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49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路258号1幢C21214室。法定代表人：陈哲，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家恺，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中昌合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0969（集中办公区）。法定代表人：曹毅，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飞翔，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泊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中昌合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昌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3民初23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泊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案涉61万元款项性质并非服务费，实际上系案外人王某支付给泊彰公司的投资款。案外人王某系中昌公司的股东上海XX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王某与泊彰公司的股东杨某1以及法定代表人陈哲之间存在投资合作关系，各方约定由王某投资300万元占泊彰公司33％股份，涉案61万元款项系300万元投资款的一部分。王某和泊彰公司原财务人员的聊天记录可以印证王某以300万元认购泊彰公司33％股权的事实。泊彰公司的股东杨某1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投资明细表格和泊彰公司账户银行流水明细亦可以表明本案所涉61万元的款项性质，其中53万元系王某支付的投资款，另外8万元实际系用于支付王某的配偶曹毅所涉其他刑事案件的律师代理费用。2．一审法院仅凭中昌公司付款凭证中记载的内容即认定款项性质为服务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付款凭证中将款项性质记载为推广费及设计制作费仅系中昌公司一方意思表示，泊彰公司与中昌公司未就款项性质达成合意，且泊彰公司已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付款的性质实际系投资款。一审中中昌公司陈述“王某作为被告的股东，投资100万元，占股33％，已经缴纳投资款”，而泊彰公司一审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王某表示其投资款共有143万元，若涉案61万元中不包含王某的53万元投资款，那么143万减去53万后只剩下90万，则王某并未缴足100万元的投资款，因此中昌公司陈述的事实自相矛盾。3．案涉《推广服务合作协议》系虚假合同。泊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哲对该份《推广服务协议》签订的事实完全不知情，该协议未由陈某签字或盖章，泊彰公司认为该份协议系先盖章后才填上双方的公司名称及具体内容，可能存在偷盖公章的情形，对于章的真伪也无法判定，泊彰公司在一审中曾申请鉴定该份协议真伪，但是未获一审法院许可。此外，中昌公司名为融资租赁公司，但通过查询其相关诉讼案件可知，其实际系经营借贷业务的公司，而泊彰公司是一家从事婚纱摄影服务的公司，不可能向中昌公司提供其诉称的推广服务。综上，泊彰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其上诉主张。中昌公司辩称：不同意泊彰公司的上诉意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1．中昌公司向泊彰公司支付的案涉61万元款项系推广服务费，并非投资款。中昌公司与泊彰公司签订案涉《推广服务协议》后依约向其支付了61万元款项，并在付款凭证上明确写明推广费及设计制作费用。上述付款凭证、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以及泊彰公司的服务范围等证据全都将本案项下款项指向唯一的业务合作费用，即推广及设计服务费。泊彰公司至今未向中昌公司提供任何服务，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中昌公司分别于2020年8月25日及28日向泊彰公司寄送《催告函》及《解除合同通知书》，均被签收，但中昌公司仍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保障合同的切实履行，故其应向中昌公司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2．泊彰公司在一、二审中未能提供充分依据证明案涉款项系其主张的所谓投资款。泊彰公司所述的案外人王某对泊彰公司的投资事实与本案服务费用无关。从2020年1月泊彰公司的股权变更情况看，泊彰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增加至300万，其中股东杨某1系泊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哲的配偶，杨某1认缴注册资本201万元，占股67％，王某认缴注册资本99万元，占股33％。上述增资情况已在公司章程中列明，不存在泊彰公司所称的王某投资300万，占股33％的事实，案外人杨某2的上述投资款已经实际缴纳，系通过王某账户支付至泊彰公司账户，投资款与案涉的61万元款项无关。泊彰公司一审中提供的聊天记录截屏并不能体现出王某投资300万元的事实，亦无法证明案涉61万元款项与其所称的投资款有任何关联。3．泊彰公司与中昌公司签订的《推广服务合作协议》真实有效。泊彰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及公司证照均在其实际控制人陈哲掌握之下，该份合同系中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毅与泊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哲在陈哲的办公室签订后由二人直接盖章。泊彰公司经营服务范围除了婚纱摄影服务外，还有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等，中昌公司基于泊彰公司的新婚用户客群具有借款购车或从事其他事宜的需求，希望借助泊彰公司渠道拓展业务，与泊彰公司进行磋商并建立合作关系，才签订了案涉《推广服务合作协议》。综上，中昌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泊彰公司的上诉请求。中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双方签订的《推广服务合作协议》于2020年8月27日解除；2．判令泊彰公司向中昌公司返还推广服务费61万元；3．判令泊彰公司支付中昌公司利息损失（以61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0月13日起至泊彰公司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22日，中昌公司向泊彰公司账户转账61万元。银行付款凭证上写明：推广费及设计制作费。2020年8月25日，中昌公司向泊彰公司邮寄《催告函》，要求泊彰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前向中昌公司提供相应的推广服务方案等。该邮件签收日期为2020年8月26日。2020年8月28日，中昌公司向泊彰公司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泊彰公司：双方签订的《推广服务合作协议》于2020年8月28日解除；贵方于解除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返还推广设计费61万元；如在规定期限内未返还我司推广设计费，我司将保留进一步追究贵方违约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该邮件签收日期为2020年8月29日。