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421民初255号 原告：邓仕川，男，1967年9月2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扶绥县。 原告：黄炳才，男，1975年8月4日出生，壮族，自由职业，住广西扶绥县。 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俏龙，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元安，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李陈贰，男，1957年6月3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扶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陈洋，男，1960年7月15日出生，壮族，扶绥县妇幼保健院医师，住广西扶绥县。 被告：何文深，男，1959年11月4日出生，壮族，扶绥县审计局退休干部，住广西扶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泽明，广西广天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悦佟,广西广天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施家献，男，1968年10月23日出生，壮族，扶绥县水厂职工，住广西扶绥县。 原告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诉被告何文深、施家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4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邓仕川、黄炳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俏龙、吴元安，李陈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陈洋，何文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泽明、史悦佟，施家献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何文深申报的200万元、施家献申报的160万元为虚假出资；2、依法确认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对何文深、施家献的除名决定已经生效。事实与理由：2014年8月19日案外人方桂涛投资兴办的隆安县那桐镇方村龙洛方桂涛采石场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为了尽快开展业务，方桂涛寻找投资合作伙伴。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何文深、施家献知道此事后，商量决定每人按均等比例投资并由何文深、施家献出面代表就合作具体的相关事宜与方桂涛进行洽谈，并于2014年9月18日与采石场经营人方桂涛、方候正达成一致协议并签订了《石山开采承包合同书》。随后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何文深、施家献共同聘用李陈洋掌管合伙企业的财务。为了明确各合伙人的职责，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何文深、施家献于2015年8月9日签订了《合作经营采石场协议书》，对出资形式、比例、时间以及合作经营管理均进行了明确约定。但在经营的过程中，随着各项支出的不断扩大，合伙企业的周转资金已明显不足，需要追加新的投入资金。2017年3月初，开始对各合伙人先前的资金投入情况进行统计核算，发现何文深、施家献申报用入投资款项中有360万元（其中何文深200万元、施家献160万元）资金用途不明，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要求何文深、施家献说明上述投资款项的用途以及支出的具体时间，何文深声称其申报200万元投资款用入采石场办证，施家献声称其申报的160万元投资款有的用入采石场办证费用，有的用入其他开支。何文深、施家献为了证明其投资款的真实性，2017年3月10日、2017年3月12日何文深、施家献分别立下书面的承诺书，如其投资款存在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与此同时，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要求何文深、施家献提供上述投资款支出的具体明细及相关凭证，但他们迟迟没有提供相关资料。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向方桂涛、方候正求证得知，采石场的所有证件均是他二人亲自办理，办理证件所交费用都是正常缴费，在办理证件和转包过程中没有收受任何个人或组织的任何附加费用。由此足以证明，何文深、施家献申报的360万元投资款是虚假的。何文深、施家献的上述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合伙企业及其他合作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双方签订的《石山开采承包合同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一致决定对何文深、施家献予以除名。但何文深、施家献拒绝在除名决定书上签名，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于2017年12月18日再次通过邮政快递及手机短信的方式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何文深、施家献在收到除名通知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起诉讼，故除名决定已生效。 何文深、施家献辩称，一、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诉请将何文深、施家献除名无法律根据。隆安县那桐镇方村龙洛山采石场是案外人方桂涛的个人独资企业，不是合伙企业。双方所签订的《合作经营采石场协议书》只是何文深、施家献通过与案外人方桂涛、方候正签订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开采承包权项目进行合作经营的约定，并未另行成立合伙企业也无合伙之约定。故各方之间不存在合伙企业法律关系，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调整的范围之内。各原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除名规定是错误的，对非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合作一方诉请除名无法律根据。二、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诉请将何文深、施家献除名无合同依据。根据《合作经营采石场协议书》并无“除名”之约定。对于不能按时投入合作资金的，也仅是约定“按不足部分数的1比1比例，倒扣其原来的投资数和股份”。何况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也无证据证明其已按股份比例出资，根本无权倒扣他人的投资数和股份，更毋论“除名”他人了。综上，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的诉讼请求无法律根据及合同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有：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石山开采承包合同书》、《合作经营采石场协议书》、授权委托书、何文深、施家献的承诺书、方桂涛、方候正的声明、（2017）桂1421民初957号案法庭笔录，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提供的：四笔农业银行转账凭证拟证实何文深未实际出资，何文深、施家献认为只能证明李陈洋的出资情况，不能证实何文深、施家献虚假出资；《合伙人决议》、《除名通知书》、EMS（单号1071085926525）底单和发票、快递查询回单、手机短信截图、EMS（单号1071085928825）底单和发票、快递查询回单、手机短信截图拟证实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依法作出合伙人决议和通知书并送达给何文深、施家献；何文深、施家献对这部分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合伙人决议没有通知何文深、施家献参与，他们没有对决议发表意见，除名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支持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的主张，送达没有法律效力；转款记录和银行流水拟证实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已经足额出资，何文深、施家献认为银行流水没有显示转款账户的户名，无法确认实际转款人，且用途载明为还款、借款、货款等其他，不能认定为投资款，同时转款记录是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单方制作，未对各合作人的实际投资额进行完全统计，如对何文深的出资就未统计在内；2014年5月4日建设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与前面的四张农业银行转账凭证结合，何文深共收到合伙企业预支款50万元，转回财务37万元作为出资款，其实际出资额为负数13万元，且该凭证转账时间早于何文深、施家献与方桂涛签约时间，可见他们是受