。2009年底，我把陕汽销售公司与扬子江公司的经济纠纷解决了，并对迟旭东、赵某丙表示希望以德高公司的名义把陕汽销售公司在公交物资公司持有的60%股权承接过来，希望他们支持。2010年2月，公交物资公司召开董事会，迟旭东代表武汉公交集团表态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由德高公司承接陕汽销售公司在公交物资公司60%的股权。我拿到公交物资公司的股权后，迟旭东又同意由公交物资公司统一配送武汉公交集团的汽车配件，代理武汉公交集团的整车采购，集中处理武汉公交集团的报废车辆，公交物资公司基本控制武汉公交市场的配件供应、报废车辆处理、代理整车采购，利润丰厚，利润中我有60%的份额，所以我应该对他表示感谢。2010年下半年，我花了128万元给迟旭东购买了一套位于万科高尔夫城市花园233A的房子，花了约8万元过户费。2011年四五月，我看迟旭东装修房子需要钱，就让蔡某准备了一张存有30万元的汉口银行卡，这张卡是以何某丙的名义办的，我把名字和密码写在银行卡上给了迟旭东。2011年五六月份，迟旭东说他名下的万科高尔夫城市花园的房子由我直接付款购买不妥，就让原房主杨某乙把购房款退给我，迟旭东自己付款给杨某乙。我让蔡某准备了130万元现金，我到迟旭东的新房把130万元送给他。2011年11月，迟旭东的房子装修好以后，我到迟旭东的新房送给他50万元现金买家具。另外，2007年迟旭东到日本去学习，我到的他办公室给了他1万元美金。2010年春节，我到迟旭东在黄金海岸的家中送给他10个金币。2010年5月，迟旭东要去瑞士考察，我到他家给了他3000欧元。2010年10月，迟旭东要去德国培训，我到他家给了他5000欧元。2011年9月，迟旭东要去西班牙考察，我到他家给了他2000欧元。我送给迟旭东这些外币都是在我和他谈股权转让、集中供应配件、集中处理报废车辆等事情的过程中，借迟旭东出国的机会送外币给他，为的是和他拉近关系，让他尽快推动我的事情。我一共送给迟旭东330万元人民币和近8万元的过户费、10万元港币、1万欧元、1万美元、10个金币。 14、证人蔡某的证言证实：我受李某甲之托送给迟旭东人民币180万元、30万元的银行卡。2010年底的一天，李某甲让我准备124万元转给我家对面的房主杨某乙，说是买杨某乙的房子送给迟旭东。我找生意上的朋友马某乙借了124万元，通过他的卡转账给杨某乙。2011年6月份的一天，李某甲跟我讲迟旭东认为我们直接把钱付给卖家不妥，他要卖家把购房款退给我们，他自己付款。李某甲让我准备130万元现金给迟旭东，我凑了130万元现金用箱子装起来交给了李某甲。2011年，李某甲还让我准备30万元给迟旭东装修房子用，我印象中是将30万元存在一张卡上给李某甲的。2011年11月份，李某甲让我准备50万元，说是要给迟旭东买家具，我凑了50万元现金给李某甲。为迟旭东买房子及装修，我一共给李某甲210万元。 15、证人童某的证言证实：我和迟旭东曾经是男女朋友关系。2009年底我们分手，并签了分手协议，约定他给我女儿马某甲150万元的出国费用。我把马某甲的招商银行卡卡号告诉了他。过了几天，迟旭东给我打电话说已经打了100万元。过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迟旭东发了一个短信告诉我又转了50万元。这些钱基本上都用于购买基金和理财产品。 16、被告人迟旭东供述：我在担任董事长期间，收受李某甲贿赂款共计人民币330万元现金、过户费约8万元、1万美元、10万港币、1万欧元、10个金币，其中返还给公交集团纪委的有现金人民币81万元、1万美金、8000欧元。我是因为合资成立公交物资公司的事情认识李某甲的。2006年4月，许某约我到汉口江边的汇申大酒店的茶座见面，李某甲也在。他们希望我能支持尽快签订合资协议，许某和李某甲给了我一个装有10万元现金的小袋子，这10万元我后来交给公交集团纪委了，并在纪委开具的单据后面写了“物李”两个字。2007年八九月份我去日本学习，李某甲到我办公室送给我1万美元，我没有用，王某丁案发后我放在一个箱子里交给李某乙了。2007年9月，我将这1万美元折算成8万元人民币上交给了公交集团财务部。2008年，李某甲到我的办公室送给我一张农业银行的卡，密码写在卡袋上，说是我女儿买了新房子要装修，让我拿着用，卡内有30万元。李某甲送这笔钱给我的主要原因是陕汽销售公司与扬子江公司在武汉打官司，法院冻结了陕汽销售公司在公交物资公司的股份，影响了公交物资公司的经营，我和赵某丙也多次表态，如果此事解决不了就让他们退股。李某甲知道我女儿要结婚，新房要装修，他以这个名义送钱给我。我用其中一部分钱为我女儿迟某买了一辆标致307轿车，是我女儿的名字，余款我陆续取出来，用于日常消费了。我用这些钱心里不踏实，从2008年1月24日至2009年9月27日，这30万元我都交给了单位。2009年10月，我跟以前的女友童某分手，她提出要300万分手费，我当时没有那么多现金，就打电话给李某甲借50万元，并要他直接打到马某甲的账户上。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办公室见到李某甲，我表示会把这50万元还给他的，李某甲跟我说这50万元就算了，之后我们都没有再提这50万元的事情，我的理解是这50万元送给我了。李某甲给我50万元是希望我支持把陕汽销售公司在公交物资公司60%的股份转让给他，另外希望我支持他向武汉公交集团各营运分公司统一配送车辆配件和承接武汉公交集团报废车、整车采购业务。李某甲提出的这几项请求都在2010年实现了。2010年2月，武汉公交集团出台了关于物资集中统一采购管理的规定，杜绝各营运公司自行采购，同时决定将武汉公交集团报废车业务交由公交物资公司统一管理，委托公交物资公司代理武汉公交集团采购整车业务。2010年3月，我在公交物资公司董事会上表态放弃武汉公交集团对陕汽销售公司60%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同意李某甲的德高公司取得60%的股权。为了感谢我，李某甲在2010年和2011年一共送给我210余万元。2010年10月，李某甲出资128万元帮我在万科高尔夫城市花园花买了一处二手房，过户费也是他出的。我觉得这套房子在我名下，房款是李某甲付给原房东的不妥，2011年6月，我打电话给原房东要他把房款退给李某甲，我从我自己的招商银行卡上转了128万元到原房东的账户上。转款的同时，李某甲到我家给了我130万元现金，说是买房子的钱。我把这些钱陆续存到了以李某乙名字开立的建设银行卡上。李某甲帮我办理房产过户，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不告诉我，我估计大概是5万元，就在2011年5月4日上交了5万元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并在回执上注明了“房子过户，5”。2011年4月份，李某甲给了我一张存有30万元的汉口银行卡用于我的新房装修。我把这张银行卡交给我女儿迟某了，让她去把钱取出来。后来我觉得这些钱花得不安心，但我也不能把卡退给李某甲，所以2011年5月4日我向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交了5万元，在回执上写了“还5”。2011年6月22日又交了5万元，并在回执上注明“还”，2012年1月13日我又交了5万元退这张卡里的钱。2011年11月份，李某甲到我在万科高尔夫的新家给了我50万元作为购买家具的费用。这笔钱我陆续存入了李某乙帮我开的建设银行卡上了。公交物资公司成立以后，2007年至2012年，李某甲每年开董事会时都会以股东活动津贴的名义给我5万元，这6年一共给了我30万元，其实也就是李某甲给钱时的一种说法，为了让我好想一点。根据武汉市国资委的规定，我属于拿年薪的人员，不得领取年薪以外的任何报酬。2007年、2008年、2009年、2012年每年的5万元我都上交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了，2010年我交了1万元，自己用了4万元，2011年的5万元我自己用了。2009年5月，李某甲到我黄金海岸的家中给了我10万元港币，说是给我6月份去香港学习用。这10万元港币我用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后放在了我交给李某乙的那个箱子里。2010年5月，我去瑞士考察，李某甲得知后来我家给了我2000欧元。2010年10月份，我去德国培训，李某甲知道后来我家给了我3000欧元。2011年，我去西班牙考察，李某甲得知后到我家给了我5000欧元。2010年至2011年，李某甲送给我的1万欧元，我于2011年9月9日将其中的8000欧元折合人民币8万元上交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了。2011年李某甲来到我黄金海岸的家中送给我10个金币，后来我把这些金币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我的女友何某乙了。以上李某甲一共送给我330余万元人民币、1万欧元、1万美元、10万元港币和10个金币。2006年至2012年，我将李某甲送给我的钱一共100万元上交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了，包括李某甲送的1万美元和8000欧元，我换算为16万元人民币和另外84万元人民币。 （八）2007年1月至2012年1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先后六次收受下属张某甲的贿赂共计人民币3万元，个人实得1.6万元和面值为人民币2.4万元的购物卡，为其谋取利益。 张某甲先后担任武汉公交集团广告公司、物业公司经理。为了在工作上得到迟旭东的支持和帮助，2007年至2012年，张某甲先后六次在春节团拜会之后或者到迟旭东办公室送给其共计3万元及面值2.4万元的购物卡。其中，2007年至2010年，先后四次各送5000元和面值5000元的购物卡；2011年至2012年，先后二次各送5000元和面值2000元的购物卡，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期间，迟旭东将收受张某甲送的3万元中的1.4万元上交给本单位纪委。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任职文件证实：2006年6月至2010年，张某甲担任武汉公交集团广告公司经理；2010年至2012年，张某甲担任武汉公交集团物业公司经理。 2、武汉公交集团纪委出具的《收受礼品礼金登记表》证实：2008年1月31日，迟旭东上交了3.4万元现金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迟旭东注明“下属广告0.4”含张某甲所送4000元。2011年1月10日，迟旭东上交了3.5万元现金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迟旭东注明“物业0.5”，含张某甲所送5000元。2011年9月5日，迟旭东上交了3万元现金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并注明“物业0.5”，含张某甲所送5000元。 3、证人张某甲的证言证实：2006年6月份至2010年，我担任武汉公交集团广告公司的经理；2010年至2012年8月，我担任武汉公交集团物业公司的经理。2007年1月，我送给迟旭东5000元和面值5000元的武广购物卡。2008年1月，我送给迟旭东5000元和面值5000元的武广购物卡。2009年1月，我送给迟旭东5000元和面值5000元的武广购物卡。2010年1月，我送给迟旭东5000元和面值5000元的武广购物卡。2011年1月，我送给迟旭东5000元和面值2000元的武广购物卡。