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76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绍灵，男，198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雨，女，198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绍卫，男，198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明华，女，198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宝雄，湖南纬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辉忠，男，196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梦云，湖南金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华明，湖南金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绍灵、刘绍卫、戴明华、李红雨因与被上诉人罗辉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20）湘0181民初9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绍灵、刘绍卫、戴明华、李红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刘绍灵、刘绍卫支付被上诉人货款41847.04元，上诉人戴明华、李红雨不承担本案的任何责任，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2017年12月29日的24479.1元货款是错误的。上诉人刘绍灵对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的湘迪安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5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回复函》再次提出重新鉴定，一审法院却不予支持，并判决四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是完全错误的。1、因为鉴定样本中2017年12月18日的《鞭炮烟花()货单》上有刘绍灵签名“刘灵”的字样，这份签有“刘灵”字样的货单，一直在被上诉人罗辉忠手里，不能排除有仿写或摹写的情况。因为只有从字迹形成的力度进行鉴定，才能排除仿写或摹写，而《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并没有对检材中“刘灵”字迹的力道进行鉴定。2、《司法鉴定意见书》对“灵”字的上半部分“彐”根本没有进行比对鉴定。检材与样本中的“彐”书写明显不同。鉴定机构将几个字体的部位拼凑在一起，却把关键的不同部位“彐”没有表示出来，没有将字的真假区别鉴定出来，违反了鉴定规则，上诉人已经当庭提出了重新鉴定，并提出了重新鉴定的理由。3、一审法院虽致函给了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但该中心的回复函仍然回避了没有对“彐”旁进行鉴定的事实和回避了没有对整个字体笔迹形成的力度进行鉴定的事实。因此，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的湘迪安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5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客观公正的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得出的结论不可采信，《回复函》也没有针对法院的函作出客观公正回复，然而，上诉人的正当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判决四上诉人承担此24479.1元货款，是完全错误的。二、上诉人刘绍灵支付了被上诉人定金20,000元，原审法院没有计算在付款总数额中是错误的。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的代理人当庭问了被上诉人:“刘绍灵是否付给了你20,000元订金”，被上诉人回答“没有”；上诉人代理人又问被上诉人，“这223,200元已付货款里面没有20,000元订金，是不是?”，被上诉人回答“是”。随后，上诉人代理人当庭提供了被上诉人收到刘绍灵的20,000元订金的条据，被上诉人在当庭看了20000元订金条据后，才又不诚实地改口说记不清了，这就是庭审中的事实，有庭审中的视频为证，请二审法院要求一审法院提供庭审视频当庭播放，以查明事实真相，减除这20000元。三、一审判决上诉人李红雨、戴明华承担共同责任是完全错误的。1、刘绍灵、刘绍卫所负的债务，是刘绍灵、刘绍卫两人合伙的债务，不是两个家庭的共同债务。一审法院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其为两个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2、李红雨虽是刘绍灵的妻子，戴明华虽是刘绍卫的妻子，但李红雨、戴明华都有独立的工作，有可观的收入来源。