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523民初8447号 原告：安吉环保公益协会，住所地安吉县昌硕街道祥和路178号新闻宣传中心7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305235022965771。 法定代表人：王义，会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武祥，男，安吉县良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吉县昌硕街道昌硕东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680700499G。 法定代表人：周盛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永生，浙江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吉环保公益协会（以下简称“环保协会”）与被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公益事业捐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月9日、1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武祥，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永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环保协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捐赠款共计2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31日，原告接受被告邀请，与被告及案外人安吉县人民政府团县委合作成立“两山绿色公益基金”，并在安吉县报福小学举行“两山绿色公益基金”捐赠仪式暨“积分公益·绿色安吉”活动启动仪式。仪式上，被告承诺向原告捐赠2万元作为前期基金投入，同时被告建立安吉农商行积分捐赠公益平台，丰收卡持卡人将积分以公益捐赠的方式兑换，可在各营业窗口将积分进行捐赠。且原、被告约定由被告负责基金的管理制度、使用流程、对众公布信息等。仪式结束后，被告及相关新闻媒体对该事件进行报道，社会反响热烈。但被告却未按约定支付承诺的捐赠款，且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依然至今分文未付。原告认为：根据《合同法》及《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被告向原告承诺捐赠款项用于设立“两山绿色公益基金”，已经构成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赠与成立后，被告拒绝交付捐赠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交付，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请。 被告农商行答辩称，第一，原告起诉的部分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诉称的主要事实不完整，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双方讼争的基础事实，主要表现在公益活动的仪式名称、活动内容、捐赠履行等方面；第二，公益活动包括“两山绿色公益金”捐赠仪式、“积分公益·绿色安吉”启动仪式和第一批“绿色环保书屋”授牌仪式等主要内容，三项活动内容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整个公益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第三，被告作为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用途，且原告明知2万元捐赠用途是用于五所小学的“绿色环保书屋”建设；第四，公益活动启动仪式现场以及此后，被告已实际履行捐赠义务，将价值2万余元的图书等物品交付给五所小学。综上，被告已实际履行捐赠义务，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包括微信公众号截屏（分别由微信公众号“安吉农商银行”、“安吉环保公益协会”于2017年6月1日发布的微信文章）、相关媒体报道网页截屏（分别为2017年6月5日“中国青年网”报道、2017年7月27日“浙江新闻”报道）、活动现场照片、“绿色环保书屋”牌匾照片、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照片（环保协会会长与农商行相关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五所小学出具的《接收证明》以及书籍清单、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收据等，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 1.