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文中行初字第1号原告广南县莲城镇莲花村民委员会莲花村四组（以下简称莲花四组）。负责人农礼德，小组长。委托代理人曾万红，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代码：01521552—2。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莲城镇南秀路159号。法定代表人马骞林，县长（未到庭）。委托代理人严朝文，广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黄文武，广南县人民政府山林土地纠纷调处办公室主任。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广南县莲城镇莲湖社区南外七组（以下简称南外七组）。负责人张建祥，小组长。原告莲花四组不服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山林土地权属行政确认一案，于2015年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月20日受理后，于2015年1月2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于2015年2月2日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和作出处理决定的证据材料。本院于2015年2月4日将被告提交的答辩状和证据材料送达原告。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莲花村四组负责人农礼德及其委托代理人曾万红，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严朝文、黄文武，第三人南外七组的负责人张建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6年5月，南外七组向广南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解决与莲花四组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广南县人民政府受案后，派出工作组对该案进行调查落实，并组织双方多次进行调解，未能达成协议。2013年6月9日，广南县人民政府作出了广政处字〔2013〕1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莲城镇莲湖社区南外七组与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莲花四组不服，向文山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文山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维持后，莲花四组仍然不服，又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州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莲花四组向法院提供了本村村民蒙彦良等四户持有的《林权证》、陆玉英等二户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陆洪云等八户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鉴于莲花四组提供新的证据，为妥善处理两村山林土地权属争议，广南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17日作出了《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的决定》，依法收回了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并派员再次对该案进行调查核实。广南县人民政府经重新调查后认为，该争议地位于莲花四组东面、坝赖水库南面的“奎老马”处，面积为127亩。1963年“四固定”时期，广南县人民委员会将该“奎老马”处的山场确定给南外七队（现称南外七组）管理使用，并颁发了《山林所有证》。经实地调查，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上第二栏（座落：奎老马，四至界限：东至楼落秧田、西至新挖水汫、南至墓老周丫口、北至水库。）已将该争议地包含在内，证上第二栏所填写的“汫”字为“沟”字，因此，南外七组所出示的《山林所有证》应予采信。而莲花四组现在“奎老马”处耕种的土地及栽种杉木的林地，是该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荒的，属于越界开荒行为，在土地承包到户时期，莲花四组也未将所开荒的土地纳入承包土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南外七组曾多次向莲花四组提出过归还异议，当时的莲峰区公所、莲峰林业站等部门曾组织双方多次调解，但均未能得以解决。经对莲花四组向法院提供的书证进行核实，该村蒙彦良等四户持有的《林权证》，因颁证行为违反了林木、林地登记发证的相关规定，已被广南县人民政府依法予以撤销，不能作为主张所争议地块归其所有的依据；陆玉英等二户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陆洪云等八户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所填地块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与该争议地无关联性，也不能作为主张争议地块归其所有的依据。为此，莲花四组主张争议山场属于该村所有没有相关文字依据加以佐证，其主张不能成立。2014年8月13日，广南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书，处理决定为：1、维护1963年8月7日广南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给南外七组的《山林所有证》，所争议山场归南外七组所有。具体界线为：东起“奎老马冲顶”（莲花四组称坡莫靠坡顶），正西方向沿梁下至“大丫□”（莲花四组称坡莫靠丫口），转向北沿冲下至莲花四组陆启兴户田头，拆向西沿莲花四组陆启兴、唐正荣、陆玉英、农李德、陆洪云、季正禄、农李泽、陆忠烈、蒙彦良共9户的北面田埂脚（其中陆洪云户的田有两处）下到新沟（莲花四组称沟，山林所有证上为“新挖水汫”，现为水泥三面沟），转向北沿“新沟”至“奎老马”坡脚，折东北方向沿坡脚（水泥三面沟）到坝赖水库坝头止。此界线东南面的山场归南外七组所有，西面、北面的山场归莲花四组所有。2、纠纷发生前所栽种的林木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划归莲花四组所有，但林木采伐结束后栽种林木的林地全部归还给南外七组。3、莲花四组在“奎老马”处越界开荒耕种的土地，依法归还给南外七组。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为：1、《关于请求督促山林调处办确认莲城镇莲湖社区南外七组与莲花村民委莲花四组争议的土地权属归南外七组所有的申请》，以证明南外七组于2006年5月15日向广南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请求县政府督促县调处办将争议的土地确权给南外七组所有。2、《关于张建祥等反映问题的处置安排》，以证明县信访局于2009年9月18日要求调处办将南外七组与莲花四组的权属纠纷情况调查核实后，送县政府审核确权。3、对莲花四组村民陆桂章、王恩莲的调查笔录，以证明⑴二被调查人曾当过莲花四组的村干部；⑵双方是1978年至1979年间开始发生“奎老马”处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⑶纠纷发生后，当时的莲峰区曾经组织双方进行解决，但未成功；⑷双方在争议地内均无承包土地。4、对莲花四组村民季正禄、陆有才、陆忠烈的调查笔录，以证明⑴三被调查人于1978年至1982年间，分别到争议地内开荒种地，开荒种地期间南外七组曾经干涉过；⑵所开荒耕种的土地没有纳入承包土地；⑶季正禄、陆有才两户的板栗树是2003年栽种，陆忠烈户的杉木是1982年、1983年栽种；⑷季正禄与季光元属于父女关系。5、对莲花四组村民蒙彦祥的调查笔录，以证明⑴蒙彦祥与蒙彦良是兄弟关系；⑵蒙彦祥与蒙彦良两户的林地一直没有划分过，林木两家共有、林地两家共同使用。6、对莲花四组村民陆会平的调查笔录，以证明⑴被调查人于2004年任莲花四组副组长至今；⑵双方争议的地点叫“奎老马”；⑶被调查人与蒙彦祥是一家人；⑷蒙彦祥等四户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奎老马”处开荒耕种地；⑸蒙彦祥的杉木是1983年栽种；⑹莲花四组只有蒙彦良等四户的《林权证》和九本《土地承包合同书》几份文字依据。