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44495号原告：李福恺，男，1973年8月7日出生，汉族，昆仑万维集团副总裁，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武鹏，男，198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时鑫时代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杨红生，男，1969年4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阳，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福恺与被告武鹏、杨红生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福恺，被告杨红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阳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武鹏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福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武鹏、杨红生向李福恺返还本金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1.25%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12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武鹏、杨红生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经杨红生介绍，李福恺结识武鹏。2019年12月9日，在杨红生促成下，李福恺与武鹏签定投资协议，李福恺投资100万元，由武鹏操作投资炒股，并商定武鹏保证本金及月息1.25%的收益，多余收益按四六分账，杨红生对李福恺本金及月息1.25%收益进行担保，与武鹏承担连带责任。2019年12月9日，李福恺将100万元交给杨红生，由杨红生转交给武鹏。2020年3月20日，武鹏通过微信告知李福恺本金以亏损为零。李福恺自此数十次联系武鹏，杨红生，要求二人按协议归还本金及利润，但武鹏、杨红生至今未返还李福恺本金及利息，故李福恺诉至法院。被告杨红生辩称，一、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个人合伙协议，不是委托理财合同，案涉《投资协议》的签订背景。杨红生与李福恺、武鹏均系朋友关系。2019年8月，杨红生介绍李福恺与武鹏认识。因武鹏的职业是投资经理，对证券市场比较熟悉，具有较强的投资管理能力，李福恺供职的昆仑万维集团又是一家上市公司，双方认识后商量如何投资证券市场。因为李福恺与杨红生系多年的朋友关系，李福恺看好武鹏的股票投资能力，遂邀请杨红生一起投资证券市场。2019年12月9日，武鹏作为甲方，李福恺和杨红生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约定“甲乙方就合作投资上市公司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乙方李福恺、杨红生各投资100万，共计200万，存放在杨红生提供的证券账户，由甲方武鹏操盘投资上市公司股票。”协议签订当天，李福恺将100万现金交给杨红生，杨红生随后将此笔钱款转交给武鹏。杨红生后来又分多次以现金方式将自己出资的100万元交给武鹏。武鹏收到李福恺出资后即开始操盘交易股票。杨红生认为，本案中的《投资协议》是个人合伙的性质。《投资协议》约定由乙方（李福恺、杨红生）出资200万元，甲方武鹏负责操盘投资股票。甲方在合伙关系中以技术（操盘交易）出资，符合《民法通则》第30条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投资协议》第二条第1款、第2款约定“超出保底收益外的部分甲方与乙方四六分账。”“超出上一项收益余额甲乙双方按六四分成，甲方四，乙方六，乙方李福恺、杨红生按出资比例分配收益。”这是合伙协议关于共享收益的条款，符合《民法通则》第31条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投资协议》虽然没有约定风险共担的条款，但是根据合同和合伙原理，甲乙方在合伙事业出现亏损时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在有明确约定收益共享条款的情况下，甲乙方可以参照协议第二条第1款、第2款的约定，按照共享收益的比例承担亏损。欠缺风险共担条款并不影响《投资协议》为个人合伙的性质。二、李福恺请求杨红生返还其本金100万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杨红生与李福恺同为协议的乙方，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李福恺针对杨红生的诉求不具有诉的利益。本案中，杨红生与李福恺都是《投资协议》的乙方，乙方的200万元现金出资加上甲方武鹏的技术构成简单的个人合伙。并且，按照合同约定，杨红生将从李福恺处收到的100万元及时转交给了甲方武鹏，杨红生并不占有李福恺的任何财产。李福恺起诉杨红生是主体错误，不具有诉的利益。杨红生也按照合同的约定将现金100万元交给武鹏投资，如今投资亏损，杨红生也是损失惨重。李福恺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2019年12月9日，李福恺将人民币100万元交给被告杨红生，由杨红生转交给武鹏。”因此，杨红生将收到李福恺的100万元转交给武鹏的事实已经得到李福恺的认可。事实上，如果没有《投资协议》的事由，没有李福恺认可的武鹏收到其100万元进行投资炒股导致亏损的情形，就没有李福恺针对武鹏的起诉。《投资协议》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甲方武鹏保证本金及月息1.25%的保底收益，其中20%收益为甲方所有。”此条款为保底条款，即在任何情况下乙方投入的本金不会遭受损失，这与个人合伙的性质完全背离，违反民法的公平原则。虽然杨红生与李福恺同为《投资协议》的乙方，协议中约定的保底条款对杨红生是有利的。