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15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焯辉，男，1989年9月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劳某，女，1968年10月2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2003年1月3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理人：劳某，女，1968年10月2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系李某1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2007年12月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理人：劳某，女，1968年10月2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系李某2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和，男，汉族，1954年2月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述六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安江，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其灿，男，汉族，1969年11月1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代理人：程宗利，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岑景源，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棠源，男，汉族，1950年7月1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代理人：陈维崧，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炎香，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因与被上诉人李其灿、李棠源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改判《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其灿、李棠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应为无效。1.《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第十五条规定：“本合同为草签合同，合同经双方协定即时生效，由于特殊原因，详细合同双方协定于本月二十日前正式签订”。虽然合同中约定了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但该合同第十五条规定明确了“由于特殊原因”，物业承包经营的确立应正式再签订合同，且以后签订的合同为准，即否定了该合同书的法律效力。另外李棠源在签订该合同时认为自己无权以三力公司的名义与李其灿签订合同，李其灿也知道“事情的特殊性”，该合同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李棠源及李其灿当时不具有签订有效合同的意思表示，他们均知道情况特殊，需要征得各上诉人的同意再正式签订合同，故该合同不具效力。2.另外，李棠源只是代表公司处理公司欠薪问题，只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也是仅限于借款发工资而已。各上诉人作为三力公司的股东及家属也没有授权和授意对外承包并签订十几年长时间的承包协议。而且三力公司当时实物资产有二千万元之多，还有三千万元的债权。三力公司只是因当时资金调配不合理，在支付了一些货款后没有预留工资款项才导致一时周转不灵。至于后来出现的承包协议则完全出乎各上诉人的意料之外，一审法院不顾案件实际情况，主观推理而错误认定事实。3.三力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并非李棠源交给李其灿的，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明显有误。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任何证据及依据，李棠源也无权将这些移交给李其灿。二、李棠源与李其灿签订《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第一，李棠源未得到三力公司的明确授权，其是以三力公司的名义与李其灿签订合同，属无权代理。第二，李棠源一开始代表三力公司的行为仅限于解决三力公司的欠薪问题，而向李其灿借款的行为，就是为了解决部分欠薪。三力公司因需要八十多万元发放工资，故对外借款50万元，但这并不代表李棠源对三力公司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有代理权。借款与签订承包合同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李棠源可以以三力公司的名义向他人借款，不表明其也可以以三力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承包合同，故不存在代理权表象。第三，李棠源不是三力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其也不是继承人，且亦未经公司的书面授权。同时，转让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属于公司的重大事项，须经股东会决议至少2/3以上表决权通过。李其灿没有见到任何相关决议时，应该认识到李棠源没有与其签订合同的代理权，亦即“本合同为草签合同，合同经双方协定即时生效，由于特殊原因，详细合同双方协定于本月二十日前正式签订”之内容的表述。即使李其灿没有认识到该内容，也是存在过失。故此，作为相对人的李其灿有理由相信作为行为人的李棠源有代理权是不成立的。2.《借条》反映的是三力公司向李其灿借款50万元，该《借条》的借款人为三力公司，李棠源只是见证人而不是代理人，更不是表见代理人。所谓见证人只是见证借款的事实，见证人不能代表三力公司对外承包。《借条》中并不存在下方附加的两行小字“由于李其灿有意参与运营三力公司，如李其灿暂不考虑经营三力公司，则三力公司退还50万元整李其灿”。李棠源也明确该两行小字当时是不存在的，是李其灿事后添加的。《借条》下面事后加上去的注明内容，各上诉人也不予认可，况且该内容也只是提到李其灿参与运营三力公司而不是承包。该《借条》内容不符合表见代理概念。因此，李棠源与李其灿签订《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即不构成表见代理。三、从案件的后果上可以看出。李其灿不具有经营公司的经验，也不是承包经营，其只是以三力公司名义去收取债务人的货款，支付了部分工资和水电费等，并且大量处置了三力公司的资产，从而使三力公司的财产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李其灿以区区50万元试图侵占各上诉人几千万资产，其实质上是以借款的名义而乘人之危，擅自抢占三力公司的行为。