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甘民一终字第2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安宁区桃林路180号。法定代表人：袁恩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袁华，女，该公司财务总监。委托代理人：李张发，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桂玲。委托代理人：杨军，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兆昌，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桂玲诉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通达公司）一般合同纠纷一案，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15日作出（2010）兰法民一初字第094号民事判决，李桂玲提出上诉，本院于2012年7月4日作出（2012）甘民一终字第03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3年4月12日作出（2012）兰法民一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通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日作出（2013）甘民一终字第24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4）兰民一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通达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兰州通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张发、袁华，被上诉人李桂玲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军、杨兆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李桂玲为新疆东风锅炉制造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内退职工，高级工程师。2000年7月24日，兰州通达公司决定聘用李桂玲。2000年10月6日，兰州通达公司作出兰安通发（2000）14号《关于驻乌办事处有关事宜的补充规定》，该规定第四条约定：“公司（3）号合同章及所提供的票据，只针对本公司新疆销售板式换热器合同所用，如因（3）号合同章及票据发生其它纠纷，应由印鉴管理人负全责，总公司概不负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2000年11月10日，兰州通达公司任命李桂玲为兰州通达公司驻乌鲁木齐办事处负责人，全权负责兰州通达公司在乌市的一切业务承接活动。2001年3月6日，兰州通达公司与李桂玲签订《经营销售协议》，该协议第十三条约定：“乙方负责管理本公司在乌鲁木齐市的印章，对其所发生的一切业务事宜均由乙方全权负责。如遇其它经济纠纷、法律责任应由乙方全部承担。”2002年7月8日，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2-07），合同标的是105＃热交换站设备、材料一套，合同约定由兰州通达公司负责换热站内所有供热设备及安装、调试，合同价款70万元。第十一条关于成套设备的安装与调试约定：“由施工承包方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2002年9月3日，喀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与兰州通达公司签订《105＃热交换站变更协议书》，增加换热器费用56240元。2002年9月10日，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2-17），合同标的是板式换热器3台，纺织厂热交换站设备、材料及安装费。合同约定由兰州通达公司负责换热站内所有供热设备及安装、调试，合同价款1300000元。2003年5月30日，兰州通达公与喀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3-07），合同标的是板式换热器18台合同价款1218780元。第十一条关于成套设备的安装与调试约定：“由出卖人进行现场安装、调试。”同日，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3-08），合同标的是101＃、102＃、105＃、108＃、112＃、117＃、118＃、123＃、124＃换热站交钥匙工程，工程总造价304.48万元（总造价包括部分辅助设备及配件材料费和安装费）。2003年8月9日，兰州通达公司与疏勒县阳光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3-16A），合同标的是疏勒县九个换热站设备及安装工程，合同总造价278.39万元（总造价包括设备及配件、材料费及安装费）。2003年8月9日，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城西区）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3-18A），合同标的是城西区十个换热站交钥匙工程，总造价561.32万元（总造价包括部分辅助设备及配件材料费和安装费〈含调试〉）。