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平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7）晋0581刑初309号公诉机关高平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某甲，男，1955年3月15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山西省高平市人。2004年10月至2015年3月任高平市某街道办事处会计服务中心副主任兼总会计。2017年8月11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高平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辩护人董志中，山西长宇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平市人民检察院以高市检刑刑诉（2017）7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甲犯滥用职权罪，于2017年9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高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靳丹青、李志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甲及辩护人董志中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依法报请延长了审限，现已审理终结。高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4年10月至2015年3月，被告人王某甲在任高平市某街道办事处会计服务中心副主任兼总会计期间，于2006年1月擅自将中心的银行票据、中心公章、主任名章及会计名章全部交给总出纳王某乙管理，由王某乙负责银行账务的登记工作。2007年6月，王某甲擅自让王某乙到中国建设银行高平支行将总会计王某甲预留银行印鉴章变更为“王某乙”印鉴，将本应由自己履行的工作职权交给王某乙行使，造成会计服务中心的总会计和总出纳由王某乙一人担任，中心所有银行票据、印章由王某乙一人保管，所有银行账务由王某乙一人负责登记，致使王某乙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机关公款855.7955万元，给公共财产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甲在任职期间，擅自将本应由自己履行的工作职权交给王某乙行使，给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提供了书证、证人徐某某、毕某某、邢某某、李某甲、郜某某、郭某及王某乙等人的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晋城允智会计师事务所关于高平市某街街道办事处货币资金专项审计报告等证据。被告人王某甲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定性无异议，请法庭考虑以下情节对其从轻处罚：1、我移交印鉴名章、公章和支票，分管领导邢某某知道这个事情；2、2006年至2009年第一任主任任职期间没有发生挪用公款，2009年11月份郜某某主任上任后才开始挪用公款，2014年第三任主任上任后，会计服务中心更名为便民服务中心，公章、财务章、印鉴都换了，这几任主任都是直接把印章交给王某乙的；3、我到2014年才享受国家工作人员待遇，之前一直是临时工，2015年就退休了；4、副主任这个职务形同虚设，文件上也没有规定我管理印鉴，是邢某某交代我管理的，我实际上没有职权。辩护人董志中的主要辩护意见是：请求法庭对被告人王某甲从轻处罚。具体理由如下：1、2006年1月的行为，涉及到移交人王某甲、接收人王某乙和批准人邢某某，被告人一直强调邢某某是知道的，邢某某应该知道；2、2007年6月的行为，王某乙、王某甲、邢某某三人均能证明经过了邢某某批准，没有超越职权；3、从2004年会计服务中心成立到2009年邢某某卸任，这一期间没有发生挪用公款，之后到2014年更名为便民服务中心，期间主任名章、公章等发生了变化，而王某甲的名章变为王某乙的名章一直未变，王某乙挪用公款的行为一直在实施，由此可见王某甲的行为和危害后果之间不是必要条件，应减轻责任；4、王某甲电话通知到案，应认定为自首。