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1民终4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惠珍，女，1934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八步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勋，男，195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贺州市八步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英，女，1966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八步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灏（曾用名：黄玉邦），男，199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贺州市。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达坤，广西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志勇，男，1975年7月13日出生，壮族，住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纯七，贺州市八步区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刘海云，男，196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贺州市。 上诉人彭惠珍、刘海勋、刘海英、黄灏因与被上诉人廖志勇、原审被告刘海云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8）桂1102民初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海勋、刘海英、黄灏及其与上诉人彭惠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达坤，被上诉人廖志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纯七，原审被告刘海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惠珍、刘海勋、刘海英、黄灏上诉请求：1.撤销（2018）桂1102民初359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廖志勇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之后由于刘海兰的资金不足，于是与原告廖志勇商量，向原告廖志勇转让该商品房的部分份额，原告廖志勇对此表示同意。为此，双方于2011年11月7日签订《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在《协议书》中双方约定：转让该房屋29%份额的房产土地产权，转让面积为37.25平方米，转让价格为58000元，除乙方（即原告廖志勇）交纳的58000元房款外，剩下的所有房款税费由甲方（即刘海兰）缴纳，房屋产权写甲方（刘海兰）名下等等合同条款内容”，属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被上诉人作为《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相对方应该有协议书原件，即使协议书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也应该在刘海兰病重期间要求刘海兰签字确认。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客观真实。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原件，一审开庭时也没有依法出庭接受询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第三，清理刘海兰遗物时，上诉人把刘海兰所有的书面材料原件都交给刘海云、廖锦云（廖志勇姐姐）处理，大家都没有发现《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原件。第四，刘海兰过世前还借给廖锦云85万元，资金没有任何问题。刘海兰与廖志勇并不熟悉，两人都是单身，两人共享一套房屋也不符合常理。2.一审认定“2011年10月10日，原告廖志勇按约定将该房屋份额转让款58000元以刘海兰的名义从原告廖志勇的卡里直接转入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账户，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此予以了确认”，属认定事实错误，该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不能直接证实是廖志勇转让的房屋购房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造成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希望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廖志勇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答辩人主张对贺州市XX商品房的房地产享有29%的份额，有答辩人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州分行出具的交易明细并由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明细中签章的证明等一系列证据予以证实，且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证实答辩人的上述主张。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的上述主张理据充分并予以支持是正确的。二、答辩人主张对涉案商品房与刘海兰按份共有，享有29%的份额，合乎常理，符合日常生活逻辑。1.证据表明，刘海兰与刘海云系姐弟关系，刘海云与廖锦云系夫妻关系，而廖锦云与答辩人廖志勇系姐弟关系，由此可知，答辩人与刘海兰具有亲戚关系，且刘海兰在世时相互间常来常往，彼此熟悉。2.根据《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涉案房屋不能使用，只能出售，待该房屋交付使用并取得房产证、土地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出售该房屋，出售该房屋所得的总房款71%归刘海兰，29%归答辩人……据此可知，刘海兰与答辩人购买该房屋的目的是为了日后出售而不是共同居住，因此两人共享该房屋的份额符合常理。3.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交的已生效的（2016）桂11民终109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刘海兰于2010年3月24日向李玉山借款100000元，后又与廖锦云、刘海云分别于2011年11月15日、2012年4月11日共同向李玉山借款150000元和40000元。该事实表明，刘海兰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4月这期间资金是紧缺的，而其认购涉案房屋的时间恰好在这期间。