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140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炜，男，198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建国，男，1959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系范炜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洋洋摩尔百货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东御街55-223号。 法定代表人：江秉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平，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炜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洋洋摩尔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洋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4民初5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范炜提出的从2012年11月2日至2015年11月17日的洋洋公司应支付的物业使用费的资金占用利息，之前未主张过，一审法院不予审查处理是错误的。2.洋洋公司在交还商铺时，将大楼所有进出口紧锁，禁止范炜进入查验，致使商铺无法正常移交，责任在洋洋公司，故洋洋公司应恢复原状后向自己返还。3.关于清除侵占商铺里垃圾或者支付垃圾清运费1000元，有证据表明是经营者遗留的烂柜台和装修材料等杂物，应由洋洋公司清除或支付此项费用。4.关于赔偿商铺解约三个月租金损失，因为洋洋公司与大多数小业主签订的此项补充协议，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商铺占用费已按大多数小业主签订的租金协议标准判决，自己的解约损失也应按相关协议解决。 洋洋公司辩称，关于物业使用费的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在该院（2015）锦江民初字第6836号民事判决中已经予以处理，且时间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因各个业主的商铺之间不能进行明确的区分，返还时不存在交还钥匙的问题，与本案相关的案件均已认定以这种方式交付。关于支付垃圾清运费，范炜的请求没有任何证据。对于合同解除的损失赔偿，双方没有约定所谓的租金损失和违约损失，洋洋公司也于2016年2月17日提前一个月向范炜通知，于2016年3月21日开始不再使用，故期限届满后的损失不应予以赔偿。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 范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洋洋公司支付物业侵占使用费25341元（从2015年11月17日至2016年11月16日）；2.判令洋洋公司支付2012年11月3日至现在应支付的资金占用利息4595元；3.判令洋洋公司返还侵占商铺并恢复原样；4.判令洋洋公司清除侵占商铺里的垃圾或者支付垃圾清运费1000元；5.判令洋洋公司按照与大多数小业主签订租赁合同的标准赔偿商铺解约三个月租金的损失费4894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04年8月5日，成都摩尔商业广场有限公司经工商局批准更名为成都摩尔百盛实业有限公司。2011年5月20日，成都摩尔百盛实业有限公司经工商局批准更名为洋洋公司。 2001年8月20日，汇发公司（甲方）与洋洋公司（乙方）签订了《关于“海发新世界”大楼部分物业的租赁协议》，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甲方决定将其合法持有位于成都市海发新世界（又名“海发商厦”）大楼部分房产出租给乙方经营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一、租赁范围及面积：甲方同意将“海发新世界”大楼地下二层、地下一层、地面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共计七个楼层的商业楼面，全部（各层的公用设施、设备房、自行车停车场除外）租赁给乙方经营使用；二、租赁期限：该商场租期暂定十年，从2002年3月1日起至2012年2月28日止。租期届满，在当时相等于市场同等级市场租金条件下，甲方同意乙方优先续租；三、租赁金：……八、关于所租物业的产权转让问题：甲方有权出售乙方所租楼层的产权。经出售后的楼盘可更改楼盘名称，但出售产权不得影响乙方的经营；……。” 范炜购买了汇发公司开发的位于成都市天府广场东御街55－223号的商铺。汇发公司向范炜提交了分户平面图。其后范炜取得了商铺的《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范炜；房屋坐落：锦江区东御街55号1层62-14号；设计用途：商业；建筑面积：12.33平方米”。上述权属证书中未记载房产的四至界限，也未附房产平面图、详细测量尺寸。 