经审理查明：2004年10月至2015年3月，被告人王某甲在任高平市某街道办事处会计服务中心副主任兼总会计期间，于2006年1月违反规定，擅自让王某乙负责银行账务的登记工作，并将自己保管的中心的银行票据、中心公章、主任名章及会计名章全部交给总出纳王某乙管理。2007年6月，王某甲擅自让王某乙到中国建设银行高平支行将总会计王某甲预留银行印鉴章变更为“王某乙”的印鉴。造成会计服务中心的总会计和总出纳由王某乙一人担任，中心所有银行票据、印章由王某乙一人保管，所有银行账务由王某乙一人负责登记，至2015年3月15日王某甲退休。期间会计服务中心后更名为便民服务中心，中心法人代表几经变更，王某甲未将“本应自己履行的工作移交给王某乙”的情况向分管领导、中心主任汇报，也未纠正自己的行为，致使其任职期间该中心总出纳王某乙利用职务之便从便民服务中心银行存款账上分57次挪用公款8257955元，给公共财产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审理中，被告人王某甲主动退赔50000元，并递交《认罪悔罪书》一份。另查明，2016年12月30日王某乙因犯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2017年4月14日高平市监察委员会对王某甲立案审查，同年4月18日该委工作人员电话通知其到案接受谈话，该供述自己没有责任。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立案决定书证实，2017年4月14日，高平市监察委员会决定对王某甲涉嫌工作不负责任造成王某乙挪用公款问题进行立案审查。2、高平市某街街道办事处北办字[2004]42号《关于成立会计服务中心的意见》印证，2004年10月9日王某甲被任命为某街街道办事处会计服务中心副主任及工作职责。3、高平市某街街道办事处任职证明证实，王某甲于1995年4月到某办事处工作，2004年10月9日王某甲任会计服务中心副主任（总会计）。4、高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基本信息审核认定表》证实，王某甲为高平市某办事处农经员，具有干部身份，经晋城市人事局1999年10月8日批准聘用为聘用制干部。5、户籍证明证实，王某甲本人身份情况。6、到案情况说明证实，2017年4月18日王某甲经电话通知到案接受谈话，2017年4月24日到案后，称自己对王某乙挪用公款没有责任。7、党政联席会议记录证实，2015年3月27日某办事处党政联席会议进行人事调整：王某甲等到龄退休人员由郜某某代表组织谈话，于4月1日统一回家。8、高平市农业局高农字[2009]74号《高平市农业局关于进一步强化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意见》证实，2009年11月11日，该局文件要求：①、加大工作力度，认真做好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扫尾工作。②、完善审核审批程序，认真做好集体财务支出“三审”工作。③、严格资金管理，认真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和规定。在加强现金管理中要求，乡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要完善制度，明确职责，做到账款分管，会计、出纳等分工明确。不准会计、出纳一人兼两职，不准支票、印章一人管理，确保现金存款等资金安全。④、加强专项资金管理，认真执行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制度。9、《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等规范及限制性行为，同时各单位对会计账单的监督职责。10、证人邢某某于2017年4月19日笔录证实，2004年10月北城办会计服务中心成立时，我担任主任，王某甲是副主任兼总会计，还有一个副主任叫侯碧棠，中心会计李某乙、李某丙等，王某乙是总出纳。农经工作主要内容是负责对各村、居委的财务进行集中监督管理等工作，会计服务中心与农经是一回事。当时刻有会计服务中心公章，负责人印鉴是我的，会计章是王某甲的，我任职期间服务中心印鉴没有变更过。王某甲的印章变成了王某乙的印章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任职期间，王某甲将三资服务中心公章、主任印鉴、会计章交王某乙一人保管，王某甲没有和我说过，王某甲将三资服务中心会计印鉴章换成王某乙的印鉴我不知道。主任的印鉴应该由我自己保管，但惯例上一般交给会计保管，支票应由会计保管，实际谁保管我不清楚。