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145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一环路南三段**。 法定代表人：何婕，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市互惠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菊乐路**附** 法定代表人：何婕，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崇州市互惠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恺泉镇中和社区**div> 法定代表人：何婕，总经理。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兴珍，女，汉族，1982年12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系该公司员工。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忠华，四川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迪康大道**div>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四川运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互惠公司）、成都市互惠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互惠公司）、崇州市互惠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崇州互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0191民初7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0191民初7488号民事判决，改判红旗公司对实际占有的全部物资支付对价，或退还原物，在原物灭失的情况下照价赔偿，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红旗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漏记漏审诉讼请求，红旗公司庭后补充的证据没有质证，程序不当。二审审理中，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将其上诉请求第一项明确为：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 红旗公司答辩称，1.一审程序合法，本案中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2.就该案相同情况已经起诉过红旗公司并作出了相关判决。 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红旗公司支付双方在转让成都互惠公司股权及388家门店的经营权及设施设备和其他财产的过程中，不属于转让财产，而由红旗公司接受并购买的各项物资货款金额6460211.4元并支付占用该笔资金利息694472.72元（计算方式为：按年利率6%，月利率0.5%，起始时间2015年7月25日起，计算到起诉时为止，共计算21.5个月）；2.本案诉讼费由红旗公司承担。一审庭审中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所主张的不属于转让的财产明确为《互惠库房物资》（2张）、《物资退货区空调（旧）》、《库房瓷砖》、《信息库房设备盘点表》、《物流中心财务票据及部分办公耗材盘点明细表》、《大宗购物中心资产盘点表》及《收条》所包含的财产。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7月6日，红旗公司（甲方）与四川互惠公司（乙方一）、成都互惠公司（乙方二）、崇州互惠公司（乙方三）、丙方潘世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目标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国境内法律组建和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乙方拟将本协议附件一所列388家门店的经营权及设施设备、附件二所列配送中心资产、农庄资产以增资方式投入到目标公司，并将目标公司100%股权转让给甲方。在此基础上，甲方同意受让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协议对门店经营权及设施设备实际交割标准约定为：“……C、乙方将门店钥匙及直营门店内设施、设备及相关资料移交给甲方，双方工作人员在移交清单上签字确认”；….”。协议对配送中心资产实际交割的标准约定为：“……B、配送中心设施设备、车辆、地面附着物及相关资料移交给甲方，双方工作人员在移交清单上签字确认……”；协议对农庄资产实际交割标准约定为：“B、农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设备、地面附着物、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及相关资料移交给甲方，双方工作人员在移交清单上签字确认……”。上述协议含附件一《应交割门店清单》及附件二《配送中心及农庄资产》。附件二载明配送中心位于新都区X社。 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开始进行财产的盘点与交接。一审庭审中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主张双方在交接财产过程中红旗公司接收并购买了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应当移交的财产，且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将上述财产明确为《互惠库房物资》（2张）、《物资退货区空调（旧）》、《库房瓷砖》、《信息库房设备盘点表》、《物流中心财务票据及部分办公耗材盘点明细表》、《大宗购物中心资产盘点表》及《收条》所包含的财产。经查，《互惠库房物资》共2张，分别出具于2015年7月16日及2015年7月23日。2015年7月16日出具的《互惠库房物资》载明：“物资名称为木制收银台、货架的规格及数量。”案外人邓易及红旗公司工作人员杨斐在上述移交表的“红旗接收人”处签字。2015年7月23日出具的《互惠库房物资》载明：“外套、衬衣、裤子的规格及数量。”案外人黄德贵及红旗公司工作人员杨斐在上述移交表的“红旗接收人”处签字。《物资退货区空调（旧）》出具于2015年7月16日。该表载明：“美的、格力、LG、华宝空调的规格、数量。”案外人邓易及红旗公司工作人员杨斐在上述移交表的“红旗接收人”处签字。《库房瓷砖》出具于2015年7月23日，载明：“库房瓷砖共116125块。每块1.2元，共计139350元。”案外人黄德贵及红旗公司工作人员杨斐在上述移交表的“红旗接收人”处签字。《信息库房设备盘点表》出具于2015年7月16日，该表载明：“库房信息部设备中的电脑、显示器、主机、打印机、钱箱、一体机、前台键盘、刷卡器等物品的数量。”红旗公司工作人员杨斐在上述移交表的“红旗接收人”处签字。《物流中心财务票据及部分办公耗材盘点明细表》出具时间为2015年7月23日，该表载明：“物流中心财务发票、收银纸、色带、互惠袋、验收单、销售单、压杆纸的数量、单价及金额。金额共计217527.3元。其中压杆纸的价款为900元。”案外人黄德贵及红旗公司工作人员杨斐在上述移交表的“红旗接收人”处签字。《大宗购物中心资产盘点表》出具时间为2015年7月16日，该表载明：“大宗购物中心风扇、饮水机、摆架、蔬菜框、圆形框、手提篮、铁架、收银系统、打印机及空调的数量。”红旗公司工作人员杨斐在上述移交表的“红旗接收人”处签字。《收条》出具于2015年5月13日，载明：“红旗公司信息中心收到互惠公司门店设备一套。具体物资详见清单。”案外人白德一在该份收条的“红旗公司信息中心”处签字。 