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821民初2848号 原告（反诉被告）：王某某，男，汉族，住临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琳，山西古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司某某，男，汉族，住临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海辉，男，1993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临猗县，系司某某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峰，山西瀛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某某，女，1970年4月4日生，汉族，住临猗县，司海辉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九兴，山西瀛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某与被告司某某、孙某某合伙协议及反诉原告司某某与反诉被告王某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琳，司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海辉、李朝峰，孙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九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退伙资金150万元及利息；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合伙出资在猗氏镇黄斗景村3组购买土地60亩。2016年2月22日双方达成协议，约定：一、甲方（被告）付给乙方（原告）共计200万元，乙方退出合伙；二、甲方分三次付乙方200万元①乙方将10亩涉农土地手续办好，甲方付给乙方10万元人民币；②乙方将24亩土地手续批文办好，甲方付给乙方60万元人民币，其他手续由甲方办理，与乙方无关；③乙方将剩余土地手续批文办好，甲方将剩余款在6个月之内付给乙方，其他土地手续由甲方办理，与乙方无关。协议签订后，原告全面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但被告仅付过50万元，对于剩余的150万元推托不付。故依法提起诉讼，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司某某辩称，2013年我预通过合法程序取得位于临猗县银星学校对面60亩土地使用权，王某某得知后称其能通过关系让我取得该60亩土地的使用权，但要求我给他好处费。2016年2月22日我和王某某签订了一份协议属实，但该协议是在双方没有任何合伙事实的基础上所签订，且协议内容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另外，我和王某某协议签订至今，我并未取得所涉土地的使用权，而王某某在此期间以各种理由向我索取好处费97万元，其行为显属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综上，我提出反诉，要求：1、依法确认我和王某某2016年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依法判令王某某返还我97万元；3、反诉费用由王某某承担。 被告孙某某辩称，我和司某某原是夫妻，2009年9月16日办理了离婚手续。王某某所诉的合伙出资购买土地以及2016年2月22日的协议，我根本不清楚，也没有参与其中，与我无关。依法应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讼请求。 王某某对司某某的反诉请求辩称，2013年7、8月份，我和司某某商议拟以运城顺达二手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二手车公司）名义合伙办公司，我牵头购买该公司，司某某和孙某某具体负责从农民手中租地。该过程中，我投资了100余万元，其中55万元通过银行转账至孙某某的银行卡中，其余部分以现金投资。后来司某某私自注册了临猗县宏运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运发公司），而该公司中没有我的股份，双方为此发生争执，最后商议散伙。2016年2月22日，我们签订了协议书，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该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所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后我完全按照协议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而司某某仅支付了50万元，根本不存在协议无效的情形，也不存在支付了我97万元一事，司某某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驳回其反诉请求。 王某某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6年2月22日的协议书一份，用以证实双方就王某某退伙所约定的具体内容。 2、运城市顺达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信息一份，用以证实王某某和司某某曾经是顺达二手车公司的股东，2014年11月28日王某某退出该公司，股份转给侯松林。 3、临猗县顺达二手车用地勘测定界图一份，用以证实双方合伙初期以“顺达二手车”的名义办理用地手续。 4、土地出让协议一份，用以证实司某某和孙某某以临猗县宏兴运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兴公司）的名义和临猗县黄斗景村第三居民组签订了土地出让协议。 5、温红娟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给孙某某的转帐凭证五份，用以证实王某某支付了合伙款。 6、临猗县宏运发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一份，用以证实司某某、孙某某以孙某某侄儿孙力的名义注册成立了该公司，营业场所就是三人合伙征收的土地，且司某某和孙某某以该公司的名义办理征用土地手续事宜，直接损害了王某某的合法权益。 7、孙力于2018年12月3日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用以证实司某某、孙某某在2014年左右和王某某合伙在临猗县黄斗景村办理征用土地手续，后来王某某退出合伙。 8、经王某某申请，本院从临猗县国土资源局调取的2014年、2015年临猗县建设用地审批文件以及拟供地明细表以及临设备字[2015]第150号经营者为孙某某的设施农用地备案表，用以证实王某某已经将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全部履行完毕。 9、临猗县发展和改革局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一份，用以证实宏运发公司占用的地块即是本案涉案地块。 10、温红娟银行卡转账明细一份，2014年3月29日向孙某某账户中转账5万元，用以证实该笔款用于支付挂靠车的购车款其中的一笔。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司某某对王某某证据1的客观性无异议，但提出双方之间没有合伙的事实，且协议内容涉及土地买卖，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协议是在受到王某某非法拘禁和胁迫下所签，应属无效。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王某某担任过顺达二手车公司的股东，并不能得出和司某某是合伙关系的结论。