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5民终10746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文波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兵，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壮，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邵吕威，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翩，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婷，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王啸原审被告：苏州盛瑞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军，江苏大名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龙翔原审被告：苏州文晨塑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明水，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张文波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公司）、原审被告王啸、苏州盛瑞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瑞博公司）、龙翔、苏州文晨塑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晨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7民初3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文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创新公司对张文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改判驳回创新公司对张文波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创新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确由张文波个人出资建造，并非创新公司出资建造，也并非张文波代表创新公司出面联系施工方建造。创新公司一审提交的支票、汇票、发票等证据仅能证明其于2005、2006年投资600万建造厂房，但未明确针对哪几幢厂房。审计报告（苏安内审[2007]第097号）系针对创新公司名下有房产权证的1、2号厂房作出，600万发票系创新公司将1、2号厂房计入固定资产时开具，加上税款338240元，与审计报告增加的固定资产（房屋所列增项）相符。张文波代表其个人与钱某签订协议书，如张文波代表公司，则需加盖公司公章，仅有个人签字，不足为据。张文波一审提交的协议书、固定资产卡片打印件等证据材料足以证明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等确由张文波直接发包给钱某施工，一审法院错误适用优势证据规则，导致本案事实认定有误，侵害了张文波基于建造行为而原始取得厂房的合法权益。2.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等并非创新公司资产，与其无利害关系，创新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创新公司要求确认《工业厂房转让协议》无效的起诉应当被驳回。一审法院未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认定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3.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无建筑规划许可，也无施工许可等行政审批手续，系违法建筑，一审法院判决创新公司有权就上述违法建筑进行管理、使用、出租、收益，系通过民事审判变相为违法建筑确权。创新公司辩称：1.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系创新公司出资建造，且建造在创新公司享有完整使用权的土地上，依法属创新公司所有。2.张文波与王啸签订《工业厂房转让协议》系无权处分行为，损害创新公司合法权益，拖延破产清算程序。3.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虽系违法建筑，但有其价值，发生权属争议时与创新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创新公司有权通过法律途径确权。盛瑞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对盛瑞博公司承租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处理。其他事实与盛瑞博公司无关，请法院依法审理。王啸、龙翔、文晨公司二审未作答辩。创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啸与张文波之间的《厂房转让协议》无效；2.王啸迁出其控制的无证厂房内的承租户；3.诉讼费由王啸、盛瑞博公司、龙翔、文晨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苏0507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创新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日，一审法院指定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邵吕威）担任创新公司管理人。