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03民初6420号原告：江门市中进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天福路****和**。法定代表人：秦建江。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海贤、梁彧健，均系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门市蓬江区梵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龙安工业区**厂房之一v>法定代表人：易虹。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燕，系广东诺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金辉，系广东诺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曾杰涛，男，汉族，1978年2月19日出生，住江门市蓬江区，原告江门市中进进出口有限公司诉被告江门市蓬江区梵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梵高公司）、曾杰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裁定转换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海贤、梁彧健，被告梵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燕、梁金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曾杰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梵高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278147.31元及利息（以1278147.31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0.8%计算至2017年3月31日止，从2017年4月1日起按月利率1.6%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2.判令梵高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以2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30日起按月利率0.8%计算至2017年7月30日止，从2017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1.6%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3.判令曾杰涛对梵高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2015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合共借出款项240多万元给梵高公司，梵高公司仅偿还了部分款项。2017年1月1日，原告与梵高公司进行对账，梵高公司确认仍拖欠原告借款本金1278147.31元。同日，原告与梵高公司、曾杰涛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梵高公司需于2017年3月31日前还清款项，借款期限内月利率为每月0.8%，逾期利率为每月1.6%。曾杰涛对梵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2017年6月30日，原告与梵高公司、曾杰涛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原告代梵高公司出借25万元给佛山市顺德区华和富贸易有限公司，梵高公司承诺于2017年7月30日前还款，借款期限内月利率为每月0.8%，逾期利率为每月1.6%。曾杰涛对梵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上述两笔款项的还款期限届满后，梵高公司、曾杰涛均未按约定还款给原告。梵高公司、曾杰涛的行为已属违约，依法应立刻偿还拖欠的借款本息给原告，原告因此起诉。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营业执照2份、身份证1份、2017年1月1日《借款协议书》1份、《借款借据》1份、《收据》1份、银行业务凭证16份、2017年6月30日《借款协议书》1份、转账凭证34份、《担保书》1份。被告梵高公司辩称：1.对原告的诉请全部不予确认，请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原告陈述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证据不足，原告诉求被告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理据不足，应予驳回。2.原告诉称的事实严重脱离生活常理。原告没有出借过款项给被告。原告在起诉中陈述在2015年-2016期间多次、频密将款项出借给被告，合共出借240多万元，没有证据支持，被告不予确认。原告陈述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原被告双方作为经济理性的商事主体，在经济交易中，双方没有收据、欠款、借款协议，并没有就还款时间、利息进行任何约定的前提下，原告出借大额借款给被告的说法严重不符合生活常理。原告证据中的相关《借款协议书》及借据、收据中记载的金额是1278147.31元，该数额更不符合借款常理。原告在起诉中陈述，梵高公司陆续清偿了部分款项，请问原告能否解释清楚是如何清偿款项的？梵高公司认为双方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与法律关系，原告难以自圆其说。原告向被告购买货物进行代理出口，原告向被告购买货物支付货款，只会是原告拖欠被告货款，不存在被告拖欠原告款项的可能，不存在被告向原告借款的实际需求。原告作为出借人，其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3.