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51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宏祥北路83弄1-42号20幢B区88室。法定代表人：胡文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悦，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怡，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杰，男，1976年6月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平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洁兰，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龚文辉，男，1969年1月2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杰、原审被告龚文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2民初3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住安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已经就被上诉人实施的工程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于2015年1月8日签订一份《分包工程（或清包工程）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下称：1月8日确认书），就被上诉人实施的防水工程进行了结算，结算价格为人民币35万元。此后，被上诉人因无法出具发票，于2015年1月29日同意扣除1万元，并在同日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上写明“住安公司付我所有项目的工程决算尾款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并有被上诉人李杰的签字确认。即上诉人最后支付所有项目的工程结算尾款为人民币34万元，上诉人已于2015年2月3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该笔款项，至此已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23万元工程款项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就其主张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与原审被告在2015年1月30日签订的一份《分包工程（或清包工程）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下称1月30日确认书）就判决上诉人承担23万元工程款缺乏事实依据。1.1月30日确认书系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签订的，上诉人并不知晓，上诉人也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以及其签订是否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对于为何在1月8日确认书签订后的短短二十几日以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申请付款且明确了“所有项目的工程结算尾款人民币叁拾肆万元整”的情况下，仅在一日后又与原审被告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签订了1月30日这样一份确认书，之间是否存在什么隐情不得而知。2.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七份维修记录，首先没有上诉人盖章确认，也没有上诉人的人员确认，维修记录上所谓的签字人员上诉人也并不知晓，被上诉人也未就这些签字人员的身份进一步提供证据进行证明该等签字人员是否有权签字，因此该维修记录本身以及所要证明的事实无法确认；其次，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23万元为2014年8、9月份的维修费用，即使上述维修记录真实的反映了被上诉人进行维修工程的情况，但上面所反映的时间均非发生在2014年8、9月份期间，例如：被上诉人一审证据的第3页则明确表示的是2014.3.4—3.12日期间的工程情况，该份证据反而证明了上诉人的观点。因此，七份维修记录显示的该部分工程应已经包括在三方的1月8日确认书所确认的结算范围内。李杰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称其已就被上诉人实施的工程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与事实不符。在2018年1月8日签订的分包工程（或清包工程）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当中明确写明了2014年8月、9月份的维修费用另行结算。说明在2018年1月8日签订这份收支情况确认书的时候，双方的工程款项并没有完全结清,上诉人也没有履行全部付款义务。而是有一部分维修费用,当时因为在结算方面有分歧,所以就搁置了2014年8月、9月的维修费用没有进行结算。被上诉人李杰与龚文辉在后续的协商当中对后续工程款的结算达成了一致，于是在2015年1月30日又签订了一份关于后续工程款的结算确认书,也就是本案所涉及的工程款项23万元。1月30日的确认书确系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龚文辉所签订,该1月30日确认书,是在2015年1月8日签订的确认书申请付款35万元以后才签订的,不存在一方胁迫另一方的情况,也不存在对2015年1月8日工程款结算确认书的变更。被上诉人提供的维修记录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2014年8月、9月份，2014年6月、7月包括2014年3月4日到3月12日的工程量已经超过了23万元。龚文辉述称，不同意上诉人的意见，上诉人在支付35万元工程款的时候已经超付了12万元。2015年1月份，我们项目部和分公司在和建设方商讨以后，预计在2015年的春节前我们是拿不到工程款的，于是我们项目部和分公司向我们的上级公司也就是上诉人总公司申请借款，用于支付各材料商和班组的工程款。根据总公司的要求，每家牵涉到要付款的单位，都要填写相应的确认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决算全部都搞清楚，因此要求所有应该付款的单位单方面填写了确认书，也就是2015年1月8日35万元确认书的形成。