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再2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淑娥，女。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淑艳，女。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淑卿，女。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映霆，女。以上四名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自强，广东深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名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红亮，广东深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芷湘，男。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正熙，男。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国坚，男。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CHEUKFAING（中文名：吴卓辉），男。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世光，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茂先，广东贤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荔莎，广东贤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南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志能。再审申请人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因与被申请人吴芷湘、吴正熙、吴国坚、CHEUKFAING（中文名：吴卓辉）、吴世光及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南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源公司）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粤03民终16932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2017）粤民申787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自强、肖红亮，被申请人吴世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茂先、杨荔莎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吴芷湘、吴正熙、吴国坚、吴卓辉及原审第三人南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的再审请求为：1、撤销二审判决；2、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及理由如下：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进而造成适用法律错误。在一审时，申请人主张四申请人及五被申请人的父母在南源公司处共遗留股份155926股，至今未分割，一直由被申请人吴世光独占遗产股权所产生的巨额收益。据此情况下，要求分割股权及股权产生的收益；在二审时，四申请人依然主张父母遗产分割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五被申请人只是代管父母遗产，二审法院却据此认定申请人主张矛盾。四申请人实不能苟同。四申请人一审主张的是股权未分割，被申请人吴世光独占遗产股权所产生的收益；二审主张的是在遗产分配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五被申请人对遗产的占有只是代管。四申请人一、二审主张的基础均是“父母遗产未分割”这个前提。那么，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父母的遗产是否分割呢？这应是本案最为关键之处。申请人认为父母遗产未进行分割，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理由如下：（一）父母在第三人处的股份至今载于父母名下，并未转移或登记至五被申请人名下。（二）五被申请人于2003年10月25日签订了《产业分配协议》，2011年9月22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而被申请人吴世光对于该补充协议不予认可。可见该补充协议的签订也表明五被申请人之间就父母遗产的分割也未完全达成一致意见。（三）四申请人就父母遗产分割问题，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因此说，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父母在南源公司处遗留的股份155926股并未分割。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中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意见：“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申请人现有新证据表明五被申请人于2012年12月26日就如何分配被继承人郑某珍生前所持有的南源公司的股份达成《股份继承协议书》，同日五被申请人向南源公司申请继承被继承人郑某珍生前所持有的南源公司的股份（目前仍登记在被继承人郑某珍的名下）。而申请人于2014年1月6日提起的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申请人吴世光答辩称：一、被继承人吴某维、郑某珍在南源公司的合作股系南源公司的集体资产，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结合深圳的农城化公司的现实，南源公司的前身就是南园村集体，股东就是村民，是经深圳农村城市化股份改制而成立的股份合作公司，属于法律规定的特别法人，不同于公司法上的公司。南源公司股东的合作股源于集体资产，股东无需出资，处分受公司章程限制，不具有可继承性，不属于遗产。《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自1994年颁布实施以来，历经1997年、2011年、2019年等多次修订，2019年之前的《条例》，均没有规定合作股可以像募集股一样可以继承、抵押，而仅作出了转让的规定，2019年修订的《条例》，虽然规定合作股可以继承和转让，但同时规定必须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说明对于合作股的处置，立法者始终把权利下放给各股份公司，维护各股份公司对集体资产的处置权。