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2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锡辉，男，198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笑珍，女，198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永鸿，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邦驭，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鹤山市桃源镇帝鑫布行（个体工商户）。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桃源镇富源路97号自编2号。经营者：胡海生，男，195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斌，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兰桂，广东汉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锡辉、李笑珍因与被上诉人鹤山市桃源镇帝鑫布行(以下简称帝鑫布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4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锡辉、李笑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帝鑫布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帝鑫布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对李笑珍产生约束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由此判决李笑珍承担提升货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协议书》是李锡辉及以当时未成立的字号“合力”（实际上一直没有成立）与帝鑫布行于2014年5月14日签订的，李笑珍并非该《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帝鑫布行没有证据证明李笑珍知悉该《协议书》，其提供的《出库清单》上也没有记载“提升货款”的有关规定，帝鑫布行更一直没有要求李笑珍在该《协议书》上补签名或向李笑珍催收货款以及提升货款，故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的有关约定对李笑珍有约束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此，在帝鑫布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李笑珍知悉并追认《协议书》有关约定的情况下，帝鑫布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理应驳回帝鑫布行要求李笑珍支付提升货款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认定李锡辉与李笑珍一直共同经营制伞厂并自2012年开始至2017年6月期间共同向帝鑫布行购买各种伞布，以及《协议书》至今仍有效，是错误的。2015年1月21日，李锡辉虽然成立了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以下简称宏朗制伞厂），但由于李锡辉、李笑珍当时夫妻感情已发生不和，李锡辉己基本没有参与宏朗制伞厂的经营活动，而2015年6月以后李锡辉已完全不参与宏朗制伞厂的经营活动，根本没有向帝鑫布行购买伞布的需要和可能，后其在2016年5月26日注销了宏朗制伞厂。正因如此，帝鑫布行提供的2015年6月以后的《出库清单》是没有李锡辉签名的。帝鑫布行向李锡辉主张2015年6月以后的货款和提升货款，没有法律依据。即使认定李锡辉在2015年6月至宏朗制伞厂注销之日止仍有向帝鑫布行购买伞布，李锡辉也无需对2016年5月26日后的货款承担付款责任。三、《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认人不认章”的裁判规则，无代理权人加盖公章的行为无效。李锡辉、李笑珍从未委托施伟文、李针泉等人接收货物，即使施伟文、李针泉等人使用真实的印章，其代理行为也属无效。帝鑫布行怠于核查《出库清单》的签收人身份所致的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一审法院判决李锡辉、李笑珍支付货款是适用法律错误。（一）李锡辉、李笑珍始终仅认可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签名的效力，施伟文、李针泉、李健坤、某某某（代）并非其员工，其也从未委托此四人接受货物，此四人的签收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对李锡辉、李笑珍不发生法律效力。（二）施伟文、李针泉等人无权代理，帝鑫布行明显疏于核查收货人身份，所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身承担。首先，宏朗制伞厂仅为个体工商户，其印章非备案公章，没有严格的用印管理制度，施伟文、李针泉等人亦未与李锡辉、李笑珍确立劳动关系，帝鑫布行理应审查《出库清单》签收人的代理身份，但其却没有进行合理的审查。