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2民终20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秋琳，女，1978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林法，男，1946年7月25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梁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太贵，北京大成（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秋琳因与被上诉人石林法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6）苏0211民初7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秋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1、沭阳江达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江达公司）在2011年8月26日注销，於光普在公司注销前继续处理财务及申报的工作，因此2011年1月至8月期间的工资8000元应予扣除。无锡市新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略公司）是江达公司的关联公司，新略公司是负责有社保员工的派遣业务，而江达公司负责没有社保员工的业务，所有员工的收入均是进入江达公司账户，江达公司需支付新略公司的经营费用。其从邵静月名下中行卡中取出相应金额用于支付新略公司2009年度的房租10450元、2010年半年度房租4500元，该两笔费用应作为江达公司经营的合理支出应予扣除。2、公司注销后，其作为公司管理人代为管理江达公司款项的行为合法。江达公司系邵静月开设，邵静月与石林法各占江达公司50%的股份，但石林法在未确定公司股东资格之前，无权要求返还公司剩余资金，只有在2015年8月确定石林法是公司股东后，才有权享有公司剩余资金的相应权利，该50%股份从此时才能起算利息。邵静月去世后，她的50%股份作为遗产由其与石林法各半继承，故石林法享有公司股权的75%。其中25%是邵静月的遗产，不应计算利息。被上诉人石林法答辩称：1、关于於光普的工资问题，自2009年8月起，邵静月不再记载过於光普的工资。从孙秋琳记账开始，也未记载过於光普的工资。江达公司于2010年12月30日停止运营，一切工作均已停止，至公司注销之日止，江达公司正处于清算阶段，相关注销、申报等工作均是由江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吉安办理，於光普没有为江达公司提供劳务。且工商部门确定江达公司没有债权、债务遗漏、支出清算结束后，才批准江达公司注销。如按照孙秋琳的观点，既然於光普负责江达公司的注销、申报工作，於光普在清算阶段以及此后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也未主张过工资，不符合常理。因此，一审法院补发2009年7月至2010年12月的工资，没有事实依据。江达公司的工作均可在家中电脑中完成，无需办公场所，江达公司租赁房屋也仅是用于工商登记，因此，江达公司也无需在无锡租借办公场地。即便江达公司租借新略公司的办公场所，孙秋琳也应提供相应的合同及费用支出凭证。但孙秋琳未能举证，故法院不应支持该诉请。2、另案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已经明确其享有江达公司全部资产的四分之三。此后，孙秋琳一直非法占用公司资产，拒绝返还应属于其的份额。孙秋琳的非法占用行为导致其产生损失，因此利息应从孙秋琳非法占有公司款项之日即2011年8月1日起支付利息。石林法一审诉讼请求：判令孙秋琳支付其195000元及相应利息（以195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8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5年以上期限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石林法与邵静月于1996年7月1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且未婚育子女。孙秋琳系邵静月与前夫孙荣琪生育之女。孙秋琳与於光普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8年7月协议离婚。邵静月于2009年10月5日因病去世。江达公司系邵静月生前设立，于2007年8月3日办理工商执照开始营业，公司注册登记地为江苏省沭阳市。公司经营业务主要为劳务派遣、职业介绍，法定代表人为周吉安。江达公司注册资本为3万元，设立时工商登记的出资人为於光普、周凤敏、周吉安三人，每人出资1万元；2010年10月27日公司股东发生变更，原股东周凤敏变更为杨凤星，杨凤星出资仍为1万元。江达公司于2010年12月30日停止经营，于2011年8月26日予以注销。