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川0184民初435号 原告：刘树安，男，1969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崇阳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波，四川世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向艳，女，1976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山县彭溪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勇，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汪浩，男，197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山县彭溪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勇，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超群，男，1971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勇，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卫，女，197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勇，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 法定代表人：向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洁娅，云南上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泽，云南上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法定代表人：向艳，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勇，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树安与被告向艳、汪浩、张超群、周卫、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绕高公司）、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福亨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立案。被告绕高公司在法定期限内以受诉法院违反级别管辖为由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原告刘树安于2018年4月28日撤回部分诉讼请求另案起诉，另案起诉案号为（2018）川0184民初1632号，被告绕高公司据此撤回管辖权异议。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刘树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波，被告向艳，被告向艳、汪浩、张超群、周卫、喜福亨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勇，被告绕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洁娅和王瑞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树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艳、汪浩、张超群、周卫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858.605万元以及从2014年6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绕高公司、喜福亨公司对原告第1项债权请求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3.判令六被告共同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保全费和原告为本案聘请律师的代理费。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初，向艳以喜福亨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找到原告，称其公司因收购绕高公司的控股股权需要资金，希望原告能向其提供借款200万元，并愿意承担月息3分的借款利息。原告觉得被告的投资方向是可靠的，便于2013年9月4日通过成都农商银行向向艳汇款200万元。2014年2月24日向艳向原告归还了200万元借款后，向艳、张超群和周卫再次找到原告，向原告出示了绕高公司的《企业法人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机构信用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和《登记卡片》称：他们出资成立的喜福亨公司已成功实现了对绕高公司的控股，向艳已成为绕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就再向原告增加借款的事宜，找原告磋商。原告见被告还守信，同意再增加借款。由于当日尚未组织好资金，便将当天向艳归还的200万元，转入向艳提供的尾号为6349的账号。随即到了3月25日，原告组织的资金到位了，便与六被告正式签订了一份民间借款合同书和一份民间抵押借款合同书，民间借款合同书约定：原告向向艳、张超群、周卫出借1200万元现金，利息为月息2分5厘，期限为2014年3月25日至同年4月24日止，对1200万元借款本息由绕高公司和喜福亨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担保还款义务；民间抵押借款合同书约定了原告向向艳、张超群出借600万元现金，利息为月息2分5厘，期限为2014年3月25日至同年9月24日止，除向艳以汪浩名下的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新光路7号产权证号为0943936的房屋和喜福亨公司所有的辉腾车（车架号：WVWxxx288）和迈特威车（车架号：WV2xxx845）对600万元借款本息提供抵押担保责任外，绕高公司和喜福亨公司还提供不可撤销连带担保还款义务。据此两份合同，原告于2014年3月25日，向向艳指定的自身名下尾号为1091的账号分两次共汇款1500万元，加上2月24日的200万元汇款和100万元的现金，原告共向数被告提供了1800万元借款。随后，原告要求向艳办理房屋抵押手续，由于产权人汪浩不配合，房屋抵押他项权证未能办理。但向艳称：她与汪浩系夫妻，房屋产权虽在汪浩的名下，但属夫妻共有财产，对房屋抵押是认账的，并将房屋产权证原件交给原告。向艳、张超群还称：由绕高公司和喜福亨公司提供了保证担保，资金安全是有保障的。2014年4月24日，第一笔借款到期后，原告找被告还款。被告说现在公司银行贷款融资还未批下，等第二笔借款到期时一起解决。向艳并于同年4月23日、5月23日和6月24日以每次156万元的额度向原告归还了部分借款本息（共计468万元，其中利息为126.605万元；本金为341.395万元），到了9月24日第二笔借款到期，原告再次找到向艳、张超群还款时，被告再次推委，原告又找保证担保人绕高公司和喜福亨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绕高公司说：向艳虽是他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她是背着公司在外借款，公司在借款合同上的担保盖章也是盗用的，拒绝还款。