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民再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余燕儿，女，汉族，1971年4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元，广东广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保明，广东广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进居，男，汉族，1954年12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熊才安，男，汉族，1954年8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以上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万银，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梓逸，男，汉族，1991年12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广东法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函秋，广东法仕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余燕儿因与被申请人陈进居、熊才安及原审第三人刘梓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476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1日作出（2015）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51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余燕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元、赵保明，被申请人陈进居、熊才安及两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万银，原审第三人刘梓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燕儿申请再审称，请求支持余燕儿的诉讼请求，驳回陈进居、熊才安的反诉请求。（一）陈进居、熊才安用欺诈手段诱使余燕儿签订《转让合同》，该合同应为无效或者按余燕儿的要求撤销。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合同的效力问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章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陈进居、熊才安故意隐瞒广州市广源天然泉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源公司）的权属，将他人所有的公司谎称为自有公司，并由陈进居亲手书写《转让合同》，明确表示将“包括厂内一切资产”转让给余燕儿，合同签订前的“厂内外债务均由陈进居、熊才安负责”。但工商登记清楚表明，该公司100%股权属于陈荣照，尽管陈荣照诉讼中出庭证明陈进居、熊才安隐名各持股30%，但与当初的意思表示相距甚远。陈进居、熊才安故意隐瞒公司权属真实情况的行为已构成欺诈，由此导致余燕儿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并在签订《转让合同》后支付款项。此外，按照陈荣照在一审庭审中的证言，其于2010年已将股份转给蔡敬祥，从本案的前因后果不难看出，本案是陈进居、熊才安与蔡敬祥等人恶意串通，以转让公司资产的名义诱使余燕儿投资，损害余燕儿的利益。因此，本案最低限度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按余燕儿的要求撤销《转让合同》，责令陈进居、熊才安返还已支付的600000元款项并支付利息，驳回陈进居、熊才安的反诉请求。（二）退一步来说，即使不考虑合同的效力问题，二审判决认定陈进居、熊才安已向余燕儿交付《转让合同》约定的资产、已履行了合同义务，该基本事实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首先，二审判决单方面采信陈进居、熊才安提供的证人证言，本案的四名证人中，蔡敬祥、陈荣照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莫应华虽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他是蔡敬祥的关系人，受益于蔡敬祥并担任广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管理公司，与本案也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纵观全案，三证人与陈进居、熊才安明显恶意串通损害余燕儿的利益，其证言缺乏客观中立性且三人的证言多有矛盾、不实之处，不具可采性。例如，莫应华陈述是蔡敬祥和余燕儿聘请他，事实上余燕儿根本不认识莫应华。陈进居、熊才安提供的投资款收据显示，广源公司2012年出具的收据中就有莫应华的签名，表明其已在该公司工作。蔡敬祥、莫应华称余燕儿曾到公司开会参与决策，却未能出示任何会议记录佐证。证人陈荣发在法庭上证实，只在厂里见过余燕儿，不清楚余燕儿是否有参与公司经营。作为一直在公司工作的老员工和公司的管理员，如果余燕儿参与经营他怎么会不清楚？对此证言，二审判决选择性地忽视，有违司法公正。其次，陈进居、熊才安未提供证明证实已向余燕儿交付“厂内的一切资产”。二审判决认定陈进居、熊才安已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唯一理由是陈荣照已将广源公司49%的股权转到刘梓逸的名下，而余燕儿与刘梓逸是母子关系。