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民终10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商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中山路23号商业大厦八层。法定代表人：江晓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伙星，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裕舟，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晋安支行，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福新中路90号新华园（远景豪庭）2号楼一、二层。负责人：刘民，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辉，福建方圆统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踔，福建方圆统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福建省商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商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晋安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合同纠纷，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1民初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省商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华夏银行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夏银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省商业公司在原审期间申请追加福建榕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青公司)参加诉讼，但原审未就该申请进行审查，致本案相关事实不清。1.华夏银行与榕青公司签订的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系有追索权的保理，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榕青公司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榕青公司应当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2.榕青公司转让的债权不具有真实性，省商业公司与榕青公司的买卖合同无真实交易，榕青公司对省商业公司不享有任何应收账款债权。基于上述原因，省商业公司在原审中申请追加榕青公司作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原审对其上述请求未予审查亦未作出决定。(二)原审“对华夏银行关于其已依约向榕青公司提供涉案保理融资服务的陈述予以采信，对省商业公司的相应辩解不予采纳”，该认定未分析说理，无视华夏银行证据的矛盾性，与事实不符。华夏银行事实上未提供保理融资服务，其无权以保理商身份向省商业公司主张“应收账款”。1.华夏银行提交的涉讼《最高额融资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相关银行承兑汇票与借款凭证等证据，与厦门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的证据材料完全一致。华夏银行向厦门仲裁委员会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银行授信贷款流程，证明本案讼争标的实际上系华夏银行与榕青公司及其保证人之间的金融授信贷款合同业务项下的款项，对此，华夏银行的仲裁申请书以及原审判决书第9页第一段均作了确认。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华夏银行提供的2015年8月25日、27日二份借款凭证中的借款合同号均无相应的借款合同对应，原审法院在庭审中未予调查核实。华夏银行从未向省商业公司催收过所谓的应收账款，却将其他融资贷款合同项下的信用贷款当作本案的保理融资款提起诉讼，属恶意诉讼，不应支持。2.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与《最高额融资合同》各自独立，《银行承兑协议》作为《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的业务，不能同时又作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保理融资款，华夏银行未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向榕青公司提供保理融资服务。(1)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编号：FZl3(融资)20140013确认]与《最高额融资合同》[编号：FZl3(融资)20140013]虽同日签订，融资额亦相同，但后者属于流动资金贷款授信合同，与前者性质不同。如前所述，《银行承兑协议》为《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且二者均签订了变更协议，通过变更条款同时增加了相同的保证人，从而证明《银行承兑协议》仅为《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的合同，与《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各自独立并无关联。(2)即使《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合同编号“FZl3(融资)20140013确认”与《最高额融资合同》合同编号“FZl3(融资)20140013”前部分相同，但前者后缀加了“确认”，表明二者是不同的，华夏银行未说清二者关系，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以两合同编号部分相同为由认定两合同具有关联性，并将华夏银行根据《银行承兑协议》开具的承兑汇票作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具体业务合同，无事实依据且未分析、说理，认定事实有误。