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6民终41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保臣（别名王宝臣），男，196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保定市徐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丽，河北硕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长庚，男，1973年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保定市徐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亮，保定市徐水区鲁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保臣因与被上诉人杨长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7)冀0609民初1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王保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7)冀0609民初14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鉴定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3、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后改变基本农田用途，违法了《合同法》52条第五款的规定，属于无效协议，被上诉人无权要求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被上诉人在了解到大王店部分土地将被征收、以扩建朝阳大街北延和荣乌高速大王店互通连接线项目的情况下，谎骗不知情的农民于2016年3月21日签订《土地承包协议》,涉及的土地为国家法定的基本农田（证据：图片，村委会证明），为抢在国家征地之前，被上诉人罔顾国家禁止在基本农田发展林业的要求、违法在所承包的整块土地上抢栽各类树苗，意欲获得不正当的国家补偿款。此外，2017年被上诉人为确保其不正当目的能够实现，与上诉人签订了两份协议--2013年3月21日《土地承包协议书》和2017年3月19日《土地承包协议书》，该份2013年3月21日的协议虽标注为2013年，其实际上与2017年3月19日的协议同时签定的，法院可做纸张鉴定，这侧面论证了被上诉人的违法事实。一审判决虽然审理了这些案件事实，却片面的以被上诉人改变土地用途与本案诉求无关为由不予采纳，将一个违反法律的无效协议予以采纳，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附着物补偿款37891元，恰如“法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在分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弘扬正气、匡扶正义”，一审判决结果有违宪法精神，更是有违保护正义的法的精神，一审判决缺乏合法依据。1、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认定被上诉人改变土地用途与本案无关，应合法享有青苗补偿费，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本案案由虽然是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但该纠纷存在的基础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承包协议》，这也是原审判决的依据，但依据国务院令第257号《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土地管理法》第31条“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第36条“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严禁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等相关法律、行政规章的规定，被上诉人擅自将基本农田改作他用、变更土地用途，已经违法了相关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据以起诉的基础都是违法的，一审判决何以依据一违法的、无效的协议来裁决，故一审判决缺乏裁判的有效性基础，其判决结果是错误的，其认为被上诉人改变土地用途的性质与本案毫无关联的论述也是错误的。2、双方签订的协议属于无效协议，协议中第四条约定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归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的条款也就对双方没有约束力，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当然属于上诉人所有。结合以上论述，一审判决缺乏合法依据，此外，一审判决依据的《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施行时间是2005年9月1日，而《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时间为2009年8月27日。首先，司法解释仅仅是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解释，其效力天然不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其次，根据后法优于前法原则，《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在后，该案发生时间在《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以后，理当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最后，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由于未履行法律规定的表决、批准手续，所以该协议无效。3、一审判决违反《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判决结果应当被撤销。此次征地政府对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是采取的综合补偿办法，即按土地面积给付补偿款，不是按实际的地上附着物给付的补偿款，也就是说即使无任何附着物也会给地上附着物补偿款。被土诉人所诉请“补偿款应属于被上诉人所有”，其起诉没有任何合法合理的依据。此外，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其在转包的土地上有附着物的证据。就算其所说转包的土地上栽种过树木，由于协议刚刚签订一年，树木都还属于树苗状态，可以轻易的移走，能移走树苗而不移走，因此造成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与上诉人无关。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属于土地出租，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根据2016年3月2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很明确地在协议书写到甲方将耕地承包给乙方，承包期5年，承包费用按照每年签订协议日付清款。很明显双方的土地的流转属于转包。一审法院仅仅是通过双方不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主观、片面地认定双方签订的是出租土地的协议未免太过草率，属主动裁判，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违背法的基本精神，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王保臣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维持。