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嘉海商初字第1703号原告：沈爱萍。委托代理人：李文哉、ＸＸ嘉，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国民。被告：马菊萍。委托代理人：王维斌、俞永乐，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爱萍与被告朱国民、马菊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8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本案的审理结果须以马菊萍诉沈爱萍、朱国民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案中止审理，待另一案审结后，本院于2014年9月10日恢复审理，并于2014年9月19日、12月13日第二次、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沈爱萍的委托代理人李文哉，被告朱国民，被告马菊萍的委托代理人王维斌、俞永乐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沈爱萍到庭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庭审活动。另，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共同向本院申请给予4个月的庭外和解期间，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爱萍诉称：被告朱国民多次以投资开发节能灶具和做资金生意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并称其与妻子被告马菊萍皆系上市公司股东，具有还款能力，为此，原告先后借给朱国民款项1000万元。后经原告多次催讨，朱国民表示待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上市后即可归还。2012年7月期间，原告听闻朱国民已经与马菊萍离婚，即向朱国民催讨借款，朱国民表示他们夫妻系假离婚，原告遂向马菊萍核实，马菊萍不仅认可上述借款，而且承诺一定归还。但之后二被告均未归还借款。2012年12月25日，二被告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截至签约之日，被告朱国民共欠原告借款本息1340万元，原告同意以1100万元结算；利息按月息1.2分计算；借款本息分三年付清，其中2013年10月1日前归还200万元，2014年10月1日前归还300万元，2015年10月1日前归还600万元；若被告朱国民任何一期逾期还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朱国民归还借款本息1340元，并按照月息2分计算利息，被告马菊萍自愿为被告朱国民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该担保不可撤销。截至第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二被告均未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故诉请本院判令：一、被告朱国民归还原告借款1340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12月25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二、被告马菊萍对上述第一项中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朱国民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500320元，被告马菊萍对律师代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原告变更利息部分诉讼请求的计算标准为自2012年12月26日起至借款1340万元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庭审中，原告沈爱萍就其诉称的1000万元借款本金形成过程陈述如下：2010年6月23日，案外人姚国红向沈爱萍借款15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由朱国民担保；后因姚国红无力归还，朱国民表示由其代为归还，但其也尚无偿还能力，故将上述150万元款项转为朱国民向沈爱萍的个人借款，而沈爱萍将姚国红出具的150万元借条原件交给朱国民。2011年4月30日，朱国民又向沈爱萍借款300万元并出具借款协议书一份，由案外人陈建良等人担保；次日，沈爱萍委托案外人章维江通过沈爱萍账户转账交付240.5万元至被告朱国民账户，另有59.5万元在沈爱萍家中现金交付。2010年至2011年6月期间，朱国民曾多次向沈爱萍借款共计250万元，均以现金方式交付，仅有部分出具借条。此外，朱国民与章维江以做资金生意需要资本为由，曾向沈爱萍提出希望将沈爱萍对案外人张建荣的200万元债权及对蒋管江的100万元债权转由朱国民与章维江代为收取，并由朱国民作为借款人出面向沈爱萍出具借条，沈爱萍表示同意，并电话通知张建荣和蒋管江。2011年7月10日，经结算，朱国民向沈爱萍出具1000万元的借条一份，确认截至当日朱国民累计向原告借款共计1000万元并承诺于2012年1月10日前归还，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出具该借条后，沈爱萍将朱国民之前出具的所有借条原件还给朱国民，将张建荣向其出借的200万元借条原件交给朱国民，将蒋管江向其出具的100万元借条原件交给章维江。被告朱国民辩称：其从未向沈爱萍借款，1000万元的借条和还款协议均是受沈爱萍和章维江欺骗才签署的。