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50731号原告：郝志，男，1983年7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吉明，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瑞萍，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迟频，女，197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理，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迟颖（迟频之姐），女，196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北京大东正明科贸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杰，北京市康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郝志（以下称原告）与被告迟颖（以下简称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已经审理完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偿还借款365.552978万元，并自2013年3月30日起，按照月息1.8%支付其中300万元的利息，自2018年2月20日起，按照年息6%的标准支付其中65.552978万元的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还款之日。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是朋友关系，2013年3月20日，被告向原告提出借款400万元用于周转。原告分别于2013年3月20日向被告提供借款300万元，2013年3月26日向被告提供借款100万元，并通过公证处进行了公证。此后，原告又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陆续向被告提供了数额不等的借款，总额达到471.496万元。被告也陆续偿还了106.527222万元的借款，但尚欠365.552978万元借款未偿还。原告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还款。被告辩称：原告主张的借款，其中第一笔400万元是双方进行了公证的，借期应到2013年4月20日，原告现在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另外，被告于2013年4月23日通过转账向原告偿还了400万元中的100.027222万元，原告已经认可。剩余的300万元，因原告的资金来源是通过刘茗提供的，2013年6月我的姐姐迟颖用北京天街伟业超市的一张308.4万元的支票了给了刘茗，刘茗兑换了支票后扣除300万元及利息，将剩余6.6万元还给了迟颖，这笔支票归还的款项就是其中的300万元借款。是原告说让我把支票给刘茗的。所以经过公证的400万元借款都已经还清，但当时我们没有让原告写收条。后来，原告在与被告就双方之间全部款项的对账过程中，从来没有就此300万元的问题与被告进行对账，反而已经归还的100万双方谈到了。所以，这300万元实际已经归还。第二笔，2015年2月17日的2.2万元款项，不是我的借款，是原告让我转给蔡京育的。在我们的对账录音中有体现。第三笔是同一天转的两笔款项共计1万元，是“过桥费”，不是借款。第四笔360元，我不知道是什么钱，对账的时候原告说没有算。第五笔55.1万元中，只有5.1万元是尚未偿还的借款，剩余50万元已经通过案外人蔡京育偿还给了原告。第六笔13.16万元，是银行的过桥费，不是借款。第七笔5842元，应该是公证费或者服务费等支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系因借贷相识。2013年3月20日被告为买房向原告借款400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并经公证机关公证为（2013）京方正内民证字第0715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借期为自出借方转账之日起30个工作日。原告于2013年3月20日、2013年3月26日分两次向被告转账了出借的400万元款项。被告于2013年4月23日向原告转账偿还100.027222元借款本息。被告主张2013年6月8日，经原告同意，被告的姐姐迟颖用北京天街伟业超市的一张308.4万元的支票了给了本次出借款项的实际出资人刘茗，用于偿还剩余300万元借款，但原告对300元还款的事实不予认可。除了400万元的借款之外，双方之间有频繁进行款项的转账。原告主张向被告出借款项的转账记录仅仅是其中的几笔，如下：1、2013年3月1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5842元。原告称记不清是什么钱了，被告庭审时主张是公证费或者服务费。2、2015年2月17日，原告向被告转账2.2万元。原告并未明确该笔款项的名目。被告认为此笔款项并非借款，是原告让被告转给案外人蔡京育的款项。3、2015年5月27日，原告分两次向被告转账1万元。原告当庭说不清是什么费用。被告不认可为借款。4、2015年6月25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60元。原告主张是双方出去旅游发生的娱乐费用。被告不予认可。对账录音中，原告表示“没有算”。5、2016年3月2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55.1万元。原告在对账录音中认可“已经回来了50万了”。6、2016年3月29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3.16万元。原告不能说明款项的名目，被告主张是原告通过被告转给姐姐迟颖的“过桥费”。在对账录音中，原告表示“我又给姐姐转了那个13.16”。2018年5月4日，原告向公证机关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迟频300万元借款的决定书，但公证机关“以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已超过申请执行的期间，且未提供有关中止中断情节的证明”以及“据申请执行人所述，被申请执行人还存在通过他人账户偿还借款的情形，本处无法查明被申请执行人的债务履行事实”为由，出具了（2018）京方正决字第132号《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书》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转账记录、录音证据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在诉讼时效内主张民事权利。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关于400万元借款，双方之间曾经到公证机关对借款合同做出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但是借款期限到期后，原告并未及时到公证机关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决定，原告在本次诉讼中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起诉前有向被告主张剩余300万元借款的事实。原告应当自双方约定的债权、债务到期之日2013年4月26日起三年内主张权利。原告2018年5月4日才到公证机关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已经超过了申请期间。原告2018年5月9日到本院申请立案，也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原告亦未向本院提供有关中止中断诉讼时效情节的证据，本院对原告此笔300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转账记录显示，原告与被告之间因借贷业务频繁进行相互转账，除了400万元的借款外，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书面的借款合同及借条等。双方之间为了结算，于2018年1月20日进行见面对账，被告提供了双方之间进行结算对账的录音证据，原告对该录音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该录音证据记录了双方之间对账的过程，账目繁杂，各种名目均有。本院对该录音证据予以采信。录音中，没有关于2013年3月13日的5832元的内容，原告忘记该款的出借原因，认为被告需要款项就让原告转款，原告就转款。被告认为该款项不是借款，是退还的公证费或者服务费。原告就此项款项未能出具是借款的其他证据，仅凭转账记录，本院无法认定是借款。关于2015年2月17日的2.2万元，原告在录音中说“这个跟你没关系，这是我转给老蔡的，我不知道什么钱”。本院对于此笔款项不予认定为借款。关于2015年5月27日的两笔共计1万元转款，原告表示也不清楚是什么费用，只是认为转账给被告就应当是借款，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纳，仅凭转账记录，本院无法认定是借款，对其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2015年6月25日的转账360元，原告陈述是双方出去旅游发生的娱乐费用，在对账录音中，原告对被告称此笔费用“没有算”，该项款项数额较小，既然是双方去旅游期间发生的娱乐费用，仅凭转账记录不能证实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原告现向被告主张还款，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3月28日的转账55.1万元，根据对账录音，原告已经认可偿还了50万元，剩余5.1万元应为被告的借款，被告应当偿还。关于2016年3月29日的13.16万元，原告不能说明出借款项的原因，被告主张是原告转给姐姐迟颖的费用，被告的主张与原告在录音证据中陈述的内容相吻合，故此笔费用本院不予认定为借款。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应当向原告偿还的款项为5.1万元，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迟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郝志借款五万一千元。二、驳回原告郝志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044元，由原告郝志负担34969元，被告迟频负担1075元（原告郝志已预交，被告迟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郝志）。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 娟人民陪审员  杨成林人民陪审员  李玉国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书 记 员  孙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