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29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彩良，男，1970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国建，男，1975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申东，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汉江，男，197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经泉、王雪岩，北京隆安（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计秋夏，女，197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审被告：沈浩凤，女，197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夏彩良、袁国建因与被上诉人章汉江及原审被告计秋夏、沈浩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民初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批，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彩良、袁国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章汉江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章汉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在无有效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材料的价格的情况下，因袁国建、夏彩良未出示证据证明其自2014年11月11日收到结算单至今，曾就结算单载明的材料数量及价格等提出异议，或上述材料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符合事实或明显不合理之处，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系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章汉江诉请要求夏彩良、袁国建按照其制作的结算单结算货款，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由章汉江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结算单中的价格系双方共同确认作为最终的结算价格。但章汉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以上事实。一审法院不但没有判决章汉江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反而认定由夏彩良、袁国建承担不利后果，违反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此外，《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案中，双方没有订立合同或协议，更没有明确约定货款价格及结算的方式，根据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的规定，应由章汉江举证证明结算单中价格为订立买卖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但章汉江没有提供上述证据，根据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在已经认定本案中“无有效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材料价格”的情况，不但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审查双方在货物买卖过程发生时的材料价格情况，反而简单地以章汉江单方制作，未经夏彩良、袁国建确认，并且存在明显错误的结算单作为认定双方实际货款的依据，明显系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法院对章汉江提交的证据2结算单、证据5送货单予以确认，并以此认定案涉货款总金额为2281186.89元，系事实认定错误。章汉江提交结算单、送货单来证明其共计提供了价值2281186.89元的石材，故上述两份证据的内容应能相互印证、共同反映章汉江提供的石材规格、数量。但本案中，上述结算单、送货单内容却前后矛盾，不仅送货单、结算单中的项目存在缺漏，而且即使送货单、结算单中都有的项目，数量也不一致。例如在编号为×××02、0000203的两份送货单中，分别注明章汉江提供了名称为“芝麻黑3公分（厚度）荔枝面”、规格为1200＊600的石材94块、85块，但在结算单中却没有与之对应名称、规格的石材项目，也没有供货数量;在结算单中记载有“切割片”，数量为“两件”，但章汉江提交的送货单中却没有相应的记录;在编号为000203号的送货单中记载有“粘胶泥50包”，但结算单中却注明“胶泥500包”，结算单中数量远超供货单中的数量。除上述列举的缺漏、错误以外，联系单、结算单中还存在多处明显的不一致和缺漏。夏彩良、袁国建在一审庭审中多次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不但没有对上述证据进行严格审查，反而单纯地以夏彩良、袁国建“未出示相应的反驳证据”为由，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属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夏彩良、袁国建自2014年11月11日收到结算单后没有对结算单记载的材料数量及价格等提出异议，系事实认定错误。章汉江在一审中提交了其与夏彩良、袁国建的录音资料，用以证明其供应石材的事实。上述录音资料恰恰能证明双方之间没有对石材货款价格进行过结算，夏彩良、袁国建已对结算单内容提出了异议等事实。2015年10月9日的通话中，章汉江提出“你那个账看一下嘛”，但夏彩良表示“我要等审计下来才可以对（账）”。2016年6月20日的通话中，章汉江提出“你什么时候空，我来你这边趟，碰个面”，夏彩良答复“我先对（账）出来再说好了”。2016年7月14日的通话中，章汉江提出对账，夏彩良明确答复“过了8月1日以后对（账）”。2017年1月5日通话中，章汉江提出71万的付款金额，但袁国建明确表示“没有这个数额”。上述通话均能证明，即使是章汉江也因结算单中的金额没有进行过确认而多次向夏彩良、袁国建提出对账，而夏彩良、袁国建也多次表示没有完成对账，对金额尚有异议。以上证据足以证明买卖双方对最后的货款金额没有达成过一致意见，夏彩良、袁国建对结算单中的金额已经提出了异议。