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902民初3074号原告：湖北高牌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东山头森工产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02579899202X。法定代表人：肖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学俊，北京市德鸿（临沂）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玉泉南路4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00784462747N。主要负责人：张志平，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娟，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韵，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湖北高牌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牌公司）诉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保险孝感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学俊、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娟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2017年10月9日，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对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鉴定结论不服，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2018年5月3日，鉴定部门重新作出鉴定结论（鉴定期间6个月24天，应扣除相应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赔偿原告高牌公司财产损失6257400元（在原诉讼请求增加497094.19元），并由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10日，原告高牌公司在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处投保财产综合险，保险标的为位于孝感市孝南区东山头原告高牌公司工厂所在地的存货11896824.80元，费率1.2‰，保险费14276.19元，保险期间自2014年7月10日零时至2015年7月9日24时止，保险费支付时间为2014年7月10日。2015年原保险合同到期后，原告高牌公司继续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投保财产综合险，保险标的为位于孝感市孝南区东山头原告高牌公司工厂所在地的存货12434168.10元，费率1.2‰，保险费14921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7月16日零时至2016年7月15日24时止，保险费支付时间为2015年7月23日。2016年原保险合同到期后，原告高牌公司继续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投保财产综合险，保险标的为位于孝感市孝南区东山头原告高牌公司工厂所在地的存货11006745元、机器设备5654000元及建筑物10242400元，合计26903145元，费率1.2‰，保险费32283.77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7月19日零时至2017年7月18日24时止。2016年7月21日8时58分48秒，原告高牌公司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支付保险费30000元，并承诺如最终核实的保费有变化，则多退少补。然就在原告高牌公司等待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出具保险单的过程中，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入梅以来，孝感市孝南区东山头入梅以来遭遇六轮暴雨袭击，境内府河、沦河水位暴涨。7月21日下午两点，东山头沦河二路第二道防线出现溃漫，晚上6点左右洪水进入原告高牌公司工厂，造成原告高牌公司投保的财产损失，经湖南立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核实共计5635305.81元。损失造成后，原告高牌公司当即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反映了受损情况，事后多次要求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予以赔偿，但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均以保险单未出、保险合同未成立为由拒绝核定并赔偿损失，更谈不上积极赔偿原告高牌公司受灾损失，并于2016年8月3日将原告高牌公司支付的30000元保险费予以退回。对此，原告高牌公司认为，原告高牌公司的投保行为是与上期保险合同相关的续保行为，并非一时的投机行为。从上一期保险合同到期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通知原告高牌公司续保，到原、被告双方积极沟通签订投保单，核定保险财产，原告高牌公司支付了保险费，这一系列行为均表明双方就这一次的保险合同意见达成一致，保险合同已经生效，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应当及时向原告高牌公司出具保险单，并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没有这次洪灾，原告高牌公司有理由相信2016年的这次投保行为会和上一次2015年的投保行为一样，在签订投保单支付保险费之后，顺利拿到保险单。遗憾的是，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出具保险单的行为被这次洪灾打断了、终止了。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的做法实际上是在钻投保单与保险单之间存在间隙的空子，选择对其有利是就出具保险单；不利时就不出具保险单，进而达到不承担保险责任的目的。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合同法、保险法及相关法律的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高牌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高牌公司的上列诉讼请求。