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终29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飞飞，女，1986年4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赣榆县，现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至涛，胶州李哥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允亮，男，1980年1月5日生，汉族，住山东省五莲县，现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海，山东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娟，山东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季晓春，男，1965年7月24日生，满族，住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现住青岛。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国，山东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永益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李家河村。 法定代表人：张永来，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华谊宜家家俱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胶州市站前大道与204国道交界处往北500米西侧。 法定代表人：张阿康，总经理。 上诉人孙飞飞因与被上诉人郑允亮、季晓春、青岛永益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益木业公司）、青岛华谊宜家家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家俱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7）鲁0281民初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飞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未查明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以及郑允亮是否有权单方私下转让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股权。而且股权转让是在夫妻双方面临离婚诉讼时进行，主观恶意明显，受让人季晓春对此明知，根据《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季晓春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形。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或者妻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反之自然不能得到法律保护。本案夫妻一方转让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程序上未违背公司法规定，但在权利来源上违反民法和婚姻法关于共有人或者夫妻平等处理共有财产的相关规定。 被上诉人郑允亮辩称，郑允亮、季晓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办理登记手续、支付价款。如终止股权转让协议，违背诚信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季晓春辩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季晓春与郑允亮不存在恶意串通。受让股权时，季晓春不了解郑允亮与孙飞飞处于离婚诉讼中；另外，股权转让合同，未损害其他人利益。作为受让人，季晓春只需和郑允亮达成合意即可，没必要征得孙飞飞同意。综上，一审判决结果正确。 孙飞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郑允亮与季晓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郑允亮、季晓春、永益木业公司、华谊家俱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0月31日孙飞飞与郑允亮登记结婚。2015年6月8日16时22分许，胶州市公安局云溪派出所接指挥中心派警称：法院东边汉庭酒店里面经济纠纷。出警到达现场，经调查，系夫妻纠纷，报警人孙飞飞称其丈夫郑允亮刚刚离开事发现场，二人感情不和多年，当日下午郑允亮约她到汉庭酒店一客房内商谈离婚事宜，没想到郑允亮大打出手。出警时发现孙飞飞身上多处淤青，房间地板上有很多孙飞飞被撕脱下的头发，孙飞飞的手机（苹果6）被郑允亮扔到楼下摔坏。永益木业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31日，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三人，其中郑允亮于2005年8月29日出资12.5万元，持股比例25%，任公司监事。2011年1月18日，公司增加季晓春等股东三人，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至5000万元，实收资本1050万元，其中郑允亮认缴出资750万元，实缴出资162.5万元（截至2011年1月18日新增出资150万元），持股比例15%。2012年12月17日，公司减少注册资本至1050万元，其中郑允亮出资额16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48%。2015年6月11日，郑允亮与季晓春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郑允亮同意以162.5万元的价格将其在永益木业公司的出资额162.5万元全部转让给季晓春，季晓春应于协议签字之日起10日内缴付郑允亮162.5万元。