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2民初326号原告：上海润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法定代表人：吴红燕。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亮，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芸，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营业场所上海市杨浦区。负责人：朱虹，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磊，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轻舟，男，1972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原告上海润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洲公司”)诉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杨浦支行”)、被告朱轻舟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润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亮、陈芸，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范磊，被告朱轻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润洲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归还本金1.434亿元；2、请求判令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支付利息自2014年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以1.434亿元为本金，按月利率0.65%计算。3、请求判令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支付违约金15,699,798.67元。4、请求判令被告朱轻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与理由：2013年10月28日，原告与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签订《专项资金理财协议》，协议约定固定收益率为月0.65%，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支付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钱款共计2亿元，被告未按约全额还款和支付利息。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曾出具承诺书，承诺会按照月息0.65%还本付息，并承诺若2014年8月31日无法结清本息，愿意承担1.5亿元本金及截止2014年8月31日的应付利息的10%作为违约金，并继续按照原利息标准计息，直至还清。直至2014年10月31日，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仅还款5,660万元。被告朱轻舟曾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均不予理会，故起诉至法院。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并未与原告润洲公司开展过上述业务，《专项资金理财协议》上的公章并非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真实印章，该协议上的公章字样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杨浦支行”，而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真实公章字样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多了“分行”二字；2、华夏银行开展委托理财业务一般由分行出面签订合同，并具有一整套的格式文本，并非如本案《专项资金理财协议》只有简单的文本。3、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从未收到过原告润洲公司的理财款，相关款项润洲公司是打入长春市圆月胜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圆月公司”)在华夏银行的账户，两个账户间有频繁资金往来，这些与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无关。原告润洲公司进一步称：1、本案系争理财业务是由时任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副行长朱轻舟与润洲公司洽谈并完成操作的，长春圆月公司的账户是协议约定的专门理财账户，是由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指定的，润洲公司与长春圆月公司并无业务往来，账户间的资金往来均为与华夏银行的理财，之前的业务并不签订合同，本案系争的理财款项签订了《专项资金理财协议》；2、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违约后，曾向润洲公司出具《承诺书》，朱轻舟个人出具过《特别承诺》，承诺连带偿还原告本息及违约金；3、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及其上海分行的主要负责人均知晓系争理财业务，在款项逾期后相关负责人曾出面沟通协调还款事宜，朱轻舟以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副行长的身份对外签订合同，并盖上银行公章，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由被代理人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承担责任。被告朱轻舟答辩称：被告朱轻舟与原润洲公司总经理罗峰私交甚好。多年来，润洲公司与被告朱轻舟长期存在以闲散资金为票据贴现垫款的业务，润洲公司从中赚取相应收益，具体操作是由朱轻舟通过其控制的长春圆月公司账户进行。2013年以后，被告朱轻舟又帮助润洲公司将闲散资金参与验资垫款获利的项目，后由于验资经办人负债，该笔资金无法收回，遂形成了本案的欠款。上述欠款均为润洲公司与朱轻舟个人之间的资金操作，与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无关。朱轻舟从未以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副行长的身份签署过任何协议，《专项资金理财协议》和《承诺书》朱轻舟从未见过，也不知道上面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印章从何而来。