根据《最高额融资合同》第l.2条规定，该合同项下的最高融资额可用的业务中未涉及保理业务，况且该合同8000万元总融资额己被其具体融资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用完。另外，《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指定的账号和《银行承兑协议》项下两个账号均不同，也可说明《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与《最高额融资合同》并非关联合同。(3)华夏银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依规为榕青公司审核过保理融资业务。根据涉讼保理合同第5.2条约定：甲方(榕青公司)申请保理融资支用，向乙方(华夏银行)提交《保理额度支用申请书》及应收账款债权相关资料全部原件以及乙方合理要求的其他文件，但华夏银行始终未提供《保理额度支用申请书》及相关审核情况，证明华夏银行未就所谓的保理融资进行过流程审核。另根据涉讼保理合同第4.1条约定，甲方转让的应收账款应具有真实、合法的贸易背景或提供服务背景或租赁背景。《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均规定，保理融资所涉应收账款应是合法、有效、真实的。本案中，华夏银行提供的所谓出库单是榕青公司自制的，合同约定近2万吨钢材应该有专门的仓储场地，但该出库单没有具体的仓储地址，不具有证明效力；运输发票没有起运和到达地，没有入库证明，因此运输费发票应是虚开的，无证明效力。华夏银行未核实仓储情况并进行实物查验，以确认相关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合理存在，据此亦可证明其未实际提供保理融资服务。一审在查明事实部分对华夏银行提供的证据A6、A7（即出库单和运输发票）以无原件可供核对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在分析认定部分又将上述证据作为认定的依据，属自相矛盾。(三)省商业公司对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并不知情，该合同签订时其与榕青公司无债权债务关系。虽然榕青公司转让了所谓的其对省商业公司的债权，但债务人依法享有对原债权人的抗辩权，这与受让人是否善意无关，况且华夏银行未提供保理融资服务，加之受让债权已消灭，故华夏银行无权依据保理合同及债权转让协议主张债权，否则将构成不当得利。虽然榕青公司向华夏银行转让了“应收账款”债权，但省商业公司与榕青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已结清，该债权己消灭，华夏银行无权再主张债权。鉴于榕青公司在2015年3月24日出具的“CNG0012015承诺书”中承诺省商业公司与榕青公司、鑫众公司、茂盛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项下的全部风险和责任全部由榕青公司承担，省商业公司不承担任何风险，同时再根据省商业公司提供的证据21-23《终止协议》、《确认协议》、《收货确认书》，双方债权债务已履行完毕并结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关于“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关于保理合同纠纷中“债务人依据基础合同享有的抵销权及抗辩权，可以对抗保理商，但保理商与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因榕青公司对省商业公司已不再享有任何债权，且华夏银行未提供保理融资服务，其仅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主张债权的基础不存在，本质上不管债权的真实与否，其受让的债权应当转回原债权人，若其直接提出债权主张请求，明显构成不当得利，原审判决导致华夏银行获取不当利益，损害了省商业公司的合法权益。(四)原审判决书关于“证明资料B1、B3、B4、B6-B2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的认定错误，上述证据材料省商业公司均出具了原件，与本案有直接关联，且足以证明涉讼债权转让不具真实性以及省商业公司与榕青公司债权债务已结清。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支持省商业公司的上诉请求。华夏银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事实和理由为：（一）本案无需追加榕青公司参加诉讼。1.本案系华夏银行受让榕青公司对省商业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后，对该笔应收账款债权的求偿权，而非保理合同纠纷，无需追加榕青公司参加诉讼。2.原审中华夏银行已提交了榕青公司与省商业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库单、货运发票、收货确认书、发票收妥函等一系列证据，省商业公司也在《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的《回执》上盖章确认，足以证明省商业公司已承诺将按期向华夏银行履行应收账款付款义务，并不持异议。3.根据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仲裁条款，华夏银行与榕青公司间因保理融资产生的纠纷应提请仲裁。因此，榕青公司在《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实体权利将通过仲裁程序保障，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榕青公司不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也不影响榕青公司通过仲裁程序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因此，本案没有追加榕青公司参加诉讼的必要。(二)本案系应收账款求偿权纠纷而非保理合同纠纷。华夏银行诉请求偿权是基于购销合同、收货确认书、《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及对应的《回执》。况且华夏银行已向榕青公司发放了保理融资款。1.因本案系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纠纷，华夏银行对省商业公司应收账款债权的求偿权与其对榕青公司金融借款的追索权是两项并存的权利，无先后顺序之分。华夏银行既有权要求省商业公司履行应收账款的付款义务，也有权向榕青公司及担保人追索未受偿的融资款。华夏银行申请仲裁的案件恰为其针对榕青公司及担保人行使金融借款追索权的案件，故其在仲裁案中提供的证据与本案证据一致，不存在矛盾之处。2.华夏银行同时行使应收账款债权求偿权及金融借款追索权并不冲突。(1)两案标的不同，前者是应收账款债权的求偿权，标的额是50000140.18元，后者是金融借款追索权，标的额是垫付的金融借款本金39934897.22元及利息等。