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最高法民再9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市商业储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孝河路特****。 法定代表人：李耀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华，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会，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水果湖支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路**。 负责人：程艳玲，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轶群，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天，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凯旋门广场**** 法定代表人：朱建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锦明，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建国，男，汉族，1959年4月9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凤桂，女，汉族，1960年8月12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武昌大道**iv> 法定代表人：王素琳，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二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湖北。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浦银大厦**> 负责人：黄旭东，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纯，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琪，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武汉市商业储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储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水果湖支行（以下简称水果湖支行）、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诚和公司）、朱建国、王凤桂、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鄂城钢铁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浦发武汉分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民终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422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商业储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华、张会，被申请人水果湖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轶群、沈天，被申请人信诚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锦明，被申请人王凤桂，原审第三人浦发武汉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纯到庭参加诉讼。朱建国、鄂城钢铁公司经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商业储运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依法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61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25号民事判决，提审并改判驳回水果湖支行对商业储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判令水果湖支行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审判决认定商业储运公司监管期间，质押给水果湖支行的煤炭，除现场2800吨外、其余6万多吨全部灭失，缺乏证据证明。1.依据水果湖支行、信诚和公司、商业储运公司2013年5月15日所签《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2.2条约定，信诚和公司应当提供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报关单、货运单等文件证明质物所有权及数量，但信诚和公司及水果湖支行并没有向商业储运公司移交或出示过前述任何文件，无法证明《质物清单》《查询及出质通知书》所列明的总计67399.64吨煤炭数量是真实存在的。既然无证据证明《质物清单》《查询及出质通知书》所列明的煤炭数量是真实存在的，除了商业储运公司盖章的《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回执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信诚和公司与商业储运公司办理了监管场所的钥匙、质物库存资料等实际移交质物的手续，商业储运公司实际占有、控制了质物。因此，从逻辑上无法认定商业储运公司监管期间发生了质物灭失。2.信诚和公司与水果湖支行共同向商业储运公司发出《查询及出质通知书》之前的2013年5月16日，虽然双方在《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附件2013032900000007号《汉口银行动产质物清单》中，盖章确认信诚和公司有评估值1亿元的原煤和精煤可以质押，折扣率为70%，但并没有向商业储运公司移交或出示过对应的质物评估文件，不能证明《动产质物清单》所列明的价值1亿元的煤炭是真实存在的。3.依据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2.4条约定，质物以《质物清单》列明的为准，如约定的质物与实际交付的质物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商业储运公司占有的为准。商业储运公司提交的《湖北信诚和税务进项流水》和《湖北信诚和货物进出账目》则证明，信诚和公司初始出具《质物清单》及与水果湖支行共同向商业储运公司发出《查询及出质通知书》时，所列明的总计67399.64吨煤炭是虚假的，信诚和公司当日存放在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的煤炭只有原煤约234吨，精煤约10900吨，不仅存在约56265.64吨的巨大缺口，而且还存在将此处全部18764吨精煤先期静态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并由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租赁控制仓库、监管质物的事实。因此，原审判决没有按照《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约定的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等文件，对质物权属、数量及移交手续进行实质性查证，而是凭信诚和公司的《货权联合声明》，以及商业储运公司在《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回执盖章的事实，以商业储运公司属于“对违反监管义务自认”为由，认定信诚和公司向商业储运公司移交了文件列明的总计67399.64吨煤炭，继而根据现场剩余2800吨的事实，认定其余64599.64吨煤炭全部灭失，既缺乏证据证明，也不符合逻辑。（二）原审判决在没有对信诚和公司真实煤炭数量实质查证的情况下，认定同一时段、同一地点，质押给水果湖支行的煤炭与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的煤炭不存在重复质押，缺乏证据证明。自2012年6月18日起，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仓库一直由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租赁，并对信诚和公司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的精煤进行监管。2013年1月5日的《质物存量清单》载明，质物状态为静态，精煤数量为18764吨，全部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2013年5月29日《质物存量清单》载明精煤为19264吨，全部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2013年6月25日的《质物存量清单》载明精煤为25364吨，全部质押浦发武汉分行。但前述《质物存量清单》所载明的精煤数量，也不是通过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等证据查证的结果。信诚和公司初始质押给水果湖支行55920.35吨精煤，也存放于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内，初始质押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同一时间质押给水果湖支行、浦发武汉分行的煤炭存放于同一场所，而《湖北信诚和税务进项流水》和《湖北信诚和货物进出账目》又证明，2013年5月17日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仓库内的煤炭仅有原煤约234吨，精煤约10900吨，连2013年1月5日先期静态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的18764吨都不够。故在信诚和公司实际合法拥有的煤炭数量未查清前，认定信诚和公司没有进行重复质押，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审判决以信诚和公司税务进出项流水与本案实体审理无关为由，对商业储运公司的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予，导致本案没有完全查清信诚和公司质押的煤炭权属及数量的事实。（一）增值税发票是《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约定的证明信诚和公司出质煤炭权属和数量的重要依据之一，而税务进出项流水是增值税发票的连续记载，真实反映了公司一定时期内的购销事实。税务流水虽只记载交易金额，但通过其税务流水明细和该公司的《进出货账目》，可以查清信诚和公司的煤炭购销情况以及质押时煤炭存量情况。