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1民初14464号原告：许家玲，女，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代理人：苏祖耀，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冉茜，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金哲浩，男，朝鲜族，住沈阳市东陵区。委托代理人：王皓玮，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凤嫦，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周志，男，汉族，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委托代理人：邹有才，江西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贝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许家玲。原告许家玲与被告金哲浩、周志、第三人广州贝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6日作出（2016）粤0111民初96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许家玲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11月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终58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并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受理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家玲委托代理人苏祖耀、冉茜，被告金哲浩委托代理人王皓玮、李凤嫦，被告周志委托代理人邹有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贝博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许家玲诉称：我经与第三人的两名股东即金哲浩、周志协商，就收购贝博公司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根据金哲浩、周志提供的贝博公司截止2015年6月4日资产情况，贝博公司库存货物为995016元，应收款项为366289元，保证金366289元，固定资产为613682.8元，上述四项合计2554007.3元。在上述资产价值的基础上，确定公司收购价为270万元，于2015年6月30日签署《收购协议》。协议签署后，我依约向金哲浩支付了20万元定金，随后又陆续向金哲浩支付128万元，共计支付148万元。金哲浩、周志本应及时转让公司股权，办理公司证照变更相关手续及移交协议约定的公司经营权、公司资产、全部档案文件财务资料等等。虽然已将贝博公司股东予以变更（我开始也不知情），但金哲浩、周志却一直未履行公司国地税及银行资料变更手续，至今也没有将公司证照、公章、经营权、资产、财务文件资料等等移交我，我至今无法介入公司，公司仍由其两人实际控制中。签署《收购协议》后，据了解贝博公司经营状况、资产状况均较签署协议之时发生较大变化，我于2015年11月特委托律师向金哲浩、周志出具《关于尽快履行的律师函》。我在最近才了解到，金哲浩、周志利用实际掌控公司之便，竟然仿冒我签名，伪造工商登记资料，擅自又增加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未缴），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故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判令：1、确认《收购协议》解除。2、金哲浩、周志返还我148万元及利息（从2015年12月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3、金哲浩、周志支付违约金200000元；4、金哲浩、周志就上述第二、三项承担连带责任；5、金哲浩、周志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金哲浩辩称：一、许家玲多次登录ERP系统后仍支付转让款的行为表明其对公司资产不存在异议。所以电子邮件仅为许家玲推卸违约责任的托词。在我于6月4日发出的电子邮件中，明确写明“库存及应收账款会根据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此表仅能代表截至目前此刻的情况”。在该邮件中，没有任何关于邮件附件作为《收购协议》内容的承诺。