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15民初1436号 原告：李罡，男，197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绍禄，重庆金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菊琴，系原告岳母，1956年11月29日出生，住重庆市长寿区。 被告：陈秀兰，女，197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梁荣，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易同生，男，197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梁荣，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寿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凤城长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781580262T。 法定代表人：余素华，该公司董事长。 第三人：朱秀琴，女，196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第三人：李本固，男，196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原告李罡与被告陈秀兰、易同生、重庆市长寿区寿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三人朱秀琴、李本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绍禄、张菊琴，被告易同生及被告易同生、被告陈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秀兰、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寿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三人朱秀琴、李本固经本院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寿星汽车运输公司名下的渝X号出租车归原告和第三人朱秀琴、李本固所有。2、判令被告陈秀兰、易同生将渝X号出租车的经营收入10万元给付原告（从2014年12月1日起，以150元/天计算至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寿星汽车运输公司和陈秀兰、易同生将渝X号出租车交付给原告和第三人朱秀琴共同经营时止。事实及理由：被告陈秀兰系长寿第三批渝X号营运长安车的车主，2003年12月30日，该车退出客运市场。原告原本不是长寿第三批长安车车主，为从事出租车经营行业，2003年12月，原告委托第三人朱秀琴购买长安车，后朱秀琴于2003年12月30日以68000元价格代原告向被告陈秀兰购买了渝X号长安车，按当时的政策规定，两位第三批长安出租车车主可以申请换购经营一台“羚羊”出租车，原告即作为渝X号长安车车主与第三人朱秀琴签订合伙协议，共同出资242500元购置渝X号“羚羊”出租车，并合伙经营。2014年政府新政策规定，原第三批“长安”出租车车主可以再申请新增一台出租车，期间，被告和第三人获得新增的渝X号出租车并经营。原告系第三批长安出租车车主之一，按政策规定，X号出租车应由原告和第三人共同享有和经营，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陈秀兰、易同生辩称：二被告曾系夫妻关系，二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被告陈秀兰系第三批渝X长安车车主，后其转让给第三人朱秀琴的系渝X下线后所换取的一辆“羚羊”出租车一半的承包经营权。渝X号“长安”车营运下线后，被告陈秀兰、易同生未将该车卖于原告，而是卖给了案外人黄大明。陈秀兰转让经营权时，第三人朱秀琴也未告知其是系代原告购买，且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仅允许在原经营长安车车主之间转让，不允许对外进行转让。即使第三人朱秀琴代原告购买，其也只是购买的渝X退出客运市场后所取得的新增羚羊出租车一半的承包经营权，且早已履行完毕，该买卖关系已完成。2014年5月，长寿区政府出台新政策，解决第三批“长安”车车主历史遗留问题，原两位第三批“长安”出租车车主可再申请经营一台出租车。被告陈秀兰和第三人朱秀琴作为第三批“长安”车的原车主，故再次申请获得渝X号羚羊出租车的经营权。渝X出租车是被告陈秀兰与第三人朱秀琴共同购买，共同承包经营。渝X号出租车原告未出资，未经营，无权主张该车归其和第三人所有及营运收入归其所得。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寿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未作答辩。 第三人朱秀琴、李本固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1、渝X机动车信息查询单；2、收条及欠条各一张；3、（2015）长法民初字第06817民事判决书；4、渝X出租车收据2张、发票一张；5、原告与第三人李本固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6、2014出租车汽车投放听证方案；7、渝X缴讫证一张；8、（2014）长法民初字第04416民事裁定书；9、（2017）渝01民终字第4353民事裁定书。 被告提交证据：1、（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3112民事裁定书；2、陈秀兰、朱秀琴作为申请人的申请书一份；3、证人黄大明证言；4、陈秀兰购车现金交款单一张；5、购车发票一张；6、易同生与朱秀琴合伙经营渝X协议书；7X收据三张；8、重庆市长寿区2014出租车汽车投放听证会议程及方案；9、重庆市旧机动车交易凭证一张；10、(2016)渝0115民初7654庭审笔录一份；11、结婚证、离婚证。