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5民初1999号原告：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董炳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敏，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撰，汇业(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陈峥，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枫，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延珺，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纺联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冯国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懿，广东懿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联公司)诉被告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新联纺公司)、广州纺联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纺联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受理。本院分别于2018年3月21日、2018年5月24日组织各方进行证据交换，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敏，被告新联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枫、顾延珺，被告纺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懿参加了上述证据交换。本院于2018年7月13日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敏，被告新联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枫、顾延珺，被告纺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联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分别向原告偿还已垫付的连带清偿债务1,363,061.22元；2.两被告分别向原告支付利息(各自以1,363,061.2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扣划第二日即2017年3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对其上述第1项诉请的计算方式说明如下：1,363,061.22元=【360,000元(撤诉案件律师费)+250,000元(远东公司诉原告案件律师费)+48,393元(远东公司诉原告案件二审上诉费)+400,000元(远东公司诉原告案件再审及执行阶段律师费)+78,530(执行费)+11,130,628元(执行和解已支付费用)】/9。事实和理由：2000年7月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案外人中国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以下简称为远东公司)与华诚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诚公司)之间的纠纷作出(2000)高经终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诚公司向远东公司支付欠款6,277,827.97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41,355.90元。后远东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但仅实现了部分债权。2003年11月26日，华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远东公司申请对华诚公司进行强制清算，对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1)二中法特清算初字第13487号民事裁定，以无法清算为由，裁定终结对华诚公司的清算程序。2013年1月11日，远东公司以股东损害债权人合法利益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华诚公司股东被告新联纺公司、原告先期偿付华诚公司对远东公司所负债务中的10,000元。后远东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新联纺公司、原告连带清偿华诚公司对远东公司所负全部债务。后该案撤诉，原告因应诉支付律师费360,000元。2014年，远东公司以华诚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损害远东公司债权为由，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请求原告对华诚公司因(2000)高经终字第98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务中未能清偿部分承担清偿责任。后该法院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4646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告对华诚公司因(2000)高经终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所负担之债务及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所负担之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及案件受理费中尚未支付的部分向远东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8,393元由原告负担。对此，原告就该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6年7月29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3月17日，原告依据上述生效判决向远东公司足额支付了11,130,628元连带清偿责任、78,530元强制执行费、二审案件受理费48,393元。此外，就该案一审、二审，共支付律师费650,000元。鉴于华诚公司出资股东共有12方，作为股东之一的中国纺织总会于1998年已被撤销，另设的国家纺织工业局于2000年又被撤销并入国家经贸委，2003年不再保留国家经贸委，组建商务部。另有两方股东宁波市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为宁波纺联)、天津市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为天津纺联)分别于1998年10月29日、2000年7月13日先于本案债权产生前已注销。据此，尚有9方股东未注销。该9方股东在华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均怠于履行法定义务，未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原告认为，9方股东的过错大小是相同的，责任也是相同的，在原告对外清偿债务后，应由两被告各自承担已清偿部分的1/9。原告据此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原告华联公司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明材料：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0)高经终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商处字【2003】第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法特清算初字第13487号民事裁定书，查明了华诚公司的12个股东的明细，89%的股权没有被划拨给原告；证据1-3共同证明原告诉请金额的计算依据。