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夏彩良、袁国建在收到结算单后没有就结算单提出异议，或提出不合理之处，以结算单认定夏彩良、袁国建所拖欠的货款金额，系事实认定错误。 章汉江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夏彩良、袁国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理解有误。章汉江在一审中针对货物买卖价格问题提交了证据2结算单、证据5送货单。这两份证据相结合能够证明双方之间货物买卖的价款，并确定了货物买卖的总价款。因为该两份证据真实、有效、证明力强，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而夏彩良、袁国建在一审中仅口头提出其曾对结算单载明的材料数量和价格提出过异议，或章汉江主张的数量及价格不符合事实，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仅仅是为了不承认交易时双方的约定和实际材料数，为了不付款而找的借口。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夏彩良、袁国建主张其曾对价格及材料数量提出过异议，但又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说明其主张不成立，其根本就没有对价格和数量提出过异议。此外，《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关于价款的规定是在交易双方在交易后对价格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的情形下才适用的。本案中，章汉江已就交易的价格和数量提供了真实合法有效并经袁国建签字认可的结算单、送货单，即关于价格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根本不用执行履行地的市场价，也不存在实际争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1.对于贷款价格双方当时达成统一意见，不存在任何异议。在章汉江提供的证据2中，袁国建当时已签名并确认，虽然后来夏彩良、袁国建与章汉江在通话中多次谈到对账的问题，但这并不表明双方对价格有异议，恰恰说明袁国建在章汉江提供的对账单中已经签过字，表示当时双方对价格是达成统一意见的，袁国建没有任何异议。2.在一审庭审中，夏彩良、袁国建对章汉江提供的证据5收货单上的签字不予承认，辩称在收货单上签字的或不是其公司员工，或不是其公司员工本人所签，后又要求笔迹鉴定，但却迟迟不交鉴定费用，致使笔迹鉴定不能进行，庭审也因此拖延了几个月。夏彩良、袁国建之所以不去做笔迹鉴定，是因为该收货单上签字的人就是其员工，其是因为心虚而不敢去做笔迹鉴定，其目的就是为了拖延庭审，浪费司法资源，以及不支付货款，侵犯章汉江的合法利益。3.章汉江提交的对账单是根据送货单整理核对出来的，送货单是夏彩良、袁国建收货当时签收的单据，有其员工的签字确认，不存在任何误差，而根据该送货单整理出来的对账单也没有任何问题。夏彩良、袁国建提出其对货物的价格、数量有异议，但未提交任何证据来证明其主张，其目的就是不支付货款，侵犯章汉江的合法利益。三、在整个一审程序中，夏彩良、袁国建本人未曾出现，不敢和章汉江面对面对质，其代理人的言论前后不一，漏洞百出。综上，一审判决合情合理、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夏彩良、袁国建的上诉请求。 计秋夏、沈浩凤未参加二审诉讼活动。 章汉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夏彩良、袁国建、计秋夏、沈浩凤向章汉江支付货款711186.8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共计174527元（利息损失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1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1月3日，后续利息损失另计）；2.夏彩良、袁国建、计秋夏、沈浩凤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1月8日，章汉江、袁国建共同出具《石材供货清单》一份，清单中对石材的名称、规格、数量进行了约定，并备注“货到工地付清”的字样。 2014年11月11日，袁国建收到章汉江制作的《转塘廊郡工程结算单》一份，结算单上载明的供货金额共计2281186.89元，袁国建在签收单位落款处签字并备注“转塘新帝廊郡工地收到供货单据复印资料一份，合计总共12页”。 2015年2月17日，夏彩良向章汉江支付50000元。第一次庭审中，夏彩良、袁国建、计秋夏、沈浩凤表示该款项系夏彩良与章汉江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第二次庭审中，夏彩良、袁国建、计秋夏、沈浩凤表示该款项系袁国建委托夏彩良支付的货款，包含在已支付款项157万元内。 2016年2月7日，袁国建向章汉江支付10000元。 2015年8月至2017年1月期间，章汉江与夏彩良、袁国建多次电话沟通货款支付事宜，其中章汉江与夏彩良于2015年9月7日的通话中，章汉江问“你那个转塘……”，夏彩良答“转塘那里，这两天在谈，谈了再说”，章汉江问“我那个账，你空的时候你也先……”，夏彩良答“我理也没用呀，审计单没出来，不好弄”，章汉江问“你自己要看下，拿了多少钱，上次那个单子已经给……”，夏彩良答“我那里有了”；章汉江与夏彩良于2015年10月9日的通话中，章汉江表示“你那个帐看一下”，夏彩良表示“我要等那个审计下来了才可以对，在家里待个两天也给你对掉了，等审计报告全部拿下来，那就可以全部对了，我现在对没用的”，章汉江表示“你到时候款没到，那边拿一点给……”，夏彩良表示“我肯定拿一点给你的……”；章汉江与袁国建于2016年5月26日的通话中，袁国建表示“我还没有跟他碰过面，我在外面，他也在外面，我们碰面碰好了，会跟你联系的”；章汉江与夏彩良于2016年6月20日的通话中，夏彩良表示“审计报告已经出来了……总数，我先对出来再说，我自己对出来再和你对”；章汉江与袁国建于2016年6月27日的通话中，袁国建表示“夏老板上次跟我说过之后，我跟他碰过面后，他说你也打电话给他过了，基本上由他来决定，我是决定不了的，我是来跑手续，把资料办掉，主要问题还是跟他联系”；章汉江与夏彩良于2016年7月14日的通话中，章汉江问“这个账我们要不要”夏彩良答“过了8月1日以后对……8月1号以后我空的话给你打电话，全部理出来，再给你弄，上次划给你的钱是对的哦”，章汉江答“发货的肯定是对的，单子你看一下”。 一审法院另查明： （一）夏彩良与计秋夏系夫妻关系，袁国建与沈浩凤系夫妻关系； （二）章汉江为诉讼支出财产保全申请费4948.57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一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问题。