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09）浙嘉民再字第5号原审申请人（原仲裁案被申请人、反请求人）：平湖市田中秀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新埭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郑琴琴，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陈红根、陆叶峰，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审被申请人（原仲裁案申请人、被反请求人）：吴江佳晓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轻纺市场南商区渔业办公大楼**号。法定代表人：徐佳，经理。委托代理人：吴顺昌，系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吴晓明，吴江市盛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申请人平湖市田中秀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中秀公司”）与原审被申请人吴江佳晓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嘉兴仲裁委员会于2009年7月29日作出（2008）嘉仲字第055号仲裁裁决。田中秀公司不服，于2009年9月14日向本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本院于2009年9月30日作出（2009）浙嘉仲撤字第10号民事裁定。权利人佳晓公司据此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田中秀公司向本院提出不予执行申请。本院于2009年11月3日进行公开听证审查，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09年11月23日作出（2009）嘉民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为此，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兴仲裁委员会（2008）嘉仲字第055号仲裁裁决查明：2007年11月17日，佳晓公司与田中秀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田中秀公司向佳晓公司购买桃皮绒、网眼布、塔夫纺织品总计价值4571876.80元。合同签订后，佳晓公司将桃皮绒、网眼布、塔夫等布料送至田中秀公司，合计货款8357617.30元。田中秀公司通过现金支付、银行承兑汇票等支付工具支付了货款5850000元。另查明，百信(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信公司”）与田中秀公司之间存在服装加工关系，在双方的加工合同关系中，百信(香港)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红旗涉嫌诈骗已被逮捕，另一关系人汪秋玲刑拘在逃。仲裁裁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佳晓公司是否参与百信(香港)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红旗的诈骗活动。如果佳晓公司共同参与其中的诈骗活动，本案的布料买卖是实施诈骗的过程，那么，佳晓公司的仲裁请求是不能得以支持的。从本案的证据材料看，尽管相关经办人汪秋玲刑拘在逃，但在法院判决生效前均不能认定汪秋玲构成诈骗罪，且汪秋玲仅是本案佳晓公司与田中秀公司该批买卖合同的合同经办人，并不必然影响佳晓公司与田中秀公司之间的布料买卖合同的性质。在目前公安侦办的材料中，佳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被列为共同诈骗嫌疑人，故田中秀公司主张佳晓公司涉嫌诈骗并无证据予以支持。关于田中秀公司向仲裁庭提交的《物证勘验申请书》，要求对田中秀公司生产的夹克仍滞留仓库的情况进行勘验。仲裁裁决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田中秀公司可向百信(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主张赔偿，故对田中秀公司提出的勘验请求不予支持。根据田中秀公司提交的《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仲裁庭向浙江省永嘉县公安局、检察院进行调查，查阅了相关材料，除宋红旗涉嫌诈骗被逮捕、汪秋玲刑拘在逃外，无其他与本案相关的材料。因相关证据材料田中秀公司已向仲裁庭提交，庭审中已经质证，故仲裁庭不再重复进行庭审质证。综上，佳晓公司、田中秀公司之间签订的“要货合同(代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按约履行。合同中约定的桃皮绒、网眼布、塔夫等布料价格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庭审调查情况，田中秀公司收到布料总价为8357617.30元，田中秀公司已付款5850000元，尚欠货款2507617.30元，田中秀公司依约应当予以支付。田中秀公司反请求中要求佳晓公司退还所付货款5850000元，因本案无证据认定佳晓公司有诈骗行为，故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裁决如下：一、田中秀公司于裁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佳晓公司货款2507617.30元；二、驳回佳晓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三、驳回田中秀公司的反请求；四、本案仲裁费24810元、反请求费43190元，均由田中秀公司承担。田中秀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称：一、仲裁裁决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使仲裁庭对事实的判断、是非的认定、责任的划分，与实际情况不符。佳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佳系犯罪嫌疑人汪秋玲的女儿，汪秋玲以通过佳晓公司与田中秀公司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诈骗犯罪，故双方之间的合同不具有合法性。佳晓公司隐瞒了其与汪秋玲之间具有利益同一性的重要证据，隐瞒了佳晓公司收取的价款实际上由汪秋玲占有、使用、支配的实际情况。