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吉24民终105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住所吉林省延吉市局子街****号。法定代表人：金哲虎，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永杰，该院医务处副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有，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南昌范，男，1954年2月8日出生，朝鲜族，退休职工，住所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农专*号楼*单元***室。法定代理人：崔英子（系南昌范妻子），女，1955年9月18日出生，朝鲜族，退休职工，住所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农专*号楼*单元***室。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华，吉林华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花，吉林华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延边医院）因与被上诉人南昌范之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1民初6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延边医院上诉请求：撤销延吉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1民初68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南昌范的诉请，并由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系后续治疗费，不应予以支持。根据鉴定意见后续治疗的费用限于长期系统抗癫痫药物治疗和言语康复训练所发生的费用，但被上诉人所提出的各项诉求均不是鉴定意见中后续治疗的范畴。被上诉人应对其到韩国治疗的必要性承担举证责任，否则不应当支持其擅自到国外治疗花费的费用。被上诉人如需后续治疗应根据相关医疗机构的意见予以治疗，其自行到韩国治疗，支出了不必要的高额医疗费，同时产生了不必要的交通、住宿、公证翻译费用，上述费用并非为了治疗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上诉人不应承担。被上诉人支出的人工耳蜗复查费用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华夏鉴定中心针对其耳聋的损害后果已作出四级伤残的结论，上诉人也支付了残疾赔偿金，鉴定结论也没有认定患者左侧耳聋可以通过人工耳蜗植入继续治疗，而是根据损害后果的认定需言语康复训练，因此该诊疗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主张人工耳蜗的后续治疗费用没有依据。被上诉人支出的邮寄费用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提交的邮寄单中有咖啡、鞋、洗涤用品等与治疗无关的物品，对该邮寄费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在延边医院进行癫痫复查所产生的诊疗费308.73元属后续治疗费用，我方同意按责任比例承担。南昌范辩称:根据鉴定意见，被上诉人需长期系统抗癫痫药物治疗和言语康复训练等，上诉人随意删掉“等”字，目的何在？我方申请华夏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员出庭或出具书面说明对该鉴定意见中的第五项鉴定结论中“…言语康复训练等”的“等”字再次作出解释。被上诉人2016年6月4日至2017年12月末为止所发生后续治疗费用是2008年鼻息肉手术后并发症引起的后遗症治疗而发生的实际合理正常的费用。一审被上诉人已经举证后续治疗费的有关证据和证明，所治疗的术后后遗症没有超出司法鉴定后续治疗的范围。2013年8月因在国内无法及时救治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征得上诉人的同意到韩国医院进行了治疗，被上诉人的所有手术档案人工耳蜗语言训练系统等资料都在韩国，国内无法复查、治疗、语言康复训练的情况下不得不去韩国进行治疗，不是擅自到国外扩大费用。被上诉人在韩国有保险，医疗费用低于国内，其他费用与国内差不多，没有扩大不必要的费用。选择优质医院治疗是被上诉人的权利，公证费用也是征求上诉人的意见后而必然发生的正常合理费用。上诉人主张人工耳蜗复查费用不应支持的主张不能成立。极重度耳聋是上诉人造成的，与韩国三星医院人工耳蜗植入无关，被上诉人到三星医院只是积极治疗而已，人工耳蜗附件费是为了语言训练而发生的正常合理的费用，没有外部附件无法进行语言训练，因此上诉人应当承担该费用。因被上诉人终身药物依赖，为控制病情，韩国首尔大学医院根据患者病情每3个月就诊，开一次处方药量，所以发生的邮寄药品费用都是正常费用，为了顺利通关，只好每次邮寄药品的时候带点生活用品，否则药品难以通过海关。