从日常经验分析，《收购协议》于2015年6月30日签订，与电子邮件发出时间前后相差近一个月，根据常识便可推断出，作为以手机及家电销售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库存及营业情况必然会相应变化，以月初的库存情况套用月尾的合同金额，且转让溢价仅为20万元，明显有违基本商业逻辑。《收购协议》第二条表述中“明细清单”作为括号内容跟在“库存”后，与固定资产、销售渠道等在表述上已做出明确区分（即清单内容并不包含固定资产等），这点明显与许家玲认为6月4日邮件附件是清单的主张不符。二、我已依约完成公司股权变更及税务变更手续，完成合同中约定的原股东义务。根据协议约定，贝博公司已于2015年7月变更至许家玲名下，成为一人有限公司，并于2015年10月20日三证合一，至此，我的义务已经完成。至于银行变更事项，我认为，首先，原股东的义务仅为协助而非负责，变更行为应由许家玲主导；在贝博公司工商信息及税务信息均变更为许家玲名下后，银行变更已无需原股东出面，变更行为由许家玲单方即可完成。三、《收购协议》签订后，许家玲已实际介入公司经营管理并通过持有公司股权实际掌控了人事任免、财务审核等实质权利。我持有的公司印鉴及银行U盾已交至公司行政人员和监事。许家玲持有公司所有账户的审核U盾、密码。贝博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至550万元基于许家玲授权完成，且该增资与股权转让行为无关，不影响许家玲掌控公司的事实，更不存在损害许家玲合法权益的情形。被告周志辩称：同意金哲浩答辩意见。双方之间的收购实际上是对公司的全面收购，包括人员、财产、股权、经营的全面收购，基于金哲浩的陈述及我的证据，许家玲基于对收购后的经营风险的情况，说我方违约实际上混淆了法律关系。第三人贝博公司未答辩。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30日，许家玲（甲方）与广州贝博商贸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收购协议》约定：“第一条、协议范围内，双方的关系确定为收购关系（即甲方收购乙方）；为拓展市场、更规范地服务消费者，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现乙方公司进行全权收购，项目包括1、乙方公司的经营权；2、甲方接收乙方原有人员，工资（协议成立后开始），社会保险等由甲方进行支付及缴纳；3、乙方原有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现有库存，销售渠道，应收账款，保证金等。第二条、双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将现有库存（电视，洗衣机，冰箱，手机及其他小家电，见明细清单见附件）及店面所装修设施固定资产及销售渠道，经双方协调价格，由甲方出资收购。2、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进行清算及变更行为，如乙方消极对待甲方有权终止收购行为。3、经双方协商乙方自协议成立前的盈利归乙方所有，原有债务必须由乙方承担，包括人员工资及社保，店面铺租，所欠客户的债务及法律责任。4、经双方协商，甲方以270万元人民币收购乙方公司。甲方先向乙方支付20万人民币定金，乙方于收到甲方定金之日起，须在5个工作日内协助甲方办理工商、国地税及银行资料变更，待所有证照更改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付清余额。5、如乙方毁约需支付甲方双倍定金赔偿金，如甲方毁约乙方则没收全额定金。第三条、订立本协议的目的在于确保甲、乙双方忠实地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双方的职责和权利。甲方作为单独的企业法人或经营者进行经济活动。因此，他必须遵守对所有企业法人或经营者共同的法律责任，特别是有关资格的规则以及社会的、财务的商业要求。作为一个企业法人或经营者，甲方应就其活动自负一切风险和从合法经营中获利。甲方不是乙方的代理人，也不是乙方的雇员。甲方不能作为乙方委托代表，甲方无权以乙方的名义签订协议，乙方不能作为甲方委托代表，乙方无权以甲方的名义签订协议，甲方是享有财务货物运营和全方位管理权和执行权，收入和支配，聘请人员和解聘人员，人员职位安排，订立本协议并未授予乙方任何约束甲方或甲方有关企业之权利，甲方对本协议任何条款有最终的解释权”。乙方落款处有周志签名并盖有贝博公司公章。2015年7月10日，贝博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载明：“决议事项如下：同意金哲浩将占公司祖册资本51%共255万元、周志将占公司注册资本49%共245万元出资转让给许家玲”。原告许家玲与被告金哲浩、周志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确认，原告在2015年8月份期向被告金哲浩支付148万元。