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601民初3706号原告：田文勋，男，1958年3月5日出生，苗族，凯里市人，农民，住凯里市。原告：潘正英，女，1960年2月6日出生，苗族，凯里市人，农民，住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权，贵州贵信（施秉）律师事务所。被告：田贵武，男，1986年5月8日出生，苗族，凯里市人，农民，住凯里市。被告：杨健华，男，1985年1月1日出生，苗族，苗族，凯里市人，农民，住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永浩，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蒙某，女，1989年8月15日出生，苗族，凯里市人，农民，住凯里市。第三人：田某1，男，2016年8月19日出生，苗族，住凯里市。法定代理人：蒙某，女，1989年8月15日出生，苗族，凯里市人，农民，住凯里市，系田某1母亲。原告田文勋、潘正英与被告田贵武、杨建华及第三人蒙某、田某1请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文勋、潘正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权、被告田贵武、被告杨健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永浩、第三人蒙某（同时又是田某1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文勋、潘正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2018年4月5日田贵武与杨健华签订的旁调（2018）29号《旁海镇人民调解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因被告杨健华修建房屋，特雇请田某2（已故）为其提供劳务。于2018年2月10日，田某2在给被告杨建华提供劳务时因被告搭建的外架折断，导致田某2从三楼摔下受伤。随即被送至黔东南州人民医院（下称“州医院”）治疗，经检查田某2全身多处骨折，内脏严重受伤，于2018年3月28日医治无效宣告死亡。2018年4月5日，经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被告田贵武与被告杨健华达成旁调（2018）29号《旁海镇人民调解协议书》，调解的主要内容为“基本情况：2018年2月10日，在凯里市旁海镇联巩村四组，田某2帮杨健华修建房屋时摔伤，送往州人民医院就医，2018年3月28日，田某2医治无效死亡。田贵武代表死者田某2一方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2018年4月5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申请人田贵武、被申请人杨健华在凯里市××路派出所调解达成如下协议：1、田某2的住院费用由被申有人杨健华承担，申请人田贵武配合办理田某2住院报销相关手续。2、杨健华补偿田某2安埋费30,000元，由田某2的父亲管理使用，三日内付清；杨健华补偿田某2父母赡养费人民币20,000元，补偿田某2儿子田某1抚养费人民币40,000元，这两笔费用合计人民币60,000元，以田某1的名义存定期十八年，期满后由田某1支取使用，上述款项十五日内付清，定期存单由田文勋保管；杨健华补偿田某2妻子蒙某人民币60,000元（含田某1的抚养费），田某2的儿子田某1由蒙某负责抚养，直至田某1能独立生活为止，这笔款项由杨健华与蒙某自行协商支付办法。3、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得在为上例纠纷提出新要求和发生新的矛盾纠纷。本协议一式四份，由申请人、被申请人、联巩村委会、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分执，具有同等效力。自申请人、被申请人签字生效。”之后，被告支付了30,000元丧葬费。鉴此，原告认为，田某2为被告杨健华提供劳务摔伤致死的事实客观存在，原告及第三人系死者田某2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及近亲属，依法有权主张赔偿的权利。代理人田贵武系原告的三儿子，系死者田某2的胞弟，其代理二原告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在签订调解协议时，被告杨健华利用田贵武没有经验，致使双方达成权利义务是显不对等的协议，即调解书中遗漏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两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97,737.40元），且抚养费也明显过低，即三人的抚养费合计176,090.64元，但被告只愿意支付60,000元，故该份协议达成的内容显失公平，已经严重损害原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田贵武代表二原告在签订调解书时达成的协议内容显失公平，根据合同法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依法可以撤销之规定，田贵武代表二原告与被告杨健华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为此，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根据法律的规定，具状起诉，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田贵武辩称，我去凯里的时候不知道是调解，是旁海派出所所长和司法所所长叫我到广场路派出所，当时有杨健华等人在，我一个人拿不定主意，调解确实显失公平，希望法院撤销。被告杨健华辩称，答辩人与被告田贵武签订的旁调（2018）29号《旁海镇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1、调解协议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田某2去世后，被告田贵武代表其父亲的二被答辩人及俩位第三人向村委及镇政府要求调解处理，多次调解未果。2018年4月5日，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又组织双方到凯里市××路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调解过程中，第三人蒙某和被告田贵武以及答辩人均在场参与调解。协商过程中，被告田贵武多次电话联系二被答辩人，征求二被答辩人的意见。经二被答辩人及第三人蒙某同意后才达成调解协议。因此，《旁海镇人民调解协议书》是二被答辩人及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被告田贵武是二被答辩人、第三人蒙某和田某1的代理人。被告田贵武的代理行为有效，代理结果由被答辩人承担。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时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盖章”的规定，可以证明除书面委托外，还可以存在其他形式的委托方式。而本案中的二被答辩人、第三人蒙某和田某1是口头委托被告田贵武。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被告田贵武作为被答辩人的三儿子，且在调解过程又与二被答辩人商量确定调解内容。因此，答辩人及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均认为田贵武具有代理权。二、调解书存在的主体瑕疵并不影响调解书的法律效力。调解书中的申请人主体虽然写成田贵武，但调解内容中的权利的享受者均为二被答辩人和二位第三人。同时，第三人蒙某作为死者田某2的妻子和第三人田某1的法定监护人，其不但参与了调解过程，还在调解书中签名认可。因此，不能仅凭调解书中将申请人主体列错这一轻微瑕疵，便认定调解书无效。三、调解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应不予撤销。