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25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百威，男，汉族，1965年5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志，广东卓信（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群，女，汉族，1971年2月9日出生，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宫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梦婷，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百威因与被上诉人沈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13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百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沈群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廖百威不存在遭到胁迫才写下“借条”的情形，属于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沈群为女性，廖百威为男性，逻辑上不存在胁迫情形，且廖百威没有向公安机关报警，故此认为不存在胁迫。然而，胁迫并非只有武力上的，还有心理上和社会上的；也并非只针对被胁迫人本人，还涉及到被胁迫人的家人及同事等。双方之间矛盾的本质并非暴力性��，廖百威不会以武力对抗沈群。反而因为性别上的差异，廖百威在面对沈群的多番纠缠之时，大多采取避让的态度，以免激化矛盾，也避免自己的正当防卫行为给沈群制造反咬一口的可乘之机。但这不代表廖百威没有受到胁迫。廖百威作为知名歌手，是公众人物，其行为比一般人更加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这代表廖百威在行为时有着更多的顾虑，从另一个角度看，即廖百威有更多可能受到攻击之处，包括其自身名誉、家人的隐私及安全等。廖百威被堵住并被要求书写“借条”的地点是其住宅楼下，时间是当日深夜至清晨，且沈群威胁廖百威，如不写“借条”将会在天亮后小区内人最多的时候损害廖百威的名声。公民的住宅是其与家庭具有绝对安全感和隐私的场所；其所在的社区是其作为一个社会人与外界联系最基本的单位。沈群于深夜在廖百威住宅楼下将其堵住，廖百威一方面担心其家人受到伤害(沈群此前已经带人到廖百威的工作单位闹事，导致廖百威的同事受伤)，另一方面担心沈群吵闹而打扰到社区的邻居，也让自己的名誉受损。出于这种心理上的真实而迫切的压力，廖百威才按照沈群的要求写下了“借条”。从借条本身看，字迹较为潦草且笔画有明显的颤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借条书写之时，廖百威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中，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沈群提交的“借条”系廖百威在沈群胁迫下写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应作为欠款的证据。一审判决将没有暴力胁迫等同于没有胁迫是错误的。二、廖百威在一审答辩中清晰表明，在同一张纸上并排书写的两份“借条”中，右侧没有日期的一份为试写草稿，不应被认定为有效，即“借条”的金额总共应当只有100万元。一审判决认为廖百威没有以明显的方式表明右侧“借条”为草稿，从而认定两份“借条”都有效，总金额为200万元。这种认定明显不符合逻辑。如双方确认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应在一张借条中予以归纳明确，而没有任何理由分成两张金额分别为100万元的借条。事实情况为，廖百威在沈群的胁迫下，先写了纸张右边的一份“借条”，写完后沈群以右侧“借条”有涂改痕迹，不能得到认定为由，要求廖百威重新写一份，即左侧“借条”。在沈群的强势胁迫情形下，没有时间与机会将右侧借条彻底作废处理，又基于信任沈群所称右侧“借条”有涂改痕迹应属无效这种理解，才没有划掉或者撕掉右侧的“借条草稿”，而让沈群借机将其保存下来，在本案中谎称借条总金额为200万元。因此，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为“借条”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总金额也应当为100万元，而非200万元。一审判决对两个借条明显不符合���理的情况不予认定是不合理的。三、沈群在一审中已承认收到廖百威10万元，如法院认为上述100万元的“借条”是真实有效的，则应当认定廖百威已还款10万元，剩余未还金额仅为9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该10万元的事实不清，法律逻辑错误。从一方面讲，沈群承认已收到该款，属于其对于减损自己权利的承认，不需要其他证据或陈述证明。从另一方面讲，廖百威将该款项主张为沈群急用而由廖百威转给其的前提是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不属于借款。如法院认为双方款项往来中的任何部分属于借款，该10万元即应认定为还款。因此，无论从以上哪种角度理解，即便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应当在认定的借款数额中减去10万元作为判决的还款数额。