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12民终17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峰，男，197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峰，安徽卫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住所地安徽省界首市界陶路南5公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1282485903098Q。法定代表人：康献华，该场场长。上诉人（原审被告）：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安徽省界首市颖南办事处马铃薯农场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412826849841939。法定代表人：ＸＸ，经理。上述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安徽法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贾培良，男，196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原审被告：耿显礼，男，1961年7��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原审被告：董恩坤，男，196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原审被告：王浩良，男，195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界首市。原审被告：殷建义，男，1968年2月9日出生，汉族，安徽省界首市人，住安徽省界首市。上诉人杨峰、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与原审被告贾培良、耿显礼、董恩坤、王浩良、殷建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2017）皖1282民初2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合同无效，原审判决第二项关于利息损失及利息的计算时间应改判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赔偿345950元自2009年6月17日起至2015年8月1日止该期间的全部利息损失254273元；并承担345950元自2015年8月2日起至还清该款时止的全部利息损失，以及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辩称：一审判决的款项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与事实不符；即使需要返还，也不应由我方承担。贾培良、耿显礼、董恩坤、王浩良和殷建义辩称：协议书有效，不应判决返还全款并且杨峰还欠5万元没有给。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原安徽省界首市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经重组后，不再存在，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与原安徽省界首市马铃薯良种繁育场不存在承继关系，也不是合同当事人；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是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开办的单位，与原安徽省界首市马铃薯良种繁育场没有任何关系，与案涉土地租赁纠纷亦无关系。三、案涉土地租赁合同无效，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一审判决返本付息，违反法律规定。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杨峰的诉讼请求。杨峰辩称：一、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与原安徽省界首市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存在承继关系，其应承担责任；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之间具有从属关系，且实际收取使用杨峰的40万元土地款，应当承担返还责任；三、人民法院审理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并作出判决，并无违法之处，亦不影响当事人是否要受到行政处罚，同时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法院要对违反民事法律行为的当事人进行司法处罚。贾培良、耿显礼、董恩坤、王浩良���殷建义辩称：对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无异议。杨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杨峰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所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依法判令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贾培良、耿显礼、董恩坤、王浩良和殷建义返还杨峰的土地转让款40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392000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计算，自2009年6月17日起至2017年8月17日，以后的利息计算至还清该款时止）；3、案件诉讼费用由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贾培良、耿显礼、董恩坤、王浩良和殷建义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07年3月份，杨峰向界首市颖南街道工委和办事处提出《关于在界首市颖南碾石自然村南开办空心砖瓦厂的申请》。2007年5月份���界首市颖南办事处在该份申请上签署“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占用基本农田，又解决村民就业问题，上报市有关部门审批。”之后，杨峰在现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西侧设立了界首市碾石制砖厂（未办理营业执照）。2007年9月14日杨峰（乙方）与上海华源安徽广生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甲方）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双方约定：“1、甲方自愿将自己拥有使用权的位于界首市新看守所相隔一条路路南的土地租赁给杨峰用于窑业生产晾坯使用，该地块东西长212.3米、南北长153.4米（其中东口156.8米、西口150米，南口244.6米、北口200米）总面积51.15亩。2、租金：年租金每亩600元，每年租金30690元，乙方一次性付清。3、租期：暂定六年，根据需要，乙方可以续租。六年以后，如果甲方继续对外出租，乙方应优先获得租赁权。如果上海华源安徽广���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有大的开发，在不得不使用该出租土地时，双方再进行协商。…”甲方由贾培良代表签字确认，乙方由杨峰签字确认。2009年4月18日，杨峰与陈照林签订了《租赁承包经营协议书》，将其所建窑厂租赁给陈照林经营。双方约定：“…2、乙方（陈照林）属租赁承包性质，资产所有权属甲方（杨峰）所有，但乙方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自负盈亏。…4、在经营生产中，乙方所需制坯泥土由甲方负责购买，取土位置在砖厂区域一公里范围内，泥土款由乙方负责支付，先定10亩，每亩3万元，由乙方负责支付，取土深度无限制，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定价。但甲方必须保证乙方的土源供应，取土后剩下的土地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为履行此约定，解决砖厂制坯所需土源问题，2009年6月13日，杨峰（乙方）与上海华源安徽广生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班子��员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甲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1、乙方租赁的低洼地面积为15亩，租赁期限为5年，5年内租金450000元。2、租赁期内，乙方负责将租赁的低洼地开发成深水鱼塘，最终将租赁的区域建成一个集特色养殖和休闲垂钓于一体的场所。3、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租金450000元。