《特别承诺》上的签名是其无奈所签，朱轻舟个人愿意为本案欠款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不是全部责任。经本院反复释明，双方对本案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均不愿意向公安机关报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润洲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专项资金理财协议》、《承诺书》、《特别承诺》、《电子回单》、《电子银行转账凭证》、朱轻舟名片、录音资料等。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否认《专项资金理财协议》和《承诺书》的真实性，认为上面的公章并非银行真实印章；对《特别承诺》真实性无法确认，并认为这只能说明朱轻舟本人对系争债务负责，对《电子回单》、《电子银行转账凭证》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上述支付凭证说明润洲公司与长春圆月公司存在资金往来，与华夏银行无关；对于录音资料，被告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录音内容并不能证明银行负责人员参与并认可了系争债务。被告朱轻舟否认《专项资金理财协议》和《承诺书》的真实性，认可《特别承诺》真实性，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营业执照，原告及长春圆月公司开户申请书、原告及被告长春圆月公司的交易明细流水、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何志法律师向其发送的律师函及附件、银行理财协议等。其中，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称，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何志法律师原为原告润洲公司代理人，曾就本案系争债务向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发送过律师函，该律师函附有《资金委托理财协议》，该协议与本案《专项资金理财协议》指向同一笔债务，但是名称、文本内容和签章有所不同，特别是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印章，也多了“分行”二字，但是排列方式与《专项资金理财协议》不同。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据此认为原告润洲公司存在伪造协议、伪造印章的可能。原告润洲公司对被告提供的营业执照、开户证明、交易流水及理财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律师函及附件的真实性没有发表意见。被告朱轻舟对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证据均表示认可。另外，原告润洲公司申请润洲公司原总经理罗峰、原财务人员赵某出庭作证。罗峰作证陈述称：他与朱轻舟关系一般。2011年下半年到2013年4月份，润洲公司与华夏银行杨浦支行进行了票据贴现业务的合作，具体是根据杨浦支行副行长朱轻舟的指令向指定账户打款，也通过该账户收回款项，时间有长有短。2013年5月份以后，润洲公司不再从事上述票据贴现业务，与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签订了《专项资金理财协议》。该协议提及的项目，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的领导也都去考察过。《专项资金理财协议》的资金无法收回后，罗峰与华夏银行上海分行史泽夫行长等有过三次碰面，史行长曾许诺先还款六千万。《专项资金理财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的签署过程均由润洲公司财务赵某和法律顾问何志法律师具体经办，罗峰对细节不知情。赵某作证陈述称：润洲公司与华夏银行杨浦支行长期存在理财业务，具体操作是根据朱轻舟的指令打款。《专项资金理财协议》是在2013年10月28日前后几天，由朱轻舟将协议文本交给赵某带回润洲公司审阅，润洲公司盖章后，由赵某带给朱轻舟，朱轻舟盖好银行印章后在银行大厅交付给赵某让她带回。《承诺书》是润洲公司起草的，2014年6月9日由赵某和何志法律师将文本带至朱轻舟办公室，朱轻舟让银行工作人员在文本上盖章。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认为上述证人所称不实，证人罗峰无法说明协议签订的细节，也没有合理解释与长春圆月公司账户的钱款往来，罗峰与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相关领导的会面不能证明系争协议的真实性。证人赵某陈述的《专项资金理财协议》与《承诺书》的签署细节并不真实，2014年朱轻舟已经调任华夏银行四平支行，不可能在其杨浦支行的办公场所盖章。被告朱轻舟对上述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对于上述银行转账凭证、账户资金流水以及被告提供的营业执照、开户证明等材料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朱轻舟承认《特别承诺》上的签字，本院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润洲公司的提供录音资料，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录音内容无法直接证明原告所称华夏银行上海分行领导承认存在系争协议的事实。2、原告润洲公司提供的《专项资金理财协议》主要内容有：“2013年10月28日，甲方(润洲公司)与乙方(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签订协议，鉴于甲方通过所属“东方万国企业中心”项目获得信托融资，到位资金除用于支付项目后续工程款外，仍有部分资金闲置，需通过短期理财获得部分收益……一、甲方将不少于人民币壹亿元的现金存入乙方指定的专门理财账户即长春市圆月胜辉商贸有限公司在乙方开设的XXXXXXXXXXXXXXXXX账户。……四、甲方资金按月0.65%计取固定收益，每次资金使用周期最长为一个月，乙方给予甲方的收益也按月结算。特殊情况时，乙方可延长一周还回，利息按天计算。五、甲乙双方约定：甲方资金划入乙方指定账户后，乙方保证在一个月内本金及利息均回到甲方指定账户，然后视情况进入下一个操作周期。”《专项资金理财协议》上盖有“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杨浦支行”字样的印章，与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正式印章相比，多出“分行”二字。