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再1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迟雷雷，女，198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斌，山东保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韩洋，男，1987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冬妮、王丽超，山东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辉，男，1983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熙锴，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第三人）：杨伟伟，女，1986年7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梧杖爱小区47号楼5单元503号。再审申请人迟雷雷因与被申请人韩洋、李辉及原审第三人杨伟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年6月9日作出的（2020）鲁01民终2095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2020）鲁民申959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迟雷雷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2020）鲁01民终2095号民事判决，维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3664号民事判决，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两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迟雷雷与李辉原系配偶关系，韩洋系李辉表弟，在迟雷雷与李辉买房贷款遇到困难时，借用韩洋名义购置房屋，基于亲戚关系，即便没有签订书面的借名买房合同也符合常理。申请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互相印证形成了证据链，能够证实迟雷雷、李辉借用韩洋名义购买房屋的事实。2.韩洋虽然是产权登记人，但不是房屋的处分人，也非与申请人共有房屋。其未经过申请人允许将房屋出售给原审第三人，并获取款项，事实清楚，应当予以返还。迟雷雷与李辉的“离婚协议”形成于两人在民政局登记离婚后，协议指向的房屋购买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虽名为离婚协议，但实为离婚后对婚内财产进行分割的协议，对财产分割合法有效。本案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认定案由应当为合同纠纷与离婚后财产纠纷，迟雷雷提交的相关证据已足以证明借名买房合同事实法律关系成立。韩洋在未经迟雷雷允许的情况下出售该房屋，应当予以返还相应款项。李辉在本案一审中经合法传唤未予出庭，视为放弃其诉讼权利，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维持本案一审判决。韩洋辩称，1.本案应为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虽然本案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但是迟雷雷与李辉之间是同居析产纠纷，迟雷雷为原告，李辉为被告；迟雷雷、李辉与韩洋之间是合同纠纷，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迟雷雷与李辉之间互为被告又同为原告，两个案由无法合并。2.迟雷雷向韩洋账户转款、离婚财产分割未涉及涉案房产、离婚后多年不主张权利等等有悖常理常情的表现，是因为迟雷雷与韩洋母亲于桂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迟雷雷经营安利产品，因经营周转多次向韩洋的母亲于桂花借款。2011年8月2日，于桂花从浦东发展银行取现10万元，存入迟雷雷的银行卡内。期间还有多次部分现金借款。因为亲戚关系的原因，加之部分现金来源为韩洋、李辉的爷爷提供，韩洋母亲于桂花不便于向迟雷雷催要借款，便默许迟雷雷以帮助韩洋还房贷的形式偿还其借款。迟雷雷所谓按揭还款实为偿还借款，在韩洋售出涉案房产后的次月，迟雷雷即停止转款。3.涉案房产为韩洋所有，并不存在借名买房，迟雷雷的征信没有任何问题，完全可以以自己名义购房，迟雷雷、李辉与韩洋之间也从未达成借名买房的合意，也没有其他约定。迟雷雷基于在韩洋与迟雷雷、李辉同住期间的便利，保管或者占有的票据不能用来证明房子由迟雷雷出资购买。2014年8月，迟雷雷与李辉签订协议时，涉案房屋已经具备办证条件，如果借名买房事实成立，迟雷雷与李辉应当在协议中明确约定限期要求韩洋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把涉案房屋直接过户给迟雷雷，并由韩洋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而不是隐瞒韩洋该协议事实。且离婚协议中迟雷雷明知涉案房产在韩洋名下的情况下，还继续帮助韩洋还贷款长达六年时间，到2017年7月突然停止帮韩洋偿还贷款，明显与常理不符。因此，迟雷雷、李辉与韩洋之间不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韩洋并没有侵害迟雷雷的权益，无需承担赔偿损失责任。请求判决驳回迟雷雷的再审请求。李辉辩称，1.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合同纠纷和离婚后财产纠纷错误，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无不当。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并列两个案由。但适用本项规定最基本的前提也应该是两个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处于相同的诉讼地位，但两个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主体并不同一，不能并案处理。同时，李辉与迟雷雷是在济南市市中区民政局办理的离婚登记，李辉经常居住地也位于济南市市中区，本案一审法院不具备管辖权，但一审审理中又变更了案由，两原审被告均失去了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的案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就一审确定的两个法律关系分开来看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即便本案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只能认定房屋的归属。