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2民初1158号原告：王艺凝，女，199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广州大直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经理，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尤雨竹，女，199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与平，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道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榆西一街1号院6号楼2层201室62138。法定代表人：赵书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伟，北京明高典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绿地集团北京京永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辰光东路16号院11号楼11层1103。法定代表人：徐群，董事长。原告王艺凝、尤雨竹与被告北京道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晨公司）、第三人绿地集团北京京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永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艺凝、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与平，被告道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京永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道晨公司返还二原告30万元；2、要求道晨公司支付二原告上述30万元的利息（具体计算方式：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30万元为基数，从道晨公司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之次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道晨公司负担。事实及理由：2016年11月，原告在京永公司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看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绿地启航国际三期下沉商业楼1X5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原告看了涉案房屋表示对房屋满意。2016年12月3日，原告在京永公司工作人员带领下到建设银行北京房山支行营业部，王艺凝的配偶李根以转账形式向京永公司指定公司即北京万达恒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7月21日更名为北京道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团购费30万元。2017年3月26日，因北京市颁布新的限购政策，原告无法以个人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导致原告与京永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后双方之间的商品房预约合同经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解除。本案被告道晨公司收取原告费用并无合法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道晨公司应当履行退还义务。为维护二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道晨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道晨公司于2016年12月3日收取王艺凝交纳的涉案房屋团购费30万元。原告向道晨公司交纳费用后，才能以定购协议上的价格跟京永公司签订《绿地启航国际三期定购协议》。原告已于2016年12月7日签订了上述协议，道晨公司所收团购费用的义务已经完成。签订《绿地启航国际三期定购协议》后，针对定购协议的履行问题，系原告与京永公司之间履行合同问题，与道晨公司无关，道晨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另，自2016年12月3日道晨公司收取团购费用以来，原告从未向道晨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本案已超过最长3年的诉讼时效，不管道晨公司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应获得支持。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京永公司未到庭，但其于庭前向本院邮寄答辩状述称：第一，二原告与京永公司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2020）京0111民初11379号民事判决书，房山法院确认双方的商品房预约合同自2020年11月9日解除，京永公司向二原告返还621619元房款。该判决生效后，原告向房山法院申请了执行，执行案号（2021）京0111执780号，现该案判决已经执行完毕。因此二原告与京永公司之间基于原商品房预约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已经全部终结。第二，原告在本案所提到的道晨公司与京永公司无合作协议，原告主张的30万元不当得利并非京永公司收取，不是向京永公司购买房屋的购房款，京永公司不清楚也不了解该30万元的情况。综上，请法院根据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法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一、（2020）京0111民初11379号案件的审理及执行情况2020年9月27日，二原告以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为由将京永公司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房山法院），房山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6年12月7日，二原告向京永公司支付绿地启航国际三期拱辰下沉商业楼-1X5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部分购房款612619元。