《南源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了股民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股，合作股股东户口迁出或死亡后其股权由当地户籍的直系亲属之间进行转让和继承，没有转让和继承的收归福利基金会所有。结合南源公司曾在1995年期间强制收回户口迁出南园村的包括吴淑艳在内的股民合作股的情况，进一步证实合作股股权的性质不论是从法律还是公司章程，都并没有被认定为私人财产。因此，被继承人吴某维、郑某珍遗留的合作股是根据其以村民身份取得的社员福利，并非投资所得，属于集体资产，其处分受到公司章程限制，必须由具有本村村民身份的人持有、受让和继承，合作股本身不具备遗产的可继承性，不属于遗产。二、募集股对应的是投资，2003年10月25日签订《产业分配协议》中所涉十项投资，其中“龙电”属吴世光投资，不属于遗产，另有四项投资已被南源公司收回，补偿款已分配，被继承人在南源公司的募集股仅剩五项，且募集股的投资分红也均已按协议分配。根据南源公司出具的《关于南山法院的复函》可知，南源公司登记的吴某维所持的募集股92400股实际是虚拟的股数，没有分红，产生分红的是具体的投资项目。2003年10月25日，吴世光及其他被申请再审人签订《产业分配协议》并按该协议第3条约定对南源公司登记的被继承人所持的募集股对应的投资进行了分配，投资分红按协议约定由五兄弟平均分配，原有投资项目“东宝厂（郑某珍名）”、“东宝厂”、“南园商住楼”、“氹田米肚园”也已于2010年由南源公司以现金补偿方式收回，补偿款也汇入吴芷湘账户并在五兄弟中平均分配。另“龙门电器”（龙电）为吴世光投资，不属于遗产。截止至目前，原在被继承人名下的五处投资项目，自2002年起每年分红在吴芷湘名下，并由其在五兄弟中分配。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遗产已经分割，四申请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遗产分割后超过两年才起诉，因此四申请人要求分配被继承人在南源公司处股权及收益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二十五条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该两条规定，继承纠纷案件参照共有财产分割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规定，应具备两个前提，一是遗产未分割，二是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具体到本案中：（一）2003年10月25日签订的《产业分配协议》已对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实质分割并履行至今。本案中，被继承人去世后，五被申请人遵照父母的遗愿形成书面《产业分配协议》，协议中涉及三大块，一块是合作股，这块不属于遗产，另一块是募集股，第三块是房子，这二块均应属于遗产的范围，三块均已分割完毕并履行至今：1、根据南源公司的答复，合作股在被继承人死亡后，二人股份均由吴世光继承，分红自2002年1月1日起每年均由被告吴世光领取；2、根据南源公司的答复，涉诉募集股即被继承人吴某维名下的五项投资、郑某珍名下的一项投资自2002年后由吴芷湘领取并在五被申请人中平均分配，其中被继承人的四项投资[包括东宝厂（郑某珍名）、东宝厂、南园商住楼、氹田米肚园]的补偿款已由吴芷湘领取并在五被申请再审人中平均分配；3、被继承人的房产中，南园东街175号一栋（六层）面积约360平方米和正五坊街七号旧屋面积约50平方米，从2003年起由吴世光出租并收取租金，租金在五被申请人中平均分配；南园村正四坊59号是祖屋分配给吴芷湘，四申请人对此无异议。（二）虽四再审申请人未在《产业分配协议》上签字，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足以推定四再审申请人对《产业分配协议》的签署及五被申请人分配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是明知且认可的。第一，深圳的农城化进程是在政府部门主导下进行并完成的，在成立农城化股份合作公司后，原村民变为公司股民，村集体资产折成合作股和集体股，每年分红，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被继承人吴某维和郑某珍均为南园村的原村民，享有合作股，并有分红，四再审申请人对此不可能不知情；第二，根据风俗习惯，父母去世后子女在办理后事的同时是一定会讨论父母遗留财产的处置和分配的。本案中，除被申请人吴卓辉外，其余子女均参加了被继承人的葬礼，当时四再审申请人中年龄最小的吴映霆也已经36岁，因此不可能不过问父母遗留财产的处置。结合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在此前庭审的陈述来看，四再审申请人对《产业分配协议》中的老祖屋南园村正四坊59号祖屋归大仔吴芷湘所有予以认可，而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均承认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陆，再审申请人吴淑艳甚至在南源公司处还有募集股股份，也曾有合作股股份，曾每年与被申请人吴世光一样领取分红，对父母曾有房屋、合作股、募集股，且每年有分红是明知的，因此，九兄妹不可能只说一栋老屋的归属，而不讲到其他财产。第三，《产业分配协议》系2003年签署，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被继承人的合作股现金分红自2002年起便由吴世光领取，募集股现金分红自2002年起便由被申请人吴芷湘领取并在五被申请人中平均分配，至四再审申请人起诉时，中间长达十多年，尤其四再审申请人中的吴淑艳曾每年以合作股股东身份分取合作股分红，直至户籍迁出、合作股被收回，且一直持有南源公司的募集股，同时领取募集股分红，吴淑娥则持有深圳市南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并每年分红，且其余两名再审申请人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前，也时常回深圳探望父母，因此四再审申请人不可能不知道被继承人在南源公司处有合作股和募集股。第四，根据本案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在被继承人死亡后至四再审申请人起诉前，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全部兄弟姐妹每年都有聚会，聚餐花费较多，有时甚至高达上万元，累计下来，总的聚餐费用可能高达十多万，作为家族的一分子，四再审申请人不可能不过问聚餐费用的来源，因此四再审申请人称其不知聚餐费用系从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中支取不符合事实和常理。