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1民终53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兴杰，男，1986年1月17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莫云平，女，1983年6月6日出生，住南宁市青秀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林，广西作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勇军，男，197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上记载的住址为江西省上饶市，现住南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忠，广西科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敏，广西科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兴杰、莫云平因与被上诉人谭勇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2017）桂0105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5日以询问调解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兴杰、莫云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林，被上诉人谭勇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兴杰、莫云平上诉请求：1.撤销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2017）桂0105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谭勇军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本案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是合伙协议纠纷。正常的民间借贷合同或协议，都会明确写明《借款协议》或《借条》，而在本案中，杜兴杰和谭勇军于2016年12月31日签订的是《还款协议》，其原因就在于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签订《还款协议》的基础是杜兴杰、案外人杜兴锋与谭勇军分别于2013年3月5日、2013年6月6日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法律关系是建立在法律事实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基础之上的，既然杜兴杰和谭勇军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则两人签订的《还款协议》将因为缺乏事实基础不能成立，因此，一审判决以不能成立的《还款协议》支持谭勇军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人为的割裂《合作协议》与《还款协议》之间的联系，导致了判决结果的错误。在本案中，一审判决据以支持谭勇军诉讼请求的依据是2012年6月15日、2013年3月17日、2013年12月30日杜兴杰和谭勇军发生的三笔款项，而这三笔款项显然是基于2013年3月5日、2013年6月6日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产生的，与2016年12月31日签订的是《还款协议》没有任何关系。既然这三笔款项是基于合作关系产生，杜兴杰和谭勇军之间并没有借款的合意，《还款协议》也是不能成立的。3、本案中，杜兴杰和谭勇军之间基于《合作协议》产生的合伙关系与基于《还款协议》产生的借贷关系不能转化。一个法律关系转化为另一个法律关系的前提是新的法律关系产生后，旧的法律关系必须消灭。在本案中，由于杜兴杰和谭勇军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合伙关系，在没有消灭合伙关系前，基于合伙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转化为借贷关系。本案的一审判决将会导致一个违背公平原则的结果出现:(1)谭勇军的合伙投资款在投资有盈利的情况下，能够顺利收回并分享投资收益;(2)谭勇军的合伙投资款在投资亏损的情况下，能够以借款的名义顺利收回。事实上，谭勇军之所以逼迫杜兴杰签订《还款协议》，原因就在于其想保证合伙投资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收回。故基于《合作协议》产生的《还款协议》，由于杜兴杰和谭勇军事实上并没有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还款协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据没有成立的《还款协议》支持谭勇军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在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表述“谭勇军分三次以转账方式依约转给杜兴杰投资款共19万元，并解释称其余投资款均系现金购买了蛇苗”，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以谭勇军的口头解释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错误的。5、2013年12月30日的个人取款回单显示，由于该笔款项并不是银行转账，杜兴杰在个人取款回单上签“收到”只是表示知道该个人取款回单，并不能证明杜兴杰收到个人取款回单所列的款项。2013年5月24日个人存款回单证明，在该笔款项中，谭勇军的身份是代理人，也就是代理杜兴杰到银行存该笔款项，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是借款。故前述两笔款项共计8万元跟本案无关，更不能认定为借款。6、即使本案中涉及银行的款项42万元全部和《合作协议》、《还款协议》有关，并且《还款协议》合法有效，根据谭勇军的陈述，合作投资款己全部付清，那么，根据《合作协议》、《还款协议》谭勇军应当付给杜兴杰的全部款项应当为316000元+230000=546000元，而谭勇军付给杜兴杰的款项为42万元，两者差额为126000元，相差的126000元应当从230000元借款中扣除，杜兴杰与谭勇军之间的借款应当为104000元，一审判决认定借款为230000元也是错误的。7、根据2018年1月1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不论杜兴杰是否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义务，莫云平都不应该承担责任。由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支持杜兴杰和莫云平的上诉请求。 谭勇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对于上诉所提及的2018年的相关司法解释是新出的，根据不溯及既往原则，该司法解释不应适用于本案。夫妻生活共同所负债务需要相关债权人证实，但是本案涉及的债务是因生产所负的债务，两者概念不同。 谭勇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兴杰、莫云平立即偿还谭勇军借款本金23万元；2、判令杜兴杰、莫云平向谭勇军支付利息，利息以23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8日起，按年率10%计算到清偿之日止；3、判令杜兴杰、莫云平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兴杰与莫云平于2011年5月13日登记结婚。2012年6月6日、2013年3月5日，谭勇军、杜兴杰、杜兴锋三人签订了两份合作协议，约定三人合伙养蛇，合作期分别至2020年6月6日、2020年3月5日，合作期间，谭勇军通过转账方式向杜兴杰支付了19万元投资款，谭勇军自述其余投资款均以现金方式购买蛇苗。合作期间，谭勇军与杜兴杰尚发生了借贷关系，2016年12月31日，杜兴杰与谭勇军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对此前杜兴杰向谭勇军的借款进行了结算，确认截止当日，杜兴杰尚欠谭勇军借款本金23万元，其中，2012年6月15日与2013年3月17日分别借了10万元，2013年12月30日借3万元，借款方式均为转账；双方约定杜兴杰应于2017年3月28日前付清，逾期未付清的，以尚欠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各执一份，谭勇军自行在其所执的协议第三点还款担保一栏中，添加了“夫妻双方所有资产”字样。2017年4月11日，谭勇军向一审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谭勇军与杜兴杰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均有缔约的能力；谭勇军与杜兴杰达成民间借贷合意、谭勇军向杜兴杰支付了借款、杜兴杰向谭勇军出具还款协议，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故杜兴杰应该依约承担还款付息的义务。