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9民终28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安富，男，195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新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巩兴强，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泰市汶南镇敬老院，住所地新泰市汶南镇中南辰村。法定代表人：房田顺，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君，山东昌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安富因与被上诉人新泰市汶南镇敬老院（以下简称汶南敬老院）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21）鲁0982民初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安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查明事实、认定事实均有严重错误，由此导致完全错误的判决结果，应予改判。一、一审判决理由与在案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及生活常识相悖，判决结果完全错误。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在发现郭安友坐在沙发上不动时，通知了村卫生室医生曹某，曹某用仪器确定郭安友已无呼吸心跳，诊断为脑梗；被上诉人将郭安友脑梗去世的消息告诉郭安友的侄子后，没有得到其他抢救意见，其亲属也未进行死亡原因鉴定。因此，一审认定郭安友系因病死亡，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对郭安友的死亡存在过错或者其提供的供养服务与该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所以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这是完全错误的。1、根据一审查明，村医曹某用以诊断的仪器其实就是一个听诊器。听诊器能诊断脑梗吗？显然不能。听诊器听着已无呼吸心跳时是否就应当放弃抢救？当然也不能，否则就不会存在心肺复苏、电击、按压等各种医学抢救措施了。先不说当时的条件下没法检查确定郭安友什么疾病，即使是被上诉人说的“脑梗”，也不会短时间内致命（被上诉人护工张某一审庭审称当日11点时还看到郭安友情况良好），不抢救怎么就能断定人一定没救？发现自己服务的老人突发疾病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尽快送医院治疗是被上诉人法定和合同约定的义务，这也是救护常识。被上诉人的过错十分明显。2、郭安友亲属远在外地，又不是专业抢救人员，一审判决要求其亲属提出抢救意见没有任何道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老人无亲属，难道被上诉人就可以不用送医抢救？而且，被上诉人只是向郭安友亲属通知郭安友去世的消息，而不是发现郭安友状态异样时第一时间询问怎么办。更何况，根据一审查明的通话录音内容，郭安友亲属提出“该给上个什么机器上个什么机器，说不定还能抢救”后，被上诉人仍未采取任何抢救措施。3、上诉人并未怀疑郭安友系因疾病去世，更从未主张系被上诉人采用其他方式导致郭安友去世。4、关于被上诉人打电话叫曹某过去“救治”这一节，只有曹某和张某两个人的证言。但曹某是服务被上诉人的村卫生室负责人，而且还是被上诉人所称的坚持不打120的人，张某本身就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其二人证言中对被上诉人有利的部分本身证据效力极弱。在人命关天的案件中，在没有客观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两个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的证言就认定相关事实，明显不当。而被上诉人未拨打急救电话，未送医院抢救，未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的过错视而不见，以郭安友系因病死亡，其亲属未提出抢救意见、未申请死因鉴定为由免除被上诉人的责任，毫无道理。二、即使根据目前在案证据，也应认定被上诉人对郭安友的去世存在过错。1、即使曹某到场确有其事，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被上诉人发现郭安友状态异常时，郭安友的情况是“坐（沙发）那里焦黄的脸”、“（身体）还很热”，但呼之不应。此时，被上诉人做的是，将郭安友“抬到床上”，然后再打电话让曹某过去“看看”。这已经产生了几大过错：第一，明知郭安友此时情况危急，需要的并非“慢病管理”，却没有第一时间打120急救电话及时送医院抢救。根据高德导航，新泰市中医医院距离被上诉人不超过8公里、车程不超过15分钟，更何况救护车上有齐全的抢救设备、专业的医师，到达被上诉人处就能够对郭安友进行专业的抢救，但被上诉人根本没想过拨打120急救，而是想当然地认为“脑梗”、“120来了也不拉”。