邢某某于2017年5月24日谈话笔录证实，会计服务中心的人员安排、调整是由办事处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会计服务中心有四枚章，中心的公章、我的手章、会计王某甲的手章和出纳王某乙的手章。中心的公章、我的手章都是王某甲保管，银行支票也是王某甲保管，银行账务会计王某甲负责登记。会计中心成立的时候，没有说过让王某乙任会计负责银行账务登记。2006年初王某甲将银行账交由王某乙负责登记，我不知道，没有人和我说过，2007年6月将王某甲的印章换成王某乙的章我不知道，会计服务中心的人员安排、调整是由办事处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我个人无权决定。关于换手章的事没有人和我说过，王某乙也没和我说过。中国建设银行高平支行特殊业务申请书后所附身份证不是我提供的，我不清楚，法人代表邢某某三个字不是我签的字。我任职期间发现王某乙在记账，我问过王某甲，王某甲说是他教王某乙来，但会计一直是王某甲。中心印章变更、人员变更导致王某乙实际行使会计、出纳职权，是他俩的行为，我不知道。11、证人毕某某2017年4月19日笔录证实，2008年4月，我到某办事处任党工委书记时，王某乙就一直负责机关的会计和出纳工作，一直延续这一现状。某办事处农经站、会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三资”代理服务中心是不同时期叫法不同，实际一套人马。我上任之后，当时便民服务中心有王某甲、李某乙、李某丙、赵某某、郜某，当时中心主任是邢某某、王某甲是副主任及总会计。王某甲退休后，党政联席会研究确定，李某甲负责协助中心主任牛某某做好农经站工作，目的是接替王某甲的工作，让李某甲接替王某甲的工作上过会。在我任书记期间，邢震伟、郜某某、郭某、牛某某相继是办事处服务中心的分管领导、中心主任、法人。我知道王某乙既是机关财务会计，又是中心的出纳。但王某乙既是三资服务中心的总出纳，又行使中心的会计职权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保管中心印鉴及所有票据情况没有人和我反映过。我任职期间，对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的财务情况进行过审计，审计后办事处主任徐某某说没什么问题。造成王某乙挪用公款1000多万元原因是，王某乙一个人掌握了中心所有印章，为挪用公款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内部工作人员未相互制约、监督王某乙，分管领导、中心负责人有领导、监督不力责任，我负有领导责任。12、证人徐某某2017年4月18日笔录证实，2008年4月我任主任前就是王某乙任办事处机关会计，我担任主任后一直是王某乙任机关财务会计，办事处没有设出纳，机关的财务专章、法人印鉴章、会计章以及各种票据都是王某乙使用保管。某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是办事处下属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某办事处农经站、会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三资”代理服务中心是指现在的便民服务中心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叫法，职能相同，人员相同，现在叫便民服务中心。2008年4月我任某办主任时，这个机构叫会计服务中心，主任是邢某某，副主任、总会计是王某甲，总出纳是王某乙，还有会计李某乙等人。2014年4月李某甲调入中心任农经员，2015年4月袁某某调入中心任农经员，2015年3月李某甲接替王某甲工作职责，袁某某接替李某丙工作，王某乙总出纳未进行调整。原任会计服务中心主任人员情况：2008年4月至2009年3月，邢某某为办事处纪工委书记、分管领导、也是中心主任，2009年3月至2014年3月是郜某某，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是郭某，2015年1月我离开某办事处时，牛某某是办事处副主任、分管领导、便民服务中心法人。王某甲作为中心副主任、总会计的工作职责是全面负责中心业务工作，我任职时，王某乙实际履行中心总会计兼出纳职责的情况我不知道，对便民服务中心的财务进行过审计。