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5民终100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幸元，男，197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佩民，上海市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仓市迅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太仓市城厢镇东古路19-38室。法定代表人：卓洪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一松，江苏德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幸元因与被上诉人太仓市迅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达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5民初2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幸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孙幸元在迅达公司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系迅达公司不愿意签订，迅达公司这一违法行为减轻了自身的经济支出，增加了上诉人的经济负担。2、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对于出租汽车经营权，个人是无法获取的。驾驶员要从事出租汽车工作，必须要受聘于具有出租汽车经营权的公司。迅达公司时具有出租汽车经营权的公司，孙幸元为谋生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与迅达公司签订了《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该合同书系迅达公司制定的格式合同。3、孙幸元要作为迅达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必须要按照迅达公司对出租汽车车辆的定价，一次性向迅达公司付清购买出租汽车的钱款。孙幸元已经一次性付清购买汽车的钱款，出租汽车产权理应为孙幸元所有。但迅达公司制定的格式条款将出自汽车产权定为迅达公司所有，同时还收取高额租赁费用。故孙幸元认为该合同是无效合同。4、迅达公司是经营出租汽车客运业务的企业，其所提供的客运服务通过孙幸元的劳动得以实现；孙幸元接受迅达公司的监督与管理，对外以迅达公司的名义提供服务，孙幸元通过驾驶出租汽车获得谋生机会，收入来源依靠迅达公司。综上，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孙幸元对于迅达公司在人格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均具有从属性，其提供的劳动亦属于迅达公司经营业务的唯一部分，因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迅达公司辩称，1，双方系租赁关系，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2、出租汽车经营权根据苏州市的规定，必须实行公司化经营，故正常情况下只有公司能取得，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仅能建立劳动关系，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从各级政府文件和交通部的立法也可以看得出来，各级规范均认可出租车行业有多种经营模式，租赁经营也是一种合法的方式。就太仓地区而言，也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出租车公司，但每月缴纳的费用要7000多元。3、孙幸元箱迅达公司一次性交纳的是车辆的七年租金，至于车辆权属，从物权法角度分析属于公司，但这并不是本案争议焦点。4、双方之间没有劳动法上的从属性。孙幸元的工作具有随意性，与迅达公司之间没有形成隶属关系，不接受考勤管理，无需按时报到，也没有收到劳动法上的约束管理，而是根据出租车是公共交通补充这一法律定位作出的管理，更多的是安全管理，这不是劳动法上的人身管理。孙幸元取得的也不是工资性收入，与迅达公司的指令性管理没有直接关联。故双方之间的人身依附性、管理与被管理并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5、关于经营风险。劳动法上劳动者不负有单独承担经营风险的民事责任。就本案而言，迅达公司更多是关注租金和服务管理费的收取，而经营效益是孙幸元最为关注的。即使是发生事故后的赔款垫付及追偿，也是基于双方的租赁合同而作出的。这与劳动关系是不相符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幸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2007年4月23日起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4月18日，孙幸元与案外人管雪峰共同签署“收条”一份，约定案外人将牌号苏Ｅ×××××的出租汽车“过户”给孙幸元。同年4月，孙幸元与太仓市迅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订立《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后孙幸元从事出租汽车主驾驾驶员工作，租赁经营合同两年一签，孙幸元每月以现金的方式向迅达公司交纳管理费用。2012年4月6日，双方当事人及案外人张芳订立《副驾挂靠合同》，三方约定“由租赁承包人（主驾）孙幸元申请，要求在租赁承包公司的黄色桑塔纳出租车上，聘用挂靠副驾驶员张芳一名……挂靠副驾的工作时间和经济收入与聘用他的租赁承包人（主驾）双方自行协商”。2016年12月15日，孙幸元（乙方）与迅达公司（甲方）再次签订《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就车辆租赁经营事宜约定如下：第一条，甲方出租给乙方的车辆为大众汽车，牌照号苏Ｅ×××××，发动机号D05503，车架号LSVNR4BR2GN197472，车辆登记日期2016.12.15。第二条，车辆的经营区域：太仓市地区。第三条，车辆租赁期限为贰年，自2016年12月15日至2018年12月14日止。租赁期满（指车辆未到报废期）前三十日内……可办理车辆续签，延长租赁期限，但甲、乙双方必须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凡办理续签的车辆免收租金，单收租赁经营费……。第四条，租金及费用：车辆租金125000元，该金额为7年租赁期限的总租金……租赁经营费每月1600元……车辆投保费，金额按保险公司规定……。第五条，甲方承担的费用为租赁车辆涉及国家规定的税和费，乙方承担的费用为车辆投保费、车辆修理费、车辆检测费、交通事故赔偿费、经营开支等经营中发生的一切费用。第六条，合同变更……。第七条，合同解除。有下列情形出现，甲方提出解除合同，但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并有权扣留出租车辆，同时，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000元……甲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乙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同时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违约金10000元……任何一方非以本合同第七条第一至三项约定的条件，而提出解除合同，即使对方同意解除，提出方也须向对方支付10000元违约金……。第八条，甲方的权利义务：有权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对乙方的经营行为、遵纪守法、职业道德、安全行车方面进行监督、检查；有义务协助乙方处理交通事故（协助处理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事故经济赔偿费用由乙方承担；保险理赔归乙方，但乙方未为垫款的除外）。乙方的权利义务：遵纪守法、服从行业主管部门及甲方的监督检查；正确使用和保管好租赁车辆，按时做好车辆检测，保持车况良好，确保营运安全；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修，消除隐患，由于使用保管或维修保养不当造成事故致使车辆损坏、灭失的应承担修复或赔偿责任；服从并完成政府有关抢险救灾等指令性任务。第九条，合同终止（包括租赁期满及本合同第七条规定的解除）后，乙方须在三天内将车辆、营运证件、行驶证、上岗证、从业资格证、胸卡、计价器、牌照等与经营有关的证件交还甲方……。第十条，本合同签订的同时，甲、乙双方还将签署《安全、综合治理责任书》《出租车辆运务管理合同》，作为合同附件。