原告无奈，遂于9月25日向崇州市公安局报案，要求追究被告的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责任。崇州公安局于9月26日受理报案后，又于2016年4月初通知原告，说原告的报案尚无证据证明被告构成犯罪，并告诉原告只有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维护权益。原告遂于2016年4月22日向崇州市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以（2016）川0184民初1250号案立案受理。但由于原告当时无钱缴纳诉讼费，法院便作自动撤案处理。原告认为，原告与五被告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都合法有效，各被告应当信守合同，依法承担还本付息或连带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向艳、汪浩、喜福亨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虽没有办理抵押登记，但抵押合同是有效的，三被告应依法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汪浩与向艳在借款关系发生时系夫妻关系，且向艳的借款行为也属于家庭投资经营行为，对此借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告已按月息2分5厘收取的利息部分，没有超过年利率36%的标准，应当予以保护。对被告未支付的利息，原告按年息率24%的标准请求，应予以支持。同时，被告违约，造成原告提起本诉讼发生的费用损失，也应依法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被告向艳、汪浩、张超群、周卫、喜福亨公司共同辩称：1.被告虽然约定借款1200万元，但实际原告向被告提供借款1100万元；2.被告于2014年4月23日、5月23日、6月24日分三次共计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468万元（尚欠借款732万元），还款银行转账回单的备注事项中未注明是利息，根据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也计算不出该金额，故原告归还468万元金额只能是本金；3.向艳既是绕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喜福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借款是向艳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为绕高公司项目的借款，款项全部用于绕高公司关于昆明绕城高速西北段项目融资成本、人员工资及其它相关开支；4.本案借款不是向艳和汪浩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汪浩不知晓、未参与、也未收取所借款项，向艳个人及家庭均未使用该借款，向艳及汪浩也不是绕高公司和喜福亨公司的股东，本案借款并非向艳个人债务或者与汪浩的夫妻共同债务；5.民间借款合同书约定的利率违反法律规定，且该约定借款期限早已届满，应当依法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6.民间借款合同书未约定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原告提出由被告承担律师代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7.原告要求被告共同承担相关义务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共同承担不是法律术语，法律只规定连带责任、按份责任、补充责任；8.被告喜福亨公司及绕高公司未经股东会同意对外提供担保符合法律规定，该担保行为合法有效，应依法承担担保责任。其理由是：首先，向艳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律规定其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并且本案所涉担保是为公司经营需要而融资，是为公司利益担保，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担保目的讲都是善意、合理、合法的。其次，担保人公司的印章由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授权向艳管理，授权向艳代表公司对外融资；所以该担保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向艳个人的行为或意思表示；9.本案被告违约后，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违约金与利息只能择一适用，原告无权选择同时适用。被告汪浩和周卫还辩称，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被告绕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艳当庭确认未委托过任何律师出庭，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被告绕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1.向艳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未经绕高公司股东会批准而以绕高公司名义向原告提供担保的签章行为无效；2.对于绕高公司的无效担保，原告并非善意故而应负有责任，应自行承担后果；3.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要求绕高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绕高公司的保证责任免除，原告诉讼时效也已经超过；4.原告与向艳串通形成的三份还款通知书应当是过了保证期间后补的，还款通知书的形成及签字时间对查明本案事实及适用法律具有重大关系，申请进行司法鉴定；5.原告2014年9月25日对涉案借款的报案已于2014年9月26日由崇州市公安局受理，本案应当中止审理；6.本案借款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应按月利率2%而非约定的月利率2.5%计息；同时，本案应当依据借款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按借款总额的30%比例计算违约金，而不应当按照月利率2%计算逾期利息；7.借款发生在向艳和汪浩婚姻存续期间，汪浩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8.律师费和保全费不应当由绕高公司承担；9.向艳2014年4月至2014年6月每个月归还的156万元（合计468万元）应当是归还的借款本金而非利息；10.借款合同和借据载明的金额，与原告出示的转账凭证金额之间相差的100万元现金交付部分，不应当计入原告实际交付的借款，且款项没有实际用于绕高公司的项目建设，绕高公司对于借款从不知情；11.绕高公司系国有企业，原告与向艳、喜福亨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导致国有资产遭受损失，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无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确认原、被告无争议事实：1.2014年3月25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民间借款合同书，向艳、张超群和周卫作为借款人，绕高公司和喜福亨公司为借款担保人；2.原告于2014年2月26日向向艳转款200万元，于2014年3月25日转款700万元和800万元（共计1700万元）；3.