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渝0113民初1730号 原告：重庆江北区长安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福生大道230号2幢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303485XY。法定代表人：何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建华，重庆智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鑫，重庆智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大江西路自编号31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70943915XK。法定代表人：董文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智，男，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贤波，男，系公司员工。原告重庆江北区长安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产业公司）与被告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江信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0 年 1 月 2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金宏与人民陪审员喻启平，谢光碧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案件审判，分别于2021年 3月 11 日，同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长安产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建华、向鑫，被告大江信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智、文贤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长安产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11226.63元逾期付款损失（自应付款项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分别于2017年12月26日、2018年7月18日签订《外购合同》，约定原告按照被告月生产计划进行加工送货，执行下线挂账结算，在每月末有原告按照被告提供数据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挂账后三个月滚动付款，合同还对产品型号、名称、单价、质量、包装、支付方式等内容作出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交付产品并开具相应发票，但截至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已开发票货款125 000元。此外，还有原告已交付货物给被告，但因被告拒不结算及明确开票数据的货款86226.63元，上述货款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遂诉请如上。被告大江信达公司辩称，1.对原告请求的金额不予认可，双方没有对账，由原告方提供向被告方发货的所有证明减去被告方向原告方所开具的发票金额，其余额才为未付金额，但从原告方举示的证据中不能确认被告欠款具体金额；依据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中三个月滚动付款的约定，被告已经全额向原告支付了；2.原被告在交易过程中，采用滚动付款方式，在2017年4月5日被告用应付款81 249.39元冲抵应收款，2017年12月28日，被告用应付款118 648.57元冲抵了应收款，2019年12月31日，被告用应付款924 147.05元冲抵了应收款，合计冲抵1 124 045.01元。原告供货总金额是1 395 958.55元，供货金额减去抵充金额减去被告付款金额168 867.7元，被告公司财务账上显示余额为103 045.84元；3.原告主张已发货未开票部分86 226.63元，即便发货的事实存在，根据原被告延续多年的交易惯例，执行下线挂账结算，以及双方协议第十条，由于原告未向被告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并交给被告，因此被告付款的条件并不成就；4.再有被告于2018年5月24日向原告出具质量扣款收据，并将具体质量处罚通知单明细邮寄给了原告，原告在15同日内未提出异议，即认可该处罚单，质量处罚为5000元，应从原告主张货款中予以扣除；5.对原告诉请罚息不认可。当事人围绕诉辩意见，原告长安产业公司举示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加工合同》1份，《外购合同》5份。第二组证据：1.重庆江北区长安产业有限公司送货单及发货单28张；2.长安产业与大江信达送货单统计表。第三组证据：1.客户明细账；2.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15张。第四组证据：1.记账凭证5张；2.电子承兑汇票1张；3.工商银行业务回单2张；4.工商银行电子回单2张。第五组证据：1.《民事裁定书》；2.电子票据。第六组证据：1.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发票抵扣明细；2.重庆江北区长安产业有限公司送货单及发货单78张、长安产业与大江信达送货单统计表（1张）；3.重庆江北区长安产业有限公司送货单24张，长安产业与大江信达送货单统计表一张；4.记账凭证2张、《重庆江北区长安产业有限公司收据》1张、《银行承兑汇票》1张、中国建设银行业务回单一张。第七组证据：1.大江信达发送给长安产业的电子邮件截图一张、《产品明细》一张；2.长安产业向大江信达回复电子邮件的截图三张，《产品明细》一张（长安产业签字盖章）；3.长安产业向大江信达回复电子邮件（QQ邮箱截图）7页及重庆大江国立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基本信息一份被告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对第五、第六的外购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一至四合同中签合同的主体与本案无关。