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12民初5469号 原告：朱文峰，男，1965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方伟，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远强，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平安镇龙都南路。 法定代表人：白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渝，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文峰与被告成都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创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文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方伟、孙远强，被告众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渝、胡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文峰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众创公司向原告朱文峰支付股权回购款1689万元；2.被告众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众创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19日，朱文峰系众创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持股比例为1.78%。众创公司近年来经营管理出现违背当初公司成立时的投资方向及股东权利被长期漠视等诸多情形，具体表现在：1.公司经营投资方向发生重大变化，未经股东会同意转让主要财产和核心业务；2.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未按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公司未按章程的规定向股东提交财务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2016年除外）；3.朱文峰作为股东的知情权长期被漠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利润及分配情况不能清晰的了解；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未能勤勉尽责，涉嫌关联交易和损害股东利益，导致投资企业出现严重危机；5.公司的财务报表不真实……。基于上述原因，朱文峰作为众创公司的股东之一，深感自已的股东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难以再以股东身份参与投资。朱文峰遂于2016年12月26日向众创公司及董事会提出退股，由众创公司回购朱文峰所持1.78%的股权。朱文峰提出退股申请后，先后与众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白旭和前法定代表人王锦等主要负责人进行18次沟通。2017年8月2日，众创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众创（股）决议2017年—01号”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同意回购原告所持有的股权，回购股价由双方协商解决。2017年8月2日后，朱文峰多次找众创公司董事长白旭，请求履行股东会决议确定的股权回购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股权回购价格，但众创公司却以回购价格要征求公司律师和股东意见等理由拖延协商，其实质就是拒绝履行股东会决议。 被告众创公司辩称：1.本案不符合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公司收购股东股权的情形；2.众创公司与朱文峰之间就股份回购未达成一致意见，众创公司于2017年8月2日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并不是对股权回购形成的一致意见，在该决议表决过程中，朱文峰投的反对票；3.朱文峰所主张的收购价格缺乏事实依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2月19日，众创公司《成都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载明：公司由27个自然人股东和2个法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注册资本2490.25万元；朱文峰在众创公司持股比例系1.78%。 众创公司所提交的众创（股）决议2016年—01号《成都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众创公司于2016年12月24日在成都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及股东代表29人，实到26人；全体到会股东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作出以下决议：同意《关于相关股权及资产转让与债务偿还的基本合意书》的全部内容。众创公司同时提交的“2016年12月24日众创股东会决议签字页”上有朱文峰的签名及在“意见”栏中签有“同意”。 《关于相关股权及资产转让与债务偿还的基本合意书》上载明:1.四川成工的经营状况出现连续亏损，同时CKCMG也发生资不抵债，各当事人商定对对象合资企业的资本及经营的重组方案，主要内容为神钢公司将继续经营CKCMG、CKCM和HKCM的挖掘机业务，众创公司将继续经营四川成工的装载机业务，各当事人将对象合资企业的特定出资股权及相关不动产和应收账款债务实施转让；2.众创公司向神钢公司转让四川成工持有的CKCL的全部股权（49%）、众创公司持有的CKCMG的全部股权（43.682%）、众创及众合兴持有的CKCM全部股权（11.256%）、嘉力兴持有的HKCM的全部股权（22.05%）；3.神钢方面向众创方面转让CKCMG持有的四川成工的全部股权（48.35%）、CKCL的土地厂房、CKCMG对已解约经销商的债权（详细内容在附件约定）；4.股权及资产转让全部实施后，视为四川成工已全部清偿对CKCMG的本件债务，神钢将解除四川成工的子公司成都成工新业实业有限公司股权上所设定的质权、四川成工的应收款以及机械设备上所设定的担保权。 2016年12月26日，朱文峰向众创公司提交《股权清算申请》。主要内容为：朱文峰作为众创公司的发起人，由于公司的投资方向将发生重大变化，现决定不再参与众创公司的未来投资经营活动并申请清算本人的全部股份。 2017年5月23日，众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白旭与朱文峰形成《备忘录》，载明：朱文峰申请退股正处于众创与日方股权转让期间，白董事长需要和公司律师团队及其他股东沟通，沟通结果下周内答复；若启动对朱文峰的退股程序，争取在2017年9月前完成，若协商失败，双方保留采取其他措施寻求解决的权利；朱文峰当面签署由白董事长提供的《关于撤回申请的说明》。 2017年6月2日，朱文峰向众创公司提交《朱文峰关于协商退股的相关建议》。该建议载明：本人自2016年12月26日向公司提出退股申请，后几经协商，于2017年5月23日与公司达成协商退股的原则意见，随后5月26日白董事长要求本人以书面方式明确退股形式。为此，本人建议退股形式既可以由公司回收，也可以由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大股东购买或公司认可的其他形式，如果其他股东不购买，公司可以通过减资程序解决本人的退股问题。至于股权价值可本着公平、合理和友好的原则协商确定，也可以参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本人均愿意积极配合。 2017年8月2日，众创公司形成“众创（股）决议2017—01号”《成都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股东及股东代表应到29人，实到27人；对股东退股事宜作出如下决议：鉴于公司目前状况，公司拟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公司未来发展进行全面的评估、咨询，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评估结果，向公司股东会提出新的经营方案，在新方案确定之前，公司不接受股东的退股申请（股东朱文峰除外）。朱文峰“2017年8月2日众创股东会决议签字页”上“不同意”栏签名。 