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陕05民终12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渭南市华州区宏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军，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梅豪，渭南市华州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贺富英，男，198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颖花，陕西佳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月，陕西佳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菊侠，女，195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进元，男，195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渭南市华州区华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江平，男，1977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高波，男，1986年11月23日出生。上诉人渭南市华州区宏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贺富英因与被上诉人杨菊侠、孙进元、孙高波、张江平土地经营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渭南市华州区人民法院（2020）陕0503民初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贺富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颖花、张明月、上诉人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梅豪、被上诉人杨菊侠、孙进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被上诉人孙高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江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宏达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渭南市华州区人民法院（2021）陕0503民初368号民事判决，驳回杨菊侠、孙进元的起诉或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菊侠、孙进元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杨菊侠、孙进元夫妇对涉案的益母草不享有收益权，杨菊侠、孙进元及其子孙高波均已自认益母草的收益权不归杨菊侠夫妇享有。二、杨菊侠、孙进元夫妇主张的益母草的收益权系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三个合伙人按份共同共有，而非杨菊侠、孙进元夫妇的共同共有财产。三、原判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形成而无偿转包给杨菊侠和孙进元夫妇无事实依据。1、贺富英并未退出合伙，贺富英是三个合伙人推选的代表；2、杨菊侠、孙进元无权侵占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各自投资三万余元共计十万元的财产而产生的收益权；3、投资人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未放弃益母草的收益权，但原判却以无偿转包而推定放弃，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合法；4、我公司及孙高波均无权处分三个合伙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杨菊侠、孙进元辩称，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共同投资种植益母草是不争的事实，答辩人并不否认，但在法庭调查中已经查明该三名合伙人已于2019年9月全部相继离开退出经营，由孙高波叫来父母杨菊侠和孙进元进行经营管理，后二答辩人与宏达公司协商经营管理53亩药材有关事宜，宏达公司亦同意二答辩人继续经营，直至药材被宏达公司毁损，此间三名合伙人再未参与经营管理，且孙高波、贺富英当庭对离开承包地，放弃经营管理的时间和事由不持异议。在长达近一年的经营管理活动中，三合伙人、宏达公司均未提出异议，实际是对二答辩人事实经营管理行为的认可。上诉人主张二答辩人无权侵占三名合伙人投资而产生的收益权是没有依据的，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使二答辩人侵占了三合伙人的收益权，也应由三合伙人出面主张权利，并非由宏达公司主张权利。孙高波辩称，三人确实存在合伙情形，但由于后期需要大量投资，贺富英和张江平于2019年7月退出合伙经营，答辩人坚持经营几天后，于2019年8月份亦退出。在退出经营后，答辩人叫来自己的父母杨菊侠、孙进元继续经营，并与宏达公司领导杨虎、张立新商议事宜，宏达公司亦同意由杨菊侠、孙进元经营。贺富英辩称，认可宏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张江平未到庭进行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贺富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渭南市华州区人民法院（2021）陕0503民初36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一审原告的起诉，判令被上诉人渭南市华州区宏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向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三人赔偿药材损失172270元；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上诉人杨菊侠、孙进元不具备土地经营权侵权纠纷一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不应向其二人赔偿药材损失，药材损失由宏达公司向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三人赔偿共计172270元。二、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对是否存在转包的事实未查清。1、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杨菊侠、孙进元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三合伙人将土地经营权转包给孙高波父母杨菊侠、孙进元，是否存在转包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贺富英对被上诉人杨菊侠、孙进元经营的事实知情默许属事实认定错误，贺富英自始至终都没有退出合伙，只是让孙高波父母照看、管理药材，一审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销售票据上的销售人为孙高波，并非杨菊侠、孙进元，贺富英也一直和孙高波讨论经营的事项。