(2)本案中，华夏银行收取的应收账款在扣除实际垫付的金融借款及应扣费用后，如有余款将付至榕青公司的账户，故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省商业公司所称的华夏银行对同一标的提起二次请求的问题。3.保理融资的发放与应收账款求偿是两个并行的法律关系，不存在应收账款的求偿要以审查保理款的发放为前提。4.华夏银行与榕青公司分别于2015年3月23日、3月27日签订了两份《银行承兑协议》，并先后向榕青公司开立了八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总计8000万元。两份《银行承兑协议》与《最高额融资合同》的关联性，不仅体现在当事人相同、签约日期相同、期限相同、额度相同外，在涉讼《银行承兑协议》附则第11.3条第2点还有关于“如保理买方省商业公司对应的应收账款提前到账，应提前补足敞口”的约定，该约定亦证明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即为本案保理融资款。此外，银行操作规程只要求保理合同与应收账款确认函的编号需一致，对其他合同的编号是否一致没有要求，所以本案保理合同与《最高额融资合同》编号不一致，并无不妥。5.涉讼《最高额融资合同》的签订与《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不矛盾，前者是为了方便增加其他保证人对保理融资款的发放进行担保，以便其他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此系保理业务的通行做法。6.涉讼保理合同第4.10.1条约定：“乙方开立保理专户，保理专户在商务合同或《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或《应收账款全部转让确认函》中约定，明确其作为应收账款项下回款的唯一账户”。因此《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中账号为12×××98的账户正是保理回款专户。省商业公司认为本案中保理回款账户与银行承兑协议项下的保证金账户及补足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敞口的账户并不相同，但此三者原本就是不同的账户，不存在必须相同的问题。7.关于省商业公司提出的2015年8月25日、27日借款凭证中的借款合同号无相应借款合同对应的问题，因涉讼保理合同项下的款项是以银行承兑协议及银行承兑汇票形式发放的，如果出票人（榕青公司）在华夏银行对银行承兑汇票兑付前补足100%保证金，则不存在华夏银行垫款的问题，如果榕青公司在华夏银行兑付前未能补足保证金，则华夏银行将在兑付时产生垫款，并因此产生对榕青公司的借款。本案中，因华夏银行在兑付时产生垫款即借款，银行会计系统会自动生成一组序列号作为借款合同号，也就是涉讼借款凭证中的借款合同号。如前所述，该两个序列号无需和相应的借款合同对应。8.榕青公司向华夏银行提供了与省商业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出库单、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收货确认书、发票收妥函，用于办理保理融资业务。华夏银行对上述材料审查后，足以相信榕青公司与省商业公司之间的交易真实存在，并相信榕青公司对省商业公司享有相应的应收账款债权。在诉讼前，华夏银行亦向省商业公司寄送过律师函，省商业公司主张华夏银行未提交《保理额度支用申请书》，但根据保理合同第5.2条及第5.3条的约定，该申请书仅系过程文件，只供银行内部审核，并非终极文件，最终保理融资的实际支用日、发放金额及到期日等应以融资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借据（到期日垫款金额）和/或相应融资凭证（银行承兑汇票）为准。榕青公司与华夏银行将本案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一事，以《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书面通知了省商业公司，省商业公司在《回执》上盖章确认，并承诺将向华夏银行履行付款义务。据此，华夏银行有理由相信省商业公司与榕青公司间存在真实交易；榕青公司对省商业公司享有相应的应收账款债权；省商业公司将按照回执承诺履行付款义务。(三)省商业公司关于其对涉讼保理合同并不知情，该合同签订时其与榕青公司间无债权债务关系；虽然榕青公司转让了所谓的涉讼应收账款债权，但债务人依法享有对原债权人的抗辩权，这与受让人是否善意无关；华夏银行未提供保理融资服务、未支付对价，加之受让债权已消灭，故华夏银行无权依据保理合同及债权转让协议主张债权，否则华夏银行构成不当得利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1.多份证据证明省商业公司对于保理合同是明知的，省商业公司现谎称对该保理合同不知情，显然不诚实。省商业公司并非涉讼保理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对该合同是否知情与本案的债权转让没有关联。况且，省商业公司在本案一审提起管辖权异议时，亦认可本案系基于保理业务而产生的合同纠纷，并主张本案应当依基础法律关系即涉讼保理合同有关争议解决条款来确定管辖权。省商业公司在本案一审时提交的证据2《购销合同（编号：CW20150312）》及证据5《购销合同（编号：CW20150316）》第七条结算方式中明确约定：“……双方共同约定供方在华夏银行福州晋安支行开立的保理专户为本次交易需方向供方支付货款的唯一账户，具体账户为：户名：回款专用账户—福建榕青投资有限公司；账户12×××98；开户行：华夏银行福州晋安支行”，购销合同中的收款账户12×××98与《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中确认的保理回款专户是一致的，可印证省商业公司在签订购销合同时就已知晓其负有向保理专户付款的义务。2.省商业公司将发放保理融资款作为债权转让生效的前提，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无论根据实践还是保理合同约定，债权转让生效是发放保理融资的前提。本案中华夏银行是否发放保理融资款不是债权转让发生效力的前提条件，更何况华夏银行已向榕青公司发放了保理融资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关于“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的规定，该债权转让已经债务人省商业公司盖章确认，已对其发生效力，其应当按约向华夏银行偿付应收账款。