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21民初2258号原告：梅方，男，1956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原告：张玉，女，195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梅某1，男，2009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梅某2，女，201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以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代阳（特别授权）、李小龙（一般授权），系贵州水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勋章，男，195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告：王勇，男，198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告：王俊，男，198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告：班灿志，男，196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告：吕敬昭，男，195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告：向荣江，女，198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告：吕志全，女，197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告：吕志会，女，197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告：吕志谋，男，198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以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兰（特别授权），系贵州贵达（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梅方、张玉、梅某1、梅某2诉被告王勋章、王勇、王俊、班灿志、吕敬昭、向荣江、吕志全、吕志会、吕志谋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梅方、张玉、梅某1、梅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代阳，被告班灿志、吕志全、吕志会及其被告方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梅杨醉酒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交通费、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96128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2月18日，梅杨因想与王某和好复婚，来到被告王勋章家中，在王勋章家中吃晚饭时与九被告一起喝酒。喝酒期间，梅杨和九被告之间相互劝酒，至晚上9点左右当场将梅杨喝醉，不省人事，被告等人于是将梅杨扶到床上睡觉。凌晨12点左右，王某发现梅杨不行了，才喊人将梅杨送往毕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但梅杨在入院抢救前已经死亡。从梅杨醉酒呕吐到将梅杨送医之间间隔了3至4个小时，没有任何人打电话给梅杨的父母说明情况，也没有任何人提出送梅杨去医院看看，原告方认为，如能在梅杨醉酒后将其及时送医，悲剧就可能避免。九被告对梅杨的醉酒未尽到照顾义务，梅杨死亡后，经双方协商，被告方仅仅支付了梅杨安葬费10万元，现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九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共计961285元。被告王勋章、王勇、王俊、向荣江、吕敬昭、吕志全、吕志会、吕志谋、班灿志辩称：一、原告梅某1、梅某2的法定监护人为其母亲王某，原告梅方、张玉作为梅某1、梅某2的指定监护人代理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诉讼主体不适格；二、死者梅杨没有死因鉴定报告，不能证明其死亡原因，原告主张梅杨醉酒死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九被告对梅杨死亡不存在过错，在吃饭期间，被告不仅未劝梅杨喝酒，反而一直劝阻梅杨饮酒；四、梅杨饮酒后，被告方对梅杨也不存在过错，理由如下：1.被告班灿志、吕志会、吕志全、吕志谋、吕敬昭、向荣江已离开王勋章家各自返家；2.