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293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益宏嘉业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南环路西段惠泽园小区**楼。 法定代表人：刘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西显，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艳侠，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克杰，男，196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战，男，197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系刘克杰之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北京市仁人德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河南益宏嘉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宏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刘克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民终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益宏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八项规定的情形。（一）刘克杰并非本案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不是征收安置补偿合同权利义务相对方，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农村宅基地是以户为单位进行征收，分户补偿依据是宅基地使用权人持土地权属证书到相关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宅基地使用权人应为被征收人。根据一、二审认定的事实，被征收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刘某甲，刘某甲应是一审案件适格原告。刘克杰虽然以自己名义与益宏公司签订了《房地产开发赔偿合同》（以下简称《赔偿合同》），但其与宅基地使用权人刘某甲是委托与被委托的法律关系，刘克杰只能以刘某甲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刘克杰代表刘某甲等六人进行代表人诉讼，一、二审法院认定刘克杰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没有将鉴定进行完毕属程序违法。一审中，益宏公司申请对《叶刘村改造建设项目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书》（以下简称《补偿合同》）首页手写“刘某甲”和第三页手写“刘克杰”的签名是否为刘克杰及其家庭成员七人所写，指印是否为该七人所按，对益宏公司提供的“房屋拆迁补助费用明细表”中领款人签名“刘某甲”与《补偿合同》手写“刘某甲、刘克杰”是否为该七人所写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仅仅对《补偿合同》第三页刘克杰的签字及指印进行鉴定，对其他部分不再进行鉴定，相关理由没有告知益宏公司。益宏公司认为本次鉴定没有完成，对未完成的鉴定项目应继续鉴定。（三）一、二审判决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刘某甲，不仅违反法定程序，而且剥夺了刘某甲的申请权。（四）《赔偿合同》于2010年11月13日签订，《补偿合同》于2010年11月14日签订，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补偿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一次性补偿49000元、第三款约定补偿刘某甲照明费360元等、第四款约定补偿刘某甲搬家费2000元，租房费每月1000元等，上述这些费用益宏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补偿给了刘某甲，刘克杰代表刘某甲领到2014年6月份。此外该合同第三条第六款约定2010年全部拆迁完毕者一次性奖励5000元，刘某甲配合拆迁，刘克杰代刘某甲领取了5000元奖金。一、二审中益宏公司出示的《收条》《房屋拆迁补助费用明细表》可以充分证明双方是严格按照《补偿合同》履行的，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履行过《赔偿合同》。（五）一、二审判决违背公平原则。叶刘村施行的是拆除一平方米宅基地补偿一平方米住宅的办法，住宅和门面房的折换比例是2.5平方米置换1平方米门面房。如果刘克杰主张的《赔偿合同》成立并获得支持，等于刘克杰多获三分之二的赔偿，明显违背叶刘村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及公平原则。请求：撤销二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益宏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克杰承担。 刘克杰提交意见称，（一）刘克杰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是对刘克杰家人房屋和土地整体权益的补偿，刘克杰作为权利人之一，受其他家人的委托，与益宏公司签订的《赔偿合同》合法有效。刘克杰据此合同起诉益宏公司，主体适格。（二）本案没有遗漏其他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中，刘克杰家庭成员六人明确表示知道刘克杰诉益宏公司一案正在审理，同意一审法院将拆迁安置补偿的房屋及款项判决给刘克杰，判决后由家庭内部自行分割。本案不存在遗漏其他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情形。（三）一审对鉴定范围的确定正确。因益宏公司提供的《补偿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是“刘克杰”，益宏公司要求对字迹及指印是否为刘克杰家庭其他成员所写所捺进行鉴定，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正确。（四）《补偿合同》的真实性和效力不能得到认定。经鉴定，《补偿合同》第三页落款处“刘克杰”的签名不是刘克杰本人所写，指印也不是刘克杰本人所捺。《补偿合同》第一页“刘某甲”手写字体是否系刘克杰所写，鉴定机构认为现有样本不充分，故无法鉴定。无论《补偿合同》第一页“刘某甲”是否为刘克杰所写，第三页落款处“刘克杰”是否系刘克杰家庭其他成员所写所捺，均不构成刘克杰对《补偿合同》内容的确认。另外，叶刘村委会未在《补偿合同》上盖章，该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补偿合同》第三页落款时间“11月14日”中的“14”是益宏公司单方将“13”改为“14”。