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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京01行终70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丁楠，男，1982年2月8日出生，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委托代理人王晓庄，男，1955年4月14日出生，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倒座庙九号。法定代表人刘春梅，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榕，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谢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工作人员。上诉人丁楠因工商变更登记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行初26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8月5日，北京运通行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行公司）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工商分局）申请企业变更登记，提交了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材料，申请变更登记。其中，法定代表人由于菲变更为丁楠，股东由丁军、丁华、赵北燕变更为丁军、丁楠。海淀工商分局对运通行公司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后，当场作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其申请变更登记事项。2018年1月23日，丁楠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海淀工商分局将丁楠登记为运通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行政行为。2018年5月10日，一审法院裁定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期限。当事人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该案中，海淀工商分局于2003年8月5日作出被诉的企业变更登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现丁楠于2018年1月23日方针对海淀工商分局的企业变更登记行为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显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对其起诉应予驳回。鉴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丁楠的起诉。上诉人丁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其上诉理由略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丁楠在法定期间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正当理由如下：1.丁楠在2001年10月至2012年10月期间一直生活在美国，对国内的情形一无所知；2.因运通行公司涉诉一事，造成丁楠的正常生活受阻，丁楠才得知身份信息被盗用；3.运通行公司涉诉案件的审理并未通知到丁楠，也没有公告送达任何法律文书。二、运通行公司向海淀工商分局申请变更登记的文件中丁楠的签字均为伪造，且身份信息被冒用。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条规定的期限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最长起诉期限，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扣除期限的情形。本案中，被诉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并非是直接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行为，本案属于不动产以外的其他案件。海淀工商分局于2003年8月5日作出被诉的企业变更登记行为，丁楠迟至2018年1月23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五年最长起诉期限，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丁楠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乔 军审 判 员  张 悦审 判 员  范术伟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闵 雪书 记 员  王 跃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吉02行终1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曲远芹，女，1953年5月4日生，汉族，住吉林市龙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住所地吉林市龙潭区。法定代表人邢连政，局长。委托代理人于博文，该局法制大队民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公安局，住所地吉林市丰满区。法定代表人贾树城，局长。委托代理人鹿颖，该局法制支队民警。上诉人曲远芹因诉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吉林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2018）吉0203行初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曲远芹，被上诉人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以下简称龙潭分局）的委托代理人于博文，被上诉人吉林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鹿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至2018年1月5日期间，曲远芹以吉化石油公司对吉林市龙潭区棋盘村征地拆迁补偿安置问题不满为由，在地方政府明确告知其诉求不合理之后，不顾政府屡次劝诫，先后多次与他人因同一上访诉求以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等部门重复登记的手段进行无理上访。2018年1月，曲远芹再次与他人通过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中纪委重复登记的手段给政府施压，迫使政府满足其无理的上访要求，造成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2018年1月6日，龙潭分局作出龙公(刑)行罚决字【20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4号处罚决定），给予曲远芹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已经履行完毕。曲远芹不服，向吉林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吉林市公安局于2018年4月8日作出吉市公复字【2018】第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023号复议决定）：维持龙潭分局作出的4号处罚决定。原审法院认为：被告龙潭分局为吉林市龙潭区行政区域内的公安行政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之规定，具有合法的行政主体资格。2015年至2018年1月5日期间，曲远芹先后多次与他人因同一上访诉求以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等部门重复登记的手段进行无理上访。《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龙潭分局对曲远芹作出4号处罚决定，给予曲远芹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曲远芹主张其没有违法行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龙潭分局在立案受理后，进行调查取证，对曲远芹依法进行传唤、询问，并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法定程序。被告吉林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因龙潭分局和吉林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的行为主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违法情形，故对曲远芹要求两名被告对其进行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曲远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曲远芹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曲远芹上诉称：龙潭分局违背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严禁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之规定,违背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规定,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自2015年至2018年期间多次围堵和遣返上访村民。2018年1月2日～4日,吉林市龙潭区江北乡棋盘村三、四社失地村民依据国家信访指南在北京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履行实名制上访程序,由3名代表排队等候接谈。同访的34人和我本人回住处等候,无一人滞留在信访局,无任何滋事行为。经承诺返吉后请律师走司法程序为村民打土地官司,同意报销上访人员食宿费,上访人同意返吉。在吉林市火车站，龙潭分局无任何司法文书对上诉人予以强制羁押，拘留届满后,因需复议使用行政处罚决定书，经和办案民警追要后才交给本人，该执法行为严重违法。区信访局工作人员为上访群众作有罪的虚假证言和材料，打击迫害上访群众。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撤销龙潭分局4号处罚决定，撤销吉林市公安局023号复议决定，判决赔偿上诉人拘留期间经济损失、精神损失。被上诉人龙潭分局答辩称：龙潭分局办理的曲远芹寻衅滋事一案,符合法定程序要求,在保障曲远芹的合法权益前提下,依照法定程序调查取证,并依法作出4号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要求。4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裁量适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吉林市公安局答辩称：龙潭分局作出的4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作出的023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征用土地协议书2份；2.吉林石化工司出具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3.关于孟凡珍等人上访事项答复意见；4.信访指南；5.上诉人提交的申请书；6.登记签名本；7.信访事项听证会告知书；8吉林市国土资源局龙潭分局的情况说明；9.政法委和公安部的说明。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吉化石油公司征地不合法，上诉人不是无理上访，拦截上访是非法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行政处罚是否合法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同，不再赘述。本院认为：一、《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中龙潭分局作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具有管辖权。二、上诉人曲远芹以对二十余年之前的征地补偿安置问题不满为由,在地方政府明确告知其诉求不合理之后,先后多次与他人因同一上访诉求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等部门进行上访。2018年1月,曲远芹再次与他人通过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中纪委重复登记的手段给地方政府施压,该事实有询问笔录、讯问笔录、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上诉人曲远芹进行信访应通过正当途径合理反映访求，但其与其他信访人一起或者将身份证件交给其他信访人到信访机关多次重复登记，其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反映访求的范围，其目的不是正常反映访求，而是通过此种重复登记手段迫使地方政府满足其要求，该行为属于寻衅滋事行为。上诉人称龙潭分局没有作出处罚决定就拘留上诉人，但龙潭分局有送达处罚决定的记载，上诉人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龙潭分局作出的4号处罚决定以及吉林市公安局作出的023号复议决定主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曲远芹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曲远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静审 判 员  张海啸代理审判员  郭娟娟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隋雨桐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85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丽丽，女，1982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勇，男，196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安丽丽因与被上诉人肖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18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丽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肖勇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肖勇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银行凭证上的借款备注是肖勇单方备注，没有安丽丽签字，不能证明双方达成了借款合意，该案也没有其他书面证据证明借款合同的存在。第二，安丽丽与肖勇曾系男女朋友关系并同居生活，期间肖勇通过汇款方式打款给安丽丽12万元用于两人共同生活，此笔款项为肖勇对安丽丽的赠与。肖勇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法院维持原判。肖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安丽丽偿还肖勇借款12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1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安丽丽承担该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肖勇与安丽丽曾有短暂交往。2017年11月9日，肖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安丽丽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的银行卡内转账120000元，附言：借给安丽丽付按揭款。对此，安丽丽认可收到肖勇转账的120000元，但称未看到肖勇转账时的附言内容。就借贷情况，肖勇称安丽丽以购房为由，向其提出借款要求，并将《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专用收款收据》、银行卡照片通过微信形式发送给自己，因自己当时身处珠海，故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安丽丽支付120000元，并在附言中对款项用途做了说明。对此，安丽丽不予认可，称《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专用收款收据》不是其本人签署，实际上也未有相关购房，更不是自己发送给肖勇的，安丽丽认可银行卡照片系其发送给肖勇的。关于此120000元的用途，安丽丽称已支付公司开支和两人的生活花销，同时认为此笔款项系赠与，但均未能就此提供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案中，安丽丽认可收到肖勇支付的120000元，但不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对此，结合肖勇提供的银行业务回执，附言：借给安丽丽付按揭款。可知，肖勇在支付该笔款项时，外观形态上并未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安丽丽主张该笔款项系赠与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且在庭审过程中，安丽丽认可银行卡图片系其发送给肖勇的，并称《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专用收款收据》其未见过，也不是其发送给肖勇的。对此，需指出，《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专用收款收据》两张图片的拍摄背景与银行卡图片的拍摄背景高度相似，三张照片均系安丽丽通过微信发送给肖勇一节具有较高的盖然性。综合双方的证据及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肖勇所称借款情况具有更高的可信性，安丽丽辩称款项系赠与，且已用于公司开支及共同花销的辩解意见，无相关证据佐证，该院不予采纳。