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55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侯德福，男，197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世兵，男，1971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侯德福因与被上诉人李世兵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77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德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侯德福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双方签订《创始合伙人协议》前，侯德福名下的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与李世兵名下的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已经存在，双方达成将各自公司进行股权变更，以实现侯德福持股55％，李世兵持股45％的架构，任何一方有且只有该协议下的事业平台。A公司股权变更后，双方未能实现协议目的，侯德福多次催促李世兵将C公司55％的股权变更至侯德福名下，李世兵未履行义务，损害了侯德福的应得利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侯德福已将其名下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变更，李世兵却保留C公司的股权，并在《创始合伙人协议》履行期间私自操作了A、B两个咨询项目，与《创始合伙人协议》约定不符。3．侯德福于一审中要求对C公司进行审计，一审法院并未准许，存在不当。李世兵辩称：不同意侯德福的上诉请求。1．《创始合伙人协议》未约定将C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侯德福，也没有约定采取何种形式对C公司的股权进行变更。2．双方未就转让事宜、转让价款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3．侯德福未明确其损失的计算方式和依据。侯德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世兵赔偿经济损失1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3日，侯德福与李世兵作为创始合伙人，签订《创始合伙人协议》约定如下：双方抱有共同的使命和愿景，现决定以创始人的身份发起成立一家战略咨询公司以开创共同的事业，致力于帮助客户赢得商业竞争和创建优势品牌；本着诚心正意、相互信任、彼此托付的共同创业态度，双方志同道合并达成初创期的合伙人协议如下：初创期股权全部由创始合伙人共同持有，其中侯德福持有55％，李世兵持有45％；以后随着事业的发展和团队的成长，二位创始合伙人按上述比例，同步拿出合计不超过30％的公司股权，用于激励后进入的合伙人级别的优秀员工，以激励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团结奋斗，实现公司的愿景和使命；为保障初创事业的顺利推进以及履行双方的互相信托责任，任何一方有且只有本协议下的双方共同所有的事业平台，且各方应投入百分百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该等事业；若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合伙创业义务或违反上述承诺，背信弃义，则该方已违反本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履约方可书面通知违约方，指出其已违反本协议且应在合理期限内（自该通知之日起十日内）纠正该违约；现有各方所持有的公司应在三十日内办理清理（关停并转等）手续或重新架构，以和本协议的规定一致；若出现违反本协议的情况且没有得到合理纠正，违约方应对履约方由于该违约方违反本协议而引致的损失（包括履约方投入的时间和工作等）负赔偿责任；未尽事宜，由创始合伙人之间本着相互信任和合作共赢的态度另行达成补充协议，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一式两份，每一合伙人各执一份，以资信守。2017年12月12日，侯德福与李世兵通过微信进行聊天。李世兵称，关于公司的变更，明天一起办了吧，接下来要集中精力在项目上；侯德福称，明天我要备课，培训结束后我们把A公司和C公司一起办了；李世兵称，好。2018年3月19日，侯德福、李世兵、程某、袁某在微信群“XX”中聊天。侯德福称，李世兵，关于C公司，在我变更B公司与A公司后至今几个月了，你有意拖延迟迟不变更，是否抱有什么目的。李世兵称，侯德福，C公司的事，交给程某落实，中间也催了几次，你作为负责人失职。程某称，C公司的事情我之前就要李世兵说一下，李世兵没有跟我说，我还问过李世兵两次。侯德福称，李世兵，C公司变更的事情，1月份、2月份、3月初我主动催过你好几次，怎么说是我失职。程某称，李世兵，给你签的股东决定和股权转让协议，你都撕了，是不愿意配合办理吗。李世兵称，程某，别装了，3月15日侯德福说不办了，我当着你的面撕了。侯德福称，李世兵，3月15日我没有说过C公司不办理变更了，请你速速配合程某完成C公司变更。李世兵称，明天去了继续演。2018年11月9日，一审法院受理李世兵与A公司的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沪0115民初84726号。