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47224号原告：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郑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亚泽，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天星，女。被告：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法定代表人：李洪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祥凯，男。原告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30日、2018年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亚泽、韩天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祥凯到庭参加庭审。后本案经双方同意延长一个月适用简易程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设备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875,76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分别于2012年3月14日、2013年2月5日签订了两份编号为C12PQ1001、C13PQ11002的《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不同型号的有源滤波器设备。两份合同金额总计258万元：第一份合同金额为55万元，被告于合同签订后7日内支付90%，到货1年后7日内支付剩余10%的质保金；第二份合同金额为203万元，被告于到货验收后7日内支付90%，到货1年后7日内支付剩余10%的质保金。目前，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共1,704,236元，剩余875,764元未付。由于被告的付款缺乏指向性，原告遵循先抵充旧账后抵充新账，目前被告的付款已超过第一份合同金额，且双方只存在上述两笔交易，故原告认为本案所主张的货款均是针对第二份合同项下的货款。第二份合同第10条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应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现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诉至法院。被告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属实，认可原告已按约交付了货物，但被告已支付了全部货款。招投标过程中，均由原告处苏仁杰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与被告联系，苏仁杰使用原告企业邮箱(@deltagreentech.cn)，邮件落款为“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台达集团”。原、被告的付款习惯为原告代理人拿着原告盖章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领取授权书》(以下简称“《授权书》”)至被告处领取汇票。2012年至2015年间，原告代理人李诺、苏仁杰陆续持《授权书》至被告处领款。被告共向其交付了6批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分别为494,146元、100万元、56,164.50元、30万元、52万元、210,090元，合计2,580,400.50元。之所以该金额高于合同金额258万元，是因为汇票上的金额已固定，故每次交付汇票需根据应付金额凑一个最相近的，差额部分原告代理人已当场以现金方式退回。总之，被告已不欠原告钱。针对被告的辩称，原告补充诉称：原告未出具过《授权书》。原告通过汇票方式收到494,146元、100万元及210,090元三笔货款，但未收到被告所称的56,164.50元、30万元、52万元三笔款项。台达集团系原告的母公司。原告处确实有叫李诺的员工，但没有叫苏仁杰的员工，原告不清楚苏仁杰是谁，也从未授权苏仁杰上门领取汇票。被告所提供的56,164.50元、30万元、52万元汇票中记载的收款人并非原告，被告也没有提供完整的背书转让信息，无法证明曾背书转让给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的规定，汇票背书转让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该规定仅是赋予被背书人自行补正的权利。因系争汇票的转让缺少必要记载事项，被告未履行法定义务，导致原告无法享有票据权利，故系争票据行为应属无效，被告以无效票据清偿债务的行为亦无效。为证明其诉称，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2年3月14日、2013年2月5日《购销合同》各一份，金额总计258万元，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证据2、银行承兑汇票15张，系原告业务员至被告处催讨取得，证明被告总共支付了15笔款项，金额合计1,704,236元；证据3、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证明原告向被告开具了总金额为258万元的发票。经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可收到了证据3。