但是，客观地讲，杨红生认为这个条款对甲方武鹏来说是极不公平的，违反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因为买卖股票有盈有亏，谁都不能保证炒股一定会盈利。因此，从公平的角度看，该保底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投资协议》约定的保证条款无效。协议第二条第4款约定“杨红生对保证本金及月息1.25%保底收益，给李福恺提供担保，自愿与武鹏承担连带责任。”如前所述，协议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因此，针对该保底条款约定的保证条款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该保证条款也应当归于无效。三、假定《投资协议》是委托理财合同，那么按照合同约定，杨红生也不用对李福恺承担任何责任。《投资协议》的保底条款因为违反委托合同的性质归于无效，协议约定的保证条款因此也归于无效。根据《合同法》、《民法典》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委托事务的结果归属于委托人，受托人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获得报酬。本案中，李福恺与杨红生分别出资100万元委托武鹏炒股，因炒股所带来的收益为李福恺和杨红生所有，因炒股所带来的亏损由李福恺和杨红生承担。所谓的保底条款违反委托合同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相应地，杨红生因为保证条款的约定需要承担的保证责任也应当免除。《投资协议》除保底条款和保证条款外的部分依然有效，杨红生与李福恺同为委托人，两个委托人之间并不存在利益冲突。李福恺的100万元是武鹏收受和使用，炒股亏损的责任与杨红生无关。杨红生对于自己遭受的经济损失，因为囿于《投资协议》无论是个人合伙还是委托合同，作为合伙人或者受托人的武鹏无需对投资亏损向其他合伙人或者委托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也只能默默承受。综上，李福恺针对杨红生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杨红生恳请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李福恺对杨红生的诉讼请求。被告武鹏未到庭参加诉讼，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如下：一、关于本案事实情况2019年下半年，武鹏通过朋友杨红生认识李福恺，李福恺看好武鹏的股票投资能力，几次吃饭后想邀请武鹏一起参与投资股票。2019年12月9日，武鹏、李福恺、杨红生三人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武鹏是甲方，李福恺、杨红生是乙方，我们约定“甲乙方就合作投资上市公司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乙方李福恺、杨红生各投资100万元，共计200万由甲方武鹏操盘投资上市公司股票。”协议签订后，武鹏收到李福恺通过杨红生转来的资金100万元。投资项目启动后，初期盈利可观，两个星期就赚了12万元。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爆发，资本市场产生了连锁反应。由于疫情导致全球证券市场经济危机，中国股市在春节后开始下跌，美国证券市场发生股灾，跌幅万点，多国股市暂时关闭。由此导致国内证券市场大幅度下跌，两周内下跌600点，投资项目从初期盈利12万到亏损，损失惨重。经过盘算，三人投资账户总额720万元（除乙方出资200万元外其它520万元为武鹏出资其中包含杠杆资金），大跌期间，账户平仓线为700万元，最终账户金额达到680万元触发被动平仓，导致最终资金全部亏损平仓。乙方（李福恺、杨红生）的100万元，甲方（武鹏）的190万元全部亏损。鉴于投资项目出现严重亏损且短时间内无法弥补的现实情况，武鹏作为操盘方无法兑现合同约定，正式告知乙方（李福恺、杨红生）终止投资协议。并且，武鹏与乙方商量，提出以未来的业务合作弥补损失，李福恺表示接受，杨红生也认可。但是经过几次协调后，李福恺反悔导致诉讼。二、关于本案合同性质武鹏认为，本案的投资协议是一份个人合伙协议。三人合伙投资股票项目，武鹏作为操盘方，李福恺、杨红生作为出资人，双方应当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合同乙方无论投资项目是否亏损，其出资的本金及月息1.25%的收益由甲方来保证，在投资项目盈利时，乙方却要按照约定获得收益分成，这明显违背委托理财合同的定义。因此，合同中有关保底条款的约定对武鹏来说显失公平，也不符合投资的市场规律，该条款应当是无效的。三、关于投资项目亏损的责任承担本案的投资项目出现巨额亏损，责任不应当由武鹏一人承担。假定本案的投资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因合同履行导致的亏损应当由合同各方当事人共同承担。因为武鹏与李福恺、杨红生是合伙关系，合伙事业出现亏损，各方应当共同承担风险。退一步说，也应当分析导致合同无效时各方当事人的过错责任。李福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不知道投资协议的本质是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在投资协议的约定对其完全有利时，李福恺自然是十分情愿签订合同的。诚然，武鹏为了三人的共同利益，签订了对自己不利的合同，但是出发点还是为了投资盈利。试想一下，如果本案中通过武鹏的操盘交易，让李福恺出资的100万元获得盈利，参与收益分成，大家皆大欢喜。如今，投资项目亏损，责任却要由武鹏一人承担，这对武鹏来说是显失公平的，也有违诚实信用、平等公正的民法原则。因此，武鹏认为，对于投资项目的亏损，应当由李福恺、杨红生和武鹏来共同承担。综上，李福恺的诉求所依据的投资协议的相应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李福恺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武鹏不需要返还李福恺的出资，请求法庭依法驳回李福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2月9日，武鹏（甲方）、李福恺（乙方）、杨红生（乙方）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约定甲乙方就合作投资上市公司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照执行。