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02民终102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二）：中房新天地实业（大连）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星海广场******公建。法定代表人：孙继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东，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国滨，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上风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万红路********div>法定代表人：王秀芝，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涛，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薪豫，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一：浙江中房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省府路浙江省人民大会堂**v>法定代表人：吴秀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智杰，男，该公司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英楚，男，该公司法务。原审第三人：大连进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法定代表人：徐立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连河，辽宁于连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房新天地实业（大连）有限公司（简称“大连中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上风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上风公司”）、浙江中房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浙江中房公司”）、大连进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进东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长海县人民法院（2017）辽0224民初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中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上风公司要求大连中房公司支付380万元工程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或改判由进东公司承担相关工程款及利息，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吴欣泽与章顺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协议书》部分有效，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认定《协议书》无效，其不能作为案涉工程的结算依据，案涉工程尚未结算，工程款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1、吴欣泽仅系大连中房公司的董事长，并非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九条对于董事长的职责有明确规定，其不具有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协议的法定权利。2、吴欣泽从未参与案涉工程的洽谈、涉及、施工、付款等过程，除《协议书》外，吴欣泽未与章顺或者上风公司签订过任何协议，上风公司提交的《会议记录》中代表大连中房公司参会的是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关庆海，因此吴欣泽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并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二、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进东公司系S2项目原建筑工程的开发商，参加了项目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现场管理、工程款欠款给付洽谈等事宜”，一方面又认定进东公司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发包人，前后矛盾，其未能查清本案相关事实，一审法院关于进东公司不是案涉工程实际发包人的认定显属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进东公司系案涉酒店的所有权人，案涉工程的实际发包人，也是酒店装修后的受益人，全程参加了项目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现场管理、工程款欠款给付洽谈等事宜，并且上风公司一直知晓前述事实，虽然案涉《施工合同》是大连中房公司与上风公司签订的，但实际上，大连中房公司是受进东公司的委托签订的该合同。因此，进东公司应当是案涉项目工程款的支付主体。上风公司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案涉《协议书》由双方代表签字且无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应为合法有效。上诉人与我方于2015年10月28日签订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有约束力，上诉人应承担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第三人是否是项目实际发包人与本案无关。浙江中房公司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东公司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我方同意上风公司的答辩意见。上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退还保证金200万元，同时向原告支付工程款350万元。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37.54万元，利息损失的计算方式是：（1）保证金200万的利息损失13.35万元，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9日起至法院判决生效之日（暂计至2017年7月15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工程款350万元的利息损失24.19万，以3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日起至法院判决生效之日（暂计至2017年7月15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上同期贷款利率均按2015年10月4日央行公布的1年至3年期贷款利率4.75%计算。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案涉“原进东·颐宝臻品一期”项目建筑工程，包含S2项目建筑工程，工程地点位于大连市长海县小长山岛镇，上述工程为第三人开发建设。原告、被告一、被告二、第三人均系公司法人。其中，被告一是被告二的股东之一。2、2015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意向协议书》，被告一将“原进东·颐宝臻品一期”项目的装修装饰工程发包给原告。