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59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河分公司，住所地：商河县。法定代表人：高绍仲，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法定代表人：高绍伟，总经理。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元慧，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毅，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立东，男，196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路永强，商河天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河分公司（以下简称嘉源商河分公司）、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立东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2020）鲁0126民初3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李静独任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源商河分公司、嘉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评估费由吴立东承担。事实何和理由：一、吴立东在购买案涉房屋时对涉案房产的土地性质是明知的，对土地使用权是40年亦是明知的，二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2012年7月23日，由于涉案房产土地性质系商业用地，二上诉人在出售房屋之前已经将土地性质告知吴立东。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二上诉人将涉案房产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卖给吴立东，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首先，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一条已经明确写明土地的规划用途：住宅、商业，土地使用年限：商国用(2010)第67号，自2009年10月28日至2049年10月28日。另外，2019年7月11日，47#楼亦取得不动产大证，大证中房屋性质为：“住宅/商业用地”。其次，由于涉案房产土地性质系商业用地，吴立东购买涉案房屋时，单价较同时期同户型同面积的其他住宅楼的单价均优惠10%以上，对于涉案房屋价格偏低及性质销售人员已对吴立东作出合理解释。最后，二上诉人在出售涉案房屋时，已经将《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证件进行公示，吴立东作为购买方对公示内容应当加以查看，证明其对涉案房产的性质为商业用地系知晓的。故一审法院以二上诉人对《购房合同》没有进行特别提示和购房应按“通常理解”的原则来直接认定吴立东购买的房屋是“70年住宅产权商品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吴立东存在经济损失的证据不足。1.吴立东一审诉讼请求要求赔偿因“住宅”变“公寓”而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但并未提供其因使用涉案房屋或因该屋的土地性质而产生经济损失的相关证据。首先，吴立东居住的嘉源逸居47#楼的户型、水、电、燃气、暖气、物业等费用标准均与住宅一致，在实际生活中并未给吴立东造成经济损失。其次，吴立东主张其因出售涉案房屋时无人购买，给其造成了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但无法售卖房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吴立东在庭审中没有出示任何有关其售房不能的证据，也没有实际售出该房屋产生直接损失，故吴立东的该项诉请并无事实依据。再次，《民法典》规定，房屋使用权限到期后自动续期，国家未出台房屋到期后搬离或补缴税款等政策，因此吴立东并未因房屋的土地性质产生实际损失，其主张“住宅”变“公寓”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2.《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认定“实际经济损失”的唯一依据。虽然吴立东针对涉案房屋申请了司法鉴定，但是鉴定项目为“房屋的70年住宅产权和40年公寓产权市场价值的差距”与其诉求的经济损失并不等同。该份评估报告只是评估差价，不能反应吴立东的实际损失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一审法院对吴立东存在经济损失的判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既然阐明“市场差价属于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造成的损失之一”，即说明一审法院明知市场差价并非决定损失的唯一标准，仍然拒绝综合考量其他因素，径行以《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报告》确定的市场差价作为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报告》评估的是市场价值的差距而非实际损失。不仅住宅和公寓存在差价，不同的住宅之间也存在差价，但房屋却不因有差价而倒推出存在损失。在评估实际损失时，房屋差价仅是其中一个因素，由于市场差价还受到地段、面积、房龄、容积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故在认定购房者实际损失时，应将多种影响因素考虑在内。简单的将差价等同于损失，明显违背了房屋买卖市场的价值规律。2、一审法院未对涉案房屋的损失进行具体分析和评估，缺乏法律依据和计算依据。一审法院截取评估差价的时间阶段错误。吴立东主张房屋产权从70年变为40年，产权年限缩短。如若吴立东的主张符合客观事实，则吴立东实际的损失应是2012年的合同价与2012年公寓价格的差价。由于房屋价格上涨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房价有所升高系经济规律，也会因吴立东起诉的时间点的不同鉴定出不同的差价。因此，根据起诉时间评估损失，对申请人与吴立东显然不公。因此，对2012年成交时公寓的价格进行鉴定，依此来计算当时的市场差价，更为客观稳定。