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8)鲁08刑终266号原公诉机关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卫东，男，1963年1月7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山东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副总经理，住济宁市（户籍）。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7年6月8日由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辩护人李庆兰，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勇，1974年7月24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教材中心经理，户籍所在地济宁市任城区，住济宁市。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7年6月13日由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6日被逮捕。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钧，男，1974年5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江苏春雨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员，户籍所在地南京市鼓楼区，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7年6月11日由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3日被逮捕。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卫东、高勇、徐钧犯受贿罪、行贿罪一案，于二○一八年七月三日作出（2017）鲁0811刑初85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卫东、高勇、徐钧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山东省济宁市新华书店系于1985年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2011年12月30日，因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取消市、区新华书店独立法人资格，变更为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山东省济宁市新华书店教材科负责济宁市城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教材、教辅的征订及发行工作。被告人刘卫东2003年至2006年11月任济宁市新华书店教材科科长，2006年11月至2010年1月任济宁市新华书店总经理助理，分管教材教辅工作，2010年1月任济宁市新华书店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副总经理，分管教材教辅工作至案发，其中2012年12月至2015年10月在兖州市新华书店挂职党支部书记、经理期间不再分管教材教辅工作。被告人高勇2004年1月起在济宁市新华书店教材科工作，2007年10月至2013年11月任教材二科科长，2013年12月至案发任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教材发行管理中心经理，负责新华书店教材发行管理中心工作，协管教材、教辅征订发行工作。2006年年初，作为春雨公司业务员的被告人徐钧，为在山东济宁市销售该公司发行的中小学教辅试卷，找到时任济宁市新华书店教材科科长的被告人刘卫东，请求其帮忙开发济宁市场，并承诺支付业务推广费，刘卫东称在济宁市辖区中小学发行试卷需要经原济宁市市中区教育局教育服务处的刘峰（已判刑）同意，徐钧请刘卫东帮其协调，并先期支付10万元推广费用。刘卫东与刘峰共谋后，刘峰同意在济宁市中小学发行春雨公司教辅试卷，刘卫东遂与徐钧商议业务推广费的支付标准，徐钧提出按照每季（春季、秋季）销售量的10%支付，刘卫东提出计算太麻烦，按照春季、秋季各支付10万元，即每年20万元的业务推广费进行支付。徐钧表示同意。2006年至2010年间，徐钧每年按春季10万元、秋季10万元的标准将业务推广费支付给被告人刘卫东。2011年因省新华书店要求各地发行试卷需经省内出版社，导致春雨公司发行费用增加，经徐钧与刘卫东协商，业务推广费标准降低为每年10万元。2008年至2010年，刘卫东将收受的业务推广费每年分给高勇5万元。