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民初69号原告：李柏茂，男，汉族，1979年10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丰，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莎莎，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勇华，男，汉族，1977年11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被告：曾兆梨，女，汉族，1977年1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达，广东康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昕，男，1972年11月2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世卓，广东国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君，广东国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柏茂因与被告李勇华、曾兆梨、魏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分别于2017年3月16日进行庭前证据交换，2017年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柏茂代理人裴欣、刘晓丰，被告李勇华及李勇华、曾兆梨代理人刘新达，魏昕及其代理人程世卓，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柏茂向本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李勇华、曾兆梨、魏昕共同偿还借款本金8339455元，利息368803.23元（利息分段计算方法附后，暂计至2016年4月30日，要求其后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利率标准，顺延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依法判令李勇华、曾兆梨、魏昕承担本案诉讼费；以上款项共计8708258.23元。事实与理由：李柏茂与李勇华是多年同学的关系，自2012年底至2015年4月期间，李勇华及其亲友（妻子曾兆梨、姐夫魏昕）以共同经商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共同向李柏茂提出借款要求。李柏茂先后多次按李勇华请求把相应借款陆续交给了李勇华、曾兆梨、魏昕。截止到2015年4月，李勇华、曾兆梨、魏昕共同向李柏茂借款合计本金为人民币8339455元（已扣除归还部分）。李柏茂多次向李勇华、曾兆梨、魏昕催款遭拒。请求支持李柏茂的诉讼请求。被告李勇华、曾兆梨答辩称：一、李柏茂主张的借款合同事实不存在，李柏茂和李勇华二人之间是合伙对外经营民间借贷业务关系。李柏茂和李勇华之间的资金往来，是二人合伙对外经营民间借贷业务而产生，双方之间不是借款合同关系。李柏茂提供给李勇华的钱都是用作合伙资金，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法律风险应当共同承担，现借出的款项没有收回，李勇华没有返还李柏茂投资款的义务。二人于2016年1月22日签订《协议书》，确认了上述事实。1.2012年到2014年间，民间借贷比较流行，很赚钱。双方经商议，决定开始共同合伙对外经营民间借贷业务，以赚取高额利息，双方均有出资。因李柏茂系政府工作人员身份，不便对外，故李柏茂出资的款项，以李勇华名义对外出借，主要借款人包括尹复民和尹复辉等人。因尹复民和尹复辉未能按期还款且无法联系，李勇华和李柏茂商议对其提起诉讼，以李勇华名义委托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周某律师代理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起诉，案号为（2015）东三法民一初字第1620号，诉讼请求为尹复民、尹复辉、吴静、刘伟如、东莞市中腾贸易有限公司共同向李勇华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4500000元及利息，法院也判决支持了该诉讼请求，现正在执行程序中。2016年1月22日，李勇华和李柏茂为确认双方关系及分配将来从尹复民、尹复辉等处执行收回的款项事宜，经友好协商，签订《协议书》一式三份，周某为在场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确认了李勇华和李柏茂之间为共同合伙对外经营借贷，为尹复民、尹复辉提供借款，李柏茂出资金额为8000000元，双方还约定执行款收回后先按6%支付律师费，之后先由李柏茂主持分配。《协议书》签订后，李勇华用手机照相，并进行了复印，相关原始照片仍存于手机中。