向艳于2014年4月至2014年6月期间每月向原告还款156万元（共计468万元）；4.原告于2014年9月25日就本案借款被告涉嫌诈骗向崇州市公安局报案以及2016年4月22日向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就本案借款提起诉讼。 原告刘树安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4年3月25日民间借款合同书，借款金额1200万元，约定月利率2.5分，借款方是向艳、张超群、周卫，担保人为绕高公司和喜福亨公司，证明原被告之间民间借贷关系； 证据二、转款凭据三份和借条两份，其中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账户6********）于2014年2月26日向向艳（中国工商银行账户6********）转款200万元，原告（中国工商银行卡622xxx94）于2014年3月25日向向艳（平安银行卡621xxx091）分两次分别转款800万元和700万元（当日合计转款1500万元），2014年3月25日向艳和张超群向原告出具借条两份（分别载明借到原告1200元和600万元），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借款； 证据三、交易明细，其中向艳于2014年4月23日向原告指定人员粟琼（中国银行卡号6********）转款156万元（其中30万元是1200万元借款中的利息，15万元为600万元借款中的利息，其余111万元为归还的本金）、于2014年5月23日转款156万元，2014年6月24日转款156万元，证明向艳2014年4月、5月和6月每月归还156万元给原告（合计归还468万元）； 证据四、2014年9月24日、2015年9月23日、2016年9月22日还款通知书，证明原告向被告催收还款； 证据五、2014年9月25日报案申请和2014年9月26日受案回执，证明原告就向艳、张超群和周卫向原告借款涉嫌犯罪向崇州市公安局报案及受案的事实； 证据六、2016年4月22日（2016）川0184民初1250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证明原告在崇州市公安局告知不能进行刑事立案后就本案借款向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因没有缴纳诉讼费而按撤诉处理； 证据七、崇州市公安局卷宗材料（转款凭证23份、对向艳和张超群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履行放款义务，以及向艳转款1000万元到绕高公司的账户的事实。 被告向艳、汪浩、张超群和喜福亨公司对原告出示证据发表综合质证意见：1.对1200万元民间借款合同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利率超过法律规定不予认可，利息和违约金是重复约定只能选择其一；2.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缺乏合同依据，不应被支持；3.对借条真实性无异议，没有周卫签字，不能证明被告收到1200万元借款，原告还应出示其他证据佐证；4.对三笔转款共计1700万元三性无异议，被告已收到；5.对交易明细三性无异议，但被告支付给原告的468万元均为偿还的本金；6.对还款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汪浩、张超群、周卫没有收到催款通知书，因而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效果；7.报案申请和受案回执与本案无关，单纯启动刑事程序，公安机关只对向艳和张超群进行了询问，其他人不知道这件事，达不到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效果；8.对受理案件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收到应诉材料，也达不到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效果；9.对证据7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认可。向艳除认同其代理人对原告出示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之外，对原告送达给喜福亨公司和绕高公司的三份还款通知书的三性无异议，确认借款到期后原告曾通过电话方式催收过。 被告绕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原告出示证据发表综合质证意见：1.1200万元民间借款合同书上绕高公司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但绕高公司的股东对借款不清楚，没有通过股东会决议。向艳是绕高公司和喜福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喜福亨公司又是绕高公司的股东，根据公司法第16条规定，借款时绕高公司对向艳借款提供担保没有通过股东会决议，绕高公司在本案中的担保无效。民间借款合同书第2条第2项要求绕高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但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按照担保法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6个月内原告没有主张权利的，担保责任免除。民间借款合同书约定的月利率2分5，法定利率为年息24%，该利息的约定不符合当时的民间借贷规定。民间借款合同书中约定的违约金为30% ，原告主张按照月息2%计算到款项付清之日止不符合法律规定。民间借款合同书中没有约定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主张律师费、保全费没有合同依据；2.对借条三性不予认可；3.转账凭证中700万元和800万元共计1500万元中包含了1200万元的借款，对此无异议；4.对向艳偿还原告468万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都是偿还的本金；5.对三份发给绕高公司的还款通知书的三性均不认可，几张纸很明显看出是同一时间打印的，而且向艳的签字有些落款了时间，有些没有落款时间，绕高公司申请对该三份通知书的形成时间和向艳的签字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对发送给喜福亨公司的还款通知书无异议；6.对报案申请和受案回执真实性认可，公安机关已经受理，本案应当中止审理，且达不到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效果。报案申请中，原告陈述绕高公司公章是向艳盗用的，且背着绕高公司进行的，表明在报案前原告就是知晓的，为什么原告之后的还款通知书还要送达给向艳；7.对受理案件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真实性认可，但是原告不缴纳诉讼费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8.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9.原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没有出示证据。 被告向艳为支持其抗辩理由提交如下证据：手机银行截图12张、情况说明1份，证明向艳偿还了468万元借款本金，在该交易流水中并未注明有利息，且借款用于绕高公司的项目投资，汪浩对借款不承担还款责任。 原告对被告向艳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交易流水中并未注明是本金，已经归还的468万元是本金和利息。