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2169号原告（反诉被告）：沈玉洁，男，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反诉被告）：沈强，男，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323XL法定代表人：李贵良，董事长。被告（反诉原告）：张宏雷，男，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史文茹（兼张宏雷、张秀茹、史冬玉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史嘉权，男，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张秀茹，女，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史冬玉，女，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史春辉，男，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反诉被告）沈玉洁、沈强与被告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委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张宏雷、被告史文茹、史嘉权、张秀茹、史冬玉、史春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沈玉洁、沈强、张宏雷、史文茹、史嘉权、史春辉及张秀茹、史冬玉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文茹到庭参加诉讼，中联委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玉洁、沈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继续履行中联委公司与潘增荣的合同，要求中联委公司将潘增荣的房产登记在全部继承人即史文茹、沈强、沈玉洁、史嘉权、张秀茹、史冬玉、史春辉名下；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1年1月9日，中联委公司与潘增荣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并收取了5万元的首付款，房屋位于永定路西里x号楼x号（以下简称x号房屋）。2007年潘增荣去世。2008年6月，中联委公司以史文茹、史嘉权、张宏雷提交的潘增荣遗嘱、君子协议及保证书为由，与张宏雷违法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并且将此契约日起倒签为2001年1月9日，并以潘增荣已经缴纳的首付款为计算依据收取了张宏雷的购房尾款38976．37元。共有八份法律文书判定，2001年1月9日潘增荣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有效。（2015）海民初字第07827号判决书已经判决潘增荣遗嘱无效，此判决已生效。张宏雷又向海淀法院起诉要求判决张宏雷合同有效，海淀法院一审驳回了张宏雷的诉讼请求，张宏雷不服提出上诉，一中院判决张宏雷在2008年6月签订的购房合同有效。中联委公司应继续履行与潘增荣的合同。故诉至法院。张宏雷辩称，中联委公司已经不是x号房屋的产权单位。x号房屋的产权是空白。张宏雷的产权证作废之后，中联委公司并没有把产权收回，中联委公司不具有房屋产权，对房屋没有处置的资格，不具备作为被告的主体资格。沈玉洁、沈强起诉中联委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宏雷认为沈玉洁、沈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x号房屋是拆迁安置房，拆迁安置人是潘增荣和张宏雷，享有同等的拆迁安置权利。潘增荣去世后，张宏雷对房屋独享拆迁安置权利。不动产是以登记产生效力，也是一种公示。x号房屋不动产变更转让是房屋买卖产生的转让，只跟卖房人和购房人发生关系，不是遗产，与法定继承人无关。沈玉洁、沈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房屋是潘增荣的遗产。房屋不是潘增荣的遗产。中联委公司是潘增荣去世半年后才拿到x号房屋的所有权，潘增荣不可能是房屋所有权人。潘增荣没有交齐过购房款。潘增荣没有拿到过x号房屋的所有权证。去世后没有继续购房的权利。房屋不是潘增荣的遗产，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且沈玉洁、沈强不是潘增荣的继承人。张宏雷合法购房的事实仍然存在。张宏雷提出反诉请求：判决恢复张宏雷x号房屋的房屋登记，为张宏雷签发房屋所有权证。事实与理由：2001年中联委公司与潘增荣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和2008年中联委公司与张宏雷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均被法院判决有效，但两个契约的签约背景、性质、功能及借据均有明显差异。x号房屋相关权利仅与张宏雷有关，与其他法定继承人无关。注销张宏雷x号房屋登记的理由、法律依据均已灭失，故应当为张宏雷恢复x号房屋的房屋登记。史文茹的答辩意见与张宏雷一致。史嘉权辩称，我父亲史赞同生前工作单位分给他一套住房，史赞同去世后转到母亲潘增荣名下。1998年拆迁分给三套安置房x1、x、x2，安置协议乙方均为潘增荣，她将自己名下三套安置房的使用权和承租权分给四个子女，这是尽可能公平的安排。潘增荣契约是在中联委公司未取得合法售房权的情况下签订的意向合同书，不是正式的购房契约。沈玉洁、沈强不是潘增荣的法定继承人，只是史九茹的继承人。潘增荣契约的首付款是史文茹（替张宏雷）和史嘉权所交，剩余房款由张宏雷补交。综上，不同意沈玉洁、沈强的诉讼请求。史嘉权同意张宏雷的反诉请求。史春辉辩称，x号房屋是潘增荣的个人遗产，尊重法院的判决。张秀茹、史冬玉辩称，x号房屋拆迁安置潘增荣和张宏雷两个人，二人享有同等的拆迁被安置权利。潘增荣去世后，张宏雷是x号房屋唯一的被安置人，独享x号房屋的拆迁被安置权利。x号房屋不是潘增荣的个人遗产，不同意沈玉洁、沈强的诉讼请求，同意张宏雷的反诉请求。