买房屋的款分别是李红雨、戴明华支付的，根本不是刘绍灵、刘绍卫支付的，这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四、上诉人刘绍灵、刘绍卫已经给付货款是347520元，实际购货是389367.04元，只欠浏阳市恒信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罗辉忠)货款41847.04元，根本不欠190646.14元。浏阳市恒信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罗辉忠)作为正规公司生产经营，应当向法院提供公司账目明细，却屡次拒不提供，上诉人刘绍灵、刘绍卫已经给付了347520元的货款，并且多次要求浏阳市恒信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罗辉忠)对账，被上诉人不但不对账，反而故意隐瞒账目。一审法院当庭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仍不提供，现隐瞒上诉人刘绍灵、刘绍卫给付的货款达148799.1元。罗辉忠辩称，一、2017年12月29日鞭炮烟花()货单上“刘灵”签名字迹系刘绍灵所签，对该鞭炮烟花()货单上载明的24479.1元货款四上诉人应当承担付款责任。1、上诉人刘绍灵对上述货单上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后，一审法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选定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机构，该中心具有鉴定资质，且在鉴定过程中不存在违反鉴定程序的情形，其所作出的湘迪安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5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具有充足的依据，程序合法，鉴定意见客观准确。同时针对刘绍灵提出的异议，鉴定机构的回复有理有据，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的规定不予准许上诉人刘绍灵重新鉴定申请，符合法律规定;2、罗辉忠在上述货单上注明“微信发红包1万元”与2017年12月30日刘绍灵向罗辉忠微信转账支付1万元相互印证，亦可以证实2017年12月29日鞭炮烟花()货单上刘绍灵签字的真实性;3、刘绍灵在明知是本人签名的情况下，为拖延时间，恶意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并以此为由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明显是浪费诉讼资源，妨碍民事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其进行处罚。二、一审法院认定223200元货款中包含2017年9月15日支付的20000元定金，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交易发生在2017年9月至12月份期间，至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间隔有3年之久，一审法院认定“基于双方之间的往来时间较长以及分多次支付货款的事实，罗辉忠首先未能准确回答是否向刘绍灵出具过定金的领条并在思考之后表示要求回去核实该定金是否包括在其所陈述已付货款223200元中符合民事诉讼中通常的思考习惯”是正确的。刘绍灵抗辩称已支付242300元的货款，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已付货款为223200元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罗辉忠作为卖方本身并非处于优势地位，不能苛责买卖时要求刘绍灵、刘绍卫的配偶签字，而夫妻共同生活过程中收益及支出本身具有私密性、连续性等，这导致债权人对债务人夫妻共同生活支出的举证极为困难，因此认定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应考虑夫妻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的平衡，应综合考量债务金额、债务种类等客观因素。本案中，从货款金额、欠款金额来看，刘绍灵、刘绍卫以个人名义所负的本案债务并未超出日常生活。且刘绍灵、刘绍卫在罗辉忠处购买烟花后销售到内蒙古，由此产生的经营收益系夫妻共同财产，刘绍灵、刘绍卫名下没有不动产，均登记在李红雨、戴明华名下，不排除经营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添置家庭共同财产，本案债务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李红雨、戴明华应与刘绍灵、刘绍卫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四、上诉人上诉状所述“上诉人刘绍灵、刘绍卫已经给付货款是347520元”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实，不应予以采信。