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2民终18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宁夫，男，1972年9月5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晓钟，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峰，江苏崇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宏林，男，1964年8月13日生，汉族，住东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皓，江苏致邦（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碧云，江苏致邦（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东湖科技园有限公司，住所地东台市东进路9号。法定代表人：曹晓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皓，江苏致邦（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碧云，江苏致邦（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海华，男，1966年2月1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新区。上诉人韦宁夫与被上诉人伍宏林、江苏东湖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公司）、朱海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5)锡滨商初字第00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宁夫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韦宁夫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伍宏林、东湖公司与朱海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阐述的法律概念模糊，法律适用错误。一、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第三人履行债务的方式是给付金钱还是以物代偿，不影响债务加入的法律特征。按照债务加入规则，债权人仍有权要求债务人承担付款责任。本案协议是典型的债务加入，约定由东湖公司以房抵偿的方式代为履行股权转让对价的支付义务，且未约定免除伍宏林的义务。一审法院未就东湖公司代为履行债务的行为进行法律定性，仅以合同中有明确的以房抵款的代为履行约定，否定了韦宁夫提出的要求债务人伍宏林承担付款义务的要求。二、以物抵债是指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以债务人或经第三人同意的第三人所有的财产折价归债权人所有，用以清偿债务的行为。若债务人未实际履行以物抵债协议，则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旧债务未消灭。１.本案中朱海华与伍宏林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因签订抵偿安排协议而消灭，在抵债物过户完成前，朱海华作为债权人当然有权反悔不履行抵债协议，要求伍宏林按照原合同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债权人放弃以物抵债，要求将抵债物资作为债务人的财产予以执行的，是实现抵债物真实价值的过程，并不加重债务人的负担，法院应予支持。２.以物抵债作为支付对价、清偿债务的一种方式，用于抵债的物须特定化，抵债物约定不明的显然不具有抵债的可操作性。更何况，本案中东湖公司的房产不是被销售网签，就是被法院查封，已经没有房产可供履行，一审法院认为东湖公司有房可抵，毫无依据。三、债权转让问题。一审法院错误认为双务合同中债权人尚有其他义务未履行完毕的，不能单独将债权转让他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朱海华的主要义务为让渡股权，该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债权转让并不加重债务人的负担与风险，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朱海华享有1.2亿元债权，其依法完全可以将1.2亿元债权转让给他人，因朱海华同时还有支付4000万元现金的义务，故债务人有权就该4000万元提出抗辩。又，东湖公司的债务加入不免除伍宏林的履行义务，伍宏林对朱海华负有金钱给付义务，因此，要求债权人朱海华先付4000万元现金，再请求债务人支付1.2亿元现金，没有意义，故朱海华按债务抵销规则，将8000万元债权转让给他人，完全合法。伍宏林、东湖公司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韦宁夫提出的债务加入观点不能成立。本案中，东湖公司以价值1.2亿元的房产置换朱海华的股权及4000万元现金，东湖公司的行为不是单纯的债务加入，合同各方互负合同义务。况且，即使从债务加入角度而言，韦宁夫也不享有请求权。