2012年底，被告人刘卫东调任兖州市新华书店挂职，不再分管济宁市新华书店教材科工作，刘卫东安排徐钧将每年的业务推广费送给接任其工作的被告人高勇，徐钧遂从2013年起每年将10万元业务推广费送给高勇直至2017年，其间2015年因市场变化春雨公司无销售业务未支付该10万元，被告人高勇在每年收到该10万元后均分给刘卫东5万元。综上，被告人刘卫东经手收受徐钧所送业务推广费120万元，高勇经手收受徐钧所送业务推广费40万元，共计收受被告人徐钧所送贿赂款160万元。其中，被告人刘卫东共计受贿160万元，个人分得52万元，被告人高勇共计受贿70万元，个人分得35万元。2008年左右，因春雨公司发行的试卷不再适应济宁市中小学使用，刘峰与刘卫东联系后，刘卫东又与徐钧协商，商定由原济宁市市中区教育局教研室教师编写教辅材料，由春雨公司负责出版、印刷，济宁市新华书店负责发行，春雨公司按照每本教辅材料3000元的标准支付稿费。刘卫东安排济宁市新华书店职工尹某用个人名义在中国工商银行开具账户，专门用于接收春雨公司支付的稿费，该银行卡由高勇负责保管。2009年3月6日至2016年12月22日，春雨公司通过转账给尹某的方式共计支付稿费162.89万元。被告人刘卫东任职期间，将该部分稿费按照每本教辅材料1000元的标准支付给原济宁市市中区教育局教研室，将剩余的每本2000元稿费予以截留；高勇任职期间，按照每本教辅材料1500元的标准支付给原济宁市市中区教育局教研室，将剩余的每本1500元稿费予以截留，截留的费用用于了公务支出。被告人刘卫东到案后，主动供述了侦查机关未掌握的其于2006年至2017年收受徐钧以业务推广费的名义所送贿赂款共计160万元的犯罪事实。2018年6月27日，被告人刘卫东退缴赃款52万元，被告人高勇退缴赃款20万元。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书证（1）被告人的户籍信息证实被告人刘卫东、高勇、徐钧的身份情况，作案时均系成年人。（2）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文件、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文件、山东省财政厅文件、济宁市新华书店文件、营业执照、企业信息、企业变更信息及相关申请材料等证实：2012年12月21日，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取消市、区新华书店独立法人资格，变更为集团分公司，2011年4月，济宁新华书店增加实收资本至500万，2011年12月30日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成立，为全民所有制。（3）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出具的被告人刘卫东、高勇的基本情况、相关任职及工作分工文件证实：被告人刘卫东2003年2月至2006年11月任新华书店教材科科长，2006年11月至2010年1月任总经理助理分管教材教辅工作，2010年1月至今任新华书店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10年至2014年,2015年至今分管教材教辅工作）。被告人高勇2004年1月至12月在教材科工作，2005年1月至2007年9月任教材一科副科长，2007年10月至2013年11月任教材二科科长，2013年12月至2014年5月任教材发行管理中心经理，2014年5月至今任总经理助理兼教材发行管理中心经理。（4）春雨公司企业信息和徐钧劳动合同书证明徐钧与该公司签约任职情况。（5）春雨公司出具的徐钧收入汇总表、2006年1月至2017年5月费用报销汇总表、各项福利统计表、业务提成统计表（济宁）、业务提成统计表（不含济宁）及相关会计凭证证实：徐钧在上述时间区间工资收入251237.40元，报销费用146399.80元，业务提成（济宁）1733376.62元，业务提成（不含济宁）3374102.30元，各项福利21380元，合计5526496元。上述书证经张某3、孔某、朱某、严某辨认并予以签字确认，与上述证人证言可相互印证。（6）被告人刘卫东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存款凭条证实：以上凭证经刘卫东辨认后确认，系其收受的徐钧送的业务推广费后分别存入其个人账户，与被告人刘卫东的供述及辨认笔录相印证。（7）被告人高勇工商银行、兴业银行账户明细、存款凭证等证实：以上凭证经高勇辨认，系其2018至2010年每年收到刘卫东给其的5万元后分别存入其个人账户，与被告人高勇的供述及辨认笔录相印证。（8）刘峰、刘卫东、高勇购房协议和购房合同证实：三人出资合伙购买济宁市金工塑料工业有限公司门面房的情况，房款共计1441650元。（9）春雨公司提供的济宁地区稿费明细表和相关银行转款凭证证实：自2009年3月6日至2016年12月22日，春雨公司分15次共向尹某工商银行账户转款计162.89万元。（10）2009年至2016年练习与检测大试卷命题费发放汇总表系济宁市任城区第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张某4提供的稿费发放表，公共支出共计644561元。