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58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老河口市环四路北侧。法定代表人：袁小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园，广东南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圣帝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李松蓢社区第一工业区第**第**501。法定代表人：曾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秋菊，女，壮族，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智峰，广东财富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圣帝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4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及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涉案货款的交易主体系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相应的经手人员也系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并由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付款，同时由深圳市圣帝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税票。关于具体的交易方式、交易数额以及最终对账的欠款数额，均与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关。上诉人并非涉案货款的交易主体，对具体的交易流程及欠款总额均不清楚，而被上诉人系送货至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处，上诉人从未收到涉案货物，未与被上诉人对账核算，更未支付任何款项，所有的交易与上诉人无关。涉案交易的对账人员系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付款主体也系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而一审法院未将其追加为被告，未查明收货人员及对账人员的信息，更未查明案外人付款的事由，在此前提之下，一审法院则直接作出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款之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人民法院重审。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依照职权追加其为被告，有违法律规定。二、本案事实一审法院未予以查明。(一）上诉人并非涉案货款的交易主体，与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两个独立的公司，对涉案拖欠货款及利息不负任何清偿责任。1、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交易模式固定、交易习惯稳定，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签名人员均基本一致，但均模糊阐述。双方具体的交易模式是怎么样的，交易习惯又是如何认定的？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上面的签名人员有哪些？这些经手人员是否为上诉人员工，有何证据予以证明，这些基本的事实均没有列明。2、涉案拖欠货款的交易时间为2018年4月至2018年8月份，关于该期间的交易模式与之前的交易模式如何相互印证系同一模式。该期间的付款主体均为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税票开具主体也为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付款的事由。(二）涉案货款对应的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均为“泽森”，而收货地址系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诉人从未收到过涉案货物，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一直以其名义向原告发送采购订单、确认收货并支付部分货款”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一审阶段已经强调其并未收到相应的货物，涉案的送货单、对账单上的签名人员均非上诉人员工，并请求一审法院依法向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取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周学洪、张俊红、张英的社会保险参保记录，以证明涉案货款的交易主体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三）采购订单的下单主体并非上诉人，上面的签名的人员并非上诉人员工。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并不能因此推断其取代上诉人作为采购方成为合同相对方”，一审法院认定错误，该认定的前提是采购方即为上诉人，但是该前提无任何证据证明。首先采购订单的下单主体并非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的采购订单上面的签名并非上诉人员工，其次采购订单来源于QQ聊天记录，而所谓的QQ聊天记录截图显示的对话主体为“泽森周学洪”，该人员系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与上诉人无关。其次，既然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而经手人员、收货地址与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关，且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进行付款，被上诉人开具相应的发票给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该系列的收货及付款行为足以认定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交易主体。一审法院均未予以查明，也未对其认定上诉人系采购方一事给予合理说明，上诉人对此认定严重不服。（四）因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未参与本案诉讼，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数额与对账数额也严重不一致。1、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单，显示双方对账的数额如下:            月份              对账日期              对账数额                  2018年4月份              2018年5月22日              172370.16                  2018年5月份              2018年6月6曰              242096.80                  2018年6月份              2018年6月30日              257107.70                  2018年7月份              2018年9月17日              52150. 80                  2018年8月份              未对账              16816. 80                                              740542.26      2、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案外人付款的数额如下:            序号              付款主体              付款时间              付款方式              付款数额              客户备注                  1              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3日              工商银行转账              30000              2018年4月份货款                  2              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6日              银行承兑汇票              45230                                3              袁玉芬              2018年10月20日              工商银行转账              200000                                              合计              275230                    3、由此上述数据核算，涉案欠款的总额应为465312.26元，该欠款总额与一审法院认定的509380.70元明显存在出入。