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3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冠儒，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玉丽，广东国智（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嘉明，广东国智（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裕达纸业有限公司（原江门市晨采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法定代表人：林珍琼。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玉鸿，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晨采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法定代表人：区家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玉鸿，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区耀宗，男，1966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玉鸿，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裕达纸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法定代表人：杨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丽娟，女，196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区家俊，男，199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红，女，197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上诉人黄冠儒、江门市裕达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达纸业公司）、江门市晨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采实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区耀宗、江门市裕达纸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达贸易公司)、林丽娟、区家俊、杨红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10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冠儒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判项，改判为裕达纸业公司向黄冠儒返还出资款120万元及利息（以120万元为本金，按每年10%利率计算，自2018年1月1日起计至本息付清之日止）；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判项，改判区耀宗对裕达纸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林丽娟在未足额出资范围内对裕达纸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杨红、区家俊对晨采实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裕达纸业公司、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林丽娟、晨采实业公司、区家俊、杨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以本案事实为依据，直接参考此前其他股东起诉所作出的终审判决认定本案利息，属于错误认定，应予纠正。（一）根据黄冠儒与裕达纸业公司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第六条第2款的约定，裕达纸业公司承诺如公司无法成功挂牌上市，需按出资金额年10%的利率向黄冠儒支付收益回报。实际上，在裕达纸业公司无法按约定挂牌上市后，双方已经达成了解约退款的合意。裕达纸业公司因未能按期退还投资款，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每年按剩余未退还款项的10%向黄冠儒支付了利息。该利息属于双方约定的资金占用利息，裕达纸业公司已通过实际行为对年利率10%的资金占用利息进行了确认。（二）一审法院直接参考此前其他股东起诉所作出的终审判决认定本案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此前的判决因无证据证明存在损失赔偿的相关约定而判决按年利率4.35%计算，而本案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资金占用利息为年利率10%，且一审法院也确认了裕达纸业公司向黄冠儒支付了2015-2017年利息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忽略案件具体事实而直接参照判例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在裕达纸业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况下，其股东不享有注册资本认缴制下的期限利益，股东林丽娟、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应加速出资到位。（一）裕达纸业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从裕达纸业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信息查询情况可知，裕达纸业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有13件，未履行金额高达22176719.68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二）裕达纸业公司的股东在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的情况下不享有期限利益。