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4民终2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卫权，男，1984年9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福建省清流县（清流县嵩溪镇我要花辉煌浩大花卉店）。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钱，广东创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龙飞，男，198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广东省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钱，广东创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新明，男，1975年3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富瑞，男，197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正根，男，197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盛威，男，198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舒建清，男，1978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陈忠，男，1978年4月8号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官福荣，男，1988年9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旺发，男，1976年6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巫贵根，男，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宁，男，197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三元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长生，男，196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建华，男，1983年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志鹏，男，1990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赖勤英，男，1978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传保，男，1975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金根，男，197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清流县。以上16名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志强，福建典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清华，女，196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连城县。上诉人李卫权、余龙飞因与被上诉人蔡新明、温富瑞、刘正根、伍盛威、舒建清、余陈忠、官福荣、余旺发、巫贵根、刘永宁、温长生、余建华、郑志鹏、赖勤英、邱传保、谢金根、罗清华（以下简称蔡新明等17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法院（2019）闽0423民初1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卫权、余龙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钱，被上诉人蔡新明、温富瑞、刘正根、舒建清、余陈忠、刘永宁及蔡新明等16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饶志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罗清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卫权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闽0423民初108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李卫权无须向蔡新明等17人支付亏损分摊及运费122513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蔡新明等17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李卫权与蔡新明等17人合作的合作方式是各合作方按既定的标准支付运费，同时所有合作方平均分摊运输线路的亏损，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查明及认定，但是在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有一段时间整条线路对合作方是不收取运费的。