沈玉洁、沈强针对张宏雷的反诉辩称，2001年1月9日潘增荣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有效，是有法院生效判决做依据的。张宏雷合同是否有效的基础是潘增荣遗嘱是否有效，潘增荣的两份遗嘱均没有法律效力，故张宏雷合同就应该认定为无效。张宏雷已经全面放弃对x号房屋的任何权利。张宏雷的反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张宏雷的反诉请求。中联委公司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史九茹、史文茹、史嘉权、史嘉伦系潘增荣与史赞同之子女。2007年1月4日，潘增荣因病去世。张宏雷系史文茹之子，沈强系史九茹与沈玉洁之子。史九茹于2018年8月8日去世。史冬玉、史春辉系张秀茹与史嘉伦之子女，史嘉伦于2021年2月21日去世。史赞同去世后，1998年10月15日，潘增荣(被拆迁人、乙方)与中央国家机关三里河联建办公室(拆迁人、甲方)签订了三份《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因拆迁潘增荣三里河x区x-x-x正式住房三间，潘增荣取得3套安置用房的使用权，分别为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小区x号楼x1号x居室（安置潘增荣及外孙子26岁、外孙媳28岁)、x号房2居室（安置潘增荣及外孙32岁)、x2号1居室（安置潘增荣及孙子28岁)。2001年1月9日，中联委公司(甲方)与潘增荣(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小区x号楼x单元x号楼房一套，总建筑面积74．51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以2000年度成本价格出售给乙方，乙方首付款5万元，最终以测绘部门测定的建筑面积计算价为准（超过规定面积部分不享受工龄优惠，其价格暂按1485元计价），其余房款在产权证发放时收齐。公共维修基金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9．4元，甲乙双方各交纳50%。契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海淀区房地产交易部门存留一份。2001年1月9日，史文茹、史嘉权为潘增荣向中联委公司交纳x号房屋首付款5万元。2007年3月12日，中联委公司出具书面证明1份，证明内容为:“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1998年购买的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西里x号楼的房屋所有权证已办理完毕，其中x单元x号住户潘增荣的产权证正在办理中。特此证明。”史文茹、史嘉权曾向中联委公司提交两份遗嘱，均载明x号房屋产权归史文茹和史嘉权所有。2007年7月6日，中联委公司取得永定路小区x号楼22套住房（包括x号房屋）的大产权证。2007年11月26日，史文茹、史嘉权、张宏雷向中央国家机关三里河联建办公室、中联委公司出具保证书，史文茹和史嘉权双方的家庭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同意由史文茹的儿子张宏雷办理该住宅的购房手续，并签订了相应协议，以保证潘增荣遗嘱的落实。2007年12月21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发出《关于同意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按房改成本价出售拆迁安置公有住房的函》，同意中联委公司出售拆迁安置公有住房。售房范围为永定路西路x号楼x门x号等47套。2007年的售房成本价、各项折扣办法及截止时间，按《关于2003年向职工出售公有住房的价格及政策的通知》执行。2008年6月30日，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出具遗嘱真实性调查。2008年6月30日，中联委公司与张宏雷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中联委公司将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西里小区x号楼6单元x号房屋一套总建筑面积73．06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以1485元/平方米成本价格出售给张宏雷，总房价款为86696．9元，公共维修基金价款2279．47元。该契约注明签订时间为2001年1月9日。2008年11月11日，中联委公司发出关于收回原《房屋买卖契约》的函：中联委公司于2008年9月2日已完成拆迁安置户40套房屋产权证的制证工作，在完善各项手续后进行发证。购房合同以2008年6月份重新签约的《房屋买卖契约》为准。2001年以1485价参加购房人在交首付款时所签约的《房屋买卖契约》意向合同书将予以收回。因考虑2001年购房人继续享受1485元/每建筑平方米的价格，所以我们对当年原购房人在2008年重新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依然保留2001年1月9日的时间。史九茹曾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张宏雷、中联委公司，请求确认中联委公司与张宏雷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海淀法院于2009年4月1日作出（2008）海民初字第3027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张宏雷不服，提起上诉，一中院二审作出（2009）一中民终字第075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判决后，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09年8月28日作出注销张宏雷房屋登记的决定书，x号房屋所有权仍登记在中联委房地产公司名下。