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晋0402民初961号   原告郭爱廷，男，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平顺县人，系长治太行医院负责人，现住长治市。   委托代理人刘越，山西九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江景芝，女，1961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黎城县人，系长治太行医院办公室主任，现住长治市。   被告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住所地晋城市瑞丰路1331号。   法定代表人原太平，职务中心主任。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代理人魏立新，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爱廷诉被告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爱廷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江景芝、委托代理人刘越，被告晋城市疾病控制中心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魏立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3年非典疫情后，被告全部从长治市延安南路迁至晋城办公，位于长治市××路约2200多平方米的办公楼一度闲置。被告对该房产对外招租未成功的情况下，为防止国有资产进一步损坏，最终被告单位党组召开会议，决定由本单位职工郭爱廷负责管理、维修，费用由郭爱廷自筹。2006年2月5日，被告给原告出具《委托书》，授权原告在长治市延安南路69号旧办公楼内自筹资金开办专科医院，有关医疗方面的事宜由原告负责，包括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等不可预测的各种意外情况。2006年4月1日，原、被告双方经充分协商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1、被告将位于长治市城区延安南路69号旧办公楼现状整体（包括两间食堂）提供给原告使用；2、期限为2006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3、房屋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原告负担，装潢及医疗设备也由原告自负；4、租金费为每年18万元；5、原告不参加被告单位组织的日常考核，享受正常的工资、福利、政府奖金、副高津贴等待遇，正常调资晋级……”。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予认真履行。2011年6月26日被告在认可原告五年多履约中带给其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的基础上，为使国有资产增值，变更合同期限为“长期”，并与原告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重新约定“1、承包（租金）收入在原合同基础上，从2016年开始每年增6万元；2、其余事项仍执行原承包合同及协议；3、本补充协议与原承包合同（协议）一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直到2018年4月24日，原、被告依旧积极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内容。2018年4月24被告单位通知原告郭爱廷签收“关于催交2013－2017年房屋租金差价328万元”的通知，通知要求原告于2018年5月31日之前补交2013年－2017年度的房屋租金差价328万元，逾期不交，责任自负。被告的这一行为直接否定了双方于2006年确定的每年交18万元及2016年确定的每年24万元的租金。被告的该项行为严重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约定，请求人民法院判令：1、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委托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请求继续履行合同；2、确认原告每年向被告缴纳租金24万元，而非98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辩称：被告系事业单位，在长治市延安南路69号有一座旧办公楼，为国有资产。2006年4月1日，原、被告签订《承包合同》，被告为筹办一所专科医院，由原告自筹资金，负责经营。医院地址为长治市延安南路69号的旧办公楼，医院现名称为长治太行医院。协议约定原告每年向被告交承包费18万元。后双方又签订《委托经营协议》、《补充协议》。虽然三份协议为承包，但长治太行医院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原告全部投资，每年向被告交纳房屋租金，所以双方实际上是房屋租赁关系。2011年晋城市财政局下发文件，印发《晋城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办法》，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应当严格履行审批手续，要经过评估后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承租对象。2013年10月，晋城市财政局经过评估，确定长治市延安南路69号的旧办公楼评估年出租底价为98万元。被告随即通知原告，原告于2014年12月23日作出承诺，坚决按此底价执行，但此后并未执行。2018年4月11日中共晋城市委巡查组下发文件，要求对这一问题进行整改。2018年4月24日被告对原告下发通知，要求其按晋城市财政局确定的价格补交租金，原告再次承诺想办法补交。综上所述，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成立后，财政部出台了《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晋城市财政局又根据此暂行办法制定了《晋城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办法》。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被告明显不公平，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请求人民法院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委托经营协议》、《补充协议》；2、原告每年按98万元支付自2013年10月至现在的房屋租金。