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5民初10169、10171-10173号10169号案原告：高金星，男，1967年3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乐清市，10171号案原告：任丽丽，女，1958年7月3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10172号案原告：李章忠，男，1956年5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乐清市，10173号案原告：陈仁龙，男，1979年1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各案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兰春，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各案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晓东，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各案共同被告：陈子君，男，198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娟，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芬，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各案共同第三人：深圳市温州商会。法定代表人：陈可树，副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思，女，1990年1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系该商会员工。原告高金星、任丽丽、李章忠、陈仁龙诉被告陈子君、第三人深圳市温州商会（以下简称温州商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系列案，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案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兰春、叶晓东，各案被告陈子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娟、张芬，各案第三人深圳市温州商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思到庭参加了诉讼。该系列案现已审理终结。各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停止对某大厦xxxx房产的强制执行，驳回被告执行申请，依法解除对该房产的查封；2、确认原告对某大厦xxxx房产享有所有权，第三人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办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按原告出资额在113人总出资额中所占比例登记产权份额，四原告出资均为2万元（人民币，以下同）】；3、该系列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和温州商会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温州商会，是由原告等人作为会员发起设立的社会团体公益性组织，注册资金仅为20万元。为了便于温州商人之间的合作与联系，包括本系列案的35名原告在内的113名会员，共同集资1917.7万元，购买了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立交桥西北××广场××大厦××房产，并分别与温州商会签订了《房屋产权代持协议》，主要约定如下：l、上述113名出资人作为产权共有人，共同出资购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立交桥西北××广场××大厦××共××房产（房产证号分别为：深房地字第××、30××24、30××27、30××29、30××31、30××33、30××35、30××37）。上述8套房屋的产权归出资人共同所有，并由出资人承担一切购房费用。2、鉴于出资人众多，为方便进行产权登记及对房产进行统一管理，各出资人委托温州商会代为持有上述8套房屋的产权。未经出资人合计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同意，温州商会不得作其他用途。未经出资人五分之四以上人数同意，温州商会不得行使房屋出售、设置抵押担保等超越管理或对出资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为。3、签订代持协议后的任一时间，经出资人合计五分之四以上人数同意，有权要求将上述8套房产登记至指定第三方名下，温州商会应无条件配合办理该房屋过户的一切手续。然而，2014年4月30日，在绝大多数出资人未知晓、更未同意的情况下，温州商会与被告签订《协议书》，擅自以全体出资人共同所有的8套房屋为他人作融资依据。在产生争议后，经法院判决温州商会须承担连带责任。目前，上述8套房屋已被查封，并处于强制执行中。针对上述情形，35位原告依法提出执行异议。2018年3月29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305执异47-70、72-76、83-87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涉案房产在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温州商会，且案外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产系温州商会的113名会员出资购买，亦不能证明113名会员系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据此驳回异议请求。对此，各原告一致认为，《执行裁定书》的上述认定，依法不能成立。1、迄今为止，除原告和温州商会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案外方，对上述讼争房产主张所有权。虽然讼争房产登记在温州商会名下，但该系列案的争议焦点是，真正的物权人到底是谁，这必然涉及出资购买方。换言之，上述讼争房产，或者是温州商会自行出资购买，而登记在其名下；或者是包括原告在内的113名会员共同集资购买，而登记在温州商会名下，二者必居其一。2、现已查明，温州商会是由会员发起设立的社会团体公益性组织，注册资金仅为20万元，其根本不可能、也无任何实力自行购买上述房产。温州商会在庭审中也从未主张或举证，其自行出资购买上述讼争房产，反而从不否认包括35位原告在内的113位会员共同出资购买行为。此外，原告也已举证银行转账凭证、资金往来记载等充分证据，证明讼争房产系包括35位原告在内的113位会员集资购买。3、讼争房产之所以登记在温州商会名下，有不能归属于原告自身的客观原因，而并非规避国家政策之违法行为。