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1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峰，男，195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明全，四川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良，四川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洪波，女，196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鹏，男，198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芳秀，四川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英，女，196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原审第三人：关明月，男，198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上诉人邓峰因与被上诉人唐鹏、杜洪波，原审第三人李英、关明月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3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峰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367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邓峰被胁迫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应被撤销；二、何某、邓某的证人证言客观真实，能够证明上诉人被胁迫的过程，且有报警记录可以作证；三、一审程序违法，未同意邓峰调取派出所监控录像的申请，致认定事实不清；四、被上诉人胁迫邓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本身显失公平，应被撤销。 被上诉人杜洪波、唐鹏辩称，一、邓峰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可以撤销的情节。合同系在派出所内签订，其人身受到威胁可请求警察保护，亦可请求在场的人员帮助，且合同均系邓峰亲自自愿完成，故邓峰陈述受胁迫并非事实。二、邓峰的证据没有达到可以撤销的证明标准。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李英、关明月未到庭陈述，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邓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邓峰与杜洪波、唐鹏于2015年11月18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8日，邓峰（受让方、乙方）、杜洪波、唐鹏（转让方、甲方）在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曹家巷派出所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本次转让的债权总额为唐鹏对李英、关明月享有的全部债权本金126万元及利息。甲方自愿将其对李英、关明月享有的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甲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将甲乙双方协议约定的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本案中，对于邓峰主张的受胁迫情形，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1.邓峰用于证明其当时受到杜洪波、唐鹏胁迫的证据是证人何某、邓某的证言，二位证人分别是邓峰的朋友和胞弟，与邓峰具有利害关系；而且证人证言作为言词证据，具有主观性和可变性，在没有相关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涉案《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于派出所，且按照邓峰所述，在此过程中，民警先后两三次进入邓峰、杜洪波、唐鹏所在的调解室，要求其“好好谈”。于常理来讲，如果邓峰当时受到杜洪波、唐鹏胁迫，其完全有条件拒绝签署涉案《股权转让协议》。３.可撤销合同关注的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当时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问题，至于邓峰在订立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之后是否受到杜洪波、唐鹏胁迫，则在本案中没有讨论的意义和必要，故一审法院对邓峰认为杜洪波、唐鹏在此之后对其进行胁迫的主张不予审查。综上所述，邓峰认为其在签订上述《债权转让协议》时受到杜洪波、唐鹏胁迫的主张不成立，其要求撤销该《债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邓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邓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为支持其上诉主张，邓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出警情况说明，拟证明邓峰主张撤销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在杜洪波、唐鹏以打架相威胁的情况下违背意愿签订的；2.股份认购书、出资证明书、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营业执照，拟证明杜洪波、唐鹏胁迫邓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并非合法债权；3.协议书、承诺书；4.收条，拟证明签协议当天邓峰向案外人蒲光洪划款15万元。 被上诉人杜洪波、唐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不予质证，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产生这份承诺书是基于杜洪波、唐鹏先给邓峰写承诺书；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 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杜洪波、唐鹏向本院提交杜洪波、唐鹏给邓峰出具的承诺书的照片，拟证明双方均向对方出具承诺书，并非显失公平。 邓峰质证认为，该承诺书属于杜洪波、唐鹏单方出具，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邓峰提交的证据1、3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杜洪波、唐鹏提交的承诺书照片，因未提交原件，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一致外，另查明：1.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曹家巷派出所于2015年11月18日18时40分许接到报警记录，出警后双方同意至派出所调解室协商，19日1时28分许双方离开派出所；2.在曹家巷派出所内邓峰与杜洪波、唐鹏签订《协议书》一份，及邓峰出具《承诺书》一份。《协议书》载明：本协议中的债权，杜洪波、唐鹏已经全部转让给第三人徐芳秀，则由邓峰向第三人徐芳秀偿还本协议中的债务126万元。《承诺书》载明：我们四川省展博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邓峰接手李英、关明月的债务126万元（壹佰贰拾陆万元正）自2015年11月25日之前还清现债权人徐芳秀……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邓峰与杜洪波、唐鹏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应否被撤销。在该争议焦点项下有两个争议小点：一、邓峰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受到杜洪波、唐鹏胁迫；二、《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显失公平。对此，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一、关于邓峰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受到杜洪波、唐鹏胁迫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曹家巷派出所出具的出警情况说明，仅载明邓峰与杜洪波、唐鹏产生纠纷后报警，民警出警后双方同意到派出所调解室进行协商，并无邓峰在派出所内因受胁迫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因此，证人何某、邓某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一审法院对证言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其次，邓峰与杜洪波、唐鹏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地点在派出所调解室，如邓峰受到胁迫，可向民警求助；如《债权转让协议》并非邓峰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也有条件拒绝；但邓峰并未求助，也未拒绝。再次，邓峰虽主张受胁迫，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邓峰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邓峰主张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系受到杜洪波、唐鹏胁迫不能成立。 二、关于《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债权转让协议》仅约定了邓峰应当享有的权利，并无承担义务的约定，故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其次，从双方债权转让的整体内容看，邓峰承担了对徐芳秀的债务，同时也享有对李英、关明月的同等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的规定，并未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故邓峰主张《债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不成立。 综上所述，邓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邓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良谷 审判员  王晓川 审判员  任文磊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法官助理彭奕翙 书记员周芋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