2018年12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沪0115民初84726号民事判决，查明内容如下：李世兵于2017年11月23日与A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双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017年11月23日李世兵与A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时，A公司仅有侯德福、李世兵两名员工，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A公司先后招聘了袁某和程某；A公司为李世兵及李世兵的妻子严某缴纳了2018年2月至2018年8月的社会保险费；2018年3月14日，侯德福、李世兵因共同经营公司的方法和理念产生分歧，开始互不信任；2018年8月16日，A公司向李世兵发出《通告》，以李世兵多次旷工、违反《创始合伙人协议》约定长时间拖延转让其名下C公司股份、擅自拿走公司财物等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2019年9月5日，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崇明法院）立案受理侯德福与C公司、李世兵的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沪0151民初8489号；侯德福要求C公司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使侯德福持有C公司55％股权。后，侯德福撤回该案起诉。一审法院另查明，卫辉市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系设立于2010年6月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某，股东为杨某、付某；D公司经营范围：酒类产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市场营销策划、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D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注销。C公司系设立于2017年4月5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2019年9月20日，C公司的股东由李世兵变更为李某；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世兵变更为李某。B公司系设立于2017年5月3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侯德福。2017年12月1日，B公司形成股东决定一份，载明：由侯德福一人设立的B公司决定变更如下：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至100万元；吸收李世兵为公司股东，其缴纳的出资额为45万元，侯德福增加出资额5万元，增至55万元；公司吸收股东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侯德福出资额55万元，出资比例55％，李世兵出资额45万元，出资比例45％；公司于股权变动之日起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2017年12月7日，B公司的股东由侯德福变更为侯德福与李世兵；监事由杨某变更为李世兵。A公司系设立于2017年7月11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侯德福。2017年12月18日，A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载明：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至100万元，同意吸收李世兵为公司新股东，出资额为4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侯德福增缴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公司增加股东和注册资本后，股东的出资额和持股比例：李世兵出资额45万元，出资比例45％，侯德福出资额55万元，出资比例55％；选举李世兵担任公司监事，杨某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不变。2017年12月25日，A公司的股东由侯德福变更为侯德福与李世兵；监事由杨某变更为李世兵。上海E有限公司系设立于2018年6月15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程某，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程某、袁某。上海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系设立于2019年4月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2019年12月17日，F公司的股东由C公司、深圳G有限公司变更为C公司、严某；2020年2月28日，F公司的股东由C公司、严某变更为严某、李某；2020年3月23日，F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世兵变更为严某。一审审理中，侯德福表示，2018年5月5日双方沟通的主要是A公司的估值及李世兵退出A公司的事宜；C项目由侯德福出面洽谈，李世兵仅负责商谈最终细节；《创始合伙人协议》约定的“以创始人的身份发起成立一家战略咨询公司以开创共同的事业”、“现有各方所持有的公司应在三十日内办理清理（关停并转等）手续或重新架构”的真实意思是对双方已有的B公司、A公司、C公司进行重新架构；签署《创始合伙人协议》的目的是双方以A公司等为主要平台共同经营事业，通过公司分红取得收益；侯德福的损失是可得收入的损失，即侯德福未能获得侯德福可从C公司取得的收入；C公司承接了A、B两个咨询项目，参考咨询行业收费标准，侯德福假设两个项目收费各100万元，侯德福应当持有C公司55％股权，故计算得出李世兵应当赔偿侯德福损失110万元。