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0民终5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豪峰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红桥红星西街。法定代表人：袁翠华，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栾伯才，男，195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广陵区。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磊，江苏韵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栾长静，男，1976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慧琳，江苏高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洋，江苏高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扬州豪峰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峰公司）、栾伯才因与被上诉人栾长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2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豪峰公司、栾伯才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栾长静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豪峰公司与栾长静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一、原审判决认定“栾长静完全有理由相信其系与豪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不能成立。1、栾伯才早在2008年后已不再担任豪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仅是豪峰公司的小股东。原审判决认定栾长静有理由相信是其与豪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缺乏依据。退一步讲，如原审判决认定豪峰公司是家族企业，栾长静是栾伯才的侄子，那栾长静是直接与栾伯才发生案涉买卖业务往来才更符合常理；2、栾长静提交的2018年3月3日送货单及2018年3月6日送货单抬头载明：“收货单位”为“叔叔”，故栾长静确认送货给栾伯才，其系与栾伯才之间发生业务往来。3、原审判决认定案涉货物均送至豪峰公司仓库缺乏证据予以证实。①栾长静一审中申请出庭的证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证明案涉货物送至豪峰公司仓库的情况下，仅凭与栾长静有利害关系证人的证言即认定案涉货物送至豪峰公司仓库显属认定事实错误；②栾长静提交送货单据中的收货人顾修安是为栾伯才收货。其自2010年1月18日就不再是豪峰公司的股东。顾修安一审中出具《情况证明》证明其是替栾伯才收货，与豪峰公司无关；③原审采信了栾长静的两位证人证言认定案涉货物送至豪峰公司仓库，但该两位证人在一审中的证言内容反而证明案涉买卖合同业务发生在栾长静与栾伯才之间，亦与顾修安出具的《情况证明》的内容相互印证；④即便按照原审判决认定的货物均送至豪峰公司仓库，也不能就此认定栾长静的货物就是豪峰公司所购，不能认定栾长静与豪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何况栾长静的货物并未送至豪峰公司仓库。4、原审判决认定“两被告辩称栾长静系与栾伯才发生业务往来，除其各自陈述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显属错误。一审中，栾长静提供的2019年3月3日由栾长静与栾伯才签字的抬头为“栾长静……汇总”的8份对账单证明了栾长静诉称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栾长静与栾伯才之间。5、原审判决认定“豪峰公司及栾伯才共付款14947701元”错误，豪峰公司从未向栾长静支付过案涉货款。①栾长静的货款均由栾伯才支付，有栾伯才的庭审陈述及各类领条、收条、借条、付款凭证为证。栾伯才与栾长静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向栾长静支付货款的行为却被一审判决解释为“至于付款给栾长静系栾伯才个人账户支付，作为豪峰公司股东或者家庭成员的栾伯才付款给栾长静不足以据此认定系与栾伯才个人发生业务往来”，这一认定显属错误；②原审判决认定“何况还有豪峰公司票据支付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显属错误。6、从与公司法人发生买卖业务的事实及公司法人经营管理与财务处理的商业惯例看，向公司开具发票是最普遍的做法和最基本的要求。本案中，在案涉买卖交易长达8年之久，货款1600多万元的往来中，栾长静没有开具过一张发票，这显然不符合前述与公司法人发生买卖业务的商业惯例和常理，这也证明栾长静并非与豪峰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2019年3月3日的8份对账单证明案涉买卖业务发生在栾伯才与栾长静之间，结合案涉货款均由栾伯才支付、栾长静从未开具发票、豪峰公司从未支付货款等情况，应当认定买卖合同存在于栾长静与栾伯才之间，与豪峰公司无关。二、原审判决认定栾伯才与豪峰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而判决栾伯才对豪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显属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1、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栾长静主张栾伯才与豪峰公司财产混同，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栾长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栾伯才与豪峰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情形。2、原审判决认为豪峰公司系家族企业，栾伯才个人以个人财产偿还豪峰公司的债务，认定栾伯才与豪峰公司财产混同不能成立。