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1002民初3384号原告临汾市尧都区段店乡南永安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永安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李占峰，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刘卫峰，山西尧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宋洋，山西尧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福林，男。被告贾全英，女。被告王新明，男。被告张红梅，女。被告王亚娟，女。被告王凯，男。被告张霆霆，女。原告南永安村委会与被告王福林，贾全英，王新明张红梅，王亚娟，王凯，张霆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卫峰，宋洋，被告王新明，王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永安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多领取的征地补偿款251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95年，在原告村进行二轮土地承包时，每口人应分土地1.2亩，且基本按一等地每人7分，二等地每人5分的原则进行分配，被告家应分得六口人的地，共计7.2亩，经查，根据1999年4月25日经临汾市东张乡（现段店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服务站，备案鉴证的临汾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被告家承包耕种的土地有：东门外路北3.9亩，南念2.7亩，小沟底2.01亩，河里1.1亩，合计9.71亩。2014年7月，尧都区政府开发涝洰河生态工程建设项目征收了原告村内的土地，每亩地的征地补偿款为10万元，其中被告家承包耕种的二类地南念2.7亩，小沟底2.01亩，合计4.71亩地被征收，但是被告家六口人二类家庭承包地应为3亩，其余的1.71亩为其他承包地。被告家应领取征地补偿款为30万元，但被告家实际领取了征地补偿款551000元，现被告应退还多收取的征地补偿款为551000元-300000元=251000元。原告多次催告要求退回资金，但被告一直未能退回。原告作为一个特殊的集体组织，代表的是全村村民的集体利益。村民家庭承包土地被征收应当按照实际征地亩数确定赔偿金额，现被告收取了本应属于全体村民的征地补偿款251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已对全体村民的经济利益造成了损害，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被告退还不应收取的集体资金251000元，以维护全体村民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王新明，王凯等七被告辩称：被告领取征地补偿款是在原、被告双方签字同意以后支付的，且有乡政府领导签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原告提交的合同上没有被告的签字确认，且有涂改痕迹，是无效的证据。夏粮征收表并没有被告的签字。被告有证据证明2002年夏粮征收表上被告的家庭人口为7人。当时王仙丽虽出嫁，但在嫁入地并没有取得承包地。2014年征收了被告家7.01亩土地是事实，而被告只领取了5.51亩土地的补偿款551000元，因此不存在多收取的情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针对起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临汾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在1999年4月25日，经临汾市东张乡（段店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服务站，备案鉴证的临汾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确认被告家承包耕种的东门外路北3.9亩。南念2.7亩，小沟底2.01亩，河里1.1亩，合计9.71亩。二类承包地南念2.7亩，小沟底2.01亩，合计4.71亩被征收，其中3亩为被告家家庭承包地，被告家应得征地补偿款为300000元。证据二：97、98年的夏粮征收表两份。证明在1997年、1998年间，被告家是按6口人的土地。证据三：尧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告知书一份。证明原告村原村干部因多收取征地补偿款，现以职务侵占罪被刑事立案，以追回被多收取的征地补偿款，被告作为普通村民也依法应将多收取的征地补偿款251000元归还原告村集体。证据四：南永安村征地款分配明细表二份。证明被告家以王新明名义共计收取了征地补偿款551000元，应退还251000元。证据五：2014年5月26日会议纪要一份。证明本案所涉土地位于洰河北岸、108国道西，土地补偿价为每亩10万元。证据六：尧区政发[2012]24号文件一份。证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按照《山西省征收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的规定执行；尧都区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标准青苗每亩1000元。对于本案所征涉土地，王福林等人仅应就每亩被征地收取1000元青苗补偿费。证据七：《山西省征收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证明对于未确权到户的土地被征收征用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平均支付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成员。