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21民初252号 原告：李正荣，男，197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谢绍敏，女，1965年11月6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刘太君，男，196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军，大方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大方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贵毕路**。 法定代表人：陈文相，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煜，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光福，贵州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与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以下简称毕节烟草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经审理，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7）黔0521民初272号民事判决，毕节烟草公司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黔05民终2645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黔0521民初272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30日、7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军、李林，被告毕节烟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光福、邓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29020.00元，退还肥料款700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原告从其他农户手中流转530亩土地用于种植烤烟。2016年，以曾友琴、谭文秀、李天祥、李正荣、李天永、李从友为种植户与被告下属的大方县烟草公司理化烟叶站签订了种植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种植的530亩烤烟均由被告下属的理化烟叶站负责烟苗配置和烟叶专用肥料供应及技术指导，理化烟叶站收购烟叶时按350.00元/亩在烟叶销售款中收取肥料款。理化烟叶站向原告提供的肥料分别是贵州省赤天集团遵义兴大复合肥有限公司生产的复合肥（颗粒肥）和黔南金福有限公司生产的水肥一体化示范用肥（简称水溶肥）。原告种植的530亩烟叶中有330亩施用颗粒肥，200亩施用水溶肥。施用水溶肥的200亩烟叶发生叶子坏死，原告及时向理化烟叶站和大方烟草公司反映，理化烟叶站要求原告及时抢收，但抢收后的烟叶全部不符合质量要求。造成损失共计1099020.00元，其中水溶肥肥料款70000.00元，200亩烟损失889020.00元（计算方式：参照施用颗粒肥种植的亩产量165公斤/亩，均价26.94元/公斤）计算，36房烟叶烘烤损失126000.00元（计算方式：每房3500.00元，其中人工费1500.00元，上炕费300.00元，下烟200.00元，煤炭800.00元，电费100.00元，运费300.00元，烘烤费300.00元）。原告种植烟叶用苗、用肥、技术指导均由被告提供，被告提供给原告使用的黔南金福有限公司生产的水溶肥没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没有执行标准、生产许可证和注册商标，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失应由被告承担。损失发生后，原、被告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特诉至法院。2017年2月28日的庭审过程中，原告将烘烤烟叶损失变更为14万元。 被告毕节烟草公司辩称，原告没有实际损失发生。争议的烟叶受损原因是病害，不属于施用水溶肥引起，水溶肥已经实践证明属于可以使用的科技产品，当前和今后都将继续推广。2016年在大方县推广使用5000亩，原告施用的200亩只是其中之一。产品标识和认证的问题属于市场监管的范围，是行政管理的范围，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被告具有经营争议肥料的资格，只对被告经营的肥料引起的损失承担责任，但损失与施用肥料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原告的身份证。旨在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2、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理化仓收购点李某4出具并加盖理化仓收购点烤烟收购款电子结算专用章的内容为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流转土地530亩种植烤烟，为便于管理，以理化乡果木村高炉组曾友琴、谭文秀、李天祥、李正荣、李天永、李从友六户农户与理化收购点签订种植合同的情况说明以及合同查询单。旨在证明原告烤烟种植面积是530亩。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3、水肥一体化示范用肥包装袋和混合肥料包装袋。旨在证明被告提供的水溶肥不符合产品质量要求。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该水溶肥存在质量问题，要证明该水溶肥存在质量问题，必须经过鉴定。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施用水溶肥的面积和水溶肥对农作物造成了损害。 4、光碟，主要内容为原告主张的施用水溶肥种植的烟叶受损情况。旨在证明原告施用被告销售的水溶肥，导致原告种植的200亩烟叶受损。被告对该证据持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5、理化单元果木村罩子沟组专业化烘烤点烘烤烟叶工资公示，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理化仓收购点何家勇出具的烟叶收购日报、区间报表（国家计划）。