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阿左民一初字第56号原告王国瑶，系吉兰太镇瑙干勃日格嘎查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被告李东文，系阿拉善盟老干部局退休职工，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被告王多龙，男，其他身份情况不明。被告刘正义，男，其他身份情况不明。被告刘新丽，女，其他身份情况不明。原告王国瑶诉被告李东文、王多龙、刘正义、刘新丽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国瑶与被告李东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王多龙、刘正义、刘新丽因下落不明，本院经法定程序公告送达了应诉材料及开庭传票，被告王多龙、刘正义、刘新丽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国���诉称，2001年6月26日，王多龙、李东文、刘正义、刘新丽四被告在阿拉善盟工商局注册了阿拉善盟聚伦种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王多龙占股33.33%,李东文占股50%，刘正义、刘新丽各占8.33%。2002年春，该公司与原告签订220亩地的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当年年底，因玉米种子销路、价格等原因，王多龙等人逃之夭夭，原告到其办公地点寻找，早已人去楼空。原告不得已将该公司告上法庭。2004年2月10日，阿左旗人民法院判决该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188.10元，但在执行中发现该公司已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王多龙下落不明，阿左旗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经法院和检察机关查证，阿盟聚伦公司在注册时一没有验资报告，二没有种子经营许可证，三无一分钱注册资金，其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后，也没有组织清算，是名符其实的皮包��司。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数额不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3万元），其余部分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未按规定缴纳出资的，除了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还规定了民事赔偿优先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主要文件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综上，被告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未足额缴纳注册资本、未组织清算，其行为有重大过错，侵犯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应司法解释，对公司债务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王多龙、刘正义、刘新丽等人已逃走，被告李东文应赔偿我全部经济损失100188.10元。被告李东文辩称，一、原告所诉100188.10元经济损失与本人毫无关系，原告也无因本人的过错造成其经济损失的任何证据。原告的起诉属于十足的诬赖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二、原告就此诉求数年来缠诉不休，多次变换案由，又多次自行撤诉，其行为不仅损害了本人声誉，也干扰了两级法院特别是阿左旗法院正常高效的工作效率和严谨务实的审判程序，建议法院依法对其进行训诫。三、原告诉状中引用了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规定作为其诉讼的法律依据。殊不知该项规定的文号是法释（2008）6号，其中规定的施行时间是2008年5月19日。而原告自述的与王多龙签订非法制种合同的时间是2002年春，再退一步讲，原告第一次提起诉讼后，阿左旗法院作出（2003）阿左民一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书的时间是2004年2月1日，当时最高法院并未出台此项规定，因此最高法院解释的溯及力仅限于2008年5月19日以后审理的案件。对原告经判决定论的所谓诉求，依据该司法解释，并无溯及力，因此，最高法院该项规定不能成为原告诉讼的法律依据。原告诉状中引以为据的还有《公司法》、《民法通则》等等，给人一种处处依法有据的感觉，而对自己与他人签订的非法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则闭口不谈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更不谈及种子生产的许可制度，自己有无生产种子许可证？不���任何解释，而对于违反《种子法》的违法行为，则做了最巧妙的掩饰，更为荒唐的是原告诉状多次引用其他法律规定作为诉讼依据，就是不引用《种子法》作为“合同”合法的依据，其本意不是不想引用《种子法》，而是故意不用，因为一旦引用了《种子法》，原告的违法行为将暴露无遗，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再次我告诉原告，抛开《种子法》，本案将永远得不到公正判决。四、原告诉称与聚伦公司“签订了220亩地的玉米种子生产合同”，答辩人首先申明对此一无所知，这是王多龙的个人行为，收入也好、损失也罢，均应由王多龙和原告承担。其次，原告是否经有关职能部门许可生产玉米种子，也请法庭审查确认。按照《种子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主要农作物的商品种子生产实行许可制度。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生产地所在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政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第二十二条规定，种子生产许可证应当注明生产种子的品种、地点和有效期限等项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证或者未按照生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种子。”由原告等人与王多龙签订的《玉米种子合同》第4条可以看到，王国瑶等人生产的是杂交玉米种子，因此，原告必须按《种子法》规定，取得自治区政府农业行政部门核发的载明生产种子品种、地点和有效期限的《种子生产许可证》，否则，其生产种子的行为就是违法行为。对此，请法庭当庭验证，查看原告是否在与王多龙签订生产玉米种子合同的一年内（即2002年3月至2003年3月26日）具有生产许可证。原告如能出示《种子法》规定的生产许可证，则与王多龙订立的生产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反之，该合同则是无效合同。无效合同从签订之日起就不受��律保护，而非法生产种子，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刑事法律的惩处，这是我国法律早有明确规定的，对此，请求法庭严格依法审查，分清法律责任，公正判决此案。五、原告第二项诉求以“该公司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在法定期限内进行清算”为由，臆造“四被告应互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理由，想要达到将所谓“赔偿责任”强加于本人的目的。