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76404号原告：王水芳，女，1974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原告：沈家辉，男，1997年6月2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原告：沈佰林，男，1953年9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原告：王芹莲，女，1949年12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上列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兵，上海陆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衡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熊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志毅，男。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峰，男。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负责人：杨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素玲，上海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余萍，上海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水芳、沈家辉、沈佰林、王芹莲与被告上海衡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衡山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兵、被告衡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志毅、罗海峰、被告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素玲、赵余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水芳、沈家辉、沈佰林、王芹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15,3840元(币种下同)、被扶养人生活费486,954元、丧葬费39,024元、误工费11,300元、交通费5,000元、衣物损失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律师代理费66,000元，上述损失由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交强险)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衡山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四原告系死者沈利东的近亲属。2017年4月14日21时40分许，衡山公司的员工茅兵驾驶牌号为沪FWXX**小型轿车，在本市浦东新区沿华夏高架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华夏高架路桩号BWP0399处时，正面右部碰撞前方同车道由沈利东停放的沪FWXX**小型轿车的左后部，沪FWXX**小型轿车失控后又碰撞道路西侧混泥土护栏，致两车损坏，沈利东因撞击颅脑受到重度损伤，当场死亡。沪FWXX**小型轿车在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本起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支持诉请。被告衡山公司辩称：驾驶员茅兵系其公司员工。事发后其向交警部门发出函件，要求进行尸体解剖以明确沈利东死亡原因，因原告方不同意尸体解剖造成死者死亡原因不明、事故责任不明，故原告方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事发后出于人道主义公司已向原告方预付50,000元，对该笔预付款要求本案中一并处理。本起事故中公司也产生车辆修理费27,660元，要求在本案中由原告方按责赔偿。被告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辩称：事发前死者所驾车辆停于华夏高架车道上，根据鉴定意见已说明死者停车原因并非车辆故障，而尸检报告已明确死者没有颅脑损伤的情形。交警部门已明确告知原告方要查明死亡原因需进行尸体解剖，但原告方未同意，因原告方拒绝进行尸体解剖造成死者死亡原因不明，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方自行承担。目前证据不能证明沈利东的死亡是本起交通事故所造成，故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方为证明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以证明沈利东因交通事故死亡。2、茅兵的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及保单，以证明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及投保情况。3、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及交警部门制作的询问笔录，以证明事故现场情况。4、死亡医学证明及120医疗急救记录，以证明事发现场沈利东鼻孔中有无色透明液体持续流出，应为脑液外流，最后确认死亡原因为颅脑损伤。5、关于车辆的鉴定意见书，以证明两车相撞等事实。6、司法鉴定意见书，以证明鉴定机构只是无法查明沈利东的死亡原因，并未说明是因其他原因而死亡。7、通话记录，以证明沈利东曾打电话给海博公司报修，在被撞击时处于正常打电话状态，故不存在猝死的可能。8、房地产权证和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以证明事故发生前沈利东居住于本市城镇地区。9、沈利东与上海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博公司”)签订的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和劳动合同，以证明沈利东为出租车驾驶员，其收入来源于城镇地区。