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鲁02行终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亿帆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柏强，负责人。委托代理人许桂娟，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法定代表人管恩富，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彦，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青岛亿帆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7）鲁0203行初89号行政裁定，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许桂娟、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6日，被告瑞昌路派出所接到亿帆起公司报警称其在新惠康医院的办公设施被盗，瑞昌路派出所受理报案后经调查认定，原告的物品丢失并非被盗造成，而是由亿帆起公司与新惠康医院合作不成而产生的经济侵犯纠纷造成的。被告于2015年1月26日以亿帆起公司的报警事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为由作出了不予立案决定，在《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中负责办理案件的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瑞昌路派出所认为，“3、经查证青岛亿帆起科技有限公司放在新惠康医院的物品被医院方另存。”原告认为民事案件调取的被告的卷宗中没有关于亿帆起公司放在新惠康医院的物品被医院方另存的证据，因此认为被告存在隐匿证据的行为，也是导致原告的民事诉讼被法院依法驳回的主要原因，被告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故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在接受亿帆起公司报案财务失窃一案中，隐匿、拒不公开证据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因此给原告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即原告要有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确切证据证明被告存在隐匿证据的行为，因此原告起诉不符合立案条件，应予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青岛亿帆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退还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交纳）。上诉人青岛亿帆起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上诉称：一、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向法院举证证明被上诉人不妥善保管或故意隐匿与上诉人利益相关的证据材料，并给上诉人造成损失的事实。上诉人原审诉求清楚，证据充分，完全符合立案条件。上诉人起诉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其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但原审拒绝接受上诉人提交的相关经济损失的证据，导致没有查清上诉人经济损失的事实。二、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新惠康医院负有向亿帆起公司支付装修费的义务，双方因支付装修费的数额而多次协商，在此情况下亿帆起公司可以留置新惠康医院同等价值的财物抵顶这笔费用。而新惠康医院在欠债的前提下，没有权利留置债权人的财物，更没有权利留置上诉人及员工个人物品。新惠康医院为了使用亿帆起公司占用的房间，可以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房间内包括上诉人个人物品的亿帆起公司的物品另行存放，但绝不能私自非法处置上诉人的个人物品。而刘根成的该笔录中所称其指使清洁人员将包含上诉人个人物品的亿帆起公司巨额财物进行清理、拿走。因为失窃财物已经脱离新惠康医院的监管导致去向不明，很明显被上诉人辩解刘根成笔录证明的财物去向不明等同于《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中的“亿帆起的物品被院方另存”结论的辩解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理应对其在查办案件中所获得的证据材料负有保管义务。而被上诉人根据查证的材料得出上诉人报案失窃财物被医院保管存放的结论，并据此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但相应证据没有被依法存放在卷宗中。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履行其法定职权，导致证据材料的丢失或者故意将其隐匿，被上诉人理应对证据缺失的事实和原因的合法性以及法律依据举证。根据规定，行政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被上诉人对自己依职权主动作出的行政行为或负有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不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法院就应当判决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原审法院颠倒行政案件举证责任原则，裁定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答辩意见与其在原审的答辩意见一致。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刘根城询问笔录；2、（刑事）不予立案决定书；3、呈送不予立案报告书；4、（2016）鲁0206民初4874号民事判决书；5、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6、告知书及邮寄封皮。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刑事）不予立案报告书；2、解毒康复合作协议；3、刘秀娟询问笔录；4、照片；5、吕柏强询问笔录；6、刘根城询问笔录；7、新惠康医院营业执照。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均经庭审质证。经审查，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均与本案相关联，本院均确认为有效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6日，公安瑞昌路派出所接到上诉人报警称其公司在新惠康医院的办公设备被盗。瑞昌路派出所受理报案后经调查认定物品丢失并非被盗造成，而是由青岛亿帆起科技有限公司与新惠康医院合作不成而产生的经济侵权纠纷造成的。被上诉人于2015年1月26日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在《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中负责办案的瑞昌路派出所认为“经查证青岛亿帆起科技有限公司放在新惠康医院的物品被医院方另存。”后来，青岛亿帆起科技有限公司以新惠康医院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医院赔偿其损失。本案原审法院以青岛亿帆起科技有限公司没有证据为由，作出（2016）鲁0203民初487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经二审审理，本院作出（2017）鲁02民终5365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16）鲁0203民初4874号民事判决。2017年5月1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提供其失窃财物清单，提供医院同意归还上述物品的证据，提供上述物品另行存放的地址、保管人、联系方式的证据。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申请，于2017年6月1日作出《告知书》，告知上诉人其申请的信息不存在。上诉人于2017年6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在该财物失窃一案中，隐匿证据、拒不公开证据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予赔偿。本院认为：一、原告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有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据。本案中，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告知书》及民事判决书均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隐匿、拒不提供”的证据不存在。被上诉人虽在《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中有“物品被医院方另存”的记载，但被上诉人对该记载作出合理解释称是针对新惠康医院院长刘根成的询问笔录的相关内容所作的归纳。可见，上诉人并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隐匿证据的行为，且隐匿证据的行为本身也不是行政行为，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前提不成立。二、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中有“物品被医院方另存”的记载来主张其诉讼请求成立，但该《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是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报刑事案件后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制作，被上诉人也于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刑事立案，并告知上诉人可申请复议。可见，上诉人所主张的事项涉及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根据该规定，被上诉人在刑事案件中是否存在隐匿证据的情形，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立案条件，且其所诉事项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上诉人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国宁审 判 员 蒋金龙审 判 员 刘力铭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管筱笛书 记 员 王 崧书 记 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