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7民终22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延富，男，1990年2月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都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宁龙，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森龙，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黔南州黔都出租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大龙大道8号南州国际文华苑10栋2层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10784848260。法定代表人：姜玲，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全，贵州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书元，贵州良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延富因与被上诉人黔南州黔都出租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2021)黔2701民初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延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宁龙、张森龙，被上诉人黔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全、潘书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延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案涉承包经营协议名为承包合同，实为加盟经营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合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为承包合同错误。其次，从收据和收据的时间足以证明黔都公司向刘延富收取高额购车款的事实，且车辆保险均由刘延富交纳，根据谁出资谁受益和法律规定，车辆所有权实际为刘延富。再次，双方签订的所有合同均为格式合同，双方在订立时并未协商，违反了《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应属无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及《合同法解释（一）》审理本案错误，由于《合同法》及《合同法解释（一）》在《民法典》生效后已失效，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案应适用《合同法解释（二）》关于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的规定，由于案涉合同为黔都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该公司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刘延富协商条款，未进行说明，该部分合同无效。黔都公司辩称：一、诉争合同合法有效。从案涉合同整体内同来看，合同性质为承包经营合同。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且符合交通运输部《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贵州省城市共同交通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出租车企业可以采取承包经营的经营模式，故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合法有效。黔都公司并未开办分支机构或连锁机构，没有可提供的加盟经营机构平台，刘延富主张案涉合同为加盟经营合同，双方之间系合作关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车辆的所有权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权归属黔都公司享有，刘延富称谁出资谁受益与事实不符，刘延富向黔都公司支付的费用系出租车一次性承包经营费，并非购车款。在合同履行期间，刘延富仅仅享有出租车的自主经营权，并非车辆所有权，也不享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权。同时，黔都公司收费符合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该公司取得道路经营运输许可权后从事盈利性经营活动合情合法。三、对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本案争议事实及合同签订时间均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前，一审适用合同法审理本案符合规定。刘延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652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提供一辆具备经营资格、营运证照齐全、设备完好的客运出租车给乙方运营，合同期间车辆所有权归甲方，车辆使用权归乙方，合同期满后车辆所有权、车辆使用权归甲方；乙方向甲方承包经营车牌号为贵Ｊ×××××，经营期限自2018年2月13日至2026年2月12日；双方商定，签订协议时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交纳147000元，经营期间乙方每月向甲方交纳车辆管理费、ＧＰＳ运维费共1500元，于每月5日前交纳，如拖欠，甲方按欠缴金额每天收取1%的滞纳金；乙方经营期间，按规定承担车辆燃料费、车辆管理费、车辆二级维护、车辆年检、车辆等级评定、车辆日常维护、计价器维护、ＧＰＳ维护、运维费、气瓶检测、清洁等费用及国家规定收取的税费，经营期间盈亏由乙方自行负责；乙方按每车2万元向甲方交纳安全保证金，经营期满后，无任何欠款及安全事故，甲方将安全保证金全额退还；协议还对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案涉车辆的购置费用为81800元，2017年11月6日，原告向被告交纳一次性承包费147000元，2018年2月10日，被告将车辆交给原告，原告在经营期间交纳了部分管理费用，后原告停止交纳每月的管理费，认为被告收取的一次性承包费中除了车辆购置费用外，其余的属于不合法的收费，应予退还，双方协商不成，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认可车辆购置税、车辆上牌登记的费用及第一年的保险费均为被告缴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的规定，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订约主体适格，且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协议中约定的对价，是合同主体经充分协商的结果，双方应遵照执行，如一方当事人认为该合同对价过高或过低，导致权利义务不平等，其可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撤销，但从双方签订合同至今，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撤销诉求，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承包费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延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5元，由原告刘延富负担。二审期间，刘延富提交证据：1、出租车驾驶员何东生与黔都公司负责人姜玲的通话录音和录音文字说明，拟证明双方承包经营合同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所涉车辆所有权的约定属无效条款；2、收据及银行流水，拟证明向黔都公司交纳购车款情况。黔都公司质证认可通话录音真实性，认可通话时间为2018年6月4日16时14分，通话时长18分47秒，但认为该录音一审已组织过播放并质证，并非新证据，其达不到对方当事人的证明目的，双方一直在履行合同，合同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收据及银行流水，黔都公司认可收到相应款项，但相关款项并非购车款，其也未曾卖过车，该相关款项均已计为合同约定的一次性承包费。经二审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案涉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虽系民法典实施前签订，但协议约定履行期限至民法典实施之后，且本案是民法典施行后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引起的民事纠纷，应当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审理本案，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本案中，《承包经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订立主体适格，合同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并未存在虚假通谋的行为，故对刘延富主张合同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导致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案涉为提高交易效率而制作的格式合同文本，其中涉及到的合同主要条款，双方当事人仍进行协商后才达成的协议。故对上诉人提出案涉合同属于格式合同而无效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由于一审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并无冲突，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不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故本院在纠正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后，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对于刘延富提出双方当事人之间属于加盟经营、合作关系的问题。纵观本案和司法实践，从双方当事人合同的整体内容和约定看，双方之间不符合加盟经营的法律特征，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二审庭审中，刘延富还提出双方属于挂靠的主张，但从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的内容分析，该合同也不符合挂靠的性质，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刘延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0元，由上诉人刘延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       浩审 判 员 万       青审 判 员 莫   玉   魁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韦华军书记员周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