旨在证明原告受损的烟叶已经烘烤40房，被告应按照每房烘烤工资3500.00元赔偿原告烘烤烟叶的工资损失；受损烟叶损失按理化仓烟叶收购均价26.94元/公斤赔偿。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6、大方县市场监管局理化分局调解告知书。旨在证明纠纷发生后经该局调解未果。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7、贵州大学烟草学院烟草病害病因调查情况报告。旨在证明原告种植的烟叶面积为500余亩，其中施用被告提供的水溶肥导致绝收的烟叶面积200亩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烟叶施用水溶肥的面积为200亩。 8、黔南金福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公示信息。旨在证明贵州烟草科学研究院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利害关系人可以作为证人。 9、发回重审过程中，原告提供了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果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7份，主要内容为：2016年，果木村李天六在李正荣户头出售烟叶496斤，得款4816元，在李从友户头出售烟叶726斤，得款8876元；俄松组赵运昌在李天永户头出售烟叶3500斤，得款53780元；高炉组彭某在曾友琴户头出售烟叶1420斤，得款20386元，在李天祥户头出售烟叶1575斤，得款21996元，在谭文秀户头出售烟叶708斤，得款10652元，在李从友户头出售烟叶726斤，得款8876元。胡某、张某、胡素华、杨某、李光贵、李某3、胡达贵、陈某共同署名，加盖了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果木村民委员会印章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16年，胡某在李从友户头出售烟叶2536斤，得款37951元；张某在李从友户头出售烟叶8729斤，得款139130元；胡素华在李从友户头出售烟叶3715斤，得款60793元；杨某在李从友户头出售烟叶10180斤，得款136869元；李光贵在李从友户头出售烟叶5150.4斤，得款76120元；李某3在李从友户头出售烟叶4068斤，得款66480元；胡达贵在李从友户头出售烟叶4068斤，得款64195元；陈某在李从友户头出售烟叶4308斤，得款67534元，共计649072元。旨在证明上述农户因没有烟叶种植合同或烟叶种植合同数量少，以原告的合同名义出售烟叶。被告的质证意见是：村委会不是烟叶收购方或出售方，无从知道案情，所出具的证明内容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10、发回重审过程中，原告提供了谭文秀、李天永、李天祥、李从友、李正荣、曾友琴烟叶销售发票。旨在证明李天友等农户2016年度在李正荣等户头出售烟叶得款812470.00元；原告等人种植的330亩烟叶出售得款944497.86元，扣除肥料款后实际得款772624.51元。被告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11、在（2017）黔0521民初272号案件庭审过程中，申请证人李某1、罗某、李某2、何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1、罗某证实的主要内容为：其二人均是为原告烘烤烟叶，每人烘烤10栋烤房，因为烟叶受害抢收，李某1烘烤的22烘均是坏的，罗某烘烤的40烘有18烘是坏的，李某1的月工资是2400.00元。何某证实的主要内容为：其是帮原告等人种烟，原告等人种植的烟叶中施用水溶肥的受害，没有施用水溶费的没有受害。李某2证实的主要内容为：其参与了原告等人种植烟叶全过程，其中有200亩烟叶肥料是用水箱背去打的，这些烟叶后来都起泡垮在地里了。被告的质证意见是：证人证实的烟叶受害是施用水溶肥导致没有依据。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调取的理化烟叶站2016年物质供应表，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分公司理化烟叶站出具的理化收购点2016年烟叶平均收购价为26.13元/kg、理化乡2016年平均亩产230.85斤的证明。原、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12、发回重审过程中，原告申请证人李某3、赵某、张某、陈某、胡某、彭某、杨某出庭作证，旨在证明李某3等人根据理化烟站的调剂，以谭文秀等人户头出售烟叶的事实。证人李某3证实的主要内容为：2016年，因为其没有签订烟叶种植合同，其找理化烟站，理化烟站用李正荣的合同给其出售烟叶，其出售了4000多斤，得款6万多元，钱是由李正荣取出后交给他。证人赵某证实的主要内容为：2016年，因为其签订的合同面积少，种植的烟叶超产，烟站让其找李正荣的合同出卖，其在李正荣的合同上出售了3000多斤，得款5万多元。证人张某证实的主要内容为：2016年，因为其没有烟叶种植合同，理化烟站调剂李正荣的合同给其出售，其卖了一万多斤，得款13万多元，钱是由李正荣取出后交给她。证人陈某证实的主要内为：2016年，其没有签订烟叶种植合同，理化烟站收购点点长说调剂合同给他卖，其卖了4700左右斤，得款6万多元。证人胡某证实的主要内容为：2016年，其因为没有保证金，就没有签订烟叶种植合同，后其找烟站，烟站说调剂合同给他卖，卖了2500多斤，得款3万多元。证人彭某证实的主要内容为：2016年，其因为没有签订烟叶种植合同，在李正荣的烟叶种植合同上卖了烟叶4000多斤，得款6万多元。证人杨某证实的主要内容为：2016年，她因为没有烟叶种植合同，李正荣将其合同给她卖，共计卖了一万多斤，得款13万多元，钱由李正荣取出后交给她。被告的质证意见是：证人证实的内容不真实，烟草从种植到销售都必须要有合同，种植的烟叶品种、使用的肥料均由烟草部门提供，烟叶收购由烟草专卖部门指定。 13、发回重审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对邓某（系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政府武装部长）、唐某（系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分公司理化烟叶站站长）、李某4（系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分公司理化烟叶站理化收购点点长）、文祥峰（系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分公司理化烟叶站职工）进行调查。