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57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贺旭，女，197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涛，北京市海泓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旭东，男，汉族，1979年1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旭，北京喜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贺旭因与被上诉人赵旭东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36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贺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旭东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赵旭东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剥夺了刘贺旭的诉权。由于赵旭东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刘贺旭的地址不准确，导致一审法院未依法向刘贺旭送达起诉状。本案虽然经过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但送达方式有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且刘贺旭与本案案由相同的另外一起民事案件同期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不存在法律文书无法送达的情况。刘贺旭能够在一审判决作出的当天亲自到一审法院领取判决书，也进一步证明本案的法律文书适用公告送达方式是错误的，违反了法定的程序。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刘贺旭与赵旭东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与现有证据矛盾。首先，刘贺旭是北京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公司）的员工，其参与北京英创同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创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活动，是基于蓝天公司的合法授权，是代表蓝天公司的职务行为，因该行为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应当由蓝天公司承担，与刘贺旭无关。其次，一审判决仅以刘贺旭收取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与英创公司的两份《付款通知书》所确定的委托收款的客观事实相互矛盾。再次，一审判决未查清委托合同关系中所涉及的委托事项、委托权限、委托双方的权利义务、委托合同关系的起止时间等一系列事实，才会出现同一委托代理关系中，对支付980万元的事实采取选择性确认，对剩余1240万元的支付事实采取选择性不认可的对立做法。2.一审判决未查清处置股权涉案款项的经办人。刘贺旭自英创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就按照时任蓝天公司董事长靳东升的命令，将自己的银行卡连同账户密码和身份证交给了蓝天公司的潘星宇。一审判决未查清涉案4笔大额款项的经办人是谁（其中一笔220万元的款项还转到了潘星宇的账户中），就判决刘贺旭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依据。3.一审判决遗漏了案件的当事人。本案涉案款项数额巨大，由于缺少直接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的支付依据，如果收款单位和收款人潘星宇不到案诉讼，则无法查清案件事实。因此，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应当依职权将所有收款单位和收款人潘星宇追加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赵旭东答辩称，不同意刘贺旭的上诉意见。1.一审法院多次联系刘贺旭，但刘贺旭并未回复，根据赵旭东提交的送达地址，一审法院多次送达，穷尽了送达手续，因此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2.刘贺旭是英创公司的股东，也是蓝天公司的间接持股股东，英创公司与蓝天公司是两个法人单位，不存在代表蓝天公司的职务行为。3.刘贺旭收取股权转让款是基于所有股东的委托，也是基于所有股东的信任，刘贺旭收取股权转让款后理应将股权转让款按比例分配。4.刘贺旭将银行卡和身份证交给潘星宇，三笔款项的转出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刘贺旭的上诉请求。赵旭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贺旭向赵旭东给付股权转让款2985000元及相应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10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刘贺旭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英创公司章程（2014年5月23日）载明，英创公司股东为赵旭东（占股30％）、马颖学（占股30％）、刘贺旭（占股20％）、刘丹红（占股10％）、李慧涌（占股10％）。2015年8月16日，英创公司股东5人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张峰、张允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合法持有的英创公司100％的股权及其附带的权利、利益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格为9600000元，具体的支付路径和方式按照英创公司书面通知的付款途径付款（付款通知见附件一）。《股权转让协议》所附的《付款通知书》（落款加盖英创公司公章）载明：“根据马颖学、赵旭东、刘贺旭、刘丹红及李慧涌与贵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约定，现需贵公司办理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手续。贵公司须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玖佰陆拾万元整，小写￥9600000元，一次性支付至如下账户：开户名刘贺旭，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上地支行，账号XXXX5006”。其后，英创公司再次向张峰、张允强出具《付款通知书》（落款加盖英创公司公章），载明“根据马颖学、赵旭东、刘贺旭、刘丹红及李慧涌与贵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约定，现需贵公司办理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手续。贵公司须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壹仟零肆拾万元整，小写￥10400000元，一次性支付至如下账户：开户名刘贺旭，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上地支行，账号XXXX5006”。2015年9月，赵旭东、刘贺旭等股东5人（甲方）与张峰、张允强（合同用名张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约定：解除由甲方五人及乙方二人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之投资补充协议》，作为解除的对价，甲方将向乙方二人支付2180万元。