4、乙方在鱼塘改造过程中，如果第三方出面干涉，由乙方负责解决，如果甲方内部有人出来阻挠，甲方负责解决，不能影响乙方的改造进度。…6、租赁期满后，不论乙方改造的情况如何，乙方须将经营权无偿交给甲方。…”该协议书由杨峰及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签字（未加盖甲方公章）。2009年6月17日，杨峰将收到陈照林所转款项40万元，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入由贾培良等人指定的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账户上。之后，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将该款用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职工购买社保及厂区内道路维修等。2009年7月份，杨峰准备使用该15亩土地时，界首市人民政府下发了政秘（2009）1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砖瓦窑业开发秩序实施方案》根据该文件的整顿范围，杨峰设立的砖厂也在关闭之列。造成陈照林所租赁杨峰的砖厂开工生产过程中，被政府有关部门给予阻止。2009年9月份，杨峰设立的砖厂关停。杨峰未将所租赁的15亩土地返还给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由其使用。2015年7月份，杨峰将其所租赁的15亩土地予以返还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在此期间，杨峰要求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退还所支付的40万元未果。2011年6月份，陈照林以杨峰为被告，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10月17日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12民初75号民事判决，判令杨峰支付陈照��等人违约赔偿款348509元。杨峰为此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上述杨峰与上海华源安徽广生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和《协议书》中涉及的土地，均为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所使用的国有土地。该场土地的演变过程为：2002年7月20日，界首市人民政府作出政秘（2002）105号《关于收回马铃薯农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知》，内容是：“…经市政府2002年7月10日会议研究决定收回马铃薯农场国有土地使用权395066.67平方米。原单位职工安置和财产转移按安徽广生药业有限公司与马铃薯农场重组协议有关规定办理。”根据该份文件的精神，2002年7月26日，安徽广生药业有限公司（甲方）与界首市马铃薯农场（乙方）达成“安徽广生药业有限公司与马铃薯农场重组协议”内容是“…2、乙方现有在岗职工63人，临时职工13人，全部由甲方负责接纳安���并纳入社保。乙方现有退休职工24人，全部由甲方负责纳入地方社保，遗属补助按乙方原标准执行。3、乙方现有土地509亩（包括办公、生活区）及现有资产全部划拨甲方，乙方将成为广生天然药物种植示范基地，并隶属于甲方，土地及资产所有权归属新组建公司。…”。2002年7月28日，界首市人民政府与安徽广生制药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安徽广生制药有限公司界首市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土地出让和职工安置之合同书》，主要内容是将马铃薯农场510亩国有农用地出让给安徽广生制药有限公司，并由该公司接收农场在职、临时及退休职工等。2002年7月28日，安徽广生药业有限公司取得原马铃薯农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界国用2002字第10056号现已注销）。2002年12月16日，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作出华源广生（2002）第11号《关于变更土地使用证中企业名称的申请》，提请原界首市土地管理局给予变更内容是“…安徽广生制药有限公司与上海华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合作成功。于2002年11月18日正式签约，将企业更名为“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现申请将公司土地使用证中土地使用者名称变更为“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2003年，界首市人民政府将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原所使用的国有土地，为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办理了界国用（2003）字第1156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3年7月1日，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将登记土地抵押给原中国建设银行界首市支行，贷款300万元。由于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经营不善，2008年12月份，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将该公司托管给界首市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鉴于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未按约定进行建设使用国有土地，2015年6月4日，界首市国土资源局��界国土资（2015）63号《关于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处置有关问题的请示》文件向界首市政府给予请示：“1、鉴于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以土地抵押建行贷款，先行解押。2、解除界首市人民政府与安徽广生药业有限公司关于界首市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土地出让和职工安置之合同书；撤销界首市人民政府、安徽广生药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华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广生药业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建立安徽华源天然药物种植基地之框架协议；解除界首市国土资源局与安徽广生药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收回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注销其土地登记。”市有关领导同意国土局建议。但因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以土地抵押建行贷款，未有解押，以致上述国土局的第二项建议没有落实。一审法院再查明：界��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系原界首市经济委员会下属的事业单位，企业经营。住所地为安徽省界首市界陶路南5公里，其宗旨为“繁育马铃薯良种，促进农业发展，马铃薯优良品种的引进示范与推广”其在2010年之前就存在，名称为“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杨峰所主张的确认其与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于2009年6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在案件中要具体分析2009年6月13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具体内容是否存在买卖土地的事实。首先，根据该份协议第一条“乙方租赁的低洼地面积为15亩，租赁期限为5年，5年内租金450000元。”的约定，可以计算出该片“低洼地”每年每亩的租金为6000元，结合杨峰提供的2007年9月14日其与上海华源安徽广生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中约定的土地年租金每亩600元，可看出同是两份土地租赁合同，所给出的每亩的土地租金价格悬殊巨大，因此，可得出该《协议书》所约定的并不是土地的租金，而是杨峰对其出租砖厂所需取土土源的变相购买。其次，结合2007年9月14日杨峰与上海华源安徽广生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签订《土地租赁协议》，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对杨峰设立砖厂之事是明知的，其设立砖厂烧制空心砖需要粘土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每亩租金6000元的巨大利益驱动下，双方签订《协议书》成为必然。