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2民初74号原告：江玲，女，汉族，1971年10月5日出生，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文胜，系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310351172。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蔡丹，系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011419503。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都格乡黄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660809567。负责人：翟瑞海，系该煤矿管理人组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纯，女，黎族，1991年3月25日生，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系该煤矿管理人法务组成员。第三人：袁祖明，男，汉族，1955年8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现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监狱服刑。原告江玲与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及第三人袁祖明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丹、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纯及第三人袁祖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截止2018年4月16日原告对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享有12373333.33元的担保债权；2、本案诉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7月26日，第三人向原告借款580万元，双方约定按月息4%的标准计算利息，同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被告借条上盖章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借款后，第三人未能依照借条上的约定向原告还本付息，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于2016年9月10日出具了一份《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承诺书》，承诺第三人向原告的借款，由被告承担清偿责任，且不受时间限制，直至还清为止。后，原告得知被告已经于2016年11月29日向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并实际进入破产程序。2017年11月9日，原告向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管理人申报债权，2018年4月13日，原告收到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管理人于2017年11月9日出具的《不确认债权通知书》，载明原告债权未得到确认，并告知原告于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计算，截止2018年4月16日，第三人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80万元、利息6573333.33元（原告自愿按月息2%的标准计算，自2013年7月26日算至2018年4月16日），本息合计12373333.33元，故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辩称，一、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原告需提供支付案涉款项相关凭据。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贷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这样的借贷关系才算正式成立。原告需要提供案涉借款实际支付的相关凭证，原告以转款方式支付给袁祖明的借款有三笔共155.6万元，其他凭据需通过其他直接证据予以证明，无法证实原告请求的580万借款已完全履行。二、河边煤矿在案涉借贷债权中系担保人，且保证期间经过，保证责任依法予以免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在2013年7月26日出具的《借条》中，载明借款人为袁祖明，在记载为“本人用都格河边煤矿股份做担保”处加盖了河边煤矿公章，可推知河边煤矿为案涉借款的担保人。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中，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即2013年7月26日至2014年7月26日，保证期间应计算至2015年1月26日。债权人在此期间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法定保证期间已经过，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依法予以免除。三、若被告此后系债务加入，享有对债权人的合理抗辩权，即2013年7月26日至2014年7月26日。针对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诉讼时效期间制度的过渡与衔接，诉讼时效期间在民法总则实施之日前已经届满的，债务人已经确定地取得了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权，享有了时效利益，该抗辩权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消灭。因此，该笔借款的诉讼时效从2014年7月26日开始起算，于2016年7月26日后经过，原告诉请的该笔债权诉讼时效经过。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加入的裁判案例中，在债务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下其裁判规则为：如债务承担协议系只在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签订，则不适用[1997]4号批复的规定，第三人可行使原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本案中，河边煤矿单方向债权人出具承诺书，并非与债权人、原债务人三方签订债务承担协议，因此，被告可行使原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第三人袁祖明述称，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于2013年7月26日给江玲借款，是多笔借的，合计580万元，当时写了一张条子，2014年7月26日还清，但是由于煤矿不景气，没有还清，我是2015年6月30日进入看守所，所以之后的事情及写的承诺书我不清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江玲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二、2013年7月26日的《借条》一份、银行凭证9页，证明原告向袁祖明借款580万元的事实及交付借款的方式有银行转账、直接转入袁祖明银行账户的、袁祖明指定收款账户的、现金支付的；三、2013年6月15日借条及短信记录，证明袁祖明向原告借款并指定原告代袁祖明向第三方还款的事实。四、2016年9月10日，《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承诺书》一份，证明被告承诺原告出借给第三人袁祖明的借款，由被告负责偿还，且不受时间限制，直至还清为止；五、2017年11月9日，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出具的《不确认债权通知书》一份，证明2017年11月9日被告管理人对原告债权初审后提交第四次债权人会议审核未得到确认的事实；六、2018年4月13日水城都格河边煤矿管理人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于2018年4月12在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管理人处领取了不确认债权通知。经本院组织庭审质证，被告水城都格河边煤矿的质证意见是：对第一、五、六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支付凭据三种支付方式中直接转款给袁祖明的凭据共计155.6万元无异议，对转款给第三人陈玉霖、袁光富、陈林、张永传的凭据（共计400万元）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并未提供袁祖明授权原告支付以上四人的相关证据，因此达不到原告所陈述代袁祖明偿还以上四人的事实，对取款凭证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凭据是复印件，且取款与案涉款项并无关联，无法证实该取款就是支付给袁祖明的借款；对第三组证据短信记录的三性均有异议，信息人为袁光富和唐小海均不是袁祖明，所以无法证明系袁祖明授权原告代为支付；对第四组证据“承诺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承诺书”第三行载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担保袁祖明以上人员的现金....