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2民终3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兵，男，1977年8月15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星，江苏江豪海信（靖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顶华，男，1959年3月20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冬，江苏江豪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鸿臻，男，1965年8月7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鹏飞，上海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骥宏，男，1968年12月1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原审被告：陆莺，女，1974年4月3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原审被告：江苏银声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25781093790，住所地靖江市国贸商务中心6-C。上诉人刘兵、江鸿臻、朱顶华因与被上诉人方骥宏及原审被告陆莺、江苏银声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1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借贷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2条明确，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四条第一项，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1.本案所涉借款中的580万元来源于银行贷款。一审判决根据刘兵与方骥宏提供的材料及诉辩已经确认，靖江市大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方公司）向靖江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江农商行）申请的贷款，靖江农商行2015年5月20日发放贷款后，大方公司当日转至江苏寰宇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寰宇公司），寰宇公司收取580万元后，存入现金20万元凑成600万元，分500万元、100万元转至刘兵账户。2.大方公司、寰宇公司、方骥宏与出借款项时的关系：方骥宏为大方公司、寰宇公司实际控制人。大方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13日，股东为方骥宏，持股比例为100%，至刘兵递交上诉状之日未变更。寰宇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6日，2015年10月15日前，股东为薛红霞（方骥宏妻子），持股比例100%。2015年10月15日后，股东为褚正曦，持股比例100%。2020年7月16日庭审时方骥宏陈述，“寰宇公司是我开办的，故借款是由我公司账上转给刘兵的。”结合寰宇公司接收方骥宏指示汇款给刘兵的事实，可以看出，大方公司、寰宇公司均为方骥宏的个人独资公司，三者之间资金不相互独立。3.信贷资金的含义，可参考《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信贷资金为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等机构人民币下列项目的全部或部分：资本、负债、资产。该办法主要是为保障信贷资金安全制定的办法，从办法本身看，信贷资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信用资金只是信贷资金使用的一种方式，不存在一审法院判决所述的“信用借款是指……从金融机构套取信贷资金后再高利转贷他人，……”。且从2020年8月20日、2020年12月31日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看，在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时，已经将原“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修改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能够看出，原条款本身并不存在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是抵押贷款还是信用贷款之分。综上，其一，方骥宏向刘兵出借的款项中所涉580万元并非其自有资金，而来源于银行贷款，符合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实质条件。其二，其贷款利率为年息7.8%，转借给刘兵的借期内年息为21.6%，借期外为24%，完全符合低息贷款高利转贷牟利的行为标准。其三，“对于借款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要件，刘兵在借款后，每月向大方公司打款行为就已经能够证明其知晓贷款的情况，且法院在认定该事实时不应严苛。故2015年5月19日借款协议中涉及580万元借款部分无效。二、关于涉案借款本息的认定。根据刘兵一审中提供的电子回单，刘兵或指定的付款人陆续向方骥宏或其指定的账户汇款计898万元本息，该部分还款中仅有9.8万元方骥宏未予确认，故即使根据方骥宏观点，其已实际收取了刘兵支付的本息888.2万元。虽然刘兵出具了对账单，但其基础为涉案借款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约束力，故所涉580万元部分，无论如何对账，形成的是该份无效合同的补充协议，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刘兵无需支付580万元部分的利息。对于20万元部分，可按照约定支付利息。鉴于刘兵实际支付的金额已超过580万元本金及20万元本息，刘兵已经不欠付方骥宏任何款项。针对刘兵提起的上诉，方骥宏辩称，关于合同效力，一审判决已经充分阐述，一审判决无任何错误。根据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类案检索的规定，我一审中提供了（2019）最高法民申2866号案文书，大方公司的借款不在本案审查范围，我与大方公司系不同的主体，大方公司与寰宇公司是两个不同机构，大方公司与靖江农商行很早之前就签订了借款合同，明显不是为了本案借款。