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2731民初1908号原告：袁芳，女，1977年8月22日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成武，贵州黔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汤敬愉，男，1965年3月3日生，汉族，农民，住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启新，贵州惠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班世兰，女，1965年1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惠水县，系被告汤敬愉之妻。原告袁芳诉被告汤敬愉、班世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成武，被告汤敬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启新，被告班世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芳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签订的《赠与协议书》无效；2、撤销惠水公证处出具的（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书；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系袁明与汤德珍的养女，2004年原告迁往香港居住，袁明于2011年过世。被告汤敬愉、班世兰趁原告不在本地居住，汤德珍年事已高且不识字，采取骗取手段伪造了一份《赠与协议书》，公证机关出具了内容虚假的（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书，非法剥夺了原告的继承权。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汤敬愉、班世兰辩称：1、《赠与协议书》是经过公证的，该协议是汤德珍的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该《赠与协议书》之前，汤德珍就与汤敬愉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从两份协议的内容来看，汤德珍将该房屋赠予二被告的意识是一贯的、真实的，该《赠与协议书》合法有效；2、汤德珍在生前已通过《赠与协议书》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因此本案不涉及继承问题，二被告没有剥夺原告的继承权利；3、汤德珍处分其财产给二被告，原告无权干涉；4、原告请求法院撤销公证书没有法律依据；5、原告初中毕业后外出务工并远嫁香港，没有尽到作为养女的义务，袁明去世后二被告经常看望汤德珍，汤德珍生病时是二被告送其就医并到医院陪护，2015年底汤德珍几次摔倒都是二被告及其家人照顾，二被告将汤德珍接到家中一起生活近两年，因此，二被告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查明：袁明系惠水农业银行的退休职工，其与妻子汤德珍未生育子女，1984年袁明、汤德珍夫妇抱养一女孩取名袁芳（时年7岁），当时未办理收养手续，袁芳来到袁明家共同生活并将户口迁到袁明名下，袁芳读完初中后外出打工，随后与一名香港青年结婚并于2002年9月4日迁居香港。2011年11月27日袁明、汤德珍夫妇与被告汤敬愉达成《遗赠扶养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袁明、汤德珍夫妇收汤敬愉为养子，汤敬愉为二老养老送终，二老过世后位于惠水和平镇白衣庵农行宿舍的房屋一套（惠房权证和平镇字第201000922-1、××号）归汤敬愉所有。事后，袁明于2011年11月29日死亡。袁明死亡后汤德珍于2016年6月6日以房屋产权证遗失为由，到惠水公证处办理（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书，汤德珍向公证处提交的亲属关系证明未载明袁明、汤德珍收养子女的情况，并加盖村、社区及派出所的印章，公证处遂办理了（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书，汤德珍持该继承公证书将房屋过户到其名下，变更后的产权证号为：惠房权证和平镇字第××号。2016年11月8日汤德珍与汤敬愉、班世兰签订《赠予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汤敬愉、班世兰夫妇对汤德珍生养死葬，汤德珍将该房屋赠予汤敬愉夫妇，双方并到惠水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汤德珍生前与二被告共同生活近两年，其于2017年12月12日死亡，汤德珍的丧葬事宜在二被告家里进行，相关事宜由原告与二被告共同办理。2017年12月11日原告袁芳以被告汤敬愉、班世兰趁原告不在本地居住且汤德珍年老不识字，采取欺骗手段伪造《赠予协议书》、公证机关出具内容虚假的（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书，违法剥夺原告的继承权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本案庭审结束后，原告袁芳于2017年12月28日向本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书，要求对《遗赠扶养协议》、（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卷宗、（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卷宗等三份材料中汤德珍的签名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本案有：原、被告的陈述、《遗赠扶养协议》、《赠予协议书》、惠水公证处（2016）惠证字第0323号卷宗复制件、惠水公证处（2016）惠证字第129号卷宗复制件、证人证言等证据在卷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所涉《遗赠扶养协议》、《赠与协议书》及公证书的认定问题：1、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的认定问题，本案中，袁明及其妻汤德珍于2011年11月27日与被告汤敬愉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该协议约定：袁明、汤德珍夫妇收汤敬愉为养子，汤敬愉为二老养老送终，二老过世后位于惠水和平镇白衣庵农行宿舍的房屋一套（惠房权证和平镇字第201000922-1、××号）归汤敬愉所有。