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5民终18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峥峻，男，1974年12月13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婷婷，女，1978年1月22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浦县。 杨峥峻及黄婷婷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乃义，福建炼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峥峻及黄婷婷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艺惠，福建炼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俊娩，女，1986年3月22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龙，福建携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峥峻及黄婷婷因与被上诉人傅俊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2017）闽0581民初1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峥峻及黄婷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傅俊娩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证据无法证明双方于2015年2月14日后的交易金额为1381326元。1.争议的订货单29份均由傅俊娩单方制作，未有杨峥峻及黄婷婷的签字，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中仅有4份订货单通过微信发送给黄婷婷（该4份订货单数额与杨峥峻及黄婷婷的自认基本吻合），无法据此认定其余订货单的真实性；有订货单不等同于傅俊娩确实履行了交货义务，无法依据订货单内容认定新增交易金额。2.傅俊娩与黄婷婷的微信聊天记录内，黄婷婷基本上未就发货数量、金额、收货情况进行确认。杨峥峻及黄婷婷从未否认双方对账后有新增交易，但金额并未达到傅俊娩主张的1381326元。3.关于傅俊娩与“Ｈ139××××9651”微信账号的聊天记录。傅俊娩主张“Ｈ139××××9651”是案外人黄清白的微信账号，杨峥峻及黄婷婷一审中已书面回复法庭，对此事实予以否认，且该微信账号与本案无关。4.物流单未记载货物、托运人、承运人等信息，未有承运人、收货人签字，无法证明傅俊娩已履行交货义务。5.争议录音主要谈话一方的杨峥峻仅知道双方有合作，但对合作细节并不清楚，故其在对话中未就傅俊娩的谈话内容进行确认或否认。二、依据本案证据，最多只能认定双方在对账后发生新的交易，无法认定双方在对账后交易习惯有了根本的改变，变成“新的交易，同意先行支付”。三、傅俊娩起诉时并未主张新增部分的货款，该部分本应另案处理，且因双方未就支付顺序进行约定，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杨峥峻及黄婷婷在对账后的还款应优先用于偿还对账单内确定的债务（债务发生在先，债务数额负担亦较重）。 傅俊娩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5年2月14日后的交易金额为1381326元是正确的。1.就双方对账后新增交易金额，傅俊娩在一审中已提交一整套完整、前后衔接、互相印证的订货单、送货单作为证据，虽订货单上没有杨峥峻及黄婷婷的签字，但傅俊娩有通过微信与黄婷婷及黄清白确认，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傅俊娩的主张。2.一审法院为查清本案事实，要求杨峥峻及黄婷婷本人到庭接受询问，符合法律规定。3.从订货单原件即可看出，该组证据的形成不可能是杨峥峻及黄婷婷所主张“为应对银行流水而临时炮制的”，每个订单内的金额及结欠余额，与杨峥峻及黄婷婷提供的流水均可一一对应。其中编号为0003759、0003760、0003761的3份订货单，傅俊娩由于疏忽自己计算金额错误（少算），但黄婷婷仍按正确的金额付给傅俊娩，傅俊娩当时没有发现自己的计算有误，还在微信内问黄婷婷为何多付款，这更可以证明订货单是真实的。4.“Ｈ139××××9651”微信账号的电话号码黄婷婷也承认是黄清白的电话号码，且微信内有不少黄清白的语音记录。从黄婷婷与傅俊娩的微信聊天记录看，黄婷婷曾提及要傅俊娩与黄清白联系生意往来事宜，这可证明黄清白有参与双方的生意往来。5.物流单内容与傅俊娩、黄清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互相印证。6.从傅俊娩与杨峥峻于2017年1月23日谈话的录音可知，双方在2015年2月14日对账后又发生新的交易，对傅俊娩提出尚欠货款160余万元如何偿还的问题时，杨峥峻未进行反驳。若杨峥峻及黄婷婷未拖欠傅俊娩货款，正常人的第一反映是马上进行反驳，而不是还答应称“一年一年多少还一点”，更不可能称“一年说的答应你的50万，现在做不到”。二、杨峥峻及黄婷婷既主张对账后的转账应优先偿还对账单所载货款，又主张新增交易货款已现金结清，其陈述自相矛盾。