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不能证实王某某证明的目的。对证据4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5、6的客观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和案件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孙力没有出庭接受质询，不能确定证言是孙力本人所出具。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不能证实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恰恰能够证明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人是孙某某，与王某某没有关系。对证据9有异议，认为未加盖公章，不能证明与原、被告之间有任何关系。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目的有异议。 孙某某对王某某证据1认为其和司某某在2009年即办理了离婚手续，对王某某主张的协议不清楚。对证据2、3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加盖任何公章，即使内容真实，该两份证据也不能证实王某某和孙某某之间是合伙关系。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孙某某在协议上签字属实，也是代表宏兴公司签名，不能证实和王某某之间是合伙关系。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王某某支付的是分期购车款，不是其所主张的合伙款。对证据6、9认为和自己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不能确定证言的真实性。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登记在孙某某名下的土地是9.7亩，与2018年2月22日协议中的10亩土地数量不符，不能说明原告与孙某某系合伙关系，也不能证明孙某某与司某某办理土地租赁手续。对证据10有异议，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发表质证意见。 司某某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6年2月21日的协议书一份，用以证实其和王某某之间没有合伙关系，协议中的200万元是答应给王某某的好处费。 2、2017年元月1日的收款单一份，用以证实司某某向王某某妻子温红娟支付了40万元，事由是支付土地合同款。 3、王某某、温红娟的收据一份，用以证实其向王某某和温红娟支付了7万元。 4、王某某2017年12月23日的收据一份，用以证实其向王某某支付了50万元的协议款。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王某某对司某某证据1认为该协议没有日期和中间人的签名，不具有证据效力。对证据2的客观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于2017年12月23日结算后重新出具条据的同时，该份收条内容已被包含，不再具有效力，没有原件的条据复印件不具有证据效力。对证据3认为也包含在2017年12月23日的收据之中。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该收据中包含了证据2、3中的款项，是当时司某某称条据原件暂时没有找到，待找到后予以撕毁，所以才在条据中批注了此前的条据全部作废的字样。 孙某某对司某某的证据1认为该协议与其无关，其不知情。对证据2、3、4均无异议，但认为与其没有关系。 孙某某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孙某某和司某某的离婚证一份，用以证实二人2009年9月16日已经离婚。 2、临猗县宏兴运业服务有限公司2013年5月16日、2013年6月25日、2013年7月25日、2014年4月25日的收款单各一份，用以证实王某某就×××车辆截止2013年7月25日下欠公司20万元；温红娟就×××车辆支付12万元后，下欠24万元。 3、2013年12月16日的收据一份，用以证实孙某某于2013年12月16日给临猗县猗氏镇黄斗景村民委员会支付了39万元征地款。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王某某对孙某某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司某某和孙某某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其办理了离婚手续并不被外界所知晓。对证据2认为2013年5月16日的收据客户确认处没有签名，不具有证据效力；2013年6月25日和7月25日的收据记载了王某某每月支付2600元利息，下欠的款项是20万元，而温红娟给孙某某是2013年7月20日转帐10万元，所以两份收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2014年4月25日的收据记载温红娟下欠车款240637元，而温红娟给孙某某转帐的55万元均发生在2014年4月23日以前，综上，孙某某提供的四份收据与案件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能够表明孙某某和司某某以及王某某都参与了合伙事务。 司某某对孙某某的证据1、2、3均无异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顺达二手车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16日，2014年11月28日以前，王某某实缴出资285万元，占该公司95%的股份，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司某某实缴出资15万元，占该公司5%的股份，任公司监事。2014年11月28日王某某的股份变更为侯松林持有，司某某的股份和在该公司的职务均没有变化。 2015年3月3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对临猗县2014年第二批次建设用地进行了批复。临猗县2014年第二批建设用地拟供地项目中包含“货物运送包装装卸物流项目”，该项目占地1.6136公顷，原土地用途为耕地。2017年3月13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对临猗县2015年第一批次建设用地进行了批复。临猗县2015年第一批建设用地拟供地项目中包含“货物运送包装装卸物流项目”，该项目占地1.0530公顷，原土地用途为农用地，其中0.9495公顷是耕地。2015年，黄斗景村东南的9.7亩集体土地经批准为设施农业用地，临猗县猗氏镇政府、农业委员会以及国土资源局在该块土地备案表中均加盖了印章，该块土地登记的使用人是孙某某，用途为养殖，使用年限30年，自2013年12月18日至2043年12月17日。 2016年2月22日，司某某（甲方）与王某某（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内容是：关于甲、乙双方在位于临猗县银星学校对面购买60亩土地（共有10亩涉农），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付给乙方共计200万人民币，乙方自动退出合伙。二、甲方分三次付乙方200万人民币。①乙方将10亩涉农土地手续办好，甲方付给乙方10万元人民币②乙方将24亩土地手续批文办好，甲方付给乙方60万人民币（2016年12月底甲方支付乙方），其它土地相关手续由甲方办理与乙方无关。③乙方将剩余土地手续批文办好，甲方将剩余款在6个月之内付给乙方，其它土地相关手续由甲方办理与乙方无关。三、如果甲方将土地转卖，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200万元人民币。 2017年元月1日，温红娟（系王某某妻子）出具了一份领款单，内容是领到人民币肆拾万元整，领款事由是2016年王某某与司某某的土地合同款。