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新民终1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世贵，男，1962年2月5日出生，回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彬，新疆力和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志凌，女，198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系新疆爱家超市集团有限公司职员，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伟，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麟，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世贵因与被上诉人张志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的（2014）乌中民二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世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彬、被上诉人张志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世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伪造的2012年7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确认2012年7月2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及两份《新疆百富房地地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无效、将张志凌持有的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富公司）23%的股权恢复登记至张世贵名下（23%股权价值483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送达费、鉴定费等相关诉讼费用由张志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张世贵请求确认无效的事项有误。张世贵要求确认无效的是2012年7月26日张志凌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及两份《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而一审判决载明“关于张世贵提出要求确认2012年7月26日张世贵与张志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事实上，张世贵从未与张世凌签订过任何《股权转让协议》，张世凌伪造相关资料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张世贵23%的股权办理至其名下。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张世贵与张世凌于2012年7月26日股权转让行为存在高度可能性错误，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调取的2012年7月26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股东会议决议》上所有张世贵签名经新疆衡诚司法鉴定所鉴定均非张世贵本人签名。2.一审法院认定《新疆衡诚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无证明力错误。张世贵有自行委托鉴定的权利，且新疆衡诚司法鉴定所具备法律规定的鉴定资质，委托程序合法。3.一审法院以张世贵20**年6月3日的《民事起诉状》作为认定事实依据错误。张世贵已依法变更诉讼请求且撤销对本案涉及的《借款合同》中借款人詹桂芳的起诉，一审法院仍以原诉状内容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错误，即便采纳该诉状中的内容，张世贵亦是称张世贵与张志凌于2012年8月27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其性质为质押，与2012年7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本质的区别。4.一审法院对2013年5月2日百富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中的内容予以认定错误。为证明张世贵不知情，张世贵提交了2012年新疆润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企业法人年度报告》、米公（经）鉴通字[2014]53号《鉴定意见通知书》等证据，可以证实《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中载明的实收资本项下列明投资者张志凌持股29%内容系被篡改而来，但一审法院未予综合认定。5.一审法院认定“张世贵为百富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于其不知道张志凌股权已办理变更登记的辩解与客观事实及正常逻辑不相符合”错误。张世贵没有理由不收取股权转让款无条件将价值4000余万元23%的股权转让给张世凌。如张世贵知道股权已于2012年7月26日已变更至张志凌名下，就不会在2012年8月27日与詹桂芳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将23%的股权作为该笔借款为质押变更至张志凌名下。”6.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7月26日百富公司在股东名册中将张志凌登记成为股东错误；认定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登记科常浩“马海龙准备好材料并带来了所有的股东及受让方的人来大厅签名确认并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的陈述错误，百富公司其他股东对此事并不知情。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张世贵认为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及两份《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的规定应属无效的民事行为。四、本案涉嫌犯罪应属公安机关立案侦察的范畴，张世贵在一审中提交《关于将涉嫌犯罪的行为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的申请》，一审法院对此未予答复。 张志凌辩称，一、案件基本事实为：张世贵与张志凌于2012年7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张世贵在百富公司23%（483万元）的股份转让给张志凌。同日百富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张世贵将持有本公司23%的股份转给张志凌、股东张世林将3%的股份转给张志凌、股东张世清将3%的股份转让给张志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由张志凌前去办理一切变更手续。百富公司在该决议上加盖了公章。因原股东巫杰（股权比例1%）下落不明，百富公司对该股东进行了公告送达。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2年8月9日向百富公司颁发了企业登记证照，马海龙（百富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世贵外甥）领取了该证照。2013年5月4日，在张志凌等6人到场的情况下，形成了《百富公司股东会议纪要》，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参加2013年度工商年检，共同委托马海龙办理年检事宜。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张世贵自2011年至2012年分三次转让股权，至2014年一直担任百富公司法定代表人，正常履行公司经营管理、工商登记、年检等职责，其所声称对涉案股权转让不知情不符合事实，张世贵在其原起诉状中对股权转让及办理变更登记的事实已经自认，且并无证据证实系张志凌伪造资料。在一审法院调取的米东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对马海龙的询问笔录中，马海龙明确“29%股权变更时张世贵到工商局签字了”，即本案涉案股权的转让张世贵是明知且亲自办理，这一事实在米东区工商局企业注册登记科常浩的询问笔录中也得到了证实，因此股权转让是张世贵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张世贵主张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条款，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张世贵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当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张世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张志凌伪造的2012年7月26日甲方为张世贵、乙方张志凌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张志凌伪造的2012年7月2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及两份《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3.