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2民终35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顶，男，1966年6月14日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燕萍，无锡市滨湖区金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市益昌机械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新区硕放工业园经发一路。法定代表人：杨建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萍，无锡市新区旺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振顶因与被上诉人无锡市益昌机械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昌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苏0291民初2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振顶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其与益昌公司之间存在定作合同关系。首先，案涉《承揽合同》中加盖了益昌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且该印章就是在益昌公司加盖的，合同相对方系益昌公司；其次，益昌公司称上述合同中的合同专用章系伪造，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原审中提供的用于比对的合同专用章在相关部门备案；最后，案涉电梯装潢业务从交易开始到签订合同并安装均是其和袁传文及案外人徐加成联系的，预付款也是他们支付的，益昌公司也熟悉徐加成和袁传文，故虽然案涉《承揽合同》中加盖的合同专用章可能不是益昌公司的，但应是益昌公司允许袁传文加盖的，袁传文的盖章行为能代表益昌公司，其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对方就是益昌公司。益昌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其公司与刘振顶之间不存在定作合同关系。刘振顶提供的《承揽合同》中加盖的合同专用章并非其公司的印章，其公司不知道该印章的存在，更不能授权袁传文使用该印章；虽然其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未在公安部门备案，但其公司仅持有并使用过一枚合同专用章；刘振顶提供的电梯轿厢内装饰用材及方案及发货单上的签名者“袁经理”及徐加成两人均非其公司工作人员，与该两人有关的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不应由其公司承担；袁传文及徐加成原系无锡市华帝电梯装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帝公司）的员工，且电梯轿厢内装饰用材及方案上的签名为“华帝袁经理”，可印证案涉往来系发生在刘振顶与华帝公司之间。刘振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益昌公司立即支付价款5.4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9日，刘振顶与他人签署电梯轿厢装饰及用材方案，约定了电梯装潢的相关用材和装潢方案及部分项目的价款。该份方案对方签字人员的落款为“华帝袁经理”。2014年6月4日，袁XX（字迹无法辨认）、徐加成在发货单上签字认可所有装饰材料已发货。在上述往来过程中，袁XX支付刘振顶价款1万元。同年6月10日，刘振顶与袁XX补签《承揽合同》，约定：刘振顶按要求进行电梯装潢4套，单价1.43万元，总金额为5.72万元；安装费另算；结算期限为预付货款1万元，互相配合现场安装完一个礼拜内再付1万元，剩余货款在验收完成后1个月内付清。刘振顶在承揽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定作方处单位名称为无锡市益昌机械电器有限公司，并加盖有“无锡市益昌机械电器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的印章，袁XX在定作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另查明：华帝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因未按规定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益昌公司、华帝公司均未为徐加成缴纳过社保。