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52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超，男，199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萦，女，1984年9月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利新，北京知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国栋，男，1983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利新，北京知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吴冬玲，女，199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上诉人曾超因与被上诉人程萦、被上诉人赵国栋、原审被告吴冬玲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3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程萦、赵国栋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程萦、赵国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参与人。程萦与曾超之间不构成委托理财关系，程萦实际上委托理财的相对方是中晋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晋北京分公司），并构成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根据曾超与程萦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程萦明知曾超是中晋北京分公司的员工，且推销的产品也是公司发售的，每次购买什么产品、买多少都是由程萦自己决定。曾超作为中晋北京分公司职工，向他人推销公司的产品是正常的职务行为。从款项的流向来看，都是从程萦转账到曾超，再转账到中晋北京分公司。产品回购时，中晋北京分公司将产品利息汇入曾超的账户，曾超再转入程萦的账户。在整个购买产品以及到期赎回的过程中，曾超没有从中获取任何金钱利益，程萦也认可没有向曾超支付过任何报酬。涉案产品购买及赎回的过程非常清晰，都是程萦委托曾超购买，款项最终也是由中晋北京分公司收取，实际上构成委托理财关系的是程萦与曾超工作的中晋北京分公司，而不是曾超。程萦、赵国栋答辩称，本案为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是程萦委托曾超购买理财产品，并非是程萦直接购买曾超所在公司的产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曾超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吴冬玲述称，同意曾超的上诉意见。程萦、赵国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曾超、吴冬玲返还程萦、赵国栋理财款46万元；2.判令曾超、吴冬玲向程萦、赵国栋支付利息（以46万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案件受理费由曾超、吴冬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萦、赵国栋系夫妻关系，程萦与吴冬玲系同事关系。程萦经吴冬玲介绍与曾超相识。曾超称其系中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晋公司）员工，公司有理财产品出售。程萦遂通过微信与曾超进行联系，并委托曾超为其购买理财产品。2015年6月9日，赵国栋通过工商银行向曾超汇款10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各方均认可该笔10万元曾超已经将本金返还完毕。2015年6月24日、6月29日、9月30日、10月13日、12月21日，赵国栋通过工商银行向曾超汇款共计32万元。2016年1月15日、2月29日，赵国栋通过招商银行向曾超汇款共计6.1万元。2016年1月15日、2月29日、3月13日、3月16日，程萦通过建设银行向吴冬玲汇款共计7.9万元。上述各笔款项共计46万元，双方均认可未予返还，但曾超已就该46万元向程萦交付理财收益28465元。根据程萦与曾超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提到：“……曾超：你让我代签的那个产品有一个十万是在9月18日到期了，利息5130……程萦：本金还是十万吧曾超：应该是年化接近十八个点……给你签这个，还是三个月……你的6万我签了封闭期87天的合同年化12％，利息总共1716元，到期日期是2016年1月9日……合同签了，12万90天，到期时间是2016年3月22日，利息5030元……刚签完两份合同，共24万，2016年4月20日到期，利息共10060元……”。关于赵国栋转入曾超账户之款项，曾超主张，系程萦委托其进行理财，曾超并不区分款项来源。程萦则主张系赵国栋与程萦共同委托曾超理财。曾超陈述，2016年4月，北京朝阳警方将中晋公司控制，公司办公地点被封，程萦、赵国栋投入的46万元理财款无法进行兑付，目前案件无其他进展。经询问，曾超称其作为中晋公司员工，销售中晋公司之理财产品。曾超已将程萦、赵国栋交付的所有理财款项转入中晋公司之账户，理财收益的交付模式为中晋公司将收益先行给付曾超，再由曾超给付程萦。关于程萦或赵国栋是否与中晋公司签订了委托理财合同一节，程萦称其未去中晋公司签订过委托理财合同。庭审中，程萦出示了多份文件及协议书，其中包括承诺书、风险揭示书、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申购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评估表、《合伙企业出资转入协议书》等多项文件，均有程萦字样签字。另有2015年6月18日《资本管理协议》一份，载明程萦将10万元交由中晋股权投资基金（上海）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管理期限为2015年6月18日至2015年11月5日，该协议尾部有程萦字样签字。除上述文件，再无程萦或赵国栋签署的其他合同，但有多份投资人为吴冬玲的《资本管理协议》，金额为10万元或14万元。曾超称，因很难与程萦取得联系，加之每项理财产品均有发售时间窗口，而曾超与吴冬玲可以随时联系上，故为能及时购买产品，对于程萦投入的理财款项，曾超均以吴冬玲的名义购买，但未向程萦说明此情况。一审法院认为，程萦通过微信方式与曾超往来，将其自有资金交由曾超，由曾超在一定期限内进行管理，并按期支付给程萦一定比例的收益，双方已建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因程萦与赵国栋系夫妻关系，赵国栋转给曾超之款项，均系按照程萦指示交付给曾超，故赵国栋并非委托理财合同之当事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曾超在与程萦的聊天中，均向程萦明确有固定的投资期限、固定的利息回报，亦即双方约定了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此实为保底条款，该条款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交易规则，应属无效，因保底条款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的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保底条款无效将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委托理财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曾超作为受托人应将委托资产的本金返还程萦、赵国栋，对于合同被确认无效前，曾超以收益名义支付给程萦、赵国栋的款项28465元，应当作为已经偿还的本金，予以扣除，故曾超还应返还程萦431535元。