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关系，而是代理出口的关系。原、被告在2015-2016年期间，双方之间存在代理出口的关系，即原告向被告购买货物，以原告的名义办理货物出口、收取外汇、退税，并返款给被告等。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并不是借贷关系而产生，而是因代理出口关系而产生。原被告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若原告认为与被告之间在代理出口关系中有未了结的债务，原告须变更其诉请事实，法院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即代理出口关系审理本案，而不应继续以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同时，因为本次原告的起诉，被告经初步核实，发现原告仍欠被告货款。被告保留向原告诉请返还的权利。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属于原、被告因代理出口而发生的往来款。被告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原告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为方便法庭查清原、被告双方之所以存在款项往来的事实，现被告对原、被告之间代理出口、款项往来过程简单陈述如下：被告经营范围为生产、制造、销售五金家具，被告的客户主要是外国客户。原告是进出口公司，对货物进出口贸易具有经营经验。2015年年底，原、被告就货物出口达成代理出口协议（被告提交了相应证据），原告为被告的货物出口按照协议办理出口、报关和收汇等手续，原告向被告收取一定的服务手续费。被告在经营过程中，通过与外国客户商谈，确认订单的数量、出口方式、付款方式等。被告会发PI（形式发票）给外国客人确认，PI上面会显示收汇账户（客人货款，通常是美金）。因为原告与被告有代理出口协议，所以该PI的收款账户为原告的外汇结算账户。在具体代理出口过程中，被告的货物需要出口报关的，会发送装箱单资料及产品单价给原告做报关资料，被告安排货物的订舱、运输等，原告会根据被告提供的装货资料及报关资料通过报关行进行报关出口。货物报关完成后，被告的外国客户按照被告的指定，将货款支付到原告的收汇账户，原告在扣除一定的服务费后，再支付给被告。因被告与客户的付款方式不同，会有不同的收款流程。例如，若被告与客户约定的付款方式是TT（电汇）。则被告会根据货物资料以及交货方式资料制作提单，原告收到客人货款后，发送收款流水单给被告，被告确认后再汇提单费用给船公司，然后收到正本提单后寄给被告客户。原告作为出口代理收到被告的外国客人汇的货款后，会根据当日牌价结汇，然后汇给被告的账户。原告在汇款给被告前，会要求被告提交开票资料以及相应的发票。若被告与客户约定的付款方式是信用证方式付款的，则外国客户将信用证开到原告的指定收证行，然后被告根据信用证条款进行生产、出货，交单资料是按信用证条款要求进行。银行交单成功后，原告收到银行的款项后，结汇扣费后再汇给被告，同样，原告会要求被告提交开票资料以及相应的发票。5.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请。原告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不能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原告有出借款项的行为，应予驳回其诉请。原告提交的关键证据《借款协议书》是伪造的，其中被告的印章是虚假的，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双方没有就借款事宜达成任何协议。退一步，即使按照2017年1月1日《借款协议书》的第四条第2点、第六条的约定，原告应在签订协议后向被告的特定账户放款，而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中，转账时间在签订协议前，有多笔并不是尾号为7585的账户收款。可见，原告没有向被告特定账户按时放款。原告提交的部分凭证的汇款备注明显记载是货款，更可以明确印证该款的性质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货款，并不是借款。可见，原告主张款项性质是货款，并不是借贷，与原告主张不符。6.原告诉请的逾期利息计算标准与其提交的证据不符。《借款协议书》中第八条第一款约定逾期还款的利息是贷款利率的50%，与原告在诉状中主张的月利率1.6%不符。7.原告并未实际出借款项给被告，故被告不存在还款的义务。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合同，原告并未按照合同履行出借款项的义务，故合同未生效。假设《借款协议书》上被告的印章是真实的，结合《借款协议书》第四条第2点、第六条等约定，以及原告的证据，被告认为原告并未实际出借款项给被告，并未按照向被告的特定账户放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另外，根据《民法总则》第146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即使该合同是真实的，但原告与被告梵高公司并无借款意思表示、行为，《借款协议书》也是无效的，依法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原告不能据此起诉要求被告梵高公司还款。8.被告曾杰涛的个人行为不应由被告梵高公司承担。原告与被告梵高公司一直以来不存在借款协议，原告与被告曾杰涛个人是否存在借款协议书，被告梵高公司不知情。被告曾杰涛的签名不能代表梵高公司的真实意思，被告梵高公司没有授权被告曾杰涛处理代理出口业务以外事务，从来也没有授权曾杰涛以被告梵高公司的名义或者代理人进行借款事项，曾杰涛也不是被告梵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曾杰涛在处理原告与被告梵高公司的借贷事务中构成表见代理。在2016年年底，因被告梵高公司的两名股东在管理方面发生分歧，原告与被告股东曾杰涛串通制作上述《借款协议书》，企图侵犯被告梵高公司的合法权益。原告以及被告曾杰涛涉嫌伪造证据，串通诉讼，请法院依法对相关案件涉及被告印章的文件进行鉴定，查清事实，对相关违法人员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严查处理。