按照婚姻法解释，汪浩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出示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 被告汪浩、张超群、周卫、喜福亨公司对向艳提交证据共同发表综合质证意见：对向艳出示的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 被告绕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被告向艳提交证据发表综合质证意见：对手机银行截图三性不予认可，交易流水应当去银行打印并加盖银行公章，转账流水均转为个人，应当有合同等文件佐证，且绕高公司的项目均为建设项目，如果投资在项目上，收款方应当是建设方、材料方，或者农民工工资等，不能证明借款全部用于绕高公司项目，绕高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对情况说明三性不予认可，绕高公司没有确认，是张超群和喜福亨公司单方出具的，加重绕高公司债务。 被告绕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艳没有提交证据。 被告绕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支持其抗辩理由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表（被告喜福亨公司），证明喜福亨公司曾用名称为成都喜福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证据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表（被告绕高公司），证明绕高公司的股东为云南省公路局及喜福亨公司； 证据三、云南省公路局关于解除与喜福亨公司合作关系的函，证明喜福亨公司作为绕高公司的股东一直未能完全履行合作协议的注资义务，2014年12月17日，绕高公司的另一股东云南省公路局向喜福亨公司发函要求解除合作关系，配合办理解除后的有关手续； 证据四、喜福亨公司对云南省公路局云路财便[2014]第66号回函的回复，以及证据五、喜福亨公司关于昆明绕城高速公路西北段项目的最终承诺函，均证明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喜福亨公司一直未配合办理退股及工商变更手续； 证据六、绕高公司证件印章移交清单，证明2015年3月24日，向艳及喜福亨公司将绕高公司的公章及证照交回； 证据七、云南日报及春城晚报的登报公告，证明绕高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分别在云南日报及春城晚报刊登公告，就绕高公司与喜福亨公司解除合作关系事项进行公示； 证据八、（2015）昆民五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以及证据九、（2017）云民终680号民事判决书，均证明2015年11月16日，因喜福亨公司一直不予配合办理退股及公司高管退出的工商变更手续，云南省公路局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现判决已经生效，根据判决内容喜福亨公司应返还云南省公路局股权及支付违约金。以上证据证明绕高公司为国有参股企业，自2014年12月17日起，向艳及喜福亨公司对外以绕高公司签订的合同，已不能代表绕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原告针对绕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证据发表综合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和证据二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份绕高公司信息公示报告的取得时间是2018年6月8日，截止该时间向艳仍然是绕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与庭前原告对绕高公司出庭人员的身份提出异议相一致；2.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这是属于绕高公司另外一股东与控股股东的直接衔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免除绕高公司的担保责任；3.证据四、证据五和证据六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证据七说明绕高公司和喜福亨公司有解除协议，请求法庭责令二被告出示解除协议原件，其中可能涉及到本案借款；5.对证据八和证据九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1）在680号判决书第7页第6行中法院驳回变更被告绕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请求，所以向艳作为绕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2）在680号判决书第6页第9行中，查明并认定喜福亨公司已经完成了增资2亿多元的事实，恰好印证了向艳、汪浩、张超群、周卫和喜福亨公司在庭审时陈述的涉案借款用于绕高公司这一事实。 向艳、汪浩、张超群、周卫和喜福亨公司对绕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的证据共同发表综合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和证据二的三性没有意见，绕高公司股东是云南公路局和喜福亨公司，没有自然人股东；2.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绕高公司的主张；3.对证据八和证据九的质证意见与原告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一致。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绕高公司系在云南省昆明市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云南省公路局和被告喜福亨公司。被告喜福亨公司系在四川省成都市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陈力和胡振宇。自2014年3月25日至今被告向艳系被告绕高公司和被告喜福亨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张超群系被告绕高公司总经理。涉案借款发生时被告向艳和汪浩系夫妻关系。 2014年3月25日原告刘树安与被告签订《民间借款合同书》（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艳、张超群、周卫作为借款人共同向原告刘树安借款1200万元，由被告绕高公司、喜福亨公司为前述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借款合同第八条备注“该笔借款（一千贰佰万元整）甲方按乙方要求于2014年3月25日转入乙方成都平安银行棕南支行（向艳）个人卡中，卡号为：（6********）”，期限为2014年3月25日至同年4月24日止；同日，原告刘树安与除周卫以外的被告签订《民间抵押借款合同书》（以下简称抵押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艳、张超群作为借款人共同向原告刘树安借款600万元，由被告绕高公司、喜福亨公司为前述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借款合同第八条备注“该笔借款甲方按乙方要求于2014年2月26日转入第一笔（贰佰万元整）于乙方工商银行卡号6********；第二笔（叁佰万元整）甲方于2014年3月25日按乙方要求转入成都平安银行棕南支行（向艳）个人卡中，卡号为：（********）；第三笔甲方以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期限为2014年3月25日至同年9月24日止。