被告一承诺并保证其对此工程发包内容已得到授权，有权限、有资质就该项目与原告签订合作意向书，保障意向书的内容会落实到后续的装饰装修施工合同中。《意向协议书》第二部分（二）第4条载明“原进东·颐宝臻品一期”装修装饰工程包括了酒店、别墅、公寓等不同分项目，《意向协议书》附件1《项目概括说明》载明S2项目是其中分项目之一。被告一和原告双方在《意向协议》中第三部分（二）中约定：原告在意向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应向被告一提供工程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该保证金作为合同意向保证，工程后期正常进行开始后，被告一在原告正式进场施工3个月届满后的7天内无息全额退还给原告。2015年7月10日，原告向被告一支付了200万元保证金。3、2015年10月28日，原告与被告二就大连颐宝臻品S2酒店楼精装修工程签订了《施工合同》。发包人为被告二，承包人为原告。工程内容为室内装修、给排水、强弱电、暖通、空调工程。约定开工日期是2015年10月30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90天。合同价款暂定为741.33万元，结算价款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结算，最终结算价款以最后审定为准。合同约定承包人每月25日申报当月完成的工程进度，发包人于次月5日完成工程量的审核及工程进度款的拨付工作，拨付额度为：第一个月为审核后工程量的50%，第二个月为审核后工程量的60%，第三个月为审核后工程量的70%。合同约定的项目于2015年11月11日开始施工。2015年被告二授权第三人负责对S2酒店装修现场进行管理，并授权孔德军负责现场变更确认工作。原告按照合同约定要求施工，并按照合同约定三次报送工程量和工程进度款，被告二对前两次工程进度款审核完成，但对第三次进度款始终未审核，被告二也未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工程进度款，原告遂停止对该项目的施工。4、案涉项目停止施工后，原告就保证金的退还、工程进度款的支付、工程复工事项等事宜，多次与被告一、被告二及第三人通过电话、发函、召开会议等形式进行沟通洽谈。据原告、被告二提供的2016年5月5日会议记录陈曼斯的发言称2016年4月21日，原告的李总和林总专程到浙江杭州与被告一的祝总见面洽谈S2酒店装修工程出现的相关问题，祝总当即电话安排被告二的吴总和关总在三、四个工作日内召集相关人员专项会议落实并记录和确认。2016年5月5日、2016年5月6日，原告与被告二及第三人相关人员先后两次就保证金的退还、工程进度款的支付、工程复工事项等事宜召开会议，形成两次《会议记录》。2016年5月27日，原告向被告一、被告二、第三人发出《工程联系函》，编号为005号，就保证金的退还、工程进度款的支付、工程复工事项等事宜提出原告董事会表决的三点决议，要求被告一、被告二针对相关问题于2016年5月28日前明确下达相关指令和回复。2016年5月27日，被告一、被告二、第三人针对原告发出的005号《工程联系函》予以复函，即《005号工程联系函回复函》，复函有被告一、被告二、第三人在函尾具名，分别为：大连进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房新天地实业（大连）有限公司、浙江中房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二和第三人在回复函上加盖了公司印章。该复函对案涉工程的施工质量、施工进度予以肯定，对工程保证金的退还及工程造价款的支付做出安排和回复。5、据杭州银行网上银行记账凭证记载，被告一于2016年3月1日，向原告支付10万元，资金用途为往来款；据中信银行客户回单记载，被告一于2016年12月6日，向原告支付20万元，摘要为退款。2016年7月5日被告二向原告支付30万元；2017年1月17日被告二向原告支付20万元。上述款项合计为80万元。6、2016年12月30日，吴欣泽代表中房新天地实业（大连）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章顺代表北京上风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就“大连颐宝臻品S2酒店楼精装修工程”（简称“该工程”）相关工程量、工程款项及付款等事宜达成协议一次性结算如下：一、甲乙双方对该工程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的现状的全部工程价款达成一次性含税结算价格，总价格为人民币430万元，该总价格已包括所有乙方已支付或垫付的款项，乙方应提供决算书并符合国家审计规定。二、该工程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由甲方转到浙江中房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账户，并由该账户退还给乙方。三、甲方于2017年1月10日前支付乙方人民币30万元。在扣除该款项及甲方之前已支付的人民币50万元，剩余的该工程保证金及工程款共计人民币550万元，由甲方在2017年6月至9月期间分三次支付完毕。四、乙方承诺其已取得北京上风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可以接受上述款项的授权及与甲方商谈工程及相关款项事宜的授权。五、对该工程，甲乙双方再无争议。六、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盖章或签字后生效。甲方签字人为吴欣泽，系中房新天地实业（大连）有限公司董事长，乙方签字人为章顺，系北京上风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授权的委托代理人。7、原告与被告二就案涉工程工程量、保证金的退还和工程款支付达成协议后，被告二未按照协议的约定期限和约定数额履行义务。原告于2017年6月11日以EMS邮寄方式分别向被告一、被告二发出书面要求退还保证金支付逾期应付工程款项的函，但至今仍未给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一于2015年7月10日签订的《意向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一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意向协议书》有效。原告与被告二于2015年10月28日签订的《施工合同》，是原告与被告二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关于原告与被告二于2016年12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原告认为该《协议书》有效，应对被告一、被告二均有约束力；被告一认为与其无关；被告二认为其无效。本院认为该《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二对《施工合同》的变更和补充，应认定为部分有效。其一，双方在《协议书》签字后已生效。吴欣泽代表被告二作为甲方、章顺代表原告作为乙方，在《协议书》上签字。据被告二工商外档登记材料显示，吴欣泽是被告二的董事长。吴欣泽作为被告二董事长的身份足以使人相信对外以公司名义签字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的规定，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告的签字代表是章顺，原告对章顺有书面授权且认可其代理权。因此，吴欣泽代表被告二与章顺代表原告签订的《协议书》已经成立并已生效；其二，在《协议书》中第二条约定：保证金200万元由被告二转到被告一账户并由该账户退还给原告。因该条约定没有证据证明是经被告一同意签订或经被告一事后予以追认，且被告一在庭审中对《协议书》不予认可，故《协议书》中第二条的约定对被告一没有约束力，应属无效条款；其三，《协议书》对欠付原告工程款数额约定不准确。《协议书》约定的工程总造价为430万元，扣除被告一支付的30万元、被告二支付的50万元后，应付工程款为350万元。对被告一支付的30万元作为已付工程款在工程总造价中予以扣除的约定没有证据证明是经被告一的同意或经被告一事后予以追认，且被告一在庭审中举证证明其支付的30万元是退还给原告的保证金，故将被告一支付的30万元作为工程款给付予以扣除的约定不具有效力。