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0）建民初字第40号原告孙某A，女。原告孙某B，女。原告孙某C，女。原告孙某D，女。原告孙某E，女。上述五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蔡继文，男，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职员。上述五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倪敏，江苏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女，1952年2月15日生，汉族，淮阴市某厂退休职工。委托代理人汤大好，男，某公司法务。原告孙某A、孙某B、孙某C、孙某D、孙某E诉被告李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A等五人的委托代理人蔡继文、倪敏，被告李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汤大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某A、孙某B、孙某C、孙某D、孙某E诉称，本案原告系被继承人孙某F的五个女儿，被告李某系孙某F的再婚妻子，孙某F于2008年11月4日因病去世，孙某F与其前妻左某曾留有自书遗嘱处分两人生前遗留的财产，孙某F再婚后又积累部分财产，但未再通过遗嘱等形式确定各继承人的继承比例，鉴于原告间姐妹众多，还与被告存在着无血缘的亲属关系等客观情况，为解决被继承人间就遗产问题可能产生的矛盾，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按遗嘱及继承法的规定确定各继承人财产继承份额，即：①南京市鼓楼区华宝新寓X号X室房产一套，尚未办理产权手续，五原告各占20%；②南京正大经济开发总公司按搬迁协议承诺给予的搬迁房一套，尚未进行实物补偿，五原告各占20%；③南京市建邺区水西门大街X号莫园X幢X室房产一套，原告孙某A、孙某B、孙某C、孙某D各占25%，原告孙某E无份额；④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长青路X号房产一套，对属于孙某F个人财产部分五原告要求按法定继承处理。2.本案诉讼费用由各继承人按继承的财产份额按比例承担。本案庭审后，原告出具书面的说明，对诉讼请求第1条第②项进行了明确，即：对于左某、孙某F处分的孙某G名下龙蟠里X号的房屋，因被正大公司搬迁，所产生的价值上的权利，五原告请求继承，且各占该权利份额的20%。被告李某辩称，原告出示的1997年3月30日的“我俩嘱”不具备遗嘱的形式要件，也不符合自书遗嘱的要件，不能发生遗嘱的效力，被告认为该“我俩嘱”没有法律依据，亦不能以此为依据主张分割财产。孙某F于2007年10月28日曾亲笔书写了一份遗嘱，并就相关的财产进行了处分，该份遗嘱系孙某F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情况下所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遗嘱合法有效，对所有的继承人具有约束力，各继承人应按该遗嘱的内容处理相关财产。被告自1998年与孙某F结婚至孙某F去世已有十多年，期间因拆迁等原因致孙某F原有的房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孙某F遗产中的三处房产绝大部分是在被告与孙某F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的，尽管有些相关产权证没有办理，但这些财产属于被告与孙某F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客观事实，因此请求依法认定上述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并依法定继承给予处理。被告在孙某F去世时因生病致丧失了劳动能力且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即使存在合法有效的遗嘱，对于被告方来讲，也必须保留特定的伤额以维持其基本生存。经审理查明，本案的五原告系姐妹关系，孙某F系五原告之父、左某系五原告之母，左某于1997年6月22日去世后，孙某F于1998年10月22日与被告再次领证结婚。1997年3月30日，孙某F与左某以“我俩嘱”的形式共同订立遗嘱一份，言明：“为有利于姐妹团结，体现父母对每个子女的爱心，我俩嘱以下几点：1.汉中门的房产（包括拆迁后的房产）父母双亡后房产权归姐妹五人及他们的子女继承，拆迁所需费用由五人均摊，受益五人均分。2.茶亭东街X号X（号）房产在父母在世期间，子女可以住进照应上人，一旦二老双亡，子女要全部离开，个人不得占用。房产权归孙某A、孙某B、孙某C、孙某D四人共有，望孙某E谅解。3.牌楼巷外婆的拆迁后房子由（原告）孙某E独立继承，望以上四姐妹谅解。其他活动财物由五姐妹共同协商各取所需。”上述内容系左某书写，孙某F在上述内容结尾处注明“此嘱”字样并签名予以确认。因国家建设的需要，由南京华泰基础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南京正大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我俩嘱”所载明的汉中门的房屋实施了拆迁，其中：1.位于汉中门片区虎踞路X号的房屋被实施拆迁后，由实施拆迁单位华泰公司于2000年11月19日与孙某F签订了《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原虎踞路X号的房屋产权人系左某（已故），使用人系孙某F，常住户口为孙某F、李某，该房屋权属性质属于私有房产，建筑面积30.5平方米，式样结构为砖木平房；上述房屋被实施拆迁后的安置房地点为华保新寓X号X室，产权人系左某（已故），使用人为孙某F，安置人口为孙某F、李某，安置房屋的建筑面积为68.5平方米，使用面积为42.82平方米，等等。