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苏03行初139号原告梁超启，男，1959年8月21日生，汉族，江苏师范大学退休教师，住徐州市铜山区。委托代理人姚呈祥，江苏茂通（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住所地徐州市云龙区和平大道**。法定代表人周绍泰，该局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袁晓明，该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委托代理人裴建平，江苏智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健羽，江苏智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黄海红（新加坡国籍），女，1965年1月2日生，住新加坡。委托代理人王勇，江苏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超启诉被告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以下简称云龙民政局）婚姻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黄海红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本院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及第三人依法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梁超启的委托代理人姚呈祥，被告云龙民政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袁晓明、委托代理人裴建平、王健羽，第三人黄海红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勇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7月10日，本院就相关事实询问当事人，原告梁超启及其委托代理人姚呈祥，被告云龙民政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袁晓明、委托代理人王健羽，第三人黄海红的委托代理人王勇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于2018年3月5日作出《关于黄海红隐瞒国籍与梁超启办理离婚登记的情况说明》，记载：梁超启，国籍中国，黄海红，国籍新加坡。2015年8月10日，黄海红隐瞒新加坡国籍，持有未注销的中国内地户口簿、身份证，与梁超启在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证字号：L320303-2015-000689。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民发【2015】230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无权办理涉外婚姻登记，双方当事人于上述时间办理的离婚登记应为无效登记，双方如未在指定的涉外婚姻登记机关或法院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仍系夫妻关系，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应由当事人承担。原告梁超启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于2018年3月5日作出的情况说明中记载的确认其与黄海红在2015年8月10日办理的离婚登记无效的行为无效。事实与理由：梁超启与黄海红于1985年11月2日登记结婚，因感情破裂，双方自愿协议离婚，并于2015年8月10日至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2018年3月5日，在梁超启不知情的情况下，云龙民政局作出了《关于黄海红隐瞒国籍与梁超启办理离婚登记的情况说明》。该说明是对梁超启人身权有直接重大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云龙民政局作出的该行为程序严重违法，主要证据不足。1、该行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被告作出说明前未告知梁超启拟作出行为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未给予梁超启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未送达该说明，未告知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救济权利。2、被告作出该说明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从《婚姻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来看，男女双方离婚的实质和核心要件就是“自愿离婚”。原告和黄海红离婚是双方自愿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婚姻法的规定。被告确认离婚登记无效的行政行为没有事实根据。其次，《婚姻登记条例》、《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未规定婚姻登记可因登记机关无管辖权而无效，也无任何法律规定违反管辖规定的婚姻登记无效。婚姻登记管辖权的规定，旨在明确婚姻登记机关的内部职权范围，并非婚姻效力的判断依据。因此，被告确认原告与黄海红的离婚登记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是无效的。3、该说明使原告与黄海红可能陷入犯罪境地。假如原告与黄海红2015年8月10日自愿离婚后，一方或双方再婚，则被告作出确认离婚登记无效、双方仍为夫妻关系的行为，直接使得已经再婚的当事人陷入重婚犯罪的危险之中。4、被告作出的说明违反了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属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与黄海红自愿离婚后，双方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至今已有两年多，离婚登记行为因已经超过救济期限而具有不可争力。对于被告而言，离婚登记一经作出，即具有不可变更力，即实质确定力。在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被告单方作出了确认离婚登记无效的说明，显然违反了行政行为的确定力，破坏了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性。综上，被告作出的确认离婚登记无效的行为属于明显重大的违法行政行为，是无效行政行为。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5月3日云龙民政局作出的《关于黄海红隐瞒国籍与梁超启办理离婚登记的情况说明》，证明云龙民政局违法宣布梁超启与黄海红的离婚登记无效，该行政行为无效。2、2015年8月10日云龙民政局颁发给梁超启、黄海红的离婚证，证明被告发放的离婚证合法有效。3、2015年8月10日梁超启与黄海红自愿离婚时在被告处填写的相关材料，包括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离婚协议书、二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离婚登记告知单等，证明梁超启与黄海红是自愿离婚，符合离婚登记的实质要件，不存在可撤销登记或确认登记无效的法定情形。上述证据均复印于徐州市××区档案馆，共计十四页。4、梁超启与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暨该局出庭应诉负责人袁晓明分别于2018年2月27日、3月15日的通话录音，证明被告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且其根据该行政行为要求梁超启将离婚证送回。被告作出该行为时未事先向梁超启了解情况，直接以电话方式告知，剥夺了梁超启的申诉权利，程序违法。被告云龙民政局答辩称，1、梁超启与黄海红的离婚登记是无效的登记行为。本案涉及的离婚登记是涉外婚姻登记行为，二人办理离婚登记时，黄海红已经取得新加坡国籍，且定居新加坡。