被告王勋章、王勇已将梅杨安排在自己家床上休息，且安排女儿王某照顾梅杨，发现异常后，被告王勋章、王勇、王俊等人及时送至医院抢救，对梅杨酒后已经尽到了照顾义务；五、梅杨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认识到饮酒或是过量饮酒的后果，因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应当由其承担完全责任；六、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是基于被告方承担全部过错责任的前提下计算，标准和数据并无证据支持，责任分配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方诉请金额计算有误，被抚养人生活费在赔偿的前九年超过法定数额，故应分段计算，分为三个阶段，计算来为259356元，其中前9年是183132元，第10-12年是45702元，第13-18年是30522元，原告方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过高，应当以2万元为宜，原告方主张的交通费未提供票据，不应支持，原告方主张的处理丧葬费的误工费也没有提供扣减工资的相关凭证，误工费不是梅方的；七、被告方对梅杨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方2018年2月21日因梅杨死亡与原告方所签的《协议书》系受胁迫所签，被告方就该《协议书》支付给原告方的100000元应予返还，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原告方举证如下：1、身份证、户口本及村委会证明，证明四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标准计算。被告方质证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第27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父母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才存在指定监护，本案中原告梅某1、梅某2之母王某尚健在，两原告梅某2、梅某1的法定监护人为王某，原告梅方、张玉作为梅某2、梅某1的指定监护人没有法律依据，诉讼主体不适格。2、村委会证明、梅某1班主任证明，证明梅某1、梅某2之父梅杨过世后，其母不管孩子，村委会依法指定梅方、张玉作为梅某1、梅某2的监护人。被告方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达不到原告方证明目的。首先，指定监护的前提是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而本案中两未成年原告的母亲王某在世并具有监护能力，并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对两未成年原告不管不顾的问题；其次，指定监护，是在各具有监护权的监护人之间，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存在争议，才需要有关单位进行指定，本案原告未举证证明，村委会指定监护，没有经过原告梅方、张玉与王某协商，存在争议，八堡乡中箐村在未通知两位原告的法定监护人王某当场协商的情况下予以指定，于法无据，故该两份证据达不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3、询问笔录、居民死亡医学（推断）书、协议书、收条、人员基本信息，证明：1、梅杨醉酒后被扶到床上，至死没有离开，没有其他介入因素导致其死亡，各被告在笔录中均认可梅杨的死亡原因是醉酒；2、各被告均与梅杨喝酒，相互之间有劝酒行为；3、王勋章家挽留吕敬昭等人吃晚饭，梅杨、吕志谋、吕敬昭是提供酒水的积极参与者；4、各被告之间笔录相互矛盾，推卸责任；5、各被告未尽到救助义务、安全保障义务；6、各被告没有劝告梅杨少喝酒，以减少安全风险；7、被告支付了梅杨丧葬费10万元。被告方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方证明目的。从原告方提供的该组证明王勋章的询问笔录第2页，反能证明，本案中梅杨所喝的酒系梅杨提供购买，本案被告吃饭也是受梅杨邀请，其他笔录中也可看出，被告方没有劝梅杨喝酒，而是梅杨敬酒喝酒，证明喝酒吃饭时，被告王俊应不在场，其余几被告在吃饭时已对梅杨饮酒进行了劝告，已尽到提醒其适量饮酒的义务，达不到原告方证明目的，反而证明王勋章、吕敬昭、班灿志在吃饭过程中未饮酒，其余被告饮酒均是梅杨敬酒。对于协议书和收条，从协议书第三条内容，更能证明被告方与原告方签订协议书系受到原告便将梅杨尸体运至王勋章家的胁迫，被告有权主张撤销，原告应对该款予以返还。对死亡推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根据医疗机构的管理规定，医疗机构对死因不明的死者出具的死亡推定书，只能作为死亡的诊断，不能作为死亡原因的诊断，死亡原因的诊断必须经过解剖及相关诊断，才能做出，故该证据只能证明梅杨死亡，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于协议书上所载100000元，被告吕志会、吕志全、吕敬昭、吕志谋、班灿志、向荣江各出了10000元，其余40000元系被告王勋章、王勇所出。4、通话清单，证明王某在2018年2月18日打了两次电话给梅杨，与梅杨说如要复婚就让他来喝酒。