其次，《出库清单》在2014年12月27日前均为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签名，而在此后突然出现了李健坤、李针泉等人，签收人存在明显的前后不一致的异常情况，帝鑫布行明知该异常，却未与李锡辉、李笑珍核实。最后，2013年3月至2014年12月27日期间的《出库清单》从未盖过宏朗制伞厂的章，2014年12月27日后亦有未盖章的《出库清单》，除此之外，宏朗制伞厂的章再无于其他场合被使用。帝鑫布行因此也应当明知，李锡辉、李笑珍认可的是《出库清单》上的签字授权代表而非印章本身，故帝鑫布行不能以有无印章作为其善意信赖的理由。（三）《出库清单》上的印章可能为混用或未经允许使用，甚至私刻仿冒，一审法院以李锡辉、李笑珍认可的部分《出库清单》存在印章为由倒推印章效力，明显逻辑错误。李锡辉、李笑珍认可《出库清单》上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签名，并不意味着其也认可《出库清单》上的印章效力。四、李针泉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其书面证言依法不能采信，一审法院违法自行向施伟文、李针泉调查，剥夺了李锡辉、李笑珍向证人当庭质证的权利，属严重程序违法；施伟文、李针泉与帝鑫布行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一）李针泉非因正当原因未出庭作证，其书面证言依法不能采信，且时隔久远，其记忆可能存在偏差而与事实不符。宏朗制伞厂与另外三间制伞厂位于同一栋楼中，其他制伞厂经常从帝鑫布行订货，而李针泉时常为其他制伞厂送布料，其他制伞厂又将布料交由李锡辉、李笑珍加工，很有可能将其他制伞厂的货物当成了宏朗制伞厂的货物予以签收。（二）施伟文、李针泉与李锡辉、李笑珍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是帝鑫布行自行举证证明的事项，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的情形。一审法院未经当事人申请向施伟文、李针泉调查取证，属程序违法，所产生的《询问笔录》不能采信。（三）施伟文、李针泉与帝鑫布行存在利害关系，其单方证言不能证明施伟文、李针泉、李健坤、某某某（代）系经授权接收涉案布料。李锡辉、李笑珍曾致电询问李针泉关于其证言一事并录音，从该录音内容可知，帝鑫布行曾威胁李针泉并称如果其不作证证明货物已送到李锡辉、李笑珍处，就要报警或起诉李针泉，该事实足以说明李针泉等人与帝鑫布行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存疑。五、帝鑫布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李针泉等人受李锡辉、李笑珍的委托收取货物，李健坤、某某某（代）甚至没有提供任何证言，帝鑫布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主张不能成立。（一）帝鑫布行提供的证据只有《出库清单》及李针泉不可被采信的书面证言。除此之外，帝鑫布行并未提供其他客观证据（如快递单、双方通讯往来等）以证明涉案货物已实际发往宏朗制伞厂，其主张的该批货物是否真实存疑。（二）帝鑫布行主张李健坤、某某某（代）曾代为收取货物，但却未提供证据证明此二人的身份及其与李锡辉、李笑珍之间的关系，仅凭《出库清单》主张该二人代为收取货物，明显证据不足。六、一审法院酌定自2019年9月1日起的违约金按月利率2%计算是适用法律错误。1、李锡辉没有拖欠帝鑫布行货款及提升货款，依法无需支付违约金。2、李笑珍不受《协议书》有关提升货款的约束，且经李笑珍核算，其不但没有拖欠帝鑫布行货款，反而多付帝鑫布行60多万元。即使李笑珍仍有货款未付，由于李笑珍与帝鑫布行之间没有约定违约金或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酌定李锡辉、李笑珍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在二审庭审中，补充意见如下：1、帝鑫布行没有提交可以证明货物交付的证据，比如运输物流单据、订货的通讯往来等，其依据只有《出库清单》，《出库清单》所盖的印章并不是登记注册的公章，平时管理也比较松散混乱，可能会被盗用印章。根据九民纪要的规定，李锡辉、李笑珍从未委托过施伟文、李针泉等人接收货物，故帝鑫布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帝鑫布行没有尽审慎义务，其不是善意相对人，其信赖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帝鑫布行是商事主体，需尽较高的审慎义务，《出库清单》在2014年12月27日前都是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签名，而在此后就出现了李健坤、李针泉等人，签收人出现了明显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帝鑫布行明知该异常却没有与李锡辉、李笑珍核实，且并非每个《出库清单》上都有盖章，如果帝鑫布行坚称其信赖了盖章的《出库清单》，那么当时为何又没有对不盖章的《出库清单》提出异议，说明盖章并不是其信赖基础。3、李针泉、施伟文只有书面证言且从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未经当事人的申请擅自向施伟文、李针泉调查取证，属于程序违法，该行为剥夺了李锡辉、李笑珍的质证权利，产生的询问笔录不能采信。而施伟文、李针泉有可能为了避免帝鑫布行的追偿而谎称其收取了货物，其证言不可信。李健坤、某某某（代）与李锡辉、李笑珍没有代理关系。帝鑫布行辩称：一、关于《协议书》是否及于李笑珍。李锡辉、李笑珍在上诉状中均确认两人以“合力”的名义向帝鑫布行购买伞布，且当时两人是夫妻关系并共同经营，故李锡辉签订《协议书》的效力及于李笑珍。二、2012年至2017年6月期间，李锡辉、李笑珍共同经营制伞、共同向帝鑫布行购买伞布，故《协议书》的效力及于此期间的全部交易。