2016年3月23日及2016年4月13日，王啸向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分别发出《说明》、《主张权利》，表明其已于2010年9月28日向张文波个人购买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希望工业园友胜东路9号内的标准厂房两幢及一幢简易厂房，购房款合计4356800元已向张文波全部付清。一审另查明，张文波（作为卖方、甲方）与王啸（作为买方、乙方）签订《工业厂房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基本情况：1.甲方因生产经营需要自愿将坐落在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希望工业园009号苏州市创新净化厂区内的两幢标准厂房和一幢简易建筑转让给乙方，3号标准厂房建筑面积为3200平方米，5号标准厂房建筑面积为1700平方米，简易厂房面积为1456平方米。2.转让范围包括房屋内的一切设施（行车，配电设施，简易装修等）。3.转让的厂房均无房产证。4.转让的厂房占用的土地使用年限至2054年6月17日[相国有(2004）字第00380号]。二、厂房价格及其它费用：1.3号、5号厂房价格每平方米人民币捌佰元整（大写），价格人民币叁佰玖拾贰万元整（大写），简易厂房价格每平米叁佰元，价格人民币肆拾叁万陆仟捌佰元，合计总价人民币肆佰叁拾伍万陆仟捌佰元整。2.使用税费及物业管理费由乙方每年支村给甲方叁万整。三、付款方式、期限及交房期；l.付款方式为签约日乙方支付定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大写），时间为2010年10月1日起。2.余款每隔三个月支付人民币伍拾万元，付清余款后厂房所有权归乙方所有。3.以上付款以转帐或现金方式支付均可，逾期交款处以滞纳金按银行利息的二倍，如乙方逾期超过三个月不付款，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违约金给甲方，违约金按厂房总价的10％计……”。双方还作了其他约定，并在合同落款处签名、捺印，合同落款日期为2010年9月28日。一审庭审中，王啸称转让的厂房于协议签订当天交付。此后，张文波向王啸出具了数份收条、收据，分别确认收到厂房转让款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85.68万元，合计435.68万元。上述收据及收条的落款日期分别为：2010年9月29日、2010年12月28日、2011年3月30日、2011年6月29日、2011年9月28日、2012年1月8日、2012年5月20日。王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上述转让款均为现金交付，部分为身边的现金，部分为向他人的借款。一审再查明，创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张文波。涉案3号、5号及简易厂房均未办理建设审批手续，系无证厂房，该3幢厂房所在土地的使用权人为创新公司。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12日在创新公司厂区内的3号厂房及简易厂房内分别对盛瑞博公司法定代表人金芳及龙翔进行调查。金芳向一审法院述称：“我租下了整个3号厂房；张文波租给我的；2013年、2014年左右开始租的；租金转账给张文波”。龙翔向一审法院述称：“我租的是3号、5号之间的两间圆顶简易厂房；该房屋是张文波租给我的；我没有工商登记；我是今年才开始租的，有合同；租金转账支付”。龙翔当场出示了房屋租赁合同，一审法院予以拍照留存。该份合同显示：出租方为张文波、承租方为龙翔，租期2017年2月15日至2019年2月14日；年租金149136元。张文波、龙翔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名，合同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5日。同日，一审法院在创新公司厂区内张贴了公告，要求厂区内3号、5号及简易厂房的实际使用人向一审法院申报权利。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除盛瑞博公司、龙翔、文晨公司外，无其他主体向一审法院申报过有关权利。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营业执照复印件、民事裁定书、决定书、《工业厂房转让协议》、《说明》、《主张权利》、收条、收据、土地使用权证、笔录、房屋租赁合同拍照件及当事人陈述为证。一审审理中，创新公司主张由公司出资建造了厂区内的3号、5号及简易厂房，为此另外举证现金支票6份、转账支票4份、银行承兑汇票2份、建筑业通用发票1份以及对应的记账凭证。其中，付款金额合计99万元，发票金额为600万元，上述凭证均发生于2005年至2006年间，收款人均为钱某。创新公司另述称，根据张文波与王啸约定涉案厂房的转让价款为435万元，可认为创新公司于2005年至2006年间至少出资600万元建造了涉案厂房，因此创新公司与钱某之间存在委托建造厂房关系。经质证，盛瑞博公司、龙翔、文晨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张文波认为，600万元发票是为了办理创新公司厂区内其中两幢厂房的房产证，当时委托钱某去税务局开的发票，税金33.825万元是创新公司出的，因为只有交了税金才能办证，上述支付记录均是针对有证厂房的，对创新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张文波为反驳创新公司的主张，举证：1.