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5民终29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德化县浔中镇土坂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0536404XU。 法定代表人：林文智，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逸，福建联合信实（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康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娄塘镇嘉唐公路226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63027716X8。 法定代表人：黄中。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兵，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胜男，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中，男，196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修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兵，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胜男，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福公司）、上海康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7）闽0526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冠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逸、上诉人康得公司、被上诉人黄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兵、吴胜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冠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闽0526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冠福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即康得公司、黄中偿付货款3963148.56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款项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康得公司、黄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正确。一审认定冠福公司开具给康得公司的7166056.30元增值税发票中，仅黄中在《发货清单》《出库单》等签字确认或与康得公司提供的银行付款回单等相互印证的5287951.79元为康得公司应支付的货款，其余不予认定是错误的。黄中担任冠福公司“铂锐斯事业部”负责人，自2011年7月开始就将冠福公司货物发送给康得公司销售，发货均由黄中自行叫车到冠福公司提货并承担运费，提货时有时未签字，提货并结算后由冠福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给康得公司，康得公司支付部分货款，这是双方间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康得公司一审中也承认冠福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真实的，并已向税务机关办理抵扣税款手续，故应认定冠福公司确实提供了7166056.30元的货物并经双方结算确认。若按一审认定的事实则差额的1878104.51元的增值税发票则属虚开，涉嫌构成犯罪。二、原判错误。冠福公司与康得公司已结算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部分为7166056.30元，尚未结算开具发票的部分有1297092.26元，原判只认定供货5287951.79元错误。 针对冠福公司的上诉，康得公司辩称，原审未单独以增值税发票金额来认定货款是正确的，但最终认定的供货金额也并不能一一对应；原判遗漏了康得公司部分已付款金额；且冠福公司主张的货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以尚未结算为由忽视诉讼时效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康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冠福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冠福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审查采信证据不当，认定事实错误。增值税发票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交易事实存在的证据，需要发货清单、出库单等证据相互印证，原判采信的供货金额并不能一一对应，故原审认定供货金额为5287951.79元缺乏依据;除2011年8月至2013年5月间的付款4906197.63元外，一审遗漏认定了2011年6月3日的预付款61281.95元，双方间除案涉交易外无其他经济往来，故该款项应作为已付款予以抵扣。二、原判对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认识有误，导致法律适用不当。本案中双方书面合同明确约定了结算条款，无论多少次交易均是在《代理合同》项下履行，应遵照合同执行；原判认定的发货清单、发货单等单据，均记载“康得代理”、“代理费总价位的1%”等文字，进一步证明案涉供货遵照《代理合同》执行；冠福公司最后一次发货是2013年4月7日，康得公司最后一笔付款是2013年5月31日，无论从哪个时间起算，冠福公司的债权均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保护。 针对康得公司的上诉，冠福公司辩称，一、原判认定的供货金额少于实际发生的金额。冠福公司提供的供货凭证有四种情形：1.发货单上黄中签名，也开具增值税发票；2.发货单上黄中未签名，但开具了增值税发票；3.发货单上黄中签名，但未开具增值税发票；4.发货单黄中未签名，也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但一审仅对第一种情形予以认定，对其余在三种情形的供货金额不予认定，完全未考虑双方交易习惯及方式。若康得公司已将冠福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向国税局办理进项抵扣就足以证明其认可发票金额为买卖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金额。