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009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何碧波，男，197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上诉人（一审被告）：卫娟，女，198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上诉人（一审被告）：熊倚，女，196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瑞峰，广东文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彭成伟，男，198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官华，广东法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永乐，广东法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碧波、卫娟、熊倚因与被上诉人彭成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6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碧波、卫娟、熊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改判何碧波、卫娟偿还167000元给彭成伟，驳回彭成伟的其他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彭成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何碧波、卫娟向彭成伟借款40万元，没有审查清楚该借款的实际用途及实际支配使用者。何碧波当时需要资金周转，经熊倚介绍认识了彭成伟帮忙融资。彭成伟当时建议何碧波通过按揭购房再办理装修贷款等方式，承诺可以帮何碧波解决融资周转事宜。但何碧波、卫娟实际上根本没有买房的计划，其自身已经购买房屋，对于买房、抵押、贷款等行为，都是彭成伟一手包办，买房并不是何碧波、卫娟的真实目的。并且何碧波在东莞工作生活，卫娟在佛山工作生活，实际生活中根本没有必要到广州市增城区再购买房屋，这也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故实际上该40万元是彭成伟支配使用，从何碧波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可以证实该40万元在转到卫娟银行账户后，马上被彭成伟安排转到业主卢炽超的名下,且彭成伟恶意通过与何碧波、卫娟签订借款合同的形式，以合法借款形式掩盖高利放贷的非法目的，从而将何碧波、卫娟逼上套路贷的绝路。2、彭成伟当时承诺可以通过购买房屋再向银行申请办理60—80万元的信用卡，3个月后可以办理50万元的装修贷，6—7个月还可以办理150万元消费贷，从购房到还第一笔房屋借款7个月可以完成，彭成伟还称其所有的资产包中有一套房产可以办理房屋买卖，该房产的前业主是卢炽超。在彭成伟计划安排下，其将40万元转给卫娟后，就马上转到了房产业主卢炽超的名下，并于2017年12月1日办理了过户手续，但房屋的房产证书和钥匙一直被彭成伟控制扣押。彭成伟当时承诺的融资计划的目的根本没有实现，反而让何碧波、卫娟每月要承担高额的房贷和借款利息。3、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二段第一句记载“卫娟、熊倚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2019年3月22日一审法院安排第一次开庭时，熊倚是亲自到法庭参与开庭的，因何碧波没能有效送达，需公告送达，故该次开庭取消需要重新安排。当时熊倚将银行转账凭证交给了法庭，并按照法庭要求在银行转账凭证上签名确认的。实际上，卫娟已经通过银行转账还款233000元，总共尚欠彭成伟借款本金为167000元。而彭成伟在明知何碧波、卫娟已还款233000元的情况下，隐瞒该还款事实，仍然以40万元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完全是一种虚假诉讼的违法行为。4、彭成伟为兑现承诺帮何碧波、卫娟贷款融资目的，安排其公司员工阿曼、曾四海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办理假离婚证、假户口本及在卫娟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别人的空壳公司转到卫娟名下到银行办理贷款等违法犯罪行为。彭成伟的上述行为完全符合职业等放贷人的要件，并且有伪造国家机关印章证件的违法行为。何碧波、卫娟恳请二审法院通过对本案借贷事实和证据材料的深入审查，并审查彭成伟在人民法院是否还有同类型的其他借贷纠纷案件，审查彭成伟是否具备发放贷款资质，且严格审查彭成伟的业务经营收入是否以放贷为重要收入来源，并经常性向不特定对象放贷并赚取高额利息的事实。5、据何碧波、卫娟了解到的情况，彭成伟完全符合且属于“职业放贷人”，并完全符合套路贷、高利贷中央扫黑除恶的打击范围。彭成伟是自然人，并没有获得国家金融机关频发的金融经营许可证，在一审判决书第2页倒数第2行记载“彭成伟还称其所有的资产包中有一套房产可以办理房屋买卖”，结合何碧波、卫娟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佐证彭成伟确系职业放贷人且放贷行为属于“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情形，故何碧波、卫娟与彭成伟之间签订的案涉借贷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彭成伟应返还借款本金，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给付资金占用使用费用。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五)款的规定，若合同无效，所约定的违约条款当然无效，但一审法院却没有认定违约条款无效。彭成伟不具备从事金融放贷业务许可且其行为也违反法律的特许经营或禁止经营的规定，故相应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高额利息及如违约承担律师费等约定当然无效。故一审判决判令何碧波、卫娟支付彭成伟律师费3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本案的借款事实存有较大争议，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彭成伟，一审法院应该要求彭成伟本人亲自出庭与何碧波、卫娟、熊倚当庭对质，并解释涉案资金的来源、资金走向、支付情况及偿还情况进行举证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彭成伟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应不予认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才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彭成伟，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在最高人民法院严查民间借贷是否涉及套路贷、高利贷纠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在何碧波、卫娟对借款事实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应该要求彭成伟本人亲自出庭对涉案款的资金来源、资金走向、支付情况及偿还情况进行说明。