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2民初4763号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大务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大务村。法定代表人：王振江。被告（反诉原告）：朱庆宝，男，195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玲，女，被告之儿媳。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茂，北京泽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大务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诉被告（反诉原告）朱庆宝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村委会法定代表人王振江，被告（反诉原告）朱庆宝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茂、张海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给付原告1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自2002年起被告租赁原告村土地用于经营苗木等，因国家政策原因，被告所租用土地涉及腾退并得到了相应经济补偿，2019年3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赠与协议书》，被告同意无偿赠与给原告300万元，协议签订后，被告已给付原告150万元，剩余150万元至今未给付。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赠与协议平等自愿的前提下所签，被告应履行其赠与的承诺，故原告诉至贵院，恳请贵院依法裁决。被告（反诉原告）朱庆宝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一、对于原告要求的150万元剩余赠与款，被告享有法定的任意撤销权，《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根据该规定，针对剩余的150万元，因其不属于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款型，而且被告现在不同意将剩余150万元赠与原告，因此被告可享有法定任意撤销权，不再履行150万元的赠与义务。二、被告的赠与行为并非自愿，是受胁迫，应该予以撤销。被告自2002年开始在大务村承包种植地用于种植，直到2019年遇到国家征地腾退，按政府要求，腾退时需要原告给被告开具各类证明，用于证明原被告针对涉案腾退土地没有争议。但是被告自腾退开始一直不予配合开具证明，要求被告给予村委会相应补偿，但应补偿名义无法成立且没有依据，最终商谈以赠与的方式给予原告款项，被告因急需要开证明用于腾退，迫于无奈与原告商谈赠与事宜。1、2019年2月20日原告给被告出具实际经营范围与营业执照相符的证明时，经被告要求，第三方评估公司在场见证，让原告给予被告100万元人民币的赠与，当时是口头要求。2、2019年3月29日原告给被告出具租金、水电费结清证明时，强烈要求被告签署书面的赠与协议书，否则不予开具证明。迫于无奈，被告在赠与协议书上签名，之后同一天原告给被告立马开具了租金、水电费结清证明。三、被告的赠与行为未经配偶蒋文英的同意，侵犯了夫妻共同财产，应该予以撤销。被告的配偶蒋文英是与村委会承包签约的公司北京永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法人和大股东，2019年腾退之时蒋文英身体一直不舒服，就由朱庆宝办理腾退事宜，到2019年11月被查出身患乳腺癌住院至今身体也不大好。直到2021年朱庆宝接到法院传票通知4月7日到庭，说是大务村委会因为赠与村委会300万的事情起诉了朱庆宝，蒋文英才知道被告与村委会签署了300万的赠与协议书并且巳经支付了村委会150万元。如今蒋文英多次要求被告去村委会要回150万元赠与款，因为这笔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被告无权私自处理，赠与行为应该予以撤销。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朱庆宝向本院提起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双方于2019年3月29日签订的《赠与协议书》；2.请求判令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150万元赠与款；3.本案反诉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赠与协议书签订过程。反诉人自2002年开始在大务村承包种植地用于种植，直到2019年遇到国家征地腾退，按政府要求，腾退时需要被反诉人给反诉人开具各类证明，用于证明原反诉人针对涉案腾退土地没有争议。但是反诉人自腾退开始一直不予配合开具证明，并且要求反诉人给予村委会相应补偿，但应补偿名义无法成立且没有依据，最终商谈以赠与的方式给予被反诉人款项，反诉人因急需要开证明用于腾退，迫于无奈与被反诉人商谈赠与事宜。2019年3月29日双方签订《赠与协议书》，约定反诉人支付被人赠与款300万。协议签订后，反诉人于2019年7月8日给被反诉人支付了150万元，剩余150万元反诉人不同意支付。二、针对反诉人诉求的第一项的撒销理由。1、双方签订的赠与协议书非反诉人自愿，是被胁迫的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的赠与协议书并非是反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反诉人是迫于无奈被胁迫签订的，因为反诉人要是不签订赠与协议书，被反诉人就不给反诉人出具任何腾退所需要的证明，反诉人认为被反诉人这是一种胁迫行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撒销”，因此反诉人享有撒销权；2.该赠与协议中约定的300万元赠与款系反诉人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该赠与行为未经反诉人配偶蒋文英同意和知情。该赠与协议约定的300万元来源是基于腾退补偿款，而该补偿款的性质是属于反诉人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在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署赠与协议书以及给被反诉人支付150万元赠与款时，反诉人配偶蒋文英一直不知情，因为她身患乳腺癌疾病，一直到本次大务村村委会起诉反诉人要求支付剩余150万元赠与款，反诉人配偶蒋文英才知道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的赠与协议书一事。现在蒋文英多次要求反诉人区村委会要回150万元赠与款，因为这侵犯了她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三、针对反诉人第二项诉讼请求的依据根据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五条的规定，撒销权人撒销赠与的，以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因此反诉人享有向被告要求返还150万元的权利。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反诉人的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蒋文英与朱庆宝系夫妻关系。北京永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绿化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蒋文英。北京市永乐店镇农林技术推广站（以下简称技术推广站）法定代表人为朱庆宝，该公司于2018年1月注销。2004年5月，技术推广站自案外人秦凤和处受让“大务村南三十地块”（以下简称涉案土地）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签订两份合同，合同中朱庆宝签字、加盖技术推广站公章、加盖村委会公章。2019年3月29日，永乐店镇大务村涉及景观生态林建设工程项目，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乐店镇政府）于与园林绿化公司签订《集体土地非住宅地上物腾退补偿协议》，搬迁土地范围191.79亩，被搬迁人为园林绿化公司，搬迁补偿款合计23149305元。上述协议与地上物腾退相关的《大田地上物搬迁调查表》、《树木及地上物拆除验收单》均有蒋文英签字。