7、对莲花四组村民农李德的调查笔录，以证明⑴被调查人于2001年任莲花四组组长至今；⑵双方争议地点叫“奎老马”；⑶莲花四组在“奎老马”处开荒耕种的土地没有纳入承包土地；⑷莲花四组只有蒙彦良等四户的《林权证》和九本《土地承包合同书》几份文字依据。8、对南外七组张建祥、农登云的调查笔录，以证明⑴二被调查人分别于2001年、2000年任南外七组组长、副组长至今；⑵双方争议的地点叫“奎老马”，争议发生后，有关单位组织调解过多次，但均未成功；⑶南外七组有1963年颁发的《山林所有证》；⑷南外七组在争议处无承包土地；⑸南外七组所称的“新沟”与其持有的《山林所有证》上的“西至抵新挖水沟”的这条水沟是同一条沟；⑹从大丫口顺冲下到新沟的那条冲下半段的那些田是莲花四组的。9、对南外七组张庭兴、朱桂仙、李明庚、农立帮（邦）的调查笔录，以证明⑴张庭兴、朱桂仙、李明庚三人曾经当过南外七组的干部；⑵莲花四组在“奎老马”处耕种的土地没有纳入承包土地；⑶南外七组持有1963年颁发的《山林所有证》；⑷从大丫口顺冲下到新沟的那条冲下半段的那些田是莲花四组的。10、对陆树坤的调查笔录，以证明⑴被调查人于1960年任南外六、七队的总会计到1969年；⑵“四固定”时南外七队与现莲花四组的山场界线是顺“奎老马冲”直下到水沟为界。11、对余正祥、岳德的调查笔录，以证明⑴南外六组、八组均持有1963年填发的《山林所有证》；⑵证中的“汫”字是“沟”字，而不是“井”字。12、高义坤、王永超、陆国琛、农仁昌的证实材料，以证明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上的“西至抵新挖水汫”的“汫”字是“沟”字，而不是“井”字。13、对李增华的调查笔录，以证明⑴被调查人于1960年任南外公社文书到1971年；⑵“四固定”时被调查人参与划分南外公社各生产队的山场；⑶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上的“西至抵新挖水汫”的“汫”字是“沟”，而不是“井”字。14、对蒋玉珍的调查笔录，以证明⑴被调查人于1949年任村干部（小组长、组长、队长、妇女主任、支委）到2000年；⑵“四固定”时，南外十个生产队的山场均作了划分，并填发了证书；⑶集体化时期，在“奎老马”处的山场是南外六、七队共同管理。15、汪能洲、高明华、侬光林的证实材料，以证明⑴三位证人曾分别在莲峰林业站、南外办事处、莲花办事处任过职；⑵三位证人曾某与调解双方在“奎老马”处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16、对黄国才的调查笔录，以证明1993年被调查人在任莲城镇镇长时，曾经组织双方调解过“奎老马”处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17、南外第七生产队的《广南县人民委员会山林所有证》，以证明在1963年时，广南县人民委员会已将“奎老马”处的山场确权给南外七队，并颁发了《山林所有证》。18、南外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生产队的《广南县人民委员会山林所有证》存根，以证明在1963年时，广南县人民政府曾经为南外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生产队的山场确权，并颁发了《山林所有证》，大多数生产队的《山林所有证》存根四至上均写有“汫”字。19、《公证书》，以证明南外七组于1993年将“奎老马”处的部分山场承包给他人经营，并经广南县公证处公证。20、莲花四组季光元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7号、陆有财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5号、陆忠烈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6号、蒙彦良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4号《林权证》，以证明莲花四组季光元等四户持有的《林权证》是在纠纷未解决清楚前颁发的，颁证不合法。21、莲花四组季正录、陆忠连、蒙彦祥、陆友才、陆启兴、农礼德、唐正荣、陆洪云八户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和陆玉英户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27010804023号、农礼泽户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2701080405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证明莲花四组提供的季正录、陆忠连等八户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和陆玉英等二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所填地块不在争议地范围内。22、莲城镇人民政府《关于莲湖社区南外七队与莲花四队权属界线争议的答复》，以证明莲城镇人民政府于2003年11月9日、2004年5月14日组织双方调解未果后，于2004年5月25日向双方作出了书面答复。23、现场指认笔录，以证明县政府调查工作组曾于2008年8月13日、2009年11月3日、2013年12月3日、2013年12月31日组织争议双方到现场对争议地块的地形地物名称、土地利用现状和莲花四组持有的《林权证》的宗地四至、农田进行指认。24、《现场实际丈量莲花四组四户在“奎老马”处耕地记录》及《现场测量实际杉树林记录》，以证明调查工作组曾于2010年4月13日、2010年5月7日组织双方到现场对蒙彦良等四户开荒耕种的土地及杉木进行实地丈量。25、2013年12月3日、2013年12月31日现场指认后争议面积测算情况，以证明调查工作组于2013年12月3日、2013年12月31日经现场指认后，重新测算出争议面积为127亩。26、调解笔录，以证明调查工作组于2008年8月18日、2010年12月3日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过调解，但未成功。27、《提交证据通知书》和《送达回证》，以证明调查工作组已于2010年12月3日向双方下发了提交证据的书面通知，并在当日分别送达给双方。28、《关于莲城镇莲湖社区南外七组与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综合调查报告》，以证明调查工作组已将该纠纷的调查落实情况向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报告。29、广政处字〔2013〕1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莲城镇莲湖社区南外七组与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和《送达回证》，以证明县人民政府已于2013年6月9日根据调查事实及双方所提供的文字依据，依法对“奎老马”处的山林土地权属作出了确权的处理决定，并分别于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1日将该处理决定送达双方。30、文政行复决字〔2013〕第11号《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经文山州人民政府复议后，于2013年9月12日作出维持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31、行政起诉状，以证明莲花四组不服文政行复决字〔2013〕第11号《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32、《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的决定》和《送达回证》，以证明因莲花四组在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出示了新的证据，广南县人民政府为此于2013年12月17日作出收回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的决定，并于2013年12月18日将该收回决定分别送达给争议双方。33、《关于莲花四组蒙陆等四份不合理山林林权证的注销申请》，以证明南外七组于2013年12月5日提出申请，请求县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机关对蒙彦祥、季正禄、陆有才、陆忠烈四户的《林权证》给予注销。