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75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红派娱乐城，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经营者：范世安，男，汉族，住福建省寿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泽仍，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飞，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法定代表人：邓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剑飞，广东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红派娱乐城（以下简称红派娱乐城）因与被上诉人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隆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7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红派娱乐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索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索隆公司的起诉；2.本案诉讼费用由索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一）对案件事实部分，一审判决仅审查了红派娱乐城的经营资质，未审查索隆公司的经营资质。索隆公司不具备经营卡拉OK、KTV、商场、酒吧等的经营资质。（二）索隆公司为证明其通过受让方式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编号为DWXF-2017-×××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涉案转让协议）。一审判决认为该协议合法有效，索隆公司通过该协议受让获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是认定错误：1.根据涉案转让协议的约定，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权利人北京某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世公司）转让给索隆公司的是“线下领域”的权利，且“线下领域”是指实体经营的商场、娱乐场所、KTV、酒吧等公共场所、经营场所和相关设备供应商及经营者。索隆公司没有上述场所的经营资质,无权进行该“线下领域”的经营活动，即使涉案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也属于无效协议。2.涉案转让协议第二条第4款约定索隆公司与某世公司对转让金额及给付事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但索隆公司并未提交支付凭证证明其已支付相应对价，也没有提交关于转让对价的补充协议，更没有提交关于具体交易对价的证据材料。因此，索隆公司与某世公司就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根本不存在任何转让行为，索隆公司根本未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3.涉案转让协议第二条第5款约定，索隆公司受让后，对受让作品享有独占使用、可以再转授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犯上述权利的侵权人提起行政、民事、刑事等投诉及诉讼权利。只有授权才存在“独占使用”和“再授权”，如果是受让获得著作权则根本不存在独占许可及再授权的问题。由此可见，索隆公司与某世公司之间就涉案音乐作品仅存在授权而非转让著作权，索隆公司获得的仅是著作权的“诉权”的授权，这一类型的授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于无效授权，涉案转让协议是为诉讼而编造的。4.索隆公司并无经营卡拉OK、KTV、商场、酒吧等的资质，其通过涉案转让协议获得授权，实际上是取得了类似《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中规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但索隆公司并非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无权提起本案诉讼。5.涉案转让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17年10月15日，从2017年6月至今，索隆公司就涉案歌曲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了5起民事侵权诉讼，在重庆地区提起了数十起民事侵权诉讼。其中，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3日二审裁定维持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重庆地区的相关案件索隆公司全部撤回起诉。在上述珠海、重庆两地的案件中，索隆公司均未向法院提交涉案转让协议，可见涉案转让协议是为本案诉讼而编造的不真实协议。索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索隆公司通过受让方式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法律亦没有强制性规定限制著作权人的经营范围。索隆公司作为著作权人依法提起诉讼具有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对赔偿数额的认定清楚，数额合理。索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红派娱乐城立即停止对作品《最初的信仰》的著作权实施的侵权行为；2.红派娱乐城赔偿索隆公司经济损失2000元；3.红派娱乐城承担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公证费、取证消费）合计277.39元；4.红派娱乐城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2016年12月9日，某世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以下简称国家版权局）对作品《最初的信仰》进行登记，国家版权局对该作品出具了《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6-I-00339×××，作品制片者及著作权人均是某世公司，作品创作完成时间为2013年10月20日，首次公映时间为2014年3月9日，登记日期为2016年12月9日，作品类别：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2017年11月30日，永州市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的委托代理人曾某与某世公司的代理人兰某、李某到北京市某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在公证员的监督下，代理人兰某、李某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交了七十首需要调取的属于某世公司作品的调档申请《歌单》去领取调档结果，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受理后，按申请调档的《歌单》内容向某世公司的代理人兰某、李某出具了七十首作品的光盘和《作品著作权登记查询结果》。某世公司的代理人兰某、李某接收且核对无误后交给公证员包某贴好封条，带走并进行保管。其后公证员回到永州市某公证处将封签好的七十首作品的光盘和《作品著作权登记查询结果》进行拆封，分别将七十首作品光盘里的视频文件拷贝至电脑后集中刻录成光盘一套，并于2017年12月1日出具了（2017）湘永潇证监保字第00××号公证书。2017年10月15日索隆公司作为受让方（乙方）与作为转让方（甲方）的某世公司签订涉案转让协议，双方协议：甲方同意将其依法拥有的该协议附件清单所列音乐作品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转让给乙方（仅限线下）；线下领域：指实体经营的商场、娱乐场所、KTV、酒吧等公共场所及经营场所，以及相关的设备供应商及经营者；转让期限：永久；。;乙方受让后，对受让作品享有独占使用、可以再转授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犯上述权利的侵权方提起行政、民事、刑事等投诉及诉讼的权利；……本协议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该协议所附转让音乐作品清单中包括《最初的信仰》等音乐作品。2017年11月26日，湖南省某县公证员与永州市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某来到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楼的“红派量贩式KTV”的营业场所内“V01”包房内进行消费，公证员首先对拍照及摄像器材进行检查并清空，在公证员的监督下，由郑某在上述包房内安置的歌曲点播机上进行操作点歌，公证人员对播放音乐作品的过程进行了摄像固定及对营业场所的现场情况进行拍照，后将当场拍摄取得的视频文件内容刻录成光盘。消费结束后，郑某支付费用并取得盖有“佛山市顺德区红派娱乐城发票专用章”的发票1张（号码：06104×××）、“佛山市顺德区红派娱乐城POS签购单”2张（凭证号分别为：007×××、003×××）。公证处工作人员将摄像所得视频文件刻制成光盘后密封于证物袋中，并出具了（2017）湘永宁证字第20××号公证书。经庭审对比，公证光盘中的涉案音乐作品与索隆公司提交同名音乐电视作品的词、曲、画面相同，歌名与索隆公司主张权利的歌曲名称相同。