《出库清单》显示李锡辉、李笑珍一直以“合力”、“合力（宏朗）”的名义与帝鑫布行交易，两人（特别是李笑珍）也一直签收货物，交易过程具有连续性，宏朗制伞厂的经营者登记为李锡辉，在宏朗制伞厂注销后，两人仍以“合力（宏朗）”的名义继续与帝鑫布行交易，李锡辉也从未提出异议。三、关于涉案“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的效力问题。首先，宏朗制伞厂是李锡辉设立，李锡辉、李笑珍共同经营，而部分两人签名的《出库清单》盖有涉案专用章，足以认定该专用章是两人共同经营时所使用的用于收货的专门印章。其次，实践中，经营实体的收货行为是日常经营的经常性行为，收货人往往不限于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既然涉案专用章是李锡辉、李笑珍共同经营时所使用的印章，帝鑫布行有充分理由对该印章产生信赖，故盖有该印章的《出库清单》理应得以采信，而该印章又可以印证同时签名的签收人为受李锡辉、李笑珍委托收货的事实。而且一审法院向施伟文、李针泉调查取证时，两人均确认是代表李锡辉、李笑珍签收货物，故一审法院采信施伟文、李针泉、李健坤、某某某（代）签收的《出库清单》，理据充分。四、帝鑫布行在一审时已向法院申请对李针泉、施伟文调查取证。因案件涉及李针泉、施伟文等人的利益，一审法院即使依职权调查，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五、《协议书》约定提升货款为每月每码布料另加0.5元，超过90天不承付货款，每月每码布料另加0.1元，一审法院调整为月利率2%的违约金，并不过高。而且提升货款的约定不仅仅指迟延付款的利息损失，还包含了付款期限对产品价格的影响等因素，故一审法院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帝鑫布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锡辉、李笑珍立即向帝鑫布行支付货款854579.28元及提升货款（计至2019年8月31日为773949.81元；从2019年9月1日起以实欠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至货款全部给付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4月30日为136732.69元）；2、判令李锡辉、李笑珍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锡辉、李笑珍从2012年开始以“合力”的名义向帝鑫布行买布。2014年5月14日，帝鑫布行作为甲方，李锡辉（合力）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甲方销给乙方各种雨具布、帐篷布，一切产品价格根据市场价及我司出库清单双方签字或盖章为准。（二）甲方交给乙方布料，乙方在收货之日起七天内为验收时间，如超过七天或布料开剪后一切由乙方负全部责任。（三）货款结算为月结60天，如超过60天不承付货款，每月每码布料另加0.05元，超过90天不承付货款，每月每码布料另加0.1元，按此类推计算……落款处“甲方”有胡海生签名，“乙方”有李锡辉签名确认。帝鑫布行主张截止至2019年8月31日，李锡辉、李笑珍尚欠帝鑫布行货款854579.28元及提升货款773949.81元未支付，并提供了《出库清单》予以证明。以上《出库清单》中，李锡辉、李笑珍对于“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签名的部分予以确认，有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签名的《出库清单》中部分加盖了“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另查明：一、李锡辉、李笑珍双方于2006年2月20日在鹤山市民政局登记结婚，于2018年11月2日在鹤山市民政局登记离婚。二、宏朗制伞厂于2015年1月21日工商登记注册，经营者为李锡辉，后于2016年5月26日注销登记。李锡辉、李笑珍于2020年8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帝鑫布行提供的包含有“李锡辉、李笑珍、李汝森、李雪芳”签名的61份《出库清单》上签名和“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盖章的形成时间顺序进行鉴定，后于2020年12月7日撤回该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依职权向施伟文、李针泉调查取证，并制作询问笔录将调查取证情况记录在案。上述事实，有帝鑫布行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以及本案庭审笔录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帝鑫布行与李锡辉、李笑珍之间设立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锡辉、李笑珍尚欠帝鑫布行的货款以及提升货款的金额问题；二、帝鑫布行的诉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帝鑫布行向李锡辉、李笑珍提供货物，李锡辉、李笑珍应依约如期付款。帝鑫布行主张截止至2019年8月31日李锡辉、李笑珍尚欠帝鑫布行货款854579.28元及提升货款773949.81元未支付，并提供了《出库清单》予以证明。以上《出库清单》中，李锡辉、李笑珍对于“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签名的部分予以确认，对没有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签名的62份《出库清单》不予认可。