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003民初321号 原告：姜茂民，男，汉族，农民，住威海市文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泓泱，山东阔海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金强，男，汉族，居民，住威海市文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平，枣强县晓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住所地：文登区龙山办事处龙翔路西龙福路北。 法定代表人：常玉灏，经理。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芙蓉，山东昆嵛先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姜茂民与常金强、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茂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泓泱、被告常金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平、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芙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茂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欠款495460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6月原告与二被告形成貂皮买卖及加工合同关系，截止2015年10月18日，累计欠付原告款项770000元，被告常金强于当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后被告陆续支付部分货款，尚欠495460元。在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及相应的事实理由为：2014年10月2日至10月4日，原告在众多养殖户处收购3807张貂皮卖与被告常金强及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双方商定价格为747365元，同时原告对3807张貂皮进行了加工，双方约定貂皮加工费为6元每张，合计价款为770207元。被告未付款至2015年10月18日，被告常金强向原告出具欠付貂皮款及加工费770000元欠条一张，后二被告陆续支付部分货款及双方其他款项抵顶，尚欠634480元要求二被告共同支付。 常金强辩称，常金强与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父子关系，原告实际与被告常金强产生了貂皮买卖合同关系。对原告提供的2015年10月18日欠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主张的2014年10月2日至4日发生了3807张貂皮买卖关系，原告并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也没有其他间接证据佐证，在该段时间内二被告从未购买原告的貂皮。原告与常金强的业务都是在2014年9月份进行的，原告与常金强貂皮业务的总金额为3110979元，因原告代替被告常金强付给何西城12600元，因此常金强欠付的总的貂皮款金额为3123579元。被告款已付清，故不欠付原告款项，原告的主张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辩称，浩业皮草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直接的业务关系，不同意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 庭审中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企业公示信息一份，证实：被告公司的基本情况，被告常金强系该公司监事，系该公司主要人员，公司法定代表人常玉灏系被告常金强之子。证据二：2015年10月18日被告常金强给原告出具的欠据一份，证实二被告欠付原告收貂款及加工费共770000元。证据三：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实：2015年12月19日，被告常金强向原告支付欠款15000元，2016年1月27日被告常金强之妻崔志花向原告支付欠款50000元，2016年3月21日被告通过支付宝向原告支付欠款10000元，共计付款75000元。证据四：被告常金强出具的毛皮服装清单一份，证实2016年12月13日被告取走原告毛皮男装12件的款式货号单价总价，欠原告服装款88600元。证据五：被告公司的销货清单两张，证实2016年10月10日及14日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价值180000元的毛皮服装，未向被告付款，该笔款项原告同意在前述欠款中抵顶扣减。证据六：2016年10月10日，被告借用原告狐狸毛皮48张退还26张，欠22张每张价值360元，合计7920元。借用白母貂毛皮224张退还118张，欠107张每张价值200元，合计21400元。借用白公貂毛皮6张每张价值260元，合计1560元，以上总计30880元被告未付。 上述证据经被告当庭质证，并在庭后提交如下书面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内容有异议，被告常金强与被告浩业皮草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父子关系，原告现有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与被告浩业皮草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与常金强实际形成买卖关系，要求被告浩业皮草有限公司支付款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主张的证明内容和目的有异议，该欠条的内容为“今欠姜茂民收貂及加工费共计人民币柒拾柒万元整，常金强，2015年10月18日”原告与常金强的貂皮业务，是原告从养殖户处直接收购貂皮，收购细节原告自主决定，被告常金强不参与，原告收购后常金强从原告处购买，原告交付貂皮，常金强支付相应的对价。原告与常金强的所有貂皮业务，都在2014年9月进行，常金强委托李虎与原告办理具体的清点及记录购买貂皮的事情，原告主张除了2014年9月份之外，还有2014年10月2日至10月4日被告常金强又再次购买貂皮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仅凭该欠条不足以说明双方产生了新的业务，被告对原告主张10月份之后产生新的购买貂皮的事实不予认可。