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144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宗成乐，男，195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思英，女，195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宝兴县宇通石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宝兴县陇东镇老场村大沟。 法定代表人：杜厚斌，董事长。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向康，四川同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附**。 法定代表人：胥锋，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芸，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竹君，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本根，男，194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原审被告：谢如英，女，194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原审被告：杨卫国，男，196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原审被告：周小芳，女，198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上诉人宗成乐、朱思英、四川省宝兴县宇通石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宇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原审被告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民初2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审理期间，因本案需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依法裁定中止审理。中止事由消失后本案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宗成乐、朱思英、宇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的一审代理人陈艳松作为律师，出庭时无律师事务所的所函，即使其与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签有劳动合同，其代理行为亦为违法；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请求就案涉贷款涉及的宇通公司公章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未予准许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3年9月杨本根、杨卫国以宇通公司名义申请本案所涉贷款涉嫌犯罪，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与杨本根、杨卫国存在串通行为，宗成乐、朱思英的担保无效；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在本案中主张的罚息已经结清，一审法院对《和解协议》的内容做出对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有利的解释不当等。 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答辩称：1.陈艳松作为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代理人参与该案庭审经过了一审法院认可，其代理符合法律规定；2.宇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盖章是真实的，贷款也发放给了宇通公司，贷款真实有效；3.上诉人主张案涉贷款系骗贷、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与杨本根、杨卫国串通等均无证据证明；4.《和解协议》仅仅约定了用320万元来偿还债务，还有部分罚息没有解决，该协议并未体现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放弃其他罚息的意思表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未向本院提交陈述意见。 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在本案一审中起诉请求：1.宇通公司偿付借款罚息3787242.66元；2.宗成乐、朱思英、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对上述宇通公司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七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9月23日，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与宇通公司签订《授信合同》（编号：201378011S2ZG12008），约定：（1）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向宇通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为4000万元的授信；（2）授信期间自2013年9月25日起至2014年10月25日止。同日，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与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对宇通公司在授信项下的债务的最高余额（含贷款及风险敞口）40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根据上述《授信合同》项下签订的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自该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至全部主合同中最晚到期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范围为主债权确定日前发生的主债权及其持续至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包括复利、逾期利息及罚息）、违约金等。 2013年9月23日，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与宇通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向宇通公司提供20000000元借款用于采购荒料，借款期限为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10月15日，按月利率6‰执行。第5.7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按日计息,日利率=年利率/360;第5.9.1条约定实行按季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季末月的第二十日，第9.2.1条约定宇通公司应于2014年10月15日偿还全部借款本金，第13.3条约定到期不偿还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对逾期借款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罚息，并对未支付利息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复利。2013年10月15日，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向宇通公司履行了20000000元借款的出借义务。 2013年12月17日，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与宗成乐、朱思英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宗成乐、朱思英对宇通公司在授信项下的债务的最高余额（含贷款及风险敞口）40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保证期间、保证范围与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和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相同。 