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123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亚远，男，汉族，1972年9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怀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放光，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博能，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宝时利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东西大道海八路（原体育中心对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86473554F。法定代表人：梁友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忠，广东正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永沛，广东正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亚远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宝时利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时利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1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参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亚远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李亚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首先、宝时利公司与李亚远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理由如下：第一，李亚远与宝时利公司为劳动合同关系，并非承揽合同关系，承揽合同关系为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关系之一，其为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关系，本案一审宝时利公司称“曾对李亚远开会进行警告”并由此理由解除与李亚远的劳动合同关系，可以看出，李亚远与宝时利公司之间关系并非平等主体之间关系，故不适用合同法关于承揽合同的规定。第二，不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承揽关系侧重于通过劳动完成劳动成果，为继续性合同，本案中李亚远为宝时利公司提供的并无劳动成果，只有劳务本身。拓印拆牌并无实质性劳动成果存在，宝时利公司为从事旧机动车服务的公司，故此项工作为宝时利公司业务的其中一部分。第三，从一审宝时利公司所称“原告拓印号码清晰能够过得车管所的电脑扫描系统，就视为合格”可知，宝时利公司需要并有能力利用车管所系统对李亚远进行有效管理，一般第三人对该系统根本无法进行操作，故宝时利公司如不履行管理职责，李亚远并无法独立完成该项工作。第四，本案一审宝时利公司称“李亚远为获取更多的利益，违法收取个别车主的款项，可以不用排队，提前为其拓印拆牌。另外李亚远还在网上购买车牌套，向车主兜售”由此可知宝时利公司对李亚远工作的过程是有要求的，并不符合承揽合同关系中只对工作成果事先有过某种要求。其次，宝时利公司与李亚远符合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要求。理由如下：第一、李亚远与宝时利公司为适格的劳动合同关系主体。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第二、由前述第四点可知，宝时利公司关于拓印拆牌的制度适用于李亚远，且根据一审宝时利公司所称“被告对原告的要求就是被告处开门以后就要有人在做拓印拆牌工作”“只有公司营业期间有人在拓印拆牌就可以了”可知李亚远工作时受宝时利公司管理，并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再次，一审法院认定部分有错误。理由如下：第一、法律规定劳动关系只需要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即可，一审法院却以劳动报酬发放有违常理为由，不支持李亚远诉讼请求，一审证据银行流水明确表明是以“工资”形式发放劳动报酬，虽然李亚远每月均有向宝时利公司出具收据，但此出具收据行为并非双方合意的结果，为宝时利公司单方要求，作为劳动关系中的弱势方，根本不能拒绝，此行为恰恰证明了双方关系中的不平等性，明显违反了承揽合同关系的平等性前提。第二、法律规定认定劳动合同关系需要符合“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一审法院以李亚远没有接受宝时利公司严格的监督管理为由，不支持李亚远的诉讼请求，这逻辑上有矛盾，既然认定了李亚远接受了宝时利公司的监督管理，却人为地加上“严格”二字后加以反对，这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不是法治的表现。