综上，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南昌范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判令延边医院赔偿南昌范的医疗费34425.93元、人工耳蜗费用13291.10元、交通费18825.46元、住宿费12016.62元、公证认证翻译费4096.50元、邮药费1827.90元、一次性护理用品费1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共计：86583.51元×80%=69266.80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08年5月13日，南昌范因“鼻塞、头痛1年，加重1个月”到延边医院就诊，临床诊断为“双侧上颌窦、筛窦、左侧蝶窦、右侧额窦炎，双侧鼻息肉”，5月15日行“鼻内镜下鼻息肉切除术、鼻窦开放术”，5月23日出院；2009年5月25日，南昌范因阵发性头晕入住延边脑科医院，7月1日出院，出院诊断为脑梗死、颈椎病。同年9月8日，因发生全身抽搐，到延边脑科医院疑诊为癫痫。2011年9月30日，因癫痫大发作到延边医院就医，门诊诊断为癫痫病。2013年4月18日，南昌范因“脑炎（继发癫痫）”入住延边脑科医院。4月19日出院后，南昌范因“发作性头晕2个月情绪低落，加重2天”第二次入住延边医院，5月1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化脓性脑膜炎、脑梗死、肺炎、血脂异常、双耳全聋。该段时间，延边脑科医院对南昌范进行3次心理测验，其报告如下：2013年6月18日，属于中度智力缺损；2015年3月27日，属于重度智力缺损；同年12月29日，属于重度智力缺损。自2008年，南昌范先后到延边医院、延边脑科医院、延边眼耳鼻喉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进行门诊治疗。2013年12月，因需转院的北京3**医院挂不上号，南昌范征得延边医院同意后，到韩国进行治疗。12月4日，南昌范为检查感音神经性听力障碍而入住三星首尔医院，12月7日出院；2014年1月2日再次入住三星首尔医院，行左侧人工耳蜗手术，1月6日出院。同年3月16日，南昌范在首尔大学医院住院治疗，行脑脑膜突出切除及修补术，4月24日出院。2015年1月27日，南昌范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延边医院向其赔偿上述治疗期间的各项费用（该部分费用经本院一审，由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已作出判决，并由延边医院履行完毕）。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认为：延边医院对南昌范的2008年5月13日临床诊断无误，具备进行手术治疗的临床指征。但在行鼻内镜手术时操作不当，导致术后16个月南昌范“小脑组织疝入筛窦”，出现癫痫发作。对于南昌范可能发生术后并发症的问题，延边医院仅在出院注意事项中提示“注意休息”、“定期复查”，对于术后可能出现的需及时就医的症状和病情未提醒注意，出院后定期复查时间不明确，未能对南昌范的术后并发症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故提出如下司法鉴定意见：一、延边医院对南昌范鼻内镜手术颅内并发症的发生和及时治疗均未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南昌范目前癫痫、智力缺损、双侧耳聋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的参与度为主要责任；二、南昌范目前重度智力缺损构成二级伤残，双耳极度听觉障碍构成四级伤残；三、南昌范目前构成完全护理依赖，需要他人长期护理，护理人数1～2人；四、南昌范已丧失劳动能力，长期无法工作，营养期酌定为2年；五、南昌范日后需长期系统抗癫痫药物治疗和言语康复训练等，后续治疗的具体费用建议以实际发生为准或双方协商解决。2016年7月14日，南昌范因脑积水到韩国首尔大学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并于同年7月18日出院（共住院4天）；根据韩国三星首尔医院对南昌范实施左侧人工耳蜗手术后的建议，2017年7月1日南昌范到韩国三星首尔医院进行复查。上述两次治疗期间，南昌范支出医疗费7811550韩元、交通费（1777800韩元、8036元人民币）、住宿费1980000韩元、公证及文印费（500000韩元、1062元人民币）、邮寄费301200韩元、护理用品费1700元人民币。南昌范分别于2017年8月29日、2017年9月27日，在延边医院对癫痫进行复查治疗，并支付医疗费308.73元。审理中，双方均认可人民币与韩元以1：171.64的比例计算赔偿数额。上述费用折合人民币共计：83179.38元，其中医疗费45819.97元（7811550韩元÷171.64＋308.73元人民币）、交通费18393.73元（1777800韩元÷171.64＋8036元人民币）、住宿费11535.77元（1980000韩元÷171.64）、公证及文印费3975.07元（500000韩元÷171.64＋1062元人民币）、邮寄费1754.84元（301200韩元÷171.64）、护理用品费1700元人民币。一审法院认为：南昌范在本案中主张的各项费用系因2008年5月15日延边医院对南昌范行鼻内镜手术后产生一系列并发症及根据三星首尔医院对南昌范实施左侧人工耳蜗手术后的建议而进行诊疗产生的合理费用，延边医院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结论已明确延边医院对南昌范行鼻内镜手术颅内并发症的发生和及时治疗均未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存在医疗过错，并应承担主要责任。