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13民初6228号 原告：杨莎，女，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 原告：乐元秀，女，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宗应，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敖祯，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巴南区桥口坝温泉泳乐中心，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一品街道办事处桥口坝村2组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7626790999。 法定代表人：尹夏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勇，重庆泰洪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港，重庆泰洪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莎、乐元秀与被告重庆市巴南区桥口坝温泉泳乐中心(以下简称泳乐中心)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莎及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宗应、敖祯，被告泳乐中心法定代表人尹夏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勇、尚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莎、乐元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泳乐中心赔偿二原告丧葬费35444.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16210.50元、死亡赔偿金450703元、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300元、误工费1800元、尸体打捞处理费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财产损失2000元、共计81445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泳乐中心负担。事实及理由：杨建国生于1951年5月27日，生前系重庆市装卸运输有限公司退休员工，城镇户口。杨建国与原告乐元秀于1983年3月登记结婚，原告乐元秀系三级肢体残疾。杨建国与原告乐元秀婚后生育原告杨莎，现已成年。2018年4月14日，杨建国与亲友一起到被告泳乐中心处住宿、用餐、泡温泉。当日晚，杨建国在被告临近河边的经营场所内散步，因被告未在该处安装警示标志、修建防护设施和照明设施，致使杨建国落水溺亡。杨建国于2018年4月16日被发现于河道下游处。二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杨建国到被告泳乐中心处住宿、用餐、泡温泉，双方形成消费服务合同关系，作为服务提供方，被告泳乐中心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对杨建国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十八、二十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条之规定，被告泳乐中心应赔偿二原告诉求的损失。各项损失计算标准如下：1.丧葬费35444.50元(重庆市201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70889元/年÷12个月×6个月)；2.原告乐元秀生活费216210.50元(重庆市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22759元/年×19年)；3.死亡赔偿金450702元（重庆市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2193元/年×14年）；4.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300元、误工费1800元、尸体打捞处理费6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6.财产性损失、杨建国随身衣物、物品损失费2000元。 被告泳乐中心辩称：被告泳乐中心未实施侵权行为，不应成为赔偿主体；原告陈述的事实自相矛盾、严重失实；被告泳乐中心作为服务机构为客人提供服务已尽到管理义务；杨建国于2018年4月14日失踪，同行亲属未向被告泳乐中心报告，且时值枯水季节，尸体若在被告经营场所落水，不可能漂浮至2公里以外的地方。综上，被告泳乐中心认为杨建国的死亡不是被告行为导致，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未实施侵权行为，杨建国也非在被告经营场所死亡，被告泳乐中心不应成为赔偿主体，请求驳回二原告对被告泳乐中心的诉讼请求。 原告杨莎、乐元秀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二原告及杨建国身份证及常住人口登记页复印件，拟证明二原告与杨建国身份关系；2.被告泳乐中心经营场所照片5张，拟证明被告经营场所与河道相连，河道旁有被告修建的休闲设施，但未设置警示标志及安全防护设施、照明设备；3.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一品派出所(以下简称一品派出所)证明2份及在一品派出所调取的视频3段，拟证明杨建国溺水死亡前一直在被告经营场所内；4.原告乐元秀残疾证，证明原告乐元秀系残疾人士，由原告杨莎及杨建国扶养生活；5.重庆市殡葬费用专用收据，拟证明杨建国尸体打捞处理费用为6000元。被告泳乐中心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5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2照片仅能显示被告泳乐中心部分场所，不能反映场地全貌；证据3证明仅系公安机关对事实经过描述，无法证明杨建国系从被告泳乐中心经营场所落水或杨建国死亡与被告有因果关系；证据4、5赔偿费用不应由被告泳乐中心负担。经质证审查，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被告泳乐中心在诉讼中提交有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拟证明被告依法成立，具有经营资格，经营内容、范围、项目合法；2.安保人员设置情况及2018年4月14日晚值班人员情况，拟证明被告尽到安全保卫职责；3.被告泳乐中心管理制度，拟证明被告管理制度健全，有工作纪律管理规章、服务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4.警示标志照片，拟证明被告泳乐中心已尽到安全警示管理义务；5.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拟证明一品派出所于2018年4月15日上午接原告杨莎报警后处理情况及次日案外人报警发现杨建国尸体情况。二原告对被告泳乐中心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2值班人员情况无法确认是否在场、证据3管理制度无法证明具体实施情况、证据4照片不能证明被告对河道旁的危险情况进行警示。经质证审查，本院对被告泳乐中心提交的证据2无其他证据佐证安保人员身份及履职情况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二原告申请在一品派出所调取了公安机关就原告杨莎报警事件对案外人乐元明的询问材料，原、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被告泳乐中心申请本院调取杨建国一行人2018年4月14日入住身份登记记录，二原告对该事实予以认可，本院未另行调取相关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杨建国与原告乐元秀于1983年3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原告杨莎。原告乐元秀系肢体三级残疾人。2018年4月14日14时许，杨建国与原告乐元秀及乐元秀母亲、乐元秀亲戚一行9人到被告泳乐中心住宿、用餐、泡温泉，登记入住后，原告乐元秀一行人自行分配了住宿房间。原告乐元秀一行当晚在被告泳乐中心用餐，因原告乐元秀母亲过生日，用餐时在场人有饮酒情形，据乐元秀兄长乐元明陈述，杨建国喝下约半两白酒。晚饭后20时许，除杨建国外，其他同行者均前往温泉池泡温泉至约九点半。原告乐元秀等人回到住宿地方后，未见杨建国，拨打杨建国电话无法拨通，电话联系原告杨莎得知杨建国未回家。2018年4月15日10时35分许，原告杨莎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杨建国和舅舅等亲戚共9人至被告泳乐中心入住玩耍，当晚21时20分许大家泡温泉游泳回到住宿地点，发现杨建国不在房间，之后一直未能和杨建国取得联系。一品派出所出警后对被告泳乐中心监控信息进行查询，监控录像显示杨建国于当晚20时许走出被告泳乐中心正大门后又进入，于21时许出现在停车场附近，之后杨建国未再出现在监控区域。2018年4月16日7时许，一品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在一品桥口坝村二组橡皮咀附近一品河发现一具浮尸，民警在群众帮助下对浮尸进行了打捞，确认死者是杨建国。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刑事侦查支队对现场进行了勘查，经勘验初步确定杨建国系溺水死亡，排除刑事案件，未予刑事立案，未作尸检，作事件处理。2018年4月16日10时许，原告杨莎在仙居山殡仪馆将杨建国遗体认领带回江北办理了丧事，未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杨建国尸体进行尸检。另查明，被告泳乐中心有两个门，正大门(方向为北门)安装有监控摄像头，后门(方向为南门)未安装监控摄像头，正大门、后门均可通向桥口坝街，后门关门时间约为晚上10点，另有通道可至被告泳乐中心旁渔场。二原告认为杨建国落水溺亡的地方位于被告泳乐中心靠近河岸的1号住宿楼旁，被告泳乐中心在靠近河岸建筑墙壁上喷涂有“严禁下河，后果自负”标语。据被告泳乐中心陈述，该处系被告泳乐中心在90年代经营游船业务的码头，1998年起未再使用。二原告起诉后，双方争议较大，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构成，应有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本案中，虽二原告提交的证据系真实性，但不能证明杨建国的死亡时间及杨建国系在被告泳乐中心经营场所内溺水，也不能证明被告泳乐中心在杨建国死亡事件中存在过错及杨建国死亡与被告泳乐中心有因果关系，二原告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莎、乐元秀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1927.06元，本院减半收取5963.53元，由原告杨莎、乐元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案件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余 兰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