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民再3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勇，男，汉族，1972年8月6日出生，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桥，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敬，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春，女，汉族，1975年4月12日出生，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桥，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敬，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兰义，男，蒙古族，1981年11月27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郝祥学，男，汉族，1977年5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方平，男，汉族，1973年12月30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再审申请人胡勇、李春与被申请人兰义、郝祥学、周方平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2015）黔七民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胡勇、李春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2016)黔05民终86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再审申请人胡勇、李春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2017）黔民申25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胡勇、李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桥，被申请人兰义、郝祥学、周方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胡勇、李春的再审请求是：一、撤销(2016)黔05民终86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二审上诉请求：撤销胡勇与兰义、郝祥学于2014年12月5日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胡勇返还兰义、郝祥学18000元；判决兰义、郝祥学、周方平连带赔偿胡勇、李春经济损失2014年10月30日至2014年12月5日车辆停运损失暂计120000元、差旅费1600元、车辆修理费8000元（以实际修理票据为准）。二、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其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申请人虽然在诉状中也引用了民通意见中关于“胁迫”的法条，但从诉状的主要内容,一审举证内容以及代理意见内容，申请人主张撤销案涉调解协议书是主要基于乘人之危、显失公平之法定撤销情形，且原告李春并未签字，但一审判决偷梁换柱、答非所问，错误认定原告主张协议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且显失公平，从而未对是否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以及原告李春未签字情形进行审查认定，仅仅单以原告并未提供签订协议时是受到胁迫的相关证据和签订协议时原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已履行完毕故进而认定原告主张调解协议显失公平理由不充分，不能得到支持，最终驳回原告的诉请。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1、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规则为，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诉请事实和理由进行审理，既不能超越原告的诉请事实和理由进行审理，也不能遗漏原告的诉请事实和理由进行审理。本案中，原告主张案涉调解协议书应予撤销主要是基于存在乘人之危、显失公平及原告李春未签字三个方面的理由。一审法院未对是否存在乘人之危情形和原告李春未签字情形进行审查认定，遗漏了申请人的一审诉请理由，导致涉案调解协议书是否可因乘人之危及原告李春未签字情形而撤销未进行裁决认定，侵害了申请人的诉权，程序违法。2、在对显失公平情形认定方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申请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知道调解协议对自己的约束力，且协议已履行完毕，故申请人主张显失公平理由不充分，申请人认为，民通意见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据此，是否属于显失公平，主要根据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对等，与是否履行、当事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关。本案中，被申请人利用其控制案涉车辆、申请人无法通过私力和公力救济获得车辆的优势，迫使申请人签订了案涉调解协议书。从该调解协议书的权利义务来看，也为极不对等，权利义务显失公平。从经济损失的角度来说，申请人及申请人一方的损失有：涉案货车从2014年10月22日至12月5日四十余天的停运损失，虽然未经过评估但根据原告提供的之前的经营状况证据可以估计在10万左右；申请人之弟胡顺车辆受损为13242元；申请人亲朋受伤住院损失为5750元医疗费（不包括误工、护理等费用）；申请人被迫放弃的运费损失22686.12元；涉案货车修理费1180元，以上共计约为：14万余元。而被申请人仅支付申请人区区18000元。虽然调解协议书载明被申请人兰义不再追究他的搅拌场水泥丢失的所有经济责任。但无论是否被申请人有丢失水泥的损失事实，均与申请人无关。故案涉调解协议书权利义务显失公平，应为撤销。二、在证据认定方面，一审判决简单以与待证事实不具关联性，对申请人提供的绝大多数证据不予采信，甚至荒唐地将本案审理的核心证据案涉调解协议书也不予采信。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申请人为证明案件事实，提交了八组证据，一审法院仅对第一组证明身份情况的证据予以采信，却对二至八组证据不予采信，理由是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与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事实上，申请人提交的第二组至第八组证据，均与认定本案事由有关。