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民初92号原告：刘柏权，男，汉族，1962年7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原告：刘翠华，女，汉族，1988年11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远峰，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玉，广东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木秀，男，汉族，1962年1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罗平，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晓玉，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柏权、刘翠华与被告黄木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4日立案受理后，被告黄木秀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作出（2016）粤19民初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被告黄木秀就此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民辖终4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柏权、刘翠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远峰、张爱玉，被告黄木秀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罗平、姚晓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柏权、刘翠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黄木秀向刘柏权返还欠款本金人民币72294680.84元；2.依法判令黄木秀向刘柏权支付2016年5月27日前借款利息、违约金人民币31653425.46元，并自2016年5月28日起，以人民币72294680.84元为本金，按每月2%计付利息、违约金共暂计2168840.42元；3.案件受理费由黄木秀承担。事实和理由：刘柏权与刘翠华为父女关系。2015年期间，刘柏权提供资金给黄木秀进行股票买卖操作，并于2015年5月28日，以刘翠华的名义与黄木秀签订《投资合同》，提供了刘柏权的三个账号：1.在东莞证劵常平营业部开设的账号：50×××28；2.在安信证劵常平营业部开设的账号：27×××52；3.在万联证劵常平营业部开设的账号：63×××66及资金给黄木秀进行股票买卖操作。经黄木秀确认，上述账户内共有资金127985000元，黄木秀以上述资金进行股票买卖操作。合同签订后，刘柏权又分别于2015年6月30日、7月2日、7月10日共计新投入人民币22015000元至上述在万联账户内给黄木秀操作。至此，刘柏权共计向黄木秀提供资金150000000元。因上述出资均为刘柏权所出，因此刘翠华出具了《声明书》，声明上述三账户均为刘柏权的账户，合同约定的出资均为刘柏权出，账户内的股票、资金及相关权益均属刘柏权所有。根据合同约定，黄木秀需保证上述资金不能亏损并需按月向刘柏权支付利息。合同期内，其中上述股票价值105732920元，每月按10‰计算利息。可用资金22252080元及2015年6月30日后的新投入的资金，每月按20‰计算利息。逾期未按约支付利息的，需就本金及利息每月按月20‰计算复利，且按月10‰计付违约金。被告违背双方约定，没有支付任何一期利息给原告，也未向账户内补充任何本金。到2016年5月27日合同期满，上述三个股票账户只剩股票市值及可用资金，合计77705319.16元。故截止2016年5月27日，黄木秀尚欠刘柏权借款本金72294680.84元。经刘柏权多次催促，但黄木秀均未归还上述投资本金及利息。且案涉投资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6月29日，从2015年5月28日已经发生了借贷关系，合同上签订的落款时间是2015年5月28日，是因为发现亏损的时候才进行补签合同的。为维护刘柏权、刘翠华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予准诉。黄木秀辩称：一、在本案中刘柏权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刘柏权的诉讼请求，因为案涉的投资合同是一份合作合同，也就是一份双务合同，刘柏权、刘翠华负有向黄木秀支付相应收益的义务，故案涉合同不是借贷类性质的单务合同，所以根据案涉合同的性质，案涉合同主体的变更及权益的转移，应当经的黄木秀的同意，在黄木秀未同意的情况下，刘翠华以单方出具声明书的方式进行主体的变更和权益的转移，不具有法律效力，对黄木秀没有约束力；二、从案涉合同的内容看，刘柏权要求获得合同规定的收益，应当具备两个前提条件：1.刘翠华、刘柏权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项下的账户中存放相应的资金。2.