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琼01民终26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首斌，男，196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志雄，男，198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万宁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恒日柳工挖掘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新大洲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王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明虎，该公司法务经理。上诉人周首斌因与被上诉人郑志雄、海南恒日柳工挖掘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7民初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首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判令郑志雄、恒日公司返还周首斌85000元及自2016年5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3.郑志雄、恒日公司承担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检验期间挖掘机质量问题的责任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以所购挖掘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要求退款，没有合同依据”，并认为“原告在购买前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该认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一）关于挖掘机质量问题的责任认定。挖掘机质量问题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在检验期间发现的质量问题，并非周首斌检验认可以后再使用过程中造成的质量问题。该两质量问题在设备买卖过程中的时间阶段不同，责任不同，适用的法律条款也不同。前者的质量问题属于出卖人的产品质量问题，理应由出卖人负责；后者的质量问题属于买受人的使用问题，理应由买受人负责。（二）周首斌的诉求具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提出异议，出卖人以买受人已经支付价款等为由，主张买受人放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五条规定：出卖人没有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从给付义务，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予以支持。（三）一审法院认定的检验期间挖掘机质量问题的责任明显错误，其作出的结论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以周首斌在购买前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为由，否认周首斌收到挖掘机以后在检验期间以所购挖掘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要求退款没有合同依据，周首斌认为尽管“所谓的合同”没有约定在检验期间发现质量问题的合同条款，只有在使用期间的三包免责条款，但是周首斌在检验期间的诉求于法有据，因此，一审法院对检验期间挖掘机质量问题的责任认定错误，其结论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为“《设备转让协议》系原告委托王大锦签订，该合同效力应及于原告”，“原告在收到协议时未作否认表示，应视为同意”等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周首斌从来没有委托王大锦签订《设备转让协议》，只是见过其手里的协议，不可能同意明显有失公正的《设备转让协议》，理由如下：1.两份协议内容不一致。郑志雄提供的《设备转让协议》和周首斌见过的《设备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和联系方式等都不一致，也就是说周首斌和郑志雄所说的不是同一份协议；2.时间不一致。郑志雄提交的协议付款时间与周首斌提交的付款记录时间不一致；周首斌于2016年5月26日支付3000元定金，而不是郑志雄所说的2016年5月27日；周首斌见到的《设备转让协议》签订日期为5月26日，郑志雄提供的《设备转让协议》签订日期为5月27日；3.联系方式不一致；郑志雄提供的协议中没有周首斌的联系方式，周首斌见到的协议中的联系方式183XX****XX与周首斌和代签人都没有任何关系；4.周首斌从未认可《设备转让协议》；周首斌知道检验期间挖掘机质量问题以后，多次联系郑志雄和中间人王大锦，在这种巨大压力下王大锦才被迫给周首斌看了《设备转让协议》并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周首斌当场表示否认，并对王大锦的私自代签行为予以严厉斥责，甚至怀疑其与郑志雄合谋损害周首斌的利益。一审判决“原告在收到协议时未作否认表示，应视为同意”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纯属审判员个人带有倾向性的无根据的推理判断。5.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认为“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应该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三、一审判决周首斌“主张恒日公司应与郑志雄共同退还购机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存在错误，恒日公司与郑志雄共同返还购机款，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一）事实依据。1.周首斌提供的回款短信记录清楚的写着恒日公司的名称，一审判决对此证据居然视而不见；2.