被告方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王某在事发当日给梅杨打过电话，但不能证明王某打电话给梅杨的内容，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方提交的证据如下：1、协议书、收条，证明该协议书系被告方受到原告胁迫所签，该款项原告应予返还。原告方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方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协议书上支付的10万元是丧葬费，虽然超过了丧葬费标准，但法律并不禁止，因此原告在起诉时也没有继续主张丧葬费，协议第三条已写的非常清楚，甲方是自愿的，被告所称的胁迫，没有事实依据。2、毕节第一人民医院的抢救记录，证明梅杨的死因。原告方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方证明目的。抢救记录显示，梅杨系12时55分许被送到医院，但梅杨在晚上九点左右就已经意识不清，反而证明被告方没有尽到照顾义务，梅杨本身无其他疾病，系酒精中毒死亡。3、证人王某证词，证明被告方未劝梅杨喝酒。经原告方质证，证人陈述吃饭时为互相敬酒。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所举的第一组证据客观真实，至于主体资格是否全部合法，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监护上的问题，不影响原告方享有起诉权，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证明达不到指定监护目的，不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证明当天吃饭、喝酒的情况，被告自认的事实，予以采信，协议书与收条结合原、被告陈述，确实支付10万元现金，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通话记录与本案关联性不大，故不予采信。被告方提供的证据协议与收条，予以采信给付10万元的事实；第二组证据证明梅杨的死亡情况，予以采信；被告方证人王某的证言，与询问笔录相吻合，故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梅某1、梅某2系梅杨与王某所生子女，梅某1出生于2009年4月7日，梅某2出生于2011年11月25日，均未成年。原告梅方、张玉系梅杨父母。2017年12月1日，梅杨与王某经法院调解离婚，2018年2月13日，即2017年农历腊月28日，梅杨开车送王某回娘家，因梅杨提及复婚一事，被告王勋章（王某之父亲）要求梅杨找几个明理人说清楚。2018年2月18日上午9时许，梅杨到被告王勋章家请求王某与自己去兴隆乡菱角村花场看苗族的“采花”节，由于王某未去，梅杨便给王勋章打了一声招呼后自行去看“采花”，下午约13时许，王勋章之亲戚吕敬昭、吕志谋、吕志会、吕志全、班灿志等来被告王勋章家拜年，约14时许，梅杨回到王勋章家，便与被告吕志谋等一起吃午饭。午饭后，大家坐着聊天，至下午16时许，梅杨与王勋章、吕敬昭、吕志谋四人前去八堡乡新开村杨开凡家买了两壶共20斤重水花酒及一只鸭子回来，梅杨与吕志谋将鸭子做熟，晚上20时许，大家将水花酒打开便开始喝酒，席间，梅杨先向大家敬酒，被告王勋章因不饮酒，拒绝了梅杨的敬酒，被告吕敬昭以茶代酒接受梅杨的敬酒，被告班灿志因要驾车喝了一杯敬酒，被告吕志会、吕志全以半杯酒与梅杨喝酒，被告王勇、吕志谋、向荣江三人与梅杨相互敬酒，大家饮酒不多时，梅杨便站立不住出现醉酒状态，几被告于是将梅杨扶至床上休息，梅杨在床上随即发生呕吐。晚上约21时，王某感觉梅杨酒后和平常不一样，于是打电话告知其兄王大均，王大均来后看见梅杨一直呕吐，认为梅杨呕吐后看上去很正常，于是让梅杨继续躺着，王大均与被告吕志谋、吕志会等坐着继续聊天，聊了一段时间，被告吕敬昭、吕志谋、吕志会、吕志全、班灿志等离开被告王勋章家各自回去。约晚上24时，王某揭开被子查看梅杨，发现梅杨不行了，就叫二哥王俊开车送梅杨去毕节市人民医院救治。2018年2月19日00：55分至毕节市人民医院急诊科，随后梅杨的父母梅方、张玉及其他亲属赶到，急诊科对梅杨进行了抢救，2018年2月19日01:26分，毕节市人民医院宣布梅杨临床死亡，并出具居民死亡医学推断书，其死亡原因为院前死亡。死亡诊断为：1.院前死亡，2.窒息（？），3.急性酒精中毒（重度）。梅杨死亡后，原告梅方将其尸体运至被告王勇家，为此，双方发生矛盾，2018年2月21日，以梅方、张玉为甲方，以王勋章、王勇、王某为乙方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为:“因梅杨于2018年2月18日在王勇家里喝酒死亡，由乙方补偿甲方亲属梅杨安葬费100000元，安葬事宜由甲方负责。”当日乙方便给付了甲方100000元(庭审中，被告吕志会、吕志全、吕敬昭、吕志谋、班灿志、向荣江自认各支付了10000元，被告王勋章、王勇支付了40000元),原告梅方获得此现金后对梅杨尸体进行了安葬。现原告方诉至本院，要求九被告赔偿因梅杨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961285元。另查明，被告王俊未参与喝酒。原告梅方与前妻生育有子女二人，即梅本于、梅本菊；原告梅方与原告张玉生育子女二人，即梅杨、梅本秀。