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20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晓东，男，1964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达声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联胜路**。 法定代表人：卢晓东。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关根、孙彬，、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国富，男，1958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峰群，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孝岚，男，195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苏琳，女，196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征领，男，196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章梅，女，1957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无箴衣坊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华丰路******。 法定代表人：黄征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泓隆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创业路**第１** 法定代表人：袁孝岚。 上诉人卢晓东、杭州达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声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吴国富、袁孝岚、黄苏琳、黄征领、陈章梅、杭州无箴衣坊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箴公司）、杭州泓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隆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4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卢晓东及卢晓东、达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关根，吴国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峰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卢晓东、达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改判驳回吴国富对其的诉讼请求，由吴国富、袁孝岚、黄苏琳、黄征领、陈章梅、无箴公司、泓隆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2016年8月16日签具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金额以实际汇款为准”，2016年8月22日，出借人向借款人交付150万元,至此，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其后续的两次延续也是对该合同实际出借金额150万元的认定。卢晓东、达声公司签署《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时，也被出借人告知并确认只有上述150万元债权的存在。出借人于2017年3月13日交付给借款人150万元的事实，在事前未得到卢晓东、达声公司的同意，事后也未得到追认。且因为吴国富为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行为，导致出借人另外交付给借款人150万元，事实上增加了卢晓东、达声公司的担保责任，并侵犯了其增加担保赔付金额的否决权和知情权。所以，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应当认定两个借款、担保合并，而是应该认定卢晓东、达声公司提供的担保与吴国富提供的担保系两份不同的担保，为两个独立的借款、担保合同。事实上，在出借人与担保人的追偿谈判与实际赔付金额上，也是分别对卢晓东等六位担保人以及吴国富等三位担保人分别追偿各自担保的150万元。卢晓东、达声公司与黄征领、无箴公司、泓隆公司、陈章梅等六人仅对2016年8月22日交付的150万元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吴国富与吴军、华玉琴等三人仅对2017年3月13日交付的150万元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上述两份担保不应该混同处理。故卢晓东、达声公司仅对出借人于2016年8月22日交付给借款人的150万元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诸保证人之间未约定分担比例，故应平均分担，即各承担对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九分之一”，该事实认定错误。卢晓东、达声公司与黄征领、无箴公司、泓隆公司、陈章梅等六人仅对2016年8月22日交付的150万元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并不对2017年3月13日交付的15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2017年3月13日交付的150万元应由吴军与吴国富、华玉琴等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卢晓东、达声公司承担对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九分之一显失公平，系事实认定错误。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吴国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卢晓东、达声公司担保范围为300万。该事实从其签字认可的借款协议、两份补充协议都可以得到证明。二、300万元借款虽然不是同一天产生，但是在借款合同以及后面的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的借款时间之内产生的。所以卢晓东、达声公司是知晓其担保的范围的。吴国富和卢晓东、达声公司同为保证人，应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法律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本案有9个保证人，而9个保证人之间未约定分担比例，故应平均分担，即卢晓东、达声公司各应承担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九分之一的债务。 