（11）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办案说明证实：该局在办理原济宁市市中区教育局教育服务处主任刘峰涉嫌受贿罪一案过程中及对刘卫东立案刑事拘留后，刘卫东如实交代了侦查人员未掌握的其于2006年至2017年单独收受、与高勇共同收受徐钧以业务推广费的名义所送贿赂款共计160万元的犯罪事实。根据刘卫东的供述，该局掌握了高勇涉嫌受贿罪、徐钧涉嫌行贿罪的犯罪事实。2017年6月10日对被告人徐钧补充立案，徐钧归案后如实供述了2006年至2017年以业务推广费的名义送给刘卫东、高勇贿赂款共计160万元的犯罪事实。2017年6月7日、6月13日侦查人员电话通知高勇到该院接受询问，高勇拒不供述犯罪事实。2017年6月15日高勇如实交代了多次参与收受徐钧以业务推广费的名义所送贿赂款的犯罪事实。2、证人证言（1）共同参与人刘某的供述：学校征订教材分春季、秋季，新华书店教材科负责学生教材的征订。其与刘卫东是直接的业务关系，特别是关于辅导教材业务需要其的支持。刘卫东想进哪家供应商的辅导材料，他就会让其向教研部门推荐这家供应商的辅导教材，通过教研部门审核通过后由教育服务处上报这家供应商的辅导教材。2007年以后，刘卫东曾向其推荐过江苏春雨公司的辅导教材，推荐的春雨公司的试卷，在其任服务处主任期间一直在使用。徐钧是春雨公司的业务员。2008年上半年的时候，刘卫东曾经给其说过关于试卷的事，他和徐钧说好了，春雨公司给业务推广费的事已经达成协议了，当时刘卫东也给其说了业务推广费的具体情况。2007年其买皇经阁的房子让刘卫东帮着解决了35万元，这35万实际就是徐钧给的业务推广费。2010年南池的房子要交首付，刘卫东刷卡交了18万元，2011年5月交第二次房款，其又给刘卫东要了10万现金。2007年底、2008年初的时候，刘卫东和徐钧商量后让其联系教研中心一起商谈修改试卷的事宜，商谈时刘卫东提出得给相应的稿费。商量完后教研中心对春雨公司的试卷进行了修改，稿费的事其没再参与。其与刘卫东、高勇购买门面房没人帮其付过款。（2）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2007年7、8月份，刘峰购买了越河北路金工塑料公司门面房，总价145万元，现钱现房，经辨认出示的五张银行信息，"中国建设银行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存款凭条，卡号43×××43，收款人刘某1，存款人沈海媛，金额10万元"的银行信息，这笔钱是2007年7月17日刘峰他们转来的购房款，其不认识转款人沈海媛，个人和沈海媛没有经济关系。（3）证人房某的证言证实：新华书店教材科的工作职责是负责中区和任城区中小学和高中教科书、教辅材料的征订和配送。从2009年起，高勇每年一次或两次给其发过一两千到五千不等的现金作为辛苦费，全科的人高勇都发了，钱的来源其不知道。（4）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运昌公司2005年成立，实际是新华书店成立的公司，国有的，2015年公司注销。运昌公司没有开展过工作，只是根据领导安排，把新华书店教材科本身征订发行的教辅材料记到运昌公司账上，具体工作都是刘卫东负责，高勇、房某是工作人员。运昌公司账上与春雨公司的业务实际不是运昌公司开展的，运昌公司只负责走账，实际是新华书店的业务。（5）证人董某的证言证实：其2009年任教材科副科长，新华书店和春雨公司有多年业务关系，书店在每年或每季发过全勤奖、油补、年终奖等，近几年分管财务的张某1每年一次或两次给其一千到四千元不等的现金。（6）证人尹某的证言证实：其是新华书店的临时工，2005年或2006年到教材科工作至今，2009年3月4日，高勇让其用个人的身份证在工商银行开发区支行开了个尾号60529的账户，然后将卡和密码交给高勇使用，本人从未使用，2016年5月12日换过一次卡。2016年底高勇单独给其五千元辛苦费，2015年其孩子在北京看病，高勇给了一万元。（7）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其2012年至今在教材中心任财务人员，每年除新华书店发的工资奖金外，从2012年开始，高勇每年给其发两次二千到三千不等的防暑降温费和过节费，钱的来源不知道。（8）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2016年底张某1给过大约三、五千元，说是部门年底的奖金，钱的来源不清楚，高勇没有单独发过钱。（9）证人郑某、陈某、吴某、张某2、李某2、田某、郭某、周某、于宾、宫某、郑建卫均系新华书店教材中心工作人员，上述证人证言内容一致，均证实2012年以来，高勇向其发放几千元不等的现金的情况。（10）证人朱某的证言证实:其是春雨公司财务审计部主任，徐钧从财务上结算的费用分为三块，基本工资、因开展业务产生的实报实销费用和根据每年业务完成情况核算生成的绩效奖金（也可以称为业务提成）。