首先，只有当债务人和债务加入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债权人才有权主张权利，但本案中是朱海华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导致涉案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故不具有债务加入基础上的请求权。其次，韦宁夫也并非债务加入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涉案协议属于双务合同，未经另一方当事人同意而进行的合同转让不具有法律效力，故韦宁夫无权以合同相对方的身份向伍宏林和东湖公司主张权利。二、韦宁夫关于以物抵债的观点不能成立。首先，韦宁夫认为以物抵债系实践性合同，在物权过户完成前，伍宏林作为债务人有权反悔不履行协议，朱海华作为债权人更应当有权反悔不履行协议。且不论上述观点在法律上能否成立，仅从双方行为看，伍宏林和东湖公司在积极履行协议，朱海华的消极履行与违约行为不具有合理合法性，不能予以支持。其次，韦宁夫认为涉案协议中用以置换的房产具有不特定性，但协议中明确了置换的房产就是东湖科技城项目的房地产，在确定的范围内赋予合同相对方选择权并无不妥，也不被法律禁止。第三、关于东湖公司的履行能力，一审中已经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退一步，即便东湖公司没有履行能力，与并非合同相对方的韦宁夫也没有任何关系。三、《合同法》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双务合同的转让必须经过相对方的同意。另，案涉协议中的双方义务并非同类之债，不可直接相互抵销。朱海华未作答辩。韦宁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伍宏林支付股权转让款3622万元及自债权转让之日至判决给付之日止的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东湖公司在8000万元范围内对伍宏林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朱海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案件诉讼费用由伍宏林、东湖公司以及朱海华承担。事实与理由：朱海华与伍宏林、东湖公司于2013年6月3日签订《江苏远旗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金的抵偿安排协议》，又于同年6月4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伍宏林受让朱海华在江苏远旗置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朱海华向伍宏林支付4000万元，东湖公司将价值1.2亿元的房地产过户给朱海华作为股权转让的对价。上述协议签订后，朱海华将股权过户给了伍宏林，但东湖公司至今未将相应价值的房产过户登记至朱海华或朱海华指定的房产受让人名下。后因朱海华尚结欠其及案外人张政平等人巨额借款本息，朱海华与上述借款债权人于2015年8月28日签订协议，将朱海华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的3622万元债权向其本人予以转让，用以偿付朱海华结欠其及张政平的相同金额的借款本息，再由其与张政平自行结算。同时约定，债权转让后，朱海华为其对伍宏林、东湖公司的全部债权实现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按照先行的以物抵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原债权债务合同的司法意见，其受让朱海华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债权后，有权要求股权受让方及相关债务人履行给付义务。伍宏林、东湖公司一审共同辩称：1.涉案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而朱海华向韦宁夫转让债权的行为属于无效法律行为。从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看，该协议属于双务合同，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任意一方向第三方转让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应当经得合同相对方的同意。其现对朱海华的转让行为明确表示反对。另，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为合同双方的资产置换协议，由于股权转让及资产置换具有强烈的身份属性，故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向第三方转让；2.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东湖公司的合同义务为配合交付房产，朱海华的义务为给付款项，伍宏林则无付款义务。故在其积极履行协议的情况下，无论是伍宏林还是东湖公司均不存在所谓的付款义务；3.东湖公司一直在积极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朱海华仅是书面委托两人前往东湖公司办理了价值2800万元的房产网签，此后朱海华未与东湖公司办理后续房屋的网签手续，亦未按约支付1000万元款项。为此，未能完全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由朱海华原因所致，伍宏林、东湖公司均同意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4.