此时刘海兰在自己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转让29%的涉案房屋份额给答辩人，从而与答辩人按份共有该房屋，符合常理。上诉人诉称刘海兰当时资金没有任何问题，其与答辩人并不熟悉，两人共享一套房屋不符合常理，这些说辞与实际不符，也有悖于常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刘海云述称，其认为被上诉人所说的是事实。 廖志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廖志勇对坐落于贺州市XX商品房产权及其土地使用权享有29%的份额。2.判决上述房屋归各被告所有，基于继承各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该房屋总价值29%的份额，共计174000元（该房屋的转让价值暂以600000元计算）。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15日，刘海兰与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认购该公司开发的“XX”第X单元第X层X号商品房一套。该房建筑面积共128.42平方米（套内面积104.53平方米，公共部位和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23.89平方米），每平方米1558元，总房款200078元。合同订立当日刘海兰向该公司支付了总房款的30.03%，即60078元（含定金）。合同约定在40日内再付房价款的69.97%，即140000元。之后由于刘海兰的资金不足，于是与原告廖志勇商量，向原告廖志勇转让该商品房的部分份额，原告廖志勇对此表示同意。为此,双方于2011年10月7日签订《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在《协议书》中双方约定：转让的房屋位于贺州市XX，转让该房屋29%份额的房产土地产权，转让面积为37.25平方米，转让价格为58000元，除乙方（即原告廖志勇）交纳的58000元房款外，剩下的所有房款税费由甲方（即刘海兰）缴纳，房屋产权写甲方（刘海兰）名下等等合同条款内容。2011年10月10日，原告廖志勇按约定将该房屋份额转让款58000元以刘海兰的名义从原告廖志勇的卡里直接转入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账户，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此予以了确认。2013年9月8日，刘海兰因病去世。在刘海兰病故前该商品房的总价款200078元已全部付清。该商品房交付后，由于被告彭惠珍、刘海勋、刘海云、刘海英、黄灏对刘海兰遗产继承存在纠纷，且无法提供办证所需的继承遗产有效证明材料，致使该房至今未能办理房产证和土地证。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6）桂11民终1098号民事判决确认，被告黄灏系刘海兰的养子，被告彭惠珍系刘海兰的母亲，被告彭惠珍与其丈夫刘殿学共生育四个子女，分别是刘海兰和被告刘海勋、刘海云、刘海英。刘海兰生前只结过一次婚，于1999年离婚，未生育子女，但收养了被告黄灏。刘海兰生前未留下遗嘱、遗赠。刘殿学于2015年4月27日去世，去世时妻子彭惠珍、儿子刘海勋、刘海云、女儿刘海英健在，而刘殿学的父母在刘海兰去世前已去世。基于上述事实，原告认为，涉案商品房应归原告廖志勇和刘海兰按份共有，其中原告廖志勇占29%的份额，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对该房屋进行分割。对房产的份额及分割问题，原、被告协商未果，为此，原告诉至该院，请求该院支持其上述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廖志勇其对位于贺州市XX商品房的房地产享有29%的份额，并提供《商品房买卖合同》、《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州分行出具的交易明细并由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明细中签章证明等证据予以佐证，由于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一条完整证据链，证实了原告廖志勇的该主张，因此，原告廖志勇的该主张，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被告彭惠珍、刘海勋、刘海英、黄灏认为原告廖志勇提供的《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完全是虚假协议书，原告廖志勇不能出示原件，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州分行出具的交易明细并由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明细中签章证明，认为不能证明是原告廖志勇为刘海兰交了部分房款，是证明原告廖志勇与开发商有关系。虽然原告廖志勇未能提供《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的原件，但该证据能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州分行出具的交易明细并由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明细中签章证明印证，且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被告对其辩驳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其辩驳主张，理据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上述房屋判归各被告所有，基于继承各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该房屋总价值29%的份额，共计174000元（该房屋的转让价值暂以600000元计算），基于房屋交付后已经升值，根据现时的房屋价值，原告廖志勇和被告彭惠珍、刘海勋、刘海英、黄灏共同确认，房屋的现价值为600000元，由于原告廖志勇与刘海兰的法定继承人被告彭惠珍、刘海勋、刘海英、黄灏不具有直系亲属关系，且不具有共同使用该房屋的意向，虽该房屋未办理有房产证和土地证，但房屋已实际交付到刘海兰的法定继承人处，且该房屋的现实价值也明确，原告廖志勇主张按份额进行分割，且原告廖志勇与刘海兰签订的《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中，对房屋的处置约定是以总房款按份额分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和第一百条“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的规定，由于该房屋是一体的，且原告廖志勇与刘海兰约定的是按份共有，对该房屋很难进行实物分割，即使进行实物分割也会减损房屋的价值，本案中只有原告廖志勇主张对该房屋的份额进行分割，刘海兰的法定继承人被告彭惠珍、刘海勋、刘海云、刘海英、黄灏没有主张对该房屋份额进行分割，因此，被告彭惠珍、刘海勋、刘海云、刘海英、黄灏对该房屋中刘海兰遗产的份额部分仍然是共同继承的共有关系，为此，原告该主张，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廖志勇对坐落于贺州市XX商品房的房地产享有29%的份额;二、坐落于贺州市XX商品房的房地产归刘海兰的法定继承人被告彭惠珍、刘海勋、刘海云、刘海英、黄灏共同所有，由被告彭惠珍、刘海勋、刘海云、刘海英、黄灏支付该房屋总价值600000元的29%的份额房屋分割款174000元给原告廖志勇。