34、广政撤决字〔2013〕9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莲城镇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季光元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7号的决定》、广政撤决字〔2013〕10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莲城镇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陆有财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5号的决定》、广政撤决字〔2013〕11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莲城镇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陆忠烈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6号的决定》、广政撤决字〔2013〕12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莲城镇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蒙彦良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4号的决定》和《送达回证》，以证明广南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30日分别作出撤销莲城镇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季光元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7号、陆有财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5号、陆忠烈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6号、蒙彦良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4号《林权证》的决定，并于2014年1月2日将撤销决定分别送达当事人。35、广政处字〔2014〕1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莲城镇莲湖社区南外七组与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和《送达回证》，以证明县人民政府已于2014年8月13日根据调查事实及双方所提供的文字依据，依法对“奎老马”处的山林土地权属作出了确权的处理决定，并分别于2014年8月20日、21日将该处理决定送达争议双方。36、文政行复决字〔2014〕第39号《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经文山州人民政府复议后，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维持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3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以证明被告作出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的法律、法规依据。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发生土地权属争议的地块原为荒山，自20世纪70年代原告村村民就已在该地块范围内进行开荒种植，且被告就原告村村民在该地块范围内通过开荒形成的林地和农田已经进行了权属确认（向蒙彦良等4户村民颁发了林权证、向陆玉英等2户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陆洪云等8户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进行了备案）。后因第三人擅自将该地块范围内部分土地发包给他人而导致双方发生权属争议。2013年6月9日，被告就该争议作出了广政处字〔2013〕1号《关于莲城镇莲湖社区南外七组与莲花村委会莲花村四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下称2013第1号决定），以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所有证》已涵盖争议地块为由从而将权属确认归第三人所有。经复议机关维持该决定后，原告提起了行政诉讼。在诉讼中，原告向法庭出示了本村村民在争议地块范围内持有的《林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书》，并提出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所有证》持证面积仅为150亩。以证书所载东面界限即“楼落秧田”测算面积不可能将争议地块涵盖在内的事实主张。被告为此主动作出了《收回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的决定》。然而，被告于2014年8月13日又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了与2013第1号决定完全相同的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下称2014第1号决定），原告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同样作出了维持的复议决定。原告认为，被告基于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2013〕1号处理决定相同的〔2014〕1号处理决定是错误的，理由是：1、按照第三人提供的《山林所有证》记载，南外七组位于“奎老马”（地名）的持证土地（荒山）面积为150亩，四至界限为：东抵楼落秧田、西抵新挖水汫、南至墓老周丫口、北至水库。在此基础上，若以被告作出的〔2014〕1号处理决定《位置示意图》确认界线往东北方向测算证载面积150亩，则东不能至“楼落秧田”，北不能达“坝赖水库”。显然，该处理决定与第三人《山林所有证》记载的权属四至及面积是严重不符的。而以《山林所有证》记载“东抵楼落秧田、北至水库”为界线往西南方向测算证载面积150亩，则不可能将争议的地块包含其中。2、以“克树井”（见《位置示意图》第4号地理标点）为起点，沿“奎老马梁子”（见《位置示意图》第7号地理标线）直上至南面“墓老周丫□”为界线（原告主张的两村山场分界线），往东北方向至“楼落秧田”和“坝赖水库”范围内的土地面积已完全满足《山林所有证》记载的150亩土地（荒山）面积。若加上上述界线以西发生争议地块面积，则被告依据《山林所有证》确权给第三人的土地面积将几何倍数于证载150亩的土地面积。因此，被告以《山林所有证》作为其认定事实的依据，将超出证载四至和面积范围之外的土地确权给第三人显然是错误的。3、《处理决定》称：证上第二栏所填的“汫”字为“沟”字。然而，被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汫”字的在当地的习惯发音为“gou”。其收集的南外其他各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充其量只是证明“井”字在特定时期当地的书写习惯为“汫”。经与我国的字（词）典查对，“汫”字唯一的发音是“jing”，为地名用字。第三人及被告主观地将《山林所有证》填写的“汫”字任意解释为沟，以此进行权利主张和作为确权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4、《处理决定》还称：经对莲花四组向法院提供的书证进行核实，该村蒙彦良等4户持有的《林权证》（位于争议地块内），因颁证行为违反了林木、林地登记发证的相关规定，已被县人民政府依法予以撤销。原告认为，该部分事实认定纯属虚构！蒙彦良等4户持有的《林权证》从领证至今未接到过县政府或者林业部门关于撤销的任何决定或者通知。5、原告与第三人是基于村与村之间的土地权属问题争议，属于土地的所有权纠纷。而争议地块内的林木系村民个人种植，虽然种植林木的土地所有权权属存在争议，但本案并不存在林木所有权的权属纠纷。因此，被告依据《森林法》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对双方的土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显然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在被告的《处理决定》中，除了适用《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这一程序性条款外，再无其他土地法律法规方面的法律适用，因此，被告作出《处理决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在适用法律方面也是不充分的。6、本案中，虽然作为村集体组织的莲花四组和南外七组都不具有争议地块的所有者权属凭证。