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上民二初字第160号原告：程某1，男，汉族。被告：刘某1，男，汉族。委托代理人：鄢细莲，女，汉族（系被告刘某1之妻，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戴黑牯，江西阳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第三人：程某2，女，汉族。第三人：程某3，男，汉族。第三人：刘某2，男，汉族。第三人：刘某3，女，汉族。第三人：刘某4，女，汉族。第三人（追加）：刘冬梅，女，汉族。第三人（追加）：刘梅花，女，汉族。原告程某1诉被告刘某1、第三人程某2、程某3、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梅花、刘冬梅���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龙岱荣、助理审判员黄维劼、余婷组成的合议庭于2014年12月4日对本案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某1、被告刘某1的委托代理人鄢细莲、戴黑牯及第三人程某2、程某3、刘某2、刘某3、刘某4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追加刘梅花、刘冬梅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合议庭于2015年4月29日对本案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某1、被告刘某1的委托代理人鄢细莲、戴黑牯及第三人程某2、程某3、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梅花、刘冬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程某1诉称：母亲李桂英于原告幼年带原告、程某2、程某3改嫁到继父刘水根处，继父刘水根于1999年5月去世，母亲李桂英因病又于2014年5月10日去世。父母有子女七人包括原告、被告和第三人程某2、程某3、刘某2、刘某4、刘某3。父母去世后留下了一套68.02平方米的房改住房，房产证所有人为继父刘水根，但被告刘某1却声称他已经将房子买下，一直非法占有该套房产，侵害了其他兄弟姐妹的继承权。该套房改房经历过2次房改，是我父亲刘水根作为老职工享有的福利房，房改时购房票据、房产证等名字都是我父亲的名字，该套房产也未办理任何过户手续，被告刘某1也无任何书面协议等证明该房产已经变卖。我父亲在房改时完全有经济能力交纳购房款，且被告在1993年第一次房改时在乡下工作，因超生罚款等导致经济困难，没有能力支付房改购房款。被告提供的冷从权、张康德、宋茶花的证言均是道听途说，不符事实。因此，我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一、判决原告程某1继承刘水根、李桂英座落在上高县敖阳镇河北街人民路147号房产（产权证号：上房权证上敖字第××号）的房屋份额。二、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均由被告承担。被告刘某1辩称：本案争议的房子属于房改房，购房分两次交钱，均是我出的钱：1993年付了2954.83元，包括我和刘某2的集资款（刘某2的集资款已退回给他）；1998年付了1299.23元，总数是4254.06元。我在1993年的时候给了父亲3000元，1999年初又给了父亲6000元，作为工龄优惠的补偿。但由于当时政策原因，所以户头一直在父亲刘水根的名下，没有过户，因此这套房子实际所有权人应当是我，不是父亲刘水根，因此也不是刘水根的遗产，原告请求继承的主张不能成立，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程某2辩称：该套房产2次房改都是我父亲交的钱，刘某1当时经济困难，都要向亲戚借钱，是不可能有钱交房款的。因此该套房子属于父母遗产，应当进行分割。第三人程某3辩称：房产证所有人是父亲，也没有过户，属于遗产，应当进行分割。第三人刘某2辩称：房子是谁交的钱就是谁的，该套房子是刘某1交的钱，就是刘某1的房子。第三人刘某4辩称：房子是刘某1交钱买下来的，是刘某1所有。第三人刘某3辩称：房子是谁交的钱我不清楚，这房子如果是遗产的话，我们大家都应当分得一份。第三人（追加）刘某5辩称：1999年，我父亲过世前在南昌在我和刘梅花家里分别住过一段时间，我听父亲说过，房子是刘某1买下来了，归刘某1所有。第三人（追加）刘梅花辩称：1999年我父亲过世前在我这住过一段时间，他也和我说过，刘某1没有房子，这房子就给刘某1买下来了，房子归刘某1所有��在庭审过程中，在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如下：原告程某1为证明自己的诉称事实，提供的证据有：（一）沿江中路居委会出具的李桂英死亡证明，从敖阳分局调取的李桂英死亡注销信息，死亡证明信。用以证明母亲死亡的事实；（二）房产证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产权属于父亲刘水根。