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傅俊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杨峥峻及黄婷婷立即共同支付给傅俊娩货款1664364.5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判令杨峥峻及黄婷婷共同支付傅俊娩为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而缴纳的保全费用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傅俊娩从事男式服装贸易，自2012年开始与杨峥峻及黄婷婷夫妻之间存在男式服装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交易习惯为杨峥峻及黄婷婷本人前往傅俊娩店进行订货，或者通过微信下单，下单后由杨峥峻及黄婷婷自行雇用车辆运输，或者由傅俊娩交给货运站运送；黄婷婷指定其弟弟黄清白与傅俊娩确认服装图样、款号、数量，接收货物，接收对账单据，再由黄婷婷分期付款给傅俊娩。2015年2月14日，杨峥峻在傅俊娩提供的对账单上签名并注明“现欠的余额无误”后交傅俊娩收执，确认截至2015年2月14日结欠傅俊娩货款2124364.5元的事实。2015年2月16日，杨峥峻及黄婷婷支付傅俊娩货款46万元。2015年3月20日至2016年12月2日，双方陆续发生新的买卖合同关系，金额合计为1381326元。期间，双方口头约定现金方式支付，杨峥峻及黄婷婷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等方式，累计向傅俊娩支付货款1381326元，傅俊娩分别在订货单中逐笔扣除并在2016年12月2日的订货单上注明“结清”。因对账单上结欠的金额尚有1664364.5元未支付，傅俊娩经多次催讨未果，于2017年3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另，2017年3月10日，傅俊娩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杨峥峻名下址于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室的房产，保全金额以166万元为限，并提供相应担保。2017年3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闽0581民初1169号民事裁定：一、查封被申请人杨峥峻名下的址于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室的房产（厦国土房证第××号），期限三年；二、上述诉讼财产保全的价值以166万元为限。案件申请费5000元，由申请人傅俊娩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傅俊娩与杨峥峻及黄婷婷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杨峥峻签名的对账单以及依法认定的订货单、物流单、收条、转账凭证等为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是有效合同。一、关于截至2015年2月14日欠款金额的问题以及次品处理的问题。傅俊娩提供的对账单1份2页，详细列明服装货物的品名、款号、数量、单价、金额、来款、结欠等情况，对退货情况、支付方式、次品归属均作明确约定；虽由傅俊娩制作出具，但客户注明“黄婷婷”，且由杨峥峻签名并明确载明“现欠的余额无误2015年2月14日”，故该组证据系双方当事人对货款金额的对账和结算凭证，能够证明双方于2015年2月14日对货款进行对账结算的事实以及结欠的金额为2124364.5元的事实。对于次品处理问题，双方明确在对账单上记载“ＮＯ60＃有次品归阿三，还有次品归阿三”，傅俊娩认可“阿三”指其本人。因此，如果有次品，傅俊娩应当负责收回、处理，并不得计算货物价值。同时，对账单上针对“ＮＯ60＃”等货物并未计算货款，但杨峥峻及黄婷婷经释明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ＮＯ60＃”货物交易的事实以及数量、单价、总价等事实，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交易过程中还有其他次品应予抵扣的事实，杨峥峻及黄婷婷对此负有举证义务，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所谓“次品问题”不予确认。二、关于2015年2月14日后双方交易的金额问题以及支付顺序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规定，对傅俊娩提供的证据予以综合审查判断：1.关于订货单。订货单由傅俊娩单方制作，内容载明2015年3月20日至2016年12月2日期间交易的客户、发货日期、品名、规格、单价、总价、支付方式和金额、累计结欠等，编号号码区分2015年度和2016年度但基本上相互衔接并分成2本在册，客户均载明“黄婷婷”，其中2016年度编号为0002852、0002853、0002854、0002855的4张订货单与微信聊天记录（傅俊娩与黄婷婷）中图片显示的情况完全一致，2016年度编号为0002854、0002855、0002858、0002860、0002861、0002862、0002863、0002865、0002866、0002867、0002869、0002870、0002871的13份订货单与微信聊天记录（傅俊娩与“Ｈ139××××9651”）中图片显示的情况完全一致，其中编号为0002854、0002855的2张既发送给黄婷婷又发送给黄清白，编号为0003751、0003761、0002871还发送给杨峥峻；货款支付的时间、方式和金额与杨峥峻及黄婷婷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载明情况基本一致，“上次欠款”、“上次余额”、“累计结欠”金额相互连接且在2016年12月2日最后一张单据注明“结清”字样。