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61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499号（彩虹都家园）办公楼1-5楼。负责人：胡劲峰，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佳，湖南道亦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道平，湖南道亦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中升聚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金星北路4段599号奔驰4S店。法定代表人：张晓。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想红，广东君言（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某，男。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汝林，湖南麓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姬，湖南麓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长沙中升聚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谭某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湘0112民初2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为：1、驳回谭某对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的诉讼请求；由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向谭某支付车辆损失费218395元、鉴定费20000元、司法鉴定费8000元，司法鉴定费65000元由中升汽车公司自行承担；2、或者撤销原判、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升汽车销售公司、谭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为产品责任纠纷，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初次开庭时身份为第三人，一审法院却在初次开庭后将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变更为共同被告，其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谭某因车辆起火提起产品责任纠纷之诉，将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列为被告，将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列为第三人。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了一审第一次开庭。庭后，一审法院依谭某的申请将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变更第三人为被告。一审法院的做法系超越法定职权、缺乏法律依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产品责任纠纷之诉应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三条向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请求赔偿。谭某在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机动车损失保险等商业险，即使因车辆损失赔偿向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提起诉讼，二者之间也应当为保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将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列为本案产品责任纠纷的共同被告，其案由与实际情况不符，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法院未通知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进行车辆损失鉴定，也未组织当事人协商选定司法鉴定机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依据尊重当事人选择和人民法院指定相结合的原则，组织诉讼双方当事人进行司法鉴定的对外委托。”人民法院在收到司法鉴定申请时，应当遵守组织当事人协商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协商不一致的，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在列入名册的、符合鉴定要求的鉴定人中，选择受委托人鉴定。本案中，谭某申请对车辆损失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未通知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未组织当事人协商，便自行委托湖南俊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和公司）作为鉴定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俊和公司在更换配件多达97项却没有任何更换配件照片、只有一份总金额11万多元的《鉴定清单》的情况下作出《车辆鉴定报告》，认定车辆维修损失费为235895元。在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提出异议后，才在开庭时出具《补充修正函》认定损失费为218395元。俊和公司的鉴定过程漏洞百出，鉴定结论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一审法院仍对此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实在有失公允。三、杭州鉴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杭州鉴真公司）鉴定机构资质存疑、鉴定过程流于形式。一审法院采信杭州鉴真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认定涉案车辆发生火灾系外来火源引起、涉案车辆不存在与本次火灾相关的车辆质量缺陷，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杭州鉴真公司备案资质仅是浙江省内的质量合格评定协会，既无起火成因鉴定资质，也无在全国范围内的（包括在湖南省内）鉴定产品质量合格的鉴定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若本案的起火成因司法鉴定所涉及的专业未纳入名册时，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可以从社会相关专业中，择优选定受委托单位或专业人员进行鉴定。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在一审答辩时明确指出杭州鉴真公司备案资质问题，杭州鉴真公司鉴定人张奎出庭时也并未对此作出反驳。