对于帝鑫布行提供的《出库清单》，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李锡辉、李笑珍确认的有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签名的《出库清单》中部分加盖了“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加盖该专用章的《出库清单》交易时间均发生在宏朗制伞厂登记注册之后，时间上相互吻合，虽宏朗制伞厂在2016年5月26日注销登记，但李笑珍仍在部分交易时间发生于2016年5月26日之后的《出库清单》上签名，该部分《出库清单》上亦有部分加盖了“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可见在宏朗制伞厂注销后，李锡辉、李笑珍仍以宏朗制伞厂的名义与帝鑫布行交易，上述《出库清单》的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签名与“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加盖了“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的《出库清单》予以采信。第二，对于无加盖“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的《出库清单》认定问题，由于上述加盖“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的《出库清单》的部分签收人为施伟文、李针泉、李健坤、某某某（代），可见施伟文、李针泉、李健坤、某某某（代）四人是李锡辉、李笑珍员工或委托代收货物的人，且结合一审法院依职权向施伟文、李针泉调查取证时，施伟文确认其是李锡辉、李笑珍的员工并代老板签收帝鑫布行部分涉案货物的事实，以及李针泉确认其受李锡辉、李笑珍委托到帝鑫布行提取布料后送至李锡辉、李笑珍经营的宏朗制伞厂的事实，能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由施伟文、李针泉、李健坤、某某某（代）签收的《出库清单》予以采信。至于其他既无加盖“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亦无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施伟文、李针泉、李健坤、某某某（代）签名的9份《出库清单》（编号为：0003012、0000483、0000499、0007745、0007752、0007757、1381579、1381600、1383192），帝鑫布行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该部分货物为李锡辉、李笑珍收取，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帝鑫布行根据双方于2014年5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货款结算为月结60天，如超过60天不承付货款，每月每码布料另加0.05元，超过90天不承付货款，每月每码布料另加0.1元，按此类推计算”的约定，主张李锡辉、李笑珍支付尚欠的货款及提升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协议书》对提升货款的约定实为对违约金的约定，对李锡辉、李笑珍已付款项，帝鑫布行按照先抵充违约金后抵充货款的顺序结算，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扣除上述不予采信的9份《出库清单》（编号为：0003012、0000483、0000499、0007745、0007752、0007757、1381579、1381600、1383192）的货款金额，帝鑫布行按照《协议书》约定的方式计得截止至2019年8月31日，尚欠货款794915.43元以及违约金742993.08元。同时，帝鑫布行向一审法院提交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结果作参考，按照月利率2%计算，计得截止至2019年8月31日，尚欠货款673023.4元以及违约金279985.59元。一审法院酌定支持违约金按照月利率2%计算。则李锡辉、李笑珍应向帝鑫布行支付尚欠货款673023.4元以及违约金（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8月31日为279985.59元，自2019年9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按月利率2%计算）。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双方之间没有约定对不同笔货款清偿支付的先后顺序，在涉案货款交易期间，帝鑫布行连续向李锡辉、李笑珍供货，最后一笔交易时间为2017年6月19日；李锡辉、李笑珍陆续向帝鑫布行支付款项，最后一次付款时间在2019年8月，李锡辉、李笑珍的付款行为系滚动支付先到期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双方连续多笔交易，应当视为同一债权人与同一债务人之间，在一段期间内基于同一整体的意思表示而连续发生的交易。由于案涉交易具有连续性及整体性，货款滚动计算，故诉讼时效应当从最后一笔交易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涉案最后一笔货款产生于2017年6月19日，双方月结60天，故涉案货款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7年8月19日开始计算。