第五，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被继承人合作股自200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现金分红（税前）1211400元，募集股现金分红（税前）841185.8元，南源公司于2010年8月对被继承人吴某维的四项投资补偿款133800元，即使仅计算至2013年，金额也已将近200万元，对于如此巨额款项，在长达十多年时间内均未获分配情况下，四再审申请人称是五被申请人代管遗产而未向其主张权利，明显不符合常理。第六，再审申请人不对属于遗产的房子进行起诉，且对《产业分配协议》中选择性的对吴芷湘分得的一栋房屋没有意见，对五被申请人每年房屋租金分红没有意见，也足以说明，四再审申请人是明知《产业分配协议》的存在及履行情况的。就本案而言，被继承人的遗产已经分割完毕，且根据现有证据及日常生活经验，足以推定四再审申请人应当自始知道被继承人所留的遗产及分配情况，足以认定四再审申请人对《产业分配协议》的签署及五被申请人分配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是明知且认可的，因此，本案不具备参照共有财产分割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规定的前提条件，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再审申请人明知遗产已被分割，直至2013年才主张权利，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股权并分配2001年至2011年期间领取的分红，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被申请人吴芷湘、吴正熙、吴国坚、吴卓辉均未发表答辩意见。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原、被告平均分配父母吴某维、郑某珍在南源公司遗留的全部股份共计155926股(其中合作股63526股，募集股92400股)，即每人应分得1/9的合作股和1/9的募集股(对于合作股的股东身份权，要求平均登记在每人名下各占1/9；对于募集股，要求平均登记在每人名下各占1/9)；2、判令原、被告平均分配父母遗产股权产生的收益，其中从200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股权分红应予以返还，从2016年1月1日至股权分割之日应分得的股权分红应予以返还；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股权分割之日”应同时具备两个要点，一是相应股权登记在原告名下，二是相应股份的财产权利支付原告。一审法院查明，一、被继承人及法定继承人的基本情况。被继承人吴某维，男，汉族，19XX年1月4日出生，20XX年2月26日死亡,身份证号码440301180XXXXXX1，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头区南园村东街151号。被继承人郑某珍，女，汉族，19XX年7月20日出生，19XX年7月26日死亡,身份证号码44030126XXXXXXX2，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头区南园村东街151号。被继承人吴某维与郑某珍系夫妻关系。法定继承人为被继承人吴某维与郑某珍的九个子女，即本案四个原告、五个被告，分别为（从大到小）：吴芷湘、吴淑娥、吴正熙、吴国坚、吴卓辉、吴淑艳(曾用名吴淑贤)、吴淑卿、吴映霆、吴世光。被继承人吴某维的父母已故，被继承人郑某珍的父母已故。二、第三人南源公司信息。南源公司，注册号44030110XXXXXXXXX0，认缴注册资本总额4500万元，认缴实收资本总额4500万元，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公司，成立日期1988年1月9日，公司有4500万股份，总股份有集体股（占总股份39.03%由南园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合作股（占总股份37.50%由648名村民持有）、募集股（占总股份23.47%由吴伟太等592人持有）。三、原、被告关于遗产的主张。2003年10月25日，五被告（即五兄弟）签订《产业分配协议》，主要内容为：根据被继承人吴某维生前遗嘱分配如下：1、南园村正四坊59号祖屋归被告吴芷湘所有；2、每年被继承人吴某维和郑某珍在村委两份红股分配归被告吴世光所有；3、现有物业南园东街175号壹栋（六层）面积约360平方米，正五坊街七号旧屋面积约50平方米及十项投资如下：（1）东宝厂（郑某珍名）；（2）东宝厂；（3）蛇口公园玫瑰园；（4）南园村边；（5）南园商住楼；（6）龙门电器（吴世光名）；（7）水门口2座；（8）氹田米肚园；（9）沙梨树；（10）大埔的投资。以上物业及上述十项投资均由五被告永远拥有和平均分配；4、每年物业的租金收入和投资的所有分红，除税项及一切开支外，另留10%作为基金，余额五被告平均分配；5、此物业和投资项目属五被告所拥有，故不存在任何一方自由买卖出售，但任何一方有权指定自己家庭成员继承；6、因政府在2002年12月份需要物业登记持有人，经各兄弟商量和同意决定南园东街175号壹栋（六层）大约面积360平方米，由案外人吴家麟为该物业持有人，但对以上分配及协议没有影响；7、按照两被继承人的遗嘱，此工作由被告吴芷湘负责如此类推直到永远，如出现问题再开会决定；8、为了各被告团结和气，发扬光大和日后没有争议，特立以上守则，希各位遵守。至2015年，第三人南源公司将吴某维、郑某珍有关的股份分红款项均一直支付给被告吴世光。原、被告均确认南园村正四坊59号祖屋归被告吴芷湘所有，不属于本案争议的财产范围。原、被告均确认以下房产为遗产但没有要求法院予以分割：(1)南园东街175号一栋（六层）面积约360平方米；（2）正五坊街七号旧屋面积约50平方米。原告主张其要求分割的遗产包括被继承人吴某维、郑某珍的合作股、募集股及已分配的股权分红。原、被告对被继承人吴某维、郑某珍的合作股、募集股(包括募集股是否就是对应十项投资)及已分配的股权分红存在争议，并分别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四、部分当事人签署协议的情况。2011年9月22日，被告吴芷湘、被告吴国坚、被告吴正熙、被告吴卓辉四人共同签订《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同意在2003年10月25日所签协议的基础上，决定被继承人吴某维的一份红股归被告吴世光所有；被继承人郑某珍的一份红股归被告吴芷湘、被告吴正熙、被告吴国坚、被告吴卓辉所有；以后红股所分的任何利益按照红股分配。在2003年10月25日所写10份投资赔偿金额五被告平均分配，而红股所产生赔偿照红股分配；此协议一式五份，每位兄弟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并于各兄弟签名后从2012年1月1日生效。该协议被告吴世光没有签名。2012年12月26日，被告吴芷湘、被告吴世光、被告吴国坚、被告吴卓辉（由被告吴芷湘代理）共同签订《股份继承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经兄弟共同协商，现同意将被继承人郑某珍在第三人的股份分红及一切相关福利权益由被告吴芷湘、被告吴正熙、被告吴国坚、被告吴卓辉四人平均继承，并由其媳蔡某生（身份证号442531196906XXXXX9）代表行使股东权利和义务。