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桂03民终14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水生，男，194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和顺玉，女，195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崎，广西伏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海荣，男，1980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迪斐，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灵川县大圩镇西马村委下村村民小组。负责人：黄性国，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中山，男，1989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英波，广西昌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国成，男，197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上诉人杨水生、和顺玉、李海荣因与被上诉人灵川县大圩镇西马村委下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西马下村）、周中山、徐国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3民初2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水生、和顺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崎，上诉人李海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迪斐，被上诉人西马下村负责人黄性国以及被上诉人周中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英波到庭参加了诉讼。徐国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水生、和顺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水生、和顺玉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西马下村将未取得规划、施工许可的祠堂工程发包给无建筑施工资质的周中山个人承包，且对工程施工未尽必要的安全管理注意义务，对杨建德在施工中发生安全事故存在过失，应当对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西马下村拟建设的祠堂工程未取得规划、施工许可审批手续，该建筑物结构尺寸为：长10.8米，宽8米、高5.8米。该祠堂建成后系用于村民群体性聚集活动场所，性质上不属于“农民自建低层住宅”，而是属于公共建筑。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在乡村建设以下工程，应当由取得相应设计资质证书的单位进行设计，或者选用通用设计、标准设计：（一）幼儿园、学校、卫生院等公共建筑；（三）跨度在六米以上的民用建筑、厂房和仓库”及第二款：“承揽前款规定建设工程的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具有相应资质证书”的规定，案涉祠堂工程在使用性质上并非农村自建低层住宅，且进深跨度超过六米，虽仅为一层，但层高也远超一般民用住宅的层高标准（3.3米以下），其建筑施工中的安全风险显然大于一般自建住宅，建设方应承担相较于自建低层住宅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故法律规定应当经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设计并发包给具有施工资质的建设单位承建，西马下村将违法建设的祠堂工程发包给无建筑施工资质的周中山个人，在定制、选任上存在过失。周中山承包工程后又转包给同样无建筑施工资质的徐国成、李海荣施工，徐国成、李海荣在施工中对杨德成等施工人员登高作业无任何安全保障措施，西马下村对此未尽必要的安全管理及提示义务，放任安全事故的发生，存在指示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西马下村应对杨建德在施工中因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失对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将祠堂工程认定为“农民自建低层住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认定西马下村将祠堂工程发包给无施工资质的个人不存在过错，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周中山、徐国成、李海荣和西马下村应对杨水生、和顺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周中山为赚取高额差价，将其以工程价款297001.93元从西马下村承包的祠堂工程以185000元转包给被告徐国成，工程款的大幅减少必然会对工程质量及施工管理造成不良影响及后果。徐国成与李海荣合伙经营该工程，杨建德受李海荣雇佣到工地做工，徐国成与李海荣系杨建德的共同雇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徐国成与李海荣作为杨建德的雇主，应对杨建德的死亡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周中山、徐国成、李海荣作为无施工资质的工程承包、转包人，应对杨建德的死亡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杨建德在雇佣活动中完全服从雇主安排工作，对安全事故的发生无重大过错，对损害后果不应承担责任。杨建德系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工作条件完全由雇主决定。