故根据肖勇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双方的当庭陈述，该院认定肖勇、安丽丽之间借贷关系成立，2017年11月9日，肖勇向安丽丽出借120000元。根据法律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现肖勇据此要求安丽丽偿还借款120000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双方对利息并无约定，但在肖勇起诉要求返还借款后的合理时限内，安丽丽仍未偿还，势必造成肖勇利息损失，故对肖勇要求安丽丽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部分支持，具体以该院表述为准。综上，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2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安丽丽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肖勇借款12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2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驳回肖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当事人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120000元是否为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肖勇向法院提交了其向安丽丽支付120000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且在该凭证附言中写明：借给安丽丽付按揭款,上述事实能够初步证明涉案款项系借款。现安丽丽抗辩涉案款项系赠与，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但安丽丽未提供任何证据对此予以证明，结合涉案款项的数额，仅依据双方之间曾存在交往关系，本院难以认定涉案款项系赠与。综上所述，安丽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安丽丽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耀斌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许修安书 记 员 朱 迪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执 行 裁 定 书(2018)粤0606行审601号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城区兴顺大道欣荣路1号。法定代表人李发彬，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富成，该局陈村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俊榕，该局陈村分局工作人员。被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铭强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庄头江北工业区北路5号。法定代表人卢铭球。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8月16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该局于2018年1月9日作出的顺安监（陈）罚〔2017〕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已生效，其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十四）项、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请强制执行的顺安监（陈）罚〔2017〕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本院准予强制执行。审判长  喻景鹏审判员  郑旭辉审判员  韩文锋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黄绮莹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执 行 裁 定 书(2018)粤0606行审581号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政和中路*号。负责人谭逢显。委托代理人卢国亮，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凯霖，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冲鹤村第四村民小组，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冲鹤村。负责人潘明洪。第三人潘丽芯，女，1978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8月7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该办事处于2010年10月15日作出的勒流街行决字〔2010〕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于2018年8月21日听取了申请执行人的意见，现已审查完毕。经查，申请执行人作出勒流街行决字〔2010〕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后，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述决定书已送达被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冲鹤村第四村民小组。经本院询问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明确表示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将该决定书送达被申请人的事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其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二）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人民法院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五日内立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据此，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是其行政行为已经生效。本案中，申请执行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申请执行的勒流街行决字〔2010〕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已经有效送达被申请人。因此，该决定书是否生效尚未确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申请执行人不具备申请执行的条件，对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应当裁定不予受理，鉴于本案已经受理，依法应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十五）项、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事处依据勒流街行决字〔2010〕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收到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审判长  喻景鹏审判员  郑旭辉审判员  韩文锋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黄绮莹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京01行终64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叶海飞，男，1975年12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代理人杨安进，北京市维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青，北京市维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倒座庙9号。法定代表人刘春梅，局长。委托代理人史建颖，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胡畔，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叶海飞因公司备案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行初41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工商分局）依北京海北天南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北天南公司）的设立登记申请及相关材料，作出京工商海注册企许字（2016）0881135号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其中，叶海飞经备案成为该公司监事。叶海飞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海淀工商分局撤销将叶海飞作为海北天南公司监事的工商登记，请求判令海淀工商分局撤销海北天南公司的工商登记。2018年4月27日，一审法院裁定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该案中，叶海飞请求判令海淀工商分局撤销将叶海飞作为海北天南公司监事的工商登记。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监事不属于公司登记事项，属于备案事项，其目的在于对外公示和告知，并未对叶海飞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监事备案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院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该案中，叶海飞请求判令海淀工商分局撤销海北天南公司的工商登记，但是，该设立登记行为针对的行政相对人是海北天南公司，而非叶海飞个人，叶海飞与该设立登记行为之间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备就该设立登记行为提起该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因此，该院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叶海飞的起诉。上诉人叶海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判令海淀工商分局撤销将叶海飞作为海北天南公司监事的工商登记备案，撤销海北天南公司的工商登记，海淀工商分局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其上诉理由略为：一、海淀工商分局进行登记备案和联网公告的行为，给叶海飞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叶海飞是该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海北天南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行为，会导致叶海飞承担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风险。将叶海飞登记备案为监事的行为，会使得他人误以为叶海飞参与了���公司的经营活动，与该公司具有利益关联。海北天南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目录，将叶海飞列为监事有损叶海飞名声。二、一审法院未经开庭，迳行裁定驳回叶海飞的起诉错误。三、对于涉案被诉行政行为，叶海飞除了选择行政诉讼，别无其他救济渠道。四、海淀工商分局将叶海飞登记备案为海北天南公司的监事，导致海北天南公司的工商登记错误，故要求撤销海北天南公司的工商登记。被上诉人海淀工商分局同意一审裁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监事不属于公司登记事项，属于备案事项，其目的在于对外公示和告知，不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故监事备案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叶海飞请求判令海淀工商分局撤销将叶海飞作为海北天南公司监事的备案行为，如上所述，监事备案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据此裁定驳回其该项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涉案设立登记行为针对的行政相对人是海北天南公司，而非叶海飞个人，叶海飞与该设立登记行为之间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备就该设立登记行为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据此裁定驳回叶海飞的该项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依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迳行裁定驳回叶海飞的起诉，程序并无不当。综上，叶海飞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乔 军审 判 员  张 悦审 判 员  范术伟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闵 雪书 记 员  王 跃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京02行终125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小兵，男，1968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政街29号。法定代表人何景涛，主任。委托代理人班宇，男，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任新伟，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北京爱达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工业开发区南侧。法定代表人李如意，总经理。上诉人刘小兵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住建委）核发的[2018]施[大]建字0021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下简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8）京0115行初15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刘小兵一审诉称，其在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团结村拥有合法的房屋，用于经营旅馆，名为康顺园旅店。200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以京政地[2002]第246号文件同意北京爱达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达星公司）开发建设隆盛园住宅小区，并批准征收刘小兵旅店所在区域集体土地。2011年开始，爱达星公司在刘小兵房屋所在区域进行拆迁，刘小兵的房屋被规划为道路及绿地用地范围，属于爱达星公司代征代拆范围。但爱达星公司为了逃避拆迁补偿责任，至今没有对刘小兵的房屋进行拆迁补偿，给刘小兵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3年，爱达星公司向规划部门申请办理《建设项目规划条件》时，大兴区庞各庄镇人民政府曾发函至规划部门（《关于庞各庄镇隆盛园住宅小区二期相关问题的复函》），明确要求：“须由爱达星公司在办理隆盛园住宅小区二期建设手续的同时，同步实施对上述三家企业（注：北京京南食品厂、康顺园旅店、国门翁氏）用地的收储工作，收储实际发生的各项补偿资金由爱达星公司全额支付”。规划部门为爱达星公司办理的2013[大]条字0014号《建设项目规划条件》中也明确：本项目建设应满足庞各庄镇人民政府《关于庞各庄镇隆盛园住宅小区二期相关问题的复函》（庞政函[2013]15号）提出的相关要求。此后，爱达星公司一直没有按照《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要求实施拆迁及土地的收储工作，没有给予刘小兵任何拆迁补偿。2017年12月份，得知大兴住建委欲为爱达星公司办理建设施工许可手续，为了维护自己的拆迁权益，刘小兵曾向其提交了《关于请求暂停办理“隆盛园住宅小区二期”建设工程施工许可手续的申请》，请求大兴住建委在爱达星公司没有按要求同步实施拆迁补偿的情况下，暂停为其办理施工许可手续。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兴住建委无视《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要求，无视刘小兵的拆迁补偿权益，于2018年4月26日为爱达星公司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刘小兵向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起行政复议，但复议机关以刘小兵与所诉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且行政行为对刘小兵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为由，决定不予受理。综上所述，大兴住建委明知爱达星公司一直没有对刘小兵房屋进行拆迁补偿，其申请办理建设手续的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不顾刘小兵的请求，仍然为其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致使刘小兵不能及时获得房屋拆迁补偿利益，导致刘小兵的损失不断扩大，已经实际影响到刘小兵的合法权益的及时实现，刘小兵完全有权请求撤销该行政行为。