三、一审判决程序有误。1、在2019年6月20日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前，彭成伟联系何碧波、卫娟到其办公室，口头达成协商方案以解决案涉借款问题，并称会到法院撤诉，让何碧波、卫娟无须到庭参加诉讼，故卫娟就通知熊倚6月20日不用开庭了。彭成伟通过恶意欺骗何碧波、卫娟、熊倚的方式，导致卫娟、熊倚没有及时参与第二次庭审，从而剥夺了其二人的诉讼权利，但彭成伟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2、在熊倚2019年3月22日第一次开庭时亲自到庭参加诉讼并提交了证据材料银行转账凭证，而第二次开庭时没有及时到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打电话询问提醒熊倚是否忘记了开庭事宜，而据此直接缺席判决，属于程序错误。彭成伟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何碧波、卫娟、熊倚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何碧波、卫娟、熊倚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何碧波、卫娟与彭成伟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何碧波、卫娟、熊倚述称彭成伟存在套路贷的违法行为，与事实不符。彭成伟依何碧波、卫娟的请求向其出借40万元，并在出借过程中签订借款合同，其后彭成伟人亦依约向何碧波、卫娟转账支付涉案款项，何碧波、卫娟收款后出具借据，涉案借款过程中不存在套路贷的情形，双方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彭成伟在出借涉案40万元后，还陆续向何碧波、卫娟出借几十万元款项，何碧波、卫娟至今没有清偿。2、何碧波、卫娟经彭成伟催款后，向彭成伟还款233000元，但该还款并非偿还涉案借款本息，双方当时口头约定该还款是偿还涉案款项之后的其他借款本息。即使何碧波、卫娟、熊倚二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是偿还涉案借款本息，亦应以月息2%的标准，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抵扣借款，而不应直接扣减本金。彭成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碧波、卫娟向彭成伟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暂计141600元（利息按月利率3%从借款之日计算至清偿之日），上述本息合计541600元；并判令何碧波、卫娟向彭成伟支付律师费3万元、财产保全担保费3000元，以上共计574600元；并判令熊倚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何碧波、卫娟、熊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日，彭成伟作为甲方（出借人）与何碧波、卫娟作为乙方（借款人）共同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因乙方业务扩展需要资金，甲方亦为有效运用资金，甲乙双方遵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第一条，乙方因经营需要，于2017年12月1日向甲方借款。第二条，借款内容：1、借款金额：40万元；2、月利率3%；3、用途：资金周转；4、借款期限：180天，自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5月30日；5、出款方式：银行转账。……第七条，违约责任：3、借款到期后，如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及还款方式归还借款本息的，甲方有权直接催收贷款，对担保人、担保物进行追偿，并对逾期未还款金额按每天千分之三计收利息，如有担保人，其担保人对本合同所有一切条款需要承担连带责任。……5、乙方违约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息，甲方因追索该借款本息而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调查取证费、处理抵押/质押物费用等所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同日，彭成伟通过银行转账向何碧波支付40万元，并由卫娟、何碧波向彭成伟出具《借条》，《借条》约定：“还款方式：先还利息，再还本金。还款时何碧波、卫娟连本带息一次性还清给彭成伟。担保方的担保期限是从借款人还清本金及利息等应归还款项为止，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包括正常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彭成伟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公证费、评估费等）。”《借条》落款处卫娟、何碧波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捺指模，熊倚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捺指模。何碧波于2018年1月2日向彭成伟银行转账24000元，彭成伟确认收到并称该笔还款是按月利率3%计算的两个月的利息。以上事实有《借款合同》、《借条》、银行电子回单两份为证。庭审中，何碧波称确认已收到了彭成伟支付的40万元，其借款的目的是按照彭成伟的指示通过购买卢炽超的房屋，并以房屋为基础向银行贷款，但随后的贷款并未达到预期数额，其现已无力偿还彭成伟的借款。并就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何碧波手写的流程、房屋买卖合同及附件、何碧波的银行流水、房产证、手机短信、微信聊天记录、资金代扣及转账授权与承诺书、担保服务协议。彭成伟质证称，对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另查明，彭成伟就其主张的律师费30000元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何碧波、卫娟向彭成伟借款40万元的事实有《借款合同》、《借条》和银行电子回单为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中，何碧波、卫娟借款后未向彭成伟归还任何本金，现彭成伟请求何碧波、卫娟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何碧波称该借款系其在彭成伟的指示下用来购买房屋的款项，而购房的目的在于以房屋为基础贷款。