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7民终16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帮，男，汉族，1935年11月15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尔宽，男，汉族，1941年5月15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琴，福泉市中心法律服务所工作者。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善奎，男，汉族，1964年11月23日生，张金帮之子，张尔宽侄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学，男，汉族，1949年3月7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志高，男，汉族，1949年9月21日生，组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陆，男，汉族，1962年7月7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友会，女，汉族，1952年5月16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志章，男，汉族，1942年5月2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明乾，男，汉族，1973年11月4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明生，男，汉族，1956年12月23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龙，男，汉族，1952年4月16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天元，男，汉族，1967年10月14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华，男，汉族，1951年4月8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其，男，汉族，1964年11月30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奎，男，汉族，1964年5月13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继全，男，苗族，1978年12月3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祥，男，汉族，1947年4月12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明贵，男，汉族，1961年4月14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明华，男，汉族，1963年1月15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明富，男，汉族，1968年3月29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汝军，男，汉族，1962年1月5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志祥，男，汉族，1962年10月02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善富，男，汉族，1981年11月6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除被上诉人张金义、左志才以外的被上诉人的共同诉讼代表人：左志高、张金奎、左明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义，男，汉族，1957年12月1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志才，男，汉族，1963年11月23日生，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原审第三人：瓮安县雍阳街道办事处云星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瓮安县雍阳街道办事处云星社区堰坪组。法定代表人：陈远红,该社区主任。上诉人张金帮、张尔宽因与被上诉人张金学、左志高、张金陆、龚友会、左志章、左明乾、左明生、张金龙、邹天元、张金华、张金义、张金其、张金奎、李继全、张金祥、左明贵、左明华、左明富、李汝军、左志祥、左志才、张善富及原审第三人瓮安县雍阳街道办事处云星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云星社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5民初2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6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金帮、张尔宽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琴、张善奎、除被上诉人张金义、左志才以外被上诉人张金学、左志高、张金陆、龚友会、左志章、左明乾、左明生、张金龙、邹天元、张金华、张金其、张金奎、李继全、张金祥、左明贵、左明华、左明富、李汝军、左志祥、张善富推荐的共同诉讼代表人左志高、张金奎、左明华、原审第三人云星社区法定代表人陈远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金义、左志才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金帮、张尔宽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20）黔2725民初2701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共同退还上诉人张金帮、张尔宽山林征收补偿款120169.725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本案涉案征收的林地为“狮子山”22.9406亩（15293.8平方米），林地补偿款503777.772元，双方对此征收的山林地名、面积、征地补偿款金额等均没有异议。被上诉人认为“狮子山”属于集体山林，补偿款应当由集体村民进行分配，不应当属于上诉人所有，理由是之前被征用的“麻家岩”、“大田坳”等集体林地均是集体人口进行分配，“狮子山”也应当进行集体分配。因“麻家岩”、“大田坳”林地并没有《林权证》，确实属于集体的山林，征地补偿款由集体进行分配并没有错误。但是上诉人对“狮子山”林地持有原1982年包含上诉人在内6人的《山林管理证》，以及2007年换发的以张金祥为代表人包含上诉人在内等7户的《林权证》，共有处载明有上诉人张金帮。说明上诉人对被征收的“狮子山”林地享有合法的使用权，故林地被征收的补偿款属于上诉人享有的部分就应当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通过群众会议等方式对上诉人应有的林地补偿款进行了分配并领取，应当依法返还。