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3民终17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丰县宋楼镇随新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丰县宋楼镇随新庄村。负责人：董桂祥，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夫，江苏钟鼓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晓虎，男，1974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上诉人丰县宋楼镇随新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随新庄村委会）因与张晓虎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丰县人民法院（2017）苏0321民初6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1日，张晓虎（乙方）与随新庄村委会（甲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内容有：“第1条：甲方发包给乙方的地为随新庄村农科站所有土地；第2条：本合同项下的土地承包使用年限为20年，租金为36万元，从2009年10月1日起到2029年9月30日止；第3条：乙方同意按合同规定向甲方支付土地承包金，于2009年10月1日已经一次性支付从2009年10月1日到2019年9月30日十年承包金壹拾陆万元整，剩余十年承包金于2019年10月1日支付承包金贰拾万元整；……第16条：甲方违反合同规定，应承担违约责任，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直接损失。如甲方违约，应一次性归还十年的承包金贰拾万元整，并另外赔偿违约金壹拾万元整。……”。合同尾部加盖有随新庄村委会的印章及村主任朱应勤的签字。涉案土地面积约40亩。合同签订后，张晓虎就在该土地上种植农作物，2017年10月张晓虎准备秋季播种时，随新庄村委会阻挠，致使涉案土地没有播种，张晓虎因此提起诉讼。另查明：张晓虎为2017年秋季播种购买了小麦种子2500斤，花费6250元，购买化肥80袋，花费12000元。2017年小麦的收购价格为1.03元/斤。原审法院认为：一、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丰县宋楼镇随新庄村民委员会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人，将涉案土地租赁给张晓虎耕种，并签订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加盖有随新庄村委会的印章和朱应勤签字，随新庄村委会辩称朱应勤当时不是村长，无权签字，但仅提供了镇党委文件，该文件不能证明朱应勤已不是村主任，故对其辩称不予采信。在合同的第3条，已明确载明“2009年10月1日已经一次性支付从2009年10月1日到2019年9月30日十年承包金壹拾陆万元整”，说明张晓虎已经支付了租金16万元，随新庄村委会辩称村会计没有收到，显然和合同约定不符，会计是否收到也是其内部财务管理问题。二、关于张晓虎要求赔偿损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因随新庄村委会阻挠张晓虎播种，造成张晓虎购买的种子无法使用、所承包的土地无法耕种，张晓虎要求赔偿该部分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参照“双千斤”的补贴惯例，折算成现金，小麦季收益应为41200元(1.03×1000×40)，原告要求50000元，超过的部分不予支持，故，随新庄村委会应赔偿张晓虎种子损失6250元、收益损失41200元，合计4745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被告双方继续履行2009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二、被告丰县宋楼镇随新庄村民委员会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晓虎支付种子损失和收益损失计47450元。三、驳回原告张晓虎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为：1、撤销丰县法院（2017）苏0321民初6508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重审；2、认定张晓虎与随新庄村委会2009年10月1日签订的合同无效，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张晓虎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一、被上诉人张晓虎不是村民，更不是本村的村民，无权租赁本村集体土地。2003年3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这一规定显示即使是本村村民也只能以承包的方式取得土地承包权。另据法条第二款规定只有不宜采用家庭承包的荒山、荒沟等才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从被上诉人张晓虎本人提供的身份证信息看，其不是本村村民，因此其无权承包、更无权租赁本村村集体土地。一审判决书不仅忽视了重要案件事实，而且忽视了国家的重大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还忽视了下列重要事实。1、关于土地面积。本案的纠纷在于土地承包合同的履行，并且涉及到土地收益的赔偿问题，但是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却不包括承包的土地面积。这不仅让判决书失去了应有的严谨和严肃，更使赔偿损失的计算成为了无本之木，上诉人自称42亩，被上诉人自称40亩，但没有丈量。一审法院采信了一个不确定的陈述作为认定依据，这种做法违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认证原则。2、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签订程序的合法性。