基本工资财务上造表打到徐钧个人银行账户里；因开展业务产生的实报实销费用由徐钧提供发票，他的业务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财务部门审核后向徐钧结算现金，由他本人签字领取；根据每年业务完成情况核算生成的绩效奖金，也是由徐钧提供若干票据，先由他的业务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财务部门再审核，也是向徐钧结算现金，由他本人签字领取。对于徐钧领取的相关提成的凭证和向尹某发放稿费的凭证是严某交给其向检察机关提供的,资金来源其不清楚，由杨某1单独负责，杨某1对老板严某负责。关于公司业务员提成的发放，首先营销部要财务审计部确认业务员回款情况，然后营销部孔某根据回款情况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业务员提成金额的核算签字，再找严某签字同意后发给业务员。业务员提成的发放，都有一些发票来冲抵，分别经孔某、严某签字后拿票据到财务审计部支钱，业务提成没有体现在公司正常财务账上，属于公司的账外资金，由严某指定专人发放，领款凭证上都有徐钧的签字，应该是真的。其向侦查机关提供的徐钧收入的相关统计表及账目凭证，包括徐钧收入汇总表、徐钧各项福利统计表、徐钧业务提成统计表（汇总）、徐钧业务提成统计表（不含济宁）、徐钧业务提成统计表（不含济宁）、徐钧费用报销汇总表，以上是根据公司董事长严某的委托，在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提供的，应该都是真实的。办案人员说的给当地单位的返点（回扣）这个事其不了解，在公司的账上没有体现。（11）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实:其2009年4月至今任春雨公司市场部主任,销售部的徐钧从2006年秋季开始向山东省济宁市销售教辅材料，徐钧具体如何谈成的以及后面如何做的其都不清楚,每季都是根据徐钧拿来的订单发货。徐钧的收入有基本工资和销售提成，销售提成是根据业务回款情况发放的。收到回款后，其根据公司管理规定确认销售额在提成的哪个档位，然后徐钧填写领取单，其找领导审批，严某再安排财务支付给徐钧销售提成。徐钧在公司里领取了销售提成之后由他自己支配。经辨认徐钧收入汇总表，基本工资收入、费用报销汇总表、福利统计表都是真实的。销售提成情况经辨认也是真实的，从2006年1月到2017年5月，徐钧在济宁地区业务提成共计1733376.62元，在不含济宁地区的业务提成共计3374102.30元，在济宁和不含济宁的业务提成共计5107478.92元。徐钧工资、费用报销加业务提成、福利共计5526496元，由徐钧个人支配。（12）证人孔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11月至今其任春雨公司销售部经理，徐钧主要是向山东省济宁市新华书店销售教辅材料，这项业务一年两个季度。春雨公司与所有合作的新华书店都没有签订过合同。春雨公司的业务员出差跑业务，公司没有提供给业务员业务推广费。徐钧的收入有基本工资和销售提成。销售提成是根据业务销售定额发放的，是公司对业务员的奖励，激励他们积极的出去拓展销售市场。按照公司规定有几个档位，根据不同的档位领取提成。徐钧的销售提成是公司收到业务回款之后，徐钧就会向其要求发放销售提成，其向财务核实业务回款的情况后，根据公司制定的文件确认销售额在提成的什么档位上，然后由徐钧填写提成领取单，其拿着单据向严某汇报，把单据交给严某，其的工作就完成了。至于严某如何安排财务部的人将销售提成支付给徐钧其不知情。徐钧销售提成是他个人的收入，由他个人支配。春雨公司支付给济宁市教师稿费的情况是徐钧说济宁新华书店提出来公司教辅材料不适用于当地的教学，他们想让当地教研室的教研员编写教辅材料，由春雨公司印刷出版，济宁新华书店发行。如果采用他们当地编写的教辅材料，征订量就会大幅度提高，还说要求每本教辅材料的稿费是3000元，其向严某汇报后严某同意了。收稿费的账号是新华书店提供给公司财务的，由公司财务把稿费按照每本3000元的标准支付给教辅材料的编写者。证人孔某对徐钧的收入汇总表、基本工资收入、费用报销汇总表、福利统计表及徐钧业务提成表经辨认后证实的情况与张某3证实情况相一致，对春雨公司出具的徐钧的收入情况证明予以认可。（13）证人严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春雨公司董事长，春雨公司向济宁新华书店销售教辅材料的业务是徐钧一直在负责的。印象中是2006年秋季济宁新华书店开始销售的春雨公司的教辅材料的，合作一二年后，徐钧汇报济宁新华书店提出当地教育局要求编写教辅材料的稿件，这件事是张某3或者孔某汇报的，稿费按照每本3000元的定额标准支付。后来由济宁教育局供稿的教辅材料产品顺利发行了，也按照提供的教辅材料的本数支付了稿费。因为作者不愿意提供身份证号，新华书店只提供了一个私人的银行账号，所以没法走账，只能让一位财务主管用现金的方式支付稿费。公司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好解决的费用，公司就利用现金收入来解决，现金由杨某1负责保管。徐钧的收入有基本工资和业务提成，业务提成是公司对业务员的奖励，鼓励他们积极的出去拓展业务市场。