二、仲裁程序违反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对于应当进行质证的证据未组织质证，致使对案件作出错误裁决。仲裁庭根据田中秀公司提交的《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向永嘉县公安局、检察院进行了调查，并查阅了相关材料，同时以相关证据田中秀公司已向仲裁庭提交、庭审中已经质证为由，未对其调查收集的证据组织质证，却又对该部分证据所反映的“宋红旗涉嫌诈骗已被逮捕、汪秋玲刑拘在逃”之事实予以认定。三、仲裁裁决无视汪秋玲以佳晓公司名义实施犯罪的客观情况，将其作为佳晓公司的合同经办人，直接成为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伞，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和我国法律的基本制度与准则。佳晓公司答辩称：一、仲裁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佳晓公司与田中秀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佳晓公司已按合同约定交付了货物，故佳晓公司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至于面料价格问题，如果田中秀公司认为价格偏高，那么其在签订合同时就应当提出。但田中秀公司直到佳晓公司催讨货款时才提出，显然存在逃避债务的目的。二、佳晓公司未参与宋红旗的诈骗活动，刑事判决也没有将汪秋玲以及佳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列为共同诈骗的嫌疑人，在法院未作出生效判决前均不能认定汪秋玲构成诈骗罪，也并不必然影响到双方买卖合同的性质，故不存在汪秋玲通过佳晓公司以与田中秀公司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诈骗的情形。本院（2009）浙嘉仲撤字第10号民事裁定认为：田中秀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首先，田中秀公司认为佳晓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仲裁裁决应予以撤销。但田中秀公司不能明确指出佳晓公司究竟隐瞒了什么证据，即使汪秋玲与佳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母女关系，也不能必然得出汪秋玲与佳晓公司之间具有利益同一性的结论。田中秀公司称佳晓公司隐瞒了收取的价款实际上由汪秋玲占有、使用、支配的情况，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次，田中秀公司认为嘉兴仲裁委员会对于应当进行质证的证据未组织质证，仲裁程序违法，仲裁裁决应予以撤销。虽然嘉兴仲裁委员会根据田中秀公司的《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向浙江省永嘉县公安局、检察院查阅了相关材料，但其认为田中秀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反映了待证事实，故在庭审中不再出示上述材料，亦未在裁决书中对调取的材料进行援引，而是根据田中秀公司提供的证据认定了“宋红旗涉嫌诈骗已被逮捕、汪秋玲刑拘在逃”的事实，故不存在仲裁程序违法的情形。再次，田中秀公司认为仲裁裁决保护犯罪所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予以撤销。田中秀公司称汪秋玲以佳晓公司的名义实施犯罪，但其提供的两份刑事判决书中并未对汪秋玲以及佳晓公司的犯罪事实予以认定，目前公安机关对于佳晓公司以及佳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未立案侦查，故田中秀公司认为佳晓公司所主张的货款属于犯罪所得，显然依据不足。至于田中秀公司提出本案必须以汪秋玲的刑事判决结果为依据，要求中止诉讼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田中秀公司关于撤销嘉兴仲裁委员会（2008）嘉仲字第055号仲裁裁决的申请。本案受理费400元，由申请人田中秀公司负担。本院经再审查明：双方当事人于2007年11月17日签订《要货单(代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田中秀公司向佳晓公司购买桃皮绒、网眼布等纺织面料总计价值4571876.80元。在佳晓公司盖章处有汪秋玲的签名。合同签订后，田中秀公司陆续收到秋佳公司送的桃皮绒、网眼布等面料合计货款800余万元(根据合同约定的价格)。田中秀公司先后通过现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支付了货款585万元。其中有15万元由吴江市秋佳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佳公司”)出具了收条，其余均支付给了佳晓公司。秋佳公司系汪秋玲为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独资企业，佳晓公司系徐佳为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独资企业，汪秋玲与徐佳系母女关系。为此，佳晓公司向嘉兴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被申请人田中秀公司立即支付拖欠货款2509665.76元。田中秀公司抗辩称：送货方实际为秋佳公司，本案涉及经济诈骗，请求驳回申请人佳晓公司的仲裁请求。在仲裁庭审理过程中，与田中秀公司存在服装加工关系的百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红旗涉嫌合同诈骗被逮捕，另一关系人汪秋玲刑拘在逃。仲裁裁决作出后，田中秀公司向本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其理由之一认为仲裁裁决保护犯罪所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并提交了永嘉县人民法院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份刑事判决书及汪秋玲的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本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汪秋玲以及佳晓公司与宋红旗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予确认。