余燕儿与刘梓逸虽然是母子关系，但两人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余燕儿并无明确授权、事后也未确认将自己与陈进居、熊才安签订的《转让合同》权益转让给刘梓逸，《转让合同》与陈荣照、蔡敬祥、刘梓逸之间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二审判决将两者混为一谈，缺乏依据。此外，刘梓逸只受让了49%的股权，与《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公司全部资产不符，也与陈进居、熊才安共同持有60%的股权不符。再次，《转让合同》明确转让的是“包括厂内的一切资产”，当然包括股权，也包括所有有形和无形的财产。但是，陈进居、熊才安未向余燕儿交付任何财产。广源公司实际由蔡敬祥控制和经营，余燕儿与刘梓逸均未得到任何权益。（三）二审判决认定余燕儿尚有剩余款项1000000元未支付陈进居、熊才安，该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退一步来说，即使确认陈荣照向刘梓逸转让股权的行为与陈进居、熊才安履行《转让合同》存在关联，按照陈荣照、蔡敬祥、刘梓逸三方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和《广州市广源天然泉水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书》，陈荣照将49%的股权转给刘梓逸，转让金额为294000元。即《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已对《转让合同》所约定的转让份额、价款等内容作了变更，转让广源公司的总价为600000元，刘梓逸应支付对价294000元。那么，本案已不存在余燕儿尚有剩余款项1000000元未支付的问题，法院应该驳回陈进居、熊才安的反诉请求，并判令陈进居、熊才安向余燕儿返还多支付的306000元。然而，二审判决一方面按照《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认定陈进居、熊才安向余燕儿交付了资产，另一方面又回避该合同约定转让的份额和价款，无视该合同已对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之间《转让合同》所约定的份额、价款等内容已变更的事实，支持陈进居、熊才安的反诉请求，完全是自相矛盾。综上所述，本案的根本问题是合同效力问题，而不是合同的履行和违约责任问题。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也缺乏证据证明。陈进居、熊才安辩称，《转让合同》有效，不应当被解除。理由如下：（一）《转让合同》有效且已经实际得到履行。余燕儿申请再审时称陈进居、熊才安实施欺诈行为，因为陈进居、熊才安并不是广源公司的股东，无权转让公司股权。而再审庭审时，余燕儿改称该合同根本无法履行，且陈进居、熊才安根本不能履行这份合同。根据陈进居、熊才安提交的相关收据，足以证实陈进居、熊才安是广源公司的实际股东。广源公司的原股东陈荣照证实陈进居、熊才安是广源公司的实际股东，广源公司现在的股东蔡敬祥也承认陈进居、熊才安曾经的广源公司股东身份，而且蔡敬祥所确认的陈进居、熊才安原持有的股份与陈进居、熊才安的陈述一致。因此，陈进居、熊才安原为广源公司实际股东的身份确定无疑。陈进居、熊才安有权处分属于其名下的实际股权。（二）余燕儿主张陈进居、熊才安对其实施欺诈，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受到了欺诈，反而陈进居、熊才安向法庭提交的短信、三位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余燕儿没有受到欺诈。（三）考察本案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应否解除、是否已经无法履行，撇不开考察两份合同之间的关联性。2013年7月5日，余燕儿经蔡敬祥介绍，为了给儿子找一份事做，向陈进居、熊才安购买了广源公司股份，签订《转让合同》并支付了600000元。之后的2013年7月8日，余燕儿与其子刘梓逸一起到工商局，办理广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即在办理变更登记时余燕儿在场。但是，余燕儿对此解释是，其不知道刘梓逸购买了广源公司的股份。这样的陈述完全违背客观事实。因此，《转让合同》合法有效，通过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以及余燕儿、刘梓逸参与广源公司的经营管理，这些事实能证明《转让合同》已经得到了实际履行。综上，请求依法维持一、二审判决，支持陈进居、熊才安的反诉请求。刘梓逸述称，对余燕儿的再审请求无异议。余燕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签订的《转让合同》；2.陈进居、熊才安退回余燕儿60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3年7月5日起计至陈进居、熊才安清偿之日止）。陈进居、熊才安反诉请求：判令余燕儿向陈进居、熊才安支付转让款100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反诉之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源公司原是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其工商登记的股东是陈荣照。陈进居、熊才安主张该公司内部实际由陈荣照、黎耀兰、陈进居合伙经营，持股比例为陈荣照占40%、黎耀兰、陈进居各占30%。陈进居、熊才安为此提供了收款收据拟证明其实际出资情况。收款收据均加盖有广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陈荣照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实三方合伙及出资到位的事实。2013年7月，陈荣照将其在该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蔡敬祥，黎耀兰、陈进居将其在该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余燕儿。熊才安与黎耀兰是夫妻关系，诉讼过程中，黎耀兰表示其在广源公司的权利义务由熊才安享有与承受。