庭审中，朱国民就1000万元借条及还款协议的形成过程陈述如下：2010年6月23日，姚国红向沈爱萍借款15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由朱国民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此后，因姚国红无力归还，朱国民于2010年9月2日及9月12日分别归还借款本金30万元、20万元，共计50万元，因余款无力归还，章维江要求朱国民归还截至2011年4月30日的借款本息220万元，并提议由朱国民向沈爱萍再借80万元，凑成一笔300万元的借款；为了伪造上述30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的假象，2011年5月1日，章维江通过沈爱萍账户将240.5万元转入朱国民账户，又要求朱国民将其中的144万元转入章维江账户，另外，章维江还从朱国民处取得现金30万元，事实上，朱国民实际尚欠的款项仅为应代姚国红归还的余款100万元及沈爱萍转入朱国民账户的240.5万元被章维江取走174万元后剩余的66.5万元，共计166.5万元。2011年6月底，章维江与朱国民商议由朱国民出面再向沈爱萍借款500万元做资金生意，由章维江进行操作，加上2011年4月30日借款协议书中的300万元，总计800万元，利息按月息4分计算，预收6个月的利息192万元，借款本息共计992万元，凑成1000万元的整额，由朱国民于2011年7月10日向沈爱萍出具1000万元的借条一份，但事后沈爱萍并未实际交付500万元款项，朱国民为保险起见，要求章维江向其出具1000万元的借条一份，章维江仅以自己名义出具500万元的借条，但出具借条后又予以撕毁，在朱国民的再三要求下，章维江又于2012年3月23日出具了一份700万元的凭证，证明朱国民将700万元款项交付给章维江进行资金生意操作。被告马菊萍辩称：朱国民从未向沈爱萍借款，朱国民仅为案外人姚国红向沈爱萍的借款150万元提供过担保，后借款人下落不明，沈爱萍向朱国民催讨借款，并逼迫朱国民写下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的借条。此外，沈爱萍还指使他人逼迫朱国民将马菊萍的银行卡交给其进行打款转账，以造成该1000万元借款中部分款项已经转入马菊萍账户的假象，故本案担保不成立。原告提供的证据及二被告的质证意见：1、2010年6月23日的借条及取款凭条各一份（复印件），证明姚国红向沈爱萍借款150万元，由朱国民担保的借款交付情况。经质证，被告朱国民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姚国红是否实际收到借款不清楚；同时认为即便借款真实存在，自己是保证人，原告应当以保证合同纠纷另行起诉。被告马菊萍对借条的真实性及款项是否实际交付均不清楚，对取款凭条的真实性无异议。2、2011年4月30日的借款协议书及2011年5月1日的转帐凭条各一份（复印件），证明2011年4月30日，被告朱国民向原告借款300万元，由陈建良等人担保；次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给朱国民240.5万元，余款59.5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付。经质证，被告朱国民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借款协议书中的300万元款项，其中100万元系姚国红借款中的余款，其实际取得借款66.5万元；被告马菊萍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同意被告朱国民的质证意见。3、2011年7月10日的1000万元借条、沈爱萍委托代理人对章维江所作的调查笔录、2011年7月10日章维江出具给朱国民的借条（复印件）及2010年9月2日沈爱萍出具给朱国民的收条（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截至2011年7月10日，被告朱国民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该1000万元的组成情况；同时证明被告朱国民已经支付利息50万元。经质证，被告朱国民对1000万元的借条、章维江出具给朱国民的借条及沈爱萍出具给朱国民的收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借款不真实且其所支付的50万元系替姚国红归还150万元借款中的部分本金而非利息，被告朱国民认为章维江在调查笔录中所作的陈述不属实，故对该调查笔录不予认可；被告马菊萍同意被告朱国民的质证意见。4、2011年5月12日的转账凭证一份，证明案外人张建荣曾向原告借款200万元，借款到期后，张建荣未将该笔款项还给原告，而由朱国民直接从张建荣处取得作为原告借给朱国民的款项。经质证，被告朱国民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马菊萍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沈爱萍与张建荣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5、欠条一份，证明截至2012年3月21日，被告朱国民尚欠原告沈爱萍借款利息120万元，进而证明被告朱国民对借款1000万元是认可的。经质证，朱国民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欠条中载明的利息是对所谓的1000万借条的利息结算，故不予认可；马菊萍同意朱国民的质证意见，且认为原告关于利息的结算无法倒推出朱国民向沈爱萍借款1000万的事实。6、还款协议一份，证明2012年12月25日，经结算被告朱国民尚欠原告借款1000万元及利息340万元，双方就借款利息、还款方式、违约责任、实现债权费用等作了约定；同时证明告马菊萍自愿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该保证不可撤销。经质证，朱国民和马菊萍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均认为借款不真实。7、（2013）嘉海商初字第1600号民事判决书、（2014）浙嘉商终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被告马菊萍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经质证，被告朱国民没有异议。被告马菊萍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一、二审判决结果均有异议，认为其无须承担担保责任。