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民终13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临安鸿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柯家村无门牌7（1幢整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328308826Q。法定代表人：陈小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军，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宁凌通磁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12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671648801L。法定代表人：凌建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坤，男，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刘伟军，男，197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上诉人杭州临安鸿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宁凌通磁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通公司）、原审被告刘伟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1民初3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凌通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凌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刘伟军构成表见代理，鸿博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系事实认定、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中刘伟军明确表示货款是其所欠，刘伟军同时与海宁市凌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凌通电子公司）、鸿博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因其个人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刘伟军才应凌通电子公司的要求，由凌通电子公司与鸿博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并由凌通电子公司向鸿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可见刘伟军主观上并无代理鸿博公司的意思表示。刘伟军始终是以其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刘伟军也未提交其系鸿博公司代理人的证据材料。一审认为刘伟军具有代理权的表象，没有依据。2、凌通电子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均由刘伟军与其妻子签字确认，凌通电子公司的货物也是直接交予刘伟军个人，因此货款系刘伟军个人负债，与鸿博公司无关。3、凌通电子公司与刘伟军核对的14份对账单所载付款金额虽与鸿博公司支付给凌通电子公司的货款金额完全一致，但一审中刘伟军明确表示鸿博公司是根据其指示而付款，并非基于委托代理关系。二、一审诉讼中，海宁市税务局受理了鸿博公司对凌通电子公司涉税违法行为的检举，一审法院遂裁定中止诉讼，但在税务部门尚未对检举事项作出最终处理意见时，一审法院又裁定恢复诉讼并开庭审理，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凌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鸿博公司的上诉请求。刘伟军辩称，对鸿博公司的上诉没有异议，货款应当由刘伟军支付。凌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鸿博公司支付货款303501.28元，并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刘伟军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至2016年9月期间，刘伟军向凌通电子公司采购磁芯，凌通电子公司陆续将货物发送至刘伟军指定的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的工厂内，合计货款803741.58元。2015年9月，刘伟军将加盖有鸿博公司合同专用章的《买卖合同》传真件交给凌通电子公司，并在该合同上以买方担保人的身份签字，合同载明：凌通电子公司为卖方，鸿博公司为买方，结算方式为交货验收后月结90日，若逾期付款则按日万分之五支付利息，实际结算数量按供货单和对账单为准；担保期限至买方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时止。凌通电子公司自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向鸿博公司共开具1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803741.58元，发票均已认证。鸿博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28日、2015年10月28日、2015年11月30日、2016年1月27日、2016年3月29日向凌通电子公司账户汇款49985.32元、15790.08元、43508.15元、57121.8元、69134.96元，合计235540.31元，并注明是材料款。鸿博公司还通过刘伟军向凌通电子公司支付承兑汇票，并收到凌通电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30000元、50000元的承兑汇票收款收据各一份。2016年10月13日，刘伟军以鸿博公司名义进行对账，并签字确认尚欠凌通电子公司货款380201.28元。此后，刘伟军支付凌通电子公司76700元，剩余货款303501.28元一直未付。凌通电子公司已被凌通公司吸收合并，凌通电子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登记注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刘伟军签订《买卖合同》并以鸿博公司名义与凌通公司对账，鸿博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凌通公司认为，其一直认为刘伟军就是鸿博公司员工，刘伟军代表鸿博公司与其进行交易，鸿博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鸿博公司则认为，刘伟军并非其员工，无权代表其与凌通公司订立合同并对账，其无需承担民事责任。刘伟军亦认为，本案所涉交易与鸿博公司无关，愿意个人承担付款责任，其签订合同并以鸿博公司名义对账是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上述即我国法律关于表见代理制度所作的规定，表见代理属于无权代理，但法律强制赋予其与有权代理同样的法律效果，该项制度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以及交易安全。确认构成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一审法院认为，刘伟军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1、在业务开展的初期，刘伟军将盖有鸿博公司合同专用章的《买卖合同》传真件交给凌通公司，尽管该印章非红章原件，但考虑到刘伟军所处的经营场所与鸿博公司的住所地相隔较远，以传真方式敲章签订合同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此可使凌通公司对刘伟军享有代理权形成合理的信赖。