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奚强，男，汉族，1966年5月13日出生。委托代理人：王翔，武汉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方义，武汉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绪建，男，汉族，1963年7月1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陈强，湖北思敏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南湖大道86号。法定代表人：张绪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强，湖北思敏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奚强为与被上诉人张绪建、原审第三人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鄂武东开民二初字第00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奚强的委托代理人王翔、方义，被上诉人张绪建及原审第三人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陈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06年7月25日，张绪建、张绪清、赵宁作为甲方，武汉市保立化学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保立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技术合作协议》，约定由甲方提供资金，乙方提供“高性能混凝土减水剂”技术项目，共同组建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格瑞林公司）。甲乙双方合作的技术项目为“高性能混凝土减水剂”的技术科研理论成果以及该科研成果的生产工艺技术，甲方出资150万元购买上述技术项目，并与乙方共同组建研发技术产���基地，成立格瑞林公司。格瑞林公司由甲乙双方共同发起，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甲方以现金出资350万元，乙方以现金出资150万元。筹建期间，甲方负责该公司的场地、人员、设备及所需资金的投入、区域市场管理，乙方负责提供生产技术及相关人员的培训、技术指导等。新成立的公司从企业发展基金中，每年拿出3-5%销售额的资金给乙方使用，由乙方不断为新公司提供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公司注册成立后，乙方将“高性能混凝土减水剂”技术项目相关的技术资料正式移交公司，实施公司生产资料保有性管理。技术合作协议签订后，保立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保立公司与张绪建、张绪清、赵宁合作组建格瑞林公司，为操作方便，特委派赵红梅为保立公司代表作为组建公司的股东，赵红梅在新建公司的所有责、权、利等由保立公司承担。2006年8月25日，格瑞林公��在工商局登记注册成立。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绪建。根据格瑞林公司章程的约定，张绪建、赵红梅、张绪清、赵宁等四名发起人分别以货币方式出资275万元、150万元、50万元、25万元，分别认购股份275万股、150万股、50万股、25万股，持股比例分别为55%、30%、10%、5%。其中赵红梅系技术出资，赵红梅名下的150万元是由张绪建、张绪清、赵宁3名发起人分摊，代赵红梅完成150万元的出资。2007年5月23日，格瑞林公司股东变更为：张绪建、赵红梅、张绪清、王琼，持股比例分别为55%、30%、10%、5%。2008年9月5日，张绪建将其持有的武汉博新涂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博新公司）56.248%的股份作价评估555万元转让给格瑞林公司，以作为其二期出资。同日，赵红梅将其从张绪建处受让的博新公司41.552%的股份作价评估410万元转让给格瑞林公���，以作为其二期出资。2008年9月8日，格瑞林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实收资本和注册资本均由50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为：张绪建41.5%；赵红梅28%；张绪清3%；王琼7%；黄靖烈1%；黄埔汪学5%；黄毅l2.5%；张辉涛2%。2008年9月8日，奚强与赵红梅签署一份委托持股协议，约定奚强持有在格瑞林公司首期出资150万股登记在赵红梅名下。格瑞林公司增资时，奚强委托赵红梅收购张绪建持有的博新公司41.552%的股份，用于格瑞林公司增资认购格瑞林公司410万股股份。奚强共计持有格瑞林公司560万股股份，赵红梅作为奚强的名义持有人，股东权益均由奚强享有。至此，奚强持有格瑞林公司560万股，持股比例28%。张绪建持有格瑞林公司830万股，持股比例为41.5%。2011年8月12日，奚强与张绪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奚强将现持有的格瑞林公司560万股股份中��460万股按每股3.6元的价格转让给张绪建，股份转让款总计1656万元，需扣除张绪建为奚强代垫的股份认购款本息及奚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1196万元×20%）等款项，合计金额756万元，实际应付奚强900万元。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奚强即放弃其所转让股份所产生的一切权利及收益，同时张绪建即享有其受让股份所对应的股东权益并承担相应义务。2011年8月13日，奚强出具承诺函承诺其已将拥有的460万元股股份转让给张绪建，本人知悉格瑞林公司拟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本人确认对上述转让股份不再拥有任何权利，不就上述股份对格瑞林公司、张绪建及其他股东提出任何权利要求。同日，奚强出具扣款确认书，确认上述460万股股份转让款需扣除张绪建代垫的股份认股款本息及扣除本人应缴的个人所得税，实际应付900万元。2011年8月15日，奚强签订一份确认函，确���其委托赵红梅于2008年9月1日收购张绪建博新公司股权时应支付张绪建转让金410万元。并补充确认如果2011年8月12日的股份转让合同有效，该确认函有效，如果2011年8月12日的股份转让合同无效，该确认函无效。2011年8月18日，张绪建支付给奚强股份转让款900万元，奚强为此出具了收条。2011年10月30日，奚强向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申请股权变更登记，申请将其在格瑞林公司的460万股股权变更登记到张绪建名下。原审法院另查明：1、保立公司于2006年1月16日成立，设立时的股东为奚强、赵红梅、张宏桥，该公司于2009年9月19日决议解散，停止经营活动。2、保立公司现已注销，注销时的股东为奚强和曾国方，曾国方和张宏桥未对奚强持有保立公司在格瑞林公司的技术股份提出权属异议。3、2007年11月20日，张绪建和奚强签订借款合同，由张绪建向奚强借款410万元，���借款合同奚强未支付对价。奚强起诉请求判令：张绪建偿还其516.8万元欠款及利息876389.44元（暂计至2013年7月20日，利随本清）；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张绪建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奚强、张绪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协议。奚强、张绪建均应当按照协议的内容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奚强认为股权转让款不应当扣除代垫股份款410万元及利息108.6万元，但奚强在转让协议中已确认上述款项应当在转让款中予以扣除。转让协议签订的当日，奚强就扣款事宜另行出具扣款确认书，确认股权转让款需扣除张绪建代垫的购股款410万及利息108.6万元。扣款确认书签订的第3日，奚强又出具扣款确认函，确认其应支付给张绪建上述扣款，并申明扣款确认函随股份转让协议有效而有效，随股份转让协议无效而无���。奚强三次书面确认股权转让款应当扣除上述款项，即使上述款项是张绪建应当为奚强垫付的款项，也是奚强自由处分其权利的行为。奚强认为其是受到欺诈和胁迫才签订的上述转让协议和扣款确认书，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现奚强未提供其受到欺诈和胁迫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奚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奚强要求张绪建返还516.8万元欠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奚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111元，由奚强负担。