根据我国《国籍法》第九条的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国公民同外国人等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其确定的机关。第十一条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外国人、华侨还应出具本人的有效护照或其他有效国际旅行证件。云龙民政局对二人的离婚登记无管辖权限，应由江苏省民政厅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并且，办理离婚登记时，双方故意隐瞒黄海红已经取得新加坡国籍且定居新加坡的事实，亦未提交黄海红的有效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致使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离婚登记。因云龙民政局无管辖权限，不具有为二人办理离婚登记的主体资格，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作出的离婚登记行为无效。2、云龙民政局作出的情况说明内容合法，程序正当。2018年2月，被告发现黄海红隐瞒国籍与梁超启办理离婚登记的事实。2月27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方式与梁超启取得联系，向其了解情况，对其与黄海红以隐瞒国籍的方式办理离婚登记情况之无效情形进行了释明。后在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接待了梁超启，对登记无效情况再次进行释明，听取了梁超启的陈述意见。2018年3月5日，被告在查询梁超启自2015年8月10日起，未在江苏省再次登记结婚的基础上，依据《江苏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婚姻登记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苏民事【2013】2号）中规定的“婚姻登记机关在登记后自主发现登记瑕疵时，应及时采取补正、更正、确认无效等方式予以纠正，同时将纠正内容存入或记录在婚姻档案中，并告知婚姻当事人纠正事项和内容”，确认双方于2015年8月10日办理的离婚登记为无效登记。综上，云龙民政局作出的情况说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依法驳回梁超启的诉讼请求。被告云龙民政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结婚证件、离婚协议书、梁超启与黄海红的身份证、户口簿、离婚登记告知单等离婚登记时提交的材料（共九页），证明梁超启与黄海红在离婚登记期间故意隐瞒黄海红已取得新加坡国籍且定居新加坡的事实，及梁超启实为华侨，被告在进行登记时已告知了应当如实提交证明材料的情况。2、黄海红新加坡护照、身份证、新加坡公证及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的公证确认复印件等（共计七页），证明黄海红已取得新加坡国籍并定居新加坡。3、《关于黄海红隐瞒国籍与梁超启办理离婚登记的情况说明》、云龙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公室电话2018年2月27日通话记录（共计二页），证明云龙民政局作出的情况说明内容合法、程序正当，作出前向梁超启进行了权利义务告知，作出后将情况说明存入二人的婚姻档案。此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是《婚姻法》第三十一条，《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江苏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婚姻登记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部分第五页中有关于婚姻登记发现瑕疵时通过采取确认无效等方式进行纠正的程序性规定。第三人黄海红述称，云龙民政局在为二人办理离婚登记时尽到了审慎审查的职责，没有过错。发现二人隐瞒身份进行离婚登记后，其依据省民政厅的相关规定进行纠正且出具情况说明，该行为符合相关规定。因此，请求驳回梁超启的诉讼请求。黄海红向本院提交了梁超启在新加坡的身份证，证明梁超启是华侨，是永久居民。对于梁超启提供的证据，云龙民政局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据系被告作出，合法有效。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记时，隐瞒了影响离婚登记法律效力的重要事实，导致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了离婚登记，并予发证，故该离婚证无效。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系当事人办理离婚登记时提交或填写的有关程序性或证明性文件。被告在为双方办理离婚登记时，已在登记告知单中特别提醒当事人提供真实的文件，如果提供了虚假证件、作出虚假声明领取离婚证的，将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在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中，梁超启和黄海红均作出了虚假陈述，因而导致被告在没有法律权限的情况下，为双方办理了离婚登记。双方虽然是自愿办理离婚登记，可能符合离婚登记的实质要件，但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婚姻有效性取决于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以及离婚登记，只有办理了相应的登记才发生法律效力。对于证据4，录音内容是真实的，梁超启主张没有给予陈述申辩的权利不是事实，双方于2018年2月27日、2月28日两次电话联系，3月2日下午，梁超启本人又到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听取了其陈述和申辩，并为其复印了婚姻登记规范文件。黄海红除认可云龙民政局的质证意见外，另补充：梁超启当时知道黄海红的国籍及身份，其为达到尽快离婚的目的，告知黄海红拿身份证即可办理。黄海红离开国内很长时间，对相关的法律规定不是很了解，就依原告所说拿着身份证办理了离婚登记，应当说，是梁超启故意隐瞒了事实。对于云龙民政局提交的证据，梁超启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根据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原告与第三人的签字均是对其个人信息的确认，不存在梁超启故意隐瞒黄海红新加坡国籍的事实。第三人提供的材料以及登记的相关信息均是第三人自行提供，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所有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证据2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江苏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婚姻登记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并未规定无管辖权的离婚登记可以确认无效，而且该《通知》仅是内部规范性文件。另外，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可知，对于确认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主体应当是人民法院，而不是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以证据3不能证明被告作出的情况说明的内容合法，也不能证明相关程序是正当的。黄海红对云龙民政局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对于黄海红提供的证据，梁超启、云龙民政局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梁超启提供的2018年3月15日的录音形成于被诉行政行为之后，与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无关，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相关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梁超启与黄海红于1985年11月登记结婚。2007年3月27日，黄海红取得新加坡国籍。