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   1、2006年4月1日《承包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   2、2011年6月28日《委托经营协议书》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   3、2016年9月14日《补充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   4、2006年2月5日《委托书》一份，证明被告单位委托原告负责本案争议的长治市延安南路69号旧办公楼；   5、2017年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国办发[2017]44号），证明该份意见为生效文件，在该意见第四部分十九项中明确规定，针对社会力量开办的医疗服务机构，支持实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土地供应方式；   6、2013年至2017年原告向被告交纳费用的转账单，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开始至今均按三份合同履行情况；   7、晋市疾控党组[2011]17号文件一份，证明被告任命原告为被告单位驻长治市办事处副主任兼太行医院业务副院长；委托郭爱廷负责管理太行医院；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委托经营关系，原告是被告的职工；   8、2011年9月8日晋城市政府发布的晋市政办[2011]75号文件，证明该文件第20条规定，需要处置的国有资产指的是长期闲置，低效运行或超标准配置的资产等范围，其次该文件有效期为5年，自2011年10月1日实施。本案中被告所作的评估报告就是基于该文件所作，但该文件所指向的对象并非原、被告间的这种经营模式，被告拿着作废的文件以及资产评估报告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严重违背事实，且无法律依据。   针对原告所举证据，被告发表质证意见称：   证据1无异议，但使用时间已过期；证据2协议第二条已经明确约定，太行医院医疗设备的所有权归乙方，经营所得利润归乙方支配，由此可以看出，太行医院与被告是房屋租赁关系而不是承包经营关系；证据3补充协议第三条已经明确约定，本协议如与国家政策或省、市政府相关规定违背情况下，双方重新拟定；证据4无异议，已经明确载明长治太行医院是由原告筹办；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更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系租赁关系；证据6可以证明双方系房屋租赁关系，而不是承包合同关系；证据7该文件原告未提供原件，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定形式；从文件的内容上看，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认可被告所举的长治太行医院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内容的真实性，该证书载明长治太行医院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郭爱廷，而这份文件任命原告为太行医院的副院长，与事实不符；证据8具体该文件第18、19条进行了明确规定资产处置，原告用第20条不属于资产处置的范围是错误的。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   1、长治太行医院在长治市民政局领取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证明登记证书的法定代表人为郭爱廷，业务主管单位是长治市卫生计划委员会，由登记证书可以看出，长治太行医院与被告只能是租赁关系；   2、晋城市财政局晋市财发（2014）44号文件，证明晋城市财政局根据国家财政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制定了《晋城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五条、第六条明确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应当严格履行审批手续。要经过评估后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承租对象；   3、晋城创晖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报告书一份，证明晋城市财政局委托该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争议的房屋出租价格进行评估，结论为每年租金98万元；   4、晋城市财政局请示报告卡片和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出租标的汇总表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晋城市财政局确定，长治市延安南路69号办公楼可以以不低于98万元的评估底价出租；   5、2014年12月23日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证明原告亲笔书写承诺书，承诺坚决执行市财政局公示的房屋出租低价；   6、晋城市委巡察办2018年7号文件，证明其中第四页对争议低于每年98万元评估低价出租问题做了列举，要求必须整改；   7、通知一份，证明2018年4月24日被告再次通知原告，要求原告按每年98万元补交从2013年10月至今的租金；   8、2018年4月25日收条一支，证明原告收到通知后，表示愿意每年按98万元积极想办法补交。   综上，原来与原告签订的三份协议因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继续履行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应当变更或解除。变更的内容应以市财政局确定的每年98万元租金执行。   针对被告所举证据，原告发表质证意见称：   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登记证书可以证明原告经营的合法性，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且被告未依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向法庭提供原件，该证据形式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2不予认可，该文件发布时间是2011年10月7日，是在原、被告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之后，该文件对本案双方当事人无溯及力，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3、4不予认可，从程序上该评估报告原告从未收到过，其次该评估报告的内容不真实、不客观、不公平，原告在使用该房屋时仅是有2000多平方米的无任何财产的破旧房屋，如果是评估也应将原告多年来对该房屋投入的装修装潢均进行评估，而非拿太行医院的现状予以作价；证据5不予认可，该承诺书于双方实际履行状况不一致，2016年9月14日原、被告双方重新签订《补充协议》时，已对房屋的使用重新定价，该承诺书并未生效，且原告是因为被告的要求出具，并非原告本人意愿；证据6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是巡查组对被告单位的工作检查情况，与本案要审查的合同效力无关，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7不予认可，该证据是2018年4月24日出具，是在原、被告签订三份协议之后，该通知擅自增加房屋使用费用，是明显的违约行为；证据8不予认可，该收条虽然是原告亲笔书写，但并非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在被告的胁迫下出具，该收条应当认定无效。