刘兵上诉状中认为600万元中的580万元来源于银行贷款，我认为大方公司的贷款与本案无关，且大方公司的贷款是抵押贷款，不是信用贷款，因此合同有效，上诉人的所有上诉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朱顶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方骥宏对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刘兵提供的系一般保证，认定无误，但根据方骥宏提供的EMS快递邮寄单认定方骥宏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六个月内向保证人主张了保证责任，并判决朱顶华承担保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2015年5月19日刘兵、陆莹与方骥宏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如乙方到期无法还款，将由担保人代替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额借款、利息及违约金”等。后方骥宏2015年5月20日出借款项，借期六个月，还款期限应为2015年11月20日，朱顶华的保证期间应为借款期满后六个月，即至2016年5月20日止。方骥宏一审主张其于2016年5月15日向朱顶华邮寄了《关于履行担保义务的函》，且提供了EMS快递邮寄单。虽然邮寄单收件人处列明了朱顶华名字、联系电话和地址，也加盖了邮戳，但方骥宏并未提供快递投递、签收记录。若仅仅是加盖邮戳，也有可能该快递并没有实际进行投递或者投递过程中丢失或者收件人根本没有收到该快递。事实上，朱顶华早于2011年搬离了快递单所写地址，从未收到方骥宏该快递，一审认定方骥宏通过邮寄方式主张了保证责任属于证据不足。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三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即使方骥宏在保证期间向朱顶华邮寄了该快递，但其没有在2016年5月20日前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朱顶华作为一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依法已经免除。二审中，朱顶华同意刘兵、江鸿臻关于涉案借款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认为，方骥宏提供给刘兵的600万元中有580万元系套取金融贷款后进行转贷，证据链是完整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方骥宏与刘兵之间的借款协议是无效的。对套取金融贷款进行转贷的行为，刘兵当时是明知的，一审中也进行过陈述。从刘兵给付利息的情况可以看出，刘兵并没有按照借款协议约定支付利息。对此担保人是不知道的，刘兵与方骥宏签订协议与履行中存在串通隐瞒保证人的行为。如果保证人知道他们是套用银行贷款进行转贷，并且高于协议约定支付利息，保证人是不会同意担保的。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朱顶华不应承担任何担保责任。针对朱顶华提起的上诉，方骥宏辩称，大方公司从银行贷款后，该款项转给寰宇公司，款项的性质实际上已属于货款，寰宇公司转出的相关款项属于还款，因此被上诉人的资金来源不属于银行贷款，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同时前述规定是指信用贷款，大方公司所取得的贷款明显属于抵押贷款，贷款的性质也不符合第十四条规定。因此上诉人认为应当适用该规定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我已经提供了加盖邮戳的快递凭证，中国邮政是政府批准的专门负责邮递投送的单位，其准确无误的投送是不容置疑的，快递单上所载明的地址和起诉状上的地址是一致的，都是可以收到的。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没有收到是因为邮政部门的原因。我提供邮寄证明后举证责任应当倒置，如果没有收到，应当由上诉人举证。我认为属于连带担保责任，实质上上诉人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中提供了最高法院判例，该案例观点认为，一般担保和连带担保是偿还次序的问题，并不涉及到实质性审查，认定一般担保或连带担保并不构成对权利人的权利损失，在主债务人没有能力偿还的前提下由担保人偿还。因此一审判定是一般担保而不是连带担保责任后，被上诉人认为该判决没有损害到上诉人的实质利益，所以没有上诉。目前我正在对刘兵、陆莺进行诉讼，尚未判决更未执行，无法确定债务人是否有偿还能力。如果有证据证明债务人没有偿还能力，从那时计算六个月，因此我对上诉人的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江鸿臻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方骥宏对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2015年5月19日江鸿臻与方骥宏、刘兵、陆莹签订的借款协议系无效合同。一审判决查明：涉案借款协议签订后系由寰宇公司向刘兵汇款500万、100万元，而寰宇公司的银行往来显示，其中580万元系大方公司汇入。2015年5月9日大方公司与靖江农商行柏木支行签订贷款金额为2500万元的《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同年5月20日靖江农商行柏木支行向大方公司放款580万元。以上事实表明，方骥宏出借给刘兵的600万元中的580万元系套取了金融机构贷款进行了转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第二次修正）第十三条规定，方骥宏与刘兵等签订的借款协议无效。2.江鸿臻与方骥宏签订的担保条款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方骥宏套取银行资金高利转贷是合同无效的根本原因，担保人江鸿臻无过错，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认定江鸿臻为本案债务人提供的系一般保证，却依据方骥宏快递邮寄单收件人处列明了朱顶华、江鸿臻的联系电话、地址等，且加盖了邮戳，最早邮寄日为2016年5月15日，可以证明方骥宏在借款期间届满后的六个月内向保证人主张了保证责任，判决江鸿臻承担保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方骥宏并未提供该快递投递、签收记录。若仅仅是加盖邮戳，也可能并没有实际投递或者投递过程中丢失或者收件人根本没有收到该快递。一审认定方骥宏通过邮寄方式主张了保证责任属于证据不足。2.一审判决认定江鸿臻为一般担保，却判决其承担保证责任错误。即使方骥宏在保证期间向江鸿臻邮寄了该快递，由于其没有在2016年5月20日前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江鸿臻作为一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依法已予免除。无论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还是民法典及民法典关于担保法的司法解释关于一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均需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而非以快递方式（且无证据证明江鸿臻已收到催款函）向债务人或保证人主张权利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二审中补充：1.