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83刑初972号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陈韶忠，男，1968年2月3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韶关市人，文化程度初中，无业，户籍地为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因本案于2014年8月11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7日被逮捕。2016年5月25日被本院决定取保候审。辩护人陈征，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穗增检公刑诉[2015]78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韶忠犯诈骗罪一案，于2015年7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6年5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陈韶忠宣告无罪。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5月30日提出抗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2016）粤01刑终1162号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冠豪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韶忠及其辩护人陈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1993年1月16日，原增城市国土局将位于广州市增城荔城街金星村六社蛇头（土名）的26.973亩土地出让给原增城市供销社下属的增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同年2月18日，该开发公司将该土地转让给原增城市标准计量局下属的增城市技术监督经济发展公司；同日，该技术监督经济发展公司又以6824790元的价格将该土地转让给被害人黄某1经营的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荣某公司；荣某公司已支付完毕土地款，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1999年，原增城市国土局向开发公司核发增国土建用字[1999]第18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但该《建设用地批准书》实际由荣某公司持有和保管。1999年11月7日，被害人黄某1因病无钱医治，遂以上述《建设用地批准书》作质押，向被告人陈韶忠借款人民币30万元。后被告人陈韶忠伙同李某（另案处理）利用该份《建设用地批准书》，并偷盖荣某公司公章的方式制作虚假证明，将上述土地分别过户给增城市旺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和增城市容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经鉴定，被骗土地价值人民币7255208元。2014年8月11日9时许，被告人陈韶忠主动投案。庭审中，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了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及其他相关证据材料，据此指控被告人陈韶忠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且有自首情节，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处。被告人陈韶忠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均无异议，承认控罪。其辩护人提出：（一）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人李某和其他证人的说法不能印证：1、被告人陈韶忠称与李某共谋诈骗涉案土地，但李某始终稳定供述其旺达公司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该地。2、被告人供述受李某指使盗窃被害人荣某公司的印章，但李某否认该情况，黄某1的陈述来源于被告人的说法，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证据来证明该事实。3、被告人称将1999-182号用地批准书交给李某，但李某否认该情况。4、李某始终否认诈骗，而被告人及开发公司的负责人钟某1均称不清楚涉案土地的过户情况。（二）本案证据证明涉案土地的过户与两份说明文件无关国土局明确答复称在涉案土地档案中没有涉案两份“虚假的说明文件”，可见涉案土地的过户并非因为这两份说明，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这两份说明在过户中产生作用。（三）涉案土地的过户并非黄某1或荣某公司基于错误认识而对土地作出处分，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本案属典型的一地多卖的民事纠纷。经审理查明：1992年12月28日，原增城县国土局与荔城镇金星村签订协议，征用增城荔城街金星村第六合作社蛇头土地面积19782.025平方米（29.673亩）用于商住开发。1993年1月16日，原增城县国土局将上述土地中的19182平方米（28.773亩）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增城县供销社下属的增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下称“开发公司”），并取得广州市国土局批复同意；剩余0.9亩土地作为建设公路预留用地。