综上所述，李棠源与李其灿签订《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承包给李其灿经营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是无效的。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和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护三力公司股东的权益。被上诉人李其灿辩称：一、李棠源代表三力公司、股东杨国和及股东李树源的四名继承人与李其灿签订的《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合法有效。（一）从合同签订的背景来看，合同是因李棠源、李焯辉、罗洪基等人恳请李其灿挽救三力公司而签订的。自2015年8月起，三力公司因拖欠大量货款、工程款，遭到众多债权人堵门追讨债务，无法正常经营，濒临倒闭。同时，由于三力公司无力发放2015年8月至2015年10月的员工工资，且无力继续供应员工饭堂的员工饭餐，导致三力公司员工多次到丹灶镇综治办、信访局、人社局等单位上访要求解决工资问题，已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为此，丹灶镇政府联同镇财政局、司法所、派出所、人社分局、丹灶法庭、综治信访维稳办公室、劳边社区等职能部门组成协调工作组，在2015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期间多次与三力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李棠源协商，但三力公司始终未能向员工发放工资。2015年11月9日，协调工作组要求三力公司必须于2015年11月11日前发放全部工资。面临三力公司的困境，其实际控制人李棠源已无力挽回，因此四处寻找新股东注资。2015年11月9日，李棠源、李焯辉、罗洪基等人找到李其灿，恳请李其灿承包经营三力公司并向三力公司注资，请求李其灿先拿出50万元用于支付三力公司拖欠的工资，并承诺：如果将来李其灿承包经营三力公司，则该款项直接抵作承包费；如果李其灿未能承包经营三力公司，则该款项作为借款处理。2015年11月10日，李其灿将现金50万元交到丹灶镇综治办用于支付三力公司拖欠的员工工资。2015年11月11日，李其灿提供的50万元现金在各政府部门的监督下发放给了三力公司的员工，解决了三力公司拖欠工资的问题。2015年11月12日，因李棠源再三恳请李其灿承包经营三力公司并挽救三力公司的困境，最终李其灿同意承包经营三力公司。以上均是本案的客观事实，且李其灿已提供大量证据证明。因此，合同签订前，三力公司已陷入困境、濒临倒闭，李棠源、李焯辉、罗洪基等人为挽救三力公司，恳请李其灿承包经营三力公司，李其灿是出于挽救三力公司的目的才承包经营三力公司的，其合法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二）从李棠源控制、经营三力公司的程度来看，股东杨国和及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在李树源去世后将三力公司人、财、物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交由李棠源长期行使，并将公章交由李棠源长期控制和使用的客观行为，已经足以使我方相信李棠源有权代表三力公司、三力公司的股东杨国和及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发包，其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1.李树源去世后，三力公司的股东杨国和及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一直将三力公司交由李棠源经营管理。在2015年9月19日，股东李树源去世后，其继承人李焯辉等四人一直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也没有接管三力公司。三力公司多次发生债权人堵门追债、工人上访追讨工资等问题，形成维稳事件。而这些问题均由李棠源代表三力公司到政府部门处理。可见，李树源去世后，三力公司的股东杨国和及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便一直将三力公司交由李棠源经营管理。2.李树源去世后，三力公司的股东杨国和及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一直将三力公司的公章交由李棠源控制并使用。在2015年11月27日公安机关询问陈惠燕的询问笔录当中：公安机关问：“之前是谁拿着公司的公章？”陈惠燕答：“之前是我拿着财务章（但基本上用一到两天后，该章就交回给李树源了），出纳员拿着法人私章，总公章是由李树源保管的，但在李树源出事后，公司大乱时，2015年11月13之前，公司所有的公章都由李树源的家属收回了。我们并没有公章在手上。”公安机关问：“你有没有给过什么公章给李其灿？”陈惠燕答：“我没有给过公章给李其灿。”在2015年12月15日公安机关询问罗洪基的询问笔录当中：公安机关问“在11月13日，李棠源与李其灿签订草拟的经营合同书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如何？”罗洪基答：“……我们签完名字后，我们就一起来到丹灶镇××村陈惠燕（在三力厂担任财务职务）的家里，李其灿就叫陈惠燕在他和李棠源签订的经营合同书上盖上三力厂的公章。盖完章之后李其灿同时也把公章取走了。”从上述笔录可以得知，三力公司的公章并非由财务人员陈惠燕保管，而是由李棠源自己控制并使用的。合同签订当天，李棠源带上由其保管的三力公司的公章到场与李其灿签订合同，双方签字后就当场盖上公章，并将公章移交给李其灿。可见，李树源去世后，三力公司的股东杨国和及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是一直将三力公司的公章交由李棠源控制并使用的。3.李树源去世后，三力公司的股东杨国和及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一直将三力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资质证等重要证照交由李棠源控制并使用。在2015年11月26日公安机关询问李棠源的询问笔录当中，李棠源提到：“……公司的营业执照是我女儿（李佩仪）保管的”。在2015年11月28日公安机关询问李佩仪的询问笔录当中，公安机关问：“你在丹灶镇沙水村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是否有股份？”李佩仪答：“没有”。公安机关问：“你在丹灶镇沙水村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有无参与日常经营的事务？”李佩仪答：“我没有参与过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日常经营的事务。”根据上述笔录内容可得知，李佩仪既不是三力公司的员工，也不是三力公司的股东，也没有参与三力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三力公司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营业执照掌握在李佩仪的手上，实际上就是被控制在其父亲李棠源的手上。可见，李树源去世后，三力公司的股东杨国和及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是一直将三力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资质证等重要证照交由李棠源控制并使用的。4.