徐国成与李海荣作为杨建德的雇主，在施工管理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在安排杨建德登高作业时仅提供简易木凳作为工具，未采取为其配备安全帽、安全绳等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对事故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杨建德本人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重大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不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纠正一审错误判决。针对杨水生、和顺玉的上诉，西马下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针对杨水生、和顺玉的上诉，周中山辩称，一、祠堂建设属于村民小组自行建设的农民低层自建房，无需建筑资质，可以发包给个人建设。建设部2004年12月6日制定的《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对于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以下简称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以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指导作为主要工作方式。可以看出“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是指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即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的建筑是不需要建筑资质的。农村房屋建设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刀切地认为所有建筑工程都需要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承建。对于投资规模在30万以下，两层以下建筑，因其建设难度小，危险系数低，是无需建筑公司承建的。现实中，也不会有建筑公司愿意承建如此小规模的建筑工程。因此，本案祠堂发包给个人建设，法律上不存在过错。二、被上诉人周中山与死者杨建德无任何直接法律关系，因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周中山将本案工程发包给徐国成，徐国成又发包给李海荣，杨建德系李海荣雇佣，因此应当由李海荣承担雇主责任。上诉人杨水生、和顺玉要求被上诉人周中山承担违法分包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提供劳务一方的杨建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祠堂建设具有一定危险性，提供劳务的杨建德在开展工作时，应当预见到在高处工作的危险性，在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要求雇主提供安全生产措施，否则可以拒绝施工。可见，杨建德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责任。四、即使各被上诉人需要承担责任，也只承担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属于多因一果，本质上为无意思联络共同侵权。因此，各责任主体应按份承担赔偿责任，而非连带责任。法院已经查明各主体在本案中的地位，如果判决连带责任，则侵权主体内部还需要进行一次诉讼来区分内部责任，这样不仅增加当事人诉累，还浪费司法资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区分责任，依法判决。针对杨水生、和顺玉的上诉，李海荣辩称，一、本案涉诉工程依法应当经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设计并发包给具有施工资质的单位进行承建，本案中，西马下村作为发包人，发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周中山进行承包，周中山为了获取巨额的差价，又以非法转包的形式将涉诉工程转包给了同样没有资质的徐国成来进行施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本案发包人西马下村、承包人周中山，以及转包人徐国成，应当对杨建德的死亡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上诉人杨水生、和顺玉认为李海荣应当与周中山、徐国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涉诉工程是徐国成从周中山处转包进行施工，承包人周中山，转包人徐国成以及发包人西马下村应当承担责任。李海荣与杨建德同样为徐国成提供劳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杨水生、和顺玉的上诉请求。李海荣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后依法改判，驳回一审原告对李海荣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徐国成将工程转包给上诉人李海荣系认定事实错误。西马下村与周中山签订《承包合同》，将新建祠堂工程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给周中山，承包价为297001.93元；之后周中山与徐国成签订《承包合同》，将案涉工程以包工包料形式转包给徐国成，承包价为185000元。周中山明确指出其是将工程转包给徐国成而非上诉人李海荣，西马下村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可。一审证据可以证明案涉工程最后系由周中山转包给了徐国成，但不能证明徐国成将案涉工程包给了上诉人李海荣。上诉人李海荣与杨建德均是受徐国成的雇请，两人只是徐国成雇请来从事该工程施工的众多工人当中的其中两人而已，杨建德是为徐国成提供劳务，徐国成从杨建德所提供的劳务中获益。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转包人徐国成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对提供劳务的杨建德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二、各方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1.