10、误工证明及营业执照，以证明原告为处理本起事故产生的误工费。11、丧葬用品等发票，以证明原告支付的相关费用(包含于丧葬费损失中)。12、律师代理费发票，以证明原告方委托律师支付的费用。13、户口簿、户籍证明及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四原告主体资格及原告沈佰林、王芹莲的生育情况。14、保单两份，以证明沪FWXX**小型轿车的投保情况。被告衡山公司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认为：原告方主体资格由法院予以核实，根据户口簿记载沈利东系农业户口，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医学证明记载的重度颅脑损伤仅是死后推断，并非真正的死亡原因。鉴定意见书已证明了沈利东所驾车辆没有发生机械故障。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已明确表述死者死亡原因不明、事故责任不明。律师代理费金额过高。其余和被告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意见一致。被告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交警部门明确沈利东的死亡原因无法查证，原告主张沈利东系颅脑损伤死亡与实际情况不符。证据3，询问笔录中交警询问了事发时死者所驾车辆是否开启尾灯，说明在120到场时该车尾灯没有开启；交警在向原告王水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先后两次建议进行尸体解剖以查明死亡原因，并告知如不进行尸体解剖将影响事故处理和损失赔偿，但原告方均予以拒绝，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方自行承担。证据4，120医疗急救记录上对死者死亡原因记载了心源性猝死或重度颅脑损伤两种可能，而死亡医学证明上记载重度颅脑损伤仅是死亡推断，并非真正的死亡原因。证据5，鉴定意见仅证明两车发生碰撞，且沈利东所驾车辆事发前未发生故障，也就不存在因车辆故障停于车道上的可能性。证据6，根据法医的尸检报告，可以排除死者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可能，且报告明确交通事故对沈利东造成的损伤程度不足以说明其死亡原因，故也证明了交通事故造成的损伤不是引起沈利东死亡的原因。证据7，无法证明电话内容及沈利东事发前处于清醒状态，鉴定意见已排除车辆存在故障，如果沈利东是为了车辆报修而打电话，公司必然有报修记录等，但事实上没有相关记录，沈利东是有12年驾龄的驾驶员，如果车辆有故障应将车辆停于抢修车道开启双闪灯、车后放置警示标志并离开车辆，而沈利东未采取相应措施并一直坐于车辆内，这只能说明沈利东当时已无法行动。证据8，居住证明从内容表达上可看出居委会对于所要证明的房屋居住情况是不确定的。证据9，从合同签订时间来看，沈利东收入来源于城镇地区不满一年，故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证据10，有两人并非死者的直系亲属，且仅有误工证明无法证实收入的实际减少情况，应补充提供银行记录、工资清单，否则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半个月。证据11，相关费用应包含于丧葬费中，不另行赔偿。证据12，不属保险赔偿范围。证据13，死者为农业家庭户口，原告方的主体资格由法院核实，原告沈佰林、王芹莲有收入来源，不符合被扶养人条件。对证据2、证据14无异议。被告衡山公司提供公函一份，以证明其曾建议交警部门劝说死者家属同意进行尸体解剖以查明事实真相；收条一份，以证明其已支付原告方50,000元；物损评估意见书、定损单及发票等，以证明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其公司车辆损坏。原告方对公函表示不清楚，对收条予以认可，同意本案中一并处理，对车损不同意本案中一起处理。被告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供车辆撞击前后沈利东所驾车辆的GPS记录，以证明该车于事发当晚21时27分起一直处于停止状态；询问笔录三份，以证明原告方拒绝尸体解剖的事实。原告方对GPS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单有沈利东车辆的GPS记录不完整；对询问笔录无异议，认为原告方系情感上无法接受尸体解剖。针对涉案车辆行驶情况及事发前沈利东的通话情况，本院向交警部门调取了两辆车辆的GPS记录及对案外人严某(系海博公司抢修中心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抢修中心抛锚抢修记录表。1、GPS记录显示，2017年4月14日21时39分50秒时，沪FWXX**车辆行驶速度为93公里/时，21时41分34秒开始行驶速度均为0；2017年4月14日21时27分40秒时，沪FWXX**车辆行驶速度为19公里/时，21时27分48秒开始速度均为0。2、询问笔录记载，严某向交警陈述其系抢修中心调度，主要工作是接听公司的抢修和服务电话并安排抢修人员，公司抢修和服务电话号码是XXXXXXXX和XXXX****，公司驾驶员遇到车辆故障或需咨询其他事项都会打该两个电话，抢修中心只有接到关于车辆故障抛锚或存在安全隐患的电话时才会做电话台账记录并派出抢修车。2017年4月14日其从19时工作至次日7时，未接到有驾驶员自称身体不适的电话，期间是否接到沪FWXX**车辆驾驶员打来的电话已不记得，但当晚抢修记录上无该驾驶员的电话记录，说明可能只是咨询服务类小事。3、抢修记录表上未显示沪FWXX**车辆驾驶员的电话记录。针对原告方提出沈利东死亡时鼻中液体外流表明系颅脑损伤致死的意见及死者死亡原因，本院向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李正东作调查。李正东陈述：死者鼻中液体外流，此种情况除了颅脑损伤可引起外，还有其他原因也可造成，如肺部水肿。CT检查已基本排除死者颅脑损伤致死的可能，而死者有心源性肺水肿，胸腔积液也有可能造成鼻中液体外流。根据对死者进行尸表检验和虚拟解剖检查，虽然死者所遭受的外伤撞击力较大，但撞击造成的外伤未造成其颅脑损伤，也未造成大量出血，故撞击外伤不足以造成其死亡。死者心脏冠脉有钙化、心影体积稍大，自身存在冠心病的可能，但冠心病发作后在两三分钟内导致完全死亡是不可能的。从检查结果来看，死者可能因自身疾病加外部撞击而致死，但真正的死亡原因只能做尸体解剖后才能明确。