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7民终24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升波，男，1974年04月19日生，汉族，浙江省乐清市人，户籍地址浙江省乐清市，现住福泉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从让，男，1982年06月27日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地松镇香坪村坳颈组3号，现住福泉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叶贵州，男，1981年03月03日生，汉族，浙江省乐清市人，户籍地址浙江省乐清市，现住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郝永康，男，1997年08月07日生，苗族，贵州省福泉市人，户籍地址贵州省福泉市，现住福泉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燕，女，1981年07月10日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人，现住贵州省福泉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仁贵，贵州仁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于广，男，1973年03月30日生，汉族，山东省淄博市人，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贵，贵州平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姚飞，男，1984年07月22日生，汉族，浙江省乐清市人，户籍地址浙江省乐清市，现住福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泉市浙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马场坪办事处洒金南路国际汽车城13-3号。法定代表人：王德娟，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泉市浙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马场坪办事处洒金南路国际汽车城10－3号。法定代表人:王宏光，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柏刚成，福泉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审被告:贵州鲵管家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金山办事处商业街南关路C005号。法定代表人:李升波，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李升波、吴从让、叶贵州、郝永康、金燕因与被上诉人毕于广、吴姚飞、福泉市浙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利管理公司）、福泉市浙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利餐饮公司）及原审被告贵州鲵管家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鲵管家餐饮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2020）黔2702民初2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升波、吴从让、叶贵州、郝永康、金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仁贵，毕于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贵，吴姚飞，浙利餐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柏刚成到庭参加诉讼，鲵管家餐饮公司、浙利管理公司经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升波、吴从让、叶贵州、郝永康、金燕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其等人不承担66600元的连带赔偿责任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毕于广诉求的是合同纠纷，不是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纠纷。而合同是吴姚飞和浙利管理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与毕于广所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合同的权利义务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一审判决李升波等几人承担违约的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李升波等几人并不认可案涉合同，且吴姚飞和浙利管理公司也未经李升波等几人授权和追认。该合同不能约束李升波等几人；三、毕于广已明确表示选择合同之诉，而未选择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侵权之诉的情况下，本案的赔偿主体只能是吴姚飞和浙利管理公司。吴姚飞申请追加李升波等几人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理由是以合伙纠纷的法律关系而申请，与本案诉求的合同纠纷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李升波等几人与吴姚飞并非合伙关系。其几人与吴姚飞签订的“股东协议”约定要成立“有限公司”进行经营。虽然“股东协议”约定的“有限公司”的名称是“福泉市浙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明确公司为股东协议上六个股东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吴姚飞的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营业执照为准。几人授权吴姚飞经营餐饮的前提是要成立新的“有限公司”。所以，股东协议上约定的成立的“福泉市浙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并非本案中的“福泉市浙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吴姚飞超出此权限的任何行为均与李升波等几人无关。一审判决将两个“福泉市浙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认定为一个公司错误。四、毕于广诉请金额不成立。一审庭审中，毕于广只提供了住院病历和医药发票，且其住院期间的医药费还不是毕于广支付的，所以协议中的赔偿金额，如果按照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纠纷处理，其证据明显不足。