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11民终16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明辉，男，汉族，1994年7月2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盛志，男，汉族，1965年1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贵，湖南苍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莲英，女，瑶族，1994年1月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文善，男，汉族，1968年12月15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丽华，女，瑶族，1970年9月25日出生。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吉成，男，瑶族，1963年2月1日出生。上诉人何明辉因与上诉人何莲英、何文善、刘丽华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江永县人民法院（2021）湘1125民初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明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盛志、钟贵，上诉人何文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吉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明辉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何莲英、何文善、刘丽华返还上诉人何明辉彩礼138,000元。二、被上诉人何莲英、何文善、刘丽华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给付19,999元的“回箩红包”给上诉人系错误的，实际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回箩红包”是6000元，不是19,999元，一审法院不能在没有任何证据佐证的基础上采信被上诉人的诉求。（二）一审法院没有认定上诉人给予被上诉人何莲英上门红包6000元，四个蛋的定金6000元，共计12,000元红包是错误的。上诉人除给予三被上诉人99,999元的大红包之外，还给予了三被上诉人6000元抱孩红包、6000元四个蛋红包、6000元上门红包。一审法院只认定其中的抱孩红包6000元，没有认定上门红包6000元，四个蛋的定金6000元，是错误的，没有这两个红包也是不符合当地订婚习俗的。（三）一审法院应当认定上诉人何明辉与被上诉人何莲英没有同居和共同生活的事实，这个事实应当作为法院酌情考虑的因素。（四）一审法院以同一社区居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内容不一致为由，不予认定上诉人提交的社区居委会证明是错误的，上诉人提交的社区居委会证明是真实的内容，一审开庭后向被上诉人出具社区居委会证明的工作人员蒋清福证实，其向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系被上诉人提前打印好，直接拿给蒋清福盖章的，蒋清福盖章时没有仔细看清楚；而出具给上诉人的证明是社区居委会干部到被上诉人家里做调查，认真听取被上诉人陈述的内容后，回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再从两份社区居委会证明的盖章位置看，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的盖章位置不在右下角的社区居委会落款处，而是在空白处另起一行盖章，完全符合盖章人员非自己亲手书写文书的盖章风格。所以说上诉人提供的社区居委会证明是真实有效的，被上诉人提供的社区居委会证明是虚假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上诉人提供的社区居委会证明内容。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不是悔婚方，没有过错，悔婚的是被上诉人，订婚后上诉人一直催着被上诉人共同生活，但是被上诉人一直不给予共同生活的机会，连手都不给上诉人牵，更没有给予相亲相爱和同居生活的机会，悔婚的过错全部在被上诉人方，一审法院不能默认为上诉人的过错而扣减彩礼返还款的金额。假设双方对悔婚都有过错，法院也不应当考虑过错程度按比例分配退还款的多少或者酌情考虑退还款的多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应当是给付了女方多少彩礼，扣减消费的金额后，剩余多少就应当返还男方多少，该条司法解释没有赋予法官按双方过错程度按比例分配返还彩礼款的权利或者由法官酌情考虑返还彩礼款的权利，一审法院的判决属于对法条的理解错误和使用法律错误。（二）虽然本案不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的第三种情形，即“（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但是何明辉订婚时给付何莲英十五万元彩礼中，有八万元是向亲友借来的，将来还需要向亲友偿还，应当参照使用该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的第三种情形。（三）被上诉人订婚当天的开支：1、“回箩红包”是6000元；2、宴请亲友共计四桌，最多也是3000元的费用支出，再加上给予上诉人的三位陪同人员每人200元，共计600元的红包，被上诉人的总共的开支9600元。（四）过年过节期间上诉人赠送的礼金34,300元，就不予计算了，但是请求法院把它作为酌情考虑的一个因素。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存在违法情形。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反诉状的时间是一审开庭的当天，一审法院没有给予上诉人答辩期和举证期，由于上诉人和代理人何盛志为非法律专业人士，对法院的审理程序不清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主动告知上诉人享有反诉的答辩期和举证期的权利，法院没有主动告知和给予上诉人是否需要新的反诉答辩期和举证期，应当属于程序违法。何莲英、何文善、刘丽华辩称，一、我方不应当退还13.8万元彩礼。