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30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金玉，男，汉族，1951年6月16日出生，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华，浙江辰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清，男，197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系沈金玉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余杭仓前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余杭区仓前街道朱庙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6767571341。 法定代表人：王飞，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国强、刘晓，浙江杰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金玉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余杭仓前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仓前建设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6074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认定事实如下： 因杭州余杭创新基地项目建设需要，仓前建设公司对沈金玉户的房屋实施拆迁。2008年7月6日，沈金玉作为乙方与仓前建设公司作为甲方以及受委托动迁单位杭州余杭华禹动迁有限公司签订了《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双方在协议书中对沈金玉（户）的拆迁补偿安置事项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如下：一、乙方常住户口人数和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乙方房屋总建筑面积459.34平方米，常住在册户籍人口5人（其中独生子女1人，农业人口5人）。二、乙方被拆迁房屋及土地附属物的补偿费。经评估，乙方合法房屋建筑补偿费739643元（详见房屋拆迁补偿评估报告）。三、拆迁过渡和搬家费。乙方自行临时过渡，甲方给予乙方每人每月200元的临时过渡费，对按期动迁的再给予乙方自行过渡每人每月奖励100元，过渡时间为乙方腾房并交付钥匙起至通知领取高层住宅安置房钥匙后4个月止。若过渡时间超过24个月的，超出时间按双倍支付临时过渡费。现甲方暂付乙方24个月的临时过渡费合计36000元，其余部分在安置时一次性结清。甲方给予乙方二次搬家费3000元。四、奖励费用和有关事项1、在甲方规定时间内乙方配合甲方进场评估的，甲方奖励乙方10000元；在2008年7月12日前签订协议的，甲方奖励乙方50000元；乙方必须于2008年7月13日前搬迁完毕，将腾空房屋移交甲方，甲方奖励乙方20000元；乙方在甲方规定时间内按时入住高层公寓，甲方奖励乙方20000元。若超过期限的，取消上述相关奖励费。乙方在规定时间内按时进行丈量、签约、腾房、入住高层公寓的，甲方再行奖励乙方30000元；甲方给予乙方未加层奖励39635元，逾期签约、腾房的，取消该项奖励；绿化补偿1000元。安置方式和安置面积。甲方以统一建造的高层住宅安置乙方，安置地点在仓前镇4号农居点。经初步审核，乙方安置人口6人，安置建筑面积320平方米（具体安置人口，面积以安置时核实确认为准），乙方需以每平方米1200元（高层）的优惠价支付安置房款合计360000元。根据区委办（2008）62号有关优惠安置政策，乙方按时签协并腾房的可按优惠价增购建筑面积60平方米，乙方需按优惠价支付购房款72000元；可按成本价增购建筑面积120平方米，乙方需以每平方米2300元的成本价支付购房款276000元。以上合计乙方安置总建筑面积480平方米，乙方需支付购房总款708000元。现乙方的总购房款从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拆迁款中扣除。以上房价、房款安置结算时多还少补。五、补偿款和各项费用的支付乙方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处理费、过渡费、搬家费、奖励费、其他费等总计949278元。在签订协议规定期限内，乙方腾空交房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将以上款项，扣除乙方按时入住奖励费后计929278元，按时入住奖励费在乙方按规定时间领取安置房钥匙时予以支付。六、乙方应如实提供符合安置政策的安置人口及名单，必要的应提供相关证明。乙方在拿到安置房钥匙前，除乙方符合政策增加的安置人口外，若乙方所提供的安置人口与实际应安置人口不符，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相关条款。七、未尽事宜或特殊情况，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八、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受委托动迁单位执一份。在协议书的落款处，仓前建设公司、委托动迁单位盖公章，沈金玉签名捺印。协议签订后，沈金玉已将被拆迁房屋交由仓前建设公司拆除，并取得扣除购房款后的拆迁款221278元。2010年12月19日，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农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向沈金玉户发出《仓溢绿苑二期高层回迁安置户交房通知书》，沈金玉收到通知后进行选房，并在《抽签选房确认单》上签名确认，选定仓溢绿苑二期21-1-602安置房面积122.75平方米、23-2-701安置房面积89.76平方米。同日，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农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与沈金玉签订《仓溢绿苑安置房分配协议书》，协议双方确认安置房分配等事项。