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36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颖，女，197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普生，江苏致邦（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格灵电瓶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方家埭******。 法定代表人：黄建平，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毛丽红，女，198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 原审被告：郑蓬朋，男，198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上诉人周颖因与被上诉人杭州格灵电瓶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灵公司），以及原审被告毛丽红、郑蓬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5民初7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颖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格灵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3年12月25日格灵公司与美制工业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制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格灵公司作为供方向美制公司出售无轨电动平台车，合同中付款方式约定：“30%预付，货到15天付65%，5%质保金一年”，美制公司在合同订立后向格灵公司支付30%预付款，后格灵公司向美制公司出具了相应的发票，但是格灵公司并没有将采购合同项下货物送到美制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先票后款”、“先票后货”的情况大量存在，格灵公司仅凭采购合同、增值税发票、抵扣证明不足以证明其已交付货物。格灵公司应当提供美制公司向格灵公司出具的收货凭证，格灵公司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格灵公司诉请的136500元中的126750元已超过诉讼时效。合同中的5％是保证金，期限届满后质保金是否支付和支付多少存在或然性，所以货款和质保金不是同一债务。由于采购合同中对货款和质保金的付款期限作出明确约定，属于定期履行，并非同一债务分期履行，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诉讼时效应当从定期给付时间届满时起算。假设格灵公司在2014年3月26日向美制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美制公司应在2014年4月10日履行付款义务，格灵公司应在2014年4月10日起至2016年4月9日向美制公司主张权利。格灵公司诉状中落款的时间2016年10月9日，据此可以确定格灵公司并没有在诉讼时效范围内行使权利，不应当得到支持。3、美制公司清算时依法组织了清算组，并委托上海益佳税务师事务所作出注销税务登记税收清理鉴证报告，通知了所有债权人，并在2015年7月6日在上海商报报纸上刊登了公告，并向工商登记部门出具了清算报告等，可以说明周颖在美制公司自行清算过程中履行了清算义务。 被上诉人格灵公司答辩称，双方买卖关系依法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格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颖、毛丽红、郑蓬朋连带清偿格灵公司货款136500元；2、周颖、毛丽红、郑蓬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 2013年12月25日，美制公司作为甲方（需方），格灵公司作为乙方（供方），双方签订采购合同一份，约定美制公司在格灵公司处购买无轨电动平台车（多配一块中性电池）一台，价格为195000元，格灵公司在签订合同后40天内发货，该合同中的付款方式约定“30%预付，货到15天付65%，5%质保金一年”。上述采购合同签订后，美制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支付格灵公司货款58500元。格灵公司亦于2014年3月26日向美制公司开具了两张号码为09528807、09528808的金额均为975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美制公司在收到该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也已进行了抵扣。 美制公司于2011年10月24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有毛丽红、郑蓬朋、周颖三名自然人股东，后于2015年9月9日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根据该公司在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美制工业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显示，美制公司因市场经营环境不好、公司经营不善等原因，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公司；由周颖、郑蓬朋、王佃花担任清算组成员，周颖为清算组负责人；清算组已在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了所有债权人，并于2015年7月6日在上海商报报纸上刊登了公告；清算组在清理美制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制定了清算方案，并报请股东确认等。美制公司的股东毛丽红、郑蓬朋、周颖三人均在该份清算报告中签字确认“股东确认上述清算报告，股东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解散后应当依法清算并办理注销登记，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格灵公司与原美制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格灵公司提交的采购合同、付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证明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其向美制公司交付了货物，但美制公司仅支付了货款58500元的事实。因美制公司于2015年9月9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格灵公司于2016年10月27日向原美制公司的股东也即周颖、毛丽红、郑蓬朋提起本案诉讼未过诉讼时效。因周颖、毛丽红、郑蓬朋作为股东在清算报告中均承诺在公司注销后若出现债权债务纠纷，由全体股东承担责任，现格灵公司要求周颖、毛丽红、郑蓬朋对原美制公司所欠货款承担还款责任，依法予以支持，对周颖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毛丽红、郑蓬朋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依法作出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周颖、毛丽红、郑蓬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格灵公司货款1365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30元，由周颖、毛丽红、郑蓬朋共同负担。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格灵公司据以起诉的采购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证明，可以印证格灵公司与美制公司之间存在无轨电动平台车的买卖关系。美制公司在签订合同后，收取增值税发票并予以抵扣，且在格灵公司起诉前的近三年时间内从未对合同履行提出异议，该等事实表明其认可双方买卖关系已经成立。周颖现主张格灵公司未交付货物显然不符常理，本院不予采信。采购合同中对货款的支付方式约定为分期给付，且美制公司于2015年9月9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格灵公司于2016年10月27日向美制公司股东主张权利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周颖、毛丽红、郑蓬朋在办理美制公司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故格灵公司要求周颖、毛丽红、郑蓬朋对美制公司所欠货款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颖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30元，由上诉人周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明贵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书记员  周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