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法律保护，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是原告的近亲属梅杨在其原岳父王勋章家与部分被告喝酒，梅杨醉酒后被告方发现不行了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而引起的赔偿纠纷。原、被告之间主要争执的焦点在于:一、梅杨的死亡是否与其醉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九被告对梅杨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死者梅杨是否也存在过错；三、梅方、张玉作为梅某1、梅某2的指定监护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关于争议的焦点一，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梅杨是与被告方进行饮酒，醉酒后上床休息、呕吐，被发现不行了送医院抢救等连续的行为，以及医院的抢救记录作出的死亡诊断分析，其对急性酒精中毒（重度）比较肯定，对窒息加问号而持怀疑态度，加上原告与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说明梅杨死于酒精中毒的可能性很大，又从对违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出发，至今没有证据证明梅杨不是死于酒精中毒，而是死于其他原因。因此，梅杨之死因虽然没有经过鉴定，但从证据的优势原则出发，应当认定梅杨死于急性酒精中毒（重度）。关于争议的焦点二，本案中，死者梅杨出于复婚的目的，主动招待客人，主动先敬酒，情有可原，但其生前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饮酒过量的危害，但未自行控制。因此，对其酒精中毒死亡应负主要责任，即负80%的责任。对于被告方的责任，从晚上约20时梅杨醉酒被扶上床呕吐，至晚上21时许发现梅杨还在呕吐，共同饮酒者应当引起注意和救助，可是参与饮酒的几被告非但没有注意和救助，而是待王大均来查看后认为梅杨呕吐后正常，继续坐着聊天，听信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甚至有的被告丢下梅杨不管不问而离开，放任事故的发生。从晚上21时发现梅杨不正常至24时发现不行送医，历经三个多小时，在此期间，梅杨因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发生酒精中毒死亡的后果。因此，凡是与梅杨喝酒的几个被告皆存在明显的过失，应共同承担20%的过错责任。又从具体饮酒的事实分析，被告王勋章、王俊未参与喝酒，其不应当承担责任，被告班灿志因驾车被迫喝了一杯酒，被告吕敬昭出于礼节以茶代酒方式接受梅杨敬酒，说明其不会饮酒，因此，被告班灿志、吕敬昭也不应承担责任。被告吕志会、吕志全以半杯酒的方式与梅杨敬酒，增添了梅杨喝酒的数量，被告王勇、吕志谋、向荣江与梅杨之间来往相互敬酒，不但增加梅杨喝酒的数量，而且促进了梅杨醉酒的速度，虽然吕志会、吕志全与王勇、吕志谋、向荣江之间在饮酒场中所起的作用有大小区分，但对导致梅杨醉酒有不可分的连带作用。因此，被告王勇、吕志谋、向荣江、吕志会、吕志全应共同承担20%的责任。关于争议的焦点三，本案原告梅某1、梅某2作为梅杨与王某的子女，对于梅杨的死亡给其带来的损害，其有起诉的权利，但由于梅某1、梅某2现属于未成年人，虽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其民事行为能力应由其法定监护人来行使。梅杨死后，梅某1、梅某2的法定的监护人是王某，本案中王某仅仅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庭，对是否行使监护权进行诉讼未作明确的意思表示，原告梅方、张玉虽然出具了村委会的证明和学校的证明，只能证实梅某1、梅某2现在抚养的情况，王某没有尽抚养义务，但不能证明王某对本案怠于行使监护权，只有王某明确表示不行使监护权，才能指定监护人，且指定监护人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因此，原告梅方、张玉现在作为梅某1、梅某2的指定监护人进行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应驳回原告梅某1、梅某2部分的起诉，对于赔偿给梅某1、梅某2的部分损失，可计算出来进行预留，待明确指定监护人后另行起诉，本来驳回起诉应用裁定的方式，但是本案原告梅方、张玉的诉讼主体是适格的，为节约司法资源，所以一并用判决的形式作出处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因此，对于梅杨的死亡，应当赔偿给原告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现根据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2018年4月4日发布的《2017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贵州省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一般人身损害（含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计算标准，计算赔偿给原告方如下：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计算为:29080元×20年=58160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照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本案梅方62岁，需要18年生活费，张玉60周岁，需要20年的生活费，梅某19周岁，需要9年的生活费，梅某27周岁，需要11年生活费。