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07民终2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绵阳市万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石塘镇瓦店村一社。负责人：侯再贵，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明虎，四川全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西段内江万达广场A区*号楼幢*单元第**层******号。法定代表人：秦君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敏，四川平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诺特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中核中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通惠门路**号2-1-22-5。法定代表人：宴礼洪，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云辉，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伟，四川川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绵阳市万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分公司（以下简称万盛公司）、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诺特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特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6)川0703民初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盛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吴泽书在本案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是代表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系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吴泽书系上诉人与四川诺特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特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的授权人员，该合同已经得到诺特公司加盖公章确认授权，仍然错误认定吴泽书未接受诺特公司授权委托。一审判决第6页第15至18行提到的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通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依据《民法总则》关于委托代理的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而两份授权委托书所载委托事项均与本案租赁合同无关，不能达到吴泽书系代表民通公司的证明目的。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实际履行的是上诉人与民通公司的签订的租赁合同，系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查明上��人与民通公司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没有提到吴泽书，而上诉人与诺特公司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有明确授权吴泽书参与合同经办。显而易见，上诉人与诺特公司所签合同才是真正在实际履行。三、一审法院认定诺特公司支付租赁费的行为完全是受民通公司的付款委托及上诉人的书面请求而为的代付行为，系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第6页倒数第6行至倒数第2行提到，诺特公司系代民通公司付款，认定的依据不足。本案中，上诉人与诺特公司和民通公司都签订了一份《建筑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但仅与诺特公司的租赁合同在实际履行，这一点与吴泽书参与结算相印证。事实上，诺特公司也确实依据吴泽书的结算数额，履行了部分支付义务，并有银行转款记录为凭，载明了系支付租赁费。民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改判民通公司不承担责任。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超出被上诉人万盛公司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应予撤销。被上诉人万盛公司在起诉状中和在庭审时不仅要求解除的合同是与被上诉人诺特公司签订的《建筑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即“万盛租赁（2016）001”号合同（以下简称“2016合同”），而且要求支付材料租赁费和赔偿金、违约金的对象也是被上诉人诺特公司。被上诉人万盛公司从未针对上诉人民通公司提出过任何权利主张，但是原审法院却错误的判决民通公司向万盛公司承担责任，这是显而易见的超出诉讼请求的判决，应予撤销。二、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应予查明并予以改判。（一）原审判决认定租赁合同的承租主体是民通公司，这是错误的。事实是，被上诉人万盛公司与上诉人民通公司签订的“万盛租赁（2014）010”号合同（以下简称“2014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被上诉人万盛公司实际履行的合同是2016合同，该合同的相对方为被上诉人诺特公司，即租赁合同的承租主体是诺特公司而非民通公司。