仓前建设公司出具结算单，该结算单载明沈金玉户安置人口面积应付房款708000元、已扣房款708000元，回迁户已领取款项221278元、抽签面积212.51平方米、剩余面积270平方米、实际收付款的差额款115154.4元。沈金玉已领取收付款的差额款115154.4元。沈金玉已取得仓溢绿苑二期21-1-602安置房面积为122.75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23-2-701安置房面积为89.76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另认定，据沈金玉的户口簿记载，沈金玉户内人员为户主沈金玉、姚华美（妻）、沈建清（子）、沈祺昊（孙子）、山胜美（儿媳）。户内人员沈建清与山胜美于2005年9月21日登记结婚，于2006年1月22日生育一子沈祺昊，并于2010年11月29日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沈建清与山胜美于2015年10月30日经余杭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双方婚生子沈祺昊随沈建清共同生活并负责抚养教育。又认定，沈金玉户内人员山胜美，于1997年3月25日与案外人姚春法登记结婚，婚后于1998年4月8日生育一子姚君利，山胜美与姚春法于2003年12月1日登记离婚。2017年1月3日，杭州市余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复函仓前建设公司，该复函载明《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所指的“独生子女”，根据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解释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1、本人为父母生育或依法收养的唯一子女；2、父母依法生育（依法收养）过两个及以上子女，其他子女均已死亡并未生育，本人为父母现存的唯一子女（浙人口计生委【2013】**），因沈祺昊在血缘上存在同母异父的哥哥，故沈祺昊不是独生子女。沈金玉以户内人员沈祺昊是独生子女，应按独生子女政策享受安置，该户安置面积不足，于2016年11月1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仓前建设公司履行《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沈金玉建筑面积270平方米的安置房并由仓前建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拆迁当事人就该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仓前建设公司作为拆迁人，沈金玉作为被拆迁房屋安置的户主，经平等协商，双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安置事项所作的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认该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约定的内容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经初步审核乙方安置人口5+1人，安置总建筑面积480平方米（具体安置人口，面积以安置时核实确认为准）；乙方应如实提供符合安置政策的安置人口及名单，必要的应提供相关证明。乙方在拿到安置房钥匙前，除乙方符合政策增加的安置人口外，若乙方所提供的安置人口与实际应安置人口不符，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相关条款”。该协议条款表明具体安置人口，面积以安置时核实确认为准，若乙方所提供的安置人口与实际应安置人口不符，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相关条款。本案中，沈金玉户在房屋拆迁时认为房屋拆迁安置对象为5人，其中户内人员沈祺昊系独生子女，故在签订协议时，安置人口按5+1人进行安置，安置面积为480平方米。但在实际安置过程中，仓前建设公司经过核查，杭州市余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复函仓前建设公司，认定沈祺昊已不属于独生子女。对此仓前建设公司对沈金玉户的安置人员及面积进行调整，并确定安置人口为5人、安置面积为400平方米，该行为符合相关政策的规定和双方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约定。双方已确认沈金玉户已实际安置面积约210平方米，且仓前建设公司同意再安置190平方米，因此，沈金玉主张的安置面积，其中190平方米，予以支持。其余部分，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同理，仓前建设公司抗辨经过调查核实且经有职权单位作出的认定沈祺昊不具备独生子女资格的，故无法享受独生子女安置政策来计算，也是符合协议约定的，该抗辨理由成立，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杭州余杭仓前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内对沈金玉安置建筑面积为190平方米（不含已实际取得的安置面积）的安置房。二、驳回沈金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沈金玉负担2900元，杭州余杭仓前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900元。 宣判后，沈金玉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关于本案沈金玉户内人员沈祺昊独生子女问题：1、在2010年12月26日签订《仓溢绿苑安置房分配协议书》前，沈金玉已向仓前建设公司提交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在签订《仓溢绿苑安置房分配协议书》时，仓前建设公司、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农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及余杭区政府有关部门从未对沈祺昊独生子女问题提出过任何异议。