庭审中，原告认为袁明于2011年11月27日签订该协议，同年11月29日死亡，无法证明该协议系袁明所签。从协议上“袁明”两个字的字迹来看，签名人的手在发抖，故即使协议上的签名为袁明所为，也不能证明袁明在签署上述协议时意思表示真实或意识清醒。汤德珍不识字，且其在公证处所作的笔录中也陈述没有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由此可见汤德珍不认可该《遗赠扶养协议》，即使遗赠扶养协议是真实的，二被告也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安葬袁明的费用也不由汤敬愉支付，所以二被告不能享有袁明遗产的权利，汤德珍在公证处推翻了自己的遗赠扶养协议，故遗赠扶养协议未生效，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本案中，袁明确为《遗赠扶养协议》签订后两日即2011年11月29日死亡，袁明死亡后安葬事宜是在汤敬愉家里进行的，虽然办理丧事的相关费用系袁明的丧葬费及其生前与汤德珍的积蓄组成，但原告以此主张汤敬愉没有尽到赡养袁明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庭审中，证张某林范某志杨某贵汤某仁等均证实其在《遗赠扶养协议》上作为在场人签字，张某证实该《遗赠扶养协议》系袁明口述，张某执笔，袁明与汤德珍分别在协议上签名捺印，协议签署时袁明意识清醒。张某的证言与范某、杨某的证言一致且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证人汤某陈述其在协议上签字，但称其是事后赶到的，没有看到汤德珍在场，汤某也不清楚协议的内容，庭审中，汤某认可其与汤敬愉有矛盾的事实，据此，本院对汤某陈述其在协议上签字的事实予以采信，但对其陈述汤德珍当时不在场及汤某不清楚协议内容的证言不予采信。庭审中，原告未能提供袁明签署协议时意识不清醒、意思表示不真实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本院根据案件实际确认袁明、汤德珍与被告汤敬愉于2011年11月27日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识表示，内容真实有效。2、关于本案所涉（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书》的认定问题，本案中，汤德珍在袁明死亡后于2016年6月6日以房产证遗失为由向惠水公证处提出申请，要求办理继承袁明遗产的公证书，汤德珍称袁明生前没有立遗嘱也没有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并称袁明没有子女，汤德珍还向公证处提交当地村委会、居委会及派出所出具的载明袁明没有子女的亲属关系证明，惠水公证处于同年7月7日作出（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书》证明袁明的遗产由汤德珍继承，汤德珍遂将本案所涉房产登记到其名下。本案中，袁明、汤德珍夫妇于1984年收养原告袁芳，虽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但根据当时的政策及民间习惯，原告袁芳与袁明、汤德珍之间成立养父母子女关系。本案中，袁明、汤德珍夫妇已于2011年11月27日与汤敬愉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但在办理公证的过程中，汤德珍否认上述两项事实的存在并向公证处递交相关单位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从汤德珍向公证处作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明材料来看，该《公证书》在事实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瑕疵，但该瑕疵系汤德珍所为引起，公证书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虽然该《公证书》存在上述瑕疵，但公证书系袁明死亡后作出，故该公证书不具备推翻袁明通过《遗赠扶养协议》处分其财产的效力。据此，（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书》仅对汤德珍名下财产份额产生效力。办理（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书》及房屋过户手续时，汤德珍还健在，不存在损害原告继承权的问题。3、关于《赠与协议书》及（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书》的认定问题，本案中，汤德珍通过（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书》继承本案所涉房屋并将该房屋过户到其名下后，于2016年11月8日与被告汤敬愉、班世兰签订《赠与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被告汤敬愉、班世兰夫妇对汤德珍生养死葬，汤德珍将其名下位于惠水和平镇白衣庵农行宿舍的房屋一套（即本案所涉房屋，现产权证号为：惠房权证和平字第××号）赠与二被告。汤德珍、汤敬愉、班世兰于协议签订当日向惠水公证处提出申请，要求对《赠与协议书》进行公证，该公证处于同年11月21日作出（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书》。从该《赠与协议书》及（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书》的内容来看，该两份文书确实存在汤德珍无子女的字样，该表述与袁明、汤德珍收养袁芳的事实不吻合。