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南铁民初字第5号 原告郑兴存，男，1947年9月16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系受害人郑松彪父亲。 原告杨亦妹，女，195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系受害人郑松彪母亲。 上述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覃如军，广西桂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左巧，广西桂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李文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邓辉，男，196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广州铁路（集团）公司长沙客运段职工，住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代理人吴红霞，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铁路局，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 法定代表人张千里，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罗清良，广西大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群芳，女，197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南宁铁路局桂林车务段客货科客货组织员，住桂林市叠彩区。 原告郑兴存、杨亦妹与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南宁铁路局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30日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于2013年4月28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副院长邓立新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秦春洪、梁娟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书记员龙江涵担任记录。在审理过程中，因人员调岗，审判员秦春洪无法继续参加本案审理，本院依法变更由审判员杜金泽参加合议庭，并分别于2013年3月29日、2013年5月20日、2013年7月10日、2013年9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覃如军、左巧，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委托代理人邓辉、吴红霞，被告南宁铁路局委托代理人罗清良、杨群芳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分别提出中止本案审理及进行刑事技术鉴定的申请，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兴存、杨亦妹诉称，2011年7月27日，郑松彪乘坐从湖南长沙开往广西南宁的K779次旅客列车前往广西南宁。次日凌晨，当列车行至广西桂林全州县境内湘桂线黄沙河至夏马区间K214m+093m处时，坠车死亡于线路下行左侧。K779次旅客列车由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直接管理营运，当列车驶入南宁铁路局的管辖区域时，南宁铁路局协助运营，郑松彪坠亡的地点在被告南宁铁路局的管辖区域内。郑松彪乘坐两被告共同管理运营的旅客列车，郑松彪是乘客，被告是承运人，双方之间存在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被告作为承运人，有义务将乘客郑松彪安全地运输到约定地点。在运输过程中，乘客郑松彪坠车身亡，被告构成违约。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运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两被告应当承担违约赔偿金723644元（人民币，下同）。但是，两被告至今未给予任何赔偿，为维护二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1、共同支付违约赔偿金723644元（包括死亡赔偿金498148元，丧葬费1949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99938元，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600元，误工费464元）；2、负担本案诉讼费用。2013年7月5日，二原告将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调整为：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违约赔偿金806642元（包括死亡赔偿金561100元，丧葬费22489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16918元，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600元，误工费535元）。 原告郑兴存、杨亦妹对其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郑兴存、杨亦妹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郑兴存、杨亦妹的主体资格；2、郑松彪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死者的身份；3、2012年7月4日福清市公安局玉屏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郑松彪家庭成员情况；4、2012年7月4日《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拟证明被告一的主体资格；5、《电脑咨询单》，拟证明被告二的主体资格；6、2011年8月31日《全州所管内黄沙河至夏马区间坠车尸体调查意见》，拟证明郑松彪乘坐K779次旅客列车坠车死亡的事实；7、2012年1月19日《柳州铁路公安处关于郑松彪坠车死亡的调查回复函》，拟证明郑松彪乘坐K779次旅客列车坠车死亡的事实；8、2011年9月9日《遗体处理通知》，拟证明郑松彪死亡的事实；9、2012年3月19日《死亡证明》，拟证明郑松彪死亡的事实；10、《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复印件4张，拟证明交通费发生数额；11、（2012）柳铁民初字第27-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原告主张权利的事实。