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06民初19570号原告：苏长泳，男，195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代理人：陈秋云、何海菱，均系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凌锦璋，男，195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代理人：马力伟，系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永兴，男，196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原告苏长泳诉被告凌锦璋、梁永兴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长泳的委托代理人陈秋云、何海菱，被告凌锦璋的委托代理人马力伟，被告梁永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长泳诉称：1994年6月6日，原告苏长泳与被告凌锦璋、梁永兴三人经协商，以被告凌锦璋名义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经济发展总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实际由原告苏长泳、被告凌锦璋、梁永兴三人共同承包经营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直到2000年底。三人合营期间，与广州市天河区红会医院合作建设陂东路3号大楼并从中分得20套宅基地房屋，除三人各分得6套外，剩余两套即涉案的三单元102和另案的101房三人约定由公司所有（实为三人共同所有）。当时考虑到被告凌锦璋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即三人共同利益的代表人，所以该两套房以被告凌锦璋名义进行登记，但归属公司使用、支配。后被告凌锦璋因个人缘故，于2000年底当期承包期满后不再继续承包经营，原、被告三人对共同承包合作经营期间公司总资产和剩余资产（含涉案的三单元102和另案的101房）进行结算分配。被告凌锦璋分得525277.98元。在结清债权债务后，三方于2001年11月16日签订协议书予以确认：三人在1994年6月6日至2000年12月30日期间共同承包、经营东圃建筑工程公司；2001年1月1日起，由苏长泳与东圃经济发展总公司续签承包东圃建筑工程公司的合同；1994年6月6日至2000年12月30日的公司业务和经济权限也均由原告承担，今后一切事务与被告凌锦璋无关。之后，涉案的三单元102和另案的101房继续由承包公司使用、支配。再后，被告梁永兴也于2003年退出合作经营，原告一人继续承包经营东圃建筑工程公司，直到2009年5月8日注销公司。由于涉案房屋自交付使用就一直由承包公司使用，公司被注销后由原告使用、收益，至今已二十年，被告从来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原告因此也一直没有考虑要求被告配合更名的事。但是到了2016年，被告凌锦璋突然找上门，要求原告借钱给他，原告没有答应，于是被告凌锦璋打起该两套房的主意，于2016年9月向法院起诉声称涉案两套房屋属其所有，引发纠纷。原告认为，涉案房屋来源于原、被告三人共同出资合建所得，约定房屋为合伙资产，在两被告先后退出合伙并获取了相应退伙款后，涉案宅基地房依法归属原告一人享有。为明晰涉案房屋归属权，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告是广州市天河区××****宅基地房的使用权人；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凌锦璋答辩称：一、被告凌锦璋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二、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房屋、102号房屋，早于1997年3月18日经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依法确权登记并颁发《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给被告凌锦璋。被告凌锦璋依法是上述涉案宅基地房屋的权属人。原告对已经由政府部门依法登记确权的宅基地房屋提出物权确认诉讼请求，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成立。三、关于涉案宅基地房屋的来源：1995年5月，被告凌锦璋承包经营的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政府、广州市天河区红十字会医院合作，由被告凌锦璋承包经营的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出资，将东圃医院旧宿舍（位于（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并建成一幢六层、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宿舍楼。1996年12月，该宿舍楼建成后，被告凌锦璋承包经营的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共分得21套（单元）住房。被告凌锦璋考虑到原告、被告梁永兴在自己承包公司内一直担任高管，是本地人，并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为鼓励他们为公司尽力开拓建筑市场，为自己承包公司多揽回建设工程业务，被告凌锦璋决定上述21套（单元）住房，自己只取其中8套（其中包含涉案2套），即整栋楼门牌号为××，整栋楼分三个单元即三梯间，其中3单元101、102、201、202、401、402、501、502和2单元的402是被告凌锦璋的（被告凌锦璋决定将1套即3单元402赠与他人，实得8套）；被告凌锦璋决定同意分配2单元201、202、3单元301、302、601、602共6套给原告，决定同意分配2单元101、102、301、302、502、602共6套被告梁永兴。