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323民初4241号 原告：江苏维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泗阳县众兴镇经济开发区珠海路35号。 法定代表人：陈林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子安，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迦南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兴谷经济开发区M2-5区3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陈洪绸，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群，浙江正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苏维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格公司）与被告北京迦南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迦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7日立案受理后，2016年9月20日，本院作出（2016）苏1323民初4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迦南公司支付维格公司货款16711070.5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后被告迦南公司不服本判决，上诉至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5月5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13民终34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泗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并将本案发回泗阳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7年6月2日接收该案【案号为（2017）苏1323民初4241号】并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6年8月3日，本院又立案受理迦南公司诉维格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苏1323民初4928号】，迦南公司要求维格公司返还多支付的货款9868262.2元，因两案是基于同一买卖事实而发生的诉讼纠纷，故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两案合并审理，其中维格公司作为原告，迦南公司作为被告。原告维格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彬、丁子安，被告迦南公司委托代理人何晓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原、被告双方诉辩情况 维格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迦南公司支付货款16474860.51元以及利息（以16474860.51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计算）；2.迦南公司支付维格公司律师代理费376000元；3.迦南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至2015年期间原被告双方在北京平谷区签订多份《采购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猴王OPP金色光柱小盒纸”、“猴王OPP金色光柱条盒纸”等印刷材料，自原告供货结束后至今，迦南公司仍有16711070.51元货款未支付。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有115张送货单据予以印证，现原告方虽然只能提供其中的108张，但缺失的6张送货单据可以通过相应的对账单予以反映，而无法确认的编号为0642的送货单，原告自愿放弃其载明的货物价款236210元，故迦南公司现尚欠维格公司货款16474860.51元。现该款经维格公司多次催要未果，遂具状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迦南公司辩称并提出诉讼请求：1.采购合同系传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未经法定代表人确认，也未经迦南公司加盖公章确认。合同上加盖的迦南公司采购部印章是私刻的，采购部印章是不对外的。合同上的传真号是迦南公司的，但不能确认维格公司提供的采购合同是该传真号传出和接收的，且传真时间与订立合同时间不吻合。采购合同都是传真件，维格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传真件是原始传真件，传真件上涉及的刘振也并不是其公司员工；2.对增值税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仅以增值税发票和发票认证作为交付货物的证明，维格公司还应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该增值税发票记载的数量、品种、单价等与维格公司提供的送货单等其他证据均不能相互对应；3.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中客户签章栏中签字的除李东梅、王红军、宋荣生为被告公司员工外，其余签字人员刘振、杨春梅、颜河潮、代和平、杜国堂均不是被告公司员工，李东梅从2015年3月份开始任被告库管员，王红军、宋荣生不是库管员无权收取货物；4.公司仓库管理员杨秀红以杨春梅名义签字与李东梅等人涉嫌与维格公司内外勾结，串通虚构货物交易以及虚开增值税发票，迦南公司发现多领用纸张数额巨大并报案，现公司员工杨秀红、李东梅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立案侦查，故本案应该中止审理；5.维格公司主张律师费损失376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6.本案财产保全措施存在超额保全行为，应该对于超标的保全的财产予以解封；7.迦南公司已经实际支付16200000元，但实收货物仅为6331737.8元，因此多支付给维格公司9868262.2元，故要求维格公司返还迦南公司多支付的9868262.2元款项以及利息（以9868262.2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3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请求驳回维格公司的诉讼请求。 对迦南公司的起诉，维格公司辩称：迦南公司诉请无事实以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迦南公司诉讼请求。 