二上诉人多次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案例，欲说明购房者的实际损失系对各项因素综合考量后，通过计算得出，而非仅依据当前鉴定的房屋差价进行认定，一审法院对鉴定结论运用不当，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二上诉人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取得不动产证并非仅因上诉人单方原因造成，一审法院径行判决二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2020修正)》第三十二条“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协助商品房购买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办理房产证系吴立东权利，二上诉人仅有协助义务，吴立东未提供相应资料导致其未按合同约定取得房产证并非因上诉人怠于配合导致。故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判决吴立东承担违约金属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均有错误。2.二上诉人不存在隐瞒事实或违约情形，且本案亦不属于违约事项不能变更的情形。2019年7月11日，47#楼取得不动产大证，大证中房屋性质为“住宅/商业用地”。二上诉人在规划以及建设涉案房屋时，均按照住宅的性质建设，吴立东在使用过程中与住宅性质无差异。商河县自然资源局、规划局下发的不动产证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一致，也可以证明二上诉人不存在隐瞒事实或违约情形。现二上诉人向商河县县长反映了嘉源逸居小区47#楼办证问题，其中对该栋楼尚未办理住宅性质的房屋产权证的原因予以阐明，现二上诉人已经多次与商河县人民政府沟通，协调更改房产证中登记的住房性质。二上诉人在建设房屋及出售房屋的过程中均无过错，吴立东无法取得“住宅”的不动产证并非仅因上诉人违约造成。二上诉人积极与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协调涉案47#楼的办证事宜，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且违约事项不能变更”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一审错误，公正裁决。吴立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1.《商品房买卖合同》对于案涉房屋的用途约定明确。2.合同第一条中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基本情况：将土地使用年限中牵扯到66、67、68地块编号都写在一起，吴立东根本无法辨认自己的47#到底属于哪个地块。所以无法在合同签订的时候知道自己所购买的属于40年还是70年。二、《商品房买卖合同》出现“住宅”的字样共3次。一个合同中反复多次出现住宅而不是“公寓”，而且并没有任何销售告知其不是“住宅”，合同中也未明示其不是“住宅”。根据销售合同，任何人都无法看出此房属于非“住宅”产权。更何况房产为70年住宅或者是40年公寓，关乎老百姓一生的大事。三、此房屋并没有价格优势。房屋价格受几方面因素影响：包括楼房层高、单元环境、人情关系、购买的时间、房产的销售状况等等都会影响价格。二上诉人所谓的当前这栋楼的价格较普通房屋低10%的对比方式是不合适的。吴立东购买房屋的价格与旁边普通楼房价格相同，并且有的房价比普通住房的价格还高，一审已举证，从价格方面无法区分房屋性质。四、《土地使用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仅仅是开发商可以对外销售房屋的凭证，与购房人购房没有实际关系。以上几点说明二上诉人具有隐瞒重要事实的故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费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开发商在销售时告应该如实告知房屋性质，不得有任何误导。购房合同和备案以及房产证的信息不一致，这属于开发商的欺诈行为。由于房屋性质的改变，该行为已属于合同根本性违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买受人除了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房产价款外，还可以要求其承担一倍房屋价款的惩罚性赔偿。五、关于评估部分。1.一审人民法院委托房地产评估，二上诉人与吴立东抓阄选定的评估机构，程序合法，资质适格。结果也是通过评估机构做出的，此结果是公正公平的。2.当前房屋的公寓性质导致吴立东的房屋做二手房销售时无人问津，即使要低价售出也没有关注，这使得吴立东无奈提起了诉讼。二上诉人作为开发商其行为从开始就带有欺骗的性质，如果二上诉人一开始就说是公寓，吴立东是不会购买的。3.所有的房屋评估都应该以当前的价格为准，包括土地的补偿都是以当前为准。而且此房屋假如再次售卖也应该是二手房，所以评估机构以当前价格进行评估并无错误。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二上诉人为了掩盖其隐瞒事实的情况，在房屋售卖后与部分业主签订了补充协议，在一张只有小五号字体的A4纸上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在此协议中写明了房屋的性质，但是只有部分业主签署了。由于此文件的签署，使得这些业主深感自己再次受到了二上诉人的欺骗。从以上一系列的行为可以看出二上诉人欺诈的故意，存在恶意销售行为，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吴立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嘉源商河分公司、嘉源公司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用途协助吴立东办理“住宅”性质的不动产房产证书或因“住宅”变“公寓”而给吴立东造成的经济损失；2.请求判令被告嘉源商河分公司、嘉源公司因没有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及时办理产权证书支付违约金44.28元；3.请求判令被告嘉源商河分公司、嘉源公司赔偿未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层高3米建设楼房的经济损失50,000元；4.请求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执行费等涉案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吴立东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数额为350,28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立东与嘉源商河分公司于2012年7月23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XXX）。合同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条、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商河县商西路以东、彩虹路以南，编号为XXXX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该地块土地面积为136629m?