二、冠福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代理合同》中对结算方式的约定是“结算方式以具体的订单结算……并且甲方会在收到货款的三天之内结算给乙方，以当天的牌价来结算。”该约定对结算的具体时间约定是不明确的，以甲方实际收到货款来界定双方结算时间，这一约定是不明确的，且甲方何时收到货款，乙方并不清楚，甲方未主动要求结算。所以诉讼时效应从冠福公司提起诉讼开始起算。另《代理合同》中约定代理的货品只有“黑色披萨盘（商品号32180150）”、“黑色砂锅（商品号32181150）”“黑色浅锅（商品号32183150）”，在双方交易中，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若追究诉讼时效，也只有这四种货品按《代理合同》计算诉讼时效。 冠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康得公司、黄中立即偿付尚欠陶瓷产品货款3963148.56元及自起诉日起至还清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5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月1日，冠福公司作为甲方（用人单位），黄中作为乙方（劳动者），双方签订了1份《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固定期限，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甲方安排乙方在冠福公司从事事业部负责人（经理）；同时约定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及社会保险等条款。 2012年4月25日，以康得公司为甲方，冠福公司铂锐斯事业部为乙方，双方签订《代理合同》1份，该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订货价格等如下：黑色披萨盘（商品号：32180150）单价9.35美元，黑色炒锅（商品号：32181150）单价10.93美元，黑色浅锅（商品号：32182150）单价11.96美元，黑色深锅（商品号：32183150）单价9.8美元；结算方式为以具体的订单结算；结算依据为乙方在甲方订单的交货期限内按时按量交货，以实际出货日期起算的45天，甲方会收到美方的货款，并且甲方会在收至货款的三天之内结算给乙方，以当天的牌价来结算；并约定了产品品质、包装、交货期限等条款。 自2011年7月12日至2013年4月期间，康得公司陆续向冠福公司购买陶瓷产品，黄中在冠福公司制作的部分《发货清单》《产成品出库单》或《采购单》上签名确认，部分则未签名。冠福公司曾先后开具33份增值税发票给康得公司，康得公司支付部分款项给冠福公司。双方买卖明细（略）。 另查明，2011年6月3日康得公司转账支付给冠福公司61281.95元（备注：铂锐斯外销预付款）。此外，从2011年8月22日至2013年5月23日期间，康得公司还通过转账方式分十次支付给冠福公司2344325.22元，其中部分款项有备注外销预付款或尾款等内容。康得公司分别于2012年3月14日、2012年8月16日、2012年9月6日开具金额为28438.08元、95768.15元、14000元的增值税发票给冠福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黄中提供的《劳动合同》能够证明冠福公司在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间聘请黄中担任事业部负责人。康得公司在庭审中承认，其在2011年至2013年间确实与冠福公司存在交易。在涉案的所有交易中，黄中既是冠福公司聘请的员工，又是康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鉴于黄中的双重身份，可以认定黄中在涉案交易中既代表冠福公司向康得公司发货，又代表康得公司收货。据此，冠福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产成品出库单》等，有经康得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中签名确认的，可以采信，未经黄中签名确认的，不予采信。增值税发票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交易事实存在的证据，故冠福公司开具给康得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中，能够与冠福公司提供的、经康得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中签名确认的发货清单，产成品出库单等，以及康得公司提供的银行付款回单互相印证的，予以采信，不能互相印证的增值税发票，不予采信。从2011年7月至2013年1月，康得公司多次向冠福公司购买陶瓷产品，康得公司总计应付给冠福公司货款5287951.79元。从2011年8月至2013年5月，康得公司多次付给冠福公司货款，总计4906197.63元。抵扣后，康得公司尚欠冠福公司货款381754.16元未支付。冠福公司主张康得公司尚欠其货款3963148.56元，证据不足，予以部分采纳。康得公司提供的《代理合同》虽然能够证明其向冠福公司订购的产品、价格、质量、结算方式等作了约定，但该证据无法证明涉案的所有交易都是依该《代理合同》约定履行。冠福公司与康得公司存在多次交易，双方均没有约定支付货款的时间，且双方也未对货款进行结算，故诉讼时效应从冠福公司向康得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日起算，因此，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冠福公司请求康得公司支付利息应从其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冠福公司请求康得公司支付自起诉日起至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综上，冠福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康得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冠福公司货款381754.16元及利息（从2017年6月1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冠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505元，由冠福公司负担34796元，由康得公司负担3709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冠福公司负担4518元，由康得公司负担482元。 二审期间，康得公司除对部分货款和该公司支付货款的金额的认定有异议外，其余无异议。冠福公司则主张应将办理抵扣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与该公司发货但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金额相加认定为实际发货的金额。 