2015年9月，赵旭东、刘贺旭等股东5人（甲方）与华海汇鑫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项下转让标的为甲方合法持有英创公司100％的股权，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贰仟肆佰万元（小写￥24000000元），乙方将首笔转让价款壹仟伍佰万元（小写￥15000000元）支付至甲方书面所要求的指定银行账户：账户名称：张峰……。在甲方上述第3.2款全部条件满足后的7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后续转让价款中680万按3.1.6.3款所示路径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剩余220万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如下账户：账户名称：刘贺旭，账号：XXXX5006”。刘贺旭招商银行6214850101735006账户流水信息显示，张峰、张允强分别于2015年8月17日、8月18日、8月19日分五笔向刘贺旭账户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华海公司于2015年9月28日、9月30日向张峰账户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万元、680万元，另于2015年9月29日向刘贺旭账户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220万元。2015年10月12日，英创公司的股东由赵旭东、马颖学、刘贺旭、刘丹红及李慧涌5人变更为华海公司。一审庭审中赵旭东称，华海公司共向张峰支付2180万元，包括原转让价款2000万元及180万元违约金，故张峰、张允强二人对股权转让再无异议；刘贺旭共收取转让价款2220万元，刘贺旭按其持股比例应得转让价款444万元，2015年8月16日经赵旭东同意，2220万元转让价款中有980万元出借给北京巨华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且至今未还，故赵旭东不就此向刘贺旭主张返还，但刘贺旭未向其他股东分配除444万元和980万元以外的其余款项，在《股权转让协议》和《付款通知书》中均未明确具体的分配方式。一审法院认为，赵旭东提交的证据可互相印证，证明在英创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赵旭东委托刘贺旭代其收取股权转让款，双方为委托合同关系，该合同系赵旭东、刘贺旭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现刘贺旭已受托取得全部股权转让款，在扣除刘贺旭份额及经赵旭东同意出借的款项后，应按赵旭东的持股比例将赵旭东应得转让价款2985000元返还给赵旭东。刘贺旭于2015年9月29日收取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但至今未向赵旭东返还，故赵旭东要求其返还价款并从2015年10月1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刘贺旭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该院依法对其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刘贺旭向赵旭东支付股权转让款2985000元及相应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10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贺旭提供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证明自2009年1月4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刘贺旭为蓝天公司财务总监，其在蓝天公司工作期间的全部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刘贺旭办理离职手续时将银行卡、U盾、身份证都留在了蓝天公司，期间收取、处置英创公司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属于蓝天公司的行为。证据2.付款通知书两份，证明授权使用刘贺旭个人账户收取股权转让款的是英创公司，并非受马颖学的委托。证据3.蓝天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英创公司系蓝天公司的管理层持股平台，二者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结合两份付款通知书，进一步证明决定使用刘贺旭个人账户收取股权转让款的名义上是英创公司，实际上是蓝天公司。证据4.刘贺旭的招商银行卡（XXXX5006）2015年8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证明刘贺旭在此期间受蓝天公司和英创公司委托将个人招商银行的银行卡交给蓝天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用于收取、处置英创公司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其中包括转入潘星宇账户220万元；靳东升20万元；巨华公司960万元；北京平安恒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北京运通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450万元。其中汇给巨华公司的960万元马颖学是认可的。上述款项的支出均由蓝天公司董事长靳东升批准，证明刘贺旭并未实际控制英创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证据5.北京平安恒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交通银行回单一份，证明刘贺旭汇入该公司的500万元，又被汇给了蓝天公司。证据6.交通银行电子回单凭证，证明刘贺旭2015年10月10日汇给北京运通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450万元，并在当天由京运通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汇入北京耀莱航空技术有限公司，而该公司又于2015年10月12日汇入蓝天公司。证据7.巨华公司工商信息资料，证明英创公司股权转让款的最终支配权由蓝天公司董事长靳东升行使，最大一笔款项转入了靳东升的巨华公司，结合英创公司的两份付款通知书，证明英创公司股权转让款收取、处置均由蓝天公司及靳东升决定。证据8.（2018）京02民终191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不清。马颖学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付款通知书是基于公司与个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盖章必须以公司名义盖章，不能以个人名义盖章。付款通知书证明所有股东委托刘贺旭收取股权转让款。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两个公司之间没有直接关联。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转账与本案无关。证据5、6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这500万元并不是英创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而是蓝天公司与北京恒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与本案无关。证据7、8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马颖学提交一组证据，即蓝天公司和其他公司签订的三份合同，证明蓝天公司和杭州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用于购买设备，金额为1500万元。