京永公司向二原告出具《收据》，载明交款方为王艺凝、尤雨竹，房号拱辰地下商业-1X5，房款612619元，并加盖京永公司财务专用章。后王艺凝、尤雨竹与京永公司未签订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或其他合同。庭审中，二原告提交《绿地启航国际（诺亚方舟）定购协议》（该协议名称处，“诺亚方舟”被划掉，上方另手写“三期”，以下简称《定购协议》）一份，该协议于2016年12月7日签订，抬头甲方为京永公司，乙方为王艺凝、尤雨竹，内容主要为：房屋坐落下沉商业楼1X5室，预测建筑面积142.35平方米，付款方式一次性，建筑面积单价21518.03元/平方米，房屋总价3063092元（含定金），定金5万元（系打印体，后还写有手写体612619），首付款612619元（含定金），付款方式2016年12月7日付款金额612619元，2016年12月20日付款金额2450473元，不退、不换、不更名。甲乙双方从签订《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之日起，本定购单即行作废。落款处，甲方签章空白，乙方签章处王艺凝、尤雨竹签字，收款人签字处空白，销售员签字处岳克强签字，销售经理处汲闯签字。庭审中，京永公司不认可该协议真实性，理由为该公司未在协议上加盖公章，且该公司亦未找到留存的版本。庭审中，二原告提交《绿地集团客户退房申请表》照片打印件一张和电子邮件截图一张，欲证明京永公司在2019年3月9日同意向二原告退房款；同时，二原告称，退房申请表系2019年3月9日京永公司向二原告出示的，但由于二原告不同意仅退612619元，故未予以签字；还称，电子邮件系2019年4月23日二原告向京永公司工作人员发送，附件为尤雨竹身份证扫描件，用于办理涉案房屋退房手续用。退房申请表载明下沉商业-1X5，总价3063092元，2016年12月7日金额612619元，需签字、盖章处均空白。京永公司对上述二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庭审中，二原告主张其二人于2016年12月3日针对涉案房屋向京永公司支付购房款50000元，并提交《收条》、银行转账客户回单为证。《收条》内容为“于12月3日收到李根50000元整。岳克强”。银行转账客户回单显示，2016年12月3日李根向汲闯转账50000元。二原告称，李根系王艺凝丈夫，2016年12月3日受京永公司销售人员汲闯、岳克强指示，二原告通过李根账户向汲闯转账50000元，系购买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并由岳克强出具《收条》；并称，转账时虽未签订《定购协议》，但汲闯、岳克强表示当日支付50000元房款，可以在签订《定购协议》时获得房屋总价的优惠。京永公司认可2016年到2018年初汲闯、岳克强系该公司员工，但否认上述50000元款项系购房款，亦否认京永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同时，京永公司提交《绿地集团定单更名申请表》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二原告所交房款为612619元，该表更名原因处写明“由于政策限购，个人无法网签”，已付款情况处写明“已付款612619元”，该表有王艺凝、尤雨竹签字。二原告对该表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该表仅为办理更名申请用，所载房款数额不能证明二原告所交的全部购房款。本案双方一致认可针对涉案房屋未实际予以更名。2017年3月26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京建发〔2017〕第112号）。根据该公告，王艺凝、尤雨竹不具备商业、办公类项目商品房的购房资格。2020年11月9日，京永公司收到房山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房山法院认为：虽然二原告提交的《定购协议》未加盖京永公司公章且京永公司不予认可，但京永公司收取了王艺凝、尤雨竹针对涉案房屋的612619元购房款，可以认定双方达成对将来订立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意，形成商品房预约合同法律关系，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二原告以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但京永公司出具的《收据》仅载明房号和房款612619元，即便是《定购协议》也未对房屋交付、产证办理、违约责任等商品房买卖合同必不可少的内容做出约定且明确从签订正式商品房预售合同之日起该《定购协议》作废，故无法认定双方形成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关系，房山法院依法变更本案案由为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因限购政策影响，二原告不具备购买涉案商品房的资格，二原告与京永公司就涉案房屋的买卖合意客观上无法履行。二原告主张2019年3月9日京永公司已经同意退款，故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于2019年3月9日解除。但二原告提交的退房申请表上并无本案双方的签字或盖章，无法认定双方已经对解除合同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双方商品房预约合同的解除时间，应为房山法院向京永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之日，故房山法院确认本案双方商品房预约合同于2020年11月9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京永公司应退还已收取的购房款。对于应退的购房款数额，本案双方的争议主要在于是否应包括二原告向汲闯账户中转账的5万元。对此房山法院认为，虽然转账当时汲闯、岳克强系京永公司的员工，但该5万元系直接向汲闯个人账户转账，岳克强出具的《收条》亦未写明款项性质，无论是京永公司出具的《借据》，还是二原告提交的《定购协议》均未列明该5万元，故房山法院难以认定该5万元款项系房款，亦无法认定该5万元系京永公司收取，二原告要求京永公司将该5万元款项返还，房山法院无法支持。综上，京永公司应将其收取的612619元房款返还二原告，并以612619元为基数，自合同解除的次日向二原告支付利息。二原告要求过高部分，房山法院不予支持。房山法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2020）京0111民初113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绿地集团北京京永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艺凝、尤雨竹返还购房款612619元并支付利息（以612619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2020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王艺凝、尤雨竹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二原告于2021年1月25日向房山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现该判决现已执行完毕。