环保协会举证的《安吉农商银行与团县委、安吉县环保公益协会合作成立“两山绿色公益基金”开展“积分公益·绿色安吉”活动方案》（方案落款时间2017年5月23日，以下简称“5·23方案”）、2017年12月6日环保协会会长与农商行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及转换文字材料（以下简称“12·6”通话），以此主张2017年5月25日农商行工作人员将“5·23方案”发送给环保协会，“5·23方案”中活动内容载明成立农商行“两山绿色公益基金”，该基金由农商行捐赠2万元做为前期基金投入，活动方案分工中载明由环保协会负责基金的管理制度、使用流程、对众公布相关信息等，活动流程载明由农商行向环保协会捐赠“两山绿色公益基金”，活动预算载明“两山公益基金”前期投入2万元等，环保协会收到方案后予以同意并参加了案涉活动，活动现场农商行向环保协会捐赠了“两山绿色公益基金”，2017年6月1日，农商行在其微信公众号上也对外宣传向环保协会捐赠了“两山公益金”，且相关媒体也对此予以报道，嗣后由于农商行未兑现捐赠2万元的承诺，环保协会在公众号发帖，农商行工作人员遂电话联系环保协会会长要求撤下帖子，并在通话中承认农商行因内部流程问题未能及时兑现捐赠2万元给环保协会使用的事实。农商行质证认为，对证据“5·23方案”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是其工作人员发送给环保协会的，但认为“5·23方案”仅是一份草案，此后经商讨作了修改，应以定稿为准，且“5·23方案”在方案名称、合作单位、活动内容、活动预算等方面明显不一致，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12·6”通话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是农商行工作人员与环保协会会长的通话，但认为，首先这只是双方通话的一部分，双方还曾在2017年12月5日通话，环保协会未予提供，应整体看待双方的通话记录，其次，“12·6”通话是农商行工作人员在迫于无奈急于希望环保协会将给农商行带来很大不良影响的帖子撤下的情形下，才予以事后承认捐赠2万元，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最后，环保协会未经许可擅自录音取证不合法，对该组证据应不予采信。 2.农商行举证的《安吉农商行与团县委、安吉生态公益协会、安吉环保公益协会开展“积分公益·绿色安吉”启动仪式暨第一批“绿色环保书屋”授牌仪式活动方案》（方案落款时间2017年5月26日，以下简称“5·26方案”）、共青团安吉县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联合县农商行开展“积分公益·绿色安吉”启动仪式暨创建第一批“绿色环保书屋”的说明》（以下简称“《团县委说明》”）、2017年12月5日环保协会会长与农商行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及转换文字材料（以下简称“12·5”通话），以此反驳环保协会的主张，认为“5·26方案”系在“5·23方案”草案的基础上经与合作单位沟通后的正式定稿，于2017年5月26日正式确定，活动启动前已明确前期投入的2万元用于五所小学的“绿色环保书屋”建设，其中“5·26方案”载明公益活动合作单位共四家，公益活动包括“两山绿色公益金”捐赠仪式、“积分公益·绿色安吉”启动仪式和第一批“绿色环保书屋”授牌仪式等主要内容，活动预算中就前期投入的2万元已明确用于“绿色环保书屋”，2017年6月1日，环保协会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宣传农商行、团县委、环保协会共建“绿色环保书屋”，此外，在“12·5”通话中，农商行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前期捐赠的2万元是用于五所小学的“绿色书屋建设”，没有签订捐赠合同，活动方案也没有明确2万元必须要打到环保协会账上。环保协会质证认为，对“5·26方案”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其与“5·23方案”的核心内容有根本性变化，按此方案环保协会无参加活动必要，系篡改后形成的证据，应不予采信；对《团县委说明》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仅有公章无经办人签字不具备证据形式，且环保协会从未与任何单位商谈过该2万元款项是作为“绿色环保书屋”建设的，对该证据应不予采信；对“12·6”通话的真实性无异议，通话录音是原告给被告的，但环保协会会长在通话时再三要求对方去看活动方案，方案中基金与书屋建设是两个项目，且在通话中对方也一直未提及有新方案以及方案内容有调整。另庭审中以及庭后，环保协会要求对“5·26方案”证据的形成时间进行相关司法鉴定。