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2018)川14民终1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凯伦，男，生于1968年10月30日，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秀群，女，生于1968年2月26日，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曾静，男，生于1991年6月5日，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秀莲，四川华曙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莉娟，四川华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志华，男，生于1957年10月20日，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桂彬，女，生于1959年11月5日，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伟，男，生于1982年8月26日，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四川泰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凯伦、赵秀群、曾静因与被上诉人曾志华、邓桂彬、曾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17）川1403民初1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曾凯伦、赵秀群、曾静的上诉请求是：1、撤销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17）川1403民初1829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曾志华、邓桂彬、曾伟共同返还鱼池补偿款50872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曾志华、邓桂彬、曾伟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查明，鱼池虽然系被上诉人在1983年修建，但案涉鱼池所占土地在2009年生产队统一调整时划归了曾曾凯伦、赵秀群、曾静，被上诉人自愿交回鱼池所占用土地的行为，视为其自愿放弃鱼池的权属。同理，上诉人自愿接受鱼池的土地，即视为其自愿接受了生产队以鱼池形式发包的土地，因此上诉人自然就是鱼池权属的归属主体，鱼池不可能土地而单独存在。2、因修建成彭大道，案涉鱼池的田埂已被损坏。现在该土地想用于养鱼都装不上水，想种植其他农作物，灌溉用水也无可能，土地无法经营。从2012年被损坏至今一直荒芜，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本案争议的鱼池补偿款系对鱼池经营损失的补偿。3、土地调整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没有将鱼池承包给被上诉人经营。4、2009年进行土地调整时，毛健并不是生产队队长职务，其所作的陈述代表不了生产队对鱼池性质的认定。证人周某的陈述能证明鱼池补偿款有恢复鱼池的费用。被上诉人曾志华、邓桂彬、曾伟答辩称，1、案涉鱼池被上诉人于1983年修建并一直在经营、管理，依照《物权法》原始取得的规定，被上诉人对鱼池享有所有权，该项权利具有排他性。2、上诉人所述生产队调整土地，上诉人分得鱼池里的土地面积，因为占用河坝的集体土地后，使生产队的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为平衡人均耕地面积才对鱼池的土地面积进行分配，但生产队并未将鱼池分配给被上诉人，且生产队也无权处分鱼池。因此上诉人以分得土地份额后就对土地上的鱼池享有所有权的理由不能成立。3、被上诉人从未作出过将该鱼池所有权转让或赠予他人的意思表示，且被上诉人一直在经营、管理鱼池，被上诉人从未放弃过对与鱼池的所有权，因此鱼池收入以及相应的各项补偿款均应由被上诉人享有。4、一审法院依取权调查的两位证人的调查笔录也证明了鱼池的所有权属于被上诉人的，生产队无权处理。同时案涉鱼池的拆迁补偿中的经营损失也是鱼池中鱼的损失，故该拆迁补偿款应由被上诉人享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原告曾凯伦、赵秀群、曾静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1、判决被上诉人共同返还鱼池补偿费50872元；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于2012年12月26日前系同一家庭户。曾志华在武阳镇江农业社修建了7个鱼池，其中案涉鱼池系1983年修建。2009年该社土地大调整时，生产队将案涉鱼池所涉及的土地划归曾凯伦户，但未对鱼池的权属进行处理。2012年，因修建成彭大道，需拆迁被告修建的鱼池，原人民政府于2012年9月26日与曾志华签订《鱼池拆迁补偿协议》一份，载明：“因成彭大道项目建设需要，需拆迁乙方（即被告曾志华）的鱼池，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补偿协议：一、补偿包干金额20万元（含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鱼池内所有设施、经营损失等一切费用）……”。同日，曾志华向人民政府出具领条一份，载明：“今领到人民政府对曾志华的鱼池100%的补偿费20万元”。另外，因修建成彭大道，双方均领取了土地补偿款。2017年3月上诉人找到曾志华，询问争议鱼池补偿问题，曾志华否认已获得补偿。2017年5月2日，彭山区武阳镇人民政府受理了上诉人的信访。同年6月19日，武阳镇人民政府向上诉人提供了修建成彭大道时的红线图和实测面积图，载明案涉鱼池面积为2.1471亩。7月10日，彭山区武阳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我镇江渎村6组村民曾志华于2012年9月26日在我镇领取的20万元补偿款，系该组7个鱼塘的补偿款。根据红线图可知，7个鱼塘的面积共计8.4411亩”；同日，武阳镇江渎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村两委于2017年3月19日组织赵秀群和案外人曾志云调解，告知两家人的鱼塘在2012年修建成彭大道时政府依法已经予以赔偿，不可能再次赔偿或出资修复。因调解无果，上诉人起诉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案涉鱼池涉及的土地划归曾凯伦户后，上诉人并未在案涉鱼池内进行生产经营。庭审中，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刘某、李某1出庭作证，证实鱼池系其修建，且支付了租用土地的租金。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院对武阳镇江农业社社长毛健及武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周某作了调查。毛健陈述，在2009年生产队土地大调整之前被上诉人即已将鱼池建好，且被上诉人在使用鱼池生产经营，土地大调整时，生产队只重新划分了土地，对鱼池没有作处理，也无权处理；周某陈述，鱼池拆迁补偿款包括鱼池里的鱼、鱼池的设施和恢复鱼池的费用，并陈述之所以将鱼池拆迁补偿款支付给曾志华，是因为曾志华说鱼池是他的，且村社干部无人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上诉人、被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本案形成如下争议焦点：一、曾凯伦、赵秀群、曾静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本案中曾志华、邓桂彬、曾伟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于争议焦点一，因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适用一般诉讼时效。