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6民初9614号原告：上海百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被告：濮阳市富森服装有限公司。被告：张善中。原告上海百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舜公司”)诉被告濮阳市富森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森公司”)、张善中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于2017年1月25日作出判决。后二被告不服判决而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8日裁定发回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9日、2017年9月25日、2017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百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群华、被告富森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被告张善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百舜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富森公司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9,615,400元及2015年2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张善中对被告富森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0月，原、被告达成服装加工的初步意向。2014年11月27日、28日，原告分两次共向被告富森公司交付衣壳169,078件、羽绒28,091.3公斤。2014年11月29日，原、被告签订加工定作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提供羽绒服原料、被告负责加工，如质量未经定作方认可，原告有权拒绝收货并由承揽方按每件200元补偿，被告张善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1月下旬，被告富森公司向原告交付了18,001件羽绒服，剩余部分未能交付。原告提起诉讼，在法院主持下，被告于2016年12月25日交付衣壳53,000件，其余部分仍未能交付。庭审过程中，原告表示委托加工件数169,078件，减去已交付18,001件，再减去退还衣壳53,000件，尚欠98,077件未能交付，按照每件200元计算，故应赔偿金额为19,615,400元；被告富森公司曾于2015年1月交货，剩余羽绒服亦应于该月交货，故利息自2015年2月1日起算。被告富森公司辩称：一、系争加工定作合同的主体应为案外人龚玉明和被告张善中。合同抬头定作方明确为龚玉明，原告提供的原料购买协议亦显示主体为龚玉明，且网上可以查询到龚玉明以个人身份多次参加诉讼，说明其对于个人与公司的区别是明确知晓的，龚玉明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原告。二、案外人龚玉明和被告张善中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富森公司利益，系争加工定作合同无效。被告富森公司不是合同签订主体，亦未参与合同履行，龚玉明提供的加工原料并未交付至被告富森公司，而是在厂区外由被告张善中签收。三、被告张善中曾为系争原料运送垫付费用49,800元，该笔费用事后系由龚玉明个人账户转账至被告张善中个人账户；验收报告定作方代表并非原告员工、承揽方代表亦非被告富森公司员工，即验收双方系龚玉明和被告张善中个人；原审过程中法院主持衣壳交接时，交接地点亦非被告富森公司，且参与人除被告张善中外无被告富森公司员工。四、龚玉明有通过诉讼从他人处获取高额违约赔偿金的经历，本案现有证据亦证明其故意未提供工艺单、以验收不合格为由拒绝收货导致被告张善中无法履行合同。五、原告主张的损失金额无依据。原审中原告确认合同上每件200元的赔偿标准系原告员工赵某事后添加，被告张善中并未同意，故该条款系无效条款，赔偿金额应按照实际发生金额确定。合同未能履行双方均有责任，利息不应由被告方承担。六、因被告富森公司未参与合同签订与履行，故对原告所述其余事项拒绝发表意见。被告张善中辩称：一、系争合同系与龚玉明个人签订。该笔业务系龚玉明主动联系，龚玉明并未告知张善中系和原告签订合同，因该笔业务工作量大、被告富森公司无履行能力，张善中另外找了七八家工厂一起做。二、签合同时双方未曾约定200元每件的赔偿标准，且被告处留存的合同上亦无此约定。三、被告方于2014年11月底收到衣壳和绒，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故原告所述应于2015年1月底全部交货无依据亦不符合事实。四、原告交付的并非白鸭绒而是毛片、衣壳系2010年至2011年间的库存，均不值钱，原告所述损失计算标准不符合实际，且原告未曾交付样衣、工艺单，双方亦未约定验货标准，认可衣壳按照原审过程中双方交接后1元每件的处理价格、羽绒按照24-26元每公斤的价格计算赔偿金额。五、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被告张善中系被告富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不可能与龚玉明串通损害公司利益。原告为证明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被告富森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欲证明签订合同时龚玉明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代表原告；经质证，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龚玉明签订合同系代表原告。