理由如下：1.2016合同签订的时候晚于2014合同。根据被上诉人万盛公司出示的证据显示，被上诉人万盛公司与被上诉人诺特公司签订的2016合同的起始履行时间与被上诉人万盛公司与上诉人民通公司签订的2014合同一致，但签订时间在后，并且注明系之前合同遗失后的补签。根据法律规定，在后的意思表示优先于在前的意思表示。2.2016合同的工程范围包括了2014合同的工程范围。2016合同约定的建筑设备所使用的工程为6、7、10号楼，而2014合同约定的建筑设备所使用的工程���为6、10号楼。3.被上诉人万盛公司与被上诉人诺特公司签订的2016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经办人为杨聪、吴泽书、刘远菊，而被上诉人万盛公司与上诉人民通公司签订的2014合同约定的经办人没有吴泽书，说明吴泽书是代表被上诉人诺特公司的经办人。被上诉人万盛公司提供的证据中，结算单及对账单上均是吴泽书签字，充分说明该合同的实际履行方就是被上诉人万盛公司和被上诉人诺特公司。因此，被上诉人万盛公司与被上诉人诺特公司签订在后的2016合同取代了其与上诉人民通公司在先签订的2014合同。2016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履行的依据。（二）原审判决认定吴泽书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是代表民通公司履行职务，这是错误的。事实是，在租赁物的交接对账单及费用明细单上签字的吴泽书及杨聪均是代表诺特公司而非代表民通公司。理由如下：1.原审判决��被上诉人万盛公司与被上诉人诺特公司签订的2016合同系打印制作为由，而否认诺特公司盖章的效力，显然荒唐。众所周知，签名是自然人的意思表示，印章是法人的意思体现，打印完整的合同文本被篡改的可能性要小于打印留空白的合同文本。2016合同中的认定经办人在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前就打印好了，并经双方盖章确认，说明合同的内容是合同双方均认可同意的，其效力没有任何瑕疵。相反，2014合同中的指定经办人是手写的，不能确定其与盖章时间孰先孰后。2.原审判决认定吴泽书在2016合同之前就在与万盛进行租赁物交接对账，毫无根据，显系臆测。从原审的证据显示，吴泽书在交接对账单上签字的最早时间为2015年11月23日，而2016合同系万盛与诺特补签的合同，诺特公司提供的《合同遗失说明》清楚的说明了双方的原始合同系2015年6月签的，合同编号为“万盛租赁2015（005）”，吴泽书在2016合同之后才在与万盛进行租赁物交接对账的，充分说明吴泽书是根据诺特公司与万盛公司的合同约定，代表诺特公司进行的交接对账。3.原审判决以吴泽书在交接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是代表民通公司为由，判定由民通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但是在同样在交接对账单上签字的杨聪是代表谁却没有作出评判，简直不可思议。2016合同中诺特公司指定的经办人为杨聪、吴泽书、刘远菊，原审中万盛公司出示的证据也显示，2014年3月26日至2015年4月25日的交接对账单是由杨聪签字的，而2015年4月26日到2016年11月9日的交接对账单是由吴泽书签字的。杨聪不是民通公司员工，吴泽书虽然是民通公司员工，但是没有任何法律限制民通公司的员工不能接受其他公司的委托，诺特公司指定吴泽书为经办人正是考虑其对现场的设备需求了解更���时、更准确，方便工程各方更好的沟通衔接有利于工程的顺利推进，因此诺特公司在与万盛公司的合同中指定其为租赁设备的经办人，其签字确认的设备使用情况及结算情况均是代表诺特公司。原审法院仅以吴泽书为民通公司员工为由认定其签字系代表民通公司，而对不是民通公司员工的杨聪的签字却视而不见，让人难以理解。4.原审判决以民通公司对吴泽书的两份授权委托书为由，认定吴泽书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代表的是民通公司，纯属张冠李戴。民通公司对吴泽书的授权委托书，一份是委托其对项目现场进行管理，一份是委托其到原审法院复印本案的诉讼材料，均没有任何委托其代表民通公司负责租赁材料的交接对账的，相反，2016合同中诺特公司是非常明确的授权吴泽书、杨聪、刘远菊代表其负责租赁材料的交接对账工作。事实上，吴泽书、杨聪确实代表��特公司在履行2016合同中进行了交接对账工作，而该行为均是代表的诺特公司。（三）原审判决认定“民通公司共计收到被告支付的租金44万元”（原审判决书第五页最后一行）、“原告对被告已付租赁费44万元予以认可”（原审判决书第七页第三行），是毫无根据的。首先，原审中民通公司与诺特公司均是被告，此两处的被告究竟是指哪一被告让人猜不着。其次，民通公司从未收到过诺特公司支付的任何“租金”，民通公司仅仅是委托过诺特公司代为向万盛公司支付过10万元的建筑设备使用人工费，该10万元不是“租金”或“租赁费”，而是人工费，且该10万元已从诺特公司向民通公司的应付劳务款中予以了品迭。第三，原审中原告万盛公��认可的是收到诺特公司已付租赁费44万元，并且对其提交的《证明》予以了说明，该《证明》仅仅是为了方便向诺特公司催要租赁费而出具的，不能作为认定诺特公司的付款时代民通公司支付的依据，而事实上民通公司除委托诺特公司代为支付10万元人工费外没有出具过任何委托诺特公司代为支付的委托书，也从未在该《证明》上签署过任何意见，反而是诺特公司的代表冯云辉在《证明》上注明“最终以三方办理的决算认可为准”，说明诺特公司也是不认可该《证明》上记载的内容的，因此该《证明》内容不能达到证明诺特公司向万盛公司付款时代表民通公司支付的目的。最后，诺特公司在原审诉讼前向万盛公司支付了34万元，除10万元是代民通公司支付的人工费外，其余24万元是支付的其自身应付的租赁费，万盛公司也向诺特公司出具了该24万元的租赁发票，充分说明与万盛公司履行租赁合同的主体是诺特公司，况且，在原审诉讼过程中，诺特公司继续向万盛公司支付了10万元的租赁费，在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履行租赁合同的主体是诺特公司。