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3民终20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博瀚，男，1985年2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营，北京市博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商晓彤，女，199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博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商桂玲（系上诉人商晓彤之母），女，1966年5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博山区。上诉人王博瀚、上诉人商晓彤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21）鲁0304民初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博瀚上诉请求：撤销（2021）鲁0304民初181号判决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证据认定错误。关于上诉人证据的认定：1.上诉人为证明给付被上诉人彩礼的事实，举证银行转账记录、淄博购物广场购买首饰发票、订婚宴照片、婚宴支付记录、光盘等证据，上述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足以证明上诉人给付彩礼的事实。2.被上诉人母亲自认未返还彩礼的录音证据，一审法院对这一关键证据未予认定。关于被上诉人证据的认定：1.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北京博科汇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出具证明，本单位员工商晓彤租住公司房屋，房租由公司财务代交，再从商晓彤工资中扣除。其一北京不允许商务楼与居住混用；其二公司没有房屋出租；其三该情况说明不能证明王博瀚在出租屋居住。2.被上诉人提供旅游照片一宗。本证据只能证明双方在恋爱过程中曾经外出旅游，达不到证明双方存在同居关系的证明目的。男女“同居生活”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偶尔的旅游不能证明两人同居生活。3.被上诉人提供微信、支付宝消费记录一宗。本证据是被上诉人在北京工作、生活期间个人消费性支出，该证据达不到认定同居期间生活消费的证明目的。二、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作出自相矛盾的事实认定。在本院认为部分：“……现原告仅提供宴请支付的费用及照片不足以证实双方曾举行订婚仪式，对原告主张涉案钱物系彩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但，原、被告对双方前期系男女朋友关系的事实无异议；原告主张前期向被告的转账25万元及赠与的手镯、项链均系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本院予以采信”。事实上“彩礼”和“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在法律性质是相同的，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就是彩礼。2.一次性给付25万元，是生活费而不是彩礼与事实不符，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按照订婚的传统习俗，女方都会向男方索要大额财物以及首饰。上诉人是一般百姓家庭，不是豪门富贾，一次性给这么多生活费的确让人匪夷所思。既然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辩称的转账系双方同居期间生活费用不予采信，就已经对25万元及首饰是彩礼作出了法律定性。3.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没有订婚仪式，没有婚约错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律倡导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双方没有媒人、彩礼要给付对方父母等传统订婚习俗不再是衡量是否订婚以及彩礼交付的唯一标志。三、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是婚约财产纠纷。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未返还钱款为10万元，首饰折价款为38756元，就应当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的规定，判决被上诉人全额返还彩礼。2.适用不当得利条款错误。不当得利是没有约定或是法律规定取得利益，他人遭受损失。而本案是以结婚为目的附条件的赠与行为，民事案由规定非常明确规定是婚约财产纠纷，本案没有不当得利条款适用的余地。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作出判决错误。民法总则已经于2021年1月1日失效，法院不能依据已经失效的法律作出判决。四、违反法律不告不理原则。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返还彩礼礼金10万元以及首饰，而一审法院把已经返还的15万元作为审理对象并据此作出判决，严重违反了法院处于中立以及不告不理原则。商晓彤辩称，上诉人上诉说的事情都是假的。商晓彤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21)鲁0304民初18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购买的首饰。虽然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购买了一审法院判决书认定的首饰，但是该首饰是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被上诉人购买，因两人并没有订婚，被上诉人并没有将首饰作为订婚之物交付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在北京，在北京生活期间被上诉人对于上述首饰是有控制能力的，在两人分开时被上诉人将首饰带走了，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也符合当时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15万元的实际情况。从被上诉人庭审中要求返还钻戒(该钻戒是2018年上诉人自己购买的)，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虚构事实，欺瞒法庭，因此被上诉人索要上述首饰认定为欺瞒法庭，也符合被上诉人的人格。二、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缴纳的社保费用，应当予以抵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期间，上诉人支付了被上诉人缴纳社保的相关费用，上述费用支付发生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在计算相关费用时予以扣除符合规定。