8、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各一份，证明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已支付律师代理费500320元。经质证，被告朱国民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自己没有关联性。被告马菊萍没有异议。被告朱国民提供的证据及原告沈爱萍、被告马菊萍的质证意见：1、2010年6月23日的借条一份（同沈爱萍提供的证据1），证明沈爱萍是在2011年4月30日朱国民出具300万元的借款协议书后将其替姚国红担保的150万元借条归还给朱国民的，进而证明朱国民出具的300万元借款协议书中包含了朱国民替姚国红担保的150万元借款中的余款100万元。经质证，原告沈爱萍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朱国民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该借条是在朱国民出具1000万元的借条后由沈爱萍归还给朱国民的，而非在朱国民出具300万元的借款协议书后归还的；被告马菊萍没有异议。2、凭证一份，证明沈爱萍要求朱国民出具1000万元的借条后，朱国民因尚未取得上述款项，故要求章维江出具500万元的借条，而章维江在出具500万元的借条后又将原件撕毁，故朱国民要求章维江重新出具了一份700万元的凭证。经质证，原告沈爱萍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其对朱国民与章维江之间的资金往来不清楚。被告马菊萍没有异议。被告马菊萍提供的证据及原告沈爱萍、被告朱国民的质证意见：1、还款协议（复印件，同沈爱萍提供的证据6）及2011年7月10日的借条各一份（复印件，同沈爱萍提供的证据3），证明马菊萍是在受欺诈的情况下在还款协议中作为担保人签字的，且朱国民借款1000万元也不属实。经质证，原告沈爱萍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朱国民借款1000万元和马菊萍担保都是真实的。被告朱国民没有异议。2、朱国民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本案所涉借款不是真实发生，以及1000万元借条的形成过程。经质证，原告沈爱萍认为该证据系当事人陈述，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朱国民陈述的内容不真实。被告朱国民没有异议。3、帐户查询单3份（2页），证明2011年7月2日-6日，沈爱萍每日一次从其账户转账100万元至马菊萍账户，每笔转账当日，又从马菊萍账户转入朱国民账户100万元，在前述期间内，从朱国民账户上又转入沈爱萍账户150万元，转入章维江账户349.5万元；其结果是一方面朱国民未实际收到500万元借款，另一方面马菊萍因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经质证，原告沈爱萍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沈爱萍主张的1000万元债权与2011年7月2日-6日期间转账的款项没有关系。被告朱国民没有异议。4、经马菊萍申请，本院在（2013）嘉海商初字第1600号案件审理期间从公安机关调取的马菊萍所作询问笔录三份，朱国民所作询问笔录三份，沈爱萍所作询问笔录二份，章维江所作询问笔录四份，2010年6月23日的借条、2010年9月2日的收条、2011年7月10日章维江出具的借条和证明、2012年3月2日章维江出具的凭证、借款协议书各一份，以及沈爱萍的转账凭条四份，证明尽管朱国民曾向沈爱萍出具过1000万元的借条，但该借款未实际发生，真实存在的欠款包括朱国民为姚国红提供担保的150万元借款（已经归还50万元）及从沈爱萍账户转到朱国民账户的240.5万元中朱国民实际取得的66.5万元款项。经质证，原告沈爱萍对马菊萍、朱国民陈述的内容不予认可，认为系当事人陈述，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于章维江陈述的朱国民和章维江之间的借款关系不清楚，对章维江陈述的其他内容没有异议；对于章维江出具的借条和证明不清楚，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章维江出具的凭证，质证意见与前述质证意见相同（即朱国民提供的证据2）；对借款协议书，质证意见与前述证明内容相同（即沈爱萍提供的证据2）；对其他内容没有异议；综合该组证据，沈爱萍对马菊萍所要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认为马菊萍提供的该组证据多属言辞证据、传来证据，无法对抗朱国民出具的2011年7月10日的借条及2012年12月25日的还款协议。被告朱国民没有异议。5、建设银行明细账查询表一份，证明2011年4月30日沈爱萍与朱国民签订借款协议书后，从沈爱萍账户转入朱国民账户的240.5万元，其中144万元又马上转入章维江账户。经质证，原告沈爱萍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朱国民与章维江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朱国民没有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沈爱萍提供的证据1-2、5-6、8以及证据3中的2011年7月10日的借条、2011年7月10日章维江出具给朱国民的借条（复印件）及2010年9月2日沈爱萍出具给朱国民的收条（复印件），二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形式真实、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至于该组证据能否证明被告朱国民实际取得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本院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认定。证据3中沈爱萍委托代理人对章维江所作的调查笔录，系证人证言，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至于陈述内容是否属实，应综合判断。