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豫1503行初85号原告郭玉英，女，1938年12月17日出生，住信阳市浉河区。推选诉讼代表人，王保荣、程保芬、王荣焕、史琴彦、张恩珍。被告信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地址，信阳市东方红大道**。法定代表人谢阳之，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张保生，职务，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委托代理人时新章，河南新章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信阳华辰社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地，地址，信阳市华夏路**/div>法定代表人谢华，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石青云，职务，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时新章，河南新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玉英诉被告信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行政给付一案，于2018年4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18年5月8日向被告国资委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玉英推选的诉讼代表人王保荣、程保芬、王荣焕、史琴彦、张恩珍，被告国资委法定代表人谢阳之的委托代理人张保生、时新章，第三人信阳华辰社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华的委托代理人石青云、时新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玉英诉称，她们是原358厂劳动服务公司的厂办大集体职工，358厂破产期间，中央财政对家属工拨付有补偿金，但破产小组未发放给她们。近年来，原劳动服务公司的近30间门面房和10余亩土地被被告国资委和第三人华辰公司变卖，所得4000余万元收益也没有用于安置原劳动服务公司的家属工。被告国资委和第三人华辰公司应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国办发（2011）18号文件”）的规定，用中央财政补偿金和原劳动服务公司的土地变卖收益款来分类安置原劳动服务公司家属工，但被告国资委和第三人华辰公司错误地依照《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将原“五七工”“家属工”等人员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的通知》（以下简称“豫人社养老（2011）11号文件”）的规定，让她们以家属工的身份全额缴纳15年的养老保险费21750.05元。现原告郭玉英请求判令被告国资委执行国办发（2011）18号文件，由其返还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21750.05元。原告郭玉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2、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用记账明细表和收费票据。3、1986年至1988年国营云光仪器厂工作记录若干份。4、关于三五八厂1967年劳动服务公司属于厂办大集体的情况证明38份。5、信国资文（2008）51号文件《关于同意设立华辰社区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豫政办（2011）125号文件《河南省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1）18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9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财资（2016）31号文件《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军工企业改革脱困文件汇编》。6、河南福阳置业有限公司、信阳亿佳置业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复印件。被告国资委辩称，第一，原告郭玉英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据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郭玉英的这两项诉讼请求都不是答辩人国资委作出的行政行为，也不存在国资委不执行国办发（2011）18号文的问题，因为郭玉英的这两项诉讼请求与国资委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驳回郭玉英的起诉。第二、原告郭玉英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是在2011年1月份缴纳了21750.05元的养老保险费到2018年1月10日提起诉讼，已经过了6年多的时间。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自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也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第三，原告郭玉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既使成立也是属于劳动争议。郭玉英提出要求答辩人执行国办发（2011）18号文件的问题。因为该文件规定的十分明确，是为了解决厂办大集体问题而下发的,而郭玉英的身份是“家属工”，不属于厂办大集体职工，对象不符，当然无权要求适用该文件。郭玉英要求返还其缴纳的15年养老保险费21750.05元的问题，2010年8月19日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将原“五七工”“家属工”等人员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的通知》，是专门解决“五七工”“家属工”的养老保险问题，郭玉英就是“家属工”，应当适用该文件。由于历史的原因，原358厂的“五七工”“家属工”既没有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而且这些人员从1984年起已经陆续退出工作岗位，大多数人员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也包括郭玉英在内）。同时这些人在1985年已经办理了农转非，也无法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该文件下发后，原358厂家属工多次上访要求解决其养老保障问题。但原358厂破产终结，对这些人的社会管理职能全部移交给浉河区人民政府，具体承接的是湖东办事处。根据信阳市信访局的协调，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由信阳华辰社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向市人社局统一上报办理。每个家属工根据自己的负担能力和参保时的年龄情况，分三个档次自愿补交了养老保险费用。现在郭玉英每月可领取几千元的退休养老金。至于市人社局出具的养老保险缴纳费发票中记载的有单位缴纳（统筹金）70%和个人缴纳30%问题，是市人社局的记账方式，所有参保人员均是这样记账的。例如城镇居民个人全额缴纳养老保险费也同样分单位和个人部分，不代表单位缴纳部分由单位承担，因为这一部分人就没有单位。因此，郭玉英要求返还的21750.05元是不能成立的。