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1民终7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增雄,男,196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慧萍,女,1964年7月4日出生,汉族，杭州市江干区室。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赟栋,男,199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杭州市江干区室。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明仁，浙江威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立润,女,195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杭州市下城区室。委托代理人柳斌，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因与被上诉人吴立润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5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吴立润与吴增雄系姐弟关系，赵慧萍系吴增雄之妻，吴赟栋系吴增雄之子。吴立润户口自1984年5月迁入杭州市直骨牌弄27号，于1992年4月迁出；吴增雄、赵慧萍户口于1992年6月迁入杭州市直骨牌弄27号，吴赟栋出户口即落在杭州市号，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户口于2000年5月迁入杭州市江干区室。1995年2月22日，吴增雄作为杭州市直骨牌弄27号房屋的被拆迁人代表（乙方），与杭州城站广场改建工程指挥部动迁办公室（甲方）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一份，约定，乙方房屋产权为公房，房屋使用面积22.01平方米，正式户口3人；安置地点三里亭小区，安置使用面积44平方米，安置时间1997年2月。根据《拆迁安置表》显示，杭州市直骨牌弄27号房屋内拆迁后安置地点杭州市江干区室，户主为吴立润，家庭成员为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自1999年3月，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开始使杭州市江干区室房屋，该房屋所有权人为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吴立润于2017年8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杭州市江干区室公租房承租权归其；2、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立即腾房并迁出户口，并赔偿其租金损失25962.1元（自2002年4月其暂计至2015年12月，此后计算至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实际腾退之日止）；3、诉讼费由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案杭州市江干区室房屋原系杭州市直骨牌弄27号房屋拆迁安置而来的公房，上述两套房屋的承租人及户主均为吴立润，但根据吴增雄作为杭州市直骨牌弄27号房屋的被拆迁人代表与拆迁部门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及《拆迁安置表》显示，拆迁部门系在综合考虑被安置人口数量、结构等因素下，确定被安置房屋杭州市江干区室，而吴立润已作为该公有住房的登记承租人，其对该房的承租权不需原审法院另行确认，吴立润及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同时作为被安置人口及家庭成员，均依法享有讼争安置房屋的居住权，现吴立润要求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迁出户口并腾退房屋，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吴立润主张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赔偿租金损失问题，因诉争房屋所有权人系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同时考虑到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作为被安置人亦享有对房屋的合法居住权，在吴立润未提交代付租金证据的情况下，对于该节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立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24.5元，由吴立润负担。宣判后，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未能查明事实,明晰拆迁安置政策，以致部分事实不当。首先，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户口档案查询情况，杭州市直骨牌弄27号房屋拆迁安置时，被上诉人户籍已迁出且另有住房，拆迁安置人口为上诉人三人，根据当时生效的《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1994年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三上诉人为被拆除房屋使用人，依法享受拆迁安置权益。《杭州市城站广场改建工程房屋拆迁安置表》等证据材料所记载的正式户口（居住人口）三人即指三上诉人，故一审认定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为被安置人口错误。其次，针对房屋的房卡及欠租情况统计表等相应文件记载的承租人为被上诉人情况，系指被上诉人所代表之户主身份，根据上诉人向房管部门有关离退休干部的情况了解，类似的非被拆迁人登记为户主身份的情况较为普遍，主要原因为正式安置之前户主死亡或户主户口迁移而未及时变更所致，相应的权利人身份应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等有关拆迁安置文件确定，非仅凭房卡等文件记载之户主身份。综上，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不享有实体权利，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依法纠正一审判决书第四页第三段第6-10行上诉人系安置人口的事实认定，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吴立润答辩称：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作为该房屋承租人符合客观事实。被上诉人承租权来源合法，并经产权单位登记确认，登记承租人身份事实清楚。案涉房屋系被上诉人公公的离休干部身份分配而来，备案于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的《证明》可以充分证明，该《证明》用于直骨牌弄27号公房承租权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而出具的证明材料，明确载明拱墅区人武部申请将案涉房屋过户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被拆迁人，吴增雄仅为被上诉人代表身份，该事实可以证明杭州市城站广场改建工程指挥部动迁办公室所认可的被拆迁人为被上诉人，而非吴增雄。拆迁后，安设房屋承租权仍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亦与上述事实相印证。无论是拆迁单位还是产权单位均认可被上诉人为案涉房屋承租人。三上诉人在一审中称被上诉人已将案涉房屋卖给或赠与其的观点缺乏依据。按照当时政策，公有住房承租权允许买卖过户，案涉房屋并未过户的事实也可以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因为吴增雄自己也曾拥有公有住房，当时因结婚筹措资金而将自己的公有住房承租权出卖他人，并完成过户。被上诉人与吴增雄系姐弟关系，因其自住的公有住房承租权出卖后无地方可住，才默许吴增雄一家入住，但不代表房屋产权转让。吴增雄代表被上诉人在《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签字时，被上诉人不知道，在得知拆迁消息后，被上诉人一直向三上诉人主张权利，基于亲情及三上诉人无地方可住，被上诉人并未采取强硬手段维权。被上诉人也向原动迁办公室以及现产权单位寻求解决，但其均称房屋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故被上诉人一直劝导三上诉人申请经济适用房，当被上诉人于2016年得知三上诉人已取得经济适用房时遂决心诉讼维权。上诉人占有案涉房屋无合法来源，案涉房屋的安置基础系原有的房屋占地面积，非户口。根据1993年的《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三上诉人对直骨牌弄27号房屋无合法使用的权利来源，无法成为拆迁对象。合法使用人的前提系其具有合法使用的权利来源。在根据该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拆迁安置的基础是原被拆迁房屋，非户口，故三上诉人仅以户口作为享有承租权权利来源无事实和法律基础。当时的拆迁安置是由市中心安置到郊区，安置面积为原有房屋面积的两倍即拆迁安置协议中的44平方米，该面积系基于原有住宅面积，与户口无关，最终安置70余平方米中的30平方米也系三上诉人因户口而多获得，该30平方米系以该房屋为前提，该拆迁利益应归属于产权人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后房屋承租权全部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依法享有对案涉房屋全部面积的承租权。综上，被上诉人吴立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关于更改房屋户主姓名的报告原件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认可三里亭房屋承租权人是上诉人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同意将户主身份变更为吴增雄的事实，后因办理手续需要被上诉人前夫配合，导致未办理。被上诉人吴立润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三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吴立润认为三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未作出该报告并签字，该报告上出现签字及印章不符合常理，假设系被上诉人签字，直接按手印更合适。该报告内容与房屋现状不符，该报告可以证明当时承租权可以转让，上诉人也明知需要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但承租人仍为吴立润，可见吴立润并未做出同意变更户主的意思表示，而且事后也没有办理，吴立润也未收到关于案涉房屋的任何款项，吴增雄向其他人借款2万元可能系用于括面的款项。本院对该证据的认证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杭州市江干区室房屋系杭州市直骨牌弄27号房屋拆迁安置而来的公房，户主均为被上诉人吴立润。因三上诉人系户内成员，且被上诉人认可《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表》上记载的居住人口三人、正式户口三人系本案三上诉人，故被上诉人要求三被上诉人腾杭州市江干区室房屋依据不足。本案双方对公租房承租权人登记以及变更所持异议，不属于民事纠纷审查范畴，本院不予审查，故对三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本院亦不予审查。因三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主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9元，由吴增雄、赵慧萍、吴赟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亮审判员 李国标审判员 韩圣超二0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