罗辉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绍灵、刘绍卫立即支付罗辉忠货款190646.14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绍灵、刘绍卫共同承担。诉讼中，罗辉忠向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申请追加刘绍灵之妻李红雨，刘绍卫之妻戴明华为被告，并申请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刘绍灵、刘绍卫、戴明华、李红雨立即支付罗辉忠货款190646.14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一审诉讼费用由刘绍灵、刘绍卫、戴明华、李红雨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信烟花公司登记成立于2007年2月28日，法定代表人为唐某，系烟花生产企业。刘绍灵、刘绍卫与罗辉忠对接联系从恒信烟花公司处购买烟花产品，并在《鞭炮烟花（）货单》收货人处签字确认。罗辉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鞭炮烟花（）货单》7张，具体为：2017年9月30日的货单上载明货款金额为51439.88元，发货人处签署为“恒信罗”，收货人处由刘绍卫签署“刘卫”；2017年10月3日的货单上载明货款金额为89256.36元，发货人处签署为“恒信罗”，收货人处由刘绍卫签署“刘卫”，货单上另载明“以付款58200元下欠31000元”；2017年11月10日的货单上载明货款金额为53402.36元，发货人处签署为“刘俊立”，收货人处由刘绍卫签署“刘卫”；2017年11月16日的货单上载明货款金额为39820.5元，发货人处签署为“刘俊立”，收货人处由刘绍卫签署“刘卫”；2017年11月28日的货单上载明货款金额为134384.94元，发货人处签署为“刘俊立”，收货人处由刘绍卫签署“刘卫”；2017年12月18日的货单上载明货款金额为21063元，发货人处签署为“刘俊立”，收货人处由刘绍灵签署“刘灵”；2017年12月29日的货单上载明货款金额为24479.1元，收货人处签署为“刘灵”，另载明“微信发红包1万元”。除2017年11月10日和2017年12月29日的货单外，其余货单上均载明了承运车辆的车牌号。罗辉忠陈述刘俊立系其女婿。罗辉忠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刘绍灵向其微信转账、银行转账支付部分货款的凭证，并陈述刘绍灵、刘绍卫已向其共计支付货款223200元，包括刘绍灵于2017年9月15日向罗辉忠支付的订金20000元、刘绍灵通过微信和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还有部分支付的现金。付款凭证显示的付款情况为：刘绍灵于2017年12月26日通过微信转账两次分别支付5000元，2017年12月30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10000元，2018年7月30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10000元，2019年2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0000元，2019年5月9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5000元，上述共计45000元。刘绍灵、刘绍卫对2017年9月30日、2017年10月3日、2017年11月16日、2017年11月28日、2017年12月18日货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货单上的发货人处签署为“恒信罗”说明所涉货物并不是罗辉忠所有的，而是恒信烟花公司所有的，罗辉忠个人是不可能买卖烟花爆竹产品的，至于罗辉忠是恒信烟花公司的股东还是承包人，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对2017年11月10日和2017年12月29日的货单有异议，称2017年11月10日的货单上的货物未发货，因为未载明承运车辆。2017年12月29日货单上收货人处的“刘灵”不是刘绍灵所签。刘绍灵向一审法院申请对2017年12月29日的《鞭炮烟花（）货单》上收货人的“刘灵”签名字迹是否为其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准许后依法委托了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样本包括罗辉忠提交的2017年12月18日的《鞭炮烟花（）货单》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刘绍灵于2017年12月20日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集里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金沙北路营业所办理相关业务的凭证。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12月18日作出湘迪安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5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发货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鞭炮烟花（）货单》上“收货人”处“刘灵”签名字迹与样本“刘灵（刘绍灵）”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该鉴定意见书第三点检验过程的第四部分说明如下：1.