乙方李福恺、杨红生各投资100万元，共计200万元，存放在杨红生提供的证券账户，由甲方武鹏操盘投资上市公司股票。结算时间：资金到账后一年内，或收益巨大提前撤出，或甲方、乙方参与人之一提出终止均可。利润分配说明。甲方武鹏保证本金及月息1.25%的保底收益，其中20%收益为甲方所有。超出保底收益外的部分甲方与乙方四六分账。超出上一项收益余额甲乙双方按四六分成，甲方四，乙方六，乙方李福恺、杨红生按出资比例分配收益。协议履行过程中账户资金不得转出，只能在本账户内买卖股票。杨红生对保证本金及月息1.25%保底收益，给李福恺提供担保，自愿与武鹏承担连带责任。乙方有权实时查询使用证券账户，但在协议履行期间不准操盘。甲乙方有保密义务。证券账户信息杨红生提供，入款银行账户信息杨红生妻子，具有知悉权，配合处置结算收益权，不能享受收益获取权（杨红生妻子账户）。结算后二日内，杨红生负责将结算的各方本金及收益，分别转至武鹏和李福恺指定的账户。若股票账户盈利超过出资额的10%，甲乙双方协商可提取超过盈利10%以上部分，通过证券保证金转银行的方式转出盈利并于将该笔资金分配到甲乙双方指定银行账户。同日，李福恺将100万元现金交给杨红生，杨红生向李福恺出具一份《收据》，内容如下：今收到李福恺出资现金人民币壹佰万元。诉讼中，杨红生称其在收到款项第二日即将前述款项转交给了武鹏，前述款项在2019年12月11日就进入了证券账户。武鹏之后即开始使用杨红生提供的其妻子徐莉红的证券账户操盘交易股票，李福恺和杨红生不参与账户的操作。2020年3月20日，在李福恺、杨红生、武鹏三人的微信群聊中，武鹏称本金亏没了，损失惨重。李福恺称不保证本金其肯定不会做，要求杨红生、武鹏按照合同向其偿还投资款项。诉讼中，李福恺及杨红生对于武鹏答辩所称的各方投入的资金已经全部亏损的事实认可。经询，李福恺称其诉讼请求要求杨红生承担的责任为担保责任。本院认为，李福恺、杨红生、武鹏签订的《投资协议》的性质属于金融类委托理财合同，即委托人和受托人为实现一定利益，委托人将其资金等金融类资产根据合同约定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资本市场上从事股票、期货、外汇等金融产品的交易、管理活动。金融类委托理财合同的投向市场是高风险的外汇、证券等金融市场，而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中有关投资收益的约定为武鹏保证李福恺和杨红生本金及月息1.25%的保底收益，即由委托人享有固定投资收益，而由受托人承担投资风险，该条款明显具有保底条款的性质，这种约定违背了民法之公平原则以及投资理财关系中责任承担的规则，亦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和资本市场规则，应属无效约定。因保底条款系《投资协议》的目的性条款和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故保底条款无效必然导致《投资协议》整体无效。综上，各方签订的《投资协议》应属无效。根据合同法规定，无效的合同自订立之时即不具有效力，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相应权益应当恢复至合同订立之时的状态，即由受托人向委托人返还委托资产。本案中，李福恺投资金额为100万元，现各方均确认全部投资本金已经亏损，据此，武鹏应向李福恺返还的款项金额为李福恺所投资的100万元，李福恺的相应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李福恺主张武鹏自2017年2月17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投资协议》系各方合意签署，因此对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对于利息损失，原《投资协议》约定的结算时间为资金到账后一年内，故本院酌定武鹏向李福恺支付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对于李福恺诉讼请求中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福恺要求杨红生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担保法有关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如前所述，《投资协议》属无效协议，因此，有关杨红生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条款亦应属无效。根据《投资协议》内容可知，担保条款的设置系为保证李福恺的本金及月息1.25%的收益，杨红生作为担保条款中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方，对于担保条款的无效并不存在过错。本案中，李福恺依据《投资协议》中的担保条款要求杨红生承担保证责任，无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断，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鹏、杨红生与原告李福恺于2019年12月9日签订的《投资协议》无效；二、被告武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福恺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李福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26元，原告李福恺已预交，由被告武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韩 斌人民陪审员  郑东涛人民陪审员  胡宝兰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书 记 员  宋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