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82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常根，男，1967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88号中心商务大厦19楼。法定代表人：樊永强。委托代理人：邵雷，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永强，男，197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孙常根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樊永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2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常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根据被上诉人的确认、樊永强以“本所主任”身份签字、雅尔德律所财务经办人在《备忘录》上签字以及雅尔德律所按照协议履行了义务的事实，可以认定《备忘录》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樊永强个人签订的、合伙人个人之间关于税款分担的约定，该备忘录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雅尔德律所之间的预扣税款协议。2、《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其签订的合同、协议等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一律无效。”《备忘录》关于95万元税款应为预付税款，如定为包税95元，将违反上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3、《律师聘用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上诉人每年向被上诉人雅尔德律所缴纳管理费50797元。缴纳上述费用以外的律师费收入，在到帐扣除税费后五个工作日规定结算。在无其他合法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以本约定为准。4、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不根据业务收入缴纳个税，而是根据利润分配额缴纳个税。2013、2014两个年度，上诉人的其他几项业务收入均被预扣20%的税款，远超出实际支出的6%的增值税，不存在以协议的95万税款来分摊费用或抵扣其他业务收入项下税款的问题。因其他业务收入金额不大，为避免取证不便，并考虑到人情关系，上诉人放弃其余几项收入预扣税款的追索权。根据被上诉人雅尔德律所2013、2014两年度的《生产、经营所得投资者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鉴定证报告》，2013、2014两年度，6名合伙人全部应缴个人所得税分别为521973和372957元，共计894930元，而该所实际缴纳了688393元个人所得税。而上诉人应纳个税金额为3104元和1754元，累计4858元。被上诉人雅尔德律所两年共扣除上诉人8411元个税，超出了应纳的个税额。由此，将《备忘录》中约定的95万元视为包税，意味着上诉人承担了该律所全部的合伙人个人所得税，并且还有结余。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认可一审判决；2、被答辩人上诉的理由不成立。理由：一、上诉人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备忘录》是被答辩人与樊永强个人签订，为合伙人个人之间的税款分担协议，这是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的片面理解，一审判决并未作此认定。双方就该笔律师费的纳税金额经过多次协商，并达成多份协议，而最终实际履行完毕的是95万元包税的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欺诈及重大误解的情况，且该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被答辩人认为双方签订的《备忘录》违反《税收征管实施细则》规定的观点错误。双方在《备忘录》中关于95万元“税款”的约定，其性质属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之间就案件收入所需缴纳税款的内部成本分担而进行的约定，是答辩人经过核算利润和成本之后，与被答辩人共同认可的金额，并不是实际缴纳的税款。根据答辩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2013、2014年度《生产、经营所得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鉴证报告》显示，被答辩人的该笔人民币392.3072万元律师费收入，由于被答辩人没有提供任何合理的成本发票，答辩人只能计作律师事务所的纯利润收入。根据核算，被答辩人的该笔律师费收入，除增值税、增值附加税等固定税人民币26.75万元之外，还存在901780.38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及0.3923万元堤围费，税费总款支出超过95万元，不存在避税之说。三、即使根据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律师聘用合同》的约定，律师费收入在到账扣除税费后五个工作日按规定结算，但就该税费扣除的标准由于税制改革，律师事务所由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在单笔大额律师费用双方无法核定具体税率计算，经答辩人多次请求快速提款，双方才多次签订备忘录。按查账征收，被答辩人该笔律师费收入应缴税款为175.0302元。四、律师事务所作为合伙企业，其所得采取“先分后税”原则，按全部经营所得作为纳税所得额，扣除成本、费用及损失后，按照合伙人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再按照国家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税率依法纳税，与个人并无直接关系，所以个人名下显示的税金并不是其全部个案收入的税金。五、如上诉人为律师事务所的实际合伙人，该笔律师费用应计入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收入，经核算利润后，在各合伙人之间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但是，双方均认可被答辩人是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合伙人，该笔律师费没有计入律师事务所的利润分配，而被答辩人主张按出资比例2%的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并得出该笔律师费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为8411元的结论。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在律师事务执业期间的权利、义务理应对等，被答辩人以普通律师的身份作为答辩人的名义合伙人，没有承担合伙人应承担的成本支出，就没有按合伙人“先分后税”原则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权利。