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12民初4264号原告：黄福玉，女，1948年6月29日出生，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原告：廖照明，男，1970年8月15日出生，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原告：廖照灯，男，1981年2月20日出生，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住武汉市东西湖区。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秦于海，湖北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杜虎，男，1977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汉阳区。原告廖某诉被告杜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中，原告廖某于2017年11月20日死亡，其继承人黄福玉、廖照明、廖照灯申请参加诉讼，本院于2017年12月22日、2018年7月13日、2018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照灯及原告黄福玉、廖照明、廖照灯委托代理人秦于海，被告杜虎（第二、三次庭审未到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福玉、廖照明、廖照灯诉称，2017年8月3日18时50分许，廖某驾驶两轮电动车在东西湖区张柏路严家渡路段与被告杜虎驾驶的无号牌春风牌四轮车发生碰撞，致使廖某受伤，已花费医疗费180,453.90元，2017年11月20廖某龙死亡。被告杜虎驾驶无号牌四轮全地形车，碰廖某龙廖某龙受伤死亡，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杜虎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488,001.40元（医疗费180,453.90元、死亡赔偿金587,7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633,640元、鉴定费2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7000元、丧葬费25,707.5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杜虎辩称，这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我做好人好事，当时我女儿在我车上，我已经过去了，但是女儿叫我扶一下，当时还有我朋友在场。具体情况交警大队已经调查过了，不认可原告的诉请。原告黄福玉、廖照明、廖照灯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户口本，证明廖某身份情况及原告主体适格；2、死亡证明书，证明廖某死亡事实；3、居住证明，证明廖某及原告居住在城镇；4、道具交通事故证明，证明廖某与被告杜虎发生交通事故；5、残疾证，证明廖照明为二级残疾，证明原告廖照明为残疾人需要抚养；被告杜虎认为其与本次事故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被告杜虎无证据提交。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调取本起事故的卷宗，并向原、被告出示。原告黄福玉、廖照明、廖照灯对事故卷宗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法医鉴定材料真实性无异议；病情介绍及手术记录无异议；杜虎的询问笔录中死者的妻子与事故现场的距离是三、四百米，看不到事情的结果的；笔录上记载死者准备进入收废品的回收站，司机就拿出了电话拨打电话，之前说死者妻子谢了他，但是后面的笔录说什么话都没有说；祝万云的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笔录中描述死者是被前面一辆车撞的，后面一辆车的司机还说了是前面的车撞倒了他，笔录上记载是被告及被告朋友将事故现场的油壶清理到了路边，死者妻子的笔录中记载收废品的儿子说亲眼看到了事故发生，记载中说撞车的响声很大；黄鹤的两份笔录描述的内容一模一样，我方认为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不可能两次内容一模一样，请法庭注意；司法鉴定意见书我方申请对死者致伤的成因申请重新鉴定，要求对死者身上的衣物与杜虎驾驶车辆是否有擦碰做鉴定。被告杜虎认为其与本次事故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依原告黄福玉、廖照明、廖照灯申请，本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到庭接受询问。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范某到庭接受询问做如下陈述：我方共出具两份鉴定报告，一份车检、一份痕迹鉴定。我方收到委托后，所里指派我及助理去进行鉴定，根据我方检验，两车都是运动状态，如果接触，必定留下痕迹，被告杜虎的四轮车花纹比较粗，一旦接触必须留下痕迹。四轮车原来是有痕迹的，发生接触必然会有对应的痕迹，但是没有在对方的车上发现对应的接触痕迹。我方仅就一辆四轮车作了痕迹鉴定，死者及被告的两车的周围、上下、统一都检查了，两车并没有接触。