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苏03民终10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徐州市铜山区大许镇大许村。法定代表人：薛伟，该合作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振乾，该合作社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庆付，男，196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江苏竞自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孟可，江苏竞自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红静，女，196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江苏竞自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孟可，江苏竞自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吴庆付、朱红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312民初821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振乾、李伟，被上诉人吴庆付、朱红静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唐孟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由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该欠条中明确载明债权人为上诉人，并提交了由被上诉人吴庆付本人签字确认的合同鸭送种蛋明细，上述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据此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显属不当。被上诉人吴庆付、朱红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庆付、朱红静给付拖欠养鸭饲料等材料款项704135元；2、吴庆付、朱红静自2017年3月2日起以704135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50000元；3、该案诉讼费由吴庆付、朱红静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20日，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甲方）与吴庆付（乙方）签订《江苏苏兴种鸭联营养殖合同书》，约定的主要内容为：联营种鸭数量：公鸭2700羽，母鸭13300羽，合计16000羽。联营合同有效时间：自乙方接母鸭入栏第一日龄起（以甲方开具的发货凭证为准）满壹拾柒个月。超过以上合同有效时间的种鸭，如甲乙双方同意继续饲养，合同有效时间顺延，在延长的合同有效时间内甲乙双方仍受本合同条款约束。联营种鸭投入：甲方承担联营投入的种苗成本30元/羽（按母鸭计，下同）、饲料成本约98.87元/羽，即甲方承担联营种鸭每羽约128.87元投入，乙方承担种鸭栏舍的建设费用和种鸭的养殖管理费用，并按合同约定种鸭公母合计数量缴纳50元/羽的种鸭联营押金给甲方。鸭蛋回收保底价：甲方承担市场风险，不论鸭苗市价多低，都必须按鸭蛋保底价回收全部鸭蛋，鸭蛋回收保底价为:合格种蛋7.30元/市斤，菜蛋、双黄蛋均按市场价回收。甲方义务：甲方在合同终止之日起15天内与乙方结清账目，一次性付清余款。双方还就二次利润分配、鸭蛋回收及质量要求、蛋款的支付方式、淘汰种鸭的回收、饲料结算价格、合同结算货币、受精率奖罚计算方式、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详尽约定。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在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印章，程功升在甲方经办人处签字，吴庆付合同下方有吴庆付签字，并盖有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同日，吴庆付与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上述合同附件一《江苏苏兴种鸭联营养殖合同书》（回收鸭蛋选择分类标准）、附件二《苏兴种鸭联营合同》（路途补贴）、附件三《江苏苏兴种鸭联营养殖合同书》，在附件三尾部程功升签署“2014年合同押金722078元，大写柒拾贰万贰仟零柒拾捌元整”。2017年3月2日，吴庆付、朱红静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现金442608元，大写肆拾肆万贰仟陆佰零捌元，此款必须于年月日前还清，逾期不还，每超一天按总额的‰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如发生经济纠纷，由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所在法院管辖。该欠条右上角标注“2013年12月—2015年9月种鸭合同款”。一审庭审中，吴庆付、朱红静主张右上角标注内容非吴庆付、朱红静所写。2017年3月3日，吴庆付在一份名为“吴庆付2016年12月份-2017年2月底合同鸭送种蛋明细”表右下方签字，该明细载明自2016年12月23日至2017年2月28日吴庆付16次合同鸭送种蛋记录，分别是2016年12月23日、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2日、2017年1月7日、2017年1月11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1月23日、2017年1月25日、2017年1月30日、2017年2月4日、2017年2月8日、2017年2月13日、2017年2月18日、2017年2月23日、2017年2月28日。载明合格蛋扣款（345235-86.81/87*345235）*1.38=905元，运费补款（合格蛋）345235*0.025=8630元，2月份合格蛋总款478391-905+8630=486116元，饲料款截止到2017年2月28日吴庆付共欠828000元，截止到2017年2月28日，吴庆付共欠款828000-486116=341884元，2016年之前欠款共计442608元。“吴庆付2017年3月份底合同鸭送种蛋明细”，载明吴庆付2017年3月4次合同鸭送种蛋记录，开具日期和金额分别是2017年3月5日38115元、2017年3月10日39269元、2017年3月15日39246元、2017年3月20日33517元，运费补款（合格蛋）108412*0.025=2710元，3月份合格蛋总款150147+2710=152857元，3月份吴庆付一共拉料25吨*2900元/吨=72500元，三月份欠吴庆付80357元。吴庆付2016年之前欠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款共计442608元，加上2月欠341884元，加上三月-80357元，合计欠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为704135元。另查明：沛县苏富养殖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庆付，经营范围为种鸭养殖、鸭苗销售。吴庆付庭审中提交13份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发货单，客户名称均为沛县苏富养殖有限公司，均加盖了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发货日期分别是2017年1月2日、2017年1月7日、2017年1月11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1月23日、2017年1月25日、2017年1月30日、2017年2月4日、2017年2月8日、2017年2月13日、2017年2月18日、2017年2月23日。吴庆付还提交了4份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孵化厂开具的票据，开具日期和金额分别是2017年3月5日38115元、2017年3月10日39269元、2017年3月15日39246元、2017年3月20日33517元。其中2017年3月5日的票据客户名称为苏富养殖，其余三张的客户名称均为吴庆付。