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1102民初36号原告：吴秀琴，女，汉族，1989年8月6日生，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自由职业，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托代理人：罗宗波，男，汉族，1988年9月29日生，江西省赣州市赣县人，设计师，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系原告配偶，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王勇建，男，汉族，1989年10月20日生，江西省赣州市赣县人，营销副总，住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委托代理人：王勇，赣州市章江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吴秀琴与被告王勇建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秀琴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宗波、被告王勇建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秀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勇建归还欠款本金5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系原告丈夫表弟，之前就职于上海赞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为了支持被告业绩，原告投资被告公司理财产品，2015年11月19日，原告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分两笔向上海赞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转账100,000元，原告投资后并未获得任何收益。2015年12月，被告告知原告公司被相关部门调查，投资款短期内难以兑付，经协商，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注明如公司无法实现兑付，由其在相应期限内承担部分还款责任。欠条出具后，被告并未如约履行，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王勇建辩称：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欠条形成是的基础是投资理财合同,前者与后者是主次合同关系,主合同对应资金款项涉嫌非法集资,从合同应当判定为无效合同；2、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原告签订的投资理财合同及相应款项的汇出对应的的合同主体均是上海申彤大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申彤大大公司),该公司于2015年12月17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立案侦查(沪公(经)立字[2015]193号),且原告已于2017年向上饶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并将相应报案材料寄送上海经侦总队(有被告与原告丈夫的微信记录截图证明,法院可向上饶及上海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表明原告对相应非法集资事实充分理解,理应驳回本案中原告诉讼请求；3、被告作为申彤大大公司的员工,作为公司代表与原告签订投资理财合同,原告与申彤大大公司最早于2014年9月即发生业务往来,自此日期至2015年12月期间,发生多笔业务往来,分别为2015年2月3日、2015年5月11日(实际出资人为原告丈夫罗宗波)、2015年8月12日，其中第一、二笔业务均是被告将合同内容填好后寄送给原告签字后再寄回给申彤大大公司,之后在原告个人口头委托授权下由被告代为签订相应合同,因交易习惯、双方亲属关系的原因，被告应允并代签，此外,原告诉讼请求标的款项,从未汇入被告的个人账户,原告之所以会将款项汇入申彤大大公司提供的收款账号,是之于原告对相应投资理财合同条款充分理解,且足够知悉条款中约定的对应投资风险后为获取相应利息而做出的决定。(法院可调查原告吴秀琴工商银行卡及其丈夫罗宗波浦发银行卡相应日期区间的资金往来)；4、被告于2016年2月6日向原告出具的欠条,是被告对相应款项非法集资事实的重大误解。自2015年12月15日,被告得到公司上级通知,申彤大大公司配合相关部门调查,现停业整顿,待整顿结束期后恢复正常营业。被告误以为申彤大大公司只是配合相关部门调查整顿,待整顿结束后将原告的资金兑付工作,鉴于双方亲属关系及当天对方一家人的威逼利诱,为安抚对方激动情绪及出于自我人身保护的考虑,遂出具了此欠条,实为被告对相应法律事实真相的重大误解,此外,对于申彤大大公司非法集资事实导致的原告资金损失,由被告个人向原告予以偿还,原告向被告出具欠条显失公平,理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5、被告作为申彤大大公司的员工,同样也是本案的当事人,同时也是申彤大大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案件的受害人,其于2014年至2015年12月案发,先后多次以本人及直系亲属名义投资,至今其本人名下仍有四笔投资款未得到兑付,三笔资金分别为1万元、1万元、2万元(投资于申彤大大公司线上APP大大宝)、5万元,共计9万元,投资时间分别为2015年11月14日、2015年11月16日、2015年6月、2015年10月9日,被告对于投资款的如期兑付与原告同样迫切,更排除其对原告有欺瞒事实的可能。综上，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本案诉讼请求均提供了相应证据，原告提供了欠条原件、吉林省东北亚创新金融资产交易中西股权投资基金合同两份、被告与原告丈夫罗宗波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提供了上海市公安局《受案登记表》及《立案决定书》、原告吴秀琴《转账凭证》打印件五份、被告王勇建《转账凭证》及《认购出资确认函》、大大集团公告打印件。上述证据经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认定如下：1、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欠条的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该份欠条只是一份证明，证明原告的款项汇入赞荣企业账户，与被告并无关系；本院审核认为，该份欠条实际具有附条件承诺书性质，约定内容在条件成就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故本院对该份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予以采信；2、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吉林省东北亚创新金融资产交易中西股权投资基金合同的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原告在收到该两份合同时未提出异议，视为对合同内容的认可；本院审核后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证明对象不予采信；3、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其认为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双方存在联系及业务往来；本院审核认为，从该份证据内容看，只有简短几句话，原告的回复是语音的方式，故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4、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被告王勇建《转账凭证》、《认购出资确认函》及大大集团公告的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审核认为，上海申彤大大公司虽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但本案中原告依据被告出具欠条向被告主张权利，至于被告的投资凭证及大大集团的公告与本案并无关系，故本院对上述证明关联性不予采信；5、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原告的转账凭证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审核认为，该份证据只能证明原告的资金往来及投资状况，故对被告主张的部分证明对象予以采信。基于当事人陈述及本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系原告丈夫罗宗波表弟，原就职于上海申彤大大公司。2015年11月19日，原告按被告要求，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分两笔向上海赞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汇款共计100,000元用于购买被告公司理财项目。2015年12月17日，上海申彤大大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上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16年2月6日，被告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现有我公司上海申彤大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政府相关部门调查,处于停业整顿期间,兹有罗宗波(实际出资账户户名吴秀琴)投资我司拾万元整到期尚未兑付(到期时间2015年12月8日)。本人承诺,若两个月之内公司予以兑付,剩余未兑付部分的50%本人在兑付日后15天内予以补足,全部未兑付的25%在兑付日起三年内予以补足,全部未兑付部分的25%由罗宗波承担,若两个月内公司尚未结束调查,安排兑付工作,则本人在2016年5月6日之前补足3万元,在2017年2月6日之前补足2万元,在2018年2月6日之前补足2.5万元,在此期间如若公司有安排兑付,则本人补足工作适用于承诺方式的第一种,同时,本人将全力协助罗宗波向公司挽回的投资款”。欠条签订后，公司及被告均未兑付相应款项，原、被告因涉案款项归还事宜发生争议，故原告诉至法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案外人上海申彤大大公司在涉嫌犯罪的情况下，原告能否依据被告出具的欠条要求被告还款？针对上述争议焦点，论述如下：1、欠条作为债权人主张债务人还款最直接有效的凭证，其效力及证明力无疑是最高的；2、从本案欠条所载明内容看，被告出具欠条实际系附条件的承诺书，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承诺的条件成就时，对其具有约束力，欠条的内容系被告对涉案款项的说明以及对原告投资上海赞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部分债务的加入，现被告承诺的条件及期限已至，被告理应按欠条约定履行相应义务；3、原告将涉诉款项汇入上海赞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账户，而被立案调查的是上海申彤大大公司，就当前证据显示两者在法律上主体不同；4、关于被告的抗辩因公司涉嫌犯罪、存在重大误解，故欠条无效，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出具欠条存在合同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故欠条系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涉嫌犯罪并不能免除被告在本案中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综上，原告主张被告归还到期欠款50,00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对该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勇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吴秀琴欠款本金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被告王勇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章凯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书记员  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