帝鑫布行于2020年6月30日提起诉讼请求李锡辉、李笑珍支付货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李锡辉、李笑珍关于帝鑫布行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李锡辉、李笑珍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673023.4元以及违约金（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8月31日为279985.59元，自2019年9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以尚欠货款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给帝鑫布行；二、驳回帝鑫布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687.36元、保全费5000元，诉讼费合共25687.36元，由帝鑫布行负担11819.57元，李锡辉、李笑珍负担13867.79元。帝鑫布行多预交的诉讼费13867.79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李锡辉、李笑珍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补缴诉讼费13867.79元。二审期间，李锡辉、李笑珍提交如下证据：1、宏朗制伞厂所在地的照片，证明宏朗制伞厂与其他制伞厂位于同一栋建筑物内，李针泉、施伟文等人送货时可能将其他制伞厂的货物误当成宏朗制伞厂的货物；2、宏朗制伞厂附近其他伞厂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鹤山市桃源镇高鹏达雨具用品厂与李锡辉、李笑珍的制伞厂位于同一地点；3、宏朗制伞厂与其他伞厂之间的银行流水，证明其他伞厂曾经将布料交给李锡辉、李笑珍加工，李针泉、施伟文等人可能误将宏朗制伞厂代为加工的货物与宏朗制伞厂向帝鑫布行自行订购的货物混淆。帝鑫布行对此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据并不是新证据，李锡辉、李笑珍无正当理由在一审时不予提供，且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予采纳。对于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确认，且宏朗制伞厂的同一栋建筑物内还有其他的制伞厂这一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2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其他意见与证据1一致；对证据3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帝鑫布行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分析认为，李锡辉、李笑珍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无法证明李针泉、施伟文等人将他人的货物误当成宏朗制伞厂的货物来收取，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宏朗制伞厂的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包括生产、加工、销售晴雨伞、帐篷。本院认为：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因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李笑珍是否应承担合同责任；2、关于货款金额的问题；3、李锡辉、李笑珍是否应支付违约金及违约金的计算标准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李锡辉、李笑珍在涉案《协议书》签订前已以“合力”的名义向帝鑫布行购买布料，结合李锡辉与李笑珍夫妻关系的事实，可以反映出李锡辉、李笑珍作为两夫妻共同从事商事经营的情况，故李锡辉以“合力”的名义与帝鑫布行所签订的《协议书》，应视为李锡辉、李笑珍共同与帝鑫布行所签订，合同之约定对该两人均应能予以约束。其次，李锡辉在与帝鑫布行履行《协议书》过程中注册登记了个体工商户性质的宏朗制伞厂，帝鑫布行所供应的货物符合该厂的经营范围。而李笑珍作为李锡辉的配偶，参与宏朗制伞厂的工作，其所承担工作的性质与地位，符合与李锡辉共同经营的特征。也就是说，宏朗制伞厂的实际经营者系李锡辉和李笑珍。在此情况下，李笑珍辩称对《协议书》的约定根本不知情，显然难以采信。再次，涉案债务发生在李锡辉与李笑珍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期间，两人是购买帝鑫布行的货物的直接受益人，故对因购买涉案货物而产生的债务应认定为李锡辉与李笑珍的共同债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锡辉与李笑珍共同对《协议书》签订后产生的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责任，符合实际情况。李笑珍上诉主张其不承担提升货款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帝鑫布行主张李锡辉、李笑珍支付货款的主要依据是《出库清单》。李锡辉、李笑珍仅对有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签名的《出库清单》予以确认，而未对其他人员签名的《出库清单》予以确认和追认。