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再4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孝学，男，1980年7月24日生，住址：织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杨维科，重庆圣必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应军，男，汉族，住址：织金县。 再审申请人杨孝学因与被申请人刘应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黔05民终130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黔民申13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孝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维科，被申请人刘应军到庭参加诉讼。 再审申请人杨孝学再审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5民终130号民事判决，驳回被申请人刘应军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是：一、申请事由一：1.原审认定欠条基于多次合伙纠纷而产生的债务，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原审仅查明一次合伙，总工程款49.5万元，其余多次，应由被申请人举证证明，而被申请人在诉状中都没有提到其他合伙工程，庭审中也只有补充陈述，没有举出足以证明其他合伙事实的证据，故原审以多次合伙纠纷为基础事实下判，明显缺乏证据证明。欠条所载30万元，当场给付2万元现金，还有已查明给付的8万元共40万元，按双方同等投入、对等分利的约定，应有至少80万元的工程合伙款，才能证明欠条内容的真实性。2.原审核心证据“欠条”缺乏真实的债权债务内容，申请人出具欠条系受胁迫，与合伙债权债务毫无关系。根据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出具欠条的基本法律关系及其债权债务内容应当审查清楚，才能据以裁判。原审认为，申请人出具的欠条，是因为双方对多次合伙纠纷协商达成的，其基础内容就是多次合伙中的债权债务，前面已提到，双方之间除了唯一一次合伙，总价款49.5万元而外，并无其他合伙的事实和证据。（1）仅就原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即可证明欠条已经脱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合伙债权债务关系。有确凿证据证明合伙工程只有一次，总工程价款只有49.5万元。其余所谓的多次合伙，原告诉状里都没有提及，庭上的补充陈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由此可见，欠条已经脱离了双方合伙纠纷的基础事实。（2）申请人出具欠条系受胁迫，庭审已经查明，申请人出具欠条的同时，被申请人出具了《承诺书》，内容是：申请人付款后，“销毁资料”。该资料是什么呢？就是织金县法院根据申请调取的被告方书证，内容是申请人杨孝学送礼记录（判决书中简称礼单），拟送现金给与合伙工程相关的五位人士。证据来源于织金县纪委，是被申请人向纪委举报而交给纪委的，据此，足以认定：①被申请人出具承诺书和申请人出具欠条对等进行，以及礼单持有和调取的过程，足以证明欠条与礼单紧密相关。②杨孝学有文字依据落入被申请人之手，害怕影响有关人士，今后断了后路，不得已才与被申请人协商取回或销毁礼单，给钱买平安，确有受到胁迫的事实。③原审法院认定其调取的礼单（书证）与案件无关，明显违背事实，故意割断礼单与欠条的关系，是明显的枉法行为。本案只需查明，礼单与欠条有关系，则原审判决就是错误的。二、申请事由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具体理由如下：出具欠条时在场人之一刘建宏证实，被申请人拿出礼单要申请人给60万元，经刘建宏、刘伯平两个在场人协调成32万元。原审查明，双方当事人是在刘伯平、刘建宏两人进行协调情形下，同时出具欠条和承诺书的，原审法院只通知了其中一个刘伯平，其证词与另一位刘建宏出具的书证有很大出入，由于刘建宏提供的书证二审法院没有纳入审判程序，故构成新证据。本案只需查明，礼单与欠条有关系，则原审判决就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就是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综上所述，原审判决确有错误，应当再审。 一审原告刘应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偿还所欠原告合伙利润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二、被告承担本案案诉讼费用。一审查明：2012年，原告刘应军与被告杨孝学二人共同与织金县黑土乡人民政府签订黑土乡2012年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转向资金织金县核桃基地整地植苗协议书。此后，双方未签订合伙协议即开始共同完成与黑土乡人民政府所签订的协议，并口头约定除本后均分利润。2013年5月31日，杨孝学结算该工程的工程款后，转款8万元在原告刘应军所指定账户。后双方因此次合伙利润结算及2012年-2013年期间的其他共同合作事务所产生利润的结算产生纠纷。2014年5月14日，经刘伯平、刘建宏二人协调后被告杨孝学认可应支付原告刘应军各项利润共32万元，并于当晚支付刘应军现金2万元，其余30万元其书写欠条交刘应军收执，约定于2014年6月1日前付清。同时，原告刘应军承诺待杨孝学付清全部款项后，收齐所有资料在刘伯平、刘建宏二人见证下销毁。一审认为：原、被告与织金县黑土乡人民政府签订合同后虽未签订合伙协议，但双方已实际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故应认定二人在与黑土乡政府的合作中系合伙关系。在合伙结束后，双方经对合伙利润及其他事务利润的结算，被告杨孝学认可尚欠原告各项利润30万元并书写欠条交原告刘应军收执，同时承诺定期付清，该民事行为系被告杨孝学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支付期限届满后被告杨孝学不履行约定的义务，依法应承担足额支付的民事责任，故原告刘应军主张判令被告杨孝学支付所欠其30万元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被告杨孝学虽辩称2012年合伙利润已给付原告刘应军，但其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支撑其辩解，不予支持。