庭审中原告与被告金哲浩一致确认《收购协议》约定：“以270万元收购公司”是指购入贝博公司的股权、经营权与资产全部。2015年7月14日，第三人贝博公司的工商档案办理了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兼经理、监事的变更登记，变更为许家玲为法定代表人及自然人独资股东，许家玲任执行董事兼经理，案外人张劲亮任监事。2015年10月20日，第三人贝博公司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从5000000元变更为5500000元。许家玲称因两被告至今未履行国地税及银行资料变更手续，也没有将公司证照、公章、经营权等移交原告，故原告许家玲未履行余下收购款项的给付义务，双方协商无果，原告许家玲遂诉至本院。庭审中，许家玲主张当时是与金哲浩洽谈收购贝博公司的事宜，金哲浩在2015年6月4日向许家玲以及当时另外一个有收购意向的案外人发出了贝博公司资产表的邮件，邮件里将贝博公司的库存、应收账款情况、两个分店的情况均有列明，双方在这个基础上谈的收购价格是270万元；协议签订后许家玲委托张某对贝博公司的库存进行盘点，盘点过程中发现与6月4日的资产附表有出入，与贝博公司的ERP系统也有出入，因此许家玲在2015年8月20日后就没有再付款了；两被告一直拒绝移交公司的公章等材料，银行资料也没有变更；虽许家玲取得了贝博公司的审核U盾，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只是通过公司账户给员工发工资和水电费交付，许家玲什么也没有得到，公司付款的账户是很有限的，贝博公司的收益及支出是从金哲浩私人账户进行的，许家玲要求其交出内帐，但金哲浩均拒绝。许家玲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6月4日邮件的表格一份，记录库存成本共计995016元、应收账款共计579019.45元、保证金共计366289元、固定资产613682.8元，上述合计2554007.3元。许家玲主张该表格是涉案收购协议的附件，双方是在此价值的基础之上协商得出收购价270万元的。2、关于尽快履行《收购协议》的律师函（2015年11月23日）、函件回复及解除合同通知（2015年12月2日）及相应快递单据。3、贝博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许家玲主张上述档案中的许家玲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字。4、金哲浩于2015年6月4日向许家玲、案外人陈彬发送的名为贝博公司资产情况的邮件。其中，邮件内容有“陈总、玲姐：附件里是我司的资产情况，库存及应收账款会根据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此表仅能代表截至目前此刻的情况”，附件名为贝博公司截止2015年6月4日资产情况即证据1。5、许家玲与金哲浩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5年9月21日“许：能不能把系统外的账做成一份清单发给我，包括三星系统中的，然后整理一份7月1日时的系统应收，以及收款情况。金：系统外有什么账？许：公司的内账。金：所有的应收应付系统里都有，公司所有的账都在系统中体现，我们的系统就是内账”。2015年9月22日“金：麻烦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是6月4日的数据，邮件里也写得很清楚，这个数只能代表当时的情况，你收购贝博士在26天以后，这期间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像现在的贝博应收应付和这个月初的数据也会有比较大的出入。许：但不至于26天以后亏了几十万吧，有差别我能接收，可能少几万，也可能多几万，能看到流水和去向就行”。2015年10月15日“金：玲姐，我明天开始不来上班，需要交接的事情我会跟阿亮交接……”。6、（2015）穗荔法民三初字第1030号、（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115号民事判决书，其中查明贝博公司在西城都荟经营的店铺已经于2015年6月19日撤场。7、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等（复印件）。许家玲拟证实贝博公司经营的京溪门店亦已撤场。贝博公司已无店铺、无资产、无员工。8、证人李某的证言。证人称其与许家玲系朋友关系，证人作门窗安装。证人让许家玲帮忙买社保，许家玲就在贝博公司处让证人挂靠购买社保。相关费用由证人向许家玲缴纳。9、证人张某的证言。证人称许家玲是其嫂子，证人是飞机维修员。证人称在对贝博公司库存进行盘点的时候感觉数据比较混乱，不好盘点，一开始并不能点清楚，重新定位后数据有出入，不符的具体数据有发给许家玲；贝博公司有一个管家婆系统也就是ERP系统，证人从系统上把数据下载下来，然后再根据这些数进行盘点，发现有很多出入。经庭审质证，金哲浩对上述证据1、4真实性确认，但证据1并非合同附件，只是贝博公司基于双方合作经营履行的前提披露义务。