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6民终7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黄万章，男，1979年6月24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剑河县人，住贵州省剑河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吴亮，男，1985年1月18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剑河县人，住贵州省剑河县。上诉人（一审原告）:陈远立，男，1964年9月16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剑河县人，住贵州省剑河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凯里市汇保日用品百货商贸行，住所地贵州省凯里市国际商贸城*栋*层*****号商铺。经营者：杨文珍，女，1978年8月17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贵州省凯里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文珍，女，1978年8月17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贵州省。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石绘，男，1980年8月13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印江县人，住贵州省印江县，现租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黄万章、吴亮、陈远立因与被上诉人凯里市汇保日用品百货商贸行（以下简称：汇保商贸行）、杨文珍、石绘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7)黔2601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万章、吴亮、陈远立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7)黔2601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程序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及原审案件的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涉案《代理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无效合同。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涉案《代理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无效合同。理由如下：第一、被上诉人汇保商贸行、杨文珍不具有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的资质，亦不具备从事商业特许经营的条件，因此没有签订《代理协议》、发展加盟商的主体资格。1、被上诉人汇保商贸行、杨文珍没有取得《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及《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没有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的资质。2、被上诉人汇保商贸行、杨文珍没有成熟合法的经营模式，亦没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等经营资源，不具备发展加盟商的主体资格。第二、《代理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代理协议》目的具有非法性。被上诉人汇保商贸行、杨文珍没有实际的产品销售活动，其宣传的“卖产品送保险”实际上是“买保险送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四）项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第一百三十一条第（四）项规定：“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从业人员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据此可知，法律禁止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目的是为了保障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防止形成不正当竞争，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本案中，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出具的保险合同中，显然没有投保人可以凭借保险凭证前往被上诉人处领取“等值”产品的约定。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约定了被上诉人允许上诉人加盟从事保险代理业务，但实际的运作模式是以免费赠送与保险凭证“等值”的产品为诱饵，吸引投保人前来咨询，然后介绍投保人前往指定保险公司购买保险，进而获取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私下支付的佣金(即好处费），被上诉人的行为，正是以签订加盟保险代理合同、歪曲经营模式的形式，来掩盖其非法获取保险佣金的非法目的。第三、《代理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前文已述及。《代理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第一百三十条“保险佣金只限于向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支付，不得向其他人支付”以及第一百三十一条第（四）项“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从业人员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的规定，上述法律规定，应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不具备保险代理资质的情况下，发展上诉人作为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的加盟商，实际上又并未从事如代收保险费、代开保险凭证等保险代理活动，仅仅是以赠送“同等价值”的产品为诱饵，通过介绍投保人购买指定保险公司的保险，进而获取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私下支付的“佣金”。针对此种行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没有明确规定为该行为无效，但若使涉案《代理协议》继续有效，势必扰乱保险业秩序，形成不正当竞争的风气，最终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我国《保险法》的立法意图是规范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营造良好的保险业秩序，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私下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我国《保险法》不仅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还规定了对相关人员的非法所得予以没收。