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粤1625行初72号原告吴开辉，男，汉族，1980年5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龙川县。委托代理人朱玉虎，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少芬，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龙川县老隆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黄东琳，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曾向军，该镇司法所所长。委托代理人杨明添，广东唐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开辉诉被告龙川县老隆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老隆镇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开辉诉称，2018年3月18日中午12时至下午17时期间，被告处的邓小琴副镇长带领公安、防暴队等工作人员，并指示相关人员动用挖掘机，在未以任何合法方式告知原告及原告亲属的情形下，违法对原告所有的养殖场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被告处的工作人员到原告的养殖场时，既不出具任何执法文件，也不表明详细身份，直接使用挖掘机暴力拆除原告所有的养殖场。养殖场内的建筑、设备、设施均被被告暴力毁坏，养殖场内的家禽被直接砸死。原告的养殖场面积五百多平方米，是原告一家投入了近二十万元修建的，养殖场内有多套用于养殖的生产设施及设备。原告认为，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自留地内的养殖场及养殖场内的建筑、设施设备应受法律保护，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经营的养殖场是原告的合法财产。原告自留地内的养殖场及养殖场内的建筑、设施设备、养殖场内的家禽均是原告的合法财产，依法应受法律保护。2、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违法建筑物的拆除需要公告，给当事人必要的陈述、申辩权利。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人员在行政执法时应当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身份证件。本案中，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前，既未认定原告家的养殖场为违法建筑，也未依照法定程序告知原告法定的权利。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被告依法无权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和《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被告作为镇政府无权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四、被告应对其在2018年3月18日实施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原告的养殖场五百多平方米，建筑物内有多套用于经营生产的设施和设备，其中养猪场的建筑物和设施设备的总投入超过二十万元人民币，养殖场内的家禽因被告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砸死、丢失，造成经济损失超过一万元人民币。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和第四条规定，被告依法应对其违法实施的本次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综上，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为此，原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在2018年3月18日对原告自留地内的养殖场、及场内的建筑、设施设备等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因强制拆除原告所有的养殖场的建筑、设施设备等恢复原状，或向原告赔偿因被告实施强制拆除养殖场内的建筑、设施设备等给原告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200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导致的家禽丢失、死亡等经济损失10000元。被告老隆镇府辩称，一、原告所诉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一）“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是村民的自治行为，并不是行政强制或行政处罚行为。2016年4月，广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发布《新时期相对贫困村定点扶贫工作方案》（粤扶组〔2016〕4号），确认老隆镇联新村为全省2277条省定贫困村之一。2017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发布《关于2277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实施方案》（粤委办〔2017〕55号），要求强化农民主体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完成危旧房、废弃猪牛栏及露天厕所茅房拆除工作，该由农民自行负担的拆旧、青苗、误工等费用由农民自行筹资解决。被告根据文件要求指导、协助联新村负责具体创建工作，想方设法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并号召年轻干部自愿报名，最终由20余名干部组成一支“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志愿服务队”，专门帮助群众搬离危旧场所放置的物资、拆除期间做好周边安全围蔽工作。由此可知，新农村建设“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是群众整治环境脏乱差的自治行为，也是由省委确立、布置的一项政治任务，被告负责从旁指导、协助，并不是实施主体，其与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无论是程序、主体、内容都截然不同。（二）“三清三拆三整治”的实施主体是村委会和村民。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2017年9月，联新村开始实施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工作，并先后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自然村理事会、村小组工作会、动员会等，同时还发放了相关宣传材料并在村主干道挂横幅标语、设置宣传专栏等方式作为主要宣传手段。实施拆除过程中，挖掘机、工作人员也均是由联新村委会雇用并支付相应报酬。（三）联新村两委拆除废弃猪圈的行为经过户主同意。涉案猪圈位于老隆镇联新村罗坑经济合作社，上世纪80年代土地下放，该地块由原告吴开辉的父亲吴益华和母亲邓秀英承包，之后吴益华在没有经过集体批准的前提下，搭建了猪圈经营养殖业。近年来，该猪圈已经没有实际使用。吴益华是联新村罗坑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长，也是该村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会长，其于2017年11月参与了镇、村干部在联新村小学操场召开的“三清三拆三整治”动员会，拆除猪圈前也征得了吴益华和邓秀英本人的同意，甚至2018年3月18日正式拆除时，吴益华、邓秀英还从旁协助清理。