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91民初3232号原告：（香港）美达国际商务公司（MEIDAINTERNATIONALTRADINGCO.），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北角英皇道**北角888广场****铺。代表人：ZHANGYUFANG，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湘平，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黎，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波汇融沁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办公楼**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瀚明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雏婉，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笑鹏，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海外装饰大厦****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刘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雏婉，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笑鹏，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香港）美达国际商务公司（MEIDAINTERNATIONALTRADINGCO.）与被告宁波汇融沁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菲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5月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湘平，两被告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集强到庭参加诉讼，因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湘平、曹黎，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雏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确认汇融沁誉合伙企业采取伪造手段于2017年6月14日形成的《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判令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菲公司向工商部门办理工商手续，撤销2017年6月16日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事实和理由：原告为香港单一东主公司，ZHANGYUFANG（中文名：张雨方）为原告唯一的股东及代表人，达菲公司为原告在深圳市所投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因资金困难，原告决定为达菲公司引入新的投资方，后原告与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成合作，双方于2014年12月12日签署订立了新的公司章程及《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合同》，其中就公司治理部分，因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初始投资额有限且存在提前退出合作的可能性，明确为合资公司3名董事中，1名由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委派，2名由原告委派且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委派的董事担任，2014年12月24日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下达深经贸信息资字[2014]1075号文，批准前述章程及《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合同》生效，同意组建新的合营公司，之后合营双方在工商部门办理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2017年6月下旬，原告在查询工商信息时发现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达菲公司即合营公司董事在2017年6月16日被擅自变更为3名陌生人员何雪雄、邹伟文、刘汉权，发现权益被损害后，原告立即向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菲公司及违法任命的所谓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刘汉权发出异议函，明确不予认可违法变更董事行为、相关的决议书无效、相关的董事工商登记备案应当被撤销；同时，原告向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及其相关方、达菲公司、刘汉权发出关于委派董事的函，明确委派张涛、李帅担任公司董事，由张涛担任公司董事长，要求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工商登记备案，但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菲公司置之不理。为进一步查明情况，原告遂向工商局申请调取2017年6月16日之工商变更资料，发现汇融沁誉合伙企业通过使用已经废止的公章及冒充原告执行董事张雨方先生签名的方式伪造了一份虚假的股东会决议，通过该伪造文件变更了达菲公司董事成员，违法委派了3名陌生人员何雪雄、邹伟文、刘汉权担任董事，并由刘汉权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并且以伪造的文件欺骗工商部门完成了相关登记备案。原告认为，董事会作为中外合资企业最高权利机构，董事委派权事关股东核心利益，事关外商投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经政府批准生效的中外股东之间签署的公司章程以及《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合同》，原告作为外方股东对于合营公司享有三分之二席位之董事委派权及由其委派董事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权利，汇融沁誉合伙企业无视法律与协议约定，利用其控制达菲公司的有利条件，通过伪造虚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侵害剥夺原告的合法经营权，为此原告提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维护中外合营企业外商合法权利，维护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后，事实和理由部分补充如下：汇融沁誉合伙企业采取了伪造原告单一东主张雨方先生个人签名，并擅自加盖原告已经废弃的公章的行为伪造了“股东会决议”且据此作了工商变更登记。鉴于2017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公司未召开会议”属于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形，本案可以参照适用，故原告请求将原告诉讼请求中“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变更为“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与此同时，原告对原诉讼请求二中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菲公司应当承担的工商变更登记义务，做了进一步明确。达菲公司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的规定，原告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经法院一再释明，仍坚持其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直到庭审结束后，才于2018年5月8日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显然，原告的行为已违反了法定程序，贵院依法不应准许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并且答辩人也不同意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二、关于本案主体的问题，原告将答辩人列为被告并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规定，“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据此，原告将答辩人列为本案被告是错误的。