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321行初14号 原告何启见，男，1946年3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何建平（原告之子），男，196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程均，男，1965年4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良村镇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0095366616。 法定代表人冯彻，镇长。 委托代理人付宇雄，习水县良村镇司法所所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万远乾，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Ｘ9。 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 委托代理人杨鑫，习水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副主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何启潮，男，1940年5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何大科（第三人之子），男，1973年6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刘怀群（第三人儿媳），女，197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何启见不服被告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2017）８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行复（2017）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启见及其委托代理人何建平、程均，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付宇雄、万远乾，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杨鑫，第三人何启潮委托代理人何大科、刘怀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良府处（2017）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如下：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争议地名称为“生期门口”没有争议。争议地“生期门口”位于，四界为东抵沟，南抵何启潮的土、西抵何启潮的田坎，北抵何启见的土。申请人何启潮提供了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一）、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由习水县档案局提供），表二上记载的块地名称“生期门口”类别水田，四界为东沟、南自己土界、西水沟、北何启见土界。经现场勘验核对，该地四界包含争议地在内，我府予以采信。被申请人何启见提供了1998年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一）、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主张在（表二）记载的块地名称“生期门”，类别田，即为争议地。四界为东靠山林、南何启潮田坎齐土、西靠何启潮田坎、北自己土。经现场勘验核实，该主张的地块包含争议地在内。但与习水县档案局提供的依据何启见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一）、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上记载的面积与地块不一致。该（表一）上记载的承包方何启建（与何启见同人）地址湾子组。承包地面积16.195亩，水田2.695亩、旱地13.5亩。（表二）上记载的块地名称（包括长环土、岩地下土、大山脚下土、大沙田角土、沙尖尖土、田弯弯土、生期门口土、坟山窝凼土、屋基角田、沙尖尖田、小沟子田）共计11块。被申请人何启见提供的1998年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一）记载承包面积17.435亩，水田3.935亩、旱地13.5亩；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上记载的块地名称（包括长环土、岩地下土、大山脚下土、大沙田角土、沙尖尖土、田弯弯土、生期门口土、坟山窝凼土、屋基角田、沙尖尖田、小沟子田、生期门口田、水井湾田、后边田）共计14块。习水县档案局提供的依据上并没有生期门口田、水井湾田、后边田这三块土地。又因被申请人何启见提供的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证上没有发包方村委会的签章。因此，我府不予采信。 并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由习水县档案局提供）主张其记载的地块（田）“生期门口”包含争议地在内，我府予以支持。被申请人提供的1998年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上“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一）、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记载的承包面积、承包块地与习水县档案局提供的依据“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一）、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上记载的承包面积、承包块地数不相符，我府不予支持。（根据1998年土地延长承包时期“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在登记造册中，承包土地农户的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上的记载信息要与习水县档案局该农户的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上的记载信息相一致。如有不相符的，以习水县档案局的为准。）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决定申请人何启潮与被申请人何启见争议的“生期门口”土地（田）管理使用权归申请人何启潮管理使用。四界为：东抵沟、南抵何启潮土、西抵何启潮的田、北抵何启见的土壁。 原告何启见诉称，原告和第三人均是同一村民组村民，原告于1995年起就对争议地“生期门口”进行耕种管理，在1998年土地延长承包时相关单位又将该土地承包给原告管护使用。虽然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没有加盖村民委员会的印章，但不能以此证明原告所持有的该证书是假的，且在大安村很多村民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均没有加盖村委会印章，故不能否定原告对土地承包耕种的事实。从第三人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来看，第三人的土地不包含原告土地，事实上，争议土地是一块田，原告和第三人各耕种一半。