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1民初15341号原告：杨富钢，男，汉族，1970年5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凌云，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石槎路**。法定代表人：张全胜。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辉，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富钢诉被告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富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凌云，被告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富钢诉称：被告红日公司成立于1981年，是一家专业生产厨卫电器产品的公司。原告于1992年7月1日入职红日公司，并于2003年3月30日经工商登记正式成为红日公司?的股东，出资六万元，占股2%。原告既是红日公司股东，又就职于红日公司市场部（2016年9月9日之前就职于销售部）。25年来，原告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克己奉公，将公司的业务发展当成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红日公司今天的发展壮大确有一份原告的辛勤汗水。然而，从2015年8月份开始，红日公司频繁地调动原告的工作岗位（不到一年时间分三次，分别是2015年8月22日、2016年1月30日、2016年9月9日），导致原告生活及工作节奏被打乱，与红日公司又协商不成，无奈之下于2017年6月16日向红日公司提出离职申请，并于2017年6月30日完成离职交接手续。2017年8月1日，原告书面向红日公司表达了退出公司的意愿，也通知了公司其他股东，向红日公司提出申请查阅2014、2015、2016年度的现金流量表及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的月现金流量及资产负债表，并建议红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对2016年年度工作进行总结，明确红日公司组织架构，2017年度管理目标及利润分配方案。红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全胜在原告的申请书复印件上签字签收，但红日公司至今未书面回复原告的请求。原告遂依据红日公司章程第十条第五款的约定：“股东因各种原因离职公司时，必须出让其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由公司协议回购其所持股份，由公司股东会决定回购股份的再次分配”，数次与红日公司沟通按原告的持股比例进行回购，但红日公司均未正式书面回复原告的请求。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以经合法审计的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2016年度、2017年资产负债表中所载明的净资产为基础，按原告的持股比例2%进行折算后，回购原告的股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辩称：一、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被告没有回购原告股权的义务。公司章程第十条约定：股东因各种原因离职红日公司时，必须出让其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由公司协议回购其所持股份，由公司股东会决定回购股份的再次分配。根据此约定，股东离开红日公司时其应当出让所持公司全部股份，这是对离职股东设定的出让股权的义务，但此处并没约定红日公司必须回购离职股东的股权，而是约定“由红日公司协议回购其所持股份，由公司股东会决定回购股份的再次分配”，即红日公司回购股离职股东股权的前提有二：一是，由红日公司与离职股东自由、平等“达成协议”，既然是协议购买，即必须是以红日公司与离职股东的意思自治为前提；二是，股东会决定回购股份的再次分配，此处约定了公司“协议购买”离职股东的股权时需要由公司股东会决议回购股份的再次分配，也等于间接排除了公司将回购股权予以减少注册资本，确立了公司资本维持的原则。在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无法就股权转让的核心条款达成一致，包括转让的对价、股权转让的交割日期、付款期限等重要事项均无法达成一致，而且公司股东会也未能在分配公司所回购股权上作出决议。即使被告回购股权后应作何处置，是将回购股权予以转让还是予以减资注销，股东会也未作出决定。此外，原告在起诉前，实际上也知悉公司并没有必须回购其股权的义务。原告的证据中明确向被告反复表示“本人优先考虑将股权转让给现有股东，或公司回购本人股份，否则本人考虑对外出售”，因此，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回购其股权，不符合公司章程的约定。如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被告回购其股权，则在转让的对价、股权转让的交割日期、付款的期限也无法实现，届时将会完全违反股权转让的意思自治原则。如强制公司回购其股权后，是对该部分股份转让还是减资无所适从，因为如是转让股份则需以与受让人达到成合意为前提；如是减资注销，则按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又需要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权通过。如就回购的股权转让既无从达成合意，又不能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同意注销，则公司必将陷入疆局。二、原告请求被告回购其股权，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这是公司法中确立的“资本维持原则”，即公司股东不能随便撤走其投资的注册资本，否则会造成公司财产不合理地减少，不利于维护注册资本的公信力，也不利于保护股东、债权人的利益。现原告诉请被告回购其股权，即本质等于要求以数十倍的价格撤回其投资，这样不仅会造成公司资本的亏空，而且一旦允许这样做，其他股东效仿，则公司将随时面临破产倒闭的境地。因此，原告的诉请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相冲突。《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然而，原告持有公司股权期间，连续每年均有分红，现原告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不符合公司法74条规定中的任一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参照此规定，人民法院支持公司以协议回购其股东股权的，必须以公司同意回购，或者股东同意收购，或者股东同意减资为前提。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红日公司于1981年登记成立，商事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5月18日，红日公司向杨富钢出具股东出资证明，显示杨富钢出资额60000元（60000股）。