另外，一审判决对于沈群赠与购车款的部分没有进行审查也是错误的。沈群辩称，一、除了案涉200万元借条(廖百威本人一审当庭承认案涉借条为其本人书写，未受胁迫，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以外，还有银行流水清单及部分借款的还款凭证(廖百威均予以确认真实合法性)相互印证，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沈群的合法债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二、廖百威在当庭陈述其未受任何胁迫书写案涉借条的情况下，又以其自身被胁迫书写为由提起上诉，可见其上诉主张自相矛盾，明显与事实不符，且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其据此提出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三、廖百威在上诉状中亦承认其已还款10万元，即廖百威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廖百威在承认存在借款关系的前提下又主张案涉款项为赠与或投资的款项，不仅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且缺乏逻辑，漏洞百出，依法不能支持。四、沈群在2013年5月至2015年8月期间总共向廖百威借出242.7万元，廖百威于2014年11月13日归还10万元，沈群诉讼请求归还的数额为232.7万元，即将廖百威归还的10万元扣除后再提起本次诉讼。廖百威上诉要求在沈群诉请返还的借款中再扣除10万元的主张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五、廖百威关于案涉款项为赠与或投资法律关系款项的主张并非事实，其也未就该主张举证，依法应不予支持。首先，廖百威所谓“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因此赠与关系无需举证”的观点于法无据。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是指当事人就赠与达成合意后合同尚未成立，赠与标的物交付时合同才成立，这并不表明赠与关系无须举证。其次，廖百威主张的投资关系也不属实。此前于2013年3月签订的约定由廖百威将40万元股权转让给沈群的合同，沈群已经当即在2013年3月履行完毕支付全部股权款的义务，此后未参与过案涉股权对应公司的经营活动，更没有与廖百威签订新的股权转让合同或增加投资合���。本案借款是直接由沈群账户转至廖百威账户的，与廖百威主张的其经营的公司毫无关系。因此，廖百威主张的投资款的关系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最新司法解释第17条规定，即便在仅有转款证明的情况下，廖百威主张双方非借款关系也需要对其主张的其他关系进行举证，否则应认定借款关系成立，何况在本案中不仅有双方确认的银行转账流水清单，还有案涉200万元的借条及部分借款的还款凭证等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确系存在相应数额的借款关系。相反，廖百威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所主张的赠与或投资法律关系存在。综上，恳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廖百威立即归还沈群借款232.7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群、廖百威两人之前均是广州市人大代表。2012年双方在开人大��议时认识，之后廖百威曾和沈群商谈过租赁场地的事情。当时沈群经营广东保全公司等业务，廖百威则经营广州鸿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海珠区金碧湾幼儿园并担任该两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3月6日沈群、廖百威两人和另外的ＸＸ、梁泉达成《股东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主要约定由沈群、ＸＸ、梁泉各出资40万元投资廖百威实际所持有的广州鸿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及广州演艺人协会等内容。2013年2月25日、3月1日、3月13日沈群向廖百威名下尾数3088账户分别转账5万、30万、5万元，共计40万元。2013年5月10日至2014年3月31日沈群以其名下尾数4268账户向廖百威名下尾数3088账户转账6笔，共计189.5万元；2013年12月14日至2015年8月9日沈群以其名下尾数3404账户向廖百威名下尾数3088账户转账19笔，共计48.2万元。两者相加共计237.7万元。2014年11月13日廖百威以其名下尾数3088账户向沈��转账款项10万元。2015年11月10日沈群在廖百威所住的番禺××新村小区内超市处找到廖百威，并由廖百威向沈群书写两份借条。该两份借条的内容分别为“借条现借沈群女士（340702197102090547）壹佰万元，定于2016年2月归还二十万元借款人：廖百威4401041965052919162014.11.10”、“借条现借沈群女士340702197102090547一佰万元，定于二月份归还二十万元440104196505291916廖百威”。