在现行房产登记制度下，房产证根本不可能记载上百位之多的所有权人。在此制度条件限制下，不得已采取变通方式，将讼争房产登记于温州商会名下。此举完全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借名买房等规避国家调控政策的违法行为。因此，对于名义物权与真正物权的分离，包括35位原告在内的113位会员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客观上不违反任何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条第1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不动产登记之物权，应当与真实的不动产物权状态一致，这是正常的不动产秩序的基本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动产登记的物权与真实权利状态并不一致的情况经常存在。当不动产登记的物权状态与真实物权状态不一致时，人民法院不能仅凭权利外观之表象，机械、简单地认定物权归属，而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9条之规定，在当事人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不动产登记时，维护事实上的真正物权人利益。第五，关于不动产物权登记，司法界与学术界一致认定，其具有推定力，即推定其登记的物权状态与真实物权一致。但这种效力是法律上的推定，并非绝对不可推翻，这也是不动产登记效力的应有之义，不动产登记除了维护交易安全外，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维护不动产物权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条第1款之所以作出例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9条之所以设立更正登记、异议登记制度，正是对这种法定推定可推翻性的一种肯定。第六，该系列案被告明知温州商会为社会团体组织，本身并无实力购买巨额房产，在涉及温州商会对外巨额担保时，被告完全有能力预见、有义务了解、有途径确认团体组织的意思表示。然而，其作为市场交易主体，却无视最低限度的商事注意义务，仅凭温州商会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即签署涉及温州商会房产的巨额融资担保协议，其主观放任的过错程度十分明显，表明其并非善意交易主体，该交易行为非属法律保护的、正常的交易秩序，其不能当然援引和滥用法律对善意交易方的优先保护。第七，根据我国不动产登记的有关规定和立法实际，在涉及第三人利益场合，对不动产的事实物权的法律保护，应当遵循“不损害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原则。鉴于该系列案被告属非善意第三人，故其不能以善意交易方的名义提出合法抗辩，该系列案不存在对善意交易方利益的优先保护。被告据以向第三人主张的债权，不能对抗真正物权人；对该债权申请强制执行，不能及于登记在第三人名下但本属原告所有的讼争房产。第八，鉴于被告非善意交易方，从而排除了对善意交易方的优先保护，故该系列案的物权争议，实际发生在原告和温州商会之间。在此情况下，对于与登记的不动产物权相分离的真正物权，如果有真实、客观的原因，亦非出于违法或规避国家政策所为，且当事人已明确通过书面约定了真正物权人，对此符合当事人本意的登记物权与真正物权人的分离，是正当的法律行为。因此发生争议的，在排除善意交易方的情况下，依照我国相关法律和司法实践，不动产登记的推定力不能对抗真正物权人。第九，鉴于该系列案真正物权与登记的不动产物权分离之现状，以及由此引致的一系列诉讼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真正物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包括35位原告在内的113位出资会员，依据物权法和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有权对交易主体之非善意性提出抗辩，有权请求排除对涉案讼争房产的执行，有权确认对讼争房产享有共有权，有权要求温州商会依法履行配合办理过户登记之义务。在不动产权利分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应简单地仅仅依据物权登记的推定效力，而否定真正物权人权利。综上，原告认为，该系列案被告和温州商会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包括35位原告在内的113位出资会员的共有物权，依法应予立即纠正。为此，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在查明事实真相、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被告陈子君答辩称：一、原告与温州商会签订的《房屋产权代持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排除温州商会为阻却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涉案八套房产的执行，与原告恶意串通。《房屋产权代持协议》的签约双方为原告与温州商会，不能确认该协议的真实性。在被告与温州商会、陈星平于2014年4月30日签订关于深圳市泰丰网络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泰丰公司）两千万元借款的三方《协议书》时，原告及温州商会均未向被告提供涉案房产相关的代持协议，同时，在温州商会提供涉案房产作为泰丰公司向中国银行贷款的抵押物时也未提交该代持协议，被告在纠纷产生前对是否存在代持协议并不知悉，不能排除原告与温州商会恶意串通阻却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涉案八套房地产的执行。二、涉案八套房产的不动产登记权利人为温州商会，被告有权申请法院执行涉案八套房产。即使存在《房屋产权代持协议》，该代持协议也不能对抗被告，无法阻却涉案八套房产的执行。1、依据物权的公示效力，涉案八套房产的所有权人为温州商会，原告诉称的房产代持协议效力不能及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十四条及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的权属情况应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准，就效力而言，不动产登记簿具有推定力和公信力。此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而温州商会与原告提交的《房屋产权代持协议》并不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亦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其他规定”之情形。