综上所述，本案交易主体系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未列入被告，案件事实未能得到查明，且程序严重违法，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判定上诉人无须对涉案货款承担清偿责任。被上诉人深圳市圣帝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一、双方之间存在稳定的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上诉人系本案涉案货款的交易主体。二、即使如上诉人所言，本案涉案货款与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关，上诉人与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关联公司混同经营，亦不能免除上诉人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数额与对账数额一致。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玉芬以及所有的股东均已经实际出资。上诉人是单方扣减44068.44元，当时对账单据的送货单予以作证，其相应的业务人员在上面写44068.44元暂时不予核对。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股东包括但不限于袁玉芬等实际控制人在内，一直要把这个责任推向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原因在于相关的股东在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认缴股份金额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同时系认缴出资，也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而在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却已经实际缴纳了出资款项，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相关股东将责任尽可能推向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股东的出资义务，防止股东承担认缴的出资义务。深圳市圣帝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货款509380.7元；2、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加收50%，从应付款之日至货款全部付清之日；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原告接到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采购订单，并按照订单要求在指定交货地点交付电源变压器等货物。原告逐月向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送对账单，对账单注明付款方式为月结60天。部分采购订单有周学兵签名，送货单签收人为黄水、凌波、周学兵、张俊红等人，对账单签名人为周学兵、张俊红、张英等人。2017年2月28日，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转账支付货款127100元；2017年3月8日转账支付货款44992元；2017年5月9日转账支付货款97058.7元；2017年6月21日转账支付货款111732元。2017年8月前的相应增值税发票所列“购方名称”均为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2月28日，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转账支付货款11699元；6月16日转账支付49990元，12月5日转账支付5万元，12月19日支付5万元，12月21日支付52690元，2018年1月31日支付150700元，2018年3月30日转账支付191712元，2018年5月10日支付62578元，6月13日支付35657元，6月26日支付4360元，8月13日支付3万元。自2017年8月起至2018年4月，增值税发票“购方名称”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4月至8月，原告陆续接到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订单。原告仍按照订单要求生产、送货。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签名人员与之前交易一致。经对账确认，2018年4月送货金额为172370.16元，5月送货金额为242096.8元，6月送货金额为301176.14元，7月送货金额为52150.8元，8月送货金额为16816.8元。其中，6月对账单有周学兵、张俊红签名，在金额中注明要扣减44068.44元；该44068.44元系原告2017年12月14日送货金额，送货单有黄水签名，2018年1月对账时，张英注明该44068.44元不对账，原告称一直未收取该笔货款。2018年8月对账单无人签名，8月对账所载送货内容为8月3日所送ZS-EQ30-0004变压器，数量5096个，单价为3.3元，当日送货单签收人为张俊红。2018年8月13日，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3万元；同日背书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原告承兑获得45230元；10月20日，袁玉芬向吴秋菊转账20万元。原告称2018年4月至8月的货款共计784610.7元，扣减上述已支付的款项，尚有509380.7元未付。原告当庭主张逾期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2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被告称与原告有交易往来的是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借被告名义下单，被告曾代该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原告现主张的货款并非被告所欠，被告从未与原告有过交易往来。原告称被告与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关联公司，两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袁玉芬，被告法定代表人袁小发系袁玉芬亲弟，张英为袁玉芬妻妹，周学兵为被告采购经理，原告所接订单均系被告发送，送货、对账及发票均按被告要求办理。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交易行为从2016年11月起至2018年8月止，交易模式固定，交易习惯稳定，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签名人员基本一致。被告一直以其名义向原告发送采购订单、确认收货并支付部分货款，被告现辩称从未与原告发生交易往来，法院不予认可。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并不能因此推断其取代被告作为采购方成为合同相对方。故法院对被告辩解不予采信。原告2018年4月至8月共计送货784610.7元，扣除已收到的部分货款，尚有509380.7元货款未付。被告逾期支付货款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原告诉请自2019年2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收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圣帝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货款509380.7元；二、被告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圣帝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509380.7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至清偿之日）。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84元，由被告承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上诉人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同意诉讼费由败诉方径付胜诉方。双方确认一审判决书中提到的周学兵实际是周学洪。二、上诉人二审提交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查询单，以此证明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先后两次变更的住所地均为涉案采购订单载明的交货地点，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10月30日之前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为袁玉芬，袁玉芬2018年10月20日支付给被上诉人深圳市圣帝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货款20万元系代表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上诉人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反而证明上诉人与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高度重合，袁玉芬同时作为上诉人与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控制人，存在交叉任职事实，两个公司构成高度混同经营。