2014年2月26日原告刘树安从银行卡（成都农商银行账户6********）向被告向艳银行卡（中国工商银行账户6********）转款200万元，2014年3月25日原告刘树安从银行卡（中国工商银行账户6********）向被告向艳银行卡（平安银行账户6********）分两次分别转款800万元和700万元（当日合计转款1500万元）。2014年3月25日被告向艳和张超群向原告出具借条两份（分别载明借到原告刘树安现金1200万元和600万元）。2014年4月23日、2014年5月23日、2014年6月24日被告向艳分别向原告指定人员粟琼银行卡（中国银行账户6********）转款156万元（合计468万元）。 本院从崇州市公安局调取卷宗证实，自2013年11月起至被告向艳和喜福亨公司陆续向被告绕高公司支付款项，其中，被告向艳银行卡（成都平安银行账户6********）向绕高公司工商银行昆明北京路支行营业部账户（账户：2********）分别于2014年2月21日转款600万元、于2014年8月19日转款400万元、于2014年8月19日转款300万元、于2014年9月4日转款300万元，以上合计1600万元；被告喜福亨公司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账户（账号：1********）向被告绕高公司账户（账号：5********）于2013年11月6日转款三笔各自为8000万元、6000万元和3000万元，被告喜福亨公司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账户（账号：1********）向被告绕高公司中国银行昆明市北站支行账户（账号：1********）于2014年4月17日转款5000万元，被告喜福亨公司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账户（账号：1********）向被告绕高公司工商银行昆明北京路支行账户（账号：2********）于2014年5月20日转款1000万元，以上合计23000万元。被告向艳和被告张超群在崇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上均确认，从原告刘树安所借的1800万元均用于被告绕高公司的投入上。 2014年9月25日原告就本案借款被告涉嫌诈骗向崇州市公安局报案，2016年4月崇州市公安局口头通知不符合立案条件。2016年4月22日原告刘树安向崇州市人民法院就本案借款提起（2016）川0184民初 1250号诉讼，后因未缴纳诉讼费按撤诉处理。借款到期后原告刘树安曾通过打电话给向艳的方式催收，原告还分别于2014年9月24日、2015年9月23日、2016年9月22日向被告绕高公司和被告喜福亨公司发出还款通知书均由向艳签收。 另查明，2013年10月16日被告绕高公司另一股东云南省公路局与被告喜福亨公司于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云南省公路局与被告喜福亨公司就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公路西北段建设进行合作，被告喜福亨公司以增资扩股形式持有被告绕高公司66.67%股权而成为股东。2015年3月24日被告向艳及被告喜福亨公司办理证件印章移交清单将被告绕高公司的公章及证照交回，2015年5月12日云南省公路局与被告喜福亨公司签订解除协议解除2013年10月16日合作协议。2015年7月16日被告绕高公司针对解除与被告喜福亨公司之间合作关系一事，分别在云南日报及春城晚报刊登公告，公告内容包含“自2015年6月10日起，成都喜福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不得再以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西北绕城项目开展一切融资、借贷以及其他经济行为活动”。云南省公路局诉被告喜福亨公司履行解除协议相关义务一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的（2015）昆民五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的（2017）云民终680号民事判决书，均对云南省公路局要求被告喜福亨公司解除其指定的被告绕高公司董事、监事及财务管理人员职务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且认定：2013年10月16日《云南省公路局与成都喜福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公路西北段项目之合作协议》签订后，喜福亨公司（即，本案被告喜福亨公司）仅完成增资2亿元并筹措47695664.31元投入绕城公司（即，本案被告绕高公司）。 以上事实有民间借款合同、民间抵押借款合同、转款凭据、借条、银行交易明细、报案申请书、受案回执、询问笔录、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还款通知书、情况说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表、证件印章交接清单、登报公示、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实，并有原被告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归纳并经各方当事人确认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向艳未通过被告绕高公司股东会决议向外借款提供担保是否有效？2.本案1200万元借款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是否已过？3.本案利息约定是否过高，是否应当按照年息24%计算？4.被告违约后，是否适用约定违约金，还是适用月息2% ？5.借款发生在被告向艳和被告汪浩婚姻存续期间，被告汪浩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6.实现债权的律师费和保全费是否应当由被告承担？7.被告向艳于2014年4月--6月期间每月还款156万元是本金还是本息？8.原告出借的100万元现金是否交付？现本院综合评述如下： 争议焦点一：被告向艳未通过被告绕高公司股东会决议向外借款提供担保是否有效？ 被告向艳自2014年3月25日至今均为被告绕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关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由法定代表人向艳签字并加盖被告绕高公司印章的2014年3月25日《民间借贷合同书》和《民间抵押借款合同书》均系被告绕高公司的法律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所为的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公司法人具有约束力，法定代表人向艳在原告刘树安2014年9月24日、2015年9月23日、2016年9月22日向被告绕高公司和喜福亨公司发出的还款通知书上签字的行为，即是被告绕高公司和喜福亨公司对该等还款承诺书的签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截止目前被告向艳仍系被告绕高公司法定代表人，且云南省两级法院生效判决均对云南省公路局要求被告喜福亨公司解除其指定的被告绕高公司董事、监事及财务管理人员职务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此对于被告绕高公司代理人提出的被告向艳不能代表被告绕高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是规范公司内部运营管理操作，避免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滥用权力使得公司为自己或利害关系股东提供担保，从而损害公司法人权益，系针对公司内部权限及运营的规定，而非针对公司对外与担保权人签订的担保协议或担保条款效力的强制性规定。