后张宏雷不服上述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2012）京检民抗字第0005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高民抗字第18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一中院再审本案。一中院经审理后作出（2012）一中民再终字第083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09）一中民终字第0752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08）海民初字第30270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海淀法院重新审理。经审理，海淀法院依法作出（2013）海民再初字第0004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潘增荣生前是否留有遗嘱、遗嘱的效力如何，直接影响潘增荣与中联委公司所签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承继主体的确定。该项事实的不确定，以及x号房屋为拆迁安置房，进而实施房改相关政策如何执行亦处于未确定状态，导致中联委公司与张宏雷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效力属于待定状态。据此判决驳回史九茹的诉讼请求。史九茹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一中院于2014年6月6日作出（2014）一中民再终字第0223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潘增荣作为被拆迁安置人，于1998年得到了三套公有房屋的使用权。2001年房改售房时，潘增荣同意x1号房屋、x2号房屋以他人名义购买，以自己名义与中联委公司签订x号房屋买卖契约。该房屋买卖契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潘增荣去世后，其房屋买卖契约项下的权利义务可以由相关权利人承继，因此潘增荣生前是否留有遗嘱、遗嘱的效力如何，直接影响潘增荣与中联委公司所签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承继主体的确定，该项事实的不确定，以及x号房屋为拆迁安置房，进而实施房改相关政策如何执行亦处于未确定状态，导致中联委公司与张宏雷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效力属于待定状态，故史九茹要求确认该房屋买卖契约无效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其该项诉讼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史九茹的上诉，维持原判。史九茹于2015年起诉史文茹、史嘉权、史嘉伦，请求确认潘增荣于2002年1月12日、2003年6月28日所立遗嘱无效。海淀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0782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02年1月12日，潘增荣在一份打印件《遗嘱》上签名，该遗嘱内容为：“我和你们的爸爸史赞同辛辛苦苦一辈子，从国家福利分房得到了三里河二区x－x－x三居室住房一套。1997年10月，三里河住房拆迁，按一次到位的办法，我分到永定路西里三套住宅，其中一室一厅一套（x2）给二儿子史嘉伦使用，另外一室一厅一套（x1）给二女儿史九茹使用。我现在住二室一厅一套（x），2000年公房出售，由大女儿史文茹和大儿子史嘉权各出一半购房钱，将我住的二室一厅买下，并享受史赞同的工龄折扣。该房屋产权归史文茹和史嘉权所有，各占百分之五十。我百年之后，这套房子归由史文茹和史嘉权协商解决。你们兄弟姐妹从小一起长大，几十年和睦相处。几年前，你们爸爸突然去世，给全家带来巨大悲痛，你们兄弟姐妹帮我渡过了最困难的日日夜夜，使我感到你们现在都大了，不再是孩子了。虽然你们爸爸不在了，但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们也能为我分忧。这次拆迁，我没要28万元，也是考虑给你们留一点家产，帮助你们的子女改善一点住房的条件。今后，希望你们以几十年的兄弟姐妹情谊为重，互相照顾，互相谅解，还要像以前那样和睦相处，这样，我和你们爸爸也就不会有什么牵挂了。上面是我的遗嘱，你们阅读以后，每个人在上面签个字，这也作为你们对我的嘱咐的承认和对我的一个承诺。”该《遗嘱》第二面左下角有“史慕贞2006．2．12”和“吴伯梅2006．1．31”签名及日期。2003年6月28日，潘增荣在一份打印件《遗嘱》上签名，该遗嘱内容为：“我和你们的爸爸史赞同辛辛苦苦一辈子，从国家福利分房得到了三里河二区x－x－x三居室住房一套。1997年10月，三里河住房拆迁，按一次到位的办法，我分到永定路西里三套住宅，其中一室一厅一套（x2）给二儿子史嘉伦使用，另外一室一厅一套（x1）给二女儿史九茹使用。我现在住二室一厅一套（x），2000年公房出售，由大女儿史文茹和大儿子史嘉权各出一半购房钱，将我住的二室一厅买下，并享受史赞同的工龄折扣。该房屋产权归史文茹和史嘉权所有，各占百分之五十。我百年之后，这套房子归由史文茹和史嘉权协商解决。你们兄弟姐妹从小一起长大，几十年和睦相处。几年前，你们爸爸突然去世，给全家带来巨大悲痛，你们兄弟姐妹帮我渡过了最困难的日日夜夜，使我感到你们现在都大了，不再是孩子了。虽然你们爸爸不在了，但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们也能为我分忧。这次拆迁，我没要28万元，也是考虑给你们留一点家产，帮助你们的子女改善一点住房的条件。今后，希望你们以几十年的兄弟姐妹情谊为重，互相照顾，互相谅解，还要像以前那样和睦相处，这样，我和你们爸爸也就不会有什么牵挂了。上面是我的遗嘱，你们阅读以后，每个人在上面签个字，这也作为你们对我的嘱咐的承认和对我的一个承诺。”史文茹、史嘉权、史嘉伦在该《遗嘱》上签名。该《遗嘱》最下方有“潘裕民2006．10．4”和“吴伯梅2006．1．31”签名及日期。2008年6月30日，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出具遗嘱真实性调查：2008年6月27日至2008年6月28日，经申请人史文茹、史嘉权申请，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对申请人母亲潘增荣生前的遗嘱（2003年6月28日）真实性和见证真实性做了调查。