商业储运公司提交的《湖北信诚和税务进项流水》和《湖北信诚和货物进出账目》已经证明案涉质押煤炭实际存量严重少于《质物清单》和《查询及出质通知书》的记载，并进行了法庭质证。原审判决仍以税务进出项流水明细与本案实体审理无关，不予调取，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无论商业储运公司自己调取的信诚和公司《税务进项流水》是否具有证据效力，毕竟作为证据和《湖北信诚和货物进出账目》一起经过了法庭质证，原审判决不做评判，不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审判决免除水果湖支行对质物权属和数量的法定审查义务和责任，属于适用律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40号民事判决的裁判摘要，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资信，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承担的审查义务属于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委托协议全部转移给他人，金融机构违反该义务导致借款不能收回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商业储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白山分行、镇赉县金囤粮食仓储有限公司借款及监管合同纠纷案，与本案属同一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已裁定提审该案。（二）本案中，商业储运公司未收到《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并在回执上盖章之前，水果湖支行就在既没有对信诚和公司煤炭权属和数量进行实质审查、也未委托中介机构评估的情况下，与信诚和公司共同在《汉口银行动产质物清单》上盖章，确认信诚和公司有评估值1亿元的煤炭，并作为了《最高额保证质押合同》的附件。同日，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也据此批复同意了水果湖支行上报的、给予信诚和公司7000万元授信的意见，贷前审查完全流于形式。在《湖北信诚和税务进项流水》和《湖北信诚和货物进出账目》已经证明质物权属、数量存在重大虚假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不顾当事人的协议约定，免除水果湖支行的法定义务和借款不能收回的责任，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三）本案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费标准为58.8万元/年，原审判决在不考虑2800吨煤炭变现和鄂城钢铁公司1013.427万元应收账款实现的情况下，完全由商业储运公司在6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则商业储运公司收益与风险比将达到1:102，权责利严重失衡，显失公平。（四）在质物权属、数量以及是否存在重复抵押等基本事实没有真正查实前，原审判决判令商业储运公司对水果湖支行未收回借款的损失共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的立法原意，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水果湖支行答辩称，一、商业储运公司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事由依法不能成立。二、商业储运公司违反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及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的代理人义务，造成水果湖支行对质物的所有权和担保物权受到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商业储运公司的合同义务是代为收取信诚和公司交付的质物，代为占有、监管质物，质物变质、损坏的报告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代理人义务，质物短损的赔偿责任，质物不实的赔偿责任。2013年3月9日北京中储公司参与签订的《质押物交接清单》、残存2800吨质押煤炭和商业储运公司2015年1月发出的退出监管函件，足以证明质物交接及监管过程的事实，商业储运公司2013年5月、2014年1月签发的《查询及出质通知书》确认回执和商业储运公司的监管台账足以证实，从本次煤炭质押融资业务开始的2013年5月至次年1月，两处监管场所的库存质押煤炭总值，均在6000万元的质物最低价值之上，商业储运公司制作的煤炭入库计量磅单可佐证该事实。质物短缺事实有商业储运公司工作联系函、公证书等证据证实，2013年5月12日之前，水果湖支行从未收到商业储运公司关于质物短损或出现其他异常的事实。根据合同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代理人赔偿责任的规定，商业储运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商业储运公司民事责任的顺位问题，只有在质物不存在情况下，才有必要讨论商业储运公司责任类型是第一顺位的赔偿责任还是补充赔偿责任。质物充分确实情况下，监管人赔偿责任不仅是违反委托合同义务的责任，还是侵害占有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这种责任与借款人清偿责任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关系，由于商业储运公司侵害的对象为借款债务的质押财产，两个债务因此偶然联系在了一起；一项债务的清偿，另一项债务同时归于消灭。两个债务之间构成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损害质权的赔偿责任，应以“填平”对质权的损害为衡量标准，物上代位性是担保物权的重要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担保财产因他人侵害而灭失、毁损时，因此所得的赔偿金作为代位物继续为债权提供担保，债权人有权对该代位物优先受偿。赔偿担保财产的代位物，从损害赔偿理论的“填平”原则中完全可以推论出，权利人要求支付赔偿金的权利应当相当于受损害的担保物权本身。这种相当于的范围，即包括权利数额，也包括权利的有关顺位。基于合同约定和物权法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这种对赔偿金的求偿权，并不需要以先对其他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为前提。基于前述赔偿金的代位物属性和“填平”原则的根本要求，水果湖支行有权直接要求商业储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后，该公司有权向终局的责任人追偿。商业储运公司民事责任的顺位其实并不属于该公司的申请再审事由，再审法院依法应不予审查。 信诚和公司答辩称，关于商业储运公司提出的监管问题，信诚和公司坚持不存在重复质押。其他同意水果湖支行的答辩意见。 王凤桂答辩称，同意信诚和公司的答辩意见。 浦发武汉分行答辩称，商业储运公司的再审请求与浦发武汉分行无关联，其他问题的答辩与原审浦发武汉分行答辩意见相同。 水果湖支行起诉请求：1、信诚和公司向水果湖支行清偿银行承兑汇票垫款7056617.07元；2、信诚和公司就第1项所述的债务金额（债务部分清偿后，已清偿的金额据实予以扣减），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向水果湖支行支付自发生垫款事实之日起至全部债务实际清偿完毕之日的罚息（截止2014年11月15日，信诚和公司积欠罚息金额355900.86元）；3、朱建国、王凤桂对第1项、第2项所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水果湖支行以拍卖、变卖信诚和公司所提供的质押财产（仍存放于约定的监管场所的约2800吨煤炭)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等方式依法实现质权；5、商业储运公司在第1项、第2项所述债务的数额范围内，赔偿水果湖支行的全部经济损失【以6000万元(质物的最低价值）减去第4项所述质物的价值(按约定单价计算)所得的金额为限】；6、鄂城钢铁公司在所质押的应收账款的余额（本息之和，利息从所质押的应收账款债权到期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日止）范围内对第1项、第2项所述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7、本案财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等所有的诉讼费用由信诚和公司、朱建国、王凤桂、商业储运公司负担。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3年4月30日，甲方水果湖支行（银行）与乙方信诚和公司（供应商或建筑商）、丙方鄂城钢铁公司三方签订《保理业务合作协议》，约定：为便于乙方在甲方办理融资业务，丙方根据甲、乙双方的申请，为甲方出具乙方在丙方到期应收账款数额的确认书；甲方同意根据丙方出具的乙方到期应收款数额为乙方核定信用额度；如丙方以现款方式支付乙方应收款，则将款项付至甲乙双方约定的融资还款专户；如丙方以票据方式支付乙方应付账款，需由甲乙双方在丙方备案共同授权的指定代理人在丙方签字确认领取票据，丙方不得将票据交由他人领取；甲乙双方之间产生的经济纠纷与丙方无关，丙方不承担此协议以外的其他责任和义务；若乙方的应收款被查封、冻结，丙方将依法协助执行；本协议履行地在丙方所在地，履行期限暂定为一年，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止。等等。2013年5月17日，水果湖支行与信诚和公司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手续，登记证明编号：00840746000104446724，并载明：出质人信诚和公司以其与鄂城钢铁公司签订的编号为1302RL0185-01的《工矿产品买卖（年度合同）》以及双方签订的所有类似产品买卖合同下现成的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质押我行的综合授信项下业务作最高额质押担保。最高额质押担保金额7000万元。 2013年5月15日，水果湖支行（甲方）作为质权人与信诚和公司（乙方）作为出质人、商业储运公司（丙方）作为监管人三方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适用于动产质押总量控制业务），约定：乙方提供为甲方所认可的物质。乙方应保证所提供质物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瑕疵，因质物所有权的瑕疵给甲方造成损失的，或因质物质量隐蔽瑕疵给甲方和丙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在监管设立环节及整个监管过程中，质物的权属和内在品质均由出质人和质权人确认。