1993年2月18日，开发公司将该土地转让给原增城县标准计量局下属的增城市技术监督经济发展公司（下称“技监公司”）；同日，技监公司又以6824790元的价格将该土地转让给黄某1经营的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荣某公司（下称“荣某公司”），荣某公司支付了相应款项，但涉案土地并未过户。1999年7月，开发公司向原增城县国土局申请补办《建设用地批准书》；1999年10月26日，原增城县国土局向开发公司核发“增国土建用字[1999]第18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但该证件实际由荣某公司持有。1999年11月7日，黄某1与陈韶忠签订协议，约定黄某1以上述《建设用地批准书》作质押，向被告人陈韶忠借款人民币30万元。后陈韶忠将该《建设用地批准书》交给李某。2000年3月13日开发公司与增城市容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容某公司”）签订协议，将原增城县国土局原出让给其使用的荔城镇金星村第六合作社蛇头4875平方米土地转让给容某公司。2000年4月12日开发公司与增城市旺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旺达公司”）签订协议，将原增城县国土局原出让给其使用的荔城镇金星村第六合作社蛇头13043平方米土地转让给旺达公司。2014年6月26日，被害人黄某1报案。2014年8月11日9时，被告人陈韶忠主动投案。上述事实，有下列由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经控、辩双方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一）涉案双方的身份资料1、被告人陈韶忠的户籍材料。2、韶关市工商局的答复及荣某公司的相关工商登记资料，证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黄某1，荣某公司已于1996年12月19日办理注销手续。（二）到案经过，证实陈韶忠于2014年8月11日向侦查机关投案自首。（三）开发公司取得土地并流转给荣某公司的相关书证1、征用土地协议书、增国合字（93）第6号广州市增城县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和067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广州市国土局1993年2月24日的穗国土地批字【1993】第62号《关于增城县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建设商住综合小区用地的批复》，证实：原增城县国土局于1992年12月28日与荔城镇金星村签订协议，征用增城荔城街金星村第六合作社蛇头（土名）面积19782.025平方米（29.673亩）用于商住开发。后于1993年1月16日将上述土地中的19182平方米（28.773亩）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开发公司；剩余0.9亩划拨作建设公路预留用地。2、转让土地合同：甲方增城县供销社经济发展总公司与乙方增城县技术监督经济发展公司在1993年2月18日签订合同，将荔城镇金星村第六合作社新广汕路南面蛇头（土名）地段面积29.673亩出让给技监公司，转让款5044410元，甲方代表吴某1、黄某2焜签名，乙方代表陈某2泉、王某2林、王某1等人签名。3、转让土地合同：1993年2月18日增城县标准计量管理局与荣某公司签订合同，将上述地块出让给荣某公司，转让款6824790元，甲方代表陈某2泉、王某1、王某2林等人签名，乙方代表黄某1签名。4、增城技术监督发展公司现金出纳账、中国银行记账凭证、辖内往来电划贷方补充报单，显示黄某1付给技监公司购地款共6827437元。5、供销合作总社提供了相应的明细账、记账凭证、银行回执、收据，证实供销合作总社收到增城县技术监督经济发展公司购地款504万多元。6、荣某公司经手人黄某11994年8月13日出具的收据，由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提供，内容为：收到增城市供销集团总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批准书”壹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壹份。7、补充协议，开发公司与荔城镇金星村第六合作社在1993年6月3日签订协议，在29.673亩土地范围内划出代征的2.7亩给第六合作社作集体用地，该2.7亩土地办理了建用字[1994]第47号建设用地批准书。8、建用字[1994]第47号建设用地批准书，于1994年3月29日作出，其中用地面积是1800平方米。（四）开发公司补办《建设用地批准书》及该证件流转的相关书证及鉴定意见1、增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于1999年7月31日出具的《证明》，由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提供，主要内容为：我公司于1993年向荔城镇金星村第七合作社征地19782.025平方米，已领取建设用地批准书【批准文号：穗国土批字（1993）第62号；批准书编号：建用字（1994）第48号】，现该证件已遗失要求补发。本公司保证没有使用该证件向任何金融部门、其他组织或个人作贷款抵押，如因本公司已使用该证件造成的任何纠纷，我公司负全部责任。2、穗国土建用字[1999]第18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开发公司在1999年10月26日取得荔城镇金星村六社蛇头（土名）面积19782平方米（29.673亩）的用地权。存根的“备注”栏为董某1签名，日期是1999年10月26日。3、建设用地批准书登记薄，其中【1999】18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的领证人一栏签名为“董某1”，日期是1999年10月26日。