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民终2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渝港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法定代表人：周乔，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思焱，重庆法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晓，重庆法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海润眼镜有限公司，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周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晓霞，重庆中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亮，重庆中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中港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授权代表：邝志强。上诉人重庆渝港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港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海润眼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公司）、原审原告中港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5民初16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渝港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晓，被上诉人海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晓霞、侯亮，原审原告中港通公司授权代表邝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渝港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渝05民初1637号各项判决。2.判令海润公司持有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银行）股份（原收购重庆东亚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公司）持有原重庆城市合作银行民泰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民泰城市信用社）10%原始价为50万元的对应部分）归渝港通公司所有，并立即转移给渝港通公司。3.判令海润公司向渝港通公司支付应归还重庆银行股份自1996年9月起至返还时止的股权收益。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海润公司承担。事实理由：1.海润公司自1996年起已停止各项经营活动，只收购并持有重庆银行股份，其法定代表人周栩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条件支付收购重庆银行股份的资金；而周乔作为渝港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周栩为姐弟关系，并在收购重庆银行股份期间任职周栩为渝港通公司总经理，渝港通公司提交的传真件均是当时渝港通公司发出的传真件原件，周栩在一审中也当庭表示是“自重庆发往香港给周乔”，结合当时周栩事实上全面掌控渝港通公司及海润公司，完全有理由认定为系周栩发送的传真件。2.一审法院否定渝港通公司提交的律师调查令，导致无法调查渝港通公司银行账户资金流转情况，也无法查清海润公司收购重庆银行股份的资金是否来源于渝港通公司，且对渝港通公司提交的传真件原件不予释明是否需要在香港办理相关的证明手续，又不退还原件，致使无法办理相关证明手续，导致无法查清本案事实。3.周乔与周栩的母亲蔺习惠曾出具《代持股协议》，认可其持有海润公司股份为代周乔持有，而重庆银行股份是海润公司的全部权益，也即认可通过海润公司持有的重庆银行股份归周乔所有，即该权益等同于渝港通公司的权益，综上，可以认定渝港通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进而认定海润公司持有的重庆银行股份系代渝港通公司持有，其收益应归渝港通公司所有。海润公司辩称，1.渝港通公司认为从1996年起海润公司停止经营活动，是其主观推测，未提交证据证明，事实上海润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存续至今；且渝港通公司所称周栩没有经济来源购买重庆银行股份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因此渝港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2.渝港通公司在上诉状中明确承认证据来源于香港，因此渝港通公司应当知晓是否应当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并应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渝港通公司提出一审法院未对是否需要办理公证认证手续进行释明是不成立的。3.本案是关于渝港通公司与海润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对于蔺习惠是否代周乔持有海润公司的股权，与本案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在另案中，蔺习惠明确否认代周乔持有海润公司股权。中港通公司述称，1、海润公司自注册以来，完全没有经营活动，主要是为替渝港通公司代持重庆银行股份。2.传真件也是真实的，一直保存在我方，渝港通公司是中港通公司的子公司，两公司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传真的形式。3.代持股份是周乔和蔺习惠在合法的情形下签署，程序合法，并经过公证。渝港通公司及中港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海润公司持有重庆银行股份（原收购东亚公司持有占民泰城市信用社10%、原始价为50万元的对应部分）归渝港通公司所有，并应立即转移给渝港通公司(暂估为200万元)；2.