对证据2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许家玲曾在另案庭审中对工商变更结果表示认可；增资行为系许家玲成为公司唯一股东并实际管理公司后发生的事情，与本案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并不完整，许家玲主张贝博公司还有内账并不属实，亦无证据证实。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7不予确认，在金哲浩离职后，正是因为许家玲不负责任、拒绝管理公司的行为，导致贝博公司处于无主状态，导致贝博公司关门。对证据8认为可以证实证人通过许家玲增员到第三人处。对证据9认为可以证明许家玲在ERP系统与库存之间盘点，而非根据所谓的6月4日明细进行盘点，正好证明双方并不是以6月4日的邮件明细作为收购依据。周志对上述证据1至3的质证意见与金哲浩的意见一致。金哲浩主张在洽谈涉案收购协议之初，双方确定合作经营贝博公司以便向三星公司争取更大的优惠政策。2015年6月4日的邮件刚好发生在双方合作期间，所以金哲浩发送该邮件只是履行披露义务。从邮件可见并没有任何承诺或者以该邮件作为收购基础的意思表示，反之，邮件上也表明了该邮件仅代表6月4日的情况；涉案收购协议约定“见明细清单见附件”指的是ERP系统里面的清单；270万元的组成依据是合同第二条第一点约定，以贝博公司现有的库存、固定资产和销售渠道作为价格依据，销售渠道是贝博公司很重要的资产，加上销售渠道及溢价，因此，许家玲主张的270万元计算依据是不符合常理的；在许家玲成为贝博公司股东后，我们为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且金哲浩在许家玲的要求下继续留在贝博公司工作；贝博公司相关证照、印章等放在公司文件柜，因此不存在移交的问题；财务账册存放在第三方广州市国诚财务代理有限公司处，许家玲掌握公司的审核U盾。金哲浩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贝博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2、贝博公司ERP系统初期情况。贝博公司人员ERP系统登录日志，显示2015年7月2日起至2015年8月28日期间，金哲浩、常某、许家玲、许某、张劲亮等人登录过ERP系统。3、三星公司授权书（复印件），拟证实销售渠道。4、微信群聊天记录（集团第一线），成员有金哲浩、许家玲、张劲亮，拟证实在2015年7月1日起许家玲已参与贝博公司经营，并掌握公司财务审核权。5、收据一份（2015年12月2日），内容为常某（贝博公司职员）收齐贝博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人事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白云区第一分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荔湾区第一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以及许家玲私章各一枚。收据一份（2015年12月2日），内容为张劲亮收到金哲浩交来贝博公司广发银行U盾1个，建设银行U盾两个。6、2015年6月4日邮件及附件。内容与许家玲证据4一致。7、许家玲与金哲浩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许家玲称金哲浩为操盘手（10月21日）以及在6月24日的对话中金哲浩已经提及黄沙店没有了，许家玲并未有其他相反的表示。8、盖有“广州市国诚财务代理有限公司（下称财务公司）”公章的证明一份，证明马某是该司职员，该司自2013年1月1日起委派该员工负责贝博公司的财务及工商、税务等相关业务的办理。9、马某的证人证言。证人称证人在财务公司任职，贝博公司委托财务公司进行财务申报工作，具体由证人负责；证人在为贝博公司办理增资时有电话与原告联系过；当时选择了三证合一的方式办理，因比较快捷，地税审批需要30天工作日，且第一次提交需要修改资料。办理时候有取得许家玲的身份证的。办理三证合一不涉及股权变更，工商有可能不会与股权变更一起做，由于公司已经是一人公司，所以不然增加一个人的股权，要不然就选择增资，由于增加一个股权比较复杂，所以选择增资的方式；办理银行变更的时候是不需要原来的股东出面协助的；贝博公司的财务资料在财务公司处，许家玲提前说就可以取走；许家玲曾让证人在贝博公司增加一个社保人员李某；证人为贝博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时候并不需要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只需要公司盖章，其他材料需要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签字，证人并不清楚是否许家玲本人签名，通常都是前股东签好字交给证人再去办理，证人从金哲浩处获得资料。贝博公司办理银行变更不需要原股东出面。