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135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方松，男，汉族，1969年11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林，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镇，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文，男，汉族，1970年11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宇，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文静，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中馨，女，汉族，1969年8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林，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镇，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FTESYSTEMLIMITED（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旺角敦道555号九龙行703室。上诉人王方松因与被上诉人刘建文、原审被告李中馨、原审被告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6)粤0391民初字第2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方松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6)粤0391民初248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驳回刘建文的所有诉讼请求；2、判令刘建文承担本案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以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为本案准据法，系法律适用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原审法院在认定本案争议的协议为增资扩股协议的前提下，却当然地认定王方松无权代表香港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签署协议，该等协议的责任应由王方松承担，前后逻辑矛盾，事实认定错误。一、本案争议协议性质为增资扩股协议，标的物为动产物权，应按照动产物权所在地选择适用法律。原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当然地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系法律适用错误。1.根据《香港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入股协议》（以下简称“入股协议”）的约定，本案争议标的物为富达公司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中，当事人未选择适用法律，但前述协议签署时约定的标的物为富达公司股权，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应当适用协议签署时富达公司股权所在地的法律为准据法。然而原审法院却无视该等重要因素，仅以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本案的适用法律，已经违反前述法律规定。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入股协议》系增资扩股协议，富达公司为刘建文办理增资扩股手续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因此应当适用富达公司的经常居住地的法律为本案的准据法。二、原审法院以中国内地法律错误认定上诉人无权签署增资入股协议，系事实认定错误。依据富达公司商业常识及法律规定，公司董事代表公司对外签署协议无需其他额外授权，王方松代表富达公司签署入股协议符合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1.王方松系富达公司董事及股东，根据富达公司的《公司章程》的约定，王方松有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对外的相应协议，原审法院以公司注册资本涉及原股东利益需股东会授权等原因认定王方松无权签署入股协议，本质是忽视了富达公司与中国内地公司的关于董事职权的不同要求和区别，混淆了不同地域关于董事行使职权的具体要求和法律规定。2.原审法院在已经认定了《入股协议》系增资入股协议的前提下，认定王方松应承担签署协议的责任，系前后矛盾，逻辑不清。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如果认定为增资入股协议，却不由富达公司承担责任，明显是无视增资入股协议应属增资方与被增资方（富达公司）的必备条件，违背基本的商业常识。且即使《入股协议》的相应责任应由王方松承担，原审法院在未对该协议性质、效力及后续处理作出任何认定的前提下，判令王方松返还投资款项，也没有法律依据，属于基本逻辑错误，对王方松明显不公。3.王方松仍有继续履行《入股协议》的可能和意愿，在刘建文未要求解除或终止合同的情形下，应当充分尊重意思自治原则，由双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而原审法院直接否定双方当事人已经达成的增资入股的一致意思表示，在合同既未解除亦未终止的前提下，直接判令王方松承担返还投资款项的责任，违反了法律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已经打破了商事合同的稳定性和平衡性，若该等认定得以成立，将对创业项目的投资入股法律秩序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无法保障初创企业的权益，将对整个行业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上诉人并非入股协议的当事人，原审法院在未对协议作出处理的前提下判令王方松返还款项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恳请贵院依法撤销原审民事判决，驳回刘建文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建文答辩称：一、本案法律适用正确，《入股协议》的标的物并非“动产物权”，案件的争议焦点是要求王方松返还投资款，王方松、刘建文、李中馨经常居住地均在深圳，协议签订地、投资款的转帐行为均发生在深圳，应当以我国法律为准据法。1、王方松认为，本案争议协议为“增资扩股协议”，因此标的物为“动产物权”，实系对股权的法律性质的错误认识。股权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公司享有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的一种综合性权利，即股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得各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而动产是指“能脱离原有位置而存在的资产”，动产物权包括了“动产所有权、动产质权、留置权”等权益。