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园商初字第02235号原告苏州郭氏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珠江南路378号。法定代表人琚群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国亮，江苏卓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坡，江苏卓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台华纸业包装（苏州）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金陵东路151号。法定代表人吴忠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谈海圣，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陆倩，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郭氏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郭氏公司”）与被告台华纸业包装（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华公司”）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婕独任审判，于2015年2015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原告法定代表人琚群群、委托代理人李国亮、被告委托代理人谈海圣、陆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氏公司诉称：原被告分别于2012年12月18日、2013年12月24日、2014年6月6日先后签订《货物运输合同》三份。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运输费用、费用结算、责任处罚等条款。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被告的指令及合同约定圆满履行了义务，从2012年12月份开始至2015年5月25日止（双方于2015年5月25日终止了合同）先后完成了3401442.92元运费的货物运输量，并向被告开具了《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至2015年6月30日止，被告共支付运费2838118.57元，尚欠563324.35元。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立即支付运费563324.35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台华公司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三份货物运输合同，在合同期限内，被告应付运输费2942850.015元，被告已经实际支付2838118.57元，原告诉请563324.35元的运费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原告应当提供相应的送货单，以及双方的费用结算明细来予以证明。原告出具的发票并不当然的证明原告提供了相应的运输服务。原告曾受案外人吴某、王某的委托，代开了26张发票。在原告开具的给被告的发票中有一张金额是116998.93元，这其中就包含了给吴某、王某代开的14500元，此外的97498.93元是实际发生的运费。另外发票中有3张金额为14500元的，13张金额为13775元的，8张金额为13085元，1张金额为12395元，这些发票都是王某、吴某委托原告代开的，上述发票金额为354150元，原告并未提供相应的运输服务，是吴某、王某另外将车辆出租给被告，而提供的服务，被告已经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吴某、王某。被告在2013年7月给员工发放辛劳奖，金额为104442.91元，曾经请原告代开了4张发票，金额分别为24644.73元、26054.6元、26110.73元、27632.85元，上述金额原告也没有提供相应运输服务。上述开具发票但是没有提供服务的金额为458592.91元。综上，请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2012年12月18日、2013年12月24日、2014年6月6日先后和被告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三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运输服务合同关系；2、被告于2015年5月19日向原告发出的通知书，提前终止合同，以及原被告于2015年5月25日双方解约协议书，证明合同期限履行到2015年5月25日终止；3、原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明原告有道路运输经营的资质；4、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应收款的明细账，证明至2013年底被告尚欠317243.54元，累计至2014年底欠477618.41元，累计至2015年6月底欠563324.35元；5、银行回单，证明从2013年3月20日至2015年5月，原告共收到被告货款累计2838118.57元；6、原告在2013年2月4日至2015年6月15日按被告要求向被告开具的货物运输费增值税专用发票58张，合计金额为3401442.92元，都是根据原告运输工作量向吴中区国家税务局货运第十代开点、第九代开点以及第十一代开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原告完成了被告要求的运输量，这些运输量产生的金额3401442.92元。被告就原告提供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三份合同第一款均明确的双方应签订送货单作为运输费结算的凭据；2、对于被告于2015年5月19日向原告发出的通知书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正是按照该货物合同的约定提前通知并与原告达成解约协议书，被告要求向原告支付尚欠的10余万元的运输费；3、对于原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真实性不持异议；4、对于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应收款的明细账，真实性持有异议，是原告单方制作，没有得到被告确认，不予认可；5、对于银行回单真实性没异议，被告实际向原告支付2838118.57元；6、对于货物运输费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上述发票不能证明原告提供了相应的运输量，在上述发票中，有26张存在原告代开发票的情况，未提供相应的运输服务，代开发票的金额为458592.91元。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2013年度运费结算表及发票，期限是2013年2月4日至2013年12月25日，实际发生的运费是1164841.83元，证明被告应付原告运费1164841.83元；2014年度运费结算表及发票，期限是2014年1月22日至2014年12月26日，实际发生的运费是1151635.525元，证明被告应付原告运费1151635.525元；2015年度运费结算表及发票，期限是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6月15日，实际发生的运费是626372.66元，证明被告应付原告运费626372.66元，三年的运费结算表及发票证明被告应付原告运输费合计为2942850.015元，是原告实际发生的运输量；2、2013年6月份、7月份及2015年3、4、5月份的送货单一组，证明原告实际发生的相应月份的运输量与被告所提供的运输费结算表等记账凭证相一致；3、两份租车的合约以及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分别是在2010年9月1日与吴某、王某签订的承租车辆合约书，车牌号码为苏E×××××、苏E×××××，约定2010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吴某的月租金是7000元，王某的月租金是7500元，两人相加每月租金为14500元；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两人相加每月租金为13775元，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两人相加每月租金为13085元，证明2013