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3民初1336号原告深圳市百利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中环路**办公楼**2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7883887P。法定代表人黄楚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志军，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0210165764。委托诉讼代理聂沛，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711401451。被告王启任（曾用名：王万宇），男，汉族，1979年9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恒秀，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511723750。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勇旭，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610747664。第三人黄文威，男，汉族，1979年7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娇，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611480465。原告深圳市百利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启任及第三人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志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恒秀、胡勇旭，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深圳市百利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居间费18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23.04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7年12月18日，实际计至被告返还之日);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200万元租赁保证金的损失;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上述1,2项合计403.04万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期间，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楚强通过第三人黄文威找到被告，被告声称深圳市南宇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南宇公司”)拥有南宇工业园的厂房，其妻吴君颖在南宇公司担任总经理，能够促成承租该厂房，但是需向其支付180万元居间费作为报酬。此后，在被告的居间下，原告于2015年3月25日与南宇公司的代表吴君颖签订了《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下称“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向南宇公司承租深圳市××××路南宇工业园的房屋(下称“租赁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通过其法定代表人黄楚强的个人账户先后转给黄文威200万元，并指示黄文威将其中180万元转给被告，作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居间费。于是，黄文威分别于2015年3月30日、2015年6月10日、2015年6月29日、2015年7月1日、2015年9月24日分5次向被告账户分别转账92万元、50万元、16万元、20万元、2万元，共计人民币180万元。原告也委托黄楚见向南宇公司支付了200万元履约保证金。2015年12月底，原告联系南宇公司交付租赁物业事宜，发现此前南宇公司的联系人吴君颖早已辞职(原告和南宇公司签约后1个月)。南宇公司的相关人员称该租赁合同所涉厂房的所有权人为蔡丹冰，而非南宇公司，且南宇公司也无权处分该厂房，并为此出具情况说明。显然，该租赁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且事实上原告也未承租到该厂房，该厂房一直由其权利人出租给其他方在使用。被告未如实报告真实情况，反而故意隐瞒南宇公司并非南宇工业园厂房的所有权人这一事实，实施欺诈行为，使原告违背真实意思与其建立居间关系，并导致促成的租赁合同无效，原告基于居间合同的根本目的未实现。且原告向南宇公司支付的租赁保证金，南宇公司一直拒不返还。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居间费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王启任答辩称，第一、本案中《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已经成立，被告的居间服务已经完成。张健与被告、第三人黄文威均是多年好友，张健在知晓黄文威有意帮其老板黄楚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承租南宇集团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南宇工业园的房屋（以下简称“南宇工业园厂房”）后，张健即从中牵线，帮助黄文威与被告接洽（被告曾在南宇集团任职），请被告帮忙促成原告承租南宇工业园厂房，并承诺事成后原告会给予被告佣金服务费。在被告的协调帮助下，2015年3月25日，原告成功与南宇集团签订了《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并支付了200万元履约保证金。由于被告的居间协调，南宇集团在租金单价、租期以及免租期上均给予原告很大的优惠。租赁合同订立后，原告分五次通过黄文威向被告支付居间报酬人民币18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本案中，由于被告已促成《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成立，被告有权收取约定的居间报酬。第二、本案中《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不属于无效合同，也不属于效力待定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四十五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四百二十五条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被告在居间活动中已经尽可能地提供其所有知道的信息。被告是因为曾经在南宇任职知道南宇集团长期将南宇工业厂房对外出租，故促成了有签约意向的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被告并不清楚南宇工业园部分厂房为他人拥有的情况，故根本谈不上隐瞒相关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截止今日，原告提交的证据5房产证由于无原件，其真实性被告也无法确认，被告也无从得知为何原告能够获得该份显然不可能随意对外公开的证据。