被告杨孝学辩称所书写的欠条系受胁迫所写，但也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亦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由被告杨孝学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刘应军欠款300000元。 上诉人杨孝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5）黔织民初字第856号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由被上诉人刘应军承担本案诉讼费。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双方已实际投资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并对合伙期间的事务进行分工。合伙关系结束后，双方因对合伙期间产生的利润分配及其他事务发生争议，并请刘伯平、刘建宏在场参与进行协商结算，经结算后上诉人出具欠条，该欠条载明：今欠到刘应军人民币30万元，定于2014年6月1日前付清，欠款人杨孝学、在场人刘伯平、刘建宏，2014年5月14日。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上诉人对欠条认可，在场人刘伯平出庭证言证实双方对帐目结算，达成杨孝学欠款32万元的欠条，杨孝学当时取款2万元交给刘应军，30万元未付。该欠条是双方经协商结算出具，系上诉人杨孝学的真实意思表示，杨孝学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约定的支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因欠条是双方基于合伙关系，对合伙期间产生的利润分配及其他事务进行结算后产生，上诉人对欠条载明的金额有异议，所提出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应当按照欠条约定支付被上诉人欠款30万元，对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并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杨孝学对其在一、二审举证质证过程中发表的质证意见作出如下变更和补充：对一审原告在一审中出具的证据一身份证的没有异议；证据二欠条的质证意见核心系：1.承认为杨孝学书写，但是受原告胁迫所写，原告胁迫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杨孝学亲笔书写拟送给当地官员的礼单，威胁杨孝学若不给付一定的金钱补偿要将该礼单公诸于世进行举报，将近两年后，刘应军没有收到杨孝学的钱便将礼单作为主要证据，向织金县委举报，该举报行为虽然合法正当，但其掩藏着在举报前以举报为威胁的事实行为；2.杨孝学出具欠条，刘应军相应出具承诺书，两者互相交换互为条件，因此不是利润分配的协商；3.在场人刘伯平、刘建宏均出具证言（刘建宏、刘伯平均是在欠条和承诺书共同签字的在场见证人），二人虽然都说双方存在合伙纠纷，但是在商谈时没有对账也没有账务计入；4.从欠条出具前谈判的内容是从60万元开始讨价还价降到32万元，说明杨孝学出具欠条不是自愿的，是因受到礼单被刘应军持有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上述意见综合起来，就是欠条没有和合伙利润账目投资受益等任何一个数据吻合，不是合伙利润的记载或者认可，因此，它不具备合伙债权债务的基础法律关系，更不能认定为是杨孝学自愿出具。证据三2013年政府干活费用支出记录一份，对于该份证据原审法院的认证和处置是正确的，核心是虽然费用支出、票据支出6000元属实，但不能证明合伙关系成立，6000元的支出也没有指明，也无法查明是谁使用出去的，所以原告以此书证证明的第三次合伙关系不能成立，但是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违背这一客观事实，反而认定为刘应军与原告有多次合伙，一审法院的认定与采证事实相违背，是错误的。证据四礼单，用以证明2012年合伙利润被杨孝学拿走原告未分配钱的事实，原告的举证目的与一审法院的采信直接与织金县纪委调取的礼单和情况说明相矛盾，礼单的内容是杨孝学亲笔记录准备送给工程相关官员礼金钱，只能证明杨孝学具有违法念头，准备违法输送金钱给当地官员的事实，明显不能证明2012年合伙利润的有关问题；证据五书证证人书面证言，原告用于证明2012年第一次合伙刘应军参与合伙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作出了正确的认定，对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则应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证据处置正确，即排除了刘应军与杨孝学第一次合伙的事实，综前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三次合伙已经排除了两次，所以刘应军与杨孝学只成立一次合伙，即标的49.5万元中核桃基地的合伙，这次合伙与欠条记载的人均32万元利润，显然不相干；证据六证人刘伯平出庭作证证言，用以证明原被告发生经济纠纷后经调解被告书写欠条的事实，但刘伯平的证言中，有以下要点一审法院没有注意到：1.刘伯平仍然证明刘应军与杨孝学一个出欠条一个出承诺书相互交换保管的事实；2.刘伯平虽然不知道“条子”是什么东西，但隐约知道刘应军对杨孝学说“你只要把钱给我，我就把条子销毁”，对出具欠条是用于交换这一核心事实没有否认。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一审中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出异议，一审对证据分析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在再审庭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杨孝学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刘建宏情况说明》，用以证明：1.