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3）渝四中法行再终字第00003号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陈文森，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董金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委托代理人：陈双，重庆汇润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二轻工业供销公司管理人。法定代表人：唐柳叶，该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代理人：郭沛然，重庆渝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光辉之妻）：冉光仙。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光辉之女）：刘丽。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光辉之子）：刘逸宏。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光辉之子）：刘翔。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光辉之子）：刘伟。被申诉人冉光仙、刘丽、刘逸宏、刘翔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伟。申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酉阳县政府）与申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二轻工业供销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二轻公司管理人）与被申诉人冉光仙、刘丽、刘逸宏、刘翔、刘伟土地使用权行政裁决纠纷一案，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26日作出（2011）酉法行初字第00062号行政判决。二轻公司管理人不服该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2月15日作出（2012）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酉阳县政府、二轻公司管理人均不服，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2013年4月26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以渝检行抗（2013）3号行政抗诉书，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8日作出（2013）渝高法行抗字第00084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酉阳县政府委托其代理人董金华、陈双，二轻公司管理人委托其代理人郭沛然，被申诉人冉光仙、刘伟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刘丽、刘逸宏、刘翔未到庭但委托刘伟代为出庭参加诉讼。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朱振喜、任志勇出庭履行职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2011年4月30日，酉阳县政府作出《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裁定：位于钟多镇（现桃花源镇）新民街123号，面积为99.49平方米，四至界限为：东至新民街，西至二轻公司供销公司职工宿舍，南至冉家住宅，北至二轻公司供销门市北墙至南3.72米处的土地使用权属酉阳县二轻供销公司。一审原告刘光辉不服该裁决，向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称：一、《决定》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争议地房屋在1955年只是部分冲毁，冲毁后的面料放在原地并搭成了简易房子；“1982年第三人扩建房屋时征用了原告新民街62号附1号房屋并签订了协议”的认定，错误的将争议地纳入已补偿的范围；争议地面积认定错误，争议地房屋使用地东应包括阶阳台，西应包括对应出去的梯步，而决定均只计至墙基，所以争议地面积并非仅99.49平方米。二、《决定》适用法律依据错误。本案争议地不是被告“依法划拨、出让”取得的，也不是第三人解放初期接受沿用的，故《决定》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是错误的；被告颁证时未依法“审核土地来源”，争议地没有“由政府收回”，而且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被告适用《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是错误的；（2009）渝高法行终字第149号判决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告放弃土地使用权，故撤销了被告作出的酉阳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被告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放弃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的酉阳府法（2011）9号处理决定，其结果与（2007）14号决定完全相同，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因此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告的决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酉阳县政府答辩称：被告作出的《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不违反《物权法》规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处理结果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二轻公司管理人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55年前，原告刘光辉之母邹淑良在位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原钟多镇新民街62号有临街房屋两间，租赁给同村居民孙家仙居住，邹淑良一家则居住在新民街62号附1号房屋。1955年原钟多镇发生洪灾，将新民街62号临街房屋冲毁，房屋材料被刘光辉一家搭建成简易房但未居住。1967年，二轻公司将该地占用，同时调换同村居民刘思孔家房屋宅基地修建了门市部。1988年9月，县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为二轻公司办理了酉权字第q-210号《房屋所有权证》。刘光辉2007年6月28日向酉阳县政府申请确权，酉阳县政府于2007年12月28日作出酉阳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刘光辉不服该处理决定，于2008年3月18日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酉权字第q-210号《房屋所有权证》，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15日指定秀山县人民法院管辖，秀山县人民法院于2008年7月24日作出（2008）秀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酉权字第q-210号《房屋所有权证》。