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4民终1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晏竹，女，1972年6月16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杰，男，1995年9月12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燕玲，女，1998年4月29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仁和，男，193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权，重庆市彭水县江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绍红，男，1971月3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梨，男，198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庭生，男，198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海，重庆市彭水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业海，男，197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彭水工业园区建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法定代表人：张志鸿，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洪波，重庆渝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平，重庆渝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因与被上诉人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重庆彭水工业园区建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彭水工业园区）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渝0243民初2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于2018年2月8日对上诉人晏竹及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权，被上诉人李梨及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海，被上诉人彭水工业园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洪波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提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改判由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赔偿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因亲属王义明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共计665872元。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判由彭水工业园区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本案是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合伙在彭水县保家镇鹿山社区六组朱家嘴（原陈园村）开办有一钓鱼场共同经营。该钓鱼场连旁边出事道路是被彭水工业园区征收的范围，被上诉人彭水工业园区有管理之责。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亲属王义明常驾车去钓鱼，后于2017年3月5日再次去钓鱼，于当日17:55左右驾驶渝HL25**别克小汽车返回彭水县城家中，行至鱼塘旁边上坡至半坡时，因路面泥泞湿滑，车不能前行且刹不住车，使车倒退翻下20米高陡坡后掉入鱼塘内，致王义明无法解下身上的安全带逃离汽车，被水淹死。对王义明死亡的事故，彭水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了渝（彭水）公交认字【2017】第000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虽然认定王义明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对事故成因分析确认是“造成此次事故原因是坡陡、路面打滑所致”。对王义明的死亡，从死者是被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的鱼塘淹死、涉案交通事故道路原因责任、彭水工业园区的管理之责、被上诉人的过错等多方面看，五被上诉人均应当承担责任，并承担诉讼费。原判有以下错误：一是认定因本案死亡的王义明为农村居民错误，事实上，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提交原审法院的户口薄为很久前的老户口薄。后来王义明和上诉人一家农转城的户口薄，因王杰到派出所为亡父王义明办理销户时被派出所收回。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在提起本案诉讼后，两次到派出所与之理论，要求派出所出具王义明和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一家人几年前已转为城镇居民家庭户的证明材料，派出所均拒绝，称要求法院派人来查，理由是从2016年起，重庆市范围内已不再办理农村转城户口，且户口早已实行“居民户”，不再有城镇居民户口、农村居民家庭户之分。在一审庭审中，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已说明上述情况，并说明了一家户籍所在地靛水街道（更包括离彭水老县城更近的张家坝村）已规划成彭水新县城多年，靛水街道属于城镇，居民全属城镇居民，尤其是靛水街道已规划城区多年，全县几乎人所共知，住在城区的失地农民、居民，按规定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费用，没想到原审法院居然不知道靛水街道已规划成城区的事实。