诺特公司答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万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建筑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至2016年11月9日为止的周转材料租赁费用共计1175157.9（含修车费、上车分、堆码费），并且支付未返还周转材料每日170.13元至被告返还或折价赔偿完毕所有材料为止；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其租赁的周转材料：钢管8735.4米、扣件13815套、钢管接头252个、16#工字钢70.5米、顶托966套，若被告不能返还，则按照双方协商赔偿原告方284477元；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延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68159.1元（2016年11月10日起算，暂计算至2017年1月6日为止）；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以上第二、第三项合计1243317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24日，原告万盛公司作为出租方与被告民通公司作为承租方签订《建筑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合同编号：万盛租赁（2014）010。合同笫一条周转材料用于以工程项目，工程名称：五和城南新天地6＃、10＃商住楼工程；工程地址：绵阳市经开区壹号桥旁；建设单位：绵阳五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第二条周转材料品名、数量、租赁单价、材料价值，租用数量以实际出库数量为准。合同第三条，租赁期限2014年4月21日起至2016年4月20日，期限24个月。合同第五条租金的��纳期限及结算方式，租金计算从承租方提取周转材料之日起至归还验收完为止，租金按月支付，出租方按月填制租赁费结算单，承租方每月15日前领取上月租费结算单，并在每月25日前付清上月租金，通过汇款、支票转帐或现金方式支付。合同第七条指定经办人，承租方指定杨聪（签名、捺指印）、彭明声（签名、捺指印）、刘远菊（签名、捺指印）为经办人。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承租方逾期30天不支付租金，出租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收回周转材料，按欠费总额每日千分之一向出租偿付违约金。合同第十四条合同订立日期2014年4月21日。合同还约定了周转材料维修保养赔偿价格及其他事项。合同双方盖章、经办人签字生效。2016年5月13日，原告万盛公司作为出租方与被告诺特公司作为承租方签订《建筑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合同编号：万盛租赁（2016）001。该合同除工程名称增加7＃商住楼和第七条指定经办人，打印为承租方指定杨聪、吴泽书、刘远菊为经办人外，其余内容包括合同第十四条订立时间都与万盛租赁（2014）010合同内容完全一致。万盛租赁（2016）001合同注明：“本合同为第二次签订，第一次签订的合同“万盛租赁（2015）005号”由于承租方不慎遗失合同原件，故未完成盖章手续，为此，所签合同作废，租赁事项以本次签订的合同为准”。从原告提供给承租方民通公司2014年3月26日至2016年11月25日的租赁费结算明细单反映出，承租方经办人杨聪在日期区间2014年3月26日至2015年4月25日结算明细单上签字确认;承租方经办人吴泽书在日期区间2015年4月26日至2016年11月25日结算明细单上签字确认;刘远菊作为承租方经办人在原告提供的2015年6月21日的发货单上签字确认;吴泽书在原���提供给民通公司的多份总帐单上签字确认。2016年3月17日和2016年11月16日承租方民通公司项目负责人吴泽书与出租方万盛公司经办人张宏二次对账，第二次对账对截止2016年11月9日承租方民通公司应付租金、物资损失、维修费用、上车准码费用进行了对账结算，确认截止2016年11月9日承租方已付出租方的租赁费用共计34万元；未归还物资：钢管8735.40米，扣件13815套，钢管接头252个，16＃工字钢70.50米，顶托966套；未归还物资按合同约定价值251120.40元；承租方尚应付出租方租赁费用1175157.86元；合同签订承租方应缴纳的履约保证金3万元未支付。同时还查明，2014年11月13日民通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声明：“我秦君竹系民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现授权我单位委托代理人杨齐书，以本单位的名义在绵阳‘五和.城南新天地’项目一期负责���务管理事宜。委托有效期至2016年2月28日失效”。2015年6月28日民通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声明：“我秦君竹系民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现授权我单位委托代理人吴泽书，以本单位的名义到绵阳‘五和·城南新天地’项目工程现场负责劳务管理工作事宜。委托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0日失效”。2015年8月31日杨齐书、吴泽书在涪滨路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中均称系民通公司现场负责人。2017年4月18日，民通公司向本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亦表明吴泽书系民通公司员工。万盛公司共计收到被告支付的租金4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二被告谁是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者即谁是承租人，谁应当承担因租赁而产生的相关债务及经办人吴泽书是代表谁在履行职��行为。从原告提供的与二被告不同时间签订租赁合同表明，原告与被告民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早于原告与被告诺特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原告与被告民通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与民通公司进场施工的时间相吻合。