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06民初15288号原告：黎世铭，男，197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勇，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伟雄，男，1956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告：邵允聪，男，1985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曙光，广东广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黎世铭与被告何艳玲、邵伟雄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经审查后裁定驳回原告黎世铭的起诉，后经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案。因被告何艳玲于诉讼期间死亡，本院依法通知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邵允聪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1月9日、2018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勇、何艳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允聪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曙光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勇、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曙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邵伟雄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189000元并从2014年11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被告邵允聪对上述债务在继承何艳玲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8年4月28日，原告与何艳玲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何艳玲将其所有的位于广州市XX商铺出租给原告，租赁期限为五年，即自2008年9月1日起至2013年9月30日止；每月租金80000元在每月的10日前支付。同日，原告向何艳玲交纳240000元保证金。之后，双方约定2012年至2013年的租金变更为每月82000元。何艳玲与被告邵伟雄是夫妻关系，原告所支付的款项多数是付至邵伟雄账户。租赁合同终结后，原告多次要求何艳玲返还保证金及多支付的租金，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告需向何艳玲支付租金186000元，何艳玲返还原告保证金240000元。对于原告在租赁关系期间向被告多支付的款项，该院认为：“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为2008年9月份至2011年租金为80000元，2012年至2013年租金为82000元”，并认为“本案处理的是租赁关系纠纷，对于双方租赁关系以外的其他往来款项，本院不予处理。”可见，在租赁期限内原告向何艳玲多支付189000元应为何艳玲的不当得利，依法应返还给原告。两被告辩称，一、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1．被告取得案涉款项有合法依据和事实原因。双方之间存在多年租赁合同关系，双方长期存在多性质的款项往来，如租金、押金、代收款等，从2008年8月28日起原告已按每月90000元的标准支付租金，多年后再称是不当得利，与事实和常理严重不符。2．原告本身是专业转租人，长期靠转租他人物业谋取利益，原告在前诉讼中承认将被告的物业转租给中国移动公司的事实，在依据双方租赁合同第五条第四项约定，原告转租需要重新定租金，被告得知原告转租且租金高达十几万元时有找原告协商，原告也答应按每月90000元的租金支付给原告，原告多年来也是以90000元缴纳租金，原告转租的事实，合同对转租的约定及原告多年按90000元租金的实际执行的事实，说明被告取得案涉款项有合法依据与充分的事实原因。3．在（2014）穗海法民三初字第6号案中认定：“但从内容反映，只是对2011年1—6月汇单上多付1万元事实的确认，并无延伸至确认其他时段多付了款项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主张之后仍每月多付款依据不足”。也就是说，该生效判决已对2011年6月以后不存在多付款的事实作出认定，原告试图再以不当得利为由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势必造成两个法院之间的矛盾，严重损害法院的权威性和严肃性。4．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致他人因此受到损失。在认定不当得利时，应特别注意取得的特征，尤其是给付型的不当得利指的是瞬间偶然行为，并非一种持续、多发状态，本案原告在长达两年多时间定期每月向被告支付款项，原告称该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不符合常理及生活逻辑。