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6民终33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人民路***号。法定代表人：孙艳，际华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其锋、宋佳国，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湖北畅洋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人民路***号。法定代表人：罗雪，畅洋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老河口君益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老河口市三环路东段。法定代表人：梁海生，君益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光辉、张坤，湖北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际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北畅洋地产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洋公司）、老河口君益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益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民初4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际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其锋、宋佳国，被上诉人畅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君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光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际华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樊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民初421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畅洋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转入际华公司指定的第三人君益公司账户”与事实不符。收款账户并不是际华公司指定帐号，该转款是根据畅洋公司与君益公司签订的意向协议约定进行的，并非履行畅洋公司与际华公司之间的意向协议，君益公司根据其与畅洋公司的意向协议收到了畅洋公司的款项并出具了收款收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际华公司收到了该款项。2、一审认定“际华公司才是…指挥部确定的拆迁还建主体”错误，拆迁还建主体是博佳公司。3、一审认定“际华公司对畅洋公司之前的付款行为并未提出异议”错误。畅洋公司的付款系履行其与君益公司之间的意向协议，与上诉人际华公司无关，上诉人不需要也无权提出所谓异议。4、一审认定“际华公司与君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际华公司没有提出异议并签订《意向协议及》及《补充协议》。因此，《君益公司协议》在《意向协议》签订后即告终止，畅洋公司、君益公司基于《君益公司协议》的权利义务内容被《意向协议》所替代”错误。畅洋公司的付款系履行其与君益公司之间的意向协议，且畅洋公司明知实际履行合作开发的公司是君益公司的投资人博佳公司，基于此，畅洋公司才与君益公司签订《协议》并划转款项。本案中实际履行的协议是与君益公司的《协议》。际华公司并不是拆迁还建实施主体，无履行《意向协议》的可能性，上诉人不必要也无权提出所谓异议。（二）一审判决未查明重要事实。1、一审判决未查明1800万元款项的最终去向。一审中，法庭审理和证据已经足以证实君益公司收到1800万元后，除将250万元返还给畅洋公司外，剩余1550万元已转账支付给了博佳公司，以上款项从未支付给过际华公司，上述全部行为也均未告知过际华公司，更不用说征求际华公司同意。2、一审判决未查明拆迁还建的实施主体。在上诉人成立之前和2010年2月22日的会议纪要会议之前，博佳公司已与襄阳市政府、襄阳市内环外环线工程建设指挥部、襄阳市建投公司进行协商完成94户拆迁安置还建工作，2012年9月11日、2013年7月13日，襄阳市政府还建指挥部分别向市规划局、博佳公司发函，明确博佳公司作为94户拆迁还建项目主体。畅洋公司和博佳公司之间的2013年10月26日《搬迁还建协议（一）》中“鉴于2011年3月畅洋公司（原聚龙达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以资金的方式介入该项目，时隔三年并无成效……”的描述及双方就合作还建的往来文件证明畅洋公司清楚知道博佳公司是94户拆迁还建项目主体，因此还建责任主体是博佳公司，一审判决认定际华公司为拆迁还建主体无证据支持。（三）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应当并案审理的同一案件事实进行了分案处理。博佳公司应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或者应将博佳公司诉畅洋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案号：（2017）鄂0606民初307号〕与本案并案审理。