2012年1月，我送给迟旭东5000元和面值2000元的武广购物卡。我送钱给迟旭东，有时候是在迟旭东的办公室给他的，有时候是趁召开春节团拜会的机会给他的。因为他是武汉公交集团的董事长，我需要他在工作上的支持与关照，所以借逢年过节的时候对迟旭东表示一下。我送的现金是从广告公司或物业公司的账上以会务费和福利费等名义支出的，购物卡是在财务上以办公用品的名义冲账。 4、被告人迟旭东供述：张某甲在2007年至2012年每年春节前在我的办公室或者趁召开团拜会的机会，给我送过总共大概3.6万元和价值2.4万元的购物卡。因为我作为武汉公交集团的董事长，对他任职的公司有管理权，张某甲需要我在工作上的支持与关照，所以他借着逢年过节的机会给我送钱。张某甲给我送钱和购物卡都是在逢年过节期间，我一般都在过节的时候用了，另外我上交了其中的1.4万元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 （九）2007年1月至2012年2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缴纳管理费、公交线路调整、燃料补贴以及公交场站租赁等经济活动中，先后六十三次收受武汉市通恒公汽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恒公司”）董事长李某乙（已判刑）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57万元、欧元1.2万元和价值人民币10.28万元的江诗丹顿牌手表一块、价值人民币2.62万元的欧米茄牌手表一块、价值人民币1万余元的万宝龙牌手表一块，为其谋取利益。 通恒公司为武汉公交集团与香港凯源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源公司”）的合资公司。为了在公交线路调整、管理费缴纳、燃料补贴以及办公场地租赁等方面得到迟旭东支持和帮助，该公司董事长李某乙从2007年至2012年，先后六次以春节拜年的名义送给迟旭东共计7万元。其中，2007年送2万元；2008年至2012年，先后五次各送1万元，共计5万元。李某乙还自2008年1月至2012年2月，先后五十次以“股东代表活动津贴”的名义，每月送给迟旭东1万元，共计50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2009年，通恒公司在迟旭东的帮助下新开辟810路公交线路。同年11月，迟旭东以支付前女友分手费为由向李某乙借款50万元，李某乙按迟旭东指定的银行账户汇入50万元。2011年9月，李某乙将借条归还迟旭东并声称不用还款，迟旭东将上述50万元予以收受。 2011年上半年，通恒公司在迟旭东的协调下争取到317路经营权。为了表示感谢，李某乙到迟旭东家中以新房装修的名义送给其50万元，迟旭东予以收受。 2010年四五月份，李某乙陪同迟旭东到欧洲考察。出发前，李某乙在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欧元1万元。途经上海市在住宿的宾馆内又送给迟旭东欧元2000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期间，李某乙还送给迟旭东进口手表三块。其中，2008年送价值2.62万元的欧米茄手表一块；2010年送价值10.28万元的江诗丹顿手表一块；2011年送价值1万余元的万宝龙手表一块，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工商资料及通恒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证实：通恒公司系武汉公交集团与凯源公司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公交集团占股44.98%，凯源公司占股55.02%。凯源公司委派李某乙担任董事长，负责通恒公司全面工作。 2、通恒公司提供的协议书证实：2004年12月16日，武汉公交集团将其在通恒公司的股权委托凯源公司经营管理，由凯源公司按照9条营运线路、257台营运车辆的规模向武汉公交集团缴纳费用。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凯源公司向武汉公交集团每年缴纳220万元；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凯源公司向武汉公交集团每年缴纳230万元；2011年1月至2014年12月，凯源公司向武汉公交集团每年缴纳240万元。 3、武汉市国资委文件证实：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实行年薪制，不得领取年薪以外的任何报酬。 4、武汉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文件、武汉市公共客运交通监察办公室文件、武汉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文件证实：通恒公司自1994年至今，陆续开辟了12条公交线路，其中2005年开辟了811路，2009年开辟了810路，2011年开辟了817路。通恒公司开辟新线路需经过武汉公交集团同意，再报政府部门审核。 5、通恒公司提供的公司内部文件、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会议纪要等资料证实：为解决通恒公司油料供应紧张、成本较高等问题，将武汉公交集团享受武汉市财政补贴中每年拿出120万元拨付给通恒公司。 6、通恒公司与武汉公交集团签订的房屋场地租用合同证实：通恒公司于2010年12月24日与武汉公交集团签订了租用协议，通恒公司以每年30万元的租金租用武汉公交集团位于幸福大道武汉全民健身中心的公交场站。 7、通恒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证实：自2008年起李某乙以购买润滑油、机油等材料款的名义，从通恒公司账户上支取现金82.20万元。 8、招商银行提供的转账凭条证实：2009年11月3日，户名李某乙账号尾数8811的帐户向马某甲账户转账50万元。 9、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2）鄂汉阳刑初字第00537号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单位武汉通恒公汽客运服务有限公司、被告人李某乙因犯单位行贿罪，被判处刑罚。 10、迟旭东收受李某乙所送的手表分别为2008奥运纪念版欧米茄手表一块、万宝龙手表一块、江诗丹顿手表一块，现暂扣于中共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11、武汉市汉阳区物价局成本监审价格认定分局价格鉴证意见书（阳价鉴证字（2013）5号）的鉴定意见证实：万宝龙手表一块（机芯型号2892A壳号24810401），价格为人民币10052元；欧米茄手表一块（机芯型号2500壳号81902099），价格为人民币26259元；江诗丹顿手表一块（机芯型号519107018K），价格为人民币102819元。 12、证人李某乙的证言证实：通恒公司经营武汉市区“8”字头的公交线路。2004年5月，我担任通恒公司的董事长。迟旭东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后，我总共送给他人民币157万元、欧元1.2万元和三块手表。从2007年到2012年的每年一二月份，我以春节拜年的名义送给迟旭东总共7万元，其中2007年2万元，2008到2012年每年1万元。这7万元每次都是以差旅费或备用金的名义从通恒公司支取的。从2008年1月到2012年2月，我每个月都以通恒公司“股东代表活动津贴”的名义送给迟旭东1万元，总共50万元。这50万元都是从通恒公司账户上以补发工资的名义支取的。“股东代表活动津贴”是我自己的一个说法，因为武汉公交集团是通恒公司的股东，迟旭东是武汉公交集团的董事长，为了让他好接受就以“股东代表活动津贴”的名义每月给他送钱。2009年11月的一天上午，迟旭东对我说交委的童某要买房子，向我借50万元。我从自己的招商银行卡中转了50万元到户名为马某甲的招商银行卡上，后来通恒公司陆陆续续转了50万元还到我个人的招商银行卡。三天后，迟旭东给我打了一张借条，约定这50万元在两年内还清。但是，在两年时间内迟旭东一直没有提还钱的事。2011年9月，两年期限快到了，我决定把借条还给迟旭东，当作我送给他50万元。我把借条还给迟旭东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把借条撕了。2009年，通恒公司新开辟810路公交线路时，当时武汉公交集团第五营运公司反对，我找迟旭东帮忙协调，迟旭东同意了，给我们帮了忙。后来第五营运公司就没有再反对了，我们顺利地开辟了810线路。2011年上半年，我得知迟旭东在万科高尔夫买了房子正在装修。7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到黄金海岸迟旭东家中以装修费的名义送给他50万元现金。这50万元是我从通恒公司支出的费用。我送迟旭东这50万元钱是为了感谢他在通恒公司争取317路经营权的过程中帮了忙。2011年初，武汉市的中巴车改制，在分配中巴车线路的时候，公交集团下属第五营运公司、第六营运公司、江夏公司和我们公司都想要317路的经营权。我就去找迟旭东，希望他能协调一下，把317路给通恒公司，他同意了。后来317路经营权就给了我们公司，我们将317路调整为817路。2010年四五月份，我陪同迟旭东到欧洲考察，在出发前一天在他办公室送给他1万欧元，到了上海后，在宾馆里，我又给了迟旭东2000欧元。这些欧元是我们公司财务经理安清旺从财务上取现到中国银行兑换的。我还在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3块手表。第一块是我在2008年花1000多欧元买的万宝龙手表；第二块是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我在香港花了3万多元港币买的一块欧米茄奥运纪念版的手表；第三块是在2009年我花11万元港币买的江诗丹顿的手表。我送给迟旭东这些财物，是为感谢他在管理费、优质公交线路、油料补贴、公交场站等方面给通恒公司提供的支持和关照。在管理费缴纳方面，迟旭东给予我们公司很大的支持。2004年武汉公交集团通过委托经营协议的形式将其在通恒公司的国有股份委托凯源公司经营管理，在9条经营线路、257台营运车辆的规模下，凯源公司每年向武汉公交集团缴纳220万至240万元的管理费用。2005年4月，迟旭东担任公交集团董事长以后，延续了这份协议。但是通恒公司的经营规模由9条公交线路发展到12条线路，营运的公交车辆也由257台增加到400多台，迟旭东没有提出随着通恒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缴纳管理费，还是维持和通恒公司当初签订的协议。在优质公交线路方面，迟旭东担任董事长期间，通恒公司取得了810、811和817这三条线路，按照武汉市公交办的要求，我们公司开辟线路要先经过武汉公交集团，这些线路都是经过迟旭东的同意才办成的。在燃料补贴方面，迟旭东也给通恒公司提供了很大的支持。2010年我找到迟旭东，希望他能够帮忙将市政府给武汉公交集团的补贴按照车辆比例分一点给通恒公司。后来市交委召集武汉公交集团、通恒公司、武汉市公交办开协调会，形成决议，由武汉公交集团从每年享受的市政府2000万元燃油补贴中给通恒公司120万元，从2010年开始执行。在公交场站方面，迟旭东也给通恒公司提供了支持和关照，通恒公司的原办公楼拆迁后，一直没有合适的办公场所，2010年四五月，我希望迟旭东能够租用武汉公交集团在塔子湖体育中心的停保场作为通恒公司的办公用地和停保场，迟旭东同意了。