2013年7月5日，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签订一份《转让合同》，内容如下：原亮星村与《广州市广源天然泉水有限公司合同》，前者陈进居、熊才安两人产权现今全部退出，转让给余燕儿女士（包括厂内一切资产），转让金两者合计人民币1600000元；至签合同止，厂内外债务均由陈进居、熊才安负责，与余燕儿无关。余燕儿于合同签订当日向陈进居、熊才安支付600000元。2013年7月8日，广源公司股东由陈荣照变更登记为蔡敬祥、刘梓逸。余燕儿主张，陈进居、熊才安至今未将广源公司的资产转让给余燕儿，因此诉请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要求陈进居与熊才安返还其支付的600000元。陈进居、熊才安主张，其已将广源公司的资产全部转让给了余燕儿，余燕儿要求将公司的股权变更至余燕儿的儿子即刘梓逸的名下。陈进居、熊才安已经履行了《转让合同》的义务，余燕儿至今还有1000000元未付，应支付给陈进居、熊才安。陈荣照、莫应华、蔡敬祥、陈荣发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荣照陈述，其与黎耀兰、陈进居合伙经营广源公司，但三方一致协商由陈荣照一人办理工商登记；后来其将自己名下实际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蔡敬祥，并应黎耀兰与陈进居的要求，将黎耀兰与陈进居实际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余燕儿，并到工商部门办理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时，其本人与莫应华、余燕儿及其儿子刘梓逸均在场，应余燕儿的要求，将股份转至其儿子刘梓逸名下；陈荣照与刘梓逸、蔡敬祥在工商部门签订一份《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刘梓逸没有支付对价给陈荣照。莫应华陈述，其是蔡敬祥、余燕儿聘请的广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经营管理广源公司；在工商部门变更股权登记时其本人也在场，当时是余燕儿要求将股权登记在其儿子刘梓逸名下；余燕儿实际参与了广源公司的管理与决策。蔡敬祥陈述，其与余燕儿是广源公司的股东，他们均参与了公司的管理与决策；陈进居、熊才安实际将公司资产交付给了余燕儿。陈荣发陈述，其从广源公司成立一直在该公司工作至今，其代表公司收到了黎耀兰、陈进居的出资款。以上事实，有余燕儿提交的《转让合同》、东莞银行进账单、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变更（备案）记录、《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股东决定书，陈进居、熊才安提交的户口簿、广州市广源天然泉水有限公司的工商查询资料、收款收据、收条、证人证言，以及谈话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陈进居、熊才安是否已经将广源公司的一切资产转移给了余燕儿。首先，四个证人分别为广源公司原股东、法定代表人、新股东、管理人员，他们均对广源公司的内部股权、经营管理比较了解，并实际参与了股权变更等手续，其证言互相印证，故对该四位证人的证言应予以采信。根据陈荣照的证言以及陈进居、熊才安提交的收款收据，可以认定广源公司2013年7月前实际由陈荣照、黎耀兰、陈进居进行合伙经营的事实。其次，根据陈荣照、莫应华、蔡敬祥的证言，该三人均参与了广源公司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并都在场，且均证实当时是在余燕儿的要求下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在刘梓逸的名下，即陈荣照在黎耀兰、陈进居的要求下已经将黎耀兰、陈进居的实际股权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虽然在工商部门时由陈荣照与蔡敬祥、刘梓逸签订了相关合同，但陈荣照明确刘梓逸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而刘梓逸在庭审中也无法说明具体的对价、交易过程且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对刘梓逸的陈述意见，应不予采信。可见，黎耀兰、陈进居已经将广源公司的实际股权转让给了余燕儿。最后，根据莫应华、陈荣发的证言，余燕儿从2013年7月实际参与了广源公司的管理与决策，也实际控制了广源公司的资产，莫应华也是由余燕儿与蔡敬祥聘请。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并没有在合同中约定具体的资产及资产交接的方式，因此，黎耀兰、陈进居实际已经将广源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转移给了余燕儿。综上，黎耀兰、陈进居已经实际履行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签订的《转让合同》，余燕儿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要求陈进居与熊才安退还款项600000元及利息，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另外，黎耀兰表示其在广源公司的权利义务由熊才安享有与承受，应予以确认。陈进居、熊才安反诉余燕儿支付剩余转让款1000000元，因陈进居、熊才安已经履行《转让合同》的义务，故余燕儿应支付剩余转让款给陈进居、熊才安。陈进居、熊才安主张余燕儿支付剩余转让款1000000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反诉之日即2014年7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余燕儿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陈进居、熊才安合同转让款1000000元及其利息。二、驳回余燕儿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138.6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900元，共17038.68元，均由余燕儿负担。