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29民终6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勇，男，1986年1月4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廷柱，云南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丽鑫，女，1973年6月1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高，云南海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杨海霞，女，1987年9月3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住大理市，上诉人杨建勇因与被上诉人杨丽鑫、原审第三人杨海霞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8)云2901民初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建勇上诉请求：撤销大理市人民法院(2018)云2901民初18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杨建勇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擅自与杨越解除《苗圃转让协议》，苗圃仍由杨建勇经营管理”，不符合事实。杨越由于巨额债务缠身，不能按合同约定支付第二期余款，并已出现杨越的债权人到处哄抢杨越财产，为了保全合伙人的利益，杨海霞同意解除转让收回苗圃，杨丽鑫开始不同意，后经电话详细说明也赞同解除转让收回苗圃。上诉人自己垫资30万元归还杨越，收回苗圃，保全了合伙三人的共同利益；苗圃收回后，仍然归属于合伙三人共有。二、上诉人代表合伙人与杨越签订补充协议，解除转让收回苗圃，具有正当性，对被上诉人没有损害。三、原审认定“因解除《苗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该由被告杨建勇承受”，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代表合伙三人与杨越签订的补充协议，效力由合伙三人承担。四、原审以“因解除《苗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该由被告杨建勇承受为由，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苗圃转让尾款的分割款21．8万元，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书引用了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一款、第四十四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但这些条文均不能支撑判决。这属于损害赔偿的问题，与收到转让尾款后进行分割支付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五、被上诉人起诉的是分割苗圃转让后收到的尾款，上诉人没有收到转让的尾款，起诉明显错误。杨丽鑫答辩称，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杨建勇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一、根据三人签订的协议，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仅只委托上诉人与杨越签订总价款为110万元的《苗圃转让合同》，并未委托其他事项，更未委托其与杨越签订所谓的收回苗圃的《补充协议》，被上诉人从未同意过其与杨越之间签订收回苗圃的协议，完全是其个人行为。二、上诉人擅自与杨越签订补充协议，解除转让收回苗圃，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且损害了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上诉人反复声称“杨越巨额债务缠身、其债权人到处哄抢其财产和上诉人支付给杨越30万元，对此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三、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苗圃转让尾款21.8万元完全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在三人合伙过程中，因意见分歧，经三个合伙人共同协商决定将合伙的苗圃以1l0万元价格转让给杨越，由三人分配转让款，这已经充分表明三人均已决定解除合伙关系。上诉人未经被上诉人同意，擅自与杨越签订补充协议，收回原先三人合伙的苗圃，并不能证明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自动恢复。原审第三人杨海霞未到庭陈述意见。杨丽鑫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苗圃转让款未足额支付的部分21.8万元（庭审中补正21.8万元是合伙解散后的清算款）;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原告杨丽鑫、被告杨建勇、第三人杨海霞三人达成口头协议合伙经营苗圃，每人投资50万元入伙，被告杨建勇负责苗圃的具体经营和管理比原告和第三人多15％的管理股。原告杨丽鑫通过银行转账和交付现金向被告杨建勇交付50万元；第三人杨海霞也向被告杨建勇支付了合伙经营款50万元。2015年5月27日，合伙三人签订书面《苗圃转让协议》约定：推举被告杨建勇作为代表人与案外人杨越签订苗圃转让合同，将三人合伙经营的苗圃以总价款110万元对外转让；转让款分配方案为：被告杨建勇分46.4万元，原告杨丽鑫和第三人杨海霞各分31.8万元。2015年5月27日，被告杨建勇代表合伙的三人与案外人杨越签订了书面《苗圃转让合同》约定：协议签订之日起七日内支付30万元；2015年11月26日前杨越付清余款80万元。合同签订后，案外人杨越支付了30万元，合伙人各分得10万元。但杨越未按约定支付余款80万元。2016年5月10日，被告杨建勇代表合伙人与杨越签订了《苗圃转让补充协议》，解除了双方的《苗圃转让合同》，杨越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杨建勇退还的苗圃转让款30万元。另查明，2016年3月30日，原告杨丽鑫向被告杨建勇的微信回复中明确反对与案外人杨越解除《苗圃转让合同》，并要求退伙；现原告杨丽鑫、被告杨建勇、第三人杨海霞就解除《苗圃转让合同》和退伙事宜未达成新的协议。苗圃仍由被告杨建勇负责具体经营和管理。一审法院认为：合伙三人达成口头协议，每人投资50万元合伙经营苗圃，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后合伙三人又签订《苗圃转让协议》推举被告杨建勇作为代表人与案外人杨越签订苗圃转让合同，将三人合伙经营的苗圃以总价款110万元向案外人杨越转让，该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也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被告杨建勇在履行《苗圃转让协议》的过程中，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擅自与案外人杨越解除《苗圃转让合同》，且至今仍负责苗圃的具体经营和管理，因解除《苗圃转让合同》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该由被告杨建勇承受。原告杨丽鑫请求由被告杨建勇承担支付苗圃转让款尾款21.8万元的主张合法有据，予以支持；第三人杨海霞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也由当事人自己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杨建勇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丽鑫支付苗圃转让尾款21.8万元。案件受理费4570元，减半收取2285元，由被告杨建勇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案三份合同（协议）的性质认定。合伙三人签订的《苗圃转让协议》约定：推举被告杨建勇作为代表人与杨越签订苗圃转让协议；对合伙资产处置所得进行分配，该协议属于合伙人的解散协议。此后杨建勇作为合伙人的代表人与杨越签订《苗圃转让协议》，将合伙资产进行了处置并分配了第一笔资产处置费，该协议属于杨建勇完成了合伙人委托处置合伙财产事宜。2015年5月，杨建勇与杨越签订了《苗圃转让补充协议》，解除了其代表合伙人与杨越签订的《苗圃转让合同》，杨建勇在签订解除合同的过程中没有征得被上诉人同意，该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对被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上诉人主张其与杨越签订补充协议是代表合伙三人签订的，该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合伙三人承担，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与在案证据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的法律条文均属合同的效力和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因上诉人在没有征得被上诉人的同意的情况下与杨越签订《苗圃转让补充协议》，解除了《苗圃转让合同》，上诉人应当承担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建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70元，由上诉人杨建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涛审判员 杨 宏审判员 杨剑丽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段杰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