2010年12月，我们公司租赁了该场地作为办公用地和停保场。 13、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实：我于2005年9月至今一直担任通恒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运营和管理工作。李某乙跟我说过他给迟旭东送了钱，这些钱都是他从通恒公司财务以员工工资、差旅费、材料款等名义支出的。李某乙还跟我说过他曾经送了迟旭东一些欧元和3块手表。由于我是通恒公司的总经理，李某乙为了让我知道他没有私吞公司的钱，就告诉我了这些事情。迟旭东在管理费、获得优质公交线路等方面给了通恒公司支持和关照，所以李某乙代表公司给他送钱。 14、证人吴某乙的证言证实：2003年4月至2011年1月，我分管武汉公交集团的营运生产工作。2004年底，武汉公交集团与通恒公司签订一份从2005年至2014年的委托经营协议，武汉公交集团将在通恒公司的股份委托给凯源公司管理，该协议约定通恒公司在9条线路、257台车的规模下，凯源公司每年向公交集团缴纳220至240万元的管理费。2005年后，通恒公司增加了810路、811路和817路3条线路，这些线路都是经过迟旭东同意才增加的，但并没有要求他们增加管理费。通恒公司的营运线路都是在武汉主城区和市中心运行的，他们的线路都是盈利的线路，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他们的车票收入和广告收入都会增加。 15、证人任某的证言证实：武汉公交集团第五营运公司主要经营武昌片的线路。通恒公司在我们经营片区增开了810、811、817三条线路。这三条线路对我公司的经营产生了一些冲击，我们反对通恒公司在我们的经营区内营运或开辟公交线路。2009年通恒公司准备开通从沙湖到科技园的810线路，在我公司营运范围内，这条线路很好，我们也想要，但武汉公交集团决定将此线路给通恒公司。2010年末，武汉市中巴车退市，包括317等十几条线路收归国有。317线路在我公司营运范围内，也是中巴线路中最好的，我公司也很想要，但是武汉公交集团决定将317路给通恒公司，就是现在的817线路。 16、证人吴某甲证实：通恒公司增加817路公交车运营权的经过。 17、证人童某证实：其从迟旭东处获取150万元“分手费”的事实。 18、被告人迟旭东供述：我于2005年4月开始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负责集团公司的全面工作。因工作关系，认识了通恒公司的李某乙。在我担任董事长期间，李某乙为了感谢我对他们公司的支持和关照，送给我人民币157万元，欧元1.2万元和3块手表。李某乙从2007年到2012年每年春节都送钱给我，一共送给我7万元。从2008年元月开始，李某乙每个月都以通恒公司“股东代表活动津贴”的名义送我1万元，到2012年2月份一共给了50万元。“股东代表活动津贴”是李某乙给我钱的一个说法，他这么说是为了我方便接受。根据武汉市国资委的规定，我属于实行年薪制的人员，不得领取年薪以外的任何报酬。李某乙送钱给我是因为我是武汉公交集团的董事长，通恒公司是我们集团的合作公司，为了感谢我在营运线路、油料补贴以及停车场站等方面提供给他们的支持和关照。2009年我的前任女友童某要求和我分手并向我索要300万元分手费。2009年10月的一天，我打电话给李某乙向他借了50万元，然后发短信把童某的女儿马某甲的招商银行卡号报给了他。两三天后，我给李某乙打了借条，但是2011年9月的一天，李某乙到我办公室跟我说上次借的50万元不用还了，把借条还给我。我接了借条后说谢谢他，就把借条撕了。这50万元实际上是他送给我了。2010年七八月份的晚上，李某乙在我黄金海岸的家中，以装修房子的名义给了我50万元的现金。这50万元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庭的日常消费，一部分存入了由我控制和使用的以李某乙名义开的建行卡中。2010年四五月份，李某乙陪我到瑞士、西班牙、法国考察，出发的前一天，李某乙来到我办公室送给我1万欧元，我们到了上海之后，在宾馆里，李某乙又给了我2000欧元。李某乙还送给我三块手表。2008年10月份，李某乙从香港出差回来后，到我的办公室送给我一块欧米茄奥运版纪念表。2010年九十月份，李某乙到我办公室，送给我一块江诗丹顿的手表。2011年七八月份，李某乙到我办公室送给我一块万宝龙的手表。李某乙送给我财物，肯定是有利可图的。2004年底，武汉公交集团与通恒公司签订了一份委托经营协议，武汉公交集团将在通恒公司投资的股份委托给凯源公司管理，凯源公司每年向武汉公交集团缴纳220万元至240万元的管理费。2004年10月签订协议时，通恒公司只有9条线路、257台车。我担任董事长以后，通恒公司规模扩大，收入增加了，但我们没有增加管理费。通恒公司开辟新线路要通过武汉公交集团，需要我同意。2005年8月，武汉公交集团的589路调整后变更为811路给通恒公司的。2009年上半年，李某乙在我办公室希望我帮忙让他们新开一条从沙湖沿湖路至华师园北路营运线路，即810路。市公交办征求意见时，我们表示同意，这样通恒公司就拿到了810路的经营权。2011年初，武汉市中巴公交化改造，有一条317路巴士，通恒公司和武汉公交集团的第五营运公司、第六营运公司、江夏公交公司都想要。李某乙找到我希望我能协调一下，将317路巴士给他，我同意了。后来通恒公司拿到了此线路，即817路。2010年的一天，李某乙找到我跟我说，能不能将市政府给武汉公交集团的补贴分一点给通恒公司。后来市交委组织开了协调会，决定从武汉公交集团每年享受的市政府的2000万元燃油补贴中给通恒公司120万元。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反对。通恒公司的办公楼拆迁后，一直没有合适的办公场地，2010年四五月份，李某乙向我提出租用武汉公交集团在塔子湖体育中心的停保场作为办公用地和停保场。通过我协调，2010年12月份，通恒公司租赁了该场地。 （十）2008年1月至2011年9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合资成立武汉公交汽车检测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检测公司”）及该公司后续经营过程中，先后七次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粟某的贿赂共计人民币5.5万元，个人实得5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公交检测公司为武汉公交集团与武汉仁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峰公司”）的合资公司，主要承接武汉市公交车辆的检测。为了公司的利益及业务的顺利开展，该公司董事长粟某于2008年至2012年，先后五次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人民币共计4.5万元。其中2008年送5000元；2009年至2012年，先后四次各送1万元，共计4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2011年初，粟某陪同迟旭东出外考察，在入住宾馆房间送给迟旭东5000元；2011年9月，粟某得知迟旭东摔伤，在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5000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期间，迟旭东将收受的粟某所送的5.5万元中的5000元上交给本单位纪委。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相关资料等书证证实：2007年4月2日，武汉公交集团与仁峰公司合资成立公交检测公司，武汉公交集团占股40%，仁峰公司占股60%，粟某担任公交检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迟旭东保管的收受礼品礼金登记表证实：2011年9月5日，迟旭东向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上交礼金3万元，迟旭东在收据背面笔注“上海，2；检测，0.5；物业，0.5”含粟某所送5000元。 3、证人粟某的证言证实：2007年4月，我以仁峰公司的名义与武汉公交集团合资成立了公交检测公司，仁峰公司占股60%，武汉公交集团占股40%，我是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场地和设备都是武汉公交集团原有的。公交检测公司主要为公交集团的车辆提供检测服务。公交检测公司是2007年4月挂牌成立的，成立之后的每年春节前我都会去迟旭东的办公室跟他表示一下。2008年春节前，我到迟旭东办公室送给他5000元、端午3000元，中秋节3000元；2009年春节前，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1万元、端午5000元，中秋节5000元；2010年春节前，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1万元、端午5000元，中秋节5000元；2011年春节前，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1万元、端午5000元，中秋节5000元；2012年春节前，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1万元。2011年上半年，迟旭东因为公交物资采购的事情去天津出差，我随同考察，在我们入住的宾馆，我给了迟旭东一个装有5000元的信封，跟他说这是差旅费。2011年八九月份，我听说迟旭东摔了一跤，到他的办公室看他，给了他一个装有5000元的信封。迟旭东是武汉公交集团的董事长，公交检测公司是武汉公交集团的合资单位，主要业务是承接公交客车的检测，为了业务的顺利开展，我要和迟旭东保持良好的关系。公交检测公司能够取得交管局的车辆年审资质，主要是武汉公交集团的面子，离不开迟旭东的照顾和协调。因此我都会趁逢年过节、出差、探病等机会去给他送钱。 4、被告人迟旭东供述：2007年初，粟某的仁峰公司与武汉公交集团合资成立了公交检测公司，粟某担任公交检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公交检测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武汉公交集团的车辆提供检测业务。2008年初，粟某到我的办公室送给我一个装有5000元的信封。2009年至2012年的每年年初，粟某都会到我的办公室给我一个装有1万元钱的信封，四年一共4万元。2011年年初，我带着下属单位的经理去考察，粟某主动提出要一起去。一天晚上，他到我住的房间给了我一个装有5000元的信封，并说不方便给我买东西，让我缺什么就买什么。2011年9月，我上班的时候在办公楼一楼摔了一跤，粟某听说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望我，并送给我一个装有5000元的信封。2011年9月5日，我把这5000元上交到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了，并在纪委给我的收据背面用铅笔写了“上海2，检测0.5，物业0.5”的字样。粟某一共送给我5.5万元。除了上交到公交集团纪委的5000元钱，剩余的5万元我用于过年过节期间的开销了。