按照公司制定的文件有几个档位，业务员的业务提成按照业务回款的情况根据不同的档位发放。除去业务提成，如果业务员业务做得比较好，再多奖励给他1至2万元钱。徐钧的业务提成是公司收到业务回款以后，徐钧就会向他的部门负责人要求发放业务提成，他自己填写业务提成领取单据，再由他的部门负责人拿单据找其签字，最后其安排财务上给徐钧发放。徐钧的业务提成都是用现金支付的，每年根据不同的情况领取一到二次，数额以财务记载的领取记录为准。徐钧领取的业务提成由他自己支配。公司将业务销售额的1%给业务员作为他们的差旅、招待等费用，这个费用基本都用不完，所以公司不会再给业务员业务推广费。公司与济宁新华书店没有业务推广费，这种推广费一般都是单位对单位，而且要求对方单位出具业务推广费的发票，推广活动结束之后，公司才会支付这笔钱。徐钧有可能是在公司领取了自己的业务提成之后，为了更好地开展济宁新华书店的业务，他把这个钱送给书店的人了，因为只有业务量上去了，业务员的业务提成才能够提高。徐钧没有向其汇报过与济宁新华书店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其不允许员工与客户单位有这种行为。销售部工作人员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各种福利、可报销费用、业务提成，业务提成公司有规定，已提交侦查机关。销售部业务最好就是徐钧，每年领取业务提成几十万。经辨认对徐钧的收入汇总表认可是真实的。公司出具徐钧2006年至2017年的业务量是真实的。2010年之前领取业务提成的单据公司要求业务员销毁，不可能找到。2010年之后的仅能找到一部分。（14）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3月31日以来其任春雨公司财务审计部市场监督员、现金主管。公司山东济宁的销售业务由徐钧负责。其任公司现金主管以来，支付过与山东济宁销售业务有关的提成2、3次，支付与山东济宁销售业务有关的稿费2、3次。其支付的提成和稿费都是以现金的形式，提成是业务员拿严某签批的领款单，领款单上有具体的提成金额，就由出纳让业务员签字领款，其再将领款单交还给严某。稿费是严某签批完稿费发放单之后，由其安排部门将稿费支付给相关的人员，同时其再将稿费发放单交还给严某。其支付的业务提成和稿费不入公司的账，都是用其管理的公司现金。经辨认六笔付给尹某金额共计582000元，都是经严某签字同意后安排其支付给尹某的稿费。（出示春雨公司提供的2014年4月21日、2015年9月18日、2016年12月9日、2017年5月31日公司领款凭证），这四份领款凭证，都是徐钧领取的提成，这四笔提成款都是严某签字同意后才支付的，并且支付完后，这四份领款凭证又都交给了严某。这四次徐钧共计领取提成款407579.55元，应该属于徐钧个人应该得到的业务提成，应该是个人的收入。（15）证人王某2、江某的证言证实：两证人均在春雨公司财务审计部审核岗工作，2015年12月24日，王某2按照杨某1的安排往尹某账户汇款12万元，并对相关凭证予以辨认后确认。2016年5月10日江某按照杨某1的安排往尹某账户汇款10800元稿费，并对相关凭证予以辨认后确认。可印证春雨集团付稿费的情况。（16）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实：其任原中区教育局局长期间，该局教研中心参与组织编写过教辅材料。2008年上半年，杨某3向其汇报由教研中心牵头编写教辅材料的想法，其表示同意，还安排教育服务处主任刘峰配合教研中心组织编写工作，协调教辅材料的审核、出版、发行等工作。后来杨某3问其收取稿费合法不合法，其说如果正式出版发行了，出版社给稿费是正常合法的。教研室的人编写教辅材料、教育服务处协调出版印刷是一种公务行为。（17）证人杨某3的证言证实：2008年前后，其和刘峰多次商讨并给时任教育局长杨某2进行了汇报，于2008年3、4月份，布置教研员编写教辅材料，还安排张某4负责与教育服务处的刘某和新华书店高勇对接教辅材料出版工作。教研中心的教研员编写完之后，印刷、出版是新华书店负责的，然后教育服务处再统一向新华书店征订。前期新华书店按照每本1000元支付的稿费，后来大约2015年前后稿费涨到了每本1500元。每次高勇发稿费都是联系张某4，然后由各教研部主任负责分发给参与编写教辅材料的教研员。（18）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实：2008年5月份杨某3开会安排教研中心编写一套教辅试卷，由教育服务处联系济宁新华书店，由新华书店负责印刷发行。每年编写两次，编写的试卷都出版了。开始新华书店稿费给每本1000元，2013年稿酬变为每本1500元。（19）证人孟某的证言证实：原中区教研中心给新华书店编写过小学和初中的教辅材料，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一直给新华书店供稿，编好初稿后其联系高勇取稿，再由高勇安排印刷出版。其获得了一部分稿费，从2009年到2017年共领取了38000元左右。（20）证人宁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初杨某3布置编写中小学教辅材料，让把编写的各科的初稿交给高勇，出版发行都是新华书店联系的。