判令海润公司向渝港通公司返还持有重庆银行股份自1996年9月起至返还股份时止的股权收益（计至2016年12月30日约为3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海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港通公司系1995年2月9日在香港依据香港《公司条例》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董事为周乔(香港居民)、邝志强(香港居民)，股东为周乔，持股1500万股。渝港通公司系中港通公司在大陆投资设立的中国企业法人，注册资本210万美元，投资总额300万美元，营业执照记载了董事长周乔、副董事长邝志强、总经理周栩，经营期限自1995年9月21日至2000年9月20日，营业执照正本有效期限自1995年3月27日至1998年12月31日，核准经营范围有房地产开发、室内外工程装饰、施工设计、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等内容。渝港通公司提交的渝港通（19）97年度《联合年检报告书》第八页的《情况说明》显示，渝港通公司没有参加企业联营或投资入股的情况。此外，渝港通公司提交的渝港通公司九八年度第一次董事会决议（1998年4月20日）记载，“公司九七年度仍处于筹备阶段”。海润公司系于1995年5月2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名“重庆海润娱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台球。海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栩庭审时称，该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周栩（持股30%）、重庆海润商贸公司（持股51%）、刘兰（持股19%）。渝港通公司提交的海润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1998年3月27日，重庆海润商贸公司、刘兰分别将各自持有的海润公司股份转让给蔺习惠、任丽，并签署转股协议；当日形成的海润公司股东会决议，亦确认了变更后的股东情况，即周栩持股30%、蔺习惠持股51%、任丽持股19%。2000年8月20日，海润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将股东由周栩、蔺习惠、任丽三人变更为周栩、蔺习惠。周栩还称，2001年3月，海润公司名称变更为“重庆海润眼镜有限公司”。截至2017年3月23日，海润公司股东为周栩（法定代表人，持股30%）、蔺习惠（持股70%），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销售电器机械及器材、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眼镜（核准日期：2016年2月29日）。庭审中，海润公司称曾于1996年从案外人东亚公司处购买民泰城市信用社10%的股份，之后包括民泰城市信用社在内的几十家城市信用社合并为重庆商业银行，后又历经债务、资产重组以及更名，演变为现在的重庆银行，但海润公司最初购得的10%民泰城市信用社股份，具体折合多少现在的重庆银行股份，海润公司也不清楚。另，渝港通公司举示的《关于合作银行股份转让协议书》、《“重庆合作银行股份”之用款说明》（以下简称《用款说明》）落款处“重庆海润娱乐有限公司”公章，与渝港通公司从工商局取得的该公司工商档案资料中加盖的公章进行比对，明显不是同一枚公章（尤其是字体差异较大，比如“重庆”、“乐”等）。此外，渝港通公司庭审后确认，其举示的《关于合作银行股份转让协议书》、《用款说明》及《重庆渝港通实业有限公司1997年3月20日报送财务报表之说明》、《重庆渝港通实业有限公司1999-2000年度工作报告》等，均系周乔在香港接收的传真件，但渝港通公司并未提交相关公证、转递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海润公司在1996年从案外人处购买民泰城市信用社10%股份，是否系受渝港通公司委托而为，或系替渝港通公司代持。首先，渝港通公司举示的《关于合作银行股份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甲、乙双方分别为东亚公司和海润公司，即主体并无渝港通公司；协议内容也并无海润公司受他人委托，而实施购买股权的相关表述。渝港通公司1997年度的《联合年检报告书》显示，渝港通公司并没有参加企业联营或投资入股，以及渝港通公司1998年度第一次董事会决议记载“公司九七年度仍处于筹备阶段”。而渝港通公司关于海润公司在1996年购买民泰城市信用社股份系受渝港通公司委托投资入股或代渝港通公司持有该股份的表述，明显与渝港通公司97年年检报告以及98年董事会决议记载内容相矛盾。同时，渝港通公司提交的《用款说明》中表述的“我司”，结合上下文内容以及语法、逻辑应为渝港通公司。从形式上看，《用款说明》系渝港通公司向其董事会所做的一个说明，而落款处除盖有渝港通公司公章外，还盖有“重庆海润娱乐有限公司”公章。经与渝港通公司从工商局取得的海润公司工商档案资料中加盖的“重庆海润娱乐有限公司”公章进行比对，不是同一枚公章，且海润公司称其从未向周乔发送过这份传真件，故该《用款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其次，针对渝港通公司关于海润公司实际上转为了渝港通公司下属公司的表述，渝港通公司举示的证据无法证明海润公司系渝港通公司的分公司或子公司，或由渝港通公司投资设立，且渝港通公司举示的《代持股协议书》，其内容也与本案讼争股份权属无关，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综上，海润公司在1996年从案外人处购买民泰城市信用社10%股份，既非受渝港通公司委托而为，也非替渝港通公司代持。故渝港通公司要求判令由该股份演变而成的重庆银行股份归渝港通公司所有，以及返还相应股权收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渝港通公司、中港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渝港通公司、中港通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渝港通公司举示的1998年1月14日传真件首页及3页财务报表，因并非传真件原件，且海润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故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渝港通公司举示的2018年7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出具的《印章查询证明》及海润公司1995年度-1998年度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公司年检报告书》，因系行政部门出具的文书，且海润公司亦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上述二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综合本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重庆市公安局出具的《印章查询证明》上载：“重庆海润娱乐有限公司”于1998年4月13日在市公安局备案，形状：圆形，规格为45mm。