现一审法院已查明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林丽娟未足额缴纳出资，应认定该三主体在未出资范围内对裕达纸业公司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林丽娟虽然已将其股份转让，但涉案债务发生在其担任股东期间，其转让时未缴纳出资，受让人也未缴纳出资，客观上对裕达纸业公司的资本充足造成了妨碍并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区耀宗与裕达纸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应对裕达纸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区耀宗存在大量无偿使用公司资金、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的情况。1、区耀宗收取涉案股东的投资款后，未有证据证明其将款项转回公司或用于公司经营。2、基于一审判决已认定区某1、杨红、区家俊均存在提供其账户给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使用的前提下，从调取的银行流水发现，从区家俊账户转给区耀宗2329790元，从裕达纸业公司转给区耀宗965000元，从杨红账户转给区耀宗9621964.29元。以上均是区耀宗无偿使用公司资金的证明，但区耀宗未能对以上资金使用作出合理说明。（二）区耀宗对裕达纸业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裕达纸业公司已丧失独立人格。1、区耀宗抽走裕达纸业公司的资金、人员、业务，成立了晨采实业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此点一审判决在认定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时已进行了充分论证，此处不再赘述；2、区耀宗可以操控两家公司为其个人服务。区耀宗在一审中提供的裕达纸业公司记账凭证显示：2018年10月份，晨采实业公司向裕达纸业公司转账17120000元，转账摘要为：代区耀宗付投资款。在两公司构成人格混同的情况下，该行为不仅证明了区耀宗随意挪用公司资产，更证明了区耀宗可操控两家公司为其个人服务，公司丧失了法人人格。四、区家俊、杨红与晨采实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应当对晨采实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一）区家俊个人财产与晨采实业公司财产混同，无法区分。从区家俊的银行流水发现，区家俊使用个人账户收取晨采实业公司、杨红、区某1款项（杨红、区某1银行账户实际也交给公司使用），支付公司的货款（福州市鼓楼区某甲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广州市某乙建材商行等）。该个人账户（7224******19)同时供个人使用，区家俊通过该账户收取其名下商铺租金，支付个人消费。（二）杨红个人财产与晨采实业公司财产混同，无法区分。从杨红的银行账户流水发现，杨红通过尾号803832的私人账户发放裕达纸业公司和晨采实业公司的员工工资，与裕达纸业公司有频繁资金往来，且通过其私人账户、裕达纸业公司账户、晨采实业公司账户进行资金往来，控制晨采实业公司的资金，同时该账户也用于其个人消费。以上情况均可证明区家俊、杨红具有与晨采实业公司财产混同的外观与实质，如晨采实业公司认为其财产独立，则应提供公司账簿以证实，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该举证不利的后果应由晨采实业公司、区家俊、杨红承担。一审判决将未记载于账簿的举证责任强加给黄冠儒，属适用法律错误。（三）区家俊、杨红通过股东地位对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实现完全控制，使两公司丧失独立人格。1、区耀宗与区家俊是父子关系，区家俊于2015年4月8日至同年8月25日担任裕达纸业公司股东，通过该公司提交的2016年3月15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可知，区家俊直到2016年3月仍担任该公司股东。晨采实业公司成立后，区家俊持股99%，担任董事。通过操控两家公司的财务、人员与业务，使裕达纸业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转移至晨采实业公司，两家公司构成人格混同，这也是区家俊过度控制公司的表现。2、杨红利用股东身份，通过设立江门市某丙贸易有限公司把控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的财产。江门市某丙贸易有限公司是杨红一人独资的小微企业，高管为杨红、区某2。从调取的银行流水发现，江门市某丙贸易有限公司与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存在频繁、超大额的资金往来。杨红通过江门市某丙贸易有限公司对两公司进行资金收取、转换等，实现对两公司的操控。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针对黄冠儒的上诉意见均辩称：与区耀宗的答辩意见一致。另外，黄冠儒主张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人格混同的原因是晨采实业公司承接了裕达纸业公司的相关人员，这恰恰说明了上述人员并没有在同一时段同时就职两公司，从而构成所谓的人员混同。相反，这些人员在两公司的任职都有先后顺序，足以证明这些人员在同一时间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混同。黄冠儒主张晨采实业公司继承了裕达纸业公司转让的商标，还有在不同时间段服务同一客户，这也说明了两者之间并没有所谓的业务混同事实，而是说明了两者之间的业务是有先后顺序，转让是有充分依据。另外，关于两公司的资金流转问题，已在一审中作了充分解释及说明，有相关的依据，也作了相应的记账处理，不存在财务混同这一说法。最后，两公司的股东并不相同，不存在关联，更不存在混同。裕达纸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冠儒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冠儒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黄冠儒等人未取得裕达纸业公司的股东资格、裕达纸业公司的相应股东未实缴到位以及可以随意处置财产等事实明显有误，属于查明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一）一审法院认定裕达纸业公司在2015至2017年度向黄冠儒支付的是股权投资利息而非股权分红，属于查明事实有误。综合一审庭审的情况及证据，裕达纸业公司在2015年间收到黄冠儒的出资额后便出具了《股东出资证明书》，即公司内部已经确认了黄冠儒实际享有股东权，裕达纸业公司向其支付的款项均是发生在确认其股东权之后，故该款项性质属于股权分红。（二）一审法院存在查明事实遗漏的情形。裕达纸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以及《2017年度第二次股东会“会议纪要”》均明确表示何某1是股东，且具有何某1签名确认的事实，也即何某1至少于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11月1日期间在担任裕达纸业公司股东。