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鲁11民终1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召兴，男，198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日照市路通船务有限公司职工，住日照市岚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代贺男，女，1982年9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召兴（系代贺男之夫），男，198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日照市路通船务有限公司职工，住日照市岚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法定代理人：杨召兴（系杨某1之父），男，198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日照市路通船务有限公司职工，住日照市岚山区。法定代理人：代贺男（系杨某1之母），女，1982年9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法定代理人：杨召兴（系杨某1之父），男，198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日照市路通船务有限公司职工，住日照市岚山区。法定代理人：代贺男（系杨某1之母），女，1982年9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大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大村。法定代表人：左成吉，该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斌，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因与被上诉人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大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村村委）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1103民初243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错误。一、一审认定的被征土地补偿金并非上诉人请求的土地租赁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拆迁条例的规定，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金归村集体支配，但上诉人并未主张土地补偿金，上诉人诉求的是土地租赁费。上诉人及其他村民的承包地被被上诉人“以租代征”出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取得承包地是上诉人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上诉人的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权利，一审认定承包地的土地租赁费为福利和待遇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仅规定了土地补偿金的支配使用，未规定土地租赁费的发放，一审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因户口迁移，放弃了原户籍地的承包地，在现户籍地取得承包地，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承包地现仍在承包合同期内，被被上诉人“以租代征”，被上诉人必须向上诉人支付租赁费。法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部门不能在农民承包土地的合同期内，随意以任何方式和理由终止合同，土地被征用的，应做合理合法的补偿。被上诉人代表上诉人将承包地做“土地流转”处理,并非土地被合法征用，该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无权终止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的承包合同到期后，被上诉人才有权停止向上诉人支付土地租赁费。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上诉人的权利。二、上诉人提供的户口簿证实杨召兴与岳父母分户且两宅居住，不属于被上诉人主张的“一户一宅”。上诉人在拆迁协议中获得的房屋财产，是被上诉人拆掉上诉人居住房屋作出的补偿安置。既然上诉人的房屋在拆迁时未认定为违章建筑，被上诉人就必须补偿，这与“一户一宅”和“养老女婿”无关。另外，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签订《养老协议》和“养老女婿”协议时，未告知上诉人为何签订以上协议，如明确告知，上诉人不会签字。而且，上诉人未签订“养老女婿”协议，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签订了“养老女婿”协议和放弃土地租赁费协议，应提供证据证明。杨召兴的岳父母有子女赡养，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签订养老协议，无权对村民的家庭财产继承问题作出安排。综上，请求依法改判。大村村委未答辩。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大村村委返还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2016年失地补偿费6800元、过节慰问金400元；2、大村村委停止侵害，继续向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发放失地补偿款及春节慰问金；3、大村村委赔偿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精神损害抚慰金各500元，共计1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认定如下：大村村委为证明停发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的失地补偿款并非侵权行为，提交以下证据：1、法律见证书一份，载明：自2008年1月起，杨召兴、代贺男承担代方荣、陈为全的生养死葬义务，在被扶养人死亡后，杨召兴、代贺男继承被扶养人的房屋等合法财产。2、大村于2016年9月22日召开的村民委员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及9月24日召开的党员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两次会议均对该村拆迁过程中外嫁女、上门女婿等特殊情况村民应享受的待遇进行讨论，并形成意见通过，其中，对于上门女婿，自愿解除上门女婿关系的，享受宅基地待遇，但不再享受土地租赁费（征地补偿金）及村里一切优惠政策，不解除养老女婿关系的，继续享受各项待遇。3、大村村委与杨召兴、代方荣分别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拆迁补偿明细表各一份，载明在拆迁过程中，代方荣与杨召兴均享受了宅基地待遇，大村村委给付二人的拆迁补偿款中均包含了区位补偿费及空位补偿费。4、大村村委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于证明根据村两委会及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在拆迁时，养老女婿可以选择单独享受宅基地待遇，但不再享受土地租赁费发放待遇及村里的任何优惠政策，或者选择不单独享受宅基地待遇，但继续享受土地租赁费发放等其他优惠政策。