2014年4月14日，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与宇通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约定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为宇通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三张，金额共计3000万元，宇通公司应按汇票金额的50%缴存保证金，第十一条约定自汇票到期日起，宇通公司不能足额交付票款导致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垫款的，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直接将垫款转作对宇通公司的逾期贷款，并按当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收利息。同日，双方又签订《保证金合同》，约定宇通公司交付1500万元保证金。之后，在宇通公司提供1500万元保证金后，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为宇通公司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三张，金额共计3000万元，汇票到期日均为2014年10月14日。 2014年4月15日，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与宇通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约定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为宇通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金额共计1000万元，宇通公司应按汇票金额的50%缴存保证金，第十一条约定自汇票到期日起，宇通公司不能足额交付票款导致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垫款的，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直接将垫款转作对宇通公司的逾期贷款，并按当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收利息。同日，双方又签订《保证金合同》，约定宇通公司交付500万元保证金。在宇通公司提供500万元保证金后，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为宇通公司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金额100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0月15日。 上述四张汇票到期后，宇通公司保证金账户无足额资金支付相应票款导致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垫款19950036.83元。根据《银行承兑协议》第十一条约定，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将19950036.83元垫款转为对宇通公司的逾期贷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收利息。 上述债务到期后，因宇通公司及担保人未归还借款,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于2015年4月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偿还借款本金39400000元及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的利息。2015年11月11日，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甲方）与宇通公司（乙方）、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四人为丙方）、宗成乐、朱思英（二人为丁方）、杜厚斌、钱梅（二人为戊方）针对该案达成《和解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在符合甲方贷款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为乙方办理借新还旧贷款，戊方自愿承接丁方持有的乙方股权，并为乙方本笔债务提供担保，《和解协议》对丙方、丁方、戊方的担保责任进行了约定，第十条约定：本和解协议签订后三天内，戊方之杜厚斌须向乙方在甲方开立的账户中转入资金320万元，用于清偿乙方在甲方所欠债务，清偿顺序为：（1）甲方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2）复利及罚息；（3）所欠利息；（4）本金。第十二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如协议各方均顺利履行协议约定的各项条件，在甲方对乙方发放借新还旧贷款并清偿乙方原有债务后，甲方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将诉讼案件结案。协议签订后，杜厚斌向宇通公司的账户转账320万元，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将320万元用于偿还了实现债权的费用269185.25元（其中含律师费139375元、诉讼费124550.25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偿还借款利息2405030.4元、偿还银行承兑汇票敞口垫款525791.85元。2016年4月28日，宇通公司通过向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借新还旧，还清剩余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及流动资金借款本金。 一审庭审中，攀枝花银行自认宇通公司对20000000元流动资金借款截至2014年9月20日的利息已经还清，后于2015年11月25日又偿还利息、复利及部分罚息共计2405030.40元（其中罚息为2292850.4元）。宇通公司另于2014年12月21日偿还敞口垫款本金4537.06元，于2015年1月31日偿还敞口垫款本金600000元，2015年3月21日偿还敞口垫款本金23.33元。 此外，杜厚斌认为宇通公司伪造贷款资料贷款，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依据虚假资料放贷而向中国银监会进行信访，中国银监会针对信访进行答复，杜厚斌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有：《股东会决议》，《授信合同》，《关于授信担保方式的补充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2份，《保证金合同》2份，《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最高额保证合同》，《贷款资金提款申请书》，《贷款资金支付委托书》，《借款支取凭证》，《银行承兑汇票》，《扣收保证金凭证》，《银行托收凭证》，《特种转账凭证》，《评估公司证明》，《审计公司证明》，中国银监会复查答复意见书，《和解协议》，民事裁定书，受案回执和受案告知书，进账单等。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宇通公司、宗成乐、朱思英关于担保无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宇通公司是否应当向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偿还罚息？