张文波与钱某于2005年2月28日、2005年10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原件2份。2.标题为“固定资产卡片”的表格打印件3页，证明两幢有证厂房的净值为170万元，水泥路净值1753016.49元。3.2005年12月21日创新公司向苏州市永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发送的《致函》1份、2005年12月30日创新公司与该公司针对建筑施工研讨记录1份3页、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本，证明创新公司一号车间的建设方为苏州市永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4.王啸出具的授权书1份，内容为：“本人王啸及本人的所有合伙人授权张文波全权处理苏州市相城区北桥庄基胜东路9号内本人及本人的所有合伙人的厂房出租事宜”，证明王啸委托张文波全权处理涉案厂房的出租事宜。该份授权书中仅有王啸的签名，无落款日期。5.张文波代表王啸与龙翔于2017年1月5日租赁合同原件1份，该合同抬头处的甲方（出租方）为张文波，落款处甲方署名为“张文波代王啸”。一审审理中，张文波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工业厂房转让协议》、收条、收据的原件，并称该组原件系代王啸转交给法院的。张文波另述称，创新公司称涉案三幢厂房由公司出资建造不属实，因为两份施工协议的甲方是张文波个人，如是公司的话，当时就会以公司名义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此外，固定资产卡片显示的水泥路也是创新公司委托钱某施工的，创新公司举证的向钱某的付款记录并不针对张文波个人出资建设的厂房。涉案厂房租金由张文波代收，再以现金方式转交给王啸。经质证，创新公司认为：1.真实性无法确认，张文波当时身份是创新公司法定代表人，虽然其与工程队签订协议，并不能以此推定系个人签订，况且所涉及的建筑物是建在创新公司名下的土地上。创新公司跟张文波之间不存在合作共建，所以张文波在协议书上的身份应为创新公司的代表更为合理。2.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张文波的证明目的不认可。3.对许可证无异议，但未体现施工单位。对于其他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也无法证明张文波的主张。4.真实性不认可，王啸签字与发给管理人函件上的签字不一致，其内容非常笼统，且没有授权时间。5.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该合同真实，因为约定出租人是张文波，租金也是交付给张文波，恰证明诉争房屋并没有进行过转让。6.关于收条及收据，厂房转让款金额较大，以现金方式支付不合理，且现金还是转账在税收上并没有区别。盛瑞博公司认为以合同为准，其他不清楚。龙翔、文晨公司对于租赁合同无异议，其他证据不清楚。盛瑞博公司为证明其系3号厂房的承租人，举证：租赁合同复印件两份，转账凭据复印件1组。其中，两份租赁合同的出租方均为创新公司，承租方均为盛瑞博公司；第一份合同的租期为2013年7月5日至2015年7月5日，落款处有创新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盛瑞博公司加盖公章；第二份合同的租期为2015年9月5日至2017年9月4日，落款处无签名及盖章。转账凭证显示：付款人均为盛瑞博公司，收款人均为张文波，备注或用途处均记载“租金”、“房租”字样，2013年6月3日支付1万元、2013年6月6日支付18万元、2016年9月6日支付5万元及28.14万元。经质证，创新公司认为，对于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盛瑞博公司将租金交付给了张文波，未支付给王啸；租赁合同是创新公司作为出租人签订的，虽然第二份合同没有签章，但是合同抬头及落款处的出租人均为创新公司，该份证据恰证明张文波举证存在不实之处。张文波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合同是张文波签订的，租金支付给张文波，因王啸委托其签订合同和收取租金。龙翔、文晨公司均表示不清楚。文晨公司为证明其系5号厂房的承租人，举证：其与王啸、张文波于2017年6月25日共同签订的租赁合同原件1份，合同约定的出租方为张文波及王啸，租期为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1日，年租金265200元。文晨公司另表示，双方租赁关系自2017年7月1日开始，之前没有租过。经质证，创新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份证据的出租方是张文波及王啸，如张文波是作为受委托人，在委托人已经签字的情况下，张文波再签字不符合常理。张文波认为，这份合同是其先去和文晨公司签订的，之后王啸要求在上面签字确认。租金已经在签订合同之前支付给其了，小部分转账，大部分现金。盛瑞博公司、龙翔均表示不清楚。一审审理中，王啸曾于2017年8月9日向一审法院述称：“我买下涉案厂房后，将出租厂房、收取租金等事宜全权委托给张文波，我个人没有签订过租赁合同，也没有直接向租户收取过租金。房租由张文波先行收取，再与我结算，因为有时张文波需要拆借资金，就以收到的租金作为借款，我收取一定利息；我因故不能出庭，所以《工业厂房转让协议》、收条、收据的原件我转交给张文波，由张文波提交给法院”。在一审法院的指定期限内，王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从张文波处收到租金、租金转为借款的有关证据。在本案第三次一审庭审中，张文波提出对创新公司举证的证据、创新公司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中印章的真实性，以及创新公司出庭律师吕洁的律师资质有异议，并提交了鉴定申请书。