2003年9月8日，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3-15），合同标的为板式换热器7台，合同价款268400元。第十一条关于成套设备的安装与调试约定：“由施工单位负责。”2003年11月8日，兰州通达公司与疏附县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3-30），合同标的为疏附县3万㎡、5万㎡换热站安装工程（站内辅助设备、配件材料及安装费）等，合同价款35.49万元。2004年3月28日，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城西区）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4-1），合同标的是板式换热器52台，合同价款399.611万元，由买受人指定的安装单位负责安装与调试。2004年4月23日，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疏附县增加）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4-2），合同标的是板式换热器7台、专用搬手10套，合同价款39.21万元，买受人指定的安装单位负责安装与调试。以上10份合同中，单纯的板式换热器买卖合同有四份，不含兰州通达公司板式换热器的单纯施工合同有两份，既有兰州通达公司板式换热器又包括施工内容的合同有四份。2003年2月22日前，兰州通达公司与乌鲁木齐办事处曾进行过两次对账结算。第一次，对2000年7月至2001年2月末的账款进行结算时，兰州通达公司确认发出产品销售金额为833525元，对在此期间产生的工程款未计入兰州通达公司的应收账款。如，2000年10月10日兰州通达公司与乌鲁木齐柏青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板式换热器机组（规格型号：BR03-20㎡）及安装工程总货款为83550元，但双方只结算了20000元。第二次，兰州通达公司与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对双方2003年2月22日前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对账时，兰州通达公司确认供货总额为13921738.50元，对此期间的工程款亦未计入兰州通达公司的应收帐款。如，前述2002年7月8日、9月10日，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2-07、2002-17），合同总价为2000000元，双方进行结算时兰州通达公司确认应收货款为468300元，对剩余1531700元未计入。2006年12月15日，兰州通达公司寄《对账单》给李桂玲，通过李桂玲与上述公司对账。在该对账单中，兰州通达公司计算上述四家公司欠其货款总额为4474350元，在欠款总额中仅有兰州通达公司向上述公司提供产品的欠款金额，未包含建设工程款项。其中，对前述2002年7月8日、9月10日，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2-07、2002-17），兰州通达公司确认应收货款仍然为468300元。2006年12月20日，兰州通达公司向李桂玲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就喀什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喀什四公司欠我公司换热器及安装工程货款结算业务一事，委托受托人李桂玲与贵公司签署“还款协议书”及相关文件，并代理我公司结算货款。委托权限：办理结算我公司换热器及安装工程货款，货款直汇我公司本委托书账户。2006年12月28日，兰州通达公司（乙方）与喀什四家供热公司（甲方）达成《还款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现经甲、乙双方核实结算确定甲方尚欠乙方815.5469万元。乙方同意从甲方欠款总额815.5469万元中下浮100万元。在此确定甲方实欠乙方715.5469万元。2007年1月8日，兰州通达公司又向李桂玲出具《授权委托书》。主要内容为：委托人就喀什建工集团欠我公司换热器及安装工程货款结算业务一事，委托受托人李桂玲具体办理。委托权限：办理结算我公司换热器及安装工程货款，货款直汇我公司本委托书帐户。2008年5月16日，兰州通达公司（乙方）与上述四家公司的上级管理单位喀什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甲方）达成《还款协议》。内容为：甲方所辖四个供热公司欠款共计815.5469万元，乙方同意“下浮”100万元后，尚欠715.5469元，基于甲方已承付96万元，至目前为止尚欠619.5469万元。2009年5月，通达公司将喀什建工公司及下属四公司及李桂玲诉至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8月6日，喀什建工公司向通达公司付清了全部欠款，通达公司撤诉。2008年9月5日，通达公司委托甘肃中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对其驻乌鲁木齐办事处进行审计。9月8日、9月9日，李桂玲将驻乌鲁木齐办事处的财务凭证交由中信公司进行审计，中信公司负责审计的罗某某、谢某某向李桂玲出具了《清单》。9月15日，兰州通达公司向中信公司出具《合同、收入及用款明细表》用于双方对账。在该表中，兰州通达公司统计的合同总价为24038266.50元，未将涉案十份合同中的板式换热器及配件货款8500090元计入合同总价，而是在该表下方单独统计，同时按照兰州通达公司总货款8500090元下浮了约5.5%，为467000元。