分别检验检材“刘灵”签名字迹为黑色墨水字迹，其墨水的色痕、渗透、墨水堆积等特征反映较为明显，字迹笔画上可见笔痕，可以确定为直接书写形成。检材“刘灵”签名字迹书写自然、运笔流畅，未发现模仿笔迹特征，其书写特征表现充分，具有良好的鉴定价值。样本“刘灵（刘绍灵）”签名字迹书写自然、运笔流畅，其书写特征表现稳定、充分，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具有良好的比对价值。2.比对检验检材“刘灵”与样本“刘灵（刘绍灵）”签名字迹的布局结构、整体风貌、书写水平及书写习惯等均相同，且检材与样本签名单字的细节特征均存在本质符合。如：检材中“刘”字“文”部点笔的运笔特征、横笔与撇笔及捺笔的连笔运笔及搭配结构特征，利刀旁竖钩笔的收笔特征；“灵”字的字形结构特征，火字底各笔画的连笔运笔及搭配结构特征等均与样本相符，且未发现检材与样本字迹之间有本质性的差异特征。（详见《特征比对表》）。第四点分析说明:检材“刘灵”与样本“刘灵（刘绍灵）”签名字迹的布局结构、整体风貌，书写水平及书写习惯均相同，细节特征呈现出本质符合，如字形结构特征，笔画搭配结构特征，连笔特征、运笔特征等。特征的符合点分布广泛、特定性高、稳定性强，符合特征的质量和总和从本质上充分反映出同一人的书写习惯，可以作为检材“刘灵”与样本“刘灵（刘绍灵）”签名字迹同一的客观依据。罗辉忠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无异议，认为根据鉴定意见可以认定2017年12月29日的货单上的“刘灵”系刘绍灵本人所签。刘绍灵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并要求重新鉴定。理由如下：1.因为鉴定中参考的样本之一为2017年12月18日的《鞭炮烟花（）货单》，该货单上有刘绍灵的签名“刘灵”，不排除有仿写或摹写的可能，而鉴定中心并未对检材中“刘灵”的力道进行鉴定；2.鉴定中心未对“灵”字的上半部分“彐”进行比对，而检材与样本中的该部分的书写明显不同，鉴定中心将几个字体部位拼凑在一起，把关键不同的部位“彐”没有表示出来，没有将字的真正区别鉴定出来，完全违反了鉴定规则。刘绍灵并非恶意拖延诉讼期限，同意法院对双方无争议部分的货款先行判决，对于该笔有争议的货款单独处理。针对刘绍灵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的异议，一审法院向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发送了函件，要求其对刘绍灵提出的异议进行书面回复。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向一审法院回复如下：我中心接受浏阳市人民法院委托，对2017年12月29日的《鞭炮烟花（）货单》上收货人处的“刘灵”签名字迹是否为刘绍灵书写进行笔迹鉴定，并出具了“湘迪安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5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在该案鉴定过程中，我中心严格按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笔迹鉴定技术规范》等开展鉴定，其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鉴定意见客观准确。1.当事人提出的“不排除有仿写或者摹写的可能”、“未对检材中刘灵字迹的力道进行鉴定”，在《鉴定意见书》中“1.分别检验”处有明确的描述，不存在当事人所说的情形。2.关于符合特征及差异特征的检验、比对与分析，在《鉴定意见书》中“2.比对检验”及“四、分析说明”处均有全面描述和分析，符合《笔迹鉴定技术规范》的要求，亦不存在当事人所说的情形。3.当事人提出重新鉴定的要求，其审查和决定权在法院，鉴定机构无权干涉。第一次庭审中，在举证质证、法庭询问之后，刘绍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罗辉忠发问，刘绍灵是否向其支付了20000元订金，罗辉忠称双方在本案往来之前还存在其他买卖往来，之前的往来货款已经结清，记不清刘绍灵是否就本案往来向其支付了20000元订金，故还需回去核实已付货款223200元中是否包含了20000元订金。庭审后，罗辉忠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称刘绍灵、刘绍卫就本案往来已付的货款223200元中包含了刘绍灵于2017年9月15日支付的订金20000元。刘绍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罗辉忠在回答其提问时首先是回答“没有”，之后才回答称记不清了，需要回去核实，罗辉忠出具《说明》称订金20000元包含在了已付货款223200元中，完全是对第一次庭审中陈述的否认，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则，请求对罗辉忠的行为进行处理。因在刘绍灵未提交罗辉忠出具的20000元订金的领条前，罗辉忠即已认可刘绍灵、刘绍卫已付货款223200元，在罗辉忠认可该20000元订金的情形下，已付货款数额应认定为243200元（223200+20000）。