余燕儿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1.解除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签署的《转让合同》；2.判令陈进居、熊才安向余燕儿退还款项600000元并支付利息；3.驳回陈进居、熊才安的全部反诉请求。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二审对余燕儿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余燕儿要求解除其与陈进居、熊才安签订的《转让合同》的理由是否充分；二、陈进居、熊才安是否应向余燕儿退还款项600000元及利息；三、余燕儿是否应向陈进居、熊才安支付转让款1000000元及利息。关于焦点一。余燕儿要求解除《转让合同》的主要理由是，陈进居、熊才安不是广源公司股东、亦无权转让广源公司资产且该《转让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根据一审期间证人陈荣照、莫应华、蔡敬祥、陈荣发出庭所作陈述，鉴于四证人均与广源公司有密切联系，并以不同的身份及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广源公司成立至今的实际经营管理及案涉股权变更过程，且四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一审判决采信四证人的证言并无不当。由此，可以认定陈进居、熊才安在《转让合同》签订之前与陈荣照合伙经营广源公司并实际享有广源公司部分股权，可以认定原审第三人刘梓逸基于余燕儿的指定而成为广源公司现任登记股东之一，可以认定余燕儿基于《转让合同》取得了广源公司的股东权利。虽然《转让合同》表述的内容为产权转让，但广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陈进居、熊才安作为股东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其出资份额所对应的财产权利。综上，陈进居、熊才安作为广源公司的实际股东之一，有权转让其所享有的广源公司股权，现陈进居、熊才安已按照余燕儿的要求办理了股东变更手续，即已履行完毕《转让合同》的合同义务，余燕儿要求解除《转让合同》的理由均无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关于焦点二及焦点三。由于《转让合同》没有解除事实，余燕儿要求陈进居、熊才安基于合同解除而向其退还转让款600000元及利息没有法律依据。而陈进居、熊才安已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余燕儿应当向陈进居、熊才安支付剩余转让款1000000元。由于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转让金的支付期限，且股东变更登记早已于2013年7月8日完成，一审判决对陈进居、熊才安要求从反诉之日起计算剩余转让款1000000元的利息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余燕儿的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前述援引法律的规定，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9200元，由余燕儿负担。再审认定事实：对于陈进居、熊才安在广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前的份额，（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476号民事判决认定有误，其余事实认定清楚，再审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本案一、二审诉讼期间，余燕儿本人均未到庭。再审庭审时，余燕儿本人到庭陈述相关事实。1.关于《转让合同》效力，余燕儿主张该合同因客观上无法实际履行而应依法予以解除。理由是：证人蔡敬祥、莫应华、陈荣照与陈进居、熊才安存在利益关系，故上述证人出庭所作陈述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刘梓逸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陈荣照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在此情况下，陈进居、熊才安无法向余燕儿履行《转让合同》。2.余燕儿本人经营私营企业，其儿子刘梓逸曾从事与水厂有关的事务。3.签订《转让合同》前，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没有洽谈过。蔡敬祥向余燕儿介绍广源公司转让的事，称陈进居因急需钱偿还他人债务，否则就得用公司抵债。4.签订《转让合同》时，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第一次见面。因为与蔡敬祥认识20多年，余燕儿系相信蔡敬祥的介绍才签订该合同。当时余燕儿没有问及广源公司是否只属于陈进居、熊才安二人，而陈进居、熊才安除了说广源公司是他们的，也没有说明广源公司还有其他股东。余燕儿没有要求陈进居、熊才安出示广源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公司财产清单等，而陈进居、熊才安也没有向余燕儿出示过这些材料。5.对于《转让合同》的内容，余燕儿理解是接手整个公司，包括公司的股权、机器设备及该合同写明的一切资产，余燕儿的股权应该是100%。对于合同中“原亮星村与《广州市广源天然泉水有限公司合同》”的含义，余燕儿没有问过，陈进居似乎说过该合同与水源有关。6.多年前，余燕儿曾与朋友去过一次广源公司，当时蔡敬祥在广源公司工作。在签订《转让合同》并支付600000元后，虽然蔡敬祥应余燕儿要求到了广源公司，但没有任何人向余燕儿提交任何资料，所以余燕儿也不知道当时广源公司的股东是谁。7.关于广源公司股权变更经过：蔡敬祥于2013年7月8日通知余燕儿说“他们”准备去工商局，而余燕儿也想去工商局了解受让公司的情况，因刘梓逸也说去工商局办事（但没说办什么事），母子二人一同去工商局。