“动产物权”与“股权”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权利。2、本案诉讼请求是要求返还投资款，是债的追偿，而非股权争议。刘建文出资人民币186万元并转帐给王方松、但各方并未办理富达公司的股东变更手续，刘建文至今都不是富达公司的股东。本案的诉讼请求和争议焦点均是要求返还186万元的投资款及利息，而非要求将富达公司的股权过户至刘建文名下。3、本案应当适用中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入股协议》的签订地在深圳，投资款186万元转帐行为发生在深圳，转出、转入账户均是国内账户，本案当事人王方松、李中馨、刘建文的经常居住地均在深圳。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以我国法律为准据法。二、《入股协议》究竟是增资扩股还是股权转让，并没有约定清楚。但无论是何种性质，富达公司仅是一个标的，而不是《入股协议》的当事人，王方松是否有富达公司的代理权限，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关。1、如《入股协议》是增资入股性质，该协议应当是由富达公司原股东王方松、李中馨与新股东刘建文签署。原股东王方松、李中馨的股权按比例稀释、刘建文合法登记为6%股权的股东。2、如《入股协议》是股权转让性质，该协议应当由王方松与刘建文签署，王方松将其所持有富达公司的6%股权转让给刘建文、刘建文合法登记为6%股权的股东。富达公司不是《入股协议》的合同主体，也不是《入股协议》的当事人，而仅仅是一个转让的标的。无论王方松是否有富达公司的代理权限，与王方松应当返还186万元的投资款没有任何关系。三、刘建文按《入股协议》向王方松转帐186万元，但在合理时间内并未成为富达公司的股东，王方松应当全额返还投资款。1、刘建文于2014年12月、2015年6月向王方松支付股权投资款合计186万元。投资款系王方松个人收取，而非富达公司收取。2、刘建文在支付投资款后，并未及时成为富达公司的股东而且王方松将刘建文的投资款用于其与李中馨的日常生活中，并未投入富达公司、成为富达公司的资产。目前富达公司没有经营、公司没有商业价值，刘建文也无意再成为富达公司股东。至于王方松提出投资款用于富达公司经营、其有权代理富达公司签署协议等，均是王方松拖延本案审理时间、拒绝还款的推托之词，而且王方松也无法提供有利证据证明。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建文没有成为富达公司股东，没有获得股东权利，王方松理应将其所收取的投资款返还。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方松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李中馨陈述：与王方松意见一致。原审被告富达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方松、李中馨、富达公司返还刘建文人民币186万元及利息人民币117734.8元（该利息自2015年7月1日暂计至2016年12月1日，此后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退还全部款项之日止）；2、判令王方松、李中馨、富达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以上合计人民币1977734.8元。一审法院查明：富达公司是2012年8月1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股东和董事均为二人，分别为王方松与李中馨。2015年6月13日，王方松以富达公司的名义与刘建文签订《香港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入股协议》，约定刘建文投资30万元美金（折合人民币186万元），占富达公司总股份的6%，汇入富达公司的股东王方松的个人账户，并由王方松负责代转入富达公司账户，双方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并形成本协议附件，该协议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29日。刘建文主张该协议属于王方松与其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王方松将其个人持有的富达公司股份转让6%给刘建文。王方松不予确认，主张其是富达公司的董事，该协议是富达公司与刘建文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双方对未尽事宜未形成书面形式的任何附件。2014年12月30日，刘建文委托案外人张忠向王方松汇款人民币10万元。2015年6月14日，刘建文委托金宇明向王方松指定的银行账户汇款人民币176万元。王方松当庭确认已收取刘建文支付的186万元人民币，但未转入富达公司账户。王方松主张富达公司的主要业务在内地开展，费用也是用于在大陆的经营开支，如果资金支付到香港再支付至境内，外汇手续很难操作，还有相应的成本，故未转付富达公司。但王方松对该主张没有提供富达公司的授权或是富达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相应决议。刘建文主张王方松曾口头告知，王方松、李中馨系夫妻关系，王方松将涉案投资款转给了李中馨的私人账户做日常开支使用，对此王方松、李中馨均予以否认。王方松主张刘建文实际参与了富达公司的经营管理，但未提交充足证据。仅刘建文确认参与了一次去长春的出差，是基于王方松口头聘请为富达公司的中国区销售经理，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刘建文未领取劳动报酬。刘建文至起诉前，未持有富达公司6%的股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因富达公司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企业，本案具有涉港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之规定，本案当事人可以依法选择本案适用的法律。因当事人对法律适用未进行约定，一审依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以我国内地法律为本案准据法。现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香港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入股协议》的性质及签约主体；二、李中馨有无收取刘建文支付的投资款；三、王方松、李中馨、富达公司应否返还刘建文的出资人民币186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关于《香港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入股协议》的性质及签约主体问题。