2015年5月25日，红旗公司向四川互惠公司及成都互惠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兹委托杨斐，身份证号码51060219790819XXXX为我公司代理人，全权代表公司，按照签订的《托管经营合同》，确认托管店铺的交接并在《物资资产统计清单》及《交房记录表》上签字。” 2015年11月9日，红旗公司向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出具《关于限期搬离并腾退房屋的函》，要求二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前搬移滞留在大丰镇教堂村三社1至8栋房屋中的所有自有物品及设施设备。该函件下方空白处有手写已收件、待商讨的内容，并有署名为谭君的签字。红旗公司主张谭君系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的工作人员，并提交了《关于复印件的说明》予以证明。该说明系案外人谭君以互惠商业参与谈判的说明人的身份出具的说明。同日，案外人邹平梅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现经双方协商如下：1、大库房里面物品在2015年11月20日前清理完成。2、石棉瓦房的油在2015年11月22日前清理完成。3、大棚里面的物品不再清理。以上物品如在此日前未清理，我方将不再清理。”案外人邹平梅在该份承诺的“确认人”处签字。案外人黄小平在该份承诺的“担保人”处签字。一审庭审中红旗公司主张案外人邹平梅系四川互惠公司的工作人员，并提交了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0191民初5425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证明。经查，该裁定书当事人主体身份信息处载明邹平梅系四川互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 2015年11月17日，四川互惠公司(甲方)与红旗公司（乙方）签订《备忘录》。约定双方就甲方部分物资管处理及临时占用乙方位于新都区社1-8栋的库房所涉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备忘：“一、乙方同意购买甲方部分物资，包括瓷砖、热敏打印纸、压杆纸，明细如下：1.规格为200MM*200MM的瓷砖，购买价格为1.2元/块，每块瓷砖要求完好无损，数量以双方实际盘点数确定；2.16米/卷的热敏打印纸，购买价格为0.36元/卷，数量以双方实际盘点数确定；3.2层2等份2000页的压杆纸，购买价格为18元/件，数量以双方实际盘点数确定。二、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本次物资销售款项等额有效的合法发票。三、鉴于乙方库房已经对外租赁，甲方物资商品目前临时存放于乙方库房，乙方已书面通知甲方将其物资商品搬离。如因甲方占用乙方库房导致库房承租方请求补偿，甲方应承担全部补偿责任。”庭审中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明确其在本案所主张的财产不包括热敏打印纸及压杆纸。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双方营业执照、《股权转让协议》及附件一、二、互惠库房物资及订购合同、物资退货区空调（旧）及订购合同、互惠库房物资衣服类及订购合同、后勤物资及订购合同、信息库房物资及订购合同、物流中心财务票据和部分耗材及订购合同、大宗物资及订购合同、红旗签收样品及报价单、《授权委托书》、杨斐身份证复印件、互惠商业发票及购物小票及被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备忘录、《关于限期搬离并腾退房屋的函》、《关于复印件的说明》、《承诺书》、（2016）川0191民初5425号《民事裁定书》及照片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与红旗公司双方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主张与红旗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应当就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一、关于红旗公司是否应向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支付瓷砖货款的问题。一审庭审中红旗公司提交的四川互惠公司与红旗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签订的《备忘录》载明红旗公司同意购买四川互惠公司的瓷砖。备忘录对瓷砖的规格、价款及要求约定如下：规格为200MM*200MM的瓷砖，购买价格为1.2元/块，每块瓷砖要求完好无损，数量以双方实际盘点数确定。一审法院认为，该《备忘录》能够证明红旗公司向四川互惠公司购买瓷砖的事实。因此，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提交的《库房瓷砖》载明案外人杨斐已收到了四川互惠公司瓷砖共计116125块。因庭审中红旗公司认可杨斐系其工作人员，故一审法院认定红旗公司已收到了上述瓷砖。因红旗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应由红旗公司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红旗公司应向四川互惠公司支付瓷砖价款139350元（116125块×1.2元/块）。 二、关于红旗公司是否应向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支付《互惠库房物资》（2张）、《物资退货区空调（旧）》、《库房瓷砖》、《信息库房设备盘点表》、《物流中心财务票据及部分办公耗材盘点明细表》、《大宗购物中心资产盘点表》所含财产对应的价款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与红旗公司就上述单据中所载明的物资未成立买卖合同，理由如下：1.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主张与红旗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既没有提交与红旗公司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也没有提交其他的证据证明红旗公司与其就上述单据中所载明的货物达成了买卖的合意，且从红旗公司的行为中也无法推定其对买卖合同的成立表示认可，故对于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买卖合同应当包括商品的名称、单价、数量、金额、交付时间、付款期限等最基本的合同条款。本案中，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提交的《互惠库房物资》（2张）、《互惠库房物资》、《物资退货区空调（旧）》、《信息库房设备盘点表》、《大宗购物中心资产盘点表》及《收条》仅列明了货物名称、规格及数量，并未列明货物的价款。因此，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合同的基本内容。此外，《物流中心财务票据及部分办公耗材盘点明细表》载明了物流中心财务发票、收银纸、色带、互惠袋、验收单、销售单、压杆纸的数量、单价及金额。一审庭审中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陈述压杆纸并非本案其所主张的财物，故一审法院对该份财产不予审理。对《物流中心财务票据及部分办公耗材盘点明细表》载明的其他财产，因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红旗公司有购买上述财产的意思表示，故对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要求红旗公司支付上述财产价款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主张其与成立买卖合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依据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要求红旗公司支付案涉财产相应价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庭审中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提出“红旗公司接收了上述财产，且支付了价款，双方即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红旗公司接收上述货物的背景系因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依据该协议进行了财产的盘点与交接。