本案纠纷指向的焦点是农村集体土地。既然是农村集体土地，除非是不宜采用家庭承包的荒山等土地，其他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不论采用何种承包方式，签订合同都必须遵守承包法规定的程序。为了杜绝农村因种族、家族等势力影响土地承包的公正性、公平性，承包法第十八条、十九条对村民内部承包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而本争议合同也是承包合同，但属于对外合同，涉及全体村民利益。对此不仅村民不知道，而且除了张晓虎的亲戚朱应勤、朱从华叔侄二人之外，其他村干部也不知情，包括临时主持工作的村委会主任。据张晓虎陈述，这份合同的签订人是朱应勤，盖章的朱从华。很显然，争议合同的签订不仅违反了村民自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而且违背了承包法的规定。由此可见，这份合同的签订不仅在程序上严重违背了承包法规定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这属于内外勾结，损害集体利益，而且还有涉嫌贪污侵占犯罪的可能，因为张晓虎自称16万元交给了朱从华，但主管会计和当时的代理村长均对此不知情，村集体财务帐中没有该项收入记载。3、本案是否涉嫌犯罪、是否存在应当移交司法机关和中止审理的情形。朱从华2009年3月开始担任专职村治保主任，他和时任村主任的朱应勤是亲叔侄关系，为了避嫌朱应勤向镇党委和政府提出辞职。为了行政管理工作正常开展，镇党委在批准朱应勤辞职请求的同时，2009年3月30日发文由片长李某2临时代理村主任职务。2009年9、10月份该争议合同承包前后，朱从华既不是村主任，也不是村党支部书记。张晓虎陈述将16万元承包金交给了朱从华，但村财务帐中却无此收入，而且张晓虎无法向法院提交朱从华或者村委会的收据。16万元既与本案的履行有重要关联，而且可能与职务犯罪存在紧密联系。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审慎对待，而是简单从事。最高法院多次文件要求，该类案件应当移送公安或检察院侦查。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该案既然无法查清16万元的去向，就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中止审理。待16万元的事实查明之后再继续审理也不失公正。三、一审判决书在计算损失项目时存在严重错误。假定一审判决不存在上述错误，但在计算土地因不能耕种造成的损失时，不应当再把购买种子的费用当作损失项目。产出减去成本即为收益，种子作为成本的一部分在计算收益时，绝对不应该再重复计算进去。另外，损失计算还存在面积不确定的严重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的不仅有事实认定方面的诸多严重错误，也有法律适用中的遗漏，更有程序混乱的遗憾，因此我方请求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被上诉人张晓虎辩称，涉案的合同是土地租赁合同，不是承包合同，所以不需要民主议定程序。关于土地亩数的问题，被上诉人一审主张是40亩，而村委会主张的是42亩，如果是42亩的话依照一审判决，村委会赔偿数额更高。租金交付的时候，不仅仅是朱从华自己在场，同时在场的还有村委会的所有班子成员（董桂祥、周连坡等）。当时拟定的两份合同交给村委会，村委会盖了章之后给被上诉人。涉案土地在租给我之前是很多户村民按照每亩150元的标准承包，村委会经过做工作，说将土地统一租赁给一个人，租金给的也高，让村民不再承包，做工作的时间长达两个月，之后才租赁给我，这个过程是公正透明的。刚开始是每年2万元一年一交，后来要求我一次性支付20万元，我嫌太高了，协商先支付16万元。我耕种涉案土地8年期间，没有任何的村民和村集体阻挠不让耕种。2017年正好8年，村委会找到我不让种了说之前交的16万元租金到期了，我说16万元的租期是10年的。而且即使按照一审判决的赔偿，我实际的损失比这还要大。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程序，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至本院，本判决书不再累述。二审中，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申请证人周某、李某1、渠某、李某2出庭，证明村委会及村民不知道将涉案土地对外发包给被上诉人张晓虎，且村委会并未收到被上诉人张晓虎的承包费16万元。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另申请证人刘某出庭，证明张晓虎与村干部朱从华、朱应勤是亲属关系。被上诉人张晓虎对上述出庭证人的证言质证认为，李某1、渠某陈述不知被上诉人租赁土地是不真实的，对其他证人的证言由法庭依法认定。本院认为，证人周某、李某1、渠某、李某2的证言能够证明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将涉案土地租赁给被上诉人张晓虎的客观情况，本院予以认可。证人刘某所述系其个人猜测，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朱从华、朱应勤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事实无充分证据证实，且即使朱从华与朱应勤存在亲属关系，亦不能以此否定双方签订承包合同的效力。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提起本案上诉的主要理由在于涉案土地发包给被上诉人张晓虎违背承包程序，故而被上诉人张晓虎无权继续承包涉案土地。对此，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因此，为了集约利用土地，防止土地资源的浪费，农村土地承包除了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而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外，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法也可以承包农村土地；其次，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一再陈述且申请证人出庭欲证明其将涉案土地发包给张晓虎前未经前述民主议定程序，故而其与张晓虎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且无须继续履行该合同。