将张志凌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恢复登记在张世贵名下；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送达费、鉴定费等相关费用由张志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6月13日，百富公司成立，张世贵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拥有公司90%股份份额。2012年7月26日，张世贵（甲方）与张志凌（乙方）达成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即“甲方将其在百富公司23%（483万元）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接受甲方的股份。甲方承担转让之前相应的债权债务，乙方承担转让之后相应的债权债务。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同日百富公司在该公司办公室形成《股东会会议决议》一份，该决议书上有该公司公章。会议内容为“关于将张世贵23%的股权转让给张志凌......一事，由于股东巫杰至今无法找到，其长期未行使股东权利，业未履行任何股东义务，已导致公司经营发生重大困难，并严重的阻碍了公司的发展，公司为了寻找巫杰，先后到其居住的乌鲁木齐市新兴街派出所及辖区社区进行寻找均无果，于是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通过新疆日报发出公告，但至今此人仍无回音，为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到会全体股东均表示同意张世贵23%的股权转让给张志凌......到会股东愿意对巫杰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对其产生的后果承担保证责任。”同日，百富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该决议书上有该公司公章。内容为“一、同意股东张世贵将持有本公司23%的股份转让给张志凌，同意股东张世清将持有本公司3%的股份转让给张志凌；同意股东张世林将持有本公司3%的股份转让给张志凌；二、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7、张志凌占出资比例的29%......出资时间2004年8月6日；三、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由张志凌同志前去办理一切变更手续。”同日形成百富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一份，该决议书上有该公司公章。内容为“一、成立新一届股东会，同意聘任张世贵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二、通过公司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三、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由张志凌同志前去办理一切变更手续。”此后，百富公司出具了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一份，该证明申请人为百富公司，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为张志凌。2012年7月26日，百富公司向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变更股东登记材料，其中包括三份股东会决议及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并依法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百富公司在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档案中存档的2012年7月26日盖有百富公司公章的章程中列明张志凌为该公司股东，章程尾部有张志凌、张世贵签名；2012年8月9日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百富公司颁发了企业登记证照，马海龙领取了该证照，马海龙系百富公司办公室负责人。2013年5月4日，在张志凌等6人到场的情况下，形成了《百富公司股东会议纪要》一份，该会议纪要参加人有爱家园公司及张志凌等人，主要内容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参加2013年度工商年检，共同委托马海龙办理年检事宜。蒋彦廷、肖峰、张世清、张世林、张世贵于2015年7月1日向新疆衡诚司法鉴定所委托司法鉴定，委托事项为笔迹鉴定，新衡诚文鉴字［2015］第0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2012年7月26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上的签名"张世贵"字迹不是张世贵所写；2、2012年7月26日《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上的签名“肖峰”、“蒋彦廷”、“张世贵”字迹不是肖峰、蒋彦廷、张世贵所写；3、无落款日期的《新疆百富房地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肖峰”“蒋彦廷”“张世贵”“张世清”“张世林”字迹不是肖峰、蒋彦廷、张世贵、张世清、张世林所写；4、2012年7月2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上的签名“肖峰”“蒋彦廷”“张世清”“张世林”、字迹不是肖峰、蒋彦廷、张世清、张世林所写；5、无落款日期的《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肖峰”“蒋彦廷”字迹不是肖峰、蒋彦廷书写；6、无落款日期的《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职文件》上的签名“张世贵”字迹不是张世贵所写；7、2012年7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张世贵”字迹不是张世贵所写......。”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出具米公（经）鉴通字［2014］53号《鉴定意见通知书》内容为：“张世贵：我局聘请有关人员，对新疆润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专用章进行了乌市米东区工商局档案中‘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上盖有新疆润通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报告专用章的真伪鉴定，鉴定意见是经鉴定，上述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2015年6月5日，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一份《关于张世贵要求解决股权变更等有关问题的答复》，内容为“百富公司......于2012年7月26日向我局提出股权变更申请，我局进行了审慎合理审查，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予以核准登记，该项行政许可合法有效......对于你提出股权转让变更中虚假材料问题......由百富公司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负责，因此该责任应由提供材料的百富公司承担......。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登记科常浩陈述"问：百富公司的股权变更情况，你是否清楚。答：清楚，是我具体操办的。问：那后来的股权转让是怎样操作的。答：后来马海龙准备好材料并带来了所有的股东及受让方的人来大厅签名确认并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2012年7月26日百富公司登记股东名册一份，张志凌依法在股东名册中登记成为股东，份额为29%。张世贵自2004年至2014年4月期间担任百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世贵申请保全缴费5000元，但未提交缴费票据；为鉴定向新疆衡成司法鉴定所缴纳鉴定费用1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世贵提出要求确认2012年7月26日其与张志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7月2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及两份《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应当将张志凌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恢复登记在张世贵名下。