二、合作期间李卫权并未参与合作项目的管理、记账、收款等事务，李卫权每月发货数量由合作方请的员工“超越时空”（与“老表下货”是同一人）进行统计，李卫权每月运费金额应以与“老表下货”微信确认的统计数据为准，整个物流线路的开支、收入及亏损分摊账目由“阿志”负责（温富瑞、“星星”最开始负责过一段时间），但是开支、收入及亏损分摊项目没有具体的明细账目，李卫权也多次对账目提出异议，一审法院直接采信未经合作各方确认的账目表作为定案依据实属草率，蔡新明等17人应对其主张李卫权拖欠其运费及亏损分摊金额举证证实。三、蔡新明等17人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广州物流群”中明确显示截止至2018年5月的亏损分摊，李卫权已经支付完毕（2018年7月12日，李卫权接龙排在第8位），足可以证实2018年5月以前的运费及亏损分摊李卫权已经结清，而蔡新明等17人提交的其自行制作的“账期”统计表是与实际不符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四、李卫权垫付的45000元应予以抵扣，一审庭审蔡新明等17人确认李卫权垫付款项的事实，微信聊天记录“广州物流群”也显示李卫权在2018年1月14日提出由各股东分摊其垫付的45000元，阿志回复“没问题权哥，主要是你支持和阿龙哥支持”，但该45000元其他各股东应分摊的金额并没有实际支付给李卫权，足可以证实合作各方是确认李卫权垫付的45000元用来抵扣运费和亏损分摊的。五、蔡新明等17人提交的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的“账期”统计表，显示李卫权未付款总金额（运费+亏损分摊）为78001元，该款项未扣减李卫权垫付的45000元和预交的10000元押金，且2017年6月至12月部分月份免除运费未实际扣减，就算一审法院根据蔡新明等17人自行统计的“账期”计算，李卫权未付金额也远没有132573元。综上，一审法院直接采信未经双方确认的证据，并以此作为定案的依据，且对案件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判决结果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余龙飞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闽0423民初1088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余龙飞无须向蔡新明等17人支付亏损分摊及运费50783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蔡新明等17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余龙飞与蔡新明等17人合作的合作方式是各合作方按既定的标准支付运费，同时所有合作方平均分摊运输线路的亏损，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查明及认定，但是在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有一段时间整条线路对合作方是不收取运费的。二、合作期间余龙飞并未参与合作项目的管理、记账、收款等事务，余龙飞每月发货数量由合作方请的员工“老表下货”进行统计，余龙飞每月运费金额应以与“老表下货”微信确认的统计数据为准，整个物流线路的开支、收入及亏损分摊账目由“阿志”负责（温富瑞、“星星”最开始负责过一段时间），但是开支、收入及亏损分摊项目没有具体的明细账目，余龙飞也多次对账目提出异议，一审法院直接采信未经合作各方确认的账目表作为定案依据实属草率，蔡新明等17人应对其主张余龙飞拖欠其运费及亏损分摊金额举证证实。三、蔡新明等17人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广州物流群”中明确显示截止至2018年5月的亏损分摊，余龙飞已经付清，余龙飞与“阿志”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7月7日，7月8日）也显示余龙飞将2018年5月份的分摊3625元及5月份运费3828元支付完毕，足可以证实2018年5月以前的运费及亏损分摊余龙飞已经结清，该事实从蔡新明等17人提交的“账期”也可证实。四、就算一审法院采信蔡新明等17人提交的2018年6月至8月的账期，余龙飞应付运费及亏损分担金额为18157元，扣减余龙飞预交的10000元押金，余龙飞应付的金额也只有数千元。且，蔡新明等17人提交的其自行统计的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的“账期”数目，统计余龙飞所有未付金额（运费+亏损分摊）为31827元（未扣除1万元押金），一审法院却计算得出了60783元，反而远远超过蔡新明等17人自行统计的金额。