监管人不对质物的内在质量、质物的真伪负责；商业储运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收取、占有、监管质押合同项下质押财产；质物以《质押清单》列明的为准，如《质押清单》中对质物约定不明、或者约定的质物与实际交付的质物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商业储运公司占有的为准；质物的品种和单价由水果湖支行向商业储运公司出具的《质物价格确定／调整通知书》（附件3确定）；质物的价值由水果湖支行确定的单价乘以质物的库存数量确定；自《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到达商业储运公司并经商业储运公司确认之日起，质物移交至水果湖支行，由商业储运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占有质物，并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商业储运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占有、监管质物的场所定于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和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望峰岗镇泉望路铁四局第三工程处材料仓库；商业储运公司违反协议约定造成质物短损灭失、水果湖支行质权落空，导致质物不足质物最低价值的，应当承担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商业储运公司占有、监管质物的存续期间，从质物由商业储运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占有、监管时开始，至水果湖支行以向商业储运公司送达《解除质押监管通知书》方式通知商业储运公司全部质物解除质押时止；商业储运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予以办理提货、换货手续并保证其监管下的质物价值始终不得低于质物的最低价值；三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对质物的监管费、仓储费、运杂费等因质物仓储保管和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该协议后附：附件1《质物清单》，载明：原煤11479.29吨（680元／吨）和精煤55920.35吨（1280元／吨），且该质押财产已悉数交付给丙方商业储运公司占有、保管、监管，存入监管方（商业储运公司）指定的仓库／场地；附件2《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载明：商业储运公司已收到出质人交付的质押物，并已知晓出质人存放于我公司的货物已被出质人质押给贵行；附件3《质物价格确定／调整通知书》；附件4《质物最低价值通知书》；附件5《印鉴式样》；附件6《解除质押监管通知书》；附件8《费用约定书》。载明：协议三方一致同意由出质人承担监管人对本协议项下质物实施监管而发生的全部费用；收费标准为人民币58.8万元／年，由出质人直接向监管人支付。等等。 2013年5月16日，信诚和公司（甲方）作为出质人与水果湖支行（乙方）作为质权人签订编号D01700130049的《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及附件编号2013032900000007动产质物清单一份），约定：信诚和公司以其存放于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的煤炭（原煤、精煤）和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望峰岗镇泉望路铁四局第三工程处材料仓库的精煤，评估值为人民币一亿元，折扣率为70%，对水果湖支行在从2013年5月16日起至2014年5月16日的期间内，在人民币7000万元的最高融资余额限度内，连续向信诚和公司融资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动产质押担保；水果湖支行有权在上述最高融资余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质权人的动产质权自甲方交付动产之日起设立；乙方向甲方主张动产质权不以实现该等已经或者将会设置的其他担保权利；无论乙方对主合同项下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均不因此减免，乙方均可直接要求甲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等等。 2013年5月16日，水果湖支行向商业储运公司和信诚和公司发出编号D01700130049-DZ-JG-0516的《质物价格确定／调整通知书》，将监管质物的单价确定为：原煤680元／吨、精煤1280元／吨。同日，水果湖支行再向商业储运公司发出编号D01700130049-DZ-DZJG-0516的《质物最低价值通知书》，将质物最低价值确定为人民币6000万元。该两份通知书均已由商业储运公司盖章签收、确认。 2013年5月17日，信诚和公司向水果湖支行出具《质押清单》《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确认原煤11479.29吨（680元／吨）和精煤55920.35吨（1280元／吨），且该质押财产已悉数交付给丙方商业储运公司占有、保管、监管，存入监管方（商业储运公司）指定的仓库／场地。商业储运公司在该质押清单上加盖骑缝章予以确认。同日，信诚和公司与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向水果湖支行发出《货权联合申明》，信诚和公司系存放于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和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望峰岗镇泉望路铁四局第三工程处材料仓库的两处全部煤炭的所有权人。 2013年5月16日，信诚和公司与水果湖支行签订编号D0170013004A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一份，约定：信诚和公司以其对鄂城钢铁公司享有的所有应付账款，对水果湖支行在从2013年5月16日至2014年5月16日的期间内，在人民币7000万元的最高融资余额限度内，连续向信诚和公司融资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并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质押登记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登记编号为00840746000104446724。至2013年4月26日，该应收账款质押金额为人民币13777800.57元。2014年4月3日，鄂城钢铁公司在《应收账款确认书》中确认：截止2014年3月31日，鄂城钢铁公司应付信诚和公司货款余额为人民币12634427.14元。 2013年5月16日，朱建国及其配偶王凤桂共同与水果湖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朱建国及其配偶王凤桂对水果湖支行在从2013年5月16日起至2014年5月16日止的期间内，在人民币7000万元的最高融资余额限度内，连续向信诚和公司融资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水果湖支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2014年1月22日，水果湖支行与信诚和公司签订编号为B0170014000N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书》，约定：水果湖支行对信诚和公司所开具的总金额1185万元的1张银行承兑汇票给予承兑。信诚和公司应在水果湖支行承兑本协议项下银行承兑汇票前，将相当于承兑总金额40%的资金，即474万元存入约定的承兑保证金账户。信诚和公司应于承兑汇票到期前3日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水果湖支行，以备支付到期票款；承兑汇票到期日，水果湖支行凭票无条件支付票款；信诚和公司应于票据到期前保证结算账户存款余额足够支付除保证金外的剩余应付票款，并同意票据到期日水果湖支行从结算账户中扣划除保证金外的剩余应付票款；因信诚和公司未按期交足票款，且结算账户的存款余额不足扣收而致水果湖支行垫付的票款，全部自动转为信诚和公司的逾期贷款，由水果湖支行按照0.5‰的罚息利率逐日计收罚息。等等。 2014年1月22日，信诚和公司向水果湖支行交存保证金人民币474万元。 2014年7月22日，编号B0170014000N的《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项下1张汇票到期，信诚和公司未按月交足敞口部分金额，致使原告垫付票款人民币7056617.07元。 2014年4月11日，鄂城钢铁公司以汇票方式向水果湖支行支付款项共计2426137.51元，用于清偿其在质押应收账款对应的债务关系项下的部分债务。 至2014年4月11日，本案《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项下的债务的本金余额为7056617.07元。 2013年3月9日-31日，监管承接人商业储运公司向质权人水果湖支行出具《信诚和公司监管点质押物监管台账》，载明：报表日期2013年3月9日-2013年3月31日。洗煤厂本月确定结存原煤12726.8吨，价值8654224元；精煤16576.82吨，价值21218329.6元。专用线本月确定结存精煤14860.09吨，价值19020915.2元。合计44163.71吨，价值48893468.8元。 2013年5月1日-31日，监管人商业储运公司向质权人水果湖支行出具《信诚和公司监管点质押物监管台账》，载明：报表日期2013年5月1日-2013年5月31日。洗煤厂本月确定结存原煤11479.29吨，价值7805917.2元；精煤17339.9吨，价值21674875元。专用线本月确定结存精煤36892.99吨，价值46116237.5元。合计65712.18吨，价值75597029.7元。 2014年1月20日，监管人商业储运公司向质权人水果湖支行出具《质物清单》，载明：原煤数量8476.06吨,单价620元/吨；精煤数量51276.8吨，单价1073元/吨。同日，水果湖支行出具《质物最低价值通知书》，商业储运公司盖章确认信诚和公司的质物最低价值为6000万元。 2014年3月27日，监管人商业储运公司向质权人水果湖支行出具《信诚和公司监管点质押物监管台账》，载明：报表日期2014年3月27日。洗煤厂本月确定结存原煤8476.06吨，价值5255157.2元；精煤22070.62吨,价值32250914.21元。专用线本月确定结存精煤29121.29吨，价值22678005.22元。合计59667.97吨，价值60184076.63元。等等。 2014年5月12日，商业储运公司向水果湖支行出具《工作联系函》称：我司监管员对开元洗煤厂内现存煤堆进行了盘点，预估2800吨。上次盘点刘岗村和赖山集总吨数为34833.6,对于盘点数量应更新为37641.6，与2014年3月28日的库存59667.97吨相差22026.37吨。2014年4月10日，我司已对信诚和公司下发了《工作联系函》要求信诚和公司近期必须将差额部分补齐。等等。2014年6月23日，水果湖支行复函称：贵司所称刘岗村和赖山集两处的煤炭，不属于我行委托贵司代理占有、监管的范围。贵司所承认的开元洗煤厂内现存煤炭预估数仅有2800吨的事实表明贵司已经严重违反《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的约定，贵司有义务赔偿我行因此而受到的全部损失。等等。 2014年6月30日，鄂城钢铁公司向水果湖支行发出《保理合作协议对账函》确认：截止2014年6月30日，鄂城钢铁公司应付信诚和公司货款余额为10134427.14元。 