刘柏权、刘翠华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将账户的控制权、操作权、决定权完整地移交给黄木秀，但从刘柏权、刘翠华的举证可以看出，在合同签订时，案涉账户并没有相应的资金，刘柏权一直享有自行修改密码的权利，刘柏权没有将账户的权利完全移交给黄木秀，黄木秀也没有对账户进行过实际性操作，故刘柏权主张案涉收益的两个前提条件都没有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三、从合同的性质可以看出，双方签订的合同是一份合作炒股合同，合作合同的共性是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合同中关于刘柏权保本并且获得超高收益的条款，我方认为是无效的，即使被法院认定为有效，我方也请求法院对合同约定的超高收益根据公平合理原则进行调整，请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标准进行确定，最后根据我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签订案涉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因为在2015年5月份，双方就系列合作的炒股账号进行收益结算，刘柏权应当向黄木秀支付相应的收益，包括其他账号，按照我方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主张的金额，可能超过五亿元，正是由于双方无法及时进行结算，刘柏权才同意向黄木秀先行支付收益约两亿元，但是刘柏权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才欺骗黄木秀签订了案涉合同及相应的款项确认，但案涉合同从未实际履行过，黄木秀自己名下的账户也一直没有收到过刘柏权支付的任何收益，所以黄木秀才在另案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法庭依法驳回刘柏权的诉讼请求，保障黄木秀的合法权益。原告刘柏权、刘翠华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柏权、刘翠华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原、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声明书》，证明案涉出资及收益实际属原告刘柏权所有；三、《投资合同》，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供资金给被告进行股票买卖操作，被告承诺投资本金不能亏损且需按月支付利息；四、《转账查询》叁份，证明被告确认收取投资款127985000元；五、《万联证劵有限责任公司常平营业部对账单》，证明自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7月10日期间，原告再向被告新投入资金人民币22015000元；六、《东莞证劵常平营业部》，证明原告的银证划款情况；七、《安信证劵资金合并对账单》，证明原告的银证划款情况。被告黄木秀对原告刘柏权、刘翠华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对于证据一的黄木秀身份证复印件予以确认，对于刘柏权、刘翠华的身份证复印件请法庭予以查明，我方认为刘柏权不具有主体资格；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我方认为案涉合同是一份合作投资合同；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我方认为案涉合同从未实际履行过，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案涉的账号不存在刘柏权所主张的款项及股票，黄木秀也没有实际操作过，双方也没有结算过；对于证据四，除了黄木秀的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除黄木秀签名的三个字外的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也不是黄木秀的真实意思表示，黄木秀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要求刘柏权、刘翠华提供一定款项的资金对其他双方合作事项进行补偿，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从证据的内容可以看出，案涉合同在2015年5月28号签订的时候，案涉的账号是没有刘柏权、刘翠华主张的款项的，且该记录中也证明不了刘柏权、刘翠华所主张的金额；对于证据五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我方认为刘柏权、刘翠华自行对账户进行操作是其对自己资金的处置，与黄木秀没有关联，黄木秀没有实际操作过，且从其提供的对账单中也证明不了刘柏权、刘翠华所主张的金额；对于证据六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刘柏权、刘翠华自己账户操作过程中发生的往来记录，由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与黄木秀无关；对于证据七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刘柏权、刘翠华自己账户操作过程中发生的往来记录，由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与黄木秀无关。黄木秀没有证据提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28日，刘翠华（甲方）与黄木秀（乙方）签订一份《投资合同》，《投资合同》的内容包括：第一条、刘翠华提供东莞证券常平营业部股票账户（账户号50×××28）、安信证券常平营业部股票账户（账户号27×××52）、万联证券常平营业部股票账户（账户号63×××66），刘翠华提供资金人民币1.1亿元至上述股票账户，连同账户交易密码交由黄木秀进行股票买卖；黄木秀确认刘翠华已投入上述账户内的股票市值为人民币105732920元及可用资金人民币22252080元，已合共投入资金人民币127985000元，黄木秀确认投资款已到账，合同期限为2015年5月28日至2016年5月27日。…第三条、黄木秀全权操作账户里的股票买卖，保证刘翠华的投资本金不能亏损，并按时支付投资收益，黄木秀不得用账户内的资金进行支付投资收益。第四条、合同期内，第一条所列的股票市值105732920元，黄木秀按月10‰计算投资收益给刘翠华；第一条所列的可用资金22252080元，黄木秀按月20‰计算投资收益给刘翠华；从2015年6月30日后，刘翠华新投入的资金黄木秀按月20‰计算投资收益给刘翠华，投资额以转账凭证或确认书为准；每月月底支付当月利息，指定汇入刘翠华在民生银行常平支行的账户；双方同意自2015年7月1日起计算投资收益给甲方。…第五条、黄木秀用其名下的股票账户内资金作为本合同项下的投资本金及收益作担保。