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对于有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签名的《出库清单》，李锡辉、李笑珍对此没有异议。该部分《出库清单》中有部分加盖了“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李锡辉、李笑珍虽上诉主张该专用章并非宏朗制伞厂的备案公章，但其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不能排除《出库清单》上加盖的专用章也是宏朗制伞厂使用的印章。况且，宏朗制伞厂的工商登记注册时间为2015年1月21日，而加盖该专用章的《出库清单》所显示的货物交易均为宏朗制伞厂登记注册之后所产生的，时间上相互吻合。即使宏朗制伞厂于2016年5月26日注销登记，但李笑珍仍在此后的加盖了“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的《出库清单》上签名，表明李笑珍在宏朗制伞厂注销后仍以宏朗制伞厂的名义与帝鑫布行发生交易。由此可见，加盖了专用章的《出库清单》上曾有李锡辉、李笑珍认可的有效交易的签名人员的签字确认，作为买卖合同相对方的帝鑫布行有理由相信《出库清单》上加盖的专用章是宏朗制伞厂使用的印章，也有理由相信李锡辉、李笑珍已收取加盖了专用章的《出库清单》项下的货物，故本院确认加盖了上述专用章的《出库清单》的真实性且对李锡辉、李笑珍具有约束力。其次，对于由施伟文、李针泉、李健坤、某某某（代）签名的《出库清单》，有部分系加盖了“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从常理而言，基于该部分《出库清单》上所盖的印章与李锡辉、李笑珍确认的《出库清单》上所盖的印章为同一枚印章的事实以及双方之间没有指定签收人员的约定，帝鑫布行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有理由相信施伟文、李针泉、李健坤、某某某（代）有权代表李锡辉、李笑珍签收货物。再者，一审法院就案件的相关事实向施伟文、李针泉进行调查，施伟文确认其是李锡辉、李笑珍的员工并代为签收帝鑫布行部分涉案货物，以及李针泉确认其受李锡辉、李笑珍的委托到帝鑫布行提取布料后送至李锡辉、李笑珍共同经营的宏朗制伞厂，上述陈述可以相互印证帝鑫布行关于施伟文、李针泉系受李锡辉、李笑珍的委托签收《出库清单》项下的货物的主张。虽然李锡辉、李笑珍对施伟文、李针泉的询问笔录不予认可，但现无证据显示施伟文、李针泉所作的陈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该询问笔录在一审期间已向各方当事人出示并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因此，帝鑫布行主张施伟文、李针泉、李健坤、某某某（代）是代表李锡辉、李笑珍签收货物，本院予以采信。故而，本院对有施伟文、李针泉、李健坤、某某某（代）签名的《出库清单》的真实性以及货款金额予以确认。此外，关于李锡辉上诉称其已于2015年6月之后没有参与宏朗制伞厂的经营的问题，即使该情况属实，也是李锡辉与李笑珍之间的内部关系问题，况且，涉案债务形成于李锡辉、李笑珍婚姻存续期间，两人均曾从事布料交易，对于交易相对方更是难于区分，故在没有证据证明李锡辉已将该情况告知帝鑫布行的情况下，李锡辉的该主张并非对抗交易相对方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李锡辉作为宏朗制伞厂的经营者仍应向帝鑫布行支付2015年6月之后的货款。综上，一审法院依据加盖有“鹤山市桃源镇宏朗制伞厂专用章”的《出库清单》以及有李锡辉、李笑珍、李雪芳、李汝森、施伟文、李针泉、李健坤、某某某（代）签名的《出库清单》来确定货款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李锡辉、李笑珍未能按时支付全部货款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双方通过《协议书》对加收提升货款（实为违约金）作出了约定。经审查，根据本院认定的和双方确认的《出库清单》中所记载的货物单价，本院计得2014年5月至2017年6月的交易单价均价约为2.93元，故按《协议书》约定的关于“如超过60天不承付货款，每月每码布料另加0.05元，超过90天不承付货款，每月每码布料另加0.1元”的违约金计算方式，每月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为欠款金额的约1.71%～3.41%（0.05元÷2.93元×100%或0.1元÷2.93元×100%），即违约金的平均计算标准为每月2.56%。因此，结合李锡辉、李笑珍逾期支付货款的天数，帝鑫布行主张违约金按欠款金额的月利率2%计算，并未超出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所计得的违约金平均计算标准。同时，考虑到李锡辉、李笑珍的逾期付款主要造成帝鑫布行因未收回货款而产生了利息损失，故为方便计算，一审法院参照《协议书》的约定对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予以统一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锡辉、李笑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30.09元（已由上诉人李锡辉、李笑珍预交），由李锡辉、李笑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梁湘源书 记 员 冯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