后因李柏茂的父亲不同意，并强行损毁《协议书》原件一式三份，导致原件缺失，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协议书》复印件、原件的照片、储存原件照片的手机、在场人的证言以及李柏茂和李勇华录音证据，已形成包括书证、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音像资料在内的完整证据链，足以证实《协议书》原件确实存在，相关内容足以证实李柏茂与李勇华之间为共同合伙对外经营民间借贷关系。必须说明的是，《协议书》中李勇华承认李柏茂投入8000000元未收回，是大致数额，李柏茂实际投入未收回的数额是6685900元，李勇华是为了平息李柏茂的埋怨，才承认了大大高于实际数额的8000000元，也可视为对自己权利义务的处置，也符合《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因二人系合伙对外经营民间借贷，故发生借款无法收回的法律风险，应当共同承担，共同向借款人追偿，李勇华没有义务对李柏茂返还。现李勇华起诉尹复民、尹复辉案件尚在执行程序，未能收回款项，按《协议书》约定李勇华没有义务归还李柏茂投入的款项。2.事实上，李勇华对这些款项，在收到李柏茂通过温锦华支付的款项后，一般都在当日、次日或几天之内立即将数额相当的款项支付给了尹复民（详见统计表），还有一笔2015年1月28日李柏茂通过温锦华转账至魏昕的款项1214955元是请求李勇华代付李柏茂购汽车款，魏昕于当日转给了1244500元给曾兆梨账户，曾兆梨同日转账给东莞寮步中汽南方汽车销售公司1166555元。这些款项收支的记录，都反映出李柏茂出资的款项，都由李勇华用于合伙生意，而非李勇华自用。3.经核对，李柏茂从事合伙事务借出的款项中还未收回的本金数额为6685900元，而非其主张的8339455元。这些款项的损失，是从事高息民间借贷的固有风险，李柏茂要求李勇华一人承担是不能成立的。除李柏茂提供的款项之外，李勇华还另行筹资800多万元（仍有650余万未收回）借给了尹复民，这足以说明李柏茂和李勇华合伙对尹复民进行民间借贷业务的事实，共同出资，风险共担。款项借出，尹复民还本金或利息后，李勇华一般都立即在当日或次日将部分款项支付给李柏茂，除此之外，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还将大量利息约595万元以现金方式逐月支付给李柏茂。4.2015年1月份，李勇华分6次给李柏茂30万元现金购买房屋，房屋价格为85万元，但后来李柏茂决定不卖房屋，并将房屋装修出租，却未退回李勇华的30万元购房款。二、曾兆梨并未参与李勇华和李柏茂之间的合伙对外经营民间借贷关系，李勇华只是使用了曾兆梨的银行账号进行交易，且其所出资金是李勇华自行筹措的个人财产，没有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按司法解释的规定，曾兆梨不应当承担法律义务。三、魏昕账户的所有资金均是李勇华使用，魏昕未使用涉案款项，未参与合伙经营，不是本案当事人。李柏茂是政府工作人员，所以使用温锦华的银行账号汇出款项，与此情形相同，李勇华是银行员工，自己的账号也不方便收款，所以委托魏昕代收代付，开户时使用的手机号码也是李勇华本人的，相关法律后果应当由李勇华承担。正如温锦华不是本案当事人一样，魏昕也不是本案当事人，不应承担法律义务。四、李柏茂主张借款合同关系，仅提供借条是不够的，还应证明实际提供了相对应的借款，且三张借条均已过诉讼时效。对于没有借条的款项，也不能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李勇华给李柏茂写三张借条的原因，是因为其是政府工作人员不方便出面，于是由李勇华出面来做二人合伙的民间借贷业务，借款人出具的借条中出借人名字只有李勇华一个。一开始，李柏茂担心李勇华以后钱收回后不给他，提出让李勇华向他写借条。为了让李柏茂安心，李勇华没想那么多，给李柏茂写过三张借条，但李柏茂实际上并未另外向李勇华提供借款，没有实际履行借条，二人之间不是借款合同关系。即使不考虑是否履行的因素，单纯按照法律规定分析，每一张借条均是一项相互独立的借款合同关系，并且三张借条都已过诉讼时效，李勇华向李柏茂支付的款项也足以覆盖第三张借条数额。1.2012年12月24日《借条》中载明：李勇华向李柏茂借款100万元，约定2013年3月29日前归还，如未能及时归还，从到期之日每日支付未还金额的2%作为违约金。2013年4月22日《借条》中载明：李勇华向李柏茂借款250万元，于2013年4月23日到5月23日归还。李柏茂是否真实提供了以上两笔借款，李柏茂有举证义务，并且已过诉讼时效，人民法院不应保护。2.2013年10月14日《借条》中载明：李勇华向李柏茂借款150万元，未写还款期限。如果把李柏茂2013年10月14日通过温锦华6225680628000357741账号汇给曾兆梨的130万元、2014年3月30日通过温锦华20×××88账号汇给曾兆梨的15万元当作借款，那么李勇华按李柏茂的指示，通过曾兆梨银行卡于2014年1月20日还李柏茂妻子黄耀账户50万元，于2014年3月21日还李柏茂朋友李月明账户30万元，于2014年3月21日还温锦华账户150万元，共计还款230万元，除覆盖这145万元之外，还节余85万元，也算是足以还清了。此借条也已过诉讼时效，人民法院不应保护。3.对于其它汇入款项，如果李柏茂主张是李勇华对其借款，则有义务对每笔款项性质举证证明，应提供所有这些款项相对应的借款合同、借条等能够证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证据，银行转账交易凭证仅能证明确实有款项收付，但无法证明款项性质。