从我国《保险法》相关规定来看，该法将这种意图非法获取保险工作人员私下支付“佣金”（即“好处费”）的行为，已定性为非法行为，否定了该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因此，上述《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应理解为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第四、《代理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保险代理业务资质的情况下，发展上诉人作为加盟商，与上诉人签订《代理协议》，实际上通过介绍投保人购买指定保险公司的保险，从而获取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私下支付的佣金，该行为己经严重违反了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如果继续认定《代理协议》有效，那么那些想通过加盟保险代理，意图获取保险佣金持观望态度的人，就会获得法律“保护”，会毫不犹豫地涌进这个“行业”，势必扰乱保险业的正常运营秩序，引起保险公司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致使保险业畸形发展，最终将会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被上诉人已经在黔东南州多个县城发展加盟商，含本案在内已有五起相同性质的案件诉至法院，其发展趋势可见一斑，且从被上诉人提供的《结算单》来看，被上诉人已经从此种非法行为中获取了不少的非法利益，已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如若不及时制止此种非法行为，其危害结果将会进一步扩大。综上，涉案《代理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了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二、《代理协议》系无效合同，被上诉人汇保商贸行、杨文珍对已收取的五万元加盟费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责任;被上诉人石绘作为被上诉人杨文珍的合伙人，也是加盟费的实际收款人，也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三、对于《代理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三位被上诉人负有主要过错，应赔偿上诉人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代理协议》后，参照被上诉人推出的经营模式，向出租人杨明租用了一间门面用于经营，并己支付9600元的房屋租金。同时，上诉人对门面进行了必要的装修，花去装修费40000元。除此之外，上诉人还需支付员工工资、电费等其他支出，上诉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己超5万元。鉴于上诉人在签订《代理协议》时，没有仔细查明被上诉人是否确实具备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的资质或从事发展加盟商的主体资格，也存在一定的过失，故上诉人只主张3万元的经济损失。杨文珍、石绘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一、原审驳回黄万章、陈远立、吴亮的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1、上诉人多次对答辩人公司考察后，要求与汇保商贸行加盟代理并与答辩人等签署《代理协议书》，双方是在公平、公正、合法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代理协议书》，加盟费5万元，汇保商贸行送5万元明码标价的日用百货产品。2、上诉人与汇保商贸行达成《代理协议》后，便按协议书开展业务活动。答辩人的经营模式就是买百货，送保险，即保险金。并不是上诉人所提出是汇保商贸行买保险送百货的模式，汇保商贸行是依法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登记的合法经营者，有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单位。公司开创买百货送保险，符合顾客利益，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汇保商贸行与保险公司买保险送百货没有任何关系，买日用百货后，可根据顾客的需要在向全国国内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开单，是公平、公正、自由的为顾客提供服务。汇保商贸行的经营模式能减轻投保人的经济负担，符合国家市场改革发展的需要，合理合法。二、上诉人在原审中称，上诉人是在为顾客买保险送百货的经营模式，但是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为投保人开单买保险的收据，上诉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诚实守信原则，属违法乱诉。三、上诉人等人与汇保商贸行达成《代理协议》后，开展了经营活动，因经营不当，打起邪念想法，首先向凯里市公安局报警称答辩人诈骗钱财，要求公安机关对答辩人等追究刑事责任，最终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上诉人行为属恶意诬告行为，应承担诬告责任。一审中潘秀华没有本意要报警，也没有本意起诉答辩人，是以黄万章、陈远立、邱绍欣等人在凯里市兄弟律师事务所的诱导下报警不成后又向法院起诉，在庭审中上诉人潘秀华当庭申请撤诉，申请中说明，因为经营不善，想通过报警使答辩人受到刑事处罚，想通过律师代理打官司获得弥补损失。本案中，黄万章、吴亮、陈远立他们颠倒是非，主张可期待的利益损失，实属滥用诉权。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黄万章、吴亮、陈远立一审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凯里市汇保日用百货商贸行、杨文珍于2016年5月31日签订的《代理协议》无效；2、依法判决三被告连带向原告退还3万元加盟费；3、判决三被告连带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3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连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汇保商贸行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杨文珍，石绘与杨文珍系合伙关系。2016年5月31日，凯里市汇保车汇作为甲方，黄万章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代理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1、汇保商贸行是汇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黔东南授权的合作企业，现甲方与保险公司强强联手，重点推出买产品送保险的销售模式，向剑河县发展乙方为加盟商。2、加盟商可免费领取5万元的商品，商品销售过程中，甲方根据乙方需要随时补充货源；乙方在协议生效后向甲方支付加盟费5万元，加盟资格在合同期满后自然终止，加盟费不予退还。3、加盟分配形式，经营保险代理的相应的保险公司支付的商业保险代理佣金，乙方分配的比例为14%，完全归乙方所有，若保险公司的佣金有所调整要据实际情况作相应的调整；甲方根据乙方提供的商业保险金额免费配送等额的产品拉动市场。4、结算方式为次月20号至30号之间甲方将佣金打入乙方指定账上；每月甲方与乙方结清当月资金往来。5、加盟期限为两年，从2016年5月3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同日，黄万章、吴亮的合作人陈远立向凯里市汇保车汇指定的石绘账户转入6万元。其中，3万元为原告作为剑河县加盟商的加盟费，另外3万元为原告作为三穗县加盟商的加盟费。嗣后，被告向原告提供免费商品，原告予以接收并用于加盟经营。同时查明：黄万章、吴亮与陈远立系合伙关系。2016年6月7日，吴亮办理个体工商户的登记。原告自认在门面经营期间，保险公司按照与被告的约定向原告给付佣金，该佣金数额为保险金总额的4%至22%不等。另查明：庭审中，杨文珍自认案涉《代理协议》中的凯里市汇保车汇系汇保商贸行。该协议加盖的“凯里汇保车汇”的公章实际上就是汇保商贸行的公章。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包括：（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要求确认《代理协议》无效系认为该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首先，案涉《代理协议》内容涉及的销售模式为买产品送保险，该销售模式并非需要保险资质，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市场经济调控下的经营手段。虽然在该《代理协议》的实际履行中，原告并未出卖产品而是赠与消费者产品，但其介绍消费者到合作的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并在促成消费者到保险公司购买其所需保险后实际获得了保险公司给付的佣金利益，故应视为原告对被告销售模式的认可。