2、杭州鉴真公司的鉴定意见书存在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审法院未认真重视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的答辩意见，杭州鉴真公司也没有作出合理解释：（1）杭州鉴真公司起火部位认定错误，其《鉴定意见书》第9页认定火源应该在护板下表面的下方。而根据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的第一时间在事故现场的勘察照片、奔驰厂家技术结论中第8页照片以及湖南省釜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下称“釜信公司”）鉴定综合分析可知：火源应该处于护板的上表面。（2）杭州鉴真公司在鉴定时没有参考第一现场的照片，没有描述地面滴落物的情况，其鉴定意见不真实，不客观，不合理。实际下护板变色痕迹大，是因为滴落物熏烤才导致下部变色严重，发动机下护板前端及右侧均有较严重烟熏痕迹，该痕迹的形成符合石化制品（如塑料）燃烧时所形成，与鞭炮（纸屑）的烟熏痕迹有区别。（3）杭州鉴真公司对线束并未进行任何检测，排除线束故障的依据何在?（4）杭州鉴真公司鉴定意见的现场勘验情况及技术分析均没有参考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照片，没有描述滴落情况。（5）杭州鉴真公司认定外来火源引发起火依据不充分，认定“排除电路或电气设备故障起火”的依据不足。（6）认定外来火源引发起火依据不充分。其一，杭州鉴真公司并未对线束进行检测，不能排除电路或者电气设备故障起火。其二、杭州鉴真公司在其鉴定意见书第9页中表述涉案车辆周围有爆竹痕迹，因此可以认定为外来原因引发起火。该爆竹痕迹也可能是往年节假日时留下的残骸。3、一审法院忽视本案一重要因素，即车辆起火当日天气。根据谭某的陈述，并结合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提供的第一时间在事故现场的勘察照片、当日的气象数据资料等三项证据可以证实，事发当日为中雨，地面明显潮湿有积水，而杭州鉴真公司关于外部火源的推测为烟囱及爆竹残骸。试问，在下雨天气、下护板离地面近10厘米、且当时禁放烟花的情况下，以烟囱及爆竹残骸为本案外来火源的《鉴定意见书》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可采信，何其荒唐?一审法院忽视杭州鉴真公司的诸多问题并对其鉴定结论予以采信，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四、涉案车辆系车辆右前部自燃起火，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应由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根据釜信公司作出的釜信【2020】鉴字第A0402C号鉴定意见：“湘AXXXZ0号牌小型轿车起火原因排除事故碰撞、排除油路故障、排除外来火源引发的起火，符合车辆右前部自燃，不排除初始起火区域内的线束故障蓄热后引发车辆起火。”该鉴定意见系谭某及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共同委托，并经奔驰厂家远程视频参与下，由釜信公司依法出具，合法有效。该鉴定意见明确表明涉案车辆系车辆右前部自燃起火，属于初始起火区域内的线束故障蓄热后引发车辆起火，属于被保险机动车自身原因起火燃烧，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应由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不属于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赔偿范围，谭某未购买自燃险，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维护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的合法权益，特此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针对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的上诉，中升汽车销售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经谭某申请，将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变更为被告，本案案由已变更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符合法律程序。1、本案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后，确定本案起火原因并非机动车质量原因，因一审中谭某申请变更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为被告，从而案由也从产品责任纠纷变更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述程序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2、在一审法院依谭某的申请，将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列为被告后，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在庭审审理过程中并未就主体身份向一审法院提出过任何异议。二、杭州鉴真公司是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具备全国范围产品质量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杭州鉴真公司的鉴定意见具备合法性、科学性及合理性，一审人民法院采纳其鉴定意见正确。1、杭州鉴真公司是列入人民诉讼资产网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名单中具备汽车、汽车零部件及配件产品的鉴定资质（执业范围为全国）的专业产品质量鉴定机构，也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名录中的入围机构，由一审法院通过摇号确认选定为本案涉案车辆是否存在质量缺陷导致起火的鉴定机构，其委派的参与本案鉴定的专家也是拥有机械类鉴定资质的高级工程师及教授。鉴定过程中，中升汽车销售公司与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均现场参与了全部的鉴定过程。综上所述，杭州鉴真公司具备全国范围产品质量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2、杭州鉴真公司的鉴定意见具备合法性、科学性及合理性，一审法院采纳其鉴定意见正确。（1）首先，根据车辆起火点位置和天气可以排除雷击、车辆炽热部件引燃外部或车上可燃物、车上易燃易爆物品或遗留火种、车辆故障造成漏油的可能性。（2）如认定为电气线路故障导致的车辆火灾，应当通过熔珠、熔痕等线路过热的客观物证予以证实。根据杭州鉴真公司的现场勘验过程，并在鉴定意见中进行了详细、全面的分析，即“电动水泵、碰撞预防辅助系统控制模块等部件在事发时处于不工作状态，与其相连的电路没有通电，不具备引发火灾的必要条件”、“冷却液位传感器和发动机舱盖右开关在正常工作时就与接地有通断两种状态，即使短路也不会引发火灾”、“右大灯导线上没有发现可疑熔珠、熔痕，可排除其发生短路的可能，且其电源经由保险丝供给，即使电源线发生短路，保险丝也会熔断，会阻止可能发生的火灾”。根据前述勘验结果可以完全排除电气设备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性。