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16民初8490号 原告：陶鸿明，男，1966年11月23日生，汉族，居民，住仪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震，江苏臻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呙国山，男，1969年1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南京市六合区。 被告：南京科凯农林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六合区雄州镇园林东路100号2幢404室。 法定代表人：黄全君，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彪，该公司员工。 原告陶鸿明、呙国山诉被告南京科凯农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凯公司）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3日立案，于2018年2月1日由代理审判员赵凯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第一次审理，2018年7月9日由审判员周江勤、人民陪审员刘成凤、人民陪审员银玉华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第二次审理。原告陶鸿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震、原告呙国山、被告科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鸿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2.被告赔偿原告陶鸿明损失222479元（挖树根款5000元、协调费20000元、土地承包金60200元、土地平整费60976元、栽树费用59803元及临时用房建设费16500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3月，原告陶鸿明意欲承包被告所承包的位于六合区社区）的120亩土地，经原告呙国山介绍，被告要求原告陶鸿明支付挖树根款5000元、土地协调费20000元，原告陶鸿明同意支付该两笔费用，后原告陶鸿明、呙国山共同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原告向被告承租前述土地，租赁期限自2014年6月1日起至2025年5月31日止，承包金260元/亩/年，并在此基础上每年递增30元/亩。根据合同约定，合同解除需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提前解除合同，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合同签订后，原告陶鸿明按期支付承包金，并开始进行土地平整工作，但是却遭到村民不断的阻挠，后经了解，被告与村民就该地块一直存在巨大矛盾，被告明知涉案土地存在问题，却故意隐瞒，导致原告陶鸿明判断错误并承租该土地。原告陶鸿明自承租该土地以来，实际投入20多万元，但因矛盾一直无法解决，导致无法正常生产经营，损失严重。2016年6月，原告呙国山在未经原告陶鸿明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与被告废除了三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原告陶鸿明得知后，与原告呙国山一同前往被告处协商此事，但被告却要求原告一次性支付全部剩余承包金，对此原告予以拒绝，被告遂又将涉案土地转包给他人。原告陶鸿明认为，被告故意隐瞒土地状况，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原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同时被告明知原告陶鸿明系涉案土地的共同承包人，在原告陶鸿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将涉案土地转包给他人，造成原告陶鸿明巨大损失。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原告呙国山同意原告陶鸿明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被告科凯公司辩称：1.原告诉称不实，根据合同约定，涉案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种植，且原告应当于每年的5月31日前交纳下一年的承包金。然而，原告违反合同约定，私自在涉案土地上搭建房屋并开挖鱼塘，导致其与村民矛盾激化，村民阻挠其施工，同时原告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时拒绝交纳下一年度承包金，因此被告要求解除合同并不违反合同约定，不应当赔偿原告损失。2.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已经于2016年5月解除，该份合同起初是由原告呙国山与被告签订，由于原告陶鸿明声称其与原告呙国山系合伙关系，故被告同意原告陶鸿明在合同下方加名，但是被告只与原告呙国山产生关系，原告呙国山也声称其有权全权处理相关事务，包括解除合同。3.原告主张的挖树根款、协调费和土地承包金是真实发生的，其他费用被告不予认可。4.原告呙国山自愿与被告解除合同，其在解除合同时也没有向被告主张损失，即使存在损失，也只能由原告陶鸿明主张一半，原告呙国山无权再主张另一半损失。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该份协议书的内容与被告提供的协议书内容一致，本院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但是该份协议书抬头处“乙方”有原告陶鸿明和呙国山两人的名字，而被告提供的协议书中此处仅有原告呙国山一人签名，因此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中抬头处“乙方”原告陶鸿明的签名真实性不予认定。2.红线图、原告自制地块示意图、照片、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被告对此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3.费用报销单、收条、收据，费用报销单系原告单方制作，需有原始凭证或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中承包金60200元、挖树根款5000元、土地协调费20000元有收条相印证，且被告对该三项费用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建房费16500元、挖机费50000元、吴某栽树工资240元、杨某栽树工资5800元、小麦费用80元、小麦运费600元、HDPE波纹管费用150元和车辆通行费10元亦有收条或收据相印证，本院予以认定；PVC波纹管费用，因收据上没有加盖收款单位印章，无法确定真实性，故本院亦不予认定；费用报销单上记载的其他费用没有原始凭证佐证，原告还需进一步举证。4.证人证言周某、吴某、陈某,苏某，该四名证人与原告不存在利害关系，证言具有独立的证明力，其中周某的陈述与原告提供的建房费收条相印证，能够证明临时用房搭建情况及产生的具体费用；吴某系原告聘用的栽树工人，对树苗栽种有着直观了解，但其对树苗数量陈述含糊不清，而且其对树苗等级、价格均不了解，故无法达到原告证明树苗费用的目的，同时吴某还证明原告实施了挖鱼塘的行为，因吴某是土地承包期间的在场人员，并向原告询问了挖塘目的，原告明确表示挖塘用于养鱼，故对该陈述本院予以采信；陈某系原告聘用的土地平整人员，其对土地平整情况的陈述具有较高证明力，然而通过陈某的陈述可以看出，陈某仅参与了土地的前期平整工作，当时原告尚未开始栽种苗木，故陈某的证言无法证明涉案土地的后期状况；苏某系涉案部分土地所在后营组的前任组长，其陈述的有关土地平整前的情况较为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5.苏某的书面说明，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因苏某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6.涉案土地平整前和平整后的照片，被告对此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二、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原告对此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被告与案外人董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在与原告呙国山解除合同后又将涉案土地转包给董某。