证据4，二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能反映沈爱萍曾向案外人张建荣转账190万元的事实，在沈爱萍无法进一步补充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就是张建荣向沈爱萍的200万元借款且相应的借条等债权凭证已经交付给朱国民，并统一结算在朱国民向沈爱萍出具的1000万元借条中的情况下，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不予认定。证据7系人民法院一、二审判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在被告马菊萍无法提供足以推翻生效判决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2014）浙嘉商终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马菊萍为本案借款提供不可撤销之担保的事实可以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至于马菊萍担保责任的大小应根据朱国民的实际借款金额并结合原、被告双方的约定来确定。被告朱国民提供的证据1（同沈爱萍提供的证据1），形式真实、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证据2，仅反映朱国民与章维江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不予认定。被告马菊萍提供的证据1（同沈爱萍提供的证据3、6），原告及被告朱国民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形式真实、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证据2，系当事人朱国民陈述，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至于其陈述内容是否属实，应综合判断。证据3，原告与被告朱国民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能反映2011年7月2日-6日期间沈爱萍存在向马菊萍账户进行“空转”的行为，因沈爱萍已当庭认可“空转”的500万元款项并不包含在本案1000万元借款中，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100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不予认定。证据4，其中马菊萍、朱国民、沈爱萍、章维江的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经调查取得，实质系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至于陈述内容是否属实，应综合判断；借条（同沈爱萍提供的证据1）、收条、借款协议书及2011年5月1日的转账凭条（同沈爱萍提供的证据2），形式真实、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章维江出具的借条、证明及凭证，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不予认定；沈爱萍的其余转账凭条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不予认定。证据5，形式真实、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综合上述确认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案外人姚国红于2010年6月23日向原告沈爱萍借款15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朱国民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捺印，但未书面约定借款期限和借款利率；同日，姚国红从沈爱萍账户支取款项150万元并签字确认。2010年9月2日和9月12日，朱国民分别归还沈爱萍现金30万元和20万元，由沈爱萍出具收条确认。2011年4月30日，朱国民与沈爱萍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朱国民向沈爱萍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4月30日起至2011年11月30日止，但未书面约定借款利率；案外人陈建良、海宁市海洲国太太阳能商行等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名、盖章。2011年5月1日，章维江作为沈爱萍与朱国民借贷关系中沈爱萍一方的经办人从沈爱萍银行卡转账240.5万元至朱国民账户。2011年7月10日，朱国民向沈爱萍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本人因经营周转需要止2011年7月10日累计向沈爱萍借到人民币壹仟万元正，于2012年1月10日前归还，月息2分；注：如到期未还清此款，借款人负责承担实现债权费用等全部费用（含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2012年3月21日，朱国民向沈爱萍出具欠条1份，载明：“今欠沈爱萍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正（利息费），在12年4月15日前归还”。