韦宁夫与朱海华之间所谓的债权转让基础（借款事实）纯属捏造，根据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往来事实，其实质为朱海华在利用本案转移资产。朱海华一审未作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3日，伍宏林（甲方）、朱海华（乙方）、东湖公司（丙方）签订一份《江苏远旗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金的抵偿安排协议》（合同编号为js20100903,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约定乙方将其拥有的江苏远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旗公司）3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甲方，乙方同意由丙方代甲方偿付股权转让款；丙方将其东湖科技城项目的价值1.2亿元的房地产按市场销售价过户给乙方作为股权支付对价和概括承受乙方对远旗公司债权债务的对价；各方为办理上述股权过户手续而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合同书约定的股权转让金无需再行支付；各方为办理上述股权转让手续而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合同内容与本合同约定有不一致的，视为合同内容变更，相关权利义务以本合同约定为准。上述协议签订后的次日，伍宏林（甲方）、朱海华（乙方）、东湖公司（丙方）又签订一份《江苏远旗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金的抵偿安排协议之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为js20100903-1,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做高了丙方支付对价，现修改为：乙方另支付甲方4000万元现金，丙方将价值1.2亿元的房产过户给乙方作为乙方股权和丙方概括承受乙方对远旗公司的债权债务对价；各方约定丙方先开具发票6000万元给乙方，乙方在2014年5月底前给付甲方1000万元现金。之后，各方再另行协商开具剩余发票的时间和面额，待丙方可以为乙方办理房产证时，支付剩余3000万元现金给甲方。各方在2014年1月底前办理网签手续，丙方在2014年6月底前为乙方办理商铺的房产证，于2015年6月地底前为乙方办理公寓的房产证；乙方可以指定上述房产的领受人，丙方可凭乙方授权书为其办理房产证。后，股权转让双方至工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2014年1月21日，根据上述协议安排，朱海华向东湖公司出具两份授权委托书，其中一份授权耿立安网签东湖公司办公室2号楼1301-1307的7套房屋（总价为8616525元）以冲抵合同款项，另一份授权常晓红网签东湖公司办公室2号楼1308-1322的15套房屋（总价为19964517元）。随后，东湖公司即于当月分别与耿立安、常晓红就上述22套房屋签署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了合同备案登记，但上述房屋至今未办理过户登记。2015年9月10日，朱海华作为甲方，韦宁夫作为乙方，张政平作为丙方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截止到2015年9月10日，甲方共向乙方借款本金3725万元，共向张政平借款本金700万元，并自2015年1月1日应按照24%的利率结算相应利息。因甲方无力偿还上述借款本息，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根据甲方与伍宏林及东湖公司于2013年6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伍宏林及东湖公司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8000万元；2.现甲方将与上述协议中的3622万元债权转让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用于偿付甲方结欠乙方及丙方相同金额的借款本息，不足部分甲方另行偿付；3.丙方同意以乙方名义向甲方受让相关债权，并约定乙方向伍宏林与东湖公司及相关担保人实现债权后，乙方与丙方自行结算；4.债权转让后，朱海华同意以个人及家庭财产为乙方对伍宏林与东湖公司的全部债权的实现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庭审中，韦宁夫为证明朱海华已就债权转让事实通知伍宏林及东湖公司，向法院举证2015年9月28日发出的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书》。伍宏林及东湖公司则对此提出异议，称在本案起诉前其从未收到所谓的债权转让通知，韦宁夫也在庭审中确认该通知事后被退回。2016年4月5日（注：本案审理期间），朱海华通过快递向伍宏林发出了债权转让的通知，该通知于次日由他人代伍宏林予以签收。2016年4月29日，常晓红、耿立安委托江苏崇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强晓钟向东湖公司分别发出《解除通知书》，称：1.