庭审时补充提交的证据有：2013年4月8日福清市玉屏街道融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郑兴存、杨亦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在法定答辩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庭审时辩称，一、原告提供的《全州所管内黄沙河至夏马区间坠车尸体调查意见》和《柳州铁路公安处关于郑松彪坠车死亡的调查回复函》不属于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八种证据范畴，不能作为证据采用；二、从本案的情况来看，死者郑松彪也不可能坐K779次列车；三、二原告以《全州所管内黄沙河至夏马区间坠车尸体调查意见》作为本案系发生在K779次列车上的旅客坠车事故的依据，理由不充分，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四、二原告以旅客运输合同之诉起诉没有事实依据；五、二原告提出的赔偿金额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为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2011年7月29日《工作情况说明》，拟证明郑松彪不是从K779次列车坠车的事实；2、《事情经过》，拟证明郑松彪不是从K779次列车坠车的事实；3、K779次列车时刻表复印件，拟证明受害人郑松彪不是K779次列车乘客的事实；4、郑松彪曾经使用过的电话号码139××××5558的通话详单复印件，拟证明郑松彪的死因不能排除是一起有预谋的刑事犯罪所致；5、2011年9月16日公安机关对与郑松彪最后一个通话的王利赓的《询问笔录》，拟证明郑松彪的死因不能排除是一起有预谋的刑事犯罪所致；6、2011年9月1日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呆鹰岭派出所的《证明》、2012年8月20日李家云的证言、2012年9月1日刘谋辉的证言，拟证明郑松彪的死因不能排除是一起有预谋的刑事犯罪所致；7、2011年8月31日《全州所管内黄沙河至夏马区间坠车尸体调查意见》，拟证明郑松彪的死因不能排除是自己吸食毒品所致；8、2011年7月29日公安机关对郑松彪的母亲杨亦妹所作《询问笔录》，拟证明二原告有其他生活来源。 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书面请求本院调查郑兴存的原工作单位及郑兴存、杨亦妹现是否在当地社保机构领取社会养老保险金。本院经审查准许后依法予以调查，收集的证据有：1、福清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于2013年5月29日出具的《证明》；2、福清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于2013年5月29日出具的《证明》；3、福清市民政局于2013年5月29日出具的《证明》。 被告南宁铁路局在法定答辩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庭审时完全赞同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答辩意见，同时认为，二原告未举证证实受害人是旅客身份；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实受害人的死亡原因，更不能证实系从列车上坠车身亡；假设受害人能够被推定是旅客，亦应适用限额赔偿的规定；二原告请求被抚养人生活费、误工费没有依据，死亡赔偿金按福建省的标准计算没有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南宁铁路局为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2011年7月29日公安机关对郑松彪的同学施华强所作《询问笔录》及2、2011年7月29日公安机关对郑松彪的母亲杨亦妹所作《询问笔录》，该两份证据拟证明郑松彪深夜多次打电话，精神不正常。 为查明本案待证法律事实，本院依法通知施华强、柳州铁路公安处派员出庭作证。证人滕某、李某受柳州铁路公安处的指派到庭作证。 经过开庭质证，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南宁铁路局对原告郑兴存、杨亦妹所举证据1、2、3、4、5、8、11无异议，本院对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的上述证据予以认定。 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对二原告所举证据6、7，认为这两份证据均是案件发生后制作的，也是为本案诉讼特别准备的，不能作为书证认定；证据9，对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内容“从列车上坠落身亡”有异议；证据10，认为不属于旅客运输合同的赔偿范围；补充证据，有异议，街道办和社区不是相关国家机关，不能证实二原告无生活来源。对被告南宁铁路局所举证据无异议。对柳州铁路公安处所派出庭人员的当庭作证，认为到庭作证的两位证人并不是事故发生现场的目击者，对其出庭作证表示异议；法医在当庭发言中提到并没有排除他杀的可能。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当庭承认K779次旅客列车并非全封闭运营。 被告南宁铁路局对二原告所举证据6、7有异议，认为《全州所管内黄沙河至夏马区间坠车尸体调查意见》没有作尸体解剖，公安机关只是推断受害人是从火车上坠落，且作出的推断结论没有其他事实依据；本案并未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本案不排除人机分离的情况，也不排除从其他交通工具坠车的情况，因此，仅凭《全州所管内黄沙河至夏马区间坠车尸体调查意见》推断受害人是旅客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证据不充分；证据9，无异议；证据10，同意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质证意见；补充证据，认为社区不能证明二原告无固定工作，不能排除原告有其他生活来源，且社区证明内容与杨亦妹询问笔录相矛盾。相关国家机关，不能证实二原告无生活来源。对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所举证据无异议。对本院依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申请收集的证据，认为证明二原告是否有生活来源的举证责任由二原告承担，这些证据应由二原告提供而不应由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申请调取，这些证据已过举证期限；对柳州铁路公安处所派出庭人员的当庭作证，认为法医的证言证实了从死者尸体表面是无法分辨受害人是坠车还是跳车的；法医的证言证实了只是排除他杀后移尸，没有排除他杀的可能，不能得出受害人是从火车上坠车身亡的唯一结论，受害人也有可能是跳车，或从其他交通工具上坠车的情况；公安人员知道受害人郑松彪有吸毒史；公安机关并没有对郑松彪进行血液检查或尿检，在没有对郑松彪进行解剖的情况下得出郑松彪无中毒迹象的结论不科学。 原告郑兴存、杨亦妹对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所举证据1、2，认为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证据3，认为本案事故发生于2011年，该证据于2013年打印，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5、6、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均不能证实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主张。对被告南宁铁路局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退休在家并不一定就有收入；施华强说郑松彪当时情绪不稳定，并不能说明郑松彪当时不在火车上。对柳州铁路公安处所派出庭人员的当庭作证无异议，认为《全州所管内黄沙河至夏马区间坠车尸体调查意见》是国家权威机关所作，调查程序合法，调查途径和手段科学；法医证实了排除他杀后移尸，这对二被告提出的人机分离现象予以了否认。 