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苏09行终5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兆英，女，1955年8月21日生，汉族，居民，住响水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武，男，1952年7月28日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2002年5月16日生，汉族，学生，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2008年6月29日生，汉族，学生，住址同上。两上诉人李某1、李某2法定代理人潘兆英（系李某1、李某2之祖母），女，1955年8月21日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上列四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蔡云桂，江苏中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响水县公安局，住所地响水县城长江中路110号。法定代表人张瀚，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王峰，该局党委副书记。委托代理人成华，该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吉洋，该局督察大队大队长。上诉人潘兆英、李永武、李某1、李某2诉被上诉人响水县公安局要求确认看守监管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建湖县人民法院（2017）苏0925行初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3是原告李永武、潘兆英的儿子，原告李某1、李某2的父亲。2015年10月23日，李某3涉嫌犯诈骗罪被响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并被送至响水县看守所羁押。在入所时，响水县看守所对李某3进行健康检查，李某3无不予收押的情形。同年11月27日，响水县人民检察院以李某3涉嫌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批准逮捕，同日由被告响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羁押场所仍在响水县看守所。2016年5月20日，响水县人民检察院以响检诉刑诉[2016]98号起诉书指控李某3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向响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李某3被收押期间，响水县看守所对其身体状况进行了日常巡查，并对其反映的症状进行了治疗。2016年10月9日、11日，李某3出现呕吐症状，响水县看守所即安排其出所至响水县中医院就医治疗。因李某3病情不见好转，响水县看守所又于2016年10月17日将其送至响水县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胃占位肿瘤，恶性（待病理确定）。随后，响水县看守所向响水县人民法院提交《关于变更在押人员李某3刑事强制措施的报告》。同日，响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921刑初第101号取保候审决定书及释放通知书，李某3被取保候审。2017年1月1日，李某3因患胃癌晚期死亡。四原告认为李某3的死亡与响水县看守所未尽监管职责存在因果关系，遂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三条规定，看守所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犯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对人犯进行教育；管理人犯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本案中，响水县看守所作为看守监管被羁押人犯的法定场所，具有对被实施了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人进行羁押和管理的职能，其职权来源于行政法规的规定，故其羁押看管人犯属于行政行为，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响水县看守所是响水县公安局的内设机构，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组织机构，故响水县公安局系本案适格被告。被告响水县公安局关于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的辩解，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十条规定，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收押：（一）患有××或者急性××的；（二）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但是罪大恶极不羁押对社会有危险性的除外；（三）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本案中，李某3于2015年10月23日被刑事拘留送押，入所时，响水县看守所已对李某3进行了健康检查，李某3除脂肪肝外，其余所检项目并无异常，响水县看守所认为其不存在收押的例外情形，依法对其进行了收押。收押期间，响水县看守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医疗和常用药品，在其身体出现不适时，也及时采取了治疗措施，根据其病情多次将其送至医院治疗，并及时申请变更羁押措施。本案在案证据证明李某3系因患胃癌死亡，其死亡与响水县看守所的监管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四原告认为响水县看守所未尽监管责任导致李某3死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四原告主张赔偿1939041.22元的诉讼请求，需以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故其该项主张于法无据，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潘兆英、李永武、李某1、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潘兆英、李永武、李某1、李某2负担。上诉人潘兆英、李永武、李某1、李某2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8与本案无关联性，没有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违反公安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看守所管理确保在押人员身体健康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没有为李某3建立医疗档案、从未与家属联系、无每日巡诊二次的记录、没有在羁押每6个月为李某3按入所健康检查的标准对其进行健康检查，原审文书中只字不提，刻意包庇被上诉人。3、原审法院逃避认定被上诉人在监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认定李某3胃癌晚期死亡与被上诉人的监管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明显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响水县公安局口头答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恰当。2、被上诉人响水县公安局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未尽监管职责的行政不作为，响水县公安局对李某3从收押至释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为保障刑事诉讼权利顺利进行，履行羁押职能，尽到了监管职责，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未尽监管责任的行政不作为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当事人在一审审理期间所提供的证据、依据，原审法院已随卷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与原审判决无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三条规定，看守所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犯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对人犯进行教育；管理人犯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故本案响水县看守所具有对人犯进行羁押和管理的职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看守所的主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据此，被上诉人响水县公安局作为响水县看守所的主管机关，系本案的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就其遭受的损害及行政行为与该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2015年10月23日，李某3因涉嫌诈骗案被羁押于响水县看守所，并于当日进行了入所健康检查，经体检除发现有脂肪肝外，未发现李某3有异常情况，并依法填写了入所健康检查表。在羁押期间李某3自称胃部不适，响水县看守所驻所医生给予及时治疗，后因病情一直未见好转，于2016年10月9日、10月11日、10月17日三次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在诊断为疑似恶性肿瘤后，响水县看守所于2016年10月17日向办案机关响水县人民法院出具书面报告，响水县人民法院于当日对李某3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侯审，并予以释放。响水县看守所已尽到管理人犯在押期间的监管职责，其监管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的相关规定，上诉人潘兆英等四人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并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李某3患胃癌死亡与被上诉人的监管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其要求被上诉人响水县公安局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8认定不当的问题。经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4为刑辩律师与李某3的会见情况笔录，该笔录只是提及李某3身体状况不好、血压较高、胃子不好等，并无其他与本案相关的内容，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与本案无关联性并无不当；证据5系李某3同监室室友潘甜甜证言，该证言认为看守所的劳动产品对人体健康有害，该内容与李某3患胃癌死亡与被上诉人的监管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缺乏关联性；证据6-8系证明李某3羁押前身体状况的证据，同样与本案李某3患胃癌死亡之间无关联性。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3-8并不能证实李某3患胃癌死亡与被上诉人的监管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潘兆英等四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潘兆英、李永武、李某1、李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红审判员 吕 红审判员 秦广林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孙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