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灯塔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1081民初1609号原告: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五星镇五星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灯塔市五星镇五星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211081ME0052733B。法定代表人：杨春涛，该村委会主任。诉讼委托代理人：杨林，灯塔市旺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杨春生，男，1972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太子河区。诉讼委托代理人：王玉珠，辽宁帝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五星镇五星村村民委员会诉被告杨春生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五星镇五星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被告杨春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五星镇五星村村民委员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土地承包合同。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杨春生承包原告地块老坟西69亩，期限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承包年限21年。承包金当时为85元/亩，交纳承包金116,385元。由于被告承包的地块属于一等地，比其它地块高产，现承包一等地块的价格为800元/亩。原告认为该客观情况的变化是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如若继续按照当时85元/亩的价格履行对原告明显不公平，不能达到合同目的，同时也损害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原告诉请客观事实存在，符合情势变更原则，依据《民法典》第533条之规定，解除与被告的土地承包合同。经村民代表大会决议，诉至法院，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杨春生辩称：一、原、被告于2008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原告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并公开竞标后签订，合法有效，具有法律效力。1、原、被告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载明根据原告村民大会讨论决议，符合法定程序。2、答辩人取得承包权系参加原告组织的公开竞标后竞标取得，符合法定程序，合法有效。3、《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4、《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发包方擅自解除合同的，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民事责任。《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四十九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第五十六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五十七条规定：“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二）违反本法规定收回、调整承包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发包方不得单方解除合同，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法律责任。二、原告以所谓一等地价格为每亩800元为由，认为原发包给答辩人的土地承包价格为每亩800元，相差太大，显失公平，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1、原告所谓一等地块每亩每年价格为800元，没有事实根据。种植草坪的土地只能种植一段时间草坪，几年后就不能再种植草坪了，种植其他作物也由于种植草坪对耕地表层土壤造成较大破坏而需要较大投入，其承包价格高于粮食作物的承包价格，是以其土壤肥力得到较大损耗为代价的。因此，不同用途的土地价格并不相同，只有种植同等作物的土地能按照土地地力等级进行区分。2、一次性交纳土地承包费的土地价格与按年度交纳土地承包费的价格不能对比。原告以答辩人一次性交纳土地承包费与按年度分期交纳土地承包费进行对比，不符合逻辑规律，没有法律依据。答辩人一次性交纳土地承包费除需要承担资金占用风险、利息损失外，还需要承担市场和商业风险。分期交纳土地承包费则不需要承担利息损失、资金占用风险，更没有市场风险。原告以分期支付承包费价格与一次性交纳承包费进行对比，依据不足。3、现农村水田承包价格为每亩每年400-500元，答辩人种植土地现种植水稻等，原告所谓承包一等地块的价格为每亩800元，认为答辩人承包土地价格也应当是每亩每年800元，证据不足，没有事实根据。如前所述，对比土地价格应当按同等用途同等地力进行对比，原告仅仅以所谓一等地价格为800元为由，认定答辩人土地价格为每亩每年800元，证据不足。（1）答辩人承包的土地为低洼易涝土地，原告以所谓一等地进行对比，没有依据。（2）答辩人承包的土地用途与原告所谓一等地的用途不同，两者不能对比。（3）答辩人承包的土地承包费为一次性交纳，原告所谓土地价格为分期按年度交纳，两者交纳方式不同，不能对比。(4)原告所谓一等地土地价格为每亩每年800元，没有事实依据。（5)答辩人一次性交纳土地承包费时人民币购买力与现在购买力不能同日而语，十五六年来，通货膨胀率叠加，购买力即实际价值，相差巨大，不能简单以当时价格与现在价格进行对比。（6）原告提出的价格不是普遍价格，仅仅以个别现象作为平均价格，是以偏概全，不具有代表性。综上，原告所谓一等地土地价格为每亩800元，答辩人承包土地价格为每亩每年85元，显失公平，没有事实依据，证据不足。三、原告所谓土地价格变化较大，是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的法定情形，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依据。1、《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势变更的法定情形包括三个条件，即（1）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变化；（2）该重大变化不属于商业风险：(3)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只有满足该三个条件，方可使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的内容是：“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2、情势变更的具体体现包括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社会事件等，不包括市场风险、商业风险的变化。法律规定情势变更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在合同订立后因客观情势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情形下，意在通过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以实现公平原则，目的在于消除合同因情势变更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因此，适用情势变更规定，首先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其次，必须满足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具有情势变更的事实是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首要条件。关于该要件的理解，包括以下三点：一是“情势，是指合同赖以订立的客观基础事实，本条将其表述为“合同的基础条件”。在性质上，“情势”必须是客观的、具体的事实。当事人主观认识错误不属于客观情势变更。二是强调的情势是作为合同订立基础条件的客观情况。如果与合同订立无关的客观情况发生变更，不足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则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三是“变更”，是指“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关于是否为属于情势变更的“重大变化”，判断标准有两个：一是继续履行合同是否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二是是否为商业风险，如果能归入商业风险范畴，则不属于情势变更的法定情形。