因此，依据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公示原则，产权代持协议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对内的效力上，对外不具有物权效力，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其效力仅及于协议订立双方。因此，原告与温州商会无权就涉案房产以权属有争议为由要求中止对涉案八套房产的执行。2、原告不属于涉案八套房产的产权共有人，此事实已在原借款合同纠纷中经过一审法院的充分审理且未得到支持。温州商会在原借款合同纠纷一审诉讼过程中，于2015年3月5日向法院提交了追加原告作为温州商会参加诉讼的申请，但法院随即于次日通知不同意温州商会的追加请求，同时在一、二审诉讼判决中，均未采纳原告为涉案八套房产实际权利人的意见，该系列案中原告提出的异议主张在原借款合同纠纷中已经过一、二审法院的充分审理，原告在该系列案中对涉案八套房产处分权，均未得到支持。3、即便《房屋产权代持协议》存在，该代持协议约定的是债权而非物权，不能对抗被告，不具有物权法上的效力。原告与温州商会之间所谓的《房屋产权代持协议》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物权生效要件不符，该约定不具有物权法上的效力。若贵院支持原告依此确认对其房屋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则违背了物权变动的法定原则，混淆了债权关系与物权关系。三、温州商会一直存在使用名下房产为他人提供抵押担保的事实，原告作为温州商会的会员，即便存在《房屋产权代持协议》，对温州商会对外提供担保或作出还款承诺是明知且未提出异议，理应承担涉案八套房产被强制执行的后果。温州商会属于民政局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属于商会所有，拥有物权的公示力。温州商会一直存在使用名下房产为他人提供抵押担保的事实。2012年7月购买涉案房产后，温州商会即从2012年10月24日起将涉案房产为泰丰公司的2000万银行贷款进行了抵押，并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登记。原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借款的起因就是因温州商会将自有房产为泰丰公司的银行贷款进行抵押，并按每月1%的标准收取费用进行营利，才最终泰丰公司无力还款，导致泰丰公司向被告借款偿还银行贷款避免房产被执行的事实。而长期的抵押事实，原告都没有提出异议。泰丰公司向被告借款2000万元还清了中国银行的借款后，温州商会原为泰丰公司借款作抵押的涉案八套房产得以注销抵押登记，原借款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已明确温州商会为借款实际受益人，温州商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充分，原告作为温州商会的会员（其中部分会员为温州商会管理人员），在此过程中也为受益人，在温州商会对外作出还款承诺时是明知且未有证据显示其有提出异议，当前温州商会要承担违约民事责任时，作为会员的原告却向法院提出异议，显然违背了诚实信用的民事活动原则。因此，原告理应承担涉案八套房产被强制执行的后果。四、被告在温州商会向被告作出还款承诺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借款合同纠纷二审及再审判决中均明确温州商会的承诺属于债的加入。被告作为一般民事主体，而温州商会作为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会团体，有权对外作出还款承诺，基于上述事实及物权的公示力，被告完全相信温州商会对涉案房产拥有处分权，被告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原告的起诉混淆了一个事实，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确认温州商会的还款承诺属于债的加入，并非原告诉称的担保。在签订关于泰丰公司借款两千万的三方《协议书》时，因温州商会已将涉案房产抵押给中国银行，银行已对涉案房产的权属进行了审查，原告也未对前述抵押事实提出异议，被告无义务再次审查温州商会名下涉案房产是否属于温州商会的房产，且温州商会承诺还款的目的也是为赎回在中国银行抵押的涉案房产，被告更确信温州商会对涉案房产拥有处分权。被告没有任何过错。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该系列案的执行属于金钱债务的执行，原告的申请不符合上述规定中能排除执行的任何条件，故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陈述称：其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认可。该系列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立交桥西北××广场××大厦××房（建筑面积124.81平方米）、17xx房（建筑面积112.78平方米）、17xx房（建筑面积86.16平方米）、17xx房（建筑面积131.98平方米）、17xx房（建筑面积102.99平方米）、17xx房（建筑面积115.15平方米）、17xx房（建筑面积115.15平方米）、1708房（建筑面积101.86平方米）（以下简称涉案八套房产）均于2012年7月12日核准登记在温州商会名下。涉案八套房产曾两次设立抵押登记，抵押登记现均已办理注销登记。本院作出的（2014）深南法民一初字第258号裁定书对涉案八套房产进行了查封，查封期限自2016年7月26日起至2019年7月25日止。被告陈子君与温州商会、案外人深圳市泰丰网络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公司）、案外人黄建英、案外人熊焱、案外人陈星平之间曾存在借款合同纠纷。2015年11月25日，本院就陈子君、深圳市温州商会、泰丰公司、黄建英、熊焱、陈星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做出（2014）深南法民一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泰丰公司向陈子君偿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律师费448320元，并判令熊焱、陈星平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子君不服上述判决，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做出（2016）粤03民终371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维持（2014）深南法民一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撤销第四项，并判令温州商会对泰丰公司偿还陈子君借款本金200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书认定，泰丰公司向陈子君借款2000万元还清了中国银行的借款后，温州商会以涉案八套房产为泰丰公司在中国银行借款所作的抵押登记已注销，故温州商会为本案借款实际受益人的事实清楚；温州商会明确表示同意以其名下的八套房产作为融资依据，负责筹集2000万元向陈子君偿还借款本金，温州商会的上述承诺在法律上属于债的加入，据此，温州商会自签订协议书之日起，在泰丰公司不能还款时依照约定即负有向陈子君偿还借款本金的义务。