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681民初5049号原告：诸暨市一中化纤厂，住所地：诸暨市大唐镇金松路966号。投资人：陈益忠。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作华，诸暨市璜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思思，女，198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薏棉，广东佳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诸暨市一中化纤厂与被告王思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提交答辩状期间，被告王思思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8）浙0681民初5049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王思思的异议。被告王思思对此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查后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8）浙06民辖终190号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于2018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诸暨市一中化纤厂的投资人陈益忠、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作华以及被告王思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薏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诸暨市一中化纤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王思思支付涤纶丝款733682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约定利息。审理中，原告明确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事实和理由：原、被告间已有多年的业务关系，双方经结算在2015年3月9日前被告尚有余款28743元。但从2015年3月9日开始至2016年5月底陆续向原告购买各种不同规格的涤纶丝共计货款3469989元。被告通过付款及退货，到目前被告尚欠733678元，经原告多次催讨未付。被告王思思答辩称：一、被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告的对账单上表明其开票供货给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送货单上也没有被告签名确认，而且对账单上的金额和送货单上的金额不一致，无法一一对应；二、即便如原告所言，主张的货款是和被告之间产生的，不论是对账单还是送货单，上面均没有被告的签名确认，也就是说双方没有进行最后的结算。因此，在被告主体不适格，双方也没有进行最终对账确认的情况下，原告的证据是不充分的，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诸暨市一中化纤厂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对账单三份和相应的送货单一组，用以证明本案的交易对象是被告王思思以及整个交易过程和所欠货款金额的事实；2、工商登记信息二份，用以证明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被告王思思，公司已于2018年6月22日注销，另一个义乌市安成化纤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思思的丈夫，本案涉及的两个公司都与被告王思思有关的事实。被告王思思未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据。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被告经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面制作，且对账单上的数据与送货单上的内容不能一一对应，最后一份送货单上累计欠款的金额是经过涂改的，涂改后没有经当事人签字确认，即使第一份对账单是经被告签字的，但是双方的交易一直到2016年，中间存在还款、下单，最终的数据是不确定的，对第一份对账单上王思思的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朱萍和蒋明都是帮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送货的，孙安定是王思思的丈夫。本院认为，2015年至2016年1月份的对账单系由被告本人签字确认，2016年3至5月份的对账单系由朱萍签字确认，两份对账单均系根据该期间的送货单及被告的付款情况制作而成的，而送货单基本上由蒋明签收，对于朱萍和蒋明作为收货人的身份，被告予以确认，故本院对该两份对账单及相应的送货单均予以认定，个别送货单上存在涂改，根据该送货单上原载内容，本院经核算后确认涂改后的金额仅系对计算错误的金额予以修正，并非对送货单内容的变更，且修正后的欠款金额与对账单上的一致，并经朱萍确认，即使对账单和送货单上中间个别金额存在微小出入，也不影响双方最终确认的截止2016年5月25日尚欠的货款金额；2016年3月至2017年10月份的对账单仅系对前两份对账单及之后付款情况的汇总，未经双方签字确认，其中的付款情况属于原告的自认，本院予以认定，对其余内容不予认定。证据2，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以义乌市安成化纤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王思思的丈夫、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王思思为由要求本案债务由王思思来承担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即使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已注销，也应由其来承担支付义务，应该保护股东的有限责任。本院对该两份工商登记信息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涤纶丝的销售商。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期间，案外人蒋明陆续至原告处提取涤纶丝，在原告制作的送货单的客户签名处签字确认，并注明“代王思思”（其中编号为0003670和0004282由蒋成代签）。每一份送货单上均载明购货人为“王思思”，并载明了相应的货物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及此前欠款、今日货款和累计欠款的金额。2016年，被告王思思就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总销售额和累计欠款等进行了结算，并在载明客户姓名为“王思思（思冠化纤）”的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截止2016年1月10日累计欠款1084066元；之后，案外人朱萍代被告王思思就2016年3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总销售额和累计欠款等进行了结算，并在载明购货单位为“王思思（义乌市思冠针织义乌市安成化纤）”的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截止2016年5月25日累计欠款1392950元。交易期间，原告接受了被告王思思及案外人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义乌市安成化纤有限公司、义乌市中帆有限公司、义乌市科利织造有限公司等人通过银行转账或交付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的货款，并开具了购货单位分别为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义乌市安成化纤有限公司、义乌市中帆有限公司、义乌市科利织造有限公司和义乌市傲丽服饰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自认在与朱萍对账结算后其收到了货款共计593400元，并接受了部分退货计货款65868元。另查明，被告王思思系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已于2018年6月22日登记注销。义乌市安成化纤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安定系被告王思思的丈夫。关于本案事实，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的是被告王思思还是以其为法定代表人的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原告认为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被告王思思，而被告抗辩为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被告仅系履行职务行为。本院认为，在交付货物时，原告在填写送货单时均注明购货人为“王思思”，而被告认可的收货人蒋明在签收货物时亦注明了“代王思思”，即原告和被告方的收货人在主观上均认为买受人为被告王思思。其次，在对账结算时，被告王思思以其个人名义在对账单的“客户签字”处签名，未注明公司名称，也未加盖公司印章，被告认可的另一收货人朱萍在对账时也注明了系代王思思，即在双方对账时，被告并未向原告披露其系作为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履行职务。再则，被告王思思通过其个人账户多次向原告支付货款，虽然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也有向原告付款，但此外义乌市安成化纤有限公司、义乌市中帆有限公司等亦曾向原告转账支付过货款，且根据被告王思思的指示，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购货单位除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外，另有义乌市安成化纤有限公司、义乌市中帆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并无可区别于义乌市安成化纤有限公司等其他公司的能表明其为买受人的表象或特性。综上，本院认定在本案中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的是被告王思思。退而言之，即使买受人是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该公司现已登记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现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在办理注销登记前进行了清算，故被告王思思作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应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原告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被告承担本案债务。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33682元（1392950-593400-65868），由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所证实，其在欠款后未及时付款，显属违约，应承担偿付尚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民事责任。原告对被告提出的诉请，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抗辩其并非买受人，本案适格被告应为义乌市思冠针织有限公司，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另抗辩，双方未进行最终对账结算，债务金额无法核算，现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查明事实确认债务，故对该辩称本院亦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思思应支付原告诸暨市一中化纤厂货款733682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月3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37元，减半收取计5568.50元，由被告王思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冯 丽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代书记员  周秀梅?????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