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11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玉宝，男，1981年8月28日出生，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陆辛庄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越，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海新，男，1966年8月7日出生，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西马各庄村农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友林，男，1965年6月11日出生，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神仙村农民。上诉人高玉宝因与被上诉人张海新、田友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28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玉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越、被上诉人张海新、田友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玉宝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高玉宝一审全部诉求。事实和理由：在本诉之前，高玉宝与张海新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及其他债务关系，高玉宝向张海新转款和现金付款的行为均是通过他向田友林还款的行为。第一，一审事实认定是错误。一审判决书第六页倒数第十行“第10笔、第11笔共计30000元是通过禹某和季某的银行存单取出来后给付张海新”事实认定错误，实际情况是“第10笔、第11笔共计30000元是高玉宝通过禹某和季某的银行存单和身份证交给张海新，并告诉张海新大额存单密码，由张海新或其安排的人到银行取得的。”第二，适用法律错误。（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17001号判决书、（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17004号判决：“高玉宝向田友林分别借款20万元和12万元，高玉宝未偿还借款，判决高玉宝偿还以上借款”，本案一审时，田友林和张海新均不承认高玉宝通过张海新向田友林还款的事实，高玉宝在本案一审期间，举证证明了其通过张海新向田友林还款23万元的事实，张海新在（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17001号判决书、（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17004号生效判决中和本案一审判决中，均承认收到高玉宝20多万元，但张海新在本案一审时，把高玉宝汇给其的20多万元说成是高玉宝另行向其个人的借款的还款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的解释》第91条、第92条、第10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5条、第8条和第72条等相关规定，张海新有义务和责任证明高玉宝向其另行借款的事实，否则，张海新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张新海在一审期间无法说清此种借款的具体情况，张海新几次庭审陈述事实时均前后矛盾。一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是不公平的，严重错误。张海新及田友林均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高玉宝的请求。高玉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海新立即向高玉宝返还不当得利款项230000元；2、张海新立即向高玉宝给付以上不当得利款项的利息20000元；3、诉讼费由张海新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高玉宝提交了（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17001号判决书、（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17004号判决书、汇款单、庭前质证笔录用以证明，田友林未收到高玉宝的任何还款，且张海新承认高玉宝通过银行转账给其汇过款，亦承认收到高玉宝款项20多万元，且张海新陈述高玉宝向其借款未打借条，亦不清楚借款时间、借款总额，不清楚还了多少、不知道还了多少现金、多少是通过转账还款。张海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并认为这组证据恰好证明高玉宝欠其钱，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并认为无法证明高玉宝与其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田友林认为与其无关，故对该组证据拒绝质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法定形式，且主要争议双方均无异议，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高玉宝提交了证人禹某和季某的书面证人证言及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禹某和季某分别将1万元和2万元的银行存款单交给高玉宝，高玉宝又交给张海新。张海新对该组证据不认可，并称其不认识禹某和季某，且该组证据亦不能证明高玉宝不欠其借款。田友林认为与其无关，故对该组证据拒绝质证。3、经高玉宝申请，证人禹某到庭作证，其证言如下：我和季某是夫妻关系，季某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到庭。我与高玉宝、张海新、田友林双方没有利害关系，我和高玉宝父亲是好朋友，2013年8月份左右我借给高玉宝1万元，季某借给高玉宝2万元，我和季某把银行存单及密码、我二人的身份证交给高玉宝，高玉宝自己去取的钱，高玉宝说借钱是为了还别人钱用，但还给谁钱我不清楚。高玉宝对证人禹某的证言认可，张海新对证人禹某的证言不认可，并称其不认识禹某和季某，且禹某、季某与高玉宝之间借贷关系与其无关。田友林认为本案与其无关，故拒绝质证。法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质询，证人季某未出庭作证，亦无证明材料证明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且证人季某的证言内容无法证明张海新收到其借给高玉宝的2万元银行存单，故法院对季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纳。证人禹某虽出庭作证，但其陈述内容亦无法证明张海新收到其借给高玉宝的1万元银行存单，故法院对禹某的证言亦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高玉宝通过张海新介绍认识了田友林，认识当天，高玉宝向田友林借款20万，并打了借条；高玉宝和张海新并不熟悉。