被上诉人袁孝岚、黄苏琳、黄征领、陈章梅、无箴公司、泓隆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吴国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孝岚、黄苏琳支付吴国富代偿款481250元，支付自2017年4月28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2.袁孝岚、黄苏琳支付诉讼代理费10000元；3.黄征领、卢晓东、陈章梅、无箴公司、达声公司、泓隆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本金及利息各自承担九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4.由袁孝岚、黄苏琳、卢晓东、达声公司、黄征领、陈章梅、无箴公司、泓隆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6日，袁孝岚、黄苏琳作为借款人，案外人戚凯凯作为出借人，黄征领、卢晓东、无箴公司、达声公司、泓隆公司作为担保人，共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编号：×××55），合同约定：借款金额3000000元，借款金额以实际汇款金额为准；借款期限自2016年8月16日至2016年11月15日止，共三个月（以实际汇款时间为准），款项由戚凯凯账户汇出，该笔款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收利息；按月利率30‰计算利息；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担保人为借款提供连带清偿责任……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6年8月22日，戚凯凯通过自己的账户向袁孝岚账户转入1500000元。后袁孝岚、黄苏琳作为借款人，案外人戚凯凯作为出借人，黄征领、卢晓东、无箴公司、达声公司、泓隆公司作为担保人，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三方于2016年8月16日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55），约定由戚凯凯出借人民币3000000元给袁孝岚、黄苏琳，担保人为袁孝岚、黄苏琳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方约定延长借款期限至2017年2月15日，借款展期期间月利率及支付时间与原《借款合同》保持不变；担保人自愿继续为借款人向出借人的借款活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范围为《借款合同》及协议项下所有款项；协议未尽事宜按原《借款合同》内容执行。2017年2月13日，袁孝岚、黄苏琳作为借款人，案外人戚凯凯作为出借人，黄征领、卢晓东、无箴公司、达声公司、泓隆公司作为担保人，再次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延长借款期限至2017年5月15日，其他内容与前一份补充协议一致。2017年2月27日，吴军、华玉琴、吴国富签订担保书一份，载明兹有袁孝岚、黄苏琳与戚凯凯于2016年8月16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00000元（以实际汇款金额为准），合同编号×××55；现担保人自愿为袁孝岚、黄苏琳向戚凯凯的此次借款活动提供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前述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范围为1500000元借款本金及所有相关费用（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代理费等）；担保责任为连带担保责任。2017年3月13日，案外人戚凯凯通过自己银行账户转入袁孝岚银行账户1500000元。2017年4月28日，吴国富支付案外人戚凯凯代偿款481250元。戚凯凯于当日出具结清证明一份，载明戚凯凯已收到吴国富、吴军、华玉琴代为袁孝岚、黄苏琳清偿的代偿款各481250元，合计1443750元，戚凯凯与吴国富、吴军、华玉琴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已履行完毕。2017年4月28日，袁孝岚、黄苏琳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其二人于2016年8月16日与戚凯凯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55），合计借到人民币3000000元，其中1500000元本金及所有相关费用由吴国富、吴军、华玉琴作为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吴国富、吴军、华玉琴已向戚凯凯履行了保证责任，对吴国富、吴军、华玉琴已支付的代偿款，承诺人承诺于2017年5月20日前归还并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若逾期归还，可向富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并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诉讼代理费等相关费用。吴国富为实现案涉债权，于2017年5月23日与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诉讼合同书》一份，吴国富为此支付诉讼代理费1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戚凯凯与袁孝岚、黄苏琳、黄征领、卢晓东、陈章梅、无箴公司、达声公司、泓隆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吴国富与案外人吴军、华玉琴出具的担保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吴国富作为袁孝岚、黄苏琳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为其代偿了借款，有权就代偿款向借款人袁孝岚、黄苏琳追偿，袁孝岚、黄苏琳应在双方约定的期间及时支付款项，并按承诺书约定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向吴国富支付利息及诉讼代理费用。现吴国富要求袁孝岚、黄苏琳支付代偿款、利息、诉讼代理费，符合双方约定，法院予以支持。黄征领、卢晓东、陈章梅、无箴公司、达声公司、泓隆公司在《借款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中签字盖章，约定为袁孝岚、黄苏琳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尤其在最后一次签具的《补充协议二》中再次明确约定为袁孝岚、黄苏琳向戚凯凯款3000000元（以实际交付为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借款期限延期至2017年5月15日，担保期限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袁孝岚、黄苏琳向戚凯凯借款的担保人有9名，分别是吴军、吴国富、华玉琴、黄征领、卢晓东、陈章梅、无箴公司、达声公司、泓隆公司，其未约定保证份额，且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故上述保证人为连带共同保证。