2.位于汉中门片区龙蟠里X号的房屋被实施拆迁后，由实施拆迁单位正大公司于2000年11月19日与孙某F签订了《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原龙蟠里X号的房屋产权人系孙某G（已故），常住户口为孙某F，该房屋产权性质属于私有房产，建筑面积（非住宅）45.4平方米；上述房屋被实施搬迁后的安置新地点为华保新寓，房屋性质为非住宅，建筑面积为45.4平方米。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华泰公司按协议约定对被拆迁人进行了安置，而正大公司至本案诉讼时止因故未能按协议约定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1997年2月，孙某F和左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全额出资购买了南京宁冶建设开发工程总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本市建邺区茶亭东街X号X幢X单元X室的房屋，在左某去世后的1997年7月22日，宁冶公司向孙某F开具了其购房的销售发票，该房屋于2004年2月9日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孙某F与被告结婚后，被告以其个人名义于1999年11月24日与淮阴市清浦区房地产公司签订《购房协议》一份和于2000年4月24日与清浦区房地产公司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并于2000年4月29日领取了房屋产权证，该房屋产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李某、孙某F。2007年10月28日，孙某F立下遗嘱一份，该遗嘱言明：“……，为了对李某负责，特立如下遗嘱：一、李某有权在莫园（房屋产权证登记名为：建邺区茶亭东街X号X幢）X的居住权，任何人不得干扰。李某不得租赁和出卖此房，若再婚应立即迁出。二、为了保障李某在宁的生活费用，…我决定将鼓楼区正大开发公司补助我的生活费每季度6150元，李某每年可得二个季度的金额一万二千三百元，以贴补生活，若正大开发公司给新房子了，租金各一半。如再婚，此条立即作废。…。四，李某要团结我的那么多女儿女婿们，对你是有好处的。五、此遗嘱没有继承权，只对李某有效。六、此遗嘱待我走后生效。”2008年11月4日，孙某F去世。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我俩嘱”中言明的“汉中门的房产”包括原本市虎踞路X号的房屋和原本市龙蟠里X号的房屋，被告同意淮安市清浦区长青路X号的房产按法定继承处理。另查明，因原、被告双方对原告主张的上述拆迁安置协议中载明的安置房的权属、继承份额等有争议，并申请本院对原房屋的拆迁单位进行调查，本院依法于2010年3月10日对拆迁安置单位进行了调查，上述两份安置协议中载明的拆迁实施单位经办人杨某某表示：本市华保（宝）新寓X号X室的房屋系本市虎踞路X号的房屋被拆迁后而来，原本市虎踞路X号的房屋建筑面积为30.5平方米，使用面积为25.4平方米，该房屋被实施拆迁后，按照政策规定，应当安置使用面积为35.4平方米（建筑面积56.64平方米）的房屋，而实际安置的房屋使用面积为42.82平方米（建筑面积68.51平方米），该多出的房屋使用面积7.42平方米（建筑面积11.87平方米）系拆迁安置单位考虑到了需要安置人口的实际情况，具有照顾的性质，此其一；其二、原（本市）龙蟠里X号的房屋被拆迁前为经营性用房，该房屋经营业主是孙某F，领取了相关的经营执照，该房屋被拆迁后未安置原因是由于孙某F本人在世的时候没有接受安置协议所载明的安置房，同时，该经营性用房被拆迁后，拆迁安置单位按工商部门开具的证明给予被拆迁人在拆迁后的个体生活费每人每月410元，而工商部门开具的证明表明龙蟠里X-4号的业主系孙某F，从业人员为江某、张某、庞某、王某，上述费用在孙某F去世后就不再发放；其三、本市华保（宝）新寓X号X室的房产是否办理了权属登记不清楚。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华保（宝）新寓X号X室的房屋至诉讼时止没有领取相关的权属证明。再查明，原本市龙蟠里X号的房屋产权登记人为孙某G，孙某G于1987年9月15日去世，孙某F系孙某G与钱某的婚生之子，钱某于1984年1月19日去世，孙某F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其父母亦没有收养过子女。以上事实由原告出示的“我俩嘱”、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房屋所有权证、购房销售发票、购房协议、房地产买卖契约、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结婚证、死亡注销户口证明，被告出示的遗嘱，开庭笔录等证实。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嘱办理。