邓某证实：其在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政府具体分管农业工作，在接到原告等人的反映后，其到现场看过，原告等人种植的烟叶受损确实存在，是否是施用水溶肥以及具体受损面积其不清楚，在烟叶收购时政府和烟站都没有权利调剂合同，因为涉及打款的问题。唐某证实：原告等施用的水溶肥是4800公斤，面积200亩，是以李正荣、谭文秀、曾友琴三个合同供应。在2016年六七月份，烟站根据烟叶“丰欠”情况调整过合同销售量，销售过程中不存在调剂合同销售的问题，具体收购点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其不清楚。发生烟叶受损后，烟站以200亩的受损面积向保险公司上报。李某4证实：其是理化烟叶收购点点长，原告等人种植的烟叶施用水溶肥的面积是200亩，后来该200亩烟叶确实全部受损。烟站调整过原告等人的合同销售量，但在烟叶收购过程中，收购点不存在调剂合同销售的情况，没有指定哪个农户的烟叶以原告等人的合同销售，是由他们双方自己约定。文祥峰证实：其是理化烟站职工，但2016年其与王德富均没有负责原告等人种植烟叶的片区，对原告等人烟叶受损情况不清楚。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文祥峰的证实没有异议，认为唐某、李某4、邓某的证实不真实。被告的质证意见是：证人的证实是真实的。 14、发回重审过程中，原告提供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县支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17年1月3日，该公司赔偿李天祥、李天永、谭文秀2016年度烤烟赔款分别为27720.00元、15444.00元、5544.00元。被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旨在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和被告有经营化肥的资格。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2、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烟叶收购管理信息系统数据表、原告烟叶销售发票复印件。旨在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烟叶种植面积和收购面积为530亩。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种植面积无异议，但种植面积不等于就是收购面积；对烟叶销售发票无异议，但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3、种植主体交烟情况汇总表。旨在证明原告实际出售的烟叶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530亩，因此，不存在原告烟叶受损的事实。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该证据形式和来源不合法，不能完全体现当地烟叶收购情况。 4、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公司关于做好2016年烟叶生产三项重点技术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农业部等关于加快配方肥推广应用的意见等附件。旨在证明案涉争议水溶肥属于国家推广产品，2016年在大方推广5000亩。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推广的前提是标示要规范、质量合格、依法取得生产许可证。 5、2016年烤烟专用肥购销合同及水溶肥购销合同。旨在证明水溶肥的化学成分和其他烤烟专用肥的化学成分一致。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被告销售的水溶肥包装上没有该水溶肥相关成分的记载。 水溶肥使用情况调查表。旨在证明水溶肥使用情况良好。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 贵州大学烟草学院关于大方县理化乡基地单元烟草病害病因调查情况报告。旨在证明水溶肥的使用与原告烟叶受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调查报告取样、委托程序不合法，因此所得结果不合法，同时，贵州大学烟草学院是生产水溶肥的公司的投资人。 被告申请贵州省烟草科学研究所专家石某、商某出庭作证。证人石某证实的主要内容为：水溶肥名为水溶根施肥，本案涉及的水溶肥还在示范阶段，作为示范技术还没有进行登记。水溶肥所用原材料和常规生产的肥料相同，相比之下水溶肥的部分原料质量更好一些。肥料本身不会直接导致损害后果，如果使用方法不当就是肥害，肥害的主要特征就是烟叶长势不好，但从照片看，案涉烟叶前期长势较好，这和使用方法不当无关。同时，该肥料对土地的PH值是有要求的。证人商某证实的主要内容为：烟叶病害包括侵染性病害和非侵染性病害。本案烟叶受损后，受公司邀请，其亲自到现场勘验，得出的结果是烟叶赤星病，即俗称的鸡眼睛病。该病的发生必需满足病原和高温多雨两个条件，在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就要看烟株的长势和抗病毒能力。赤星病的传播途径是气流和风雨，因此，案涉烟叶损害与肥料的使用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专家证人石某的证实大部分认同，对商某的证实不认同。 9、发回重审过程中，被告提供了贵州省2016年度烟叶 种植保险协议和赵某、李正荣、彭某、陈某户2016年度烟叶种植收购电子合同。旨在证明原告主张的彭某等人因为没有签订合同才以原告等人合同出售烟叶的情况不是事实。原告的质证意见是：陈某等人是因为所订立的合同不够其销售，且被告提供的合同是其公司单方制作，没有农户签字，无法核实其真实性。 10、发回重审过程中，被告提供了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关于田间鉴评“水溶性肥料在烤烟生产中的应用示范效果验证”项目的函、田间鉴评意见。旨在证明本案争议的水溶肥是省政府烟草主管部门明令示范推广，且经田间鉴评可以推广的肥料，具有安全性。