对于该条据，司某某未能提供原件；王某某主张在2017年12月23日结算后，该40万元被包含在50万元的总条据中。2017年12月23日，王某某出具了一份收条，内容是：本人王某某，今收到司某某协议款（司某某与王某某签署的协议书）伍拾万元整，（小写500000）。司某某在该收条中批注“以前王某某打的收条全部作废2017年12月23日以前”。另外，王某某签名出具了一份收到现金柒万元的收据，温红娟在条据中签有自己的名字，该条据的时间显示是10/4，但不能确定是哪一年度。 2013年7月20日至2014年4月11日，温红娟通过银行转帐方式给孙某某五次付款共55万元，详细情况是2013年7月20日转帐10万元，2013年8月29日转帐5万元，2014年2月19日转帐两笔共30万元，2014年4月11日转帐10万元。孙某某提供的×××车辆欠款的情况是截止2013年7月25日下欠20万元；×××车辆欠款的情况是截止2014年4月23日欠款240637元。 本院认为，2016年2月22日司某某和王某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现当事人之间的关键问题是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应当按照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首先，司某某对协议的客观真实性没有异议，只是提出协议是在王某某非法拘禁和胁迫下所签订，且协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协议。庭审中，本院明确告知司某某对其所主张的非法拘禁的情形应当向公安部门报案，而司某某表示不向公安部门报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超过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司某某认为协议是在受胁迫下所签订，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提供证据并行使撤销权，而司某某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丧失了法律赋予的救济途径；且司某某未能提供协议是在受胁迫下签订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不利于自己的后果，即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王某某和司某某之间通过法律途径征收使用土地，其所使用的土地经过有权部门山西省人民政府的批准，设施农业用地亦经过相关有权部门的批准，不存在私下买卖土地的行为，所谓的“购买土地”只是对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一种不规范的称谓，双方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买卖土地的行为。本案当事人通过支付土地补偿款，人民政府批准后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王某某和司某某2016年2月22日的协议没有法律规定无效情形，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司某某未按照约定支付给王某某款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义务。 对于司某某应当履行义务的款额，司某某提供了2017年12月23日王某某出具的50万元收据，司某某在该收据中批注了“以前王某某打的收条全部作废”，按照该内容，司某某支付给王某某的50万元不是一次性支付，王某某在该日期前出具的收条原件不再具有法律效力。王某某主张日期为“10/4”的7万元收据款项应当计算在该50万元内，但未提供“10/4”所属年度在2017年以前，所以该7万元不应当认定包含在50万元内。司某某提出还支付了王某某40万元，为此提供了温红娟2017年元月1日出具的40万元收据复印件一份，根据司某某提供的王某某出具的50万元收据载明时间及司某某批注的内容，该40万元发生在2017年12月23日之前，不能认定系2017年12月23日收据中50万元以外的款项，故司某某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司某某已给付的款额应当认定为57万元，下欠王某某的款额确定为143万元。 关于孙某某是否应当和司某某共同承担责任。首先，孙某某以临猗县宏兴运业有限公司代表的名义和黄斗景村签订了土地出让协议并支付土地补偿款，以个人名义办理设施农业用地手续，上述两块土地和王某某经手办理的政府部门批准的建设用地许可手续是同一块土地，土地原所有人是黄斗景村三组，位置是临猗县银星学校对面，表明孙某某不仅参与了土地手续的办理，还在该过程中使用自己的名义。其次，司某某和孙某某虽然提交了其二人的离婚证，欲证实二人之间没有关联，但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孙某某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土地手续的办理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经本院合法传唤，二人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对上述行为进行说明，所以不能排除孙某某和司某某共同与王某某合伙办理土地使用手续。第三，从孙某某提供的车辆手续记载和温红娟给孙某某转帐的银行记录来看，其中一辆车的欠款情况是2013年6月、7月均清偿了2600元，截止当月25日时下欠的款额是20万元，那么温红娟在2013年7月20日支付的10万元显然和该车辆手续无关；另一辆车在2014年4月23日时下欠240637元，而温红娟给孙某某支付的55万元均发生在2014年4月23日以前。这些事实表明温红娟通过银行转帐给孙某某的55万元和孙某某主张的车辆手续无关，本院对王某某主张的55万元系支付合伙款的主张予以采信。孙某某经手收取合伙款，参与土地的征收、支付土地补偿款项等行为，表明了其和司某某、王某某在该次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中是合伙关系，司某某经手和王某某签订的协议，虽然孙某某没有签名，但孙某某作为合伙人之一，应当和司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共同退还王某某的款项。 综上所述，司某某和孙某某应当互负连带清偿责任，支付王某某143万元及利息，因2016年2月22日的协议中未注明支付利息，亦未约定利息的计算办法，王某某主张的利息可参照年利率6%计算，自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支付时间起算。王某某收取司某某支付的款项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协议，并不构成不当得利，所以司某某反诉要求王某某返还97万元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应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司某某、孙某某互负连带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王某某143万元及利息（利息以年利率6%计算，其中13万元的利息自2017年1月1日起算、130万元的利息自2017年9月14日起算，均算至履行完毕）。 二、驳回反诉原告司某某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150元，由司某某和孙某某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750元，由司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鹃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师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