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陕01民终124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旭，男，199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西安市新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东，陕西智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亚萍，女，196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陕建五公司退休职员，住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建辉，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妮，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四喜，男，196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陕建集团五公司退休工人，住西安市新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乐，陕西致易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闫旭因与被上诉人刘亚萍、闫四喜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2民初20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为闫旭所有，或确认闫旭是实际购买人；3.诉讼费由刘亚萍、闫四喜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错误，程序错误。一审判决称涉案房屋未取得产权证，因而能否取得所有权不确定，这个说法不对，排除妨碍的案子也无法解决，一审未释明变更诉请。闫四喜是经手买房的人，陈述是客观公正的，其经办转让购房资格是征得刘亚萍同意的，即使刘亚萍不承认出售购房资格，也已经形成了表见代理。且实际上闫旭已支付了购房款、大修基金、阳台费、装修款，并亲自装修占有使用。一审判决称转账24.1万与购房款28万没有做到完全一致，因为还有部分现金给付，且双方系近亲属。刘亚萍称与闫四喜协商作为儿子婚房，并由闫四喜承担大部分资金，但自2018年10月交房后，到闫晓璐结完婚，与该房毫无关系，包括装修和购买家具从未有任何行为，不合情理。刘亚萍主张的购房过程语焉不详，其中资金来源无丝毫说明，也没有商量筹钱的方法，且当时卖指标的多的是，闫旭没有必要非要跟自己亲戚抢指标。一审时闫晓璐当庭陈述母子二人商量把房子买回来，充分证明购房资格已转让，但一审法院允许其将买回来改为还账，明显徇私枉法。刘亚萍辩称，一审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正确，刘亚萍和闫旭之间不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及事实。闫四喜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并非证人，其陈述需要相关证据证明。闫四喜与刘亚萍离婚，且与闫晓璐反目为仇，其与外甥企图联合将刘亚萍买给闫晓璐的房子据为己有，完全是虚假诉讼。与闫四喜于1998年离婚后，双方之间除了给儿子买房之外，并无往来，后因为给儿子买房，双方达成了一致，才有了在买房合同及文件代为签字的情况。但刘亚萍从未授权闫四喜出售购房资格，其也无任何权利代为出售购房资格，刘亚萍出示的闫晓璐转款证据及闫四喜出示的购买家电证据，充分证明了该房屋系刘亚萍及儿子买房的事实。至于闫旭主张其母亲向闫四喜转款24.1万，刘亚萍毫不知情，与本案无关。涉案房屋系刘亚萍与闫四喜商量给儿子购买的婚房，儿子闫晓璐与闫四喜发生分歧前跟随闫四喜生活，闫四喜出资与刘亚萍及闫晓璐共同出资购买房屋符合常理。只是由于闫四喜与闫晓璐关系破裂，闫四喜才意欲霸占房屋，进行虚假陈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闫四喜辩称，闫旭是实际购房人，闫旭是闫四喜的外甥，刘亚萍、闫四喜都是陕建五公司员工，于1998年8月14日协议离婚，单位在2015年10月向职工集资建房，闫旭想买房以后结婚用，就找到刘亚萍，经协商做价3万元将购房资格转让给闫旭，购房合同等手续，是以刘亚萍名义办理，买房手续由闫四喜办理，刘亚萍配合，3万元资格转让费现金交给了刘亚萍，2018年10月交房后所有手续、钥匙等都交给了闫旭，房屋装修及其他支出均由闫旭支付，后因房屋价格上涨，刘亚萍要求收回房屋，双方产生争议，同意闫旭的上诉请求。闫旭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新都汇小区2号楼20202房屋为闫旭所有，购房合计支付321000元；2.诉讼费由刘亚萍、闫四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闫旭系闫四喜外甥，刘亚萍、闫四喜原系夫妻关系，1998年8月14日，二人在民政登记机关协议离婚。