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民终76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华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工业园金寨南路与天海路交口西400米开拓商会大厦1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6629345072（4-6）。法定代表人：沈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树华，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君，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昌育,男,196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琪，安徽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庆,男,197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琪，安徽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增年,男,197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上诉人安徽华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昌育、蒋庆、孙增年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2民初3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肥东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2民初3258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昌育、蒋庆对上诉人安徽华晨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木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孙增年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据此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李昌育、蒋庆支付租赁款57万元及其违约金，属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最终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首先，由于上诉人手中至今没有涉案的《租赁合同》，上诉人的公司盖章登记簿上也没有反映有此合同，故上诉人认为该合同上的上诉人公章应该是假章。况且，即便公章真实，也仅能证明上诉人对孙增年的授权范围仅限于其作为《租赁合同》的签约代表人，其不应享有收货权、返货权、租费结算权等其他任何权利。其次，原审就己查明，《欠条》来源于两份结算单，而两份结算单则来源于48份发货单和48份返货单，这些证据上均无上诉人公章，明显不存在孙增年构成表见代理之客观表象的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48份发货单和48份返货单恰证出租人系磊络钢管租赁部，发货人和收货人均发生在蒋庆与孙增年之间，且蒋庆是代表磊络钢管租赁部(蒋庆原审时已自认磊络钢管租赁部就是磊洛钢管站，经查，其全称是合肥磊络钢管租赁服务站，投资人是季红芝。)发货、收货，加之磊洛钢管站是一家个人独资企业，故恰恰证明:（1)磊洛钢管站与孙增年间存在事实上的钢管租赁合同;(2)即便涉案《租赁合同》上的上诉人公章是真，也没有实际履行，被上诉人李昌育和蒋庆均无权向上诉人主张本案的所谓债权;(3)两份写有上诉人字样的、有孙增年签字的结算单，是李昌育、蒋庆与孙增年共同恶意串通炮制的，试图将孙增年对外债务非法转嫁给上诉人，故均不具有真实性，无证明力，进而证明来源于发货单、收货单和结算单的《欠条》也不具有真实性，无证明力;(4>被上诉人李昌育和蒋庆明知出租方系磊洛钢管站，而非《租赁合同》中的合肥安昌钢管建筑机械租赁站(以下简称“安昌租赁站”)，明知涉案的《租赁合同》没有履行，明知孙增年个人出具的发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和欠条等行为在客观上不具有代理权表象，却以孙增年构成表见代理向上诉人主张债权，明显不是出于善意，明显存在过失。因此，上诉人认为，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2-14条规定，主张表见代理的成立，相对人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客观表象的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故原审法院无视上述己查明事实，毫无根据地推理分析得出孙增年构成表见代理，显系错误的逻辑推理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并最终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李昌育、蒋庆均是本案适格原告，更属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如前所述，即便涉案的《租赁合同》上的上诉人公章是真，由于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且上诉人从来不知道有此合同，更没有收到该合同，故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李昌育、蒋庆均是本案适格原告，显系事实认定错误。