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91民初1373号 原告：王代兵，男，197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 原告：张敏，女，197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 以上两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卫东，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必林，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芙蓉路**，组织机构代码76903185-0。 法定代表人：鲁超，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振东，该院医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淑红，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代兵、张敏与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二附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陶磊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代兵及其与原告张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卫东、季必林，被告安医二附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淑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代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安医二附院赔偿703531元[死亡赔偿金632800元（31640元/年×20年）、丧葬费29551元（59102元/年÷12个月×6个月）、医疗费10487.73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合理花费等166380元、精神抚慰金200000元，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为839218.73元×60%+2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安医二附院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31日，王代兵、张敏的女儿王某因“右腰腹部疼痛5年，加重6天”，入住安医二附院诊疗，医院诊断为“右侧肾积水，右输尿管梗阻”。2017年9月5日，在全麻下行“腹腔镜下右侧输尿管探查+开放性右侧输尿管狭窄段切除+端端吻合术”。术后，王某被送到病房治疗观察。2017年9月7日9点18分在病房抢救无效死亡。在此治疗过程中，术后第二天即9月6日，王某出现高烧大量出汗，医生告知王代兵这是正常反应。术后第三天即9月7日凌晨1:00王某出现呕吐、抽搐，医生告知张敏是正常反应。至凌晨5:30，王某病情加重，出现惊厥、大量出汗、看不见东西，最后于7日上午9点18分在普通病房抢救无效死亡。安医二附院在整个诊断治疗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错。第一、病历不完整，记录时间混乱，存在更改现象。第二，手术前存在错诊、漏诊。第三，手术中错误变更手术方案为开放性手术。第四，手术后未作针对性抗炎治疗，未作及时有效的抢救。安医二附院严重的治疗过错最终导致了王某死亡的严重后果。事发后，双方到合肥市医调委协商医疗损害赔偿事宜。2017年12月22日由合肥市医调委委托安徽新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1月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安医二附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王某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为40%-60%。王代兵、张敏认为安医二附院的诊疗过错行为致使王某死亡，应赔偿因王某死亡给王代兵、张敏造成的各项损失。由于安医二附院拒绝继续在医调委调解，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代兵、张敏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安医二附院辩称：首先，医院虽对鉴定意见存在异议，但为了早日解决纠纷，同意按鉴定意见认定责任。医院只应在鉴定机构确定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50%的赔偿责任对双方都比较公平。经鉴定患儿王某因感染性休克死亡，是患儿自身腹腔炎症发展的转归，既有医方诊疗过错的原因，也有患者自身存在的较为隐匿的腹腔炎症在术后迅速发展恶化的因素。医院对王某的诊疗行为存在履行医疗注意义务不够，未尽到与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的过错，该过错行为与王某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建议在40%-60%。因此医院只应在鉴定机构确定的医疗损害后果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现双方均没有法定的按照最低或最高程度计算的事由，因此按50%计算赔偿责任对双方都比较公平。对王代兵、张敏诉状中主张的医院过错，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没有鉴定机构认可，法院均不应当认定。其次，对方主张的损害赔偿有些数额明显过高，有些赔偿标准没有依据。1、医院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的计算标准没有异议；2、王代兵、张敏以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合理花费为名主张高额的骨灰盒及墓地费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不应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法律支持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合理费用仅限于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相关法律规定的丧葬费包含逝者服装、尸体整容、遗体冷冻存放、运送、告别仪式、火化费、骨灰盒、骨灰存放、丧礼等费用。对丧葬费标准法律有规定的应按照规定，王代兵、张敏已主张了丧葬费，因此再主张高额的骨灰盒及墓地费用不应当支持。王代兵、张敏办理丧葬事宜均发生在本地，不存在住宿费用，对于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损失应当以3人7天为限，由法院酌定；3、王代兵、张敏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明显过高，超过了法律的规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造成公民死亡的，精神抚慰金数额一般不低于50000元，但不得高于80000元。