（3）而关于外来火源的情况，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提及有关“禁放烟花”的意见，实际上，在一审审理的过程中，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就已经出具了当时的长沙禁放烟花爆竹的通知，其中关于该区域当时并非禁放烟花爆竹，而是在该事故发生的时间段允许燃放烟花爆竹。而且根据现场的痕迹可以明显看出仍存有燃放烟花爆竹的痕迹。客观上，每年因燃放烟花爆竹导致车辆发生起火事故层出不穷。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未举证证明在事发当时的天气为下雨，且起火点处于车辆的底部，被车辆下护板所遮挡。且根据一般生活常理，烟花爆竹燃放的温度也超过1000摄氏度，燃放后的烟花残骸也可能拥有数百度的高温，完全具备因外来火源引发车辆起火的可能性。在排除了前述车辆火灾的可能性的前提下，能够引发车辆火灾的只可能是外来火源。杭州鉴真公司未直接认定有关爆竹的残骸即是引发案涉车辆火灾的爆竹残骸，而是明确写明“这些都是形成外来火源的条件，也佐证了上述分析”，前述认定合理、正确，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另外，本案中，中升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只需要证明并非车辆自身故障导致起火，即无需承担产品质量责任，而由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四、釜信公司所出具的报告并非司法鉴定报告，且该公司没有车辆产品质量或起火原因鉴定的鉴定资质，其人员为价格估损师，也不具备上述鉴定的资质，故此其鉴定意见不应被采纳。釜信公司不具备车辆产品质量或起火原因鉴定的鉴定资质，其人员为估损师也不具备上述鉴定的资质，且其在鉴定过程中私自委托上海一家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主要的鉴定操作，其程序严重违法。在该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不是车辆自身起火后（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有录音证据可以证明），仍然违法出具鉴定，且结论根本不具备合法性及科学合理性，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已在一审答辩状和质证意见以及庭审中多次、完整辩证过，此处不再复述。五、谭某已购买了机动车损失险，事发时处于保险期，涉案机动车并非因被保险机动车本身引发起火，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根据《中国保险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例》第六条以及释义部分对火灾的定义，可以明确谭某已购买了机动车损失险，事发时处于保险期，涉案机动车并非因被保险机动车本身引发起火，故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综上，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的上诉请求及其依据，没有相应法律依据及事实支撑，应当予以驳回。中升汽车销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谭某和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向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支付鉴定费65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只判决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承担鉴定费的70%即45500元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系产品责任纠纷一案，关于涉案车辆是否由质量缺陷导致火灾产生系本案必须通过司法鉴定查明的事实。而质量缺陷导致火灾的举证责任在谭某，而非中升汽车销售公司，但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在一审中考虑到谭某作为消费者的利益，故同意先行垫付鉴定费用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鉴定，鉴定内容为：涉案车辆是否存在质量缺陷以及该质量缺陷与2020年1月24日发生的火灾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经一审法院摇号确认由杭州鉴真公司对上述鉴定内容进行鉴定，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缴纳鉴定费用65000元。杭州鉴真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书》中对于涉案车辆是否系由质量缺陷导致火灾产生进行司法鉴定，其鉴定的内容均是围绕本案争议焦点的鉴定内容而作出。一审法院认为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申请司法鉴定内容与谭某诉前鉴定内容范畴并不完全一致，故酌定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承担鉴定费65000元的30%即19500元，判决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承担鉴定费65000元的70%即45500元。上述判决内容法律适用错误，也明显违背了公正合理的原则，应当予以改判。理由如下：1、本案中鉴定费用均是本案中合理必要所产生。本案中，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并不承担责任，故鉴定费用65000元应当由谭某和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予以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承担部分鉴定费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不合理脱离看待鉴定内容事项。本案中，质量缺陷是质量缺陷与火灾原因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应当统一进行看待，将质量缺陷与起火原因脱离看待明显不合理。3、一审法院参照内容有误。一审法院以谭某诉前所作鉴定内容并不一致，认为中升汽车销售公司鉴定申请超出该范围，故要求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承担鉴定费，明显有误。本案系中升汽车销售公司诉中申请，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而委托鉴定，其鉴定内容事项当然可以与谭某诉前所作鉴定的鉴定范围不一致，一审法院参照谭某诉前所作鉴定内容来认为不一致超出范围，明显存在参照错误。4、中升汽车销售公司鉴定内容是经过一审法院审查后，由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鉴定事项的审查中就明确了一审法院有权审查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的鉴定内容，并且有权决定对不符合审查条件的事项不予委托鉴定。而且在本案中杭州鉴真公司所作鉴定内容都是围绕本案争议焦点：“涉案车辆是否系由质量缺陷导致火灾产生”所作，既没有超出范围鉴定，其鉴定内容都是本案中必须鉴定确认查明的事项。