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初3583号 原告：夏颜，女，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辉，四川典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跃权，四川典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蓉，女，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昌代义，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海科路西段498号。 法定代表人：陈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昌代义，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夏颜与被告杨蓉、第三人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同管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夏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跃权，杨蓉与共同管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昌代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被告于2013年10月8日向成都市温江区投资促进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于2013年12月18日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事实与理由：夏颜系共同管业公司的外资股东，持有共同管业公司25%的股权。2015年11月，夏颜回国后发现共同管业公司已经变更为内资企业，而且已经在2015年挂牌上市，夏颜的所有股权亦没有了。经查询，杨蓉和共同管业公司于2013年10月8日向成都市温江区投资促进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于2013年12月18日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夏颜的25%的股权全部变更到了杨蓉名下。但两份协议上的签名都不是夏颜、杨蓉的真实签名，因此应当确认无效。而杨蓉在接受夏颜委托处理自己在共同管业公司的股权事务时从未向夏颜报告过具体工作及共同管业公司的经营状况及重大事项，造成夏颜在不清楚实际情况下，丧失了共同管业公司全部25%的股权。2015年共同管业公司公布的信息中显示，当年共同管业公司用公司资本公积金7280万元进行转增股本金（每10股转增26股），因此杨蓉的行为给夏颜造成了重大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杨蓉、共同管业公司答辩称：1、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夏颜在2013年11月19日及同年12月底就已通过其公证证明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杨蓉，知悉了案渉股权转让已经成都市温江区投资促进局于同年11月18日行政许可，并于同年12月下旬办妥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事实，故诉讼时效应在2015年11月18日到期。2、自始不存在夏颜主张的杨蓉、共同管业公司于2013年12月18日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案渉股权《转让协议》的任何事实。3、夏颜已于2011年8月4日向杨蓉转让案涉股权，并将办理案涉股权转让法定手续过程中涉及需其签字确认等所有事宜，以及基于其作为共同管业股东、董事身份的所有权利均不可撤销地全权授权给杨蓉行使的行为自始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夏颜该意思表示还通过依法公证证明的程序及其后来多次的明示重申得到进一步确认。案涉股权转让法定手续办理过程合法合规，办理结果合法有效。4、杨蓉早已向夏颜付清案涉股权转让价款500万元本金及其约定利息。5、夏颜诉请的该25%股份只能对应于共同管业公司500万元注册资本的时期，且至迟从2011年8月5日起，夏颜已非案涉股权的权利主体，其无权就案涉股权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任何诉讼。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夏颜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2011年，夏颜与杨蓉签订《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1年协议一）约定夏颜将其持有的共同管业公司25%的股权作价200万元全部转让给杨蓉。该协议第三条约定：“双方同意股权转让的交接日为本协议生效后的第二日，双方的授权代表应当全力协助配合共同管业依法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及股东变更的行政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十四条约定：“甲（夏颜）、乙（杨蓉）双方用电报、电话或传真发送的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通知，应随之以书面信件通知。本协议中所列甲、乙双方的住所，即为甲、乙双方的邮政地址”。该协议未载明具体签订日期。 2011年，夏颜、杨蓉又签订了一份《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1年协议二）就2011年协议一补充约定：“鉴于甲方（夏颜）计划于2011年10月在美国购房需要资金的实际情况，经甲方提出，双方同意：如果2011年9月底以前欠款所称法定手续还未办妥的，则乙方（杨蓉）将在2011年9月底前向甲方出借200万元价款，在前款所称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条件成就之日，该200万元借款即转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该2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与此同时，甲方向乙方出具该2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的收款收条，乙方则返还其此前已出具的该200万元借款借条。至此，本条所称借款行为终结，支付行为完成。”该协议同样未载明具体签订日期。庭审中双方确认2011年协议一与2011年协议二的签订时间均为2011年8月4日。 共同管业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形成《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外资）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夏颜将其持有的全部25%的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杨蓉。