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桂03民终18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丽，女，1976年9月3日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生，广西星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彤，广西星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建辉，男，1975年6月25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莉，女，1977年10月22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李霁庭，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丽因与被上诉人陶建辉、黄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5民初3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生，被上诉人陶建辉、黄莉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霁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丽上诉请求：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5民初3232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律师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尚欠本金353870元，该数额经被上诉人出具的还款协议所确认，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出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归还的1418400元均为本金系认定错误，该数额包含了借款本金及利息。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陶建辉在2019年8月7日发生了新的借贷关系，出借了186800元，被上诉人已归还该款项及相应利息计256280元，但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上诉人的出借行为，仅认定了被上诉人归还256820元的行为。陶建辉、黄莉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53870元；2.判决二被告支付违约金100000元；3.判决二被告支付律师费用15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7日，被告陶建辉向原告出具还款协议一份，载明：“今陈丽与陶建辉再次确认，陶建辉向陈丽共计借款1506670元，陶建辉共计还款1152800元，剩余本金353870元。陶建辉同意2019年8月30日前归还15万元，剩余203870元分4个月还（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30日、2019年11月30日、2019年12月30日）。陶建辉如未能按约定还款视为违约，陈丽有权随时起诉，产生的诉讼费及律师费、差旅费及一切合理费用由陶建辉承担。如陶建辉不能按本协议约定还款付息，除赔偿陈丽实际损失，自愿付陈丽违约金10万元。”在该还款协议中，原告陈丽向被告陶建辉作出承诺：“期间陈丽不能打电话给陶建辉朋友，包括微信，如有违反，贰拾万一律不归还。”现原告认为，被告陶建辉未按前述还款协议的约定按时偿还借款，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陶建辉向原告的借款用于二被告共同经营的公司生产经营，被告黄莉应与被告陶建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故原告诉至该院，提出前述请求。另查明，原告与被告陶建辉均确认双方在2017年12月11日之前并无经济往来，在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双方互有经济往来，其中，原告于2017年12月12日通过银行卡向被告陶建辉转款两次40000元，共计80000元；于2018年1月27日通过银行卡向被告陶建辉转款50000元；于2018年3月18日通过银行卡向被告陶建辉转款40000元；于2018年3月26日通过微信向被告陶建辉转款两次10000元，共计20000元；于2018年4月1日通过银行卡向被告陶建辉转款44000元；于2018年4月2日通过银行卡向被告陶建辉转款30000元、50000元、20000元、20000元；于2018年4月4日通过银行卡向被告陶建辉转款100000元、40000元。前述共计494000元。期间，2018年1月27日被告陶建辉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陶建辉借陈丽1万元，前后已陆陆续续共计借款5万元整，借条已被陶建辉弄丢。2018年3月5日前陶建辉同意归还5万元，逾期不还按每天金额5‰计息”。2018年3月18日，被告陶建辉又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陶建辉借陈丽10万元，于2018年3月31日前归还，如不能按时归还，由其配偶黄莉承担还款义务，并承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现金1万元）”。2018年4月2日，被告陶建辉再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陶建辉借陈丽12万元，并于2018年4月1日借陈丽5万元，3月26日借陈丽2万元，前后共计借款25万元，部分欠条陶建辉已弄丢，认此为据。陶建辉同意于2018年5月1日前把所有其欠款还清，不然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其配偶需承担还款义务”。