在《2017年度第二次股东会“会议纪要”》中，应出席股东17人，实际出席9人，该9个股东只有3人在会议纪要签名，而签名的7人全是高管，作为主持人的区耀宗竟没有签名，明显不符合常理，且该会议纪要原件仅存在于何某1手上，裕达纸业公司并无相关资料，该证据为捏造的虚假证据，其真实性质应为高管会议。（三）一审法院认定裕达纸业公司的股东区耀宗与裕达贸易公司未足额出资为认定事实错误。裕达纸业公司的工商机读档案可以证明，两股东的出资已实缴到位。（四）认定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存在人员混同、资金互为使用、办公场所混同、共用商标、财产混同等事实不成立。1、一审法院认定两公司存在大量职员混同的情形，明显不是事实。人员混同应当理解为在同一时间段同时任职两家公司，但两公司的人员不存在于同一时期内存在相同的情况。裕达纸业公司在停止营业后并不需要大量员工，而晨采实业公司需要员工，故晨采实业公司承接裕达纸业公司的部分员工，符合企业经营的需要。即使两公司存在股东相同（主要股东为直系亲属），也并不足以证明两公司人员混同。2、一审法院认定两公司存在资金互为使用的情况并非事实。两公司之间大部分款项往来系晨采实业公司借款给裕达纸业公司偿还银行利息的款项，另有2389453.84元是裕达纸业公司偿还晨采实业公司的帮助款而产生的款项流转，裕达纸业公司的账簿对于转账款项都有相应记载。3、两公司没有使用共同商标的情形。在商标局官方网站可以查询到，两公司虽然具有相同的“晨采”中文字样，但两者的英文字样以及图标均不相同或者近似，仅存在使用同一商号的情况，不构成混淆误认。加之，裕达纸业公司的商标注册号为4820256，商标实际持有人为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的商标注册号为4820255，商标实际持有人为晨采实业公司。4、一审法院认定两公司存在办公场所长时期内重合的情形，属于查明事实错误。裕达纸业公司于2016年5月已从江门市蓬江区搬离。工商登记住所地直至2018年1月仍为该住所地，是因为还未办理变更登记。5、一审法院认定裕达纸业公司可随意处置财产的事实存在错误。裕达纸业公司的相关财产、账号因被案外人起诉而遭到查封，故不可能存在财产随意处置的情形。二、一审法院认定《增资扩股协议书》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解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应该适用《合同法》第94条。（一）法院认定无办理工商注册变更登记并进而认为根本违约行为，是不成立的。裕达纸业公司因被案外人起诉查封了股权，导致在2016年6月之后无法按实际的股东出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是否完成工商注册变更登记的责任不应该完全归责于裕达纸业公司。（二）黄冠儒等人已经实际履行了股东义务，享受了股东权利，应视为裕达纸业公司已经履行全部责任。股东资格的认定并不以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变更为唯一标准。何某1代表过其他股东（包括黄冠儒、李炳辉、陈家瑜）在相关股东会议中行使了股东权利，也已享受了裕达纸业公司的分红。（三）合同的目的已实现，不能因为公司陷入困境就主张退款，这是不诚实的表现。三、一审法院认定晨采实业公司与裕达纸业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公司法》第二十条对公司人格否定的规定是针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形，并非针对其他个体。一审法院适用该规定认定两者存在人格混同，明显是法律适用错误。根据工商机读资料可知，晨采实业公司目前的股东为区家俊和杨红，裕达纸业公司并非该公司的股东。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充其量是关联公司。（二）认定是否构成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混同，主要的判断标准是财产是否混同，而非所谓业务、财务、人员混同。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之间并无构成所谓的财产混同且无法区分的情形。1、不存在裕达纸业公司无偿使用晨采实业公司的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情形。2、裕达纸业公司不存在使用晨采实业公司的资金偿还其债务或者无偿使用晨采实业公司的资金，不作财务记载的情形。3、两公司的账簿是完全独立且可以区分的。4、两公司的收益是分别独立，完全可以区分。5、晨采实业公司的财产不存在记载于裕达纸业公司的名下，并由裕达纸业公司占有、使用的情形。6、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条，一审法院认定的业务混同、财务人员混同不是认定混同的根本标准，属于错误理解混同的认定标准。晨采实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判项，改判驳回黄冠儒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冠儒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存在共用使用商标和存在财务人员相同的情形等事实明显有误，属于查明事实错误，应予以改判。（一）一审法院认定两公司存在大量职员混同的情形，明显不是事实。人员混同应当理解为在同一时间段同时任职两家公司，但两公司的人员不存在于同一时期内存在相同的情况。裕达纸业公司在停止营业后并不需要大量员工，而晨采实业公司需要员工，故晨采实业公司承接裕达纸业公司的部分员工，符合企业经营的需要。即使两公司存在股东相同（主要股东为直系亲属），也并不足以证明两公司人员混同。（二）一审法院认定两公司存在资金互为使用的情况并非事实。两公司之间大部分款项往来系晨采实业公司借款给裕达纸业公司偿还银行利息的款项，另有2389453.84元是裕达纸业公司偿还晨采实业公司的帮助款而产生的款项流转，晨采实业公司的账簿对于转账款项都有相应记载。（三）两公司没有使用共同商标的情形。在商标局官方网站可以查询到，两公司虽然具有相同的“晨采”中文字样，但两者的英文字样以及图标均不相同或者近似，仅存在使用同一商号的情况，不构成混淆误认。加之，晨采实业公司的商标注册号为4820255，商标实际持有人为晨采实业公司；裕达纸业公司的商标注册号为4820256，商标实际持有人为裕达纸业公司。（四）一审法院认定两公司存在办公场所长时期内重合的情形，属于查明事实错误。晨采实业公司在2016年7月1日开始租赁现厂址，该厂址至今只有晨采实业公司租赁使用，不存在与其他公司混用厂址情况。工厂不同于普通贸易公司的本质在于其必须持有生产许可证，晨采实业公司持有《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根据《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规定》第二条和第五条，可以证明其拥有独立的生产办公场所以及生产办公设备。