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1民终67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那敏，女，白族，1973年4月24日生，现住昆明城市。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何梦华，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水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昆明市万宏路金星东门桃园大厦**。法定代表人王丽萍，总经理。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张学礼，男，汉族，1961年7月7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吉剑峰，云南法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那敏因与被上诉人昆明水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泰物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2民初6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2日对本案公开进行了询问。上诉人那敏及其诉讼代理人何梦华，被上诉人水泰物业的诉讼代理人张学礼、吉剑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那敏是城市山小区业主，城市山小区是水泰物业的物业服务区域。2014年2月21日，那敏和水泰物业订立《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前期物业管理服务进行了约定。前期物业服务内容包括房屋共用部位、设施、设备的运行和维护，档案资料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安全管理、房屋装饰装修管理、交通秩序、消防安全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十条的内容为，甲方不承担因非甲方责任引起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甲方履行了如下行为，即视为在合理范围内履行了安全防范管理义务：1、建立安全防范管理制度；2、对本物业区域实行24小时值守制度；3、在出、入口设置岗位，对进出车辆、人员进行抽样盘查；4、对于发生在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刑事案件，积极协助公安部门处理。2015年1月31日9时许，那敏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昆明城市山小区49幢102室家中被盗，损失包括一部价值2000元的苹果4手机、一部价值3700元的苹果5手机，一块价值2000元的西铁城手表、5000多元现金被盗。案发后那敏和水泰物业就损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2016年11月4日，水泰物业向那敏发出函件，表示业主家中财物被盗，只能由盗窃者（直接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那敏的苹果4手机发票显示，购买时间是2011年7月7日，价格为4999元；苹果5手机保修卡记载，购买时间为2013年2月。水泰物业具有物业服务企业三级资质。2013年7月5日，城市山小区智能化弱电系统集成工程竣工验收。2015年1月13日，水泰物业和案外人云南安联科技有限公司订立《弱电系统维护保养合同》，对监控、周边防盗报警、门禁对讲、出入口匝道系统的维护保养进行约定。2015年3月至11月，云南安联科技有限公司对弱电系统的故障进行了维修。2015年1月31日，城市山小区护卫门岗进行了换班交接，对访客进行进出登记，其护卫巡逻排班表显示当天24小时安排人员巡逻。2015年2月，水泰物业为城市山小区周边栅栏加装了防盗铁丝网。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一、由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5000元、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被告认为原告家中被盗是2015年1月31日，至原告起诉时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原告财产受到侵害的时间是2015年1月31日，但原告系主张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原、被告就被告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进行协商，被告在2016年11月4日的函件中明确予以拒绝。原告对被告行使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此时起算，被告的时效抗辩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原告是城市山小区业主，被告是城市山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原、被告订立《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建立了合法有效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原告以被告不履行义务导致家中被盗为由，请求被告对其财产损失、精神损害侵权赔偿责任，符合责任竞合时当事人有权选择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被告基于约定对城市山小区业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以外的共有部分提供物业服务，是城市山小区物业共有部分的管理人。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被告在前期物业合同约定范围内对原告人身、财产承担安全保障义务。2015年1月31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家中被盗。该案尚未侦破，原告实际财产损失无法一一确定，但被告对原告家中被盗的事实无异议，原告也提供了部分物品的购置依据，可以认定原告遭受了财产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安保措施不完善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被告认为，其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一争执也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原、被告订立的《前期物业管理协议》对被告的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被告前期物业服务中与业主财产安全直接相关的是安全管理部分。约定的服务内容为：维护公共秩序，包括对安全的监控、不定时巡防等方面的管理；建立安全防范管理制度和紧急事件应急处理措施；协助辖区政府治安管理部门处理物业区域内的突发事件。被告对城市山小区安装的监控、周边防盗、门禁对讲、出入口匝道系统从2015年1月起进行持续的维护，对进入小区的人员进行抽查登记，门岗安排安防人员24小时值守，安排安防人员24小时不定时巡逻。《前期物业管理协议》约定，甲方履行了如下行为，即视为在合理范围内履行了安全防范管理义务：1、建立安全防范管理制度；2、对本物业区域实行24小时值守制度；3、在出、入口设置岗位，对进出车辆、人员进行抽样盘查；4、对于发生在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刑事案件，积极协助公安部门处理。原告家中财产被盗系第三人不法侵害所致。被告作为物管服务企业，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更多是一种注意、警戒、防范义务，降低发生不法侵害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比率，并不能完全保证业主财产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更不可能杜绝此类侵害。被告按照《前期物业管理协议》的约定，就城市山小区提供了周边监控、防盗、门岗、巡查等物业服务。被告2015年2月为小区周边栅栏加装防盗网。