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5102民初401号原告：汕头中远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汕头市龙湖区金环南路1号潮汕星河大厦24层04单元。法定代表人：张保民，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允烈，汕头中远物流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春燕，汕头中远物流有限公司风险管理主管。被告：广东复兴食品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郭二村小龙坑大堆片头丘田片。法定代表人：郭小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群，广东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住所地潮州市湘桥区潮州大道中银大厦。主要负责人：林铭峰，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奕盛，广东森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文，广东森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11号建和中心25楼。主要负责人：蓝晓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利雄，广东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东明，广东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汕头中远物流有限公司（下称中远公司）诉被告广东复兴食品机械有限公司（下称复兴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下称中行潮州分行）、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下称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5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允烈、郑春燕及被告复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群、被告中行潮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文、第三人信达广东省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东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远公司诉称：一、被告复兴公司自从2014年1月份起拖欠原告的监管费，经催讨一直没有偿还，导致整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性违约，《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已经没有履行的基础。原告与两被告于2010年6月12日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两被告均同意将质物交由原告监管,监管费等一切费用由被告复兴公司承担并向原告支付。原告与被告复兴公司约定监管费计算标准为每月17000元。但是，自2014年1月起，广东复兴未按时支付监管费，经过其对账签字确认,截至2015年12月欠款425476元。由于被告复兴公司不履行协议规定的付款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告已经无法继续承担监管的成本，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以及第四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等法律规定，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解除与二被告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二、在原告履行监管职责期间，被告复兴公司多次强行出货，破坏监管现场，影响了货物的盘点和统计，致使《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无法履行。监管期间，原告按照《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规定，根据被告复兴公司提供的货物清单，履行监管义务。截至2014年3月11日，《监管质物库存报表》库存货物数量为3440吨，折算金额为3360.29万元，符合中行潮州分行关于库存货物金额底线为3350万元的要求。但是，自2014年5月18日起，被告复兴公司不顾原告的阻拦，多次强行出货。原告及时将情况报告被告中行潮州分行，并采取阻拦、拍照和报警等手段，仍然无法阻止被告复兴公司的强行出货行为，加上被告复兴公司撕毁出质物监管标签，破坏监管现场，导致库存货物不断减少而无法盘点统计。期间，原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向被告复兴公司发出停止违约警告、向被告中行潮州分行发出《监管风险提示函》，指出被告复兴公司妨碍监管工作、长期拖欠监管费等问题。2015年1月26日，原告过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向被告中行潮州分行发送《律师函》，指出：被告复兴公司的行为严重侵害银行质权，原告已采取尽可能措施仍无法制止恶意提货的行为，银行应立即采取保全等措施，防止损失发生或扩大。在处理被告复兴公司强行出货的事件中，原告已经恪尽职责，采取了各项措施，及时阻拦和报警，并将情况及时告知被告中行潮州分行，发出监管风险书面警告，但是仍然无法制止被告复兴公司的强行出货行为，导致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已经无法得到履行，原告也已经无法掌握被告复兴公司出质物的数量。因此，原告请求法院在判决解除《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同时判决被告复兴公司与原告共同向被告中行潮州分行移交出质物。被告复兴公司应当承担因强行出货而造成货物与原有清单不符的一切责任。