寰宇公司、大方公司与方骥宏夫妻家庭财产混同，寰宇公司与大方公司均是一人有限公司，应由方骥宏举证证明其财产不混同。600万元中的580万元就是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金额，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最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即便适用2015年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我方认为，信贷资金与信用贷款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信贷资金就是银行出借的贷款，当然包括抵押贷款。2.EMS邮寄应当由相应的送达回执和查询记录，该证据理应由被上诉人保留，其未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3.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逾期后刘兵与被上诉人实质变更了逾期后应当支付的利息，该变更未经过担保人同意，且实质上扩大了担保人的保证责任范围，根据担保法相关规定，保证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4.被上诉人当庭陈述一审判决无问题，也未提起上诉，因此一审认定本案两担保人为一般责任担保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混淆了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的概念。无论是根据原担保法还是民法典的规定，一般担保的担保责任在经过保证期间后均已灭失，被上诉人并未在担保期间内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方式主张担保责任。针对江鸿臻提起的上诉，方骥宏辩称，本案应适用2015年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20年的司法解释适用的时间范围为2020年8月30日以后新立案的案件，两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有明显区别，前者特指信用贷款，后者规定是宽泛的，针对所有银行贷款。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诉讼前债务人刘兵、陆莺没有偿还能力，被上诉人在债权期满六个月前已经向担保人主张过权利，后续的时效应当为三年，被上诉人除了六个月之内主张了权利，此后也在法律规定的时效范围内进行了相应的主张。原审被告陆莺书面陈述称，因公司经营其夫刘兵曾于2015年5月向方骥宏借600万元，其当时什么都不知道被叫去签了字。2016年开始，刘兵公司经营出现问题，银行等债权人从2017年开始陆续起诉其夫妻及公司，公司的房产、家庭的财产都被拍卖了。2020年方骥宏起诉其夫妻及他人要求归还借款，刘兵清理了一下，他从2015年6月开始，已经陆续归还了本息共计898万元，远远超过了借款的本金600万元。借款要给利息，但是方骥宏出借的钱是从银行贷款来的，是用银行的钱放高利贷，这种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一审开庭时其委托律师也提出并提交了账单往来，但法庭没有采纳。方骥宏银行的钱还掉了，也赚到了利息，现在还起诉给付500万元和年化24%的利息，是要将其逼上绝路。请求二审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原审被告银声公司未陈述意见。方骥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兵、陆莺立即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6月1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2.银声房地产公司、江鸿臻、朱顶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9日，方骥宏与刘兵、陆莺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刘兵、陆莺向方骥宏借款600万元，月利率1.8%，借期六个月，如到期不还，违约金按借款金额的30%计算并承担四倍同期银行利息。合同另约定，如刘兵、陆莺到期无法还款，将由担保人朱顶华、江鸿臻，担保单位银声公司代替刘兵、陆莺向方骥宏支付全额本金、利息及违约金。银声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陆莺在担保单位处签字。2016年1月21日，刘兵出具情况说明：借款600万元实际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2019年4月22日，刘兵出具对账单，经核对：2015年5月19日借款协议尚余500万元未还，上述借款利息双方约定即日起按月利2%计算；2019年12月25日，刘兵出具对账单,载明：刘兵、陆莺及银声公司所借，朱顶华、江鸿臻担保的600万元至今尚有伍佰万元未还，相应利息自2019年8月18日至今未付。还款情况如下：自2015年6月起至2016年2月19日，刘兵每月按月利率1.8%向大方公司转账各10.8万元；2016年3月21日、4月20日，刘兵分别向大方公司转账各18万元；2016年5月10日，刘兵向大方公司转账100万元；2016年5月20日，刘兵向大方公司转账24.8万元；自2016年6月起至2017年5月，刘兵每月向大方公司转账各15万元；自2017年6月起至2017年11月，刘兵每月向朱秀珍转账各15万元；2017年12月20日，刘兵向朱秀珍转账15万元；自2018年1月起至2018年11月20日，刘兵按月向朱秀珍转账各15万元；2018年12月20日，刘兵向朱秀珍转账10万元；自2019年1月起至2019年8月，刘兵每月向朱秀珍转账各10万元；2020年7月7日，刘兵通过靖江宏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向方骥宏转账100万元。另查，2013年5月9日大方公司与靖江农商行签订《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流动资金循环借款抵押合同》，约定大方公司向靖江农商行贷款额度为2500万元，期限届至2016年5月8日止，大方公司以其名下位于靖江市等房屋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015年5月20日，靖江农商行向大方公司发放贷款580万元，年利率7.8%，每月21日结息。同日，大方公司向寰宇公司转账580万元，寰宇公司分别向刘兵转账500万元、100万元。再查，方骥宏于2020年1月16日分别向朱顶华、江鸿臻通过EMS邮寄的单号“1055150417331”、“1055150416031”均显示“已签收”，此份邮寄面单收件人一栏信息与方骥宏此前年度邮寄的内容一致。一审法院认为主要争议焦点是：1.案涉借贷合同效力应如何认定；2.借款本息应如何认定；3.