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2民初2990号原告：张伯爱，男，1954年5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原告：黄玉娣，女，195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原告：黄某，女，198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原告：张某，女，201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理人：黄某，女，198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系原告张某的母亲。上述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慧铮，系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嘉锐，男，1982年9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之一，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志威，系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建文，男，199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秋城，系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锦斌，男，198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被告：徐国辉，男，198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原告张伯爱、黄玉娣、黄某、张某诉被告吴嘉锐、胡建文、胡锦斌、徐国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5日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慧铮、被告吴嘉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志威、被告胡建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秋城、被告胡锦斌、徐国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伯爱、黄玉娣、黄某、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向四原告支付赔偿款1407602.05元（根据最新公布的人身损害各项赔偿标准进行计算，原诉状具体赔偿项目中被扶养人张某的生活费当庭变更为166089元）。2、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以上暂合计为：1407602.05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一和原告二生育了4名子女，张共强系他们的儿子，原告三和张共强生育了原告四。徐国辉与张共强系朋友关系，2018年2月8日晚上，被告徐国辉打电话给张共强，要张共强出去，张共强出门时身体及精神状况都正常，2月9日凌晨5点多，原告黄某突然收到电话说张共强在镇龙医院，原告黄某赶到医院时，只看见张共强躺在病床上，身边并无其他人在旁，后医生说张共强情况危急，要马上转院，原告黄某就为张共强办理转院手续，转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治疗，经过2天住院治疗，医生说已经没有康复的可能，于是，就在2月11日为张共强办理了出院手续，2月12日，张共强在家中死亡。经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对张共强的死因进行了法医学鉴定，鉴定意见是张共强符合在慢性××的基础上，吸食毒品诱发急性肝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2018年2月11日，被告徐国辉在微信中与原告黄某说，会有人来跟原告黄某协商解决这件事，但却一直未有人来处理，但一直未有人来处理，原告黄某报警，后警察才告知案发时四被告与张共强一起。后来被告吴嘉锐的家属提出向四原告赔偿8万元，但要求四原告出具谅解书，四原告拒绝。四原告认为，死者张共强并没有吸食毒品的习惯，与四被告一起却无故会因毒品而导致身亡，四被告对死者张共强的死亡应当承担责任，故要求四被告共同向四原告赔偿。张伯爱、黄玉娣、黄某、张某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户口本、黄某与张共强的生育情况证明、结婚证、出生证、张伯爱与原告黄玉娣子女情况证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出院记录、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广州安捷急救转运站有限公司收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穗公埔鉴通字【2018】01144号、户口注销证明、遗体火化证、报警回执、尸体处理证明。吴嘉锐提出以下答辩意见：1、我方不同意赔偿原告的诉请，死者的死亡与我容留吸毒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2、死者吸毒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预见或者知道吸毒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后果，应当对自己的吸毒行为导致的危害后果负责。3、事发当晚并不是我叫其出来吸毒的，据原告的起诉状等证据显示是被告徐国辉叫其出来的。4、我当天晚上也是被别人叫出去的，死者是自己走到当时吸毒的偏僻地方，并不是跟我的车过去吸毒的，当时毒品也不是我本人提供的且我当时容留他人吸毒的行为并没有获利或者非法牟利。5、死者生前具有吸毒史，按照公安死亡鉴定报告显示死者是因为慢性××的基础上吸毒诱发急性肝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综上所述，死者的死亡与我的行为没有刑事上与民事上的因果关系，我恳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基于人道主义，综合考虑经济能力后家属同意赔偿部分的丧葬费以及医药费5万元。吴嘉锐向法院提交了（2018）粤0112刑初54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其因容留他人吸毒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胡建文提出以下答辩意见：1、不同意赔偿原告的诉请。同意吴嘉锐除第四点以外的答辩意见，因为死者是坐吴嘉锐的车去吸毒地点。2、本次事故的发生应由死者承担全部责任，据公安的鉴定意见，死者是因为慢性××的基础上吸毒诱发急性肝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死者作为成年人应当能够预见到基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在吸食毒品后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显然死者没有考虑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仍然故意或者放任去吸食毒品，是导致自己死亡的直接原因，其应当对自己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7条的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3、即使本案的被告需要承担责任，也是极小的责任，这个极小的责任仅应该由毒品的提供者或者吸毒场所的提供者承担，而我不是毒品的提供者或者吸毒场所的提供者，并非本案的侵权人及本案适格的被告。除我以外，其余三名被告与死者是同学，案发前我没有死者的联系方式，因此当晚死者并不是由我叫其出来吸毒的，据死者妻子陈述是徐国辉叫其出来吸毒，其吸食的毒品及勾兑的毒品都不是我提供的，是由徐国辉提供的。