当天陈进居、熊才安两人没有到场，蔡敬祥也没有说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就是余燕儿受让的广源公司，余燕儿后来看到有关材料才知道陈荣照是广源公司100%股权持有人，同时清楚刘梓逸去工商局办理什么事情。之后，刘梓逸向余燕儿解释其与蔡敬祥合股经营广源公司的事，并表示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余燕儿从工商局回家后，发觉事情不对，就跟蔡敬祥联系。当时蔡敬祥称，既然蔡敬祥与刘梓逸合作经营广源公司，余燕儿就放弃与陈进居、熊才安合作。正因为如此，余燕儿才要求陈进居、熊才安退款。（二）陈进居对《转让合同》签订经过的陈述。1.签订合同前洽谈的情况：陈进居、熊才安与余燕儿见过几次面，余燕儿及其朋友、蔡敬祥去过广源公司两次，陈进居、熊才安向余燕儿出示过营业执照及公司财务资料等，也说明了公司负债情况。第一次见面是在尼罗河酒店，熊才安没有去。余燕儿向陈进居表示，其儿子读书回来没有工作可做，想接手陈进居的公司。陈进居当时已告知余燕儿，公司是由陈进居、蔡敬祥及“另一个朋友”（即熊才安）各占一股。原先只是陈进居想退出公司股份，熊才安知道陈进居转让股份的事情后，也打算转让其股份，而余燕儿同意受让陈、熊二人的股份。2.《转让合同》签订的情况：该合同由陈进居拟写，因为陈荣照跟亮星村签订过《广州市广源天然泉水有限公司合同》（但陈进居本人没见过这份合同），考虑到广源公司转让给余燕儿，就把该公司的牌一起转让出去。陈进居、熊才安转让给余燕儿的是广源公司66.66%的股份，包括二人股份对应的机器设备等一切财产。当时余燕儿要求陈进居、熊才安把广源公司股份转到刘梓逸名下后，她才支付1000000元。《转让合同》签订前后，蔡敬祥没有向广源公司增资，陈进居、熊才安二人也没有向蔡敬祥转让股份。另，广源公司登记资料显示，广源公司住所地在广州市增城正果镇亮星村内。（三）关于广源公司股权变更情况及资产状况。1.一审庭审时，陈荣照出庭作证陈述，其于2010年9月从广源公司退股，其股份转给蔡敬祥，但工商、税务登记没有变更；蔡敬祥出庭作证确认从陈荣照处受让股份，但未说明受让股份的时间。2.陈进居、熊才安再审时陈述：陈荣照原先是股东，占广源公司40%股份，陈进居、熊才安各占30%。其后陈荣照退出，蔡敬祥受让陈荣照股份，陈进居、熊才安与蔡敬祥约定各占公司三分之一股份。签订《转让合同》后，陈进居、熊才安不再过问广源公司的事，所以不知道刘梓逸在广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后为何享有广源公司股份是49%。3.陈进居、熊才安一审提供的收款收据显示，在2010年2月22日至2012年7月13日期间，广源公司收取黎耀兰、陈进居投资款各七十万元以上，大部分收款收据是填写式单据，加盖了广源公司财务专用章，陈进居有两张投资款收据是另行书写的，显示收款人为“陈荣照”。4.《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股东决定书》均载明，陈荣照原出资6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0%），股权转让后，蔡敬祥出资306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1%；刘梓逸出资294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9%。5.陈进居、熊才安再审时陈述，广源公司的资产包括5吨货车、生产线两条（桶装水、瓶装水各一条）、水桶约2万个等，房子是租的但花了600000元装修（陈荣照负责装修事宜，陈荣照、陈进居、熊才安都有出资）。（四）刘梓逸对《转让合同》签订经过及其成为广源公司股东后参与经营情况的陈述。经蔡敬祥介绍，刘梓逸与陈荣照认识。蔡敬祥称陈荣照有公司100%的股份。之后，蔡敬祥跟刘梓逸洽谈合作经营广源公司事宜。在办理工商登记时，刘梓逸才认识陈荣照；在再审庭审时才第一次见到陈进居、熊才安。刘梓逸曾做过广源公司分销商，了解广源公司的前景，就想入股广源公司，但这样的想法没告诉余燕儿。因蔡敬祥提起合作经营的事，刘梓逸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前曾去公司看过一两次（余燕儿没有同去），现场比较破旧，只有一条生产线。蔡敬祥介绍整个公司只要600000元就可以拿下（包括公司的牌照、取水证），刘梓逸只需出资294000元，其余由蔡敬祥出资。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余燕儿指点了刘梓逸，然后就离开了。直到一审判决作出后，刘梓逸才知道广源公司的纠纷与余燕儿也有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刘梓逸又去过广源公司几次，作为股东，与蔡敬祥、莫应华召开过公司内部会议，也办理过后续更新生产线、水桶购买、变更公司产品的事宜。刘梓逸当时不清楚广源公司的资产及负债情况，自己没有问过，蔡敬祥也没有跟刘梓逸说过，从账面上来看（股权变更登记之后看到），广源公司略有盈余。该公司的一辆车曾登记在一名员工名下，因该员工准备离职，刘梓逸成为广源公司股东后，该车变更登记到刘梓逸名下，其后因刘梓逸不常在公司，也不懂车辆业务，又变更登记到莫应华名下。公司变更登记后，陈荣照、蔡敬祥均未向刘梓逸索要过股份转让款，最近一两年刘梓逸没有再去广源公司，因为蔡敬祥占广源公司股份多，刘梓逸默认公司的事情由蔡敬祥处理，但蔡敬祥从未向刘梓逸提起公司运营情况。在刘梓逸未支付股份转让款的情况下，对于陈荣照为何将公司49%的股份转让给刘梓逸，刘梓逸表示不清楚，其认为蔡敬祥已跟陈荣照谈好价钱，故刘梓逸只需要把钱给蔡敬祥就行了。（五）再审期间，陈进居、熊才安申请蔡敬祥、陈荣照、莫应华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1.蔡敬祥陈述：蔡敬祥于2010年受让陈荣照原先在广源公司40%的股份，后来与陈进居、熊才安约定各占公司三分之一股份。的确是蔡敬祥介绍余燕儿购买陈进居、熊才安在广源公司的股份，《转让合同》签订时其在场，但不清楚《转让合同》的具体内容。余燕儿找人盘过广源公司的资产，所以蔡敬祥知道余燕儿受让股份的价格是1600000元。关于蔡敬祥与刘梓逸在广源公司的股份比例，这是蔡敬祥与余燕儿协商的结果，没有跟刘梓逸谈过。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余燕儿与蔡敬祥一起到佛山考察过。