1998年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字（98）08号《关于何启见与何启潮为田纠纷的处理决定》中载明：一、双方争执的生期坟田，面积1.2亩不属任何方，属集体耕地。二、按规定本应收归集体重新转包，但基于双方已耕种多年，政府原则同意维持九七年耕种现状。三、九七年度的征购任务和各种提留，按何启见耕种的实际面积核算一次性补偿给何启潮等，这说明争议地在1997年已经作出了明确，1998年良村镇综治办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双方再次达成协议，再次明确争议地由原告和第三人各耕种一半。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330民初1783号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也印证了争议地双方一人一半。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以原告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没有加盖印章和与档案部门的存根不符，作出良府处（2017）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地处理给第三人及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行复（2017）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良村镇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故诉请：１、撤销被告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2017）8号行政处理决定。２、撤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行复（2017）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申请证人赵某、梁某出庭作证： 1、良府处字（98）08号处理决定书，证明本案的争议地在1998年就已经进行了处理，被告重新做出处理决定是错误的； 2、良府复（2016）05号答复意见，证明在该答复意见中，已经做出争议地保持原状的决定，但在2017年又重新做出处理决定，因此其行政行为错误； 3、1998年调解协议，证明在1998年4月，争议地已经进行处理，当时第三人虽然没有签字，但是经过处理后，原告一直在进行耕种，第三人一直未主张权利； 4、1997年12月6日调查笔录，5、1997年12月6日良村镇人民政府制作的现场图，证明在1997年12月6日调查了第三人何启潮，第三人已明确了该争议地的情况。调查笔录和现场图，第三人何启潮都已签字认可，被告于1998年做出8号处理决定后，期间二十年，第三人一直未提出异议。 6、2016年黔0330民初178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习水县人民法院驳回了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土地不存在争议； 7、何启见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一）（二），证明该土地承包册是合法有效的，因为土地承包清册是彭骑兵签字签发的，村委会未盖章，是由于村委会管理不善造成的。 8、罗太明的土地承包册，证明该承包册也只有村委会签章，没有主要负责人的签字，存在瑕疵，被告未查清事实，擅自做出处理决定不合法。 9、良府处（2017）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习府行复（2017）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1998年后，良村镇人民政府和习水县人民政府又重新做出处理决定，因此其行政行为违法。 证人赵某证实：我与原告、第三人是邻居，于1998年下旬任弯子村民组组长，1998年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后，管理区主任梁某组织群众召开群众会，何启潮、何启见均在场，结果是“生期门口”由原告和第三人一人耕种一半。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管理区给我，由我去发放的，因当时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要交五元钱的公本费，所以有钱的就要了，没有钱的就没有要，当时何启见要了一本，何启潮好像没有要，其他的我记不得了，没有人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我就还回了管理区。证是管理区填写的，有的签字了没有盖章，有的盖章了没有签字，证上填的内容我没有看。1998年延长土地承包时，村民组没有参与造土地承包清册，造土地承包清册以什么为依据，我不清楚。 证人梁某证实：我清楚原告与第三人争执这块地的情况，1997年，我在大安管理区任职，原告与第三人因该地发生纠纷，我收到当事人的申请后，就组织了人员去调查，并到争议地现场制作了现场草图，通过调查，发现“生期门口”是集体的，因当时是何启潮任村民组长，所以该地当时何启潮没有划分下去。后根据良村镇人民政府的良府处字（98）08号处理决定书，我们又召集群众开会，但没有作记录，讨论结果是如果原告与第三人同意一人耕种一半，就由双方一人耕种一半，如果原告和第三人不同意一人耕种一半，我们就将该地收归集体，由集体重新划分，结果原告和第三人均同意一人耕种一半，所以该地就没有收归集体重新划分，由原告和第三人一人耕种一半，直到2008年我离开管理区，双方均没有发生争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我们治安办公室填写的，填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不允许有涂改，是根据林业站保管的土地承包清册来填写的，填写时有一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盖有公章，有一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盖公章，没有盖公章是因为有矛盾纠纷，所以要等领导核实无误后才予签字盖章。原告何启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我填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生期门口、水井湾、后边”均是我当时填写上去的，因何启见与何启潮有矛盾纠纷，所以何启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就没有加盖公章。 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辩称，我府作出的（2017）8号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一）、根据档案局提供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及何启见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证来看，争议地“生期门口”、类别水田，登记在习水县档案局留存的何启潮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中，同时又登记在何启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但与习水县档案局留存的何启见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上记载的面积与地块数不一致，且原告何启见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证没有发包方村委会的签章。