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21民初2286号 原告：李华江，男，195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唐光祥，男，196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黄永先，女，1931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卢开全，男，196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云，贵州水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罗兴群，女，1967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军，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方县大山乡沙土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大山乡沙土村新村。 法定代表人：卢志国，该村委会主任。 原告李华江、唐光祥、黄永先、卢开全与被告罗兴群、大方县大山乡沙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沙土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四原告于2018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以原告与涉案合同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作出（2018）黔0521民初1380号民事裁定，对四原告的起诉不予受理，四原告不服，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8)黔05民终1890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黔0521民初138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四原告的起诉依法受理。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7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光祥、李华江、卢开全及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云，被告罗兴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军，被告沙土村委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确认二被告于2001年8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关于把“胡家坟”处的旱地承包给被告罗兴群的该部分合同约定无效，（庭审中变更为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二、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977年，为发展畜牧业，原大方县松鹤公社号召在现在的沙土村××组组建牧场，四原告响应号召，随户迁入该地居住。1978年2月，牧场生产队队长卢明德将当时小地名叫“小炉子湾湾”，面积约4亩的荒地划给四原告做自留地种菜，四至为:东低胡家坟山草坡为界、西抵张勇的土坎为界、南抵公路为界、北抵小炉子湾湾的大坎子为界，上述土地作为四原告的自留地一直都由四原告种菜，没有登记在承包证上。原告黄永先之女赵某于1981年出嫁到邻村，后于1987年搬回沙土村××组居住，四原告把上述“小炉子湾湾”的自留地借给赵某耕种。2001年6月，因赵某丈夫工作调动，赵某一家搬到大方县星宿乡街上居住，便将位于牧场组的房屋出售给被告罗兴群。被告罗兴群在购买得赵某家的房屋后，因无地耕种，四原告与赵某商议，让被告罗兴群继续耕种“小炉子湾湾”的自留地，以后再让赵某从被告罗兴群手中收回来还给四原告。2016年农历腊月初六，赵某告知被告罗兴群要将“小炉子湾湾”的自留地收回还给四原告，但被告罗兴群称“小炉子湾湾”的自留地是自己的，拒不归还该自留地给四原告。2016年3月24日，被告罗兴群与其丈夫刘顺伦提起侵权之诉。在庭审中，四原告从被告罗兴群提交的证据中才得知其有“承包证”、“承包合同”。四原告认为，被告罗兴群与沙土村委会个别工作人员恶意串通，利用大方县人民政府于1998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空白“土地承包合同书”，编造虚假的合同内容，把“胡家坟”的旱地“承包”给被告罗兴群，该合同书中的该部分内容应当属于无效。理由如下：一、根据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1民初974号民事判决书，2001年6月至10月被告罗兴群户在向赵某户购买房屋时，被告罗兴群户并不是沙土村村民；二、我国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时间是1979年至1980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是1998年，第三轮土地承包时间尚未开始，被告沙土村委会不应当也不可能于2001年8月1日把9亩村集体土地承包给被告罗兴群；三、大方县公安局大山乡派出所对《承包合同书》的经办人李某进行询问时，李某表示《承包合同书》上的签名不是其所签署，系他人伪造；四、即使二被告没有恶意串通、伪造虚假的合同内容侵占四原告的自留地，根据198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由于二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的内容违背民主议事程序，未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更没有报大方县人民政府和大方县农业局批准，该《承包合同书》的内容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被告罗兴群辩称，一、四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四原告不是适格主体，均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二、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本案原告曾于2016年3月因对被告罗兴群的承包经营权实施侵权行为，被诉至大方县人民法院，大方县人民法院和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均支持罗兴群的诉讼请求，同时生效判决还确定若本案原告对《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合法性有异议可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因此四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民诉法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关于本案实体部分，原告通篇主观臆断，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诉求所依和其主张的事实，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沙土村委会辩称，四原告的土地纠纷，当时去调查卢明德，卢明德说土地是在他手里分给四原告的自留地，曾以贵搬到牧场后，四原告的土地就送给曾以贵种。罗兴群购买曾以贵的房屋后，土地是罗兴群种，四原告要收回土地，罗兴群无权干涉。村委会给他们调解，但被告罗兴群没有认可村委会的调解，双方未签字。 