毕于广辩称，一、吴从让等人理应承担责任。其等人于2020年7月1日签订《股东协议书》，约定经营期间由管理者吴姚飞负责经营，集体支付经营费给吴姚飞，其余投资自然人不得参与干涉，且吴从让等人已依约履行出资义务，在新公司成立之前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理应由各投资人承担，事故发生在协议之后，根据协议，吴姚飞签订的赔偿协议应是执行经营管理的行为，当然对各投资者有约束力；二、案涉赔偿金额有事实有依据，符合本案客观实际。理应得到执行。吴姚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鲵管家餐饮公司辩称，一、该公司与浙利餐饮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浙商大院租给浙利餐饮公司经营，鲵管家餐饮公司不是案涉餐馆的经营者，不应承担责任；二、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该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合同责任。浙利餐饮公司辩称，该公司并非餐馆经营者，其只是提供印章给吴姚飞，故其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浙利管理公司未答辩。毕于广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认定双方当事人于2020年9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2、判令对方当事人赔偿毕于广各项损失共计56000元（含4000元手机损失费），并以52000元为基数按8%/天支付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毕于广于2020年7月13日晚在位于福泉市金山办事处古城景区浙商大院酒楼二楼用餐，在用餐过程中，由于包间内的燃器灶燃气罐爆炸，造成包括毕于广在内的四人受伤的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毕于广于当日至2020年8月1日在福泉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医治。共计住院19天，经诊断，其伤情为:1、颜面部、双上肢浅Ⅱ°-深Ⅱ°烧伤（面积8%）。后由于伤情需要于2020年8月2日转院到贵阳钢厂职工医院进行治疗至2020年9月8日出院。共计住院37天，经诊断，毕于广为面颈部、双上肢瘢痕增生（烧伤后）。出院医嘱：尚需二氧化碳激光治疗、继续行抗瘢综合治疗等后续治疗。毕于广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为对方支付。在毕于广住院期间，吴姚飞等多次与毕于广协商赔偿，2020年9月6日，毕于广与吴姚飞达成赔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为浙利餐饮公司，乙方为毕于广，关于乙方患病的有关问题，甲乙双方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本着平等、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达成如下协议，乙方已经充分了解了甲方本次事故情况，对医疗程度认知已经非常清晰，乙方自愿不再提起医疗事故鉴定，经双方协商一次性解决此争议；甲方支付乙方共计52000元，该费用包含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费等一切可能因本次诊疗发生的所有费用。付款方式为分期支付，本协议签订后7天内支付20000元，余款在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结清；甲方的违约责任：如甲方不能如期支付款项，视为违约，甲方须按合同金额8%每日支付滞纳金，并赔偿乙方因之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因之发生的名誉损失、诉讼费用追偿损失、律师费用损失等条款。浙利管理公司在该协议书的落款甲方处盖章，吴姚飞在该协议书甲方下面负责人处签名捺印，毕于广在该协议书的乙方处签名捺印。另，毕于广在爆炸事故中还损失了手机一部，价值约为4000元。尔后，浙利管理公司未按协议履行赔偿义务，遂成讼。吴姚飞表示赔偿协议书中的医疗费为后续医疗费，不包含之前已垫付的医药费，对手机损失亦予认可。毕于广因本案诉讼维权支付律师费4200元。一审另查明，一、毕于广为贵州兰鑫石墨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浙商大院原为鲵管家餐饮公司经营的餐饮酒楼，2020年6月17日，鲵管家餐饮公司将浙商大院酒楼出租给浙利餐饮公司，并签订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为2020年6月26日起至2022年4月25日止，浙利餐饮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与消费者、第三方所发生的纠纷、投诉等，由浙利餐饮公司独自处理，浙利餐饮公司给第三方造成的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概由浙利餐饮公司负责赔偿。李升波在甲方代表处签名，吴姚飞在乙方代表处签名，两公司均在租赁合同上盖章。尔后，鲵管家餐饮公司将浙商大院酒楼交付给浙利餐饮公司的代表人吴姚飞经营。浙利餐饮公司的代表人吴姚飞将出租保证金及租金支付鲵管家餐饮公司。其后，吴姚飞先后邀约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合伙经营浙商大院酒楼，2020年7月1日，吴姚飞、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签订了股东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于2020年7月1日在福泉市“温州海鲜城”，拟定设立的餐厅名称为“温州海鲜城”（福泉市浙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公司主要经营餐饮服务行为，具体经营范围为餐饮。公司住所地拟设在：福泉市金山办事处古城浙商大院。公司股东共6个，其中自然人6个，企业法人1个，法定代表人为吴姚飞。公司的投资资本为50万元，各股东出资数额和出资比例为吴姚飞出资15万元，占投资资本的出资比例30%；叶贵州出资15万元，占投资资本的出资比例30%；吴丛让出资5万元，占投资资本的出资比例10%；金燕出资5万元，占投资资本的出资比例10%；李升波出资5万元，占投资资本的出资比例10%；郝永康出资5万元，占投资资本的出资比例10%。公司成立后，不设董事会，由吴姚飞担任执行总经理，期限为一年，自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1日，经营期间管理者吴姚飞负责经营，集体支付经营管理费给吴姚飞，管理期间所有投资自然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及条件参与干涉经营管理制度以及经营模式。公司成立后盈亏由各自承担等内容。吴姚飞、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均在协议上签名捺印。股东协议签订后，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向吴姚飞实际履行了股东协议约定的出资股金。