若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不当得利后，再行主张权利，因被上诉人没有工作和固定的住所，上诉人很难向其主张权利。王博瀚辩称，一、关于首饰问题。商晓彤说没有收到金银首饰，明显是在撒谎，因为在王博瀚与商桂玲的通话录音中，商桂玲明确表示首饰和彩礼都没有返还。在录音证据三中商桂玲自己承认“我和你说，我给你，但是我必须和你母亲算账”中的“算账”表示彩礼和金银首饰。还有在录音证据二中，王博瀚问“阿姨，这三金也是当您面给的，我花了6万多块钱”，商桂玲回答“这个钱和我没有关系”，她推脱这三金的钱找商晓彤。所以三金和彩礼没有返还。二、社保费问题。社保费是王博瀚自己拿钱交纳，如果商晓彤认为是其自己代缴，应该提供证据由法院核实。王博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彩礼礼金10万元；2.判令被告返还彩礼首饰（金项链一条、手镯一只、金戒指三个）；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时，原、被告经朋友介绍认识，后确立恋爱关系。2019年3月25日，原告王博瀚向被告商晓彤转账5万元；2019年3月26日，原告分三次向被告转账15万元；2019年3月2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5万元。对于前述款项的性质，原告主张系给付的被告订婚彩礼；被告否认订婚的事实，主张系原告承担的双方同居期间的生活费用。2019年3月30日，原、被告自北京返回淄博时，在利群集团淄博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由王博瀚出资购买并赠与被告商晓彤价值31946元的周大福手镯一支、价值6810元的周大福黄金项链一条。原告主张其还曾赠与被告金戒指三枚，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未举证证实该主张。被告主张前述手镯、项链前期存放于双方同居的住处，后被王博瀚带走；原告不予认可。2019年4月1日，原、被告在博山区城西大团圆大酒店（香好吃莲私房菜）宴请了被告方部分亲友，由原告支付费用888元。2020年1月16日，被告商晓彤向原告王博瀚转账15万元。对于该款，原告主张系被告给付用于婚房装修的装修款；被告主张系双方清算同居期间的费用后，由被告返还原告的剩余费用。双方于2020年一二月份分手。被告主张双方前期已长时间同居。被告商晓彤原系北京博科汇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职工。该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商晓彤在北京任职期间居住于该公司出租房屋内，房租为每月5500元，该费用先由公司财务代理缴纳，再从商晓彤工资中扣除。王博瀚于2018年10月份至2019年12月份在其公司出租房屋内居住。另，商晓彤还曾委托公司代王博瀚缴纳社会保险费，费用27374.41元均从商晓彤工资中扣除。被告另提供其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一宗，主张其负担了双方同居期间二人的日常开支15万余元；另16个月的房租88000元由被告负担，其16个月的工资收入24万元均全部用于二人生活；前述费用均应双方平均分担。被告主张前期其母亲曾分两次赠予原、被告27000元，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提供照片一宗，主张双方曾多次赴全国各地旅游。原告否认同居的事实，亦否认被告的转账记录为双方同居期间的开支。原告举证2019年4月份至2020年1月份，其在案外人北京航天博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缴纳社保。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间婚姻缔结的传统，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惯，确定是否为彩礼的性质一般需看当地是否有这种约定俗成的男方为达到与女方结婚的目的而给予女方钱款、礼物的风俗习惯；彩礼是一种特定的婚前财产的赠与。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基于婚约向被告赠与钱物，现结婚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被告返还钱物；被告否认双方存在婚约；对此，原告应就双方存在婚约，钱物系基于婚约给付的彩礼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仅提供宴请支付的费用及照片不足以证实双方曾举行订婚仪式，对原告主张涉案钱物系彩礼的主张，不予采信。但，原、被告对双方前期系男女朋友关系的事实无异议；原告主张前期向被告的转账25万元及赠与的手镯、项链均系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予以采信。被告辩称转账系原告负担的双方同居期间的生活费用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原告短期内赠与被告大额钱款及价值较高的首饰，系附带希望双方缔结婚姻关系而作出的，现双方分手，赠与所附条件无法成就，其有权要求被告返还赠与；被告拒绝返还构成不当得利。本案案由相应变更。被告前期已返还15万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虽辩称返还款项系双方结算同居费用后的最终数额，剩余款项不应返还，但其举证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未返还的钱物范围，转账钱款数额无争议；根据原告举证及被告自认，可以确定原告赠与被告的首饰为手镯一只、项链一条。原告虽主张还有金戒指三枚，但被告不予认可，其亦未举证证实，不予采信。被告自认涉案曾收到的首饰已下落不明，无法返还，故被告应按照购买价格折价补偿原告。被告虽辩称原告在双方同居期间已擅自取走，但未举证证实，不予采信。据此，应认定被告未返还的钱款为10万元，首饰折价款为38756元。在被告举证双方曾长期共同生活，确有共同生活支出且无法确定具体数额的情况下，考虑北京物价水平、交往时间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被告可按总赠与数额70%的比例予以返还，应返还数额为202129.20元[（25万+38756元）×70%]，扣除被告已返还的15万元，被告仍需返还原告52129.20元。对原告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关于被告主张为原告垫付的社保费用，因原告不予认可，双方存在争议且涉案外人利益，本案中不予抵销处理。如若确存在债权，被告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商晓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博瀚不当得利款52129.20元；二、驳回原告王博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王博瀚负担552元，由被告商晓彤负担59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商晓彤提交证据一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位职工缴费信息）一份，该证据系北京航天博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到商晓彤代理人的手机上由代理人打印，拟证明王博瀚的社保是从北京航天博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缴纳。