对第五、第六的外购合同中的第十条，本条约定的是定作人的付款条件是承揽人在开具增值税发票交定作人后定作人挂账3个月付款，执行下线挂挡结算按照双方的交易惯例，合同所涉产品为力帆公司定作，承揽人向定作人交货后由定作人向力帆公司进行交付，根据供货情况进行开票结算，其下线挂账的意思就是在力帆公司未向定作人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定作人对承揽人付款的义务未成就。第二组证据，对发货单上签收人胡晓莉，陶杰，郭丽等全部不能确定是被告方工作人员。第三组证据，客户明细表是原告自制，不予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重庆市增值税发票15张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印证被告欠原告125000元的事实。第四组证据，均是被告向原告付款的原始单据，对付款事实认可。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六组证据，对发票及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中的1、2条都有异议，仅能代表原告向被告开具发票的事实，对证据2签收人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根据第一次开庭后，被告进行了查实，因原业务单位相关人员已离职或已退休，无法找到本人去核实签字的真实性，原告没有举示双方冲抵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且从其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的主张与原诉状的主张不一致，不能形成一一对应。原告提供的数据与诉状上的不一致，所以对其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3与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4，对被告付款的金额没有异议，但同样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七组证据，原告所举示QQ邮箱信息页面截图上的发件人和收件人均不能证明系被告公司的员工或经被告公司授权的代表；QQ邮箱信息页面截图上的全部内容均无被告单位的名称，附件“产品明细”上也无被告单位的盖章确认；原告举示的“产品明细”上“件号”与“长安产业已发货未结算统计表”上载明的“规格型号”严重不符，因此可以确定并非同一批产品。故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大江信达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被告对外质量处罚通知单；2.供应商索赔明细表；3.质量罚款明细表；4.收据一张。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收据供应商索赔明细表及质量处罚通知单上仅有被告人员的签字，并没有原告的签字或者盖章确认，质量罚款明细表也只是被告单方制作的打印件，也没有原告的签字或者盖章确认；被告声称已邮寄给原告，但并未举示相应的邮寄单及签收回执，原告也从未收到过相应的质量罚款通知单；原告并没有签订质量保证协议书；即使有该约定，但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供应的产品有问题，且该产品早已过了相应的质保期，被告无权进行相应的质量扣款。以上证据，双方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为凭，有异议的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详述。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称及提交的证据，本院确认本案以下事实：2013年10月14日，重庆市江北区长安产业公司沙坪坝分公司（长安产业沙坪坝分公司）作为承揽人与被告大江信达公司作为定作人签订合同编号为冲购2013-024的《外购合同》，约定定做报酬109998元；同日，重庆市江北区长安产业公司沙坪坝分公司（长安产业沙坪坝分公司）作为承揽人与被告大江信达公司作为定作人签订合同编号为冲购2013-025的《加工合同》，约定定做报酬573 600元；2013年11月5日，原告作为承揽人与被告作为定作人签订合同编号为冲购2013-043的《外购合同》，约定定做报酬207 200元；2014年6月26日，原告作为承揽人与被告作为定作人签订合同编号为冲购2013-041的《外购合同》，约定地订作报酬599 500元；2017年12月26日，原告作为承揽人与被告作为定作人签订合同编号为2018-004的《外购合同》，约定定做报酬419 350，2018年7月18日，原告作为承揽人与被告作为定作人签订合同编号为2018-028的《外购合同》，约定定做报酬以实际发生额为准。上述合同约定交货期限及数量按照被告与生产计划进行加工和送货，约定加工物的技术标准、质量要求，承揽人按定做人提供的图纸及技术要求加工，执行《技术协议》（见附件三）、《质量保证协议书》（见附件四）；约定承揽人对加工的产品质量完全负责，承揽人不得更换产品材料；因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按《质量保证协议书》执行；约定报酬结算方式及期限，执行下线挂账结算，在每月末承揽人按定作人提供的数据开具增值税发票交定做人，定做人挂账后三个月滚动付款。上述合同还对产品型号、名称、单价、包装等内容作出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自2016年8月至2018年9月，原告按约向被告供应了1395958.55元货物，并且原告在2017年10月20日到2019年1月24日期间按约向被告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15张：（1）发票号NO.04655744,发票金额1046.33元（2017.10.20）、（2）发票号NO.04655745,发票金额1475.14元（2017.10.20）、（3）发票号NO.04655746,发票金额1013元（2017.10.20）、（4）发票号NO.04655747,发票金额65元（2017.10.20）、（5）发票号NO.04655748,发票金额4383.75元（2017.10.20）、（6）发票号NO.04655749,发票金额1304.95元（2017.10.20）、（7）发票号NO.04655750,发票金额16 883.03元（2017.10.21）、（8）发票号NO.06099984,发票金额480.64元（2017.12.13）、（9）发票号NO.06099985,发票金额2847.25元（2017.12.13）、（10）发票号NO.06099992,发票金额6371.42元（2017.12.18）、（11）发票号NO.04223131,发票金额412 848.84元（2018.9.29）、（12）发票号NO.04223130,发票金额791 189.76元（2018.9.29）、（13）发票号NO.04223127,发票金额831.81元（2018.9.29）、（14）发票号NO.04223128,发票金额4507.04元（2018.9.29）、（15）发票号NO.04904085,发票金额3637.3元（2019.1.24），开票金额共计1 248 885.26元，上述开具的发票金额与长安产业公司《客户明细账》中载明的开票情况一致。