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3民终55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市十八家妇女装卸队。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十八家支路*号。法定代表人：陈宝钗。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娅静、叶林枫，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江滨路鹿城段工程建设指挥部。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江滨西路怡浦园*幢*楼。法定代表人：毛新奇，总指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哲、程小霁，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温州市水产供销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十八家路**号。法定代表人：项少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陈宸，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温州市十八家妇女装卸队（以下简称十八家妇女装卸队）因与被上诉人温州市江滨路鹿城段工程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江滨路指挥部）及第三人温州市水产供销公司（以下简称水产供销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2民初4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娅静，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哲、程小霁，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十八家妇女装卸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江滨路指挥部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2004年，被上诉人明知灰桥浦码头的合法所有者、使用者是第三人水产供销公司和上诉人两方，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于2006年12月28日达成《灰桥浦企业（码头）拆迁补偿协议书》，即江鹿单拆字[2006]11号（一）。然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通过威胁恐吓上诉人的职工，一些没怎么上过学、只知道做苦力的妇女，强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灰桥浦企业（码头）拆迁补偿协议书》，即江鹿单拆字[2006]11号（二）。第二，涉案水产储运码头是第三人及上诉人共同出资建设使用，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第三人于1998年8月6日签订的《关于灰桥浦水产储运码头迁移安置协议书》的第二条，明确约定北侧（灰桥浦外侧）40米岸线归第三人使用管理，中间隔断10米，南侧30米岸线归上诉人使用管理，被上诉人负责办理有关手续。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履行了约定义务，被上诉人却未给上诉人办理有关码头产权的手续。以致给上诉人在2004年的二次拆迁安置中造成了巨大损失。上诉人的24名职工现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因涉案码头拆迁失去经济收入来源，2006年二次拆迁又未解决她们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问题，导致生活困难。第三，1998年8月6日的《关于灰桥浦水产储运码头迁移安置协议书》第二条中“负责办理产权手续”是指合法土地证等产权证、而非指码头岸线证。涉案灰桥浦码头虽无产权证、土地证，但建设之前经过政府多个部门审批，有合法审批手续，不能与“违章建筑”相提并论，而且办证义务人是被上诉人，过错不在上诉人。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按照当时的政策即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进行安置。第四，本案中，被上诉人仅补偿上诉人35米岸线地面上构造物以及劳动保障费、停工歇业补助费等，未对35米岸线价值进行补偿。上诉人已申请对35米岸线价值进行鉴定，至少应补偿360万元。第五，在二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35米岸线没有在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协商时也未列入补偿范围。江滨路指挥部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维持原判：第一，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承认1997年前水产码头为第三人水产供销公司所有，该码头1999年迁建时并无产权手续，上诉人也未被登记为该码头的所有权人。1998年8月6日的《关于灰桥浦水产储运码头迁移安置协议书》第二条中仅确定上诉人与第三人对该码头“使用管理”，未约定权属。江鹿单拆字[2006]11号（二）《灰桥浦企业（码头）拆迁补偿协议书》明确约定“码头权属归水产供销公司”，上诉人未申请撤销或确认无效，且已领取115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其主张威胁恐吓，没有证据证明。