①如上所述,栾伯才与栾长静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由栾伯才向栾长静付款，栾长静主张与豪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的事实不能成立；②原审判决的裁判逻辑，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或在家族企业中作为自然人的股东个人用自己的财产为公司偿还债务就可以被认定为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而需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背离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基本原则。3、原审判决认为“栾伯才的业务与豪峰公司业务混同、个人支付家族企业豪峰公司的债务，自身盈利与公司盈利未加区分，双方利益不清”而认定栾伯才与豪峰公司财产混同而由栾伯才对豪峰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显属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①《公司法》未规定公司的股东如与公司的财产发生混同就需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②原审判决认定栾伯才的业务与豪峰公司业务混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栾伯才一审陈述其从事电器接插件，豪峰公司从事电气电缆、接插件买卖。即便栾伯才个人从事的业务确实与豪峰公司的业务存在相同或类似，也不能认定栾伯才的业务与豪峰公司业务混同的结论；③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的有关意见，原审判决认定栾伯才与豪峰公司财产混同错误。本案中，栾长静除了举证栾伯才系豪峰公司股东、豪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栾长宏系栾伯才之子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栾伯才与豪峰公司之间存在《九民会议纪要》认定人格混同所应综合考虑的情形。原审判决对《九民会议纪要》的规定错误理解，属法律适用错误。三、原审判决未认定栾伯才已向栾长静付款17381701元显属认定事实错误。栾伯才的2464000元付款应计入栾伯才向栾长静付款总额。理由：1、栾伯才代栾长静向广陵区立新铜棒加工厂（以下简称立新厂)支付的1164000元货款应认定为栾伯才以代付款方式向栾长静的付款。2009年5月-2011年1月，栾长静与立新厂发生了铜棒产品购销业务往来，栾伯才只是名义上的购买方，实际的购买方和收货方均是栾长静，立新厂出具的《情况证明》可以证明。作为《情况证明》附件的立新厂向栾长静供货的281张原始送货单据、对账单相互印证，证明2009年5月-2011年1月间的铜棒买卖业务发生在栾长静与立新厂之间。281张原始送货单据中有117张送货单是由栾长静及其前妻王某,4作为收货人收货，其余送货单是由栾长静的工人等人收货。立新厂的《情况证明》、立新厂的对账单、立新厂送货给栾长静的281份送货单、栾伯才代栾长静向立新厂支付1164000元的付款凭证等证据，足以认定2009年5月至2011年1月间由栾长静与立新厂发生铜棒产品买卖业务往来，栾伯才代栾长静向立新厂支付货款1164000元，该1164000元应计入栾伯才向栾长静付款总额。2、2011年1月24日-2011年2月1日，王某,4从栾伯才处领款300000元应计入栾伯才向栾长静付款总额。王某,4从栾伯才处领取300000元的行为发生在栾长静与王某,4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某,4领款系行使家事代理权的行为，对栾长静发生法律效力。王某,4作为栾长静的妻子从栾伯才处领取属于其与栾长静夫妻共同财产的货款的行为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也是行使家事代理权的行为，该行为对栾长静当然有效。王某,4证明了领取300000元的过程，栾长静对此知情，故该300000元应计入栾伯才向栾长静付款总额。3、2011年7月1日《借条》载明的200000元付款亦应计入栾伯才向栾长静付款总额。栾长静在《不予认可金额详单》中主张2011年7月1日的200000元“两个借条一个签名，7月1日私加”的说法没有证据证明，无法推翻栾伯才提交的书证所反映的栾伯才于2011年7月1日向栾长静付款200000元的事实。结合栾伯才提供的其自2011年-2018年间向栾长静付款时栾长静所写的收款收据形式及内容看，栾长静与栾伯才之间存在大额的收款后由栾长静直接以手写“借条、收条”等收款收据的交易习惯，这恰恰可以证明2011年7月1日的200000元栾长静已经实际收取。栾伯才提供的2011年7月1日借条内容符合正常人书写签名以及“打条子”的习惯。栾长静认可2011年4月26日的150000元而不认可这笔200000元显然是自相矛盾，其辩称未收到200000元不能成立。7月1日的200000元与5月31日的100000元是两笔付款，栾长静的抗辩明显混淆视听。故2011年7月1日的200000元应计入栾伯才向栾长静付款总额。3、2015年6月30日-2015年12月29日栾伯才代栾长静向江苏新威电子有限公司付款700000元亦应计入栾伯才向栾长静的付款总额。7笔计700000元系栾伯才代栾长静向江苏新威电子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有江苏新威电子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证明》及栾伯才向江苏新威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立新银行卡转账的转账记录为凭。栾长静在一审中认可栾伯才为其代付该1230000元系从2016年2月6日起，而江苏新威电子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证明》证明的是在2015年6月30日-2015年12月29日期间栾伯才代栾长静向该公司支付货款700000元，该700000元与前述1230000元是不同时间段的不同付款，互不包含。栾伯才代栾长静支付的700000元已从栾长静应付江苏新威电子有限公司的货款中予以扣减，栾长静实际受益，故该700000元应计入栾伯才向栾长静付款总额。5、栾长静不认可2016年2月6日的100000元的抗辩亦不能成立，该100000元亦应计入栾伯才向栾长静付款的总金额内。