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对法律见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辩称杨召兴夫妇虽与代方荣夫妇签订养老协议，但并非养老女婿，子女均有养老义务，且该协议系在大村村委要求下签订的，未征得代贺男姐姐的同意，代贺男姐姐亦承担了对代方荣夫妇的赡养义务，并要求继承遗产；对两次会议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两次会议通过的拆迁过程中对上门女婿及外嫁女的政策属实，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在拆迁过程中确实享受了宅基地待遇。杨召兴与代贺男结婚后，杨召兴将户口迁至大村，但与其岳父代方荣并非在一个户口，而是成为单独的一户，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杨召兴等应当享受宅基地，大村村委一直未给杨召兴等划拨宅基地。杨召兴等作为大村村民，享有承包地，大村村委会议记录系单方行为，不予认可；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拆迁补偿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杨召兴等及代方荣在拆迁过程中确实都享受了宅基地待遇，但拆迁协议中并未约定杨召兴享受宅基地待遇后不能再要求土地补偿金；对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杨召兴、代贺男为证明其与代方荣夫妇不属于“一宅”，提交2015年9月8日大村两委会会议记录一份，载明：“代方荣拆迁前保持原宅基地面积不动，拆迁评估时村协调党委或其他管辖单位，让其享受五间房屋面积的拆迁补偿和区位空补偿。”大村村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因历史遗留原因，代方荣原宅基地房屋（杨召兴将户口迁至大村后杨召兴夫妇居住的房屋）不足五间而到大村村委反应，为解决该问题该村召开两委会形成该会议内容。对大村村委陈述该会议记录的形成原因，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予以认可。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对大村村委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大村村委提交的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大村村委对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提交的会议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因该会议记录系对代方荣宅基地的处理意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一审法院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左右，杨召兴与代贺男结婚，杨召兴将其户口迁至代贺男所在大村。2008年1月10日，杨召兴、代贺男与代贺男的父母代方荣、陈为全签订养老协议，约定：自2008年1月起，杨召兴、代贺男承担代方荣、陈为全的生养死葬义务，在代方荣、陈为全死亡后，杨召兴、代贺男继承其房屋等合法财产。杨召兴、代贺男结婚后，大村村委未为其划拨宅基地，二人在代方荣、陈为全原有的宅基地房屋内居住，代方荣、陈为全另在菜园内建设房屋居住。2016年，大村准备拆迁，针对该村村民中存在的特殊情况，该村于2016年9月22日召开村委委员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于9月24日召开党员、村民代表大会，该两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对上门女婿的拆迁政策，即自愿解除上门女婿关系的，享受宅基地待遇，但自此不享受村里征地补偿款、土地租赁费等一切待遇。同年9月29日，大村村委与杨召兴、代方荣分别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二人均享受宅基地待遇。所谓宅基地待遇实际上是区位补偿费和空位补偿费，区位补偿以宅基为准，凡是小于256㎡的，全按照256㎡计算，大于256㎡小于324㎡的，按照实际测量计算。根据该政策，杨召兴夫妇虽没有宅基地，但在拆迁安置补偿时领取了区位补偿费。一审法院认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村民自治的内容加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土地补偿费分配及使用方案等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均应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及村民委员会民主讨论决定。本案中，因大村拆迁，大村村委针对该村村民的具体情况，将村民进行分类，对上门女婿、外嫁女等特殊类型的村民在拆迁中的利益分配作出规定，因牵涉到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权利的行使及收益的分配等，属涉及村民重大利益事项，应通过民主议定程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无法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九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一审裁定：驳回杨召兴、代贺男、杨某1、杨某2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召兴与代贺男结婚后，将户口迁入代贺男所在的大村，并与代贺男的父母签订养老协议，成为上门女婿。2016年大村拆迁，经村委委员会、党支部委员会、党员、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对上门女婿的拆迁政策。后杨召兴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享受宅基地待遇，并按协议约定领取了区位补偿费。以上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所主张款项是征地补偿费还是土地租赁费的问题。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的系土地租赁费，并非土地补偿金，一审以被上诉人有权决定被征用土地的土地补偿金分配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不当。但是，根据上诉人的民事起诉状，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和继续发放的款项明确为“失地补偿款”，事实和理由部分称“原告所在村集体的土地因国家建设需要，被有关部门征用，原告及其他村集体成员成为失地农民。征地部门在完成征地后，每年向村集体失地农民按在册人口提供货币补偿。通过被告向原告等逐年发放春节慰问金和失地补偿款（村集体成员称为土地租赁费）。……”，可见，上诉人系以其所在村集体土地被征用为由起诉请求被上诉人向其补发和续发失地补偿款等待遇。上诉人上诉时又主张其请求款项系其承包土地的土地租赁费，与其起诉时的诉求前后矛盾，且未提供其承包土地的具体情况以及租赁合同的内容等，其向被上诉人主张土地租赁费，证据不足。一审认定上诉人主张的款项系土地补偿费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因此，上诉人所在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土地补偿费等利益的分配，可由被上诉人依照法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属于村民民主自治范畴，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卜雪雁审判员  刘丽艳审判员  宋海红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辛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