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3民终21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长忠，男，197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小萍，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博山凯泰大酒店。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山头大观园。经营者：崔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轲，山东康桥（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大鹏，山东康桥（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信强，男，1982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怀省，山东颜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亦华，男，1973年2月21日出生，满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上诉人邵长忠、博山凯泰大酒店（以下简称凯泰酒店）与被上诉人信强、杨亦华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的（2020）鲁0304民初2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7月21日对本案进行了调查。上诉人邵长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小萍，上诉人凯泰酒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轲、郭大鹏，被上诉人信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怀省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杨亦华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长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信强、凯泰酒店、杨亦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杨亦华将拆除装饰、木装修部分工程分包给邵长忠认定错误，邵长忠与杨亦华之间形成雇佣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信强与邵长忠不形成雇佣关系。杨亦华承揽凯泰酒店装修工程后，雇佣邵长忠为其工作，杨亦华从来没有将工程分包给邵长忠，邵长忠根据杨亦华的指示为杨亦华找木工，每天的工作也是通过电话或微信，由杨亦华安排具体工作，由邵长忠具体实施，并将工作情况及产生的费用向杨亦华汇报。双方即没有分包的合意，也没有分包的实际行为。“承揽合同指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劳动成果，定做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邵长忠根据杨亦华的指示进行工作，并不是交付劳动成果由杨亦华支付报酬，而是邵长忠随时向杨亦华汇报工作进展，由杨亦华支付工资和材料款。一审在调查中，杨亦华从没有说是将工程分包给了邵长忠，而在笔录中（2020年7月29日笔录第6页）杨亦华陈述杨亦华雇佣的邵长忠，那么，邵长忠按照杨亦华的指示找木工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因此信强与邵长忠不形成雇佣关系，信强与杨亦华之间形成雇佣关系。二、一审认定“杨亦华承揽工程后将拆除装饰、木装修部分交给邵长忠施工，由邵长忠提供木工工具组织人员进行施工，根据邵长忠提供的工作量明细支付给邵长忠”（判决书P4）与事实不符。杨亦华安排邵长忠的具体工作，邵长忠并不是向杨亦华提供工作量明细，而是将产生的工资和材料费通过微信的方式向杨亦华汇报，由杨亦华将工资转发给邵长忠，由邵长忠代替杨亦华转发给信强。工资的支付：信强的工资及其他工人的工资，是由杨亦华负责支付，杨亦华将工资通过微信的形式转给邵长忠，邵长忠将工资再转给工人，邵长忠代替杨亦华负责发放，不能认定是邵长忠负责支付工资，信强的工资实际是由杨亦华支付。三、一审认定“施工过程由邵长忠独立组织施工，杨亦华并未参与指示，邵长忠独立核算工作量向杨亦华结算，信强等施工人员由邵长忠支付工资，与杨亦华没有关联性，邵长忠及其组织信强等具体工人之间不存在组织、安排、指示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不符合雇佣的基本要件，故应认定杨亦华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了没有登高资质的邵长忠个人的事实”认定事实错误，不符合逻辑。