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四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四原告身份证，用以证明其主体适格，均系大方××××沙土村牧场组的村民，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二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二、罗兴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被告罗兴群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上关于“胡家坟”处的承包地的四至范围与四原告共有的“小炉子湾湾”处的自留地的四至范围一致，该合同书上所载明的“胡家坟”处的承包地实际为四原告共有的自留地；《农村土地承包基本情况登记》上的发包方处乡（镇）盖章栏没有加盖大山乡人民政府印章，证明该幅农村集体土地的发包没有得到乡人民政府同意；《农村土地承包基本情况登记》上注明的时间是2001年8月30日，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大方县人民政府印章处注明的时间是“1998年月日”，证明被告罗兴群与沙土村委会个别工作人员恶意串通、非法获取大方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空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在该空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填制虚假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农村土地明细登记》等内容。被告罗兴群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为，1、承包合同书上载明“胡家坟”与“小炉子湾湾”四至范围是否一致，均不能证明该地是四原告的自留地，要达到四原告的证明目的，应提交《土地承包合同书》或者其他有权对土地使用权进行鉴定的部门所出具的证明；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大山乡人民政府加盖的印章；3、四原告以大方县人民政府注明的时间是“1998年月日”，以此证明被告罗兴群与第二被告的相关工作人员恶意串通，该主张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认定，甚至连关联性都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1998年月日”是制证时打印的时间，被告罗兴群与沙土村委会签署《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的时间与填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时间均为2001年，因此，不能达到四原告称该证为伪造、虚假的证明目的；被告沙土村委员会法定代表卢志国质证意见为：我是2014年才上任的，不是我签的，我找过以前的村主任，他说他没有签。 三、四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凡是大山乡所有村民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均盖有大山乡人民政府的印章且时间是1999年1月1日至2034年1月1日，非法的时间是2001年8月1日至2034年8月30日，明显超过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被告罗兴群的质证意见为，1、该组证据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2、原告声称的被告罗兴群所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非法的，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非法在何处，该证也没有任何行政行为证明颁证程序违法，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沙土村委员会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四、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被告罗兴群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虽然有村主任李某的签名，但李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显示，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李某”不是自己所签，系他人伪造；第二、他当时作为沙土村委会主任，并不清楚该土地承包合同上的事。被告罗兴群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合法性，因为该询问笔录中并未载明对李某询问的目的，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是典型的民事纠纷，公安机关不能依职权为其中一方当事人调取证据，且原告的证明目的是证实李某未在被告罗兴群的《承包经营权证》上签字，要达到该证明目的，应当通知李某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同时，委托有资质的鉴定部门对该文字进行鉴定，方能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李某”的签字是否系其本人签署，因此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沙土村委会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五、（2016）黔0521民初974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05民终3341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被告罗兴群在2001年8月1日与大山乡沙土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时，不具有沙土村村民资格，四原告所称的“小炉子湾湾”处的自留地与被告罗兴群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上所载“胡家坟”的承包地系同一地块。被告罗兴群质证意见为，1、被告罗兴群自2001年8月购买沙土村曾以贵家的房屋后，随即迁入该村居住，同时向该村村委会申请承包耕地获准，并签署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获得承包经营权，对其所承包的耕地进行了实际管理，虽然其户口迁入至沙土村的时间是2007年，但并不影响《土地承包合同书》的效力；被告沙土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六、证明,用以证明1978年2月，牧场生产队队长卢明德带队开垦荒地，因搬迁入户的没有土地种菜吃，经召开群众大会，同意把“小炉子湾湾”开垦的土地量给四原告做自留地。被告罗兴群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从该证据的性质上来看，因为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否则真实性无从考证，在该证据下方加盖了沙土村委会的印章，并写有调查人卢志国，写有时间是2017年11月10日，由此可理解为是村委会的调查笔录，但调查人并未写明其调查的事由和相关内容，同时该证据的右下方签名证明人包括卢明德、赵远德、谭平飞、唐光富，并非卢明德一人，因此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沙土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该证据是去调查后加盖村委会印章的。 七、证人出庭作证申请。证人赵某的证言为，我是黄永先的女儿，我1981年出嫁给曾以贵，1986年转回我后家，回来后，土地已经下放了，四原告与我母亲说马路边的自留地我可以种，哪年不种了就归还。2001年我从牧场组搬到星宿乡后，刘顺伦买我的房子。但土地是四原告的，如果他们要收回土地时，就要归还。2015年我回来收土地，刘顺伦说土地是他包来的。后来村委进行调解，没有达成协议，刘顺伦就把我们告到法庭。证人李某的证言内容为，赵某和她丈夫曾以贵把房子卖给罗兴群家时我在场，当时我是村委主任。土地开始是赵某家耕种，房子卖后统一拿给罗兴群家耕种，如果四原告要收回土地，罗兴群无权干涉。去年他们打官司派出所找我了解问题，说土地是我承包给罗兴群耕种的，但在我任职期间我都没有把土地外包；同时，该土地承包合同书上的“李某”三个字不是我签的，我也没有与罗兴群签订过土地承包合同。被告罗兴群的质意见为，李某的证言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赵某系本案罗兴群在2016年以侵权为由起诉的被告，并判决其停止对罗兴群的侵权行为，判决生效后，证人及四原告未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的内容，持续对罗兴群的耕种行为进行阻碍，罗兴群于2017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赵某与罗兴群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沙土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被告罗兴群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罗兴群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罗兴群的住所地为大方××××沙土村，系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该村合法承包耕地。