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鄂05行终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宜昌高新区大众塑料制品厂，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高新区生物产业园龙泉镇土门农场，注册号420506600202651（1-1）。经营者熊红兵，男，汉族，1975年11月8日出生，住湖北省秭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必新，湖北楚天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00550673963R。法定代表人李柏红，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雷元荣，该局调研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昕，该局干部。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国，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覃士春，女，土家族，1966年1月15日出生，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艳，湖北捷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宜昌高新区大众塑料制品厂因诉被上诉人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2017）鄂0502行初5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第三人自2016年8月16日起在原告处务工，原告按照计件结算的方式支付其工资。2016年11月5日10时左右，第三人在电脑上操作出塑料模子时，因电脑故障，当其伸手排除故障时，右前臂不慎被机器压伤。事发后，第三人被送往三峡大学仁和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右前臂离断伤。2017年1月20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经审核，被告于同年1月26日受理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同年2月5日，被告作出宜人社受字（2017）第09号《受理工伤认定申请通知书》，并于同年2月7日向原告进行送达，通知原告举证。原告于同年2月20日向被告提交了《关于覃士春申请工伤认定的申辩意见》等举证材料，以原告与第三人没有劳动关系为由否认了第三人因工受伤的申请，但其在该申辩意见中述称“覃士春是受熊红兵临时聘请做工”。通过审查第三人和原告提交的申请材料和举证材料，同年3月16日，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作出宜人社工认（2017）023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2016年11月5日受伤为工伤，并分别于同年3月24日、5月8日向第三人和原告送达。原告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宜人社工认（2017）023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审查的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的宜人社工认（2017）023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被告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责，各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各方当事人对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程序，以及第三人系在工作中受伤的事实亦无异议。各方的争议焦点是：1、第三人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是否充分。2、法律适用是否正确。1.关于第三人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是否充分。根据审理查明，在工伤认定期间，第三人提交了《说明》，证明其在原告处工作和工资发放的情况，且原告提交的《关于覃士春申请工伤认定的申辩意见》，已经认可了第三人系原告聘请务工。因此，原告、第三人虽未能提交《劳动合同》，但被告据此认定第三人受原告聘请务工，在原告处从事机械操作工作，由原告每月发放工资，双方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庭审中，第三人还提交了工资发放的证据补强了该事实。原告以第三人属于季节性（临时性）务工、系雇佣关系、无用工合同等辩称意见否认双方的劳动关系，系原告对劳动关系的错误理解，不影响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根据双方陈述及相关证据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原告关于该厂系周军个人承包，第三人系周军个人聘请的辩称意见，因未提交相关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故而，即便原告将工作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周军，并由周军聘请第三人务工，亦应当由原告承担用工主体责任。2.法律适用是否正确。首先，各方对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受伤的事实均无异议，该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规定，依法属于工伤认定的范畴。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按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个体工商户同样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承担用工主体的相应责任，其所雇请的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后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原告关于其系个体工商户，无独立的财产，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辩称意见，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的宜人社工认（2017）023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宜昌高新区大众塑料制品厂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50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宜昌高新区大众塑料制品厂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只是雇佣关系，原审第三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上诉人作为个体工商户，不应成为用工主体。2、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具有劳动关系，却作出本案工伤认定决定，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采信诉讼过程中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佐证行政行为合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宜人社工认（2017）023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被上诉人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覃士春述称：一、上诉人认为其是个体工商户，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没有法律依据。1、基于上诉人在工伤认定阶段对原审第三人因工受伤事实无异议，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原审第三人受伤依法属于工伤。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均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二、上诉人认为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于法无据。1、劳动关系的认定应依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并非主观判断。2、上诉人称经营者为熊红兵和周军二人，后又称二人为承包关系，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即便熊红兵将劳务转包给周军，亦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三、原审第三人在行政程序中提交了上诉人管理人员周军书写的《说明》，证明工资发放情况和受伤情况。并在一审庭审中将事后获得的上诉人处保存的工资清单和银行转账记录向法庭出示，足以证明双方事实劳动关系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原审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是被上诉人作出的宜人社工认（2017）023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属于本案的用人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均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是用人单位，依法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其雇工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且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受伤的事实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无异议，因此，被上诉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而工伤认定应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定具有劳动关系为前提。如前所述，上诉人具有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在被上诉人认定工伤程序中，上诉人提交的相关意见能够证明原审第三人在上诉人处务工，结合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确认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具有事实劳动关系，为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属于本案的用人单位，并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妥。上诉人称原审法院采信原审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违反行政诉讼的法定程序。原审判决清楚载明：“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但该证据本身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可以印证第三人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明》中所述的工资发放的事实”。在本案行政程序中，被上诉人收集的证据足以确认工伤认定的有关事实，原审法院采纳原审第三人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违反行政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各方对被上诉人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不再赘述。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宜昌高新区大众塑料制品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闵珍斌审 判 员  甘 杨代理审判员  周铁金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陈 璐书 记 员  杜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