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23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运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为，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玉玺，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科，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克欧。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迎健，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婉萍，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运秋因与被上诉人杨辉、吴克欧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13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运秋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湘0102民初1395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130万元及利息。（二）请求依法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包含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2005年8月10日的《赠与合同》是吴克欧伪造的，上诉人明确告知一审法官《赠与合同》不是上诉人签署，并提出了书面的笔迹鉴定申请，但一审判决仍然做出了“上诉人与吴克欧签订了赠与合同”的认定，罔顾事实。上诉人一直享有涉案房屋的三分之一权属并据此长期享有、收取该房屋三分之一的租金收益，该房屋虽然登记在吴克欧名下，但上诉人从未将该房屋赠与给吴克欧，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属关系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变更。2、吴克欧、杨辉于2011年7月11日协议离婚，仅对涉案房产进行了处置，约定将全部产权过户给杨辉，该二人并未真实离婚，仍然共同生活，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在吴克欧名下位于浏正街社区的住宅内，该事实由被上诉人杨辉的证人胡航应予以证实。足以证明吴克欧、杨辉为了达到侵占上诉人财产的目的，通过协议离婚将房产转移至杨辉名下，但是该事实一审判决未予以认定。3、一审判决认定刘某甲撰写说明的时间系2010年，而该说明的落款处清清楚楚载明的时间是2005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该说明有刘某甲本人的视频可以证明系其本人所写，另吴克欧当庭认可上面签名系其本人所签，足以证明2005年上诉人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吴克欧的真实原因系为了达到改变房屋性质为商业的目的，而并非将房屋赠与给吴克欧，但一审判决对该份证据置若罔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仅以物权登记作为认定权利的标准，以物权登记中没有上诉人的名字即认定上诉人不享有权利，系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生效时间为2007年10月1日，而2005年8月，吴运秋虽将房屋权属变更至了吴克欧名下，但并未将房屋权属实际赠与吴克欧，且刘某甲也承认更名说明系其所书写，吴克欧也在上面签名，因此，在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尚未出台的背景下，三方对涉案房屋更名后的权属约定完全具有法律效力，涉案房屋仍应归上诉人、刘某甲及吴克欧所有，这一点与1993年生效的调解书确定的产权登记人为吴运秋但是实际属于三方按份共有的法律效果是一致的，均为合法有效的约定。（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吴克欧、刘某甲、吴运秋三个家庭成员共同约定房屋三人共同享有，且吴克欧也多次出具承诺书，承诺拆迁后将三分之一的拆迁收益支付给上诉人，约定明确，事实清楚，是否办理产权变更，并不能否定三方约定的法律效力、吴克欧出具承诺书的法律效力，吴克欧依法应当向上诉人支付涉案房屋拆迁收益的三分之一。（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亦赋予了未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的真实权利人主张物权的权利，这代表着不动产登记主义是存在例外情形的，并非一审判决所认为的，登记的是谁，谁就是权利人。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具备公示保护效力，同时也具备善意保护效力，杨辉作为吴克欧的妻子、上诉人吴运秋的儿媳，对于涉案房产的真实权属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仍然通过离婚协议将涉案房产转移到自己名下，显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不应当得到法律保护。