李树源去世后，股东杨国和一直听从李棠源的指示。在2015年11月27日公安机关询问杨国和的询问笔录当中，公安机关问：“你与丹灶镇沙水村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有何关系？”杨国和答：“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的李树源、李棠源是我舅子。另外我是这间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的第三方见证人，公司有些事是要经过我这个第三方签名的（例如贷款的事要我签名，但其它事是否也要我签名就不清楚了）。”公安机关问：“那你在丹灶镇沙水村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有没有股份？”杨国和答：“没有。”公安机关问：“那你有无收到过丹灶镇沙水村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的股东分红？”杨国和答：“没有收到过，我只是在该公司务工的。”公安机关问“据说是你和李棠源的女儿过去丹灶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公章注销及新办手续的，你说一下？”“大概是2015年11月24日左右，李棠源的女儿李佩仪打电话给我说，公司的公章给了别人，现在要不回来，要我过去丹灶行政服务中心签名帮其注销公章及新办公章，于是我就自己驾驶摩托车到了丹灶行政服务中心和李佩仪一起注销了公司总公章并当天就办理了新的总公章，之后我就离开了……”。根据该笔录内容可知，股东杨国和是李棠源、李树源的亲属，只是三力公司的挂名股东。在三力公司的大股东李树源去世后，杨国和就直接听从李棠源（包括李棠源的女儿李佩仪）的指示行事。可见，李树源去世后，李棠源才是三力公司的实际经营者。5.李棠源作为所有权人，在《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中约定将三力公司的办公楼、车间及其所在土地出租给李其灿使用，导致李其灿进一步确信李棠源有权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发包。根据房产证、土地证以及土地登记档案查询信息表显示，三力公司的办公楼、车间及其所在土地均由李棠源、李树源共同共有，故李棠源是上述物业的所有权人。对于承包人李其灿而言，获得三力公司的办公楼、车间及其所在土地的使用权是承包经营三力公司的基础，正是因为李棠源作为所有权人在《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中约定将上述物业出租给李其灿使用，才使李其灿进一步确信，李棠源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发包是已经获得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及股东杨国和同意的。综上几点可知，李树源去世后，三力公司的股东杨国和及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将三力公司的公章、重要证照全部交由李棠源控制并使用，三力公司也交由李棠源经营管理，股东杨国和也听从李棠源的指示行事，李棠源甚至连三力公司的办公楼、车间及其所在土地都出租给我方使用，因此我方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李棠源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发包是获得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以及股东杨国和的同意及授权的，故李棠源的发包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三）从引进李其灿注资三力公司的谈判过程来看，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股东杨国和、李树源的亲属代表罗洪基对于李棠源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李其灿是知情并同意的，是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1.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李焯辉等四人对于李棠源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李其灿是知情并同意的。2015年11月9日，李棠源、李焯辉、罗洪基等人找到李其灿，恳请李其灿承包经营三力公司并向三力公司注资，请求李其灿先拿出50万元用于支付三力公司拖欠的工资，并约定：如果将来李其灿承包经营三力公司，则该款项直接抵作承包费；如果李其灿未能承包经营三力公司，则该款项作为借款处理。于是，李其灿向三力公司借出50万元支付了三力公司拖欠的工人工资，后李棠源向李其灿出具了借条，借条上清楚注明了李棠源、李焯辉、罗洪基等人作出的上述约定。在2015年12月11日公安机关询问李焯辉的询问笔录当中：李焯辉也提到：“……到了2015年11月中旬，政府就介入要求我厂发工资，之后我伯父李棠源就找到李其灿（男，46岁，自称是狮山人）谈合作，之后李其灿就借了50万元给我伯父李棠源，李棠源就将这50万元用来发工资。在解决了发工资问题后，当日我就回去香港处理我父亲李树源的后事。”从上述证据可以看出，李焯辉实际是在李其灿向三力公司借出50万元，且三力公司拖欠工资的问题得到解决后才回香港的。因此，李焯辉直接参与了李棠源与李其灿商量承包事宜、借款的整个过程，故对于李棠源请求李其灿承包经营三力公司，对于借条上“由于李其灿有意参与运营三力重公司，如李其灿不考虑经营三力公司，则三力公司退还伍拾万元整给李其灿”的约定，李焯辉等四人必然是知情且同意的。2.股东杨国和对于李棠源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李其灿是知情并同意的。在2015年11月27日公安机关询问杨国和的询问笔录当中，公安机关问：“你是否知道李其灿承包经营三力公司的事？”杨国和答：“我听讲过这件事，但签合同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场，不知道在哪里签的，我也没有了解过合同的内容。”工人龙明勇在2016年5月19日出具的证言当中，也明确表明：“2015年11月14日在三力公司饭堂全体员工大会上李棠源宣布从当天开始由李其灿来经营本公司（在场人员有：李棠源、杨国和）……”可见，股东杨国和对于李棠源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李其灿是知情并同意的。3.罗洪基（李焯辉的姑父）作为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代表参与了《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的谈判、协商、签订过程，其对李棠源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李其灿是知情并同意的。罗洪基一直作为李树源的继承人代表，协助李棠源处理三力公司的事务。在三力公司与李其灿签订的合同当中，罗洪基也作为李树源亲属代表，参与了《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的谈判、协商、签订过程，并且在该合同上签名确认，对于李棠源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李其灿是知情并同意的。