为此，现特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刘小兵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1、撤销大兴住建委核发的[2018]施[大]建字0021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本案诉讼费用由大兴住建委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被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系大兴住建委根据建设单位的申请，经审查准许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建筑工程施工的行政许可行为，刘小兵并非被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被许可人，与该行政许可行为不具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该行政许可行为对刘小兵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刘小兵并非本案适格原告。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刘小兵的起诉。刘小兵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大兴住建委、爱达星公司未提起上诉。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条件；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系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之一。本案中，被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系大兴住建委根据建设单位的申请，经审查准许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建筑工程施工的行政许可行为，刘小兵并非被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被许可人，与该行政许可行为不具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该行政许可行为对刘小兵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刘小兵不具有法定的原告主体资格。综上，刘小兵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小兵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刘小兵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金 丽审 判 员  李智涛审 判 员  杨 波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黄井沛书 记 员  蒋园园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01民终72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迪斯凯睿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69号院A座北京京古四合院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力度有家宾馆2层234室。法定代表人：陈岗，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巨强，男，198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审被告：陈岗，男，197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上诉人北京迪斯凯睿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魏巨强、原审被告陈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7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北京迪斯凯睿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8月30日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经审查认为，北京迪斯凯睿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北京迪斯凯睿科技有限公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案件受理费4766元，减半收取2383元，由北京迪斯凯睿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黄占山审 判 员 王 晴审 判 员 刘 婷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孙 鑫书 记 员 亢 娜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01民终71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某1，男，1925年8月10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清风，北京市佳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2，女，1946年4月19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3，男，1949年9月27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4（兼秦某2、秦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56年1月25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秦某1因与被上诉人秦某2、秦某3、秦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13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秦某1于2018年8月28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认为，上诉人秦某1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上诉人秦某1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案件受理费二万二千八百元，减半收取一万一千四百元，由上诉人秦某1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赵懿荣审 判 员 刘福春审 判 员 张洪伟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 梦书 记 员 朱雅倩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渝05行终41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成，男，汉族，1972年2月19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北碚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红狮大道1号。法定代表人廖勇，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毕琨明，该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晨鹏，该分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公安局，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泥磅黄龙路555号。法定代表人邓恢林，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龙李亚男，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胡成因诉被上诉人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简称九龙坡区分局）信息公开、被上诉人重庆市公安局（简称市公安局）行政复议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7行初6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8日受理后，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权利义务须知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胡成于2017年9月28日向九龙坡区分局邮寄送达编号为28-1的《政府信息公开依申请表》，申请九龙坡区分局公开胡成于2017年7月24日15点33分左右用电话136XX****XX拨打110报警后的处警记录。九龙坡区分局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2017）2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送达原告，载明“经查询，2017年7月24日15点33分左右，我局未接到任何由市公安局下发的用136XXXX****的电话拨打110的报警记录。因此，你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胡成于2017年10月31日向市公安局邮寄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市公安局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渝公复决字（2017）24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胡成，该决定书维持了九龙坡区分局作出的（2017）2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另查明，2016年11月10日，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对胡成诉北碚区天生街道、北碚区政府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作出了（2016）渝0109行初240号行政裁定书，认定胡成通过行政诉讼向行政机关施压，以诉讼作为工具来达到获取利益、制造个人影响的目的已经违背行政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本质特点，也违背了行政诉讼对合法权利进行救济的立法宗旨，故对胡成的起诉不作实体审理。并且为了兼顾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有效利用公共资源、保障胡成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的权利，对于胡成今后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类似的政府信息公开之诉，人民法院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严格进行审查，胡成须举证说明其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合理性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现该裁定已经生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制定本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获取政府信息应当具有服务生产、生活及经济社会活动的正当目的，而行政诉讼保护的权益亦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胡成申请公开的处警记录，无法判断其是否出于生产、生活或科研等活动的需要，且胡成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其申请该信息的合理性。胡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和提起诉讼的目的并非为了依法获取和了解政府信息本身，而是通过不断的、大量的申请、复议和诉讼，表达不满情绪和向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以达到其制造个人影响力、谋取超常利益等目的。其行为已经背离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构成了申请权的滥用，故一审法院决定对胡成的本次起诉不作实体处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款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胡成的起诉。上诉人胡成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当月通话清单照片能够证明上诉人拨打电话报警这一事实，一审法院未作实体审查违法。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确认被上诉人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违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有关“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规定，表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方式进行，应当具有服务生产、生活及经济社会活动的正当目的，必须符合立法宗旨，能够实现立法目的。本案中，上诉人胡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本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合理性，未能证明其申请公开的处警记录是基于其生产、生活或科研等活动的需要。胡成的行为浪费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严重背离了权利正当行使的本旨。胡成在提起相关行政诉讼时，主观上滥用诉权的意图明显，属于法律所禁止的滥诉行为。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一审法院对胡成的滥诉不作实体审理，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胡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文林华审 判 员 周 琦审 判 员 乐 巍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刘琴琴书 记 员 罗 理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执 行 裁 定 书(2018)粤0606行审527号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德民路行政服务中心西座3楼。法定代表人霍兆华，局长。委托代理人邓耀球，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办事员。委托代理人胡志胜，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办事员。被执行人黄仔，男，195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于2018年7月27日向本院提出执行申请，要求由其组织实施强制执行该局于2018年2月28日作出的顺建（勒）罚〔2018〕6号《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第二项关于拆除被执行人在非法占用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众涌村面积为347.98平方米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决定。经审查，本院认为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十四）项、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准予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依法强制执行顺建（勒）罚〔2018〕6号《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第二项关于拆除被执行人在非法占用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众涌村面积为347.98平方米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决定。审判长  喻景鹏审判员  郑旭辉审判员  韩文锋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书记员  胡怿之
