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6民初4372号原告：张建芳，女，1962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永伟，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萃芳，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建春，男，196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明贵，上海济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建芳与被告张建春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建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永伟、夏萃芳，被告张建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明贵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经原、被告同意并由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简易程序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建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上海市静安区临汾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临汾路房屋)出售分割款785,000元。审理中，原告将诉请变更为：要求被告支付临汾路房屋出售分割款730,201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姐弟关系，临汾路房屋原为原、被告母亲赵风珍承租的公有住房。原、被告的户籍分别于1995年6月23日和2002年9月23日迁入临汾路房屋。2005年11月24日，被告购买了临汾路房屋产权。2006年原告得知此事后与被告进行协商。双方达成协议，约定原告同意由被告购买临汾路房屋产权，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款30,000元。2010年1月18日，临汾路房屋产权登记到被告及其妻子俞守莉名下。2014年，原告向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闸北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本案被告与案外人上海灵广城市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临汾路房屋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将临汾路房屋产权恢复至原承租人赵风珍的名下。原闸北法院作出(2014)闸民三(民)初字第211号判决，认定本案被告没有购买临汾路房屋产权的资格，支持了本案原告的诉请。经过二审后，该判决于2016年8月2日生效，但该生效判决未实际执行。临汾路房屋并未恢复至赵风珍为承租人的公房状态，产权仍然登记在被告及俞守莉名下。2016年7月12日，赵风珍去世。后被告欲出售临汾路房屋，因原告户籍在临汾路房屋内，若不迁出，被告无法出售该房屋，故原、被告达成协议，约定临汾路房屋出售款由两人平分。2017年10月17日，被告及俞守莉与案外人就临汾路房屋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临汾路房屋转让款为2,500,000元。2017年10月18日，原、被告签署了一份《协议书》，载明被告收到临汾路房屋房款后分一半给原告，但没有载明该房屋出售款的金额。被告收到房款后陆续向原告支付了款项320,000元。之后被告意图离境，逃避支付剩余款项的责任。原告发现后予以阻拦，被告未能成功离境。经原、被告交涉，被告于2018年1月16日出具《欠债承诺书》一份，承诺在其出境前向原告付清余款930,000元。同时原告还让被告补写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该份《协议书》载明：“现有临汾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出售的款项，共计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均与张建芳各享有50%利润，特此证明。”被告在该份《协议书》上签名并捺印。2018年1月16日至1月19日，原告陆续使用被告的银行卡取款共计199,799元。之后被告将其银行卡挂失，未再支付余款。原告认为，原告为临汾路房屋的同住人，有购买该房屋产权的权利。双方经过协商对临汾路房屋出售款的分割达成了协议，现原告基于被告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要求分割临汾路房屋出售款。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了款项共计519,799元，尚欠余款730,201元未支付。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张建春辩称，其对原告主张的原、被告系姐弟关系；2006年1月原、被告就临汾路房屋产权购买达成协议；(2014)闸民三(民)初字第211号案件中认定的临汾路房屋产权变更情况，判决该房屋应恢复至赵风珍为承租人的公房状态，但该判决生效后并未实际执行，临汾路房屋产权仍登记在被告及俞守莉名下；被告已经收到临汾路房屋出售款2,500,000元以及原告已经收到款项共计519,799元等事实均无异议，但认为，1.根据原告提供的(2014)闸民三(民)初字第211号生效判决，原告对临汾路房屋不享有权利，故无权要求分割临汾路房屋的出售款。被告亦不应当为临汾路房屋的产权人，无权出售房屋，更谈不上对房屋出售款进行分割。2.临汾路房屋登记在被告与其妻子俞守莉名下，被告单方面承诺分割该房屋出售款，系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应为无效。3.关于临汾路房屋，原、被告曾于2006年1月16日达成协议，约定原告同意由被告购买临汾路房屋产权，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款30,000元，故被告没有再向原告支付补偿款的理由。4.原告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和2018年1月16日《欠债承诺书》，系原告非法拘禁被告后胁迫被告所出具。该《协议书》上只有被告一方签名，不符合合同的形式要件，该《协议书》的内容不客观，不具有合法性。5.原、被告之间确有原告将户籍从临汾路房屋迁出，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款的协议。但该协议内容并非临汾路房屋出售款由原、被告各半均分，而是将房屋出售款分成四份，由原、被告的父母，被告的儿子，原告与被告四方均分。6.因为原告的户籍在临汾路房屋内，被告为了让原告将户籍迁出，才于2017年分两笔支付给原告320,000元。2018年1月16日之后，原告强行拿走被告的银行卡，自行从中取走199,799元，并非被告主动支付相应款项。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临汾路房屋出售款的分割，2017年10月原、被告的协议是否为将款项分成四份。审理中，原告提供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8日的《协议书》，该份《协议书》载明：“张建春收到所有房屋款后分壹半给张建芳”，双方在该《协议书》上签名。被告称，其对该份《协议书》不予认可，当时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为将临汾路房屋出售款分成四份，由原、被告的父母，被告的儿子，原告与被告四方均分，原告提供的该份《协议书》并非原件，原告复印时遮住了“关于房子所得钱款应扣除父母及张星亚部分”的内容。关于该协议的内容，被告在2018年1月23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曾有过陈述，但无法提供该份《协议书》。