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6324号原告：鲍小利，女，197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广东九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彩燕，广东九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戴贤国，男，197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被告：广州姬色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草堂村28号2楼。法定代表人：戴贤国，职位：总经理。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系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鲍小利与被告戴贤国、广州姬色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姬色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鲍小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邓彩燕，被告戴贤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鲍小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已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偿还的贷款451851.04及支付被告方未如约支付贷款本息的逾期利息164925.63[以451851.04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17年5月27日暂计至2019年5月27日（共730天），直至款项付清为止。利息计算公司：451851.04×1.5%÷30天×730天]；2.判令两被告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10日期间于每月5号前向原告支付贷款本息18166.62元；逾期支付的，按月利率1.5%计算逾期利息，直至所有贷款本息还清为止；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已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偿还的贷款597184元及支付被告方未如约支付贷款本息的逾期利息170197.44元[以597184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17年5月27日暂计至2021年7月10日，直至款项付清为止。利息计算公司：597184×1.5%÷30天×1483天]；2.判令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自2019年5月2日起，每月以当月欠付的18166.62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分别计算利息至2019年12月11日止；自2019年12月12日起，以145332.96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计算逾期利息，暂计至2021年7月10日，实际计至所有贷款本息还清为止）；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原系被告姬色公司的大股东，因与被告戴贤国系亲属关系，2017年5月27日，原告与被告戴贤国经协商一致，签订了《姬色公司内部授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原告将其持有的姬色公司60%股权以23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戴贤国，被告戴贤国在签订合同后1日内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239万元。其后，原告按约于2017年6月6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被告戴贤国不仅拒不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反而连同被告姬色公司共同诬蔑原告损害被告姬色公司利益。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戴贤国签订《姬色公司内部授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原告已依约将其所有的姬色公司60%股权转让给被告戴贤国，并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被告戴贤国却至今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原告有权请求被告戴贤国支付股权转让款239万元及利息。被告姬色公司协助被告戴贤国诬蔑原告已收取款项及损害被告姬色公司利益，以此逃避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其应与被告戴贤国共同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法律责任，现因被告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被告戴贤国、姬色公司辩称，1.