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10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海明，男，1989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大厦富春宾馆，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号。法定代表人：陈渔华，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项秀玲、罗东平，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信昶银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85号A栋二层A区。法定代表人：梁海明。上诉人梁海明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原审被告广州市信昶银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昶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12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海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四、五项，改判梁海明无须对信昶公司的359240承担连带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浙江大厦富春宾馆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梁海明仅为信昶公司其中一个股东，支付租金系受信昶公司委托，且本案系信昶公司债务不是个人债务，梁海明不存在利用信昶公司逃避个人债务的事实，梁海明不应当对信昶公司债务承担责任：1、本案债务不是梁海明个人的债务：合同系由信昶公司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信昶公司是合同的当事人，且租赁场所为办公场所，出于信昶公司经营之需，而非梁海明个人需要。2、梁海明仅为信昶公司占股50％的股东，出资额为50万元，根据信昶公司章程显示梁海明已经于2013年11月15日完成出资，根据《公司法》应当按照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在本案中梁海明不应当在出资责任之外再为信昶公司债务承担责任。3、梁海明签署的《联系函》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浙江大厦富春宾馆起诉信昶公司后，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律师将自行草拟的《联系函》提供给梁海明签名，声称签署《联系函》后则无须开庭审理本案，要求梁海明代表公司承诺还款时间，梁海明签署《联系函》的真实目的系代表信昶公司作出承诺还款时间，并非同意自己代替信昶公司还款。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律师未向梁海明说明联系函的真实内容以及对梁海明本人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以欺诈的方式骗得梁海明签名以实现债权。浙江大厦富春宾馆辩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该予以维持。事实和理由：一、梁海明提出的上诉请求，要求改判一审判决第3、4项的问题，我方认为这两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该是属于信昶公司的，信昶公司是合同相对方，权利义务应该由信昶公司享有，信昶公司没有提起上诉，所以梁海明无权要求改判这两项。关于梁海明提出的事实理由方面，关于梁海明以其是信昶公司股东以及已完成出资，故不应该承担责任的理由，我方认为一审判决已经就此作出了明确处理：即判令梁海明承担责任并不是因为其是股东或者为信昶公司付款的行为，而是基于梁海明作出为信昶公司付清租金等承诺。二、关于梁海明称其出具的联系函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辩解，我方认为与事实不符。根据浙江大厦富春宾馆一审提供的证据显示，信昶公司在租赁期间已多次逾期缴纳租金，并多次出具过付款承诺书给浙江大厦富春宾馆，但每次出具的都无法兑现，基于这种情况，浙江大厦富春宾馆要求梁海明以个人明确对信昶公司所欠的租金等费用进行担保，是合理合法的要求，而梁海明根据自身能力和情况对信昶公司进行担保也是法律许可范围，因此梁海明出具联系函属于符合情理的行为，并没有问题，梁海明属于成年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联系函明确表明梁海明须对信昶公司所欠租金等费用债务进行担保，梁海明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在联系函中签名，表明梁海明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至于梁海明所谓的受到律师欺骗的问题，既不属实，梁海明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梁海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信昶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浙江大厦富春宾馆与信昶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信昶公司、梁海明立即交还租赁场地给浙江大厦富春宾馆；2.信昶公司梁海明向浙江大厦富春宾馆支付从2017年1月起至交还场地之日止的租金及管理费（每月按照58190元计）和欠缴的电费15770元。一审诉讼过程中，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信昶公司、梁海明向浙江大厦富春宾馆支付从2017年2月1日起至交还场地之日止的租金及管理费（每月按照58190元计）和欠缴的电费14238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29日，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出租方、甲方）与信昶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场地为越秀区先烈中路XX号A栋二层A区，建筑面积共计460平方米。租赁用途为艺术品展厅。租赁期限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止。租金标准：2013年10月1日至2013年11月10日为装修期，免收租金；2013年11月11日至2015年9月30日，乙方承租租金90元/平方米/月，管理费为25元/平方米/月，每月租金加管理费共计52900元；2015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乙方承租租金99元/平方米/月，管理费为27.5元/平方米/月，每月租金加管理费共计58190元。乙方按独立水表、电表读数增加5%的损耗交纳水、电费；目前水费为4.5元/吨，电费为1.26元/度；广州市水电价格如有变动，甲方也将按政府核定标准进行相应调整。乙方须在每月5日前按时足额向甲方交付当月的租金、管理费及水电等相关费用；逾期未足额缴交上述相关费用，每逾期一天按当月租金加管理费全额的3%加收滞纳金；若逾期累计达30天，甲方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书面解除通知书送达乙方时，租赁关系即时解除，甲方有权收回出租物业等。上述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因信昶公司迟延支付租金、管理费、电费，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向该公司发出多份催款通知书。2017年3月10日，信昶公司向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发出《承诺书》，主要内容为：我司因经营困难长期拖欠租金及相关费用等，至2017年3月31日止，累计欠贵公司租金及相关费用等290260元（滞纳金暂未计算在内）。为表示合作的诚意，我司承诺在2017年6月底前付清所有欠款，具体还款计划如下：2017年3月至5月，每月25日前，除支付当月租金及相关费用以外，再支付欠款7万元；2017年6月25日前，除支付本月租金及相关费用外，还清欠款余额20260元等。2017年5月26日，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向信昶公司发出《通知》，称：信昶公司承租涉案场地，截止至2017年5月31日，共拖欠浙江大厦富春宾馆租金、管理费及水电费共299412元（滞纳金未计算在内）。信昶公司于2017年3月10日向浙江大厦富春宾馆承诺分期还款，但没有兑现按时分期还款的承诺。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再次敦促信昶公司按承诺付款，若逾期至5月27日17时30分仍未付清全部欠款299412元，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将根据合同的约定采取相应措施，并循法律途径追究其法律责任等。