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20民终42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高共生，男，195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科，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列樟，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梁剑衡，男，196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建世，广东奥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代理人：陈素敏，广东奥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韩朝珍，女，198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徐闻县。上诉人高共生因与被上诉人梁剑衡、原审原告韩朝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11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共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书》于2016年5月30日正式解除；3.改判梁剑衡向高共生返还押金30000元；4.改判梁剑衡向高共生返还社保费用53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中山市石岐区宏艺棋牌室（以下简称宏艺棋牌室）的卫生许可证没有过期，不妨碍棋牌室的正常经营，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我国《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的经营单位取得“卫生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办理营业执照。因此，有效卫生许可证是从事公共场所经营活动必需取得的许可证，未取得者不得从事公共场所经营活动。其次，上诉人作为承包方，于2016年5月19日收到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出具的《卫生监督意见书》，获知该棋牌室未取得有效卫生许可证，不得从事公共场所经营活动。第三，上诉人获知该棋牌室未取得有效卫生许可证，不得从事公共场所经营活动的情况后，立即与被上诉人协商，要求其尽快办理，否则该棋牌室将无法继续经营。但是，被上诉人拒绝协商，更不为该棋牌室办理有效卫生许可证。被上诉人的行为，直接导致该棋牌室自2016年5月19日起不能继续经营。虽然，被上诉人在本案诉讼期间通过其代理人调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行政机关的政策文件，试图证��该棋牌室卫生许可证未过有效期，不妨碍正常经营。但是，根据该棋牌室旧的卫生许可证及该意见书可知，该棋牌室的卫生许可证在2016年5月19日已经超过有效期，根据该意见书，该棋牌室必须整改并取得有效卫生许可证，在此之前不得继续经营。上诉人在收到该意见书后，且被上诉人不配合办理有效卫生许可证，导致该棋牌室已经不能继续经营的情形下，要求解除《承包协议书》合理合法。（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擅自挪用上诉人为聘请员工购买社保的费用，用于为被上诉人自己及其妻子购买社保，不构成违约，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虽然被上诉人及其妻子刘嘉敏之前在该棋牌室购买了社保，但是自2016年1月1日上诉人承包下该棋牌室起，被上诉人及其妻子刘嘉敏已经不再在该棋牌室工作，不是该棋牌室的员工，按照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被��诉人及其妻子刘嘉敏已经不具备用该棋牌室名义购买社保的条件，依法其不得再用该棋牌室名义购买社保。其次，上诉人按照法律规定为聘用的两个员工支付了社保，但是该费用却被掌握该棋牌室公章等购买社保必备材料的被上诉人擅自挪用，用于为被上诉人自己及其妻子购买社保。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擅自挪用的行为后，多次提出异议，更是委托律师发函通知其尽快更正，但是被上诉人却拒绝更正。第三，既然被上诉人将棋牌室发包给上诉人经营，则上诉人对于经营期间聘用员工负有为其购买社保的义务。《承包协议书》约定“乙丙方负责棋牌室的一切经营费用”，经营费用包含的应当是员工的工资、社保等费用，一审理解为发包方的社保费用毫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正常情理。因此，被上诉人擅自挪用上诉人为聘请员工购买社保的费用，用于为被上诉人自己及其妻子购买社保，已经构成违约，一审判决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于2016年5月30日已经解除了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7月15日才解除，这完全与事实不符。首先，上诉人于2016年5月30日前已经通知被上诉人解除该协议。其次，被上诉人于2016年5月31日已经接收了该棋牌室，并更换了该棋牌室的门锁，自行进行了经营，这也说明被上诉人事实上已经于2016年5月31日解除该协议。（四）一审判决仅仅以被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税（费）通用申请表》等证据，就直接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报税义务及其他协助上诉人经营的义务，完全与事实不符。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其单方制作的《税（费）通用申请表》等证据，没有任何税务机关的确认，不能证明其有履行报税义务。