农经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对中心资金运行情况经常例行检查，每到村委三年换届时，就要集中、全面审计，我任职期间审计过3次，分别是2008年，2011年和2014年，特别是2014年是交叉检查，每次都有审计报告，都没提出过什么问题，每次报告提交党政联席会进行通报，报告中没有提到北城办会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经济问题。王某乙挪用公款造成1000多万元经济损失，我认为原因是，第一，王某乙仅仅是会计服务中心的总出纳，不知道什么原因，何时变成了总会计、总出纳由王某乙一个人担任。第二，会计服务中心的业务主管部门-市农经局审计监督根本不到位，在例行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会计服务中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机构健全，人员配备齐全，制度完善，还有业务主管单位农经局进行业务监督指导，按说不应出现这种问题，我作为办事处主任、法定代表人应该承担领导责任。王某乙案案发后我才知道，2007年6月份，会计服务中心的会计印鉴章由王某甲换成了王某乙，机关财务在前任领导任职期间，原财务会计王某甲没向王某乙正式移交。13、证人李某甲证实，“三资”代理服务中心成立时间记不清了，最早称为农村集体经营管理站（农经站），后来又称做会计服务中心，由于会计服务中心在编办没有编制，它的机构代码证无法审验，这样账户不能继续使用了，所以使用农村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单位名称，其实都是一个部门。现在正式名称叫“三资”代理服务中心。我是2014年4月任某办事处“三资”服务中心农经员，主任是郭某，副主任兼总会计是王某甲，王某乙是出纳，李某乙、李某丙是中心会计，负责包村，郭某负责全面工作，王某甲负责中心会计业务工作。2015年3月，王某甲离开某办事处，我和他无交接，我到某办事处“三资”服务中心，小型工程招标业务是王某甲负责，我只是协助王某甲跑跑腿、送送表，王某甲退休后，牛某某主任让我审核资料，北城办党政联席会确定王某甲工作我不清楚，也未宣布过。我到办事处“三资”服务中心工作，所有的银行业务归王某乙管，他是中心的总出纳，同时还兼任会计的职责。2015年5月偶然发现王某乙在一次开具支票时，支票上需要加盖的印鉴、印章都由他一个人加盖完成，随后我到中心法人牛某某办公室说了这个情况，牛未采取任何措施。造成王某乙挪用公款原因是，制度不健全，分工不明确，支票、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和会计印章均由一人保管。14、证人郜某某证实，2009年4月至2013年12月任某办事处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我分管负责纪检、农经、计划生育、统计等工作。农经工作主要负责对各村、居委经济活动规范、指导、监督。当时农经工作人员有会计、业务负责人王某甲，出纳王某乙，中心会计赵某某、李某丙、李某乙，档案管理微机员郜某。会计服务中心是依托农经站成立，实际行使同样职能。2012年8月13日，由于会计服务中心没有编制，就不再审核了，会计服务中心印鉴章是我的，是王某乙去刻的。我是分管农经的，不是负责人，会计服务中心是依托农经站成立的，实际负责人是农经员王某甲，会计服务中心成立时王某甲是中心副主任，没有变过。我只知道会计服务中心的行政章是王某甲保管的，王某乙拿着我的印鉴章，什么时候他一个人保管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不能一个人保管。王某乙挪用公款，我作为分管农经的领导有责任，有分管不到位的责任，我过分相信王某甲，王某甲没有向我汇报这种不合理现象，我自己也没有发现。15、证人郭某（2017年4月13日）证实，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6日，我分管纪检、党风廉政建设、农村综合便民服务中心等工作。期间担任过办事处农村综合便民服务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其实作为纪委书记，根本不具备该中心法人资格，实际运行中，也未履行过真正意义的法人权利。便民中心主要负责各村、各居委的财务收入和支出进行集中监督管理，我的工作职责主要负责好上下协调，重点负责对各村、居委财务支出凭据的规范性和支出程序进行最后审核把关，避免违规支出和不合理支出。中心共五个人，分别是总会计王某甲、出纳王某乙、农经员李某甲、中心会计李某丙和李某乙，具体工作职责是：王某甲负责中心的具体业务工作，并负责审核11个村的报账凭证，王某乙是出纳，负责现金支取及支票管理，记好银行账，做到日清月结，李某甲负责发改、项目报表及审核下个村的报账凭证，中心会计李某丙和李某乙分别负责所包村的收支记账、结账处理以及与各村会计的账务衔接。