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11民终1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盛利，男，1971年1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犍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学文，四川金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汉林，男，1972年9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犍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学文，四川金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秀林，女，1967年8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犍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全洪，四川则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钟安兴，男，1955年10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犍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建平，四川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犍为县公平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犍为县公平乡。法定代表人：肖少华，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进松，四川新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琴，四川新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犍为县公平乡三溪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犍为县公平乡三溪村。负责人：刘昌喜，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进松，四川新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琴，四川新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犍为县公平乡三溪村4组，住所地：四川省犍为县公平乡三溪村*组。负责人：潘立文，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进松，四川新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琴，四川新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盛利、钟汉林因与上诉人钟秀林，原审被告钟安兴、犍为县公平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公平乡政府）、犍为县公平乡三溪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溪村委会）、犍为县公平乡三溪村4组（以下简称三溪村4组）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17）川1123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盛利、钟汉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学文，上诉人钟秀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全洪，原审被告钟安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建平，原审被告公平乡政府、三溪村委会、三溪村4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进松、窦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盛利、钟汉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汪盛利、钟汉林只应赔偿钟秀林78561.75元（总损失261872.50元×30%）。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确定案由错误。杨某1因学习挖掘机操作技术，向汪盛利、钟汉林交纳了4000元拜师费。钟汉林驾驶挖掘机在公路上面的山林施工，因上下地界突然发生山石滚落砸伤在公路上通过的杨某1，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纠纷。事发时，杨某1处于学习阶段，并没有为汪盛利、钟汉林提供劳务，双方之间并非雇员与雇主的关系，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当。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017年5月19日17时左右杨某1被砸伤，钟汉林等人积极将其送往犍为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犍为县医院）救治，该院医生告知钟汉林等人杨某1无生命危险（没有病情危重通知书），还开具了各种检查单让杨某1去检查。正是该院工作人员判断失误，延误抢救时机，致杨某1于19时51分因创伤性失血休克死亡。汪盛利、钟汉林只对杨某1的受伤结果承担部分责任，但杨某1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犍为县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因此，应减轻汪盛利、钟汉林的赔偿责任。施工现场设置有安全警示标志，杨某1作为学习挖掘机技术已经8个月的学徒，应当意识到施工过程中进入山下危险路段通行的危险性，但其并未尽到常人的注意义务，对自身损害结果具有重大过失，也应减轻汪盛利、钟汉林的赔偿责任。汪盛利、钟汉林只应承担其总损失30%的赔偿责任。3.杨某1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赔偿。一审中，钟秀林只提供了杨某12012年在江苏省江阴市参保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但之后至事发时无继续参保记录，无法证明杨某1事发前一年在城镇居住，收入来源于城镇。