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案中，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以其与吴庆付、朱红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提起诉讼，主张吴庆付、朱红静应支付货款及利息，首先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应当就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提交相关证据。首先，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提交的证据二“吴庆付2016年12月份-2017年2月底合同鸭送种蛋明细”，该明细载明自2016年12月23日至2017年2月28日吴庆付16次合同鸭送种蛋记录，分别是2016年12月23日、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2日、2017年1月7日、2017年1月11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1月23日、2017年1月25日、2017年1月30日、2017年2月4日、2017年2月8日、2017年2月13日、2017年2月18日、2017年2月23日、2017年2月28日。吴庆付、朱红静提供了13份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制作的发货单，发货日期分别是2017年1月2日、2017年1月7日、2017年1月11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1月23日、2017年1月25日、2017年1月30日、2017年2月4日、2017年2月8日、2017年2月13日、2017年2月18日、2017年2月23日。此13份发货单上日期均包含在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提交的明细中，但此13份发货单均系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开具并加盖财务专用章。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提交的该份证据虽有吴庆付签字，但并未载明债权人的名称，结合吴庆付、朱红静提供的发货单，并不能证明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的证明目的。其次，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提交的欠条，该欠条上虽打印有“今欠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现金442608元”等内容，但欠条右上方载明“2013年12月--2015年9月种鸭合同款”字样，而签订《江苏苏兴种鸭联营养殖合同书》的相对方为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与吴庆付，该份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合同有效期为自吴庆付接母鸭入栏第1日龄起满壹拾柒个月，超过以上合同有效时间的种鸭，如甲乙双方同意继续饲养，合同有效时间顺延。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并未提交其与吴庆付、朱红静签订过相关种鸭合同书，从现有证据分析，该份欠条中载明的欠付货款系吴庆付、朱红静依据《江苏苏兴种鸭联营养殖合同书》欠付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种鸭合同款。另，该欠条上注明的欠款金额为“442608元”，与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提交的证据二明细下方标注的“2016年之前欠款共计442608元”欠款金额一致，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不能证明证据二中吴庆付欠付货款的相对方是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因此，也不能证明吴庆付、朱红静所欠款项442608元系欠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的。第三、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提交的“吴庆付2013年3月份底合同鸭送种蛋明细”，系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单方制作，吴庆付、朱红静并未签字予以确认，载明吴庆付2017年3月4次合同鸭送种蛋记录，开具日期和金额分别是2017年3月5日38115元、2017年3月10日39269元、2017年3月15日39246元、2017年3月20日33517元。该证据与吴庆付、朱红静提交的4份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孵化厂开具的票据，开具日期和金额能够一一对应。因此，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提交的证据三亦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以及被告欠原告货款的主张。综上所述，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提交的三份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与吴庆付、朱红静发生买卖关系的是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应依法驳回徐州绿康鸭业专业合作社的起诉。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三方结算时，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将享有被上诉人的债权转让给上诉人；2、2010年12月20日，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一份，拟证明：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是不同的主体，上诉人向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提供鸭苗，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欠上诉人鸭苗款，才出现本案中2017年3月2日和2017年3月3日两笔债权的转让。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缺少出具人的签字、盖章，证据形式不符合形式要件，对于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合作问题，被上诉人并不知情；第二组证据，只能证明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本院查明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期间，上诉人明确认可涉案两笔债权系受让于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本院认为，二审期间，上诉人已明确涉案货款性质是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受让江苏苏兴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被上诉人债权。而一审期间，上诉人系以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起诉主张被上诉人支付涉案款项。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以债权受让人的身份主张权利，与其一审诉请内容不一致，应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单雪晴审判员  单德水审判员  曹 辛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楚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