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分析认为：对证据“5·23方案”、“12·6”通话、“12·5”通话，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对农商行举证的“5·26方案”，环保协会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考虑到涉案的活动方案是农商行单方面制作，庭审中农商行也自认“5·26方案”未向环保协会送达，对“5·26方案”不予采信，故对其真实性评判及证据形成时间认定对于本案裁判已失去价值；对农商行举证的证据《团县委说明》，庭后经与共青团安吉县委员会联系，确认该《团县委说明》是由共青团安吉县委员会出具，具体内容由经办人如实叙述，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7年5月31日，经农商行倡议发起，农商行、环保协会、团县委以及安吉县生态公益协会等单位共同在本县报福小学举行“积分公益·绿色安吉”启动仪式暨第一批“绿色环保书屋”授牌仪式。仪式上，农商行向环保协会捐赠了“两山绿色公益基金”用于环保协会、安吉县生态公益协会开展相关公益活动，环保协会向报福小学授予了署有“农商行、团县委、环保协会”的“绿色环保书屋”牌匾。仪式当天，农商行等单位即向报福小学捐赠相关绿色环保书籍。仪式后，农商行、环保协会在各自微信公众号上对前述活动进行了发布，相关媒体也进行宣传报道。嗣后，农商行在团县委的协助下相继在本县其余四所小学建立“绿色环保书屋”，加上活动当天书籍、牌匾等费用支出共计2万余元。嗣后，农商行与环保协会因“两山绿色公益基金”中首期2万元捐赠承诺是否已履行纠纷成讼。 本院认为，主张交付赠与财产的请求权基础须以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为前提，本案中农商行与环保协会间未订立书面的捐赠协议，仅有农商行制作并发送的活动方案初稿，需结合各方在案涉活动事前、事中、事后等具体行为来综合判断是否达成事实上的捐赠协议。所幸案涉捐赠带有社会公益性质不可撤销，且双方也均认可已达成公益捐赠协议，则本案争议焦点即缩小为：在案涉公益捐赠协议中，捐赠人农商行与受赠人环保协会是否就首期捐赠2万元款项的用途达成合意？ 第一，事前各方磋商。“5·23方案”是经前期磋商后由农商行发送给环保协会的，庭审中农商行也自认是对外发送的唯一活动方案。在“5·23方案”中，活动内容分为二块，即成立农商行“两山绿色公益基金”和开展“积分公益·绿色安吉”公益活动，从整个方案内容来看，前者是由农商行、团县委、环保协会合作成立，前期基金投入2万元由农商行捐赠，后续资金由农商行建立的积分捐赠公益平台向客户以积分兑换捐赠的方式募集，在活动流程中农商行将“两山绿色公益基金”捐赠给环保协会；而后者具体内容是以在五所小学建立“绿色环保书屋”等形式开展公益活动，但资金来源并未明确。分析认为，其一，后者表述“与团县委合作，在全县5所小学建立绿色环保书屋”，应理解为农商行与团县委的合作，与环保协会并无牵涉，但在活动流程中却又有环保协会向报福小学授予“绿色环保书屋”牌匾的议程，前后矛盾；其二，后者表述“积分公益·绿色安吉”，但资金来源未明确，宜理解为其资金来源是积分捐赠，即来源于“两山绿色公益基金”，但由于积分捐赠公益平台是前者活动中同时建立的，积分兑换捐赠不可能马上到位，而方案中活动预算合计2.5万元（包括“两山公益基金”前期投入2万元、广告宣传5000元），以及在案其它证据反映的活动当天向报福小学捐赠书籍、授予牌匾等支出情况，后者所需资金来源于前期基金投入的2万元更合常理。综上，从“5·23方案”来看，双方在事前磋商时未予明确“绿色环保书屋”建设所需资金来源以及环保协会是否参与。 第二，活动仪式后双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及相关媒体的宣传报道。从双方提供的在案证据来看，“5·23方案”无疑是一份有待细化完善的初步方案，证据《团县委说明》也印证涉案活动是在2017年5月26日具体敲定时间、流程等事项，同时从环保协会于2017年5月25日收到“5·23方案”后回复“没问题，听你们安排”也可看出环保协会对活动发起人农商行可就涉案活动做相应变动予以了预授权。但直至活动启动农商行也未再制作一份送达各方的细化完善方案，只能借助于各方在活动仪式上的参与行为判断，也即各方在活动仪式后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以及相关媒体宣传报道之于本案裁判具有重要意义。分析认为，其一，在农商行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中，首期捐赠200万积分（即2万元）作为活动前期投入，具体用途未予明确，但提及农商行与团县委合作建立“绿色环保书屋”；其二，在环保协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中，未提及农商行首期捐赠2万元款项，仅提及农商行创立的“两山绿色公益金”交由环保协会管理，以及农商行、团县委与环保协会共建“绿色环保书屋”等内容；其三，在其他媒体宣传报道中，如“中国青年网”报道称农商行捐赠200万积分作为活动前期投入，以及农商行与团县委合作成立“绿色环保书屋”等内容，再如“浙江新闻网”报道称农商行首期捐赠200万积分作为活动前期投入等内容。