2014年8月市农经局牵头对各乡镇办各村财务账进行交叉审计后，王某甲让我看过审计报告，报告显示财务账面与银行存款相符。因为王某甲具体管业务，业务能力也很强，我要求他有什么问题向我汇报，所以我没看财务账目。我问过王某乙，王说他保管法人章，王某甲管财务章。法人章应该我自己保管，但惯例是由他保管，王某乙刻制法人章后就没给我，我知道开具支票要盖财务章、法人章和会计章，王某乙开具支票不通过我审批，属于具体业务，应该通过王某甲审核把关。支票由王某乙一人领取、保管。资金收入与支出记账和银行核对是包村会计李某乙、李某丙负责，王某乙负责银行核对。实际工作中不是王某甲负责记账和与银行核对，是王某乙记账和与银行核对，王某甲负责把关。农业局（2009）74号文件我没见过，王某乙挪用公款我是2016年4月13日上午9时他本人说了我才知道，事后我才知道王某乙一个人保管着财务专章、法人印鉴、会计印鉴、票据，违反财经纪律是造成挪用公款的直接原因。之前没有人向我反映过，因为王某甲具体负责业务方面的工作，具体业务我过问不多，王某甲也没说过这个情况，我有监管不到位的责任。16、2016年4月28日王某乙的笔录证实，2004年某办事处成立会计服务中心的时候，主任是邢某某，总会计是王某甲，公章、法人章及支票由王某甲保管。在更换成我的印鉴章前，我记过一段时间银行账，后王某甲将会计服务中心的公章、主任的法人章及支票给了我，时间记不清了，是经谁同意给我的，我不知道。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预留印鉴变更申请书显示是2007年6月14日变更的，是我一个人去办的，印鉴变更授权书上邢某某的签字是我签的，邢某某知道。邢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在我办公室抽屉就有，谁给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担任会计服务中心总出纳的时候不跑银行，当时是会计服务中心会计开出支票后，直接交给村上的助理会计，由助理会计去银行办理。会计服务中心的银行账是王某甲交给我的。会计服务中心历任法人印章更换都是我去银行办理的，主任的名章都是我去刻的，刻回名章由我保管，因为我干的是会计服务中心的会计，这个会计没有任命过，但领导让我干的，记不清是哪位领导了，每次去刻名章都是刻两枚，我拿一枚，本人拿一枚。2016年4月15日讯问王某乙的笔录证实，截止现在办事处和服务中心一共亏空1100多万元，其中便民服务中心亏空800多万元，办事处亏空320万元左右。从2009年我就陆陆续续取开至今。这1100多万元绝大部分是我开具现金支票到银行取现金，部分是通过转账支取的。取钱的情况大致是，2009年我从会计服务中心银行账户上陆续取走21万多元，2010年我陆续取走105万元，还了30万元，实际取了75万元，2011年取了18万元，2012年取了3万元，2014年陆续取了710多万元，2015年我从便民服务中心的银行账户通过提现方式取走327万元，用现金还了127万元，后怕暴露，就从办事处机关账户转到便民中心。我取出的1100多万元未作账务处理，用现金支票一共取了800万元左右，转账300多万元。转账大部分转到我在高平建行、农行各办的一张卡上，借用郭某某银行卡转过。动用单位1100万元，未向单位领导汇报过，钱用于网上赌博了。2016年4月16日讯问王某乙的笔录证实，我因为挪用公款被刑事拘留。我是从2009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4月7日，挪用公款大约1100多万元，未经任何人同意，是悄悄挪用的，因我担任的是某办事处的机关会计和便民服务中心的总会计，保管有法人的手章、某办事处财务专用章、取款用的空白支票，我自己用钱的时候，开好支票，盖好相关印章就能去银行取款了。17、某街街道办事处农村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证明一份证实，经查该办事处会计服务中心银行账本，2004年成立会计服务中心，从字体上辨识，2004年、2005年银行账由王某甲登记，从2006年1月开始由王某乙登记。出具人，李某甲。18、中国建设银行特殊业务《申请书》、《印鉴变更业务授权书》及邢某某、王某乙的身份证复印件印证，2007年6月12日，北城办会计服务中心将原印鉴“高平市某街街道办事处会计服务中心”、“邢某某”、“王某甲”变更为“高平市某街街道办事处会计服务中心”、“邢某某”、“王某乙”。《印鉴变更业务授权书》显示，有法定代表人邢某某手章及签字，经王某甲质证，授权书上“邢某某”三个字并非邢某某本人所写。