但是，原告认为，在双方都没有权属凭证的情况下，“尊重历史、照顾现实，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是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原则。争议地块原属荒山，自20世纪70年代莲花四组村民即对该地块进行开荒种植，被告在实施本案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就已经向实际在争议地块范围内种植林木和农作物的莲花四组14户村民颁发林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对土地承包合同进行登记备案。为了维护被告之前颁证和登记备案的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和公信力，并遵循农村集体与集体之间“山分梁子水分沟”土地划界习惯，尊重莲花四组村民在争议地块开荒种地的历史，照顾莲花四组村民对争议地块实际耕管的现实，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角度考虑、为了避免争议扩大和矛盾激化，达到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和谐之目的，争议地块所有权应当确认给原告莲花四组享有。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广政处字〔2014〕1号《关于莲城镇莲湖社区南外七组与莲花村委会莲花村四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不具有合法性，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予以撤销。鉴于法律赋予被告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职责，在双方土地权属争议未能得以解决的情况下，被告应当对本案涉及的土地权属争议问题依法重新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第一组：1、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莲城镇莲湖社区南外七组与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广政处字〔2013〕1号）；2、文政行复字〔2013〕第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的决定；4、（2013）文中行初字第5号行政裁定书；5、广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广政处字〔2014〕1号《关于莲城镇莲湖社区南外七组与莲花村委会莲花村四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6、文政行复决字〔2014〕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被告就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于2013年6月9日第一次作出处理决定后，原告经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中，因原告提交本村村民在处理决定涉及的争议地块范围内持有的林权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遂以发现新证据为由主动收回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时隔8个月后，被告将原告村民持证承包土地剔除在争议地范围之外，并将原告村民所持有林权证进行所谓“撤销”，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前一处理决定相同的处理决定，原告就此又依法申请复议和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事实。第二组：莲花四组村民蒙彦良、陆有财、陆忠烈、季光元四户持有的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4号、第0108150005号、第0108150006号、第0108150007号《林权证》（共四份），以证明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在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之前，于2008年6月已经向原告村集体的村民蒙彦良、陆有财、陆忠烈、季光元四户颁发了权属证书，确认位于争议地范围内共计46亩的林地所有权归原告村集体，林木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分别为蒙彦良、陆有财、陆忠烈、季光元，由此说明争议地块实际由原告村集体和村民进行管理使用的事实。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护。理由是：1、位于“奎老马”处的争议山场，在1963年“四固定”时期，广南县人民委员会于1963午8月7日向南外七队（现称南外七组）颁发了《山林所有证》确权归南外七队管理使用，其《山林所有证》上第二栏坐落的“奎老马”，所填写的四至界限清楚，颁证程序合法，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该《山林所有证》是依法处理该纠纷的依据之一。2、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该证中第二栏座落“奎老马”，其四至界限为：“东抵楼落秧田，西抵新挖水汫，南至莫老周丫口，北至水库”，经组织双方现场指认，所争议的“奎老马”山场，均在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所登记四至范围内，答辩人依据《山林所有证》及双方现场确认的四至界限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是清楚的，证据确凿，同时也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原告在没有任何书面凭证的情况下来主张该片山场的权属，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3、2013年，答辩人作出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后，原告不服向文山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之后又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州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向州法院提供了该村蒙彦良等4户持有的《林权证》、陆玉英等2户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陆洪云等8户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由于原告在庭审中提供了新的证据，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答辩人才作出《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的决定》，重新对该案进行调查核实。通过对原告提供的该村蒙彦良等4户持有的《林权证》、陆玉英等2户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陆洪云等8户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进行核实，查明蒙彦良等4户持有的《林权证》，其颁证行为违反了林木、林地登记发证的相关规定，为此答辩人已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撤销，而陆玉英等2户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陆洪云等8户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所填地块均不在双方争议的范围内，与该争议地无关联性。为此，原告提供的这些证据都不能作为主张争议山场归其所有的依据，原告的主张无相关文字依据加以佐证。而答辩人作出的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并非如原告所称“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2013第1号决定完全相同的处理决定”，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明确双方的山场界线是以冲为界，而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明确的双方界线是由冲下到莲花四组的田头，又沿莲花四组北面田埂下到新沟，界线走向上已有明显的改变。