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1154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林国仪，男，1964年1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代理人：李东亮，广东华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麦新明，男，汉族，1972年3月1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佛山市佳业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法定代表人：麦新明，该公司董事。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莫火兰，女，汉族，1979年7月1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品贤，广东创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彭凤婵，广东创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国仪因与被上诉人麦新明、佛山市佳业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业公司)、莫火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7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国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麦新明立即向林国仪返还借款973552.34元及利息90456.62元（利息暂计至2017年6月1日止，以973552.34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月息2.5%计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佳业公司、莫火兰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各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要求林国仪提供书面的借款协议没有法律依据。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根据法律规定，除书面形式合同外，还包括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合同，一审法院要求林国仪必须提供书面借款协议是适用法律错误。2.林国仪除口头形式合同外，还提供了其他形式的合同。例如:2016年12月9日，林国仪微信“不过，要收利息，佢话同外边借过要收紧月息二分半……打个比喻，借100万，每月利息2.5万，借三个月到期，总共92.5万。所以，回款越快越好”，麦新明回复称“梗系啦”，符合合同法中要约、承诺方式。承诺到达即合同成立，双方已达成借款100万元合同。3.麦新明要约，例如:2016年12月11日，麦新明微信“林生，先借一万文用，发工资后还回。”即是麦新明要约，林国仪发电子转帐回单，即承诺和履行，合同成立并生效。4.合同履行。如:2016年12月11日，林国仪发微信“即系仲欠我5000*5=25000+10000=35000，对吗?”麦新明回复称“OK”。以上证据均证明转款性质为借款，麦新明承认款项性质为借款。二、一审法院认为麦新明在答辩中提出的法律关系不属本案的审查范围是错误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麦新明提出合伙、合股的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一审法院应该予以查明。一审法院拒绝对该法律关系的审理即是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法律规定。因此，应该尊重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要求，不应由林国仪另案起诉，增加林国仪诉累。三、2017年5月7日发送的协议未签订，并不改变之前借款的性质。麦新明要求增加第二笔50万元、第三笔40万元借款，林国仪发送协议后，麦新明拒绝签字，并不影响之前来往款项的借款性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加重林国仪的举证责任，同时违反法律规定，对于麦新明答辩的法律关系不予审查，导致错误判决，林国仪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上诉，请法院依法判决。林国仪在庭审过程中补充：1.从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1日，期间产生了八笔借款。八笔借款资金来源是林国仪自有资金，其中五笔是借出次日或一周左右麦新明即归还借款。说明该几笔款项的性质是借款，当时双方有达成口头借款协议，归还数额与借出金额相等；2.2016年12月9日，林国仪约定借款事实，以及同时约定停办佛山京华达佳业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华达公司）。林国仪在同一日将两件事告知麦新明；3.2017年3月20日，大部分借款已转至麦新明或佳业公司账上，但当天麦新明微信回复称经咨询律师借款性质是合伙，即麦新明提出资金为合伙使用的期间为2017年3月20日；4.2017年5月7日，林国仪发给麦新明的邮件中，附有两个文件，包括一份借款协议和一份合伙协议。两份协议最后均没有签订。两份协议表示林国仪同意将借款转为投资合伙款项，但麦新明并未同意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未签订书面借款协议。麦新明、佳业公司、莫火兰共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林国仪所有诉请和理由都已在一审提及，林国仪诉请的90万元借款在一审已经列表提出，麦新明、佳业公司针对每一笔款项都有相应凭证证明去向并逐一说明，也提供了相应列表给一审法院，证实款项都流入合伙作经营用途，包括支付租金、发工资和材料款等。林国仪也承认其是京华达公司的会计，掌管公司财务，款项的出入在事前事后都是林国仪控制。由于涉案款项并非借款，因此才出现没有借款协议的情况。尤其是一些账目是从林国仪账上划入其自己的账上，林国仪也主张是麦新明的借款。林国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麦新明立即向林国仪返还借款973552.34元及利息90456.62元（利息暂计至2017年6月1日止，以973552.34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月息2.5%计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佳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各被告承担一审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林国仪以莫火兰与麦新明是夫妻关系，本案借款系二人婚姻存续期间借款，佳业公司为麦新明个人独资公司，该公司为麦新明与莫火兰夫妻共同经营为由，申请追加莫火兰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起，林国仪与麦新明、佳业公司、莫火兰之间有多笔资金转账往来。现林国仪以麦新明拖欠借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麦新明、莫火兰于2001年8月19日登记结婚。佳业公司（自然人独资）于2011年3月11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股东为麦新明。