4、协议书、收条：（1）甲方黄某1与乙方陈韶忠在1999年11月7日签订协议书“甲方黄某1提供增国土建用字[1999]第18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给陈韶忠抵押借款，乙方陈韶忠无息借给黄某1人民币30万元使用”；（2）同日陈韶忠出具收条“收到黄某1增国土建用字[1999]第18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正本”；（3）黄某1出具收条“收到陈韶忠现金共计30万元”，但收款日期看不清。5、收据一份，该原件由陈韶忠于2016年9月6日提交。内容为：李某在1999年12月16日收到陈韶忠增国土建用字[1999]第182号用地批准书壹本，面积26.973亩。6、穗公（司）鉴（文某）字[2016]240号文件鉴定书，证实送检的“收到陈韶忠……第182号用地批准书”的《收据》上的笔迹与送来落款署名为“李某”的样本笔迹是同一人书写。7、陈韶忠自认是其盗窃黄某1的公章后写的两份说明：（1）荣某公司在1999年4月13日出具的《关于遗失“两证”的说明》，由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提供，内容为“增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我公司于一九九三年三月购买了荔城镇金星村第六合作社位于新广汕公路南面蛇头（土名）土地一块，面积26.973亩。因我公司保管不善，将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遗失，现直接由你公司向有关部门申请补办有关证件的手续”。（2）荣某公司在1999年12月18日出具的函，由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提供，内容为“增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请将我公司向你公司购买的增城市荔城镇金星村第六合作社的土地一块（26.973亩）直接过户给增城市旺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8、穗公（司）鉴（文某）字[2014]194号文件鉴定书，证实送检2页写有内容为《关于遗失“两证”的说明》及“荣某公司在1999年12月18日出具的函”的字迹与送来落款署名为“陈韶忠”的样本笔迹是同一人书写的。9、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于2016年5月4日《关于增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有关情况的说明》：经查我局档案资料，增城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用地【建设用地批准书：穗国土建用（1999）第182号】档案中没有“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荣某公司”的两份说明资料。9、刑警五中队2018年1月31日出具的《说明》：经侦查人员与广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联系，该中心称现广东省的鉴定部门均无技术鉴定出检材的形成时间。（五）涉案土地由开发公司流转给容某公司、旺达公司的相关书证及鉴定意见1、《土地转让协议书》、《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城市国有土地转让履行出让合同规定书》增国土合字（2000）第280号，证实：2000年3月13日，开发公司将增城市国土局原出让给其使用的荔城镇金星村第六合作社蛇头（土名）4875平方米（7.312亩）土地转让给容某公司，转让金额共551840元，开发公司代表吴某1签名，容某公司代表邓某1签名，并于2000年7月4日取得增国土建用字[2000]第144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经吴某1确认，上述合同中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2、《土地转让协议书》、《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城市国有土地转让履行出让合同规定书》增国土合字（2000）第185号，证实：2000年3月13日，开发公司将增城市国土局原出让给其使用的荔城镇金星村第六合作社蛇头（土名）13043平方米（19.565亩）土地转让给旺达公司，转让款1369550元，开发公司代表吴某1签名，旺达公司代表李某签名；后双方于2000年4月12日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并于同日取得增国土建用字[2000]第76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经吴某1确认，上述合同中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3、鉴定书，证实：（1）落款日期为2000年4月12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即证据2中的《合同书》）的签名“吴某1”无法确定与送检样本笔迹“吴某1”是否同一人书写；（2）落款日期为2000年3月13日的两份《土地转让协议书》（即证据1、2中的两份《协议书》）上的签名“吴某1”与送检样本并非同一人书写；（3）落款日期为2000年3月13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即证据1中的《合同书》）上的签名“吴某1”不是书写形成；（4）落款日期为2000年4月12日的《转让合同书》、2000年3月13日的《土地转让协议》上的“广东省增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的印迹与送检样本是同一印章所盖。4、邓某1提供的收据，称其于2002年2月1日向金徽公司支付购地欠款156498.7元及利息33938.05元，共计190436.25元。至此购地款全部付清。5、国土部门提供的2000.B0101236档案及2001.B0101580档案。6、增价鉴（赃）[2015]445号价格鉴定结论书，证实增城市荔城街金星村六社蛇头（土名）土地经鉴定，其中13043平方米土地在2000年4月13日的土地使用权价值为5295458元，4875平方米土地在2000年3月13日的土地使用权价值为1959750元；两项共计7255208元。