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渝0118行初51号原告杨如成，男，1966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永川区人，农民，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代理人严正芳，女，196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重庆市永川区人，农民，住重庆市永川区。原告严正芳，女，196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重庆市永川区人，农民，住重庆市永川区。被告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3837562250312。法定代表人张静，局长。委托代理人金洪芝，男，197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系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干部，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代理人贾仕艳，系北京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兴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383009338294M。法定代表人李勇，主任。委托代理人林海燕，女，197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系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干部，住重庆市永川区。原告杨如成、严正芳诉被告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要求确认违法一案，于2018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8年4月8日分别向被告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严正芳、原告杨如成的委托代理人严正芳，被告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金洪芝、贾仕艳，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林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如成、严正芳诉称，原告于2018年3月22日8时许，发现自己承包地被全部毁损，不能耕种任何农作物，立即向110报警，报警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9时29分，110报警中心指派南大街派出所民警立即出警。经南大街派出所民警实地查看、调查，毁损该宗土地系被告在2018年2月6日拆除杨如成、严正芳、皮生琼的养猪场所致（详见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根据上述事实，被告毁损原告的承包土地不能还耕，已造成土地永久性损害，严重触犯了相关法律之规定。一、涉案基本情况。原告系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小南村三官塘村民小组村民，原告依法获得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和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涉案被告于2018年2月6日假借拆除另案中的养殖设施为由，趁机毁损该宗土地，所毁损的养殖场土地和部分连接养殖场以外的土地就是原告依法获得的承包地，被告以非法的手段拆除该宗土地上的养殖设施，同时一并将该宗土地毁损，至今不能还耕交于原告使用经营，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被告的具体违法事实。在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2月6日拆除另案中的养殖设施后，应当依法将该养殖场的该宗土地交还该宗土地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但被告在拆除养殖设施过程中，同时一并将该宗土地和连接养殖场以外的土地故意毁损，现已用于非农业建设。根据《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假借拆除原告承包地上的养殖场为由，故意强行侵占原告的承包地为实，应当依法确认被告侵权。综上所述，原告的承包地是依法获得的承包使用权和自主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被告滥用职权强行侵占原告的承包地，剥夺原告的自主经营权和使用权，应属侵权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等有关规定，故起诉要求确认被告故意侵犯原告自主经营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违法。被告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辩称，一、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南大街派出所出具的《案接报回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本案中，南大街派出所出具的《案接报回执》记载拆除杨如兵养猪场的是“永川区规划局、南大街办事处”，而“（2018）渝05行初86号”一案中原告举示的《案接报回执》记载是“永川区人民政府”。两份《案接报回执》中记载的强制拆迁的主体，仅是依据报警人陈述而确定，并未得到派出所的实际受理立案、调查核实、作出结论。《案接报回执》的意义在于对报警人陈述事件相关的处理机关或处理途径进行信息告知，并不对报警人描述的事实进行审查。根据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渝05行初字362号，本案中“严正芳的养猪场”即重庆市永川区洪奇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强制拆除的实施主体应是“永川区政府”。因此，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原告的起诉状及《案接报回执》可知，原告的逻辑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拆除养殖场设施及推平了自己的土地，后果是导致自己的承包地不能耕种任何农作物，故而侵犯了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本案中，原告并未对“行政机关拆除其养殖场”提出异议，在此前提下，被告认为，土地被推平并不影响原告的“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原告完全可以重整土地进行耕种农作物，或者依法继续经营养殖场，其主张的“不能耕种任何农作物”属于无稽之谈，其经营自主权等并未受到任何来自“拆除原养殖场”的限制。综上，原告主张没有事实依据，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辩称，一、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南大街派出所出具的《案接报回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本案中，南大街派出所出具的《案接报回执》记载拆除杨如兵养猪场的是“永川区规划局、南大街办事处”，而“（2018）渝05行初86号”一案中原告举示的《案接报回执》记载是“永川区人民政府”。两份《案接报回执》中记载的强制拆迁的主体，仅是依据报警人陈述而确定，并未得到派出所的实际受理立案、调查核实、作出结论。《案接报回执》的意义在于对报警人陈述事件相关的处理机关或处理途径进行信息告知，并不对报警人描述的事实进行审查。根据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渝05行初字362号，本案中“严正芳的养猪场”即重庆市永川区洪奇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强制拆除的实施主体应是“永川区政府”。因此，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原告的起诉状及《案接报回执》可知，原告的逻辑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拆除养殖场设施及推平了自己的土地，后果是导致自己的承包地不能耕种任何农作物，故而侵犯了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本案中，原告并未对“行政机关拆除其养殖场”提出异议，在此前提下，被告认为，土地被推平并不影响原告的“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原告完全可以重整土地进行耕种农作物，或者依法继续经营养殖场，其主张的“不能耕种任何农作物”属于无稽之谈，其经营自主权等并未受到任何来自“拆除原养殖场”的限制。综上，原告主张没有事实依据，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提起诉讼不但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而且还要有事实根据。本案中，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被告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故意侵犯其自主经营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违法，虽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但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在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小南村三官塘村民小组有承包地2.49亩，其修建有养猪场的事实和杨如兵于2017年3月22日向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南大街派出所报案，其土地被推平不能使用，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南大街派出所告知杨如兵向南大街办事处拆迁办询问处理的事实，不能证明本案被告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有侵犯原告自主经营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因此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被告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侵犯其自主经营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违法没有事实根据，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的规定，原告的起诉依法应当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如成、严正芳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鲁 勇人民陪审员  胡绍平人民陪审员  彭维平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黄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