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吉07行终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彦臣，1963年11月13日生，现住扶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扶余市农业局。法定代表人刘长印，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俊波，扶余市农业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由宝茹，扶余市农业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队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扶余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刘英杰，市长。委托代理人薛力堂，吉林夫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东义，扶余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上诉人周彦臣因农业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2017)吉0781行初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彦臣、被上诉人扶余市农业局的委托代理人李俊波、由宝茹、被上诉人扶余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薛力堂、郭东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诉称，原告家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2.2公顷，实际分得承包地6.6公顷，且自2016起承包本村石玉秋、郝树国总计4.5公顷土地，原告实际经营土地11.1公顷。2016年原告留花生种5000余斤，因原告妻子患病，原告计划不再种地，因此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出售花生种子消息，出售了一部分花生种子。后来有亲戚朋友帮忙原告又在别处购买花生种子。2017年6月2日被告扶余市农业局做出扶农（种）罚（2017）第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为由没收原告出售种子款5480元，罚款5000元，原告不服向扶余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被告扶余市人民政府以扶府复决字【2017】4号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吉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之规定，原告自有承包地6.6公顷，另外承包4.5公顷，总计11.1公顷，需种5000斤左右。原告出售种子2470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扶农（种）罚（2017）第13号行政处罚决定及扶府复决字【2017】4号复议决定均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据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扶农（种）罚（2017）第13号行政处罚决定和扶府复决字【2017】4号复议决定。原审被告扶余市农业局辩称，一、《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农民个人自繁自用常规种子有剩余，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所称农民，是指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民；所称当地集贸市场，是指农民所在的乡（镇）区域。农民个人出售、串换的种子数量不应超过其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的年度用种量。违反本款规定出售、串换种子的，视为无证生产经营种子。法律规定允许串换的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数量是联产承包耕地面积当年用种量，不是耕种面积用种量。本案中原告联产承包耕地面积为2.2公顷，与原告称11.1公顷的面积无关。二、确认按国家标准最低种子芽率及我市气候、土壤、种植方式、品种特点及管理水平等正常栽培条件核算每公顷最大用种量为每公顷500斤，本案中允许串换的数量不得超过1100斤，原告卖给赵长胜的2470斤花生种子超出允许范围。综上，扶农(种）罚(2017）第1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扶余市人民政府辩称，扶余市人民政府所作扶府复决字【2017】4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接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后，扶余市人民政府签署了《行政复议立案审批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扶余市农业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扶余市人民政府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扶余市农业局作出的扶农(种)罚(2017)第1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予以维持。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原告周彦臣系扶余市增盛镇农民，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分得承包地2.2公顷。2016年3月26日周彦臣的儿子周志远在自已的微信朋友圈内发布出售花生仔信息，3月31日赵长胜在原告周彦臣处购买花生籽2470斤。后因出芽率不好，赵长胜向扶余市农业局举报原告无证生产经营种子。2017年6月2日扶余市农业局做出扶农（种）罚（2017）第13号处罚决定书，认定依据《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农民个人自繁自用常规种子有剩余，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所称农民，是指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民，所称当地集贸市场，是指农民所在的乡（镇）区域。农民个人出售、串换的种子数量不应超过其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的年度用种量。违反本款规定出售、串换种子的，视为无证生产经营种子”之规定，原告出售的花生种子数量已远远超过其承包地2.2公顷面积的当年用种量，当年用种量按国家种子芽率最低标准，常规情况下最高用种量为1100斤，超出部分属于无证生产经营种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对原告处罚如下：1、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不许再无证经营种子；2、没收违法所得5480元；3、罚款5000元，合计罚没款10480元。原告不服向扶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扶余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2日做出扶府复决字【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扶余市农业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2017年8月15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扶余市农业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及扶余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国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规定所称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是指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农业管理机构。根据上述规定，扶余市农业局具有对本辖区内的农业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可以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一）农民个人自繁自用常规种子有剩余，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的；所称农民，是指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民；所称当地集贸市场，是指农民所在的乡（镇）区域。农民个人出售、串换的种子数量不应超过其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的年度用种量。违反本款规定出售、串换种子的，视为无证生产经营种子。本院认为，《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农民个人出售、串换的种子数量不应超过其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的年度用种量，不是承包地的年度用种量，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应以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分得的承包地为准。本案中原告周彦臣出售的花生籽属于自繁自用种子有剩余的情况，可以在当地集贸市场出售、串换，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其出售的种子数量不应超过其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的年度用种量，原告家庭联产承包土地为2.2公顷，有1998年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为凭。原告称其自有承包地6.6公顷，另外承包4.4公顷耕地，现在的承包地为11.1公顷，应以11.1公顷计算年度用种量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家庭联产承包耕地为2.2公顷，扶余市农业局提供的高级农艺师关于扶余市四粒红花生公顷用种量情况可以证明原告家庭联产承包地的年度用种量为1100斤，原告出售给赵长胜2470斤花生仔超过其年度用种量1370斤，已超过原告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的年度最高用种量，应视为无证生产经营种子，扶余市农业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七条对原告予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对高级农艺师张铁良、邢文志的身份有异议，本院认为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张铁良、邢文志具有农业技术推广专业高级农艺师职业资格并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其出具的用种量情况说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且原告在诉状中称自家承包耕地11.1公顷需用种量5000斤左右，表明原告认可每公顷耕地500斤的年度用种量。对原告诉称自己出售的是花生果不是花生种子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之子周志远的微信朋友圈明确写的是出售花生籽信息，有出芽率说明及原告周彦臣的联系电话，且赵长胜、孔繁和的询问笔录均陈述从周彦臣处购买的是花生种子。故对原告的该项诉称不予采信。综上，被告扶余市农业局做出的扶农（种）罚（2017）第1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扶余市人民政府做出的扶府复决字【2017】4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彦臣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周彦臣上诉称，1、上诉人实际耕种土地11.1公顷，预留的花生果不但没够用，而且还向外购买了部分花生果。上诉人没有以营业性为目的出售花生种子，而且自留的数量符合自己家经营用量，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合理；2、上诉人没有出售种子，而是出售花生果，有市场价格及一审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行政机关对上诉人进行处罚是参照农业专家的意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撤销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被上诉人扶余市农业局辩称，1、上诉人称卖的是花生果而不是种子，没有事实根据；2、2016年土地确权面积与家庭联产承包土地面积无关；3、500斤用种量是专家科学计算得出的结论，据此对上诉人进行处罚并无不当。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扶余市人民政府辩称，上诉人无证经营种子，事实清楚。扶余市农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故复议决定予以维持。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农民个人出售、串换的种子数量不应超过其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的年度用种量，否则视为无证生产经营种子。上诉人家庭联产承包耕地为2.2公顷，依据扶余市农业局提供的高级农艺师关于扶余市四粒红花生公顷用种量情况，上诉人家庭联产承包地的年度用种量约为1100斤。上诉人出售给赵长胜2470斤花生仔，超过其年度最高用种量1370斤，应视为无证生产经营种子。被上诉人扶余市农业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七条对上诉人予处罚并无不当。扶余市农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扶余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是正确的。上诉人关于“应以实际耕种土地11.1公顷为基数计算其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年度用种量”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关于“其没有出售种子，而是出售花生果”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周彦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永学审 判 员  刘 洋代理审判员  张 雷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书 记 员  李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