王福林等无权单独收取该费用。证据八：2014年4月22日南永安村的会议记录一份。证明本案所涉土地被征收时，在乡政府干部的主持下，根据尧区政发[2012]24号文件确定，每亩地10万元，包含青苗小麦补偿1000元。证据九：2014年6月21日南永安村的会议记录一份。证明本案所涉土地被征收时，在乡政府干部的主持下，确定执行95年的分地标准，人均1.2亩，每亩地10万元。证据十：2014年6月19日南永安村的会议记录一份。证明本案所涉土地被征收时，在乡政府干部的主持下，确定荒地、承包地的处理办法是土地补偿款归集体，地上附着物、农作物按照青苗赔付，每亩1000元。以上证据证明对于被告多种的1.71亩地，应该收取青苗补偿费每亩1000元。从251000元当中应减去青苗补偿费1710元，剩余249290元应返还原告。被告质证认为：证据一：承包合同中南埝亩数有涂改，土地承包合同与土地经营权证书不相符，土地承包合同中没有承包方的签字盖章，没有效力。证据二：1995年至1999年的交粮分配方案仅有缴纳的1995年、1996年的分配方案，不能证明，理由是在该两份并没有被告的签字确认。证据三：没有异议。证据四：没有异议。证据五：认可。证据六：认可。证据七：没有异议。证据八：青苗小麦补偿1000元我并没有收取。证据九：不认可。证据十：不认可。认证意见是：第1份证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其中没有被告家庭代表的签字确认，证据不具有证明力。第2份证据是夏粮征收分配表。能够间接地证明被告家庭当时的人口数为6人，承包土地的面积按7.2亩计算的。第3份证据缺乏关联性，没有证明力。第4份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王新明代表其家庭成员领取了征地补偿款共计551000元。被告也认可该事实。第5份证据至第10份证据均具有证明力，能够证明分配征地补偿款的标准是按照每亩10万元，每人的承包地是按照1.2亩计算的，但是该证据就1000元青苗费缺乏证明力。被告针对辩称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据二：高河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2份。证明王先丽在南永安村有土地。证据三：2002年夏收分配方案表。证明交了7口人的粮。三类田不交农业税。征收表是不体现农业税的。证据四：户口信息表。原告质证认为，证据一：经营权证书中第五页南埝只有2.7亩，不存在另外的2.4亩，其余记载与原告提供的承包合同内容相一致。所以被告的实际承包地是9.71亩，并非12.11亩。证据二：高河店居委会证明证实王仙丽已经属于城镇居民，不应当再取得农村承包地。该证明不能证实被告所主张的承包地亩数为12.11亩。证据三：夏收分配方案表是2002年记载，不能真实反映1995年间土地发包的情况，根据原告提供1997年1998年的夏粮征收表，被告家取得的是6口人承包地7.2亩。证据四：户籍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取得承包地12.11亩。认证意见是：第1份证据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据证明力应予认定。能够证明被告家庭1999年4月经过登记公示的承包土地面积为12.11亩。第4份证据能够间接证明交纳农业税的人口和土地面积。其余证据为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接受双方质询，也没有说明理由，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不能认定，关于王仙丽的承包地问题，应当以户籍的迁移，参考土地调整的情形，综合判断。而不能以出嫁的事实和村委会的证言内容来证明，应当正确理解“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其中包含的内容。本院认为：原、被告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原告主张为不当得利。被告主张应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关系。确定双方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应当结合原告请求解决的主要内容和原告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结合被告的辩称来确定，本案原告请求解决的内容即为退还被告向原告多收取的征地补偿款，属于给付性不当得利的情形。被告辩称没有多收取，由此可见双方争执焦点应当是被告是否多收取了征地补偿款。而不是被告应当取得多少征地补偿款或如何分配征地补偿款，后者是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有关的纠纷。被告领取的551000元，其中251000元是否为不当得利问题。就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有关“二畛子”的土地面积存在不同的登记。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直接确认原告村干部2014年填写的漏登1.2亩以及提交的台账是不合法的。因而就需要对被告所承包的“二畛子”承包地的土地面积进行确认。在没有确认之前，不能确认被告所实际领取的551000元征地补偿款中其中251000元为不当得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临汾市尧都区段店乡南永安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65元，减半收取2532.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江红斌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