庭后，创新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邵吕威（同时为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主任）向一审法院说明：本案中创新公司方提交的起诉状、授权委托书以及举证的证据中所加盖的“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及“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印章均为真实，具有法律效力。创新公司方出庭律师吕洁具备律师职业资格，系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注册的执业律师，在本案中作为创新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其律师资质、代理资格均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为，邵吕威已对创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质、权限及创新公司提交证据中相关印章的真实性及有效性作出明确说明，张文波申请鉴定，并未提出合理的依据及理由，该申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啸与张文波签订的《工业厂房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二、盛瑞博公司、龙翔、文晨公司是否应从涉案厂房中迁出。关于争议焦点一，创新公司主张其出资建造了涉案厂房，张文波转让厂房的行为系无权处分，故该份协议无效。王啸及张文波则认为涉案厂房系张文波出资建造，转让协议有效并已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出资建造涉案厂房的主体。创新公司及张文波均认为其系涉案厂房的出资建造人，创新公司为此举证了向施工人钱某支付工程款的付款凭证及600万元的建筑发票，张文波提供了建造厂房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适用高度盖然性的优势证据原则。虽然创新公司的证据中无法直接区分并证明系针对哪部分厂房支付的工程款，但创新公司系涉案厂房下的土地使用权人，且建造涉案厂房时张文波系创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排除张文波实际系以创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钱某直接签订施工协议，张文波未能举证其他相反证据推翻创新公司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对证明力较大的付款凭证及建筑发票予以采信，并对创新公司主张由其出资建造了涉案厂房的事实予以认定。第二，关于厂房转让款的交付。王啸及张文波均认为转让款4356800元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为此举证了收据、收条共7份，其中，5笔为50万元，1笔为100万元，1笔为85.68万元。王啸在庭审中进一步明确支付的现金中部分为身边的资金，部分为向他人所借。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王啸及张文波均称上述转让款系现金交付，但每期交付的金额较大，全部采取现金支付的方式并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张文波称支付现金是为了避税，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王啸及张文波未举证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仅凭上述收据及收条无法认定转让款已实际支付。第三，关于厂房的交付及出租、使用。王啸认为涉案厂房于转让协议签订之日即2010年9月28日交付，部分自用，部分出租。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盛瑞博公司举证的租赁合同、租金付款凭证及有关陈述，足以认定盛瑞博公司自2013年7月5日起承租涉案3号厂房并使用至今，且租赁期间的房屋租金全部向张文波交付。虽然王啸在文晨公司的租赁合同中出租方处签名确认，但该份合同签订于2017年6月25日，此时本案已立案并进行了两次开庭审理，况且张文波在庭审中也明确该份合同由其先行签订，王啸的签名系嗣后添加，故该份合同对于一审法院审查王啸在签订《工业厂房转让协议》后有无实际参与出租、管理厂房的意义不大。因此，根据现有证据不但无法证明王啸在此过程中曾经作为涉案厂房的权利人或出租人参与签订合同、收取租金等对厂房进行管理、收益的事宜，反而证明了涉案厂房仍由创新公司及张文波管理、掌控的事实。王啸辩称其全权委托张文波办理涉案厂房出租事宜，张文波收取租金后再与王啸结算，但对此仅有一份内容含糊、粗略且无落款日期的授权书，创新公司对此亦不认可，王啸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未就其与张文波结算租金进行举证，也未能就其对简易厂房、5号厂房管理、使用或出租之事实进行举证，应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王啸的辩解不予采信。此外，一审法院对龙翔提供的租赁合同（简易厂房）的拍摄件显示，合同落款甲方（即出租方）处仅有张文波一人签名。然而在本案庭审中，张文波提交的另一份租赁合同原件的落款处却显示“张文波代王啸”字样。结合一审法院前述查明及认定的有关事实，一审法院有理由怀疑“代王啸”系事后人为添补，以掩盖合同约定的出租人系张文波一人之事实，并企图误导一审法院对有关证据及事实的审查、认定。