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23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洪彬,男,197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现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云，浙江春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燕,女,198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燕，建德市求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梅江萍,女,197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现住浙江省建德市。 原审被告：王永清,男,197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原审被告：胡家俭,男,196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上诉人余洪彬为与被上诉人邵燕、原审被告梅江萍、王永清、胡家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7）浙0182民初1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洪彬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邵燕的一审诉讼请求。事买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证据错误。余洪彬证明案涉借款本息已经归还的重要证据“收条”的完整内容是“今收到余洪彬银行汇款叁万元整．4。11号还剩余款贰拾柒万元整．欠款还清。”从字面上看，该“收条”上的“还”确实有“归还”和“还剩”歧义，但结合后面的“欠款还清”，完全可以得出该“收条”上的“还”是“归还”的意思。一审判决无视“收条”中“欠款还清”字样，错误认定“还”为“还剩”的意思，属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证据错误。二、邵燕抗辩“收条”证据内容“4。11号．欠款还清．”为事后添加。是否存在事后添加，邵燕应当讲行“前后文字形成时间及是否用同一支笔书写”鉴定，而不是一审法院的“测谎仪”判断。《民诉法》第63条之规定，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电子数据、鉴定结论(意见)、勘验笔录八种。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2月4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全文，解释明确视听资料包括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纵观以上，测谎结论不属于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要求【余洪彬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关于不同意使用“测谎仪"作为判断案件事实的情况说明》，已经详细说明理由，不再累述】。一审法院以“测谎结论”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重要证据，不符合证据使用规则。三、本案中，余洪彬与邵燕原系男女朋友关系。余洪彬多次向邵燕借款，一方面是本人及他人使用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邵燕赚取高额利息。一审诉讼中，余洪彬及邵燕均认可案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王永清。2017年4月19日，邵燕向王永清微信催讨借款，实际上是其为后期诉讼做准备。4月11日，余洪彬因洗车，“收条”找不到，曾电话告知邵燕；后，双方发生矛盾，邵燕以为余洪彬“收条”丢失，故诉讼。四、余洪彬在2017年4月13日归还了4月11日的贷款270000元，该款是案外人刘乐光账号直接归还，不存在同一笔款项之说。余洪彬归还借款270000元，没有转账支付而是现金支付，根本原因是贷款是以企业的名义申请，现金交付可以规避贷款专款专用制度。三证人与邵燕系本村邻居，证言也前后矛盾，但也确实提到邵燕有外出到隔壁看装修情况。事实上，邵燕在隔壁看装修时顺便下楼取款也完全有可能。一审判决以三证人证言证明邵燕未曾外出(下楼)，依据不足。综上，“收条”可以直接、明确证明余洪彬共归还借款本息300000元事实。一审判决过度采信“自由心证”原则，错误认定证据，导致错误判决，故请求二审予以撤销。另补充以下意见：一、邵燕证明“收条”有事后添加字样之举的有效途径是申请对“收条”所有文字内容是否同时形成给予鉴定，而非所谓的心理测试。按正常程序，提出该鉴定的应是邵燕。一审中法庭也有明示，要求邵燕明确是否申请鉴定。二审中余洪彬再次表示，为证明“收条”没有事后添加字样，申请委托鉴定。二、鉴于余洪彬确实将27万元现金交付邵燕事实，余洪彬请二审法院同意余洪彬要求对邵燕自2017年4月11日开始后一个月内的银行流水给予网络查询的申请。三、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主要认可了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鉴足，但不包括心理测试。一审法院将心理测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认定事实错误。 邵燕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案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余洪彬出具的借条仍在邵燕处，足以说明案涉借款未归还。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正确。二、一审法院对证据认定正确，余洪彬所提供的收条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不能证明已归还借款的事实。1、所谓收条是一方收到另一方款项而出具的凭证，一般在收条上写明收到款项总额，如果邵燕在同一天收到30万元，根本无需再写“还剩余款贰拾柒万”，从形式上看，不符合一般常规写法，不符合常理。