二、原、被告双方举证以及认证情况 根据维格公司与迦南公司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二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尚欠货款的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迦南公司主张因公司员工李东梅、杨秀红等人与包括维格公司在内的客户内外勾结，串通虚构货物交易，迦南公司清查后发现被多领用纸张数额高达32525046.4元，李东梅、杨秀红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应该中止审理。为此，迦南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受案回执、经济案件审批表（复印件加盖印章）、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发布的刑事立案决定书、公安机关的说明以及杭州中正清算有限公司出具的清查报告。 2.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以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的9个案件合计12份裁判文书（复印件）。 维格公司质证认为，迦南公司员工是否涉嫌职务侵占，与本案无关，且迦南公司提供的裁定书只是表明其员工可能涉嫌经济犯罪，对清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职务侵占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且数额较大的行为。迦南公司主张该公司员工李东梅、杨秀红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原因系其与维格公司等内外勾结，串通虚构货物交易的行为，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清查报告仅是对迦南公司生产领用纸张与定额制度耗用纸张进行的对比清查，并不涉及维格公司供货问题，也不能证明多领用纸张系维格公司虚构交易所致，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关于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以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因与本案无关，本院对此证明效力不予采信。 综上，对迦南公司要求中止审理本案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维格公司主张双方之间通过传真方式订立买卖合同，并约定买卖货物的品名、规格、数量、单价、交货时间、质量标准等，后维格公司按照迦南公司要求送货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现维格公司已依约履行交付货物义务，但迦南公司尚未给付全部货款。而迦南公司辩称，传真合同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员并非全部公司员工，故无法确认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尚欠的货款。维格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 3.双方分别于2014年9月18日、2014年10月20日、2014年11月17日、2014年11月28日、2014年12月2日、2014年12月24日、2014年12月26日、2015年1月16日（订立2份合同）、2015年1月28日、2015年3月14日、2015年4月8日、2015年4月17日、2015年5月26日、2015年7月1日订立的采购合同共计15份，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 4.送货单108份以及对账单18份，证明已送货物价值为32911070.53元。 5.增值税专用发票40份以及抵扣明细，证明维格公司已向迦南公司开具并交付32911070.5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6.支付凭证，证明被告已经支付16200000元货款。 7.苏州市华宁货运有限公司送货单、发票以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友红的当庭证言。证实为维格公司运送货物，由迦南公司员工刘振联系仓库管理员签收，并由其取回相应的送货单据给维格公司。 8.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1民终7842号的民事判决书以及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泉民初字第1259号的民事判决书，证明送货单上的杨春梅就是迦南公司员工杨秀红、传真合同真实性等事实。 北京迦南印刷有限公司为支持其答辩理由以及诉讼请求，除了证据1、2还提供了以下证据： 9.管理文件汇编，证实迦南公司订立采购合同以及货款支出等均有具体的审批制度，需要迦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审批。 10.再次报案材料，系2016年4月22日由迦南公司制作，证明迦南公司办公设备及文字资料被毁损的事实。 11.维格公司参保人员名单，有记载的银行账户人员名单，证明维格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的供货方人员签字并非都是其单位员工，存在虚假行为。 12.李东梅签字的送货单20份（编号为1113、1192、382、1318、1316、1639、1331、1345、776、803、653、624、2052、666、1100、1842、953、1843、969、901），证明迦南公司实收货物价款为6331737.8元，已经支付16200000元，维格公司应返还多支付货款9868262.2元。 本院认证如下： 对证据3，迦南公司否认其传真合同的真实性。本院认为，该证据应予以采信，理由如下：第一，从合同订立的方式来看，不在同一地区的两个公司通过传真进行合同的签订，符合一般的商业习惯，且从维格公司提交的15份采购合同可看出，所有传真均是来自北京的010-69950077号码，而迦南公司也自认该传真号码由其使用；第二，该传真件需方处加盖了迦南公司的采购部印章，应当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迦南公司称其采购部的印章是私刻的，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第三，迦南公司主张该传真合同未经法定代表人确认，也未经迦南公司加盖公章确认，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比对，对于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而在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1民终7842号的民事判决书中已对类似的传真合同进行确认；第四，迦南公司先陈述传真合同部分认可部分不认可，后又均予以否认，先认可刘振系迦南公司员工，后又否认刘振系迦南公司员工，上述矛盾之处，迦南公司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 对于证据4，迦南公司主张送货单上的李东梅、王红军、宋荣生为被告公司员工，刘振、颜河潮、代和平、杜国堂均不是被告公司员工，无权收货，公司有名为杨秀红的员工，且杨秀红涉嫌以杨春梅名义对外签字。