因此，被答辩人认为该笔律师费除增值税23.538432万元之外，其仅需要缴纳8411元个人所得税，剩余部分均应归其个人所有的理解是错误的。孙常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雅尔德律所向孙常根支付拖欠的律师费收入提成款719529元及利息31989元（利息自2015年2月10日计算至2016年1月9日，按照年利率4.85%计算），共计751518元；2、雅尔德律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3、樊永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查明，孙常根于2006年4月进入雅尔德所，成为该所执业律师，于2007年1月22日成为该所合伙人，于2015年2月9日从雅尔德所转出，至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执业。2014年1月13日，孙常根与樊永强、雅尔德所财务经办人签订《关于厦门公司案件税款问题的备忘录》一份，内容为：孙常根律师代理的厦门国际信托公司诉海口市国土海洋资源局行政侵权纠纷一案，已经结案，律师费实际到账392.3万元，本着精诚团结、友好协商的原则，本所与孙律师现就本案税款问题形成如下一致意见：一、孙律师支付税款95万元，另在本年度内向本所提交30万元发票（主要为海口市房地产信息咨询业发票）；二、其余297.3万元，本所在六个月内支付到孙律师本人账户上，平均每月约50万元，由于急需用款，本所在本月18号前向孙律师支付60万元；三、本年度内孙律师如果有收入需要开票。另行按照本所规定提交相应的发票冲抵成本。孙常根当庭主张之所以与被告签署上述《备忘录》，系因为孙常根所有收入所里都要预扣20%税费，孙常根为了把律师费提走，被迫与被告协商预扣95万元税款。孙常根同时确认上述《备忘录》约定的剩余297.3万元律师费在扣除相应费用后，孙常根实际收到260万元，并表示对该部分扣除的费用没有异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关于孙常根与樊永强签订《关于厦门公司案件税款问题的备忘录》，孙常根主张其对支付95万元税款存在异议，只是迫于雅尔德所律师费分配制度，为了获得该笔律师费收入，才签署涉案《备忘录》。但孙常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系职业律师，理应知晓签订该《备忘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故孙常根为了获取律师费收入依然在涉案备忘录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孙常根同时主张涉案《备忘录》约定“孙律师支付税款95万元，另在本年度内向本所提交30万元发票”系避税条款，应为无效条款。对此法院认为，结合孙常根诉求的“律师费收入提成款”来看，该条款应属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之间就涉案收入所需缴纳税款的内部成本分担而进行的约定，该95万元“税款”的性质与双方就涉案律师费收入依法所需要缴纳的税款并不一致，孙常根依约向被告支付95万元“税款”并不必然导致规避税费的结果，且孙常根亦未就此向法院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孙常根的该项主张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涉案《关于厦门公司案件税款问题的备忘录》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故在孙常根确认雅尔德所已依约向其支付涉案剩余律师费的前提下，要求被告返还719529元律师费收入提成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法驳回孙常根的诉讼请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孙常根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315元，由孙常根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孙常根提供证据材料三份，证据材料一为国税【2000】149号文《关于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证据材料二为上诉人孙常根所书写的《雅尔德律所基本情况和本案发生的背景》、证据材料三《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减征堤围防护费的通知》，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三份证据材料不属于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为：证据材料一、三系政府部分规范文件，不属于本案证据；证据材料二为上诉人孙常根关于本案之意见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厦门公司案件税款问题的备忘录》系上诉人孙常根与被上诉人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就其代理的厦门国际信托公司诉海口市国土海洋资源局行政侵权纠纷一案律师费392.3万元在其与律所之间的分配问题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亦于本案起诉前已履行完毕。上诉人孙常根诉称系受律所胁迫所签，并非其真实意愿，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因此本院认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真实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392.3万元律师费分配问题经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协商一致并履行完毕，现上诉人孙常根请求被上诉人再支付律师费收入提成款719529万元及利息无合同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协议中约定孙常根支付税款95万元系其与供职律所的内部协议，与律所、孙常根实际纳税行为无直接关联性，即该约定对被上诉人雅尔德律师事务所、上诉人孙常根的实际纳税行为没有约束力，不影响实际纳税行为。因此，上诉人孙常根上诉提出该协议违反《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上诉人雅尔德律师事务所是否存在纳税上的规避及违法行为，上诉人孙常根未提供证据证实，且与本案亦无关联性。上述协议是独立于《律师聘用合同》的另一合同，有具体的权利义务约定，且该协议亦未约定以《律师聘用合同》相关约定为本协议之内容，故本案审理不需要依照《律师聘用合同》相关约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15元，由上诉人孙常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  建  华审判员 袁  劲  秋审判员 沈    炬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钟文俊（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