邵静月生前，江达公司由邵静月经营管理，孙秋琳负责日常经营，於光普负责公司会计工作，周吉安在沭阳市负责公司业务回款的汇款、邮寄材料等事宜。邵静月去世后，孙秋琳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於光普、周吉安的工作内容不变，直至公司停止运营。江达公司共有三个银行账户用于经营，其中江达公司在中国银行无锡惠山支行开立的账户用于发放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江达公司在沭阳中国银行开立的账户系该公司基本户；另外，邵静月生前开设尾号为6177的个人账户作为公司资金账户使用，主要用于管理人员的工资发放，部分费用开支、利润分配等。诉讼中，孙秋琳提交账册一本，陈述该账册为邵静月生前管理江达公司所记内部帐，根据该账册，江达公司实际利润享有人为邵静月、周凤敏与夏亚琴；邵静月生前支配邵静月中行账户内的款项用于支付孙秋琳、於光普、周吉安的工资以及公司税负等日常开支，该账户结余款项作为公司利润平均分给邵静月、周凤敏与夏亚琴。孙秋琳还陈述，邵静月去世前将尾号为6177的中国银行卡交由其继续管理公司使用，邵静月去世后，其也按照邵静月生前模式使用该银行账户内款项开支员工工资和公司开销，并使用邵静月生前账册继续记账，尚未对利润进行分配。对此，石林法认可邵静月所记内部帐的真实性，确认邵静月生前确实支配其中行账户内款项用于支付於光普、孙秋琳及周吉安的工资，支付江达公司的部分日常开支，并分配公司利润。在该账册中，邵静月生前记载的开支反映：2008年度，周吉安月工资标准为1000元，孙秋琳月工资标准为2000元，於光普月工资标准为1000元（一季度一结）。2009年度，周吉安每月工资标准仍为1000元；孙秋琳月工资自2009年9月起调整为2600元，於光普月工资标准为1000元。关于奖金，2008年度记载周吉安奖金为1500元，孙秋琳奖金为3000元，於光普奖金为2000元。账册中，自2009年7月开始未有於光普工资开支记录，且该账册中邵静月未记载江达公司房租开支项目。邵静月去世后，由孙秋琳继续使用该账册记账，孙秋琳的月工资为2600元，周吉安的月工资为1000元，2009年度周吉安奖金1500元，2010年周吉安奖金2000元。另，邵静月名下的6177中行账户在邵静月去世后直至2010年12月，每月均收到汇款合计26万元。另外，在此期间，该账户内也时有开支，截止2011年5月3日，该账户内尚有余款19万余元，后于2011年6、7月间，上述余款被分四笔各49000元被孙秋琳基本取尽。2014年7月，石林法以孙秋琳为被告、於光普为第三人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案号：（2014）锡滨民初字第01345号]，主张分割其作为实际投资人应当享有26万元其中一半净利润即13万元，即请求被告孙秋琳返还13万元并承担该款利息损失。该案审理过程中，石林法提交2007年7月12日的《情况说明》（注：由石林法、邵静月、於光普、周吉安签名，该《情况说明》真实性於光普、孙秋琳予以确认），载明江达公司注册登记的三名股东於光普、周吉安、周凤敏仅为名义股东，而公司实际出资人为石林法、邵静月，公司成立后的一切权利义务、盈亏风险均由石林法、邵静月承担。该案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剩余的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公司清算无关的活动，公司财产在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石林法诉请主张的邵静月中行账户内的资金，在性质上属于江达公司财产。因此，本案诉争财产，应当按照前述规定，在清偿公司债务后，根据股东出资情况、股东间的约定进行分配。石林法主张其为公司实际投资人即隐名股东，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分割公司财产，其应首先与其他利害关系人依法确定其公司股东身份。现其直接要求公司业务经办人返还、分配所掌控的公司财产，程序显属不当，其起诉应予驳回。故法院裁定驳回起诉。2015年8月，石林法以於光普、杨凤星、周吉安为被告、以孙秋琳为第三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2015）锡滨商初字第00512号]，该案中各方达成和解协议，即各方一致确认江达公司现有全部资产归石林法享有四分之三，孙秋琳享有四分之一。由于邵静月生前账册中提及江达公司利润分配三分之一给夏亚琴。因此本案诉讼中，法院通知夏亚琴到庭接受调查。夏亚琴陈述：虽然邵静月在账册中将其列为利润分配人，但其并非真实的利润分配人，如果本案中江达公司有利润需要分配，其也不再主张。本案中，双方主要争议事实为：在邵静月去世后，孙秋琳接手江达公司直至江达公司注销期间，通过邵静月6177的银行账户为江达公司的开支金额。诉讼中，双方确认，孙秋琳通过该账户支出了周吉安工资及奖金18500元、公司年检费用1000元、运营费用276元。双方对如下支出产生争议，孙秋琳主张除上述开支外，其还为江达公司开支如下费用：1、江达公司在无锡的房屋租金14950元（其中2009年10450元、2010年4500元）；2、於光普自2009年7月至2011年7月的工资以及2009年、2010年年终奖合计31000元（工资每月1000元，年终奖每年3000元）；3、孙秋琳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12月每月工资2600元，2009年、2010年年终奖各3000元，合计45000元；4、江达公司的国税、地税开支合计26484.76元，其中国税8452.5元、地税18032.26元；5、2010年1月支出的地税工会经费1000元、防洪保安基金384元、残疾人保障金738元。