原告方对GPS记录无异议，对严某的陈述和抢修记录表有异议，认为海博公司有可能将原始记录销毁；对李正东的陈述认为是法医站在自己的立场发表的观点，不一定客观，所作陈述也都是不确定的，从撞击过程看沈利东完全有可能在撞击中被压迫而窒息死亡。两被告对严某的陈述和抢修记录均无异议，认为与车辆检测结果一致，排除了车辆突发故障的可能性；李正东的陈述中也排除了死者颅脑损伤致死的可能，故死者死亡原因应由原告方举证。根据上述证据及质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沈利东系海博公司的出租汽车营运驾驶员。2017年4月14日晚，沈利东驾驶沪FWXX**出租车行驶于本市浦东新区华夏高架路，当晚21时27分许起沈利东所驾车辆即停于华夏高架路桩号BWP0399处的右侧车道上。当晚衡山公司的驾驶员茅兵驾驶沪FWXX**出租车沿华夏高架路由北向南超速行驶时，于21时41分许与前方同车道上停止的沪FWXX**出租车发生碰撞，沪FWXX**出租车被撞失控后右前部又碰撞道路西侧混泥土护栏。22时30分120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经检查后确认沈利东死亡，对其死亡原因的初步判断记载为“心源性猝死？重度颅脑损伤？”。事故发生后衡山公司于同年4月17日支付原告方50,000元。同年4月18日，120急救中心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根据死后推断确认沈利东的主要死亡原因为车至人亡(重度颅脑损伤)。同年4月18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司鉴所”)经鉴定，明确沈利东血液中未检出乙醇。同年4月27日，司鉴所接受委托对沈利东死亡原因进行鉴定，经尸表检验发现死者多处皮肤擦挫伤，经虚拟解剖检查发现，死者后腹膜、左侧肾旁后间隙血肿，L1-4左侧横突骨折，L2右侧横突骨折，T12/L1脱位，L1上终板撕脱骨折，相应椎管狭窄，椎管内见密度增高影，提示脊髓损伤可能，左侧腰大肌肿胀明显。上述损伤于交通事故中可以形成，但损伤程度不足以解释死亡原因。故认为仅就现有检验情况，无法明确沈利东的死亡原因，若需明确其确切死亡原因，建议行尸体解剖。同年4月27日、5月4日，交警部门两次建议原告方同意对沈利东进行尸体解剖，以便查明死亡原因，并告知不查明死亡原因将会影响该起事故的处理和损害赔偿，但原告方均不予同意。期间衡山公司向交警部门发出公函，要求交警部门劝说死者家属同意对尸体解剖，以查明事实真相。沈利东遗体于2017年5月5日火化。2017年5月23日，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明确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沈利东的停车原因及沈利东的死亡原因无法查证。另查明，事发当晚21时37分38秒，沈利东用号码为XXXXXXXXXXX手机拨打海博公司抢修中心的电话，通话时长为77秒。海博公司抢修中心的当班人员对该通话情况表示不清楚，抢修中心抛锚抢修记录表上无事发当晚沈利东所驾车辆的报修记录。再查明，沪FWXX**出租车在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和保额为20万元商业三者险，并投保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间。审理中，原告方申请对沈利东死亡原因进行重新鉴定，本院为查明事实，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但该鉴定中心经审阅材料，认为委托要求已超出其技术条件或鉴定能力，故决定不予受理。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沈利东停车原因和死亡原因。原告方认为沈利东是因车辆故障而停车，在等待过程中被茅兵所驾车辆撞击导致颅脑损伤致死。衡山公司和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则认为沈利东是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行驶而停车，在发生撞击前可能已猝死，死亡并非交通事故所造成。1、对于停车原因，本院认为：司鉴所经鉴定已排除沈利东所驾车辆因机械突发性故障而诱发事故的可能性，虽然沈利东在停车后十分钟曾打过海博公司抢修中心的电话，但抢修中心工作人员的陈述和抢修记录均证实沈利东致电原因并非车辆报修。而即使车辆存在小故障，驾驶员应先驶离高架路至安全区域后再作修理，如果车辆无法行驶，驾驶员应开启车辆双闪灯、在车辆后方设置警示标志并迅速离开车辆至安全区域等待，但沈利东未采取相应措施而将车辆停于高架路车道，并坐于驾驶室内，其将自身置于危险境遇长达十余分钟的行为非常人所为，更非是一个有多年驾龄的出租车驾驶员所为，故沈利东停车是因车辆故障等待修理的理由无法成立。如果沈利东因身体原因无法行驶，按一般常识会第一时间报警或打120急救或向他人求助，但沈利东却在停车后十分钟只打了海博公司抢修中心电话，而抢修中心工作人员严某陈述当晚未接到驾驶员自报身体不适的电话，也未接到异常电话。故沈利东是因身体原因停车的理由亦难以成立。2、对于死亡原因，本院认为：120急救记录对沈利东死亡原因的初步判断记载为“心源性猝死？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医学证明书上载明主要死亡原因为重度颅脑损伤，这都是根据表象作出的推断，而司鉴所进行的虚拟解剖检查已排除沈利东颅脑损伤的可能。司鉴所认为根据尸表检验和虚拟解剖检查所发现的损伤程度不足以解释沈利东的死亡原因，并建议行尸体解剖以明确死亡原因，从该意见的内容表述来看，并未将交通事故排除于死亡原因之外，由此可理解为沈利东的死亡并非全部由交通事故所造成，此从法医的陈述中亦得到了印证。沈利东系事故发生后当场死亡，故其死亡原因除了交通事故外只能是其自身原因。司鉴所鉴定意见中记载的沈利东胸部检查情况，其有心源性肺水肿、心脏冠脉钙化(轻度)、心影体积稍大等病征，证实其自身存在冠心病的可能。另外，沈利东于当晚21时37分38秒打电话给海博公司抢修中心，通话时长77秒，虽然无法查明其通话内容，但至少证明通话时沈利东并未死亡。其通话结束至发生撞击仅相隔两分多钟，根据法医陈述冠心病发作后在两三分钟内导致完全死亡是不可能的，故沈利东在撞击前已死亡的推断不能成立。3、虽然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明沈利东将车辆停于车道达十余分钟的原因，亦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但对其死亡原因本院基于目前证据确认系由交通事故和其自身疾病共同造成。