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2民终12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某1，男，1970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华，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某2，女，195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某3，女，197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妹佬，女，196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某4，女，196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某5，女，196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以上五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妹佬，女，196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上诉人尹某1因与被上诉人尹某2、尹某3、尹妹佬、尹某4、尹某5（以下简称尹某2等五人）婚姻家庭纠纷一案，不服南雄市人民法院（2020）粤0282民初2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尹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华、被上诉人尹某2、尹某3、尹妹佬、尹某4、尹某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尹某2等五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尹某2等五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第一轮土地承包30年期满后，承包方已由尹积华一家变更调整为尹某1一家，尹某2等五人已不再是承包方成员，与涉案土地无关，也没有参与经营。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开始的时间应为1984年。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的时间为1983年前后，南雄市是1984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尹某2等五人提交的（2014）韶中法民一终字第99号民事判决书第七页显示“尹某2等人答辩称：……从1984年开始双方当事人共同承包生产队的责任田……”因此可以确定承包开始的时间是1984年，从南雄市统一印制的《南雄县生产队土地管理承包合同书》中日期是格式文本“一九八四年月签订”可以佐证。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因此，户主为尹积华的农户承包的承包合同在2013年己经到期，此时应当进行重新发包、续签承包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户主为尹积华的农户中，父亲尹积华、母亲两人已去世，已经去除了名字，尹某5、尹某4、尹某3已分别外嫁并将户口迁移到普宁市、深圳市、南雄市区，已经不是家庭的成员，尹某2、尹妹佬外嫁，户口外靠在郊区村委会，也已不是该农户的成员了，原农户中只留下尹某1，以及新增的妻子邓礼兰及儿子尹伟祥，只有尹某1、妻子邓礼兰、儿子尹伟祥这三口之家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才有资格做承包方，所以2013年10月借村联合四村民小组重新调整为尹某1为户主的家庭承包经营，涉案土地都是完全归尹某1为户主的农户经营管理，跟尹某2等五人毫无关系，跟去世的父亲、母亲也没有关系。2014年之后，只有尹某1一家在经营管理，尹某2等五人根本就没有参与经营。二、本案案由应定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尹某2等五人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无权参与分配。从本案判决尹某2等五人“应分得涉案承包地补偿款共计130592.7元、补偿安置房面积共计199.45ｍ2”来看，很明显是发生了征地，需要对补偿费用进行分配，毫无疑问本案的案由应当定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由南雄市人民法院受理的同期同性质的借村联合四村民小组发生的由该次征地补偿引发的诉讼，无一例外的定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例如（2020）粤0282民初1480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借村联合四村民小组在2014年9月19日召开村民会议，通过了《借村四组决议》，该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嫁出、死去一律不得享受本组待遇，无权参与分割涉案土地补偿款。在尹某2等五人中，尹某4、尹某3是城市居民户口，已经被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之内，早已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尹某5分单干前户口已迁入丈夫户口所在地，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唯一性原则，已丧失成员资格；尹某2、尹妹佬农转非，其户口在郊区村委会，系所谓的空挂户，也不在借村联合四村民小组，因此也不具有成员资格。征地补偿，顾名思义，就是照顾失去土地后还能靠着补偿款生活下去的人群，尹某1系农户，只有尹某1受影响最大，会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生活了无依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尹某2等五人应提交证据，证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己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否则无权参与分配。三、尹某1还未同意土地征收，也未签订征收协议，并未取得补偿款、安置房，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且判决书不具有可执行性。并从本案的行文来看，补偿面积、补偿标准、补偿款、补偿安置房面积都是在“如果征收”的情况下计算的，而实际上尹某1作为户主并未同意土地被征收，跟南雄市北城区征地建设指挥部并没有签订征收协议。因补偿款、安置房只是期权，尹某1并未实际取得，并不具有可诉性，本案判决书也并不具有可执行性。四、本案性质既不符合婚姻家庭纠纷，也不符合共有纠纷，亦不符合继承纠纷，定为婚姻家庭纠纷是不合适的，判决每人分六分之一也是不合适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二部分婚姻家庭、继承纠纷”中，婚姻家庭纠纷只是个大类，下设的第10-24类案由并不适合本案的定性。如果认定涉案土地还是尹积华8个人的，现在让尹某1、尹某2、尹某3、尹妹佬、尹某4、尹某56人平分补偿款、安置房，相当于否定了父母的份额，那没有征收到父母的土地份额吗？如果分成8份，父母那两份则必定发生继承，那么：其一，尹某1、尹某2、尹某3、尹妹佬、尹某4、尹某5之外还有一个大姐，己经去世了，有子女，会发生代位继承，遗产要分7份，遗漏了诉讼参与人；其二，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尹某1在二审庭询时补充：一、南雄市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时间是1984年，因为是格式合同；二、从2013年之后参与组里分红只有尹某1一家人三口人的份额，没有其他人的份额。尹某2等五人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关于第一轮承包时间，尹某1认为是在1983年，实际上第一轮承包时间是在1980年，在（2014）韶中法民一终字第99号案中，尹某1在上诉状中陈诉：1980年土地承包时，尹某2等人和尹某1及父母均参加了集体土地承包，共同承包责任田4亩，土约0.4亩。