其中，兰州通达公司对其与喀什供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02-07、2002-17）计算合同总价时依旧计算为468300元，对涉及设计、安装、调试等发生的工程款1531700元未计算为应归兰州通达公司。9月17日，兰州通达公司免去了李桂玲乌鲁木齐办事处主任的职务。同日，兰州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恩中为明确安装工程款的归属以便审计向李桂玲出具了《关于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驻乌办事处工作情况说明》（复印件，以下简称《工作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记载“2008年9月17日前李桂玲负责兰州通达公司的产品在新疆地区的销售及产品的售后服务，李桂玲以兰州通达公司名义所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由李桂玲负责实施和完成，所有工程费用支出和收入归李桂玲承担和所有”。9月19日，中信公司罗某某、谢某某在该《工作情况说明》上加注“2008年9月17日李桂玲将本‘情况说明’原件提供给我们作为审计依据。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9月20日，李桂玲与兰州通达公司因审计方式问题发生纠纷，并产生争夺审计所用财务凭证的行为，兰州通达公司负责审计的袁华向公安部门报案。同日，罗某某、谢某某向兰州通达公司告知除李桂玲取走的资料外，其余资料存袁华处，要求其在一周内全部归还。2009年11月2日，兰州通达公司通知中信公司，撤回了对李桂玲的离任审计。2009年11月7日，中信公司向李桂玲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我公司于2008年9月5日接受兰州通达公司（委托方）的委托，前往乌鲁木齐办事处对委托方驻乌鲁木齐办事处2000年至2008年8月31日李桂玲担任主任期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李桂玲将办事处截止2008年9月18日的财务资料（详见财务资料交接单）提交审计人员。审计人员根据所提供的财务资料进行审计核实。在审计报告还没定稿的情况下，委托方于2008年9月18日在审计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没有办理任何交接手续，私自将办事处提供的所有财务资料全部拿走，审计人员于2008年9月20日返回兰州。回兰州后审计人员又多次与委托方逐一进行数据核实。按审计程序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需委托方在所提供的对账依据等工作底稿上加盖公章，委托方由此又将对账依据等资料全部拿走去盖章，审计人员多次督促索要，委托方至今未将需盖章的资料交回，致使审计报告迟迟不能完成。一年多来，我公司经过与双方多次核对，双方仅就部分销售额存有争议外，其它均予认可。由于李桂玲多次向我公司索要财务资料及审计报告，以便与委托方进行结算，但委托方于2009年11月2日书面通知我公司不再出具审计报告。故此，我公司出具以下附表（详见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以此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三张附表中涉及的主要数据包括2000年至2008年9月18日兰州通达公司驻乌办事处板式换热器双方确认无争议的销售总额、收回货款总额、货款回通达公司总额、乌办预留货款总额，有争议的部分及驻乌办事处各项费用支出的实际发生额。2010年9月9日，中信公司向甘肃省财政厅出具《“情况说明”的事实与理由》，该报告对兰州通达公司委托中信公司在审计期间，因李桂玲提交的驻乌办2000年至2008年8月31日期间的全部财务资料被兰州通达公司拿走，双方发生矛盾以及中信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的整个过程的详细记载。另查明，新疆双马供热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1月25日，法定代表人系李桂玲。原告李桂玲诉称：1999年，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袁恩中相识，双方协商由原告在新疆帮助其开拓市场，代理销售其产品板式换热器。原告与袁恩中约定，原告在销售中承揽的工程以被告名义签订合同，但不向通达公司结算工程收入，工程由原告组织实施，工程收入归原告所有，工程质量维护由原告承担。在合作期间，双方曾对2000年、2001年、2002年乌鲁木齐办事处的收入、经营费用、库存商品等进行过结算，双方对工程款均是按上述约定执行，工程款不计入乌鲁木齐办事处向通达公司结算的金额中，由原告所有。2002年至2004年期间，为了推销被告的换热器，原告先后承揽了喀什建工公司下属的四家供热公司的换热站安装工程，并以通达公司名义与四家公司签订了板式换热器销售和换热站安装工程共计12份合同。2006年12月28日，经原告与喀什四公司现场验收结算，上述四公司总计欠款板式换热器及工程款8155469元（其中通达公司的货款4341790元，剩余3813679元为原告所有的工程款）。同日，经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恩中同意，原告代表通达公司及自己与上述四公司达成《还款协议》，将合同总价款中尚欠的8155469下浮100万元，同意四公司只偿还7155469元。按照原告与袁恩中商量的结果，双方按100万在合同总价款1808.2567万元中的比例5.5%，在货款总额及工程款总额中各自均下浮5.5%，即被告货款下浮46.7万元，原告工程款下浮53.3万元。至2008年5月16日，四公司累计付款96万元，其中原告收取了30万元。