一、关于张世贵提出要求确认2012年7月26日其与张志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7月2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及两份《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一）关于张世贵提出要求确认无效的法律依据的规定。张世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作为本案确认无效主张的依据，该条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中欺诈是行为人有欺诈的故意；并有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而使对方做出错误意思表示订立合同的行为。据此规定，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有以上五种，张世贵据此要求确认本案所涉协议及决议等无效，则需符合以上五种法定条件情形之一才能确认合同无效。张世贵对其诉讼请求即要求确认无效所依据的事实应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如果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证明不利的后果。（二）关于张世贵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的问题。张世贵主张该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系张志凌伪造了材料，新衡诚文鉴字［2015］第0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2012年7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中签名均不是张世贵本人书写”，故该协议无效。另，关于张世贵提出张志凌伪造签字的问题，所谓伪造材料的行为，应包括模仿真实证据而制造假材料、凭空捏造虚假的材料、对真实材料加以变更改造等行为。张世贵并未就该伪造材料的主张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结合以上法律规定合同无效要件相比较，该理由并不符合法律关于合同无效规定的法定任一要件，并不符合法定五种合同无效任一情形。（三）关于本案中所涉2012年7月26日张世贵与张志凌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实问题。张世贵与张志凌于2012年7月26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并于同日形成了《股东会会议决议》一份、《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两份及《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一份，上述决议及章程所涉内容均是涉及到关于张世贵23%股权转让给张志凌一事，明确了到会全体股东均表示同意该股权转让，并确定经办人为张志凌、股权转让后股东持股的份额及修改章程的相关情况。后，百富公司为张志凌出具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同日，百富公司作为申请人向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及其他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经审核合格对百富公司股权进行了变更登记。登记内容中张志凌持股比例为29%。在2012年7月26日的百富公司股东名册中亦进行了变更登记即：登记内容中张志凌持股比例为29%。张世贵提出张志凌是以欺诈、伪造方式骗取了其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应当认定本案所涉协议及决议无效。对此，结合经庭审质证的有效证据认为，1、根据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调取的证据材料显示：双方于2012年7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事项为股权转让，且百富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对该股份处理记载也为转让，同时修改了公司章程，完成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并在百富公司股东名册中予以登记。上述股权转让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百富公司《章程》的规定；2、庭审中张世贵对其于2014年6月3日的起诉状中的签名认可，该起诉状事实及理由部分写明“......原告张世贵与张志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23%股权变更至张志凌名下......”，即在2014年6月3日的诉状中，张世贵对与张志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认可的，但其在2015年7月21日开庭时对该事实进行了变更；3、2013年5月2日，百富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中《百富公司审计报告》（第20页）实收资本项下列明投资者名称即股东姓名中，记载的人员有张志凌，并且她的投资比例为29%，即：张志凌已作为股东参与了百富公司的经营管理，该事实体现在张世贵在庭审中认可真实性的百富公司提交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公司年检报告书2012年度》中，即《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中张志凌作为股东参加并参与了经营管理；4、自2004年至2014年4月期间张世贵系百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始终在参与对百富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依法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为工商年检出具各种报告，对于其提出并不知道张志凌股权已办理变更登记的辩解，与客观事实及正常逻辑不相符合；5、张世贵申请本院调取的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登记科常浩陈述“问：对百富公司的股权变更情况，你是否清楚？答：清楚，是我具体操办的。问：那后来的股权转让是怎样操作的？答：后来马海龙准备好材料并带来了所有的股东及受让方的人来大厅签名确认并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该事实与张世贵提出对张志凌变更股权一事不清楚自相矛盾。综上，在全面、客观的审核以上证据后，依照法律规定，运用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结合以上事实，确信以上证据链条可以相互印证张世贵与张志凌于2012年7月26日的股权转让行为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四）关于张世贵提出公安机关鉴定中名字不是其所签的问题。张志贵认为根据新衡诚文鉴字［2015］第0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各一份及《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两份均不是张世贵本人签名，上述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均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张志凌串通他人私盖百富公司的公章，授权其本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以上所涉文件无效。张世贵应当对其主张的张志凌系串通他人私盖公章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以上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的所有材料均系以百富公司的名义出具，并盖有百富公司的公章。张世贵在庭审中并未提交证明该主张的有效证据。另，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但张世贵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而是由其个人单方进行了鉴定，该鉴定证据系其单方所作，且鉴定结论与其认可签名的前期诉状内容相互矛盾。该证据更不足于证明其提出的张志凌私盖百富公司的公章，伪造上述系列材料故上述材料无效的事实，故该证据无证明力。对张世贵提交该证据需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事人员常浩的陈述，该股权转让系依法办理。据此，并庭审中张世贵对其提出的所涉文件中百富公司的公章均予以认可，则百富公司应当对以上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所出示的文件的真实性承担责任。