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成民终字第30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泓君（曾用名：侯淳）。 委托代理人冯明，四川科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客运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一环路四段**。 负责人王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凊，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红斌。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住。住所地：成都市过街楼**/div> 法定代表人鲜于富，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凊，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红斌。 上诉人侯泓君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客运分公司）、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12）金牛民初字第2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3年5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侯泓君的委托代理人冯明；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运输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凊、张红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客运分公司分别于2006年5月25日、2008年11月13日、2009年7月11日与侯泓君签订了三份《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三份合同内容基本一致，且每份合同期限均为一年。合同约定由客运分公司提供川A481**号客车交由侯泓君承包经营成都至阆中线路，侯泓君在承包期间应向客运分公司交纳规费、二级维护费，并交纳了安全保证金10000元。并约定，在承包合同经营期内，承包人侯泓君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将承包车辆转包给他人，若未经客运分公司同意转包，侯泓君缴纳的安全保证金不予退还；在经得客运分公司同意转让他人承包，客运分公司每辆车收取过户费5000元。2010年12月17日，侯泓君与客运分公司签订了《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班线客运车辆经营合同书》（以下简称2010年合同）及《经营附加合同》。2010年合同约定：由侯泓君承包经营川A481**号客车成都至阆中客运班线；承包经营车辆为客运分公司的法人财产；侯泓君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时，应一次性向客运分公司交纳发包费369060元及服务质量、安全保证金10000元；承包车辆线路经营权期限为2009年12月3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以运管部门核准的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时限为准）。同时，侯泓君与客运分公司在签订的《经营附加合同》中，明确约定承包经营期限自2010年5月21日至2011年5月20日止；侯泓君在承包经营期间应交纳企业管理费、安全基金、强制性二级维护费、综合服务费等费用。从2006年侯泓君签订《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至今，承包车辆川A481**号客车一直由侯泓君经营成都至阆中客运班线。 另查明，《经营附加合同》中约定承包经营期限自2009年12月3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至止，侯泓君与客运分公司均确认承包经营期限的起止日期有误，双方陈述《经营附加合同》都是一年一签，根据2009年7月11日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的截止时间2010年5月23日连续计算，2010年签订的《经营附加合同》的承包经营期限应为2010年5月24日起至2011年5月23日止。 上述事实有《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2010年合同等证据和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侯泓君与客运分公司签订的2010年合同是否具备可撤销合同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侯泓君主张撤销合同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因受客运分公司胁迫而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二是合同因否定侯泓君“实际车主”的事实，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对于侯泓君拟证明受胁迫的录音资料以及证人证言，提供录音资料的人员以及出庭作证的证人身份均系本案承包车辆的驾驶员，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存在有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对于其主张因受客运分公司胁迫签订合同的事实，不予采信。另外，对于侯泓君主张第二点理由，原审法院认为，合同显失公平的成立条件须以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与义务极不平衡，合同内容对一方有利、另一方则无利、利少甚至遭受重大损失。原审庭审中，对于侯泓君出资的性质认定，侯泓君认为应属购车款，而客运分公司认为系融资行为。从双方签订合同及履行情况来看，对2006年、2008年、2009年及本案诉争的2010年合同应作为一个合同整体来综合评析。侯泓君与客运分公司在2006年、2008年、2009年期间签订的三份《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均未对侯泓君出资性质及发包费进行明确约定，侯泓君在此期间也未向客运分公司交纳发包费。由于侯泓君在履行2008年至2009年《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期间仅向客运分公司交纳基本规费及安全基金、维护费，其余大部份收入均归侯泓君享有，在此条件下，2010年合同补充约定川A481**号承包车辆为客运分公司所有，是对双方在整个承包期间双方利益平衡。因此，综合双方建立承包关系以来承包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2010年合同对侯泓君与客运分公司约定的权利义务并非极不平衡，故原审法院对侯泓君主张2010年合同显失公平，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侯泓君就自己主张的事实未向原审法院提交有效证据支持，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侯泓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侯泓君承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侯泓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确认2010年12月1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班线客运车辆经营合同书》时存在胁迫的事实；2、确认2010年12月1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班线客运车辆经营合同书》显失公平，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3、撤销（2012）金牛民初字第281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时的起诉请求或发回重审；4、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其主要上诉事实与理由为：1、2010年12月17日双方签订《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班线客运车辆经营合同书》时存在胁迫是客观真实的，有录音资料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一审未予认定系错误；2、被上诉人强迫上诉人签字的2010年合同将经营车辆确定为其法人财产，排除了上诉人对车辆的实际财产权利，而上诉人的该财产权是经生效行政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且该合同系格式合同，其中的格式条款如“乙方应无条件服从，由甲方收回经营手续”及“乙方应无条件将该车及所有证件及线路标志牌交回甲方”等约定剥夺了上诉人的所有权利，双方权利义务极不平衡，属于典型的显失公平的合同；3、原审诉讼程序不合法，且许多事实及证据均未进行评析和认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误，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运输公司共同答辩称，双方系承包经营关系，上诉人通过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取得对车辆及相关权益的使用、收益权。2010年合同延续了双方多年来的关系，并未采用胁迫手段，是双方自愿协商并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制订的，无显失公平之处。