2002年11月3日，成都新界广场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界公司）(甲方)与范炜(乙方)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合作经营汇发摩尔中心(注册名：海发商厦)事宜签订本协议：……第二条、合作经营项目和范围：甲乙双方以品牌百货为主导项目，从事甲方工商注册经营范围内的一切经营活动；第三条、合作期限：合作期自2002年11月3日起，至2012年11月3日止，共10年；第四条、出资和经营方式：1、甲方保证汇发摩尔中心启动和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全部资金，并全权负责中心的承包经营；2、乙方以拥有产权的汇发摩尔中心物业3层TB区14号的房屋楼层区位，购置价126705元交付甲方使用；3、合作期间，甲方拥有房屋楼层区位的使用权和汇发摩尔中心的经营权；第五条、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1、合作期间，无论汇发摩尔中心盈亏与否，甲方每年均按乙方出资额的7%固定比例，即8869元向乙方分配红利；第六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合作经营期内，甲方拥有该房屋楼层区位的使用权和经营收益权；……5、合作经营期满后，甲方将该房屋楼层区位完好退还给乙方；(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3、合作经营期满后，乙方若需进场自行经营或再次装修等，必须服从和遵守本大厦业主委员会和商场经营管理方的统一规划和各项制度；……。” 其后，洋洋公司按照新界公司提供的分配表上载明的日期、金额向新界公司发放租金，再由新界公司将红利分配给包括范炜在内的小业主。 2006年，汇发公司与洋洋公司就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发生纠纷，汇发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成民初字第486号民事判决，查明：“一、2001年8月20日，汇发公司与洋洋公司签订了一份《关于“海发新世界”大楼部分物业的租赁协议》……；2001年11月2日，汇发公司与成都摩尔商业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尔经营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书》，合同约定，为促使汇发公司顺利分拆销售“海发新世界”负2层至地上4层的房屋，保证汇发公司与洋洋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不受影响，汇发公司委托摩尔经营公司与各买受人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并委托摩尔经营公司向业主发放《合作经营协议》所约定的固定收益。合同签订后，汇发公司与各购房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由摩尔经营公司与各购房者签订《合作经营协议》……；2001年11月23日，汇发公司与洋洋公司双方一致同意废止以摩尔经营公司名义与购房者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另成立由汇发公司控股的物管公司与购房者签订代租代管协议，……以‘汇发’为主体成立‘新界’公司全面接管‘摩尔经营公司’业务；2001年12月29日，汇发公司、新界公司、摩尔经营公司共同签订《委托合同书》，合同约定，汇发公司与新界公司形成新的委托合同关系，并全面终止与摩尔经营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原摩尔经营公司与各业主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由新界公司与各业主重新签订。此合同签订后，新界公司与各业主重新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内容与原协议一致……。” 2006年7月至2007年11月期间，因新界公司欠付租金，部分小业主向一审法院起诉新界公司，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并由新界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及承担违约金等。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认定起诉的部分小业主等出租的房屋与其他业主出租的房屋使用和经营具有整体、不可分割性，起诉的小业主在签订《合作经营协议》时，明知自己的房屋是与其他业主的房屋用于整体经营，若起诉的小业主单独解除《合作经营协议》，势必影响其他出租人的利益，同时起诉的小业主自身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故对于起诉的小业主要求解除《合作经营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起诉的小业主不服，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起诉的小业主与新界公司《合作经营协议》中并未约定行使解除权的条件，且该案所涉及的租赁房屋与其他业主出租的房屋使用和经营具有整体和不可分割性，若起诉的小业主单独解除与新界公司签订的协议，势必影响其他出租人的利益，据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2010年9月27日，成都市锦江区海发商厦业主大会成立，选出业主代表18人，业主委员会人数13人，业主委员会任期5年。该业主委员会在成都市锦江区房产管理局进行了备案。 海发商厦负2至4层共有产权面积为28620.5平方米，小业主共有1094户，大多数业主与洋洋公司签订了新一轮的《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年租金标准(前三年)为原始购房总价的15%（税后），第四年至第六年每年年租金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3%。 海发商厦业主大会制订了《成都市海发商厦管理规约》，对成都市海发商厦的共有部分的维护及环境卫生、公共秩序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规定。其中第八条建筑区划的调整部分载明：“对本建筑区划进行调整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并经本建筑区划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同意；由相关业主委员会向物业所在区(市)县房产管理部门提出调整建筑区划要求。” 2012年11月3日，新界公司与范炜约定的合作经营期限届满。