为证明其辩称，被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2年10月20日汇款通知单、2012年11月5日《授权书》(记载4张汇票号码、金额共计494,146元，领取人为李诺)，均为复印件；证据2、2013年10月17日汇款通知单、2013年7月19日《授权书》(记载有8张汇票、金额共计100万元，具体号码空白，领取人为苏仁杰)；证据3、2013年10月17日汇款通知单(“实付金额”处记载“56,164.50元，退310.50元”)、2013年10月20日《授权书》(记载2张汇票号码、金额共计56,164.50元，领取人为苏仁杰)、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正面)2张，其中“退310.50元”系苏仁杰现场以现金退给原告；证据4、2013年10月17日汇款通知单、2013年11月25日《授权书》(记载2张汇票号码、金额共计30万元，领取人为苏仁杰)、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正面)3张；证据5、2014年3月10日汇款通知单、2014年3月31日《授权书》(记载3张汇票号码、金额共计52万元，领取人为苏仁杰)、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正面)3张；证据6、2015年5月9日汇款通知单、2015年5月18日《授权书》(记载3张汇票号码、金额共计210,090元)，领取人为苏仁杰)、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正面)3张；上述证据共同证明被告已分6次付清了两份合同项下的全部货款。经质证，原告仅认可被告证据1、2、6中的汇票已收到，但不清楚证据1对应的494,146元是否李诺上门取得的；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异议如下：一、证据1-6中的《授权书》原告从未出具过，也未在其上加盖过公章；二、证据2、3、6中汇款通知单记载的“汇款金额”与“实付金额”有差异，“实付金额”栏为手写。三、证据2、6中汇款通知单上“汇款用途”所载付款比例与合同记载也不符，被告怀疑该金额是后补的。四、证据2《授权书》上的汇票号码信息是空白的。五、被告仅提供了汇票正面，不能证明背书的连续性和实际取款人身份。原告是不接受空白票据的，原告收到的汇票都是背书人栏有盖章且被背书人栏也已记载了原告名称的。对原告上述意见，被告解释如下：汇款通知单只是被告公司内部拨款流程所需文件；《授权书》出具时的汇票信息是空白的，待被告填写，而被告是否填写不是必要的；被告交付汇票时仅在背书人盖章，未填写被背书人栏，但原告取得汇票后可自行填写被背书人名称。鉴于原告否认被告提供的全部《授权书》的真实性，本院依原告申请，同意对被告证据1-6中的《授权书》上的“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真伪问题进行鉴定；被告提供了证据2-6的5份《授权书》原件。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原告确认检材出具期间内其未变更过公章，双方一致同意以原告开户行即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金桥支行留存的原告于2012年11月9日启用的印鉴卡(编号XXXXXXXXXXXX)上的公章为样本。原告为此垫付了鉴定费15,500元。2018年1月9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司鉴院[2018]技鉴字第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上述5份检材上的原告公章与样本上的公章一致。对该鉴定结论，原、被告均无异议，但原告认为该结论只能证明《授权书》上公章的真实性，不能证明苏仁杰的身份。原告的公章是由财务人员锁在柜子里的，原告是不会在空白纸张上盖章的。经审查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至于其能否证明当事人主张，本院将综合评判。一、被告证据1中《授权书》为复印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因其内容可与原告证据2相互印证，且原告认可领取人李诺为原告员工并已确认收到相应货款，故本院确认该份《授权书》的真实性。被告对其证据2-6中的《授权书》已提供原件，其上的原告公章已经鉴定为真，本院确认该些证据的真实性。二、被告对其证据3-6中的汇票均仅仅提供了票据正面复印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中，被告证据6的3张汇票正面与原告证据2第13-15页的3张汇票正面一致，故本院确认该3张汇票的真实性；至于被告证据3-5中的8张汇票，均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三、被告证据1-6中《汇款通知单》系被告内部材料，无金融部门或原告盖章，不属于支付凭证，但其记载的汇款对象、金额、经办人等内容，可与《授权书》相互印证，本院确认其真实性。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14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C12PQ1001《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型号为PQC-690/120H4B的台达牌有源滤波器2套，总金额为55万元，原告送货至被告指定的收货人处，运费由原告负担；被告应于适用期满合同签订后7日内支付货款的90%，于到货1年后7日内支付剩余10%质保金。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交付了货物。2012年11月5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授权书》，称“根据双方款项结算约定，兹有我公司李诺同志前来贵处办理银行承兑汇票领用手续”；第二段载明“以下由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填写”并下列汇票号码栏、金额大小写栏。《授权书》还盖有原告公章，并书写领取人签名、身份证号。之后，被告向原告交付了金额合计为494,146元的汇票4张，在《授权书》第二段填写了相应的票据信息，并留取了《授权书》原件。原告收到该4张汇票后解入银行，取得货款494,146元。