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105民初12307号之一原告：赵瑞杰。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丽。被告：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工作办公室）。法定代表人：李布。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明浩。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被告：沈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魏广义。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明浩。原告赵瑞杰与被告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沈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赵瑞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丽，被告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被告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沈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明浩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瑞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支付原告工资共计606570元（自1999年5月-2020年4月）;2、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养老保险损失共计141316.46元（自1999年10月-2020年4月）;3、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保险损失共计71905.08元（自2002年1月-2020年4月）;4、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工伤保险损失共计5630.82元（自2004年1月-2020年4月）;5、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公积金损失共计151263.6元（自2005年12月到2020年4月）；6、请求被告给原告安排工作岗位；7、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90年被告工作筹备组组织定招录，将原告招录为其单位正式工作人员，同年10月份在皇姑职校接受被告工作组组织的岗前培训。1991年5月份被告正式成立，原告入职被告处工作，试用期4个月。试用期结束后，9月份被告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膳食部从事服务员工作，合同履行期为3年，即1991年9月-1994年9月，到期后，双方于1994年9月续签《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处从事酒水库房管理员，合同履行期为3年，即1994年9月-1997年9月，到期后双方又签订《劳动合同》，合同履行期为3年，即1997年9月-2000年9月。原告在被告处从事酒水库房管理员工作。1998年5月原告休假待产3个月后，回被告处工作，被告以单位没有合适岗位为由要求原告回家待岗一年，待岗期间待遇按休产假期间发放，何时上班继续工作等待被告通知。1999年5月原告待岗期满，要求被告给安排工作，被告让原告回家等消息。自1999年10月起被告停止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致使原告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依据《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自1999年5月至今年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回单位继续工作的要求，被告却以各种理由一直推诿，在劳动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不给原告安排工作，停止缴纳社会保险。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应当依法为原告缴纳各项社会保险。但被告自1999年10月停止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因此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辩称，（一）本案是人事争议不是劳动争议。人事争议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军队聘用单位在人事关系解除和聘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本案被告是事业单位，原告原是事业单位在编职工，其技术等级考核单位也是原沈阳市人事局，其工资也是执行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并履行审批手续。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是人事争议而不是劳动争议，应当适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人事争议处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法函〔2004〕30号）等法律法规。（二）合同已经于2000年9月1日到期，依法终止，原告与军供站早已不存在人事关系也不存在劳动关系。1.原告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并认可合同终止。2005年9月20日原告向军供站写的申请内容已经自认其与军供站劳动关系自动终止，要求军供站1999年10月停止社保。而且其于2001年7月起以个体、社区工作者协会作为单位参保至今。并在2005年自行补缴了1999年10月至2001年6月的养老保险费，而补缴社会保险的条件之一是与其他单位不存在劳动人事关系。2.本案原告与军供站签订合同期限的终止时间为2000年9月1日，该合同第六条第三款约定：劳动合同期满，合同即行终止执行。3.原告之所以被录用为全民合同制工人，是依据《国务院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通知》（国发〔1986〕77号），该通知第四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今后招用工人，应当比照《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执行”之规定，而《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应即终止执行。4.《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自聘用合同依法解除、终止之日起，事业单位与被解除、终止聘用合同人员的人事关系终止。因此原告基于并不存在人事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四）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也超过民事诉讼时效。依据《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第十六条、《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等规定，2014年7月1日之前发生的人事争议适用六十日的仲裁时效，2014年7月1日之后适用1年的仲裁时间。本案无论是原告自认工资支付发生争议时间1999年4月、自认的合同终止时间1999年10月还是合同约定的合同终止时间2000年9月1日，均应当适用当时的60日仲裁时效规定，且不存在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的情形。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另外原告的诉请也超过了民事诉讼最长20年时效。（五）原告第2、3、4、5、6项诉讼请求均不属于仲裁受案范围，亦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审理范围，也超过民事诉讼时效。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原告上述请求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并无不当。原告的上述请求也超过人事仲裁时效和民事诉讼时效。不仅如此，本案还有特殊性:第一、1992年10月1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为原告开设了社会保险账户，原告自行离职并自行缴纳了社会保险，原告主张的2、3、4项损失，被告没有法定义务。