（三）单位履历表一份。用以证明家里的成员情况、本人与刘水根的父子关系。对于原告程某1的上述举证，被告刘某1经质证后认为：对原告提供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该三组证据不能证明该套房子为刘水根遗产。对于原告程某1的上述举证，除第三人程某2因不识字而未能质证外，其余第三人经质证后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被告刘某1为证明自己辩称的事实，提供的证据有：（一）上高县商业管理办公室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1、刘水根的房改指标给了刘某1，2、实际出资人是刘某1，3、只是当时政策的问题仍房子登记在刘水根名下，4、这套房子的产权人是刘某1；冷从权、张康德、宋茶花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实际出资是刘某1，争议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是刘某1。（二）收款收据一组（含《收款凭单》3张、《证明》一份、《收款收据》2张、《邮政储蓄存款付出利息清单》1份），用以证明1、刘某1以刘水根的名义交购房款4254.06元，其中刘某1、刘某2集资款900元抵了购房款，后来刘某1还了刘某2购房款400元。2、刘某1以刘水根的名义交办证款80元。3、刘水根在刘某1的银行存款中取款3000元，作为支付给刘水根的工龄优惠款。4、证明争议房产权人为刘某1。（���）、水电费凭证4张以证明争议房产的水电费一直由刘某1在支付，证明该房一直由刘某1实际占有、使用。（四）、申请书一份以证明1、刘某1于1999年9月1日向领导书面申请将房产过户给他。2、当时领导冷从权也证明，刘水根生前为此确实找过他要求变更名字为刘某1，但因当时政策不允许而未办成。3、该争议房为刘某1所有。对于被告刘某1的上述举证，原告程某1经质证后认为：刘某1提供的凭据为十几年前出具的，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这些钱是刘某1所交，而冷从权等人为刘某1同一单位的人，十几年前的事情不可能记得清楚，因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认可。对于被告刘某1的上述举证，第三人程某2对证据均不认可。第三人程某3经质证后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为事后补充，对此均不认可。第三人刘某3没有发表意见。第三人刘某4、刘某2、刘梅花、刘某5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第三人程某2、程某3、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梅花、刘某5均没有提供证据。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有关部门、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取得如下材料：（一）向上高县房产档案室调取的1993年4月30日和1998年5月13日上高县食品公司有关刘水根的《上高县公有住房出售决算表》共2份，（二）本院于2015年1月20日、3月12日、4月8日分别向冷从权、张康德、宋茶花进行调查，并制作了3份调查笔录。对于本院调查取证取得的材料，原告程某3经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不认可，认为三人均不清楚原、被告家庭情况，且事情已过去多年，三人口述不能反映事实且无书面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刘某1对证据（一）、（二）均表示认可。对于本院调查取证取得的材料，第三人程某2、程某3、刘某3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提出异议，认为不符合事实，对此不予认可。第三人刘某2、刘某4对证据（一）、（二）均表示认可。第三人刘梅花、刘某5因不清楚调查取证材料反映的事实，对证据（一）、（二）未发表意见。综上，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论证如下：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原告以此证明该套房屋产权属于父亲刘水根所有，但由于本案当事人对房产的权属存有争议，本院仅确认证据（二）中房产证复印件反映的该套房产的登记所有人为刘水根的事实。