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出函机构与被告是上下级关系，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缺乏公正性。田间评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和科学性，不能达到证明水溶肥属于合格产品的证明目的。 11、被告在发回重审过程中提供了争议水溶肥生产厂商的生产许可证、质量检验承诺、水溶肥成分检验报告。旨在证明水溶肥生产者是具有生产资质的企业，水溶肥质量经检验合格，成分体现清楚，对农作物特别是烟苗的生长无害。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该组证据均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 12、被告在发回重审过程中提供了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分公司关于烟用物资收费的证明。旨在证明被告按照每亩350.00元收取的肥料款包括基肥等其他肥料，其中的水溶肥每亩才是24公斤。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每亩350元的收费无异议。 13、被告在发回重审过程中提供了2016年大方县理化乡果木村受灾烟叶和2017年大方县理化乡石牛村未使用水溶肥的受灾烟叶对比照片12张、关于2016年原告等人200亩烟叶和2017年赵祖军等人种植的烟叶都有赤星病的说明1份，其中照片前一部分是原告受灾后提供，后一部分是大方公司工作人员勘验石牛村灾情时拍摄。旨在证明2016年本案原告烤烟使用水溶肥受灾的情况与2017年未使用水溶肥受灾的情况一致，证明受灾与水溶肥无关。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2016年原告烟叶受损的照片无异议，其余照片无拍摄时间、地、地点当事人在场，无法确定其真实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在发回重审过程中，被告申请对案涉争议水溶肥进行质量鉴定，本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办公室通过向相关鉴定机构进行咨询，均没有能够进行肥料质量鉴定的机构接受委托，故无法对案涉水溶肥进行质量鉴定。 经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和本院审查，对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的证明效力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旨在证明其2016年种植烟叶530亩，其中200亩施用的是被告提供的水溶肥、330亩使用的颗粒肥，被告在烟叶收购时按照每亩350元计算并扣留肥料款，以及施用水溶肥的200亩烟叶全部受损的证据，与被告提供的烟叶收购管理信息系统数据、贵州大学烟草学院关于大方县理化基地单元烟草病害病因调查情况报告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该部分证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原告提供的旨在证明案涉争议水溶肥存在质量问题的水溶肥外包装，因该水溶肥处于推广示范阶段，不能仅凭该包装标识不符合一般产品包装要求即认定存在质量问题，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用以证明其烘烤受损烟叶造成的损失的证据，因原告要求赔偿的损失中即包含了该部分损失，属于重复主张，故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用以证明在收购烟叶时，被告烟叶收购点调剂原告的烟叶种植合同给其他农户出售烟叶的证据中，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没有说明其证实内容的来源，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对调剂合同的过程、所出售烟叶的数量的证实，与原告提供的烟叶销售发票以及村委证明的内容相互不一致，故该部分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用以证明案涉争议水溶肥生产合法、质量合格的证据和出庭作证的专家的证言，均来源于争议水溶肥生产企业或投资人以及被告单方制作，没有第三方出具的质量合格证明和有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其真实性，故对该部分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用以反驳原告关于烟叶收购时收购点调剂合同的主张的李正荣、赵某、陈某、彭某的2016年烟叶种植电子合同，属于被告单方制作，除与本案有关联的李正荣的合同通过本案其他证据证明其客观真实外，其余合同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烟叶收购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种植主体交烟情况汇总表记载的内容与当事人的陈述及其他有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合伙，流转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果木村农户土地530亩用于种植烤烟，为便于管理，分别以曾友琴、谭文秀、李天祥、李正荣、李天永、李从友为种植主体，于2016年4月20日与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签订烟叶种植收购合同，合同约定的烟叶类型为烤烟，每亩单产125公斤，种植面积分别为曾友琴89亩、谭文秀92亩、李天祥79亩、李正荣90亩、李天永93亩、李从友87亩。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和烟苗、底肥、提苗费、追肥等种植物资供应。根据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关于下达2016年烤烟生产主推技术和示范技术计划的通知，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将案涉530亩烤烟中的200亩作为烤烟水肥一体化推广种植示范，使用由毕节烟草公司采购的黔南金福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水溶肥（又名水溶根施肥），以谭文秀92亩、李正荣90亩、曾友琴18亩供应水溶费4800公斤，包含其他种植所需物质，每亩按照350元计算物资和肥料价款，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理化仓在烟叶收购时，在支付给谭文秀、李正荣、曾友琴的烟叶收购款中扣留了70000.00元。