，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土地使用年限XXXX号自2009年10月28日至2079年10月28日；XXXX号自2009年10月28日至2049年10月28日。第三条、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项目中的XXXX号楼XXXX单元，房号XXXX；该商品房的楼号、房号为合同约定的楼号、房号，如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的楼号、房号与合同不一致，以政府批准的为准；该商品房的用途为住宅，层高为3米，建筑面积共116.76平方米，附属物面积34.76平方米。第四条、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3060元，金额357,286元，附属物单价每平方米2500元，金额85,650元，以上总价款442,936元。第八条、交付期限为2012年12月31日前。第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6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果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买受人不退房的，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0.0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吴立东支付了首付款并办理了按揭贷款，嘉源商河分公司向吴立东出具了442,847.6元的购房发票。2013年年初，涉案房屋交付给吴立东居住。2019年7月11日，嘉源商河分公司办理了涉案房产所在XXXX号楼房的《不动产权证书》，证书编号为XXXX号。该证书载明主要内容为：1.权利人为嘉源商河分公司；2.权利性质：出让/商品房；3.用途：商业用地/住宅；4.使用期限：2009年10月29日起2049年10月28日止；5.专有建筑面积4276.62m，分摊建筑面积661.47m?；6.房屋总层数：6；7.房屋竣工时间：2018年9月4日。不动产权证书附页载明涉案XXXX室用途为商务公寓，建筑面积为116.96平方米。各方当事人对涉案楼房层高均认可为2.9米。嘉源商河分公司系嘉源公司的分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嘉源商河分公司与吴立东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且符合商品房出售条件，该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嘉源商河分公司是否违约；三、原告主张经济损失的依据。关于问题一，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嘉源商河分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办理了涉案XXXX号楼的《不动产权证书》后，原告才能了解所购楼房为40年公寓产权而非70年住宅产权，自此时才能知道自己权利受到损害。原告起诉时并未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关于问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本案中，嘉源商河分公司于吴立东签订的合同为格式条款合同，合同中约定购买商品房的用途为“住宅”，层高为3米，并未提示涉案房屋为“商业用地/住宅”，更未标注XXXX号楼使用期限为40年。在没有特别提示的情况下，按照通常理解，涉案合同约定购买的是70年住宅产权商品房。现嘉源商河分公司交付给吴立东的涉案房屋为使用期限为40年、层高2.9米的“商业用地/住宅”，显然违约。两被告主张吴立东购房时明知为使用期限为40年的“商业用地/住宅”，没有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从价格上也无从判断其抗辩意见成立，故其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嘉源商河分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且违约事项不能变更，故其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本案中合同签订时间为2012年7月，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12年12月31日，实际交房时间为2013年年初，约定的商品房交付后60日内出卖人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因嘉源商河分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才办理了涉案房产所在XXXX号楼房的《不动产权证书》，其显然违反合同约定。嘉源商河分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第十五条第2项约定支付违约金。关于问题三，两被告认为涉案房屋市场价值的差价不等于原告的实际损失，即使按照市场差价也应按照2012年签订合同时的差价进行鉴定。原告认为被告违约造成了其巨大压力，被告应当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70年住宅产权和40年公寓产权存在的市场差价属于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造成的损失之一。涉案房屋产权性质是一个长期不能变更的问题，受国家和当地政策及市场影响很大，不同时间会有不同的差价，原告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主张权利，并按照鉴定时间确定损失，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符合通常理解的价值判断标准。故，原告的损失应按《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报告》确定的损失予以确定。吴立东主张损失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嘉源商河分公司系嘉源公司的分公司，故嘉源商河分公司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由嘉源公司承担。