杨亦华通过微信语音等形式对邵长忠指示工作内容和具体的事项，一审中邵长忠已经提交了微信记录予以证明。邵长忠不存在独立核算，而是将每天产生的工资和材料费向杨亦华汇报，由杨亦华负责支付。邵长忠参与了施工管理，但管理工作属于职务行为，不能因为参与了施工管理就认定为分包，是否参与管理并不是分包的标志，也不是接受劳务的标志。杨亦华从来没有与邵长忠签订任何分包合同，也没有就施工范围、工程款结算等合同的实质内容进行约定，而是按照日工工资支付给邵长忠，一审中杨亦华也从来没有说将工程分包给邵长忠，而是杨亦华自认雇佣的邵长忠。一审在没有证据也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推定邵长忠属于分包，认定事实错误。四、邵长忠与信强之间不形成雇佣关系。邵长忠是根据杨亦华的指示，为杨亦华找木工，因此联系的信强，邵长忠联系信强做木工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信强的工资是由杨亦华发放，杨亦华将工资转给邵长忠，由邵长忠转发给信强。信强作为劳务提供者，接受劳务的一方是杨亦华。杨亦华承揽的凯泰酒店装修工程，杨亦华接受劳务后，与凯泰酒店结算工程款。邵长忠负责组织管理工作，但劳动成果是由杨亦华接收。杨亦华给邵长忠支付的是日结工资，而不是工程款。五、信强与杨亦华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在信强受伤后，邵长忠及时将情况向杨亦华进行汇报，杨亦华也支付了大部分医疗费。每次医院催费时，邵长忠将催费单据用微信的形式向杨亦华汇报，杨亦华通过微信的形式将医疗费转给邵长忠，由邵长忠代替杨亦华去交医疗费，该事实一审中已经提交证据并已经查明。在信强手术前，2019年11月29日邵长忠将手术费用单据发给杨亦华，杨亦华转给邵长忠13000元，并因经济困难，让邵长忠先帮着想办法垫上，邵长忠垫付的18000元医疗费是替杨亦华垫付。由此可见，杨亦华一直认可信强是他的雇员，因此一直支付医疗费。一审对该事实作出了错误认定。综上所述，邵长忠与杨亦华之间不存在承揽和分包关系，邵长忠与信强之间不形成雇佣关系，邵长忠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凯泰酒店针对邵长忠的上诉辩称，我方一直通过杨亦华与华富公司进行装修业务合作，对于杨亦华个人与邵长忠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凯泰酒店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或发回重审；案件上诉费由被上诉人信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认定我方选任过错对邵长忠赔偿信强各项损失212088.35元的连带赔偿责任认定不清。一审庭审各方举证质证以及一审判决中本院认定的事实看出，杨亦华认可在2017年凯泰酒店与其投资设立的华富公司就开始业务往来，业务一直延续，我方与案外人华富公司所发生的业务均是与案外人公司人员杨亦华联系，联系的内容包括设计方案、效果图、报价表以及该工程结算等，该事实在（2020）鲁0304民初2794号民事判决书第五页第5行中得到一审认定。我方认为一审既然认定了我方与案外人华富公司的承揽关系，却又认为涉案工程因为我方没有与案外人华富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就不能产生事实承揽合同关系，我方主张在司法实践中承揽合同并不仅仅体现在书面签订这一种表现形式上，本案工程我方与案外人华富公司虽然未签订书面承揽合同，但根据双方业务往来已经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且这种交易习惯并不被法律所禁止，甚至会作为相关判决的主要依据。杨亦华自2017年开始一直在华富公司担任股东，并多次代表公司与我方联系业务，进行结算，在一审庭审中，杨亦华称在承揽工程时华富公司处于停业状态，暂且不考虑是否真实停业，但可以证实的是杨亦华对华富公司的运营和现状是充分了解的，同时也可以证明华富公司注销前杨亦华始终实际参与公司运营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杨亦华符合表见代理的表现形式因此具有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力。二、一审认定我方存在选任过错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而认定的，该条规定明确表示如果认定发包人承担赔偿连带责任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发包人未尽谨慎选任承包人义务的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该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合案件事实不能看出我方在发包过程中存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这一问题。为此我方主张在涉案工程中始终坚持将工程发包给华富公司进行施工，对于华富公司有无将工程分包给他人并不知情。邵长忠针对凯泰酒店的上诉辩称，邵长忠是杨亦华雇佣来为他干活的工人，至于杨亦华是个人与凯泰酒店签订的合同还是以公司的名义与凯泰酒店签订的合同，邵长忠并不知情。