证据运费结算统计表、粉煤灰订购合同等印证了申请人为此遭受的损失与实际赔偿数额相差甚远，调解协议显失公平。证据车辆停放照片、病历、出警经过、诉状等均能印证被申请人凭借其地理优势、人际关系优势将涉案货车非法强力控制、而申请人急需得到涉案货车经营而无法通过公力救济、私力救济之途径获得，被申请人利用申请人处于此危难之机，迫使申请人与其签订了对申请人来说显失公平的“城下之盟”。更为荒唐的是，第二组证据治安调解协议书，就是本案的核心证据和审理对象，但一审判决却认定与案件无关联性，匪夷所思。三、因申请人主张存在显失公平撤销协议情形，故向一审法院申请进行案涉车辆停运损失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一直不予进行鉴定，且本案审限严重超过一审法定审理期限，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一审判决对申请人申请对案涉车辆停运损失进行鉴定，该鉴定是认定是否属于显失公平的主要证据之一。但被一审法院粗暴剥夺。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本案于2015年1月13日一审法院受理，无法定延长事由，却至2015年12月7日才作出判决。故一审判决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四、二审法院虽对一审上述部分事实认定进行了纠正，但仍作出错误的分析认定，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通过合法手段请求相关部门依法解决”，对申请人所举民事起诉状、律师函、上访信、行政起诉状、告知函、请示、告知笔录等证据忽略，并认为：“上诉人向有关部门提起行政和民事诉讼，但并未针对被上诉人阻碍其开走涉案车辆一事采取有效的刑事措施”，忽略了本案一个重要事实，这个案子从开始到结束都在公安机关的手中，甚至申请人为此事发生打斗，也经公安处理，难道申请人还没有寻求过刑事救济吗？这些过程已经足以说明申请人穷尽了救济途径。退一步讲，要走遍所有途径才能证明申请人处于危难情形，才能体现一个人的身心疲惫吗？二审法院认为申请人主张显失公平没有证据，一审中，申请人已经提交了评估申请，却遭到一审法院不明原因搁置，但无论是否评估，申请人仍将涉案灌车的购买发票、按揭资料及日常运输清单、收据等作为证据递交给法院，但仍遭到一二审法院的无情忽视，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实质审查。因此，申请人对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的理由无法接受，二审法院审查认定事实错误，未正确适用法律的规定及立法精神，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这样的判决让法律人和普通老百姓都深深地感受到法律的不公正，难以让人信服，是经不住历史拷问的。被申请人兰义答辩称：希望维持一、二审判决，作出公正判决。被申请人郝祥学答辩称，之前很多事情由于时间过长，也不是记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是在国家执法部门组织下进行调解，希望维持原判决。被申请人周方平答辩称，本案从始至终与我本人无关，我只是作为中间人做一个见证，我本人只是作为一个在场参与调解人，至于他们各方之间纠纷我不太清楚，至于申请人谈到公平、胁迫这些我都不知情。再审申请人胡勇、李春向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撤销原告胡勇与被告兰义、郝祥学于2014年12月5日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原告返还被告兰义、郝祥学18000元；二、判决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14年10月30日至2014年12月5日车辆停运损失暂计12000元、差旅费1600元、车辆修理费8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被告兰义与原告胡勇达成口头协议，将其承包的普宜镇通村水泥路建设所用水泥委托给原告胡勇运输。在运输过程中，被告兰义发现原告的驾驶员有私自克扣水泥行为，并在一次运输过程中发现驾驶员克扣了11吨水泥。2014年10月22日，原告的贵AXXX货车由驾驶员朱贤富在运输返回途中被普宜派出所、交警三中队非法扣押于普宜交警三中队。后经原告多次交涉，普宜派出所、交警三中队于同年10月28日、30日将原告货车的行驶证、朱贤富的驾驶证及车钥匙返还原告。10月30日，原告准备将车开走，被告兰义组织郝祥学等人将原告车堵住，并称除非原告赔偿他们搅拌站丢失的100多吨水泥，否则不能把车开走。原告多次将车开走时，遭到被告兰义、郝祥学组织多人追赶，将原告车辆及前去的胡顺车辆损坏，并将原告罐车开走藏匿，途中发生打架等事宜，并将原告亲朋李启友打伤。2014年12月5日，原告胡勇与被告兰义、郝祥学在普宜派出所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形成了《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区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由兰义一方一次性支付胡勇一方医疗费和被损坏车辆修理费共计18000元，胡勇运输水泥到普宜的未支付的所有运费不再支付。双方达成协议后，兰义不再追究他的搅拌场水泥丢失的所有经济责任，胡勇不再追究殴打李启友等人的行为人的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也不再追究原告罐车和胡顺的车辆被损坏的相关人员的法律和经济责任，胡勇也不再追究罐车停放期间的经济损失。由于胡顺不能到场，由派出所教导员电话联系并经胡顺同意，由其大哥胡勇全权代理处理其车辆被损坏事情。对已履行协议的，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不予处罚。原告胡勇、被告兰义、郝祥学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确认，被告周方平作为见证人也签了字。该调解协议达成后，被告兰义、郝祥学向原告支付了18000元现金并将车辆交付原告自行开回。原告认为《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区分局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原告胡勇受到胁迫签订的。被告兰义、郝祥学非法扣留原告车辆，还有胡顺等人身损害。协议中被告兰义、郝祥学仅支付原告18,000.00元，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原告有权撤销涉案协议，并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兰义、郝祥学双方成立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主张协议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且显失公平，其并未提供签订协议时是受到胁迫的相关证据。