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称被告因经济问题要求原告多支付部分租金及被告受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应承担举证责任，在举证不能时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本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就同样事实与证据，前诉讼查明认定原告在2011年6月份后的主张依据不足，反而被告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受益款项的原因与依据，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之日起计算，本案原告若认为案涉款项属于不当得利款，应在2013年5月27日最后一次多付8000元起两年内提起不当得利诉讼，原告在2016年才提出该诉讼明显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或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辩证，双方当事人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本院另行论及。本院经审理查明：何艳玲（已于2018年1月31日死亡）是广州市XX商铺（简称XX商铺）的产权人，原告黎世铭曾租用上述房屋，并曾存在代何艳玲收取出租给他人的其他房屋租金后再转交给何艳玲的情况。上述租赁合同履行期间，被告邵伟雄与何艳玲为夫妻关系。被告邵允聪是何艳玲的儿子。因租赁广州市XX商铺而产生的租赁合同纠纷，黎世铭曾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在该案中，黎世铭起诉主张其从2011年1月起至2013年9月合同到期时止多付了租金3000元给被告何艳玲，要求何艳玲返还其保证金240000元、多收租金3000元并计付利息；而何艳玲在该案中答辩认为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已将租金调整为每月90000元，据此计算黎世铭仍拖欠租金，并反诉要求黎世铭应支付2013年7至9月所欠租金（每月90000元）与所交保证金（240000元）冲抵后的差额30000元、滞纳金137700元、商铺占用期间租金24000元及违约金。该案经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4年6月24日作出（2014）穗海法民三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08年4月28日，黎世铭与何艳玲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何艳玲将XX商铺出租给黎世铭作商业使用至2013年9月30日止，月租80000元，同时，该条款另手写注明2012年至2013年租金为82000元，黎世铭在每月10日前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租金，逾期交付的，每逾期一天，按月租金1%计付违约金，黎世铭向何艳玲交纳保证金240000元，租赁期满后无条件退还。黎世铭在租用上述商铺后，每月向何艳玲支付租金。2013年7月17日，双方对租金纠纷进行洽谈，内容如下：1．业主何艳玲代理人邵辉明先生称欠租人黎世铭先生未付2013年6月起的租金，黎世铭称之前每月多汇1万元给业主，已付清租金。2．本周五（7月19日）上午前黎世铭将租金单据提供给邵辉明核对，双方协商处理。3．各方不能影响移动（分租人）正常营业。同年7月19日，在2011年1—6月存款户名邵伟雄的回单上黎世铭、邵辉明核对，存款人证实由2011年1月26日存款多支付人民币一万元。在该案的诉讼中，双方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分别提交了收支租金及代转款流水账目的材料，黎世铭提交的《费用清单》记录了从2011年1月26日至2013年5月27日，已付款项是2797850元，应付租金2356000元（2012年1月前按每月80000元，之后按每月82000元计），代他人转付租金192850元，多付256000元。何艳玲提交的记录从2008年8月28日起至2013年5月27日，双方的往来款数额基本是真实的，但何艳玲主张按每月租金90000元计算。该判决就黎世铭在租赁期间是否多付租金的问题，对原告2011年1至6月每月多付1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并与之后的应付租金中抵扣，但认为原告主张之后仍每月多付租金的依据不足，对2013年7至9月仍欠租金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就此项争议判决由黎世铭向何艳玲支付2013年7月至9月所欠租金186000元并从2013年7月20日起按欠租金额的每天1%计付违约金给被告，驳回双方的其他诉讼请求。黎世铭因不服该判决而上诉，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300号民事判决，对该案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定，另认定：如果按照2012年1月开始每月租金82000元，之前每月租80000元计算，除租金外，从2011年1月至2013年5月，黎世铭每月多向何艳玲汇款5000元、7000元、8000元、10000元、14800元不等，何艳玲对此的解释是，如果按照双方后来口头约定的每月租金90000元，并未多付。该二审判决认为，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为2008年9月至2011年租金为80000元，2012年至2013年租金为82000元，黎世铭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交租给何艳玲。至于在每月汇给何艳玲租金的同时，为何多汇数额不同的款项给何艳玲，这些租金以外的款项和双方的租赁关系有何关联，黎世铭没有合理解释。何艳玲将多汇款项解释为后来双方口头约定租金调整为每月90000元，但没有提供证据，法院不予确认。该案处理的是租赁关系纠纷，对于双方租赁关系以外的其他往来款项，该院不予处理。