刘建文主张《香港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入股协议》属于王方松个人与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方松收取30万美元的股权转让款并将王方松所持的富达公司股份转让6%给刘建文，与该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刘建文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该协议并非刘建文与王方松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的名称为入股协议，相关内容仅涉及刘建文出资30万美元，占富达公司总股份的6%，款项明确约定汇入富达公司的股东账户，再由该股东转入富达公司账户，故该协议的性质不是股东转让自有股份，而是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增资扩股协议。因双方对未尽事宜未再达成一致意见，该协议的性质属于富达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的初步协议。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涉及原股东利益，属于重大事项，需公司股东会同意。富达公司的股东为王方松和李中馨二人，王方松无证据证明富达公司的股东会授权其签署该协议，或其拥有富达公司的其他授权可以签署该协议，故王方松以被告富达公司名义签订的《香港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入股协议》，仅能代表其个人，不能代表富达公司。二、关于李中馨有无收取刘建文支付的投资款问题。王方松、李中馨、富达公司主张是听王方松口头告知，王方松将涉案投资款转给了李中馨的私人账户做日常开支使用，对此王方松、李中馨不予认可，而刘建文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审不予支持。三、关于王方松、李中馨、富达公司应否返还刘建文的出资人民币186万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经前述分析，王方松未经富达公司授权，以富达公司的名义与刘建文签订《香港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入股协议》，相应的签约责任应由王方松承担。王方松收取刘建文的人民币186万元投资款后，未转付给李中馨，也未转付给富达公司，其自称用于富达公司经营但未提交证据，一审不予确认。刘建文请求返还该投资款，一审予以支持，王方松应向刘建文返还人民币186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7月1日起计至退还全部款项之日止。刘建文请求李中馨、富达公司共同返还人民币186万元依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王方松主张刘建文参与了富达公司的经营管理、从事同业竞争、恶意诉讼等，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一审不予采纳。王方松另主张案外人张忠与刘建文是共同投资人，应作为共同原告，但案外人张忠提交《情况说明》证明刘建文在本案中诉请的股份与张忠无关，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王方松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建文返还人民币186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从2015年7月1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刘建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原审被告李中馨作为富达公司另一股东在一、二审诉讼中均认可《香港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入股协议》签约方为富达公司。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是否正确；2、《香港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入股协议》的签约主体问题；3、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返还被上诉人人民币186万元投资款及利息的责任。关于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是否正确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涉及的投资行为发生在深圳，投资款转出、转入账户均是国内账户，王方松、李中馨、刘建文的经常居住地均在深圳，故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以中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上诉人王方松主张应按照动产物权所在地选择适用法律，但本案当事人之间系因合同产生的债权法律关系，不是物权法律关系，故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三十七条的规定，按照动产物权所在地选择适用法律。上诉人王方松该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香港富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入股协议》的签约主体问题。本院认为，该入股协议系刘建文与富达公司及王方松三方签订的协议。理由如下：一、从合同内容方面，该协议约定甲方为富达公司，乙方为刘建文，并约定刘建文投资并入股富达公司，同时，该协议还约定乙方将投资款汇入王方松个人账户，并由其代转富达公司账户。二、从履行合同方面，刘建文分别于2014年12月30日、2015年6月14日委托案外人向王方松指定账户汇入人民币共计186万元。三、王方松虽然在本案中没有提交其获得股东会授权签订协议的证据，但作为富达公司另一股东的李中馨在本案诉讼中认可王方松代表富达公司签订协议，应视为其追认授权。据此，一审认定王方松无权代表富达公司签约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王方松是否应当承担返还刘建文人民币186万元投资款及利息的责任问题。如前所述，刘建文与富达公司及王方松均为案涉入股协议的签约主体，该协议合法有效，刘建文已按合同约定将投资款汇入王方松指定账户，履行了合同义务，而至今未获得合同约定的股权，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案涉入股协议应予解除。由于王方松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将收到的刘建文投资款汇至富达公司账户，故可以认定富达公司没有收到投资款。由此，合同解除后的返还责任，应由王方松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当，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600元，由上诉人王方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晓 琴审判员 朱   萍审判员 高 江 南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李缓（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