柔性客体接触痕迹并没有委托我方，从车辆上看，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痕迹。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覃峰到庭接受询问做如下陈述：我方出具了2017痕鉴字第H0489号鉴定报告，鉴定材料如书面所述。鉴定材料不包含病历，我方做的是痕迹鉴定，不是损伤，主要看的是身体的痕迹形态，与伤情没有关系。我方鉴定时，伤者伤口属愈合形态，伤口有结痂，可以通过结痂的情况，（判断）伤口是撞伤还是擦伤是可以看的出来的。我们在分析过程中，是分析擦伤还是撞伤，撞击伤表面是没有很多伤痕的。地面和车上的擦是不一样的，在地面上擦伤是线条状的，结痂以后也是线条状。不同的案件，肢体人的损伤如果分析不出来是擦伤还是撞伤，我才需要病历，但是医院的病历也只能反映出来是那些部位擦伤，无法显示是怎么形成的擦伤，我直接看人体比看病历更真切。对比这次的案件，我认为看人体比看病历更好。交警也没有向我方提供病历。整体来看，死者的损伤位于左侧居多，后来发现右后头部有一个切口，福田爱民针对这个问题出具了一个说明，根据这个说明，我对右后部的伤口做了一个分析。从死者整体的损伤形态来看，除了右后侧头部的切口，但是切口是手术形成的，是头部左侧受到撞击以后形成的对冲伤。身体的左边从上到下反映出来的是擦搓伤，根据伤口外表及拖痕判断，根据沙滩车的外观，是没有办法形成这种伤痕的。死者身体的左侧的擦搓伤是与地面造成的，右侧头部的伤痕是左侧头部撞击地面形成的对冲伤。右后部的血肿，沙滩车的整个高度不超过1米，死者右后枕部血肿的高度是1米3左右（复原驾驶电动车高度），沙滩车1米3的高度是没有东西的。右枕部的损伤部位不是身体的最右侧，这个损伤是单点伤，撞击一个东西要有接触和分离，沙滩车不具备撞击人体头部形成单点伤的条件。原告方提供的照片，看到地面有一滩血迹，边上有塑料瓶，电动车是扶正的，我只能通过电动车的外部痕迹看出来，电动车是向右倒的，人是向左倒的，是人车分离的状态，我们当时怀疑是沙滩车的左侧与电动车和人的右侧撞击，我方将所有的塑料瓶进行了鉴定，痕迹很乱，有可能是沙滩车从侧面挂到了塑料瓶，如果挂到了可能会形成痕迹，但是塑料瓶如果和沙滩车接触了，塑料瓶会有很重的某一个方向磨痕，但是塑料瓶上的痕迹很轻，痕迹杂乱无章，不能判断一定与沙滩车磨损的。如果沙滩车和电动车擦到了有接触，电动车的右侧就倒不下去，就不会有与地面的接触痕迹，但是电动车右侧有与地面摩擦的痕迹。塑料瓶的底部有拖拉的痕迹，现场照片也看得出来塑料瓶本来就是拖在地上的。综上可以看出塑料瓶与沙滩车是没有接触痕迹的。死者右后部的血肿，我们看到的时候是切口，切口是非常整齐的一条线，如果当初是撞击形成的，切口不可能这么整齐，如果事故形成了头部有创口，医院应该有缝针，但是伤口没有看到针眼和缝合的状态，但是创口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之所以排除了右后部的创口与沙滩车接触是因为，高度上无法形成，头枕部单点的血肿不太可能是沙滩车形成的。从倒地的形态可以看出来，人和电动车是分离倒地的，从运动机理上来说，与沙滩车没有接触痕迹。如果一定要推断，倒地上头部的接触可以形成这个特征。根据当时交警告诉我的，主要是从左侧，整个人身体的右侧，从表面的粗糙痕迹（分析）。沙滩车上的右侧基本上是没有擦痕的，左侧稍微有擦痕，所以并不是没有做右侧的，是右侧基本上没有擦痕。（关于与死者车上泡沫接触的可能性）需要找到车上有泡沫的证据，或者去现场找到泡沫。如果是车上有泡沫，横在电动车前面，被后面的车撞击到泡沫是有可能造成的，泡沫和沙滩车如果撞击是有可能形成痕迹，沙滩车的轮胎前面如果和泡沫发生撞击，是轮胎上面即便留下了痕迹，车辆在连续运动过程中会消失，但是泡沫上面是会留下痕迹的，但是因为没有找到泡沫，所有无法做出鉴定。经本院审核，对原告黄福玉、廖照明、廖照灯提交的证据1、2、3、4、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可证三原告与死者廖某的身份关系；证据2可证廖某死亡事实；证据3可证死者廖某生前居住在城镇事实；证据4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未查清廖某驾驶两轮轻便摩托车倒地原因，故无法证明系被告杜虎与廖某发生交通事故所致，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本院予以采信。对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的事故卷宗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结合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情况，对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死者廖某，1951年12月8日出生，生前居住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原告黄福玉系死者廖某配偶，原告廖照明、廖照灯系死者廖某之子。原告廖照明系听力言语残疾贰级。2017年8月3日18时50分许，廖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依法登记的两轮轻便摩托车，沿武汉市东西湖区张柏路由北向南行驶至严家渡村路段时倒地受伤。被告杜虎驾驶四轮全地形车同向行驶至此，被告杜虎停车将廖某移至路边，待廖某妻子黄福玉到达现场后，被告杜虎驾驶四轮全地形车离开。廖某受伤后，妻子廖照灯报警并将廖某送至医院救治。经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调查，被告杜虎称廖某系自行倒地，其主动上前帮扶，并未撞上廖某。