第二，明知郭安友患有高血压、得过脑溢血，最近血压高，那么此时有可能发生了脑血管疾病，却擅自挪动病人身体，直接将其抬到了床上。“抬到床上”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被上诉人此时已经将郭安友视为死人，抬到床上以便展开四肢，方便给其穿寿衣。第三，明知村里的医生不具备抢救的设备和能力，却仍只是打电话通知村医曹某过来看看，当时的紧急状况下，村医曹某仅携带听诊器到场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打电话给曹某而不是呼叫120的原因恐怕也很好判断：这是被上诉人的定点服务人员，不需要额外付费。第四，在郭安友“身体很热”，但曹某认为“脉搏基本停了”时，被上诉人虽然自称“不行我打120”，明知应当拨打120，却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行动，放弃了任何抢救措施。同时，现有证据证实，曹某不仅没有抢救的能力亦没有抢救的条件，而且其到场还是劝说被上诉人不用拨打120，也错过了抢救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养老机构应当与接受服务的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害老年人的权益。”民政部《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13年7月1日施行）第十四条规定：“养老机构在老年人突发危重疾病时，应当及时通知代理人或者经常联系人并转送医疗机构救治；发现老年人为疑似××病人或者精神障碍患者时，应当依照××防治、精神卫生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也就是说，出现紧急情况时送医院救治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供养协议第一条，被上诉人对郭安友负有护理、医疗保健、疾病治疗等义务。这也是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发【2016】26号文规定的义务，是养老敬老机构对于入住老人应尽的基本义务，也是被上诉人的约定义务。本来应该是哪怕一丝希望，也要十二分的努力去尝试抢救，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养老机构，显然存在未尽到紧急情况下及时救助义务的过错。而且，即使确有村医过去查看，也不能代替医院条件下的抢救，这一处理过程也证实被上诉人至少存在救助不当、救助不充分的过错。2、被上诉人未尽到相应的护理义务客观上是造成郭安友未得到有效治疗并最终去世的另一重要因素。根据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规范（试行）》第3.18、3.19、4.7、4.8、5.2、5.8条，以及双方签订的供养协议相关约定，被上诉人应在老人入住后48小时内建立健康档案，观察老人日常变化，对老人异常生命体征如实记录，并尽到医疗护理、综合性卫生照料以及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慢××的预防、诊疗、管理、院前急救和转院工作等义务。被上诉人未尽到急救义务已如前述，被上诉人的护理、照料等其他义务也未尽到。（1）通过护工张某的证言可知，被上诉人明知郭安友一直服用降压药控制血压；通过房田顺通话录音可知，被上诉人也早已通过量血压发现最近郭安友血压控制的不理想；明知郭安友系聋哑人，其无法表达自身不舒服。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本应更加注意，细心观察，加强护理，但被上诉人却既没有采取治疗措施，也没有自行送医治疗或通知亲属送医治疗，甚至也没有加大巡查力度，反而仍然只是一天一片降压药给郭安友服用。（2）通过曹某的证言可知，被上诉人并未及时建立健康档案和慢病管理机制，仅仅以镇上每年统一检查时间已过为由就未给郭安友进行体检和慢病管理。（3）被上诉人并无任何有关郭安友起居、身体情况、用药及护理状况的客观书面记录以及客观书面的巡查记录，也反映出被上诉人管理不善，存在过错。（4）郭安友在济南的养老机构近三年时间均身体良好，到被上诉人处入住还不足四个半月就突然去世，本身就说明问题。综上，现有证据已经证实郭安友的死亡与被上诉人管理不善、护理不当、未及时发现郭安友突发疾病、未尽到紧急情况下的救助义务等法定和约定的义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也考虑到郭安友患有高血压疾病，根据“相适应性”原则，一开始就只主张被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而非全部责任。一审法院无视被上诉人的过错，错误的认定事实并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显然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请求。新泰市汶南镇敬老院辩称，一、上诉人混淆了养老机构与供养机构的概念，被上诉人不是营利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而是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供养服务的公益性机构。