但在房屋已经对外出售后，向对方主张赔偿的法律关系也不应当是合同纠纷，应当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对于离婚后财产纠纷，本案一审、二审中均确认事实：迟雷雷与李辉于2009年8月10日登记结婚，2009年11月23日登记离婚，即便不考虑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及谁在支付购房款，房屋的购买方式也是首付加贷款的形式购买，而全部的贷款还款也是在李辉与迟雷雷离婚之后进行的，即便存在纠纷也应当是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且该法律关系与本案无法合并审理，应当另行解决。3.本案不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韩洋将房产对外出售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未侵害迟雷雷的合法权利。首先，本案并无书面的借名买房合同。是否存在事实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应当综合考虑双方之间是否达成了借名买房的合意。李辉在二审开庭时已经明确否认了借名买房的存在，也否认与韩洋达成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因此双方自始至终并未达成借名买房的合意，借名买房合同自始不成立。其次，根据本案基本事实，迟雷雷与韩洋均有向韩洋名下的贷款银行卡进行转账、还款的行为，韩洋已经在二审中充分证实由于韩洋母亲向迟雷雷出借了10万元款项，迟雷雷向韩洋银行卡转账的行为是基于归还借款。但迟雷雷却无法对韩洋向银行卡中还钱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本案不同于一次性付清房屋全部款项而形成的代持房产，而是通过首付加贷款而进行的购房行为，任何人包括韩洋不可能以付出自己20年的信用风险为代价，还追加了自己的亲舅舅为共同贷款人为他人代持房屋。同时，贷款购房仅是购买房产的一种付款方式，本质上是通过韩洋向银行贷款，一次性向开发商付清剩余购房款，韩洋在付清全部购房款后取得房产的所有权，韩洋与银行建立了金融借款合同关系，银行取得房产的抵押权，而并非为韩洋分期向开发商交付购房款的行为。因此，韩洋是通过自己向银行贷款的行为付清了全部房款而取得了涉案房产上的所有权力，并非是李辉、迟雷雷出资，通过韩洋代为向开发商交付全部款项而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本案的购房行为系韩洋本人签订，本人出资，购房行为系韩洋独立完成，不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迟雷雷应举证借名买房合同关系的存在，还应当借名买房后的相关事项以及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但迟雷雷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法律上一般推定不动产权属证书载明的登记人为产权人。在以他人的名义购房的情况下，实际购房人应当提交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为实际购房人，且能证明购房的款项由其支付。本案中，迟雷雷不能证明涉案房产的房款由其支付，其在庭审笔录中也明确表明其并未占有使用涉案房屋，而韩洋却缴纳了涉案房产的契税、物业费及购房款。该契税、物业费及购房款等款项系证明涉案房产实际权利人最有证明力的证据，明显强于迟雷雷在三人共同住处自行带走的相关单据，可以清楚的证实韩洋是涉案房产的实际权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韩洋于2017年7月27日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后将该房屋卖于第三人并办理了过户登记，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且迟雷雷并未提交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双方达成了借名买房合同的合意并证实其为房产的实际权利人。韩洋的卖房行为并没有侵害迟雷雷的权利，迟雷雷主张要求韩洋返还购房款或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均没有法律依据。迟雷雷也无法要求李辉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维持二审判决。原审第三人杨伟伟未提交意见。迟雷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将不当利益69万元(以诺贝尔城A4幢1单元3层301实际交易价格为准)返还原告；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被告实际不当得利金额为基数，自被告获取不当利益之日起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原告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迟雷雷明确其提起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其和李辉与韩洋之间的借名购房合同关系纠纷及其与李辉之间就涉案房屋出售所产生的离婚后财产纠纷。迟雷雷并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金额变更为1048000元，第2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相应进行变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迟雷雷与李辉于2009年8月10日登记结婚，于2009年11月23日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李辉与韩洋系姨表兄弟关系。2009年11月8日，韩洋作为买受人与山东广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宇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由韩洋以439894元的价格购买广宇公司开发建设的中国?诺贝尔城A-4号楼301号房屋（以下简称301号房屋）一套，该房屋建筑面积为120.44平方米。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按揭贷款，其中首付款金额为89894元，贷款金额为35万元。该合同买受人信息处韩洋所留地址为迟雷雷的户籍地址，所留电话为13589014333/15168888828。合同上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广宇公司于当日向韩洋出具了首付款收款单，记载兹收到“韩洋（刷卡598994元）另收回定金2万元，会员费1万元”，摘要为“交A-4-1-301房屋首付款”。签订上述合同后，韩洋与于风雨作为共同借款人与建设银行签订了301号房屋35万元的按揭贷款合同，建设银行于2010年3月2日向韩洋银行账户发放按揭贷款35万元。