洋洋公司于2013年1月22日向范炜转账支付了合作经营期限届满后的部分物业使用费1395.2元。2015年10月12日，范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洋洋公司停止侵权，归还非法所侵占的房屋；2、洋洋公司返还其非法不当得利，赔偿侵占范炜商铺的侵占费。从2012年11月2日起算，截止到起诉之日暂计300000元（具体数额以洋洋公司非法转租获得不当得利为准），直至返还商铺之日止；3、洋洋公司赔偿范炜由此诉讼而产生的交通费和误工费等损失3000元。该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向范炜释明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租赁合同关系，并向其释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庭审中范炜明确表示坚持主张物权保护纠纷法律关系，不愿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锦江民初字第68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洋洋公司向范炜支付物业使用费(从2012年11月4日起至2015年11月3日止，按126705元×15%（税后）/365天×实际占用天数为标准计算-已支付的物业使用费1395.2元；从2015年11月4日起至2015年11月17日止，按126705元×15.45%（税后）/365天×实际占用天数为标准计算)，驳回范炜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洋洋公司于2016年2月18日通过特快专递向范炜发出《房屋交付通知书》，载明洋洋公司定于2016年2月29日闭店歇业，2016年3月20日前将房屋清腾完毕，通知范炜于2016年3月21日到现场办理房屋交付事宜，通知书中提醒，如未在确定的交付时间到现场接收房屋或未按照通知书载明的注意事项办理交付手续的，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范炜自行承担。范炜未与洋洋公办理房屋交付事宜。 一审法院认为，范炜购买汇发公司开发的商铺并取得房屋产权，其后将商铺交新界公司经营，双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上述商铺实际由洋洋公司在使用，洋洋公司也按协议约定的标准向范炜支付了相应费用。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洋洋公司仍继续使用上述商铺，洋洋公司应向范炜承担给付物业使用费义务。关于物业使用费的计算标准和期限。一审法院认为，因海发商厦有1094户业主，大多数业主与洋洋公司签订了新一轮的《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前三年的租金按业主原始购房总价的15%（税后）标准支付，第四年至第六年每年的年租金递增3%，加之一审法院对涉案商铺截止2015年11月17日的物业使用费已作出生效判决，而洋洋公司已于2016年2月29日闭店歇业，店铺实际使用至2016年3月20日，故一审法院对范炜主张的物业使用费支持至2016年3月20日，从2015年11月18日起至2016年3月20日止的物业使用费，按房屋总价126705元×15.45%（税后）/365天×实际占用天数为标准计算。对范炜多主张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范炜主张从2012年11月2日至现在应支付物业使用费的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因范炜与洋洋公司并未约定物业使用费的具体给付时间，而海发商厦大多数业主与洋洋公司新签订的合同约定按季度支付租金，同时根据房屋租赁惯例，一审法院综合认定洋洋公司应采用一般情况下先支付后使用的习惯，每三个月支付一次物业使用费，故对2015年11月18日起至2016年3月20日止的物业使用费，在洋洋公司未按期支付物业使用费的情况下，应当向范炜支付物业使用费的资金占用利息，以每三个月为一个支付周期，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对2015年11月18日之前的物业使用费的资金占用利息，因在(2015)锦江民初字第6838号民事案件中，范炜要求洋洋公司赔偿从2012年11月2日起到返还商铺之日止的侵占费，一审法院在该案中判决洋洋公司支付范炜从2012年11月4日起至2015年11月17日止的物业使用费，驳回范炜的其他诉讼请求，故对于2015年11月17日之前的物业使用费的资金占用利息，本案不予处理。对范炜多主张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范炜主张返还商铺并恢复原样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商铺系开敞式商铺，与四邻商铺间在平面上紧密相连，空间上没有明确的区分隔断墙体，没有单独的门锁，不存在交还钥匙等情况。洋洋公司于2016年2月29日闭店歇业，停止了在摩尔百货的经营，向范炜发出了《房屋交付通知书》，通知范炜于2016年3月21日现场办理房屋交付事宜，范炜没有证据证明洋洋公司拒绝返还商铺，故可认定洋洋公司已经以恰当的方式向范炜履行了返还商铺的义务，店铺实际使用至2016年3月20日，其后，洋洋公司并未再实际占有使用案涉物业，范炜未按照通知书确定的时间到现场办理房屋交付事宜，也无证据证明涉案商铺的当时状况及原状，故范炜主张洋洋公司返还商铺和恢复原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范炜主张洋洋公司清除侵占商铺里的垃圾或者支付垃圾清运费1000元的诉讼请求，因范炜未按照通知书确定的时间到现场办理房屋交付事宜，无证据证明涉案商铺的当时状况，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范炜主张洋洋公司赔偿商铺解约三个月租金损失费4894元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并无相关约定，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洋洋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范炜支付物业使用费（从2015年11月18日起至2016年3月20日止，按房屋总价126705元×15.45%（税后）/365天×实际占用天数为标准计算），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2015年11月18日至2016年3月20日中每三个月应付的物业使用费为基数，从应支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二、驳回范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6元，减半收取348元，由洋洋公司负担。 