退一步说，就算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与〔2013〕第1号决定完全相同，也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因该案不是法院判决撤销的案件，是因原告出示新证据后答辩人主动收回重新调查核实作出的处理决定，并未经过法院判决。（二）原告提出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1、在2009年11月3日现场指认中，双方就已对楼落秧田、墓老周丫口、新挖水沟、水库四个地形地物名称进行实地核实，并由工作人员现场进行绘图和记录后由双方代表签字认可，不论从实地还是从地形图上看，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上第二栏的四至已将整个争议地块包含在内，答辩人以该《山林所有证》上第二栏的四至将争议地块确权给南外七组所有，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相关规定，原告主张以面积来划分山场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2、经调查证实，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第二栏上所填的“西至抵新挖水汫”的“汫”是“沟”字而不是“井”字，这是当时工作人员的一种书写习惯，并且这种写法一直沿用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从广南县档案馆查阅到的南外××、××、××、××、××、××、××队的《山林所有证》上都填得有“汫”，而凡是填有“汫”字的四至，在实地中都是沟，如按原告所说的“汫”是“井”字的话，实地根木找不到这么多水井。3、在纠纷调查处理过程中，莲花四组对处理决果不满意的法律文书一般都拒绝签收，答辩人以广政撤决字〔2013〕9号、10号、11号、12号《决定》对莲花四组蒙彦良等4户持有的《林权证》予以撤销时，《决定》已及时送达给持证人，遇到拒绝签收的，答辩人也采取了留置送达（有《送达回证》为证），原告所称“蒙彦良等4户持有的《林权证》从领证至今未接到过县政府或者林业部门关于撤销的任何决定或者通知”不符合事实，理由不能成立。4、莲花四组季正禄等4户在奎老马处耕种的土地属上世纪70年代开荒，这就证明4户所耕种的土地在开荒前是林地而非农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南外七组曾多次向原告提出归还的要求，并且历经了莲峰区公所、莲峰林业站等部门的多次组织解决，均未果。争议林地在1963年广南县人民委员会就已确权给南外七队，林木权属的确权处理是应南外七组的要求而作出，因此，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条款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5、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是合法有效的证据，而原告的主张却无任何文字依据，答辩人在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基础上，在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下依法作出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既有事实根据，也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并经文山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后以予维持，恳请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给予维持，同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南外七组陈述称：其的陈述意见与被告的答辩意见相一致。第三人南外七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7、9、21—28、30—32号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对第8号证据中证明“南外七组所称的‘新沟’与其持有的《山林所有证》上的‘西至抵新挖水沟’的这条水沟是同一条沟”的观点不认可外，其余证明内容予以认可；对第10号证据中证明“四固定时，南外七队与现莲花四组的山场界线是顺‘奎老马冲’直下到水沟为界”的观点不认可外，其余证明内容予以认可；对第11—13号证据不认可，认为“汫”字从字面上讲不是水沟的意思，属于证人主观上对文字的错误理解；对第14号证据中证明“集体化时期，在“奎老马”处的山场是南外六、七队共同管理。”的内容不认可外，其余证明内容无异议；第15、16、18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第17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观点，认为该证只能证明南外七组在“奎老马”享有证上记载的150亩土地，不能证明“奎老马”的山场都归南外七组所有，该证不能作为被告作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对第19号证据有异议，认为在争议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发包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对第20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观点，认为被告仅凭权属证书就判定颁证不合法的观点不能成立；对29号证据无异议，但原告对该处理结果是不服的；对第33、34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被告仅是依第三人的申请未经调查就下发撤销决定是不合法的；对第35号证据有异议，认为该处理决定是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但对证明该处理决定已经送达各方当事人予以认可；对第36号证据有异议，认为是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第37号证据认为属于法律法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南外七组对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及作出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均无异议，予以认可。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用以证明被告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相同处理决定的观点不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发现颁发的四本林权证不合法，在作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已经作出撤销四本林权证的决定，原告的证明观点不能成立。第三人南外七组对原告莲花四组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相同。