证据二王博瀚所有车辆的停车缴费记录8页，来源于商晓彤的手机，费用发生在双方共同居住处附近的超市，拟证明王博瀚与商晓彤共同居住生活。证据三北京航天博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王博瀚没有工作，王博瀚的社保是从北京航天博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缴纳。王博瀚质证称，对证据一、证据三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是婚约财产纠纷，社会保险费争议不是本案争议焦点，如商晓彤有异议，可另行起诉解决;上述证据不是二审新证据，根据证据规则，二审法院不应采信。证据三，北京航天博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博汇公司）不是商晓彤工作单位，其工作单位是北京市博科汇云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科汇云公司），两个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商晓彤不在航天博汇公司任职，没有工资可扣。仅一份真实性存疑的孤立证明不能证明王博瀚社会保险缴纳情况及数额，商晓彤还应提供王博瀚社保从航天博汇公司缴纳的缴费明细以及社保从商晓彤工资扣除的银行流水，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商晓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博瀚社保曾经在航天博汇公司缴纳是事实，但王博瀚提供的社保记录显示在航天博汇公司缴费时间为2019年4月-2020年5月，缴费数额5661.50元，而商晓彤提供的证明记载缴费时间为2019年1月至12月、2020年1月至5月，上述证明时间和数额有误，是虚假证明，也证实不了社保资金的真实出处。证据一，第一，查询北京社保个人权益记录会显示两个公章：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业务专用章（而不是个人权益记录专用章），号码：110××××1154；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个人权益专用章，号码：110××××2289。商晓彤提供的该份证据第一个用章，章名、字体、号码均与社保中心官方用章不一致，鉴定真伪查询网址与商晓彤提供的个人权益记录查询网址不一致，证据一是一份假社保个人权益记录。第二，2020年1月，商晓彤从公司辞职离开北京，不在单位工作，已无工资可扣。第三，社保缴费信息显示缴费截止年月为2020年5月，而下方手写部分，商晓彤主张为王博瀚2020年缴纳9个月社保共计14492.97元，两处相互矛盾。第四，王博瀚查询2019年4-6月社保缴费共计3026.76元，2020年1-2月未有社保缴费信息，3-5月社保缴费共计2131.47元，缴费月份及数额与该证据均不一致。商晓彤知道王博瀚社保账号，完全可以上网自主打印，这也不能成为其替王博瀚缴纳社保的证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达不到商晓彤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为复印件，未能提供原件和原始载体，不能证明车牌号为京Ｎ?8ＲＨ82的车辆是王博瀚所有或驾驶，亦证明不了就是去商晓彤居住地。一审中商晓彤自认在公司居住，而博科汇云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延静里中街3号院甲6号楼-2至22层101内8层804室，此停车场没有显示在公司附近。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在付费停车场停车，出停车场时车主会用自己手机付费，而缴费记录是商晓彤手机打印，不能证明是王博瀚在此停车。此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同居生活之事实，反而更加证明未同居生活的真实事实：1.停车次数来看，停车记录显示最多月份6次，最少1次，如果王博瀚在附近居住，不可能停车次数如此之少，且如果在附近居住，出于经济考虑也会办月卡停车。2.停车场离开时间来看，车辆离开后，夜晚没有回来的记录，也不符合在附近居住的日常经验法则。3.很多次停车记录显示离开时间，商晓彤还没有下班，正是工作时间。4.两个特殊日期：2019年3月8日妇女节，车辆离开停车场时间为20：21分，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车辆离开停车场时间为21：15分，如果两个热恋的情人同居生活，在此情况下离开，不符合常理。5.停车时间最短的一次是2019年9月1日，显示停车时间为29分钟，从进入停车场到离开停车场总共时长29分钟，还包括去商晓彤居住地，与事实不符。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仅能证明王博瀚相应月份的社会保险费用系通过北京航天博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交纳，其提供的证据三北京航天博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证明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的形式要件，证据二缴费记录仅能体现车辆牌号、停车时间、支付时间等信息，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商晓彤的主张。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王博瀚在2019年3月25日、3月26日、3月28日共计向商晓彤转账25万元，王博瀚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其按照民间习俗订立婚约所给付的彩礼，但商晓彤亦未能举证证明上述款项系王博瀚给付的双方同居期间的生活费用，上述款项数额较大，一审法院考虑到双方系男女朋友关系的事实，采信王博瀚关于给付上述款项及首饰系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的主张，并综合考虑北京物价水平、双方交往情况等因素，酌定商晓彤按70%的比例予以返还并无不当。商晓彤上诉主张没有收到王博瀚购买的首饰，在双方分开时王博瀚将首饰带走，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将其为王博瀚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与案涉其应返还款项进行抵扣，因双方对此存在争议且涉案外人权益，一审未予以处理并告知其可另行主张亦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一审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博瀚、上诉人商晓彤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上诉人王博瀚负担997元，上诉人商晓彤负担11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忠熙审 判 员 李灵福审 判 员 王 娜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赵树一书 记 员 徐 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