3.案外人叶某向原告呙国山出具的《作废声明》，原告呙国山对该份证据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呙国山在涉案土地承包期间内将部分土地转包给叶某，但作废声明无法直接看出土地承包用途，庭审中原告呙国山对此拒不做明确回答。三、关于本院向六合区某街道路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呙某的调查笔录，呙某系涉案土地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对涉案土地的承包情况较为了解，其所作陈述具有较强证明力，且其陈述的有关原告搭建临时用房、挖鱼塘的情况与周某、吴某,4所作陈述基本一致，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证据认定情况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6月1日，原告陶鸿明、呙国山（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路社区的120亩土地承包给乙方使用；承包费用260元/亩/年，并在此基础上每年递增30元/亩；承包期限自2014年6月1日起至2025年5月31日止，合同签订后乙方即支付给甲方第一年度承包金31200元，以后乙方应于每年6月1日前支付第二年度承包金，逾期不付，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承包期内，承包的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种植，不得随意转租，也不得更改土地使用性质；如搭建房屋和其他附属设施应经生产组和社区允许；在乙方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农民与公司之间的土地使用矛盾由甲方协调处理；甲、乙双方均应保证协议的承包期限，不得提前解约，双方如有提前解约的，需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否则违约方需要承担相应赔偿。 合同签订后，原告按期支付了第一年度承包金31200元（按120亩计收）、第二年度承包金29000元（按100亩计收），还支付给被告挖树根款5000元和土地协调费20000元。原告承包涉案土地初期，该块土地西北和东南地块为坡地，东北与西南地块有多处低洼地，地块中间有一条水沟。在原告承包涉案土地过程中，路社区在邻近该地块的北面兴建了电灌站和蓄水塘。原告承包涉案土地后，雇佣挖机开始进行土地平整工作，之后在该土地上栽种树苗，并经路社区同意在涉案土地周围搭建临时用房。涉案土地经原告平整后，低洼地和水沟被接连成片，形成较宽水面，当地村民认为原告这是私自开挖鱼塘，改变了土地性质，故多次阻挠原告施工。2016年5月，原告要求被告解决村民闹事问题，被告拒绝并要求原告交纳第三年度承包金，双方协商未果，后被告单独向原告呙国山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原告呙国山表示同意，并在被告持有的《土地承包协议书》上注明“本合同作废”，双方在合同解除时，对于原告种植并遗留在该地块上的苗木未做处理。原告陶鸿明得知后，对原告呙国山单独与被告解除合同的行为不予认可，经三方协商无果后，被告又将涉案土地转包给董某，原告陶鸿明遂诉讼来院。诉讼过程中，因原告呙国山系本案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其明确表示不放弃实体权利，故本院依法追加其为本案共同原告。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非因约定或法定原因，任何一方不得任意解除合同。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相反，如因自身违约而导致合同解除的，则无权要求对方赔偿损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陶鸿明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被告与原告呙国山解除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即《土地承包协议书》系由原告陶鸿明、呙国山共同与被告签订，虽然合同抬头“乙方”处只有原告呙国山一人的名字，但是在“乙方”落款处有原告陶鸿明、呙国山两人的签名，而原告陶鸿明在合同落款处签名是经被告认可的，因此原告陶鸿明是该合同的当事人，依法享有合同权利义务，是本案适格原告。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认定被告与原告呙国山解除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首先应确定双方采用的是何种合同解除形式。合同解除形式有三种：协商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协商解除是指合同生效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当事人以解除合同为目的，经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约定解除是指在合同依法成立而尚未全部履行前，当事人基于双方约定的事由行使解除权而解除合同；法定解除指在合同依法成立后而尚未全部履行前，当事人基于法律规定的事由行使解除权而解除合同，其中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属于单方解除。本案中，从表象上来看，被告是与原告呙国山协商解除合同，但因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系由二原告共同与被告签订，故协商解除合同应由三方达成合意，因原告陶鸿明并未参与协商，故被告与原告呙国山解除合同的行为不符合协商解除合同的要件。事实上，被告以原告违反合同约定、改变土地用途为由，向原告呙国山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这更符合单方解除形式，因《土地承包协议书》中未约定合同解除条件，故判断被告的解除行为是否合法取决于其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符合法定事由。根据《土地承包协议书》的约定，涉案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种植，然而原告承包该土地后，以平整土地为由将低洼地和水沟接连成片，形成较宽水面，使得耕地实际被改造成鱼塘，该事实不仅有证人吴某,4的证言、呙某在本院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予以证实，还有原告自己提供的土地平整后的照片能够直观的反映出该情况；此外，原告在本院的谈话笔录中也亲口承认了开挖水塘的事实，这是对原告不利的自认，再加上原告呙国山对其将涉案土地部分转包给叶世伟的用途拒不回答，本院有理由相信其故意隐瞒相关事实，可以对原告作出不利的推定。原告提供证人陈某,4的证言予以反驳，但从陈某,4的陈述并结合吴某,4的陈述可以看出，陈某,4只是参与了涉案土地的前期平整工作，原告开挖鱼塘发生在树苗栽种期间，此时陈某,4已经完成了相应的土地平整工作，离开了该地块，对涉案土地的后期情况并不知情，因此陈某,4的证言不能达到原告否认开挖水塘的证明目的。根据上述情况，本院认定，原告私自改变土地用途，构成违约，其行为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约定的涉案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种植的目的，在此情况下被告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定事由。 综上，被告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定事由，且已经通知了作为合同相对方之一的原告呙国山，因此被告解除合同的行为合法且产生效力。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已经解除，原告无重复解除之必要，原告因自身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解除，亦无权向被告主张损失。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鸿明、呙国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37元，由原告陶鸿明、呙国山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637元。 审 判 长  周江勤 人民陪审员  刘成凤 人民陪审员  银玉华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 书 记 员  马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