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7、9、21—28、30—32号证据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且原告、第三人均无异议，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第8号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且原告无有效的相反证据推翻该份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第10号证据所要证明的“四固定”时原告与第三人的山场界限是顺奎老马冲直下抵沟为界的内容，与第三人持有的1963年颁发的《山林所有证》记载的四至界限相符，本院予以采信；第11—13号证据中证人所要证明第三人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上的“西至新挖水汫”的“汫”字是“沟”，而不是“井”字的事实，因广南县人民委员会于1963年向南外第三、四、五、六、八、九、十生产队颁发的《山林所有证》存根上四至界限记载中均有“汫”字的表述，按第三、四、五、六、八、九、十生产队的《山林所有证》记载四至界限的文字表述分析，证中的“汫”字应为“沟”字，而非“井”字，二者能相互印证，被告所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第14号证据中所证明的在“四固定”时南外十个生产队的山场均作了划分，且颁发了权属证书的事实，与被告提交的第18号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第15、16号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能证明有关部门曾经多次调解过原告与第三人在“奎老马”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第17号证据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能证明原广南县人民委员会于1963年将位于“奎老马”处的山场确权归南外七队，并颁发了《山林所有证》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第18号证据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能证明原广南县人民委员会于1963年分别向南外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生产队颁发了《山林所有证》，且大多数《山林所有证》存根上均写有“汫”字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第19号证据所要证明第三人于1993年将争议地发包给非本村集体成员刘波管理使用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第20号证据客观真实，被告所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第29号证据客观真实，能证明被告曾经于2013年6月9日对原告与第三人位于“奎老马”处的争议山林土地权属作出过确权处理决定，并已送达当事人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第33、34号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35号证据属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本院不予认证；第36号证据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本院予以认可；第37号证据属被告作出本案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行政诉讼中证据的种类，本院不作为证据进行认证。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所要证明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符合法定程序和条件的主张，本院予以认可，但对原告证明被告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前一处理决定相同的处理决定的主张，因前一处理决定与现被诉处理决定存在一定的差异，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的第二组证据客观真实，但因该四本《林权证》在被告作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就已经被依法撤销，缺乏合法性，原告的证明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莲花四组与第三人南外七组争议的山林土地地名叫“奎老马”处，位于莲花四组东面，坝赖水库南面，面积为127亩，现争议土地为原告、第三人插花管理使用。1963年“四固定”时期，广南县人民委员会将该地确权归第三人村集体管理使用，并于1963年8月7日向南外七队（现称南外七组）颁发了《广南县人民委员会山林所有证》。该证与争议地有关的主要记载为：“座落名称：奎老马，四至界限：东至楼落秧田，西至新挖水汫，南至墓老周丫口，北至水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原告莲花四组的部分村民到“奎老马”处开荒耕种并栽种杉木。土地承包到户时，原告莲花四组未将在该处开荒的土地纳入承包土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第三人南外七组与原告莲花四组就位于“奎老马”处的山林土地权属发生争议，第三人南外七组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解决。当时的莲峰区公所、莲峰林业站及莲城镇人民政府先后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均未果。2004年5月25日，广南县莲城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莲湖社区南外七队与莲花四队权属界线争议的答复》，向南外七队（现南外七组）、莲花四队（现莲花四组）答复的内容为：1、南外七队领取的行政界线权属证书给予认可。2、莲花四队部分社员跨界耕种的土地应退还南外七队，南外七队按每平方米0.5元的复垦费给莲花四队跨界开荒耕种的社员。3、莲花四队确有部分无法及时退还的土地，可从2004年5月起收取每亩1.30元的承包费用。因原告、第三人对该答复均不认可，双方未予执行。2006年5月15日，第三人南外七组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被告督促山林调处办确认莲城镇莲湖社区南外七组与莲花村民委莲花四组争议的土地权属归其所有。随后，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成立工作组进行调查。调查工作组于2008年8月13日、2009年11月3日、2010年4月13日、2010年5月7日组织争议双方到现场对争议地块及土地使用现状进行指认，对原告莲花四组开荒耕种的土地进行实地丈量。分别于2008年8月18日、2010年12月3日组织原告、第三人进行调解，因双方意见分歧，均未能达成调解协议。2010年12月3日，被告向原告、第三人送达了《提交证据通知书》，要求双方于同月13日之前，将各方的相关证据提交县调处办。当日，第三人南外七组按照通知要求向县调处办提交了三份书面证据：⑴1963年广南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给第三人的《山林所有证》；⑵1993年4月30日第三人与刘波签订的《承包荒山开发种植合同》；⑶2004年5月25日广南县莲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莲湖社区南外七队与莲花四队权属界线争议的答复》。2010年12月13日，原告莲花四组向县调处办提交了自己的陈述，未提交相关书面证据。在被告调查处理期间，争议双方均未向被告提供其村集体成员在争议地范围内存在有承包土地的依据。2013年6月9日，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经调查后认为，1963年“四固定”时期，广南县人民委员会该将“奎老马”处的山场确定给南外七队（现称南外七组）管理使用，并颁发了《山林所有证》。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上第二栏（座落：奎老马，四至界限：东至楼落秧田、西至新挖水汫、南至墓老周丫口、北至水库）已将该争议地包含在内。而原告莲花四组现在在“奎老马”处耕种的土地及栽种杉木的林地，属该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越界开荒，在土地承包到户时期，莲花四组也未将所开荒的土地纳入承包土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南外七组曾多次向莲花四组提出过归还，当时的莲峰区公所、莲峰林业站等部门曾组织双方解决过多次，但均未能得以解决。通过调查核实，莲花四组主张争议山场属于该村所有没有相关文字依据加以佐证，其主张不能成立。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作出了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书，处理决定为：1、维护1963年8月7日广南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给南外七组的《山林所有证》，所争议山场归南外七组所有。