如李柏茂无法举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民间借贷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魏昕答辩称：魏昕从来没有向李柏茂借款，李柏茂与魏昕也不认识，二人之间从来就没有任何包括民间借贷的任何业务往来。李柏茂虽提供了汇入魏昕名下的银行转账记录，但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借款主张，仅有账户资金往来款不能认定借款关系的成立。而李勇华提供了其与李柏茂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确定了李勇华与李柏茂是合伙的法律关系，李柏茂主张借款关系不能成立的事实。李勇华因与李柏茂合伙对外从事民间借贷的生意，二人之间资金往来频繁，因李勇华是银行职员，魏昕是李勇华姐夫，出于亲戚之间的信任，李勇华委托魏昕开设银行账户用于资金往来的代收代付，这与李柏茂因是公务员遂委托温锦华付款的性质也是一样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在李柏茂与李勇华的资金往来过程中，李柏茂对李勇华使用魏昕账户收款明知且认可的，有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资金往来表格等佐证。因此，魏昕银行账号的代收代付应当直接约束李柏茂和李勇华，魏昕作为受托人依法不承担责任。魏昕出于对妻弟的信任，将账户密码交给委托人李勇华，委托人李勇华亲自办理转款业务事务，这也不影响魏昕代收代付的受托行为定性，毕竟代收代付之行为的前提是魏昕去银行开户，资金进入了魏昕名下。委托人李勇华获得密码授权后直接行使有关付款并实际控制账户的法律责任当然由委托人李勇华自己承担。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和抗辩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李柏茂提交如下证据：一、2012年12月24日出具的借条，二、2013年4月22日出具的借条，三、2013年10月14日出具的借条，四、代付款说明书及说明人身份证，五、广发银行东莞清溪支行银行流水，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且原告已完成出借义务。被告李勇华、曾兆梨对原告李柏茂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三张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理由为虽然三张借条都是李勇华所写，但双方并没有发生借贷关系，李柏茂也没有提供借款，二人之间是合伙对外经营民间借贷关系，借条产生的原因是经营合伙事务放贷使用李勇华的名义，所以借条上的出借人只有李勇华一人的名字，李柏茂不放心，才要求李勇华写借条，李勇华是为了李柏茂安心才写的，实际并没有借款的事实，且三张借条都过了诉讼时效，人民法院不应保护；对代付款说明书及说明人身份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其性质是证人证言，在证人未出庭的情况下，说明书不产生效应，且当庭没有提交温锦华的身份证原件，对其身份无法确认；对于广发银行东莞清溪支行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其中有一笔陈丽苹的与本案无关，其他记录并未能反映本案的全部款项往来，李勇华使用魏昕的账户及曾兆梨的账户支付了李柏茂572万余元的款项，均没有记载，该银行记录不具有完整性，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魏昕对原告李柏茂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同意被告李勇华、曾兆梨的质证意见，证据一、二、三、四与被告魏昕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证据五鉴于原告当庭举证说明陈丽苹与本案无关，已经划掉，故被告魏昕不需要质证。李勇华使用了魏昕的账户，其有可能承担法律的责任，应该由李勇华承担。被告李勇华、曾兆梨提交如下证据：一、2016年1月22日协议书，二、2016年1月22日协议书照片，证明双方确实签过协议书，其主要内容确认了李勇华何李柏茂共同给尹复民、尹复辉借款共1450万元，李柏茂出资800万元，李勇华出资650万元，双方还约定执行款收回后先按6%支付律师费，之后由李柏茂分配，二人之间系合伙对外经营民间借贷业务关系，而非李柏茂主张的李勇华向其借款。