2012年12月25日，沈爱萍、朱国民及马菊萍三方签订还款协议一份，载明：“一、乙方（朱国民）经结算尚欠甲方（沈爱萍）借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340万元，结算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两项合计1340万元；二、甲方同意对上述借款本息1340万元同意以1100万元结算；三、上述1100万元借款按月息1.2分计息；四、乙方承诺对上述借款的本息分三年还清，2013年10月1日前归还200万元，2014年10月1日前归还300万元，2015年10月1日前归还600万元；五、如乙方任何一期还款逾期归还，甲方仍有权要求乙方归还1340万元借款，银行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六、对上述借款丙方（马菊萍）自愿为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连带保证责任的期限自最后一笔还款到期之日起两年；七、本协议为丙方不可撤销之担保；八、如乙方任何一期逾期还款，甲方有权就剩余的全部借款向法院提起诉讼。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丙方承担连带责任……”。另查明：1、2013年11月14日，马菊萍曾以沈爱萍、朱国民串通，在二人无真实借贷关系的情况下，虚构朱国民存在1000万元债务，进而骗取其在还款协议中签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由向本院提起撤销担保之诉，本院于2014年3月27日判决驳回马菊萍的诉讼请求；马菊萍不服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保证债务应当依附于主债务而存在，以主债务的实际借款数额为基准，马菊萍在还款协议中签字系同意为朱国民的真实借款数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故判决驳回马菊萍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结果。2、沈爱萍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律师代理费500320元。本院认为，讼争双方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原告诉称的1000万元借款本金是否全部实际交付的问题；二、本案借款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争议焦点一：关于原告诉称的1000万元借款本金是否全部实际交付的问题。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应有款项实际交付的事实。尤其对于大额借款，当事人主张现金交付，除了借条无法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应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凭证、证人证言等综合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本案中，原告认为1000万元借款由如下四部分组成：1、姚国红向沈爱萍借款150万元，由朱国民提供担保，后该笔款项计入朱国民向沈爱萍出具的1000万元借条中；2、2011年4月30日朱国民向沈爱萍出具的借款协议书中载明的300万元借款；3、张建荣、蒋管江将各自向沈爱萍的借款200万元和100万元交付给朱国民，视为朱国民向原告借款300万元。4、2010年至2011年6月间，沈爱萍陆续出借给朱国民现金250万元。本院就上述四部分款项是否实际交付予以分别阐释。首先，关于姚国红向沈爱萍借款，由朱国民担保的150万元款项。本院认为，朱国民对姚国红向沈爱萍借款150万元及自己提供担保的事实均无异议，并认可自己在2010年9月归还沈爱萍款项50万元后自愿以出具借条的形式将余款转为个人债务，而沈爱萍也已将150万元的借条原件交给朱国民处置，实质上表明朱国民作为保证人已经通过向“第三人”借款的方式代姚国红履行了还款义务，虽然本案中的“第三人”恰系原告沈爱萍，但法律并未禁止担保人向出借人借款来替原借款人归还债务，而且，朱国民持有150万元借条的原件，其基于保证人身份向姚国红行使追偿权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障。相反，如将上述款项从1000万元的借条中剥离出去，由沈爱萍就保证合同纠纷另行起诉，将导致出借人沈爱萍因无法提供150万元的借条原件等直接证据而承担较大败诉风险，而且也浪费司法资源，无利于息诉止争。据此，本院认为，朱国民已经通过向沈爱萍的个人借款来结清沈爱萍与姚国红之间的债权债务，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对朱国民提出的原告沈爱萍应当对150万元另案起诉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朱国民提出的2010年9月归还沈爱萍给的现金30万元和20万元系归还150万元中的本金而非利息的抗辩意见是否成立，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其次，关于2011年4月30日借款协议书中载明的300万元款项。本院认为，朱国民对自己签订借款协议书，在协议书下方的借款借据栏内确认“今向沈爱萍借到现金人民币叁佰万元”，以及从沈爱萍账户转帐240.5万元至其本人账户的事实均无异议，即沈爱萍已完成300万元借款中大部分款项交付情况的举证责任；虽然另有59.5万元系现金交付，但从沈爱萍、章维江等人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及本院已查明的事实来看，沈爱萍曾向多人出借过大额款项，反映了其具有支付大额现金的经济能力，其在庭审中关于部分款项之所以现金交付的陈述也符合常理。反之，朱国民虽然提出沈爱萍指使章维江通过转入其账户240.5万元又转出至章维江账户144万元的手段来伪造300万元款项已经交付的假象的抗辩意见，但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退一步讲，假设原告确实存在为了伪造300万元借款交付的假象而进行“空转”的行为，其完全可以转账300万元，而不是240.5万元。