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2民初4077号原告：隋晓旭，男，198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栗艺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殷彤，男，1986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玮，北京洑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隋晓旭与被告殷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杨晓龙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隋晓旭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栗艺嘉，被告殷彤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隋晓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15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期内利息185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逾期利息（以31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计算，自2020年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诉讼费、保全费3020元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9日，原告向被告出借资金315000元，并约定借款利息为年化24%，还款日期为2020年1月1日。原告于同日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了借款。但2020年1月1日被告未能按约定偿还借款，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均表示资金存在困难暂时难以支付。为了明确原告的债权金额和到期时间，双方签署了《借款合同》，再次确认截至2020年1月1日，被告欠付原告本金和利息共计50万元（其中本金315000元，利息185000元），年化利息为24%，还款时间为2020年1月1日，并且双方约定了逾期还款利息为每日应付款项的千分之三。被告至今仍未偿还原告欠款。鉴于原、被告借贷事实发生于2017年，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第32条之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故本案中原告按照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即15.4%）向被告主张逾期还款利息。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殷彤辩称，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本金主张。在原告主张的借款合同中，被告系担保人，担保方式是以被告名下小型客车（车牌号×××）作为借款担保，且该担保在合同签订后并未向车辆管理机关登记。后原告以上门向被告父母讨要借款并到被告家闹事的方式逼迫被告于2019年倒签一份被告为借款人的《借款合同》。被告认为该《借款合同》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对借款事实是明知的。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不是真实借款的意思表示。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确实履行过向原告的还款义务，双方在微信中约定被告向原告还款的行为，所有的钱款应当计入借款本金，且原告不向被告主张利息。经被告核算，自2017年4月9日被告担任担保人以来至今共计向原告转款108100元。即便被告应当承担债务，也应当就剩余借款本金206900元承担责任且不应当计算利息。即使法庭认为本案构成债的加入，那么原告所主张的欠款本金315000元也不能成立。因为根据被告提供的还款记录显示，2017年5月2日，即借款实际发生后不足一个月的时候，被告向原告偿还35000元。该35000元如果按照原、被告后补的、被告认为无效的《借款合同》约定的24%年息计算，当月的利息应为6300元，剩余的款项28700元应当计入本金。即2017年5月2日，本金就应当只剩286300元。如果按照被告提供的证据，即双方真实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年息20%来计算，那么当月还的35000元中就应当有5250元为利息，剩余29750元应当计入本金，即2017年5月2日起剩余本金应当为285250元，原告主张的本金并未对此予以扣减。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意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7年4月9日，原告通过名下工商银行6215****8495账户向被告名下工商银行6222****2933账户转账支付315000元。被告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主张原告于2018年12月5日14时40分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了《收据》及《借款合同》的照片。其中《收据》载明的主要内容为：本人姚某与隋晓旭于2017年4月9日签订了《借款合同》，本人确认已于2017年4月9日收到隋晓旭支付的该合同项下全部出借款项85万元，其中30万元，由隋晓旭通过其银行账户（户名：隋晓旭，开户行：工商银行马连道支行，账号×××）支付至我指定的银行账户（户名：殷彤，开户行：工商银行公主坟支行，账号×××），另外45万元由隋晓旭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我本人，利息为年化20%，我承诺于2017年12月9日前还款。本收据为《借款合同》之附件。立据人：姚某。2017年4月9日。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借款合同》载明的主要内容为：本合同由以下三方于2017年4月9日签订，原告（甲方，出借人）、证人姚某（借款人，乙方）、被告（担保人、丙方）就借款及还款事宜达成一致，甲方向乙方出借资金共计85万元，甲方已于2017年4月9日向乙方支付完毕全部款项，其中3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支付至本条约定的乙方指定账户，乙方确认自甲方款项支付至指定账户之日起视为乙方已收到前述借款）。45万元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乙方确认已于前述日期收到前述全部款项共计85万元。