三、2016年1月22日李柏茂和李勇华微信截图，证明双方确实签过协议书，2016年1月22日下午1点39分，李柏茂称其父亲以其不应出律师费为理由要求修改；四、2015年10月29日李柏茂、李勇华、曾兆梨录音及文字整理，证明2015年10月29日中午13点开始，李勇华与曾兆梨前往李柏茂的果场，三人谈话时，李柏茂详细询问李勇华对尹复民等案件诉讼及执行情况，在李勇华提出双方是合伙对外经营民间借贷业务关系时，李柏茂默认，未表示反对，足以说明合伙事实；五、（2015）东三法民一初字第162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李勇华对尹复民、尹复辉提供借款，已起诉的金额是1450万元，李勇华确实按与李柏茂协商的经营方式对外进行民间借贷业务，代理律师是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周某律师；六、曾兆梨工商银行交易清单，证明曾兆梨和李柏茂、温锦华、李月明、黄耀、尹复民、东莞市中腾贸易有限公司等筹款往来；证明李勇华还李柏茂所提供的经营合伙业务资金的情况，曾兆梨账户每收到李柏茂的出资款项，就在当日或次日汇款相应数额给尹复民，基本上可以一一对应，李柏茂的款项已借给尹复民，2015年1月28日曾兆梨代李柏茂支付车款1166555元；七、魏昕工商银行交易清单，证明魏昕账户和李柏茂、温锦华、尹复民、东莞市中腾贸易有限公司款项往来，魏昕每收到李柏茂经由温锦华的出资款项，就在当日或很快就汇款相应数额到曾兆梨账户或转去尹复民、中腾公司账户，魏昕只是代李勇华收账，并不是向李柏茂借款；八、曾兆梨和李勇华微信截图，证明魏昕账号由李勇华和曾兆梨使用；九、乘用车买卖合同，证明李柏茂在东莞寮步中汽南方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车，价格为1118000元，订金5万，共计1168000元；十、代付款证明，证明2015年1月28日，曾兆梨为李柏茂代付车款1166555元；十一、农业银行汇款凭证，证明2014年6月9日，曾兆梨向尹复民汇款12万元，证明李勇华、曾兆梨除工行转账外，还以其他方式向尹复民提供过借款；十二、中国移动业务受理单，证明魏昕账户所预留的手机号码为136××××5668，该号码是李勇华提供的，且在原告的起诉状中也确认该号码为李勇华的号码。原告李柏茂对被告李勇华、曾兆梨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一、二、三的三性不予确认，且不管协议书的照片还是微信的截图都不是完整的页面，故该证据反映的情况不是事实，原告本人与代理人所述其与被告款项往来中，原告根本不知道李勇华所说的情况；对于证据四，该录音的类容是确认的，但在文字记录中夹带了主观意见及推测（第1、9页括号里面的内容），原告在对话里是没有确认过二人共同经营放贷情况，即使在李勇华夫妇有备而来作出诱导性发言的情况，原告仍没确认李勇华主张的事实，若如李勇华所说的合伙借贷情况存在，李勇华为何要出具借条给原告，这不合常理；对于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是李勇华与案外人发生争议纠纷；对于证据六、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里面不能反映出李勇华与李柏茂一起放贷的事实，其中2013年10月14日温锦华汇给曾兆梨的130万元，曾兆梨在当天也汇款给尹复民，但该款仍然由李勇华出具了借条给原告，说明原告与李勇华之间是借贷关系；对于证据八，因为是曾兆梨及李勇华的夫妻私人对话，不确认该证据的三性，该证据也不能证明李勇华的主张；对于证据九、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该买卖合同是一份复印件，原告签名是复印件，且整体的盖章情况与常见的交易情况是不相符的，至于代付款证明只是曾兆梨的单独签名，且证据九、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若被告认为需要追究责任，应该另案起诉；证据十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被告魏昕与李勇华之间的关系，其无法知悉。被告魏昕对被告李勇华、曾兆梨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李勇华、曾兆梨所提供的所有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二的协议书照片在手机显示的拍摄日期为2016年1月22日2点35分，而苹果手机的特性为照片的属性只能往后推移，不能往前推移时间。对于录音整理，该证据是直接证据，直观反映了案件的真实性，由于双方是合作关系，而原告出于多方考虑，言语很谨慎，但也无法回避共同借款给尹复民的合伙事实。原告在起诉状中载明了李勇华的手机号码。被告魏昕提交如下证据：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打印个人客户凭证、银行系统信息，从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可以看出，户名魏昕，卡号62×××26，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定制账号20×××75，通知手机号码为136××××5668，打印个人客户凭证显示的银行系统信息日期为2016年8月22日，工信信使协议签订，通知手机号码仍为136××××5668，136××××5668为被告李勇华的手机号码，至今仍然正常使用，通知手机号码由短信、各类交易、支付验证码等功能，无通知手机号在绝大多数时候无法使用账户。通过以上可以证明魏昕开户后将银行卡和网银工具一并交给李勇华使用，通知手机号从开通至今都是李勇华的手机号，魏昕从未实际使用过该账户及相关网银工具，该账户资金往来与魏昕无关。