根据1998年土地延长承包时期“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在登记造册中，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上记载的信息与档案局该农户的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上的记载信息相一致。如有不相符的，以档案局内存档登记的为准。故原告所述与调查取证的客观事实不符，其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二）、从事实情况来看，原告何启见与第三人何启潮1997年因争议地权属发生争议，答辩人于1998年4月8日作出处理决定“……四、秋收后，双方所争议的深溪坟田全部收归集体由村民委员会转包……”。第三人何启潮于1998年9月1日依法承包了争议地在内的“生期门口”的田，而原告何启见并未取得承包权。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良府处（2017）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良府处（2017）8号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送达当事人； 2、申请书及授权委托书，证明本案依申请而进行立案审查； 3、案件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良村镇人民政府依法立案； 4、当事人身份信息，证明当事人基本信息； 5、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的历史情况、现实管理情况以及土地下放时的基本情况； 6、土地权属争议地形图，证明争议地现场四至及基本情况； 7、何启潮、何启见提供的证据，证明争议地“生期门口”历次处理情况及土地承包情况； 8、调解建议签到册，证明曾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9、质证通知书送达回证及质证笔录，证明在行政裁决阶段组织当事人质证，并听取了各方意见；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答辩人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被答辩人持有的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生期门口”类别为田，四至为：东靠山林、南至何启潮的土，西抵何启潮田坎，北至自己土。该证虽然包含了争议地，但其未加盖登记机关和发包方印章，不具备证据的“三性”。存于习水县档案局的被答辩人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生期门口”类别为土，四至为：东抵林边石界，南抵田干子，西抵田干子，北抵干子脚。被答辩人持有的证件与习水县档案局保存的存根存在承包地面积、地块数不一致的情况。故答辩人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和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土地登记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对被答辩人持有的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予认可。二、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1998年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字（98）08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并明确由村民委员会重新发包。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时，习水县良村镇大安村将争议地发包经第三人何启潮并填入第三人《土地明细登记表》（二）中，并非如被答辩人所说争议地在1997年就已经作出了明确。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330民初1783号民事裁定书说明争议地双方均有耕种管理权，并未对争议地的权属问题作出明确的判定。三、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被答辩人不服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2017）8号行政处理决定向本府申请复议，本府依法受理并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告知了各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综上，答辩人作出的习府行复（2017）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予以维持。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何启见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2、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一）（二）（三）,3、良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辩状,4、送达回证，上述证据证明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系依当事人申请启动的，并且履行了受理、送达程序，程序合法。 第三人何启潮述称，1981年时任大安村支部书记何永江的原始记录本上清楚记载，被答辩人在生期门口没有分田记录，而在第三人的分田记录中有生期门口的历史记载。且在档案局存放有何启潮生期门口的原始材料。被答辩人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没有加盖政府公章，也没有经办人签字，其来源不明，故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何启潮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何启江1981年发包土地的工作记录本，证明1981年大安村委会发包土地的情况； 2、关于大安村张棚组何大科与何启见土地纠纷的调处建议，证明2015年11月25日大安村村委会进行调处，提出了调处建议； 3、何启潮、何启见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证明争议地是登记在何启潮的土地承包登记表中，不在原告的土地承包明细上。 4、（2016）黔0330民初178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提起民事诉讼被习水县法院驳回，因此提起了本案的行政诉讼。 5、大安村村委会证明，证明何启潮的土地证遗失。 6、万远胜、陈志发、杨鸿明、梁兴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1998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加盖了印章的，而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加盖印章，是假的。 