况且，即便假设履行的是被上诉人李昌育和蒋庆所举的的《租赁合同》，由于安昌租赁站己注销，其投资人仅为李昌育，蒋庆仅是其签约代表人，故蒋庆依法据实也不是本案适格原告，进而说明原审判决认定蒋庆是适格原告，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同样是如前所述，是磊洛钢管站与孙增年间存在事实上己履行的钢管租赁合同关系，且与上述《租赁合同》毫无关联，再加上由于作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磊洛钢管站现有效存续，蒋庆仅是磊洛钢管站的代表人而非投资人，李昌育连磊洛钢管站的代表人都不是，故本案的适格原告依法应认定为磊洛钢管站，决不可能是李昌育和蒋庆。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逻辑推理错误，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其判决结果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李昌育、蒋庆辩称：首先，根据《合同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华晟公司与二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且对案涉工地进行具体施工，上诉人是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且上诉人无如何证据证明合同上的印章是假章，况且，原审被告孙增年在一审庭审笔录中也认可双方所持合同内容完全一致，印章不存在虚假，孙增年是合同上上诉人的代表人，代表上诉人在案涉工地收发货和结算，这是上诉人委托的行为，其代理结果依法由被代理人承担，依据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在一审并未对合同上的印章申请进行鉴定，等于默认该枚印章的真实性，据此，上诉人应承担本案付款、赔偿及承担违约金的义务。二被上诉人请求判决上诉人支付57万元租赁费及自2017年2月18日起按月支付欠款金额的2%违约金计算至款清息止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予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其次，２014年10月14日，被上诉人二人合伙与上诉人签订一份《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二被上诉人共同向上诉人提供钢管、扣件、螺丝，用于上诉人华晟公司承建的舒城县杭埠镇中小型产业园工地该项目工地使用，上诉人华晟公司在租赁合同上承租方（乙方）栏内盖章，合同明确约定二被上诉人提供钢管约40万米、扣件约28万只和套管的数量，租赁日期自2014年10月15日至2015年5月30日送还日期，日租金及服务费和丢失材料的赔偿计算方法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因上诉人久拖未结，上诉人合同代表人孙增年分别在2017年1月20日确认欠被上诉人李昌育租金361308.78元，丢失螺丝赔偿费5190元，服务费27638.09元，计394136.87元，后上诉人陆续付款260000元，4136.87元当时被上诉人就放弃了，余款130000元至今未付，李昌育提供当时37张发货单及38张收货单足以支持合同履行情况；在2017年1月6日经上诉人确认，欠被上诉人蒋庆租金590216.48元，服务费35167.7元，丢失螺丝7000元，计632384.18元，后上诉人付款190000元，2384.18被上诉人也放弃了，余款440000元至今也未付，经二被上诉人多次催讨，上诉人一直拖延付款义务，2017年2月18日，原审被告孙增年代表华晟公司向二被上诉人出具欠条，合计至今未支付租赁费余款570000元，据合同约定月欠款金额2%计算违约金，是经过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原审被告孙增年当庭完全认可二被上诉人诉请事实、证据，不存在恶意串通，足以认定。再次，原审被告孙增年的权利在合同上有明确约定，且上诉人不否认其是上诉人案涉项目负责人，其依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以被代理人（上诉人）名义订立合同，二被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孙增年）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而且，其完全有权代表上诉人在二被上诉人的收、发货单据及结算单上签名，有权代表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出具欠条，确认收货事实及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下欠租金的事实，代理人认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行为。最后，上诉人一味纠结于各48份的发货单、返货单上磊洛钢管租赁部的性质，这是被上诉人蒋庆自制的单据，方便租赁物的进出，恰好与案外人季红芝开办的所谓“合肥磊洛钢管租赁服务部”的个人独资企业名称近似，况且该租赁服务部依法已经注销了，与被上诉人李昌育原个人独资企业一样均申请注销了，蒋庆个人并没有开办任何独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因此，被上诉人李昌育也有类似的发货单、收货单证明合同履行情况，因此，蒋庆的诉讼主体资格没有任何问题，被上诉人李昌育的诉讼主体资格是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明确认可的，至此，代理人认为：上诉人的全部上诉理由苍白无力，显然不能成立，无非还是像当初提出管辖异议有上诉一样，被驳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增年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真实，不止48份发货单。