对原告认为《协议书》有效，应对被告一、被告二均有约束力的主张予以部分采纳；对被告一认为与其无关的主张，予以采纳；对被告二认为其无效的主张，予以部分采纳。原告、被告一、被告二对签订的有效的《意向协议书》、《施工合同》及《协议书》的有效部分，都应依约履行。针对本案两个方面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综合评判认定如下：一、关于保证金的退还问题。1、关于保证金应否退还的问题。原告主张应当退还；被告一主张不应退还；被告二、第三人主张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为，保证金应当退还。其一，原告依《意向协议书》的约定于2015年7月10日向被告一支付了200万元保证金；其二，原告依照与被告一签订的《意向协议书》的约定，与被告二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的S2酒店楼精装修项目就是《意向协议书》中约定的诸多分项目之一；其三，原告于2015年11月11日正式进场施工，至2016年2月18日已满三个月又7天，完全满足了《意向协议书》约定的退还保证金的条件，且早已超过了《意向协议书》约定的退还保证金的时间节点。故对原告主张退还保证金的请求，予以支持；被告一辩称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意向协议书》项下的工程未实际施工，原告也未进场，未到协议约定的退还节点，被告一不应退还该笔保证金，被告一的辩解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对被告二、第三人保证金退还与其无关的主张，予以采信。2、关于保证金应由谁向原告退还、退还多少的问题。原告主张应由被告一、被告二共同退还，退还的金额为200万元；被告一主张已经退还了30万元；被告二主张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应当由被告一向原告退还，退还的金额为170万元。其一，在《意向协议书》第三条（二）中就保证金的支付与退还做了明确的约定，原告依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被告一却未按照约定履行退还保证金的义务，应属违约，被告一应向原告履行退还保证金的义务；其二，被告二不是《意向协议书》的当事人，也未收取原告支付的200万元保证金，不应承担向原告履行退还保证金的义务。虽原告与被告二曾于2016年12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二条约定：保证金200万元由被告二转到被告一账户并由该账户退还给原告。因该条款为无效条款，对被告二没有约束力；其三，被告一已向原告退还30万元，应当在200万元中予以扣除。据杭州银行网上银行记账凭证记载，被告一于2016年3月1日，向原告支付10万元，资金用途为往来款；据中信银行客户回单记载，被告一于2016年12月6日，向原告支付20万元，摘要为退款。对上述30万元，原告主张是给付的工程款，被告一辩称是其收取的200万元保证金的退款。因被告一不是《施工合同》的发包人，并不承担向原告给付工程款的义务，相反被告一依《意向协议书》收取原告保证金并负有退还原告保证金的义务，且记账凭证和客户回单在资金用途分别标明是往来款和退款，上述30万元款项应认定为被告一收取保证金的退款，已退还的30万元保证金扣除后，被告一还应向原告退还170万元的保证金。对原告该项主张予以部分支持；对被告一、被告二的辩解意见，予以采信。3、关于逾期退还保证金利息损失问题。原告主张应当支付逾期退还保证金的利息损失，本金按200万元作基数，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起算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被告一主张不应支付利息损失；被告二主张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一应当向原告支付逾期退还保证金的利息损失，但应分段计算利息损失。其一，综合上述1、2可知，被告一应当自2016年2月19日起依《意向协议书》的约定履行退还保证金的义务，被告一未履行退还保证金义务，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其二，原告要求被告一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在《意向协议书》中没有约定，故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其三，因被告一已分两次向原告退还了30万元的保证金，故利息应以本金的不同分段进行计算：（1）2016年2月19日至2016年2月28日的利息，以本金200万元为基数、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12月4日的利息，以本金190万元为基数、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2016年12月5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以本金170万元为基数、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予以部分支持；对被告一的主张，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二的主张予以采纳。二、关于工程款的给付问题。1、关于欠付工程款的数额问题。原告认为工程总价款为430万元，扣除原告一支付的30万元、被告二支付的50万元，尚欠工程款350万元；被告一认为其支付的30万元是退还的保证金，不是工程款；被告二认为其已支付工程款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欠付工程款数额应当认定为380万元。其一，《协议书》中第一条确定的案涉工程总价款为430万元，该价款包含被告一退还给原告的30万元和被告二已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50万元；其二，被告一支付给原告的30万元属保证金，不属于工程款，应在被告一退还200万元保证金中予以扣除，不应在工程总价款中予以扣除；其三，在430万元总价款中扣除被告二已支付的50万元，故尚欠原告工程款为380万元。2、关于欠付工程款应由谁向原告支付问题。原告主张应由被告一、被告二共同支付；被告二认为应由第三人支付；被告一及第三人辩解不应由其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应当由被告二向原告支付。其一，原告与被告二签订的《施工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14条中对工程款的支付做了明确的约定，原告依约定履行了施工义务，被告二却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应属违约，应承担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其二，原告与被告二签订的《协议书》是对《施工合同》的变更和补充，关于欠付工程款，原告与被告二约定被告二在2017年6月至9月期间分三次支付完毕。但到期后，被告二仍未履行给付义务，应属违约，应承担继续向原告履行支付工程款欠款的义务；其三，原告主张应由被告一、被告二共同向原告履行支付欠付工程款的义务。因被告一只是《意向协议书》的当事人，而不是《施工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协议书》中的当事人，不应承担向原告履行支付欠付工程款义务，原告该项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其四，被告二主张案涉工程款应当由第三人支付。第三人虽系S2项目原建筑工程的开发商，也参加过项目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变更、现场管理、工程款欠款给付洽谈等事宜，但现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是基于合作关系或被告二的授权而参与到案涉工程之中，尚无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是案涉工程的实际发包人，也无证据证明被告二是基于第三人的委托签订的《施工合同》，第三人不是《施工合同》及《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案涉工程款支付义务。