二轻公司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14日作出（2008）渝四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裁定书》撤销秀山县人民法院（2008）秀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刘光辉起诉。与此同时，刘光辉就酉阳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08年12月3日作出渝府复（2008）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酉阳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刘光辉对该处理决定仍不服，遂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酉阳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21日作出（2009）渝四中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酉阳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刘光辉对该判决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8日作出（2009）渝高法行终字第14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四中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并撤销酉阳县政府作出的酉阳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要求酉阳县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酉阳县政府在收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后，于2011年4月30日作出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刘光辉对该处理决定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处理决定。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系原告刘光辉对被告酉阳县政府作出的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审查的对象是，被告酉阳县政府作出的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审查内容是被告酉阳县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是否清楚、是否符合法律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等。被告酉阳县政府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原告刘光辉可以向酉阳县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证明被告酉阳县政府作出的具体行为不合法。而被告酉阳县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刘光辉与其母邹淑良位于原钟多镇新民街62号的两间房屋于1955年被洪水冲毁的事实，被告举示的证据仍不能充分证明原告刘光辉或其母已放弃土地使用权的事实。被告酉阳县政府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确认本案所设的土地使用权缺乏相应的事实。被告酉阳县政府作出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的事实依据与被撤销的酉阳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完全一致，法律适用与之前的行政处理决定大体相同。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2目、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撤销酉阳县政府作出的（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由酉阳县政府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酉阳县政府负担。二轻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不违反《物权法》规定。三、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四、一审法院以酉阳县政府举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刘光辉及其母亲已放弃土地使用权的事实为由，判决撤销（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实属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维持酉阳县政府作出的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冉光仙、刘丽、刘逸宏、刘翔、刘伟答辩称：酉阳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该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是侵占答辩人房屋建房，不受法律保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酉阳县政府答辩称：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处理结果正确，且不违反《物权法》规定。一审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维持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本院二审查明，一审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土地确权申请书》，证明之前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关于要求酉阳县经贸委二轻供销公司返还房屋和宅基地的申请》，证明之前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3．孙家先、齐天顺、刘思孔、冉茂珍、郭玉仙、罗上升、祁家伦、田应富、石邦孝、孙超、冉光大的证言，证明原告在争议之地的房屋被冲毁。4．1955年《钟多镇二村新民街户籍簿》，证明原告一家1953年在争议地居住。5．户主为邹淑良的《土地房屋所有证存根》，证明争议之地1953年时的权属情况。6．《搬迁民房协议书》，证明二轻公司扩建房屋时与原告达成搬迁协议。7．《二轻公司管理人关于原二轻供销公司房屋用地情况的说明》，证明第三人二轻公司在被告处理土地时向被告提供过意见。8．酉权字第q-210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政府之前已经将争议地处理给第三人二轻公司。9、《公有房屋所有权、公有房屋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书》，证明处理决定具有事实依据。10．《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证明处理决定具有事实依据。11．2006年至2007年间对刘思孔、孙家仙、黄宣权、刘光辉、刘光雄的调查笔录，证明1955年房屋被冲毁，形成了空地；1967年二轻公司建房，1988年办理了房产证。12．2007年11月6日绘制的新民街现场图，证明争议地面积及四至界限。13．2007年调解笔录，证明调解的经过。14．2011年4月对冉光仙、唐柳叶、郭玉仙的调查笔录，证明行政行为程序合法。15．渝府（2010）122号文件，证明钟多镇改名为桃花源镇的事实。16．