综上几点可知，从引进李其灿注资三力公司的谈判过程来看，李焯辉等四人、杨国和、罗洪基对于李棠源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李其灿是知情并同意的，是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四）从2015年11月14日上午李棠源、杨国和、罗洪基等人召集80多名员工当场宣布李其灿接管三力公司的客观事实来看，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股东杨国和、李棠源是自愿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和公章、证照移交给李其灿的，李其灿没有抢占三力公司。李棠源代表三力公司、股东杨国和及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与李其灿签订《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后，李棠源当场就将三力公司的公章移交给李其灿，称保管在财务处的三力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资质证等证照也同时移交给李其灿管理，并于合同签订后次日（即2015年11月14日上午）召开员工大会，在80多名员工面前宣布三力公司由李其灿接管，并要求李其灿尽快注资。以上均是本案的客观事实，且我方已举出大量的证据证明。第一，李棠源在2015年12月15日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亲口确认：“签订合同的次日（11月14日）上午8时许，我是在三力公司饭堂集中了全体员工，当时我宣布过现在三力公司李其灿主持。”第二，三力公司的员工陈晓林在2015年12月15日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也确认：“2015年11月14日下午全公司人员（约80人）在丹灶镇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饭堂开会的时候李树源的哥哥就宣布丹灶镇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换李其灿当老板，我们工人的工资由现在老板李其灿发放，公司以后有什么事情都由李其灿全权决定。”第三，三力公司的财务人员陈惠燕在2016年5月20日出具的证言中也确认：“2015年11月14号早上李棠源主持召开会议宣布，由李其灿经营三力公司……”。第四，罗洪基在2015年12月15日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也表明：三力公司的公章是2015年12月13日晚上，在财务人员陈惠燕家中，双方在《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上签字盖章后当场移交给李其灿的。因此，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股东杨国和、李棠源是自愿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和公章、证照移交给李其灿的，李其灿没有抢占三力公司。（五）从三力公司股东利益的角度来看，李棠源代表三力公司、三力公司的股东杨国和及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发包给李其灿，并没有损害股东的利益。1.李其灿接管三力公司时，三力公司已没有任何可供变现的财产。第一，就存货而言，由于在李其灿接管三力公司时，三力公司已长期停工停产，因此当时三力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存货。第二，就原材料、半成品而言，部分原材料、半成品在李其灿接管前就已经被债权人私自运走抵债，当时仍存放于三力公司的原材料、半成品均是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九局）寄存于三力公司并用于来料加工的，只是由于三力公司无力继续履行与中铁十九局的合同，导致该批原材料及半成品一直存放于三力公司。对于该批原材料及半成品，中铁十九局一直要求取回，但遭到三力公司的员工阻止，后中铁十九局已经派员长期监视其动向，故根本不存在变现的可能性。而且，该批原材料最后也已经被中铁十九局通过诉讼手段全部收回。第三，就机器设备、车辆而言，其是承包人李其灿继续经营三力公司必不可少的工具，李其灿根本不可能变卖。同时，因为机器设备、车辆已使用多年，已经严重贬值，其市场价值根本不超过七十万元。目前，三力公司的机器设备、车辆均已被法院拍卖（其中机器设备成交价为411776元），且全部已经被法院分配给各债权人。第四，就应收债权而言，由于李棠源、李焯辉、杨国和等人根本没有移交相关的债权原始凭证、账册给李其灿，因此李其灿根本不清楚其具体金额，也根本不可能向债务人追收。而且，李棠源、李焯辉、杨国和等人还通过各种手段阻止三力公司的债务人向李其灿清偿债务，并私自收回了多笔债权，导致李其灿连小部分已知的债权也无法收回。各上诉人声称李其灿接管三力公司时，三力公司还有两千万的实物资产及三千万的应收债权，但其却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而且，就常理而言，各上诉人的说法也不符合逻辑。试问如果当时三力公司还有五千万元的资产，又怎么可能缺少资金支付区区五十万元的工人工资呢？因此，各上诉人声称李其灿以五十万元侵占三力公司几千万元的资产，完全就是各上诉人因为违约而恶意捏造的谎言。2.李其灿接管三力公司后，大量投入自有资金，努力经营三力公司，保证了三力公司股东的基本收益。自2015年8月起，三力公司因拖欠大量货款、工程款，遭到众多债权人堵门追讨债务，无力发放工人工资，濒临破产倒闭。但李其灿接管三力公司后，努力为三力公司清偿债务、处理诉讼，并购买原材料、组织工人生产、继续履行接管前的合同，得益于李其灿的经营，三力公司才得以继续发放工人工资，继续正常营业。由于李其灿接管经营三力公司，三力公司的股东不但因此避免了自己的投资血本无归，而且还得以享有风险较小的承包费收益。可以说，三力公司将其经营权发包给李其灿，对股东及股东继承人而言有利无害。基于以上两点，李棠源代表三力公司及其股东杨国和、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将经营权发包给李其灿，不但没有损害三力公司及其股东、股东继承人的利益，反而是挽救了濒临倒闭的三力公司。（六）从合同的主要条款来看，《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的主要条款已全部具备。李棠源代表三力公司及其股东杨国和、股东李树源的继承人与李其灿签订的《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中，对合同价款、合同标的、合同期限、债权债务的处理都已经有了明确约定。从《物业经营承包合同书》的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均可作反映。（七）从合同的生效条件来看，《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签订后立即生效，各上诉人应当继续履行。《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第十四条约定：“本合同共页，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同时，该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合同经双方协定即时生效”。因此，根据上述约定，该合同经双方签订即发生法律效力。