上述合计5项开支，石林法均不予认可。孙秋琳为证明上述开支，提交如下证据：1、2009年1月无锡机械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机械公司）与新略公司签订的《业务用房租赁协议》及《关于水电费、网络服务费及物业管理费收取的协议》，拟证明新略公司系邵静月实际控制的公司，该公司从机械公司租赁无锡市复兴路151号机械大楼707室房屋，并将该房屋交由江达公司实际经营使用，租金为9100元/年，水电费4550元/年，物业管理费4550元/年。江达公司虽然注册在沭阳市，但实际经营地在上述707室。开支的房租由江达公司交给新略公司，再由新略公司交付给机械公司。石林法对此不予认可，质证称江达公司在无锡没有所谓实际经营地。江达公司注册地在沭阳市，由于业务为劳务派遣，是为石林法控制的三幸美洁（无锡）公司专设的劳务公司，每月开具一张劳务发票，无需其他服务，因此根本不需要租赁所谓实际经营地。退一步，假设孙秋琳租赁了经营场所，也未提交江达公司的租赁合同以及付款凭证。2、於光普的证人证言。於光普出庭作证称，邵静月去世后，孙秋琳掌管江达公司，其工资标准还是1000元/月，其工资不是按月支付。邵静月去世时，2009年7、8月的工资没有付给其，该两个月工资系后来孙秋琳一起结算给其的。从2009年7月至2011年7月底，其从孙秋琳处共领取了25000元工资（25个月，每月1000元），另外孙秋琳还支付了2009年、2010年两年的奖金6000元（每年3000元）。上述工资和奖金是在江达公司注销后，孙秋琳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的，双方就此结清了款项。石林法质证称，其对於光普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孙秋琳未提交具体开支凭证。即便需要支付工资，自2010年12月江达公司停业后，於光普即无需为江达公司从事会计工作，因此无支付工资的必要。3、调取的国税、地税开支记录，拟证明自邵静月去世后，江达公司为经营需要开支国税8452.5元，地税18032.26元。石林法质证称，对上述费用的开支无异议，但上述费用并非从邵静月中行账户支出，而是从江达公司的基本户支出。为证明其主张，石林法调取江达公司基本户的开支明细，该开支明细反映江达公司的国税、地税开支直接从基本户中扣除。对此，孙秋琳质证称，对于国税、地税的开支由法院依现有证据认定。上述事实，由账册、开支明细、民事裁定书、和解协议、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5）锡滨商初字第00512号一案中各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以及本案中夏亚琴的陈述，可以确认江达公司在邵静月去世后的净利润应由石林法享有其中的四分之三，由孙秋琳享有其中的四分之一。本案中，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为邵静月去世后，孙秋琳管理江达公司期间的开支金额。根据双方举证、质证，对于相关开支作如下认定：1、关于周吉安工资及奖金18500元、公司年检费用1000元、运营费用276元，双方没有争议，法院予以确认。2、关于孙秋琳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12月期间的工资及奖金45000元，鉴于孙秋琳工资及奖金标准与邵静月生前的标准一致，且在邵静月去世后至2010年12月期间江达公司的经营收益状况与邵静月生前状况基本一致，因此孙秋琳支出上述工资及奖金，符合常理，法院予以采纳。3、关于於光普自2009年7月至2011年7月的工资25000元以及2009年度3000元、2010年奖金3000元，因孙秋琳接手江达公司之后，於光普仍然继续从事原来会计工作，孙秋琳继续按照此前标准支付工资，符合常理，而在邵静月账册中，未记载2009年7、8月份的於光普的工资，孙秋琳在掌管公司之后补足此前於光普两个月的工资，符合常理，而且上述情况与於光普的证人证言相符，可予采信。但是，江达公司自2011年开始便停止运营，於光普再领取工资缺乏依据，结合上述情形，法院采纳於光普自2009年7月至2010年12月期间的工资合计18000元。关于奖金，邵静月生前记载2008年度於光普的奖金为2000元，孙秋琳主张2009年、2010年按照每年3000元标准支付於光普奖金，缺乏依据，法院支持每年2000元合计4000元的奖金支出。4、关于江达公司的房屋租金开支，孙秋琳虽然提交新略公司的租房合同，但该租房合同的租赁主体并非江达公司，且邵静月账册中也从未记载江达公司产生租金开支项目，无法推断出江达公司确有租金开支以及开支的金额，且孙秋琳未进一步举证证明江达公司实际房租开支，故该项费用，法院不予采纳。5、关于江达公司的国税、地税开支，根据现有证据，江达公司的国税、地税开支均从江达公司的基本账户开支，而非从邵静月中国银行账户开支，因此上述费用不应予以扣除。