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津0116行初38号原告董惠民，男，196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永丰街23号。法定代表人苗宏伟，局长。委托代理人郭宏亮，该局民警。委托代理人张金路，该局民警。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塘沽新港二号路35号。法定代表人杨茂荣，区长。委托代理人张树茂，该政府法制办干部。委托代理人陈宝玉，天津睦宁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韩卓成，男，198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原告董惠民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公安局）、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滨海新区政府）公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18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于2018年1月22日向二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韩卓成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组织原、被告及第三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并送达了证据清单副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董惠民，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郭宏亮、张金路，被告滨海新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树茂、陈宝玉，第三人韩卓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7年11月4日作出津滨公塘（于）行罚决字[2017]13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董惠民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董惠民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滨海新区政府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津滨政复决[2017]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董惠民诉称，2017年11月3日下午2时许，原告骑ofo小黄车去9号线（市民广场站）乘车，途经事发地时，被执勤保安拉拽原告衣服上的帽子，造成原告摔倒在地，眼镜变形破损，后臀部和右腿髌骨擦伤。警号为320833的执勤民警未加制止。原告站起来后质问保安为何这样做，被拉住无法动弹。该民警让原告到派出所解决，因为原告不知触犯了什么法律和法条，就未同意去派出所解决。而后到场的警号为320973的民警要把原告传唤至派出所。原告认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和法条就拒绝传唤，该民警就把原告塞入警车的后排座中，拉至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于家堡派出所。在进入办案区询问时，该民警推搡了原告后脑海部位一下，导致原告头部撞到墙上，起了一个包。因原告被撞部位剧痛，多次要求看守民警给原告就医，但医生仅给原告测试了血压，并无其他诊治。直至次日凌晨4时55分才对原告进行问讯，这期间未通知原告的家属，也未让原告享有任何饮食、喝水、小解等权利。早晨6时许，原告接到一份行政处罚告知书，上面记载着原告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决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原告配合完成签字并按手印，但民警未告知原告内容。10时许，原告又收到一份行政处罚告知书，上面记载原告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决定对原告进行处罚，但民警未告知原告内容，并要求原告在上面签字并按手印。原告认为已接到一份处罚告知书并签字按手印，所以未配合。后经原告查询手机通话记录，结合原告家属的回忆，在11月3日晚间7时40分至次日凌晨0时21分原告手机共有33个家属的电话打进，但民警不让原告及看守的协勤民警接电话。原告家属继续寻找至于家堡派出所时，原告家属问办案单位的民警是否羁押原告时，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且误导原告家属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有两个于家堡派出所。原告认为，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并未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到场解决此事，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通知原告家属，并误导申请人的家属寻找原告的方向。警号为320973民警的违纪行为使原告头部被撞击起包，且未给原告诊治。原告在办案单位于家堡派出所期间未享有正常的饮食和休息。执法民警未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告知，使原告并未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相关告知权利。被告未将津滨公塘（于）行罚决字[2017]13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原告送达。原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内容与被告承办的案情中的所述事实不符，原告质疑警号为320973的办案民警为询问笔录中所做的伤情鉴定和四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质疑四位证人证言与当事现场执法记录仪中的影像的一致性。因此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津滨公塘（于）[2017]13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撤销津滨政复决[2017]83号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2.依法判令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新的处罚决定书。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津滨政复决[2017]83号《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对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行政处罚不服，到滨海新区政府进行复议，未得到支持。证据二、原告自行撰写的说明一份。证明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未留存。证据三、原告手机上的未接电话通话记录截图。证明未接电话均为原告妻子打的，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未让原告接听电话。