2、定作人处由原告盖章、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9日的加工定作合同，欲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富森公司加工羽绒服、被告张善中为被告富森公司提供担保，双方约定了200元每件的赔偿标准；经质证，被告富森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表示定作方应为龚玉明而非原告，且合同中“200元/件”系原告事后添加；被告张善中对真实性有异议，表示该份合同系其签字的草稿，草稿有两份且并未交付原告，系原告方自行从其办公室带走，且其签字时合同并没有“200元/件”的赔偿标准。3、收条、送货单，欲证明原告交付的衣壳和羽绒数量；经质证，被告富森公司表示未曾收到、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被告张善中表示无异议。4、案外人嘉善野鹅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鹅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购销合同、现金解款单，欲证明原告自案外人处购买羽绒的价格。经质证，被告富森公司对工商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购销合同、解款单主体均为龚玉明、并非原告；被告张善中对真实性均有异议，表示购销合同标的物为混合绒，而付款凭证上显示为生态绒，且付款时间与合同签订时间不一致。5、衣壳交接单，欲证明原审中被告方退还衣壳53,000件；经质证，被告富森公司表示不清楚，被告张善中表示无异议。6、客户收款入账通知、完税凭证，欲证明原告向案外人野鹅公司支付货款1,500,000元。经质证，二被告表示并非原始凭证且发生时间亦与讼争纠纷无关。被告富森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混合绒检测报告，检测对象系自原审中双方交接并由原告处理给证人王某某的成衣中获取，欲证明原告交付的羽绒含绒量仅为10.9%；经质证，原告表示无法认定所检测羽绒与讼争纠纷的关联性，且双方原审中在法院主持下交接时仅剩余53,000件衣壳、不存在已加工好的成衣；被告张善中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所检测羽绒系自加工点处未交付的成衣中拆取。2、案外人野鹅公司羽绒报价单(电子邮件打印件)，欲证明原告提供的与该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所约定300元每公斤的价格虚假；经质证，原告表示真实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被告张善中表示无异议。3、(2016)浙0421民初2911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高品质羽绒的价格；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与本案无关；被告张善中表示无异议。4、案外人河南范县华宇羽绒有限公司混合绒报价单，欲证明混合绒的价格；经质证，原告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张善中则表示无异议。5、案外人河北省安新县京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混合绒报价单，欲证明讼争混合绒的价格；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张善中表示无异议。6、案外人龚永兴照片打印件及微信截屏，欲证明原告将原审中交接的衣壳以1元每件的价格处理给龚永兴；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表示该证据并未显示价格，即使被告所述属实亦属于原告自身权益的处分；被告张善中表示无异议。7、羽绒衣壳购买协议，欲证明原告所提交的购销合同显示价格与该协议矛盾，且购买主体为龚玉明个人；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表示两份合同所涉标的物并不一致；被告张善中表示无异议。8、浙江省嘉善县国家税务局开发区税务分局出具的证明，欲证明原告与野鹅公司实际交易价格为150万元；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无法证明被告所述内容；被告张善中表示无异议。9、2017年4月21日原告出具的说明一份，欲证明在原审过程中原告曾表示由龚玉明而非原告向野鹅公司支付货款150万元。经质证，原告、被告张善中均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张善中向本院提交定作人处由龚玉明签字、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8日的加工定作合同，欲证明原告提交的合同系最初的草稿、没有“200元/件”的内容，被告方提交的合同方为双方所签真实的合同。经质证，原告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份合同日期早于原告提交的合同，故应以原告提交的合同为准；被告富森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方公章系后加，且原审过程中原告曾认可“200元/件”系自行添加。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证人赵某、徐某某到庭作证，被告富森公司申请证人王某某到庭作证。证人赵某陈述：证人系原告员工，曾与龚玉明一起至被告张善中办公室签订加工合同，签订合同时合同上已有“200元/件”的赔偿标准，其个人未曾添加；讼争衣壳和羽绒均系购自案外人野鹅公司，先由原告老板龚玉明与野鹅公司对接，合同签订后由其自野鹅公司处通过物流打包运送至被告富森公司，具体地址由被告张善中通过短信或微信方式告知，全部发送完毕后由其至被告张善中处签订送货清单。证人徐某某陈述：证人于2016年5、6月份到职任野鹅公司办公室负责人，主要负责公司债权债务清点催收，在公司针对原告所欠货款开会过程中了解讼争相关事实，原告所提交的与野鹅公司签订的购买协议、购销合同、对账单均属实，所涉货款1,000多万元，其中衣壳为20-30元每件、绒的均价为300元每公斤、衣壳加绒为125-145元每件，合同系野鹅公司法定代表人与龚玉明签订，由原告一姓赵的员工派车自野鹅公司拉货，于2016年年底收到原告支付150万元货款。