2015年11月10日，刘亚萍、闫四喜与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建五公司”）签订《购房确认书》载明：刘亚萍自愿购买“浐灞.新都汇”职工住房一套，房号为20202，建筑面积为82.9㎡，房款为264451元，优惠3967元，应付房款总价为260484元，签订确认书后七日内一次性支付购房价款的60%，其余房款待工程主体封顶后10日内一次性付清。当日，陕建五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载明：刘亚萍交付浐灞·新都汇20202号房款定金10000元。同年11月23日，陕建五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载明：刘亚萍交付浐灞·新都汇20202号房款146290元。2017年4月28日，陕建五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两份载明：刘亚平交付浐灞·新都汇20202号房款104194元、阳台费2026元。2018年10月16日，刘亚萍（买受人）与陕建五公司（出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中约定：“出售依据《陕西建工五建集团浐灞·新都汇职工住宅售房办法》等。小区名称：浐灞·新都汇。坐落位置：西安市浐灞生态区东二环与矿山路十字东北角。房屋编号为：20202。房屋总价款为260484元，代为封闭阳台费用2026元。交付期限为：2018年9月30日至2018年10月30日。买受人承诺保证严格按照《陕西建工五建集团“浐灞·新都汇”职工住宅收房办法》及有关规定执行，若不按上述办法执行，出卖人有权单方收回买受人所购房屋，买受人所交房款出卖人无息予以退还，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所购住房私下进行转让、出售或出租，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买受人自行负责”。当日，陕建五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三份载明：刘亚萍交付浐灞·新都汇20202号房大修基金12021元、契税7815元、装修押金2500元。后刘亚萍将闫四喜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闫四喜停止侵害，腾交房屋及相关物品。案件审理期间，闫旭遂以其为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提起诉讼，遂形成诉讼。庭审中，闫旭提交其与闫四喜于2019年11月26日签名的《备忘录》，内容为：“2015年10月份，舅妈刘亚萍单位分房（陕建五公司），因她家不买房，而我（闫旭）需要买房结婚，遂通过舅舅闫四喜和舅妈协商，将购房资格以三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我。我母亲闫莉前后共花费了312346元。2018年10月份交房后我交纳了装修押金2500元并开始装修，各方均无争议。到了2019年11月前后舅妈突然去公司领取天然气卡和天然气表后不给我，我怕情况有变，遂与舅舅签此备忘录，明确以下事项，以免将来有争议说不清。1、矿山路西口浐灞新都汇20202号房由本人购买，产权归我，母亲闫莉出钱，合计312346元。2、房屋装修及家具购买均是我个人出资，是我准备的结婚用房。3、将来办理更名、办证手续，由舅舅出面协调，费用由我承担”。证明闫旭出资31万余元购买涉案房屋，刘亚萍对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闫旭提交西安银行账户明细单，证明其为实际购买人，支付24.1万元房款，刘亚萍对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闫旭提交票据37张，证明其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并购买家具，刘亚萍对非正式发票真实性不予认可，正式发票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质证称该组证据证明闫四喜对房屋进行装修，闫四喜对闫旭以上证据均予以认可。刘亚萍提交支付宝转款电子回单，闫晓璐于2015年11月23日、2017年4月27日向闫四喜分别转款30000元、5000元，用于交付涉案房款，闫旭及闫四喜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双方确认涉案房屋为单位集资房，因涉及工业用地无法办理产权证。刘亚萍称涉案房屋合同由闫四喜代签名，闫四喜予以认可。刘亚萍称2018年夏天，涉案房屋钥匙交给其与闫四喜，闫四喜称2018年10月16日交付钥匙给其。闫旭称涉案房屋由其占用，闫四喜予以认可，刘亚萍称不清楚谁占用。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闫旭称刘亚萍以3万元将名下职工集资房资格转让给其，其支付全部购房款共计31万余元，请求确认其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刘亚萍抗辩称，涉案房屋为其单位集资房，其从未向闫旭转让购房资格，该房实为其与闫四喜为儿子购买，闫旭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闫旭全部诉讼请求。