第三、根据一审宝时利公司所称“曾对李亚远及另案李维志开会时进行警告”可知宝时利公司有权并已经对李亚远实行了单独管理并进行考核，李亚远因不服从宝时利公司的指挥，使其最终被解雇，且一审法院根据李亚远所称述“其与同事工作都是记录在同一工作薄上”情况可以推出宝时利公司无对李亚远进行管理的事实，逻辑上实为谬误，为何需要记录工作情况，即是需要和宝时利公司进行对账，更是从正面表明李亚远需要接受宝时利公司的日常管理。综上所述，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应确认李亚远与宝时利公司之间为劳动合同关系。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605民初ll014号民事判决;2.支持李亚远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针对李亚远的上诉，宝时利公司答辩称：一、李亚远、李维志是共同承揽（承包）宝时利公司的旧机动车号码的拓印及拆旧车牌的劳务工作，双方是承揽（劳务承包）关系。（一）宝时利公司与李亚远的弟弟李春锋经过平等协商后才达成由李春锋承揽宝时利公司旧机动车发动机号码拓印及拆旧车牌业务，单价为12元/车，后当宝时利公司2012年12月10日正式开张时，李春锋却叫其哥哥即李亚远前来承揽宝时利公司的旧机动车拓印及拆牌外包工作。李亚远承揽该业务近一个月后，李亚远反映工作量大，一个人做不过来，提出需要多找一个人协助完成，宝时利公司让李亚远自行找人来完成所有拓印及拆牌的外包劳务工作，单价不变。2013年1月4日李亚远找来另案的李维志来帮手，两人共同承揽宝时利公司的旧机动车拓印及拆牌劳务工作。故双方是一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二）李亚远、李维志必须把旧车牌拆卸下来，以及拓印的旧机动车发动机号码清晰能够通过车管所的电脑扫描系统，旧机动车能够过户后宝时利公司才与李亚远、李维志结算劳务费，因此，拆卸旧车牌以及把旧机动车的发动机号码拓印清晰就是李亚远、李维志要交付的劳务成果。这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李亚远、李维志认为“拓印拆牌并无实质性劳动成果存在”不是事实。（三）李亚远、李维志私下收取车主的拓印费用以及私自出售车牌套等行为严重扰乱了旧机动车过户的秩序，对宝时利公司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严重损害，宝时利公司对李亚远、李维志提出警告也是为了维护正常的旧机动车过户秩序和宝时利公司声誉，宝时利公司对李亚远、李维志的工作有一定的要求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作要求及劳动管理有本质区别。二、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一）李亚远、李维志到宝时利公司从事拆牌及拓印工作时无需办理入职登记、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购买社会保险。（二）从两人每月收取报酬的方式是李维志开具一张收据给宝时利公司收钱而不是李亚远、李维志分开在宝时利公司的工资单上签名收取工资，这充分证明李亚远、李维志与宝时利公司是承揽（劳务承包）关系，李亚远、李维志不是宝时利公司员工。宝时利公司每月根据李亚远、李维志完成的拓印及拆牌总数量以12元/台价格标准计算总金额，由李维志一人收取，李维志收款时是要开具一张“收据”给宝时利公司后，宝时利公司将现金交给李维志，李维志收取承包款后与李亚远如何分配宝时利公司不清楚，李亚远、李维志无需在宝时利公司签收工资条。后来宝时利公司改为银行转账支付李亚远、李维志的承包金，李亚远、李维志仍然以李维志统一开具一张收据给宝时利公司，宝时利公司按照李亚远、李维志要求将两人每月总承包金平均分配后所得金额转入李亚远、李维志银行卡，两人仍然无需在宝时利公司的工资条上签名。从2012年12月10日至2017年1月27日，时间长达5年，两人却从来没有签收过一张工资条，而宝时利公司员工均必须每月在工资发放条上签名后才能领取到工资，这充分证明两人不是宝时利公司员工，两人与宝时利公司就是承揽（劳务承包）关系。（三）从李亚远、李维志比较松散的工作方式上分析，李亚远、李维志是不受宝时利公司劳动管理。李亚远、李维志作为承揽人，宝时利公司要求其在宝时利公司的营业时间内有人在宝时利公司营业场所内为旧机动车过户的车主开展拆牌及拓印发动机号码的工作就可以。因此，在业务不繁忙的时间段，李亚远、李维志有时候可能只有一人在现场，甚至有些时候李亚远、李维志不在现场而是叫其他老乡同行过来顶班也可以，在业务繁忙时间李亚远、李维志自己还会叫上其他同伴过来帮忙，有时候3人或者4人共同完成当天的拆牌及拓印工作，这些人员上的安排及费用支付全部由李亚远、李维志自行安排，宝时利公司不干预。宝时利公司只是对李亚远、李维志完成的拆牌及拓印车辆的数量进行检验核对，至于李亚远、李维志是一人完成、还是两人完成、还是多人完成宝时利公司不管，也就是说，宝时利公司无权对李亚远、李维志进行分别管理、分开考核等。因此，李亚远、李维志认为其是受宝时利公司劳动管理不符合事实。综上所述，李亚远、李维志的上诉无理，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宝时利公司补充答辩称：一、李亚远入职时无需办理入职登记手续，无需签订劳动合同。二、李亚远平时上班无需像宝时利公司员工一样每日上下班使用指纹打卡考勤。三、李亚远的每日的工作安排完全由李亚远自己掌握，他们可以多人到宝时利公司进行车牌拆解和机动车拓印工作，宝时利公司需要其保证一人在场工作即可，工作繁忙时，李亚远可以叫其他人一起进行该项工作。完全是李亚远自行安排工作情况，宝时利公司按其工作成果计算报酬。四、宝时利公司全体员工中午包午餐，李亚远的午餐是自行叫外卖或在外面吃饭，费用自行承担。五、宝时利公司员工每年参加年终总结会、聚餐且参与年终奖金的发放，李亚远在宝时利公司承揽案涉项目的这两年，没有权利参与宝时利公司的年终总结会和奖金的分配。