二审中，范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关于提前终止合同的通知书》，拟证明洋洋公司原来是强行占用，现在又不租了，洋洋公司已给新界公司支付租金，但新界公司没有给小业主。《关于交付房屋通知书的回函》，拟证明范炜收到提前终止合同通知后提出了抗议，不同意解除合同。《商铺租赁合同（B）》，拟证明洋洋公司已与其他部分业主签订了新的合同，本案需按此合同约定，只有提前六个月通知解除才不承担违约及赔偿责任。《补充协议》1份，拟证明其他商铺业主与洋洋公司签订协议的情况。《公证书》（2016）川律公证内民字第34593号，复印件）1份，拟证明洋洋公司交房时，范炜本人到了交房现场。《公证书》（（2017）川律公证内民字第43579号，复印件，内附光盘一张）1份，拟证明洋洋公司在现场留下垃圾，并拆除了有价值的东西。 洋洋公司质证认为：前面三份证据一审已经提交，已经进行了质证。关于房屋交付通知书回函这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无关，故不予认可。证据5并不能证明是范炜商铺的区域，即使从照片上看，范炜的区域也没有垃圾，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提交。证据6形成时间是在一审之前，也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公证处拍摄的光盘不能证明交房的情况。 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1、证据2一审中已经质证并予采信，本院不予审查认定。证据3虽经一审质证但未予认定，因其内容与一审判决依据的其他业主与洋洋公司新签的租赁合同一致，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无证据证明曾向洋洋公司送达，故不能表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和证据6虽反映案涉大厦存有原来商铺经营者遗留的物品，但在范炜指认的商铺范围内并无遗留物品，故不能证明范炜商铺内存在垃圾的事实。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12月2日，一审法院就范炜与洋洋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作出(2015)锦江民初字第6836号民事判决，在该判决的主文载明：洋洋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范炜支付2012年11月4日至2015年11月3日的物业使用费，该判决书的已于2015年12月25日生效。范炜在该案中未主张上述期限内物业使用费的利息，范炜在本案中主张该利息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洋洋公司与其他大多数业主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B》8.2.2条规定：“如遇乙方公司（承租人）出现重大调整的，可提前六个月通知甲方（出租人）终止本合同并不承担任何违约及赔偿责任。” 以上事实，有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5）锦江民初字第6836号民事判决书及送达回证，范炜二审中提交的《商铺租赁合同（B）》、在二审中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上诉和答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洋洋公司是否应支付2012年11月4日起至2015年11月3日期间物业使用费的利息，二是洋洋公司是否应将案涉商铺恢复原状并支付1000元垃圾清运费，三是洋洋公司是否应赔偿案涉合同解除的相关损失。现结合事实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洋洋公司是否应为2012年11月4日起至2015年11月3日的物业使用费支付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洋洋公司应支付的该段期间的租金及利息，均属于洋洋公司对范炜应当分期履行的整体债务的一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故本案范炜就其剩余阶段的租金提起诉讼时，一并起诉此前另案未主张的租金利息，该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但一审法院（2015）锦江民初字第6836号民事判决书已明确，如洋洋公司未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租金将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债务利息，表明范炜该期限届满后的利息损失已有保障，故其本案主张的上述利息应于该判决明确的期限届满之日2016年1月9日截止。另外，范炜因上述租金未按时支付所受损失主要为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因此，其主张洋洋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支付利息的上诉意见部分成立。