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6民终28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绍佐，男，汉族，生于1963年1月22日，云南省威信县人，住威信县。委托代理人胡佩，云南堃茂律师事务所，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友良，男，汉族，生于1954年5月4日，云南省威信县人，住威信县。委托代理人艾吉敏，云南冰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郑绍佐因与被上诉人杜友良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威信县人民法院(2016)云0629民初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定的本案法律事实是：杜友良、郑绍佐系同一村民小组村民，1982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杜友良作为承包户主承包了本村民小组位于香樟坳的0.3亩土地，郑绍佐作为承包户主也承包了位于该地的0.6亩土地。1984年初开始修建水田至双河的公路均部分占用了双方的上述承包土地。1984年8月30日，威信县人民政府向各农户填发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杜友良的合同书记载了其位于香樟坳的0.3亩土地的四至界限为（东至公路、南至杜付法地、西至郑某地、北至杜付法地）。1999年威信县人民政府再次向农户填发了农村公有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同样载明了杜友良的位于香樟坳的0.3亩土地的四至界限（即东至公路、南至杜友祥地、西至郑某地、北至杜友祥地），郑绍佐的位于香樟坳的0.6亩承包土地的四至界限（即东至郑某地、南至代宗元地、西至大路、北至公路）。因杜付法死亡，原由杜付法作为户主承包的土地转由其子杜友祥作为承包户主继续承包。2007年威信县人民政府又向各农户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杜友良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记载了其位于香樟坳的0.3亩土地（四至界限与上述一致），郑绍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同样记载了其位于香樟坳0.6亩土地（四至界限与1999年的承包合同书一致）。由于郑绍佐认为因修建水田至双河的公路将其上述0.6亩承包土地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公路坎上和公路坎下，长期耕种着位于公路坎下的双方争议土地拒不退还杜友良，杜友良遂于2017年3月13日以其所诉诉至原审法院。杜友良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郑绍佐返还承包地0.3亩。原审法院认为：杜友良为证明其对争议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提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据予以充分的证明。而郑绍佐反驳称其也对该争议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从其提供的农村公有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土地的四至界限看并不包含双方争议的土地。事实上1982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杜友良的位于香樟坳的0.3亩土地与被告的香樟坳的0.6亩土地接壤属客观事实，当年还未修建水田至双河的公路，1984年初修建了水田至双河的公路，该公路将双方的上述土地分割开了，形成了杜友良的土地位于公路坎下，郑绍佐的土地位于公路坎上的事实。水田至双河公路的建设从杜友良提供的1984年8月30日威信县人民政府填发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上已有记载，再结合双方各自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各自位于香樟坳的与本案有关联的土地的四至界限看出，杜友良的土地东至公路，郑绍佐的土地北至公路，充分说明了水田至公路的建成时间，并把双方原接壤的土地分割成了公路坎上和公路坎下，公路坎上是郑绍佐的承包土地，公路坎下是杜友良的承包土地即本案争议的土地，所以郑绍佐反驳所称的由于水田至双河的公路建设将其位于香樟坳的0.6亩土地分割成上下部分的主张与客观事实和各自的承包经营权证的记载不一致，其反驳主张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而杜友良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位于香樟坳的0.3亩土地（四至界限为：东至公路、南至杜友祥地、西至郑某地、北至杜友祥地）的界限清楚，依法应受到保护，郑绍佐再继续耕种该土地，实对杜友良的用益物权的侵害，故对杜友良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一）（二）（四）项的规定，判决：郑绍佐立即停止耕种杜友良位于威信县上村民小组香樟坳处的0.3亩土地（四至界限为：东至公路、南至杜友祥地、西至郑某地、北至杜友祥地），返还杜友良的上述承包土地。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郑绍佐承担。宣判后，郑绍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作出的错误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提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双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明确记载其承包地位位置和四至界线，上诉人承包的地块在两次颁发的经营权证中均有记载，被上诉人提供的“1984年的土地承包使用权证”中记载的公路经过多年的变迁，该公路与现在的公路已经不是同一条路，由此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承包地并非在同一地点，上诉人在自己土地上的耕种行为并没有占用被上诉人的承包地；其次，被上诉人诉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政府没有要求各农户指定承包地块，则按照被上诉人的这一说法，本案系土地管理权和使用权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先向人民政府申请确权。结合上述实际，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承包地是同一地块，并判令上诉人立即停止耕种，返还被上诉人承包地是错误判决。二、原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超过三个月审限，作出的判决系错误判决，已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杜友良作了服判的书面答辩。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认为本案争议的土地属于上诉人的承包地，原审判决上诉人停止侵权，返还被上诉人争议地错误，对原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未提出异议，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审审理程序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承包地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关于原审审理程序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承包地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13日受理该案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发现案情复杂，于2017年6月9日裁定将该案转为普通程序，上诉人于2017年6月11日收到原审法院转为普通程序的裁定书，转为普通程序后于2017年10月25日再次开庭审理，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一审法院存在自立案之日起至作出判决之日超过六个月审限，未办理延长审限手续，程序存在瑕疵，该瑕疵系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本案的裁判结果，上诉人对此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在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杜友良主张自己在香樟坳承包有0.3亩土地，为此提交了杜友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使用证，登记地块情况显示了四至界线为“东至公路、南至杜友祥地、西至郑某地、北至杜友祥地”，证人孙某、郎某、赵某、郑某的证言各一份，证明现在争议的土地属于被上诉人杜友良承包经营。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制作了现场勘验图及照片，调查了孙某、郑某、赵某。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调查的孙某、郑某、赵某证言，能证明被上诉人杜友良在香樟坳承包有0.3亩土地，位于公路坎下，而上诉人郑绍佐的承包地在公路坎上，经与杜友良的母亲，郑绍佐的岳母孙某商量后，杜友良在香樟坳承包的0.3亩土地暂由上诉人郑绍佐耕种，待以后要收回时再由上诉人郑绍佐归还被上诉人杜友良土地的事实。该部分证人证言与被上诉人提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耕种的0.3亩土地属被上诉人杜友良承包经营的事实认定清楚。上诉人主张自己在香樟坳也承包有0.6亩土地，虽然也提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经原审法院与被上诉人杜友良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比对，上诉人的土地确位于水田至双河公路的坎上，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位于香樟坳的0.3亩土地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上诉人郑绍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自送达之日起生效。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王荣祥审判员  宋明涛审判员  戴红梅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祖维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