其后，浙商大院酒楼由吴姚飞实际管理经营，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未参与经营管理。在浙商大院发生本案事故后，吴姚飞、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金燕均垫付了相应毕于广住院期间医疗费用，吴姚飞及几股东协商相关的赔偿事宜，其后吴姚飞与毕于广达成了上述赔偿协议。二、浙利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德娟，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王德娟系吴姚飞的母亲；鲵管家餐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升波，公司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浙利餐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洪光，公司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等，王洪光系吴姚飞的表弟。在本案事故发生前，浙利餐饮公司的公章由吴姚飞管理、使用，且浙利餐饮公司的经营行为由吴姚飞具体负责。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涉案赔偿协议为双方当事人在多次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协议主体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从本案案情，毕于广受伤、住院情况、医院出具的后续治疗建议以及毕于广实际误工等方面综合分析，协议赔偿金额未显失公平，亦不符合无效、可撤销的相关法律规定，故毕于广诉请确认该赔偿协议合法有效，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赔偿协议的相对人应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应赔偿义务。本案中，毕于广于2020年7月13日晚在位于福泉市景区的“浙商大院”酒楼用餐，在用餐过程中由于酒楼包间内的燃器灶燃气罐爆炸，导致毕于广受伤的事故。此次事故引发的原因为酒楼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酒楼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2020年6月17日，鲵管家餐饮公司将浙商大院酒楼出租给浙利餐饮公司，浙利餐饮公司由吴姚飞作为代表与鲵管家餐饮公司的代表李升波签订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为2020年6月26日起至2022年4月25日止，浙利餐饮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与消费者、第三方所发生的纠纷、投诉等，由浙利餐饮公司独自处理，浙利餐饮公司给第三方造成的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概由浙利餐饮公司负责赔偿。双方公司在合同的尾部均盖章确认。由于浙利餐饮公司具有经营餐饮服务的合法资格，因此双方签订的浙商大院酒楼租赁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即是从签订租赁合同之日起在合同租赁期限内，浙商大院的经营者由鲵管家餐饮公司转变为浙利餐饮公司，本案事故发生的时间在浙利餐饮公司租赁浙商大院酒楼签订租赁合同后的租赁期限内，所以浙利餐饮公司作为经营者应当承担本案事故的侵权责任，鲵管家餐饮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相应责任。本案赔偿协议的首部甲方为浙利餐饮公司，尾部落款处盖章的公司为浙利管理公司，虽然在庭审中被告浙利餐饮公司认为该赔偿协议无效，亦不予追认，但吴姚飞已在该赔偿协议尾部负责人处签字确认，且在事故发生前，浙利餐饮公司的公章及其具体经营均由吴姚飞负责，浙商大院酒楼的租赁合同为吴姚飞作为浙利餐饮公司的代表签订，在事故发生后，毕于广受伤的处理事宜亦为吴姚飞在具体负责处理，因此吴姚飞在赔偿协议负责人处签字的行为，对浙利餐饮公司发生效力，不因浙利餐饮公司未盖章不追认无效，浙利餐饮公司应按赔偿协议约定向毕于广履行赔偿义务，所以浙利餐饮公司的辩解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信。至于尾部落款处被告浙利管理公司的盖章行为，由于其公司与本案侵权行为不具体关联性，亦不是浙商大院酒楼的经营者，因此在本案中其公司不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其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实为不当，其公司应在经营管理中加强公章的管理、使用。另，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先后在吴姚飞的邀约下于2020年7月1日与吴姚飞签订了股东协议书，该股东协议书为公司设立的发起协议，协议载明：于2020年7月1日在福泉市“温州海鲜城”，拟定设立的餐厅名称为“温州海鲜城”（浙利餐饮公司）公司主要经营：餐饮服务行为，具体经营范围为餐饮。公司住所地拟设在：福泉市金山办事处古城浙商大院。公司股东共6个，其中自然人6个，企业法人1个，法定代表人为吴姚飞。公司的投资资本为50万元，股东出资数额及出资比例。公司成立后，不设董事会，由吴姚飞担任执行总经理，期限为一年，自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1日，经营期间管理者吴姚飞负责经营，集体支付经营管理费给吴姚飞，管理期间所有投资自然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及条件参与干涉经营管理制度以及经营模式。公司成立后盈亏由各自承担等内容。该股东协议为六股东签订，所以发起人应为六名股东吴姚飞、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股东协议签订后，六名股东按股东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出资股金，浙商大院酒楼亦由吴姚飞负责管理经营。在股东协议约定设立的新公司成立之前，发起人六名股东应对公司设立发起的相应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侵权行为发生在股东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而六名股东在此之前未成立新的公司，因此六名股东应对本案侵权而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协议约定吴姚飞为执行总经理，经营期间负责经营管理，在本案事故发生后，毕于广受伤的处理事宜亦为吴姚飞在具体负责处理，吴姚飞亦在本案赔偿协议落款的负责人处签名确认，而该赔偿协议的约定属于执行股东协议约定经营管理行为，所以吴姚飞签订赔偿协议的行为对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发生法律效力，吴姚飞、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对赔偿协议约定的相应赔偿条款等应承担连带责任，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再由于浙利餐饮公司成立于股东协议签订之前，而股东协议上浙利餐饮公司及其法人未盖章或签名，因此浙利餐饮公司与股东协议的六股东不具有关联性。