9.原告并不是善意的协议书相对人。原告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试图与被告曾杰涛串通虚构借款协议，虚构借贷债务，侵害被告梵高公司的合法权益，将被告曾杰涛的个人债务，增加债务人梵高公司，意图侵占被告梵高公司的合法权益。《借款协议书》明显是原告制作，与被告曾杰涛串通签订。对2017年1月1日《借款协议书》的数额如何得来，原告不能清楚解释，缺乏依据。被告梵高公司没有授权被告曾杰涛处理借款事宜，原告不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确认借款事宜，也不审核是否存在相关授权书的情况下，就直接与被告曾杰涛确认借款债务事宜，明显属于恶意串通。从原告制作协议书的行为、意图、手段、原因等，都证明原告不是善意的相对人。10.根据《民法总则》第162、171、172条等关于对代理以及第140条真实意思表示的规定，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协议并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曾杰涛并没有权限代理梵高公司盖章，以及无权代理作出借款行为。综上，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原告借款及利息，证据不足，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由其承担全部诉讼费。被告梵高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代理出口协议》1份、被告梵高公司与客户的形式发票（PI）以及装箱单10份、原产地证明3份、《信用证通知书》6份、《信用证修改通知书》2份、提单2份、《代理报关委托书》1份、报关单1份、《装箱单》1份、《发票》1份、《成交确认书》1份、报关单5份、中国银行《贷记通知》12份、中国银行《客户贷记回单》1份、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1份、广发银行《单证收款通知》2份、广发银行《收账通知》6份、广发银行《付账通知》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41份、《产品购销合同》5份、qq聊天记录截图9份、银行流水2份、微信对话1份、《注销印章证明》1份、《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刻制印章备案证明》1份、《刻章许可证》1份、《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刻制印章备案证明书》1份。被告曾杰涛无答辩，也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依职权向曾杰涛作出《询问笔录》1份、本院司委办复函《关于终止司法委托鉴定函》1份。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质证，本院查明如下：1.原告诉请的第一笔借款的由来。原告与梵高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出口业务关系，形式上为原告作为需方与梵高公司作为供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由原告购入货物再出口。根据《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在代理出口过程中，原告存在预付货款的行为。原告代理梵高公司出口货物后，以原告的名义进行收汇。根据原告整理的数据，自2015年12月3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原告支付了31笔款项给梵高公司，合计3484258.91元，这31笔款项，有些是整数，有些则有小数点后两位数，金额从几千元至几十万元不等，经审核银行付款凭证，31笔款项多数备注为货款，其中发生在2017年度的有4笔共50多万元。2017年1月1日，原告作为贷款人（甲方），曾杰涛作为连带保证人（丙方）签订《借款协议书》，《借款协议书》上还约定梵高公司作为借款人（乙方）。《借款协议书》约定原告于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已借款1278147.31元给梵高公司，借款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借款用途为购买生产材料，各方指定了乙方的收款账号。借款期限内月利率为每月0.8%，逾期利率为在合同确定的利率水平上加收50%。《借款协议书》约定曾杰涛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借款协议书》落款处的乙方栏加盖了“江门市蓬江区梵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但乙方处没有经办人员签名。经与梵高公司提供的《注销印章证明》、《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刻制印章备案证明书》简单重叠比对，《借款协议书》上的印章字体、五角星与《注销印章证明》、《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刻制印章备案证明书》备案的印章不能有效重合，两者印文字体间距亦不相同，凭肉眼已能辩别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经法庭传唤询问曾杰涛，曾杰涛否认在《借款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但表示如果公司要承担责任时自己愿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原告诉请的第二笔借款的由来。2017年6月30日，原告作为贷款人（甲方），曾杰涛作为连带保证人（丙方）签订《借款协议书》，《借款协议书》上还约定梵高公司作为借款人（乙方）。协议约定原告于2017年6月30日代梵高公司出借25万元给佛山市顺德区华和富贸易有限公司，借款期限为2017年6月30日至2017年7月30日，借款用途为购买生产材料。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内月利率为每月0.8%，逾期利率为在合同确定的利率水平上加收50%。