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冀0203民初2518号   原告：郑寿利，男，1956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唐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甄振军，河北蔺和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么秀芳，女，1958年3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唐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刘火新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刘火新庄村。   法定代表人：王兆新，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宝印，男，197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刘火新庄新后街3排16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占勇，河北杰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郑寿臣，男，194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唐山市。   原告郑寿利与被告么秀芳、第三人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刘火新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刘火村委会）、郑寿臣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3日做出（2016）冀0203民初393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郑寿利上诉。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做出（2017）冀02民终8850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寿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甄振军，被告么秀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第三人刘火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宝印、付占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郑寿臣经本院依法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寿利诉称，原、被告系刘火新庄村民。1984年12月原告依法承包了刘火新庄马驹桥大坟110米×6.1米土地，该地块当时折合标准亩1亩。承包期限1984年12月至2004年11月30日。到期后根据党中央有关土地的承包政策，又顺延30年承包期。原告承包上述土地后一直经营至1987年，后该地块的南二分之一便一直由郑寿臣借种，北二分之一仍由原告经营。2016年初原告承包的上述承包地附近面临修马路，原告便到该地块进行查看，在查看过程中发观被告在原告承包地南二分之一地块上种植了部分树木。为此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要求其清除地上附着物，但被告总是以种种理由予以推脱。据此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排除妨碍、责令被告清除原告承包地(马驹桥大坟：110米×6.1米的南二分之一)地上附着物，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起诉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么秀芳将折合的1亩标准地归原告。本次庭审中，原告又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原告与村委会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并将诉状中刘火新庄马驹桥大坟土地110米×6.1米变更为110米×61米。   被告么秀芳在（2016）冀0203民初3937号案件中辩称，原告所诉与基本事实不符，原告所诉马驹桥大坟地在1984年村委会向外发包时便是2亩，并非原告在诉状称的1亩，1984年刘火新庄村委会将马驹桥大坟上所存的2亩旱地分别发包给了原告郑寿利和第三人郑寿臣，后因郑寿臣不再耕种其1亩旱地，将该地块退回村委会后，村委会与被告么秀芳签定了承包合同，并于1991年将此1亩旱地正式发包给么秀芳，而本案第三人刘火新庄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有自己完备的管理系统，任何合同的签定、修改都会在村委会的土地账簿中有所显示并详细记载。根本不存在原告在其申请书中所称被告自己私自登记的相应情况。另外，原告所提交的变更诉请的申请书，根据最高院关于相关证据的规定应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而原告提交超过举证期限，法庭不应支持其诉请。因此，根据被告么秀芳与村委会签定的承包合同，原告郑寿利对被告在自己所承包的经营地上种植附着物没有诉请排妨的权利，更没有理由要求被告将自己所有的承包经营的土地归属原告的权利。