（六）其他相关书证1、谅解书，被害人黄某12015年3月26日向检察机关和法院提出申请，称陈韶忠能投案自首，揭发同案犯李某的犯罪行为，在本案中没有分到地和钱财，并主动提出借给其的30万元不要其归还，因此对陈韶忠的行为表示谅解。2、增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两份：（1）经查阅档案室，我局并无“甲方为增城县技术监督经济发展公司，乙方为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荣某公司的一份《土地转让协议书》原件”以及“增城县技术经济发展公司”印章。（2）增城县标准计量管理局在1986年成立，并开始使用“增城县标准计量管理局”公章，在1993年因增城县撤县设市停止使用该公章。经查阅我局档案，未发现有保留增城县标准计量管理局公章原件印章，亦未发现该公章的封存和销毁记录。3、增城市国土资源局2014年5月14日关于黄某1信访材料的复函：（1）经查该局档案系统，没有关于“增城县标准计量管理局技术监督经济开发公司”相关的用地资料，亦无“增城县标准计量管理局技术监督经济开发公司”与“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荣某公司”签订的《转让土地合同》资料。（2）涉案土地是1993年出让给“增城县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相关档案资料中没有显示“增城县标准计量管理局技术监督经济开发公司”与“增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之间的联系。（七）涉案人员的证言1、被害人黄某1的陈述：1993年我所在的荣某公司与增城县标准计量局下属的技监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由我公司受让由开发公司转让给技监公司位于荔城镇金星村第六合作社蛇头（土名）土地一块，面积29.673亩，转让款6827790元，签订合同前我与技监公司和开发公司的人有碰面，说好只签订合同不进行过户，因我也是用来转让的。后因供销社将约3亩土地卖给了他人，增城县标准计量局退回3亩多地的现金给我，实际转让面积26.973亩，转让款每亩23万元共计6203790元，当时我已经支付了全部购地款，我与技监公司签完合同后交付了30万元订金，后来分四五次用银行汇票付清余款，我无法提供支付土地款的凭证、票据或银行交易记录，因1996年我在云南出车祸，家人以为我去世了处理了我的个人物品。1993年2月18日，我与增城县标准计量局签订转让合同后，供销社经济发展总公司于1994年8月13日提供了建设用地批准书和规划许可证各一份给我，土地面积是29.673亩。后来我要求增城县供销社经济发展总公司重新办理1张建设用地批准书给我，要求更正土地面积为26.973亩。1999年（具体日期不记得），增城县供销经济发展总公司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把新办好的用地批准书交给我，即【1999】第182号批准书原件。我不认识董某1，但我在原增城县国土局查询资料时发现该批准书的原件是董某1去领取的，我也不清楚他是否增城县供销社经济发展总公司的人，总之把批准书交给我的不是董某1。1994年8月13日，增城供销社经济发展总公司给了我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各一份，当时我有写收据，面积29.673亩。后因经济发展总公司将部分地卖给了他人，我要求他重新补办一份给我，1999年10月该公司重新补办了一张面积26.973亩的建设用地批准书给我，即被陈韶忠骗走的那张。1996年我在云南发生车祸，因没有钱治疗从云南回到增城找到朋友陈韶忠，说我急需钱治病，并说我购买了一块地已办好土地使用证，到时卖掉一些地也行，抵押给人借款也行，问他能不能想办法借一些钱给我，陈韶忠听后答应帮我。后来陈韶忠就借给我30万元，但要用我的土地使用证抵押，我就将增国土建用字[1999]第182号用地批准书原件给了陈韶忠。当时借款时没有约定何时归还30万元，只约定归还30万元后拿回用地批准书，陈韶忠分几次给我现金，我在2000年7月9日写了30万元的收条给他。我将用地批准书给陈韶忠后不久他就不见了，之后过了二三年我通过电话联系他，告知他我可以还款，让他把建设用地批准书还给我，他挂了电话，直到2014年春节我才找到陈韶忠本人，他告诉我土地使用证已经被李某骗走了，我让他把证拿回来就不追究，但他一直没拿回来。我才得知1999年与陈韶忠在挂绿园酒家后面招待所住宿时，陈韶忠趁我洗澡时偷走我公司印章，在两张便条上盖上我公司印章，其中一张便条内容冒用我公司名义，向开发公司要求将我购买的金星村第六合作社土地26.973亩直接过户给旺达公司；另一张便条冒用我公司名义证明遗失了“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请开发公司向有关部门申请补办。然后使用我的土地使用证和两张盖了章的便条纸将我购买的26.973亩土地骗走，后来又将其中的18.944亩登记在李某的旺达公司名下，另外7.312亩登记在邓某1的容某公司名下。我去国土局查询，得知土地被人侵占就去报案了。2、证人李某的证言（1）2016年3月10日的笔录：我不认识黄某1，只认识陈韶忠，知道陈韶忠是一个地产中介人员，我与陈韶忠没有经济上的来往，双方无借款关系。1999年我想在增城买一块地来抵押贷款建设一间医院，开发公司经理钟某1通过陈韶忠找到我，说开发公司在荔城金星村六社蛇头有一块地29亩多，陈韶忠充当中介角色，如我与开发公司交易成功，他应该有中介费，我因此认识了陈韶忠。后我与开发公司达成协议，我要求钟某1办好手续给我就交钱，我先支付了40多万元现金。后钟某1准备好土地转让协议书、合同书等材料给我签名，当时材料中的甲方开发公司是已签好名盖好章的，不是双方现场签订的，我拿该材料到国土部门办理并拿到该土地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后，将余款180多万元给了开发公司。后因公司经营不善我将该证书抵押给增城市松某实业有限公司，随后与该公司因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产生纠纷，具体判决可见（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702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穗从法执异字第86号执行裁定书，现土地使用证仍在增城市松某实业有限公司。