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民申384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丽君，女，196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孔书生，男，193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孔露，女，1990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城南街道迎春南路433号3楼。 负责人：陈和祥，经理。 再审申请人周丽君、孔书生、孔露因与被申请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以下简称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终5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 查，现已审查终结。 周丽君、孔书生、孔露共同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不足。事实与理由：（一）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条上的财务专用章为孔志明擅自加盖，缺乏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二审法院仅凭永安保险浙江省分公司下发《关于加强财务印章管理的通知》文件的时间为借条出具的时间之后，就认定案涉借条上的财务专用章为孔志明自己加盖，是不成立的。（1）一审庭审中，证人王某、胡某出庭作证，证明案涉借条出具时永安公司财务专用章是存放在杭州永安保险公司，不是放在桐庐永安营业部的；二审庭审时证人吴某没有证明在借条出具时财务专用章存放情况，只证明文件下发时间，其于财务印章上缴时还在永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工作，对桐庐永安公司上缴印章至杭州永安的情况不清楚。且，二审庭审时仍在永安公司工作的吴某证言证明力明显低于离开永安公司的证人王某、胡某证言的证明力。二审法院抛开王某、胡某证言，采信吴某证言，是错误的。（2）上述文件明确了“四级机构向三级机构移交财务专用章时须在‘印章印模表’和‘印章保管移交登记表’进行登记。”申请人在一、二审庭审中要求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提交公司将财务专用章上缴至杭州永安公司时所附带提交的印章印模表和印章保管移交登记表，以证明桐庐永安公司财务专用章真正的上缴时间，但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均未提供。（3）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一直未提供相应直接的证据，证明借条上的财务专用章为孔志明擅自加盖，却一直主张要追究孔志明的刑事责任。二审法院不能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借条上的印章为孔志明自己私盖的情况下就认定该事实。（二）二审法院依据孔志明的离任审计报告进一步推论认定孔志明与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之间没有借贷事实是错误的。针对孔志明离任作出的该审计报告为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单方制作，上面没有公章和负责人签字，也没有孔志明签字确认，此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确认，二审法院凭其推定孔志明与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之间没有借贷关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三）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条无效的依据不能成立。本案中，孔志明与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凭其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签署借条，形成借贷关系，至于孔志明是否系桐庐永安公司负责人，与借贷关系成立没有关系，不能因此认定借贷关系无效。桐庐永安公司在其上级公司给予的财务支出范围内进行经营，如经营超出范围，就要将产生费用的发票上报至上级公司报销，而桐庐永安公司业绩比较好，其公司开支经常超出范围，孔志明经常用自己的钱垫付公司开支,有申请人一审中提供的孔志明手写账目、王某与胡某证言证实；申请人还在二审庭审后提交孔志明信用卡明细及部分费用报销审批单、发票证实孔志明在桐庐永安公司任职期间将自己个人的钱垫付到桐庐永安公司开支，其信用卡明细明确证实孔志明与借条产生的前后时间里，多次将钱打进公司，而该份证据为（2016）浙0103民初6499号判决书确认。二审法院就案涉借款因申请人无法提供相应凭证而认定划款无效是错误的。（四）由于本案的特殊性，二审法院不能就该案当作一般民间借贷案件处理，其加重了申请人的举证责任。申请人提供的借条属于书证，是证明孔志明与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足以推翻该借条的证据，故不应该否定借条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提起再审。 再审审查阶段，申请人提交新的证据材料:（1）2009年3月至同年9月，费用报销审批单及发票分别计8张和13张，内容为广告费、文件袋、保费、培训费、汽配费、差旅费，共计29039.75元；（2）孔志明信用卡明细30余张（无法统计数额）。申请人提交的上述未标注来源的复印件拟分别证明,永安保险杭州分公司在案涉借条出具时公司资金不足,无法为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报销费用，及孔志明于2008年至2010年间将其个人资金用于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开支的事实。 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未能答辩。 经查,申请人提交的上述字迹模糊的材料复印件,先不论该复印资料的真实性，即便提交的资料真实，也无法证明待证事实，甚至起不到辅助证明作用。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分析，均起不到证据作用，故本院不予采信。 再审审查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能否确认案涉借条为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真实向其原负责人孔志明借款22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从一、二审判决及双方提交的证据看，一是周丽君、孔书生、孔露仅依据借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该借条为“从孔志明处借人民币22万元整”，落款为“永安财产保险公司桐庐县营销服务部及其财务专用章，2009年4月28日”（永安保险桐庐营销部于2009年9月23日升格为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而且这个借条是在孔志明去世后，其妻周丽君在整理孔志明办公室遗物时发现的。