出版发行后其领取了稿费。（21）证人姜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5月刘某2安排其编写中小学教辅材料，编写完高勇拿走的稿子，校对后出版，刘某2给过其稿费。（22）证人张某4的证言证实：2008年3、4月份，杨某3安排编写小学和初中的教辅材料，让其专门负责和高勇联系，并把工作布置给刘某2和陈某。2009年初，高勇就把稿费送到其办公室，说每本1000元，其通知小学和初中部的两个教研室主任，让他们制作作者名单把稿费发下去了。到2013年稿费涨到每本1500元，稿费一直在付，最后一次是2017年1月支付的。从2009年到2017年1月高勇共送给其稿费70万元左右。（23）证人常某的证言证实：教辅材料的征订工作一般是新华书店根据上报的数据报省书店进行征订，教育服务处与新华书店结算。教材征订没有营利，是财政拨款，教材费用是教育局财务科直接支付给新华书店，教辅费用是教育服务处支付给新华书店。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刘卫东的供述：2006年到2011年其收受了春雨公司徐钧以回扣方式给其的100万元。徐钧负责山东的试卷销售，2006年一天，他来说愿意与济宁市新华书店合作，并承诺给一定的业务推广费。其与教育服务处的刘某沟通刘峰同意后，其和徐钧在办公室谈了销售试卷的业务，徐钧一开始说每年分两次按销售额的10%支付业务推广费，其提出太麻烦，每年分两季，每季10万元，给其20万元的业务推广费就行，徐钧就答应了，并承诺保证试卷质量。业务推广费就是给予返点、回扣。从2006年到2010年底，徐钧每年给两次，一次10万，都是现金，共计100万。刘峰知道这个钱，他买皇经阁房子的35万元、买南池房子的28万元和门面房中的10万元都是业务推广费中的钱。因为高勇2007年开始担任教材科科长，2008、2009、2010年每年从中给了高勇5万元，给他的时候告诉他了是徐钧给的试卷方面的钱。2012年12月至2015年12月，其到兖州新华书店挂职期间，徐钧通过高勇每年都给其5万元回扣，其中2014或2015一年没给，2016、2017年都是通过高勇给其送回扣款，每年5万元。刘峰实际分得73万元回扣款，2011年之后刘峰没再参与分。高勇实际分得35万元回扣款，高勇2008年下半年之前没参与分。其实际分得52万元回扣款，从2006年到2017年其全程参与。（2）被告人高勇的供述：刘峰和刘卫东是如何商量的其不知情，徐钧都是和刘卫东联系业务。2012年下半年开始，徐钧每年都给10万元回扣款，徐钧给其说"以前这个钱都给刘卫东，现在他去兖州了，就直接给你吧"，其就答应了。每年收到的10万元，其中5万元给刘卫东，剩余5万元以奖励的名义发给科里其他工作人员了。每年10万元是从2012年开始到2017年，中间2015年没给。刘卫东还给过其一部分回扣款。2008年刘卫东给其5万元，刘卫东没明说，其想到是春雨公司的回扣款了，因为是潜规则。2009年刘卫东给其5万，2010年或2011年有一年没给，哪年没给记不清了，另一年分两次给了5万元。其共收受徐钧送的55万元回扣款，其中刘卫东收了分给其15万元，其直接收了40万元，分给刘卫东20万元。因春雨公司的教辅材料不太适合，刘峰和刘卫东商量决定用中区教育局教研室来编写教辅材料，由春雨公司负责出版和印刷，新华书店负责发行，刘卫东安排其负责具体工作的操作。稿费金额其听刘卫东说编写一本教辅材料支付稿费3000元。春雨公司应该是按每本3000元支付的，刘卫东安排给教研室每本1000元，剩余的每本2000元稿费留下来给其他工作人员发福利，解决一些因加班等产生的不好报销的费用。2012年刘卫东去兖州后就把收稿费的工商银行户名尹某的银行卡交给其，其收到后还是按刘卫东的方法，但是其给教研室每本1500元的稿费，剩余的部分还是给教材科的其他人员发福利了。（3）被告人徐钧的供述：2006年其和刘卫东联系推销试卷，刘卫东说推广需要花钱，让按照进货金额的10%给推广费，实际就是公司销售试卷的回扣。其向公司领导汇报后，领导同意了，其给刘卫东说按比例太麻烦，按每年两个学期每学期10万元，一年给20万元，刘卫东也同意。从2006年到2010年其按每年2次每次10万元给刘卫东回扣，从2011年开始按每年一次每次10万元给刘卫东回扣。因为2011年改为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试卷，成本提高了，回扣就减到10万元了。2012年刘卫东去兖州当经理，高勇负责教辅材料方面的事情，从2012年开始其每年把10万元给高勇，不知道高勇是不是给刘卫东。从2006年到2010年每年给刘卫东20万元，共100万元，2011年给刘卫东10万元，2012年至2017年每年给高勇10万元，其中2015年没给，共计60万元，这样共计给了160万元。其是为了能与新华书店合作发行春雨公司的试卷提高个人业绩才给的钱。回扣是用的公司支取给其的钱，每次给刘卫东、高勇送回扣都是给现金，都给公司领导汇报，开始领导是张某3，2010年左右换成孔某，领导安排其到公司财务出纳或财务主任那里领取现金，其先填写一张领款凭证，在领款人处填上名字，在金额处填上数额，就不再填写其他内容了，把填好的凭证交财务主任，个别时候主任也叫去出纳那里拿钱，但次数很少，领了现金再送给刘卫东和高勇。