蓝天公司和北京平安恒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公司以及补充合同，证明蓝天公司向该公司采购2613.49万元设备。蓝天公司向北京平安恒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汇款中一部分款项和对方的款项是重合的。北京平安恒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向蓝天公司转款500万、450万是基于上述合同。刘贺旭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主张刘贺旭在收到股权转让款的同一天就支付给北京平安恒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本院经审查认为，刘贺旭和马颖学提交的二审证据均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刘贺旭称，从蓝天公司离职后，其作为东方佳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亦是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办公地址始终在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甲2号诺金写字楼。在蓝天公司工作时起，刘贺旭一直使用XXXX4923和XXXX9888的手机号，从未更换过。另查明，2017年8月20日，一审法院通过司法专邮方式，向刘贺旭身份证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援军路17号邮寄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和证据材料，联系电话为XXXX****。邮件详单记载：刘贺旭电话拒接/长期无人接听。同日，一审法院通过司法专邮方式，向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2号诺金写字楼1608邮寄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和证据材料，联系电话为XXXX****。特快专递邮件再投、改退批条记载：拒收、电话不接。同日，一审法院还向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8号院2号楼23层（20）02-23023，以及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嘉园东区1号楼1层102-52等地址邮寄了上述材料，联系电话均为XXXX****。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一是赵旭东与刘贺旭之间就收取英创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事宜，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刘贺旭应否向赵旭东返还相关股权转让款；二是本案应否追加收款单位及收款人为被告或第三人；三是一审法院向刘贺旭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院评析如下：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在案证据，赵旭东、刘贺旭第一次与张峰、张允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和第二次与华海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收款账户均为刘贺旭个人的银行账户。英创公司指定刘贺旭账户收取股权转让款已经作为合同附件，由赵旭东、刘贺旭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了确认，即刘贺旭、赵旭东二人就通过刘贺旭账户直接代赵旭东收取股权转让款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根据一般生活常识，银行账户的开户人对该账户具有当然的支配权，在刘贺旭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赵旭东之间明确约定账户支配权为第三人所有的情况下，双方约定由刘贺旭的银行账户收取英创公司股权转让款，必然包含赵旭东委托账户的支配权人刘贺旭代为收取股权转让款这一内容。英创公司指定张峰、张允强支付其他股权转让款至刘贺旭账户，并未超过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附件所约定的委托范畴，因此，赵旭东和刘贺旭之间就代收张峰、张允强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以及华海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均构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关系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故，刘贺旭关于与赵旭东不存在委托关系，其参与英创公司股东权转让事宜是代表蓝天公司的职务行为，相关后果应当由蓝天公司承担，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受委托人是赵旭东而不是刘贺旭的上诉意见，均缺乏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刘贺旭上诉称，涉案股权转让款的经办人未能查清，一审判决遗漏了案件的当事人，应当将所有收款单位和收款人追加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本院认为，收取股权转让款的账户系刘贺旭所有，在没有证据证明刘贺旭系根据委托人赵旭东的指示将相应款项支付其他主体的情况下，均不能构成对委托人赵旭东要求其交付受托所取得股权转让款的有效抗辩。至于刘贺旭如何支配涉案银行账户及账户中的股权转让款项，系其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刘贺旭关于涉案款项如何支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以及追加收款单位和收款人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准许。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刘贺旭上诉称，一审法院通过公告方式向其送达开庭传票，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程序严重违法。本院认为，依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向刘贺旭的身份证地址、工作单位地址及其他两个地址分别邮寄送达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和证据材料，以上司法专邮上均写有刘贺旭二审中自认的联系电话号码XXXX****，但在邮件投递过程中该电话号码一直无法联系到刘贺旭本人。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通过公告方式向刘贺旭送达开庭传票并无不当，刘贺旭该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刘贺旭的其他上诉意见，不影响本院在前述认定的基础上对本案作出处理，且不能成立，本院不再逐一评述。综上所述，刘贺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680元，由刘贺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占山审 判 员 王 晴审 判 员 刘 婷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孙 鑫书 记 员 亢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