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5民终86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建丰，男,1968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佩民，上海市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谢桥）毛桥村。法定代表人：龚幸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克，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蕾蕾，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丽芳，女，1970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上诉人何建丰因与被上诉人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罗兰公司）、原审被告陈丽芳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1民初5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建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苏省常熟市(2017)苏0581民初5740号民事判决，驳回圣罗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圣罗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与圣罗兰公司是羽绒服销售及市场推广的代理关系，而非羽绒服的购销关系；2、圣罗兰公司羽绒服的购货单位是家乐福，而非上诉人；3、上诉人认为《家乐福何建丰2014年度销售结算》相关数据正确就签了名字，是作为圣罗兰公司的代理人履行代理义务，签字的时候，被上诉人将货款减免为35万元这段文字是没有的；4、2015年向圣罗兰公司支付166746.07元的是家乐福，非上诉人；5、上诉人与陈丽芳系夫妻关系，但是本案与陈丽芳没有任何关系，陈丽芳的生活开支及家庭开支均来源于其本人的劳动收入。圣罗兰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系圣罗兰公司的特许经销商，该公司的货款结算是与上诉人进行的。陈丽芳辩称：其虽与何建丰系夫妻关系，但家庭开支与消费均各自承担，何建丰之债权债务与其无关。圣罗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给付货款456692.93元并支付以456692.93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95倍为标准、自2016年1月23日起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中，其变更诉讼请求，将要求被告支付的利息的计算标准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7日，原告与被告何建丰签订《代理合同书》，约定由被告何建丰作为原告圣罗兰公司分别在华东地区的代理商，在“家乐福”销售原告生产的“”品牌羽绒服，合同期限自当年5月1日起，至次年4月30日止。对于订货，合同约定，被告何建丰如向原告圣罗兰公司定购买断款，需另行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对于产品调换，合同约定，原告可根据各个区域市场销售情况，在当年12月30日前对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货品，在原告其他客户需要的前提下，帮助被告何建丰调剂存货，该调剂可不列入库存比例，但不得超过发货的10％，超出部分则视为退货；规定期限内的退货，原告则收取整理包装费1.5元/件，手提袋缺少的，亦按照1.5元/只收取费用。另外，合同对付款与结算、销售任务、广告补助、货运、退货率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5年9月12日，原被告双方再次签订《代理合同书》。该合同主要内容与双方在2014年度签订的代理合同基本一致。合同签订后，双方发生业务往来。2015年9月22日，经原告与被告何建丰对账结算，被告何建丰确认，截至2015年9月22日，共结欠原告货款357812元，并留存有3591件服装，价值478458元，双方另确认了库存羽绒服的款式、数量与价值。同日，原告将被告何建丰当年度结欠货款减免为350000元。在双方签订2014年度《代理合同书》后，原告将2013年度结算时留存在被告何建丰处的3591件服装（价值478458元）调价为372558元，作为2015年度向被告何建丰的首批发货。此后，原告另行向被告发货，分别为760件（价值为66000元）、18件（价值为2410元），价值共计68410元。一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被告何建丰在2016年共向原告退货1346件，价值为167990元。另外，原告确认，被告在2015年度向原告支付货款166746.07元。另查明，被告何建丰与被告陈丽芳于1990年9月10日登记结婚，目前仍为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代理合同，建立了特许经营关系，双方对于特许经营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但被告何建丰在原告履行及时发送货物的义务后，在2014年度结欠原告货款35万元；在2015年度，除原告将2014年的3591件羽绒服调价为372558元，并作为向被告何建丰的首批发货以外，原告继续向被告何建丰发货共计778件、价值68410元，该款项，扣除被告何建丰退货的1346件（价值167990元）与支付的货款166746.07元后，被告在该年度新结欠原告货款106231.93元。