原告还于2018年3月20日、3月22日通过银行卡分别向案外人陈强转款11000元、10000元，共计21000元。原告认为其在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通过银行卡向被告陶建辉转款494000元，向被告陶建辉交付了2018年3月18日借条中载明的现金10000元，另向被告陶建辉支付5000元（该款并未体现在银行交易明细中），并按被告陶建辉的要求向案外人陈强转款21000元，前述合计530000元。在前述时间段，被告陶建辉于2018年3月23日通过支付宝向原告转款10000元，于2018年4月10日通过银行卡向原告转款500000元，共计510000元。截止至2018年4月16日止的双方经济往来已结清。2018年12月28日原告与被告陶建辉对2018年4月17日至2018年12月28日资金往来进行了核对，双方确认原告向被告陶建辉转款合计1248563元，被告陶建辉向原告转款合计813400元。原告对此提供了有双方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同时原、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一、2018年4月17日至2018年12月28日期间，原告向被告陶建辉的转款有：2018年4月17日转款180000元、20000元；2018年4月19日转款20000元；2018年4月23日转款110000元、50000元；2018年4月24日转款30000元、20000元；2018年5月4日转款50000元、20000元；2018年5月17日转款20000元；2018年5月18日转款20000元；2018年6月6日转款47000元；2018年6月8日转款50000元；2018年6月13日转款38000元；2018年6月27日转款30000元；2018年7月13日转款20000元；2018年7月28日转款10000元；2018年8月27日转款50000元；2018年9月4日转款60000元、25000元；2018年9月18日转款23000元；2018年9月19日转款20000元；2018年10月16日转款20000元、60000元；2018年10月26日转款8000元；2018年10月30日转款10000元、5000元；2018年11月3日转款8000元；2018年11月16日转款3800元；2018年11月22日转款20000元；2018年12月13日转款18000元；2018年12月15日转款8000元；2018年12月21日转款10000元；前述合计1083800元。二、在前述时间段，被告陶建辉向原告的转款有：2018年4月30日转款40000元；2018年5月11日转款100000元；2018年5月22日转款16000元；2018年5月26日转款45000元；2018年6月4日转款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2018年6月22日转款30000元；2018年6月23日转款10000元；2018年6月29日转款50000元；2018年7月2日转款60000元；2018年7月19日转款10000元；2018年7月23日转款10000元；2018年8月1日转款50000元、20000元；2018年8月2日转款5000元；2018年8月17日转款8000元；2018年8月23日转款8000元；2018年9月1日转款20000元；2018年9月14日转款10000元；2018年9月21日转款50000元；2018年9月28日转款100000元；2018年10月26日转款20000元；2018年11月18日转款5000元；2018年11月28日转款200元；2018年11月29日转款2万元；2018年11月30日转款5万元；2018年12月15日转款7000元；前述合计794200元。双方2018年12月28日签订的对账单在统计借款与还款时均存在遗漏，其中原告漏列了2018年10月29日出借的4000元、2018年11月15日出借的5000元、2018年11月16日出借的1000元、2018年12月15日出借的8000元，将2018年9月13日出借的款项10000元错误书写为1000元，前述漏列款项合计27000元；将被告陶建辉于2018年9月28日向原告转款的100000元错误的统计为10000元，漏列款项计90000元。双方在2018年12月28日对账单中统计之款项均存在无转款凭证分别对应之情况。在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8月6日期间，原告向被告陶建辉的转款有：2019年2月27日转款40000元；2019年2月28日转款3943元；2019年3月5日转款10000元、10000元、5000元、10000元；2019年3月6日转款24000元；2019年3月18日转款10000元、50000元；2019年3月30日转款29800元；2019年5月5日转款20000元；前述合计212743元。2019年6月17日，被告陶建辉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陶建辉向陈丽借款70364元（其中25364元用于厂房租金），双方约定月利率3%，陶建辉承诺于2019年6月21日归还”，同日，原告向案外人“衡阳市阳...”转款25364元；于2019年6月18日向被告陶建辉转款45000元，共计70364元。被告陶建辉向原告的转款有：2019年1月17日转款10000元；2019年1月22日转款20000元；2019年1月29日转款4900元、44100元；2019年2月17日转款10000元；2019年2月28日转款20000元、20000元；2019年3月9日转款10000元；2019年3月29日转款20000元、30000元；2019年4月2日转款40000元；2019年4月3日转款10000元；2019年4月14日转款10000元；2019年4月22日转款15000元；2019年4月30日转款40000元；2019年5月6日转款20000元；2019年5月17日转款10000元；2019年5月18日转款10000元；2019年5月23日转款40000元；2019年5月31日转款30000元；2019年6月22日转款100000元；2019年8月7日转款1000元；前述合计515000元。