二、二原告向被告支付30万元款项的情况王艺凝与案外人李根系夫妻关系。2016年12月3日，李根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北京万达恒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转账支付了3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载明用途为“房款”。同日，北京万达恒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出具收据（编号No.8025314），载明交款单位王艺凝，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收款事由为“绿地启航国际三期地下商业-1X5室团购费”，单位盖章处盖有北京万达恒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公章，经办人王思宇，其余财会主管、记账、出纳、审核均为空白。关于30万元款项的支付经过，二原告称其系在京永公司工作人员岳克强的带领下到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房山支行营业部进行的转账，当时原告还按照岳克强的要求向京永公司另一工作人员汲闯个人账户转账5万元，因岳克强说这样可以取得以5万抵12万的优惠名额。上述两笔转账均通过李根的银行卡进行。取得银行转账凭证后，由岳克强经办，原告在绿地启航国际三期项目售楼处财务室取得盖有北京万达恒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公章的收据及该公司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同时岳克强以其个人名义出具5万元收据。关于涉案3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二原告认为是购房款，理由为：付款过程中并没有道晨公司的工作人员参与，只有京永公司的工作人员陪同，京永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向道晨公司支付的30万元款项的性质也是购房款，交给道晨公司30万元购房款即可享受优惠购房价格，在二原告支付30万元的转账备注也注明为房款。二原告并表示其在拿到30万元的收据（编号No.8025314）时看到上面备注的是团购费，也向工作人员表示过疑问，但工作人员告知二原告所有购房手续都是这样办理。道晨公司认可收到该30万元团购费，但道晨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的性质是居间服务费，并表示该笔费用均用于道晨公司各项成本支出。道晨公司表示其系京永公司的经销商，负责京永公司的房屋销售，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因道晨公司出售房子量大，可以以团购价购买，二原告向道晨公司交纳30万元后，便能够享受以30万元抵60万元的购房优惠，如果二原告没有通过道晨公司购买涉案房屋，则至少需要多交30万元购房款。二原告不认可其与道晨公司之间存在居间服务合同关系，主张道晨公司从未向其提供过任何居间服务。道晨公司未能就其在二原告选房看房、付款、签订定购协议等过程中提供居间服务或向二原告提供其他居间服务的事实提供任何证据。2017年3月26日，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京建发〔2017〕第112号），二原告不具备涉案房屋（商业、办公类项目商品房）的购房资格。此后二原告开始与京永公司协商退还房款事宜。二原告称，京永公司表示可以退还房款612619元，但涉案30万元只能由渠道公司即道晨公司予以退还，此后王艺凝及其丈夫李根多次与包括汲闯在内的京永公司工作人员协商，并要求对方帮助协调道晨公司的退款事宜，汲闯也表示已经与道晨公司沟通过，道晨公司同意退款，但道晨公司始终未予退款。为证明上述经过，二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多段录音及短信截屏。被告表示因其并未参与上述过程，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亦不予认可，被告称京永公司没有与其就退还30万元事宜进行过沟通。另查，2020年7月21日，北京万达恒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道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2021年4月22日，道晨公司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手续。庭审中，道晨公司主张二原告此前从未向其主张过返还涉案30万元款项，故二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其提交的录音等证据可以证明二原告曾多次就返还30万元款项事宜联系京永公司及道晨公司，但多次交涉后无果，只得向法院起诉。二原告认为录音证据可以证明自己从2019年3月9日起要求京永公司退还涉案款项，但京永公司表示该款项只能由渠道公司即道晨公司退还，故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最早应从2019年3月9日起算，本案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审理过程中，二原告申请查封冻结道晨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30万元，并提供了担保，本院于2021年3月25日作出（2021）京0112民初11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道晨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30万元。本院认为：第三人京永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了举证质证的权利。本案争议焦点有二：第一，道晨公司收取二原告30万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第二，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道晨公司收取的3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首先，关于涉案3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二原告认为是购房款，道晨公司则主张是团购费或居间服务费。