第三，杨峰将自己设立的砖厂出租给陈照林生产空心砖，面临的就是烧制空心砖所需的粘土问题。为解决粘土的供应，杨峰与陈照林约定由其负责提供粘土，但所需购买粘土的款项由陈照林支付，该点由杨峰提供的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12民初7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予以佐证。而距离杨峰设立的砖厂取土最近的土地即是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的土地，所以，杨峰使用该场的土地也就顺理成章。第四，根据该份《协议书》第二条“租赁期内，乙方负责将租赁的低洼地开发成深水鱼塘，最终将租赁的区域建成一个集特色养殖和休闲垂钓于一体的场所。”的约定，可以看出所谓“将租赁的低洼地开发成深水鱼塘”的目的，就是取土供应砖厂烧制空心砖，因此对杨峰主张该《协议书》名为“租赁土地”实为“买卖土地”以供保证土源烧制砖坯的意见，予以认定，而对贾培良、耿显礼、董恩坤、王浩良和殷建义五人认为系由杨峰租用土地搞深水鱼塘养殖的辩称，不予采信。因此，该份《协议书》其实��为杨峰为购买砖厂所需粘土而同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签订的，该份协议书的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确认该份《协议书》无效。二、关于杨峰主张判令返还土地转让款40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392000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计算，自2009年6月17日起至2017年8月17日，以后的利息计算至还清该款时止）的问题。（一），关于杨峰主张判令被告返还土地转让款40万元的问题。杨峰为此项诉讼请求，提供了其向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转款40万元的银行凭证，能够证明杨峰转款的事实，2017年10月27日的庭审中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对杨峰所转40万元并不否认，且承认该笔款项“由群利合作社作为退休职工保证金、立体种植发展农业使用。”还陈述“群利的退休职工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的退休职工一致。”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对所转的该笔款项不持异议，证明了该笔款项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所使用的事实。根据杨峰提供的2015年11月17日的庭审笔录中原界首市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副厂长殷建义庭审作证时的陈述“关于被告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是界首市马铃薯良种繁育场设立的。”及原界首市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场长贾培良庭审作证时的陈述“群利和马铃薯农场是两个牌子，一个单位。”且在2017年10月27日的庭审中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ＸＸ的陈述“群利合作社属于现在的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上述陈述能够证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场与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之间的从属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在杨峰与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所签订的《协议书》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应共同承担返还杨峰40万元的义务。（二），根据杨峰提供的2015年11月17日庭审笔录殷建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陈述“原告杨峰使用了所租用的十五亩土地，是将该十五亩土地反租给周边的农户了，并在2015年7月份收回土地。”2017年10月29日的庭审中杨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此不持异议，因此，对杨峰自2009年6月至2015年7月租用十五亩土地的事实予以确认。所以，杨峰应当支付给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相应的土地占用费，参照杨峰于2007年9月14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中约定的租金每亩每年600元的价格，截止到2015年7月份，杨峰应支付给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土地占用费54050元（6年×15亩×600元/亩·年＋50元/亩·月），该款应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应返还的40万元中予以扣除，即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还应返还杨峰345950元。（三）、关于杨峰主张判令赔偿经济损失392000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计算，自2009年6月17日起至2017年8月17日，以后的利息计算至还清该款时止）的问题。根据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杨峰与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在签订《协议书》时均明知所签订的协议是为购买土地而签订，双方均存在一定的过错行为。由于杨峰所设立的砖厂因政策原因被关停，其原所购买的土地，通过杨峰在庭审中提供的土地照片能够证明，并没有被挖土成塘，也就是土地的性质并没有被破坏，而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长期占用该笔资金，应当赔偿杨峰相应的利息损失，由于杨峰自2009年6月至2015年7月将其所租用的十五亩土地予以使用，因此，该利息损失的计算期间应为2015年8月1日起计算至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返还之日止，计算的标准为本金34595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但鉴于杨峰本身也存在过错，应承担其利息损失的30%，因此，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应承担杨峰利息损失的70%。三、关于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所签订该份《协议书》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问题。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均系原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职工，并且在该场担任相应的领导职务。虽然在2002年7月份，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经批准并入安徽广生药业有限公司成为广生天然药物种植示范基地。但是，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的身份并没有改变，该点亦由上述五人提供的上海华源制药安徽广生药业有限公司托管工作组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所签订的《协议书》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对由该份《协议书》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不承担责任，故对杨峰主张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关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庭审辩称的“原告将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列为被告属于诉讼主体资格错误，应当驳回对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的起诉。”的问题。