在我购买土地过程中，陈韶忠只是充当介绍人而已，开发公司给他多少钱我不清楚，我没有给钱陈韶忠。开发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否为吴某1我不清楚，总之我是让开发公司经理钟某1一手包办好所有手续后，就让我签名和办理过户手续。我购买上述土地过程中没有任何诈骗行为。（2）2016年3月22日的笔录：我于2016年3月22日被取保候审，我经营的旺达公司在2003年11月被吊销营业执照。1999年我想在增城买一块地来抵押贷款用于建设一间医院，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陈韶忠，他自称在广州做生意挂靠一间韶关公司负责征地，现征得荔城金星村六社蛇头一块26亩多的土地，问我是否有意向购买，我说有意向购买但价钱要以国土局的评估价格为准。没过几天陈韶忠说他有亲戚出车祸急需钱治病向我借款40多万，我就借了44万现金给他。2000年的一天，开发公司经理钟某1通过老乡找到我问我是否要买地，现有26亩多的地可以买，我说只要20亩就够了，后听说容某公司的邓某1要买7亩多地，我就对钟某1说我买19亩多就行了，所有办证手续由钟某1去办理。后钟某1准备好土地转让协议书、合同书等材料给我签名，当时材料中的甲方开发公司是已签好名盖好章的，不是双方现场签订的，后我拿该材料到国土部门办理并拿到土地使用证后，我以支票形式给了开发公司186万元（国土局评估价每亩7万元，19亩多即130万元，多出的50万是开发公司将增城图书馆一亩半土地卖给我的购地款）。增城市松某实业有限公司开具了一张186万元的工商银行支票给我，收款人为增城旺达经济发展公司，我将该支票交给了钟某1，是钟某1说这样也可以收到购地款的。松某公司给我186万元是因我拿到证后想与松某公司一起向银行贷款500万元，松某公司贷款后先给了我200万元并扣除一年14万元的利息后给我186万元的支票。后陈韶忠说他是中介人要我支付中介费134万元，因我之前给过他44万元，我就写了张90万元的欠条给陈韶忠，欠条在陈韶忠处，直至现在陈韶忠未找我要钱，所以我没有将90万元给他，陈韶忠没有交给我该土地的建设用地批准书，该批准书是我自己到国土局拿的，我不清楚开发公司在卖该地给我前有无转让给其他公司和个人。（3）2016年4月28日的笔录：陈韶忠没有交给我一份增国土建用字【1999】第18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原件。1998或1999年，我通过宋泽冰认识了罗某顺（迅），后来我与罗相熟了，与他说起我公司要建设医院一事，但因资金有困难，想买一块国有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过了几天，罗某顺找到我说他有个韶关老乡叫陈韶忠，投了200万元在增城市供销集团买地皮合作。我问罗，陈韶忠有无同供销集团签订合同和其他手续，罗说是陈韶忠的个人投入，无任何手续。我说这样不行。罗说可介绍供销集团的老总马某1和经理钟某1给我认识。过了几天，马某1安排钟某1找我商量这事，于是钟某1带我去现场看了这块地（涉案土地），之后我与他一起到我公司继续商谈。事后罗问我商量情况，我请他叫钟复印这地的手续给我看。于是钟拿着增国土建用字【1999】第18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的复印件给我看，后来我也去国土局查询，该地确实是建设综合公司的。之后我就问马某1、钟某1和罗某顺，建设综合公司这块地有没有同其他个人或公司签订过协议或合同，他们3人都说没有。我说我只要20亩左右的地就够了，罗称马某1说这20亩地的总价是320万元。这样我们口头有了个协议。后我抵押了我的奔驰汽车，筹得44万元；罗说这钱先给陈韶忠，因他亲人出车祸需要钱救治，其他手续他会叫马某1找人办好，叫我到时候直接找钟某1做好手续。我问罗付款问题怎么做，说会同马某1商量，可以让我借到钱再付款，但款要付给陈韶忠。我说这样结算不符合合同法，罗说会向马商量好，叫我这样做就行。我就开始同建设综合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等手续，之后去国土局办过户手续都交钟某1去处理。过了一段时间，马和钟通知罗，罗就通知我去国土局登记拿土地证，于是我去国土局拿到了相关转让协议书、合同书、增国土建用字【2000】第76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等手续的复印件及增国用（2000）字第B0101236号国有土地证的原件。我拿到证后，对罗说我用该证借给增城市松某实业有限公司抵押给银行贷款后，把剩余的购地款结算。罗就按马的意思吩咐我说，到时候松某公司借款给我后，支票上的收款方不要填我和我公司的名字，不然供销集团收不了钱。过了一段时间，罗和陈韶忠找到我说陈那200万元是广州老板处借来的，被追债，要我加快向银行借钱把剩余购地款给陈韶忠。于是我把土地证借给松某公司抵押借款500万元，该公司贷到款后先借给我200万元，并预先扣了1年的利息14万元，就给了我186万元的支票（中国工商银行增城支行的）。后我再问罗是否把支票给陈韶忠，罗说这是马某1的决定，把支票给陈韶忠后，马某1会处理好。2001年8月27日晚上，罗和陈到我公司，罗看过支票没问题后就交给陈，我当时叫陈写收据，罗说不用的，到时供销集团和我公司商量好就是。罗还说这块地共320万元，现在只支付了44万元和186万元，要我写一张90万元的欠条给陈，我写好欠条给陈后他们就离开了。建设综合公司想把那块土地全部转让出去的，但我只要了约20亩，我就介绍了梁某1给建设综合公司，后来梁没买剩余的地，之后卖给谁我就不清楚了。按当时国土局的估价，这块地价值130万元左右，我却支付了230万元，所以后来供销集团又另外在金星村那边卖给我7.8亩地，其中给我1.5亩作为补偿，其他的6.3亩以每亩30万元卖给我。3、证人梁某1（坤）的证言：金徽公司开给邓某1的那张收款190436元的收据经我查看，我公司当时没开具这样的收据。我在2000年至2002年之间曾与李某存在一宗土地民事纠纷，具体哪里的土地我忘了。4、证人钟某1的证言：增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是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的下属公司，1994年我在增城供销社实业开发部担任财务人员，具体做财务工作，2003年任供销社发展科科长，2013年任供销社工会副主席，2016年任供销社再生资源管理科科长兼增城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委员，我在担任上述职务时没有挂靠供销社下属公司的职务。