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院对上述300万元款项沈爱萍已经实际交付给朱国民的事实予以认定，对朱国民提出的借款协议书中的300万元款项其实际只取得66.5万元的抗辩意见，因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关于沈爱萍通知张建荣和蒋管江将200万元和100万元直接交付给朱国民，能否视为朱国民向沈爱萍借款300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沈爱萍并未就其与张建荣、蒋管江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朱国民是否实际取得借款提供其他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且沈爱萍的陈述存在以下疑点：1、庭审中，沈爱萍关于1000万元借款组成的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两次询问笔录互相矛盾。2013年1月15日上午，沈爱萍在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借给朱国民、姚国红的150万元，借给朱国民、陈建良的300万元，加上拿的二、三百万现金，二年来这些钱的利息，按照每个月2分计算，利息有一、二百万，总共算朱国民向我借一千万，这样我们就签了一张朱国民向我借款一千万的协议，以前的借款协议都作废的。”；2013年1月15日下午，沈爱萍在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中再次陈述“先是2010年时姚国红借钱，朱国民担保的150万元，然后是朱国民借钱，陈建良担保的300万元。在2010年到2011年7月份，我还单独借给朱国民300万元左右的钱，就是这些钱”，显然，沈爱萍在公安机关的两次询问笔录中均表示1000万元借条中并不包含其陈述的上述300万元款项。2、2013年1月15日上午，沈爱萍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还陈述：蒋管江、章维江曾分三次向沈爱萍借款360万元左右并分别出具借款凭据，（包括100万元、200万元和60万元左右），其中100万元的借款人系蒋管江，后经沈爱萍催讨，章维江向其出具400万元的欠条一份，借款人系章维江，担保人系蒋管江（蒋管江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签，沈爱萍不清楚），沈爱萍将之前的三份借款凭据一并还给章维江。沈爱萍的上述陈述与其在庭审中关于其通知蒋管江将100万元交给朱国民的陈述存在冲突，假设1000万元借条中包含蒋管江的100万元，实质上就形成了由朱国民来保障沈爱萍对该100万元权益的现状，此时，沈爱萍若再要求章维江向其出具400万元欠条就意味着其将对该100万元获取双份利益，不符合常理，而章维江作为一个具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也不会认可。对于上述疑点，沈爱萍除认为自己在公安机关作笔录时因紧张而陈述有误外，并无给出其他合理解释。退一步讲，即便沈爱萍确实曾通知张建荣、章维江将他们向沈爱萍的借款直接交给朱国民，因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自借款人实际取得款项时生效。本案中，在沈爱萍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朱国民确已收到张建荣、蒋管江交付的款项200万元和100万元的情况下就要求朱国民归还由此产生的300万元债务，显然不利于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本院对原告沈爱萍就上述300万元款项提出的主张，不予采纳。最后，关于2010年至2011年6月期间，沈爱萍是否陆续出借给朱国民现金250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在借款人对借款事实予以否认且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出借人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款项来源以及是否实际交付等事实进一步举证证明，本案中沈爱萍与朱国民之间债权债务的产生，必须以沈爱萍履行提供借款义务为前提。一方面，沈爱萍既无法提供收条、取款凭证等证明250万元现金确已实际交付的直接或间接证据，另一方面，庭审中，沈爱萍始终未对250万元现金交付的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等具体事实和经过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再结合沈爱萍与章维江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2013年1月15日上午，沈爱萍在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二年来这些钱的利息，按照每个月2分计算，利息有一、二百万”；章维江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了2011年7月当时和朱国民讲好连前面的150万元、300万元，还算了半年利息，让朱国民写了一张1000万元的借条，意思是前面的一共450万元，加上现金、还有外面300万元账、半年利息，全部归朱国民承担，朱国民也同意了。”）反映的情况以及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来看，无法排除沈爱萍将利息并入1000万元借条作为本金计算的合理怀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沈爱萍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250万元现金均系本金且实际交付的情况下，仅凭其提供的1000万元借条及还款协议无法达到证明250万元现金交付确实存在的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故对沈爱萍关于250万元现金已经实际交付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原为姚国红借款的150万元款项和2011年4月30日借款协议中的300万元款项予以认可；另，因被告朱国民已于2010年9月2日及9月12日分别归还原告20万元和30万元，上述还款事实发生在2010年6月23日姚国红向原告借款之后，2011年4月30日借款协议