根据杨峰的申请向界首市编制办公室调取的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的有关“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013年度资产负债表”等证据均能说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并非是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所称的“在2014年成立”而是在此之前已经成立。根据贾培良（原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场长）、殷建义（原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副场长）、王浩良（原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副场长、会计）、耿显礼（原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副场长）在2015年11月17日和2017年10月29日的庭审中的陈述，��案《协议书》中的有关“转让亦或租赁土地”，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应是知情的。虽然从形式上讲原“安徽省界首市马铃薯繁育场”（界首市界首市编制办公室没有该单位名称）根据企业改制精神已经并入华源安徽广生制药有限公司，但是，一方面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的编制并没有注销，相反通过相应年份的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至今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原涉及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的有关“土地出让”、“职工安置”和“框架协议”等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并没有按照约定执行，并且界首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已提请政府部门给予解除，况且杨峰所转入的40万元款项，已由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作为退休职工保证金和立体种植发展农业使用”所以，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为适格的主体。再者，界首马铃薯���种繁育场认为“根据原告陈述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转让，如属实，应由国土部门给予行政处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是否对当事人签订协议书买卖土地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是行政管理的范畴。而案件审理确认的是杨峰与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无效的问题。民事审判与行政处罚并非不可并行处理，民事审判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予以确认后，并不排斥有关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因此，对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的该点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杨峰与贾培良、殷建义、王浩良、董恩坤、耿显礼于2009年6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峰345950元，并赔偿杨峰利息损失的70%（计算标准为本金34595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8月1日起计算至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返还之日止。）三、驳回杨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20元，由杨峰承担2375元，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共同承担9345元。本院二审期间，杨峰、贾培良、耿显礼、董恩坤、王浩良、殷建义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提交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申648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不是适格的当事人、杨峰上诉主张的企业改组内部事项不能成立。杨峰质证称：该裁定书不属于新证据，与案件无关联性，且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与客观实际不符。贾培良、耿显礼、董恩坤、王浩良和殷建义均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裁定书因王子彬申请劳动争议纠纷作出的裁定，与案涉争议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裁定书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综合各方诉辩意见，一、二审举证质证及庭审查明等情况，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土地租赁协议无效，杨峰在签订协议时存在主观恶意，其在租赁案涉土地时存在过错，同时考虑到土地租赁合同的连续性给付特征，杨峰实际占有案涉土地并进行使用。一审法院在杨峰已实际支付40万元土地款的情形下，按照其实际占用土地年限扣除相应土地使用费用，并对剩余款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返还之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鉴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的登记信息并没有注销，且通过相应年份的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至今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依然存在，同时原涉及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的有关“土地出让”、“职工安置”和“框架协议”等安徽华源广生药业有限公司并没有按照约定执行等情形，认定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与安徽省界首市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具有承继关系，该事实认定清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实际收取杨峰交付的土地款项，将该款用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退休职工保证金、立体种植发展农业使用等开支，且该合作社的退休职工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的退休职工一致，同时因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与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存在隶属关系，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故一审法院判决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应和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向杨峰承担共同返还义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峰、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杨峰、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和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554元，由上诉人杨峰负担5114元，由上诉人界首马铃薯良种繁育场负担11720元，由上诉人界首市群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117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代 巍审判员 刘丹丹审判员 叶茂林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高 雅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