双方不具备借款关系，原告向银行借款50万元系个人行为，其借款用于个人消费，并未给予被告方，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2、原告的欠条是在被告一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署的，被告戴贤国误以为原告将50万元款项用于公司用途，但是原告并没有，且原告侵占280多万元业务款至今未返还，我方对于原告的侵占行为已经另案起诉，因被告方存在的重大误解签署的欠条，应当解除，不能成为本案审理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便原告出具《欠条》及《附加条件》有效，根据文件内容所示，597184元为原告个人银行借款的本息总和，现原告已经全额支付给银行，不存在其诉求的170197.44元的逾期利息；3、原告方诉请二的利息，是被告对款项用途在存有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被诱使签署；即使事实存在，该计算利息的标准超高，也远超过原告方资金占用的损失；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被告方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鲍小利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附加条款（2）》原件、《欠条》原件、《个人信用贷款合同》原件、《个人贷款出账凭证》原件、贷款还款记录原件、银行流水原件、《委托收款协议书》复印件等证据。被告戴贤国、姬色公司提交了《费用报销单》原件、电话录音等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被告戴贤国、姬色公司否认《委托收款协议书》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确认《附加条款（2）》、《欠条》、《个人信用贷款合同》、《个人贷款出账凭证》、贷款还款记录、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欠条》、《附加条款（2）》是被告戴贤国在误认为原告投入50万元用于被告姬色公司经营的情况下签订的，两被告认为原告收到银行贷款的5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原告鲍小利对电话录音三性不予确认；原告鲍小利确认《费用报销单》的真实性，但认为费用报销单上的还款已经在双方协商《欠条》和《附加条款（2）》内容时抵扣。讼争双方对本院调取的关联案件（2019）粤0113民初9544号、（2021）粤01民终4868号民事判决书均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以及（2019）粤0113民初9544号、（2021）粤01民终4868号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姬色公司是于2012年4月9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2016年2月29日，姬色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戴益华将原出资10万（占公司注册资金20%股份）全部转让给鲍小利，同意股东戴贤国将原出资40万（占公司注册资金80%股份）的部分20万元转让给鲍小利，转让后鲍小利占有公司注册资金的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金的60%股份），戴贤国占公司的注册资金20万（占公司注册资金的40%股份）。2016年3月2日，姬色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戴贤国变更为鲍小利，股东变更为戴贤国、鲍小利。2016年12月9日鲍小利与案外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个人信用贷款合同》，约定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鲍小利发放贷款500000元用于个人经营，贷款期限36个月，自2016年12月10日至2019年12月10日，固定月利率1.53%，按月等额还本付息法还款，每月还款18166.62元；贷款采取受托支付方式：即银行通过贷款方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贷款资金通过贷款方账户支付给符合约定用途的甲方交易对象；受托支付时除了贷款方向银行提出支付申请并授权支付以外，支付对象须符合合同约定；银行有权对贷款使用、资金去向进行监管，贷款方应予以配合；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鲍小利账户发放贷款500000元。鲍小利称其取得贷款后将该款转账给案外人金可梯。2016年12月12日，案外人金可梯转账给鲍小利的女儿案外人周琦499950元。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15日、2017年1月21日，鲍小利女儿案外人周琦分三次向戴贤国转账共计499950元。鲍小利称其中50元差额系转账手续费。2017年5月27日，鲍小利作为转让方，戴贤国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广州姬色服装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鲍小利同意将持有的姬色公司60%股份共189万元出资额，以23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戴贤国。