二、被告提���的证据（一）中，上高县商业管理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加盖有单位公章，冷从权、张康德、宋茶花出具的证明与本院向当事人调查取证而制作的《调查笔录》相互印证，能够反映刘水根房改时的真实情况，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二）、（三）中，3份收款凭单、2份收据、4份水电收费凭证均为房改交付购房款、缴纳水电费时的原始收据，而证明加盖有“江西省食品公司上高县公司”公章，与被告和第三人刘某2陈述、本院向冷从权、张康德、宋茶花所做的调查笔录相印证，因此，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四）的《申请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程某1和第三人程某2、程某3虽然对被告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反证予以���驳，因此本院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本院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至（四）具有证据效力，并作为认定下列事实的依据：1、两次房改期间，刘水根所居住的房改房的购房款实际均由被告刘某1支付，1993年第一次房改支付2954.83元，1995年支付80元办证费，1998年支付1299.23元。2、刘水根曾于1993年6月29日在被告刘某1的邮政储蓄银行的存折中取款3000元。3、刘水根在房改期间曾找过张康德、冷从权要求将房改房的名字变更为刘某1所有。4、刘水根去世后，刘某1曾向单位申请将房屋户名变更为自己名字。三、对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一）《上高县公有住房出售决算表》，原告、被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和第三人程某2、程某3对证据（二）本院向冷从权、张康德、宋茶花所做的调查笔录均不认可，但未提供反证予以反驳，本院认为，江西省食品公司上高县公司房改期间，张康德为房改的直接负责人，冷从权时任副经理及秘书股股长，宋茶花为当时的出纳，均为房改的具体经办人，其陈述能够客观反映房改时的事实，且三人陈述与被告提供的有关冷从权、张康德、宋茶花的《证明》相互印证，因此，本院对三份调查笔录中冷从权、张康德、宋茶花的陈述予以采纳，并以此确认如下事实：1、房改期间，刘水根的购房款均由刘某1支付。2、在房改期间，刘水根曾找到过张康德、冷从权，说过购房款系刘某1所交，希望将房屋名字改为刘某1，但张康德、冷从权因政策限制未能答应。综上认证，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李桂英（1932年生）与前夫育有程某1、程某2、程某3二子一女共3人，刘水根（1930年生）与前妻育有刘某5、刘某6二女2人（刘某5、��梅花在刘水根到上高工作后由亲戚代为抚养，一直居住在南昌）。原告年幼时，其母亲李桂英带原告、程某2和程某3改嫁到刘水根处。刘水根和李桂英再婚后又生育了被告刘某1、第三人刘某2、刘某4、刘某3二子二女共4人。刘水根生前为原江西省食品公司上高县公司（下称老食品公司，现并入上高县商业管理局）职工，李桂英生前为江西省上高县棉织厂职工，夫妻二人在1980年后居住在老食品公司分配的职工宿舍（位于上高县敖阳镇现河北街人民路147号，即本案争讼房产）中。1993年上半年，上高县开始进行第一次住房制度改革（下称房改），规定单位职工可以通过购买方式，将当时居住的职工公有宿舍的60%的产权买下。老食品公司也在房改范围之内，老食品公司的房改工作由时任政工股股长张康德（男，汉族）具体负责经办，而时任副经理兼秘书股股长的冷从权（男，汉族）所在的秘书股也协同政工股一起推进房改工作。刘水根作为老食品公司退休职工，也以自己的名义参与了房改，当时原告程某1、第三人程某2、刘某3、刘某4均在上高县城工作，被告刘某1、第三人程某3在乡下食品站工作。经丈量计算，第一次房改刘水根需支付2954.83元购房款，而第一次房改购房款是由被告刘某1到老食品公司交付(刘某1在1993年6月29日支付1500元、9月29日支付54.83元、12月28日支付500元)，购房款由时任老食品公司出纳的宋茶花（女，汉族）收取并开具了相关《收款收据》，但因房改是以刘水根名义申请，收据的交款人均记为“刘水根”名字。1995年4月4日，被告刘某1又在老食品公司交付了80元房产办证费用，交款人亦记为“刘水根”名字。在1993年第一次房改时，根据政策规定，刘水根作为退休职工可以享有以工龄折抵购房款的优惠，但当时并不明确具体优惠幅度及金额，于是被告刘某1向父亲刘水根提出可以将其享有的工龄优惠部分以现金补给刘水根。1993年6月29日，刘水根在被告刘某1提供的邮政储蓄银行的存折中取款3000元。被告刘某1于1996年从乡下来到上高县城工作，与其妻鄢细莲与子女一起，和父亲刘水根、母亲李桂英一同居住在本案争讼的房改房中。1998年年初，上高县开始第二次房改，符合房改条件者可以将第一次房改房产剩余的40%产权购买下来。根据政策规定，刘水根的工龄折扣确定为9405.5元。此次房改该套房改房屋还需支付的购房款为1299.23元，购房款仍由刘某1在1998年6月30日交付（其中部分购房款是以刘某1和刘某2在老食品公司的集资款抵充的，刘某1500元，刘某2400元。此后刘某1将400元支���给了刘某2），其收据仍记为“刘水根”名字。在房改过程中，刘水根曾多次找到张康德和冷从权，提出由于购房款系刘某1所交，希望将房屋户主改为刘某1名字，但该房产是以刘水根名义参与房改，由于政策限制，未能达成。