2017年7月8日，韩洋作为卖方，李凯作为买方，济南市章丘圣井蓝城不动产信息咨询中心（以下简称蓝城中心）作为居间方，三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韩洋将301号房屋以1048000元的价格卖予李凯，该合同并约定因301号房屋尚未办理所有权登记，待本合同签订后韩洋于10日内办理上述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办理完毕后双方办理交易手续。签订该合同后，李凯向韩洋支付了2万元定金。2017年7月27日，韩洋取得301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2017年9月25日，李凯又向韩洋支付首付款278000元。双方于当日签订《二手房贷款解押协议》一份，约定韩洋以首付款中的25万元用于偿还301号房屋之上的银行抵押贷款。当日双方还签订《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一份，对原房屋抵押贷款清偿事宜进行了进一步约定。2017年9月27日，韩洋向建设银行清偿了301号房屋剩余的按揭贷款，清偿金额为259126.05元。2017年9月29日，韩洋作为出卖人与李凯之妻杨伟伟签订《济南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韩洋将301号房屋以69万元的价格卖予杨伟伟。签订上述合同后，韩洋将301号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杨伟伟名下，登记时间为2017年10月11日。之后，杨伟伟与李凯作为共同借款人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历城支行贷款82万元。该82万元于2018年1月3日汇入韩洋账户。韩洋与杨伟伟均称该房屋的实际交易价格即1048000元，其中首付款298000元，实际以贷款支付的金额为75万元。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有异议:迟雷雷称，其与李辉结婚后欲购买301号房屋且已经交付了定金，但因双方资信问题，出现办理按揭贷款的障碍，双方便借用韩洋的名义与开发商签订了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商品房买卖合同为韩洋所签，但是该合同所留地址和电话为其地址及其与李辉的电话。房屋首付款及后续贷款均是其与李辉进行的偿还，该房屋也系其与李辉进行的装修。其与李辉协议离婚，也是基于能够顺利办理购房贷款的目的，但在后续增加于风雨作为韩洋共同借款人后，韩洋的贷款顺利办理完成。其与李辉离婚后，仍然同居，但未办理复婚手续。直至2014年双方感情破裂，双方自行签订离婚协议一份，约定了301号房屋归其所有。因涉案房屋存在漏水现象，且一直未能修复，该房屋一直处于空置状态。在2014年签订离婚协议后，李辉又擅自将该房屋的门锁更换，其未能占有该房屋。2017年其要求李辉将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其名下时，李辉将其联系方式拉黑，之后韩洋将该房屋出售给了杨伟伟。其认为系李辉与韩洋共同将301号房屋出售给了杨伟伟，因两人无权处分该房屋，故其要求韩洋与李辉赔偿其售房损失1048000元及利息。迟雷雷为此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地板、衣柜、乳胶漆、床、卫浴设施等家具、装修材料的产品销售（安装）合同、送货单、质量信誉保证单等单据，上述单据记载了日期的均发生于2010年9月或10月份，相关单据客户名或为李辉或为“迟”或为“于”。联系方式多为13589014333（标注为李辉或“李”）15168888828（标注为“迟”）。证据2.自行书写《离婚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兹协商决定两人已无感情可存在，仅定协议离婚，条款如下：1.信用卡迟雷雷所属金额共计壹拾万元，由李辉代为偿付，一年之内还清，分期付款，一月一万，每月20号付于迟雷雷。2.诺贝尔A4-1-301房层，因当时买房不能写李辉和迟雷雷名字，所以暂时写其弟韩洋名字。今离婚协议决定房子归迟雷雷所有，所还房贷由李辉所有，房子过户事项由李辉陪同韩洋一起过户给迟雷雷。（所还房贷从第一个月开始到2014年8月1号为止。）经双方确定同意上述决定。”李辉、迟雷雷及于封花在该协议当事人落款处签名捺印，但未写明签订日期。迟雷雷称于封花为李辉的母亲，并称该协议书写于2014年中秋节。证据3.2011年3月4日期间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该交易明细显示其在2011年3月4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存在断断续续的按月向韩洋建设银行按揭贷款还款账户转付款项的情况，金额在2400元左右且金额较为固定。2014年7月起至2017年7月2日基本为每月向韩洋上述还款账户转付固定款项2500元。其称上述款项即其与李辉支付的301号房屋原按揭贷款，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后房贷均由其自行偿还。另有部分还款系通过ATM存款进行的，上述交易记录无法显示。韩洋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该宗证据仅是部分单据，迟雷雷提交该宗证据仅能证明迟雷雷持有该相关证据。2013年至2014年其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房屋拆迁，其父母暂时居住在其舅舅于风雨家中，韩洋暂住在迟雷雷与李辉合租的房子内。因居住条件有限，其将涉案房屋的相关材料在内的重要物品均交给李辉保管。2014年初因李辉与迟雷雷吵架，迟雷雷将门锁更换，导致李辉无法回家居住，之后二人分手。其与李辉便再未进入租住的房屋内，导致包含该证据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等相关证据材料均掌控在迟雷雷手中。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及迟雷雷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对该份离婚协议并不知情，且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4年但涉案房屋在2011年即具备办证条件，如按迟雷雷主张该房屋归迟雷雷所有，迟雷雷完全可以要求李辉将该房屋转移至迟雷雷名下，根本没有签订协议的必要。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2007年至2009年期间因迟雷雷与其母亲及李辉做安利产品销售业务，需要资金，迟雷雷和李辉多次向其父母借钱，但鉴于双方之间的亲戚关系没有借条，也没有约定还款时间。之后，其购买了涉案房屋。但因其刚刚大学毕业几乎没有收入，鉴于两家之间又存在借款，便向李辉提出由李辉代为偿还银行按揭，之后李辉和迟雷雷还多少就收多少，其也没有再找李辉和迟雷雷索要欠款，因此才产生了迟雷雷和李辉向其转账的表明事实。杨伟伟称上述证据与其无关。其称其购房时有两次均有个男性跟随韩洋一起去的中介，年龄应为80后，但具体的情况其已经记不清了。