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民警误导原告妻子到其他的于家堡派出所去找原告。当原告妻子询问原告所在地点，被民警告知自己导航，原告认为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应该将其所在地告知原告家属。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一、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被告工作人员调查证实：原告董惠民于2017年11月3日14时40分许，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中央大道由南向北至大连东道的辅路上，其骑行一辆黄色共享单车进入乐跑赛的安保区域，在安保人员的劝阻下继续在安保区域内骑行，并对阻拦的保安韩卓成进行殴打，后被查获。上述事实有违法嫌疑人董惠民本人的陈述四份，被侵害人韩卓成的陈述一份，证人魏连才证言一份、证人刘朋的证言一份、证人张明达证言一份、证人李骞证言两份、四份辨认笔录、书证一份、办案说明两份、情况说明三份、现场录像等证据证实。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董惠民以涉嫌殴打他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二、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充分、程序合法。2017年11月3日14时40分许，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中央大道由南向北至大连东道的辅路上，原告董惠民不服安保人员的劝阻，对安保人员韩卓成进行殴打。被告于家堡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调查核实工作。民警接警后依法填写了《受案登记表》、《案件来源》和《抓获经过》，并依照法定程序开展了调查询问和证据收集，相关证据足以证实原告人董惠民实施了殴打韩卓成的行为，在对董惠民履行了处罚告知通知义务后，依法呈报经审批对董惠民做出了行政拘留五日。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一）程序类证据：证据一、案件来源。证明被告于2017年11月3日接警处理。证据二、到案经过。证明涉案人员董惠民的到案情况。证据三、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证明被告于2017年11月3日依法受理该案件。证据四、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证明被告于家堡派出所依法对董惠民的传唤时限延长至24小时。证据五、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于2017年11月4日依法对董惠民履行处罚前告知。证据六、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被告于2017年11月4日对董惠民的处罚经过审核审批。证据七、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于2017年11月4日对董惠民作出处罚并依法向董惠民宣布，董惠民拒绝签字。证据八、民警情况说明。证明董惠民拒不告知家属联系方式，无法将询问告知其家属。证据九、执行回执。证明被告于2017年11月4日依法对董惠民执行拘留处罚。证据十、2017年11月4日开具的家属通知书及国内挂号信函收据。证明被告对董惠民执行拘留处罚后依法向其家属进行通知。（二）事实类证据：证据一、董惠民询问笔录五份及身份证明。证明民警依法对董惠民进行询问取证。董惠民于2017年11月3日与保安发生纠纷，对保安进行殴打，民警在传唤过程中保证了董惠民的饮食，以及董惠民在传唤过程中对家属的信息拒绝提供。证据二、被侵害人韩卓成的陈述及身份证明。证明董惠民对韩卓成实施殴打。证据三、证人证言四份及身份证明。证明民警依法对证人魏连才、刘朋、张明达、李骞调查取证，证实董惠民具有对韩卓成进行殴打的行为。证据四、胡家园派出所民警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执勤民警的现场出警情况，证实董惠民殴打他人的案发情况。证据五、于家堡派出所民警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执勤民警的现场处置情况。证据六、辨认笔录四份。证明民警组织被侵害人韩卓成、证人魏连才、刘朋、张明达对董惠民进行辨认，证实于2017年11月3日实施殴打他人行为的人为董惠民。证据七、被侵害人伤情照片及病例记录。证明被侵害人韩卓成的伤害情况。证据八、于家堡派出所对原告董惠民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记录所作的电话查询记录。证明董惠民有违法前科。证据九、办案说明2份及现场检测报告书。证明董惠民无吸毒前科也非在逃人员。证据十、乐跑活动相关文件。证明交通管制的合法性及活动的合法性。证据十一、视频资料光盘。证明案发现场情况、办案区内情况及行政处罚告知情况。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被告滨海新区政府辩称，被告作出的津滨政复决[2017]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一、原告提出复议申请后，被告滨海新区政府于2017年11月14日收到复议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了送达及审查等法定程序，于2017年12月29日即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申请人。被告履行上述行政行为是严格按照行政复议法的法定程序进行的。二、被告滨海新区政府作出复议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认为被申请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经审查，2017年11月3日15时许，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于家堡派出所接分局指挥中心派警，原告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中央大道由南向北至大连东道的辅路上骑行一辆黄色共享单车进入乐跑比赛的安保区域，在安保人员劝阻下继续在安保区域内骑行，并对阻拦的保安人员进行殴打。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7年11月3日对原告强制传唤，于2017年11月4日作出津滨公塘（于）行罚决字[2017]13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三、被告滨海新区政府作出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认为：滨海新区公安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故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做出的津滨公塘（于）行罚决字[2017]13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滨海新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于2017年11月14日提起行政复议，及复议申请的具体内容。证据二、原告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对于原告的主体信息进行了核实。证据三、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被告于2017年11月16日履行了通知滨海新区公安局答复的法定程序。证据四、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7年11月24日提交了书面答复及答复内容。