2014年7月1日通过的《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章程》载明：第七条、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第八条、股东的姓名、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如下：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职工持股会）出资数额107.3万元，出资方式现金，出资时间2007年5月30日；张全胜，出资数额95.7万元，出资方式现金，出资时间2007年5月30日；刘健，出资数额36万元，出资方式现金，出资时间2007年5月30日；谢锦锋，出资数额24.5万元，出资方式现金，出资时间2003年3月30日；刘艳春，出资数额24.5万元，出资方式现金，出资时间2003年3月30日；杨富钢，出资数额6万元，出资方式现金，出资时间2003年3月30日；岑泽辉，出资数额6万元，出资方式现金，出资时间2003年3月30日；……；第十条，五、股东因各种原因离职红日公司时，必须出让其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由公司协议回购其所持股份，由公司股东会决议回购股份的再次分配；等等。2017年6月30日，杨富钢在红日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员工离职申请表显示杨富钢于1992年7月1日入职红日公司，于2017年6月16日申请离职，与2017年6月30日正式办理离职手续。同日，杨富钢出具《股权转让告知书》，内容为“红日公司全体股东，一、本人拟将所持有的红日公司股权（出资额）60000元全部转让，占股2%，转让价格为2800000元；二、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请红日公司其他股东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0日内书面答复是否同意本人向红日公司股东以外人员转让股权，如果未在上述期限内书面答复的，视为同意本人转让股权，如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按前述第一条的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三、为保障公司股东的优先受让权，红日公司股东愿意在同等条件下有限购买的，请自收到本告知书后30日内，以书面方式向本人明示答复受让意向并按上述同等条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8月1日，杨富钢向红日公司董事长及各股东发函，内容为“1、本人申请查阅红日公司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的现金流量表及资产负债表；2、本人有意转让股份，优先考虑给现有股东或公司回购本人股份，如果股东不接受转让或公司不愿意回购股份，本人将考虑对外出售；3、在本人还没售出股份之前，建议公司在20天召开股东会议，对2016年工作进行总结，明确公司的组织架构，明确公司2017年的管理目标和利润分配方案”。该函件下方注明“收到杨富钢的申请，已安排按公司规定准备相应资料，等公司准备好另行通知”，红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全胜签名确认。2017年11月28日，杨富钢委托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向红日公司出具并寄送《律师函》，要求红日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与杨富钢达成回购协议回购其股权。红日公司于2017年11月29日签收上述《律师函》。庭审中，红日公司表示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红日公司没有必须回购杨富钢股权的义务，而是规定杨富钢应与红日公司达成协议回购，且公司股东会要决定股份回购的再次分配，在公司股东会未能决定股份的再次分配的情况下，杨富钢与红日公司未能就回购股权的对价、回购时间达成协议，因此杨富钢不能强制要求红日公司与其进行回购股权的交易；同时，从杨富钢出具的告知书、函件等可以看出，杨富钢也清楚其退出公司后股份有三种处理方式，公司回购、现有股东受让、对外出售，并不是必须要求公司回购，且上述告知书、函件亦可以看出，杨富钢与红日公司及全体股东之间已经达成协议，同意原告将其所持的股份对外转让，现原告又要求公司回购股权，与之前达成的默认协议不一致。诉讼中，红日公司于2018年5月13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并形成股东大会临时专项会议纪要，参会人员为张全胜、刘艳春、谢锦锋、郑紫薇（持股会）、岑泽辉、杨富钢，会议议题杨富钢股份回购事宜，会议的情况和纪要如下：“（1）会议对杨富钢要求退股及公司回购或让股东、员工购买的问题讲行了充分的交流，张全胜、刘艳春、谢锦锋、郑紫微（持股会）、岑泽辉都同意按公平合理及考虑公司可持续经营的原则进行洽谈，以公司的净资产作为一个参考值，并考虑到今年第一季度己亏损900多万元，陕西经销商货款572万元虽已经一审法院判决胜诉但是无法收回的可能性极大，以后有400多万元的广告费尚未计算减值等资产减值因素，希望能协商解决。（2）会议征询了股东杨富钢的意见，希望杨富钢不要退股，继续成为公司股东，杨富钢予以拒绝，坚持要退股。（3）会议中提出，考虑到公司的净资产和近期持股会股东以每股2元5角退股（已退10.8万股即点公司总股本的3.6%）的因素，公司同意以每股6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即2%有股权回购价格为36万元），杨富钢认为价格太低，不可接受。（4）会议指出，如果完全按2016年或2017年底净资产为依据退股，必将导致持股会人员全部人员乃至自然人股东退股，到时公司将无资金，将无法正常经营。退股回购对此应有所考虑。（5）会议希望公司能与杨富钢继续协商股份回购事宜，希望能通过洽谈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杨富钢表示其本人有到场参加该股东会议，但会议纪要对于杨富钢的意见并没有记载，故杨富钢未在该会议纪要签名。庭审中，杨富钢表示红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用个人账户进行经营收支的情形，资产负债表载明的所有者权益并非红日公司的实际资产，杨富钢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关于我司银行账号变更的通知》，该通知为复印件，该通知载明“各经销上、办事处：因公司业务需要，现对我司原来料收款账户进行变更，其他银行账户正常使用，取消的账户号码：62×××50，开户行交通银行广州景泰支行，户名杨富钢，变更后的银行账户62×××67，开户行交通银行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支行，户名冯黔军。注：自通知日起，新账户启用，原来料账户取消使用。特此通知”，下方注明“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销售服务处”并加盖印章，日期为2016年2月16日；2、银行交易清单，显示户名为杨富钢，账号为62×××50的银行账户从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借方发生额汇总216558697.01元，贷方发生额汇总215575875.75元；杨富钢表示其在红日公司任职期间，红日公司要求其开通该账户，并将账户密码及相关材料交付红日公司，上述证据表明红日公司使用个人账户用于日常经营收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红日公司真实资产状况。