首先，夏彩良、袁国建认可夏彩良向章汉江支付的5万元系用于支付案涉货款，且包含在已付款157万元内，但主张系袁国建委托夏彩良支付，但夏彩良、袁国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主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袁国建、夏彩良主张与章汉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是袁国建，但章汉江出示的证据表明夏彩良、袁国建均多次与章汉江通过电话协商案涉货款结算问题，均向章汉江支付过货款，袁国建亦在电话中告知章汉江基本上由夏彩良决定，其只负责手续办理事宜。针对上述行为，夏彩良、袁国建未出示任何反驳证据，也未作出合理解释，而仅进行消极抗辩，故一审法院认为章汉江关于夏彩良、袁国建均为买卖合同关系主体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二是货款数额问题。首先，结合袁国建在结算单上明确备注“收到供货单据复印资料一份”，以及章汉江与袁国建、夏彩良在之后的电话通话中均有协商对账的内容，故袁国建在结算单上的签收行为不应视为其对结算金额的确认。其次，在无有效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材料价格的情况下，因袁国建、夏彩良未出示证据证明其自2014年11月11日收到结算单至今，曾就结算单载明的材料数量及价格等提出异议，或上述材料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符合事实或明显不合理之处，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二人在收到结算单后仍两次向章汉江支付货款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依据章汉江主张的数额认定袁国建、夏彩良所拖欠的货款金额。三是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现并无证据表明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章汉江主张上述债务系袁国建、夏彩良及其配偶的共同债务，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是时效问题。章汉江出示的录音表明其于2015年、2016年、2017年均有要求夏彩良、袁国建结算货款的行为，故本案诉讼时效并未届满，夏彩良、袁国建、计秋夏、沈浩凤该答辩意见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章汉江要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因《石材供货清单》上备注“货到工地付清”，章汉江对其关于2012年1月1日为供货完毕之日的主张，并未出示有效证据证明，而章汉江向袁国建出具结算单之日，应视为供货行为已结束，故一审法院自2014年11月11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章汉江该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夏彩良、袁国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章汉江货款711186.89元；二、夏彩良、袁国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章汉江逾期付款利息损失79305.24元（暂计算至2017年1月3日，此后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711186.89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另行计算）；三、夏彩良、袁国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章汉江为本案诉讼支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4948.57元；四、驳回章汉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329元，由章汉江负担680元；夏彩良、袁国建负担5649元。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夏彩良、袁国建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对章汉江对案涉工程供应石材等材料的价格进行鉴定。 对于夏彩良、袁国建的鉴定申请，章汉江认为价格早已确定，结算单上的价格是以证据1（石材供货清单）上的单价为依据的，结算单是袁国建核对供货单后确认的，故没有必要进行价格鉴定；且石材价格存在波动，应以当时确定的价格为准；章汉江于2014年10月10日将结算单交予袁国建，袁国建经过一个月的核对才对好账。 对于夏彩良、袁国建提出的价格鉴定申请，本院认为，案涉送货单未记载单价，但由收货方注明“按清单结算”，章汉江主张该清单就是其一审提交的证据1（石材供货清单），夏彩良、袁国建对此既不予认可，亦未提供其他清单，结合章汉江提交的由袁国建签收的结算单所列单价与石材供货清单所列单价一致，而袁国建在此后并未就单价问题向章汉江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对夏彩良、袁国建关于双方未确定单价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其价格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章汉江主张其共向夏彩良、袁国建供应价值2281186.89元的石材，夏彩良、袁国建陆续支付货款157万元，尚欠711186.89元未付，提供了石材供货清单、送货单及结算单等证据佐证，认为石材供货清单中有双方关于石材价格的约定，送货单是具体的送货凭证，结算单是对供货总量的确认。夏彩良、袁国建辩称其向章汉江支付157万元货款后已不存在欠款，但未提供其所认可的157万元供货量的计算依据。二审诉讼中，夏彩良、袁国建对章汉江一审提交的送货单中由其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供货量予以认可，但对章汉江主张的价格不予认可。根据本院对夏彩良、袁国建所提价格鉴定申请的分析意见，夏彩良、袁国建对章汉江主张的价格所提异议不能成立。袁国建于2014年11月11日签收结算单，章汉江据此向夏彩良、袁国建催讨欠款时，夏彩良、袁国建并未就具体的供货数量、单价等提出异议，明确自己的主张，而是以案涉项目工程的审计尚未完成等为由拖延付款，但该项目工程的审计并不影响夏彩良、袁国建与章汉江之间石材供应的结算，故一审法院对该结算单予以采信，支持章汉江要求袁国建、夏彩良支付拖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请并无不当。夏彩良、袁国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98元，由夏彩良、袁国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郑纤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