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0）杭上行初字第71号原告项红英。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法定代表人刘一明。委托代理人徐晨、傅建忠。原告项红英诉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公安行政管理一案，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10年8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项红英，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徐晨、傅建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于2009年12月8日将原告项红英的公民身份号码更正为33010219651105242X。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1、公民身份号码重号事项通知书存根（NO.09001）；2、送达回执（送达NO.09001《公民身份号码重号事项通知书》）；3、谈话记录；证据1－3证明被告将原告身份证重号的事项通知原告，并要求原告在10个工作日内到被告处办理变更。4、公民身份号码更正事项告知书存根（NO.09001）；5、送达回执（送达NO.09001《公民身份号码更正事项告知书》）；6、项红英的户籍证明两份；7、公民身份号码更正事项告知函存根（NO.09002）；8、送达回执（送达NO.09002《公民身份号码更正事项告知函》）；证据4－8证明被告更改了原告的身份证号码并进行了送达。9、纪萍的询问笔录两份，证明被告对纪萍进行询问，纪萍不愿意更改身份证号码。10、居民身份证编号尾数表三页，证明原告未变更前的身份证编号尾数是错误的。11、项红英公民身份号码重号纠正审批；12、户证项目变更审批表；证据11－12证明经审批对原告的身份号码进行纠正。1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上政复决（2007）2号），证明原告和纪萍使用相同的身份证号码一直到2009年12月8日。14、浙江省公安厅关于将《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报送备案的函，证明《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已向省法制办备案。被告在法定期限向本院提交的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条例》（试行）、杭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杭公治（2005）54号《关于对公民身份证号码重号采取内部清理编号的通知》。原告项红英诉称，原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上的编号是330104651105042，《居民户口簿》上的公民身份证件编号也是由330104651105042上升为18位的号码：330104196511050427。被告派出机构-南星派出所于2009年11月23日作出“公民身份号码事项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认为原告公民身份号码330104651105042系重号，要求原告于12月7日前到南星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12月14日，原告收到南星派出所的“公民身份号码更正事项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得知南星派出所已于12月7日将原告的公民身份号码变更为330102196511050242X。原告认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是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进行社会活动唯一、合法的身份证明，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领取的居民身份证，在依照本法换领居民身份证前，在其有效期内，继续有效”。南星派出所的变更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2、南星派出所变更原告公民身份号码行为系超越职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八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由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签发”，而公民身份号码是居民身份证上登记的主要项目之一，故南星派出所在没有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变更原告公民身份号码，系超越职权行为。3、被告程序错误。南星派出所一方面通知原告于2009年12月7日前到派出所办理重号相关手续，另一方面却已在12月7日就将原告的公民身份号码进行了变更，严重剥夺了原告的陈述权和申辩权！4、被告适用依据错误。据被告“告知书”，被告认定原告公民身份号码系重号及变更行为的依据均笼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和编制公民身份号码的有关规定，没有具体到条款项目，被告的行为相当于没有依据。同时，《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没有经有权机关审查备案过，不能作为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5、原告有优先使用原公民身份号码权利。原告早于利害关系人纪萍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保留原身份证号码换领二代证（原告于2005年8月提出申请，而利害关系人纪萍于2005年12月提出申请）。按照公安部先后原则，原身份号码理应分配给原告使用。综上所述，被告行为适用依据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原告有优先使用原公民身份号码权利。故特请求贵院撤销被告擅自更改原告公民身份号码行为，恢复原告原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公安部发布会通报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有关情况；2、公安部就全国集中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3、2008年2月22日《今日早报》刊登文章；证据1-3证明杭公治（2005）54号文件不具有合法性及处理重号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4、关于对项红英申请行政复议的答复；5、居民身份证编号（码）尾数表；6、公民身份号码重号事项通知书NO.09001；7、公民身份号码更正事项告知书NO.09001；证据4-7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为适用依据错误，主要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主体不适格。8、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原身份证号码。9、行政复议申请书；10、上城区政府行政决定书（杭上政复决（2010）4号）；11、送达回证；证据9-11证明本案已经过行政复议的事实。12、关于对项红英行政复议一案的相关情况说明，证明原告早于纪萍提出保留身份证号码申请的事实及当时公安机关根本没有进行协商就强制变更。原告另向本院提交了《杭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度办法》（市政府令第194号）、《关于印发杭州市政府工作部门规范性文件审查办法的通知》（杭政办函（2003）250号）及关于印发《杭州市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指导规则》的通知（杭府法（2005）15号），以证明杭公治（2005）54号文件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辩称，2005年6月，我局派出机构南星派出所工作人员经检查发现因居民身份证编号尾数表中对原告项红英的登记有误，造成了原告与纪萍的身份证号码重号，故在2005年6月5日将原告的居民身份证编号在公安内部电脑系统中更改为：33010219651105242X。2007年6月5日，上城区人民政府作出撤销我局在“常住人口信息”中变更原告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原告与纪萍一直保留相同的身份证号码至2009年12月8日。期间，我局曾多次做原告及纪萍的工作，但双方都不同意更改身份证号码。