在审理过程中，本院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制作了现场草图、拍摄了现场照片，并询问了大安村张棚组村民杨显彬，其证实争议地是1981年土地下户时分给何启潮的，后何启见坐牢出来认为其坐牢是被何启潮整的，遂强行耕种争议地一半，经良村镇人民政府调解未果，后是否收回重新发包不清楚，但争议地一直由原告、第三人各耕种一半。 庭审中，本院要求证人梁某抄写了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部分内容，以此判定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是梁某所填写，经比对，能够大致判定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梁某填写，且书写笔迹基本一致。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何启潮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表一、表二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的发包方签章是梁正义，不是大安村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当时领导是彭骑兵。对良村镇人民政府出示的其余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有意见，其处理决定不合法，被告在1998年已经做出了处理决定，后又翻案重新处理不合法。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何启潮对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良村镇人民政府在1998年已经做出了处理意见。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及第三人何启潮对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第二页第4条载明的内容，导致本案争议地处于争议状态，才启动处理程序；2号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其答复意见并没有对涉案争议地的归属问题进行处理，而是告知当事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对3号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上面没有双方当事人签字，没有产生法律效力；对4号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调查笔录来源不明，无从核实其真实性，且在行政裁决阶段，原告也未向良村镇人民政府提供；对5号证据现场图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没有注明其来源，不能客观反映争议地现场；对6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并没有对涉案争议地做出处理，其民事裁定表明该案是人民政府的受理范围，而不是法院的受理范围才驳回了第三人的请求；对7号证据的三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没有发包方签章，且载明的涉案地块虽然在承包合同上，但与档案局保存的档案不一致；对8号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签字是作为一级发包方对内的问题，发包方的对外是公章，才具有公示力，其证据不存在瑕疵，也不能推知第三人的承包证存在瑕疵；对9号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依照法律规定，做出的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习水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同良村镇人民政府，并补充认为，1、原告与第三人再次就争议地产生争议，根据相关规定，人民政府可以重新进行处理；2、签字人是否是当时的负责人有待查实；3、承包证与档案局保存的登记本不一致时，根据规定，应当以登记本为准，4、承包证上字迹不一致，存在后面添加改写的可能；5、罗太明的承包证与本案无关。综上，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何启潮的质证意见同良村镇人民政府和习水县人民政府。 对第三人何启潮出示的证据，原告认为１号证据与本案无关，何启江1992年就已经死亡，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号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在2005年之前，一直是原告在对争议地进行耕种，第三人一直未提出异议；3号证据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只有承包面积，不能证明是属于哪一方的土地，没有档案馆盖章，正好印证其证据存在瑕疵；4号证据是政府作出了处理意见之后，第三人再次起诉；对5号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争议地是第三人的；对6号证据有异议，上面没有负责人签字，被告没有查实当时的负责人是谁，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二被告认为，1号证据能够还原土地发包的情况，可以作为参考证据；2号证据调处建议虽然不是调解协议书，但是调处建议反映了纠纷的基本事实；3号证据是真实客观的，能够反映客观事实，且何启潮与何启见的承包表正好证明了当时梁正义是负责人，与档案局保管的信息一致；4号证据正好证明习水县法院是以该案归人民政府管理为由驳回了第三人的诉讼请求；5号证据是一级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对三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对6号证据的三性均不持异议，且正好反映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外是需要加盖发包方公章的。 对本院制作的现场草图及拍摄的照片，原告、二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对杨显斌的调查笔录，原告、二被告对真实性不认可，第三人无异议。对梁某当庭抄定的笔迹，原告、良村镇人民政府、第三人无异议，习水县人民政府认为梁某无权代表发包方。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均是习水县良村镇大安村弯子组村民，二人因小地名为“生期门口”的耕地（田）发生争议，于1998年４月８日经良村镇人民政府处理后作出良府处字（98）08号《关于何启见与何启潮为田纠纷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认定“双方当事人所争持的深溪坟（即本案争议地“生期门口”）田，面积1.2亩，因土地下户时纠纷未果，从而此地未填成双方的耕地承包合同，属集体耕地，后经双方协商过，各种一半，尔后由何启潮一人耕种至九六年，九七年因诸多矛盾引起，何启见强制耕种争执田的一半，导至发生纠纷。”遂决定“一、双方所争议的深溪坟田，面积1.2亩不属于任何方，属集体耕地。二、按规定本应收归集体重新转包，但基于双方已耕种多年，政府原则同意维持九七年耕种现状。三、九七年度的征购任务和各种提留，按何启见耕种的实际面积核算一次性补偿给何启潮。四、秋收后，双方所争议的深溪坟田全部收归集体由村民委员会转包”。后“生期门口”由原告何启见、第三人何启潮各耕种一部分至2015年未发生纠纷。