上述房屋分配完成后，于1997年2月份由分配宅基地房屋的权属人提供本人或其指定登记权属的亲属的身份证及相关办证资料，统一向政府部门申请办理宅基地使用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于1997年3月18日依法向权属登记申请人颁发了上述房屋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事实上，原告、被告梁永兴对上述被告凌锦璋承包期间出资合作建房的基本事实一无所知，即使本案发生在被告凌锦璋提起物权保护的诉讼案之后[案号（2016）粤0106民初16399号、16400号]，原告在起诉状所称的根本与事实不符。同时，原告、被告梁永兴也根本没有任何承包经营的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律文书资料和上述合作建房资料等等，也充分证明原告、被告梁永兴根本不是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1994年6月6日至2000年12月30日期间）的承包经营人。涉案房屋办证后，被告凌锦璋一直将涉案房屋用于自己承包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的宿舍，一直由公司工人居住使用。至2000年12月30日，被告凌锦璋正式退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的承包经营。在正式退出承包经营之前的2000年3月底至2000年11月期间，被告凌锦璋（公司承包人）无端被他人举报受贿和向上级领导行贿，被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和逮捕，直至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1月3日作出《不起诉决定书》（穗云检刑不诉[2000]6号）。被告凌锦璋依法被释放出来后，发现自己承包公司权益被侵占，自己承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也早已被他人冒充本人签名申请而撤销。被告凌锦璋于2000年12月30日正式退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的承包经营后，该公司才由原告承包。被告凌锦璋因为涉案房屋在自己承包经营期间一直由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的工人当宿舍居住，估计一时难以搬出，故同意一直由该公司员工作宿舍使用。后被告凌锦璋自2001年起一直没有时间去管理涉案宅基地房屋。大约在2010年以来，被告凌锦璋多次到涉案宅基地房屋要求收回自己的房屋使用，经多次询问涉案宅基地房屋的租户，近期才知道涉案宅基地房屋实际上一直被苏长泳占用，并被苏长泳一直出租给他人居住使用及收取租金。于是，被告凌锦璋多次通过电话和上门等方式，与原告和涉案宅基地房屋的其中一个租户陈海青联系，催促他们将涉案宅基地房屋返还给自己。但原告拒绝将房屋返还给被告凌锦璋。被告凌锦璋只好于2016年9月13日依法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对苏长泳提起物权保护诉讼。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经多次开庭审理，查明了案件事实，并于2017年5月8日依法作出（2016）粤0106民初16399号、16400号两份民事判决书。其中（2016）粤0106民初16399号判决：苏长泳、陈海青将广州市天河区××三单元102房屋返还给凌锦璋等。（2016）粤0106民初16400号判决：苏长泳将广州市天河区××三单元101房屋返还给凌锦璋等。原告为拖延时间，对上述二份判决均提起上诉，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述上诉案件期间，原告为达到长期侵占被告凌锦璋的涉案宅基地房屋的非法目的，提起本案物权确认之诉。四、原告称“1994年6月6日，原告、被告凌锦璋、梁永兴三人经协商，以被告凌锦璋名义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经济发展总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实际由原告、被告凌锦璋、梁永兴三人共同承包经营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完全是其编造的一面之词，本身就与由被告凌锦璋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经济发展总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补充合同》（1994年6月6日）、《补充合同》（1996年5月23日）等承包经营法律文件不符。五、原告称涉案宅基地房屋，由“三人约定由公司所有（实为三人共同所有），当时考虑到被告凌锦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三人共同利益的代表人，所以该两套房屋以被告凌锦璋名义进行登记，但归属公司使用和支配”。同样是原告编造的一面之词，也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六、被告凌锦璋承包经营的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共分得的21套（单元）住房，是被告凌锦璋在承包经营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期间出资建设所得，也早已在凌锦璋在承包经营期间完成权属登记。且根据被告凌锦璋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经济发展总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补充合同》等承包经营法律文件的规定，该21套（单元）住房本身就属于被告凌锦璋作为承包经营人个人应得所有的财产，被告凌锦璋决定分配给原告、被告梁永兴各六套（单元）宅基地房屋，本身已是对原告、被告梁永兴的优惠。涉案宅基地房屋是被告凌锦璋承包公司期间的经营所得，且早已依法完成登记确权，依法也不可能属于原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的公司资产。