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3民初2647号原告：高建岭，男，1977年2月6日出生，汉族，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人，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巍，北京市庆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建伟，男，198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长岭县人，住该处，身份证号×××。被告：北京铭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王昭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建伟，男，198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长岭县人，该公司员工，身份证号×××。被告：北京金瑞伟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吕利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建伟，男，198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长岭县人，该公司员工，身份证号×××。原告高建岭与被告邓建伟、北京铭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家公司）、北京金瑞伟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伟业公司）中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建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巍、被告暨被告铭家公司、被告金瑞伟业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建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建岭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案外人宋宝宗于2016年6月5日签订了北京金瑞泰丰房地产经纪公司制作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原告将顺义区×镇×村×#住宅楼×层全部房屋出售给宋宝宗，在同一合同文本内同时印制了《居间服务合同》，居间服务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7月30日，由北京金瑞泰丰房地产经纪公司提供居间服务，合同加盖了北京金瑞泰丰房地产经纪公司公章，被告邓建伟签字。2016年9月6日原告与宋宝宗签订了《补充协议》，北京金瑞泰丰房地产经纪公司加盖公章，邓建伟签字。后原告与宋宝宗因房屋买卖发生争议，邓建伟向法庭作虚假陈述称仍是北京金瑞泰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但北京金瑞泰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已经更名为北京金瑞伟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查北京金瑞泰丰房地产经纪公司在2015年4月22日已更名为北京铭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金瑞伟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为2016年8月3日设立。原告认为原告与宋宝宗进行房屋买卖时三被告提供虚假信息，邓建伟未如实向法院陈述事实，三被告提供居间服务不当，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现依法起诉，逾期法院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万元。被告邓建伟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之前在法院的陈述都是如实的，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代表公司去从事中介行为，我们已经按照合同提供了合格的中介服务，保证房源与买卖双方信息真实，服务没有问题。被告铭家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述的问题都是买卖双方之间的矛盾，是他们个人行为导致的，不是由我公司导致的，与我公司及我公司提供的居间服务无关。被告金瑞伟业公司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不是合同主体，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5日，高建岭（甲方）、宋宝宗（乙方）在北京金瑞泰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泰丰公司）（丙方）的居间下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以下简称《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及《居间服务合同》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高建岭将坐落于顺义区×家园×区×号楼×至×层全部房屋出售给宋宝宗，房屋成交总价为730万元（不含税），其中首付款330万元（含定金30万元），剩余400万元以银行贷款形式给付。《居间服务合同》约定：第一条居间服务：1．甲、乙双方同意，共同委托丙方作为交易居间人，丙方提供的居间服务包括：（1）提供房屋买卖市场行情咨询；（2）寻找、提供并发布房源、客源信息；（3）引领买受人实地看房；（4）协助查看房屋权属证明文件；（5）协助交易双方协商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关条款内容；（6）促成双方签署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第三条权利义务：1．甲方和乙方应积极配合丙方的居间活动，按照丙方的要求提交房屋买卖所需的一切证书，证件及材料，并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向丙方支付居间代理费用；甲乙双方应保证其提交的资料及签名真实、合法、有效。2．丙方应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提供居间服务；丙方不得在交易中提供虚假信息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甲、乙双方接权丙方办理网上签约手续。同日，三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其中第二条（关于房屋交易具体事宜的约定）第一项约定：乙方于2016年6月5日向甲方支付定金30万元，乙方支付首付款时，该定金视为首付款的一部分；第三项约定：甲方承诺在房本满2年前1个月配合乙方解押，向该房屋的原贷款机构一次性还清剩余贷款并办理完毕解除抵押登记手续；第五项约定：乙方于双方审核通过将第一笔首付款70万元支付给甲方，乙方于网签和公证之后将第二笔首付款230万元支付给甲方；第六项约定：甲乙双方应于房本满2年前1个月共同前往贷款机构办理贷款申请手续；第七项约定：甲、乙双方同意在房本满2年之后，甲、乙双方应共同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2016年9月6日，双方又在《补充协议》中另行约定：双方办理完网签和公证之后甲方贷款月供由乙方负责偿还。另查，金瑞泰丰公司的员工邓建伟作为经办人代表金瑞泰丰公司具体参与了以上合同的签订，并在《居间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上签名。合同签订后，高建岭和宋宝宗在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双方互相将对方诉至本院，高建岭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要求宋宝宗赔偿损失。宋宝宗要求判令自己代替高建岭清偿涉诉房屋的剩余贷款本金及利息并要求高建岭协助自己过户。经过本院一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分别作出（2019）京0113民初1776号、（2019）京0113民初2124号及（2019）京03民终11500号、（2019）京03民终1150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判决最终判令支持了宋宝宗的诉讼请求，并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完全履行各自义务。