由于无有效的目击证人证实，该路段也无视频监控，致使无法查清廖某驾驶两轮轻便摩托车倒地的原因。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之规定，特向当事人（代理人）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证明。2017年11月20日廖某死亡。2017年8月4日经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委托，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发生时，无号春风牌四轮车与无号华迅牌两轮车的接触部分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无号春风牌四轮车与无号华迅牌两轮车车身表面未检见相互接触所形成的对应痕迹。2017年8月8日经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委托，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对损伤程度评定，2017年8月28日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认定廖某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2017年8月17日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对无号牌全地形车是否与无号华迅牌二轮电动车接触及廖某身体损伤原因分析进行鉴定，2017年9月3日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一）没有发现无号牌全地形车与无号牌华迅二轮电动车及其所载货物（塑料瓶）接触痕迹；（二）廖某左侧所示痕迹符合倒地后与地面接触形成特征。廖某右枕部损伤致伤方式不能解释。2017年9月14日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据武汉福田爱民司法鉴定中心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二日出具的“关于廖某头部损伤的情况说明”：“东西湖区人民医院2017年8月3号入院后病历，武汉长江航运脑科医院2017年8月7日入院后病历，均没有廖某右侧枕部头皮有创口及处置的记载，只有右侧枕部有3.0cm×3.0cm头皮下血肿的记录”对该损伤进行补充分析说明：（一）廖某身体左侧所受损伤为擦挫伤，表面粗糙，认定为廖某事故中向左侧倒地与地面接触形成；（二）廖某身体右侧除右侧枕部头皮血肿损伤痕迹外，未见其他损伤，该损伤痕迹在身体右侧为孤立痕迹，痕迹大小为3.0cm×3.0cm，根据廖某事故发生时所驾驶的无号华迅牌二轮电动车的形态结构特征、痕迹分布特征、事故后廖某及无号华迅牌二轮电动车的倒地方向特征以及电动车驾驶人一般骑行姿态特征分析，由于在无号华迅牌二轮电动车车身右侧未发现与无号牌全地形车接触痕迹，在廖某身体右侧（特别是相对突出部位）未发现其它损伤痕迹，在无号牌全地形车车身上未发现对应痕迹存在，因此认定廖某右侧枕部孤立的头皮血肿不符合与无号牌全地形车接触形成特征；（三）廖某右侧头枕部损伤痕迹外侧无擦划痕迹特征，属于静态痕迹，可以排除该损伤与地面接触可能；（四）廖某右侧枕部头皮血肿大小为3.0cm×3.0cm，属于受点状钝形外力冲击作用形成，施力物体质地相对坚硬。结合事故现场情况分析，该损伤符合廖某自行倒地过程中与其所驾驶的无号牌华迅牌二轮电动车车身突出部件接触形成特征。本院认为，根据上述查明事实，无证据表明被告杜虎驾驶的全地形四轮车与廖某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相接触，同时，廖某身体伤痕同样不符合与全地形四轮车撞击特征。而根据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交通大队对事故现场附近人员祝万云的询问，祝万云系听到声响后，顺着声响的方向看过去，就看见有一个老头躺在地上，即祝万云并未直接目击廖某倒地过程，并称听到后面的司机喊前面的司机说，“你停下来，你把老头撞了，快下来看看”，并称黄福玉到达现场后，其曾要求杜虎打120报警抢救伤者，而杜虎和黄鹤就在老头旁边站着也没有吭声；后面的司机系黄鹤，在黄鹤的询问笔录中，黄鹤称驾驶车辆在被告杜虎驾驶车辆后方四、五十米的距离，并未看到杜虎的车与廖某的车，而通过被告杜虎的通话记录，被告杜虎曾在19:08、19:09两次拨打122，该事实与祝万云所述不符；同时黄福玉在笔录中称在事故发生后散落地上的油壶、饮料瓶等等被收废品的老板收走了，给了她10块钱。而祝万云则称伤者的婆婆非要卖给她，说东西比较重，她没有办法往家拿。证人无直接目击倒地过程，且言语间相互矛盾，无法互相印证。交通事故作为一般侵权案件，受害方对事故发生事实负有举证义务，而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杜虎与廖某发生交通事故，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福玉、廖照明、廖照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192元，由原告黄福玉、廖照明、廖照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恩刚人民陪审员  冯启生人民陪审员  陈 刚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