送钱的事只给张某3、孔某汇报过，这事在公司是不公开的。2007年或2008年的时候，试卷销量不是很好，其就找刘卫东让他帮忙看能不能联系下教育局，组织老师重新编写一套试卷，春雨公司可以支付稿费。后刘卫东联系好由教育局编写，春雨公司支付稿费并负责印刷、出版，新华书店负责销售，其就给张某3汇报了，张某3同意，并说稿费可以定在每本3000元左右，让其负责和刘卫东谈，其和刘卫东商定一本稿费3000元，刘卫东还说具体让其和高勇联系。一般情况下，每学期试卷出版销售到新华书店后，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老师支付稿费。第一次支付稿费时高勇给其一个名单，其中一个人名后面有银行账号，公司就把稿费统一打到这个银行账号里面，公司不管他们怎么发稿费。公司每年给的销售任务不一样，每次完成任务后，公司都发给其2到4万元不等的奖励。春雨公司销售管理规定，只对2006年的规定有印象，后面修订的没见过。出示春雨公司济宁新华统计表，和济宁新华书店从2006年秋季开始合作，具体销售额不清楚，但济宁新华书店的业务一直是其负责，其销售提成和业务费用都是根据销售额计算的。出示春雨公司领款凭证，9份领款凭证都是济宁的业务，"徐钧"都是其本人签名。经辨认春雨公司提供的徐钧收入汇总表:工资、费用报销、业务提成统计表（济宁）、业务提成统计表（不含济宁）、各项福利。对工资、费用报销、各项福利没异议。对两份业务提成统计表有异议：第18卷第113页单据记载的领取456300元不是提成款，是回扣款。这张凭证上的内容是其填写的，但领取的不是提成款，是给客户的回扣款。如果是领取提成款的凭证上面有领款专用章，并且领款单据上的内容是财务人员填写，其只在上面写上领款数额、日期、签名。这张领款凭证上没有领款专用章，真实情况是2016年底给新华书店送的回扣款。第13卷第15、16页中领款凭证记载的领取11.25万元和10万元也不是提成款，是让其给他人的教辅行贿款，其他领款凭证都是其本人领取的业务提成款。另外2007年下半年有一笔业务推广费10万元是其给张某3汇报后由张某3安排人员汇到刘卫东提供的账号里的。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卫东、高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徐钧以业务推广费名义所送回扣共计160万元，其中被告人刘卫东参与收受回扣160万元，被告人高勇参与收受回扣70万元，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徐钧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回扣款16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原济宁市市中区教育局教研室编写教辅教材后，由春雨公司出版印刷，该教研室工作人员为编写教辅教材付出了相应的劳动，该稿费系春雨公司支付给编写者的劳动报酬，且由春雨公司直接转账至刘卫东提供的账户进行支付，虽然刘卫东、高勇对稿费进行了部分截留，但其截留的行为不能改变稿费系劳动报酬的性质，不属于经济往来中支付给国家工作人员回扣、手续费的行为，故公诉机关关于徐钧以稿费的名义向刘卫东、高勇行贿162.89万元的事实及刘卫东、高勇的该行为构成受贿罪、徐钧的该行为构成行贿罪的指控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虽然徐钧的行贿行为必然使得春雨公司获益，但是因徐钧的个人收入与其业务量存在直接关系，徐钧也系其行贿行为的获益者。春雨公司经理严某、徐钧所在部门负责人张某3、孔某均证实春雨公司没有安排徐钧向刘卫东等人行贿，且没有证据能够证实春雨公司是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有关负责人员代表单位决定向刘卫东等人行贿，也没有相关书证可以证实行贿款系由春雨公司支付，即便被告人辩解的收款收据不是其本人签名及沈某转账的10万元是春雨公司安排，也不足以证实160万元是徐钧受单位的指派代表春雨公司实施的单位行为。被告人刘卫东、高勇系共同受贿犯罪，刘卫东在160万元受贿犯罪中，系犯意的提起者、决策者，并负责受贿款的分配，系全案主犯，应对160万元受贿款总额负责；在2008年至2010年高勇接受刘卫东给其的15万元回扣款时，其虽然对刘卫东与徐钧的协商过程不明知，但应当知道刘卫东在给其回扣款的同时刘卫东必然也分得一部分回扣款，其对刘卫东分得回扣款的事实及数额持放任态度，系间接故意，亦应对与刘卫东共同受贿30万元的总额负责，但高勇在该30万元共同受贿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在2012年至2017年的共同受贿中，被告人高勇负责收取和分配受贿款，起积极、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刘卫东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高勇、徐钧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均可从轻处罚。