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承包人以及接受劳务一方应根据过错对提供劳务一方受到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从危险开启和危险来源来看，正是因为西马下村在发包时未对施工队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进行审查，才给杨建德的事故埋下隐患。且西马下村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周中山后，又未对施工人员是否安全作业尽到注意义务。因此，西马下村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周中山作为承包人，将工程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徐国成，对事故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徐国成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未对施工人员提供必要的防护措施，对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造成本次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错。发包人西马下村、承包人周中山以及接受劳务一方徐国成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发包人西马下村、承包人周中山以及接受劳务一方的转包人徐国成对杨建德受到的损害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杨建德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杨建德作为实际施工人，作为成年人其理应知晓最基本的安全常识，但其在进行作业时既未佩戴安全帽又未系安全带，其自身未尽到最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放任安全事故的发生，对损害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应结合各方的过错大小合理分配责任比例，即应当由发包人西马下村、承包人周中山与接受劳务的转包人徐国成连带承担50%的赔偿责任，由提供劳务的杨建德自行承担50%的责任。同时，为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累，二审法院可依法对发包人西马下村、承包人周中山与接受劳务的转包人徐国成对内各自承担的责任比例予以确定。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判决。针对李海荣的上诉，杨水生、和顺玉辩称，上诉人李海荣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杨建德均系徐国成雇员，其主张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缺乏证据证明。一审中，根据被上诉人徐国成提供的证据及请求出庭的证人证言均能够证明，徐国成与李海荣系合作经营涉案建筑工程，李海荣作为杨建德的直接雇主，应当与西马下村、周中山、徐国成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杨建德作为雇佣关系中的雇员，其受雇主控制支配，其生产条件安全防护措施，均应由雇主控制支配，杨建德本人在雇佣活动中不存在重大过错。其受害死亡，所产生的损害责任应当由雇主承担。因此，上诉人李海荣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针对李海荣的上诉，西马下村辩称，不同意上诉人李海荣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针对李海荣的上诉，周中山辩称，不认可上诉人李海荣的上诉请求。首先，周中山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徐国成，徐国成与李海荣之间属于承包分包合作或者其他关系，周中山并不知晓，更不用说死者杨建德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法院在一、二审中查明的事实进行认定本案的主要责任应由雇主承担，并且本案不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形，因此，周中山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李海荣的上诉请求。徐国成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杨水生、和顺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072225.72元（其中医疗费91285.22元、护理费600元、丧葬费39756元、死亡赔偿金694900元、被扶养人杨水生的生活费86364元、被扶养人和顺玉的生活费140341.5元、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000元、交通费544元、住宿费1534元、餐饮费1901元，上述不含已获赔偿的37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告西马下村（甲方）与被告周中山（乙方）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桂林市大圩镇下村新建祠堂工程的土建、安装、装饰装修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给乙方施工。承包价格为297001.93元，最终结算价格以实际施工内容工程质量为准。合同工期为90天，从2020年9月11日至2020年12月10日。合同签订后，被告周中山（甲方）与被告徐国成（乙方）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桂林市大圩镇下村新建祠堂的土建、安装、装饰装修以包工包料的形式转承包给乙方施工。承包价格为18.5万元，除祠堂本身施工内容外其他项目，产生费用由甲乙双方协商另计。合同工期为50天，从2020年9月11日至2020年10月31日。被告徐国成承包工程后，再将工程转包给被告李海荣。被告周中山向被告徐国成微信转账3万元并备注：大圩祠堂承建款。被告李海荣负责祠堂工程的现场管理工作，雇佣杨建德在祠堂工地做工。2020年11月1日上午，杨建德站在长约1.8米、宽约30公分、高约2米的板凳，未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安全措施，用电钻钻高处的砖，不慎摔下。杨建德受伤后被送往灵川县大圩镇中心卫生院抢救。当日，杨建德转院至解放军第九二四医院救治。