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湘3127民初1220号 原告：张东彬，男，土家族，住永顺县。 委托代理人李军，湖南三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永顺县国营羊峰山农垦场，机构代码证76072801-0。 法定代表人：田文华，该场场长。 委托代理人戴业松，湖南三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东彬诉被告永顺县国营羊峰山农垦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东彬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军、被告永顺国营羊峰山农垦场的法定代表人田文华及其代理人戴业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审理终结。 原告务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按羊峰山农垦场土地规模经营合同约定支付土地补偿金82820元并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1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羊峰山农垦场土地规模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9.83亩承包土地和建成的固定资产面积4.35亩交由被告统一规划整体经营，经营期限10年（自2017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经营补偿标准为土地、坡地400元／亩，原经营补偿面积9.83亩，应补偿39320元，建固定资产面积4.35亩，应补偿43500元；补偿金支付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起，公示15日，无争议后，由被告一次性转帐支付给原告。合同签订并公示后，被告一直未履行支付补偿金义务。经催告后被告仍然不履行支付约定补偿金82820元义务。为此，原告提交证据有：1、羊峰山农垦场土地规模经营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签订合同的事实及原告诉状所载内容真实；2、证人向仕明、向久顺、王冬莲出庭作证，证人向仕明拟证明证人向仕明系农垦场职工，一直生活在农垦场。1984年，农垦场按各户职工人数将土地分配到户，依照分配的面积，各户给农场上交玉米，交纳标准为每亩75公斤。1987年，前述已分配的土地全部上交农场种植黄柏。种植黄柏时农场亏了。1989年再毁掉黄柏种植蔬菜，开垦土地时，有劳动力的家庭就依照1984年分配土地的界限开垦，无劳动力的家庭将土地上交农场。当时农场号召农场职员是谁开垦归谁管理。此后，开垦户就管理着各自开垦的土地，范围也就是1984年分配的地方。蔬菜开发进行5年后，又搞退耕还草2年、退耕还林8年，国家发放的退耕还草、退耕还林补助，就依照各户所管理的开垦地面积领取。2017年，农垦场进行规模化经营时，与将规模经营所要占用，此前归职工管理的土地，与该户签订规模经营合同，签订合同前，在县农业局主持下召开了农垦场各户参加的大会。此后，农垦场入户与所需要的户签订了合同，证人向仕明也是其中签订合同的职工户之一。证人王冬莲证明合同签订过程与向仕明所述一致，另证明2015年建造廉租房时，给向昭宇、向久顺、张东彬三户补偿了占用原管理土地补偿金，姚广召在建设风能电站时也领取了占地补偿款。王冬莲家于2017年与农垦场签订合同时是时任场长的向云忠入户签订。开会时农业局有领导参加，会后拟定合同内容时只有农垦场的向云忠和向昭宇，决定补偿额时没有其他农垦场职员参加。证人向久顺证明，向久顺的父母是农垦场职工，建造廉租房时占用了向久顺父母的耕种土地后给向久顺父母补偿了占地费。 被告辩称，羊峰山农垦场土地规模经营合同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均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理由：一、原告不具有出让国有土地资格。羊峰山农垦场是永顺县唯一国农场，土地面积7592.4亩，土地国有。现有正式职工75名，其中在职57人，退休18人，居住于农场的职工共**。过来，农垦场按照政策和国有企业经营模式，统一开展种植、养植业和退还林等所得收益用于解决职工福利待遇。在此期间，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农垦场只能由职工无序自主垦植以解决职工个人工资收入问题。近十年来，大部分职工依靠外出打工生存，农垦场土地几乎全部荒芜。2017年按照国务院、省、州关于国家农垦场改革文件规定，务必在二到三年内完成改革。就此，该农场场长（因严重失职已于2017年被县农业局免职）为了尽快完成改革任务，违背事实真相在部分职工无理要求下，签订了该合同，此合同只有单位盖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原因是职工提出异议。