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鄂0602行审125号申请执行人襄阳市国土资源局。法定代表人王明强，该局局长。被执行人周兵。申请执行人襄阳市国土资源局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强制执行其于2017年08月16日作出的襄土资执罚（襄）字[2017]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于2018年08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申请执行人襄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襄土资执罚（襄）字[2017]XX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本院认为，襄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襄土资执罚（襄）字[2017]XX号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七、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对申请执行人襄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襄土资执罚（襄）字[2017]XX号行政处罚决定，准予强制执行。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韩 冬审判员 孙 莉审判员 李 微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婷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京01行终64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许明法，男，1980年3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雷州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倒座庙9号。法定代表人刘春梅，局长。委托代理人李颜坡，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谢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17号。法定代表人戴彬彬，区长。委托代理人张森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单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上诉人许明法因告知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行初30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12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工商分局）接到许明法的举报，称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米公司）在官方网站和互联网上宣传小米MIX2手机产品是“全面屏”、“全陶瓷”的手机，“最强悍的小米手机”、“最新存储技术UFS2.1”、“小米MIX2是目前支持通讯频段最多的手机”。许明法认为，小米公司存在虚假广告和使用绝对化用语的违法行为，要求海淀工商分局查处并书面告知其处理结果。海淀工商分局经调查后，于同年9月20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于同年9月27日作出京工商海清河文告字〔2017〕第392号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以下简称被诉告知），并邮寄给许明法。许明法于11月16日就被诉告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区政府经审查后，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海政复决字〔2017〕4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告知，并将该复议决定向许明法送达。许明法仍不服，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海淀工商分局作出的被诉告知，判令其重新作出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依法撤销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判令其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018年5月11日，一审法院裁定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该案中，许明法虽然通过购买涉案产品成为消费者，但是，根据举报内容及海淀工商分局依法负有的查处职责来看，其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保护不特定消费者的普遍利益，而并非为维护许明法的自身合法权益。因此，许明法与该案被诉告知之间，并不属于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法定情形。故，许明法不具备针对海淀工商分局作出的被诉告知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亦不具备针对被诉复议决定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许明法提起的该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该院应当裁定予以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许明法的起诉。上诉人许明法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其上诉理由略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一、被诉告知已明确许明法具有申请复议或者直接提起诉讼的法定权利，如一审裁定认定许明法不具有诉权，应先撤销被诉告知。二、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诉告知，且被诉复议决定明确告知许明法具有诉权，因此许明法具有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等规定，许明法的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虚假广告行为既会对消费者利益产生侵害，又会对同行业竞争者利益及整个市场秩序产生损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无论是依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对虚假广告行为、虚假宣传或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进行查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行业秩序监管，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维护整个市场的经济秩序。虽然上述目的中包括“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并非是指保护特定消费者的个体权益。本案中，被诉告知系对许明法举报事项处理结果的告知行为，作为购买涉案商品的个别消费者，许明法与工商机关对举报事项的查处行为之间不存在上述规定所指的“利害关系”。许明法针对被诉告知及被诉复议决定的起诉，应予驳回。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许明法的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许明法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系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等法律规定以及本案事实作出的认定，被诉告知及被诉复议决定对许明法诉权诉期的告知行为，并不影响法院的认定，故许明法关于被诉告知及被诉复议决定已告知其诉权，许明法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许明法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乔 军审 判 员  张 悦审 判 员  范术伟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闵 雪书 记 员  王 跃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执 行 裁 定 书(2018)粤0606行审584号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政和中路*号。负责人谭逢显。委托代理人卢国亮，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凯霖，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鹤村第四村民小组，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冲鹤村。负责人潘明洪。第三人潘丽意，女，197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顺德区。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8月7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该办事处于2010年10月15日作出的勒流街行决字〔2010〕2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于2018年8月21日听取了申请执行人的意见，现已审查完毕。经查，申请执行人于2010年10月15日作出的勒流街行决字〔2010〕2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根据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该决定书送达给被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冲鹤村第四村民小组。经本院询问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明确表示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其将该决定书送达给被申请人的事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其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二）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人民法院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五日内立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据此，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前提条件是其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已生效的行政行为是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本案中，申请执行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申请执行的依据勒流街行决字〔2010〕2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已经有效送达被申请人。因此，该决定书是否生效尚未确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申请执行人不具备申请执行的条件，对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依法应当裁定不予受理，鉴于本案已经受理，依法应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十五）项、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事处依据勒流街行决字〔2010〕2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收到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审判长  陈跃北审判员  李海昌审判员  梁嘉莹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麦瑞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01民终59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舒大刚，男，1971年12月13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北京市中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杰，男，197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金清，女，197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舒大刚因与被上诉人李小杰、被上诉人马金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7民初119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认为，舒大刚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与其在（2017）京0107民初11986号、（2017）京0107民初11987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均基于其向李小杰、马金清出借同一笔90万元借款（月息3％）的诉讼主张提出。关于借款本金数额及双方是否存在利息约定等案件基本事实，一审法院未予查清，应予查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7民初11985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重审。舒大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予以退回。审 判 长 黄占山审 判 员 杨 力审 判 员 刘 婷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孙 鑫书 记 员 陈剑书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83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松宏，男，197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斌，北京盛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号辉煌时代大厦***层。法定代表人：范生举，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斌，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天恒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1号天恒置业大厦11层。法定代表人:张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晁宁，男，北京天恒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朱松宏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以下简称贷款中心）、原审被告北京天恒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恒公司）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28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松宏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贷款中心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朱松宏的一审反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贷款中心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朱松宏于2017年9月19日收到的上诉状中载明的案涉房产为北京市房山区A小区的房产。2018年1月9日组织开庭时，贷款中心在朱松宏答辩后对诉状进行了修改后并通过法庭送达朱松宏。朱松宏以修改后的诉讼请求、案由已不同于原案为由，请求法庭另案处理。一审判决对此未予以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第二，一审判决违反管辖规定，剥夺了朱松宏就管辖权异议的上诉权。依据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房屋所有权证》收押合同第十条关于管辖的约定，本案应由贷款中心住所地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2018年1月25日开庭时，朱松宏在法庭规定的答辩期内当庭提出管辖异议，但一审法院以已超过管辖异议提出期限为由当庭不予支持，且未出具任何文书，致使朱松宏无法行使管辖异议被驳回后的相应救济权利。贷款中心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天恒公司述称，A小区不是天恒公司开发。贷款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恒公司、朱松宏将北京市房山区XX小区的房产的产权证交付贷款中心收押；判令天恒公司、朱松宏配合贷款中心办理北京市房山区XX小区的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朱松宏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判令贷款中心赔偿朱松宏各项缺失1000元，其中交通费400元，误工费6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朱松宏为购买北京市房山区XX小区的房产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房山支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朱松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房山支行贷款70万元，贷款年限30年，由贷款中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朱松宏作为甲方（购房人），贷款中心作为乙方（保证人），天恒公司作为丙方（售房单位），三方签订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房屋所有权证》收押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委托丙方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由丙方将《房屋所有权证》交乙方，同时承诺……；无论甲方所购房屋为现房或期房，丙方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后10个工作日，需通知乙方，将《房屋所有权证》直接交由乙方收押。