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04民初6652号原告：晚安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车塘河路18号。法定代表人：曹泽云。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传刚，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姬志飞，男，1985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明娥，湖南明城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湖南晚安床垫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车塘河路18号。法定代表人：曹泽云。第三人：湖南省晚安家居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车塘河路18号。法定代表人：曹泽云。上述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婷，女，199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系公司员工。原告晚安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晚安科技公司”）与被告姬志飞、第三人湖南晚安床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晚安床垫公司”）、湖南省晚安家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晚安实业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晚安科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传刚、被告姬志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明娥、第三人晚安床垫公司、晚安实业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晚安科技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工资差额37668.6元及经济补偿金57150元，无需支付金额合计94818.6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长沙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长劳人仲案字(2020)第3710号裁决认定被告申请调岗前的月工资标准为12700元，并要求原告补发工资差额及支付经济补偿金明显事实认定错误。原告不存在欠发工资的情形。根据被告提交原告人力资源部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的年薪为星际年薪+绩效工资，其中年薪为128400元，月度绩效为2000元，被告总年薪为152400元。根据原告公司《营销公司销售业务及销售支持类人员2019年薪酬绩效政策》第四条第（二）项第1款明确记载：办事处经理年薪酬=基本工资+月度绩效工资+月度销售提成+年度办事处超额奖+专项奖励+其他奖惩。被告在调岗前为贵州办事处经理，其职级为G3，星级为一星A档，对应的年薪标准为128400元，基本工资为2568元／月，绩效工资标准为2000元／月。根据2019年原、被告签订的《员工薪酬确认单》第2条记载：月度综合工资2568元／月，月度绩效工资基数2000元／月，根据公司绩效管理制度及个人的季度绩效考核结果核发。由此可见，被告调岗前的基本工资为2568元／月，月度绩效工资基数为2000元／月，根据个人销售业绩完成情况，包括季度绩效奖励和年度绩效奖励，总年薪可能达到152400元。除以12个月得出被告的月工资标准12700元，完全忽视被告出勤情况、月度绩效完成情况、年度销售情况等因素，完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2019年度被告在正常上班的情况下，其月工资大部分在7000-10000元之间。原告根据被告2020年1月、2月的出勤记录、销售业绩及疫情情况，按照其基本工资2568元／月符合法律规定及政策规定。2020年3月-7月按照调整后的基本工资标准4200元／月（高于调岗前）及出勤、销售业绩、疫情情况发放工资，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二、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是由被告主动提出，原告不存在违法用工情形，依法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2020年7月28日，被告向原告提交书面《员工辞职申请表》，并于次日在公司钉钉系统上发起离职申请，经公司各部门审批后同意其离职申请。被告备注的离职原因为“2019年年薪超15万，公司自2020年1月起拖欠工资”并不属实。被告在2020年3月以前在贵州办事处任职办事处经理，年薪为152400元，基本工资为2568元／月，因公司发展需要，贵州办事处划入成都分公司，被告主动申请调岗至长沙大店管理部，任职运营督导。原告按照其岗位及职级核定薪酬待遇，根据其出勤情况、公司规章制度及政府文件发放其工资，并均已实际支付，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综上所述，长沙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错误的理解和认定被告的月工资标准，并据此裁定原告存在违法用工情形，明显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原告请求法院查明客观事实，遵循法律规定，支持原告的合法诉求。