此后，上述四被告共同签署《股份继承申请书》，向第三人南源公司提出申请办理继承有关手续，主要内容为：已故股东郑某珍的股份，根据兄弟协议，由被告吴芷湘、被告吴正熙、被告吴国坚、被告吴卓辉四人平均继承，并由其媳蔡某生代表行使股东权利和义务。2013年7月23日，原告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及被告吴国坚、吴正熙、吴卓辉等7人向第三人呈信函一张，主要内容写明，由于其父母在该公司拥有红股及红股所有权益，其兄弟姐妹出现争议，希望合情、合理公平得到分配，要求该公司暂时冻结其父母在该公司拥有的两份红股的一切资产及利益。诉讼中，被告吴世光认为上述《补充协议》及《股份继承协议书》、《股份继承申请书》及信函等均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等均不予确认，且信函没有其本人及另一位被告签字确认，相当于自我陈述，不具有证明力；四原告及其他被告吴国坚、吴正熙对上述协议书及申请书、信函等资料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五、法院调查取证情况。法院向第三人发函调查以下情况：（一）吴某维、郑某珍所持贵公司的合作股情况；（与贵公司在（2014）深南法民一初字第58号案件配合法院调查取证中提交的《社员分配表》、《社员集资结算分配通知单》、《工业园分配明细表》是否有对应关系？）（二）吴某维、郑某珍所持贵公司的合作股自200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现金分红记录及领取情况；（三）吴某维所持贵公司的募集股情况；（与贵公司在（2014）深南法民一初字第58号案件配合法院调查取证中提交的《社员分配表》、《社员集资结算分配通知单》、《工业园分配明细表》是否有对应关系？）贵公司登记的吴某维所持的募集股是否为92400股？是虚拟的股数吗？是否与以下十项投资“（1）东宝厂（郑某珍名）；（2）东宝厂；（3）蛇口公园玫瑰园；（4）南园村边；（5）南园商住楼；（6）龙门电器（吴世光名）；（7）水门口2座；（8）氹田米肚园；（9）沙梨树；（10）大埔”有对应关系？（4）南园村边、（6）龙门电器、（7）水门口、（9）沙梨树、（10）大埔是否分别对应《社员集资结算分配通知单》中的祥记、龙电、南园百货、训修、南方工贸？以下四项投资“（1）东宝厂（郑某珍名）、（2）东宝厂、（5）南园商住楼、（8）氹田米肚园”是否已由贵公司以1︰1.5倍比例以现金补偿方式收回？如已经以现金补偿方式收回，现金领取情况？何时由谁领取？（6）龙门电器是否由吴某维、郑某珍的投资？或是否由吴世光投资？吴某维所持贵公司的募集股是否对应的是以下五项投资：（3）蛇口公园玫瑰园；（4）南园村边；（7）水门口2座；（9）沙梨树；（10）大埔？（四）吴某维所持贵公司的募集股自200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现金分红记录及领取情况；（五）吴某维、郑某珍所持贵公司的合作股、募集股自200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除以上现金分红外是否有实物分红（包括房屋、商铺等，）？如有，提供明细清单？南园枫叶公寓B座15层03号是否属于郑某珍合作股的分红所得？如果不是，是否能陈述该房屋的权属及其他情况？（六）吴芷湘、吴世光、吴国坚、吴卓辉是否向贵公司提交了《股份继承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6日）及《股份继承申请书》的原件？（七）吴淑娥、吴正熙、吴国坚、吴卓辉、吴淑艳（吴淑贤）、吴淑卿、吴映霆（吴丽芬）是否向贵公司提交了一封信函（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23日）？（八）贵公司于2014年7月28日出具《情况说明》：“红股一般均指能分红的股份”，在此“能分红的股份”具体指哪一种或哪几种股份？（九）贵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合作股股户口迁出（或者死亡）后其股权可以有当地户籍的直系亲属之间进行转让和继承，没有转让和继承的收归福利基金会所有。如果继承人是香港户籍或外国国籍如何处理？如果继承人为多人的情况如何处理？对于募集股，如果继承人是香港户籍或外国国籍如何处理？如果继承人为多人的情况如何处理？（十）吴淑艳在贵公司是否拥有合作股、募集股？具体数量？是否丧失？如果丧失，是何时何因？（十一）吴世光、吴芷湘在贵公司是否拥有合作股、募集股？具体数量？第三人南源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向法院回函的内容如下：（一）吴某维、郑某珍生前在我司所持的合作股情况分别属于1等1级股民，其合作股各为31763股，其合作股与(2014)深南法民一初字第58号案件中，我司已向贵院提交的《社员分配表》对应。目前，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合作股股东死亡后，合作股只能由具有本村村民身份的直系亲属继承，所以吴某维、郑某珍死亡后，二人股份均由直系亲属中唯一有本村村民身份的吴世光继承。(二)吴某维、郑某珍所持我司的合作股自2010年至2013年现金分红记录及领取情况，与我司已向贵院提交的《社员分配表》（2010-2013年）对应，2002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现金分红记录及领取情况，见附件一。如第一条所述，合作股已由直系亲属中唯一有本村村民身份的吴世光继承，所以吴某维、郑某珍死亡后，合作股均登记在吴世光名下领取。(三)吴某维所持我司募集股情况，与我司已向贵院提交的《社员集资结算分配通知单》对应；我司登记的吴某维所持的募集股为92400股是虚拟的股数，并不是作为分红依据，其分红依据是《社员集资结算分配通知单》的投资。经查，贵院所称的十项投资，就是当时的募集股，但并非全部是吴某维的，具体如下：“(1)东宝厂（郑某珍名）；(2)东宝厂；(3)蛇口公园玫瑰园：(4)南园村边：(5)南园商住楼；(6)龙门电器（吴世光名）：(7)水门口2座；(8)氹田米肚园；(9)沙梨树；(10)大埔”对应。其中(1)东宝厂是郑某珍投资的，(6)龙门电器是吴世光投资的；“(4)南园村边、(6)龙门电器、(7)水门口、(9)沙梨树、(10)大埔”已改名，现分别对应《社员集资结算分配通知书》中的“祥记、龙电、南园百货、训修、南方工贸”；以下四项投资“(1)东宝厂（郑某珍名）、(2)东宝厂、(5)南园商住楼、(8)氹田米肚园”原始投资分别为人民币15000元、15000元、40000元、19200元，已于2010年8月25日由我司以1:1.5倍比例以现金补偿方式收回，补偿款分别为22500元、22500元、60000元、28800元，根据吴芷湘兄弟的协议，汇入吴芷湘名下的平安银行账号为10002842XXXXX账号中。募集股吴淑艳在氹田米肚园亦有原始投资16000元，也以1:1.5比例，计人民币24000元收回，款项已于2011年汇入吴淑艳名下的平安银行账号为10002663766401的账号中。龙门电器现改名为龙电，不是由吴某维、郑某珍投资，是由吴世光投资的。吴某维所持我司的募集股对应的是以下五项投资：(3)蛇口公园玫瑰园；(4)南园村边；(7)水门口2座；(9)沙梨树；(10)大埔。(四)吴某维所持我司的募集股自2010年至2013年现金分红记录及领取情况，与我司已向贵院提交的《社员集资结算分配通知书》（2010-2013年）对应，2002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现金分红记录及领取情况，见附件二。