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44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泰思达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1号-1至4层整栋1幢二层208、210、212室。法定代表人：李欣秀，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沈锲，北京市德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浮，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刚，男，1969年1月28日出生，住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剑，北京振邦（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泰思达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思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志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376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思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调取了应由王志刚自行提供的证据，并采信了其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属于采信证据错误。一审法院从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成府路支行调取余某银行卡信息明细，余某与王志刚为男女朋友关系，且一审时，王志刚曾申请余某作为证人出庭，故王志刚可以自行提供余某的银行卡的交易对手信息，无须法院调取。另外，王志刚申请调查取证时，举证期间已经届满，因该证据属于王志刚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交，故不应采信。第二，一审法院认定王志刚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属于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仅根据王志刚提供的银行卡明细单、银行支付业务回单及证人证言的情况下，就认定王志刚的证据形成完成证据链，完成了举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银行卡明细、银行支付业务回单并未显示付款用途是支付工资，且王志刚拿走涉案款项的时间、其向余某付款的时间及金额、余某向其他案外人付款的时间及金额，与涉案款项发生的时间及金额无法对应，故王志刚的举证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涉案款项支取的支票存根显示王志刚支取款项用途是“差旅费”，并非是“工资”或者是“销售提成”，款项用途的不一致说明王志刚在掩盖款项私用的事实；一审证人宋某在庭审中陈述部分涉案款项用于支付工资，这并非是宋某的亲身经历，仅为其推测，一审法院以证人宋某的证言作为确定涉案款项用途的定案证据属于适用证据错误；涉案款项发生期间，王志刚作为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完全掌握支出审批、财务人员的任免，其支取涉案款项，既未填写用款请款单据，亦无明晰账目，故王志刚应就支取涉案款项的合理用途承担更高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王志刚的举证责任尚未完成，故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王志刚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泰思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涉案款项已用于泰思达公司员工工资的发放，等于还款了。余某与宋某一审中已出庭作证认可发放的资金是工资，法院随机询问的人员均为公司员工，认可法院随机询问的款项为工资。我方申请一审法院调取泰思达公司在北京银行开户的公司账户，以核对工资发放交易对手信息明细的姓名与本案我方提交的交易对手信息明细的姓名是否能对应，但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现有证据认为无需调取。一审法院要求泰思达公司核实付款明细中的姓名是否为该公司员工，但泰思达公司并未核实。泰思达公司发放工资的方式是每月固定的基本工资和我通过余某账户向各员工发放的绩效奖金等其他工资。每一位员工的两笔工资发放时间间隔大约为几天，余某发放工资的周期性是每个月固定的日期，符合工资发放的特征。我已经把涉案款项用于工资发放了，并就该事实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泰思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志刚赔偿给我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22385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查，王志刚原系泰思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泰思达公司91%的股权，剩余9%的股权由王某持有。