被告在答辩状中辩称要变更或解除与原告签订的三份协议，依据民诉法和合同法的规定，被告应当另案解决或提起反诉，在本案中主张明显不合法。   经审理查明：晋城市防疫站于2003年分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所，全部迁至晋城办公，原办公楼空闲。2006年2月5日，被告给原告出具委托书：“经中心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由本中心职工郭爱廷同志负责在长治市延安南路69号办公楼内筹办一所专科医院，有关医疗方面的事宜由郭爱廷同志负责。如果出现违法事宜，由郭爱廷本人负全责”。2006年4月1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在长治旧办公楼筹办一所专科医院，由乙方负责经营。一、甲方将长治旧办公楼整体（包括两间食堂）提供给乙方使用；二、使用时间：2006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13日。到期如继续使用需提前一个月续签合同。三、乙方使用期间水、电、暖及房屋维修所有费用由乙方负担。装潢费用和医疗设备均由乙方自负。城市集中供暖改装费由甲方负责。四、专科医院招聘专业技术人员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本单位内退职工。五、承包租金额：每年18万元，分两次付清，每年4月份交10万元，10月份交8万元（第一年交15万元）。水、电、暖按实际使用交纳。六、乙方与中心其他职工一样（不参加中心的考核），享受正常的工资、福利、政府奖金、补贴、副高津贴等待遇，正常调资晋级。七、乙方负责单位每年职业人群的全部阅片工作。八、除楼房的大改造外，甲方对房屋不做大的改动。九、乙方不许从事非法活动，如有违法行为，责任自负。十、本合同一式二份，签字后生效，如有违约，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各自遵守以上合同条款。该合同由甲方王双平签字，并加盖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章，乙方郭爱廷签字。   2011年6月28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约定：2003年“非典”后，晋城市防疫站分为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全部南迁到晋城市办公，原四层约2000多平方米的办公楼闲置，为使国有资产增值，且更好地为留驻的长治职工服务。2006年2月5日经中心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委托郭爱廷充分利用闲置的旧办公楼筹办一所疾控中心下属的自收自支的专科医院。本着单位出政策，社会筹资办的原则，同受委托人郭爱廷签定了2006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筹建合同。经过5年的努力，疾控中心下属的太行医院已初具规模，现在已成为晋城、长治两市区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定点单位，覆盖18个县区。在五年筹建中，两次（2006年5月和2011年6月）维修房屋、改善环境，同时投入资金购买了50余件贵重医疗设备。目前，固定资产投入达800余万元，流动资金约200余万元。为进一步发展事业，高标准达到国家卫生部等级医院评审标准和山西省卫生厅医院感染管理专项整治要求，医院需对医院院感设施、中心消毒供应室、中心供氧、层流手术室等方面进行改造，经初步测算尚需改造资金约300余万元的投入，前后投入总计将达到2000万元。鉴于医院为公益性质，投资大，回报慢，需不断地投资，属微利行业的特点，按目前收益情况算，投资约需20多年运转期才能收回成本。中心党组2011年3月2日召开扩大会议进行研究决定，为长远打算，将太行医院做大、做强，更好的为留驻长治的单位职工、离退休老干部和周边居民服务，在国家、集体土地、房屋等国有资产产权不变的前提下，太行医院可长期使用办公楼、开展经营活动。经协商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协议：一、太行医院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由疾控中心驻长治办事处负责管理，杜培军同志任院长（法人代表），具体经营由业务院长郭爱廷同志全权负责。二、太行医院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济独立核算制度，医疗设备的所有权归乙方，经营所得利润由乙方支配，除归还投资外，可作为设备更新、投资回报；医护人员由乙方根据需要自行聘任，优先聘用中心退休职工。三、合法经营、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办院。不断提高医疗质量，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尤其要做好晋城市政府驻长治市的离、退休老干部及本中心驻长治市所有干部、职工的医疗保健工作。四、城市集中供暖所需配套改造费用由甲方负责支付。五、乙方按时上交甲方水、电、暖费用。六、乙方要保证疾控中心临时聘用人员、驻长治办事处管理和离退休老干部医疗保健等费用18万元人民币。七、乙方与中心其他职工一样，享受正常的工资、福利、奖金、补贴、津贴、养老保险等待遇，正常调资晋级。八、遇城市及家属院改造等不可抗拒特殊情况，甲方出面协调，妥善解决搬迁、赔偿等事宜。九、双方应遵守合同，一方违约，要赔偿对方应有的经济损失。十、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生效。该协议书由甲方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加盖公章，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长治办事处加盖公章，并由杜培军签字，乙方郭爱廷签字。   2016年9月14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按照2006年4月1日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郭爱廷的“承包合同（协议）”条款，双方均履行了合同（协议）要求，由于物价等上涨因素，经党组会议研究以双方协商确立如下补充协议：一、承包收入在原合同（协议）的基础上，从2016年开始，每年再增加6万元。