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辽01行终13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军，男，1960年1月5日出生，汉族，沈阳市公安局沈北新区分局工作人员，住沈阳市沈北新区。委托代理人：陶冶（上诉人妻子），女，196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沈阳市沈北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处级调研员，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张紫微（上诉人儿子），男，1987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沈阳顺景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全国培训总监，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省民政厅，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法定代表人：方守义，该厅厅长。委托代理人：梁茂新，该厅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建，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军诉被上诉人辽宁省民政厅调整残疾等级违法并赔偿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5行初15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2015年11月11日，被告辽宁省民政厅在辽宁省伤残人员调整残疾等级报批表中省民政厅审批意见一栏中对原告张军审核批准为“调级因公三级”。原告不服，诉至法院。另查，原告于2015年12月开始享受调级后抚恤金待遇，次年享受护理费待遇，并自诉于2016年11月17日从网站上下载得到被诉辽宁省伤残人员调整残疾等级报批表。原审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被告辽宁省民政厅于2015年11月11日在辽宁省伤残人员调整残疾等级报批表中省民政厅审批意见一栏中对原告张军审核批准为“调级因公三级”行为违法并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原告应于2017年5月17日前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于2017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告一并提起的赔偿请求，因所诉的行为超过起诉期限，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军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上诉人张军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超过起诉期限，驳回上诉人起诉没有证据支持，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故上诉人并未超过起诉期限；二、2015年11月11日，被上诉人作出调级因公三级的审批决定。因为涉及到护理费手续，需要拿着上述决定到财政部门办理护理费审批手续，因没有该手续，上诉人一年没有依法得到该护理费，上诉人家人和公安局政治处的工作人员一起找到区民政局，区民政局逐级找到省民政厅，省民政厅才将审批件上传到四级的内部管理网上，2016年11月17日以区民政局通知上诉人方去取该审批表。此前省民政厅答复为了保护医疗专家不能给个人，需要在民政厅保留二年，公安局也不能及时备案，上诉人也得不到这个级别的困难补助。2014年12月上诉人曾逐级向民政部门提出过要求变更伤残性质，将因公变为因战，上调伤残等级的申请，并提交了中级法院的裁定书和中级法院委托的伤情鉴定书，且该两件已经存入伤残档案。2016年11月17日上诉人收到审批表后发现还是没有变更伤残性质，又做出了调级因公三级的决定，上诉人对此不服，于2017年3月2日以邮寄方式向被上诉人提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及中级法院裁定书和伤情鉴定书，请求事项是变更伤残性质，按因战三级的标准发放抚恤金并赔偿经济损失。2017年5月2日被上诉人以邮寄方式向上诉人下达了不予受理通知书，上诉人对该通知书不服，于2017年6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三、根据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本案上诉人属于调级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在六十日内将审批表一并发给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只发了伤残证，而且被上诉人发给上诉人的残疾证没有注明原等级，只写了因公三级，体现不出是调级的，且没有医疗专家小组意见及残疾情况、法律依据，上诉人不知情。而且因一直没有给上诉人护理费，上诉人也不能认可。另此前的护理费在一年后补的；四、上诉人提交给一审法院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能充分证明上诉人是在申请要求被上诉人履行法定职责届满两个月后提起的行政诉讼，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辽宁省民政厅答辩称，一、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驳回原告张军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维持一审判决。二、关于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4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认为没有事实依据。首先，行政诉讼法46条规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是法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超过期限将丧失进入实体审查的程序权利。该期限是固定的期限，不能因当事人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而重新计算。上诉人张军认为因为其于2017年3月2日向被上诉人提出行政赔偿，就应当自行政机关作出不受理通知时间开始计算起诉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被上诉人于2017年5月2日作出不予受理上诉人行政赔偿请求的行为与2015年11月11日作出的调整伤残等级的具体行政行为系两个不同的行政行为。根据上诉人的起诉状，其诉讼请求是确认2015年11月11日作出的调整伤残等级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请求撤销以及因此产生的赔偿请求。对该调级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应当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调级行政行为作出的具体时间开始计算。《行政诉讼法》第4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是针对行政机关不作为如何计算起诉期限的规定。对于上诉人调整伤残等级的申请，被上诉人没有不作为，已经依法做出了审批决定。所以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成立。三、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当知道2015年11月11日作出的调整伤残等级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与事实不符，请二审法院法律依法予以纠正。原审法院按上诉人自诉从网上下载得到《辽宁省伤残人员调整残疾等级报批表》的时间（2016年11月17日）计算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时间系认定事实错误。《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九条系省级民政部门审批评残职权的程序依据。根据该条规定，省级民政部门审批的流程为：初审通过——逐级通知县级民政部门公示——审核公示意见——签署审批意见——60个工作日将伤残人员证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伤残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逐级发给申请人”。根据该条规定，省级民政部门没有义务将《辽宁省伤残人员调整残疾等级报批表》送达给上诉人。而是在审批结束后将伤残人员证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伤残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逐级发给上诉人。且上诉人从2015年12月开始享受调级后的抚恤金待遇。上述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按上诉人自诉的上网下载审批表之日进行认定违背事实与行政规章的规定。虽然该事实认定对于判决结果没有影响，但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具有证据效力，对社会一般人的行为会产生引导。在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不应当仅依据当事人自诉来认定事实。这容易导致滥用诉权的情况发生，对依法行政的行政机关也是不公平的。2015年12月，上诉人开始享受因公三级的待遇，2016年3月22日被上诉人将调整后三级的伤残证交给上诉人。根据《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九条就履行了送达的义务，被上诉人无法定义务向申请人送达调级的审批表。一审按照上诉人自述的下载审批表的时间计算起诉期限是错误的，虽然事实的认定对判决结果没有影响。综上，请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结果，驳回上诉人上诉。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被上诉人辽宁省民政厅对其作出的调级因公三级的审批行为违法并赔偿。本案中该审批行为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上诉人自2015年12月开始领取因公三级伤残的抚恤金，且一审中自述在此时知道调级到因公三级，另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主张其于2016年3月收到残疾证的事实未提出异议，考虑到该调级审批行为系基于上诉人及其工作单位的申请作出，故至迟此时上诉人应当知道被诉审批决定的内容，起诉期限应自此时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以上诉人自述的2017年3月向被上诉人申请国家赔偿的时间作为提起本诉时间计算，本案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应按照收到调级审批表的时间计算起诉期限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调级审批表是调级审批行为的一个程序，并非独立存在的行政行为，该程序系审查调级审批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内容，而非判断是否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依据。根据法律规定起诉期限应自知道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上诉人收到审批表的时间与其知道调级因公三级审批行为的时间并不一致，不应作为计算本案起诉期限的时间，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裁定驳回起诉结论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宇声审判员  赵春玲审判员  杨晓鹏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卢智慧本案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