3、原告润洲公司提供的《承诺书》盖有与上述《专项资金理财协议》相同的印章，落款日期是2014年6月9日，内容为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向润洲公司的承诺：“贵公司划给我行指定的长春市圆月胜辉商贸有限公司在我行开设的XXXXXXXXXXXXXXXXX理财账户共计人民币贰亿元我行均已收到。根据贵我双方2013年10月28日签订的资金理财协议约定，本期贵方由我行理财资金应于2014年3月底前全部还回贵方指定账户，但由于我行原因，截止2014年5月31日只还回贵方指定账户人民币伍仟万元，尚欠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及叁佰玖拾玖万玖仟捌佰捌拾肆元利息未能还回。……我行提出将本期理财期限再延长三个月，即至2014年8月31日。我方承诺届时按期将1.5亿元本金及应付利息全部还回贵方，如果违约我行愿意承担上述总金额10%的违约金及继续承担和以前相同利息。”4、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提供的《律师函》附件名称为《资金委托理财协议》，被告仅能提供复印件，上述《资金委托理财协议》的基本内容与《专项资金理财协议》相同，但语言表述上有出入，协议上盖有的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印章与被告真实印章相比，也多了“分行”二字，但其排列样式明显不同于《专项资金理财协议》上的印章。上述《专项资金理财协议》、《承诺书》及律师函附件的证据认证，涉及本案关键的争议焦点，具体认定本院将在下文详细阐述。本院经审理查明：1、原告润洲公司原名为“上海澄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9年10月27日在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处开户，2012年2月17日账户名称变更为现名。案外人长春圆月公司于2012年12月18日在被告处开立账户。润洲公司与长春圆月公司两账户于2012年12月12日起发生大额转账往来，单笔资金在1,000万元到5,000万元不等。2013年10月28日(《专项资金理财协议》落款日期)至2014年2月21日，原告润洲公司账户向长春圆月公司账户转账22笔，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2亿元资金，集中在2014年1月13日至2014年2月21日划款，此间2014年2月20日的一笔4,000万元不计算在内。2013年10月28日至2014年10月31日，长春圆月公司账户向原告润洲公司转账38笔，其中一千万元以上金额的有17笔，原告润洲公司认为其中2014年4月1日-2014年10月31日的12笔为本案系争理财款的还款，共计5,660万元。2、2013年11月5日，原告润洲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签订)《华夏银行机构客户理财产品(开放式)协议书(定向销售适用)》一份，内容是润洲公司向华夏银行申购8,000万元的机构客户理财产品，协议本文一共九页，包含理财产品说明书在内有五个附件。3、2014年4月3日，被告朱轻舟向原告润洲公司出具的《特别承诺》，主要内容是“本人承诺无论华夏银行上海杨浦支行及相关公司的还款是否如期到位，在2014年8月2日前，本人将保证落实不少于伍仟万元的还款到贵公司账户；2014年12月31日前将保证再落实不少于伍仟万元的还款到贵公司账户；对贵公司的理财本金欠款金额及应付利息也保证在2015年3月31日前归还到位。如不能按期还回，本人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审理中，因涉案理财业务的情况无法查实，同时相关文本中出现了两枚与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所用正式公章不相符的银行印章，本院曾就本案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向上海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总队移送相关线索，上海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总队研究后认为本案应先由民事案件作出处理。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对案件主要事实争议很大。原告润洲公司认为，润洲公司是基于对银行的信赖，将系争款项交给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理财以获取短期收益，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是委托理财合同的相对人。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则否认参与系争理财业务，认为《专项资金理财协议》、《承诺书》上的银行印章与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真实印鉴不符，钱款也从未进入华夏银行杨浦支行账户，故相关合同并非由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签订、履行。润洲公司进一步认为，系争理财业务是由时任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副行长朱轻舟全面负责接洽，指定账户、合同文本及银行公章均是由朱轻舟经办，原告润洲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朱轻舟可以代表华夏银行杨浦支行与之签订理财协议，因此，即便朱轻舟没有获得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授权或者超越权限，也应构成表见代理。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则认为，本案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原告润洲公司在《专项资金理财协议》落款日期之后几天通过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申购过正式的理财产品，应明知在华夏银行办理理财业务使用的是复杂的格式合同，并应由华夏银行上海分行对外签署合同。对于本案双方的上述争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是否签署了《专项资金理财协议》及其他文件。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首先，《专项资金理财协议》、《承诺书》上的银行印章与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真实印鉴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原告润洲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佐证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对外开展业务存在使用多枚不同公章的情况，因此单就协议本身无法直接证明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作出了签约的意思表示。