2、上诉人诉请确认被上诉人2011年7月11日协议离婚处置xxxx房产并于2019年5月5日变更产权登记的民事行为无效，一审判决认定该两项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显然是对法律和行为性质缺乏基本的认知和判断，系适用法律错误。吴克欧、杨辉通过离婚协议，将上诉人的房产进行了无权处分，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离婚协议处分财产的行为系两被上诉人之间的民事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理应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畴。（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一审法庭依职权调取了一份《赠与合同》，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上诉人明确告知该《赠与合同》中的签字并非上诉人签署，并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但是一审法院置若罔闻，存在程序违法。2020年12月14日，一审法院以其依职权调取了2005年涉案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文件《赠与合同》为由，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上诉人当庭对该赠与合同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了质证，2020年12月15日上午，上诉人的代理人经与上诉人核实签名的真实性后，立即电话告知一审法官该《赠与合同》中的签名并非上诉人所签署，并于当日下午向一审法官提交了书面的笔迹鉴定申请，不料，次日上午上诉人的代理人即收到了一审法院邮寄的判决书，判决书竟然直接认定该《赠与合同》上的签名系上诉人本人签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的规定，一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2、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一审判决中出现了“吴克欧提交的刘某甲出具的证明”“杨辉提交的刘某甲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据，但是上诉人仅对刘某甲的一份证明进行了质证，另一份未曾见过，也未进行质证，程序违法。（四）被上诉人杨辉明知吴克欧无权处分涉案房产，且获得房产50%产权并未支付合理对价，为达到侵占财产的目的，抢在拆迁前夕完成产权变更，被上诉人杨辉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其与吴克欧恶意串通损害了上诉人吴运秋的合法权益。2011年，吴克欧与杨辉以协议离婚的方式将涉案房产作为其与杨辉的共同财产全部分配给杨辉，于2019年将涉案房产50%的产权转移登记在被上诉人杨辉名下，吴克欧的上述行为系典型的无权处分行为，吴克欧明知涉案房产系与上诉人吴运秋、刘某甲三人共有，未经共有人同意，擅自将共有财产进行处分，且事后未得到上诉人吴运秋的追认，其无权处分行为已经侵犯了吴运秋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被上诉人杨辉应当与吴克欧共同向上诉人吴运秋承担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的责任。被上诉人杨辉辩称：（一）上诉事实及理由无证据与法律支撑，且与事实不符。杨辉与吴克欧均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和提供证据，但吴运秋却一直在提供虚假证据，具体为：吴运秋变造《变更协议》这一关键证据，将吴克欧母亲刘某甲在2010年自己单方随意书写，无任何人签字且已遗失的用于练字目的的文件提交给法院，并伪造吴克欧签字和增添上诉人本人签字，并谎称该《变更协议》为赠与房屋前签署，并以此主张房屋所有权。此外，上诉人还提供2010年7月伪造吴克欧签字的承诺书、租赁合同和租金收据等虚假证据。吴运秋称2005年8月10日《赠与合同》系吴克欧伪造系污蔑。因为更名需双方均到场，且由登记人员询问变更事由，并提供证明文件。一审提供的产权证显示的2005年更名原因与《赠与合同》相匹配。2011年后就是杨辉与租客签订协议，由于吴克欧没有工作，杨辉的女儿就要求杨辉给予吴克欧租金，所以租金吴克欧也拿一部分，至于吴克欧如何处置租金是吴克欧自己的事情。吴运秋主张其一直行使房屋权利，纯属欺骗。吴运秋在2005年将涉案房屋赠与吴克欧后未再过问房屋处置情况，也并未向杨辉、吴克欧主张过物权，因此吴运秋在吴克欧2008年将房屋借给第三方对外抵押贷款时才没有反对。正因为吴运秋对房屋不具有所有权，2019年在房屋要被法院拍卖时吴运秋才没有出资用于还款。相反，杨辉为保障房屋不被法院拍卖，请求法院给予两个月宽限期，积极对外借款清偿有关抵押款。未在2011年离婚时将房屋过户是因为房屋在2008年被吴克欧抵押了，且2018年底房屋抵押贷款无法清除，天心区法院要对房屋进行司法拍卖，杨辉才向其朋友借款30万将房屋于2019年3月赎回，并于2019年4月办理变更。