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川13民终22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仕琪，男，汉族，1950年3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军，四川首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慧，四川首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科，男，汉族，1983年9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杨，女，汉族，1985年3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上诉人唐仕琪因与被上诉人袁科、程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18）川1303民初310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仕琪上诉请求：1.撤销原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通知南充市康利达运业有限公司参加本案诉讼，亦未向该公司进行调查核实即认定案涉债权属康利达公司所有，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程序及相关规定。本案债权凭证载明的债权人为“唐仕琪”，而非“康利达公司”，上诉人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裁定认为双方就垫付款项结算形成的债权不属于唐仕琪个人享有属于康利达公司所有缺乏事实根据；2.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垫付款项结算形成的债权属康利达公司所有，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袁科为购车及挂靠营运向上诉人借款，双方于2014年2月10日经对购车及垫付车辆年审费用进行结算，由被上诉人袁科出具《借（还）款协议》，该协议明确载明了借款人、出借人、借款金额及利息计算方式等内容。2015年9月23日，经双方结算，被上诉人袁科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条，后因其逾期未对车辆进行年审，车辆停运，康利达公司为避免损失扩大将该车出售，袁科对出售车辆及所售车款抵付所欠借款并无异议。在案涉借款的支付和偿还过程中，康利达公司均未参与，也未参与案涉借贷的结算。故一审法院仅以收条中“康利达贺君”、“康利达唐仕琪”及以康利达公司名义处分了车辆的行为认定上诉人及其配偶代表公司收取还款而实现公司债权，属事实认定错误。3.案涉债权债务形成过程中，被上诉人袁科向上诉人出具的所有债权凭证均显示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借款具有共同信赖及期待，应依据相对性原则确定权利义务主体，从而判决被上诉人履行义务。本案的借贷关系从成立、履行及结算，均系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一审裁定所作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裁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袁科、程杨辩称，上诉人上诉状中的事实和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我之前并不认识唐仕琪，是经人介绍到康利达公司购车才认识的，受唐仕琪欺骗出具的借条，康利达公司将我车扣收转售他人，售车款抵偿了借款，我方不同意再偿还借款。唐仕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借款298000元，及从2015年9月23日起按月利率1%给付借款利息，直至清偿全部借款本息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0年8月25日，南充市康利达运业有限公司（下称康利达公司）作为购车单位向湖北省武穴市三联汽车有限公司购买了东风牌半挂牵引车，价款298000元。时任康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仕琪通过转账方式向该销售公司支付车款20多万，其余款项由提车的袁科现场支付。提车后，该车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的所有人为康利达公司，2010年9月1日，袁科（乙方）与康利达公司（甲方）就该车的挂靠事宜签订了汽车挂靠经营协议，约定，乙方自愿将该东风型汽车（车牌号40693）挂靠在甲方名下自主经营，自负益亏。同日，该车取得的道路运输证载明业主名称为康利达公司。随后，唐仕琪还就支付的购车款与袁科进行了算账，唐仕琪支付金额为25万左右。2010年10月21日和2011年11月28日，康利达公司办公室主任及会计贺君两次共收到袁科还车款3万元并分别向袁科出具收条，两收条收款人处均载明“康利达贺君”；2011年1月14日，唐仕琪向袁科出具收到还款2万元的收条，其收款人处亦载明“康利达唐仕琪”。