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3民终11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迅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盛庄街道琅琊王路与清河南路交汇西200米路北沿街。法定代表人：侯丽丽，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鹏，山东国铭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枣庄市嘉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青屏路青苹花园门东10米。法定代表人：丁菲菲，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法，男，198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甲友，男，1972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莒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敏，山东羲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红，山东羲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迅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枣庄市嘉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旭公司）、刘德法、严甲友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20）鲁1311民初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迅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嘉旭公司对于上诉人的一审诉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刘德法与上诉人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所谓雇佣关系，日常业务仅为合作关系，即上诉人有拖车等劳务需要便与刘德法联系，而后由刘德法组织或联系其他人员具体实施有关劳务，一审无充分证据证实所谓雇佣关系，仅凭主观臆断进行猜测认定，明显不当。其次、本次案涉拖车劳务系严甲友受刘德法指派实施，自始无上诉人方的参与与磋商，亦无获得任何利益可言，但原审仅凭主观臆测认定严甲友系上诉人雇佣，错误明显。再次、上诉人与严甲友之间系单纯的劳务费支付，并无所谓工资支付之说，实践中合作模式简单，即严甲友按刘德法安排或协调完成上诉人委托的特定劳务，上诉人即按约定支付具体的劳务费，无劳务即无支付。最后、结合刘德法的陈述及一审查明，足以体现上诉人与刘德法及严甲友的合作关系，一审混淆合作与雇佣，将责任强加上诉人，与事实及法理相悖，不应支持。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本案案由明显系劳务雇佣纠纷，被上诉人嘉旭公司直接与刘德法联系确定，并由刘德法联系严甲友根据嘉旭公司指定时间、地点提供劳务，原审认定运输合同错误明显。第二、结合庭审查明及分析，严甲友因自身驾驶原因导致交通事故致车损，且现事故处理过程中，归责原则及事实明确，作为提供劳务者的严甲友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有悖事实及法理，应予纠正。第三、鉴于本案争议纠纷的基本事实，嘉旭公司指定的托运车辆存在未上牌照（含临牌）、未购买交强险即已上路行驶之违法情形，作为雇佣方的嘉旭公司应承担相应法定责任，一审对此不予认定及处置不当。嘉旭公司辩称，本案应按上诉人撤回上诉处理，法院已经于2020年10月14日向上诉人下达二审案件缴费通知书，并告知逾期缴纳上诉费的后果，上诉人并未按照缴费通知书的时间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根据缴费单据显示上诉人于2021年1月27日才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显然已经逾期，应按照上诉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结果。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严甲友系由上诉人雇佣”正确，不管是一审庭审中还是被上诉人严甲友在天津市所做的《询问笔录》（一审原告证据8），被上诉人严甲友均认可系上诉人员工，接受安排运输车辆至指定地点。被上诉人严甲友也向法庭提交上诉人向其发放调车费的证据，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侯丽丽也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严甲友在“迅驰车队”微信群中听从上诉人工作安排并汇报工作。这足以证实“被上诉人严甲友系由上诉人雇佣”。本案中，由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侯丽丽在内的22名上诉人员工组成“迅驰车队”微信群，微信群中含被上诉人刘德法在内的人员均使用统一的“迅驰”商标微信头像和临沂迅驰某某的名称；迅驰调车队队长即被上诉人刘德法在微信群里安排每个人的工作；被上诉人刘德法发送给我方的微信内容（一审原告证据一）显示为山东迅驰调车队司机严甲友；被上诉人刘德法以上诉人名义向我方催要调车费。被上诉人枣庄嘉旭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刘德法的行为代表上诉人。一审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嘉旭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正确。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嘉旭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被上诉人认可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系由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嘉旭公司购买的奥迪车辆由吉林省长春市长春昌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运输至被上诉人嘉旭公司处，我方支付运输费用3800元，可以认定我方与上诉人之间形成了事实运输合同关系，应认定合法有效。上诉人称本案系劳务雇佣纠纷严重错误，被上诉人嘉旭公司与上诉人、被上诉人刘德法、严甲友之间均不存在管理、指挥等人身依附性关系，与严甲友更是不认识，本案不是劳务雇佣关系。在上诉人将车辆运输至我方指定地点过程中，我方对运输过程并不干预，选用何种运输工具和方式由上诉人决定，上诉人没能安全、及时地将车辆送达指定的地点，造成车辆毁损没有任何价值.应赔偿被上诉人嘉旭公司的损失。刘德法辩称，我当时是迅驰公司的员工，我服从公司的安排。严甲友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嘉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369,772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9年1月8日，嘉旭公司与案外人北京瑞利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车辆销售合同》，约定原告以349,772元的价格购买黑色奥迪（Q5L）车一辆，合同备注系长春提车，交车时间为2020年1月9日，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原告与案外人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2020年1月9日、1月10日，原告分两次支付了涉案车辆款项、定金共计349,772元。（二）2020年1月9日，嘉旭公司与刘德法通过微信联系的方式，约定让刘德法长春提取涉案车辆至嘉旭公司，此次提车费用为3800元。双方达成协议后，山东迅驰公司的王康发通知按排严甲友前去长春提车。2020年1月11日7时10分，严甲友驾驶涉案车辆行驶至天津市高速公路长深高速公路下行1016.6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2020年2月24日，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向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一支队唐津高速公路大队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三、资料摘要1.