其次，原告润洲公司称系争业务是由时任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副行长朱轻舟经办，公章也是由朱轻舟加盖，但被告朱轻舟明确否认曾以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副行长身份签署协议并加盖银行公章。关于《专项资金理财协议》、《承诺书》上的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印章如何形成的问题，原告润洲公司仅能提供该公司员工赵某一人的证言，并无其他证据印证，况且本案其他材料中还出现了版式各异的“华夏银行上海分行杨浦支行”字样的印鉴，说明印章问题存在蹊跷。此外，从罗峰及赵某证言分析，其所陈述的多笔票据理财业务，一是缺乏公司内部授权，二是未签订任何合同，三是划款无明确书面指令，这种操作模式不符合商业常识，引发了本院对赵某证言可信性的质疑。故本院对此利害关系人的单方陈述不予采信。另外，系争金融委托理财资金从未进入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账户，单凭《专项资金理财协议》上约定将款项打入指定的案外人账户，而该份协议又缺乏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的有效签章，无法直接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由此，本院认为，原告润洲公司所称原被告双方构成金融委托理财合同法律关系的主张，证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本案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本案中，原告润洲公司认为其完全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朱轻舟作为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副行长可以代表该行，并认为朱轻舟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因此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表见代理构成的要件之一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本案查明的事实反映出原告润洲公司在业务进行中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无法认定其为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第一，原告润洲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理应知晓银行理财协议一般形式完备、合同格式化、内容详尽。本案系争理财业务金额高达两亿元，但《专项资金理财协议》形式过于简单，合同文本仅一页纸、八个条款，且落款并无公司与银行负责人员的签章，不合常规。况且证据显示，原告润洲公司于同一时期已经在华夏银行杨浦申购过正式的理财产品，其对该银行理财的业务流程、合同文本、签章样式更为熟悉，应对《专项资金理财协议》的非规范之处有所意识。第二，原告润洲公司与所谓的“指定账户”之间长期存在相当大的资金往来，且这种款项往来与《专项资金理财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不相符。《专项资金理财协议》的落款日期是2013年10月28日，2013年10月28日至2014年2月21日期间，润洲公司向长春圆月账户划款高达22笔，每笔在1,000万元到5,000万元不等，总金额远超2亿元。而原告润洲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2亿元划款日期已经在2014年1月以后。在此期间，长春圆月账户也向润洲公司划款38笔之多，有时同一天双方各有划款，且长春圆月账户向润洲公司的划款还多于润洲公司向长春圆月账户的划款资金。从款项来往上看，双方并没有如《专项资金理财协议》约定的“理财周期一个月，当月归还本息”一样履行，划款日期和金额极不规则，无法与协议条款一一对应。原告润洲公司作为金融委托理财的相对方，应知晓款项交付华夏银行与打入案外人账户两者可能存在法律后果上的差异，更应认识到华夏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一般不可能完全撇开合同条款进行操作。而原告润洲公司始终无法对上述不正常的资金往来作出合理解释，从其行为上看还一直无视并认可《专项资金理财协议》约定内容与履行情况之间的出入，因此很难被认定为善意。第三，本案还存在其他疑点。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表示曾收到过原告润洲公司的催款律师函，该函附件之一《资金委托理财协议》是一份与本案《专项资金理财协议》在标题、文本上不相同，但指向同一笔理财款项的协议，更重要的是该份协议上的银行印章与《资金委托理财协议》明显也不相同。本院认为，该份材料虽为复印件，但仍能反映一定信息，至少说明本案可能存在随意炮制合同文本甚至银行印章的情况。原告润洲公司工作人员承认发送过律师函，但却表示对附件《资金委托理财协议》及上面印章不知情，这种说法也不合常理。综上所述，原告润洲公司主张与被告华夏银行杨浦支行存在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并认为被告朱轻舟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鉴于被告朱轻舟承认系争款项是由其参与的短期理财交易，该款项因各种原因无法收回后，被告朱轻舟也确在《特别承诺》上签字承诺归还相应款项，故对于原告润洲公司要求被告朱轻舟归还本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轻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润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偿还本金人民币1.434亿元，并支付自2014年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1.434亿元为本金，按月利率0.65%计算)；二、被告朱轻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润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5,699,798.67元；三、驳回原告上海润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2,109.42元，由被告朱轻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符 望审 判 员  朱颖琦人民陪审员  金佩苹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薛 恺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