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厂房系由创新公司出资建造，张文波个人无权直接对外转让厂房；张文波与王啸签订《工业厂房转让协议》后，无充足证据证明厂房转让款实际交付，且涉案3号、5号、简易厂房仍然由创新公司及张文波持续进行管理、使用及收益至今，张文波及王啸间并无转让、购买涉案厂房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订立的《工业厂房转让协议》系无效合同。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一审法院前述认定，涉案厂房系由创新公司出资建造，故创新公司有权对涉案厂房进行管理、使用、出租及收益。关于盛瑞博公司的厂房租赁合同。一审法院认为，盛瑞博公司自2013年7月5日起与创新公司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由盛瑞博公司承租创新公司的3号厂房，其后盛瑞博公司一直租用该厂房并向张文波支付租金至今。张文波原系创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认定张文波系代表创新公司收取租金，创新公司与盛瑞博公司间的厂房租赁合同关系尚未解除。虽然目前创新公司已破产，但创新公司在本案中无权主张盛瑞博公司迁出涉案厂房。针对3号厂房的租金等事宜，创新公司可另案主张有关权利，故对创新公司主张盛瑞博公司迁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龙翔及文晨公司的厂房租赁合同。龙翔、文晨公司租赁合同均与张文波个人签订，所承租的简易厂房及5号厂房的租期分别自2017年1月及2017年7月开始。一审法院已于2016年2月4日裁定受理对创新公司的破产申请并于同日指定了破产管理人，张文波作为创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6年2月4日后无权代表创新公司出租涉案厂房，故张文波出租厂房的行为系无权处分。本案中，创新公司明确表示对该两份租赁合同的效力不予追认，故一审法院认定张文波与龙翔、文晨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因此，龙翔及文晨公司无权占有、使用涉案简易厂房及5号厂房，创新公司主张龙翔、文晨公司从涉案厂房中迁出，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王啸与张文波签订的《工业厂房转让协议》无效。二、龙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从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希望工业园友胜路9号）内的简易厂房中迁出，并将上述厂房交付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三、苏州文晨塑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从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希望工业园友胜路9号）内的5号厂房中迁出，并将上述厂房交付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四、驳回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为41654元，由王啸、张文波各负担20827元。二审中，张文波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房屋建筑面积平面示意图、现场照片（2017年12月1日现场拍摄），共同证明涉案1号、2号、3号、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的坐落位置。第二组证据：1.代开普通发票申请表，载明：“申请日期2006年6月19日、收款方名称钱某、经办人姓名钱某、付款方名称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项目建筑厂房、金额600万元、申明人钱某”；2.审计报告（苏安内审[2007]第097号）载明：“三、会计报表有关项目注释（一）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注释5.固定资产房屋年初数1700000、本年增加6338250、本年减少0、年末数8038250”；3.房地产估价报告[苏信谊行评字（2015）第1104-C号]，载明“相城区北桥街道庄基村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证载房屋（苏房权证相城字第××号、房屋建筑面积3452.71平方米、评估总价7488900元；相城区北桥街道庄基村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未登记房屋（房屋建筑面积10334.56平方米、评估总价12589400元）”；上述第二组证据证明：600万发票与涉案3号、5号及简易厂房无涉。1.审计报告证明创新公司将其有证房产1号、2号厂房作为固定资产计入其2006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其入账金额6338250元除去税款33万余元外，与发票金额600万元相符。2.房地产估价报告证明涉案1号、2号厂房于2015年经评估总价为740余万，考虑到房屋增值因素，该评估总价与发票金额600万相符。3.600万发票收款人虽记载为钱某，但系为苏州市永欣建设发展公司施工的1号、2号房开具，因苏州市永欣建设发展公司不愿意交税并拒绝开票，为方便起见，创新公司会计借用钱某身份开具发票，税费由创新公司负担。第三组证据：1.协议书，载明“甲方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乙方张文波根据相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自愿订立如下协议：1.