重庆海润娱乐有限公司1995年度，1996年度，1997年度，1998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首页封面均加盖了载有“重庆海润娱乐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最后一页“印鉴式样”中“公章”栏中亦加盖了载有“重庆海润娱乐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本院认为，原审原告中港通公司系香港企业，故本案参照适用涉外案件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本案各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均援引内地法律，且对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并无异议，故本案适用内地法律。对于渝港通公司提出海润公司系代其持有重庆银行股份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渝港通公司与海润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代持股协议，且海润公司对此予以否认，那么，渝港通公司提出海润公司与其存在代持股关系，应当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渝港通公司举示证明双方存在代持股关系的《用款说明》等证据为传真件复印件，并非原件，其上所载的印章并非鲜章，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即使渝港通公司提交的海润公司年检报告中的印章与《用款说明》上载印章一致，也不能证明《用款说明》中所载内容为海润公司的意思表示，更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代持股关系。对于渝港通公司提出周栩在一审中当庭表示是“自重庆发往香港给周乔”，结合当时周栩事实上全面掌控渝港通公司及海润公司，完全有理由认定为系周栩代表两家公司发送的传真件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庭审记录，周栩并未认可本案所涉传真件为其“自重庆发往香港给周乔”，渝港通公司及海润公司并非独资公司，周栩亦并非两家公司的唯一控股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周栩实际掌控两家公司，周栩是否发送本案所涉传真件均与海润公司是否替渝港通公司代持股无关。加之，中港通公司在二审中陈述，《用款说明》等传真件系由渝港通公司发送给中港通公司，如其陈述属实，按常理推知，本案所涉传真件原件理应保存在渝港通公司处，现渝港通公司并未提交传真件原件及其主张代持股关系中与海润公司的交易凭证，不能证明渝港通公司与海润公司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对于渝港通公司提出的周栩并无足够的经济来源购买本案所涉的民泰信用社10%股份，且海润公司并无实际经营活动，而周乔与周栩系姐弟关系，有充分的经济条件，故海润公司系替渝港通公司代持股等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渝港通公司提出的上述主张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周栩本人的经济状况或其与周乔的亲属关系与海润公司是否有资金购买本案所涉的民泰城市信用社10%股份并无直接的关联关系，不能以此证明渝港通公司与海润公司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此外，海润公司与渝港通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故即使蔺习惠代周乔持有海润公司股份，海润公司持有的重庆银行股份的收益亦非当然归周乔所有，更不等同于渝港通公司享有的权益，渝港通公司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渝港通公司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对于渝港通公司提出一审法院未向其释明提交的传真件是否需要香港证明手续并扣收传真件原件，且不同意其调查取证申请，影响查清案件事实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渝港通公司举示的传真件仅为复印件，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也无法确定其接收地，渝港通公司自行主张本案所涉传真件系中港通公司在香港接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渝港通公司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时就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一审法院对此并无释明义务。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一审法院将渝港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原件保存在一审卷宗中并无不当，且即使渝港通公司将本案所涉的传真件办理了香港证明文件，也只能印证中港通公司陈述系其在香港接收了本案所涉传真件的真实性，但并不能证明该传真件为海润公司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达到渝港通公司的证明目的，对案件审理并无实质性影响。对于渝港通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其公司自身的银行账户资金流转情况，不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而案外人重庆银行的股东情况、股份流转情况等信息，在渝港通公司不能提交基础证据证明其与海润公司存在代持股关系的情况下，与代证事实并无直接关联关系，故一审法院不准许其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渝港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重庆渝港通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黑小兵审判员  周 露审判员  宋黎黎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冯 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