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4民终20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玉玺，男，197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体堂，男，1957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晓东，河南正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训志，男，1963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祁氏福余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民权县产业集聚区。法定代表人：户海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德申，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冰，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民权美居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民权县和平路东段南侧。法定代表人：刘广力，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袁玉玺、陈体堂因与被上诉人董训志、河南祁氏福余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祁氏福余公司）、民权美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居置业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永城市人民法院（2020）豫1481民初2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5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玉玺及其与上诉人陈体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晓东，被上诉人祁氏福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德申、徐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董训志、美居置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玉玺、陈体堂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发生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权利没能得到维护。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祁氏福余公司2018年7月10日收款收据显示已经收到上诉人方的38.1万元和80万元，这些款项系冲抵2017年10月24日协议中130万元欠款的款项，130万元欠款偿还118.1万后，在2018年8月8日三被上诉人达成的还款协议却尚欠148万，明显董训志与祁氏福余公司、美居置业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其目的就是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再者，从协议表面清晰的可以看出，其中有40万元系董训志个人债务，仍标注使用合伙工程款予以偿还，明显属于无权处分，祁氏福余公司、美居置业公司对此是明知的，在明知处分权人无权处分财产仍予以接受，显然属于恶意串通。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明显的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目的是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关于所谓货款清偿的协议系无效协议。祁氏福余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以被诉协议书是串通签订的为由主张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要求确认无效的协议书是董训志与祁氏福余公司及美居置业公司2018年8月8日签订，该协议书是董训志作为河南民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基建设公司）代理人，代理该公司签订，协议书签订时民法总则已经施行，无论是合同法还是民法总则，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都是以合同有效为原则，以无效为例外。对于一个合同首先推定其为有效合同，只有该合同属于合同法或民法总则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之一时，合同才无效。因此，如果主张合同无效，必须证明该合同属于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无论是合同法还是民法总则均未把串通签订的合同规定为无效合同。上诉人以被诉协议书是串通签订的为由主张无效，由于串通签订的合同不是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当直接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只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合同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与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都规定，只有恶意串通签订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合同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上述法律规定中的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相互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包括国家、集体）合法权益的行为。恶意串通的民事法律行为主观上要求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客观上表现为实施了一定的行为来达到这一目的。恶意串通签订合同的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就是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合同是故意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工具（或形式）。三、对于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可见，对于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上诉人如果主张恶意串通，其所举证据必须能够达到上述标准，才能证明恶意串通事实的存在。上诉人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被诉协议书是董训志与祁氏福余公司串通签订，且损害了其合法权益，更没有证据证明被诉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四、民基建设公司应当向祁氏福余公司支付混凝土款。美居书香府小区8号楼原为金源国际小区10号楼。10号楼建到第七层时开发商无钱继续建设，成为烂尾楼。而10号楼工程使用的是祁氏福余公司的混凝土，欠祁氏福余公司混凝土款。美居置业公司承接金源国际小区烂尾楼工程后，于2017年8月4日将美居书香府8号楼（原金源国际小区10号楼）工程发包给了民基建设公司，其中包括原来已经建至七层的工程和后来继续建设的工程。美居置业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包括原来已经建至七层的工程款和后来继续建设的工程款。民基建设公司得到的是整个楼的工程款。原金源国际小区10号楼工程（已经建到七层）所欠的建筑材料款理应由民基建设公司承担。