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虽载有保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债务人依据基础合同享有的抵销权及抗辩权，可以对抗保理商，但保理商与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等内容，但省商业公司对《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中“甲方（榕青公司）与贵公司（省商业公司）不存在商务合同履行方面的纠纷”予以确认，并向华夏银行确认向保理专户履行付款义务。依据上述约定、诚实信用及“禁反言”的法律原则，省商业公司上述无异议的承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已发生对华夏银行抗辩切断的法律效果。省商业公司不得再以买卖合同及应收账款不真实、未收到货、债权消灭等理由对华夏银行进行抗辩，其应无条件履行付款义务。4.省商业公司提交证据欲证明其与榕青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已结清，此与该公司对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确认及其对华夏银行的付款承诺是矛盾的。省商业公司如认为其与榕青公司间存在购销合同纠纷，其仍可向榕青公司主张权利。综上，省商业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华夏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省商业公司向华夏银行立即支付应收账款共计50000140.18元；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由省商业公司承担。一审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11日，华夏银行与榕青公司签订编号为FZ13（融资）20140013《最高额融资合同》，约定，榕青公司在2014年6月11日至2015年6月11日期间可以向华夏银行申请使用的最高融资额度为8000万元，融资额度可用于票据承兑等业务，并约定因该合同发生争议向厦门仲裁委申请仲裁。同日，华夏银行与榕青公司签订编号为FZ13（融资）20140013确认《国内保理业务合同》，该合同1.1条约定榕青公司与买方已经或即将订立商务合同并形成商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榕青公司愿意按约定将相应应收账款转让给华夏银行，向其申请办理有追索权的保理，华夏银行依本合同条款和内容为前提，在一定额度和期限内为榕青公司提供有追索权的保理服务；2.1条约定华夏银行为榕青公司核定的保理融资额度为人民币8000万元，保理融资额度有效期自本合同生效期至2015年6月11日为止；6.1条约定华夏银行有权将买方支付的应收账款款项优先用于抵销保理融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华夏银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为催收应收账款而支付的费用和为向榕青公司行使追索权而支付的费用）及其他费用，并将抵偿情况通知榕青公司，如有剩余，将余额存入榕青公司在华夏银行开立的账户，榕青公司承诺不提出任何异议。9.5条约定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华夏银行后，华夏银行有权要求买方支付应收账款。2015年3月12日，省商业公司因购买螺纹钢与榕青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CW20150312），省商业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确认货物验收合格，收货价值25000002.88元，卖方榕青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向省商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16张，发票总额25000002.88元，合同约定应收账款最晚付款期限为省商业公司出具收货确认书、双方签署结算单且榕青公司开具结算发票之日起6个月内。2015年3月16日，省商业公司因购买螺纹钢与榕青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CW20150316），省商业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确认收货，卖方榕青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向省商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16张，发票总额25000137.30元，合同约定应收账款最晚付款期限为省商业公司出具收货确认书、双方签署结算单且榕青公司开具结算发票之日起6个月内。榕青公司将前述两份《销售合同》（合同编号：CW20150312、CW20150316）项下的应收债权共计50000140.18元转让给华夏银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登记，转让合同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编号：FZ13（融资）20140013确认]。2015年3月23日，榕青公司与华夏银行共同向省商业公司发出《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编号：FZ13（融资）20140013确认-5），载明“榕青公司已与贵公司签订了下述商务合同，贵公司对商务合同项下榕青公司应收账款账面金额、付款日期确认无误，榕青公司与贵公司不存在商务合同履行方面的纠纷。现因榕青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将其与贵公司签署的下述商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以及就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转让给华夏银行。发票216张，合同编号CW20150312，应收账款账面金额25000002.88，付款期限届满日2015年8月20日”。当日，省商业公司向榕青公司与华夏银行发出《回执》，载明“我公司已收到你们于2015年3月23日签署的编号为FZ13（融资）20140013确认-5的《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现确认同意其内容”。2015年3月26日，榕青公司与华夏银行共同向省商业公司发出《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编号：FZ13（融资）20140013确认-6），载明“榕青公司已与贵公司签订了下述商务合同，贵公司对商务合同项下榕青公司应收账款账面金额、付款日期确认无误，榕青公司与贵公司不存在商务合同履行方面的纠纷。