2.莫应华、陈荣照陈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余燕儿一直在场。（六）关于手机短信。再审庭审时，陈进居、熊才安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万银律师出示了其与余燕儿手机短信内容，并提供作为本案证据。2015年7月25日手机短信内容（经查卷宗，余燕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15年7月21日收到本案二审民事判决书）：余燕儿向章万银表示，陈熊蔡三人中，其只认识蔡敬祥；该三人合伙的公司经营不善，当时陈欠赌债被追债，而余燕儿受到多年朋友蔡敬祥的欺骗而加入公司，并因心软而先付款600000元，但看到水厂后心都凉了，要求退款、提出解决方案均无人理会，不得已才起诉。余燕儿确认手机短信内容的真实性。陈进居、熊才安主张短信内容能够证明如下事实：1.签订《转让合同》时，余燕儿知道公司是由蔡敬祥、陈进居、熊才安三人共同经营。2.余燕儿之所以加入公司，是因为蔡敬祥的原因。3.余燕儿与蔡敬祥就公司股权的处分进行过沟通。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手机短信及再审庭审笔录等证实。本院再审认为，再审申请人余燕儿与被申请人陈进居、熊才安及原审第三人刘梓逸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现由本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本案应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关于本案案由。由于本案中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争议的主要是《转让合同》，而该合同的标的是公司产权、资产，故本案案由宜确定为合同纠纷。关于《转让合同》的效力。虽然余燕儿在申请再审时曾主张其受陈进居、熊才安欺诈而签订该合同，要求撤销该合同，但再审审理开庭时，余燕儿仍循其一、二审期间的主张，认为因陈进居、熊才安客观上无法履行而请求解除该合同。从《转让合同》内容看，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协商转让广源公司产权、资产，转让标的合法，且从诉讼过程中利害关系人的陈述看，并未损害第三人利益，故该合同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查；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围绕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及被申请人的答辩、原审第三人的陈述，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转让合同》是否应当解除；二、陈进居、熊才安是否应当退还余燕儿6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三、余燕儿是否应当支付陈进居、熊才安转让款1000000元及相应利息。一、关于《转让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根据本案证据，各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本院认为，原审第三人刘梓逸与案外人履行《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原审第三人、案外人协商的结果，《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实为《转让合同》股权部分的履行，加上广源公司实物资产的交付，陈进居、熊才安实际已全部履行《转让合同》，故《转让合同》无需解除。理由如下：（一）《转让合同》签订前，陈进居、熊才安实为广源公司隐名股东。对此，陈进居、熊才安除了陈述，还提供了各自的收款收据，证明其出资的情况。关于证人证言，由于陈荣照等与广源公司的关系有相应的证据证实，陈荣照等人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知道案件情况的个人，不能仅仅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而否定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余燕儿认为证人与陈进居、熊才安串通损害余燕儿利益，并无证据证实。各证人的陈述并无明显矛盾，本院予以采信。广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前的唯一登记股东陈荣照确认陈进居、熊才安二人隐名股东身份，股权变更登记后的股东之一蔡敬祥也确认此前陈进居、熊才安二人隐名股东的身份。所以，陈进居、熊才安对此已完成举证责任，对于陈进居、熊才安在《转让合同》签订前为广源公司隐名股东的主张应予以采信。（二）《转让合同》签订前，余燕儿应当知道陈进居、熊才安在广源公司的股份比例，以及广源公司当时的资产状况。虽然陈进居、熊才安以及案外人陈荣照、蔡敬祥等人关于《转让合同》签订前广源公司股权变更、股东股份比例的陈述没有书面证据可以证实，但这些人在诉讼中陈述的股权变更先后顺序、股东股份比例并无明显矛盾之处，应予以采信。根据这些陈述，广源公司股权变更情况如下：陈荣照与陈进居、熊才安合伙期间，该三人股份比例为4：3：3；陈荣照于2010年退出股份后，蔡敬祥受让陈荣照的股份，其与陈进居、熊才安的股份比例开始时仍为4：3：3，后来约定为1：1：1。二审对于《转让合同》签订前蔡敬祥、陈进居、熊才安的股份比例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二审对此认定有误，主要是采纳陈荣照的陈述。但是，陈荣照自己陈述其于2010年已退股，因而其不能确切知道蔡敬祥、陈进居、熊才安各自的股份比例也属正常。而在再审庭审时，蔡敬祥自己确认在股权变更登记前其与陈进居、熊才安的股份比例各占三分之一，这是不利于蔡敬祥自己的陈述，故可采信。综上，在签订《转让合同》时，陈进居、熊才安二人共享有广源公司三分之二的股份。《转让合同》虽然没有明确表述陈进居、熊才安在广源公司的股份比例，只是写明转让的产权包括厂内一切资产，表述为“陈进居、熊才安两人产权全部退出”，并无转让广源公司中不属于其二人产权的意思。