所以本案赔偿协议约定的相关内容效力及于浙利餐饮公司及吴姚飞、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浙利餐饮公司、吴姚飞、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应对赔偿协议约定的相关赔偿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本案赔偿金额的认定问题，毕于广诉请主张的赔偿毕于广各项损失共计56000元（含4000元手机损失费），虽然在本案的庭审中吴姚飞对毕于广主张的手机损失费不持异议，但因本案赔偿协议约定的毕于广各项损失为52000元，损失中没有约定手机损失费，因此手机损失费的赔偿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宜作出处理，毕于广对手机损失费可另行主张权利。对违约金、律师费的认定问题，双方在赔偿协议中约定，如甲方不能如期支付款项，视为违约，甲方须按合同金额8%每日支付滞纳金，并赔偿乙方因之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因之发生的名誉损失、诉讼费用追偿损失、律师费用损失等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当事人可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规定，结合本案案情及当地经济水平，对毕于广主张的违约金酌情支持为10400元。对律师费，因毕于广在诉讼维权中已实际支付4200元，该笔费用在赔偿协议中亦有约定，且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毕于广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浙利餐饮公司、吴姚飞、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应连带支付毕于广赔偿协议约定的各项损失费、违约金、律师费总计66600元。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五百零二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九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一、毕于广与浙利餐饮公司负责人吴姚飞于2020年9月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合法有效；二、浙利餐饮公司、吴姚飞、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毕于广赔偿协议约定的各项损失费、违约金、律师费总计66600元；三、驳回毕于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6元，由浙利餐饮公司、吴姚飞、叶贵州、吴从让、李升波、郝永康、金燕连带负担。二审中，李升波、吴从让等提供了浙商大院劳务合同、菜单、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证明书、停车票等，拟证明浙利餐饮公司为案涉餐馆的实际经营者。毕于广质证认为该证据不能得出其证明结论；吴姚飞质证认为，浙利餐饮公司没有实际经营，只是挂了一个名，是应叶贵州等人的要求才加盖该公司印章的，但实际是只是吴姚飞等自然人在经营；浙利餐饮公司质证认为，该公司并未参与案涉餐馆的实际经营。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浙利餐饮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25日，性质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二审庭审中，吴姚飞自认其借用浙利餐饮公司的公章签订相关合同、缴纳其经营餐馆的相关税款，但浙利餐饮公司并未参与餐馆经营。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理应按照协议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浙利餐饮公司负责人吴姚飞与毕于广因毕于广在福泉市金山办事处古城景区浙商大院酒楼二楼用餐过程中，包间内燃器灶燃气罐爆炸受伤问题进行协商而达成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订约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的效力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查明的事实，吴姚飞通过挂靠浙利餐饮公司之名实施案涉餐馆的经营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告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故一审判决浙利餐饮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并无不当。针对李升波、吴从让、叶贵州、郝永康、金燕等人的上诉主张，其二审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前述赔偿协议能否约束其等人的问题上。对此本院认为，该协议应当约束李升波等人。理由如下，首先，该赔偿协议首部明确的当事人双方为餐饮经营者浙利餐饮公司和受害人毕于广，吴姚飞作为该餐馆从事经营的负责人，其与受害人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实则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次，根据李升波等人与吴姚飞于2020年7月1日签订的“股东协议”约定成立“有限公司”经营餐饮，名称是“福泉市浙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与案涉餐饮经营者浙利餐饮公司名称、经营范围、营业场所完全一致，且各“股东”均依约履行了缴纳股本的义务，并明确由吴姚飞负责经营，无论几人所称的“公司”是否成立，但其等人投资款均用于吴姚飞经营餐馆的房租、设施更新等，结合几人“股东协议”明确由吴姚飞经营管理，其余“股东”不参与经营的约定，吴姚飞在经营过程中的行为理应约束李升波等人。同时，根据现有证据，事件发生后，吴姚飞就赔偿协议问题亦与李升波等人进行过协商，因此案涉赔偿协议理应约束从事餐馆经营的李升波等人。综上所述，李升波、吴从让、叶贵州、郝永康、金燕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5元，由李升波、吴从让、叶贵州、郝永康、金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国红审 判 员 倪 安审 判 员 袁丽娟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裘文昕书 记 员 齐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