上诉人奚强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裁定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其上诉的事实和理由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代垫股份认购款的事实。上诉人拥有格瑞林公司的股权体现为技术成果转让，转让的对价体现为各股东分摊上诉人的出资款，故上诉人的出资义务已转移至各分摊股东。被上诉人在第二次分摊中应向格瑞林公司支付410万元作为上诉人的出资款，而非其代上诉人垫付出资款。一审法院遗漏了上诉人（代持股东赵红梅）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410万元借条的事实，该事实表明，被上诉人作为博新公司股权转让方债权人，又作为借条的债务人，在形式上使债权债务因同归一人而消灭，从另一��角度来说，被上诉人应向格瑞林公司履行出资义务，而非上诉人，被上诉人通过向上诉人转让股权，又指示上诉人将受让股权向格瑞林公司出资，其本意是认可借条的存在，为达到消灭该债权而借用支付股权转让的形式而采取的手段，双方均非真实交易行为。从借条到股权转让，在形式上完成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债权债务的消灭。一审中，被上诉人声称代垫出资款的事实并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明确指明应扣除的前提为“甲方代垫的股份认购款”，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是否存在代垫款项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自由处分不属于代垫款的41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2、上诉人出具的确认函的内容违背社会常识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委托赵红梅收购博新公司41.552%股权的转让价款为207.76万元，而数日后的评估报告评估该股权为410万元，在评估报告未作出之前，依常理，上���人不可能知道该股权的评估价格为410万元，且对于博新公司的同一股份也不可能出现二种不同的转让价款。并且先转让后评估，评估价格却大大高于转让价格，不仅违背股权转让的常理，而且违反真实交易的程序。一审未就上述不合理事实予以查明，也未采纳上诉人主张其受欺骗而签字及确认函不真实的辩解，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违背一般常识足以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依据证据规则应由提供证据方的被上诉人进一步举证确认函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只在形式上简单推断双方的真实意思，认定证据的依据不足。3、扣款确认书中并无支付利息的约定，被上诉人无权扣除108.6万元的利息。4、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曾举证多次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且在被上诉人认可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愿处分权利，无事实依据且违背公平原则。5、被上诉人的代理律师在明知与上诉人存在利益冲突的案件中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参加本案一审诉讼，利用在办理上诉人股权转让法律事务知悉的上诉人商业秘密在一审中干扰法院正确审理，损害上诉人的实体利益。被上诉人张绪建答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股份转让合同及附件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多次确认转让价款中应当扣除代垫款和利息。2、被上诉人用博新公司股权为上诉人代垫认股款410万元是事实，双方2007年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上诉人也未实际支付对价。3、上诉人在整个股权转让过程中完全知悉相关情况，不存在所谓违背社会常识及被欺骗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仅是口头主张权利，没有提供合法的、有关联的证据，被上诉人没有认可其主张。4、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无利益冲突，且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一审代理律师知悉其商业秘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查，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经当事人申请，本院给予双方一定的调解期限，因双方差距过大，调解未成。本院认为：奚强与张绪建之间为转让格瑞林公司460万股股权，协商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股份转让款总计1656万元，需扣除张绪建为奚强代垫的股份认购款本息及奚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1196万元×20%）等款项，合计金额756万元，实际应付奚强900万元”，奚强上诉主张该协议的内容不真实，不存在协议中载明的张绪建为其代垫的股份认购款410万元的事实，其是受到欺诈才在该协议上签字。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奚强与张绪建均为格瑞林公司的股东，二人对于2008年分别以博新公司的股权作为自己向格瑞林公司二次增资的过程均为明知，双方于2011年8月12日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仍然作出了在股份转让总款项1656万元中扣除张绪建为奚强代垫的股份认购款本息的约定，奚强还为此出具扣款确认书，确认张绪建实际应付其900万元，并于同月18日收取了张绪建支付的该900万元款项；此后，奚强又于2011年10月30日向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申请将其在格瑞林公司的460万股股权变更登记到张绪建名下。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奚强、张绪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另外，奚强认为其是受到欺诈和胁迫才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和扣款确认书，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以及奚强书面确认股份转让款中应当扣除上述协议约定的代垫款项系其自由处分其权利的行为，该认定并无不当。奚强的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要求张绪建返还欠款516.8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张绪建与格瑞林公司对于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标的不存在利益冲突，双方共同委托同一代理人参加诉讼，并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奚强也无证据证明该代理人损害其实体利益，对奚强的第5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并无应予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故对奚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奚强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111元，由上诉人奚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义林审判员  周 靖审判员  胡怡江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孙 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