2015年1月5日，商业储运公司向水果湖支行出具《工作联系函》称：因开元淮南分公司全面断水断电，商业储运公司三日内将全部人员撤离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由此可能产生的损失与我司无关。2015年1月8日，水果湖支行复函称：在我行依约签发的《解除质押监管通知书》达到贵司之前，未经我行明确同意，该法律义务及法律责任不因任何事由而致减轻或者免除。等等。 另查明，2011年9月19日，水果湖支行（甲方）作为质权人与信诚和公司（乙方）作为质权人、北京中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储公司）（丙方）作为监管人三方签订编号为D017001100ME-D2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适用于动产质押总量控制业务），约定：北京中储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收取、占有、监管质押合同项下质押财产；质物以《质押清单》列明的为准，如《质押清单》中对质物约定不明、或者约定的质物与实际交付的质物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北京中储公司占有的为准；自《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到达北京中储公司并经其确认之日起，质物移交至水果湖支行，由北京中储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占有质物，并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北京中储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占有、监管质物的场所定于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北京中储公司违反协议约定造成质物短损灭失、水果湖支行质权落空，导致质物不足质物最低价值的，应当承担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北京中储公司占有、监管质物的存续期间，从质物由北京中储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占有、监管时开始，至水果湖支行以向北京中储公司送达《解除质押监管通知书》方式通知北京中储公司全部质物解除质押时止；北京中储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予以办理提货、换货手续并保证其监管下的质物价值始终不得低于质物的最低价值。该协议在2011年10月18日的附件3《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中载明：鉴于信诚和公司已将下列货物质押给质权人水果湖支行，其中精煤14050吨（1480元／吨），原煤5830吨（860元／吨），总价值25807800元，我公司已收到出质人交付的以上货物，并已知晓出质人存放于我公司的以上货物已被出质人质押给贵行。水果湖支行、信诚和公司、北京中储公司均在该确认回执上盖章。等等。 2012年5月15日，水果湖支行（甲方）作为质权人与信诚和公司（乙方）作为出质人、北京中储公司（丙方）作为监管人三方签订编号为D0170012005Z-D2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适用于动产质押总量控制业务），约定的内容同编号为D017001100ME-D2号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相同。 2012年5月16日，水果湖支行（质权人）致函北京中储公司（监管人）《质物变更通知书》（附确认回执）中载明：按照我行、贵公司以及信诚和公司三方签订的第D0170012005Z-D2号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现信诚和公司拟对质物进行变更，我行已审核同意，请贵公司根据下列入库清单为其办理货物入库验收手续。《货物入库质押清单》载明：精煤5121.64吨（1480元／吨）。北京中储公司在该回执上确认：贵行签发的《质物变更通知书》已经收悉，根据约定，本公司已按照《质物变更通知书》的要求办理入库和出库手续。本次质物变更后的入库明细为：精煤5121.64吨（1480元／吨）。水果湖支行、信诚和公司、北京中储公司均在该确认回执上盖章。等等。 2013年3月9日，水果湖支行（甲方）作为质权人与信诚和公司（乙方）作为出质人、北京中储公司（丙方）作为监管人三方签订编号为D0170012005Z-D2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适用于动产质押总量控制业务），约定的内容同编号为D017001100ME-D2号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相同。只是将北京中储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占有、监管质物的场所改定于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和安徽省淮南市铁四局三处铁路专用线内。该协议的附件3《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中载明：鉴于信诚和公司已将下列货物质押给质权人水果湖支行，其中原煤15131.94吨（680元／吨），精煤17175吨（1280元／吨）。我公司已收到出质人交付的以上货物，并已知晓出质人存放于我公司的以上货物已被出质人质押给贵行。水果湖支行、信诚和公司、北京中储公司均在该确认回执上盖章。等等。 2013年3月9日，出质人信诚和公司，质权人水果湖支行，交接人北京中储公司，承接人商业储运公司，监交人水果湖支行，共同签订《质押物交接清单》，载明：质物品种原煤、精煤。库存数量原煤15131.94吨，精煤17175吨。交接时间为2013年3月9日。 再查明，经庭审调查以及根据商业储运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到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调取的相关证据材料，查明：本案信诚和公司（出质人）与第三人浦发武汉分行（质权人）及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托管第三人），于2012年6月18日签订合同编号为WH011206200016、WH011206200017；于2013年6月16日签订合同编号为WH011306180038、WH011306180039的四份《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在WH011206200016、WH011306180038号协议中约定：本协议项下的质物为本合同签订时出质人已经存放在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仓库的全部煤炭，监管仓库地址为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杨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内，等等；在WH011206200017、WH011306180039号协议中约定：浦发武汉分行根据信贷资金审批流程将向信诚和公司提供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专项用于信诚和公司采购焦煤，双方同意将上述货物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浦发武汉分行委托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为质押监管人，代理浦发武汉分行占有、质押货物，履行保管监管责任。质押货物出发地为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货场，发货人为信诚和公司，到货地点为湖北中特新华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区、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厂区，收货人为湖北中特新华能科技有限公司、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等等。一审法院经与浦发武汉分行调查核实，其对上述四份《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真实性不持异议。 2013年6月16日，信诚和公司（出质人）与第三人浦发武汉分行（质权人）签订《动产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质物为存放于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的精煤6000吨，本清单项下全部货物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本合同项下债权人为浦发武汉分行，债务人为信诚和公司；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在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期间内，向债务人提供的一类或几类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融资及因提供银行承兑汇票等而形成的各类或有负债；《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编号为WH011306180038、WH011306180039，适用于质物由质权人指定的第三方监管的情形。 在2012年12月5日的《质物接管清单》上载明：监管仓库地址为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杨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洗煤厂内），出质人为信诚和公司，精煤6000吨，本清单项下全部货物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信诚和公司、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浦发武汉分行均在该《质物接管清单》上盖章。 在2012年12月6日的《质物存量清单》上载明：监管仓库地址为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杨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质人为信诚和公司，精煤21764吨，本清单项下货物全部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信诚和公司、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浦发武汉分行均在该《质物接管清单》上盖章。 在2013年1月5日的《质物存量清单》上载明：质物状态为静态，仓库地址为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杨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精煤18764吨，本清单项下货物全部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信诚和公司、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均在该质物存量清单上盖章。 