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10民初19671号原告曹福良，男，196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原告李彩莲，女，196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原告曹哲，男，1986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原告陈子凤，女，1941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原告曹校根，男，1939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原告李玲，女，198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六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建平，浙江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远展街6号。法定代表人赵琪峰，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莫文雷，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蒋朝镖，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福良、李彩莲、曹哲、陈子凤、曹校根、李玲（以下简称六原告）为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被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廖建胜独任审判，于2017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福良以及六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建平，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莫文雷、蒋朝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六原告诉称，六原告户系余杭区星桥街道贾家社区7组27号被拆迁户，被告系拆迁人。2010年12月20日，原告曹福良与被告就拆迁补偿安置事宜签订《星桥街道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协议签订时，原告户符合安置政策人员为曹福良、李彩莲、曹哲、陈子凤、曹校根、李玲6人，其中曹哲为独生子女。按政策规定，双方确定安置人口为6+1人。根据协议约定，原告曹福良于2010年10月29日预付被告购房款560000元（按奖励价1000元/平方米*560平方米计算）。因李玲的户口在分房前尚未迁至原告曹福良户内，分房时不予安置。而原告曹福良户内新增孙女曹心悦，符合安置政策。2016年11月30日，被告向原告曹福良户发出《告知书》，告知原告曹福良户应安置面积变更为400平方米，其中曹福良、李彩莲、曹哲、陈子凤、曹心悦各80平方米。2016年12月20日，被告向原告曹福良户发出《安置房户型选择确认书》，原告曹福良户当即对安置面积提出异议，提出曹哲系独生子女，按当时拆迁政策及拆迁协议，应当安置160平方米，而不应该为80平方米。被告却告知曹哲只能按80平方米安置。2017年1月7日，被告向原告曹福良发出《摇号确认书》。六原告认为，根据《星桥街道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其所依据区委办[2008]62号《关于全面推行农村居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的实施意见》第三条第（二）项第1点“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的规定，被告在与原告曹福良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亦备注曹哲系“独生子女”，安置人口“6+1”。被告应对原告曹哲按照“1+1”的标准予以安置160平方米的安置房。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一、判令被告交付六原告建筑面积80平方米的安置房屋。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为证明上述事实，两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星桥街道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拟证明原告曹福良户与被告就房屋拆迁约定给予原告曹福良户安置的房屋为560平方米的事实。2．收据，拟证明原告曹福良户于2010年10月29日预付购房款560000元的事实。3．告知书、安置房户型选择确认书、摇号确认单，拟证明原告曹福良户安置房屋面积被变更为400平方米，其中曹福良、李彩莲、曹哲、陈子凤、曹心悦各80平方米。4．户口本，拟证明原告曹福良户家庭人员情况。5．独生子女光荣证，拟证明曹哲系独生子女的事实。6．区委办[2008]62号《关于全面推行农村居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的实施意见》，拟证明被告实施安置拆迁所依据文件规定，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被告辩称，一、被告对原告曹福良户安置人口及面积作出调整具有事实依据，所作调整合法适当，未侵害原告曹福良户的合法权益。2010年12月20日，被告与户主曹福良签订《星桥街道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签订前，曹福良之子曹哲与李玲结婚，但未生育子女。该协议签订时，曹福良户在册人口为曹福良本人、其父曹校根、其母陈子凤、其妻李彩莲及其子曹哲，共计五人；李玲非曹福根户在册人口。协议签订后，曹哲与李玲于2011年和2014年分别生育曹心悦及李心羿两名子女，其中曹心悦落入曹福良户内。2015年8月29日，曹校根的安置面积调整至曹福良的兄弟曹红明户内。根据区委办[2008]62号《关于全面推行农村居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的实施意见》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拆迁安置人口按协议签订时的在册常住人口计算，已婚夫妇未生育子女的按增加一人计算，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选房前发生人口自然变动，人口增加的应及时调整。本案中，签订协议时曹福良户安置人口共计六人，后因曹校根的安置面积已调整至曹红明户内，因此最终曹福良户安置人口为五人。曹心悦出生落入曹福良户内后，其户内实际安置人口与签订协议时相比并无增加，无需作相应调整。并且由于曹心悦并非独生子女，也不能按两人计算。经审核，曹福良户内最终安置人口为五人，即曹福良、陈子凤、李彩莲、曹哲及曹心悦，安置面积每人八十平方米，合计安置面积四百平方米。