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6民初4268号 原告:岑佳珞，女，198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桂阳旭，四川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吕袁媛，女，197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辜健生，四川琨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岑佳珞诉被告吕袁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岑佳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桂阳旭、叶晓科，被告吕袁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辜健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岑佳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115000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岑佳珞诉称，原、被告系亲属关系，自2015年1月19日至2016年6月18日，吕袁媛多次向岑佳珞借款共计2000000元。除大额借款有欠条外，其他借款无欠条。现吕袁媛只归还了850000元，仍有1150000元未还。 被告吕袁媛辩称：1.吕袁媛从未向岑佳珞借过钱款。吕袁媛是四川鸿恒通投资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岑佳珞为该公司员工。因吕袁媛为他人提供居间服务收取居间费，为避免该居间费与公司业务款项混同，故通过岑佳珞的银行账户过帐收取。岑佳珞只是代收代转居间费，相关款项不是借款。如：四川太平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开富通过岑佳珞向吕袁媛支付的居间费；2.吕袁媛虽曾因岑佳珞垫付过投资款而向岑佳珞出具过借条，但相关款项早已还清。相关借条因还款期限变更而替换过，吕袁媛持有日期在后的两份借条，说明借款中的款项已还清。 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19日至2016年3月31日，岑佳珞银行账户先后9次向吕袁媛银行账户转款共计转款2246845元。其中有7次是岑佳珞银行账户收到案外人转款后于当日分别等额转入吕袁媛银行帐户，如2015年1月19日，岑佳珞银行帐户收到案外人肖开富转款200000元后，当日转入吕袁媛银行账户200000元。另有:1.2015年4月14日，岑佳珞银行帐户收到案外人黄虎转款120000元后，当日转入吕袁媛银行账户110000元；2.2016年3月16日，岑佳珞银行帐户收到案外人董道清转款2091000元后，于2016年3月31日转入吕袁媛银行账户150000元。 庭审中，岑佳珞提供借款人吕袁媛于2016年6月18日出具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在叶晓科、岑佳珞处借款700000元，订于2017年6月18日前归还，该借条附2016年6月18日签抵偿协议一份”。吕袁媛提供其作为借款人于2016年12月23日出具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在叶晓科、岑佳珞处借款700000元，订于2017年4月20日前归还”。吕袁媛另提供落款为吕袁媛、钟伟，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12日的借条一份（有撕毁后粘贴的痕迹），该借条是在岑佳珞持有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18日的借条基础上附加文字形成。附加内容为：“吕袁媛在2017年8月至10月内分别分三次还款160000元，总额还差540000元，加上叶芦瑶之前放在公司的40000元，共计580000元整，现订于2017年11月15日之前先付50000元，2017年11月30日内再付100000元，剩余430000元整三个月内2018年2月28日之前全部还清”。岑佳珞、吕袁媛均表示:1.三份借条均是真实的，且载明的700000元都是指的同一款项;2.2017年11月12日的借条出具后当日，吕袁媛向岑佳珞归还现金50000元（叶晓科收）；3.此后，吕袁媛向岑佳珞归还现金320000元。 在第一次庭审中，吕袁媛提供于2017年11月12日的借条形成之后的转账凭证4份，即：分别于2017年11月29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月30日、2018年2月13日向岑佳珞转款100000元、10000元、50000元、50000元，并在该次庭审中明确表示上述款项是其他人通过吕袁媛账户向岑佳珞过账，类同于案外他人通过岑佳珞的账户向吕袁媛过账一样，涉及其他法律关系。在第二次庭审中，吕袁媛转而主张上述四次转款是向岑佳珞归还的借款，经法庭提示该主张与其在第一次庭审中对上述转款凭证证明目的意见相左后，吕袁媛表示认可第一次庭审中的意见，即：上述转款凭证拟证实原、被告均有以各自账户过账的情况。 