其他数量吻合。作为人员是帮助项目部门落实事情。李昌育、蒋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我们57万元租赁费及自2017年2月18日起按月支付欠款金额的2%违约金计算至起诉时57000元，以后违约金继续计算至本清息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0月14日，华晟公司与合肥安昌钢管建筑机械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合肥安昌钢管建筑机械租赁站向其承建的舒城县杭埠镇中小产业园工程项目提供钢管约40万米，扣件约28万只，套管按实际计算，合同就租赁日期、送还日期、日租金、服务费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在该合同第一条备注部分双方还约定：1.承租方每月付出租方租赁费；2.出租方不负责刷油漆；3.现金支付不开发票；材料损失按市场价格赔偿；5.外架全部拆除结束之日起，两个月内结清出租方租赁费和材料赔偿款。合同第七条为违约条款，在该条第二款双方约定，乙方（承租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偿付租金等款项，则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必须向甲方偿付每月欠款金额的2%违约金，至结清欠款之日为止。合同的落款处合肥安昌钢管建筑机械租赁站在甲方栏签章，李昌育、蒋庆作为甲方代表在合同上签字；华晟公司在乙方栏签章，孙增年作为乙方代表在合同上签字。李昌育、蒋庆提交的结算清单反映，自2014年10月15日至2015年10月8日，李昌育、蒋庆向舒城县杭埠镇中小产业园工程项目工地送钢管378640.9米（215610米+163030.9米）、扣件240750只（134760只+105990只）、10公分套管4407个（1307个+3100个）、20公分套管2660个；被告还钢管368667米（205691.4米+162975.6米）、扣件225976只（121474只+104502只）、10公分套管3603个（1122个+2481个）、20公分套管1924个。产生的租金951525.26元（423716.48元+248459.69元+165560.61元+100081.16元+939.39元+2618.9元+3074.22元+7074.81元）。至双方结算前，被告支付原告59万元，尚欠原告租金361525.26元，加上被告丢失的租赁物钢管9973.9米（9918.6米+55.3米）、扣件14774只（13286只+1488只）、10公分套管804个（185个+619个）、20公分套管736个、可调顶托118套折价，被告累计出具一张57万元的欠条给原告，载明：今欠到蒋老板、李老板钢管租赁费计人民币伍拾柒万元整（￥570000），此据，孙增年，2017年2月18日。一审法院另查明，合肥安昌钢管建筑机械租赁站于2016年6月7日被肥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注销，该企业的投资人为李昌育。庭审中，李昌育陈述，自己经营的原合肥安昌钢管建筑机械租赁站没有那么多租赁设备，之所以让蒋庆作为他的合同签订代表，就是让他和自己一起承接该租赁业务。孙增年陈述，华晟公司承建舒城县杭埠镇中小产业园工程项目后，将架业业务交由其完成，项目部工作人员介绍我其和原告签的合同，合同签订后，孙增年先将合同交给项目部，项目部拿到公司盖章，然后其再将盖过章的合同交由原告盖章，原告在合同上盖上章后，拿回一份在孙增年处保存。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和陈述的事实，孙增年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该租赁合同是孙增年的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问题。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分析得出：舒城县杭埠镇中小产业园项目工程由华晟公司承建，原告提供的租赁物全部使用在该工地。华晟公司在合同上签章的行为，应视为对孙增年的授权行为，该行为足以使相对人相信孙增年有权代表公司签订该合同。故孙增年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与善意第三人进行的、由本人承担法律后果的代理行为。我国《民法总则》第162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中，被告孙增年在收、发货单、结算清单、欠条上签字的行为，应当视为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孙增年代表乙方向甲方所作出的正常回应，其所发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被代理人华晟公司承担。被告华晟公司辩称的公司印章管理没有该合同盖章记录及合同没在公司备案留存等问题，应属公司内部管理问题，故对其辩称理由不予支持；二是蒋庆是否具备原告资格问题。被告华晟公司认为，《租赁合同》系和合肥安昌钢管建筑机械租赁站签订，合肥安昌钢管建筑机械租赁站被注销后，其投资人可作为原告，该企业仅由李昌育一人投资，蒋庆只是合同的签约代表，不具备原告资格。原告李昌育认为，自己经营的原合肥安昌钢管建筑机械租赁站没有那么多租赁设备，之所以让蒋庆作为我方的合同签订代表，就是让他和我一起承接该租赁业务。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两家租赁站都提供了租赁物，从被告出具的结算清单和欠条可以反映，被告代理人对此是知情的。