对原、被告双方有异议的证据，结合双方的举证和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原告郑兴存、杨亦妹所举证据6、7，系柳州铁路公安处全州车站派出所对其管辖区域内自然人死因不明案件，在接警后依法履行其侦查职责，经过对现场的勘查、尸体的检验及其他多方查证、分析、推断而形成，系郑松彪死亡案件侦查过程中制作形成，属书证，其制作主体、查证程序合法，分析、推断严密有据，结论意见客观，对其证据效力予以采信；原告郑兴存、杨亦妹所举证据9，系公安机关依法对郑松彪死亡事实所出具的证明，结合证据6、7，本院予以认定；原告郑兴存、杨亦妹所举证据10，该交通费系受害人家属处理后事交通费用支出，并非因受害人就医或者转院治疗交通费用支出，依法不属于本案的赔偿范围和项目，且二被告均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郑兴存、杨亦妹所举补充证据，与本院依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申请所收集的证据1、2、3相互印证，而对后三份证据，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原告郑兴存、杨亦妹均认可，其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并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对上述四份证据的效力均予以采信；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所举证据1、2，是证人证言，均属间接证据，无法直接证实受害人郑松彪遇害时的情形，且证人是被告的职员，与被告有直接利害关系，证人亦未出庭，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待证事实的依据；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所举证据3，来源不合法，且二原告提出异议，不能做为本案证据使用；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所举证据4，可以证明郑松彪手机号码139××××5558的通话情况，内容客观真实，与二原告所举证据6内容相互印证，对其证据效力予以采信；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所举证据5、8，是公安机关在侦查办案过程中依职权作出的公文书证，与本案待证事实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可以认定；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所举证据6，刘蓉的失踪与否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定；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所举证据7，与二原告所举证据6内容一致，予以认定。被告南宁铁路局所举证据1、2，是公安机关在侦查办案过程中依职权所作的问话笔录，与本案待证事实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2011年7月27日，郑松彪乘坐从湖南长沙开往广西南宁的K779次旅客列车前往广西南宁。次日凌晨，当列车运行至广西桂林全州县境内湘桂线黄沙河至夏马区间K214m+093m处时，坠车死亡于线路下行左侧。K779次旅客列车由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直接管理营运，非全封闭运营。当列车驶入被告南宁铁路局的管辖区域时，由被告南宁铁路局协助运营。郑松彪坠亡的地点在被告南宁铁路局的管辖区域内。原告郑兴存、杨亦妹曾对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南宁铁路局向柳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后撤回诉讼。 另查明，受害人郑松彪，男，1976年8月3日出生。原告郑兴存，男，1947年9月16日出生，现每月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无其他生活来源。原告杨亦妹，女，1953年8月26日出生，现每月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无其他生活来源。原告郑兴存、杨亦妹系受害人郑松彪的父母。原告郑兴存、杨亦妹育有儿女3人。受害人郑松彪、原告郑兴存、杨亦妹均系福建省城镇居民。 本案审理期间，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 一、受害人郑松彪是否是K779次旅客列车的旅客； 二、本案二被告应承担何种责任； 三、原告诉请的违约赔偿金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一、关于受害人郑松彪是否是K779次旅客列车的旅客问题。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车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本案中，从受害人郑松彪身上及坠亡现场均未找到任何车票。为证明受害人郑松彪是K779次旅客列车的旅客，二原告提供了《全州所管内黄沙河至夏马区间坠车尸体调查意见》及《柳州铁路公安处关于郑松彪坠车死亡的调查回复函》。二被告抗辩认为受害人郑松彪不是从K779次旅客列车上坠亡，受害人郑松彪不是K779次旅客列车的旅客，且提供了《工作情况说明》及《事情经过》以证明自己的主张。相比较而言，《全州所管内黄沙河至夏马区间坠车尸体调查意见》及《柳州铁路公安处关于郑松彪坠车死亡的调查回复函》，该两份证据是公安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而《工作情况说明》及《事情经过》是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职员所作的证言，与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有利害关系，且没有到庭作证，故《全州所管内黄沙河至夏马区间坠车尸体调查意见》及《柳州铁路公安处关于郑松彪坠车死亡的调查回复函》的证明力显然大于《工作情况说明》、《事情经过》的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二原告提供的上述两份证据应作为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主要依据。从《全州所管内黄沙河至夏马区间坠车尸体调查意见》及《柳州铁路公安处关于郑松彪坠车死亡的调查回复函》的内容来看，受害人郑松彪系从K779次旅客列车上坠亡。二原告主张受害人郑松彪系K779次旅客列车的旅客，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虽然从受害人郑松彪身上及坠亡现场均未找到任何车票，但发生坠亡事故，有发生车票遗失的可能，且在铁路旅客运输现实中亦存在先上车后补票的交易习惯。故二被告仅以受害人郑松彪身上及坠亡现场均未找到任何车票为由，即认为受害人郑松彪不是从K779次旅客列车上坠亡，也不是K779次旅客列车的旅客，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本案二被告应承担何种责任问题。 首先，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从本案的证据来看，K799次旅客列车由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直接管理营运，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是实际承运人，而如上所述，受害人郑松彪是K779次旅客列车的旅客。