二、每年增加的6万元，应于每年的12月31日前付清。三、本协议如与国家政策或省、市政府相关规定相违背情况下，双方重行议定。四、其余事项仍执行原承包合同（协议）。五、本补充协议与原承包合同（协议）一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签字后生效。该补充协议由甲方毋为育签字，并加盖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章，乙方郭爱廷签字。   山西省长治市卫生局于2006年6月17日批准设立长治太行医院。2006年8月30日长治太行医院在长治市民政局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法定代表人为郭爱廷，业务主管单位为长治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该医院性质至今未变，被告驻长治办事处也未对该医院进行管理。原告自2006年至2018年依约全额向被告交纳费用共计249万元。   2018年4月24日，被告向原告下达通知：根据晋城市财政局《晋城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对外出租、出借国有资产，应当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对外出租、出借”和第八条规定“各行政事业单位负责本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等事项的报批手续，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指导并报告有关情况，负责出租出借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精神，以及市财政局2013年10月18日评估确定的长治办公楼98万元/年的租金标准，你应该从2013年10月份起执行98万元/年的房屋租金标准，之前我中心多次与你沟通，但房屋租金差价迟迟未能补交到位。2017年12月市委第三巡察组对我中心进行政治巡察，直接将此列为巡察发现的重要问题，并要求限期整改。截止目前，你共需补交2013－2017年度的房屋租金328万元。请你接到通知后，务必于5月31日之前，将所欠租金汇入单位账户，逾期不交，责任自负。原告收到该通知书后于2018年5月4日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一）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原告郭爱廷与被告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签订的《承包合同》、《委托经营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将长治旧办公楼整体（包括两间食堂）提供给原告使用，使用期间：2006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承包租金额每年18万元”；《委托经营协议书》约定“太行医院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济独立核算制度，医疗设备的所有权归原告，经营所得利润由原告支配，除归还投资外，可作为设备更新、投资回报，医护人员由原告是根据需要自行聘任，优先聘用中心退休职工。原告要保证疾控中心临时聘用人员、驻长治办事处管理和离退休老干部医疗保健等费用18万元人民币”；《补充协议》约定“承包收入在原合同（协议）的基础上，从2016年开始，每年再增加6万元，其余事项仍执行原承包合同（协议）”。从上述约定和庭审查明的合同履行情况可以看出，被告仅是向原告提供房屋，并不参与原告的任何经营活动，故应当认定双方为房屋租赁关系，约定的“承包租金每年18万元”、“费用18万元”、“从2016年开始每年再增加6万元”，均为房屋租金；（三）双方于2011年6月28日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书》约定“太行医院可长期使用办公楼，开展经营活动”。但我国合同法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故双方约定的“太行医院可长期使用办公楼”超过二十年的部分无效，即租赁期限届满日为2031年6月27日；（四）2013年10月18日晋城市财政局评估确定案涉房屋租金98万元/年。2014年12月23日原告书面承诺：“坚决按此底价执行”。期间，双方并未签订任何协议对房屋租金进行变更。2016年9月14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承包收入在原合同（协议）的基础上，从2016年开始，每年再增加6万元。此后原告按每年24万元如数交纳被告（2018年也按期预交2019年租金），并无违约行为，双方并未签订过任何变更或者解除本案所签三份合同（协议）的协议，故原告诉请继续履行合同，本院予以支持。（五）被告抗辩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委托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并要求原告每年按98万元补交自2013年10月至现在的房屋租金328万元，因被告2013年就明知晋城市财政局对案涉房屋评估确定年租金为98万元，却于2016年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将年租金增加为24万元，并不存在其在抗辩中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造成的重大变化的情形，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六）本案中，原、被告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租金24万元，2013年晋城市财政局对涉案房屋评估确定年租金为98万元，但财政局于2013年评估，与原告2006年最初租赁房屋时，房屋的状况已不同，原告从2006年租赁开始对该房屋进行多次投入、装修，故原、被告双方就房屋的租金也应重新协商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郭爱廷与被告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继续履行至2031年6月27日。   二、原告郭爱廷与被告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租金另行协商。   三、驳回原告郭爱廷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被告晋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惠园   人民陪审员 李庆英   人民陪审员 屈艳华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   书 记 员 郭骏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