裕达纸业公司于2014年11月12日变更登记住所地为江门市蓬江区，直至2018年1月其工商登记住所地仍为该地址，仅能认定裕达纸业公司仍未变更登记，而不能将该地址认定为裕达纸业公司的实际办公场所。（五）一审判决认定“显然众多股东都认可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在《2017年度第二次股东会“会议纪要”》中，应出席股东17人，实际出席9人，该9个股东只有3人在会议纪要签名，远达不到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众多股东都认可的效果。而其中内容：“因裕达纸业公司已停止相关的生产运作经营，由晨采实业公司承接原有的经营项目。大股东区耀宗同意将原持有裕达纸业公司股权的股东转至晨采实业公司重新签署《增资扩股协议》”，无法体现出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之间人格混同问题，更无法证实存在损害裕达纸业公司的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一审法院属于明显的事实查明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晨采实业公司与裕达纸业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公司法》第二十条对公司人格否定的规定是针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形，并非针对其他个体。一审法院适用该规定认定两者存在人格混同，明显是法律适用错误。根据工商机读资料可知，裕达纸业公司目前的股东为区耀宗和裕达贸易公司，晨采实业公司并非该公司的股东。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充其量是关联公司。（二）认定是否构成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混同，主要的判断标准是财产是否混同，而非所谓业务、财务、人员混同。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之间并无构成所谓的财产混同且无法区分的情形。1、不存在晨采实业公司无偿使用裕达纸业公司的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情形。2、晨采实业公司不存在使用裕达纸业公司的资金偿还其债务或者无偿使用裕达纸业公司的资金，不作财务记载的情形。3、两公司的账簿是完全独立且可以区分的。4、两公司的收益是分别独立，完全可以区分。5、裕达纸业公司的财产不存在记载于晨采实业公司的名下，并由晨采实业公司占有、使用的情形。6、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条，一审法院认定的业务混同、财务人员混同不是认定混同的根本标准，属于错误理解混同的认定标准。综上，两公司是分别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不存在财产混同。黄冠儒针对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的上诉意见辩称：1、晨采实业公司无法具体说明接受裕达纸业公司全部员工的原委过程，也没有办理正常的解聘与聘用手续，与通常的人事变动情况不符。两公司虽然在一审时提出可以提交解聘与聘用手续，但在法庭指定的时间内无法提交，充分说明两公司的人员不正常。2、一审判决认定晨采实业公司与裕达纸业公司存在资金互为使用的情况属实。首先，晨采实业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之间两公司存在频繁大额的转账，但没有作任何的账目记载，仅是诉讼中口头称是借款。其次，两公司之间的大额流水往来还体现在与两公司的客户之间的来回流转，实际属于共用资金，两公司均提出裕达纸业公司于2016年开始停止营业，但一审调取的银行流水显示（民调令237号），2016年以及之后裕达纸业公司每日仍有大额流水，且晨采实业公司转账给裕达纸业公司后，裕达纸业公司将款项立即转给供应商，或者是裕达纸业公司收取供应商的货款后立即转给晨采实业公司，这样的转账情况是长期频繁发生，且现无任何证据表明以上流水有经过财务记账。3、一审判决查明两公司共用商标属实。根据一审证据显示，裕达纸业公司将4820255号商标即晨采实业公司现在的图标转让给晨采实业公司，除此以外，还有DR.FACE国际域名晨采.CM均由两公司共同使用。4、裕达纸业公司提出2017年11月1日的会议记录为虚假证据，但其在一审时又将该会议记录作为证据提交，前后矛盾。裕达纸业公司既称该证据虚假，又辨称该会议是高管会议；既说何某1在本次会议中形式股东权利，又称该会议只是高管会议，这一说法不明所以。但根据该会议记录内容显示，签名出席的7人中有实际控股股东杨红，还有除何某1以外的5名公司高管，且该5人同属两公司的高管，足以说明公司控制人通过公司会议将裕达纸业公司进行平移，变成晨采实业公司，实现财产以及人员等实际转移，构成人格混同。5、两公司称一审判决两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第15号案例已明确肯定关联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对外应承担连带责任。区耀宗辩称：1、不赞同黄冠儒的上诉请求。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黄冠儒已经实际出资并履行了股东的权利义务，不存在认购资本纠纷，其要求退回股东出资款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公司法所约定的事由。如法院同意退回出资款，对其他股东是不公平的。2、黄冠儒要求参照《增资扩股协议书》第6条第二款的约定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不符合公司法对股东收益的约定，也不符合其他类似案件的判决。裕达纸业公司给予黄冠儒的是分红而不是利息，其主张按照此计算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关于要求其他股东加速出资到位，与本案的审理纠纷无关，是否加速出资到位属于执行问题，不属于案件审理问题。黄冠儒要求在本案加速出资到位，既与一审的诉讼请求不符，也与本案是否由裕达纸业公司承担相应的出资退还无关。4、黄冠儒主张区耀宗与裕达纸业公司人格混同，应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事实上，区耀宗与裕达纸业公司之间的财产是明显有区分且不构成混同的。双方的资金是相互独立，且相应的款项的进出是有财务记账。5、关于区家俊、杨红与晨采实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这一说法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黄冠儒向裕达纸业公司主张退回股东出资款，扩大对其他无关第三人的诉讼，明显超越了必要的且合理的界限，有恶意诉讼之嫌。区家俊、杨红通过晨采实业公司对裕达纸业公司进行完全控制，更加与其主张的区耀宗对裕达纸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相互矛盾。