被告姬志飞辩称：一、姬志飞年薪为152400元、月薪应为12700元。理由有：1、该薪酬系姬志飞在2019年2月分别向公司的人资专员杨振华和营销中心综合管理部主管朱明英核实确认所得，原告公司的两名经办及主管人员明确答复，且自2019年2月中旬起，公司按12700元月薪核发姬志飞工资。2、2020年年初，因公司机构调整，姬志飞的岗位应公司安排从办事处经理调整为运营督导，该职位与原告公司2019年薪酬政策中的督导非同一类：督导年薪远低于办事处经理年薪，任何劳动者都不可能接受如此降薪。同时，公司并未按例要求姬志飞签订薪资变动确认表。3、调岗后，姬志飞的工作内容除汇报对象不同之外，工作内容更为繁重，要负责公司重点客户（前50名经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第一、第二款，“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工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姬志飞的月薪应在2020年进行调高（哪怕是普调）。二、原告自2020年1月起拖欠姬志飞工资事实清楚。理由有：根据姬志飞举证的银行流水、社保记录和公积金缴费记录可知，姬志飞自2019年2月中旬起年薪被调整为152400元，原告公司按该薪酬核发姬志飞月工资。但自2020年1月起，姬志飞的实发工资被降低至1200元左右，具体情况为：1、2020年1至2月份工资。根据原告举证的2019年薪酬政策P7中4.3，“鉴于营销时段的特殊性，办事处经理1至2月工资按年薪标准／12个月标准发放”，因此，营销类员工1至2月的工资发放本不受疫情影响，系原告利用了国家政策延迟至3月底发放。而实际情况是：2020年1月份工资，原告足额发放了被告的同事及领导的工资，而被告的实发工资只有1988.04元；2020年2月份工资，原告在3月底以年薪／12的标准发放了员工工资，而被告实发工资只有1190.04元。2、2020年3至4月工资。原告举办了“赏晚安樱花，淘家居宝物”暖春产业游暨第四届晚安国际樱花节、“开门红”等一系列促销活动，被告根据部门安排（电话、微信、到公司现场等）付出了辛苦劳动。除被告外，其部门同事及领导3月份以年薪制中的基本工资取得了月工资，4月份恢复至年薪制的月薪。而被告3至4月的实发工资只有1175.04元和1190.04元。3、2020年5至7月工资。被告每月实发仍为1200元左右，迫于生活压力，多次找部门及公司领导沟通工资事宜，但公司一直置之不理。三、原告并未就自2020年1月起大幅减少被告工资完成举证责任，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理由有：1、2020年3至4月，原告公司复工复产，举办了一系列促销活动，包括被告在内的营销人员付出了辛苦劳动。原告出于防疫之需，限制了考勤打卡权限，绝大部分工作任务部署及确认改为线上及微信工作群中完成。因此，不能仅以原告的考勤系统及内部文件的规定认定其没有安排被告工作。同时，由于被告已被踢出了该工作群，该部分证据由原告公司掌握，应依法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三条，被告自2020年1月起被减少劳动报酬的举证责任在原告公司，现其并未进行举证。四、针对原告主张被告系主动离职，原告不存在违法用工情形主张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被告认为，除拖欠工资外，原告存在侵犯劳动者权益的各种违法用工行为。具体有：被告2016年6月入职，公司8月才为其购买社会保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缴费基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款，2016年10月公司才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违反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缴费基数违反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和第十八条。五、被告离职系原告变相逼迫所致，实质是原告违法解除。如前所述，原告一直以来存在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之违法行为，且其借机构调整和疫情拖欠被告薪资，被告多次沟通无果。原告公司长达7个月仅按1200元实际发放姬志飞的工资，迫于压力，被告只能选择离职。因此，这种离职表面上是劳动者本人主动提出，实质上是原告逼迫的，逼迫一个要养家糊口的中年员工自己提出离职，原告的目的就是要规避经济赔偿金。如果我们认可用人单位这种操作方式的合法性，不去剖析劳动者离职的实质原因，不去深究用人单位显而易见的恶意，将对劳动者造成极大不公，也会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约束落空。综上，原告借调岗之名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存在拖欠工资、以员工私人账户发放员工工资等各种违法行为。2020年初虽面临疫情，但原告一方面享受国家各级政府的惠企政策，另一方面却借机一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故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晚安床垫公司、晚安实业公司共同辩称：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4月3日转移到原告，与晚安床垫公司、晚安实业公司无关系。经审理查明：姬志飞于2016年6月1日入职晚安床垫公司，2019年4月3日，姬志飞被安排进入晚安科技公司工作，并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9年6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从事营销类工作。