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由此可见，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的责任不在于被上诉人张晓虎。张晓虎并非随新庄村村民，其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在承包合同签订前将其承包涉案土地的事宜提交随新庄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而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的责任人恰恰是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随新庄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依照法律规定经营、管理村民的集体财产，在办理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前应当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基于其法律地位，随新庄村委会在与张晓虎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时，应当确保涉案土地的发包事宜已经经过了民主议定程序，这是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应负担的缔约义务。随新庄村委会作为缔约主体又以《土地承包合同书》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有将自己没有尽到缔约义务而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转嫁给张晓虎来承担之嫌，有违诚信原则，也背离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关于租金的支付问题。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乙方（张晓虎）同意按合同规定向甲方（随新庄村委会）支付土地承包金，于2009年10月1日已经一次性支付从2009年10月1日到2019年9月30日十年承包金拾陆万元整……”，该合同上有村委会印章，且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申请出庭的证人周某陈述，其从2005年即在该村担任村会计，从时任村治保主任朱从华处得知张晓虎缴纳了租金给朱从华，但因朱从华之前为计划生育、一事一议等事项为村里的账垫过钱，所以朱从华用张晓虎的租金来抵之前所垫付的款项，故在随新庄村的会计账上无法体现所收缴的张晓虎租金。且合同签订并履行后，直到2017年，8年中随新庄村委会未提出过未付租金的主张。综上，结合承包合同内容、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确信张晓虎已经缴付了涉案土地租金16万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依法可以认定。上诉人随新庄村的内部财务管理所导致的问题，应由其另行解决，不应在本案中由上诉人张晓虎承担。至于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所述案外人朱从华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因上诉人不能证明存在恶意串通等情况，也只能另行解决，本案的合同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须根据现有证据、事实依法认定。关于涉案土地承包亩数的问题，虽然《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对承包亩数并无约定，但是双方对被上诉人张晓虎所承包的土地地块并无异议，且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陈述约40亩，被上诉人张晓虎陈述为42亩，一审采纳了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的陈述，认定涉案土地约40亩，并以40亩作为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赔偿张晓虎损失的计算依据，显然未损害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的利益。关于一审损失认定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事实，2009年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张晓虎一直在涉案土地上进行耕种，2017年被上诉人张晓虎购买了种子准备播种时，因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的阻挠导致涉案土地没有播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依据该规定，因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的阻挠而使上诉人张晓虎购买的种子无法使用、所承包的土地无法耕种产生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一审法院在参照“双千斤”补贴惯例的基础上对被上诉人张晓虎所诉的种子损失和部分收益损失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随新庄村委会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6元，由上诉人丰县宋楼镇随新庄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娟审 判 员  周美来审 判 员  杜 林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吴一冉书 记 员  闫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