第六条、黄木秀必须按时每月向刘翠华支付投资收益，如逾期七天未能支付收益的，需就投资本金及未付收益按月20‰计算复利，并且另外按月10‰计算违约金。刘翠华、刘柏权提供三张转账查询打印件。其中，第一张统计日期2015年6月4日至2015年6月29日的转账查询打印件，在该打印件末端手写有“安信证券：27×××52确认总投资额人民币柒仟万元正其中现金壹仟零叁拾陆万柒仟陆佰玖拾叁元正股票市值伍仟玖佰陆拾叁万贰仟叁佰零柒元正确认人：黄木秀”，在手写内容上和“黄木秀”签名处捺有黄木秀的指印。第二张2015年5月28日至2015年6月26日的转账查询打印件，在该打印件末端手写有“东莞证券：50×××28确认总投资额人民币叁仟柒佰伍拾柒万伍仟元正其中现金壹仟壹佰肆拾万玖仟玖佰陆拾伍元正股票市值贰仟陆佰壹拾陆万伍仟零叁拾伍元正确认人：黄木秀”，在手写内容上和“黄木秀”签名处捺有黄木秀的指印。第三张2015年6月11日至2015年6月26日的转账查询打印件，在该打印件末端手写有“万联证券：63×××66确认总投资人民币贰仟零肆拾壹万元正其中现金肆拾柒万肆仟肆佰贰拾贰元正股票市值壹仟玖佰玖拾叁万伍仟伍佰柒拾捌元正确认人：黄木秀”，在手写内容上和“黄木秀”签名处捺有黄木秀的指印。刘翠华称其是刘柏权的女儿，其与黄木秀签订的《投资合同》中的投资账户均为刘柏权所有，合同中约定的出资是刘柏权所出，账户内的股票、资金及相关权益均属刘柏权所有。刘柏权对此予以认可。刘柏权提供一张打印时间为2016年5月27日的东莞证券常平营业部对账单，统计日期从2016年5月27日至2016年5月27日，客户名称为刘柏权，客户编号00050×××28，资金资产为121142.88，股票人民币市值18338421.95元。另外一张打印时间为2016年5月30日的东莞证券常平营业部对账单，统计日期从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29日，客户名称为刘柏权，客户编号00050×××28，资金资产为121142.27，股票人民币市值18338421.95元。刘柏权提供一张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常平证券营业部的资金合并对账单（人民币），记载开始日期2015年6月1日，结束日期2016年5月27日，客户姓名刘柏权，资产账户27×××52，可用余额9274.02元，资产市值34747965.38，总资产34757239.40元。刘柏权提供一张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常平振兴三街证券营业部对账单，该对账单打印时间为2016年5月30日，统计日期2015年6月11日至2016年5月29日，客户名称刘柏权，资产账号63×××66，股票人民币市值23818450.67元，资产总值24488517.77元。其中在2015年6月30日银行转存1000万元，在2015年7月2日银行转存1000万，在2015年7月10日银行转存2015000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证据、庭前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争辩的内容，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投资合同》的性质问题；二、《投资合同》的主体问题；三、被告黄木秀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以及案涉《投资合同》的欠款金额如何认定。一、关于涉案《投资合同》的性质问题。黄木秀抗辩称《投资合同》是双方结算之前炒股的收益，刘柏权同意支付2亿给黄木秀，黄木秀才签订《投资合同》和其他款项确认书。然而整个《投资合同》并无反映出黄木秀所称的事项，《投资合同》上有刘翠华与黄木秀的签名与指模，两人均为成年人且此前已经有多次业务往来，并无证据显示《投资合同》存在欺诈等情况，可见《投资合同》所记载的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黄木秀的抗辩不予采信。从《投资合同》的条款来看，黄木秀全权操作账户里的股票买卖，保证刘翠华的投资本金不能亏损，并按时支付投资收益，还有每月月底支付当月利息等内容，由此可见，《投资合同》中约定了保证本息固定回报的保底条款。该《投资合同》中的保本付息内容表明刘柏权、刘翠华的合同目的和合同预期是追求资产的固定本息回报，且并无合作管理资产以及风险共担的约定和实际行为。此种协议属于名为合作炒股、实为借贷关系之情形，应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因此，涉案合作协议的性质应为民间借贷。被告黄木秀关于涉案《投资合同》性质为合作合同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投资合同》的主体问题。《投资合同》的签署双方为黄木秀与刘翠华，但刘翠华与刘柏权主张刘翠华是代理刘柏权签订《投资合同》，黄木秀在庭审中也称是与刘柏权磋谈案涉《投资合同》，而且《投资合同》所涉及的股票账户均为刘柏权名下的账户，可见黄木秀是知道《投资合同》的实际履行方是刘柏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案涉《投资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刘柏权与黄木秀。三、黄木秀应否还款以及案涉《投资合同》的欠款金额问题。如前所述，案涉《投资合同》实际为民间借贷合同，黄木秀收到以股票市值和存款形式表现的借款后，在合同期满后应当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刘柏权提供了三张转账查询件作为证据，三张转账查询件的账户号码与《投资合同》一致，黄木秀在三张转账查询件上签名确认，足以认定三张转账查询件是因履行《投资合同》而产生的书面证据。黄木秀称是刘柏权自行操作股票账户，但对此并无举证。从双方签订《投资合同》的行为且稍后确认股票账户信息的行为来看，显见双方是已经开始履行《投资合同》，而之后黄木秀一直没有就《投资合同》的履行提出异议。相比而言，刘柏权的陈述和举证更为充分。本院对黄木秀的主张不予采信。黄木秀在三张转账查询件上确认截止至2015年6月29日三个股票账户的投资额分别为7000万元、37575000元、20410000元，合共为127985000元，即在2015年6月29日，刘柏权已经向黄木秀出借117985000元。