原告提供的租赁物对账单表明承租单位是被告民通公司。至于吴泽书的身份，虽然在原告与被告民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经办人中没有吴泽书，而在原告与被告诺特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经办人中有吴泽书，但在原告与被告诺特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吴泽书已在与原告进行租赁物的交接对账，并在原告向民通公司提供的费用明细单上签字确认；况且原告与诺特公司所签合同系原告打印制作，经办人吴泽书也是由原告在制作合同时打印上去，合同虽经诺特公司盖章确认，但并不能仅凭此份合同就认定吴泽书系受诺特公司委托；同时民通公司还向吴泽书出具了授权委书，表明吴泽书系其公司员工并负责项目现场的管理工作；再者，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民通公司向本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还表明吴泽书是其公司员工。故吴泽书在本案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是代表民通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以上证据表明原告与二被告不同时间签订的二份内容基本一致的租赁合同，实际履行的合同应是原告与被告民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而诺特公司向原告支付租赁费的行为完全是受民通公司的付款委托及原告的书面请求而为的代付行为，这一点有民通公司向诺特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及原告于2015年4月21日、2016年8月11日向民通公司和诺特公司出具的告知函和证明得到印证。至于原告向诺特公司开具发票的行为，符合正常的财会制度，并不能就以此认定诺特公司是租赁承租方。综上，本院认定本案租赁合同的承租主体为民通公司，民通公司应��承担因本案租赁而产生的相关债务。庭审中，当事各方因合同主体存在争议，原告对被告已付租赁费44万元予以认可，二被告对欠付的租赁费金额及未返还的租赁设备未予反驳，据此认定原告主张的金额属实，即尚欠租赁费1075157.9元，应返还租赁物：钢管8735.4米、扣件13815套、钢管接头252个、16#工字钢70.5米、顶托966套，如不返还则按协议赔偿284477元，原告主张赔偿251120.40元，予以确认。对原告主张2016年11月10日至2017年1月6日迟廷付款违约金68159.1元，予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解除与诺特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因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且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已过，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诺特公司应承担责任，不予支持。被告民通公司的辨称理由，不予支持。综上，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租赁费1075157.9元及违约金68159.1元。二、被告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钢管8735.4米、扣件13815套、钢管接头252个、16#工字钢70.5米、顶托966套，如不能如数返还则赔偿原告251120.4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90元，由被告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告负担。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外，还查明：一、万盛公司于2016年8月11日给诺特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因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承包由绵阳五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四川诺特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绵阳城南五和新天地一期商住楼工程（6#、7#、10#）的劳务工程需要，于2014年4月与我公司签订了《建筑设备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合同号为万盛租赁（2014）010】，并产生事实租赁关系。在2015年5月31日前，因项目资金紧缺及多种因素，一直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所欠我方的租赁费，我方经过多次上门催收，并与诺特建设项目部沟通协商，最终三方达成协议：经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对账确认后所欠的费用，由四川诺特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工程拨款中代为支付。二、民通公司于2015年2月1日给诺特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载明：兹由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承包的‘绵阳五和城南·新天地’劳务施工项目由绵阳市万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分公司提供钢管、扣件等建筑周转材料。经协商在2016年2月5日前支付50000.00元（大写：伍万元）租赁费。现委托贵公司将上述款项从我公司（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承建的‘绵阳五和城南·新天地’工程项目应收款中予以扣除，直接支付给绵阳市万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分公司，请贵公司依据本委托书支付。