粟某送钱给我是因为我是武汉公交集团的董事长，他希望我在工作中给予他支持。武汉公交集团是公交检测公司的股东，也是其最主要的业务来源。另外，公交检测公司为取得检测资质，我让吴某乙和运营安全部多次找交管局协调。因为这些原因粟某借逢年过节、出差等机会给我送钱。 （十一）2009年1月至2012年1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合资成立武汉公交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石油公司”）及该公司后续经营过程中，先后十二次收受该公司董事长邵某的贿赂共计人民币5000元和面值4万元的购物卡，个人实得5000元及面值3.4万元购物卡，为其谋取利益。 2010年11月，武汉公交集团与中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石油公司”）合资成立了公交石油公司。在筹备成立合资公司的过程中，为了推动合资公司成立的进程以及合资公司成立后成品油销售款及时结算等方面得到迟旭东支持与关照，该公司董事长邵某于2009年至2012年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期间，先后十次送给迟旭东共计面值3.8万元的购物卡。其中，2009年至2012年春节期间，先后四次各送面值5000元购物卡；2009年至2011年端午节、中秋节期间，先后六次各送面值3000元购物卡，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2010年11月，邵某在公交石油公司开业剪彩时送给迟旭东面值2000元的购物卡；2010年12月，邵某趁武汉公交集团举办合资企业联谊会之机送给迟旭东5000元现金，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期间，迟旭东将收受邵某所送4万元的购物卡中的6000元上交给本单位纪委。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合资合同和会议纪要等书证材料证实：2010年8月26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石油分公司、武汉公交集团和武汉中实化工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公交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出资400万元占股40%，武汉公交集团出资300万元占股30%，武汉中实化工有限公司出资300万元占股30%。武汉公交集团原则上提供17座（不低于15座）内部油料供应点供合资公司改建经营。 2、迟旭东保管的收受礼品礼金登记表证实：2009年7月22日，迟旭东向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上交款1万元，迟旭东在收据上笔注“中石化，出租”，含邵某所送3000元（折抵已使用的购物卡）。2010年9月30日，迟旭东向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上交款3.5万元和面值7000元的武商集团一卡通，含邵某所送3000元的购物卡。 3、证人邵某的证言证实：中国石化湖北公司为了开拓业务，2007年开始和武汉公交集团接触，准备将车辆供油业务承接下来。2010年11月，中国石化与武汉公交集团合资成立了公交石油公司，为武汉公交集团所有车辆供应成品油业务，我担任公交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在我任董事长期间，代表公交石油公司送给迟旭东共计1.5万元和4.4万元的购物卡。2009年春节前，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5000元的购物卡，端午节前送给他3000元的购物卡，中秋节前送给他3000元的购物卡。2010年春节前，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5000元的购物卡，端午节前送给他3000元的购物卡，中秋节前送给他3000元的购物卡。2010年11月公交石油公司开业剪彩，迟旭东也参加了剪彩仪式，我送给迟旭东2000元的购物卡并对他表示感谢。2010年12月，我和公司总经理胡某乙一起参加公交集团合资企业联谊会，我给了迟旭东5000元现金。2011年春节前，我和胡某乙一起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1万元的购物卡作为春节的一点心意，端午节前我和胡某乙一起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5000元现金，中秋节前我和胡某乙一起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5000元现金。2012年春节前，我和胡某乙一起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1万元的购物卡。我们送钱和购物卡给迟旭东是因为他是公交集团的董事长，没有迟旭东的同意，合资的事情很难。为了加快合资的进度，我们给迟旭东送钱和购物卡。另外在油款结算方面，为了能够让资金尽快回笼，我们也需要迟旭东的支持和关照，有他的支持，公交石油公司在结算油款的时候能够更加方便快捷。送给迟旭东的现金和购物卡都是从公司财务上以招待费或会务费的名义支出的。在公交石油公司成立前，是从石油公司支出，公交石油公司成立后就从公交石油公司支出。 4、证人胡某乙的证言亦证实上述事实。 5、被告人迟旭东供述：2009年，武汉公交集团准备将各停保场租赁出去的加油站全部收回，与中石化合资成立公交石油公司，统一配送公交车辆的油料，但是只收回了18个加油站。2010年8月，武汉公交集团用已收回的18个加油站出资与中石化合资成立了公交石油公司，该公司首先满足武汉公交集团公交车辆的油料需求。公交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邵某，总经理是胡某乙。公交石油公司成立后，邵某在逢年过节期间和胡某乙一起来看望我，并送给我3000元至5000元的购物卡或现金，她给我送卡或现金时都会让胡某乙先出去，然后单独放到我办公桌的文件下面。2009年春节前，邵某送给我5000元的购物卡，端午节送给我3000元的购物卡，中秋节送给我3000元的购物卡。2010年春节，邵某送给我5000元的购物卡，端午节送给我3000元的购物卡，中秋节送给我3000元的购物卡。2010年11月，举办公交石油公司剪彩仪式的时候，邵某送给我2000元购物卡。2010年12月，武汉公交集团举办合资企业联谊会，会后邵某送给我一个装有5000元现金的信封。2011年春节，邵某送给我5000元的购物卡，端午节送给我3000元的购物卡，中秋节送给我3000元的购物卡。2012年春节，邵某送给我5000元的购物卡。从2009年至到2012年，邵某总共送给我4万元的购物卡和5000元现金。因为合资最终需要我同意，邵某希望能促成双方的合作，所以借着逢年过节的机会给我送钱和购物卡。公交石油公司成立后，武汉公交集团是他们最主要的客户，他们为了让我们在结算、场地等方面给予支持，所以在逢年过节给我送钱和购物卡。邵某送给我的这些钱和购物卡，有一部分我上交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了，有一部分我自己用了。2009年7月22日我上交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1万元，我在纪委给我的收据后面写了“中石化、出租”，其中包括2009年端午节邵某送给我3000元的购物卡，我用掉了，后来补交了3000元。2010年9月30日，我上交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7000元的武商集团一卡通，其中3000元的购物卡是邵某在2010年中秋节送给我的。 （十二）2009年10月至2012年1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为群兴汽车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兴公司”）协调货款结算过程中，先后三次收受该公司董事长黄某丙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5万元，个人实得13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群兴公司是公交集团下属的扬子江公司的玻璃钢供应商。为了感谢迟旭东在货款结算方面的帮助与关照，该公司董事长黄某丙于2009年至2012年，先后三次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共计人民币15万元。其中，2009年1月送2万元；2011年10月送10万元；2012年1月送3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期间，迟旭东将收受黄某丙所送的15万元中的2万元上交给本单位纪委。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扬子江公司提供的《供货合同》及相关财务账目等资料证实：群兴公司向扬子江公司供应整车玻璃、玻璃钢饰件、整车内饰件等配件。 2、迟旭东保管的收受礼品礼金登记表证实：2009年1月19日，迟旭东向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上交款2万元，迟旭东注明“塑钢，2”。 3、证人黄某丙的证言证实：群兴公司主要经营大客车用的玻璃钢，主要供应单位是扬子江公司、东风客车公司。2009年，当时扬子江公司压我的货款，扬子江公司是武汉公交集团的下游企业，我让迟旭东帮我向黄某乙打招呼。迟旭东当着我的面对黄某乙说，大企业不要欺负小企业，要黄某乙多关照一下我们公司。迟旭东打招呼后，扬子江公司再没有出现压货款等情况。为了感谢迟旭东，2009年1月，我到他的办公室送给他一个装有2万元钱的信封。这2万元是我平时带在身上备用的钱。2011年10月，我听说迟旭东搬家了，就去了他的办公室，说恭喜他乔迁，并拿出用报纸包好的10万元给他。这10万元是我从家里的现金里面拿的。2012年1月，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3万元，这3万元是我随身备用的钱。 4、证人黄某乙的证言证实：群兴公司主要为我们扬子江公司供应并组装玻璃钢，群兴公司的老总是黄某丙。迟旭东曾经有几次当着我和黄某丙的面让扬子江公司不要压群兴公司的货款，尽快给他们结算。迟旭东发话后，我们扬子江公司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也都尽快为群兴公司结算货款。因为武汉公交集团是我们公司的股东单位，也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迟旭东作为武汉公交集团的董事长，要我们尽快结算群兴公司的货款，我们一定会照办，否则影响我们公司的销售。 5、被告人迟旭东供述：黄某丙的群兴公司主要向扬子江公司供应玻璃钢。2009年初，黄某丙说扬子江公司欠他的货款比较多，希望我能帮忙。我去扬子江公司，通知黄某丙也去，我当着黄某丙的面对黄某乙说该及时结算的应该及时结算，黄某乙答应了。2009年1月，黄某丙到我办公室给我一个信封，并说扬子江公司的货款结算很及时，过年来看望我。事后我发现信封里面装有2万元，我觉得不妥，就交给公交集团纪委了，并在纪委给我的回单上注明了“塑钢，2”。