三、被告中行潮州分行已经于2015年8月10日宣布将其对被告复兴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了第三人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因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合同主体已经发生变化，失去了继续履行的合同主体基础。2015年8月10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与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在《南方日报》A09版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其中清单序号第32号涉及复兴公司，担保合同号GZY476960120100005涉及本批质押物。《合同法》第8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也即是说，被告中行潮州分行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时，必须取得原告同意。本案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是由中行潮州分行、复兴公司与原告三方协商一致而订立的合同，原告提供的监管服务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也即是只为中行潮州分行提供监管服务。而从2015年8月10起，中行潮州分行已经将其债权转让给了第三人，则原来三方共同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中的债权人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表明了中行潮州分行自己不再履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主体义务，宣告协议已经失去了继续履行的主体基础。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时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原告请求解除与两被告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符合法律的规定。四、被告复兴公司的工厂现场停电停水，无法提供最基本和必要的监管条件和安全保障，客观上也已经导致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被告复兴公司自2014年以来，生产陷入异常状态，现场无法提供基本的监管条件。按照规定，被告复兴公司必须为原告的监管人员免费提供伙食、住宿场所、办公场所及办公设备和用品等，但是，被告复兴公司三年多来处于停电停水的状态，厂房、车间、仓库和宿舍等长年失修，根本无法提供所述的基本生活和办公条件。原告监管员的日常生活、工作条件以及人身安全等方面完全没有任何保障。因此原告请求解除《动产质押监管协议》，让监管员尽早撤离监管场所，保障监管员的人身安全。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协议编号：ZHJG001号）；2.被告复兴公司与原告共同将出质物移交给被告中行潮州分行；3.被告复兴公司支付截至2015年所拖欠原告的监管费425476元，其后至出质物交接之日止按照计费标准每月17,000元另计，并加收每日0.1%逾期滞纳金；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复兴公司承担。原告中远公司对其陈述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1.《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编号：ZHJG001号。证明：《协议》“前言”写明：“甲方和乙方（中行潮州分行和复兴公司）均同意将质物交由丙方（即原告）监管。”协议当事人是原告、中行潮州分行和复兴公司，由各当事人的有权签字人签字盖章生效，与本案第三人无关。《协议》第四条规定：“2、乙方（即复兴公司）应保证其交付给丙方（即原告）的质物与其和甲方（即中行潮州分行）的约定一致。”；“3、乙方（即复兴公司）向丙方（即原告）交付质物之前，甲乙双方应向丙方签发《出质通知书》，丙方根据《出质通知书》的要求，依据表面审查、外观检查的方法查核质物，并向甲方出具《质物清单》。”证明复兴公司必须负有货物完整的保证责任、原告仅对货物的表面外观负责。《协议》第九条“特别约定”：“（3）当实际库存小于或等于警戒线时，乙方须凭甲方签发的《放货通知书》才能提货，如乙方自行出货造成甲方和丙方损失的，由乙方负责赔偿”，复兴公司在监管期间多次强行出货造成货物的数量与清单不符的，必须由复兴公司单方承担责任。《协议》第六条规定：“对质物进行监管所产生的监管费等，由乙方承担”，根据《协议》第十三条“协议的终止”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丙方可以随时书面告知甲方和乙方终止本协议并立即生效：②甲方或乙方实质性地违反了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并在丙方告知相关方后的30日内未能弥补该种违反；”复兴公司自2014年1月份起就拖欠原告的监管费，其签字确认的对账单欠款金额已经达425476元，合同的最主要条款得不到履行，经告知复兴公司和中行潮州分行均未能弥补该种违反，因此《协议》必须予以解除。2.《汕头中远物流有限公司监管费对账单》。证明自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复兴公司签字确认拖欠原告的监管费425476元，计费标准按照17000元/月计算，逾期支付按照每日0.1%加收滞纳金。3.《监管质物库存报表》。证明截至2014年3月11日，复兴公司提供的《监管质物库存报表》，表明其时的期末库存货物为3440吨，相当于库存金额为3360.29万元；2014年5月14日，复兴公司表示其已经提前归还中行潮州分行的部分贷款200万元，要求将库存货物数量下调为2358吨，相当于库存金额3001.09万元，原告将复兴公司的报表发送给中行潮州分行核实；因为复兴公司自2014年5月18日起多次强行出货，事后经初步核查，截至2014年7月17日，期末库存货物数量仅为2231吨，相当于库存金额为2743.44万元。并随着复兴公司的继续强行出货，库存货物数量和金额继续减少。证明由于复兴公司的强行出货，库存货物已经与原来的清单数量不符。4.原告阻止复兴公司强行出货、向中行潮州分行提示风险的证据。