6、对于一审认定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这一事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区耀宗赞成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黄冠儒的上诉请求。裕达贸易公司、林丽娟、区家俊、杨红均未作答辩。黄冠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解除黄冠儒与裕达纸业公司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2、判令裕达纸业公司立即返还黄冠儒出资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以120万元为本金，按每年10%利率计算，自2018年1月1日起计至本息付清之日止）；3、判令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林丽娟在未足额出资范围内对第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判令晨采实业公司、区家俊、杨红对第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裕达纸业公司、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林丽娟、晨采实业公司、区家俊、杨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门市晨采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11日，于2016年5月26日更名为裕达纸业公司，又于2016年6月6日换回原名，再于2018年3月2日更名为裕达纸业公司。2014年11月12日，香港晨采纸业有限公司持有裕达纸业公司100%股权。2015年4月8日，香港晨采纸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裕达纸业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区耀宗和区家俊，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区耀宗和区家俊各占公司90%及10%的股权，区耀宗任董事长，区家俊与杨红任董事。2015年8月25日，裕达纸业公司股东由区耀宗、区家俊变更为区耀宗、区某1，出资额分别为198万元、2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99%、1%。2015年11月27日，裕达纸业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由变更前200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区耀宗、区某1出资额分别变更为4950万元、5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99%、1%，出资方式为认缴。2016年1月18日，裕达纸业公司将其股东变更为区耀宗（占股99%）和林丽娟（占股1%），出资方式为认缴，裕达纸业公司2016年5月25日订立章程规定，两股东的出资于2036年5月1日前缴足。2016年6月3日，裕达纸业公司将其股东变更为区耀宗（认缴出资4950万元，占股99%）和江门市晨采纸业贸易有限公司（即裕达贸易公司）（认缴出资50万元，占股1%），2016年6月3日的公司章程记载出资方式为认缴，认缴时间为2036年5月1日前缴足。2017年度报告显示，裕达纸业公司股东为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分别认缴出资4950万元、5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36年5月1日。2018年度报告、2019年度报告显示的股东信息、认缴出资额、认缴出资时间均与2017年度一致。裕达纸业公司于2014年11月12日变更登记住所地为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堡棠路53号1、2、3、4、5幢，直至2018年1月填报变更法定代表人时，确认的住所地仍为上述地址，主要人员为林珍琼（董事长）、区某1（董事）、杨红（董事）、区某2（监事），区耀宗、区家俊均曾在公司担任要职。晨采实业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2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该公司设立时的住所地与裕达纸业公司完全一致，主要高管与裕达纸业公司也一致。2016年度报告显示股东为区家俊、裕达贸易公司，各自认缴出资990万元、1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36年5月1日。2017年度报告显示股东为区家俊、杨红，各自认缴出资分别为1419万元、1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36年5月1日。2018、2019年度报告显示股东情况、认缴出资金额、认缴出资时间与2017年度报告一致。至今为止，注册资本仍为1429万元。晨采实业公司登记的住所地为江门市蓬江区，主要人员为区家俊（执行董事）、区某2（监事）。江门市晨采纸业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4日，注册资本100万元。2016年度报告显示，股东为林丽娟、区耀宗，分别认缴出资1万元、99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26年5月1日。2017年度报告显示，股东及认缴出资额不变，认缴出资时间变为2046年5月1日。2018年度报告显示，股东、认缴出资额、认缴出资时间与2017年度一致。2019年度报告显示，股东变更为余建华、区耀宗，实缴出资额分别为1万元、99万元，实缴出资时间2046年5月1日。黄冠儒提交的企业查询资料表明，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存在共同使用商标情形，亦存在财务人员相同的情形。黄冠儒向一审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1.调取的社保登记显示，存在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大量职员混同情形；2.调取的银行流水显示，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存在大额关联交易，资金互为使用；3.调取的银行流水显示，晨采实业公司承接了裕达纸业公司的主要客户业务；4.调取的银行流水显示，区某1、杨红、区家俊均存在提供其账户给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使用的情况。