根据上述规定，闫旭应提交证据证明刘亚萍向其转让购房资格，其已支付全部购房款。闫旭提交的《备忘录》中仅有闫四喜签名，未有刘亚萍的签名确认，刘亚萍对此备忘录也不认可，闫旭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刘亚萍授权闫四喜代其对备忘录中内容确认。闫旭提交的账户明细单显示，闫旭母亲向闫四喜转款为24.1万元，日常生活习惯中，借名买房人支付房款时，要么直接支付给出卖人或者经被借名人转付，但借名买房人支付的房款至少应与合同约定价款基本一致，涉案房屋购房款为28万余元，闫旭的陈述明显与日常生活交易习惯不符。闫旭提交的买卖合同、收款收据等证据均载明，涉案房屋购房人为刘亚萍，或为闫四喜代为签名，并未有任何闫旭代办的内容，明显与借名买房的交易习惯不符。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闫旭与刘亚萍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和事实。同时，涉案房屋为刘亚萍单位集资房，含有对其职工一定的福利性质，与公开出售的商品房明显不同，并不对外进行销售，购买时也需进行相应的资格审查，否则将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因司法裁判、仲裁、政府征收、继承、受遗赠、合法建造等非依法律行为而引起的物权变动。根据上述规定，除以上例外情形之外，其他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须经依法登记后产生法律效力。本案涉案房屋至今尚未取得产权证，能否取得所有权尚不确定，退一步即使闫旭的借名买房成立，因涉案房屋并未办理所有权的过户登记，闫旭仅享有要求刘亚萍、闫四喜履行相关合同的请求权，尚不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故闫旭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闫旭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1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闫旭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闫旭系闫四喜外甥，刘亚萍、闫四喜原系夫妻关系，于1987年3月29日生育一子闫晓璐，1998年8月14日，二人在民政登记机关协议离婚。闫旭称其于2015年左右，通过闫四喜与刘亚萍达成借名买房的合意，即由闫旭出资，以借用刘亚萍在单位的购房资格购买住房一套，房号为浐灞·新都汇20202，建筑面积为82.9㎡，房款为264451元，优惠3967元，应付房款总价为260484元，并出示转账凭证、选房确认单、定金收据、购房确认单、购房款收据、契税收据、业主办理入住费用明细表、装修及购买家具的票据37张等购房、收房、装修资料原件。刘亚萍对闫旭的陈述不予认可，认为该房屋系闫四喜给自己儿子闫晓璐购置的婚房。闫四喜认同闫旭的意见。其中，《购房确认书》载明，刘亚萍、闫四喜于2015年11月10日与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建五公司”）签订该购房确认书：刘亚萍自愿购买“浐灞.新都汇”职工住房一套，房号为20202，建筑面积为82.9㎡，房款为264451元，优惠3967元，应付房款总价为260484元，签订确认书后七日内一次性支付购房价款的60%，其余房款待工程主体封顶后10日内一次性付清。当日，陕建五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载明：刘亚萍交付浐灞·新都汇20202号房款定金10000元。2015年11月23日，陕建五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载明：刘亚萍交付浐灞·新都汇20202号房款146290元。2017年4月28日，陕建五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两份载明：刘亚平交付浐灞·新都汇20202号房款104194元、阳台费2026元。2018年10月16日《房屋买卖合同》载明，买受人刘亚萍与陕建五公司约定：“出售依据《陕西建工五建集团浐灞·新都汇职工住宅售房办法》等。小区名称：浐灞·新都汇。坐落位置：西安市浐灞生态区东二环与矿山路十字东北角。房屋编号为：20202。房屋总价款为260484元，代为封闭阳台费用2026元。交付期限为：2018年9月30日至2018年10月30日。买受人承诺保证严格按照《陕西建工五建集团“浐灞·新都汇”职工住宅收房办法》及有关规定执行，若不按上述办法执行，出卖人有权单方收回买受人所购房屋，买受人所交房款出卖人无息予以退还，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所购住房私下进行转让、出售或出租，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买受人自行负责”。当日，陕建五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三份载明：刘亚萍交付浐灞·新都汇20202号房大修基金12021元、契税7815元、装修押金2500元。