甲乙双方实际支付与接收款项的银行账户为（付款账户户名：隋晓旭，开户行：工商银行马连道支行，账号×××，收款账户户名：殷彤，开户行：工商银行公主坟支行，账号×××）。甲乙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为年化利息20%，还款日期为2017年12月9日。经协商，现甲乙各方确认截至本合同约定还款日期之日，乙方共欠付甲方本金及利息85万元。各方确认前述年化利息自甲方出借之日起计算，截至乙方全部归还借款金额之日止。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乙方应于2017年12月9日前清偿完毕85万元欠款及本合同签署后产生的利息，先付息，后还本。如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间及金额还款，则乙方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应付款项千分之三的比例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丙方同意以其名下车辆（汽车种类及牌号为：小型普通客车，×××，发动机号1707797）为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滞纳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等）提供抵押担保，详细事宜可由三方另立抵押担保合同进行约定。甲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等由乙方承担。被告表示《借款合同》中的丙方签字是被告签的，手印也是被告按的，只不过笔迹有点连笔。被告认为依据《收据》及《借款合同》内容可知实际借款人为姚某，被告仅仅就车辆承担担保责任，并且合同明确约定需要被告另行签订担保合同。被告没有该《借款合同》的原件，当时合同签订了三份，但是原告没有给被告，是否给了姚某被告不清楚。该《借款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不是2017年4月9日，而是2018年7、8月份。《收据》、《借款合同》里面提到了向殷彤的账户支付30万元事宜，说明在2018年7、8月份时，各方对2017年发生的借款事实已经不能准确的记忆和描述了，只是取了个整数。《收据》中提到的45万元原告并未实际支付，该45万元系逾期归还315000元还款所产生的利息。月息为35000元，从2017年4月9日起至2018年7、8月份大概是一年三个月左右，凑整后共计45万元。原告对《收据》及《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称原告起诉的依据是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是原、被告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告一开始并不认识姚某，是经被告介绍才认识了姚某，所以原告将款项给到了被告，且《借款合同》落款处被告签字与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中的被告签字笔迹不一致。经询被告提交的《借款合同》中的甲方签字及手印是否为原告本人所签所按，原告方表示甲方签字、手印应该是原告本人所签所按的，但是原告当时对合同内容不完全知悉。经询《借款合同》和《收据》是谁打印的，原告表示不清楚。经询原告何时签订的该《借款合同》，原告方表示记不清了。原告提交《借款合同》主张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年底在被告住所处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主要内容为：甲方（出借人，原告）向乙方（借款人，被告）出借资金共计50万元，甲方已于2017年4月9日向乙方支付完毕全部款项，乙方确认已于前述日期收到前述全部款项。双方约定的利息为年化利息24%，还款日期为2020年1月1日。现经甲方催告后乙方不能按约定还款。经协商，现甲乙双方确认截至本合同签署之日，乙方共欠付本金及利息50万元。鉴于签订本协议时，乙方尚未归还甲方借款金额，双方确认前述年化利息自甲方出借之日起计算，截至乙方全部归还借款金额之日止。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乙方应于2020年1月1日前清偿完毕50万元欠款及本合同签署后产生的利息，先付息，后还本。如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间及金额还款，则每次乙方违约时，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照应付款项千分之三的比例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甲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等由乙方承担。被告认可前述《借款合同》形式上的真实性，称被告确实在合同上签了字、捺了印，也认可签订合同的地点为被告住所处。针对签订合同的时间，被告在2021年4月28日开庭过程中表示为2019年底，在2021年7月12日开庭过程中则表示为2019年11月初。被告称其是在受到原告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被告并非实际借款人。该合同不能视为被告对2017年4月9日原始《借款合同》的追认，因为在原始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被告的身份是担保人，而非借款人。2017年5月2日，被告通过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2933的账户向原告名下工商银行尾号为8495的账户转账支付35000元。被告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了多笔款项。其中2018年12月31日付款金额为5000元，2019年1月31日为5000元。2019年3月2日2000元，2019年3月29日5000元，2019年4月30日5000元，2019年6月1日5000元，2019年7月3日5000元，2019年8月1日3000元，2019年8月2日2000元，2019年9月7日5000元，2019年10月16日2000元，2019年12月31日1000元，2020年1月1日2000元，2020年5月2日500元，2020年5月28日500元，2020年5月29日300元，2020年5月30日300元，2020年8月3日2000元，2020年9月1日500元。以上微信合计支付资金金额为51100元。此外，被告称在2018年向原告支付了2万元的现金，该笔款项系姚某所出，原告对此表示认可。原、被告均同意法院以2018年8月31日来认定该笔现金的支付时间。姚某作为被告方证人出庭作证称，姚某与被告是发小，通过被告认识了原告，时间大概在2017年。同年姚某向原告借款，被告为担保人，借款金额为35万元。经被告询问借款各方是否签署过《借款合同》，姚某回复称姚某与原告签署过两份合同，第一份合同签署时间是在2017年4月，另外一份合同的签订时间记不清了。