第二，对于应支付利息的起始日期和租金基数，根据一审判决参照的洋洋公司与其他大多数业主关于2014年3月1日支付2012年2月29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租金，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11月3日每季度的租金提前一个月支付的约定，洋洋公司支付的上述租金的起始日期分别为2014年3月1日、6月1日、9月1日、12月1日，2015年3月1日、6月1日、9月1日。关于相应的租金基数，根据（2015）锦江民初字第6836号民事判决确定的2012年11月4日至2015年11月17日的租金标准，洋洋公司于2014年3月1日起应支付的租金共126705×15%/365×596=31034元，应分别于2014年6月1日、9月1日、12月1日，2015年3月1日、6月1日支付利息的租金基数为该日期后三个月的租金126705×15%/365×90=4686元，自2015年9月1日应支付的利息基数分别为2015年10月1日至同年11月3日的租金126705×15%/365×34=1770元，同年11月4日至同月17日的租金126705×15.45%/365×14=750元。第三，关于应当支付利息的限额，因范炜在本案起诉时主张该阶段利息的总金额为4595元，故根据上述方法计算的利息应以4595元为限，其余部分视为范炜对自身权利的放弃。 二、关于洋洋公司是否应恢复原状并支付1000元卫生费的问题，本院认为，范炜在案涉房产的相应铺位为外观无法与周边商铺明显区分或非独立分隔的产权式商铺，在洋洋公司提前通知返还而范炜无证据证明按期前往接收的情况下，应视为案涉房产已返还范炜。同时，范炜无证据证明返还时案涉商铺存有垃圾的事实，故范炜关于洋洋公司应恢复原状后向其返还，并承担1000元清洁费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洋洋公司是否应承担案涉合同解除违约金的问题，本院认为，因案涉房产共涉及1094名业主，尽管范炜与洋洋公司未签订新的《商铺租赁合同》，但在相关生效判决未支持少数业主解除合同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因2006年至2007年的一审、二审判决驳回了未签新合同的商铺业主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考虑案涉商铺与其他商铺为不可独立分割的区域，原租赁协议虽已届满，但在一审法院已参照其他已签合同的商铺确定范炜与洋洋公司的租金标准的情况下，本案不应按不定期租赁合同认定二者间的合同解除问题。由此，根据洋洋公司与其他业主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8.2.2条约定，洋洋公司因经营亏损提前终止合同，应提前六个月通知范炜，但洋洋公司于2016年2月18日通知范炜于同年3月21日前往办理退房事宜，不符合该约定。同时，因洋洋公司提前终止合同客观上给范炜造成了一定损失，且另行租赁也需一定时间，故范炜提出洋洋公司赔偿三个月的租金损失具有事实基础，也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因合同终止时的年租金标准为126705×15.45%元，洋洋公司应赔偿的租金损失金额为126705×15.45%/365×90=4826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范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洋洋公司是否应支付2012年11月2015年11月期间租金的利息，以及是否赔偿提前解除合同的损失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4民初52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成都洋洋摩尔百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范炜支付物业使用费（从2015年11月18日起至2016年3月20日止，按房屋总价126705元×15.45%（税后）/365天×实际占用天数为标准计算），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2015年11月18日至2016年3月20日中每三个月应付的物业使用费为基数，从应支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 二、撤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4民初52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范炜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成都洋洋摩尔百货有限公司向范炜支付2012年11月4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物业使用费的利息（基数及期限分别为：应自2014年3月1日支付的2012年11月4日至2014年3月31日的物业使用费31034元，分别应自2014年6月1日、9月1日、12月1日、2015年3月1日、6月1日支付的每三个月的物业使用费4686元，应自2015年9月1日支付的同年10月1日至11月17日的物业使用费12520元，均至2016年1月9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总额以4595元为限）； 四、成都洋洋摩尔百货有限公司向范炜支付提前解除合同损失赔偿款4826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96元，共1392元，由上诉人范炜负担300元，由成都洋洋摩尔百货有限公司负担109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光勇 审判员张卫敏 审判员曹洁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方丽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