当事人询问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2.事故现场照片显示，无号牌小型轿车已焚毁”。庭审中，原、被告对涉案车辆已无价值一事均无异议。（三）严甲友陈述系迅驰公司的雇佣人员，其每次的调车费用是由迅驰公司发放；迅驰公司认可严甲友的调车费用系由其发放，但不认可山东迅驰公司系其雇佣人员。（四）庭审中，原、被告的争议焦点系：1.三被告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2.原告的损失应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对案涉车辆已无价值一事均不持异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三被告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原告的损失应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将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出示的证据对争议的事实予以分析认定。严甲友陈述其工资系由迅驰公司发放，对此迅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候丽丽予以认可。原告出示的与刘德法联系业务的微信记录等证据，该证据载明刘德法的微信头像除其本人照片外在头像的左下方还标有“迅驰山东临沂店”字样，另该微信聊天记录了原告与刘德法对本案业务的洽谈并安排严甲友提车以及事故发生后双方交流等内容；庭审中刘德法陈述提车费已上交公司财务但随后又辩称没有上交公司财务，所谓的公司是其心中想象、虚拟的，刘德法的辩解前后不一相互矛盾，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时作为对其不利的参考因素。综上，刘德法代表公司与嘉旭公司在本案之前还有多次洽谈业务，每次业务的洽谈及履行方式与本案基本相似，本案中，原告有理由想信刘德法与其洽谈业务的行为系其代表迅驰公司。严甲友的调车费系由迅驰公司发放，严甲友系依据刘德法的安排提取的涉案车辆，由此能够推定严甲友系山东迅驰公司雇佣的事实。鉴于此，严甲友、刘德法系迅驰公司的员工，严甲友系在工作过程中造成了原告的损失，依据法律规定其民事责任应由迅驰公司予以承担。综上，原告要求迅驰公司赔偿损失349,772元，理由正当，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要求严甲友、刘德法与迅驰公司共同承担上述民事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迅驰公司、刘德法、严甲友承担因未能向案外人张玲玲交付车辆而支付的违约金20,000元依据不足，原告完善证据后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26,000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迅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枣庄市嘉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损失349,772元；二、驳回原告枣庄市嘉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47元减半收取计3424元，保全费2520元，合计5944元，由被告山东迅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迅驰公司提交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唐津高速公路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涉案车辆不具备上路条件，因此车辆所有人嘉旭公司应当承担过错责任，车辆驾驶人员严甲友不承担事故责任，上诉人更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被上诉人嘉旭公司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显示车辆无号牌、未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本案事故无因果关系，因此仍应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对该事故认定书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20年1月11日7时10分，严甲友驾驶无号牌且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奥迪牌多用途乘用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故。根据事故认定书认定严甲友不承担事故责任。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一、迅驰公司与刘德法、严甲友间是否系雇佣关系；二、迅驰公司与嘉旭公司之间是否为运输合同关系；三、嘉旭公司要求运输的车辆无号牌且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嘉旭公司是否应当因此对本案事故承担责任。一、关于迅驰公司与刘德法、严甲友间是否系雇佣关系。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迅驰公司与刘德法、严甲友间系雇佣关系，依据充分，应当支持。理由如下：（一）一审中，迅驰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丽丽认可与严甲友间的资金往来系迅驰公司向其支付运输车辆费用，能够认定迅驰公司向严甲友支付工作报酬；（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刘德法、严甲友均在名为“迅驰车队微信”群中，该二人微信头像均有“迅驰”标志，迅驰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丽丽亦在该微信群，能够证明刘德法、严甲友经常接受迅驰车队安排调车任务，迅驰公司对该二人对外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应系明知；（三）严甲友在天津发生交通事故后，从天津市交警部门制作询问笔录中亦承认其系迅驰公司工作人员；（四）刘德法在二审中答辩认可其系迅驰公司员工，并服从公司安排。迅驰公司上诉认为严甲友与刘德法之间系雇佣关系，但刘德法系对外以嘉旭公司名义联系业务，本案所涉调车任务系迅驰公司员工王康在微信群中安排任务，迅驰公司该上诉主张，依据不足。二、关于迅驰公司与嘉旭公司之间是否为运输合同关系。本案实际上是由迅驰公司将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由嘉旭公司支付运输费用，上述事实符合运输合同的构成要件。关于上诉人迅驰公司称的严甲友未提供运输工具不符合运输合同基本特征，本院认为，运输合同的本质在于提供运输服务，承运人获得的报酬是运费而不是工资，托运人对承运人行使的仅是一种货物安全运输的监督权而不是对承运人的人身控制。本案中，嘉旭公司与迅驰公司的合同目的在于运输货物，其报酬也是依趟次、运量计算，属于运费范畴，且嘉旭公司对实际运输过程并不过问，与实际承运人严甲友之间也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两公司间系运输合同关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被上诉人嘉旭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损毁、灭失是托运人、受害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车辆毁损系因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致，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已认定严甲友不承担事故责任，严甲友驾驶无号牌和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行为是否违法应由政府相关部门认定，该事实与本案赔偿责任无法律意义关联性。迅驰公司在承运涉案车辆时对于机动车无号牌和未投保强制责任险事实应系明知，并未提出异议，且双方当事人对于运输方式亦未约定。迅驰公司依据车辆存在无号牌和未投保机动车责任险的违法行为主张嘉旭公司承担过错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山东迅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47元，由山东迅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树东审 判 员 李大军审 判 员 杨敬国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高 同书 记 员 李晴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