在2013年5月29日的《质物存量清单》上载明：监管仓库地址为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杨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洗煤厂内），精煤19264吨，本清单项下货物全部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信诚和公司、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均在该质物存量清单上盖章。 在2013年6月25日的《质物存量清单》上载明：监管仓库地址为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杨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洗煤厂内），精煤25364吨，本清单项下货物全部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信诚和公司、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均在该质物存量清单上盖章。 在2014年3月4日的《质物存量清单》上载明：监管仓库地址为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杨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精煤20313.79吨，本清单项下货物全部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信诚和公司、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均在该质物存量清单上盖章。等等。 再查明，2015年12月1日，水果湖支行（甲方）与郑广西（乙方）签订《委托监管协议》，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代理甲方占有、监管信诚和公司（出质人）出质给甲方（质权人）的质押财产；监管物存放于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杨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的全部煤炭；监管期限从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1日。等等。经一审法院查证，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为本案信诚和公司的分公司，郑广西系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员工。 再查明，根据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450号、第00621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及本案查明，2014年10月11日，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对本案被告朱建国因另案的借贷关系被以涉嫌票据承兑罪执行逮捕。 2013年9月23日、2014年1月27日，信诚和公司分两次向商业储运公司支付2013年9月9日至2014年3月8日的监管费共计336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水果湖支行与信诚和公司、鄂城钢铁公司三方签订的《保理业务合作协议》，水果湖支行与信诚和公司、商业储运公司三方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信诚和公司与水果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信诚和公司与水果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朱建国、王凤桂与水果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水果湖支行与信诚和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书》，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水果湖支行依约向信诚和公司发放了贷款，履行了合同放贷义务。在法律上构成了原告与信诚和公司的借款关系，原告与信诚和公司、商业储运公司的质押监管关系，原告与被告朱建国、王凤桂的保证担保关系。以上协议对相关各方均具有拘束力，各相对人均应享受和承担合同设定的权利和义务。现信诚和公司未依约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众担保人未依约承担担保责任，其行为均已构成违约，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信诚和公司应依法承担偿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众担保人应依约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一、关于水果湖支行与商业储运公司之间的质押监管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生效，商业储运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水果湖支行与信诚和公司、商业储运公司三方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的性质为委托质物监管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复合法律关系。在这个法律关系中，质物是否存在、是否交付关系重大。如果质押物至始不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64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第1款的规定，质权因未完成交付而不能成功设立，出质人代质权人占有质物的质押合同不生效，监管方也无需就质物监管合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所以法院不能仅对质物进行形式审查，还须对质物的存在、占有进行实质审查，否则既违反法律的规定，且有可能导致实际用款人脱责。尤其涉及刑民交叉的案件，则可能导致法院认定结论与公安机关侦查结果相冲突的情况。第二，经一审法院调查核实，信诚和公司（出质人）为了获得浦发武汉分行的贷款，分别于2012年6月18日、2013年6月16日与浦发武汉分行（质权人）及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托管第三人）签订了四份《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在协议中明确确定，本协议项下的质物为本合同签订时出质人已经存放在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仓库的全部煤炭，仓库地址为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杨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内，双方同意将上述货物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并由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代理浦发武汉分行占有、监管质押货物。信诚和公司又于2013年6月16日与浦发武汉分行签订《动产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质物为存放于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的精煤6000吨，本清单项下全部货物质押给浦发武汉分行；，对应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编号为WH011306180038、WH011306180039。根据一审法院的查证，无论是本案监管人商业储运公司向质权人水果湖支行出具的《信诚和公司监管点质押物监管台账》表明，在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出质人信诚和公司的质押物在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本月结存的原煤11479.29吨，价值7805917.2元。精煤17339.9吨，价值21674875元。在路铁四局第三工程处材料仓库专用线本月确定结存精煤36892.99吨，价值46116237.5元。合计65712.18吨，价值75597029.7元；还是第三人浦发武汉分行的质押物监管人武汉诚通物流有限公司向质权人浦发武汉分行出具的《质物存量清单》表明，在2013年6月期间，出质人信诚和公司的质押物在洗煤厂本月结存的精煤达25364吨；用25364吨减去水果湖支行存放在此处的精煤17339.9吨，尚剩余8024.1吨，而此时浦发武汉分行项下的质押物数量仅为精煤6000吨。以上事实表明，在2013年5月-6月期间，亦即是信诚和公司作为出质人与水果湖支行作为质权人签订《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信诚和公司作为出质人与第三人浦发武汉分行作为质权人签订《动产最高额质押合同》期间，出质人信诚和公司的质押物数量为65712.18＋8024.1吨合计为73736.28吨，价值为75597029.7＋100余万元或102.7万元（即8024.1吨＊按当时每吨1250元-1280元计算，价值约在100余万元-102.7万元之间）合计约为75597132元，无论是质押物的数量还是价值，均能满足质权人水果湖支行质物最低价值6000万元，质权人第三人浦发武汉分行质押物数量精煤6000吨（按当时每吨1250元-1280元计算，价值约在750-768万元之间），两处质权价值相加大约在6750万元-6768万元之间的要求，不存在质物重复质押问题。且质权人水果湖支行存放在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望峰岗镇泉望路铁四局第三工程处材料仓库专用线的质押物精煤36892.99吨，价值46116237.5元，与第三人浦发武汉分行质物存放地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的地点完全不同，不存在质物交叉存放问题，应系水果湖支行独立享有的质权。故本案质物不存在重复质押问题，质权人水果湖支行与浦发武汉分行，对出质人信诚和公司的质押物分别享有质权。第三，从行使质权的时间上看，经一审法院查实，早在2011年9月19日，水果湖支行作为质权人与信诚和公司作为出质人、北京中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监管人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约定北京中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收取、占有、监管质押合同项下质押财产，并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占有、监管质物的场所定于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质押货物为精煤14050吨（1480元／吨），原煤5830吨（860元／吨），总价值25807800元。