2016年2月6日栾伯才的300000元付款有银行回单证明，且银行回单上有栾长静的签名，栾长静提交的《不予认可金额详单》中主张“多写10万”不能成立。且栾长静一审中也认可2016年2月6日丁华明转款孙立新3000**元系栾伯才代栾长静的付款，故该100000元亦应计入栾伯才向栾长静付款总额。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栾伯才的上诉请求。栾长静答辩称：一、栾长静与豪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栾长静供货系送至豪峰公司，送货单中抬头部分也显示供货单位为豪峰公司；其次，栾长静举证的送货单、对账单、入库单、收料单的签署人员均具有代表豪峰公司的权利外观；另栾伯才一审举证的付款证据中，存在豪峰公司以公司名义支付给栾长静部分货款的汇票。因此，豪峰公司与栾长静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二、豪峰公司与栾伯才存在财产混同。豪峰公司原股东三人分别为栾长宏、栾伯才、袁翠华；其中栾长宏系豪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股东栾伯才系父子关系，与股东袁翠华系母子关系；豪峰公司三人股东系一家三口，其中栾伯才收取豪峰公司大额营业性收入，个人偿还公司债务，自身盈利与公司盈利未加区分。因此栾伯才与豪峰公司存在财产混同，栾伯才应与豪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上诉人付款金额中2464000元栾长静不予认可，原因及数额如下：1、2009年5月至2010年12月1164000元。2009年5月至2010年12月立新铜棒厂与栾长静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且根据上诉人一审举证的送货单、对账单等材料中均可以看出，抬头或标注部分均为发栾伯才，而且在此期间，下单、付款、对账等均无栾长静参与，因此，栾伯才所支付的费用与栾长静无关。立新铜棒厂的《情况说明》也系其单方陈述，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有被上诉人签字确认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书面材料。2、栾长静前妻王某,4领取的30万元。首先，王某,4书写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在真实性无异议的情况下，栾长静才是买卖关系的主体，根据《民法典》第1060条对家事代理权的限制，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才对双方发生法律效力，而案涉争议明显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其次，根据上诉人举证，王某,4在2011年1月24日至2011年2月1日短时间内领取了30万金额，该金额也超出了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3）2011年7月1日借条20万元。根据借款书写内容，明显与书写习惯不同，且两个借条同一签字也不符合书写习惯，而且书写的时间明显存在矛盾，足以证明借条系上诉人自己添加。（4）2015年6月至2015年12月栾伯才支付立新铜棒厂70万元立新铜棒厂出具的情况说明系案外人单方陈述，栾伯才向案外人转款未经栾长静确认，双方之间签订的代付款协议也在2016年，因此该笔金额不应计入已付款中；（5）2016年2月6日计入的10万元无凭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栾长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豪峰公司支付栾长静货款1252932.06元及利息（以1252932.06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栾伯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栾伯才与袁翠华系夫妻关系。豪峰公司成立于1998年4月10日，发起人为栾伯才，股东为栾伯才、戴桂才、沈长林、顾修安、姚忠明、陈德广和孔德发，栾伯才为法定代表人。2010年1月18日，豪峰公司股东变更为栾伯才、栾长宏、袁翠华。监事沈长林，执行董事栾长宏，栾长宏为法定代表人。豪峰公司经营范围为有线电视器材、射频同轴电缆、音像电缆、接插件、多功能移动式电源插座等生产销售。2011年至2019年3月，栾长静生产有线电视接插件产品，并送货至豪峰公司仓库，累计货款为16000633.06元，豪峰公司及栾伯才共付款14947701元。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1、栾长静是与谁发生买卖业务往来？豪峰公司、栾伯才对于栾长静主张的货款承担何种法律责任？2、栾长静已收货款是多少?针对争议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栾长静与豪峰公司发生买卖的业务往来。栾伯才是豪峰公司发起人和股东，曾担任过豪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庭审中承认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栾长宏为其子，事实上形成了股东变更后的豪峰公司为家族企业，栾长静作为栾伯才的侄子生产接插件供应给豪峰公司属情理之中，收料单、送货单或者入库单的收货人、收货单位签名有栾伯才、顾修安共同签名或者其中一人签名，而顾修安也系豪峰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且该产品为豪峰公司的正常经营项目，栾长静的货物均送至豪峰公司仓库，证人证言也予以证实，对于栾长静来说完全有理由相信其系与豪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而豪峰公司、栾伯才辩称栾长静与栾伯才发生往来，除其各自陈述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至于付款给栾长静系栾伯才个人账户支付，作为豪峰公司的股东或者家庭成员的栾伯才付款给栾长静不足以认定系与栾伯才个人发生业务往来，何况还有豪峰公司票据支付的。