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委托去联系及签订承包合同的；何文深、施家献对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转账凭证未注明转款用途，不能证明用于本案合同项目，也没有相应的票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是本案合同的预支款，且该款是发生在何文深、施家献与方桂涛、方侯正签订《石山开采承包合同书》之前发生的交易，与本案无关；2014年5月至2017年6月1日各股东出资情况，拟证明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已经足额出资，何文深出资额为负13万元，施家献出资额为13万元；何文深、施家献认为里面的投资情况、记录表均为单方自行制作，未经全体合作人核对确认，不予以认可，对广西农村信用社流水清单部分是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将本案合同项目发包给案外人后产生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对其他银行流水部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是投资款，对发货清单、销售单、送货单、点菜单、收据等有异议，认为内容无法证实，不是合法收支凭证，无交易双方签章，不能证明用于本案合同项目，对李陈洋收条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银行支付凭证支持也没有经其他合作人确认。 对何文深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南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查询、广西农村信用社现金转款单拟证明何文深已支付投资款32.7万元，施家献质证无异议，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对上述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摘要并未载明，且没有出资凭证佐证，恰好证明只要把款项交给李陈洋就完成出资责任，同时认为何文深出资不止32.7万元而是37万元。 以上证据，反映了各方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涉案当事人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包括部分出资、生产、管理、经营等，但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需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各方出资额多少需经全体合作人或有资质的部门审计确认，因此上述材料可以作为本案事实部分的参考依据，但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对2018年5月3日方桂涛、方侯正的声明书拟证明承包合同的相对方是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何文深、施家献五人，同时印证何文深、施家献为虚假出资，何文深、施家献对该声明书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单方主张，不具证明力，与合同内容不符，应以合同为准；证明人未出庭作证，且是事后出具，与合同记载不符，无其他证据佐证，对该证据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18日，方桂涛、方侯正与何文深、施家献签订《石山开采承包合同书》约定将隆安县那桐镇方村“笔仙”山的石山及石山边土地出租给何文深、施家献承包经营开采，承包期限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31年1月31日止，承包租金每年50万元，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5年8月9日，何文深、施家献、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采石场协议书》约定，五方就共同出资经营隆安县那桐镇方村龙洛山采石场“笔仙”石山的采石合作经营，合作时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何文深、施家献与方桂涛、方侯正签订的石场租赁合同终止时间为止，项目总投资约1300万元，合作五方自筹资金，根据经营需要按股份比例出资，股份比例均为20%，每个股东必须在2015年8月10日前投入资金不得低于200万元，如不能按时投入的，按不足部分数的1比1比例，倒扣原来的投资数和股份，在经营期间，按相同股份比例分配经营所得利润和担当经营风险，石场的固定资产为五方共有；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协议签订后，何文深、施家献、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协商同意由李陈洋作为项目的财务管理人员。过后，各方以直接资金汇入、经营实际支出等方式进行了出资，但均未能按协议约定时间完成全部出资。2017年3月10日、12日，施家献、何文深分别出具承诺书及支出情况明细，支出情况明细中，存在施家献首支160万元，何文深首支200万元，承诺书载明所列的石场投资数是真实的，否对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2017年7月21日，在未通知施家献、何文深的情况下，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召开会议形成《合伙人决议》，作出将何文深、施家献予以除名的决议。2017年12月10日，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作出《除名通知书》，并通过EMS邮政专递于2017年12月18日向何文深、施家献送达。至今，何文深、施家献、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亦未能就各合作人的实际出资额进行核算确认。 另查明，隆安县那桐镇方村龙洛山方桂涛采石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何文深等五人在承包经营后，并非到工商行政管理部分更改企业性质。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曾以合伙协议纠纷将何文深、施家献起诉至扶绥县人民法院，诉请确认隆安县那桐镇方村龙洛山方桂涛采石场100%股权归还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所有，何文深、施家献不占任何股权，后又于2017年11月14日撤诉。 本院认为，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与何文深、施家献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采石场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关于虚假出资问题。虚假出资是指公司发起人、股东未交付货币、实物或未转移财产所有权，而通过其他手段获取出资证明，骗取公司登记的行为，主要目的是吸引其他发起人或股东的投资。本案中，各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各自的出资额为自愿行为，协议签订后各方均未能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方式进行出资，各人的出资额实际是多少，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何文深、施家献对相互提交的出资证据也相互否认，至今未对各人的实际出资额进行共同核算或请专门评估、验资机构进行验资，无法确认各方实际出资额，同时，本案也不存在以虚假的出资额骗取公司登记行为，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虚假出资行为。为此，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以何文深、施家献自报给其他合伙人的出资额与实际出资额不符为由，诉请确认何文深申报的200万元、施家献申报的160万元为虚假出资证据不充分，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除名问题。因本案系基于自然人出资合作承包他人名下的采石场经营权而形成的经营体，该采石场至今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仍为方桂涛个人独资企业，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何文深、施家献在承包经营后并未变更登记，不符合法律规定企业合伙构成要求及企业合伙具备的基本属性，应属一般性合伙关系，况且，在庭审及质证过程中，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又确认何文深、施家献存在部分出资，参伙各方出资也未按协议约定严格履行，至今对实际出资额也未明确，现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以何文深、施家献未出资为由，要求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相关规定确认除名决定已生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5600元，由邓仕川、黄炳才、李陈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泠满 人民陪审员  李华德 人民陪审员  覃 凯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