《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证明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17．（2008）秀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之前的行政行为被秀山县人民法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予以撤销。18．（2008）渝四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裁定书，证明（2008）秀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已被撤销，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酉阳县政府的行政行为。19．酉阳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对争议地，酉阳县政府以前作出了决定。20．渝府复（2008）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之前的行政行为经过了复议。21．（2009）渝四中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维持酉阳县政府的处理决定。22．（2009）渝高法行终字第14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争议地曾被洪水冲为空地，二轻公司使用合法，被告处理决定正确。23．酉阳府法（2011）9号处理决定书，证明在收到高院2009年的判决书后已经重新作出了处理决定。24．送达证，证明《酉阳府法（2011）9号处理决定书》已经向原告进行了送达。一审原告刘光辉质证认为，对1、2无异议；对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只能证明争议地房屋被洪水冲过，不能证明被洪水冲过后形成了空地；对4、5无异议；对6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7有异议，认为与事实不符，争议地被洪水冲过后不是空地，而是搭建有简易房；对8无异议；对9、10有异议，认为是第三人的申请行为，不能证明权属的来源正当合法；对11有异议，并未证明争议地形成了空地，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12、13无异议；对14有异议，唐柳叶的笔录与事实不符，郭玉仙的笔录与事实不符，与我方调查的证据相冲突，对冉光仙的笔录无异议；对15、16、17、18、19、20、21、22、23、24无异议。一审第三人二轻公司对一审被告举示的证据无异议。一审原告刘光辉向法庭举示的证据材料有：1．酉阳府法（2011）9号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将争议地使用权处理给第三人，故引发起诉。2．渝府复（2011）2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将争议地使用权处理给第三人，故引发起诉。3．（2008）秀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及第三人各自举示的证据，证明争议地使用权来源不合法，被告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4．（2009）渝高法行终字第14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未放弃争议地使用权的事实及撤销了酉阳府法（2007年］14号处理决定。5．户主为邹淑良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存根》，证明其对争议地享有权属。6．张承光、崔绍华、杨正付、李世元、张慧证言，证明原告的房屋在1955年被洪水冲毁后搭建成简易房，1967年被第三人拆除强制建房。7．酉阳经贸信访初字（2006）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原告在主张权利。8．孙家仙、祁天顺、刘思孔、冉茂珍、郭玉仙、罗上升、田应富、石邦孝、冉光大、卓裕怀的证明，证明1955年房屋被洪水冲毁后，原告在争议地搭建了简易房。9．1955年《钟多镇二村新民街户籍簿》，证明原告一家1953年在争议地居住。10．《搬迁民房协议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于1982年签订搬迁协议，争议地搬迁应该补偿原告。11．《酉权字第q-210号房产证占地与申请人刘光辉房地争议地分布位置示意图》，证明争议之地的具体位置。12．争议地现场照片，证明1967年二轻公司修成的房子现在的基本情况。13．退房通知，证明同样情况下的其他人都已经退房了，而原告房屋未被退回。一审被告酉阳县政府质证认为，对1、2无异议。对3有异议，认为判决已经撤销，不发生效力，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4有异议，认为其针对的是2007年做出的行政行为，而且不能证明原告并未放弃争议地。对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联性，其上并未记载争议之地的权属。对6有异议，认为其形式上不合法，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并且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7无异议。对8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争议地房屋被洪水冲毁，不能证明原告搭建有简易房。对9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10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11有异议，认为其形式不具合法性，位置应当以处理决定为准。对12有异议，其来源不具合法性，是单方行为。对13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第三人二轻公司对一审原告刘光辉所举证据质证认为，对1、2无异议。对3、4与被告意见一致。对5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1953年争议之地属于原告，不能证明之后仍属于原告，而且争议之地不在房产证范围内。对6有异议，认为来源不合法，证人未提供身份情况。对7无异议。对8有异议，认为来源不合法，证人未提供身份情况。对9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10无异议。对11有异议，认为缺乏真实性，来源不合法，无任何人签字，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12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因为房屋已经拆除。对13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酉阳县政府举示的第1至5号、8号、12号、14至24号，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第6、7号、13号与本案无关；第9、10号，因被告未提交划拨的有效证明，不予认定；11号不能充分证明是否形成空地，其余部分予以认可。原告刘光辉提交的第1、2、4、5、6、7、9号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第3、8、10、11、12、13号，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前述证据，一审法院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证据材料的认证正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渝高法行终字第149号行政判决，以酉阳县政府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刘光辉或其母邹淑良已放弃土地使用的事实，即酉阳县政府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确认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缺乏相应的事实，以此为由判决撤销了酉阳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酉阳县政府于2011年4月30日重新作出的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即本案被诉处理决定，与前14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均一致，本案主要审查该处理决定是否有新的证据和新的理由。