至于栾伯才庭审中辩称其向栾长静购买接插件再卖给豪峰公司，既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不符合常理，故对豪峰公司、栾伯才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根据其自认豪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栾伯才的业务与公司业务混同、个人支付家族企业豪峰公司的债务，自身盈利与公司盈利未加区分，双方利益不清，故对栾长静主张栾伯才财产与豪峰公司财产混同要求栾伯才对豪峰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应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已付货款金额14947701元均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对于栾伯才主张其为栾长静向立新厂支付的1164000元系栾长静在2009年5月至2011年1月期间所欠立新厂的货款，应在本案货款中予以冲抵，栾长静予以否认，且立新厂记账凭证的客户抬头为“栾伯才（栾长静）”，不能排除立新厂与栾伯才或者豪峰公司有业务往来，立新厂也未到庭予以证实，且与本案买卖合同并非同一民事法律关系，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栾伯才的主张,故对栾伯才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对于栾伯才主张2011年1月24日至2011年2月1日栾长静前妻王某,4向其领款30万元应予冲抵，栾长静认为王某,4虽系其前妻，但早已与其离婚，且领条的真实性有待确认，作为证人的王某,4也应到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证人依法应当出庭作证，其次。根据栾长静提供的结婚证复印件反映证人王某,4已于2012年4月11日与栾长静离婚，证人与双方的关系及证据来源的合法性、证据的可采信无法确认，故对栾伯才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栾伯才主张2011年7月1日付款200000元应予冲抵，并提供借条一张，栾长静不予认可，并认为该页的2011年5月31日却写在2011年7月1日之后，且从借条的字体上与其他的字体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该页反映的内容来看均为借条，并写有“今欠到。”，而栾伯才主张的200000元，也系在“借条”下写有“今付人民币贰十万元整（200000）”，日期存在涂改，有6月10日改为7月1日的痕迹，又写在该页的4月26日与5月31日内容之间，而4月26日之前的内容却为5月16日的借条内容，且4月26日的借条内容又全部划掉，与日常书写习惯与常理均不相符，又未提供付款的直接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栾伯才的主张不予采信。栾伯才主张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12月29日代栾长静向新威公司付款700000元予以冲抵。栾长静不认可，而此款项涉及案外人新威公司，是否包含在栾长静认可的栾伯才为其代付的1230000元之内难以确认，新威公司也未到庭予以证实，且与本案买卖合同并非同一民事法律关系，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栾伯才的主张,故对栾伯才的该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栾长静与豪峰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豪峰公司应当及时向栾长静支付货款，豪峰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使栾长静利益受损，栾长静主张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应予支持，应以1052932.06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9日起至豪峰公司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栾伯才系豪峰公司股东，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栾长静要求栾伯才对豪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予以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扬州豪峰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栾长静偿付货款1052932.06元及利息（以1052932.06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栾伯才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驳回栾长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60元，由栾长静负担16076元，扬州豪峰电子电器有限公司负担898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豪峰公司、栾伯才提交证据如下:1、栾伯才与栾长静发生买卖业务往来，且以多付款为由起诉栾长静，栾长静在该案答辩时自认其向栾伯才供货6000633.06元，即栾长静确认买卖合同关系是建立在栾伯才与栾长静之间。栾伯才起诉栾长静的庭审笔录、诉状。证明栾伯才起诉时间2020年7月8日，本案一审判决是2020年7月16日，但一审判决书送达时间是2020年10月31日。2、栾长静与王某,4婚姻登记档案，证明王某,4与栾长静于2009年4月1日结婚，2012年4月11日离婚。一审中栾伯才提供的由王某,4签字收取的300000元应作为已付款项。3、栾伯才农行卡转账丁华明300000元转账记录，证明栾长静不予认可清单中2016年2月6日的100000元应计入栾伯才对栾长静的付款总金额内。4、栾长静与新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立新于2016年5月13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协议明确栾长静欠2056000元及2011年1与-2016年5月由新威公司出具的栾长静购买新威公司铜棒款往来明细说明，新威公司收栾长静铜棒款明细2011年4月-2016年2月6日，有栾伯才代栾长静付铜棒款809万元，以及栾长静与新威公司2011年1月-2016年5月往来的所有对账单100余份，和新威公司向栾长静供货的1600余份的送货单据，用于证明栾长静在签订2056000元的《还款协议》时，其中有900000元即2011年7月1日的200000元和2015年6月30日-2015年12月31日7笔100000元即700000元。