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2民初687号原告：朱树荣，男，194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原告：朱锦群，女，195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娟,广东厚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照光，男，195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诗莹,广东广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梓莹,广东广开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朱树荣、朱锦群诉被告朱照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树荣、朱锦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娟，被告朱照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诗莹、钟梓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树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朱照光返还原告朱树荣、朱锦群不当得利294857元，并支付自2020年5月27日起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并由被告朱照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朱树荣于1986年12月26日参加广州市黄埔区黄登社区第二经济合作社举行的招投标活动，竞得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黄登村委会路旧庙牛栏一间的土地。2020年5月，原告朱树荣就前述地块的搬迁补偿安置事宜，与广州市黄埔区黄登社区经济联合社及房屋接收方广州盈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黄登社区旧村改造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2020年5月25日原告朱锦群名下的广州农商银行存折收到了广州市曜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前述补偿安置协议支付的搬迁补偿款944572.8元。原告朱锦群名下的广州农商银行存折及身份证均由其子朱某保管，2020年5月27日，其子朱某突然告诉两原告，被告朱照光让其转账拆迁补偿款944572.8元的三分之一给他，他已按被告朱照光的要求去银行转账314857.6元到被告朱照光的银行账户，原告朱树荣认为该搬迁补偿款是原告所有的，与被告朱照光无关，即要求被告朱照光返还全部款项，但被告朱照光虽经多次催讨及村委会组织协调，仅返还两万元现金，拒不返还余款294857元。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朱照光虽系原告之弟，但无合法依据取得原告的拆迁补偿款294857元，被告朱照光应当依法返还其没有法律根据取得的不当利益，为此，两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依法判决，准予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朱照光答辩称，一、被告与原告就广州市黄埔区黄登村委会路旧庙牛栏的搬迁补偿款口头达成分配约定。广州市黄埔区黄登村社区第二经济合作社于1986年12月26日举行招标活动，朱照光、朱树荣以及钟有葵三人协商后为竞得牛栏共同使用决定参加投标，并确定由朱树荣作为代表参与竞投。投标活动举行后，朱树荣作为前述三人的代表成功竞得广州市黄埔区黄登村委会路旧庙牛栏(以下简称：“牛栏”)。在中标后，朱照光配合凑齐款项给朱树荣支付牛栏的竞价款，牛栏为三人共同所有与共同使用。在黄登村，以一人名义投标但实则为多人共有的情况并不少见。现由于黄登村需进行旧村改造，朱树荣、朱锦群于2020年5月接到黄登村委通知需对牛栏进行报名确认以及测量牛栏面积，在收到通知后，朱锦群告知朱照光上述情况后，与朱照光一同前往村委进行报名确认并申请村委出具证明以便与开发商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朱照光与朱锦群曾共同向黄登社区提出申请对该牛栏为三方共同所有的事实进行确认，且当时朱锦群还向村委各干部明确说明该牛栏朱照光具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并将按照该份额向朱照光支付搬迁补偿款。后因得知仅能以一人名义出具牛栏的权属证明，且为了更便于办理相关手续以及更快的获得搬迁补偿款，朱锦群建议仅以朱树荣名义申请村委确认，在取得搬迁补偿款后再具体进行分配。因此，朱照光同意按照朱锦群提出的方案进行处理，且与两原告协商一致确定在以朱树荣的名义取得牛栏的搬迁补偿款后按照朱照光享有的牛栏份额分配三分之一的搬迁补偿款予朱照光。为了顺利取得搬迁补偿款，朱照光积极配合两原告办理后续测量牛栏面积、与开发商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等相关事宜，仅是出于对亲生兄弟的信任未就搬迁补偿款的分配约定签订书面协议，未曾想其信任之举沦为两原告为谋取其不当利益的手段，但并不能以此否认各方之间不存在关于搬迁补偿款的分配约定。二、两原告在收到搬迁补偿款后主动按照分配约定让其子向朱照光支付搬迁补偿款。在2020年5月25日广州市曜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向朱锦群支付搬迁补偿款，朱锦群称2020年5月27日其子朱某突然告知朱锦群，朱照光让其转账搬迁补偿款944572.8元的三分之一给他，搬迁补偿款是朱树荣所有，与朱照光无关，显然不符合常理。倘若真如朱锦群所言，朱照光作为一个无关人员，根本无法知悉牛栏的补偿金额、补偿时间等情况，又如何提出“944572.8元的三分之一”的具体要求。并且搬迁补偿款是由广州市曜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支付至朱锦群的个人账户，朱照光更不可能知悉朱锦群收到款项的具体金额与时间，更无法在朱锦群收到款项后的第二天（即2020年5月26日）就提出有关主张。另外，朱照光与朱树荣、朱锦群并非共同居住，无从知悉朱锦群的搬迁补偿款的收款存折及身份证由其子朱某保管，进而直接向朱某提出有关要求。涉及逾三十万的巨额款项，朱某更不可能仅凭朱照光的一面之词就迅速主动专程配合朱照光的女儿一同到银行柜台完成转账。再者，由朱照光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清楚反映，是两原告的儿子主动联系朱照光的女儿要向朱照光支付其应得搬迁补偿款，且从《微信聊天记录》中也能反映出，两原告的儿子对于牛栏搬迁补偿款的分配约定是清楚了解的，否则其为何要主动按照搬迁补偿款总额的三分之一向朱照光支付呢？前述均表明，两原告明确知悉牛栏的权属情况并早已自愿与朱照光达成搬迁补偿款的分配约定，才会在搬迁补偿款收到后及时让其子朱某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向朱照光支付。显然，本案是由于朱树荣、朱锦群在向朱照光支付其应得的搬迁补偿款后反悔，欲通过恶意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朱照光返还搬迁补偿款来实现其不正当利益，两原告应具备契约精神，而非在朱照光协助其办理完毕牛栏的相关手续且在已向朱照光支付其应得的搬迁补偿款后颠倒黑白无视其与朱照光的分配约定，无理要求朱照光返还搬迁补偿款，两原告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朱照光的合法权益。三、朱照光取得涉案款项具有合法根据，并非不当得利。正如前文所述，牛栏为朱照光、朱树荣以及钟有葵共同所有，朱照光为便于办理相关手续以及更快的获得搬迁补偿款而接受朱锦群的提议，并经各方协商一致达成在两原告获得搬迁补偿款后将按照朱照光所享有的牛栏份额，向朱照光支付三分之一的搬迁补偿款的约定，在收到搬迁补偿款后原告依约主动让其子朱某支付款项，朱照光取得涉案款项具有合法根据。