原、被告双方所争议的原龙蟠里X号的房屋原系孙某G所有，孙某G去世后，孙某F作为孙某G的唯一第一顺序继承人，该房屋依法应由孙某F继承，而左某作为孙某F的配偶，且该房屋系孙某F和左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孙某F继受取得，因此，该龙蟠里X号的房屋应依法属于左某和孙某F共同共有，左某和孙某F依法享有该房屋平等的处分权，此其一；原、被告双方所争议的原虎踞路X号的房屋系左某和孙某F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该房屋应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共有，孙某F和左某亦依法享有该房屋的平等处分权，此其二；其三，原、被告双方所争议的位于本市建邺区水西门大街X号X幢X室的房屋系左某和孙某F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买受，且该房屋在孙某F和被告婚前已经全额支付了购房款，虽然该房屋的权属登记取得于孙某F和被告结婚之后，但该房屋并非有被告的出资份额，且该房屋产权系登记在孙某F个人名下，因此，该房屋应为孙某F婚前财产在婚后财产形态下的转化，并不因婚姻关系的存续而转化为孙某F与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可见，上述该房屋应当认定为左某和孙某F共同共有，左某和孙某F依法享有该房屋平等的处分权。作为处分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方式，左某于1997年3月30日通过“我俩嘱”的形式，对夫妻共有的上述三处财产进行了处分，从“我俩嘱”的形式、内容上看，该“我俩嘱”符合遗嘱的法定构成要件，该“我俩嘱”应认定为左某的自书遗嘱，此其一；其二，因上述三处财产系左某、孙某F的夫妻共有财产，左某在没有得到孙某F的授权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其是不能擅自处分的，但基于孙某F和左某特定的身份关系和上述属于孙某F和左某共同共有上述不动产的不易分割性，孙某F在该“我俩嘱”上注明“此嘱”并签名，表明孙某F对左某自书遗嘱处分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书面的确认或授权，该“此嘱”包含了其本人以书面订立遗嘱的形式认可左某自书遗嘱的内容，该“此嘱”连同“我俩嘱”的内容构成孙某F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该“我俩嘱”中对房屋所有权的处分内容与被告出示的孙某F于2007年10月28日书写的遗嘱内容并不相冲突，因此，该“我俩嘱”应当认定为左某和孙某F在同一张纸条上各自订立但内容一致的自书遗嘱。在左某、孙某F先后去世后，有权继承人依法可以按“我俩嘱”的内容继承相应的遗产，从本院对拆迁部门进行调查的情况表明，原虎踞路X号的房屋被拆迁后的正常安置房屋的建筑面积为56.64平方米，安置协议中约定的安置房屋建筑面积却为68.51平方米，该多出的房屋建筑面积11.87平方米系拆迁部门对安置人口的照顾，而从安置协议上载明的安置人口看，拆迁部门照顾对象应为孙某F、李某，也就是说，该多出的建筑面积属于孙某F和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拆迁而取得的共有财产；孙某F去世前对该多出的部分来作处分，在其去世后，该多出的部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原、被告同为孙某F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则上应均等享有该多出部分中属于孙某F个人财产的份额，考虑到孙某F和李某婚后共同生活的实际情况以及李某的个人经济状况等，李某依法可以多分属于孙某F个人财产的份额，同时考虑到该安置房的产权尚未领取，该房屋的建筑面积尚未经依法登记确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酌情认定五原告均等享有不超过（包括等于）56.64平方米的安置房建筑面积，该安置房建筑面积中超过56.64平方米部分的30%的建筑面积的权利和义务由五原告均等享有和履行、70%的建筑面积的权利和义务由被告享有和履行；上述“我俩嘱”中所载明的汉中门的房产之一，即原本市龙蟠里X号的房屋被拆迁后尚未进行安置，按照该“我俩嘱”的内容，在被继承人去世后，五原告作为遗嘱继承人依法均等享有该房屋拆迁后所产生的价值上的权利和义务；位于本市水西门大街X号X幢X的房屋因已实际取得产权，按照“我俩嘱”的内容，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原告孙某A、孙某B、孙某C、孙某D作为遗嘱继承人依法各自享有该房屋四分之一的产权；位于本省淮安市清浦区长青路X号的房屋系孙某F和李某共同共有，在孙某F去世后，五原告要求对属于孙某F个人财产的部分按法定继承处理，被告也同意按法定继承予以处理，并计算出五原告个人应得的份额为1.975平方米、被告应得的份额为13.825平方米，该被告计算所得原、被告双方所占的产权份额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并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本市鼓楼区华保（宝）新寓X号X室房屋建筑面积中不超过（包括等于）56.64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权利、义务由五原告均等享有和履行，超过56.64平方米建筑面积部分中的30%的房屋建筑面积的权利和义务由五原告均等享有和履行、70%的房屋建筑面积的权利和义务由被告李某享有和履行。本市龙蟠里X号的房屋被拆迁后所产生的价值上的权利、义务由五原告均等享有和履行。本市水西门大街X号X幢X室的房屋产权由原告孙某B、孙某A、孙某C、孙某D各自享有25%的份额。本省淮安市清浦区长青路X号的房屋由五原告各自享有1.975平方米的产权份额，被告李某享有13.825平方米的产权份额。本案受理费19200元由五原告负担19000元，被告负担2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文军人民陪审员  张 坚人民陪审员  肖 群二〇一〇年四月九日见习书记员  孟昭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