2015年12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许可对廖百威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对以上事实由沈群提供的工商银行账户信息凭证、2013年5月至2015年8月的银行流水清单、两份借条、广州人大常委会决定、40万元银行转账流水、10万元银行转账等证据及廖百威提供的股东协议书等证据予以证实，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对上述事实也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一审���审中沈群陈述上述2013年2月25日、3月1日、3月13日其向廖百威所转账的40万元就是双方股东协议书中所涉及的40万元款项，该款项早于2013年5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转账，因此股东协议书中的款项与沈群所诉的232.7万元借款无关；2013年5月至2015年8月沈群共计转账给廖百威242.7万元，除了向廖百威尾数3088账户所转账的25笔共计237.7万元以外，在2013年6月8日沈群向车行转账5万元作为代替廖百威支付的车款5万元；另外对上述242.7万元，廖百威于2014年11月13日转账还款10万元，因此沈群就剩余232.7万元提起诉讼。对于两份借条沈群解释其并未胁迫廖百威，廖百威先写了有日期的借条，沈群认为数额不对就让廖百威再追写另一份借条，两张借条共计200万元就是上述242.7万元借款的整数，剩余42.7万元则未核算而未写借条。廖百威则对此解释上述两张借条沈群虽不存在胁迫，但廖百威鉴于影响不好而签署，且先写了未签日期的借条，因该借条不规范不清晰才按照沈群要求再写了另外一张借条；2013年6月8日5万元转账款是其和沈群共同决定去买车，沈群选好车并支付了5万元定金；对于2014年11月13日其转给沈群的10万元转账款则是沈群有急用，而由廖百威向其转10万元，但并不是借款的还款。廖百威对其答辩提供了如下证据：一、汽车订购合同及相关发票、收据及机动车行驶证、注册登记信息，证明廖百威购买一辆车，沈群向廖百威转账的部分金额属于其赠送给廖百威的汽车购买费用；二、双方往来的部分短信记录，证明以廖百威名义购买的汽车是沈群对廖百威的赠予及沈群不断对廖百威进行骚扰；三、沈群向廖百威转账的资金用途统计表、银行流水单、沈群向廖百威转账的资金用途对应的相关凭证、沈群向廖百威转账的资金用途对应的凭证，拟证明沈群向廖百威转账的金额并非借款，而是沈群主动汇至廖百威的银行账户用于支付沈群所投资的公司日常开销等事项。对上述证据，沈群的质证意见为对汽车订购合同及相关发票、收据及机动车行驶证、注册登记信息真实合法性认可，这些钱并不是沈群赠与廖百威并让其买车，且转款为77万元和5万元和购车款69万元不符，购车时沈群不在现场而是廖百威自己买车；对双方往来的部分短信记录真实性认可，该手机号是沈群手机，但短信内容并不是沈群本人发送；对其他证据不认可其三性，因上述股东协议中已约定廖百威原以公司名义投资兴办的金碧湾幼儿园不纳入股东变更后的公司权益，廖百威所列举上述款项和沈群所转账的款项根本不相一致，也并无沈群的任何签字确认。廖百威对此解释沈群转账给廖百威的款项都用于公司的经营投资。沈群认可��是广州鸿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但主张其投资资金也是通过ＸＸ、梁泉两位股东代持，对此也无证据提供。另外，对廖百威所主张的77万元和5万元转账款为赠与，沈群明确予以否认，廖百威对此也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沈群解释本案所诉款项因是帮助廖百威故无约定利息，廖百威则主张款项不是借款，故不涉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沈群、廖百威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本金232.7万元的借贷合意；2、沈群所诉借款本金232.7万元的合理合法性。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方面，首先沈群、廖百威双方对两份《借条》所签订的时间、地点及全部字体由廖百威所写均陈述一致，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其次结合沈群、廖百威双方对该两份《借条》所陈述的意见及《借条》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认定廖百威作为经营公司��务的成年人，且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应意识到书写借条的法律意义，而在其书写了一份借条后仅因对方说借条不规范不清晰而另写一张借条，且并未对之前所写借条进行销毁和改动等明显不能成立。与之相反，沈群所陈述的本有两百多万债务，因一张借条仅写一百万故再次追加一份借条，而且在当时深夜及廖百威故意躲避情况下再次书写一张一百万元借条，明显较符合常理。第三，沈群主张其是女性，而对方是男性，不存在胁迫。而廖百威庭审中也表示未胁迫，而是因影响不好而书写借条，故该借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因此对于两张《借条》的证明力，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据此能够认定沈群、廖百威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方面，首先廖百威主张2013年6月8日的5万元和2013��6月13日的77万元转账款都是沈群对廖百威赠与的款项并让廖百威用于买车，沈群对此赠与明确予以否认，廖百威并无任何其他证据证明沈群对其有赠与的行为和意思表示，因此对廖百威的主张不予支持。