2011年10月，我准备搬到万科高尔夫城市花园的新房，黄某丙到我办公室递给我一纸包，并说我要搬家，是他的一点心意。事后我发现是10万元，我把这笔钱拿回家和我收的其他钱一起存起来了。2012年1月，黄某丙到我办公室给了我一个装有3万元的信封，说过年来看望我。这3万元我拿回家和其他钱一起存了。黄某丙给我送钱是因为我帮他向扬子江公司协调及时结算货款，他感谢我。 （十三）2009年5月至2010年12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管理下属合资公司武汉公交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置业公司”）过程中，先后三次收受合资方负责人杨某甲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5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公交置业公司为武汉公交集团与康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乾公司”）的合资公司。2009年，为了取得“江夏生态家园”项目的开发资质，公交置业公司需要增资。后在迟旭东的帮助下，武汉公交集团下属的扬子江公司借款给公交置业公司用于增资。2009年5月，为了表示感谢，该公司董事长杨某甲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5万元。2010年8月，杨某甲在陪同迟旭东考察上述开发项目时又送给其5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2010年12月，经迟旭东同意，公交置业公司为杨某甲配置了一辆价值104.8万元奔驰牌轿车。为了表示感谢，杨某甲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5万元，迟旭东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合资合同、武汉公交集团会议纪要等书证证实：2007年2月12日，武汉公交集团与康乾公司签订合资合同成立公交置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武汉公交集团出资40%，康乾公司出资60%。2009年5月，公交置业公司将注册资本增加至3000万元，增资后股东股权比例维持不变。 2、扬子江公司提供的借贷款协议书、相关财务凭证等书证证实：公交置业公司从扬子江公司借款2300万元，借款利率参照还款时中国人民银行当期利率，借款时间为2年，自2009年4月28日至2011年4月27日。2009年4月28日，扬子江公司分三次向公交置业公司转账共计2300万元。 3、公交置业公司提供的购车情况说明、机动车销售发票、完税证明、记账凭证等书证证实：2010年12月17日，武汉公交集团同意公交置业公司购车，购车金额为104.8万元，其中70万元由公交置业公司支付，34.8万元由康乾公司支付。 4、杨某甲所做记录证实：2010年8月30日，杨某甲记录为赵10，迟5；2010年12月6日，杨某甲记录为找迟说车事，5万元。 5、证人杨某甲的证言证实：2007年2月，我以康乾公司的名义和武汉公交集团合资成立了公交置业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康乾公司占股60%，武汉公交集团占股40%，我担任公交置业的董事长。2009年，为了取得“江夏首席生态家园”项目的开发资质，公交置业公司的注册资本需要从1000万元增资到3000万元，公交置业公司拿不出2000万元。我找迟旭东、赵某丙帮忙借款，他们同意帮忙。经过迟旭东、赵某丙的批准从武汉公交集团下属的合资公司扬子江公司借款，作为公交置业公司的增资款。2009年5月，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给了他5万元，表示感谢。2010年8月，我陪同迟旭东考察公交置业公司开发的“江夏首席生态家园”项目，迟旭东很满意。考察完了以后，我在迟旭东的车上往他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塞了5万元。这个项目动工以后，我自行安排了工程队伍和设备，迟旭东没有插手。为了表示对迟旭东的感谢，我就给了迟旭东这5万元钱。这5万元在我自己记录的流水账上做了记录，记录为“8月30日，赵10迟5”，意思是2010年8月30日我给赵某丙送了10万元，给迟旭东送了5万元。2010年12月，我想要公交置业公司给我买一辆100万元的奔驰车，这要征得武汉公交集团的同意。迟旭东开始不同意，同年12月下旬，我去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5万元，并说为了企业形象想买一台1**万元的奔驰车，希望他能支持。迟旭东表态同意购买，由公交置业公司出70万元，余款我个人出。这5万元在我自己记录的流水账上做了记录，记录为“12月6日，我迟说小车事50000”，意思是2010年12月6日我为了买奔驰车送给迟旭东5万元。我送给迟旭东的钱是我个人的。 6、证人黄某乙的证言证实：2009年，武汉公交集团欠我们扬子江公司2亿多元的车款，武汉公交集团的赵某丙和迟旭东向我和黄某甲提出，可以付给我公司2300万元的车款，但必须将这2300万元借给公交置业公司作为验资款，借款期限为2年，利息参照同期银行利率结算。我考虑到武汉公交集团欠我们公司的车款如果拖下去就没有准确的付款时间了，借给公交置业公司过2年时间，我们就可以收回，还有利息，就同意了他们提出的条件。扬子江公司于2009年4月分三次将2300万元转账给公交置业公司。 7、被告人迟旭东供述：2006年，赵某丙引入了杨某甲的公司，让杨某甲名下的康乾公司和武汉公交集团合资成立房地产公司。2006年12月，公交置业公司成立，杨某甲担任董事长。2006年江夏区政府给武汉公交集团提供了100亩土地做停保场，我们将临街的50亩地给公交置业公司做商品房开发。为了取得江夏项目的开发资质，公交置业公司要从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增资到3000万元。2009年初，杨某甲为了公交置业公司增资的事情来办公室找我，希望武汉公交集团能出面为他们融资。赵某丙提出武汉公交集团差扬子江公司一亿多元的车款，我们把车款付一部分给扬子江公司，由扬子江公司从中借款2300万元给公交置业公司，利息按银行利息算，我同意赵某丙的想法，具体是赵某丙和扬子江公司谈的。因为扬子江公司是武汉公交集团的参股企业，也是扬子江公司的主要客户，所以扬子江公司同意了。2009年5月，扬子江公司把2300万元借给了公交置业公司。之后杨某甲到我的办公室给了我一个装有5万元的袋子，对我协调借款的事表示感谢。2010年8月，我到江夏视察项目的建设情况，杨某甲在送我的时候，在我车上把一个装有5万元的袋子放在我的车后排座，我把袋子装进包里了。2010年12月，杨某甲提出要公交置业公司为他配一辆奔驰轿车，大概要100万元，我不同意。后来杨某甲到我的办公室说做房地产的老板车子不好没有形象，希望我能同意。我说公交置业公司只能出70万元，余下的钱让杨某甲自己出，他同意了。临走时，他又放了一个袋子在我桌子旁边，我后来看了是5万元。 （十四）2009年9月至2012年2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发包10路和584路公交线路经营权和发放补贴的过程中，先后五次收受该公交线路承包人赵某甲（已判刑）的贿赂共计人民币52万元，个人实得50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赵某甲个人承包武汉公交集团的10路和584路公交线路。为了能继续承接上述公交线路及享受各种补贴，赵某甲于2009年至2012年，先后五次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共计52万元。其中，2009年9月送2万元；2010年1月送10万元；2011年1月送10万元；2011年7月送20万元；2012年1月送10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期间，迟旭东将收受赵某甲所送的52万元中的2万元上交给本单位纪委。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普线10路合作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584路合作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等资料证实：1997年起，赵某甲先后以台丰美容器材（武汉）有限公司、武汉邦力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公汽二公司和公交二公司签订10路和584路合作经营合同，承包经营武汉公交集团所属10路和584路二条线路。 2、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集团办公会报告及会议记录等资料证实：2010年9月30日，迟旭东主持公交集团办公会讨论关于收回10路和584路公交线路经营权的问题，决定将10路和584路在2014年10月31日收回。 3、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2006年至2011年10路、584路补贴表及相关账务凭证等资料证实：2009年，赵某甲获得各项补贴共计118.64万元；2010年获得各项补贴共计381.26万元；2011年获得各项补贴共计774.45万元。 4、迟旭东保管的收受礼品礼金登记表证实：2009年9月27日，迟旭东上交往来单位返款7万元，其中含赵某甲所送2万元。 5、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2）鄂汉阳刑初字第0053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赵某甲犯行贿罪，判处刑罚。 6、证人赵某甲的证言证实：1997年12月，我从公汽二公司以及后来的公交二公司承包经营了10路普线车和584路专线车。从2009年至2012年，我总共送给迟旭东52万元。2009年3月，经武汉公交集团总经理赵某丙的介绍，我带着2万元到董事长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因为我在武汉公交集团承包经营线路，以后总免不了有事会找迟旭东帮忙。2009年底，赵某丙生病，我考虑到以后找迟旭东帮忙的事情应该越来越多，就在2010年1月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10万元，希望武汉公交集团能让我继续承包线路，并享有相关补贴。2011年1月，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他10万元，这时迟旭东全面负责。2010年，我和二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免去了584路的管理费。此外，迟旭东还同意给予油价补贴、老年证补贴和票优补贴等财政性补贴，这些都增加了我的收入。为了感谢，我就送给了迟旭东10万元。2011年7月，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问补贴的事情，迟旭东说补贴已经打给我们了，之后我就将报纸包着的两包20万元现金当着他的面放在他的办公桌后的地板上，表示感谢。2012年1月，我再次到迟旭东的办公室，给了他10万元现金。