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辩称，1.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与原告高牌公司并未成立保险合同关系，原告高牌公司要求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2016年7月21日，肖芳彬向陆友英汇款30000元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收取了原告高牌公司所谓的“保费”；3.针对2016年7月21日孝感东山头工业园的洪灾事故，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全力配合孝感市委及相关部门的救灾工作，履行了社会赋予的责任。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高牌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五、证据六系2014年和2015年保险付款凭证，能够证明原告高牌公司2014年和2015年支付保险费的事实，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2.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八能够证明该银行帐号为陆友英的收付款银行账号，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3.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九系2016年投保单，能够证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保险业务员陆友英联系原告高牌公司相关投保事宜，并签订投保单，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4.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十一系转帐凭证，能够证明原告高牌公司肖芳彬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保险业务员陆友英转帐30000元的事实，对于该款项是否应当认定为保险费，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5.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十二系电话清单，只能证明双方有通话的事实，不能证明双方通话的内容，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6.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十三系湖南立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收费发票，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7.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十四系湖南立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因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申请本院重新鉴定，并由双方共同选定的鉴定机构重新作出鉴定结论，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8.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十五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提交的证据四一致，该证据系东山头工业园租赁企业防汛抗灾情况说明，该说明系相关行政部门出具的，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9.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十六系短信截图，能够证明原告高牌公司受灾后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要求赔偿的事实，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10.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十七系2016年保险财产清单，该清单系原告高牌公司自行制作，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未予确认，对于财产损失情况，本院结合查明的事实和鉴定结论再作认定，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11.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十八至证据二十，该证据均系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12.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二十一系法院于2016年10月21日调取陆支英银行帐号资料，能够证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陆友英已开通短信通知服务功能，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13.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证据二十二《东山头财产险案件进展情况表》，该证据系保险公司赔付其他公司受灾损失情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此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14.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和证据二能够证明保险公司投保形式要件、程序及流程等，对于本案保险合同是否成立，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15.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提交的证据五系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孝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因该案一审判决后被发回重审，该案件未发生法律效力，对于本案保险合同是否成立，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陆友英系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保险业务员，其职责主要为：推荐保险产品、磋商保险合同条款、通知续保事宜，提交保险凭证和保险费发票等与保险业务有关的工作。