银声公司、朱顶华、江鸿臻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及本案担保是否已过法定保证期间。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就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就当知道的……”。本案中，案涉借款中的580万元系大方公司向农商行所贷、转账给寰宇公司、再转账给刘兵，诸原审被告辩称580万元系方骥宏利用其控制的企业向银行套取贷款高利转账，因而合同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借款合同出借人为方骥宏，而非向银行贷款的大方公司；其次，并无证据证明方骥宏与大方公司、寰宇公司财产混同；第三，大方公司与农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均系抵押借款合同，非信用借款合同，信用借款是指出借人利用自己的信贷条件和信贷额度，从金融机构套取信贷资金后再高利转贷他人，而本案不符合该情形，方骥宏作为出借方，其并非套取银行信贷资金高利转贷，故诸被告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方骥宏与刘兵、陆莺签订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争议焦点2，借款协议生效后，刘兵按约向方骥宏支付利息直至2016年2月，借款逾期后，方骥宏与刘兵于2016年1月21日协议变更利息为月利率3%，自2016年3月起，刘兵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至2016年4月，2016年5月20日刘兵归还100万元，双方均认为系归还的本金，并书面予以确认，故本金尚欠500万元。自2016年5月起至2018年11月，刘兵按月利率3%付息；自2018年12月起，刘兵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直至2019年8月20日，利息变更与对账单相符；2020年7月7日，刘兵支付100万元，此款应优先充抵2019年9月后至2020年6月期间10个月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关于刘兵于2016年5月20日支付的24.8万元，根据对账单确认的金额，再结合有规律的付息情形，可确认其中的15万元系归还的本案利息。陆莺作为共同借款人，案涉借款逾期后，刘兵与方骥宏协议调整利息符合合同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刘兵、陆莺尚欠方骥宏借款本金500万元及自2020年6月21日起的利息，方骥宏主张的利息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人的，为一般保证。”本案中，担保条款明确载明:如乙方到期无法还款，将由担保人代替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额借款、利息及违约金。上述约定表明担保人仅在借款到期、且借款人无法归还的情况下才承担保证责任，而非债务到期、借款人未偿还债务时，担保人即无条件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因此，银声公司、朱顶华、江鸿臻提供的系一般保证。双方明确约定担保范围为借款本息及违约金，故朱顶华、江鸿臻应对刘兵、陆莺所欠的借款本息及违约金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即对刘兵、陆莺的财产经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的情况下，承担保证责任。关于保证期间，方骥宏提供的EMS快递邮寄单收件人处列明了朱顶华、江鸿臻的联系电话、地址等，且加盖了邮戳，最早邮寄日为2016年5月15日，可以证明方骥宏在借款期间届满后的六个月内向保证人主张了保证责任。朱顶华、江鸿臻辩称地址变更，未收到EMS邮寄单，显然与事实不符。关于银声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时任法定代表人的共同借款人陆莺在担保单位处签字，但担保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经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授权，现方骥宏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就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且决议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方骥宏未举证证明，因此银声公司对方骥宏所作的担保无效，方骥宏要求银声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兵、陆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方骥宏支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自2020年6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二、朱顶华、江鸿臻对上述债务本金500万元及利息在刘兵、陆莺财产经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时承担保证责任；三、驳回方骥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7400元，由刘兵、陆莺负担。方骥宏预交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57400元由一审法院退回，刘兵、陆莺应负担的部分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就本案所涉大方公司向靖江农商行贷款有无偿还问题，方骥宏陈述，大方公司已经偿还银行贷款，并根据法庭要求提交了2015年5月20日江苏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柏木支行（以下简称靖江农商行柏木支行）与大方公司之间借款金额为580万元的借款借据、2020年2月16日靖江农商行柏木支行收回本金58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收贷收息凭证》及大方公司偿还贷款本息的《通用凭证》。刘兵、朱顶华及江鸿臻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涉案借款协议效力的认定；二、朱顶华、江鸿臻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三、本案尚欠借款本息的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涉案借款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2015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二条第二项规定，“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该规定于2015年9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第二次修正）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本规定。”