证明自2014年5月18日起至2016年1月7日期间，复兴公司不顾原告现场监管员的阻拦，强行出货。原告采取报警、阻拦、拍照、向复兴公司和中行潮州分行发出书面通知等措施。其中有：《报警回执》共3份：2015年1月15日、2015年1月24日、2015年1月25日；向复兴公司发出的书面函件共5份：《强行出货警告函》(2014年5月19日)、《严禁出货警告函》（2014年5月21日）、《停止强行出货函告》（2014年11月15日）、《停止强行装货警示函》（2015年5月13日）、《停止强行装载出库警示函》（2016年1月8日）；向中行潮州分行发出的书面函件13份：《出质人违约行为风险函告》1份（2014年5月29日）；《监管风险提示函》10份(2014年6月18日、2014年11月17日、2015年1月23日、2015年1月24日、2015年1月25日、2015年2月13日、2015年4月10日、2015年5月12日、2015年5月13日、2016年1月7日）；《告知函》1份（2014年11月15日）；4、《出质人强行出货函告》1份（2015年1月15日）。证明原告已经恪尽职责采取各种措施履行监管义务，由于复兴公司强行出货所造成的货物短缺责任应由其向中行潮州分行承担责任。5.复兴公司强行出货的部分记录材料。证明记录复兴公司自2014年5月18日至2016年1月7日期间工厂现场发生强行出货的照片、录音、录像资料，分成若干个文件夹保存。6.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给中行潮州分行的《律师函》。证明2015年1月26日原告通过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给中行潮州分行发出《律师函》，指出：复兴公司强行出货行为严重侵害银行质权，原告已采取尽可能措施仍无法制止恶意提货的行为，银行应立即采取保全措施，防止损失发生或扩大。证明原告就复兴公司的强行出货行为以及提示中行潮州分行应该采取的措施等方面的问题，已经从法律的角度了恪尽了通知义务。7.中行潮州分行就复兴公司强行出货问题的复函。证明2014年6月23日《答复函》1页，对原告FXJX20140529《出质人违约行为风险函告》、ZHFX20140617《监管风险提示函》进行回复，称复兴公司未按期缴纳全部监管费尚不宜视为实质性违约；2015年1月16日《关于对“出质人强行出货函告”的复函》1页，对原告1月15日关于对”出质人强行出货函告”进行回复，表示关于复兴公司强行出货的问题已经知悉，已经要求复兴公司停止强行出货；2015年3月4日《关于对广东复兴食品机械有限公司质押有关问题的复函》3页，回应原告2015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关于复兴公司强行出货的《监管风险提示函》和2015年1月26日委托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函》，要求原告应当继续履行监管责任；2015年5月18日《关于对“监管风险提示函”的复函》1页，对原告5月12日和13日关于复兴公司的两份《监管风险提示函》进行答复，表示中行潮州分行已经采取法律措施，要求法院处置质押物。证明中行潮州分行知悉复兴公司拖欠原告监管费以及强行出货行为，在原告已经无法继续监管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原告进行监管。8.2015年8月10日《南方日报》A09版，《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证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与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在2015年8月10日《南方日报》A09版刊登的公告，表明其中序号第32号的债务人为复兴公司，其担保合同号：GZY476960120100005涉及到本案《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质押物。《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中的债权人已由中行潮州分行变更为第三人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合同主体已经发生变化，原告没有义务为第三人继续提供监管服务。9.《关于贵行对广东复兴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的有关问题咨询》。证明2015年10月12日，原告通过EMS发函向中行潮州分行发送了《关于贵行对广东复兴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的有关问题咨询》（编号：询复兴20151009），查询有关其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问题。原告希望了解和协商如何处理有关质押监管的态度。10.EMS邮政快递退件证明。证明2015年10月12日，中行潮州分行拒收原告的查询函，EMS快件被原封退回（见中国邮政的“改退批条”及该快件邮局查询结果）；2016年1月8日中行潮州分行再次拒收EMS快件（见中国邮政“改退批条”）。中行潮州分行不愿意主动解决《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解除问题，原告只能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11.（当庭提交的证据）出质通知书、存货盘点报告表、质物清单、标的认证价格明细表，证明本案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签订的日期是在2010年6月12日。第一被告提供这些在产品作为质押物是事实存在的，并非虚构。被告复兴公司辩称：本案原告所诉的质押监管合同是被告中行潮州分行、本被告和原告虚设的，即没有实际质押物，也没有实际监管事实。三方虚设的质押关系是为了满足被告中行潮州分行贷款需要双担保条件，因为在当时本被告已经按被告中行潮州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约定，提供1800万元的机械设备作为贷款抵押物，并办理抵押登记。本被告最终结欠被告中行潮州分行的贷款本金利息也是1800多万，而且被告中行潮州分行该债权已经转让给本案第三人。第三人并没有继承上述虚设的质权，事实上，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质押物，所以本案原告所诉的合同从来没有实际性履行过。被告复兴公司为其答辩提供了如下证据：动产抵押登记书及抵押物清单。