根据《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其以朱海华指定的受领人身份与东湖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东湖公司未能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办妥产权过户手续，且朱海华已另行将其对伍宏林及东湖公司的全部债权转让他人，并由债权受让人向法院提起诉讼；2.形式上其与东湖公司签订的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实际为以房抵债，其不需要按照合同支付购房款；3.现其同意朱海华另行将对伍宏林及东湖公司的全部债权转让他人的处理，并解除与东湖公司所签订的全部《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的相关房产由法院依法处理。该份解除通知未能妥投，东湖公司亦否认收到上述通知。同时，韦宁夫在庭审中向一审法院确认，其在受让债权后未再向东湖公司要求继续办理剩余房屋的网签，即其不会再向伍宏林、东湖公司主张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房屋抵偿协议，而是主张根据原先的股权转让关系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2016年7月28日，朱海华向伍宏林、东湖公司发出一份《通知书》，称：根据其与常晓红等人的债权转让协议，其已将在远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8000万元的债权部分转让给了常晓红等人，其余4000万元的债权与其按照补充协议应付4000万元债务相抵，抵消后其不再向股权受让人主张相关的债权。对该份《通知书》，伍宏林及东湖公司对此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补充协议》明确作出了以股权加现金置换东湖科技园房产的协议框架，上述《通知书》中所称的现金抵扣后直接以股权置换相应价值房产的内容明显违反了原先协议安排，也与当初的契约目的不符；同时，朱海华单独将8000万元的房产置换权利予以转让，而对其应付4000万元的债务予以保留的行为，显然是剥离其原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也违反协议约定及契约目的。另，韦宁夫为证明朱海华与其及张政平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债务关系向一审法院举证了以下几组证据：1.韦宁夫借款的证据，包括2014年12月31日的借款协议一份、银行客户贷记通知单、情况说明一份；2.张政平借款部分的证据，包括2014年12月31日的借款协议一份、借款明细。经质证，伍宏林及东湖公司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上述证据显示款项往来发生在公司之间，不能证明系个人之间的借款往来，且金额与债权转让的金额不符，可以证实债权转让并无真实的借款往来基础事实，实际是韦宁夫与朱海华串通通过虚假诉讼的形式转移资产，侵害了朱海华的其他债权人利益。此外，本案审理期间，朱海华向一审法院出具一份《简要说明》，称：1.从2008年-2010年期间我方逐步借款给金谷园公司实际控制人，伍宏林也如此，我方（借款）在1.2亿元以上；2.金谷园公司无力偿还用288亩土地作价4亿元冲抵我方及伍宏林债务，我方与伍宏林共同成立远旗公司。通过政府运作，将288亩土地过户给远旗公司，我方占30%股份；3.因运作不顺利，伍宏林提出我方退出（远旗公司），中间付给我3700万元，其他用伍宏林在动态开发区的东湖科技项目冲抵剩余部分。韦宁夫亦称，之所以双方在签订了《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后又签订《补充协议》，主要原因在于朱海华已经在远旗公司拿到了3700多万元现金，加上其他款项折算成4000万元作为朱海华已经拿到的股权转让款，故该4000万元从原约定的1.2亿元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为此双方重新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就涉案已办理网签的房屋未能办理过户，东湖公司称因朱海华未能按约在2014年1月前指定客户前往其公司办理剩余房产的网签手续即已办理网签房屋的总价值未能达到协议约定的6000万元，且朱海华也未按照协议约定向伍宏林支付1000万元，故协议原约定的6000万元的房产发票未开出，致使房屋无法办理过户手续。韦宁夫对此则称，常晓红等人与东湖公司网签部分房屋后，因东湖公司一直未开具网签房产的发票，且要求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支付剩余80%房款，实际是东湖公司不愿继续履行抵房协议所致。韦宁夫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东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无锡市滨湖区法院查封东湖科技城房产情况》（以下简称《查封情况说明》），称根据该份情况说明的内容可以证明，一审法院在本案诉讼保全中所查封的东湖科技城房产仅有前述已网签在常晓红、耿立安名下22套房产及其余一套房产属于一审法院首封外，其余查封房产均属轮候查封，据了解东湖科技城房产的其他所有房产均已被其他法院所查封，故东湖公司已无实际能力履行抵偿协议。伍宏林、东湖公司则称，查封房产仍属东湖公司，房产被查封不代表不能办理产权变更，韦宁夫不能据此即推断其无履行能力，其实际一直愿意继续履行原先的抵房协议，且完全具备履行条件，因东湖科技城楼盘的总价值约2.6亿元，现其仍有一亿多元的房产可以抵偿。