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9民初87号原告：董勇，男，1970年10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被告：北京兴天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团桂路南北京达盛通调速风机厂院内1幢3层304室，注册号110115009402513。法定代表人：杨圣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海燕，北京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中勇葆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秦城村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5906790328。法定代表人：董小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新春，男，该公司员工。原告董勇与被告北京兴天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天程公司），第三人北京中勇葆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勇葆鼎公司）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勇、被告兴天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海燕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中勇葆鼎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决不得变更、追加董勇为（2020）京0119执119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事实与理由：一、（2020）京0119执异57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兴天程公司于2015年6月5日与中财源林宝泰天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财源林公司）签订《北京市劳务承包合同》，中勇葆鼎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与中财源林公司签订《北京市工程承包合同书》，承包北京市延庆区×镇×村×楼，2017年工程系违章建筑被强制拆除。2019年4月，兴天程公司以建筑施工合同纠纷诉至法院，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中勇葆鼎公司、董勇、兴天程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的对应关系。兴天程公司已明确放弃董勇的民事责任，同意中勇葆鼎公司给付兴天程公司劳务报酬。法院于2019年5月7日作出（2019）京0119民初434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现已生效。该调解书是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后，故兴天程公司的申请事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在兴天程公司提起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审理期间，董勇向法院提交了中勇葆鼎公司自2012年成立之日起至2015年12月止银行开户交易记录和年终财务报表，足以证明中勇葆鼎公司与董勇不存在任何财务混同，二者之间的财产是相对独立的。三、（2020）京0119执异57号执行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上述条文含义是对公司财务管理的约束，如果中勇葆鼎公司的财务管理存在瑕疵，应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企业管理机关进行处理，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共三十五条款并未明确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年终编制的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就可以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规定。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被申请人或者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人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然而该裁定书本院认为部分是依据上述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所作出，按照该规定的第十三条，如果同意申请人追加请求，对董勇来说如果对裁定书不服，应当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裁定书明显对法律和司法解释存在理解性错误。此外，自然人投资股东应为董小有，不应当是董勇。中勇葆鼎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12日，当时董勇为自然人投资。2015年7月17日变更为王某自然人投资。2018年6月14日变更张某自然人投资。2018年7月24日变更为董小有自然人投资，经营状态为正常。兴天程公司与中勇葆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法院已于2019年5月7日调解结案，法院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达成民事调解书。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又变更追加董勇为被执行人，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果申请执行人认为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书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申请再审。退一步而言，如果中勇葆鼎公司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应当变更追加投资自然人董小有为被执行人。综上所述，望判如所请。兴天程公司辩称，不同意董勇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一、原裁定查明的事实清楚，追加合理。二、原裁定依据法律规定，基于董勇与公司财产混同的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三、根据董勇所写的执行异议之诉内容可以看出，董勇对法律理解错误，思路不清晰。四、兴天程公司申请追加董勇，除董勇在2017年10月11日在法院出具承诺书以外，2015年、2016年董勇都通过私人账户给兴天程公司支付工程款。五、（2020）京0119执异57号案件法官查明事实清楚，调取了（2019）京0119民初4347号开庭案卷材料，因董勇和兴天程公司劳务承包案件（2019）京0119民初4347号涉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兴天程公司原起诉500余万元。为了拿到钱，降至150万元，但是钱现在也未履行。在法庭调解时，董勇是可以做主的，不需要通过其他人，但是董勇将履行责任落到公司名下，法庭也可以从中勇葆鼎公司不到庭的情况看出，中勇葆鼎公司就是董勇做主的。中勇葆鼎公司未出庭陈述，但其向本院提交了书面意见。中勇葆鼎公司同意董勇的诉讼请求。一、中勇葆鼎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签收法院发出的本案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二、因中勇葆鼎公司所有员工均在外地，法定代表人董小有身体原因不能出庭应诉，以提交的书面意见为准。三、兴天程公司与中财源林公司于2015年6月5日签订《北京市劳务承包合同》，工程名称：北京×养老基地，工程地点：北京市延庆区×村。中勇葆鼎公司与中财源林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签订《北京市工程承包合同书》，工程名称：×新居民小区二期工程，工程地点：×村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中财源林公司于2015年7月退出。2016年4月，上述工程因违法建设被政府拆除。2019年4月18日，兴天程公司就工程承包费用诉至法院，要求原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勇和中勇葆鼎公司承担责任。在法院向兴天程公司释明合同相对性原则后，在双方自愿原则下，法院当庭作出（2019）京0119民初4347号民事调解书。该案正处于执行过程中，因中勇葆鼎公司目前效益不佳，其与×村委会就该拆迁工程还在诉讼之中，导致未能履行给付义务。鉴于调解书已经生效，中勇葆鼎公司表示同意继续履行义务。四、中勇葆鼎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由原来的自然人股东张某投资，通过工商登记变更为自然人股东董小有投资，中勇葆鼎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管理机制，与董勇在法院调解前已无任何经济来往，更不存在财务混同等现象。