10、证人许某的证言。证人称其是贝博公司的文员；操盘手是行业说法，实际是总经理的意思；贝博公司只有一个大办公室，所有行政人员都在这里办公，有证人、金哲浩、常某、张劲亮、许家玲；许家玲与张劲亮、金哲浩经常在办公室谈论工作，确认后由金哲浩向我发配工作；贝博公司的财务账册在第三方财务公司处，营业执照在公司一楼处挂着；许家玲曾带着小叔子到贝博公司盘点，有时候每月一到两次，有时候每周一次；盘点完许家玲回去整理数据后就将表格发给证人，若数据与系统有差异，就会根据盘点盘亏员工进行平摊赔款；萍姐是许家玲带过来的，她让我按照她编制的资金表库存表的模板填写，每月统计一次数据给她贝博公司的工资表就是证人编制后发给许家玲审批的；12月份的时候我做完工资表，问张劲亮什么时候发工资，张劲亮说审核U盾在许家玲手中，要等其审核后银行才会出账；张劲亮是许家玲带来负责看管门店和监督我们工作的人，是7月1日之后才来公司的；11月之前许家玲经常来公司，12月之后就比较少了，证人在2016年3月25日辞职；证人只是负责统计数据，对怎么付款不清楚；数据是管家婆系统中有的；证人只是大概知道公司财务情况；公司收入是否全部进入公司账户证人不清楚；证人已按照萍姐要求提供了相关数据；证人现任职的公司的其中一个股东是金哲浩；贝博公司没有具体的公章使用管理制度，日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就存放在办公室的文件柜中，没有锁，任何人都可以拿；发票专用章存放在证人处；常某是金哲浩的助理，与证人同时间离职。11、证人沈某的证言。证人称证人任职北京外企公司，是该司于2014年3月左右派遣证人到贝博公司处负责销售手机、店内陈列和店员培训的；2015年7月左右，有一大群人到贝博公司门店，证人认识其中的张劲亮，他是证人原来北京外企的领导级别的同事，当时张劲亮告诉我贝博公司换老板了，刚才看到的玲姐是新的老板，现状包括张劲亮和金哲浩都是帮她打工的；7月1日之后，许家玲、张劲亮经常来上班；证人有见到许家玲的小叔子来店盘点；证人一直在京溪店上班，总经理是金哲浩，但金哲浩在11月、12月之后就没有上班了；证人的工资是北京外企发的，但贝博公司会给证人相应的促销费，没有底薪；证人只是知道许家玲、金哲浩、常某、张劲亮都在楼上上班，具体分工不清楚，证人工作上有问题会找张劲亮和金哲浩。证人在庭审后向法庭补充提交了社保缴纳明细，显示2011年至2016年2月期间的缴费单位为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经庭审质证，许家玲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2中ERP系统第一页显示开张日期为2015年7月2日，在收购协议之后开立的账户，显然并非双方签订协议的依据。张劲亮是公司监事，不是公司主管。对证据3认为授权书已经全部到期，并非符合合同约定的销售渠道。对证据4认为该证据的第一页显示的信息内容许家玲并未收到，并西城都荟店要关门就不应将该店资产在资产清单中列上。对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出具收据的人员并未将收据上的物件交于许家玲。对证据6、7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8、9认为证人陈述这些资料都不清楚如何盖章签字，许家玲不知道增资50万元的事情，不认同许家玲签字的真实性，两被告在许家玲不知情的情况下增资的行为侵害其权利，金哲浩称要许家玲的身份证进行办证，但具体办理什么证件，许家玲不清楚。对证据10认为该证人与金哲浩有密切的关系，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可信。对证据11认为该证人在入职后一直是金哲浩的下属，即便在签署涉案收购协议后，金哲浩仍然是在公司任总经理，身份没有任何变化，故该证人与金哲浩有密切的关系，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可信。另查，许家玲与金哲浩、周志均确认对方为涉案收购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并明确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均表示在贝博公司的京溪门店结束营业后，不清楚贝博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等各类印章、法定代表人私章以及营业执照在何处以及由何人掌控。本院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直属支行调查的业务申请书及身份证联网信息中显示，原告许家玲于2017年4月19日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直属支行填写业务申请书签名确认并加盖第三人贝博公司的公章。故本院认定贝博公司的公章在许家玲处。本院于2017年1月4日向京溪门店的业主方君华地产公司进行调查，该司的职员答复本院称，该司是君华香柏广场的开发方，贝博公司承租了君华香柏广场中的京溪路10号101；贝博公司从2016年3月开始就没有营业，该司从2013年5月1日开始承租该司物业，现拖欠该司租金。