又查明，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被告陶建辉于2019年8月7日出具还款协议后，原告向被告陶建辉的转款有：2019年8月17日转款10000元；2019年8月18日转款40000元；2019年8月20日转款2000元；2019年10月3日转款20000元；2019年10月7日转款9200元；2019年11月7日转款16000元、24000元、10000元；2019年11月9日转款10000元；2019年11月11日转款10000元、5600元；2019年12月29日转款20000元；2020年4月2日转款10000元，前述共计186800元。被告陶建辉向原告的转款有：2019年8月13日转款200元；2019年8月15日转款1000元；2019年8月18日转款10000元；2019年8月29日转款4000元；2019年9月1日转款9000元、8000元；2019年9月5日转款5000元；2019年9月12日转款50000元；2019年10月10日转款10000元；2019年11月12日转款15600元；2019年11月16日转款20000元；2019年11月22日转款10000元；2019年12月5日转款20000元；2019年12月14日转款5000元；2019年12月28日转款20000元；2020年1月1日转款10000元；2020年1月19日转款20000元；2020年2月5日转款500元；2020年3月14日转款10000元；2020年4月2日转款10000元；2020年4月9日转款2000元；2020年4月20日转款7000元；2020年5月10日转款520元；2020年5月25日转款3000元；2020年7月8日转款5000元；2020年7月24日向原告转款1000元，前述共计256820元。其中，2019年8月8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即陶建辉承诺的还款时间内陶建辉向原告转款187800元。还查明，被告陶建辉与被告黄莉于1998年6月5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至今。2009年4月7日，二被告共同成立了广州海达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并经营至今。从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在前述原告与被告陶建辉资金往来期间，被告陶建辉收到原告相应款项后，多次通过银行账户向被告黄莉转款，其中有：2018年4月2日收到原告转款30000元、50000元、20000元后，同日即向被告黄莉转款30000元、20000元；2018年4月19日收到原告转款20000元后，同日即向被告黄莉转款20000元；2018年6月6日收到原告转款47000元后，同日即向被告黄莉转款47600元；2018年6月8日收到原告转款50000元，同日向被告黄莉转款30000元；2018年6月13日收到原告转款38000元后，同日即向被告黄莉转款30000元；2018年6月27日收到原告转款30000元后，同日即向被告黄莉转款20000元；2018年8月27日收到原告转款50000元后，次日即向被告黄莉转款20000元；2018年9月4日收到原告转款60000元、25000元后，次日即向被告黄莉转款50000元；2018年10月16日收到原告转款20000元、60000元后，同日即向被告黄莉转款80000元；2019年3月18日收到原告转款10000元后，同日即向被告黄莉转款10000元；2019年5月5日收到原告转款20000元后，同日即向被告黄莉转款20000元；2019年6月18日收到原告转款45000元后，同日即向被告黄莉转款40000元；2020年4月2日收到原告转款10000元后，次日即向被告黄莉转款25000元。在2019年4月22日，被告黄莉向原告转款15000元后，被告陶建辉于同日向原告转款15000元。其中2018年4月17日至2019年8月7日期间，被告陶建辉收到原告的款项后，共计向被告黄莉转款417600元。再查明，原告为提起本案告诉聘请律师，支出律师费15000元。庭审中经询，原告主张被告陶建辉于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向原告的借款已归还，被告陶建辉出具还款协议后向原告支付的256820元款项为归还原告在2019年8月7日后出借的款项186800元及利息，双方在2019年8月8日至2020年7月24日期间的款项已结清，其本次诉讼对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2019年8月8日至2020年7月24日期间的借款并未一并主张。其诉请的依据为还款协议，仅要求二被告归还2018年4月17日至2019年8月7日期间的借款中的剩余本金353870元等。庭审后经询，原告自认曾与被告陶建辉保持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双方在2018年12月28日对账时与2019年8月7日出具还款协议确有部分账目存在遗漏，其在出借款项时被告陶建辉并未逐笔出具借条，双方口头约定月利息为2%，2019年8月7日其经与被告陶建辉确认，陶建辉同意在转给其的款项中扣除225000元的利息，由此得出还款协议中被告陶建辉已还款1152800元，还应还剩余本金35387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陶建辉之间存在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违背公序良俗，应受到谴责。本案争议焦点为：还款协议上所载明的金额是否系双方借贷往来的真实数额，被告陶建辉是否已偿还2018年4月17日至2019年8月6日期间向原告所借款项，如未归还，被告黄莉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从银行流水显示首先由原告于2017年12月12日开始向被告陶建辉转款，且被告陶建辉曾向原告出具借条及在还款协议上明确确认系向原告借款，由此对双方在2017年12月12日至2020年7月24日互相间的经济往来的可以认定为原告与被告陶建辉存在借贷的合意，其二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与被告陶建辉对双方经济往来的款项存在较大分歧，该院在庭审时组织双方就经济往来充分进行了举证，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该院认为应从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4月16日、2018年4月17日至2018年12月28日、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8月6日、2019年8月7日至2020年7月24日作为时间段核算双方的往来账目，具体分析情况如下：1.