城市山小区已经建立监控、周边防盗报警系统的情况下，被告这一强化小区安保的措施不能反证被告之前通过电子防盗监控属于未尽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被告举证证明其提供了约定的安保服务，原告主张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但没有证明被告存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原告主张的财产和精神损害与被告提供的物业服务之间缺乏明确因果关系，其赔偿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那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3元（原告已预交)，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承担。宣判后，那敏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那敏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没能尽到合同约定的义务，致窃贼进入上诉人家中行窃是客观事实。双方订立的服务合同第十条对被上诉人应承担的义务进行了限制，无故加大了上诉人一方的责任且该合同系上诉人一方格式合同条款，故此约定显失公平，不符合行业标准。二、虽被上诉人一方列举了一堆书面材料但仅说明有相关制度并不能说明已经履行到位，小偷不会插翅飞进业主家中且在深夜。此时若有值班人员在场，若有监控开启，夜深人静应当能看见小偷出入，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一方没有尽到管理职责。三、因上诉人一方及多位业主家中被盗，此后被上诉人才在小区周边加装防护，这是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且2015年3月18日，该小区才有弱电系统故障维修记录。由此可见早期管理不到位。四、一审法院也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服务合同，也认可上诉人有权选择责任承担方式，但一审法院引用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与本案的实际情况不符，应按《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之规定，虽该案未破，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家中被盗的事实也无异议，且一审法院也确认了上诉人家中遭受了损失，故没有任何法律条款说明被盗不属于财产安全受损。一审法院应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为宜。民事与刑事并非必然关联，上诉人主张民事赔偿于法有据。五、此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过多次协商，长达二年，被上诉人答应以提供保洁作为赔偿，由此也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未尽到义务。此事实在一审时也有提及，现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服务完备没有任何证据。六、没有任何合同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还能长久存在。本案也如此，若只交费，安全没保障，那服务等同虚设，完全没意义。七、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自2017年8月1日起施行。该意见明确重大案件需进行类案检索。虽本案非典型案件，但也事关每个在城市中生活的人都离不开物业服务，而服务现状如何，相信大多数人深有体会，若此类案件有的判赔，有的不判，在司法面前应该有统一尺度体现公平正义，切实保障业主安居乐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2民初614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水泰物业答辩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协商，主要是考虑被上诉人是业主，才提出保洁的补偿，给上诉人造成损害的是小偷，请求驳回上诉。二审中，上诉人针对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询问笔录，欲证明上诉人家被盗，财物失窃；二、赵玲情况说明，欲证明2015年3月赵玲家也失窃，2015年3月才加装防盗铁丝网，被上诉人未在上诉人失窃后及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三、范志兰情况说明，欲证明2014年范志兰家失窃，被上诉人以现金方式进行了赔偿而非提供家政服务，被上诉人未履行合同义务；四、现场图，欲证明失窃现场周边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若安全得当，失窃即不可能。被上诉人经质证后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失窃价值不予认可；对证据二、三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针对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因被上诉对证据一至四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经审理，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确认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水泰物业是否应向上诉人那敏赔偿损失及精神抚慰金？本院认为，《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条规定了物业公司的法定义务，同时成为业主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本案涉及的是物业服务企业的安保义务，物业公司依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应承担的安保义务系指为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秩序和物业使用安全而实施的必要和正常的防范性安全防卫活动。《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发生安全事故时，物业服务企业在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协助做好救助工作。”由此可见，物业服务企业的安保义务是属于防范性质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义务，与公安机关的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存在区别。本案中，双方所签《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履行了如下行为，即视为在合理范围内履行了安全防范管理义务：1、建立安全防范管理制度；2、对本物业区域实行24小时值守制度；3、在出、入口设置岗位，对进出车辆、人员进行抽样盘查；4、对于发生在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刑事案件，积极协助公安部门处理。经审查，被上诉人已按《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涉案小区提供了周边监控、防盗、门岗、巡视；保安人员在交接班时进行过记录，对外来人员也进行过登记，故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履行物业服务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安全防范义务。虽然上诉人主张小区周边栅栏加装防盗网的时间系在其被盗之后，被上诉人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过程中存在瑕疵，但其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因此，在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财产和精神损害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物业服务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不予采信，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那敏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6元，由上诉人那敏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茜审判员 姚 丹审判员 古维贤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刘怡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