其次，被上诉人提��的其单方制作的《税（费）通用申请表》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申报税务的日期，不能证明其有按照约定在法定日期内办理了税务申请。第三，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经营该棋牌室，不仅仅是需要报税，还包括协助办理该棋牌室的有关证件（包括卫生许可证）、协助上诉人使用公章、为员工购买社保等等，但被上诉人处处不予以配合，处处为难上诉人的经营管理，且拒绝为上诉人聘请的员工购买社保，置上诉人于违反劳动法的境地。故因为被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导致上诉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上诉人要求解除协议合法合理。梁剑衡辩称:（一）上诉人并没有向被上诉人发出过解除合同的通知，上诉人停止经营是由于生意不好。上诉人强调双方已经在2016年5月30日完成了棋牌室的交接是不能成立的，而且，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在2016年5月30日完成交接。而事实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接，按照协议约定，上诉人应当在2016年5月25日前交5月份的租金，但被上诉人上门追收租金时发现棋牌室的门是锁住的，被上诉人打电话给上诉人问原因，上诉人称生意不好不想再经营。（二）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收到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出具的卫生监督意见书，也没有收到上诉人任何通知，也没人收到上诉人所说的律师函。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的起诉材料后，从上诉人的证据复印件中才看到该份卫生监督意见书。（三）虽然棋牌室的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到2014年7月10日，但是根据中卫（2013）19号文件，许可证的有效期限调整为4年，我方的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自动延长至2016年7月10日，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我方的许可证未到期是正确的。（四）虽然卫计局发出了监督意见，但该文件只是一份意见书，并不是行政处��决定书，而且卫计局没有责令上诉人停业，因此该监督意见书对上诉人的经营没有实际影响。（四）根据中山市2014年的规定，棋牌室需要领取卫生许可证，但根据2016年的规定，在2016年6月1日开始没有棋牌室的项目。目前，全中山市的棋牌室均不需要申请卫生许可证，我方收回涉案棋牌室后自己经营，我方到目前也没有办理卫生许可证，而且也无法办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韩朝珍在法定期间内没有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也没有到庭应诉。高共生、韩朝珍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高共生、韩朝珍与梁剑衡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已于2016年5月30日解除；2.梁剑衡向高共生、韩朝珍返还押金30000元；3.梁剑衡向高共生、韩朝珍返还已支付的社保5300元。梁剑衡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高共生、韩朝珍向梁剑衡支付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16年7月15日期间的租金114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欠款付清之日止）；2.高共生、韩朝珍向梁剑衡支付自2016年4月至7月期间（共四个月）的社保费7171.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欠款付清之日止）；3.高共生、韩朝珍向梁剑衡支付2016年5月拖欠的电费2259.27元、水费86.18元、电话费124元，合计2469.4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宏艺棋牌室是梁剑衡于2012年8月1日投资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2016年1月1日，梁剑衡与高共生、韩朝珍签订《承包协议书》，定明：乙方（高共生）、丙方（韩朝珍）共同承包甲方（梁剑衡）的宏艺棋牌室；乙、丙方需向甲方交付3万元押金，（合同期满后予以退还）；甲方提供现有资产（附件1：资产清单）给乙丙方使用；乙丙方应每月25日前向甲方交付租金7600元（如在每月月底前仍未付清租金的，甲方有权收回棋牌室，终止合同，没收押金）；乙丙方负责棋牌室的一切经营费用；乙丙方经营期间承担宏艺棋牌室需缴交的社保（两个人员）费用；由甲方提供棋牌室给乙丙方使用，并提供有效证件牌照（该棋牌室牌照的年审由甲方负责）；如因乙丙方导致不能完成约定的承包期限，甲方有权没收押金并收回该棋牌室。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承包协议签订后,梁剑衡依约将该棋牌室交与高共生、韩朝珍承包经营。2016年5月19日，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经现场初步审查向宏艺棋牌室作出《卫生监督意见书》（编号；SQ2016051903），载明：该公共场所的申请许可项目为棋牌，经营面积为340㎡，未取得有效卫生许可证的，不得从事公共场所经营活动；从业人员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明后方可上岗；以上整改限十五日内完成，整改完成后，请致电申报验收。