但从原告提供的资料显示，《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项下对外出租的面积为35000平方米，而蔡丹冰仅持有一栋面积为4102.83平方米的厂房；更甚者，蔡丹冰持有的厂房地址为宝安区大浪街道浪口工业区英泰路，而原告租赁的地址却在华××路南宇工业园，二者地址并不一致，该证据并不能说明蔡丹冰为南宇工业园的完整所有权人，退一步说，即使蔡丹冰拥有的上述厂房位于南宇工业园内，也只能证明蔡丹冰为南宇工业厂房的一小部分所有权人。实际上，南宇工业厂房确实一直均由南宇集团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在《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项下也是由南宇集团收取了200万的履约保证金。被告或其前妻从未挪用过该款项。即使南宇工业园权利登记簿上的所有权人确为蔡丹冰，也不影响南宇集团对该工业厂房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的权益。首先，即使南宇工业园权利登记簿上的部分所有权人为蔡丹冰，但蔡丹冰是南宇集团实际控制人王国平的二嫂，也曾长期作为南宇集团的股东（详见被告证据9工商登记查询单），其南宇家族企业的惯例本就是相互持有物业，被告因曾在南宇集团任职，故清楚南宇工业园的实际权利人是南宇集团。南宇集团签订《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不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其次，根据原告提供的照片显示，南宇工业园在其厂房门口即挂有招牌显示为“南宇工业园”，显然与南宇集团不可能毫无联系，该工业园一直以南宇集团的名义对外租赁且收取租金。该照片上显示的“金恒瑞物业”正好证明了被告提交的证据5《厂房租赁合同书》的真实性，南宇集团之前就曾将南宇工业园厂房租赁给深圳市金恒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证明该事项，被告已向法院申请调取南宇集团收取租金的银行流水）。《厂房租赁合同书》中租赁期限截止到2016年1月13日，正好与《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的起始租赁期限2016年1月14日相对应。再次，原告作为从事物业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的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基本的注意义务应当是核实租赁物的权利人等相关情况。假使在南宇工业园登记的权利人是蔡丹冰的情况下，原告竟然与毫无处分权的南宇集团签订年租金达7,800,000元的租赁合同并在合同签订后即支付了200万元的保证金，岂不正好反证了南宇工业园的实际权利人为南宇集团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与其前妻吴君颖串通欺骗原告，该恶意揣测并无任何依据。事实上，被告与前妻早于2013年3月25日因感情破裂而离婚，吴君颖也在2014年9月22日将南宇集团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并于2014年9月26日不再担任总经理（详见被告证据14、15）。最重要的是，收取200万履约保证金的乃为南宇集团而非被告和吴君颖二人！本案中，因被告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南宇集团长期将南宇工业园厂房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的行为显示其不可能是无权处分人，《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也自然不可能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第三、被告在促成《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付出了巨大努力。龙华厂房资源一直比较稀缺，工业园租赁竞争激烈，在原告之前，已有多家意向承租方和合作伙伴联系南宇接洽厂房租赁或合作开发事宜。为能让原告成功签约，被告将多家意向承租方劝辞，协调和处理多方关系，付出了相当的花费，最终原告于2015年3月25日成功签约。为使原告能以最优惠的价格承租南宇工业园，被告与南宇集团董事长王国平多次沟通，使其同意放弃其他意向合作伙伴，达成了有利于原告承租南宇工业园的几条重要合同条款，包括：（1）关于租金单价：每月65万元的租金。南宇工业园总面积为35000平方米，合同单价不足19元/平米，而当时周边工业园租金单价均在20元/平米以上，为原告每月的租金费用节省35000元以上。（2）关于租赁期限：成功签订长达8年的租赁期限。正常来说，其他工业园包括南宇集团过去的租赁期一般在3-5年之间。（3）关于免租期：为原告争取到2个月的免租期。实际上南宇工业园是现有厂房，租赁后便可投入使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有免租期，被告为原告争取到了两个月的免租期，为原告节省了130万元。（4）龙华工业厂房周边有纳入城市更新的范围，南宇工业厂房有可改造的机会，当时原告坚持要租更长时间，原告希望如有改造条件能够与南宇集团进行合作。被告在促成《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付出了巨大努力。就被告收取的居间报酬人民币180万元，原定其实是2个月租金计130万元，南宇集团是现有厂房出租本无需给予免租期让原告进行装修，在被告的协调下，租赁合同给予原告2个月免租期后，原告同意再将免租期中1个月的租金作为报酬支付给被告，因此约定的居间报酬共计人民币195万元。但被告看在与第三人黄文威多年友情的份上予以优惠最终只收取180万元的好意头为居间费。第四、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诉求没有任何合同与法律依据，且由于原告曾与黄文威、南宇集团伪造证据、向法庭提供虚假陈述，被告合理怀疑三方恶意串通侵害被告的合法权益，特请求法院中止本案审理，待另案审结后再恢复诉讼。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要求支付居间费的资金占用费及赔偿租赁保证金的损失，该诉求无任何合同及法律依据。同时，原告已向宝安法院起诉要求南宇集团归还租赁保证金200万元，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其也不应在本案中重复要求赔偿租赁保证金，否则其将获得额外利益。此外，在本案之前，原告曾让第三人黄文威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案号：（2016）粤0303民初12221号】，并在一审二审中均否认与原告的关系，否认本案的居间事实，否认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之真实性，将本案的180万元居间报酬编造为旅游投资款项。《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形式，即：“书证、物证、视听材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故当事人的虚假陈述应视为伪证的一种形式。更甚者，第三人黄文威居然在上述案件中提供了关于原告的《证明》，“我公司从未委托黄文威寻租房屋，也未与其合作承租房屋”，该行为应当被定性为伪造证据，其伪造证据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同时，原告还提交了南宇集团的一份《情况说明》（原告提交的证据6），“位于深圳市××××路南屿工业区的房屋，其权利人为：蔡丹冰，非我公司名下的物业，我公司对其无任何处分的权利”。