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纺织工业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1998】56号)及《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国发【1998】6号)；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机构改革和国家经贸委机关内设机构调整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0】81号)；6、《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证据4-6共同证明华诚公司的股东之一中国纺织总会几经撤销演变已不存续，无法作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适格主体。7、《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基本情况》；8、《市场主体基本信息》；证据7-8共同证明宁波纺联和天津纺联已注销。9、2013年1月11日，远东公司向本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10、2013年1月21日，本院出具的(2013)长诉调字744号《通知》；11、2013年2月27日，本院出具的传票、出庭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12、2013年3月15日，远东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13、2013年6月4日，本院出具的《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出庭通知书；14、2013年6月21日，本院出具的《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出庭通知书；15、2013年8月1日，本院出具的《传票》、出庭通知书；16、2013年8月29日，本院出具的《宣判传票》、宣判出庭通知书；证据9-16共同证明前案诉讼的存在。17、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4646号民事判决书；18、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6513号民事判决书；19、和解协议；证据17-19共同证明原告诉请金额的计算依据。20、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1、北京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22、执行笔录；证据20-22共同证明原告支付11,130,628元。23、原告于2013年2月和2013年4月与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两份委托合同；24、两张法律服务费发票(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25、原告于2014年与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26、律师费发票(发票号码为XXXXXXXX)；27、原告于2016年8月与北京市京通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诉讼委托代理合同》；28、三张律师费发票(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29、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客户回单(流水号为XXXXXXXXXX)；30、原告于2017年4月与北京市京通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31、两张律师费发票(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32、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客户回单(编号为XXXXXXXXXXX)；证据23-32共同证明三笔律师费的产生。33、2000年1月5日，华诚公司向国家工商管理局提交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中所附国家纺织工业局向国家工商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00年1月5日,国家纺织工业局仍作为华诚公司的股东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获得国家工商局批准，且国家纺织工业局在《情况说明》中明确表明华诚公司股权未依照有关文件进行划转且股东变更也未进行；34、2013年6月17日，《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01年增发招股意向书中涉及“华诚纺织有限公司持股比例”陈述的澄清说明》及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联控股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1.华联控股公司在2001年5月编制《招股意向书》时，根据“1999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企改[1999]258号文”和原由原告持有华诚公司1.05%股权的情况，错误将原告持有华诚公司的股权比例界定为90.5%。2.华联控股公司在2013年再次查阅当时的增发招股档案材料，并调取华诚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其中包括华诚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及国家纺织工业局于2000年1月5日向国家工商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尽管“1999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企改[1999]258号文确实打算将国家纺织工业局持有的华诚公司89%的股权划转至原告名下，但之后由于实际情况复杂，且操作中存在诸多困难，因此最终该89%股权并未实际办理划转，工商变更也未进行。3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党政机关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和《中央党政机关非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的通知(文号：中办发【1999】1号)，证明该通知第二条：“审查原则”中明确规定，“可将门类相同，专业相近的企业，并入上述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但亏损严重，近期扭亏无望的企业，不得并入。”原告认为这可能是华诚公司最终未被并入原告的原因。36、北京二中院发出的《告知股东履行清算义务通知书》，证明2011年北京二中院对华诚公司进行清算，向原告发出通知，要求原告作为持有华诚公司1.1%(笔误，应为1.05%)股权的小股东，向其提供华诚公司账册等材料。37、原告在北京二中院对华诚公司强制清算案中，提交的《关于华诚纺织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的书面说明》，证明：1.原告在北京二中院对华诚公司的强制清算案中，愿意积极配合、协助北京二中院的强制清算，但是，因为其仅是华诚公司小股东，无法提供华诚公司的财产、印章、账册、文书等材料，原告和被告新联纺公司、纺联公司一样是小股东，但是原告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2.另结合原告证据17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第04646号民事判决书，就北京东城法院审理的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原告曾就其积极协助北京二中院清算华诚公司的事实向法院予以举证。就此，北京东城法院明确认为“华联公司参与人民法院发起的强制清算程序，不等同于其履行了清算义务”以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持股多少，是否为控股股东均非股东减轻或免除法律责任的法定条件”并最终认定原告应当承担未履行清算义务的连带责任。38、《华诚纺织公司一九九五年度分红增股通知》，证明华诚公司在1996年8月12日向被告新联纺公司发函明确，被告新联纺公司截至1995年对华诚公司实有股金41.20万元，应分配给被告新联纺公司1995年红利41,400元，该份证据证明被告新联纺公司作为华诚公司股东，参与华诚公司实际经营以及经营分红，这和被告新联纺公司的庭审陈述是不一致的。39、华诚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40、验资报告；41、华诚公司《公司年检报告书》；42、华诚公司公司章程；证据39-42共同证明华诚公司曾经各股东协商一致将2,880万元盈利分红，并直接转增股本；增资后，华诚公司12名股东均一致盖章表决通过新的公司章程。被告新联纺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是华诚公司持股90.05%的股东，国家发改委已将中国纺织总会持有的华诚公司89%的股份划拨给原告，故原告作为华诚公司的控股股东，应履行相关义务。