2017年7月27日，梁海明向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发出《联系函》，称：为表达继续合作的诚意，我本人梁海明承诺：于2017年7月29日前为信昶公司支付2017年7月份的租金、管理费、水电费合计59954元。对于信昶公司拖欠贵单位的2017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的租金等费用共计359240元，本人梁海明承诺，于2017年10月31日以前为信昶公司付清。2017年7月29日，梁海明代信昶公司向浙江大厦富春宾馆转账支付59954元，标注附加信息为2017年7月租金。浙江大厦富春宾馆认为该笔款项应弥补2017年1月未付租金、管理费及电费59954元，故于同年8月4日向信昶公司开具发票，备注为2017年1月房租。为证明电费的数额，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抄表记录本、电表照片及《广州市信昶银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电费明细表》作为证据。其中列明：2016年12月产生的电费（应于2017年1月支付）为1764元；2017年1月至9月产生的电费（分别应于2017年2至10月支付）总额为14238元。信昶公司、梁海明对上述证据不确认，称未安装独立电表。一审法院认为：浙江大厦富春宾馆与信昶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信昶公司至今未向浙江大厦富春宾馆支付2017年2月1日以后的租金、管理费及电费已构成违约，《租赁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成就，因此浙江大厦富春宾馆要求解除合同、收回租赁场地及信昶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2017年2月1日起至交还场地之日止的租金、管理费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电费，浙江大厦富春宾馆举证的抄表记录本、电表照片及《广州市信昶银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电费明细表》相互印证，电费单价也符合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的约定，且信昶公司2017年3月10日发出的《承诺书》及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梁海明作出的《联系函》均确认了包括电费在内的欠款数额，信昶公司、梁海明在本案中虽称不确认电费数额，但未提交反驳证据，因此根据浙江大厦富春宾馆的举证，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2017年2月至10月应付电费14238元予以采信，信昶公司应向浙江大厦富春宾馆支付该款。关于梁海明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涉案《租赁合同》为浙江大厦富春宾馆与信昶公司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应由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享有和承担，浙江大厦富春宾馆以梁海明有付款行为或其为信昶公司股东为由要求梁海明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但鉴于梁海明向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发出的《联系函》中承诺为信昶公司付清2017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的租金等费用359240元及2017年7月租金等费用59954元，属为信昶公司的该笔债务提供担保，现梁海明仅向浙江大厦富春宾馆支付了上述款项中的59954元，故应对剩余债务359240元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于2017年11月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原告浙江大厦富春宾馆与被告广州市信昶银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9日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二、被告广州市信昶银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将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XX号A栋二层A区（面积约460平方米）的场地交还原告浙江大厦富春宾馆。三、被告广州市信昶银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浙江大厦富春宾馆支付2017年2月1日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租金（含管理费、每月为58190元）；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至交还上述场地之日止的房屋使用费，由被告广州市信昶银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按照58190元/月的标准逐月支付给原告浙江大厦富春宾馆。四、被告广州市信昶银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浙江大厦富春宾馆支付2017年2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应付电费14238元。五、被告梁海明对被告广州市信昶银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在35924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六、驳回原告浙江大厦富春宾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791元，由被告广州市信昶银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梁海明共同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2017元，由原告浙江大厦富春宾馆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梁海明提交了证据1.信昶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联系函是梁海明代表公司签订的，不属于梁海明个人行为，是公司行为。证据2.转账记录，拟证明卡是信昶公司使用的，不是梁海明个人使用的，梁海明财产没有与公司的财产混同。浙江大厦富春宾馆质证称：一、信昶公司开具的证明与梁海明作出的行为是相违背的，证明是说梁海明是代表公司，不是其个人行为，但从联系函中的内容、签名看，都是梁海明本人的，联系函的内容很明确，是要对信昶公司拖欠的租金、水电费是做了担保的行为，所以仅仅凭该证明是无法证实梁海明是个人的行为，且该证据二审庭询才提交，是不符合新证据的要求的。二、从付款的记录恰好可以证明，信昶公司长期的租金都是由梁海明支付的，信昶公司是独立的主体，应该有自己的账号及民事行为能力，为何不通过其自己的账号支付费用，而是通过梁海明个人。恰好可以证明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而且代付款行为信昶公司有无还给梁海明，也没有出具证明，所以我方认为存在财产混同的行为。浙江大厦富春宾馆提交信昶公司欠费明细作为证据，拟证明信昶公司目前所欠租金、水电费等金额。信昶公司没有到庭进行质证。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梁海明上诉坚持认为，其本人非涉案合同是的签订主体，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经审核，一审判决并未非认定其为涉案合同的相对方，而是依据在履行过程中梁海明对承租人欠付租金的代为支付承诺，认定其应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二审中，梁海明虽然提出其作出的《承诺函》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无充分举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梁海明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91元，由上诉人梁海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东升审判员  韩志军审判员  刘 卉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冯冠豪林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