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分别于2008年6月27日及2008年6月28日向遗嘱见证人吴伯梅及潘裕民本人等进行调查，确认以下事实：1、遗嘱见证人吴伯梅、潘裕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与遗嘱继承人无直接利害关系，签字属实；2、遗嘱内容由见证人吴伯梅、潘裕民确认与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一致；3、遗嘱见证人吴伯梅、潘裕民确认遗嘱为潘增荣本人签字；4、立遗嘱人潘增荣死亡证明真实。经查，潘增荣生前所立的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吴伯梅、潘裕民书面确认潘增荣本人亲自将遗嘱交给其让在遗嘱上签字，遗嘱上是潘增荣本人签字。该判决书认为潘增荣曾在两份打印件《遗嘱》上签名，上述两份《遗嘱》抬头为“遗嘱”，系潘增荣生前作出，内容上亦有对财产及事务的安排，且根据（2013）海民初再初字第00047号民事判决书及（2014）一中民再终字第00238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上述两份《遗嘱》关系到潘增荣与中联委公司所签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承继主体的确定，故本院认定上述两份《遗嘱》符合继承法规定的遗嘱形式，均应认定为潘增荣所立遗嘱。上述两份《遗嘱》均为打印件，结合其时潘增荣的年龄，可以认定两份《遗嘱》均非潘增荣自行录入并打印，因此两份《遗嘱》均属于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2002年1月12日《遗嘱》系潘增荣于2002年1月12日签名，但两名见证人史慕贞、吴伯梅签字日期分别为2006年2月12日和2006年1月31日，结合吴柏梅在接受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调查时的陈述，吴柏梅是于2006年1月31日根据潘增荣的要求，在《遗嘱》上签字，因此可以认定史慕贞、吴伯梅未在潘增荣签字时在现场见证，本院认定2002年1月12日《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律形式要件，该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2003年6月28日《遗嘱》系潘增荣于2003年6月28日签名，但两名见证人吴柏梅、潘裕民签字日期分别为2006年1月31日和2006年10月4日，结合吴柏梅、潘裕民在接受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调查时的陈述，吴柏梅、潘裕民是根据潘增荣的要求，分别于2003年1月31日和2003年10月4日在《遗嘱》上签字，因此可以认定吴伯梅、潘裕民未在潘增荣签字时在现场见证。在该《遗嘱》上同时签名的史文茹、史嘉权、史嘉伦均系潘增荣子女，亦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继承人不能作为代书遗嘱的见证人，故本院认定2003年6月28日《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律形式要件，该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庭审中史九茹对两份《遗嘱》中潘增荣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就此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且吴柏梅、潘裕民在接受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调查时均证明遗嘱系潘增荣本人签名，故本院对史九茹针对潘增荣签名真实性提出的异议不予采信。判决结果为：一、确认潘增荣于2002年1月12日做出的《遗嘱》无效；二、确认潘增荣于2003年6月28日做出的《遗嘱》无效。该判决现已生效。史嘉权于2015年起诉中联委公司、史文茹、史嘉伦、史九茹，要求确认潘增荣与中联委公司于2001年1月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海淀法院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781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潘增荣以自己名义与中联委公司签订x号房屋买卖契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在签订契约时，中联委公司尚未取得大产权证，亦未经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同意，属无权处分，但中联委公司于2007年7月6日取得大产权证、于2007年12月21日得到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同意售房的批复，已取得对x号房屋的处分权，该房屋买卖契约合法有效。同时，在已生效的（2013）海民再初字第00047号判决书中，亦对该房屋买卖契约的效力认定为合法有效。该判决驳回了史嘉权的全部诉讼请求。史嘉权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一中院于2015年11月2日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07700号民事判决，认定2001年潘增荣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x号房屋买卖契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张宏雷向海淀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2008年中联委公司与张宏雷签订的x号房屋的买卖契约合法有效。