这张35万元确认书是李杰单方面填完后交到我们，然后再由我们进行内部流转作相应的借款手续，等到总公司借款后，在付款之前2015年1月30日我找李杰到我们分公司的办公室，对跟他的项目进行了一个决算，决算下来就是还应该支付他23万元,所以我写给李杰一个23万元的决算确认。35万元的单子是上诉人公司走内部流程，李杰那里没有，我这里也没有，但是23万元的确认书是我写给李杰的，这是唯一一张我对李杰所有的工程款的确认。关于李杰讲的2014年8、9月份的工作量，我有异议。在2013年9月份，李杰在我们项目部施工的全部项目都已经结束并交付使用，不可能在2014年8、9月份还有新的项目做。如果李杰说他这23万元是2014年8、9月份的，他应该提供谁委托他去做，然后跟委托他的人来结算这个工程款,这部分工程款与我所负责的项目没有任何关系。李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住安公司、龚文辉支付工程款23万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按照每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自2015年5月2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3月1日，要求计算至判决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8日，李杰（确认单位）与龚文辉（项目负责人）在一份分包工程（或清包工程）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上签字，该份文件载明：李杰是住安公司承建的南京理工大学综合实验楼和学生公寓（三期）“防水”承包人，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和决算协议，截至2015年1月8日住安公司尚欠李杰最后决算尾款35万元，且于2015年1月30日前全部付清。在人员签字的左侧，手写注明：“另：2014年8、9月份维修费用另行结算”；下方，手写注明：“另双方协商，李杰不开具发票，直接从应付款中扣除壹万元正”、“李杰同意2015.1月29日”。同年1月29日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注明：分包负责人李杰（龚文辉），应付款总额35万元、本次申请支付金额34万元；申请单位处手写：“因没有出据发票，双方协商，我让利壹万元正”、“李杰”（2015年2月3日，以银行转账方式住安公司给付李杰34万元）。同年1月30日，李杰（确认单位）与龚文辉（项目负责人）又在一份分包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上共同签字，该份文件载明：李杰是住安公司承建的南京理工大学综合实验楼和学生公寓（三期）的“防水（维保）”承包人，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和决算协议，截至2015年1月30日住安公司尚欠李杰最后决算尾款23万元，且于2015年5月1日前全部付清。2016年9月7日，住安公司的员工孙光明出具一份书面说明，表示：2016年9月7日，李杰（防水工程）到住安公司南京分公司讨要南京理工大学学生公寓三期2014年8、9月维修费用（23万元，待法院确认）；由于承包方龚文辉已就该工程款一事起诉住安公司，所以关于李杰工程款作出如下处理：李杰提供的7份维修记录以及1份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由住安公司在2016年9月12日法院开庭时递交法庭，由龚文辉进行事实以及金额确认；如果法院确认李杰工程款由住安公司先行垫付，则该公司按照法院决定执行。另查明：斯集公司设立于2007年4月27日，法定代表人为龚文辉，2015年7月31日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审审理中，在法院第一次庭审时，李杰表示：龚文辉与住安公司之间，不是员工与用人单位的关系而是建筑工程挂靠关系，住安公司是将综合实验楼以及学生宿舍三期的防水工程分包给龚光辉，在出现质量问题后住安公司要求返工包括维保，所以龚光辉就将防水工程分包给李杰。为了证明其诉称意见，除了2015年1月30日的确认书和情况说明以外，李杰还提供了7份维修记录（复印件）作为证据，且表示：原件已交给住安公司的员工孙光明，内容是记录维修施工中所产生的工程应支付款项，包括：（1）2014年3月12日“徐正华”签字的一份证明，说明：2014年3月4日至12日，学生宿舍楼地下室所做防水验收情况，打注浆钉和灌聚乙烯；（2）“7.16”“沈南”（南京理工大学物业管理负责人）签字的3份大楼多个部位漏水情况的说明；（3）“11.4”“叶红”（南京理工大学工作人员）签字的2份办公楼和宿舍楼多处部分损坏和漏水情况的说明；（4）学生宿舍三期防水工程各分项目汇总单。针对上述证据，龚文辉质证表示：7份维修记录与其没有关系，龚文辉与住安公司之间并非工程挂靠关系，住安公司未将涉案工程分包给龚文辉，故不发表质证意见。住安公司质证表示：“徐正华”签字的单据似为原件，其他应均是复印件，所以不认可真实性；涉案防水工程实际发生于2014年3月4日至12日，并非李杰所述的2014年8月、9月，2015年1月8日龚文辉与李杰已进行结算、工程款已支付，李杰不能提供维修单据证明其维修工作量，所以无法另行结算、不应给付工程款；同时，除了提供2015年1月8日的确认书、1月29日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以及支付凭证等证据以外，住安公司还补充表示：（1）南京理工大学综合实验楼和学生宿舍三期工程，总承包人是住安公司，是由斯集公司挂靠住安公司承包施工，使用的是住安公司的建筑资质。李杰与斯集公司以及住安公司均未签订书面工程承包合同；（2）对外确认和收支工程款均由住安公司负责，工程款是由发包人直接付给住安公司，根据施工方提供的工程量情况进行核算和款项支付，住安公司与斯集公司之间互不开具发票，但是住安公司应向发包人开具发票龚文辉没有提供材料作为证据，但是表示：（1）2015年1月30日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是由龚文辉本人提供给李杰签字，但是龚文辉本人的签字是代表斯集公司的职务行为，且1月30日的确认书是对1月8日确认书的变更，所以应以后一份1月30日的确认书为准；（2）龚文辉本人是斯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案工程是由住安公司承包后分包给斯集公司，双方之间龚文辉认为不是挂靠关系而是分包关系。李杰表示：在起诉之前并不知道所谓斯集公司，是龚文辉联系李杰负责施工防水维保工程，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工程施工合同，自始至终李杰知道的发包人就是龚文辉本人。