原审中，刘振顶陈述：其不知道袁经理的名字，袁经理在《承揽合同》中的签字较潦草；徐加成以前系华帝公司的员工，代表华帝公司与其合作过，当时华帝公司在益昌公司内办公；本案的业务是其跟袁经理、徐加成洽谈，方案洽谈好后其已送货，袁经理支付其现金1万元；后其要求补签《承揽合同》，其与袁经理在益昌公司内补签本案中的合同，在场人有徐加成、袁经理；徐加成拿出益昌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袁经理加盖该章；盖章的时候，其感到意外，问为何用益昌公司的章，袁经理、徐加成称益昌公司与华帝公司合并了；从《承揽合同》加盖益昌公司印章的权利外观上看，其认为合同相对方系益昌公司。原审中，益昌公司陈述：徐加成系华帝公司员工，袁经理系徐加成的朋友，其不知道袁经理的名字；华帝公司曾租用其厂房进行经营，现已搬离，并结欠其部分租金未付；本案合同中合同专用章并非其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原审中，益昌公司为证明其公司并非案涉合同的相对方，提供如下证据：1.其公司的合同专用章；2.益昌公司开具给华帝公司的租金发票。经原审法院核对，刘振顶提供的《承揽合同》上加盖的益昌公司合同专用章直径明显比益昌公司提供的合同专用章小，且印章中五角星的角对应印章文字位置亦不同，刘振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承揽合同》中使用的合同专用章确属益昌公司所有或被益昌公司使用过。以上事实，有电梯轿厢内装饰用材及方案、发货单、《承揽合同》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刘振顶与益昌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本案中的承揽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本案《承揽合同》的履行、补签均是刘振顶与袁经理、徐加成接洽，此二人并非益昌公司员工；2.从现有证据来看，本案《承揽合同》中的合同专用章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3.《承揽合同》补签时，刘振顶对加盖益昌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感到意外，反证刘振顶在合同履行时并非认为合同相对方系益昌公司；4.所谓华帝公司与益昌公司合并并非事实；5.本案合同价款也非益昌公司支付。故刘振顶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该院判决：驳回刘振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85元，由刘振顶负担。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刘振顶为证明其与益昌公司发生了定作合同关系，提供如下证据：1.袁传文的书面证言1份，载明：其作为益昌公司员工，与刘振顶商谈的2014年6月10日的电梯装潢合同，合同章是在益昌公司装潢车间办公室盖的；此事，徐加云知情，预付款也是徐加云付的。2.益昌公司与厦门市中澳技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澳技公司）于2014年8月2日签订的《承揽合同》扫描件1份及付款凭证1份。上述《承揽合同》载明：产品名称吊顶，金额3.9万元，结算期限为货款1.95万元到帐后开始生产，余款发货前付清。上述合同除加盖有“益昌公司合同专用章”字样的印章外，还载明益昌公司委托代理人是袁传文。付款凭证载明中澳技公司于2014年8月4日向益昌公司账户汇入1.95万元。经质证，益昌公司认为，袁传文并非其公司员工，袁传文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不认可中澳技公司与其公司之间的《承揽合同》，其公司从未签过，也未委托过袁传文签订上述合同，该合同中的合同专用章也不是其公司的；对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实际系华帝公司与中澳技公司有往来，华帝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银行不能汇款，也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华帝公司要求益昌公司代收款项并代开发票，其公司收取款项后，马上交给了徐加云，其公司可以提供徐加云出具的收条；即使有代收款项和代开发票的行为，也不能证明系其公司与中澳技公司存在往来。二审中，益昌公司为证明并非其公司与刘振顶发生的业务往来，提供了如下证据：1.徐加云于2014年8月6日出具的《领条》1份，载明：领1.95万元整。2.