同日，股东会决议同意郑允亮辞去公司监事职务。但之后郑允亮实际仍在该公司任职。华谊家俱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14日，注册资本200万元，股东五人，其中郑允亮于2012年3月6日出资30万元，持股比例15%，任公司监事，季晓春于2012年3月5日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10%，任公司经理，2015年2月9日免去季晓春的经理职务，重新聘任郑允亮为公司经理。2015年6月10日，郑允亮与季晓春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郑允亮同意以30万元的价格将其在华谊家俱公司的出资额30万元全部转让给季晓春，季晓春应于协议签字之日起10日内缴付郑允亮30万元。同日，股东会决议同意郑允亮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重新选举季晓春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但之后郑允亮实际仍在该公司任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季晓春于签订协议当日支付郑允亮现金2.5万元，于2017年1月7日转账支付30万元，于2017年1月9日转账支付160万元。经原审法院当庭询问郑允亮及季晓春股权转让的意图，郑允亮称两公司的产品是家具，主要销往国外，自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大负面影响，两公司虽然能在恶劣经济环境下存续经营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考虑到国内外大的经济环境以及国外市场的不稳定性及客源的不稳定性，为了避免因公司业绩下滑损坏投资权益，遭受损失，决定将该两公司的股权转让。而季晓春称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郑允亮不同，认为两公司还是有经营前景的。经原审法院当庭询问郑允亮及季晓春确定股权价格的依据，双方均认可股权价值未进行评估，郑允亮称转让价格主要是参照了投资数额和公司其他股东之间转让的价格，以及出售方对市场行情的判断。而季晓春称价格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之所以以协议约定价格受让是考虑公司经营状况和资产负债情况以及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同时参考公司其他股东之间股权转让的价格。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郑允亮与季晓春于2015年6月10日、6月11日签订的两份转让华谊家俱公司和永益木业公司股权的协议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一方面，从股权转让时间看，郑允亮于2015年6月8日与孙飞飞协商离婚事宜，于2015年6月10日、11日即转让涉案两股权，且该转让未提前告知其配偶孙飞飞；从转让双方身份看，转让方郑允亮与受让方季晓春在本案股权转让之前均为两公司股东，且在公司担任一定职务，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较为熟悉，特别是郑允亮于2015年2月9日刚任命华谊家俱公司经理，到6月份即转让了其持有的股权，在原审法院询问双方转让股权的意图时双方对两公司经营前景也产生截然相反的预期；从转让款的支付看，受让方季晓春并未按约定期限支付转让款，而是在本案原告起诉前的财产保全之后才支付的转让款；在股权转让后，虽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郑允亮已辞去在两公司职务，但实际仍在公司任职。从上述情形看，本案所涉两股权的转让过程确实欠缺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虽然本案两股权转让的时间、意图及转让协议的履行过程欠缺合理性，但要认定转让双方存在主观恶意且损害第三人利益，则转让价格是否合理是关键因素，孙飞飞虽提出申请要求评估郑允亮在永益木业公司出资162.5万元及在华谊家俱公司出资30万元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的股权的市场价值，但其应当提交郑允亮转让本案所涉股权的价格过低至明显不合理的程度的初步证据，尤其是在受让方季晓春提交的同时期华谊家俱公司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协议中显示转让价格亦与出资额相当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对涉案股权价值进行评估依据不足，因为股权属于商法范围内的私权范畴，股权转让应以效率与安全为首要原则，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股权转让主体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若因股东个人的婚姻家庭纠纷即盲目同意其配偶的评估申请，必然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故对孙飞飞的评估申请原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孙飞飞以郑允亮与季晓春恶意串通，损害利益为由主张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证据不足，其可在补足相关证据后另行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飞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100元，由孙飞飞承担。 二审中，孙飞飞提交新证据如下： 证据1、孙飞飞与丁某某微信聊天记录两页、丁某某微信详细资料两页，证明永益公司原股东丁某某转让股权的对价为400万元，不是被上诉人辩称的平价转让。 证据2、孙飞飞、丁某某微信录音一份，证明丁某某转让股权的对价是400万元。 证据3、丁某某电话费缴费收据一份，证明133××××***3号码以及微信丁某某（昵称自由翱翔）均系丁某某使用。 