(五)自200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吴某维、郑某珍所持我司募集股自200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除以上现金分红及前面所提的现金收回投资的补偿外没有实物分红。南园枫叶公寓B座15层03号是根据合作股的身份取得的回迁房，权属归吴世光所有。在回迁房的分配方案确定时，包括南园枫叶公寓所在地“东宝厂、南园商住楼、氹田米肚园”募集股现金补偿时，我公司有向所有村民公示方案，且均没有异议才进行旧改回迁。(六)经查公司档案，本公司未曾收到过《股份继承协议书》。(七)经查公司档案，本公司未曾收到过有关信函。(八)我司于2014年7月28日出具《情况说明》中“能分红的股份”具体包括合作股和募集股。(九)对于合作股，根据章程规定，如果继承人包括当地户籍和香港户籍或外国国籍的继承人，合作股股份只能由当地户籍的继承人继承，由该继承人领取分红，股东名册统一在召开股东大会后进行变更；如果继承人均是香港户籍或外国国籍的继承人，则合作股股份收归福利基金会所有；如果继承人为多人，则由全部具有本村户籍的继承人协商确定分配方式，如无法协商，则可通过司法途径确定具有本村户籍的继承人进行分配。对于募集股，如果继承人是香港户籍或外国国籍，均可以继承募集股；如果继承人为多人，则由全部继承人协商确定，如无法协商，则可通过司法途径确定。(十)吴淑艳原在我司曾拥有合作股31763股，后于1995年6月因吴淑艳迁出南园村，已不具备本村村民资格，我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取消吴淑艳的合作股股东身份，并将其名下的合作股收归福利基金会所有。吴淑艳在我司拥有的募集股，具体对应以下六项投资：(1)玫瑰园，投资额15000元；(2)祥记，投资额10000元；(3)茂丰协成，投资额4000元；(4)南园百货，投资额5000元：(5)龙电，投资额20000元；(6)工业园，投资额100000元。(十一)吴世光是我司1等2级股民，其合作股为27225股，其募集股对应以下投资：(1)龙电，投资额20000元；(2)工业园，投资100000元。吴芷湘在我司无合作股、募集股，但吴某维名下的五项投资、郑某珍的一项投资以及吴世光的一项投资（龙电）（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募集股）自2002年后由吴芷湘代为领取每年的分红。另，2014年7月28日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根据我公司村民习惯，红股一般均指能分红的股份，而非指每年股份的分红。六、法院确认本案讼争的被继承人吴某维与郑某珍的遗产。根据调查取证及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确定被继承人吴某维与郑某珍的遗产如下：被继承人吴某维与郑某珍均为第三人的股东，持有第三人股份情况如下：吴某维、郑某珍每人各持有合作股份31763股；吴某维另持有募集股股份92400股(虚拟的股数，对应十项投资中的五项投资：(3)蛇口公园玫瑰园；(4)南园村边；(7)水门口2座；(9)沙梨树；(10)大埔)。根据工商登记记录，2015年底股东仍登记为被继承人。被继承人吴某维与郑某珍的合作股现金分红(税前)的金额为：2002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为577800元；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为398400元；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为235200元。以上分红从2002年起由被告吴世光逐年领取。被继承人吴某维与郑某珍的募集股现金分红(税前)的金额为：2002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为533755.8元；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为196366元；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为111064元。以上分红从2002年起由被告吴芷湘逐年领取并在五被告中平均分配。第三人于2010年8月对被继承人吴某维的四项投资“(1)东宝厂（郑某珍名）、(2)东宝厂、(5)南园商住楼、(8)氹田米肚园”补偿了133800元。补偿款由被告吴芷湘领取并在五被告中平均分配。七、被继承人吴某维与郑某珍的其他遗产及本案当事人在第三人处的持股情况。如前所述，原、被告均确认南园村正四坊59号祖屋归被告吴芷湘所有，不属于本案争议的财产范围。原、被告均确认以下房产为遗产：(1)南园东街175号一栋（六层）面积约360平方米；（2）正五坊街七号旧屋面积约50平方米。这两处房产由被继承人建造。从2003年起由被告吴世光出租并收取租金，租金在五被告中平均分配。原告吴淑艳、被告吴世光持股情况详见第三人于2016年2月26日复函第十项、第十一项。原告吴淑艳（吴淑贤）持有第三人相应的募集股每年均有分红。八、关于被继承人是否立有遗嘱。五被告在签订《产业分配协议》时注明父亲生前立有遗嘱，但原、被告均未提供被继承人吴某维及郑某珍的有关遗嘱。九、关于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所查明的事实。关于四原告是否知道上述父母的遗产包括两份红股已被五被告通过《产业分配协议》予以处分，被告吴世光主张，自2002年以后，兄弟姐妹都有聚会，遗产钱款都是根据《产业分配协议》第四条进行分配，原告作为家庭一份子，所有开支、资金支出不可能不过问；原告称直至2012年8月在向被告方打听后才得知涉案遗产已被五被告分割，之前也未知父母在第三人处有股份，被告吴国坚、吴正熙称，每年兄弟姐妹确有聚会，但因为姐妹们没有参与分配遗产，故一直没有告知四原告。四原告陈述户籍迁到香港的时间是在1979年至1996年间，在香港生活，中途有经常回来看望被继承人。被告吴国坚、被告吴正熙户籍迁到香港的时间分别是1968年、1972年，在1979年之前在香港居住，1989年后在大陆做生意约20年。被告吴芷湘于1962年迁到香港，一直在香港居住生活。除被告CHEUKFAING(中文名：吴卓辉)外，其余当事人均参加了被继承人的葬礼。十、1996年7月28日《南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第三条：深圳市南园股份有限公司是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原南园村集体资产折为集体股、合作股并募集部分股份组建的股份合作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经营活动遵守国家法律，其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第十四条：公司设置集体股、合作股和募集股。集体股是指公司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规范之前的原集体股的51%留归合作股股东集体享受股利利益的股份。公司的集体股由公司合作股股东福利基金会持有。合作股股东福利基金会的运作规则由合作股股东福利基金会章程规定。合作股是指原南园村集体资产的49%折股分配给原村民的股份。