根据《星桥街道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第八条第一款约定，若安置名单与实际应安置人员不符的，被告有权终止该协议的相关条款，因协议签订时李玲并非户内人口，曹校根的安置面积调整至曹红明户内，且没有其他可以增加人口的情形，被告将安置人口调整为五人，安置面积作出相应调整，事实充分，合法适当，未侵害原告曹福良户的合法权益。二、六原告的诉请事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关于六原告所称因曹哲为独生子女，应当按照两人计算安置人口。被告认为，曹哲已经按照已婚夫妇未生育子女增加一人计算，不再属独生子女应增加安置人口的情况。结合第一点答辩理由，原告曹福良户不涉及其他应当增加安置人口的情况。因此，被告对案涉人口和面积进行调整，有事实依据，合理合法，已充分保障了原告曹福良户的合法权利，六原告所称的理由均不成立。事实上，双方在签订《星桥街道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时，部分协议内容有误，李玲系不在册人员，在册人员5人，曹哲与李玲已婚未育，应该是5+1人。之后，曹校根的安置房屋变更到曹红明户内，故最终安置人口为5人，面积为400平方米。综上，六原告的请求于法无据，请予以驳回。为证明上述事实，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星桥街道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证明原告曹福良与被告签订了案涉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第八条第一款约定当安置人员名单与实际应安置人员不符的，可以对协议进行相应调整。2．户口本、情况说明、李荣根户在册人口及安置情况、安置面积分摊协议（申请），拟证明被告对原告曹福良户安置人口进行审查，原告曹福良户安置人口为五人，被告已充分保障了原告曹福良的合法权益。3．安置协议书，拟证明原告曹福良户最后安置人员为5人，面积共计400平方米。经当事人当庭质证，本院对六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1．六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第四条载明常住在册人口合计6人缺乏事实依据，李玲的户籍不在原告曹福良户内，故常住在册人口为5人，申报有误；该证据第六条应该是“5+1”，该“5+1”不是指曹哲独生子女“+1”，而是指曹哲和李玲已婚未育应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故相应安置面积不是560平方米，应为480平方米；该证据亦载明系初步审核，第八条第一项明确，若乙方所提供的安置人员名单与实际应安置人员不符，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相关条款；被告具有管理国有资产的责任，履行协议亦应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案协议表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故在安置前进行调整亦符合规定。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其合法性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2．六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3.六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认为曹福良户应安置人员和当初签订协议时相比有变化，曹校根自愿将安置房调整至曹红明户，故应从原告曹福良户应安置人员中剔除，曹心悦的安置份额在双方签订协议时已经按照曹哲已婚未育“+1”予以计算，曹哲生育的另一小孩未落入该户，故不应计算为该户安置人口。安置房户型选择确认书系原告曹福良自行书写，与事实不符。摇号确认单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未对告知书、摇号确认单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安置房户型选择确认书系原告曹福良自行书写，本院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合法性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4.六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李玲不在原告曹福良户内。本院认为，被告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5.六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根据有关规定独生子女“+1”予以计算安置人口指的是未婚的独生子女，在签订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曹哲已婚，故不符合安置工作中独生子女“+1”的政策。本院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曹哲在签订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已婚，故不符合独生子女“+1”计算安置人口的政策规定。6.六原告提供的证据6，被告认为原告曹福良户的曹哲应适用已婚未育的安置政策而不应适用独生子女政策安置。本院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六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经当事人当庭质证，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1.被告提供的证据1，六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份协议书最后一页符合安置政策人员名单表备注曹哲系独生子女以及载明对应安置人口“6+1”，签订协议书时被告向原告曹福良解释曹哲系独生子女故享受“6+1”安置政策，与被告当庭陈述曹哲应适用已婚未育安置政策不符；签订协议时候李玲户口未迁入，所以六原告未主张李玲享有的80平方米安置房。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其合法性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2.被告提供的证据2，六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李玲、李心羿户口不在原告曹福良户内，故六原告未主张李玲、李心羿、曹校根应享受的房屋面积。本院认为，证据2均符合有效证据的构成要件，本院均予以确认。3.被告提供的证据3，六原告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均符合有效证据的构成要件，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经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如下：被告因需要使用集体土地进行房屋及其附属物拆迁。