罗辉忠陈述：其承包了恒信烟花公司的一条生产线生产烟花并对外销售，其个人生产销售的烟花货款债权为其个人所有。2017年下半年，刘绍灵、刘绍卫来到罗辉忠在恒信烟花公司的办公室，对其生产线和烟花产品进行了了解，并查看了其与恒信烟花公司签订的合同，罗辉忠向刘绍灵、刘绍卫说明了其与恒信烟花公司之间的关系，刘绍灵、刘绍卫认为罗辉忠在恒信烟花公司的业务是合法的，故要求罗辉忠为其生产烟花。因刘绍灵、刘绍卫系同胞兄弟，故在确定买卖往来时约定只要刘绍灵、刘绍卫其中一人前来就可以发货。发货流程为刘绍灵联系车辆后来恒信烟花公司拖货，罗辉忠在查看了刘绍灵、刘绍卫开具的运输证后交付货物，至于货物运往哪里不清楚。刘绍灵、刘绍卫称2017年11月10日的货物未发货不属实，因为若没有发货的话不存在有《鞭炮烟花（）货单》，更不存在由刘绍卫在货单上签字，亦不存在由刘绍灵、刘绍卫先在货单上签字再由罗辉忠发货。至于该货单上为什么没有载明承运车辆不清楚，可能是因为该车货物系由保管员而非其本人发的，且车辆一直都是由刘绍灵、刘绍卫自己安排。刘绍灵、刘绍卫对罗辉忠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称其是与恒信烟花公司发生的往来，罗辉忠只是双方往来的经手人，因为烟花买卖的主体不可能是个人，只可能是烟花公司。发货流程为刘绍灵、刘绍卫将需要的货物列好清单交给罗辉忠，由罗辉忠制作《鞭炮烟花（）货单》交给刘绍灵、刘绍卫签字，罗辉忠根据签字确认的货单上载明的货物品名、数量进行生产并发货。因为罗辉忠是业务往来的经手人，故往来的所有货款均支付给了罗辉忠，但实际是向恒信烟花公司支付货款，付款方式有微信转账、银行转账以及现金，对于微信转账和银行转账的金额有罗辉忠提交的证据予以证明，对于现金支付的金额没有明细，亦无罗辉忠出具的收据予以证明，除鉴定所涉的该笔货款外，其余的货款已基本付完了。刘绍灵、刘绍卫虽均经营过烟花生意，但因其并无烟花爆竹销售的资质，故只是偶尔做一两单生意，刘绍灵主要经营建材生意，刘绍卫主要经营水果生意，李红雨、戴明华均在超市上班，李红雨、戴明华对刘绍灵、刘绍卫的烟花生意不清楚，亦未参与。另查明：1.刘绍灵与李红雨于2006年3月6日登记结婚，刘绍卫与戴明华于2009年9月17日登记结婚。2.2020年9月22日，恒信烟花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2017年期间罗辉忠（430123196309109053）与我司合作，负责我司盆花生产线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工作，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罗辉忠享有和承担。销售给刘绍灵、刘绍卫的烟花货款所有权归罗辉忠所有，相关权益我司自愿放弃。证明人处加盖了恒信烟花公司的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唐某签名。3.罗辉忠于2017年9月15日向刘绍灵出具《领条》，《领条》的具体内容为：“领条今领到刘绍灵生产烟花订金共计贰万元整￥20000元整罗辉忠2017.9.15号”。4.罗辉忠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冻结刘绍灵、李红雨、刘绍卫、戴明华的银行存款240000元或查封、冻结价值相当的其他财产。一审法院在保全过程中查明刘绍灵、刘绍卫名下无房产，李红雨名下有位于浏阳市淮川城西村人民西路18号权证号码为湘（2019）浏阳市不动产权第0012044号的房产1处，并于2015年9月17日以银行按揭方式购买了位于浏阳市集里办事处石霜北路123号凤凰郡二街3栋601的房产，首付款192865元。戴明华名下有位于浏阳市行政中心东紫门小区权证号码为湘（2016）浏阳市不动产权第0004231号的房产1处。一审法院认为，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货物后，买受人应当及时向出卖人支付货款。关于罗辉忠是否有权主张本案中的货款债权。虽然罗辉忠并无生产销售烟花的资质，但并不能因此推定其不能作为债权人主张烟花货款的权利。本案所涉烟花货物系在恒信烟花公司进行生产并销售给刘绍灵、刘绍卫，恒信烟花公司具有生产销售烟花的资质，故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的效力。案涉往来系由罗辉忠与刘绍灵、刘绍卫对接联系，罗辉忠持有刘绍灵、刘绍卫签字确认的《鞭炮烟花（）货单》原件，刘绍灵亦是直接向罗辉忠支付往来货款，且恒信烟花公司出具《证明》确认了罗辉忠与该公司之间就烟花生产线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存在合作关系，销售给刘绍灵、刘绍卫的烟花货款所有权为罗辉忠所有，恒信烟花公司放弃向刘绍灵、刘绍卫主张权益，故应当认定罗辉忠为本案货款的债权人，有权向刘绍灵、刘绍卫主张本案中的货款债权，刘绍灵、刘绍卫关于罗辉忠主体不适格的抗辩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货款数额的认定。刘绍灵称2017年11月10日的《鞭炮烟花（）货单》中载明的货物没有实际交付，因为该货单上未载明承运车辆，但根据商品买卖的一般交易惯例，应该是先发货再确认收货，刘绍灵作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是从事生意经营的商人，不可能在未收到罗辉忠交付的货物的情形下在《鞭炮烟花（）货单》上的收货人处签字确认，故不能因该货单上未载明承运车辆即推定该笔货物未实际交付，一审法院对刘绍灵、刘绍卫的上述抗辩观点不予采纳。