首先，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且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如果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则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在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和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对被告绕高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再次，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即便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对外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并且，被告绕高公司自证“被告向艳及被告喜福亨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办理证件印章移交清单将被告绕高公司的公章及证照交回”也印证移交之前向艳合法持有、管理被告绕高公司的印章；由此，债权人原告刘树安对于被告绕高公司内部的具体行为并不知情，对于向艳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并加盖绕高公司印章而为被告在本案中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原告并无过错。 此外，2015年7月16日被告绕高公司分别在云南日报及春城晚报对被告绕高公司与被告喜福亨公司解除合作关系事项进行公示内容中“自2015年6月10日起，成都喜福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不得再以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西北绕城项目开展一切融资、借贷以及其他经济行为活动”的涵义已经包含了：对于被告喜福亨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之前以被告绕高公司西北绕城项目进行融资、借贷的行为，被告绕高公司是明确同意的，并无异议；与之相应的，云南省公路局诉被告喜福亨公司履行解除协议相关义务一案的（2015）昆民五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云民终680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2013年10月16日《云南省公路局与成都喜福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公路西北段项目之合作协议》签订后，喜福亨公司（即，本案被告喜福亨公司）仅完成增资2亿元并筹措47695664.31元投入绕城公司（即，本案被告绕高公司）”，也印证了被告喜福亨公司以被告绕高公司西北段项目进行融资、借贷并筹措资金47695664.31元的事实。并且，根据崇州市公安局查实被告向艳收取本案向原告借款的平安银行账户（账号6********）向被告绕高公司工商银行昆明北京路支行营业部账户（账户：2********）分别于2014年2月21日转款600万元、于2014年8月19日转款400万元、于2014年8月19日转款300万元、于2014年9月4日转款300万元，以上合计1600万元；另外，被告向艳和被告张超群在崇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询问笔录上均确认所借原告刘树安1800万元均用于被告绕高公司的投入，进一步印证了被告向艳（担任绕高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张超群（担任绕高公司总经理）和被告喜福亨公司（系绕高公司股东）在本案中以被告绕高公司西北绕城项目进行融资、借贷，并由绕高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行为，是绕高公司和另一股东云南省公路局明知并且无异议的。 综上，本案被告绕高公司和被告喜福亨公司在民间借贷合同书和民间抵押借款合同书上签字盖章的担保形式完备，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有关效力性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借款用于被告绕高公司，被告绕高公司对于被告的借贷行为是明确同意的，故应当认定为构成合法有效的保证担保，被告绕高公司和被告喜福亨公司应当对原告在本案出借款项的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争议焦点二：本案1200万元借款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是否已过？ 2014年4月24日借款期间届满后，庭审中向艳确认：原告除通过给其打电话催收之外，又于当年9月24日向被告绕高公司和被告喜福亨公司分别发出还款通行书，并经其法定代表人向艳签收；2014年9月25日原告就本案借款被告涉嫌诈骗向崇州市公安局报案，后获口头通知不符合立案条件，此系原告在六个月的法定保证期间内依法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庭审中向艳亦确认：原告又分别于2015年9月23日、2016年9月22日分别向被告绕高公司和被告喜福亨公司送达还款通行书，也由该两被告法定代表人向艳签收；2016年4月22日原告刘树安向崇州市人民法院就本案借款提起（2016）川0184民初 1250号诉讼，后因未缴纳诉讼费按撤诉处理，此系原告以催收行为中断诉讼时效；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二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原告对被告绕高公司和被告喜福亨公司提出的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的请求，既未超过保证责任期间，亦在诉讼时效之内。被告绕高公司代理人提出的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导致绕高公司担保责任免除以及原告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原告对被告向艳、被告张超群和被告周卫的诉讼请求也未超过诉讼时效，其理由是：首先，被告向艳和被告张超群均确认原告在诉讼时效内主张债权而中断诉讼时效且在庭审中均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次，被告周卫与被告向艳、被告张超群为共同债务人，原告对被告向艳和被告张超群的债权请求效力自然及于被告周卫，被告向艳和被告张超群均承认原告在诉讼时效内主张债权，也应认定原告同时向被告周卫主张了债权；再次，原告于2014年9月25日向崇州市公安局报案，要求追究被告向艳、被告张超群、被告周卫涉嫌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责任，原告这一报案行为属于“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的诉讼时效中断情形，原告在公安机2016年4月不予受理后，即便从各被告未再履行还本付息的时日2014年6月24日起算，原告于2016年4月22日向法院提起（2016）川0184民初1250号诉讼，亦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中断诉讼时效。原告于2018年1月24日提起对被告向艳、张超群、周卫的本案诉讼属于诉讼时效之内。 争议焦点三：本案利息约定是否过高，是否应当按照年息24%计算？