2、“狮子山”林地的使用权并非集体所有，已经分产到户，有左志祥、邹天元、张金义以及上诉人等户在2007年“狮子山”林地的《林权证》证实。“狮子山”林地左志祥、邹天元、张金义等人办理有《林权证》，没有单独领取“狮子山”林地的补偿款而是作为集体分配，系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并不代表上诉人也必须要将其“狮子山”林地的补偿款进行集体分配。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狮子山”林地没有进行分配到户，认定事实错误。3、原审认为上诉人持有的1982年的《山林管理证》不是林地承包关系，而是有偿委托关系的认定与事实和法律相违背。众所周知，在整个贵州黔南范围内，家家户户持有的1982年林权证记载的内容均是相同的文字表述方式，但不论《林权管理证》上的文字如何表述，均不能对抗上诉人对“狮子山”林地享有合法的权利，包括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组上的1982年的山林证的表述内容也是一致，难道只有被上诉人1982年的《林权证》是林权依据，而上诉人的《林权证》就是有偿委托关系?显然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5、一审法院认定征地补偿款归集体，地上附着物补偿才归林地使用权人违反法律规定，在贵州黔南地区涉及林地征收补偿款的发放，均是全额发放给林地使用权人，并没有分出多少金额应当归林地所有权人，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林地补偿款的支付要分“林地所有权人”和“林地使用权人”两个主体进行支付。被上诉人张金学、左志高、张金陆、龚友会、左志章、左明乾、左明生、张金龙、邹天元、张金华、张金其、张金奎、李永松、张金祥、左明贵、左明华、左明富、李汝军、左志祥、张善富二审共同辩称：“狮子山”是属于荒山，村集体没有将土地分配到组上村民，上诉人所提供的山林管理证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号是一样的，这不能作为证据。土地征收款于2019年打下来，群众才进行分配，都是公平公正的分配的，领款的时候把钱都领了半年多了，上诉人才提起诉讼。每次分钱的时候，每一家都签了字的。上诉人已经签了字把款领走了，请法院依法审查后依法判决。原审第三人云星社区二审辩称：鉴于该案纷争，云星社区也多次协调，开了不下十次的群众会调解纠纷，都是征求了群众的意见，有三次的会议记录和会议议程，群众都同意把此纠纷的征地款作为集体的来分配，也按照群众的分配方案来分配。在打款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包括张善奎收到款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提起上诉，一审时也判决驳回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在上诉状中，上诉人提到左志祥等人，我们也询问过，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今天也到庭了，可以作事实陈述，我们会以证据的方式提供本小组对集体资产的陈述。至于张善奎所说群众侵占他私人的征收款不属于事实，这是通过多次群众会议确定的，关于集体资产分配方案都有上诉人的儿子签字认同作为集体分配。被上诉人张金义、左志才二审未作答辩。张金帮、张尔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方共同退还原告山林征收补偿款172226.31元；2、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24人均系瓮安县雍阳办事处云星社区洞底组村民，1982年2月20日，瓮安县人民政府向张金帮、张尔宽及张金富、张尔培（现已死亡）、张金榜、张金林6户颁发了林管字第0018972号《集体山林管理证》，正本载明地名为“狮子山下”的山林所有者为云星大队茶坪坳生产队（后变更为云星村茶坪坳组，又与其他小组合并为现在的云星社区洞底组），管理者为张金帮、张尔宽、张金富、张尔培、张金榜、张金林，山林所有权归集体，采伐决定权归集体，对管理者计酬，由于管理不善致使山林遭受损失，应按制度由管理者负责赔偿。但存根载明的地名为“狮子山沟上全部”，所有者为集体，计酬方式按包工分奖励制，采伐时山林管理者收28%。2007年11月10日,瓮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瓮府林证字（2007）第5227250101082-1／1号《林权证》，载明坐落于地名为“狮子山”的林地所有权人为，林地使用权人为张金祥等户，面积为189.96亩，注记左志高4人、左志祥2人、张金林4人、张金邦7人、左志林2人、左志元1人共有。2017年，因建设瓮安县朵云拓展区需要，由瓮安县朵云拓展区建设指挥部牵头负责土地征收工作，将“狮子山”的林地纳入征收范围，并划为133号地块，经测量地块面积为15293.8平方米，林地征收补助费按32.94元／㎡计算。在征收补偿款登记造册过程中，将“狮子山”林地与茶坪坳集体所有的另一处林地“大田坳”统计在同一张清册中，载明征收“狮子山”面积22.9406亩（15293.8平方米），林地补助费503777.772元；征收“大田坳”面积20.1971亩（13464.8平方米），林地补助费443530.508元，合计征收茶坪坳集体所有的林地面积28758.6平方米，林地补助费共计947308.28元。林地补助费明确后，因原告方认为“狮子山”属原告等6户承包管理，征收补偿费用应归其所有，被告方认为“狮子山”未承包到户，属于荒山，征收补偿费用应按洞底组集体所有进行分配，因争执不下起初林地补助费947308.28元暂留在第三人云星社区处。为解决村民组内部分歧，云星社区先后于2019年6月4日及10月18日两次组织召开群众会议，其中2019年6月4日达成《关于茶坪坳村民组集体荒山分配协议》，主要内容为“一、按1982年分田人口124人共27户按前两次的集体分配方案标准进行分配；二、未征用的荒山依然属于集体分配统一管理；三、此协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签字生效”，此协议有代表19人签字；10月18日群众会议有张金富等12名代表参加，形成《会议记录》，载明“达成以下协议：一、未征用的左志忠、左明生两户10人的大田坳山林、林木归2户10人享受，土地属于茶坪坳村民组集体分配；二、其他未征用的荒山，按照指挥部2017年3月12日和云星社区2019年6月4日的协议执行办理；三、集体资产的一切资金按土地下户时的124人分配；四、集体荒山地名狮子山、大田坳两地林地共计资金947308.28元”，并在当日以此内容另制作了《茶坪坳组集体资产分配补充协议》，协议有村民代表及社区人员签名及捺印。分配方案确定后，云星社区根据村民组确定的分配方式制作了《云星社区江南茶山租金、洞底组土地征收补偿款公示》表，前述林地补助费947308.28元按照原来人口124人27户进行分配，确定了含原告方在内的原茶坪坳组27户各自分配的金额，此表在经公示无异议后云星社区分别向所有村民进行了发放。现原告方认为其持有被征收林地“狮子山”的1982年2月20日的《集体山林管理证》，主张征收补偿款503777.772元应归其所有，但证上载明的其余管理者张金林、张金榜、张尔培的继承人张善志不同意由6户分配，应归集体所有进行统一分配，故三原告单独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原告张金富又撤回起诉。