现因榕青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将其与贵公司签署的下述商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以及就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转让给华夏银行。发票216张，合同编号CW20150316，应收账款账面金额25000137.3，付款期限届满日2015年8月24日”。当日，省商业公司向榕青公司与华夏银行发出《回执》，载明“我公司已收到你们于2015年3月26日签署的编号为FZ13（融资）20140013确认-6的《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现确认同意其内容”。2015年3月23日，华夏银行与榕青公司签订编号为FZ1320120150024《银行承兑协议》、2015年3月27日签订编号为FZ1320120150025的《银行承兑协议》，均约定该协议系编号为FZ13（融资）20140013《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华夏银行同意承兑以榕青公司为出票人的汇票，票面金额为4000万元。2015年3月25日，华夏银行根据FZ1320120150024《银行承兑协议》为榕青公司开具4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分别为1000万元。2015年3月27日，华夏银行根据FZ1320120150025的《银行承兑协议》为榕青公司开具4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分别为1000万元。2016年初，厦门仲裁委受理厦仲（2016）934号华夏银行与榕青公司仲裁一案。该案中华夏银行请求裁决榕青公司向华夏银行归还汇票垫款本金39934897.22元及相应利息。一审认为：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及《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因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同时包含债权转让、金融借款等多种法律关系，是一种混合契约，故本案案由应变更为合同纠纷。关于华夏银行是否已依约提供保理服务的问题。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编号：FZ13融资20140013确认）与《最高额融资合同》（编号FZ13融资20140013）编号具有明确的关联性，且在同一天签署，融资额度相同，编号为FZ1320120150024的《银行承兑协议》、编号为FZ1320120150024的《银行承兑协议》均载明系编号为FZ13（融资）20140013《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华夏银行又根据该两份承兑协议开具了8张票面金额为1000万元的汇票，在此情况下，一审对华夏银行关于其已依约向榕青公司提供案涉保理融资服务的陈述予以采信，对省商业公司的相应辩解不予采纳。关于省商业公司所主张的应收账款基础合同未实际履行能否对抗债权受让人华夏银行的问题。省商业公司辩称榕青公司未实际交付《销售合同》（合同编号：CW20150312、CW20150316）项下的货物，辩称应收账款并不真实存在，其无需向华夏银行归还该笔款项。但其2015年3月23日、3月24日即向榕青公司出具《收货确认书》，对案涉两笔销售合同项下货物全部收货进行确认，并在《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及《回执》中对该两笔债权账面金额、付款日期予以确认，并确认该合同不存在履行方面的纠纷，在此情况下，省商业公司现又以榕青公司未实际向其提供案涉货物为由，拒不支付约定的债务，违背诚信原则，对其相应抗辩一审不予采纳。省商业公司还辩称华夏银行未严格审核榕青公司与省商业公司之间《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存在过错。但是，一审注意到，华夏银行向一审提交了案涉《销售合同》复印件、省商业公司收货确认书复印件、榕青公司开具的全额发票复印件、省商业公司的发票收妥函以及榕青公司单方制作的向省商业公司供货的出库单复印件，以榕青公司为寄件人以省商业公司为收件人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发票复印件，该发票备注的货物品类亦与《销售合同》吻合，在此情况下，一审确认华夏银行已尽到对案涉应收账款基础交易关系的形式审核职责，前述证据及省商业公司签署的《回执》足以使华夏银行产生合理信赖并有理由相信案涉应收账款债权真实、合法有效。即便省商业公司客观上确实未收到案涉货物，但在其自愿作出收到货物、确认案涉《销售合同》不存在履行方面的纠纷并确认欠付款项金额的“虚假”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则不得再以“未收货”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华夏银行。若榕青公司确实未向省商业公司交付《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省商业公司仍可另行向榕青公司主张相关权利。综上，华夏银行已依约向榕青公司提供保理融资服务，且尚无证据证明榕青公司已未就案涉应收账款进行回购，故案涉应收账款债权人仍是华夏银行，其有权根据《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的约定向省商业公司主张《销售合同》（合同编号：CW20150312、CW20150316）项下的应收债权共计50000140.18元。另华夏银行在向一审诉请省商业公司偿还应收账款同时，向厦门仲裁委请求裁决榕青公司向其归还融资款。省商业公司辩称华夏银行就此丧失本案诉权。但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9.5条约定“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华夏银行后，华夏银行有权要求买方支付应收账款”；6.1条约定“华夏银行有权将买方支付的应收账款款项优先用于抵销保理融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华夏银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为催收应收账款而支付的费用和为向榕青公司行使追索权而支付的费用）及其他费用，并将抵偿情况通知榕青公司，如有剩余，将余额存入榕青公司在华夏银行开立的账户，榕青公司承诺不提出任何异议”，根据上述约定，华夏银行有权向省商业公司收取应收账款，而后再就此与榕青公司结算。故华夏银行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并依约在取得本案应收账款本息、扣除约定应扣费用后，将剩余款项返还榕青公司。