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1民终9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镇江市东晨汽配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润州路12号。法定代表人：张建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辉，江苏路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丹阳市丹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云阳镇丝绸路78号。法定代表人：常桂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芸，江苏恒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晨逸，江苏恒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桂风，女，汉族，1941年9月23日生，户籍地在江苏省丹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芸，江苏恒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晨逸，江苏恒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丹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崇南公路435弄4号房D座。法定代表人：庄松业，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江苏恒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镇江市东晨汽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晨汽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丹阳市丹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阳丹一公司）、常桂风、上海丹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丹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2019）苏1111民初3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晨汽配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请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订货单、发票复印件、会计账册、记账本等一系列证据来证明双方交易金额超过230万元，并提供了双方之间的通话录音等证据证明2016年10月-11月期间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近50万元的货款未付，被上诉人在通话录音中也未否认欠款近50万元的事实。一审判决不顾被上诉人拖欠货款的明显事实，毫无理由地否认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导致事实认定出现重大错误。2.本案虽为买卖合同纠纷，但与常规买卖合同关系有很大区别，双方之间合作期限长达十年之久，基于信赖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进行过书面对账，上诉人提交的通话录音证据可以印证这一事实。同样，基于信任，上诉人没有可以区分订货单的传真件和复印件，有时会将订货单的传真件随意交给被上诉人，导致上诉人手中未持有全部订货单传真件。长此以往，双方形成了不书面对账、以发票金额计算货款的交易习惯，在一审中被上诉人认可收到上诉人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上诉人已经提交大量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交易往来及欠款的事实，同时结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本案明显不应适用上述规定。丹阳丹一公司辩称，上诉人与丹阳丹一公司之间的业务是从2007年开始，本案中上诉人仅仅提供了部分增值税发票来主张货款，未提供送货单等相应凭证，所以无法证实已经履行了交货的义务。同时，上诉人也不能证实欠款的具体金额。据此，一审法院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常桂风辩称，上诉人与常桂风之间无业务往来，不应该由其承担责任。上海丹一公司辩称，上海丹一公司与上诉人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且上海丹一公司与丹阳丹一公司是独立的两个主体，不存在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一审判决准确无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东晨汽配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丹阳丹一公司、常桂风、上海丹一公司给付货款495202.24元并支付利息（以495202.24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丹阳丹一公司系常桂风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东晨汽配公司自2007年开始即向丹阳丹一公司提供车门胶条等产品。丹阳丹一公司股东2015年3月5日由朱益鹏、朱俊宇变更为朱益鹏、常桂风，2019年1月10日该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常桂风系唯一股东。上海丹一公司股东于2015年5月4日由朱益鹏、朱俊宇变更为包建平、孙华芳。东晨汽配公司提供2007年6月11日至2013年12月16日期间的增值税发票57张，价税金额合计为2331881.24元以及2014年1月15日至2017年4月10日增值税发票18张，价税金额为678005.59元，合计3009886.83元。其中2013年12月16日前的增值税发票购货单位均为丹阳丹一公司，2013年12月16日当日及之后的增值税发票购货单位均为上海丹一公司。经向国家税务总局丹阳市税务局查询增值税认证及抵扣情况，33张增值税发票已认证并抵扣，金额为1589645.09元。东晨汽配公司提供了2014年1月份开始的订货通知单一组，订货单抬头为“丹阳市丹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订货通知单”，落款为该公司采购部，经办人为包建平，丹阳丹一公司认为订货通知单为复印件且不能证明收货事实。东晨汽配公司另提供公司自记账一份，自记账中2010年4月份至2011年12月份部分缺失、无记载。孙怀国2016年10月25日向朱益鹏，2016年11月2日向孙华芳电话联系催要货款，对方均未明确表示欠款金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东晨汽配公司仅以增值税发票和自记账欲以证明该公司实际向丹阳丹一公司实际交付货物的价值以及丹阳丹一公司收到货物的价值，进而主张丹阳丹一公司欠付货款，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增值税发票并非买卖合同履行、买卖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证据，东晨汽配公司并未提供供货单、收货单、仓单等买卖合同履行的基本证据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即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东晨汽配公司提供的与丹阳丹一公司业务往来的自记账，无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予以佐证，且系单方制作，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通话录音内容也无法证明欠付货款的具体金额。东晨汽配公司对供货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供货的数量和金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东晨汽配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上诉人方的孙怀国和丹阳丹一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益鹏的短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7月17日孙怀国明确提出欠款49万多元，朱益鹏没有进行否认也没有进行质疑。拟证明被上诉人丹阳丹一公司的欠款金额。2.2008年到2013年丹阳丹一公司订货通知单，说明双方在2008年到2013年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买卖行为，证实上诉人的发票和记账的真实性。对上述证据，丹阳丹一公司、常桂风质证认为，证据1短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欠款的事实；证据2要把订货通知单和发票进行一一对应。上海丹一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是朱益鹏本人，即使是朱益鹏本人，其也未核实具体的欠款。证据2恰恰证明了上诉人与丹阳丹一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与上海丹一公司之间没有关系，上海丹一公司对他们之间的订货单也不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丹阳丹一公司销售产品，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丹阳丹一公司仍然欠付其货款495202.24元，被上诉人丹阳丹一公司予以否认，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增值税发票、订货通知单复印件、电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财务账册等证据。结合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丹阳丹一公司发生300余万元的货物往来，上诉人证明该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增值税发票、订货通知单复印件以及上诉人的财务账册，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以及上诉人的财务账册记载均是上诉人的单方行为，该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丹阳丹一公司实际交付产品的数量以及价值。订货通知单系复印件，即使上诉人提交的订货通知单客观存在，但上诉人提交的订货通知单亦不完整，且该通知单上记载是否已经发货也不统一，该证据自身亦无法证实上诉人已经按照该通知单的意思表示完成了交货。因此，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其与被上诉人丹阳丹一公司之间存在300余万元的货物往来。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丹阳丹一公司欠付其货款495202.24元，该证据主要为电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但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中并没有被上诉人丹阳丹一公司对欠款金额明确认可的意思表示，故上述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丹阳丹一公司欠付上诉人货款495202.24元。综上分析，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丹阳丹一公司欠付其货款495202.24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常桂风、上海丹一公司对被上诉人丹阳丹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东晨汽配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28元，由上诉人镇江市东晨汽配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戴晓东审判员  朱宝华审判员  沈 荷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韦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