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黔0321行初207号原告王福明，男，1951年5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务农，住贵州省习水县，委托代理人徐红灵，贵州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出庭负责人张世伟，习水县林业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文流刚，习水县林业局工作人员。第三人王福坤，男，194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务农，住贵州省习水县，委托代理人赵润春，习水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福明不服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林权登记行为一案，于2017年6月9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7年6月19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黔0321行初207号行政判决书，原告上诉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黔03行终11号行政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福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徐红灵，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部门负责人张世伟、委托代理人文流刚，第三人王福坤之委托代理人赵润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12月10日作出520330091013MDYMSY05594号林权登记，小地名“山当丫后边”山林14.71亩，林地所有权人登记为羊九村关（应为“观”）音堂组，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登记为第三人王福坤，四至界限：东抵刘家山林界，南抵王超福山林界，西抵王福明山林界，北抵胡中福山林界。记载于向第三人王福坤颁发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5482-1/1号《林权证》内。原告王福明诉称，原告原属于长征大队观音塘生产队的村民。在林业三定时，观音塘生产队于1981年8月1日经习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习府山权字第83号《林权证》，取得了“大田沟”等8幅林地林权。于1982年9月23日观音塘生产队将其中一幅“杨化林”林地承包给原告管护，该幅山林四至：上梁埂、下沟心、左滕家山、右王海州界。原告于2017年6月6日在习水县档案馆复印了第三人的林权资料，才知道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9月25日为第三人王福坤登记的林权申请表中，明确将原告的“杨化林”林地中的部分林地登记给了第三人。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的登记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理由如下：一是2008年10月10日填写的申请表上主要权利依据是自留山证，但没有第三人的自留山证为据，登记行为没有权属来源。二是申请表上的地名与林权证上的地名、面积、四界与实际有明显的差异，根本没有地名为“山当丫后边”的这幅林地。三是登记的备注栏填写单户自留山，实际不是第三人的自留山，而是原告的管护山，且被告登记时未上山勘界。请求撤销登记即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5482-1/1号《林权证》中“山当丫后边”林权。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身份证。证明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习府山权字第83号《林权证》。证明被告为第三人登记“山当丫后边”林地的行政行为没有权属来源。3、山林管护合同。证明1982年9月23日观音塘生产队将“杨化林”山林承包给原告管护的事实。4、王福坤林权登记申请表及《林权证》发放表。证明被告在2008年9月2日将原告的“杨化林”山林的部分违法登记给了第三人王福坤。5、腾明亮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3241-1/1号《林权证》《林权证》。证明腾明亮“羊化林”山林东界抵原告的自留山埂心。6、2008年林权现状登记（公示）表（第一榜）。证明林权制度改革发布的第一榜没有公示第三人的“山当丫后边”林地的事实。7、习林管字第516号集体山林管护证。证明“杨化林”系原告的管护山林。8、原告王福明林权证。证明王福明“杨化林”林地北抵王福坤山林，王福坤林权证应该与王福明山林四界形成对应，但是西抵王福明山林，王明坤的四至界限不清楚。9、证人胡某、王某的真实材料。证明登记的“山当丫后边”林地系“杨化林”林地的一部分，属于王福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本案登记行为登记发证主体合法，权利依据合法，登记发证内容客观、合法、依据充分，程序符合规定。“山当丫后边”林地虽然未进行第一榜张榜公示，但不影响发证具体行为。在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中针对1981年林业“三定”时未发山林证的山林，采取召开群众会制定林改方案进行发证。第三人王福坤“山当丫后边”山林在林业三定时未发放山林证，在确权勘界过程中按照林改方案登记，并进行了张榜公示，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原告的相关反映。公示期满后，按照程序依法登记，并对“山当丫后边”山林登记进行了张榜公示。原告的“杨化林”管护山林，在林权制度改革时已登记并于2008年12月10日颁发了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5483-1/1号《林权证》，第一榜公示时面积为0.5亩，林权证登记面积为33.97亩。“山当丫后边”山林登记与原告“杨化林”山林并无关联，并未侵害原告的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1、观音塘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证明被告向第三人登记“山当丫后边”山林的程序合法；2、王福坤、王福明的林地的一、二、三榜公示表，证明被告向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程序合法，争议地与原告“杨化林”无关联。3、王福坤、王福明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证明登记行为事实清楚，原告主张的“杨化林”山林已登记颁证。4、王福坤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5482-1/1号《林权证》，证明第三人依法取得的《林权证》合法有效。5、王福明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5483-1/1号《林权证》，证明原告已经取得“杨化林”山林登记，并颁发了《林权证》。第三人王福坤述称，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王福坤颁发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5482-1/1号《林权证》中对“山当丫后边”林地登记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王福坤在审理中提交以下证据：1、王福坤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的主体身份。2、王福坤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及《林权证》。