2014年7月9日，陆友英主动联系原告高牌公司在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处投保财产综合险，由陆友英提交保单交由原告高牌公司工作人员填写，随即由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现场查勘并收取原告高牌公司填写的投保单，之后，由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业务员陆友英为原告高牌公司垫付保险费14276.19元。7月9日，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开具了湖北省保险业统一网络发票并出具了保单。7月10日，原告高牌公司负责人肖健的父亲肖芳彬通过个人账户向陆友英提供的其个人在湖北孝感农村商业银行东风垸支行账户转账汇款14276.19元。保险标的为位于孝感市孝南区东山头原告高牌公司工厂所在地的存货11896824.80元，费率1.2‰，保险费14276.19元，保险期间自2014年7月10日零时至2015年7月9日24时止，保险费支付时间为2014年7月10日。2015年原保险合同到期后，原告高牌公司继续按照2014年度的模式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投保财产综合险，即由陆友英提交保单交由原告高牌公司工作人员填写，随即由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现场查勘并收取原告高牌公司填写的投保单，之后，由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业务员陆友英为原告高牌公司垫付保险费14921元。7月17日，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开具了湖北省保险业统一网络发票并出具了保单。7月23日，肖芳彬仍通过个人账户向陆友英转账汇款14921元。保险标的为位于孝感市孝南区东山头原告高牌公司工厂所在地的存货12434168.10元，费率1.2‰，保险费14921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7月16日零时至2016年7月15日24时止，保险费支付时间为2015年7月23日。2016年6月底，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业务员陆友英告知原告高牌公司财产保险合同将到期，邀请其续保，并提供续保资料清单，同时交给原告高牌公司一份在经办人处有自己签名的《财产综合险投保单》，让其填写（即对于高牌公司需要投保的保险标的、保险价值确定方式、保险金额、保险期间、保险费用等内容由原告高牌公司自行确定后交由陆友英处理）。该投保单载明“本投保单在本公司未签发保险单或投保人未按约定交付保险费之前，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原告高牌公司工作人员根据投保单内容要求填写了投保单，其中保险标的为存货、机器设备、建筑物，保险金额分别为11006745元、5654000元、10242400元，合计26903145元，保险费分别为13208.09元、6784.80元、12290.88元，合计32283.77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7月19日至2017年7月18日。原告高牌公司在投保人处盖章，负责人肖健签字确认投保，落款日期为2016年7月18日。当日，原告高牌公司没有将该投保单交给陆友英，也没有交给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2016年7月21日8时58分48秒，原告高牌公司负责人肖健的父亲肖芳彬通过其个人账户向陆友英转账汇款30000元，陆友英通过短信服务功能得知肖芳彬向其转账汇款。2016年7月21日凌晨1时50分，因孝感市孝南区东山头办事处境内入梅以来遭遇六轮暴雨袭击，境内府、沦河水位暴涨，导致第一道防线三处子堤出现漫溢、溃口；第二道防线于同日14时溃口，造成东山头办事处境内农村、企业大部被洪水浸泡。2016年7月21日上午10时28分，孝感市孝南区东山头办事处安排其干部刘志艺通知该办事处所辖工业园区木地板协会林秘书：“东山头办事处第一道防线，由于洪水满溢，出现溃口，为安全起见，请及时通知第二道防线以西的木地板协会全体会员单位及其所有员工迅速转移。”2016年7月21日上午10时38分14秒，木地板协会工作人员通知原告高牌公司转移员工。原告高牌公司位于东山头防汛指挥部防汛图所列第二道防线内，由于第二道防线溃口，因洪水浸泡造成原告高牌公司木板、原材料及机器设备受损。损失造成后，原告高牌公司当即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反映了受损情况，事后多次要求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予以赔偿，但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均以保险单未出、保险合同未成立为由拒绝核定并赔偿损失。2016年8月3日，陆友英于将原告高牌公司负责人肖健的父亲肖芳彬支付的30000元保险费予以退回。2017年6月20日，原告高牌公司自行委托湖南立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其受灾损失作出评估报告，其损失经核实金额为5635305.81元。同年8月31日，原告高牌公司以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拒绝赔付保险金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赔偿原告高牌公司财产损失6257400元（在原诉讼请求增加497094.19元），并由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中，2017年10月9日，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对原告高牌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结论不服，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后经原、被告共同选定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重新鉴定机构，据此，本院依法委托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原告高牌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因水灾导致的木板、原材料和设备维修价值进行估值。2018年3月7日至2018年3月9日，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原、被告相关工作人员对泡水木板和基材进行了现场盘点（见估值报告第2-4页），确认木板面积为93717.15平方米、基材数量6953张；无法核实实物部分：原材料为耐磨纸12539张、平衡纸10620张、花色纸9614张、纸箱105728张，设备维修费710904元。