再加上万联证券股票账户上刘柏权在2015年6月30日银行转存1000万元、2015年7月2日银行转存1000万、2015年7月10日银行转存2015000元。刘柏权的行为符合《投资合同》的约定，应当认定刘柏权交付了上述借款给黄木秀。而在《投资合同》合同履行期满的2016年5月27日，东莞证券账户50×××28剩余现金399.27元、股票市值18338421.95元；安信证券账户27×××52，可用余额9274.02元，资产市值34747965.38元；万联证券账户63×××66，资金余额100.27元、股票市值23818450.67元。换言之，东莞证券账户现金差额为11409965元-399.27元=11409565.73元，股票市值差额26165035元-18338421.95元=7826613.05元；安信证券账户现金差额10367693元-9274.02元=10358418.98元，股票市值差额59632307元-34747965.38元=24884341.62元；万联证券账户，现金差额为474422元+22015000元-670067.10元=21819354.9元，股票市值差额19935578元-23818450.67=-3882872.67元。到合同期满日，黄木秀尚欠刘柏权本金72415421.61元。原告刘柏权请求被告黄木秀返还本金72294680.84元，本院予以支持。《投资合同》中约定从2015年7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黄木秀应当按月向刘柏权支付利息，而黄木秀一直没有支付利息给刘柏权，从次月起便产生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投资合同》中既约定分别按月计算10‰或20‰利息，又约定逾期付息的按20‰计算复利，还约定了10‰利率的违约金，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在《投资合同》期内的各项利息计算如下：第一部分（股票）            本金（元）              时间              利率              利息（元）              备注                  105732920              2015.07.01-31               10‰              1057329              期内      第二部分（股票）            本金（元）              时间              利率              利息(元)              备注                  150732920              2015.08.01-      2016.05.27              20‰              20935115              含期内、逾期。      第三部分（现金）            本金（元）              时间              利率              利息（元）              备注                  32252080              2015.07.01-                    20‰              21501              期内                  42252080              2015.07.02-      09              20‰              225344              期内                  44267080              2015.07.10-      31              20‰              649250              期内                  44267080              2015.07.31-      2016.05.27              20‰              8764881.84              含期内、逾期      三部分利息相加，截止至2016年5月27日的各项利息合计为31653420.84元。而剩余未清偿的本金72294680.84元，则从2016年5月28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黄木秀实际清偿之日为止。基于刘翠华在签订《投资合同》时为刘柏权的代理人，刘柏权享有《投资合同》的权利义务，黄木秀应当向刘柏权承担还款付息的义务。综上所述，原告刘柏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以及前述援引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木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柏权借款本金72294680.84元；二、被告黄木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柏权计算至2016年5月27日的利息31653420.84元；三、被告黄木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柏权借款72294680.84元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6年5月28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为止）；四、驳回原告刘柏权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刘翠华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72384.73元，由被告黄木秀负担。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审判长  萧稚娟审判员  李丽莉审判员  何玉煦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子文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