对证据三农业银行流水真实性没有异议，是被告一方多次付款给原告的部分记录，但不能证实2014年9月份之外双方存在新业务。对证据四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88600元是双方协商好的服装总价，作为被告常金强应结算原告貂皮款的一项。对证据五被告公司的销售清单一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与证据四一样属于双方多次貂皮款结算中抵顶的一项，属于被告常金强的付款凭证。对证据六的真实性经核实常金强女儿常宝玉，原告在常金强处有剩余貂皮，但是只有30张，现常金强同意返还，原告不应再从貂皮款中要求给付，同时原告主张的貂皮价格远高于市场价，不同意按原告主张的价格计算。 被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告总收貂数明细单据20张，证实原告与常金强发生的收貂总数及根据收貂总数计算的貂皮总价款为3110979元，该组证据的第二张由原告妻子刘玉芹书写的明细，证实原告方认可的貂皮款总数为3144179元，被告方已付2914190元，欠229989元，其他单据是李虎记录，李虎系被告一方专门安排与原告联系收貂皮业务的人员，主要负责原告每天向养殖户收取貂皮的数量，与李虎共同清点计数后李虎记录的相关内容，单据上的单价也是原告在现场根据貂皮质量与养殖户约定的好的价格。证据二：姜茂民账明细3张，证实被告自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13日向原告方付款的总金额为2964902元，付姜茂民加工衣服款项为84250元，共计付3049152元，在第三张加工衣服的明细单据右下角有刘玉芹书写的字迹“总付3029602元欠112477元减今年手费7200常欠茂民105277元”。证据三：明细单一张，证实2015年12月24日原告方收到价值82200元的衣服11件，该款项作为我方付款款项。证据四：2016年8月13日刘玉芹出具的收据一份，证实收到常金强的女儿常宝玉96012元，该收据与姜茂民账明细一致。证据五：皮草销售单3张，证实2016年1月8日原告为王炳军加工皮草共五件，衣服已拿，加工费由姜茂民付。2015年12月22日刘玉芹签字姜茂民为耿廷平、孙爱梭加工皮草12500元，2016年1月6日原告为姜洪涛加工衣服五件，加工费由姜茂民付，上述三份销售单除证实加工费由姜茂民付外还能结合证据二中的第三张加工衣服明细中右下角刘玉芹签字的时间在2016年1月8日后。证据六刘玉芹书写的明细一份，该份明细上记录的公貂皮13857张，母貂皮3223张。证据七：销货清单两份，与原告提供的销货清单一致，证实原告拿走被告方衣服价值110200元和69800元应从被告方给付款项中扣除。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收貂数明细单据20张真实性表示认可，但原告认为该证据证实的是2014年9月9日及9月15日至28日的原被告之间的收貂业务数量。77万元欠条的来源是3807张貂皮，业务时间是2014年10月2日至4日，与2014年9月的貂皮业务是两部分业务。对被告提供证据一的第二张书写明细不认可，第一该明细没有经办人签字，就不代表是经办人确认的计算结果。第二该明细的实际付款数额并非2914190元，被告根本没给原告付过这么多款。第三，落款的日期书写字迹与其他书写字迹明显不同，2015年11月15日被告不可能给原告支付2914190元，这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二也不相符，即证据二截止2015年11月15日被告的付款数额为2371890元。对该份证据中体现的总收貂款数3144179元数额原告认可，即2014年9月9日及9月15日至28日期间原告被告交易的貂皮总数是17103只，貂皮款及加工费总价款合计为3144179元（含何希成款12600元）。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二姜茂民账明细系被告单方制作，第一，该明细所涉及的（除本条第三点所列75000元外）都是2014年9月9日及9月15日至28日期间原告被告交易业务，而非欠据所涉业务。若依据该两页付款明细计算欠据出具日期2015年10月18日欠款数额为50余万而并非770000元金额，数额不符，被告不可能为原告出具超额欠条。第二，对于该明细所列被告的付款情况原告部分认可，其中1月18日10000元被告并没有支付。第三，2015年12月19日15000元，2016年1月27日50000元，2016年3月21日10000元，共计75000元。被告支付款项实际是2014年10月2日至4日业务款涵盖在770000元之内，原告在770000元业务中已经给被告扣除。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二中姜茂民加工衣服明细，第一该明细没有经办人签字，就不代表是经办人确认的计算结果。第二，该明细计算数额并不一致，有74427元数额有105227元数额，两处计算未达成一致，不能作为有效的对账单使用。第三，该明细的计算前提是证据二姜茂民账明细。只有姜茂民账明细有效，本明细才能成立，证据二姜茂民账明细支付情形不实，该明细也不成立。证据三、四、七的82200元、96012元、180000元，原告没有异议，上述三笔款项原告已经在被告应付款中扣减，其中证据三82200元、证据四96012元已在2014年9月业务中扣减，证据七180000元在2014年10月770000元业务中扣减。证据五、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告均不认可，认为不能证实被告的主张。 原告为证实2014年9月原告被告交易17103张貂皮总价款3144179元业务与2014年10月770000元分属不同业务向本院补充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七2014年10月2日-10月4日原告的收貂明细账一份，证实原告在该时间段向多名养殖户收购貂皮3807张，总收购金额747365元。证据八：证人丛某证言，证实丛某与高某系夫妻，2014年10月3日原告在证人处收购貂皮193张，每张金额200元，总金额38600元，2014年10月14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将貂款付清。证据九：证人姜某证言，证实2014年10月3日，证人姜某出售100张貂皮给原告，每张200元合计20000元，该款项于2014年11月9日通过银行卡支付给证人。证据十：原告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人姜某、高某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各一份。上述证据一到四共同证实原告涉案的3807张貂皮的来源，收购情况、付款情况。证据十一：证人张某证言，证实2014年10月4日上午11时许原告雇佣张某与田某作为搬运工搬运貂皮，两人共同将38袋每袋100张貂皮装车，收貂皮车辆是辆白色五十铃大头车，车体上写有浩业皮草字样，姜茂民给了200元装卸费，每人100元。