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329民初1319号原告：王孝芬，女，生于1973年12月3日，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小学文化，务农，住余庆县。原告：王孝碧，女，生于1975年2月20日，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小学文化，务农，住余庆县。原告：王孝秀，女，生于1978年9月18日，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小学文化，务农，住瓮安县。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劲松。被告：王孝强，男，生于1968年9月8日，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小学文化，务农，住余庆县。原告王孝芬、王孝碧、王孝秀与被告王孝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王孝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由被告王孝强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75072.27元÷9×3﹦25024.08元。事实及理由：原告与被告系同胞兄妹关系。1980年土地承包到户时，原、被告之父王安友为户主，向花山村民委员会承包了9份土地，1995年至2005年三原告相继结婚，均不在原居地居住，属于原告耕种管理的土地就由父王安友代为耕种管理，2008年后原家庭承包的9份土地由被告和王孝全均分，2013年8月至2016年7月，国家建设占用被告土地，被告共领土地补偿75072.27元，原告找被告要求分配补偿款未果。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土地明细登记、土地补偿款领取情况统计说明、道安高速公路（余庆段）征地补偿安置兑现公示表、花山苗族乡花山村幼儿园建设工程征地补偿兑现表、花山村文化广场建设征地补偿统计表、余庆县花山苗族乡花山村民委员会证明、余庆县花山苗族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告知书和情况说明、余庆县人民法院（2018）黔0329民初190号民事裁定书、余庆县花山苗族乡回龙村民委员会证明二份、瓮安县天文镇乌江村民委员会证明等证据。被告王孝强辩称，父王安友、母黄声珍生育长子王孝全、次女王孝兰、三子王孝强、四女王发碧（已故）、五女王孝芬、六女王孝碧、七女王孝秀，1980年土地承包到户时，以王安友为户主共9人参加承包了土地，1980年至1984年土地经过多次调增调减，没能实行正式承包。1992年9月我与陈朝芬结婚，1993年7月生育长女王运会（1996年3月故），1994年10月实行土地正式承包并填发土地承包证，我户共3人向村委会承包了土地，同时我父亲也承包了三份土地，父亲承包的土地是由我和王孝全交纳承包费，父亲不能耕管土地后，我和王孝全均分了父亲承包的三份土地，因此我的土地承包证上的所有土地均与三原告无关。国家建设占用了我的承包地，我领取补偿款75072.27元是事实，与三原告无关，我领取的三笔补偿款分别是2013年8月12日、2015年9月27日、2016年7月11日，三原告于2018年1月11日才向法院诉讼要求分配，已超过诉讼时效，且三原告主张分配补偿款无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王孝强土地承包证及承包合同、1993年王孝强户口簿、2002年农业纳税登记表等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了贵州省农村信用社王孝强账户流水对账单、花山村幼儿园占地补偿统计表及转账支票存根、花山村文化广场建设征地补偿统计表及转账支票存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三原告与被告系同胞兄妹关系。原、被告之父王安友、母黄声珍共生育二子五女，即长子王孝全、次女王孝兰、三子王孝强、四女王发碧（已故）、五女王孝芬、六女王孝碧、七女王孝秀。1980年土地承包到户时，原、被告为同一家庭，以其父王安友为户主，家庭人口9人，在余庆县承包了9份土地。1984年土地调整时，原、被告仍为同一家庭，以其父王安友为户主，家庭人口仍是9人，承包地未发生退补。1994年延长土地承包期，1998年填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王安友对原家庭承包的9人的土地平均分成三个户头，即王安友、王孝全和王孝强。在实际耕种管理中，王安友、王孝全、王孝强各耕种管理3个人口份额的土地，后王安友与黄声珍因年龄、体力等原因不能耕种管理,将其耕管的土地均分给王孝全和王孝强实际耕种，即被告王孝强实际耕种管理了原9份土地中的4.5份。三原告结婚后，在现居住地没有调整到土地，三原告的承包地已被王安友、王孝全和被告王孝强均分，并已分别登记在王安友、王孝全和被告王孝强为户主名下，现由王孝全和被告王孝强实际均分耕管9人承包地。1992年，被告王孝强与陈朝芬结婚，1993年7月，生育长女王运会（1996年3月故），1994年，延长土地承包期时，被告王孝强妻陈朝芬、女王运会未调整到土地。2013年至2016年，道安高速公路建设、花山苗族乡花山村幼儿园建设、花山苗族乡花山村文化广场建设征地占用了登记在王安友户上、王孝全户上和被告王孝强户上的承包地。2013年8月31日，被告王孝强领取地名为水井门口（王孝强承包证户头）的土地征收补偿费35196.80元（含地面附着物补偿费2070.4元）；2015年10月1日，被告王孝强领取地名为大田（1.18775亩，王安友承包证户头王孝强实际耕种管理）土地征收补偿费26128.12元和地名为高坎子（0.4056亩，王孝强承包证户头）土地征收补偿费8922.39元，共计35050.51元（含地面附着物补偿费2273.8元）；2016年8月3日，被告王孝强领取地名为高坎子（王孝强承包证户头）的土地征收补偿费13747.45元（无地面附着物补偿费）。