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桂民申14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欧连贵，男，汉族，1970年8月19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强，广西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门君，广西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袁德明，男，汉族，1956年8月29日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桂林市松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育才路3号。 法定代表人：蒋晓群，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桂林润松休闲健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竹江路桂林华侨农场一分场。 法定代表人：马晓珍，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欧连贵因与被申请人袁德明、桂林市松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杉公司）、桂林润松休闲健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松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3民终3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欧连贵申请再审称，一、袁德明与松杉公司、润松公司签订的涉讼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都是恶意串通而伪造的，是无效的。(一）2011年6月1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所加盖的松杉公司印章形成于2014年3月28日之后，系伪造的。袁德明与松杉公司串通一气，伪造炮制此合同，将时间写在再审申请人与松杉公司、润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拟证明袁德明“购房”在前，再审申请人购房在后，达到否定再审申请人购房、推翻再审申请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此合同当然不能认定有效。松杉公司一审庭审后出具证明，说明该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是在自说自话，改变不了伪造的事实。该合同不仅仅落款时间存在问题，加盖的“蒋晓群”和“马晓珍”两枚私人印章同样有问题。因为当时蒋晓群不是公司员工，更不是法定代表人，马晓珍虽然是股东，但还不是法定代表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马靖。2015年5月13日，松杉公司法定代表人才由马靖变更为马晓珍，同月25日又由马晓珍变更为蒋晓群，该合同当时不可能加盖该二枚私人印章。再审申请人于2014年3月28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加盖的就是马靖私人印章，而不是蒋晓群和马晓珍的印章。这从另一方面证明该合同是伪造的。三被申请人为本案诉讼需要，恶意串通，伪造合同，提供虚假资料，损害再审申请人的合法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二）2015年6月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样是伪造的，不仅仅是瑕疵问题。首先，从加盖的公司印章来看，“桂林漓江奥林苑”不是松杉公司单独开发楼盘，而是松杉公司与润松公司共同开发，仅加盖松杉公司印章，未取得润松公司的追认，合同还未生效。再审申请人此前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就是与松杉公司、润松公司共同签订的。其次，从标明的法定代表人和加盖的私人印章来看，马靖早在2015年5月13日就不是法定代表人，甚至连管理人员都不是，但该合同写的法定代表人仍是马靖，加盖的是马靖的私人印章。如果是2015年6月8日签订，此时加盖的应是蒋晓群的印章，最少是马晓珍的印章。这与标注2011年6月1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刚好颠倒过来。其三，从提交的时间来看，此合同系2011年6月12日《商品房买卖合同》被鉴定为伪造，并在一审庭审结束后，袁德明才提交的，说明之前根本不存在。其四，从备案登记情况来看，此合同未经备案登记，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与再审申请人经过备案登记，具备物权效力及公信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本不在同一层次，完全无法比拟。如此漏洞百出，出现诸多常识性错误的合同，除了双方恶意串通，匆匆忙忙伪造，无法再有别的解释。同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该合同也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有效，是错误的。至于袁德明刷卡的3408802元，此款不是按《认购协议书》约定交纳，刷卡时没有写明用途，交纳后也没有及时开具发票，没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仅凭时隔几年后注为“预收购房款”的发票、税收缴款书和伪造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就简单认定为购房款。再说，刷卡金额也与《认购协议书》约定的3688802元不相符。二、松杉公司、润松公司没有实际交付使用涉讼房屋给袁德明，交付使用资料是虚假且相互矛盾，是无效的。第一，《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都没有加盖松杉公司和润松公司印章，没有签署日期，没有载明涉讼房屋房号，当然不能据此认定涉讼房屋已交付袁德明使用。第二，《收房确认书》中松杉公司没有签署日期，手写部分全部为袁德明个人书写，不符合常理，书写的时间也无法确定，不能仅凭是袁德明书写的日期，就说明涉讼房屋已交付其使用。第三，《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中松杉公司没有签署日期，袁德明签署的时间为2011年6月12日，远早于袁德明在《收房确认书》中签署的时间，与常理相悖,不能证明涉讼房屋已交付使用。第四，管理费是本案起诉后才交纳的，且数额只有区区500元，收款单位为广西德献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而签署《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的桂林市润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不一致。此管理费收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述所谓房屋交付使用的凭据，本身就虚假，且不符合常理，相互矛盾，当然不能据此证明涉讼房屋已交付袁德明使用，即使袁德明现在占有使用涉讼房屋，也是非法的。因此，原二审法院以袁德明已实际占有使用涉讼房屋为由，判决将松杉公司、润松公司将涉讼房屋转移到袁德明名下，没有事实依据，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与适用。三、二审法院改判本案鉴定费30000元由再审申请人负担，是对法律的曲解，是错误的。《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十二条，只是由谁先行支付鉴定费用的规定，而不是确定鉴定费由谁负担的规定。鉴定费最终由谁负担，应适用该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的规定来确定。袁德明提交的2011年6月12日《商品房买卖合同》，已被鉴定是伪造的，说明再审申请人申请鉴定是正确的。三被申请人为达到非法目的而伪造合同，当然应当承担因鉴定产生的费用，一审法院确定鉴定费由三被申请人负担是正确的。二审法院改判由再审申请人负担，是对法律的曲解，是错误的。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严重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依法改判，特请求贵院对本案提起再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再审申请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本案欧连贵与松杉公司、润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袁德明与松杉公司、润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审法院认定涉案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均为有效合同正确。申请人欧连贵主张袁德明与松杉公司、润松公司恶意串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是损害欧连贵的合法权益，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因欧连贵该主张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欧连贵主张经过司法鉴定可以认定松杉公司加盖的公章是在标注时间2014年3月28日之后，系伪造的，但该司法鉴定书同时确认标注时间2011年6月12日《桂林漓江.奥林苑认购协议书》内“桂林市松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印文盖章时间与标注时间相符，且松杉公司、润松公司之后补交的2015年6月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印证了袁德明与松杉公司、润松公司进行商品房交易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对欧连贵提出的其他质疑，因不能直接证明袁德明与松杉公司、润松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本院对欧连贵关于认定袁德明与松杉公司、润松公司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出卖人就同一商品房订立数个房屋买卖合同，数个房屋买卖合同均为有效的，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应按照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告登记、合法占有房屋、支付价款、合同成立时间等顺序，决定处理方案。本案当事人签订合同后，因出卖人松杉公司、润松公司均没有为买受人欧连贵和袁德明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告登记，二审法院根据本案证据，认定松杉公司、润松公司已将房屋交付给袁德明占有使用，从而判决松杉公司、润松公司继续履行其与袁德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无不当。欧连贵主张松杉公司、润松公司没有实际交付使用涉讼房屋给袁德明，交付使用资料是虚假且相互矛盾，是无效的。对此，本院认为，占有是一种法律事实，欧连贵主张松杉公司、润松公司没有实际交付使用涉讼房屋给袁德明与事实不符，其所主张的松杉公司、润松公司交付使用资料是虚假且相互矛盾，但没有证据证明袁德明占有使用该房屋通过侵权等非法手段取得，松杉公司、润松公司交付材料存在的瑕疵并不能直接否定袁德明合法占有买卖标的物的事实。因此，欧连贵否定袁德明合法占有该标的物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三）《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鉴定费属于诉讼费用的一部分，因此，二审判决驳回申请人欧连贵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司法鉴定费用，不违反法律规定。申请人主张应由其他当事人负担，本院亦不予支持，且诉讼费的负担问题不是启动案件再审的法定事由。 综上，欧连贵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欧连贵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覃 龙 审判员 蔡向荣 审判员 李国宾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肖祥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