何况，王义明和晏竹、王杰、王燕玲，已在彭水老城区河堡街买房居住、生活和工作多年，有死者王义明的房产证足以证明，该证因没有想到原审法院不认定上述众所周知的事实才没在原审中举证，这不是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的过错，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将在二审中补充举证；二是原判认定王义明死亡是自身原因造成的，与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事故原因、鉴定书鉴定的死亡原因等事实不符；本案事故，虽然是交通事故，但与其他绝大多数交通事故不同的是，事故车在上坡时路滑使车不能前行又刹不住车，致车辆在刹住车后倒退几十米翻入鱼塘，并非前行中过快或急刹车或急转弯或空挡滑行等真正操作不当的原因所致，而是无法处理所致，此现场情况与事故认定书一致。事故认定书处处提到“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是坡陡、路面打滑所致”，只字未提事故是操作不当造成，因此连作为操作不当的可能性都没有。上述原判的认定是脱离实际和公安交警的技术性认定，作出的错误分析，认定“操作不当”更无根据，并无理由。在本案中，如果没有事故认定书确认的“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是坡陡、路面打滑所致”，则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对“事故是死者自身原因造成的”的认定不服，说不服人，然事实却是相反，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有充分理由说明原判的认定是违背事实的。本案交通事故是坡陡、打滑所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如果如此，就要看“坡陡、路面打滑”的原因并非自然形成，而是路没修好形成，人为形成这一原因就造成了安全隐患，造成安全隐患的人必有责任。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将人行路擅自修成行车道，不是为民而在道义上不应对做好事负责，而是出于私利为其经营鱼塘所为，修成险路后，没有采取必要防范措施，连设置“雨天禁行”等告示牌也没有，这与事故就有必然联系，不能认为无关，没有任何理由不担责。不仅如此，经鉴定死因，王义明的死亡原因是被鱼塘淹死，如果没有鱼塘则只有事故发生不会死人，鱼塘如无人养鱼则罢，有人养鱼，养鱼人就要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免责，而鱼塘经营者李绍红、李梨、李庭生，在不能保证其鱼塘边上必经道路安全的情况下，只管经营获利，不顾他人安全，过错严重，从这一点看也应承担责任。原判认定“该路并非前往钓鱼场的唯一通行道路”，也与实情有出入。事实上，该路就是王义明从钓鱼场回彭水的唯一道路，另一条道路，是反方向的路，通往大河坝村民委、保家镇方能折返回彭水，且只是平坦一些，路也并不好。在不知道“正方向”道路有危险的情况下不走此反方向的道路完全符合常理。出事道路虽是危险道路，但路面较宽较平，路的两端进出路段路面较好，只是中间段坡陡且雨天才湿滑危险，雨天驾车行至中途陡坡时才能感觉危险，但为时也晚，已无法返回，又刹不住车，只能前行，要么幸运通过，要么出事。因此，未在雨天去过的外地车辆，在进入此路口时，无法判断前方风险，以致进入此路的车辆并不存在过错。由于对险情没有在路口而在中断的任何车道道路，在无禁止车辆通行标注的情况下，车辆驾驶人均不可能停车步行走完整段道路判断安全后才返回去开车，而是根据无禁行标志就可通车，或根据标志的慢行提示，驶入前方路段遇险后再作处理或停车，加之，司机非路况专业人员，对路况的判断只是“大概”，并不能准确判断。路口有路况标志是慢行不是禁行，车辆慢慢驶入该道路，是正确的，车辆驾驶人有理由相信前方道路只是不好而不至于出事。本案只是如此，事发前，死者多次从彭水去钓鱼场在路口看到的路况标志提示，就是彭水工业园区设置的“进入园区车辆减速慢行珍爱生命严禁下河游泳”，既未提示道路有危险，也未提示禁行或者雨天车辆禁行。因死者王义明以前多次去钓鱼场都是晴天去的，出事当天又是从保家办完事后去钓鱼的，根本不知从钓鱼场道彭水方向的事故路段雨后的路况，只知道前面路口有慢行提示，应该可以通车，因此惨死，不存在原判认定“王义明未对路况做出准确判断，未选择路程虽稍远但路况较好的另一道路通行的事实”，且假定王义明有过错，不能因为认定是其全错。即使王义明是从彭水到钓鱼场后原路返回，应当知道路况危险，也只是因去时没有出事就没有发现危险而已。王义明没有发现危险，与被上诉人事先造成危险后又不加防范相比较，必然是被上诉人过错更严重。况且，王义明知道前方路口有“车辆减速慢行”（不是禁行）的提示，对此严肃性较强的提示，有理由相信或即便是沿路返回因去时没有出事，也有理由相信出事道路是可以通车的，过错也在被上诉人彭水工业园区没有设置正确的路况提示；三是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所调取的证人证言，没有证人不出庭的任何理由，在对方没有异议的情况下，甚至无其他证据印证，还与被告之一的王业海的证词和陈述相矛盾的情况下，原判予以采信是没有道理的，从而认定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不承担责任，更是错上加错。原判决书第五页证人曾世培、代启林、廖福香证实钓鱼场被村民阻止后未再有人经营，若有人钓鱼，村民看见村民自己收费归自己，纯属虚假证实和因证人无理未出庭作证而属无效证词。事实上，李绍红、李梨、李庭生至今仍在与王海合伙经营钓鱼场，当地群众尽知，绝无虚假。由于本案事实是坡陡、路面打滑的危险因素所致（即危险道路所致），此危险因素又是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造成，以及其与彭水工业园区对道路的危险性均不尽防范义务造成。那么出事道路是不是危险道路，是问题的关键。本案中，有充分证据证明出事道路是危险道路，各被上诉人的责任无法推卸。既然出事道路是危险道路，且是钓鱼人通往钓鱼场的必经之路，又是在钓鱼场边，那就是钓鱼场周边的安全隐患，即使路不是钓鱼场经营者修的，钓鱼场经营者也应保证前往钓鱼者在其附近的安全，就是可以不保证，也至少应在钓鱼场边路口设置“雨天路滑危险，禁止车辆通行或绕行”等提示，却连提示都没有，只顾经营谋利，不管他人生死，过错极其严重，这才与本案事发有必然因果关系，这是作为钓鱼场经营者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的又一责任，怎么能说没有责任呢？