另查明：2009年5月14日，永嘉县人民法院作出(2009)温永刑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宋红旗委托上海骏业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在香港为其注册成立百信公司，注册资本1万元港币。2007年6月至11月，被告人宋红旗等人在自己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也没有找到货物买家的情况下，虚构海外巨额服装订单，以百信公司的名义，以量大价高为诱惑与国内多家服装生产公司签订服装购销合同，约定由百信公司向服装生产公司购买服装，货款以汇款支付或信用证支付，同时要求服装生产公司向其指定的面料供应商高价购买服装生产面料，并向个人支付所谓的佣金。被告人王世凯明知宋红旗没有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帮助宋红旗等人寻找服装生产公司，并通过他人帮助宋等人开具设有“软条款”的信用证，取得服装生产公司的信任，骗取服装生产公司面料差价款和佣金。在该判决书审理查明的第3项事实中认定：2007年11月，被告人宋红旗等人虚构海外服装订单，与田中秀公司签订了价值240余万美元的服装购销合同，约定由百信公司向田中秀公司购买服装，货款支付方式为信用证支付。被告人宋红旗要求田中秀公司生产服装所需的面料必须向汪秋玲等人高价购买。之后，被告人宋红旗委托被告人王世凯通过新加坡TELESONIC私人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具信用证三份，均设有客检单“软条款”。合同签订后，田中秀公司向汪秋玲购买了820万元人民币的服装面料，并已支付560余万元人民币的面料款。应被告人宋红旗的要求，田中秀公司支付给宋红旗20万元作为佣金。2008年1月6日，田中秀公司组织生产完毕，委托浙江新正方实业有限公司代理出口部分货物，但货到美国后无人提货，只好运回。出货后，田中秀公司到银行申请信用证议付，同样因为宋红旗未能提供客检单而遭银行拒付。根据估价鉴定结论计算，田中秀公司向汪秋玲购买的面料实际价值500余万元人民币。被告人宋红旗等人骗取了田中秀公司50余万元人民币面料差价和20万元人民币佣金。刑事判决认为，被告人宋红旗、王世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欺骗他人签订合同，并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属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两被告人在实施诈骗犯罪过程中，还造成了被害单位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损失，在量刑时予以从严惩处。据此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宋红旗、王世凯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责令被告人宋红旗、王世凯共同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70万元，返还平湖市田中秀制衣有限公司，等等。宋红旗、王世凯不服，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6日作出(2009)浙温刑终字第521号刑事判决，除了对王世凯的刑期进行了改判以及撤销了王世凯退赔浙江捷达服饰有限公司30万元部分，其余部分均予以维持。本院经再审认为：永嘉县人民法院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份生效刑事判决已经明确认定，本案田中秀公司与佳晓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宋红旗、王世凯等人进行合同诈骗行为的一部分，“宋红旗以服装订单为条件要求受害公司生产服装所需的主要面料必须向自己的情人汪秋玲等人经营的位于江苏省吴江市的吴江佳晓纺织品有限公司等公司高价购买”，从而赚取面料差价。经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估价鉴定，汪秋玲等人提供的面料价格高于市场价格40%以上。可见本案买卖合同是宋红旗等人以欺诈手段订立，不但损害了受害人的利益，而且扰乱了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四)项的规定，本案双方签订的“要货单(代买卖合同)”应认定无效。另外，根据两份刑事判决，佳晓公司向田中秀公司提供的面料实际价值仅为500余万元，而田中秀公司已向佳晓公司支付了565万元人民币的货款和20万元人民币的佣金，宋红旗等人已经骗取了田中秀公司50余万元人民币的面料差价和20万元人民币的佣金，且该两份刑事判决已判令宋红旗等人退赔上述面料款差价和佣金。仲裁裁决田中秀公司继续支付佳晓公司货款2507617.30元，必然与两份刑事判决的内容相冲突，且有保护犯罪、扩大犯罪成果之虞，显然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两份刑事判决虽然未对汪秋玲定罪量刑(原因是刑拘在逃)，但是在两份刑事判决中已经对汪秋玲以及佳晓公司与宋红旗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进行了明确认定，田中秀公司非但不欠佳晓公司货款，而且被犯罪人骗取了70余万元，故本院(2009)浙嘉仲撤字第10号民事裁定认为两份刑事判决书及汪秋玲的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不能证明汪秋玲以及佳晓公司与宋红旗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的认定有误，由此所作出的裁定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09)浙嘉仲撤字第10号民事裁定；二、撤销嘉兴仲裁委员会（2008）嘉仲字第055号仲裁裁决。嘉兴仲裁委员会（2008）嘉仲字第055号案件仲裁费24810元，由吴江佳晓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反请求费43190元，由平湖市田中秀制衣有限公司负担；本院（2009）浙嘉仲撤字第10号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吴江佳晓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欢审判员  章能审判员  吴伟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朱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