三、本院（2017）川07民终2210号民事判决认定诺特公司向万盛公司支付的44万元租赁费是代民通公司支付，并冲抵了诺特公司应付民通公司的工程款。四、诺特公司与民通公司所签劳务分包合同附件载明约定单价425元中包含有周转材料、脚手架的费用。五、吴泽书分别于2016年3月17日、2016年11月16日与万盛公司签订的《租赁��用及物资对账单》载明的承租方均是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上述事实，有《证明》、《付款委托书》、（2017）川07民终2210号民事判决书、劳务分包合同及附件、《租赁费用及物资对账单》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诺特公司在中标承建绵阳“五和·城南新天地”项目一期工程后，将其中的部分劳务工程以425元每平米分包给民通公司承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万盛公司先后与民通公司、诺特公司分别签订（2014）10号和（2016）1号《建筑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二份合同的租赁材料品名、单价、租赁期限、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指定经办人，与民通公司所签（2014）10号合同的指定经办人为杨聪、彭明声、刘远菊，与诺特公司所签（2016）1号合同的指定经办人为杨聪、吴泽书、刘远菊。那么与万盛公司实际履行的究竟是哪份合同，与万盛公司形成租赁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人究竟是谁，谁是租赁义务的责任主体。针对万盛公司来说，其于2016年8月11日给诺特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因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承包由绵阳五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四川诺特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绵阳城南五和新天地一期商住楼工程（6#、7#、10#）的劳务工程需要，于2014年4月与我公司签订了《建筑设备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合同号为万盛租赁（2014）010】，并产生事实租赁关系。在2015年5月31日前，因项目资金紧缺及多种因素，一直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所欠我方的租赁费，我方经过多次上门催收，并与诺特建设项目部沟通协商，最终三方达成协议：经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对��确认后所欠的费用，由四川诺特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工程拨款中代为支付。”万盛公司出具的该《证明》表明万盛公司自认的租赁合同履行主体就是民通公司，实际履行的是与民通公司签订的（2014）010号合同，诺特公司履行的仅是代为支付义务。针对民通公司来说，其于2015年2月1日给诺特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载明：“兹由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承包的‘绵阳五和城南·新天地’劳务施工项目由绵阳市万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分公司提供钢管、扣件等建筑周转材料。经协商在2016年2月5日前支付50000.00元（大写：伍万元）租赁费。现委托贵公司将上述款项从我公司（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承建的‘绵阳五和城南·��天地’工程项目应收款中予以扣除，直接支付给绵阳市万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分公司，请贵公司依据本委托书支付。”民通公司出具的该《付款委托书》表明民通公司自认是与万盛公司所签租赁合同的履行主体，诺特公司履行的仅是代为支付义务。同时，在诺特公司与民通公司所签劳务分包合同的约定单价425元中包含有周转材料、脚手架的费用，表明万盛公司所提供的架管等租赁物属于民通公司的劳务承包范围。并且在民通公司起诉诺特公司支付工程款的（2017）川07民终2210号生效判决也认定诺特公司向万盛公司支付的44万元租赁费是代民通公司支付，并冲抵了诺特公司应付民通公司的工程款；该生效判决也表明与万盛公司之间租赁合同关系的履行主体是民通公司。虽然万盛公司与诺特公司所签（2016）1号合同的指定经办人为吴泽书，但吴泽书事实上是民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且吴泽书分别于2016年3月17日、2016年11月16日与万盛公司签订的《租赁费用及物资对账单》载明的承租方均是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综上，现有证据能够证实万盛公司及民通公司均自认民通公司是本案租赁合同的履行义务主体，其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即“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万盛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990元，由万盛公司承担；民通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990元，由民通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左 迪审 判 员  罗 琴审 判 员  冯安石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法官助理  潘怡佳书 记 员  龚泾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