募集股是指公司通过募集形式由公司合作股股东和公司员工以现金认购的股份。第十五条：合作股股份根据村民户籍关系登记为个人持有，作为分红的依据。第十六条：合作股可以在合作股股东内部间进行转让，但合作股股东不得以退股为由抽取股金。第十七条：合作股户口迁出（或者死亡）后其股权可以有当地户籍的直系亲属之间进行转让和继承，没有转让和继承的收归福利基金会所有。1996年7月1日后出生的村民，以及在此日期后与村民结婚迁入的配偶，均不再享受合作股股权。第十九条：募集股可以依法继承、转让和抵押。十一、《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于1994年7月1日起施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继承权男女平等。本案中，被继承人郑某珍于1996年7月26日死亡，被继承人吴某维于2001年2月26日死亡，故应认定自2001年2月26日起继承开始。四原告与五被告作为被继承人的子女均享有第一顺序的平等继承权，继承权应当自2001年2月26日起开始。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分析如下：一、本案系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有符合法定条件的书面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五被告于2003年10月25日达成的《产业分配协议》，写明根据父亲吴某维的遗嘱予以分配遗产，并不符合法定的遗嘱形式。由于在本案中各方均未能举出被继承人立有遗嘱的证据，故本案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处理。二、本案争议的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如前所述，包括被继承人吴某维与郑某珍在第三人处合作股份各31763股；吴某维另持有募集股股份92400股[虚拟的股数，对应十项投资中的五项投资：(3)蛇口公园玫瑰园；(4)南园村边；(7)水门口2座；(9)沙梨树；(10)大埔]。被继承人吴某维与郑某珍的合作股自200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现金分红(税前)1211400元(577800元＋398400元＋235200元)。被继承人吴某维与郑某珍的募集股自200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现金分红(税前)841185.8元(533755.8元＋196366元＋111064元)。第三人于2010年8月对被继承人吴某维的四项投资“(1)东宝厂（郑某珍名）、(2)东宝厂、(5)南园商住楼、(8)氹田米肚园”补偿款133800元。三、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本案的证据及日常生活经验，四原告应当自始知道父母所留的遗产及分配情况，四原告及被告吴国坚、被告吴正熙主张因原告没有参与分配遗产故而不知晓遗产已经被处理是不符合常理的。首先，根据第三人南源公司的答复，本案争议的遗产，被继承人死亡后，二人股份均由被告吴世光继承，分红自2002年1月1日起每年均由被告吴世光领取，补偿款在2010年被五被告分割处理；不属于本案争议的遗产，即房产的租金自2003年起每年已经被五被告分割处理。其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深圳市农村村民社员因所在村社改制成立股份制合作公司后均成为拥有所在股份公司的股东，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四原告是原南园村村民，原告吴淑艳在第三人处持有合作股和募集股，每年参与分红，且其合作股随着其户籍迁出而被收回，故根据常情常理，四原告对被继承人的物业和股份等财产应是知情的，对五被告分割处理遗产是默许的。最后，四原告在父母生前有探望父母，在父母去世时有参加葬礼，在父母去世后每年兄弟姐妹有聚会，其陈述对遗产及分割情况不知情，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根据法律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自2001年2月26日起，原、被告均有权继承其父母所有遗产，五被告继承分割被继承人的遗产，侵害了四原告的继承权，四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应有的遗产继承权利受到五被告的侵害。原告于2014年1月6日才向法院起诉，显然已过两年诉讼时效，因此，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四、对于各方争论的“红股”的定性被告吴国坚、被告吴正熙、被告吴卓辉与被告吴世光、被告吴芷湘已经签订《产业分配协议》，对遗产分割作出真实意思表示。关于《产业分配协议》所称的父母两份“红股”的理解问题，四原告、被告吴国坚、被告吴正熙称该两份“红股”只是分红部分，不是股份股权，分红是约定分配给被告吴世光了，但两份股权未予处理；被告吴世光、被告吴芷湘认为，所谓两份“红股”是指两份可以分红的股份股权，且第三人给法院的答复函件也说明了红股意指可以分红的股份，包括合作股和募集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所谓的红股是指股份公司在利润分配时以股票股利的形式给股东送股，增加股份公司和持权股东股份数的扩股行为。显然，其所指仍然为股份公司送的股份，四原告、被告吴国坚、被告吴正熙的说法不符合上述有关红股概念及性质的理解；被告吴世光、被告吴芷湘关于红股即是可以分红的股份股权主张的理由更充分，符合一般人对于上述红股的通俗理解，也完全符合当时几兄弟出于照顾仍留在深圳居住、生活困难的小弟即吴世光的考虑及良好愿景；而且自《产业分配协议》签订及五被告分割处理相应遗产以后，其他几个被告对于被告吴世光分配继承了父母两份股权股份一直是没有争议的。对于合作股，根据第三人章程规定，如果继承人包括当地户籍和香港户籍或外国国籍的继承人，合作股股份只能由当地户籍的继承人继承，由该继承人领取分红，股东名册统一在召开股东大会后进行变更。故即使《产业分配协议》约定的“红股”仅指“分红”，即股份的财产性权利，那么合作股中的股东身份性权利，也因公司章程规定，仅能由被告吴世光继承。因此，四原告、被告吴国坚、被告吴正熙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四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被告吴卓辉、第三人南源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对自身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本案经缺席审理，现可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9621.56元，由四原告共同负担。