原告身为农场职工，与单位是管理、被管理关系，个人不能代表国家管理国家财产，更不能将国有土地出让给国有单位去经营，并要求国有单位向其交纳土地补偿费，这是本末倒置，变相损害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自发种植过该土地就享有永久使用权和管理权。更何况没有任何证据该土地已经过合法手续转让或永久地承包了该土地。既便原告为解决工资收入自发种植了经济作物，若单位需要改革也只有要求补偿地上作物青苗费、附着物费用，但无权要求得到土地补偿金，何况土地荒芜多年由于农垦地是农垦场代表国家管理管理经营，每位职工都享有收益权，个人无权代表国家出让或出租并获取非法收益。所以签订的合同无效。二、该合同约定内容分割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有农场所有职工利益，因而无效。理由：1、合同第四条，“原经营面积9.83亩”，“补偿土地补偿金39320元”。该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本身不属于原告，不能因为多年前农场经营不善，原告自发种植过该地就永远属于个人，国有资产就这样无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变更为个人所有。此外，该条第二项“建固定资产4.35亩”给原告付“土地补偿金43500元。”事实是该地块修建的房屋是农垦场单位建造，属于国有资产为什么原告要求对房屋占用土地给予补偿？根据《物权法》规定，房屋与房屋占用的土地是一体的，显然，合同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2、该合同第六条第1、2、3项规定：“甲方（原告张东彬）将规划中的国有土地资源使用权有偿交付给乙方（农垦场）规模经营；乙方享有经营权和管理权”，“甲方（原告）有权利和义务监督乙方同时应维护场部生产发展。”这一约定，明确了原告个人代表国家将国有土地有偿交付农垦场经营，并有权监督农垦场维护生产发展。约定中原告作为甲方享有的权利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该条第4项约定“乙方（农垦场）在无能力经营情况下应召开职工会议，将生产资料承租给甲方（原告）”，同时又规定“乙方在经营中所投入的设施建设归甲方”，前后矛盾，既承认农场的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在无力经营时又反租给原告，且所有建成设施无条件归原告。可见，合同目的就是为了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三、原告提起诉讼是恶意诉讼。是在原告无理要求和胁迫下签订。1、根据该合同第五条规定，“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公示十五日，无争议后，土地补偿金由乙方以现金或打卡形式一次性付给原告”。在该合同签订后十五日公示期间，由于其他所有职工提出异议或反对，认为农场土地国有性质，从来没有转让或承包给个人所有，虽然原来为了解决职工福利待遇，职工个人自发无序种植过某地块，但均没有改变土地性质，。同时，在签订合同时在县农业局领导下的干预下，认为该合同是违法的，对已经签订的五份类似合同进行收回，唯独原告拒绝交回合同，认为已签订合同，土地及其补偿金应该就属于个人所有了，进而提起诉讼。四、该合同因缺乏法定形式要件而无效。1、按合同约定，签订合同要经过主管部门县农业局，并要求农垦场党支部与场管理会、农场职工共同协商一致才能签订。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经过前述过程。2、该合同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也没有事后追认。就此，被告提交证据有：1、羊峰山农垦场土地规模经营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合同内容违法；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土地为国有土地，由农垦场管理；3、农业部农垦办（2014）24号文件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羊峰山农垦场已列入国家扶持的国有农场名单；4、湘[2017]3文件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湖南国有农垦场改革从2017年正式启动，神话市场化规模经营，清理不合理土地承包关系和非法私下流转等问题，附条件准许农场职工承包租赁农垦土地，此前国有农垦场是由农垦场同意整体经营；5、[2017]15号文件一份，拟证明州政府为落实证据4文件而制作下发；6、土地承包合同（含公证书[2011]永证字第332号）拟证明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羊峰山农垦场曾把包含原告提出要求支付土地补偿金在内的所有闲置土地向外租赁，租赁方为张铁军，当时原告未提出任何异议；7、永顺县农业局证明一份，拟证明羊峰山农场属于国有，从来没有将土地私有化，为解决职工个人工资福利，农垦场曾准许职工自发自主耕种签订本案涉及的合同时，农业局发现违法，曾收阻止和收回过同一时期签订的合同，但原告拒绝退还或撕毁合同，签订此合同时未经职代会、农业局同；8、出庭证人向云忠证明，拟证明自2005年起，向云忠系农垦场职工，到本案诉讼前是该农场场长，签订本案要涉及的合同时只有向云忠和一名副场长及签订合同的户主知道，签订前开过二次会议，但没有就补偿在种土地的补偿金形成决议，会议上是讲农场土地租给职工户，不是决定职工户租给农场。