除非双方日后签订的合同对其效力进行否定，否则其效力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因此，《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的效力跟双方是否签订详细合同没有必然关系，该合同经双方签订即发生法律效力，各上诉人应当继续履行。（八）退一步而言，从事后追认的事实来看，即使各上诉人事前对李棠源签订《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的行为不知情，其事后也已经对李棠源签订该合同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故各上诉人应当继续履行该合同。2017年1月17日，劳某（系李某2、李某1的法定代理人）、李焯辉、李棠源向李其灿发送了《购买权通知函》，称其为三力公司所在土地、车间、办公楼及相关设备、配套的所有人，现其需将上述物业出售，因李其灿签订了《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具有上述物业的优先购买权，故要求李其灿两日内作出是否购买的意思表示，否则视为李其灿放弃优先购买权。该函承认了《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的效力，并要求李其灿就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作出意思表示。因此，退一步而言，即使劳某、李某1、李某2、李焯辉事前对李棠源签订《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的行为不知情，也已经通过该函对李棠源签订该合同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故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继续履行该合同。综合以上八点，《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合法有效，一审判决继续履行该合同是合法、合理的，不存在任何错误。二、合同签订后，李其灿已实际经营三力公司，并积极投入大量资金清偿债务、解决问题，履行合同义务，属于守约方。（一）李其灿投入大量资金清偿债务（均为2015年11月13日前三力公司所负债务）。《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签订后，李棠源等人当场表示将于第二天（即2015年11月14日）向全体员工宣布三力公司由李其灿承包经营，但由于目前三力公司的情况危急，既然合同已签订，李其灿的权利也有了保障，希望李其灿能尽快投入资金清偿三力公司的债务，挽救三力公司。2015年11月14日上午，李棠源、杨国和等人在三力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当场宣布三力公司由李其灿承包经营，承包期为期十年。三力公司也于当天恢复了生产。当天开始，李其灿即开始实际经营三力公司，并于当天立即向深圳工地的外包工程队支付了三十多万元的工程款，要求他们立即复工。在李其灿开始经营三力公司后一周内，李其灿就陆续向三力公司投入将近两百万元的自有资金。同时，因三力公司拖欠债权人佛山市百盛恒利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盛公司）的工程款及材料款，百盛公司于2015年10月1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了财产保全措施，查封了三力公司的银行账户、机器设备等财产，导致三力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因此，李其灿于2015年11月16日立即与百盛公司进行协商，双方最终达成了共识并签订了和解协议，李其灿以自有资金向百盛公司支付了1018970元，百盛公司向法院提出了撤诉及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的申请。此后，李其灿在经营过程中陆续投入大量资金为三力公司清偿债务，共清偿三力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前拖欠的货款27笔合计4862003.15元、工程款30笔合计1703626.22元、民间借款1笔600000元、税费186566.29元、社保费109588.36元、水电费116485.03元、员工劳动报酬551068.43元、饭堂支出31391.49元、其他支出31063.94元，总额高达8191792.91元[其中包含用于支付员工工资且已抵作承包费（租金）的50万元借款,另外尚有部分支出暂未能统计]。（二）李其灿处理了大量债权人起诉的诉讼案件（均为2015年11月13日前三力公司形成的案件）。因三力公司长期停产，故在2015年11月13日前，三力公司已遭到大量债权人起诉，三力公司的银行账户、机器设备等财产也遭到法院查封，无法正常经营。李其灿开始经营后，不仅积极与各债权人协商，并以自有资金清偿相关债务，以最大努力挽救三力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为三力公司解决了合计11宗的诉讼案件（均为2015年11月13日以前形成的债务及诉讼案件），且部分案件尚在处理当中。（三）李其灿继续履行了三力公司此前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在2015年11月13日前，三力公司与中铁四局集团钢结构有限公司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1号线工程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中铁四局）、广东兴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均签订了合同，如三力公司不履行相关合同，将需要承担巨额的违约责任。李其灿开始经营后，投入资金购买原材料，组织三力公司员工恢复生产，并及时履行了相关合同约定的义务，使三力公司免于承担巨额的违约责任。（四）李其灿已按时足额支付承包费（租金）。2015年11月11日，李其灿向三力公司借出50万元用于支付员工工资时，李棠源、李焯辉、罗洪基等人与李其灿约定，如李其灿将来承包三力公司，则该款项直接抵作承包费；如李其灿未能承包三力公司，则该款项作为借款处理。后双方签订了《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由李其灿承包三力公司，第一年的承包费（租金）为50万元。因此，李其灿已按照约定按时足额支付了第一年的承包费（租金）。基于以上四点可见，李其灿承包经营三力公司后，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为三力公司清偿债务、解决诉讼纠纷、履行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并按时足额支付了承包费，属于守约方。三、李其灿投入资金后，李焯辉等四人、杨国和、李棠源严重违约、丧失诚信。（一）李焯辉、杨国和、李棠源等人屡次阻止李其灿的正常经营。2015年11月20日开始，在李其灿已经投入大量资金为三力公司清偿债务后，李棠源、杨国和、李焯辉等人在完全未与李其灿商量的情况下突然反悔，多次带领人员到三力公司，恶意诋毁李其灿，散播谣言并煽动员工罢工。2015年12月11日，李棠源、李焯辉等人又带领人员到三力公司，张贴《声明书》《任命书》等，声称李其灿不是三力公司的老板，并私自任命了多人为三力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要求三力公司的员工以后不要听李其灿的命令，并强行占据了部分办公室及宿舍；2015年12月14日，李棠源、李焯辉等人又指使门卫阻止三力公司送货到深圳工地，并伙同十多人堵住三力公司后门，严重阻碍李其灿进行正常经营。