（六）对于张世贵提出的其与詹桂芳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12年8月27日，但《股权转让协议》时间为2012年7月26日，故如股权已转让，不应再签订涉股权质押的问题。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向张世贵本人发问关于该协议中关于质押条款的问题，其本人答复是最后并未做质押，为什么没有做不清楚。故张世贵诉称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时间矛盾的理由不成立。（七）对于张世贵提出两份《百富公司审计报告》中新疆润通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报告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的问题。米公（经）鉴通字［2014］53号《鉴定意见通知书》，结论是“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该结论只能证明两份报告的印章不是同一枚，但不能直接证明张世贵所诉的张志凌伪造该专用章在工商部门进行备案的事实。故对张世贵该诉请理由亦不予采信。综上，张世贵未就张志凌实施欺诈、伪造等行为进行工商变更的事实出示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也未能举证证明涉案的协议及决议损害了国家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符合法律对合同无效规定的任一种情形，则其提出要求确认2012年7月26日张世贵与张志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7月2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及两份《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是否应当将张志凌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恢复登记在张世贵名下的问题。张世贵提出将张志凌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恢复登记在张世贵名下的理由系张志凌伪造了涉案协议及相关资料，张世贵应对其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证明应将张志凌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恢复登记在张世贵名下，但因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于证明其诉讼请求，故张世贵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其该项诉讼请求不成立。另，张世贵提出要求张志凌支付保全费、鉴定费的诉讼请求均不成立。综上，对张世贵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世贵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5440元（张世贵己预交），由张世贵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世贵提交本院于2016年2月28日作出的（2015）新民一终字第68号民事判决及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6年4月27日作出的工商登记变更信息，用以证明二审生效判决已确认张世贵与赵新莲于2011年5月20日、5月30日签订的由张世贵向赵新莲转让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已依照该生效判决将50%股权执行回至张世贵名下，赵新莲在本案项下所有文件中的签字均无效，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未超过半数股东同意，股权转让亦可认定为无效。张志凌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补充查明：一、一审法院于2014年6月11日受理本案诉讼，在张世贵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3日的《民事起诉状》中，张世贵以詹桂芳、张志凌作为被告，其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张世贵与詹桂芳的《借款协议》第四.2条约定的将担保股权办至张志凌名下的内容无效；2.依法确认张世贵与张志凌依据《借款协议》第四.2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依法将张志凌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恢复登记至张世贵名下；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送达费等相关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8月27日詹桂芳与张世贵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由詹桂芳向张世贵提供借款5000万元，协议第四.2条约定“百富公司张世贵23%、张世林3%、张世清3%，合计29%的股权，作为此项借款股权抵押担保，股权办至张志凌名下”，按照《借款协议》约定，同日张世贵与张志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23%股权变更至张志凌名下。张世贵与张志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保证《借款协议》履行而以股权提供的担保，张世贵作为出质人、张志凌作为质权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的股权转让。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则产归债权人所有”的规定，将出质股权的所有权由张志凌直接占有，本案约定有股权担保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立担保，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五）项的规定，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应当将张世贵有的股权恢复登记在张世贵名下。张世贵于2015年7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仅将张世凌作为被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张志凌伪造的2012年7月26日甲方为张世贵、乙方张志凌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张志凌伪造的2012年7月2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及两份《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3.将张志凌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恢复登记在张世贵名下；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送达费、鉴定费等相关费用由张志凌承担。”事实与理由变更为：百富公司成立于2004年6月，张世贵为该公司发起人、原始股东，合法持有该公司90%股权，2012年7月26日，张志凌在张世贵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股权转让协议》、《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等一系列文件向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张世贵23%股权变更至张志凌名下。张志凌伪造《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张世贵所签订且非张世贵的意表示，张志凌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张志凌伪造张世贵签名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伪造其他股东签名签署的《股东会决议》的行为当属无效的民事行为。 二、张世贵在一审中提供甲方（出借人）詹桂芳、乙方（借款人）张世贵、苟建林签订的《借款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5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8月27日起至2013年9月28日止，签订合同之日一个月内甲方陆续将5000万元付给乙方（按实际付款日开始计息）。百富公司张世贵23%、张世清3%、张世林3%合计29%的股权，作为此项借款股权抵押担保，股权办理至张志凌名下。该《借款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2年月日”。