解放军第九二四医院临床诊断:1、创伤性特重型颅脑损伤;2、右侧颜面部软组织挫裂伤;3、颈椎病;4、颈3/4、颈4/5、颈5/6椎间盘突出(中央后型);5、双侧胸腔积液。2020年11月5日，解放军第九二四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杨建德因高处坠落致伤头部而死亡。原告方在解放军第九二四医院花费医疗费91285.22元。被告李海荣为杨建德在大圩卫生院、解放军第九二四医院分别支付医疗费266.75元、4471.75元，共计4738.5元。原告方为陪护治疗及处理本案事故支出油费、过路费等交通费用544元，住宿费1534元，餐饮费1901元。事故发生后，被告周中山向原告方赔偿10000元，被告李海荣向原告方赔偿27000元。另查明，原告杨水生(1948年8月18日生)与原告和顺玉(1953年3月13日生)共生育两个子女，大子杨建德，小女杨建娥。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益受法律保护。(一)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问题。杨建德在被告李海荣承包的祠堂工地施工的过程中从板凳上跌落，致其死亡。杨建德在施工过程中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自身亦存在过错，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故对二原告的损失，该院确定二原告承担30%的责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李海荣雇佣杨建德对修建祠堂的工程进行施工，杨建德在施工过程中摔至地面死亡。被告李海荣作为杨建德的接受劳务方，在组织施工过程中未提供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亦未对施工风险进行提示，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对于二原告的损失，被告李海荣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该院确定被告李海荣承担70%的责任。对于被告西马下村、周中山、徐国成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被告西马下村作为定作人将祠堂工程发包给被告周中山，被告周中山又将工程转包给被告徐国成，被告徐国成再将工程转包给被告李海荣，并没有证据证实被告西马下村、周中山、徐国成与受害人杨建德之间存在直接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且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审批已被《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原告认为被告西马下村将工程发包给无施工资质的被告周中山，周中山又将工程转包给无施工资质的徐国成、李海荣，据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被告西马下村、周中山、徐国成没有过错责任，对本次事故不承担责任。被告西马下村、周中山、徐国成提出杨建德对其本人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对其损害结果应由其自行承担90%民事责任的抗辩意见，于法不符，该院不予采信。被告西马下村、周中山、徐国成提出被告李海荣系杨建德雇主，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该院予以采信。被告李海荣提出其不是雇佣方，不是实际承包人，只是帮徐国成施工，李海荣与杨建德都是实际施工人，李海荣亦不是加害方，也不存在侵权行为的抗辩意见，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相符，该院不予以采信。(二)关于本案的赔偿范围及数额。根据《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规定，原告因伤所受各项合理经济损失有:1.医疗费91551.97元。原告诉请医疗费91285.22元，该院予以支持；2、护理费568.66元(51891元/年÷365天x4天);3.丧葬费39756元(6626元/月x6个月);4.死亡赔偿金694900元(34745元/年x20年);5、被扶养人杨水生生活费86364元(21591元/年x8年÷2人)，被扶养人和顺玉生活费140341.5元(21591元/年x13年÷2人);6、考虑到杨建德死亡给二原告造成的巨大精神痛苦，该院酌情确定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7、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279.5元(51891元/年÷365天x3天x3人次);8、交通费544元;9、住宿、餐饮费3435元，其中住宿费1534元，餐饮费1901元。上述合理经济损失为1108473.88元。被告李海荣应赔偿二原告经济损失775931.72元(1108473.88元x70%)，扣除被告李海荣已支付的31738.5元，被告李海荣实际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44193.22元。原告应自行承担其经济损失332542.16元(1108473.88元x30%)。被告西马下村、周中山、徐国成提出对原告诉请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餐饮费有异议的抗辩意见，其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海荣赔偿原告杨水生、和顺玉各项经济损失744193.22元;二、驳回原告杨水生、和顺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50元，减半收取7225元，由被告李海荣承担4985元，由原告杨水生、和顺玉承担2240元。二审中，上诉人李海荣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一、周中山和李海荣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徐国成承包涉案工程后，向周中山催要工程款用于支付包括李海荣在内的工人工资；徐国成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是包括杨建德在内的涉案工程工人的雇主。证据二、情况说明、微信付款记录和照片，拟共同证明徐国成向他人购买实木门用于其承包的涉案工程，徐国成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是包括杨建德在内的涉案工程工人的雇主。