其次2014年11月13日的10万元转账款，沈群主张为借款的还款，廖百威则主张沈群急用而由廖百威转账给其10万元。因此对该10万元也无法完全认定为对242.7万元的还款。第三，沈群认可其是廖百威经营的广州鸿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并主张其对公司的投资款都是通过其他另外股东来代持或者处理，而廖百威对此不予认可，沈群也无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与之相对廖百威则主张所有转账款均是沈群对公司的投资款，因沈群也无其他证据证明除了上述两份《借条》外的其他款项是沈群、廖百威双方基于借贷合意而转账支付的借款，因此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因此基于两张《借条》中200万元的借贷合意及沈群的转账记录，一审法院能够认定沈群、廖百威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之规定，沈群要求廖百威返还借款本金200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廖百威应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沈群借款本金200万元；二、驳回沈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416元、保全费5000元，由廖百威负担受理费21844元、保全费5000元，由沈群负担受理费3572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廖百威与沈群在二审争议的问题仍然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沈群向廖百威支付合计超过2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及之后廖百威向沈群出具的金额各为100万元的两份借条，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金额共为20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廖百威主张涉案两份借条系受沈群胁迫而出具，并从廖百威书写借条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书写的字迹、两份借条并排写在同一张纸上的不合理形式及廖百威的身份、名誉和隐私等方面论述其主张的真实性及合理性。但从廖百威所论述的各方面的情形并不能得出唯一的解释，沈群对上述各方面情形所作的解释亦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在双方对涉案两份借���是否因胁迫而形成均有不同的解释，且各自的解释均有一定合理性的情况下，应当结合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并运用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双方的主张作出判断。沈群已经提供了上述银行转账凭证及涉案两份借条以证明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而廖百威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提出的借条系受胁迫所写的主张，且廖百威在出具借条后并无采取报警、诉讼或者其他合法措施以撤销涉案两份借条或者宣告涉案两份借条无效，故针对涉案两份借条是否受胁迫所写的争议事实，沈群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廖百威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廖百威提出涉案两份借条系受沈群胁迫而出具的上诉主张，以及从退一步讲的角度提出借款的数额只有100万元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涉案两份借条真实性的分析判断，阐述充分，合法合理，本院予以认同。涉案两份借条系对双方以往借贷事实的汇总和确认，廖百威所述向沈群付款10万元的事实发生在涉案两份借条出具之前，且以往沈群交付给廖百威的款项数额大于涉案200万元借款与该10万元之和，故廖百威提出即便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该10万元属于还款，应在认定的借款数额中减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廖百威提出沈群支付的部分款项属于赠与的购车款的主张，因沈群予以否认，而廖百威在一审中提供的其购买机动车的证据及其与沈群往来的部分短信记录，并无反映双方之间存在赠与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廖百威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认可。廖百威上诉仍提出该主张，但并无新的证据或者理由，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廖百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廖百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一八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江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