证据五、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载明了查明的事实和复议结果。证据六、EMS邮件存单及邮件查询系统打印单。证明被告依法进行了送达，送达日期为2018年1月4日。证据七、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向滨海新区公安局进行送达了复议决定书，送达日期为2018年1月10日。二、依据：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依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人韩卓成述称，二被告的行政行为合法。原告董惠民殴打第三人时造成第三人手上受伤以及第三人制服上原告所踹留下的鞋印都被执法记录仪记录下来了，证明原告殴打过第三人。塘沽第五人民医院出具的病历也能证明第三人手上的受伤情况。第三人韩卓成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原告董惠民提交的证据，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处罚正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并且原告在庭审过程中自述其所提交的证据二中的内容系原告编造。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的实体类证据一中的第一次笔录最下面一行“民警问：公安机关要将你被传唤的原因和处所及时通知你的家属，请提供你的家属的联系方式？”，答“我拒绝提供家属的联系方式。”；第三次笔录问“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答“在一开始的笔录中，民警询问我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我没有如实回答，因为当时询问我的民警态度不好。”；第四次笔录中问“我们在对你进行第一次询问时，你告知民警不将你被传唤一事通知家属，你现在是什么态度？”，答“我保持沉默。”。上述笔录均有原告的签字确认。被告滨海新区政府对证据三的补充质证意见认为，通话记录截图无法证实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存在违法办案的情形。第三人韩卓成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一致。本院对原告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因证据二系原告自行制作，且与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矛盾，故本院对证据二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程序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一至证据十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一，被告案件来源与事实不符。对证据二，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抓获过程的记载内容不真实。对证据三，受案登记内容与回执不符，原告先报警，但被告的受案登记表中“报案人”一栏却是空白的。对证据四，《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与证据六中的《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所记录原告的个人信息及违法事实的时间不一致，且与证据一和证据二中所记录的时间不一致。原告工作单位记载错误，违法犯罪记录写了无，但在电话查询记录中显示原告有违法犯罪记录，记载不一致。而且原告认为不应当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对证据五，处罚告知书应该还有一份是原告签字的，且上面记录了原告要求告知的内容，被告提供的这份告知书原告没有见过。对证据六，审批表上原告工作单位记载错误，原告并未殴打他人，受案登记违法事实的时间为14时30分，系记载错误，应该是15:00。对证据七，处罚决定书没有见过，且未有任何告知，一开始让原告签的处罚决定书是违反第四十一条的。对证据八，于洋和马春原所写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对证据九，原告并未见过这个回执。对证据十，告知家属的编号XA12481283712挂号信并非本人签字，2017年11月4日原告已在滨海第一拘留所羁押，所以不可能签字。原告及其家属、邻居从未收到过《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第三人韩卓成对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程序类证据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证据一至证据十均系被告在治安处罚行政程序中依法制作、获取的，能够互相印证，就原告提出时间记载不同、个人信息不同、延长传唤时间以及邮寄送达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等问题，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了合理解释，故本院均予以采信。对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事实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一至证据八以及证据十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中对于证据一中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所记载的内容不认可。因为原告并未按照程序有五遍的询问笔录，事实就只有一次询问，且未能如实记载，第三、四、五份笔录涉嫌伪造。原告认为询问笔录上不应该有涂改或添加，若有上述两项行为，需要原告本人签字或按手印来认可。被告提供的五份笔录上所涂改的地方没有原告本人的签名和手印。对证据二中陈述内容不认可，原告并未殴打韩卓成，第三人的叙述与被告提供的视频光盘不符。对证据三中证人证言内容不予认可，因为四位证人都和韩卓成是同一单位的，证言可信度较低。原告对包括韩卓成在内的五个人的询问笔录记载的时间和地点均不予认可。对证据四、证据五中记载内容均不认可，认为所记载内容相近，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民警所述的与视频录像中的事实不符。对证据六记载内容不认可，认为辨认程序应当叫原告参加，但是原告从未参加过辨认程序，并且参与辨认时所谓的民警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或相近时间询问的四位证人，询问时应该分别询问。对证据七，不认可原告对第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第三人的伤情照片应该为彩色，该伤情照片与被告提供的视频光盘内容不符。对证据八，认为查询记录中所记载的内容跟程序类证据中所记载的内容不一致，查询记录中记载了原告有违法前科，与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的记载内容不一致。对证据十，事发地点并非在乐跑活动相关文件中所规定的安保区域中。对证据十一，视频中并未体现行政处罚告知情况，也未体现办案区的真实情况。1.视频中的00:26时点有保安打原告的情形，执法记录仪有意躲避这一段，与被告提供的情况说明不符，且事发地也不是距安保现场只有20米。2.视频中5:32、6:31、7:01、10:22四个时点上，有6名人员从大连东道辅路经过，被告提供的文件中并未载明禁止非赛事区域任何人员出入。3.视频中的录像不全面，一开始原告摔倒应是保安粗暴执法所致。