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4民终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卫斌，男，197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婷，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1号楼23-32层。负责人：赵松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自强，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娜，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张卫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8）京7101民初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6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卫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婷、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自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卫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人寿保险公司向张卫斌支付保险利益差额243600元；2.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投保时人寿保险公司向张卫斌口头承诺基础收益不低于按年利率5.8%计算的利息，该承诺客观存在，一审法院因张卫斌无法举证就简单认定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是错误的。2.涉案保险合同是格式条款，有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一方即人寿保险公司的认定。3.人寿保险公司虽告知张卫斌红利具有不确定性，但并没有明确告知保险金额与保费的关系，而是利用保险金额来错误引导张卫斌，致张卫斌误以为人寿保险公司承诺的利息就含在保险金额中。4.保险合同条款有违公平原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人寿保险公司辩称，不同意张卫斌的上诉请求，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卫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人寿保险公司向张卫斌支付保险利益差额243600元。计算方式为（20300×15）-（1110900-1050000）=243600；2.诉讼费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1年12月2日，张卫斌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合同号为2011-118243-437-01506191-4），投保险种为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期间6年，保费35万元。在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的第六条红利事项中记载，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在符合保险监管机构规定的前提下，本公司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如果本公司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分配给投保人。在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中，首页以加大黑色字体记载了“声明”：本产品说明书旨在帮助投保人了解该产品的主要特点，并演示未来的保单收益，其所载资料仅供客户参考，具体以该产品条款规定为准。该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演示表中的“说明1”中，以加粗加黑字体标注：上述演示基于本公司的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金额是不确定的，实际红利金额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情况决定。二、在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书中的投保单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中，记载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以下简称我们）特此共同声明及同意：1.贵公司所提供的投保单已附保险条款，并且已对保险条款尤其是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我们对产品说明书及分红保险说明书（仅限于分红、万能、投资连结类保险）均已了解，所填投保单各项内容均属事实。以上陈述及本声明将成为签发保险单的依据，并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如有不实告知，贵公司有权在法定期限内解除合同，并依法决定是否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保险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该部分字体较上述字体稍大且进行了加黑加粗）。张卫斌表示该两处的签名均为其本人亲笔签名。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名处有张卫斌的签名，在保险合同送达书后，有手写的“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分红的不确定性”，下有张卫斌的签字。张卫斌表示手写体的字体不是其本人所写，但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三、在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的第六条“请您充分认识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风险和特点”中记载，（1）如果您选择购买分红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如果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才会将部分盈余分配给您。如果实际经营成果差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可能不会派发红利。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的第七条“请您正确认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记载，如果您在银行等机构购买本公司保险产品时，应当注意产品经营主体是本公司。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兼具保险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不同保险产品对于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侧重不同，但本质上属于保险产品，建议您着重了解保险产品的保险功能，不宜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银行存款、国债、基金等金融产品进行片面比较，更不要仅把它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品。四、在人寿保险公司对张卫斌进行回访的电话录音中有这样的对话，问：“看到您这款保单是分红产品，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您所看到的宣传材料上高、中、低档分红演示是基于公司的假设，不代表未来实际收益，具体的分红水平按公司当年的实际经营状况而定。您可以通过公司的95519了解每年的分红情况，这个都清楚了吗？”张卫斌回答：“啊，这清楚。”一审法院认为，张卫斌与人寿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院予以确认。保险合同是由投保单、保险单和其他保险凭证组成的，人寿保险公司在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的红利事项中明确了红利的分配方式，在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中明确了分红保险产品的性质，也以加大黑色字体记载了产品说明书是帮助投保人了解产品的主要特点并演示未来的保单收益，其所载资料仅供参考，分红保险产品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演示表中再次以加粗加黑字体标注了上述演示基于公司的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金额是不确定的，实际红利金额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情况决定。在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书中的投保单“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中，记载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声明，表明投保人对产品说明书及分红保险说明书均已了解，且这些陈述及声明都是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在需要投保人抄录的“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保险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该部分字体较上述字体稍大且进行了加红加粗处理），虽然没有张卫斌的抄录，但下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名处均为张卫斌本人亲笔签名。