涉案当事人在2015年11月11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仅约定了以320万元清偿宇通公司所欠债务及清偿顺序，但并未约定320万元总额的具体构成明细，如费用、复利、罚息、利息分别的金额，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认为在320万元中如果先扣除罚息而不偿还本金，那么罚息还会增加，所以就先扣除银行承兑汇票敞口本金，对于借款2000万元2014年10月16日到期后的罚息及银行承兑汇票敞口垫款部分垫款之日（2014年10月15日）起的罚息仍应按照相关合同主张,宇通公司、宗成乐、朱思英认为各方签订《和解协议》时，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银行承兑协议》关于利息、罚息和复利的约定计算，利息、罚息和复利总额应该远超过400万元，但各方约定的金额只有320万元，和解的金额实际少于按约定计算的金额是因为宗成乐愿意出钱与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进行和解，故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同意减免利息、复利和罚息，而且不再计算利息、复利和罚息，而且按照《和解协议》约定的扣款顺序：（1）甲方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2）复利及罚息；（3）所欠利息；（4）本金，本案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既然已经扣到了本金，应当视为本金之前的复利及罚息、利息均已全部扣完，故不再存在罚息。一审法院认为，各方签订《和解协议》的初衷是为了借新还旧，了结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但是通读《和解协议》全文，并没有体现出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愿意对签订协议之日前的罚息、利息、复利进行减免的意思表示，更没有体现出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愿意放弃协议签订之后至借新还旧通过之日期间的罚息、利息、复利，故一审法院对宇通公司及宗成乐、朱思英关于减免了部分罚息、利息、复利的意见不予支持。如果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扣款，将会导致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罚息数额更高，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在实际扣款顺序中虽未按照约定扣款顺序扣款，但其先归还本金的方式对宇通公司更为有利，不能仅因改变还款顺序而推定宇通公司已将罚息、利息、复利全部归还完毕，宇通公司仍应按照约定支付罚息。 对于流动资金借款2000万元产生的罚息，根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13.3条约定对逾期借款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罚息，因此罚息标准应为年利率10.8%【7.2%*（1+50%）】，从2014年10月16日到本金还清之日止2016年4月28日共计561天，因此罚息为20000000元*10.8%/360*561天=3366000元，扣除已经清偿的2292850.4元罚息，尚欠罚息1073149.6元。 对于银行承兑汇票产生的罚息，《银行承兑协议》约定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对垫款按当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收利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因此执行年利率为9%。从2014年10月15日至2014年12月21日共68天，产生的利息为19950036.83元*68*9%/360=339150.63元；宇通公司于2014年12月21日偿还敞口垫款本金4537.06元，剩余本金为19945499.77元，从2014年12月22日至2015年1月31日共41天，产生的罚息为19945499.77元*41*9%/360=204441.37元；宇通公司于2015年1月31日偿还敞口垫款本金600000元，剩余本金为19345499.77元，从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3月21日共49天，产生的利息为19345499.77元*49*9%/360=236982.37元；宇通公司于2015年3月21日偿还敞口垫款本金23.33元，剩余本金19345476.44元，从2015年3月22日至2015年11月25日共249天，产生的利息为19345476.44元*249*9%/360=1204255.91元；宇通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偿还本金525791.85元，剩余本金为18819684.59元，从2015年11月26日至2016年4月28日共155天，产生的利息为18819684.59元*155*9%/360=729262.78元。综上，承兑汇票敞口垫款未归还的罚息为2714093.06元。 综上，流动资金借款与承兑汇票敞口垫款产生的罚息共计3787242.66元（1073149.6元+2714093.06元），宇通公司应向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支付。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宗成乐、朱思英自愿提供担保，应当按约承担保证责任，故一审法院对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要求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宗成乐、朱思英对宇通公司应付的罚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四川省宝兴县宇通石材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偿付罚息3787242.66元；二、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宗成乐、朱思英对四川省宝兴县宇通石材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宗成乐、朱思英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四川省宝兴县宇通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37098元，减半收取18549元，由四川省宝兴县宇通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此款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已预交，四川省宝兴县宇通石材有限责任公司于偿付利息时一并支付给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宗成乐、朱思英对此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宗成乐、朱思英、宇通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7年7月10日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福森特司鉴[2017]文鉴字第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复印件，意图证明本案中用于贷款合同中加盖的宇通公司印章是虚假印章；2.2017年5月5日银监会信访答复意见书，意图证明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与杨本根、杨卫国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情形，故相关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质证认为，鉴定意见书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银监会答复意见书只能反映贷款违规现象，不改变贷款性质，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宗成乐、朱思英、宇通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内容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银监会信访答复意见书并未认定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与杨本根、杨卫国存在串通行为，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3月9日，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以宇通公司、杜厚斌、钱梅、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为被告向本院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请求判令：一、宇通公司偿付借款本金3882万元及至全部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二、判令宇通公司以自身提供抵押的采矿权及机器设备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三、判令杜厚斌、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以自身持有的股权对宇通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四、判令杜厚斌、钱梅、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对上述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判令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邮寄费等由七被告共同承担。