甲方将乙方个人建造的宿舍楼、1700平方的钢混厂房和3200平方的钢混厂房（包括若干彩钢瓦辅房）所占用的土地出租给乙方使用，使用期限至2054年。…创新公司在甲方处盖章，张文波在乙方处签字；日期2006.12.20”；2.收据，载明：“兹收到张文波租用创新公司土地租金两年共计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整。每年陆万伍仟元整。租金每两年支付一次（租用面积约8亩地）。苏州市创新净化有限公司财务部2007.3.6”；上述第三组证据共同证明张文波租用创新公司土地并一次性支付两年土地租金，涉案3号、5号厂房及6号宿舍楼均由张文波个人出资建造。第四组证据：房屋所有权证存根，证明2005年8月2日涉案1号、2号厂房房屋所有权登记至创新公司名下，恰好与创新公司于2006年才将1号、2号厂房计入固定资产的事实相印证。第五组证据：建房情况说明，载明：“区房管局：我单位于2000年由政府批准建设该项目约计3405平方米，为扩大企业规模，增加融资能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特向贵局申请办理房产证，以解决遗留问题。如今后产权纠纷及报建手续等事宜由政府协调解决。特此说明。苏州市净化有限公司2004年7月31日。”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人民政府在上述建房情况说明上盖章。上述第五组证据证明2004年前，相城区厂房建设管理混乱，普遍存在未报先建、公司股东及法人代表在公司土地上建造厂房等问题，以至于1号、2号厂房也无施工许可证，后根据区政府的变通政策得以办证。涉案3号、5号厂房及6号宿舍楼、简易厂房因错过政策无法办证。第六组证据：1.张文波与钱某2005年2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工程范围包括车间、宿舍楼、食堂、零星工程（路面、下水道、窑井、门卫、配电间）；2.张文波与钱某2005年10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工程范围系针对3号车间；3.记账薄（钱某提供）；上述第六组证据共同证明涉案3号、5号厂房及6号宿舍楼由张文波发包于钱某进行施工，结合审计报告确定的面积及协议书确定单价计算出上述工程造价为2729426.1元，张文波、钱某协商后，张文波个人支付钱某工程款共计251.5万。二审中，张文波向本院申请证人钱某出庭作证，证明张文波于2005年至2006年期间个人委托钱某建造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等，且工程款由张文波个人支付钱某。创新公司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2.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审计报告所评估的价值是固定资产的全部价值，而非委托建造的工程费用，工程费用远远低于厂房总体价值，故600万发票并非仅针对有证厂房，还针对无证厂房。3.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张文波系创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控制公章，该租赁协议签订于无证厂房建造之后，有倒签嫌疑。且土地租金收据也无对应的支付凭证，不认可其真实性。4.对第四组、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5.对第六组证据中的协议书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一审法院已确认上述协议书无效；记账簿真实性不认可，251.5万工程款中有80%是现金交易，违背一般交易习惯。6.对钱某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钱某不能分辨张文波本人委托与创新公司委托的区别，故其证人证言无法达到张文波的证明目的。盛瑞博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与其无关。二审另查明，关于600万发票事宜，张文波一审陈述：“600万元发票是为了拿两幢厂房一张房产证，委托钱某去税务局开的发票，税款、税金是创新公司出的，金额是33.825万，只有交了税金房产局才能办理房产证，当时是北桥镇政府一同办理的。所以上述支付记录是针对有证厂房的”。张文波二审陈述：“开票的目的就是冲抵白条，降低成本。评估可能是我们的会计去开的，冒充钱某的名义开的。当时他在建造厂房，钱某可能不知道”、“没有包含任何工程，只是我们编造出来的，可能跟白条有关，也有可能是预估了1、2号厂房的价值开的。目的还是为冲抵一些没有票据的费用”。关于张文波、钱某2005年2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张文波二审确认，该协议中的道路、配电房、围墙、门卫等附属工程是创新公司出资建造，工程款也是创新公司支付钱某。关于盛瑞博公司承租事宜，盛瑞博公司二审陈述，其于2008年1月初已搬离涉案3号厂房。创新公司确认，盛瑞博公司已于2018年1月4日搬出涉案3号厂房。关于创新公司股权事宜，创新公司二审陈述，2002年3月14日后，创新公司股东变更为张文波、纪亭，张文波占75%股权，纪亭占25%股权，张文波、纪亭是夫妻关系。张文波认可其与纪亭是夫妻关系，对2002年3月14日股权情况予以认可。