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终54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盛炜，男，汉族，1969年3月31日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偕林，雅尔德曾陈胡（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阙凌云，雅尔德曾陈胡（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瞻武，男，汉族，1967年2月8日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泳生，广东介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盛炜因与被上诉人姚瞻武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盛炜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姚瞻武向刘盛炜支付所欠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3、改判姚瞻武向刘盛炜支付所欠借款利息，按照月息2%，自2015年3月1日暂记至2016年12月1日，利息共计人民币22万元，其余利息实际计算至姚瞻武还清借款之日止；4、判决姚瞻武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刘盛炜己提交银行转账凭证，姚瞻武如抗辩该款项为偿还以往债务而非借款的，姚瞻武应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一审庭审中，刘盛炜已提交了周某1（原债权人）人民币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且收款账户为姚瞻武名下账户，姚瞻武也确认收到了该笔款项。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如姚瞻武抗辩该笔款项为刘盛炜偿还以往债务的，姚瞻武应就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并未就姚瞻武的举证责任进行落实核查，而是在苛求刘盛炜补充更多证据，并以刘盛炜证据不足为由，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驳回刘盛炜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二、姚瞻武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存疑，不应予以认定，姚瞻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归还以往债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如前所述，姚瞻武应就其抗辩该笔款项为案外人周某2偿还以往债务承担举证责任。但庭审过程中，姚瞻武的证人林某、程某当庭回应法官提问时，己明确回复，两名证人均未听到姚瞻武手机的通话内容，无法判断姚瞻武的通话对象；亦未见到姚瞻武交付给案外人周某2派来的人员的纸条上所记载的内容，无法断定其为周某2出具给姚瞻武的欠条。同时，姚瞻武亦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亦无法提供任何己就该款项进行催收的电话或短信微信记录。因此，姚瞻武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其证人证言即使属实，也没有直接证明其所谓该笔款项系用于还款的事实，更何况其证人本身系姚瞻武的朋友及员工，其证言的真实性严重存疑。一审判决在姚瞻武证人证言存在严重瑕疵的情况下，仍认定该款项系用于归还以往债务的，其认定事实错误。	三、周某1（原债权人）与案外人周某2为父子关系，其不存在委托付款关系，周某1系姚瞻武的债权人，其有权将债权转让给刘盛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过程中，姚瞻武确认其从周某1处收悉了人民币50万元，姚瞻武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系用于偿还案外人周某2的以往债务。根据周某1在询问笔录中之确认内容，也明确了是周某1将该笔款项从个人名下账户转至姚瞻武之账户的，用途是出借款项给姚瞻武，因为姚瞻武是周某1的父亲周某2的朋友。而且出借款项后的跟进事宜则是全权由周某1负责。周某1称姚瞻武系向其父亲周某2借钱，这是十分正常的家庭关系中父子间关于对外事宜的处理，即仅说明事情的起因（姚瞻武向周某2借钱），而具体的借款合同之订立及履行，则均发生在周某1与姚瞻武之间，周某1并不是完全按照周某2的意思表示进行转款，而是自行决定出借该笔款项给姚瞻武的，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有权作出该等出借款项之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周某1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款项支付给姚瞻武时，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即生效，周某1系该借款合同的债权人。因此，其当然有权将该等债权转让给刘盛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四、刘盛炜受让的债权系真实合法成立的，其有权向姚瞻武进行追偿，一审判决使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周某2为姚瞻武债权人，从而周某1（原债权人）无权转让该笔债权，认定事实错误。同时，即使周某1确系代周某2出借款项给姚瞻武，周某2亦可以通过对于该笔债权转让给周某1之追认，进而确定周某1享有该债权，并有权将其转让给刘盛炜。一审判决以《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认定该债权转让行为存疑，适用法律错误。	五、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及法律使用偏离本案争议焦点，从而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争议焦点应为该笔人民币50万元之借款是否为姚瞻武应偿还之借款，抑或是用于归还以往债务，进而双方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明确约定，分别为各自主张进行举证。但一审判决仅凭真实性存疑且缺乏直接证明内容的证人证词，即认定“该款项是借款的依据不足”，违反了前述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举证责任，同时也未能落实《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中第八条之要求，即对于民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应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出借人的经济能力、金额大小、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和当事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等因素，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合加以判断。