合同签订后没有上报农业局，其他未签订户只在合同传出后才知道签订合同的事。合同签订后，冯兆春、向大鹏都提出合同包含的土地有自己曾种植过土地，也要求补偿。签订合同户有张东彬、王冬莲、向仕明、向昭宇、向仕松、向大鹏、向永东七户。农业局得知签订合同的事后要求收回，向云忠就去收回了第一份合同，因第一份合同的面积不准确，后来又签订了第二份合同。签订合同时，农场还有退耕还林补偿款10多万元，合同签订户与农场正副场长一致同意，按合同上的补偿款金额计算补偿后，农场和签订户各拿一半，但这个内容只是口头的，没有会议记录。签订合同之前的五年间，农场土地租给了长沙人作为疏菜地，给长沙人租之前，租给长沙人的疏菜地张东彬家断断续续在耕种。张东彬合同上的另4.3亩土地是农场修建房子和公路需要占用的土地，当时测量了公路占地，房子占地没有测量。出租疏菜地的租金，发放给了原耕种户。退耕还林取得的国家补偿款，其中一部分按耕种户花名册发放给耕种户，一部分留下用于农场办公经费和职工医疗保险费。出庭证人向昭宇证明，向昭宇在改革中临时抽调协助场长向云忠办理过签订合同的事，具体是参与向云忠去职工屋里签订合同，在丈量土地面积时因观点不统一，即有人要求以原来的旧登记册所载面积为准，有人要求以实际丈量的为准，因此，向昭宇不再参与此工作。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向昭宇在场。合同载明的补偿款全部归签订合同的职工户，而不是与农场平分。向昭宇没有参与首次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前开过职工大会，但会议中没有涉及具体补偿金额问题。合同签订后，有土地争议的提出异议，无土地争议的户也对合同提出异议，因此，也就没有按照合同付款。 经审理查明，被告永顺县国营羊峰山农垦场为国营企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场将部分耕地分包给场内各户生产经营。分户生产至1989年，农场收回原分包耕地，集体种植黄柏，按各户人数再行分配管理，并签订管理、收益分配合同，但终致没有收益。此后，场内各户管理土地范围一直以栽植黄柏地界未再变动。随后，场内职工户陆续外出务工，部分耕地荒芜，在家少数职工在栽植黄柏后的管理地内或连续耕种或断续耕种，其中原告就是种植户之一。2001年，大户承包退耕还林，农场将荒山承包给农户，补偿款由农场与大户平均分配享有。2006年，大户承包农场内原栽植黄柏后由各户管理的土地开展退耕还林生产，农场将与大户分配所得补偿款全额按各农户所管理的曾经栽植黄柏地面积应有金额如数全额分配给各户。2017年，农场按照省、州、县三级文件规定，实行产业规模化经营改革，当时任场长的向云忠、副场长向昭宇组织在家各户开会，讨论如何进行规模化改革经营，会议中没有形成具体方案。会后，张东彬、王冬莲、向仕明、向昭宇、向仕松、向大鹏、向永东等在家的七户，由场长向云忠上门与各户签订包含本案涉及的合同在内的占地及对应补偿合同，但事后因多户对补偿提出异议而没有继续依照合同完成合同规定的补偿款履行义务。为此，原告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原、被告诉讼争议事项，系国营农场经营时内部在改革过程引发的纠纷，合同双方并非民事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行为，应该由企业内部依照国有企业管理规定，经领导班子研究初步方案，交职工代表参会基本人数以上的大会讨论修改，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决定经营模式和改革方案，然后由场长组织具体落实。民主管理，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并非是法定代表人说了算。该合同签订程序缺少必须民主讨论、上报管理单位审批等步骤。此外，内容也欠缺可操作性，并有自相矛盾之处。 综上，本案纠纷属于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应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决定后报主管部门审批来解决。不属于法院诉讼管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起诉。 案件受理费1871元（原告已预交），予以全额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启松 人民陪审员  田应交 人民陪审员  谭艺明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石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