四原告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承包土地的时候她属于沙土村的村民；被告沙土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书》，用以证明被告罗兴群于2001年8月1日向沙土村委会承包了承包证项下的耕地和林地，《土地承包合同书》系被告罗兴群与沙土村委会自愿签订，并由大方县人民政府进行确认有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大方县人民政府对《土地承包合同书》进行确认有效后颁发；两证办证程序合法，被告罗兴群对该两证项下的土地已实际耕种管理十七年。四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三性”有异议，1、承包期限是2001年8月1日至2034年8月30日，超过第二轮承包期限；2、承包时间不对，2001年整个沙土村的土地已经发包完毕，沙土村委会不可能再有其他土地承包给被告；3、承包土地明细登记的签名及土地承包证上李某的签名，李某本人持有异议，足以证明该承包合同书系他人伪造，伪造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沙土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三、（2016）黔0521民初974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05民终3341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生效判决已经告知原告对于《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合法性审查应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四原告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沙土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被告沙土村委会未提交证据。 原、被告提交的书证，均系客观存在的证据，本院认定其真实性，但能否证明各自的主张，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两位证人的证言，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本院予以认定，不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本院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被告罗兴群原为星宿乡云丰村村民。2001年，被告罗兴群购买原告黄永先之女赵某位于沙土村××组的房屋。2001年8月1日，被告罗兴群与被告沙土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被告沙土村委会向被告罗兴群填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载明，被告罗兴群承包的土地为，小炉子湾湾0.5亩，胡家坟3亩，赵远华环边1.5亩，陈家湾1.5亩，门口园地0.5亩，胡家坟荒山2亩。但时任沙土村委会主任李某否认《土地承包合同书》及承包土地明细登记上“李某”三字为其所签。2007年4月22日，被告罗兴群将其户口从星宿乡云丰村迁入大山乡沙土村。承包土地明细登记上载明的土地从2001年起一直由被告罗兴群耕种。2016年年初，本案四原告等人以被告罗兴群耕种的土地中地名为胡家坟的土地为四人的自留地为由，阻止被告罗兴群进行耕种，双方发生纠纷。2016年3月29日，罗兴群及其丈夫刘顺伦以本案的原告李华江、卢开全、唐光祥及谢维会、赵某、任汉英等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李华江等人停止阻碍对“胡家坟”的旱地进行耕种，并赔偿损失。本院作出（2016）黔0521民初974号民事判决，判决李华江等人立即停止阻碍罗兴群、刘顺伦对“胡家坟”旱地的耕种行为，驳回罗兴群、刘顺伦的其他诉讼请求。李华江等人不服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2001年8月1日，罗兴群与沙土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罗兴群户内成员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所载明的承包经营权。关于上诉人认为争议地原为上诉人自留地，被上诉人仅是借用的理由，一是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二是被上诉人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争议地属于该证所载范围之内，在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有效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便是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遂作出（2016）黔05民终334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3月27日，四原告诉来本院，请求确认被告罗兴群与被告沙土村委会于2001年8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关于把“胡家坟”处的旱地承包给被告罗兴群的该部分合同约定无效，庭审中变更为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四原告请求确认被告罗兴群与被告沙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为无效合同，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罗兴群与被告沙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具有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之一；而且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终334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罗兴群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争议地属于该证所载范围之内，在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有效的情况下，罗兴群便是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该判决作为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被告罗兴群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有效，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来源于《土地承包合同书》，在生效判决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四原告请求确认被告罗兴群与被告沙土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为无效合同的诉讼请求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人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华江、卢开全、黄永先、唐光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李华江、卢开全、黄永先、唐光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桂海 人民陪审员  蒙丽君 人民陪审员  谢 健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法官 助理  先正才 书 记 员  王 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