原告李柏茂对被告魏昕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魏昕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所证明的内容无法知悉，其不清楚李勇华与魏昕的款项关系，李勇华与魏昕二人是亲戚关系，没有办法判断该款项由谁使用，其认为李勇华与魏昕是共同借款人，应当承担共同法律责任，即便魏昕是出借账户，那也是专门给李勇华用于向李柏茂借款，账户出借人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被告李勇华、曾兆梨对被告魏昕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确实是李勇华使用魏昕的名义开户，案件与魏昕没有关系，且账户留置的手机号码也是李勇华本人的。被告李勇华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证人周某出庭作证，确认李勇华提交的2016年1月22日协议书是其本人签署，并陈述当天李勇华打电话给周某，称与李柏茂要签订协议，是李柏茂先到办公宝的，然后是李勇华再到，其当时在该协议书的在场人一栏处签名，李柏茂、李勇华二人是自愿签署的，但在签署当天下午，李柏茂打电话给周某说其父亲不同意，然后其约了李勇华到周某办公宝，当时是李柏茂与其父亲先到周某办公室，李勇华后来，然后李柏茂或其父亲把三份协议一起撕毁了。原告李柏茂对证人周某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人证言证明李柏茂与李勇华是没有达成协议的，李勇华所提交的证据一、二已经由双方同意一致撕毁，不应具有约束力，也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李勇华、曾兆梨对证人周某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人周某很清楚地说明，协议书真实存在，是李勇华、李柏茂自愿签署，后来李柏茂以其父亲不同意的理由，单方在事实上撕毁该协议书，并没有征求李勇华的同意，撕毁事实的本身不能视为对协议书的任何修改或解除。被告魏昕对证人周某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人作为东莞执业律师，其应当很清楚作伪证的法律后果，所以其证言是真实可信的，证人证言可以还原协议书的真实性，可以还原李柏茂和李勇华二人合伙从事民间借贷业务，并起诉尹复民的基本事实。二人对该案件处理结果及利润分配等基本事实已经达成了协议，至于后来撕毁是因为了李柏茂的父亲不同意，而李柏茂应该是同意的，撕毁文书并非属于没有达成协议，证人只是对事实的判断而非对法律的判断。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24日，被告李勇华作为借款人向李柏茂出具借条（以下简称借条一），内容为：“本人李勇华身份证号：现向李柏茂借款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小写：1000000），定于2013年2月29日前归还全部借款，如未能及时归还，从到期之日起每日向支付未归还金额的百分之二作为违约金。”2013年4月22日，被告李勇华作为借款人向李柏茂出具借条（以下简称借条二），内容为：“本人李勇华借到李柏茂贰佰伍拾万正元（2500000），于2013年4月23日至2013年5月23日归还。”2013年10月14日，被告李勇华用为借款人向李柏茂出具借条（以下简称借条三），内容为：“兹有李勇华借李柏茂壹佰伍拾万元正，特立借据。”原告李柏茂起诉时主张其向被告李勇华、曾兆梨、魏昕出借的款项除上述借条一、借条二所涉的3500000元及借条三通过案外人温锦华实际出借的1300000元外，还包括温锦华于2014年3月26日向被告曾兆梨转账的2437500元、温锦华于2014年4月21日向被告曾兆梨转账的972000元、温锦华于2014年9月22日向被告魏昕转账的965000元、温锦华于2015年1月28日向魏昕转账的1214955元以及温锦华于2015年4月8日向魏昕转账的1750000元，扣除被告于2013年6月20日还款800000元、于2014年3月21日还款1500000元以及于2015年3月3日还款1500000元，被告尚欠借款本金为8339455元，为此提供案外人温锦华出具的《代付款说明书》以及温锦华银行账户流水予以证明。原告李柏茂在庭审中陈述借条一所涉款项是一次性现金交付的，借条二所涉款项是在出具借条二前几天分几次以现金方式交付的。被告李勇华主张借条一及借条二的款项没有实际交付，确认收到借条三所涉的1300000元以及温锦华上述转账款，同时主张20×××88账号为温锦华的银行账户，李柏茂通过该账号于2014年3月20日向曾兆梨转账150000元、于2014年4月9日向曾兆梨转账1940000元、于2014年6月24日向魏昕转账355000元及100000元、于2014年7月28日向魏昕转账485000元、于2014年9月30日向魏昕转账588000元以及于2015年2月3日向曾兆梨转账150000元，上述收到的款项总计为12407455元。