一审法院纠结于文字的描述而无视本案中鉴定内容的实质内容，存在明显错误。5、关于质量缺陷导致火灾的举证责任在谭某，而非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本案之所以诉中委托杭州鉴真公司进行鉴定系谭某诉前单方委托的釜信公司提供的《机动车鉴定报告》存在重大的资质、程序、内容瑕疵，不能达到谭某主张的质量缺陷导致火灾这一证明目的。本案中，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部分鉴定费。6、该判决中司法鉴定费用的承担明显不合理。因为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逻辑，那么在实践中，如果消费者起诉商家产品质量存在缺陷，商家经鉴定不属于商家责任，人民法院却要求商家承担鉴定费用。那么岂不是任意数量的消费者都可以随意以产品质量问题进行起诉，而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法院都要求商家承担鉴定费用。这很明显对商家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任何一家公司都无法去承受的。故此，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了不是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的责任，那么鉴定费用就应当由败诉方承担。至于鉴定申请内容的合理性，从一审法院委托的角度来说，本身法院就负有职权应当审查鉴定申请内容，相对方也可以提出相关异议，人民法院也可以不依照鉴定申请人的申请内容依职权进行委托鉴定。故此本案中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判决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只承担鉴定费65000元的70%即45500元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谭某和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向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支付鉴定费65000元。针对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的上诉，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辩称：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支持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的上诉请求。因为鉴定费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有保险合同明确约定。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并不客观公正。鉴定机构也没有起火原因鉴定资质，也没有全国范围内对产品质量进行鉴定的鉴定资质。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对该鉴定机构的鉴定不知情，也没有经过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同意。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的上诉请求。特别说明一下，当时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代理人在一审开庭时询问了鉴定人（杭州鉴真公司）几个问题。首先，代理人问了鉴定机构是否有火灾原因的鉴定资质，鉴定人拒绝回答。一审法院对该问题置之不理。其次，代理人问了鉴定机构是否有全国范围的产品质量鉴定资质，鉴定人回答是不知道。一审法院在未查清鉴定资质的情况下，采信了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书。再次，一审法院对于起火部位也未查清。所以，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对鉴定意见有异议，鉴定费用不应由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承担。针对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和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的上诉，谭某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无误。1、一审中，谭某根据第一次开庭后法院委托的鉴定结论，在法庭辩论终结之前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为被告，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谭某启动诉讼程序时列谁为被告是谭某的权利。诉讼中，谭某有权申请追加被告，其实质是基于程序法所赋予双方当事人的追加申请权。对于谭某的申请，一审法院依程序进行了审查。鉴定结论查明并非产品质量原因，谭某为了减少诉累主张保险权益，在起诉时就列明保险人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为第三人。根据案件发展，谭某认为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符合成为必要被告的事实情况，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其为被告，一审法院依法同意，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依据案件发展，在判决书第二页已经写明本案结案案由适用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实际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由此可知，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在结案前法院有权依据法庭查明的法律关系变更民事案由，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显然，本案符合该规定，一审法院依法将案由变更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并无不当。3、谭某作为被保险人，在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购买了保险，理应享有获得保险赔偿的权利。本案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从火灾发生之日开始，谭某既向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提出过求偿，也向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提出过求偿，但是因双方对事故成因存在分歧，导致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在一审法院的委托，三方共同参与下，由杭州鉴真公司出具了鉴定意见，谭某尊重法定程序下形成的鉴定意见，且谭某购买了机动车损失险和机动车损失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险，依法有权向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主张保险利益。