2017年12月29日的《鞭炮烟花（）货单》中载明的货物，刘绍灵称该货单上收货人处的“刘灵”不是其本人所签，现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湘迪安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5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确认2017年12月29日《鞭炮烟花（）货单》上“收货人”处“刘灵”签名字迹是刘绍灵本人书写。虽刘绍灵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不予认可，并申请重新鉴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的情形包括：（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刘绍灵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本案鉴定存在上述四种情形之一，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具有鉴定资质，在鉴定过程中不存在违反鉴定程序的情形，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具有充足的依据，可以作为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刘绍灵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同时，根据罗辉忠提交的刘绍灵付款明细可知，刘绍灵于2017年12月30日向罗辉忠微信转账支付货款10000元，而罗辉忠提交的2017年12月29日《鞭炮烟花（）货单》上载明“微信发红包1万元”，付款时间与发货时间相差仅为1天，该《鞭炮烟花（）货单》上载明的内容与付款事实可以相互印证，亦可以认定2017年12月29日罗辉忠向刘绍灵发货的真实性。根据罗辉忠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鞭炮烟花（）货单》进行统计，刘绍灵、刘绍卫应向罗辉忠支付的货款共计为413846.14元。关于已付货款数额的认定。在买卖合同纠纷中，已付货款数额的举证责任应由买受人承担，故本案中应由刘绍灵、刘绍卫承担已付货款数额的举证责任。罗辉忠作为出卖人所作的关于已付货款数额的陈述属于对己不利事实的自认，在刘绍灵、刘绍卫予以认可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可以根据罗辉忠的陈述直接认定已付货款的数额。刘绍灵是在举证质证以及法庭询问之后的补充陈述和发问阶段提交的2017年9月15日由罗辉忠向刘绍灵出具的20000元订金的领条，基于双方之间的往来时间较长以及分多次支付货款的事实，罗辉忠首先未能准确回答是否向刘绍灵出具过订金的领条并在思考之后表示要求回去核实该订金是否包含在其所陈述的已付货款223200元中符合民事诉讼中通常的思考习惯。罗辉忠在庭审后经过核对向法院提交《说明》确认了该订金20000元包含在了其所陈述的已付货款223200元中，而刘绍灵、刘绍卫并未向法院提交其向刘绍灵支付货款的证据，故刘绍灵、刘绍卫关于已付货款应认定为243200元的抗辩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已付货款应认定为223200元。关于罗辉忠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是否应当予以支持。本案罗辉忠与刘绍灵、刘绍卫未就双方之间的往来签订书面协议约定付款期限，且双方对于享有货款债权的主体以及货款金额存在争议，不能因刘绍灵、刘绍卫未及时支付货款即认定其构成违约，故对罗辉忠主张要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总货款413846.14元，扣除已付的货款223200元，尚欠货款为190646.14元。因刘绍灵、刘绍卫系同胞兄弟，且共同参与了本案烟花货物的买卖，故刘绍灵、刘绍卫应共同向罗辉忠支付货款190646.14元。关于李红雨、戴明华是否应当就本案货款承担支付责任。本案债务系基于刘绍灵、刘绍卫的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且发生在刘绍灵与李红雨，刘绍卫与戴明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未超出日常家庭生活所需。通过法院在该案保全过程中查询到的财产信息可知，李红雨和戴明华名下的房产均是在婚后取得，不能排除刘绍灵、刘绍卫因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益用于了家庭共同开支以及添置家庭共同财产的可能性，而李红雨、戴明华未向法院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在婚后具有充足稳定的收入来源以及有购买房产的经济能力。故应当认定李红雨、戴明华享受并获得了刘绍灵、刘绍卫烟花经营所得的收益。因此，本案中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刘绍灵与李红雨，刘绍卫与戴明华的夫妻共同债务。