证人证言中“刘应军拿出礼单要求杨孝学支付他60万元，经讨价还价后达成32万元，刘应军再也不作让步，杨孝学只好不情愿的同意支付32万元”，证明了刘应军以礼单对杨孝学作出胁迫，且双方长久谈判不成的事实，出具欠条是为了应付礼单所带来的不利情况，而不是杨孝学真实意愿的表示；2.双方纠纷虽因合伙而起，但商谈补偿与合伙债权债务的往来没有账目核对，也就是与合伙债权债务没有关系；3.刘应军出具承诺书，以杨孝学给付欠款为销毁礼单的条件，故欠条内容不真实，行为违法，不能直接据以立案。经质证，被申请人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清楚，即便是真实的，也违背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在一审中，刘建宏并没有出庭作证。第二组：一审法院根据杨孝学申请向织金县纪委调取的刘应军本人向纪委的举报材料《情况反映》，用以证明：虽然在一审法院已经在卷，但对该证据所能反映的事实没有组织质证，也没有进行认证和处理，故申请人再次举证。证明以下事实：1.情况反映以礼单为证据，将对杨孝学的威胁直接发展为举报行为，证明其以礼单威胁杨孝学并不是说着玩的，杨孝学在明知被举报的不利情况下仍然没有给付欠条上的金钱，进一步证明出具欠条不是杨孝学真实意思的反映；2、情况反映礼单、承诺书等与双方争议的欠条指定不明的债权债务紧密关联，而不是原审认定的与本案没有关联；3.刘应军举报的关联事件和其反映的合伙有且只有核桃种植基地及一审所说的第二次合伙，并无将其他合伙利润拿走送礼的反映；4.欠条和承诺书以及礼单都是违法而无效的法律行为。经质证，被申请人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举报事由与本案无关，承诺书与礼单无关，而是合伙所欠的其他单据。对再审申请人杨孝学在再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第一组证据，因作出情况说明的证人未出庭作证，故本院不采纳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有联系，但达不到再审申请人的举证目的，该证据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威胁申请人。 经再审审查，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进一步查明，针对涉案《欠条》中30万元的欠款构成，刘应军陈述，第一次双方合伙做黑土乡经果林，刘应军共投资约10万元，杨孝学并未投资，总工程款49.5万元，除去成本后利润是30多万元；第二次是双方合作做珠藏镇五条通组路，杨孝军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刘应军投资并进行施工管理，刘应军支出了70797元，杨孝学负责去结算工程款，具体工程款及利润是多少刘应军不知道，杨孝学不讲，经打听杨孝学在政府共领工程款10多万元；第三次合作，做珠藏镇红岩脚煤矿硬化地皮，工程是杨孝学承包下来的，刘应军垫资和管理的，工程款是杨孝学结账的，工程款是多少刘应军不清楚，杨孝学讲的是30左右万元。刘应军对第二次，第三次的合伙未分得利润款项。后来双方坐下来对账，对账情况是：第一次，总工程款49.5万元，杨孝学给了刘应军8万元的投资款，利润是40万元左右，刘应军应分利润是20万元左右；第二次，不讲利润，刘应军支出的都是7万多元，刘应军应该支付杨孝学该7万多元；第三次，赊水泥的款项和工人工资是刘应军负责，大概是7、8万元，杨孝学至少要支付该7、8万元给刘应军。三次合伙大概杨孝学要给刘应军36、7万元。双方经对账后在刘伯平的协调下，让杨孝学给32万元，双方均同意，当时杨孝学从信用社取了2万元，出具了30万元的欠条。杨孝学称，双方只合伙了黑土乡的经果林项目，总工程款49.5万元，杨孝学出资记的是8万多元，刘应军连本带利分得23万元，全部都已经支付，有8万元是转款给刘应军的老表，有10万元是直接给刘应军妻子，有5万元是在信用社现场给刘应军的。其余没有合伙的项目了。杨孝学称，其出具欠条给刘应军，是受刘应军的威胁，若不给付一定的金钱补偿刘应军要将杨孝学送礼礼单公诸于世，在此情况下杨孝学才出具的欠条。对于礼单上载明的款项杨孝学陈述并未兑现。 本案再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再审申请人杨孝学向被申请人刘应军出具的欠条内容是否真实及是否受胁迫所为？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申请人杨孝学向被申请人刘应军出具欠条系因双方合伙产生纠纷，在案外人刘伯平、刘建宏的参与协调下所为，欠款属合伙款项。对30万元的欠款，刘应军陈述是由三次合伙所引起。对刘应军所述的三次合伙，杨孝学只认可双方合伙一次，连本带利刘应军应分得款项23万元，并且该23万元已经支付。结合本案的情况，双方对合伙事宜并无书面约定，也无合伙的相关账目，而对合伙所得的收入款项及盈余分配均由杨孝学所掌控，刘应军处于被动地位，其并未持有相关合伙账目及合伙收支情况，要求其举证证明该30万元的具体构成，显然不符合本案实际，其已陈述清楚该30万元欠款的的来源，并有书证《欠条》相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杨孝学否定其出具的《欠条》的效力，理应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予以推翻，其称该欠条是因刘应军持有其送礼礼单，害怕影响有关人士而受胁迫所为，因杨孝学陈述该礼单所列明的款项并未兑现，则刘应军检举、控告亦不足以对其构成威胁；加之，检举、控告行为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对非法行为的检举、控告理应予以保护，杨孝学以刘应军的检举、控告对其构成威胁，主张在此情况下所出具的欠条不真实，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充分。故再审申请人杨孝学主张欠条不真实、是受胁迫所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充分，对其再审申请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黔05民终13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雄 审 判 员  唐 琳 审 判 员  徐 洪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 法官助理  张园园 书 记 员  赵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