该意见书由棋牌室的员工吴剑雄签收。当日，高共生委托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邮寄了一份律师函，载明：自承包协议生效后，梁剑衡不提供经营文件及在高共生所需的经营文件上盖章，如梁剑衡拒不配合，则承包协议无法达到合同目的，双方均无法继续履行下去，请尽快与高共生联系处理相关事宜。但高共生提供的投递查询记录显示，该邮件的投递结果为“退回”。2016年5月底，高共生、韩朝珍与梁剑衡协商，要求解除承包合同，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故高共生、韩朝珍于2016年6月3日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再查，2013年3月25日，中山市卫生局根据《广东省卫生厅关于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发放的管理办法》发出《中山市卫生局关于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及全面推行卫生���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工作的通知》[中卫(2013)19号]，通知公共场面所卫生许可证的有效期限调整为四年。2014年6月18日，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发文（中卫[2014]75号}明确载明棋牌室的卫生行政许可由镇区卫生局承办，但后来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6年6月1日下发《关于明确市镇两级行政许可职责分工的通知》，明确载明经营面积500平方米以下的影剧院、歌舞厅、音乐厅、录像厅、卡拉OK厅、游艺厅（室）等文化娱乐场所的卫生行政许可由镇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责，当中并没有包括棋牌室的卫生许可项目，且该通知还载明“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正式实行，2014年6月下发的《关于明确市镇两级行政许可职责分工的通知》（中卫[2014]75号）同时废止”。梁剑衡为宏艺棋牌室申请办理的卫生许可证载明有效期为2012年7月10日至2014年7月10日。该棋牌室的卫生许可有效期限���满后，梁剑衡未再申请办理该棋牌室的行政许可。梁剑衡和刘嘉敏（棋牌室的会计员）两人自2015年1月份起一直在宏艺棋牌室参保，两人每月应缴费金额共计1792.9元。高共生、韩朝珍承包经营棋牌室后，高共生、韩朝珍按《承包协议书》的约定按两人每月1792.9元的标准向梁剑衡支付了2016年1至3月份的社保费用。梁剑衡收取该款项后用作其与刘嘉敏继续在该棋牌室参保的费用。吴剑雄、刘雪莲是高共生、韩朝珍承包棋牌室后聘请的员工。诉讼中，高共生、韩朝珍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吴剑雄、刘雪莲作为其证人出庭作证。吴剑雄在庭审中作证称：其于2016年1月12日入职宏艺棋牌室，后因高共生不经营该棋牌室而于2016年5月31日离职；在其办理离职时，由于棋牌室的门锁不见了，给韩朝珍拿去用了，故梁剑衡要求其更换了棋牌室的门锁。刘雪莲在庭审中作证称：其在2016年1月入职宏艺棋牌室，后来由于高共生与之前的老板（即梁剑衡）有矛盾，因为棋牌室的卫生许可证问题而无法继续经营，故其于2016年5月30日离职；其离职时，高共生已搬走了属于他自已的设备物品。庭审中,梁剑衡确认高共生、韩朝珍在承包该棋牌室期间已支付了以下款项：1.押金3万元；2.2016年1至5月份的承包费（按每月承包费7600元缴交）；3.截至2016年5月5日前的水电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4.截至2016年4月30日前的电话费;5.截至2016年3月份两名员工的社保费用(按两人每月1792.9元支付）。另外，该棋牌室在2016年5月份还产生了以下费用：1.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6月4日的电费2259.27元(含违约金35.58元),水费86.18元（污水处理费26.24元和垃圾处理费11.34元）;2.2016年5月1日至5月31日的电话费124元。对于棋牌室2016年5月份产生的水电费、电话费，已由梁剑衡支付，梁剑衡对此提供了发票等支付凭证予以证明。另查，梁剑衡为证明其有配合高共生、韩朝珍承包经营，提供了棋牌室于2016年1至4月份的《税（费）通用申请表》及2016年4至6月份的《增值税纳税申请表（适用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清单》、《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等证据。梁剑衡述称，棋牌室发包给高共生、韩朝珍承包经营后，其根据高共生、韩朝珍提供的资料一直有为棋牌室报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梁剑衡将其开办的宏艺棋牌室发包给高共生、韩朝珍经营，有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书》为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该合同是双方自愿订立，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有效，双方应当恪守。合同签订后，梁剑衡已依约将该棋牌室交与高共生、韩朝珍承包经营，履行了合同义务。对于棋牌室的卫生许可证过期问题，中山市卫生局已于2013年3月25日下发了《中山市卫生局关于调整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及全面推行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工作的通知》[中卫(2013)19号]，将公共场面所卫生许可证的有效期限调整为四年，故该棋牌室的卫生许可证至2016年7月10日之前有效，而自2016年6月1日之日起，棋牌室未再列入卫生行政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因此该棋牌室的卫生许可证实际没有过期，不妨碍棋牌室的正常经营。