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14民初1816号 原告：胡江华，男，1972年11月2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艳，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涛，重庆光界（渝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329693XL。 法定代表人：冉兴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禄军，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艳，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黔江公共汽车客运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办事处洞塘居委迎宾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5687395027。 负责人：刘敏，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福中，男，该分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珊瑛，重庆森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江华与被告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渝运公司）、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黔江公共汽车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渝运黔江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江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艳，被告渝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禄军，被告渝运黔江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福中、杨珊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江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立即共同返还原告购车款64575元，并以此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2014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返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接车费7000元，并以此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2014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返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3．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渝运公司系渝运黔江分公司的总公司，渝运黔江分公司是渝HXX**号公交车车辆的挂靠单位，原告系渝HXX**号车辆的实际经营车主。2014年黔江区进行包括原告所属车辆在内城区公交车新旧更换，由渝运公司对所更换新车进行招投标，最终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厦门金龙为中标车型，定标报价为每辆25.5万元。2014年10月22日，原告将车辆购车款255575元、杂费7850元、保险费29663元、GPS服务费1560元，合计294648元支付给被告渝运黔江分公司。2015年9月24日，原告与被告渝运公司补签《公交车单车责任经营合同书》。期间，原告等人认为公司所购车辆的实际价格远远低于其缴纳的车款，以申诉、控告、信访的方式维护自己权益，但是被告一直予以隐瞒不予退还。2017年原告向重庆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查询明确得知，渝运黔江分公司所购车辆的实际价格（包括增值税）仅有19.1万元，与被告缴纳的车价相差甚远，两者之间相差64575元。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如诉求。 渝运公司辩称，返还购车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存在返还的问题，其理由是：1．被告没有收到过原告的购车款，被告收取的是依据经营合同第四条约定应收取的经营费用，经营费用不是购车款；2．经营合同签订的依据是渝府法（2008）136号文件，该文件明确禁止挂靠经营，且明确经营车辆的所有权属企业所有，仅将客运经营权用经营方式与原告签订经营合同进行经营；3．涉案的车辆属于渝运公司所有，系渝运公司于2014年8月4日通过招投标购买。涉案车辆销售合同时间签订是2014年8月11日，被告收取经营费时间是2014年10月22日，渝运公司的购车行为在被告与原告之间签订单车责任经营合同及收经营款之前，因此何谈挂靠之说；4．原告主张单车购车款为19.1万元，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车辆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是法律确定的车辆价格及当事人约定的价格，而发票仅仅是支付凭据之一，付款仅仅是履行程序之一，车管所的资料也仅仅反映部分情况，不是真实价款的证据；5．关于折旧费问题，折旧费是指企业按照固定资产原值依据会计折旧方法提取的折旧费用。固定资产原值不是单指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格而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12个月的价值达到一定标准的非货币性资产，如机械设备、运输工具等；6．固定资产原值的确定是企业行为，不是法院的审判行为；7．涉案车辆的车价为25.5万元，这有招标文件、购车合同为凭，另外有检测费、汽油费等其他杂费733.61元（单车），两项费用加起来超过了经营合同第4条约定的车辆折旧款255575元。因此，经营合同约定收取的原告经营费用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关于接车费7000元的答辩意见如下：被告收取接车费有合同依据，是按照经营合同第4条第3项的约定，并且在实际履行该合同中，被告没有收到接车费。综上，原告的两项诉讼请求均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请法院驳回。 渝运黔江分公司辩称，与渝运公司的观点一致。另补充：1．原、被告之间是一种商事合同法律关系，原、被告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单车经营合同，而不是挂靠关系，其中被告是属于企业，从事商业经营，双方所签订单车经营合同应当遵守商业规则，与传统民法行为最大的区别在于民事法律主要讲的是补偿性和公平性，而商事行为主要讲的是契约性和惩罚性。2．在实践中交通管理机关的上述费用与实际车款本身相差较大，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避免上户登记机关的相关税费，将车辆的相关费用用其他配置的科目出具相应票据，另行支付，不在车辆管理机关的票据中呈现；二是在行业交易习惯中，这也是允许的。3．本案采购公司汇达公司是属于市国资委下属国有企业，在获得渝运公司的概括性授权后，对本案所涉车辆以及其他的车辆合计100台进行了集中采购，该采购权利的来源既不是原告，也不是与原告有其他利害关系的第三者，该权利来源于渝运公司。因此汇达公司只需要向渝运公司负责，同时在实践中集中采购与个人购买差距很大。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渝运黔江分公司与渝运公司系分公司与总公司的关系，渝运黔江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公共汽车客运（黔江区）。