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06民初11077号原告：居毅俊，男，197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被告：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HERBERTV.KOHLERJR，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凌云，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洁，女。被告：上海力加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蔡潇宇，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嘉琴，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居毅俊与被告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科勒公司)、被告上海力加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力加力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居毅俊、被告科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凌云、邱洁，被告力加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嘉琴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适用简易程序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居毅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力加力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2020年11月延时加班以及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共计94,028.47元；2.判令被告科勒公司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8年11月1日入职被告力加力公司，被派遣至被告科勒公司担任司机，原告劳动合同约定实行标准工时制。原告在职期间有延时加班以及双休日加班的事实，但被告力加力公司按法定标准的70%支付双休日加班工资，按12元每小时的标准支付延时加班工资，应补足差额。此外，被告力加力公司从未告知过原告岗位自2017年起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劳动合同亦未进行修改，且原告的工作性质系为领导开车，并非长途驾驶员，亦不适用不定时工作制。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请。被告科勒公司与被告力加力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同意仲裁裁决。原告系司机，该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不存在延时加班工资以及双休日加班工资。原告仅负责一位高管的接送，每天实际工作时间未达八小时。另被告力加力公司已按仲裁裁决支付原告病假工资8,285.18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诉、辩称意见及证据，查明如下事实：原告于2008年11月1日入职被告力加力公司，被派遣至被告科勒公司处担任司机，双方共签署六份劳动合同，每两年一签，其中末两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2018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该两份劳动合同均约定，乙方(原告)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按用工单位的规定执行，用工单位的规定不得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原告末份劳动合同到期后，尚处于医疗期，故劳动合同尚未终止。原告2018年1月至3月基本工资为6,109.70元，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基本工资为6,476.28元，2019年4月至2020年11月期间基本工资为6,864.86元。被告力加力公司已按仲裁裁决支付原告病假工资8,285.18元。2020年12月22日，原告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被告力加力公司支付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病假工资差额8,285.18元，2018年1月至2020年11月加班费差额94,028.47元，被告科勒公司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该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2月26日作出沪劳人仲(2020)办字第1847号裁决书，裁决被告力加力公司支付原告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病假工资差额8,285.18元，对原告其余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审理中，关于原告岗位执行的工时制度，两被告称自2017年起实行不定时工作制，被告科勒公司向本院提交准予企业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制度决定书四份、不定时工作制申请表、员工手册截图及公示照片，证明被告科勒公司处长途驾驶员岗位在2017年2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期间实行不定时工作制，高管随行司机也申请了不定时工作制，且员工手册规定司机等特定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被告科勒公司已将员工手册相关内容张贴在茶水间并公示于公司内网，原告可通过公共休息室的电脑查询。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称从未公示过，原告岗位并非长途司机，且原告的劳动合同并未发生变更，故原告岗位不适用不定时工作制。审理中，关于加班的事实，原告称其工作内容为接送高管，执行标准工时制，做五休二，存在延时加班以及双休日加班，被告力加力公司按照12元/小时支付延时加班费，按法定标准的七折支付双休日加班费，自2008年起就按此标准执行，当时告知上述钱款性质为加班费。2017年底“加班申请表”变更为“津贴申请表”，后又于2019年8月左右变更为“出车津贴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申请表”，但钱款计算方式不变，故原告认为款项性质仍为加班费。现原告对被告统计的加班时长无异议，但对加班工资计算基数不认可，故主张差额。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由高管签字确认的津贴申请登记表(2019年2月、2019年7月至2020年10月)、2018年至2019年驾驶员月报表、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工资明细等为证，原告称驾驶员月报表上的出库、入库时间能与津贴申请登记表上“出车时间”一栏相吻合，离家时间即出库时间，到家时间即入库时间，公司距离原告家不远，虽公司不对原告进行考勤，但高管对原告考勤，上述表格中记载的时间即为考勤记录。原告又称工资明细单载有“加班”一栏，且金额能与原告陈述的计算方式相吻合，故原告认为该项金额的性质系加班费，并非出车津贴。两被告对由高管签字确认的“津贴申请登记表”以及“出车津贴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申请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对驾驶员月报表真实性不予认可，系原告自行制作。两被告称，被告科勒公司处长途驾驶员岗位自2017年起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原告工作内容系为领导开车，工作时间不固定，每天实际工作时间不满8小时，故不存在延时加班及双休日加班，津贴申请登记表中记录的时间为原告每天离家时间以及到家时间，上下班途中的时间可以作为计算津贴的依据，但不能作为计算加班费的依据，被告科勒公司不对原告进行考勤，被告力加力公司向原告支付的系出车津贴，并非加班工资。被告力加力公司对原告提供的2018年1月至2020年11月工资明细真实性无异议，确认该工资明细系从被告力加力公司网站下载，但认为工资明细中“加班”一栏支付的钱款性质为出车津贴及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根据由高管签字的“出车津贴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申请表”计算，计算标准为平时统计9：00之前、17：30之后的出车时间，按12元/小时计算；双休日按基本工资×200%×70%×出车时长计算。被告科勒公司对原告提供的工资明细各项金额认可，但对其构成有异议，认为“加班”一栏应为“出车津贴”。被告科勒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原告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工资发放表，其中“出车津贴”栏与原告提供的工资表“加班”栏金额一致，被告科勒公司认为“出车津贴”栏发放的钱款性质为出车津贴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本院认为，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其一，被告科勒公司处长途司机岗位经行政审批自2017年2月起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原告虽称其工作内容为接送高管，并非长途司机，且被告科勒公司并未公示准予企业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制度决定书，原告劳动合同亦未变更，故原告的岗位仍应适用标准工时制。然原告工作时间机动灵活，需根据高管出行需求而定，且原告明知加班申请单已于2017年底变更为“津贴申请表”，后又变更为“出车津贴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申请表”，亦明知上述申请表所涉钱款的计算方式与法定延时加班工资以及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计算方式不同，原告虽称曾就钱款性质提出异议，但并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故本院认定原告岗位自2018年起已实际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其二，即便原告岗位并未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原告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加班时长。原告自认其提交的由高管签字的津贴申请登记表以及月报表记载的时间系离家时间及到家时间，原告以此计算加班时长无事实依据，不足以证明存在加班事实；且原告提交的驾驶员月报表未经两被告确认，本院亦难以采信，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请求被告力加力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2020年11月延时加班工资以及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并请求被告科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居毅俊请求被告上海力加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2020年11月延时加班以及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共计94,028.47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原告居毅俊请求被告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居毅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钱 晔法官助理  潘寅颖书 记 员  周 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二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