因此，上诉状所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条、《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13年）不适用本案，本案应适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二、被上诉人在发现郭安友身体异常后，作出的一些出于人之本能的正常举动，在上诉状中都被歪曲成异样，上诉人的诉称有悖公序良俗。（一）被上诉人作为一家乡镇敬老院，主要是“为全镇的孤寡老人服务”，“管理好在院老人的衣食住行和安全”（见被上诉人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业务范围）。郭安友之前一直是由胞弟也就是上诉人来照料的，起初郭安友去被上诉人处，是作为郭安友唯一亲属的上诉人在不愿对其继续照顾的情况下，找人托关系去的被上诉人处，不愿接收的主要原因是因郭安友系聋哑残疾人，又是脑出血后遗症偏瘫患者，完全不能进行正常表达交流。但是在其入住后，被上诉人亦是尽心尽责的对年迈体差的郭安友进行护理照料。被上诉人完全按照供养协议约定及《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所要求，给供养对象应当提供了供养服务，郭之死亡系正常生老病死，被上诉人没有过错行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未尽到护理义务。（二）2020年1月13日11时半左右，被上诉人护理人员去给郭安友发饭时，发现其异常，坐在沙发上呼之不应，随即喊了院长过去，院长和工作人员将人抬到床上，接着给定点村医打了电话，医生到了检查后，确认人已经不行了，随即按照留存的郭安友亲属电话联系了其亲属，如实告知情况，既没有隐瞒，也没有拖延。喊村医过去，是因为在敬老院出现身体异常的老人，都是先让定点医疗的村医过去查看，判断一下病情，因为村医是距离养老院最近的专业人员，能第一时间赶到处理，能处理的就处理，处理不了的转院治疗，这也是符合《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非常正常的服务流程在上诉人眼中却变成了“村医不需要额外付费”。被上诉人是五保供养机构，供养老人的所有费用支出都是国家承担，被上诉人根本无需考虑付费问题。把郭安友抬到床上，是考虑到在人在沙发上肯定是不舒服，医生来了也无法诊治，所以本能的就是想到先把人抬到床上去。这一出于本能反应的正常行为，在上诉人处却歪曲成“将郭安友视为死人，抬到床上方便给其穿寿衣”。上诉人这样恶意的揣测无偿尽心照料其本人都不愿照管的亲属的服务人员，确实让人难以接受，确实有悖公序良俗。（三）未打120，未转送医疗机构救治，是因为村医经过检查，确认郭安友已经死亡，“一点意识反应也没有，瞳孔放大没光反射，呼吸心跳都已停止”。村医作为专业医疗人员，判断是否死亡是基本的医疗常识。人已死亡，已经没有转送医疗机构救治的必要，这也是基本常识。上诉人无视这个基本事实，只是一味的强调被上诉人不打120、不送医院，没有任何意义。（四）郭安友死亡后，从未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过任何异议，上诉人在时隔一年之后起诉要求赔偿，是典型的“在时不管，死后要钱”，有违道德标准，有违善良风俗。被上诉人作为一家乡镇公益福利机构，1985年开办，已成立36年，照料老人是个不好干的工作，但敬老院从未有过一起投诉；在无数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人员努力下，敬老院获得奖项无数，最高荣誉是被评为全国模范敬老院。被上诉人很珍惜获得的荣誉，不容许有诋毁污蔑的行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郭安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2、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251167.25元，诉讼过程中变更该项诉讼请求为258152.25元；3、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日，被告（为甲方）、新泰市汶南镇汶南北村村民委员会（为乙方）、郭安友（为丙方）、原告（为在场人）签订一份《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协议书》，根据丙方申请，乙方将丙方转入甲方集中供养，协议书中约定甲方的权利和义务有：1、提供生活起居、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所必需的设施和场所，保障丙方生活环境舒适、洁净；2、提供食宿、衣物、基本照料、疾病治病及护理等基本服务；……4、丙方在甲方生活期间如有纠纷或出现其他意外事故，由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处理，涉及法律方面问题，依法解决，除甲乙丙三方外其他任何个人或单位无权干预；……协议还约定了乙方和丙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签订后，郭安友入住被告处生活。2020年1月13日12时许，被告负责人房田顺通知郭安友侄子郭洪军说郭安友不行了。