作为原告其获取介绍消费者购买保险公司产品从保险公司得到佣金、作为保险公司其销售了保险产品、作为消费者其购买了保险且得到免费赠送的产品，均是受益的，并非原告所述，该《代理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次，我国《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从消费者的消费流程来看，消费者是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用，即保险业务是消费者在保险公司办理的，保险业务的办理并不是由原告或者被告办理。消费者仅是在原告的介绍下购买指定保险公司的保险险种，是否购买原告指定的保险公司的保险险种的选择权仍然在消费者手上，原告、被告在消费者购买保险过程中，介绍消费者购买保险，是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是从中获取保险公司所给付的促成保险业务的佣金的居间行为，并不是我国《保险法》中规定的保险代理人。该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所规定的“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应当具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取得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而本案原告或被告并不是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其并不构成保险代理行为，且被告也不是给予或者承诺给予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的保险业务中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故此，被告的销售模式亦不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再则，被告向原告提供商品时，原告并未对免费商品的价值提出异议，且予以接收并用于加盟经营，应视为对被告提供免费商品价值的认可。因此，对原告提出被告提供的商品价值至少抬高了市场价10倍以上的意见，不予采信。综上，2016年5月31日，汇保商贸行与原告签订的《代理协议》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案涉《代理协议》签订后，原告向汇保商贸行履行了支付3万元加盟费义务，被告汇保商贸行予以认可，且汇保商贸行向原告履行了提供价值5万元的免费商品的义务，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同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并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本院对案涉《代理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故对原告要求确认原告与汇保商贸行、杨文珍于2016年5月31日签订的《代理协议》无效的诉请，不予支持。原告的第二项诉请和第三项诉请系在确认《代理协议》无效的前提下的主张，因其第一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故对其第二、第三项诉请，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四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万章、吴亮、陈远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原告黄万章、吴亮、陈远立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案经调解未果。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代理协议》是否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2、涉案《代理协议》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关于焦点1，本院认为，首先，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前提是形式合法化，也即合同从表面上看是合法的，合同的主体、合同的内容均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单纯从形式上不能判断合同无效。但黄万章、吴亮、陈远立上诉称汇保商贸行不具有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的资质，亦不具有从事商业特许经营的条件，没有签订《代理协议》发展加盟商的主体资格，实质是主张合同形式非法，因此，其适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法律规定主张合同无效与其所诉理由相悖。其次、从行为和目的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行为具有两重性，“合法形式”下掩盖着另一个“违法形式”的存在，“合法目的”掩盖着非法目的，非法目的是行为人的真实目的。而本案，黄万章、吴亮、陈远立与汇保商贸行及杨文珍行为和目的均只有一个，就是分享保险公司的佣金。双方的行为和目的一致，与黄万章、吴亮、陈远立主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行为和目的应有的二重性不符；再次，从主观上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有一方是直接故意，明知这个“形式”就是一个幌子，是掩盖真实目的的面纱，不是他要达到的真实目的，另一方在主观上是过失或者放任，可能不知对行为真实目的或者即使知道也采取放任的态度，不是其追求的结果。而本案，黄万章、吴亮、陈远立与汇保商贸行和杨文珍对代理协议所明确的经营模式和佣金分配等事项明确认可，也已实际履行，因此与适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主观心态不一的特征不符，也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行为有别；第四、从行为后果看，黄万章、吴亮、陈远立与汇保商贸行和杨文珍在介绍投保人投保后保险公司、投保人和当事人的利益并未受损，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后果是损害他人利益。且“他人”所指具体而非泛指。因此，黄万章、吴亮、陈远立以汇保商贸行和杨文珍的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主张合同无效，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后果指向具体这一适用条件不符。纵观本案，双方当事人收取佣金的意思表示并非不真实，除收取佣金外，也无其他虚伪意思表示，因此，黄万章、吴亮、陈远立主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四项、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四项并未明确规定违反该规定的后果必将导致合同无效；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撑黄万章、吴亮、陈远立主张的收取佣金必将导致保险秩序混乱，恶性竞争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保险佣金只限于向具有合法资格的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支付，不得向其他人支付。”但本条是对保险代理手续费和经纪人佣金的支付管理的规定，属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未取得合法资格的人员从事个人保险代理活动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只对违反该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并未进一步否定其效力。因此，上诉人有关《代理协议》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理由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万章、吴亮、陈远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黄万章、吴亮、陈远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琴审判员 杨再幸审判员 龙 恺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赵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