2008年5月16日，原告及通达公司与喀什建工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剩余款项6195469元由建工公司偿还。2008年8月15日，建工公司给被告支付了100万元。2008年9月，通达公司委托甘肃中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原告负责的乌鲁木齐办事处进行审计，审计时，根据被告法定代表人袁恩中的口头指示，乌鲁木齐办事处合同收入未包括工程款。2008年9月17日，袁恩中签署《关于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工作情况说明》，明确“李桂玲以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名义所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由李桂玲负责实施和完成，所有工程费用支出和收入归李桂玲承担和所有”，原告将该《工作情况说明》复印了一份，交给了审计人员，以作为出具正式审计报告的依据。但2008年9月18日，被告在审计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将原告提供的乌鲁木齐办事处财务资料包含《工作情况说明》全部拿走。2009年11月2日，通达公司通知中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不再进行审计，致使审计报告无法完成，原告的原始财务凭证也无法取回。此后，建工公司将包含原告工程款在内的全部欠款5195469元支付给了通达公司，但被告将原告的工程款侵占，不予返还。请求判令通达公司返还工程款2980679元并赔偿自2009年7月4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同期贷款利息损失。被告通达公司辩称：1、李桂玲根据我公司授权，先后与喀什供热公司等四家公司订立了lO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和2份变更协议，合同约定我公司向上述四家公司出售换热器并由我公司进行成套设备的安装等事项，李桂玲作为我公司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并负责执行合同中的设备安装，其行为属于法人职务授权行为，产生的财产权益和法律后果归属于我公司，李桂玲无权以个人名义请求或主张，我公司也没有以转包或分包方式把安装工程交给李桂玲，双方之间不存在转包或分包合同关系。2、李桂玲虚构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合同收入中不包括工程款的事实。在审计中，李桂玲等人将部分审计资料抢走，并非我公司取走。驻乌鲁木齐办事处的有关财务资料和凭证，所有权属于我公司，不属于李桂玲个人物品，李桂玲称之为原告的原始财务凭证显然不当。请求驳回李桂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请及被告的答辩，反诉原告的诉请及反诉被告的答辩，本案双方当事人诉争的焦点问题是：1、李桂玲以兰州通达公司名义签订的10份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所产生的工程款的归属；2、反诉原告兰州通达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3、反诉原告兰州通达公司诉请要求李桂玲返还工程款6668798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李桂玲以兰州通达公司名义签订的10份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因承揽工程所产生的工程款的归属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业已查明的事实，李桂玲虽以兰州通达公司名义与新疆喀什四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及补充协议，但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的来看，该工程款应归李桂玲所有。具体分析如下：（一）兰州通达公司以及驻乌办的性质和经营范围。首先，兰州通达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换热设备及配件的制造，节能产品的开发，机械加工，机电设备的安装，机电产品、水暖器材、五金交电的批发、零售，驻乌办的性质是兰州通达公司派驻新疆乌鲁木齐的办事机构，该机构的经营范围是换热设备及配件的制造等。上述并不包括换热站工程的设计、安装等工程内项目。其次，兰州通达公司与李桂玲签订的《经营销售协议》中明确约定李桂玲具体负责通达公司产品的销售、结算、回款，并无工程承包的相关约定。第三、兰州通达公司出具的《关于驻乌办事处有关事宜的补充规定》第四条“公司（3）号合同章及所提供的票据，只针对本公司新疆销售板式换热器合同所用，如因（3）号合同章及票据发生其它纠纷，应由印鉴管理人员负全责，总公司概不负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该规定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兰州通达公司对加盖有（3）号合同章的合同中只有板式换热器销售的内容，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意思表示。（二）原、被告双方的交易习惯。从原、被告双方履行合同来看，发生纠纷前兰州通达公司与李桂玲之间一直遵循兰州通达公司为李桂玲承担部分销售费用、按货款回款额向李桂玲提成、销售货款归通达公司，工程款归李桂玲的交易习惯。