杨辉认为其与吴克欧的财产日后也属于其子女，因而在其子女考虑到目前吴克欧失业在家，且还需数年才能领取养老金，强烈要求杨辉在进行房产更名时给予吴克欧50%的份额。因此，2019年5月5日杨辉与吴克欧将房屋产权变更为各自50%的按份共有，该处分行为系杨辉基于女儿要求而进行的财产自由处分。至于居住问题。因为杨辉无房屋，离婚后就与女儿一起居住，后来外甥出生后杨辉也会和吴克欧一起带小孩，近一两年女儿与朋友看到双方年纪大了，就有劝双方复婚的想法，因此双方关系有所缓解。（二）吴克欧依据赠与已获得房屋完整物权，对本案房屋的处分行为合法有效，杨辉基于离婚获得本案房屋50%产权且已经依法办理产权变更，依法予以保护。1、我国房屋产权变更分为夫妻间产权变更、房屋继承、房屋买卖与房屋赠与。2005年8月17日，吴克欧依据原房屋产权人吴运秋的赠与获得房屋所有权。房屋赠与系单务、实践性合同，故吴克欧自2005年8月17日起获得房屋完整产权，自此吴克欧为房屋所有权人。2、2001年7月杨辉与吴克欧复婚，后由于双方夫妻感情再次破裂并于2011年7月11日协商离婚，作为过错方的吴克欧自愿将其名下房屋过户给杨辉。3、离婚是房屋产权变动的方式之一。夫妻离婚时财产分配应本着协商与各自对家庭贡献等因素进行考虑，不能仅用金钱衡量，夫妻离婚时不单考虑财产价值，还需考虑其他各种因素。故本案中杨辉与吴克欧之间的离婚协议不只是单纯的普通合同关系，还包括感情因素、家庭关系、抚养关系等内容。故吴克欧对房屋处分行为不同于普通的财产处分行为，不能仅以等价有偿作为衡量评判标准。4、杨辉与吴克欧于2019年5月5日在房产证赎回后进行房产证变更并获得物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吴克欧辩称：（一）吴克欧于2005年8月17日合法有效取得xxxx房屋所有权。1、涉案房屋于1993年10月4日登记在吴运秋个人名下，2005年8月经吴运秋与吴克欧双方申请在房产登记机关办理了房产变更登记，涉案房屋经变更登记为吴克欧个人所有。2、吴运秋提出其对房屋产权变更为吴克欧个人所有的行为，并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常理。根据《房屋登记办法》之规定，房屋产权的变更需要双方同意并提交相关的手续经审核后，才会予以变更。也就是说该房屋产权变更至吴克欧名下，没有吴运秋的同意和支持是不可能的，吴运秋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且涉案房屋于2005年8月进行变更登记，至今已有十余年，吴运秋若认为自己享有该房屋所有权早应予以提出，并要求予以变更登记。3、2005年8月10日吴克欧与吴运秋所签订的《赠与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并经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有效备案。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该合同，进一步证明了该房屋变更登记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4、《变更协议》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查明系刘某甲2010年撰写，刘某甲本人也予以承认，并且该份证据原件与复印件存在明显的不同，该份协议中“吴克欧”的签字也并非其本人所写。最后，因1993年12月已通过法院调解确认三方均有所有权，故如果更名协议属实，则作为共有人应由刘某甲签字。一审法院不予以认可系认定事实清楚。（二）吴克欧因离婚将房屋过户给杨辉的处分行为合法有效。根据上文所述，吴克欧于2005年8月17日取得涉案房屋个人所有权，2011年其与杨辉离婚时，自愿将涉案房屋过户给杨辉，双方对此财产分配方案无异议。2019年吴克欧将50%产权过户给杨辉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且双方也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吴克欧处分房屋的行为合法有效。（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本案中房屋所有权的变更均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变更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国实行的是不动产登记主义，房屋的产权归属以房产权属登记证明为准，本案中，依照房产权属登记的内容，涉案房屋由吴运秋个人所有变更为吴克欧个人所有，再至最后由吴克欧与杨辉共同所有并无不当，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吴运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辉、吴克欧返还吴运秋房屋征收补偿款130万元；2、判令杨辉、吴克欧向吴运秋支付非法占有上述款项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按照LPR标准计算自2020年7月13日起至杨辉、吴克欧实际偿还吴运秋款项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杨辉、吴克欧承担。庭审过程中，吴运秋增加诉讼请求：确认杨辉、吴克欧2011年7月11日协议离婚处置xxxx房产并于2019年5月5日变更产权登记的民事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克欧系吴运秋之子，1993年吴克欧与其母刘某甲就长沙市xxxx房屋的所有权问题将吴运秋起诉到长沙市北区人民法院。