证据三、证人张某的证言：2020年9月27日徐国成向张某订购木大门，木门售价6800元，徐国成用微信预付了1000元，拟证明徐国成是本案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西马下村对李海荣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法认定，由法院依法认定；对证据三证人证言的三性无异议。周中山对李海荣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无法反映李海荣与徐国成之间是何种关系；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单独购买木门是否能判断谁是雇主由法院认定；证据三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其反映徐国成是工地的承包人，但是工地是整体转包还是部分转包给李海荣无法确定，法院应综合工资的支付、人员的来源来认定杨建德的雇主为何人。杨水生、和顺玉对李海荣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予以认可，李海荣向周中山催要工程款证明李海荣也是工程的实际经营者；证据二的三性予以认可，这三份证据与一审中徐国成所提供李海荣购买钢筋以及沙子水泥的票据，共同证明李海荣与徐国成系合作经营涉案工程，两人作为工程老板，分别按照各自所需对外进行购买工程材料；证据三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证明徐国成是涉案工程的经营者，但并不能否定李海荣也是涉案工程的经营者，如果从购买行为能够认定工程的经营者，李海荣提供的证人证言恰好能够证明李海荣与徐国成系涉案工程的共同经营者。本院对上诉人李海荣提交的证据的分析与认定：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证据二和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徐国成向证人张某定作了一个木门，并预付了1000元。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判决上诉人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李海荣在2020年10月11日至2020年12月1日期间与周中山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海荣：垫了那么多钱现在怎么办啊；周中山：我不是给了你们三万了；李海荣：什么时候给徐总的；周中山：国庆前，上星期又给了5千，他说给你工资的；李海荣：这样子要死人了，钱全部是我垫，一块钱都没给我”。周中山将涉案工程转给徐国成后，徐国成出资购买了部分施工材料、订购了木大门并召集了黄庆国、秦四喜等一些工人施工，包括杨建德在内的木工工人则是李海荣找来的，李海荣出资购买了水泥、沙子，并在现场负责施工管理。涉案工程为长10.8米、宽8米、高5.8米的村民自建祠堂。又查明，徐国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从周中山处转包涉案工程后，又以175000元的价格转包给李海荣，但未与李海荣签订书面协议。经法院现场勘查，祠堂内有四根立柱，柱子与柱子之间以及柱子与墙体之间的距离，最短为1.4米，最长为4.4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1.涉案工程的施工是否适用建筑法；2.各方当事人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3.杨建德的损失应由谁承担以及如何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一。建设工程的发包和承包应符合建筑法的相关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年修正）第八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又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建质[2004]216号）第三条的规定：“对于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的所有公共建筑工程、居民自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以及其它建设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所有村镇建设工程、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学校、幼儿园、卫生院等公共建筑（以下称限额以上工程），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督管理。”涉案工程为村民自建一层建筑，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面积在300平以下，不适用建筑法的规定，可以由没有建筑资质证书的农村建筑包工队来承建。上诉人杨水生、和顺玉认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三项“在乡村建设以下工程，应当由取得相应设计资质证书的单位进行设计，或者选用通用设计、标准设计：（一）幼儿园、学校、卫生院等公共建筑；（三）跨度在六米以上的民用建筑、厂房和仓库”以及第二款“承揽前款规定建设工程的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具有相应资质证书”的规定，涉案祠堂建设工程不属于农村自建底层住宅，应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和施工，因此，西马下村存在违法发包、选任过失。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首先，祠堂是家族、宗族议事和用来供奉先人、祭祖、祈福等的场所，是否属于公共建筑，并无明文法律规定。鉴于涉案祠堂系西马下村村民小组筹建，仅供该村民小组内特定成员使用，作为家族祭祀场所，并非针对全体社会公众开放，改变属性用于大众社区公共服务，本院认为涉案祠堂不宜认定为公共建筑。其次，涉案祠堂设计为长10.8米、宽8米，能否认定为属于“跨度在六米以上的民用建筑”的问题。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标准》2.8.22“跨度：结构或构件两相邻支撑间的距离”。