六、宝时利公司每个员工每月签收工资时都需要在公司制作的工资条上签名确认，之后宝时利公司才将工资通过银行转账到员工的银行卡上。李亚远领取报酬无需在工资条上签名，而是向宝时利公司提供其工作情况的收款收据后，宝时利公司才将报酬给李亚远，这明显区别于宝时利公司的其他员工。李亚远不享有宝时利公司员工的福利（包括午餐补贴、年终奖金分配等），不参与宝时利公司的日常管理（无需考勤等）。二审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综合双方的诉辩，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宝时利公司与李亚远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成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应从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务并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用人单位劳动者报酬两个方面来进行认定。根据宝时利公司、李亚远双方在一、二审期间各自的陈述和举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宝时利公司于2012年12月10日开始营业，李亚远即在宝时利公司从事二手机动车车牌拓印和拆牌工作，双方约定按照拓印6元/车、拆牌6元/车计算报酬。李亚远做了一段时间后，因工作量大，就叫了李维志来做案涉业务。工作地点就是在宝时利公司旁边,是在宝时利公司租赁的空地上，李亚远、李维志并不和其他人一起工作。宝时利公司对李亚远、李维志的考勤并不严格，只要按规定完成工作就可以了。收取报酬的方式也与其他员工不同，先是李亚远、后是李维志记录其拓印和拆牌的数量，然后与周兰军核实，每月结算一次。每月李维志与宝时利公司结算他自己和李亚远的拓印和拆牌数量后，向宝利时公司出具两人总收入的收据，然后宝时利公司根据李亚远与李维志的工作量分别将报酬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发放到两人的银行账号上。上述事实反映出，（1）从招用情况看，随着工作量的增大，李亚远可以自行招募李维志一起工作。因此，从人员的招用情况看，宝时利公司只是要求完成车牌拆解和机动车拓印的业务，对实际从事的这项业务的人员并不进行组织和管理。（2）从报酬的支付方式看，宝时利公司向李亚远、李维志支付报酬的方式为李维志每月向宝时利公司出具收据，确认两人所完成的工作量，并按有效拓印数×单价6元+有效拆牌数×单价6元与宝时利公司进行结算报酬。按常规的用人单位的支付报酬方式，用人单位向其员工发放工资，应由员工分别签收工资单。所以，如果李亚远及李维志是宝时利公司的员工，其只需要工资表签名即可，无需另外出具收据确认收到相关的款项。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员工收取工资需要出具收据的。且如果李亚远与李维志两人均是宝时利公司的员工，而收取工资的形式是开具收据，按常理，也应当由李亚远和李维志分别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工资。因此，从本案支付报酬的形式看，宝时利公司只是支付车牌拆解和机动车拓印的工作报酬，而并不对李亚远和李维志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根据两人各自的工作绩效计算并发放工资。（3）根据一审诉讼中李亚远的陈述：（宝时利公司）应该有对李亚远进行考勤，由于李亚远工作是计件的，对于考勤并不严格，只要按规定完成工作就可以了，李亚远并不能肯定宝时利公司有对其进行考勤管理；且李亚远也认为宝时利公司对李亚远的考勤并不严格，只要按规定完成工作就可以了。结合双方均确认李亚远、李维志的工作地点在宝时利公司旁边的空地上，并不和其他人一起工作的说法，说明宝时利公司并没有对李亚远进行考勤等管理，拓印车架和发动机号码、拆牌的工作只要有人完成即可，而不论李亚远与李维志到底是一人完成还是两人完成。（4）根据李亚远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他们（李亚远与李维志）只是同事关系。因为李亚远与李维志的工作量都是记录在同一个工作簿上，由李维志负责进行记录，所以进行结算时一个人结算就可以了，没必要分开，可知，宝时利公司没有对李亚远与李维志分别进行单独管理，也就是说宝时利公司没有权分别考核李亚远与李维志工作能力、工作业绩、工作态度等，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宝时利公司没有对李亚远与李维志进行管理。综合上述分析，本案中，李亚远未能证明宝时利公司与其有形成劳动关系的合意，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工作接受宝时利公司的管理、约束、支配，双方之间欠缺劳动关系所必需的稳定的人身隶属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因此，李亚远与宝时利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李亚远上诉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亚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行政审 判 员 黄雪鹄审 判 员 黄健晖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法官助理 林敏莉书 记 员 欧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