2.华诚公司是纺织工业部组建的公司，被告新联纺公司系在1994年行政摊派的历史原因下成为华诚公司持股1.05%的小股东，自始未参与华诚公司经营，且公司账目实际由原告掌握，故被告新联纺公司并无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责任。3.即使被告新联纺公司应承担责任，也仅应当按照持股比例，承担责任的1.05%，因为《公司法》项下股东的权利义务系按照持股比例确认的。被告新联纺公司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明材料：1、《华诚纺织有限公司章程》、(2011)二中法特清算初字第13487号的民事裁定书，共同证明被告新联纺公司的持股比例；2、国资改革【2005】436号《关于华侨城集团公司与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重组有关问题的通知》、《深圳市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共同证明经划转原告持有华诚公司90.05%的股权，工商局股权变更只是对外的效力，但行政划拨是不管有无办理工商登记都不影响划拨的效力；3、(2014)东民初字第04646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6513号《民事判决书》，共同证明法院未判决华诚公司其他股东承担责任。补充证据、商务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证明国家经贸委机构改革撤销后，其相关职能并入商务部。根据股权维持原则，股东注销后应有承继者，华诚公司的股权要么转给原告，要么由商务部承继，原告或者作为股东承担责任，或者由原告向商务部进行追偿，被告新联纺公司不承担责任或者仅在1.05%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原告放弃向商务部追偿是其放弃自身的权益。被告纺联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作为华诚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和实际管理人，应承担华诚公司清算不能的全部责任。且根据原告证据显示，华诚公司89%的股权已划拨给原告。2.原告清偿华诚公司对远东公司的债务金额为10,582,235.40元，而原告本案诉请其他股东分摊12,267,551元，此诉请主张与事实相违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股东怠于履行义务，无法进行清算的，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指公司债务，而不包含诉讼费、强制执行费、律师费、逾期履行罚息等不属于公司债务，也不属于必然会产生的款项。3.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股东承担清算责任应按过错大小分担，原告作为华诚公司绝对控股股东，应对华诚公司清算不能承担全部责任。被告纺联公司系依据行政命令而持有华诚公司1.05%的股权，仅为名义股东，未参与华诚公司经营管理，故被告纺联公司并无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责任。4.原告在未查清宁波纺联和天津纺联的承继者的情况下，擅自将两家公司在华诚公司的股东中剔除，此对其他股东显失公平。被告纺联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经质证，被告新联纺公司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按照原告诉称债权形成于1997年10月，此时天津纺联和宁波纺联尚未注销；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不清楚；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其中第11页载明被告新联纺公司的持股比例，国家发改委在2005年将华诚公司的股权划转给原告；证据4、5、6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证据6显示89%的股份应有法律意义上的承继者，既然国家经贸委的职能并入商务部，则商务部应是89%股权的承继者；证据7、8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天津纺联和宁波纺联的承继者信息无法知晓；证据9至1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17、18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内容不清楚；证据20真实性无异议，关于承担责任的范围基数同被告纺联公司的意见；证据21、22真实性无异议，但系原告单方面和债权人的和解协议，被告新联纺公司只认可本金的部分；证据23至32真实性无异议，按照目前法律规定只有侵权责任需要被告承担律师费，本案不是侵权纠纷，被告新联纺公司不应承担律师费；证据33真实性有异议，其中第二行写明华诚公司并入原告，此系政府股权的划拨，应从政府文件下达之日即生效，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不影响股权转移的效力。且增发招股意向书也印证股权变更在实施中；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但系内部函件，无对外效力。且内部澄请函件不具有公示公信力，不能对抗在深交所发布的招股意向书；证据35真实性无异议，其中第25页已明确系行政划拨，应从政府文件下达之日即生效。假设华诚公司的股份没有并入原告，但也可见原告和华诚公司距离更近，更应该了解到当时华诚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故就清算不能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证据3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37真实性有异议，系原告单方面出具；证据38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新联纺公司从未收到该通知及分红；对证据39至4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纺联公司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强调华诚公司对远东公司的债务只包括本金和利息，所以华诚公司股东对远东公司承担的股东清算责任也只能是华诚公司对远东公司的欠款本金和利息；证据2、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且证据3显示原告系华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证据4、5、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原告证据3和证据17可以看出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已经查明原告系华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绝对控股股东。中国纺织总会的89%的股权已经被划拨给原告；证据7、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9至16形成于原告与第三人间，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在该些诉讼中支付的律师费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股东在清算中应该承担的债务；证据17至2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7第4页即原告证据的50页，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尽管法院以原告持股比例问题与该案判决无必然关联不予确认该证据的关联性，但从该证据的实际内容可以看出原告已实际持有华诚90.05%的股权。证据19形成于原告与远东公司之间，该和解协议清楚记载了原告主张的11,130,628元包括有华诚公司所欠远东公司的本金和利息，以及逾期履行罚息50万元。