本院认证意见：因迦南公司认可李东梅、王红军、宋荣生是其公司员工，故对送货单中涉及李东梅、王红军、宋荣生签字的票据予以确认；根据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泉民初字第1259号的民事判决书，查明杨秀红以杨春梅名义代表迦南公司对外签收货物的事实，同时结合迦南公司提供的杨秀红以杨春梅名义签字涉嫌职务侵占罪等证据，本院认为，送货单中涉及杨春梅签字的票据能够确认；虽然迦南公司后来否认刘振是其公司员工，但在原审中迦南公司已自认刘振是其公司员工，本院认为，涉及刘振签字的送货单以及对账单均应当予以确认；关于颜河潮、代和平、杜国堂三人签收的送货单，因其载明的货物品名、规格、数量、重量等与刘振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均能相互印证，故对涉及该三人签收的送货单亦予以确认。 对于证据5，迦南公司认可该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但认为涉案增值税发票认证抵扣未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且不能以增值税发票和发票认证作为交付货物的证明，该增值税发票记载的数量、品种、单价等与维格公司提供的送货单等其他证据也不能相互对应。本院认证意见为：北京市平谷区国家税务局的查询记录显示，迦南公司已经对维格公司开具的4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说明迦南公司已经收到了案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迦南公司主张未经法定代表人确认，无事实依据。关于其能否证明维格公司要求迦南公司支付的货款数额，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证。 对证据6，迦南公司认为已支付16200000元，存在多支付货款情况。本院认定，迦南公司已向维格公司支付16200000元货款。 对证据7，迦南公司质证认为，苏州市华宁货运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过于规范，可能是与维格公司串通好出具，对真实性存有异议。本院认为，证人能够出庭作证，其作为苏州市华宁货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应当知悉，证人在作证过程中陈述快速、清晰，能够较为客观反映涉案货物承运、签收情况，且其提供的苏州市华宁货运有限公司送货单、发票能够印证部分的送货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对于证据8，经与中国裁判文书网比对，对于该证据予以确认。 对证据9，维格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为公司内部管理文件，即使内部管理出现瑕疵，也不影响涉案债权的成立。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告为规范其内部管理而制作的管理规定，是被告为约束其员工履行职务制定，故对本案原告不应产生约束力。 对证据10，维格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中提及办公设备、资料等被损毁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证据10系被告单方制作，其中提及的资料、设备毁损等，被告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本案不予处理。 对证据11，维格公司质证认为，是否参保不是确认劳资关系的唯一因素，迦南公司不能以送货单上供方签字人员不是维格公司员工来否认双方之间存在的买卖事实。本院认为，送货单上供方人员签字是否是供方参保人员签字不是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关键因素，应结合双方的买卖合同、送货单据、对账单等证据来综合认定，故本院对于迦南公司主张的证明观点不予采信。 对于证据12，维格公司予以认可，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 综上，本院认证意见为：维格公司已经提供采购合同、送货单、承运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证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认证资料、付款凭证等予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事实，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明维格公司向迦南公司交付涉案货物以及迦南公司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迦南公司对此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依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且维格公司已经履行交货义务。 关于涉案货款的数额，维格公司主张涉案货款总额为32911070.69元，迦南公司陈述实收货物仅为6331737.8元，但却支付16200000元，因此要求维格公司返还多支付的9868262.2元款项以及利息。本院认为涉案货款应结合送货单、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综合认定。 对于108张送货单中记载的没有争议的货物价款，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欠缺的6张送货单，结合相应的对账单，对其金额予以确认如下：编号为0001706送货单价款为150345元；编号为0000413送货单价款为292812元；编号为0001030送货单价款为371488元；编号为0000927送货单价款为281554元；编号为0000964送货单价款为369876元；编号为0000900送货单价款为397996.2元。 对于送货单上以及对账单上有异议的货物价款认定如下： 编号为1131送货单上的产品型号应为730*512，其中型号为735*250g属于打样品不计价，送货单上的价格应为36227.03元； 编号为0381送货单中规格型号实际应为730*512，其中普通转移亮银卡745*733以及1100张的730*512属于打样品不计价，送货单价格应为190468.10元； 编号为1183送货单上记载的产品规格型号应为硬金红铝铂金卡735*245g，770*245g，送货单价格应分别为40147.72元、26045.01元； 编号为0813送货单上记载的产品规格型号应为720*512，送货单价格应为159680.10元； 编号为1031送货单上记载的产品规格型号为739*245g，应按照105310米计算，送货单价格应为247869.72元。 编号为2067送货单上记载的产品规格型号为730*512，应该按照117000张计价，送货单价格应为139279.8元；规格为733*603，应该按照12247张计价，送货单价格应为17240.92元。 关于2014-12-23对账单中，刘振注明：“把69970张改成69910张开票，已核对”，对应编号为1331号的送货单上载明的数量已经修正为69910张。 关于2014-12-22对账单中，12月20日规格为720*512的产品金额为14089.42元，重量为1.084吨，因笔误造成实际吨位减少，实际价格应为140907元、重量为10.839吨，有编号为001339号送货单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2015-4-20对账单中，刘振注明：“除去3450米，剩余请开票”，该数量系样品，不计价，编号为1044的送货单也注明此情况，与此相互印证。 