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明确规定：，“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从原告诉状可以看出，原告对《公司法》的研究费尽心机。唯独不以该条款为依据申请清算。特别是（2011）阿左民一初字第846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原告申请撤诉的理由就是为了清算，原告为何不依法申请清算呢？而原告从10多年前就同一诉求展开的多次诉讼为何不依据《公司法》第188条呢？十多年来，原告出尔反尔，今天依据《合同法》，明天引用《公司法》，后天适用《民法通则》，就是不依据《种子法》，进行无理缠诉，牵着一、二审法庭开庭—判决—裁定。却总是满足不了原告的非法诉求，既损害了他人形象，也有损于法院的审判尊严。因此，原告的第二项诉求不仅无理，更不适合《公司法》的规定，应当依法驳回。六、所谓的“连带责任”，就本案而言，原告只就原阿盟聚伦种子公司组成后的占股比例作了描述，而对《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与义务则无任何证明依据。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规定指的是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才承担连带责任，而不是凭公司成员或股东的占股比例承担连���责任，也就是股东滥用了公司法人的独立地位或者滥用了股东有限责任其中一项就构成承担连带责任的要件，否则，就《公司法》规定的连带责任无从谈起。本人虽然在原聚伦公司以土地入股占有比例，但从和其他成员或股东达成意向时起，从未做过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滥用股东有限责任的任何事情，包括签订合同及经济往来，甚至没有在聚伦公司开过会，也未担当过任何职务。何来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和责任呢？原告的诉状及今天的庭审中并未就此举出任何证据。答辩人认为，《公司法》所规定的“债务”和“债权”人利益，指的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合法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债务和债权人利益，属于《公司法》保护对象。而原告受非法利益驱使，竟然置《种子法》及相关规定于不顾，在无任何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许可的情况下与他人订立非法合同��非法生产玉米种子并以合法制种价格罗列其所谓“经济损失”，严重破坏了国家关于种子生产许可制度，干扰了国家《种子法》的正确实施，干扰了当地正常的经济秩序。对于原告制假贩假的不法行为，提请法庭移交工商部门予以严厉打击，切实保护种子生产依法进行。原告为了实现“连带责任”，将《民法通则》第130条引以为据，那么对该条规定的“共同侵权”又该作何解释？原告所诉的非法玉米种子的“合同”是王多龙一人与之签订的，与答辩人无任何关联，更没有共同侵权事实，如会议记录、录音录像、证人证言、委托书之类证据能够证明王多龙与答辩人就非法经营生产玉米种子有共同行为，原告无一证据证明，何来“连带责任”可谈，对于原告曲解法律、歪曲事实，主观臆造的所谓“连带责任”之无理诉求，请法庭依法驳回。七、本案案由的设定不符合《公司法》规定，也无《民法通则》依据，更不适合本案客观事实。所谓“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按照《公司法》规定必须以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为前提条件，也就是构成要件，否则，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责任无法成立，而且按照《公司法》规定，损害还必须达到严重，方才达到立案条件。反之，一般损害，轻微损害，人民法院是不能立案处理的。就本案而言，答辩人从未滥用过原聚伦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从签订非法生产玉米种子合同到非法制种，都是由原告和王多龙合谋形成的，当然原告的制种行为本身违反了《种子法》规定，以此客观事实审定案由应当以种子合同纠纷立案，而不能以原告意旨，时而以合同纠纷立案，时而又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立案。因为本案事实既不属于《公司法》调整对象，也不属于《民法通则》第130条规范范围，正确的案由应当是原告与王多龙之间的种子合同纠纷，以此案由立案审理，本案矛盾将迎刃而解。答辩人以此作为向法庭提出的真诚建议并结束发言。经审理查明，2001年6月26日，李东文、王多龙、刘正义、刘新丽合伙发起成立“阿拉善盟聚伦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聚伦公司），并制定了公司章程。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其中王多龙出资100万元，刘正义出资25万元，李东文出资150万元，刘新丽出资25万元”。同日，以聚伦公司的名义向阿拉善盟工商局提交成立公司申请，企业登记注册资金来源证明，委托书，企业法人申请报告等材料。2002年3月，阿盟工商局审核后同意办理注册登记。2002年3月26日，聚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多龙为发展玉米制种基地，与原告签订了“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双方在合同中对有关制种技术规程、质量标准、种植规模数量、制种后的收购及价格、付款方式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大规模种植。2002年秋收后，经原告多次催收但聚伦公司未予收购。原告于2003年以聚伦公司、阿拉善盟价格认证中心、阿拉善盟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被告诉至本院，要求三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2004年2月10日，本院依法作出（2003）阿左民一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由被告聚伦公司赔偿原告王国瑶各项损失100188.10元。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本院执行，聚伦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判决内容未能履行。2004年7月15日，原告等八人以阿拉善盟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行为属违法行为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被告违法登记行为已构成行政违法，并要求被告按（2003）阿左民一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赔偿数额赔偿损失。本院于2004年10月8日���法作出（2004）阿左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等八人的诉讼请求。