海淀法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2655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根据已生效的判决书，可以认定潘增荣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x号房屋买卖契约合法有效，潘增荣去世后，其在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可由相关权利人承继；根据已生效的判决书，亦可认定潘增荣于2002年1月12日、2003年6月28日所立遗嘱无效。潘增荣在与中联委公司签订x号房屋买卖契约后去世，中联委公司根据潘增荣的遗嘱及保证书、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函、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遗嘱真实性调查，而与张宏雷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现潘增荣的遗嘱已被确认无效，故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缺乏相应基础。故张宏雷要求确认其与中联委公司所签房屋买卖契约有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判决：驳回张宏雷的全部诉讼请求。张宏雷不服一审判决，向一中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涉案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经审查，生效裁判文书中曾确认因潘增荣生前留有遗嘱的效力如何认定，直接影响潘增荣与中联委公司所签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承继主体的确定以及x号房屋为拆迁安置房，进而实施房改相关政策如何执行亦处于未确定状态，导致中联委公司与张宏雷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效力属于待定状态。现潘增荣遗有的两份遗嘱已被认定为无效，但该事实并不影响张宏雷和中联委公司所签涉案合同的效力，且中联委公司亦认可该合同合法有效。由于出现新的事实，同时结合现有证据进行审查，张宏雷和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一审法院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仅系对张宏雷和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的效力予以认定。鉴于中联委公司针对x号房屋曾与潘增荣（已故）、张宏雷签订了两份房屋买卖合同，两份合同的履行问题以及相关继承纠纷，各方如有争议，可另行解决。”一中院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9）京01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26551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于2008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有效。2018年，沈玉洁、沈强向我院起诉史文茹、史嘉权、史嘉伦，要求确认沈玉洁、沈强对潘增荣于2001年1月9日与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法定继承份额。我院作出（2018）京0108民初63958号判决书，认为“沈玉洁、沈强现要求分割确认的系该二人就潘增荣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中的法定继承份额，但是，x号房屋尚未办理所有权证书，而上述合同权益并非遗产性质之财产，故沈玉洁、沈强应先行解决房屋买卖契约的履行事宜，再行处理相关其他纠纷。据此，本院对沈玉洁、沈强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判决：驳回沈玉洁、沈强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2019年5月15日，沈玉洁、沈强向一中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2019）京01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判决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于2008年6月签订并倒签日起为2001年1月9日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一中院作出（2019）京01民撤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于2008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的效力问题。沈强、沈玉洁针对合同效力提出的异议主要有：1．倒签时间；2．与生效判决相违背；3．侵害潘增荣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利；4．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继承人的权利；5．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对此法院认为，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均认可双方于2008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于倒签合同时间作出了合理解释，该事由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虽潘增荣于2001年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已由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但该问题并非是对张宏雷签订房屋买卖契约效力进行认定的法定事由，即前一份合同有效并不必然导致后一份合同无效，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否无效应当根据该合同是否具有法定的无效事由进行认定。