对原告主张其一同前往要回扣留车辆的亲朋被殴打、车辆被损坏及扣留的事实，原告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并不是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的理由，故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原告称其运输水泥的罐车遭到被告兰义、郝祥学扣押，由于被告兰义的水泥被克扣，在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涉案车辆开走，该行为属于自助行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权利救济，原告认为该行为属于胁迫的理由不充分。从调解的内容来看，由兰义一方一次性支付胡勇一方医疗费和被损坏车辆修理费共计18000元，胡勇运输水泥到普宜的未支付的所有运费不再支付。兰义不再追究他的搅拌场水泥丢失的所有经济责任，胡勇不再追究殴打李启友等人的行为人的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也不再追究原告罐车和胡顺的车辆被损坏的相关人员的法律和经济责任，胡勇也不再追究罐车停放期间的经济损失。该内容表达很清楚，原告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应当知道调解协议的内容对自己的约束力。其签订协议及领取18000元款项时，应当知道协议已经签订并履行完毕，故原告主张调解协议显失公平理由不充分，不能得到支持。原告的诉请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对于被告周方平仅是作为见证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对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不承担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勇、李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92.00元，由原告胡勇、李春承担。再审申请人胡勇、李春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0月22日，原告的贵AXXX货车由驾驶员朱贤富在运输返回途中被普宜派出所、交警三中队非法扣押于普宜交警三中队”证据不足，予以纠正。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根据一审中上诉人的行政起诉状、行政撤诉申请书、一审法院（2014）黔七行初字第82号行政裁定书结合上诉人的二审庭审陈述，二审法院确认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11月3日，2014年11月13日，2014年11月19日，向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区分局、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扣押上诉人车辆行政行为违法，经该法院立案审理后，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确认该扣押行为非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区分局、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所为，而是被上诉人兰义所为故申请法院撤销其起诉，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6日作出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该行政诉讼的起诉。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治安调解协议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与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以采信”错误，该份证据系证明本案关键事实的核心证据具备证据三性应予采信，以及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行政起诉状、行政撤诉申请书、一审法院（2014）黔七行初字第82号行政裁定书可以证明本案案件事实的经过具备证据三性应予采信，对此，予以纠正。本院二审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撤销涉案合同的理由能否成立，一审法院是否程序违法。本院审理认为涉案合同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要求撤销涉案合同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维持。理由如下：上诉人在其一审起诉状中诉称李春未在涉案协议上签字损害了李春的利益，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出于无奈，急需找回大罐车而又无法通过正常手段获得的危难之机签订涉案合同，属于乘人之危，上诉人是受到胁迫的，且合同内容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平。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第70条、第7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上诉人请求法院撤销涉案合同。二审主要审查上诉人主张的涉案合同是否存在胁迫、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的法定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69.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70.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72.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的规定，本案中，根据2014年12月5日，胡勇与兰义、郝祥学在普宜派出所的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主要内容：由兰义一方一次性支付胡勇一方医疗费和被损坏车辆修理费共计18000元，胡勇运输水泥到普宜的未支付的所有运费不再支付。双方达成协议后，兰义不再追究他的搅拌场水泥丢失的所有经济责任，胡勇不再追究殴打李启友等人的行为人的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也不再追究原告罐车和胡顺的车辆被损坏的相关人员的法律和经济责任，胡勇也不再追究罐车停放期间的经济损失】，及二审庭审时上诉人关于达成上述调解协议并未受到派出所及对方当事人的武力胁迫，而是基于避免扩大停车损失的意图而签订了该协议的陈述，可以确认调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武力胁迫，而上诉人诉称的避免停车损失扩大的理由不能构成认定其系受胁迫签订涉案协议的合法依据，如果因为被上诉人的阻碍导致其无法开走涉案车辆扩大了上诉人的停车损失，上诉人应通过合法手段请求相关部门依法解决（如报案提起刑事诉讼，如果一级公安部门不作为其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或向上一级公安部门反映），但根据上诉人所举证据，在涉案车辆被扣后，上诉人向有关部门提起了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但并未针对被上诉人阻碍其开走涉案车辆一事采取有效的刑事措施。