证人王某某陈述：证人从事服装加工，与张总(即本案被告张善中)一直有业务合作，讼争服装加工业务系张总联系了十几家工厂一起加工，衣壳和绒由张总派原告的一名员工送至其工厂，衣壳系老款、绒实际为毛片，均不值钱，其工厂加工了一万多件，已交付一部分、工人折抵工资拿走一部分，尚余两三千件成衣因无人付款未交接；2016年12月26日、27日，龚永兴将被告交付给原告的53,000件衣壳以1元每件的价格处理给证人，被告富森公司提交检测的绒系从证人处留存的成衣中拆取。经质证，原告表示证人赵某、徐某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原告与野鹅公司间的交易真实存在，证人王某某陈述张总和原告一起送材料，说明当时张善中系代表被告富森公司，且其陈述自龚永兴处购得衣壳，现有成衣可能系以该衣壳加工而非原有成衣。被告富森公司表示证人赵某、徐某某均未能提交劳动合同，且未能陈述发货数量、地址等，与原告陈述存在矛盾处，而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能够说明系因龚玉明未付款导致加工好的成衣未能交接、讼争衣壳和绒均不值钱。被告张善中表示赵某陈述与原审中原告所述矛盾、对证人王某某的证言无异议。本案审理过程中，龚玉明接受我院询问，陈述：其于2012年至2015年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讼争两份加工合同均系原告与被告富森公司间签订；2014年11月28日，其与赵某至被告富森公司处签订合同，因路途遥远携带公章不方便，合同定作方处由其签字确认，承揽方处由被告张善中盖具被告富森公司公章，回公司后因法务表示为规避风险需明确赔偿标准，其让赵某重新打印合同并加上“200元/件”的内容后找张善中补签字；其与野鹅公司签订的购买协议、购销合同亦系代表原告签订，羽绒衣壳购买协议上125元每件是包含了衣壳和绒的单价，衣壳单价为25元每件。根据对证据的审查，综合分析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庭审陈述，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3、5和被告富森公司提交的证据7、9及被告张善中提交的加工合同，相对方对真实性无异议且与讼争纠纷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2与被告张善中提交的证据内容基本一致，且被告方并未否认签章真实性，本院对两份加工合同均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4及证据6中的150万元入账通知相互验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6中其余证据系野鹅公司完税凭证，仅凭这些证据难以认定所交税款与本案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富森公司提交的证据1-6、8，均难以认定与讼争纠纷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人证言与上述所采信证据相一致部分，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4年11月22日，以野鹅公司为甲方、龚玉明为乙方、上海百基混凝土有限公司为丙方，三方签订羽绒衣壳购买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羽绒衣壳120,000件，每件均价125元，乙方或乙方委托人赵某自提。同日，三方签订了购销合同一份，约定龚玉明向野鹅公司购买混合绒，单价为300元每公斤。其后，经龚玉明与野鹅公司对帐，双方确认交易混合绒28,091.30公斤。2014年11月27日，被告张善中在抬头定作方为龚玉明、承揽方为被告富森公司、担保方为张善中的加工定作合同上承揽方、担保方签章处签字，原告于2014年11月29日在定作方签章处盖章，该合同约定了加工羽绒服的款号、数量、加工单价等，材料交付方式为定作方送货到承揽方工厂，成品交付方式为定作方自提，结算方式为出货后付清，具体加工数量以张善中或孟久娥签收为准，原告所持的该份合同第三条约定如质量未经定作方认可、承揽方需按“200元/件”补偿定作方损失，该“200元/件”原告认可系由原告方添加。另，龚玉明于2014年11月28日在抬头定作方为龚玉明、承揽方为被告富森公司、担保方为被告张善中的加工定作(承揽)合同上定作方签章处签字，被告富森公司在承揽方签章处盖章，被告张善中未签字，合同约定的羽绒服款号、数量、加工单价等与上述合同一致，材料交付方式为定作方送货到承揽方工厂，成品交付方式为定作方到承揽方工厂自提，结算方式为出货后一次性付清。2014年11月28日，被告张善中签字确认收到“龚玉明上海庄鑫”羽绒衣壳120,238件，发货人为赵某。2014年12月27日，被告张善中签字确认收到羽绒服衣壳48,840件(单价注明25元)及混合水洗绒28,091.30公斤，送货人仍为赵某。2015年1月25日，黄百龄作为定作方代表、孟九娥作为承揽方代表，二人形成验货报告数份，载明原告于2014年12月30日、2015年1月16日两次前往被告各个加工点验收，两次验收后的结果包括：返工后再去验货、返工后问题已解决等。2015年7月15日，被告富森公司发函给龚玉明，表示其于2014年11月28日与龚玉明签订加工合同，被告富森公司已经生产完毕，要求龚玉明于2015年7月30日前提货并支付加工费。2015年7月31日，原告向被告富森公司发函，表示已知晓被告富森公司要求公司股东龚玉明履行加工合同义务，特声明2014年11月底与被告富森公司签订合同的并非龚玉明，而是原告，并认为被告富森公司生产的羽绒服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原告拒绝收货。2015年11月15日，原告向两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于2015年11月25前将返工后的羽绒服交由原告查验。2015年12月10日，原告诉至我院。在我院的沟通和协调下，原告于2016年12月25日至被告富森公司交接，收到退回的羽绒服衣壳53,000件。另查明，原告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9月1日由龚玉明变更为许培英，被告富森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3月1日由张善中变更为赵全杰。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包括讼争加工合同的订立主体、被告富森公司应否赔偿和赔偿的金额。