2013年4月23日王志刚、王某（股权出让方）与刘某、李某、××公司（股权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原股东王某自愿将其持有的9%的股份转让给刘某；原股东王志刚自愿将其持有的91%的股份转让出69%，保留22%，其中23%转让给刘某、16%转让给李某、30%转让给××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泰思达公司股权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刘某（32%）、王志刚（22%）、李某(16%)、××公司（30%）；股权变更后王志刚不再担任泰思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本次股权转让为有偿转让，股权受让方和股权转让方从泰思达实际运营状况和盈利能力角度出发，综合泰思达软件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前景、应收（应付）账款、现金、办公用固定资产、存货等因素，双方一致认同泰思达现实价值为333.33万元，对应股权出让方78%的股权转让，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费总额为260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泰思达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东、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事项的变更登记。泰思达公司就2010年4月22日至2013年1月23日期间王志刚从泰思达公司支取了2238550元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53张支票存根、电子邮件等证据材料，支票存根中记载的款项用途为差旅费、备用金、工资等。王志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主张其从泰思达公司支取的2238550元全部用于了发放公司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其本人并未占有，就上述主张王志刚向法院提交了银行卡明细单、银行支付业务回单等证据。银行卡明细单记载的客户姓名为余某，其中显示2011年11月21日至2012年9月20日期间有数百笔交易记录。王志刚主张其从泰思达公司提取现金后将钱款存入余某的上述账户，再通过该账户向公司员工发放工资。依王志刚的申请，法院向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成府路支行调取了余某银行卡的交易对手方信息明细，该明细显示2011年11月至2012年9月期间，在每月中旬或下旬的某一日或某连续两日余某均会向多人转账付款，付款金额从几百元至上万元不等，收款人包括宋某、孙敏、赵某、李某、田某等数十人,上述期间付款总金额为1609027.25元，此外上述期间余某累计向王志刚付款69412.10元。2011年11月21日至2012年9月20日期间余某银行卡存入款项分为“现存”和转账两种方式，“现存”方式无法体现存款人信息，现存金额总计981200元，王志刚主张“现存”款项均是由其存入；对手方信息明细记载上述期间通过王志刚银行卡转账向余某付款的总计金额为64.6万元。银行支付业务回单记载的是2012年9月25日至2013年4月18日期间余某上述民生银行卡的资金往来情况，上述期间余某同样会在每月中旬或下旬的某一日或某连续两日向宋某、孙敏、赵某、李某、田某等人付款，付款总金额为1133916.13元。业务回单显示，上述期间王志刚通过转账方式向余某的银行卡付款共计1275000元。泰思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王志刚从公司取现的时间与银行卡明细和业务回单中载明的收款时间存在明显差距，金额也不能一一对应，根据银行卡明细和业务回单的内容，不能证明王志刚向余某支付的款项与涉案款项存在关联；银行卡明细和业务回单中均未载明余某对外付款的资金用途，不能证明上述款项的用途是发放工资。经询问，泰思达公司表示对手方信息明细、业务回单所记载的收款人大部分系泰思达公司的员工，如果有相关收款人不是公司员工，其将提交书面的异议名单，此后泰思达公司未向法院提交异议名单。证人余某出庭作证，余某证明：我与王志刚是朋友关系，2011年至2013年期间王志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钱款存入我的银行卡，我按照王志刚的要求再将存入的款项转账给泰思达公司的员工，用以支付员工工资。付款对象有几十人，包括宋某、孙敏、赵某、张某等人，这些人里我只认识宋某，支付工资都是我本人在家通过网上操作，平均1个月操作一次，员工的账户信息是王志刚给我的，他每次将员工账户列表，由我来操作，付款时间有时是十几号，有时是二十几号，最后一次操作是在王志刚“出售”公司前1个月左右，3年来累计发放了多少工资我记不清了，每名员工每月的工资数额不同，有的一万多元，有的几千元。泰思达公司对余某的证言不予认可，其认为余某与王志刚系男女朋友关系，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且余某未能说明其银行卡上的款项与涉案款项存在关联。证人宋某两次出庭作证，宋某第一次出庭时证明：我从2005年8月起至今都是泰思达公司的出纳，按照王志刚的指示，我填写现金支票找王志刚签字后到公司的开户行取回现金，直接交给王志刚。支票存根上记载的款项用途是差旅费，但不一定有差旅费发生，银行提现必须要有这些名目。我经常催促王志刚让他以提交票据或以还款方式来平账，但他一直没这样做，目前账目还处于“挂账”状态。宋某第二次出庭时证明：涉案53张支票存根中所记载的现金都是由我按照王志刚的指示从银行取现后交给了王志刚。我知道这些现金其中有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的，是否还有其他用途我就不清楚了。