相反，在该《仓溢绿苑安置房分配协议书》中的第1条第2项明确沈金玉安置人口、安置房面积及住房套数已由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农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审核并报余杭区政府有关部门核准、备案。即仓前建设公司、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农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及余杭区政府有关部门均认可沈祺昊为独生子女。2、《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至今未被撤销。仓前建设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明确表示对《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真实合法有效。3、沈金玉户内人员现仍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该独生子女证的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予以否定，应认定该独生子女证合法有效。仓前建设公司所提交杭州市余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出具给仓前建设公司的复函证据尚不足以推翻该独生子女证的效力。仓前建设公司否认沈祺昊为独生子女的主张，不能成立。4、沈金玉户内人员沈建清即沈祺昊之父在一审庭审时明确向法庭表明不再婚并可向法庭出具保证书。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国卫办指导子函(2014)419号】中“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妇离异后，该子女经法院判决或协议由一方抚养并长期共同生活，且抚养方未再婚或再婚后未再生育的，也可视为独生子女”规定，本案沈建清的家庭情况完全符合该答复意见规定，沈祺昊为独生子女。以上足以说明，沈祺昊为独生子女。二、关于本案5+1人安置人口问题：l、《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空格中手写内容均为仓前建设公司经现场调查核实自己所填写的，且与沈金玉一审时提交的《居民户口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相一致的。之后，沈金玉户内人口未发生任呵变化。2、沈金玉按5+1人安置面积480平方米购房款早在2008年7月就己付着给仓前建设公司。在2015年1月第二次安置房分配时前，仓前建设公司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至今也未退还沈金玉购房款。3、在2010年12月26日签订《仓溢绿苑安置房分配协议书》前，沈金玉已向仓前建设公司提交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在签订《仓溢绿苑安置房分配协议书》时，仓前建设公司、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农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及余杭区政府有关部门从未对沈金玉5+1人安置问题提出过任何异议。相反，在该《仓溢绿苑安置房分配协议书》中的第1条第2项明确沈金玉安置人口、安置房面识及住房套数已由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农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审核并报余杭区政府有关部门核准、备案。即仓前建设公司、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农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及余杭区政府有关部门均确认主诉人5+1人安置人口。4、2010年12月19日第一次交付安置房时，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农民多高星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出具的《仓溢绿苑二期选房确认表》及在2010年12月26日签订《仓溢绿苑安置房分配协议书》后，仓前建设公司制作的《交款明细表》即结算单)再次明确沈金玉安置人口为5+1人、安置面积480平方米、抽签面积212．51平方米、剩余面积270平方米未安置分配等事实。以上足以说明，仓前建设公司确认沈金玉5+1人安置人口。三、关于本案仓前建设公司提出“具体安置人口、面积以安置时核实确认为准”作为依据问题：1、本案是民事争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条款的变更或撤销受一年除斥期的限制，至今仓前建设公司从未提出过要求变更或撤销《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条款的主张，早已超过一年除斥期的限制。仓前建设公司提出“具体安置人口、面积以安置时核实确认为准”作为依据主张，不能成立。2、2010年12月19日第一次交付安置房时，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农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出具的《仓溢绿苑二期选房确认表》中计载内容、2010年12月26日签订《仓溢绿苑安置房分配协议书》中约定内容及后仓前建设公司制作的《交款明细表》(即结算单)中计载内容就已反映了仓前建设公司核实确认沈金玉安置人口为5+1人、安置面积480平方米等事实。沈金玉户内人口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仓前建设公司应遵循自愿原则、诚信原则。