我这两次送给迟旭东总共30万元。武汉公交集团给我的补贴大概有580多万元。迟旭东作为董事长，如果他不同意，我也拿不到这些补贴。给迟旭东的钱都是我的营业收入。 7、证人丁某的证言证实：赵某甲承包经营公交二公司所属的10路、584路，并享有与武汉公交集团公交车辆同等的政府补贴优惠政策。 8、被告人迟旭东供述：10路和584路是公交二公司的两条黄金线路，由赵某甲个人承包经营。这两条线路是在公汽公司时期承包给赵某甲的，武汉公交集团成立以后也一直由他承包。2003年，武汉公交集团对挂靠经营的公交线路进行了清理，合同到期后一律不再续签。2009年九十月份，武汉公交集团的总经理赵某丙到我办公室将赵某甲引荐给我认识，介绍说他是10路和584路的承包人，赵某丙离开我的办公室后，赵某甲给了我一个装有2万元的信封，后来我把这2万元和中秋节前后收的其他钱一并凑了7万元交给了武汉公交集团纪委。2009年底，赵某丙病了以后，我开始抓武汉公交集团的经营，和赵某甲接触多了。2010年1月，赵某甲来我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并送给我10万元，我把这10万元和其他的钱一起存到以李某乙名字开的建行卡内。我接手武汉公交集团的经营管理工作以后，也表态不允许个人承包经营线路，10路和584路要考虑收回。赵某甲就借着春节的机会给我送钱，和我搞好关系，让他继续经营这两条线路。2011年1月，赵某甲来我办公室汇报工作，给了我10万元，希望我能继续让他承包线路，并让10路和584路享受武汉公交集团的各种补贴。我将这笔钱和其他的钱一起存了。2011年，武汉公交集团的补贴比较多，新增加了1.2亿的降价补贴、5000万元的购车补贴和1亿元的购船补贴。所以2011年七八月份，赵某甲再次到我办公室和我谈补贴的事情，希望除了他平时享受的各种补贴之外，也让他能享受这些新增的补贴。赵某甲把要求提出来以后，就给了我20万元。2012年1月，赵某甲又来我办公室汇报工作，这次他给了我10万元，还是希望我能继续让他承包线路，并让10路和584路享受武汉公交集团的各种补贴。2009年至2012年，赵某甲总共送给我52万元，其中有2万元交给武汉公交集团纪委了，其他的钱我存了。赵某甲给我送钱就是想继续承包这二条线路，并与武汉公交集团的车辆享受同等的补贴，他也达到了这一目的。 （十五）2009年12月至2010年12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公交车身广告经营权发包中，先后二次收受车身广告经营商德高广告（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高广告公司”）首席执行总裁黄某丁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0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德高广告公司为武汉公交集团的车身广告经营商。为了搞好关系及业务的顺利开展，该公司首席执行总裁黄某丁于2009年12月在本市好世纪酒店宴请时，送给迟旭东5万元。2010年12月，黄某丁在上述地点宴请时，再次送给迟旭东5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合作协议书、武汉公交广告公司提供的与德高广告公司财务往来明细账等书证证实：德高广告公司与武汉公交集团存在业务往来。 2、德高广告公司武汉分公司提供的财务借支单证实：2009年9月9日，德高广告公司武汉分公司财务借支现金5万元，罗某和周某甲分别签批。 3、证人周某甲的证言证实：2006年，我退休后进入德高广告公司武汉分公司担任总经理，负责武汉分公司的全面经营管理工作。2009年12月，武汉分公司的财务经理罗某对我说德高广告公司的首席执行总裁黄某丁马上要来武汉拜访迟旭东，让她从财务上提5万元现金。我和迟旭东联系，约在建银大厦旁的好世纪吃饭。当天，黄某丁、德高广告公司运营总裁文某、我和罗某都参加了，罗某把5万元放在我们公司装合同的那种大信封里。在餐桌上，黄某丁将装有5万元的大信封交给迟旭东，迟旭东说这样做很不好，但是还是收下了，我和罗某都在场。2010年12月，罗某又对我说黄某丁让他准备5万元，要再次拜访迟旭东，我还是约在建银大厦附近的好世纪吃饭。吃饭前，罗某把钱放在我们公司装合同的那种大信封里交给黄某丁。餐桌上，黄某丁将5万元交给迟旭东，迟旭东收下了。黄某丁之所以给迟旭东送这10万元，主要是为了让迟旭东支持德高广告公司的发展。一是为了保有德高广告公司在武汉公交集团承包的车辆数量和年限不变；二是希望在合同到期后，能够续签合同；三是希望能增加承包车辆的数量，扩大规模。 4、证人罗某的证言证实：2006年，我经德高广告公司任命担任德高广告公司武汉分公司财务部经理。黄某丁从我手上领过两笔5万元。第一笔是2009年9月周某甲要我从公司账上提5万元现金给黄某丁。我向德高广告总公司财务部请示后，将5万元现金从公司账上提取出来。2009年12月，黄某丁来武汉检查工作，说要拜访迟旭东，把迟旭东约到建银大厦附近的好世纪吃午饭，让我把5万元带着。在好世纪酒店，我把装有5万元的档案袋交给了黄某丁。我有一张2009年9月9日的借支单，是我从公司财务上办理的借支手续。这5万元后来用会务费等名义冲销了。第二笔是2010年12月或2011年1月，黄某丁又来武汉检查公司的工作，周某甲让我提5万元现金给黄某丁备着，说是要去拜访迟旭东。由于这次黄某丁要钱比较急，公司的财务管理很严，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的现金，所以就自己拿出5万元放在我们公司的档案袋里。黄某丁约迟旭东到好世纪吃饭，饭前我把装有5万元的档案袋交给了黄某丁。这5万元后来用各种费用的发票分多次报销了，所以无法在财务帐上找出一一对应的关系。 5、被告人迟旭东供述：德高广告公司在武汉公交集团的车辆上做车身广告。前几年武汉公交集团没钱买车，德高广告公司也为武汉公交集团购买过车，他们在车上做广告，但车辆的所有权归武汉公交集团。德高广告公司每年要给武汉公交集团交钱。德高广告公司每年春节前向我表示一下，一般是5000元到1万元。2009年12月或2010年1月，周某甲跟我说他们的香港老板要来武汉，想请我吃饭。我和他们从香港来的黄老板、文老板以及周某甲在汉口西北湖的好世纪吃饭。吃完饭，黄老板递给我一个档案袋，我推辞了一下，黄老板说他平时也不来，所以要意思一下，我就收下了。我回去以后看了是5万元，这笔钱存到李某乙名字开的建行账户上了。2011年年初，周某甲跟我联系，说他们的香港老板又来了，想见一下我，我们又约在西北湖的好世纪吃饭，周某甲、黄老板、文老板都参加了。吃饭时，黄老板递给我一个档案袋，说来看我的，我收下了。回去一看是5万元，这笔钱也存到李某乙的建行账户上了。德高公司送钱给我是因为他们希望新增的车辆尽可能多给他们广告业务。德高广告公司和德璐公司为了线路分配的事情经常扯皮，需要我来调解。德高广告公司制作的车身广告受武汉公交集团的监督，广告的内容和制作方式要经过我们的批准，在监管上他们希望我们不要为难他们。 （十六）2010年9月至2011年11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采购车载空调过程中，先后二次收受供应商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芝空调公司”）董事长陈某丙的贿赂共计人民币90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松芝空调公司为武汉公交集团的车载空调供应商。为了维持向武汉公交集团所属的公交车辆销售车载空调的份额，该公司董事长陈某丙于2010年9月趁迟旭东到上海市出差之机，在迟旭东入住的宾馆房间内送给其40万元。2011年11月，陈某丙到迟旭东的办公室再次送给其50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供货合同及会计账目、松芝空调公司提供的供货合同及会计账目等书证证实：2004年2月至2012年3月，松芝空调公司与武汉公交集团的业务往来。 3、证人陈某丙的证言证实：2010年武汉公交集团招标采购空调时我认识了迟旭东。迟旭东向本人表达了他能左右供货并要求每台空调收取1000元的回扣，为了能拿到订货单，我于同年9月在上海富建酒店第一次把40万元现金送给他。2011年11月，我还是按他的要求把50万元现金送到他的办公室，并拿到订货单。总共向武汉公交集团供应了900台空调。 4、证人陈某丁的证言证实：松芝空调公司是武汉公交集团的客车空调供应商，我担任公司的董事局主席。2009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某丙。2010年9月，迟旭东到上海来出差，他打电话给陈某丙帮他安排一辆车。后来陈某丙跟我说他接待了迟旭东并在酒店送给迟旭东16万元。2011年11月，陈某丙说他要到武汉公交集团去一趟，我说要安排一下迟旭东给他送14万元。陈某丙回来后跟我说送了14万元给迟旭东。2009年及2010年，武汉公交集团采购我们1000多台空调，我们送钱给迟旭东，主要是希望在空调业务上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关照，多买我们公司的空调。 5、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实：我担任松芝空调公司副总经理，主要分管销售和采购工作。但是向武汉公交集团的销售业务主要是公司的陈总和武汉公交集团的董事长迟旭东联系。我们公司有200余平方米的厂房用于出租，每年的租金有50余万元，租金收入不入公司帐，按照陈总的要求存入以我名字开户的工商银行的账户。2010年，陈总在公司给了我一个工商银行的账号，让我在房租收入中拿出40万元存到这个账号上。我在合肥市长江路的一家工商银行分多次总共存了40万元到这个账号。在存款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这个账号的户名是迟旭东。又过了几个月，陈总要我从房租收入中再拿50万元存入上次存款的账号，我也是分多次存了50万元到那个账号里。 6、被告人迟旭东供述：武汉公交集团在我担任董事长之前就采购松芝空调公司的车载空调，松芝空调的质量和价格都不错，在武汉公交空调车的占有率大概是50%。2010年初，赵某丙病重，由我负责集团公司的全面经营管理，松芝空调公司的董事长陈某丙就和我联系。2010年9月和2011年11月，陈某丙分两次送给我总共90万元。2010年9月，我去上海出差，住在徐家汇体育场附近的一家宾馆，陈某丙在我入住的宾馆的房间里送给我40万元现金，10万元一捆，我把钱带回来存在了李某乙的那张卡里。2010年年底就要制定2011年的计划，所以陈某丙在2010年9月给我送钱，希望2011年能保持他们公司的份额。后来我向集团分管技术的副总胡某丙说过，不要减少松芝空调的市场份额。2011年11月，陈某丙到我的办公室，说他们在2011年的销售量减少了，希望我们能扩大采购他们的空调。我对他解释了原因，同时也表示在制定2012年的采购计划时，肯定不会减少他们的市场份额。临走时他到我的办公桌旁边，拉开抽屉，从他随身的包里掏出来了5捆现金放进去了。他走后，我看了一下是50万元。这笔钱我陆续存入以李某乙名字开立的账户上了。陈某丙送给我50万元，可能是觉得2011年我们买的空调少了，想加大公关力度，提高他们公司的空调在武汉公交集团的占有率，我又向分管技术的副总胡某丙说不要减少松芝空调的市场份额。 （十七）2010年12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该集团加油站点租赁过程中，收受承租人武汉昌佶石油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佶公司”）总经理胡某甲的贿赂港币10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昌佶公司租赁武汉公交集团多处场地经营加油站。