原告等八人不服本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上诉，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8日依法作出（2004）阿行终字第12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魏忠红、李大章不服终审判决向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在申诉期间，经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调解，双方同意按（2003）阿左民一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赔偿数额100188.10元的60%进行补偿。2010年6月10日，原告、魏忠红、李大章领到补偿款后撤诉。在对（2003）阿左民一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到阿盟工商局调取了被执行人的工商登记注册档案，并查询了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阿盟工商局于2010年7月1日出示证明一份“证明在阿盟工商局登记注册的阿拉善盟聚伦种子有限责任公司已被依法吊销”。公司无办公场所及财产，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几位股东在公司被吊销之前已下落不明，本案无法执行。本院于2010年7月2日作出（2010）阿执字第288号民事裁定，对（2003）阿左民一初字第498号案件的执行案件终结执行。原告于2010年11月2日诉至本院，要求股东李东文承担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的50%即50094.05元，并要求李东文承担原告所有经济损失的连带责任。本院于2011年3月16日作出（2010）阿左民一初字第1732号民事判决，判令李东文支付原告经济损失50094.05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李东文不服提出上诉，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8日作出（2011）阿民一终字第145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0）阿左民一初字第173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该案发回重审后，因原告申请清算而撤诉。后因聚伦公司无法清算，原告于2013年6月26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股东李东文、王多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4年3月28日，原告以诉讼请求设置不当申请撤诉，本院依法准许原告撤诉。现原告以聚伦公司所有股东为被告，于2014年4月21日诉至本院，诉求依法判令四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0188.10元，并由四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2003）阿左民一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书、（2004）阿左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2004）阿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2010）阿执字第288号民事裁定书、撤诉申请、领条、（2010）阿左民一初字第1732号民事判决书、（2011）阿民一终字第145号民事裁定书、清算申请书、（2011）阿左民一初字第846号民事裁定书、（2013）阿左民一初字第1146号民事裁定书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通过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存在如下争议焦点，一是本案各被告是否应对公��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是本案中的债务应如何确定。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公司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清算义务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公司解散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第18条第2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被告于2002年合伙发起成立聚伦公司，并经工商部门审核后注册登记。经本院（2003）阿左民一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认定，聚伦公司应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为100188.10元。原告向本院申请执行，聚伦公司已被工商部门吊销，且无办公场所及财产可供执行，本院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现公司除被告李东文外法定代表人及其他股东均下落不明，公司也未存留帐册及重要文件。聚伦公司在解散几年后未进行清算，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怠于履行依法及时启动清算程序进行清算的义务，亦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义务，致使无法清算。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辩称，原告通过行政诉讼要求阿拉善盟工商局赔偿其（2003）阿左民一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各项损失100188.10元，在申诉过程中，经内蒙古高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阿盟工商局按其损失的60%即60200元补偿原告后，原告撤诉，应当视为其对其他权利的放弃；再者根据民事诉讼一事不二理的原则，原告无权再行主张赔偿。对此本院认为，各被告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无法清算，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因原告所主张的损失又通过行政诉讼获得了部分补偿，该项补偿与本案原告所主张的由被告对公司债务所负有的清偿责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其获得赔偿的额度应以其实际损失为限。各被告应以其实际出资比例来确定其承担公司债务的比例，并相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多龙、李东文、刘正义、刘新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国瑶清偿损失共计39988.10元，即王多龙清偿13329.37元，李东文清偿19994.05元，刘正义、刘新丽各清偿3332.34元。被告王多龙、李东文、刘正义、刘新丽对各自的债务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3.76元，公告费840元，由被告王多龙、李东文、刘正义、刘新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塔    娜人民陪审员 ���胡东德人民陪审员 潘  多  明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罗  小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