2016年3月底该司在街道及居委人员的见证下，将贝博公司店内物品代为保管在该司的仓库中；现在有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电及手机样板在仓库；除了上述物品外，贝博公司的经营及财务材料均不在该司处，其也不清楚这些材料在哪里。第三人贝博公司使用ERP系统用于电子记账。ERP系统只需要登录网页操作，不需要下载软件。ERP系统是由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后台数据在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向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要求该公司协助调查以下内容：1、贝博公司的ERP系统中账户自2015年6月4日至今的所有会计科目内容。2、贝博公司的ERP系统中账户自2015年6月4日至今的操作记录、操作权限、修改密码时间。2018年3月29日，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协助调查函回复为：1、通过数据库后台日志查询，此账户于2017年4月13日操作了“系统重建”（系统重建的功能是：清除当前账号中的所有单据和业务明细数据）的功能，所以目前账号中，已没有任何正式单据明细数据、会计科目值也是0。2、系统重建已清除账号中的所有业务数据、包含操作记录和操作权限；由于客户的账户密码属于客户个人隐私信息，我司ERP系统在客户修改密码时，不会记录操作日志，所以无法查询到账号中修改密码的时间。2018年5月31日本院再次向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要求该公司协助调查以下内容：贝博公司的ERP系统具体是由何账户于2017年4月13日进行重建。2018年6月13日，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协助调查函回复为：通过数据库后台日志查询，此账号目前只有一个系统注册时默认的“管理号”账号，“系统重建”也是由管理员账号进行的操作。本院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直属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猎德大道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大南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发出协助调查通知书调查贝博公司在上述四银行中账户自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上述四银行回复的银行流水与原告提交的贝博公司ERP系统中的打印件无法一一对应。以上事实，有收购协议、邮件、律师函、快递凭证、工商档案资料、照片、微信聊天记录、民事判决书、开庭通知书（复印件）、劳动争议申请书（复印件）、ERP系统截图、ERP系统人员登录日志、授权书（复印件）、证人证言、收据、建设银行业务申请书、身份证联网信息、《协助调查函》回复、银行流水清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对方互为涉案收购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故涉案法律关系名为收购协议纠纷，实为股权转让纠纷。原告购买第三人贝博公司的股权、经营权与全部资产。《收购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经审查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6月4日邮件是否合同附件以及双方在协商股权转让之时，金哲浩、周志是否已详尽披露贝博公司的资产。2、收购协议的履行情况。3、被告是否向原告交付贝博公司的经营权。本案争议焦点一、6月4日邮件是否合同附件以及双方在协商股权转让之时，金哲浩、周志是否已详尽披露贝博公司的资产。许家玲主张6月4日邮件中的贝博公司资产情况表是涉案收购协议的合同附件，收购价格270万元是在该资产情况表中核算的总额基础上商定的，但收购协议签订后贝博公司库存资产减少、西城都荟门店关闭，故许家玲认为两被告未有按照6月4日资产情况表记录的资产总额履行合同约定的移交义务。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经双方均确认的6月4日邮件的网页截图，并非特定发送给许家玲，邮件内容也特别说明“……库存及应收账款会根据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此表仅能代表截至目前此刻的情况”，故本院对许家玲主张该资产情况表是涉案收购协议的附件这一事实不予采信。