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时，李杰表示：涉案工程款23万元的项目涉及维修学生宿舍卫生间、走廊等漏水部分，施工时间是2014年3月至6、7月间；除了该项工程以外，李杰还承包了相应建筑的室内室外防水工程，施工时间是2013年5月至8月，包括2014年1月在地下车库注浆钉，双方确认的工程决算款为1111711元；为了证明其上述意见，李杰提供了下列材料作为证据：1、2014年1月26日的专业分包及劳务分包工程资金收支情况确认书复印件，李杰与龚文辉共同签字，该份材料说明：李杰是住安公司承建的南京理工大学综合实验楼和学生公寓（三期）“室内室外防水注浆”分包的承包人，工程决算总额为1111711元；截至2013年9月7日共计收到支付的工程款或劳务费为35万元，依据双方签订的分包合同，李杰在2013年1月26日收到工程款或劳务费30万元；2、2014年1月13日，综合楼二期、学生生活区三期防水工程结算单，系由李杰自行单方制作，说明：二、三期总合计1111711.18元，预支款35万元，应付款761711.18元；3、2013年12月20日的一份学生生活区（南区）三期防水结算单，甲方处加盖了“工程技术专用章”，乙方处为李杰签字，结算单载明：堵漏施工均由李杰承包（包工包料），注浆工程量总计为21370只。4、多份龚文辉项目部工作人员签字的清单，包括：2013年5月20日、25日、29日“杨雪”签字的清单、5月28日“（某）新予”（手写、近似）签字的证明、8月23日“乐步奇”（手写、近似）签字的两份清单、8月20日和9月6日“（某）香龙”（手写、近似）签字的清单、2014年1月14日“徐正华”的证明。针对上述证据，龚文辉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或为复印件，或为李杰单方制作，或者虽是原件但与其没有关系，所以均不予认可其真实性。住安公司质证认为：（1）2013年12月20日的防水结算单，所加盖的“工程技术专用章”是住安公司在项目授权时使用的印章，但是已经表明仅作技术资料确认使用、其他用途无效，所以加盖该枚印章不能代表双方工程核算的意愿；（2）其他材料的真实性不认可，签字人员均与住安公司没有关系，也不清楚具体身份，不能代表住安公司进行结算。上述事实有确认书、情况说明、维修记录、结算单、维修清单、证明、申请表、支付凭证以及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无论是李杰提供的2015年1月30日的工程款确认书，还是住安公司提供的2015年1月8日的工程款确认书，龚文辉均在工程款确认书的项目负责人处签字。在2015年1月8日李杰与龚文辉共同在确认书上签字后，1月29日李杰是向住安公司提交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且在申请表中注明分包负责人李杰（龚文辉），且因发票开具问题李杰与住安公司双方协商扣减一万元的工程款数额。在本案审理中，住安公司也明确表示：龚文辉的斯集公司与住安公司之间互不开具发票。所以，综合上述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后可以看出，在本案业务中，龚文辉有权代表住安公司对外建立分包合同关系和结算工程款项，龚文辉签字认可的工程款确认书，应是其本人代表住安公司与李杰所签订。由于李杰个人并不具备承接涉案防水劳务分包工程的法定资质，所以李杰与住安公司签订的防水工程分包合同，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不应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关于工程款项，李杰与住安公司已经进行结算且形成书面凭证，所以关于分包工程劳务款项的数额法院予以确认。在本案审理期间，涉案防水工程已经竣工验收且交付发包人使用，所以作为分包工程承包人的李杰，要求作为发包人的住安公司依照工程款确认书支付工程款的主张，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率。李杰要求原审被告应自2015年5月2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在本案审理中李杰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项计算标准的约定依据。所以法院认为应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作为逾期付款的计算标准。在涉案工程合同中，分包人为住安公司，承包人为李杰，龚文辉仅是代表住安公司与李杰建立分包合同关系、结算工程款项，所以龚文辉的上述行为，均是代表住安公司的意思表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归属于住安公司；在法院已责令住安公司承担劳务工程款项的支付义务以后，李杰仍然要求龚文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不符合已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一、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杰工程款23万元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5年5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李杰的其它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和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就案涉工程，龚文辉有权代表住安公司对外建立分包合同关系和结算工程款项，龚文辉签字认可的工程款确认书，应是其本人代表住安公司与李杰所签订。对于2015年1月8日的工程款确认书，虽然其中记载：截至2015年1月8日住安公司尚欠李杰最后决算尾款35万元，但该确认书手写部分又注明：“另：2014年8、9月份维修费用另行结算”；该确认书原件由上诉人住安公司持有，住安公司主张支付该确认书所载款项后即向被上诉人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与该确认书所载内容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对于2015年1月30日李杰与龚文辉所签分包工程款收支情况确认书，基于龚文辉与住安公司之间的关系，此确认书属于李杰与住安公司进行结算形成的书面凭证，结合维修清单及住安公司员工孙光明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一审法院对李杰要求住安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及相应利息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住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上海市住安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源源审判员  龚 震审判员  李任飞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