二、鉴定费的承担。首先，谭某在本次火灾事故中并无任何过错。汽车本身是属于专业性、制造工艺特殊，且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谭某并不具备相关专业背景和技术知识，也不熟悉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详细情况，必须借助第三方鉴定机构的鉴定才能查清事故原因，鉴定费是一项必然且合理的费用支出。谭某能做的仅仅是启动程序、配合鉴定，已完成了基本的举证义务。且谭某前期已经垫付鉴定费共计28000元，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涉案车辆自2020年1月烧损至今一直无奈放置在4S店，一年半的时间，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和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均未赔偿或修理，严重损害谭某合法利益。依据保险合同第八条，鉴定费用属于为防止或者减少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应该由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承担谭某垫付的鉴定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和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对谭某的全部上诉请求。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升汽车销售公司赔偿谭某车辆损失241275.67元、施救费用2000元、鉴定费用20000元、交通费18000元，以上共计281275.67元；2、判令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诉讼过程中，谭某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和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赔偿谭某车辆损失235895元、交通费18000元，以上合计253895元；2、判令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和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承担鉴定费28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和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24日19时许，谭某停放于长沙市岳麓区含浦镇乡村老家处的湘AXXXZ0奔驰GLC260汽车起火，谭某陈述：当日驾驶汽车未发现任何异常，当日下午停车前谭某移动了车辆，仅使用几分钟；事故发生后，谭某告知了保险公司和消防，二者均到达现场，消防询问是否出具报告，保险公司告知不需要消防报告，于是谭某没有要求出具消防报告；车辆没有加装、改装；回乡村老家之前，汽车刚在4S店做过保养。2020年3月12日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远程检查车辆后出具《梅赛德斯奔驰GLC260事件报告》，结论为“起火点位于前保险杆右侧下方处，起火原因为外部火种引起，由产品质量原因导致此次起火事件的可能性完全排除。”涉案车辆制造日期为2018年6月15日，车辆型号BJ6XXX4E，谭某于2018年9月20日购买，车辆计税价格为351000元，实缴税金35100元。诉前谭某、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于2020年4月9日共同委托湖南省釜信机动车鉴定机构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车辆湘AXXXZ0汽车起火原因进行鉴定，结论为“湘AXXXZ0号牌小型轿车起火原因排除事故碰撞、排除油路故障、排除外来火源引发的起火，符合车辆右前部自燃,不排除初始起火区域内的线束故障蓄热后引发车辆起火。”谭某支付鉴定费用20000元。诉讼过程中，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申请鉴定涉案车辆是否存在质量缺陷及涉案车辆在2020年1月24日发生的火灾与质量缺陷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经一审法院委托杭州鉴真公司进行司法鉴定后出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涉案车辆发生的火灾由外来火源引发。2、未发现涉案车辆存在于本次火灾相关的车辆质量缺陷。”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支付司法鉴定费用65000元。诉讼过程中，谭某申请对车辆损失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湖南俊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进行司法鉴定后出具《车辆鉴定报告》记载涉案车辆维修损失费为235895元，之后湖南俊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补充修正函》，记载涉案车辆维修损失费为218395元（维修损失换件主要依照专业维修店标准调整进行计算），谭某支付司法鉴定费8000元。庭审中谭某、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均未提供保险单，均承认谭某为涉案车辆在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处购买了机动车损失险，附加不计免赔险，事发时处于保险期，谭某、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均同意适用《中国保险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该条款部分约定内容如下：第六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坠落；（二）火灾、爆炸；（三）外界物体坠落、倒塌；（四）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冰雹、台风、热带风暴；（五）地陷、崖崩、滑坡、泥石流、雪崩、冰陷、暴雪、冰凌、沙尘暴；（六）受到被保险机动车所载货物、车上人员意外撞击；（七）载运被保险机动车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只限于驾驶人随船的情形）。《释义》部分对“火灾”的定义为“指被保险机动车本身以外的火源引起的、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即有热、有光、有火焰的剧烈的氧化反应）所造成的灾害。”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车辆起火原因的认定，宜采信杭州鉴真公司进行司法鉴定后出具《鉴定意见书》的结论“1、涉案车辆发生的火灾由外来火源引发。”（已在前文证据分析中进行说明）。本案原以产品责任纠纷受理并进行了第一次庭审，谭某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变更诉讼请求，为减轻诉累，谭某主张将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由第三人变更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认可。