4.视频中10:22时点，有一名女性骑ofo黄色共享单车从北向南的大连东道辅路经过，原告认为被告可以让该女性作为本案证人。5.视频中2:51时点，显示民警把原告肚子弄破了。6.视频中原告撞墙系由原告左侧的马春原用其身体外力所致，马春原所写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第三人对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事实类证据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证据一至证据十一均系被告在治安处罚行政程序中依法制作、获取的，能够互相印证，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也对相应问题作出了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证据一至证据十一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滨海新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原告认为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行政处罚不合法，而且被告滨海新区政府对于原告提出的复议申请没有经过认真审阅就予以驳回。第三人对被告滨海新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3日14时40分许，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民警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中央大道由南向北至大连东道辅道处置一起警情时，发现原告董惠民涉嫌殴打该地执勤保安。被告于2017年11月3日受理该案，经履行受案、调查、取证、传唤等程序后，于2017年11月4日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前告知，告知原告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原告拒绝签字。被告于2017年11月4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7年11月3日14时40分许，原告董惠民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中央大道由南向北至大连东道的辅路上，其骑行一辆黄色共享单车进入全民乐跑马拉松比赛的安保区域，在安保人员的劝阻下继续在安保区域内骑行，并对阻拦的保安韩卓成进行殴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董惠民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被告于2017年11月4日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原告送达，原告拒绝签字。该处罚决定现已执行完毕。原告不服，于2017年11月14日向被告滨海新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滨海新区政府于2017年11月14日受理后，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滨海新区政府于2018年1月2日向原告董惠民邮寄送达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1月10日向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送达了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该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根据上述规定，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具有对涉案违法行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行政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在本案中，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7年11月3日受理后，经过传唤、询问、调查、告知等程序，于2017年11月4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给原告，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三十日办案期限，其行政程序合法。原告主张，被告未将其在派出所询问的情况告知其家属。本院认为，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询问了原告家属联系方式但原告拒绝提供的情况。原告主张，被告提供的处罚告知书和处罚决定书其没有见过，且未有任何告知。本院认为，被告已经在处罚前向原告告知了其具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并且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向原告进行了宣读和送达，原告拒绝在《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并不妨害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履行上述程序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原告主张，第三人韩卓成的叙述及伤情照片、情况说明中民警所述的，都与被告提供的视频光盘不符，原告并未殴打第三人韩卓成。本院认为，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原告、第三人韩卓成和在场证人所做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以及现场执法记录仪录像、情况说明、伤情照片和医院病历等证据，能够证实原告对第三人韩卓成实施殴打的事实，原告的上述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以涉嫌殴打他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系被告综合考虑了案件起因、情节、危害后果等相关情况后，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内作出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滨海新区政府于2017年11月14日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1月2日邮寄送达原告，于2018年1月10日送达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六十日办案期限，其复议程序合法。综上，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滨海新区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惠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董惠民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丁晓雨人民陪审员  赵丽茹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刘 维附：法律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