二是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在一审中提交《关于加强财务章管理的通知》以及机构上缴印章的情况，在2010年10月13日杭州市公司下发通知要求四级机构的财务章全部上收至三级机构保管，在上缴时各机构均在登记表上登记，在此之前各支公司的财务章均由其自行保管；2009年期间孔志明是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的负责人，其拥有职权上的便利随时接触到保存于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处的财务专用章，可以非常便利地在借条上加盖财务章；根据周丽君等人一审提交的手写账本，抬头写的是孔志明借公司人民币现金，其中有被划掉的部分写到“叶海华50000元，3月30日已归还”，经了解，2009年孔志明确实向叶海华借款50000元，但借款用途是朋友急用，而不是如账本上所记录的属于公司的借款，由此可见孔志明个人借款也记在公司名下，案涉22万元借款即使存在也与公司无关；公司采用的“报账制”，假使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确实需要用钱，只需向杭州市公司申请报账即可，根本没有理由向个人借钱；借条上只写明从孔志明处借人民币22万元，对于借款期限、还款时间、借款利息、交付方式、保证人等情况均没有进行约定，完全不合常理，而落款处只加盖由孔志明本人保管的财务章，没有任何经办人的签字，显然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的程序；本案双方身份特殊，财务专用章保管于孔志明处，即使孔志明确实有钱借给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其也应知道公司的“报账制”财务制度，四级公司根本没有任何自有资金和偿债能力，其以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为借款人，而不是杭州市公司，更加不合常理；孔志明于2010年3月29日被免去职务，在《关于孔志明的离任稽核审计报告》中，并未提交案涉借款，孔志明也从未主张过案涉借款，显然不合常理；从借条出具之日至孔志明死亡，长达6年的时间里，其从未向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主张过权利，且本案起诉后，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翻查公司财务账册，并向当时的员工核实，也无法查证案涉借款的存在；本案中，申请人并未举证证明款项已经交付的事实，也没有提供款项来源的依据。 根据《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结合在案证据及双方主张，综合分析认为，案涉借条不能认定为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真实向其原负责人孔志明借款22万元。理由：一是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22万元借款也属于大额借款，需要有相关交付凭证，或者相关经手人等，但出借方孔志明均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来佐证其借条。二是没有证据能证明孔志明这22万元是一次出借还是多次累积出借，出借款项来源于何处，出借款项用于何处，且借款双方有没有产生合意，均不能而知。三是从证据情况反映，孔志明在相同时间段即2009年确实向叶海华借款50000元为朋友急用，那么他自己是否有能力将22万元借给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存疑。四是作为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负责人的孔志明，将个人的22万元借给公司用，没有让公司相关员工经手或见证，而且也没有告诉家人，在其本人离开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六年之久直到去世也没有向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主张权利，从审计报告内容看其在离任审计中也没有告知相关债权、也没有到上级杭州市公司报销，这一系列表现均与常理不符，有理由对该借贷事实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五是“案涉借条形成于孔志明担任永安保险桐庐营销部经理期间，根据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提交的永安保险浙江省分公司《关于加强财务印章管理的通知》文件，可以认定在该文件下发之前，永安保险桐庐营销部的财务专用章尚保存在该营销部；因永安保险桐庐营销部的财务制度实行报账制，没有独立的财务人员，故可推定该营销部的财务专用章应由作为营销部负责人的孔志明保管；孔志明作为营销部负责人，明知自己管理的营销部没有独立的财务权利，仍然代表营销部向自己出具借条，并加盖自己保管的营销部财务专用章，该行为应属无效。基于当时孔志明与永安保险桐庐营销部的特殊关系，仅依据一张借条，而没有相应的款项交付凭证，不足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事实真实发生。二审判决这一分析判断适当，而且由孔志明担任负责人的永安保险桐庐营销部出借条给孔志明自己，也很难认为是双方有借贷合意。六是周丽君等人主张可能是在孔志明任职期间有部分由孔志明垫付的账目不能报销，所以出具借条。假使孔志明在日常经营中确实存在部分不能报销的费用，这也属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内部问题，不能据此转化为普通的外部债务，该违规的费用只能由孔志明本人承担。七是本案相关证人证言均无法证实本案是否真实存在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向当时的负责人孔志明借过22万元一事。综上，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条无效，借条所载借贷事实并未真实发生，是适当的。周丽君等三申请人依据该借条要求永安保险桐庐支公司承担还款义务的理由均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周丽君等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丽君、孔书生、孔露的再审申请。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金子明 审判员  楼 颖 审判员  王雄飞 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