至于两者在沈利东死亡中的参与度大小，本院认为，事发时沈利东所驾车辆处于停止状态，而茅兵所驾车辆在撞击前时速达93公里，处于超速行驶状态(事发路段限速80公里/小时)，根据茅兵陈述其在发现被撞车辆前已来不及刹车，沈利东的车辆左后部被撞击后失控右前部又碰撞混泥土护栏，根据120急救记录记载内容证实沈利东被撞后卡钝于驾驶室内，从碰撞过程及现场照片来看当时两车的撞击力非常大，对沈利东造成严重危害。根据严某陈述，其当晚未接到驾驶员自报身体不适的电话，也未接到异常电话，由此证实沈利东打电话时应处于正常状态。虽然沈利东具体的发病时间点无法查明，但通话结束至发生撞击仅间隔两分多钟，发病延续时间非常短。另外，交警部门先后两次建议原告方同意尸体解剖以查明死亡原因，并告知不利后果，但原告方均予以拒绝，虽然原告方因情感上无法接受对亲人进行尸体解剖本院予以理解，但其行为对查明死者死亡原因造成的不利因素本院在确定原因力时亦予以考虑。本院根据目前在案证据及综合考虑，确认交通事故的参与度为70%，死者自身疾病的参与度为30%。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本院认为，高架道路禁止停车，而沈利东却在车道上停车十多分钟，未设置任何禁示标志，此行为给夜间高速行驶的同向后车更增加了危险性。茅兵超速行驶，使其在发现前方车辆时无法及时采取措施避免车辆相撞。根据双方的过错行为及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本院确认双方应负事故同等责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机动车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有过错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均有过错的，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分担赔偿责任。根据本起交通事故双方责任大小，本院确认茅兵和沈利东应负责任比例各为50%。衡山公司认可茅兵系在履行职务行为时发生事故，茅兵的责任应由衡山公司承担。四原告作为沈利东的近亲属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故其合理损失由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先行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按事故责任承担50%赔偿责任，仍有不足的，由衡山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对原告方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沈利东虽为本市农村居民，但根据原告方提供的房地产权证和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沈利东于事故发生前居住于本市城镇地区已满一年。根据沈利东与海博公司签订的合同及其实际工作情况，其收入亦来源于城镇地区。故原告方主张按2016年度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并无不当。在考虑死亡参与度后，确认该项损失为807,688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原告方自述，沈佰林和王芹莲均系农保退休，有一定生活来源，故不符合被扶养人条件，对该项损失不予确认。3、丧葬费，确认原告主张的39,024元。4、误工费，根据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及丧葬事宜的办理需要，按两人每月3,500元计算一个月为宜，确认7,000元。5、交通费，原告主张5,000元但未提供证据，本院根据办理丧葬事宜的客观所需，酌情支持2,000元。6、衣物损失费，酌定1,00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交通事故对死亡的参与度，酌情支持35,000元。8、律师代理费，根据原告获赔金额及相关律师收费规定，酌情支持10,000元，该项费用由衡山公司全额承担。以上各项损失(除律师代理费外)共计891,712元，由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111,000元，余款780,712元按50%责任比例计390,356元，由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原告200,000元，由衡山公司赔付原告190,35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付原告王水芳、沈家辉、沈佰林、王芹莲111,000元；二、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付原告王水芳、沈家辉、沈佰林、王芹莲200,000元；三、以上一、二项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共计应赔付原告王水芳、沈家辉、沈佰林、王芹莲311,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四、被告上海衡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赔偿原告王水芳、沈家辉、沈佰林、王芹莲200,356元，其已支付50,000元，故实际还应支付150,35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五、驳回原告王水芳、沈家辉、沈佰林、王芹莲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127元(原告已预交)，由四原告负担12,213元，被告上海衡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8,914元，被告负担之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瑾人民陪审员  朱龙芳人民陪审员  姚 静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蒋莉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医疗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赔偿。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第二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