罗辉忠要求刘绍灵、李红雨、刘绍卫、戴明华共同支付货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九十五条、第六百二十八条、第一千零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绍灵、李红雨、刘绍卫、戴明华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支付罗辉忠货款190646.14元；二、驳回罗辉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13元，减半收取计2056.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720元，合计3776.5元，由刘绍灵、李红雨、刘绍卫、戴明华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有庭审笔录在卷为凭。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11张付款凭证》，对其中的10张微信和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中一张63000元的条据不予采信；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戴明华和李红雨所购房屋银行按揭还款记录和首付款销售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能否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尚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分析。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绍灵、刘绍卫欠付货款数额的认定问题。刘绍灵、刘绍卫对罗辉忠主张的送货数额有异议，认为2017年12月29日送货单上签名并非刘绍灵本人所签。但经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可确认2017年12月29日《鞭炮烟花（）货单》上“收货人”处“刘灵”签名字迹是刘绍灵本人书写。刘绍灵对该鉴定意见不服并申请重新鉴定，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进行推翻，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因此，一审认定的总货款数额并无不当。关于刘绍灵、刘绍卫已付货款总额，本院已经组织双方在庭上进行对账核实，罗辉忠对其中204700元货款没有异议，对上诉人主张的2017年10月11日支付现金63000元、2017年10月24日支付现金20000元、2017年12月29日支付的10000元、2018年2月23日支付现金10000元、2017年11月16日支付现金39820元，罗辉忠均不予认可，上诉人又未能提供任何付款凭证或银行流水对上述付款进行佐证，本院对上诉人主张的上述五笔付款不予认可。综上，考虑到一审罗辉忠自认刘绍灵、刘绍卫已支付货款223200元，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在一审认定总货款413846.14元的基础上，扣减去刘绍灵、刘绍卫已支付货款223200元，一审认定刘绍灵、刘绍卫尚欠罗辉忠货款190646.1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李红雨、戴明华是否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李红雨、戴明华分别是刘绍灵、刘绍卫的妻子。本院认为，刘绍灵、刘绍卫欠付罗辉忠的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一方的对外经营行为所产生的债务，不属于一般民间借贷之债。夫妻婚后经营所得一般属于夫妻共同共有，因经营活动的收益也属于夫妻共同共有，故与该收益对应的债务一般也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红雨、戴明华既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配偶之间的财产相互独立，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经营行为发生的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且李红雨和戴明华名下的房产均是在婚后取得，不能排除刘绍灵、刘绍卫因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益用于了家庭共同开支以及添置家庭共同财产的可能性。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该经营之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绍灵、刘绍卫、戴明华、李红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76元，由刘绍灵、刘绍卫、戴明华、李红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高进审判员常晓华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梁            樱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