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481民初2319号原告：高增山，男，1964年8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武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洪利，武安市团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张军良，男，196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武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增霞，河北泽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爱如（系张军良妻子），女，196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武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增霞，河北泽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增山诉被告张军良、申爱如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董耿耿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增山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洪利，被告张军良、申爱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增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增山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共同给付原告合伙投资款贰拾万元（200000元）、违约金拾万元（100000元），合计叁拾万元（300000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0年合伙共同出资50万元购买下武安市淮河沟一座尾矿库进行开发，并签订了为期50年的合伙合同。此间，原告给付被告现金25万元，又在尾矿库投资2万元，共计27万元。2017年10月2日，原、被告经人中间调解，双方解除合伙关系，并约定：“尾矿库归被告所有，被告自愿给付原告30万元人民币，于2018年5月1日之前将款全部付给原告，否则自愿再给付原告10万元违约金”。协议签订后，被告只给付了原告10万元，下欠20万元至今未结。因该款发生在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因此，该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二被告应共同偿还。为此，原告根据协议的约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被告张军良在庭审中辩称，答辩人与原告于2010年合伙出资50万元购买下武安市淮河沟一座尾矿库，用再选精粉，并签订了为期50年的合伙协议，协议约定了双方权利和义务，协议11条明确约定：双方在解除时，应对双方合伙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及积累的财产一并清算，清算后按股份比例进行承担或分配。就在答辩人和原告做好生产准备，要从尾矿库的矿沙中选铁精粉的时候，铁精粉落价了，且销价低于成本，因此，答辩人与原告的合伙项目搁置下来，直至现在也没有生产。2016年9月13日，答辩人出资345000元承包了尾矿库附近的一处铝矿坑。2016年9月26日，淮河沟矿业公司要求将尾矿库西面的明采坑填埋。2016年12月20日，武安市矿山管理办公室和武安市淮河沟村村民委员会要求将尾矿库附近一处废弃的井筒填埋。由于行政机关的指令行为，确实占了尾矿库极少一部分，但是答辩人并没有因为尾矿库而获利。而原告认为答辩人卖的铝矾土是尾矿库的尾矿，因此和答辩人产生矛盾，原告四处控告答辩人，最为严重的控告是向武安市公安局刑警二中队控告答辩人，答辩人被武安市公安局刑警二中队多次传唤，严重影响了答辩人承包经营铝土矿坑经营。早在2002年，武安市人民法院没收张军方财产时，误将属于答辩人的近1000万元资产没收，多年来，答辩人一直要求返还被没收的财产，但一直没有结果。靳吉军知道答辩人和原告闹矛盾后，靳吉军与原告一起找到答辩人称，他们可以帮助答辩人将被没收的财产要回，基于他们可以要回被法院没收的1000万元的承诺和原告的控告威胁，在没有进行合伙盈亏清算的情况下，答辩人与原告、靳吉军三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并给付了原告10万元。直到现在，被没收的1000万元也没有要回来。答辩人认为，该调解协议为无效协议。首先，原告以控告威胁的手段签订调解协议；其二，名为投资款实为好处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依法认定该调解协议书为无效协议。假如法院认为调解协议有效，那么违约金约定过高，应当予以减少，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保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告申爱如在庭审中辩称，原告起诉申爱如为被告，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对申爱如的诉讼请求。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的主体、内容、责任只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应当将答辩人列为被告，原告与张军良是否在2017年10月2日签订协议书以及协议书的内容，答辩人申爱如均不知情。假如协议成立，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对第三人申爱如不具有约束力。因此，原告将申爱如列为本案的被告主体错误。本案原告起诉的是合同之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之规定，依法应驳回原告对申爱如的诉讼请求。在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原告高增山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2017年10月2日调解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高增山、被告张军良之间达成调解，被告同意给付原告30万元，被告当天（2017年10月2日）通过中间人给付10万元，剩余20万元约定了给付期限及违约金。2、2017年10月2日被告张军良给原告高增山写的证明条一份，证明被告张军良欠原告20万元。3、证人证言一份、转款记录一份，证明原告、被告之间的合伙纠纷是经过靳吉军调解，并证明原告将投资手续全部交给被告，被告按调解协议履行了10万元。被告张军良出示了以下证据：1、2010年4月17日《协议书》一份，证明协议第十一条明确约定合伙协议解除应对双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及积累财产一并清算，清算后按股份比例进行承担或分配。2、2016年9月13日《协议书》一份、2016年9月18日收据一份，证明张军良承包武治国、段二红铝矿情况，证明张军良铝矿承保经营与原告高增山、张军良合伙经营的尾矿库无关。3、淮河沟矿业公司关于辖区明采坑安全隐患的治理措施一份、武安市矿山镇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武安市矿山镇淮河沟村村民委员会关于充填废弃井筒的申请报告一份，证明合伙尾矿库的废渣是政府机关及主管部门的行政安全指令行为，不是张军良私自动用行为。4、高增山收据一份，证明高增山收到张军良现金10万元。庭审中被告张军良、申爱如就原告出具的证据，进行了质证。