本院认证，对于被告所主张的临汾路房屋出售款的分割方式，现仅有其个人陈述，无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而2017年10月被告实际支付给原告320,000元，该金额亦无法与被告陈述的分割方式相吻合，故被告主张2017年10月原、被告达成协议，将临汾路房屋出售款分成四份，依据不足，本院难以认定。2.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以及2018年1月16日《欠债承诺书》是否系被告被原告非法拘禁后在被胁迫的情形下所出具。被告确认上述两份文书系其本人书写，但认为系在原告纠集他人对其非法拘禁的情况下被迫书写，故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为此提供了2018年1月20日上海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受案回执，2018年1月23日验伤通知书，2018年1月26日立案告知书，2018年1月20日和1月23日公安机关询问被告的笔录，2018年1月25日公安机关询问原告的笔录，2018年1月26日和2月26日公安机关询问案外人吴某某(系原告的亲家)的笔录等证据。被告称，在2018年1月20日被告的询问笔录中，被告陈述了其于2018年1月16日早晨被原告以及另外两名男子强行带至另一家酒店，原告等人不让被告离开酒店房间等内容；在2018年1月23日被告的询问笔录中，被告陈述了其被胁迫写下《欠债承诺书》及《协议书》等内容；在2018年1月25日原告的询问笔录中，原告陈述了其与他人迫使被告离开机场并让被告出具《欠债承诺书》和《协议书》等内容；在2018年1月26日吴某某的询问笔录中，吴某某陈述了其参与胁迫被告出具两份文书的过程；在2018年2月26日吴某某的询问笔录中，吴某某陈述了其和原告拿着被告的银行卡查询被告银行账户等内容。上述内容可以反映出原告提供的《协议书》及《欠债承诺书》系原告纠集他人强迫被告所出具。原告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关于胁迫事实，仅有被告自己的陈述，公安机关并未作出认定。公安机关在接到被告报案后未作进一步处理；在2018年1月20日被告的询问笔录中，被告陈述了在2018年1月16日至1月18日期间无人对其看管，其身体不适时原告等人还两度送其入院检查治疗、被告想和原告解决临汾路房屋的问题等内容；在2018年1月26日吴某某的询问笔录中，吴某某称被告将银行卡密码告知原告，主动让原告去查询银行账户信息。以上内容反映出被告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原告没有非法拘禁被告，也没有胁迫被告出具《协议书》和《欠债承诺书》。本院认证，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胁迫行为系指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被告于2018年1月16日被原告等人带离，当天原、被告等人去派出所办理了临汾路房屋的户籍迁出手续以及房屋买卖的交割手续，之后被告待在宾馆房间内，期间还被送往医院看病，直到2018年1月20日被告报警。被告并未在第一时间报警，而公安机关对于被告报警所称原告等人存在非法拘禁和胁迫行为，并未作出认定。现被告关于其被胁迫出具《协议书》和《欠债承诺书》，仅有被告本人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原、被告之间关于临汾路房屋出售款的分割确曾于2017年10月达成过协议，原告也提供了相应的《协议书》。被告虽不认可，并认为双方之前达成的协议为将临汾路房屋出售款分成四份，但对此又未提供相应证据。而被告也向原告支付了款项320,000元。综上，本案中，被告主张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和2018年1月16日《欠债承诺书》系在原告的胁迫下所出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对于原、被告双方是否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是否应当依约履行，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关于临汾路房屋出售款的分割，原、被告曾于2017年10月达成协议，之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款项320,000元，被告抗辩称双方达成协议将临汾路房屋出售款分成四份，但对此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其次，2018年1月16日，被告补写了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以及《欠债承诺书》。根据确认的事实，被告主张上述《协议书》和《欠债承诺书》系在原告的胁迫下所出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该份《协议书》由被告出具并签名捺印，系被告单方面所作出的承诺，原告对此也予以接受，故应视为双方达成合意。被告抗辩称该份《协议书》不符合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再次，被告抗辩称，根据(2014)闸民三(民)初字第211号生效判决，原、被告无权对临汾路房屋出售款进行分割，故双方达成的协议应当无效。虽然法院生效判决判令临汾路房屋恢复至公房状态，但原、被告对于该判决未执行并未提出异议，且双方也达成协议，将临汾路房屋出售后再分割出售款。现并无证据表明该判决生效后未履行，原、被告达成出售临汾路房屋的协议损害了他人的利益，被告在其已将临汾路房屋出售的情形下，又以生效判决未执行为由，主张原、被告之间的协议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又抗辩称原、被告之间在2006年曾达成协议，故没有理由再向原告支付补偿款。但2006年的协议系被告为购买临汾路房屋产权向原告支付补偿款的协议，而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系分割临汾路房屋出售款的协议，前后两份协议的内容并不相同，故对于该抗辩意见，本院也不予采纳。被告还抗辩称临汾路房屋登记在被告其及妻子俞守莉名下，被告单方面作出分割房屋出售款的承诺，属于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应当无效。该份《协议书》系被告对外向原告作出的承诺，若被告的妻子认为侵害其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另行向被告主张权利。故对于该意见，本院同样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出具《协议书》的法律后果，该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对于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应当依约履行。原告依据该份《协议书》，要求被告支付尚未履行的临汾路房屋分割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该份《协议书》载明临汾路房屋出售款为2,500,000元，原、被告各享有50%利润。结合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款项320,000元的事实，以及2018年1月16日《欠债承诺书》的内容，原告主张该份《协议书》的含义是房屋出售款双方各分一半，本院予以认可。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临汾路房屋分割款1,250,000元，被告已经支付519,799元，尚需支付730,201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建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建芳支付房屋分割款730,20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51元、财产保全费1,755元，均由被告张建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东来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王丽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