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03民初9456号 原告：张渭良，男，1949年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宝清县，现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法定代理人：张艳，女，1980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系张渭良的女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纳，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宇，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春海，男，198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 被告：蒋余岭，男，197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现住宁波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维文，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鱼台安速达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73104236826。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渔城镇政府西方与路北（中西北村）。 法定代表人：赵康康。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鱼台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7065940781N。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城湖陵二路西、鱼新一路南。 代表人：高树峰，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园，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传勋，男，1963年3月29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艳荣，女，1960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江**，系赵传勋的妻子。 原告张渭良与被告张春海、被告蒋余岭、被告鱼台安速达公司（以下简称鱼台安速达公司）、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鱼台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被告赵传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于2017年8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7）浙0203民初6808号，经审理于2018年2月13日作出民事判决。原告张渭良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浙02民终15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被告张春海下落不明，依法进行公告送达。于2018年12月17日、2019年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渭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宇（参加第一次庭审）、陈亚纳（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蒋余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维文、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园、被告赵传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艳荣（参加第一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春海、鱼台安速达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渭良起诉称：2017年4月24日，被告张春海驾驶被告蒋余岭所有的浙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车后牵引浙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沿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横街大道路口直行时，与沿鄞县大道由西往东驶至该路口向右转弯的由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经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海曙大队认定，并经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复核，原告与被告张春海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同时，经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张春海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制动系统效能不符合技术标准。事故发生后，原告分别在宁波市第一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一三医院接受治疗，期间共产生医疗费327203.58元。出院后，原告转至宁波市海曙区日月星养老院治疗，并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共计64754.52元。经鉴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为一级、十级。经核实，被告蒋余岭系浙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车后牵引浙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的实际所有人，被告张春海系该车驾驶员，被告鱼台安速达公司为该车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而被告蒋余岭系挂靠在被告鱼台安速达公司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原告认为，被告张春海在驾驶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被告蒋余岭作为所有人却对车辆疏于管理，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蒋余岭与被告鱼台安速达公司属于挂靠与被挂靠的法律关系，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作为涉事车辆的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要求各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110000元（已垫付10000元）；2.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351146.57元（已支付148853.43元）；3.