在审理阶段，被告人刘卫东能积极全额退缴赃款、高勇能积极退缴部分赃款，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对高勇2010年之前的受贿行为应认定为从犯，高勇2012年之后的受贿行为应认定为主犯，高勇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积极退赃，可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徐钧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可对其从轻处罚。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被告人刘卫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以被告人高勇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以被告人徐钧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刘卫东、高勇与同案已决犯刘峰共同退赃160万元，被告人刘卫东已退还的52万元、被告人高勇已退还的20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不足部分继续追缴。上诉人刘卫东上诉提出，其有自首情节，积极退赃，系初犯、偶犯，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辩护人提出刘卫东系从犯。上诉人高勇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2008年至2010年其与刘卫东共同受贿30万元系认定事实错误。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上诉人徐钧上诉提出，徐钧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已经在一审开庭审理中当庭质证确认。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卫东、高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徐钧以业务推广费名义所送回扣共计160万元，其中被告人刘卫东参与收受回扣160万元，被告人高勇参与收受回扣70万元，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上诉人徐钧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回扣款16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上诉人刘卫东关于其有自首情节，积极退赃，系初犯、偶犯的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已予以认定并据此从轻处罚。在共同受贿犯罪中，上诉人刘卫东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故辩护人关于刘卫东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2008年至2010年，刘卫东将受贿款60万元中的15万元交给高勇，高勇应当明知刘卫东在此期间实际所得的受贿数额不低于15万元，故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低认定高勇共同受贿30万元并无不当，故上诉人高勇关于一审判决认定2008年至2010年其与刘卫东共同受贿30万元系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2013年至2017年，高勇直接收受徐钧40万元并将其中20万元送给刘卫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故高勇关于其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不予采纳。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春雨公司实施的单位行贿犯罪，故上诉人徐钧关于其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鞠茂亮审判员  侯鸿波审判员  汪忠玲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瑞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