该报告在估值分析项目中载明（见估值报告第7-9页）：“木板的估值过程系估价人员通过在建材市场调查估值对象不同类别木板的市场价格，并结合中国建材网上木板价值，综合确定本次估值范围内的木板价值；原材料的估值过程系本次估值对象原材料为木板基材、而磨纸、平衡纸花色和纸箱，由于缺乏市场价格信息，本次估值以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提供的湖北高牌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材料进货单以及进货发票为依据，估价人员通过核对距本次估值基准日（2016年7月21日）较近的原材料进货单和发票，确定原材料的价值；设备维修的估值过程系由于本次估值现场查勘时间与估值日相距太久，无法核实设备具体受损状况，本次估值以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提供的湖北高牌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维修清单为依据，估价人中通过核对维修费用发票，以及核对维修项目对应的金额，最终确定估值对象设备维修费为24.57万元。”该报告在特别风险提示载明（见估值报告第10页）：“本次估值对象木板及原材料由于泡水程度不一，且无法核实受损程度，经估价人员现场查勘，泡水多为复合地板和基材，且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形和发霉。经询问相关专家，复合地板多为胶合板，泡水后不易修复，残余价值无法预计，同时估价人员通过调查该片同类受损企业针对泡水木板的处理方式，均以泡水木板的残余价值抵扣收货方的劳力付出，故本次估值未考虑木板和原材料的残余价值，如实际处置受损地板形成收入应扣减本报告的损失价值，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2018年5月3日，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众联估值字【2018】第1029号估值报告，得出估值基准日（2016年7月21日）的损失价值为613.24万元，具体明细为：木板损失价值499.46万元、原材料损失价值89.21万元（基材39.63万元、耐磨纸6.52万元、平衡纸4.99万元、花色纸10.58万元、纸箱27.49万元）、设备维修损失价值24.57万元。2018年6月19日，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向本院提交《补充鉴定申请书》，认为：一是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二是对于原材料的鉴定依据不足；三是对于保险公司参与盘点的木板和基材的鉴定依据不足；四是没有考虑木板和原材料的残余价值，不客观不合理；五是关于机械设备损失鉴定依据不足，鉴定机构称无法核实设备具体受损状况。因此，请求法院补充鉴定，纠正不合理的鉴定结论。请求对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众联估值字【2018】第1029号估值报告进行补充鉴定。本院认为，根据庭审及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原告高牌公司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之间财产保险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2.原告高牌公司是否是在洪水灾害即将发生时，为减轻自身损失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投保？3.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对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众联估值字【2018】第1029号估值报告重新鉴定申请是否予以准许？4.原告高牌公司因水灾造成的损失范围如何确定？一、关于原告高牌公司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之间财产保险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本案财产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及生效的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予以分析和认定：1、对于陆友英行为的认定。陆友英系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的保险业务员，故其在职责范围内实施的向原告高牌公司推荐保险产品、磋商保险合同条款、通知续保事宜，提交保险凭证和保险费发票等与保险业务有关的行为均应视为其职务代理行为。2014、2015年度，陆友英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得到原告高牌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为原告高牌公司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垫付当年度保险费的行为应视为无权代理行为，原告高牌公司向陆友英支付其代为垫付的保险费的行为应认定为对陆友英无权代理行为的追认。2、对于财产保险合同要约和承诺的认定。由于原告高牌公司于2014、2015年度均向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投保财产综合险，且均由陆友英经办（包括代为垫付保险费），故陆友英于2016年6月底通知原告高牌公司续保，并将有自己签名的空白保险单交给原告高牌公司的行为应认定为陆友英代表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向原告高牌公司发出续保要约。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但该规定强调的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就参保事宜达成合意保险合同即告成立，该条款并不禁止保险人在一定情况下主动要约投保人参保。从我国保险行业的现状来看，保险业长期处于买方市场，保险从业者为获得业绩提成而主动要约投保人参保已成公众所共知的常态。因此，在本案中，保险人基于对投保人前期投保行为的期待和评估，主动要约投保人续保并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符合交易习惯和市场规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的规定，陆友英通知原告高牌公司续保，并将有自己签名的空白保险单交给高牌公司的行为是希望与原告高牌公司续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该空白保险单系格式条款，明确注明是《财产综合险投保单》，故陆友英提出要约的内容具体确定，至于陆友英未填写保险单的其他内容，系陆友英默示此部分由原告高牌公司填写（即对于高牌公司需要投保的保险标的、保险价值确定方式、保险金额、保险期间、保险费用等内容由原告高牌公司自行确定后交由陆友英处理）。