3、首先，一审时宏达公司明确表示其否认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与杨菊侠、孙进元之间的转包关系。其次，贺富英对杨菊侠、孙进元作为经营人经营一事并未默许，贺富英一直认为是孙高波在打理他们的合伙事宜，合伙经营还是他们三个人；最后，孙高波并未放弃经营，仅是雇佣其父母干活。杨菊侠、孙进元辩称，上诉人贺富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上诉人主张与二答辩人系雇佣关系，二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应当提供雇佣合同、发放工资流水或支付工资票据等相应的证据。否则，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合作协议》属实，虽为协商解除，但三名合伙人分别离开放弃经营，长达一年时间不参与经营，以实际行动表明其已放弃经营管理，二答辩人自己投资经营，有权对自己的投资取得回报。3、三合伙人在一审法庭调查中，均承认离开涉案承包地的时间和到发生纠纷时再未投资和经营，亦未提供雇佣他人的证据，二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和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其对涉案药材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4、贺富英陈述离开经营现场并不代表退出合伙经营，但是不进行投资管理，如何会有收益，因二答辩人的经营管理，才会有药材的收益，二答辩人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其子孙高波协助联系销药并无不当。孙高波辩称，三人确实存在合伙情形，但由于后期需要大量投资，贺富英和张江平于2019年7月退出合伙经营，答辩人坚持经营几天后，于2019年8月份亦退出。在退出经营后，答辩人叫来自己的父母杨菊侠、孙进元继续经营，并与宏达公司领导杨虎、张立新进行商议事宜，宏达公司亦同意由杨菊侠、孙进元经营。宏达公司辩称，贺富英在二审中提出了具体的诉讼请求，违反了诉讼请求应在一审中提出的法定程序，因此在调解未果后，应当驳回贺富英的诉讼请求，并令贺富英另行起诉。同意贺富英主张的杨菊侠、孙进元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和事实依据。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菊侠、孙进元承担。张江平未到庭进行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杨菊侠、孙进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与第三人贺富英之间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经解除，第三人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不再享有合同权利。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损坏原告益母草的损失172270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8日，第三人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口头约定，由贺富英代表合伙人并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被告宏达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协商，甲方愿将带钢网的猕猴桃树行子交给乙方种植（地丁、蒲公英、莴笋），皂角树园行子协商种植其他作物（猕猴桃园、皂角树园子的草全部由乙方负责清除）。甲方可提供水源，乙方种植首先确保甲方的猕猴桃树及皂角树的正常生长（包括施肥、打药等）。乙方种植任何植物需经甲方同意后方可种植，种植后甲方不可更改，由甲方确定，若有影响猕猴桃及皂角树生长的情况，合同终止，合作期限为四年。”合同签订后，三合伙人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共同投资，于2019年4月16日进入被告3号、6号地块种植药材——益母草53亩，宏达公司未持异议。合同履行前期，三个合伙人给承包地除草，对药材进行田间管理，共同经营，随后合伙人张江平、贺富英相继离开，仅由孙高波一人经营。2019年9月，孙高波退出经营并叫来其父母即二原告孙进元、杨菊侠，与被告宏达公司协商继续经营管理53亩药材（益母草）有关事宜，被告宏达公司同意由二原告继续经营。据此，二原告于2019年9月进地，并独立投入资金和劳务，灌溉、施肥、打药等，对53亩药材进行耕作管理，被告宏达公司为此亦提供灌溉水源等便利条件，二原告也一直占用被告宏达公司为三合伙人提供的一间生活用房，三合伙人即本案第三人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再未参与经营，被告及三合伙人对二原告独立经营的事实均知情且未反对。2020年4月，药材耕作成功，原告雇佣工人收割了益母草，经粉碎、运输、晾晒、仓储等环节，销售益母草13.3吨，单价3900元，售价51870元。2020年5月，原、被告发生纠纷，被告于2020年6月1日以益母草影响其猕猴桃生长等为由向第三人贺富英发出《解除协议通知》，遭贺富英拒绝，后经大明镇政府协调，原告于2020年7月收割益母草7亩共计7.5吨，销售单价为3500元，收入26250元。2020年8月8日，被告向贺富英发出通知，要求三天之内必须将益母草收割完毕，否则被告将采取必要措施清理。贺富英将该通知内容告知原告后，原告认为三天期限过短，客观上根本无法完成，便未收割。2020年8月13日，被告用还田机铲除了剩余约46亩药材。为此，原告杨菊侠与第三人贺富英向被告宏达公司主张赔偿，因协商未果，双方共同向华州区政府信访，经信访联席办协调未果，原告诉至本院。审理中，第三人贺富英要求被告宏达公司向其赔偿21万元经济损失，并认为原告无权获得赔偿款，其愿意支付原告杨菊侠、孙进元实际投资。一审法院认为，该案诉争焦点：1、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作协议》是否已经解除？2、原告、被告、第三人相互之间法律关系如何定性？3、被告铲除46亩药材是否合法？结合本案事实，分析如下：1、关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作协议》是否已经解除？被告与第三人贺富英自2019年3月28日签订《合作协议》以来，双方至今并无解除该协议的书面或口头意思表示，直至2020年6月，被告曾屡次要求与第三人解除合同，但第三人贺富英始终拒绝，足见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作协议》并未解除。因此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与第三人贺富英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经解除、第三人不再享有合同权利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2、关于原告、被告、第三人相互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被告宏达公司依据《土地流转协议》取得了大明镇孙堡村部分集体土地的经营权，2019年3月28日被告宏达公司与第三人贺富英签订《合作协议》，其内容实质是宏达公司将其果树行子部分土地的经营权流转给贺富英，由贺富英承包经营，用于农业种植。