2、余洪彬的收条明显存在瑕疵。收条上“4.11、欠款已还清”字样明显是添加的，该收条由余洪彬书写、保存，余洪彬具有添加内容的条件。3、余洪彬抗辩收条在交付现金当天书写再由邵燕签字，根据惯例，余洪彬当面将钱还给邵燕，还清借款后应当向邵燕要求拿回借条和还款协议原件，邵燕居住在更楼，当时余洪彬交付1万元现金是在更楼农业银行，取回借条和还款协议非常便利，无需多此一举出具收条，说明余洪彬以交付1万元现金为幌子要求邵燕在收条上签字，然后再在收条上做文章添加内容，以达到其表面证据显示已归还借款的目的。4、根据双方借款往来的交易习惯，之前的借款及本案的借款利息均是通过银行汇款。唯独本案巨额还款要现金交付，不符合常理。4月11日下午1时许，余洪彬在更楼农业银行取出1万元现金当场交给邵燕，1时17分又在更楼农业银行取出15万元现金，1时33分又在新安江农业银行取出12万元，即使要现金交付也可以在更楼同一银行支取交付，没必要舍近求远分别取款。邵燕多次要求余洪彬归还，曾起诉达成还款协议后撤诉，余洪彬仍未按还款协议履行，如果当天可以还借款，邵燕完全会在更楼农业银行等待，何况当时双方均在更楼农业银行。余洪彬称当时贷款未到账，根据一审法院调查显示，当日1时09分，余洪彬贷款已到账，而邵燕将余洪彬支付的1万元存入余洪彬取款的同一银行，时间为1时06分。明显余洪彬的称述不属实，也完全不符合常理。5、余洪彬对交付27万元现金的过程的陈述不事实，也不符合常理。余洪彬称当天在盛德国际广场地下车库停车场交付，交付地点选择在地下停车场不符合常理。根据证人及地下停车场停车记录可以证明，余洪彬陈述的交付时间，邵燕未到过停车场，也无车辆停在停车场，进一步证明交付27万元现金的事实不成立。6、还款协议写明：至2017年1月25日尚欠借款本金25万元、利息5万元。2017年1月25日至4月11日近3个月利息为1.8万元，邵燕不可能放弃该部分利息，而收条上却写欠款已还清，如果放弃必然要邵燕的明确表示，从这一点也说明收条内容虚假。7、余洪彬的取款凭证只能证明当天提取过相应款项，但不能证明所取款项已交付给邵燕，如上所述，收条是余洪彬书写、保存，从逻辑结构上看存在事后添加。在邵燕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当天1时以后没有与余洪彬接触的证据情况下，应当作出对余洪彬不利的解释。8、华东政法大学所出具的心理测试分析意见书显示，余洪彬在陈述4月11日是否将27万元现金交付给邵燕的问题时，出现说谎生理反应，其陈述交付27万元现金不具可信度。该鉴定意见是在双方签订诚信保证书的前提下，自愿同意作该鉴定，法院根据双方的一致意见委托鉴定机构所作的鉴定，该证据合法有效，与邵燕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说明余洪彬在当天未交付现金。心理测试分析意见书属于证据范畴，余洪彬认为测谎结论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不具合法性的理由明显错误，测谎是双方自愿选择所为，并不是法院依职权要求测谎，测谎结论也并非唯一证据，一审结合其他证据认定余洪彬的陈述可信度较低完全正确。9、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是法律规定依照证据高度盖然性对证据进行审查的原则，也就是说，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在事实不明而当事人又无法举证时，法院认定盖然性高的事实发生，远比盖然性低的事实发生，更能接近事实真相，也是最大限度接近客观真实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根据双方所提供的证据，依照高度盖然性原则进行评判，邵燕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余洪彬的证据，何况邵燕的证据本身就足以推翻余洪彬的证据，故对余洪彬所称已还借款的事实不予认定正确。三、余洪彬称邵燕赚取高额利息以及微信向王永清催讨是为了后期诉讼准备，该诉称与本案毫无关联，如果已归还，邵燕不可能再向担保人王永清催讨。四、余洪彬从银行支取的27万元现金系贷款而来，时隔三天，刘乐光汇给余洪彬27万元用于归还贷款，余洪彬与刘乐光均从事钢材销售生意，两人系生意合作伙伴，如果要从刘乐光处借款归还贷款，就没必要去贷款，完全可以从刘乐光处借来归还邵燕。这一不符常理的情节不排除余洪彬于4月11日从银行取得27万元现金交给刘乐光，再由刘乐光将钱汇到余洪彬账上。五、邵燕一审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均能证实余洪彬所辩称的交款时间段邵燕未离开其装修的房屋，足以证明余洪彬称在地下车库交付现金的陈述存在虚假。六、关于“测谎鉴定”。该鉴定是对双方当事人诚信的考验。余洪彬未经住考验，测谎时出现了撒谎的生理反应。然该鉴定结论与邵燕提交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呈现本案事实。七、如果余洪彬已还清借款的抗辩成立，那么，邵燕现起诉完全构成虚假诉讼，不但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还将受到刑事处罚。余洪彬完全可以向公安机关控告邵燕虚假诉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梅江萍、王永清、胡家俭均未作陈述。 邵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洪彬、梅江萍归还邵燕借款本金250000元，支付利息20000元（该利息计算至2016年12月6日，自2016年12月7日起至款清时止的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另行计付）；2、余洪彬、梅江萍支付邵燕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2000元；3、王永清、胡家俭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洪彬、梅江萍、王永清、胡家俭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3日，余洪彬向邵燕借款250000元，双方约定借期一年，利息按月利率2.5分计算，余洪彬出具借条一份予以确认。王永清为借款提供担保，并承诺担保期限至借款还清为止。后邵燕妹妹邵飞按余洪彬要求将上述款项汇入王永清妻子陈忠英账户，借款利息由王永清支付。借款到期后，余洪彬未按约还款，担保人王永清亦未履行担保责任。邵燕于2016年11月25日诉至法院。同年12月6日，双方经协商达成还款协议，约定余洪彬于2017年1月25日前归还邵燕借款本金250000元，支付利息50000元。