证据十二：证人田某证言，证实2014年10月左右快到晌午的一天，田某与张某共同受姜茂民雇佣搬运貂皮装车，共装车38袋-40袋貂皮，每袋100张，两人抬着将这些貂皮装在一台白色五十铃大头车上，姜茂民给了200元装卸费，每人100元。上述证据十一、十二共同证实2014年10月4日原告将3800余张貂皮交付被告。 同时原告提供书面说明一份说明2015年10月18日欠据的77万元业务与17103张貂皮总价款3144179元业务系两笔业务： 一、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不符，根据被告提供证据一，2015年11月15日单据，截止该日被告欠款金额是229989元，而2015年10月18日至2015年11月15日被告并没有支付770000元减229989元约550000元款项的事实及证据。 二、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二不符，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二，2016年8月30日单据被告应付款总数为3123579元，截止2015年10月18日已付款金额为2371890元，欠款751689元，并非770000元。而被告却在书面质证意见第二部分第四小段中称截止欠条出具之日被告实际欠款为60余万元，被告说法前后矛盾与自己提供的证据不符。 三、被告的书面质证意见第二部分第四小段中关于770000元欠条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与被告自己提供的证据不符，更与常理不符。首先原告不存在也不可能限制被告的人身自由让被告出具欠条。第二被告常金强作为公司的经营者，公司有财务人员，不询问财务人员的情况下凭记忆给原告出具欠条，不符常理。第三，被告声称该770000元欠据是双方没有核对账目情况下被告出具的，与事实和常理不符，债务结算欠条的出具，任何当事双方不可能不核对账目不经过计算便出具欠据。第四，常金强知道大约欠款60多万元，因为何西城代付款项，便出具一个770000元整数的欠条，不符常理也不可能。因为何西城代付款项并非被告陈述的126000元，实际是12600元，这个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二姜茂民账明细的第一段合计就能发现126000是笔误，实际是3110979+12600=3123579，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一2015年11月15日单据第三行也体现了是12600元，并且何西城的代付款只有一笔被告常金强通常不会记错或者记混，更不会在知道自己欠付60多万元的情况下加上12600而去出具一张770000元整数的欠条。 四、如果不存在770000元债务，双方的3000000元业务经结算已付款加上服装款（原告在被告处购买180000元服装，被告质证意见是双方多次貂皮款结算中的抵顶项，属于被告付款凭证）等往来，原告还欠被告100000余元接近200000元。被告不可能超过欠款额度向原告付款。 五、770000元欠据出具的2015年10月18日之后，按被告提供的证据双方有过对账结算，所有的对账单据从未提及770000元欠据一事，这也能说明该笔770000元业务与3000000元业务是两笔业务，双方从未将两笔业务一起结算处理。 六、770000元欠条的出具事实是原被告双方对2014年10月2日至4日业务的一个单独汇总，10月4日原告将3807张貂皮交付被告，双方按747365元貂皮款即原告收购价+加工费6元每张3807*6=22842合计770207取整数为770000元出具的欠条。 七、原告现能够提供独立的欠据，3807张貂皮的收货账单明细，3807张貂皮来源的证人，3807张貂皮去向及交付的证人。结合以上六点可以证实该笔业务真实存在，被告试图通过混同账目来拖延诉讼，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供的企业公示信息、欠据、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销货清单、收貂明细账、证人证言，被告提交的明细单、销售单等证据在案为凭。 综合原、被告双方的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9日及9月15日至28日期间，原告姜茂民与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形成貂皮买卖合同关系，该期间原告被告交易的貂皮总数是17103张，貂皮款及加工费总价款合计为3144179元（含何希成款12600元） 2014年10月2日至10月4日，原告姜茂民与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形成貂皮买卖合同关系，该期间原、被告交易的貂皮总数是3807张，貂皮款及加工费总价款合计为770207元。2014年9月始，二被告及被告常金强的家庭成员陆续向原告及原告关联养殖户支付货款。2015年10月18日被告常金强给原告出具欠据一份，内容为：“今欠姜茂民收貂及加工费共计人民币柒拾柒万元整，常金强，2015年10月18日”。2016年10月10日、14日原告在被告浩业皮草有限公司处购买貂皮服装欠其18万元并出具清单；2016年12月13日被告常金强从原告处购买貂皮服装欠原告88600元并出具清单；2015年12月19日，被告常金强向原告支付貂皮款15000元，2016年1月27日被告常金强之妻崔志花向原告支付貂皮款50000元；2016年3月21日被告通过支付宝向原告支付貂皮款10000元，共计付款75000元。 另查，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毛皮服装加工、销售；毛皮购销、委托他人加工；备案范围内的货物进出口。法定代表人常玉灏系唯一自然人股东，被告常金强系公司监事，常金强与常玉灏系父子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2015年10月18日被告常金强给原告出具的770000元欠据，该笔欠款与2014年9月9日及9月15日至28日期间形成的貂皮款及加工费总价款合计为3144179元的业务是否属同一笔业务。首先，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015年10月18日欠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其次，该欠据是否与2014年9月双方3144179元的业务存在关联。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被告主张该770000元欠据与3144179元业务有关，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被告庭审中提供的3144179元的业务证据，经计算截止2015年10月18日被告欠款金额为751689元，并非770000元。