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2民初69号原告：袁光富，男，汉族，1978年6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钦元，系水城县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证号：32409051102504。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住所地：贵州省水城县都格乡黄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660809567。负责人：翟瑞海，系该煤矿管理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纯，女，1991年3月25日出生，黎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系该煤矿管理人法务组成员。第三人：袁祖明，男，汉族，1955年8月7日出生，原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现在贵州省六盘水市监狱服刑。原告袁光富与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及第三人袁祖明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光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钦元、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纯及第三人袁祖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光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在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享有18000000元的债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6月10日，被告由于河边煤矿需要资金投入，于是向原告借款18000000元，被告收款后且向原告出具借条，原法人袁祖明用自己在河边煤矿的股份作担保，被告向原告借款后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利息。由于被告煤矿管理不善，资金短缺，煤矿停工，原告多次找被告索要未果，在2016年9月1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对原告享有的债权由河边煤矿偿还，不受时间限制，直至还清为止。在2017年9月15日，被告管理人对原告申报的债权不予认可。本案庭审中，原告补充陈述：该笔借款的借款时间是2006年至2013年5月9日止，在2013年6月10日经双方对账后被告收回原出具的借条，后于2013年6月10日出具1800万元的借条，该款是多笔借款而并非是一次性借款。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辩称，一、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原告需提供支付案涉款项相关凭据，原告仅提供的取款凭证并不能直接证明实际出借了款项的事实情况，仅有30万元转账是转到袁祖明账户，其他款项无相关转款凭证佐证；二、河边煤矿在案涉借贷债权中系担保人，且保证期间经过，保证责任依法予以免除。在2013年6月10日出具的《借条》中载明借款人为袁祖明，在记载为“本人用都格河边煤矿股份做担保”处加盖了河边煤矿公章，可推知河边煤矿为案涉借款的担保人，本案中，债权人债务人约定的借款期限为1年，即2013年6月10日至2014年6月10日，保证期间应计算至2014年12月10日，债权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法定保证期间已经过，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依法予以免除；三、若被告此后系债务加入，享有对债权人的合理抗辩权，在债务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下，被告可行使原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从《借款协议》上看，借款双方已确定履行期限，即2013年6月10日至2014年6月10日。针对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诉讼时效制度的过渡与衔接，诉讼时效期间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前已经届满的，债务人已经确定地取得了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权，享有了时效利益，该抗辩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消灭，因此，该笔借款的诉讼时效从2014年6月10日开始计算，于2016年6月10日后经过，原告诉请的该笔债权诉讼时效经过。本案中，河边煤矿单方向债权人出具承诺书，并非与债权人、原债务人三方签订债务承担协议，因此，被告可行使原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原告申报的债权经管理人初次审核于2017年9月15日出具的债权初审征求意见函对原告的债权系初次确认，在第四次债权人大会经决议对原告债权不予确认，并于2017年11月9日出具不确认债权通知书。第三人袁祖明述称，原告起诉的1800万元是袁祖明于2006年多次拿的借款，到2013年借条经统计后写了合计，总数是1800万元，当时说是一年的时间还，多少笔记不得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袁光富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被告及第三人质证无异议。二、2013年6月10日的《借条》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借款1800万元的事实，袁祖明用自己在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债权作为担保。被告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借贷关系的成立还需实际支付款项，需以其他支付凭据佐证，才能证明原告实际出借1800万元的事实，且该份证据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在担保人处盖章，证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是该笔借款的担保人。第三人袁祖明质证无异议。三、2017年9月15日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出具的《债权初审征求意见函》，证明原告向被告申报债权1800万元的事实。被告及第三人袁祖明质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四、2017年11月9日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出具的《不确认债权通知书》一份，证明原告所申报的债权未得到确认。被告质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袁祖明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不清楚，出具该通知书时第三人已经被关押看守所了。五、2016年9月10日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出具的《承诺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在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债权已经债务人追认且认可该笔借款是用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资金投入，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愿意对该笔借款承担偿还责任。被告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的原件已经交在（2018）黔02民初19号案件中，对该份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第三行处载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担保袁祖明借以上人员的现金....”证明借款为担保，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为担保人，在最后两行中该借款必须执行水城县公安局经侦的调查结果并按调查结果作为偿还的依据，原告未提供公安局经侦的调查结果，因此，不能讲该笔债权归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名下。第三人袁祖明质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六、总账目汇总表两组共24页，证明原告于2006年至2012年原告分别向被告出具借款共计1082.02万元，该款系原告从银行取款后于当天现金支付给袁祖明。被告质证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均为原告方个人取款证明，并不能证明与案涉款项有关联，无法证实原告方所取款项系出借给袁祖明。