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1402民初1911号原告（反诉被告）：杨玉琴，女，196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眉山市东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火源，四川孟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四川省眉山市金达运业有限公司。住所：眉山市东坡区琼州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02717525058J。法定代表人：张德银，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章伟，四川科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四川省眉山市金达运业有限公司青神公司。住所：青神县青城镇中岩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25767267317N。负责人：张文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章伟，四川科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玉琴与被告四川省眉山市金达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后，2018年5月16日被告金达公司向本院提起反诉，根据原告杨玉琴2018年6月12日的申请，依法追加四川省眉山市金达运业有限公司青神公司（以下简称：青神公司）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对本诉和反诉两案进行合并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杨玉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火源、被告（反诉原告）金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章伟、青神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章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杨玉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运费38500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利息，以385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2月5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杨玉琴申请追加青神公司为本诉被告，请求青神公司与金达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运费义务。事实和理由：2013年原告的车辆川Ｚ×××××靠在被告名下从事货物运输经营。后来，原告与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三建司）达成合作意向，以被告公司名义与成都三建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由原告的车辆对成都三建司的“淮口·科玛旅游小镇”项目运输建筑材料，并对运输物种类、运程、单价作了约定。之后，原告按约履行了运输义务，运输费用共计114780.9元。成都三建司一共向被告的账户汇了93500元，其余21280.9元系直接付给原告。被告向成都三建司开具了114780.9元的发票。被告代原告收到93500元的运输费用，但只向原告支付了55000元，还欠原告38500元至今未付。原告多次催促未果，只得诉至法院，请依法判决。被告（反诉原告）金达公司辩称，2016年7月24日，杨玉琴与公司达成双方无权利义务的一致意见，杨玉琴声明挂靠协议作废，公司将原协议交予杨玉琴，公司没有保管该协议。被告没有义务代收运输款，代收运输款来源于挂靠协议，杨玉琴对此有举证义务。运输合同是公司与三建司签订的，不能当然证实公司有代收款的义务。同时，该合同不能证实这期间杨玉琴与公司有挂靠关系。三建司直接给付杨玉琴21280元是违法的，杨玉琴在另案诉讼中，自认收到75000元。杨玉琴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金达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判决反诉被告给付反诉原告垫付的保险费22814.3元。二、反诉诉讼费由反诉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反诉被告的车辆川Ｚ×××××号车从2015年起挂靠于反诉原告处经营，2016年7月24日双方终止挂靠关系。在挂靠期间，反诉原告共计为反诉被告垫付保险费22814.3元。反诉被告应当于双方终止合同关系时给付上述垫付款。双方终止合同关系期间，因反诉原告公司的财务人员更换和管理人员更替，反诉原告未及时查找到为反诉被告垫付保险费的发票。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依法提起反诉，望判如所请。原告（反诉被告）杨玉琴辩称，该车属杨玉琴所有，实际挂靠期间是2013年8月7日至2016年7月24日，保险费是杨玉琴实际支付，反诉人未交付票据，票据由反诉人保管。请求驳回反诉请求。被告青神公司辩称，郑凯代表青神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青神公司才具有收取运输费的权利。原告作出原挂靠合同作废的权利，原告不具有收取运费的权利，其他意见与金达公司意见一致。