被告书面意见称：2015年10月18日当日被告常金强在原告家中根据自己的记录和记忆，截止当日大约欠款数额为60余万，由于还有一笔何西城的代付款，经原告要求便出具了一个770000元的欠据，双方实际上当时没有真实的核对账目。被告的上述说法与其提供的证据在数额上不吻合前后矛盾，关于欠据的出具背景不符合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原告对被告提供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以认可，故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被告提出770000元欠据与2014年9月份3144179元业务系同一笔业务存在关联的说法不予采信。最后，关于该欠据的合法性被告主张该欠条是受到原告强迫书写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综上，本院对原告提供的770000元欠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被告应按该欠据所列数额向原告支付貂皮款及加工费。原被告双方关于2014年9月3144179元业务部分因原告在本案中未要求处理，故对该部分业务在本案中本院不予审理，原被告双方就该部分业务可以另案解决。 二、被告欠付原告貂皮款及加工费的具体数额及被告应付原告款项数额。本案原被告双方为貂皮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服装买卖及其他业务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现原被告双方庭审中就2016年12月13日被告常金强从原告处拿走服装欠原告88600元及2016年10月10日、14日原告在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处购买服装欠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180000元均无异议，且原告同意在本案中进行扣减，本院予以一并处理。其他部分因双方存在争议，且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处理，双方可另案解决。关于被告已付款项，原告主张2015年12月19日，被告常金强向原告支付欠款15000元，2016年1月27日被告常金强之妻崔志花向原告支付欠款50000元，2016年3月21日被告通过支付宝向原告支付欠款10000元，共计付款75000元。上述款项付款真实性被告无异议，本院在本案中予以扣减。综上，被告应支付原告款项为603600元（按770000元+88600元-180000元-75000万元=603600元计算）。 三、被告常金强与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在本案中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被告均辩称，本案实际是原告与被告常金强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没有证据证实原告与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承担给付貂皮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本院审理查明，常金强系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监事，同时系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一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常玉灏之父，常金强对内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对外代表公司订立合同进行毛皮购销等业务，并通过亲属关系实际控制浩业皮草有限公司，常金强及其相关亲属在与原告交易过程中存在付款行为。浩业皮草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毛皮服装加工、销售；毛皮购销、委托他人加工；备案范围内的货物进出口。原告与二被告形成的业务即有毛皮购销、委托加工，毛皮服装的加工销售等与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经营范围高度吻合。同时常金强与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对内生产经营，对外销售付款，存在业务混同、财产混同、账目混同等情形。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地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当公司的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时，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常金强作为公司监事应履行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监事职权，为公司的利益经营管理公司财产，监督公司财产的运营，保证公司财产的安全，实现公司的经济利益。结合本案被告常金强作为浩业皮草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对外签订合同开展业务，与浩业皮草有限公司混同经营违反了公司法第三条及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一条原告起诉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为共同被告。故原告的貂皮款及加工费应由被代理人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常金强作为代理人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姜茂民貂皮款及加工费6036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常金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姜茂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995元、保全费2995元，由二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永强 审 判 员  孙灵俊 人民陪审员  于志海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杜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