根据涉案收购协议第二条第一点约定“乙方将现有库存（电视、洗衣机、冰箱、手机及其他小家电，见明细清单见附件）及店面所装修设施固定资产及销售渠道，经双方协调价格，由甲方出资收购”可见，收购价格是以签署协议之时的现有库存、固定资产及销售渠道的基础上，再经双方协商得出的，并非简单以6月4日邮件中的资产情况表为依据。金哲浩主张“见明细清单见附件”是指ERP系统中当日的资产情况以及收购价格当中还包括了溢价的部分，本院认为金哲浩的主张更符合合同约定以及经济生活中股权转让的一般交易常理。另一方面，6月4日邮件的发送显示金哲浩、周志在协商阶段向许家玲履行了贝博公司相关资产的披露义务。对于西城都荟门店结业的问题，从金哲浩提供的其与许家玲微信聊天记录（6月24日）中可知，在涉案收购协议签署之前，许家玲已知悉西城都荟门店要结业的事实。许家玲提出在签订收购协议后贝博公司资产大量减少，但除了上述已论述的西城都荟门店结业的情况以外，许家玲并未能提供具体的数据就贝博公司资产严重流失进行说明，亦未能对资产流失的责任归责于两被告故意隐瞒贝博公司资产或其他应归责于两被告的原因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故本院对原告许家玲的主张不予采信，本院确认两被告已实际履行资产披露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二、收购协议的履行情况。原告许家玲主张在签订涉案收购协议后，两被告未移交与6月4日邮件中的贝博公司资产情况表记录的资产总额吻合的资产、未有移交公章、财务账册等资料、未有获得贝博公司经营控制权以及两被告擅自办理增资手续。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资产情况表并非合同附件。贝博公司是一间商贸公司，库存情况根据每日的经营情况变化而有所变化，即公司资产并非固定不变。其次，在涉案收购协议签署后，两被告已为许家玲办理贝博公司的独资股东、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即从公司法角度两被告已履行了移交贝博公司资产的行政手续，“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贝博公司的库存、店面所装修设施固定资产等属于贝博公司的财产，自2015年7月14日起许家玲即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行使其对贝博公司资产进行经营、管理。许家玲表示工商变更手续的办理其并不知情，但证人马某称办理手续的时候系取得许家玲的身份证原件的。许家玲表示对办理何种业务不清楚，但居民身份证是个人重要的身份证明材料，许家玲交付身份证给他们办事而未知所办何事，不符合生活常理。故本院对许家玲该主张不予采信。许家玲称金哲浩拥有贝博公司的“内帐”，但未有证据予以证实，金哲浩对此不予确认，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次，许家玲主张涉案收购协议签署后，金哲浩仍实际控制贝博公司。金哲浩抗辩在签署涉案收购协议后，其仅是在许家玲的同意下继续在贝博公司任职。本院认为，从许家玲与金哲浩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许家玲称金哲浩为操盘手，也确认这是行业术语意思为总经理，从其余聊天记录中也可反映许家玲对金哲浩继续在贝博公司任职并参与经营管理是同意的。同时，在人事任免方面，从证人许某及沈某的证言可见，许家玲有参与贝博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安排了张劲亮参与经营管理，安排了财务人员萍姐参与贝博公司财务方面的工作。证人李某也是在许家玲安排下在贝博公司挂靠购买社保，可见许家玲拥有贝博公司人事任免的权利。在财务管理、财务账册方面，证人确认贝博公司日常营运使用管家婆系统（ERP系统）、许家玲已取得公司管理系统的审核U盾、安排人员张某对库存进行盘点、审批贝博公司的工资发放。证人马某、许某均确认贝博公司的财务账册资料在财务公司处，证人并表示许家玲可随时取走。关于营业执照以及公章等的交付问题。金哲浩主张因贝博公司经营需要，且办理股权转让后金哲浩继续在贝博公司任职管理人员，相关公章、证照等存放在公司文件柜中，因日常经营的需要，并未与许家玲办理具体的移交手续，仅在金哲浩离职前让贝博公司职员常某及张劲亮签收。对此，本院认为两被告未能提供证据就已与许家玲就贝博公司的公章等以及相关证照等进行交接，未有证据证实两被告提交的两张收据上签收的人员已获得许家玲的授权办理公章交接事宜，庭审中许家玲亦表示未实际取得上述公章及相关证照资料。但从本院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直属支行调查的业务申请书及身份证联网信息中显示，原告许家玲于2017年4月19日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直属支行填写业务申请书签名确认并加盖第三人贝博公司的公章。故本院认定贝博公司的公章在许家玲处。