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4民终13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利萍，女，197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洪东，北京恒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支行，住所地枣庄市市中区解放北路192号。负责人：王延春，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绪发、苗龄月，山东舜翔（枣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汤田，男，1986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原审被告：李大锋，女，198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上诉人高利萍因与被上诉人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及原审被告汤田、李大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2民初5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利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撤销借款合同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4年6月3日，枣庄市市中区农村信用合作社齐村信用社（现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齐村支行）时任负责人杜江同其胞弟杜川以及高利萍的小叔子杜兆甲合伙设局。让高利萍为杜兆甲在齐村信用社的4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因高利萍系文盲，不能辨识合同内容，被杜兆甲欺骗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从约定的“担保人以变为“借款人”，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并非高利萍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撤销。且高利萍系农民。仅有农田数亩用于种粮食，年收入不足两万元，银行为其办理40万元贷款明显不符合放款规定。合同签订后，高利萍将身份证交给了信用社工作人员，该贷款于当日发放，但高利萍并未领取，该贷款被杜兆甲取走118,750元，被杜川转走281,260元。杜江、杜川及杜兆甲的行为涉嫌诈骗。二、2015年9月30日，杜江和杜兆甲再次欺骗高利萍，让其为杜兆甲提供担保，因银行一直未向高利萍催收借款，高利萍实际上不知道借款的事实，出于亲情考虑，高利萍同意再次为杜兆甲提供担保.然而高利萍实际签署的是“借款合同而非保证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偿还高利萍2014年的贷款。高利萍因受欺诈签署《个人借款合同》，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予撤销。综上，由于高利萍不识字：亦不懂法，不知道其可以申请笔迹鉴定等程序，因此一审时未向法院申请鉴定。上诉人虽同被上诉人签订了借款合同，但是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款合同应予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存在明显错误。农商银行市中支行辩称，一、高利萍一审时对案涉证据没有提出异议，并承认是其签字按手印，已构成自认，其二审阶段要求对借款借据进行笔迹和指纹鉴定违反程序规定，应当驳回该申请。二、高利萍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实际收到贷款款项，其要求撤销该借款合同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大锋述称，我提供担保了，但钱我没有用。汤田未陈述意见。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利萍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借款利息、罚息、复利等；2.判令李大锋、汤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30日，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与高利萍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约定：高利萍向原告借款4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9月30日至2018年9月27日。借款利率在每笔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20%确定，每笔借款执行的利率直至借款到期日，期内不变；同日，市中支行与李大锋、汤田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约定：李大锋、汤田为高利萍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合同签订后，农商银行市中支行按照约定将贷款资金发放给高利萍。贷款到期后，高利萍没有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李大锋、汤田也没有履行保证责任。截至2020年6月21日，被告欠贷款本金40万元，利息309,852.83元。一审法院认为，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与高利萍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与李大锋、汤田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依合同约定向高利萍发放了贷款，贷款到期后，高利萍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归还贷款本息，保证人李大锋、汤田也没有履行保证责任。借款人和保证人均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汤田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高利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支行贷款本金40万元及截至2020年6月21日的利息309,852.83元；2020年6月21日之后的利息等，以银行电脑生成的金额为准；二、李大锋、汤田对上述第一项和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李大锋、汤田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高利萍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为3650元，由高利萍负担。除“截至2020年6月21日，被告欠贷款本金40万元，利息309,852.83元”的内容之外，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案涉借款借据中记载的借款利率为9.16667‰，高利萍与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均认可该利率为月利率标准。案涉借款合同第八条约定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复利。本院认为，农商银行市中支行诉请高利萍偿还借款本息，提供了2015年9月30日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与高利萍签订《个人借款合同》、2015年9月30日的借款借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农商银行市中支行与高利萍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以及农商银行市中支行按照约定履行了借款发放义务。高利萍提出其系受杜江（时任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齐村支行负责人）与杜川、杜兆甲欺骗，在借款合同上签字，提供了与杜江、杜兆远的通话录音，杜江的录音内容并不能反应杜江认可其欺骗高利萍在借款合同中签字捺印；杜兆远的录音从性质上为证人证言，该录音不符合证据形式规定而不具有证明效力。因此，高利萍主张其系受杜江、杜川、杜兆甲共同欺骗而在借款合同中签字捺印无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高利萍还提出其并未在借款借据中签字捺印，并申请对2014年6月3日的40万元借款借据、2015年9月30日的借款借据中“高利萍”的签名及指纹是否为其本人所写所捺进行司法鉴定。首先，一审庭审时，一审法院已组织对2015年9月30日的借款借据进行了质证，高利萍的质证意见为“是我签字按手印，但是我没有见到钱”。其次，2015年9月30的借款借据中记载的存款账号确为高利萍的银行账户账号，且该账号已在借款合同中予以记载。第三，对于为什么在一审庭审时认可借款借据中的签字指纹，高利萍陈述为“以为是借款合同，借款合同是我签字按手印”，并未能提供合理解释。第四，农商银行市中支行并未提交2014年6月3日的40万元借款借据，由于2015年9月30日的《个人借款合同》明确记载了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高利萍申请对2014年6月3日的40万元借款的借款借据进行鉴定，对本案争议事实的认定并无证明作用。综合上述因素，本院对高利萍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农商银行市中支行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与高利萍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并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借款发放义务，高利萍应按约定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相应利息。关于借款利息，由于对借款本金计收的逾期罚息高于借款合同约定的期内利率，已体现了对借款人逾期还款行为的惩罚，若对逾期利息再计复利，则有违公平和补偿原则，故复利的计算基数应仅为合同期内的应付利息，而不包括逾期利息。综上所述，高利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对于借款利息表述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2民初572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及案件受理费部分；二、变更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2民初57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为高利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中支行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从2015年9月3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复利的计算基数仅为合同期间的应付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高利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东徽审判员  王 丹审判员  张 硕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