经审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将协议附件一所列388家门店的经营权及设施设备、附件二所列配送中心资产、农庄资产以增资方式投入到目标公司即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并将目标公司100%股权转让给红旗公司。因此，红旗公司系受让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而非购买目标公司的资产。双方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移交的相关财产的所有权并未转移给红旗公司。红旗公司在此基础上向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支付的款项系股权转让款而非购买目标公司资产的价款。在本案中，不论红旗公司接收的案涉财物是否属于《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应当移交的资产，在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红旗公司接收的除瓷砖外的案涉财产是基于购买的意思表示，且双方对货物的价格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主张与红旗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红旗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瓷砖价款共计139350元；二、驳回四川互惠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成都互惠公司及崇州互惠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941元，由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各承担10107.39元。红旗公司负担618.82元。 本院二审期间，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1.（2017）川01民终11995号民事判决书；2.《关于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的工作安排》；3.金融投资报20160329期第3版关于“红旗连锁：逆势走强敢为社会担当”的新闻报道。拟共同证明谭君、邹平梅从2015年5月24日起至2015年年底一直都是红旗公司的员工，其签字不能代表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红旗公司质证认为：1.对四川互惠公司出具的工作安排及金融投资报的报道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均为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2.对（2017）川01民终11995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其在2015年5月给邹平梅购买社保系因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本院认为，《关于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的工作安排》及金融投资报的报道仅明确了互惠员工到红旗就业，延续之前工龄，购买社保等，但对于何时开始延续以及其他情况均无明确说明，且《关于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的工作安排》系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单方制作，均不能达到证明谭君、邹平梅从2015年5月24日起是红旗公司员工的目的，对于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2017）川01民终11995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需结合本案事实与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除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认为《关于限期搬离并腾退房屋的函》中载明的物品只有地砖是放在该处，通知搬离所有的东西应当只有地砖，《股权转让合同》要求将大丰配送中心移送给红旗公司的只有1-8栋，以及一审法院漏查邹平梅从2015年5月24日开始就是红旗公司的员工外，各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争议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释明，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明确其是基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要求红旗公司支付相应的价款。因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在于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与红旗公司是否就案涉商品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以股权收购等证据以及由对方公司员工清点的《互惠库房物资》（2张）、《物资退货区空调（旧）》《库房瓷砖》《信息库房设备盘点表》《物流中心财务票据及部分办公耗材盘点明细表》以及《大宗购物中心资产盘点表》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清单或盘点表上虽有红旗公司员工签字确认，但也仅限于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商品名称与数量所进行的清点，欠缺价款、付款时间等合同成立的基本条款。上述清单或盘点表并未载明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系将案涉商品出卖给红旗公司，红旗公司对于接收货物亦做出了合理解释。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并无任何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就案涉商品达成了买卖的意思表示，一审关于双方未就清单载明内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互惠公司要求红旗公司支付商品对价的诉请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四川互惠公司、成都互惠公司、崇州互惠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61882元，由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互惠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崇州市互惠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伟 审判员  黄强 审判员  毛星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