被告申请在现场的其工作人员的张某出庭陈述有：“我是早上8点上班，签到后8点半查房，一般9点左右按他家里人安排吃降压药，查房后打扫卫生至11点回值班室了，11点半去打饭给郭安友发饭，看到他坐在沙发上，就像睡觉一样，我晃晃他的手两次说老郭吃饭，他没有反应，我就把院长房田顺喊上去了，房院长接着给医生打电话，医生曹丙江接着就去了，医生去了就发现他不行了”。被告申请医生曹丙江（有医师资格证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出庭陈述有：“我所在单位是新泰市汶南镇李仙村卫生室，是敬老院的定点医疗机构，敬老院的人员有病我们就去诊治，进行慢××管理。2020年1月13日房院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看看郭安友，我骑车从李仙村到敬老院有五六分钟，我可能11点45左右到的，到敬老院二楼看到郭安友已躺在床上了，我带着听诊器，听了呼吸心跳，还看了他的意识，一点意识反应都没有，瞳孔放大没光反射，呼吸心跳都已停止，看了以后就跟敬老院的人员说已经不行了，以我的经验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原告提供的2020年1月13日12点7分至12分被告负责人房田顺在与郭安友侄子郭洪军的电话录音，房田顺陈述有“他（郭安友）在沙发上，（身体）还很热，把他抬到床上，接着打电话让医生来的，我说不行我打120，医生说白搭了，打什么120啊，脑梗”。郭洪军未对被告提出进行抢救的其他意见。郭安友于2020年1月13日去世后，原告未申请对郭安友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郭安友于2020年1月14日火化。郭安友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二顺序继承人只有原告郭安富。被告提供泰安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筹费用结算明细单，主张郭安友于14日曾因脑出血在新泰市中医院住院治疗，郭安友入院前就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原告对被告主张郭安友患有并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事实无异议。原告与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支付该所律师代理费10000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协议书、居民死亡及亲属关系证明、火化证明、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交易明细，被告提供的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协议书、申请书、集中供养审批表、费用结算明细单、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被告的荣誉照片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作为死者郭安友的继承人有权对侵害郭安友权利的行为提起诉讼，对被告辩称的原告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予采纳。根据查明事实，被告供养的对象郭安友系聋哑人，且为高血压后遗症患者，身体健康状况较差。被告在提供供养服务过程中，发现郭安友坐在沙发上不动了，通知了有医师资格证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生曹丙江进行救治，曹丙江用仪器诊断确定郭安友已无呼吸心跳，被告将医生确定的因脑梗死亡的诊断结果告知了原告方，原告方也未提出其他抢救意见，也未对郭安友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根据现有证据显示郭安友系因病死亡，原告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告对郭安友的死亡存在过错或者郭安友的死亡与被告提供的供养服务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安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86元，由原告郭安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济南华森老年公寓《协议书》1份及交费收据8张，郭安友2017年3月6日脑溢血治疗出院后，于同年3月23日入住济南华森老年公寓，公寓方从认为需要全护到半护，到作为完全自理人员收费，证明郭安友虽然曾经患过脑溢血，但恢复良好，在济南养老机构居住两年半时间未出现任何意外情况。证据二、郭安友2017年4月至2019年6月部分视频、照片，证明郭安友在济南养老机构居住时，家属每周过去送饭看望，每月过去交费，留下了部分照片和视频，可以证明郭安友恢复良好，生活可以自理，并且可以上下楼活动。证据三、郭安友2019年10月4日视频1个，证明此时郭安友刚到被上诉人处居住一个月，该视频可以证明其身体与之前比并无大变化，在被上诉人处入住不足四个半月即去世本身也证明被上诉人护理不当。