二原告称京永公司工作人员要求其将30万元款项支付给道晨公司，以此作为享受优惠购房价的前提，二原告在30万元款项转账的备注中注明款项性质为房款。30万元款项对应的收据上载明款项为团购费，但应当指出的是，团购费性质上属购房人享受购房价格而支出的款项，对此原被告双方的认识和理解并无分歧。关于道晨公司所称涉案团购费性质上属居间服务费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在双方并未签署居间服务合同，第三人京永公司否认与道晨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的情况下，道晨公司对其与京永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其与二原告之间存在居间服务关系、其从事了居间服务等事实负有举证责任，道晨公司未对其负有举证责任的上述事项提供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道晨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道晨公司收取3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给付型不当得利分为自始欠缺给付目的的不当得利和嗣后丧失给付目的的不当得利。如前所述，二原告支付给道晨公司的3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享受优惠购房价格而支付的对价。二原告与京永公司之间的商品房预约合同关系经房山法院审理并作出（2020）京0111民初1137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因限购政策影响，二原告不具备购买涉案商品房的资格，二原告与京永公司就涉案房屋的买卖合意客观上无法履行，故房山法院确认双方商品房预约合同关系于2020年11月9日解除，并判决京永公司返还二原告购房款及相关利息。二原告与京永公司的商品房预约合同关系解除后，二原告给付该30万元优惠购房对价的给付目的因商品房预约合同的解除而丧失，道晨公司无权再继续保有该30万元优惠购房的对价，道晨公司收取的涉案30万元款项即构成不当得利，理应予以返还，故对二原告要求道晨公司返还30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请求以道晨公司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之次日作为利息起算时间、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利息的计算标准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二、二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前文已述，本案所涉不当得利系嗣后丧失给付目的型不当得利，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道晨公司收取的款项丧失给付目的、构成不当得利之时起算。二原告与京永公司之间的商品房预约合同关系经由房山法院作出的（2020）京0111民初1137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解除，道晨公司丧失继续保有该30万元款项的权利基础，道晨公司继续持有该30万元款项即构成不当得利。因此本案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房山法院作出的（2020）京0111民初11379号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算，二原告提起本案并未超过3年诉讼时效。被告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应自二原告支付款项之时起算，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者，即使以房山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商品房预约合同解除之日即2020年11月9日作为道晨公司构成不当得利的起算时间，二原告的起诉亦未超过3年诉讼时效。二原告主张其自2019年3月9日与京永公司就合同解除及退款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只是未被房山法院采信，即使将二原告认可的上述合同解除时间作为道晨公司构成不当得利的起算时间，二原告的起诉亦未超过3年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二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亦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就预约合同解除及协议项下款项的退还问题一直与京永公司、道晨公司沟通和交涉，因此道晨公司关于二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本案中民法典的溯及力及法律适用问题。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本案所涉的30万元款项给付时间发生于民法典实施前，房山法院认定预约合同解除的判决生效于民法典实施后，因此本案中涉案30万元款项丧失给付目的的时间发生于民法典实施后，也即本案中不当得利所涉及的30万元款项从给付发生之时至丧失给付目的构成不当得利之时跨越了民法典的实施，因此本案应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九百八十五条、第九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道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返还原告王艺凝、尤雨竹3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二、被告北京道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王艺凝、尤雨竹上述300000元款项的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3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1年4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费2020元，由被告北京道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北京道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王新东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 李亚欣书 记 员 杨 晨-16--1--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