案件受理费3780元（原告已预交1890元），由被告彭惠珍、刘海勋、刘海云、刘海英、黄灏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彭惠珍、刘海勋、刘海英、黄灏向本院提交证据：贺州市工商局电脑咨询单一份，拟证实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被上诉人起诉之前就已经解散。廖志勇在公司注销前没有主张债权，而是在公司注销后才向上诉人主张权属，其诉讼请求不合法。 被上诉人廖志勇对上诉人彭惠珍、刘海勋、刘海英、黄灏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该证据的提交已经超过举证期限，该证据只能证实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注销事实，不能证实上诉人要证实的内容，对该证据被上诉人不予认可。 原审被告刘海云对上诉人彭惠珍、刘海勋、刘海英、黄灏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表示同意廖志勇的意见。 被上诉人廖志勇向本院提交证据：平桂矿区管理处珊瑚管理站出具的《证明》一份、廖锦云与刘海云的结婚证复印件一份，拟共同证实廖志勇与刘海兰之间的关系。 上诉人彭惠珍、刘海勋、刘海英、黄灏对被上诉人廖志勇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廖志勇和刘海兰是有亲戚关系，但是并不熟悉。两人都是单身，共享一套房屋不符合常理。 原审被告刘海云未向本院提交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新证据。 本院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的分析、认定：1、上诉人彭惠珍、刘海勋、刘海英、黄灏向本院提交《贺州市工商局电脑咨询单》仅证明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被上诉人起诉之前就已经解散，该公司的解散与被上诉人廖志勇与刘海兰是否签订《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没有必然联系。2、被上诉人廖志勇向本院提交的平桂矿区管理处珊瑚管理站出具的《证明》和廖锦云与刘海云的《结婚证》，仅证明廖志勇的姐姐廖锦云与刘海云系夫妻关系，也不能必然证明廖志勇与刘海兰签订《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真实性。 上诉人彭惠珍、刘海勋、刘海英、黄灏对一审认定事实提出异议：1.认为一审认定“之后由于刘海兰的资金不足，于是与原告廖志勇商量，向原告廖志勇转让该商品房的部分份额，原告廖志勇对此表示同意。为此，双方于2011年11月7日签订《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在《协议书》中双方约定：转让该房屋29%份额的房产土地产权，转让面积为37.25平方米，转让价格为58000元，除乙方（即原告廖志勇）交纳的58000元房款外，剩下的所有房款税费由甲方（即刘海兰）缴纳，房屋产权写甲方（刘海兰）名下等等合同条款内容”，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认定“2011年10月10日，原告廖志勇按约定将该房屋份额转让款58000元以刘海兰的名义从原告廖志勇的卡里直接转入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账户，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此予以了确认”，属认定事实错误，该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不能直接证实是廖志勇转让的房屋购房款。 被上诉人廖志勇、原审被告刘海云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廖志勇向法院起诉主张其与刘海兰生前签订了《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在协议中双方约定：转让的房屋位于贺州市XX，转让该房屋29%份额的房产土地产权，转让面积为37.25平方米，转让价格为58000元，除乙方（廖志勇）交纳的58000元房款外，剩下的所有房款税费由甲方（即刘海兰）缴纳，房屋产权写甲方（刘海兰）名下等等的事实，被上诉人廖志勇仅提供了《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的复印件，无法提供原件核对，其本人一、二审均未到庭说明无法提供原件的原因，其委托代理人对无法提供原件的原因的说明不具有合理性。被上诉人廖志勇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州分行出具的《交易明细》并由广西贺州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明细中签章证明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廖志勇代替刘海兰支付了58000元购房款，《贺州市XX房屋协议书》的复印件与支付58000元购房款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并不能形成证据链，因此，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廖志勇与刘海兰共有贺州市XX第X单元X号房屋的事实证据不足。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条、第十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提供原件，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地完成举证义务。第六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廖志勇主张与刘海兰生前签订有转让贺州市XX第X单元X号房屋29%份额的房产土地产权的协议书，提供协议书的复印件以及支付购房款58000元的依据，但无法合理说明不能提供原件的原因。复印件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要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与其他证据形成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完整证据链，被上诉人廖志勇为刘海兰支付58000元购房款的行为可以是转让房屋份额，也可以是借款或者其他事由，因此该协议复印件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和真实性，该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彭惠珍、刘海勋、刘海英、黄灏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8）桂1102民初35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廖志勇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7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80元，合计7560元，由被上诉人廖志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苑 山 审判员 吕小莉 审判员 严永茂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傅媛 书记员钟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