韩洋主张称，银行按揭中除显示李辉和迟雷雷的转账外，其他通过银行柜台或ATM机存款的还款均为其个人偿还。其出售301号房屋后将所得款项已经用于偿还自己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及其他费用。韩洋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其2010年至2014年期间建设银行按揭还款账户的交易明细，该明细中显示的由迟雷雷转付的该期间的款项金额与迟雷雷所提交证据3中相应时间的转账金额一致，且最早一笔迟雷雷转付的还款为2010年4月1日的2300元。该交易记录另显示有多笔李辉转付的还款款项，以及ATM机存款及现金存入等记录。其中ATM机存入及现金存入的银行网点绝大部分为阳光100分理处或阳光新城分理处。交易明细中未显示有韩洋自有银行账户转付按揭贷款的记录。证据2.其名下邮储银行交易明细一份，显示2018年1月3日杨伟伟82万元的购房贷款转入该账户，当日转付至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公司）405680元、转付许爽爽7万元、转付李辉4万元、消费两笔分别为23107元、11637.33元、转付自己民生银行账户9万元，2018年1月8日转付自己民生银行账户179495.67元。其称转付世联公司的款项为归还的其前期经营中的小额贷款，转付许爽爽的为出卖房屋时“高评高贷”（实际尾款为75万元，贷款发放82万元）的中介佣金，支付给李辉的为进货的费用。迟雷雷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称相关现金的存款地点中阳光100分理处为其居住地，阳光新城分理处为李辉原工作单位阳光保险附近的银行网点，相关现金存款均是其与李辉存入并非韩洋存入。韩洋收款后向世联公司进行转付款项但没有提供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不能证明系用于还贷。且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相关资金进一步的流向，相关证据不完整。经迟雷雷申请，一审法院至广宇公司调取了301号房屋出售时的相关材料，包括：证据1.2009年12月8日《中国?诺贝尔城特殊事项审批单》一份，申请事项为“更名”，事项内容为：“客户迟雷雷于2009年9月26日认购商品房住宅一套，房号为A4-1-301，并于2009年11月8日交纳首付款，因个人信用无力办理贷款，现申请更名为韩洋，两人为亲属关系，请领导批示！”该审批显示最终被批准。证据2.2009年11月8日当日该公司购房款刷卡POS记录一份，但因记录纸张为热敏纸，时间又过长，相关刷卡的银行账户均已模糊不清。迟雷雷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审批单可以进一步证明其与李辉和韩洋之间借名购房的事实。其与李辉在2009年11月8日刷卡支付的301号房屋的部分首付款，但因时间太长记不清是刷的其与李辉谁的银行卡及相应的银行账户。其也难以在证据2中寻找到相关刷卡记录。韩洋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审批单并不能反映案件事实。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是2019年（应为2009年的笔误）11月8日，但审批单的时间是12月8日，因此该证据与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的依据相矛盾。而且，迟雷雷称其与李辉共同购房301号房屋，但二人在2009年11月23日已经办理离婚，迟雷雷并无权利在2009年12月8日处分所谓的夫妻共同财产。该证据的内容也仅能证明迟雷雷和李辉曾经购买过该房屋，但不能证明之后实际的买房人仍为二人。鉴于该证据仅有相关人员的签字没有公司公章，故其对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不具备客观性及内容的真实性。因购房时间较长，其也无法提供首付款刷卡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虽然为不当得利纠纷，但迟雷雷提出的返还售房款的诉讼请求，系基于其和李辉与韩洋之间存在借名购房的合同关系，以及其与李辉离婚后就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纠纷所提出。即迟雷雷在本案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具有基础的法律关系，而非韩洋无法律及合同依据获利造成其损失的不当得利纠纷。因此，本案案由应变更为合同纠纷及离婚后财产纠纷。同时经审理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是否存在迟雷雷和李辉与韩洋之间借名购房的合同关系。所谓借名购房，即借名人借用出名人的名义，由出名人与房屋出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实际由借名人出资，在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登记在出名人名下，在出名人取得所有权登记后，或将所有权择机再转移登记至借名人名下，或继续由出名人作为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人，但出名人承诺自我限制其登记的所有权，自愿配合借名人对标的房屋的所有权进行间接支配的协议。上述借名购房关系，实际包含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的借名购房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为借名人对出名人的行为享有请求权，即，要求出名人将已登记在出名人名下的标的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以及虽暂不要求转移登记，但要求出名人按其特定的要求行使标的房屋所有权的请求权，此请求权在本质上属于对人权的债权范畴。该债权基于当事人间的约定，基于出名人自己的承诺，可以在双方之间限制出名人基于登记而获得的所有权的自由行使。二是出名人与出卖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基于该合同关系的履行，出名人获得了标的房屋的登记所有权，导致了物权变动。因我国法律规定了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故此时出名人获得的不动产登记具有确定其为法定所有人的对世性，第三人基于善意及对登记的信任而与出名人建立的法律关系应予以保护。但该对世性的所有权在面对借名人时，受到借名购房合同约定的制约。该制约则主要体现在出名人应当按照借名人的意思，行使其所有权，否则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认定迟雷雷和李辉与韩洋之间是否存在借名购房的合同关系，也应从证据中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符合上述两个法律关系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迟雷雷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与李辉为301号房屋的实际购房人，双方与韩洋之间存在借名购房的合同关系。