且结合本案案情，上诉人雇佣的驾驶员涉嫌偷盗被上诉人方的水泥，上诉人对此存在一定过错（雇佣责任），上诉人也未积极与被上诉人协商解决此事，直到双方在派出所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才将各方责任明确，因此，上诉人对其停车损失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上诉人主张其受胁迫而签订涉案协议的理由不充分，不能成立，也没有足够证据支持，不予采纳。而上诉人主张的签订协议时存在乘人之危、显失公平情形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亦不予采纳。李春不在涉案协议上签字不构成涉案协议撤销的法定理由，上诉人关于李春不在涉案协议上签字构成可撤销涉案协议的理由的主张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关于涉案车辆停运损失进行鉴定及超过六个月的审限违反了法律程序，如前所述，上诉人主张的避免停车损失扩大的理由不构成撤销合同的法定情形，对涉案车辆停运损失进行鉴定对本案关键事实并无证明力，一审未准许该鉴定申请并无不当，予以维持。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超过六个月的审限不在本案上诉审理的范畴，上诉人可以通过纪检监察方式另行解决。故上诉人该诉称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不影响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上诉人的诉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92元，由上诉人胡勇、李春负担。本院再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申请证人胡义出庭作证，证人称，当时在事情发生之后，对方把我们车给砸了，后来胡勇报警，但是报警情况也不乐观，没有进行解决，在把我们罐车开回去之后对方又把车砸了。罐车后来重新在公安机关要求下从阿市乡回到普宜交警队，当时胡勇报警的，但是警察没有进行处罚，也没有解决这些事情。我与胡勇系亲兄弟关系。当时在普宜派出所签订调解协议时候，我没有在场。再审申请人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是客观真实的。被申请人兰义质证认为，是被人引导所说，不是真实意思。被申请人郝祥学质证认为，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是被引导，我们是在派出所里面协调，在派出所里是有监控的，不是在不合法的组织下进行的。被申请人周方平质证认为，在七星关区人民法院的时候，就表示我不是被告人，在今天证人出场，当时调解时候我在场，调解时候证人根本不在场，还有证人与申请人之间关系很明朗，是兄弟关系。本院再审认为，证人证言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且证人与再审申请人具有亲属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原二审查明的事实，证据充分，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另查明，1、二再审申请人系夫妻关系。2、2014年12月5日，在普宜派出所，由普宜派出所主持再审申请人胡勇、李春与被申请人兰义、郝祥学进行调解，李春在场。普宜派出所采取“背对背”的方式进行调解。调解协议签订后，被申请人兰义、郝祥学将18000元交给调解民警，由民警转交再审申请人胡勇、李春，二再审申请人接受了该18000元。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治安调解协议书应否撤销；二、被申请人应否对再审申请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焦点一：再审申请人主张撤销调解协议的事由一是胁迫；二是乘人之危；三是显失公平；四是李春本人没有签字。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再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郝祥学、兰义是在具有法定调解权限和执法权限的公安机关即普宜派出所主持下背对背的进行调解，足以表明各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能够自由的作出意思表示，不能认定存在胁迫和乘人之危；至于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再审申请人对其遭受的损失情况明知，且其能够自由表达其意愿，故被申请人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规定中的利用优势和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的情形，不构成显失公平。至于李春没有签字的撤销事由，本院认为，李春和胡勇系夫妻关系，李春和胡勇一起参与了整个调解过程，和胡勇一起接受了民警转交的18000元，李春并未阻止协议的签订和拒绝接受民警转交的18000元，结合日常的生活习惯，可以认定胡勇在签订调解协议时也代表着李春。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调解协议签订后，被申请人通过民警向再审申请人支付调解协议约定的18000元，再审申请人予以了接受，表明再审申请人同意按照调解协议履行，故即使调解协议在签订时符合法定撤销情形，依照前述规定，撤销权也已经消灭。综上，对再审申请人主张撤销调解协议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焦点二：因再审申请人主张撤销调解协议的请求不能成立，故调解协议对各方均有约束力，调解协议对被申请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已经进行了明确，且已履行完毕，故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损失，不予支持。综上，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6)黔05民终86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可审 判 员  田 川审 判 员  徐 洪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法官助理  喻 智书 记 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