第二，上诉人在江鹿单拆字[2006]11号（二）协议和及江鹿单拆字[2006]12号协议中，均已承诺不再以任何借口主张权利。并且，上诉人自认已经领取全部413.16万元补偿款，两份合同均已实际履行。第三，被上诉人已于1998年为灰桥浦码头办理合法的审批手续。原码头仅有泊位证，无其他产权手续，根据三原原则，迁建之后也无法办理产权手续。涉案码头无产权手续的后果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第四，上诉人主张360万元违约损失，却未举证证明违约损失的构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且，无论1998年8月6日签订的还是2006年12月18日签订的协议，均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已经丧失胜诉权。第五，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明确办理产权手续是指岸线证，现又认为是合法土地证，陈述矛盾。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码头，定性为补偿而不予安置，其依据是2006年63号会议纪要、2007年42号专题会议纪要等。上诉人认为文件是错误的，不是本案能解决的范畴。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明确是违约行为导致的损失，理由是认为被上诉人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办理相关的码头产权损失，二审又认为是岸线价值补偿，诉讼请求与上诉请求相矛盾。水产供销公司述称，其与被上诉人江滨路指挥部的答辩意见一致。十八家妇女装卸队于2017年4月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江滨路指挥部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60万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十八家妇女装卸队系集体企业，因未依法参加2007年企业年检，现工商登记状态为吊销未注销。1998年8月6日，被告江滨路指挥部（作为甲方）与南方水产公司（作为乙方，由第三人水产供销公司于2001年对其实行兼并和资产重组）及原告的前身黎一村妇女搬运队（作为丙方）签订一份《关于灰桥浦水产储运码头迁移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因江滨路鹿城段道路工程建设，需要迁移水产储运码头建造灰桥浦桥梁，该码头为乙、丙双方共同建设使用。根据江滨路拆迁安置政策，甲方同意予以三原迁建安置，经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一、水产储运码头坐落位置在灰桥浦（水产仓库东侧），1972年建造，现码头岸线长73米，宽15米。该码头位处江滨路灰桥浦桥梁位置，需要拆除，甲方同意按三原原则给予迁建…二、为理清码头的权属、管理，经乙、丙双方协商，要求将新码头作二部分设计迁建，北侧（灰桥浦外侧）40米岸线归乙方使用管理，中间隔断10米，南侧30米岸线归丙方使用管理。甲方负责办理有关产权手续…四、甲方在98年12月5日前交付新码头，如逾期则应按江滨路拆迁安置政策规定给予丙方28人每人每月293元生活补贴”。因开工建设城区防洪堤三期二段、灰桥新闸工程，该码头遇“二次拆迁”。2006年12月28日，江滨路指挥部（作为甲方）与水产供销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灰桥浦企业（码头）拆迁补偿协议书》（江鹿单拆字[2006]11号（一），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书（一）”），载明“由于灰桥浦企业（码头）擅自使用的土地属国家所有，企业又无法提供土地证和房产证及有关合法审批手续…不符合安置条件，但乙方在堤岸上有投入并经营多年，甲方同意给予一次性适当的经济补偿。现经甲方、乙方会同黎一村委三方多次协商，最终达成如下协议：一、拆除乙方坐落于灰桥浦西岸，码头驳坎（砼排架）70米，内挡土墙70米，块石挡墙10米，常规房屋（砖混结构）57.60平方米，土石方3858.42平方米，砼地面1353.15平方米，变压器100KVA一台。如有土地、房产（包括十八家妇女搬运队）等纠葛，由乙方和黎一村两委自行理直，与甲方无涉…二、地面构造物和地上建筑物及自置设施等补偿金额…共计145.26万元；三、对储运分公司29名职员的生活和养老金与医疗保险部分一次性补助款和停工歇业一次性补助款计265.52万元；四、经查对，1998年的拆迁协议书写明80米岸线有35米归十八家妇女搬运队“管理使用”，所以，“二次拆迁”中对该码头的“一次性适当补偿”涉及对妇女队的经济补偿事宜…结合妇女队历史上对码头曾有资金投入，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经乙方与妇女队会同市海洋和渔业局、黎一村委会多次协商，乙方从总补偿费265.52万元中支出115万元作为乙方对十八家妇女搬运队的一次性补助，该妇女队今后不得以任何借口主张权利…”。同日，水产供销公司（作为甲方）与十八家妇女搬运队（作为乙方）签订一份《灰桥浦水产码头拆迁补充协议书》（江鹿单拆字[2006]11号（二），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书（二）”），载明“市水产物资储运分公司（现系水产供销公司的下属企业）现码头原是市水产公司装卸码头，始建于1959年10月，1971年7月改建为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码头，1968年全国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登记。1998年经多方协商，由鹿城段指挥部出资110.6万元建造现码头，岸线80米，占地面积1420平方米，码头权属归甲方，并于2000年投入使用，现属“二次拆迁”。