具体界线为：东起“奎老马冲顶”（莲花四组称坡莫靠坡顶），正西方向沿梁下至“大丫□”（莲花四组称坡莫靠丫口），转西北方向沿冲下至新沟（莲花四组称沟，现为水泥三面沟）折向北沿新沟至“奎老马”坡脚，转东北方沿坡脚至坝赖水库坝头止；此界线东南面的山场归南外七组所有，西面、北面的山场归莲花四组所有。2、纠纷发生前所栽种的林木按照谁种谁有的原则划归莲花四组所有，但林木采伐结束后栽种林木的林地全部归还给南外七组。3、莲花四组在“奎老马”处越界开荒耕种的土地，依法归还给南外七组。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作出该处理决定后，原告莲花四组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文山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文山州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后，于2013年9月12日作出文政行复决字〔2013〕第1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原告仍然不服，于2013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莲花四组向本院提交了该村村民蒙彦良、陆有财、陆忠烈、季光元四户持有的《林权证》、季正录、陆忠连、蒙彦祥、陆友才、陆启兴、农礼德、唐正荣、陆洪云八户持有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和陆玉英、农礼泽二户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出现新的证据，为妥善处理原告莲花四组与第三人南外七组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17日作出了《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广政处字〔2013〕1号处理决定的决定》，待进一步调查核实后，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告莲花四组收到该收回决定后，于2013年12月18日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撤回起诉。同日，本院作出（2013）文中行初字第5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原告莲花四组撤回起诉。之后，被告安排相关人员对该争议进一步调查核实。被告的调查工作组于2013年12月3日、同月31日再次组织争议双方到现场对争议地块、土地使用现状及宗地四至进行指认，重新对争议山林土地进行实地丈量、测绘。2013年12月30日，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依据第三人南外七组提出的撤销林权证的申请，以颁证程序违法为由，分别作出了广政撤决字〔2013〕9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莲城镇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季光元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7号的决定》、广政撤决字〔2013〕10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莲城镇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陆有财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5号的决定》、广政撤决字〔2013〕11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莲城镇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陆忠烈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6号的决定》、广政撤决字〔2013〕12号《广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莲城镇莲花村委会莲花四组蒙彦良户广林证字（2008）第0108150004号的决定》，并于2014年1月2日分别将上述撤销决定送达当事人。2014年8月13日，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经再次调查后认为，在1963年“四固定”时期，广南县人民委员会已将位于“奎老马”处的争议山场确定给第三人南外七组管理使用，并颁发了《山林所有证》。经实地调查，第三人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上第二栏（座落：奎老马，四至界限：东至楼落秧田、西至新挖水汫、南至墓老周丫口、北至水库）已将该争议地包含在内。而原告莲花四组现在“奎老马”处耕种的土地及栽种杉木的林地，是该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荒的，属于越界开荒行为，在土地承包到户时期，原告也未将所开荒的土地纳入承包土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第三人曾多次向原告提出过归还异议，当时的莲峰区公所、莲峰林业站等部门曾组织双方多次调解，但均未能得以解决。经对原告莲花四组提供的书证进行核实，该村蒙彦良等四户持有的《林权证》，因颁证行为违反了林木、林地登记发证的相关规定，已被被告依法予以撤销，不能作为主张所争议地块归其所有的依据；陆玉英等二户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陆洪云等八户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所填地块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与该争议地无关联性，也不能作为主张争议地块归其所有的依据。为此，原告莲花四组主张争议山场属于该村所有没有相关文字依据加以佐证，其主张不能成立。据此，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书，处理决定为：1、维护1963年8月7日广南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给南外七组的《山林所有证》，所争议山场归南外七组所有。具体界线为：东起“奎老马冲顶”（莲花四组称坡莫靠坡顶），正西方向沿梁下至“大丫□”（莲花四组称坡莫靠丫口），转向北沿冲下至莲花四组陆启兴户田头，拆向西沿莲花四组陆启兴、唐正荣、陆玉英、农李德、陆洪云、季正禄、农李泽、陆忠烈、蒙彦良共9户的北面田埂脚（其中陆洪云户的田有两处）下到新沟（莲花四组称沟，山林所有证上为“新挖水汫”，现为水泥三面沟），转向北沿“新沟”至“奎老马”坡脚，折东北方向沿坡脚（水泥三面沟）到坝赖水库坝头止。此界线东南面的山场归南外七组所有，西面、北面的山场归莲花四组所有。2、纠纷发生前所栽种的林木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划归莲花四组所有，但林木采伐结束后栽种林木的林地全部归还给南外七组。3、莲花四组在“奎老马”处越界开荒耕种的土地，依法归还给南外七组。原告莲花四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在法定期限内向文山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文山州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后，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文政行复决字〔2014〕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原告仍然不服，于2015年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辩论中，本案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辩论。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按照第三人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记载，其位于争议地“奎老马”处的土地（荒山）面积为150亩，现在被告确权归第三人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过了第三人《山林所有证》记载的150亩土地面积，被告将超过记载面积的土地确权给第三人没有任何依据。本案的调查主体应该是国土部门，由矛调中心来调查，程序不合法。