另查明，吕袁媛系四川鸿恒通投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岑佳珞为该公司员工，吕袁媛曾为他人提供居间服务。岑佳珞与叶晓科是夫妻关系，叶晓科表示其不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由岑佳珞行使债权人权利。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身份、户籍、情况说明、借条、抵偿协议、银行转款凭证、证人证言、法人授权委托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对双方提供借条的法律认定及处理。吕袁媛虽辩称其出具借条是因岑佳珞为公司垫付了钱款，而并非吕袁媛向岑佳珞借过钱。但吕袁媛未能提供岑佳珞垫付钱款的有效凭证，且在法律上公司与吕袁媛是不同的责任主体，常理分析出具借条的责任主体应是受益的公司而不应是吕袁媛。同时，三份借条均明确载明吕袁媛借款700000元，已明确了原、被告双方的法律关系。故借条上载明的700000元应为借款。岑佳珞表示吕袁媛已还款850000元，系在其主张借款总金额是2000000元的基础上，该850000并未确定对应哪一笔款项，不能以岑佳珞的这一表述认定是对借条中700000元的还款。原、被告双方均表示借条替换过，而吕袁媛持有的两份借条原件在形成时间上后于岑佳珞持有的借条，且岑佳珞对该两份借条真实性未持异议。通常情况下，债权凭证若有替换，最后形成的凭证应由债权人持有，而本案中最后日期形成的借条（2017年11月12日）由吕袁媛持有，该借条附加内容载明吕袁媛已还款160000元，总额还差540000元（并注明了还款计划。附加内容载明的涉及叶芦瑶的40000元因系属于案外权益，在本案中不予以处理）。在该份借条形成后（该份借条形成前的转账或还款情况不再审查），吕袁媛明确表示其向岑佳珞分别归还现金50000元、320000元，其余还款（170000元）均是通过银行转账，该700000元借款已还清。在吕袁媛表述还款构成如此明晰且银行转款凭证极易取得的情况下，而吕袁媛未能提供相应170000元的转账凭证，故不能仅凭最后日期形成的借条（2017年11月12日）由吕袁媛持有即推断该700000元借款已还清。至此，应认定吕袁媛尚欠借款170000元未归还，其所提借条上700000元已还清的意见，本院不予以采信，其应向岑佳珞继续履行170000元的还款责任。 本案争议焦点二：借条载明700000元以外的钱款性质认定。岑佳珞主张借款总金额为2000000元，但其提供的转款凭证显示转款金额共计2246845元，已超出其主张的数额，显然其与吕袁媛之间存在其他的业务往来，案涉转款存在其他法律性质的可能。实践中，前期借款未还，再连续多次出借且不作利息要求的情况不占多数，且岑佳珞账户转给吕袁媛的钱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岑佳珞收到案外人转款当天即等额转给吕袁媛，加之除借条中的700000元外，其他钱款无任何证实系借款关系的债权凭证。此外，在生活中借款数额一般为整数，而岑佳珞向吕袁媛的转款中有具体到5元的个位数，岑佳珞对此解释为由其他亲戚处筹来的钱含有利息，但利息应由借款人向出借人支付，而不应由出借人向借款人支付。上述综合情况有多处违背生活常理。有借条的700000元附有抵偿协议，并至少有三份借条，可见岑佳珞对借条等债权凭证足够重视并有相应的法律风险意识，其表示碍于亲戚关系有1150000元的借款没让吕袁媛出借条的意见，难以使普通人内心形成足够确信。 综上所述，除借条中载明的700000元能够认定为借款外（尚欠170000元未还），对其他部分的转款，依现有证据仅能证实岑佳珞向吕袁媛转款的事实，在被告吕袁媛否认借贷事实且作出一定解释说明的情况下，应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除借条载明的700000元外，岑佳珞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能结合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情况使普通人形成足够的内心确信认定其与吕袁媛之间对其他转款形成借贷合意且该部分案涉款项是借款，不能排除其他转款涉及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双方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项等规定，判决如下： 一、吕袁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岑佳珞偿还借款本金170000元； 二、驳回岑佳珞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150元，减半收取7575元，由吕袁媛负担1120元，由岑佳珞负担645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皇传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干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