杨长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退还原告租金3822元；2.给付原告农用地附着物综合补偿款68600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鉴定费2000元；原告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给付原告农用地附着物综合补偿款3789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原告杨长庚与被告王保臣于2016年3月21日签订土地承包协议，约定杨长庚承包王保臣的承包地1.96亩，承包期5年，自2016年3月21日至2021年3月21日，承包费每年每亩2600元，每年3月21日交纳，如遇国家征收土地时，地面一切设备附着物权利归乙方所有，责任田价款归甲方所有。协议中的数字及签名系手写，其余内容系打印。杨长庚向王保臣交纳了第一年度的承包费后经营该土地。2017年朝阳大街北延，需永久占用部分土地。2017年6月17日，王保臣与保定市徐水区大王店镇东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街村委会”）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约定征用王保臣1.0826亩承包地，给付王保臣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49367元（每亩45600元）、附着物综合补偿款37891元（农用地地上附着物按每亩35000元的标准进行综合补偿）。王保臣已支取上述款项。同日，王保臣与东街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王保臣将0.7064亩土地出租给东街村委会用于公路林网建设。王保臣与东街村委会所签征地补偿协议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中的土地均系王保臣承包给杨长庚的土地。双方均认可自王保臣与东街村委会签订协议之日起，杨长庚与王保臣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解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称2017年3月19日签订补充协议向被告支付了第二年度的承包费（租金）5096元，被告否认。原告提交2017年3月19日土地承包协议一份，甲方署名“王保臣”、乙方署名“杨长庚”。该协议部分内容系填写，部分内容系打印。其中打印内容与2016年3月21日的协议中打印内容相同，填写内容只填写了土地数量（1.96亩）及承包费价格（每亩2600元），未填写承包期限、起止时间及给付承包费的时间。协议第二条承包期和承包费条款后增加的内容为：共计5096元；协议右上方填写“承包费2017年3月20日—2018年3月20日地租”。被告质证称，我没有收到原告交纳的承包费，该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协议中不是我本人签名。原告质证称，该协议是在被告收取原告一年租金的情况下形成的。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对土地承包协议中“王保臣”的签名是否王保臣本人书写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字迹与现有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杨长庚支出鉴定费2000元。原、被告对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票据均无异议。原告对土地承包协议的补充质证意见为：该协议既是收款凭证，也是对2016年承包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证明被告收取了原告2017年3月20至2018年3月20日的承包费，但承包期限还是2016年土地承包协议的期限。被告对土地承包协议的补充质证意见为：对土地承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土地承包协议是每年签订一次，该协议的期限是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对原告陈述的收取承包费无异议，（后被告不认可收取承包费，并称忘记原告是否交纳承包费，但质证意见不变）。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票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认定杨长庚支出鉴定费2000元。根据鉴定结论，能够认定2017年3月19日土地承包协议中“王保臣”签名系本案被告王保臣本人书写。原告称2017年承包协议证明被告收取了原告承包费，被告质证对原告陈述的收取承包费无异议，虽然被告又否认收取承包费，但质证意见不变；2016年土地承包协议约定每年3月21日交纳承包费，2017年3月19日已经接近交纳承包费的时间，且2017年承包协议中注明了2017年3月20日至2018年3月20日地租，故本院认定原告按照2016年协议的约定向被告交纳了第二年度的承包费（租金）5096元。2.被告称不应给付原告补偿费，提交署名“王志财”、“王振中”、“刘志光”的书面证明各一份（分别附身份证复印件）。主要内容为，在征地过程中，有关人员表示地里种什么都不管，种树也白种，一律不赔。原告质证称，上述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询，且证人证言不能否定相关政策及法律规定。被告质证称，证据内容均是证人本人书写，内容真实，而且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能够证明证人的身份。通过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认为，被告的证据均是证明对附着物不予补偿，但本案是就已实际取得的附着物补偿费发生的争议进行审理；上述证据与本案审理的内容不具有关联性，故本案中不作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出租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本案原告杨长庚与被告王保臣不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协议”，土地流转方式应为出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根据该规定，杨长庚与王保臣签订土地承包协议后，未向发包方备案，不影响协议效力。协议履行期间，王保臣与东街村委会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中虽然约定为征用土地，但该土地系永久占用，实为征收。关于附着物补偿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本案中，杨长庚与王保臣在土地承包协议中约定“如遇国家征收土地时，地面一切设备附着物权利归乙方（杨长庚）所有”，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故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7891元应归杨长庚所有，王保臣支取后应给付杨长庚。因杨长庚与王保臣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已于2017年6月17日解除，王保臣应向杨长庚返还2017年6月17日至2018年3月20日期间的租金，该期间超出9个月，杨长庚要求按9个月返还租金，本院准许；租金每年5096元，每月约424.7元，杨长庚要求王保臣返还租金3822元予以支持。诉讼中王保臣未要求对剩余的出租土地恢复原状，本案中不作处理。因2017年3月19日土地承包协议中的“王保臣”经鉴定系本案被告王保臣书写，杨长庚支出的鉴定费2000元，应由王保臣给付杨长庚。被告主张原告改变土地用途以及抢栽抢种，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被告王保臣给付原告杨长庚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7891元；二、被告王保臣返还原告杨长庚租金3822元；三、被告王保臣给付原告杨长庚鉴定费2000元。