丙方未经乙方同意，不得将《房屋所有权证》交给甲方或者其他方；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完成抵押登记手续，在乙方办妥抵押登记手续之前，甲方不得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在办理完毕该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取得他项权利证书后，乙方通知甲方到乙方或乙方指定机构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嗣后，天恒公司在办理完毕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后，将房屋所有权证交付了朱松宏。后经贷款中心催要，朱松宏及天恒公司未返还房屋所有权证，未配合贷款中心办理房屋购房贷款抵押登记手续。朱松宏经该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对其反诉主张，该院按撤诉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均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自觉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贷款中心作为朱松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房山支行贷款的连带保证人，与朱松宏、天恒公司签订的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房屋所有权证》收押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天恒公司未按照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房屋所有权证》收押合同的约定，及时将朱松宏的产权证交给贷款中心收押，系违约行为。贷款中心要求按照约定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天恒公司应当予以提供。虽然天恒公司表示房屋所有权证已经发给朱松宏，朱松宏予以认可，但天恒公司应催促朱松宏向贷款中心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朱松宏配合贷款中心完成房屋抵押贷款的登记手续，系生效合同约定的义务。朱松宏应予配合。综上，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朱松宏与北京天恒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提供朱松宏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房山区XX小区的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朱松宏配合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办理北京市房山区XX小区的房产的购房贷款抵押登记手续。当事人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一审法院允许贷款中心更正起诉状中的房产信息是否妥当，经查，贷款中心在起诉状中书写的房产信息，与其提交《房屋所有权证》收押合同中载明的房产信息不一致，显属工作失误导致的错误，一审法院允许贷款中心对此予以修改，且再次给予朱松宏15天的准备期，并未影响朱松宏的诉讼权利，故该处理方式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法院未处理朱松宏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经查，朱松宏于2018年1月9日收到起诉状副本，其于2018年1月25提出管辖权异议，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朱松宏是否应当协助贷款中心办理涉案房屋的抵押登记，该事项属于双方合同项下朱松宏的义务，且未有证据显示系贷款中心的原因导致抵押登记未予办理。另，朱松宏在二审询问中表示，贷款中心出具手续后可以办理抵押登记，故朱松宏应当协助贷款中心办理涉案房屋的抵押登记。关于朱松宏的反诉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因其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一审法院已经按撤诉处理，故本院对此亦不予处理。综上所述，朱松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元，由朱松宏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耀斌审 判 员 钱丽红审 判 员 种仁辉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许修安书 记 员 朱 迪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京02行终122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会义，男，194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0号。法定代表人张维，主任。委托代理人解飞，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尚娟，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会义因诉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土委）不动产权籍调查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8）京0102行初47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李会义诉称，其于2016年5月25日向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东城分局递交不动产权籍调查申请书，市规土委以“房屋产权归属已经改变，不具备不动产权籍调查的条件等”为由，决定退件。2017年8月李会义拿到退件单。李会义认为，退件单事实认定错误、法律依据不足，依法应予纠正。现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1、判决撤销市规土委作出的退件单；2、判决市规土委重新作出关于北京市东城区大市胡同17号（原地址为原崇文区大市北上坡14号）不动产权籍调查申请书的回复。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其请求事项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请求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所诉事项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限调整范围。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李会义的起诉。李会义不服一审裁定，以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向我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其请求事项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请求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李会义所诉事项涉及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限调整范围。故其所提本次诉讼依法应予驳回。一审裁定驳回李会义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李会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杨 波审判员 刘彩霞审判员 李智涛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蒋园园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03民终95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某1，男，1948年11月1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丽红，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某2，女，1957年6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某3，女，1961年8月2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某4，女，1965年10月3日出生。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北京市天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孙某，女，1953年6月10日出生。上诉人史某1因与被上诉人史某2、史某3、史某4、原审第三人孙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26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史某1于2018年8月28日向本院书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认为，上诉人史某1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上诉人史某1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史某1负担（已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江 惠审 判 员  陈 静审 判 员  胡新华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 雁法官助理  冯 妍书 记 员  祖志贤书 记 员  刘 欣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82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亚辉，男，198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济民，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勇琳，男，198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上诉人陈亚辉因与被上诉人郭勇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1民初1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亚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郭勇琳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勇琳负担。事实与理由：第一，郭勇琳的暂住证显示其居住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山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第二，本案为买卖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车辆没有形成质押关系，双方买卖合同解除，郭勇琳将车取走了,20万元是车辆使用费，不应返还。郭勇琳辩称，第一，暂住证刚刚办理，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使用。第二，陈亚辉表示拿车给郭勇琳，陈亚辉需要多少使用费，郭勇琳就要多少利息。郭勇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陈亚辉偿还借款16．6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郭勇琳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共向陈亚辉转账14．4万元，该事实双方无争议，该院予以确认。对上述14．4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借款还是购车款双方存在争议，该院结合双方证据做如下认定：郭勇琳提交的2016年3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亚辉说：“我有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你借我15万，你把我的车开走你用去，这案子什么时候结完了，我把钱给你，车就当你白开。”郭勇琳回复：“行，你什么时候用钱。”该聊天记录可以表明陈亚辉通过微信向郭勇琳表示要借款15万元，郭勇琳表示同意，能够证明双方就借款15万元达成合意。对于未一次性给付借款的情况，郭勇琳解释为其当天银行卡中没有存款，后陆续把钱转给陈亚辉，2016年8月底其住院做手术，无法给付借款，等手头宽裕后又于2016年11月继续给陈亚辉转款。陈亚辉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4年12月，陈亚辉与郭勇琳就买车一事进行协商，但并未体现双方就车辆买卖明确达成合意，2016年3月陈亚辉向郭勇琳要求借款，该意思表示发生于双方协商买车之后，故该证据不足以否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综上，应当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且借款已实际给付，案涉14．4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借款而非购车款。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郭勇琳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与陈亚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郭勇琳要求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该院在审理查明的14．4万元的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因郭勇琳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实际给付，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判决：一、陈亚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郭勇琳借款14．4万元；二、驳回郭勇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当事人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亚辉是否向郭勇琳借款14．4万元。郭勇琳提供的转账凭证能够证明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其向陈亚辉转账14．4万元，郭勇琳提供的2016年3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陈亚辉欲向郭勇琳借款15万元。郭勇琳向陈亚辉支付款项的时间、金额与双方在微信中提及借款的时间、金额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14．4万元民间借贷的事实，陈亚辉应当偿还该借款。陈亚辉主张涉案14．4万元系购车款，因该车陈亚辉已经取回，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陈亚辉主张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因管辖权事宜已经生效裁定确认，且郭勇琳的暂住证系其在起诉之后办理，该事实不影响本案的管辖权，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亚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80元，由陈亚辉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耀斌审 判 员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许修安书 记 员 朱 迪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03民终110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1，男，1963年1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杉（高某1之子），1993年1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2，女，1960年1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帅，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某1因与被上诉人高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1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在审理此案过程中，上诉人高某1向本院提出申请，申请撤回上诉。本院认为，高某1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准许高某1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高某1负担（已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咸海荣审 判 员 孙 京审 判 员 张 帆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天水法官助理 朱宏哲书 记 员 王秋岩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执 行 裁 定 书(2018)粤0606行审597号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德民路行政大楼七楼。法定代表人黄志捷，局长。委托代理人梁腾开，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乐从分局科员。委托代理人梁建浩，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乐从分局办事员。被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锦森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罗沙北上工业区工业大道3号之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688697909H。