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确定其死亡赔偿金是错误的。钟秀林辩称，杨某1死亡的地点位于汪盛利、钟汉林施工的工地，且坠落的山石来自于当天上午挖掘机挖掘过的地方，与挖掘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杨某1是徒弟，汪盛利、钟汉林作为师傅有义务要求其认真学习。从杨某1受伤地点到犍为县医院，途中要经过公平乡医院、龙孔镇中心医院等医疗机构，但均未在这些医院对杨某1进行过抢救，因此，汪盛利、钟汉林延误了抢救时机，对杨某1的救治有过错。汪盛利、钟汉林主张犍为县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杨某1在其父亲死亡后的十几年间长期在外务工，脱离了农业生产，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是正确的。钟安兴辩称，钟安兴与钟汉林存在承揽合同关系，钟安兴作为定作人，在定作、指示、选任上均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关于钟安兴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钟安兴不承担法律责任的一审判决。公平乡政府、三溪村委会、三溪村4组辩称，请求维持原判。钟秀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汪盛利、钟汉林连带赔偿钟秀林损失1050707元（死亡赔偿金566700元、丧葬费27212.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13200元、误工费1359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汪盛利、钟汉林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死者杨某1应自行承担30%的责任是错误的。杨某1生前跟随汪盛利、钟汉林学习挖掘机操作技术，与该二人具有人身依附关系，须随时听从其指挥。杨某1处于学习阶段，无能力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而汪盛利、钟汉林作为师傅，长期从事挖掘机工作，对工作中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完全有预见和判断能力。因此，杨某1的死亡应由汪盛利、钟汉林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一审判决确定精神抚慰金数额后再划分责任比例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确定精神抚慰金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已包括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因此，不应再划分过错比例。3.一审判决不支持钟秀林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当。钟秀林的丈夫去世多年，杨某1系钟秀林的独子，一直以来均是杨某1与钟秀林四处打工维持生计，母子俩相依为命。现在，钟秀林连唯一的依靠也已失去，其今后的养老问题无法解决，应支持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汪盛利、钟汉林辩称，杨某1向汪盛利、钟汉林缴纳了4000元拜师费，向汪盛利、钟汉林学习挖掘机操作技术，双方之间形成师徒关系。事发当天，系因山石滚落致使在公路上行走的杨某1死亡，属于意外事件。当时，杨某1并未为汪盛利、钟汉林工作，汪盛利、钟汉林并未受益。杨某1受伤后，汪盛利、钟汉林及时将其送往犍为县医院抢救，该院医生告知其无生命危险，没有下达病危通知书，正是医院工作人员判断失误，延误抢救时机，最终导致杨某1因创伤性失血休克死亡，所以，犍为县医院对杨某1的死亡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事故发生时，钟秀林未满50周岁，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一审法院不支持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正确的。一审法院确定的精神抚慰金正确。杨某1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赔偿。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钟安兴辩称，钟安兴与钟汉林存在承揽合同关系，钟安兴作为定作人，在定作、指示、选任上均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关于钟安兴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钟安兴不承担法律责任的一审判决。公平乡政府、三溪村委会、三溪村4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钟秀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汪盛利、钟汉林、钟安兴赔偿钟秀林各项损失共计1111471.50元:死亡赔偿金28335元/年×20年=566700元、丧葬费54425元/年÷12月×6月=27212.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660元/年×20年=413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误工费54425元/年÷12月÷30日×3人×3天=1359元、交通费3000元，公平乡政府、三溪村委会、三溪村4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由汪盛利、钟汉林、钟安兴、公平乡政府、三溪村委会、三溪村4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无争议事实：杨某1，男，1988年5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为四川省犍为县×村。2017年5月19日在俗称×林地公路边因山石滚落砸伤，后经犍为县医院治疗无效于当日19时51分在医院死亡，汪盛利垫付医疗费1735.60元。钟秀林于1967年出生，系死者杨某1的母亲，杨某1生前未婚，其父亲已故。