本案中，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起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修建成彭大道起计算2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未在2年的时间内提起诉讼，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实质是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认即上诉人是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本案中，从2017年7月10日武阳镇江渎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可以看出，上诉人于2017年3月才经村两委告知政府已就案涉鱼池进行了补偿，故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起计算。而对于被上诉人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关于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是采用主观标准，即不当得利的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显然被上诉人领取鱼池拆迁补偿款的时间系客观情况，同时，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领取鱼池拆迁补偿款的时间，故上诉人在2017年7月27日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时处于诉讼时效范围内，被上诉人的该项辩称理由依法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的人。”故不当得利的基本构成要件包括：1.一方获得利益；2.一方受到损失；3.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获得利益和受损之间均无法律上的原因。本案中庭审查明，案涉鱼池系被上诉人修建，虽然在2009年生产队进行土地大调整时，案涉鱼池所涉及的土地划归了上诉人，但并未就鱼池的权属作出处理，且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案涉鱼池属其所有；而曾志华领取鱼池拆迁补偿款20万元，是基于鱼池系其修建并进行生产经营，且《鱼池拆迁补偿协议》中载明该款项包括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鱼池内所有设施、经营损失等一切费用，故被上诉人获得该收益系对其修建鱼池和生产经营的补偿。上诉人并未修建案涉鱼池，也未进行相应的生产经营，其无证据证明应获得案涉鱼池的拆迁补偿款，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也无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应依法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土地承包关系或租金是否支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可收集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曾凯伦、赵秀群、曾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6元、财产保全费550元，共计1086元，由曾凯伦、赵秀群、曾静负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申请证人帅某、李某2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鱼池的土地调整给了被上诉人，因此土地上的鱼池也属于被上诉人所有。2、案涉鱼池的视频资料。拟证实与鱼池现状，由于鱼池被损坏无法经营，因此拆迁款中包含了鱼池被损坏的损失。证人帅某证实在2009年前案涉鱼池系被上诉人所修建，2009年集体调整土地时将案涉鱼池所占用的土地调整给了上诉人。且集体没有鱼池分给村民，2009年后至拆迁该鱼池一直是由被上诉人在经营和管理。李某2证实案涉鱼池所占的土地在2009年前是很多家人的，有曾志云的，也有曾志华的，但具体是谁的不清楚。生产队在调整土地时是没有鱼池进行分配的。2009年调整土地时生产队才将案涉鱼池所占的土地调整给了上诉人。2009年后到拆迁前，案涉鱼池一直由被上诉人在经营和管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证质意见是：视频资料是鱼池现在的状况，但田埂不是被上诉人损坏的，上诉人要求恢复田埂应找实际侵权的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所得到的补偿款里包含了恢复田埂的费用是错误的。而该费用中的经营损失是鱼池里鱼的损失。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只能证实2009年集体调整土地时将案涉鱼池所占的土地调整给了上诉人，生产队没有鱼池分配给村民，案涉鱼池2009年后至拆迁一直由被上诉人经营和管理。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案涉鱼池视频资料只能反映该土地的现状。证人证言能证实集体在调整土地时没有鱼池可以分配，案涉鱼池是被上诉人修建，2009年集体调整土地时将案涉鱼池所占的土地调整给了上诉人承包经营，2009年至案涉鱼池拆迁，鱼池一直由被上诉人经营和管理。二审另查明，曾志华与曾凯伦系同胞兄弟关系，曾志云与曾志华、曾凯伦系堂兄弟关系。案涉曾凯伦户承包地上的鱼池系1983年由曾志华修建并一直经营、管理、使用至该鱼池拆迁。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原判一致，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曾凯伦、赵秀群、曾静主张曾志华、邓桂彬、曾伟于2012年9月26日所领取的鱼池拆迁款是自己的，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反，其提供的鱼池拆迁补偿协议、领条更能证明曾志华所领取的20万元是对鱼池的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鱼池内所有设施、经营损失的补偿，并不是对案涉鱼池所占用的土地进行补偿。而曾凯伦、赵秀群、曾静与曾志华、邓桂彬、曾伟均认可案涉鱼池是由曾志华于1997年修建并一直经营至案涉鱼池拆迁，因此曾志华所依取的拆迁款是政府对鱼池的修建和生产经营的补偿。故曾志华、邓桂彬、曾伟对案涉鱼池的拆迁款的取得有合法的依据。本案中，虽然曾志华、邓桂彬、曾伟取得鱼池拆迁款而获得了利益，但其获得的利益有合法的依据，且与被上诉人的利益受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请求应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曾凯伦、赵秀群、曾静上诉称案涉鱼池所占用的土地系2009年由集体调整土地时调整给自己的，因此该土地上的鱼池也应属于自己的理由。本院认为，从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即案涉鱼池系曾志华于1997年修建和上诉人申请的出庭的证人证言所证实的集体并无鱼池可进行分配，案涉鱼池由曾志华修建并经营至拆迁的事实，不能认定案涉鱼池所占用的土地系曾志云户承包经营，则其承包经营土地上的鱼池就应属其所有。至于曾凯伦与曾志华之间是否存在土地承包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曾凯伦可另行主张。综上，上诉人曾凯伦、赵秀群、曾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也不应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2元，由上诉人曾凯伦、赵秀群、曾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梅审判员  覃 棱审判员  王 敏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余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