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1民终5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文（曾用名李鸿文），女，1962年4月6日出生，壮族，户籍所在地南宁市武鸣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卢俏媛，女，1987年6月2日出生，壮族，户籍所在地南宁市武鸣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懿真，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美娟，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第一村民小组。 负责人：周爱林，组长。 上诉人李红文、卢俏媛因与被上诉人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同村一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2017）桂0122民初1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红文、卢俏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懿真、苏美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大同村一组的负责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红文、卢俏媛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大同村一组支付李红文、卢俏媛土地征收补偿费4629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同村一组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据此作出的判决结果也完全错误。1、李红文、卢俏媛自出生时起就原始取得大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且户籍从未迁出大同村**，也未曾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和成员资格，更未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李红文、卢俏媛在一审已提供土地延包证及新农合医疗保险收费收据予以佐证，不存在任何丧失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事由。李红文属于“农嫁居”、卢俏媛属于“农嫁农”情形。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李红文、卢俏媛不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事实完全错误，并且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完全相悖。2、一审判决认为李红文、卢俏媛在大同村—组未分配有宅基地和责任田地错误。从李红文、卢俏媛二审提交的证据《武鸣县农村个人建设住宅用地批准书》和《户口簿》可知,1998年12月20日土地局颁发《武鸣县农村个人建设住宅用地批准书》上，已备注了家庭人口为7人，并按每人30平方米的计算方式批准李勇烈所在的家庭户使用210平方米面积的宅基地，其中就包括李红文和卢俏媛在内，与当时《户口簿》上的人数7人(含李红文和卢俏媛)完全相符，因此李红文和卢俏媛当然享有宅基地。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我国农村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政策，都是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方式。而李红文和卢俏媛从出生至结婚前，一直在大同村一组居住、生产和生活，且婚后未在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取得承包地和成员资格，当然享有大同村一组的责任田地。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李红文和卢俏媛在大同村一组未分配有宅基地和责任田地的事实也完全错误。3、众所周知，根据中国历史传统，妇女出嫁后绝大部分进入夫家生活，如果仅因为妇女出嫁就剥夺其应享有的村民权利，反而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出嫁女”的规定。一审判决在大同村一组拒不到庭参加应诉和辩论的情况下，将应由大同村一组举证的责任反而分配给了李红文、卢俏媛，由李红文、卢俏媛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做法是非常荒谬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虽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却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要求李红文、卢俏媛提供证据证明其仍在大同村一组生产和生活，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与一审法院同一时间、同一事实的其他案件判决结果完全相悖，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被上诉人大同村一组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李红文、卢俏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大同村一组向李红文、卢俏媛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4629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大同村一组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李红文系大同村一组老虎岭屯4号居民李华林、陆美荣共同生育的长女，从小在大同村一组出生、居住、生活。李红文的父母李华林、陆美荣一直居住、生活在大同村一组，父亲李华林与母亲陆美荣共生育有三女二男，即李红娟、李红文、李红萍、李敏烈、李勇烈。李华林于2012年过世。陆美荣的子女成家后均已另立户籍。1992年5月14日李红文与城镇居民卢国荣登记结婚，婚后未将户口迁出大同村**。李红文与卢国荣于1987年6月2日生育女儿卢俏媛，1997年6月24日生育儿子卢津标。卢俏媛出生后户口登记在大同村**，2006年因读书曾迁出，后于2009年读书毕业迁回大同村一组。卢津标因读大学户口迁出随父亲卢国荣。2015年11月9日，卢俏媛与广西阳朔县高田镇都银村69号莫明富登记结婚，但卢俏媛未迁户口至夫家。李红文、卢俏媛以大同村一组村民的身份从2005年至2017年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李红文、卢俏媛在大同村一组未分配有农村宅基地和承包责任田地。 另查明，2011年6月，因武鸣县消防大队扩建大院，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向大同村一组征收部分土地，大同村一组在获得征地补偿款后，于2014年5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给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人2000元的征地补偿款，但李红文、卢俏媛并未获得该征地补偿款。 