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01民终22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万富，男，汉族，1963年12月3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桂峰，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瑶，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治伶，男，汉族，1989年3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万富，系叔侄关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秀，女，汉族，1972年4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钢燕，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万富、刘治伶因与被上诉人王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2民初2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万富、刘治伶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王秀的非法获利构成不当得利，返还刘万富、刘治伶现金43万元；2、判决王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赠与成立与否是本案争议焦点，王秀在一审中多次确认赠与条子上的内容是她本人所写，仅有落款是刘正全亲笔书写，鉴于司法鉴定已经否认了刘正全签名的真实性，而王秀并无证据推翻鉴定结论，一审排除鉴定结论的使用不当。王秀提供的证人证言不是转款的目击者和亲历者，证言的证明力较小。一审法院认定转款43万元是刘正全的个人财产而非刘正全李洪玉的夫妻财产是认定事实不当。刘正全的配偶李洪玉死亡后，由于夫妻共有财产一直由刘正全保管掌握，该款项中不可排除应有属于李洪玉的部分。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刘正全转款时精神状态，并认定转款性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已经对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尽到了举证责任，对此，举证责任已经转移给主张不当得利不成立的一方。本案双方提供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而司法鉴定的证明力大于书证、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证人证言，原始证据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一审在证据采信上的不当之处导致法律适用错误。综合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鉴定结论与书证，可以得出赠与行为并不存在的结论，王秀取得案涉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被上诉人王秀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刘万富、刘治伶对争议款项定义错误，如果是属于非法获利，应由公安机关核实。2.关于是否析产完毕，对方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3.王秀系刘正全亲侄儿媳，刘正全给这笔钱有对侄儿家扶持的意思符合情理，同时两次转账均系刘正全亲自赴银行操作，故刘正全的赠与意思表示已通过其实际行动发出。刘正全在转账时思维清楚，且对周围朋友告知了此事。4.关于赠条，刘万富、刘治伶承认系从刘正全遗物中获取，说明刘正全对该赠条妥善保管，同时王秀并未提交赠条作为证明赠与合同存在的证据，赠条字迹不一致显非王秀伪造。5.证人询问笔录并非孤证，赠与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该询问系对刘正全有赠与意思表示的补充证明。刘万富、刘治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秀返还刘万富、刘治伶43万元；2、诉讼费由王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正全于1928年12月28日出生，其育有二子，分别为刘万发和刘万富。刘万发于2014年7月29日去世。刘治伶为刘万发之子。除刘治伶外，刘万发无其他子女。刘正全的妻子李洪玉于2012年6月27日死亡。王秀为刘正全侄媳，王秀从2006年8月至2016年3月受雇为刘正全保姆，照顾刘正全生活。刘正全的父母已去世。一审法院再查明，2015年8月14日，刘正全因病到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1.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2.腔隙性脑梗塞；3.缺血性脑血管病；4.慢性心功能不全2-3级心功能；5.原发性高血压病2级、高危；6.高胆固醇血症；7.良性前列腺增生症；8.心脏起搏器安置状态；9.胆囊结石；10.高尿酸血症；11.慢性胃炎；12.胃肠功能紊乱。2015年8月31日，刘正全在中国建设银行成都新南门分理处向被告王秀账户转款10万元。2015年9月11日，刘正全从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出院。2015年9月21日，刘正全再在中国建设银行成都新南门分理处向被告王秀账户转款33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刘正全曾向案外人晏惠霞说明其赠与王秀43万元。2016年7月29日，刘正全因病去世。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当事人身份信息、《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死亡证明书》、刘万发和李洪玉的《成都市公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刘万发的《成都市死亡注销户口人员身份证明》、《常（寄）住人口登记簿》、成都市锦江区学道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客户回单）》《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打印》、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双碑村村民委员会和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双碑村第二合作社出具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根据王秀申请到中国建设银行成都新南门分理处调取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一审法院根据王秀申请到成都市公安局督院街派出所调取的证据（包括该所民警分别对王秀、刘万富做的询问笔录以及刘正全于2015年9月11日从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出院的《出院病情证明书》）、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成联[2016]文鉴字第166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王秀代理人对晏惠霞进行询问的调查笔录、视频及一审法院根据王秀申请到盐市口公寓对晏惠霞所做的询问笔录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刘万富、刘治伶指出其向王秀主张权利的依据为其享有对刘正全财产的继承权。刘治伶之父刘万发和刘万富为刘正全之子，刘万发已去世，故对于刘正全的遗产，刘万富享有继承权，刘治伶享有代位继承权。当事双方对刘正全生前向王秀转款43万元的事实无异议，本案的焦点在于转款的性质。刘万富、刘治伶主张刘正全将43万元转给王秀可能是借款、代付等原因。刘正全去世后，该款应作为遗产为刘万富、刘治伶所继承。王秀收取该款后，拒不返还给刘正全的继承人，构成不当得利。王秀则主张该款为刘正全生前所赠，刘正全在赠与纸条上签字，并且刘正全生前在与案外人晏惠霞聊天中也提过此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由于刘正全在向王秀转款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在与他人聊天时，明确自己向王秀转账43万元为赠与性质，故刘正全有将财产赠与王秀的意思表示，且赠款为刘正全所有的财产，王秀也接受了该款，故对赠与事实予以确认，对刘万富、刘治伶主张的王秀不当得利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万富、刘治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875元，由刘万富、刘治伶负担。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有关43万元的性质。上诉人刘万富、刘治伶主张该款属于刘正全与李洪玉未予析产的夫妻共有财产，李洪玉死亡后，因未进行遗产继承，故刘正全对该款的处分侵犯了其继承人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各方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由于上诉人刘万富、刘治伶仅在诉讼中提出上述主张，但未对此提出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上诉人刘万富、刘志伶此上诉理由不予采信。二、刘正全与王秀之间是否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刘万富、刘治伶主张王秀取得43万元转款不具有法律和事实上的合法性，即王秀与刘正全间赠与合同不成立，故应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赠与合同不成立的基本事实。对此，上诉人刘万富、刘治伶虽在一审中提交了关于赠条的鉴定意见，但仅能证明该赠条非系刘正全书写。而根据现有查明事实，刘正全向王秀转款的初次转款行为发生于其2015年8月在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期间，该院出具的《出院病情证明书》载明的12项病情中，无一项涉及刘正全神志、行为能力障碍方面的表述。由于刘正全出院后10天即进行了第二次转款行为，且两次转款均由刘正全本人亲自前往银行进行，结合其生前向关系较为紧密的案外人自行陈述的内容，上述由财产所有人自行处分的行为及自述构成的证据锁链能够形成优势证据，印证王秀取得款项系基于赠与的主张。据此，一审法院并非仅基于该证人证言而认定赠与合同成立，上诉人有关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万富、刘治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50元，由刘万富、刘治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寒审判员  胡瑜审判员  谢芳二〇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