信强针对邵长忠和凯泰酒店的上诉辩称，一、凯泰酒店与杨亦华之间形成发包合同关系，凯泰酒店虽然向一审提供装修施工协议书，但该证据仅证实2017年凯泰酒店曾与淄博华富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富公司）签订过装修承揽合同，不能据此推定案涉工程也是发包给华富公司，根据华富公司工商登记可证实，该公司2019年11月12日已申请注销。凯泰酒店和杨亦华均认可案涉工程发包时间是2019年11月，杨亦华本人也认可承揽工程时华富公司已处于停业状态，故案涉工程不可能发包给华富公司。一审凯泰酒店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支付的是2017年装修合同的工程款，并不是支付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案涉工程款均是与杨亦华个人结算。凯泰酒店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是凯泰酒店负责人穆波与杨亦华个人的聊天记录，没有出现任何与华富公司有关的内容。二、杨亦华与邵长忠之间形成分包承揽合同关系。一审庭审已查明，凯泰酒店将大厅改造工程发包给杨亦华施工，杨亦华将其中的部分拆除工程分包给邵长忠，邵长忠自带工具并组织人员施工，杨亦华与邵长忠直接结算，邵长忠与信强及其他工人结算，信强及其他工人是在邵长忠的带领下工作，受邵长忠安排和指示，杨亦华和信强及其他工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联系，更不受杨亦华安排和指示，杨亦华也不参与拆除工程，从相互之间的报酬结算、人身依附关系等均能证实杨亦华与邵长忠之间是分包承揽合同关系。三、邵长忠与信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信强与杨亦华并不认识，信强是为邵长忠提供劳务，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邵长忠指示和安排，杨亦华不参与拆除工程，杨亦华与邵长忠就整个拆除工程进行结算，邵长忠与信强及其他工人按照日工结算报酬，邵长忠承揽案涉拆除工程后，自带工具、自行组织人员独立施工。杨亦华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信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邵长忠、凯泰酒店、杨亦华支付医药费92179.22元；2.判令其支付误工费37800元；3.判令其支付护理费92179.22元；4.判令其支付伙食补助费960元；5.判令其支付残疾赔偿金217431.80元（其中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48115.80元）；6.判令其支付交通费500元；7.判令其支付鉴定费2990元；8.判令其支付精神抚慰金2000元，合计365381.02元，扣除邵长忠、杨亦华垫付的80224.47元，要求各原审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85156.55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信强主张其受邵长忠雇佣为其提供劳务，起诉前不认识杨亦华，在诉讼后才知道，邵长忠、杨亦华均没有从事高空装修作业的资质，凯泰酒店将一楼大厅改造工程发包给杨亦华施工，杨亦华将其中的拆除旧装饰、木装修部分工程分包给邵长忠施工，信强按照邵长忠的安排提供劳务，由邵长忠支付劳务费，故信强与邵长忠系雇佣关系，凯泰酒店、杨亦华、邵长忠之间系工程违法发包、分包关系。邵长忠对信强的主张不予认可，提出其与信强是同事关系，均受雇于杨亦华，由杨亦华发放劳务费。杨亦华主张其不认识信强，在本次工程施工前，其曾与邵长忠有过两次合作，杨亦华承揽工程后将拆除旧装饰、木装修部分交给邵长忠施工，由邵长忠提供木工工具组织人员进行施工，根据邵长忠提供的工作量明细支付给邵长忠工程款；杨亦华认可2017年时其曾以案外人华富公司（股东为王梓齐、杨亦华二人）的名义与凯泰酒店签订装修施工协议，并以公司名义与凯泰酒店结算。对于本次工程，杨亦华先是主张其个人于2019年11月份与凯泰酒店经理穆波签订工程造价协议承揽的工程，后又主张其是以华富公司名义从凯泰酒店承揽的工程，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法院要求杨亦华提供华富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注销）经营时法定代表人王梓齐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等资料，杨亦华称承揽工程时华富公司实际处于停业状态，拒不向法院提供该公司注销时另一名股东王梓齐的详情。凯泰酒店主张其将工程发包给案外人华富公司，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与信强没有任何关系。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情况，查明当事人关系如下：1.涉案工程为凯泰酒店发包给杨亦华个人。