1999年，刘水根回南昌并在其女第三人刘某5、刘梅花家中分别居住了一段时间，期间刘水根曾向刘某5和刘梅花说过老食品公司的房产已由刘某1买下。5月30日，刘水根回到上高后去世。该套房改房由被告刘某1及其妻子、母亲共同居住。刘水根去世后，被告刘某1曾向老食品公司提出申请，请求将该套房产证的所有人办理为刘某1名字，但因政策限制，未能达成。2000年1月12日，该套房改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产权证号：上房权证上敖字第××号）办理完毕，房屋所有权人仍记��为“刘水根”名字。2006年，被告刘某1及妻子搬出该套房改房屋，房屋由其母亲李桂英继续居住。2014年5月16日，李桂英因病去世。原告对该房产权属提出异议，遂导致纠纷。本院认为：1、关于本案争讼房产是由谁出资购买的问题。首先，本案争讼房产历经1993年和1998年两次房改。老食品公司房改期间，收取购房款及开具收据的工作是由公司出纳宋茶花负责，宋茶花作为具体收款人，能够证明该争讼房产的购房款均由被告刘某1个人所交；其次，被告刘某1在1993年并未在上高县城工作，相比于其他在上高县城工作的兄弟姐妹，其交付购房款更为不便，刘某1替父亲刘水根代为支付购房款的可能性较小，且刘水根生前多次找过当时的老食品公司房改具体负责人张康德和副经理冷从权，表示过因房款系刘某1所交、希望将户主名字改为刘某1，第三人��某2、刘某4、刘某5、刘梅花均认可其父亲在世时，争讼房产已由被告刘某1出资买下的事实，因此，本案所争讼的房产应当认定为被告刘某1出资购买的房产。2、关于刘水根工龄优惠的问题。本案所涉及的争讼房产原为单位分配给其职工刘水根居住的职工宿舍，带有职工福利性质，房改期间，刘某1在购买房屋过程中也享受了刘水根工龄折抵的优惠。首先，对于被告刘某1在1993年6月29日支付给父亲刘水根3000元是否为补偿刘水根工龄款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1993年6月29日的《收款凭单》和《邮政储蓄存款付出利息清单》记载，刘水根在被告刘某1的银行存折上取款3000元的时间与被告刘某1前往老食品公司交付1500元房改购房款的时间为同一天，结合刘水根生前的意思表示，可以认定被告刘某1向其父亲刘水根支付的3000元即对其工龄优惠的补偿，而对于被告刘某1称其在1996年又补偿了父亲刘水根6000元的主张，但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对于被告刘某1是否已经补足刘水根工龄优惠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刘某1在1993年向刘水根支付价款未达到1998年5月13日《上高县公有住房出售决算表》中确认的9405.5元刘水根工龄优惠价格，但是刘水根在生前已经明确向大部分子女、单位告知该房屋是由刘某1出的钱、已由刘某1买下的事实，对此事实其母亲李桂英在生前亦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据此，可以认定刘水根夫妇在生前就已经认可被告刘某1对刘水根工龄优惠作出了合理的补偿。因此，本案争讼的房改房应认定为被告刘某1以其父亲刘水根名义参与房改，并全额出资购买的房产。3、关于本案争讼房产是否应当认定为刘水根夫妻的遗产的问题。原告主张应以《房产证》的登记为准，认定争讼房产为父母的遗产。本院认为，首先，虽然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但是本案所争讼的房产为房改房，具有其特殊性。该房产历经两次房改，需要多次交付多种购房费用，这些费用均是由被告刘某1交付的，并且刘某1还对父亲刘水根的工龄优惠进行了合理的补偿，而在此过程中，原告并未支付任何费用。其次，刘某1自1996年开始，一直与父母共同居住在该套争讼房产中。刘水根去世后，对其遗产享有继承权的子女多达9人，其中包括刘某1在内的5名权利人对争讼房产属于刘某1的事实均无异议，而且刘水根在生前是认可刘某1获得该房产的所有权的，不仅如此，刘水根还尝试将房改申请人的名字变更为刘某1，逝者生前的意思表示应当得到尊重。但因当时政策限制，未能变更房改房申请人，从而导致在刘水根去世后才办理好的《房产证》上记载的所有权人仍为“刘水根”，但被告刘某1才是房屋的实际所有人，该套房屋不应认定为刘水根夫妻的遗产。综上，该套座落在上高县敖阳镇河北街人民路147号房产（产权证号：上房权证上敖字第××号）的实际所有人为被告刘某1。原告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程某1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缴纳上诉费至宜春市中级人民法���设于农行宜春市分行袁山大道分理处024401040000848账上，逾期按自动放弃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龙岱荣代理审判员 ：黄维劼代理审判员 ： 余 婷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喻斌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