但何碧波所提供的证据并未显示与彭成伟以及本案的借贷关系具有关联性，且彭成伟对其所提供的证据均不予确认，故何碧波的抗辩并不能否定双方成立借贷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何碧波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本案中，何碧波已向彭成伟偿还了24000元，彭成伟主张该款项为利息，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借款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第三十一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的规定，何碧波已支付的利息24000元可按月利率3%计算，则何碧波、卫娟已偿还2个月[24000元÷（40万元×3%）]的利息，即何碧波、卫娟已实际支付了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的利息，故何碧波、卫娟仍应向彭成伟支付的利息应从2018年2月2日起算。因双方约定的月利率3%超过法定利率，故对彭成伟主张何碧波、卫娟未支付的利息及逾期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何碧波、卫娟向彭成伟支付的利息应从2018年2月2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至还清款日止。关于律师费30000元。何碧波、卫娟在《借款合同》和《借条》中均表示对于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自愿负担。彭成伟就其主张的律师费30000元，已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予以证实，理据充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熊倚的担保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熊倚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其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合同成立。《借款合同》和《借条》约定，熊倚作为保证人应对借款本息及彭成伟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从借款人还清本金及利息等应归还款项为止。根据前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规定，本案的保证期间为自借款期届满之日即2018年5月30日起二年，彭成伟应在保证期间内向熊倚主张保证责任。现彭成伟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熊倚对借款本息及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视为其向熊倚主张保证责任，故熊倚的保证责任从彭成伟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9日起算。综上，熊倚应自2019年1月9日起对借款本息及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卫娟、熊倚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何碧波、卫娟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2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款日止)给彭成伟；二、何碧波、卫娟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费30000元给彭成伟；三、熊倚自2019年1月9日起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驳回彭成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46元，由何碧波、卫娟、熊倚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中，何碧波、卫娟、熊倚提供广东华兴银行的中间业务通用记账，附言备注“还彭成伟借款本金”，拟证明卫娟于2019年8月5日向彭成伟转账180000元用于偿还涉案借款的本金；何碧波、卫娟、熊倚提供中国光大银行佛山禅城支行的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摘要备注“还彭成伟借款本金”，拟证明卫娟于2018年9月27日向彭成伟转账50000元、于2018年9月28日向彭成伟转账3000元用于偿还涉案借款的本金。彭成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卫娟偿还的233000元是偿还彭成伟后期向何碧波、卫娟出借款项的本息，与本案无关，双方口头讲明是还后期的借款本息，且应先息后本，卫娟转账时备注偿还本金是其单方意思表示，彭成伟既不认可也不知情。彭成伟提供了其另行向何碧波、卫娟出借款项的证据，何碧波、卫娟于2017年12月12日向彭成伟出具《借条》，载明借款1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6月11日止；何碧波、卫娟于2017年12月20日向彭成伟出具《借据》，载明借款1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6月17日止；何碧波于2018年2月8日向彭成伟出具《借据》，载明借款2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2月8日至2018年8月6日止；何碧波于2018年8月2日向彭成伟出具《借据》，载明借款5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8月2日至2018年8月31日止；彭成伟于2018年7月19日向卫娟转账15000元；彭成伟于2018年8月20日向卫娟转账15000元。何碧波、卫娟、熊倚主张233000元系偿还本案借款，因为本案借款的还款期限在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只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双方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还款金额及尚欠金额；3、一审判决对于律师费的调处是否正确；4、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关于焦点问题一。