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7101行初1186号原告：何泳贤，女，198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代理人：曹伟钊，系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邓学明，系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花地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芳村花地荣兴路5号4楼。负责人：孙永良，职务社长。委托代理人：康考利、孙钢锁，均系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花地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18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03007505810J。负责人：任红林，职务主任。出庭负责人：刘基云，职务副主任。委托代理人：朱燕，系广州市荔湾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熊志遥，系广州市荔湾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何泳贤、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花地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花地联社）不服被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花地街道办事处行政处理决定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泳贤委托代理人曹伟钊、邓学明，原告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花地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委托代理人康考利、孙钢锁以及被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花地街道办事处出庭负责人刘基云及委托代理人朱燕、熊志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泳贤诉称：我方与花地联社之间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及福利待遇支付等纠纷一事向被告提出了行政处理申请。被告于2017年12月31日作出了荔花行字[2017]2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我方认为，该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我方享有花地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处理决定正确，但认定我方与不享有股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同等待遇，并驳回其他申请请求的处理决定，存在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及处理明显不当的情况，故请求法院依法对被告的行政处理决定予以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一）我方享有集体资产产权、获得集体资产和依法由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经营收益等权利。在花地联社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员）即股东（股员），二者权利义务相同，根本不存在“不享有股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1991年11月15日所制定的《花地经济股份联合社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也未对“不享有股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有的福利待遇作出规定。“不享有股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概念是被告凭空臆造的，缺乏证据支持，且与实际情况不符。被告一方面认为社员的所有福利待遇均以股份为前提，另一方面又认定我方与“不享有股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二者显然自相矛盾。根据被告的认定结果只能得出：我方只享有花地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不享有包括股份分红在内的一切福利待遇。然而，《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集体资产产权、获得集体资产和依法确定由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经营收益”等权利。若按被告的处理决定，我方的上述财产权益得不到保护。（二）《章程》的部分内容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侵害了我方的合法权益。《章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满十六周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村民，原则上确认为股权持有人，每劳动一年，计算一股。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不再发展新股。”第八条规定“花地经济股份联合社成立后，即取消过去按土地劳动力和人口分配的方法。一律实行按股分配，多股多分，少股少分，无股不分的原则。”上述规定股份制改革时，未满十六周岁的村民不享有股权，且“不再发展新股”。我方认为花地联社利用该章程规定，拒绝向我方分配股份及支付相关福利待遇，是对“未满十六周岁村民”合法权益的剥夺。股份固化必须在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会伤害到他人的合法权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花地联社章程的上述规定，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等法律、规章中，关于“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有关法律原则，应被认定为违法和无效。被告引用违法无效的章程对我方的合法权益予以否决，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而且，我方只要求分配一股股权，也是充分尊重了章程制定时的历史背景和相关内容，并未侵犯花地联社及其他已享有股权的社员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集体经济组织是管理集体资产的经济组织，在该组织内人人平等，任何一位成员的合法权益均受到同等的法律保障，在不损害其他成员合法权益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的章程对所有成员均适用。但是，如果其中一部分人通过制定章程的形式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则是违法的、无效的。被告既然确认我方享有花地联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那么就必须确认我方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福利待遇，并责令花地联社向我方分配股权、发放股份证、支付股份分红及相关福利待遇。为此，诉讼请求：一、撤销被告作出的荔花行字[2017]2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判令被告对原告何泳贤的行政处理申请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花地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诉称：我社不服被告作出的荔花行字[2017]2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具体理由如下：（一）何泳贤的学习工作经历、社会保险缴纳情况、所在居委会及其参与居委会选举活动等情况，与其能否享有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重大关系，是认定其能否享有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重要依据，故对该类事实应予以查明。（二）何泳贤未按《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及《花地经济股份联合社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规定履行义务，不应享有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及《章程》第七条、第十三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相关规定可知，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子女成为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二是履行《章程》中第十三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义务。本案中，截至1991年12月31日止，何泳贤未满16周岁，未按《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及《章程》相关规定履行义务，故不应享有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三）我社不存在享有资格但不享有股权的成员，行政处理决定缺乏操作执行性。根据《章程》规定，我社成员既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时也是联社股份的持有人，即具有成员资格即可享有股权，享有股权的主体必须为我社成员。涉案行政处理决定第一项裁决何泳贤享有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与不享有股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而根据前述分析，我社成员中不存在不享有股权但享有福利待遇的社员，行政处理决定缺乏操作执行性。