可见一审法院认定第一轮承包是1980年，此后一直未调整是正确的。（二）尹某1上诉认为2013年10月借村联合四村民小组重新调整为尹某1为户主的家庭承包经营并非事实，尹某1也没有提供证据支持。在（2013）韶雄法民三初字第148号案中，尹某1提供了伪造的土地经营权证，被南雄市人民法院罚款3000元（后被判刑）。在本案一审时，尹某1提供的南雄市郊区村委会借村四队村小组证明一份是伪造的证据。（三）对于涉案土地，尹某2等人也参与了管理。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明确了尹某2等五人有权参加征地补偿分配。且明确了补偿金额及留置房面积。自2019年征地以来，南雄市北城区建设指挥部曾八次召集尹某1、尹某2、尹某3、尹妹佬、尹某4、尹某5协商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尹某1一直想多得多占，甚至想独吞，一审判决解决了该问题，使得政府的征地工作得以完成。另外，家庭形式承包责任田的经营权不存在继承关系。尹某2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尹某2等五人每人应得征地补偿款的六分之一即26118.54元，合计130592.7元；2.尹某2、尹某3、尹妹佬、尹某4、尹某5每人应得补偿房屋面积的六分之一即39.89平方米，合计199.45平方米；3.诉讼费由尹某1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尹某2、尹某5、尹某4、尹妹佬、尹某3与尹某1系兄弟姐妹关系，在1980年土地承包经营时，尹某2等五人与尹某1及其父母共八人参加了郊区村委会借村四队集体土地承包，共承包责任田4亩、土约0.4亩，户主是尹某1等人的父亲尹积华。第一轮土地承包后，尹某2等五人先后出嫁，其父亲于1993年、母亲于2011年病故。但该土地经营权一直延续至今，未颁发土地经营权证。2013年初，该责任田被征用1.29亩，共补偿115111元，该款由尹某1一人领取。尹某2等五人要求该补偿款按六份分割未果，向南雄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尹某1向尹某2等五人支付95925元经营补偿收入。南雄市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3）韶雄法民三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征地1.29亩补偿款114079元按6份平均分配，尹某1应给付尹某2等五人各19013元，合计95065元。此款在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二、驳回尹某2等五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尹某1不服，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4）韶中法民一终字第99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尹某1、尹某2、尹某3、尹妹佬、尹某4、尹某5的家庭于1980年承包经营的责任田4亩、土约0.4亩，除2013年征地1.29亩外，剩余的责任田（土）于2019年被政府征用。双方因征地补偿款分配发生争议后协商未果，尹某2等五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根据尹某2等五人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南雄市北城区征地建设指挥部调查，该部复函如下：1.该户共两块地块：其中一块鱼塘，面积1746.32ｍ2，折合2.6195亩；另一块为耕地，面积248.25ｍ2，折合0.3724亩。2.补偿标准：鱼塘48400元／亩，青苗1600元／亩；耕地46600元／亩。3.实物补偿：80ｍ2／亩安置房，另1000元／亩／年田租支付三年半。该户由于家庭内部争议，暂未到北城区征地建设指挥部办理相关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婚姻家庭纠纷。立案案由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应变更为婚姻家庭纠纷。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尹某2等五人是否有权分配涉案承包地征地补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营权。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以及第二十八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没有法定事由，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土地。尹某1主张其家庭承包的土地从1993年5月至今由其承包，并提供粮食补贴款账户、郊区村委会联合四村民小组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的决议、郊区村委会联合四村民小组于2020年11月3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该主张。对其主张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尹某1提供郊区村委会联合四村民小组于2020年11月3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尹积华于1993年4月去世后其所承包的田（土）由尹某1承包经营管理至今，并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了本家庭户全部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尹某1未提供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予以证明，即使其对1980年家庭承包的田（土）进行过耕作，领取过粮食补贴款，也只能证明其行使过经营管理权，而不能证明其个人已对1980年家庭承包的全部田（土）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尹某1未提交证据证实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后，其家庭承包的土地（8口人共承包责任田4亩，土约0.4亩）因为人口的变动而被村小组收回或者调整部分，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第二、尹某1提供郊区村委会联合四村民小组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的决议，拟证明郊区村委会联合四村民小组一致同意本村嫁出死去的人不得享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待遇。本案是家庭成员内部因家庭承包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问题，是婚姻家庭纠纷，并不涉及村小组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征地补偿分配方案问题。因此，对该证据对本案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家庭成员的出嫁或者死亡并非发包方收回或者调整土地的法定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由此可知，原居住地发包方收回土地的前提之一是妇女婚后在新居住地获得承包地，且此项条件是原发包方收回承包地的必要非充分条件。退一步来说，即使妇女婚后在新居住地获得承包地，也不意味着原承包地发包方就必须收回原承包地。因此，尹某2等五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尹某1以尹某2等五人早已出嫁或迁出联合四村民小组为由主张尹某2等五人不拥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享有涉案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权的抗辩，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规定，农村承包经营户在承包土地获得土地经营权是必须以家庭的名义出现，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整个家庭，而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家庭成员。