夏颜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 2011年9月30日，夏颜向杨蓉出具《借条》载明：夏颜向杨蓉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如夏颜向杨蓉转让共同管业公司25%股权的相关法定手续依法完成，则按照双方约定的相关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条件，此借款等额转为杨蓉向夏颜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2011年8月5日，夏颜向杨蓉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夏颜与杨蓉此前已协商一致，将夏颜所持共同管业公司的全部25%股权转让给杨蓉，就此涉及的相关事项，夏颜特向杨蓉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授权委托：1、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凡因该25%股权所涉对共同管业董事会会议的出席权、表决权、分红权及其他有关共同管业股东（投资者）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夏颜均委托给杨蓉并由杨蓉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由、全权行使（处分）；2、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对夏颜因持有该25%股权而取得的共同管业董事身份事宜，夏颜将其因该董事身份所具备的法定或者约定权利委托给杨蓉，并由杨蓉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由、全权行使（处分）；3、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对因该25%股权转让办理法定审批、变更登记手续过程中涉及需夏颜的签字确认等所有事宜，夏颜均委托杨蓉代为全权行使；4、对前三条所称杨蓉授权处理的事项，夏颜确认杨蓉对此享有将其受权处理事项转委托给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指定的其他主体，并按照前三条所称具体权限代为全权处理的转委托权。授权期限于股权转让法定审批、变更登记手续完成，股权合法过户至杨蓉名下时终止。在有效期内，夏颜无权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撤销上述委托（包括杨蓉行使的上述转委托权），并无条件认可杨蓉及其转委托行为所指向的转受托人办理上述受托事项对夏颜具有的法律约束力。同日，夏颜、杨蓉就该《授权委托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以（2011）川律公证内民字第16466号《公证书》公证。 夏颜、杨蓉另签订了一份《关于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蓉将其持有的案外人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34.71%的股权当中的15%以赠与方式无偿转让给夏颜。该协议上并未载明具体签订日期。 2011年8月5日，杨蓉向夏颜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杨蓉与夏颜此前已协商一致，将杨蓉所持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的15%股权转让给夏颜，就此涉及的相关事项，杨蓉特向夏颜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授权委托：1、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凡因该15%股权所涉对共同投资股东会会议的出席权、表决权、分红权及其他有关共同投资股东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杨蓉均委托给夏颜并由夏颜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由、全权行使（处分）；2、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对因该15%股权转让办理法定审批、变更登记手续过程中涉及需杨蓉的签字确认等所有事宜，杨蓉均委托夏颜代为全权行使。授权期限于股权转让法定审批、变更登记手续完成，股权合法过户至夏颜名下时终止。在有效期内，杨蓉无权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撤销上述委托，并无条件认可夏颜办理上述受托事项对杨蓉具有的法律约束力。同日，杨蓉、夏颜就该《授权委托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以（2011）川律公证内民字第16465号《公证书》公证。 2011年8月5日，夏颜、杨蓉再次签订《特别约定》约定：如果在甲方（夏颜）向乙方（杨蓉）转让其所持共同管业公司25%股权事项所涉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定全部手续依法办妥后半年内，乙方向甲方赠予其所持案外人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15%的股权所需办理的审批、变更登记手续未依法办妥的，则甲方可以要求解除双方及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此前为该15%赠与股权而签署的任何文件，并将该等股权返还给乙方。与此同时，在前述解除文件生效后，乙方应当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三百万元作为其依法受让甲方原持有共同管业公司25%股权的部分替代对价。 2013年6月24日，夏颜、杨蓉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夏颜向杨蓉转让共同管业公司25%股权的转让对价由2011年协议一、2011年协议二中约定的2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2、杨蓉不再向夏颜赠与其所持有的案外人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15%的股权，就该股权赠与行为所签署的任何法律文件自始不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3、（2011）川律公证内民字第16465号公证书所附授权委托书应予撤销，双方约定撤销的具体方式为夏颜将其所持有的该公证书原件交还杨蓉；4、双方于2011年8月5日签订的《特别约定》自始无效；5、双方就夏颜向杨蓉转让共同管业公司25%股权所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仍然有效，但其中有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上述补充协议签订后，杨蓉于2013年10月8日代夏颜签署了一份《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3年协议一），该协议第二条约定：股权转让价款总金额为500万元；第四条约定：杨蓉应在本协议生效并相关行政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依法办理完毕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夏颜付清该5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鉴于夏颜此前已于2011年9月底前向杨蓉借款200万元，故在付款条件具备时，该200万元借款即转为杨蓉应付夏颜的相应金额的股权转让价款，届时杨蓉只需再向夏颜支付300万元即视为其已履行完毕本协议约定的全部付款义务。 2013年12月18日，杨蓉代夏颜与自己签署了一份《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3年协议二），并提交至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12月31日，办理完成了上述审批及变更登记手续。 2011年9月至2014年7月期间，杨蓉共计向夏颜转账3789600元。2014年7月22日，夏颜与杨蓉经对账后确认，杨蓉尚余150万元未支付，该对账单据由夏颜、杨蓉签字确认。2015年6月24日，杨蓉向夏颜转账800000元，次日杨蓉又向夏颜转账700000元。2015年7月14日，杨蓉向夏颜转账100000元。 