后，詹桂芳作为原告将被告张世贵、百富公司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诉至本院，称其已按照2012年8月27日其与张世贵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将借款付给张世贵使用，合同到期后张世贵未按约归还本息，请求判令张世贵返还詹桂芳借款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20763584.24元，判令百富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2014）新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判决张世贵偿还詹桂芳借款本金4700万元及相应利息，百富公司对张世贵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乌鲁木齐公安局米东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5年2月5日对马海龙做出询问笔录，马海龙陈述其于2004年10月至2014年4月在百富公司担任行政主任，并陈述“因张世贵借了詹桂芳的5000万元，双方签订有借款协议，约定将29%的股权作借款抵押，待履行完借款协议后，将该29%的股权回转至到原股东名下，在办理过程中我误将抵押手续办成了转让手续”“在29%有股权转让手续过程中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提供股东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上股东都签字了。” 四、张世贵委托新疆衡诚司法鉴定所鉴定的：2012年7月26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12年7月26日《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无落款日期的《新疆百富房地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2年7月2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无落款日期的《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落款日期的《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职文件》2012年7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均系鉴定人自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百富公司工商档案中调取，上述文件中均加盖有百富公司公章，百富公司对其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2012年7月26日《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及三份《新疆百富房地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还有股东赵新莲、王东现签名，对该两股东的签名，张世贵未申请笔迹鉴定。 五、米东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6月5日向张世贵作出《关于张世贵要求股权变更等有关问题的答复》载明“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于2011年5月30日、2012年7月2日、2012年7月26日向我局提出股权变更申请，我局进行了审慎合理审查，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予以核准登记，该项行政许可合法有效。对于你提出有股权转让变更中虚假材料问题，......由百富公司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负责，因此，该责任应由提供材料的百富公司承担。” 六、张世贵在一审庭审笔录中认可其自2004年至2014年4月期间担任百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海龙自2004年至2014年期间一直在百富公司办公室工作。对于依据何法律依据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无效，张世贵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当庭无法回答，庭下提交代理意见”，但一审卷中未见代理意见。 七、张世贵另案诉赵新莲、爱家园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其诉讼请求为：1.确认张世贵与赵新莲依据《房产订购合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1年5月30日于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赵新莲持有的百富公司的50%的股权恢复登记到张世贵名下；3.本案财产保全申请费由赵新莲、爱家园公司共同承担。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4）乌中民二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张世贵的诉讼请求。张世贵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5）新民一终字第68号判决。赵新莲和爱家园公司不服该判决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6月22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672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后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再126号民事判决，撤销（2015）新民一终字第68号判决，维持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2014）乌中民二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即驳回了张世贵的诉讼请求。该再审判决认定“......张世贵在2011年5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字是真实的。2011年5月30日后，百富公司在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档案中存档的2012年7月3日、7月26日百富公司章程均已列明赵新莲为该公司股东。2012年7月2日、7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均载明赵新莲为百富公司持股50%股东。而于2012年7月26日之前，张世贵为百富公司股东，并参与百富公司的经营管理，其对赵新莲作为股东参与百富公司经营管理应当明知。在再审审查阶段，经本院询问，张世贵自认，2012年7月3日百富公司章程上的签字和手印是其真实签字和所按手印。其虽在本院再审审理过程中又否认该签字和手印的真实性，但其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张世贵以张志凌在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2012年7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会议决议》及两份《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将其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变更至张志凌名下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要求确认上述文件无效并要求张志凌将所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恢复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3.一审法院未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是否存在程序错误。 一、张世贵以张志凌在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2012年7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会议决议》及两份《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将其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变更至张志凌名下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要求确认上述文件无效并要求张志凌将所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恢复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张世贵提交其委托新疆衡诚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新衡诚文鉴字（2015）第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证实张志凌在张世贵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了《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会议决议》等文件，故上述文件应确认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一）该司法鉴定系张世贵本人单方委托鉴定，张志凌对此并不认可。