并且虽然以户为单位，但每户承包份额却以人数为标准，妇女也是承包人之一。在尹某1没有证据证实以其原家庭名义承包的土地被调整或尹某2等五人已经被村小组收回承包土地、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情况下，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原家庭成员共同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依法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法流转土地经营权；（四）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的规定，尹某2等五人有权获得征地补偿款。由于尹某1、尹某2等人的父母均已去世，征地补偿款应由尹某1、尹某2、尹某3、尹妹佬、尹某4、尹某5六人按6份平均分配。根据南雄市北城区征地建设指挥部的复函，2019年征收原被告家庭1980年承包土地的情况如下：1.鱼塘一块，面积1746.32ｍ2，折合2.6195亩，补偿标准48400元／亩，计补偿费126783.8元；青苗1600元／亩，按2.6195亩计补偿费4191.2元。2.耕地一块，面积248.25ｍ2，折合0.3724亩，补偿标准46600元／亩，计补偿费17353.84元。3.实物补偿：80㎡／亩安置房，计安置房面积239.35ｍ2。4.1000元／亩／年田租支付三年半，计田租10471.65元。以上鱼塘、耕地、青苗补偿费合计148328.84元、实物补偿安置房面积239.35ｍ2、补偿三年半田租10471.65元，由尹某1等六人按6份平均分配，每人分得鱼塘、耕地、青苗补偿费24721.47元、安置房面积39.89ｍ2、三年半田租1745.275元。综上，尹某2等五人诉请应分得征地补偿款合计130592.7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尹某2等五人诉请应分得补偿安置房面积199.45ｍ2，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一条、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三十七条、第三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于2021年1月26日作出（2020）粤0282民初2160号民事判决：尹某2、尹某5、尹某4、尹妹佬、尹某3应分得涉案承包地征地补偿款共计130592.7元、补偿安置房面积共计199.45ｍ2。案件受理费8045.69元，由尹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尹某1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南雄县乌迳区乌迳乡生产队土地管理承包合同书—叶才荣户、南雄县全安区陂头乡生产队土地管理承包合同书—李世仁户；拟证明南雄县第一轮承包合同都是格式合同，签订年份统一为1984年；2.借村四组2013年11月反拨款分配表、2020年郊区联合4小组征地分红明细表，拟证明2013年之后的组里分红，只有尹某1一家三人，没有其他人的份额。尹某2、尹某5、尹某4、尹妹佬、尹某3质证称：对证据1和证据2，两份合同与借村没有关系，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和4，2013年的分配额是集体的，与本案无关。对于尹某1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证据1和证据2，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其主张第一轮土地承包时间为1984年，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和4，本案涉及的是家庭成员内部对于征地款的分配问题，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尹某2等五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2016）粤02民初6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其有耕种田地。尹某1质证称：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尹某1因为2013年的诉讼案件伪造证据被关押，因此对方抢占了尹某1的土地才产生争议，之前一直的尹某1在耕种。对于尹某2等五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婚姻家庭纠纷。尹某1认为本案应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是涉及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在分配承包地时，不分配或分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本案是属于承包户内部征地补偿款如何分配的问题，是家庭成员内部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的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因此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生效前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尹某1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尹某2、尹某5、尹某4、尹妹佬、尹某3能否分得征地补偿款以及补偿安置房面积。关于尹某2、尹某5、尹某4、尹妹佬、尹某3能否分得征地补偿款以及补偿安置房面积的问题。尹某1认为尹某2等五人不是承包方成员，也没有参与经营，不应当分得征地补偿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家庭为单位对土地进行承包的制度，是一种以家庭成员共有的形式存在的用益物权，而非农户内部个人独立承包。在涉案土地进行第一轮承包时，尹某2等五人参与了第一轮承包，其五人享有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第一轮承包土地后，尹某1等人的父母死亡，不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情况，承包地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且在进行第二轮承包土地时，涉案的以家庭名义承包的土地未进行过调整，则原以尹积华为家庭农户代表人承包的土地改为由其余的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属于其余家庭成员共有。农户内的家庭成员依法平等地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土地承包补偿费应由其余承包人口共同共有，故，尹某2、尹某5、尹某4、尹妹佬、尹某3作为承包户内成员有权参与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一审法院判决尹某2等五人有权分得征地补偿款以及安置房面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尹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45.69元，由尹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 梦审 判 员  黄颖红审 判 员  梁晓芳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陈金明书 记 员  李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