郭玉英提起的两项诉讼请求是：第一项要求执行国办发（2011）18号文开展全国范围内解决厂办大集体职工问题。且不说郭玉英是家属工，不属于厂办大集体职工，不适用该文件外。就按郭玉英诉称的要求执行该文件，也涉及到厂办大集体职工的待遇。例如厂办大集体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工资福利待遇、基本社会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经济补偿等等都属于劳动争议。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返还其缴纳的15年养老保险费21750.05元，更加明确也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因此，郭玉英提起的二项诉讼请求无论是否成立，都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调整范围，应当按照劳动争议解决的程序处理。被告国资委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信中法民初字第81—8号民事裁定书。2、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信中法民初字第81—26号民事裁定书。3、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信中法民初字第81—27号民事裁定书。第二组：1、国务院办公厅国办法（2011）18号文件开展全国范围内解决厂办大集体问题。2、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将原“五七工”“家属工”等人员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的通知》。第三组：1、信阳市人民政府（2007）23号市长办公室会议纪要。2、原河南华夏光学电子仪器厂尚未解决的破产遗留问题。3、信阳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签订的关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下属企业河南华辰光电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协议书。4、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信国资文（2008）51号文关于同意设立华辰社区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5、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行初659号行政裁定书。6、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行终1362号行政裁定书。第三人华辰公司述称，他公司完全同意国资委的答辩意见，另外认为原告郭玉英把他公司列为第三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358厂于2003年11月11日被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布破产，进入破产还债程序。2006年9月20日破产程序终结。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与信阳市人民政府2008年8月27日签订的关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下属企业河南华辰光电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协议，该厂家属区（现称华辰社区）所有资产交给信阳市人民政府，信阳市人民政府委托国资委进行管理，设立了信阳华辰社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华辰社区的国有资产，解决358厂破产清算组移交的破产遗留问题。即：一是离休干部管理，二是水电改造问题，三是工伤人员后期治疗问题，四是住房大修基金筹措，五是长期托管人员管理，公共设施维护保养及社区维稳等五大遗留问题。与郭玉英要求执行国务院国办发（2011）18号文和返还养老保险费没有关系。因为华辰公司既不是郭玉英的用人单位，每年中央财政拨付的435万元专项基金是专款专用，不能用来解决郭玉英家属工养老保险费用问题。经庭审质证，原告郭玉英对被告国资委提交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书和信阳市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与本案无关。原告与原358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358厂破产时也应该纳入破产安置，破产时候遗漏了她们的安置，现在应该适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来解决她们的问题。被告国资委对原告郭玉英提交的证据1、2、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原告郭玉英身份是家属工，不是大集体工。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记录真实性有待确认，与该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没有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无法核实证人的身份。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企业登记信息没有加盖工商部门的印章，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证明内容，证明目的不成立。第三人华辰公司对被告国资委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对原告郭玉英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国资委相同。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国资委提交的三组证据主要是原河南华夏光学电子仪器厂（国营第三五八厂）破产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书和相关文件，以及国务院和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规范性文件，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高度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本院予以采信。原告郭玉英提交的证据1、2、3是相关部门在诉讼前早已制作形成的书证，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是国务院等部门颁布实施政策性文件，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是证人证言，但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没有证人的身份信息，内容高度一致，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没有注明证据的来源，无法证明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而且与本案关联性不高，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河南华夏光学电子仪器厂（国营第三五八厂）由于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经其主管部门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同意申请破产，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11日宣告其破产。