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303民初7110号原告：杨圣志，男，1952年2月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瑞安市××××××村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龙孝，山东世纪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延洪，男，196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张店区。被告：张爱菊，女，196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张店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治国、耿庆学，山东利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圣志与被告杨延洪、被告张爱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圣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龙孝，被告杨延洪、张爱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治国、耿庆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圣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货款65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赔偿原告自2017年11月23日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期间的经济损失；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至2017年8月期间，原告分四次向被告汇款，共计140万元并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供应相应价值的塑料薄膜。此后，被告仅向原告提供了价值75万元的货物，剩余价值65万元的货物至今仍未提供。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要求被告尽快提供剩余货物或退回相应货款，但被告以种种理由拒绝。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应承担共同返还责任。为此，原告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诉。被告杨延洪辩称如下：1、答辩人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原告不能向答辩人主张权利；2、原告系基于多年的交易习惯向答辩人帐户打款，答辩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原告主张答辩人归还65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主体错误，无法律依据。被告张爱菊辩称如下：1、答辩人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原告不能向答辩人主张权利；2、该款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原告将答辩人列为被告属于主体错误。本院审理查明：一、关于原被告双方无争议事实部分。2017年6月至2017年8月期间，原告分四次向被告杨延洪账号汇款共计140万元，被告承认收到上述货款。原告、被告皆认可原告已收到价值75万元的货物，尚有货款65万元未供货。涉案货物由案外人淄博岱洋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岱洋公司）提供。二、关于本案原被告双方有争议事实部分。本案双方讼争的关键事实问题是涉案债务的交易主体问题。原告认为其交易对象为被告杨延洪，被告则予以否认，并提供证据证明系案外人岱洋公司与原告发生的买卖交易。因本案双方对债务数额及基本事实没有争议，关键在于由谁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因本案交易主体事实的认定直接关系到本案的实体处理，故将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情况及采信原因、具体事实的认定依据等一并在以下裁判理由与主文中阐述，以避免行文重复。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没有书面合同，本院只能依据事实合同的形成、联系及实际履行状况加以界定和确认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关于原告主张与被告杨延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原告负有证明买卖合同成立、有效的举证责任。为此，原告提交的主要证据有银行汇款凭证四份、原告与被告杨延洪之间的通信流水清单若干。前已查明，被告对汇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亦承认确已收到案涉款项。对于若干通信流水清单，因没有通信言语的具体内容，仅能表明双方有过通信经历，但通信具体内容无法显现，因此不具备民事诉讼证据的关联性，没有证据效力，本院不予采信。而上述汇款凭证作为银行流水记录，仅能侧面证明原告付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具有买卖合意的意思表示，故，仅凭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本院确实无法做出如原告主张的判断与认定。关于被告杨延洪主张原告系与案外人岱洋公司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案外人岱洋公司的书面证明和法定代表人杨光的当庭证言、（2）该买卖业务的具体经办人员李梁的人事与劳动关系证明、（3）发货单1宗、（4）涉案交易银行卡1张、（5）原告与案外人岱洋公司法人代表杨光的微信聊天记录等。（上述证据虽由被告提供，但其来源与出处均系岱洋公司，并且鉴于岱洋公司已出具证明和法定代表人杨光当庭佐证，认可涉案债务，本院已无追加其为当事人之必要）。（1）、首先从涉案买卖业务的最初联系、形成看，原被告双方均没有提供令人可信的初始联络订约之人。但双方均承认该笔业务具体经办人员系李梁，被告杨延洪提供了李梁系案外人岱洋公司业务员的劳动与人事关系证明，原告主张李梁系受被告杨延洪的指令与其进行交易的，却未提供证据证明，而李梁的外在身份确系岱洋公司业务人员，原告不可能在不了解其身份的前提下与之交易，庭审中，原告仅用李梁系岱洋公司业务人员，不排除其系根据被告杨延洪的指令提供货物的解释和抗辩，确实令人无法信服。（2）、被告提供的岱洋公司涉案货物格式发货单（具体名称标注为淄博岱洋塑料有限公司成品出库单），则证明涉案货物由岱洋公司组织发货交付。该宗发货单取自于岱洋公司会计记账凭证（被告当庭提交会计账簿），记录连贯，与涉案标的具有关联度，其真实性、客观性，可以认定。观该宗发货单据，抬头为“瑞安”系原告住所地简称，可以说代表了原告。发货时间2017年9月至10月期间，与原告诉称的基本一致。部分发货单有岱洋公司法人代表杨光的签字。提货人则是具体负责运输的物流人员。本院认为，涉案货物确系岱洋公司提供无疑，若如原告主张的被告是交易相对人，那么该批货物应由被告杨延洪作为提货人，其从岱洋公司购、提货物后再转卖原告，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交易过程确实如此，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宗货物系岱洋公司受被告杨延洪的委托或指示交付给原告。相反，上述证据显示涉案货物由岱洋公司通过物流直接发货交付给原告。（3）、从被告提供的2017年6月期间，原告与岱洋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光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显示，双方曾就供货的价格、数量进行过沟通协商。该微信设置有原告杨圣志的头像照片，可以认定系原告注册登记之微信。另外，被告尚提供了2014年至2016年的三年期间，原告与岱洋公司的早期业务往来凭证，即如上所述的发货单1宗，该批发货单与涉案发货单完全一致，间接证明双方曾有过多年业务交易的事实。（4）从被告杨延洪银行卡的持有、控制和资金流向分析，该银行卡由案外人岱洋公司持有并使用卡内资金，该卡并非专门用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交易，同时还用于岱洋公司与其他案外他人的业务结算等。此外，现案外人岱洋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和法人代表杨光的当庭陈述，与上述事实基本一致，可以认定该银行卡系被告杨延洪出借给岱洋公司使用。总之，根据最高院《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被告杨延洪提供的上述证据更具有说服力，更令人相信，其证据效力明显优于或强于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采信，因此可以认定本案被告杨延洪非买卖合同的主体一方。综上，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债权则是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债的相对性是合同的基础，是债的存在和界定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关键。它要求债权人主张债权，必须符合并按照相对性的原则主张，非合同当事人，债权人不得对其主张合同权利。根据该原则，在债之形成、发生之初，其相对人就是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不应根据债之结果发生后再去查寻义务主体，更不应因债务存在风险而转移债务主体，被告杨延洪并非涉案债务主体相对一方，原告要求其承担返还货款650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当然，本院不判决支持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并非赞同或支持涉案被告杨延洪出借银行账号供他人使用的行为，被告应及时纠正该不当行为，由此形成的其他民事责任，原告可另寻其他途径处理。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张爱菊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诉求的法理基础在于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鉴于本院已作出被告杨延洪非涉案交易主体的认定，不应承担本案返还货款的民事责任，故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已无作出实质裁判的必要，原告的此项诉求基于被告杨延洪民事责任的免除，同样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杨圣志对被告杨延洪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杨圣志对被告张爱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00元，减半收取计5150元，申请费3770元，由原告杨圣志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金辉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韩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