凯泰酒店提供的装修施工协议书一份、银行转账明细四份可以证明其曾在2017年与华富公司签订过装修承揽合同并结算了2017年工程的款项，但不能证实2019年11月的工程也发包给了华富公司；对2019年11月数额巨大的整体装饰工程没有书面合同、没有议价清单等能够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合约，与大数额项目的正常交易习惯不符；杨亦华先是叙述了工程个人承包的详情，又在庭审最后改变原陈述将责任推托给案外人华富公司，在法院要求杨亦华提供公司法定代表人详情时又拒不提供，该行为显然存在故意掩盖事实真相逃避责任的目的；凯泰酒店在本次工程施工时，并没有尽到核实承包人资质的义务，事实是杨亦华、邵长忠及信强等人均没有登高拆除作业资质；综合上述凯泰酒店、杨亦华的叙述存在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的情形及违反正常施工要求的事实，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凯泰酒店与华富公司存在承揽关系时，应认定凯泰酒店将工程发包给没有登高资质的杨亦华个人的事实。2.杨亦华与邵长忠之间系分包承揽关系，雇佣和承揽的主要区别是双方是否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性。邵长忠独立选任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木工工具独立完成工作任务；施工过程由邵长忠独立组织施工，杨亦华并未参与指示；邵长忠独立核算工作量向杨亦华结算，信强等施工人员由邵长忠支付工资，与杨亦华没有直接关联性。邵长忠及其组织的信强等具体施工人与杨亦华之间不存在组织、安排、指示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不符合雇佣的基本要件，故应认定杨亦华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没有登高资质的邵长忠个人的事实。3.信强与邵长忠之间存在提供劳务关系，信强按照邵长忠的要求完成工作并按日计算报酬，并不是受杨亦华指示完成工作，也不从杨亦华处核算报酬，故应认定信强向邵长忠提供劳务的事实。关于信强受伤及治疗情况。2019年11月28日11时左右，信强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形下进行登高拆除旧装饰材料作业，从架子上掉到地面受伤。受伤后信强被送往淄博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其伤情经淄博市第一医院主要诊断为创伤性脑疝，在该院住院治疗32天，花费医疗费92179.22元。其伤情经山东齐都司法鉴定所鉴定构成九级伤残；休治期间为210日，其中住院期间32天需2人护理，出院后30天需1人护理。信强受伤治疗期间，邵长忠垫付费用18000元，杨亦华垫付费用62224.47元。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本案中，信强系提供劳务方，邵长忠系劳务组织者并接受劳务方；邵长忠没有特种作业施工资质而承揽工程并组织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未给劳务者提供有效的安全防护设施，具有重大过错，是导致出现事故的主要原因；邵长忠所选用的施工人员信强等人均不具备高空作业施工资质存在选任过错，是导致损害发生的重要原因；信强没有特种作业施工资质、没有采取防护措施的情形下登高作业，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认为信强自己承担20%的责任，邵长忠承担80%的责任为宜；邵长忠按照80%的比例赔偿信强相关损失如下：1.医疗费73743.38元。信强在淄博市第一医院住院花费医疗费92179.22元，由信强提供的医疗费单据予以证实；邵长忠应支付医疗费73743.38元（92179.22元×80%）。2.误工费30240元，信强主张按照每天180元计算，符合其工作收入，按照鉴定报告确定的误工期限210天计算，邵长忠应支付误工费30240元（180元×210日×80%）。3.护理费9024元，经鉴定信强住院期间32天需2人护理，出院后30天需1人护理，按120元/天计算，应支付护理费9024元（120元×32日×2×80%+120元×30日×80%）。4.住院伙食补助费768元，信强淄博市内住院32天，市内住院每日伙食补助标准为30元，邵长忠应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为768元（32日×30元×80%）。5.残疾赔偿金173945.44元（135452.80元+38492.64元）。参照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的标准，九级伤残丧失劳动能力20%，邵长忠应赔偿残疾赔偿金为135452.80元（42329元×20年×20%×80%）。