依据1985年在第一次居民身份证领取时的居民身份证编号尾数表，1965年11月5日登记的是纪萍，而原告则登记在1965年9月5日，登记有误，原告为错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11条、《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第56条以及杭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杭公治（2005）54号《关于对公民身份证号码重号采取内部清理编号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应对原告的错误身份证号码进行纠正。2009年11月23日，经审批，我局决定对原告项红英的身份证号码进行重号纠正，正确号码为：33010219651105242X。2009年11月23日，我局派出机构南星派出所出具《公民身份号码重号事项通知书》（NO.09001），于当日直接送达给原告，并制作了与原告的谈话记录，希望原告在10个工作日前来办理手续。2009年12月8日，通过户证项目变更审批，我局将原告的身份证号码纠正为：33010219651105242X，我局派出机构南星派出所出具《公民身份号码更正事项告知书》（NO.09001），并于当日进行了送达。居民身份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身份代码，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更正，并换发新证。原告与纪萍拥有同一个身份证编号，将会影响两人的工作和生活，为确保身份证号码的唯一性和准确性，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纠正。由于原告的号码为错号，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11条、《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第56条以及杭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杭公治（2005）54号《关于对公民身份证号码重号采取内部清理编号的通知》的相关重新编号原则，对原告的错误身份证号码进行纠正，无不当之处。且我局在更改原告的身份证号码前，也曾多次与原告进行沟通协商，并无剥夺原告的陈述权和申辩权。《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已向浙江省法制办备案。另外，“对于存在重号的公民，由公安机关协调重号的双方进行协商，协商不一致的，将按照先后顺序，更改其中一方的公民身份号码。”这一内容是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负责人在2006年10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解决重号问题的一个工作理念，并未对“按照先后顺序，更改其中一方的公民身份号码”这一内容作出具体操作的解释，故原告提出其先申请保留原身份证号码，要求按此内容来确认其有优先使用原公民身份证号码的权利不成立。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我局在办理过程中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维持被告对原告身份证号码进行更正的行政行为。庭审中，各方以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为争议焦点展开质证和辩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证据1-5及证据13无异议；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7、8的合法性有异议；证据9中2007年7月23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2009年12月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据10-12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证据1-7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8-12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的证据6来源于公安机关的“常住人口信息”系统，真实合法，可以证明被告于2009年12月8日在户籍信息系统中更正了原告的公民身份号码，予以采信；被告的证据7、8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直接关联性，不予认定；被告的证据9系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职权所作的询问笔录，该笔录经被询问人签字确认，真实合法，予以认定；被告的证据10中的居民身份证编号尾数表，系1985年第一次居民身份证发放时所制作的原始材料，可以证明当时原告登记在1965年9月5日，登记有误，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被告的证据11、12反映了公安机关的内部审批程序，可以证明被诉行为经被告决定作出等本案相关事实，予以采信；被告的证据14，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认定。原告的证据1-7，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对原告欲证明的对象均不具有证明力。对经庭审质证双方无异议的其他证据，均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的原公民身份号码为330104651105042。2005年6月，被告发现因1985年第一次居民身份证发放时，在居民身份证编号尾数表中将原告错误登记在1965年9月5日，造成原告与他人的公民身份号码重号，遂将原告的公民身份号码在公安部门“常住人口信息”系统中更改为：33010219651105242X。原告就此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于2007年6月5日作出“撤销被告在常住人口信息中变更原告身份证号码的行为”的复议决定。嗣后，原告与他人一直保留相同的身份号码。因双方均不同意更改身份号码，2009年11月23日，被告决定对原告的公民身份号码进行重号纠正，正确号码为：33010219651105242X。同日，被告所属的南星派出所向原告出具并送达《公民身份号码重号事项通知书》，要求原告在2009年12月7日前至该所办理相关手续。2009年12月8日，被告将原告的公民身份号码纠正为：33010219651105242X，并于同日由南星派出所出具并送达《公民身份号码更正事项告知书》。原告不服，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4月21日作出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原告仍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三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的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第八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由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签发”。第十一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更正，换发新证……”。故被告具有对公民身份号码进行更正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原告原公民身份号码330104651105042与他人发生重号，被告经检查，发现1985年第一次居民身份证发放时制作的编号尾数表上，原告登记在1965年9月5日，据此认定对原告的登记有误并决定进行更正，并无不当。根据《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发现公民身份号码属重号、错号的，应当告知公民本人申报更正登记；经告知后，公民本人仍不按规定申报更正登记的，公安机关可以凭调查取得的材料，更正其公民身份号码。该规定系浙江省公安厅为行使行政职权而制订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在其效力范围内对相应的行政机关具有约束力，可以作为被告的执行依据。被告在经告知，原告仍未申报更正登记的情况下，对原告的公民身份号码进行更正，符合上述规定。原告提出的其有优先使用原号码权利的诉讼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项红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项红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020244090088029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魏 航审 判 员  沈 娜人民陪审员  王明珠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王莉萍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