在还款协议确定欠款总额时，已予以扣减，该900000元是栾伯才代栾长静的付款，已经得到了栾长静签字还款协议证明了该900000元的代付款的确认，故该900000元应当计入栾伯才对栾长静的付款总金额内。5、证人王某,4、朱某,4证言，证明王某,4领款300000元及栾长静与新威公司账务往来，栾伯才代栾长静付款的事实。栾长静的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方明显属于断章取义，案件的事实应当依据证据及整个庭审情况进行综合判断，而非部分庭审记录。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王某,4并非买卖关系的主体，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才对夫妻双方发生法律效力。王某,4在2011年1月24日-2011年2月1日短时间内领取了300000元，金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栾长静对此并不知情，也未进行追认，该300000元不应计入已付款。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笔款项一审中栾长静已认可。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付款汇总表中2016年2月6日记载归还3笔金额分别为330000元、300000元、100000元，其中300000元系其重复提交，栾长静一审时进行了认可。330000元有借条可以证明，但100000元没有任何的凭证，未予认可。4、对证据4的付款明细和对账单系案外人新威公司单方制作，其中的金额及明细并非栾长静本人签字，也未经过对账，对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新威公司的送货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5、对证人朱某,4、王某,4证言的质证意见：1、两证人证言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提交要求，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不应作为证据进行认定。两证人与栾长静具有利害关系，新威公司曾作为原告起诉过栾长静，王某,4更是与栾长静具有利害关系，因此两证人证言不能进行认定。证人朱某,4的证言前后矛盾，且其陈述对送货环节并不清楚；2、对方提交的书面材料，可以看出对账凭证付款明细均为新威公司单方制作加盖公章，并无栾长静的签字确认。对方提交的《还款协议》也未将1164000元、700000元在协议中明确，故不予认可，新威厂与栾长静之间的经济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栾伯才的代付款行为需经栾长静的签字确认，或出具书面手续，争议的1164000元及700000元，均无栾长静的签字。2011年1月前，栾长静与豪峰公司之间是代加工关系，所有原料的采购及付款均是由豪峰公司负责，栾长静收到原材料后进行加工，将加工后的成品转至豪峰公司，故豪峰公司与立新厂之间的货款结算问题与栾长静无关。王某,4的证言与客观实际情况不符。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栾长静与王某,4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加工厂，王某,4负责经营及财务，栾长静负责生产。300000元的领条，300000元款项主要用于2名工人的工伤理赔，每人100000元，其他用于铜棒厂还有家用。二审再查明，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的(2018)苏1002刑初46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栾伯才系被告单位扬州豪峰电子电器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人。2015年3月至2016年9月间，被告人栾伯才为了单位抵扣税款，在与山东杰淼铝业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另案处理)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指使被告人顾善祥通过刘国(另案处理)在山东杰淼铝业化工贸易有限公司虚开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发票价税合计金额为人民币3629035元，实际抵扣税款人民币527295.68元。”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1、栾长静的合同相对方是豪峰公司还是栾伯才个人？2、豪峰公司是否欠栾长静货款，如欠，欠款金额应如何确定？3、栾伯才与豪峰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是否应当承担本案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栾长静的合同相对方是豪峰公司。理由：首先，栾伯才系豪峰公司的发起人，公司于1998年4月10日成立，栾伯才为法定代表人。2010年1月18日，豪峰公司股东变更为栾伯才、栾长宏、袁翠华。栾伯才之子栾长宏为豪峰公司法定代表人。栾伯才虽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栾伯才系豪峰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栾长静有理由相信栾伯才是代表豪峰公司向其购货。其次，栾长静提供的送货凭证中，前期使用的“入库单”、“收料单”记载收货方负责人栾伯才，入库经手人顾修安等内容。后期使用的“送货单”上收货地址载明豪峰公司，收货单位经手人为顾修安。并且豪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有线电视器材、射频同轴电缆、音像电缆、接插件、多功能移动式电源插座等生产销售，栾长静所供电视接插件系豪峰公司经营所需产品，故栾长静有理由相信栾伯才代表豪峰公司向其购买电视接插件，用于豪峰公司的生产经营；再次，栾伯才在2020年6月3日庭审中陈述：“我就两个人从事生产，我和顾修安。我没有生产设备，是原告（栾长静）生产，我销售，被告一（豪峰公司）销售的产品是我买了卖给被告一，我是被告一的股东，股东是我、我妻子、我儿子。被告一从事电气电揽、接插件等买卖。栾伯才的陈述表明其认可所收栾长静的货是供给豪峰公司。