一、二审诉讼费也应当由上诉人何明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不存在错误。上诉人何明辉所主张的大小红包我方不认可，没有证据证明，且与本案的上诉人何明辉所主张的礼金数额不一致；二、按照习俗，男方毁约，女方不应当返还彩礼。双方也拍好婚纱照，女方已经做好办喜事的准备如购买嫁妆等事项，女方当庭表示完全愿意与男方结婚，系男方不愿意和女方结婚。何莲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上诉人何莲英、何文善、刘丽华不向被上诉人何明辉返还彩礼60,000元；3、判令被上诉人何明辉赔偿上诉人何莲英损失50,720元（其中：误工工资损失40,720元；精神损失10,000元）；4、判令上诉人何文善、刘丽华不列为本案责任当事人；5、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何明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错误；1、给付礼金不是105,999元，只有89,999元。2、订婚后第二天女方何莲英从彩礼中拿了现金30,000元给回了男方何明辉，第五天又从彩礼中拿了现金20,000元给回了男方何明辉。这是男女双方心中明明白白的事实，一审判决未认定。二、本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何明辉悔婚，根据当地（瑶族）的习俗是不用女方退还彩礼并要承担女方因订婚所受的全部损失。另外：上诉人一审开庭前提交了民事答辩状暨反诉状，其中，提出了请求何明辉承担（赔偿）上诉人何莲英工资损失40,720元、精神损失10,000元的请求。一审法庭做好了上诉人的工作，自愿放弃反诉。言明将该请求可作为请求事项予以考虑。何明辉辩称，一、上诉人在法庭上的虚假陈述前后矛盾，刚才针对我方上诉答辩时又说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现又提出上诉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二、其主张婚礼第二天退还了3万元，第五天退还了5万元，一审中对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并不是事实，只退还了6000元给何明辉。三、何莲英并没有为结婚作出任何准备，购买嫁妆等主张均不是事实。至于拍结婚照也是何明辉付的款。四、一审判决书提到过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何莲英、何文善、刘丽华的第三项上诉请求不属于本案范围。何明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退还原告婚约彩礼金105,999元；2、判令三被告退还原告赠予被告何莲英的红包12,000元及购买金首饰款3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何莲英系被告何文善与刘丽华的女儿。原告与被告何莲英系小学同学，成年后均在外地务工，2019年经双方父母撮合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2019年12月31日，原告微信转账首饰款30,000元给被告何莲英。2020年1月16日，原告在叔父何盛祥等3名亲戚的陪同下按当地习俗到被告何莲英家订婚过礼，给付礼金105,999元。订婚当日被告家宴请了原告与3名亲戚，以及被告方的部分亲友。原告午饭后返回时，被告刘丽华从礼金中拿出19,999元“回箩红包”给了原告，并给了陪同原告的亲戚每人200元的红包计600元。订婚后，原告与被告何莲英各自返回外地工作。2021年1月27日，原告以双方缺乏感情基础，婚姻观念不合且无法沟通为由，要求解除双方的婚约关系，并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婚约财产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附条件的赠与，就婚约财产返还问题应当结合当事人双方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是否共同生活以及解除婚约的原因、过错等因素予以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何莲英虽按习俗经过了订婚过礼，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据此提出返还彩礼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应予支持。原告订婚时给付的礼金105,999元，以及微信转账用于购买金首饰的30,000元，可以认定为以缔结婚姻为目的附条件的赠与，属于彩礼范围，考虑到当事人悔婚的因素及本案被告“回箩”及订婚当日生活开支等具体情况，并结合当地习俗，法院确认由被告酌情返还彩礼60,000元。至于原告诉请返还赠予被告何莲英的红包12,000元，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增加诉请的返还过年过节所送礼金34,300元，因该款项系双方为增进感情的财物往来，不属于彩礼性质，且也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原告提出该款项应予返还的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在本案中提出请求原告赔偿订婚所造成的误工损失，及因原告悔婚给被告造成的精神损失，因该请求同样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同时，法院认为，本案双方订婚的地点在三被告家，被告刘丽华作为被告何莲英的母亲，在收受彩礼后从中拿出部分礼金用于“回箩红包”，实际使用了礼金，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余礼金的用途和去向，被告提出何文善、刘丽华没有收取原告的彩礼，不应列为本案被告的答辩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莲英、何文善、刘丽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何明辉彩礼60,000元；二、驳回原告何明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60元，减半收取1630元，由原告何明辉负担730元，被告何莲英、何文善与刘丽华负担9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均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何明辉提交的证据一：申请证人何立宏、王玉芝的出庭证言，拟证明何明辉给何莲英等三人的彩礼有：大红包99,999元、抱孩红包6000元、上门红包6000元、四个蛋红包6000元。