首先，2003年前双方两次对账时，兰州通达公司均未将工程款列为其应收款项，且工程款均由李桂玲领取，通达公司未提出异议。其次，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四公司《对帐单》中，所有对帐项目只包含换热器及配件的销售款项不包括李桂玲的工程款。兰州通达公司在向喀什四家公司主张货款时，只计算了其公司销售的换热器及配件的价格，并未计算李桂玲承揽工程而发生的费用；第三，兰州通达公司在委托李桂玲催收上述公司欠其货款时，明确写明由李桂玲“办理结算我公司换热器及安装工程货款，货款直汇我公司本委托书账户”。该表述亦印证了兰州通达公司与李桂玲之间的工程款归属问题。第四，在双方审计对账的初期，兰州通达公司在计算合同总价时对设计、安装、调试等工程款项亦未计算为应归兰州通达公司所有的款项，特别是对本案所涉合同只计算了货款，且按照其总货款8500090元下浮了467000元。（三）兰州通达公司委托中信公司对驻乌办进行账务审计时，兰州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恩中出具的《关于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驻乌办事处工作情况说明》中，对2008年9月17日前兰州通达公司驻乌鲁木齐办事处主任李桂玲负责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的产品在新疆地区的销售及产品的售后服务，李桂玲以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名义所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由李桂玲负责实施和完成，所有工程费用支出和收入归李桂玲承担和所有。虽然李桂玲提交的《工作情况说明》为复印件，但与前述相关事实相互印证，且有中信公司审计人员的签字佐证，以及中信公司向甘肃省财政厅出具《“情况说明”的事实与理由》所记载的事实相一致。综上所述，李桂玲主张工程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兰州通达公司抗辩称李桂玲与喀什四公司所签订的10份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系职务行为，所产生的财产权益应归兰州通达公司所有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李桂玲在担任兰州通达公司驻乌办负责人期间，为了销售公司的换热器，先后承揽了喀什四家公司的换热器安装工程，并以通达公司名义与喀什四家公司签订了10份《板式换热器销售和换热站安装工程》合同及补充协议，从形式要件上看，李桂玲是以兰州通达公司的名义签订上述合同，但实质上，无论从兰州通达公司的授权，兰州通达公司驻乌办下发的文件，《工作情况说明》以及中信公司向甘肃省财政厅出具《“情况说明”的事实与理由》，双方在发生纠纷前所遵循的交易习惯，均证明李桂玲代表兰州通达公司在新疆地区销售板式换热器及售后服务，李桂玲向兰州通达公司返还的是销售款，而有关换热站及相关工程由李桂玲个人负责，并不在双方所签订合同的范围之内。综上，对兰州通达公司认为李桂玲因执行职务和授权而产生的财产权益应归其公司所有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反诉原告兰州通达公司的诉请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本案中，2006年12月28日，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四公司签订《还款协议》时，李桂玲已经从喀什四公司领取了部分工程款。后双方就涉案工程款问题发生纠纷，先后诉至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兰州通达公司因提起诉讼，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故反诉原告的诉请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反诉被告李桂玲抗辨反诉原告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兰州通达公司反诉要求李桂玲返还工程款6668798元有无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兰州通达公司提起反诉的依据仍然是本案本诉中的有关事实，且经审查本案的工程款归李桂玲所有。虽然兰州通达公司提交支出工程安装费、安装人员的工资及住宿费等费用的证据，但该部分证据系中信公司在审计期间，由李桂玲提交给中信公司，从财务资料上显示系李桂玲支付。中信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据也显示该部分证据系兰州通达公司从审计部门拿走的证据材料。现兰州通达公司主张李桂玲返还工程款6668798元与事实不相符，故对兰州通达公司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返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根据本案业已查明的事实，喀付四公司欠兰州通达公司以及李桂玲总款项为18082567元，其中欠兰州通达公司换热器销售款8500090元。截止2006年12月28日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四公司签订《还款协议》时，喀什四公司尚欠兰州通达公司及李桂玲总款项8155469元。按约定，上述款项整体下浮100万元，故应付款项总额为7155469元（其中，兰州通达公司按约定的比例应下浮467000元，李桂玲工程款按比例应下浮533000元）。