被告张军良、申爱如虽然对原告提供的1、2号证据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但是其只是口头辩解，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故对1、2号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张军良、申爱如对原告提供的3号证据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银行转账记录提出异议，这是原告与靳吉军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靳吉军证言与原告举证的调解协议以及银行流水相佐证，证明了原告高增山与被告张军良对尾矿库退伙事宜达成调解以及被告张军良给付原告高增山10万元的事实，故对3号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高增山就被告张军良出示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4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1号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这是作废协议，对被告提供的2、3号证据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后认为，1号证据证明原告高增山、被告张军良合伙开发尾矿库的事实，虽然在2017年10月2日达成了《调解协议书》，但是不能证明原协议书作废或无效，故对1号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2、3号证据，本院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审查。本院经审理，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对本案的事实确认如下：原告高增山（乙方）与被告张军良（甲方）于2010年4月17日签订《合伙开发、利用、经营淮河沟铁矿尾矿库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乙方在甲方已承办武安市淮河沟铁矿尾矿库50年和现有生产设备的基础上，给付甲方25万元，成为甲方合伙人，双方共同开发、利用、经营武安市淮河沟铁矿尾矿库；甲方在收到乙方25万元时，甲、乙双方便各占50%的股份；双方经过协商可以随时解除协议或者在本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解除。双方在解除协议时，应对双方合伙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及积累的财产一并清算等。随后，高增山向张军良支付了25万元投资款，2万元设备款，原告高增山未参与尾矿库的经营，被告张军良也未向原告分配利润，双方产生矛盾。2017年10月2日，原告高增山（甲方）与被告张军良（乙方）经中间人靳吉军（协议丙方）调解达成协议书：1、乙方自愿出资30万元给甲方，终止原合同执行，乙方出资后将原合同收回，该尾矿库全部归乙方所有，再与甲方没有关系；乙方分三次付清甲方30万元，该协议双方签字生效，双方签字后，乙方先付甲方10万元，甲方给乙方打收款条，其余20万元乙方给甲方打借款条，在2017年12月30日之前，乙方再付给甲方10万元，2018年5月1日前乙方必须将最后10万元付给甲方。该协议乙方义务履行完毕；甲方在接到乙方第一笔10万元付款和所打的借款条后，将原签合同交付乙方；本协议签字生效，乙方如果不能如期履行付清甲方30万元义务，逾期再付甲方10万元违约金。甲方收到乙方如期支付的30万元现金后若再上原尾矿库找事或控告乙方，再赔偿乙方10万元违约金，高增山、张军良、靳吉军均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被告张军良通过靳吉军向原告支付10万元，原告高增山向被告张军良出具收到条一份，写明“今收到张军良现金壹拾万元整（100000元），张军良下借贰拾万元整，收款人高增山，2017年10月2日”。同日，被告张军良向原告高增山出具证明条一份，载明“证明，今借到高增山现金200000元，贰拾万元整，张军良，2017年10月2日”。后，张军良未按照协议履行剩余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1、原告高增山与被告张军良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以及双方是否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2、双方在《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3、原告起诉的合伙投资款是否属于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申爱如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调解协议书》的效力，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告高增山与被告张军良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能够充分理解并知悉签字的法律后果，调解时三方（包括中间人靳吉军）均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后被告张军良又按照协议的约定向原告高增山支付10万元并且向原告出具“证明”，这些都足以证明调解协议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性意思的表示。对于被告张军良辩称的此调解协议的中约定30万元真实意思是原告高增山、中间人靳吉军为其要回被法院没收的1000万元的好处费以及其所称的调解协议书是在受到高增山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辩解，因没有相关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认为该《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没有违背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调解协议书》有效，原、被告应按照《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原告高增山请求被告张军良给付退伙款20万元的请求符合双方约定并且不违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违约金应当以20万元为基数，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被告张军良违约之日（2017年12月30日）起开始计算直至被告张军良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关于原告起诉的合伙投资款是否属于张军良、申爱如夫妻共同债务，被告申爱如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在本案中被告申爱如对调解协议的签订不知情，事后也没有对该协议进行追认，高增山也没有举证证明争议的尾矿库系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故该债务不属于张军良与申爱如的夫妻共同债务，对原告高增山请求被告申爱如偿还退伙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军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高增山退伙款2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7年12月31日起计算直至全部给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高增山对被告申爱如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告张军良负担2240元，原告高增山负担6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董耿耿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