19、高平市某街街道办事处会计服务中心于2007年6月12日开具证明，内容为，因我单位在贵行办理的账户印鉴卡不慎丢失，现需重办印鉴卡，望贵单位帮助办理，经质证，王某甲证明该证明系王某乙所写。分行印鉴卡显示：有“邢某某”签名。经核实，该印鉴卡上所留信息系银行人员填写，并非邢本人所写。20、本院（2016）晋0581刑初308号《刑事判决书》证实，2016年12月30日，王某乙因犯挪用公款罪、贪污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证实：2009年至2016年4月，被告人王某乙利用职务便利，多次通过私自开具银行现金及转账支票、电汇等方式，支取便民服务中心账户10649357.99元，通过私自开具银行支票方式支取某办事处账户835300元，将挪用的11484657.99元用于赌博，另贪污公款5万元的犯罪事实。21、晋城允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晋城允智鉴（2016）0022号《高平市某街街道办事处货币资金专项审计报告》证实，根据委托，对2004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该办事处机关及便民服务中心现金、银行存款、往来款项等凭证及账本进行查证，工作内容包括现金、银行存款账面实际亏损数额，该办事处相关人员任职期间出纳，王某乙支取公款次数、金额情况，现金及银行存款应记账、未记账情况进行查证。经审计，造成该办事处机关账面实际亏损数额为3047449.17元，造成该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账面实际亏损10249357.99元。在王某甲任会计服务中心副主任期间（2004年10月9日至2015年3月27日），出纳王某乙以各村委名义交进收入11次，金额610180元，利用职务之便支取公款59次，金额9168135元，收入支出相抵后的金额为8557955元。同时，审计提出该办事处在内部管理中存在：①财务管理混乱、资金管理严重失控；②会计人员调动或办理离职未办理移交手续；③会计与出纳同为一人，法人印鉴章、财务用章同一人管理，未规定支票管理办法，出纳同时管理支票及财务章。在财务核算方面存在：①现金管理不规范，未按照现金管理方法执行，严重超出现金起算点1000元，造成现金余额巨大，未做到现金日清月结；②办事处每月不与银行对银行存款账，银行存款日记账登记不及时，未结出本月合计数、累计数及余额数，账务记载非常混乱，本次审计中银行存款日记账没有参考价值。22、被告人王某甲于2017年5月14日自书材料陈述，2007年，我向邢某某提出将我的印鉴换成王某乙的，邢某某答应了，2009年因为人员调动，导致财务管理陷入混乱，我这个副主任在运行中沦为摆设，没有人事权、审批权、执掌印鉴权。被告人王某甲于2017年4月24日、5月25日、7月4日的谈话笔录证实，2004年某办事处会计服务中心成立，主任是邢某某，副主任是王某甲和侯某某，微机员是郜某和邵某某，总出纳是王某乙，中心会计是李某丙和李晚屯，任命我为副主任时括号了个总会计。办银行取款、转账业务要使用邢某某的主任印鉴、我的印鉴、王某乙的印鉴及会计服务中心的公章。主任邢某某安排我保管公章、法人章和银行支票，并负责账务登记，2006年初，为了让王某乙熟悉业务，我让他登记银行账，这个事情没有和谁讲过，后来我把公章、邢某某和我的印鉴都交给王某乙了，2007年6-7月份把我的印鉴更换为了王某乙的，这个和邢某某说过，他表示同意。我不知道高农字（2009）74号文件关于加强现金管理的规定，文件拿回来交给主任了，我没有看。我任职期间，中心的账目共审计过三次，只对账目进行了审计，没看银行对账单，没发现问题。造成王某乙挪用公款的直接原因是，王某乙一人保管财务专章、法人印鉴、会计（出纳）印鉴，有挪用便利条件。我不知道支票、印鉴章应该分人保管，所以就没纠正，也没有汇报。被告人王某甲的《认罪悔罪书》证实被告人王某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真诚悔罪。庭审中，辩护人申请证人王某乙出庭作证，法庭审查认为该证人并非关键证人，且证人王某乙证言所证内容明确，无需出庭作证，当庭驳回该申请。质证中，被告人王某甲及辩护人董志中提出：1、公诉方出示的书证，证明王某甲于2015年3月27日经会议决定退休不妥，事实上王某甲于2015年2月16日后就没有去上班，法定年龄是3月15日退休，任职期限不能到2015年3月27日；2、邢某某、李某甲、郜某某、郭某、牛某某都是直接把名章给了王某乙，他们知道是王某乙管着；3、邢某某的证言没有讲真话，2006年王某乙就管理了“一票三章”，邢某某任职到2009年，中心一直正常运转，这些章都在用，他应该知道，王某乙的证言证明，王某乙将王某甲名章更换为王某乙，邢某某是知道的。