即使该鉴定意见书结论被采信，该意见书亦仅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上并非张世贵本人签字，但不能仅以此鉴定意见书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违背了张世贵的意愿，亦不足以证明系张志凌伪造了张世贵等人的签字。（二）张世贵不予认可并委托司法鉴定的文件均自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百富公司的工商档案中调取，均由百富公司加盖公章，张世贵作为法定代表人对百富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米东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6月5日出具的《关于张世贵要求解决股权变更等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明确指出百富公司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股权变更行政许可合法有效，应由百富公司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负责。即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变更登记程序上来看，百富公司出具《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并变更百富公司股东名册和修改公司章程，百富公司已提供完整齐全的手续进行了变更登记，且在此期间，张世贵仍然是百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履行相关经营管理职责，其应当知晓百富公司股权及工商档案登记变化的情况。（三）张世贵要求确认张志凌伪造的2012年7月2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及两份《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但该三份决议及百富公司章程中还有股东“赵新莲”“王东现”的签名，在《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百富公司章程中不仅确认张志凌占出资比例29%，亦还确认赵新莲出资105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50%、王东献出资额21万元的事实。对“赵新莲”“王东现”二股东签名的真实性张世贵未提出异议亦未申请司法鉴定。张世贵针对赵新莲持有的50%股权另案诉讼要求确认其与赵新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已被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36号判决予以驳回，该判决亦已确认赵新莲持有百富公司50%的股权系基于百富公司与爱家园公司签订的《房屋定购合同书》第6.4条及赵新莲与张世贵根据该条约定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有效约定，并对2012年7月26日股东会决议内容予以确认。（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从张世贵在一审中提交的2014年6月3日的起诉状内容来看，其认可其与张志凌于2012年8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23%的股权变更至张志凌名下的事实，自认“张世贵与张志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保证该《借款协议》的履行而以股权提供的担保，张世贵为出质人，张志凌为质权人”，张世贵只是认为以股权作担保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担保方式、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要求确认无效，并未以张志凌伪造《股权转让协议》为由要求确认股权转让无效，其变更后的诉状与之前的诉状内容相互矛盾，且并未提供足以推翻其之前陈述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其在原起诉状陈述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当。2012年7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虽与张世贵在之前诉状中所称的2012年8月2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不同，但内容均是张世贵将其持有的百富公司23%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志凌名下。张世贵在之前的诉状中对2012年8月2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并无异议，故张志凌并无必要再于2012年7月26日伪造一份内容相同的《股权转让协议》。张世贵上诉称2012年8月2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其实亦根本不存在的意见与其之前诉状内容完全相悖，且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该项上诉意见违反禁止反言原则，本院不予采信。百富公司的马海龙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所做的陈述亦可证实“因张世贵借了詹桂芳的5000万元，双方签订有借款协议，约定将29%的股权作借款抵押，待履行完借款协议后，将该29%的股权回转至到原股东名下”的事实。综合以上理由，张世贵不能证明2012年7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会议决议》及两份《新疆百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虚假且系张志凌伪造的事实，其以在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张志凌将股权变更张志凌名下为由要求确认上述文件无效证据不足，且理由不能令人信服。 二、一审判决是否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张世贵在原起诉状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其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认为张志凌伪造文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应当认定为无效，但在庭审陈述中张世贵对于要求确认相关文书无效应当适用何法律规定并未予明确。一审法院以张世贵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对其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审中张世贵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志凌的行为有违公平及诚实信用等民法基本原则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故对其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三、一审法院未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是否存在程序错误。张世贵上诉称其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将涉嫌犯罪行为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的申请》，而一审法院未予答复。但在一审卷中未见该申请，且在庭审笔录中亦未有相关记载，且即便张世贵在一审中提出了要求移交公安机关侦察的申请，但在其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张志凌行为涉嫌犯罪、此案系属公安机关立案侦察的范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程序上亦无不当，故对张世贵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对于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张世贵自行委托鉴定的鉴定费用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张世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440元，由张世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渭红 审判员  陈建红 审判员  刘雅文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 书记员  韩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