另查明，红派娱乐城的经营者是范世安，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歌舞娱乐，经营地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某商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需要审查认定的问题有三个：1.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2.索隆公司是否为适格主体的问题；3.红派娱乐城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首先，关于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索隆公司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明确了涉案作品《最初的信仰》的著作权人是某世公司，且索隆公司提交的权利人权利作品刻录碟中的涉案作品的表演画面，大部份标有“某世”。对此，红派娱乐城未提供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是某世公司。其次，关于索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索隆公司与某世公司签订涉案转让协议，某世公司将其依法拥有的音乐作品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在实体经营的商场、娱乐场所、KTV、酒吧等公共场所及经营场所，以及相关的设备供应商及经营者的领域内转让给索隆公司，索隆公司受让后，对受让作品享有独占使用、可以再转授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犯上述权利的侵权方提起行政、民事、刑事等投诉及诉讼的权利。因此，索隆公司依法享有诉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再次，关于红派娱乐城是否构成侵权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红派娱乐城未经索隆公司授权或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的KTV点歌系统存储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并向不特定的消费者公开播放，且未能提供合法来源，侵犯了索隆公司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索隆公司要求红派娱乐城方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本案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由于索隆公司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其实际损失的证明，红派娱乐城的违法所得数额亦无法确定，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流行时间及相关音乐作品使用的付酬标准、红派娱乐城侵权行为的方式、主观过错程度以及索隆公司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维权费用等因素，酌定本案的赔偿数额为1000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十项、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红派娱乐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对音乐电视作品《最初的信仰》的侵权行为；二、红派娱乐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索隆公司经济损失1000元（已含合理费用支出）；三、驳回索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红派娱乐城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由红派娱乐城负担。二审中，红派娱乐城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索隆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18）湘永潇证字第05××号公证书，拟证明其已支付涉案转让协议所涉的对价。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经审查，索隆公司提交的公证书有原件供核对，来源真实，形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某世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出具《确认书》，就涉案转让协议确认以下事项：某世公司已收到索隆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涉案音乐作品相关权利按照涉案转让协议签订日期2017年10月15日起生效；某世公司与索隆公司不存在任何履行协议的纠纷。湖南省永州市某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公证该确认书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本院认为，本案为著作权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索隆公司是否为本案的适格原告。某世公司作为著作权人与索隆公司签订了涉案转让协议，约定某世公司将涉案音乐作品在线下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转让给索隆公司，索隆公司受让后即享有涉案音乐作品在包括KTV在内的线下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此为实体权利。因此，对于他人未经许可在KTV等协议约定的“线下领域”实施的侵害复制权、放映权的侵权行为，索隆公司有权以著作权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侵权责任，其作为本案原告是适格的。红派娱乐城上诉主张涉案转让协议系为应对诉讼而制造的虚假证据、索隆公司未实际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相关著作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红派娱乐城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转让协议并非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某世公司已出具确认书确认收到索隆公司支付的款项、涉案转让协议已生效、双方不存在履行协议的纠纷，故在没有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可以证明涉案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最后，支付相应对价并非转让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协议成立或生效要件，即使索隆公司未支付相应对价亦不影响索隆公司依约定获得相应著作权。因此，红派娱乐城的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索隆公司的实际经营范围是否与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相符，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并无法律、法规规定著作权受让人必须具备特定经营范围方能受让相应的著作权，因此，即使索隆公司不具备KTV等经营范围，亦未实际经营上述项目，不影响其通过受让取得本案相关著作权。红派娱乐城还上诉主张索隆公司并非合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无权从事著作权集体管理行为包括提起本案诉讼。对此，本院认为，如上所述，索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其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享有的相关著作权，而非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职能，其行为不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调整范围，其提起本案诉讼亦无须具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主体资格，因此，红派娱乐城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索隆公司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线下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红派娱乐城的行为侵害了索隆公司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线下的复制权、放映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判令红派娱乐城停止侵权，并综合具体案情酌定红派娱乐城向索隆公司赔偿1000元，处理适当。红派娱乐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红派娱乐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健南审判员  郑正坚审判员  吴媛媛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何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