被告蒋余岭赔偿原告剩余损失250110.25元（已垫付18000元）；4.被告鱼台安速达公司对上述第三项诉请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张春海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在答辩期间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放弃答辩权利。 被告蒋余岭当庭答辩称：本被告无需承担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2015年9月26日本被告已将肇事车辆卖给被告赵传勋，蒋余岭作为名义的车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车辆挂靠协议上的签字并非被告蒋余岭本人所签。被告张春海也并非其雇佣，其对本案所涉的交通事故发生没有任何过错。各项赔偿费用的答辩意见与保险公司一致。 被告鱼台安速达公司书面答辩称：本公司不应在本次事故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蒋余岭与本公司无任何关系，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蒋余岭与本公司存在实质上的挂靠关系。不能因被告蒋余岭使用本公司名义购买保险，就认定其与本公司存在挂靠关系。 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当庭答辩称：对交通事故的发生经过以及责任认定没有异议。涉案牵引车在我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500000元，并投保了不计免赔。挂车在我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5万元。我公司同意按保险合同约定赔偿，但对非医保费用不予赔偿。本公司已垫付原告158853.43元。对于交强险外的责任，因事故认定书已认定原告的车辆属摩托车，故认为按各承担50%较为合理。 被告赵传勋当庭答辩称：本被告是涉案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现无经济能力，各项赔偿费用的答辩意见与保险公司一致。本被告已垫付原告18000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对于以下事实参加庭审的当事人无争议： 2017年4月24日，被告张春海驾驶浙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车后牵引浙Ｂ×××××号重型普通半挂车）沿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横街大道路口直行时，与沿鄞县大道由西往东驶至该路口向左转弯的由原告张渭良驾驶的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以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海曙大队认定，并经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复核，原告与被告张春海承担该起事故的同等责任。后经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张春海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制动系统效能不符合技术标准。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至宁波市第一医院急诊转住院治疗，花费急救医疗费230元、门诊医疗费4626.97元，至2017年5月22日出院，住院28天，花费医疗费174077.48元、外配药费用3780元。2017年5月22日原告被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一三医院继续接受治疗，于2017年8月21日出院，住院91天，花费医疗费144489.10元。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一三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证明原告在该院住院期间陪护两人。原告自2017年8月21日起住在宁波市海曙区日月星养老院。2018年5月10日经宁波崇新司法鉴定所鉴定，认为张渭良因交通事故致重型颅脑损伤经医疗后呈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的伤残等级为一级；致颅脑损伤经行开颅术后的伤残等级为十级；张渭良伤后的误工、护理期限为自受伤之日起至伤残评定前一日止，营养期限为6个月；张渭良具有后续医疗费发生的基础，具体费用请相关医院出具证明（鉴定人建议张渭良拆除外固定物的后续医疗费为3000元左右、一次性颅骨修复的后续医疗费为80000元左右，供参考）；张渭良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长期）。原告支付鉴定费330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垫付了医疗费158853.43元。 另查明，涉案车辆行驶证登记车主为被告蒋余岭。被告鱼台安速达公司为涉案牵引车、挂车向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商业三者险的限额为500000元，并投保了不计免赔，被保险人为鱼台安速达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单中特别约定：“本保险被保险人并非车辆行驶证所载车主，车辆行驶证所载车主为蒋余岭，被保险人与保险车辆的关系是：使用。” 二、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有争议： 1、涉案肇事车辆的实际支配人。 原告主张涉案车辆实际支配人是蒋余岭，驾驶员张春海由蒋余岭雇佣，蒋余岭将车辆挂靠在鱼台安速达公司，并提供了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海曙大队对被告张春海所做的询问笔录、蒋余岭与鱼台安速达公司之间的车辆挂靠运输协议书、本地使用证明、保险业务代办证明予以证明。被告蒋余岭认为询问笔录系张春海的单方陈述，车辆挂靠运输协议书上的签字并非蒋余岭本人所签，可能是赵传勋办理的。被告赵传勋认为张春海受其雇佣，车辆如何交纳保险情况不清楚。被告蒋余岭、赵传勋均主张张春海的雇主是赵传勋，蒋余岭已于2015年9月26日将涉案车辆卖给赵传勋，该车辆此后一直由被告赵传勋在使用，被告蒋余岭提供了车辆买卖协议一份，以及申请证人吴某到庭作证予以证明。证人吴某当庭陈述：我与赵传勋、蒋余岭均是老乡兼朋友，赵传勋因为交通事故受伤，找到我说想买一部车，因为钱不够，当时我们几个老乡在一起，他就问我借钱想买蒋余岭的车，车价是八万左右，赵传勋手上有三万左右，差五万左右是问我借的。当时我们见证之下签了个协议，协议就给赵传勋了。我们都是老乡，没有出具借条，赵传勋还了一万多，后来就出事了，余款尚未还清。两人签订买卖协议时是在蒋余岭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夏家村的家里，当时七八个老乡都在场，参与这个买卖的有我、赵传勋、蒋余岭，其他人在打牌。当时蒋余岭想换车，钱不够一定要赵传勋现金付清，故当场现金付清，钥匙交给赵传勋，跟他说了一下车牌号，就算交车了。我们老乡有些买卖车辆为了省过户费就不过户，大家彼此都熟悉，找个证明人见证一下就可以。我没有经手过户，所以不知道车辆的过户费多少。我们鱼台县很多人在宁波跑货车，好些车辆也保在鱼台的保险公司，涉案车辆的保险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俩有这个买卖，作个见证，其他的事不清楚。因为我住在镇海区，离他们比较远，且我与蒋余岭、赵传勋没有业务往来，所以协议签订之后联系不多，赵传勋的车发生事故也是听老乡说的。但是我们是朋友，我是2014年搬出去的，在此之前大家住在一块儿，比较熟悉。