法定代表人匡丰秀。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于2018年8月16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该局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的顺管（乐）改[2017]第E060号《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决定书》。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的《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决定书》已生效，其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十四）项、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申请执行人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申请强制执行的顺管（乐）改[2017]第E060号《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决定书》，本院准予强制执行。审判长  喻景鹏审判员  郑旭辉审判员  韩文锋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胡怿之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内01民辖终1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永明，58岁，1960年2月8日，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住所地呼和浩特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守昌，53岁，1965年5月1日，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住所地呼和浩特市。上诉人任永明不服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4民初173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4民初1730号民事裁定，将案件移送至丰镇市人民法院管辖。理由是上诉人的身份证住址为内蒙古丰镇市，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请求将案件移送至丰镇市人民法院管辖。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属于合伙协议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即被告住所地或者合伙协议履行地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本案合伙协议履行地为施工工程所在地玉泉区，被上诉人选择玉泉区人民法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故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上诉人以”由被告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王任武审判员马学英审判员赵春兰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书记员王宇鹏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77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嘉腾，男，1948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李嘉腾之子），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莹，女，198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爱剑，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嘉腾因与被上诉人石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2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嘉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石莹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石莹负担；3、判决赔偿李嘉腾经济和精神损失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委托，委托事实不存在，委托合同纠纷案不成立。李嘉腾系基于与石莹之父石福宽的私人交情，就石莹的工作给予一些建议和在日后生活中留意相关信息。第二，情况说明系石莹采各种方式威胁诱导后李嘉腾不得已签字，李嘉腾没有收到过任何因办工作的款项。石莹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第一，双方之间成立委托关系，石莹陆续以现金或转账形式向李嘉腾交付了款项。第二，情况说明是李嘉腾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李嘉腾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胁迫的事实。石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李嘉腾立即返还石莹款项526000元，并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石莹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嘉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石莹曾口头委托李嘉腾帮助石莹找工作的事宜。2017年4月1日，李嘉腾在情况说明上签字捺印，该情况说明上载明：“收石莹人民币52．6万元，此款用于找工作，由于工作没有办成，本人承诺全额退还石莹52．6万。”经该院询问，石莹认可该情况说明内容系石莹书写，李嘉腾认可情况说明中签字及手印系李嘉腾所签及捺印，在该情况说明下方有“诉讼无效”字样，李嘉腾主张该内容系其所写。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结合双方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石莹曾委托李嘉腾帮忙找工作，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案中，由李嘉腾签字捺印确认的情况说明已经载明了“由于工作没办成、承诺全额退还石莹52．6万元”，李嘉腾虽主张该签字系被胁迫所写，并提交航班更改信息截图及诊断证明予以佐证，现李嘉腾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情况说明系李嘉腾受胁迫所签，故该院对李嘉腾主张情况说明无效的意见不予支持。对李嘉腾所写的“诉讼无效”内容，该内容并未得到石莹认可，且当事人之间约定排除一方起诉权利的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由于李嘉腾没有完成委托事务并承诺退款，其应将收取石莹的费用返还给石莹。对石莹所主张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对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19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李嘉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石莹返还五十二万六千元及利息（以五十二万六千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李嘉腾签字捺印确认的情况说明载明“由于工作没办成、承诺全额退还石莹52．6万元”，现石莹据此要求李嘉腾返还款项及利息。李嘉腾辩称该情况说明系在胁迫情形下出具，但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李嘉腾辩称其与石莹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因李嘉腾在一审庭审中及第一次向本院提交的上诉状中均认可存在找工作的事情，石莹提交的录音内容亦能表明石莹曾委托李嘉腾找工作，且涉案情况说明能够进一步佐证石莹曾委托李嘉腾找工作，故本院认定石莹曾委托李嘉腾找工作，李嘉腾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李嘉腾辩称未收石莹任何款项，因李嘉腾第一次向本院提交的上诉状内容能够表明其曾收过石莹钱款，石莹提交的录音内容亦能够证明石莹给过李嘉腾钱款，且涉案情况说明能够进一步佐证石莹给付过李嘉腾52．6万元，故本院认定李嘉腾曾收过石莹钱款，对李嘉腾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李嘉腾应当向石莹返还52．6万元及相应利息，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60元，由李嘉腾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耀斌审 判 员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许修安书 记 员 朱 迪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湘31行初139号起诉人：陈大恩。起诉人陈大恩诉龙山县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一案，于2018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人称，起诉人经多种方式向龙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纠错，龙山县政府均没有作出答复行为。2018年5月25日，起诉人再次以EMS邮寄的方式向其申请行政纠错，龙山县政府在2个月的法定期限内对起诉人的申请没有做出答复，该行政不作为违法。请求：1.确认龙山县人民政府不予答复起诉人行政纠错申请的行政不作为违法；2.判令龙山县人民政府5日内对起诉人2018年5月25日向其提出的行政纠错申请作出书面答复。本院经审查认为，起诉人陈大恩的诉请为“确认龙山县人民政府不予答复起诉人行政纠错申请的行政不作为违法”。经查，对起诉人陈大恩的诉请龙山县人民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已于2018年5月9日作出了《关于陈大恩“行政纠错申请书”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明确答复，且起诉人已经收悉。现陈大恩起诉要求龙山县人民政府对其提出的《行政纠错申请书》的申请行为再次做出答复没有事实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对起诉人陈大恩的起诉，本院不予立案。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提交副本三份，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代双审 判 员 石 俊审 判 员 杨 滨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向星霖书 记 员 向 博
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8)赣02刑终107号原公诉机关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立伟，男，1990年11月20日出生于江西省鄱阳县，汉族，小学文化，工人，住江西省鄱阳县。2018年2月6日因涉嫌犯盗窃罪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景德镇市看守所。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立伟犯盗窃罪一案，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赣0203刑初17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立伟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李立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立伟申请撤回上诉。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上诉人李立伟撤回上诉。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18）赣0203刑初179号刑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俊炜审判员  沈晓洁审判员  罗明华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罗慧青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84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垚，男，198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舫，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超，男，1989年6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超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涛，北京市中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筱兮，北京市中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垚因与被上诉人冯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2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垚上诉请求：1、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冯超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冯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王垚曾向冯超公司汇款50万元购买奥迪轿车一辆，后将50万元退换给王垚。2017年12月，王垚岳父因病需要用车，冯超调了一辆路虎车，但代驾刚将车开到指定地点，即被北京市交管局涉车专案队查扣，后经了解该车系套牌车、走私车。车辆被扣后，冯超要求王垚还车，但车辆系违法走私车辆根本无法返还。冯超于2018年1月21日与社会人员一起，强迫威胁王垚书写20万元的借条和收条。王垚害怕此事祸及家人，故未报警。综上，王垚从未收到过冯超的20万元人民币，不存在借款事实。冯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垚的上诉请求。王垚以其与冯超公司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混淆王垚与冯超两个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其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冯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垚偿还借款人民币200000元；2、判令王垚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标准向冯超支付利息；3、诉讼费由王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21日，王垚向冯超借款200000元，并出具借条收条各一张，借条上载明：“今向出借人冯超借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借款期限为贰个月，本人承诺按期还款，如未能按期还款，违约期间本人自愿交纳每日5%违约金。”王垚于借款人处签字并按手印。收条中载明:“今收到出借人冯超交来借款人民币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现借款人现金已全部收讫。”王垚在借款（收款人）处签字并按手印。审理中，冯超称王垚未偿还借款本金，亦未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王垚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查明的事实，王垚向冯超借款，双方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该民间借贷关系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冯超要求王垚偿还借款，理由正当，证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冯超主张王垚支付利息一节，因双方并未约定利息，根据法律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故冯超的该项诉讼请求，对超过年利率6%的部分，该院不予支持。王垚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该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2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冯超借款本金200000元；二、王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冯超借款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冯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当事人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垚是否向冯超借款20万元。