3、“具体安置人口、面积以安置时核实确认为准”应指被拆迁户人口发生变动为前提，本案沈金玉户内人口情况在签订《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实施安置时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仓前建设公司作为拆迁人，于签订该协议书的当时即应对沈金玉户内人口情况进行核实，并根据核实的情况，按照相关政策的要求与沈金玉进行平等协商。沈祺昊为独生子女一节事实，在签订该协议书及《仓溢绿苑安置房分配协议书》的当时即已存在，仓前建设公司将其列为独生子女，应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而仓前建设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明确表示对该协议书三性均无异议、《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仓溢绿苑安置房分配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仓前建设公司同时认为沈祺昊不属于独生子女即构成前后矛盾。综上，仓前建设公司提出“具体安置人口、面积以安置时核实确认为准”作为依据主张，不能成立。本案是民事争议纠纷，应遵循自愿原则、诚信原则。既然仓前建设公司对《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三性均无异议，一审也确认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约定的内容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仓前建设公司就应按该协议书中5+1人安置人口履行该协议约定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作出错误判决，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沈金玉的一审诉请并由仓前建设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仓前建设公司辩称：一、沈金玉户内人员沈祺昊不属于独生子女。首先，沈金玉户内人员、沈祺昊生母山胜美与沈建清在结婚前曾与其前夫姚春法育有一子姚君利，山胜美于2006年1月22日再生育了沈祺昊。根据2002年颁布实施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八条（该条款在2016年修正版中修改为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以及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发放对象问题的答复》（浙人大法复[2003]15号）文件精神，沈祺昊生母山胜美至今已育有二子，不符合条例关于独生子女父母的认定；又根据《浙江省人口计生委关于有关计划生育行政执法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所指的独生子女，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1、本人为父母生育或依法收养的唯一子女；2、父母依法生育（依法收养）过两个及以上子女，其他子女均已死亡并未生育，本人为父母现存的唯一子女。”由于沈祺昊在血缘上存在同母异父的哥哥，其并非山胜美生育的唯一子女，不符合上述独生子女认定的法定条件，故沈祺昊在法律上不属于独生子女。其次，对于沈金玉户内人员持有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该证是发放给符合法定条件的夫妻的荣誉凭证并享受相关奖励，即发放对象是父母，该证不能作为认定沈祺昊为独生子女的法定文书。根据条例规定和答复精神，由于山胜美在第一次婚姻中育有一子，离婚后又与沈建清生育沈祺昊，此时即便沈建清今后不再婚再育也改变不了山胜美已育有二子不属于独生子女父母的事实，因此沈建清和山胜美事实上不符合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条件。再根据条例规定的：“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再生育子女的，应当收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取消其他优惠措施。”可知当不符合独生子女条件时可以取消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和其他优惠，此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不论其夫妻二人以何种方式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也不能由此证明沈祺昊为独生子女。对沈金玉以《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相关条款作为上诉依据，但该条规定情形与本案中山胜美和沈建清的情况不一致，不能适用。此外，仓前建设公司与沈金玉签订的《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仓溢绿苑安置房分配协议书》中从未约定独生子女认定只能依据《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由于仓前建设公司最终调查确认沈祺昊不属于独生子女，故仓前建设公司有权依据安置协议相关条款改变安置人数，沈建清山胜美本身不符合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法定条件，且仓前建设公司并非该证的发证机关不承担任何责任，故该证即便未被撤销也因其所载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不能对抗仓前建设公司行使合同约定权利。最后对于沈金玉引用（2016）浙05民终959号民事判决书作为上诉依据，第一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第二湖州市中院不是杭州市法院的上级法院，不具有审判指导意义；第三，沈祺昊出生时浙江省相关法规已实际颁布实施，其是否为独生子女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认定，仓前建设公司并非仅依据余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答复，而是最终依据浙江省的法规等的规定做出判断，是具有充分法律依据的。