2014年2月10日，经与唐仕琪结算后，袁科在借（还）款协议（打印件）上签字确认所欠购车款金额和还款方式，该协议载明：“川Ｒ×××××、1491挂，姓名袁科，借康利达公司唐仕琪人民币（大写）贰拾柒万元，小写：￥270000.00元，从2014年2月10日至2015年2月10日止，还清所有借款……超过还款限定时间三个月，由康利达公司唐仕琪同志收回该车（川Ｒ×××××、1491车型半挂）并交高坪区人民法院拍卖，归还所有欠款及全部费用，并且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及经济损失，由借款人袁科承担全部责任，借款人袁科（签名），二0一四年2月10日。2015年9月23日，袁科再次就所欠购车款向唐仕琪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唐仕琪同志现金贰拾玖万捌仟元正（￥298000.00元）用于购买川Ｒ×××××重型汽车和1491挂车，该借款于2016年9月30日前还清，利息按1分计息，如未按时还清，将收回该车，借款人袁科，2015.9.23。”此后唐仕琪安排康利达公司工作人员将袁科经营的川Ｒ×××××号货车予以扣留直至2015年11月11日，康利达公司又将该车转卖予其他运业公司。另查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2010年度至2015年度，唐仕琪均系康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庭审中，唐仕琪对公司经营中关于挂靠客户购车差款的陈述是，由公司先行垫付所差资金，再由客户出具借条；对借（还）款协议“收回该车交法院拍卖，归还所有欠款及全部费用”中“全部费用”含义的解释是指审车的费用和买拖车的费用。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本案中，涉案汽车是以康利达公司名义向销售商购买，唐仕琪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向销售商支付车款既是代表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又是代表公司为拟挂靠公司经营的袁科垫付的车款。此后唐仕琪及康利达公司会计贺君收到袁科还款后又专门在收条收款人姓名前注明“康利达公司”字样，也表明了两人是代表康利达公司收取的还款。袁科在向唐仕琪签字确认借（还）款协议和出具借条时，唐仕琪均系康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该两份证据上载明“如未按时还款将收回该车”的内容，结合此后康利达公司员工又实际收（扣）了车的事实，以及唐仕琪对借（还）款协议上“全部费用”含义的解释，可以确定，唐仕琪是代表康利达公司与袁科进行的债务确认、协商和结算；债权凭证上关于收车的意思表示也是双方基于袁科欠付的是康利达公司款项作出的约定；袁科的车辆被收并被专卖，更是唐仕琪为实现康利达公司债权安排员工实施的催收行为。庭审中，唐仕琪又认可在实际经营中对于与袁科购车类似的客户，均是公司先行垫付了购车款后再由客户向公司出具借条的模式；同时，唐仕琪也未举证证明袁科所负公司债务应由其个人享有权利。由此，也能确认康利达公司对袁科所负债务享有债权。综上，本案的借款关系是唐仕琪代表公司为袁科垫付了购车款后经双方结算而形成。双方就垫付款项结算形成的债权不属于唐仕琪个人享有，属康利达公司所有，应由康利达公司提起诉讼，唐仕琪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系主体不适格，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唐仕琪的起诉。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唐仕琪起诉能否受理的关键是唐仕琪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第一，康利达公司购买了案涉东风牌半挂牵引车，康利达公司与被上诉人袁科就该车签订了挂靠协议，上诉人唐仕琪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唐仕琪向销售商支付了20多万元车款，故唐仕琪支付车款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既是代表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又是代表公司为拟挂靠公司经营的袁科垫付的车款。第二，袁科偿还车款三笔共计5万元，唐仕琪和康利达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会计贺君收取了还款且在收条上注明收款人为“康利达公司唐仕琪”和“康利达公司贺君”，这也表明了唐仕琪、贺君是代表康利达公司收取的还款。第三，袁科签字确认的借（还）款协议和出具借条均载明“如未按时还款将收回该车”，而后康利达公司员工又实际收（扣）了车，唐仕琪解释借（还）款协议上“全部费用”为审车的费用和买拖车的费用，故可以确定唐仕琪是代表康利达公司与袁科进行的债务确认、协商和结算，袁科的车辆被收（扣）并被转卖，亦是唐仕琪为实现康利达公司债权安排员工实施的催收行为。第四，唐仕琪认可在实际经营中对于与袁科购车类似的客户，均是公司先行垫付了购车款后再由客户向公司出具借条的模式。因此，不能确认唐仕琪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唐仕琪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受理条件，应予驳回起诉。综上所述，唐仕琪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 莉审判员 陈智慧审判员 唐晓兰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胡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