至此，喀什四公司尚欠兰州通达公司4341790元-467000（下浮款）-660000元（已付款）=3214790元。喀什四公司欠李桂玲工程款3813679元-533000元（下浮款）-300000元（已付款）=2980679元。综上，兰州通达公司应当向李桂玲返还的工程款为2980679元。关于原告李桂玲主张的利息损失，兰州通达公司未及时向李桂玲返还工程款，故其应承担因迟延付款所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李桂玲工程款2980679元。二、被告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桂玲的损失（2980679元自2009年8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止）。三、驳回反诉原告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本诉案件受理费4074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8344元，合计7908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承担。兰州通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反诉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李桂玲提供的2008年9月17日《关于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驻乌办事处工作情况说明》错误采信，从而导致判决错误。（一）该“情况说明”系复印件，没有原件印证。即使证人罗某某、谢某某作证也不能判断其真实性，即使罗某某、谢某某二人真的见过所谓“原件”，但因二人未曾亲眼看见袁恩中在“情况说明”上签名。因此，二人根本无法确认所谓“原件”上的签字就是袁恩中本人书写。（二）袁恩中否认“情况说明”上的签字为本人亲笔所签。袁恩中明确表示从未在所谓的“情况说明”上签过字，对此毫不知情。据上，上诉人认为，“情况说明”存在重大瑕疵，没有原件印证，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一审法院对本案主要事实没有查明清楚，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对涉案双方在2001年3月6日是否签订《经营销售协议》的事实没有查明清楚，双方实际没有订立该协议。而且，李桂玲对《经营销售协议》进行了变造，以手写文字在第一条添加了“代理”二字。在协议最后增加了“第十六条”。显然这是一份伪证。（二）一审法院对安装工程支出费用的事实认定错误。驻乌办是上诉人在乌鲁木齐市设立的办事处，办事处的财务凭证就是上诉人单位的财务凭证，办事处支出的费用，最终是上诉人支付的费用。本案所涉安装工程发生的有关配件、材料、安装人员工资、报酬等费用240余万元，都是从上诉人驻乌办的账户上支付的，不是从李桂玲个人账户或是其开办的双马公司账户上支付的。一审法院错误决认为，驻乌办的支付的上述费用就是李桂玲支付，上述费用的证据在审计期间是由李桂玲提交给审计单位，因此工程费用就是李桂玲支付的，这种认识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不符合财务通则的规定。（三）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款数额没有查明。上诉人与喀什建工下属四家公司发生的工程款总额为9526237.00元，被上诉人记账为9582477.00元，相差的56240.00元是被上诉人将喀什建工下属公司增加的74平方米的换热器面积，货款56240.00元错计为工程款所致。扣减李桂玲个人、双马公司转移的款项6668798.00元，下浮的533000.00元后，剩余工程款为2324439.00元，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2980679.00元。三、一审判决对工程款归属的认定完全建立在主管臆断的基础上，判决书通过大量的推断，试图证明“情况说明”的真实客观性，错误的认定工程款被上诉人所有，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关于上诉人驻乌办的性质和经营范围。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及驻乌办的经营范围是换热设备及配件的制造，不包括换热设备站工程的设计、安装等工程内项目，据此认定安装工程款应归被上诉人。事实上，上诉人的经营范围是除换热设备及配件的制造外，还包括了节能产品的开发，机械加工，机电设备安装等。涉案换热设备站工程实际是完成设备站的换热器设备采购、安装及调试工作。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除特种设备的安装有特别规定外，像换热器这种普通设备的安装并未有特别的要求，换热器生产厂家既可以从事单一的产品销售，也可以从事自身产品的销售、安装、调试“一条龙”工作。不能以上诉人超出经营范围，就认定工程款应归李桂玲。（二）关于双方所谓的交易习惯。1、李桂玲系上诉人派驻乌鲁木齐办事处负责人，双方系聘用合同关系，而非交易双方当事人，一审错误的将2003年以前上诉人与李桂玲两次公司内部对账，认定为“交易”实属荒谬。上诉人作为李桂玲的管理者，有权对其担任负责人的办事处进行发货数量、货款等账目核查。对账项目中不包含工程款，并不必然意味着上诉人对工程款的放弃，也不必然得出工程款理归李桂玲所有的结论。