四是彭水工业园区在本案中的过错更加严重，是导致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原判认定其没有责任更是严重错误。王义明因本案而亡，是去钓鱼死的，钓鱼场经营者连出事道路的管理者，分文不赔偿，岂有此理？走遍天下也说不过去。请求二审法院依照上诉人之上诉请求依法判决。李绍红、李梨、李庭生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2.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在上诉过程中未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是模糊不清的；3.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只能针对一审判决错误所在提出客观真实的观点，不能以威胁当事人或法庭必须按上诉的要求判决；4.三个鱼塘经营者是客观存在的，但均无过错。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认为路滑，车子翻在水里导致王义明死亡与法院判决相悖，驾驶员对路况及自己的开车技术都要统一起来，路面不好走，应该自己做好防范措施，即使路面湿滑，也与鱼塘经营者无联系。车辆运行是驾驶员在支配，事故发生后交警作出了事故认定，鱼塘经营者并未过错，本案适用的是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必须要有侵权人，本案无侵权人，如果是路面管理不当，则是管理责任纠纷。该条路平时也有人走，都未发生事故，路也未垮塌导致车辆倾斜，即使修路是为了经营鱼塘，那也需要驾驶员自己判断，也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所以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在一审以侵权责任法提起诉讼，一审无法寻找侵权人，所以才作出的判决；鱼塘经营者无义务设置标志，如果工业园区有这个义务，那与死者的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也是很牵强的。请求驳回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的上诉请求。彭水工业园区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因死者操作不当导致翻车是事故发生的唯一原因符合本案事实，由此适用的法律也是正确的，作出的裁判也是公正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2.工业园区无任何过错，按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所言，工业园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前提必须是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本案彭水工业园区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无法律规定彭水工业园区应提供安全保障；3.事发路段仅仅是工业园区红线范围，目前看国家还没有实施征收行为，是一个建设可控范围，涉案路段之前属于人行路，之后被扩宽了，车辆可通行。如一审判决所言，该路段非工业园区修建、封闭，实际上属于向社会大众所公开的、老百姓可以自由通行的路段，因此工业园区没有法定义务对该路段进行管理，当然不能成为侵权责任的主体。基于以上原因，我方认为一审法院驳回了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的一审诉讼请求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业海未到庭无答辩意见。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五被告连带赔偿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因亲属王义明死亡产生的丧葬费23672元、死亡赔偿金592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共计665872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5日18时许，王义明持C1E驾驶证驾驶渝HL25**号小型客车，从彭水县保家镇陈家园（小地名朱家嘴钓鱼基地）出发往保家镇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保家镇大河路（小地名朱家嘴钓鱼基地）一上坡路段时，由于路面泥泞，车辆侧滑，翻于20米高的陡坡后掉入鱼塘内，王义明当场死亡。2017年3月24日，彭水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王义明的死亡原因作出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检验意见为：王义明系溺水死亡。2017年3月29日，重庆市八益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对王义明驾驶的事故车辆进行性能鉴定，鉴定意见为:事故发生前，渝HL25**号车转向系统、照明系统、制动系统性能应为有效；未发现渝HL25**号车有导致本次事故机械方面的原因。2017年3月30日，彭水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对该次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造成该次事故的原因是坡陡、路面打滑所致，由王义明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出事路段为土路，路面较差，上坡坡度为14%，视线一般，道路东侧为居民住宅及郁江河，西侧为居民住宅及山坡。彭水县保家镇大河坝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事故路段属危险路段，是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等人为经营钓鱼场出资所修，事故路段连同李绍红等人的鱼塘是被彭水工业园区征用的范围，事故发生后，该路段即被彭水工业园区、保家镇人民政府及保家镇大河坝村民委封路禁止通行。