戴贤国同意在本合同签订后1日内支付鲍小利股权转让款239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戴贤国即享有100%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鲍小利不再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鲍小利应对该公司及戴贤国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作与配合。本协议经鲍小利、戴贤国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生效后，如一方需修改本协议的，需提前十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经双方书面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案外人戴金龙、李某和作为见证人在《广州姬色服装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协议》落款处签名。同日，鲍小利、戴贤国就《广州姬色服装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了《附加条款》及《附加条款（2）》。《附加条款》就债务问题、2017秋季产品保密条约、人事调动进行约定，其中关于“债务问题”约定如下：自合同签订日起，鲍小利在自愿转让所拥有姬色公司股份的同时，将转移所有原属于鲍小利名下与姬色公司相关的一切债务至戴贤国。戴贤国将即时承担一切姬色公司名下的一切债务，以及原鲍小利名下所有与姬色公司有关的债务及欠款。从此广州姬色服装公司债务与鲍小利无关。《附加条款（2）》约定：自合同签订日起，姬色公司以鲍小利个人信用所抵押的50万元贷款，现剩余负债连利息597184元，剩余还款周期为32个月，每月应还款额为18166.2元；戴贤国自即日起同意承担还款义务，每月应于5日前向鲍小利平安银行账户转账金额18166.2元，不得逾期；戴贤国将于签订日当天交付鲍小利18166.2元作为最后一个月还款额；戴贤国即日起承担该项贷款每月还款义务，并截止于2020年2月5日；此附加条款为《广州姬色服装公司内部股份转让协议》附加条款，与原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自签字日期生效。案外人戴金龙、李某和作为见证人在《附加条款（2）》落款处签名。2017年6月6日，戴贤国向鲍小利出具《欠条》，约定如下：今欠鲍小利人民币597184元整，自2017年6月起，于每月5日前汇款18166.2元至鲍小利平安银行账户下，若有逾期，则以利息壹分伍计算，并保证于2020年2月5日前全部还清。同日，姬色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企业类型、股东变更登记以及章程备案，其中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戴贤国，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变更为戴贤国，工商部门于2017年6月9日予以备案登记。2017年姬色公司向鲍小利还款5期共计91665.86元，具体是：2017年1月10日还款18166.62元；2017年2月5日还款18166.62元；2017年3月9日还款19000元；2017年3月31日还款18166.62元；2017年5月8日还款18166元。姬色公司对上述还款制作相应《费用报销表》，《费用报销表》的“用途”均写明“平安银行本金加利息第*个月还款”，“备注”均写明“建设银行转账鲍小利支付平安银行”。鲍小利、戴贤国均在《费用报销表》上签名确认。2019年，鲍小利以戴贤国未支付股权款为由，诉至本院，即（2019）粤0113民初9544号。本院于作出（2019）粤0113民初9544号《民事判决书》后，戴贤国不服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作出（2021）粤01民终48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已生效。（2019）粤0113民初9544号和（2021）粤01民终486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鲍小利与戴贤国于2017年5月27日签订的《广州姬色服装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在查明事实中对证人李某和、王某在庭审中作出的陈述进行罗列。李某和在（2019）粤0113民初9544号案庭审中陈述内容是：“鲍小利是我妻子的二姐，戴贤国是我妻子的大姐夫。《姬色公司内部授权转让协议》上见证人李某和的签名是我本人所签。鲍小利和戴贤国是合伙人，两人要分厂，要求我过来做见证人。当时公司账上还有280万元，一开始他们说如果厂给鲍小利，则鲍小利给戴贤国80万元，如果厂给戴贤国，则戴贤国给鲍小利239万元。这个钱是公司账上的，她走了不干了就给她多少钱，他走了不干了就给他多少钱。两个人合伙的公司账户上还有钱，双方约定从公司账上给股权转让款给鲍小利。公司没有公账，这个钱应该在鲍小利的账户上。按公司账户上还有多少现金，存有多少货物，欠了多少外债，计算后剩余多少钱，按照股权比例各自占多少，这样计算出股权转让价款239万元。我没有参与算账，但我有看到具体的数字，他们有表格，我没有看具体内容，但看到下面的具体数字，我没注意双方有没有在表格上签字。他们谈好给鲍小利多少钱，出示股权转让协议让我签名，后来鲍小利想起还有50万元的信用贷款，又让戴贤国出具借条，让我签名。