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其向被告陶建辉出借共计504000元，其还主张除前述款项外，其还向案外人陈强交付了21000元及额外向被告陶建辉支付了5000元，故其主张在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共出借给陶建辉的款项为530000元，因其并无证据证明系其向案外人陈强支付款项应视为陶建辉向其的借款，也无证据证明其向被告陶建辉交付了5000元借款，故该院对原告转给案外人陈强的21000元及其自述转给被告陶建辉的5000元两笔款项不认定为出借给被告陶建辉的借款，由此该院确定原告在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出借给被告陶建辉的款项为504000元。而在此期间，被告陶建辉共向原告转款510000元，二者转款相差6000元，结合被告陶建辉在此期间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所约定的利息表述，庭审中原告陈述的双方在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往来账已经结清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该院予以采信，并确定双方在该期间的借贷已经结清。2.2018年4月17日至2018年12月28日期间。从核查银行流水可知，原告与被告陶建辉于2018年12月28日签订的对账单存在遗漏，且该对账单上双方的转款均存在无转款凭证分别对应之情况，考虑到原告与被告陶建辉均在对账单上签字予以确认，故该院对双方对账单上转账数额予以确定，但该期间借贷应当加上双方各自遗漏的款项（原告27000元、被告陶建辉90000元），由此该院确定在2018年4月17日至2018年12月28日，原告出借给被告陶建辉款项为1275563元（1248563元+27000元），被告陶建辉向原告的归还款项为903400元（813400元+90000元）。3.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8月7日。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向被告陶建辉转款计212743元，从被告陶建辉于2019年6月17日出具的借条的内容看，原告确实代被告陶建辉支付了厂房租金25364元，并收到了原告的转款45000元，由此，该院确定在该时间段原告共向被告出借款项计283107元（212743元+25364元+45000元）；而被告在此期间则向原告归还款项计51500元。关于还款协议：2019年8月7日，经双方再次对账，被告陶建辉向原告出具还款协议确认尚欠原告借款353870元。现被告陶建辉虽认可还款协议系由其本人出具，但其否认尚欠原告之借款，庭审中双方均表述还款协议中载明的款项系双方2018年12月28日对账单中数额加上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8月6日期间的相互往来之差额，但经该院综合以上认定的事实进行核算，原告出借款项应为1558670元（1275563元+283107元），被告已归还款项应为1418400元（903400元+515000元）。原告虽称应从被告陶建辉向其支付的款项中扣除225000元利息，但还款协议上并未载明扣除利息225000元，从还款协议上“陶建辉共计还款1152800元，剩余本金353870元”的字面意思理解，无法得出还款1152800元中已包含扣减利息225000元，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还款协议中载明的被告陶建辉所还款项系扣除了225000元利息后得出，也未举证证明双方就2018年4月17日至2019年8月7日期间的借款约定了借款利息，考虑到原告与被告陶建辉之间特殊的男女关系，在无相应证据佐证双方就该期间的借款约定了利息的情况下，该院对原告的该陈述不予采信。由此该院确认2018年4月17日截止2019年8月7日，被告尚欠原告的款项应为140270元（1558670元-1418400元）。4.2019年8月8日至2020年7月24日期间，原告又出借186800元给被告陶建辉，被告陶建辉则向原告还款256820元。其中2019年8月8日至期间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即陶建辉承诺的还款时间内陶建辉向原告还款187800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被告陶建辉于2019年8月8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向原告归还的187800元应视为包含了归还已到期的债务即截止至2019年8月7日尚欠款项140270元。综上，该院确认被告陶建辉已经将截止至2019年8月7日的款项清偿完毕。为此，原告的诉请不具有事实依据，证据不充分，依法应予以驳回。因原告的诉请并未涉及2019年8月8日后出借给被告陶建辉的款项，原告可就自2019年8月8日起出借给被告陶建辉的款项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丽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334元，诉讼保全费2870元，共计11204元（原告已预付该院），由原告陈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人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陈丽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陶建辉于2019年6月17日签订的《借条》，证明双方在2018年4月17日至2019年5月5日之间发生借贷关系的事实，约定月息2%。