因王垚向冯超出具借条,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同时王垚向冯超出具收条，表明王垚认可已经收到涉案借款20万元，冯超亦向本院说明了借款的原因、款项的来源及交付过程等，未见明显矛盾；另，王垚在向本院提交的上诉状中称，借条中的20万元系被扣押路虎车与之前购买奥迪车的差价，但在本院询问过程中，其又称购买奥迪车的钱已经被退回，借条中的20万元系被扣押路虎车的价值，王垚的陈述前后明显矛盾,故本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20万元的借贷事实，王垚应当向冯超支付2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综上所述，冯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冯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耀斌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许修安书 记 员 朱 迪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内01民终18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辛长亮，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梦阳，内蒙古百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曦尧，内蒙古百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荣升达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方方，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辛长亮因与被上诉人内蒙古荣升达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升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2016）内0121民初1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认为，二审期间,辛长亮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即买卖合同书，该合同作为本案的主要证据，可以认定买卖合同的买方为蒙古国EHB有限责任公司，并非辛长亮。一审法院认定买卖合同的买方辛长亮，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2016）内0121民初1500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辛长亮二审预交的案件受理费6888元予以退回。审判长辛宗寿审判员任小军审判员于晓华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书记员张利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内01民辖终1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十六冶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聂文光,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广明，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呼和浩特市佰晟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昂株，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广东十六冶建设有限公司不服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4民初8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4民初84号民事裁定，依法将本案移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管辖。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按照该规定，上诉人住所地在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市天河区有管辖权。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属于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第十条约定：对发生纠纷时协商解决，解决不成时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调解或诉讼解决。该管辖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甲方所在地即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有管辖权。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王任武审判员马学英审判员赵春兰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书记员王宇鹏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88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树起，男，199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明跃，男，196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列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海，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旗，北京市法大（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飞琴，女，196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杰，河南闻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树起、张明跃因与被上诉人陈飞琴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1民初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树起、张明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飞琴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陈飞琴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张明跃并没有实施妨碍陈飞琴施工的行为，且张明跃也不是良乡西潞南大街18号房屋的产权人，张明跃不是适格被告。张树起系该房屋及土地的权利人，张树起与张明跃系父子关系，不能仅仅因为二人系父子关系，就作为共同被告，陈飞琴并没有证据证明二人共同实施了妨碍陈飞琴取水施工的行为。二、陈飞琴用水的权利应限制在合理范围内。陈飞琴于2012年与赵建、夏明友同北京顺达源给水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给水施工合同》实际上已由赵建施工完成，水已接好并可正常使用。赵建与陈飞琴两家房屋紧邻，在赵建和陈飞琴房子内部设有专用通暖气和自来水的地沟，陈飞��完全可以就近从赵建处接自来水。故陈飞琴所主张的权利必须达到“必要的便利”，亦应将我方的义务限制在合理范围内。这种“必要”应是指我方不向陈飞琴提供这种便利，陈飞琴就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便利。三、张树起并未限制陈飞琴取水，未侵害陈飞琴任何权益。在2012年赵建进行给水施工时，我方就已为工程施工提供了便利，且通知了陈飞琴可以进行改水，但因陈飞琴将其房屋租赁给商户小肥羊饭店，一直由小肥羊饭店向我方支付水费，小肥羊饭店向我方出具了一份声明，明确提出不需要改水，自愿放弃了给水的施工改造，并非我方阻碍，陈飞琴的爱人也在该声明上签字，所以根本不存在我方故意多次阻碍施工的行为。一审中，陈飞琴提交的施工单位证明材料漏洞百出，我方根本不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但一审法院却未采纳我方意见。四、��飞琴长期拖欠我方水费、电费、服务费是导致纠纷的根源。西潞南大街18号商铺从2006年起至2016年租给小肥羊饭店，在这期间各方约定如小肥羊饭店在租赁期间欠下水费、电费、服务费，由陈飞琴付清。2016年因小肥羊经营不善关店，欠下水费、电费和服务费共计88709.4元，但陈飞琴至今未给付，故我方只能停水、停电。陈飞琴提起诉讼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解决双方的邻里用水纠纷，而是故意给我方制造麻烦。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支持我方上诉请求。陈飞琴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一、我与给水安装公司2012年就签订了《给水施工合同》，由于张树起、张明跃的阻挠，至今仍未施工，期间多次报警也未解决。二、关于对方提及的可从赵建处取水，因施工方案已经自来水公司和市政管理所批准，设计方案无法变更。三、小肥羊饭店就是因用水不便才从18号1号楼搬走，空置至今，给我造成很大损失。综上，张树起、张明跃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飞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树起、张明跃不得妨碍陈飞琴商铺接引自来水管的正常施工；2、诉讼费由张树起、张明跃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陈飞琴、张树起(张明跃之子)以及案外人夏明友、赵建等四人各自所有的房屋均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西潞南大街18号，四人房产相邻。陈飞琴房屋内用水一直使用张树起、张明跃提供的管路，陈飞琴需向张树起、张明跃交纳相关费用。现陈飞琴欲自己从房外自来水管道接水，需要在上述房屋东侧场地内进行施工，并履行了相关施工手续。诉讼中张树起、张明跃表示不同意陈飞琴欲进行的接引水管施工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本案中，陈飞琴作为房屋所有权人，需要对房屋接水属于正常、合理需求，系其对房屋进行使用的必要内容，张树起、张明跃作为相邻一方应提供便利，不应阻拦。陈飞琴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张树起、张明跃关于陈飞琴可从赵建处直接用水的主张缺乏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张树起、张明跃其他相关答辩意见均不能对抗陈飞琴诉求，本院对张树起、张明跃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陈飞琴应在合理范围内施工、尽快施工并做好施工后的场地恢复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判决：张树起、张明跃不得妨碍陈飞琴对北京市房山区良乡西潞南大街18号1号楼房屋进行接引自来水管的正常施工。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陈飞琴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为解决其房屋使用中的用水问题经相关部门批准，需进行接水，此系正常合理需要，张树起、张明跃作为相邻关系人应提供方便，不应阻拦。陈飞琴在施工过程中也应注意尽量减少对周围邻里的影响，施工完毕后，做好原状的恢复。综上所述，张树起、张明跃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张树起、张明跃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蔚林审 判 员 王军华审 判 员 曹 雪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黄 骏书 记 员 赵鸿飞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73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春甫，男，196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付爱（杨春甫之妻），住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尼，男，1981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杨春甫因与被上诉人丁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春甫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丁尼支付杨春甫货款2685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丁尼不能证明已经归还杨春甫欠条中的款项10000元。杨春甫与丁尼长期形成先供货、后付款的交易习惯，丁尼为杨春甫出具欠条后，又存在多次购货情况。丁尼也认可存在货物托运收货的交易方式，丁尼否认杨春甫提交的托运单及订货单，但其没有提交以往双方买卖关系中的订货及托运单据用以证明不同于杨春甫提交的单据样式。丁尼提交的转账单据，转账金额与欠款金额存在出入，亦不能证明转账针对归还欠条中的欠款。丁尼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杨春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丁尼支付货款26850元；2.判令丁尼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双方对杨春甫提交的欠条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一审中，双方对如下证据有争议：杨春甫提交订货单五张，欲证明其向丁尼供货情况。丁尼对该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因该证据是杨春甫单方制作，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杨春甫提交托运单两张，欲证明其已向丁尼交付了五张订货单记载的货物。丁尼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异议。因该托运单无法体现托运货物的内容、无法体现丁尼已签收，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杨春甫提交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其曾通过托运方式向丁尼供应货物，丁尼已收到货，且张洁2016年7月17日、2017年1月8日向杨春甫转账3180元、8800元系支付该情况说明中记载的2016年6月25日、2016年7月13日两批货物的货款，与欠条款项无关。丁尼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因杨春甫当庭自认该证据出具方并无经丁尼或其工作人员签字的货运单据，故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丁尼确已收到货物，且该证据无法体现货物内容、货物价值，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丁尼提交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欲证明丁尼通过张洁账户分别于2016年7月17日、2016年8月22日、2017年1月8日向杨春甫转账3180元、10000元、8800元作为货款。杨春甫认可2016年8月22日转账10000元系针对其提交的欠条中确认的货款进行的清偿，但对另外两笔款项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并主张另两笔款项系针对其他业务往来支付的货款，杨春甫未提交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一审经审理查明，杨春甫曾向丁尼供应百货，丁尼向杨春甫出具欠条载明：“11月21号今欠老杨货款30000元叁万元整”，杨春甫自行在该欠条内容下方书写“给10000元”、“8月22日汇10000”。杨春甫于一审庭审中认可欠条中记载的30000元欠款中10000元已通过现金方式支付、10000元已由张洁于2016年8月22日通过其账户转账支付。张洁分别于2016年7月17日、2016年8月22日、2017年1月8日向杨春甫转账3180元、10000元、8800元。杨春甫于一审庭审中认可张洁的付款行为代表丁尼。一审法院认为：杨春甫与丁尼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关系，该种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杨春甫向丁尼主张的款项包括欠条中尚欠的10000元、五张订货单对应的货款15935元、其他货款915元。关于杨春甫主张的欠条中尚欠的货款，杨春甫主张欠条系出具于2016年11月21日，丁尼主张该欠条最迟应出具于2015年11月21日。因杨春甫认可2016年8月22日张洁所转账的10000元即为针对该欠条的付款行为，故欠条出具时间应早于该还款时间，故该欠条最迟应出具于2015年11月21日，一审法院对于丁尼关于欠条出具时间的主张予以采信。丁尼主张其并不拖欠杨春甫欠条记载的货款，则应证明其已向杨春甫支付了不少于欠条尚欠金额的款项。张洁于2016年7月17日、2017年1月8日的转账行为均晚于欠条出具时间，且转账金额总计高于欠条尚欠款项，杨春甫虽主张上述两次转账行为系针对情况说明中2016年6月25日、2016年7月13日两批货物给付的货款，但该情况说明无法体现上述两批货物的内容、价值与上述两次转账行为的关联性，亦不足以证明丁尼已收到上述两批货物，杨春甫未提交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依据本案证据，不足以认定丁尼就欠条尚欠杨春甫所主张的金额，一审法院对杨春甫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杨春甫主张的五张订货单对应的货款15935元，因上述订货单由杨春甫单方制作，其未提交足以证明其已向丁尼交付了订货单记载的货物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杨春甫主张的其他交易的货款915元，因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春甫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春甫主张丁尼向其出具的欠条中的欠款尚有10000元未予归还，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经查，丁尼曾于2016年7月17日、2017年1月8日通过他人分别向杨春甫转账3180元、8800元，杨春甫主张上述两笔款项系支付2016年6月25日、2016年7月13日两批货物的货款，与欠条项下款项无关。