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8、9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8、9、10、11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5、6、7有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即收据、发票及证据7即缴讫证，系渝X号车所产生的费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即原告与第三人李本固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也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合伙协议系原告与第三人李本固所签订，同时（2015）长法民初字第06817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已确认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即2014出租车汽车投放听证方案，被告有异议，认为有删改，经核实原告提供的听证方案与被告提供的听证方案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对被告陈秀兰、易同生向本院提交证据2申请，原告认为申请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申请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人黄大明证言，原告有异议。认为只有证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9重庆市旧机动车交易凭证载明的“买方李永芬”与该证人陈述买了该车后又将车卖给姓李的人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证人证言的该陈述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5、6、7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无权购买渝X。但是证据4、5、6、7系诉争渝X车辆购车等费用票据及经营情况，与本案有关联，且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陈秀兰是第三批渝X“长安”出租车车主，第三人朱秀琴也系第三批“长安”出租车车主。该批“长安”出租车运营到2003年12月30日退出客运市场。按当时政策规定，“长安”出租车退出市场后，两位第三批“长安”车车主可以申请合伙经营一台“羚羊”出租车。 2003年12月30日，本案第三人朱秀琴（系原告李罡表姐）接受本案原告李罡委托，以朱秀琴的名义购买被告陈秀兰的车牌号为渝X客运长安出租车退出客运市场后，所取得的新增羚羊出租车一半的经营权。2003年12月30日，被告陈秀兰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朱秀琴付给陈秀兰出租车指标转让费：陆万捌仟元正（68000元）人民币，现扣除中壹万贰仟伍佰元正（12500元）。作为指标完善后再付清保证金，现收到现金：伍万伍仟伍佰元正。”同日，第三人朱秀琴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陈秀兰出租车指标转让费壹万贰仟伍佰元整（12500元正）。注新的出租指标完善后，在付清上款”。2004年1月15日，原告李罡与第三人李本固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二人共同出资购买渝X羚羊车一辆，由二人共同经营等。原告当庭陈述其所经营的渝X出租车已经作报废处理。2004年1月13日，渝X长安车由卖方案外人吕培想过户到买方案外人李永芳名下。 2014年5月，新的政策出台，其中包括解决第三批“长安”车车主历史遗留问题，原两位第三批“长安”出租车车主可再申请经营一台出租车。被告陈秀兰与第三人朱秀琴作为原第三批“长安”车车主，再次申请获得渝B6T5**号“羚羊”出租车经营权，该车登记所有人为重庆市长寿区寿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6日，被告易同生与第三人朱秀琴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约定渝X号出租车由被告易同生、第三人朱秀琴各占50%份额共同出资、经营及利润分配、风险的承担等。 另查明：2014年9月3日，李罡向本院起诉陈秀兰、重庆市长寿区众悦客运出租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要求确认渝X客运“长安”出租车经营指标自2003年12月30日起归其所有。2015年2月25日，本院作出(2014)长法民初字第044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罡的起诉。李罡不服本院裁定，上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年6月19日，该院作出(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31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5年10月8日，李罡向本院起诉朱秀琴，请求法院确认其与朱秀琴之间的代理行为有效，2016年3月21日，本院作出（2015）长法民初字第068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罡委托朱秀琴购买原渝X车的代理行为有效。该判决已于2016年4月29日生效。 2016年10月9日，李罡向本院起诉陈秀兰、易同生、重庆市长寿区寿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朱秀琴、李本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同本案一致。