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13民终2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蜀一，女，汉族，1969年3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峰，四川棠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元继，男，汉族，1939年2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何承敏，女，汉族，1978年10月12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系何元继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伟杰，四川辽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蜀一与被上诉人何元继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2016）川1304民初1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王蜀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峰，被上诉人何元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承敏、邓伟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蜀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查明”和“认定”均出现重大错误，原审法院没有调取认定死者死因的关键性证据-法医鉴定档案，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某因疾病死亡的情况下，主观臆断死因，导致侵权结果不明和事实不清，据此断定本案过了诉讼时效实属错误。何某极有可能是醉酒时没有得到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何元继的照顾、协助而醉酒死亡，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侵权。二、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对关键性证据不予调取，任意剥夺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权利。1、对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关键性证据-法医鉴定档案不予调取且对调取申请不作任何决定，属于程序违法。2、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案应当认定上诉人取得法医鉴定报告的时间为知晓死者死因的准确时间，亦是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由被上诉人何元继出具证据证明交付情况。3、质证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当庭观看视频并质证，要求被上诉人“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的行为直接排斥了对证据进行当庭质证的审判基本原则。何元继答辩称，一、本案死者何某是2015年2月16日死亡，2015年2月17日经王蜀一签字同意火化，应以此认定王蜀一知道侵权的事实，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2月17日起计算。二、被上诉人没有主观过错，客观上没有实施加害行为，不存在实施了侵权行为。三、法医鉴定只是认定了酒精含量，没有认定死者的死因，不能支持王蜀一的上诉主张。王蜀一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礼道歉。2、赔偿丧葬费20,897元、死亡赔偿金447,3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9,029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共计527,286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16日即2014年农历腊月28，王蜀一之夫即何元继之子何某与何元继及其亲属一起，带着头一天置办的礼品及食物酒水回到南充市嘉陵区七宝寺镇如来庵村老家祭祖。在祭祖期间，何某在与老家亲朋好友聚餐后醉酒睡觉。当晚7点多，亲友发现何某身体出现不适，拨打120急救，电话通知了王蜀一。在王蜀一赶往老家途中，何某因酒后引发疾病死亡。第二天，在何某的亲属包括王蜀一、何元继双方同意后，何某的遗体在南充市殡仪馆火化。事后，王蜀一、何元继双方因对何某的遗产分割未达成协议，导致双方反目。王蜀一于2016年8月23日起诉至原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原审认定，王蜀一在2015年2月16日已知道丈夫何某是在回家祭祖时，与其亲朋好友聚餐醉酒引发疾病死亡，次日经过王蜀一同意，火化了何某的遗体。应据此认定王蜀一是在何某死亡当天就已经知道何某是醉酒引发疾病死亡，而不是以其收到南充市公安局的尸体检验、心血、胃血检验报告才算是知道其丈夫的生命权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因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应当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不超过一年时间，提起诉讼，王蜀一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丧失了胜诉权。为了结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及善良的民风民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蜀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73元，由王蜀一承担。经审理查明，二审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南充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南）公（物）检（乙醇）字【2015】220号鉴定文书，内容为“经检验，从何某的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乙醇含量为515.07/100ml”。王蜀一对此鉴定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从鉴定结论看，何某死亡时的酒精含量远远超过医学酒精致死含量，大概是300-400毫克每100毫升。通过何某体重计算，其在当天饮用的酒精量为3公斤纯酒精。当天何元继组织祭祖进行餐饮，下午6点何某已经出现意识不清、昏迷的状态，其处于何元继实际控制区域，而何元继没有给与及时救助导致何某死亡，足以证明何元继在事发当天的不作为与何某未能得到及时救助有直接因果关系。何元继对于鉴定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该鉴定只是确定了酒精含量，没有证明死者的死亡原因。醉酒分为生理性醉酒和物理性醉酒，何某究竟是不是醉酒死亡的后果不能确认，不能支持王蜀一的上诉主张。另查明，死者何某生前患有胰腺炎，曾于2013年和2014年两次住院治疗。何元继对何某生前因胰腺炎住院治疗情况不了解。同时查明，事发当天餐饮的菜品、酒水系何某自备，中午吃饭共安排三桌，何元继与何某不在同一桌餐。何某饮酒过量后，同行亲属曾向其喂口服解酒灵和葡萄糖用于解酒。何元继在何某身体出现异常状况后联系了乡村医生为其急救，呼叫120急救车。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出示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经审查属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王蜀一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何元继对何某是否负有保护和救助义务，是否应对何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当事人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在我国民法学界，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指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群众性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应尽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使他人免受人身及财产损害的义务。也就是说，安全保障义务通常是在当事人之间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形下而产生的一种要求一方为了另一方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而积极作为的义务，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产生的责任是不作为责任。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侵权责任法层面的法定义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要求损害赔偿时，应当基于其所损害的事实，提出赔偿义务人负有符合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所认同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聚餐、出游等民间自发活动的组织者，对参加活动者应当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组织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造成活动参加者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针对随行人员，由于饮酒人实施饮酒在先行为，产生一种随行人员在后的保护义务，即对饮酒人的人身安全负有合理注意义务，包括提醒、劝告、通知、协助、照顾等义务，以减少安全风险。如果共饮人或随行人员疏于履行这种义务，则存在客观上的过失，应当对饮酒人的人身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种责任是有限度的，因为随行人员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取代饮酒人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本案中，王蜀一的丈夫即本案死者何某自备酒菜与父亲何元继一同回乡祭祖，何元继不是本次聚餐事件的组织者，对聚餐的参与者的饮酒行为不负有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公安机关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何某血液乙醇含量为515.07/100ml，已达醉酒程度。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是否参与饮酒，以及饮酒的多少，均是出于本人的自愿。何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曾身患胰腺炎，医学上禁止喝酒，以及大量饮酒后对身体的危险性，却仍然故意为之，放纵自己饮酒过量，应对自己醉酒引发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何元继作为随行人员不知何某胰腺炎病史，二人也未在同一桌饮酒吃饭，无法知晓何某适时饮酒量的多少而对其进行提醒、劝告。其在何某醉酒后，协助其他亲属对何某实施喂服解酒药物、联系医生、呼叫120急救车等救助行为，已履行适度的救助和照顾行为，再要求何元继达到专业医护人员的救助水平明显超过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故何元继在何某醉酒后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在合理范围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对何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王蜀一上诉称何某是醉酒后没有得到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何元继的照顾、协助导致死亡，何元继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王蜀一的丈夫何某在2015年2月16日因大量饮酒后死亡，其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2015年2月17日经王蜀一同意后火化了何某的遗体，应认定王蜀一知道何某饮酒后死亡的事实。王蜀一向何元继主张权利时间为2016年8月5日，至事故发生时间已经超过一年，故原审认定王蜀一对何元继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王蜀一上诉称应以法医鉴定报告的时间为知晓死者何某死因的准确时间，亦是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于法无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9,073元由王蜀一负担。审判长  谭世蓉审判员  江春虹审判员  苟 豪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杜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