主要理由如下：第一，通过调取的证据可知，在韩洋与广宇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迟雷雷即与该公司签订了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2009年11月8日交付了首付款。只是后续因合同履行问题，经迟雷雷申请，广宇公司对相关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了更名处理并与韩洋重新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所留联系地址为迟雷雷的住址。另该合同虽然也显示签订于2009年11月8日，但从审批单所记载的迟雷雷已经于2009年11月8日交付首付款，后续资信出现问题，导致贷款不顺利时才申请的合同更名。即交款在前，更名在后。而韩洋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合同更名后另行向广宇公司交纳了首付款。故虽然相关首付款收据记载的韩洋交款时间为2009年11月8日，但由更名在后的事实可知，相关收据的开具时间及合同的签订时间均系2009年12月8日后进行的倒开及倒签。第二，广宇公司认可收取了迟雷雷交付的首付款，在合同更名后又向韩洋倒开了首付款收据，在广宇公司未表示其退还了迟雷雷交付的首付款，韩洋也未能举证其另行交付了首付款的情况下，应当采信迟雷雷的主张，认定首付款系迟雷雷与李辉交纳。第三，综合迟雷雷及韩洋所提交的银行贷款还款记录可知，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在转账还贷的情况下，均为迟雷雷与李辉转账还款，在2014年7月份之后则基本全为迟雷雷自行转账还款。而韩洋对ATM机及柜台现金存款为其本人还款的事实，并未进一步举证。且相关现金还款的银行网点确系迟雷雷居住地附近的银行网点。在此情况下，韩洋所提出的现金还款为其本人所还的主张，证据不足且欠缺合理性。第四，迟雷雷所提交的涉案房屋的装修证据显示，相关送货单等单据所预留联系人主要为李辉与迟雷雷，电话亦为两人，且相应的电话号码即为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所留存的买方的电话号码。韩洋称相关购房材料及装修票据系迟雷雷利用李辉代其保管时擅自留存取得，其未能提交证据。且所有的装修票据中均未出现韩洋的名字或联系方式，此与韩洋所称的装修为其所为的主张，显然与常理相悖。第五，韩洋也未能就迟雷雷和李辉与其父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相应的还款为偿还借款的主张提交证据。综上，在商品房买卖合同所留联系地址、联系电话均为迟雷雷与李辉的地址及电话，房屋的首付款及银行按揭贷款在301号房屋出卖前均为迟雷雷和李辉偿还，该房屋也为迟雷雷和李辉实际进行的装修的事实足以证明迟雷雷与李辉系301号房屋的实际购房人。在两人为实际购房人，但该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为韩洋签订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迟雷雷和李辉与韩洋之间存在借名购房合同关系。通过上述事实也可知，迟雷雷和李辉与韩洋之间的借名购房事实发生在2009年12月8日后，此时双方已经离婚。但是通过借名购房合同的约定，以及广宇公司对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更名后倒签合同签订时间的事实可知，该借名购房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更名的实现过程中，参与的各方当事人已将借名购房的事实追认至迟雷雷原实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2009年11月8日。因此，301号房屋仍然应当视为迟雷雷和李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的房屋。在双方离婚后，迟雷雷主张其与李辉之间仍然存在同居关系，在李辉未出庭否认的情况下，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在双方同居期间，双方仍然在偿还银行按揭贷款，未对该财产进行析产分割，故301号房屋应为双方的共同财产。因已经认定迟雷雷和李辉与韩洋之间存在借名购房的合同关系，故虽然韩洋为涉案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人，但其在处分该房屋时应当征得迟雷雷和李辉的同意。李辉未出庭对2014年迟雷雷与其之间签订的“离婚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确实存在签订该协议后的银行贷款均由迟雷雷偿还的事实，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协议约定301号房屋归迟雷雷所有，属于双方离婚后对夫妻共同的财产性权利的析产分割，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签订该协议后至涉案房屋被出卖前，该房屋的购房贷款均由迟雷雷自行偿还，迟雷雷履行了该协议的约定，李辉也不再对该房产享有处分权。即使韩洋不知晓该协议的存在，但因系迟雷雷和李辉共同借名购房，故韩洋出卖该财产前也应当征得迟雷雷的同意。但韩洋并未征得迟雷雷的同意即以1048000元的价格将该房屋出卖给了杨伟伟。迟雷雷对韩洋享有的是要求韩洋按照其要求行使所有权的债权请求权，而非直接作用于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故韩洋擅自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违反双方之间借名购房合同的违约行为。基于此，同时因李辉已确认301号房屋的权利归迟雷雷行使，故韩洋应将擅自处分301号房屋所获得的利益返还迟雷雷，以赔偿迟雷雷的损失。因韩洋出卖该房屋时偿还了本应由迟雷雷清偿的剩余银行贷款259126.05元，故韩洋应赔偿迟雷雷788873.95元，超出该金额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上述损失的利息，韩洋还贷后取得售房尾款的时间为2018年1月3日，其本应在取得该款项后主动及时向迟雷雷支付，但其未支付，必然造成迟雷雷有关该款项的利息损失。故对迟雷雷主张该788873.95元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相应利息应自2018年1月4日起算。