1999年或2001年，李某来供销社找我，说他公司遗失了两证（大概是什么建设用地批准书和什么许可证），补充一份说明，我才得知荔城金星村第六合作社蛇头地块在1993年转让给了增城技术监督经济发展公司。因我当时不是开发公司的任何职员或领导，我就带李某到开发公司，让他自己去办理过户事宜，至于后来事情如何发展我不清楚。李某请求将土地转让给什么公司我不清楚，我也不知他为何找我，我之前不认识他。我不清楚开发公司与哪间公司签订协议合同将土地办理过户手续，开发公司与旺达公司有无土地上的交易我不清楚，李某没有将一张186万元的支票作为购买土地的款项交给我，开发公司有无收取我不清楚。当时开发公司与他人或公司交易的资金是入开发公司的账户还是入供销社账户我不清楚，我不认识陈韶忠、黄某1。我于1999开始负责保管档案资料，公安人员来查阅档案时我才知道开发公司曾向增城技术监督经济发展公司转让增城荔城街金星村第六合作社蛇头土地，我不清楚开发公司为何在2000年将该地卖给容某公司和旺达公司，两次的转让款有无收取我不清楚。合同显示该地块转让的经办人是吴某1，我不清楚具体情况，不清楚合同中吴某1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不清楚吴某1有否担任开发公司的法人代表，2000年3月至4月吴某1是否有权在合同上签名。当时李某找到马某1，马跟我说买了涉案这块地的人遗失了建设用地批准书，安排我带李某去供销集团下属的建设综合公司去开证明补办新证，我就带他去建设综合公司。我忘了是等李开好证明一起离开还是我先离开了。至于李与建设综合公司如何办理，我不清楚，之后事情如何发展我也不清楚。2000年后，马说可以与李某合作，将供销集团在金星村的约9亩地卖给李，于是我代表供销集团与李签订的买卖合同，以每亩30万元卖给李的旺达公司，但这个买卖没有成功，因当时供销集团不能办证，所以李也没付购地款。5、证人马某1的证言：我于1993年至2011年担任增城供销集团总经理职务。我认识李某，但不是很熟。我于2015年因受贿罪被关押在增城看守所时，陈韶忠刚好与我同仓，我才认识他，我很少与他交流，都不清楚他因何事被关押。罗某顺我认识。钟某1当时是我下属，他担任过供销集团的实业部或开发部经理。罗某顺没有将我和钟介绍给李某认识，我也没有安排钟某1带李某去建设综合公司开具或提交土地的过户证明。6、证人邓某1的证言。（1）2014年8月26日的笔录：2000年达隆公司法人代表蒋某1向旺达公司购买了荔城镇金星村六社广汕路南面蛇头（土名）7.312亩土地，后蒋某1以55万将该地卖给我所在的容某公司，我拿到该地块的所有权后，因营业执照被吊销，我跟几个朋友合伙成立了智伟公司，我是股东之一，因容某公司没有营业执照又无开发资质，所以智伟公司帮容某公司偿还工商行的贷款536万元，同时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该地块归智伟公司所有，但2014年6月增城法院致函国土局暂缓办理过户手续，所以该地块仍登记在容某公司名下，实际归智伟公司所有。2014年1月旺达公司因债务问题被从化法院查封拍卖，我所在的智伟公司买下旺达公司的债权，旺达公司的债务由我公司偿还，旺达公司名下的三块地归我公司所有，其中一块即是19亩多的涉案土地。上述两块土地的交易款项已结清，其中19亩多的土地直接由智伟公司向旺达公司的债主偿还，7亩多的土地由我支付了现金给蒋某1，我不认识黄某1和陈韶忠，经蒋某1介绍见过李某一次。与开发公司的合同是我签名，我当时没看到具体的合同内容，蒋某1叫我签名，我就签名了。我签名时甲方的签名处还是空白的。我与蒋的关系非常好，而且也说好了中间的手续全部由他办理，我只关心最后从国土局拿到证件。（2）2017年9月22日的笔录：90年代我就与蒋某1相识，他是房地产开发商。2000年左右蒋对我说他在荔城金星村买了一块土地，问我有无意向收买，我说有。他就带我去认识了增城市金徽公司的总经理梁某1（坤）和李伯新（即李某），蒋说那块地是他们的，我说不管地是谁的，能合法帮我办到证过户，我就给钱。后来蒋就承诺说把那块地中的7亩多卖给我，过户手续他帮我办妥，让我先付10万元作为定金。后蒋先后拿一份《土地转让协议书》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给我签，我签的时候甲方已经填好为增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法人代表签好吴某1的名字，也盖好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的公章，于是我在协议书和合同书上签名、盖公章。隔了不久，国土局通知我去签《合同规定书》，签后不久国土局就通知我去领土地证了。我领证后分3次把钱交给蒋某1。我第一次是交给蒋10万元现金，他直接给了金徽公司；后面两次我是开支票给金徽公司，分别支付多少钱我忘了；第四次是给了金徽公司19万多的本金及利息。我也提供了第四次的收款凭证。7、证人蒋某1的证言：2000年期间，邓某1找我说打算向工商银行抵押贷款400万元。因为他没有抵押物，当时梁某1（坤）有块地可以过户给邓某1用于抵押，但他的容某公司没有土地开发的资质，所以他找到我，让我帮忙以达隆公司的名义将梁某1（坤）那块地过户给我，拿到国有土地证后向银行抵押贷款，可以先给我10万元作报酬，贷款成功后再给我10万元。我答应后，邓某1带我去认识梁某1（坤），商量这件事的过户事宜，当时大家达成一致协议，由我负责以达隆公司的名义让梁某1（坤）的地取得土地证，用来向工商银行贷款，以邓某1为借贷人，我为担保人；梁某1（坤）负责办理过户手续。我们口头达成一致后，梁某1（坤）就去办过户事宜，他如何办我不清楚，后来我有个工商银行的朋友向我咨询是否向银行担保贷款，我才知道梁某1（坤）已经成功了。后来我了解到梁很多事情可以作假，害怕承担风险，就找邓某1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把这地转出去。后来我了解到这块地已经不在我达隆公司名下，之后的事情我就不去理会了。梁某1（坤）的信誉很差，他去贷款银行肯定不批。而且我当时也比较有钱，有很多地皮和房产，梁和邓也不担心我会再把这块地出售，他们就是看中我的名誉才找我帮忙。过户的事情不用我操作，我也没交给邓某1土地转让协议书、合同书让他签名盖章。