综上，陆友英作为保险业务员代表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向高牌公司发出的续保要约符合法律规定和市场规律，也符合双方前期的交易习惯，为有效要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本案中，陆友英提供的有其签名的《财产综合险投保单》上明确注明“本投保单在本公司未签发保险单或投保人未按约定交付保险费之前，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故应认定要约表明原告高牌公司可以通过按约交付保险费的行为作出承诺。本案中，原告高牌公司的负责人肖健的父亲肖芳彬在2014、2015年度代表高牌公司向陆友英个人账户上支付过保险费；肖芳彬按以往的交易方式和习惯于2016年7月21日8时58分向陆友英汇款30000元，表明了原告高牌公司已明确承诺续保。因此，肖芳彬向陆友英转帐汇款的30000元应当认定为保险费。虽然原告高牌公司所交纳的该30000元保险费与陆友英提供的有其签名的《财产综合险投保单》上记载的32283.77元保险费有出入，但原告高牌公司已履行主要的保险费交纳义务，不影响判断原告高牌公司已作出同意续保的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项规定“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本案中，原告高牌公司的承诺系以交费行为的方式作出，且是在原告高牌公司于2016年7月18日在陆友英提供的有其签名的《财产综合险投保单》上签章后3日内到达陆友英，故应当认定为原告高牌公司的承诺是在合理期限内达到要约人。3、对本案保险合同是否成立与生效的认定。原告高牌公司的承诺符合法律规定和要约约定，属有效承诺。基于以上对陆友英在与原告高牌公司一系列交往中的行为认定，以及对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要约行为和原告高牌公司承诺行为的认定，原告高牌公司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之间成立财产保险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原告高牌公司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之间的财产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4、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的理解与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提交的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符合承保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保险费。”该条款是关于保险人收取保险费但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前发生保险事故的应如何处理的规定。本案中，陆友英作为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的业务员，自2014年、2015年均以陆友英为原告高牌公司垫付保险费，然后由原告高牌公司向陆友英支付保险费的方式进行保险费的收取。对于2016年度的保险费收取，原告高牌公司负责人肖健的父亲肖芳彬按以往的交易方式和习惯于2016年7月21日8时58分向陆友英汇款30000元，符合双方对保险费收取的交易习惯，因此，陆友英收到的30000元应当认定为原告高牌公司支付的保险费。虽然原告高牌公司未按照保险单约定的保费32283.77元，但其已履行了主要的保险费支付义务，对于已经退回的保险费30000元和未支付的保险费2283.77元应当予以补交。另外，2016年6月底，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业务员陆友英告知原告高牌公司财产保险合同将到期，邀请其续保，并提供续保资料清单，同时交给原告高牌公司一份在经办人处有自己签名的财产综合险投保单让其填写。原告高牌公司工作人员根据投保单内容要求填写了投保单，原告高牌公司在投保人处盖章，负责人肖健签字确认，落款日期为2016年7月18日。虽然原告高牌公司没有将该投保单交给陆友英，也没有交给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但是从原告高牌公司填写投保单以及2014年和2015年投保情况看，原告高牌公司基于对陆友英以及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的信赖，并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继续投保的合理期待，对于保险合同的认定，应当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因此，对于投保人支付了保险费或保险人预收了投保人保险费，且符合承保条件的，应当认定为保险合同成立。如果保险人主张不符合承保条件的，应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没有主张原告高牌公司不符合承保条件，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原告高牌公司2014年和2015年投保情况，应当认定其符合承保条件。因此，原告高牌公司向陆友英支付保险30000元，并填写了陆友英提供的投保单，表示了其投保意愿，且符合承保条件，因此，原、被告的上述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的要件，应当认定双方的财产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综上，原告高牌公司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之间财产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规定，原告高牌公司负有继续向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交纳下欠保险费的义务；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负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义务。二、关于原告高牌公司是否是在洪水灾害即将发生时，为减轻自身损失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投保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高牌公司于2014、2015年度均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投保了财产综合险；孝感市孝南区东山头办事处遭遇洪水危险系发生在2016年入梅以后（即2016年5月中旬以后）；陆友英于2016年6月底要约原告高牌公司续保，原告高牌公司于2016年7月18日签章同意续保，并在2016年7月21日上午10时38分14秒接到孝感市东山头工业园木地板协会撤离通知前将保险费支付到陆友英账上，其续保承诺到达陆友英；原告高牌公司位于孝感市孝南区××办事处××道防洪防线以内；孝感市孝南区××办事处××道防洪防线于2016年7月21日14时溃口。