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省商业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夏银行支付应收账款50000140.18元，华夏银行在收取前述应收账款后应在扣除《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编号：FZ13（融资）20140013确认]第6.1条约定应扣的费用后，将剩余款项存入榕青公司在华夏银行开立的账户。本案诉讼费291801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省商业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另查明如下事实：1.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载明：5.2.2融资形式为银行承兑汇票的，双方另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乙方(即华夏银行)将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甲方(即榕青公司)或甲方指定的收款人。6.1华夏银行有权将买方支付的应收账款款项，优先用于抵销保理融资款本金等，如有剩余，将余额存入榕青公司在华夏银行开立的账户，榕青公司承诺不提出任何异议。9.5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华夏银行后，华夏银行有权要求买方支付应收账款，直至买方按本合同约定履行完付款义务为止。第十二条2.榕青公司须在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之日起4个月内补足保证金比例至100%，3.如保理买方省商业公司对应的应收账款提前到账，应提前补足敞口。涉讼两份《银行承兑协议》第十一条附则11.3约定：榕青公司须在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之日起4个月内补足保证金比例至100%；如保理买方商业公司对应的应收账款提前到账，应提前补足敞口。2.由省商业公司提供给一审法院的由其与榕青公司在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编号分别为：CW20150312、CW20150316）第七条“结算方式”中均载明：“……双方共同约定供方在华夏银行福州晋安支行开立的保理专户为本次交易需方向供方支付货款的唯一账户，具体账户为：户名：回款专用账户—福建榕青投资有限公司；账户12×××98；开户行：华夏银行福州晋安支行”。3.省商业公司向一审提供的涉讼《终止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2月29日，《收货确认书》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1日，《确认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3月2日。4.在一审庭审中，省商业公司称，华夏银行提供的基础交易材料，“经核实商业公司与榕青公司有真实意思，但榕青公司并未实际履行，未向我方发货，故并没有真实的买卖关系”；省商业公司之所以没收到货仍出具收货凭证，同时还在债权转让合同上盖章，是因为“基于信赖我们出具相应凭证”。在本院审理中，省商业公司称，其基于信任才在“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回执上盖章予以确认”；在发现基础合同无法履行后，因“不知道和华夏银行怎么联系”，其向“榕青公司提出这件事，榕青公司承诺会把这个问题与华夏银行处理清楚，保证华夏银行不会向我们主张。”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省商业公司上诉提出的涉讼应收账款基础合同未实际履行及该基础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已结清的主张能否成立；(二)华夏银行是否提供了涉讼保理合同项下的融资服务；(三)一审未追加榕青公司参加诉讼，程序是否有误。具体分析如下：(一)省商业公司上诉提出的涉讼应收账款基础合同未实际履行及该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已结清的主张能否成立1.根据华夏银行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A1、A2即涉讼《销售合同》、《收货确认书》、《发票收妥函》、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证据A3中《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及《回执》，可以证明省商业公司在榕青公司向华夏银行转让涉讼应收账款债权时，对本案所涉基础合同已实际履行这一事实无异议并予以确认。在一审及本院审理期间，省商业公司对其为何在《收货确认书》、《发票收妥函》及《回执》上盖章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现省商业公司以其向一审提供的证据(即B1、B3、B4、B6-B23)为据，主张涉讼基础合同未实际履行有违诚信原则，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2.省商业公司上诉主张涉讼《终止协议》、《确认协议》、《收货确认书》可以证明其与榕青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已履行完毕并结清，榕青公司对其已不再享有任何债权。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上述《终止协议》、《确认协议》、《收货确认书》的签订时间或出具时间均为2016年，发生在榕青公司将涉讼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华夏银行之后，此时榕青公司对涉讼应收账款已不享有权利，其亦无权处分该应收账款项下的权利，而省商业公司对此也应当是明知的，故上述《终止协议》、《确认协议》、《收货确认书》对华夏银行不发生效力。省商业公司以此为据主张其与榕青公司之间的债权己消灭，华夏银行无权再主张债权，不能成立。榕青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出具的《承诺书》(编号为CNG0012015)发生在涉讼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之前，现无证据证明在涉讼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之时，华夏银行对该承诺书的内容知情且无异议，故该承诺书对华夏银行亦不发生约束力。