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4民终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负责人：郭少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啸飞，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高营养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东路9号B座四层410号。法定代表人：于方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梅，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泰高营养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高公司）保险费纠纷一案，不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京7101民初1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京7101民初1360号民事判决；2.判令泰高公司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50783.03元。事实与理由：2010年12月31日，保险公司签发《产品责任保险单》（保险单号×××），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为泰高公司，保单有效期限自2011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11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保险费为253915.14元，先按照总保费的80%预收203132.11元。保险责任为“（一）在保险期限内，由于被保险人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在承保区域内发生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或其他任何人的人身伤害、疾病、死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单的规定，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二）对被保险人应付索赔人的诉讼费用以及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负责的诉讼及其他费用，保险人亦负责赔偿。”保险单出具后，保险公司将保险单原件向泰高公司进行了送达并且在随后的保险年度内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保险服务。而泰高公司并未按合同约定缴纳保险费。保险合同的约定缴费日期为收到保险单30是内。泰高公司仅仅按照保单约定交付了80%的保险费203132.11元。直至保险期限结束，泰高公司仍未缴纳剩余20%的保险费50783.03元。保险公司多次向泰高公司提出要求缴纳保费，泰高公司不予理财，截至今日仍未缴纳任何保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事项：（七）保险费以及支付办法；”该法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上述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对保费做出了明确约定。保险公司已经根据保险合同履行了义务，对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提供了保险服务，但泰高公司却不履行其缴纳保费的义务。泰高公司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保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泰高公司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50783.0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泰高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产品责任险，保险公司于2010年12月31日签发了产品责任险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由产品责任险保险单（保险单号为×××）和保险条款组成。保险单记载的被保险人包括泰高公司，保险期限自2011年1月1日0时起至2011年12月31日24时，保险费金额为253915.14元、预收保费金额为203132.11元（按总保费的80%预收）。泰高公司已向保险公司支付了203132.11元。本案审理过程中，保险公司主张泰高公司支付剩余保费的日期即涉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为2014年1月1日，诉讼时效于2014年12月31日届满，上述期间内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曾多次打电话向泰高公司的财务催缴保险费，但因该工作人员已经离职，保险公司无法提供相关证据。泰高公司表示认可涉案诉讼时效的起止日期，但其没有接到过保险公司的催缴电话。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与泰高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保险公司及泰高公司均认可涉案诉讼时效的起始日期为2012年1月1日，保险公司应于2012年1月2日起三年内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保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上述期间内向泰高公司催要过剩余保费，且无证据证明存在其他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故保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据现有证据，现确认泰高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事由。判决：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涉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为2012年1月1日，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保险公司与泰高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的事实以及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无争议，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充分，对合同效力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因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涉及到新旧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问题，即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诉讼时效制度作了重大调整，两法同时具有法律效力，故本院结合案件对上述法律适用予以分析。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制度有以下特征：在诉讼时效届满时权利人的胜诉权消灭；诉讼时效届满不消灭实体权利；诉讼时效属于强制性规定。对诉讼时效期间的经过、届满以及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认定，是判断权利人有无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根据。依据查明的涉案事实，保险期限自2011年1月1日0时起至2011年12月31日24时止，保险公司及泰高公司均认可涉案诉讼时效的起始日期为2012年1月1日，在保险公司就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事由未向法院提出主张及举证的情况下，诉讼时效期间的起自算自2012年1月1日始。基于本案系合同纠纷，在无特殊法律规定时，应适用普通诉讼时效。现生效的民法通则与新实施的民法总则对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同。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对于上述新旧诉讼时效期间涉及衔接的法律适用问题，本院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予以处理。对于权利人之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后，因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与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属于在相同事项上作出的不同规定，鉴于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均属于基本法，在效力等级上处于同一位阶，故应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上述情形下适用民法总则之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对于权利人之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涉及民法总则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溯及力问题。对于义务人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形成时间，应当按照“从旧兼从长”的原则，分为两种情形处理：第一是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已经届满的情形，义务人已经确定取得了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该抗辩权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变更，即在义务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权时，法院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第二是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10月1日尚未届满的情形，义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系在民法总则施行后产生，基于新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更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的考虑，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应产生溯及力，故不再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即自权利人诉讼时效起算之日起至起诉时止尚未超过二年的，其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中，权利人保险公司的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诉讼时效的起始日期为2012年1月1日，经过二年为2014年12月31日，诉讼时效期间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已经届满。义务人泰高公司已经取得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该抗辩权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消灭，因此保险公司的胜诉权消灭，对于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因诉讼时效已经届满而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依据诉讼时效理论进行审判说理正确，但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的瑕疵。本案关于诉讼时效届满的认定，应依据民法通则关于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不应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本院对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变更其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为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然有瑕疵，但确认保险公司诉讼时效期间届满驳回诉讼请求的裁判结果正确，故本院在判决纠正瑕疵后，驳回保险公司上诉，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 军审 判 员  温志军审 判 员  王 翔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法官助理  马志文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