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3民终1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遵义余庆供电局（原余庆供电局），住所地余庆县白泥镇河滨南路**。法定代表人：沈成江，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承先，余庆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正美，女，1956年9月10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思南县人，小学文化，务农，住思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艳，女，198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大专文化，教师，住余庆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栎馨，女，2017年3月15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思南县人，住思南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孝琴，贵州文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遵义余庆供电局（以下简称余庆供电局）因与被上诉人田正美、马艳、夏栎馨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9民初1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巳审理终结。余庆供电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认定田正美、马艳、夏栎馨一方损失数额中适用标准有误，即使发回重审也只能按起诉时的标准计算，而不应按2017年的相关标准重新计算，且不应改增精神抚慰金30000元。余庆供电局在受害人夏洲触电身亡事件中无任何过程，原则上是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即使按无过错责任进行赔偿，最多也只承担20%的赔偿责任。二审中，田正美、马艳、夏栎馨答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一审以2017年的标准重新计算相关赔偿并无不当。余庆供电局在本次事故中未能充分履行审慎、勤勉的管理义务，承担40%的赔偿责任亦无不妥。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予以维持。田正美、马艳、夏栎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余庆供电局赔偿田正美、马艳、夏栎馨因夏洲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1016230.4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日13时30分许，夏洲（田正美之子，马艳之夫，夏栎馨之父）在余庆县××字村石桥坝组蒙子河沟处钓鱼，在钓鱼过程中，夏洲准备另选钓鱼地点，手持鱼杆从高压线（敖什高压线）下经过时，鱼竿与高压线接触，致夏洲被电击身亡。事发地河沟上空的高压线系被告余庆供电局经营管理，为10KV高压线路。事发后，余庆县公安局敖溪派出所出警时派员测量，高压线距地面（田坎）间的垂直距离不少于5.88米，河流四周为农田。马艳于2016年1月19日与夏洲登记结婚，事发时已怀身孕约6周，2017年3月15日，马艳生育一女取名夏栎馨。田正美生育两个子女即夏洲和夏勇。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夏栎馨作为原告参与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夏洲在余庆县××字村石桥坝组蒙子河沟处钓鱼时因鱼竿打到从上方经过的10kv高压线而触电身亡，余庆县供电局作为该线路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并未举证证明夏洲触电死亡系夏洲故意或不可抗力造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对夏洲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夏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高度危险活动区域从事钓鱼活动，将自己置于高压线下危险的境地钓鱼，应当意识到在高压线下钓鱼可能会发生危险，但其仍进行该行为，具有重大过错，其在高压线下钓鱼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较为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可以减轻余庆供电局的赔偿责任，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田正美、马艳、夏栎馨自行承担60％的责任，由余庆县供电局承担40％的责任较为适宜。对于赔偿金额的计算标准，田正美、马艳、夏栎馨因夏洲死亡所受损失，认定为959231.32元，即死亡赔偿金26742.62元×20年﹦534852.40元、丧葬费26547.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田正美为19201.68元×20年÷2﹦192016.80元，夏栎馨为19201.68元×18年÷2﹦172815.12元，关于田正美、马艳、夏栎馨办理丧葬事宜有误工费、交通费，酌情认定3000元；精神抚慰金，田正美、马艳、夏栎馨请求80000元。夏洲的死亡必然给田正美、马艳、夏栎馨带来严重的精神损害，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及死者夏洲在本案中的过错责任，对精神抚慰金酌情认定为30000元。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4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田正美、马艳、夏栎馨因夏洲死亡的损失959231.32元，由余庆供电局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383692.53元。二、驳回田正美、马艳、夏栎馨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96元，由田正美、马艳、夏栎馨承担2997.6元，余庆供电局承担1998.4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另查明，余庆供电局于2017年9月11日更名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遵义余庆供电局。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将上诉人（原审被告）名称“余庆供电局”变更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遵义余庆供电局”，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无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判按2017年赔偿标准计算损失金额、支持精神抚慰金是否正确及对本案责任的划分是否恰当。1、关于赔偿标准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之规定，本案事故发生于2016年7月2日，夏洲的亲属于2016年8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其第一次诉求的相关赔偿依据的计算标准参照的是《2016年贵州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该赔偿标准系根据贵州省统计局2015年3月23日公布的《2015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得来，并明确规定适用于贵州省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及2016年其他侵权事故造成的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虽本案曾被本院发回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由原审法院按一审程序重新审理，但民事责任的赔偿原则是损失填补，侵权行为发生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是确定的，只有以这个时间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为依据，对受害人与赔偿义务人才是公平的，故对赔偿义务人来说，不能因案件审理中出现延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的因素，而加大赔偿义务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否则，对赔偿义务人来说，就有可能显失公平。因此，原判对田正美、马艳、夏栎馨在发回重审中将诉求变更为按2017年的赔偿标准计算损失金额予以支持确有不妥，对此，本院予以纠正。2、关于精神抚慰金问题，本案受害人夏洲的亲属因夏洲触及高压电身亡，势必遭受巨大精神痛苦，虽本案第一次判决时未予支持精神抚慰金，但该判决已因发回重审而被撤销，故在原审法院按一审程序重新审理的过程中，又予以支持精神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且鉴于双方对原判认定的精神抚慰金的数额未提出异议，故原判酌情认定精神抚慰金为30000元并无不当。对此，余庆供电局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不属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或其他不应支持精神抚慰金的情形。3、关于责任划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之规定，本案属特殊侵权责任，夏洲系因触及高压电身亡，余庆供电局没有证据排除夏洲死亡与高压电击致死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未举证证明夏洲死亡是其故意或不可抗力造成的，故余庆供电局作为涉事高压线路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应当对夏洲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而夏洲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按照生活常识，加强自己的注意义务，以防止人身遭受伤害，但其持鱼杆从高压线下经过，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使鱼杆与高压线接触使其遭受人身损害，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因此，原判根据本案责任情况，认定由余庆供电局承担40%的责任、夏洲自行承担60%的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根据田正美、马艳、夏栎馨的诉讼请求及参照《2016年贵州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田正美、马艳、夏栎馨因夏洲死亡所受损失共计869696元，即死亡赔偿金24579.64元×20年﹦491593元，丧葬费2373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田正美为16914.2元×20年÷2﹦169142元，夏栎馨为16914.2元×18年÷2﹦152228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根据各自的责任比例，余庆供电局应承担347878.4元（869696元×40%）。综上所述，余庆供电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9民初1323号民事判决；二、由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遵义余庆供电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田正美、马艳、夏栎馨347878.4元；三、驳回田正美、马艳、夏栎馨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55元，共计12051元，由田正美、马艳、夏栎馨承担7230元、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遵义余庆供电局承担482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易大刚审 判 员  田 滔代理审判员  陈文玉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书 记 员  周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