谭某为涉案车辆向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投保,双方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的内容，涉案车辆的损失属于保险人责任的范围，结合车损鉴定情况，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应当赔偿谭某车辆维修损失费为218395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关于谭某诉前支付湖南省釜信机动车鉴定机构评估有限公司的鉴定费20000元，此次鉴定系谭某、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共同委托，鉴定结论在本案中未被采信，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当承担该20000元鉴定费；诉讼过程中谭某为确定车辆损失而进行司法鉴定支付湖南俊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8000元司法鉴定费，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当承担；诉讼过程中，第一次庭审中升汽车销售公司主张涉案车辆起火系外来火源引发，主张谭某提交的湖南省釜信机动车鉴定机构评估有限公司的鉴定结论不成立，要求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结论，中升汽车销售公司为此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其申请司法鉴定内容为“涉案车辆是否存在质量缺陷及涉案车辆在2020年1月24日发生的火灾与质量缺陷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申请司法鉴定内容与谭某诉前鉴定内容的范畴并不完全一致，而此次司法鉴定费用较高达到65000元，结合谭某、中升汽车销售公司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公平合理分担司法鉴定费用的原则，一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承担该笔司法鉴定费用的30%即19500元，谭某承担该笔司法鉴定费用的70%即45500元。谭某作为消费者，涉案车辆自2020年1月烧损后闲置至今，中升汽车销售公司、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均未赔偿任何费用或予以修理，谭某权益受到较大损害，谭某为维护自身权益进行诉讼而承担的前述司法鉴定费45500元，应由败诉方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负担。谭某主张中升汽车销售公司、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赔偿交通费18000元，谭某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判决:一、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谭某车辆损失费用（湘AXXXZ0奔驰GLC260小汽车）218395元；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谭某鉴定费20000元、司法鉴定费8000元；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长沙中升聚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司法鉴定费45500元；四、驳回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19.14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负担。（谭某已经预交诉讼费5519.14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2、鉴定意见的采信问题；3、鉴定费用的分摊问题。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谭某以涉案车辆存在质量问题为由列中升汽车销售公司为被告，列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因此，其案由应为产品责任纠纷。后经一审法院对外委托鉴定，杭州鉴真公司鉴定意见评定“1、涉案车辆发生的火灾由外来火源引发；2、未发现涉案车辆存在于本次火灾相关的车辆质量缺陷”。谭某根据该鉴定意见向一审法院申请将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由“第三人”变更为“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对其损失承担责任。谭某的该申请系基于其享有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根据其申请将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的诉讼主体地位加以变更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因此，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列其为被告程序违法的意见，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现谭某向一审法院申请将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列为本案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责任，则其请求权基础已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因此，本案的案由应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仍将本案案由定为“产品责任纠纷”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未通知其进行车辆损失鉴定，未组织当事人协商选定司法鉴定机构程序违法的意见，因无事实依据，故不予采纳。关于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认为湖南俊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涉案鉴定结论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意见，因湖南俊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已出具《补充修正函》对相关问题予以解释说明，故对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鉴定意见的采信问题。本院认为，就涉案车辆火灾原因一共进行了两次鉴定。第一次鉴定由谭某及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共同委托湖南省釜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对涉案车辆进行鉴定后出具鉴定意见为“湘AXXXZ0号牌小型轿车起火原因排除事故碰撞、排除油路故障、排除外来火源引发的起火，符合车辆右前部自燃，不排除初始起火区域内的线束故障蓄热后引发车辆起火。”