（二）李焯辉、杨国和、李棠源等人擅自报失并重新私刻公章。2015年11月，李棠源、杨国和、李焯辉等人指使原三力公司的员工罗楚钟从公司财务陈惠燕处骗走了三力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资质证等相关证照，至今仍未归还。而且，各上诉人持相关证照私自向有关部门报失并重刻了三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导致李其灿难以继续经营。（三）李焯辉、杨国和、李棠源等人多次阻止三力公司的债务人清偿债务。2015年12月24日，李焯辉、杨国和、李棠源等人利用私刻的公章向中铁四局发函，恶意诋毁李其灿，声称李其灿处理三力公司业务及收款的行为是非法的，妨碍中铁四局向三力公司支付工程款。2016年1月20日，李焯辉、杨国和、李棠源等人委托律师向中铁四局发律师函，要求中铁四局停止向李其灿支付工程款及货款等各种款项。中铁四局的合同是在李其灿接管前已经签订的，但在2016年8月即中止履行，因该合同三力公司面临被中铁四局追究巨额违约责任的风险。李其灿接管三力公司后，继续投入大量资金、组织人员，保障合同的继续履行。同时，李其灿在为三力公司解决债务问题时曾多次向三力公司的各债权人承诺债务将分期归还。但是，李棠源、李焯辉、杨国和等人居然多次发函阻止中铁四局向李其灿支付工程款，导致三力公司的债权人重新推动法院的诉讼程序并拍卖相关资产，明显丧失诚信和道德。2016年5月6日，李焯辉、杨国和、李棠源等人更利用私刻的公章，以三力公司的名义私自向三力公司的债务人符忠荣、符明达收回了一笔金额为49580元的工程尾款。后经李其灿了解，李焯辉、杨国和、李棠源等人向其他各债权人也发出了类似的信函，并私自收取了多笔工程款。根据《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的约定，三力公司的所有债权均属于李其灿所有。李焯辉、杨国和、李棠源等人的上述行为导致李其灿无法追收其接管前形成的三力公司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其接管后投入资金继续履行相关工程合同形成的工程款债权，给李其灿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严重损害李其灿的合法权益。（四）李焯辉、杨国和、李棠源等人多次催促三力公司的债权人进行债务追收。李焯辉、杨国和、李棠源等人反悔后，四处散播谣言，恶意诋毁李其灿，并以各种手段煽动三力公司的债权人通过堵门、诉讼等方式向三力公司及李其灿追收债务，导致李其灿为处理三力公司的债务疲于奔命，三力公司亦难以正常经营。基于以上几点，李焯辉等四人、杨国和、李棠源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及诚实信用原则，导致李其灿无法正常经营，严重损害了李其灿的合法权益。因此，各上诉人无权要求解除合同，也无权要求李其灿返还经营权，更无权要求李其灿作出任何赔偿。四、如果《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或被解除，对李其灿显失公平。三力公司的股东李树源去世以后，三力公司濒临破产倒闭。此时，李棠源、李焯辉、罗洪基等人请求李其灿投入资金承包经营三力公司。经过其多次请求，为了帮助老朋友李棠源挽救三力公司，李其灿才同意承包经营三力公司。李其灿开始经营后就马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为三力公司清偿债务、处理诉讼纠纷，并购买原材料、组织工人生产、履行工程合同，严格遵守了合同约定。相反，李焯辉等四人、杨国和、李棠源却在李其灿投入大量资金后突然反悔，且在未与李其灿协商的情况下，以各种手段妨碍三力公司的正常经营，严重丧失诚实信用。因此，法律应当保护守约方李其灿的合法权利，认定《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合法有效，并赋予守约方李其灿决定权，由其来决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如果《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或被解除，作为守约方的李其灿将因此遭受巨大的损失，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有违公平正义原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被上诉人李棠源辩称：一、由于三力公司拖欠工人工资使得政府介入，而李棠源本人对此事介入的原因只是解决劳动者工资问题。二、签订《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的本身是李棠源出于解决工人工资的想法，李棠源并非三力公司的股东，没有权力将工厂对外交给他人承包。李棠源已将其本人身份告知了李其灿，李其灿也知道李棠源无权签订合同。李棠源在签订合同时只是充当见证人的角色。《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经双方协商一致只是双方草签，最终三力公司股东同意后再签订正式合同。李棠源与李其灿是十几年的朋友，希望双方能够解决问题帮助三力公司渡过难关，当时以为三力公司的股东之间会同意才草签合同，没想到各股东会不同意。关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问题，该类证件此前均放在三力公司，由财务人员保管。该部分证件应该仍保存在三力公司或各上诉人处。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在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棠源与李其灿签订的《物业经营承包合同书》无效，李其灿将三力公司的管理权交还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2.李其灿赔偿占有三力公司期间给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造成的经济损失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力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18日，股东为李树源、杨国和，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李树源占公司注册资本99.38%，杨国和占公司注册资本0.62%。李树源于2015年9月19日在香港死亡，其妻子系劳某，两人生育3名子女分别为李焯辉、李某1、李某2。2015年10月19日，三力公司50名员工到政府部门反映三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树源因突发心肌梗塞死亡，拖欠工人8、9、10月的工资，且公司饭堂已停止供餐。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组成调处工作组，与三力公司代表李棠源协商，李棠源同意先支付8月份工人工资，并表示由于公司目前正在商量新股东注资事宜，余下的工人工资将会在确定股东注资事宜后再发放。在2015年10月28日至同年11月9日期间，调处工作组人员多次与李棠源及新股东进行协商。2015年11月11日，李棠源作为见证人，三力公司加盖公章向李其灿出具《借条》，记载：现三力公司借李其灿50万元，由于李其灿有意参与运营三力公司，如李其灿不考虑经营三力公司，则三力公司退还50万元给李其灿。同日，三力公司将拖欠的工资发放完毕。