第三人袁祖明质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七、总账目汇总表16页，证明原告于2011年至2013年期间向被告袁祖明转款及现金支付的款项661.066万元，该笔款项在2008年其中30万元直接转账至袁祖明的账户，在2011年的100万元是袁光富向赵某借款100万元并将该100万元直接现金支付袁祖明，2011年6月10日原告通过自己的农业银行卡号转账至李富容的账户300万元，该笔借款需转至李富容账户，是袁祖明用于偿还李富容的，袁祖明出具借条后让原告直接将该笔款项转至李富容账户，因此，该笔借款系袁祖明借款，且用于投资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在2013年5月9日的农村信用社还款本金及利息101.176万元，该笔款项是原告贷款支付袁祖明的借款，因此，在该证据上体现是袁光富向信用社还款记录，因该笔借款是出借给袁祖明的，体现银行流水系袁光富偿还的款项。被告质证对该组证据取现部分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所取现与案涉款项无关联，无法证实将所取款项实际支付给袁祖明；转款部分对于原告提供的30万元的转款凭证系复印件，对三性均有异议；对于原告向赵某借款100万元现金后转借给袁祖明，并无任何凭据佐证；对于转款300万元由原告转至李富容账户，对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并无袁祖明授权，无法证实出借给李富容的借款系袁祖明的借款。对还贷转款凭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凭据仅能证实原告方在银行存有借贷，并不能证明原告将所借款项出借给袁祖明，因此，该组证据达不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第三人袁祖明质证认为借款的笔数多了，记不清了，只要总数不超过1800万元就没有异议。八、原告申请证人赵某、廖某出庭作证，证明赵某向原告方出借100万元，原告方拿到现金借款后将100万元出借给袁祖明，当时廖某在场。原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赵某向原告方出借100万元的事实，且原告方收到该笔款项后由廖某亲自送到袁祖明住处，也实际交付100万元借款，对三性无异议。被告质证认为赵某是原告亲属，其与原告方存有重大利益关系，且证人赵某的主观能力及感知力和表达力均比较弱，对真实性有异议，赵某证实出借100万元给原告方，与案涉借款并无关联；对于廖某的证人证言，该证人系原告方表弟，也与原告方有重大利益关系，因此对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袁祖明质证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及第三人袁祖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本院审查，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及证据三、四，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没有相应的借款交付凭证予以证明，不能证明借条上的1800万元已经实际交付，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五，该1800万元是否实际交付及是否用于河边煤矿应有相应证据证明，且承诺书中还明确，借款必须执行水城县公安局经侦调查结果，故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六仅是取款记录，且农行六盘水分行的银行流水未能体现是谁的账户取款，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取款后交付给袁祖明，也不能证明是本案原告主张的借款，故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七，取现部分的证据不能证明交付给袁祖明，也不能证明是借款，30万元转账凭证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不能证明是从谁的账户转出，转款用途也不明；300万元的证据不能体现从原告的账户转至李富荣账户，且没有袁祖明指示交付的证据或袁祖明出具的借条、李富荣出具的收条等予以印证；原告主张向赵某借款100万元及原告代袁祖明偿还信用社借款本息101.176万元，也无相应证据证明，故对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交的两名证人证言，因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故本院对该两名证人证言不予采信。通过对以上证据的认定，本院查明以下事实：第三人袁祖明系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2013年6月10日，第三人袁祖明以借款人身份向原告袁光富出具一份《借条》，注明“今借到袁光富现金（1800.00）万元正”，《借条》尾部加盖了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印章，并注明“定于2014年6月10日本利一次还清。本人用都格河边煤矿股份作担保2013年6月10日袁祖明”。2016年5月23日，贵州贵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不能履行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为由，向本院申请对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进行破产清算。2016年9月10日，河边煤矿出具一份《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承诺书》，承诺对袁光富等12人关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担保袁祖明借现金用于都格煤矿投入，无论河边煤矿如何处理，以上12人债务都由河边煤矿偿还，且不受时间限制，直至还清为止，但以上12人投入河边煤矿的借款必须执行水城县公安局经侦的调查结果，并按调查结果作为偿还债务的依据。《承诺书》尾部加盖了河边煤矿印章。因原告袁光富向被告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申报债权，2016年9月15日，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管理人向袁光富出具《债权初审征求意见函》，初步核定河边煤矿为袁光富担保的债权金额为1800万元。2017年11月9日，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管理人经第四次债权人会议审核后向原告袁光富发出《不确认债权通知书》，告知原告袁光富其申报的债权未得到确认。2016年11月29日本院作出（2016）黔02破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贵州贵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破产清算申请。后袁光富诉至本院，请求确认其在河边煤矿享有1800万元的债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中被告河边煤矿是债务人还是保证人，本案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生效？2、原告主张的借款是否属于水城县都格河边煤矿的债权？3、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是否已经过了保证期间？本院认为，首先对于被告河边煤矿在本案中是保证人还是债务人的问题。从被告河边煤矿出具的《承诺书》看，被告河边煤矿单方承诺以水城县公安局经侦调查结果，由河边煤矿偿还原告的债务，同时没有明确免除袁祖明的偿还责任，故可认定河边煤矿的承诺行为系债务的加入，债务范围为水城县公安局经侦调查结果确定的金额，故被告河边煤矿在本案中并非保证人，而是其承诺承担偿还责任部分债务的债务人。对于借贷关系是否已经生效问题。第三人袁祖明以个人身份向原告袁光富出具《借条》一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将案涉《借条》中的部分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袁祖明，也不能证明用转款或代为还款等方式提供了部分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另原告自认本案1800万元借款系从2006年11月21日开始陆续出借至2013年5月9日，但其在起诉状中又陈述“2013年6月10日被告由于河边煤矿需要资金投入，于是向原告借款1800万元”，对于借款出借时间，原告提交的证据与其起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陈述的借款时间也不一致，故虽然原告提交了一份《借条》，但不能证明其已将借条上的1800万元实际交付给袁祖明或者河边煤矿，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不能确认原告在河边煤矿享有1800万元的债权，对该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因对原告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对其他争议焦点不再进行审查认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光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800元，本院予以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罗 敏审判员 张德权审判员 龙 婷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武静书记员李胡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