另外，李勇华主张通过曾兆梨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1月20日向案外人黄耀转账500000元、于2014年3月21日向案外人李月明转账300000元、于2014年3月21日向温锦华转账1500000元、于2015年1月21日向温锦华转账185000元、于2015年1月28日向东莞寮步中汽南方汽车销售公司转账1166555元、于2015年3月3日向温锦华转账1500000元、于2015年3月23日向黄耀转账200000元，以及通过魏昕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11月21日向温锦华转账185000元、于2014年12月16日向李柏茂转账185000元，上述款项为李柏茂已收回的款项，合计5721555元，李柏茂未收回的本金数额为6685900元（12407455元－5721555元）。庭审后，被告李勇华向本院提交《关于李勇华向李柏茂支付现金的说明》，主张其于2013年10月至2015年8月间以现金方式向李柏茂支付约595万元，是对外民间借贷业务的利息，还支付了部分本金，具体各为多少记不清了，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李柏茂认为因银行查询困难，原被告账目往来次数较多、跨越时间较长，其无法确认20×××88账号是否为温锦华所有，基于其记忆确认通过该账号转账的3768000元为其出借款项，在本案诉讼中同意李勇华统计的收入金额总额为12407455元，也确认黄耀、李月明和温锦华三人收到的合共4555000元属于被告交还给李柏茂的款项，其中包括本金4000000元以及2014年11月、12月及2015年1月交付的三笔利息各185000元，不确认曾兆梨转账给东莞寮步中汽南方汽车销售公司的1166555元为被告交还款项，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被告尚欠借款本金840万余元（12407455元－4000000元），另外，被告漏计借条一、借条二所涉的3500000元，但基于对诉讼费及被告账务状况的考虑，在本案中不申请增加诉讼请求，对于漏计、少计的本息部分，李柏茂保留今后另行依法起诉的权利。被告李勇华主张从2013年10月开始与李柏茂合伙经营放贷，双方合伙关系并非一天就商量好，协商有一个过程，李勇华为了使李柏茂安心，所以在2012年、2013年写了借条一、借条二，但所涉3500000元没有交付，李勇华和李柏茂合伙放贷的主要借款人是尹复民及其相关公司，为此提交了协议书、李柏茂和李勇华微信截图、录音及文字整理、（2015）东三法民一初字第1620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予以佐证。2016年1月22日，李柏茂（甲方）与李勇华（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甲乙双方共同给尹复民、尹复辉借款1450万元，该款系以乙方名义出借，借据上载明的出借人为乙方，其中甲方出资800万元，乙方出资650万元。因尹复民、尹复辉到期未还，乙方现已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起诉，案号：（2015）东三法民一初字第1620号，案件现正在审理之中，双方现对法院以后执行回来的款项做如下约定：一、乙方与尹复民、尹复辉一案在审理过程中，乙方不得中途擅自撤诉，积极配合案件审理，尹复民、尹复辉应当偿还的款项以法院判决书或调解书确定的金额为准。二、判决生效后，乙方应立即申请执行以保障债权的实现。三、执行后取得涉案所有的款项（包括调解及义务人自动履行的款项）交由甲方保管，方式为：乙方在银行开设新账户，密码由甲方设立。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对该卡进行挂失或更改密码。四、甲方同意乙方聘请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周某律师为诉讼代理人，甲方取得款项后，先行支付律师费（以委托合同约定为准，即在收到款项后三日内按实际取得款项的6%支付，若款项不是一次性足额到位，则每收到一次款项，即按上述标准支付至义务人全部付清时止），剩余款项由甲方分配。五、双方同意，由乙方与尹复民、尹复辉案件中乙方委托的律师周某保管银行卡，但密码仅由甲方掌握。六、若乙方擅自将银行卡挂失或更改密码，致甲方不能支配款项，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200万元。七、若款项到达银行卡内，甲、乙方未按约定期间及标准向委托律师支付律师费，双方自愿以律师费的30%向律师支付违约金。八、本协议一式三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生效，各持一份，律师持一份。”落款处有李柏茂（甲方）、李勇华（乙方）签名捺印，周某作为在场人签名确认。被告李勇华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证人周某出庭作证，确认李勇华提交的2016年1月22日协议书是其本人签署，并陈述当天李勇华打电话给周某，称与李柏茂要签订协议，是李柏茂先到办公宝的，然后是李勇华再到，其当时在该协议书的在场人一栏处签名，李柏茂、李勇华二人是自愿签署的，但在签署当天下午，李柏茂打电话给周某说其父亲不同意，然后其约了李勇华到周某办公室，当时是李柏茂与其父亲先到周某办公室，李勇华后来，然后李柏茂或其父亲把三份协议一起撕毁了。