2、依据上诉人授权李桂玲代表上诉人从事换热器买卖、安装等工作的授权书看，其作为受托人所从事的各项工作，均是代表上诉人行使上诉人享有的各项权益的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合同权利义务真正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应为上诉人。李桂玲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李桂玲所提供的《关于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驻乌办事处工作情况说明》系复印件被一审法院采信从而导致判决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是在综合全案证据的基础上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的，不存在将一份复印件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证据的情形。1、情况说明的产生过程。2008年9月，上诉人委托甘肃中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到乌鲁木齐，对李桂玲负责的乌鲁木齐办事处进行审计，审计人员根据通达公司法代表人袁恩中的口头指示，此次审计中乌鲁木齐办事处合同收入不包括工程款。2008年9月17日，袁恩中到乌鲁木齐，宣布办事处不再由李桂玲负责。就工程款问题，袁恩中签署了一份《关于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工作情况说明》（以下简称：工作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记载“李桂玲以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名义所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由李桂玲负责实施和完成，所有工程费用支出和收入归李桂玲承担和所有”，李桂玲将《工作情况说明》复印了一份，原件交给了审计人员，以作为审计依据。2008年9月18日，上诉人在审计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将李桂玲提供给中信公司用于审计的乌鲁木齐办事处全部财务资料原件等全部拿走不予返还。之后，审计人员罗某某、谢某某在李桂玲留存的《工作情况说明》复印件中签注了“2008年9月17日李桂玲将本情况说明原件提供给我们作为审计依据，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内容。中信公司根据与上诉人、李桂玲之间的对账情况，向李桂玲出具了情况说明及结算依据表，并于2010年9月9日向甘肃省财政厅出具了《情况说明》，详细说明了上诉人委托其对李桂玲负责的驻乌办进行审计的过程，并说明在与上诉人签订业务约定书时，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口头交待此次审计内容不包括喀什工程，的事实。2、《工作情况说明》的证明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显然，上述规定已明确复印件只是不能单独作为有效证据采信，并非指复印件完全不具备证明力。具体到本案，李桂玲提供由袁恩中签字的《工作情况说明》形式上虽为复印件，但绝非孤证，它与李桂玲提交的其他证据（包括但限于与喀什四公司签署的12份合同在实际履行中形成上诉人收取的款项中不包括工程款的交易习惯、上诉人出具文件说明公司（3）号合同章针对公司新疆销售板式换热器合同所用、中信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均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印证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仅依据该工作情况说明复印件判案的情形。上诉人针对该部分的上诉意见明显属于断章取义，与事实不符。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中信公司作为上诉人委托审计的专业机构，在收到李桂玲向其提交的财务审计资料及情况说明后，即对上述资料的完好性具有保管义务。在其保管期间，上诉人在被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上述材料拿走。出于对提交审计资料的李桂玲负责，现场审计人员罗某某、谢某某在李桂玲留存由袁恩中出具的《工作情况说明》复印件上签注了“2008年9月17日李桂玲将本情况说明原件提供给我们作为审计依据，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内容系其职责所在，其行为并无不当。在李桂玲提供证据能够证明该《工作情况说明》原件已被李桂玲实际掌控且不利于上诉人的情况下，若上诉人不能该提供《工作情况说明》原件，该《工作情况说明》复印件内容当然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二）一审法院对安装费用的归属的认定正确。1、李桂玲接手驻乌办后，为了更好的做好板式换热器销售业务，利用自己在新疆当地的人脉及自己高级工程师的优势，在向喀什四公司销售板式换热器的同时，自行承揽了建设换热站、安装换热器在内的工程项目，相应的合同虽然以上诉人（3）号合同章签署，但上述工程均由李桂玲负责召集工人、购买材料、结算工程费用。而从始至终，上诉人并未就上述工程向李桂玲或驻乌办提供任何工程技术人员、劳务人员，也未拨付任何工程费用。现上诉人依据审计时从中信公司拿走由李桂玲记载的工程费用支出凭据作为其支付工程费用的依据显然不能成立。2、上诉人与李桂玲之间的《经营销售协议》中明确约定李桂玲具体负责通达产品的销售、结算、回款，并无工程承包的相关约定。