以上系列事实说明，原告高牌公司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投保财产综合险是连续的投保行为，并非是在险情到来之前突击或恶意投保；陆友英在洪水危险已经出现（2016年入梅）后仍然要约高牌公司续保，也是基于对原告高牌公司连续投保行为的信赖、期待和评估而做出的。原告高牌公司在陆友英代表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发出续保要约后，在洪水灾害未形成以前作出续保承诺，不能被认定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恶意投保行为。故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认为原告高牌公司在本案中的投保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恶意投保行为，本院依法不应予以采信。三、关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对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众联估值字【2018】第1029号估值报告补充鉴定申请是否予以准许的问题本院认为，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众联估值字【2018】第1029号估值报告，是基于原告高牌公司向本院提供了湖南立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本院经过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协商，共同选定的鉴定机构，最后由共同选定的鉴定机构即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众联估值字【2018】第1029号估值报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共同选定或人民法院指定的重新作出的鉴定，不适用补充鉴定，或者再次重新鉴定。纵观本案的鉴定过程，1、从鉴定程序上看。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重新进行鉴定，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2、从鉴定依据上看。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主张原材料鉴定依据不足，参与盘点的木板和基材鉴定依据不足，由于鉴定机构是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的，在鉴定过程中，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原、被告相关工作人员对泡水木板和基材进行了现场盘点，确认木板面积为93717.15平方米、基材数量6953张。无法核实实物部分：原材料为耐磨纸12539张、平衡纸10620张、花色纸9614张、纸箱105728张，设备维修费710904元，鉴定机构依据盘点及统计的数量作出的鉴定结论符合法律规定。对于是否应当认定木板、原材料的损失，属于案件事实认定问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予以认定，不属于补充鉴定的范畴；3、从鉴定涉及的残余看。客观上，受损物应当会考虑残值，鉴于本案鉴定的物质为木板，淹水后可能导致木板没有使用价值，针对是否存在残值问题，该估值报告在特别风险提示载明：“本次估值对象木板及原材料由于泡水程度不一，且无法核实受损程度，经估价人员现场查勘，泡水多为复合地板和基材，且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形和发霉。经询问相关专家，复合地板多为胶合板，泡水后不易修复，残余价值无法预计，同时估价人员通过调查该片同类受损企业针对泡水木板的处理方式，均以泡水木板的残余价值抵扣收货方的劳力付出，故本次估值未考虑木板和原材料的残余价值，如实际处置受损地板形成收入应扣减本报告的损失价值，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因此，鉴定结论没有考虑残值较为合理，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主张存在残值，可以依据《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综合险条款》第三十条的规定：“保险标的遭受损失后，如果有残余价值，应由双方协商处理，如折归被保险人，由双方协商确定价值，并在保险赔款中扣除”的规定予以处理。4、对于机械设备损失鉴定依据不足的问题，因为鉴定机构在估值报告中明确载明无法核实设备具体受损状况，对于是否认定机械设备损失，属于案件事实认定问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予以认定，不属于补充鉴定的范畴。因此，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众联估值字【2018】第1029号估值报告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分，对于鉴定结论中是否应当认定木板、原材料以及机械设备损失问题，该事项属于案件事实认定问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予以认定，不属于补充鉴定的范畴。因此，对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提出补充鉴定的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四、关于原告高牌公司因水灾造成的损失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对原告高牌公司自行委托湖南立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评估报告不服申请重新鉴定，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系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的鉴定机构。本院依法委托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原告高牌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因水灾导致的木板、原材料和设备维修价值进行估值符合法律规定。2018年5月3日，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众联估值字【2018】第1029号估值报告，得出估值基准日（2016年7月21日）的损失价值为613.24万元，具体明细为：木板损失价值499.46万元、原材料损失价值89.21万元（基材39.63万元、耐磨纸6.52万元、平衡纸4.99万元、花色纸10.58万元、纸箱27.49万元）、设备维修损失价值24.57万元。