2015年4月15日，裕达纸业公司股东区耀宗和区家俊通过董事会决议，决定向特定投资人增资扩股，预计增资5000万元，增资扩股时间为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于增资完成后启动股改、全体股东工商登记变更等工作，并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在此期间，黄冠儒与裕达纸业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参与裕达纸业公司的增资扩股活动。双方约定，黄冠儒在2015年6月16日至2015年6月25日期间以现金方式出资，出资额为120万元，股价3元/股，合计股数40万股，出资款指定划入区耀宗工商银行特定账户。裕达纸业公司收到出资款后，向黄冠儒出具《出资证明书》，并承诺在增资扩股完成后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变更。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届时双方另行签订股改协议；如目标公司无法成功挂牌上市，则以挂牌申请不予批准通知之日起，黄冠儒有权要求目标公司大股东在60天内按原出资额回购股权，并承诺自出资之日起按出资金额向持股人给予年收益率不低于10%的回报。2015年6月24日，黄冠儒依照《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约定转账支付了120万元到区耀宗工商银行账户。同日，裕达纸业公司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证实黄冠儒依约缴纳了出资，并自该日起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2017年11月1日，裕达纸业公司召开2017年度第二次股东会，应出席股东17人，实际出席9人，该次股东会作出了《2017年度第二次股东会“会议纪要”》，出席会议的9个股东只有3人在会议纪要签名，区耀宗作为主持人，也没有签名。该次股东会决议事项如下：1.部分股东起诉退股，要求其他股东予以阻止；2.裕达纸业公司已经停止相关的生产运作经营，由晨采实业公司承接原有的经营项目。大股东区耀宗同意将原持有裕达纸业公司股权的股东转至晨采实业公司，回收原《增资扩股协议》，重新以晨采实业公司签署《增资扩股协议》。有意向继续参与公司经营的股东，公司成立股权投资类型的有限合伙企业，目前按投资资本的10%享受年度分红，成立有限合伙企业之日起按公司实际收益参与分红。不愿意继续参与公司经营的股东，大股东区耀宗同意按原价格回购退股。2015至2017年度，裕达纸业公司向黄冠儒支付了股权投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裕达纸业公司基于扩大经营，依照法定程序新增资本，由新出资人认购公司新增资本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新增资本认购纠纷。裕达纸业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通过全体股东（区耀宗和区家俊）达成的董事会决议，决定增资扩股，是全体股东表决通过的有效决议。决议通过后，黄冠儒加入扩股活动，并与裕达纸业公司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书》，故此双方当事人存在增资入股的合意，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约定，黄冠儒出资后，裕达纸业公司应当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自黄冠儒出资至今已逾5年，裕达纸业公司并无办理工商注册变更登记，应认定裕达纸业公司存在根本性的违约行为，致使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判令解除《增资扩股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裕达纸业公司应向黄冠儒返还出资款120万元。《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的主体为黄冠儒及裕达纸业公司，双方并没有约定违约金，参考此前其他股东起诉作出的终审判决的计息方法，一审法院认定黄冠儒诉请的利息应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及市场报价利率分段计算，自2018年1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关于区耀宗的责任问题。《增资扩股协议书》虽约定“目标公司无法成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以挂牌申请不予批准通知之日起，黄冠儒有权要求裕达纸业公司的大股东在60日内按原出资额回款股权，并承诺自出资之日起按出资金额向持股人给予年收益率不低于10%的回报”，但该条款属于回购条款（下称“该条款”），应理解为当双方约定的条件若未成就，则裕达纸业公司的大股东对黄冠儒认购的股权进行回购。然而，裕达纸业公司的大股东没有以回购人身份在《增资扩股协议书》签名确认，也即大股东未予个人承诺对黄冠儒认购的股份进行回购。且该条款约定的内容是若裕达纸业公司上市失败，则由裕达纸业公司大股东股权回购，故该条款并不是双方对增资过程中违约不办工商变更登记情形的约定，区耀宗并不因此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黄冠儒主张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在未足额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主要理由为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未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经核实，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认缴的出资额均承诺于2036年5月1日前缴足，在公司章程及其他工商登记档案中均有记载，在没有法律规定必须加速提前出资的情况下，对黄冠儒诉请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加速出资以偿还债务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黄冠儒主张区耀宗在未足额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当庭新增理由为区耀宗与裕达纸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一审法院认为，黄冠儒上述主张实质上是认为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混同。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财产且不作财务记载；股东用公司的资金、财产偿还股东的债务且不作财务记载；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等。