直至2013年3月9日，出质人信诚和公司，质权人水果湖支行，交接人北京中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承接人商业储运公司，监交人水果湖支行，共同签订《质押物交接清单》，载明：质物品种原煤、精煤。库存数量原煤15131.94吨，精煤17175吨。交接时间为2013年3月9日。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质押物交接行为只是将监管人变更为本案商业储运公司，质押物的权属人、出质人均未有变更，构成质物权属的承接关系，可认定质押物一直在水果湖支行的占有、控制下。第四，因水果湖支行作为质权人与信诚和公司作为出质人、商业储运公司作为监管人在三方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中约定，在监管设立环节及整个监管过程中，商业储运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收取、占有、监管质押合同项下质押财产；质物以《质押清单》列明的为准；自《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到达商业储运公司并经商业储运公司确认之日起，质物移交至水果湖支行，由商业储运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占有质物，并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商业储运公司违反协议约定造成质物短损灭失、水果湖支行质权落空，导致质物不足质物最低价值的，应当承担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商业储运公司占有、监管质物的存续期间，从质物由商业储运公司代理水果湖支行占有、监管时开始，至水果湖支行以向商业储运公司送达《解除质押监管通知书》方式通知商业储运公司全部质物解除质押时止；商业储运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予以办理提货、换货手续并保证其监管下的质物价值始终不得低于质物的最低价值。故商业储运公司依合同的约定必须保证其监管下的质物价值始终不得低于质物的最低价值，如违反协议约定造成质物短损灭失、导致质物不足质物最低价值，致水果湖支行质权落空，应当承担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第五，对至今仍存放于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剩余的2800吨精煤，虽然质权人水果湖支行与浦发武汉分行都失去了对该质物的占有、控制，但本案的质权人水果湖支行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于2015年12月1日，水果湖支行与郑广西（系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员工）签订《委托监管协议》，约定了由郑广西接受甲方委托，代理甲方占有、监管信诚和公司（出质人）出质给（质权人）水果湖支行的质押财产；监管物存放于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杨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的全部煤炭；监管期限从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1日。经一审法院查证该协议真实有效，出质人信诚和公司与监管人郑广西均确认该质物属水果湖支行所有、控制，水果湖支行在该质物上重新设立了质权。另一质权人浦发武汉分行既未举证证明其对该质物享有占有、控制权，也未在本案中主张该质押物的质权。故对至今仍存放于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剩余的2800吨精煤的质权应由水果湖支行享有。第六，关于本案质押物的灭失，商业储运公司一直主张系信诚和公司强行出货导致，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即使该事实属实，亦不能证明其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商业储运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依约及时通知原告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灭失，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公安机关报警，履行了及时通知以及报警义务等适当应急措施。第七，至于水果湖支行是否先应向其他债务人、担保人追偿并根据执行终结时的剩余款项，才能向商业储运公司主张赔偿责任。因本案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已就商业储运公司在监管期间违约而应承担何种责任、就债务人信诚和公司在监管期间违约而应承担的何种责任，规定得很清楚，不仅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同性质不同，而且该协议并未规定水果湖支行必须先向主要债务人信诚和公司追偿后才可以向监管人商业储运公司追偿。因此水果湖支行根据合同约定向商业储运公司主张质押物损失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 综上，本案不存在信诚和公司将在同一时间、同一质押期间、同一存放地点的质物，同时质押给第三人浦发武汉分行和本案水果湖支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64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第1款规定的“质权未完成交付而不能成功设立”、“出质人代质权人占有质物的质押合同不生效”的情形。本案的《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成立并生效，本案质押法律关系成立有效，质权人依法对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质物灭失系因商业储运公司监管不力造成，监管方应依约就质物监管合同承担赔偿质押物损失或赔偿相应价款的违约责任。 二、关于水果湖支行与鄂城钢铁公司之间的质押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有效，鄂城钢铁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其一，水果湖支行与信诚和公司、鄂城钢铁公司三方签订的《保理业务合作协议》名为保理协议实为应收账款质押，且依法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手续，登记证明编号0084074600010444672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应收账款可以出质。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订立书面合同，然后办理质押登记。故，本案应收账款质押成立、有效。其二，《保理业务合作协议》约定了质押履行期限暂定为一年，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止。最高额质押担保金额为7000万元；在本案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中，亦约定了信诚和公司以其对鄂城钢铁公司享有的所有应收账款，对水果湖支行在从2013年5月16日至2014年5月16日的期间内，在人民币7000万元的最高融资余额限度内，连续向信诚和公司融资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水果湖支行于2014年3月18日，依约对信诚和公司开具的汇票总金额共计人民币1185万元的1张银行承兑汇票作出了承兑，该债权的形成时间均未超过上述协议约定的质押有效期间，均在最高融资余额限度内。水果湖支行于2014年7月2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上述质押权利，亦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期内诉讼时效。其三，法院查封与否不影响质权的权属，不能成为导致鄂城钢铁公司不能付款的直接原因。其四，水果湖支行与鄂城钢铁公司通过《保理合作协议对账函》确认：截止2014年6月30日，鄂城钢铁公司应付信诚和公司货款余额为10134427.14元。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本案应收账款质押成立、有效。鄂城钢铁公司认为本案应收账款质押法律关系不成立、无效，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鄂城钢铁公司应在其所质押的应收账款的余额10134427.14元范围内与在其质押有效期内所发生的其他生效债权共同对信诚和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并承担从所质押的应收账款债权到期日起（即2014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水果湖支行清偿为其垫付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款7056617.07元；并支付以7056617.07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为计算标准，自垫款发生之日起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的罚息；二、朱建国、王凤桂对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水果湖支行对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的质押物(在编号D01700130049的《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有效范围内，自2013年5月16日起至2014年5月16日期间内形成的债权，目前仍存放于安徽省淮南市杨公镇杨孙路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洗煤厂内)的2800吨精煤共同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武汉市商业储运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水果湖支行(在编号D01700130049的《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范围内，在6000万元的最高额限度内，自2013年5月16日起至2014年5月16日质押有效期间内形成的债权)共同承担质押物损失或相应价款的赔偿责任(减去2800吨精煤享有优先受偿后的价值)；五、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水果湖支行（在D0170013004A《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登记编号为00840746000104446724的范围内，自2013年5月16日至2014年5月16日质押有效期间内形成的债权，在其质押的应收账款余额10134427.14元限额内)共同对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并承担从所质押的应收账款债权到期日起（即2014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朱建国、王凤桂对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后，依法可以向债务人追偿。