上述两个年度，被告何建丰共结欠原告货款456231.93元，被告何建丰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对于原告主张的手续费、毛领等费用461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于2015年度的业务并未进行明确的对帐结算，虽然双方在代理合同中约定了相关的退货包整理装费、毛领短缺赔偿等事项，但首先，原被告双方对于退货中毛领的短缺数量并不明确，且原告主张的461元的费用中并未明确区分毛领短缺与整理费各自的数额；其次，原告提交的相关统计明细系原告单方制作，在本案被告何建丰明确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核算相关的具体数据；再次，虽然被告何建丰对于2015年度退货的总价值予以确认，但亦无法核算相关的数量等情况。因此，一审法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陈丽芳共同承担本案债务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何建丰应承担的债务发生在被告何建丰与被告陈丽芳的婚姻存续期间，被告陈丽芳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何建丰在本案中所负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故本案中被告何建丰所负的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陈丽芳应承担共同支付涉案货款的义务。对于被告何建丰提出的其仅为业务员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被告何建丰与原告圣罗兰公司连续两个年度签订了代理合同，在2014年度的代理合同中亦明确何建丰的销售区域为华东地区家乐福，与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确认的销售区域与场所及被告所称的卖场一致；其次，在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签署的2014年度销售结算单中，抬头即为“家乐福何建丰2014年度销售结算”，在库存表的抬头中，也明确为“2014年度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客户库存表”；再次，在2015年度的新发货部分，亦为何建丰个人所签署。综上，被告何建丰所签署的代理合同、结算单、库存表等证据，均明确表明该业务发生于原告与被告何建丰之间，且被告何建丰的销售区域为华东地区的家乐福。因此，对于被告何建丰提出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建丰、陈丽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结欠原告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的货款人民币456231.93元，并支付以人民币456231.93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自2016年1月23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指定账户；或者汇入常熟市人民法院账户。）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5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2920元，合计诉讼费人民币11070元，由原告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0元，由被告何建丰、陈丽芳负担人民币1105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何建丰、被上诉人圣罗兰公司围绕上诉请求补充提交了证据。上诉人何建丰提交证据：1、家乐福订单、东方圣罗兰货物托运单、家乐福验收单、家乐福退货单，证明商品供销连续环节都是圣罗兰公司与案外人家乐福之间直接发生的供销关系，与何建丰无关；2、促销服务协议，证明是圣罗兰公司与案外人家乐福之间直接发生的促销服务关系，何建丰是联系人；3、家乐福供应商网站信息，证明圣罗兰公司是案外人家乐福的供应商；4、东方圣罗兰2014年出库明细单，证明2014年圣罗兰公司商品出库发给案外人家乐福，而出库发给非何建丰；5、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圣罗兰公司与江苏罗兰公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兰公子公司）系关联公司，圣罗兰公司向家乐福供货，罗兰公子公司代替圣罗兰公司向家乐福开具发票，圣罗兰公司或者罗兰公子公司没有向何建丰开具过发票；6、家乐福各商业公司名录，证明家乐福下属各公司名单；7、单品表，证明圣罗兰公司与罗兰公子公司是关联公司，罗兰公子公司代替圣罗兰公司向家乐福供货；8、家乐福供应商网站信息，证明罗兰公子公司是家乐福的供应商；9、供应商信息表等4页，证明圣罗兰公司是家乐福的供应商、与何建丰没有供销关系；10、货物托运单，证明2012、2013年圣罗兰公司商品出库托运给家乐福，而非托运给何建丰；11、合作销售合同，证明罗兰公子公司与家乐福虽然签订《合作销售合同》，但销售的是圣罗兰公司商品，佐证圣罗兰公司与家乐福的供销关系；12、圣罗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罗兰公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圣罗兰公司与罗兰公子公司系关联公司。被上诉人圣罗兰公司提交证据：家乐福何建丰2013年度销售结算、收款收据，证明圣罗兰公司向何建丰结算2013年度货款、剩余服装存于何建丰处，且何建丰处分其多支付款项。故，何建丰与圣罗兰公司之间系特许经销关系，结算主体也是何建丰与圣罗兰公司。