为了避税，王志刚让我们每名员工提供个人的银行账号，然后通过余某的账户向我们发放工资，余某曾经是王志刚的女朋友。银行支付业务回单上记载的收款人都是泰思达公司的员工，支付的钱款是帐外工资，这种操作方式从2009年、2010年左右就开始了，这些钱没有办法入账，王志刚曾承诺用票据报销或其他方式平帐，但一直也没有补。在王志刚经营的公司换届后，我这边账面上有140万元没有平账，是王志刚领取现金后的欠款，这140万元包含在本案的230余万元内，230余万元中有80多万的账目已经平了，是以报销提供票据的方式平的账，还有140多万没有票据。泰思达公司对宋某的证言提出异议，其表示宋某在第一次出庭作证时并未说明王志刚取款的用途，其在未完整查阅本案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在第二次出庭时就确认通过余某银行卡转账的款项全部是员工工资，明显有悖常理。王志刚主张2014年其已将持有的剩余22%的股权转让给了刘某、××公司，但因××公司未支付转让费，故转让手续尚未办理完毕。泰思达公司则主张第一次股权转让后，王志刚仍持有公司22%的股权，作为公司的股东王志刚仍参与公司的经营，因此其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015年11月30日泰思达公司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对王志刚名下的财产228131.86元予以保全，并提供了等额现金作为担保。法院经审查，做出（2015）海民初字第376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王志刚名下价值228131.86元的财产予以冻结。一审法院认为，王志刚认可2010年4月22日至2013年1月23日期间其从泰思达公司支取了2238550元，现王志刚称上述资金全部用于了发放员工工资，其本人并未占有，其应当就上述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王志刚就其主张提交了余某的银行卡明细单以及银行支付业务回单，根据上述证据的内容，余某在2011年11月至2013年4月期间，每月均会在某日或连续的某两日进行大批量的对外付款操作，付款对象包括宋某、孙某、赵某、李某、田某等数十人。对于收款人的身份，泰思达公司的出纳宋某出庭证实收款人均为泰思达公司的员工，泰思达公司虽表示少部分收款人的身份需要核实，但一直未提交核查的结果及异议人员的名单，故法院确认收款人的身份均应为泰思达公司的员工。对于支付款项的性质，款项的支付在时间上具有按月支付的周期性，在金额上每名收款人的数额不同，符合一般工资支付的特性和规律，同时，证人宋某、余某均出庭证明款项性质为工资，余某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按月向同一公司的数十人支付款项，其对款项性质的解释亦具有合理性，因此，法院确认余某对外付款的性质应为工资。对于余某银行卡内存入款项的存款人，根据银行卡明细单以及银行支付业务回单的记载，王志刚通过转账方式向余某的银行卡支付了192.1万元，其余“现存”方式支付的款项981200元无法核实存款人信息，余某作为持卡人出庭证实其对外支付工资的款项全部来源于王志刚，在王志刚与余某陈述一致，且泰思达公司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对王志刚的主张予以采信。退一步而言，即使“现存”款项系由他人存入，但如果上述款项用于了泰思达公司的业务支出，亦不会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构成实质影响。关于余某对外所付款项与涉案款项的关联性问题。正如泰思达公司所述，王志刚从泰思达公司支取现金的时间与余某所持银行卡款项入账的时间存在较大的时间差；其支取的每笔现金的金额与每月的工资发放数额之间也无对应关系，由此法院可以认定王志刚曾存在个人控制泰思达公司资金的情形，王志刚对此也并不否认。在本案中，王志刚的证明责任不是要证明其从泰思达公司支取的现金与转入余某银行卡的款项在时间和金额上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需要证明其从泰思达公司支取的2238550元已经用于公司事务或已经偿还。现王志刚提交的银行卡明细单、银行支付业务回单、证人证言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根据上述证据法院依法确认王志刚从泰思达公司支取的2238550元已经全部用于了发放员工工资，现并不存在王志刚仍占有上述钱款的情况。泰思达公司要求王志刚赔偿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2238550元的请求，事实依据不足，法院对其上述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驳回北京泰思达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法院准予王志刚申请调取余某银行卡的交易对手信息是否属于违法采信逾期证据；二、王志刚的举证是否能够达到将待证的其已将涉案款项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等公司经营行为的事实达到高度可能性。以下结合本案庭审及举证质证分别论述：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经本院询问，泰思达公司表示其本案诉请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以及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其事实与理由为王志刚违反公司管理制度规定，将公司财产违规支取至个人账户，造成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导致公司产生了2238550元的财产损失。