又查明，因南宁教育园区东片区项目建设需要，武鸣区城厢镇人民政府依法征收大同村一组位于土名“雷桑轰”、“雷扫把”、“北弹”、“塘旱、狼窝、瑞哥坳、瑞哥、可桃、坝大、清明、北门、墓家夏、下那、傍溪、前岭、墓悦、坛红、坛用、阶畚、陆家、公所、王归、板吕正朝、雷雷、往养、坝众、可下、可直、雷桑意、可闹、雷桑、可民、坛轰、坛轰意、那布、三分、农骨、塘三叉、可桃、吐猪”等集体土地面积共1240.55亩作为项目建设用地，征收土地范围、界限详见红线图所示。为解决征地后农民生活出路问题，武鸣区城厢镇人民政府同意在南宁教育园区武鸣东片区范围内安排98.55亩作为集体“三产”用地。根据南宁教育园区东片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扣除预留“三产”面积后，武鸣区城厢镇人民政府按如下统价计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1142亩×90000元/亩＝102780000元。2015年11月3日，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与大同村一组组长、生产队群众代表签订了三份《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和一份《征收土地附加协议书》。协议书签订后，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6个月内分三期支付上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给大同村一组。大同村一组领取上述款项后分别于2016年1月26日、2016年5月20日、2017年3月2日向符合大同村一组成员资格的317名村民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每人27670元、200000元、1780元。李红文的母亲陆美荣均已领取上述补偿款，李红文、卢俏媛因未能参与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而与大同村一组产生纠纷，双方经协商不下，李红文、卢俏媛遂于2017年6月2日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大同村一组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已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问题，这是由土地补偿费的性质所决定的，土地补偿费实质上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只要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应当享有均等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权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是解决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基本前提。因此，李红文、卢俏媛因未能参与大同村一组分配的土地补偿费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支付相应份额，需对李红文、卢俏媛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认定。 李红文因父母双方均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从小出生在大同村**，所以李红文自出生时起原始取得大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李红文出生后一直在大同村一组居住、学习、生活，并依法登记为大同村一组常住户口。1992年李红文与城镇居民卢国荣结婚后，其已不在大同村一组居住生活，而且李红文在大同村一组未分配有宅基地和责任田地，2015年11月3日，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征收大同村一组集体土地时，其户口虽留在大同村**，但对于李红文结婚后是否仍具有大同村一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应以户籍为标准，辅之以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长期生产、生活来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红文结婚后户口仍留在大同村**，主张其仍在大同村一组居住、生产、生活，履行村民义务，仍然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李红文应对该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李红文虽提供证据证实其一直在大同村一组缴纳新农合，但并未能证明李红文婚后仍长期在大同村一组生产、生活，其主张与事实不相符，故李红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李红文主张其仍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难采信。 卢俏媛因父母一方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出生后户籍登记为大同村**常住户口而原始取得大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015年其与阳朔县高田镇都银村莫明富结婚，户口未迁至夫家，仍留在大同村一组。对于卢俏媛结婚后是否仍具有大同村一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应以户籍为标准，辅之以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长期生产、生活来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从历史传统和自然习惯来看，卢俏媛婚后应当进入夫家所在地生产、生活，卢俏媛并未能举证证明其存在无法在夫家所在地生产、生活的客观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卢俏媛结婚后户口仍留在大同村**，主张其仍在大同村一组居住、生产、生活，履行村民义务，仍然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卢俏媛应对该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卢俏媛虽提供证明证实其在夫家未取得任何土地或耕地、农田，但并未能证明卢俏媛婚后仍长期在大同村一组生产、生活，其主张与事实不相符，故卢俏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卢俏媛主张其仍具有大同村二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予采信。 由于李红文、卢俏媛不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李红文、卢俏媛请求支付土地征收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共462900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红文、卢俏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243.5元，由李红文、卢俏媛负担。 