在保险合同送达书上，有手写的“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分红的不确定性”，该段文字虽不是张卫斌本人书写，但下方的签字为张卫斌本人所签。在人寿保险公司对张卫斌进行回访的电话录音中，当客服询问其是否清楚这款保险是分红产品，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所看到的宣传材料上高、中、低档分红演示是基于公司的假设，不代表未来实际收益，具体的分红水平按公司当年的实际经营状况而定，张卫斌回答“这清楚”。在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中，也记载了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提示，即建议投保人着重了解保险产品的保险功能，不宜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银行存款、国债、基金等金融产品进行片面比较，更不要仅把它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品。从上述的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演示表中均对分红产品的性质、红利分配方式、特点等进行了充足提示和说明，并且在保险合同送达书、回访电话、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中均对张卫斌进行了多次的提示和明确说明，张卫斌均未作出否定或不清楚的表示。在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栏中，已经明确反映保险人就保险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对保险产品说明书及分红说明书均已了解。即便张卫斌对于购买的理财产品性质、收益存在误解，待其收到保险合同文本时则应当已经明晰，但并未见张卫斌于犹豫期行使合同解除权。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张卫斌在购买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时，均在投保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上签名，在电话回访中表示清楚，应当是明知该保险产品以及该产品的收益、风险等。张卫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对其自主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张卫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人寿保险公司在销售该产品时曾经向其许诺年利率5.8%，应该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保险合同到期后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向张卫斌返还了满期金并给付了红利和红利利息，保险合同已经终止，对张卫斌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判决驳回张卫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卫斌提交了案外人张某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邮政储蓄银行的业务员赵晓青当时承诺了保本收益和保本保息，还有一定的分红。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且证人张某也购买了保险，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应被采纳。本院认为，证人张某与本案上诉人张卫斌购买同一保险，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且该份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根据一审证据补充查明：保险合同条款第四条保险责任第一项约定“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的年生效对应日，本公司按照下列规定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一次性交付保险费的，满期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分期交付保险费的，满期保险金＝基本保险金＊交费期间（年数）”；第七条保险费约定“保险费的交付方式为一次性交付和分期交付（年交）两种，由投保人在投保时选择分期交付保险费的交付期间为三年、五年和十年”；在该合同条款释义中“基本保险金额”，解释为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本案中合同号码为2011-118243-437-01506191-4的保险单显示，保险金额为370300元。在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中，“交费期间”解释为“分期交费的分三年、五年和十年三种”。在2011年12月9日人寿保险公司对张卫斌进行电话回访时，双方对话有如下内容：“问：您通过银行投保了一个分红型的国寿鸿盈两全保险，2011年12月3日生效的，您是每年交35万元，保险期间是6年，交（缴）费期间是3年，这都清楚吗？张答：对……问：您是否已经了解这个产品的合同条款，特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相关内容，都了解吗？张答：了解了”。在张卫斌交纳第一期保险费35万元后，保险公司于2011年12月2日向其开具了保险费发票，发票显示“缴费期间3年，缴费期数1－3，保费金额35万元”。此后，2012年12月3日和2013年12月4日，张卫斌分别向人寿保险公司交纳了第二期、第三期保险费各35万元。2017年12月保险期间届满后，人寿保险公司共给付张卫斌1209102.81元。人寿保险公司称，该金额中包含满期保险金1110900元，红利为92777.19元，红利利息5425.62元。庭审中，经法庭询问，张卫斌称其所主张的243600元，是以35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5.8％每年应得利息为20300元，再分别以自然年度6年、5年、4年为期间计算的总利息扣除已得款项，即（20300元×15）-（1110900元-1050000元）=243600元计算而来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张卫斌与人寿保险公司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张卫斌上诉称在投保时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已经口头允诺除不确定的红利之外，保险金额带给张卫斌的收益不会低于每自然年度按年利率5.8%计算的利息。而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坚称，张卫斌最终获得的款项就是按照双方之间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的满期保险金加红利及红利利息。故此，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期间届满后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应给付上诉人张卫斌多少保险产品收益。首先，张卫斌选择了分三期向人寿保险公司交纳各35万元的保险费，交费期间为3年。那么，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第四条第一项的约定，满期保险金＝370300元＊3年＝1110900元。其次，虽然涉案保险产品因涉及红利分配，较之一般保险产品更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投保人容易对红利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等产生误解，但是本案中保险合同的客户服务指南已告知上诉人张卫斌自签收保险合同之后十日内为犹豫期，在犹豫期内上诉人张卫斌可解除保险合同，人寿保险公司将退还全部保险费，但上诉人张卫斌并未在犹豫期内提出解除合同。并且，张卫斌不仅在投保单投保人申明栏签名确认其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保险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还在人寿保险公司对其进行的电话回访中，亦表示知悉该保险是“每年交35万元，保险期间是6年，交（缴）费期间是3年”以及该保险产品收益及风险，从法律上应视为人寿保险公司已对张卫斌送达了保险条款并尽到了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鉴于此，在保险期间届满后张卫斌应获得的满期保险金按照合同约定就应是1110900元，该金额的满期保险金加上红利及红利利息即是张卫斌应得的保险产品收益。上诉人张卫斌称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在其投保时口头允诺过高于此的收益，一审法院按照举证责任，认定上诉人张卫斌未能对此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张卫斌的该项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妥。即便事实确如上诉人张卫斌所说，人寿保险公司口头允诺过更高的收益，但是张卫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对己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有义务持谨慎态度，对于口头约定与书面约定不一致时，应及时提出修改或者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其未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亦应由其为此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卫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54元，由上诉人张卫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晶审 判 员  崔智瑜审 判 员  贾丽英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段金涛书 记 员  郝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