对金达公司的反诉诉请无异议，并且挂靠期间青神公司委托金达公司付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供的证据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金达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青神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及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挂靠协议》（挂靠人：刘学芳）复印件、《货物运输合同》及收据、增值税发票、转账明细、凭证及对账单打印件，《协议》、《车辆服务合同》及收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打印件、青神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打印件、车辆信息打印件、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4月3日杨玉琴（乙方）与眉山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以7.2万元的价格购买甲方的二手车川Ｚ×××××车辆（车架尾号XXXXXX），商业险险种按开元公司要求购买，费用由乙方自理，见票付费，并给付定金2000元、二手车年检费等7000元、保险等费10958.74元。2013年5月6日杨玉琴与甲方签订《车辆服务合同》。后杨玉琴又将该车辆挂靠青神公司从事货物运输，该车辆车牌为川Ｚ×××××（车架尾号XXXXXX）。经营中，杨玉琴与成都三建司达成合作意向，杨玉琴以青神公司（乙方）代表的身份与成都三建司（甲方）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合同右上角标注为：2013-C-1398，合同主要约定：由乙方的川Ｚ×××××（原车牌为川Ｚ×××××）车辆把甲方所需材料从“淮口·科玛旅游小镇”工地运到指定地点，合同暂定金额150000.00元，实际金额以甲方签收单为准，付款方式：每月结算，根据甲、乙双方确认的实际金额付款。合同注明：杨玉琴为青神公司代表，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眉山市分行西门分理处，开户账号：XXXXXXXXXXXX（金达公司账户）。2013年12月24日成都三建司财务科以交印花税（2013-C-1398）收取杨玉琴“淮口·科玛小镇”75元。原告（反诉被告）按约履行了运输义务，被告（反诉原告）金达公司于2014年1月14日向成都三建司开具了价税合计18500元（运输款16666.67元）的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35905.4元（运输款32347.21元）的增值税发票，于2014年6月6日向成都三建司开具了价税合计60375.5元（运输款54392.34元）的增值税发票，以上共计114780.9元（税额11374.68、运输款103406.22元）。转账明细单显示：成都三建司分别于2014年5月9日向金达公司（账户XXXXXXXXXXXX）汇款18500元、2014年9月10日汇款2万元、2014年11月5日汇款2万元、2014年12月5日汇款2万元、2015年3月25日汇款1万元，共计汇款88500元（运费）；2016年2月4日汇款5000元（材料款）。对此汇款5000元（材料款），杨玉琴庭审中解释运输的是材料，就注明是材料款了。金达公司认为，其与成都三建司没有签订合同，基于公对公转账三性均不予确认，银行流水单与本案无关，2014年5月9日18500元真实性认可，持关联性异议。杨玉琴提供证据证明青神公司负责人张文良分别于2014年9月15日转款2万元、2014年11月19日转款2万元、2015年4月2日转款1万元，共计转款5万元给郑凯。庭审中，杨玉琴陈述，成都三建司直接付给自己21280.9元，但金达公司只向其支付了运费55000元。反诉原告举证其于2015年4月27日以付款人名义为反诉被告杨玉琴的川Ｚ×××××车辆（车架尾号XXXXXX）投保交强险费3105元、代收车船税491.10元、商业险7183.02元、雇主责任险800元，2016年4月28日交强险费2760元、代收车船税491.10元、商业险7183.83元、雇主责任险800元，以上共计保费22814.05元。上述垫付款杨玉琴未给付公司。对此，杨玉琴称该保费属实，但自己是现金交付金达公司的，金达公司未给其发票，也未向其出具收条。2016年7月24日杨玉琴将川Ｚ×××××车辆（入户时间2013.8.8）转让给案外人刘学芳，杨玉琴在挂靠协议（甲方青神公司、乙方挂靠人刘学芳）的转让方处签名捺印，挂靠协议的标题上面载明：“声明：杨玉琴自愿将川Ｚ×××××转让给刘学芳，原挂靠协议作废，签字生效。声明人转让人方：杨玉琴（捺印）”。2017年9月4日工商变更登记之前，张文良系金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青神公司负责人。另查明，青神公司提供2013年8月7日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证明川Ｚ×××××是其以15万元购买眉山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车辆。针对川Ｚ×××××车辆的运费问题，案外人郑凯（系杨玉琴的儿子）于2017年10月16日向本院起诉金达公司。杨玉琴于2018年1月4日向本院起诉青神公司，该案庭审笔录载明杨玉琴陈述：成都三建司于2014年9月9日支付青神公司2万元，青神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转款给郑凯2万元；2014年11月9日转款给郑凯2万元；成都三建司于2015年3月25日支付青神公司1万元，青神公司于2015年4月2日转款给郑凯1万元；青神公司于2016年7月25日通过李群安代转郑凯5000元。成都三建司于2014年5月9日支付青神公司18500元、2014年12月5日支付青神公司2万元，共计38500元，青神公司未给付郑凯。还称郑凯向成都三建司借款2万元，在结账时，成都三建司将该2万元扣除。而青神公司对转账明细中，除对18500元的记录认可外，称其余无法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1.