原告对车辆买卖协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无法证明是否真实发生过买卖；证人吴某系蒋余岭、赵传勋的老乡，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对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后的情况不清楚，故无法证明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支配人是赵传勋；涉案车辆的过户费仅400多元，故证人所述为了省过户费而不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询问笔录系事故发生当天交警部门对张春海作出，真实合法，予以认定。车辆挂靠运输协议书、本地使用证明、保险业务代办证明系原审二审法院向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调取，且人寿保险公司认可是鱼台安速达公司投保时向其提供，被告鱼台安速达公司未到庭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质证的权利；被告蒋余岭对该证据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车辆买卖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在后文详述。对吴某的证言在后文详述。 本院认为，被告蒋余岭、赵传勋主张车辆已经转卖给赵传勋，事实发生时车辆的实际支配人是赵传勋。因蒋余岭与赵传勋并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蒋余岭、赵传勋应对车辆已卖给赵传勋、赵传勋实际支配车辆的事实举证。在本案中，被告蒋余岭虽提供了车辆买卖协议，但未能提供交付车辆的相关证据，仅凭该协议不能证明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支配人是赵传勋。关于证人吴某的证言，因吴某与蒋余岭、赵传勋均是老乡兼朋友，均存在利害关系；赵传勋在本院询问时陈述车辆买卖协议在其家里签订，当时蒋余岭、赵传勋及两个证明人在场，其关于签订协议地点、在场人员的陈述与证人证言明显不一致，吴某的证言证明力较低；即使真实，亦只能证明蒋余岭与赵传勋签订了该份协议，不能证明协议签订后车辆实际运行情况。另外，关于车辆的实际运行和收益情况，因赵传勋需长期卧床，无法外出跑业务，其代理人蒋艳荣在庭审中陈述平时赵传勋通过电话联系业务，所获收益有时通过转账打到赵传勋卡上，有时付现金，通过张春海带给赵传勋。而赵传勋在本院的询问中陈述，老乡几辆车组成车队一起接货送货，到时货主跟车队的老乡结账，有时候半年一结，有时候一月一结，老乡把钱给赵传勋，有现金，也有转账。本院认为，按赵传勋所述，其于2015年购车后至事故发生近一年半时间内应发生过多次运输业务，须收取货款、交纳保费且付给张春海报酬，发生多项经济行为，但赵传勋未能提供任何付款凭证、货主信息、送货凭证等证据印证其陈述，仅凭赵传勋的陈述无法认定其实际支配车辆运行并获取利益。故蒋余岭、赵传勋未能举证证明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的实际支配人是赵传勋；而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登记车主均为蒋余岭，结合张春海在交警队的陈述、蒋余岭与鱼台安速达公司的挂靠协议，可以认定蒋余岭为涉案车辆实际支配人。 关于被告张春海的雇主。本案中，驾驶员张春海受他人雇佣，听从雇主指挥驾驶车辆送货卸货。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海曙大队于事故发生当日对张春海所作笔录中问“你的出行方式如何？”张春海答“驾驶的是我老板蒋余岭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故张春海自认其雇主是蒋余岭。本院认为，因事故后张春海下落不明，而这是张春海在事故发生当天的第一次陈述，具有较强证明力。被告蒋余岭、赵传勋主张张春海受赵传勋雇佣，应对此负举证责任。但蒋余岭提供的车辆买卖协议并不能证明协议签订后车辆由赵传勋支配运行，更无法证明事发时张春海受雇于赵传勋。而赵传勋除了自认是雇主外，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雇佣张春海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蒋余岭、赵传勋未能举证证明张春海受赵传勋雇佣，应采信张春海的自认，认定张春海的雇主是蒋余岭。 关于蒋余岭与鱼台安速达公司之间的关系。原告认为被告蒋余岭与鱼台安速达公司存在挂靠和被挂靠关系。被告鱼台安速达公司在原审一审中予以否认，在本案中未到庭。本院认为，鱼台安速达公司与蒋余岭之间的车辆挂靠运输协议书载明：一、乙方（蒋余岭）挂靠甲方从事公路道路运输业务的车辆牌照号码为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期限为2年，从2016年5月15日起至2018年5月14日止；二、甲方（鱼台安速达公司）负责乙方的车辆保险业务及运费结算等事务，挂靠运输期间，乙方要服从甲方的统一调度和管理。故可以认定被告蒋余岭将涉案车辆挂靠在被告鱼台安速达公司。 2、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 医疗费：原告主张医疗费共计327203.58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主张医保外费用为46560.98元。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的损失已经超过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保额，对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抗辩不予采纳。 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8480元（40元/日×462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蒋余岭认为应按30元/天，天数按两次住院天数计算。本院认为，原告按40元/天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并无不当，天数应按原告住院天数计算，因原告于2017年4月24日至2017年5月22日期间在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的ICU病区接受治疗，无法进食，该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不予支持，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640元（91天×40元/天）。 护理费：原告主张住院期间实际产生护理费为24320元，原告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在本案中暂主张五年，标准按上一年度全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为327890元（65578元/年×5年）。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蒋余岭认为标准按当地标准认定，期限过长，应按一至三年计算，完全护理依赖应按50%计算。本院认为，关于住院期间护理费，因原告在宁波市第一医院住院期间于ICU病区接受治疗，无须护理，故该期间的护理费不予支持；原告在解放军一一三医院住院期间，根据该院出具的诊断意见书，原告需要二人护理，原告主张期间发生的护理费24320元并无不当，予以认定。原告自2017年8月21日起住在宁波市海曙区日月星养老院并支付了费用，本院认为，因原告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原告在养老院发生的费用实际为护理所需的费用。