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6年5月19日虽以该棋牌室未取得有效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未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为由作出《卫生监督意见书》，要求该棋牌室限期整改，但没有作出处罚决定，对棋牌室的经营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对于《承包协议书》约定的“乙丙方经营期间承担宏艺棋牌室需缴交的社保（两个人员）费用”的问题。虽然《承包协议书》对该处的“两个人员”没有具体明确的约定，但该承包协议书已定明“乙丙方负责棋牌室的一切经营费用”，故该处的“两个人员”应当是承包协议签订前一直在棋牌室参保的两个人员，即梁剑衡和刘嘉敏。再且，《承包协议书》签订后，高共生、韩朝珍没有向梁剑衡递交棋牌室其他人员的参保信息资料，且其按《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已向梁剑衡支付了该“两个人员”共三个月份的社保费用，而不持异议，故高共生、韩朝珍实际上知道并认可《承包协议书》约定的该“两个人员”并非是棋牌室承包后由其聘请的人员，而是梁剑衡和刘嘉敏。因此，梁剑衡收取“两个人员”的社保费后未为高共生、韩朝珍聘请的棋牌室人员购买社保，并不违约。另外，高共生、韩朝珍与梁剑衡之间为承包合同关系，梁剑衡没有义务要���棋牌室的公章移给高共生、韩朝珍使用，梁剑衡提供的《税（费）通用申请表》、《增值税纳税申请表（适用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清单》、《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等证据显示，高共生、韩朝珍承包棋牌室后，梁剑衡有协助高共生、韩朝珍为棋牌室报税。综上，梁剑衡的上述被诉行为并不构成违约，高共生、韩朝珍单方于2016年5月30日终止《承包协议书》的履行，并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故其诉请确认《承包协议书》于2016年5月30日解除，并要求梁剑衡返还社保费5300元，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高共生、韩朝珍自2016年6月份起自行停止经营棋牌室，拒不缴交承包费等相关费用，其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梁剑衡可依合同的约定及法律的规定解除《承包协议书》，收回棋牌室的经营权。梁���衡已于2016年7月15日收回该棋牌室自用，故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书》于2016年7月15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据此，对于合同解除后高共生、韩朝珍欠交的承包费、社保费、水电费、电话费及梁剑衡已收取的3万元押金,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予以结算和清理。合同约定高共生、韩朝珍应每月25日前向甲方交付租金7600元，负责棋牌室的一切经营费用并承担宏艺棋牌室需缴交的两个人员的社保费用。高共生、韩朝珍承认其只支付了2016年5月份之前的承包费，水电费（含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电话费及2016年3月份之前的社保费，故梁剑衡仍需向梁剑衡支付2016年6月至7月15日期间的承包费11400元（7600元/月×1.5个月）、2016年4至7月份的社保费7171.6元(1792.9元/月×4个月)。该棋牌室在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6月4日产生的2345.45元水电费，以及2016年5月1日至5月31日产生的124元电话费均已由梁剑衡垫付，有梁剑衡提供的发票等付款凭证为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高共生、韩朝珍应当予以返还。对于梁剑衡收取的3万元押金，《承包协议书》约定:“如因乙丙方导致不能完成约定的承包期限，甲方有权没收押金并收回该棋牌室。”由于高共生、韩朝珍的违约行为导致了承包合同提前终止，故梁剑衡可不予返还押金，高共生、韩朝珍诉请梁剑衡返还该3万元押金，不符合双方的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高共生、韩朝珍未依约缴交承包费及社保费用，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梁剑衡反诉请求高共生、韩朝珍支付承包费、社保费用的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高共生、韩朝珍于本诉中的诉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梁剑衡于反诉中的诉求，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高共生、韩朝珍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梁剑衡支付承包费11400元及利息[以11400元为本金，从2016年7月26日（即梁剑衡提出反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二、高共生、韩朝珍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梁剑衡支付社保费用7171.6元及利息[以7171.6元为本金，从2016年7月26日（即梁剑衡提出