证明被告复兴公司向被告中行潮州分行贷款时已经有设定生产设备做抵押，并且到工商部门办抵押登记，抵押物价值1800多万，也就是说不必要再设立质押。被告中行潮州分行辩称：1.质押监管协议不具备可解除的要件。监管协议中约定中远公司在收到中行关于质押解除的书面通知后，监管责任解除。且根据监管协议规定，中远公司在未足额收取监管费用前享有对相应质物的留置权，并有权在相应额度内拒绝办理质物的提货手续，可以通过对质物行使留置权实现合同目的。本案纠纷系因复兴公司未支付监管费用而产生，其责任在于复兴公司，而中行并无违约行为，若此时解除《质押监管协议》，则可能导致质物脱离监管而灭失，使质权人的债权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原告没有按法律规定向中行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不符合合同解除的形式要件。2.即使质押协议解除，也应由第三人与原告办理移交。因本案质押监管是为质权人及质押人提供监管，目的是确保质权的顺利实现，监管协议的甲方是质权人，现中行已将其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且人民法院也已作出执行裁定，第三人信达公司已代替中行取得债权人的位置，并成为本案中质物的质权人。故即使本案监管合同需解除，原告也应将监管的质物移交给现在的质权人即第三人。3.由于原告对质押物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本被告保留向其追究赔偿责任的权利。虽然原告主张被告复兴公司强行出货，但其作为监管人，应当有能力控制监管现场，除了通知本被告之外，应该主动地履行监管人的职责，积极寻求公安部门的介入并阻止被告复兴公司强行出货。由于原告没有尽到控制监管现场的责任，应对质物的减损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中行潮州分行为其答辩提供了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最高额存货质押合同。证明复兴公司向中行潮州分行贷款并提供动产作为质押的事实。3.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及附件。证明原告与中行潮州分行及复兴公司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并约定了各方权利义务的事实。4.民事判决书。证明中行潮州分行诉复兴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判决生效的事实。5.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证明2015年6月25日，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与第三人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包含对复兴公司等在内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事实。6.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证明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与第三人联合发表公告，告知各债务人中国银行已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事实。7.执行裁定书。证明第三人已向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申请变更其为复兴公司等与中行潮州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法院已于2015年9月27日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第三人为该案申请执行人。第三人信达广东省分公司述称：1.第三人同意被告中行潮州分行的答辩意见。第三人也认为本案不具备解除的条件，合同中第二条有监管期间的明显约定。2.本案被告中行潮州分行的债权和担保权利已经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在执行过程中也向法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法院也裁定变更第三人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所以被告中行潮州分行与被告复兴公司、原告的债权和担保权益也由第三人承受，所以本案的实际权益人应由第三人承担。3.原告在起诉状所说的情况及被告复兴公司当庭陈述的情况，如果是原告与被告复兴公司在履行监管协议中存在过错，第三人也保留追究原告及被告复兴公司赔偿相关损失的权利。第三人信达广东省分公司为其陈述提供了如下证据：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5）潮湘法执第258-1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本案涉的债权及担保权益已由第二被告转让给第三人。经过开庭质证，原告中远公司对被告复兴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原告注意到，其日期在2012年12月，本案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是订立2010年6月，所以说其提供的抵押清单不足以证明与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有关联，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无法证实。被告中行潮州分行对被告复兴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被告复兴公司与本被告多年以来一直存在金融借贷关系，有多笔贷款及多种担保方式同时存在是正常的。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4）潮湘民二初字241号生效的民事判决已查明被告复兴公司自2010年开始多次向本被告借款并提供担保，其中就包括本案的质押物及刚才被告复兴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在判决书中都对各笔贷款及担保方式做了明确的阐述，所以被告复兴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质押物没有关联性。