经查对，1998年的拆迁协议书写明80米岸线中有35米归乙方“管理使用”。所以，这次拆迁中对该码头的“一次性适当补偿”中涉及对乙方的经济补偿事宜。但是，甲方与乙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依附于码头建立起来的劳务关系…经甲方、乙方会同市海洋和渔业局、江滨路指挥部与黎一村多次协商，最终达成如下协议：一、拆除坐落于灰桥浦西岸码头驳坎（砼排架）70米，内挡土墙70米，块石挡墙10米，土石方3858.42平方米，砼地面1353.15平方米以及其他配套设施；二、拆迁方对地面构造物的一次性适当补偿116.72万元，外加奖金5.84万元，计122.56万元；三、拆迁方对储运分公司29名职员的生活和养老金与医疗保险金作部分一次性补助款和停工歇业一次性补助费计120.26万元；四、经甲方主管局研究同意，甲方从以上地面构筑物一次性补偿费122.56万元中支出57.74万元，再从停工歇业一次性补助款和劳动保障费120.26万元中支出57.26万元，合计115万元作为甲方对乙方的一次性补助，乙方今后不得再以任何借口主张权利”。该份协议经水产供销公司、十八家妇女装卸队、市海洋渔业局、黎一村委会、江滨路指挥部联合盖章生效。2009年10月12日，江滨路指挥部（作为甲方）与十八家妇女装卸队（作为乙方）签订《灰桥浦企业（码头）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如下：乙方投资、管理、使用的码头于2004年被列入江滨路鹿城段18、19号地块和灰桥新水闸工程建设拆迁范围，总占地面积2563.68平方米，房屋总建筑面积180.23平方米。但乙方无法提供土地证、产权证、岸线证及有关合法审批手续，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有关政策规定，乙方不符合安置条件，但乙方在堤岸上有投入并经营多年。现经甲方、乙方和洪殿街道、黎一村多次协商，并经鹿城区人民政府批准，最终达成如下协议…一、拆除面积：乙方投资、管理、使用的码头经实地丈量，总占地面积2563.68平方米（其中道路960平方米），岸线长度93.10米，总砼地面积2383.45平方米，块石挡墙93.10米，房屋总建筑面积180.23平方米…务必于2009年10月31日前腾空完毕，交甲方验收合格后，由甲方收回予以拆除…二、补偿共计298.16万元；三、付款方法…（三）今后十八家妇女装卸队不得再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就灰桥浦码头、岸线等补偿事宜提出任何要求”。上述补偿款项均已履行完毕，但原告对上述补偿内容持有异议并长期信访，2014年7月2日，江滨路指挥部出具《信访事项受理告知单》，后于同年9月1日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温江鹿指信[2014]16号），认为对黎一村十八家妇女装卸队拆迁事宜已处理完毕。原告不服并向纪委反映情况，经协商无果，原告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2006年10月13日，温州市城市中心区建设指挥部会议纪要[（2006）63号]第二条明确，灰桥浦沿岸码头多数建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用于装卸砂石、货物等，但未经港航、水利、国土、房管、规划等有关部门的批准，无法提供产权证和土地证及其他合法审批手续，不属于拆迁安置政策范围…关于对企业（码头）一次性补偿资金的落实，其中鹿城东瓯装卸服务社（2号）由江滨路鹿城段指挥部负责落实，鹿城东瓯装卸服务社（1号）由市灰桥新闸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落实。2007年5月21日，江滨路鹿城段指挥部（作为甲方）与温州市鹿城东瓯装卸服务社（2号码头，作为乙方）、黎一村委会（作为丙方）签订一份《灰桥浦企业（码头）拆迁补偿协议书》（温鹿单拆字[2007]第1号），载明“灰桥浦企业（码头）擅自使用的土地属国家所有，企业又无法提供土地证和房产证及有关合法审批手续，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有关政策规定，不符合安置条件，但乙方在堤岸上有投入并经营多年，甲方同意给予一次性适当的经济补偿…合计238.9万元”，其中第四条付款方法约定，乙方需移交岸线批准文本原件和“打桩工程”有关凭证等。同日，温州市灰桥新闸工程建设指挥部（作为甲方）与温州市鹿城东瓯装卸服务社（1号码头，作为乙方）签订一份《灰桥浦企业（码头）拆迁补偿协议书》[温灰指（拆）字第4号]，载明“灰桥浦企业（码头）擅自使用的土地属国家所有，企业又无法提供土地证和房产证及有关合法审批手续，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有关政策规定，不符合安置条件,但乙方在堤岸上有投入并经营多年，甲方同意给予一次性适当的经济补偿…合计204.86万元”，该合同第四条约定，根据温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07）17号，甲方协助乙方做好外迁码头使用岸线的审批工作。2015年3月6日，诸永高速公路鹿城段延伸工程办公室、温州市龙湾水产装卸有限公司、温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温州瓯江通道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载明“因灵昆北段标准堤规划重大设计变更，堤线向乙方水产码头（选址在先）方向偏移，导致该码头无堆场而无法落地。市政府明确由市港航局收回该码头岸线，该岸线位置按照“退二进三”办法委托评估机构对该码头前期投入及岸线价值进行资产评估、置换一定比例的办公用房指标，经评估为986.835万元，按照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精神，参照涂田工业区联建房无产权厂房的楼面出让价0.72万元/㎡，给予乙方等值置换办公用房指标为1370㎡，并增购1370㎡的10%即138㎡，建安成本由乙方自行负责承担”等内容。