反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三、高共生、韩朝珍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梁剑衡支付水电费2345.45元、���话费124元，金额合计2469.45元；四、驳回高共生、韩朝珍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82元，减半收取为341元（高共生、韩朝珍已预交），由高共生、韩朝珍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26元，减半收取163元(梁剑衡已预交)，由高共生、韩朝珍负担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梁剑衡迳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高共生、韩朝珍与梁剑衡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书》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承包协议书》约定，梁剑衡须提供有效证件牌照。宏艺棋牌室的卫生许可证有效期为2012年7月10日至2014年7月10日。虽然，中山市卫生局于2013年3月25日下发《中山市卫生局关于调整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及全面推行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工作的通知》[中卫（2013）19号]，调整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有效期为四年，但该文件也同时要求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原发证单位提出延续申请。梁剑衡在宏艺棋牌室的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再申请延续，导致宏艺棋牌室于2016年5月19日被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卫生监督意见书》，认定宏艺棋牌室未取得有效卫生许可证，不得从事公共场所经营活动，要求其十五日内完成整改，整改完成后致电申报验收。因此，梁剑衡存在违约行为，但该违约行为并不导致合��的最终不能履行，高共生、韩朝珍应在收到《卫生监督意见书》后及时通知梁剑衡并应给予梁剑衡合理期间履行，高共生、韩朝珍在未履行上述义务即单方于2016年5月30日终止《承包协议书》的履行，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梁剑衡于2016年7月15日收回宏艺棋牌室自用，本院认定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是2016年7月15日。高共生、韩朝珍与梁剑衡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均存在违约行为，本院权衡双方利益，认定梁剑衡须向高共生、韩朝珍返还押金30000元，高共生、韩朝珍须向高共生支付2016年6月至7月15日期间的承包费11400元，及返还梁剑衡为宏艺棋牌室垫付的该时间段的水电费用2345.45元、电话费124元。关于高共生主张梁剑衡应向其返还已支付的社保费5300元的问题。《承包协议书》约定由高共生、韩朝珍承担宏艺棋牌室两个人员的社保费用。虽然双方在协议书中并未��确该两个人员是谁，但宏艺棋牌室一直的参保对象仅有梁剑衡和刘嘉敏，也没有证据显示高共生、韩朝珍曾向梁剑衡递交棋牌室其他人员的参保信息资料，且梁剑衡、刘嘉敏两人每月的社保金额为1792.9元，高共生、韩朝珍亦是按该标准向梁剑衡支付2016年1月至3月份的社保费，因此，本院认定《承包协议书》约定“两个人员”是指梁剑衡和刘嘉敏，高共生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驳回。《承包协议书》于2016年7月15日解除，按照合同约定，高共生、韩朝珍还须向梁剑衡支付尚欠的社保费用7171.6元。另外，梁剑衡提交的完税证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证据，足以证明其有协助高共生、韩朝珍为宏艺棋牌室报税，高共生诉称梁剑衡不协助其报税，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高共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1156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二、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1156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梁剑衡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高共生、韩朝珍返还押金30000元；四、驳回高共生、韩朝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682元，减半收取341元，由高共生、韩朝珍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26元，减半收取163元，由高共生、韩朝珍负担24元，由梁剑衡负担1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09元，由高共生、韩朝珍负担565元，由梁剑衡负担6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少民审 判 员  阮碧婵代理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书 记 员  麦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