另外的330亩按照常规栽培方式施用肥料。在生产过程中，施用水溶肥的200亩烟叶前期长势较好，但在临近采摘时，出现叶片坏死，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向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和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反映，同时对受损烟叶进行采摘烘烤，但烘烤后的烟叶质量达不到交售要求。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将李正荣等人反映的情况上报毕节烟草公司，毕节烟草公司委托贵州大学烟草学院对出现烟叶坏死的案涉烟叶受害原因进行鉴定。2016年8月26日，贵州大学烟草学院专家组在毕节烟草公司、毕节市农委下属植保站和土肥站、大方植保站、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等部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对李正荣等户种植的500余亩烟地（罩子沟组区域）进行实地调查，案涉施用水溶费的烟叶受害调查结果为：烟农介绍的施用水溶肥的烟地上部烟叶病害较为严重，上部叶达到绝收的程度，部分地块严重到中部叶以上全部绝收。另外，李正荣烤房后面未施用水溶肥的一片约3亩以上的烟地也发现与前述严重程度一样、病害特征一样的病害。鉴定机构同时随机选取李正荣地中施用水溶肥和未施用水溶肥以及大方县羊场镇坪寨村杨柳组王贵友等病害烟地的典型烟株（包括病害烟株的根、茎、叶）带回实验室进行鉴定。2016年9月3日，贵州大学烟草学院出具了《贵州大学烟草学院关于大方县理化基地单元烟草病害病因调查情况报告》，调查结论为罩子沟组区域内施用水溶肥和未施用水溶费以及杨柳组病害烟叶病害种类为烟草赤星病、根结线虫病，发病环境和原因基本相同，无明显差异。 2016年5月9日，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作为甲方，中国人寿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作为乙方，签订2016年度烟叶种植保险协议，协议约定，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受益人均为与甲方所属各县级烟草分公司签订烟叶种植收购合同的烟农，甲方出资作为对投保烟农保险投入的补贴，乙方在保险期限内，对暴雨、洪水、内涝、雹灾、风灾、冻灾、旱灾、病虫害的原因直接造成烟株有效叶片的财产损失予以赔偿。案涉烟叶受损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县支公司于2017年1月3以李天祥、李天永、谭文秀为种植户，共计赔偿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48708.00元。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以曾友琴、谭文秀、李天祥、李正荣、李天永、李从友为种植户与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签订种植合同约定的种植面积共计530亩、单产为125公斤/亩。2016年，以曾友琴、谭文秀、李天祥、李正荣、李天永、李从友种植户交售的烟叶收购款共计为1698317.36元、补贴56929.97元，种植面积为674亩。2016年度，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理化收购点烟叶平均收购价格为26.13元/公斤，平均亩产为230.85斤。在案件发回重审过程中，毕节烟草公司申请对案涉水溶肥质量进行鉴定，本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办公室通过向相关鉴定机构进行咨询，均没有能够对案涉肥料质量鉴定的机构接受委托，故无法对案涉水溶肥进行质量鉴定。 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1、原告等人施用水溶肥的烟叶是否受损；2、原告等人的损失如何计算；3、被告提供的水溶肥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以及与原告烟叶受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4、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原告等人主张其2016年度种植烟叶530亩，其中施用水溶费的200亩烟叶受损绝收，提供的视频资料和申请本院调查的证人唐某、邓某、李某4等人的证实，与被告毕节烟草公司提供的烟叶收购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2016年烟用物质供应表、毕节烟草公司委托贵州大学烟草学院进行调查鉴定后该机构出具的报告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告等人2016年度种植的烟叶施用水溶费的面积为200亩以及该200亩烟叶在采摘前均出现病害受损的事实，故对原告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出具的证明，2016年度该烟叶站理化收购点平均收购价为26.13元/公斤、平均亩产230.85斤。原告等人种植的烟叶属于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理化收购点的种植管理范围，故对原告的损失，以理化收购点管理范围的烟叶平均产量和平均收购价格计算比较公平合理，该项损失为200亩×230.85斤/亩×26.13元/公斤=603211.05元。原告要求赔偿烘烤受损200亩烟叶支付的工资等损失以及返还肥料款70000.00元，该支出属于原告种植烟叶的必然投资，已经包含在损失赔偿范围，原告的该项主张属于重复计算，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毕节烟草公司以原告等人2016年度6个种植合同实际交售烟叶已超过合同约定的数量，所获烟叶交售款已超过6个种植合同2016年度的收益为由，认为原告等人没有实际损失。