同时，因系患儿自身病情和医疗行为共同导致了损害后果，即多因一果，根据过失相抵原则，法院应当根据过错参与度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故不应超过40000元；4、鉴定费，应当由双方根据责任程度比例承担。医院也支付医疗损害鉴定费用3050元，按50%的赔偿责任，鉴定费应由各自承担，不再计算。最后，本案的诉讼费用也应当按责任比例承担。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31日，王代兵、张敏之女王某因病（症状：右腰腹部疼痛5年，加重6天）前往安医二附院就诊。入院诊断为“右侧肾积水、右输尿管梗阻”。因患儿王某的病情存在手术指征，医护人员于2017年9月5日为其行“腹腔镜下右侧输尿管探查+开放性右侧输尿管狭窄段切除+端端吻合术”。术中、术后，患儿王某的状况为“一般情况可”。术后，医护人员为其采取“抗炎补液营养支持”治疗。2017年9月6日，患儿王某的状况为“今日患者引流管引流量较少，考虑血象较高，加强抗炎等对症治疗”；下一步诊疗计划为“继续抗感染补液治疗”；可测量目标调整为“3天内炎症指标基本降至正常”。2017年9月7日凌晨，患儿王某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该日，安医二附院向王代兵、张敏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死亡原因为“多器官功能衰竭”。2017年9月11日，患儿王某的遗体被送往合肥市殡仪馆，于2017年9月13日火化。 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向患儿王某的亲属说明了病情、医疗措施并告知了医疗风险，亦取得了患儿王某亲属的书面同意。患儿王某住院治疗期间，共计产生医疗费20032.71元，其中由医保统筹支付9544.98元，个人支付10487.73元。 经合肥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托，安徽新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月5日针对“安医二附院对王某采取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其过错行为与王某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有因果关系其参与度是多少”的鉴定事项作出皖新莱司鉴中心[2017]临鉴字第130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据鉴定材料，该鉴定中心作出如下分析：第一，患儿王某在医方诊疗（手术）后死亡的损害后果明确。第二，从患儿王某术后疾病发展的过程分析，患儿王某术前存在腹腔感染，之所以没有炎症的临床表现，可能是患儿腹腔炎症在术前尚处于局限化，当医方为患儿手术后，炎症的局限化被破坏，加之患儿术后自身免疫力下降和医方术后抗感染效果不理想，形成全身感染并出现炎症的临床症状体征，终致患儿死亡。据此分析认为，医方在术前分析患儿病情不全面、不充分，对患儿的病史询问不详细，对肠系膜淋巴结炎的病史了解不全面，术前CT和MRI检查报告均建议做增强，但医方未重视建议进行增强的影像学检查，术中病理证实患儿右输尿管狭窄部位的包块为炎性包块，但医方未意识到患儿腹腔炎症术后存在的风险，相应处理不到位。术后医方对患儿炎症反应未重视，经验性选用抗菌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终致患儿术后第二天因多器官功能衰歇、感染性休克死亡。据此认为，医方在对患儿的诊疗行为中疏忽大意、延误或漏诊了腹腔感染，存在履行医疗注意义务不够，未尽到与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其诊疗行为存在过错。第三，患儿王某死亡的损害后果发生在医方术后，与医方的手术在时间和行为上相延续和关联。据此认为，医方诊疗过错行为与患儿王某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患儿术后因感染性休克死亡，是其自身腹腔炎症发展的转归，既有医方上述诊疗过错原因，也有患儿自身存在的且较为隐匿的腹腔炎症在术后迅速发展恶化的因素，医方上述诊疗过错行为促进恶化了患儿自身疾病发展，综合考虑建议医方的参与度在40%-60%之间。因鉴定，王代兵、张敏，安医二附院各自支付了3050元鉴定费。 上述事实，有王代兵、张敏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医疗费票据、鉴定费票据，安医二附院提供的住院病案材料、鉴定费票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责任人应对受害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患儿王某在诊疗活动中死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向其亲属承担赔偿责任。根据皖新莱司鉴中心[2017]临鉴字第130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确认安医二附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医方过错行为与患儿王某离世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诊疗过程和鉴定意见，本院酌定由安医二附院对王代兵、张敏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王代兵、张敏主张的各项损失费用中合理部分本院依法确认如下： 1、由于安医二附院认可王代兵、张敏主张的632800元（31640元/年×20年）死亡赔偿金、29551元（59102元/年÷12个月×6个月）丧葬费、10487.73元医疗费，故上述各项，本院予以确认； 2、关于处理丧葬事宜的合理花费。虽然王代兵、张敏未提供证据证明处理王某后事时产生的误工费等损失情况，但考虑两人处理后事时会产生一定的误工费、交通费，故本院酌定该部分损失为2800元。关于王代兵、张敏主张的骨灰盒等殡葬费用，因已包含在丧葬费中，故本院不再重复支持。另，王代兵、张敏主张的墓地费用亦无法律依据，故该部分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3、关于鉴定费。因鉴定，王代兵、张敏以及安医二附院共计支付了6100元鉴定费，依据本院确定的赔偿责任比例，安医二附院除自行承担已交纳的3050元鉴定费，另须补偿王代兵、张敏610元鉴定费。 上述损失共计676248.73元。由于患儿王某的离世必定给其父母王代兵、张敏造成精神伤害，故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5000元，即安医二附院共计应向王代兵、张敏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50749.24元【676248.73元×60%）+45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代兵、张敏各项损失450749.24元； 二、驳回原告王代兵、张敏其它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10537元，减半收取计5269元，由原告王代兵、张敏负担3200元，由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负担2069元。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陶 磊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徐倩倩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