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渝0103行初311号原告吕庆林，男，195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重庆市九龙坡区。原告王发玉（系原告吕庆林之妻），女，195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代理人田荣明（同时又系吕庆林的委托代理人），重庆昆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直港大道17号。法定代表人蒋峰，局长。委托代理人黄波，男，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勇，重庆中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庆林诉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以下简称九龙坡区国土局）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于2017年7月3日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交叉管辖。同年7月24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渝05行辖28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发玉于同年12月6日申请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本院遂于2018年1月18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吕庆林、王发玉及其委托代理人田荣明，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的委托代理人黄波、张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庆林、王发玉诉称，原告系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组村民，于2000年1月将户口迁到九龙坡区金凤镇海含路7号附45号为小集镇居民。目前原告的户口在金凤镇白鹤村。2015年5月，九龙坡区政府对白鹤村2组地区的农村土地进行征收，被告是实施征地相关事宜的机关，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实施征地具体工作。2015年8月13日，原告吕庆林与该征地服务中心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货币安置，共计补偿款450552元。在协议签订后，原告已将被征地房屋交给被告拆除，被告也将该补偿款支付给原告。原告认为：一、原告的房屋最后确认面积是422.79平方米，没有写在协议中。二、协议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1、协议中的第2、3条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违反了关于城镇人员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协议第2条，一方农转非人员货币安置款项为4300元每平方米，吕庆林和王发玉既然确定为城镇户口，那就应当参照《国有土地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其进行货币安置或者对其进行房屋安置。在协议第2、3条，应当进行货币安置的标准放低了，按照《国有土地征收与补偿条例》应该是拆一还一，当时可以选择货币安置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对原告按照30和15平方米进行安置是完全错误的。原告的房屋最后确认面积是422.79平方米，因此就应当按照422.79平方米进行安置，而在协议里面被告只参照了重庆市府55号、45号、58号、17号规定对原告进行安置，并且这一规定也是与被告所提供的依据相违背的，对原告的安排应该按照上浮50%来安排，也就是进行补偿。所以该协议既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又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原被告于2015年8月13日签订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原告吕庆林、王发玉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编号渝迁00095953号吕庆林户《户口迁移证》1页、白鹤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户口迁移情况。证据2、九龙坡区金凤镇街道社区居委会开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为社区居委会居民。证据3、九龙坡区社保局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没有享受养老保险。证据4、编号为1990-04799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及申请书、《重庆市巴县农村建房许可证》；拟证明原告全家五人共同申请建房，登记在吕庆林名下。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辩称，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是在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原系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社村民。吕庆林在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社有农村宅基地一处，房屋有证建筑面积201.6平方米（其中超建36.6平方米，农房证号为J105房地证2011字第27907号）。2002年，原告及其他家庭成员因购房将户口从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社迁入重庆市高新区石新路49号附1号9-4，转为城镇户口。后又于2008年11月10日将户口迁入至九龙坡区金凤镇海含路7号附45号，仍为城镇户口。2014年8月29日，市政府以渝府地[2014]931号《关于九龙坡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批准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14社、村集体社，文昌村2社、3社集体农用地18.2992公顷（其中耕地4.9115公顷）连同集体未利用地0.2790公顷转为建设用地予以征收，另征收集体建设用地4.3533公顷。2015年4月2日，九龙坡区政府发布了九府征公[2015]字第18号《关于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村集体，文昌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2015年4月16日，被告发布了九国土征补公[2015]14号《关于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村集体，文昌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吕庆林的农房在本次征地范围内。被告以户为单位对吕庆林户房屋补偿安置时，吕庆林作为涉案农房的产权人以及户主，有权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该协议书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是合法有效的。另外，原告被拆迁房屋面积经双方核实后为381.45平方米，而非原告诉称的422.79平方米。二、原告对补偿安置标准有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向九龙坡区政府申请协调，协调不成，应当向市政府申请裁决，对裁决不服，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而原告土地争议裁决案件已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行终354号判决书，原告无权再就补偿安置标准提起诉讼。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组一：证据1、渝府地[2014]931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九龙坡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拟证明重庆市政府已批九龙坡区政府的土地征收方案。证据2、九府征公[2015]字18号《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村集体，文昌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拟证明九龙坡区政府发布了征地公告。证据3、九国土征补公[2015]14号《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关于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村集体，文昌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拟证明被告发布了征地补偿方案公告。证据4、吕庆林户《户口簿》复印件；证据5、J105房地证2011字第27907号《房屋产权证》；证据4-5拟证明：1、原告吕庆林的房屋坐落在征地范围内；2、原告吕庆林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也是户主；3、原告及父母等家庭成员在征地之前户口已迁出集体经济组织，转为城镇户口。