为此，伍宏林及东湖公司向一审法院举证了江苏翔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宇公司）向东湖公司出具的一份《承诺书》及多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该承诺书的内容为：翔宇公司于2015年至2016年期间与东湖公司签订了位于东湖科技城办公2号楼的18份商品房预售合同（具体列明了合同号及对应房号、总价、签订时间），合同总价为70318013元。如朱海华要求按照2013年6月3日与东湖公司所签的《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补充协议》继续履行购房事宜，其司承诺按该协议所需交房量无条件解除与东湖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退房手续。此外，伍宏林及东湖公司向一审法院举证了一份由东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证明》，内容为：经查询，翔宇公司名下已网签的东湖科技城房屋对应的上述18份备案合同（项下房屋）未查封。经质证，韦宁夫认为：根据上述《证明》的房产备案编码规则，有先备案后签合同的嫌疑；根据对东湖公司相关执行案件情况的查询，东湖公司在其他法院对其进行执行过程中将东湖科技城房产擅自处置给翔宇公司属于转移、隐匿财产、抗拒执行的违法行为；另，该份《证明》与本案亦无关联性，其在本案中的诉请为要求伍宏林及东湖公司支付款项8000万元，与东湖公司是否存在房产可供抵偿无关。另，本案双方在庭审中确认，股权转让的对价金额为8000万元，涉案的抵款房屋所在楼盘名称为东湖科技城，且楼盘目前已竣工验收，具备交付条件。同时，涉案已办理网签的22套房屋现尚未取消网签登记。有关《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具体履行顺位问题，韦宁夫认为：第一步，东湖公司应在2014年1月底前将价值1.2亿元的房屋抵偿给朱海华并办理销售房屋的网签手续；第二步，东湖公司开具6000万元发票给朱海华或朱海华指定的人员；第三步，朱海华用回笼的资金在2015年5月底之前支付伍宏林协议约定的1000万元；第四步，待东湖公司可以办理销售房屋的房产证时，朱海华支付剩余的3000万元现金给伍宏林；第五步，东湖公司在2014年6月底前办理抵偿商铺的房产证，在2015年6月底前办理抵偿公寓房的房产证。伍宏林及东湖公司对此持有异议，其认为的具体履行步骤为:第一、朱海华应在2014年1月前往东湖公司办理至少价值6000万元的东湖科技城抵偿房产的网签手续；第二，东湖公司向朱海华或朱海华指定购房人员开具总金额6000万元的售房发票，之后双方协商确定剩余发票的开具时间及金额；第三，朱海华在2014年5月底前支付伍宏林1000万元；第四、东湖公司可以办理销售房屋的房产证时，朱海华支付剩余的3000万元现金给伍宏林；第五，东湖公司在2014年6月底前办理抵偿商铺的房产证，在2015年6月底前办理抵偿公寓房的房产证。以上事实有《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补充协议》、股权变更登记材料、委托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商品房买卖解除通知书、邮递凭证、付款凭证、借条、简要说明、查封情况说明、承诺书、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证明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各方签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签约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一，根据上述两份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上述协议在法律性质上实际为双务合同，即一方面东湖公司有代伍宏林交付房屋以抵偿朱海华的股权转让款（即以房抵款）的合同义务，同时朱海华亦存在与东湖公司签订抵偿房屋合同、向伍宏林支付4000万元现金、配合房产过户等义务。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在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一方当事就双务合同的概括性转让实际虽包括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两方面内容的转让，但合同转让为一项整体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不能单独分解为合同权利转让和义务转让，必须以全面取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为前提，否则就不能发生合同概括性转让的法律效果。本案中，朱海华与韦宁夫等人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实际上人为割裂了《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仅对朱海华的债权予以了转让，即并非对《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权利义务的概括性转让。