泰思达公司主张财产损害侵权，则需要证明王志刚存在侵害泰思达公司财产的侵权行为，以及王志刚的涉案侵权行为造成了泰思达公司财产损失的损害后果。本案审查的重点并非王志刚是否违反了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而是王志刚是否存在将提取的公司财产变为个人所有而拒不返还公司的行为。王志刚承认其支取了涉案款项，即存在从公司账户提取款项到个人账户的行为，但王志刚抗辩称其已将涉案款项全部用于支付泰思达公司员工工资，其支取款项发放工资的行为并未给泰思达公司造成财产损失，即泰思达公司本案所主张的权利已经消灭。因此，王志刚应当就其主张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且其举证的证明标准应为其已将涉案款项归还泰思达公司的事实的存在达到高度可能性。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因案情较为复杂历经数次延审、审判组织成员变更以及多次庭审，本院经审查本案审理程序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王志刚在2016年10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调取证人余某在民生银行账户于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个人账户对账单交易对手信息。该书面申请系于审判组织变更之前提出，本案经过审判组织成员变更后于2017年5月31日重新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并组织了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因此，王志刚在2016年10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的书面申请并未超过一审法院依法给予的举证期限。且因证人余某个人账户交易对手信息并非属于本案双方当事人所能掌握并提交法院的证据范围，故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应当事人申请调取了存储于银行系统内的对手信息资料，并未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经过再次庭审恢复法庭调查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调取结果进行了质证，因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述对手信息为民生银行向一审法院直接提供的证据材料，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材料予以采信并未违反民事诉讼程序，亦不属于违法采信逾期证据。综上，本院对泰思达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王志刚就其抗辩理由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据：一是余某的银行卡明细单以及银行支付业务回单，根据上述证据的内容，余某在2011年11月至2013年4月期间，每月均会在某日或连续的某两日进行大批量的对外付款操作，付款对象包括宋某、孙某、赵某、李某、田某等数十人。对于收款人的身份，泰思达公司的出纳宋某出庭证实收款人均为泰思达公司的员工，泰思达公司虽表示少部分收款人的身份需要核实，但在一审期间经法院询问及释明后均未提交核查的结果及异议人员的名单，二审期间也未能提交对上述付款对象人员身份的核查结果，故一审法院确认上述收款人的身份均应为泰思达公司的员工并无不当。二是证人余某及宋某的出庭证言，以上两位证人均出庭证明余某向同一公司的数十人批量付款的款项性质为工资，一审法院经审查，上述款项的支付在时间上具有按月支付的周期性，在金额上每名收款人的数额不同，符合一般工资支付的特性和规律，证人余某及宋某对款项性质的解释亦具有合理性。王志刚主张通过余某付款系支付工资，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与两位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内容基本相符，可以相互印证。对于余某银行卡内存入款项的存款人，根据银行卡明细单以及银行支付业务回单的记载，王志刚通过转账方式向余某的银行卡支付了192.1万元，其余“现存”方式支付的款项981200元无法核实存款人信息，余某作为持卡人出庭证实其对外支付工资的款项全部来源于王志刚，在王志刚与余某陈述一致。本院认为王志刚对其主张的事实完成了初步的举证义务，而泰思达公司虽对上述批量付款的款项性质提出质疑和反驳，但未能就其提出的质疑和反驳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认为王志刚对相关事实的证明力高于泰思达公司一方。因此，一审法院确认余某对外付款的性质应为工资亦无不当。综上，王志刚从泰思达公司支取涉案款项已用于发放员工工资，并不存在据为王志刚己有的侵权情况，故泰思达公司本案的诉请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泰思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08元，由北京泰思达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12354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永钢审 判 员 张 琦审 判 员 丁少芃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法官助理 吴银娇书 记 员 张梦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