挖掘机的所有权人是恒日公司而不是郑志雄个人，郑志雄给周首斌明确说挖掘机是原机主黄茂冲用于购买恒日公司新挖掘机抵账用的，且郑志雄将购机款交给了恒日公司。（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规定，恒日公司应当对郑志雄的行为承担责任。四、一审判决对周首斌有利的证据不采用，反而主观推断出对周首斌不利的证据，选择性采用事实证据和法律条文，带有明确的倾向性。1.挖掘机的质量问题是由于检验期间郑志雄提供的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而不是周首斌检验认可以后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问题，周首斌的合同目的无法达到，应依法追究郑志雄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决却以“原告在购买前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为由不予支持，对周首斌提出的依据只字不提，违背法律公平和正义。2.周首斌提供的短信记录显示郑志雄的销售行为属于恒日公司的职务行为，一审判决却对此只字未提。周首斌在发现挖掘机质量问题以前并不知道《设备转让协议》，其签订日期和交付定金时间与周首斌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不一致，周首斌也明确否认此协议，但是一审判决却推理认定周首斌同意此协议，并以此协议为由认为周首斌的合理诉求没有合同依据，明显袒护郑志雄。综上，请求二审判如所请。被上诉人郑志雄、恒日公司未作答辩。周首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郑志雄、恒日公司返还周首斌85000元，并以85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用由郑志雄、恒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郑志雄系恒日公司员工。郑志雄除了销售恒日公司的柳工牌挖掘机外，自己还兼营收购其他牌子的旧挖掘机进行转卖。周首斌的工地需要挖掘机干活，挖掘机司机王大锦介绍周首斌认识恒日公司的员工王帮强。2016年5月，王帮强得知郑志雄从黄茂冲处收购了一台旧小松60-7挖掘机要转售，便告知周首斌并陪同周首斌到黄茂冲处考察挖掘机。2016年5月26日下午14时34分，周首斌向郑志雄汇付购买挖掘机定金3000元，并安排王大锦到黄茂冲处提机。当日19时，郑志雄发信息给周首斌称“板车拉挖机去工地路上，请尽快安排付款”。当晚21点32分，郑志雄再次发信息摧促周首斌付款，周首斌遂于当晚21时50分、59分向郑志雄账户两次汇付购机款共计82000元。郑志雄收到款后，连夜将挖掘机拉到周首斌工地。当时周首斌不在工地，王大锦在与周首斌电话沟通后代周首斌（受让方、乙方）与郑志雄（转让方、甲方）签订了《设备转让协议》，协议上的受让方处签署“周首斌（代）锦”。《设备转让协议》约定，郑志雄以85000元的价格将小松牌60-7挖掘机卖给周首斌，上述转让设备属于二手设备，郑志雄不负责三包等维修服务；周首斌需要板车拉挖掘机，设备运费由郑志雄承担；周首斌向郑志雄支付3000元作为购买挖掘机定金，剩余购机款于提取设备之前一次性交付给郑志雄等。协议签订后，王大锦将一份协议交给周首斌。周首斌购机后因质量问题要求郑志雄维修、退款未果，遂提起诉讼。周首斌提供的周首斌手机与郑志雄手机的通话记录显示，2016年5月26日晚上双方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3时12分，2016年7月5日、2016年7月6日、2016年11月10日均未接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周首斌否认委托王大锦签订《设备转让协议》，《设备转让协议》对周首斌是否具有合同效力；2.周首斌以所购挖掘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要求郑志雄退款是否应得到支持。关于周首斌否认委托王大锦签订《设备转让协议》，《设备转让协议》对周首斌是否具有合同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本案中，周首斌为购买二手挖掘机二次到涉案挖掘机所在工地进行察看，周首斌于2016年5月26日向郑志雄汇付购买挖掘机的定金3000元，郑志雄要求付清款项才能送货，周首斌遂支付了共计85000元。所支付的定金及购机款的数额与《设备转让协议》中的约定一致，而该协议是郑志雄在收到货款并将挖掘机送到周首斌工地后才签订的，说明在签订《设备转让协议》之前，周首斌及郑志雄已就设备转让的相关事项进行口头协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待挖掘机送到周首斌工地后再签署书面的协议。只是挖掘机运到时周首斌不在工地，才由周首斌的挖掘机司机王大锦代为签署《设备转让协议》。现周首斌否认委托王大锦签订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设备转让协议》虽不是周首斌亲自签署，但系周首斌委托王大锦签订，该合同效力应及于周首斌。关于周首斌以所购挖掘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要求郑志雄退款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设备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受《设备转让协议》的约束。《设备转让协议》约定，郑志雄将一台小松牌60-7挖掘机转让给周首斌，该挖掘机属于二手设备，郑志雄不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等维修服务，现周首斌以所购挖掘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要求退款，没有合同依据。且二手工程机械一般为旧机械比较便宜，一般都没有保修服务，周首斌在购买前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现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主张郑志雄销售行为存在欺诈要求退款，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周首斌以郑志雄是恒日公司的销售人员，主张恒日公司应与郑志雄共同退还购机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周首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84元，减半收取1042元（周首斌已预缴），由周首斌负担。