关于李辉是否应当与韩洋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迟雷雷主张涉案房屋系由李辉与韩洋共同出售，故两人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李辉在三次开庭审理中均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其拒绝应诉，亦未对迟雷雷所提出的主张提出反对意见，且房屋的购买人杨伟伟也称购买房屋时有与韩洋年龄相仿的男子与其陪同，因此采信迟雷雷的主张，认定李辉共同参与了301号房屋的出售，李辉应当与韩洋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一、韩洋、李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迟雷雷返还涉案房屋售房款788873.95元；二、韩洋、李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迟雷雷支付涉案房屋售房款788873.95元的利息（以788873.95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4日起，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8年8月20日；自2018年8月21日起，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迟雷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60元，由迟雷雷负担4160元，由韩洋、李辉负担10000元。韩洋、李辉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韩洋上诉请求：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366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李辉上诉请求：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366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迟雷雷诉称其与李辉是借韩洋之名购房，并且其与李辉签订的“离婚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归其所有，一审法院以该约定实质是对离婚后财产的处理，故以合同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作为本案案由，但按照迟雷雷的诉求，迟雷雷与李辉之间是离婚后财产纠纷，李辉应当为被告地位；而迟雷雷主张迟雷雷、李辉与韩洋之间是借名买房合同关系，李辉应当是共同原告的地位，而非被告的地位，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两个案由无法合并，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及离婚后财产纠纷是错误的。按照迟雷雷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归其所有，韩洋卖掉涉案房屋侵犯了其权利，应承担侵权责任，而其要求李辉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李辉与韩洋相互串通损害了其权利，所以李辉应当承担共同责任，据此，依照迟雷雷的诉讼请求，本案案由应当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迟雷雷诉称迟雷雷、李辉与韩洋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迟雷雷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借名买房，一般是与买房人被限购或无购房资格有关，由买房人全资以出名人的名义购房，迟雷雷陈述涉案房产是其先与开发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也就是说迟雷雷具备购房的资格，并不符合借名买房的形式要件。一审法院认为，“借名买房关系的核心内容为借名人对出名人的行为享有请求权，即，要求出名人将已登记在出名人名下的标的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以及虽暂不要求转移登记，但要求出名人按其特定的要求行使标的房屋所有权的请求权，此请求权在本质上属于对人权的债权范畴。该债权基于当事人间的约定，基于出名人自己的承诺，可以在双方之间限制出名人基于登记而获得的所有权的自由行使，制约体现在出名人应当按照借名人的意思，行使其所有权，否则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是本案中，迟雷雷未提交证据证实迟雷雷、李辉与韩洋之间签订了借名买房合同，亦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双方对于买房后的权利如何享有、利益如何约定、房屋款项如何支付、韩洋如何承诺及在双方之间对韩洋基于登记而获得的所有权的自由行使是如何限制制约，如违反制约行使所有权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等均无证据证实，且李辉、韩洋对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均不予认可，故迟雷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迟雷雷、李辉与韩洋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韩洋于2017年7月27日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后将该房屋卖与杨伟伟并办理了过户登记，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而韩洋对于迟雷雷与李辉向其贷款账户的转账行为亦不认可与涉案房产有关，迟雷雷没有证据证实其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故韩洋的卖房行为并没有侵害迟雷雷的权利，因此迟雷雷主张韩洋承担赔偿损失责任，不予支持。在韩洋承担责任不成立的情况下，李辉也不应承担共同责任。迟雷雷要求韩洋返还其出售房屋所得利益，李辉承担恶意串通的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虽然迟雷雷曾向韩洋账户转过资金，因本案中迟雷雷并不要求韩洋返还该部分款项，故不予处理，迟雷雷可另行主张权利。迟雷雷与李辉于2009年11月23日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后，双方仍在一起居住生活，但并非夫妻关系，应当是同居关系。迟雷雷提交的“离婚协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婚协议，应认定为是双方对结束同居关系作出的了结，因本案审理的并非是迟雷雷与李辉之间的同居析产纠纷，至于双方签订该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如何，应另行解决。综上，韩洋、李辉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鉴于李辉在一审审理中经三次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导致一审认定案件事实不清，故其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4160元，由其自行负担。