三、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一）股东会决议是依法成立和合法、有效的。案涉的股东会决议虽然是在未召开股东会议的情况下直接作出，但该决议已经包括原告及答辩人在内的达菲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由全体股东在决议上签名、盖章。因此，该决议完全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股东会所议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是依法成立和合法、有效的。四、涉案关于变更董事会成员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是答辩人股东的真实意思？是否存在原告所称的“伪造股东会决议”事实？围绕双方的举证及案件事实，答辩人认为，涉案股东会决议中原告的签章是真实有效的，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以涉案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不是张雨方本人签署作为认定该份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和是否成立的标准。涉案股东会决议自始成立并有效。（一）涉案股东会决议是汇融沁誉合伙企业与原告作为达菲公司股东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就公司董事成员选任事宜协商一致作出，是双方切实履行《股权转让暨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称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行为和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1、在公司董事任命事宜方面，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和原告都是以直接作出书面任命文件方式形成股东会决议。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形成背景和情况也是如此。2、在委派董事和监事方面，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和原告均是按框架协议第13.3.1条和16.2.11条约定进行委派的。3、报备的《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合同》及章程只是双方作为变更登记手续使用，合同和章程中关于董事、监事成员委派的约定与框架协议不一致的，以框架协议或补充协议约定为准。（二）涉案股东会决议上原告的签章，是原告作出和实施盖章签字行为的结果，股东会决议上原告的印章是原告持有并使用的公章，本案不存在伪造涉案股东会决议的事实。1、原告已经在第一次开庭时确认，股东会决议上原告的印章是其曾经使用的真实的公章。在2014年12月24日的工商变更材料中，原告同样使用该公章在董事任命文件上捺印。2、原告主张的该公章由汇融沁誉合伙企业保管与事实严重不符，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3、原告提供的证据《关于启用新章的声明》，不能证明涉案股东会决议上的原告的印章不是其加盖的事实，更不能证明加盖该公章的行为是汇融沁誉合伙企业或达菲公司实施的。（三）本案应以公章的真实性而非签名的真实性来认定涉案股东会决议的成立与否及效力。1、根据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商务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关于商事登记的相关规定，商事主体（即公司）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时，主管部门对其提交的相关文件进行形式审查。鉴于涉案股东会决议中原告的印章与答辩人公司历次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中所加盖的公章一致，主管部门据此认定文件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并给予核准。换句话说，原告在涉案股东会决议上的印章只要是真实的且是原告持有和使用的，就视为其对涉案股东会决议事项作出了真实意思表示，而无论配套文件是谁签名的，均视为其获得授权签名。2、在涉案股东会决议形成当时，据悉张雨方本人并不在深圳，因此完全存在其授权其他人代为签名的事实和情况，答辩人公司运作过程中也经常碰到这张情况，这也符合一般公司运作的惯例。3、如果单纯以签名是否为张雨方本人签名作为认定涉案股东会决议成立与否的标准，将会出现张雨方假意他人签名后以非本人授权或伪造签名肆意推翻作出的民事行为的恶果出现，这无异于助长不遵守信用的人的气焰，破坏交易秩序的稳定。综上，原告主张涉案股东会决议系伪造、不成立的主张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辩称：同意达菲公司的答辩意见，另外，补充两点，第一，根据公司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实际上是作为案件的相关当事人，从诉讼主体的地位来看不应当是被告，而应该是第三人，所以原告把汇融沁誉合伙企业作为被告起诉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第二，原告诉称的伪造股东会决议的行为是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实施的主张，完全是捏造事实，对于原告捏造事实诽谤汇融沁誉合伙企业的行为，汇融沁誉合伙企业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4年12月12日原告与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订立《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章程，证明：1.公司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原告享有2名董事的委派权以及董事长由原告委派的董事担任，合营企业法定代表人由公司董事长担任；2.章程中有关董事派遣的人数等相关公司治理的规定，是对此前双方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的相关事项变更。证据2.2014年12月12日原告与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订立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合同（合营合同），1.证明公司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原告享有2名董事的委派权以及董事长由原告委派的董事担任，合营企业法定代表人由公司董事长担任；2.章程中有关董事派遣的人数等相关公司治理的规定，是对此前双方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的相关事项变更。证据3.2014年12月24日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的深经贸信息资字（2014）1075号文，证明上述证据1章程、证据2合同于2014年2月24日经政府部门批准生效，对于合营公司股东及合营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证据4.（1）2017年6月16日深圳市工商局网上公开的董事变更信息；（2）工商内档及《达菲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1.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菲公司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违法改组董事会，委派了陌生人员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2.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菲公司通过伪造虚假的股东会决议（其中原告的公司印章为已经作废的印章，原告公司的负责人签名系伪造，违法变更公司董事并骗取工商部门登记备案。该份股东会决议是一份无效决议。证据5.原告发给相关人员的《函》及EMS邮寄单及邮寄情况查询单及部分退回邮件，证明1.原告在发现董事被擅自变更后，立即于2017年6月26日向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菲公司，汇融沁誉合伙企业的投资人及2017年6月30日向违法变更的所谓“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发出书面异议，明确主张对2017年6月16日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变更事项不予认可，相关的决议书无效，有关的登记备案依法应当被撤销；2.证明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违法变更的所谓“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刘汉权已经收悉邮件。证据6.《委派董事决定书》及EMS邮寄单及邮寄情况查询单及部分退回邮件，证明1.