对上述质证意见，本院认为：①公诉机关出示的某办事处于2017年5月15日出具的王某甲任职证明证实，王某甲于2015年3月27日经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王某甲退休；出示的2015年3月27日党政联席会议记录证实，当日会议决定，王某甲等人到龄退休，由郜某某书记代表组织谈话，4月1日统一回家。上述证据可以证实，某办事处是2017年3月27日决定由郜某某负责对王某甲等退休人员谈话等事宜，但并非王某甲实际退休日期，何时退休并非属会议决定的。公诉人出示的户籍证明显示，王某甲出生日期为：1955年3月15日，其法定退休年龄应为2015年3月15日。故王某甲2015年3月15日退休之后，王某乙于2015年3月18日挪用公款25万元、于2015年3月27日挪用公款5万元，计30万元，不应算作王某甲滥用职权造成的后果，应从指控的8557955元中减去，即造成损失为8257955元。故王某甲及辩护人所提王某甲不应对退休后王某乙挪用公款数额负责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②证人邢某某证实，其的个人名章、支票、中心公章均由王某甲保管；郜某某证实，其任职期间名章由王某乙保管，中心公章由王某甲保管；郭某证实，其任职期间个人名章由王某乙保管，但财务章由王某甲保管；证人李某甲证实，其到中心工作后，副主任兼总会计是王某甲，王某甲负责中心会计业务工作。上述证据证明，王某甲任该中心副主任兼总会计期间，历任主任即邢某某、郜某某、郭某等人知道王某乙保管其的个人名章，但他们均不知道王某甲将中心公章、支票及会计事务擅自让王某乙管理。故王某甲提出历任领导知道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③关于邢某某证言的真实性问题。高平市监察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多次核实邢某某，邢证实王某甲未和其讲过会计事务移交给王某乙及更换银行印鉴之事；王某乙在调查中曾证明邢某某知道更换印鉴之事，但当调查人员进一步询问邢是如何知道的，问王某乙是否和邢说过时，王某乙说：“我都记不清了”，王某乙证实邢的身份证复印件其抽屉就有，印鉴变更授权书上“邢某某”签字是其签的；经法庭核实，银行印鉴变更书上“邢某某”系银行工作人员所写，并非邢某某本人所写，无证据证明邢某某知道该事，故王某甲及辩护人董志中质证中发表邢某某知道印鉴变更之事，邢的证言不真实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针对控辩双方争议的问题，综合本案事实、证据及辩论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王某甲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一）王某甲超越自己的职责权限。第一，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作为某办事处会计服务中心副主任兼总会计的王某甲将中心的银行票据、中心公章、法人印章及会计印章交给总出纳王某乙保管，并让王某乙负责银行账务登记工作。时任某办事处纪委书记，分管并兼任会计中心主任的邢某某证实，王某甲没有和其讲过将中心公章、主任印鉴、会计章交王某乙一人保管之事。王某甲供认“此事未和谁说过。”足以证明王某甲未经批准擅自将会计中心公章、法人印章及会计印章交给总出纳王某乙保管，并让王某乙负责银行账务的登记工作的事实。第二，2007年6月王某甲让王某乙到银行变更银行印鉴之事，公诉机关出示的《中国建设银行特殊业务申请书》、《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预留印鉴变更申请书》及《印鉴变更业务授权书》等上面法定代表人处“邢某某”的签字，并非邢某某本人所签，经调查王某乙，王某乙证实2007年6月14日王某甲让其办理印鉴变更登记，是其一个人去办的，印鉴变更授权书上“邢某某”三个字是其签的，邢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在其办公室抽屉就有，印章其保管的，说明在办理印鉴变更过程中，未让会计中心主任邢某某签字及提供身份证。邢某某证实，王某甲未向其讲过印鉴变更的事，会计服务中心人员安排、调整是由办事处党政联席会决定的。综上事实证明了被告人王某甲作为会计中心副主任兼总会计未经批准擅自将自己保管的中心公章、法人印章、会计印章及会计登记工作及银行登记等事务交给总出纳王某乙并变更印鉴，超越职权，属滥用职权行为。