因此，受害人郑松彪与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以下简称《铁路法》）第10条“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保证旅客和货物运输的安全，做到列车正点到达”的规定及《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承运人应当在约定的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的规定，作为本次运输合同的承运人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应当安全正点的将郑松彪送达到目的地，但郑松彪在运输途中坠车身亡，作为承运人的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应当对郑松彪的死亡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其次，被告南宁铁路局是否应承担责任。本案中，K779次旅客列车系由湖南长沙开往广西南宁，虽然坠车事故发生在被告南宁铁路局管内，但本案是合同之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郑松彪和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是本案的合同相对人，而南宁铁路局不是K779次旅客列车的直接管理营运者，不是实际承运人，且二原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南宁铁路局是合同相对人。故二原告主张由被告南宁铁路局承担连带违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应承担的责任。郑松彪作为K779次旅客列车的旅客，在乘坐列车时发生坠亡，在二原告选择违约之诉的情形下，在责任承担上，应受《合同法》及《铁路法》的调整。现行《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该条体现的是严格责任归责原则，即只要违约，对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除双方约定或者法定的免责事由外，均应承责。而关于免责的法定事由，我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及《铁路法》第五十八条均作出了规定，即《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铁路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或者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造成的人身伤亡，属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从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所举证据来看，均没有有效证据证实郑松彪坠亡是郑松彪自身的原因造成或者证实郑松彪自己存在重大过失。故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应对郑松彪坠亡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承担全部责任。 三、关于二原告诉请的违约赔偿金额是否成立问题。 1、死亡赔偿金，二原告主张按福建省的标准计算，而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则主张按广西的标准计算，因二原告住所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即福建省的标准高于广西的标准，故应按福建省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对二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即28055元/年×20年=561100元；2、丧葬费，二原告主张按福建省的标准计算，而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则主张按广西的标准计算，因受害人郑松彪坠亡地点及办理相关丧葬事宜均在广西境内，故应按广西的标准计算，对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主张予以支持，即3135元/月×6个月=1881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福建省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即18593元/年×（20年+14年）÷3=210721元。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主张二原告每人每月领取55元的基础养老保险金，应从被扶养人生活费扣除。因基础养老保险带有社会福利性质，不应扣除，本院对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4、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后计入死亡赔偿金的数额中，在判项中不单列；5、二原告诉请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因不属于本案的赔偿范围和项目，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主张不予赔偿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二原告的该主张应予驳回。上述应赔偿项目合计790631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十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参照《福建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2012年度）及《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2012年度）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赔偿原告郑兴存、杨亦妹死亡赔偿金771821元、丧葬费18810元，合计790631元； 二、驳回原告郑兴存、杨亦妹对被告南宁铁路局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郑兴存、杨亦妹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866元（原告郑兴存、杨亦妹已预交），由被告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负担11630元，由原告郑兴存、杨亦妹负担236元。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1866元（收款单位：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诉讼费专户，帐号：10×××52，开户银行：农行柳州市城站路分理处）。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或者申请未获批准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邓立新 审判员  杜金泽 审判员  梁 娟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龙江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