因姬志飞的原部门划归成都分公司，自2020年3月1日起，姬志飞的工作岗位由贵州办事处经理调整为大店管理部运营督导，工作地点为长沙。调岗前后姬志飞职级均为G3级。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姬志飞自2019年2月起，其工资标准为152400元/年，即12700元/月。就调岗之后的工资标准，晚安科技公司主张直至2020年5月，双方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均认可晚安科技公司支付了姬志飞2020年1月应发工资2628元、2月应发工资1700元、3月应发工资1700元、4月应发工资1700元、5月应发工资1748元、6月应发工资1780元、7月应发工资14180元（含补发的5月工资2000元、6月工资2500元），合计25436元。2020年7月29日，姬志飞以晚安科技公司自2020年1月起拖欠工资为由提出离职。姬志飞以晚安科技公司、晚安床垫公司、晚安实业公司为共同被申请人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晚安科技公司、晚安床垫公司、晚安实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裁决支付姬志飞拖欠的工资67131.34元及赔偿金114300元。2021年3月26日，仲裁委作出裁决：晚安科技公司支付姬志飞工资差额37668.6元及经济补偿57150元，对姬志飞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晚安科技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姬志飞亦不服上述裁决提起诉讼，另案案号为（2021）湘0104民初7172号。晚安床垫公司、晚安实业公司未提起诉讼。另查明：1.根据晚安科技公司提供的《关于抗疫期间薪酬福利发放标准的通知》规定，自2020年3月1日起未复工人员统一按照长沙最低工资标准1700元/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直至正常复工为止。2.双方均认可姬志飞2020年1月满勤，2月份至4月份因疫情原因未出勤，5月份出勤16天，6月份满勤，7月份满勤。姬志飞主张2020年2月至4月实际采取了在家办公的灵活用工方式。3.晚安科技公司于2020年7月全面复工。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劳动合同》《关于抗疫期间薪酬福利发放标准的通知》、工资表、《员工辞职申请表》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障。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陈述，姬志飞于2016年6月1日入职晚安床垫公司，2019年4月被安排进入晚安科技公司工作并签订劳动合同，故姬志飞与晚安床垫公司、晚安科技公司先后建立了劳动关系。关于晚安科技公司的各项诉请，本院作如下评判：一、关于拖欠的工资。2020年3月1日起，姬志飞的工作岗位进行了调整，双方均确认调岗前后其职级未发生变化。在未就姬志飞调岗后的工资待遇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晚安科技公司单方主张姬志飞调岗后的工资为4200元/月，与姬志飞调岗前的工资12700元/月相差较大，明显不具有合理性，故本院确认姬志飞调岗后的工资标准仍为12700元/月。姬志飞在2020年1月满勤，故晚安科技公司应支付姬志飞2020年1月工资12700元；2020年2月至4月处于疫情期间，晚安科技公司未复工，属于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的停工，晚安科技公司应支付姬志飞2020年2月工资12700元；对于2020年3月、4月的工资，按照《关于抗疫期间薪酬福利发放标准的通知》支付姬志飞1700元/月符合规定；晚安科技公司认可姬志飞在2020年5月出勤16天，故应向姬志飞支付2020年5月工资9342.53元（12700元÷21.75天×16天）；姬志飞在2020年6月满勤，晚安科技公司应向姬志飞支付2020年6月工资12700元；姬志飞于2020年7月29日离职，晚安科技公司应支付姬志飞2020年7月工资12262.07元（12700元÷21.75天×21天），上述晚安科技公司应支付姬志飞2020年1月至7月的工资合计为63104.6元。扣除晚安科技公司已支付的25436元，晚安科技公司还应支付37668.6元。二、关于经济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晚安科技公司未及时足额向姬志飞支付工资，姬志飞以此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晚安科技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姬志飞于2016年6月1日入职晚安床垫公司，后被安排进入晚安科技公司工作，属于非因劳动者的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计算工作年限时，应一并将姬志飞在晚安床垫公司工作的期间计入。结合姬志飞的入职、离职时间及工资标准，故晚安科技公司应支付姬志飞经济补偿57130元（12700元/月×4.5个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晚安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晚安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唐 佩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林青曼书 记 员  范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