黎世铭请求将每月与租金一并汇给何艳玲的款项（即黎世铭所称“多支付的款项”）视为2013年7月至9月的租金，因黎世铭不能证明该款项与本案处理的租赁关系的关联，该院不予支持。黎世铭2011年1—6月汇单上多付1万元，何艳玲方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可以抵扣黎世铭欠付的租金，并无不妥。因此，按照合同约定，黎世铭应当支付何艳玲2013年7月至9月的欠租，何艳玲应当返还保证金给黎世铭。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现黎世铭又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另查明，在上述案件的审理中，黎世铭根据其提交的费用清单主张其从2011年1月至2013年5月支付给何艳玲的款项中累计2797850元，有192850元为此期间的代收租金，有2356000元为此期间的应付租金（按每月80000元或82000元计），余下243000元为此期间累计多付的租金；而何艳玲提交的汇总表统计此期间实际支付的款项累计亦为2797850元，有187850元为代收租金，其余为黎世铭实际支付的租金（按每月90000元计）。本院认为，原告黎世铭因租用何艳玲名下的房屋并曾受何艳玲委托代收过其他租赁房屋的租金，黎世铭与何艳玲就其所租赁房屋租金及代收租金的结算发生争议，被告邵伟雄对上述合同纠纷发生于其与何艳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无异议，何艳玲在诉讼期间死亡，被告邵允聪作为其第一顺序法定人承担有关诉讼权利义务无异议，故被告邵伟雄、邵允聪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何艳玲在上述合同履行期间是否多收取黎世铭款项以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上：一、本案中，黎世铭主张其从2011年1月至2013年5月期间每月支付给何艳玲的款项，是当时根据何艳玲的要求每月高于租金标准预先多支付，累计多支付243000元，在之前双方因租赁合同纠纷产生的诉讼中，黎世铭亦以此为由要求返还多付的租金，但该案的生效判决并没有支持其主张，而是只认定黎世铭2011年1至6月每月多付1万元并与2013年7月至9月的部分租金作抵扣，并认定黎世铭尚欠何艳玲2013年7月至9月的租金186000元。二、虽然根据双方确认的黎世铭此期间支付的款项2797850元，扣除黎世铭确认的其应付的代收租金198250元，再扣除根据租赁合同载明的租金标准计算的此期间租金2356000元后，黎世铭此期间支付的款项中还有243000元。对于上述243000元，之前的诉讼中，法院只是根据双方的对账确认将其中60000元作为租金结算，在该案判决未对余下款项进行结算的情况下，黎世铭又在本案中以不当得利主张，但上述款项是黎世铭多次主动支付累计而成，黎世铭现主张属不当得利，诉由的变更并不影响其仍应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承担举证责任，从双方的陈述看，黎世铭与何艳玲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在租赁期间还存在受何艳玲委托代收租金的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黎世铭向何艳玲支付款项存在合法的给付原因，双方只是对应付的数额存在争议，黎世铭实际支付了此期间应付给何艳玲的款项，对其实际支付款项是否超出应付款项，黎世铭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每月代收租金的数额，双方并未对黎世铭每月代收的租金按月确认和对账，黎世铭每月代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此情形下黎世铭对其代收租金与其本人应付租金尽快据实结清符合一般生活经验法则，而从何艳玲一方的陈述看，何艳玲一直认为由于黎世铭将房屋转租他人，其事实上是自愿在书面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之外增加支付款项且实际已支付，双方在之前的诉讼中亦确认存在转租事实，该抗辩主张与黎世铭的主张形成对抗，足以使黎世铭的举证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三、黎世铭主张何艳玲以其当时经济周转困难为由要求预先多付租金，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陈述的预先多付的原因、情形存在诸多不合情理之处：1．除双方在2013年7月19日对黎世铭2011年1月至6月期间多付款项确认外，如存在2011年7月至2103年5月的两年的时间长期、持续多付租金，却没有进行确认；2．何艳玲上述期间长期有租金收入，难以说明其该期间持续存在经济困难并需要黎世铭预先多付租金；3．黎世铭主张的各月预先多付的租金并不固定，难以说明是根据何艳玲的要求而预先多付。综上，黎世铭主张何艳玲从2011年1月至2013年5月期间收取的款项中存在不当得利，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支付的有关款项欠缺给付原因，也不足以证实何艳玲收取的款项超过原告事实上同意支付的款项从而造成原告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对其要求两被告返还有关款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黎世铭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04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黎世铭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廖韬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黄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