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326民初138号原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负责人：田隆奎，系该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宁，贵州法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王延安，男，1955年6月17日出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农民，住望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凯，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黄书梅，系该村委会主任。原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与被告王延安、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负责人田隆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宁、被告王延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凯、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黄书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2002年2月2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无效，将被告王延安在相关土地上的种植物、附着物予以排除；2.判令二被告自2002年2月22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支付路如、路桥坡428亩土地占用费给原告，具体数额待司法鉴定评估后确定；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原复兴镇第三村民委员会，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系原复兴镇第三村民委员会的继受集体组织，二被告于2002年2月22日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对原告的土地进行处分，被告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将原告位于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第三组路如、路桥坡土地428亩土地租赁给被告王延安长期使用至今，被告王延安将该土地用于种植果树等。2017年9月1日，原告才知道上述协议已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村民委员会代表村民管理村内事务，管理集体资产，并且在处理涉及村民重大利益事项时，应该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直接违反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有关民主议定程序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被确认为无效。协议无效后，二被告应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在将地上附着物排除之后，以土地占用费价值赔偿给原告。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庭审中，原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对第2项诉讼请求即“判令二被告自2002年2月22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支付路如、路桥坡428亩土地占用费给原告，具体数额待司法鉴定评估后确定”，在本案中，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诉讼请求。王延安辩称：一、《土地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的签订主体是我与原告，原告诉称协议签订主体是我与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王母村委会”）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民事起诉状中，原告已自认前身为望谟县复兴镇第三村。2007年9月27日，由于村级整合，望谟县复兴镇人民政府、望谟县复兴镇人民政府一村村民委员会、望谟县复兴镇人民政府二村村民委员会、望谟县复兴镇人民政府三村村民委员会、望谟县复兴镇人民政府四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复兴镇一至四村村级整合有关协议》。上述五方主体在该协议第二条中明确约定：“原村集体财产、企业、固定资产及收入支出实行独立核算，并承担原债权债务”。因此，原告虽现为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但其仍是实行独立核算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这一针对特别法人的规定。我认为，签订于2002年2月22日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协议签订主体为我与原告，并非我与王母村委会。二、原告主张协议无效不能成立，协议应受法律的保护。（一）协议不存在任何无效情形。1.我是属于原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已明确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存在家庭承包、其他方式承包。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贩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仅在对于属于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发包时才应召开村民会议。根据上述1—3项，我认为，协议所涉及的土地不存在任何无效情形，也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因为该条第三款已明确规定：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二）协议依法应受法律的保护。根据协议中已载明：“根据县政府退耕还林的文件精神……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甲方（原告）将路如、路桥坡退蔗还林部分土地承包给乙方造林；乙方（我）承包甲方土地……以糖厂退蔗还林面积为准”的事实，可以得出：协议涉及的土地是根据退蔗还林的文件精神向我发包的；发包时，村民大会已进行了讨论。故该协议反而是我与原告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三、原告的其他诉请依法不能成立。由于协议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故原告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承担继续履行义务。而我在协议涉及的承包土地上所种植的树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相关规定所明确的“谁种植谁受益的原则”，应当属于我合法所有，故不存在排除情形。同时，我与原告在协议中已对承包费费用进行了明确约定，因此，我不存在占用一说。综上所述，我认为原告诉请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且于法无据，恳请望谟县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辩称：对于此次承包，在村委会整合之前产生的，整合之后才知情，所以承包程序是否合法并不知道。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2月22日，甲方望谟县复兴镇第三村民委员会与乙方复兴镇第三村民王延安（即本案被告）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协议书》载明：“根据县政府退耕还林的文件精神，本着平等互利，完全自愿的原则，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男方将路如、路桥坡退蔗还林部分土地承包给乙方造林，故协议如下：一、乙方承包甲方土地路如、路桥坡面积428亩（面积以糖厂退蔗还林面积为准），承包期限为三十年（即2002年3月至2032年3月止）；二、土地承包金每亩捌元，每年合计人民币叁仟肆佰贰拾肆元（3424.00元），乙方须在签订协议前先交前三年的土地承包费，以后每三年在3月底一次性交给甲方，否则甲方有权终止承包协议，土地上的农作物归甲方所有。三年土地承包费共计壹万零贰佰柒拾贰元（10272.00元）；三、按文件规定乙方必须在承包土地上种植树木或经果林，成活率须在85%以上，在承包期内乙方不得买卖土地；四、该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不得反悔，若一方违约，即支付给对方违约金伍万元，乙方若无力支付违约金将土地上的林木折抵；五、所承包土地面积若有争议，由村委会出面解决。”该协议书上有望谟县复兴镇第三村民委员会的盖章、王延安的签字和印鉴。协议签订后，被告王延安按照协议的约定，在该承包土地上种植板栗、梨树和桉树并进行管护，且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间缴纳土地承包费，2017年6月4日原告收取被告王延安三年（2017年4月至2020年3月）的土地承包费6364.00元。同时查明：2007年9月27日，原复兴镇人民政府主持原告原复兴镇一至四村签订《复兴镇一至四村村级整合有关协议》约定：1、原村集体土地并村后转让或被征用手续由新村办理，所得收入按10%提交新村；2、原村集体财产、企业、固定资产及收入支出实行独立核算，并承担原债权债务。另查明：就本案涉诉土地承包协议，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曾于2016年7月26日诉至本院，上诉后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本院在重审期间，于2017年10月18日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申请撤回诉讼。2018年1月9日，本案原告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以2017年9月1日才知道该协议违反民主议定程序为由而提起本次诉讼，请求判决合同无效。在诉讼过程中，2018年3月11日原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涉诉土地实际面积和土地占用价值进行鉴定，在签定期间，原告又口头撤回鉴定申请。上述事实，有原告的起诉状、身份证、土地承包协议书、集体土地所有证、用地位置图、（2016）黔2326民初第980号判决书复印件，被告王延安的答辩状、身份证、整合有关协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协议书、（2017）黔2326民初第1279号裁定书、缴纳土地承包费收款收据复印件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原望谟县复兴镇第三村民委员会与复兴镇第三村民王延安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以2017年9月1日才知道该协议违反民主议定程序为由，要求判决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原望谟县复兴镇第三村民委员会）与复兴镇第三村民王延安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无效”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首先，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中载明：“根据县政府退耕还林的文件精神，本着平等互利，完全自愿的原则，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甲方将路如、路桥坡退蔗还林部分土地承包给乙方造林”，说明该协议已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符合民主议定程序；其次，协议签订后，王延安按照协议约定用途在该承包土地上种植板栗、梨树和桉树，说明王延安承包土地后实际进行了耕种管理，且王延安对承包的土地管护至今近十六年时间，原告未提出异议；第三，按照《土地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土地承包费每三年缴纳一次。2017年6月4日原告收取王延安（2017年4月至2020年3月）三年的土地承包费6364.00元，视为原告对本案涉诉《土地承包协议书》的追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因此，原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原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主张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与王延安于2002年2月2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无效，将被告王延安在相关土地上的种植物、附着物予以排除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王延安将承包的土地流转给他人做养殖场，并养猪建房，已改变农业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原望谟县复兴镇第三村民委员会）与王延安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在双方签字后即已发生效力，王延安已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即合同签订时就是无效的。故王延安将承包的部分土地流转给他人养猪建房，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应由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土地管理法规进行处理，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并不改变《土地承包协议书》的效力。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原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第三组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光勇审 判 员  罗恩会人民陪审员  贺明智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黄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