同时谭勇军举证证明本案借贷发生于杜兴杰与莫云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杜兴杰认为其与谭勇军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谭勇军未依约支付投资款，其所诉借款实为合伙投资款，但杜兴杰所举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谭勇军对此并不否认，该证据并不足以否定谭勇军所诉的借贷关系，至于双方合伙的投资款是否足额支付的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可另案处理。综上所述，对谭勇军要求杜兴杰、莫云平依约偿还借款本金23万元，予以支持；对谭勇军要求杜兴杰、莫云平依约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23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8日起按年利率10%计，其利率计算并未超出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查谭勇杰与杜兴杰签订的还款协议，双方约定还款期限系2017年3月28日前，则逾期利息应自2017年3月29日起计算。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杜兴杰、莫云平共同向谭勇军偿还借款本金230000元；二、杜兴杰、莫云平向谭勇军支付借款利息，以230000元为计息本金，自2017年3月29日起，按年利率10%计至债务清偿完毕止。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杜兴杰、莫云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杜兴杰、莫云平在二审中提供两份证据:证据1.《劳动合同书》，拟证明莫云平系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分行的员工，莫云平与杜兴杰无共同生产经营事实；证据2.对私客户对账单、收入证明，拟证明莫云平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杜兴杰所负的债务不是用于夫妻家庭生活。对于上述两份证据，谭勇军的质证意见是：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而且该两份证据应在一审时提出；对于证据1，杜兴杰与莫云平是夫妻，莫云平完全可以在业余生活中参与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对于证据2，对帐单中记载，莫云平于2012年6月27日转款23000元给杜兴杰，于2012年7月3日转款2万元给杜兴锋，2017年7月4日杜兴杰转款2万元给莫云平，2012年8月1日莫云平转款2000元给杜兴杰，这些银行流水记录所发生的交易正是杜兴杰、杜兴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收入，如莫云平没有参与到生产经营中，则完全没有义务转钱给杜兴锋。对杜兴杰、莫云平提交的两份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是：谭勇军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中的收入证明系由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分行于2018年5月出具，属于本案二审时出现的新的证据，结合证据1，可以证明莫云平在本案借贷关系发生时有固定职业，有稳定收入。 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杜兴杰、莫云平对其中部分事实有异议，谭勇军无异议。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杜兴杰、莫云平对一审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合作期间，谭勇军通过转帐方式向杜兴杰支付了19万元投资款，谭勇军自述其余投资款均以现金方式购买蛇苗”的表述有异议，认为谭勇军仅支付了14万元，不是19万元；并且一审法院以谭勇军的口头解释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错误的。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合伙协议及履行情况非本案调查重点；谭勇军转款19万元给杜兴杰已有银行转款单证明，杜兴杰亦签字确认；对于谭勇军的自述，一审法院仅仅是作了客观表述，并没有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因此杜兴杰、莫云平所提出的上述异议不成立；2、杜兴杰、莫云平还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表述“杜兴杰与谭勇军发生了借贷关系，并经结算，杜兴杰欠谭勇军23万元”有异议，认为双方是合作投资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上述事实是一审法院根据杜兴杰与谭勇军签订的《还款协议》内容所进行的客观表述，该协议中明确写明双方发生了借贷关系和借款、欠款金额，因此杜兴杰、莫云平所提出该异议亦不成立。综上，杜兴杰、莫云平所提出的异议均不成立，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莫云平从2008年7月起至今为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分行职员。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还是合伙协议纠纷问题 本案的讼因是由于杜兴杰未按2016年12月31日与谭勇军签订的《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而成讼。在该还款协议中明确写明杜兴杰曾向谭勇军借款，以及借款的时间、金额、方式、欠款金额和利息计算等内容。该协议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所规定的借款合同的特征，即“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该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双方为该协议的履行产生纠纷则属于借贷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准确。若杜兴杰与谭勇军之间还存在合伙协议纠纷，双方可另案处理。 二、关于本案借款金额实际是多少的问题 杜兴杰、莫云平认为，将涉案的银行转帐单据与《合作协议》、《还款协议》所涉款项以及谭勇军的陈述相结合，即便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借款的金额实际应为104000元。本院认为，杜兴杰、莫云平的上述理由完全是将借贷关系和合伙关系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并不排除合伙人之间产生新的、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若产生纠纷，应适用不同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还款协议》已明确谭勇军与杜兴杰之间的借贷关系及借款金额，谭勇军亦提供了银行转帐凭证，证明协议中所述的借款本金23万元已实际支付给杜兴杰。因此，杜兴杰、莫云平所提出的上述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23万元正确。 三、关于莫云平应否与杜兴杰共同偿还借款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第四条规定：“本解释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本案的《还款协议》没有莫云平签字，不能证明借款是杜兴杰、莫云平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本案借款金额为23万元，数额较大，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莫云平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作为债权人的谭勇军没有证据证明杜兴杰将借款用于其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依据上述规定，谭勇军要求莫云平与杜兴杰共同偿还借款本息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一审法院判决杜兴杰、莫云平共同偿还谭勇军借款本息，本院依据上述新的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改判。 综上所述，杜兴杰、莫云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2017）桂0105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 二、杜兴杰向谭勇军偿还借款本金230000元； 三、杜兴杰向谭勇军支付借款利息，以230000元为计息本金，自2017年3月29日起，按年利率10%计至债务清偿完毕止； 四、驳回谭勇军对莫云平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750元，由杜兴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桂全 审判员  屈勇强 审判员  涂媛媛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何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