综合考虑本案的情况，认定延边医院承担80%的责任。南昌范主张的医疗费45819.9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100元／日×4日）、交通费18393.73元、住宿费11535.77元、公证及文印费3975.07元、邮寄费1754.84元、护理用品费1700元人民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费用共计83579.38元，延边医院应赔偿其80﹪，即66863.50元。对南昌范要求延边医院支付赔偿金69266.8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66863.50元，其余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向原告南昌范支付赔偿金66863.50元；二．驳回原告南昌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延边大学附属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南昌范负担60.41元，被告延边大学附属医院负担1471.59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但南昌范向本院补交了其他的其在韩国治疗期间所发生的诊断书、诊疗记录证明、治疗费单据和药品费单据等以上证据的使领馆公证认证手续（一审中未予提交的部分）。南昌范在二审中补交的上述使领馆公证认证手续所发生的公证及文印费为12380元。经审理，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7月1日由韩国首尔大学医院出具的《诊断书》证实:南昌范在2016年7月14日因疑是脑积水，在该院住院4天进行病情检查。2017年7月3日由韩国首尔大学医院出具诊疗费确认书证实:南昌范分别于2016年的6月4日、7月12日、7月14日至7月18日、7月20日、7月23日、10月22日及2017年的1月14日、1月31日、6月23日、7月1日、7月3日，共十四次先后在该院的神经科、过敏内科、耳鼻喉科、影像医学科进行门诊和住院治疗。南昌范所提交的其在韩国医院以外的药店购药费明细（药剂费支付确认书），只有日期和金额，并无具体各药物的名称、数量、单价等内容，但从该明细中所记载的“症状”一栏中的国际疾病分类编号来看，其购买的药物系为治疗细菌性（化脓性）脑膜炎和肺部疾病。韩国三星首尔医院于2017年7月5日出具的《诊断书》和《诊断费交付确认书》的内容看，南昌范是到韩国三星首尔医院的耳鼻咽喉科对其听力障碍（两侧感觉神经性听力消失）进行治疗。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另案已生效的（2016）吉24民终1259号民事判决中所确认的事实，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2015）医鉴字第998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认为：“一、延边医院对南昌范鼻内镜手术颅内并发症的发生和及时治疗均未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南昌范目前癫痫、智力缺损、双侧耳聋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的参与度为主要责任；二、南昌范目前重度智力缺损构成二级伤残，双耳极度听觉障碍构成四级伤残；三、南昌范目前构成完全护理依赖，需要他人长期护理，护理人数1～2人；四、南昌范已丧失劳动能力，长期无法工作，营养期酌定为2年；五、南昌范日后需长期系统抗癫痫药物治疗和言语康复训练等，后续治疗的具体费用建议以实际发生为准或双方协商解决。”在该案中，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员也已依法出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另案已生效判决已采信上述鉴定意见，本院也认为上述鉴定意见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明确。现南昌范再次申请该案的鉴定人员对该鉴定意见中的第五项鉴定结论中“…言语康复训练等”的“等”字再次作出解释。本院认为上述鉴定结论第五项所使用的词句、文字明确，根据所用词语的字面含义能够确定该词句、文字所表述的意思，并无进一步解释的必要，故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根据本院另案已生效的（2016）吉24民终1259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鉴定意见，延边医院的医疗过错只与南昌范目前癫痫、智力缺损、双侧耳聋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南昌范日后需长期系统抗癫痫药物治疗（药物依赖）和言语康复训练等后续治疗，后续治疗费用以实际发生数额确定。对南昌范重度智力缺损构成的二级伤残和双耳极度听觉障碍构成的四级伤残，本院生效判决认为已经医疗终结，并已判决延边医院赔偿其包括该残疾赔偿金405383.14元（23217.82元×18年×97%）在内的各项赔偿费用共计181万9551元。由此可见，除了已经判决承担赔偿责任的智力缺损、双侧耳聋的损害后果外，延边医院仅需对南昌范“目前癫痫”的损害后果继续承担责任，根据鉴定意见南昌范的后续治疗的范围仅为：长期进行抗癫痫的药物治疗（药物依赖）和言语康复训练等。