辩护人所提邢某某知道此事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王某甲滥用职权行为应对王某乙挪用公款825.7955万元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会计机构内部应当建立稽核制度，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也就是说会计和出纳是不能一人兼任的。本案中造成王某乙既是中心出纳，又是中心会计，负责银行账务登记又保管银行支票、中心公章、法人印章、会计印章的原因是王某甲未经批准将本应自己履行的会计职务让出纳王某乙履行，将银行印鉴章（公章、会计、法人印章）交给王某乙保管，特别是2007年6月将会计印鉴擅自决定变更为王某乙，为王某乙挪用公款提供了便利。王某甲滥用职权行为与王某乙挪用公款825.7955万元给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后果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自2004年10月至2015年3月，被告人王某甲一直担任会计服务中心（后更名为农村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兼总会计，虽然该中心法人代表历经多次变更，王某甲始终未将其实际未履行总会计职责，会计事务已交给王某乙，及王某乙一人保管中心公章、银行法人印章、会计印章等情况向历任分管领导及中心主任汇报，也未纠正其滥用职权的行为，故王某甲仍应对其任中心副主任兼总会计期间滥用职权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二、被告人王某甲的行为不属自首。辩护人董志中认为，王某甲接到电话通知后到案应认定为自首，公诉人认为王某甲无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属自首。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人王某甲涉嫌滥用职权一案，高平市监察委员会于2017年4月14日立案审查，2017年4月18日该委工作人员电话通知王某甲到案接受谈话，2017年4月24日到案后，称自己对王某乙挪用公款没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自首成立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本案被告人王某甲是在高平市监察委员会已立案，对其调查谈话时电话通知其到案的，非本人自动投案，故被告人王某甲不属自首，公诉人的当庭答辩意见成立，被告人王某甲的辩护人董志中所提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甲担任高平市某街道办事处会计服务中心副主任兼总会计期间，擅自将本应由其保管的票据及印章全部交给总出纳王某乙管理，让王某乙负责本应由其履行的银行账务登记工作，擅自将自己在银行预留的印鉴让王某乙变更为“王某乙”，致使其任职期间，王某乙利用职务之便挪用该中心公款825.7955万元，给公共财产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高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王某甲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但指控造成855.7955万元经济损失不准确，依据庭审质证的证据，王某甲法定退休年龄应为2015年3月15日，故王某乙于2015年3月18日、3月27日挪用公款共计30万元，不应算作王某甲滥用职权造成的后果，应从指控的8557955元中减去，即造成损失为8257955元。导致王某乙挪用公款案件的发生，除王某甲滥用职权外，还有该中心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年度审计流于形式及其他工作人员工作不负责任等多方面原因。审理中，被告人王某甲主动退赔，并出具《认罪悔过书》当庭认罪、悔罪，其犯罪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某甲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审 判 长 史国安审 判 员 王建广审 判 员 明振国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崔洁倩书 记 员 闫裴荣袁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