一审判决仅抓着了非争议焦点外的关于债权转让合理性，从而否定本次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使得姚瞻武得以免除依法应承担之还款义务，使得刘盛炜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这是本末倒置的，也是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原因。	六、一审法院在2017年7月26日将案外人周某1单独传唤至法庭，单独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但是并没有给刘盛炜，该询问笔录不应该成为一审判案依据。	姚瞻武答辩称，根据周某1在原审法院调查时所作的笔录，本案所谓的借款，债权人是周某2，周某1只是受托付款，刘盛炜是周某1的员工，所以刘盛炜与周某1之间不可能存在周某1拖欠刘盛炜债务没有现金可以偿还，必须用所谓的债权进行抵债的事实，本案的《债权转让协议》完全是律师拟定的，刘盛炜和周某1在上面签名而已，周某1在原审法院所作的笔录已经事前保证和陈述真实，而且是在法官面前所作出的，没有受到任何干预所作出的，所以，周某1的笔录跟我方的主张有一点可以印证的，就是周某1受周某2的委托支付该50万元，至于该50万元是什么性质的款项应该由委托人周某2提出主张，所以本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诉讼，为了规避管辖而制作出来的深圳南山法院管辖的虚假诉讼，因为无论是周某2、周某1还是姚瞻武，其户籍所在地都是汕头市金平区或罗湖区，有关这一点我方在管辖异议书和管辖异议上诉状中都有提及，虽然管辖异议得不到法院的采纳，但是南山法院在实体审理的过程中注意到本案所谓的债权转让是一个虚假的债权转让，并作出的正确的处理，所以刘盛炜的上诉不能成立，应予以维持。	刘盛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姚瞻武向刘盛炜支付所欠借款本金50万元；二、姚瞻武向刘盛炜支付所欠借款利息，按照月息2%，自2015年3月1日暂计至2016年12月1日，利息共计22万元，其余利息计至姚瞻武还清借款之日止；三、姚瞻武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27日，案外人周某1以其尾号为5276的中国银行账户向姚瞻武尾号为7302的交通银行账户转出1笔50万元的款项。案外人周某1称是受其父亲周某2的委托向姚瞻武转账，姚瞻武向其父亲周某2借款50万元，承诺月利率2%，因金额不大，且基于信任双方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	案外人周某1称其与刘盛炜系朋友关系，且经常委托刘盛炜办理事务。刘盛炜与案外人周某1于2016年12月13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将案外人周某1对姚瞻武享有的一切债权全部转让给刘盛炜，包括借款本金50万元、利息22万元（自2015年3月1日暂计至2016年12月1日共计22个月，月息2%）、2016年12月1日之后至姚瞻武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	刘盛炜委托王偕林律师于2017年1月4日通过EMS快递向姚瞻武寄送债权转让通知书。	证人林某、程某出具证言，称2015年2月27日上午案外人周某2在电话中答应让其儿子周某1代其汇款50万元还给姚瞻武，姚瞻武在确认收到款项后，将欠条交给案外人周某2派来的人员。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并经当庭质证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询问笔录、证人证言为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刘盛炜主张姚瞻武于2015年2月27日向案外人周某1借款50万元，仅提供一张汇款凭证作为证据，并无借款合同、欠条等来证明借款的事实，且该汇款凭证中无备注该款项是借款，证据不充分；案外人周某1在询问笔录中称涉案款项是其代父亲周某2汇给姚瞻武的，证人证言也证实了这一点，原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因此，即使涉案的50万元是借款，那么债权人应是周某2，而不是周某1，周某1并无依据转让该债权。刘盛炜主张姚瞻武向案外人周某1借款50万元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根据上述分析，刘盛炜主张其对姚瞻武享有50万元的债权存在重大疑点，证据不充分，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刘盛炜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盛炜的诉讼请求。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以下事实:1、周某2、周某1二审期间出庭作证，均陈述周某1向姚瞻武支付50万元，姚瞻武承诺周某1一年以后可以拿项目的股权，也可以按本金50%的利率拿利息。2、周某1表示刘盛炜是其员工，因其自己经常在外面跑业务，为了方便就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刘盛炜，刘盛炜追讨完之后会将钱还给周某1。	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转让纠纷。关于周某1对姚瞻武的债权，本院分析如下：1、周某1在原审询问笔录中称涉案款项是其代父亲周某2汇给姚瞻武的，因此，涉案50万元的权利人应是周某2，而不是周某1；2、周某1在二审中否认其在原审的陈述，但即使涉案50万元的权利人为周某1，从周某2、周某1在二审期间的陈述来看，周某1向姚瞻武转款50万元的目的是投资而非出借款项，并无证据证明姚瞻武承诺周某1可以按本金50万元50%的利率拿利息，无法由此得出周某1与姚瞻武之间就涉案50万元已形成借贷关系的结论；3、刘盛炜起诉时称“2015年2月27日，姚瞻武向周某1借款50万元，并口头约定借款月利率2%，月利息1万元，每月1日支付当月利息…”，刘盛炜的陈述与周某2、周某1在二审期间的陈述相互矛盾，故三人的陈述均真实性存疑，无法采信。综上，刘盛炜关于周某1与姚瞻武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故周某1不具备向刘盛炜转让债权的基础。此外，从周某1的陈述来看，其实质是委托刘盛炜为其追索债权，并非将债权转让给刘盛炜，周某1与刘盛炜之间应为委托关系而非债权转让关系。刘盛炜关于其已受让周某1对姚瞻武的债权，姚瞻武应向其偿还借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盛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00元,由上诉人刘盛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媛	审判员 刘  向  军	审判员 叶    艳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方佳娜(兼)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