拆除工作完成后，联新村委会还向吴益华、邓秀英支付了误工补助金，其中吴益华1920元，邓秀英2100元。因此，原告声称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拆除并不属实，整个拆除过程均有原告家庭成员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并不存在原告所说的暴力违规拆除的情况。二、拆除猪圈不是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被告根据广东省委办公厅《关于2277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实施方案》（粤委办〔2017〕55号）、河源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做好255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工作的通知》、中共龙川县委《关于印发龙川县70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工作方案》（龙委发〔2017〕22号）等文件要求，号召联新村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是行政指导行为。被告与联新村委会之间系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被告对村委实施的拆除工作仅负有指导、协助的义务，被告也从来没有直接对原告增设新的权利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三）行政指导行为”，因此被告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龙川县老隆镇联新村是广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于2016年4月6日确定的广东省2277个相对贫困村之一。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7年8月4日印发《关于2277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的实施方案》，其中制定创建内容之一为整治提升村容村貌，开展“三清理”，即清理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开展“三拆除”，即拆除危旧房、废弃猪牛栏及露天厕所茅房，拆除乱搭乱建、违章建筑，拆除非法违规商业广告、招牌等；开展“三整治”，即整治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水体污染。广泛发动群众，所有自然村开展“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环境卫生明显改善。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包括“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村内小型公益性项目，由群众投工投劳和社会帮助解决。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理事会等农村基层组织负责具体创建，组织发动村民投身整治创建工作。鼓励群众民主协商，倡导村内环境整治和村庄公益建设，该由农民自行负担的拆旧、青苗、误工等费用由农民自行筹资解决。原告吴开辉的父亲巫益华是联新村罗坑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组长，也是该村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罗坑片区会长。2017年11月8日，老隆镇联新村在联新小学召开新农村建设“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动员大会，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发动村民参与“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拆除危旧猪牛栏舍，原告的父亲吴益华参加了会议。联新村民委员会在村公告栏张贴宣传画报、挂横幅标语，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宣传。2017年12月5日，联新村委会村干部和被告老隆镇府工作人员在联新村召开“探讨如何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推进联新村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并讨论了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的各项费用开支问题。2018年3月18日，联新村委会雇请了一台挖掘机对原告吴开辉户的猪圈进行了拆除，村两委干部等从旁协助搬离物资、做好安全围蔽工作。拆除工作完成后，联新村委会支付了“三清三拆三整治”的挖掘机费用和人工费用，原告的父亲吴益华和母亲邓秀英分别领取了“三清三拆三整治”误工补助费1920元和2100元。原告认为被告非法强制拆除原告所有的养殖场的建筑、设施设备等，于2018年4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提供了吴开辉等村民上访信、视频资料、录音和照片等证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吴开辉认为被告老隆镇府在2018年3月18日对原告自留地内的养殖场及场内的建筑、设施设备等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原告吴开辉应提供被告老隆镇府为拆除涉案猪圈的实施主体的事实证据，但原告吴开辉提供的上访信、视频、录音和照片等证据，经审查，其中上访信仅能反映原告等村民就涉案争议进行信访的事实，属于自书证据，录音资料是原告吴开辉偷录而来，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其内容也无法证实被告承认实施了拆除行为，视频资料和照片亦不能直接证实系被告老隆镇府组织雇请挖掘机对原告猪圈进行拆除，被告老隆镇府对原告证据均不予认可，故本院均不予以认定。且被告老隆镇府亦不认可其是拆除涉案猪圈的实施主体，而认为联新村委会为统一拆除房屋的具体实施者，被告老隆镇府仅作为基层人民政府发挥了政策指导的作用。另从联新村民委员会组织召开“三清三拆三整治”动员大会，张贴宣传画报、挂横幅标语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宣传，以及联新村雇请挖掘机进行“三清三拆三整治”后，联新村委会支付了“三清三拆三整治”的挖掘机费用和人工费用，包括本案原告父母亲的误工补助费等情况，由此可以认定系联新村民委员会组织人员拆除了原告户的涉案猪圈。因此，不能认定被告老隆镇府为拆除涉案猪圈的实施主体，故原告吴开辉主张被告老隆镇府在2018年3月18日对原告自留地内的养殖场及场内的建筑、设施设备等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请求赔偿经济损失缺乏事实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原告吴开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应当驳回原告吴开辉的起诉。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吴开辉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谢党恩审判员  季小芹审判员  刘新发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郭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