因双方对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对于利息损失，该院酌定曾超以431535元为基数，支付自程萦起诉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另，本案中，曾超自认未经程萦同意将程萦投入的款项以吴冬玲的名义签订了《资本管理协议》，但经查，无论是《资本管理协议》还是《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相对方均与曾超所述的“中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符。且程萦委托曾超对其资金进行管理，至于曾超将该资金以何人名义、以何渠道进行管理，并不影响曾超与程萦、赵国栋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之效力。现吴冬玲虽代收过程萦之款项，但所有款项均由曾超支配操作，吴冬玲并非委托理财合同的当事人，程萦要求吴冬玲承担相应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1.曾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程萦43153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31535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2.驳回程萦、赵国栋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曾超提交了以下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证据1.曾超的名片，证明在与程萦沟通期间，程萦知道曾超是中晋公司的员工。证据2.2016年4月6日中晋北京分公司的网页截图，证明程萦购买的产品都是按照其本人的指示购买的。开始的时候曾经以程萦的名义购买过理财产品，后来变成以吴冬玲的名义购买，合同上的编号和金额与曾超提供的合同原件相对应。程萦、赵国栋对证据的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可曾超系中晋公司的员工，之前委托曾超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身份，后来因为理财产品出了问题，不能如期兑付的时候才知道曾超的身份。程萦、赵国栋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曾超提交的证据1-2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争议的都是以吴冬玲名义签订的合同。曾超称，第一次签订的合同兑付完毕后，程萦把钱直接汇入了曾超或吴冬玲的银行账户，后来为了方便，就用吴冬玲的名义签订了合同，但因为疏忽，事先没有告诉程萦。针对本案款项，因涉案理财合同均以吴冬玲名义签署，吴冬玲已经进行了报案，但未有公安机关回复。曾超称程萦可以找其要钱，但是要等中晋公司赔偿吴冬玲后，再确定赔偿给程萦的数额。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程萦、赵国栋与曾超之间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对此，曾超上诉主张其与程萦之间不构成委托理财关系，程萦实际委托理财的相对方是中晋北京分公司，与中晋北京分公司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程萦则认为，其与中晋北京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而是与曾超之间构成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涉案款项部分由赵国栋转账支付至曾超账户，但均系程萦指示交付，并且在案证据未表明就理财事宜赵国栋与曾超之间有过协商，故赵国栋与曾超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在案证据，本院认为程萦就委托理财事宜与曾超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构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具体理由如下：其一，涉案46万元款项均由程萦或其指示赵国栋直接汇给曾超，并非直接支付给中晋公司；其二，已经兑付完毕的理财产品的本金和收益由曾超而非中晋公司返还给程萦；其三，就涉案款项程萦并未与中晋公司签署过委托理财合同。故程萦与曾超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曾超关于其与程萦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本案应追加中晋公司参与诉讼的上诉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针对涉案款项曾超应否承担返还责任一节，曾超陈述称因中晋公司涉嫌刑事犯罪，导致程萦涉案理财款项46万元无法进行兑付，因涉案理财合同均以吴冬玲名义签署，故吴冬玲已经报案，但未有公安机关回复，程萦可以向曾超主张还款，但是要等中晋公司赔偿吴冬玲后，再确定赔偿给程萦的数额。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中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在案证据尚未表明曾超受托为程萦理财曾获得报酬，故其作为受托人，应当因其故意或重大过失给程萦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通过查明事实可知，曾超以程萦的名义购买了部分理财产品，并向程萦支付了本金和收益，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并无争议。此后，程萦又指示赵国栋向曾超交付涉案的46万元款项，继续委托曾超购买理财产品，曾超在事先未告知程萦的情况下，擅自以吴冬玲的名义购买了理财产品，事后亦未取得程萦的追认，已经构成违约，导致程萦无法以自己的名义向中晋公司主张权利。综上，本院认为，曾超在受托为程萦理财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因此给程萦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其应当向程萦返还涉案的46万元款项。对于曾超已经给付程萦的28465元款项，一审法院作为已经偿还的本金予以扣除，程萦和赵国栋未提出异议，本院亦不持异议，故曾超还应返还程萦431535元。曾超占用程萦涉案款项期间，必然造成程萦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酌定曾超以431535元为基数，支付自程萦起诉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亦无不当。此外，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系对合同效力认定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但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综上所述，曾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曾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黄占山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