另查明，王安友户大家庭现有人口12人（不包括王孝全妻子冯成敏和被告王孝强妻子陈朝芬），分别为王安友、黄声珍（王安友之妻）、王孝全（王安友长子）、王运梅、王林（二人系王孝全子女）、王孝兰（王安友次女）、王孝强（王安友三子）、王运珍、王冬梅（二人系王孝强之女）、王孝芬（王安友五女）、王孝碧（王安友六女）、王孝秀（王安友七女）。2018年1月12日，三原告要求被告王孝强支付土地征收补偿费，诉来本院，2018年2月8日，三原告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2018年6月4日，三原告再次诉来本院。本院认为，土地承包合同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普遍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农村土地采取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家庭成员对承包合同项下的土地平均享有份额。本案中，1980年土地承包到户时，王安友作为原、被告家庭的代表，承包了其村的土地，该家庭即依法获得了相应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三原告作为家庭成员，对家庭承包地享有相应的份额。1994年延长土地承包期，1998年填发土地承包证时，未对三原告的承包地进行实际分割，三原告的承包地被填入王安友、王孝全和被告王孝强的承包证内，三原告对原承包地仍享有承包经营权，故三原告均有权参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对于被告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承包人为王孝强，三原告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辩解理由，经查，王孝强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1980年以王安友为户主的责任地承包经营权的延续，是责任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换发，故其辩解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予采纳。对被告王孝强以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诉讼时效，不能参与分配进行抗辩的问题，经查，从2013年道安高速公路建设征收被告王孝强承包证内的土地，2013年8月31日被告王孝强领取承包地征收补偿费，三原告是知道的，但三原告于2018年1月12日才向法院诉讼要求分配，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以原告对该笔款项进行分配已超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2015年10月1日、2016年8月3日，被告王孝强分别领取承包地征收补偿费35050.51元、13747.45元，至今未满三年，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对该部分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结婚后未对其承包地实际耕种管理，现要求对地面附着物补偿费进行分割，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三原告能够参与分配的承包地补偿费为：2015年10月1日被告王孝强领取的花山村幼儿园建设占用地名为大田、高坎子的征收补偿费35050.51元-2273.8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2776.71元，2016年8月3日被告王孝强领取的花山村文化广场建设占用地名为高坎子的征收补偿费13747.45元，共计46524.16元。按王安友户大家庭现有人口12人平均分配，三原告在被告王孝强处均应分得补偿款46524.16元÷4.5××=3877.01元。被告王孝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视为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同时，不能组织双方调解，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王孝强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给付原告王孝芬、王孝碧、王孝秀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3877.01元；二、驳回原告王孝芬、王孝碧、王孝秀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4元，减半收取计212元，由原告王孝芬、王孝碧、王孝秀各负担30元，被告王孝强负担122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三原告12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明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陈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