本案中，黄冠儒未能举证证实存在这些综合情形，一审法院不予以采纳黄冠儒意见，不予认定区耀宗与裕达纸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黄冠儒主张林丽娟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理由是林丽娟转让股权前未足额出资认缴的资本。经查明，裕达纸业公司2016年5月25日的章程记载，林丽娟认缴出资50万元，于2036年5月1日前缴足。此后其将股权转让给了裕达贸易公司，裕达纸业公司2016年6月3日的章程记载裕达贸易公司认缴出资50万元，于2036年5月1日前缴足。由此可见，林丽娟、裕达贸易公司及裕达纸业公司均认可股权转让，且认可认缴出资金额与时间不变，故黄冠儒诉请林丽娟在股权转让后仍须承担责任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黄冠儒主张晨采实业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理由是该公司与裕达纸业公司存在人员、财产等方面的混同。经查明，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存在股东相同（主要股东均为直系亲属），两公司的办公场所在较长时期内重合，两公司的职员较大程度上混同，两公司业务混同，财务人员混同，财产交叉使用。两公司之间无视各自的独立人格，随意处置、混淆两公司间的财产及债权债务关系，造成公司之间的人员、财产等难以区分，故两公司法人表面上虽然彼此独立，但实质上构成人格混同。此外，2017年11月1日，区耀宗主持的股东会表决“因裕达纸业公司已停止相关的生产运作经营，由晨采实业公司承接原有的经营项目。大股东区耀宗同意将原持有裕达纸业公司股权的股东转至晨采实业公司……重新签署《增资扩股协议》”，该次股东会虽然没有达成一致表决意见，但从表决的议题来看，显然众多股东都认可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因此，在裕达纸业公司损害了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晨采实业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冠儒主张区家俊、杨红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理由为与晨采实业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以及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如区耀宗一节所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黄冠儒意见，不予认定区家俊、杨红与晨采实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综上所述，黄冠儒诉请解除协议，诉请裕达纸业公司返还出资款本息合法合理，但利息以一审法院认定的标准为准；黄冠儒诉请晨采实业公司对裕达纸业公司所欠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黄冠儒其余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黄冠儒与裕达纸业公司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二、裕达纸业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冠儒返还出资款120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晨采实业公司对第二判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黄冠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47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3471元，由黄冠儒负担2300元；由裕达纸业公司负担21171元，并由晨采实业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二审期间，黄冠儒提交了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晨采实业公司存在逃避转移资产的行为，恰恰说明了原来的晨采实业公司与裕达纸业公司也存在转移资产的问题。另外，在一审时调取的裕达纸业公司尾号为4967的银行卡中显示江门市某丁实业公司与裕达纸业公司在2016年5月到2017年1月之间共有58笔转账，金额高达1340万元，而该份证据又证明了晨采实业公司有利用某丁实业公司收取款项的习惯，进一步证明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具有财产混同。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对此质证意见认为，由于该证据没有原件核对，对于该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上述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明显不能证明其证明内容。企业委托第三人进行收款，既不能说明是混同，更不能说明是转移财产。江门市某丁实业公司明显与本案无关。若企业一旦对外交易就是转移财产、人格混同，这显然是与公司法设立的基本制度相违背，滥用公司人格否定制度，其本质是对公司正常经营主体、经营秩序的破坏。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消毒产品生产许可证，证明晨采实业公司拥有独立的生产办公场所以及生产办公设备的事实；2、商标证明，证明晨采实业公司与裕达纸业公司的商标不存在混同的事实；3、查封财产光盘，证明裕达纸业公司的财产被查封，其厂址与晨采实业公司不一致的事实。黄冠儒对此质证意见认为，从三份证据的产生时间来看均不属于新证据，且无法证明其拟证明的内容，反而从证据内容可以看出，两公司的经营地址与经营范围完全一致。区耀宗没有提交新证据，其对黄冠儒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提出的质证意见一致，并对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裕达贸易公司、林丽娟、区家俊、杨红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也没有提出质证意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新增资本认购纠纷。