该估值报告载明：“2018年3月7日至2018年3月9日，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原、被告相关工作人员对泡水木板和基材进行了现场盘点，确认木板面积为93717.15平方米、基材数量6953张。无法核实实物部分：原材料为耐磨纸12539张、平衡纸10620张、花色纸9614张、纸箱105728张，设备维修费710904元。”该报告在估值分析项目中载明：“木板的估值过程系估价人员通过在建材市场调查估值对象不同类别木板的市场价格，并结合中国建材网上木板价值，综合确定本次估值范围内的木板价值；原材料的估值过程系本次估值对象原材料为木板基材、而磨纸、平衡纸花色和纸箱，由于缺乏市场价格信息，本次估值以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提供的湖北高牌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材料进货单以及进货发票为依据，估价人员通过核对距本次估值基准日（2016年7月21日）较近的原材料进货单和发票，确定原材料的价值；设备维修的估值过程系由于本次估值现场查勘时间与估值日相距太久，无法核实设备具体受损状况，本次估值以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提供的湖北高牌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维修清单为依据，估价人中通过核对维修费用发票，以及核对维修项目对应的金额，最终确定估值对象设备维修费为24.57万元。”从上述载明的事项可以看出，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泡水木板和基材进行了现场盘点确认，对于耐磨纸、平衡纸、花色纸、纸箱以及设备维修费均未得到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的确认，其估值依据以原告高牌公司提供的《关于损失情况说明》以及设备维修清单和发票。由于原告高牌公司提供的《关于损失情况说明》以及设备维修清单和发票系其单方提供，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未予确认，其真实性存疑，且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报告中明确载明上述属于无法核实实物部分。因此，对于原告高牌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因水灾导致的损失项目中，应当将耐磨纸、平衡纸、花色纸、纸箱以及设备维修费项目予以剔除，其损失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确认的木板损失（499.46万元）和基材损失（39.63万元）为准。因此，原告高牌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因水灾导致的损失应当认定为539.09万元。综上所述，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认为原告高牌公司在本案中的投保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恶意投保行为，本院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原告高牌公司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告高牌公司有继续交纳保险费用的义务，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有按约承担保险责任的义务。原告高牌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因水灾导致的损失为539.09万元，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应当依据成立并生效的保险合同依法予以赔付。对于原告高牌公司被退回的保险费30000元以及未交清的部分2283.77元，共计32283.77元，应当由原告高牌公司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予以交纳。因双方当事人对此未均予以主张，本案不作处理，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解决。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进行了估值鉴定，因此，原、被告各自支付的鉴定费用由各自承担。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湖北高牌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财产保险赔偿金539.09万元；二、驳回原告湖北高牌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600元，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中心支公司负担49500元，原告湖北高牌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100元。原、被告各自支付的鉴定费用由各自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光辉审 判 员  胡艳鹃人民陪审员  李 芸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汤慧婷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第二十三条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一）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第二十四条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二十六条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提交的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符合承保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保险费。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六条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第二十八条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附证据目录：原告高牌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4年投保单。证明2014年7月9日原告高牌公司第一次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投保财产险；证据二、2015年投保单。