若情况确实如南宇集团所述，为何南宇集团在2015年3月27日收到款项后不立即归还？！且根据被告了解，由于南宇集团债台高筑，其公章早已被债权人控制，目前可见该份证据依然属于向法庭提交伪造证据。本案中，被告完全有理由怀疑原告是与黄文威、南宇集团三方串通侵害被告的合法权益，否则正常情况下，当事人在南宇集团违约后第一反应必然是找南宇集团要求退还履约保证金并要求赔偿损失，而非串通南宇集团提供虚假证据来起诉被告。黄文威曾称原告已于2017年10月30日将南宇集团诉至宝安法院，该时间点正处于上述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后，实际上诉南宇集团的立案时间是2018年1月9日【案号：（2018）粤0306民初1443号】。原告诉南宇集团的用意十分明显，正是为了造成原告与南宇集团并未串通的假象。此外，由于现在南宇集团债台高筑，许多老员工纷纷辞职，南宇集团目前是否将厂房交付，被告无法核实，不排除南宇集团已经交付厂房后与原告串通要求被告退回居间费用的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被告特请求贵院中止本案审理，待（2018）粤0306民初1443号案审结后再恢复诉讼。第三人黄文威答辩称，1、原告法定代表人经第三人介绍与被告认识，由被告直接向原告提供居间服务。第三人仅是将被告介绍给原告的负责人黄楚强认识，由黄楚强直接与被告沟通，并商谈具体的居间服务细节。2、第三人曾代原告向被告支付过居间服务费，因为第三人分别与黄楚强、被告认识，且各自认识多年，但是黄楚强与被告之间刚认识不是很熟，基于对第三人的信任，所以黄楚强在交易过程中就提出将钱转给第三人，再由第三人按黄楚强的指示分批次代为交给被告，黄楚强共转帐给第三人200万元，并按照黄楚强的指示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转帐180万元给被告。其中有20万元是黄楚强为了答谢第三人介绍被告认识的茶水费。第三人介绍被告与原告认识外并未参与其中的交易环节，都是由黄楚强与被告与原告当时的总经理吴君颖商谈的。3、第三人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是为了协助原告查清事实挽回损失。因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任何居间合同及相应费用的转帐记录，直接诉讼的话没有证据，同时黄楚强支付给被告的钱又是第三人收代付的，出于朋友之间的情谊，第三人提出以其名义起诉，目的也是希望在诉讼中查明相应的真实情况。诉讼时被告也确实承认了其收取了黄楚强的钱，理由是提供了居间服务。在查清上述事实后，第三人向法院提起了撤诉。4、原告代表人黄楚强与第三人之间是朋友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作或人身上的隶属关系。经审理查明，原告欲承租南宇工业园厂房，原告法定代表人黄楚强遂通过第三人黄文威结识被告，并经由被告撮合，原告与深圳南宇集团有限公司（原深圳市南宇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南宇公司）在2015年3月25日签订《南宇工业园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即向南宇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此后，原告法定代表人黄楚强陆续向第三人转账支付人民币200万元，并指示其将其中的人民币180万元作为居间费支付给被告。此后，因原告未能实际承租南宇工业园区，第三人于2017年11月17日将人民币20万元退回原告法定代表人黄楚强。另查，南宇公司在2010年9月20日与深圳市金恒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书》，约定将南宇工业园（面积35000㎡）出租给深圳市金恒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租期至2016年1月13日止，双方均实际履行该合同。又查，案外人吴君颖时任南宇公司总经理，系被告前妻，双方于2013年3月25日离婚。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法院调查南宇工业园的产权信息及吴君颖的社保记录。经查，南宇工业园仅部分厂房面积进行了登记（面积4102.83㎡），权利人为案外人蔡丹冰，核准日期为2010年2月9日，其余部分未进行登记。截止2015年8月，吴君颖的社保参保记录显示其供职于南宇公司。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调取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合同并非要式合同，合同双方通过口头协商亦可达成。本案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于被告就租赁南宇工业园提供了居间服务，均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被告在提供居间服务时是否存在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从而导致原告未能实际租赁南宇工业园，对此本院认为：一、在原告与南宇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南宇公司与深圳市金恒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尚正常履行，被告曾在南宇公司任职，故其认为南宇公司拥有南宇工业园出租权的认知符合一般常理；二、案外人蔡丹冰虽拥有南宇工业园部分物业产权，但面积仅占南宇工业园总体面积的小部分，且该情况并不完全排斥南宇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整体出租南宇工业园；三、原告作为物业租赁、管理的专业公司，其自身应当具备较普通民事主体更高的专业鉴别能力，在签订租赁合同、支付履约保证金前，原告应审慎核查租赁合同相对方即南宇公司的履约能力。基于前述原因并结合案件证据，本院无法认定被告在提供居间服务时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因被告在原告与南宇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提供了居间服务，原告应向被告支付报酬。至于原告未能与南宇公司实际履行租赁合同从而造成原告损失，原告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百利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要求被告王启任返还居间费人民币18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人民币230400元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深圳市百利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要求被告王启任赔偿租赁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损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044元由原告深圳市百利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柯名人民陪审员  谭 平人民陪审员  江 丽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黄晶晶书记员王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