根据法律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本案诸保证人之间未约定分担比例，故应平均分担，即各承担对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九分之一。吴国富作为袁孝岚、黄苏琳的保证人，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袁孝岚、黄苏琳及其他保证人追偿。现吴国富要求黄征领、卢晓东、陈章梅、无箴公司、达声公司、泓隆公司（袁孝岚、黄苏琳应支付吴军代偿款481250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承担九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各担保人应对借款人不足以清偿部分的本金承担九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因吴军与其他保证人间未有代偿后利息的约定，故对于利息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现卢晓东、达声公司抗辩称2016年8月16日虽签署了3000000元（以实际交付为准）的借款合同，但当时实际只交付了1500000元，剩余的1500000元系在卢晓东、达声公司等担保人签具《补充协议二》后交付的，卢晓东、达声公司并不知情，不应承担2017年3月13日交付的1500000元的担保责任。法院认为，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卢晓东、达声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中均载明“由出借人出借人民币3000000元（以实际交付为准）”，第二份《补充协议》延长借款期限至2017年5月15日，卢晓东、达声公司签具《借款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时明知案涉借款最高额为3000000元，且出借人戚凯凯在借款期限内（于2016年8月22日交付借款1500000元、于2017年3月13日交付借款1500000元），实际交付了3000000元，出借人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借款人及担保人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卢晓东、达声公司应对借款3000000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综上，吴国富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袁孝岚、黄苏琳、黄征领、陈章梅、无箴公司、泓隆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袁孝岚、黄苏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国富代偿款481250元；二、袁孝岚、黄苏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军以代偿款48125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28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三、袁孝岚、黄苏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军诉讼代理费10000元；四、黄征领、卢晓东、陈章梅、杭州无箴衣坊服饰有限公司、杭州达声电子有限公司、杭州泓隆实业有限公司就第一项诉讼请求范围内袁孝岚、黄苏琳不足以清偿部分各自承担九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吴国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69元，由袁孝岚、黄苏琳负担，黄征领、卢晓东、陈章梅、杭州无箴衣坊服饰有限公司、杭州达声电子有限公司、杭州泓隆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对袁孝岚、黄苏琳不足以清偿部分各自承担九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卢晓东、达声公司提交的证据有：浦发银行的汇款汇入回单及收款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其担保的范围对应的债务仅为150万元且已经履行了对应担保责任。 吴国富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担保范围对应债务是300万元，借款合同当中明确载明的借款金额，以实际为准。借款合同中的第二条借款期限，虽然也约定是3个月，但是以实际汇款时间为准的，在此后的补充协议当中更是明确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卢晓东、达声公司是不可能不知道担保范围就是300万。至于出借人只是向卢晓东、达声公司追偿了150万元，因为吴军及其他保证人已经在之前向实际出借人承担了150万元的保证责任，实际出借人已经收到了150万元，在已经收到的情况之下，是不可能再去要300万元的。对于卢晓东、达声公司已经向实际出借人承担了300万元当中150万元的保证责任是认可的。 吴国富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 袁孝岚、黄苏琳、黄征领、陈章梅、无箴公司、泓隆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也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如下：上述证据可以证明的对象是款项交付及该交付款项得到债权人的确认，与卢晓东、达声公司保证担保的范围认定无关。 本院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主要为：对于卢晓东、达声公司保证担保的范围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本案中，卢晓东、达声公司和出借人、借款人就案涉借款的担保订立了多份合同，故应以上述多份合同综合表达出的当事人最终意思表示来认定各方对于保证责任的约定。按照《借款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的约定，借款金额为300万元，以实际汇款为准；借款期限最终自2016年8月16日至2017年5月15日，以实际汇款时间为准；卢晓东、达声公司及黄征领、陈章梅、无箴公司、泓隆公司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戚凯凯先后分别交付的150万元、合计300万元符合上述合同约定，应认定为系其履行合同约定的借款交付义务，卢晓东、达声公司应按照戚凯凯实际交付的上述借款金额，即300万元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综上，卢晓东、达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669元，由卢晓东、杭州达声电子有限公司负担。 卢晓东、杭州达声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就多交的诉讼费用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魁 审判员  陈剑 审判员  崔丽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