证明2015年7月15日原告高牌公司第二次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投保财产险；证据三、2014年保险单。证明2014年7月10日起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向原告高牌公司提供为期一年投保财产险；证据四、2015年保险单。证明2015年7月15日起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向原告高牌公司提供为期一年投保财产险；证据五、2014年保险付款凭证。证明原告高牌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支付了保险费；证据六、2015年保险付款凭证。证明原告高牌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支付了保险费；证据七、企业财产风险查勘报告。证明陆友英系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业务经理；证据八、陆友英提供的付款帐号。证明此帐号系原告高牌公司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支付保险费的帐号；证据九、2016年保单。证明2016年7月18日原告高牌公司第三次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投保财产险；证据十、保险合同。证明财产综合险保险合同内容；证据十一、2016年付款凭证。证明原告高牌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支付了保险费；证据十二、电话通话清单。证明原、被告之间在旧合同到期后，就续保事项和洪灾后就赔偿事项进行联系；证据十三、湖南立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发票。证明评估费用125000元；证据十四、湖南立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公估报告。证明原告高牌公司财产损失5635305.81元；证据十五、防汛抗灾情况说明。证明2016年7月21日下午两点左右沦河第二道防线出现溃漫；证据十六、短信。证明原告高牌公司受洪灾后向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要求赔偿；证据十七、2016年保险财产清单，证明财产综合保险财产共计26903145元；证据十八、东山头防汛图；证明原告高牌公司位于东山头第二道防线外，第二道防线于2016年7月21日下午两点溃口；证据十九、东山头办事处证明。证明东山头办事处向园区木地板协会通知转移时间是上午十点三十八分；证据二十、木地板协会工作人员电话清单。证明2016年7月21日上午十点三十八分木地板协会工作人员接到电话通知，随后通知给四十多家企业，企业接到通知并实施转移时间大约是中午了；证据二十一、法院于2016年10月21日调取的陆友英银行帐号资料。证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业务经理陆友英的个人已开通短信通知服务，陆友英在2016年7月21日上午8点多钟收到汇款后，应当立即知道收到了保险费；证据二十二、《东山头财产险案件进展情况表》。证明湖北桌美木业有限公司与原告高牌公司系相邻的同类产业公司，企业规模相当，厂房面积比原告高牌公司略小，这次水灾损失及赔付保险金额为629.99万元，可见原告高牌公司所提出的水灾损失与同行业相比较还略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提交的证据如下:证据一、银联存单、湖北省保险业统一网络发票记帐联。证明1.原告高牌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财产综合险保费缴纳的时间分别是2014年7月9日、2015年7月15日，该费用经陆友英与原告高牌公司协商后，由陆友英先行垫付，2014年7月10日、2015年7月23日原告高牌公司通过肖芳彬向陆友英汇款只是向陆友英偿还垫付款；2.保险公司收到保费后，才会出具保单，保险期限从收到保费后的后一天开始起算；证据二、2014、2015年度原告高牌公司投保资料。证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在同意承保前，需向原告高牌公司收集投保资料并对拟承保的保险标的进行查勘验标，经查勘验标符合承保条件的，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才会进入承保流程；证据三、湖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国内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银行流水。证明陆友英将肖芳彬自行打印款的30000元款项退还到原告高牌公司帐户；证据四、关于东山头部工业园租赁企业的情况说明。证明2016年7月21日凌晨，府、沦河多处子堤漫溢，东山头工业园开始发生水淹，原告高牌公司工厂发生水淹不可避免，在此情况下，原告高牌公司利用其2014、2015年度投保时所获得的陆友英的帐户信息，自行向陆友英帐户汇款，拟据此骗取保险赔款；证据五、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笔录、孝南区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并未订立保险合同，原告高牌公司所称的保险合同从未成立，其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六、财产综合险投保单、保险单、赔偿终结协议书、快线付款凭证、孝感工业经济简报、2016年8月22日孝感日报。证明：1.2016年7月21日东山头工业园发生水灾时，25家参保企业，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承保16家，并未包含原告高牌公司；2.2016年6月，梅雨季节来临后，在府、沦河发生重大险情的情形下，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仍在就符合承保条件的东山头工业园的企业承保（如湖北亿年工贸有限公司2016年7月8日投保，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承保），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不存在逃避责任的情形；3.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对因2016年7月21日灾情受灾的东山头工业园承保企业，积极查勘，积极赔付并受到政府表彰；证据七、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湖南立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已到期，不具有经营保险公估业务的资质；证据八、鉴定费发票。证明被告中华保险孝感公司支付重新鉴定费5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