由此可见，该两份文书确实也存在一定的瑕疵。从上述瑕疵产生的原因来看，“汤德珍无子女”系汤德珍向公证处作的陈述并提供亲属关系证明予以证实，将本案所涉房屋登记到汤德珍名下，因损害汤敬愉权利故《赠与协议书》部分无效，但汤德珍又将其名下份额赠予汤敬愉、班世兰夫妇。因此，汤德珍的行为最终不损害汤敬愉的权利。从公证办理的程序来看，没有违反法定程序的事由。从《遗赠扶养协议》与该两份文书的关系来看，汤德珍以《赠与协议书》及（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书》对其在《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意思表示进行了变更，将汤德珍名下的财产份额从赠予汤敬愉变更为赠与汤敬愉、班世兰夫妇，但从三份文件的内在联系来看，汤德珍将其名下财产份额赠与汤敬愉的意思是一贯的、不变的，汤德珍将其名下财产份额从赠予汤敬愉一人变为赠与汤敬愉、班世兰两人，亦无害于他人。据此，《赠与协议书》及（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书》虽然存在一定瑕疵，但对汤德珍名下财产份额的处置合法有效。二、关于原告诉求法院撤销公证书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出撤销（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书》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该公证书确实存在一定瑕疵，但该瑕疵非公证人员导致，不存在公证程序违法的问题，庭审中，原告亦未提供该公证书办理存在程序违法的证据，故对该公证书中汤德珍处分其财产份额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公证书是否撤销的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范围，当事人可向出具公证书的机构提出复查申请。三、关于原告申请进行笔迹鉴定的问题，本案中，原告袁芳于2017年12月28日向本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书，要求对《遗赠扶养协议》、（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卷宗、（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卷宗等三份材料中“汤德珍”的签名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笔迹鉴定应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无法查清为前提，本案中，袁明、汤德珍与汤敬愉签署《遗赠扶养协议》时意识清醒、意思表示真实，有多人在场见证并在协议上签名。庭审中，原告认为签署协议时袁明的意思表示可能不真实，意思可能不清醒，原告仅仅怀疑而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告对袁明处分财产意思表示的质疑没有法律依据。庭审中，原告还以汤德珍不识字，《遗赠扶养协议》上有其签名为由，主张该“汤德珍”的签名不是汤德珍本人所为，证人当庭陈述，签署协议时汤德珍在场并亲笔签名捺印。从汤德珍与汤敬愉、班世兰签订《赠与协议书》并办理（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书的真实意思来看，汤德珍将其名下财产份额赠与汤敬愉的意思是一贯的，而该公证书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能够证实案件事实。（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书，虽存在一定瑕疵，但其处分汤德珍名下财产份额的意思表示也是真实的，该公证书办理过程亦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本案中，《遗赠扶养协议》、《赠与协议书》、（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书及证人张某等人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本院对《遗赠扶养协议》、《赠与协议书》、（2016）惠证字第0323号、（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书的真实性及汤德珍在上述三份文件中处分其名下财产份额的意思表示真实性予以认定。在对《遗赠扶养协议》、（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书及（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书真实性及汤德珍在上述三份文件中处分其名下财产份额的意思表示真实性已经认定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该三份文件中“汤德珍”是否为同一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即使三份文件中签名为“汤德珍”的笔迹确实不是同一人所为，也不能得出汤德珍处分财产并非出自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结论，况且现汤德珍已死亡，无法获取其笔迹，不具备启动鉴定程序的条件。据此，本院对原告申请对《遗赠扶养协议》、（2016）惠证字第129号公证卷宗、（2016）惠证字第0323号公证卷宗等三份材料中汤德珍的签名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六十元，减半收取三十元，由原告袁芳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彰良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鲁世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