经长沙市北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刘某甲、吴克欧、吴运秋对长沙市北区xxxx房屋，共计七十点三八平方米以按份共有权关系各取得三分之一的产权，即各得二十三点四六平方米。但从有利于家庭矛盾的和缓解决，保持该共有房屋结构的完整考虑，三方均同意不再就具体分割和使用该房屋面积作出处理安排。2005年，吴克欧与吴运秋一起到房产登记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将房屋产权所有人由吴运秋变更为吴克欧。2005年8月10日，吴运秋与吴克欧签订一份《赠与合同》，合同上载明“赠与人吴运秋自愿将坐落于北区xxxx自建私房一栋，面积70.38m2权证号为长房私字第xxxx号的房产权无偿赠与给其子吴克欧。受赠人吴克欧同意接受上述赠与房产。”2005年8月17日房屋登记部门向吴克欧发放产权证书，该证书上载明产权来源为“受赠”。2011年7月11日，吴克欧与杨辉因感情破裂而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现有xxxx私房一栋，现产权人吴克欧离婚后将此房过户给杨辉。2019年4月26日，吴克欧与杨辉到房产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将xxxx房屋由吴克欧独有变更为杨辉与吴克欧各占50%，2019年5月5日，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杨辉与吴克欧发放房屋所有权证。2019年6月28日，该房屋所在路段被纳入征收范围。2020年4月10日，吴克欧向吴运秋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书载明“父亲吴运秋xxxx房屋现已即将被征收拆迁现由儿子吴克欧、杨辉办理征收拆迁事宜，拆迁征收后的补偿款将由儿子吴克欧整栋面积三分之一的补偿款交付给父亲吴运秋，特此约定！”。该承诺书未取得杨辉的同意。2020年6月23日，吴克欧、杨辉与长沙市开福区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款合计为4392754元。除征收款外，吴克欧与杨辉还分到两套经济适用房指标。2020年7月13日，4392754元征收款全部汇入杨辉账户，杨辉于同日将一半征收款2196377元汇入吴克欧账户。同日，吴克欧将其中800000元汇入吴运秋账户。另查明，该房屋自2001年开始该房屋一直出租给案外人李祝平，租金收益从2005年开始由杨辉与吴克欧、吴运秋共享。2010年，刘某甲撰写了一份说明，说明内容如下：北站房屋产权人吴运秋更名为吴克欧。一、更改目的：更改是为了达到改居住房为门面房。更名即便于变为门面房。二、更改后，房屋所有权不改，仍是吴运秋、吴克欧、刘某甲三人所有，仍三人分摊租金。三、更改居住房为门面房的开支由吴克欧负担，遇拆迁之时，参照湘雅路段邻居拆迁价格，即改居住房与门面房差价即好处部分归吴克欧所有，落款时间为2005年8月。刘某甲撰写该份说明之后并未在该份说明上签名，2019年吴运秋知晓该份说明，并在该份说明上写上了“没有付款、没有交易、没有估价”的字样。吴克欧在该份说明上签名，但其不记得签名时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吴运秋对案涉房屋是否有所有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案涉房屋1993年经长沙市北区人民法院调解确认属吴运秋、刘某甲、吴克欧三人共有。2005年，吴运秋、吴克欧一起到房地产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并签订了赠与合同，吴运秋将其对案涉房屋的份额赠与给吴克欧。2005年8月17日该房屋变更登记为吴克欧个人所有。吴克欧成为该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后，有权自由处分该房屋。2011年，吴克欧与杨辉离婚时，其自愿将案涉房屋过户给杨辉不违反法律规定。2019年4月26日，吴克欧与杨辉到房产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案涉房屋由吴克欧独有变更为杨辉与吴克欧共有，二人各占50%。杨辉取得案涉房屋一半所有权亦未违反法律规定，吴克欧与杨辉获取案涉房屋的征收拆迁款项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吴克欧在2010年刘某甲撰写的变更说明上签名，自2005年以来一直跟吴运秋共享案涉房屋的租金收益，2020年4月10日向吴运秋出具交付整栋房产三分之一征收款的承诺书，但吴克欧并未去不动产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我国实行的是不动产登记主义，房产的权属以房产权属登记证明为准，吴克欧的上述行为并未改变案涉房屋的权属。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吴运秋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案涉房屋征收之时，对案涉房屋享有三分之一的所有权，故对吴运秋要求吴克欧、杨辉返还征收补偿款1300000元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吴运秋要求确认吴克欧、杨辉2011年7月11日协议离婚处置xxxx房产并于2019年5月5日变更产权登记的民事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该两项行为属于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对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吴运秋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500元，由吴运秋承担。