审理期间，原告十八家妇女装卸队明确1998年8月6日签订的《关于灰桥浦水产储运码头迁移安置协议书》中第二条载明“负责办理产权手续”指的是码头岸线证。被告江滨路指挥部表明其已为涉案码头办理了立项审批等手续，应视为已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制度的宗旨应为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力，并非限制权利的行使，应注重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而该利益平衡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结合本案当事人的特殊性，且原告十八家妇女装卸队亦已提供相应书面证据证明其于2008年之后持续主张权利，故应认为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经庭审查明，原、被告及第三人于1998年8月6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书中载明“原码头系乙（即原告十八家妇女装卸队）、丙（即第三人水产供销公司）双方共同建设使用，新建码头作二部分设计迁建…南侧30米岸线归丙方（即原告十八家妇女装卸队）使用管理”，该码头于2006年遇二次拆建时，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中已明确约定“码头权属归水产供销公司”，但考虑到原告对码头的贡献，经协商给予原告一次性补助115万元，上述补偿款均已履行到位。由此可见，虽原告对涉案码头前期有资金投入，并享有管理使用权，但其与第三人于2006年12月28日签订的协议中已经明确涉案码头归第三人所有，原告对该码头不享有权属，且在嗣后的协议中均签字确认码头拆迁的补偿款金额，并明确“今后十八家妇女装卸队不得再以任何借口主张权利”、“今后十八家妇女装卸队不得再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就灰桥浦码头、岸线等补偿事宜提出任何要求”，视为其已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应确认有效。现原告主张依据1998年8月6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中载明“江滨路指挥部负责办理产权手续”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经庭审查明，被告已协助办理涉案码头的立项审批等手续，即使如原告诉称应办理涉案码头岸线证，结合已经取得岸线证的温州市鹿城东瓯装卸服务社（2号码头）于2007年5月21日签订的《灰桥浦企业（码头）拆迁补偿协议书》（温鹿单拆字[2007]第1号），亦不属于拆迁安置补偿范围，仅获得一次性适当补偿。退一步说，即使被告负有违约责任，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温州市十八家妇女装卸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600元，由原告温州市十八家妇女装卸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江滨路指挥部、第三人水产供销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十八家妇女装卸队申请对灰桥浦企业（码头）的35米岸线价值进行司法鉴定（时间截止2006年12月）。对该申请，被上诉人认为没有必要，2009年已经对岸线进行补偿，协议约定今后不得再提要求；第三人意见与被上诉人一致。关于对上诉人的该申请应否予以准许，本院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十八家妇女装卸队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60万元”，其所主张的“违约”应指违反拆迁补偿协议的约定。故本案为补偿协议订立后，十八家妇女装卸队认为江滨路指挥部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而提起的诉讼，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本案应围绕是否违反拆迁补偿协议进行审理。一审中，十八家妇女装卸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江滨路指挥部存在违约行为，故一审判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审中，十八家妇女装卸队又主张其据以提出360万元赔偿请求的，是35米岸线价值，没有在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协商时也未列入补偿范围。故其二审的主张，并非拆迁补偿协议的合同履行争议，且与其诉讼请求不符，不属于本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在本案中应不予支持。并鉴于此，对其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亦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对十八家妇女装卸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600元，由上诉人温州市十八家妇女装卸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宗波审 判 员 刘宏杰审 判 员 曾 慧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代书记员 蔡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