依此分析，能够确认通过微信发送经黄婷婷确认的4张和经“Ｈ139××××9651”确认的13张，形成于交易当时且经过黄婷婷、“Ｈ139××××9651”确认的事实；未通过微信发送的16张，因订货单前后连续，结合“上次欠款”、“上次余额”、“累计结欠”前后衔接的对账方式，以及订货单时间与物流单的时间能够相互印证，同样能够证明该16张订货单形成的时间以及交易的详情；订货单能够与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结合对方提供的汇款凭证，汇款时间、金额均能够证明黄婷婷所汇款项直接指向对账后新增交易金额的事实；由于订货单的形成时间已足以认定，故对杨峥峻及黄婷婷关于形成时间鉴定的申请，依法不予准许。2.傅俊娩与黄婷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自2016年1月29日至2016年11月30日，内容主要涉及订购的货物图片、款号、单价、总价等，送货方式、交易方式和结算事实，其中多处内容涉及黄婷婷要求傅俊娩直接与其弟弟黄清白联系的事实，以及傅俊娩向黄婷婷催讨货款的事实，故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在对账后确实发生了新的交易；新的交易的方式与已对账的2124364.5元的交易方式基本一致，即杨峥峻及黄婷婷本人前往傅俊娩店进行订货，或者通过微信下单，下单后由杨峥峻及黄婷婷自行雇用车辆运输，或者由傅俊娩交给货运站运送;黄婷婷指定其弟弟黄清白接收货物后，与傅俊娩通过微信发送的订货单、货运单进行比对，确认服装图样、款号、数量、单价、总价等无误后，再由黄婷婷分期付款给傅俊娩；傅俊娩通过微信方式多次向杨峥峻及黄婷婷催讨已结算的货款，黄婷婷承诺还款，并表示以房产抵押或者以房产贷款偿还；双方就对账后发生的新交易，均同意先行支付。3.傅俊娩与“Ｈ139××××9651”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自2016年10月8日至2016年12月5日，内容主要涉及订货单、货运单确认、服装图样、数量确认、转账金额确认等交易的具体事实，其中聊天记录中的订货单、货运单与傅俊娩提供的订货单、物流单能够相互印证，服装样式、数量与订货单载明情况能够相互印证，汇款时间、金额与杨峥峻及黄婷婷提交的汇款凭证能够相互印证，且编号为0002854、0002855的2张既发送给黄婷婷又发送给“Ｈ139××××9651”，故该组证据能够证明：“Ｈ139××××9651”确实是黄清白使用的微信；黄清白接收货物和对账单据，与傅俊娩确认图样、款号、数量、单价、总价，再由黄婷婷分期付款给傅俊娩；所汇款项直接指向对账后新的交易金额。4.建辉阿胖货物快运专线物流单16张、收条，分别由建辉阿胖货物快运专线提供和收货人签名，其中物流单和收条记载的事实与傅俊娩与“Ｈ139××××9651”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对账后双方确实发生新的交易，交易的具体货物、单价、总价双方通过微信确认，以及双方形成交易习惯的事实。5.杨峥峻及黄婷婷并未否认录音证据的真实性，虽杨峥峻并未直接承认拖欠货款金额，但录音内容中涉及的对账事实、对账后新的交易已经结算、黄清白参与交易、拖欠货款、承诺付款等事实，均能与上述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进行佐证，同样能够证明傅俊娩的证明目的。综上，上述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并且与傅俊娩提供的对账单和杨峥峻及黄婷婷提供的汇款凭证相互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规定，可认定如下事实存在：1.对账后，双方发生新交易的事实；2.双方新的交易事实与已对账的交易事实的交易方式一样，当事人双方已经形成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3.傅俊娩与“Ｈ139××××9651”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系傅俊娩与黄清白的聊天记录，且经黄婷婷认可；4.新的交易金额为1381326元，且已经“结清”。三、关于已支付货款以及拖欠金额的问题。杨峥峻及黄婷婷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附付款情况表），傅俊娩均无异议，对此予以确认。由于双方于2015年2月14日进行结算，故此时间前的汇款，在本案中不再审查；2015年2月16日的汇款，发生于对账后新的交易发生以前，明显系用于支付对账单结欠的款项；2015年5月14日至2016年12月13日期间支付的金额为1308676元，加上傅俊娩自认的72650元，合计为1381326元，系用于支付对账后新增交易的货款。据此，杨峥峻及黄婷婷应当支付傅俊娩货款3505690.5元（2124364.5元＋1381326元），但杨峥峻及黄婷婷仅支付1841326元（6万元＋1381326元）尚欠傅俊娩货款1664364.5元至今未付。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规定，傅俊娩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杨峥峻及黄婷婷经傅俊娩催讨后未能依约按时足额支付，构成违约，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傅俊娩关于杨峥峻及黄婷婷支付货款1664364.5元的诉求，合理合法，应予支持。