二审中，李红文、卢俏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武鸣县农村个人建设住宅用地批准书》，证明李红文、卢俏媛享有宅基地，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户口簿》，证明户口簿上有李红文、卢俏媛名字，1998年12月批准的宅基地包括李红文、卢俏媛在内，因此李红文、卢俏媛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3、武鸣区人民法院（2017）桂0122民初729、73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同一法院作出同案不同判的结果，本案一审判决完全错误，另证明2011年6月1日，大同村一组也给该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了土地补偿款2000元。证据4、财产保全保险的发票（NO.01048503），证明李红文、卢俏媛在一审中申请财产保全而支付的费用，应当由大同村一组承担。 李红文、卢俏媛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如下事实有异议：1、对“李红文、卢俏媛在大同村一组未分配有农村宅基地和承包责任田地”有异议，认为李红文、卢俏媛是有农村宅基地和承包责任田的。2、对“……村民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每人27670元、200000元、1780元”有异议，认为遗漏了2011年每人获得2000元征地补偿款。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1、从李红文、卢俏媛在二审中提交的《武鸣县农村个人建设住宅用地批准书》和《户口簿》来看,1998年12月20日武鸣县城东镇土地规划管理所颁发的《武鸣县农村个人建设住宅用地批准书》上，注明申请者为李勇烈，家庭人口为7人，批准用地面积为210平方米，与《户口簿》中7人相对应，可以认定其中就包括李红文和卢俏媛在内，故一审判决认定李红文、卢俏媛在大同村一组未分配有农村宅基地不当。2、一审法院已经另查明，2011年6月，因武鸣县消防大队扩建大院，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向大同村一组征收部分土地，大同村一组在获得征地补偿款后，于2014年5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给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人2000元的征地补偿款。故一审判决没有遗漏2011年每人获得2000元征地补偿款。综上，本院二审除一审认定“李红文、卢俏媛在大同村一组未分配有农村宅基地和承包责任田地”应为“李红文、卢俏媛在大同村一组分配有农村宅基地”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阳朔县高田乡乐响村公所都根经济合作社于2017年7月26日出具证明，内容为：兹有桂林市阳朔县高田镇都根村69号莫明富与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老虎岭屯4号卢俏媛于2015年11月9日登记结婚，由于其妻卢俏媛的户口未迁入夫家。在本村组未分配得耕地、林地、宅基地和未享受本村组的福利分红等。阳朔县高田镇乐响村民委员会盖章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大同村一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已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关于李红文、卢俏媛是否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李红文、卢俏媛请求大同村一组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462900元是否有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李红文自出生起即落户于大同村**处，系原始取得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李红文外嫁城镇居民，但户口并未迁出大同村**，未转为非农业户口，且其未被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及未取得其他稳定的劳动收入和工作安排，则李红文在其娘家集体经济组织即大同村一组的成员资格未丧失，故李红文主张其仍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卢俏媛自出生起即落户于大同村**处，系原始取得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其嫁村外农业人员，但其户口并未迁至夫家，仍留在大同村一组，且未取得夫家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和享受福利待遇，故卢俏媛主张其仍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李红文、卢俏媛不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由于李红文、卢俏媛具有大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李红文、卢俏媛有权与其他集体成员一同参与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大同村一组已先后4次按照人均2000元、27670元、200000元和1780元的标准将土地征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分配给大同村**村民，故李红文、卢俏媛请求分配土地补偿款共4629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2017）桂0122民初144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第一村民小组支付上诉人李红文、卢俏媛土地征收补助费及安置补助费462900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8243.5元，保全费2834元，均由被上诉人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第一村民小组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244元，由被上诉人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第一村民小组负担。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案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或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闭燕华 审判员  朱菲菲 审判员  曾 涛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瑞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三十二条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三十三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