事实上，鸿博公司亦确认其在《买卖合同》上盖章后再传真给刘伟军，即刘伟军交给凌通公司的合同上的印章并非伪造。2、业务进行过程中，鸿博公司数次以转账汇款的方式直接向凌通公司支付货款，汇款均注明为材料款，金额多达23万余元，其中，第一笔汇款49985.32元恰与首月的供货金额相一致，且鸿博公司确认另通过刘伟军转交给凌通公司80000元承兑汇票用于支付货款，凌通公司开具的收据收款人均为鸿博公司并通过刘伟军转交，此可使凌通公司进一步相信刘伟军具有代理权。3、凌通公司与刘伟军核对的14份对账单中，所载付款金额与鸿博公司支付给凌通公司的货款金额完全吻合，所载供货金额与凌通公司开具给鸿博公司的1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基本一一对应，且发票均已认证，此可使凌通公司更为有理由相信刘伟军享有代理权。4、虽然鸿博公司、刘伟军认为签订《买卖合同》的目的仅是为开具发票所用，但未能举证证明此系凌通公司的授意或者凌通公司对此应当知晓，也未能举证证明凌通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明知或应知刘伟军并无代理权，反言之，鸿博公司、刘伟军作为从事商事活动的民事主体应对签订合同等行为尽到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严肃对待缔约行为并理应预见到其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综上，案涉《买卖合同》以及刘伟军以鸿博公司名义确认的对账单对鸿博公司具有拘束力，鸿博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诉讼过程中，凌通电子公司因被凌通公司吸收合并而登记注销，凌通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由其替代凌通电子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因此，凌通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已裁定准许其替代凌通电子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因此，鸿博公司对原告主体资格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本案中，刘伟军确认尚欠凌通公司货款303501.28元，基于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鸿博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货款应于交货验收后90天内结清，若逾期付款则按日万分之五支付利息。由于本案所涉业务最后一批交货发生于2016年9月，故付款履行期限已满，现凌通公司要求鸿博公司支付该欠款并承担自2017年1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亦未超出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伟军以买方担保人身份在《买卖合同》上签字，未约定保证方式，依法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并且，其在庭审中表示自愿承担还款责任，故其应对鸿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外，在诉讼过程中，因海宁市税务局于2017年8月22日受理了鸿博公司员工陈朝明对凌通电子公司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检举，故一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但税务部门对检举事项一直未能作出最终处理意见，且并未有其他新的证据或事实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故本案恢复诉讼并进行审理，有利于双方纠纷的及时解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鸿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凌通公司货款303501.28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方法：以303501.28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二、刘伟军对鸿博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5852元，减半收取292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70元，合计4996元，由鸿博公司、刘伟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刘伟军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法律规定，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为行为人属无权代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相对人主观上善意、无过失。本案中，刘伟军的行为显然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一、鸿博公司不认可刘伟军的行为，刘伟军也认为其不能代表鸿博公司，刘伟军以鸿博公司名义与凌通公司进行交易，显然属于无权代理。二、根据凌通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买卖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能够证明刘伟军自始至终都是以鸿博公司的名义与凌通公司进行交易，鸿博公司称刘伟军系以其个人名义与凌通公司进行交易，没有事实依据。三、鸿博公司在《买卖合同》上加盖其印章，鸿博公司接受凌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以及鸿博公司陆续付款的行为，足以使凌通公司相信刘伟军具有代理权。四、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凌通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刘伟军没有代理权，鸿博公司称《买卖合同》是为了开票需要、付款是根据刘伟军的指示，即使属实，也无法证明相对人凌通公司对此知晓。综上，原审认为刘伟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判决鸿博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符合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至于刘伟军认为本案债务属其个人债务，与鸿博公司无关，属于其与鸿博公司关于债务承担的约定，不影响凌通公司依法主张权利。鸿博公司还认为原审程序违法，并无依据，税务部门查处当事人的涉税违法行为，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程序。鸿博公司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52元，由上诉人杭州临安鸿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褚 翔审判员 汪先才审判员 王 浩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吴 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