因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黄冠儒主张裕达纸业公司返还出资款120万元及利息的依据是否充分；2、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区耀宗是否构成人格混同；3、晨采实业公司与区家俊、杨红是否构成人格混同；4、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林丽娟是否应在未足额出资范围内对裕达纸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可知，黄冠儒出资后，裕达纸业公司应当办理股权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但是，自黄冠儒出资至今已逾5年，裕达纸业公司并无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显然，裕达纸业公司存在根本性的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令解除《增资扩股协议书》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合同解除后，裕达纸业公司应向黄冠儒返还出资款120万元及利息。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黄冠儒主张双方约定按年利率10%计算，裕达纸业公司则予以否认存在约定。对此，虽然合同约定“如目标公司无法成功挂牌上市，则以挂牌申请不予批准通知之日起，黄冠儒有权要求目标公司大股东在60天内按原出资额回购股权，并承诺自出资之日起按出资金额向持股人给予年收益率不低于10%的回报”的内容，但该约定的内容是由目标公司大股东回购股权并支付年收益率10%的回报，其支付的主体是目标公司大股东而非裕达纸业公司，且目标公司大股东也没有以股东的身份在该合同中签名确认。因此，黄冠儒以上述约定内容主张裕达纸业公司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的理由不充分。本案中，双方未能举证证明存在返还出资款的利息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利息自2018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及市场报价利率分段计算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裕达纸业公司向黄冠儒返还出资款120万元及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在一段时间内存在股东相同，在其余时间内其主要股东均为直系亲属，两公司的办公场所在较长时期内为同一场所，两公司的职员较大程度上混同，两公司业务混同，财务人员混同，部分高管人员相同，且从两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可以看出，两公司存在频繁且高额的相互转账行为，其未能就此举证区分两公司的财产，由此可知两公司的资金互为使用。综上，两公司之间无视各自的独立人格，造成公司之间的人员、财产等难以区分，故两公司法人表面上虽然彼此独立，但实质上构成人格混同。一审法院认定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并判决晨采实业公司对裕达纸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股东区耀宗与裕达纸业公司是否构成人格混同的问题，判断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主要应考虑以下因素：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财产且不作财务记载；股东用公司的资金、财产偿还股东的债务且不作财务记载；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等。本案中，黄冠儒未能举证证实股东区耀宗存在上述情形。虽然黄冠儒涉案出资款是由区耀宗收取，但区耀宗收取该出资款是基于黄冠儒与裕达纸业公司在合同中的约定，区耀宗是受黄冠儒与裕达纸业公司的委托收取该出资款。因此，黄冠儒以区耀宗收取涉案出资款为由主张区耀宗与裕达纸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的理由不充分。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区耀宗与裕达纸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区家俊、杨红是晨采实业公司的股东，黄冠儒主张晨采实业公司与区家俊、杨红构成人格混同。如前所述，判断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应当考虑上述几方面因素，但在本案中，黄冠儒所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区家俊、杨红存在上述情形。即使区家俊曾代公司支付过货款和杨红曾代公司支付过工人工资，但此举并无损害公司的利益，该代为付款的行为不足以认定构成人格混同。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区家俊、杨红与晨采实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黄冠儒主张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林丽娟在未足额出资范围内对裕达纸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认为裕达纸业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股东出资应加速到期。对此，如前所述，本院认定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也就是说，裕达纸业公司与晨采实业公司的财产混同。本案中，一审法院已根据黄冠儒的申请查封了晨采实业公司的财产一批。目前，裕达纸业公司和晨采实业公司并不属于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黄冠儒主张裕达纸业公司的股东出资应加速到期的理由不充分，其主张区耀宗、裕达贸易公司、林丽娟在未足额出资范围内对裕达纸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其该诉请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冠儒、裕达纸业公司、晨采实业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71元（已由上诉人黄冠儒预交15600元，已由江门市裕达纸业有限公司、江门市晨采实业有限公司分别预交18471元），由黄冠儒、江门市裕达纸业有限公司、江门市晨采实业有限公司各负担6157元。黄冠儒多预交9443元、江门市裕达纸业有限公司多预交12314元、江门市晨采实业有限公司多预交12314元，均由本院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梁湘源书 记 员 冯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