2015年11月13日，三力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李其灿签订《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李其灿从2015年11月13日至2025年11月12日期间承包三力公司，三力公司1100万元内的债务及所有债权随即转移给李其灿。合同为草签合同，合同经双方协定即时生效，由于特殊原因，详细合同双方协定于本月二十日前正式签订。李棠源作为三力公司的代表人亦在合同中签名。后，李棠源将三力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交给李其灿。三力公司的股东李树源的法定继承人及杨国和认为其没有授权李棠源签订《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遂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合同纠纷，因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该案属于涉港民商事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应比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有关规定，即该案应按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因李棠源、李其灿在一审法院的管辖范围内，故一审法院享有本案的管辖权。关于法律适用，该案当事人未约定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而该案合同的履行地位于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该案适用合同的履行地法即内地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工商登记显示，李树源在三力公司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9.38%，且三力公司的章程并未对股东资格继承作出另外的约定。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系李树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现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要求继承李树源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三力公司的股东资格，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棠源与李其灿之间签订的《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是否有效。李棠源作为三力公司代表签订合同的行为对三力公司具有约束力的前提是李棠源有权代表三力公司，或者李棠源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因三力公司或其股东并未书面授权李棠源签订合同，也即李棠源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和有权代理行为，因此本案的核心是判断李棠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由此可见，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构成要件：1.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2.行为人实施了无代理权的行为，所存在的代理权表象与被代理人行为直接相关且在被代理人风险控制能力范围内；3.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出于善意无过失。就该案而言，首先，该案《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抬头载明的甲方为三力公司，且合同书加盖了三力公司的公章，李棠源作为三力公司的代表在合同上签名，故符合表见代理的第一个要件。其次，由于三力公司从2015年8月开始拖欠工人工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组成调处工作组，李棠源多次代表三力公司与工作组协调欠薪纠纷，李棠源为此向李其灿借款解决欠薪问题并向其出具加盖三力公司公章的借条。因此，李棠源存在代理权表象，且该表象与三力公司直接相关，李棠源处理欠薪、借款的行为均为了三力公司可以继续正常经营，在三力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范围之内，符合表见代理的第二个要件。第三，根据前述分析，李其灿基于李棠源存在代理权表象，且代理行为与三力公司恢复经营直接相关才作为乙方签订了《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主观上不存在恶意。再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后，李棠源即将三力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等证照移交给李其灿管理，更加深了李其灿对李棠源有权代理三力公司的信任。而李其灿接手三力公司的条件之一是承担承包合同签订以前的在1100万元内的债务，李其灿确实也处理了三力公司此前的多件诉讼案件，清偿了多笔债务及注资三力公司使公司恢复经营，故李其灿在履行合同中善意无过失，符合表见代理的第三个要件。综上，该案中，李棠源与李其灿签订《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承包给李其灿经营的行为对三力公司及其股东构成表见代理，三力公司及其股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继续履行合同。最后，虽然《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该合同为草签合同，但同时约定该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即时生效，因此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主张《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及要求李其灿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李棠源没有提交证据。李其灿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如下：1.购买权通知函及邮单，证明2017年1月17日，劳某、李焯辉、李棠源向李其灿发送《购买权通知函》，称其为三力公司所在土地、车间、办公楼及相关设备、配套的所有人，现其需将上述物业出售，因李其灿签订了《物业承包经营合同》，具有上述物业的优先购买权，故要求李其灿两日内作出是否购买的意思表示，否则视为李其灿放弃优先购买权。2.收据及结算单，证明2016年5月6日，李焯辉、杨国和、李棠源等人利用私刻的公章，以三力公司的名义私自向三力公司的债务人符忠荣、符明达收回了一笔金额为49580元的工程尾款。3.查封扣押财产清单、拍卖通知书、（2016）粤0605执3099-17号执行裁定书、《资产评估报告书》，证明三力公司的机器设备、车辆已被法院查封、拍卖（其中机器设备的成交价格为411776元），相关款项已被法院分配给各债权人。三力公司的机器设备、车辆因使用多年，已经严重贬值，市场总价值根本不超过七十万元。