第二，原告诉讼请求第5项主张的公积金损失，因原、被告合同关系早已终止，被告不仅没有缴纳的义务，而且对于是否缴纳公积金，也不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第三，原告诉讼请求第6项主张安排工作岗位，该项不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第四，合同已经到期，合同终止，双方不存在人事劳动关系，因此原告基于并不存在的人事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六）沈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和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均不是适格被告。1.如本案事实所述，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与其他14家单位整合为沈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是沈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直属机构，不是一级预算单位，没有独立的账户和财务支配权利，不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2008年10月16日，（根据沈编办发【2008】159号）文件精神，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与沈阳市民政服务大楼已经分设。如果假设原告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军供站也不是适格被告。因为军供站在合同期内的法定义务已经向原告履行完毕。（七）本案原告在2005年9月20日向军供站写的申请中，自认合同到期自动终止劳动关系，并要求1999年10月停保。此申请说明原告对于终止劳动人事关系是知情并同意的。原告在达到退休年龄之时，以虚假的事实提出非法的诉讼请求，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而且违背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八）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26号案与本案实质相似，该案的判决观点，主要有双方处于“互不找”的状态长达16年，其劳动人事关系基础已不复存在多年。原审判决双方当事人人事关系存续有违公平原则。当事人在1993-1994年期间自动离职后，于2010年才申请仲裁且其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故其申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故请贵院参照该案的判决观点，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沈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辩称，同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1年9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甲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录用原告为劳动合同制工人，乙方从事面点工种，试用期为四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为三年，从1991年9月1日起至1994年9月1日止（含试用期）。1994年9月1日，原告（乙方）与沈阳市民政服务大楼（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三年，自1994年9月1日至1997年9月1日，劳动报酬按国家事业单位工资分配方式及标准执行。1997年9月1日，原告（乙方）与沈阳市民政服务大楼（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二年，自1997年9月1日至1999年9月1日，劳动报酬按事业单位工资标准执行。1999年11月24日，原告（乙方）与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1年，自1999年9月1日至2000年9月1日。工作期间，辽宁省人事厅为原告发放工作技术等级证书。原告为被告发放工资至1998年12月。被告称原告于1999年起未再上班。2005年9月20日，原告向被告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提出申请，内容为：我是民政服务大楼合同制职工。1991年9月参加工作至1999年9月，由于合同到期自动终止劳动关系，为接续办理养老保险，现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停保手续，停保日期为1999年10月。民政服务大楼1995年至1998年期间的养老保险费暂由个人垫交。2020年8月12日，原告以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为被申请人，向沈阳市皇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员会于当日作出沈皇劳人仲字[2020]11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起诉至本院。另查，1990年12月沈阳市编制委员会向市民政局下发文件，同意成立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性质为沈阳市民政局直属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170名，暂控制使用140名。1991年4月27日沈阳市民政局关于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对外营业的批复载明，供应站以沈阳市民政服务大楼名称对外营业。2008年4月3日起供应站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2008年10月16日，沈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明确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沈阳市民政服务大楼）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明确沈阳市人民政府军用饮食供应站与沈阳市民政服务大楼分设。2018年7月4日，沈阳市委办公厅下发《沈阳市市直公益性事业单位优化整合方案》的通知，明确供应站整合为沈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再查，庭审中被告提供了1991年、1992年、1993年原告的《职工转正、定级审批表》，批准机关均为沈阳市民政局；1994年4月11日原告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人套改工资审批表》，该表审批部门为沈阳市民政局；1995年原告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技术等级考核审批表》，审批机关为沈阳市人事局；1995年10月10日原告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审批部门为沈阳市民政局，此后原告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审批部门均为沈阳市民政局。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本案中，1991年起原告与被告沈阳市军用饮食供应站签订劳动合同，虽原告以此称其与被告系劳动关系，但根据被告提供的国发〔1986〕77号文件第四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今后招用工人，应当比照《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执行。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和待业保险基金的来源，机关从行政费中列支，事业单位从事业费中列支”的规定，被告沈阳市军用饮食供应站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符合当时事业单位招用工人的法律规定。根据庭审被告提供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人套改工资审批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等证据及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均可确认原告系事业单位的事业人员编制。因原告赵瑞杰为事业单位的事业人员编制，其与沈阳市军用饮食供应站之间的纠纷属于人事争议纠纷，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赵瑞杰在本案中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人事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故对原告的请求本院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赵瑞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元，退还原告赵瑞杰。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历 贺人民陪审员 马 琳人民陪审员 刘 芙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法官 助理 许慧聪书 记 员 汪俊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