徐加云于2016年11月2日出具的书面说明1份，载明：其和徐加成均系原华帝公司员工，袁传文是临时业务员，华帝公司经营期间承租在益昌公司内，中澳技公司的一笔业务是袁传文承接的，合同由袁传文负责签订，因华帝公司无法开发票，所以委托益昌公司代开增值税发票，因此货款是汇入益昌公司账户内的，由益昌公司再转交给其；该笔业务当时是以益昌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其是隐瞒益昌公司的，益昌公司并不知情，合同章也不是益昌公司提供的；与刘振顶的业务，其是知道的，但2014年6月10日的《承揽合同》，其没看到过，不是其签订的，其看到的只有手写的材料。3.徐加成于2016年11月3日出具的书面说明1份，载明：其系华帝公司员工，袁传文系专门跑电梯业务的业务员，与刘振顶的业务是袁传文个人承接的，其是负责派到镇江工地安装电梯的。经质证，刘振顶认可徐加云在领条中的签字，但领1.95万元不能证明益昌公司的证明目的；关于徐加云和徐加成的书面说明，不一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与该二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有出入。二审中，益昌公司向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报案称其公司被伪造印章，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认为符合刑事立案条件，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在侦查过程中，分别对益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昌、刘振顶、袁传文、徐加云等制作了询问笔录，并就本案争议的合同专用章进行了鉴定。本院向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调取了上述侦查卷宗材料。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杨建昌、刘振顶、袁传文、徐加云分别就本案有关的事实进行了陈述：1.杨建昌陈述，其不认识刘振顶，只知道刘振顶是做电梯里的不锈钢生意的；对于袁传文，只知道他是华帝公司的临时业务员；华帝公司是做电梯装潢的，这两年效益不好，差点倒闭，负责人是徐加云；刘振顶和华帝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益昌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从未出借给别人，如对外签订合同，都是其本人亲自签订；华帝公司倒闭时结欠益昌公司租金11.8万元，因为华帝公司没钱，所以把公司的设备抵给其，之后，其也同意让徐加云使用抵给其的设备，目的是想徐加云通过做电梯装潢业务赚钱后付其租金。2.刘振顶陈述，案涉合同是袁传文本人签的，敲的是益昌公司的合同章，徐加云或袁传文在无锡市××经××路上一个厂房的二楼办公室加盖的；其之前和华帝公司合作了好几年，一直和徐加云打交道；其之前认识袁传文，但没有做过业务，案涉合同是第一次业务往来；关于该笔业务，是袁传文打电话让其到无锡市××经××路，其到了后，发现徐加云和袁传文都在，徐加云告诉其袁传文和他一起上班了，有个业务可以一起做做，徐加云让其和袁传文沟通，徐加云和袁传文提出先付1万元定金，但并未马上签合同，后其和袁传文联系施工方案开始施工，徐加云这时支付了1万元定金，在发货前，其提出要签合同，徐加云就让其去办公室，当时袁传文也在办公室，他们拿出了合同的模板，其补充了一些内容，后来徐加云或者袁传文在合同上加盖了合同章，都没有出办公室，从哪里拿的章，其不记得了；在袁传文签完字以后，其才发现合同上的章不是华帝公司，其问徐加云，徐加云称华帝公司和益昌公司合并了，其后来就拿着合同原件离开了，下楼梯的时候正好看见益昌公司的老板杨建昌站着，其就和杨建昌打了个招呼，并问杨建昌现在开始和徐老板一起搞了，杨建昌还说是的，以后有生意来这里做。3.袁传文陈述，2013年到2014年下半年，其是在杨建昌的益昌公司上班的，其和益昌公司未签劳动合同，其是业务员，专门负责电梯装修方面的业务；其是通过徐加云进入益昌公司的，因为其和徐加云是老乡，是徐加云主动找到其帮益昌公司跑业务的，徐加云在益昌公司是什么职务，其不清楚，反正徐加云系其直接领导，生产上也都是徐加云管理；益昌公司每个月给其1000多元，另外有业务提成5%；其在益昌公司做业务时，如有对外合作，其就先把合同做出来，然后让徐加云把关，合同上需要加盖益昌公司的章时也是通过徐加云加盖的，最后把盖好章的合同交给对外合作方，有时是原件，有时是扫描件；关于本案所涉的合同，一方是益昌公司，对方公司的合同委托人是刘振顶，当初其和徐加云两个人开车到对方公司，徐加云给了刘振顶1万元定金，因对方公司是老公司了，故也没要求对方在该合同中盖章；益昌公司的合同章是在徐加云的办公室由徐加云加盖的，至于该枚章放在哪里，其并不清楚；2014年8月益昌公司和中澳技公司之间的合同是益昌公司为中澳技公司做吊顶，其给两公司之间跑成过多笔业务，两公司之间签过多次合同；关于上述合同业务的提成，其没拿到，也不打算要了；案涉合同以及有关中澳技公司的合同，杨建昌是否知情，其不清楚，其并未直接告诉杨建昌；其经手的合同都要敲章的，但都需经过徐加云把关敲章，至于徐加云和益昌公司怎么操作的，其不清楚。