综上，应当认定栾长静的合同相对方是豪峰公司。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豪峰公司欠栾长静货款，欠款金额应为752932.06元。理由：双方经对账，确认2011年至2019年3月，栾长静生产有线电视接插件产品，并送货至豪峰公司仓库，累计货款为16000633.06元。双方无争议的付款金额14947701元。双方有争议的付款：1、栾伯才主张其为栾长静代向立新厂支付1164000元，该1164000元应当作为栾伯才向栾长静的已付款，栾长静予以否认。因该款涉及案外人立新厂，而立新厂的记账凭证客户抬头记载为“栾伯才（栾长静）”，故无法确认其货款义务方，因而无法确认代付事实，且与本案并非同一民事法律关系，故栾伯才主张该款作为已付货款不予采信，栾伯才可另行主张。2、栾伯才主张栾长静前妻王某,4向其领款300000元应予冲抵，二审中王某,4到庭作证，确认向栾伯才领款300000元的事实以及相关款项的用途，其中200000元用于铜棒厂2名工人的工伤理赔款，每人10万，其他用于铜棒厂还有家用，故栾伯才的主张应予支持，王某,4领款300000元应当作为已付货款。3、对于栾伯才主张2011年7月1日付款200000元应予冲抵，并提供借条，栾长静不予认可。由于该页共书写6份借条，落款日期先后顺序颠倒，存在涂改痕迹，栾伯才又未能提供付款的证据，故对栾伯才的主张不予采信。4、对于栾伯才主张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12月29日代栾长静向新威公司付款700000元予以冲抵。栾长静不认可，而此款项涉及案外人新威公司，且与本案买卖合同并非同一民事法律关系，故栾伯才主张代付款700000元应作为已付货款不予采信。综上，豪峰公司付款金额应为15247701元，豪峰公司欠栾长静货款金额应为752932.06元。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栾伯才与豪峰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其应对豪峰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九民会议纪要》关于“人格混同”的认定内容明确指出：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公司账薄与股东账薄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在出现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往往同时出现以下混同：公司业务和股东业务混同；公司员工与股东员工混同，特别是财务人员混同；公司住所与股东住所混同。审查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是关键，并不要求同时具备其他方面的混同，其他方面混同是人格混同的补强。本案中，首先，栾长静提供的2011年起至2012年8月5日期间的169张《入库单》上载明负责人栾伯才、入库经手人顾修安；自2012年8月10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收料单、送货单上载明负责人栾伯才、入库经手人顾修安；2018年3月3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55张《送货单》上注明收货地址豪峰公司，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有栾伯才、顾修安共同签名或者其中一人签名。栾伯才、顾修安均系豪峰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且栾长静所供产品为豪峰公司的正常经营项目，栾长静一审提供的证人及55张《送货单》上载明送货地址为豪峰公司，而对于这些货物栾伯才陈述是自己所购。其次，栾伯才一审中陈述其和顾修安两个人从事生产，豪峰公司销售的产品是栾伯才买了卖给豪峰公司，栾伯才的陈述表明其作为股东的业务与公司业务存在混同，且自认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最后，二审法院限期栾伯才提供自2010年至2019年期间的财务账册，以查清相关事实，但栾伯才未能提供。综上，结合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送到豪峰公司的货，栾伯才认为是自己的货，栾伯才个人支付货款，而栾伯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账簿与其个人账簿分开，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能够认定栾伯才与豪峰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其应对豪峰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栾伯才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因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致一审认定部分事实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广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2民初2236号民事判决；二、扬州豪峰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栾长静偿付货款752932.06元及利息（以752932.06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栾伯才对扬州豪峰电子电器有限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驳回栾长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060元，由栾长静负担10060元，扬州豪峰电子电器有限公司负担1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060元，由栾长静负担10060元，扬州豪峰电子电器有限公司负担15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明霞审判员  周 冰审判员  袁海兰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蒋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