6、关于2010年1月支出的地税工会经费1000元、防洪保安基金384元、残疾人保障金738元，孙秋琳未提交实际开支凭证，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经过核算，江达公司26万元收入经过核减开支，仅剩余173224元为公司净利润。石林法享有其中的四分之三即129918元。因上述款项被孙秋琳占有，应由孙秋琳予以返还。关于石林法主张的利息标准，石林法主张按照五年期以上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法院仅能支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孙秋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返还石林法129918元，并支付该款相应利息（自2011年8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石林法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34元（由石林法预交），由石林法负担2760元，由孙秋琳负担3074元。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已查明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二审中，孙秋琳提供了机械公司于2008年1月24日开具给新略公司的房屋出租费发票9100元，于2008年7月16日开具给新略公司的水电费发票4550元、物业管理费4550元。孙秋琳陈述新略公司与机械公司仅签订2008年合同，此后按照该合同继续承租房屋，其从邵静月名下中行卡上取出10450元用于支付2009年度的房租，取出4500元用于支付2010年半年度房租，该两笔金额在其记载的账册中均标注了“房租”，故该两笔金额为江达公司经营所需费用，应予扣除。以上事实，由发票联、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石林法要求返还财产，实质上石林法认为孙秋琳在江达公司注销后转移公司利润，侵害其作为股东的权利，其要求分配江达公司遗留的净利润，属于股利分配请求权之诉，故本案案由应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审法院确定为返还财产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自邵静月去世之日起（即孙秋琳经营管理公司之日）至停止运营之日止邵静月名下工行卡收入合计26万元，该金额性质上应为江达公司财产。邵静月去世后，江达公司利润尚未进行分配，孙秋琳却在2011年8月1日前将该中行卡中的金额基本取尽，导致石林法未能取得相应的公司利润。一审法院经审查，扣除孙秋琳支出的江达公司经营所需合理费用，并根据石林法的比例确定孙秋琳应向石林法支付的金额，并无不当。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江达公司运营期间於光普为江达公司提供劳务，江达公司应向於光普支付报酬，工资及年终奖标准在邵静月记载账册中有所体现。孙秋琳上诉认为於光普在江达公司停止运营后继续提供劳务，石林法对此不予认可，孙秋琳未记载於光普该期间的工资，仅凭於光普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证明该主张。故对孙秋琳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孙秋琳上诉认为江达公司借用关联公司办公场所经营，新略公司的租金应予扣除。一、二审中孙秋琳均未提供相应合同及付款凭证等证据，亦未能就新略公司系江达公司的关联进行举证。且孙秋琳在记账本中记载的10450元、4500元两笔金额与新略公司、机械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约定的房租不相符，不足以证明孙秋琳的该主张。故孙秋琳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江达公司注销后，尚未分配的利润应由股东按比例进行分配，利息作为孳息亦属于江达公司可供分配利润，故石林法有权对自孙秋琳占有江达公司财产之日起净利润产生的利息主张权利。另案中各方确认石林法享有江达公司四分之三的净利润，石林法所享有的财产份额与继承无关。即便石林法四分之一的份额源于继承，孙秋琳占有江达公司资产，致使石林法作为继承人利益受损，石林法亦有权主张该部分份额自孙秋琳非法占有之日起的利息。故一审法院将利息起算点确定为2011年8月1日，并无不当。综上，孙秋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虽认定案由有误，但认定事实清楚，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34元，由上诉人孙秋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薛 崴审判员 潘晓峰审判员 林中辉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周喆菁书记员徐冬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