本案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报告一份，拟证明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上诉人吴运秋及刘某甲、吴克欧，真实过户原因与更名说明一致。对上诉人吴运秋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杨辉质证称：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从案件相关证据可知，从一九九几年到2020年的所有文书有吴克欧签字的均是手写。而且该报告吴运秋签字，吴克欧签章不合常理。该证据是吴运秋单方制作，也没有吴克欧、刘某甲的签字，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上诉人吴运秋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吴克欧质证称：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这是打印件，即使报告存在，那也是行政行为，吴运秋应当在2011年9月19日知道自己的权利时去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要求撤销，且证据原件与复印件并不一致。本院二审中，被上诉人吴克欧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证明，证据二刘某甲身份证，证据三刘某甲说明视频，拟共同证明一审法院依照职权调取的2005年8月10日《赠与合同》系真实合法有效的，刘某甲和吴运秋对此事都知情并予以认可，依照该《赠与合同》与房屋所有权证，吴克欧享有房屋所有权。对被上诉人吴克欧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吴运秋质证称：证据一不能达到证明刘某甲对赠与合同的真实性知晓的目的。另外结合该证明，比对一审时吴克欧所提交的2020年的10月10号的证明，以及杨辉提交的2020年11月17日的证明，在吴克欧提交的2020年的10月10日的证明当中，刘某甲证明称长沙市xxxx的房产购进与建房都是吴克欧艰苦经营支付的，而该证明与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调解书所确定的房产系三方所有不相符。2020年11月17日刘某甲出具的证明当中承认房产更名，说明系其个人所写，并称没有人签名。如果该说明和证明完全是刘某甲个人所知所写，与今天提交的证明内容矛盾。刘某甲今天出具的证明称是三方共同完成过户。另外一审时，吴克欧认可更名说明中的一处签字是其本人书写。刘某甲在2020年11月17日的证明中认可更名说明是其书写。故吴运秋不可能在此二人完全不知情、不参与、不配合的情况下在同页纸上签字。对被上诉人吴克欧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杨辉质证称：对证据一至证据三的三性予以认可，刘某甲陈述并无前后矛盾及不稳定情况。本院认证如下：1、对上诉人吴运秋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2、对被上诉人吴克欧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述证据能否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屋在征收前用于出租，吴运秋每月获得租金收益的三分之一。吴克欧称该三分之一租金收益系其对吴运秋的赠与。吴克欧、吴运秋均认可名称为“xxxx房屋产权人吴运秋更名为吴克欧”的手写材料系案外人刘某甲本人书写，该材料内容为“一、更改目的：更改是为了达到该居住房为门面房。二、更改后，房屋所有权不改，仍是吴运秋、吴克欧、刘某甲三人所有，三份分摊租金。三、更改居住房为门面房的开支由吴克欧负担，与拆迁之时，参照湘雅路段邻居拆迁价格、地段，居住房与门面房差价即好处部分归吴克欧所有贰零零伍年捌月日”。庭审中，吴克欧提交刘某甲声明，称上述材料系刘某甲为练字所写。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吴运秋是否应享有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具体分析如下：（一）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吴运秋主张其享有涉案房屋拆迁利益的三分之一，应就其实际享有房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吴克欧、杨辉主张吴运秋丧失相应权利，应就法律关系变更、权利灭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对双方当事人举证证明责任的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1、对吴运秋举证证明责任的分析。结合吴运秋陈述、书面证据、承诺等，能够认定吴运秋享有涉案房屋三分之一的权益。