红日公司对上述证据三性不予确认，红日公司并未使用杨富钢的账户用于日常的经营收款，该银行交易明细中可以看出是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赎回理财产品、收取理财产品收益所发生的流水，并不能证明被告的资产情况。另查，广州市白云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红日公司2016年、2017年资产负债表显示，2016年红日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截止2016年12月31日，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55059229.78元；2017年资产负债表显示截止2017年12月31日，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50479760.72元。红日公司对该资产负债表予以确认，但表示公司净资产并不是指公司的现金盈余，而是包括了公司的固定资产（厂房设备、及其原材料、库存等），这些资产在经营当中是处于变动的，可能会因为经营的亏损而极具减少，故红日公司的全体股东均不同意按照资产负债表中显示的所有者权益折算股权价值。杨富钢表示红日公司的真实资产状况存在不确定性，从其提交的银行明细可以看出红日公司存在其财务状况并未公开，红日公司的真实财产状况应通过专业的评估机构通过审计得出，即便无法通过司法审计确定红日公司的资产状况，也应结合资产负债表及红日公司的银行流水，综合红日公司2016年、2017年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取中间值确定。杨富钢在本案中申请要求对红日公司的资产进行司法审理，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受理。以上事实，红日公司股东出资证明、公司章程、离职申请表、申请书、告知书、律师函、邮寄证明、银行明细、会议纪要、公证书、会议通知、审计报告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红日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关于“人走股留”的规定，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其效力如何；（二）红日公司是否应回购杨富钢持有的股权，回购的价格如何确定。对于争议焦点（一），首先，红日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十条第五款约定“股东因各种原因离职红日公司时，必须出让其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由公司协议回购其所持股份，由公司股东会决议回购股份的再次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的规定，有限公司章程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对公司及全体股东产生约束力的规则性文件，杨富钢及全体股东均在公司章程上签名，应视为对公司章程条款的认可，该章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均产生约束力。其次，基于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由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作出某些限制性规定，系公司自治的体现。本案中，红日公司在进行企业改制时，杨富钢通过出资购买股权成为了股东，但其有资格购买股权的前提是其与红日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如果杨富钢没有与红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其没有成为红日公司股东的可能性，同理，红日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将是否与公司具有劳动关系作为取得股东身份的依据继而作出“人走股留”的规定，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第三，红日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对于“人走股留”的规定，仅是对股东转让股权的作了限制性规定，并未含有红日公司所称的股东抽逃出资的意思表示。综上，红日公司的公司章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该约定合法有效。对于争议焦点（二），首先，“股东因各种原因离职红日公司时，必须出让其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由公司协议回购其所持股份，由公司股东会决议回购股份的再次分配”条款的含义为，离职股东应以股权转让方式退回或由红日公司计价回购，从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杨富钢已于2017年6月30日在红日公司正式办理了离职手续，红日公司的其他股东并无受让杨富钢股权的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杨富钢主张要求红日公司对杨富钢持有的股权进行计价回购并无不当。其次，红日公司回购杨富钢持有的股权，应当充分考虑股东的权益保障，公司章程中并未约定回购股权的价值，红日公司虽通过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形式确定回购股权的价格，但该临时股东会确定的股权价值并非股权的实际价值，依照股东权益平等原则，股东杨富钢虽离职，但股东退股公司应以合理的价格向其支付对价，因此，回购的价格应按照离职股东离开红日公司当月的投资资产负债表所载明的净资产为基础并以离职股东持有出资比例所对应权益的100%计算，2016年12月31日红日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为55059229.78元，2017年12月31日红日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为50479760.72元，本案中暂无法查明2017年6月30日的红日公司所有者权益，故原告主张取上述两年的所有者权益中间值确定2017年6月30日的所有权权益合理，即（55059229.78元+50479760.72元）÷2×杨富钢的股权比例2%=1055389.9元，杨富钢应得的股权回购款为1055389.9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1055389.9元价格回购原告杨富钢持有的被告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2%的股权（出资额60000元）。本案受理14298.5元，由被告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伍 璇人民陪审员  蔡玉林人民陪审员  吴 冠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书 记 员  姚淑馨翁向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