因双方在结欠凭证内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规定，傅俊娩关于杨峥峻及黄婷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诉求，合理合法，应予支持。杨峥峻及黄婷婷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经法庭通知拒绝到庭接受询问，其抗辩主张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规定，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同时，傅俊娩因本案诉讼财产保全而支出的申请费5000元，系傅俊娩因本案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杨峥峻及黄婷婷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杨峥峻及黄婷婷应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傅俊娩货款1664364.5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该款项自2017年3月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杨峥峻及黄婷婷应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傅俊娩因本案诉讼财产保全而支出的申请费5000元。案件受理费19779元，管辖权异议申请费100元，均由杨峥峻及黄婷婷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因杨峥峻及黄婷婷二审提出微信内的订货单照片至少有3份与傅俊娩一审提供的订货单复印件不一致，本院当庭组织双方当事人就傅俊娩制作的订货单册子原件（留存在一审卷宗证物袋内）进行重新确认，经比对，杨峥峻及黄婷婷二审提出的上述微信发送的3份订货单照片，与傅俊娩一审中提供的订货单复印件确实不一致。傅俊娩就此当庭解释称，其中2016年10月21日编号为0003768、0003769的2份订货单当时记账在2015年的账本上，后来誊写到2016年的账本，时间及金额是一致的；2016年12月2日编号为0002871的订货单因为之前微信确认发货时对方还未付款，后来付款后就将付款的情形记录到原单据上。就此二审审查认为，经查阅一审卷宗及订货单原件册子，关于前2份订货单，傅俊娩一审中提供的是编号为0002854、0002855的订货单复印件，该二份订货单原件在2016年一册中，同时在2015年一册中可找到编号为0003768、0003769的2份订货单（即微信照片的订货单），二者记载的客户、发货日期、名称款号、数量、单价、金额、上次欠款、累计结欠等内容均一致；2016年12月2日编号为0002871的订货单原件的客户、发货日期、名称款号、数量、单价、金额、上次欠款、累计结欠等记载内容与微信照片内所载一致，原件较照片多出“2/12（农行）15万元结欠：137691-”、“4/12（农行）5万结欠：87691-”、“少退样衣：6件×60=360-结欠：88051-”、“13/12（三农行）88051-结清”等4行文字，并用红笔圈起，该记载内容与杨峥峻及黄婷婷一审提供的付款情况表记载的付款时间、金额相吻合。傅俊娩二审所作解释理由，与上述查明事实相符，予以采信。另经二审责令，杨峥峻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1份，记载：“2015年2月14日后我们和傅俊娩新发生的交易金额在25-26万元左右。部分是我们到傅俊娩店内当场提货（货款当场现金结清），部分是黄婷婷与傅俊娩通过微信订货。黄婷婷通过微信确认的四张订货单中的货款，我们除通过刷卡、微信转账外，还有通过现金支付部分货款，但具体数额因时间较久现在已经记不清。” 本院认为，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2015年2月14日对账后新增交易金额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所作分析认定，经查理据充分，二审予以确认不再赘述。结合二审所作补充调查，可认定双方在2015年2月14日对账后新增交易金额为1381326元且已经“结清”。因此，双方于2015年5月14日对账的2124364.5元，扣除2015年2月16日支付的46万元，杨峥峻及黄婷婷还应支付傅俊娩1664364.5元，一审法院就此认定正确，二审予以确认。杨峥峻及黄婷婷就上述事实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且就新增交易金额问题亦未能作出完整、明确的合理说明，故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杨峥峻及黄婷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779元，由杨峥峻及黄婷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海峰 审判员  戴 强 审判员  傅嘉钦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陈高煌 附注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六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