综上，一审法院直接采信未经双方确认的证据，并以此作为定案的依据，且对案件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判决结果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蔡新明等17人答辩称：本案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李卫权、余龙飞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李卫权、余龙飞与蔡新明等17人在2017年5月在清流县嵩溪镇签订《清流鲜切花销售与广州客户运输合作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从清流发往广州的鲜花由甲方运输；乙方每月交付甲方的承运数量不低于鲜花六百件；运费未运输成本价加每件10元服务费；如乙方发往广州的鲜花没有全部交由甲方运输，将扣除乙方的押金人民币1万元，不予退还，并赔偿甲方损失，赔偿标准以本协议第六条为准。协议第六条约定的额赔偿标准是乙方违约，乙方赔偿甲方每月人民币2.4万元整。协议第八条约定，本协议长期有效，直至乙方不从事此行业。该协议双方没有解除，且李卫权、余龙飞一直在依据该协议将鲜花交由蔡新明等17人运输。只是后来因出现市场竞争后，由于竞争导致运输费在下降，李卫权、余龙飞觉得之前签订的合作协议运费上会吃亏便开始违约。事后一直采取支付部分、欠部分和当日的运费拖延几个月后支付部分的方式，一直拖延支付运输费。系李卫权、余龙飞有失诚信，不依据合约履行义务，故意违约从而引起纠纷。本案中账目总账、每个人的明细账及个人合计总账和每日运输数据账及人开支费用帐、月开支总账等账目详细数据，每日蔡新明等17人的会计都有发到微信群中供所有相关人核对。对此李卫权、余龙飞从未提出任何的异议，直到本案一审起诉时，李卫权、余龙飞才主张其不知情其没有看相关账目，并在法庭上不予认可账目记载的内容。上述事实有《清流鲜花销售与广州客户运输合作协议》、《账簿-成本分析表》、《账簿-月运输件数明细账》、《账簿-李卫权运输件数明细账》、《账簿-余龙飞运输件数明细账》、微信截图等证据能够很客观予以证明。二、本案中李卫权、余龙飞在一审的抗辩主张既没有证据支持，也不合常理更违背事实，是明显的老赖行为。本案在诉前李卫权、余龙飞多方耍赖，蔡新明等17人向李卫权、余龙飞多次电话催款，李卫权、余龙飞一直在广州避而不见，且在电话中多次即时承诺履约又三番五次的失约，经常是到了约定好的来结账的时间后李卫权、余龙飞又找理由推脱，同时本案纠纷在诉前经清流县嵩溪镇人民政府及清流县嵩溪镇派出所也多次调解，在调解中被李卫权、余龙飞多次作出承诺支付尚欠的运费，事后李卫权、余龙飞又多次找理由推迟和毁约。商业经营本来就是风险行为，因市场变化就不顾合约的效力故意毁约，李卫权、余龙飞的行为违背我国法律诚实信用原则，应给予谴责。综上所述，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卫权、余龙飞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李卫权、余龙飞的上诉请求。蔡新明等17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李卫权、余龙飞共同向蔡新明等17人支付运费440840元；2.判决李卫权、余龙飞共同向蔡新明等17人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5月的违约赔偿120000元；3.判决李卫权、余龙飞继续履行与蔡新明等17人签订的《清流鲜切花销售与广州客户运输合作协议》（以下简称《运输合作协议》）；4.判决本案诉讼费由李卫权、余龙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2017年5月，蔡新明等17人作为甲方，李卫权、余龙飞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运输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签署本协议后，乙方需向甲方交纳押金人民币壹万元整”，“乙方发往广州市场的鲜花每月不低于六百件装甲方的广州物流车，甲方按每月每件运输成本价与乙方结算运输费用，另按乙方每月的实际件数每件加收10元服务费。如乙方发往广州的鲜花没有全部交由甲方运输，一经查实，将扣除乙方的押金人民币壹万元整，不予退还，并赔偿甲方损失，赔偿标准以本协议第六条为准”。“乙方不得在签署本协议的12个月内将发往广州鲜花交由第三方运输和退回押金。如强制退出，押金不给予退回，并追究乙方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按照协议执行的剩余月份为基数，乙方赔偿甲方每月人民币2.4万元整”。2.蔡新明等17人与李卫权、余龙飞签订《运输合作协议》后，李卫权、余龙飞各交纳了10000元押金，并依协议支付了2017年5月运费。后因市场同行业竞争者压低运费甚至不收取运费，导致市场行情发生重大变化。经李卫权、余龙飞与蔡新明等17人口头协商，从2017年6月起双方改变了合作方式，但未另行签订新的合作协议。新的合作方式为：李卫权、余龙飞托运的鲜花每大件按30元、每小件按20元支付运费，同时李卫权、余龙飞作为股东与蔡新明等17人平均分摊运输线路的亏损。同时，改由郑志鹏负责财务，由郑志鹏或蔡新明将每月的相关账目及账款收取情况在群里公布，并由郑志鹏负责分别向李卫权、余龙飞收取亏损分摊款及运费。