第十一条，纠纷解决方式……。第十二条，合同生效……。第十三条，特别提示。甲方提请乙方，充分对合同各项条款的全面准确的理解，并应乙方的要求作了相应的条款说明，甲乙双方对合同的含义认识一致。2017年1月22日，孙幸元向太仓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其与迅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委于同年3月20日作出太劳人仲案字[2017]第131号仲裁裁决书，对孙幸元的请求未予支持。孙幸元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1、孙幸元的收入来源为经营出租汽车运输所得，每月除上交迅达公司相应的管理费用外，经营出租汽车的费用归孙幸元所有，迅达公司不向孙幸元发放工资。2、孙幸元每天驾车时间及路线自主决定，无需至迅达公司处进行考勤。3、2007年4月至2010年3月期间，孙幸元以自由职业者的形式缴纳社会保险费；2010年4月至2013年10月期间，苏州东京时装有限公司为孙幸元缴纳社会保险费；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期间，孙幸元享受失业保险金待遇；2014年4月至今孙幸元以自由职业者的形式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以上事实，有孙幸元提供的机动车驾驶证、道路运输证、收条、仲裁裁决书、车辆租赁经营合同、民事判决书，迅达公司提供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及原、迅达公司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具有劳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及劳动保护并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同时，劳动者必须服从用人单位安排，接受用人单位管理，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双方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的从属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原、迅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从双方建立权利义务关系的状况来看。孙幸元未与迅达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了《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自2007年4月起，双方之间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且对承包经营模式均为明知。其次，从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来看。孙幸元自行安排工作时间及行车路线，无需每日去迅达公司处报到，无需接受迅达公司的考勤管理。孙幸元按照《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的约定向迅达公司交纳承包费用，迅达公司无需向孙幸元发放劳动报酬。孙幸元在履行《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的过程中虽有部分经营行为接受迅达公司管理的情况，但出租车行业系公共服务行业，根据该行业的要求，法律、行政部门、行业协会等均有着诸多要求，不能当然视为迅达公司对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直接管理。孙幸元劳务报酬的取得均与其自身付出的劳动相关，与迅达公司的指令性管理无直接关联。孙幸元与迅达公司之间的人身依附性、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再次，根据出租行业的经营模式，租赁承包经营亦为其中一种，也未为法律所禁止。根据现行的出租汽车行业管理规范（国发办[2016]58号、苏政办发[2016]97号、苏府[2016]198号），国家允许出租汽车经营者与驾驶员采取承包等经营模式，签订经营合同；或者采取直接用工模式，签订劳动合同。迅达公司与孙幸元签订《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并无恶意规避劳动合同法、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主观故意。综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的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孙幸元与太仓市迅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孙幸元负担。二审中，孙幸元提供如下证据：1、《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证明文件第六条明确出租汽车公司必须要为驾驶员及时足额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金，同时坚决制止出租汽车公司利用经营权挂靠车辆、一次性买断等方式，向司机转嫁投资经营风险。结合本案，迅达公司是违法行为。2、三份判决书，证明生效判例都确认了驾驶员与出租汽车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迅达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是指导性意见。证据2各判例当时都考虑了这个指导性意见，但情况不同。此后国发办[2016]58号文，苏政办发[2016]97号文，苏府[2016]198号文都认可了不同经营模式的出租车运营，包括了租赁经营。交通运输部2016年64号令第33条也明确了出租车可以建立劳动关系或者经营关系，因此迅达公司并不违法。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传统出租车行业内驾驶员与出租车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该认定并不因同一行业而做出同一评判，而应根据不同出租车公司与不同驾驶员之间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同而最终确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就本案而言，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如下：首先，从出租车行业的经营模式来看，租赁承包经营亦为其中一种，也未为法律所禁止。根据现行的出租汽车行业管理规范，国家允许出租汽车经营者与驾驶员采取承包等经营模式，签订经营合同；或者采取直接用工模式，签订劳动合同。本案中，迅达公司与孙幸元签订了《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即采用了承包经营模式，此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从双方意思表示来看，孙幸元与迅达公司签订了《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双方对于承包经营模式是明知的，且并无证据证明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再次，从双方履行情况来看，孙幸元按照《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约定定期向迅达公司交纳承包费用，迅达公司无需向孙幸元发放劳动报酬。工作过程中，孙幸元自行安排工作时间及行车路线，无需每日去迅达公司报到，无需接受迅达公司的直接指令性管理。孙幸元在履行《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的过程中虽有部分行为接受迅达公司的安全管理，但由于出租车行业系公共服务行业，根据该行业的要求，法律、行政部门、行业协会等均有着诸多要求，不能当然视为迅达公司对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直接业务管理。故双方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认定劳动关系的情形。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孙幸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燕芳审判员  祝春雄审判员  林李金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孙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