原告李柏茂确认曾与李勇华在周某办公室签署上述协议书，但该份协议在签署的当天又被撕毁，撕毁的决定是李柏茂与李勇华一致决定的，在李柏茂及其家人的概念里，从来没有与李勇华共同放贷的情况，而只是借钱给李勇华本人（有时会询问用途以衡量风险），李柏茂签署上述协议后经过仔细考虑，认为协议所述与一贯事实不符，因此要求撕毁，而李勇华也同意了。广东省第三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2015）东三法民一初字第16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尹复民、尹复辉、吴静、刘伟如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偿还李勇华借款本金11000000元及利息；二、尹复民、尹复辉、吴静、刘伟如、东莞市中腾贸易有限公司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偿还李勇华借款本金3500000元及利息。被告曾兆梨主张李勇华只是使用其的银行账户进行交易，且其所出资金是李勇华自行筹措的个人财产，没有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其不应承担法律义务。被告魏昕主张从来没有向李柏茂借款，与李柏茂也不认识，其出于对李勇华的信任，李勇华委托其开设银行账户用于资金往来的代收代付，相关法律责任应由李勇华自行承担。以上事实有前述证据与本案庭前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因被告魏昕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关于管辖权，因案涉款项交付地在广东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九条的规定，本院作为合同履行地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关于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中国内地与案涉纠纷有最密切联系，故本案应当确定中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李柏茂与被告李勇华、曾兆梨、魏昕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于原告李柏茂明确在本案诉讼中处理的借款本金12407455元，结合温锦华、曾兆梨、魏昕的银行账户流水及李柏茂、李勇华双方的自认，可以确认原告李柏茂有向被告李勇华交付12407455元。因原告李柏茂明确案涉款项12407455元是不包括借条一、借条二所涉款项，故本院对借条一、借条二所涉款项以及被告就借条一、借条二所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问题不予审查。被告李勇华抗辩其与李柏茂之间合伙经营民间借贷业务，案涉款项是二人合伙对外经营民间借贷业务而产生，二人之间不是借款合同关系，为此提交了协议书、证人周某证言、微信聊天记录、（2015）东三法民一初字第1620号民事判决书、录音及文字整理等证据予以佐证。虽然协议书在签订当日即撕毁，但协议书的内容与上述其他证据基本上能相互印证，可以初步判断双方资金往来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上述12407455元中，仅有2013年10月14日转账的1300000元有相应的借条三证实李柏茂、李勇华双方借贷的合意，但其后李柏茂收回的款项远远超过该1300000元，而其余的转账款11107455元（12407455元－1300000元），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李柏茂与李勇华、曾兆梨、魏昕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原告李柏茂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借贷关系成立，其诉请被告李勇华、曾兆梨、魏昕归还借款本金8339455元及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及上述援引法律条文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柏茂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2757.80元，由原告李柏茂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李柏茂及被告李勇华、曾兆梨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魏昕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萧稚娟审判员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子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九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