2019年3月29日，朱庆宝（甲方、赠与人）与村委会（乙方、受赠人）签订《赠与协议书》一份，合同甲方处写有“朱庆宝、原北京市永乐农林技术推广站【2018年已注销】负责人”。内容为“甲方自2002年起开始租用乙方土地用于经营苗木等，甲方在使用所租赁土地过程中乙方给予了相应帮助与扶持，因国家政策原因，甲方所租用土地涉及腾退返还并获得了相应补偿，现甲方自愿赠与乙方部分资金。按照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双方自愿达成赠与协议如下：第一条：甲方自愿无偿赠与乙方资金（人民币）叁佰万元。第二条：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上述款项汇入乙方提供的账号内。乙方收款后出具相应收款凭证。第三条：此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他人不得干涉，甲乙双方共同遵照执行且均不得反悔。第四条：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第五条：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中若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诉至法院解决。第六条：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2019年4月12日，村委会召开村集体会议，并制作了《村集体重大经济事项公开表》，内容第一项为大务村南三十地191.79亩用于平原造林，第二项为朱庆宝自愿赠与300万元并签订了合同，村民代表签字，加盖村委会公章。后将《赠与协议书》与公开表在村中公示栏公示。2019年7月8日，朱庆宝通过北京农商银行转至村委会账户150万元。朱庆宝认可转让150万元时，已发放1000万元左右的补偿款，现已发放完毕。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前往永乐店镇政府调取了景观生态造林项目相关材料。其中包含一份《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转让协议》，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20日，约定“甲方出让给乙方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交易标的物整体转让价款为人民币玖拾万元整”，合同尾部朱庆宝、蒋文英签字，并加盖技术推广站与园林绿化公司公章。另有两份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29日”的《证明》，内容为“因通州区永乐店镇2019年景观生态林建设工程项目，搬迁范围内占用我村北京永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种养殖地191.79亩，其中养殖地租金、水电费已结清。特此证明”。另一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2月20日”的《证明》，内容为“兹有北京永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法人：蒋文英），北京永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与北京市永乐店农林技术推广站签订《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转让协议》，北京市永乐店农林技术推广站与我村村民秦凤和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书》，秦凤和与我村签订《承包合同》。现北京永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在我村村南承包土地上进行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经营项目为苗木种植与销售，其实际经营范围与营业执照规定的经营范围相符。特此证明”。本案诉讼过程中，朱庆宝称技术推广站与园林绿化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系蒋文英与朱庆宝共同决定，还称其与蒋文英可实际控制补偿款，但没有商量就自作主张。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朱庆宝主张其签订《赠与协议书》时受到胁迫。据查明，技术推广站早年自秦凤和处承包涉案土地，2019年涉案土地涉及景观生态林建设工程，在园林绿化公司作为被搬迁人与永乐店镇政府签订补偿协议前，村委会出具两份《证明》对园林绿化公司作为被搬迁人的主体身份予以确认，遂朱庆宝与村委会签订了《赠与协议书》，约定朱庆宝将相应补偿中部分资金（300万元）自愿赠与村委会。朱庆宝与村委会签订的《赠与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于朱庆宝主张其受到胁迫而签订该合同，因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29日，之后支付150万元的时间为2019年7月8日，签订合同与实际履行时间存在间隔，且未有证据证明朱庆宝在签订时受到胁迫，故对朱庆宝要求撤销《赠与协议书》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赠与协议书》的性质。涉案承包地所有权系村集体所有，现涉及景观生态造林项目，与村集体组织成员利益密切相关。村委会为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特别法人，其行为及意思表示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整体意志。原涉案土地承包经营主体为技术推广站，非园林绿化公司，在景观生态林建设项目之前，技术推广站已注销（2018年）。村委会称曾对技术推广站与园林绿化公司签订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转让协议》有异议，那么园林绿化公司是否当然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主体资格，进而作为被搬迁人与永乐店镇政府签订补偿协议、获得相应补偿；双方就此进行了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村委会出具了两份《证明》，即日园林绿化公司与永乐店镇政府签订了补偿协议，故该两份《证明》实质系村委会对园林绿化公司被搬迁人身份的确认，进而推进了景观生态林建设项目。之后村委会就景观生态林建设工程项目情况与《赠与协议书》的签订专门召开村集体会议，并作为村集体重大经济事项进行公示，以维护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所以，在上述背景下村委会与朱庆宝签订的《赠与协议书》并非完全的单务无偿赠与，应系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朱庆宝赠与部分补偿款，而村委会履行所附义务，即放弃异议、出具证明材料确认园林绿化公司实际承包经营权人主体资格。现村委会已履行了赠与所附义务，又考虑到村委会已将该事项在村中公示，涉及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朱庆宝应当秉持诚信支付剩余的150万元。故对村委会要求朱庆宝支付剩余150万元赠与款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朱庆宝要求返还已给付150万元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朱庆宝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大务村村民委员会15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朱庆宝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183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朱庆宝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受理费91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朱庆宝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雷小云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梁宏耀书 记 员 吴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