以上判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2元，减半收取计446元，由王保臣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1,徐水区大王店村委会证明和被征用土地上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公告牌照片一张，以证明被征用的是基本农田。证据2,照片五张，以证明被上诉人种植苗木。证据3,证人王某1、王某2的书面证言各一份，以证明自己被征用土地为“白地”，未种植农作物，也领取了地上附着物补偿款。证据4,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223号民事裁定书一份，以证明改变土地农业用途违反土地管理法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上诉人所举证据，被上诉人质证称，村委会证明没有开具人员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村委会无权认定农田是否为基本农田，且村委会将一般农田全部划分为基本农田不符合土地法规定；照片一审未交，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未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对其书面证言不予质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22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不存在。本院查明,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朝阳大街北延和荣乌高速公路大王店互通连接线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实施细则》（二）地上附着物赔偿标准1、农用地附着物综合补偿规定：农用地地上附着物按35000/亩的标准进行综合补偿。综合补偿的地上附着物范围包括：除坟墓、机井、地下防渗管道设施以外的所有地上附着物；高效大棚及养殖设施，户选择综合补偿或据实评估补偿。本院所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判决查明部分。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包方负责。承包方将土地交他人代耕不足一年的除外……出租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出租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承租方按出租时约定的条件对承包方负责……”故此，基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法律关系，“承包”“出租”“转包”各有不同的含义。就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关系来说，其规范的是发包方和承包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是承包人基于土地流转形成的转包、出租、互换等法律关系。故此，本案当事人签订的协议虽名为“土地承包协议”，但此协议主体并不是“发包方”和“承包方”，其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发包方与承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规范的内容实质上非真正的土地承包而是土地流转，由于该协议当事人属于不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审人民法院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认定“本案原告杨长庚与被告王保臣不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协议’，土地流转方式应为出租”符合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本案中，就当事人所签订的土地出租协议本身来说，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所达成，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事实并不同于上诉人作为证据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223号民事裁定书中所认定并作为裁判依据的“租赁合同约定泡崖乡政府将相关林地租赁给顺达公司，用于军事训练”的事实，本案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中并无关于将涉案土地用于法律所禁止的目的的约定，故承租人即被上诉人即使有在基本农田中种植经济林木的行为，也是其个人在土地利用中的违法行为，应由相关土地管部门予以处理，被上诉人个人的违反相关土地管理法规规定的行为并不影响本案当事人之间当初所签土地出租协议的效力。《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属于对土地流转管理的需要，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并未失效，且该解释第十四条关于“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规定”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相关规定并不冲突，一审法院将之作为判决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中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规范的是发包行为，而不是如本案中的土地流转行为，该条在本案中无适用余地。基于以上，上诉人关于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第五款规定因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诉争协议有效符合法律规定。从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朝阳大街北延和荣乌高速公路大王店互通连接线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实施细则》（二）地上附着物赔偿标准1的规定来看，并无“即使无任何附着物也会给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的规定，上诉人对上述规定“综合补偿办法”的理解并无法律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人王某1、王某2的“自己被征用土地为‘白地’，未种植农作物，也领取了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的证言与该细则规定及本案实际补偿项目不符。本院对土地征用部门在被征用的土地上即使无地上附着物也对被征用土地权利人进行“地上附着物补偿”的行为不予评价，但对被征用土地上真实存在的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乃是土地征用部门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本案中，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才是诉争地上附着物的所有人，上诉人无权保有国家部门对此项目的补偿，上诉人不按“土地承包协议”约定将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给付被上诉人的行为也构成违约。综上所述，王保臣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2元，由上诉人王保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常金星审判员  赵 岚审判员  付术勇二０一八年八月二日法官助理杨占军书记员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