2014年8至9月因需要对黔江城区原运行的公交车进行更换及新增公交车，渝运公司根据集中统购营运车辆的规定向重庆交运汇达实业有限公司集中采购城市客车100辆。通过招投标，重庆交运汇达实业有限公司向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购买厦门金龙客车（规格型号XMQ6770XXXX）66辆，单价25.5万元，约定交货地点为黔江，交付产生费用由卖方承担，双方于2014年8月11日签订了《销售合同》。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前将所出售车辆在黔江交付给了渝运黔江分公司，并经验收合格。渝运公司将所有车辆登记在渝运黔江分公司名下，每辆车上户产生费用733.61元（含油料费、检测费、拓发动机号费等）。原告提交被告渝运公司办理涉案车辆权属登记所用的发票显示厦门金龙客车（规格型号XMQ6770XXXX，发动机号码E27QAEXXXX，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LA6R1CS74ECXXXX）车辆价税合计19.1万元。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道路客运企业公司化经营的意见》【渝府发（2008）136号】文件精神，为实现对道路营运车辆全面实施规模化、集约化、公司化经营，为落实内部目标责任制，渝运公司将车辆（规格型号厦门金龙XMQ6770XXXX，发动机号码E27QAEXXXX，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LA6R1CS74ECXXXX，牌照渝HXX**号）提供给原告胡江华经营，渝运公司（甲方）与胡江华（乙方）签订了《公交车单车责任经营合同书》，合同中对目标经营责任制、车辆权属、经营期限、费用收取、责任指标、营运成本、劳动用工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约定车辆产权、线路经营权、经营管理权归甲方；甲方全额出资购置渝HXX**号客车一辆，车辆的所有权、营运权均属于甲方；营运线路为玫瑰湾经大桥至南沟；营运期限截止2020年9月23日。合同第四条约定车辆实行一次性折旧，乙方一次性向甲方缴纳车辆折旧款255575元和购置附加费、3G视频、IC卡终端设备、语音报站系统、接车费、上户费等各项杂支7850元。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根据责任考核车辆运行线路和车辆实际情况，通过公开方式确认责任考核指标，采用月度责任考核任务款对乙方进行责任考核，月度考核款为1100元，乙方应于每月10日前向甲方交清。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乙方须遵守《渝运公司客运管理办法》、《渝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 2014年10月22日，原告向被告渝运公司缴纳263425元（含渝HXX**号客车车辆折旧费255575元及3G视频终端、IC卡终端设备、语音报站系统、接车费、上户费等费用7850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及接车费引发的纠纷。原告向被告渝运公司缴纳263425元的事实原、被告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然而原、被告对该款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系购车款和接车费，而被告则认为系车辆折旧款等，因此，本案的核心问题为被告向原告收取的该费用的性质。对此，综合本案的举证及质证、当事人陈述及辩论意见，本院作如下评述： 一、原告胡江华与被告渝运公司签订的《公交车单车责任经营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就案涉车辆的单车责任经营的权利义务所作的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公交车单车责任经营合同书》第四条第一款“车辆实行一次性折旧，乙方在本合同书签字前，一次性向甲方缴纳车辆折旧款255575元”的约定和原告提交的渝运公司收款收据中记载“一次性折旧费”的显示，原告向被告缴纳的255575元为原告向被告缴纳的车辆折旧款，并非原告所称的购车款。该折旧款的约定及收取无不当之处。首先，虽然折旧款明显高于车辆发票价格，但并不存在显失公平。因为单车责任经营合同不仅仅包括涉案车辆，还包括六年客运线路经营权，二者叠加后涉案车辆会产生新的价值，折旧款多少系双方据此基础上权衡利弊，平等、自愿协商达成，折旧款系笼统约定，并不是对涉案车辆严格意义上的折旧，该约定不存在明显损害原告利益。其次，胡江华主张该合同不是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不是其自愿签订，但其针对该异议仅能提供该份合同作为证据，不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对于胡江华该抗辩，依法不予采纳。故原告向被告渝运公司缴纳的255575元系合同约定的折旧款而非购车款。 二、原告认为原、被告所签订合同名为经营合同实为挂靠合同，原、被告双方系挂靠关系，本院不予认可。首先，涉案合同并未写明双方系挂靠关系，相反双方在签订合同的目的中明确约定遵守政府的相关政策，即实行道路客运企业公司化经营，不允许存在挂靠经营，而实际上原、被告双方也确实按道路客运企业公司化经营实行的责任经营。其次，所谓机动车的挂靠，主要是指为了满足车辆运输经营管理上的需要，个人将自己出资购买的机动车挂靠于某个具有运输资质的公司，向该公司缴纳或不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由该公司为挂靠车主代办各种法律手续，并以该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运输经营。渝运公司购买涉案渝HXX**号客车在前，而收取原告的费用在后，原告无证据证明系原告个人出资购买或者车辆应当属于原告所有。被告提供给原告的不仅是渝HXX**号客车，还有更为重要的道路客运班线，渝运公司享有的客运线路经营权也非通常意义挂靠关系中的运输资质。通常情况下，挂靠人与被挂靠人相对独立，挂靠人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而本案中原告不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其受到公司的严格考核及管理。再次，从道路客运企业公司化经营发展历程来看，不排除曾经对原、被告间不符合公司化经营的经营方式（如挂靠）进行公司化改造，以达到公司化经营。原告不能以曾经的经营方式否定原、被告间现有的公司化经营关系，况且原告未举证证明在道路客运企业公司化经营之前双方属于挂靠关系。故原、被告双方不属于挂靠关系，原告认为缴纳的255575元虽表面为折旧款但实质是购车款的理由不成立。 三、接车费本系被告根据《公交车单车责任经营合同书》第四条的约定向原告收取的费用，包含在杂支费用7850元之中，但接车费具体多少双方约定不明确。该接车费与重庆交运汇达实业有限公司向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购车时约定的卖方负责送车费用是否具有关联性原告未举证证明，且原告主张7000元接车费包含在车辆发票价格19.1万元之中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原告的该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根据合同约定向原告收取的费用并非购车款，原告要求退还购车款及接车费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江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1414元，减半收取计707元，由原告胡江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桂华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冉乐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