2013年2月5日，双方又签订了编号为C13PQ11002的《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型号为PQC-690-45-13-5c3、PQC-690-45-18-0c3的有源滤波器各为2套和6套，总金额为203万元；除了被告应于到货验收7日内支付货款的90%外，其他款项的付款方式及送货方式均与前述合同相同，原告也按约向被告交付了货物。原告又分别于2013年7月19日、10月20日、11月25日、2014年3月31日、2015年5月18日向被告出具了制式同前但汇票领取人载明为“我公司苏仁杰同志”的《授权书》。被告同样在《授权书》上填写了票据信息(其中2013年7月19日《授权书》上仅填写了票据张数和总金额)并留取了《授权书》原件。上述5份《授权书》所对应的汇票总金额分别为100万元、56,164.50元、30万元、52万元及210,090元。原告认可其中100万元、210,090元两批汇票及其货款已收讫。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理应恪守。原告已按买卖合同的约定向被告交付了货物并开具了相应发票，被告理应按约付款。现被告辩称已分6次以汇票方式向原告支付了全部货款，原告则称被告仍有欠款未付。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已向原告交付了足额汇票？二、如肯定第一问，被告交付汇票的行为是否意味着履行了付款义务？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作为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应对付款与否承担举证责任。为此，被告提供了6份由原告出具的《授权书》。根据双方陈述及各自出示的汇票副本可知，被告交付票据的特征是填写并留取《授权书》原件，双方不另行签署收据或确认单。现经鉴定，原告认可《授权书》上原告公章的真实性，但坚称《授权书》上记载的苏仁杰不是其员工，不认识该人，也未实际收到其中3份《授权书》所对应的金额共计876,164.50元的8张汇票。对此，本院认为，《授权书》上汇票领取人的姓名为打印而非手写，鉴于原告称其从不在空白纸张上盖章，可推知该部分应与《授权书》其他部分一体形成，原告既在《授权书》上加盖公章，应视为对其全部内容的确认。故无论苏仁杰是否原告员工，其都是享有原告授权的合法代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苏仁杰以原告名义受领汇票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归结于原告。并且，纵观原、被告交易过程，原告2013年至2015年间共出具了5份领取人为苏仁杰的《授权书》，原告既认可其中第1份、第5份所涉汇票及货款均已收到，又称不认识苏仁杰，不符常理。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已向原告交付了金额合计为2,580,400.50元的汇票。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条规定，汇票背书转让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本案中，被告自认交付票据时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故原告认为，被告空白背书为无效票据行为，清偿亦无效。本院认为，票据的核心价值在于流通性，票据实务中存在因记载事项难以确定或者不想即时确定的情况，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即，为减少交易困难，法律允许出票人签发空白背书的票据，并由被背书人补记。因此，虽然被告向原告交付汇票时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但不必然导致票据无效，原告可自行补记。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已承兑付款的15张汇票均为连续背书，被背书人栏的原告名称部分为手写、部分为企业名条章盖印。被告称其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原告则称其收到的汇票均已记载被背书人名称。虽手写字迹究竟是原告还是被告书写目前无法查明，但原告企业名条章应由自身持有，故本院认为，原、被告在转让汇票时，即使并非全部、但至少存在部分被告空白背书转让、原告补记的情况。对该转让方式，原、被告是一致同意的，否则，在被告交付票据时，原告代理人必然当场提出异议。原告代理人受领票据的行为应视为原告同意汇票空白背书转让后由其自行补记。对系争8张汇票，被告早在2013年、2014年就已向原告交付，原告取得汇票后是否补记，非被告所能控制；如原告未在到期日前补记、提示承兑，属于懈怠并放弃行使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十条，原告丧失对被告的追索权；如原告已补记并按期提示承兑但被银行拒付的，原告应及时向被告及其前手行使追索权，但系争8张汇票的交付均发生于原告认可收讫的210,090元货款之前，无证据表明此前原告对该8张汇票向被告提出异议或追索。因此，本院认为，被告已通过转让汇票的方式履行了付款义务，原告再主张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十条、第四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57元、减半收取计6,278.50元，鉴定费15,500元，合计21,778.50元，由原告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炜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梁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第三十条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第四十条……汇票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承兑的，持票人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