证人吴兴成证实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四人在朱家嘴水域经营钓鱼场，事故路段系四人为经营钓鱼场所修，事故路段及钓鱼场均被彭水工业园区所征收。证人陈明生、程建辉证实事发当天王义明在朱家嘴钓鱼场钓鱼，陈明生还证实该钓鱼场系收费经营。王业海陈述涉事朱家嘴钓鱼场系其与李绍红、李梨、李庭生合伙经营，涉事道路亦系四人为了经营钓鱼场在原始的人行小路基础上修成了车行道路，但其本人于2016年5月即退伙未再经营涉事钓鱼场，退伙后王业海并不清楚其余三人是否还在经营。李梨当庭陈述涉事钓鱼场曾系其与李绍红、李庭生、王业海四人共同在经营，但在2016年5月因当地村民阻止即未再继续经营。证人曾世培、代启林、廖福香证实涉事钓鱼场于2016年5月因当地村民阻止即未再有人经营，后若有钓鱼者前去钓鱼，当地村民看见后就会去收取费用归自己。朱家嘴钓鱼基地前往彭水县城有二条路，一条路是经由大河坝村往工业园区方向，一条则是经由事发路段直接往保家镇方向，前一条路比后一条路远几公里路程,路况相对较好。2016年11月，彭水工业园区在彭水县保家镇“朱家嘴”设立通告牌，通告牌载明：“严禁在朱家嘴河道内养鱼、捕鱼、搭建临时休闲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王义明生于1969年4月24日，户籍性质为农村居民，其与晏竹婚后共同生育了长子王杰、二女王燕玲，王仁和系王义明之父，王义明的母亲已去世多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一起生命权纠纷，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是否存在侵权责任主体。对于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王义明系因驾驶机动车发生翻车事故导致死亡，根据公安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王义明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故本案事故的发生系王义明本人操作机动车不当导致，并无交通事故侵权人。另，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虽提交证据证明涉事钓鱼场系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共同经营，但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亦举示证据证明该钓鱼场于2016年5月前虽然系四被告在合伙经营，但是因2016年5月当地村民阻止钓鱼场经营，涉案钓鱼场即处于无人经营状况。故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事故发生时涉事钓鱼场系由被告四人共同经营。同时，涉事路段虽系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四人共同出资修建，但系在之前的人行小路基础上加宽，当地村民均可通行，且该路并非前往钓鱼场的唯一通行道路，只是相对较近的一条土路，而事发当天由于路面泥泞，路况较平时更差，本身不利于车辆通行，王义明未对路况作出准确判断，未选择路程虽稍远但路况较好的另一道路通行，最终因自身操作不当导致翻车，才是发生本案事故的唯一且根本的原因，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四人修建涉事道路的行为与本案事故的发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故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四人不应成为本案事故的侵权责任主体。对于被告彭水工业园区，涉事路段虽系彭水工业园区的征收范围，但并非封闭管理场所，该区域当地群众普遍在通行，且彭水工业园区在区域内设立通告牌通告严禁养鱼、捕鱼，涉事路段亦并非政府规划或园区建设用于社会车辆通行的路段，彭水工业园区对涉事路段并不存在管理维护的义务，故本案事故的发生在彭水工业园区可管控、可预防的范围之外，彭水工业园区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过错，亦不应成为本案事故的侵权责任主体。综上所述，对于本案事故并不存在侵权责任主体，五被告均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29.36元（原告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已预交3729.36元），由原告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负担。二审中，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举示了三份证据：1.王义明的房产证，拟证明该证是2014年6月9日办理的，死者是在彭水县城买房居住；2.彭水县城城区白云社区的证明，拟证明王义明全家在彭水县城买房居住，晏竹是以做水果为生，王义明是做建筑为生；3.鹿山社区六组和居委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出事道路是大河坝乡的范围，鱼塘是郁山社区六组的范围，已被工业园区征用并管理、鱼塘事发前就由四被上诉人合伙经营卖票至今、鱼塘只有一条路、路况是危险道路、证明在路口发现不了中途的险情、钓鱼场经营者未设置安全告示、工业园区设置的安全告示设置错了等事实。被上诉人李绍红、李梨、李庭生质证认为，房产证是真实的，但该证据在一审中未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和提供，所以该证据不是新证据，请不予采信；2.白云社区的证明材料：白云社区是2011年成立，该社区在一审法院审理案件前就存在，一审就能收集，且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不应采纳；3.郁山社区六组和鹿山居委的证明不是新证据，不能采信，且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无关联性；被上诉人彭水工业园区质证认为，1.三份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2.房产证真实性由法院审查、该房产证仅能证明王义明购买了房子，但与是否居住不能等同（诉状上记载的才是王义明的居住地）；3.