杨玉琴是否是川Ｚ×××××（原车牌为川Ｚ×××××）挂靠车辆的实际车主，2.杨玉琴是否已给付金达公司为川Ｚ×××××车辆支付的保险费，3.杨玉琴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青神公司是否已结清杨玉琴运费。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杨玉琴与眉山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以7.2万元的价格购买二手车川Ｚ×××××车辆，并挂靠经营；其次，杨玉琴又将该车辆挂靠青神公司从事货物运输，该车辆车牌为川Ｚ×××××（原车牌为川Ｚ×××××）；第三，杨玉琴与成都三建司达成合作意向，以青神公司代表身份与成都三建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双方履行了合同；第四，2016年7月24日杨玉琴将川Ｚ×××××车辆转让给案外人刘学芳，杨玉琴在挂靠协议（甲方青神公司、乙方挂靠人刘学芳）的转让方处签名捺印，协议并未有转让其享有的经营权的约定；第五，青神公司仅提供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以证明川Ｚ×××××是其以15万元购买眉山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车辆，但未提供合同及转账或者现金付款凭证。因此，杨玉琴是川Ｚ×××××（原车牌为川Ｚ×××××）挂靠车辆的实际车主。关于第二个问题，金达公司于2015年、2016年以付款人名义为川Ｚ×××××车辆（车架尾号XXXXXX）投保交强险费、代收车船税、商业险、雇主责任险共计保费22814.05元；杨玉琴称该保费属实，自己是现金交付金达公司的，公司未给付其发票，也未向其出具收条。按常理和日常交易习惯，杨玉琴如给付金达公司现金，应向金达公司索要保费发票或者要求金达公司出具的收条；现保费发票原件由金达公司持有，杨玉琴又无金达公司出具的收据，且杨玉琴还有运费在金达公司未结清。因此，可以认定杨玉琴未给付金达公司保险费。关于第三个问题，金达公司2016年4月28日为川Ｚ×××××车辆缴纳保险费，同年7月24日杨玉琴将川Ｚ×××××车辆转让给案外人刘学芳，杨玉琴在挂靠协议（甲方青神公司、乙方挂靠人刘学芳）的转让方处签名捺印，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7月25日起计算。因此，杨玉琴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四个问题，金达公司向成都三建司开具了价税共计114780.9元（税额11374.68元、运输款103406.22元）的增值税发票，成都三建司向金达公司（账户XXXXXXXXXXXX）汇款93500元；杨玉琴还陈述，成都三建司直接付给自己21280.9元，其在诉青神公司的另案中称郑凯向成都三建司借款2万元，在结账时，成都三建司将该2万元扣除。金达公司在扣除因开增值税发票交税11374.68元后，实际应支付杨玉琴运输款82125.32元（114780.9元－11374.68元－21280.9元）。杨玉琴称青神公司负责人张文良付给郑凯55000元，再抵扣金达公司代付保险费后，金达公司还应给付杨玉琴4311.27元（82125.32元－55000元－22814.05元）。但根据杨玉琴向本院起诉青神公司的另案中诉称截止2016年7月25日共计支付给其75000元，按杨玉琴的说法之一：已收到运费为87655.58元（55000元＋税款11374.68元＋直接付款21280.9元），之二：已收到运费107655.58元（75000元＋税款11374.68元＋直接付款21280.9元）；结合杨玉琴转让车辆时的声明，进一步说明金达公司已结清杨玉琴运费。对涉及本案的相关事实，即杨玉琴以青神公司代表身份与成都三建司签订合同，但使用金达公司账户，由金达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并收取运费，青神公司负责人张文良通过郑凯支付杨玉琴运费，金达公司又作为付款人为杨玉琴挂靠青神公司的川Ｚ×××××车辆购买保险；2017年9月4日工商变更登记之前，张文良系金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青神公司负责人。因此，可以认定针对川Ｚ×××××车辆经营相关事务，金达公司与青神公司属关联公司，应连带承担责任。据此，因杨玉琴在转让车辆时，青神公司已结清杨玉琴运费，对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因杨玉琴在转让车辆时有声明，青神公司在载明有该声明的挂靠协议上盖章，说明金达公司代交保险款已经抵扣，双方债务已结清，对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同理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九十一条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杨玉琴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四川省眉山市金达运业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元762，减半收取381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杨玉琴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70元，减半收取18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四川省眉山市金达运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世春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书记员  吴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