京华达公司于2016年1月22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股东为陈海军、麦新明。一审庭审中，林国仪补充陈述：林国仪与麦新明认识有15年。在2015年底时，林国仪舅舅陈海军与麦新明合股开立京华达公司，林国仪既是陈海军在公司的代表，也是财务总监，但不是股东。麦新明经营的佳业公司也被京华达公司收购，两个公司是同一地点、同一班人员办公。2016年下半年，京华达公司准备办理注销，林国仪就到佳业公司工作。麦新明在经营过程中向林国仪借款，当时双方约定是100万元借款额度，而且借款不是直接汇入麦新明账户，而是通过林国仪的账户，根据麦新明的电话、口头或微信上的要求进行打款，部分汇入佳业公司，部分汇入麦新明夫妻的账户，部分按麦新明要求汇给客户。出借的款项部分是林国仪的钱、部分是陈海军的钱（因陈海军不相信麦新明，故以林国仪名义借给麦新明）、部分是林国仪向其他人的借款。同时，林国仪也一直要求麦新明签订借款协议，但麦新明一直拖延不签。一审庭审中，麦新明补充陈述：2015年底时，麦新明与陈海军合股开立京华达公司，因林国仪是香港人，不能成为工商登记上的股东，故其股份与陈海军合并，占公司股份的三分之二。公司成立时，也将麦新明原经营的佳业公司转让给新公司，公司原业务全部转入新公司，佳业公司实质上已经变化为麦新明、林国仪和陈海军股东三人的公司，只是没有办理相应工商手续。在去年底、今年初时，麦新明在“杉杉”集团取得业务订单，麦新明与林国仪、陈海军商量后，由佳业公司承接这项业务，因这项业务资金量大，需要林国仪和陈海军补充投入资金。林国仪向京华达公司和麦新明夫妻的转账，实际就是合伙资金的投入，并不是借款。林国仪也以股东、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公司业务的洽谈，并决定资金的流向。若属于借款，完全可将款项划给麦新明，由麦新明自由支配。实际上，林国仪发现“杉杉”集团的业务订单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风险，因此想退出公司经营，才将这些款项性质说成是借款。微信聊天的内容，应连贯地看，麦新明从来没有承认是借款，林国仪也是在看到经营风险后，才提出是借款的说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林国仪与麦新明、佳业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以及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其生效要件一是双方有借款合意，二是有款项的交付，即借款合同的成立需以交付为标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林国仪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一方，对借款成立并已交付负有举证责任。林国仪对双方的借贷关系，未能提供书面的借款协议，仅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和微信聊天记录。麦新明提出林国仪转账款项的性质不属于借款，双方的关系是基于合伙、合股公司，部分转入公司或麦新明账户的款项，是林国仪对入股公司的投资资金，部分支付给他人的款项，麦新明不知情，也没有麦新明的同意、确认或收取，与麦新明无关，不属于林国仪投入合股公司的投资资金。从转账的情况可见，林国仪是参与了公司的经营，资金的流向是由林国仪决定并转账的，麦新明对资金的运用流向没有决定权，若属于借款的话，林国仪完全可以将款项交由麦新明，由麦新明自由支配，而不应当是林国仪所述的按麦新明指令进行转账；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麦新明从未承认款项的性质属于借款的抗辩意见。林国仪坚持认为款项的性质是借款，自己并非公司的股东、合伙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银行转账、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等情况，林国仪与麦新明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合股的情况，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双方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银行转账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用途，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出双方无争议的款项均是用于公司的经营支出，部分款项是林国仪支付给自己的费用报销、工作提成等用途，林国仪在微信聊天中向麦新明提出款项属于借款，并要求签订借款协议，但麦新明没有承认款项性质是借款，也没有与林国仪签订相应的借款协议。因此，林国仪主张涉案款项为借款的陈述，以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足以认定涉案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对林国仪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林国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376元（林国仪已全额预交），由林国仪负担。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林国仪请求麦新明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根据林国仪的诉讼请求，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上诉案的争议焦点是林国仪与麦新明之间就案涉款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林国仪在本案中主张的款项本金数额是973552.34元。麦新明抗辩称该款并非借款，是林国仪对双方合作经营公司的投资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林国仪负有举证证明上述款项是其向麦新明出借的义务。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其生效要件是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以及款项的实际出借。林国仪在本案中虽然提供转账记录，但是，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将案涉款项共同定义为借款。此外，林国仪在二审庭审中承认其本人在京华达公司除了负责财务管理外，还负责跟单业务并以收取提成、佣金为报酬，在公司的工作时间也不固定，其本人是京华达公司的股东陈海军的外甥。基于林国仪的自认，林国仪提供资金用于与公司相关业务的经营，不排除该部分款项具有投资款的性质。综上，林国仪在本案中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其对麦新明的借款。一审法院驳回林国仪的还款请求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林国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76元，由上诉人林国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凯原审判员  梁亦民审判员  霍 娟二〇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巫江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