但根据被告毕节烟草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告等人2016年6个种植合同交售的烟叶种植面积为674亩，比530亩的合同数多出144亩。根据种植合同约定，种植的烟苗、种植所需肥料等物资由毕节市烟草公司大发县分公司供应，而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供应原告等人的烟苗、肥料均是按照530亩供应，如果原告等人实际种植的烟叶面积为674亩，那么，超出合同面积的144亩，原告等人在无法获得烟苗、肥料等物资供应的情况下难以完成生产。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张在烟叶收购时，毕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理化烟叶站理化收购点调剂没有种植合同或者种植合同数少的烟农用原告的合同交售烟叶，虽然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但结合被告提供的原告最终交售烟叶对应的种植面积来看，应当存在其他种植户以原告等人的种植合同交售烟叶的情形。被告毕节烟草公司以原告等人实际交售的烟叶已超过合同约定数量，不存在损失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毕节烟草公司供应原告的水溶肥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以及与原告等人种植的烟叶受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毕节烟草公司对原告的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与种植户签订的种植合同，种植户种植的烟叶类型、种植所需肥料等物资均由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供应，种植户对种植的烟叶类型、肥料的使用没有选择权。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按照其上级公司关于推广烤烟水肥一体化种植示范要求，对原告等人2016年种植的530亩烤烟中的200亩推广施用水溶肥，对另外的330亩按照常规种植方式施用颗粒肥。被告毕节烟草公司供应的水溶肥虽然有生产许可证、生产企业出具的质量检测报告，但没有第三方出具的质量合格的证明文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被告毕节烟草公司申请，本院通过咨询相关鉴定机构，均无法对该肥料质量、成分及对农作物的影响进行鉴定，即被告毕节烟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水溶肥是没有缺陷的质量合格产品。同时，根据贵州大学烟草学院调查报告的分析，当年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各种烟草病害的发生，原告等人施用水溶肥的烟叶受损主要是由烟草赤星病、根结线虫病引起，但该调查报告未对案涉水溶肥的使用是否会导致前述病害的发生进行分析论证。而烟草赤星病的发病原因多样，包括烟叶品种、气候条件、施肥水平、栽培方式等方面。原告种植的530亩烟叶是以曾友琴、谭文秀、李天祥、李正荣、李天永、李从友为种植主体，与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签订种植合同，该合同的签订符合国家烟草专卖局《烟叶种植收购合同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即使毕节烟草公司提供的水溶费符合其产品质量要求，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作为案涉烟叶种植合同中在种植烟叶类型、肥料使用等享有决定权的一方，仍应对种植户种植烟叶的类型、土地、气候条件等是否适宜施用水溶费进行分析论证，但根据被告毕节烟草公司提供的证据，毕节市烟草公司大方县分公司仅按照上级公司推广使用水肥一体化的要求，将原告种植的530亩烟叶中的200亩施用水溶肥。原告等人种植的530亩烟叶属于在同一地段连片种植，气候条件相同、土地性质相近，但施用颗粒肥的330亩没有发病或发病不明显，施用水溶肥的200亩发病受损，而被告毕节烟草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也不能排除该200亩烟叶受损与施用水溶肥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毕节烟草公司应当对原告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毕节烟草公司的上级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与中国人寿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签订烟叶种植保险协议，由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为与其所属各烟草分公司签订烟叶种植合同的烟农投保，原告种植的烟叶受害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县支公司已赔偿原告损失48708.00元，该部分赔偿款应在被告毕节烟草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总额中予以扣除，即被告毕节烟草公司应赔偿原告的损失为603211.05元-48708.00元=554503.05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的损失554503.05元； 三、驳回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570.00元，由原告李正荣、谢绍敏、刘太君负担4570.00元，由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负担100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于自动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的两年内向本院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刘 洁 人民陪审员 周 萍 人民陪审员 谢 健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