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交易的货款金额是多少？2.康得公司支付的款项是多少？3.本案冠福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货款金额问题，康得公司认为，一审认定的金额中，2012年3月22日的31240元这一金额与黄中签字的采购单无法印证。另有九笔原审以增值税发票金额认定供货金额，以付款反推供货金额，但缺乏供货单印证，具体是2012年9月5日的304943.83元、2012年10月25日的569516.44元、2013年7月16日的219879.99元、2012年11月8日463357.75元、2012年11月17日的24002.69元、2013年1月25日的201321.20元、259790.74元、201216.02元、169193.76元。本院认为，在2012年3月22日的采购单中体现了订购货物的型号、数量和单价，货品的单价经对照增值税发票记载的价税金额是相符的，但数量不符，且无货物交付的证据，黄中仅是在采购单上签字，仅证明其意欲购买的事实，并不能作为冠福公司交货的依据，因此该款项31240元不应予以认定。另外九笔经本院逐一核对，可看出每一增值税发票所附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中体现的货物名称、数量与《发货清单》《产成品出库单》通过条码、型号可体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发货清单》所体现的每一货品的数量、金额与《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中体现数量、价税金额均是相符的。如，康得公司提出异议的569516.44元，《发货清单》的数额合计为629902.44元，而增值税发票金额569516.44元，与之相差60386元，但在增值税发票上明确记载了“折扣9.587%”，金额“-51611.97”、税额“-8774.03”，两者合计正是60386元，因此两者数量、金额均是相符的，应予以认定。2012年10月26日的24004.69元，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体现有“康得代理家典”，而出库单的客户也写明为“家典”，型号也相符，冠福公司于2012年10月26日出货、康得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转账支付了24004.69元，冠福公司在2012年11月17日开具了金额相符的号码为00662532的增值税发票，康得公司已将之办理认证，每一环节衔接吻合，符合正常的交易程序，应予认定。另有康得公司831521.72元的付款，该笔款项由四张《产成品出库单》组成，可证实冠福公司分别于2012年11月13日、2012年11月20日、2012年11月21日、2012年11月28日出货，后于2013年1月25日同日开具四份增值税发票，《产成品出库单》虽未记载金额，但记载了每一货品的条码及数量，将之与康得公司不持异议的、冠福公司于2012年12月期间交货，开票日期为2013年2月26日金额为763040.46元的增值税发票项下《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产成品出库单》《发货清单》对照，《产成品出库单》记载的条码均可通过《发货清单》记载的条码，对应出相应的型号，而该型号与《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中记载的货物名称均是对应的，从而可看出2013年1月25日的四份增值税发票所附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记载的货物名称及数量与《产成品出库单》是一一对应的，如此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这一货款金额应予认定，且康得公司之后分别于2013年2月4日、2月6日、3月20日支付了300000元、301092.75元、230428.97元，合计金额为831521.72元，与增值税发票金额完全吻合，康得公司如数付款并将该四份发票办理了认证，故康得公司对上述九笔货款提出的异议均不成立，不予采纳。 冠福公司则提供其开具给康得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以证明诉争合同项下货款金额。康得公司否认其中的部分发票，为此冠福公司申请本院向上海市嘉定区国税局对康得公司是否持相关发票办理进项抵扣的情况进行调查。经本院依法调查，冠福公司所列的33张增值税发票均已由康得公司向上海市嘉定区国税局办理认证。冠福公司对该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主张该证据体现的“购方识别号”与“销方识别号”分别是康得公司与冠福公司，证明双方有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交易额为7166056.3元，而康得公司是认可的，并据此报税。冠福公司实际发货的金额就是办理抵扣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加上该公司已发货但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金额。康得公司对该调查结论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仅能说明部分增值税发票已抵扣，并不必然得出冠福公司已履行相应供货义务的结论。即使抵扣金额代表供货金额，认定康得公司尚欠货款，其诉讼时效也已超过。本院认为，经核对，康得公司确已将该33份增值税发票办理了认证，但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认定货款数额的依据，还应结合其他交货单据或付款的情况综合加以认定。经核实，冠福公司与康得公司的交易情况主要有如下几类：1.黄中在《采购单》或《发货清单》或/和《产成品出库单》上签名确认，冠福公司开具相应数额的增值税发票。因有黄中签名，且增值税发票已办理认证，故应予以认定。但2012年8月10日，冠福公司开具的价税金额为2062.84元的增值税发票，所附的《发货清单》和《产成品出库单》均系在2012年7月21日开具的价税金额为315573.44元的增值税发票中的单据，系在黄中有签名的2012年6月6日的《发货清单》上，手写添加的“2062.84”，紧邻之处还备注有“其中12年7月123#开票315573.4412年8月115#开票2062.84”字样，可见此部分为事后添加，并无相应的《产成品出库单》予以印证，故此笔款项应自冠福公司主张的黄中有签字并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款项中扣除。其余则可予以认定，这类交易的货款总额为1893716.66元。2.黄中在《发货清单》上签名确认收货，冠福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货款金额为428079.72元，因黄中已签名货物也发运，此款项应予认定。3.冠福公司开具《产成品出库单》或《发货清单》，但黄中未签名，之后冠福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康得公司提出异议的交易均属此种情形，如前述，除第一笔31240元的交易不能认定外，其他均不能成立。