2015年11月、12月，何启见、何启潮分别要求良村镇人民政府对“生期门口”进行确权，2016年3月9日，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答复意见称“本案属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依法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习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何启潮向习水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何启见停止侵权，立即归还其位于生期门口水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习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的范围，遂裁定驳回何启潮的起诉。同年同月11日，何启潮再次向良村镇人民政府申请确权。2017年7月24日，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良府处（2017）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及处理结果如前所述。何启见不服，向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习水县人民政府经复议后作出维持决定。何启见不服，诉至本院，请求支持如前诉请。 经现场勘查，“生期门口”为一块田，现由原告何启见耕种该田约２／3部分、第三人何启潮耕种该田约１／3部分（详见争议地现场草图及照片）。双方对何启潮耕种部分无争议。 另查明，原告何启见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面积为17.435亩，其中水田为3.935亩、旱地为13.5亩，登记地块名称及类别分别为：长环土、岩底下土、大山脚底土、大沙田土、沙尖尖土、田弯弯土、生期门口土、李家窝旦田、屋角田、沙尖尖田、小湾子田、生期门口田、水井湾田、后边田共计14块。其中“生期门口”田即争议地登记面积为0.6亩，四至为东靠山林、南何启潮田砍脚下土、西靠何启潮田砍、北自己土，经现场勘查，该四至与何启见现耕种管理部分四至一致。习水县档案局存档的何启见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一）、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上登记面积为16.195亩，其中水田为2.695亩、旱地为13.5亩，登记地块名称及类别为：长环土、岩地下土、大山脚底土、大沙田角土、沙尖尖土、田弯弯土、生期门口土、坟山窝凼土、屋基角田、杉尖尖田、小沟子田共计11块。即“生期门口田、水井湾田、后边田”未登记在习水县档案局存档的何启见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一）、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中，但实际由原告何启见在耕种管理。习水县档案局存档的何启潮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一）、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二）上登记的地块名称及类别为：田脚土、田壁土、桑树底下土、黄泥巴坡土、谭弯弯土、烂子弯弯土、广栋弯子土、小沟头土、生期门口水田、墓门口水田、秧田水田。其中“生期门口”水田登记面积为1.131亩，四至为“东沟、南自己土界、西水沟、北启建土界”，但从1997年至今，该地均由原告、第三人各耕种一部分。 另据证人赵某，梁某证实，1998年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后，管理区组织群众召开群众会，结果是该地由原告和第三人一人耕种一半。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首先，从良村镇人民政府于1998年４月８日作出的良府处字（98）08号《关于何启见与何启潮为田纠纷的处理决定》来看，“生期门口”田应在1998年秋收后由村集体收回重新转包，故本案争议地“生期门口”田是否在该处理决定生效后由大安村村委会收归村集体并重新发包是确定本案争议地使用权的关键问题。而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在做出良府处[2017]8号处理决定时，对这一决定争议地使用权有重要影响的事实，良村镇人民政府并未查清，故良村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良府处[2017]8号《良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其次，“生期门口”田（四至：东沟、南自己土界、西水沟、北启建土界）虽然登记在习水县档案局存档的何启潮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中，未登记在习水县档案局存档的何启见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中，但该地从1997年起至今均由原告、第三人各耕种一部分，且原告耕种部分与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一致，虽然原告何启见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加盖习水县良村镇大安村村民委员会印章，且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登记的地块数、面积等与习水县档案局存档的何启见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中记载的地块数、面积等不一致，但原告实际耕种土地却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登记的土地相一致，结合梁某的证言以及何启见的实际耕种情况，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将“生期门口”（田）管理使用权确权归第三人何启潮管理使用显属不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六）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六）明显不当的。”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之规定，对良村镇人民政府良府处（2017）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习水县人民政府习府行复（2017）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习水县良村镇人民政府良府处（2017）8号《良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习府行复（2017）29号《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良村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远秀 人民陪审员  陈文华 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 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罗丽 书记员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