被告么秀芳在本次开庭时辩称，原告当庭变更诉请，请求确认其与第三人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有效，是将原审案由整体变更，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案应属于承包合同纠纷，应以承包方和发包方即本案原告和第三人为当事人，被告不应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应在本案原告与第三人的纠纷确定后再另行起诉排除妨害诉讼。如果原告坚持变更诉请，本案的审理焦点应变更为：原告和第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其应当举证证实陈述的十亩抵顶一亩政策得到了村委会的认可。   第三人刘火村委会述称，一、关于本案答辩人诉讼主体地位问题。本案原一审中，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为排除妨碍。而答辩人作为村委会，从未实施过妨害被答辩人行使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与本案无任何利害关系，依法不应作为本案当事人。现被答辩人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其与答辩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该诉请则属于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当事人”。故根据上述规定，答辩人依法也不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此外，答辩人认为，排除妨碍与承包合同纠纷本身并非同一案由，且相对应的诉讼当事人也不是同一主体，故该两案不应在同一诉讼中一并审理。二、被答辩人诉称事实与实际情况存有出入。被答辩人诉状所称的马驹桥大坟地块为其一人承包经营，郑寿臣是借种该地的二分之一的说法与实际不符。实际上，答辩人村在马驹桥大坟原有一块耕地，该地块位置相对独立。地块南至地头；北至道；东至村中原有坟地；而西至马驹桥村地界。该地块南北为110米，东西向为12米多，总面积为2亩。1984年在进行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我村将该地块分别发包给被答辩人及村民郑寿臣两户承包经营，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依照合同约定，被答辩人与郑寿臣各自的承包地面积均为1亩，并由该两户缴纳土地承包费。1991年由于郑寿臣自愿放弃该承包地并交还村中，答辩人经与村民么秀芳协商，将原郑寿臣承包地块自1991年4月27日开始发包给么秀芳承包经营至今。对于以上土地发包情况，答辩人均在原始土地台账和承包合同予以记载。结合以上，在答辩人土地发包之初，马驹桥大坟地块是分别发包给被答辩人和郑寿臣的，现该地块根据承包合同约定应分别由被答辩人和么秀芳各自享有一亩地的承包经营权。三、本案涉案地块存在土地登记簿和土地使用证中记载的土地面积和四至范围有误的客观情况。在此情形下应以承包合同及实际面积为准。首先，答辩人村中在最初发包土地时，为公平起见对每一个承包户就坚持兼顾好地与次等地相互搭配的发包原则，即每户承包地中既有好地也有次等地。根本不存在只给某一个承包户发包次等地并以多分土地折抵标准亩的情形。本案中，被答辩人承包的一等地为2亩，四等地为1亩，完全体现了好坏兼顾的原则。因此被答辩人所述的因其承包地为树荫地故以十亩地折合一标准亩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被答辩人诉称，承包地块面积为东西长61米，南北长110米，与实际情况不符。在土地发包过程中，因涉及人数众多，历时时间久远，且地块分散、地形不一，空间标记困难等因素，导致答辩人在土地登记簿和土地使用证中记载时出现土地面积和四至范围确有错误，存在与实际不符的情况。本案发生后，经答辩人实地测量马驹桥大坟地地块南北长为110米，东西长仅为14米。因此，原土地登记簿和土地使用证中所记载的东西长61米的内容明显与实际不符。答辩人在马驹桥大坟地地块原本就没有十亩地，也就根本不可能将十亩地发包给被答辩人承包经营。在此，答辩人也希望法庭和各方当事人正视和尊重事实，在土地登记簿和土地使用证中记载有误时，以承包合同约定为准。最后，为妥善解决承包地块现实中客观存在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农业部等六部门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意见》（农经发【2011】2号）。该意见指出，对与现有土地承包档案记载的土地承包状况有较大误差要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为基础，采取科学简便的方式测量查实。查清承包地块面积和空间位置。实测结果经乡（镇）、村公示确认后，作为确认、变更、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以及确认、变更、注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由此可见，从政策层面对于承包户的实际承包面积、和位置与土地承包档案记载内容有误差的，也应以实测结果为准，而不应以档案记载为准。综上所述，诚请法庭充分听取答辩人的以上意见，对本案作出公正裁决，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第三人郑寿臣在（2016）冀0203民初3937号案件中述称，我有1984年签发的土地承包证，确实也让被告种过，因为被告的母亲与我是邻居，但是并没有将地过户给被告，土地承包费是我按每年交付的。