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一审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吴世光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南源公司于2016年1月25日出具的《关于郑某珍、吴某维在本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该文提及第三人南源公司于1992年变更为现在的实业公司，股份分为合作股、集体股、募集股；郑某珍、吴某维生前投资现仍存在的募集股“训修”（即“沙梨树”）、“玫瑰园”、“祥记”（即“南园村边”）、南园百货（即“水门口”）、“南方工贸”（即“大埔”）分别集资于1986年、1988年、1989年、1992年以及1990年，上述募集股于2003年后每年分红分在吴芷湘名下并由其分配给五兄弟，其余姐妹均在本公司或深圳的其他公司有募集股且均是本地人，均清楚父母每年均会有募集股和合作股的分红，但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一审法院于2014年5月28日依吴世光申请向南源公司发函调查上诉人吴淑娥持有该公司股权情况，该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复函显示上诉人吴淑娥为该公司1等1级社员，账号户主为张柏棉，并提供其前三年的股权分红情况。在二审法庭调查中，上诉人吴淑艳确认其在迁去香港之前听父母说过父母在南源公司拥有募集股。上诉人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称在2013年后才知道父母去世后涉案股份收益的实际分配情况，上诉人吴淑娥则称其一直不知道。被上诉人吴世光曾向一审法院提交三份2006年、2010年等的餐饮收据，拟证明各兄妹每年有聚餐且均以《产业分配协议》第4条规定的“基金”支付费用，被上诉人吴国坚、吴正熙、吴卓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称十多年来都有聚餐，该三张收据是聚餐收据，均由被上诉人吴正熙付款。被上诉人吴正熙还陈述每年聚餐费用由其负责统计，但各上诉人不知道费用的来由，也不会问。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上诉人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起诉请求分割其父母遗留的股份及股份的相关收益，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吴世光、吴芷湘主张四上诉人对五被上诉人按照父母意愿处理遗产一直是知情的，其于十多年后起诉请求重新分割遗产已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在第一次起诉时主张2013年初通过原审第三人才知道父母在原审第三人处拥有股份，在随后的庭审中称是2012年8月通过上诉人吴映霆的同学知道父母拥有股份，在本次上诉时又称因各兄弟姊妹就父母遗产处理未达成一致意见故由五被上诉人代管代领股份和分红，在二审庭审中则称2013年后才知道涉案股份收益的实际分配情况。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上诉人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时而主张起诉前不久才知道父母拥有涉案股份以及多年来该股份的收益被各被上诉人占有或分配，时而主张因各兄弟姊妹就父母遗产处理未达成一致意见故由五被上诉人代管代领股份及分红，该两种主张基于完全不同的事实，相互矛盾。且上诉人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时而主张2013年初通过原审第三人知道父母拥有涉案股份，时而主张2012年8月通过上诉人吴映霆的同学知道相关情况，其陈述前后不一，诉讼诚信引人质疑。第二，各上诉人原本都是南园村村民，后移居香港。根据原审法院调查情况，上诉人吴淑娥直至2014年均为深圳市南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且连年领取分红，上诉人吴淑艳原本也是原审第三人的合作股股东，现其仍是该公司的募集股股东，且其拥有的募集股中尚有几项投资项目与争议遗产中的募集股项目相同。故从各上诉人的身份和经历看，其主张一直不知道父母拥有原审第三人的股份，难以让人信服。深圳市城市化改革后原村民均成为相应公司的股东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各上诉人作为原南园村村民主张完全不知情亦不符合常理。此外，从被继承人拥有涉案合作股和募集股的时间来看，均发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继承人长期持有涉案股份且分红收入很可能成为其晚年经济来源，各上诉人作为女儿主张不知道父母拥有该股份难以让人信服。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各上诉人对其父母拥有合作股和募集股以及该股份每年均有收益自始是知情的。第三，关于各上诉人何时知道各被上诉人将涉案股份及收益进行分配。因各上诉人对父母生前拥有股份和收益是知道的，故在父母过世后其亦应询问或知道该财产的处理情况。其若想主张相关权利应早已提出主张，但其在十余年内均未向各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提出意见。此外，被上诉人吴世光主张各兄妹每年聚餐均以《产业分配协议》第4条规定的“基金”支付费用，并提交了其中三份聚餐费用收据，被上诉人吴国坚、吴正熙、吴卓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聚餐均由被上诉人吴正熙付款及统计。各上诉人亦确认有参与聚餐，但主张不知道费用的来由。根据生活常识，家族内的集体聚餐一般都有召集和负责费用的具体承担方，参加聚餐的人对此一般是知情的。各上诉人主张每年参加聚餐都不知谁负责费用亦从未过问，该主张不符合常理，难以让人信服。故本院二审对被上诉人吴世光关于各上诉人知道聚餐费用来自于父母遗产的部分收益的主张予以采信，由此亦可推断各上诉人长期以来知道父母遗产已经由各被上诉人予以处分。第四，关于上诉人主张因各兄弟姊妹就父母遗产处理未达成一致意见，故由五被上诉人代领代管股份与分红。该主张与其关于长期以来不知该财产已被被上诉人处分的主张相互矛盾，且所谓代管代领应是各方协商的结果，但各被上诉人签订的《产业分配协议》等协议的内容显然与上诉人的代管主张相左，故上诉人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第五，上诉人还主张其涉案诉求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故上诉人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不予支持。上诉人长期以来知道涉案遗产已由被上诉人处理分配均未提出异议，现提起本案之诉已超过诉讼时效限制。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产业分配协议》等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效力等问题，本案不再予以审理，各被上诉人对此若有争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上诉人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二审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9621.6元，由上诉人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负担。