现在朱海华尚未履行其支付4000万元现金、办理房屋网签的合同义务，而伍宏林、东湖公司又对上述转让行为明确反对的情形下，上述转让行为显然违反了合同法有关合同转让的规定，故对伍宏林、东湖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韦宁夫亦不能基于涉案《债权转让协议》而取得对伍宏林、东湖公司的债权。此外，因上述房屋抵偿股权转让款的协议条款已部分履行，且上述22套房屋的网签手续现仍未撤销，朱海华即使要对外转让8000万元的债权，亦应满足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得以解除并经双方对相关债权债务进行清理结算、原协议各方对未能履行的权利义务及相关合同责任承担作出相应安排等条件之后才能行使。在《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各签约方未就相关以房抵款事项作予以最终解决前，朱海华显然也不能将所谓的8000万元债权予以对外转让。其二，依据《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朱海华的股权转让款系由东湖公司代伍宏林交付房屋的方式予以抵偿（即以房抵款）。但上述协议同时约定，朱海华应在2014年1月前至东湖公司办理完毕所有抵偿房产的网签手续。现朱海华仅指定第三方至东湖公司办理了22套房屋的网签（房款总金额为2800余万元）且未按约支付1000万元首付款项，而涉案的抵房楼盘即东湖科技城项目业已竣工验收并具备签约条件，东湖公司则明确表示愿意继续履行抵房协议，且伍宏林、东湖公司已举证证明其具备交付抵偿房屋的能力，则该抵房协议之所以未能继续履行完毕，显然是因朱海华的前期违约行为所致。韦宁夫虽称，因东湖公司要求其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剩余80%房款致使其未能继续办理剩余房屋网签手续，但对此其并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也与之前的抵房协议所约定内容不符，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有关韦宁夫提出的抵偿房产未特定化的问题，实际上双方在《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已明确抵偿房产楼盘为东湖科技城，而朱海华也早已授权常晓红、耿立安与东湖公司就东湖科技城办公2号楼的22套房产办理网签用以抵偿股权转让款，故股权转让双方虽未就抵偿的具体房屋予以特定化，但抵偿房屋所属楼盘已确定，朱海华完全可以就东湖科技城未售房屋依据原协议约定要求予以抵偿，亦即房屋未具体化并不能实际影响抵偿协议的履行。此外，韦宁夫虽提出东湖公司就网签房屋不开票而导致不能过户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朱海华所指定的购房人与东湖公司就抵款房屋已正常办理了网签手续的情形下，购房人完全可依据上述购房合同及《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要求东湖公司开票并办理房产过户，至于东湖公司是否有正当理由不开票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可由另案解决。有关韦宁夫提出的朱海华已发通知要求抵偿4000万元债务的问题，因债务抵偿的前提条件为两债的债权债务人相一致、标的物种类相同，在本案中，东湖公司负有对朱海华抵偿1.2亿房产的债务，而朱海华负有向伍宏林支付4000万元现金的债务，上述两笔债务在主体、债务种类上明显不同，不应予以抵销。基于此，涉案《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既然已就朱海华的股权转让款作出了东湖公司以房抵债、朱海华给付4000万元现金的框架协议安排，而非由伍宏林直接向朱海华支付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上述协议内容必然提现了当事人之间特定的商业合同目的。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当事人就上述协议内容未协商一致予以变更前，各方签约当事人即应严格按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更何况韦宁夫作为债权受让人并未明确受让了变更原先协议内容的权利。现韦宁夫单方提出改变协议所设定的以房抵款的协议安排，直接要求东湖公司、伍宏林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并无事实、合同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另，鉴于前述韦宁夫主张的债权转让事实不成立，其基于朱海华对转让债权实现予以担保而要求朱海华对伍宏林、东湖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韦宁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2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韦宁夫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二审中，韦宁夫提交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打印的两份民事判决书，证明东湖公司的房产尚未达到可交付办证的条件，东湖公司所称的有房产可供履行与是否能交付是两回事。