综上，从活动仪式后双方各自微信公众号发布以及相关媒体的宣传报道可认定农商行承诺首期捐赠2万元作为活动前期投入并作为由环保协会管理的“两山绿色公益基金”的一部分，但由于对“绿色环保书屋”共建单位的表述矛盾以及“绿色环保书屋”牌匾上有环保协会署名等情况，仍不能确定首期捐赠的2万元是否可用于“绿色环保书屋”建设。 第三，产生纠纷后的通话协商。在“12·5”通话中，双方围绕首期捐赠的2万元应交由哪方使用以及如何使用产生分歧，其中农商行表示该2万元已按当初约定直接用于建立五所小学的“绿色环保书屋”；而环保协会则表示应按“5·23”方案来，该2万元应交由环保协会来决定如何使用。在“12·6”通话中，双方仍就是否共建“绿色环保书屋”产生分歧，其中农商行表示没有说不捐，可以捐2万给环保协会做事情，款项可以打给环保协会，但作为明年的，且已在走内部审批流程，另还多次恳求环保协会撤下某些帖子；而环保协会则表示是冲着10万元才与农商行合作的，但若昨天兑现可以是2万，今天则需10万，款项到位才可能撤下帖子。上述二段通话是农商行工作人员与环保协会会长在产生分歧后的通话，两人均是涉案活动的直接经办人、参与人，经前期多次的磋商，按理应最清楚该2万元款项用途，但从双方通话过程来看，对于2万元款项用途仍各执一词，其中在“12·6”通话中农商行虽有表示履行承诺再次捐赠，但从其语气、字句等来看，是否真实意思表示待考。 综上，捐赠人农商行已作出首期捐赠2万元作为由受赠人环保协会管理的“两山绿色公益基金”前期投入的承诺，但不能确定双方就该2万元款项用途达成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五条“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符合公益目的，不得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和第十二条第一款“捐赠人可以与受赠人就捐赠财产的种类、质量、数量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的数量、用途和方式。”等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公益事业捐赠立法上，为鼓励捐赠更多强调的是尊重捐赠人意愿，并不过多苛求捐赠人。本案中，捐赠人撇开受赠人径直捐赠，捐赠程序带有瑕疵，不宜提倡，但考虑到承诺捐赠的款项已实际用于公益事项，案涉活动的公益目的已达成或部分达成。在鼓励诚信捐赠的价值导向前提下，司法裁判时应遵循立法本意，在捐赠款项用途不确定的情况下，应强调尊重捐赠人的捐赠意愿以及对捐赠款项用途的决定权，抛却作出不利于鼓励捐赠的裁判认定，故对农商行承诺首期捐赠2万元款项用途宜理解为用于“绿色环保书屋”建设，即农商行已履行案涉2万元的捐赠承诺。 本案带来的启示：1.倡导订立书面的公益事业捐赠协议。公益事业捐赠中的捐赠人一方往往是有一定财力、知名度的个人或单位，受赠人一方也往往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双方在公益活动中引发纠纷甚至纠纷成讼，更易引发社会诚信危机，而消除化解纠纷最佳方式则是在公益活动开展前对涉及的相关公益捐赠事项以书面协议形式加以固定，无论是199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抑或201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均倡导在公益捐赠活动开展前签订书面的捐赠协议。2.司法裁判有时并非简单的是非、黑白判断。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分清是非才能正确适用法律，而是非建立在证据之上，但有时摆在案前的证据并不能原原本本还原当时发生的客观事实，人民法院不能拒绝裁判，此时司法裁判的基础惟有法律事实，并在依循立法原意前提下，在若干个解决方案里找到一个最能促进规则建设、最能促进社会进步的裁判结果。 本院认为，受赠人环保协会要求捐赠人农商行履行承诺支付首期捐赠2万元款项，捐赠人农商行反驳认为已履行首期捐赠承诺并举证加以证明，则环保协会应就其主张的双方曾达成的首期捐赠款项用途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环保协会的举证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对环保协会主张由农商行支付捐赠款2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前述所列法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安吉环保公益协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0元（已减半），由原告安吉环保公益协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方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