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5民终19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辛安渡工业园1号（1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751846381K。法定代表人：李学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兰山，男，该公司销售经理。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尧，湖北君任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枝江市仙女经贸区江汉大道以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3795911990B。法定代表人：焦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成柱，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2018）鄂0583民初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兰山、杨国尧，被上诉人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成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或发回重审；2.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3.撤销财产保全裁定，解除对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银行存款冻结。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仅凭两份《对账函》不能确定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一、戴浪已辞职，其实际签字时间与落款时间不符，应在辞职之后。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对《对账函》上的签字、公章、落款时间都有异议。戴浪是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一个普通的采购员，2017年7月5日，戴浪自书辞职报告交给公司领导后，离开本公司不知去向。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在2016年10月13日《对账函》和2017年2月12日《对账函》上的“戴浪”签字不可信，落款时间也可能与实际签字时间不符。2016年10月13日《对账函》上的公章与落款时间也不符。二、戴浪仅证实供货数量属实，对应付款项未予确认，不能据此确认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即使戴浪的签名和落款时间都属实，但在两份《对账函》上，戴浪仅对供货数量进行了核实，对单价、金额、付款情况均未核实，也无权核实。因而不能据此证实双方的应付款情况，不能据此认定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对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享有债权。三、戴浪对账的行为超越了其工作范围，对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不发生效力。对账的职责在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财务部门，戴浪既不是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又不是负责人，不了解付款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具有对账的职责，其对账行为超出了其职责范围，其对账行为属于超越代理权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四、戴浪的行为也不属于表见代理。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明知戴浪不是公司财务人员不具有财务对账的职责而与其对账，主观上是恶意的，不能认定为表见代理。五、一审法院应同意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鉴定申请。两份《对账函》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一审期间对这两份《对账函》上戴浪的签名、签字时间、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在一审期间申请对上述事项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这两份无其他证据印证，且疑点重重的直接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证据，未经司法鉴定程序核实其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六、《对账函》不足以作为确认货款的依据。双方是长期有业务往来的客户，双方收发货，有供货单和收货人员签字，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仅提供疑点重重的两份《对账函》，不能证明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主张。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后驳回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请。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辩称：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与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明确，欠款事实清楚，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590778.12元，并从2017年1月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以590778.1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多次购买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玻璃瓶，2016年10月12日，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向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发出“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8月13日对账函，供货总金额793079.32元，已付262430元，下欠530649.32元”。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戴浪对对账函中的数据核对后，反馈了数据不符事项:“1、2016年7月25日退货153432个（金银花瓶），未记账；2、2016年8月13日实收136710个，多计10369个；3、2016年8月18日，付款60000元未记账；4、2016年7、8月洗瓶费6140元未记账；5、退货叉车费1400元未记账”。对账截止时间为2016年10月13日。2017年1月30日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再次发给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2015年至2017年1月10日供货对帐函，“载明发货数量、货款总金额875810.32元，已付款373190元，余下502620.32元未付”。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戴浪于2017年2月12日在对账函上签字注明“供货数量属实”。查明，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共向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支付现金186000元，支付承兑汇票225190元，合计411190元。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在武汉市东西湖国家税务局向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开具了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714615.47元。庭审中，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提出2016年7月25日退货的153432个“金银花瓶”未从供货总额中减出，退货的上下车费1400元，2016年7、8月洗瓶费6140元，2016年8月13日多记瓶10369个未减帐，2016年8月18日付款60000元未减帐，对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提供对账函中采购“金银花瓶”的业务员戴浪签名及对账时间提出异议，但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庭审结束后，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却要求对戴浪的签名及对账时间进行鉴定。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供货的“金银花瓶”单价为0.44元。因产品质量问题，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支付上下车费1400元，支付2016年7、8月洗瓶费4267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虽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是依据2016年10月12日及2017年1月30日两次对账函、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当事人陈述，能够确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就应当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要求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请求，予以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支付价款的时间没有约定，依照交易习惯和法律规定，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付价款，经双方2017年1月30日再次对账核实，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采购“金银花瓶”的业务员戴浪2017年2月12日出具载明“供货数量属实”的回执，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2月12日为付款日，逾期应当支付利息损失。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抗辩未授权戴浪对账，其行为无效的理由，与法律相悖，不予支持。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要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庭审中，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虽对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对账函提出异议，但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但事后又申请鉴定，其请求不予支持。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对账函上虽载明供货价款为875810元，但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起诉标的为815968.12元，差额部分系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因产品质量导致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所支付的费用，应由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支付。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在2016年10月12日对账函中说明的事项，“2016年8月13日多记瓶10369个未减除”但2017年1月30日对账函中对此项未扣减，且业务员戴浪未提出质疑并签名“供货数量属实”，表明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2016年8月13日送货并未多记瓶。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在武汉市东西湖国家税务局向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714615.47元印证了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向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购买的货物价款不仅仅只有411190元，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抗辩其财务帐上反映，不欠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货款的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99111.12元（已扣减上下车费1400元、2016年7、8月洗瓶费4267元），并自2017年2月12日起至付清货款之日止以399111.12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00元，减半收取计4950元，保全费3520元，合计8470元，由被告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负担6470元，原告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提交了戴浪于2017年7月5日手写《辞职报告》以及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公章印模各一份，用以证明本案在一审期间，戴浪已经不是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职工，2017年2月12日对账函的内容实际上是戴浪辞职以后在上面补签的，该对账函是伪造的。2016年10月13日的对账函上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公章与其实际使用的公章不符，该份对账函上的公章不是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所以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质证认为，《辞职报告》不能达到对账函是伪造的证明目的。戴浪是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其2017年7月5日辞职，但是对账单是在其辞职之前2017年2月12日出具的。对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公章印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能以此否定双方之间2016年10月13日的对账单的真实性。一是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要证明2016年10月13日的对账函上的公章是假的，需要提供其完整的印模，以证明其公章是否存在变更；二是对账函上不仅有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公章，还有戴浪本人的签名，即使公章是假的，也不能否定戴浪作为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员工签名对账的事实；三是一审中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是对其公章进行了核实，而且明确放弃了鉴定的申请，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现在说2016年10月13日的对账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没有理由。本院认为，1.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提交的《辞职报告》是戴浪于2017年7月5日书写的，不能证明案涉2017年2月12日的对账函上戴浪的签名是其事后补签；2.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仅凭二审中提交的此公章印模不能证明其公司在2016年10月13日前后的公章使用情况，且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其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上加盖的公章也与证据二不属同一枚印章。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原销售经理戴浪在案涉《对账函》上签字的行为能否认定为代表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行为。首先，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与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期间，戴浪是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受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安排直接与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其次，戴浪作为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及直接经办业务的人员，其对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向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供货的具体情况应当是清楚的，枝江市东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与戴浪核对供货情况并无不妥；其三，虽然戴浪不是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但其在《对账函》上签字之前应当向公司财务核对相应货款的支付情况。即使戴浪未向财务核实，其确认的供货数量的内容的真实性也应当予以认定；其四，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欲以戴浪于2017年7月5日申请辞职主张戴浪2017年2月12日在《对账函》签名确认的内容是伪造的，明显依据不足。因此，戴浪在案涉《对账函》上签字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行为。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应有义务提交与戴浪所确认的供货数量相对应的付款凭证，以证明其履行了付款义务。诉讼中，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已完全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关于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应当对其提出的鉴定申请予以准许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但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在此期限内未提出鉴定申请；其次，一审庭审中，承办法官就鉴定问题征询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意见，其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对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在一审庭审之后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兆勇审判员  赵春红审判员  肖小月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