原告在发现董事被擅自变更后，立即于2017年6月27日向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菲公司及2017年6月30日向违法变更所谓“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发出书面通知，委派张涛、李帅两人担任董事，其中张涛担任董事长，并要求被告在10个工作日办理工商变更。2.汇融沁誉合伙企业、汇融沁誉合伙企业的投资人、违法变更的所谓“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刘汉权已经收悉邮件。证据7.以电子邮寄发送《函》及《委派董事决定书》的页面截图，证明原告于2017年6月30日中午1：18向在工商局登记的公司联络人袁妮邮箱发送了《函》及《委派董事决定书》且该邮件显示已被接收打开。证据8.关于启用新章的声明，证明原告在2017年1月启用新的公章，原章停止使用并作废，2017年1月18日就此在南方都市报进行登报声明。证据9.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涉案之虚假股东会决议中“张雨方”字样的签名不是张雨方本人所写。证据10.（2017）粤0391民初865号案件材料，证明双方在本案发生争议之前就发生纠纷，原告不可能在双方对立的情况下将公司的控制权让给汇融沁誉合伙企业；2.该起诉书加盖的是原告新提供的印件，并且被告在5月份进行了答辩，充分说明被告不知情原告更换公章的说法是谎言；被告早在制作虚假股东会决议之前就知悉原告新的公章。证据11.委托代理合同书及第一期律师费付款凭证，证明原告因被告伪造决议聘请律师需支付的费用。两被告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股权转让暨合作框架协议。证据2.股权转让暨合作框架协议补充协议。证据1、2共同证明：1.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变更登记手续而签署的达菲公司章程、合同等文件，仅作为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使用，该类文件的约定与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2.达菲公司设立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行使包括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等权利。该公司董事会3名董事均由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委派，董事长由汇融沁誉合伙企业提名的董事担任；3.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已对达菲公司享有绝对控股权，有权单方面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董事任免等一切重大事项。证据3.变更（备案）通知书证据4.董事、监事任职书。证据5.董事长任职书。证据3-5共同证明：1.在2014年12月24日，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和原告共同作为达菲公司的股东，就以直接作出书面股东会决议方式，对达菲公司的董事和监事进行改选，这与涉案的股东会形式完全一致；2.证明涉案股东会决议与2014年12月24日的工商变更登记中原告所使用的公章是一致的，涉案股东会决议是原告同意并加盖公章的。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关于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2014年10月10日，原告与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菲公司、张雨方签订《股权转让暨合作框架协议》，13.3.1条约定：达菲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3名，均由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委派，董事长由汇融沁誉合伙企业提名的董事担任，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负责召集股东会。13.2.2条约定：股东会的表决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按照持股比例计算表决权。上述事项经代表50%以上（不含本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生效。20.9.3约定：就本协议的未尽事宜，本协议各方签署的修改与补充文件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各方签署的修改与补充文件为准，但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变更登记手续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配套文件等文件，仅为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使用，该类文件的约定与本合同及/或本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合同及/或本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2014年12月12日，原告与汇融沁誉合伙企业签订《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合同》，合同约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委派1名，原告委派2名，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副董事长1人，董事长由原告委派，副董事长由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委派，董事每届任期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董事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事宜，对于重大问题应由出席董事会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定，对于其他事项经出席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通过。达菲公司章程规定：原告出资美元64.4万元，占注册资本10%，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出资美元579.6万元，占注册资本90%。注册资本已足额到位并经过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汇融沁誉合伙企业持有的90%股权系受让原出资方的相应出资。下列事项须经出席董事会的董事一致通过：（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审查经营情况，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3）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4）决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5）决定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6）修改公司章程。除上述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有效。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委派1名，原告委派2名，董事长由原告委派，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2014年12月24日，上述合同及章程经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生效。当日，达菲公司作出《董事、监事任职书》，选举郑震、陈圳兴、毛文哲、邓仪文、肖潇为董事，委任陈圳兴为监事，并作出《董事长任职书》，选举郑震为董事长、兼任法定代表人，原告与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在上述任职书上作为股东签章确认。次日，达菲公司对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5年7月，原告与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菲公司、张雨方签订《股权转让暨合作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其中1.4条约定：各方确认除合作框架协议项下原告保留收益权外，原告对目标项目不享有表决权、收益权。4.2条约定：汇融沁誉合伙企业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期间，除因处理合作框架协议项下原告保留权益所涉及相关事项外，原告对目标项目不享有表决权、管理权、收益权。6.1条约定：本协议构成各方之间就相关事项的谅解，合作框架协议与本协议约定存在冲突、不一致的，应当以本协议约定为准。2016年3月，达菲公司再次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郑震变更为郝鹏，董事由郑震、毛文哲、肖潇、陈圳兴、邓仪文变更为郝鹏、毛文哲、陈圳兴、邓仪文、肖潇。