事发地山林小地名为×，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三溪村4组，使用权权利人为钟安兴，林地使用期限为长期，事发时正在施工作业的是钟汉林，其主要工作是操作挖掘机（型号为×,出厂编号为×，钟汉林、汪盛利共同所有）将林地整改为茶山，该林地拟流转给案外人“费老板”。杨某1向汪盛利、钟汉林学习挖掘机操作技术，汪盛利、钟汉林收取了杨某14000元的拜师费，事发时学习时间近8个月。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杨某1的受伤时间及原因？二、汪盛利垫付费用的具体金额？三、现场是否设有安全警示标志？四、杨某1生前居住和工作的问题？关于杨某1的受伤时间问题，结合案发时现场的目击证人李某、挖机操作者钟汉林、接到事故报告的三溪村4组组长潘立文在犍为县公安局龙孔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综合认定杨某1受伤的时间为2017年5月19日下午5时左右。虽然2017年6月3日犍为县安全监督管理局对潘立文进行询问并形成的笔录中，潘立文在同一份笔录里对事故发生的时间前后叙述不一致，曾提到事故发生的时间为2017年5月19日下午14时46分，但该份笔录本身存在自相矛盾，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形下，该院不予采信。关于杨某1受伤的原因，本案中仅有钟汉林以及目击证人李某案发后在犍为县公安局龙孔派出所接受询问时形成的笔录载明，滚落巨石来自钟汉林上午刚挖掘过的林地。故，对该事实，该院予以认定。关于汪盛利垫付费用的具体金额，汪盛利主张除垫付医疗费1735.60元（钟秀林方已认可），还垫付了600元丧葬用品费用、住宿费600元、伙食费2675元，其虽提交了相关的发票及收据，但在钟秀林不予认可的情形下，仅凭发票及收据该院无法确认系本案因杨某1死亡致钟秀林产生的损失，但其中600元的丧葬用品费用，结合钟秀林的陈述，该院予以确认，故，汪盛利的垫付费用，该院认定为医疗费1735.6元和丧葬用品费用600元，共计2335.60元，计2335元。事发时现场的挖掘机系汪盛利与钟汉林共同所有，接受事发林地改造也系二人的合伙行为。关于现场是否设有安全警示标志，钟汉林作为现场施工人员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没有，庭审中推翻该陈述称有，而同在事发地的目击者李某证实有警示标志，到过现场的潘立文、三溪村书记余美书、村主任均称有安全警示标志，该标志系潘立文设置，结合现场照片，该院综合认定在施工区域设置有安全警示标志。关于杨某1生前工作和居住情况。钟秀林提交的犍为县×村第×村民小组以及犍为县×村民委员会、犍为县×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已加盖三个印章并且有村民小组经办人签字，因此，对于该份证据该院予以采信，证实杨某1于生前已经脱离原有户籍所在地，无论居住生活都未在此。对于钟秀林提交的江阴×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本身无负责人签字不足以证明杨某1的务工情况，但结合杨某1在江阴市购买社会保险的缴费情况，基本能够证实钟秀林的主张，即杨某1曾在江阴×公司工作过。至于杨某1生前居住在何处，因钟秀林提交的房东杨尚芝的证明性质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作证，同时也无租房合同、房屋产权证、租金支付凭证等证据辅助证明，故对该事实，本案中无法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受到侵害时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系：一、本案案由如何认定？二、钟安兴与汪盛利、钟汉林系何种法律关系？三、公平乡政府、三溪村委会、三溪村4组是否担责？四、本案责任比例如何划分？五、死者杨某1的各项损失如何确定？关于本案案由如何认定的问题。汪盛利、钟汉林系杨某1的师傅，收取了4000元的“拜师费”。事发时杨某1的行为结合当时的时间、环境等应属于学习期间内。汪盛利、钟汉林主张案由应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钟秀林及其他当事人主张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该院认为，杨某1在交纳拜师费后与师傅即钟汉林一起劳作，客观上提供了劳务，从实践中学习技艺，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应属于劳务关系，既不是帮工也非行人受伤，故二者关系应认定为劳务关系，案由确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关于钟安兴与汪盛利、钟汉林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钟安兴主张与钟汉林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因钟安兴将整改山林的事情委托给了同是自己侄女婿也是三溪村4组组长的潘立文来处理，潘立文将该事项承揽给了钟汉林，约定总价款为6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钟汉林知晓此事，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达成口头合意，且钟汉林已经开始履行该协议，结合双方的约定，整改山林的承揽任务最终是否符合要求以有意向承包该山林的案外人“费老板”的标准来验收。钟安兴与钟汉林成立承揽关系，汪盛利因与钟汉林合伙，系共同承揽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汪盛利、钟汉林在履行承揽合同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杨某1损害，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汪盛利、钟汉林主张维护现场安全的义务应系潘立文负责，因双方系承揽合同关系，安全义务并非定作人钟安兴的法定义务，虽其委托代理人主动进行安全监管但并不意味着其就应该履行该义务，且潘立文的特殊身份决定其作为组长参与监督与维护也是合理的。钟汉林认可潘立文已经向杨某1交涉过安全问题，而无证据证明定作人即钟安兴在定作、指示、选任过程中有过错，因此，钟安兴不承担责任。关于公平乡政府、三溪村委会、三溪村4组是否担责的问题。钟秀林主张钟安兴毁坏山林、土地，擅自改变土地性质，破坏土地使水土流失，三溪村4组将林地公开开发，公平乡政府、三溪村村委会不履行监管职责，导致毁林、毁地施工过程中致杨某1死亡，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涉案林地的所有，但使用权归钟安兴，使用期限为长期，其有权对林地进行合理利用，三溪村4组在已经将林地发包给钟安兴并登记造册之后已对山林没有实际的管理和控制，钟安兴也否认有收回使用权一说。