原告曹福良户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的房屋被列入此次拆迁范围。该户当时常住在册人口为原告曹福良（户主）、妻子李彩莲、儿子曹哲、母亲陈子凤、父亲曹校根。2010年12月20日，在对案涉房屋、装修、室外附属物等进行评估的基础上，被告作为甲方与原告曹福良作为乙方签订了《星桥街道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双方对原告曹福良（户）的拆迁补偿安置事项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如下：一、乙方被拆迁房屋的现状。乙方房屋总建筑面积517.72平方米，其中合法建筑面积490.43平方米，超出确权面积27.29平方米。二、乙方被拆迁房屋、装修及地上附属物的补偿费……本条涉及费用合计人民币862484元……三、其他（略）。四、拆迁过渡和搬家费。乙方自行过渡，按常住在册合计6人，甲方给予乙方每人每月200元的临时过渡费……现甲方暂付乙方36个月的临时过渡费计64800元……五、拆迁补偿安置有关的奖励（略）。六、安置方式和安置面积……经初步审核乙方安置人口6+1人（附符合安置政策人员名单表），应安置建筑面积560平方米……扣除该奖励款后乙方实际应支付的购房款为560000元。七、相关费用的结算和支付。甲方共应支付乙方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过渡费、搬家费、奖励费、其他费等总计1196197元。签订本协议时乙方支付甲方预付购房款560000元。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规定期限内，乙方腾空交房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5天内，甲方即将以上款项，扣除乙方应支付的预付购房款后计636197元一次性付清。八、乙方应如实提供符合安置政策的安置人员名单，必要的应提供相关证明。在安置房交付前，除乙方符合安置政策增加的安置人口外，若乙方所提供的安置人员名单与实际应安置人员不符，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相关条款。九、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受委托动迁单位执一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在协议书的落款处，被告、受委托动迁单位盖公章，原告曹福良签字捺印。之后，原告曹福良户腾空案涉房屋并交由被告处理。原告曹福良户在预付购房款560000元后，实际领取了房屋拆迁补偿款636197元。2015年8月29日，原告曹校根与曹福良、曹红明、曹红祥签订安置面积分摊协议（申请），约定将曹福良享有的80平方米安置房调整至曹红明户。2016年11月30日，被告向原告曹福良户发出告知书，告知原告曹福良户安置人员为曹福良、李彩莲、曹哲、陈子凤、曹心悦，安置房屋面积合计为400平方米。2017年6月29日，原告曹福良户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农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签订了农民高层公寓房屋安置协议书。双方约定原告曹福良户经摇号取得桐鹤名苑的三套安置房合计361.43平方米，以及一套建筑面积为80平方米的待建房屋。另查明，1.原告曹哲与李玲于2010年2月24日结婚，于2011年12月9日生育曹心悦，于2014年6月1日生育李心羿，2011年12月14日，原告曹心悦以出生申报的形式落户在杭州市余杭区原告曹福良户户内；原告李玲、李心羿的户籍不在原告曹福良户内，且因良渚北部新城中央商贸区项目建设已经享受的拆迁安置房。2.区委办[2008]62号《关于全面推行农村居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人口界定中规定“在实施范围内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在册常住人口计算……农业人口（含征地农转非人员和撤村建居农转非人员，下同）按一人计算，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已婚夫妇未育子女的家庭按增加一人计算。”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本案系因征用集体土地引起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纠纷。被告作为拆迁人，原告曹福良作为被拆迁户的户主，经平等协商，双方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对常住户口人数、被拆迁房屋现状、补偿金额、安置方式等内容作了约定。在双方履行案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过程中，安置主体被告经查实确认：原告曹哲与李玲在签订案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时系已婚未育，协议签订后生育两孩且仅将其中一孩曹心悦的户籍迁入原告曹福良户内，以及原告曹校根将其享有的80平方米安置房调整至曹红明户。区委办[2008]62号《关于全面推行农村居民多（高）层公寓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人口界定规定“在实施范围内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在册常住人口计算……农业人口（含征地农转非人员和撤村建居农转非人员，下同）按一人计算，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已婚夫妇未育子女的家庭按增加一人计算。”双方在案涉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应如实提供符合安置政策的安置人员名单，必要的应提供相关证明。在安置房交付前，除乙方符合安置政策增加的安置人口外，若乙方所提供的安置人员名单与实际应安置人员不符，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相关条款”。由此可见，甲方具有最终审核、确定安置对象、面积的权利。被告根据上述相关政策，确定原告曹福良户的安置人口为曹福良、李彩莲、曹哲、陈子凤、曹心悦，安置房屋面积合计为400平方米，并将该情况书面告知原告曹福良，并不违反被诉拆迁安置协议的约定。另，六原告亦未提供曹哲应按两人计算安置房面积的确凿证据，故六原告要求被告交付建筑面积80平方米安置房屋的理由不能成立，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福良、李彩莲、曹哲、陈子凤、曹校根、李玲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00元，由原告曹福良、李彩莲、曹哲、陈子凤、曹校根、李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廖建胜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朱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