何莲英等三人在订婚当天返还回萝红包6000元，600元小红包。证据二：银行转账明细对账单和高英明的自书证言，拟证明何明辉为了订婚而向高英明借款8万元，导致何明辉家庭困难。证据三：长沙市芙蓉区水运潇湘君庭餐饮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20日出具的工作证明和员工考勤排班表以及何明辉火车票购票凭证，拟证明2019年1月18日下午至2010年1月23日何明辉在长沙上班。证据四：江永县潇浦镇麒麟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21年7月7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2021年1月18日麒麟社区所出示证明，是支书和网络员到何文善家中调查，内容是何文善和女儿所述。2021年3月1日，麒麟社区所出示证明，是何文善已打印好，支书签字并盖章。何莲英、何文善、刘丽华质证意见：一、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其一三证人均与何明辉有利害关系，证人何立宏是何明辉的老表，王玉芝是何明辉的婶娘，何玉志是何明辉的姑妈，他们隐瞒事实真相，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二三证人的证言互相矛盾。二、证据二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何明辉家里相当富裕，家中有四层楼，每年有7万元的租金。三、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四、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任何事情。本院认证认为：证据一，二证人与何明辉均系亲属，具有利害关系，王玉芝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二证人证言不能相互佐证，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银行转账明细对账单系证明力较强的书证，但只能证明何明辉与高英明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不能证明何明辉因订婚而陷入家庭困难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高英明自书证言，因高英明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与本案认定的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因经办人未签字确认，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一审过程中，原审被告当庭放弃了提出反诉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彩礼，是男方以结婚为目的，按照地方习俗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价值较大的财物，这种给付财物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男方以结婚为目的的一种赠与，是附条件的赠与，解除条件成就，发生返还彩礼的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如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当地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双方均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属于解除条件成就的要件，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何莲英、何文善、刘丽华应当返还彩礼并无不当。本案中，何明辉根据当地习俗在订婚当日给付了何莲英99,999元大红包及6000元抱孩礼金，并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出资30,000元给何莲英购买首饰，上述款物应认定为何明辉以结婚为目的而给付何莲英的礼金，且数额较大，符合彩礼的特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彩礼的范围为135,999元并无不当。根据法庭调查，何明辉与何莲英自订婚后一直未共同生活在一起，由于双方缺乏沟通造成现在的局面，双方均存在过错，但何莲英当庭表示愿意给予机会重新和好，系何明辉不愿意，因此系何明辉悔婚在先，且考虑到何莲英方在订婚当天的“回萝”红包以及宴席开支以及为准备嫁妆已消费的彩礼等具体情况，故全额返还彩礼显属不公，综合上述情况，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一审法院判令何莲英、何文善、刘丽华酌情返还彩礼6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何文善、刘丽华系何莲英的父母亲，订婚当日全程在场，且何明辉的彩礼也全部由二人经手，二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彩礼钱全部都给予何莲英所有的事实，因此何文善、刘丽华系返还彩礼的适格主体，对于何文善、刘丽华主张其不应列为本案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何莲英要求何明辉赔偿其误工工资损失以及精神损失共计50,720元的上诉请求，因其未提出反诉，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何明辉和何莲英、刘丽华、何文善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74元，由上诉人何明辉负担3060元，上诉人何莲英、何丽华、何文善负担25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伟文审判员  彭样平审判员  杨世清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红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