余燕儿再审庭审时陈述：签订《转让合同》时，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是第一次见面；当时余燕儿没有问及广源公司是否只属于陈进居、熊才安二人，而陈进居、熊才安除了说广源公司是他们的，也没有说明广源公司还有其他股东；余燕儿没有要求陈进居、熊才安出示广源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公司财产清单等。余燕儿的上述陈述，明显不可信，按余燕儿的说法，即使当时其急于为其子刘梓逸找一份工作，但余燕儿自己也是私营企业主、做生意的人，如果仅仅因为相信老朋友蔡敬祥的介绍，在与陈进居、熊才安第一次见面的情况下，在交易前什么都不问清楚，什么都不查看，直接签《转让合同》，并向陈进居支付款项600000元，然后才去公司现场查看，如此行为明显有违人们通常的交易惯例，也与其职业应具有的投资赢利动机、风险控制意识不匹配。而陈进居、熊才安称双方签订《转让合同》前见面多次，并且余燕儿还去公司现场查看两次，这一陈述符合交易习惯，较为可信。而且，蔡敬祥再审作证时陈述，余燕儿曾找人盘过公司资产，该证人证言也较为可信，不然无法解释《转让合同》将转让价款确定为1600000元有何依据。在《转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余燕儿一方面称是基于对蔡敬祥的信赖而签订《转让合同》，另一方面又主张蔡敬祥的证人证言不可信，明显是矛盾的。现余燕儿以广源公司原登记的股东陈荣照享有100%股权为由，主张陈进居、熊才安是否有权处分广源公司股权及一切产权存在疑问，即否认陈进居、熊才安原在广源公司为隐名股东身份的事实，其实质仍是主张陈进居、熊才安在交易时对余燕儿实施了欺诈，显然与其解除合同的主张也是矛盾的，不足采信。所以，《转让合同》的内容应该是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讨论过的，在当时是没有歧义的。根据现有证据，应当认定余燕儿在签订《转让合同》时应当知道陈进居、熊才安在广源公司的股份比例，以及广源公司当时的资产状况。（三）陈进居、熊才安已通过陈荣照向余燕儿转让股权（按照余燕儿的指示由其子即原审第三人刘梓逸持有股权），且刘梓逸确认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行使了股东权利，这表明股权及固定资产等均进行了交接。余燕儿否认陈进居、熊才安已履行《转让合同》的义务，并主张因该合同在客观上无法实际履行而应依法予以解除。但陈进居、熊才安认为其已履行《转让合同》的义务，理由是广源公司的股权已转至余燕儿之子刘梓逸名下，刘梓逸也实际参与了广源公司管理。而余燕儿、刘梓逸否认刘梓逸受让股权及参与广源公司管理是陈进居、熊才安履行义务的结果，因为刘梓逸并不是从陈进居、熊才安处受让股权，所以，刘梓逸受让股权及参与管理与陈进居、熊才安无关。在双方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从举证证明责任来说，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此，陈进居、熊才安一审及再审均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关于履行的情况涉及陈荣照与刘梓逸之间签订的《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与《转让合同》的关系。首先，陈进居、熊才安已向按余燕儿指示转让股权。在2013年7月8日广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前，陈荣照是该公司唯一股东及100%股权持有人，陈荣照亲自到工商管理机关办理了该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而，对于广源公司股权变更事宜，陈荣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第一款规定的“知道案件情况的个人”。陈荣照在一审庭审时即陈述：其将自己名下实际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蔡敬祥，并应黎耀兰（熊才安的妻子）与陈进居的要求，将黎耀兰与陈进居实际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余燕儿，并到工商部门办理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时，其本人与莫应华、余燕儿、刘梓逸均在场，应余燕儿的要求，将股份转至余燕儿的儿子刘梓逸名下；陈荣照与刘梓逸、蔡敬祥在工商部门签订一份《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刘梓逸没有支付对价给陈荣照。从以上陈述可知：1.将广源公司的部分股份变更至刘梓逸名下，是陈进居、熊才安及余燕儿共同的要求；2.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余燕儿及刘梓逸均在场；3.刘梓逸没有支付股权变更对价。对于第3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于第2点，余燕儿、刘梓逸也承认当时母子二人在场，但对于余燕儿参与股权变更登记的程度，余燕儿、刘梓逸不确认证人的说法；对于第1点，余燕儿、刘梓逸直接予以否认。对此，应作如下理解：虽然陈进居、熊才安将其在广源公司的股份转给刘梓逸没有书面证据，但除了陈进居、熊才安二人的陈述，陈荣照作证予以证实。作为广源公司变更后的股东之一，蔡敬祥对于刘梓逸受让陈进居、熊才安原先在广源公司股份的事实没有异议，而且按照余燕儿的陈述，正是蔡敬祥介绍余燕儿购买陈进居、熊才安在广源公司的股份。余燕儿、刘梓逸以二人虽系母子关系，但系各自独立民事主体为由，否认刘梓逸受让的股份系来自陈进居、熊才安。但是，按照余燕儿、刘梓逸的逻辑，其母子二人在同一时间段突然对于受让同一公司的股份均感兴趣，而且在办理该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均在场，但二人均独立作出决策，互不沟通信息。可见，这样的解释理由牵强，而且明显不合常理。