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通过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及双方出示的合同，能够确定原告与被告富森公司、张善中签订了一份合同，龚玉明与被告富森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两份合同涉及主要权利义务的条款基本一致，且两份合同均明确载明承揽方为被告富森公司，即2014年11月27日被告张善中系作为被告富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承揽方签章处签字，讼争加工合同关系的承揽人为被告富森公司、被告张善中系被告富森公司担保人。至于加工合同关系的定作方，原告持有的合同由原告签章、被告持有的合同则由龚玉明签字，现原告手持合同盖章日期晚于被告手持合同，龚玉明亦明确表示其系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原告签订合同，而双方履行过程中原告发函声明龚玉明系代表原告签订合同、被告方对此未曾表示异议，故本院确认本案加工合同的定作方系原告而非龚玉明。被告富森公司所述合同签订主体为被告张善中和龚玉明个人与现有证据所载不符，其所述张善中和龚玉明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富森公司利益亦无证据予以支撑，而龚玉明在他案中的相关行为亦不能用于推断本案讼争纠纷中其行为的性质，故本院对富森公司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向被告交付了羽绒28,091.30公斤、羽绒服衣壳169,078件，被告向原告交付了羽绒服18,001件，于2016年12月25日退回衣壳53,000件，被告富森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交付加工物且无法返还剩余原材料，尽管双方签订的加工定作合同未曾约定交货期限，但自双方交接加工衣壳和羽绒至今已达三年之久，被告富森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富森公司辩称因原告未能付款致无法及时交接与合同“出货后付清”的约定明显不符，故原告要求被告富森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但鉴于原告手持合同“200元/件”系原告方自行添加，被告手持合同无此内容，且原告无证据显示该项添加获得被告方认可，故赔偿金额应以原告实际损失为准。被告富森公司、张善中向本院申请就讼争衣壳、羽绒进行评估或鉴定，但原告明确表示不认可被告方提供的衣壳和羽绒作为评估、鉴定对象，考虑到双方间签订的合同、送货清单等未明确约定原料规格、成分、质地等，无法确认被告提供的衣壳、羽绒即为双方争议标的物，且自原告向被告方交付衣壳和羽绒至今已长达三年，被告方亦陈述实际系由各加工厂保管衣物，即使被告方能够提交双方认可的实物亦存在当前状况与纠纷发生时状态、市场行情不一致的情形，无法对原告所受实际损失进行评估、鉴定，故本院对该项申请不予准许。原告现提交了自野鹅公司处购买讼争原料的羽绒衣壳购买协议、购销合同、对帐单，野鹅公司盖章的对账单所载时间、数量与被告张善中签字的送货清单完全一致，且野鹅公司指派徐某某出庭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尽管被告方对该些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而原告向野鹅公司实际已支付货款金额、野鹅公司是否缴纳税款亦并不当然指向原告实际损失金额，且原告及徐某某关于因存在讼争纠纷导致货款未能及时完全支付的陈述符合情理，故本院对被告富森公司要求调取野鹅公司原始纳税凭证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根据上述证据确认羽绒服(羽绒服衣壳及羽绒)单价为125元、羽绒单价为300元、衣壳单价为25元。依照上述单价，原告交付的169,078件羽绒服衣壳总价4,226,950元、28,091.30公斤羽绒总价8,427,390元，合计12,654,340元，扣除被告交付的18,001件成衣(单价125元)总价2,250,125元，扣除被告返还的53,000件衣壳(单价25元)总价1,325,000元后，剩余衣壳及羽绒的价值为9,079,215元，被告富森公司应当赔偿给原告。被告张善中自愿为承揽方履行合同提供担保，现承揽人即被告富森公司未能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原告要求被告张善中对被告富森公司上述债务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予支持。至于原告所述被告富森公司应于2015年1月底交货，该节事实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故对其要求被告方自2015年2月1日支付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濮阳市富森服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百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人民币9,079,215元；二、被告张善中对被告濮阳市富森服装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上海百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3,01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8,019元，由原告上海百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17,664元，被告濮阳市富森服装有限公司、张善中负担80,35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熊艳蓓审判员  谢荣华审判员  刘景锋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宋春燕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4、《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