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川民申277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攀枝花学院，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机场路**。 法定代表人：王曙光，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华，四川广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文峰，四川广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游某，女，1974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余某，200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法定代理人：游某（系余某母亲），女，1974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省成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棬子树村** 法定代表人：巫云浩，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攀枝花学院因与被申请人游某、余某、四川省成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兴建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4民终1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攀枝花学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对攀枝花学院、成兴建司、小业主（指房屋使用权受让人一方）三方法律关系的认定存在错误，基于《攀枝花学院学府新天地项目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认定攀枝花学院是房屋使用权转让主体明显与协议内容相违背，该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也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首先，从攀枝花学院与成兴建司内部关系看，成兴建司对依据合作建房关系取得的部分房屋使用权享有独立的对外转让权，攀枝花学院仅有协助义务。1.《转让协议》第一条就攀枝花学院的法律地位给予了明确，攀枝花学院仅仅是对成兴建司的转让行为进行确认，协议中有关房屋使用权转让的具体事宜仅针对成兴建司和小业主；2.攀枝花学院与成兴建司并不存在所谓的“共管账户”，账户是成兴建司单方开设，攀枝花学院对该账户监管过，但诉争房屋所在项目大楼修建至7层后，攀枝花学院就未再进行监管；3.系成兴建司收取游某、余某转让款、单方向游某、余某出具收据，单方在收据上注明“代攀枝花学院收款”，攀枝花学院未收取上述款项或对成兴建司的前述行为作出追认；4.攀枝花学院收取管理费是基于与成兴建司的内部约定，而非向小业主收取。其次，从外部关系看，《转让协议》通篇多处行文从交付、付款、退款、面积确认、合同表更、合同终止等多方面明确了转让使用权的双方主体是成兴建司和小业主，对此各方并无异议。攀枝花学院作为房屋所有人，在诉争协议书上作为当事人签章的原因仅仅是对成兴建司向第三方转让使用权的行为确认。（二）二审判决在认定《攀枝花学院学府新天地项目退房还款协议》（以下简称《退房还款协议》）的效力问题上存在法律适用错误。高仕忠系攀枝花学院中层干部，并非攀枝花学院主要负责人，无权代表攀枝花学院作出意思表示，对其在《退房还款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攀枝花学院不予认可。补充协议涉及的延迟交付房屋事宜系三方协商事宜，但攀枝花学院作出退房还款的意思表示属于债的加入，超出三方协商范围。攀枝花学院从未以书面形式授权高仕忠负责处理诉争项目工程小业主纠纷事宜。本案没有适用表见代理的基础，且攀枝花学院没有任何过失，小业主对高仕忠采取了围堵等不正当手段，高仕忠的签字行为不是完全的自由意思表示。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攀枝花学院是否系《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二）如何认定高仕忠在《退房还款协议》上签字的效力。 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攀枝花学院系《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理由如下： 首先，攀枝花学院在《转让协议》中的地位，取决于该协议对诉争房屋使用权转让这一核心事项的权利义务设定。《转让协议》由甲方（所有权人）攀枝花学院、乙方（使用权人转让人）成兴建司、丙方（使用权受让人）游某、余某等个人三方共同签订。该协议第一条即明确诉争房屋所在大楼为甲乙双方合作建设；协议第二条约定丙方再次将房屋转让他人，需书面告知甲方，否则甲方将有权无条件解除《转让协议》并收回相应房屋的使用权；第八条“甲乙方关于基础设施、公告配套建筑政策运行的承诺”主要系由甲方攀枝花学院作出，同时“甲乙方设施由甲乙方统一安装”。此后，落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12月27日的《攀枝花学院学府新天地商业项目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和2015年4月1日的《攀枝花学院学府新天地项目房屋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方均为前述甲、乙、丙三方，该两份补充协议再次明确了甲方有权无偿收回房屋使用权，对于诉争房屋的装修、竣工日期的延展也进行了约定，并约定迟延履行的赔偿金由成兴建司补偿并筹集，由攀枝花学院委托后勤产业集团公司支付。综上，攀枝花学院作为《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甲方“房屋所有权人”，在保障交付诉争房屋、做好诉争房屋基建设施、支付迟延交付房屋的补偿金方面负有义务，同时享有无偿收回房屋使用权、向房屋使用权受让人要求义务履行的权利。 其次，现有证据显示，《转让协议》系攀枝花学院与成兴建司有关领导于2013年1月4日在攀枝花学院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共同制定，说明了从制定到签订《转让协议》，确立各方权利义务，攀枝花学院都进行了充分参与。同时，2014年12月至2015年7月期间，主要针对诉争房屋发出的多次延期交付通知和最后交付使用通知均由攀枝花学院作出并加盖攀枝花学院印章，该一系列通知的内容能够印证攀枝花学院系履行《转让协议》相关义务的房屋交付方。 再次，从房屋使用权受让人一方来看，诉争房屋所有权属于攀枝花学院，受让人系从攀枝花学院手中获得了一定年限的房屋使用权，受让人有理由认为攀枝花学院享有房屋所有权并有义务依约交付房屋。将攀枝花学院与《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相剥离，显然违背了前述协议签订之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攀枝花学院关于其仅有诉争房屋使用权对外转让的协助义务，与其在前述《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中所体现的“甲方”地位并不相符。至于“共管账户”归谁所有、攀枝花学院与成兴建司之间关于权利义务的约定，不影响双方对外作为共同整体与房屋使用权受让人签订协议。 关于争议焦点二，攀枝花学院不认可高仕忠在《退房还款协议》中的签名，认为高仕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二审庭审笔录记载，攀枝花学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仕忠自认从2012年7月至2016年7月任攀枝花学院后勤产业集团公司党支部书记，从2014年10月之后“代管工作，所以我在协议上面签字”，签订《退房还款协议》系攀枝花学院领导同意的结果。2015年4月1日，攀枝花学院、成兴建司、房屋使用权受让人三方签订的《攀枝花学院学府新天地项目房屋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系由高仕忠代表攀枝花学院签订并加盖攀枝花学院印章。由此可见，房屋使用权受让人根据高仕忠的职位、被授权签订《攀枝花学院学府新天地项目房屋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的事实，认定其能够代表攀枝花学院符合常理。攀枝花学院关于高仕忠不是学院主要负责人、无权代表该学院作出意思表示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攀枝花学院与成兴建司分别于2015年6月9日签订的《攀枝花学院后勤服务综合楼项目合作补充协议书》（第四条）、2015年7月9日签订的《攀枝花学院后勤服务综合楼项目合作补充协议书》（第三条）的内容均可印证《退房还款协议》代表了攀枝花学院的真实意思表示，攀枝花学院系《退房还款协议》的义务主体。故二审判决关于由攀枝花学院对房屋使用权受让人房款的退还及资金占用利息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 攀枝花学院关于房屋使用权受让人对高仕忠采取了围堵等不正当手段、高仕忠的签字行为并不是完全自由意思表示的再审申请理由，因攀枝花学院或高仕忠并未主张《退房还款协议》系在被胁迫情况下作出或提出可撤销之诉，故其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攀枝花学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攀枝花学院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许 锐 审判员 戴洪斌 审判员 王小娟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魏启琳 书记员唐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