情势变更法律实务中主要表现为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社会事件等。主要以下情形：(1)疫情及其防控措施。2020年，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包括停工、停产、交通出行管制等。关于疫情以及相应防控措施的性质，立法机构明确其为不可抗力。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新冠××指导意见(一)》将其作为情势变更事由进行了规定，该意见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其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支持。合同依法变更后，当事人仍然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新冠××指导意见(二)》也同样将其作为一种情势变更事由进行了规定，即“买卖合同能够继续履行，但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人工、原材料、物流等履约成本显著增加，或者导致产品大幅降价，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请求调整价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调整价款。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货，或者导致买受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付款，当事人请求变更履行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履行期限。已经通过调整价款、变更履行期限等方式变更合同，当事人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政策变化或法律规范变化。政府免除农业税、房屋限购、限货等政策、法律规范变化也是一种情势变更事由。（3)政府行为。如因政府规划调整、变化，导致继续履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的，该政府行为也为情势变更事由。3、土地承包价格的正常涨落属于商业风险范围，原告以土地承包价格正常涨落变化作为情势变更的事由要求变更合同，理由不充分。所谓商业风险，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给商业主体带来获利或损失的机会或可能性的一切客观经济现象。比如市场价格的波动，物价的波动，消费者的价值观的变化等，都能导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风险。涉及农村土地承包价格的变化，即属于商业风险，按照生活及交易常识，市场价格不可能恒定不变，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是正常的商业风险。综上，原告以土地价格相差悬殊为由，要求根据情势变更规定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势变更法定情形，违反诚信原则，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五星村委会向被告杨春生父亲借款10万元，2004年五星村委会开始用地顶债，被告杨春生承包该村老坟西土地69亩，承包年限21年，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承包金总计116,385元，扣除五星村委会欠被告杨春生父亲的10万元，被告杨春生于2004年6月23日向五星村委会交纳了余下承包金16,385元。2005年3月10日，为进一步落实二轮土地延包政策，五星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土地问题，会议决定每人分1.5亩，剩余土地由村委会统一承包，公开竞标。被告杨春生通过竞标取得土地，并于2008年1月1日，五星村委会与被告杨春生签订耕地承包合同，地点老坟西，等级1，面积69亩，承包年限21年，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2021年4月5日，五星村委会制定五星村完善二轮土地延包实施方案。2021年4月8日，五星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研究五星村完善二轮土地延包实施方案，会议决定村里所有到期的土地由村委会统一公开对外发包，所得的发包收益返给当年欠0.5亩、0.6亩、0.9亩以每亩800元承包地价返还，一返三年等。2021年4月8日，灯塔市五星镇经营管理站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经查阅三尖泡村2019年发包收入其平均600元每亩。2020年发包收入其平均600元每亩。2021年发包收入其平均600元每亩。”。2021年4月20日，灯塔市五星镇经营管理站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经查阅黄腊坨村在2019年承包地价格每亩每年平均800元，2020年承包地价格每亩每年平均800元，2021年承包地价格每亩每年平均9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耕地承包合同、现金日记帐、承包费收据、现场照片、五星村完善二轮土地延包实施方案、村民代表会议记录、灯塔市五星镇经营管理站情况说明等相关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可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五星村委会以情势变更原则要求解除承包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首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就集体经济组织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土地、山岭、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五星村委会与被告杨春生于2005年5月4日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系经五星村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并通过公开竞标后签订，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被告杨春生在合同签订后向五星村委会交纳了承包费，已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当事人要求解除合同，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要件。五星村委会要求解除合同，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第三，2021年4月8日五星村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村里所有到期的土地由村委会统一公开对外发包，而本案承包合同尚未到期，原告要求解除合同，不符合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第四，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了不可预见的情事变更，致使合同的基础丧失或动摇，若继续维护合同原有效力则显失公平，从而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原则。土地承包价格较大幅度的上涨虽然可能超出当事人的预见，但仍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五星村委会在土地承包价格上涨时，以继续履行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情势变更，要求解除承包合同，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综上，五星村委会主张情势变更，要求解除承包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五星镇五星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玉胜人民陪审员  孙荣亮人民陪审员  刘 映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书 记 员  张克建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八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四十九条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第五十六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五十七条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二）违反本法规定收回、调整承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