（二）二审中，伍宏林、东湖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何俊明致东湖公司的《承诺书》，内容为“本人何俊明（身份证号码），在此自愿承诺，将按照贵司要求，解除由贵司开发并登记在我名下所有房产预售登记（清单附后），由贵司销售给朱海华指定的韦宁夫、常晓红”，同时伍宏林、东湖公司提供了何俊明作为买受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2份，合同总价为3000余万元。本院组织双方对东湖公司提供的销售管理系统中的相关登记信息进行核查，系统信息显示：备案登记在翔宇公司和何俊明名下的房产中，翔宇公司1套和何俊明10套已被限制，其他房产（合同总价为9200余万元）无抵押、无限制。以上事实，有两份民事判决书、何俊明的《承诺书》、《商品房买卖合同》、核查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债权受让人韦宁夫是否有权请求债务人以货币形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对价支付义务。一、案涉协议项下原债权人朱海华享有的债权本非货币形式，而是房产实物。结合《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补充协议》以及朱海华向一审法院出具的《简要说明》和韦宁夫的诉讼陈述，可以反映以下事实：协议约定由东湖公司交付1.2亿元房产作为“股权支付对价和概括承受债权债务的对价”，因朱海华之前已经获得400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款，原协议金额需作调整，但调整方式未选择将房产减少为8000万元，而是继续交付1.2亿元房产，同时由朱海华支付4000万元现金（实际也可理解为返还原以4000万元现金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将对价形式统一为房产）。由此可见，在本协议的对价问题上，当事人的内心本意即为交付房产而非支付现金，此为协商一致的债务履行方式。因此，朱海华基于本协议所享有的债权应为请求东湖公司和伍宏林交付价值1.2亿元房产的权利。二、以房产作为对价的约定合法有效，协议各方均应按约履行。《股权转让及抵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对三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中以房产作为股权对价的约定，作为商事活动中双方寻求权利义务平衡作出的一种交易安排，应当得到法律的尊重，这也是贯彻合同自由原则的应有之意。东湖公司代伍宏林履行义务，属于债务加入。第三人债务加入虽不免除原债务人的债务，但在各方当事人对如何履行债务已达成协议，即由东湖公司交付同等价值的房产作为伍宏林受让股权的对价，此实际亦为对债务人伍宏林的债务履行方式的安排，根据《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的诚实信用原则、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非但债务人不得任意毁约变更履行方式，债权人朱海华亦应当遵从契约约定而不得单方将履行方式从交付房产变更为金钱给付。关于上诉提及的以物抵债问题。本院认为，本协议中的对价条款有别于以物抵债协议。首先，以物抵债是以交付实物替代原有的货币清偿义务，而本协议中原有的清偿义务本身为实物；其次，以物抵债履行不能时应恢复旧债关系，即债务人应继续承担原有的货币清偿义务，而本协议项下作为对价的房产交付不能时，朱海华虽也可转为请求支付现款，但该权利的性质应为违约赔偿请求权，而并非“恢复旧债”。况且，即使将本协议按以物抵债协议论，本院同样认为，在对旧债的清偿作出新的安排后，除债务人违约之外，债权人并不享有对以物抵债协议的任意毁约权，否则有违诚信原则。三、本协议能够继续履行，且未解除前也应当继续履行。１.作为对价支付的房产具有确定性。本协议明确约定以东湖科技城项目的房产作为对价，价格执行市场销售价，则东湖公司在该楼盘内的可转让房产均可供履行，东湖公司也已经提供了其具备履行能力的证据，如翔宇公司和何俊明名下可自由转让的房产有9200余万元，可满足本协议的继续履行，且翔宇公司和何俊明也同意配合履行。２.协议尚未履行完毕的责任在朱海华。根据《补充协议》约定的履行顺序，2014年1月底前应办理所有房产的网签手续，之后东湖公司先开具6000万元发票，建立在所有房产有网签保障的基础上，朱海华应于2014年5月底前支付1000万元现金给伍宏林，待可办房产证时再支付剩余3000万元现金，最终办理过户手续。因朱海华在2014年1月底前仅指定他人与东湖公司签订了22套房屋的网签备案合同（价值2800余万元），以致作为环环相扣、相互制约以保障权利实现和义务履行的后续工作未能如期开展，过错在朱海华，现东湖公司和伍宏林不同意解除或变更合同，则本协议应当继续履行。韦宁夫二审中提供的民事判决书，处理的是东湖公司对他人的合同违约问题，本案中朱海华的义务尚未履行完毕，尚不论及东湖公司的履约时间。３.朱海华享有请求交付1.2亿元房产的权利，同时负有支付4000万元现金的义务，这既非同一种类债务，又系一份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债务抵销规则，也不应存在经一方当事人通知而相互抵销的可能，否则等同于允许单方任意解除合同。综上所述，韦宁夫作为债权受让人，其享有的权利不能超出原债权人朱海华的权利范围，故其要求伍宏林和东湖公司以现金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2900元，由韦宁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丽丽审判员  缪 凌审判员  胡 伟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