企业注销后，我和蒋庆手中各自持有相关结算凭据，我们只能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一审法院通过庭审和对证据的分析得出，原告蒋庆自合同签订到合同履行、结算，均参与其中，相关证据也证明其和李昌育共同履行了合同义务，是实际的租赁物提供者，其所提供的租赁物和李昌育提供的租赁物累加后仍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由于合肥安昌钢管建筑机械租赁站已被注销，蒋庆作为实际出租人，理应具备原告资格，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陈述，理由充分且符合常理，依法予以支持。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原告李昌育、蒋庆按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现依合同和结算清单、欠条要求被告华晟公司支付未结租赁费等570000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按约定自2017年2月18日起以月利率2%支付违约金至款清时止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安徽华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昌育、蒋庆租赁款570000元，并自2017年2月18日起按月利率2%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至款清时止；二、驳回原告李昌育、蒋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70元，减半收取为5035元，由被告安徽华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期间，李昌育、蒋庆提供：1、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证明合肥磊络钢管服务站已经注销；2、合肥安昌建筑钢管扣件设备租赁站收货单38张，发货单37张，证明钢管租赁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已经结算。这是李昌育的。一审提供的是蒋庆的。华晟公司质证认为：1、对于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但这份证据恰恰证明48份收发货单对应的合同双方是磊络钢管站和孙增年，与涉案的租赁合同无关，由此证明对应的结算单和欠条指的是蒋庆和孙增年之间的结算单与上诉人无关，而且还证明磊络钢管站有权主张债权是季红芝而非蒋庆，因而对于关联性不认可。2、收发货单总共38份而非收货单38张发货单37张，另外在单据中其中有27张是安昌站的收货单，其他的11份是安昌建筑钢管扣件设备租赁站的收货单，明显不是本案的安昌站，同时，前面的27份中，明确写明出租人是李昌育，承租人是孙增年，且孙增年在客户中签名，此事实恰恰不能证明涉案的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后面的11份收货单除了和前面的27份收货单出租人，承租人一样，后面11份有6份承租方是安徽舒城中小企业，其余5份是孙增年承租，故不能证明涉案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对于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3、对于37张发货单都是复印件且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孙增年质证认为：以上发收货单都是真实的。二审查明孙增年代表华晟公司分别在李昌育以合肥安昌建筑钢管扣件设备租赁站收发货单、蒋庆以合肥市磊络钢管租赁部收发货单上就案涉项目对租赁合同约定所用的钢管、扣件、套管收发数量签字确认；且孙增年进一步在相应两租赁站的租金结算清单上对结算租金又进行签字确认；此后，孙增年对余欠两人钢管租赁费57万元以一份上述总欠条形式再次进行了确认。合肥市磊络钢管租赁服务站于2017年11月3日注销，原该站法定代表人季红出庭认可蒋庆从合肥市磊络钢管租赁服务所借钢管，并认可其该站出借行为和蒋庆之间关系与他人无涉。二审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合肥安昌建筑钢管扣件设备租赁站与华晟公司双方租赁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孙增年代表华晟公司签订钢管租赁合同，孙增年对租赁钢管相关的收发、结算签字行为系其为华晟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华晟公司应当对孙增年确认的案涉所欠租赁费予以及时给付。华晟公司认为磊洛钢管站应是适格原告的问题。孙增年虽在合肥市磊络钢管租赁部的收发单及结算单上签字，但该单并不能证明系磊络钢管租赁部出租行为。蒋庆出租的部分签单虽有合肥市磊络钢管租赁部和磊络钢管站字样，但该租赁行为与原合肥市磊络钢管租赁服务部无关。现合肥市磊络钢管租赁服务部和合肥安昌钢管建筑机械租赁站均已注销。租赁合同甲方有李昌育、蒋庆共同签名，另有孙增年出具的租赁费欠条上亦注明李、蒋二人，故李昌育、蒋庆所出租给华晟公司案涉项目的钢管租赁费，故李昌育、蒋庆以其两个人名义主张并无不妥。综上，华晟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70元，由上诉人安徽华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爱民审判员  张 健审判员  陆文波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沈晨晨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