从一审各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来看，酉阳县政府在原处理决定被撤销后，于2011年4月补充调查了冉光仙、唐柳叶、郭玉仙，并作了调查笔录。从该三份调查笔录可以看出，冉光仙陈述其与丈夫刘光辉一直未放弃争议土地的使用权。郭玉仙证实了2005年并未给刘光辉出具过证实材料。唐柳叶证实其于2008年5月开始担任二轻供销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二轻供销公司在争议地修建门市部这么多年，并于1988年办理了产权证，刘光辉只是在公司要改制时找过的事实。以上证实亦不能充分证明刘光辉或其母邹淑良已放弃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的事实，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酉阳县政府作出的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的事实依据与被撤销的酉阳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完全一致，法律适用大体相同，据此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理决定正确。综上所述，原判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二轻工业供销公司管理人负担。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2）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主要理由如下：一、原判决认定刘光辉、冉光仙一直未放弃争议土地的使用权错误。从原审证据材料来看，1967年邹淑良一家在二轻公司开始建房时即已经知道其原62号房屋所占之地已经被二轻公司占用的事实，但不仅没有证据证实邹淑良生前曾就二轻公司占地一事向二轻公司或其他部门主张过权利，刘光辉本人也没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2005年前曾向二轻公司或其他部门主张过权利。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刘光辉、冉光仙的民事权利在1987年时，即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请求权最长存续时间，依法不再受法律保护。二、原判决认定酉阳县政府的行政行为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缺乏事实依据错误。该规定作为确定本案土地使用权归属的法律依据正确。根据该条规定，建筑物与土地相互分离，并且已经实际变更了土地使用者的，经依法审批批准，就可将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土地使用者。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土地使用权已经实际地发生了变更，而不要求原土地使用者明示放弃土地使用权。故酉阳县政府将争议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实际使用者二轻公司，符合该条规定，且与《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国土资源部《闲置土地处理办法》等规定的立法精神相一致。三、原判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2目及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责令酉阳县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错误。本案本不属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根据酉阳县政府颁发的酉权字第q-210号《房屋所有权证》，争议之地的土地使用权早已明确为二轻公司享有，在该证未经行政登记更正或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前提下，该物权凭证所记载的特权内容及其归属仍然具有确定性和公示公信力。故争议之地的有关物权早已确定归属主体情况下，非有充分证据、非经法定程序变更，任何人皆不应对该主体享有的一切特权权利予以更改和否认。故本案纠纷实质上不属于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纠纷，依法本不属于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事项，但酉阳县政府在调查取证后作出的处理决定与酉权字第q-210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情况保持一致，即未影响到酉权字第q-210号《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效力，也未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故该行为不属错误行政行为，可不予撤销。即便应予撤销，由于该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职权，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4目之规定予以撤销，且不应判令酉阳县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诉人酉阳县政府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同时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酉阳县政府作出《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诉人二轻公司意见与酉阳县政府一致。被申诉人冉光仙等人辩称，渝检行抗（2013）3号行政抗诉书的三点理由均不成立，原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已经放弃权利，没有主张不代表已经放弃。且当时处于文革的特殊时期，物权没有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只适用于债权。答辩人的房屋虽然被自然灾害毁坏，在没有得到政府帮助的情况下，答辩人已经自行重建。但二轻公司趁答辩人一家外出经商时侵占了答辩人的房屋，已经对答辩人一家造成了侵权。抗诉书中明显断章取义，对申诉人的房屋所有权证大篇幅的论述，但却未提及答辩人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权属争议属于县政府的处理范围。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再审判决维持原生效判决，驳回申诉人的申诉请求。本院再审查明，对原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基本认同。但被申诉方酉阳县政府认为，原一审判决就“1955年原钟多镇发生洪灾，将新民街62号临街房屋冲毁，原房屋材料被原告一家搭建成简易房但未居住”之事实认定有误，实际情况是新民街62号临街房屋被部分冲毁而非全部冲毁。申诉人酉阳县政府、二轻公司认为，原判决就“1955年原钟多镇发生洪灾，将新民街62号临街房屋冲毁，原房屋材料被原告一家搭建成简易房但未居住”之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该房屋被洪水冲毁后一直未恢复，2007年对刘光辉、刘光雄的调查笔录有对该事实的陈述。