上述事实，由张文波提交的房屋建筑面积平面示意图、现场照片、代开普通发票申请表、审计报告（苏安内审[2007]第097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苏信谊行评字（2015）第1104-C号]、协议书、收据、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建房情况说明、协议书、记账薄、钱某证人证言、一审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6年2月4日创新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经一审法院裁定受理后，王啸因创新公司厂区内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的相关权利与创新公司发生争议，创新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王啸、创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文波签订的《工业厂房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内的承租人迁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工业厂房转让协议》效力如何认定。张文波认为，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由其个人出资建造并支付工程款，创新公司无权处置，涉案《工业厂房转让协议》效力如何与创新公司无关，且民事审判不应为违法建筑确权，创新公司起诉应当被驳回。创新公司认为，上述厂房由创新公司出资建造，张文波作为创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无权处分，涉案《工业厂房转让协议》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的出资建造方，创新公司、张文波各执一词。对此本院认为，涉案21879平方米工业用地使用权于2004年7月15日登记于创新公司名下，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均建造于上述土地。创新公司作为涉案厂房所在土地使用权人，结合其提交的600万建筑厂房工程款发票及其支付钱某的部分付款凭证，能初步印证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由创新公司出资建造。张文波对创新公司出资建造上述厂房的观点不予认可，应就其反驳创新公司观点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于张文波提交法院的代开普通发票申请表、审计报告、房地产估价报告、协议书等，本院认为，张文波对600万建筑厂房工程款发票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其提交的审计报告亦未明确固定资产房屋增项仅针对1、2号厂房，其认为审计报告、房地产估价报告与600万建筑厂房工程款发票金额相吻合系其单方推断，并无证据证实上述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关于张文波提交的土地租赁协议及租金收据，创新公司不予认可，鉴于张文波系创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特殊身份，张文波应向法院进一步提交其向创新公司支付土地租金的凭证或创新公司将所涉土地租金入账的相关证据材料，但张文波未能提交，故本院对张文波提交的土地租赁协议及土地租金收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关于张文波与钱某之间的两份协议书、钱某记账簿及证人证言，创新公司均不予认可，张文波认为两份协议书均系其为个人利益签订，如为创新公司利益签订则需加盖公司公章，但张文波于二审中认可协议书中涉及的道路、配电房、围墙、门卫等附属工程是创新公司出资建造，工程款也由创新公司支付钱某，且涉案3号厂房建成后亦由创新公司与盛瑞博公司签订租赁协议，故通过张文波上述陈述及厂房租赁的相关事实，无法区分张文波担任创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期间的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张文波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协议书系其代表个人与钱某签订；关于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建房情况说明，仅能反映涉案1、2号厂房的办证情况及结果，亦不足以达到张文波的证明目的。综上，张文波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出资建造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涉案《工业厂房转让协议》效力，因转让所涉的厂房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应当认定无效。此外，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的租赁合同亦因上述厂房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建设而归于无效。一审法院对租赁合同效力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创新公司作为上述厂房的出资建造方，有权要求涉案3、5号厂房及简易厂房的承租人返还厂房。盛瑞博公司、创新公司于二审中一致确认盛瑞博公司已于2018年1月初搬离厂房，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张文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对租赁合同效力认定不当，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654元，由上诉人张文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军芳审判员  叶 刚审判员  周 红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