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6民终138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石光，男，1989年4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黄平县人，住黄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权，贵州贵信（施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燕，女，1979年11月26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天柱县人，住天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明锋，贵州铁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石光因与被上诉人杨燕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2601民初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光上诉请求：1.撤销（2018）黔2601民初68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杨燕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杨燕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石光与杨燕于2017年6月5日签订《退股转让协议》后，贵州未来人家装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雪个人决定公司不再继续经营，该决定在签订《退股转让协议》时根本无法预见，因此公司是否决定继续经营不是石光和魏雪共同决定，而是魏雪个人决定。一审法院认定的公司是否继续经营是由石光和魏雪共同决定，系事实认定错误。二、石光和杨燕签订的《退股转让协议》已经解除，杨燕的诉请不能成立。在签订《退股转让协议》后，因法定代表人魏雪个人决定公司不再继续经营，若继续履行《退股转让协议》，不但石光受让股份后的目的根本不能实现，而且对石光还造成重大损失或显失公平。故，事故基于情势变更于2017年6月26日向杨燕发出《解除通知书》（以下称“通知”）告知其解除退股转让协议，杨燕也已收到该通知。鉴此，石光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以及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本案石光依法向杨燕发出通知后，协议自通知到达杨燕时已经解除。此外，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未约定异议期，且杨燕收到通知后未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亦未在法定异议期内行驶异议权，故异议权消灭。鉴此，双方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退股转让协议》自解除通知到达杨燕是就已经解除。三、《退股转让协议》签订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导致签订《退股转让协议》后受让股份的目的不能实现。因此，石光基于情势变更而解除《退股转让协议》不存在违约情形，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杨燕一审的诉讼请求。杨燕二审期间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魏雪与石光共同决定不再继续经营公司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石光以公司股东决定不再继续经营公司并依据情势变更原则和合同法相关规定认为其向答辩人发出的《解除通知书》已达到解除《退股转让协议》的效果，完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1.公司完全系魏雪和石光在经营管理，杨燕未有参与公司的任何事项，公司是否继续经营完全由石光和魏雪共同决定，完全是可以预见的，且杨燕转让公司股份魏雪知晓并且同意的。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规定，石光无任何证据证实本案存在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的情形。因此，石光以情势变更原则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石光向杨燕发出的《解除通知书》系无效通知，不能达到解除协议的效果。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和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只有在合同约定解除条件，并且在条件成就时，以及在发生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时，才能行驶单方面的解除权。本案的《退股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同时也没有发生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石光自编一个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的“由于公司股东决定公司不再继续经营”的理由向杨燕发出解除通知，系无效通知，不产生异议期和异议权消灭的问题，不能使用上述法律的规定。3.本案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石光向杨燕出具的收条等可以证实杨燕系贵州未来人家装饰有限公司实际股东之一，依法享有该公司15%的股权，有权对自己的股权进行处分。石光与杨燕签订的《退股转让协议》并未违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杨燕依约要求石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杨燕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石光继续履行双方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退股转让协议》，并立即支付杨燕股权转让款5万元；2、石光赔偿杨燕2017年10月31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的违约损失750元（6%÷12×3×5万元）；3、案件受理费由石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7日，案外人魏雪作为甲方、石光作为乙方、杨燕作为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内容为：“甲、乙、丙三方本着互利共赢，团结合作的精神，经友好协商，就共同经营装修公司及地暖公司事宜达成如下合伙协议：合伙组织名称待定，合伙经营项目室内装修及地暖，合伙期限自长期合作。各合伙人占有合伙组织财产份额为：甲方装修占40%、地暖占60%；乙方装修占45%、地暖占30%；丙方装修占15%、地暖占10%。奖金分配是合伙组织经营期间，各合伙人工资为待定分配，随着合伙经营的深入，利润可观后，年底将发放奖金；盈余分配是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需缴纳的税费等的收入为净利润，将以各合伙人占有的合伙组织财产份额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债务承担为如在合伙经营过程中有债务产生，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人占有的合伙组织财产份额为依据，按比例承担。合伙组织财产份额的转让：合伙期间，未经全体合伙人书面同意，合伙人不能随意转让其在合伙组织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如经其他合伙人书面同意该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转让，第三人应按新入伙对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石光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委托杨燕担任合伙内部行政事务的负责人，负责合伙组织的内部经营和管理，委托魏雪担任合伙组织的财务、后勤负责人，并协议其他合伙人参与合伙组织的日常经营和管理……。”该合作协议签订当日，杨燕向石光交纳5万元入股金，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杨燕交来公司入股金人民币50000.00大写（伍万圆整）。”同年2月19日，贵州未来人家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魏雪系法定代表人，石光任监事，工商登记信息中未有杨燕担任职务信息，杨燕也不是该公司的股东。