经被告向证人出示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借款合同》及《收据》照片，姚某回复称该合同是原、被告及证人三方签署的，并认可《收据》系自己签署，称2017年4月签署合同时实际借款金额为35万元，被告出示的《借款合同》为第二份合同，之所以第二份合同上借款金额写成了85万元，是因为多出的50万元是35万元借款产生的利息。经被告询问款项约定打到被告账户的原因，姚某表示其通过被告认识了原告，原告更信任被告，所以将款项转给了被告，但是由自己出具了《收据》。经被告询问35万元款项姚某是否收到并使用，姚某表示收到了，称款项由自己使用，原告转给被告315000元，但是借款金额写的是35万元，中间的差额部分是利息，这笔钱姚某一部分用于了投资，另一部分用于弥补之前的债务；虽然收款人是被告，但是因为姚某与被告认识，所以后续姚某就让被告将收到的款项全部用于了姚某的个人用途。经被告询问证人是否向原告偿还过借款，姚某表示归还过一部分，借款发生后大概在2017年5月份姚某就还了一个月的利息，这笔钱姚某应该是通过微信转给了被告，之后被告转给了原告；该笔借款约定的利息为每月35000元。第二次还款是姚某与被告给原告送了2万元的现金，大概是2018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这笔钱是姚某出的。第三次是姚某通过微信给被告转款5000元，后续被告也将款项转给了原告，大概时间是2019年。针对姚某的证言，原告方表示姚某起初声称姚某与原告签署过《借款合同》，在被告向姚某出示被告的证据后证人又称《借款合同》系原、被告及姚某共同签订，鉴于被告与姚某系发小关系，原告对姚某的证言不予认可。关于姚某声称向原告借款、让被告作担保、款项先打到被告账户，能够证实款项并未实际支付给姚某，姚某也无证据证明借款是用于其个人用途。关于姚某所述被告的担保问题，在被告所提交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需另外签署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但是这些并未实际履行。后被告与原告重新签署了《借款合同》，被告同意作为实际借款人偿还借款。针对姚某的证言，被告表示姚某发表的证言足以证明姚某是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姚某的证言与被告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被告的诉讼主张，请求法庭予以采纳，姚某应当为本案诉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2018年12月5日至2020年11月9日期间，原、被告通过微信进行了聊天。聊天主要内容如下：2018年12月31日，殷彤：“小旭，真不是你想的这样”，隋晓旭：“但是事现在就这样了”“马上18年都过去了”“你这中间人也该担了”“这钱都不应该过今年”，殷彤：“是，我明白道理，我先去借钱，你等我信吧”，隋晓旭：“又等你信”“我今天得打息给人家”，殷彤：“等于说我今天要给你钱，这笔钱不算本金里，是利息是么？等于这笔钱，旭你也是中间人，钱是另一个人的对么？”，隋晓旭：“我都给你算本金里”“钱你一共就担35”“剩下我自己找姚某”“钱有20别人的”“一个月我给5000”“明白了吗”“你算吧这钱多久我背了多少息了”“我对你仁至义尽”。2019年1月24日，隋晓旭：“你帮姚某担保的钱除了我还有么”，殷彤：“张淼那个你说算么？应该也算我介绍的，但是我没有写任何的条”，隋晓旭：“那姚某这除了罗答应给这50也没别的办法，你这除了抵押你家房子别的办法也没有了，对么”，殷彤：“我一直在想，我觉得求人不如求己。你说呢”，隋晓旭：“你们家不押房子，你妈那钱不也还不上吗”。2019年4月27日，隋晓旭：“五一以后见个面吧，你给我写个条”“月底之前把息钱给了”，殷彤：“五一过后，我回北京第二天吧，我微你”，隋晓旭：“行，这次条你写”。2019年12月1日，隋晓旭：“担保人的义务你应该明白，来龙去脉具体我也只是听你俩说，要不是哥们我能借这钱吗？能等这么久吗”“我到现在做的一切不也都是照顾你这边吗”，殷彤：“我明白，所以说我希望你也能配合我，我一步一步的把这些事处理好，到时候房款下来，我有分配权，家里能信任我，懂么旭”，隋晓旭：“我一直在配合你，你想想多久了”“是因为你一直处理不了”。2020年11月9日，隋晓旭：“去年年底咱俩签的这个合同你手里有没有”，殷彤：“当时你没有给我，你说回家你填完，然后给我，后来就没有给我”，隋晓旭：“行，我知道了”。庭审中经询原告出借资金的来源，原告表示为自有存款，被告表示不清楚，但称在原、被告微信聊天过程中原告提及过有来源于其他人出借的资金。原告则称微信沟通内容仅能体现原、被告双方就还款磋商的过程，内容并不能完全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原告为了促使被告还款，声称有20万元是别人的，但其实出借资金全部都是原告本人的资金，是为了促使被告尽快还款，才这么说的。经询原、被告之间除了本案诉争借款，还有无其他借款关系，原、被告双方均回复没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具体到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此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借贷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且出借人实际支付了借款。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成立借贷关系，有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2017年4月9日的银行转账凭证及原、被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被告认可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亦认可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中的乙方签字为被告本人所签，但主张该《借款合同》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称被告之所以签订该《借款合同》系因原告以上门向被告父母讨要借款并到被告家闹事的方式逼迫被告签订合同。被告所述“之所以签订该《借款合同》系因原告以上门向被告父母讨要借款并到被告家闹事的方式逼迫被告签订合同”意见并无相应证据佐证，且原告对此并未认可，因此本院认定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该《借款合同》的签订日期，原告主张为2019年底，被告先是称为2019年底，后又改称为2019年11月初。综合双方意见本院确认该《借款合同》签订于2019年。针对被告提交的《借款合同》，虽然仅有照片，没有原件，但该合同系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且原告表示该合同中的甲方签字、手印应为原告本人所签所按，该合同约定内容与在案其他证据及被告、证人所发表的意见可以相互印证，因此本院对该《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亦予以采纳。