2006年9月20日，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其破产程序。在整个破产过程中，原三五八厂的所有职工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原告郭玉英由于是家属工，所以不在破产安置范围。原三五八厂破产终结后，根据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与信阳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该厂家属区内所有资产移交给信阳市人民政府。被告国资委代表信阳市人民政府对上述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国资委作为出资人成立了信阳华辰公司。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经营管理华辰社区的国有资产，解决原三五八厂破产清算组移交的破产遗留问题。公司所需资金来源包括中央财政每年拨付的435万元亏损补贴、原三五八厂破产清算组解决社区问题现有资金、社区闲置土地开发收益及其他收入。同时查明，原告郭玉英是一名没有经过正式招工，长期在原三五八厂劳动服务公司从事企业辅助性工作的劳动者，原三五八厂破产时不在安置范围。2011年1月份，因原告本人强烈要求，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将原“五七工”“家属工”等人员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的通知》的规定精神，信阳市相关部门多次协调，第三人华辰公司帮助包括原告郭玉英在内330多人的原三五八厂家属工办理了养老保险，原告郭玉英一次性交纳十五年养老保险费21750.05元。2011年4月18日，国务办公厅下发国办发（2011）18号文件《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原三五八厂的厂办大集体企业即劳动服务公司在该厂由南阳迁入信阳后已经不存在，劳动服务公司的集体工也陆续转入全民合同工，在原三五八厂破产时都得到安置。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郭玉英是集体工还是家属工的问题。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可以充分证实原告郭玉英是家属工，而非集体工。其一，原告郭玉英没有提供她被正式招工手续，或者与原三五八厂劳动服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等证据。其二，原三五八厂破产期间，原告郭玉英没有作为集体工安置，原告也从未有异议。其三，原告郭玉英在行政诉讼状中也自认是原劳动服务公司的家属工，同时原告方提供的七份厂内人员调动通知单也证明她们是家属工。关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18号文）是否适用原告郭玉英的问题，此项改革是国家从2011年开始用3—5年的时间，通过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使厂办大集体与主办国有企业彻底分离，对能够重组改制的厂办大集体，可以通过合资、合作、出售等多种方式，改制为产权明析、面向市场、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对不具备重组改制条件或亏损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厂办大集体，可实施关闭或依法破产。由此可以看出此项改革是针对2011年还存在的厂办大集体企业，可是原三五八厂劳动服务公司在该厂由南阳迁入信阳后已经不存在，因此，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办发（2011）18号文件客观上无法适用于已不存在的原三五八厂劳动服务公司。由此可知，即使原告郭玉英是原三五八厂劳动服务公司的大集体职工，也无法适用国办发（2011）18号文件。被告国资委和第三人华辰公司是否有义务为原告郭玉英交纳养老保险费的问题。原告郭玉英诉称原三五八厂在破产期间，厂办大集体没有纳入破产，作为遗留问题被信阳市国资委下属的华辰公司承担，被告国资委和华辰公司应该从变卖原三五八厂劳动服务公司的土地和门面房收益，以及中央财政对家属工拨付的补偿金中，为她们交纳养老保险费。原三五八厂破产终结后，该厂原来上级主管部门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将尚未解决的破产遗留问题移交给了信阳市人民政府，被告国资委代表信阳市人民政府，负责组建第三人华辰公司。成立华辰公司就是解决离休干部管理、水电改造、工伤人员后期治疗、职工住房大修基金筹措和长期托管人员管理等五大破产遗留问题。无论是中央财政每年的亏损补贴，还是华辰社区闲置土地出让收益，只能用于解决五大破产遗留问题不能挪作他用。原告郭玉英作为家属工的养老问题不在破产遗留问题移交范围内，被告国资委和第三人华辰公司没有责任和义务为其交纳养老保险费。同时，中央财政拨付的亏损补贴是原三五八厂破产前就在拨付，不是依照国办发（2011）18号文件拨付的解决厂办大集体改革问题的财政补偿金，而且被告国资委对此笔拨款没有支配使用权。本案诉讼争议的性质问题。原告郭玉英诉称的主要理由是她们长期在原三五八厂劳动服务公司工作，原三五八厂破产时没有得到安置，让她们自己全额交纳养老保险金。由此可以看出原告郭玉英认为她们与原三五八厂劳动服务公司有劳动关系，这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属于《劳动法》规定的劳动争议。劳动争议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而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原告郭玉英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所述，原告郭玉英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家属工，是时代的产物，在那个身份决定命运的年代，必然会产生时代的不公和历史遗留。好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国家也没有忘记这些家属工为我国工业发展付出的辛勤劳动，2010年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出台了《关于将原“五七工”“家属工”等人员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的通知》。据此原告郭玉英这些家属工补交了养老保险费，补交后即领取养老保险金，解决了家属工们养老历史遗留问题，为其安度晚年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但原告郭玉英认为应由被告国资委或者第三人华辰公司为其交纳养老保险费，既无政策法律依据，更无事实根据，原告郭玉英同被告国资委和第三人华辰公司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存在。原告郭玉英起诉的事实根据不能成立，请求被告国资委履行法定职责和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它的权限范围，诉讼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起诉应当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郭玉英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志明审 判 员  吴顺军人民陪审员  付仁新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段梦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