2017年4月7日，本院作出（2016）渝0115民初765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李罡的起诉。李罡不服本院裁定，上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1月2日，该院作出(2017)渝01民终435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6）渝0115民初765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审理。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是第三人朱秀琴接受原告委托与被告陈秀兰交易的标的物是渝X“长安”车还是该车退出客运市场后所取得“羚羊”出租车一半的经营权；二是原告能否对渝X号“羚羊”出租车主张所有权的诉讼请求。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第三人朱秀琴接受原告委托与被告陈秀兰交易的标的物是渝X“长安”车退出市场后，所取得“羚羊”出租车一半的经营权。第一，我院虽判决确认原告李罡委托朱秀琴购买原渝X车的代理行为有效，但该判决确认的只是代理行为，并未对该代理行为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果进行评判。受托人（本案第三人）朱秀琴在本院（2015）长法民初字第06817及(2016)渝0115民初7654案件中陈述“我于2003年12月30日与陈秀兰签订的《转让协议》，是我代李罡购买，购陈秀兰退出客运市场下线的车牌号为渝X客运长安出租车（根据110文件）退出客运市场后，所取得的新增羚羊出租车一半的经营权，情况属实”。该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委托人即原告李罡承担。第二，第三人朱秀琴与被告陈秀兰交易的时间是2003年12月30日，且朱秀琴出具的欠条注明“新的出租指标完善后再付清上款”，由此可以看出,被告陈秀兰与第三人朱秀琴协议转让的是羚羊出租车一半承包经营权，而不是原经营的渝X长安车的承包经营权。第三，按相关规定，渝X长安车运营到2003年12月30日退出客运市场。至此之后，该车不再有运营经营权。该车只能作为普通车辆用于代步。第四，退出客运的渝X车辆并没有卖给原告李罡，而实际是卖给了案外人。第五，(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3112号案件中，原告李罡的上诉理由为：“2003年12月30日，上诉人李罡委托朱秀琴以68000元的价格向陈秀兰购买了渝X车牌号下线长安运营车所得的羚羊车指标，该款已付清……。”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原告对渝X号“羚羊”出租车主张所有权的请求不能成立。被告陈秀兰作为原第三批“长安”渝X出租车车主与同为原第三批“长安”出租车车主的第三人朱秀琴，再次申请获得共同经营渝X号“羚羊”出租车，符合新政策原两位第三批“长安”出租车车主可再申请经营一台出租车规定的条件。原第三批“长安”车车主是指本身享有“长安”车营运经营权资格的车主，原告实际购买是“羚羊”出租车一半的经营权，原告不可能成为第三批“长安”车渝X车主。故被告陈秀兰与第三人朱秀琴作为原第三批“长安”车车主，再次申请获得共同经营渝X号“羚羊”出租车的行为没有侵犯原告的权益。同时，原告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其对渝X号“羚羊”出租车的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也没有对该车辆进行实际经营，该车辆现登记在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寿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原告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寿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该车辆享有的所有权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诉请对渝X号出租车享有所有权并享有营运收入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原告委托的第三人朱秀琴与被告陈秀兰买卖标的物不是退出运营市场的渝X长安代步车，也不是渝X长安车的承包经营权，而是渝X“长安”车退出市场后，所取得“羚羊”出租车一半的经营权。该交易行为是在新政策出台之前，新政策的出台具有不可预知性，双方当时交易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能对未来是否有新政策有预见性，双方的交易仅是依据交易时间的政策规定。且该买卖行为已经完成。李罡据此获得的“羚羊”出租车一半的经营权与第三人李本固共同出资购买渝X羚羊车一辆，由二人共同经营。原告陈述的其通过委托第三人朱秀琴向被告陈秀兰购买渝X号长安车，并获得该车及该车的相应权利并由此成为第三批“长安”车主的事实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现原告依据前述委托买卖行为，对渝X号出租车，在没有出资、没有经营权及实际经营情况下，主张渝X号出租车归其和第三人所有并要求给付其经营收入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罡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李罡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霞 审 判 员  张科科 人民陪审员  古兴惠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 书 记 员  易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