为此，2017年10月24日祁氏福余公司、民基建设公司、美居置业公司三方签订协议书，约定民基建设公司在承建金源国际小区10号楼期间所欠祁氏福余公司混凝土款至今未还，经双方协商同意，民基建设公司愿意偿还壹佰叁拾万元整（130万元）。现民基建设公司承建美居书香府小区8号楼（原金源国际小区10号楼），自愿将欠祁氏福余公司的混凝土款转由美居置业公司在主体二次结构完拨付工程款时代扣，美居置业公司同意代扣并将所扣款项直接汇入祁氏福余公司账户。董训志作为民基建设公司的代理人用自己的另外一个名字董力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上加盖有民基建设公司印章。民基建设公司承包美居书香府8号楼工程后继续施工将美居书香府8号楼工程完工。在继续施工期间，民基建设公司购买祁氏福余公司的混凝土并支付部分款项后欠祁氏福余公司混凝土款38.18万元。董训志为民基建设公司美居书香府8号楼的项目负责人，代表该公司负责施工。因此，民基建设公司应当向祁氏福余公司支付混凝土款。五、祁氏福余公司签订被诉协议书的目的是由美居置业公司代扣民基建设公司所欠的混凝土款及利息以及借款本息，从而使债权得到实现。2018年8月8日，王常忠代理祁氏福余公司，董训志代理民基建设公司签订了被诉协议书，美居置业公司为担保人。被诉协议书是董训志代理民基建设公司签订，美居置业公司应当将美居书香府8号楼工程款支付给民基建设公司，董训志代理民基建设公司同意美居建设公司从美居书香府8号楼工程款及董训志本人股份中扣除三项款项。其中第一项为原金源国际10号楼所欠祁氏福余公司的148万，该148万是2017年10月24日协议书确定的130万元混凝土款，加上自2017年10月24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利息，按月息1分应为24.5万元，最后商定利息为18万元。第二项是美居8号楼所欠余款38.18万元即民基建设公司继续施工期间，从2017年10月12日起至2018年6月3日购买祁氏福余公司的混凝土所欠的款项。第三项为欠王常忠借款本息40.5万元，借款本金30万元加利息10.5万元，利息按月息2分计息至2019年6月30日。签订协议时预计在2019年6月30日可以结算工程款并可以从工程款中将上述三项款扣除。故第一、三项款的利息计算到2019年6月30日。被诉协议书中同意代扣的款项都是真实存在的。祁氏福余公司为使债权得到实现而签订被诉协议书，目的是正当的、合法的。综上，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训志、美居置业公司未答辩。袁玉玺、陈体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董训志与祁氏福余公司以美居置业公司为担保人的2018年8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6日，董训志、陈体堂及案外人袁其华签订《协议书》，约定：一、三方为民权建筑工程（盛世明门、鑫源国际）共投资本金1210万元，其中董训志投资340.2万元，陈体堂投资520.8万元，袁其华投资349万元。截止2014年5月31日，上述资本金共产生借款及投资利息5791791元，其中应付董训志利息1634735元，陈体堂利息2820088元，袁其华利息1336968元。本息合计17891791元。其中董训志5036735元，陈体堂8028088元，袁其华4826968元。二、从2014年5月26日起，凡从民权建筑工程及其他方收回的相关资金，每笔款均按其本息所占比例进行分配。三、从2014年5月26日起，为追回资本金及利息所产生的费用，仍按三方所占份额比例分别承担相关费用。四、本协议未尽事项，由三方协商解决。五、此协议一式三份，并自签订之日起生效。2017年8月4日，董训志、陈体堂、袁其华以菅凤廷的名义与民基建设公司签订了《项目工程承包责任合同书》，承建民权县美居书香府8号楼工程。2018年8月8日，董训志（乙方）与美居置业公司（担保人），案外人王常忠（甲方）签订《协议书》，内容：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原金源国际10号楼所欠福余商混站余款本息壹佰肆拾捌万（148万），二、现北京美居8号楼所欠余款叁拾捌万壹仟捌佰元（38.18万），三、欠王常忠借款本息肆拾万零伍仟元正（40.50万），合计226.68万元，大写贰佰贰拾陆万陆仟捌佰元，以上欠款同意从美居8号楼工程款及董训志本人股份中扣除，利息计算到2019年6月30号。袁玉玺、陈体堂认为该协议侵犯其合法权益，双方由此发生纠纷，袁玉玺、陈体堂诉至该院。另查明，袁其华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2014年5月26日，我与董训志、陈体堂三人所签订协议书上我所出资的部分，资金均来自于我儿子袁玉玺，因我身体不便，该工程项目中的所有事项以及合伙中的全部权利义务均由我儿子袁玉玺负责行使，我不再参与工程项目中的任何事项。陈体堂、董训志对袁其华出具的说明均未提异议。2019年12月31日，美居置业公司（甲方）与袁玉玺、彭克军（乙方）签订美居书香府8#楼建设工程结算造价确认书，剩余未支付价款为5054223.8元。并约定此结算经双方确认签字后，乙方应将验收资料准备齐全，全力配合甲方竣工验收。1、甲方于2020年1月20日前支付乙方150万元，如甲方违约应赔付乙方50万违约金。2、2020年3月20日前拨付至双方确认价款的2998043元，如甲方违约应赔付乙方50万违约金另加月息2分利息。3、质保金在验收之日起一年后30日内无息支付给乙方556179元，如违约超过十天将赔付乙方5万违约金，超过二十天将赔付乙方10万违约金，超过30天将赔付乙方20万违约金，以此类推。再查明，在祁氏福余公司与民基建设公司、美居置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民权县人民法院准许袁玉玺、陈体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袁玉玺、陈体堂与董训志合伙承包民权县美居书香府8号楼建设工程，董训志与祁氏福余公司于2018年8月8日签订了《协议书》，美居置业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虽然袁玉玺、陈体堂主张该《协议书》系董训志与祁氏福余公司串通签订，但袁玉玺、陈体堂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董训志与祁氏福余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其二人利益，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协议书》存在其他法定的无效情形，故对袁玉玺、陈体堂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2018年8月8日协议书效力应如何认定。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焦点均无异议和补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案涉有效证据能够证明二上诉人与董训志实际承接并承建原金源国际10号楼，即现美居书香府8号楼工程，以及被上诉人祁氏福余公司向该工程供应混凝土的事实。本案上诉人并未提供案涉工程混凝土并非祁氏福余公司提供及货款已经付清等能够否定祁氏福余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权利合法性的证据，基于上诉人与董训志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和个人承建工程的法律溯及力，结合董训志对部分争议款项的说明及其在另案询问笔录中对案涉协议书中借款用于案涉工程的陈述。本案并无能够证明祁氏福余公司所持案涉协议书款项虚假或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无效的充分有效证据。因此，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与董训志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应根据案涉协议书所产生的实际法律后果，由上诉人与董训志三人基于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另行解决。综上，袁玉玺、陈体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袁玉玺、陈体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一宇审 判 员 张学朋审 判 员 王晓辉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朱文欣书 记 员 刘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