2016年，夏颜以共同管业公司伪造其签字申请股权变更行政审批，作出行政审批的机关成都市温江区投资促进局未尽审查义务依法予以同意为由，向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成都市温江区投资促进局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的温投促发（2013）37号“关于同意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郫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2016）川0124行初字82号行政裁定书，以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夏颜的起诉。后夏颜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9日作出（2016）川01行终81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夏颜的上诉，维持了原裁定。 以上事实，有2011年两份《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借条》、《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外资）董事会会议决议》、《授权委托书》、（2011）川律公证内民字第16465号《公证书》、（2011）川律公证内民字第16466号《公证书》、《特别约定》、《补充协议》、（2016）川0124行初字82号行政裁定书、（2016）川01行终810号行政裁定书、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法律适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被请求确认无效的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目标公司以及协议的主要义务履行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故在双方并未协议选择合同应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本案应当适用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处理。 二、关于诉讼时效抗辩是否应得到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中，夏颜向人民法院请求的是确认合同无效，而就该请求权的特征而言，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的行使无需合同另一方的确认或给付，故不属于诉讼时效抗辩所涉及的债权请求权的范围。本院对杨蓉、共同管业公司关于夏颜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三、关于涉案合同效力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 首先，从涉案合同签订的过程来看，夏颜与杨蓉于2011年8月4日分别签订了两份《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对于转让涉案25%股权及对价做出了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后续的特别约定、补充协议系对《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合同内容的变更，2013年6月24日的《补充协议》约定将股权的转让对价由200万元和杨蓉赠与夏颜案外人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15%的股权变更为500万元，该协议经夏颜、杨蓉本人签字，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故亦可表明夏颜具有向杨蓉转让诉争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 其次，从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向成都市温江区投资促进局提交的2013年10月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和2013年12月18日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均已经过审批，股权业已变更至杨蓉名下。2011年9月至2015年7月间，杨蓉陆续向夏颜转款项共计530余万元，与2011年签订的《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8月5日双方签订的《特别约定》，2013年6月24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2013年的《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都能够形成印证，且双方还于2014年7月22日就支付股权转让款一事进行了对账。夏颜虽主张2011年8月4日签订的《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夏颜因购房所需向杨蓉的借款行为，为此出具了《借条》，但夏颜对杨蓉陆续的转款没有异议，从收取转款迄今未进行任何还款行为，同时该协议也载明“在前款所称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条件成就之日，该200万元借款即转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该2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故本院认为杨蓉收到的上述款项系股权转让对价而非借款。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开庭前，夏颜主张2013年10月8日签订的《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3年12月18日签订的《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杨蓉本人代夏颜签署，故上述两份协议无效，夏颜要求对上述两份协议申请进行笔记鉴定。对此，本院认为2013年6月24日的《补充协议》对签署合同内容的变更，且该《补充协议》系夏颜本人签字，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对变更后合同内容的确认而非独立于2011年《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特别约定之外。从嗣后合同履行情况来看，股权已经发生转让且夏颜已收取股权转让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夏颜的签名究竟是杨蓉本人代签还是委托案外人代签，对于证明涉案合同效力而言已无意义，故对夏颜要求对上述合同笔记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同意。 综上，夏颜具备向杨蓉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也切实履行了股权转让及支付对价的义务。故2013年10月8日和2013年12月18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夏颜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夏颜要求确认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夏颜对被告杨蓉，第三人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夏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被告杨蓉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原告夏颜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晓 审 判 员  代小晞 人民陪审员  蒲晓凌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唐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