关于购房合同及材料的签字，闫四喜和刘亚萍均称仅收房时部分手续系刘亚萍签字，其余均为闫四喜代为签字。关于购房款项，闫旭称系由自己母亲向闫四喜支付，具体时间是2015年9月给闫四喜现金3万，2015年11月23日给闫四喜现金5万，2015年12月4日给闫四喜转账12万元，2017年4月27日给闫四喜转账10万元，2018年10月16日给闫四喜转账2.1万元作为购房杂费。刘亚萍对上述说法不予认可，认为购房款项来源系闫晓璐于2015年11月23日、2017年4月27日向闫四喜分别转款30000元、5000元，用于交付涉案房款，其余房款由闫四喜支付。闫四喜认可闫旭说法，称闫晓璐支付的35000元系因为闫旭当时买房资金不足，故闫四喜要求闫晓璐偿还之前的借款。关于交房及装修，闫旭、闫四喜称系于2018年10月交房，次年3月闫旭开始装修，现已基本装修好，只剩下进柜子，后因刘亚萍停水停电等无法继续装修；刘亚萍称系2018年夏天交房，于一审时称不清楚谁占用，于二审中称自己于2019年去交物业费时，第一次去看了房间内刚装修了地面，觉得地板颜色不好看，对闫四喜说地板需要孩子自己选择，后因闫四喜不给儿子房子了，就让停水停电了。闫晓璐于一审中出庭作证称：“2017年过年，我与我爸商量将此房作为婚房，但因购买房屋产生的欠款15万由我承担，此事随后无果并搁置。之后我与我爸在2018年10月旅游期间因他喝酒产生矛盾，我于2019年搬出来后至今与他未联系。中途我想让我妈把房子从我爸那里买过来，让我妈跟我爸沟通”，并称“选房时未参与、收房时未去、装修未参与、不知道房子的门、床、灯等装修颜色等情况”。另，涉案房屋为单位集资房，因涉及工业用地性质，暂时无法办理产权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讼争房屋究竟是闫旭以刘亚萍的名义购买，还是刘亚萍和闫四喜为闫晓璐购买。根据上述双方举证、质证结果判断，刘亚萍于2015年11月取得陕建五公司内部购房资格后，并没有主动购买及装修、使用房屋，仅收房时部分文件系刘亚萍亲自签字，其余包括购房合同等重要文件均由闫四喜代为签订。虽然刘亚萍称该房屋系自己与闫四喜为儿子闫晓璐所购置婚房，但其与闫晓璐于2018年10月交房前后均未着手装修及置办家具事宜，刘亚萍称“直到2019年第一次去看了房间，地面刚铺好”，且“觉得地板颜色不好看”而发生争议，闫晓璐亦表示“选房时未参与、收房时未去、装修未参与、不知道房子的门、床、灯的颜色等装修情况”，此与一般婚房购置装修日常经验相悖。且闫晓璐所称：“2017年过年，我与我爸商量将此房作为婚房，但因购买房屋产生的欠款15万由我承担，此事随后无果并搁置。……中途我想让我妈把房子从我爸那里买过来，让我妈跟我爸沟通”，由此可以看出，婚房一事直至2017年才由闫晓璐和闫四喜商量，但未果，故后来有将该房屋从闫四喜手中买过来的想法。此说法与刘亚萍所称自2015年集资建房开始，就与闫四喜共同协商一致，为儿子闫晓璐购置婚房一节相互矛盾。而闫旭从购房确认、购房款出资、房屋接收、装修、居住及各种费用的交纳等各个环节均主动参与或委托其舅闫四喜办理，并保留相关购房、收房资料原件、各种费、税的付款票据原件，且对案涉房屋办理了入住、进行了装修。另，从购房款支付来看，闫旭大额转账金额及时间与单位每次要求缴纳款项的数额及时间亦比较接近。闫四喜认可闫旭关于借名买房的说法，对于刘亚萍及闫晓璐关于购置婚房的说法不认可，且其作为闫旭舅舅，亦系闫晓璐父亲，况且闫四喜与刘亚萍于1998年离婚后至今未再婚，离婚后仍与刘亚萍共同抚养独生子闫晓璐，故论亲疏远近，闫四喜与闫旭并无利害关系，其陈述应予采信。因此，“闫旭以刘亚萍名义购买单位集资房”的证据支撑环节优于刘亚萍所称“为闫晓璐购置婚房”，闫旭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盖然性更高，具有证据优势，依法予以认可，即讼争房屋系闫旭以刘亚萍名义购买。但涉案房屋为单位集资房，目前尚涉及工业用地性质，暂时无法办理产权证；且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和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原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变动应履行变更登记程序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故在未经法定变更登记程序完成物权公示之前，借名人尚不能依据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直接被确认为房屋的物权人，仅享有要求刘亚萍、闫四喜履行相关合同义务的请求权。因此，闫旭于本案中请求确认房屋所有权一节，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闫旭关于确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之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15元，由闫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莉莉审判员  师 婷审判员  秦燕燕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雪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