首先，调解是由二被答辩人和二位第三人的代理人田贵武申请提出的，经过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在征得二被答辩人和二位第三人的意见后达成的。虽然调解书中仅约定答辩人支付二答辩人和二位第三人丧葬费和扶养费（赡养费）两项共计15万元。但是该赔偿项目和金额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通过调解书第3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得再为上列纠纷主张新的要求和发生新的矛盾纠纷”，可以证明二被答辩人的代理人自愿放弃了其他赔偿项目及金额。正是因为该调解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答辩人才同意支付丧葬费3万元，抚养费和赡养费12万元，共计赔偿15万元。其次，死者田某2在提供劳动的过程中存在过错。答辩人建房的外架系田某2搭建，田某2在拆除过程中未系安全绳，未注意安全劳作事项。对此，田某2应承担过程责任。四、答辩人不但已履行完毕调解协议中约定的付款义务，还另行支付了调解协议之外的其他费用。调解协议达成后，答辩人于2018年4月7日通过田文军转交3万元的丧葬费给田贵武。之后答辩人向亲朋好友借款，于2018年4月8日和4月20日共计将12万元交付给第三人蒙某，即答辩人已经全部履行了调解协议的付款义务。除此之外，答辩人还支付了部分医疗费以及办理丧葬的相关费用4,209.6元。五、如果二被答辩人认为调解中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其可以向代理人田贵武追偿。如果被告田贵武超出二被答辩人的代理权限作出的行为造成二被答辩人损失的，二被答辩人可向代理人田贵武追偿，而不应当由答辩人承担责任。综上所述，调解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被答辩人及第三人的代理人田贵武在调解中自愿放弃其他赔偿项目及金额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并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蒙某述称，我对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的协议没有意见，调解不存在显失公平，钱已经赔偿到位，我不同意撤销调解协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田某2系原告田文勋、潘正兰的儿子，与被告田贵武系同胞兄弟关系，田某2与蒙某系夫妻关系，田某1系田某2和蒙某的婚生儿子，被告杨健华与田某2系姨表关系。杨健华在凯里市旁海镇联巩村四组老家修建房屋时，雇请田某2为其提供劳务（工价每天230元）。2018年2月10日，田某2在撤除外架时，因外架折断，导致田某2从三楼摔下受伤，之后被送至黔东南州人民医院治疗，因田某2全身多处骨折，内脏严重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3月28日死亡。事情发生后，田贵武代表赔偿权利一方与杨健华协商赔偿事宜，双方曾经在旁海镇联巩村民委员会调解未果。2018年4月5日，经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凯里市公安局广场路派出所调解，当时的人民调解员有旁海镇政法委书记吴才永、旁海镇司法所所长肖世明、凯里市公安局旁海派出所所长潘进；当事人有被告杨健华和田贵武以及第三人蒙某。经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了旁调（2018）29号《旁海镇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为：1、田某2的住院费用由被申有人杨健华承担，申请人田贵武配合办理田某2住院报销相关手续。2、杨健华补偿田某2安埋费30,000元，由田某2的父亲管理使用，三日内付清；杨健华补偿田某2父母赡养费人民币20,000元，补偿田某2儿子田某1抚养费人民币40,000元，这两笔费用合计人民币60,000元，以田某1的名义存定期十八年，期满后由田某1支取使用，上述款项十五日内付清，定期存单由田文勋保管；杨健华补偿田某2妻子蒙某人民币60,000元（含田某1的抚养费），田某2的儿子田某1由蒙某负责抚养，直至田某1能独立生活为止，这笔款项由杨健华与蒙某自行协商支付办法。3、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得在为上例纠纷提出新要求和发生新的矛盾纠纷。协议达成后，被告杨健华已经陆续将上述赔偿款项赔付完毕。杨健华履行赔偿义务后不久，死者田某2的父母亲（即田文勋、潘正英）认为调解协议遗漏了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赔偿金额显失公平。2018年6月13日田文勋、潘正英向本院起诉，要求撤销凯里市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旁调（2018）29号《旁海镇人民调解协议书》。上述事实，有原告的起诉状、被告的答辩状、第三人的陈述、庭审笔录、身份证复印件、户口薄复印件、州人民医院的死亡通知书、《旁海镇人民调解协议书》等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田某2在为杨健华提供劳务过程中，不幸摔伤致死，作为雇主的杨健华负有赔偿责任。田某2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摔伤致死，赔偿权利人应为田某2的配偶（蒙某）、儿子（田某1）、父母（田文勋和潘正英）。田某2死亡后，双方因赔偿事宜产生纠纷。2018年4月5日，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双方当事人到凯里市公安局广场路派出所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田贵武作为赔偿权利方的代理人，已经将调解过程和内容及时向其父母（即原告）作了汇报，原告并没有不同意见。此外，作为死者田某2的配偶蒙某本人也在现场参与调解，其对调解协议没有不同意见，在庭审过程中，蒙某仍然对调解协议给予肯定，不同意撤销该调解协议。田贵武作为死者田某2的胞弟，至始至终都参与了案件的协调处理工作，田贵武的代理过程和代理结果，得到赔偿权利人的认可和接受，属于有权代理。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经其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履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能是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调解形式灵活多样，对给付之诉的调解，可以不受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限制，赔偿金额可多可少，只要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本院均予以认可。就本案而言，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合法，调解内容合法，并且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作为赔偿权利人的蒙某、田某1并不同意撤销该调解协议。原告认为调解协议遗漏了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赔偿金额显失公平，要求撤销调解协议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田文勋、潘正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原告田文勋、潘正英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在上诉期限内，直接向上诉法院预交上诉费200元，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张  荣  华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李成伟（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