证据组二：证据6、《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证据7、征地拆迁补偿等款项的领款表二份；证据6-7拟证明原告吕庆林作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以及户主与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并领取了补偿安置款；证据8、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渝行终354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原告的征地安置补偿标准争议，已经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法律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重庆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提交的证据组一、二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吕庆林、王发玉提交的证据1、2、4真实、合法，虽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但能够证明与本案相关的客观事实，本院可以予以采信；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吕庆林原系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社村民，其在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社建有农村宅基地房屋一处，吕庆林（户）持有的《房屋产权证》载明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18.25平方米，房屋总面积201.6平方米，其中36.6平方米系超建。2002年，吕庆林、王发玉因购房将户口从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社迁入重庆市高新区石新路49号附1号9-4，转为城镇户口，后又于2008年11月10日将户口迁入至九龙坡区金凤镇海含路7号附45号，仍为城镇户口。2014年8月29日，市政府以渝府地[2014]931号《关于九龙坡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批准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14社、村集体社，文昌村2社、3社集体农用地18.2992公顷（其中耕地4.9115公顷）连同集体未利用地0.2790公顷转为建设用地予以征收，另征收集体建设用地4.3533公顷。2015年4月2日，九龙坡区政府发布了九府征公[2015]字第18号《关于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村集体，文昌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同年4月16日，九龙坡区国土局发布了九国土征补公[2015]14号《关于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村集体，文昌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吕庆林的农房在本次征地范围内。2015年8月13日，吕庆林与征地实施单位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吕庆林）以户为单位自愿选择货币安置住房，由甲方一次性结算货币安置款给乙方；二、乙方农转非人员货币安置款额为4300元/㎡（货币安置价格）乘以30㎡共计129000元；三、申请增购一个自然间的（城镇人员）货币安置款额为4300元/㎡（货币安置价格）乘以15㎡共计64500元；四、乙方各类结构有证房屋面积381.45平方米，补偿共计181758元；五、甲方（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一次性支付给乙方搬迁补助费4000元/人，两人共计8000元；六、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搬家补助费1000元；七、乙方生活附属设施补助共计2000元；八、乙方在2015年8月18日前将房屋交给甲方则得拆迁奖励费19073元；九、乙方自愿申请甲方收购房屋残值，甲方支付乙方共计6521元；十、甲方按货币安置款额20%给予乙方补助38700元；十二、甲方共计支付乙方费用450552元，签订本协议时支付搬迁补助费和搬家补助费9000元，交出房屋后支付剩余尾款共计441552元。该协议签订后，吕庆林将该房屋交给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拆除，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也已将上述补偿款支付给吕庆林。本院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条、《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款关于“征地拆迁、补偿与安置方案报经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后，由区县（自治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之规定，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作为九龙坡区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有与被征地人员签订征地安置补偿协议的法定职权。本案中，九龙坡区政府取得征地批文后发布了征地公告，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随后于2015年4月17日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故征地行为合法。《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住房安置可以采取统建优惠购房、货币安置住房、自建住房等方式，按每人17至20平方米建筑面积标准予以安置”、第二十四条规定：“住房安置对象选择优惠购房方式并且确有统一修建安置房条件的，以户为单位，按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依据本办法确定的应安置房建筑面积标准，以土地征用时砖墙（条石）预制盖价格向区县（自治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优惠购买安置房”、第二十五条规定：“住房安置对象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为城镇户口，经审核在他处确无住房并长期与配偶或父母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优惠购房时，可申请按建安造价的50%购买1个自然间的住房，与原户主合并安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一）项第3款规定：“被征地拆迁农转非人员住房安置的人均建筑面积标准为30平方米”；《重庆市九龙坡区征地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规定：“住房安置可以采取统建优惠购房、货币安置住房方式，每户只能选择一种安置方式，按每人30平方米建筑面积标准予以安置”、第二十一条规定：“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安置住房方式的，以户为单位与征地部门签订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一次性结算货币安置款，安置责任终止”、第二十三条规定：“住房安置对象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为城镇户口，经审核在他处确无住房，并长期与配偶或父母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每人可申请增购建筑面积20平方米与原户主合并安置，其价格按建安造价的50%计算住房安置对象已婚未育的，优惠购房时，可申请增购建筑面积15平方米，其价格按建安造价的50%计算。以上两类住房安置增购人员，如选择货币安置住房方式的，其货币安置住房标准为15平方米。”据此，原告吕庆林与征地实施单位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于2015年8月13日签订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约定的补偿安置内容符合上述文件之规定，且在《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吕庆林已经将该房屋交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拆除，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也已将约定的补偿款支付给原告吕庆林。因此，应当认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并已经履行完毕，属合法有效的行政协议。现原告吕庆林、王发玉要求撤销原告吕庆林与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于2015年8月13日签订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吕庆林、王发玉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吕庆林、王发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 伟人民陪审员  曾炎一人民陪审员  谢勘利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刘晓蒙书 记 员  骆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