1、畅洋公司转入君益公司1800万元中的大部分款项流向了博佳公司，用于实施拆迁还建，博佳公司是该笔资金的实际支配人、使用人，也是本项目拆迁还建主体，本案审理结果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2、因博佳公司系拆迁还建主体，为拆迁还建付出了巨大成本，市城投公司拨付给其的拆迁还建资金3020万元，其已委托畅洋公司代收，但畅洋公司拒不付给博佳公司，因此引起博佳公司诉畅洋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307号案），博佳公司在该案中要求畅洋公司归还代收款项中的1240万元，原因在于博佳公司认可应退还畅洋公司1780万元（即本案1800万元中的一部分），因此在抵扣后要求畅洋公司支付1240（3020-1780）万元。若博佳公司不参加本案诉讼，将可能导致畅洋公司的1800万元在已经抵扣的情况下被再次要求返还。（四）一审判决对证据认定和采信缺乏事实依据。1、《委托收款书》存在明显瑕疵，落款时间空白，无相关经办人员签名，不符合常理。且该《委托收款书》中载明的单位名称为“襄樊聚龙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与际华公司签订《意向协议》中载明的合作方名称（襄樊聚龙达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2、对该《委托收款书》形成时间，畅洋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解释形成时间为2011年3月10日左右。2011年3月7日签订的协议约定为2000万元，2011年4月19日梁海生最后签字确认《补充协议》为1800万元，即在2011年4月19日前，双方合同约定为2000万元，之后变更为1800万元。如该《委托收款书》出具时间为2011年3月10日，委托收款的金额应为2000万元而不是1800万元，显然不是该时间出具。如该《委托收款书》系2011年4月19日之后出具的，而收款收据是在2011年3月11日开具，亦表明君益公司收取的1800万元与该《委托收款书》没有任何关系。3、针对一审中畅洋公司解释《委托收款书》系梁海生提供，上诉人向原负责人梁海生了解情况，梁海生表示从未向任何人出具，也没有提供过《委托收款书》。4、君益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收款单位为君益公司，缴款单位为襄樊聚龙达实业公司。如系委托收款，那应该由委托人出具收款收据，加盖委托人的印章，或者代收人注明为代收款项。然而上诉人际华公司既没有出具收款收据，君益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亦未载明为代际华公司收款，该《委托收款书》并不能改变收款主体为君益公司的客观事实。上诉人认为该《委托收款书》有伪造的嫌疑。（六）一审判决没有对第三人君益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分析评价。一审中，第三人君益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五组证据，证明与畅洋公司合作开发本案项目的实际是博佳公司，君益公司收到1800万元后，除退还给畅洋公司250万元，其余款项按照畅洋公司的要求全部转给了博佳公司，该组证据足以证明畅洋公司转款1800万元是在履行其与君益公司的意向协议而不是履行与际华公司之间的意向协议，应当对此五组证据进行分析评价并予以采信，以准确认定本案客观事实。（七）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从本案客观事实及博佳公司与政府的文件往来都可以看出，畅洋公司实际是与博佳公司在合作开发项目，且前期征迁工作和安置工作都是畅洋公司在实际履行。而畅洋公司明知其与博佳公司、君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作关系，且产生纠纷，但肆意起诉上诉人，系滥用诉权，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理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畅洋公司答辩称：（一）2011年3月签订折迁还建合同的主体资格。畅洋卧龙绿洲（3542职工还建房）折迁还建项目，来源于市政府修建卧龙大桥D匝道项目，襄阳市人民政府确立“两改政策”，即不予不取，费用自求平衡；以开发带还建，竟买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全额返还用于94户拆迁安置。2011年2月22日，襄阳市人民政府内环外环线工程建设指挥部《关于际华3542公司还建房建设的会议纪要》，确认的还建主体是际华公司，但际华公司不具备房屋开发资质，只有与具备资质的开发企业合作开发。畅洋公司根据其与际华公司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投资1800万元，经招投标取得开发还建资格。君益公司系民营企业，与市政府指定的还建主体无关，与还建项目拆迁94户职工无关，不具备合同主体资格，所签订《定向合作还建、开发意向协议》无效，在原一审庭审中双方确认都没有履行。（二）际华公司和畅洋公司签订的《定向合作还建、开发意向协议》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应当履行。畅洋公司按合同约定和委托，向君益公司汇款1800万元。2011年3月11日君益公司出具收条，收到畅洋公司土地准备金1800万元。（三）协议书没有履行的法律后果及诉讼时效。2014年11月8日被上诉人取得涉案土地后，要求际华公司支付土地招拍挂专用资金时，际华公司拿不出畅洋公司已经支付的1600万元土地招拍挂资金（土地摘牌费），畅洋公司于2015年3月向他人借款1700万元另行支付33748560元取得了编号20146701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被上诉人2016年10月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四）畅洋公司和博佳公司另行签订协议及履行情况与本案无关。畅洋公司和博佳公司另行签订协议，畅洋卧龙绿洲还建房建设完毕，涉及该合同的履行分配与际华公司无关。际华公司在畅洋公司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将1800万元土地招拍挂专用资金支付给同一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也与本案无关。