证据4、孙飞飞与王某某之间的手机录音及手机缴费收据一份，录音方式就是孙飞飞苹果手机拨打王某某电话同时，使用另外一部手机录音，证明永益公司原股东王某某转让股权对价为300万元，并非被上诉人所说的评价。王某某手机号为186××××*299。 证据5、视频一份，证明时至今日郑允亮仍在华谊家俱公司、永益木业公司工作，并未真正离职。 郑允亮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聊天时间和双方身份均不确定。且聊天内容未说明股权所在的公司名称、股份数额比例、转让日期和主体。且内容仅提及数额400，但未说明是400万或者400元，与本案缺少关联性。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确定录音形成时间、录音双方身份，无论通话对方的号码是否为丁某某，都不能证明实际通话人是丁某某本人。该录音本质上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录音也未说明股份所在的公司名称、转让双方的身份、转让原因和时间，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4质证意见与证据2相同。两份录音文字整理稿也不完整。证据3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收费单位印章。而且，即使丁某某使用该手机号码，并不当然证明通信对方是本人。对于证据5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明事项也不予认可。 季晓春质证称，证据1、2、4系案外人与孙飞飞的通话录音，第一，证据形式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二人通话内容不完整，不能完整反映事实。第二，季晓春一审提交案外人丁某某和王某某转让股权的书面文件，证明股权以原价水平转让，从证据效力来说，书证证明力要大于言辞证据。第三，季晓春无法提供案外人转让股权的履行证据，孙飞飞也没提供，如果溢价转让，受让人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退一步讲，如果案外人之间股权转让确实是溢价转让，也不能证明本案股权应当以溢价水平转让。当时公司告知的转让水平都是原价。证据3质证意见同郑允亮。证据5不能证明主张的事实。另外，录音称老张支付400和300，但股权转让协议主体不是张永来，所以录音内容与本案无关，录音内容不完整，与本案关联性不强。 本院认为，证据2、4中的录音，虽然孙飞飞提交的通话时长和时间，与录音时间、时长基本吻合，但不能证明录音就是发生在孙飞飞和丁某某、王某某之间，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证据5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本院对证据3和4的话费充值收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号码133××××***3、186××××*299分别为丁某某和王某某使用。本院当庭组织当事人在微信中搜索手机号码133××××***3，该手机号注册的微信昵称为自由翱翔。郑允亮辩称电话号码不是认证微信身份的唯一证据，且即使丁某某使用该号码，也不能确认就是丁某某同孙飞飞进行聊天，但郑允亮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他人使用丁某某手机号码注册微信且与孙飞飞通信。故，本院对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采信。聊天内容涉及丁某某和王某某同在的公司股份转让，根据季晓春一审提交的证据，该二人均在永益木业公司持有股份，转让价格均为数百万元，故微信涉及的被转让公司的股权系永益木业公司、金额为400万元。丁某某与郑允亮持有的永益木业公司股份数额相同，虽然季晓春在一审提交的股份转让合同载明原价转让，但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在该证据之后，在双方均未提交实际履行证据的情况下，证据1的证明效力更高。 二审经审理查明，根据当事人陈述和证据，以时间为线索，整理案件事实如下：1、2015年6月8日孙飞飞向派出所报案称其与郑允亮在酒店商谈离婚事宜过程中，郑允亮实施家庭暴力。2、孙飞飞与郑允亮共发生三次离婚诉讼。第一次是2016年3月16日，孙飞飞起诉郑允亮，后当年撤诉。3、本案于2016年12月申请诉前财产保全，2017年1月10日立案。立案前一日，郑允亮向孙飞飞提起离婚诉讼，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正值双方第二次离婚诉讼。4、自2015年6月10日、1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本案财产保全前，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季晓春仅支付股权转让款2.5万元；本案财产保全后，季晓春分别于2017年1月7日和9日支付30万和160万，付清转让款。5、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孙飞飞于2018年3月15日起诉郑允亮，这是双方第三次离婚诉讼。 另查明，案外人张永梅支付如下款项给郑允亮：1、2013年1月17日付款90万元；2、2014年1月28日付款1175450元；3、2015年2月11日付款110万元。孙飞飞主张张永梅系永益木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永来姐妹兼会计，上述款项均为当年分红。郑允亮对此不予认可，自一审立案至二审第一次开庭时均主张“不记得分红款是多少，且分红与本案无关”，同时称“双方存在各项收入和支出，不应将银行明细中上述款项全部界定为公司分红”，且未说明张永梅付款原因。二审中，孙飞飞提出书面申请，要求郑允亮提交上述三个年度的分红证据。但在本院要求提交时，郑允亮又辩称之前没有分红款。 还查明，永益木业公司设立时、本案股权转让之前，季晓春投资100万元至永益木业公司，和郑云亮同时担任该公司股东，并先后担任公司监事；华谊家俱公司设立时、本案股权转让之前，季晓春投资20万元至华谊家俱公司，也和郑允亮同时成为公司股东，且郑允亮担任公司监事，季晓春担任公司经理。 