如果法院认为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也只能追加中勇葆鼎公司董小有为被执行人。（2020）京0119执异57号执行裁定书同意追加董勇为被执行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五、申请执行人的三个申请理由均发生在2019年5月7日法院调解之前，董勇支付的其他工程款是在当地政府信访办促使下，中勇葆鼎公司向董勇的借款，中勇葆鼎公司已在追加当事人审查时提交了公司记账凭证汇总表。庭审中，董勇提交如下证据：1．（2019）京0119民初4347号案件调解笔录及民事调解书，证明在案件调解时，兴天程公司已经放弃向董勇主张，现在又追加董勇为（2019）京0119民初4347号案件的被执行人。2．《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证明兴天程公司与中勇葆鼎公司没有合同关系。3．工商信息，证明中勇葆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情况，2018年7月24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董小有，兴天程公司如果追加的话也应该追加董小有，而不是董勇。兴天程公司对董勇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2019）京0119民初4347号案件调解笔录及民事调解书，真实性认可，但是兴天程公司没有放弃对董勇主张责任。2．《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真实性认可，兴天程公司和中勇葆鼎公司有合作关系，后期兴天程公司一直和董勇在履行合同，董勇也通过个人银行账户给兴天程公司支付劳务费。3．工商信息，真实性认可，中勇葆鼎公司一直在变更法定代表人。中勇葆鼎公司和中财源林公司签订合同，兴天程公司和中财源林公司签订合同，中财源林公司在施工之后一个月就撤出，兴天程公司和中勇葆鼎公司在履行合同。在兴天程公司和中财源林公司履行劳务承包合同时，董勇用自己的账户给兴天程公司支付劳务费。本院对董勇提交的上述三份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将综合全案情况综合予以认定。兴天程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银行打卡记录，证明董勇基于兴天程公司和中勇葆鼎公司之间的劳务承包合同，在2015年、2016年通过私人账户向兴天程公司支付劳务费，虽然法定代表人变更了，但还是董勇在付款，存在中勇葆鼎公司与董勇财产混同的情况。2．董勇的承诺书，证明董勇承诺解决其与中勇葆鼎公司、兴天程公司之间的纠纷。3．中勇葆鼎公司工商信息，证明中勇葆鼎公司是一人独资公司，依法应当承担责任。董勇对兴天程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银行打卡记录，真实性认可，2015年和2016年，董勇将钱借给中勇葆鼎公司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其当时任中勇葆鼎公司经理。2．董勇的承诺书，董勇写承诺书是在法官主持下，其作为中勇葆鼎公司经理承诺解决这件事，不是以其个人身份做出的承诺，因为双方之间未对账，所以纠纷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其承诺进行对账。3．中勇葆鼎公司工商信息，真实性认可，中勇葆鼎公司是一人独资公司。本院对兴天程公司提交的三份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情况综合予以认定。本院向双方出示的证据：中勇葆鼎公司工商信息、（2020）京0119执1191号执行裁定书、（2020）京0119执异57号执行裁定书。董勇、兴天程公司对上述三份证据均予以认可，中勇葆鼎公司对（2020）京0119执1191号执行裁定书认可，对中勇葆鼎公司工商信息、（2020）京0119执异57号执行裁定书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三份证据均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中财源林公司与兴天程公司于2015年6月5日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中勇葆鼎公司与中财源林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基于上述两份合同，兴天程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诉至本院，要求董勇、中勇葆鼎公司支付工程承包费用等。本院审理后于2019年5月7日作出（2019）京0119民初434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因中勇葆鼎公司未履行该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兴天程公司于2020年7月7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予以受理。2020年8月20日，本院作出（2020）京0119执11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院（2019）京0119民初4347号民事调解书本次执行程序。2020年9月28日，兴天程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董勇为（2020）京0119执1191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本院审查后，于2020年12月10日作出（2020）京0119执异5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同意兴天程公司提出的追加董勇为（2020）京0119执1191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的请求。2021年1月4日，董勇向本院提起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请求法院判决不得追加董勇为（2020）京0119执1191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庭审中，董勇自述中勇葆鼎公司实际出资了2000万元，但该2000万元是代办公司出资，中勇葆鼎公司设立之后，代办公司已将钱撤走。另查，中勇葆鼎公司于2012年2月9日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实收资本2000万，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均为董勇。2015年7月17日，中勇葆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均由董勇变更为王某。2018年6月14日，中勇葆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均由王某变更为张某。2018年7月24日，中勇葆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均由张某变更为董小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勇葆鼎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涉案《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签订时，董勇仍为中勇葆鼎公司的股东，其应就持股期间中勇葆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应对中勇葆鼎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董勇虽于2015年7月17日将股权全部转让给王某，但其作为涉案《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签订时的唯一股东，仍应对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情况负举证责任，并在举证不能时承担不利后果。另根据董勇自述，中勇葆鼎公司实际出资了2000万元，但该2000万元是代办公司出资，中勇葆鼎公司设立之后，代办公司已将钱撤走。在本院执行程序中，查明中勇葆鼎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兴天程公司申请追加董勇为执行案件被执行人，于法有据。故对于董勇请求法院判决不追加其为（2020）京0119执1191号案件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中勇葆鼎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及质证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董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董勇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鲁文娟人民陪审员  苏桂学人民陪审员  湛 伟二〇二一年七月四日法官 助理  刘 璐书 记 员  陈 爽-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