另，长安产业公司《客户明细账》显示，截至2017年7月5日，长安产业与大江信达之间的账目余额为0元，自2017年10月30日至2020年3月20日，长安产业对大江信达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25 000元；2019年6月21日，原被告双方往来发生对账差异调整390.54元；2018年10月1日长安产业以应收冲应付款35 870.51元，2019年4月26日应收冲应付款919 537.59元；长安产业与大江信达之间的账款冲抵了955 408.1元。2016年，长安产业沙坪坝分公司进行了注销，相关的权利义务由长安产业公司继受，相应的供货义务也是由重庆江北区长安产业有限公司在履行。又查明，被告于2019年7月31日以电子承兑汇票方式向原告支付50 000元货款，2019年9月12 日向原告转账支付50 000元货款，2019年12月4日向原告转账支付50 000元货款，2020年1月15 日向原告转账支付8867.7元货款，2020年3月10日向原告转账支付10 000元货款，上述货款共计168 867.7元。还查明，在2018年到2019年期间，原告使用595147470@qq.com的电子邮箱与被告工作人员使用cygy525@163.com的电子邮箱多次进行工作对接；2018年4月16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cygy525@163.com电子邮箱向原告发送内容为“关于税率调整后合同变更的通知”；2018年10月19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cygy525@163.com电子邮箱向原告发送内容为“因我公司将于下月完成合资，为了方便资产债务转移，请各供应商对贷存数进行确认，确认无误后请将9月对账表打印并签字盖章后交我公司生产物供部刘聪处。前期已通知了开票数还未开票的，请于本月内完成开票。”，该邮件含有附件“大江9月对账”《产品明细》的邮件，要求原告确认“代存数”（也即是已交付未结算产品种类及数量），被告工作人员通过邮件要求原告确认的《产品明细》，所涉10种包含税价（16%）的产品代存数金额为85376.76元；2019年1月8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cygy525@163.com电子邮箱向原告发送内容为“债权债务转移协议”；2019年2月16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cygy525@163.com电子邮箱向原告发送内容为“新的开票资料”。再查明，原告于2021年2月3日向本院申请对被告财产保全，原告为此支付保全费用1866元。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被告签订《加工合同》、《外购合同》，原告为被告供应货物，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各自应按约履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以及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之规定，本案中，原告按约供应了货物，开具了发票，履行了出卖人的义务，被告应按约支付原告货款。被告辩称已经全额向原告支付，又在货款抵扣情况时做出其公司财务账上尚有原告货款余额这一前后矛盾的陈述，结合原告举示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电子承兑汇票等证据，故本院对被告辩称已全额向原告支付完毕货款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尚欠原告已开票货款的金额，首先，原被告之间货款系滚动支付，原告提供的《客户明细账》显示被告尚欠原告已开发票货款125 000元，尽管被告辩称该《客户明细账》系原告单方面自制，不能根据客户明细账来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的事实。但是结合原告举示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电子承兑汇票、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工商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均与《客户明细账》中载明的开票情况、被告支付货款情况相互印证；原被告虽做账时间不同，每次冲抵时间不能对应，但按被告前述确认的2019年12月31日冲抵货款924 147.05元亦能同原告提供《客户明细账》中2019年4月26日应收冲应付款919 537.59元、2019年6月21日调差390.54元加上因质量问题被扣除的5000元（924 147.05=919 537.59元+390.54元+5000元）相对应，根据现有证据应能确认原告举示的《客户明细账》真实、合法，能够作为确认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证据。其次，原告《客户明细账》2017年7月5日显示与被告平账之后，自2017年10月20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原被告确认开具发票金额1 248 885.26元；原被告对账差异调整390.54元，2018年10月1日长安产业以应收冲应付款35 870.51元，2019年4月26日应收冲应付款919 537.59元；长安产业与大江信达之间的账款冲抵合计955 408.1元；被告认可2019年至2020年，大江信达向长安产业支付共计168 867.7元。根据上述支付情况，被告尚欠原告已开票货款为已开发票金额1 248 885.26元扣除冲抵金额955 408.1元以及被告已付金额168 867.7元再加上双方对账调整390.54元，即被告尚欠原告已开票货款125 000元（1 248 885.26元-955 408.1元-168 867.7元+390.54元=125 000元）。