钟安兴此次整改山林的目的是将林地整改成符合种植条件的茶山，其整改之前是否应该报批并取得相关的审批手续，是否属于毁林、毁地应属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的行政审查，不属于本案民事侵权案件审查范围。故，钟秀林主张公平乡政府、三溪村委会、三溪村4组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责任比例如何划分的问题。钟汉林在施工过程中，对已整改山林在未交付定作人验收前应当对该整改山林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作为杨某1的师傅也应当对杨某1进行严格的安全教育并在操作过程中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由于钟汉林疏于管理导致山石滚落砸伤杨某1致死的损害后果，钟汉林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即70%的责任，因汪盛利系合伙承揽人，故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死者杨某1作为成年人，带着学习一技之长的目的来学习挖掘机操作技术已经达8个月，且潘立文也对其进行过安全教育，其应该有较常人更强的安全意识，作为现场施工人员之一，不仅应当注意自身安全还应注意整个施工现场的安全。如果是休息期间，应选择安全区域，即警示标志以外的区域。故杨某1本人应承担次要责任，即30%的责任。关于因杨某1死亡的各项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钟秀林主张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汪盛利、钟汉林、钟安兴、公平乡政府、三溪村委会、三溪村4组均认为钟秀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结合钟秀林提交的证据犍为县×村第×村民小组以及犍为县×村民委员会、犍为县×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杨某1生前未居住在其户籍所在地也未在户籍所在地从事农业生产，加之钟秀林提交的江阴×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和杨某1缴纳社保信息等能够证实杨某1生前在城镇有务工。本案中，杨某1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故其死亡赔偿金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更为合理。死亡赔偿金为28335元/年×20年=566700元。钟秀林主张的丧葬费27212.50元，双方当事人对此计算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钟秀林主张被扶养人即其本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4132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钟秀林系成年人，截止目前尚未满60周岁，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丧失劳动能力，因此，关于钟秀林的该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钟秀林主张的精神抚慰金100000元，该主张金额较高，该院酌情认定为40000元。关于钟秀林主张的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359元结合实际情况，较为合理，该院予以支持。钟秀林主张的交通费3000元过高，该院酌情认定为500元。综上所述，因杨某1死亡产生的损失为：医疗费1735.6元、死亡赔偿金566700元、丧葬费27212.50元（汪盛利垫付的600元丧葬用品费用不再累积计算）、精神抚慰金40000元、误工费1359元、交通费500元共计637507元。汪盛利、钟汉林应连带赔偿该损失的70%，即446254元。汪盛利已垫付的2335元，为避免诉累，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汪盛利、钟汉林还应赔偿443919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汪盛利、钟汉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钟秀林因杨某1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443919元；二、驳回钟秀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80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9803元，由钟秀林负担5941元，汪盛利、钟汉林负担13862元。二审中，钟秀林申请证人王某、杨某2出庭作证，拟证明杨某1长期在外打工，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王某证言的主要内容：王某与杨某1系地邻关系。2003年杨某1父亲死亡后，其与母亲钟秀林就去江苏打工，直至2016年才回到犍为县。因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房屋垮塌。杨某2证言的主要内容：杨某2与杨某1系地邻关系。杨某1的父亲于2003年去世，之后，杨某1就与钟秀林外出打工，杨某1于2016年回犍为，杨某1称呼杨某2“四孃”。因杨某1家的房屋垮塌，回来后就住其奶奶家，没有干农活。学习挖掘机操作后，杨某1下雨天就住奶奶家，天晴时就住在其租赁的房屋内。汪盛利、钟汉林质证认为：王某只是用猜测性的语言说杨某1在外打工，杨某1称呼杨某2为“四孃”，可见双方系亲戚，有利害关系。前述证人证言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钟安兴表示对证人证言不发表质证意见。公平乡政府、三溪村委会、三溪村4组认可证人证言。本院认证：王某、杨某2的证言均能反映出杨某1从2003年起与钟秀林外出打工，至2016年返回的事实，前述证言与江阴×公司的证明、江阴市社保缴费记录、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表及农业银行业务回单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可以证明杨某1的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业生产。本院对王某、杨某2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汪盛利、钟汉林、钟安兴、公平乡政府、三溪村委会、三溪村4组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从2003年起杨某1长期在外打工。