8、证人吴某1的证言：我于1987年至2005年任增城县供销合作总社的副主任，在1992年至1994年兼任增城县供销社经济发展总公司经理、法人代表、分管经济发展总公司全面工作。1993年时我供销社属下增城县供销社经济发展公司曾转让了荔城镇金星村六社广汕路南面蛇头面积29.673亩的地块给增城计量局属下的技监公司。这块地是向当地农民征收的，当时我方主要是由公司副经理黄某2焜负责的，我只是有参与签名并知道这件事，对方签名人员是计量局副局长陈某2泉等人，当时签订的转让合同中是我本人签名的，我们有收到技监公司的转让款，转让款的去向我不清楚，听说这块地当时由技监公司转让给了一家韶关的公司，后该地块为何转让到旺达公司和容某公司我不清楚。2000年开发公司同旺达公司的转让合同我不确定是否我签名的，同容某公司的转让合同不是我签名的，2000年时我已不在开发公司任职，无权在开发公司的转让合同上签名，我也不认识李某、邓某1。9、证人陈某1的证言：我于1993年至1996年在增城区供销合作总社下属的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担任副经理，1996年后至1998年1月担任开发公司经理。增城县供销社经济发展总公司、增城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是增城供销集团总公司下属单位，后来1995年增城供销集团总公司又恢复叫增城供销合作总社，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当时涉案地块是增城县供销社经济发展总公司转让，但该公司无征地买卖的资质，只有开发公司有这资质，所以有关土地的转让都是以开发公司的名义去转让过户。2000年期间，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某3。1993年由吴某1代表增城县供销社经济发展总公司与增城县标准计量管理局签署土地转让合同，当时是吴某1签署，2000年时她也担任增城供销集团总公司的副总经理，该地块继续履行手续，所以后来会出现她的签名。10、证人王某1的证言：1993年我在技监公司任出纳，当时收取了荣某公司法人代表黄某130万元的购买土地定金，之后我就调离该岗位，其余的事情由当时的经理陈某2泉负责，剩余的购地款如何收取我不清楚。当时是开发公司将荔城镇金星村第六合作社土地卖给技监公司，技监公司再将该地转让给荣某公司，后来如何转让给容某公司和旺达公司我不清楚。11、证人董某1的证言：我曾在2016年4月份打过一次电话给黄某1。我是智伟公司的代理人，增城法院执行局要求黄某1来听证，他一直不来，这样会影响我公司的合法利益，我就打电话给黄某1说我是增城法院的，要求他带齐案件的材料过来，好让他提供好证据来进行听证，以便尽早解决他与智伟公司之间的民事诉讼，但他后来也没有来。【1999】第18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存根联备注上的签名是我签的，但用地批准书登记记录薄上的登记签名不是我签的。我当时没有领取这个证的原件，也忘记当时为什么会在存根备注联上签名了。（八）被告人陈韶忠的供述：1993年我先后认识了黄某1和李某，李某向我提出想购买一块土地。1999年下半年黄某1告知我，他在荔城镇买了一块地。我转告李某，李某让我配合他骗黄某1的这块土地，承诺成功后会免息借款四五十万元给我做生意，而且他也说把土地抵押出去拿到钱做生意赚钱后再将证赎回来，我就同意了。1999年11月黄某1说拿到用地批准书原件了，并说需钱治病向我借款，李某就叫我让黄某1拿用地批准书原件抵押。同年11月7日我和黄某1签订了抵押借款协议，用黄某1手中的“增国土建用字[1999]第182号用地批准书”原件作为抵押，黄某1将批准书原件交给我后，我将现金15万元交给黄某1，该款是我先期垫付的。同年12月16日李某给了我现金10万元，我将批准书原件交给了李某，他叫我再弄两张盖了黄某1公司公章的便条给他，次日我将李某给我的现金10万元交给黄某1，当天晚上我和黄某1在挂绿宾馆旁的旅馆住宿，我趁他冲凉时偷拿了他公文包内的公司公章，在两张空白纸上盖上章并于第二天即12月18日在法院附近李某的办公室交给他，李某让我在盖了公章的空白纸上抄写他提供的内容：一张是荣安公司要求增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将荔城镇金星村第六合作社土地26.973亩直接过户给旺达公司的证明，日期为1999年12月18日；另一张是关于遗失“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请开发公司向有关部门申请补办。写完后李某给我5万元我转交给了黄某1，后来李某说要等他拿这块地向私人老板抵押借款后才有钱给我。1999年底我就联系不到李某了，之后我就去了广州白云区打工，直到几年前黄某1给我电话，说有钱还了要拿回用地批准书原件，我说被人骗了，用地批准书不在我手上，之后就没有下文，黄某1也没有还我30万元，直到2014年3月黄某1找到我本人，我将事情经过告诉他，并写了“参与诈骗土地经过”给他。这件事我只负责联系黄某1和李某作为中间人，同时偷盖了二份公章并抄写了两份内容，李某答应诈骗成功后提供四五十万的无息借款给我做生意，但我一直没有拿到，期间我还垫付了15万元给黄某1。过户手续全部是李某操作的，我不清楚。罗某顺（迅）是我老乡。我认识马某1是因为我涉嫌诈骗罪被羁押在看守所时，刚好马某1与我同仓，我才认识他，此前我是不认识的。钟某1我也不认识。在整个事情中，我只收了李某15万现金，后我自己另外出了15万，总共30万借给黄某1。我没有收到李某44万现金或罗某顺转交给我186万支票。在整个事情中，李某给了我15万现金，在黄某1给我建设用地批准书原件后，我将批准书给了李某后他给了我10万元，后我按他的指使伪造了遗失“两证”的说明和“要求过户的函”，李某给了我5万元后就消失了，我至今未见过他，他给我15万元我有写过收据，原件给了李某，我没有留底。在整个事件中，李某没有写过欠条给我，我也没有欠他的钱。我当时在白云区一间物流公司工作，没有涉足房地产职业。我持有的1999年12月16日的收据“收到陈韶忠增国土建用字[1999]第182号用地批准书壹本，面积26.973亩，经手人李某”，是李某亲笔书写，原件被我遗失了，我只有复印件，我不认识钟某1。