被扶养人孙桂新（信强的母亲1952年4月19日出生），信强定残之日孙桂新68周岁，计算12年，扶养人二人；被扶养人信宇硕（信强的儿子2007年9月3日出生），信强定残之日信宇硕12周岁，计算6年，扶养人二人；参照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6731元的标准，扶养人二人，邵长忠应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38492.64元（26731元×12年×20%×80%÷2人+26731元×6年×20%×80%÷2人）。6.交通费200元，因信强未提供交通费单据，根据其到淄博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复查的事实以及其伤情需要，酌情确定邵长忠应赔偿交通费200元。7.鉴定费2392元，有鉴定费收据证实，鉴定花费2990元，邵长忠应赔偿鉴定费2320元（2990元×80%）。8.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信强因受伤遭受了较大的精神损害，按照十级精神抚慰金1000元标准，每增加一级提高1000元，信强九级伤残，邵长忠应赔偿精神抚慰金为2000元（精神抚慰金不分配比例）。综上，邵长忠（赔偿义务人一）共计应赔偿信强各项损失292312.82元（73743.38元+30240元+9024元+768元+173945.44元+200元+2392元+2000元），扣除邵长忠垫付的费用18000元，杨亦华垫付的费用62224.47元，邵长忠还应赔偿信强212088.35元（292312.82元-18000元-62224.47元），信强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杨亦华（赔偿义务人二）没有特种作业施工资质分包工程并发包给没有资质的邵长忠具有重大过错，凯泰酒店（赔偿义务人三）将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杨亦华存在选任过错；故杨亦华、凯泰酒店就上述损失应向信强承担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邵长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信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212088.35元；二、杨亦华、博山凯泰大酒店就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义务向信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信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74元，信强负担696元，邵长忠、杨亦华、博山凯泰大酒店负担2078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邵长忠提交：证据一、微信截图10页，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过全部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证据系补强证据说明，证明在凯泰酒店装修施工过程中，杨亦华通过微信的形式安排现场工作，邵长忠将装饰工地的情况随时向杨亦华报告，根据杨亦华的指示进行工作，证明杨亦华是工程的承包人，是信强的雇主，证据第一页到第二页，“狼急舔牙”是杨亦华的微信名称，指示邵长忠拆除吊筋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信强受伤，在该证据的第三页、第四页，杨亦华要求邵长忠将现场拍照，并且画简单的图，根据情况下达下一步的工作指示；第六页对于水管和电线的布控，杨亦华指示邵长忠要及时跟他沟通，不管老爷子要求添加什么东西，你要跟我沟通一下，即所有的装饰细节都要跟杨亦华沟通；第七页杨亦华指示邵长忠在两个柱子之间做地面的八公分打上一条石膏板，底下平面将来用ＰＶＣ用方木做，不需要多么结实，将来的瓦全部是ＰＶＣ瓦，重量很轻，把能用上的碎方木和板材用上墙体封的石膏板，超过2.56公分就行，能打上就行，不用结实，将来没有人去动它，这个瓦是最后全部处理完才上，和作排风的，确定靠窗一面顶的高度，我再告诉你靠窗那里面的尺寸；杨亦华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向邵长忠作出解释和指示；第八页杨亦华说在不破坏内部顶的情况下开始做，能做出多少就做出多少，然后由邵长忠拍照发给杨亦华；第九页杨亦华要求邵长忠将卫生间拍照发给他；第十页邵长忠问杨亦华，灯线怎么顺，杨亦华说封顶就行，记住线的位置，到时候打灯孔的时候拿出来；上述聊天记录充分说明杨亦华在整个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具体安排工作事项及细节，邵长忠的工作要及时向杨亦华汇报进行工作，杨亦华不可能向每一个工人交待工作情况，邵长忠在工作技术方面帮杨亦华把关帮助管理。证据二、杨亦华支付信强医疗费的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十页，证明信强受伤后，杨亦华通过微信将医疗费转给邵长忠，并安排邵长忠替杨亦华去医院付款，杨亦华也多次通过微信询问信强的治疗情况，杨亦华作为工程的承包人，一直认可信强是他的雇员，在信强受伤后一直积极治疗并支付费用。