证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为担保人，该“承诺书”最后两行“以上12人投入的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借款必须执行水城县公安局经侦的调查结果并按照调查结果作为偿还债务的依据”，原告并未提供水城县公安局经侦的调查结果，因此，不应将该笔债务归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偿还。第三人袁祖明的质证意见为：对原告出示的证据都认可，但必须要在580万元内，不能超出580万元。被告及第三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本院审查，对原告方提交的第一、五、六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三组证据予以采信。对第二、三、四组证据，被告提出异议，且不能达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三组证据不予认定。通过对以上证据的分析，本院查明以下事实：第三人袁祖明系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2013年7月26日，袁祖明向江玲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今借到江玲人民币580万元，月利息按4%计算，借款期限定为一年还清，袁祖明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同时注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袁祖明股份作担保”并加盖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公章。2016年9月10日，水城县都格边煤矿出具《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郑重对以下12人承诺：江玲郑世祥王道群吴乔现杨彬漆宇袁光富罗义李毕生陶智勇叶英叶俊关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担保袁祖明借以上人员的现金用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投入，无论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如何处理，以上12人债务都由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偿还，且不受时间限至（制），直到还清为止。但以上12人投入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借款必须执行水城县公安局经侦的调查结果，并按调查结果作为偿还债务的依据。2016年5月23日，贵州贵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不能履行欠其到期合法债务5亿余元为由，申请对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进行破产清算，2016年11月29日，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2破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贵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破产清算，并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黔02破2号决定书，指定由贵州六盘水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2017年11月9日，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向江玲出具《不确认债权通知书》一份，对其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江玲于2018年4月12日领取了该《不确认债权通知书》后，遂诉至本院，请求对其债权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与第三人是否已实际产生借款本金58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2、被告是否应对实际发生的借贷金额承担担保责任？3、是否能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破产担保债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借条中载明袁祖明向江玲借款金额为580万元，但江玲提供的9张银行打款凭证中，仅有2013年4月10日的30万元、2013年5月10日的25.6万元、2013年6月20日的100万元三笔借款共计155.6万元的收款人为袁祖明，对该三笔借贷事实已实际产生，本院予以认定。其余四笔分别于2013年4月19日、2013年6月15日、2013年6月19日（两笔）打入收款人分别为张永传、陈玉霖、袁光富、程林的账户，江玲陈述之所以将款项打入该四人账户是因为袁祖明差欠四人借款，江玲是按照袁祖明的安排，将款打入四人账户替袁祖明偿还借款。但对该事实，江玲未提供证据证实袁祖明与四人存在借贷关系，不能证实袁祖明差欠四人的借款事实存在，因此，对江玲打入该四人的四笔款项不能认定为是袁祖明与江玲之间已实际产生的借贷关系。对2013年6月19日、2013年7月23日两笔江玲的取款，因江玲不能证实该两笔款项取出后支付给了袁祖明，故该两笔借贷关系也不能认定为江玲与袁祖明之间已实际产生。综上，根据江玲提交的银行凭证可以认定，江玲与袁祖明已实际产生的借贷金额为155.6万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袁祖明与江玲签订的《借条》内容来看，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及袁祖明均以担保人的身份进行签字盖章，因此，可以认定水城县都格煤矿是江玲与袁祖明借贷关系的担保人，其应承担江玲与袁祖明之间已实际产生的155.6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借贷关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但是，该借条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为一年，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未按照上述期限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则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的履行期届满期限为2014年7月26日，保证期限应计算至2014年7月26日之后半年，即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应截止到2015年1月26日止。虽然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出具《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承诺书》约定江玲等12人的债务由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偿还，且不受时间限至（制），直到还清为止。但该《承诺书》中对12名债权人的债权金额各为多少，借款中现金多少，银行转账多少，投入河边煤矿的投入多少，水城县公安局经侦的调查结果如何，偿还债务的依据是什么，均未在《承诺书》中进行确认，之后原告江玲也未对以上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承诺书》不能证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对江玲的债务担保责任不受时间限制，亦不能证明江玲与袁祖明之间的债务由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代为偿还。本案的原告江玲于2018年4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承担担保责任，其时已超过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时限，因此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已超过，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由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担保责任已经免除，因此，对江玲诉讼要求确认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破产担保债权本院不予确认。综上，对江玲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本院予以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刘 靖审判员 邓少旭审判员 罗 光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武静书记员李胡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