一审另查明，在地名为“狮子山”的林地上，瓮安县人民政府在2007年还分别向左志祥、邹天元、张金义、张金龙、张金奎、左志高、张金学、张金林等户颁发了《林权证》，前述村民为林地使用权人，所有权人为。1982年2月20日统一颁发《集体山林管理证》的时候，瓮安县人民政府将“大田坳”的山林分化后交由张金学、张金义、左志高、张金禄、张尔国、龚友会、张金华、张金顺、张金龙、陈**书、左志忠、左明生等人管理。瓮安县朵云拓展区建设征收范围较大，涉及“狮子山”、“大田坳”等地，2018年12月5日，经云星社区组织洞底组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达成集体资产分配方案，即集体资产按1982年分田人口124人进行分配。洞底组的村民对含本案“狮子山”、“大田坳”征收补偿款在内的集体资金先后进行了4次分配，二原告均参与了分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征收“狮子山”所得的林地补助费503777.772元是何性质，如何分配。一方面，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个人只有承包经营使用权，而无所有权，所有权归集体或国家，本案“狮子山”林地属农村用地，根据法律规定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各方当事人对“狮子山”林地属于洞底组集体所有不持异议，予以确认。对于被征收所得的林地补助费503777.772元，各方均认可系以32.94元/㎡单价计算而来，并未区分林木补偿部分、安置补偿部分，故其性质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是因征收行为导致洞底组林地所有权丧失的一种经济补偿，保障的是林地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故是对洞底组集体的补偿，应归洞底组集体所有。发生争议后，通过第三人云星社区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按照民主议定程序确定了最终分配方案，即按原27户124人进行分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之规定，现林地补偿费已经按照分配方案下发，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该组林地征收补助费的分配惯例，原告方主张归6户管理人所有，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一方面，林地发生征收后，承包经营权人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主张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即使本案征收时存在这些费用，权利主体只能是承包经营权人，二原告主张被告方返还的依据系其持有的1982年的林管字第0018972号《集体山林管理证》的存根，但是该证的正本与存根记载的林地地名并不一致，原告等6人管理的山林无法证明系本案被征收的15293.8平方米的“狮子山”林地，且管理人的身份并不等同于承包经营权人，承包经营权人在承包范围内自负盈亏，收益归其所有，发包方对地上附着物不享有权利，不享受承包收益的分红，但是二原告持有的《集体山林管理证》规定了林木的采伐决定权归集体、对管理者采取采伐时收28%的计酬方式，以及规定管理不善的责任，可见管理人与原茶坪场村民组建立的是有偿委托关系，而非承包关系，这点在2007年为“狮子山”林地颁发的《林权证》能够佐证，《林权证》中的林地使用权人并无原告二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故二原告并非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原告主张返还亦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被告张金义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尔宽、张金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3,744元，由原告张尔宽、张金帮负担，原告张尔宽、张金帮已预交1,872元，还应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瓮安县人民法院补交1,872元。二审中，张金学、左志高、张金陆、龚友会、左志章、左明乾、左明生、张金龙、邹天元、张金华、张金其、张金奎、李永松、张金祥、左明贵、左明华、左明富、李汝军、左志祥、张善富向本院提交证据：《本小组对集体资产的陈述》。该证据不是新证据，本院不予以认证。张金帮、张尔宽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瓮安县信访局人民来信来访处理笺；证据二、瓮安县人民政府文件（2020）5号；证据三、《信访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据四、被上诉人洞组集体对集体荒山、河道湾分配的问题确认的签字。经审查，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认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张金帮、张尔宽要求被上诉人张金学等22人退还120169.725元山林征收补偿款是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承包方承包的承包地被征收、征用、占有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从案涉山林“狮子山”的林权登记来看，林地属于洞底组集体所有；其次，从1982年2月20日瓮安县人民政府向上诉人张金帮、张尔宽及张金富、张尔培、张金榜、张金林6户颁发的林管字第0018972号《集体山林管理证》来看，内容明确载明山林所有权归集体所有，采伐决定权归集体，山林由上诉人张金帮、张尔宽及张金富、张尔培、张金榜、张金林代管，对管理者计酬，这是委托关系，并非签订林地承包合同，故不能以此认定上诉人取得涉案林地承包经营权。最后，2007年瓮安县人民政府换发的《林权证》，经审查，该林权证未载明上诉人张金帮、张尔宽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因此，对于上诉人张金帮、张尔宽要求被上诉人张金学等22人退还120169.725元山林征收补偿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张金帮、张尔宽的其他上诉理由，由于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张金义、左志才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上诉人张金帮、张尔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84元，由上诉人张金帮、张尔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陆育义审 判 员 莫玉魁审 判 员 吴美岭二〇二一年七月四日法官助理 卢 超书 记 员 罗文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