4.徐加云陈述，其前几年是在华帝公司上班的，华帝公司是其哥哥开设的，后来华帝公司倒闭了，其就不上班了；其从未在益昌公司工作；华帝公司租用益昌公司在经发一路10号的厂房，后来华帝公司倒闭了，设备就全部抵给杨建昌了，其和杨建昌之间没有业务往来，更无个人交情；其和袁传文是常州市同一个镇上的，袁传文在常州鑫豪电梯装潢有限公司上班，他是业务员，华帝公司开设的时候，其就联系袁传文，让其有业务往华帝公司拉拉；直到华帝公司倒闭，袁传文和华帝公司共做了两笔业务，一是和中澳技公司的合同，另一个是和刘振顶的合同；其提出借用益昌公司的名头和中澳技公司签合同，让益昌公司帮忙开票，杨建昌也是答应的，后来其就借用益昌公司的名义和中澳技公司签了合同，合同款项也都是打到益昌公司的账户，钱是其到益昌公司拿的；关于与中澳技公司的合同中的合同章，是在杨建昌的办公室加盖的，是杨建昌拿过来盖的，当时袁传文也在场；关于案涉《承揽合同》，其没有参与，原来也没见过，其不知道刘振顶和袁传文什么时候签订的，更不知道合同上为何加盖了益昌公司的合同章；其未介绍袁传文到益昌公司工作，袁传文和益昌公司之间也无业务往来；2016年8月，袁传文和刘振顶找到其，让其证明袁传文是益昌公司的员工，这样的话，刘振顶起诉就非常有利了，对袁传文也有利了。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硕放派出所将案涉《承揽合同》作为检材与益昌公司提供的合同专用章印文作为样本委托无锡市公安局文检技术中心对上述两印章进行比对，结论为：检材上的可疑印文与样本印文不同一。以上事实，由袁传文的书面证言、益昌公司与中澳技公司之间的合同的扫描件及相应付款凭证、《领条》、徐加云和徐加成书面证言、立案告知单、询问笔录、《物证鉴定书》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承揽合同》的相对方是否为益昌公司，益昌公司应否承担付款的义务。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与刘振顶签订案涉《承揽合同》的相对方是益昌公司，益昌公司无需承担付款义务。理由如下：一、刘振顶称其之前和华帝公司合作了几年且一直和徐加云打交道，说明其原本是明知徐加云在华帝公司的身份。从刘振顶关于案涉《承揽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的陈述看，是袁传文和徐加云要求和刘振顶合作的，且该二人并未明确告知刘振顶签订合同的主体是益昌公司，反而是在刘振顶已经收取了1万元定金之后补签书面合同时才发现该合同中加盖了“益昌公司”字样的合同章，刘振顶当时还向徐加云提出了为何加盖的不是华帝公司印章的问题，说明在发生往来之初，刘振顶并未认为与其交易的相对方是益昌公司。二、经过无锡市公安局文检技术中心对案涉《承揽合同》中“益昌公司”字样的印章进行比对鉴定，该枚合同章与益昌公司使用的合同章并非同一枚。虽然刘振顶提供了2014年8月2日的与中澳技公司的《承揽合同》，但该合同文本是扫描件，无法确定该合同中的合同章的真实与否，也无法确定该合同中的合同章是否与刘振顶提供的《承揽合同》中的合同章是同一枚。三、袁传文是该合同的经手人，其称系益昌公司员工，同时又称其受徐加云领导且所有涉及益昌公司的合同章均是徐加云加盖，但徐加云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却称其并非益昌公司员工且袁传文也系其他公司员工，故袁传文和徐加云的陈述相互矛盾。就本案来说，袁传文称其系益昌公司员工从而由益昌公司履行付款义务会减轻其自身责任，故袁传文的陈述可信度不高。四、刘振顶提供了2014年8月2日与中澳技公司的《承揽合同》及相应的付款凭证，益昌公司对付款凭证予以认可，并称收款是受华帝公司委托收款及开票且已将收到的款项转付了徐加云，为此还提供徐加云手写的《领条》，徐加云对此予以认可，在刘振顶无法提供上述合同原件以确认真实性的情况下，上述陈述的可信度较高，即益昌公司收款系受华帝公司委托。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与中澳技公司的合同中的合同章与刘振顶签订的《承揽合同》中的章为同一枚，也不能排除系有人私刻了益昌公司的合同章而多次使用。综上，在无法确认案涉《承揽合同》中“益昌公司”字样合同章的真实性以及袁传文和徐加云确为益昌公司员工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与刘振顶发生业务往来的是益昌公司。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0元，由刘振顶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馨叶审判员  朱光烁审判员  王俊梅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尹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