故对被告二该项主张，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第三人辩解案涉工程款不应由其支付的辩解意见，予以采纳。3、关于逾期支付欠付工程款的利息损失问题。综合上述1、2可知，被告二欠付原告工程款380万元，依原告与被告二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被告二应当在2017年6月至9月期间分三次支付完毕，但被告二并未按约定期间履行支付义务，应属违约，原告在请求给付工程欠款的同时请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应予支持。原告主张应由被告一、被告二共同支付自2016年2月1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被告一不承担支付欠付工程款的民事责任，故对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也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对原告请求由被告一、被告二共同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应当自2016年2月1日起算，因原告与被告二签订的《施工合同》、《协议书》均未对逾期支付工程款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应如何承担做出明确的约定，且《协议书》约定被告二支付欠付工程款的期间为2017年6月至9月，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应当自2016年10月1日起算，而不应自2016年2月1日起算，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中房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上风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退还工程保证金170万元及利息（2016年2月19日至2016年2月28日的利息，以本金200万元为基数、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12月4日的利息，以本金190万元为基数、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6年12月5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以本金170万元为基数、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被告中房新天地实业（大连）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上风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380万元及利息（2017年10月1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380万元为基数、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北京上风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二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930元，被告一负担16360元，被告二负担36570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付给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经二审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如何认定应向上风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的义务主体；二、应否认定案涉《协议书》对大连中房公司产生效力。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大连中房公司为支付欠付工程款义务的主体正确，理由如下：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应以案涉《施工合同》的约定为事实依据予以确认。本案中，案涉《施工合同》系大连中房公司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上风公司共同签订的，对于该《施工合同》有效的认定，合同双方均无异议，故大连中房公司和上风公司均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履行己方义务。对于上风公司而言，其主要合同义务是按工程进度和质量要求施工建设；对于大连中房公司而言，其主要合同义务即是向上风公司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因此，一审法院以案涉《施工合同》为主要依据，判由大连中房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结果正确，应予维持。至于大连中房公司主张其签订案涉《施工合同》系受托于进东公司，故应由进东公司作为欠付工程款支付主体一节，大连中房公司并没有对其与进东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予以举证证明，相反，现有证据表明，进东公司参与案涉《施工合同》项下的S2酒店楼精装修工程系接受了大连中房公司的授权委托所为，故大连中房公司该节主张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协议书》对欠款数额和欠款支付方式等内容的约定应对大连中房公司产生拘束力。因为代表大连中房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的吴欣泽，虽然不是中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该公司的董事长，是大连中房公司企业公示信息上可查的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签订的案涉《协议书》上明确载明了协议的甲方为大连中房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吴欣泽在与事关公司权益的案涉《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属其基于大连中房公司董事长的职务所为。即使大连中房公司抗辩吴欣泽的行为并没有公司的授权，综合考量案涉情形，上风公司在当时有理由相信吴欣泽有权代表大连中房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吴欣泽的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亦无不当。至于大连中房公司于二审审查过程中主张吴欣泽是被迫在《协议书》上签字的一节，因其对此未予举证证明，故本院无法对《协议书》的形成违背吴欣泽的真实意思是表示作出认定，况且，在吴欣泽签订《协议书》后，吴欣泽本人和大连中房公司均未申请撤销该《协议书》或就此事宜作出声明等，反而在《协议书》签订后有过付款行为。综上，一审法院结合案涉《施工合同》、《协议书》的内容和大连中房公司实际付款情况确认大连中房公司应向上风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380万元，裁判结果正确，故对大连中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200元，由上诉人中房新天地实业（大连）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任 娲审判员 阁成宝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任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