如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4061元，保全费5000元，由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朱建国、王凤桂共同负担。 商业储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水果湖支行对商业储运公司的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水果湖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8份融资合同应作为一个案件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而不是分8案由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在每个一案件中，水果湖支行将借款关系、担保关系、质押监管关系合并起诉，一审法院不应合并审理。3、商业储运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向信诚和公司调取进出项税务明细证据，但未予调取。二、案涉质物权属存在严重瑕疵，并且质物未有效交付，水果湖支行也未实际占有、控制，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进行实质审查。三、案涉煤炭存在重复质押，一审法院未对煤炭存在与否、真实数量等进行实质审查。水果湖支行质权设立时间不仅晚于浦发武汉分行，且无法构成有效交付，其质权应归无效。四、水果湖支行对质物的审查属于法定和约定义务，未严格履行且不能通过协议全部转移给商业储运公司。《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9.4条约定质物的权属和内在品质均由质权人和出质人确认，水果湖支行未尽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对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责任。五、即便质权、质押监管关系都成立，商业储运公司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不是共同赔偿责任。 水果湖支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信诚和公司、朱建国、王凤桂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浦发武汉分行述称，认可一审关于质物没有重复质押的认定，对于水果湖支行的质物浦发武汉分行不主张权利。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该院予以确认。 二审认为，水果湖支行与信诚和公司、鄂城钢铁公司签订的《保理业务合作协议》，水果湖支行与信诚和公司、商业储运公司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信诚和公司与水果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信诚和公司与水果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朱建国、王凤桂与水果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水果湖支行与信诚和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书》，均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无效情形，为有效合同。一审法院关于上述合同有效的认定正确，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又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七条，如质物不存在，则因未完成质物的交付而致质押合同不生效。二审法院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架构下，已采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相分离的原则，并在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因此，关于质押合同效力的认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将质押合同的生效与质物的交付行为相互独立，一审法院将质物移交质权人占有作为质押合同的生效条件的认定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签订后，水果湖支行与信诚和公司之间成立有效的质押合同关系。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商业储运公司作为监管人加入到前述质押合同关系中，并成立三方合同关系。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的约定，商业储运公司负有代水果湖支行收取、占有、监管并保证监管中的质物价值不低于水果湖支行所设定的最低价值的义务，义务期间自商业储运公司向水果湖支行出具《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的确认回执时起至水果湖支行向商业储运公司出具《解除质押监管通知书》止。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所规定的观念交付形态,故自商业储运公司向水果湖支行出具确认回执后，商业储运公司即应履行上述合同义务。商业储运公司称，协议约定质物的权属和内在品质由质权人和出质人确认，收取质物的确认并未全部转移给商业储运公司。二审法院认为，该约定与商业储运公司的义务约定并无交集或重叠，商业储运公司须对是否收取、占有质物负责，但质物的权属及品质不在商业储运公司的责任范围内，故商业储运公司称水果湖支行亦应对是否收取质物负担义务和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商业储运公司在一、二审中均称从未实际占有过质物，并在二审中进一步明确，商业储运公司向水果湖支行出具的《质物清单》《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的确认回执、《信诚和公司监管点质押物监管台账》等均为形式上出具，已构成对违反监管义务的自认。在动产质押监管法律关系中，质权人仅需提供证据证明质物短少即已完成证明义务，监管人需就自身不存在监管过错及存在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现质物仅余2800吨，商业储运公司未履行监管义务的自认已足以认定其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商业储运公司主张质物有对浦发武汉分行重复质押的情形，并称一审法院未予查明。二审法院认为，浦发武汉分行已明确表示质物没有重复质押，对于水果湖支行的质物浦发武汉分行不主张权利，因此，一方面是否存在重复质押的事实已无需查明，另一方面，即便存在重复质押，商业储运公司未履行监管义务致现存质物仅余2800吨是客观事实,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的约定，商业储运公司应对水果湖支行确定的最低价值6000万元与现存质物的差额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就该赔偿责任的顺位问题，在《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得到全面履行的情况下，水果湖支行可就全部质物行使质权，根据合同约定，该质权与其他担保方式均处于同一顺位，现因质物灭失水果湖支行依约享有对商业储运公司的赔偿请求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关于“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的规定，《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对质物灭失的赔偿约定具亦有担保物权物上代位赔偿金的性质，就其优先受偿的特性与其他担保方式应处于同一顺位，故一审法院判决商业储运公司在约定范围内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商业储运公司称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商业储运公司有关案件管辖方面的上诉请求已在审理管辖异议的程序中由二审法院二审驳回其对管辖异议的上诉，二审法院不予审理。此外，商业储运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向信诚和公司调取进出项税务明细证据，该事项与本案实体处理无关，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其申请并无不当。 综上，商业储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61元，由武汉市商业储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再审审理期间，商业储运公司提交新证据一、戴军与商业储运公司《劳动合同》《辞职报告》及《关于解除戴军劳动合同的决定》各一份，拟证明戴军自2008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26日为商业储运公司职工。新证据二、（2018）鄂江天内证字第4269号《公证书》及其附件、（2018）鄂江天内证字第4270号《公证书》及其附件、（2018）鄂江天内证字第4367号《公证书》及其附件，以上三份公证书拟证明戴军和水果湖支行客户经理易爱明一直具体联系信诚和公司煤炭库存及监管台账编制等相关事宜。2013年3月起，两人之间邮件往来，商业储运公司复核正式出具纸质版台账前，戴军要先向易爱明报电子版，易爱明同意或修改后，戴军才提交公司打印盖章，故纸质版台账内容由水果湖支行决定，而非商业储运公司。水果湖支行主导制作虚假监管台账，足以推定其自始明知质物虚假，商业储运公司盖章的纸质版监管台账内容均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证明信诚和公司质押的煤炭数量和权属真实。 水果湖支行质证称，关于《劳动合同》《辞职报告》及《关于解除戴军劳动合同的决定》因商业储运公司未提交原件，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关于三份公证书及其附件，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均不认可。