故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该50万元不属于原华诚公司所欠远东公司的债务，不能要求其他股东分担；证据23至32形成于原告与第三人间，对证据三性均不予确认，原告要求其他股东分担律师费无法律依据；证据33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说明华诚公司归原告实际管理和操控，原告是华诚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国家纺织工业局系暂以股东身份办理相关手续；对证据34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系私下出具的；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所称的资产流失等情况纯粹是原告的主观猜测没有事实作为依据，就该猜测需要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证据36、3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应该对华诚公司强制清算不能承担全部责任；对证据3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新联纺公司参与分红，不能证明被告新联纺公司参与华诚公司的实际经营；对证据39至4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告对被告新联纺公司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是该证据也证明原告仅是小股东；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补充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仅系行政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不包括对华诚公司的经济运行和持股运营内容。被告纺联公司对被告新联纺公司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华诚公司成立时的公司名称和持股比例。但随着时间的变更，原告已经持有中国纺织总会持有的89%的股权；证据2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3、17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中国纺织总会持有的89%的股权已经划给原告，原告所说的出具的说明只是内部的说明，而招股意向书是公示广而告之的，其证明效力大于原告所说的说明；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意见同其对原告17至18的质证意见；对补充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无法确认，但华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大股东应该是原告。经审理查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6日依法受理远东公司对华诚公司强制清算申请，后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1)二中法特清算初字第13487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认定的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如下：“华诚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6月30日,营业时间自1996年9月17日至2046年9月16日，……公司注册资本中，中国纺织总会出资3,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9%；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出资4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5%；天津市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出资4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5%；大连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出资4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5%；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4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5%；广州纺联进出口有限公司(原名称广州市纺织工业联合进出口公司)出资4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5%；广东省纺织工贸进出口公司出资4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5%；青岛纺联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青岛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出资4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5%；宁波市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出资4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5%；华东纺织联合公司出资4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5%；佛山市纺织工业公司出资4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5%；福州纺织企业联合进出口公司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0.5%。1998年6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办发[1998]5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纺织工业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国发[1998]6号),撤销中国纺织总会,设置国家纺织工业局。国家纺织工业局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主管纺织行业的行政机构。199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央党政机关非金融类企业脱钩的总体处理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该方案中记载,按照处理意见原则和企业分类标准,有76家脱钩企业并入上述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交由中央管理。该方案附表二第68号记载,国家纺织局管理的华诚纺织有限公司并入华联集团有限公司。2000年1月5日,国家纺织工业局向国家工商管理局出具情况说明1份,载明：根据中办发[1999]1号及国经贸企改[1999]25号文,关于中央党政机关非金融企业脱钩的通知精神,华诚纺织有限公司并入华联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但因华诚纺织有限公司由12家股东组成的有限公司,企业脱钩情况复杂。变更股权及变更股东须进行审计及清产核资及审计必须与年终决算结合起来。未进行审计及清产核资,就不能进行资产划转及股东变更,也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由于股权划转还没有进行,所以股东变更也未进行。为不影响对外经济合作部对华诚纺织有限公司赋予进出口权的批复的有效性,不错过良机,暂以纺织局为股东身份办理变更经营范围。关于股权划转及股东变更我们将结合年终决算,清产核资及审计完成后尽快办理。请国家工商管理局先给予办理变更经营范围的事宜。2000年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办发[2000]81号《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机构改革和国家经贸委机关内设机构调整方案的通知》,撤销了国家纺织工业局,该局的有关行政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2003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作出工商处字[2003]第23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华诚纺织有限公司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参加企业年度检验,被吊销营业执照。