原告主张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按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本院审查后认为，原告出院后选择养老院进行护理，支出的费用基本合理，本院参照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原告的护理费，因原告定残日为2018年5月10日，酌情认定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5月10日的护理费为47160元。对于定残后的护理费，根据原告病情结合伤残程度，认为原告主张五年护理期限并无不当，认定护理费为327890元（65578元/年×5年），此后若原告产生新的护理费，可待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 营养费：原告主张营养费5400元（30元/天×180天），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蒋余岭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后续医疗费：原告主张后续医疗费8300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蒋余岭认为应待实际发生后主张，本院根据原告病情结合伤残程度，认为该费用可待原告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 鉴定费：原告主张鉴定费3300元，本院认为该费用为原告实际支出的费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认定。 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612216元（55656元/年×11年），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蒋余岭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房产证可以证明原告与张蕾在宁波共同买房，长期居住在宁波城镇的事实，原告主张按宁波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原告定残时为69岁，故认定原告的残疾赔偿金为612216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蒋余岭认为过高。本院根据损害后果、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认定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5000元，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涉及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原告和被告张春海对本起事故承担同等责任，该认定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纳。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被告蒋余岭与被告张春海系雇佣和被雇佣关系，被告张春海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故被告蒋余岭应当对被告张春海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鱼台安速达公司作为被挂靠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肇事车辆制动系统效能不符合技术标准，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该车辆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承担相应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包括原告驾驶的电动车辆系速度超标才被交警部门认定为轻便二轮摩托车），本院确定被告蒋余岭对原告的损失承担55%责任，原告自行承担45%责任。原告因本起事故损失医疗费327203.5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640元、护理费399370元、营养费5400元、鉴定费3300元、残疾赔偿金6122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共计1376129.58元，因肇事车辆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500000元不计免赔，故应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先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1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超出交强险部分1256129.58元，被告蒋余岭应承担55%的责任为690871.27元，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500000元；余款190871.27元由被告蒋余岭承担。被告鱼台安速达公司作为涉案车辆的被挂靠方，应对被告蒋余岭的上述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扣除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已支付的158853.43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还应支付给原告461146.57元。关于18000元，蒋余岭否认由其垫付，赵传勋自认由其垫付，因该款的原始收据确由赵传勋提供给本院，故本案中不认定为蒋余岭的付款，原告应返还给赵传勋。综上，对于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不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张春海、鱼台安速达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鱼台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张渭良461146.57元； 二、被告蒋余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张渭良190871.27元； 三、被告鱼台安速达运输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原告张渭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给被告赵传勋18000元； 五、驳回原告张渭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912.60元，由原告张渭良负担772.60元，由被告蒋余岭承担10140元；保全费2020元，由被告蒋余岭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钱 钘 人民陪审员  何凤瑛 人民陪审员  徐菊芬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章燕儿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第一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第十七条第二款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