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9民初10530号 原告:杭州金鹏钢品工程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2276430-1，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宁税社区七组。 法定代表人:翟红燕，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正懿、李利，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原名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1435633457，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1227号。 法定代表人:沈广，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瞿宁宁，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逸凡，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金鹏钢品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殷小娟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本院于2016年9月30日裁定中止审理，2017年12月4日恢复审理。因案情复杂，于2017年12月4日裁定转普通程序审理，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29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翟红燕，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瞿宁宁、金逸凡均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正懿、李利分别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对原告厂房恢复供电。事实与理由：原告在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宁税社区七组拥有厂房，并按时足额向被告交纳电费。2016年6月6日起，被告对原告厂房实施停电，至今未恢复供电，严重影响原告的生产经营，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 被告辩称：一、对原告停电系萧山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原、被告双方的供用电合同没有关系。2016年6月2日，杭州市萧山区控违拆违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萧山拆违办”）向被告送达了《违法建筑项目停电（水）工作联系函（以下简称“联系函”）》，要求被告配合对原告的违法建筑实施停电措施。2016年6月6日，被告派员配合现场执法人员对原告的房产实施停电措施，被告在本案的停电过程中仅提供了技术支持。二、被告系供电企业，配合政府停电是被告的法定义务，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组成部分，被告不应对原告承担法律责任。被告作为供电企业，根据《供电监管办法》（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令第27号）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应当严格执行政府有关部门依法作出的对淘汰企业、关停企业或者环境违法企业采取停限电措施的决定。同时，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三改一拆”行动违法建筑处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浙政办发［2013］69号）规定：“有关单位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需要公安机关、医疗卫生机构、居（村）委会和供电、供气、通信、物业服务企业等单位配合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故被告的停电行为是依据上述规定履行法定义务，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组成部分而并非自主行为。三、原告不符合恢复供电的条件，被告无法向其供电。2006年5月19日，原、被告签订了《高压供用电合同》，合同有效期至2008年5月19日，此后双方再未重新订立合同，在本案原告停电行为发生之时，原、被告之间供用电合同关系已终止。因此，《联系函》被法院撤销后，原告也无权要求被告根据合同为其供电。《供电监管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同时规定：“未收到政府有关部门决定恢复送电的通知，供电企业不得擅自对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的用户恢复送电。”结合《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现原告厂房未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且已被杭州市规划局萧山区规划分局认定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属于违法建筑。故原告不符合申请供电条件。此外，因向违法建筑供电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原、被告合同关系无效，被告无需承担供电义务。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国有土地使用证一份，用于证明原、被告供电合同履行的地点；2、浙江省增值税专用发票五份及收款凭证四份（均为复印件），用于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供用电合同关系；3、光盘一份（含二段视频材料），用于证明被告实施了停电行为；4、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市中院”）（2016）浙01行初478号行政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省高院”）（2017）浙行终1128号行政判决书各一份，用于证明被告对原告停电的依据《联系函》已被法院撤销的事实；5、杭州市萧山区发展计划局《关于杭州恒美制衣厂等单位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萧计（2003）548号］和杭州市萧山区建设局退件通知书各一份，用于证明原告的厂房有前期立项手续，后政府认为建筑物用途与规划不符，无法继续办理手续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确认该土地使用权证所划定的范围即为供用电合同履行范围；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不予认可，实施停电行为的主体系萧山区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被告仅仅是履行法定义务，为该行政行为提供技术辅助；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中院的判决书第5页法院明确表述了杭州市规划局萧山规划分局的函复：该建筑未取得相关的规划手续，印证了原告的厂房属于违法建筑的事实；证据5，可以证明原告的厂房属于违法建筑的事实。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联系函》一份，用于证明停电系萧山拆违办作出的行政行为，被告仅为配合政府行政停电；2、高压供用电合同一份，用于证明双方的供用电合同于2008年5月19日终止的事实；3、征询函、邮寄凭证各一份，用于证明被告已经就案涉厂房是否属于违法建筑向拆违办进行书面征询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对停电行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现《联系函》已被撤销，不能作为被告对原告房屋实施停电的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08年合同到期后，被告一直向原告供电，原、被告的供用电合同一直存在，因此被告所称合同到期终止没有依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联系函》已经被法院判决撤销，不具有合法性；其次，被告向萧山拆违办所发的征询函，并没有获得答复，只能证明其发过这么一份函，且从征询函内容来看，没有关于停电措施是否继续的实质性问题；再次，按照法律规定以及被告在行政案件中的陈述，被告均承认是依据《联系函》实施了停电，现在《联系函》已经被撤销，停电的前提和依据都不存在，其在被撤销后继续向拆违办发征询函，没有实际意义。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2真实合法，且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系被告为是否继续对原告厂房采取停电措施向萧山拆违办发函征询意见，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06年5月19日，原、被告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三相交流50Hz电源，采用（单）电源、（单）回路向原告供电，合同有效期至2008年5月19日止。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书面合同，但被告继续向原告供电。2016年6月2日，萧山拆违办向被告出具了编号为2016第11号《联系函》，要求被告对原告的违法建筑项目实施停电措施。同年6月6日，被告停止对原告的厂房进行供电。原告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萧山区政府”）作出上述《联系函》，向杭州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杭州市中院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判决：撤销萧山区政府于2016年6月2日向第三人（本案被告）发出的《联系函》。萧山区政府不服，向浙江省高院上诉，浙江省高院于2017年10月31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2003年7月10日，杭州市萧山区发展计划局作出萧计基（2003）548号《关于杭州恒美制衣厂等单位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同意原告建设新型钢品高频自动焊接生产线立项，该项目匡算投资5000万元，拟建车间、办公用房、职工集体宿舍8000平方米，拟征地20亩。2007年5月29日，杭州市萧山区建设局向原告出具退件通知书一份，载明：“你单位2003年7月17日报送的车间、办公用房、职工集体宿舍建设项目，经我局审查，认为不符合规划的有关要求，现说明如下：用地性质不符。”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现有证据和原告自认，可以确认原告的厂房未取得规划许可。《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单位或者个人就违法建筑办理供电、供水、供气等的手续，违法建筑处置决定执行完毕前，供电、供水、供气等单位不得办理。故《联系函》虽被撤销，但原告要求被告恢复供电，应向本院提交案涉建筑系合法建筑的证据，现原告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案涉建筑系合法建筑，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之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杭州金鹏钢品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杭州金鹏钢品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潘伟良 审判员  严 樱 审判员  殷小娟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 书记员  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