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购买权通知函》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函只能证明李焯辉、劳某、李棠源有对外出售相关物业的意向，鉴于其与李其灿之间有一份《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且该合同目前还在诉讼过程中，李焯辉、劳某、李棠源只是履行告知义务而非认定合同效力或认可李其灿有购买权。收据上的公章确为李焯辉等人所盖，该公章经政府部门备案而非私刻。收据的有关款项已收取。李棠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购买权通知函》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此前李棠源与李其灿签订了《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该合同的效力尚未有定论，有关律师建议最好告知对方以免出现问题，故此向李其灿发出该函件。至于收据的情况，李棠源并不清楚。经认证，李其灿提交的上述证据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李棠源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第五条约定：“债权债务处理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人民币1100万元内的债务及所有债权随即转移给乙方。甲方人民币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由甲方自行负责偿还，以及银行的贷款利息。”该合同第十四条约定：“本合同共页，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该合同第十五条的约定：“本合同为草签合同，合同经双方协定时生效，由于特殊原因，详细合同双方协定于本月二十日前正式签订。”李其灿于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期间代表三力公司参与诉讼并清偿了三力公司在案涉《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订立前欠下的多项债务[所涉案件包括（2015）佛明法民一初字第470号、（2015）佛顺法民二初字第764号等]。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焯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港商事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是否有效。案涉《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的合同当事人为三力公司和李其灿。该合同第五条约定：“债权债务处理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人民币1100万元内的债务及所有债权随即转移给乙方。甲方人民币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由甲方自行负责偿还，以及银行的贷款利息。”从该条约定可知，案涉《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含有对三力公司原债权债务处理的条款，且本案双方均确认合同涉及三力公司经营权对外发包的性质，故此，本院对案涉《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予以确认。在案涉《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各条款中，已包含合同标的、合同价款、履行期限、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约定。同时，该合同第十四条约定：“本合同共页，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三力公司和李其灿于合同尾部签章，各方当事人亦对该签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故此，案涉合同的各项条款完备，合同双方签章真实，该合同具备生效的形式条件。至于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在本案中主张该合同第十五条的约定“本合同为草签合同，合同经双方协定时生效，由于特殊原因，详细合同双方协定于本月二十日前正式签订。”即说明作为三力公司的代表人李棠源未经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的同意无权代表三力公司将三力公司的经营权对外发包的问题。本案中，三力公司作为案涉《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的合同一方当事人，该司已在合同尾部“甲方”处盖章确认，其行为应视为三力公司同意对外发包该公司经营权。李其灿有理由相信此为公司意志。李棠源非三力公司的股东，其在案涉合同尾部“代表人”处签名确认的行为应仅属于“见证人”或“经办人”的性质。案涉合同中“本合同为草签合同，合同经双方协定时生效，由于特殊原因，详细合同双方协定于本月二十日前正式签订”的表述可理解为该合同属于框架性质的协议，若合同双方需约定更为详细的合同条款则在该案涉合同签订后再行议定。此项条款并未否定前款“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的约定，故不存在待定或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况且，案涉《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签订后，三力公司已将其公章及营业执照等代表该公司经营权的文件及物品转交李其灿，李其灿在上述合同签订后亦实际履行合同的约定并处理了三力公司的多项债务。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主张案涉《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故此，本院确认案涉《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合法订立，该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即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双方应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物业承包经营合同书》有效的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三力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佛山市三力重型钢构有限公司、李焯辉、劳某、李某1、李某2、杨国和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审 判 员  梁亦民代理审判员  禤敏婷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巫江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