由此可见，房屋跨度一般是指房屋承重构件比如柱子或承重墙等之间的距离，即房屋中两根柱子中心之间或两幅承重墙中心之间的距离，一般指最大者。如果涉案祠堂内没有柱子，则涉案祠堂的跨度为10.8米，由于涉案祠堂内有四根柱子，根据二审实地勘查测量的数据可知，涉案祠堂内柱子之间的距离最长为4.4米，则涉案祠堂的跨度应确定为4.4米，其跨度并未超过6米。因此，本案不符合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三项的条件。故，西马下村与周中山属于承揽合同关系，而非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涉案祠堂可以由没有建筑资质证书的农村建筑包工队来承建，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调整。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西马下村与周中山之间属于承揽合同关系。而周中山又将涉案祠堂以185000元的包干价转给徐国成施工，并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则周中山与徐国成之间则属于转承揽关系。徐国成、李海荣与杨建德之间是何种关系，即需要确定谁是杨建德的真正雇主。徐国成认为其再次将涉案工程转给李海荣，李海荣是杨建德的雇主；李海荣则认为自己与杨建德一样受雇于徐国成；杨水生、和顺玉则主张徐国成和李海荣是合伙关系共同承揽涉案工程。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从李海荣二审提供的与周中山的聊天记录内容来看，周中山认为徐国成是向李海荣发工资的；从徐国成在一审中的陈述来看，徐国成称以175000元的价格将涉案工程转给李海荣，但是徐国成却自费订购木门，给黄庆国、秦四喜等工人付工资，而徐国成是以185000元的价格从周中山处转承揽的，在其只有10000元利润的情况下，徐国成仍出资购买材料、给工人付工资，明显与常理不符；结合徐国成未与李海荣签订书面合同的实际情况来综合判断，本院认定徐国成系杨建德的雇主。至于徐国成与李海荣之间是否为合伙关系，由于徐国成和李海荣均未主张双方系合伙，在杨水生、和顺玉未提供证据证明徐国成和李海荣系合伙关系的情况下，对于徐国成与李海荣是杨建德的共同雇主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虽然李海荣一直在现场管理施工，也确实垫资购买了部分建筑材料，但这些证据相较于徐国成才是涉案工程实际承揽人的证据而言证明力更弱。本院对李海荣认为徐国成是杨建德的雇主的主张予以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承揽合同关系中，定做人只有在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时，才需要对承揽人造成的第三人损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中，西马下村作为涉案工程的定作人，如前所述，涉案工程不受建筑法的调整，西马下村选任周中山承揽涉案工程不存在定作和选任过失，而事发当天西马下村并未在现场进行施工指示，也不存在指示过失。因此，西马下村对杨建德所受损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徐国成作为杨建德的雇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徐国成应对杨建德因劳务所受损害根据双方的过错大小承担责任。关于周中山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杨水生、和顺玉认为本案应适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周中山作为分包人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该条款规定针对的是建设工程中的发包人和分包人，而非本案中的定作人（西马下村）和转承揽人（周中山），本案不符合适用该条款的条件。本案的建筑活动不适用建筑法，且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也没有关于转承揽人需要对实际承揽人的雇员所受损害需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因此，周中山对杨建德所受损害亦无须承担责任。关于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徐国成作为杨建德的雇主，应为雇员提供安全的作业环境和必要的安全设备。本案中，雇主徐国成既没有为祠堂的施工现场搭建安全防护网，也没有为施工人员提供安全帽和安全绳等必要安全工具，在杨建德进行高处作业时也没有要求其他工人扶住板凳，存在主要过错。而杨建德作为有经验的木工工人，在高处作业时亦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不慎摔落，存在次要过错。一审认定杨建德对自身所受损害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则雇主徐国成应承担70%的责任。一审计算的各项赔偿金额正确，则徐国成应赔偿杨建德各项损失金额为775931.72元(1108473.88元x70%)。综上所述，由于出现新证据，李海荣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杨水生、和顺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年修正）第八十三条，《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建质[2004]216号）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3民初2974号民事判决；二、徐国成赔偿杨水生、和顺玉775931.72元；三、驳回杨水生、和顺玉的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450元，减半收取7225元，由徐国成负担4985元，杨水生、和顺玉负担22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692元（李海荣已预交11242元，杨水生、和顺玉已预交14450），由徐国成负担11242元，杨水生、和顺玉负担14450元。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春弟审 判 员 李文练审 判 员 李 艳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紫鑫书 记 员 王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