（五）应优先执行《赔偿合同》。《赔偿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此合同在保障甲方（即刘克杰）利益时优先于其他合同”。（六）益宏公司不愿履行《赔偿合同》的目的是非法住改商，获取巨额非法利益。请求驳回益宏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为刘克杰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及本案是否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是否存在对《补偿合同》委托鉴定不当的情形；《补偿合同》能否作为确定案涉拆迁安置补偿标准的依据。 （一）关于刘克杰是否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及本案是否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问题。益宏公司主张刘克杰不是被征收宅基地使用权人，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本案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刘某甲。经查，一审法院向平顶山市湛河区档案局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及刘克杰提供的1972年宅基地证确实显示权利人为刘某甲，但案涉《赔偿合同》及《补偿合同》均系刘克杰所签，与益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10年11月13日《委托书》载明“兹有刘某甲、郭某、任某某、刘某丙、刘克战、孙某某委托刘克杰签订房产开发赔偿合同”的内容相符。经一审法院询问刘克杰父亲刘某甲、母亲郭某、妻子任某某、妹妹刘某乙（与刘某丙系同一人）、弟弟刘克战、弟媳孙某某六人，六人均认可2010年11月13日《委托书》的真实性，也知道刘克杰诉益宏公司一案正在审理中，因其六人与刘克杰同为家庭成员，同意益宏公司将拆迁安置补偿的房屋及款项判决补偿给刘克杰，判决后由其内部自行分割。故刘克杰作为《赔偿合同》的签订方及约定的受偿主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诉讼主体适格。本案不存在益宏公司主张的刘克杰实施代表人诉讼的问题。至于其他家庭成员，包括刘某甲在内，已经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同意将拆迁安置补偿的房屋及款项判决补偿给刘克杰，故刘某甲等六人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本案不存在遗漏必须参加诉讼当事人之情形。 （二）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对《补偿合同》委托鉴定不当的情形。一审中，益宏公司申请对《补偿合同》进行鉴定，鉴定范围为：合同第一页“刘某甲”和第三页“刘克杰”的签名是否为刘克杰、刘某甲、郭某、任某某、刘某乙、刘克战、孙某某七人所写，“刘克杰”三个字上的指印是否为该七人所捺；“房屋拆迁补助费用明细表”中领款人签名“刘某甲”是否为该七人所写。一审法院确定的鉴定范围为：对《补偿合同》第一页“刘某甲”及第三页“刘克杰”的签名是否系刘克杰本人所写、第三页“刘克杰”三个字上的指印是否系刘克杰所捺进行鉴定。河南中允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4月6日作出豫中允〔2016〕文鉴字第24号《关于“刘克杰”签名笔迹的鉴定意见书》和豫中允司鉴中心〔2016〕痕鉴字第11号《关于刘克杰指印的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补偿合同》第三页上“刘克杰”签名不是刘克杰所写，“刘克杰”签名上的指印不是刘克杰所捺。因刘克杰为《补偿合同》载明的合同相对方，且仅刘克杰具有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签订合同的授权，刘克杰对其领取房屋拆迁补助至2014年6月份无异议，故益宏公司申请鉴定的其他事项对《补偿合同》真实性及效力的认定不产生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一审法院对鉴定范围予以部分限定，并无不当。 （三）关于《补偿合同》能否作为确定案涉拆迁安置补偿标准依据的问题。一审中，刘克杰持《赔偿合同》向益宏公司主张权利，益宏公司对《赔偿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合同已被《补偿合同》所替代。因《补偿合同》约定的拆迁安置补偿标准明显低于《赔偿合同》，双方对依据哪一份合同确定案涉拆迁安置补偿标准产生争议。第一，《补偿合同》的真实性难以认定。刘克杰对《补偿合同》中其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根据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结论，《补偿合同》中“刘克杰”签名不是刘克杰所写，签名上的指印亦不是刘克杰所捺。另外，《补偿合同》的落款时间虽为2010年11月14日，晚于《赔偿合同》的落款时间2010年11月13日，但“11月14日”中的“14”有改动痕迹，益宏公司虽称系经刘克杰夫妇同意后改动，但刘克杰对此不予认可，益宏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己方主张。第二，《补偿合同》形式要件不完备。《补偿合同》第五条约定该协议经益宏公司、刘克杰、叶刘村委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但叶刘村委会并未在该协议的鉴证方处加盖印章。第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履行了《补偿合同》。益宏公司虽然提交了给付刘某甲一次性补偿49000元、照明费360元、租房费每月1000元等证据，但上述履行行为与《赔偿合同》约定并不矛盾，且并非《补偿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其中租房费每月1000元的约定还与《赔偿合同》一致。至于益宏公司提出《赔偿合同》约定的补偿标准与政府部门批复同意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不一致，高于其他村民补偿标准等问题，不属于益宏公司否认《赔偿合同》约束力的法定情形。综合上述事实，一、二审法院认定《补偿合同》不能作为确定案涉拆迁安置补偿标准的依据，益宏公司应当按照《赔偿合同》的约定履行己方义务，并无不当。 综上，益宏公司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八项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河南益宏嘉业置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雪梅 审判员  刘崇理 审判员  梅 芳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王媛媛 书记员马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