争议焦点四：被告违约后，是否适用约定违约金，还是适用月息2%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二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民间借款合同约定月利率2.5分（年利率30%），该约定利率超过绝对保护的年利率24%但未超过年利率36%，故对于被告依据月利率2.5分（年利率30%）已经支付给原告的资金利息中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属于被告已经履行的自然债务不应返还。 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和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九条一款（二）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在诉请被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时已将民间借款合同约定的月息2.5分（年利率30%）降至年利率24%的标准，不违背法律规定；对于被告绕高公司委托代理人提出的，（1）约定借款期限届满后，原告只能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被告逾期利息的抗辩主张；（2）民间借款合同仅约定了违约金而未约定逾期利息，原告只能请求约定违约金的抗辩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 争议焦点五：借款发生在被告向艳和被告汪浩婚姻存续期间，被告汪浩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鉴于，本案借款发生时被告汪浩与被告向艳虽系夫妻关系，但本案借款金额1200万元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被告汪浩亦非被告绕高公司或被告喜福亨公司的股东，汪浩既没有在2014年3月25日民间借贷合同及民间抵押借款合同上签字，也没有事后追认；原告刘树安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用于汪浩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汪浩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被告汪浩不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抗辩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争议焦点六：实现债权的律师费和保全费是否应当由被告承担？ 尽管原告聘请律师代理诉讼产生律师费属于情理之中，但是本案《民间抵押借款合同》未约定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产生的律师费金额，故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第二项关于“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二）申请费”及第十条第二项关于“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二）申请保全措施”的规定，原告刘树安申请财产保全已经向法院交纳5000元保全申请费，该费用属于诉讼费用的范畴。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的规定，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并无不当。 争议焦点七：被告向艳于2014年4月至6月期间每月还款156万元是本金还是本息？ 被告向艳于2014年4月--6月期间每月向原告刘树安归还156万元时并没有明确是还借款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据此分析，被告向艳从2014年4月至6月每月支付给原告的156万元（三月共计468万元）的清偿顺序应当是：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主债务。对于被告向艳归还的三笔156万元（三月共计468万元），原告刘树安主张每一笔156万元均是先支付本案和（2018）川0184民初1632号案件的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5分计算），然后才是归还本案借款本金的算法，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关于向艳于2014年4月至6月期间每月还款156万元是归还本案本金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八：原告出借的100万元现金是否交付？ 原告刘树安依据本案民间借贷合同应当交付给被告的借款本金为1200万元、依据（2018）川0184民初1632号案件的民间抵押借款合同应当交付给被告的借款本金为600万元（合计1800万元），而原告刘树安提交的向被告向艳转账凭据总额为1700万元（2014年2月26日向被告向艳转款200万元，于2014年3月25日分别向被告向艳转款700万元和800万元），尽管2014年3月25日被告出具的两份《借条》分别载明“今借到刘树安个人现金人民币1200万元”和“今借到刘树安个人现金人民币600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贷款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在被告抗辩原告出借的100万元现金并未实际交付的情况下，原告刘树安未能举证予以证实该100万元现金已经实际交付给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民间抵押借款合同书》第八条备注“该笔借款甲方按乙方要求于2014年2月26日转入第一笔（贰佰万元整）于乙方工商银行卡号6********；第二笔（叁佰万元整）甲方于2014年3月25日按乙方要求转入成都平安银行棕南支行（向艳）个人卡中，卡号为：（6********）；第三笔甲方以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故应当将该100万元现金从原告刘树安在（2018）川0184民初1623号案件中所主张已经依据《民间抵押借款合同书》交付的600万元借款中扣除（该案中原告刘树安实际交付500万元借款本金），但被告抗辩原告并未实际交付100万元现金的理由不影响认定原告刘树安在本案向被告足额交付1200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 结合争议焦点七，被告向艳于2014年4月至6月期间每月向原告刘树安归还156万元（合计468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计算的抵扣顺序为：（1）2014年4月（当月计息期：2014年3月24日至2014年4月23日）支付的156万元，先支付本案1200万元借款本金的当月利息300000元（月利率2.5%）和（2018）川0184民初1632号案件500万元借款本金的当月利息125000元（月利率2.5%），剩余的1135000元再支付本案借款本金（借款本金尚余10865000元）；（2）2014年5月（当月计息期：2014年4月24日至2014年5月23日）支付的156万元，先支付10865000元本金的当月利息271625元（月利率2.5%）和（2018）川0184民初1632号案件500万元借款本金的当月利息125000元（月利率2.5%），剩余的1163375元用于支付本案的借款本金（借款本金尚余9701625元）；（3）2014年6月（当月计息期：2014年5月24日至2014年6月23日）支付的156万元，先支付9701625元借款本金的当月利息242541元（月利率2.5%）和（2018）川0184民初1632号案件500万元借款本金的当月利息125000