2017年1月18日，原告在南方都市报刊登《关于启用新章的声明》，声明因工作需要，原告即日起启用新章，原章停止使用并作废。2017年6月14日，达菲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刘汉权为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任期三年，同时免去郝鹏原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何雪雄、邹伟文为公司董事职务，任期三年，免去邓仪文原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免去肖潇原董事职务；委任刘道清为公司监事职务，任期三年，免去陈圳兴原监事职务。该股东会决议的股东签章处有原告的代表人张雨方签字及原告印章、汇融沁誉合伙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刘汉权签字及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公章。原告委托广东合众司法鉴定所对涉案股东会决议中的原告代表人张雨方的签名进行鉴定，该所出具的鉴定报告认为涉案股东会决议中“张雨方”字样的签名不是张雨方本人所写。两被告对该鉴定报告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但确认张雨方并未在被告面前签署该姓名，而是由原告的工作人员将签字盖章好的文件送给被告，但未提供证据证明。2017年6月16日，达菲公司在工商部门作了变更登记，变更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郝鹏，董事会成员为肖潇（董事）、郝鹏（董事长）、毛文哲（总经理）、邓仪文（副董事长）、陈圳兴（监事），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为刘道清（监事）、刘汉权（总经理）、何雪雄（董事）、刘汉权（董事长）、邹伟文（董事）。原告于2017年6月26日向汇融沁誉合伙企业、达菲公司、汇融沁誉合伙企业的投资人、于2017年6月30日向达菲公司变更后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邮寄《函》及《委派董事决定书》，主张对2017年6月16日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变更事项不予认可，主张相关的决议书无效、有关的登记备案依法应被撤销，并且委派张涛、李帅两人担任董事，张涛任董事长，要求10日内办理工商登记。并于2017年6月30日中午1:18向工商登记的联络人袁妮邮箱发送《函》及《委派董事决定书》。两被告均确认收到上述文件。原、被告各方均确认，在作出涉案股东会决议时，原告持有达菲公司10%的股权，汇融沁誉合伙企业持有达菲公司90%的股权。且涉案股东会决议形成时并未召开股东会。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公司决议纠纷，两被告的登记地均在我国内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关于汇融沁誉合伙企业的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的规定，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本案中，原告将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列为被告系原告的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称涉案股东会决议系汇融沁誉合伙企业伪造原告代表人张雨方的签字并自行加盖原告已失效的公章所形成，且并未召开股东会，故主张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两被告不予认可。关于原告是否具有达菲公司董事任免权等表决权的问题。被告称原告不具有达菲公司董事任免权等表决权，本院认为，达菲公司系中外合营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申请设立合营企业，由中外合营者共同向审批机构报送：（三）由合营各方收取代表签署的合营企业协议、合同和章程。第十条规定，合营企业协议是指合营各方对设立合营企业的某些要点和原则达成一致意见而订立的文件；合营企业合同是指合营各方为设立合营企业就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达成一致意见而订立的文件；合营企业协议和合营企业合同有抵触时，以合营企业合同为准。本案中，原告与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在前签署的《股权转让暨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由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委派全部董事，董事长由汇融沁誉合伙企业提名的董事担任并兼任法定代表人，后双方又签署了《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合同》《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章程》，约定由原告委派2名董事，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委派1名董事，董事长由原告委派且兼任法定代表人，该合同及章程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生效，生效后，达菲公司亦按照该约定由原告和汇融沁誉合伙企业分别委派了董事及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达菲公司董事任免等事项应当适用经政府部门批准生效的合营企业合同及公司章程，原告对达菲公司享有董事任免权等表决权，被告的主张不成立。关于涉案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的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行使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的职权的；第十一款规定，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确认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形成并未召开股东会，达菲公司的公司章程也没有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2017年6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一方面，达菲公司的股东从未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另一方面，就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而言，因原告已于2017年1月18日在南方都市报刊登《关于启用新章的声明》，其原章自当日起即停止使用并作废，故决议上的原告印章已经作废，且原告提供鉴定报告证明决议上原告代表人张雨方的签字非其本人所写，故本案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股东会决议系全体股东签章确认的文件。因此，本案并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的例外情形，原告主张达菲公司未召开股东会故涉案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达菲公司以未成立的股东大会决议申请工商部门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现原告要求达菲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撤销2017年6月16日工商变更登记事项，本院予以支持，在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撤销手续中，原告和汇融沁誉合伙企业作为达菲公司的股东，亦应予以配合。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汇融沁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7年6月14日形成的《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被告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工商部门办理工商手续，撤销2017年6月16日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三、驳回原告（香港）美达国际商务公司（MEIDAINTERNATIONALTRADINGCO.）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两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两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松人民陪审员  郭源人民陪审员  刘劼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法官助理殷贝贝书记员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