本案争议地范围内的林木系村民个人种植，不存在村民个人种植林木所有权权属纠纷的问题，被告依据我国《森林法》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对双方的土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属适用法律错误。所以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责令被告对本案山林土地争议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被告认为其作出的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决定是根据第三人有效的《山林所有证》和双方现场指认确定的山林权属界线作出的山界划定，被告按照第三人的《山林所有证》上第二栏的四至将争议地块确权归第三人所有，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主张以面积来划分山林土地无法律依据，且原告主张争议山林土地属其所有，也无任何文字依据。两村在“奎老马”处的争议土地范围内，既有开荒形成耕种的土地，又有历史形成和双方栽种的林木、林地。因此，被告以县山林土地调处办来进行调查并未程序违法。鉴于是山林土地权属争议，被告在作出处理决定时，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适用法律、法规上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南外七组的辩论意见与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的辩论意见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原告莲花四组与第三人南外七组集体之间就山林土地权属发生的争议，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有依法处理的职权，主体适格。鉴于原告与第三人在“奎老马”处的争议土地范围内，既有开荒形成耕种的土地，又有历史形成和双方栽种的林木、林地。处理本案时，被告安排县山林土地调处办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人员成立调查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向争议双方送达了《提交证据通知书》等材料，在有关部门人员的参与下，对原告、第三人及相邻村寨的村干部及知情人对争议地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组织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到现场对争议界限进行指认、确认，对土地进行实地丈量，绘制了争议地位置图，并组织原告、第三人进行了调解，被告的调查处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认为被告调查处理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主要依据是原广南县人民委员会于1963年8月7日向第三人南外七组颁发的《山林所有证》。按照该证确定的第三人位于“奎老马”处山林土地的四至界限范围，结合被告组织双方相关人员到现场指认、勘查的争议地地形地貌，能证明争议地位于第三人的《山林所有证》四至界限范围。而原告莲花四组在本案诉讼中所提供的本村村民蒙彦良、季光元等四户持有的《林权证》，在被告作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已经被被告依法予以撤销，不能成为原告证明其享有争议山林土地权属的合法依据。所以，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争议地应属其所有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认为第三人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上的“西至新挖水汫”的“汫”字是“井”字，而不是“沟”字，证上的“新挖水汫”是指“克树井”的问题。在被告提供的1963年原广南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给南外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生产队的《山林所有证》存根中出现了较多的书写繁体字，说明上世纪六十年代还习惯使用繁体字，“沟”字的繁体字为“溝”，由“氵”、“井”、“再”组合而成，根据上述山林所有证存根记载四至界限中大量出现手写的“汫、沙汫、水汫、汫边”，结合被告提供的相关证人证言证实当时习惯将繁体“溝”字书写为“汫”字，分析其表述意思，二者能相互印证证明《山林所有证》证上的“汫”字应为当时的填证人将繁体“溝”字自行异化书写为“汫”字代替的事实。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认为第三人的《山林所有证》证中所写的“汫”字应为“沟”字，而非“井”字，证中西至是指“新挖水沟”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莲花四组认为“汫”字应为“井”字，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所有证》上四至界限中的“西至新挖水汫”，是指广政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中所附界线位置示意图上的“克树井”（地名），证载西至应是至“克树井”的主张，除了自己的陈述外，无其他有效证据相印证，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认为第三人南外七组持有的《山林所有证》记载位于争议地“奎老马”处的土地（荒山）面积为150亩，现在被告权属面积已经超过证载面积，应以证载面积来划分山林土地面积，被告将超过记载面积的土地确权给第三人没有任何依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颁布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的规定，第三人南外七组提交的1963年《山林所有证》中记载的争议地四至界限清楚，且与实地的地形、地貌相符，被告按照上述规定以证载四至界限对双方争议山林土地权属进行划分，并无不当。原告主张以证载面积来划分争议山林土地权属，无相关规定予以佐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认为本案争议地范围内的林木系村民个人种植，不存在村民个人种植林木所有权权属纠纷，被告适用我国《森林法》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作出处理决定，属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根据本案的有效证据，结合争议地范围内的耕管情况，原告、第三人在“奎老马”处的争议土地范围内，既有开荒形成耕种的土地，也有历史形成和双方栽种的林木、林地。因此，被告在作出处理决定时，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争议地内的林木权属一并作出处理决定，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适用法律、法规并无不当。原告认为被告作出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要求判决撤销被告处理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依据第三人南外七组的申请，成立工作组进行调查了解，组织原告、第三人到现场进行指认、实地丈量，并多次组织原告、第三人进行调解，在双方达不成调解协议的前提下，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1963年8月7日颁发给第三人的《山林所有证》的四至界限，对争议山林土地权属进行划分，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被告广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原告莲花四组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南县莲城镇莲花村民委员会莲花村四组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广南县莲城镇莲花村民委员会莲花村四组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者发章审判员  彭新华审判员  何建宾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