上诉人出具的《关于驻乌办事处有关事宜的补充规定》第四条“公司（3）号合同章及所提供的票据，只针对本公司新疆销售板式换热器合同所用，如因（3）号合同章及票据发生其它纠纷，应由印鉴管理人负全责，总公司概不负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该规定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以及双方的交易习惯等全案证据得出工程款归李桂玲所有的结论，而非仅仅依据驻乌办的经营范围一项。3、李桂玲与上诉人在2003年前的两次对账系全面对账，但均未将工程款纳入其结算范围，且在工程安装过程涉及的工程款项均由李桂玲自己领取，上诉人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经开庭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配套设备款及安装工程款的归属问题；2、配套设备款及安装工程款数额计算问题。（一）关于配套设备款及安装工程款的归属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结算方式，应认定安装工程款归李桂玲所有，理由如下：1、2001年3月6日，兰州通达公司（甲方）与李桂玲（乙方）签订《经营销售协议》，约定由李桂玲负责甲方产品的销售、结算、回款。经审查，热力改造工程中需要的设备包括循环泵、补水泵、水处理、变频柜、集水器、分水器、除污器等多种设备，通达公司所供板式换热器，只是其中一部分设备，其他配套设备并非通达公司提供，通达公司也未提交支付配套设备款项及安装工程费用的证据。自2002年起，李桂玲就代表通达公司进行换热器的销售及供热站设备的配套及安装，并收取工程款项，在本案诉讼之前，通达公司从未向李桂玲主张过换热器之外的其他设备款及安装工程款。2、根据兰州通达公司提交给审计部门用于审计的2000年7月至2001年2月《结算清单》，该清单确认兰州通达公司发出产品销售金额是833525元，也未计算安装工程及其他配套设备的费用；3、2006年12月，兰州通达公司与李桂玲对账，兰州通达公司作出《新疆地区欠款分项明细表》，该明细表核算了各用户截止2003年2月22日欠款数额及之后兰州通达公司发货金额，兰州通达公司未将安装工程款列为其应收款项；4、2006年12月15日，兰州通达公司寄给李桂玲四份《对账单》，通过李桂玲与上述四家公司对账，在该对账单中，兰州通达公司只计算了其销售的换热器及配件的价格，也未计算其他配套设备价款及安装调试的费用；5、兰州通达公司制作并提交审计的《合同、收入及回款明细表》中，列明的涉及四家公司的合同总价为8500090元，该价款只是换热器及附件的价款，该明细表中未计算工程款。6、兰州通达公司根据与四家公司的还款协议将欠款数额下浮了100万元，其中，兰州通达公司的货款下浮了467000元，李桂玲的配套设备款及安装工程款下浮了533000元，这说明，兰州通达公司计算的合同价款只是其应收的货款，并对下浮100万元中其与李桂玲各自承担的份额作了确认和分担，说明双方对设备款与安装工程款的归属有明确区分。如果四家公司的欠款全部属于通达公司，则下浮100万元全部应由兰州通达公司承担，李桂玲没有义务为其分担533000元；7、兰州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恩中签字的《工作情况说明》，清楚地表明工程款应归李桂玲所有。该《工作情况说明》虽为复印件，但中信公司审计人员证明李桂玲提交的是原件，该原件和其他材料均被兰州通达公司人员私自拿走，且与前述审计人员证明、说明等相关事实相互印证，故，该证据的证明力应予认定。兰州通达公司上诉称，其承担了配件及施工人员的工资等费用240万元，经审查，材料配件及安装人员的工资系李桂玲以兰州通达公司办事处名义签订合同支付价款，兰州通达公司不能证明其向办事处支付了上述设备款、材料款及人员工资，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据上理由，李桂玲虽以兰州通达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但合同内容包括兰州通达公司设备出售和其他配套设备的安装调试，兰州通达公司只是对其提供的换热器享有权利，其他配套设备及锅炉改造安装由李桂玲组织完成，相应的费用由李桂玲支出，费用应归李桂玲所有。兰州通达公司以李桂玲因职务行为而产生的财产权益应全部归其所有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配套设备款及安装工程款数额计算问题。喀什四公司欠付兰州通达公司以及李桂玲总款项为18082567元，其中欠兰州通达公司换热器销售款8500090元。截止2006年12月28日兰州通达公司与喀什四公司签订《还款协议》时，除去喀什四公司已向兰州通达公司及李桂玲支付的款项外，喀什四公司尚欠兰州通达公司及李桂玲总款项8155469元。按约定，上述款项整体下浮100万元，故应付款项总额为7155469元（其中，兰州通达公司按约定的比例应下浮467000元，李桂玲工程款按比例应下浮533000元）。至此，喀什四公司尚欠兰州通达公司4341790元-467000（下浮款）-660000元（已付款）=3214790元。喀什四公司欠李桂玲工程款3813679元-533000元（下浮款）-300000元（已付款）=2980679元。因兰州通达公司向喀什四公司收取了上述全部款项，故，兰州通达公司应当向李桂玲返还2980679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通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85元，由上诉人兰州通达换热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文轩审 判 员  谢银纯代理审判员  周红霞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