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民终54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东立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正义路**********。法定代表人：宋言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瀛，安徽展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志豪，男，198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威，武汉市蔡甸区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华，武汉市蔡甸区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武汉东立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东立公司）与被上诉人余志豪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2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汉东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瀛、被上诉人余志豪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威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东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志豪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武汉东立公司与余志豪于2015年11月11日签订的《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中除约定的余志豪享有车辆所有权与现行法律相悖外其余内容均合法有效。该车是登记在武汉东立公司名下，武汉东立公司是合法的所有人。武汉东立公司依法享有所有权的各项权能，一审判决未能保护武汉东立公司享有所有权的权益，判决错误。2.武汉东立公司与余志豪的《车辆挂靠合同书》的合同内容不包括余志豪自己书写的“该公司如果转让，合同立即终止，我可以转入任何公司”。武汉东立公司未对上述内容签字、盖章确认。一审判决认定其是《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的组成部分没有证据支持，属认定事实错误。3.本案中没有发生公司转让的情形。本案中发生的是公司股权的转让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公司的经营条件和能力没有发生变化，更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履约能力，以致继续履行合同会损害余志豪利益的可能。公司也没有发生吸收合并，或分立情形，不存在公司转让的事实，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4.本案中没有解除合同的约定或法定事由，依法不应解决解除武汉东立公司与余志豪之间的《车辆挂靠合同书》。余志豪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余志豪一审起诉请求：1.解除余志豪与武汉东立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武汉东立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0日，由余志豪出资购买的福德牌重型普通货车（车辆识别代号：LLTEG38J5FA091617，车牌号：鄂Ａ×××**）在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登记至武汉东立公司名下。2015年11月11日，武汉东立公司（作为甲方）与余志豪（作为乙方）签订《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一份，其中约定：乙方自愿将其全资购买的鄂Ａ×××**车挂靠甲方经营，以甲方名称登记上户，车辆产权仍属乙方；挂靠期限为六年（即自2015年11月11日起至2021年11月11日止）；乙方在挂靠期间每月缴纳管理费300元（乙方可选择按季、半年、年方式缴纳车辆挂靠费，乙方按年缴纳的挂靠费为2,600元/年）；在签订合同时须向甲方缴纳车辆牌、证押金1,000元；车辆在挂靠期间发生的运管费、工商费等各种规费，车辆使用税、个人税等各种税、油、胎、料消耗，安全事故费、商务事故费、车辆维修费、车辆保险费、车辆年（季）检费、过渡费、过城入境费、停车费、洗车费、违章违纪等各种费用由乙方自理；乙方车辆的保险及其他项目保险，必须由甲方统一到保险公司代为办理保险手续，其费用全额由乙方承担。该合同并约定：合同约定期内，若乙方如发生下列行为之一，甲方有权扣留、变卖车辆和解除合同并向车辆管理部门申办车辆转籍至乙方名下，收回牌照证件，同时乙方还必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35,000元：1.拖欠合同第六条的费用超过一个季度；2.乙方未经甲方允许，擅自将车辆及相关证件转租、转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处置给他人；3.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未按时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责险”；4.乙方违反国家规定，不按时参加车辆、营运证件的年检年审；5.乙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违法、非法营运，损害甲方信誉；6.乙方违反本合同第十九条，且不服从甲方教育和规劝；7.乙方要求提前终止合同；8.乙方严重违反国家交通法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行为。该合同还对安全管理、车辆运行等进行了约定。签订该合同时，余志豪分别在甲、乙双方所持合同的尾部空白处手写注明：该公司如果转让，合同立即终止，我可转入任何公司。合同签订后，余志豪依约向武汉东立公司支付了挂靠费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余志豪委托武汉市蔡甸区城关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城关法律服务所）于2017年11月15日向武汉东立公司发出要求解除《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的《函》，并随后以武汉东立公司进行了整体转让并在转让后要求增加挂靠费用为由诉至一审法院。2016年6月23日，武汉东立公司办理了投资人变更登记，投资人由彭香林、周友莲变更为彭香林、周友莲、陈芳；2017年4月19日，武汉东立公司办理了投资人变更登记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投资人由彭香林、周友莲、陈芳变更为宋言胜、武为赵；法定代表人由周友莲变更为宋言胜。一审法院认为，余志豪与武汉东立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其中有关如余志豪违约，武汉东立公司即可扣留、变卖车辆的约定有违公平原则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外，其余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余志豪在与武汉东立公司签订《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时分别在双方所持合同的尾部注明“该公司如果转让，合同立即终止，我可转入任何公司。”该段文字的添加应征得了武汉东立公司的同意，应系《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的组成部分。武汉东立公司抗辩称该段文字并非合同内容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经查，武汉东立公司已于2016年6月23日办理了投资人工商变更登记，投资人由彭香林、周友莲变更为彭香林、周友莲、陈芳，并于2017年4月19日办理了投资人变更登记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投资人由彭香林、周友莲、陈芳变更为宋言胜、武为赵；法定代表人由周友莲变更为宋言胜，即武汉东立公司于诉前已发生整体转让，解除《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的条件已成就。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且余志豪也已就此委托城关法律服务所向武汉东立公司发出解除合同的函，故对余志豪要求解除涉案《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的主张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解除余志豪与武汉东立公司于2015年11月11日签订的《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及邮寄费20元，合计120元，由武汉东立公司负担。因余志豪已将此款全部预交一审法院，故武汉东立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所负担的诉讼费用支付给余志豪。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规定“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为了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在办理车辆牌证时，凭购车发票或者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调解的法律文书等机动车来历凭证确认机动车的车主。因此，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本案所涉车辆虽登记在武汉东立公司名下，但实际出资购买并占有使用的人系余志豪。当机动车登记人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时，依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应确定机动车辆的实际出资人为车辆所有权人。故本院依法认定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为余志豪，武汉东立公司关于《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中约定的余志豪享有车辆所有权与现行法律相悖，其应当享有车辆所有权人的各项权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现双方当事人向本院提交的《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中均有余志豪在合同的尾部空白处手写注明“该公司如果转让，合同立即终止，我可转入任何公司”字样，该字样属合同的组成部分，现武汉东立公司虽不认可该部分效力，但未向人民法院提交对该条款进行排除说明或删除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依法认定条款合法有效。武汉东立公司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已发生变化，武汉东立公司于诉前已发生整体转让，解除《车辆挂靠服务合同书》的条件已成就，余志豪也通过向武汉东立公司发函的方式行使了合同约定解除权，本院依法认定余志豪解除合同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武汉东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武汉东立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武汉东立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祥审判员 廖艳平审判员 陶 歆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张利钦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