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4民初8473、8895号原告（被告）：彭某，男，1984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告（原告）：广州某某机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平步大道奇星路。法定代表人：远勤山。委托代理人：刘红娣，广东艾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成通，广东艾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彭某诉被告广州某某机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原告某某公司诉被告彭某劳动争议纠纷两案，本院于2017月10日16日和2017年10月2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被告）彭某、被告（原告）某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红娣、罗成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某诉称：原告于2008年3月20日入职被告处工作，工作岗位是管理类，2012年6月1日，被告任命原告为大阳事业部生产处计划调度科主管。原告先后共签订了三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最近一次劳动合同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合同期限从2016年3月20日起至2021年3月19日止。2017年1月20日，被告突然向原告出具《岗位/工资调整通知单》，告知原告自2017年1月1日起正式调整原告的工作岗位和工资，在无任何事先协商的情形下，单方面将原告的岗位/职级由之前的主管降职为中级职员，工资由之前的5500元降薪至4500元。针对被告这一违法的降职降薪行为，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抗议，要求被告予以改正，但被告一直不予理会。2017年2月27日、3月15日，被告都按《岗位/工资调整通知单》中降职降薪后的工资标准向原告发放2017年1月份、2月份的工资。按照被告《考勤休假管理标准》的规定，原告每周工作6天，每月出勤基本上为26天，被告明确规定周六不算加班，也从未支付过周六加班的费用。原告在夏季是8:00上班，18:00下班，在冬季是8:00上班，17:30下班，因被告是一家生产型工业企业，下班后基本上都有要求原告加班，但被告却从不登记原告工作日加班的具体情况。原告一直有要求被告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然被告均予以拒绝。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已逾9年，在职期间，原告尽忠职守、尽职尽责，将人生当中最弥足珍贵的近十年大好青春时光奉献给了被告公司，然最终换来的却是被告为达到变相裁员目的而向原告出具的一纸降职降薪通知单。迫于无奈，原告于2017年3月20日正式发函给被告，通知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并要求被告向原告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等。原告具状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自2008年3月20日至2017年3月22日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67549.66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1日期间加班工资73300.01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21日期间的工资3540.23元。5、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1月份、2月份的工资差额2000元。诉讼中，原告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为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2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000元。被告某某公司辩称：1、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08年3月21日至2017年3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2017年3月的应发工资为2951.75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后实发工资为2154.32元，被告已支付原告上述工资，原告再请求支付上述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被告调整原告的岗位及相应薪酬合理合法。原告于2008年3月20日入职被告单位，任普通职员，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在劳动合同中明确已经知悉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聘用定员管理标准》、《考勤休假管理标准》、《工资福利管理标准》等。原告入职后经多次岗位变动，2012年6开始任大阳事业部生产处计划调度科主管。2016年5月，因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不再授权被告使用大阳摩托车的商标，大阳事业部无法再生产大阳品牌的摩托车，被告因此调整生产经营方向，将大阳事业部和某某事业部合并，共同生产某某品牌的摩托车，被告也因此根据授权协议约定于2017年11月20日将“广州市大阳摩托车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某某机车有限公司”。考虑到合并后管理范围更大、事务更加繁重，而原告在2015年到2016年初期间因与人合伙开办酒吧，工作精力明显跟不上，且原来某某事业部的调度主管对某某品牌的生产运作更加熟悉，被告于2016年6月免去原告生产处计划调度科主管的职务，自2016年7月起改任副主管级的调度员，同时保留原待遇至2016年12月，2017年1月开始执行新岗位的待遇。被告于2016年7月1日将《职务（职级）变动通知单》送达给原告，原告没有就此提出任何异议，而是按照通知单的要求到副主管级的调度员岗位上班，2017年8月已经以调度员的身份在公司OA系统申请调休，2017年7月至12月期间一直在调度员岗位从事调度员工作。2017年1月20日，被告按照之前的约定，将《岗位/工资调整通知单》送达给原告，告知从2017年1月开始执行新的岗位薪酬标准，原告收到该通知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更没有以任何形式向其上级、人事部或被告的其他部门提出抗议。根据《聘用定员管理标准》第5.5.4.1及第5.5.4.3、《工资福利管理标准》第3.3.7的规定，人员降职必须降薪，原告收到降职降薪通知单后应在三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但原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且原告已经按照该调整执行超过一个月，其实际行为已经明确同意岗位及薪酬的调整，被告该调整行为合理合法，完全属于用工自主权的范围，原告以此为由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工资差额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4、被告已经足额支付原告在职期间的加班工资。被告一直实行每周上班6天，每天上班8小时的工作制度，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中已经包含每周六加班一天的加班工资。原告2008年入职以来一直执行上述工作制度，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全年因品牌合并订单减少的原因没有每周六固定加班，但支付给员工的固定加班费并未因此而减少。原告的工资组成中已经明确了加班工资及岗位津贴合计是3500元，其中固定加班费2600元、岗位津贴900元，以2000元基本工资计算每周六加班的加班工资不超过1000元，被告支付的2600元已经远超过按照法律规定计算的加班工资。因此，被告已经足额支付了原告在职期间的加班工资，原告请求按照5500元/月作为计算基数要求加班工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某某公司诉称：被告于2008年3月20日入职原告单位，任职普通职员，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被告入职后经历多次岗位变动，2012年6月开始任大阳事业部生产处计划调度科主管，2016年7月起改任副主管级的调度员，被告对于多次的工作调动均未提出异议。