证据三、邵长忠申请证人孙某出庭，证人是当时一起在现场给杨亦华干活的工人，证明是杨亦华多次到现场安排工作、了解情况，对工作的部位和内容进行指示，并提供所需要的装修材料。上诉人凯泰酒店对上诉人邵长忠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我方是通过杨亦华将工程发给华富公司进行承揽，对于杨亦华与邵长忠之间的关系，我方不清楚，对其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不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信强对上诉人邵长忠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聊天记录内容恰恰证实了杨亦华和邵长忠之间的分包承揽合同关系，杨亦华作为分包方对工作内容和工作成果进行监管很正常，杨亦华并没有对雇佣信强以及其他工人进行指示和安排，杨亦华均是与邵长忠之间就工作内容进行协商，信强受伤后，杨亦华作为承揽合同的分包方在法律上也是有赔偿责任的，杨亦华积极垫付医疗费用并不能够否认杨亦华和邵长忠之间的分包承揽合同关系；证人证言能够证实事发时是邵长忠喊证人去干活，报酬也是由邵长忠直接给证人发放，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安排是由邵长忠负责，但是证人对杨亦华按照什么标准给邵长忠支付承揽报酬是不清楚的，一审庭审已查明杨亦华是按照每人每天225元的标准支付邵长忠，而邵长忠是按照每人每天180元的标准支付给证人、信强以及其他工人，由此也可以推定出证人和信强与邵长忠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上诉人凯泰酒店提交：证据一、华富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一宗，证明该公司于2016年3月经核准登记，经营范围包含室内外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等，股东为王梓齐持股60%，杨亦华持股40%，其中王梓齐担任法定代表人，杨亦华担任监事，该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经自行清算后申请注销登记。证据二、凯泰酒店经营者崔凯和崔大鹏的户口本各一份、凯泰酒店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凯泰酒店的经营者崔凯一家从事餐饮行业多年，家庭成员分别负责经营多个餐饮企业，已经形成了家庭内部关联性的餐饮企业，其中崔凯经营凯泰酒店，其儿子崔大鹏经营临淄雪宫双木林火锅店、淄博翰林酒家有限公司等，都曾经与华富公司有过装修业务往来。证据三、2017年10月5日签订的装修施工协议一份，2018年4月19日账款结清证明一份，穆波向杨亦华转账记录一份，杨光会火锅店授权书一份，证明2017年杨亦华曾以华富公司的名义承揽过崔大鹏经营的临淄雪宫双木林火锅店，该火锅店是加盟杨光会火锅店装修工程，合同签订时杨亦华是作为华富公司的具体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合同履行过程中，杨亦华全程负责对接洽谈、查看现场、出具设计方案效果图、组织现场施工等事宜，最终结算时，由凯泰酒店经理穆波直接向杨亦华个人转账，由杨亦华代华富公司收款，杨亦华代理华富公司出具了账款结清证明，杨亦华作为华富公司的股东、监事，以华富公司的名义与凯泰酒店进行装修业务往来，没有华富公司的其他人员参与其中，华富公司日常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相对松散不规范的管理模式。证据四、穆波与杨亦华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崔大鹏与杨亦华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第一次装修合作之后，2018年4月份，凯泰酒店二楼装修工程穆波经理又通过杨亦华与华富公司进行装修业务合作，基于第一次的良好合作基础和对杨亦华身份的熟悉，双方口头协商后没有签订书面装修施工协议，完全沿用第一次装修合作模式，仍然由杨亦华全程负责对接、洽谈、查看现场、出具设计方案、效果图、组织现场施工等全部装修事宜，最终工程结算价款是由穆波经理直接转给了杨亦华个人，之后崔大鹏经营的张店翰林酒家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装修工程，崔大鹏也是通过上述方式与华富公司合作，由杨亦华全程负责装修事宜，结算价款由崔大鹏转给了杨亦华个人，从而综合证明凯泰酒店与华富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固有的装修合作模式。