李卫权、余龙飞所有支付的亏损分摊款和运费均通过微信转账给郑志鹏。3.2018年8月，李卫权、余龙飞不想再与同行业竞争者恶性竞争下去，并自行退出了广州物流群。自2018年9月起，李卫权、余龙飞仍有通过蔡新明等17人的车辆运输鲜花，并按每件20元的单价支付运费，李卫权、余龙飞将运费直接支付给蔡新明等17人聘请的在广州负责收取运费的人员，蔡新明等17人未再将每月运输线路的亏损分摊给李卫权、余龙飞。4.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期间，李卫权通过微信转账一共向郑志鹏支付了16619元，余龙飞通过微信转账一共向郑志鹏支付了59539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蔡新明等17人与李卫权、余龙飞签订了《运输合作协议》，但市场行情变化后，双方实际未按《运输合作协议》履行。经双方口头协商后，双方形成了新的合作方式，并履行了一年多时间。李卫权、余龙飞从原来的托运方，变成了运输线路的股东和托运方双重身份；李卫权、余龙飞从原来的共同乙方，变成了分开独立承担各自义务；李卫权、余龙飞应负担的义务也相应地产生了变化，变成了支付运费和分摊亏损。新的合作方式较《运输合作协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应视为成立了新的合同，原双方签订的《运输合作协议》终止。故对蔡新明等17人提出的要求李卫权、余龙飞按原双方签订的《运输合作协议》约定以每件成本加10元服务费的方式支付运费的主张不予支持。李卫权、余龙飞提出其已经付清亏损分摊费及运费的主张，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2018年8月李卫权、余龙飞自行退出了广州物流群，自2018年9月起，蔡新明等17人也未将亏损款分摊给李卫权、余龙飞，应视为蔡新明等17人已经默认了李卫权、余龙飞的退出行为，蔡新明等17人与李卫权、余龙飞双方的合作已于2018年8月底停止。对蔡新明等17人要求李卫权、余龙飞按《运输合作协议》支付2018年9月至12月的运费，并继续履行《运输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双方以新的合作方式后，李卫权与余龙飞的亏损和运费都是单独核算的，故李卫权、余龙飞应支付的亏损分摊款和运费应由李卫权、余龙飞各自承担。对于李卫权提出的其为蔡新明等17人垫付的45000元应从亏损分摊款和运费中扣减的主张，因其在广州物流群中提出要将该45000元计入成本，由各股东分摊时，并未得到蔡新明等17人的一致同意，且有股东提出的质疑，故该45000元不能抵扣亏损分摊款和运费，对李卫权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核算，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李卫权共应支付蔡新明等17人亏损分摊款55892元及运费93300元，扣除李卫权已经支付的16619元及押金10000元，李卫权还应支付122573元。余龙飞共应支付蔡新明等17人亏损款55892元及运费64430元，扣除余龙飞已经支付的59539元及押金10000元，余龙飞还应支付50783元。蔡新明等17人与李卫权、余龙飞口头约定新的合作方式后，未对亏损分摊款、运费以及违约金作出约定了，且部分股东也存在拖欠亏损分摊款和运费的行为，故对蔡新明等17人提出的要求李卫权、余龙飞按《运输合作协议》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卫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蔡新明、温富瑞、刘正根、伍盛威、舒建清、余陈忠、官福荣、余旺发、巫贵根、刘永宁、温长生、余建华、郑志鹏、赖勤英、邱传保、谢金根、罗清华亏损分摊款及运费122573元；二、余龙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蔡新明、温富瑞、刘正根、伍盛威、舒建清、余陈忠、官福荣、余旺发、巫贵根、刘永宁、温长生、余建华、郑志鹏、赖勤英、邱传保、谢金根、罗清华亏损分摊款及运费50783元；三、驳回蔡新明、温富瑞、刘正根、伍盛威、舒建清、余陈忠、官福荣、余旺发、巫贵根、刘永宁、温长生、余建华、郑志鹏、赖勤英、邱传保、谢金根、罗清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08.4元，由蔡新明、温富瑞、刘正根、伍盛威、舒建清、余陈忠、官福荣、余旺发、巫贵根、刘永宁、温长生、余建华、郑志鹏、赖勤英、邱传保、谢金根、罗清华负担6500.4元，由李卫权负担2056元，由余龙飞负担852元，公告费300元由余龙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李卫权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6份证据：1.李卫权先能提供的付款记录统计表，用以证明李卫权现搜集到的向蔡新明、温富瑞、郑志鹏、“超越时空”支付运费及亏损分摊款的情况，同时证明2018年4月、5月两个月的亏损分摊款李卫权已支付，蔡新明等17人提交的“账单”记载该两月的亏损分摊未付与实际情况不符；2.李卫权的配偶向星星（温富瑞）微信转账记录，用以证明李卫权的配偶通过微信向星星（温富瑞）支付运费及亏损的情况；3.