即使被告未向原告交付其他印章及相关证照资料，原告许家玲作为贝博公司独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可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途径救济，重新办理贝博公司其他印章及相关证照，并不必然导致涉案收购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本案争议焦点三、被告是否向原告交付贝博公司的经营权。关于U盾是否由被告交付给原告的问题。原告先是否认收到U盾，被告金哲浩提交的贝博公司员工微信群聊天记录（集团第一线）中群成员多次提出要求“玲姐，审核U盾”，得到的回复“已审核”。原告回复法庭“收到过审批U盾，但并非2015年7月1日收到的，具体时间忘记了”。故本院认定原告已收到第三人贝博公司账户的审批U盾，并对账户开支进行U盾审核。原告称贝博公司账户中的多笔交易是两被告操作的，两被告予以否认。因被告金哲浩在《收购协议》签订后在原告许家玲的同意下继续在贝博公司任职。贝博公司转账至被告金哲浩账户的钱款需要U盾审核，U盾审核由原告控制。故本院认为从贝博公司转至被告金哲浩账户的钱款是经原告U盾审核通过的，已得到原告的同意。关于ERP系统的操作问题。第三人贝博公司使用ERP系统进行电子记账。ERP系统只需要登录网页操作，不需要下载软件。ERP系统是由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后台数据在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协议》签订后被告为原告开通了ERP系统账户。原告可以用其账户密码登录ERP系统。本院向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函要求该公司协助调查：贝博公司的ERP系统中账户自2015年6月4日至今的所有会计科目内容。贝博公司的ERP系统中账户自2015年6月4日至今的操作记录、操作权限、修改密码时间。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回复为：1、通过数据库后台日志查询，此账户于2017年4月13日操作了“系统重建”（系统重建的功能是：清除当前账号中的所有单据和业务明细数据）的功能，所以目前账号中，已没有任何正式单据明细数据、会计科目值也是0。2、系统重建已清除账号中的所有业务数据、包含操作记录和操作权限；由于客户的账户密码属于客户个人隐私信息，我司ERP系统在客户修改密码时，不会记录操作日志，所以无法查询到账号中修改密码的时间。2018年5月31日本院再次向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要求该公司协助调查以下内容：贝博公司的ERP系统具体是由何账户于2017年4月13日进行重建。2018年6月13日，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协助调查函回复为：通过数据库后台日志查询，此账号目前只有一个系统注册时默认的“管理号”账号，“系统重建”也是由管理员账号进行的操作。系统重建后，原被告均无法提供鉴定所需要的样本，故无法对贝博公司使用ERP记账的操作痕迹进行鉴定。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收购协议》签署后。两被告已将第三人贝博公司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并将原告变更登记为贝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家玲为贝博公司购买了社保、安排人员管理财务。许家玲对贝博公司库存资产进行了多次清点。对清点的资产无异议并于2015年8月分多次向被告支付了转让款148万元。原告已收到贝博公司的U盾并行使了账户转账的审核权。被告作为贝博公司的操盘手对ERP系统进行操作时其管理公司的职务行为，并无不当。无证据显示两被告存有阻挠许家玲对贝博公司进行实际经营管理、掌控的事实。许家玲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及涉案收购协议第二条第二点约定为由，要求解除涉案收购协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同理，许家玲要求两被告连带返还已付款项及利息、支付赔偿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许家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9960元，由原告许家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鲍 敏人民陪审员  王雪萍人民陪审员  刘少珍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书 记 员  黄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