华诚纺织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本案受理后,发现被申请人华诚纺织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天津市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大连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广东省纺织工贸进出口公司、宁波市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华东纺织联合公司、佛山市纺织工业公司、福州纺织企业联合进出口公司均下落不明,且华诚纺织有限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华诚纺织有限公司股东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纺联进出口有限公司、青岛纺联集团有限公司经本院释明后,均认为其只是持有华诚纺织有限公司1.05%股权的股东。自华诚纺织有限公司成立后,从未参与过经营管理,也不了解华诚纺织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亦无法提供公司的财产、账册等相关文件。目前,按登记地址不能通知华诚纺织有限公司及天津市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大连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广东省纺织工贸进出口公司、宁波市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华东纺织联合公司、佛山市纺织工业公司、福州纺织企业联合进出口公司,且没有华诚纺织有限公司的任何财产、账册及重要文件,本院无法进行清算,应当终结清算程序。申请人中国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可以另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华诚纺织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对中国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据此,本院裁定如下：终结对华诚纺织有限公司的清算程序。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其后，远东公司向本案原告提起诉讼。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8日，就远东公司诉原告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464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的与本案有关的内容如下：“本院经审理查明,远东公司曾因欠款纠纷起诉华诚公司,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二中经初字第192号民事判决：‘……华诚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国远东贸易总公司欠款六百二十七万七千八百二十七点九七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自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起至本判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华诚公司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5日做出(2000)高经终字第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述,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由华诚公司负担41,355.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951元亦由华诚公司负担。2001年12月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二中执字第1461-2号民事裁定书,记载‘被执行人华诚纺织有限公司目前无财产可供执行’,故裁定(1999)二中经初字第192号民事判决中止执行。后远东公司申请对华诚公司进行强制清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二中法特清算初字第13487号《民事裁定》,记载：‘本院经审查认为：华诚纺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922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41.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5%。本案受理后,发现被申请人华诚纺织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均下落不明,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法提供公司的财产、账册等相关文件……目前按登记地址不能通知华诚纺织有限公司……且没有华诚纺织有限公司的任何财产、账册及重要文件,本院无法进行清算……据此,本院裁定如下：终结对华诚纺织有限公司的清算程序。’……本院认为,……华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华联公司作为工商登记公示信息显示的股东怠于履行法定义务,未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债权人申请的强制清算程序因缺乏必要资料而无法进行,故华联公司应对华诚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华联公司主张其仅持有华诚公司1.05%股权,并非控股股东。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持股多少、是否为控股股东均非股东减轻或免除法律责任的法定条件,故本院对华联公司此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判决如下：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华诚纺织有限公司因(1999)二中经初字第192号、(2000)高经终字第98号民事判决所负担之债务及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所负担之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及案件受理费中尚未支付的部分向中国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三元由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公告费用七百元由中国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负担,已交纳。”后因原告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9日作出(2016)京02民终651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48,393元，以及二审案件受理费48,393元，均由原告负担。另查明，2017年3月16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远东公司(作为乙方)就上述案件达成《和解协议》如下：“一、双方确认，根据上述生效判决，计算到2017年1月31日，乙方债权数额为16,080,437.48元，其中本金金额为5,212,505.56元，利息金额总计10,867,931.92元，其中一般债务利息5,369,729.87元。二、本次和解在法院主持下进行。双方同意，本协议签署7日内，甲方向法院的收款账户支付本金5,212,505.56元、一般债务利息5,369,729.87元、加倍部分债务利息500,000元、一审诉讼费48,393元，共计11,130,628元。执行费用由甲方按照法院规定计算和交纳。......”2017年3月17日，原告向法院账户打款11,130,628元，以及案件执行费78,530元。至此，(2014)东民初字第04646号民事判决内容已全部执行完毕。还查明，宁波纺联于1998年10月29日注销，天津纺联于2000年7月13日注销。2003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商务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规定“(一)划入的职责。……2.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内贸管理、对外经济协调、产业损害调查和重要工业品、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组织实施等职责。……”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如下内容：1.