赔偿标准是2018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348元。梅方每年的生活费为：20348÷4（子女）=5087元；张玉每年的生活费为:20348÷2（子女）=10174元；梅某1每年的生活费为：20348÷2（父母）=10174元；梅某2每年的生活费为：20348÷2（父母）=10174元；（1）由于赔偿数额不得超过20348元，因梅某1要9年年满18周岁，4人前9年的生活费分别计算为：A、先计算出赔偿比率：消费支出20348元÷35609（4人的年生活费之和）=57.13%；B、梅方的生活费：5087元×57.13%×9年=26155.82元；C、张玉的生活费：10174元×57.13%×9年=52311.65元；D、梅某1的生活费：10174元×57.13%×9年=52311.65元；C、梅某2的生活费：10174元×57.13%×9年=52311.65元；（2）后续的生活费：由于赔偿数额不得超过20348元，因梅某2要2年满18周岁，3人后2年的生活费分别计算为：A、先计算出赔偿比率：消费支出20348元÷25435（3人的年生活费之和）=80%B、梅方的生活费:5087元×80%×2=8139.2元；C、张玉的生活费：10174元×80%×2=16278.4元；D、梅某2的生活费:10174元×80%×2=16278.4元。（3）后续的生活费：由于赔偿数额不得超过20348元，因梅方、张玉二人的年生活费之和为15261元，未超过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梅方还需要生活费7年，张玉还需要生活费9年，故梅方的生活费为5087×7=35609元，张玉的生活费为10174×9=91566元。上述生活费分别合计：梅方：26155.82元+8139.2元+35609元=69904.02元；张玉：52311.65元+16278.4元+91566元=160156.05元；梅某1：52311.65元；梅某2：52311.65+16278.4元=68590.05元；3、丧葬费，根据《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计算为33139.5元，虽然双方协议时被告方给付的安葬费，但因给付100000元金额与法律规定的丧葬费差距过大，显失公平，应重新计算给付原告方，多出的部分应折算抵其他费用。4、精神抚慰金，酌情给予40000元。5、交通费，因处理丧葬事宜产生必要的交通费，酌情给予2000元。6、误工费，因原告方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不予支持。上述梅方、张玉的生活费共69904.02元+160156.05元=230060.07元；梅某1、梅某2的生活费共52311.65元+68590.05元=120901.7元。对于梅某1、梅某2的赔偿额予以预留，即预留[死亡赔偿金（581600元÷2）+丧葬费（33139.5元÷2）+精神抚慰金（40000÷2）+52311.65+68590.05]×20%（责任）=89654.29元。由于被告方先支付了100000元，应视为梅某1、梅某2获得了50000元，因此最后预留金额为89654.29-50000=39654.29元。梅方、张玉获得的赔偿为：[死亡赔偿金（581600元÷2）+丧葬费（33139.5元÷2）+精神抚慰金（40000÷2）+扶养人生活费230060.07元+交通费2000元]×20%（被告承担责任）=111885.96元。由于被告方先支付了100000元，应视为梅方、张玉获得了50000元，被告还应赔偿梅方、张玉111885.96元-50000元=61885.96元。关于未被判决承担赔偿义务的被告，已经支付了的赔偿费用，其自行去找王勋章、王某、王勇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勇、向荣江、吕志谋、吕志会、吕志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给原告梅方、张玉因梅杨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61885.96元。二、驳回原告梅方、张玉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梅某1、梅某2的起诉。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梅方、张玉负担920元，被告王勇、向荣江、吕志谋、吕志会、吕志全负担2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于自动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王振杰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马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