第二次鉴定系一审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外委托，由杭州鉴真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对涉案车辆进行鉴定后出具鉴定意见为：“1、涉案车辆发生的火灾由外来火源引发。2、未发现涉案车辆存在与本次火灾相关的车辆质量缺陷。”至此，两份鉴定意见完全相反，在此情况下，应结合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资质、鉴定意见作出的理由等进行综合评判。首先，从鉴定资质及鉴定能力方面而言，湖南省釜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虽包括起火原因鉴定、机动车安全事故物证分析和技术鉴定，但该公司并非司法鉴定机构，其鉴定人员刘永刚、谭宇丰系汽车估损师、二手车鉴定评估师，且该公司在鉴定涉案车辆的过程中外聘专家协助鉴定。而杭州鉴真公司被列入人民诉讼资产网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名单中，具备汽车、汽车零部件及配件产品的鉴定资质（执业范围为全国），系专业产品质量鉴定机构，也是本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名录中的入围机构，其鉴定人员廖君、陈立旦为机械工程教授，张奎为机械高级工程师。因此，杭州鉴真公司的鉴定资质及鉴定人员的鉴定能力明显优于湖南省釜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及其鉴定人员。其次，从鉴定意见作出的理由方面而言，湖南省釜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认为：“起火原因排除事故碰撞、排除油路故障、排除外来火源引发的起火，符合初始起火区域内线束故障蓄热后引发车辆起火”。杭州鉴真公司认为：“涉案车辆在起火点范围内并没有加装或者改装的电路及电气设备，因此，可以排除加装或改装电路及电气设备引发火灾的可能性。涉案车辆受损的原车电路及电气设备有：右喇叭及线束、右大灯及线束、电动水泵及线束、右碰撞传感器及线束、发动机舱盖右开关及线束、前超声波传感器及线束、右碰撞传感器及线束、发动机舱盖右开关及线束、前超声波传感器及线束、碰撞预防辅助系统控制模块及线束、冷却液位传感器及线束。其中，电动水泵、前超声波传感器、碰撞预防辅助系统控制模块、右碰撞传感器、右喇叭等在事发时处于不工作状态，即与其相连的电路没有通电，不具备引发火灾的必要条件。冷却液传感器和发动机舱盖右开关在正常工作时就与接地有通断两种状态，即使短路也不会引发火灾。右大灯导线上没有发现可疑熔珠、熔痕，可排除其发生短路的可能，且其电源经由保险丝供给，即使电源线发生短路，保险丝也会熔断，会阻止可能发生的火灾。因此，原车电路或电气设备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发动机前下护板右前部，过火内部纤维组织松散，说明该区域已高温过火，护板下表面过火受损、变色面积明显大于上表面，说明下表面受过火影响更大，火源应在其下方。车辆起火区域内不具备自燃的必要条件，即没有着火源，只能借助于外来的火源才可能着火。下护板在外来火源的熏烤下，热塑性材料因高温而分解，继而产生燃烧火焰，引燃其上方的前保险杠和其他塑料附件等可燃物，然后向有及周围发展。加之，涉案车辆停放位置右侧屋顶上有烟囱，水泥瓦板的沟槽内还有爆竹的残骸，这些都是形成外来火源的条件。涉案车辆发生的火灾由外来火源引发。”根据两家公司对起火原因的分析，湖南省釜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认为系初始起火区域内线束故障蓄热后引发车辆起火，而杭州鉴真公司认为线束未现可疑熔珠、熔痕，故排除线束故障蓄热后引发车辆起火。就线束是否有熔珠、熔痕，湖南省釜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在一审出庭时明确线束未发现熔珠、熔痕。根据常理，导线燃烧熔化后冷却形成金属小圆珠，熔珠与导线基本交界处存在明显的熔化与未熔化的分界线，本案中，线束无熔珠、熔痕，因此，湖南省釜信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认定系起火区域内线束故障蓄热后引发车辆起火依据不足。此外，奔驰厂家出具的技术分析报告亦对起火原因进行了分析，其结论与杭州鉴真公司的意见相符，因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采信杭州鉴真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并据此判决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在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鉴定费用的分摊问题。《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鉴定费属于诉讼费用范畴，因此，鉴定费原则上由败诉方承担，但人民法院仍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中，谭某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涉案车辆的起火原因进行鉴定，但中升汽车销售公司对鉴定内容提出异议，并向一审法院提交异议书和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将鉴定内容予以变更为“涉案车辆是否存在质量缺陷及涉案车辆发生的火灾是否与涉案车辆质量缺陷具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根据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的申请最终按照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的申请内容对外委托鉴定。虽然杭州鉴真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为涉案车辆的起火原因为外来火源，按理应由谭某承担鉴定费用，但因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的鉴定内容明显超出谭某的鉴定内容，造成高额的鉴定费用，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定由中升汽车销售公司承担该笔鉴定费用的30%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的其他诉辩主张，本院并非忽视或默认，而是该部分诉辩主张并不影响本院依据前述认定和分析对本案依法作出判决，故对其他诉辩主张本院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和中升汽车销售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案由虽有误，但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本案仍应维持原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19.4元，由中华联合保险长沙公司负担5244.4元，由中升汽车销售公司负担2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柏寒审判员刘应江审判员高进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周 丽 花 书   记 员 柴 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