综上，虽然余燕儿没有在《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签名，但体现了余燕儿的意志，也体现了陈进居、熊才安的意志，本案各方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蔡敬祥对认可该合同，且合同内容合法，故应当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其次，按余燕儿、刘梓逸的逻辑，刘梓逸没有合理解释其获得广源公司股权存在合法来源。陈荣照称，刘梓逸没有向其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再审庭审时刘梓逸本人陈述，其不清楚陈荣照为何将广源公司49%的股份转让给他，他认为蔡敬祥已跟陈荣照谈好价钱，故刘梓逸只需要把钱给蔡敬祥就行了。然而，刘梓逸又确认陈荣照、蔡敬祥均未向刘梓逸索要过股份转让款。由上可知，刘梓逸对于其成为广源公司股东，根本就没考虑过需要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既然刘梓逸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如果不是余燕儿支付对价以及要求将股权由刘梓逸持有，陈荣照作为法律上退出广源公司股权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与刘梓逸签订《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让刘梓逸成为股权变更后的广源公司股东，而股权变更时在场的利害关系人蔡敬祥也不可能无异议。因此，刘梓逸成为广源公司股东及获得相应股权，正是基于余燕儿与陈进居、熊才安《转让合同》的约定及关于余燕儿享有的权益由刘梓逸代为持有广源公司股权的口头约定。再次，陈进居、熊才安要求陈荣照将其持有的股权变更至刘梓逸名下，已完成协助变更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刘梓逸所享有的股份比例与陈进居、熊才安无关。广源公司股权变更后刘梓逸在该公司的股份比例是49%而不是陈进居、熊才安原先的股份比例三分之二，由于陈进居、熊才安不再是广源公司股东，没有证据显示这样的股份比例安排是陈进居、熊才安参与协商的结果。陈进居、熊才安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不在场这一行为本身表明，陈进居、熊才安不愿意再参与公司事务，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其仍然对新股东即蔡敬祥与刘梓逸之间各自享有股份比例享有发言权。由于余燕儿、蔡敬祥是多年的朋友，他们之间对于如何分配股份比例不可能不协商，而且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余燕儿、刘梓逸、蔡敬祥均在场，余燕儿称当时不清楚变更的就是其要求陈进居、熊才安转让的广源公司股份，明显是诡辩。余燕儿、刘梓逸也承认，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陈进居、熊才安并不在场，那么广源公司股权变更后，刘梓逸与蔡敬祥各自持有多少比例股份，这是蔡敬祥与刘梓逸、余燕儿协商的结果，与陈进居、熊才安无关。蔡敬祥再审出庭作证时陈述这一比例是其与余燕儿协商的结果，应当是可以采信的。因此，刘梓逸与蔡敬祥各自在广源公司的股份比例，是双方协商的结果，不能认为刘梓逸受让的股份比例49%与陈进居、熊才安原先的股份比例三分之二不对等，从而认为陈进居、熊才安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股权转让义务。《股东转让股权合同书》载明的刘梓逸股份比例对应的对价是294000元，因为该合同书及《股东决定书》均载明，600000元是公司注册资本，那么294000元也是公司注册资本的一部分，公司除了注册资本，还有固定资产等。而且，蔡敬祥称余燕儿是到公司现场盘点过公司资产的。所以，余燕儿以1600000元受让陈进居、熊才安二人在广源公司一切资产（含股权、固定资产），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最后，陈进居、熊才安已履行向余燕儿、刘梓逸移交广源公司的固定资产等义务。蔡敬祥作证时陈述，在广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其与余燕儿曾到佛山考察。虽然余燕儿不确认，但是，刘梓逸承认其成为该公司股东后，曾参与经营、决策，并且该公司的一辆车曾过户至刘梓逸名下，后来只是因为便利工作的原因，才又变更至公司其他人名下。这表明，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刘梓逸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并对广源公司固定资产等有掌控权。至于刘梓逸后来不再去广源公司，履行其股东义务，并非陈进居、熊才安未履行交付公司固定资产的结果。二、关于双方款项支付的诉讼请求如何处理。如上所述，陈进居、熊才安已完全履行《转让合同》，而刘梓逸享有广源公司49%股份比例与陈进居、熊才安无关，那么，余燕儿无权要求退还600000元，其仍应履行《转让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款项1000000元。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余燕儿的再审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二审判决认定的个别事实不当，应予以纠正，鉴于判决结果正确，再审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一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第二款之规定，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47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五宝审判员  彭书红审判员  陈彩玲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叶肖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