本案借贷行为发生在2015年5月20日，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受理本案。因此本案应当适用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据此，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需同时满足“出借资金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和“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等的条件。第一，前述规定第一项所规范的对象为出借人利用自己的信贷额度和信贷条件，从金融机构套取信贷资金后，再高利转贷他人，严重扰乱信贷资金市场秩序的行为，目的是维护国家对信贷发放及利率的管理，防范高利贷转贷行为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该项所规范的主体主要限定在享有信贷配额和使用信贷资金的企业。所谓信贷配额，就是银行监管机构对银行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的银行信贷额度进行控制。所谓信用资金即指信用贷款，该种贷款的性质是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借款人不需要提供担保即可取得贷款并以自己的信用程度作为还款保证。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大方公司向银行贷款并非信用贷款，而是以大方公司所有的房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因而上诉人认为涉案借款中580万元属于套取银行信贷资金涉案《借款协议》应为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二，从本案审理过程看，一审法院2020年7月16日组织当事人进行听证、同年8月25日开庭审理，当事人均未就涉案款项来源于银行贷款、借贷合同无效提出主张。结合方骥宏本人关于诉讼期间刘兵曾向其了解大方公司贷款银行等信息的陈述，以及刘兵在第一次庭审后申请调取大方公司涉案贷款情况时关于“庭审后，刘兵回忆起当时向方骥宏借款时，方骥宏也没有那么多钱，但因其名下有公司，可以用公司进行贷款，再行支付借款给刘兵”的陈述，不能认定在涉案民间借贷发生时“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借资金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因此，上诉人关于涉案借款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涉案借款协议签订后，方骥宏向刘兵、陆莺交付了借款600万元，借款协议合法有效。朱顶华、江鸿臻自愿为刘兵、陆莺涉案债务提供担保，其与方骥宏之间担保合同亦有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朱顶华、江鸿臻应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案涉借款协议约定：如刘兵、陆莺到期无法还款，将由担保人代替刘兵、陆莺向方骥宏支付全额借款、利息及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七条规定，银声公司、朱顶华、江鸿臻系以书面形式为刘兵、陆莺涉案债务提供一般保证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案涉《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11月20日。当事人在《借款协议》中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本案朱顶华、江鸿臻保证期间届满日期为2016年5月20日。方冀宏虽于2016年5月15日向陆莺、银声公司、朱顶华及江鸿臻通过邮政特快专递邮寄了《关于要求履行担保义务的函》，但并未在保证期间内依法定方式对债务人刘兵、陆莺提起诉讼，因而保证人保证责任因保证期间经过而消灭。朱顶华、江鸿臻关于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案借款协议约定借期内利率为月1.8%，逾期还款时，违约金按总借款金额的30%计算并承担四倍同期银行利息。实际履行中，刘兵2016年1月21日出具情况说明，承诺借款600万元按月利率3%计算。2019年4月22日出具对账单，确认2015年5月19日所签订的借款协议尚余500万元未还，借款利息双方约定即日起按月息2%计算。2019年12月25日，刘兵再次出具对账单，对其与陆莺及银声公司所借，朱顶华、江鸿臻担保的600万元至今尚有500万元未还，相应利息自2019年8月18日至今未付。刘兵支付利息以及2016年5月10日偿还本金100万元的事实与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对账单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刘兵、陆莺尚欠借款本金500万元及自2020年6月2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至于刘兵按照月利率3%支付的超过月利率2%部分的款项应否抵充借款本金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的规定，刘兵按照月利率3%已经支付的部分属于自然之债，无权要求用于抵扣借款本金。综上，刘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朱顶华、江鸿臻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16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二、撤销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162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方骥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52400元，由上诉人刘兵负担。朱顶华、江鸿臻分别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2400元，由本院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卫东审判员  丁万志审判员  朱希懋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春附：本案援引的实体法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第三十一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