被告提交的《收据》与在案其他证据及被告、证人所发表的意见亦可以相互印证，因此本院采信《收据》的真实性。针对被告所提交的《借款合同》及《收据》的签订日期，被告表示为2018年7、8月份，原告、证人均表示记不清了。虽然依据该《借款合同》及《收据》所载内容可知借款人为姚某，被告为担保人，且《借款合同》约定被告仅以其名下车辆为姚某向原告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责任。但依照被告自认的签订日期，该《借款合同》及《收据》的签订日期早于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签订日期。原告主张以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作为认定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符合情理，于法无悖。因此，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因在2019年签订《借款合同》而形成了清晰的借贷合意。在此之前，原告已经于2017年4月9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315000元，且2019年《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已于2017年4月9日向被告支付完毕全部出借款项，而原、被告双方均未能通过举证明确在2017年4月9日双方存在其他资金往来事实，因此原、被告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借款金额为315000元。虽然原告于2018年12月31日向被告发送微信称“我都给你算本金里”“钱你一共就担35”“剩下我自己找姚某”，但是在此之后的2019年，原、被告双方通过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方式明确借款人为被告，并约定了利息标准为年利率24%，自出借之日起计算，还款日期为2020年1月1日，先付息后还本。逾期还款，每逾期一日，按照应付款项的千分之三的比例支付逾期违约金。因此315000元借款的借款期限应认定为2017年4月9日至2020年1月1日，借期内的利息标准应为年利率24%，逾期利息以315000元为基数，每日按照千分之三标准计算。双方约定的逾期利息标准超出了司法保护上限。原告主张自2020年1月2日起，以31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计算。该主张未超出司法保护的利率上限，故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的借期内的利息金额为185000元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主张其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的35000元为还款，原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因此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述款项应当优先抵充本金还是利息双方存有争议。鉴于本院已如前述认定了315000元借款对应的借期内的利息及逾期利息支付标准，因此该笔还款应依约优先抵充已经实际发生的利息，抵充完毕后仍有剩余的，继续抵充借款本金。同理，被告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支付的51100元，也应依照前述抵充规则予以抵充。由于原、被告及姚某均认可姚某向原告偿还了2万元现金，且原、被告双方均同意法院以2018年8月31日来认定该笔现金支付的具体日期，在此时点姚某依据被告提交的《借款合同》应为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其向原告支付2万元应依照前述抵充规则抵充案涉315000元借款。经本院核定，截至被告最后一次还款日即2020年9月1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84970.96元、借期内的利息19965.78元、借期内的利息（以284970.96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逾期利息（以284970.96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日至2020年9月1日止，按照年利率15.4%计算）。因此，对原告向被告提出的本金及利息主张，本院在借款本金284970.96元、借期内的利息（19965.78元及以284970.96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逾期利息（以284970.96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5.4%计算）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对原告超出部分的本金、利息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诉讼保全系原告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原告因行使该权利实际支出了保全费3020元，在本院认定被告应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形下，该费用应由被告予以负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此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殷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隋晓旭借款本金284970.96元。二、被告殷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隋晓旭支付借期内的利息（19965.78元及以284970.96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三、被告殷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隋晓旭支付逾期利息（以284970.96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5.4%计算）。四、驳回原告隋晓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3020元，由被告殷彤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员 杨晓龙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康燕婷书 记 员 沈雷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