为了搞好关系继续承租经营加油站，该公司总经理胡某甲于2010年12月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港币10万元，迟旭东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租赁协议证实：2006年昌佶公司先后租赁了武汉公交集团青山区建十路、硚口区双墩和武昌区中山路三处停保场的加油站。 2、证人胡某甲的证言证实：昌佶公司租赁了武汉公交集团青山区建十路停保场、硚口区双墩停保场和武昌区中山路停保场的场地经营加油站。2010年初，赵某丙因脑瘤一直在住院治疗，我就想以后要跟迟旭东加深印象，让他在我经营加油站的事情上多给我支持和关照。2010年12月中下旬，我到迟旭东的办公室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并感谢他几年对我们公司的关照，之后我把装有10万元港币的塑料袋放进迟旭东办公桌的抽屉里。我给迟旭东送10万元港币主要是想和他搞好关系，让我们公司能继续租赁武汉公交集团的场地经营加油站。 3、被告人迟旭东供述：赵某丙担任总经理的时候，武汉公交集团将各个停保场加油站租赁给了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企业和昌佶公司等民营企业。2009年，武汉公交集团有意向将租出去的加油站全部收回，与中石化合资成立中石化公交油料公司，统一配送武汉公交集团的油料。但是只收回了18个加油站，昌佶公司租赁的加油站尚未收回。2009年赵某丙将昌佶公司的总经理胡某甲介绍给我认识。2010年初，武汉公交集团的经营由我全面负责。2010年12月，胡某甲来到我的办公室希望能继续租赁经营加油站，同时给了我一个装有10万元港币的信封。后来昌佶公司的加油站没有被武汉公交集团收回。这10万元港币我拿回家放在家里的保险柜，2012年2月，我将保险柜里的财物全部装进新秀丽的拉杆箱交给了李某乙。 （十八）2010年12月至2011年5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合资成立武汉华中强化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轮胎公司”）及该公司后续经营过程中，先后二次收受合资方负责人鲍某的贿赂人民币5万元和价值人民币5.26万元的“故宫五福金碗”1个，为其谋取利益。 华中轮胎公司为武汉公交集团的合资公司。为了感谢在成立合资公司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以及业务的顺利开展，该公司董事长鲍某于2010年12月到迟旭东家中送给其人民币5万元。2011年5月，再次到迟旭东办公室送给其价值人民币5.26万元的金碗一件，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合资资料等书证证实：2010年9月15日，武汉公交集团、香港华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天黎轮胎公司签订合资协议成立华中轮胎公司，武汉公交集团占股20%，香港华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盛公司”）占股25%，武汉天黎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黎公司”）占股55%，鲍某担任董事长。 2、国金黄金武汉分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证实：“五福金碗118克”，2011年6月前的销售价格为人民币5.26万元，2011年6月后的价格为人民币5.60万元。 3、物证：鲍某送给迟旭东的“故宫五福金碗”现暂扣于中共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已拍照附卷。 4、证人鲍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武汉公交集团准备将下属的华中轮胎厂合资，我多次找迟旭东表示想参与合资。2010年12月，我名下的天黎公司和武汉公交集团、香港华盛公司合资成立了华中轮胎公司，我担任华中轮胎公司的董事长。华中轮胎公司主要向武汉公交集团销售客车轮胎及提供轮胎翻新服务，每年的业务量有1000余万元。合资协议签订后，我在迟旭东位于黄金海岸的家中送给他5万元，感谢他在成立合资公司的事情上的支持，合资的事情如果没有他的同意是不可能成功的。这5万元是我自己的钱。2011年5月份，我在招商银行硚口支行买了1个金碗，然后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了他。送金碗也是为了感谢他同意成立合资公司，同时也希望在今后的业务中多关照我们公司。 5、被告人迟旭东供述：2010年，武汉公交集团准备对下属的华中轮胎公司进行扩产，想引进投资者。鲍某多次找我想合资并希望拥有控股权，我同意了。2010年9月，我代表武汉公交集团与香港华盛公司、天黎公司签订了合资合同，鲍某担任华中轮胎公司董事长。2010年12月，鲍某到我位于黄金海岸的家中送给我一个装有5万元的档案袋，说感谢我支持成立合资公司，以后的业务还需要我的支持。合资成立华中轮胎公司的事情上，如果没有我的同意是不可能成功的。鲍某送给我的这5万元。2011年5月，鲍某到我办公室来送给我一个纸盒子，说是感谢我对他们业务的支持，后来我发现是1个金碗。我将金碗放在李某乙帮我保管的那个箱子里面了。 （十九）2011年12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采购车载空调过程中，收受车载空调供应商上海佳雪车用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雪公司”）总经理黄某戊的贿赂人民币19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2011年4月，佳雪公司总经理黄某戊通过武汉市通恒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恒公司”）董事长李某乙的介绍，佳雪公司向武汉公交集团销售车载空调27台。为了表示感谢，佳雪公司总经理黄某戊于2011年12月通过李某乙送给迟旭东人民币19万元，迟旭东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物资公司提供的供货合同证实：2011年4月20日，武汉公交物资公司与佳雪公司签订采购27台汽车空调的供货合同。 2、证人黄某戊的证言证实：2001年8月至今我一直担任佳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佳雪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客车车载空调。经过通恒公司董事长李某乙的介绍，2011年4月，武汉公交集团从佳雪公司采购了27台车载空调。2011年12月，我到武汉交给李某乙21.6万元现金，其中有2.6万元是感谢李某乙帮忙介绍的中介费，另外19万元是武汉公交集团采购27台佳雪空调的回扣款。我让李某乙将这19万元回扣款转交给迟旭东，后来李某乙告诉我他将19万元给了迟旭东。我之所以要委托李某乙将19万元回扣交给迟旭东，是感谢迟旭东同意采购佳雪公司的空调，还希望武汉公交集团能够尽快将货款结清，今后能继续采购佳雪公司的空调。我送给迟旭东和李某乙的总共21.6万元中，有20万元是从佳雪公司的账上以差旅费的名义支取的，另外1.6万元是我自己凑的，这1.6万元我后来在从佳雪公司报销了。 3、证人李某乙的证言证实：2010年，佳雪公司的总经理黄某戊请我帮忙向武汉公交集团推荐他们公司的车载空调，我向迟旭东推荐了佳雪公司的车载空调。过了一段时间，黄某戊告诉我武汉公交集团购买了他们公司的27台车载空调。2011年过年前，黄某戊到我家楼下与我见面，说感谢我帮他介绍了这笔业务，并交给我21.6万元现金，说这是按照每台80**元的标准给的回扣款，还说我可以按照每台10**元的标准拿介绍费，剩下的钱给迟旭东。回到家中我从中拿了2.6万元，余下的19万元我送到迟旭东位于黄金海岸的家中交给了迟旭东，并告诉他这是佳雪空调给的返点钱。 4、被告人迟旭东供述：2010年初，李某乙到我的办公室说佳雪空调效果非常好，武汉公交集团的客车可以装一些试一试。李某乙向我推荐后，我要求集团技术部去了解佳雪公司的情况，技术部的人认为是我推荐了这个厂家，技术部就要求公交物资公司采购了27台佳雪空调。2011年四五月份，李某乙到我黄金海岸家中给了我19万元，并说这是佳雪公司黄某戊给的空调返点的钱，每台70**元，27台一共19万元。我把19万元和其他钱一起交给李某乙存到以他名义开的建行卡里面了。佳雪公司给钱我，是因为我能够决定采购谁的产品。佳雪公司认为是我的决定他们做成了这单生意，就按照他们的行规，给了我回扣。 （二十）2011年4月至2011年12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采购富氢燃气添加系统过程中，先后五次收受代理商张某乙的贿赂共计人民币26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2011年4月，为了感谢武汉公交集团采购富氢燃气添加系统，该系统代理商张某乙以自己的名字在招商银行开户并存入人民币6万元。尔后，张某乙到迟旭东的办公室送给其上述招商银行卡，迟旭东予以收受。 2011年至2012年，张某乙为了让武汉公交集团继续采购富氢燃气添加系统，以及采购西柏克汽车空调，还先后四次往上述招商银行卡中存入人民币20万元。其中，2011年8月、9月、12月及2012年1月分别存入5万元，迟旭东均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武汉公交集团提供的《供货合同》证实：2010年1月，武汉公交集团与深圳摩柯公司签订300台富氢燃气添加系统的供货合同，合同总金额435万元；2010年11月2日，武汉公交集团与深圳摩柯公司签订1000台富氢燃气添加系统的供货合同，合同总金额1450万元。 2、2011年4月22日，武汉公交物资公司与北京德瑞宏治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签订30台西柏克汽车空调供货合同，合同总金额177万元。 3、招商银行武汉硚口支行提供的账户交易明细表证实：户名张某乙，账号尾数9716的招商银行账户于2011年4月21日开户，2011年4月25日转存6万元；2011年8月4日转存5万元；2011年9月26日转存5万元；2011年12月21日转存5万元；2012年1月18日转存5万元。截止2012年3月21日，账户余额为26.06万余元。 4、物证：账号尾数9716的招商银行卡现暂扣于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 5、证人张某乙的证言证实：我先后代理销售了深圳市摩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摩柯公司”）的富氢燃气添加系统和南京西柏克空调，武汉公交集团是我的客户。2009年，我和赵某丙协商达成了3000台富氢燃气添加系统的供货意向。2010年1月，武汉公交集团与深圳摩柯公司签订了300台富氢燃气添加系统的供货协议，在这前后赵某丙病了，由董事长迟旭东主持经营管理工作。2010年11月，武汉公交集团与深圳摩柯公司又签订了1000台富氢燃气添加系统的协议。但这两份合同签订之后，武汉公交集团就没有了动静。