第三人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对被告复兴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判决书已经对动产抵押进行认定，动产抵押可以存在多种形式，动产或不动产的担保。原告中远公司对被告中行潮州分行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对证据1-4无异议。2、对证据5、7是中行潮州分行和信达公司之间的协议，与本案无关。3、对证据6无异议。被告复兴公司对被告中行潮州分行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2.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跟本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意见相同。3.对证据4-7均无异议。第三人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对被告中行潮州分行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中远公司对第三人信达广东省分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裁定的内容与本案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无关联性。被告复兴公司对第三人信达广东省分公司的证据无异议。被告中行潮州分行对第三人信达广东省分公司的证据无异议，认为质权已转让给第三人，所以应由原告与第三人直接移交。被告复兴公司对原告中远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对证据1，该协议后面没有日期，不该空白的内容都是空白。证明三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就把它当做虚设的。2.对证据2是证明本被告有付给原告的部分费用。对账单也没有提供有效的发票，本被告确实有付给原告部分费用，但不是监管费，是给原告一点劳务费。3.对证据3的真实性存在异议，里面没有相关当事人的确认盖章，没有出借人和质权人盖章，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4.对证据4，第一组证据报警回执，是原告报警后所在的公安派出所派员到现场发现没有事实，所以就不作处理，没有存在该事实，而且认为是原告与本被告的经济往来，不是属于公安机关处理的范围。第二组证据，本被告都没有收到这些警告函。第三组证据，原告对被告中行潮州分行发出的信函，本被告不知情。5.对证据5-10，本被告均不知情，不提出质证意见。6.对证据11原告要证明的日期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实际存在这些质押物。被告中行潮州分行对原告中远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对质押合同无异议，但其中约定费用由复兴公司承担，且约定原告在收到本被告关于质押解除的书面通知后，其监管责任解除。2.费用确认单据，本被告没有参与确认，对费用及支付情况都不清楚，请法院查明认定。3.库存报表应以法院主持下清点数量为准。4.对4--1报警回执3份的关联性有异议，无法体现与本案有关；回执上无法体现与本案有关联性。对4--2强行装货警告函5份，上述函件仅有2015年5月13日有郭绍浩签名，其余均为原告单方制作，没有证明效力。对4—3中行通知13份，本被告仅收到其中部分通知，且已采取相应诉讼及保全措施。但双方约定监管责任人是原告，不能因其告知本被告而免除其掌握控制质物、阻止复兴公司出货的责任。5.强行出货的证据待出示视频证据后质证。6.律师函，本被告已采取相应诉讼及保全措施。但双方约定监管责任人是原告，其应承担掌握控制质物、阻止复兴公司出货的责任，而并非只承担通知义务。7.对中行复函无异议。8.对催收公告无异议，但债权转让不影响监管合同的履行。9.原告2015年底、2016年初的发函，本被告没有收到，不清楚。10.邮局退单，本被告不存在拒收情况，寄到本被告的邮件均由收发室代收，不可能存在拒收情形。11.对证据11没有异议。第三人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对原告中远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没有异议，其他证据由于第三人不是当事人，无法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做出意见。其他费用及报警，第三人认为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无法证明关联性及合法性的问题，第三人认为监管责任是否符合当时的约定，原告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证明的目的。经审理查明：因复兴公司与中行潮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存货质押合同》，将其享有所有权的钢材等存货（详见存货明细表）作为质物质押给中行潮州分行。中行潮州分行、复兴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一份编号ZHJG001号《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是:中行潮州分行和复兴公司同意将质物“存货（钢材）”交由中远公司监管，中远公司同意接受中行潮州分行的委托并按照中行潮州分行的指示监管质物;监管期限至中远公司根据中行潮州分行放货指示,将质物解除监管交复兴公司止;监管费每月17000元,由复兴公司支付给中远公司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签订后，中远公司即派员对质押物进行监管，复兴公司初期也支付部分监管费用，但自2014年1月起开始拖欠监管费，截至2015年12月，结欠中远公司监管费用425476元。中远公司在监管期间，复兴公司多次强行运走质押物，中远公司多次报警及向复兴公司发出警告函，期间也多次向中行潮州分行发出监管风险提示函。