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苏12民终19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国富，男，1977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高峰，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清，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涵，男，1976年9月11日生，汉族，住泰州市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铭，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琼，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国富因与被上诉人王志涵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202民初582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国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叶国富共向王志涵支付4笔款项，仲裁争议案的本案合同是《合作协议》，处理和认定的是第3、4笔款项，第1、2笔款项1000万元及涉及的口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及书面“确认协议”，不属于仲裁争议案的本案合同，不属仲裁范围，仲裁裁决书并未就此作出裁决。（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叶国富与王志涵就第1、2笔款项1000万元及涉及的口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协议”、书面“确认协议”，既未订有仲裁条款，发生纠纷后的仲裁中也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审法院开庭前王志涵亦未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违反《仲裁法》的规定。一审裁定未就一审受理费作出处理，应予纠正。被上诉人王志涵辩称：（一）叶国富在此前的争议解决程序中，多次明确表示仲裁裁决已经对本案案涉争议作出处理，根据禁止反言规则，叶国富不能推翻自己此前的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应由王志涵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王志涵离开泰州已近三十年，2017年前长期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后在香港居住至今；叶国富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叶国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立即解除叶国富与王志涵之间签订的口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及2016年1月21日签订的书面“确认协议”；2.判令王志涵立即向叶国富返还1000万元，赔偿利息损失暂计2731250元，本息合计12731250元；3.诉讼费、保全费由王志涵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底，叶国富与王志涵认识。其后，王志涵多次与叶国富谈合作事宜，双方于2015年12月30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叶国富于当日向王志涵支付600万元。2016年1月21日，叶国富向王志涵支付400万元，双方签订了书面“确认协议”。后双方就合作事项发生争议，2017年1月9日，王志涵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声称上述两笔款项合计1000万元，为叶国富与王志涵之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及书面“确认协议”项下的咨询服务费用。但王志涵从未就口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及书面“确认协议”向叶国富提供过相关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叶国富通过多种方式与王志涵协商无果，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市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2330号裁决书载明，在王志涵申请叶国富仲裁争议案中，叶国富作为被申请人，其就本案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向仲裁庭提出反请求，王志涵作为反请求的被申请人已进行了答辩，仲裁庭进行了审理并作出裁决，应视为争议双方就本案争议在仲裁过程中达成仲裁条款，仲裁庭已进行审理并作出了裁决。现叶国富起诉与法不符，应予驳回。裁定：驳回叶国富的起诉。本院经审理查明：1.叶国富、王志涵之间先后达成三份协议：口头达成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及2016年1月21的书面“确认协议”，“确认协议”载明：王志涵（甲方）为叶国富（乙方）提供了企业管理的方案，现乙方认可所有咨询事项均已完成，乙方付给甲方咨询费用1000万元整，甲方已收到，该笔咨询交易已完成，双方均无任何异议。2015年12月30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王志涵（甲方）即日起促成乙方（叶国富）与浙江光大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光大公司）在北京成立合资公司，浙江光大公司认缴注册资本5%；乙方支付给甲方居间服务费用1000万元整，首期付款600万元，合资公司成立后，乙方支付尾款400万元；双方就本协议的任何争议友好协商解决，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双方均同意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仲裁等等。2.上述协议签订后，叶国富先后向王志涵支付四笔款项，分别为2015年12月30日600万元，2016年1月21日400万元，2016年2月23日300万元，2016年2月29日300万元。3.王志涵于2017年1月9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称：王志涵依据与叶国富签订的《合作协议》，促成叶国富及其指定的第三方与浙江光大公司合作，设立光大国富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国富公司），叶国富仅支付600万元居间服务费，请求叶国富支付剩余居间费400万元及违约金20万元。王志涵另称：其与叶国富之间除居间服务法律关系外，还存在咨询服务法律关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费用1000万元已支付完毕。叶国富答辩称：浙江光大公司与光大集团没有关联性，双方之间就引进光大集团这一央企参与投资事实上没有成立，王志涵欺诈叶国富，应退还叶国富已支付的费用。叶国富提出反请求：王志涵退还欺诈费用1000万元。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2019）京仲裁字第2330号裁决书，认定：王志涵已完成居间服务事项，叶国富于2016年2月23日、2016年2月29日各支付300万元居间费，合计600万元，2016年1月21日支付的400万元系用于支付居间费的证明程度尚未达到50%；叶国富要求王志涵退还欺诈费用10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裁决：叶国富向王志涵支付居间费400万元，驳回王志涵的其他仲裁请求和叶国富的全部仲裁反请求。4.叶国富与王志涵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四中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审查。叶国富请求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2330号仲裁裁决，事实和理由：仲裁庭审理范围及仲裁事项超出仲裁协议约定范围，对无管辖权的“企业管理咨询协议”的订立、履行、效力及双方权利义务作出了全面审理及认定；仲裁庭组成违反法定程序。北京四中院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2020）京04民特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仲裁庭在审理查明中对“企业管理咨询协议”履行情况的论述，系为了查明或论证本案案情所必需，且仲裁裁决并未涉及到“企业管理咨询协议”；仲裁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形。裁定：驳回叶国富的申请。5.王志涵二审期间提交《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申请人叶国富，被申请人王志涵；申请事项：对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2330号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事实和理由：该裁决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明显不足，导致对申请人支付居间费用的相关事实作出错误认定；仲裁庭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口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协议”，并对该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审查认定，明显超出本案仲裁协议范围；申请书提交对象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时间为2020年6月。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叶国富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仲裁审理并作出裁决。无论是王志涵提起仲裁，还是叶国富提起本案诉讼，均认为双方之间存在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同关系和居间合同关系。居间合同即《合作协议》中有仲裁条款，北京仲裁委员会审理的本案合同为居间合同，叶国富虽提出仲裁反请求，要求王志涵退还1000万元，但其理由是王志涵在提供居间服务时存在欺诈行为，同时叶国富认为其已支付1000万元居间费。仲裁裁决虽然涉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同”，但只是为了说明2016年1月21日的400万元可能系叶国富支付给王志涵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费用。因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审理和裁决的只是居间合同纠纷，对2015年12月30日、2016年1月21日叶国富支付的600万元、400万元亦未认定为居间费用，叶国富依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同要求返还1000万元的诉讼请求，并未经仲裁审理及裁决。关于王志涵提出的本案管辖的问题，经查，王志涵在一审审理期间曾提出管辖权异议，后申请撤回，故本院二审期间对此不予理涉。关于王志涵提出的叶国富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应由其在案件进入一审审理阶段后主张。综上，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新证据，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规标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制定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效力等级司法解释公布日期2020.12.29时效性现行有效》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202民初5821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军强审判员  顾连凤审判员  潘贻杰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侯永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