（五）本案的法律适用。1、关于合同主体资格，襄阳市人民政府指定的折迁还建主体是际华公司，与君益公司无关。2、本案合同应认定有效。被上诉人君益公司答辩称：1、2011年畅洋公司同时与被上诉人、际华公司签订了意向性协议，畅洋公司只向被上诉人交纳了1800万元诚信保证金，该款除返还畅洋公司250万元外，其余全部转给了变更后的拆迁还建责任主体博佳公司，畅洋公司与际华公司之间的合同没有履行。2、涉案款项博佳公司已用于与畅洋公司合作开发的本案项目之中。原告畅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土地招拍挂款1600万元及损失409.841613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畅洋公司承担。反诉原告际华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畅洋公司赔偿终止协议损失10万元；2、判令反诉被告畅洋公司赔偿滥用诉权造成的损失13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及本诉的诉讼费用由畅洋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1年3月7日,际华公司作为甲方，聚龙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定向合作还建、开发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一份，约定合作开发工程建设项目。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根据甲方所提供建设规模，为体现开发实力和诚意，于2011年3月7日将2000万元汇入甲方指定账户。若不能如期汇入指定账户，甲方将终止协议，由乙方赔付甲方经济损失10万元。甲方收到资金后与乙方签订定向合作还建开发协议，乙方作为开发实体与甲方实施项目合作开发。该土地招拍挂所需资金由甲方用2000万元作为土地摘牌费（不足部分由双方协商解决，计入建安成本）。甲方承诺乙方资金在2011年5月底前进行土地摘牌、实施开发，如不能如期实施，甲方造成乙方的一切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等。2011年4月7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将土地摘牌费用变更为1800万元。上述1800万元实际于2011年3月3日至3月11日，转入际华公司指定的第三人君益公司账户，君益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向聚龙达公司出具收据。因聚龙达公司存在资金需要，君益公司于2011年12月2日至2012年10月22日，将250万元支付给聚龙达公司。2012年12月20日，聚龙达公司名称变更为畅洋公司。畅洋公司为参加襄阳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举办的国营土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于2014年10月30日向襄阳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交纳1700万元保证金，并于2014年11月3日，竞得编号为20146701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总价为33748560元。2014年12月29日，与襄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因际华公司未按《意向协议》支付土地招拍挂款项，畅洋公司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另行筹款将剩余土地出让金于2015年3月31日全部支付完毕。另查明，聚龙达公司与际华公司签订《意向协议》前，与君益公司签订《定向合作还建、开发意向协议》（以下简称《君益公司协议》）一份，该协议内容同聚龙达公司与际华公司签订《意向协议》的内容完全一致。聚龙达公司在签订《君益公司协议》后，即开始支付协议约定的款项。而后聚龙达公司发现君益公司并不是合作开发地块的还建责任主体，只是当时际华公司与君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同，际华公司才是襄阳市人民政府内环线工程建设指挥部确定的拆迁还建主体，遂又与际华公司签订与《君益公司协议》内容完全相同的《意向协议》。因此出现《意向协议》签订之前，聚龙达公司已开始支付协议约定款项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畅洋公司与被告际华公司签订的《意向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畅洋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向际华公司支付了用于合作开发的款项，在土地招拍挂时，际华公司未按约定将相应款项用作土地摘牌费用，导致畅洋公司另行筹款参加土地使用权网上竞拍并交纳土地出让金。之后，畅洋公司与际华公司未签订正式合作开发协议，在畅洋公司与襄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双方未再进行合作开发事项，《意向协议》实际已经终止履行。际华公司依据《意向协议》取得的款项，依法应当返还给畅洋公司，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际华公司辩称，聚龙达公司未履行付款的前提条件，便终止了本案的定向合作还建、开发意向事宜；双方未签订正式的《定向合作还建、开发协议书》，更没有合作之实际行为。一审法院认为，际华公司与畅洋公司于2011年4月7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将付款金额由2000万元变更为1800万元，是双方协商的结果，际华公司对畅洋公司之前的付款行为并未提出异议，包括付款时间、方式、收款账户等，仅是对付款的金额作出了调整。因此，际华公司认为畅洋公司没有履行付款的前提条件，导致定向合作还建、开发意向事项终止的理由，不予采信。