被告凌锦璋在1994年6月6日至2000年12月30日期间承包经营东圃建筑工程公司结束后，该公司的《购固定资产明细》壹份也充分证明涉案宅基地房屋不是原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的公司资产。根据上述被告凌锦璋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经济发展总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的约定，被告即承包人凌锦璋在承包期间出资建设的涉案宅基地房屋，当然依法归被告凌锦璋所有，被告凌锦璋也依法取得政府部门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七、原告以《协议书》（2001年11月16日）上部分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两行文字内容，就称“凌锦璋收齐款项后签署协议书，确认自1994年6月6日至2000年12月30日的三人的承包关系”，完全是断章取义、自相矛盾，更是根本与涉案承包合同、《补充合同》等一系列承包法律文件签署、履行涉案承包合同的客观事实不符。八、本案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与本案涉案宅基地房屋的权属、被告凌锦璋是涉案房屋的法定权属人没有任何关联性，也根本无法推翻上述天河区人民政府依法颁发《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九、即使假定原告、被告梁永兴有参与被告凌锦璋在1994年6月6日至2000年12月30日期间承包经营东圃建筑工程公司，也根本不能推翻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于1997年3月18日依法颁发给被告《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确权涉案宅基地房屋给被告凌锦璋所有的事实。被告凌锦璋的涉案宅基地房屋和其他房屋，以及包括被告凌锦璋分配给原告、被告梁永兴的房屋，均是早在1996年建成、分配，并于1997年完成政府确权发证，早已依法确定了权属。至于在涉案宅基地房屋依法分配登记确权后，无论是被告凌锦璋与原告、被告梁永兴之间关于经营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其他债权、债务的处理、处分，均与早已分配并完成确权的涉案宅基地房屋无关。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告梁永兴答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经审理查明：凌锦璋提交的发证日期为1997年3月18日的加盖有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宅基地证章的穗天东字第0231**《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载明：广州市××三单元102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使用人为凌锦璋，宅基地面积为52.66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6.375平方米。凌锦璋提交的发证日期为1997年3月18日的加盖有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宅宅基地证章的穗天东字第0231**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载明：广州市××三单元101房的使用人为凌锦璋，宅基地面积为52.66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4.058平方米。苏长泳与梁永兴对上述《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苏长泳称涉案房屋来源于苏长泳、凌锦璋、梁永兴三人共同出资合建所得，约定房屋为合伙资产，在凌锦璋、梁永兴先后退出合伙并获取了相应退伙款后，涉案房屋依法归属苏长泳一人享有。苏长泳就其上述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1994年6月6日，凌锦璋与案外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经济发展总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凌锦璋承包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东圃公司”）；2、1997年6月，梁永兴与东圃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书》，约定东圃公司在东圃镇××号新建住房转让6套给梁永兴使用，具体方案96年12月18日关于东圃镇红会医院与东圃公司分房协议的条约规定，（分房数量参看付表），付款方式为在承包本公司期内，由所分成的盈利偿还，如分配利润不够，乙方必须拿出款项按欠数量多少还清等条款；苏长泳另提交没有签名的《红会医院工程概况》并表示该概况即为《购房协议书》所指的附表，《红会医院工程概况》显示苏长泳、凌锦璋、梁永兴各分得6套房屋，公司分得2套房屋等等；苏长泳在本案中表示其只能提供梁永兴持有的《购房协议书》；3、2001年1月1日，苏长泳与案外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经济发展总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苏长泳承包东圃公司，承包期为2001年1月1日至2003年2月3日等；4、没有签名的《因94年合作到2000年12月总资产》，载明公司资产有两套房107.43平方米，总资产合计2555764.41元；5、2001年2月13日，苏长泳和梁永兴签名的《94年-2000年东圃建筑公司总结算》，载明公司资产包括房屋款等2555764.41元，扣除欠款余额为1575833.95元，共三份，每份为525277.98元；6、2001年3月13日，苏长泳、凌锦璋、梁永兴签名的《收条》，载明凌锦璋所分的款项是525277.98元，最终公司欠凌锦璋349933.66元；7、2001年11月16日，凌锦璋（原承包合同签订人）与苏长泳（现承包合同签订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因凌锦璋自愿退出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自1994年6月6日至2000年12月30日的公司业务和经济权限均由苏长泳承担，今后公司一切事务与凌锦璋无关等等；8、案外人陈海清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涉案房屋为苏长泳2008年起出租给其使用等等。