元（月利率2.5%），剩余的1192459元用于支付本案的借款本金后尚余8509166元借款本金，该算法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被告向艳、张超群、周卫尚欠原告借款本金8509166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除以上争议焦点之外，对于在民事诉讼中被告绕高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持授权委托书（加盖被告绕高公司公章）的委托代理人之间意见不一致的问题，本院予以特别说明：首先，云南上义律师事务所杨洁娅律师和王瑞泽律师持加盖被告绕高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及《委托合同》所取得的委托代理人身份，与被告绕高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艳当庭确认并未委托任何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的陈述不一致，为查明事实真相，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本院准予杨洁娅律师和王瑞泽律师以代理人身份参与诉讼；其次，法人的公章是法人的财产，法人的公章与法定代表人是法人意思表示的两种外在形式，法人在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无法像自然人一样通过自行做出意思表示来体现，法人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都需要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来做出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条“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依法登记的为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签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2款“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等规定，公章仅为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常用形式，而非绝对的、唯一的形式，法定代表人是公司意志的代表机关，在公章控制人与法定代表人不一致时，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行使公司意志的代表权，因此，被告绕高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艳与被告绕高公司委托代理人的意见不一致之处，应当以法定代表人向艳意见为准；再次，对于被告绕高公司代理人当庭申请对原告提交的2014年9月24日、2015年9月23日、2016年9月22日三份还款通知书的形成时间、向艳的签字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由于被告绕高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艳对该三份还款通知书的三性均无异议（当庭确认分别于三份还款通知书的落款时间签收），因此被告绕高公司委托代理人提出的该项鉴定申请的待证事项已经由被告绕高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艳予以认可，并且本案诉讼时效期间未届满也通过向艳当庭陈述的原告曾电话催收及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得以佐证，而被告绕高公司委托代理人的抗辩意见不能对抗法定代表人的陈述。本院亦当庭释明，对被告绕高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艳的诉讼行为如有异议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另案诉讼解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和第二十六条“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规定，因现有证据和被告绕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当庭确认已能证明被告绕高公司签收三份还款通知书的事实，被告绕高公司代理人申请对三份还款通知书进行司法鉴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批准。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应予保护。原告向本院提交的《民间借贷合同书》及银行转账凭证等合法有效，能够真实反映原告与被告向艳、张超群和周卫之间的合法借贷关系。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原告履行了出借1200万元的借款义务，则被告向艳、张超群和周卫亦应当履行还款义务，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向艳、张超群和周卫偿还借款本金余额850916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用于汪浩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汪浩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汪浩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原告在诉讼请求中已经将约定利率下调到年利率24%，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由于被告绕高公司和被告喜福亨公司在《民间借贷合同书》中自愿对被告向艳、被告张超群和被告周卫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绕高公司和喜福亨公司对被告向艳、张超群和周卫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向艳、张超群、周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树安偿还借款本金8509166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8509166元为基数，按照24%的年利率从2014年6月24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如未在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利息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向艳、张超群、周卫追偿； 三、驳回原告刘树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799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92996元，由被告向艳、张超群、周卫、云南国道主干线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成都喜福亨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员   刘耿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陈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