上述事实，除有当事人相关陈述外，有《成都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成都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众创（股）决议2016年—01号）、《关于相关股权及资产转让与债务偿还的基本合意书》、《朱文峰关于协商退股的相关建议》、《成都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众创（股）决议2017—01号）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案涉争议涉及股东与公司之争，鉴于公司的人合性，本院在处理时适度引导当事人及相关股东等进行沟通，以求在法律范围内妥善解决案涉纠纷，但因各方意见差异较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现本院结合当事人诉辩及提交的证据材料，就相关庭审处理焦点逐项评判如下： 一、本案是否符合公司回购股东股权的法定情形 朱文峰主张众创公司转让公司主要财产已损害股东的权益。而众创公司则认为转让财产基于众创（股）决议2016年—01号《成都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而该次决议中朱文峰作为股东在表决时同意该项决议。朱文峰则称，该次股东会未对《关于相关股权及资产转让与债务偿还的基本合意书》进行表决，众创公司所提交的关于股东决议的证据材料，股东签字页与决议记载页相分离，签字的真实性并不能当然证明股东会对该财产转让事项进行表决。 庭审中，经本院询问，朱文峰明确其主张众创公司依法回购股权的依据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按照该项规定，股东对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决议投反对票，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同时该条规定“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达不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公司的法人人格源于独立的法人财产，公司以股东出资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基于对债权人的保护，公司回购股东股权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系建立在公司已进行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基础之上，如按朱文峰所抗辩该次股东会未对《关于相关股权及资产转让与债务偿还的基本合意书》进行表决，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则该决议属于不成立，朱文峰向众创公司主张股权回购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不相符合。另外，为保障公司资本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对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行使期间作出明确规定，应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众创公司所提交的众创（股）决议2016年—01号《成都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股东会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12月24日，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股东权行使股权回购请求权的期间。综上，对朱文峰诉请众创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回购其股权，本院不予支持。 二、众创公司与朱文峰之间是否已成立股权回购合同 朱文峰诉请众创公司回购其股权的另一依据，系认为众创公司与朱文峰之间已达成股权回购合同。同时，朱文峰向本院提交最高人民法院96号指导案例，主张参照适用该案例。 本院认为，公司回购股东股权，事实上会产生公司资产减资的效果，对公司的债权清偿能力会产生影响，因此对最高人民法院96号指导案例体现的规则，不宜作扩张性理解。该案例的裁判要点明确“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初始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明确约定公司回购条款,只要不违反公司法等强制性规定，可认定有效”。因此该案与本案在裁判的基础事实上存在差异，同时对96号指导案例也不能当然解读为公司可以不受限制的与股东任意达成股权回购协议。 本院认为，朱文峰主张与众创公司之间已达成股权回购合意，诉请回购股权的依据系合同，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在法律适用上两者应有所区分，就朱文峰与众创公司之间是否成立股权回购的合同，在判断需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股权回购合同达成需合同双方形成一致合意，众创公司于2017年8月2日形成“众创（股）决议2017—01号”《成都众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该决议载明“在新方案确定之前，公司不接受股东的退股申请（股东朱文峰除外）”，但在该次表决时，朱文峰作为股东持反对态度。 另外，合同的成立需主要条款具备，仅从表决的股东会决议来看，仅有同意朱文峰退股的表述，双方之间就回购的价款等重要事项并未达成一致合意，且合意回购不同于法定回购，本院不能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对须由当事人自行达成的重要事项予以确定。另需特别说明的是，本院也注意到朱文峰所提交2017年8月2日股东会的《会议纪要》上就朱文峰退出公司相关事宜有一定记载，但该“纪要”与公司股东会决议存在本质差异，“纪要”所记载事项不能等同于股东会形成决议事项，该“纪要”也未经出席股东签名对内容予以确认，同时从“纪要”的内容来看，朱文峰与公司在回购时点仍未达成一致。该“纪要”不能作为本院确认朱文峰与众创公司之间股权回购合同主要条款的依据。 从朱文峰所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来看，朱文峰与公司之间就股权回购有协商过程，但正如上述，公司与股东之间达成股权回购协议，应受限制，如认可公司通过合同方式回购股权的合法性，公司与股东所达成的股权回购合同至少有章程许可或经股东会决议通过，而不能通过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磋商自行达成。 三、关于朱文峰所提交的众创公司于2018年7月6日所形成的临时股东会决议的证据材料 朱文峰于本次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众创公司于2018年7月6日所形成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复印件；真实性尚未经庭审质证认定），并认为该次股东会议中朱文峰投反对票，且决议所涉及转让的有形资产超过33700.6万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转让主要财产”的行为。 朱文峰所提交的2018年7月6日所形成的临时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内容按其所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转让主要财产”，该证据材料所反映的事实涉及到是否作为本案裁判的事实依据的问题，对朱文峰的权利主张或产生影响，对此本院需进行释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朱文峰所提交2018年7月6日所形成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即便属实，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公司应回购股东股权的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也只有在与公司就回购事项磋商不能(磋商时间为股东会会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后，方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该决议所载明的时间（2018年7月6日）至本院裁判之时，尚未届满六十日，当事人因该新事实（如有）所引发的争议，可另行依法解决。从减少讼累的角度，本院不再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朱文峰所提交的2018年7月6日所形成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复印件）进行质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文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1570元，由原告朱文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承军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蒋礼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