年6月份开始，两人的租金委托原告代开发票，代开发票金额和两人实际的租金金额一致；4、记账凭证一组，是被告自2013年6月份至2015年6月15日支付给吴某、王某总共354150元的凭证，每月的凭证是由发票和费用报销单构成，费用报销单和发票一致，只有2013年6月14日发票是116998.93元，费用报销单显示为14500元，差额97498.93元即为原告当月的实际运输费用，其他的都是一致的，被告支付给王某、吴某是现金方式支付的，费用报销单上领款人处有两人的签名；5、通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案外人吴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琚群群的通话记录，双方使用集团短号进行沟通的，琚群群承认吴某、王某请原告代开发票，现在原告向被告索要多开发票的款项系原告公司目前实际承包人王松波主张；微信聊天记录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琚群群与被告会计张金花的微信往来（微信名称：双面佳人），微信中其中一项内容是确认代开发票的金额是13085元，证明了实际存在原告代开发票的事实；6、被告发放辛劳奖记账凭证以及发放奖金的明细表，上面均有相应的员工的签名，签收的总金额与发票金额完全一致，证明被告委托原告代开4张发票104442.91元，原告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7、证人吴某、王某出庭作证，证明委托原告就租车费用代开发票。原告就被告提供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结算表没有原告的签字或者盖章，是被告自行制定的，和本案无实质关系，也无法确定其真实性；2、送货单上无原告方的人员签字或单位盖章，故对于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退一步讲即使该送货单是真实的，上面也没有标注具体的运输费金额；再退一步讲，即使送货单真实，也有相应的运输费，那么也无法证明是原告所有的运输量；送货单相互之间不一致，有的是白联，有的是留的蓝色的一联，有的留的是红色的一联，更无法证明被告所说的证明目的；即使这些送货单是真实的，被告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证据；3、对于两份租车的合约以及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有理由怀疑该组证据为事后补签，为了对应被告的账目；该两份合同的出租方皆为本案利害关系人，故无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未收到两利害关系人代开发票的委托，故该组合同与本案无关；4、对于记账凭证，发票真实性无异议，报销单及记账凭证属于被告内部的账目，真实性有异议；5、对于通话记录，吴某一直在诱导琚群群承认原告向吴某代开过发票，显示不出琚群群承认吴某所述代开发票的事实；对于微信记录，内容时间不连贯，即使内容真实，琚群群也从来没承认过代开发票的事实；6、对于被告发放辛劳奖记账凭证以及发放奖金的明细表，真实性不予认可，和本案没有实质关系，被告没有将原告的运输费支付给原告，而是支付给了本案的利害关系人，系作假帐以及用合法票据来进行单位的非法交易的行为；7、对于证人吴某、王某的证言不予认可，两人均系利害关系人，被告将应支付原告的运输费支付给利害关系人。经审理查明：原告郭氏公司（乙方）与被告台华公司（甲方）分别于2012年12月18日、2013年12月24日、2014年6月6日先后签订《货物运输合同》三份，合同有效期分别为自2012年12月26日起至2013年12月25日止、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14年6月25日止、2014年6月26日起至2015年6月25日止，三份合同内容一致，均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运输货物，运输方式为汽车公路运输，具体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价值、到货地点、收货人、运输期限等事项，由甲、乙双方另签订送货单等单据确定，所签送货单等单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运费在次月5日前由乙方提供相关正规、合法的货物运输发票等单据后，经甲方审核无误后于下月20日前结清付给乙方，若乙方延迟送交货物运输发票等单据时间，则相应的运输货款延迟付款。郭氏公司法定代表人琚群群在乙方代表人处签名，并加盖郭氏公司公章。2015年5月19日，台华公司向郭氏公司发出通知，告知合同于2015年6月25日到期不再续约，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5月25日签订解除协议书，约定于2015年5月25日提前终止合同。郭氏公司于2013年2月至2015年6月期间向台华公司开具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58张，合计金额为3401442.9元。郭氏公司称上述金额均为实际发生的运输费用，但不能提供相应的送货单，对此郭氏公司称已将有关货运送货单全部交给台华公司，由台华公司进行核算，然后将送货信息发给郭氏公司，郭氏公司根据台华公司核算金额开具增值税发票。根据郭氏公司提供的应收款明细账，截至2013年底台华公司结欠郭氏公司运费317243.54元，累计截至2014年底结欠郭氏公司477618.41元，累计截至2015年6月底结欠郭氏公司563324.35元。台华公司称上述发票金额中基于郭氏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产生的运费为2942850.015元，均有送货单据，台华公司就此提供送货单；关于其他发票金额458592.905元，系吴某、王某向台华公司出租车辆，台华公司向两人支付租车费用，吴某、王某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故委托郭氏公司代开发票，并非实际发生的运输费用。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台华公司实际支付郭氏公司运输费用2838118.57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原告举证的货物运输合同、应收账款明细账、银行收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举证的送货单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当庭质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就其运费主张提供其向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既是一般纳税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业凭证，也是记载该专用发票开具方应纳税额和受票方抵扣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原告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与上述发票金额相符的货物运输义务，但被告不予认可，被告提供送货凭证证明根据实际送货上述发票中其应付运输费为2942850.015元，对于其余发票金额，被告称系由原告为他人向被告代开增值税发票。原告就其余发票金额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实际履行了相应货物运输义务，故根据被告陈述及增值税发票，可以认定应付运费为2942850.015元，被告已支付原告2838118.57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运输费104731.45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台华纸业包装（苏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苏州郭氏货运有限公司运费104731.45元；二、驳回原告苏州郭氏货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17元，由原告苏州郭氏货运有限公司负担3840元，被告台华纸业包装（苏州）有限公司负担877元，被告负担之款项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向原告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帐号：10×××76。审判员 吴 婕二〇一五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顾大庆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