为此，诉讼请求：一、撤销被告作出的荔花行字[2017]2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项，并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花地街道办事处辩称：针对何泳贤的起诉，我方答辩意见为：我方作出涉诉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何泳贤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我方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何泳贤于2017年11月6日向我方提交了行政处理申请书，我方受理该申请后，在书面审查了其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以及花地联社的答复意见后，于2017年12月31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二）我方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1.何泳贤户口所在地属花地联社的辖区范围，花地联社在我方管辖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和《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十三条第（九）项的规定，何泳贤以合法权益被花地联社侵害为由，向我方提出行政处理申请，我方作为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依法有权履行对辖区内的各项事务进行协调、管理和处理等行政职权，有权作出该项处理决定。2.关于何泳贤请求确认其是花地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福利待遇问题。经查明，何泳贤母亲原是花地联社在册村民，花地联社进行股份制改革时其母亲被核定具有12股股份，并按《章程》规定向花地联社缴纳每股20元的股金，取得了花地联社发放的股份证，享受花地联社的股份分红及相关福利待遇。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因何泳贤母亲为花地联社在册成员，何泳贤出生后入户花地联社，故何泳贤应享有花地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3.关于何泳贤要求我方责令花地联社向其分配股权、发放股权证并支付1991年起至2016年底的股份分红及其他福利待遇费用的请求。《章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满十六周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村民，原则上确认为股权持有人，每劳动一年，计算一股。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不再发展新股”。第八条规定：“花地经济股份联合社成立后，即取消过去按土地劳动力和人口分配的方法。一律实行按股分配，多股多分，少股少分，无股不分的原则。”我方认为，花地联社章程中确认股东成员的规定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有关花地联社的股员界定应以章程规定为准。根据章程规定，花地联社在进行股份制改革时，因何泳贤未年满16周岁，不符合花地联社配股条件，花地联社依据章程规定未向其配股并未违反相关规定。何泳贤要求配股并享受相应股权分红款并无依据，其不符合配股条件，亦不享有除股份分红款外的其他福利费用。同时，根据花地联社的章程规定，该社股份已经“固化”，何泳贤现要求重新配股并无依据，我方不予支持。针对花地联社的起诉，我方答辩意见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何泳贤的母亲是花地联社成员，入户花地联社，故确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按照规定，花地联社无权要求村民提供其履行义务的证据，章程也没有对成员义务作出规定。经审理查明：何泳贤母亲原是花地联社在册村民，花地联社于1991年11月15日进行股份制改革，并制定了《花地经济股份联合社章程》。其中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满十六周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村民，原则上确认为股权持有人，每劳动一年，计算一股。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不再发展新股”。第八条规定：“花地经济股份联合社成立后，即取消过去按土地劳动力和人口分配的方法。一律实行按股分配，多股多分，少股少分，无股不分的原则。”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参加经济股份联合社的社员，一律从年满十六周岁开始计算。”何泳贤于1987年11月15日出生，出生后入户广州市荔湾区，1989年1月14日因征地转居，户籍性质由原农业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何泳贤现户籍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属于花地联社辖区范围。因对花地联社未为其配股有异议，何泳贤向被告提出行政处理申请，请求：1.确认何泳贤是花地联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福利待遇；2.责令花地联社向何泳贤分配集体经济组织一股的股权；3.责令花地联社为何泳贤办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股份证；4.责令花地联社向何泳贤支付自1991年起至2016年底，按照一股股权计算所得的年度股权分红款共26661元；5.责令花地联社向何泳贤支付自1991年起至2016年底，除股权分红款以外的其他福利费。2017年12月31日，被告根据何泳贤申请作出荔花行字［2017］2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何泳贤母亲为花地联社在册成员，何泳贤出生后入户花地联社，故应享有花地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同时，认为花地联社制定的《花地经济股份联合社章程》中确认股东成员的规定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花地联社进行股份制改革时，何泳贤未年满16周岁，不符合配股条件，且股份分红外的其他福利待遇均是以股份证为依据，故对何泳贤要求分配股权、发放股份证、支付相应股份分红款及其他福利待遇费用的申请请求，不予支持。何泳贤及花地联社不服，诉至本院。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确认对荔花行字［2017］2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查明事实无异议。以上事实有行政处理决定书、花地经济股份联合社章程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各方当事人亦当庭陈述在案。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所作行政处理决定合法性。本院认为，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和集体收益分配等问题，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范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自行确定其成员资格的条件。股权固化是指将原村级集体资产，按一定标准将股权份额量化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权量化到人、固化到户。股权固化时只有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村民才可能被确定享有股东资格，分配股权。1990年6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施行至2006年10月1日废止）第七条规定：“社区经济组织的权利：……（二）根据有关法规，制定本组织章程，对组织内部的经营管理享有自主权；……”第十七条规定：“凡户籍在当地社区范围内，年满十六周岁的农民，承认社章并承担相应义务者，经社委会同意，均可以成为户籍所在地经济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的社员。户口迁出者，除社章另有规定外，其社员资格随之取消；其权利、义务在办理终止承包合同、清理债权债务等有关手续后，亦同时终止。”本案中，花地联社于1991年实行股权固化时制定的《花地经济股份联合社章程》中对成员及原始股东资格确认的条款并不违反上述规定。因此，花地联社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章程中与上位法没有冲突的条款可以作为认定依据。根据前述规定及章程规定，股权固化时未满16周岁的村民只要其年满16周岁时户籍未迁出且履行义务，即可取得花地联社成员资格，但不能必然取得股东资格。本案中，何泳贤出生后即入户花地联社，户籍地址一直未迁移。因此，被告认定何泳贤具有花地联社成员资格，并无不当。因何泳贤不能满足《花地经济股份联合社章程》规定的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无法取得股东资格，且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花地联社除了按股份发放福利之外还存在其他福利费用，故被告驳回何泳贤提出的要求办理股份证、分配股权及享受1991年至2016年股权分红、其他福利费用的请求，并认定何泳贤与不享有股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何泳贤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花地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何泳贤、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花地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各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长  何欣颖审判员  姜巧玲审判员  徐 星二０一八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卜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