同年6月5日，杨燕作为甲方与石光作为乙方签订一份《退股转让协议》，内容为：“由于贵州未来人家装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杨燕在2017年6月5日离开公司，提出退本股权，特申请办理股权转让协议。甲方将持有该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甲方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中尚未实际缴纳出资的部分，转让后，由乙方继续履行这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享受15%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转让款的支付为乙方在2017年10月30日之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同月26日，石光向杨燕邮寄一份《解除退股转让协议通知书》，内容为：“石光与杨燕于2017年6月5日签了一份贵州未来人家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凯里店）股份转让协议，现由于公司股东决定不再经营下去，所以石光放弃原来收购杨燕的股份，特此通知杨燕解除该协议。”杨燕收到该通知书后，通过微信向石光发出“无效，不过这些我都会保存，石总，区区5万元，我连一分利息都不要，你们还这样对我，于心何忍。”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届满后，石光未向杨燕支付股权转让款，杨燕于2018年1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因石光不同意调解，本院未能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另查明：杨燕没有到过未来装饰公司上班，未来装饰公司也没有向杨燕发放过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解除有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杨燕、石光在《退股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当事人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当石光向杨燕发出《解除退股转让协议通知书》后，杨燕明确表示该解除协议无效。石光提出解除《退股转让协议》的理由是公司决定不再经营，故放弃收购杨燕的股份。杨燕作为未来装饰公司成立初期的合伙人，该公司在工商登记信息时，却没有杨燕股东身份的信息，杨燕没有到该公司上过班，该公司没有向杨燕发放过工资。该公司的相关经营事宜都是石光及案外人魏雪在操作。石光在与杨燕签订《退股转让协议》后，却以该公司不再经营为由要求与杨燕解除《退股转让协议》，而该公司是否继续经营是由石光及案外人魏雪决定，并且杨燕、石光之间的股份转让行为也得到魏雪的认可。故石光提出《解除退股转让协议通知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本院认为，杨燕、石光签订的《退股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故在签订《退股转让协议》时，杨燕所占未来装饰公司的15%的份额就转让给了石光，该公司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风险就应转移给了石光，石光仅需要在约定的期限内支付股份转让款5万元即可。故石光单方提出解除《退股转让协议》的行为以及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杨燕转让款5万元，违反了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杨燕诉请被告继续履行《退股转让协议》以及支付转让款5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杨燕、石光双方约定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故杨燕诉请被告按年利率6%计算2017年10月31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的损失750元，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石光继续履行与杨燕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退股转让协议》。二、石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燕股权转让款5万元及违约损失750元。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为535元，由石光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案争议焦点为：1.石光向杨燕发出的《解除通知书》能否产生解除双方签订的《退股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2.石光是否应支付杨燕5万元股权转让款及违约损失750元。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杨燕与石光签订的《退股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履行。关于石光提出系法定代表人魏雪决定不再继续经营公司的上诉理由，贵州未来人家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其日常经营和管理均由魏雪和石光负责，杨燕未参与，且对于公司是否继续经营的重大事项按照法律规定应由石光和魏雪共同决定，而石光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系法定代表人魏雪个人决定不再继续经营公司，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石光提出向杨燕发出的《解除通知书》属于不可抗力的法定解除情形，杨燕未在法定的异议期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亦未在异议期内行使异议权，故《解除通知书》发生法律效力，《退股转让协议》已经于解除通知到达杨燕时解除的上诉理由。合同解除有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石光与杨燕签订《退股转让协议》中未约定协议解除的条件，故本案不存在约定解除的情形。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案中公司是否继续经营不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况，而是石光与魏雪的个人行为，故本案不存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法定解除情形，石光发出的《解除通知书》不具有解除《退股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自然也不存在杨燕在法定的异议期内是否行使异议权的问题，石光仍应向杨燕支付股权转让款50000元。关于石光提出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导致签订《退股转让协议》后受让股份的目的不能实现，其不存在违约情形，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上诉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公司决定不再继续经营不属于石光与杨燕签订协议时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且情势变更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双方又无法协议解除或变更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要通过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故本院对于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双方在《退股转让协议》中约定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杨燕主张违约损失为石光逾期付款期间的资金占用费，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其主张按年利率6%计算2017年10月31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的损失750元的违约损失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石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0元，由上诉人石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泽智审判员  郑厚祥审判员  欧阳平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马浩菱书记员龙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