上诉人邵长忠对上诉人凯泰酒店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邵长忠不知情，对其证明内容不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信强对上诉人凯泰酒店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工商信息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一审开庭时，杨亦华承认2019年11月份华富公司就已经处于停业状态，不再经营，因此涉案工程不可能承包给华富公司；证据二户口本与本案没有关系，凯泰酒店不能以崔凯父子经营多家餐饮企业来推定涉案工程是承包给了华富公司；证据三装修施工协议书以及结清证明都是案外工程的，与本案没有关系，凯泰酒店不能依职权将装修工程承包给华富公司来推定涉案工程也是承包给华富公司，在法律上不成立；对证据四穆波与杨亦华2019年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双方在涉案工程承包过程中始终没有提到过华富公司，从凯泰酒店与杨亦华之间的资金结算来看也能够证实双方通过微信转个人账户，足以证实将工程承包给了杨亦华，对于崔大鹏和杨亦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没有关系，都是案外其他工程，不能推定本案工程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信强在二审中无新证据提交。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邵长忠提交的证据一其与杨亦华的微信聊天记录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虽然该聊天记录中有杨亦华对拆装工作标准和要求的指示，但不能以此证明杨亦华系信强的雇主，亦不能单独以此聊天记录的内容证明杨亦华与邵长忠系雇佣关系；其提交的证据二信强医疗期间的微信记录能够证明杨亦华和邵长忠垫付医疗费的经过，但不能以杨亦华垫付医疗费推定信强系杨亦华的雇员；其申请出庭的证人孙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孙某与信强一样是由邵长忠找来干活的，邵长忠接受杨亦华的指示安排工人工作，并按照日工资180元标准发放工人报酬，但不能证明杨亦华直接安排工人干活和直接向工人发放报酬。上诉人凯泰酒店提交的证据一华富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据二崔凯等人户口信息、证据三2017年的装修协议、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均系凯泰酒店曾与华富公司的合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凯泰酒店将其装修工程发包给没有装修施工资质的个人杨亦华，杨亦华又将该装修工程中的木装修和拆除部分分包给同样没有资质的邵长忠，邵长忠自带工具找到信强等人一起从事该装修项目，杨亦华按照邵长忠上报的人数按每人日工资225元向邵长忠发放报酬，邵长忠接受杨亦华的工作要求和指示后，再安排其雇佣的信强等人具体工作，并按每人日工资180元向工人发放报酬，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邵长忠按照每个人头45元以工具租赁费为名赚取利润，与信强等工人并非同事关系，邵长忠向信强等工人发放劳动报酬，信强等工人接受邵长忠的直接管理，双方具有雇佣关系的人身依附性，信强等工人向邵长忠提供劳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信强向邵长忠提供劳务过程中自己受到损害，邵长忠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信强未戴安全帽不慎从高处跌落，系因安全生产事故致伤，发包人凯泰酒店在装修工程发包时对承包方的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具有审慎的审查义务，但其将装修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杨亦华，而杨亦华又将部分装修工程转包给同样没有资质的邵长忠，一审依法认定凯泰酒店与杨亦华对信强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凯泰酒店以其与华富公司建立装修承包关系抗辩其应当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而华富公司在案涉工程发包时已注销停止营业，凯泰酒店的该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上诉人邵长忠主张系杨亦华雇佣信强工作，而信强在受伤后才知道邵长忠系从杨亦华处接的活，杨亦华与信强并没有直接联系，邵长忠的该上诉主张与邵长忠直接管理安排信强的工作并向信强发放工资的事实相矛盾，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邵长忠、凯泰酒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62元，由上诉人邵长忠负担4481元，上诉人凯泰酒店负担448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秀沛审判员  戴永成审判员  马清华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董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