证明第三人“山当丫后边”林地的四至界限明确，经逐级审批核实后颁发了林权证的事实。3、现场照片（七张）。证明争议林地的现状且第三人的房屋也包括在争议林地内。4、耕地承包合同书，证明王福坤承包地由“山当丫”。5、现场照片，证明争议地状况。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对1-8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认为不能达到证明“山当丫后边”林地包含在“杨化林”林地内的证明目的，4号证据中的林权证发放表证明了原告在2008年领取了林权证，如果其认为自己登记的《林权证》内容有误，应当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现在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过了起诉期限，认为9号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相同，补充认为“杨化林”与“山当丫后边”不相干。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均不能达到证明目的，1号证据没有山林明细，2号证据三榜公示内容有差异，3号证据接界矛盾、签字不合法，4号证据是本案争议标的，不能用其证明登记行为的合法性；第三人不持异议。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原告对1、2、3、4号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号证据登记不实、程序违法，3号证据只能反映现场面貌，4号证据与山林争议无关，地名是“三当丫周围”而非“山当丫后边”，5号证据不能反映现场情况，没有意义。被告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9号证据即证人证实材料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证人亦未到庭接受质询，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提交的5号证据不能反映现场状况，本院不予采信。其余证据各方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王福明与第三人王福坤系同胞兄弟。1981年8月1日，习水县人民政府向关音塘生产队颁发习府山权字第83号林权证，载明“杨化林”等8幅山林为关音塘生产队集体所有，其中“杨化林”山林20亩，四至界限为：上抵梁埂，下抵沟心，左滕家界，右王海州界。1981年7月28日，王福明取得习林管字第516号集体山林管护证，管护观音堂组“杨化林”集体山林，四至界限与集体林权证一致，面积为15亩。1982年9月23日，关音塘生产队与原告王福明签订《山林管护合同书》，将“杨化林”山林一幅15亩（四至界限与习府山权字第83号林权证一致）承包给王福明管护。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中，羊九村观音塘组于2008年3月10日讨论通过《羊九村观音唐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林地总量、林权制度改革的工作方法、工作步骤和林权登记原则，载明自留山、原分配到户的责任山、管护山原则上保持不变。2008年3月2日作出第一榜公示，公示表内记载，王福明有“杨化林”管护山林一幅0.5亩，四至界限与习府山权字第83号林权证一致，没有“山当丫后边”山林记载，第三人王福坤仅有“铁炉沟”管护山林一幅。第二榜公示表（没有书写形成时间）内记载，原告王福明有“杨化林”山林一幅，四至界限为：东、南、西三面抵图书山林界，北抵赵应模山林界；第三人王福坤有“山当丫后边”山林一幅，四至界限为：东抵刘家山林界，南抵王超福林界，西抵王福明林界，北抵胡中福林界。2008年11月1日，习水县林业局发布《林地使用权登记公示表（第三榜）》，记载：王福坤有“山当丫后边”山林一幅14.71亩，四至界限与第二榜一致，系自留山，权利来源为“勘界无争议、群众认可、村委证明”。2008年8月10日填报王福坤“山当丫后边”山林《林权登记审批表（内表）》，四至界限之“西抵王福明山林界”接界人签字栏签字为“王超明”或“王超朋”（第三字有明显涂改），主要权利依据栏填写内容为“自留山林证勘界无争议群众认可，村委证明，以本次林改方案、会议记录为准”。经村民组、村委会、乡镇政府、林业局逐级上报，被告习水县政府于2008年9月25日核准“同意发证”，2008年11月10日完成登记，登记号为520330091013MDYMSY05594。2008年12月10日，被告制作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5482-1/1号《林权证》，“山当丫后边”山林作为第一页载入该林权证，持证人王福坤。填报的王福明“杨化林”山林《林权登记表（内表）》四至界限为：东抵图书山林界，南抵赵永生山林界，西抵土边，北抵王福坤山林界，接界人有赵永生、王福坤签字，但“王福坤”字样与王福坤的申请表及本案审理中王福坤的签字明显不一致。王福明“杨化林”山林于2008年12月10日完成登记，登记号为520330091013MDYMSY05597。2008年12月10日，被告习水县政府制作权利人为王福明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5483-1/1号林权证，证内520330091013MDYMSY05597号山林名为“杨化零”，面积33.97亩，四至界限为：东抵图书山林界，南抵赵永生山林界，西抵土边，北抵王福坤山林界。原告主张系2017年领证查档得知上述登记，认为登记权利人为王福坤的“山当丫后边”山林系“杨化林”山林的一部分，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告王福明提交了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2008年12月10日颁发给马皇坝村黄坭组滕明亮的（2008）第5203300903241-1/1号林权证，其中520330090201MDYMSY05593、5595号山林均为“羊化林”，5593号山林东抵王福明自留山埂心，5595号山林东抵王福明责任山。另查明，羊九村观音堂组没有“王超明”、“王超朋”、“胡中福”等人，争议地北界与胡某山林相邻。经现场比对林权证1:10000等高线地图，登记的“杨化林”林地与“山当丫后边”林地不相邻且间隔遥远，按图勾画，争议林地有一部分包含于“杨化林”图内，图上，“山当丫后边”林地距离争议地数百米。本院认为：林权登记是确定林地及林木权属的法定公示方式，要求权利依据准确，权利来源清楚，边界经过接界人签字确认无争议。本案中，登记内表记载，王福坤“山当丫后边”山林登记权利依据为“自留山林证勘界无争议群众认可，村委证明，以本次林改方案、会议记录为准”。林改方案不是权利依据，被告提交的林改方案并未记载林地明细情况；被告也没有提交会议记录、村委证明、勘界记录等证据，没有提交其他能够证明林地权利来源的相关依据。第一榜公示没有“山当丫后边”林地，第二榜公示时首次出现，也没有相应权利来源依据。“山当丫后边”林地登记西抵王福明，相对应的王福明林地应当为南抵王福坤，王福明仅登记有“杨化林”一幅林地，为北抵王福坤，显然不能对应；“山当丫后边”林地登记北抵胡中福，且登记内表有“胡中福”作为接界人签字，而当地没有王福明其人；登记内表记载的“山当丫后边”林地四至界限东界无接界人签字，西界接界人为王福明，签字为“王超明”或“王超朋”，当地没有“王超明”或“王超朋”其人。综上，王福坤“山当丫后边”林权登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权利来源不清，接界人虚无，接界人签字虚构，违反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之规定，该登记行为应当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520330091013MDYMSY05594号林权登记及记载于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5482-1/1号《林权证》上的相应事项。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 林人民陪审员  付华俊人民陪审员  何德华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莹书 记 员  周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