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802民5304号 原告：樊胜琴，女，197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衢州市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翔，浙江青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俊琳，女，198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衢州市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桂仙，女196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衢州市柯城区，与余俊琳系母女关系。 被告：毛怡晶，男，1987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衢州市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国英，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樊胜琴诉被告余俊琳、毛怡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樊胜琴于2018年8月23日向本院申请查封或冻结被申请人毛怡晶在本院（2018）浙0802执962号案件中的部分执行款1030000元。本院经审查，裁定予以准许。该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8年8月13日、8月21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樊胜琴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军翔、被告余俊琳的委托代理人周桂仙、被告毛怡晶及其委托代理人潘国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樊胜琴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493218.54元并支付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7月2日为63530.13元，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余俊琳答辩称，一、涉案的29张借条系在2018年6月28日出具的，且是在胁迫之下出具；二、借款是由樊胜琴和案外人伍某共同借给原告，钱是通过樊胜琴的银行账户转给原告，原告已经向樊胜琴、伍某进行了归还；三、对于借款事实前夫毛怡晶并不知情，所借款项均用于归还欠其他人的借款。 被告毛怡晶答辩称，一、原告将毛怡晶列为共同被告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由于原告所持有的借条均为余俊琳个人所写，被告毛怡晶没有签字。涉案债务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且在债务形成时毛怡晶并不知情，亦无共同举债合意。原告出借给余俊琳的借款并非用于家中日常生活，原告是明知的；二、原告实际出借款项、时间与借据数额不一致。从余俊琳的银行流水可知，自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被告共收到原告款项为2090300元，与借据数额2588198.84元不一致，且双方均认可涉案29张借条是在2018年6月28日补充签订，但与原始借条的数额不一致；三、被告余俊琳自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期间共归还原告及案外人伍某2984030.87元。综上，请求驳回对被告毛怡晶的诉讼请求。 原告樊胜琴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伍某与毛怡晶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毛怡晶对余俊琳的借款系知情的；2.借条29张及相应银行借款流水明细，拟证明原告与被告余俊琳之间存在借贷事实，并于2018年6月28日经核对账目后重新签署借据的事实；3.信用卡对账单若干，拟证明被告余俊琳通过刷卡透支借款295000元；4.清单两份，拟证明被告余俊琳已还款项及尚欠款项的事实；5.原始借条8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关系，涉案29张借条虽系同一日签具，但系对原始借条及原先未出借条的借款的补足；6.证人伍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签署29张借条时系其由于原先提起诉讼时，因账目不清，故撤回起诉后，重新与余俊琳进行流水核对后对之前所欠款项进行确认后形成的，系余俊琳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胁迫之说，且事后余俊琳再次短信与伍某对尚欠款项进行确认。 被告余俊琳向本院提交转账记录、转账凭证若干及借条一份，拟证明款项去向，均系用于归还他人欠款，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被告毛怡晶向本院提交：1.案外人伍某与毛怡晶的短信及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伍某明知借款给余俊琳系用于放贷，毛怡晶在2018年3月之前对借款事实毫不知情；2.毛怡晶的银行卡及银行流水，拟证明被告毛怡晶的收入情况，被告目前的贷款均由毛怡晶独立承担，且具备还贷能力；3.离婚证一份，拟证明被告毛怡晶与被告余俊琳于2018年6月8日已办理离婚手续；4.被告余俊琳在泰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流水及收支明细一份，拟证明余俊琳未从原告处借款260多万，且根据流水余俊琳归还的金额已达290余万的事实；5.本院依毛怡晶的申请，调取了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2018年6月28日余俊琳的报警记录，载明“警情内容为余俊琳欠伍某上门讨债，因已诉至法院，余俊琳多次缺席调解，伍某怒而扇余俊琳一巴掌，经调解，余俊琳自行就医，医药费由伍某承担”。 经举证、质证，本院对无争议的事实及证据认定如下：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被告余俊琳通过案外人伍某向原告樊胜琴借款，并陆续出具借条。2018年6月28日下午，被告余俊琳与案外人伍某重新核对往来账目，并出具涉案借条29张。以上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借条原件29张、伍某证词、被告余俊琳的答辩予以证明。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1.对于涉案29张借条的认定。被告余俊琳主张涉案借条系在案外人伍某的胁迫下出具，但涉案借条系于2018年6月28日下午在“老地方茶楼”内出具，出具借条当时余俊琳并未因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进行报警，根据报警记录，余俊琳系在当晚11时52分许因伍某滞留其家中并对其扇耳光的行为进行报警，并未提及伍某胁迫其签订借条的内容。可见，余俊琳与案外人伍某发生纠纷，系在涉案借条出具之后。结合伍某提供的2018年6月29日与余俊琳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原告樊胜琴提供的原始借条8张所载明的内容，可知余俊琳确实尚欠伍某及樊胜琴借款150万余元及利息。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涉案29张借条系余俊琳与案外人伍某经核对银行流水后对债权债务予以确认所形成的事实予以确认，对相应的借条原件、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采纳。 2.关于涉案借款是否系被告余俊琳、被告毛怡晶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首先，本案中，涉案借条的具借人均系余俊琳，虽实际借款事实系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负责借款事宜运作的伍某在对余俊琳家庭成员均熟悉的情况下，未要求毛怡晶在借条上签字，亦未充分举证证明被告毛怡晶对涉案借款有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其次，涉案借款数额较大，已超出家庭日常开支所需，而在借款实际发生的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被告余俊琳、毛怡晶并无共同置产等大宗消费，且伍某的在证人证言中陈述称，“所有原告樊胜琴与被告余俊琳的借款都是其联系的，樊胜琴对借款过程不了解”，并且其明知“余俊琳的借款用途系用于放贷，仅有29万余元刷信用卡系用于微商经营，不过也是做给她公公婆婆看的”，可见涉案借款并非用于余俊琳与毛怡晶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最后，涉案29张的借条实际出具日期系2018年6月28日，而余俊琳、毛怡晶已于2018年6月8日登记离婚，系形成于两被告离婚之后。综上，本院对于原告樊胜琴、被告毛怡晶的聊天记录、银行流水、离婚证明的真实性予以采纳，但对原告关于涉案借款系被告余俊琳、毛怡晶的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 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被告余俊琳通过案外人伍某向原告樊胜琴借款，并由樊胜琴向余俊琳以转账、现金、信用卡透支等方式交付借款，余俊琳陆续向伍某、樊胜琴出具相应借条。后余俊琳归还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2018年6月28日下午，被告余俊琳与案外人伍某重新核对往来账目，并出具涉案借条29张，对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内的借款数额、还款时间予以确定，明确上述期间被告余俊琳共向原告樊胜琴借款2638500元，并分别约定还款时间及利息为月利率2%。余俊琳经原告催要后未全部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请如前。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虽涉案借条中约定了还款时间，但实际借条出具时间迟于借条所载约定还款时间，视为双方对于还款时间约定不明，可自2018年6月28日重新对账确认之日视为出借人对借款人的催告。被告余俊琳虽主张其已归还部分本金及利息，但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涉案借款本息已全部还清，且其对原告的诉请金额并未提出异议，故本院认定被告余俊琳尚欠原告樊胜琴借款本金1493218.54元。经原告樊胜琴多次催要后，被告余俊琳仍未归还，显属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俊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樊胜琴借款本金1493218.54元及利息（自2018年6月28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樊胜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811元，减半收取9406元，由被告余俊琳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樊胜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晔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金佳慧 书记员方胜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