原告保留被告主管级待遇半年后，于2017年1月起按照调度员对应的薪资标准支付被告工资，被告于2017年3月21日以原告调整岗位违法为由主动提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17年3月27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裁决，认为原告调整被告工作岗位属于企业行使用工自主权的范畴，被告以此主张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在工资足额、加班费足额、调整岗位合法这样的前提下，仲裁委以原告拖欠被告2017年3月的工资为由裁决原告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是明显错误的，理由如下：1、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2017年3月工资的支付周期要到2017年4月才到期，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原告延迟支付被告工资的事实并未发生。2、被告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违法调整岗位、未足额支付加班费、未足额支付2017年1月至2月的工资，主张2017年3月的工资是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要求原告履行的义务，并非主张经济补偿金的理由。3、在原告没有侵害被告任何权益的前提下，被告未提前30天通知即提出离职对原告造成一定的损失，且未按照原告的规定进行交接，原告按照规定对被告的行为作自动离职处理并暂扣工资合情合理，双方对于工资的数额发生争议而延迟支付工资的不属于拖欠工资的范畴。而原告接到仲裁委的材料后，秉着调解的初衷，支付被告2017年3月的工资，希望双方息事宁人也无可厚非，不能单纯以支付的时间点认定拖欠的行为。综上，仲裁委以未发生且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裁决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原告无须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5221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被告彭某辩称：公司对我的降职降薪是一种违法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主管是管理岗位，在办公室负责管理工作，调度员没有管理的职责，在一线车间负责具体的工作，降职行为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工资也降低了1000元，劳动强度差别很大。公司在降职降薪前从未就该事宜与我进行协商，只是在2017年1月20日下发了一份《岗位/工资调整通知单》。我没有收到公司2016年7月1日下发的《职务（职级）变动通知单》。公司对我的降职降薪行为不属于自主用工权的范畴，与有关法律关于用工自主权的规定相违背。公司业务整合后，我的岗位是继续存在的，该岗位管理的范围更大，公司业务的整合与公司对我降职降薪没有任何关联关系。经审理查明：彭某于2008年3月20日入职某某公司工作，任职普通职员，后经多次岗位变动，2012年6月开始担任大阳事业部生产处计划调度科主管，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合同期限从2016年3月20日至2021年3月19日。某某公司有为彭某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某某公司实行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上下班需打卡考勤，加班需先申请并经批准。彭某的工资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每月15日发放上一个月工资，每月有工资条。某某公司已发放彭某2017年3月工资2154.32元。某某公司因商标使用许可被终止而调整生产经营方向，于2016年7月起调整彭某的岗位为副主管级的调度员，并保留彭某原有的主管级待遇不变，于2017年1月起按照中级职员级的调度员薪资标准调整彭某的待遇，工资由5500元降至4500元。彭某于2017年3月20日向某某公司邮寄《提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降职降薪侵犯合法权益为由通知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并要求某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2017年1月至2月工资差额、2017年3月工资和补缴2008年3月至9月社会保险。某某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收到该通知书。彭某于2017年3月27日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17]78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确认申请人（彭某）与被申请人（某某公司）双方在2008年3月20日至2017年3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自2017年3月21日解除。三、被申请人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2219元。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彭某于2016年9月30日收到该裁决书，于2016年10月16日向本院起诉；某某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收到该裁决书，于2016年10月27日向本院起诉。另查明，广州市大阳摩托车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变更名称为广州某某机车有限公司。本院认为：彭某与某某公司之间自2008年3月20日至2017年3月21日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为2017年3月22日。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某某公司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于2016年7月将彭某从主管岗位调整为职员岗位，工资待遇保持不变，某某公司的该调岗行为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但自2017年1月起某某公司按照彭某的新岗位降低彭某的工资，该调整工资行为实际是调岗行为的一种延续，在双方就降薪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彭某向某某公司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并要求经济补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彭某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及某某公司提供的工资表核算，原告彭某离职前十二个月（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的月平均应发工资是6610.49元。某某公司应向彭某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6610.49元/月×9月=59494.41元。关于加班工资的问题，彭某主张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1日期间每周六的加班工资应以基本工资5500元为基数计算108天共计73300.01元，某某公司辩称周六的加班工资应以基本工资2000元为基数计算且已经足额发放。某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可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某某公司以基本工资2000元为基数计算休息日工资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某某公司已足额发放了上述期间的加班工资，彭某在职期间也未就休息日加班费发放和计算方式提出异议。彭某主张休息日加班费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7年1月至3月工资差额问题，彭某主张因调岗导致待遇降低而要求某某公司补发工资差额1000元/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彭某与被告广州某某机车有限公司在2008年3月20日至2017年3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彭某与被告广州某某机车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3月22日解除。三、广州某某机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彭某支付经济补偿金59494.41元。四、驳回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广州某某机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由广州某某机车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判员  赖秋芳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汤婉斌任思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