该地在借被告种时，我也种过。本次开庭第三人郑寿臣未到庭进行陈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郑寿利、被告么秀芳、第三人郑寿臣均系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刘火新庄村民。1984年12月18日，原告郑寿利作为乙方与第三人刘火村委会作为甲方签订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约定乙方承包甲方土地3亩（其中菜田一等地2亩，旱地1亩）座落在黑马地块；承包时间由1984年12月1日起至2004年11月底止，合同有效期为20年；并且双方对承包事项做了七项约定。1984年12月20日，原告郑寿利取得土地使用证，该证记载承包期限从1984年12月1日起至2004年11月30日，其中大田地座落在马桥大坟，等级4，长110米宽61米，标准亩1，东至道西至马桥、南至丁头北至道。第三人刘火村委会处存有原告郑寿利的土地登记簿，记载大田地座落在马桥大坟，等级4，亩数1，弓口长110米宽61米，南至丁头北至道，东至道西至马桥，承包年限20年。另第三人刘火村委会处存有第三人郑寿臣的土地登记簿，记载郑寿臣大田地座落在马桥大坟，等级4，亩数1，弓口长110米宽61米，南至丁头北至道，东至道西至郑寿利，承包年限20年。当事人均未提交第三人郑寿臣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及土地使用证。1991年4月27日，被告么秀芳作为乙方与第三人刘火村委会作为甲方签订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约定乙方承包甲方土地2亩（其中菜田一等地2亩，旱地1亩）座落在黑马地块；承包时间由1984年12月1日起至2004年11月底止，合同有效期为20年；并且双方对承包事项做了七项约定。当事人均未提交被告么秀芳的土地登记簿及土地使用证。   本院认为，本案事实有许多不确定之处：1、郑寿利、么秀芳的土地承包合同均注明二人承包地在黑马地块，而二人当庭陈述涉案承包地在马桥大坟地块，合同座落和实际座落存在不相符之处；2、郑寿利承包合同注明涉案承包地1亩，而其土地使用证和土地登记簿显示涉案承包地长110米，宽61米，为10亩多土地，合同亩数与土地使用证土地登记簿亩数存在不相符之处；3、郑寿臣土地登记簿显示其土地在郑寿利东面，“西至郑寿利”，那么郑寿利的土地登记簿应当显示其土地东至郑寿臣，但记载的却是东至道；存在四至不相符之处；4、即便按被告么秀芳陈述、第三人刘火村委会陈述、第三人郑寿臣在原一审时陈述，郑寿臣的土地在郑寿利土地的南面，为1亩承包地，而郑寿臣的土地登记簿记载其土地长110米，宽61米，为10亩多土地，又与上述当事人陈述的郑寿臣1亩土地不相符；且上述当事人与原告郑寿利均认可马桥大坟地南北总共长110米，而如郑寿臣地在郑寿利地南面的话，按土地登记簿显示二人土地长度为110米加上110米是220米，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5、如郑寿利承包地东西宽确为61米的话，跨度包括其现存土地、竹安路和竹安路东部分地带，而竹安路已经建设，郑寿利未提交修路时其与相关部门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书，其称未得到补偿。被告称这从侧面否定了原告对该地块享有权利。第三人刘火村委会称修路没有涉及到对原告承包地的征收，原告承包地宽度不可能有60米。故原告承包地的宽度存在不确定性；6、当事人均未提交被告么秀芳的土地登记簿及土地使用证、第三人郑寿臣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及土地使用证，故先郑寿臣后么秀芳在郑寿利土地南是否有承包地亦存在不确定性。综上，本案事实不清。   另，原告郑寿利与第三人刘火村委会在1984年12月18日签订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时间由1984年12月1日起至2004年11月底止，合同有效期为20年，现合同已到期，虽然原告郑寿利与第三人刘火村委会均承认第二轮土地延包是双方对原合同的延包，没有签订新的土地承包合同，但是法律规定土地承包合同为要式合同，即应当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故在原合同已到期且双方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原告关于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按照法律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原告在1984年12月18日有效期20年的合同到期后，未与第三人刘火村委会签订新的土地承包合同，且在1991年4月27日，被告么秀芳就涉案土地也与第三人刘火村委会签订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故本院不能确定原告对涉案土地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原告关于排除妨害、返还承包地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寿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郑寿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庆海   人民陪审员 韩永生   人民陪审员 郑宗权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