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08民终34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建有，男，194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夏县东风西街**号居民，现住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光，山西禹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续跟吉，男，194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新立，男，194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稷山县。上诉人宋建有因与被上诉人张新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2017）晋0828民初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建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夏县人民法院（2017）晋0828民初45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有误。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证据《订购苗合同书》，该证据明显是一份虚假的证据。为此，上诉人在一审时提出鉴定申请，但是一审却片面认为字迹鉴定没有必要，实难让人想的通，何为必要性？根据法律规定，权利凭证必须是完整、明确地记载权利义务人等内容的独立契约，权利人可凭此享有权利，可是被上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制作虚假凭证，明显违法，其主张更不能得到支持，这是其一；第二，被上诉人递交的稷山县人民法院的“调查笔录”，也不能作为本案的事实证据。因为当时承办法官告知上诉人是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但是根据法律规定，这种以“调查笔录”方式送达法律文书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调查笔录原则是对了解案情的证人作出，而不是对案件当事人作出。且在稷山法院受理案件后，上诉人就已经提出管辖异议，那么稷山法院在没有管辖权的案件进行调查，明显超出司法审判权限。另稷山法院所谓的“调查笔录”制作程序上也是严重违法，稷山法院在向上诉人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时，承办法官拿出事先作好的笔录，让上诉人签名，并没有告知上诉人任何内容。这一事实从笔录的内容上可以看出，2004年至2015年，已经过去11年之久，上诉人也是73岁高龄身体残疾的老人，不可能还记得清晰的事项，但是该笔录记载条理清晰、思路明确的内容，明显是根据被上诉人事先所说的内容提前制作出来，以送达法律文书作掩护，哄得上诉人签名。因此调查笔录不能作为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依据。第三，被上诉人提交的几份签有上诉人名字的“收条”，“收条”显示的内容是夏县禹王乡史庄村、西七里村和胡张乡枣园村三个村委会所出具的，上诉人签名仅仅是作为证明，并非苗木的接收人，一是法院避开这一事实，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于理于法相悖。第四，被上诉人诉称“2009年经运城电视台法制栏目专题报道后，被告归还了15000元”，那么该报道的内容是什么？被上诉人是明知的，其应该由被上诉人进行举证证明，但是一审对于该事实却没有进行查明，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报道的内容，就认定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明显错误。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的这种主张不能成立。第五，对于上述被上诉人的证据，在一审时都未提供原件进行质证，根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复制品。即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优先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其次才能考虑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但是被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和开庭审理时，均没有提供证据原件进行核对和质证，应认定其丧失证据的提出权和证明权，视为被上诉人放弃举证权利。但是一审判决在这种情况下还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明显不当。二、被上诉人诉请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对于诉讼时效认定，仅仅根据证人薛某单一的证言就认定被上诉人自2010年一直向上诉人催要，明显不能成立。证人是被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证据，故被上诉人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第三、被上诉人不具有主体资格，且其知道支付该款项的主体并非上诉人。本案被上诉人不具原告主体资格。因为2004年2月28日，上诉人作为山西夏县红枣协会的会长，经过实地考察，与山西省稷山县新立绿源科技开发公司签订《订购苗合同书》，那么根据《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张新立仅仅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以其个人名义主张权利。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当时是公司与协会之间的民事活动，并非个人之间，且被上诉人对宋建有的身份地位也是十分清楚，承担责任主体并非上诉人，一审时，被上诉人在陈述苗木购买过程时，提到是因“日元贷款工程”，且主要资金来源也是依靠日元贷款支付，但是对于上诉人不可能个人搞贷款工程项目，被上诉人故意规避事实，将还款责任强加于上诉人身上，明显违法。综上，恳请二审法庭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请。张新立答辩称，1、上诉人所说的基本事实夏县法院已经审理很清楚，我认为不应当再重复了。对方提出的都是已经解决的问题；2、一审判决已经很清楚，我同意继续维持原判。张新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归还所欠枣苗款96669元及利息；2、十年间差旅费500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张新立提交的2004年3月22日的购苗合同书，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冬枣苗，每株1元，以实际提货数计款。被告宋建有主张该合同书上的签名并非自己本人所写，但在原告提交的2015年7月17日稷山县人民法院对被告宋建有作的调查笔录上，被告承认2004年3月22日的购苗合同系其本人与原告签订的，且2004年4月4日夏县禹王乡史庄村出具的收到枣树苗20000株的收条、2004年4月3日、2004年4月5日夏县禹王乡西其里村出具的分两次收到枣树苗15500株、20700株的收条、2004年4月6日、2004年4月7日夏县胡张乡枣元村出具的分两次收到枣树苗26411株、14058株的收条，证实原告已实际履行了合同的义务，以上5张收条均有被告宋建有的签名；2、2009年被告宋建有支付原告张新立枣树苗款15000元后抽回相应的条据。证人薛某的证言证实自2010年其与原告一直找被告催要欠款。原告2015年向稷山县人民法院起诉，后案件移送我院审理，2017年3月30日因原告未在指定期限内缴纳诉讼费，案件已按撤诉处理，该事实有（2017）晋0828民初1094号民事裁定书、原被告当庭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被告主张购苗合同书上其名字非本人所写，但原告将枣树苗按照被告要求送至目的地后被告在收条上签字确认，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已成立，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给付原告枣树苗款，其申请字迹鉴定已无必要，原告张新立主张被告归还枣树苗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利息双方未约定，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向被告索要枣树苗款的十年间差旅费，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宋建有辩称其是夏县红枣协会的会长，其行为系职务行为，支付给原告张新立的15000元是夏县林业局所支付，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可另案主张自己的损失。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2009年被告支付原告15000元并抽回相应的条据，2010年起原告一直向被告催要欠款，并于2015年向法院起诉，故原告张新立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被告宋建有应支付所欠原告张新立的枣树苗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宋建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张新立枣树苗款96669元；二、驳回原告张新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33元，由被告宋建有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正确；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被上诉人是否具备主体资格。上诉人称条据上的签名真实，仅是起到证明收到枣树苗，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稷山县人民法院的“调查笔录”，因上诉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看内容就签字的说法无法采信，对上诉人承认签名真实，但是不知道内容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根据上诉人自认的事实即五张收条及稷山县人民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上的签字均为其所签，认为《购苗合同书》中上诉人的签字不需要鉴定并无不当。原审判决据此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枣树苗的法律关系正确。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提供了证人证言及夏县人民法院的准许撤诉的民事裁定书，原审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正确。关于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购苗合同书”为个人签字，并无公司盖章，被上诉人依法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65元，由上诉人宋建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军武审判员  王晓明审判员  王玉林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李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