在一审庭审中，高玉宝称，其通过现金、银行转账以及禹某、季某的银行存单分11笔还给了田友林；其中，第1笔至第3笔共计115000现金是直接还给田友林，但田友林未给其出具收条；第4笔65000元现金是通过张海新还给田友林，田友林亦未给其出具收条；第5笔至第9笔共计135000元是高玉宝通过银行转账给张海新账户并由张海新还给田友林；第10笔、第11笔共计30000元是通过禹某和季某的银行存单取出来后给付张海新。关于高玉宝所述其通过张海新偿还其与田友林的借款，其未能提交田友林的书面授权书，田友林亦称其从未授权张海新替其收取高玉宝的还款，其与张海新系普通朋友关系。高玉宝与田友林之间的借贷关系经法院（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17001号判决书、（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17004号判决书分别判决高玉宝应偿还田友林借款120000元和200000元。张海新陈述，田友林并未授权其代为收取高玉宝的欠款，而是高玉宝向其借款200000元，后高玉宝向其还款210000元，其中包括高玉宝一审庭审中所述的第4笔65000元现金、第5笔至第9笔银行转账共计135000元，剩余10000元是高玉宝答应给其的好处费；高玉宝向其借款时，未向其出具借条，高玉宝向其还款时，其亦未向高玉宝出具收条；张海新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高玉宝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即：一方受益，他方受损，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高玉宝要求张海新返还不当得利款230000元及利息20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从举证责任方面分析。在高宝玉所主张的不当得利之债中，其通过转账等方式给付张海新钱款的行为，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高宝玉需要举证证明：（1）被告因其给付而受利益；（2）高宝玉与被告有给付关系；（3）无法律上的原因，即给付目的之欠缺，此虽为消极事实的性质，但仍应由高宝玉负举证责任。高玉宝作为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人而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控制财产资源的变动，其给付行为系基于特定目的、有意识的，在给付目的未完成的情况下，更有意识也更有能力掌握相关事实证据，故应由其承担举证困难的危险。在一审庭审中，虽高玉宝主张张海新系代田友林收取欠款，但并未提交田友林授权张海新的书面授权或口头授权等足以证明其主张事实的相关证据，且田友林和张海新亦均不认可存在代为收取欠款的事实。当高宝玉高玉宝主张事实陷入真伪不明之状态时，高玉宝需进一步举证证明，但其无法举证以证明其主张事实，将承担举证不能所导致的败诉后果。其次，从民间借贷习惯与常情方面分析。在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人际交往日益频仍，在没有足够信任的情况下，个人之间的借贷可能存在相应之风险，田友林在出借给高玉宝时与高玉宝签订借据即为明证。在本案审理中，高玉宝陈述其与张海新、田友林均不熟，其系通过张海新而认识田友林，田友林亦陈述其与张海新之间为普通朋友关系。高玉宝与田友林之间就借贷关系而签订借据,就高玉宝所主张其没有直接向田友林还款，而是在没有田友林的代收还款指示的情况下，即通过张海新还款，且还款金额达几十万元之巨，明显与民间借贷习惯和常情不符。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高宝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法院询问张海新是否见过季某和禹某的大额存单，张海新称没见过也没有拿这两张存单取过钱。随后，法院到北京农商银行通州支行于家务分理处调取了存款人季某二万元储蓄存单及禹某一万元储蓄存单的取款记录。该分理处查询后表示，2013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止，季某及禹某名下存单取款情况中各只有一笔取款记录符合上述金额，依据银行留存的利息清单上的储户签章一栏的记载，2014年6月7日，季某的二万元储蓄存单由张海新领取，同日，禹某的一万元储蓄存单亦由张海新领取。对上述存单，张海新认可其签字，但认为有些细节因为时间长而记不清了，且存单也只能证明高玉宝欠钱的事实。此外，张海新于二审期间认可其收到高玉宝给付的款项23万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亦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二审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二审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其二，在举证责任明确之后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依高玉宝的主张，本案涉及的是给付型不当得利。结合在案证据和张海新的自认，可以认定给付关系、受益后果两个不当得利的要件已经具备，关键在于高玉宝的给付行为是否具有合法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当首先由高玉宝一方对其主张承担一定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对于给付张海新的23万元，高玉宝曾主张是通过张海新偿还田友林的借款，结合相关的民间借贷诉讼及本案诉讼可知，高玉宝就此提供了录音、手机短信等证据，虽高玉宝的上述证据在其与田友林的民间借贷纠纷中未被法院采信并进而导致高玉宝败诉的后果，然从举证的角度而言，当认为高玉宝对于本案涉及的23万元的发生原因，已完成了初步的举证义务。反观之，张海新称上述23万元是由于高玉宝曾向其借款形成，故高玉宝的给付具有合法基础，对此主张，则应由张海新承担一定的举证义务，然在一、二审过程中，张海新对此并未举证，对于借款的发生时间也陈述模糊，且关于禹某、季某大额存单的支取情况亦陈述不一，故此，本院认为应由张海新承担借贷关系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认定张海新收取涉诉款项并无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关于争议焦点二，结合上述分析可知，高玉宝和张海新之间形成了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张海新收取23万元缺乏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返还。关于相应的利息，本院考虑高玉宝的主张时间和相关诉讼的情况，酌定为1000元。综上，本院认为，考虑二审期间出现的证据，结合上述举证责任的分析，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28924号民事判决；二、张海新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高玉宝二十三万一千元；三、驳回高玉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高玉宝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张海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审 判 长  孙 京代理审判员  史智军代理审判员  楚 静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法官 助理  邱 江书 记 员  王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