2010年至2012年，江阴×公司为杨某1参加了社会保险，累计缴费26个月。2016年杨某1返回犍为县。2016年3月31日，杨某1与四川×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关约定为：杨某1以一次性付款的方式购买该公司开发的×住宅一套，建筑面积88.86平方米。同日，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在犍为县房地产管理局备案。杨某1于同日以银行刷卡的方式一次性缴纳了购房款330000元，四川×公司向杨某1出具了收据，载明以刷卡方式收到房款330000元。案涉林地使用权人钟安兴委托潘立文请人将林地整改为茶山。潘立文与钟汉林达成口头协议，以6000元的价格将林地整改事宜交由钟汉林完成。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杨某1与汪盛利、钟汉林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如何确定？2.杨某1的死亡赔偿金应按什么标准确定？3.犍为县医院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确定汪盛利、钟汉林、杨某1的责任比例是否妥当？4.钟秀林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否支持？5.一审法院确定的精神抚慰金是否妥当？关于杨某1与汪盛利、钟汉林之间法律关系的问题。杨某1缴纳4000元拜师费后，向汪盛利、钟汉林学习挖掘机操作技术，双方系师徒关系，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事发时杨某1并未操作挖掘机，不能说明其系为汪盛利、钟汉林提供劳务，因此，双方之间并未构成劳务关系。本案案由应为生命权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杨某1的死亡赔偿金应按何种标准确定的问题。杨某1从2003年起长期在外打工，直至2016年才返回家乡，结合江阴×公司的证明、江阴市社保缴费记录、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表及农业银行业务回单、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杨某1的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业生产，一审法院参照城镇居民标准确定其死亡赔偿金为5667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犍为县医院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一审法院确定汪盛利、钟汉林、杨某1的责任比例是否妥当的问题。汪盛利、钟汉林并未举证证明犍为县医院在杨某1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行为，对其提出犍为县医院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从查明的事实来看，砸伤杨某1的坠落山石来源于钟汉林当天上午挖掘过的地方，杨某1受伤并最终死亡与钟汉林的挖掘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汪盛利、钟汉林与杨某1形成师徒关系，在学习期间，汪盛利、钟汉林对杨某1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及时对其进行安全教育，作出相应安全提醒。事发当天，杨某1位于存在安全隐患的施工林地下方的公路上，汪盛利、钟汉林未对其进行提醒、教育，对杨某1损害后果的发生，汪盛利、钟汉林应承担相应责任。而杨某1作为已学习挖掘机操作技术8个月的学徒，对挖掘机操作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应当具有一定的认知，但其仍在具有安全隐患的位于整改林地下方的公路上行走，且不注意观察周围情况，对其自身损害后果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情况，确定由汪盛利、钟汉林承担70%的责任、杨某1自行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钟秀林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否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杨某1死亡时钟秀林未满50周岁，且长期在外打工，不属于被扶养人，对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关于一审法院确定的精神抚慰金是否妥当的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综合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行为方式、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予以确定，也即，在确定精神抚慰金数额时已经考虑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情形，不应在确定精神抚慰金数额后，再乘以责任比例，一审判决的表述欠妥，但是，一审法院实际确定钟秀林的精神抚慰金为28000元，符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另外，一审法院确定的丧葬费27212.50元、误工费1359元、交通费500元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为减少诉累，对汪盛利垫付的2335元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也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汪盛利、钟汉林、钟秀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48元，由汪盛利、钟汉林负担6780元，钟秀林负担98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玲审 判 员  吴维维审 判 员  黎 琳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法官助理  聂佳丽书 记 员  沈晓琴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