白云社区的证明，对真实性有异议，如果晏竹是在卖水果，王义明在做建筑，就应该有从事水果或建筑行业的其他书证，居委会对辖区居民在从事什么工作，从客观上讲是不能了解到的；4.鹿山居委和鹿山六组的证明：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这两级组织是属于机构，而非自然人，因此无能力证实相关的事实、其证实的内容里面含有诸多主观判断，违背了证据所需要的客观性；5.请求法院对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提交的证据三性均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认为，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举示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彭水工业园区应否为王义明的死亡承担责任，如果应当承担责任，应当承担责任的大小；二、王义明死亡后产生的合理损失的认定。现逐一分析评述如下：（一）关于焦点一。首先，对王义明系因自己驾车从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扩宽的公路上行驶过程中因路面湿滑而打滑退入鱼塘溺水而亡的事实各方没有争议。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的渝（彭水）公交认字[2017]第00030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故原因来看，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是因坡陡、路面打滑所致，因此造成王义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坡陡，一个是路面打滑。对于坡陡的这一原因力来说，公路的坡度与公路经过的地形地貌有关，修建公路的人不可能将所有公路都修成平直的公路且安装防护栏，且并没有证据证明该路段因坡陡导致车辆无法通行，因此，公路坡陡并非是致使王义明驾车侧翻于鱼塘内死亡的直接原因，且修建公路的人并没有违反公路修建的相关规定导致公路本身有缺陷，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人作为公路的修建人，对修建公路行为本身并无过错。对于路面打滑这一原因力来说。路面湿滑是因为下雨造成的，而非人为原因造成的，因此，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彭水工业园区对于路面打滑也无过错。其次，从王义明驾车经过事发路段的路况及天气而言，一是坡陡，二是因下雨导致土路路面泥泞，对于任何车辆驾驶人来说，单在陡坡路面行驶或在泥泞路面行驶都存在安全风险，都必须低速谨慎行驶。而王义明驾车经过的路段不但是陡坡还是泥泞路面，安全风险更高。而公路的一边系鱼塘而非平坦的土地，车辆侧翻后致人死亡的风险更大。总之，王义明驾驶经过了时间、地点属于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可能性相当高的时段。而对于这一路况，王义明作为一个有正常认知和辨识能力的成年人，且多次在事发地钓鱼，事发时也是从下往上行驶，应该有所观察和了解，而对于这一路况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王义明作为合法取得驾驶资格的人，通过了相应的理论知识考试，理应能够预判，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主张王义明只有在进入陡坡中段时才能感知危险的理由不能成立。而对于该安全风险，王义明能够预知其存在，且可以绕道通行予以避免，但王义明冒然驾车通行造成翻车事故，应当由其本人承担责任。作为公路修建人而言，没有证据证明王义明驾车经过该路段时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在现场，其无法采取提醒、规劝等措施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且事故并非发生在公路修建过程中，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不应对王义明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其作为鱼塘的经营者而言，本案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王义明当天在鱼塘钓鱼时李绍红、李梨、李庭生仍然在正常经营，即使在正常经营，王义明已经钓完鱼驾车离开李绍红、李梨、李庭生所经营的钓鱼场所，李绍红、李梨、李庭生对王义明不再负有作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李绍红、李梨、李庭生对王义明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彭水工业园区而言，其既不是公路的修建者，也不是鱼塘的经营者，更不是公路路面湿滑的引起者，不管涉案公路占地仅属于工业园区征地红线范围还是实际已经征地，其均不应对王义明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彭水工业园区曾设置了一个“进入工业园区车辆减速慢行”的警示牌，但该警示内容为“减速慢行”，该警示内容并不会对车辆驾驶人造成误导，也不会增加车辆通行安全风险，其设置该警示牌不存在错误，因此，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主张彭水工业园区设置了该警示牌给王义明造成误导存在管理过错并要求彭水工业园区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二）关于焦点二。因本案的被上诉人李绍红、李梨、李庭生、王业海、彭水工业园区不应对王义明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对王义明死亡后的损失不再作认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29.36元，由晏竹、王杰、王燕玲、王仁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刘文玉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孙正心书 记 员 高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