为了继续推动这件事，2011年4月，我到武汉出差，在招商银行硚口支行以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张尾数9716的银行卡，然后向深圳摩柯公司的总经理张某丁申报了6万元的市场开拓费用，让他把6万元转到我新开的这张招商银行卡上。钱到账后，我去了迟旭东的办公室，把这张存有6万元的招商银行卡和密码给了迟旭东，并对他说这是富氢燃气添加系统的费用，希望他多费心。但后来武汉公交集团还是没有和我们继续签订协议，我认为给的钱太少。之后又陆续申报了四笔市场维护费共20万元存到那张卡里，截止2012年1月，我一共向招商银行卡存了26万元。每次钱到账后，我都会告诉他。同期，我还销售了90台西柏克空调给武汉公交集团。 6、被告人迟旭东供述：张某乙代理销售了1300台富氢燃气添加系统和几十台西柏克空调。2009年，张某乙和赵某丙达成了3000台富氢燃气添加系统的销售意向。2010年年初，武汉公交集团先签订了300台富氢燃气添加系统的供货合同。赵某丙病后，我主持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张某乙向我表示赵某丙曾经说过要装3000台富氢燃气添加系统，希望我们能继续安装该系统，还说每台有100元的返点，我说要看那300台试用效果怎么样。2010年底，试用效果不错，我们又签订了1000台的供货合同。合同签订后，张某乙提出希望我能做到3000台，我没有表态。2011年四五月，张某乙到我的办公室给了我一张招商银行卡及密码，说感谢我帮忙，希望我能推进富氢燃气添加系统的事情，还说他会陆续将费用打到这张卡里，我把卡收下了。由于富氢燃气添加系统是为欧二排放标准的发动机配套的，没有必要在要淘汰的车辆上再花钱安装那么多富氢燃气添加系统，所以我一直没有表态。于是张某乙又提出想在武汉公交集团代理销售西柏克空调，他提出西柏克空调每台可以给4000元的返点，我答应先安装30台试用，然后安排技术部和物资公司去落实这件事。2011年，武汉公交集团采购了30台西柏克空调。张某乙给我送钱，一方面是感谢我们采购了1300台富氢燃气添加系统，另一方面感谢能在武汉公交集团代理销售西柏克空调。张某乙存钱以后都会告诉我，让我去查一下。他最后一次给我存钱是2012年1月，当时卡里有26万元。2012年年初，武汉公交集团有关人员出事以后，我把这张卡转移到旅行箱里交给李某乙替我保管。 （二十一）2012年1月，迟旭东利用担任武汉公交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武汉公交集团采购新能源客车的过程中，收受郑州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以下简称“某销售公司”）副总经理秦某的贿赂人民币20万元，为其谋取利益。 2012年1月，某销售公司为了开拓新能源客车在武汉的销售市场，该公司副总经理秦某趁湖北省公交协会在本市江岸区斯博兰酒店开会之机，送给迟旭东20万元，迟旭东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某销售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员工信息表、任职材料等资料证实：2010年3月1日至今，秦某担任某销售公司副总经理，负责鄂皖公交市场全面管理工作。2011年1月29日至今，吴某丙担任某销售公司新能源部经理，负责新能源公交车销售。 2、某销售公司提供的新能源销售费用管理规定、销售人员薪酬及奖金签收单等资料证明：2012年1月17日，秦某从某销售公司领取年末个人统算薪酬及奖金38万元。 3、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汉市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工作方案》证实：武汉市政府根据财政部、科技部的通知，要求武汉公交集团的混合动力公交车数量达到1000辆。 4、某销售公司提供的《ZK6126CHEVGAA车试用协议》证实：2012年2月2日，某销售公司向公交集团提供一辆ZK6126CHEVGAA车用于试运行，运行期限自2012年2月2日至2012年2月底。 5、证人秦某的证言证实：我担任某销售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湖北和安徽两省新能源汽车的销售。2011年，销售员吴某丙向我汇报武汉公交集团计划从外地市场采购100-200台新能源汽车，于是我们向武汉公交集团提供了一台样车试用。经过试用，武汉公交集团对样车很满意。吴某丙向我汇报说迟旭东答应订购我们公司50辆新能源客车，待样车试用期满后就签合同。2011年2月份底样车试用期届满，但武汉公交集团一直没有和我们商谈购车合同。吴某丙建议我去武汉见一见迟旭东。我和吴某丙商量给迟旭东20万元，促使他尽快同意和我们签50台新能源客车的合同。吴某丙告诉我湖北省公交协会将要在武汉斯博兰酒店开会，迟旭东也在。我就在开会那天赶到斯博兰酒店，在酒店门口，吴某丙把我介绍给迟旭东认识。我和迟旭东谈了某销售公司看重武汉公交市场，同时把装有20万元和客车模型的袋子给迟旭东，说是客车模型，迟旭东说50台车的事他知道了。我和吴某丙是一个销售团队的，每年我们团队的“打包费用”大概有200至300万元。这20万元是我从郑州某公司2011年底发放给我的一笔38万元“打包费用”里支出的。“打包费用”包含了销售人员差旅费、招待费、旅游费和销售人员的薪酬。 6、证人吴某丙的证言证实：2011年2月，我开始担任某销售公司新能源车销售经理，负责在国家确定的25个新能源车试点城市的公交公司开拓市场，其中包括武汉公交集团。我的直接领导是销售公司副总经理秦某。经过和武汉公交集团技术部的人商谈，我们公司提供一辆样车给武汉公交集团试用。试用期间，武汉公交集团反映不错，迟旭东说可以定我们公司50台新能源公交车。2011年2月底，试用期届满，我向秦某汇报，希望他能和迟旭东见面。2012年1月，湖北公交协会在斯博兰酒店开会，会后吃完晚饭，晚上八点多钟，在酒店门口，我把秦某介绍给迟旭东。我看见秦某手上拿着一个某公司的纸袋，我知道秦某已经将给迟旭东的“意思”准备好了，我不方便在旁边，就进了酒店大堂。过了大概3至5分钟，秦某到酒店大堂，我看见他手上已经空了。第二天，秦某告诉我给了迟旭东20万元，签50台新能源客车的合同应该没有问题。 7、被告人迟旭东供述：武汉是推广“十城千辆”新能源车的试点城市之一，武汉公交集团已有300辆新能源车，还有700辆的缺口。国家规定新能源车必须采购25%以上的外地品牌，武汉公交集团需要采购一批外地企业的新能源车。郑州某公司给武汉公交集团提供了一辆样车试用，一线员工的反映某公司的样车试用情况不错，我向吴某丙表示可以考虑在试用期满后订购某公司50辆新能源车。2012年1月，湖北省公交协会在斯博兰花园酒店开会，晚饭后，吴某丙在酒店门口说他们公司的老总在酒店门口等我。我在酒店门口见到了某公司分管销售的秦总，他希望我们尽快签合同，准备离开的时候，秦总帮我把车后门拉开，顺手将一个某公司的纸袋放到我的车后座上，说是资料。我回到万科高尔夫城市花园的家中打开纸袋，里面放着一个郑州某公司的汽车模型，另装有20万元现金。2月份，我把20万元和其他钱一并交给李某乙，让他帮我存到以他名字开户的建设银行卡中了。 另查明，司法机关对被告人迟旭东立案侦查期间，迟旭东不仅如实地交代自己的罪行，而且还主动提供了武汉市江夏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周某乙与武汉公交置业有限公司、东风扬子江汽车（武汉）有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有不正常经济往来的重要线索。司法机关根据其提供的线索，侦破了周某乙在经营活动中收受贿赂的犯罪案件。 认定上述事实的案件侦破材料、被告人迟旭东的主体身份资料、证人辛某、黄某甲、黄某乙等人的证言、扣押物品清单及相关物证照片、有关单位及个人与武汉公交集团业务往来的书证、行贿资金来源的有关书证、受贿资金的去向及退赃的相关书证、被告人迟旭东供述等证实被告人迟旭东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的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迟旭东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迟旭东因收受他人财物涉嫌职务犯罪而被办案机关通知调查谈话。在接受调查期间，迟旭东除如实交代了办案机关已经掌握的受贿事实，且能交代大部分尚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迟旭东虽如实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但该事实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系同种犯罪事实，不符合法定的自首条件，故不能认定为自首。辩护人提出迟旭东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其主动交代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可认定为坦白。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迟旭东具有立功表现及归案后退出全部赃款、赃物，认罪悔罪的辩护意见，经审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迟旭东身为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人民币866.13万元、港币20万元、欧元1.4万元、面值人民币5.8万元的购物卡、价值人民币10.28万元的江诗丹顿牌手表一块、价值人民币2.63万元的欧米茄牌手表一块、价值人民币1.01万元的万宝龙牌手表一块、价值人民币5.26万元的故宫五福金碗一个，上述款物折合人民币918.9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迟旭东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罪名准确，本院予以确认。迟旭东在接受办案机关调查谈话期间，能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迟旭东检举他人的犯罪线索，并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表现，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迟旭东退出全部赃款、赃物，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迟旭东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 二、暂扣于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的赃款人民币763.56万元，暂扣于中共武汉市纪律委员会的江诗丹顿牌手表一块、欧米茄牌手表一块、万宝龙牌手表一块、故宫五福金碗1个、港币20万元、欧元1.4万元、赃款人民币108.37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吴 强 审判员 王孝田 审判员 汪海燕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胡 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