一审另查明，工商登记显示，王某是中昌公司的董事，并非股东。同时，王某还是泊彰公司的股东之一，另一股东为杨某1。一审审理中，中昌公司提供了中昌公司与泊彰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签订的《推广服务合作协议》，协议约定：泊彰公司为中昌公司的商号或产品服务提供推广及技术服务，合作期限自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中昌公司向泊彰公司支付服务费61万元。泊彰公司表示，对上述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当时泊彰公司的公章在王某和曹毅控制下，怀疑是王某持泊彰公司的章伪造了该合同。关于中昌公司支付的61万元。泊彰公司表示，王某与泊彰公司之间是投资关系，双方没有书面的投资协议，口头约定王某向泊彰公司投资300万元，该61万元是中昌公司代王某支付的投资款。泊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案外人王某与杨某1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以证明该款属于投资款。中昌公司则表示，王某与泊彰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王某作为泊彰公司的股东，投资100万元，占股33％，已经缴纳投资款。泊彰公司提供的证据中，王某从未表示过中昌公司代其支付投资款，泊彰公司所述完全是没有依据的揣测。关于推广服务的内容。中昌公司表示，中昌公司想让泊彰公司在其拍婚纱照的客户群体中推广中昌公司的汽车融资租赁服务。陈哲表示可以制作海报和视频进行推广，所以才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一直没给海报和视频，之后发生了疫情，陈哲找到曹毅称公司快经营不下去了，希望曹毅尽快付款，泊彰公司尽快制作海报和视频，因此中昌公司支付了6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中昌公司支付给泊彰公司的61万元是服务费还是投资款。中昌公司提供了双方之间的《推广服务合作协议》，并且付款凭证写明61万元是“推广费及设计制作费”。泊彰公司对《推广服务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该协议并不是确定付款性质的唯一证据，付款凭证的记载可初步证明付款的性质属于服务费。泊彰公司主张涉案的61万元是中昌公司代案外人王某支付给泊彰公司的投资款，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以推翻付款凭证上的记载。但泊彰公司提供的证据均发生在案外人之间，没有任何关于中昌公司同意代王某支付投资款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中王某也从未表示过由中昌公司代其支付投资款。泊彰公司与王某之间因投资发生的纠纷，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行主张。综上，泊彰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涉案的61万元应当认定为中昌公司支付给泊彰公司的服务费。泊彰公司未提供相应的服务，中昌公司主张解除合同，泊彰公司返还服务费并支付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中昌公司与泊彰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二、泊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中昌公司61万元；三、泊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昌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以61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3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950元，由泊彰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泊彰公司提交（2020）豫1527字第3099号、（2020）沪0105民初20872号案件的起诉状与传票，以及泊彰公司2020年4月期间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账户流水明细，以证明王某为追回其向泊彰公司投资的300万元投资款而多次起诉，其中包括民间借贷等纠纷，本案系争61万元款项中的53万元系王某300万元投资款中的一部分；以及2020年4月22日泊彰公司除中昌公司的61万元款项入账后，并无其他投资款入账。中昌公司发表意见称，对于泊彰公司提出的其他诉讼案件，与本案项下61万元款项无关，其所提到的其他民间借贷纠纷均已宣判，并支持了王某的诉讼请求。对于泊彰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据，亦不能证明2020年4月22日打款的61万元款项系其所称的300万元投资款的一部分。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在于案涉61万元款项的性质系中昌公司向泊彰公司支付的推广服务费用还是中昌公司替案外人王某支付的投资款。对此，为证明案涉款项的性质系推广服务费，中昌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推广服务合作协议》及付款凭证等证据，付款凭证上显示该款项系由中昌公司账户支付，写明为推广费及设计制作费，且《推广服务合作协议》文本上加盖了泊彰公司及中昌公司的公章，因此就证据而言，中昌公司完成了初步举证义务，证明中昌公司与泊彰公司之间成立了推广服务合同关系并据此向泊彰公司支付了61万元推广服务费。而泊彰公司反驳认为该款项性质实际系中昌公司替案外人王某向泊彰公司支付的投资款，但就其主张的代付事实，中昌公司、王某在本案中并未作出确认且泊彰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泊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有关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二审中提交的相关诉讼案件信息、银行流水等材料，经本院审查，该些证据内容均不能直接证明案涉61万元款项即为王某向泊彰公司支付的投资款，有关王某与泊彰公司之间投资款的结算内容亦无法看出包含了本案系争的61万元。据此，泊彰公司对其主张的事实举证不足，一审法院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认定案涉款项性质属于推广服务费，法律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进一步认为，泊彰公司上诉提出的《推广服务合作协议》上的公章可能存在私自加盖、与案外人之间的投资关系未签订书面合同进行固定等问题，均不同程度反映了其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存在内部管理不善、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从而导致纠纷诉讼发生时处于被动且举证能力不足的不利法律后果发生，泊彰公司应引以为鉴。综上所述，上诉人泊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上诉人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何 云法官助理  及小同书 记 员  沈振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