二、仓前建设公司有权依据合同条款约定改变对沈金玉户的安置人数。首先，沈金玉与仓前建设公司签订的安置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仓前建设公司依据安置协议第六条规定根据最终查明的事实情况和法律法规规定终止对沈金玉户按6人安置、改为按5人安置，该行为属于仓前建设公司行使自身合同权利，为合同约定范围内单方变更权的行使，不属于合同法定撤销，不存在除斥期问题，且该权利经双方确认可由仓前建设公司单方面行使，无须协商。同时仓前建设公司行使该权利时安置协议尚处于履行期间，仓前建设公司也将行使该权利一事告知了沈金玉，沈金玉对此不接受并提起本案之诉并不影响仓前建设公司对该权利的行使。其次，2008年7月6日双方签订安置协议时明确表明对沈金玉户安置人口为初步审核，安置协议第六条约定沈金玉“应如实提供符合安置政策的安置人口及名单，必要时应提供相关证明”，此时沈建清山胜美尚未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由此可知《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非安置协议中初步认定沈金玉户安置人口为6人的依据，同时安置协议第六条的设立即表明仓前建设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单方面改变初步审核的安置人口数。2010年12月26日的分配协议在签订前沈金玉户提供了2010年11月29日取得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但沈建清山胜美依法不属于独生子女父母，故上诉人户提供该证应属于为获取不当利益而提供不实材料（即便证书符合法律形式但不符合法律实质，应当属于不真实材料），由此导致仓前建设公司在第一次分配时未能尽早确认沈金玉户中无独生子女，该情形不可归责于仓前建设公司，同时仓前建设公司亦未作出过放弃行使安置协议第六条约定权利的意思表示。此后经调查核实仓前建设公司确认了沈金玉户无独生子女，并在安置协议履行期内行使了安置协议约定的“若乙方所提供的安置人口与实际应安置人口不符，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相关条款”之权利。仓前建设公司的行为符合合同约定且具备充分的法律依据，应当予以认定。最后，对于沈金玉引用（2015）浙杭民终字第2242号民事判决书作为上诉依据，第一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第二援引判决之纠纷与本案不尽相同，本案中独生子女的认定有省级地方性法规、答复及意见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并具有法律效力，与援引判决中争议的地方文件效力等级不同。此外，仓前建设公司对沈金玉户尚应安置190平方米以及应向沈金玉户退还多余的房款一事无异议，但因沈金玉拒绝并提起本案诉讼而未能履行，此情形亦不可归责于仓前建设公司。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准确，法律依据充分。沈金玉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且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沈金玉和被上诉人仓前建设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沈金玉与仓前建设公司以及受委托动迁单位杭州余杭华禹动迁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6日签订的《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在签订该协议书时认为户内人员沈祺昊系独生子女，故在签订协议时，安置人口按5+1人进行安置，安置面积为480平方米。但协议书仍约定有：“具体安置人口，面积以安置时核实确认为准”和“乙方应如实提供符合安置政策的安置人口及名单，必要的应提供相关证明。乙方在拿到安置房钥匙前，除乙方符合政策增加的安置人口外，若乙方所提供的安置人口与实际应安置人口不符，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相关条款。”现经查明：沈金玉户内人员山胜美，于1997年3月25日与案外人姚春法登记结婚，于1998年4月8日生育一子姚君利，山胜美与姚春法于2003年12月1日登记离婚。户内人员沈建清与山胜美于2005年9月21日登记结婚，于2006年1月22日生育一子沈祺昊。根据杭州市余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给仓前建设公司复函，明确载明：“《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所指的‘独生子女’，根据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解释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1、本人为父母生育或依法收养的唯一子女；2、父母依法生育（依法收养）过两个及以上子女，其他子女均已死亡并未生育，本人为父母现存的唯一子女（浙人口计生委【2013】**），因沈祺昊在血缘上存在同母异父的哥哥，故沈祺昊不是独生子女。”据此，仓前建设公司对沈金玉户的安置人员及面积进行调整，确定安置人口为5人、安置面积为400平方米，符合政策的规定和双方所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约定。现已安置沈金玉户实际面积约210平方米，且仓前建设公司同意再行安置190平方米，故原审法院判决仓前建设公司对沈金玉户安置建筑面积为190平方米（不含已实际取得的安置面积）的安置房，对沈金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沈金玉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沈金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为民 审判员  徐 丹 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周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