若省商业公司认为其与榕青公司、鑫众公司、茂盛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项下的全部风险和责任应由榕青公司承担，其可依据榕青公司的承诺以及《终止协议》、《确认协议》、《收货确认书》的约定，另行主张权利。(二)华夏银行是否已提供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融资服务1.根据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融资形式为银行承兑汇票的，华夏银行与榕青公司另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在涉讼《银行承兑协议》中则载有该协议系涉讼《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以及“如保理买方福建省商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应的应收账款提前到账，应提前补足敞口”等内容。该《银行承兑协议》所载上述内容可证明其系涉讼《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的业务，而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有关保理买方省商业公司的应收账款若提前到账，应用于补足《银行承兑协议》项下敞口的约定，则说明该保理合同与涉讼《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融资合同》三者间具有关联性，而非省商业公司主张的是各自并行的、独立的合同。故可以认定华夏银行为榕青公司开具总金额为8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是履行涉讼《最高额融资合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融资服务，省商业公司提出的华夏银行未履行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融资服务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至于省商业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华夏银行提供的2015年8月25日、8月27日借款凭证中的借款合同号均无相应的借款合同对应，以及《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指定的账号和《银行承兑协议》项下两个账号均不同的问题，华夏银行在二审答辩状中已作了合理解释，故省商业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华夏银行未提供涉讼保理融资服务、《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与《最高额融资合同》并非关联合同，不能成立。2.根据华夏银行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A1、A2即《销售合同》、《收货确认书》、《发票收妥函》、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证据A3中的《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及《回执》，可以证明华夏银行已尽到对涉讼应收账款基础交易关系的审核职责。至于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5.2条约定的榕青公司应当提交的《保理额度支用申请书》，因该申请书系榕青公司申请保理融资的意思表示，与本案所涉保理业务项下的基础交易关系是否合法、真实无必然联系，即使华夏银行未能提供该《保理额度支用申请书》，亦不能据此认定华夏银行对本案所涉保理融资未进行任何的流程审核，省商业公司上诉提出的华夏银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依规为榕青公司审核过保理融资业务的主张不能成立。此外，如前所述，因现有的证据可以证明华夏银行已履行了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融资服务，因此省商业公司上诉提出的华夏银行放弃全面审慎的审核、未予催收等系基于其未实际提供保理融资服务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还需要指出的是，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对华夏银行提供的证据A6、A7（即出库单和运输发票）以无原件可供核对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在分析认定部分又将上述证据作为认定华夏银行已对涉讼基础交易关系尽到形式审核责任的依据，一审确实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但该错误未影响到本案的实体判决，故没有改判的必要。(三)一审未追加榕青公司参加诉讼，程序是否有误1.虽然涉讼《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榕青公司申请办理的是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但在省商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榕青公司已依该合同约定向华夏银行回购涉讼应收账款债权的情形下，省商业公司主张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榕青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并以此为由要求追加榕青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缺乏依据，不能成立。2.省商业公司在榕青公司转让涉讼应收账款债权时，已确认其与榕青公司间不存在商务合同履行方面的纠纷，现该公司以涉讼基础买卖合同未实际履行为由要求追加榕青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不仅有违诚信原则，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省商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1801元，由上诉人福建省商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晓文审 判 员  高晓嵘代理审判员  冯 娟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赵宇宏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