2015年8月10日，梁超启与黄海红以感情破裂为由持中国居民身份证、户口本等至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登记。二人就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签订离婚协议书，同时签署了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声明书中国籍部分打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人填写的常住户口所在地均为“云龙区解放路****楼****”。经审查，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当日为二人办理离婚登记，并颁发离婚证。2018年2月27日，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袁晓明与梁超启电话联系，口头告知其因黄海红办理离婚登记时已取得新加坡国籍，二人2015年8月10日办理的离婚登记无效，并要求梁超启将离婚证交回。后，梁超启与他人又曾至云龙婚姻登记处找袁晓明了解情况，袁晓明为梁超启复印了相关婚姻登记规范文件。2018年3月5日，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作出《关于黄海红隐瞒国籍与梁超启办理离婚登记的情况说明》并存放至徐州市××区档案馆。梁超启在徐州市××区档案馆复印获取该情况说明。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收回了黄海红持有的离婚证，但梁超启仍持有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颁发的离婚证。本院认为，依法行政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基本准则。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违法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可以诉请人民法院予以监督纠正，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基于有错必纠的原则也可自行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第100号令）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等均规定，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违法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依职权或者依申请自行纠正。本案中，云龙民政局对梁超启、黄海红作出离婚登记后发现登记错误，即作出确认离婚登记无效的行为。依据上述规定，云龙民政局当然可依职权或依申请自行纠正原离婚登记行为。首先，本案中被告认定的无效行政行为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三条、第九条的规定，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国公民取得外国国籍的，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梁超启与黄海红办理离婚登记之前，黄海红已取得了新加坡国籍，其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已属外国人，不是中国公民，对于该事实，梁超启、黄海红在办理离婚登记时是明知的，诉讼过程中二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内地居民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华侨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确定的机关。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五条规定，婚姻登记管辖按照行政区域划分。……（二）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其确定的民政部门，办理一方常住户口在辖区户口在辖区内的涉外和涉香港、居民以及华侨的婚姻登记。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三条规定，省民政厅设置婚姻登记处，负责办理全省涉外、涉港澳台居民、华侨、出国人员的婚姻登记。依据上述规定，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梁超启、黄海红的离婚登记显然属于事实清楚超越职权的无效行政行为。其次，被告自行纠正确认无效是否妥当的问题。本案中，云龙民政局不具备涉案离婚登记的行政主体资格，其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的离婚登记行为属于超越职权行为，该行政行为无效。如通过人民法院纠正该离婚登记行为，人民法院可能会撤销该离婚登记行为。但在婚姻登记过程中，行政机关自行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时可否采取上述撤销方式，并无明确规定。从《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等对撤销婚姻登记的规定来看，可撤销的婚姻登记仅限于因胁迫进行的结婚登记。对于自行纠错时可采取的处理方式，江苏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婚姻登记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苏民事【2013】2号）在第四部分关于“完善行政执法监督管理机制”中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在登记事后自主发现登记瑕疵时，应及时采取补正、更正、确认无效等方式予以纠正，同时将纠正内容存入或记录在婚姻档案中，并告知婚姻当事人纠正事项和内容。因此，在有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云龙民政局以确认无效方式纠正原违法离婚登记行为并无不当。最后，被告确认离婚登记无效的行为是否符合程序正当原则。虽然没有法律、法规及规章对行政机关自行纠正行为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但行政机关在作出纠错行为时也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前，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袁晓明主任电话告知了梁超启拟作出的行政行为及相应的事实依据，梁超启在通话过程中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后，梁超启又与他人至袁晓明处获取了相关的婚姻登记规范文件。云龙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作出情况说明后虽未向梁超启送达，但告知了获取途径，梁超启通过该途径也实际取得了记载行政行为的书面材料。云龙民政局确认原离婚登记行为无效后，收回了黄海红持有的离婚证，也通过一定的方式告知收回向梁超启颁发的离婚证，梁超启虽未上缴其持有的离婚证，但不影响云龙民政局依规定将纠正内容存入婚姻档案。云龙民政局自发现涉案离婚登记错误后，自行纠正、纠正内容存档、告知涉案离婚双方当事人纠正内容及办理涉外离婚登记合法的行政机关，并无不当。因此，云龙民政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并不违背正当程序原则。综上，云龙民政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不违反法定程序，不存在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明显不当情形，梁超启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超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梁超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刁国民审判员  黄传宝审判员  陈玉浩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竞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