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119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维敬，男，1953年1月1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7号。法定代表人杨才学，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许刚，男，1978年4月24日出生。上诉人李维敬因与被上诉人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洋丰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09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邢军担任审判长，法官杜丽霞、法官石煜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维敬，被上诉人新洋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维敬在一审中起诉称：李维敬于1997年5月入职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劳动人事部副部长、总务科长等职务，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月工资2000元。工作期间，李维敬经常加班，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从未支付过任何加班费。经查询，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更名为新洋丰公司，故李维敬不服京通劳人仲字（2015）第B15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新洋丰公司支付李维敬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30日的延时加班费共计人民币160000元。新洋丰公司在一审中辩称：李维敬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且李维敬诉请已超过仲裁时效，故不同意李维敬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维敬原系案外人北京中服通达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服通达公司”）职工。中服通达公司于2008年1月由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变更为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新洋丰公司）投资成立。2012年2月16日，新洋丰公司决议解散中服通达公司。一审法院另查，李维敬于2011年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中服通达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2800元。仲裁委经审理作出京通劳仲字（2011）第724号裁决书，裁决中服通达公司支付李维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400元。李维敬不服该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审理过程中，李维敬、中服通达公司均认可双方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一审法院出具（2011）通民初字第12819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中服通达公司给付李维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000元。一审法院再查，2015年4月23日，李维敬再次提起仲裁，要求新洋丰公司支付李维敬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31日的延时加班费160000元。仲裁委于2015年4月24日出具京通劳人仲字（2015）第B15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李维敬主体不适格为由未予受理。李维敬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李维敬主张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期间与新洋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新洋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李维敬未能提供确实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同时，李维敬主张上述期间存在延时加班，为此李维敬提交了部分月份考勤表（未记载李维敬存在延时加班情况）、假期值班规定及值班表、锅炉运行记录本。新洋丰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李维敬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自己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在京通劳仲字（2011）第724号、（2011）通民初字第1281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李维敬均主张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期间与中服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据此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亦作出生效调解书确认中服通达公司支付李维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现李维敬主张上述期间与新洋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新洋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李维敬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现在的主张，故对李维敬主张其与新洋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期间，李维敬与中服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中服通达公司已被新洋丰公司决议解散，故新洋丰公司应承担中服通达公司存续期间的相关责任。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李维敬主张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期间存在延时加班，但此期间已超过新洋丰公司应保存的工资支付表等证据的两年期限，李维敬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现新洋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李维敬未能提供确实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李维敬要求新洋丰公司支付延时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维敬的诉讼请求。李维敬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新洋丰公司支付李维敬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30日的延时加班费共计人民币160000元。其上诉理由为：1.裁决书和法院调解书已经确认了中服通达公司与李维敬存在劳动关系，中服通达公司由新洋丰公司投资成立并被新洋丰公司决议解散，因此新洋丰公司应对李维敬承担支付加班费的义务；2.李维敬当时入职的公司实际是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2008年公司领导通知李维敬等职工，称公司要改名为中服通达公司，因此李维敬与中服通达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签订合同时，公司承诺将李维敬在北京分公司工作的工龄全部计算入中服通达公司，而且之后的工资也依然是北京分公司发放；3.李维敬工作期间，存在延时加班情形，加班证据李维敬在公司解散时只复印了一部分，中服通达公司应提供加班的全部证据，由于加班时间已经无法计算，故李维敬估算数额为16万元。新洋丰公司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不同意李维敬上诉请求。其答辩理由如下：1.李维敬的上诉请求已过诉讼时效；2.李维敬与中服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是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3.李维敬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存在延时加班情形。二审期间，李维敬提交了以下新的证据材料：证据1.中服通达公司企业经营场所证明，用以证明中服通达公司与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同一地点办公，实为同一公司挂两个不同牌子；证据2.考勤表，用以证明其存在加班情形。新洋丰公司认可该证据1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以上事实，有京通劳人仲字（2015）第B15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1）通民初字第12819号民事调解书及当事人一、二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之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新洋丰公司是否应支付李维敬涉案加班费16万元。本院认为：第一，李维敬与中服通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中服通达公司由新洋丰公司投资设立且已被新洋丰公司决议解散，故新洋丰公司应对中服通达公司存续期间的相关权利义务承担责任；第二，李维敬主张加班费，应对其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诉讼中，李维敬提交了部分月份的考勤表，但由于该考勤表为复印件，且无公司签字、盖章确认，故其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李维敬表示应由新洋丰公司就加班事实进行举证，但由于李维敬与中服通达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超过两年，故一审法院认定应由李维敬而不是新洋丰公司就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当。李维敬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加班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李维敬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维敬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李维敬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维敬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 军代理审判员  杜丽霞代理审判员  石 煜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耿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