对4269号《公证书》、4270号《公证书》合法性予以认可，由于商业储运公司未提交证据佐证邮箱内容未经编辑、删减、修改，且双方发件人身份不明，故对4269号《公证书》所公证邮箱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4170号《公证书》系监管台账报送事宜，即便假设真实，恰恰证明因银行监督了商业储运公司日常监管；对于4367号《公证书》，由于无法核实微信朋友圈发出人身份是否系案涉银行工作人员易爱明，没有显示发送地点；无法核实照片拍摄时间且照片存在被编辑的可能性，故对4367号《公证书》所公正的微信朋友圈消息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主要内容为四张照片，不能体现地点、现场人物、相关事件、库存数量等信息，与待证事实无关；且该公证书显示“易爱明”朋友圈信息，包括个人照片生活工作状况等个人信息，该信息系私密范围内人群知悉的秘密，未经许可不得公开，未经“易爱明”授权或同意，向“易爱明”设定的可知悉相关秘密意外的人展示其朋友圈，明显侵犯“易爱明”隐私权益，该公证内容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商业储运公司所提交新证据均形成于本案一二审期间，逾期提供证据并无合理理由，且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均不应采纳。 信诚和公司对新证据质证称，同意水果湖支行质证意见。 王凤桂对新证据质证称，同意信诚和公司意见。 浦发武汉分行对新证据质证称，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与其无关。 本院对新证据认定如下：对商业储运公司再审提交证据材料的真实性问题，鉴于商业储运公司未提交戴军《劳动合同》《辞职报告》及《关于解除戴军劳动合同的决定》的原件，且水果湖支行对以上证据材料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以上证据材料真实性不予认定；对于商业储运公司提交的三份《公证书》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公证书》所公证内容二审前即存在，商业储运公司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且该证据内容亦不足以证实水果湖支行制作虚假监管台账，自始明知质物虚假。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并经当事人当庭一致确认，可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质物短缺的原因；对于案涉质物短缺，商业储运公司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一、关于质物短缺的原因。首先，根据水果湖支行、信诚和公司、商业储运公司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中“质物设立质押时，甲方（水果湖支行）、乙方（信诚和公司）向丙方（商业储运公司）发出《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将质物及设立质押的事实通知丙方，丙方验收货物无误后予以确认”；“自《查询及出质通知书》达到丙方并经丙方确认之日起，质物移交至甲方，由丙方代理甲方占有质物，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监管职责”等合同约定,质权设立之时，三方通过《质物清单》《查询及出质通知书》等文件的交付及确认，作为质物交接的凭证。2013年5月17日质物交接亦是由水果湖支行向商业储运公司发出《质物最低价值通知书》，确定质物最低价值，信诚和公司向水果湖支行出具《质押清单》《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确认质物数量，商业储运公司在《质押清单》上加盖骑缝章予以确认这一书面形式交付质物。三方并未到场清点质物数量、品种，确定质物权属，再审庭审中，三方均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商业储运公司提出案涉质押煤炭实际存量严重少于《质物清单》和《查询及出质通知书》的记载，书面文件不能真实客观反映质物实际数量、品种乃至价值，并提交了《湖北信诚和税务进项流水》和《湖北信诚和货物进出账目》拟证明其主张，但《湖北信诚和货物进出账目》是公安局整理出来的信诚和公司的货物进出情况，《湖北信诚和税务进项流水》是商业储运公司从税务机关自行调取，未加盖税务局公章，该两项证据并不能反映信诚和公司的全部煤炭真实交易情况，尚不足以证明质物自始不足，原审法院认为商业储运公司的调取证据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因此不予准予并不违法法律规定。如前所述，再审审理期间商业储运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亦不足以证实质物自始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动产质押监管协议》4.3条约定商业储运公司在监管期间应建立完善的出入库台账登记制度，登记、核实信诚和公司提货或换货后的质物最低价值是否符合合同2.5条约定。商业储运公司再审提交的三份《公证书》内容显示该公司原工作人员戴军与水果湖支行工作人员易爱明通过邮件来往台账确认每日质押物数量及价值，证实商业储运公司形式上履行了合同的约定。但自2013年5月17日至2014年3月27日，商业储运公司多次向水果湖支行出具《信诚和公司监管点质押物监管台账》，所报告监管质物价值均不低于6000万元。而商业储运公司于2014年5月12日函告水果湖支行，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公镇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监管点处现存煤炭预估为2800吨，该数量煤炭价值远低于《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的质物最低价值，质物短损致使水果湖支行债权无法充分实现。商业储运公司再审中提交《公证书》主张《信诚和公司监管点质押物监管台账》是由水果湖支行主导编制的虚假监管台账，反映出商业储运公司未尽合同约定的监管义务，就监管质物短损存在过错，再审期间商业储运公司仍未能就其存在免责事由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水果湖支行因其过错导致质物减损而受到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关于是否存在重复质押问题。原审及再审中浦发武汉分行均明确表示质物没有重复质押，对于水果湖支行的质物浦发武汉分行不主张权利，原审亦已对本案不存在重复质押情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论述，再审中商业储运公司亦未举证推翻原审判决关于不存在重复质押的认定，再审对此予以确认且不再赘述。 二、关于对案涉质物短缺，商业储运公司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质押物监管期间出现短缺，商业储运公司应当依据《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丙方违反上述约定造成质物短损灭失，甲方质权落空导致质物价值不足质物最低价值的，承担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该赔偿责任应当为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质押监管合同兼具保管合同和委托合同的性质，对于质权人水果湖支行而言，商业储运公司作为其受托人监管质物，仅是帮助水果湖支行实现质权的辅助人，而非质权实现的直接义务人。故在质物短缺、灭失的情况下，应该先由主债务人偿还债务，不足部分由监管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现引发本案纠纷的首要原因是债务人信诚和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因此，商业储运公司作为辅助义务人，根据其在质物移交和质物监管中的过错程度，对信诚和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仍不能清偿部分，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质权设立即质物移交之时，水果湖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审查信诚和公司提交的足以证实质物所有权、质量、品质的资料（包括且不限于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报关单、货运单、质量合格证买卖合同等）以确定质物权属、数量、价值。但水果湖支行作为债权人和质权人在质物移交时未到场核实清点确认质物，对自己质权的实现疏于管理并放任质权不能实现的风险放大，亦存在过错，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故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应判定商业储运公司对水果湖支行质权不能实现部分承担80%的补充赔偿责任为宜。 综上，商业储运公司再审理由部分成立，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25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6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 三、变更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61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武汉市商业储运有限责任公司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水果湖支行在编号D01700130049的《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约定的人民币6000万元最高额限度内，自2013年5月16日起至2014年5月16日质押有效期间内形成的债权承担质押物损失的80%补充赔偿责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4061元，保全费5000元，由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朱建国、王凤桂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4061元，由武汉市商业储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2812元，由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朱建国、王凤桂负担32030元，由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水果湖支行负担1921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慧卓 审判员  刘崇理 审判员  刘京川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法官助理金悦 书记员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