本案中，彭成伟与何碧波、卫娟签署《借款合同》约定何碧波、卫娟向彭成伟借款40万元，彭成伟通过转账的方式实际向何碧波、卫娟支付40万元，何碧波、卫娟向彭成伟出具《借条》，熊倚作为担保人签名，故彭成伟与何碧波、卫娟达成了借款合意，且彭成伟履行了支付出借款项的义务，双方之间成立借款关系，且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何碧波、卫娟、熊倚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二。二审中，何碧波、卫娟、熊倚提供证据证明卫娟于2018年9月27日向彭成伟转账50000元、于2018年9月28日转账3000元、于2019年8月5日向彭成伟转账180000元，何碧波、卫娟、熊倚认为上述233000元系偿还涉案借款的本金，而彭成伟认为上述233000元系偿还其后期向何碧波、卫娟出借的款项。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根据彭成伟提供的证据显示，彭成伟另行向何碧波、卫娟出借款项约定的还款期限均在涉案借款约定的还款期限之后。在彭成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述233000元系偿还其他借款，且何碧波、卫娟、熊倚不同意彭成伟的主张的情况下，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认定上述233000元系偿还本案借款。其次，何碧波、卫娟、熊倚主张上述233000元系偿还本案借款本金，而彭成伟认为应先息后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由于涉案《借款合同》约定了月利率3%的利息，而何碧波、卫娟、熊倚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上述233000元系偿还本金，其转账时的备注系其单方表示，彭成伟不予确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予以调处，对于已经支付的款项，按照月利率3%的标准予以调整。经核算，至2019年8月5日，何碧波、卫娟尚欠彭成伟387000元，何碧波、卫娟应偿还借款本金387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8月6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给彭成伟。附表格：            未还本金              起算日期              暂计日期              天数              日利率              已付款              当期利息              实付利息              拖欠利息              应扣本金              尚余本金                  400000              2018-2-2              2018-9-27              238              0.001              50000              95200              50000              45200              0              400000                  400000              2018-9-28              2018-9-28              1              0.001              3000              400              3000              42600              0              400000                  400000              2018-9-29              2019-8-5              311              0.001              180000              124400              167000              0              13000              387000      关于焦点问题三。涉案《借款合同》约定，何碧波、卫娟违约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息，彭成伟因追索该借款本息而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调查取证费、处理抵押/质押物费用等所有相关费用由何碧波、卫娟承担。涉案《借条》约定，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包括正常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彭成伟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公证费、评估费等）。双方已经书面约定若何碧波、卫娟违约还款，何碧波、卫娟承担彭成伟因追索借款本息而产生的律师费，熊倚承担担保责任，且彭成伟已实际支出30000元的律师费，故一审判决对于律师费的调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何碧波、卫娟、熊倚的该项上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问题四。经审查，卫娟、熊倚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审理程序并无不当，何碧波、卫娟、熊倚的该项上诉意见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何碧波、卫娟、熊倚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本院依据二审新的证据对一审判决作出变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6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6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何碧波、卫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387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8月6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给被上诉人彭成伟”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46元，由上诉人何碧波、卫娟、熊倚共同负担6078元，由被上诉人彭成伟负担34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46元，由上诉人何碧波、卫娟、熊倚共同负担6078元，由被上诉人彭成伟负担34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晓丽审判员  汪 毅审判员  汤 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刘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