原审被告陈丽芳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认为，何建丰提交的证据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证明圣罗兰公司与家乐福、何建丰之间有无涉案羽绒服购销关系的证据，包括促销服务协议、家乐福供应商网站信息、供应商信息表及东方圣罗兰资质证明、家乐福订单、上海利丰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托运单、家乐福验收单6份、退货报告、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羽绒服出库明细单。第二组是证明罗兰公子公司与家乐福之间存在购销业务关系的证据，包括家乐福各商业公司、家乐福供应商网站信息、合作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单品表。第三组是证明圣罗兰公司与罗兰公子公司系关联公司的证据，即圣罗兰公司与罗兰公子公司的登记信息。第一组证据中，促销服务协议、供应商信息表及东方圣罗兰资质证明未载明圣罗兰公司与家乐福就涉案羽绒服存在购销关系的有效时间，故无法确定系涉案期间、无法确定该二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家乐福订单、部分上海利丰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托运单、家乐福验收单、退货报告载明的时间为2012、2013年，早于本案特许经营合同生效起始时间2014年5月1日；上海利丰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托运单均未载明托运商品是否为涉案羽绒服，托运人和送货方式一栏亦未填写，圣罗兰公司对其关联性也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另，何建丰未能提供家乐福供应商网站信息及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羽绒服出库明细单原件，也未提供证明该二份证据真实有效的其他证明材料，圣罗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第二组证据指向的主体为案外人罗兰公子公司与家乐福；第三组证据指向圣罗兰公司与案外人罗兰公子公司。因该二组证据并非指向本案主体圣罗兰公司、何建丰与陈丽芳，故对该二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圣罗兰公司提交的家乐福何建丰2013年度销售结算、收款收据，系圣罗兰公司与何建丰2013年度的结算关系，并非本案特许经营合同履行期间的内容，故本院对该二项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有相应证据予以支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在一审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还查明：何建丰与圣罗兰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书》在何建丰代理资格的认定部分约定：圣罗兰公司与何建丰双方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商业行为和法律行为及经营损失不承担责任；在圣罗兰公司产品价格、销售区域部分约定：圣罗兰公司有权对何建丰特许经营范围、销售区域划分严格管理；在付款和结算办法部分约定：圣罗兰公司按照何建丰提供的销售网络明细及今年销售任务统一发货、圣罗兰公司可根据何建丰的实力及市场情况给与一定的信用额度、退货率超出35%以上的公司不予收货、何建丰在代理区域内根据圣罗兰公司提供的统一品牌形象进行广告宣传并按2015款的实际销售额报1%广告费补助。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何建丰与被上诉人圣罗兰公司是否为特许经营合同关系；2、原审被告陈丽芳是否对上诉人何建丰、被上诉人圣罗兰公司之间的特许经营纠纷负责。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一、《代理合同书》中明确约定“特许经营”字样，履约内容为就“”品牌羽绒服这一经营资源，以统一的经营模式及业务培训、广告宣传开展市场推广及销售，符合特许经营合同的基本特征；第二、家乐福何建丰2014年度销售结算中，何建丰、圣罗兰公司签字确认何建丰结欠圣罗兰公司货款357812元、尚余3951件服装存于何建丰处、圣罗兰公司免除何建丰7812元债务，证明涉案羽绒服购销业务发生于何建丰与圣罗兰公司之间；第三、2014年度销售结算、2014年度苏州圣罗兰公司服饰有限公司客户库存表中，“家乐福何建丰”的列名、何建丰在“客户签字确认”处的签字与《代理合同书》中约定的何建丰特许经营销售区域限于家乐福并无冲突，应视为对合同履行的确认；第四、《代理合同书》明确约定双方均不对对方的涉案经营行为、经营后果负责，且在结算办法中约定退货率超过35%以上的，公司不予收货，该约定显然不符合代理人对被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及代理后果负责这一代理关系的基本特征，且何建丰就其系代理人的主张未能提供充足证据予以支持。综上，本院对何建丰否定与圣罗兰公司存在特许经营合同关系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何建丰的涉案债务发生于与陈丽芳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无证据证明二人财产各自独立、也未能证明圣罗兰公司明知其财产独立。故一审认定涉案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何建丰的各项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50元，由何建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管祖彦审判员  范晓荣审判员  张小全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赵 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