二审中，周首斌提交如下证据：1.邢某的证人证言，证明设备转让协议的形成经过。2.电话录音三份，证明：（1）设备转让协议是王大锦的个人行为；（2）设备本身存在质量问题，找郑志雄交涉；（3）设备是原机主用于和恒日公司以旧换新用的，并且郑志雄将销售的旧设备款交还给恒日公司。3.设备转让协议，证明：（1）设备转让协议是邢某所持有，周首斌对郑志雄一审中提交的设备转让协议不认可；（2）设备转让协议有收据、说明作为附件，证明郑志雄的销售行为属于职务行为。郑志雄、恒日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接受询问，亦未对证据进行质证。本院的认证意见：证人邢某自认协议签订当天不在海南省，王大锦于2015年5月26日拨打其电话是希望通过邢某向周首斌催促付款，故邢某的证言不能证明设备转让协议的形成经过，本院对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周首斌提交的三份电话录音形成的日期分别为2016年8月18日、19日、22日，该证据存储于证人邢某的移动电话。该三份录音内容反映证人邢某向原挖掘机机主了解挖掘机的有关情况，以及要求阿金（王大锦）居中协调解决周首斌与郑志雄买卖纠纷，其内容未涉及郑志雄将销售旧设备款项交付至恒日公司的内容，亦未涉及王大锦认可签订《设备转让协议》是其个人行为的内容，且录音内容虽然涉及买卖纠纷，但不足以证明涉案挖掘机存在质量问题，故电话录音内容与周首斌主张的证明内容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周首斌提交的设备转让协议为原件，除日期外，该协议的其他内容与郑志雄一审提交的协议内容相符，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郑志雄、恒日公司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设备转让协议》的效力是否及于周首斌；2.周首斌请求郑志雄向其返还挖掘机款85000元及利息有无依据；3.郑志雄转让挖掘机的行为是否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恒日公司应否与郑志雄共同承担退款责任。一、关于《设备转让协议》的效力是否及于周首斌的问题。首先，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在本案中，周首斌两次到涉案挖掘机所在工地查看该设备后，向郑志雄支付3000元预付款，说明周首斌与郑志雄达成了购买涉案挖掘机的意向。此后，郑志雄将挖掘机运送至周首斌的工地，周首斌向郑志雄支付了全部货款，双方通过实际履行的行为成立挖掘机的买卖关系。其次，周首斌安排王大锦向郑志雄提机并支付了全部货款，挖掘机运送到周首斌的工地后，王大锦与周首斌进行电话联系后代周首斌签订了《设备转让协议》，因此，在买卖关系已经成立的前提下，郑志雄有理由相信王大锦签订协议的行为得到了周首斌的许可和授权。由于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采取口头方式进行委托，故王大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作出的代理行为后果应由周首斌承担，《设备转让协议》的效力及于周首斌。二、关于周首斌请求郑志雄退还购机款应否支持的问题。首先，《设备转让协议》约定所购买的挖掘机为二手设备，郑志雄不负责“三包”，该约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郑志雄和周首斌均具有约束力。周首斌请求郑志雄退款，不符合合同约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周首斌主张本案争议的挖掘机在收货后的合理检验期内存在质量问题，但周首斌未提供足以证明挖掘机存在质量问题的充分证据。况且，即使涉案挖掘机存在质量问题，周首斌也应当在收货后及时进行检验并及时联系郑志雄协商解决。周首斌于2016年5月26日晚上收货，于2016年7月5日才首次联系郑志雄，明显超出了合理的期限。因此，周首斌请求郑志雄退还设备转让款的证据和理由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郑志雄转让挖掘机的行为是否属于履行职务行为的问题。周首斌在本案中未提供其与恒日公司签订设备买卖协议的相关证据，其以郑志雄向其发送的短信内容中有恒日公司名称为由，主张郑志雄的转让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对此，本院认为，从周首斌与郑志雄相互发送的短信内容来看，仅有发送银行账户的这一条短信内容中有恒日公司的名称，但郑志雄发送的账户名称并非恒日公司，周首斌应当知道恒日公司并非收款人。除此之外，双方因转让挖掘机而相互发送的其他短信内容均无恒日公司名称，不足以证明郑志雄销售涉案挖掘机的行为是为了恒日公司的利益。其次，涉案挖掘机为小松牌挖掘机，不属于恒日公司销售的设备品牌，且郑志雄和恒日公司均未认可郑志雄向周首斌出售小松牌挖掘机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因此，仅以郑志雄发送的银行账户短信中有恒日公司名称这一事实，不足以证明郑志雄的转让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周首斌主张恒日公司应负还款责任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周首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84元，由上诉人周首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姿玲审判员 陈杰林审判员 谭晓梅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陆 云速录员符雪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风险提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如果权利人怠于申请执行，超过申请执行期间，就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权利人在诉前或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应在查封或冻结的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继续查封或冻结，以避免保全财产自行解封或解冻，给权利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