关于2015-5月对账单中，其中扣除200米，对应的送货单号为1835，但经查明并未在该送货单上予以扣除，实际是在单号1031上扣除200米，有陈干予以备注，故该笔也予以确认。 关于2015年7月31日对账单中，注明：“条盒少开3200米，小盒300米”，对应的送货单号为0894、0898，770*245规格的条盒合计92360米，735*245小盒合计40100米，维格公司同意在0894中一并扣除条盒3200米，小盒扣除300米，实际编号为0894上的送货价格应修正为：770*245价格101616.32元，735*245价格24164.26元。 以上修正后的送货价款合计为32913622.88元（详见附件）。 因产品存在质量等问题，维格公司自认扣除113449.2元，故实际送货价格为32800173.68元（32913622.88元-113449.20元）。 鉴于迦南公司已支付货款16200000元，故尚欠货款为16600173.68元（32800173.68元-16200000元）。 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维格公司（供方）与迦南公司（需方，委托代理人为刘振）于2014年9月18日至2015年7月1日期间通过传真方式订立15份采购合同，主要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猴王OPP金色光柱小盒纸、猴王OPP金色光柱条盒纸、硬红旗渠小盒245克森博SBS烟用铝箔金卡、硬红旗渠小盒245克森SBS烟用铝箔金卡、245克OPP镭射横光柱金卡纸小盒、245克OPP镭射横光柱金卡纸条盒，并约定了规格、数量、单价、交货时间、质量标准等，并注明按照实际交货数量结算，单价为到货价并须开具增值税发票。交货地点为北京迦南印刷有限公司仓库（平谷区兴谷经济开发区M2-5-3厂房）。运输为汽运，由维格公司承担。结算方式除2014年12月2日采购合同约定货到验收合格后2-3个月付款外，其余合同均约定货到验收合格后3个月付款。供需双方若迟延交货，迟延按销售与生产和企业各种损失总价赔偿。 采购合同订立后，维格公司分批次向迦南公司供应货物。维格公司自2014年10月21日起至2015年8月13日止共计向迦南公司开具4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总票面金额为32911070.51元。迦南公司在2014年10月30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内对该4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北京市平谷区国家税务局进行认证。迦南公司已向维格公司支付16200000元货款。 2016年8月1日，迦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洪绸以公司库管员杨秀红、李东梅涉嫌与维格公司等供应商勾结侵占公司货款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报案，后该局于2016年10月24日对杨秀红、李东梅涉嫌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 2016年1月27日维格公司提起涉案诉讼，委托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提供诉讼代理服务，为此支出律师代理费376000元。 本院认为，维格公司与迦南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真实有效，维格公司已经履行交付义务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现经认定迦南公司尚欠维格公司货款为16600173.68元，而维格公司主张货款总金额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总票面金额32911070.51元来计算，并自愿放弃编号为0642号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价值236210元，鉴于迦南公司已经支付16200000元，故主张尚欠货款为16474860.51元（32911070.51元-236210元-16200000元），因该主张少于本院认定的尚欠货款数额，本院予以确认。因双方约定货到验收合格后最迟3个月付款，被告最后一次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8月31日）距原告提起原审诉讼已逾4个月，应当认定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成就，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尚余货款16474860.51元，被告逾期付款，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维格公司主张的律师代理费、逾期利息均属于违约损失的范畴，双方虽约定了违约责任，但未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本院综合合同的履行情况、违约程度、违约时间等因素，对维格公司要求迦南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5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以16474860.51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标准计算）的主张予以支持，对超出该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迦南公司主张维格公司返还多支付的9868262.2元款项以及利息，无事实以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迦南印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江苏维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货款16474860.5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5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以16474860.51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标准计算）； 二、驳回原告江苏维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北京迦南印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80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3050元，由原告江苏维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401元，由被告北京迦南印刷有限公司负担125649元。 被告北京迦南印刷有限公司起诉案件受理费40439元，由被告北京迦南印刷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学成 代理审判员  王 浩 人民陪审员  程道香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葛 浩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 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