关于本案控辩双方的争议内容，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而本案中认定犯罪的关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具体如下：（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人陈韶忠伪造两份证明的行为与涉案土地被交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韶忠实施的帮助犯罪的核心行为是“伪造证明将土地过户”，但陈韶忠伪造的两份说明中：1、由被告人陈韶忠的供述可知，《关于遗失“两证”的说明》与另外一份说明均伪造于1999年12月18日，内容为“遗失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两个证件；但开发公司于1999年7月即向国土部门申请补办涉案的【1999】第18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只申请补办这一个证件，而黄某1亦陈述是其要求开发公司补办该证。显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的【1999】第18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的补办过程与该份《关于遗失“两证”的说明》存在因果关系。2、第二份说明是荣某公司要求开发公司将涉案土地过户给旺达公司的函件，但是亦存在大量疑点：（1）陈韶忠称其将该份函件交给李某，但李某始终否认，该份函件由谁经手送往开发公司，开发公司何时收到函件、由谁接收并归入档案，开发公司收到函件后是何种态度，是否向荣某公司核实情况等，均无证据证实；（2）开发公司转让土地的原因存在其他合理怀疑，既可能是相信该份函件的内容真实而直接过户，也可能是早与购买方事前通谋，或是仅仅为了利益而“一地两卖”，或是因人事变迁不知道该土地已经出卖而作出重复处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或排除任何一种合理怀疑；（3）该份函件的内容为要求开发公司将涉案土地过户给旺达公司，开发公司为何又单独将其中7.312亩转让给容某公司，亦无任何证据证实或作出解释；（4）李某供述称是供销集团的马某1、钟某1与其商谈土地交易情况，尽管马、钟某2否认该情况，但亦显示可能存在开发公司与李某事前通谋的合理怀疑；（5）开发公司于1993年转让土地共得款504万多元，而2000年的两份转让合同价格合计192万多元，如此悬殊的价格不仅有违正常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规律，亦不是一份简单手写的函件足以蒙蔽的。综上，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本案中两份伪造的证明与土地被过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土地是否被“骗取”。侵犯财产犯罪中的关键事实之一是被害人如何失去财产。具体到本案，涉案土地原本处于开发公司的登记名下，至2000年3月才由开发公司拆分后交易给容某公司、旺达公司，该交易的具体过程亦直接影响指控的犯罪能否成立。但本案中：1、关于出卖方：开发公司是基于何种理由而同意交易，该交易事项由谁决定，是基于何种认识内容而决定交易，具体交易过程由谁经手，交易过程中由谁负责审核、把关和签名盖章等关键事实的内容均无证据证实。2、关于购买方：无论邓某1或李某，或是涉及具体交易的蒋某1、钟某1等其他人员，亦均对具体交易过程相互推卸责任，都辩解自己只是签名，具体交易手续由其他人办理。3、关于是否支付款项：李某供述称其通过松某公司借得200万元（其中186万元是支票）用于支付购地款，该情况亦有其提供的收款收据相印证，而公诉机关并未提供相关支票及款项流向的证据。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土地的具体交易过程，公诉机关提出“过户具体由谁操作不影响本案认定”等意见缺乏理据；提出“无证据证实李某支付款项，说明是诈骗”的意见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应由控方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对上述意见本院均不予支持。（三）本案中只有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但其供述不足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具体如下：1、被告人陈韶忠在侦查阶段初期供述其与李某共谋作案，但在庭审中，其辩解称当时李某只是希望把地拿来抵押贷款，事后还能把地归还，自己是事后才知道自己被李某欺骗。其供述前后矛盾。2、被告人陈韶忠供述其与李某共谋，但李某始终否认该情况，且两人的供述中关于相识、提出犯意、具体行为、报酬等细节亦大不相同，无法一一印证。3、被告人陈韶忠仅供述其将伪造的两份说明及《建设用地批准书》交给李某，但两份说明与《建设用地批准书》是否在土地交易过程中发生作用，亦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基础事实存在极大疑点，无论控方提出的有罪观点，或是辩方提出的无罪观点，均是在关键事实不清情况下所作的合理推测，但这样的猜测不足以完成控方的举证责任，更不能成为认定事实与犯罪的依据。刑事诉讼是通过证据规则查明事实，再以查明的事实为基础作出裁判，不应且不能在关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草率地根据推测作出裁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韶忠犯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韶忠无罪。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杨 凯人民陪审员  姚俊宇人民陪审员  赖远明二０一八年八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关路清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第五十三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第一百九十五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