李卫权的配偶向三明鸿福隆鲜花批发182597777172志（郑志鹏）微信转款的记录，用以证明李卫权的配偶通过微信向郑志鹏支付运费及亏损的情况；4.李卫权的配偶向蔡新明微信转款的记录，用以证明李卫权的配偶通过微信向蔡新明支付运费及亏损的情况；5.李卫权的配偶向“超越时空”微信转款的记录，用以证明李卫权的配偶通过微信向“超越时空”支付运费的情况；6.李卫权的配偶向何继刚转款4.5万元的记录，用以证明李卫权为物流线垫付了4.5万元，该款项已支付给第三人，李卫权于2018年1月14日在“广州物流群”要求所有人分摊，财务郑志鹏回应“没问题权哥”，该垫付款其他人未支付给李卫权，应进行抵扣。本院认证认为，李卫权在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没有新证据提交，庭审之后却向本院寄送上述六组证据，且该六组证据的内容在一审证据中均有体现，本院不再主持蔡新明等17人进行证据交换，该六份证据能否证明李卫权的上诉主张，本院将在以下的焦点问题分析中予以阐述。李卫权、余龙飞认为所有支付的亏损分摊款和运费均通过微信转账给郑志鹏不符合事实，有通过其他方式支付，以及支付给其他人和其他人支付；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期间，李卫权通过微信转账一共向郑志鹏支付了16619元，余龙飞通过微信转账一共向郑志鹏支付了59539元不符合事实，已支付的数额和微信转账的数额有出入，金额应该是更多，具体的金额说不清楚；李卫权、余龙飞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蔡新明等17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李卫权、余龙飞是否尚欠蔡新明等17人运费以及李卫权、余龙飞是否应当承担亏损分摊款；二、李卫权、余龙飞与蔡新明等17人的合作关系是否已于2018年8月终止；三、李卫权、余龙飞尚欠蔡新明等17人多少钱款。一、关于李卫权、余龙飞是否尚欠蔡新明等17人运费以及李卫权、余龙飞是否应当承担亏损分摊款的问题。李卫权、余龙飞尚欠蔡新明等17人运费，李卫权、余龙飞也应承担亏损分摊款，具体理由如下：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在2017年5月，蔡新明等17人作为甲方，李卫权和余龙飞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运输合作协议》，但市场行情变化后，双方实际未按照《运输合作协议》履行。经双方口头协商，从2017年6月起双方改变了合作方式，但未另行签订新的合作协议。新的合作方式为：李卫权、余龙飞托运的鲜花按每大件30元、每小件20元支付运费，同时李卫权、余龙飞作为股东与蔡新明等17人平均分摊运输线路的亏损。李卫权、余龙飞从原来的托运方，变成了运输线路的股东和托运方双重身份；李卫权、余龙飞从原来的共同乙方，变成了分开独立承担各自义务；李卫权、余龙飞应承担的义务变成了支付运费和分摊亏损。新的合作方式与《运输合作协议》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应视为双方成立了新的合同，原双方签订的《运输合作协议》终止。故依据双方当事人以口头形式成立的新合同中的约定，李卫权、余龙飞应向蔡新明等17人支付运费及承担新的合作方式下产生的亏损分摊款。另根据蔡新明等17人提供的《账簿-成本分析表》、《账簿-月运输件数明细账》、《账簿-李卫权运输件数明细账》、《账簿-余龙飞运输件数明细账》以及广州物流群的聊天记录截图，李卫权、余龙飞有部分月份的运费以及亏损分摊款未支付，且李卫权、余龙飞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付清运费及亏损款。故李卫权和余龙飞仍尚欠蔡新明等17人部分运费和亏损分摊款（具体数额见下述分析）。二、关于李卫权、余龙飞与蔡新明等17人的合作关系是否已于2018年8月终止的问题。李卫权、余龙飞与蔡新明等17人的合作关系已于2018年8月终止。理由如下：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根据郑志鹏提供的广州物流群微信聊天截图，在2018年8月7日、8日的广州物流群聊天截图中，可以得出李卫权、余龙飞因不想再与同行业竞争者恶性竞争下去，与蔡新明等17人就合作经营理念产生了争议，随后自行退出了与蔡新明等17人的合作关系。在蔡新明等17人提供的《8.1-8.31日账期》的备注中写明“阿权、余飞龙退出。谢泽东，杨宏加入”，并且自2018年9月起，蔡新明等17人也未将亏损款分摊给李卫权、余龙飞。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可见蔡新明等17人已经默示了李卫权、余龙飞的退出行为。故双方就李卫权、余龙飞的退出达成了一致，蔡新明等17人与李卫权、余龙飞的合作已于2018年8月底停止。三、关于李卫权、余龙飞尚欠蔡新明等17人款项具体数额的问题。蔡新明等17人与李卫权、余龙飞于2017年5月签订《运输合作协议》，李卫权、余龙飞各向蔡新明等17人支付了10000元押金。自2017年6月起李卫权、余龙飞与蔡新明等17人达成了新的合作方式，李卫权、余龙飞应按照每大件30元、每小件20元支付运费，并且还要承担每个月分摊的亏损额。因李卫权、余龙飞于2018年8月退出与蔡新明等17人的合作关系，所以李卫权、余龙飞应承担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间共计十五个月的亏损分摊款。