前述民事判决生效后，泰丰公司、深圳市温州商会、熊焱、陈星平均未履行上述判决的支付义务，陈子君于2017年3月10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7）粤0305执1372号。原告高金星、任丽丽、李章忠、陈仁龙等34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请求终止对上述房产的执行。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做出（2018）粤0305执异第47-70、72-76、83-8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高金星、任丽丽、李章忠、陈仁龙等34人异议请求。温州商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2017年7月1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民申244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深圳市温州商会的再审申请。该裁定书认为，温州商会与陈子君、陈星平签署的《协议书》系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泰丰公司向陈子君借款2000万元还清了中国银行的借款后，温州商会原为泰丰公司借款作抵押的八套房产得以注销抵押登记，故二审判决认定温州商会为借款的实际受益人并无不当；温州商会以该房产融资还款的意思表示明确真实，二审判决据此认定温州商会的承诺，在法律上属于债的加入，在泰丰公司不能还款时依照约定温州商会即负有向陈子君偿还本案借款本金的义务；《协议书》中未为温州商会加入债务设置条件；综上，温州商会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为证明涉案房产系原告在内的113名深圳市温州商会会员出资购买，双方之间存在房产代持关系，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各案原告与温州商会签订的《房屋产权代持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10169、10171-10173号案原告各出资2万元与其他出资方共同购买涉案八套房产，作为涉案八套房产的产权共同共有人；由温州商会代各案原告及其他出资方持有涉案八套房产；如温州商会私自将该房产进行处分的，是无权处分，所获得的收益应当由各案原告及其他产权共有人共同共有；未经各案原告及其他产权共有人五分之四以上人数同意，温州商会若对房产进行任何处分（包括但不仅限于将房产出售给任何善意第三方或对房产进行抵押担保等），或因温州商会原因导致各案原告对涉案八套房产的任何权益受到损害的，温州商会应赔偿因此给各案原告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各案原告有权以个体名义单方向温州商会主张权益；及其他内容。2、温州商会会费收款收据、银行转账凭证，用于证明各案原告分别均向温州商会转账2万元；转账凭证中并未备注款项性质，收款收据上无收款人签章。3、《关于将房屋产权过户至会员个人名下的同意书》，该同意书内容为：依据会员与温州商会签订的《房屋代持协议》的约定，现决定将原登记在温州商会名下的八套房产登记至会员个人名下，并要求温州商会无条件配合办理涉案八套房屋过户的一切手续；及其内容。4、《深圳市温州商会会员证明》、深圳市温州商会会员出资购买办公会所名单的照片、《深圳银华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温州商会的2017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被告陈子君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并表示《房屋代持协议》系原告与温州商会签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温州商会与被告签订协议、以及温州商会向中国银行办理涉案房产抵押贷款时均未向被告、中国银行说明存在该协议；各案收款收据无收款人盖章确认，转账凭证未备注转账用途、转账用途不明。另查，涉案八套房产由温州商会使用至今，涉案八套房产证正本存于被告陈子君手中。本院认为，该系列案的争议焦点为各案原告与温州商会是否存在借名买房或代持房产的关系，原告要求确权并要求停止执行是否应予支持。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各案原告虽提交了其与温州商会签订的《房屋产权代持协议》用于证明其与温州商会之间存在代持房产关系，但各案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以及银行转账中均未注明该笔资金系为购买涉案八套房产所用,故相关证据不能证明各案原告支付的款项系用于购买涉案八套房产。其次，（2016）粤03民终3714号民事判决已认定涉案八套房产原系泰丰公司向中国银行借款2000万元的抵押物，后泰丰公司向被告陈子君借款2000万元并用以还清中国银行的借款，涉案八套房产上的抵押登记才得以注销的事实；亦认定泰丰公司向被告陈子君借款已实际发生并用于温州商会向中国银行赎回抵押的涉案八套房产，温州商会为借款的实际受益人。温州商会使用涉案八套房产为泰丰公司提供抵押担保而进行营利，作为其会员的各案原告均系该行为的实际受益人，亦明知以涉案八套房产抵押可能存在的风险。在债务不能清偿的情况下，各案原告又以温州商会系涉案房产的代持人为由，来对抗善意的债权人，该主张不应得到保护。第三、即使各案原告与温州商会之间存在真实的房产代持关系，但各案原告系自愿将涉案房产登记在温州商会名下，其对于涉案房产登记在温州商会名下可能面临的不利后果和风险应有所预见，且应自行承担相关的风险，故各案原告也仅享有将涉案八套房产由温州商会过户至其名下的债权，且该债权存在瑕疵，各案原告对涉案房产未能过户至其名下存在过错。综上，即使各案原告与温州商会存在代持房产的关系，各案原告对于房产代持关系可能存在的风险应有所预见，且各案原告对于未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存在过错，其债权亦不应对抗善意申请执行人的合法债权。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的规定，各案原告要求确权、办理过户并要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金星、任丽丽、李章忠、陈仁龙全部的诉讼请求。各案件受理费均为300元，由各案原告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蒋雅琴审判员  张 黎审判员  刘 湘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袁珍珍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