王永清、胡家俭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余洪彬及担保人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还应承担邵燕为实现债权支付的代理费及其他相应费用。同年12月8日，邵燕撤回起诉。还款期限届满后，经邵燕多次催讨余洪彬仍未按约偿付全部借款本息。余洪彬、梅江萍于2011年2月9日登记结婚。另本案邵燕、余洪彬就诉争的270000元款项是否归还这一事实均接受了由一审法院指定专业机构进行的测谎测试。一审法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心理测试室进行测谎，测试结果的分析意见为，邵燕对其与余洪彬等借贷纠纷陈述的可信度较高，余洪彬对其与邵燕借贷纠纷陈述的可信度较低。 一审法院认为：邵燕与余洪彬、王永清、胡家俭之间建立的借贷、担保关系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本案中，余洪彬未及时归还借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王永清、胡家俭应依约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邵燕主张余洪彬已支付的30000元系借款利息。经查，邵燕、余洪彬之间仅约定借款还本付息，并未约定本息的偿付顺序，当事人对债务偿付顺序没有约定的，邵燕要求先受偿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邵燕及余洪彬均确认案涉借款虽发生在余洪彬与梅江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本金系直接汇入王永清妻子账户，并由王永清偿付了部分利息，并非余洪彬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且借条及还款协议上均只有余洪彬一人签字，未得到梅江萍的事后追认，故不能认定案涉借款系余洪彬、梅江萍的夫妻共同债务，梅江萍无需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现邵燕主张的利息计付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邵燕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2月2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余洪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邵燕借款本金250000元，并支付利息20000元（该利息计算至2016年12月6日，自2016年12月7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另行计付）；二、余洪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邵燕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2000元；三、王永清、胡家俭对余洪彬的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邵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30元，减半收取计2765元，心理测试费用8000元，合计10765元，由余洪彬、王永清、胡家俭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再查明：邵燕曾于2017年4月向余洪彬出具收条一份，余洪彬于本案审理中提供了由其持有的收条，该收条记载：“今收到余洪彬银行汇款叁万元整.4.11号还剩余款贰拾柒万元整.欠款还清”，落款“收款人：邵燕×××31292017.4.11”。邵燕对该收条中“4.11号、欠款还清”的内容持有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余洪彬是否已经清偿完毕案涉欠款。余洪彬于2017年4月11日以现金方式向邵燕归还1万元，邵燕因此向余洪彬出具合计金额为3万元的收条（包括余洪彬此前以转账方式归还的2万元），邵燕、余洪彬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对余洪彬是否于当日另行向邵燕以现金方式归还剩余借款27万元的事实各执一词。余洪彬抗辩，其于2017年4月11日分两次支付给邵燕现金1万元和27万元，余洪彬在交付给邵燕1万元后，由邵燕出具收条，除收条落款部分的签字捺印、身份证号码、时间等系邵燕所为，其余收条内容均系余洪彬所写，且系一次性形成，未经涂改；余洪彬在收条书写完毕后，当日又以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的方式取得贷款27万元，后又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邵燕并取得收条，故借款已经全部清偿完毕。本院认为，审查余洪彬提供的收条内容，该收条关于4月11日当日又归还27万元的表述并不明确。况且，截止2017年4月11日，余洪彬尚欠邵燕欠款金额28万元，邵燕在仅收取1万元还款的情况下就出具“欠款还清”的收条，显然有违常理。再则，案涉收条主文内容均系余洪彬书写，且该收条由余洪彬保存、持有，收条内容亦含糊不清，故该收条缺乏证明效力，不能据此证明余洪彬已经清偿全部欠款。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基于双方的自愿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测谎测试，并结合该心理测试分析意见书及其他在案证据，未采纳余洪彬的抗辩意见，该处理符合本案事实。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已经清偿完毕，故余洪彬应继续履行还款义务。 综上，余洪彬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30元，由上诉人余洪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丽 审判员  陈剑 审判员  赵魁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方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