退一步来说，原告即使现在认为朱照光对于牛栏不享有份额，但其在村委曾明确在取得搬迁补偿款后将向朱照光支付搬迁补偿款的三分之一，且后续主动向朱照光支付前述款项，可见原告是出于自愿向朱照光支付涉案款项，朱照光仍具有取得涉案款项的合法根据。综上所述，原告提起的本案纠纷并不符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不当利益的相关定，两原告为谋取自身不当利益提起的返还主张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朱照光取得涉案款项具有法律根据，并非不当得利，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梁原告的全部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5月8日，黄登社区第二经济合作社出具《证明》一份，兹证明位于黄登村委路××庙牛栏一间的地块，系由朱树荣（身份证号码：）于1986年12月26日参加我社举行的招投标活动竞得。经办人为朱日明，证明人为朱广汉、周凤兰，该《证明》加盖有广州市黄埔区长岭街黄登社区第二经济合作社的公章。《黄登社区经济合作社印章使用审批表》申请事项栏显示：牛栏投标地，申请人朱树荣、钟有葵、朱照光，申请日期2020年5月8日。2020年5月13日，甲方广州市黄埔区长岭街黄登社区经济联合社、乙方朱树荣委托代理人朱志坚、丙方广州盈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方签订《黄登社区旧村改造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编号：FW20200513朱树荣0554-1。确认被拆迁房屋现状地址为黄登路46号后面，搬迁补偿款共计为944572.8元。2020年5月13日，移交方朱树荣与接收方广州盈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交接确认书》，确认根据广州市黄埔区长岭街黄登社区经济联合社与移交方、接收方签署的编号为FW20200513朱树荣0554-1的《黄登社区旧村改造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现移交方已完成被拆迁房屋（地址：黄登路46号后面）的清空并搬离，特将被拆迁房屋及附属物等移交给接收方拆除，接收方确认接收。最后移交方朱树荣的委托代理人朱志坚（朱树荣二儿子）和接收方广州盈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签名捺印或盖章确认。2020年5月25日，广州市曜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向朱锦群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4×××00转汇入人民币944572.8元的搬迁补偿款。2020年5月27日，朱某通过朱锦群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4×××00向朱照光转账人民币314857.6元。之后，朱照光于2020年6月份向原告转账20000元。庭审中，证人朱某出庭作证，朱某称在转账前朱照光有向其询问牛栏的搬迁补偿款是否到账，并要其在款项到账后转账三分之一给朱照光，其在实际转账前没有征询其母亲朱锦群和哥哥朱志坚的意见。朱少莹与朱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2020年5月26日至27日，双方就搬迁补偿款进行的沟通转账事宜。另查，朱树荣与朱锦群系夫妻关系，朱树荣与朱照光系兄弟关系，朱某系朱树荣与朱锦群的儿子，朱少莹系朱照光的女儿。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广州市黄埔区长岭街黄登社区第二经济合作社标投档案记录、《证明》、《黄登社区旧村改造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房屋交接确认书》、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被告提交的《黄登社区经济合作社印章使用审批表》、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予以证实。以上证据已经本院核对原件，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案件。根据法律规定，所谓不当得利系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即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1.一方取得财产利益;2.一方受有损失;3.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受益没有合法根据。而不当得利的发生类型可以分为基于给付和因给付外事由两种。基于给付事由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是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转移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而本案显然属于这种类型的不当得利纠纷，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取得的案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首先，应当由原告证明有不当给付的事实存在,本案各方对原告的给付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争议主要在于是否为“不当给付”。其次,根据证据的一般规则,否认权利存在的人应当对权利受妨碍或消灭的事实举证,故原告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还应当对欠缺给付目的的具体情况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朱锦群于2020年5月25日收到944572.8元的搬迁补偿款之时，相关的银行卡一直交由其子朱某保管并处置，然后朱某于2020年5月26日即主动与被告女儿朱少莹沟通联系，并于2020年12月27日通过朱锦群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4×××00向朱照光转账人民币314857.6元。原告主张朱某的行为是无权代理，事后也并不追认，成年人朱某作为原告儿子，持有朱锦群银行卡并进行大额转账，若无朱锦群的授意或者对银行卡的处置权，在收到搬迁补偿款后，不日便向被告转账三分之一搬迁补偿款并不合理。所以说，本案的原告儿子朱某主动给付行为而导致财产发生变动,且不存在汇款对象或金额错误的情形。可知,这是原告向被告自愿给付的行为,非因欺诈、胁迫,而是建立在其同意某种法律关系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某种法律关系,被告收取款项的行为有了法律上的原因,故不管双方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原告必然有其正当的给付事由。而被告的解释从事实分析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原告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被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案涉款项,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本院认定本案被告取得的案涉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树荣、朱锦群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861元，由原告朱树荣、朱锦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唐 挺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  吴小莉书 记 员  邓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