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366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迟雷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160元，由被上诉人迟雷雷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320元，由上诉人李辉负担14160元、由被上诉人迟雷雷负担14160元。本院再审中，迟雷雷未提交新证据。韩洋援引二审提交的独生子女证、其母于桂花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查询打印单、业务回单及业务回单背面手写记录陈述，其母于桂花于2011年8月2日通过转账现金的方式向迟雷雷账户转账10万元作为出借款，另手写记录了其他款项数据，认为迟雷雷向其母借款19万元，自2013年1月至2017年7月，迟雷雷共计还款86000元。迟雷雷并不是真正的还贷，而是在还欠于桂花的借款。对韩洋的证据，李辉二审中无异议；迟雷雷对韩洋陈述的借款不认可。经审查，于桂花的转账未备注用途，业务回单背面手写的仅为数字信息，尚不能证明迟雷雷存在借款事实，故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韩洋申请于风雨、于封花作证，本院调查时，仅于风雨出庭作证。于风雨陈述，其为韩洋买房办理的贷款担保手续，未参与看房和交款。被申请人李辉陈述，2014年中秋节（2014年9月8日）其与迟雷雷签订“离婚协议”时，迟雷雷采取了极端方式要求李辉及其母亲于封花签字，其母身体不好，李辉认为房子本身就不是他和迟雷雷的，对于房子的约定也没有任何意义。本院再审查明，迟雷雷一审中变更了诉讼请求金额，即要求被告返还售房款1048000元并支付利息，另按照法院的释明，不再以不当得利主张返还责任。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举证以及法院向开发商广宇公司调取的证据认为，迟雷雷在2009年11月8日交付了案涉房屋的首付款，只是后续因合同履行问题，经迟雷雷申请，广宇公司对相关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了更名处理，并与韩洋重新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广宇公司出具的韩洋首付款收据及与韩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系2009年12月8日后进行的倒开及倒签。一审法院对于韩洋售房款尾款75万元的到账情况以及支出进行了调查。韩洋陈述，出售案涉房屋的尾款75万元为杨伟伟贷款支付，2018年1月3日韩洋邮储银行账户收到银行下发贷款82万元，同日，向李辉转账4万元，转账支付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405680元，支付中介贷款佣金7万元，向韩洋自己账户转账269495.67元，另消费支出23107元、11667.33元。对于韩洋称的转账用途，迟雷雷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二审判决认定属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亦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关于本案的案由。原审原告迟雷雷提起诉讼时，其诉状中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一审法院审理中，基于迟雷雷起诉依据的基础事实判断民事法律关系性质，认为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及离婚后财产纠纷，并向当事人进行了释明，原审原告迟雷雷无异议，不再以不当得利主张返还。原审被告韩洋虽提出异议，但由于本案诉讼系由迟雷雷提起，法院根据迟雷雷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确定本案案由并无不妥。原审被告李辉一审审理中拒不出庭应诉，亦未对迟雷雷的主张提交反对意见，其自身行为导致一审中的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抗辩权未能行使，与本案案由的确定并无直接关系。本案迟雷雷的诉讼主张，牵连借名买房关系以及迟雷雷与李辉对案涉房产权益的约定两个方面法律事实的认定，并以借名买房关系的认定作为基础。二审法院结合两个案由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以及迟雷雷的诉讼请求认为，李辉在借名买房关系审理中应为共同原告的身份，与离婚后财产纠纷中的被告身份出现冲突，并以借名买房关系不成立为前提，认为无法合并审理，本案案由亦应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本案一审中李辉拒不应诉，二审以及再审中也不认可存在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如认为迟雷雷应另行起诉先行解决借名买房纠纷，从目前李辉的主张，李辉的诉讼地位并不必然为原告，也势必导致当事人的诉累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六条也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本案迟雷雷的诉讼请求，牵连不同法律关系事实的认定，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上存在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但并不矛盾，且上级法院已经指令本院按照两个案由合并再审，故本院应作出裁判。关于借名买房是否成立。本案中李辉、韩洋系表兄弟关系，购房时迟雷雷为李辉配偶，三人存在亲属关系。虽然本案没有书面的借名买房合同，但对于亲属之间口头约定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可通过购房票据、实际使用或控制房屋、贷款偿还、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和证据予以认定。本案迟雷雷提供了首付款收款单等证据证实了前期房款的支付情况，提供了韩洋购房合同和购房贷款合同原件以及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证实了其与李辉定期向韩洋贷款账户支付房贷情况，提供了购买装修装饰材料及家具的收据、送货单等证据证实房屋的交付和装修及实际占有情况，结合商品房购买合同原件证实购房合同中所留地址实际为申请人的地址，提供了迟雷雷与李辉2014年签订的“离婚协议”（另有李辉母亲于封花的签字），其中亦记载“因当时买房不能写李辉和迟雷雷名字，所以暂时写其表弟韩洋名字”，进一步印证了前述证据中借用韩洋名义买房及办理贷款的事实，与迟雷雷申请法院调取的开发商处留存的因贷款原因更名为韩洋的有关材料一致。韩洋虽然抗辩迟雷雷及李辉定期向贷款账户支付的款项系因迟雷雷、李辉与韩洋母亲存在借贷关系，并非真正还贷，但韩洋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一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认定迟雷雷主张的借名买房关系成立，并无不当。