际华公司辩称又提出，没有收取畅洋公司诉称的土地招拍挂款项1800万元，与其之间没有其他资金往来，而是与他人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际华公司在《君益公司协议》之后又与畅洋公司签订内容完全相同的《意向协议》，是因为畅洋公司发现还建责任主体是际华公司，遂要求与际华公司签订《意向协议》。此时际华公司与君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际华公司没有提出异议并签订《意向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因此，《君益公司协议》在《意向协议》签订后即告终止，畅洋公司、君益公司基于《君益公司协议》的权利义务内容被《意向协议》所替代。《意向协议》约定的收款人是君益公司，畅洋公司向君益公司支付款项，符合协议约定，视为畅洋公司向际华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际华公司作为协议的相对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另外，际华公司提出，《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书》签订至今五年半之久，超过了诉讼时效二年的规定期限，丧失胜诉权。畅洋公司向际华公司支付的1800万元，是用于土地竞拍摘牌的费用。协议约定，不足部分双方协商解决。因此，应当以畅洋公司开始交纳竞拍保证金之日，作为际华公司拒绝将收取畅洋公司的相应款项作为土地竞拍摘牌的费用而损害畅洋公司权益的时间。畅洋公司开始交纳竞拍保证金至起诉，没有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际华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畅洋公司按照《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书》支付1800万元后，因资金需求，从君益公司获取250万元，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不应在本案中冲减，但畅洋公司同意冲减，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不予干预。畅洋公司提出2013年4月1日向际华公司转款50万元，经查该50万元的收款人不是际华公司，其应另行主张权利，际华公司不承担该50万元的还款责任。据此，际华公司依法应当返还畅洋公司155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应以际华公司实际占用的资金数额和时间，按照年利率6%分段计算。按此计算，截止到2016年9月22日应付的资金占用利息为5254933元，而畅洋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为4098416元，该项请求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幅度，予以支持。因畅洋公司履行了《意向协议》约定的义务，际华公司反诉要求畅洋公司赔偿终止协议损失10万元，赔偿滥用诉权造成的损失13万元，本案诉讼费由及本诉的诉讼费用由畅洋公司承担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基于上述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湖北畅洋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人民币1550万元；二、被告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湖北畅洋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4098416元，连同欠款本金1550万元一并支付；三、驳回反诉原告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因本市内外环线工程建设需要，襄阳市政府于2008年成立了内外环线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内外环线指挥部），代表政府履行工作职责，统一协调指挥内外环线工程建设项目。该工程汉江三桥D匝道项目建设途径樊城区人民西路际华三五四二纺织有限公司，需征收该公司部分土地、拆除并安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94户职工。际华公司“顾全大局，站在为政府排忧解难，为职工安置着想的高度，主动承担94户职工搬迁安置工作”（注：内外环线指挥部2011年2月22日会议纪要摘要），内外环线指挥部遂于2011年2月确定际华公司为本案所涉项目的还建责任主体，承担职工还建房建设工作和94户职工的拆迁安置工作。后因际华公司的上级公司反对，内外环线指挥部又于2012年9月11日确定博佳公司为还建责任主体。之后，际华公司未再参与本案项目的拆迁还建工作，仅于2013年8月23日与原襄樊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就所征收的土地签订了《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并收取了土地补偿款。2013年6月8日，博佳公司与襄阳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建投公司）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本着“不予不取”的原则，由博佳公司负责际华三五四二纺织有限公司94户职工住房的拆迁安置工作，博佳公司安排与其合作的房地产公司参加市土地中心对该宗土地的出让竞买，竞买取得该宗土地后依法开发，竞买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全额返还给博佳公司用于拆迁安置。2013年10月26日，博佳公司与畅洋公司签订《搬迁还建协议（一）》，主要内容为三五四二职工搬迁还建工作由博佳公司与畅洋公司共同负责，博佳公司负责维稳搬迁及安置方案，畅洋公司作为开发还建责任主体，依据市“两改政策”负责还建。