我不清楚戴贤国的账户里有没有公司的款项。公司账上显示鲍小利的账户有公司款项280多万元，原始票据需要问姬色公司的财务。扣除股权款后，因公司需要给鲍小利工资和利息，另外可能剩余10多万不到20万元，本来说要转给戴贤国，后来我不知道有没有转。我不清楚股权转让时公司资产有多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我听到鲍小利亲口承认其账户上有280多万元属于公司，如果没有，她怎么可能把股权让给戴贤国。”王某在（2019）粤0113民初9544号案庭审中陈述内容是“我是姬色公司的财务人员，自2017年4月到姬色公司工作，在2019年年底辞职。自我入职到2017年6月份期间，公司的收入都是走私账，鲍小利和戴贤国的账户都有收款，但公司对于哪些款项由哪个账户收取没有特别规定。2017年5月9日开始由我接手做账，姬色公司、戴贤国提交的分类账上“王某”的签名是我签的，我做分类账时需要提交给鲍小利查看，让鲍小利确认。我不清楚2017年5月27日鲍小利跟戴贤国进行股权转让时是否有对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算，他们只是要求我做报表。5月份时，公司在鲍小利和戴贤国账户上的现金大概有300多万元，其中鲍小利的账户上大概有270多万元，戴贤国账户上有30多万元。我不清楚鲍小利和戴贤国股权转让的事情。2017年5月份做分类账时，因为我是新进人员，仓库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我没有清点过货物。我之前的财务有一份表，登记公司生产设备，但没有交接给我。公司在白马五楼的5428档口的租赁押金是否有入账必须查账才清楚，因为我已记不清。公司有两个仓库，一个是原料仓，一个是成品仓。股权转让时公司应该是正常运转，但我不知道经营者的业绩。关于工厂、联邦大厦、白马的装修，只要他们有交单据，我都有入账。2017年5月27日之前公司有拖欠供应商的货款，因为服装行业是做完该季度的服装才结算。姬色公司提交的费用报销单记载的款项用于支付平安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听说平安银行贷款是鲍小利以个人名义贷款给公司用，五张费用报销单上的款项是公司支出的，已经入了公司的账，费用报销单上有鲍小利和戴贤国的签名。报销单是前一手财务交出来的，从报销单上看钱都是从鲍小利的账户支出。因为公司的收入也是到鲍小利的账，收入支出之后有一个结余，2017年5月27日进行清点时，鲍小利账户上的270多万元是结余款项，已经扣除鲍小利代公司支出部分。”（2019）粤0113民初9544号案庭审中，鲍小利确认王某的陈述，否认李某和的陈述。戴贤国对证人李某和、王某的证言均确认。本案庭审中，讼争双方就合同效力、款项交付情况和还款金额产生争议。（1）戴贤国主张签订《附加协议（2）》和《欠条》时误认为鲍小利已将个人贷款50万元用于姬色公司经营，但发生股权纠纷以后发现产生误解。鲍小利否认戴贤国在（2019）粤0113民初9544号和（2021）粤01民终4868号案开庭时提出误解的抗辩。（2）戴贤国否认款项交付。戴贤国提交与平安银行客服的录音通话，拟证明鲍小利不需要通过案外人收取银行贷款；同时称鲍小利女儿周琦经常向戴贤国转账所代收的姬色公司的货款，故案外人周琦2017年1月转账的499950元中，部分是鲍小利从银行取得的贷款，部分是姬色公司的货款。鲍小利提交了《委托收款协议书》复印件，拟主张为取得上述贷款，鲍小利委托案外人广州市京都纺织有限公司的金可梯代为收取款项。该《委托收款协议书》系案外人广州市京都纺织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出具，内容是：广州市京都纺织有限公司委托金可梯作为合法委托代理人，授权其代表单位代收款项。鲍小利称该协议书原件在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留存。讼争双方对对方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3）戴贤国主张在产生误解的情况下由姬色公司还款6期，除了《费用报销单》证明的5期还款，第6期还款系戴贤国和鲍小利在2017年5月27日签订《广州姬色服装公司内部股份转让协议》和《附加条款（2）》时口头约定，从鲍小利用作收支姬色公司款项的银行账户中直接抵扣18166.62元。戴贤国称（2019）粤0113民初9544号和（2021）粤01民终4868号案审理过程中，证人李某和出庭证明了该事实。鲍小利否认上述口头约定。诉讼过程中，鲍小利主张《附加条款（2）》和《欠条》约定的债务本息597184元的计算方式是：36期贷款本息总和-姬色公司已还的5期款项+贷款中介手续费。但鲍小利未就贷款中介手续费进行举证，戴贤国则称鲍小利已将中介手续费向姬色公司报销。经本院释明，鲍小利主张由法院认定《附加条款（2）》和《欠条》性质，并坚持要求戴贤国与姬色公司向其还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另查明，鲍小利在诉讼过程中，以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担保，向本院申请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请求查封戴贤国、姬色公司名下价值762109.63元的财产。为此鲍小利支出保全费4311元。本院认为，鲍小利与戴贤国基于姬色公司股权转让及债务承继的约定签订案涉《附加条款（2）》和《欠条》，协议将姬色公司通过鲍小利个人信用抵押产生的贷款债务转由戴贤国承担。戴贤国仅作为“欠款人”在上述两协议中签名，且上述协议未约定姬色公司的负债转化为鲍小利与戴贤国之间的个人借贷，故鲍小利与戴贤国就案涉《附加条款（2）》和《欠条》成立无名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本案应属合同纠纷。