无黄中签署单据的交易中，有部分《产成品出库单》上记载有相应车号、铅封号的交易，可证实货物确已出库并交付，特别是其中15份《产成品出库单》项下货款，康得公司已全额如数支付，则对符合这一条件的交易的货款应予认定。其他仅有《产成品出库单》，但没有记载相应车号、封号的交易，因无法证实冠福公司确已交付货物，康得公司虽已收取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并办理认证，但不可仅凭增值税发票来认定货款。则符合条件的此类情形的货款为4785498.24元。4.黄中未签署，冠福公司尚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交易，但部分《产成品出库单》由之前在其他康得公司无异议的交易中就在相同单据上“发货人”栏签署的李贵生签署，而且标注有柜号、封号或车牌号，表明货物确已按以往交易惯例清点后装箱发运，对此类货款理应予以认定，合计货款为634878.02元。对仅签署《产成品出库单》，未记载柜号、封号的单据，本院则不予认定。5.无人签署，仅冠福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交易，虽然康得公司也办理了认证，但无相应可认定确有交付货物的单据予以印证，本院依法不予认定。综上，可认定冠福公司确有交货的货款总额为7742172.64元。 关于付款金额问题，康得公司主张其付款总额是4967479.58元，一审法院认定了从2011年8月至2013年5月的付款合计为4906197.63元，遗漏认定了2011年6月3日的61281.95元的预付款。双方除案涉交易外无其他往来，交易之初支付预付款也符合交易惯例。冠福公司则主张虽有收到该款项，但双方交易是从2011年7月7日即开始，《产成品出库单》编号为×××11，是一审判决未认定的交易，因此该款项应是支付与其时间最为接近的《产成品出库单》项下的货款。本院认为，从一审判决看，冠福公司所主张的编号为×××11的《产成品出库单》所载货物，原判已将其错误认定在2011年8月8日黄中在《发货清单》上签字的货款中，实际应为2011年7月7日。但该《产成品出库单》仅有“周小羿”签名，没有记载柜号、封号等，《发货清单》无人签署，也无相应增值税发票，本院对该交易不予认定，故冠福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此笔预付款系支付本案判决认定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其也确有收取该笔款项，则此笔付款应予计入，合计，康得公司的付款金额应为4967479.58元。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康得公司所据以主张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依据是《代理合同》中“以实际出货日期起算的45天，甲方会收到美方的货款，并且甲方会在收到货款的三天之内结算给乙方”的约定，但本合同所涉及的商品号仅为32180150、32181150、32182150、32183150的四款产品，且客户限定于美国，而本案涉争交易的《产成品出库单》《发货清单》中体现的型号远远超出此四款，客户也遍及欧亚地区，因此本案交易并非全部是《代理合同》项下发生，不应适用该合同的约定。即使部分货物是《代理合同》项下货物，应适用上述约定，但该合同对于结算内容的约定体现，康得公司付款给冠福公司是在收到美方货款后三天，经本院要求康得公司提供其收到货款的时间，其称因时隔较久、人员变动等原因，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无法准确核实，故无法提供。本院认为，康得公司无法提供确切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的依据，则诉讼时效期间无从起算。综上，本案诉争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冠福公司向康得公司主张权利之日起算，即冠福公司提起诉讼的2017年6月1日起算，则冠福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本院认为，冠福公司与康得公司在2011年至2013年间有持续的交易，黄中签署了部分单据，对凡有其签署的交易均应予以认定；部分单据黄中未签署，但康得公司按相应的增值税发票或《产成品出库单》等票据金额支付了款项，也应予以认定；或者虽无黄中签署的单据，但交易中所有《产成品出库单》《出货清单》及增值税发票所记载的型号、数量均相符，并记载有明确的车号、封号的，可认定增值税发票所记载货物确有交付的，对此部分货款亦应予以认定；此外，对冠福公司确已依据之前惯例由相同人员清点出货并在《产成品出库单》是记载了客户为“上海康得”、柜号、封号或车牌号的交易应予认定。原判仅对黄中有签署的部分予以认定，遗漏其他冠福公司确有证据可证实，已向康得公司交付货物的部分货款，应依上述原则予以认定，据此，冠福公司合计交货总额为7742172.64元。原判遗漏了康得公司在交易之初支付的预付款，康得公司付款总额应为4967479.58元，则康得公司尚欠冠福公司货款应为2774693.06元。康得公司理应支付该款项，黄中签署单据系履行职务行为，其个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冠福公司主张其共同还款无理，不予支持。冠福公司与康得公司间未约定明确的付款期限，本案交易明显超出《代理合同》范畴，货款的支付不应受其约束，且《代理合同》对于付款条件的约定导致款项支付期限不明，康得公司也未能对此予以举证证明，故冠福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判认定事实有误，导致判决错误，冠福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采纳。康得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其余不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7）闽0526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 二、上海康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货款2774693.06元及利息（自2017年6月1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 三、驳回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38505元，由上海康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6955元（多交的11550元予以退回），由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1550元（多交的26955元予以退回）。一审受理费按此比例分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丰 兰 审判员 杨钊胜 审判员 尹立新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戈一 【附注】 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