故延边医院仅需对南昌范日后所进行的抗癫痫的药物治疗（药物依赖）以及言语康复训练等后续治疗承担继续赔偿的责任，对于其他疾病的继续治疗不再承担赔偿责任。从南昌范提供的韩国三星首尔医院于2017年7月5日出具的《诊断书》和《诊断费交付确认书》的内容看，南昌范是到韩国三星首尔医院的耳鼻咽喉科对其听力障碍（两侧感觉神经性听力消失）进行治疗，该治疗显然并非已生效判决所认定的后续治疗的范围。故南昌范再次重复主张韩国三星首尔医院对其听力障碍进行治疗的医疗费719.7元（123530韩元）和人工耳蜗附件费用13291.10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南昌范提供的其在韩国首尔大学医院治疗的诊疗费支付确认书所记载的内容看，除了2016年7月14日到7月18日住院四天以外，其他均是当日门诊治疗。同时从其提供的2017年7月1日由该医院出具的《诊断书》的内容来看，其在2016年7月14日是因疑是脑积水而在该院住院4天，因该治疗并非已生效判决所认定的后续治疗的范围，故其主张的以上住院四天的医疗费19112.44元（3280460韩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又因南昌范在韩国首尔大学医院进行的其他当日门诊治疗，均无法证实是与已生效判决所认定的后续治疗有关，故南昌范所主张的从2016年6月4日到2017年7月5日在韩国首尔大学医院发生的其他医疗费4623.4元（793560韩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因南昌范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前述治疗行为与其所需的后续治疗有关，故其主张的护理用品费1700元也没有依据，本院也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医药治疗费的赔偿，一般应以所在地治疗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药费、住院费的单据为凭。应经医务部门批准而未获批准擅自另找医院治疗的费用，一般不予赔偿；擅自购买与损害无关的药品或者治疗其他疾病的，其费用则不予赔偿”的规定，南昌范对其日后需长期进行的抗癫痫的药物治疗和言语康复训练等的后续治疗，一般应依据合理、必要原则在省内及国内的相关医疗机构或医疗康复机构进行相关的抗癫痫的药物治疗及言语康复训练等康复治疗。南昌范在没有国内相关医疗机构或医疗康复机构转诊证明（建议）的情况下，擅自自行到国外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由此而产生的相关赴韩国往返机票费用等18393.73元、韩国住宿费用11535.77元、公证认证翻译费16355.07元（3975.07元+12380元）、境外药品邮寄费用1754.84元，均属人为扩大的开支。上述费用因非属必要、合理的费用支出，本院对上述费用不予支持。南昌范主张其先后六次在韩国药店外购药品药费共计8296.43元（1424000韩元），虽然韩国首尔大学医院出具的六份院外处方中所含的十几种药物中有三种药物是延边医院认可的属于抗癫痫治疗的药物，但因其提供的该药店的诊疗费（药剂费）明细单据上仅有购药总价，并无具体药品单价明细，无法确定其主张的上述六次实际所购买的药品中是否包含抗癫痫药物以及抗癫痫药物的具体药费数额。从该药店的诊疗费（药剂费）明细中所记载的“症状”一栏中的国际疾病分类编号来看，其购买的药物系为治疗细菌性（化脓性）脑膜炎和肺部疾病。因南昌范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上述8296.43元的韩国药店外购药品药费系为购买抗癫痫治疗药物所发生，也无法说明其在国外购买相关抗癫痫治疗药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故其要求延边医院赔偿其上述韩国药店外购药品费用8296.43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延边医院赔偿前文所述各项费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对南昌范在延边医院进行癫痫复查的诊疗费308.73元，因延边医院同意按本院已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其应负的80%责任比例进行赔付，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延边医院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1民初6852号民事判决；二、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向南昌范支付诊疗费247元；如延边大学附属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南昌范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71.59元，合计3003.59元，由南昌范负担2903.59元，延边大学附属医院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新颜审判员  张玉石审判员  咸柱英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薛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