（1）长沙市北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系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文书，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该民事调解书载明刘某甲、吴克欧、吴运秋各自取得涉案房屋三分之一的产权，这是吴运秋享有涉案房屋三分之一权益的初始法定依据。（2）案外人刘某甲书写的名称为“xxxx房屋产权人吴运秋更名为吴克欧”的材料，该材料系案外人刘某甲书写，与吴运秋陈述、吴运秋收取三分之一租金等事实相对应，具有较强证明力。上述材料落款日期与涉案房产更名时间相互对应，且就更名原因、权利归属、拆迁收益等均予明确。吴克欧在庭审中称该材料系刘某甲单纯为练字自行书写，明显不符合常识常理。上述材料可证实涉案房产虽更名，但吴运秋仍享有房屋三分之一的权益。（3）一审及本院均查明，涉案房屋出租收益由吴运秋享有三分之一。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吴运秋、吴克欧、杨辉亲自到庭参与诉讼，均认可吴运秋享有租金收益的三分之一左右。但一审、二审中，吴克欧、杨辉均对吴运秋享受部分租金收益予以认可，但对涉案房屋租金收取方式、分配方式等的陈述不稳定，且有部分相互矛盾。吴克欧、杨辉作为涉案房屋租金收取主体及亲历者，理应对租金收取方式、分配方式等较为熟悉，但其对相关事实陈述不统一、不稳定，应作出对其不利的推断。（4）2020年4月1日，吴克欧向吴运秋出具《承诺书》，载明“…父亲吴运秋xxxx房屋现已即将被征收拆迁先由儿子吴克欧、阳辉办理征收拆迁事宜，拆迁征收后的补偿款将由儿子吴克欧整栋面积三分之一的补偿款交给父亲吴运秋…”。该承诺书表述清晰，涵义明确，能证明吴克欧认可吴运秋对涉案房屋享有三分之一的征地拆迁权益。2、对吴克欧、杨辉举证证明责任的分析。吴克欧、杨辉提交的离婚协议、登记审查表、不动产登记情况表、执行结案通知书、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上述证据能证实涉案房屋权利主体转移、变更的事实，不能实质上证实吴运秋对涉案房屋的权益完全丧失和消灭。根据刘某甲书写的材料、吴运秋持续不间断收取三分之一租金、吴克欧书写的书面承诺等，涉案房屋登记权利主体由吴运秋变更为吴克欧、吴克欧及杨辉等，但就房屋实际权益而言，吴运秋并未实质性放弃房屋权益。（三）吴克欧、杨辉是否应返还房屋征收款及金额。1、吴克欧应返还房屋征收款。依据查明的事实，吴克欧明知吴运秋享有涉案房屋三分之一的实际权益，且在涉案房屋征收拆迁前向吴运秋明确作出承诺，故吴克欧应返还吴运秋房屋征收款。2、杨辉应返还房屋征收款。在涉案房屋征收拆迁时，杨辉、吴克欧已解除婚姻关系，且根据房屋登记状况与征地拆迁部门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实质性占有涉案房屋二分之一的征收补偿款。但根据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婚姻关系解除后实际共同生活、杨辉实际收取涉案房屋租金及明知吴运秋持续享有三分之一租金等事实，可以认定杨辉明知吴运秋享有涉案房屋三分之一的权益。杨辉亦应返还吴运秋房屋补偿款。3、吴克欧、杨辉应返还房屋征收款金额。吴运秋主张吴克欧、杨辉应返还房屋征收补偿款130万元（包含尚未支付的三分之一的征收补偿款及经济适用房指标价值）。涉案房屋征收收益包含房屋补偿款4392754元及两套经济适用房指标。本院认为，吴克欧、杨辉应共同返还吴运秋征收补偿款664251元（4392754元÷3-800000元），理由如下：（1）经济适用房指标系征地拆迁部门依据征地拆迁对象特定家庭情况、征地拆迁政策、房屋性质、土地供应情况等给予的特定政策性福利，不具有普遍参考意义。（2）吴运秋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所谓两套经济适用房指标的公允价值。（3）吴运秋通过赠与方式将房屋过户至吴克欧名下时，未明确征地拆迁时获得的经济适用房指标等如何分配或价值确定方式。且吴运秋明知涉案房屋登记至吴克欧名下，但在较长时间内未采取积极措施主张权益，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另，吴运秋主张确认杨辉、吴克欧2011年7月11日协议离婚处置xxxx房产并于2019年5月5日变更产权登记的民事行为无效。本院认为，涉案房屋已经被征收拆迁，房屋权属登记已消灭，吴运秋的上述主张已无实际处理必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一审判决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13953号民事判决；二、杨辉、吴克欧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吴运秋房屋征收补偿款664251元；三、驳回吴运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吴运秋负担8250元，由杨辉、吴克欧负担8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吴运秋负担8250元，由杨辉、吴克欧负担8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常晓华审判员高进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            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