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160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玉芬，女，197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曼，四川万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洪英，女，1971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敏，四川川乐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玉芬因与被上诉人李洪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6民初7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邱玉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曼，被上诉人李洪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玉芬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李洪英归还邱玉芬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20000元，合计120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洪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邱玉芬提交的借条足以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且邱玉芬已向李洪英实际提供了借款；二、李洪英无任何证据证明借款关系不存在或邱玉芬未向其提供借款，其称案涉借条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洪英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洪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洪英归还邱玉芬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元及利息、违约金30000元（其中利息20000元、违约金1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0日，李洪英向邱玉芬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本人从2015年12月30日起至2017年2月1日借到邱玉芬（身份证：）现金合计100000元（拾万元正），借款人：李洪英”。2015年12月3日，李洪英通过其微信向邱玉芬转款494元，微信交易记录载明“收款方：邱玉芬，福源”；同月12日，李洪英以相同方式再次向邱玉芬转款1977.98元，微信交易记录同样载明“收款方：邱玉芬，福源”。2016年1月13日，李洪英通过微信收到邱玉芬转款1035元，微信交易记录载明“来自邱玉芬，福源”；同年3月31日，李洪英又通过其微信向邱玉芬转款1000元，微信交易记录载明“收款方：邱玉芬，福源”。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邱玉芬借款出借经过时，邱玉芬陈述，其与李洪英系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2015年9、10月，李洪英为其注册了福源公司投资账户。2015年11日3日向李洪英出借20000元现金，李洪英收到现金并存入银行后将存款凭证交给邱玉芬；2016年1、2月份，李洪英乘坐飞机前夜，在邱玉芬家中居住，邱玉芬在家中将现金30000元出借给李洪英；同年5月份，李洪英再次在乘坐飞机前夜到邱玉芬家中居住，邱玉芬在家中再次将现金20000元出借给李洪英；最后一笔30000元也是在2016年出借的，但记不清具体时间，是李洪英乘坐飞机回双流，邱玉芬在机场的停车场将现金交付给李洪英的。前述借款共计10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了利息，但李洪英均未向其出具借条，邱玉芬亦不清楚李洪英借款用途。邱玉芬另陈述，其在李洪英处投资“福源币”金额约为220000元，但从未收到过利润。上述事实，有借条、微信交易记录、证人证言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邱玉芬与李洪英是否建立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评判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该合同仅有当事人的合意不能成立，必须要有实际的交付行为。本案中，邱玉芬虽有李洪英向其出具的借款金额为100000元的《借条》，但李洪英辩称该借条系邱玉芬投资失败后受到邱玉芬胁迫出具，邱玉芬实际并未出借借款。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邱玉芬与李洪英是基于共同投资“福源币”而认识，邱玉芬提交的《借条》中所载明的借款实际是借条出具前的四笔款项的总和，对该四笔款项，邱玉芬不能明确说明出借的具体时间、借款资金的来源，以来借款交付的具体情况，结合其出借现金，从不要求李洪英出具借条或收条，也不问其借款的用途等有违常理的的陈述，再加上其庭审中陈述的第一次出借20000元款项的时间为2015年11日3日，最后一次出借的30000元亦发生在2016年，与《借条》中载明的“本人从2015年12月30日起至2017年2月1日借到邱玉芬……”借款期间不符、矛盾的事实，以及双方确实存在共同投资“福源币”，李洪英在该项投资中系邱玉芬“上线”，双方互有款项往来等等事实，故一审法院在邱玉芬仅凭《借条》起诉的情况下，不能认定邱玉芬已向李洪英交付了借条载明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邱玉芬关于双方已建立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邱玉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邱玉芬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邱玉芬提交以下证据：1.产生于2016年3月8日的金额共计2万元的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两张，拟证明邱玉芬已实际提供了借款。李洪英质证认为对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持异议，存款凭证上并无存款人及接收款项人的信息，无法证明邱玉芬与李洪英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且借条载明的内容及邱玉芬在一审中的陈述均表明案涉四笔款项系现金支付，因此存款凭证与本案无关；二审调查后，李洪英代理人提交书面代理词说明经与李洪英核实，2016年3月8日确有两笔各9950元的款项入账，但应为邱玉芬通过李洪英交给福源公司的投资款，并非借款。2.邱玉芬与李洪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案涉借条并非李洪英受胁迫所出具，且邱玉芬已向李洪英实际提供借款。李洪英质证认为微信记录恰好证明邱玉芬是由于投资失败但无法退出，想从李洪英处拿回投资。3.邱玉芬申请证人郑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借条并非李洪英受胁迫出具，合法有效。李洪英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与邱玉芬在一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郑某称出具借条当天其是作为见证人，而邱玉芬则称是因为不熟悉路，由郑某带她去茶馆的。本院认为，两张存款凭条能够证明邱玉芬向李洪英账号存款20000元的事实，但基于还存在邱玉芬通过李洪英交给福源公司投资款的事实，不能仅以此证明系本案的借款；邱玉芬与李洪英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郑某的证词，能够证明借条系李洪英本人出具，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邱玉芬与李洪英之间是否建立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对此，本院评判如下：1.根据邱玉芬与李洪英以前通过微信转账交易方式转账可以看出，双方对非现金交易方式是认同和熟练运用的，但案涉借款邱玉芬主张系四次用现金交易显得蹊跷，而对于四次现金交易的现金来源等邱玉芬均未向法庭进行举证；2.借条上注明的出借时间与邱玉芬在庭审中陈述的交付现金时间也不一致，且在二审中邱玉芬陈述并提交的2016年3月8日的20000元存款凭条，不仅与一审中陈述的系2016年5月现金交付时间不一致，还将现金交付变更为李洪英将现金存入银行后将存款凭条交给邱玉芬，其前后不一致的陈述违背了当事人禁反言的原则；同时，如邱玉芬所言已经现金交付给李洪英，李洪英存款后为何将自己的存款凭条交付给邱玉芬，而不是出具相应的收款凭条或借据，邱玉芬所述李洪英将现金存入银行后将存款凭条交给邱玉芬与常理不符。综上，虽然李洪英向邱玉芬出具了借条，但邱玉芬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借款的交付义务，本院认为邱玉芬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履行了借款的交付义务。综上，邱玉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邱玉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卫红审判员  王 婷审判员  姚 兰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李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