对于以上事实，双方各执一词，同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如酉阳县证府举示了刘光辉陈述、郭玉仙证实，其中刘光辉陈述，以前的“二公馆”在1955年涨洪水时被冲毁。木料是堆在这块地上的，那时自己和弟弟刘光雄还小，1958年全家都下放到农村去了，所以一直没有恢复房屋。1967年二轻供销公司在这块被冲毁的地上和刘思礼、齐天顺的房屋宅基地上修建了房屋，同时把刘思礼、齐天顺的房产搬到现服务大楼边，刘思礼的房产后来卖给孙家仙，齐天顺的房产现卖给祁家谊。郭玉仙2011年4月29日证实，自己只知道刘光辉他们在河边有房子，争议地1955年涨洪水后形成坝子，2005年冉光仙找自己出过证明材料，没找自己写字，自己没有出具过任何证明材料，自己不识字。同时，一审原告刘光辉在一审中也举示了相应的证据，旨在证明在1955年洪灾后，争议之地上所建房屋被冲毁后进行部分修复。其中证人张永光证实，邹淑良在新民街临街有两间木房，后面靠河边有一间木房，1955年涨洪水，将临街木房冲坏，冲坏后搭成偏偏房，搭在封火墙上，用瓦盖起的，木料堆在偏房内，四周拦起的。1967年二轻公司修房，没有征得邹淑良同意，就把偏房拆除，修成木石结构房。杨正富证实，邹淑良在新民街临街有两间木房，在1955年被洪水冲过，大部分被冲偏塌，但没有形成空地，瓦堆在地上，柱头偏的，被撑起，用铁丝捆起的，搭成偏偏房，剩余木材码起的，1967年二轻公司在该地上强行建房。李世元亲笔自书《证明》，内容为“因1955年特大洪水将房屋毁损，洪灾后业主生产自救将房屋木料、青瓦、火砖堆放在宅基地面，数年后业主房屋地产被酉阳县二轻局修建二轻公司使用至今”。以上证据经本院审查，由于酉阳县政府提供了刘光辉的陈述，其陈述内容与刘光辉在一审中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内容有一定差异，故刘光辉的陈述内容证明力较其他证人证言证明力强。根据以上证据，可以认定如下事实：争议之地1955年涨洪水后，原房屋被冲垮后，刘光辉之母邹淑良将原房屋残留材料进行了清理并堆在原地，也未在该地恢复重建，邹淑良于次年（1956年）带着刘光辉、刘光雄搬迁至毛坝居住。对其余事实各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另查明：1953年3月，当时的川东区酉阳县为邹淑良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被申诉人不能提供该证的原件，而只能从酉阳县档案中查获该证存根。从该证存根载明内容来看，在土地登载栏中载明有土地“樱桃溪旱田”、“高坳口平土”各一宗。而房产栏则没有填入任何内容。作为刘光辉、刘光雄祖遗房产“二公馆”，没有填入该《土地房产所有证》，该事实刘光雄陈述认可，冉光仙于本案一审庭审时也认可。2007年8月6日，对刘光雄的调查笔录载明，当问及“你们有产权证或其他什么证据没有？”刘光雄回答“没有房产证，有土地证但没有记载二公馆这里的房产，其他没有什么证据。”本案一审开庭审理（2011年10月11日）的庭审笔录则载明，当审判员问“原告提供的房产证的存根包括争议之地吗？”时，被告代理人答“不包括”，冉光仙当时作为刘光辉的代理人回答“不包括，因为当时1987年主席令内部文件规定的老房子不填入房产证，所以没有填入”。本院再审还查明：一审原告刘光辉于2011年11月2日签收本案一审判决书。2011年11月18日，二轻公司向酉阳法院递交上诉状。2012年1月5日，刘光辉去世。本院于2012年1月11日对该上诉案予以立案。本院分别于2012年1月31日、2012年2月9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冉光仙、刘丽、刘逸宏、刘翔、刘伟作为刘光辉的法定继承人参加了本案二审庭审。本院再审又查明：酉阳县政府2011年4月30日作出《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依据原有证据，在补充收集了对冉光仙、唐柳叶、郭玉仙的调查笔录后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与之前作出的酉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相比较，认定事实、理由、结论等方面的内容基本相同，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本院再审再查明：二轻公司于1987年12月21日提交“公有房屋所有权、公有房屋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申请书”，申请办理权属证书，其申请书载明：房屋来源为自建，土地来源为政府划拨。1988年9月21日，酉阳县建委为二轻公司颁发了酉权字第q-210号《房屋所有权证》。其中载明：所有权性质为全民，其中“使用国有土地摘要”栏载明“使用土地面积595.70平方米”。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行政诉讼法确立了一个行政机关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禁止原则。该原则内容为：其一，被告可以同一事实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不同的行为；其二，被告可以不同的事实、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或相同的行为；其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因违返法定程序而被撤销，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此限；其四，行政机关违反该禁止性规定的后果：（1）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禁止性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2）并按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处理。结合本案，酉阳县政府于2007年12月28日作出的酉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经重庆市高级法院（2009）渝高法行终字第149号判决书撤销，并判令重作。酉阳县政府于2011年4月30日作出《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系依据原有证据，在补充收集了对冉光仙、唐柳叶、郭玉仙的调查笔录后，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补充收集的对冉光仙、唐柳叶、郭玉仙的调查笔录，仍不足以证明刘光雄或其母亲邹淑良已放弃土地使用权的事实。与之前的酉府法（2007）14号行政处理决定相比较，酉阳县政府于2011年4月11日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认定事实、理由、决定内容与前一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除外情形和不受限制情形之一，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该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处理。综上所述，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2目之规定，判决撤销酉阳县政府作出《酉阳府法（2011）9号行政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责令限期重作并无不当，本院二审判决予以维持正确。检察机关的该抗诉理由不成立。检察机关的其他抗诉理由，不必在此赘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2）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庆华代理审判员  尹宏桂代理审判员  王军峰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曹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