鉴于2011年3月畅洋公司以资金投入方式介入该项目，时隔三年并无成效，给畅洋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尽快扭转现状，推进项目进入快车道，畅洋公司作为还建责任主体介入搬迁还建的实质工作等。协议还对双方在搬迁还建中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4年11月3日，畅洋公司竞得涉案土地。2014年12月29日，畅洋公司与襄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其在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支付土地出让金3374856元。2015年3月31日，畅洋公司自筹资金全部支付了土地出让金。2015年4月至2016年9月，市建投公司根据博佳公司的委托将涉案土地出让金3020万元划给了畅洋公司。基于本案1800万元进入君益公司账户后，除返还畅洋公司250万元外，下余1550万元均由君益公司转入了博佳公司账户，博佳公司在樊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民初307号返还土地出让金纠纷一案中，扣除了本案款项。二审还查明：畅洋公司在与君益公司、际华公司签订的《意向协议》中指定的收款账户为君益公司在商业银行老河口支行的248账户。畅洋公司在2011年3月3日分三笔将200万元转入该账户，2011年3月8日的100万元、2011年3月11日的1500万元则转入君益公司在建设银行老河口支行营业部7150账户。一审中，畅洋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没有落款时间但加盖有际华公司印章的《委托收款书》，该《委托收款书》载明“襄樊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就3542原服装厂拆迁还建项目与襄樊聚龙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达成联合开发意向，特委托老河口君益纺织有限公司代收襄樊聚龙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800万元土地备用金”。际华公司认为该《委托收款书》存在重大造假嫌疑，在二审中申请对印章加盖时间及打印内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畅洋公司分别与际华公司、君益公司签订了两份内容相同的《意向协议》，其履行的是哪一份协议。(二)1550万元的返还责任主体是谁。（三）博佳公司是否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博佳公司诉畅洋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是否应与本案并案审理。（四）际华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应当支持。以下分别评述：（一）畅洋公司分别与际华公司、君益公司签订了两份内容相同的《意向协议》，其履行的是哪一份协议。针对该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第一、从协议签订时间看，畅洋公司与际华公司签订协议的时间为2011年3月7日，与君益公司签订的内容相同的协议上虽然没有落款时间，但从2011年3月3日博佳公司即开始向君益公司打款200万元分析，应认定畅洋公司与君益公司的协议先于与际华公司的协议。第二、从签订两份协议的原因看。两份协议签订时，际华公司、君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梁海生，两份合同上也均有梁海生的个人签名，畅洋公司称其在了解到际华公司是政府确定的还建责任主体后，又与际华公司签订了内容相同的《意向协议》，该解释符合情理，也与梁海生的陈述基本一致，表明最终确定与畅洋公司进行意向合作的主体是一个而非两个。第三、从协议签订情况及实际付款情况看。畅洋公司与君益公司只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付款为2000万元，而与际华公司却签订了一份协议和一份补充协议，约定付款由2000万元变更为1800万元。本案畅洋公司实际付款为1800万元，与际华公司的协议内容一致。虽然大部分款项不是进入协议指定的君益公司在商业银行老河口支行的账户，而是进入君益公司在其他银行的账户，但由于两个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均为梁海生，其有权控制两个公司的财务调配。因此，账户的变动及收款收据的出具均不影响对协议收款人的认定。同时，补充协议系在1800万元全部到位近一个月后签订的，应认定签订该补充协议系对之前付款行为和数额的确认。综上，梁海生作为君益公司、际华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际华公司与畅洋公司签订的《意向协议》和补充协议系对君益公司与畅洋公司签订的《意向协议》的变更，畅洋公司付款1800万元系履行成立在后的与际华公司之间的协议。基于此，《委托收款书》是否存在，均不影响对上述事实的认定。加之，际华公司在一审中仅对该委托书提出了异议，但未明确异议的内容，也未申请鉴定，在二审庭审结束后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故对际华公司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二)1550万元的返还责任主体是谁。针对该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本案1800万元系畅洋公司为体现其“开发实力和诚意”而向政府确定的还建责任主体际华公司交付的，双方在所签订的《意向协议》和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该笔费用作为畅洋公司对涉案土地的摘牌费用。