李世兵表示，《创始合伙人协议》约定的“以创始人的身份发起成立一家战略咨询公司以开创共同的事业”、“现有各方所持有的公司应在三十日内办理清理（关停并转等）手续或重新架构”的意思就是成立一家新公司，把双方已有的公司清理掉；签署《创始合伙人协议》后，侯德福表示其已有两家公司，不需要设立新公司了，李世兵予以同意；C公司设立后未开展经营活动，侯德福将李世兵踢出A公司后，李世兵才开始经营C公司，C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并未进行分红；侯德福主张的损失并不存在，侯德福未举证证明其有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侯德福主张，李世兵违反《创始人合伙协议》的约定，应当赔偿侯德福可从C公司获得的经营收入，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和理由。侯德福与李世兵签订的《创始人合伙协议》约定：双方以创始人的身份发起成立一家战略咨询公司以开创共同的事业，初创期股权由侯德福持有55％、李世兵持有45％；任何一方有且只有本协议下的事业平台，且各方应投入百分百的时间、精力专注于该事业；现有各方所持有的公司应在三十日内办理清理（关停并转等）手续或重新架构，以和本协议的规定一致。从《创始合伙人协议》的内容上看，双方签订《创始合伙人协议》的目的是共同成立一家战略咨询公司，并以之作为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平台。在案证据显示，《创始合伙人协议》签订后，李世兵入职A公司，并与侯德福共同经营A公司，《创始合伙人协议》的目的已初步实现；2018年3月14日双方产生矛盾，2018年8月16日A公司通知李世兵解除劳动合同，《创始合伙人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关于侯德福主张的违约行为，《创始合伙人协议》仅约定李世兵当时持有股权的公司应于三十日内办理清理（关停并转等）手续或重新架构，并未明确约定对C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变更（股权转让或增资），侯德福也未举证证明C公司在《创始人合伙协议》履行期间持续正常经营，一审法院对此难以采信。另，侯德福主张C公司的经营收入系侯德福的可得利益，但《创始合伙人协议》未明确约定对C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变更及由侯德福取得C公司55％股权，而双方在《创始合伙人协议》履行期间是以A公司作为共同事业平台，故侯德福的上述主张，缺乏充分依据，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综上，侯德福主张李世兵违反《创始人合伙协议》约定应当赔偿侯德福的可得利益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难以采信。侯德福要求李世兵赔偿经济损失110万元，缺乏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侯德福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减半收取计7，350元，由侯德福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侯德福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深圳市H有限公司的天眼查简介截图；证据2．深圳市I有限公司的天眼查简介截图，上述证据欲证明李世兵在2018年8月使用C公司做了A项目，随后才与深圳市I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上海J有限公司，李世兵一审中否认做过A项目，存在错误；证据3．东莞市K合伙企业的天眼查简介截图；证据4．东莞市L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的天眼查简介截图，上述证据欲证明李世兵在2019年9月20日将C公司股权转让给李某之前，已获得B项目，李世兵一审中否认做过B项目，存在错误。李世兵对侯德福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李世兵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侯德福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侯德福是否有权向李世兵主张损失110万元。本院认为，侯德福主张，根据其与李世兵之间签订的《创始人合伙协议》，李世兵应将其持有的C公司的55％的股权转让给侯德福。因李世兵未履行该义务，则应向侯德福赔偿侯德福可从C公司获得的经营收入损失110万元。其一，《创始人合伙协议》仅对双方初创期的股权份额、事业平台以及双方应就所持有的公司进行清理或重新架构作出约定。但并未对双方合作的事业平台、各自应当清理或重新架构的公司范围、名称及应采取何种方式架构、清理作出明确约定，更未对李世兵应将其名下C公司55％的股权变更至侯德福名下进行约定。即使双方对于C公司的股权变更事宜曾进行过磋商，但并未形成最终的股权转让协议。因而，侯德福以《创始合伙人协议》的约定主张其应当持有C公司55％的股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二，侯德福主张C公司存在200万元收入，该收入系侯德福以咨询行业收费标准估算所得。侯德福对C公司的收入估算，缺乏事实依据。即使C公司获得收益，也并不等同于股东可获得的分红。且侯德福并不具有可获得C公司收入的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驳回侯德福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侯德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上诉人侯德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军欢审判员  胡 瑜审判员  胡玉凌书记员  余 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