当事人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张宏雷亦是x号房屋的被安置人之一，虽然中联委公司与张宏雷2008年签订房屋买卖契约时潘增荣已经去世，但在买受人提交遗嘱、保证书、君子协议等材料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中联委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对其在主观上是否存在配合张宏雷的恶意尚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故法院对沈强、沈玉洁该项无效主张不予支持。另外沈强、沈玉洁主张中联委公司与张宏雷之间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但该合同无效的事由需以合同双方存在共同虚假意思表示为前提。本案中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双方之间的合同并不存在法定无效的事由，应当认定为有效，故（2019）京01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对于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的效力认定正确。需要说明的是，（2019）京01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仅就合同效力进行认定，中联委公司针对x号房屋与潘增荣、张宏雷签订的两份房屋买卖契约的履行问题以及相关继承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各方就上述问题可另行解决。”判决：驳回沈强、沈玉洁诉讼请求。沈玉洁、沈强不服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2019）京民终145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关于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于2008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效力问题。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现并无证据证明存在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无效情形，故应认定为有效。沈强、沈玉洁的关于该合同无效的理由难以成立。另应指出，（2019）京01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解决的仅是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关于遗嘱被认定无效对房屋买卖合同履行的影响不属于（2019）京01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及本案审理范围，各方可另行确定上述问题。”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询，拆迁安置时，x1号房屋登记在沈强名下，x2号房屋登记在史冬玉名下。本院认为，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中联委公司针对x号房屋与潘增荣、张宏雷签订的两份房屋买卖契约均为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该两份有效的房屋买卖契约的履行问题。本案诉争的x号房屋及x1号、x2号房屋的权利来源均为拆迁潘增荣位于三里河x区x-x-x房屋所得，且被安置人均为潘增荣及其孙子、外孙等，x号房屋的被安置人为潘增荣及张宏雷，潘增荣去世后，中联委公司与张宏雷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中联委公司在之前的诉讼中亦表示应履行与张宏雷的合同，该合同亦被生效裁判认定合法有效，结合当时的拆迁政策、x号房屋的购房款支付情况及公序良俗原则，本院依法认定以履行张宏雷与中联委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为宜，即x号房屋不属于潘增荣之遗产，故沈玉洁、沈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张宏雷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中联委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本院将依据查明事实，依法进行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联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张宏雷办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西里小区x号楼6单元x号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将该房屋登记于张宏雷名下，所有权登记相关费用由张宏雷承担；二、驳回沈玉洁、沈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沈玉洁、沈强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15400元，由张宏雷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一凯人民陪审员  周义忠人民陪审员  李绥奇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书 记 员  崔 维书 记 员  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