但在之后无论畅洋公司为参与土地竞拍交纳1700万元保证金，还是竞拍成功后交纳土地出让金33748560元（含1700万元保证金），际华公司以及变更后的还建责任主体博佳公司均未代畅洋公司支付过土地摘牌费用，现畅洋公司向合同相对方际华公司主张返还1800万元的下余部分155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虽然2012年9月之后，本案项目的还建责任主体已由际华公司变更为博佳公司，涉案款项也已陆续从君益公司账户转入博佳公司账户，但际华公司、博佳公司、畅洋公司三方并未就该笔款项的使用和返还问题进行承接约定，畅洋公司作为该笔款项的权利人，有权决定义务承担人。博佳公司在2013年10月26日与畅洋公司签订《搬迁还建协议（一）》时未对本案款项的使用和返还问题进行约定，现其在另案诉讼中认可该笔款项由其返还，在权利人畅洋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不能作为际华公司不承担责任的理由。故际华公司以1550万元已由君益公司转给博佳公司用于博佳公司与畅洋公司之间的合作开发事宜，且博佳公司认可该笔债务为由，上诉请求不承担返还责任，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际华公司可以在承担责任后，向实际使用人博佳公司另行主张权利。（三）博佳公司是否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博佳公司诉畅洋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是否应与本案并案审理。针对该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是畅洋公司基于其与际华公司签订的《意向协议》和补充协议，要求际华公司返还其在对涉案土地摘牌前支付的体现开发实力和诚意的“土地准备金”；博佳公司起诉畅洋公司，是基于畅洋公司代其收取了政府返还的土地出让金，现其要求返还。两案诉讼主体不同、法律关系不同，不属于合并审理的法定情形。际华公司未与畅洋公司、博佳公司就本案1550万元使用、返还问题进行承接约定，博佳公司是否实际使用该款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四）际华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应当支持。针对该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基于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的阐述，在畅洋公司已履行了其与际华公司签订的《意向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情况下，际华公司又以畅洋公司未履行协议约定义务为由，反诉要求畅洋公司赔偿损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际华公司作为政府当时确定的涉案项目还建责任主体，其与畅洋公司签订的《意向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畅洋公司向君益公司账户转款1800万元，系履行与际华公司上述协议的约定，际华公司上诉主张畅洋公司未履行协议约定义务与事实不符。畅洋公司参与涉案土地竞拍，际华公司未将该款用于畅洋公司的摘牌支出，也未与变更后的还建责任主体博佳公司就款项使用和返还问题进行承接约定，畅洋公司要求合同相对人际华公司返还下余款项155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际华公司上诉请求对该款返还不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博佳公司是否使用本案款项，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际华公司可在承担责任后向博佳公司追偿。博佳公司诉畅洋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两案不属于必须合并审理的法定情形。际华公司与畅洋公司在《意向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对本案款项的用途约定明确，即体现畅洋公司的开发实力和诚意、畅洋公司进行土地摘牌时作为摘牌费用。因此该款的使用时间为畅洋公司参与土地竞拍之时，在此之前双方并未约定计付利息，故原审法院判决际华公司自收款之日起算利息不当，应纠正为从2014年10月30日畅洋公司交纳1700万元土地保证金起，至畅洋公司起诉主张的利息截止日2016年9月19日止计付利息。原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民初42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民初42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湖北畅洋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本金15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30日起至2016年9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付）。三、驳回湖北畅洋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229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3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4667元，合计289334元，际华公司负担270000元，畅洋公司负担193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俊审判员 苏 轶审判员 严庭东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书记员 徐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