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602民初1379号原告：刘萍，女，1973年10月19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才，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被告：宋烽（曾用名宋锋），男，198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被告：刘仕东，男，1971年11月9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江口县。原告刘萍与被告宋烽、刘仕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宋烽、刘仕东经本院公告及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人民币7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及违约金12,600元（该违约金以本金7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4月19日起至2018年1月18日止，以日利率2‰予以计算；尚欠的违约金以上述计算方式从2018年1月18日起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及因诉讼产生的差旅费、律师代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18日，被告宋烽向原告刘萍借款70,000元，约定于同年5月30日偿还，否则应承担相应违约金。被告刘仕东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然而，时至今日，二被告均未偿还上述借款。据此，原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支持其上述诉讼请求。被告宋烽、刘仕东经本院公告及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调解、陈述的权利。原告刘萍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其证据借条、委托代理合同等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具有证据的证明力，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17日，被告刘仕东以自己名义向原告刘萍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刘萍人民币50000元用于工地上资金周转，定于2015年3月17日前一次性还清，如没有按期还款愿承担一切责任。借款人刘仕东，见证人：滕某。”，借条出具后，原告刘萍将50000元借款交付给案外人滕某，滕某又将该笔款项转交给实际借款人即本案被告宋锋。因实际借款人宋烽没有如约履行上述50000元借款的还款义务，经协商，被告宋烽同意向贷款人刘萍支付借款利息20000元，并于2017年4月18日向原告刘萍再次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有宋烽向刘萍借到人民币现金70000元整，上述借款约定于2017年5月30日前还清，逾期不还，借款人应当承担违约金（千分之二），双方约定本纠纷由当地人民法院管辖。借款人：宋烽。此款连某担保人刘仕东”。该借条上有借款人宋烽、见证人滕某、连某担保人刘仕东签名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被告宋烽、刘仕东在本院公告及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根据本案被告刘仕东、宋烽分别于2015年2月17日、2017年4月18日向原告刘萍出具的《借条》中所载明的内容、本院对原告刘萍、被告刘仕东、案外人滕某所作的询问笔录可证实被告宋烽作为实际借款人向原告刘萍借款50000元，且原告刘萍已向被告宋烽提供借款本金50000元的事实。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原告刘萍与被告宋烽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已成立并生效，被告应按双方约定履行到期还款义务。关于案涉借款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就本案而言，通过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刘萍与实际借款人宋烽之间发生了两次借贷行为，第一次为2015年2月17日，借款金额50,000元。第二次为2017年4月18日，虽然被告宋烽在该次借款中向原告刘萍出具的《借条》明确载明其向刘萍借款为70,000元。但经本院依法询问后，原告刘萍自认其实际只向借款人宋烽提供借款本金50,000元，其中20,000元是从2015年2月17日起至2017年4月18日止借款到期未还后，经双方协商而结算的利息。为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份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第二款“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规定，虽然前期借款本息可在结算后计入后期借款本金，但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就本案而言，本案实际借款人宋烽于2015年2月17日向贷款人刘萍借款50,000元，截止2017年4月18日，按年利率24%计算，其利息为：（50,000元×24%/年×2年）＋（50,000元×2%/月×2月）=24,000元＋2,000元=26,000元，因为刘萍在本院2018年8月6日的询问笔录中自认被告宋烽已支付其利息5,000元。那么，宋烽还应当向刘萍偿还的借款本息为50,000元（本金）＋26,000元（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5,000元（借款期间宋烽已偿还刘萍的利息）=71,000元。由此，原告刘萍与被告宋烽就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约定由宋烽偿还70,000元借款本息的约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案涉《借条》（2017年4月18日）就是将前期借款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自愿达成的新的债权凭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缔约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因此，对原告刘萍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7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的问题。违约金是指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直接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时，应向另一方当事人支付的一定数额的赔偿金。本案中，被告宋烽未在还款期届满前（即2017年5月30日前）向贷款人偿还借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规定，理应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赔偿责任。然而，根据案涉《借条》（2017年4月18日）载明“若逾期未还款，借款人应承担违约金（千分之二）”的内容，却无法据此准确得出案涉违约金的具体金额及计算方式。因此，在案涉《借条》缔约当事人没有达成补充协议，原告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案涉违约条款应属无效约定，将不能产生相应法律效力。故而，对原告刘萍依据案涉《借条》约定的违约条款要求被告承担违约金12,600元（该违约金以本金7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4月19日起至2018年1月18日止，按日2‰予以计算）；尚欠违约金按照上述计算方法从2018年1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但是，被告逾期未偿还借款的违约行为确实已给原告带来一定的资金占用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批复》：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计算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对原告刘萍所主张的违约金，从2017年5月3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未付款项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差旅费、律师费代理费10000元是否支持的问题。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虽提起要求被告承担其为追讨债权而产生的差旅费，但却没有相应证据证实其该项主张。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律师代理1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提供的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可证明广东广和律师事务在履行了代理职责后，原告刘萍应向其支付律师代理费10000元的事实。然而，从本案案涉《借条》载明内容来看，其参与人却并没有对借款人逾期还款是否应承担相应诉讼成本费用而进行明确约定。本案案涉《借条》已依法成立并生效，其明确约定的条款是当事人双方履行过程中诚信守约的行为规范，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情况下，没有约定的合同即无承担义务。再者，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条款没有强制要求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必须由律师代理，律师费是当事人根据其自身情况（知识、经历和支付能力等）自主选择是否聘请律师而产生的，法院不会因当事人是否聘请律师而改变案件审理结果，因此是否聘请律师与提起诉讼并不具有必然因果关系，也并非原告因案涉诉讼而造成的必然损失。综上，对原告提起的要求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差旅费、律师费代理费1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刘仕东是否应当承担连某担保的问题。第一，案涉《借条》明确载明“此款连某担保人刘仕东”由被告刘仕东亲笔书写，这是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在本院于2018年8月6日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刘仕东对其为被告宋烽向原告刘萍借款50000元提供连某担保的事实也予以认可。因此，被告刘仕东为案涉50000元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认定。第二，虽然被告刘仕东已为案涉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但从案涉《借条》载明的“今有宋烽向刘萍借到人民币现金70000元整，上述借款约定于2017年5月30日前还清，逾期不还，借款人应当承担违约金（千分之二），双方约定本纠纷由当地人民法院管辖。借款人：宋烽。此款连某担保人刘仕东。”内容来看，缔约当事人仅对担保人的担保方式进行明确，却并未对其保证期间予以约定。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连某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第二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可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的规定，由于保证期间的性质为除斥期间，本案原告刘萍若未在案涉《借条》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即2017年5月30日）起六个月内（即2017年11月30日前）向被告刘仕东要求承担保证责任，则其要求刘仕东为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实体权利随即消灭。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刘萍就本案案涉债权第一次向本院提起诉讼的时间是在2018年1月15日，其起诉时，已超过被告刘仕东应承担的保证期间。并且根据原告刘萍自认，其在案涉主债权届满后至提起诉讼前也一直未向被告刘仕东主张过案涉借款的担保责任。据此，被告刘仕东为案涉借款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已依法得以免除，债权人将不能再依据案涉《借条》约定的内容向担保人刘仕东主张连带担保责任。故而，对原告刘萍提请要求被告刘仕东为案涉借款提供连某担保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的判决如下：一、被告宋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萍偿还借款人民币70000元及违约金（该违约金从2017年5月3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未付款项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基准利率予以计算）二、驳回原告刘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人民币1865元，由被告宋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继涛人民陪审员  彭智顺人民陪审员  邓宇臣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王**书记员童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