证据四、2020年1月14日录音1份，证明郭安友去世第二天一早，家属赶到被上诉人处处理后事，被告负责人房田顺陈述郭安友是2020年1月13日11点半多去世，其录音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其他工作人员在未拨打120急救电话、未经医院抢救的情况下，认为“打什么120”、“120来了也不拉”、“像这样的20个了”，在家属要求抢救（电话录音可证明）时仍然自行放弃了对郭安友的抢救。证据五、郭安友入院记录一页，证明根据该病历记载，对比本次患病（即使如被上诉人所述系脑梗）和2017年3月郭安友患病，一个是脑梗，一个是更为危急的脑溢血，更为危急的脑溢血虽然发病已一个多小时，在拨打120送医院抢救后郭安友恢复出院，本次患病却因被上诉人未拨打120，未实施抢救而导致郭安友去世，显然被上诉人对郭安友的去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过错。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郭安友入住被上诉人处时的身体状况有上诉人在申请郭安友入住时的填写的供养申请为证，两份申请书以及一份审批表均写明郭安友入住时是年迈体差，郭安友在华森老年公寓入住时什么情况被上诉人不清楚。对证据二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未尽到护理义务，未及时救治郭安友，而证据二显示的都是郭安友2017年的视频及照片，郭安友作为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身体患有高危高血压脑出血后遗症等多种疾病的情况下，身体随时出现变化，是很正常的，该组证据无法证实被上诉人未尽到护理及救治义务。对证据三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质证意见同对证据二的质证意见。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录音未经相对方同意，是私自录制，不具有合法性，无法辨听内容无法确认上诉人自行整理的片段内容的真实性，从其整理的片段内容来看，可以确认一个事实即被上诉人在发现郭安友身体异常后，就通知了村医前来诊治，是在村医确认人已经死亡无救治必要的情况下，才没有再拨打120，并非是上诉人所讲的救治不及时，导致了郭安友的死亡，郭安友的死亡与被上诉人无关。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实郭安友患有脑出血、极高危高血压疾病，身体状况随时会发生变化，该证据可印证郭安友的死亡是自然死亡，也是其自身身体原因所致，与被上诉人无关。另查明，上诉人认可郭安友因脑出血在新泰市中医院住院治疗的时间为2017年3月6日至3月14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郭安友的死亡与被上诉人的行为或服务是否具有因果联系，被上诉人应否承担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上诉的主要理由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在发现郭安友身体异常后，未及时拨打120进行抢救，被上诉人未尽到护理及救治义务。经查，郭安友系聋哑人，且为脑出血、高血压后遗症患者，身体状况较差，曾于2017年3月6日至3月14日在新泰市中医院住院治疗。上诉人主张在上诉人将郭安友送至被上诉人处前向被上诉人出示了郭安友的住院和出院记录，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根据一审中证人张某的陈述，其对郭安友进行日常护理并按照郭安友亲属的嘱托为其服用降压药。在护理人员发现郭安友坐在沙发上不动后，告知院长并由院长通知了有医师资格证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生进行救治，经医生用仪器诊断确定郭安友已无呼吸心跳。被上诉人将医生确定的因脑梗死亡的诊断结果告知上诉人方后，上诉人方也未提出其他抢救意见，亦未对郭安友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二审中，上诉人虽提交相关证据欲证实被上诉人未尽到护理及救治义务，但郭安友作为脑出血、高血压后遗症患者，其本身的身体状态即存在再次突发脑部疾病的可能，被上诉人在发现郭安友身体存在异样后即与离得最近的定点村医联系救治，符合诊疗常规，经专业医疗人员出诊并作出人已死亡的结论后，其听取专业医疗人员建议未再拨打120的行为亦不宜评价为过错，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未尽到护理及救治义务与郭安友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其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郭安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72元，由郭安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毕经纶审 判 员 李 莹审 判 员 邢友峰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徐建果书 记 员 张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