再查明，2005年8月29日，郑允亮投资给永益木业公司的12.5万元，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之前，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因季晓春已经将自己从郑允亮处受让的华谊家俱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涉及案外人合法权益，故，对于孙飞飞要求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判决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郑允亮曾经投资永益木业公司150万，该款项对应的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郑允亮将上述股权以原价150万元转让给季晓春。本案争议焦点是转让双方是否恶意串通签订合同，该合同是否无效。本院认为，孙飞飞主张成立，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理由如下。第一，合同签订背景及当事人生活密切程度。2015年6月8日，合同签订前两日，孙飞飞向公安机关报案称郑允亮实施家庭暴力，证明双方已经存在严重家庭矛盾且不可调和，之后发生三次离婚诉讼。虽然孙飞飞未提交证据证明季晓春知悉孙飞飞夫妻矛盾，但是，季晓春和郑允亮同在一家公司担任股东和高管，在股权转让前的生活密切程度要高于完全没有生活交集的交易主体。二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得到孙飞飞同意。虽然法律并未规定股权转让必须征得登记股东配偶同意，但在夫妻矛盾背景下，股权转让合理性、合法性审查的严格程度要更高，防止夫妻一方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造成另一方损失。第二，合同履行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规定。1、善意取得制度要求支付合理对价。（1）郑允亮和季晓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股权对价的合理性。股权对价最重要的客观参考依据是转让时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等财务资料。通常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孙飞飞应当举证证明转让价格明显不合理。但是本案转让标的物为有限公司的股权，与房产、车辆等登记财产不同，与公司无关的主体无法进行评估。孙飞飞既不是公司股东也不是高级管理人员，客观上举证不能。而季晓春仍然担任公司股东，无论从证据距离还是合同转让主体分析，季晓春、郑允亮都应举证证明转让价格合理。但二人均未提交有效证据，仅辩称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是“投资数额、其他股东转让价格、市场行情判断、公司经营状况及负债等”，上述抗辩不能作为原价转让的充分依据。另外，资产评估报告是确定股权价格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在二人未提交类似证据的情况下，还应当结合其他事实认定股权价值，例如往期分红。在之前的庭审中，郑允亮从未否认存在分红，仅辩称银行明细中的付款不全是分红，后又抗辩不存在分红，但未提交有效证据，故应认定分红存在。孙飞飞主张转让前三年的分红款分别是90万、110余万和110万元，并提交案外人银行转账给郑允亮的证据。对此，郑允亮未举证证明付款原因，但其作为分配时的股东，肯定持有证据证明分红款数额，至少应当说明分红金额。但是既未说明也未提交证据。本院认为，往期分红也是判断企业经营水平、股权市场预期的重要参考，当事人持有证据却未提交，应承担不利后果。虽然季晓春提交同期其他股东转让股份的合同，拟证明其他股东也是原价转让。但上述股东未到庭确认合同真实性，且孙飞飞提交其它证据证明非原价转让，故本院对上述合同不予采信。（2）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于本案一审查封时支付。善意取得制度要求受让人支付合理对价，但并不是只要支付，就满足该制度要件，还应当分析支付的时间和付款进度，综合判断付款是否善意。合同约定股权转让款应于10日内付清，但合同签订时季晓春仅支付两份合同约定价款192.5万元中的2.5万元。此后，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未付分文，直到本案一审诉前财产保全后，才分两笔支付剩余190万元。如果截止到二审期间，季晓春仍未付款，股权转让肯定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目前，虽然从表面上看，其已经在一审查封保全后付清价款，但是付款时间远远迟于合同约定期限，而且从付款比例上看，合同签订时仅支付2.5万元，剩余190万元则在双方进行多次离婚诉讼后、本案一审查封财产后、三天内分两笔付清。综观付款时间和进度，支付价款并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实是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恶意串通的认定很难通过书证等证据形式证明双方存在意思联络，主要通过合同履行、当事人身份事实等进行综合判断。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定本案股权转让缺少善意审慎的主观特征，损害孙飞飞合法权益，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郑允亮以162.5万元将青岛永益木业有限公司15.48%的股权转让给季晓春，其中，150万元对应的青岛永益木业有限公司14.28%的股权转让无效。 综上，孙飞飞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7）鲁0281民初426号民事判决； 二、对于郑允亮与季晓春签订的转让青岛永益木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合同，其中转让青岛永益木业有限公司14.28%的股权部分无效。 三、驳回孙飞飞其他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大海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