据此贺富英即代表其及合伙人张江平、孙高波三人共同取得了宏达公司涉案土地的经营权，《合作协议》也得以实际履行，因此，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形成了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基于本案事实，2019年9月，第三人贺富英、张江平相继从涉案土地退出经营，第三人孙高波作为最后一个退出经营的合伙人，在未通知其他合伙人的情况下，准许宏达公司将涉案53亩药材（益母草）交由原告杨菊侠、孙进元继续经营管理，事后，合伙人贺富英对原告经营的事实知情默许。在原告对药材实施经营管理过程中，原、被告之间每次发生矛盾或冲突，双方均通过贺富英或孙高波出面协调，从以上事实可以推出，基于孙高波的放弃和宏达公司的同意、贺富英的默许，第三人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与原告杨菊侠、孙进元之间实际形成了土地经营权转包的法律关系，转包人是原承包人贺富英、张江平、孙高波，接包人是原告杨菊侠、孙进元。原告接受转包后开始耕种土地，与第三人贺富英等之间形成了转包合同关系，土地不再由原承包方贺富英等耕种，但宏达公司与贺富英之间的土地经营权承包关系并未因转包而发生改变，仍然是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关系，原、被告之间并没有形成土地经营权承包关系。原告关于其与被告建立了事实上的土地经营权承包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3、关于被告铲除原告46亩药材是否合法？依据前述，原告因转包（接包）取得了涉案土地经营权，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土地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认为承包人贺富英种植益母草违约、原告经营管理益母草期间对其果树造成损害等，应与原告或第三人通过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途径解决。被告未征得第三人和原告（接包人）同意，亦未依法解除其与第三人贺富英的《合作协议》的情况下，仅向第三人贺富英发出限期收割的通知，便单方损毁原告享有土地经营权的药材，造成损害，其行为缺乏合法依据，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贺富英在本案中提出独立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宏达公司向其赔偿药材（益母草）被损毁的经济损失，因涉案53亩土地的经营权已经实际转包给原告，原告已经享有了涉案土地的经营权且独立经营，原告是贺富英的雇工没有事实依据，故第三人贺富英等不再享有涉案土地上药材的收益权，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由于第三人孙高波和被告宏达公司的原因，原告无偿取得了涉案土地的经营权，孙高波是否存在损害合伙人利益、原告的药材（益母草）收益是否归第三人贺富英等所有，属于贺富英及其合伙人与原告之间土地经营权转包合同争议，可另案起诉，本案不予审理。第三人贺富英与被告宏达公司之间因《合作协议》产生的违约、合同解除、损害赔偿等争议，属于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可另案起诉，本案不予涉判。被告对其铲除46亩益母草的事实无异议，应按46亩药材收益确定损失。原告请求的172270元损失系按46亩益母草的销售纯收入核算，其未考虑投资成本，损失数额应扣减收割、运输、加工、晾晒、仓储、销售等生产成本，由于没有经营账务可资参考，生产成本无法准确核定，综合本案其他事实，酌定原告药材损失为100000元，被告予以赔偿。为了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八）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渭南市华州区宏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杨菊侠、孙进元药材损失100000元。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杨菊侠、孙进元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贺富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45元，由被告渭南市华州区宏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贺富英作为与张江平、孙高波三人合伙方代表与宏达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尽管《合作协议》条款简单，但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协议，该三位合伙人因《合作协议》履行，实际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且该三人还种植了药材益母草。因各种原因，至2019年9月三位合伙人先后退出经营，杨菊侠、孙进元实际对种植的药材经营管理，此一事实贺富英知情默许，有关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亦能证明宏达公司事实上认可，故原审认定杨菊侠、孙进元从三位合伙人处受让承包经营权，形成新的土地转包法律关系正确，对该转包关系，宏达公司虽未明示认可，但从双方事实上的履行行为分析，可以推定宏达公司知情并认可。据此，原审原告杨菊侠、孙进元对涉案土地上药材享有合法所有权，宏达公司未与所有权人协商一致，毁损所有人财产，构成侵权，原审判决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宏达公司上诉认为涉案益母草收益应归三位合伙人，杨菊侠、孙进元不享有收益权，证据不足，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贺富英上诉认为其和杨菊侠、孙进元属雇佣关系，一、二审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其上诉认为以上二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三位合伙人均先后退出了益母草的经营管理，事实上杨菊侠、孙进元夫妇实际投资、经营管理，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和劳动，理应获得赔偿。上诉人贺富英认为赔偿应归自己所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渭南市华州区宏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贺富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45元，由上诉人渭南市华州区宏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300元，贺富英负担37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新龙审 判 员 秦文强审 判 员 李 谦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军涛书 记 员 张蔓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