根据蔡新明等17人提供的《账簿-成本分析表》以及《账期》的记录，以及余龙飞与“三明鸿福隆鲜花批发182597774172志”的微信聊天记录“12.16到1.15号拼车亏损17人每人4777元”，实际承担的亏损分摊款应以《账期》的记录为准，故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李卫权、余龙飞各应承担的亏损分摊款为54047元。一审法院是依据《账簿-成本分析表》计算，且2018年8月的亏损分摊款出现了计算错误，予以纠正。对于李卫权、余龙飞应支付的运费问题，根据蔡新明等17人提交的《账簿-月运输件数明细账》、《账簿-李卫权运输件数明细账》、《账簿-余龙飞运输件数明细账》，以及余龙飞与“三明鸿福隆鲜花批发182597774172志”于2017年12月3日的聊天记录，可以得出在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3月9日之间实际并未对李卫权、余龙飞等人收取运费，故对这段期间的运费不予计算。一审法院对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3月9日之间的运费有计入总运费当中，应不予计入，予以纠正。经计算得出，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李卫权共应支付运费64810元，余龙飞共应支付运费47270元。对于李卫权、余龙飞未付款的问题。根据蔡新明等17人提交的《账簿-成本分析表》《账期》，以及郑志鹏提供的广州物流区微信聊天记录中2018年6月3日和2018年7月14日的亏损分摊款支付接龙，可以得出2018年4月、5月的亏损分摊款，李卫权、余龙飞均已支付，蔡新明等17人提供的《账期》对这两笔亏损未付款的记录有误，故计算未付款时不应计入这两笔款项。对于李卫权提出的其为蔡新明等17人垫付的45000元应从亏损分摊款和运费中扣除的主张，在广州物流群2018年1月14日、15日的聊天记录中，李卫权提出要将45000计入成本，由各股东分摊时，未得到蔡新明等17人的一致同意，并有股东提出了质疑；虽然二审期间，李卫权提交了其配偶向何继刚转款45000元的记录，但也只能证明其有转款给何继刚，并不能证明其转款的目的为何，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主张并无不当，该45000元不能抵扣亏损分摊款和运费。该笔45000款项可由李卫权另行主张权利。经过本院核算，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李卫权实际未付款为70682元，扣除已支付给蔡新明等17人的押金10000元，李卫权还应支付60682元（详见附表一）。余龙飞实际未付款为31827元。扣除已支付给蔡新明等17人的押金10000元，余龙飞还应支付21827元（详见附表二）。综上所述，李卫权、余龙飞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罗清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法院（2019）闽0423民初1088号民事判决；二、李卫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蔡新明、温富瑞、刘正根、伍盛威、舒建清、余陈忠、官福荣、余旺发、巫贵根、刘永宁、温长生、余建华、郑志鹏、赖勤英、邱传保、谢金根、罗清华亏损分摊款及运费60682元；三、余龙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蔡新明、温富瑞、刘正根、伍盛威、舒建清、余陈忠、官福荣、余旺发、巫贵根、刘永宁、温长生、余建华、郑志鹏、赖勤英、邱传保、谢金根、罗清华亏损分摊款及运费21827元；四、驳回蔡新明、温富瑞、刘正根、伍盛威、舒建清、余陈忠、官福荣、余旺发、巫贵根、刘永宁、温长生、余建华、郑志鹏、赖勤英、邱传保、谢金根、罗清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李卫权、余龙飞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408.4元，由蔡新明、温富瑞、刘正根、伍盛威、舒建清、余陈忠、官福荣、余旺发、巫贵根、刘永宁、温长生、余建华、郑志鹏、赖勤英、邱传保、谢金根、罗清华负担6500.4元，由李卫权负担2056元，由余龙飞负担852元，公告费300元由余龙飞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767元，由蔡新明、温富瑞、刘正根、伍盛威、舒建清、余陈忠、官福荣、余旺发、巫贵根、刘永宁、温长生、余建华、郑志鹏、赖勤英、邱传保、谢金根、罗清华共同负担2104元，由李卫权负担1317元，由余龙飞负担34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丽伟审判员  吴树辉审判员  林炬火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晓婷附表一附表二附：本案主要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该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