迟雷雷、李辉借韩洋之名购买了案涉房屋，并将房屋作为抵押财产，以韩洋以及李辉、韩洋的舅舅于风雨的名义共同办理了购房贷款，相关各方出于亲属之间的信任和互相支持帮助，达成了借名买房的合意，并实际偿还韩洋名下房屋的购房贷款，各方已经形成了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并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合同履行中，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韩洋虽然名义上为购房人，但其未经迟雷雷、李辉同意，不得擅自处分其名下的案涉房产。关于迟雷雷与李辉2014年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对于案涉房产约定的效力。案涉房产认购中的定金交付、缴纳首付款以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均处于迟雷雷、李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2009年11月23日两人登记离婚，但从本案证据看，2009年12月8日迟雷雷以亲属关系申请将购房主体更名为韩洋，并追认至原首付款时间，其后迟雷雷、李辉继续共同居住，并共同偿还韩洋名下的房屋贷款，直至2014年9月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应视为迟雷雷、李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房，亦无不妥。李辉拒不参加一审诉讼，虽其二审以及再审抗辩不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与法院在案证据认定的事实不符。李辉虽称迟雷雷在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情况下，其母亲身体也不好，才签署了该协议，并认为没有实际意义，但李辉未能证明协议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能证明其受到了胁迫，且李辉自协议签订后，即不再定期偿还房贷，后期由迟雷雷偿还贷款至房屋出售前（迟雷雷最后一笔转账还款时间为2017年7月2日）。故该协议中对于房产的归属约定应认定为真实有效，对李辉具有拘束力。协议还约定，房屋过户事项由李辉陪同韩洋一起过户给迟雷雷，李辉应配合韩洋办理房产的过户手续。迟雷雷在该房产被出售后，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返还房屋出售款具有事实依据。至于协议中约定的其他内容，与案涉房产出售引起的责任承担不具有牵连关系，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关于迟雷雷主张的返还房款责任的承担。从原审查明的事实看，2017年7月8日，韩洋作为卖方经由房屋中介与案外人李凯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售价1048000元。买卖双方按照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约定，韩洋为房屋办理产权登记，2017年7月27日案涉房产登记证书下发，登记于韩洋名下，同年9月25日，李凯向韩洋支付了首付款278000元，用于银行房贷的解押。同年9月27日，房屋剩余银行贷款259126.05元被清偿完毕。2017年9月29日，韩洋与李凯妻子杨伟伟签订了《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合同》。2017年10月11日，案涉房屋登记于杨伟伟名下。2018年1月3日，杨伟伟购房贷款发放至韩洋账户，房屋尾款75万元支付完毕。韩洋该账户中大部分款项当日转出，其中4万元转账给李辉。韩洋作为借名买房关系中的名义所有人，未经实际购房人李辉、迟雷雷同意，不得出售案涉房屋。韩洋的售房行为，事先未经迟雷雷同意，出售后未向迟雷雷告知，亦未结算售房款，致使迟雷雷无法行使对房屋的所有权，迟雷雷从而获得了请求韩洋承担损害赔偿的债权权利。迟雷雷根据借名买房合同关系，有权要求韩洋承担违约责任，返还售房款并赔偿其利息损失，合法有据。迟雷雷未告知韩洋该房屋的归属约定，不能成为韩洋销售房屋的免责理由。李辉与韩洋系表兄弟，相较2014年签订“离婚协议”后李辉与迟雷雷的关系，李辉与韩洋的关系更为密切。而李辉作为案涉房屋的原借名买房人之一，应将其与迟雷雷2014年“离婚协议”中对于房屋的归属约定告知韩洋。即使李辉未告知韩洋该协议内容，韩洋如未经李辉同意也不太可能擅自出售该房屋。从原审第三人杨伟伟及其代理人李凯的陈述，以及韩洋获得售房首付款后，即对房屋贷款进行了清偿，又在收到房款尾款后，也向李辉进行了部分转款，韩洋也未进一步证明其他转账款项的实际用途，以及李辉拒不出庭应诉等情节，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基于内心的确信，认为李辉应共同对名义房屋所有人韩洋的售房行为共同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亦未加重名义购房人韩洋的责任。二审以及再审程序中，李辉仍不承认本案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以及其与迟雷雷关于房屋归属的约定，又无证据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其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为迟雷雷要求返还的售房款中应扣除迟雷雷未清偿的房屋贷款部分，判令韩洋、李辉返还售房款788873.95元以及利息损失，并驳回迟雷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合法有据。鉴于韩洋、李辉原审诉讼以及再审诉讼中均不认可存在借名买房关系，李辉虽辩称韩洋缴纳了涉案房产的契税、物业费，但该辩称意见是为说明韩洋为案涉房产的权利人，李辉以及韩洋并未提出扣除合理支出的抗辩，故本案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迟雷雷再审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的理由成立，本院二审判决应予撤销，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20）鲁01民终209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3664号民事判决以及案件受理费的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8320元，李辉、韩洋分别负担141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洁华审判员  蔚大鹏审判员  秦光启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孙连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