另查明，因复兴公司没有按期归还中行潮州分行的借款本息，中行潮州分行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5年4月10日作出（2014）潮湘法民二初字第241号判决，判决书生效后，由于复兴公司没有履行还款义务，中行潮州分行向本院申请执行，期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于2015年6月25日与信达广东省分公司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中行潮州分行拥有复兴公司等企业的债权包括本案所涉的质押权转让给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尔后，中远公司要求复兴公司、中行潮州分行解除《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并交接质押物未果，遂于2018年3月26日向本院起诉。质押物至今仍由中远公司监管。（2014）潮湘法民二初字第241号案已由本院立案执行，本院已作出（2015）潮湘法执字第25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变更信达广东省分公司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本院认为：中远公司与中行潮州分行、复兴公司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中行潮州分行将质物交由中远公司监管，双方之间形成了保管合同关系，中远公司是保管人，中行潮州分行是寄存人，双方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的规定，中行潮州分行在本案的保管合同关系中除享有对质物的质权等合同权利外，还负有支付保管费的义务，因中远公司、中行潮州分行、复兴公司在《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中约定监管费用由复兴公司负担，该约定属于保管合同关系中的特别约定，各方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可予照准，复兴公司有责任支付尚欠中远公司的监管费用，并应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息可自中远公司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还款利率计付；中行潮州分行将其对复兴公司的质押权转让给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其与中远公司之间保管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并不随之转移，中行潮州分行在与中远公司的保管合同关系中，既享有权利，又负有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中行潮州分行要将保管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应当征得中远公司的同意，由于本案中中远公司并没有同意中行潮州分行将其在保管合同中的义务转移给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因此，中行潮州分行在将其对复兴公司质押权转让给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后，其与中远公司的保管合同关系继续存在，其权利义务并没有发生转移。由于复兴公司自2014年1月份起开始拖欠监管费用，作为寄存人，中行潮州分行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中远公司可以解除合同，中远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向本院起诉请求解除《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可视为中远公司在此时间通知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可认定《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于2018年3月26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七条“保管期间届满或者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将原物及其孳息归还寄存人”的规定,中远公司应将质押物交付还中行潮州分行保管,中行潮州分行有责任接管。由于在质押物监管期间，复兴公司有运走质押物的行为，中远公司请求复兴公司共同将质押物交付还中行潮州分行接管可予照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三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汕头中远物流有限公司与广东复兴食品机械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签订的编号ZHJG001号《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于2018年3月26日解除。二、原告汕头中远物流有限公司、广东复兴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将监管的质押物交付还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管理，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应同时接收质押物。三、被告广东复兴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付还原告汕头中远物流有限公司监管费425476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8年3月26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还款利率计付)，上述监管费计至2015年12月,此后至质押物交付之日的监管费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的标准另计。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682元，由被告广东复兴食品机械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少杰人民陪审员  李潮生人民陪审员  翁克亮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谢奕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