行政判决书并未认定车辆的所有权。且被上诉人并未收取2010年合同中的发包费，被上诉人非私企，而是根据国家的法规政策在进行改制，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有延续性的。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侯泓君为支持其上诉主张，提交了以下新证据： 1、运输公司及客运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套（包括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章程、成都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关于改组为股份合作企业实施方案的请示、成都市交通局成交运管（2001）362号文件、成都市经济委员会、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国资局、成都市国土局及成都市劳动局共同发文的成经改（2001）81号批复、公司变更审核表、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股份合作制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份合作制企业变更登记提交文件、设立登记申请书、运输总公司整体改组的实施方案、分支机构变更的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变更表等，拟证明运输公司的改制过程，改制前的国企无能力在各客运线路投资购车，本案双方当事人从2000年即已形成长期、固定的融资合作经营关系，而2010年起被上诉人欲改变这种经营模式和范围； 2、被上诉人与陈凤琴所签的2010年合同、2008年承包经营合同，拟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系格式合同； 3、何金平的劳动合同、存折，以及侯泓君、赵伟、刘正泉、谢君发、蒲必海等上诉人的存单或银行记录信息，拟证明营运车辆的驾驶员以及与被上诉人签订经营合同的都是被上诉人的内部职工； 4、何永芳与成都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高速客运分公司于2013年5月3日签订的协议，拟证明被上诉人推行的49：51政策； 5、相关新闻报导和专家意见，拟证明同类争议已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6、开支清单，拟证明上诉人的投入及经营开支巨大，如按2010年合同履行则无利可赚。 经质证，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运输公司仅认可证据1、4的真实性，对上述所有证据的关联性与证明力均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为证明其答辩主张，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返款清单，拟证明客运分公司将承包经营的收益返还给了上诉人。 经质证，上诉人侯泓君认为承包收益返回属实，因为系上诉人投资买的车，收益理应属于上诉人，且该清单中的“阆中合作车返款”反而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投资合作关系。 被上诉人运输公司对该返款清单的证据三性及证明力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上诉人侯泓君与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所举证据材料与本案诉争的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情形之间并无直接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各方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0年合同第7.1条载明：“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不得单方面任意变更或解除本合同。但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或交通行业管理部门调整运力结构，裁减车辆数或改变该车线路经营方式（按交通行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企业必须实行公司化经营）等情况，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合同自然终止，乙方（侯泓君）应无条件服从，由甲方（客运分公司）收回经营手续，乙方可选择将车转出或由甲方按车辆折旧后账面净值收购”。7.5条载明：“合同到期后若双方无合同纠纷，本合同自然终止。经营车辆经营期满后车辆状况如达不到技术要求，按公司规定车辆作下线处置，车辆残值归乙方享有”。 还查明，1、侯泓君与客运分公司于2008年11月13日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第五条约定：“承包经营合同时间自2008年5月24日起，至2009年5月23日止。经营期满，合同即行终止。甲方收回线路牌及相关证件，车辆自动下线或报废，甲方可根据经营状况优先考虑乙方签订下一轮合同”；2、2010年5月12日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南行终字第34号行政判决载明：“张玉玲作为川A492**号客车的实际车主，承包经营了运输公司营运的阆中至成都客运线路……”。 本院认定上述事实，有2008年《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2010年合同、（2010）南行终字第34号行政判决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0年合同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或胁迫等可撤销的法定情形。首先，2010年5月12日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系解决上诉人张玉玲等人起诉当地政府干预客运班次所作出，并非专门针对客车的所有权问题。且本案争议的2010年合同系上诉人侯泓君于2010年12月16日与被上诉人所签。即在签订该合同时，上诉人侯泓君明知生效的行政判决已做出了“张玉玲作为川A745**号客车的实际车主，承包经营了运输公司营运的阆中至成都客运线路”的认定，仍同意接受“在本合同期内，承包经营的营运车辆为甲方的法人财产”这一条款，系上诉人侯泓君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且2010年合同仅约束合同期内的营运车辆系法人财产，但该合同7.1条、7.5条明确了合同终止后侯泓君可选择将车转出或按折旧后账面净值收购，以及经营期满车辆如达不到技术要求下线的，车辆残值归侯泓君所有。即该合同并未剥夺上诉人侯泓君对于车辆本身应享有的相应权利，未对侯泓君权益造成侵害。亦对其在合同期内的收益并无影响，故该约定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 其次，道路客运班线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客运班线营运权属于交通特许经营权，其本身是受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及调整的，营运权的行政许可和申请也是受到严格管控的。故2010年合同中关于“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不得单方面任意变更或解除本合同。但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或交通行业管理部门调整运力结构，裁减车辆数或改变该车线路经营方式（按交通行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企业必须实行公司化经营）等情况，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合同自然终止，乙方（侯泓君）应无条件服从”的约定合理，虽系格式条款，但并未免除被上诉人责任、加重上诉人侯泓君的责任、排除侯泓君的主要权利，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格式条款无效之情形，应为合法有效。 第三，关于是否构成胁迫的问题。上诉人侯泓君所举录音等证据仅能证明客运分公司工作人员要求其签订合同后出车的要求，并不能反映合同具体内容和证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侯泓君必须接受合同条款。且上诉人侯泓君与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于2008年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的承包经营合同期限至2009年5月23日已终止，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要求上诉人侯泓君签订2010年合同系其对客运班线运输的管理手段，也是上诉人侯泓君合法承运的必然要求，是否继续承运和接受该合同内容取决于上诉人侯泓君自身意愿，并非被上诉人客运分公司实施的不法行为。故侯泓君关于2010年合同系受被上诉人胁迫签订应予撤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侯泓君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承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侯泓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红 审 判 员  苟学恩 代理审判员  毛 星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胥琢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