证据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陶建辉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上诉人陶建辉认可2019年8月7日签订还款协议，并证实双方之间借款存在利息的事实。证据三、微利贷网贷截图及银行流水明细、有钱花网贷截图、平安普惠网贷客服聊天记录、招商金融网贷截图、网商银行网贷截图及银行流水明细，共同证明上诉人向微利贷、有钱花、平安普惠、招商金融、网商银行贷款后将贷款转给陶建辉，上诉人向贷款公司还贷并支付利息的事实。被上诉人陶建辉、黄莉质证意见为：关于证据一，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与还款协议性质类似，且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陶建辉之间的特殊关系，双方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不能反映借款的真实情况；关于证据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并未提供原始记录供审查，且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关于证据三，对证据三有异议，这些都是上诉人与第三方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且该组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二，可以证实双方之间借贷约定了利息；证据三，被上诉人予以否定，本院不予认定其与本案关联性。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6月17日，陶建辉向陈丽出具借条一份，载明：“2018年4月17日至2019年5月5日，陶建辉向陈丽共计借款1436306元，双方约定月利率为2%。截止2019年5月3日，陶建辉已还本金827800元，已还利息共计225000元，仍欠本金608506元，现借款人陶建辉承诺于2019年6月20日前一次性还清欠款”。综合诉辩双方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借款是否已全部归还，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确认2018年4月17日至2019年8月7日，被上诉人尚欠上诉的款项应为140270元是合理的。但二审上诉人提供了新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对借款约定了利息，被上诉人在2019年6月17日出具的借条中也认可已还利息共计225000元。上述该两项款之和共计365270元，与上诉人主张的2019年8月7日，陶建辉向陈丽出具还款协议载明：尚欠剩余本金353870元，基本一致。本院确认2019年8月7日还款协议载明陶建辉尚欠陈丽本金353870元事实清楚，予以认定。2019年8月8日至2020年7月24日期间，上诉人又出借186800元给陶建辉，陶建辉则向上诉人还款256820元。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陶建辉已归还256280元是借款本金186800元及相应利息合计256280元，但其未提供2019年8月8日之后双方借款存在利息的约定。此期间陶建辉多归还的借款69480元，应当从全部借款本金中扣减。实际陶建辉尚欠陈丽借款本金是284390元（353870元-69480元）。双方虽然在2019年8月7日还款协议约定，“陶建辉如未能按约定还款视为违约，陈丽有权随时起诉，产生的诉讼费及律师费、差旅费及一切合理费用由陶建辉承担。如陶建辉不能按本协议约定还款付息，除赔偿陈丽实际损失，自愿付陈丽违约金10万元。”但在该还款协议中，陈丽向陶建辉作出承诺：“期间陈丽不能打电话给陶建辉朋友，包括微信，如有违反，贰拾万一律不归还。”上述双方约定的内容对因各自违约行为赔偿对方损失的表述前后存在矛盾冲突，且鉴于双方之间特定关系有违公序良俗，故对上诉人陈丽主张违约金及律师费之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陶建辉与黄莉于1998年6月5日登记结婚，双方系夫妻关系，并于2009年4月7日，共同成立了广州海达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并经营至今。从陶建辉收到上诉人相应款项后，多次通过银行账户向黄莉转款，自2018年4月2日至2019年8月7日期间，陶建辉收到上诉人的款项后，共计向黄莉转款417600元。本院认定本案借款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用于陶建辉、黄莉夫妻共同生产生活，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陶建辉、黄莉夫妻共同偿还。综上所述，陈丽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5民初323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陶建辉、黄莉共同归还上诉人陈丽借款人民币284390元；三、驳回上诉人陈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一审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案件受理费8334元，诉讼保全费28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333元。一、二审共计19537元。由上诉人陈丽负担8000元，被上诉人陶建辉、黄莉负担1153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吕秀文审 判 员 王治斌审 判 员 梁 露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 郑 欣书 记 员 秦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