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系以行政主导方式成立华诚公司，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知各地纺织局下属企业入股，各股东持股比例及出资额均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执行，且其三方均已全部出资到位；2.宁波纺联、天津纺联注销时，原、被告均不清楚，华诚公司亦未就此召开股东会告知，或就该两家公司所持股份转让或优先购买问题进行告知或表决。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并为本院采信的(2011)二中法特清算初字第13487号《民事裁定书》、(2014)东民初字第04646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6513号《民事判决书》、《和解协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北京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执行笔录、《商务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非公司法人登记基本情况》、《市场主体基本信息》，以及证据交换、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被告新联纺公司、被告纺联公司是否应对华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应承担，则争议焦点二为被告新联纺公司、被告纺联公司各自应当承担的比例？争议焦点三为被告新联纺公司、被告纺联公司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认为，据判决原告承担责任的前案裁判依据，两被告同样作为华诚公司股东，理应就其怠于履行法定义务，未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新联纺公司认为，原告系控股股东，应承担华诚公司强制清算不能的全部责任，即使其要承担责任，也应该按持股比例承担。被告纺联公司认为，原告系华诚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对华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及强制清算不能承担全部责任；其仅持有华诚公司1.05%的股份，对强制清算不能无任何过错亦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系以“没有华诚纺织有限公司的任何财产、账册及重要文件,本院无法进行清算,应当终结清算程序”为由裁定终结对华诚公司的清算程序。后针对远东公司诉原告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持股多少、是否为控股股东均非股东减轻或免除法律责任的法定条件”，而原告“作为工商登记公示信息显示的股东怠于履行法定义务，未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债权人申请的强制清算程序因缺乏必要资料而无法进行”，以此判决原告对华诚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鉴于上述法律文书业已生效，本案当事人对其中内容均予以确认，故在被告新联纺公司、被告纺联公司对其系华诚公司股东身份确认无异的前提下，该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同样适用本案，两被告不因未参与华诚公司实际管理或所持股份微小而得以免除其作为公司股东的法定清算义务，其作为公司股东理应对华诚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认为，华诚公司登记在册的12名股东中，中国纺织总会被撤销、天津纺联及宁波纺联已注销，其余股东均无法提供华诚公司财产账册等重要文件，也均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故应由其余9名股东基于过错相同的原则承担同等责任。被告新联纺公司、被告纺联公司则认为，相关行政文件已显示，华诚公司已并入原告，故原告系华诚公司持股90.05%的绝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应掌握华诚公司的公司地址、财务账册等重要文件，故应由原告承担华诚公司强制清算不能的全部责任。其中，被告新联纺公司还认为，如果其要承担相关责任，责任比例也应以持股比例为限，股东承担的义务和权利应对等，且从上述关于股权划转的行政文件可以看出，原告与华诚公司的联系更为密切，原告理应就华诚公司强制清算不能承担更大的过错。对此，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已查明事实和原告在本案中的举证，原告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两被告各自的承担比例问题，本院在综合考虑华诚公司成立之初的历史背景和行政特色、两被告各自持股比例、两被告在华诚公司吊销前对公司管理决策的参与度和获分红情况、两被告在华诚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中的应诉情况等因素，认为本案两被告的过错比例按其持股比例确定为宜。据此，被告新联纺公司、被告纺联公司因其怠于履行股东义务，致使华诚公司财务账册等重要文件灭失而无法进行清算，应以其各自出资占华诚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均为1.05%)确定其过错大小及责任份额。关于争议焦点三。针对原告的诉请金额构成，被告新联纺公司、纺联公司均认为，应以原告实际承担的华诚公司对外债务本金5,212,505.56元及一般债务利息5,369,729.87元为限。对此，本院认为，两被告应分担的责任范围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确定。考虑到该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请求权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方能实现，故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民事责任”在本案中应包括(2016)京02民终6513号案件判决主文所包括的给付金钱义务，以及(2014)东民初字第04646号和(2016)京02民终6513号案件受理费中由原告承担的部分。据此，结合上述已查明事实，本案责任范围应包括华诚公司依据(1999)二中经初字第192号、(2000)高经终字第98号判决所应负担之债务及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所负担之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及案件受理费中尚未支付的部分。在此基础上，鉴于本案原告实际向远东公司支付的金额系依据《和解协议》确定的，其中加倍利息部分的金额远低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计算的华诚公司应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故本院依法认定，两被告应各自分担的债务总额为11,130,628元(=债务本金5,212,505.56元+一般债务利息5,369,729.87元+加倍利息500,000元+一审诉讼费48,393元，该金额由原告自愿取整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16,871.59元；二、被告广州纺联进出口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16,871.59元;三、驳回原告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8,608.98元，由原告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3,334.12元(已预缴)，由被告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2,637.43元，由被告广州纺联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2,637.4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志斌审 判 员  陈宇琦人民陪审员  沈芳珍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曾晓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第二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二人以上的，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按照本规定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后，主张其他人员按照过错大小分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