本院再审对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一、郑某珍、吴某维在南源公司的合作股、募集股是否属于其遗产；二、郑某珍、吴某维的遗产是否已经分割，吴淑娥、吴淑艳、吴淑卿、吴映霆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再审分述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南源公司是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的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合作公司的相关事项除受法律、行政法规的约束外，还应受经济特区法规的约束。郑某珍、吴某维先后去世，其中吴某维于2001年2月26日死亡，则应认定自该日起继承开始。关于郑某珍、吴某维在南源公司处的股份等的继承事宜，除适用继承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外，还应当适用1997年修改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及南源公司1996年的章程规定。上述《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合作股应当根据户籍关系在村民或村民小组之间进行分配。第二十九条规定，合作股可以按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转让。但合作股股东不得以退股为由抽取股金。第三十三条规定，募集股可以依法继承。南源公司1996年的章程第十五条规定，合作股股份根据村民户籍关系登记为个人持有，作为分红的依据。第十七条规定，合作股户口迁出（或者死亡）后其股权可以有当地户籍的直系亲属之间进行转让和继承，没有转让和继承的收归福利基金会所有。第十九条规定，募集股可以依法继承、转让和抵押。根据上述条例及南源公司的章程规定，合作股及募集股均是可以继承的，故应当认定郑某珍、吴某维在南源公司的合作股、募集股均属于两人的遗产范围。吴世光答辩称相关合作股不属于郑某珍、吴某维的遗产，缺乏依据，对其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表示。用口头方式表示放弃继承，本人承认，或有其它充分证据证明的，也应当认定其有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郑某珍、吴某维共有九名法定继承人，在吴某维于2001年去世后，郑某珍、吴某维的所有儿子即本案五被申请人于2003年10月25日签订了《产业分配协议》，对包括郑某珍、吴某维在南源公司的合作股、募集股在内的遗产进行了分配。此后相关股份分红及房屋租金均是按照上述《产业分配协议》的约定进行分配：合作股的分红从2002年起由吴世光逐年领取；募集股的股份从2002年起由吴芷湘逐年领取并在五被申请人中平均分配；两处房产从2003年起由吴世光出租并收取租金，租金在五被申请人中平均分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兄弟姊妹每年的集体聚餐时的餐费都用父母遗产的部分受益来支付。四申请人虽然没有参与《产业分配协议》的签订，但本案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四申请人放弃继承并认可父母遗产在五被申请人之间进行分配。首先：本案中并非仅有少数几名继承人，而是有多达九名继承人，在父亲吴某维过世两年多后，五名继承人即本案被申请人共同签署了《产业分配协议》来分配父母的遗产，因继承人人数众多，且各继承人在父母过世后还每年都有聚会，故很难认定五名被申请人系有意向四申请人隐瞒父母遗产而自行进行分配。其次，《产业分配协议》的履行并非仅涉及五名签订人，还向南源公司进行了告知，郑某珍、吴某维在南源公司的合作股、募集股的分红均是按照《产业分配协议》中的约定分别由吴世光、吴芷湘向南源公司逐年领取的，并且南源公司在向法院作出的回函中亦明确了郑某珍、吴某维名下的募集股自2002年后由吴芷湘“代为领取”。如《产业分配协议》中关于郑某珍、吴某维的遗产的分配情况并未告知南源公司，则吴芷湘在既无南源公司股东身份，也无合作股、募集股的情况下，又何来依据从南源公司代为领取分红。最后，《产业分配协议》的实际履行也涉及到四申请人，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兄弟姊妹每年的集体聚餐时的餐费都用父母遗产的部分受益来支付，这与《产业分配协议》中约定的以物业租金收入和投资的所有分红中另留10%作为基金是相关的。综上，四申请人在知晓父母遗产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对五被申请人签订了《产业分配协议》并实际履行的情况，长期未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认定四申请人已认可父母遗产在五被申请人之间进行分配，其已实际放弃继承。因郑某珍、吴某维的遗产已经于2003年进行分割，则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分割之时开始起算，四申请人于2014年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四申请人主张郑某珍、吴某维的遗产未进行分割，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该主张本院再审不予采纳。至于四申请人主张的其有新证据即五被申请人于2012年12月26日达成的《股份继承协议书》复印件，表明五被申请人向南源公司申请继承被继承人郑某珍生前所持有的南源公司股份。经查上述《股份继承协议书》系四申请人于本案一审时已经提交的证据，本案一审判决亦在查明事实部分记载了该证据内容，上述证据不属于再审中的新证据。另外，四申请人一审时未能提交《股份继承协议书》的原件，吴世光对该证据复印件不予认可，且南源公司在向法院作出的回函中称经查公司档案，未曾收到过《股份继承协议书》，故在无相应原件亦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份《股份继承协议书》复印件不予采纳。四申请人以上述《股份继承协议书》复印件作为新证据，主张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能成立。如此后确有充分证据证明五被申请人对部分财产重新达成了分配协议，亦属于当事人在遗产分割后形成的合同法律关系，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6）粤03民终1693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利鹏审判员  刘自正审判员  乐 丹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林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