对此提交了新乡市兄弟手拉手物流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鉴于该《情况说明》中并未体现货物名称、金额，由此无法认定2016年6月25日、2016年7月13日的供货与2016年7月17日、2017年1月8日两次付款之间的关联性。综上，杨春甫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丁尼于2016年7月17日、2017年1月8日通过他人分别向杨春甫转账3180元、8800元系支付欠条外其他货款的主张。据此，杨春甫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春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1元，由杨春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君审 判 员  潘 伟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子才书 记 员  李超男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7民终25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宇兴，男，1981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会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诚，会昌县西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海滨，男，197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会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冠华，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逸云，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王建生，男，1969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会昌县。上诉人王宇兴因与被上诉人康海滨、原审被告王建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2018）赣0733民初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宇兴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8)赣0733民初252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二项，依法改判应由被上诉人康海滨承担归还本金50万元的连带责任。2、本案一审受理费,上诉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该借款作为保证人是承担连带还款义务，保证期未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担保的事实明确，并承诺自愿承担本金的事实，“本人担保一年内归还”，应理解本人担保债务人(一审被告)一年内归还，而非担保期限一年，到期没还，担保人承担，才是担保责任开始，所以本案并没有过保证期。被上诉人康海滨辩称，首先，被上诉人自己承担一般保证责任，而非连带保证责任，借条清楚载明了保证时间，是典型的一般保证；其次，被上诉人无论是何种保证责任，其保证期间已经届满，被上诉人均已不承担保证责任；另外，上诉人王宇兴的借款还有其他还款保障，仍然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有悖诚信原则。原审被告王建生未作答辩。王宇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王建生归还借款500000元及逾期利息，被告康海滨在保证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31日，被告王建生以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王宇兴借款500000元。原告同意并于当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款项出借给了被告王建生。被告王建生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为凭，并约定借款在2016年8月9日前归还，逾期利息按每十天10000元计算。被告康海滨自愿为该笔借款作担保，并以担保人的身份在《借条》上签名，同时注明“本人担保本金一年内归还，到期没还保证人承担”。后经原告多次催取，被告王建生只归还10000元，被告康海滨也未向原告承担保证责任向其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宇兴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被告王建生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民间借贷关系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原告依约出借了款项，被告王建生经原告催收未及时归还借款，应承担违约责任。现原告王宇兴诉请被告王建生归还借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称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本案中，被告王建生出具的《借条》未约定借款期内的利息，原告亦未提交证据双方曾约定了借款期间的利息，故该笔借款可视为不支付利息。原告自认被告王建生归还了10000元利息，因《借条》未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而约定了逾期利息按每十天10000元计算。故被告王建生支付的10000元系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被告王建生出具的《借条》约定逾期利息按每十天10000元计算，已超出了上述规定。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的是每月10000元（本金500000元×年利率24％÷12月），即被告王建生支付的10000元利息应认定为支付了逾期一个月的利息，逾期利息付至2016年9月9日。同理，此后的逾期利息应以借款本金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6年9月10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关于被告康海滨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称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为一般保证。被告康海滨在《借条》中约定“本人担保本金一年内归还，到期没还保证人承担”，其意思表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该笔借款的保证方式应认定为一般保证。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本案中，保证人即被告康海滨承诺的保证期间是一年，从《借条》约定的借款期满之日2016年8月9日为准计算，该笔借款的保证期间是自2016年8月10日起至2017年8月9日止。即原告最迟应在2017年8月9日前向被告王建生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如在此期间未对被告王建生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来主张债权，其直接的法律后果是本案的保证期限届满，即被告康海滨无须再承担保证责任。原告于2018年1月23日起诉至法院，现已过保证期间，其要求被告康海滨承担保证责任的诉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被告王建生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到庭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建生归还原告王宇兴借款5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6年9月1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款项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并付至原告王宇兴账户（户名：王宇兴，账号：62×××68，开户行：江西会昌农商银行西江支行）二、驳回原告王宇兴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被告王建生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康海滨提供的是何种保证方式及是否已过保证期间。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为一般保证。康海滨在《借条》中约定“本人担保本金一年内归还，到期没还保证人承担”，该表述符合前述担保法有关一般保证的规定，康海滨提供的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关于是否已过保证期间的问题。康海滨在借条中承诺“本人担保本金在一年内归还”，应视为其对担保期限的约定，本案借款2016年8月9日到期，担保期至2017年8月9日届满，因此本案已过担保期间，保证人保证责任免除。综上所述，王宇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王宇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谭品珍审 判 员  王 艳审 判 员  李 婷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代理书记员  陈法龙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89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北大街1号1号楼。法定代表人：于宁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志刚，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丹，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锦程国际物流在线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祝贺街35号锦联大厦2F整层。法定代表人：杨东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颖，女，锦程国际物流在线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总社）因与被上诉人锦程国际物流在线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程物流）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0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旅总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锦程物流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锦程物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合同》项下所涉25万元人民币已经支付给锦程物流，双方对此没有异议。第二，关于锦程物流诉请的运杂费11000欧元。双方在《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合同》中并无相关约定，锦程物流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运杂费做出过特别约定。依《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合同》第4条、第11条及第22条的约定，如锦程物流不同意免费转运，其可以按照合同约定拒绝国旅总社的要求或要求国旅总社出具费用承担的书面确认。但锦程物流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相应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应推定锦程物流同意免费转运。第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2条，相应费用应当由锦程物流承担。第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应当由锦程物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锦程物流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合同》仅约定了货物的铁路运输事宜，与涉案国外陆运业务并无关联，两者系独立的义务。第二，锦程物流提交的证据可证明锦程物流已经完成货物国外陆运业务，并垫付了11000欧运费。第三，证据显示双方公司的业务员已明确运费价格区间在人民币8万-9万。同时，双方的QQ聊天记录显示，在2015年10月26日，国旅总社已支付人民币10万元铁路运费的情况下，国旅总社业务员闫芳确认还有人民币25万元未支付，可知国旅总社主张国外陆运业务为免费运输没有事实依据，亦不符合行业惯例和常理。第四，锦程物流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且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责任已转至国旅总社，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锦程物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旅总社支付运杂费1．1万欧元，折合人民币74611．9元（按照2015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折算）；2、诉讼费由国旅总社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4日，国旅总社、锦程物流双方签订《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合同》，约定国旅总社委托锦程物流将国旅总社的货物进行国际铁路运输，出发站为郑州，过境口岸为二连浩特，目的地为德国，目的站为汉堡，运输货物为越野车，单程运费为人民币25万元。庭审中，国旅总社、锦程物流对双方签订的《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合同》的内容与履行过程均无异议，锦程物流认可国旅总社已经支付了25万元的运费，对此该院予以确认。庭审中，国旅总社称《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合同》约定的运输目的地为德国汉堡，但是在意大利罗马接到的所运输之车辆，国旅总社已经按约付了钱，不清楚车为什么从汉堡到罗马，也不清楚从汉堡至罗马要不要交钱。后国旅总社改称，在实际履行中，所运输的五台车的客户调整了目的地，即运到意大利罗马，我们又要求锦程物流将车运输到罗马，从合同的履行结果看是这样，具体过程不清楚，双方没有书面约定，不排除免费运输的可能，我们认为不需要支付自汉堡至罗马的这段费用。另查，国旅总社公司原员工闫芳具体负责上述货物的运输事宜，其作为国旅总社的代理人签署了上述《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合同》。锦程物流提供了其员工刘明伟与国旅总社原员工闫芳的通话录音，在该录音中双提到车辆需送货，即从德国汉堡送到意大利罗马客户的酒店（赛尔瓦托），让客户直接在罗马开车，然后还箱至热那亚，报价单上的送货费是8万多9万。又查，锦程物流接受国旅总社的委托后，委托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代办货物的出口铁路运输、清关等业务。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显示，其接受锦程物流的委托后，于2015年7月10日装箱，通过铁路起运，运输目的地为德国汉堡，运输货物为五辆三菱越野车，2015年8月14日运达目的地德国汉堡，上述货物到达德国汉堡后，锦程物流的实际客户临时要求将货物派送至意大利罗马，故又委托其代办上述货物至意大利的陆运业务，锦程物流已经支付了自德国汉堡至意大利罗马的陆运费人民币74611．9元，我司已经将前述陆运费支付给德国代理。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该案中，双方签订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合同，货物运达约定的目的地德国汉堡，国旅总社也支付了约定的运费，双方之间的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合同履行完毕。后因国旅总社的客户调整了目的地，国旅总社要求锦程物流将货物从德国汉堡再运至意大利罗马，双方的工作人员对此进行了沟通，期间虽未约定具体运费数额，但明确了运费大概价格区间，就此可以认定双方就货物从德国汉堡运至意大利罗马事宜达成一致。现锦程物流已经履行完毕运输义务，国旅总社也已提货，锦程物流主张的运输数额亦未超过其报出的运费价格区间，故国旅总社应当支付相应的运输费用。综上，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锦程国际物流在线服务有限公司支付运杂费74611．9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当事人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锦程物流应国旅总社的指示将涉案货物从汉堡运输至罗马是否有权收取费用。锦程物流应国旅总社的指示将涉案货物从汉堡运输至罗马并非锦程物流在涉案《国际铁路运输代理合同》项下的义务，而是双方临时增加的事项，本院认为就该事项锦程物流有权收取费用。理由如下：一是双方之间的上述行为系商事交易，商事交易遵循等价有偿原则，故国旅总社应当支付相应费用，除非国旅总社能够证明该行为确系免费行为，但国旅总社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故仅有其陈述，本院难以支持其主张。二是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的工作人员对此进行了沟通，从沟通的内容来看，双方明确了运费大概价格区间，能够佐证新增运输事项需要收取费用。综上所述，国旅总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5元，由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耀斌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许修安书 记 员 朱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