综上，判决：一、被告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河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吴立东商品房损失172,500元；二、被告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河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吴立东办理产权证书违约金44.28元；三、被告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河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吴立东楼房层高不足损失4200元；四、被告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河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吴立东评估费15,000元；五、驳回原告吴立东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4元，减半收取计3652元，由原告吴立东负担1936元，由被告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河分公司负担1716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嘉源公司二审中提交鉴定申请一份，申请对案涉房屋由“住宅”变为“公寓”给吴立东造成的损失进行鉴定；申请对案涉房屋在2012年7月13日时作为70年住宅产权和40年公寓产权市场价值差距进行鉴定。本院经审查认为，吴立东在一审中已经对案涉房产为70年住宅产权和40年公寓产权市场价值差距申请鉴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该市场价值差距属于吴立东的经济损失，上诉人在一审中也并未对申请鉴定事项提出异议。故对上诉人二审中提出的该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嘉源商河分公司交付的案涉房屋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二、吴立东主张的房屋损失应如何确定;三、吴立东主张的逾期办证违约金应否予以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一，嘉源商河分公司交付的案涉房屋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是否存在违约行为问题。本院认为嘉源商河分公司交付的房屋不符合合同约定，存在违约行为，理由如下：一、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一条虽载明案涉地块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但商品房合同中约定购买的商品房用途为“住宅”，层高为3米，并未提示涉案房屋为“商业用地/住宅”，更未标注XXXX号楼使用期限为40年。嘉源商河分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办理案涉房屋所在楼房不动产权证书，证书显示案涉房屋用途为商务公寓，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用途不符。二、二上诉人在庭审中认可在销售案涉房产时其认为案涉房产应办理住宅性质的不动产权属登记。二上诉人作为专业房地产开发商，对于所售商品房性质、用途等均应明确知晓并准确告知购房者。现案涉房产不动产权证书显示用途为商务公寓，与合同约定的住宅并不相符，二上诉人交付的案涉房屋不符合合同约定，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二上诉人交付的房屋不符合案涉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关于焦点问题二，吴立东主张的损失应如何确定。二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市场价值的差价不等于吴立东的实际损失。吴立东主张应案涉房屋用途为商业公寓，导致房屋无法二次出售，认为案涉房屋用途为70年产权住宅还是40年产权公寓之间的差价为其损失，二上诉人应当赔偿。本院认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案涉房屋的用途为住宅，而二上诉人交付的房屋系商务公寓，案涉房屋系70年产权的住宅，还是40年产权的公寓，二者之间存在的市场差价即为二上诉人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给购房人造成的损失，二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市场价值的差价不等于吴立东的实际损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房屋市场价值差价鉴定的时间节点问题。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虽于2012年签订，但直至2019年嘉源商河分公司办理案涉房产所在楼房不动产权证书才明确案涉房屋用途为商务公寓。涉案房屋产权性质是长期无法变更的问题，住宅与商业公寓在不同时期，差价亦不相同。吴立东作为购房人在知道案涉房屋用途与合同约定不一致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主张权利，按照鉴定时间确定损失，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二上诉人主张应以2012年合同签订时间作为房屋差价的鉴定时间节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三，吴立东主张的逾期办证违约金问题。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6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果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买受人不退房的，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0.0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嘉源商河分公司于2013年向吴立东交付案涉房屋，直到2019年才办理案涉房屋所在项目XXXX号楼的房屋权属登记，违反了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的约定，应当承担逾期办证违约责任。吴立东请求嘉源商河分公司依约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44.28元，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据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嘉源商河分公司、嘉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4元，由上诉人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河分公司、淄博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静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刘绍琰书 记 员  李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