被上诉人亦于二审提交了上诉人以及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以证明其前述主张。上诉人的企业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6年6月1日前袁玉芬系上诉人占股60%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袁小发占股15%，老河口市鑫乾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占股25%，之后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袁小发。2016年11月11日，上诉人股东变更为袁玉芬占75%，老河口市鑫乾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占股25%。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8年10月30日之前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袁玉芬，占股75%，2018年10月30日之后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袁小成，袁玉芬亦不再是股东。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内容，主张两个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三、上诉人二审提交周学洪2017年8月-2018年7月、张俊红2014年10月-2015年3月、黄水2017年11月-2018年7月、张英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陈**美2015年7月-2018年8月期间的社保缴费明细表，以证明周学洪等人系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该证据显示周学洪等人在上述期间的社保缴纳单位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而且早在周学洪等人与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社保关系记录之前，周学洪等人就已经以上诉人名义和被上诉人有频繁的交易往来，足以证明两个公司存在混同经营，人员、财务混同，丧失独立人格。另外，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涉案采购订单、对账单显示采购客户名称均为上诉人，收货地点则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住址。2016年至2017年8月之前的采购订单、对账单显示，订单制单人为周学洪，对账单上记载客户名称为上诉人，联系人为周先生，周学洪、张英、张俊红等人在对账单上亦签名确认。四、上诉人二审提供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货款结算协议书》，以证明与被上诉人交易的主体系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该协议书为打印件，未加盖协议书主体双方的公章。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上诉人单方制作。五、本院询问上诉人，一审时上诉人主张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借上诉人名义下单，为何上诉人同意出借自己名义给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诉人称其是在一审案件发生后才意识到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订单写的名字是上诉人的名称，上诉人在合同期间内向被上诉人付款是因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当时资金紧缺，让上诉人代为付款。上诉人认为涉案采购订单载明订购单位是上诉人的名称，不排除是笔误造成。六、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的欠款数额784610.7元有误，该笔款项未扣除44068.44元这笔款项，该笔款项一审查明系2018年6月对账单中注明要扣减的款项。上诉人称不清楚为何要扣减该笔款项，被上诉人解释称该笔款项对应的送货单显示，被上诉人已经履行送货义务，但对方对账人员称其客户说该笔货暂时不用交，因此他们将这笔货物暂收，但不与被上诉人对账，被上诉人在2018年1月到6月反复对账期间均有体现对这笔货款的对账要求，2018年1月、6月在对账单上均有备注该笔“不对账、暂收”或“不对账”。被上诉人上述关于44068.44元这笔货款对账情况的陈述与其一审提交的对账单中相关记载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欠款数额如何认定？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对账单、订单、送货单显示，被上诉人2018年4月至8月送货金额为784610.7元，上诉人主张应当扣除2017年12月14日送货金额44068.44元。但根据对账单、送货单等证据显示，上诉人已经收取该笔货款对应货物，只是在对账单中记载“不对账、暂收”，上诉人对为何不对账未作出合理解释，因此上诉人要求扣除该笔货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拖欠货款数额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查明的事实，向被上诉人发出涉案采购订单的采购单位一直是以上诉人名义发送订单，亦是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进行对账，部分货款亦是由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有理由认为与其存在合同关系的系上诉人。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联系的周学洪等人均是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指定收货地址亦是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亦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货款，被上诉人亦向案外人开具了发票。本院认为，首先，被上诉人自2016年开始接到的采购订单均一直是以上诉人名义下达，并均是以上诉人为客户对象进行对账，与被上诉人交接的周学洪等人对此从未提出异议。其次，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8月期间，上诉人与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均同时有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但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所列“购方名称”均为上诉人，只是在2017年8月之后才开具“购方名称”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因此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发票记载的购方名称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并不足以证明与被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的是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再次，根据双方提交的上诉人和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资料、社保清单等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虽然社保清单显示周学洪等人与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社保代缴关系，但在周学洪等人以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缴纳社保之前以及之后，一直是以上诉人名义向被上诉人下达采购订单、进行对账。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从无交易关系，显然存在矛盾。而且在2018年10月30日之前，案外人袁玉芬系上诉人和案外人深圳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因此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68元，由上诉人湖北泽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康  养审判员 陈  俊  松审判员 李  东  慧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赖汉贞(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