庭审中，高建岭提交本院在（2019）京0113民初1776号、（2019）京0113民初212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邓建伟所做的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法院询问“你现在是否还是北京金瑞泰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邓建伟回答“是的，但是我公司的名称已经变更为北京金瑞伟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法院又问“请你解释一下补充协议第二条第三项关于还款解押的约定”。邓建伟回答“按照正常的房屋买卖交易习惯，应当由出卖方拿买受方支付的首付款办理解押手续，如果未做特别说明该项约定应当按照通常的交易习惯进行。除非他们私下有特别约定，因为时间太长我也记不太清楚了”。高建岭另提交（2019）京0113民初1776号、（2019）京0113民初2124号、（2019）京03民终11500号、（2019）京03民终11501号民事判决书及以上案件的诉讼费票据。用以证明高建岭与宋宝宗对于《补充协议》中的还款解押部分的约定产生争议，该争议条款是邓建伟提供居间服务时写的，邓建伟在法院询问时也没有向法院如实陈述实际情况，没有尽到居间服务义务，导致自己产生损失。另，高建岭还提交工商登记查询信息，登记信息显示金瑞泰丰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更名为铭家公司。金瑞伟业公司于2016年8月3日成立。高建岭称金瑞泰丰公司于2015年已经变更为铭家公司，但其在与自己及宋宝宗签订中介合同时，仍旧使用金瑞泰丰公司的名义并在合同上使用作废的旧章。另外，邓建伟参与中介服务，作为专业人员，在买卖双方协商后执笔表达的时候，意思表示不清晰、不完整，对买卖双方发生纠纷存在过错；邓建伟在向法院作证时所陈述的金瑞泰丰公司变更为金瑞伟业公司与事实不符，存在虚假陈述；邓建伟实际参与合同的协商，并且执笔表达双方的意思表示，参与了双方诉讼之前的协商，明知买卖双方对于解押款项以及后期银行贷款偿还资金应该由买方承担的约定，但在诉讼中未向法院如实陈述该事实，基于金瑞泰丰公司盖章的行为，及邓建伟自述金瑞泰丰与金瑞伟业主体变更的事实，高建岭认为，三被告在提供居间服务时存在过错，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应该由三被告共同赔偿，承担连带责任。邓建伟、铭家公司、金瑞伟业公司认可高建岭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补充协议》是买卖双方之间商量之后达成的协议，邓建伟就是按照他们商量的结果去写的协议，没有出谋划策的行为；法院对邓建伟进行询问时，邓建伟当时就是问什么情况答什么情况，按照通常情况就是由卖方出钱解押，除非有特殊约定，法院没有问到的具体的特殊约定是什么，邓建伟当时就没有说，而且买卖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对于特殊约定已经写明了，可以看得见，邓建伟也不用再说了，因此邓建伟并不存在刻意隐瞒；诉讼费票据真实性认可，但案件是买卖双方互相诉讼，对诉讼费损失的情况其并不清楚；对工商登记查询信息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更名是根据国家政策的，在签订中介合同的时候，金瑞伟业公司还不存在，与本案无关。对于《补充协议》中第二条第三项关于还款解押的约定，高建岭称是该约定偏离了买卖双方原意，但其也认可邓建伟写完后，自己和宋宝宗都亲自看过并签上了名字。经查，邓建伟不具有房产经纪职业资格，高建岭认为其不具备房地产中介的服务资质从事中介服务。但邓建伟称其只是中介合同的经办人，不需要经纪资质。另，邓建伟称之所以和原告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上显示的居间人还是金瑞泰丰公司，是因为当时公司的《居间服务合同》都是统一一批做的，公章也是提前盖好的，于是签订合同时候就用的之前的合同范本。经查，宋宝宗已经按照《居间服务合同》的约定付清了全部居间费用。涉诉房屋也已经按照生效判决的内容完成了过户。庭审中，高建岭称其主张的20万元经济损失中包括四次诉讼的诉讼费共计139230元及误工费和其他损失，其中误工费和其他经济损失是估算的。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房屋买卖合同》及《居间服务合同》《补充协议》、（2019）京0113民初1776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13民初2124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11500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11501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收费票据、工商登记查询信息等证据在案佐证，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核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本案中，原、被告签订《居间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金瑞泰丰公司在2015年4月22日更名为铭家公司，金瑞伟业公司于2016年成立，金瑞伟业公司与高建岭并无居间服务合同关系，故高建岭要求金瑞伟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高建岭主张铭家公司、邓建伟等在提供中介服务过程中存在多处过错，引发了其与案外人宋宝宗的纠纷，对自己造成了相应的损失，故其应该对上述过错与其损失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提交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具体而言：首先，铭家公司用提前制作的盖有金瑞泰丰公司公章的格式合同与高建岭及所宋宝宗签订《居间服务合同》，确实存在一定瑕疵，但事实是，铭家公司实际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相应的中介服务，高建岭与宋宝宗也实际已经接受了铭家公司提供的中介服务，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实际履行。在此过程中该瑕疵并未对双方《居间服务合同》的履行产生影响或给高建岭带来损失。其次，关于原告所称邓建伟不具备从事中介服务的从业资格的问题。本院认为，我国对房地产中介市场实行市场准入机制，要求中介机构必须具备足够数量的房地产经纪人员。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签订的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应当加盖房地产经纪机构印章，并由从事该业务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或两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签名。本案中，虽然邓建伟代表中介机构签署居间合同时不具备相关从业资格，此种情况下，中介机构违反了相关规定，但因该类规定系部门规章，且其目的在于整顿房地产秩序，规范房地产经纪行为，实现行政管理机关对中介机构的管理职责，属于管理性禁止性规定，中介机构因此或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但并不会对居间合同的效力及履行产生影响，且高建岭也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因此而遭受损失。再次，原告高建岭主张邓建伟执笔书写的还款解押条款违背买卖双方的原意，造成歧义并引发其与宋宝宗的纠纷，但该协议上的条款系买卖双方在意思表示一致后形成，高建岭亦亲自看过并签名予以认可。高建岭虽称邓建伟在回答法院询问时存在虚假陈述，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主张。据此，高建岭以三被告提供的中介服务存在过错，使买卖双方发生纠纷，给其造成了经济损失，要求三被告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建岭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四千三百元，由原告高建岭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鹏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