从约定内容上看，鲍小利、戴贤国于2017年5月27日签订的《附加条款（2）》属于《广州姬色服装公司内部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与《广州姬色服装公司内部股份转让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现（2021）粤01民终4868号生效判决确定鲍小利与戴贤国签订的《广州姬色服装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故《附加条款（2）》亦合法有效。此外，鲍小利、戴贤国于2017年6月6日签订的《欠条》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属合法有效。鲍小利提交的《个人信用贷款合同》、《个人贷款出账凭证》、《委托收款协议书》、银行交易明细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鲍小利于2016年12月10日通过案外人金可梯账户取得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发放的贷款500000元后，再通过其女儿周琦于2017年1月份转账499950给当时为姬色公司股东之一的戴贤国。鲍小利通过案外人辗转支付贷款给姬色公司的方式符合其2016年12月10日所签订《个人信用贷款合同》中关于个人经营信用贷的贷款发放约定。鲍小利主张款项辗转过程中产生转账手续费50元损耗，亦符合转账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认知，本院予以采纳。2016年底至2017初，姬色公司的股东只有鲍小利和戴贤国。在（2019）粤0113民初9544号和（2021）粤01民终4868号案中，鲍小利、戴贤国均确认用二人的私人账户收支姬色公司经营款项，且姬色公司从2017年1月已经开始按《个人信用贷款合同》约定的18166.62元向鲍小利的平安银行账户转账归还贷款本息，结合上述情况，可以推定鲍小利通过银行贷款取得的500000元已经交付给姬色公司使用，且姬色公司确认鲍小利该笔贷款债务实际属于公司债务。戴贤国抗辩案涉款项未交付姬色公司，并主张案外人周琦2017年1月向其支付的499950元部分属于鲍小利取得的案外贷款，部分属于货款，但其在本院释明并给予举证期的情况下仍不能就货款和案外贷款进行举证，本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费用报销单》证明，截至2017年5月27日，姬色公司已就案涉贷款债务偿还5期共91665.86元，《附加条款（2）》和《欠条》约定剩余贷款由戴贤国每月偿还18166.2元至清偿为止，故戴贤国应代姬色公司偿还的剩余债务金额应计为562319.44元（18166.62元×5期+18166.2元×31期-91665.86元）。鲍小利主张案涉《附加条款（2）》和《欠条》约定的597184元包含中介手续费，但上述协议并无具体约定中介手续费，鲍小利也没有提交中介费相关证据，故本院不予采纳。因此本院确认截至2017年5月27日，姬色公司通过鲍小利个人信用贷取得的贷款债务尚欠562332.46元。戴贤国通过《附加条款（2）》和《欠条》承诺承继该债务并在2020年2月5日前向鲍小利还清款项，故鲍小利主张戴贤国归还562319.44元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鲍小利所主张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戴贤国抗辩与鲍小利口头约定通过抵扣方式归还第六期还款，本案现有证据以及案外人李某和、王某在（2019）粤0113民初9544号的证人证言都没有体现该口头约定，故本院对此抗辩亦不予采纳。《欠条》约定从2017年6月开始每月5日还款18166.2元，2020年2月5日前全部还清，逾期以1.5%计算利息。鲍小利主张于每月逾期之日起按月息1.5%计算利息，戴贤国主张违约利息过高。鉴于《欠条》对于利息起计时间和计算标准约定模糊，且鲍小利没有举证戴贤国违约所造成的超过资金占用利息的损失，本院酌情调整违约利息标准为：以562319.44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2月6日起计至戴贤国还清款项为止。关于姬色公司的责任认定问题。《附加条款（2）》和《欠条》已经约定姬色公司将案涉贷款债务转由戴贤国承继。此后，姬色公司没有作为债务人，确认与戴贤国共同承担该债务，故鲍小利请求姬色公司与戴贤国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戴贤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鲍小利偿还款项562319.44元；二、被告戴贤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鲍小利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562319.44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2月6日起计至本金还清之日为止）；三、驳回原告鲍小利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42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311元、合计15733元，由原告鲍小利负担4311元，由被告戴贤国、被告广州姬色服装有限公司负担1142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陈翔人民陪审员  李少霞人民陪审员  文健儿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