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203民初1216号原告：高铁成，男，1941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生，吉林市船营区华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孙淑英，女，1965年3月27日出生，满族，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成，吉林市龙潭区大口钦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孙淑贤，女，1946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成，吉林市龙潭区大口钦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高铁成与被告孙淑英、孙淑贤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铁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生、被告孙淑英、被告孙淑贤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铁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孙淑贤、孙淑英共同向高铁成返还不当得利款95336.25元；2.由两名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孙淑贤、孙淑英二人系亲姐妹关系。2019年11月7日，我通过媒体（吉林市电视台大众生活台）提供的联系方式，与孙淑贤取得联系后，即到孙淑贤的房屋同居生活。截止到2019年12月中旬，孙淑贤的外甥来到二人居住的家中后，孙淑贤即让我在外屋房间就寝，而孙淑贤和其外甥在里屋房间就寝。因为发生这种情形，2020年3月12日早，我离开了孙淑贤的家中解除了同居状态至今。但是，我在与孙淑贤同居期间，在我不知情的情形下，我本人的一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退休金）存折，其中32900元于2019年11月6日被孙淑贤、孙淑英合谋取走；一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定期存单50000.5元，本息合计51902.5元，于2019年11月11日被孙淑贤、孙淑英合谋取走；一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定期存单10000元，利息533.75元，本息合计10533.75元，于2019年11月11日被孙淑贤、孙淑英合谋取走，上述款项合计95336.25元。以上事实表明，我与孙淑贤真实的同居状态仅仅30余天，在一起共同生活总共127天。在这期间，我为了表示与孙淑贤诚心相处，同居后即将工资存折和两份定期存单、密码及身份证交给孙淑贤保管，可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形下，孙淑贤和孙淑英共同合谋，分别将上述款项取出占为己有，构成不当得利，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经催要未果无奈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孙淑贤辩称，一、原告诉我无事实依据，其诉请应依法予以驳回。1.因为原告诉状中所陈述的是2019年11月7日到我家同居生活，但其诉状称是第一次取款的时间为2019年11月6日，这个时间互相矛盾，也就是说他的同居时间和取款时间是不一致的，所以说他的陈述不具备真实性。所说的我构成不当得利缺乏事实依据。2.原告诉状中称三次取款是我与孙淑英合谋取走，并且原告不知情。刚才在起诉书宣读过程中，原告及其代理人自认原告是知情的，所以说这个陈述是虚假的。因为按照正常的公序良俗和银行的操作规程，取款需要存款人提供身份信息，也就是身份证。提供存折及银行卡同时还要提供取款密码，上述三点缺一不可，如果说原告不知情或者是我与孙淑英合谋，哪一点原告不予配合的话，是完全完成不了的。所以说我是在原告同意并提供相关证件告知密码才替原告完成了取款的这种过程，所以说我的行为是属于善意的替原告代理的行为，不应该认定为不当得利。3.因为2019年11月6日、11月11日，在原告同意并告知相关实际情况下将钱取出，当天取款后及时将所有款项交付给了原告，这些款项完全由原告占有并掌控。所以说我将款据为己有或者是不当得利是虚构的，没有事实予以证明。二、在2020年3月12日早晨，也就是说原告所称的离开我家时，双方尚在同居期间，所以原告提供钱款为我予以生活中提供方便，是基于双方同居生活需要所致，所以说我并非不当得利。另外同居期间的生活依据民法典第161条、162条，我是代理行为，根据122条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我的行为均不构成不当得利，所以不需要承担返还钱款的责任。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请。孙淑英辩称，一、原告起诉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请应依法予以驳回。我接受高铁成的请求及委托，于2019年11月6日为其取款是客观事实。但当时是由于高铁成第一天到孙淑贤家同居生活，为了不妨碍高铁成与孙淑贤的生活，当日取完钱后回孙淑贤家中，我将钱款及时交给了高铁成。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7日我即离开了孙淑贤家，回到自己家中，所以我对该款从没有占有使用及收益的相关行为，所以原告起诉我是错误的，其诉请应依法予以驳回。二、我虽然接受高铁成委托并告知我密码是为了帮助其完成取款，因为高铁成年龄偏大，八十多岁了，是完成不了这一系列活动的，所以这些行为我当时是基于热心或者是相助这种思想而产生的行为，并非原告所称的不知情姐妹合谋，而且我对该款从未使用或花费过，钱款也及时交到了高铁成手中。另外2020年3月12日至现在，高铁成离开孙淑贤家之后，从未向我和孙淑贤主张过任何权利，所以说我与孙淑贤占用钱款构成不当得利，从客观事实及公序良俗道理，与事实和法律均没有依据，所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高铁成对我的起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孙淑贤与高铁成通过广播电视台认识。2019年11月6日，高铁成搬到孙淑贤家中开始同居。高铁成自认其将所有存折、存单交给孙淑贤用于过日子，并将密码告知孙淑贤、孙淑英。高铁成自认知道同居期间孙淑贤和孙淑英将存折、存单中全部款项取出。孙淑贤自认家中生活所有费用均由高铁成支出。高铁成与孙淑贤均认可同居期间没有大额消费。高铁成有每月3000元左右的退休金。2020年3月12日高铁成搬离孙淑贤家至今。孙淑贤与孙淑英系亲生姐妹关系。另查明，2019年11月6日，孙淑英从户名为高铁成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折中取出32900元。2019年11月11日，孙淑英从户名为高铁成的定期存单中取出本息合计51902.5元。2019年11月11日，孙淑英从户名为高铁成的定期一本通中取出本息合计10533.75元。以上共计95336.26元。孙淑英与孙淑贤均自认二人共同取出上述款项。以上事实有高铁成提供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活期存折、存取款业务凭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定期销户”凭证、“定期一本通支取”定期存单凭证和高铁成、孙淑贤、孙淑英的陈述予以确认。对于高铁成提供的生活消费记录，系高铁成自行制作，且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高铁成要求孙淑英、孙淑贤给付不当得利款95336.25元，并向本院提供了中国邮政储蓄取款凭证。孙淑英对该凭证无异议，但其主张是在高铁成知情的情形下，作为代理人代为支取的上述款项，并已经将上述款项给付了高铁成，但孙淑英就其陈述的内容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庭审中高铁成表示为了与孙淑贤共同生活将存折交付给孙淑贤，也知晓孙淑贤、孙淑英取款的事情，但都是基于二人共同生活为目的。现高铁成与孙淑贤共同生活4个月左右，双方解除同居生活，高铁成与孙淑贤均认可在同居生活期间没有大额费用支出，孙淑贤也自认与高铁成共同生活期间全部费用均由高铁成支出，高铁成每月有3000元左右的退休工资，结合高铁成月工资支出情况及高铁成与孙淑贤作为老年人在我市的日常消费，孙淑贤作为与高铁成共同生活人和上述款项取款人之一，有提供该款项去向的举证责任，现孙淑贤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孙淑英、孙淑贤取得上述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应返还给高铁成，故本院对于高铁成要求孙淑英、孙淑贤返还95336.2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孙淑贤和被告孙淑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返还原告高铁成95336.25元。如果被告孙淑贤和被告孙淑英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92元，由被告孙淑贤和被告孙淑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安 巍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赵婉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