书之前，且姚国红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并未对利息、实现债权费用等作出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应当认定朱国民已归还的50万元系本金，本院对被告朱国民尚欠原告借款本金40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争议焦点二：本案借款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借款利息应当以实际借款本金为基数，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本案中，虽然1000万元借条及还款协议中的借款本金应以本院查明的金额为准，但借条中载明的“月息2分”及还款协议中载明的“若朱国民任何一期逾期还款，则沈爱萍有权就剩余的全额款项向法院提起诉讼，且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均系当事人对利息计算方式、违约责任等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其次，原告要求被告朱国民支付自2012年12月26日起至借款1340万元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属于在要求被告朱国民支付自2011年7月10日起至2012年12月25日止的利息的基础上，再将该部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可知，法律认可民间借贷中的利息约定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而复利仅是一种利息计算方法，即当事人就复利问题作出约定的，至债权人起诉时产生的利息总金额不超出法定利息的四倍时，可予以保护；超出法定利息四倍部分，不予保护。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月息2分趋于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若再允许计算复利，将不利于民间金融秩序的稳定及规范、引导民间借贷的××有序发展，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的2011年7月10日起至2012年12月25日止的利息按照月息2分计算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对将上上述利息再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的借款利息适当调整为以本金4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分自2011年7月10日起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沈爱萍与被告朱国民、马菊萍之间的借款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被告朱国民在还款协议中自愿作出若任何一期逾期还款，则原告有权就全额款项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意思表示，故原告在被告朱国民2013年10月逾期还款后即向本院提起诉讼，不违反双方约定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朱国民应归还原告借款40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7月10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朱国民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亦符合法律规定，但鉴于律师代理费系原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合理开支，结合律师收费的相关规定，本案律师代理费适当调整为184070元，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马菊萍自愿为被告朱国民在1000万元借款本金范围内产生的借款本息、实现债权费用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原告在保证期限内要求被告马菊萍对被告朱国民应承担的借款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律师代理费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国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沈爱萍借款40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7月10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二、被告朱国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爱萍律师代理费184070元；三、被告马菊萍对上述一、二项中的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朱国民追偿；四、驳回原告沈爱萍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901元，由原告沈爱萍负担92856元，被告朱国民、马菊萍共同负担5404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章 懿代理审判员 金 逸人民陪审员 黄建新二〇一五年三月二日书 记 员 许一奇附页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款汇：嘉兴市财政局财政专户，帐号：39×××79，开户银行：农业银行嘉兴分行。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