被告称对原告的产品质量扣款5000元，应从被告欠原告的货款中予以扣除，一方面被告并未举示双方签署的质量保证协议书等相关证据，另一方面被告前述认可用应付款924 147.05元冲抵了应收款在原告主张货款中也已实际扣除了5000元的质量款，故本院对被告该项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尚欠原告未开票货款的金额，2018年9月，原告向被告最后一次送交货物，在2018年10月19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cygy525@163.com电子邮箱向原告发送含有《产品明细》附件的邮件，并要求原告对被告发出的《产品明细》所涉10种包含税价的产品共计85 376.76元进行代存数确认。同日，原告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对被告发送的《产品明细》中载明的货物种类及代存数量进行了确认。因税费调整，庭审时，原告对被告尚欠已发货未开票的货款，根据合同及发货单自愿将被告发出的《产品明细》所涉10种产品按13%含税价调整为83 168.74元，系其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被告辩称原告所提供的QQ邮箱记载的内容，只能证明被告公司正在进行合资的相关事实，不能证明原告已发货未开票的产品。在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原被告之间在较长的交易过程中形成使用电子邮件沟通习惯问题。对此问题的看法，应当是遵循公平、客观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被告认可该邮箱对外沟通合资事宜亦即认可该邮箱是其公司工作人员使用，而被告工作人员发来《产品明细》邮件要求被告确认代存数，原告通过邮件回复并确认《产品明细》，足以认定原告已按被告要求生产的产品数量及被告收到相应产品，再综合原告举示的外购合同、送货单、原被告曾经电子邮件往来记录等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院足以确认原被告对被告工作人员发送的《产品明细》代存数进行了确认。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尚欠83 168.74元未开票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提出的原告未开具发票，不满足支付货款条件的抗辩，原被告买卖合同中虽然约定付款方式为下线挂账结算，在每月末有原告按照被告提供数据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挂账后三个月滚动付款，但在原告完成先前供货义务后，原告是否向被告开具发票及开具多少金额的发票都是由被告决定的，被告在原告已交货后拒不履行向被告出具开票数据的合同义务，而原告在庭审中表示可以随时按照被告提供的数据开具发票，系被告原因致使已交付货物未能开具发票，阻却了付款条件实现。况且，开具发票属于合同的附随义务，附随义务的迟延履行并未直接影响合同目的实现，无法与买方支付货款的义务构成对等给付。为此，本院对被告以原告未先开具发票而拒不支付货款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被告未按约付款，应当赔偿因逾期支付货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因原被告未对违约金进行明确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之规定，根据本案合同履行情况、违约情况、损失情况，本院酌情认定本案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按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对于被告已开票货款逾期时间的认定，本院认为，因原告最后一次开具发票时间为2019年1月24日，根据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应当在发票开具后三个月向原告支付货款，即被告应当自2019年4月25日起向原告支付已开票货款。对于被告未开票货款逾期时间的认定，因原被告约定开具发票后三个月内付款，而被告长达两年时间未提供数据致使原告未能开具发票，故原告在合理催告后可随时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并未举证对被告进行过催告，结合本案情况，本院酌定从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之次日（2021年2月3日）计算原告未开票逾期付款损失。综上，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应以125 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又以125 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1.5倍计算至2021年2月2日；再以208 168.74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1.5倍计算至208 168.74元付清之日止。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江北区长安产业有限公司货款208 168.7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125 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又以125 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1.5倍计算至2021年2月2日；再以208 168.74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1.5倍计算至208 168.74元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重庆江北区长安产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40元，保全费1866元，共计7206元。由被告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已由原告重庆江北区长安产业有限公司垫付，限被告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时径付原告重庆江北区长安产业有限公司，本院预收的案件受理费不作清退）。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 判 员  金   宏人民陪审员     谢光碧人民陪审员     喻启平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廖  顺书 记 员  颜泠雪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