再次吸食毒品的场所即车辆也不是由我提供的，他们吸毒的地点是在吴嘉锐的车上。因此，我在案发当晚，仅仅是作为被动的吸毒者，其只是被动接受徐国辉提供的勾兑毒品，死者的死亡与我单纯的吸毒行为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将我作为被告是错误的做法，原告要求我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请。胡建文申请法庭调取了（2018）粤0112刑初543号刑事案件中吴嘉锐、胡建文、胡锦斌、徐国辉、黄某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胡锦斌提出以下答辩意见：1、不同意原告的赔偿诉请。2、当时我是最后一个去的，也没有叫死者一起去吸毒，且不是我提供毒品以及吸毒场所。死者出现不适情况后，我们将他送往医院并将其妻子接到医院。3、其余答辩意见与胡建文一致。徐国辉提出以下答辩意见：1、不同意原告的赔偿诉请。2、我们是一起去吸毒的，是我叫死者出来吸毒的，也是我提供毒品的。3、其余答辩意见与胡建文、胡锦斌一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8日20时许，经徐国辉微信相约，张共强与吴嘉锐、胡建文、胡锦斌、徐国辉一同乘车前往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金坑村黄屋社一偏僻处，在吴嘉锐所有的粤Ａ×××××号本田汽车内共同吸食由徐国辉购买的“开心水”及“K粉”，次日凌晨2时许，张共强身体出现不适，同车的胡建文、胡锦斌、徐国辉将张共强送至广州市萝岗区红十字会医院，后于2018年2月9日转至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抢救，产生治疗费60340.48元（其中个人自费部分35563.35元）。2018年2月12日，张共强死亡，公安机关对张国强进行尸检后，得出结论为“张共强符合在慢性××的基础上，吸食毒品诱发急性肝衰竭，激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事发后，吴嘉锐、胡建文、胡锦斌、徐国辉分别向张共强家属赔偿了2000元、2500元、1000元和2500元。2018年6月14日，吴嘉锐因本案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死者张共强为广州市黄埔区居民，其父亲系张伯爱（1954年5月29日），母亲系黄玉娣（1958年9月12日出生），张共强父母一共生育包括张共强在内的四名子女。张共强与黄某共同生育张某（2010年10月2日出生）一名子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四名被告是否应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吸食毒品属于违法行为，各被告与死者一起共同实施违法行为，导致死者死亡的危害后果，存在过错，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死者作为一名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应当具备基本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应当知道毒品对人体的危害性，且其本身患有慢性××，更应该注意远离毒品，但死者自己选择与本案四名被告共同吸食K粉和开心水，诱发急性肝衰竭，激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四名被告承担次要责任。徐国辉在案发当晚负责购买毒品并邀约死者前来吸毒，吴嘉锐提供车辆容留死者吸毒，相较胡建文、胡锦斌而言两人的过错更大，需要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综合死者及各被告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由徐国辉承担10%的赔偿责任，吴嘉锐承担5%的赔偿责任，胡建文、胡锦斌各承担2.5%的赔偿责任。张伯爱等人诉请的损失应以法律规定及其提供的合法有效证据计算：1、死亡赔偿金，张共强为广州市户口，因此，死亡赔偿金按广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计算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计算20年共计819500元。2、丧葬费，按照广东省上一年度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一半计算，即93569元/年÷2=46784.5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被抚养人共三人，分别是张伯爱（1954年5月29日）、黄玉娣（1958年9月12日出生）、张某（2010年10月2日出生），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广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0198元/年计算，张伯爱等人主张张伯爱的抚养费102673.2元、黄玉娣的抚养费120792元、张某的抚养费166089元，合计389554.2元。上述费用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本院予以认定。4、交通费，根据张伯爱等人办理丧葬事宜的情况及本地区的物价水平，张伯爱等人主张交通费1000元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张共强的死亡，确实给张伯爱等人带来了一定的精神痛苦，因此，本院对张伯爱等人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予以支持。6、医药费，根据张伯爱等人提交的医疗费发票核算，共计35563.35元。7、转运费，根据查明的事实，张共强确实于2018年2月11日从岭南医院出院回家，张伯爱等人提交的由广州安捷急救转运站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显示转运费用1600元，该费用确有发生，本院予以支持。8、张伯爱等人主张的出院后氧气使用费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张伯爱等人的上述损失共计1394002.05元，由徐国辉赔偿10%共计139400元,由吴嘉锐赔偿5%共计69700元，由胡建文赔偿2.5%共计34850元，由胡锦斌赔偿2.5%共计34850元。扣除案发后四被告各自补偿的钱款后，徐国辉仍需向各原告赔偿136900元，吴嘉锐仍需赔偿67700元，胡建文仍需赔偿32350元，胡锦斌仍需赔偿3385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国辉向原告张伯爱、黄玉娣、黄某、张某赔偿136900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吴嘉锐向原告张伯爱、黄玉娣、黄某、张某赔偿67700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胡建文向原告张伯爱、黄玉娣、黄某、张某赔偿32350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四、被告胡锦斌向原告张伯爱、黄玉娣、黄某、张某赔偿33850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五、驳回原告张伯爱、黄玉娣、黄某、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债务人如未在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69元，由原告张伯爱、黄玉娣、黄某、张某承担2882元，被告徐国辉承担347元，被告吴嘉锐承担172元，被告胡建文承担82元，被告胡锦斌承担8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春节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叶梅娟附：本裁判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