协议约定曾杰涛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借款协议书》落款处的乙方栏加盖了“江门市蓬江区梵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但乙方处没有经办人员签名。经与梵高公司提供的《注销印章证明》、《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刻制印章备案证明书》简单重叠比对，《借款协议书》上的印章字体、五角星与《注销印章证明》、《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刻制印章备案证明书》备案的印章不能有效重合，两者印文字体间距亦不相同，凭肉眼已能辩别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2017年6月30日，原告转账支付了25万元给佛山市顺德区华和富贸易有限公司，备注的用途为货款。经法庭传唤询问曾杰涛，曾杰涛否认在《借款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但表示其代公司承认这笔借款，逾期利息应按月息千分之十二计算。3.江门市中进进出口有限公司、曾杰涛、梵高公司的关系。曾杰涛是梵高公司的股东，占60%股份。江门市中进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梵高公司存在进出口代理关系。4.鉴定情况。梵高公司收到应诉手续后，于2017年11月22日提交《申请书》，申请对2份《借款协议书》加盖的“江门市蓬江区梵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公章进行司法鉴定。在鉴定过程中，梵高公司没有预付鉴定费用，本院司委办终止了鉴定程序。本院认为：庭审中，根据诉辩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以及证据记载的事实，法庭已经向原告释明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应该按基础关系进行审理，原告认为双方构成借贷关系，确定其不变更诉讼请求，坚持按民间借贷纠纷进行诉讼，故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原告诉请的款项来源于代理梵高公司进出口货物，原告认为其与梵高公司、曾杰涛已将货款结算拟制为借款，对此梵高公司并不认可，梵高公司辩称关键证据《借款协议书》中的印章是虚假的。《借款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但没有经办人签名，在本案中无法查明盖章过程。在无须借助专业设备、技术的情况下，仅凭普通人简单手工比对，肉眼已经足以识别《借款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与梵高公司在印章管理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故本院认定《借款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不是梵高公司的公章，《借款协议书》对梵高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也即梵高公司并未与原告达成合意将货款转化为借款，原告据此诉请梵高公司偿还借款1278147.31元及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应予判决驳回第一项诉讼请求。至于原告与梵高公司之间因进出口代理合同而产生的货款纠纷，双方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原告诉称其代梵高公司借出了25万元给佛山市顺德区华和富贸易有限公司，核心证据是2017年6月30日《借款协议书》。如前所述，《借款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但没有经办人签名，在本案中无法查明盖章过程。在无须借助专业设备、技术的情况下，仅凭普通人简单手工比对，肉眼已经足以识别《借款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与梵高公司在印章管理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故本院认定《借款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不是梵高公司的公章，《借款协议书》对梵高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又因曾杰涛只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并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无权代表梵高公司代为承认与原告的借贷关系，故本院不予认定原告代梵高公司借出了25万元给佛山市顺德区华和富贸易有限公司。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梵高公司偿还两笔借款，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主债务不支持，本院亦不支持原告诉请曾杰涛因本案借款而产生的担保债务，如梵高公司因其他法律事实、关系而担责，曾杰涛的担保责任亦应依另者事实、关系而定，本案不予理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门市中进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19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5191元，由原告江门市中进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审 判 长  肖 剑人民陪审员  陈小青人民陪审员  梁德毅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梁沛杰书记员阮钊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