凌锦璋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2、4、5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据2为证据1所指的附表，证据6、7也不涉及涉案房屋的权属及处分。梁永兴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凌锦璋称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并提交以下证据：1、1995年5月3日，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人民政府、广州市天河区红十字会医院（甲方）与东圃公司（乙方）签订的《合作改建东圃医院旧宿舍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同意将东圃医院旧宿舍拆建成一幢六层、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宿舍楼，由甲方提供场地及实际占地面积，由乙方出资完成本宿舍楼；本宿舍楼建成后，以建筑面积计，按甲方占40%，乙方占60%比例分配建筑面积等；2、1996年12月18日，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人民政府、广州市天河区红十字会医院（甲方）与东圃公司（乙方）签订的《宿舍分房协议书》，约定：天河区红十字会医院分配得1301、1302、1401、1402、1501、1502、1601、1602共八套，东圃镇政府分得1101、1102、1201、1202、2401、2501、2601共七套，余下部分均分配给东圃公司，建筑面积为1138.34平方米；3、加盖有东圃公司公章的《东圃陂东路3号建筑公司住宅楼使用证登记表》，载明凌锦璋的房屋包括涉案房屋等。苏长泳、梁永兴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根据证据3基地使用证上的名字与实际使用人并不吻合，不能仅以持有人的名字证明房屋归何人所有。另查明，2016年凌锦璋向本院起诉苏长泳要求苏长泳、陈海清向其返还涉案房屋等。2017年5月8日，本院就上述案件作出（2016）粤0106民初16399号民事判决，认定凌锦璋作为涉案房屋的使用权人，苏长泳、陈海清未取得凌锦璋的许可使用涉案房屋，苏长泳诉请要求苏长泳、陈海清返还涉案房屋，本院予以支持；苏长泳辩称涉案房屋仅系登记在凌锦璋名下，实际应属苏长泳所有，对此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苏长泳的抗辩不予采纳等等；并判决苏长泳、陈海清将涉案房屋返还给凌锦璋等。苏长泳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上述案件尚未审结。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凌锦璋提交的穗天东字第023161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原件）载明涉案房屋的使用人为凌锦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凌锦，凌锦璋持有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可证明其为涉案房屋的使用人。主张《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其为涉案房屋的使用权人，苏长泳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首先，苏长泳提交的《红会医院工程概况》虽显示东圃公司分得两套房，但《红会医院工程概况》并无各方当事人签名确认，苏长泳主张《红会医院工程概况》即为梁永兴签署的《购房协议书》中所指附表，并据此主张涉案房屋属于东圃公司所有依据不足。其次，苏长泳提交的《因94年合作到2000年12月总资产》及《94年-2000年东圃建筑公司总结算》均无凌锦璋签名确认，不能据此认定凌锦璋认可涉案房屋属于东圃公司所有，且《因94年合作到2000年12月总资产》中所指的属于东圃公司资产的两套房面积亦与凌锦璋持有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载的房屋面积不相符，不能据此认定《因94年合作到2000年12月总资产》中所指的属于东圃公司资产的两套房即为包括本案涉案房屋在内的房屋。再次，关于凌锦璋退伙事宜的《收条》及《协议书》虽有凌锦璋签名，但上述证据并无直接载明涉案房屋属于东圃公司所有，且涉案房屋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在凌锦璋在退伙前已颁发，根据《收条》及《协议书》不能认定凌锦璋认可涉案房屋属于东圃公司以及同意涉案房屋不属于退伙应分财产。最后，加盖有东圃公司公章的《东圃陂东路3号建筑公司住宅楼使用证登记表》载明凌锦璋的房屋包括涉案房屋，苏长泳与梁永兴认可上述登记表的真实性，据此可认定东圃公司认可涉案房屋登记至凌锦璋名下，苏长泳与梁永兴亦未举证当时涉案房屋登记至东圃公司名下存在障碍，苏长泳主张涉案房屋只是以凌锦璋名义登记但实际属于东圃公司与常理不符。综上，根据本案举证情况，苏长泳诉请确认其为涉案房屋的使用权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长泳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苏长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汉杰人民陪审员  李 群人民陪审员  张超英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蒲肖明何瑞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