本院以（2017）川01民初926号案件予以立案审理，并于2017年8月4日作出（2017）川01民初92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载明：“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9月23日，攀商行成都分行与宇通公司签订编号为201378011S2ZG12008的《授信合同》，约定攀商行成都分行向宇通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为4000万元的授信，授信期间自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10月25日止，攀商行成都分行并于同日与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9月23日，攀商行成都分行与宇通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攀商行成都分行向宇通公司提供2000万元用于采购荒料，借款期限为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10月15日，按月利率6‰执行。2013年10月15日攀商行成都分行向宇通公司履行了2000万元借款的出借义务。2013年12月17日，攀商行成都分行与宗成乐、朱思英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宗成乐、朱思英对宇通公司在授信项下的最高余额40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保证期间及范围与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与攀商行成都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相同。 2014年4月14日，攀商行成都分行与宇通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在宇通公司提供1500万元保证金后，攀商行成都分行向宇通公司签发了金额共计3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三张，到期日均为2014年10月14日。4月15日攀商行成都分行与宇通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在宇通公司提供500万元保证金后，攀商行成都分行向宇通公司签发金额为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到期日为2014年10月15日。上述债务到期后，因宇通公司及担保人未归还借款，攀商行成都分行于2015年4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偿还借款本金3940万元及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同年11月11日，攀商行成都分行与宇通公司、杨本根、谢如英、杨卫国、周小芳、宗成乐、朱思英、杜厚斌、钱梅达成《和解协议》，约定攀商行成都分行同意为宇通公司办理借新还旧贷款，杜厚斌、钱梅自愿承接宗成乐、朱思英持有的宇通公司股权，并为宇通公司的本笔债务提供担保。《和解协议》达成后，攀商行成都分行于2016年4月29日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6年5月4日做出（2015）成民初字第18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攀商行成都分行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案涉《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宇通公司未按约支付利息，且经营出现重大问题，攀商行成都分行据此约定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符合合同约定，宇通公司应当承担归还借款本金3882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的责任。宇通公司、杜厚斌、钱梅主张杨本根、杨卫国在2013年向攀商行成都分行借款时涉嫌贷款诈骗，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其答辩意见不能成立；宇通公司、杜厚斌、钱梅主张2013年的借款系杨本根、杨卫国的个人行为，与宇通公司无关，但2013年相关《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等证据上均有宇通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杨卫国代表宇通公司签名或加盖私章，借款事实亦无异议，故该答辩意见不能成立。因此，对于攀商行成都分行要求宇通公司归还借款3882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该案宣判后，宇通公司、杜厚斌、钱梅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2018）川民终434号民事裁定书，以宇通公司、杜厚斌、钱梅未在指定期限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为由，裁定按宇通公司、杜厚斌、钱梅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宗成乐、朱思英、宇通公司提出2013年9月杨本根、杨卫国以宇通公司名义向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的贷款涉嫌骗贷犯罪，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与杨本根、杨卫国在贷款中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宗成乐、朱思英的担保应为无效的上诉主张，但根据已经生效的本院（2017）川01民初926号民事判决认定，案涉《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等均为有效，宗成乐、朱思英、宇通公司在本案二审中并未提交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新的证据，故宗成乐、朱思英、宇通公司提出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借款应为杨本根、杨卫国私人借款、一审未同意鉴定申请程序违法等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宗成乐、朱思英、宇通公司提出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在本案中主张的罚息已经包含在《和解协议》中约定的320万元中予以解决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和解协议》的内容不能反映出攀枝花银行成都分行放弃320万元之外的其他罚息的意思表示，故宗成乐、朱思英、宇通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宗成乐、朱思英、宇通公司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诉讼费负担方式不变。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7098元由上诉人宗成乐、朱思英、四川省宝兴县宇通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寅 审判员  傅敏 审判员  莫雪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