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渝02民终7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结庆，男，1981年1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安庆市，现住天津市空港经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宇，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倩，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宗俊，男，196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扬，重庆礼澜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支格，男，198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上诉人周结庆因与被上诉人孙宗俊、孙支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20）渝0233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结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宇、郭倩，被上诉人孙宗俊、孙支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结庆上诉请求：1.改判周结庆向孙宗俊偿还借款本金31910元，驳回孙宗俊的其他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但是借款本金只有135000元。一审认定借款本金43万元的依据是当事人陈述、借条、存款账户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以上证据除了借条以外，其他证据只能证明借款本金是135000元，被上诉人自称剩余295000元本金是现金借款，却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的规定，严格审查借款来源、出借人的经济实力、财产变动等情况。被上诉人不具备出借43万元借款本金的经济能力，欠条是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签署的虚假欠条。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在一审中多次变更其在起诉状中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且前后矛盾。第一次变更：25万元是孙宗俊借款，18万元是孙支格现金借款，上述43万元借款只有13万元转账，剩余30万元全部是现金。第二次变更：被上诉人出示了收条，将本案借款用途变更为定金合同纠纷。孙宗俊及其代理人变更了转账13万元的性质：原告曾经要以第三人的名义与江苏绿磁材料有限公司进行项目合作，需要支付20万元定金，该定金由被告收取，以上款项均为原告个人财产，其中13万元为本案提供的转账记录涉及的13万元，剩余7万元在转账后次日早晨由原告、第三人一同将现金交付给被告。第三次变更：该20万元定金中，13万元为银行转账，剩余7万元现金为原告向案外人借款4万元，原告自己又出了3万元凑齐交给被告。第四次变更：2017年8月21日，从赵朝凤卡中取现3万元用于给被告现金借款。与案外人赵朝凤不是夫妻，只是同居。第五次变更：原告借款25万元，其中13.5万元是转账，其余11.5万元均是现金。原告多次变更对事实的陈述以达到其诉讼目的，且隐瞒上诉人已经还款113090元的事实，属虚假诉讼。（2）收条是原告为了虚构不存在的现金支付行为而提交的，收条不能证明原、被告存在20万元借款，与原告无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收条中涉及的“江苏绿磁动力新材料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变更为“江苏绿磁新能源有限公司”，该公司存续至今。一审认定该公司不存在，进而认定上诉人出具收条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是错误的。假设孙宗俊陈述属实，即因与江苏绿磁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合作而将20万元定金交予上诉人，那么收条体现的主体是孙支格，与原告无关。收条不是收取借款的证明，而是孙支格保证20万元能够支付到位的承诺，只能证明孙支格负有支付定金义务。至于孙宗俊、孙支格与江苏绿磁材料有限公司合作是否成功，是否因未将20万元保证金交付给上诉人而导致项目无法进行，定金是否退还均与本案无关。原告未能对其与孙支格是否存在债权转让、借款支付凭证、原告向案外人借款作为本金再向上诉人出借等事实进行举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经整理庭审笔录，孙支格自己也算不清借款的具体金额，根据其陈述借款金额仅为137300元，未达到18万元。（3）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无证据原件进行核对，不能仅凭证据复印件就直接认定该证据真实、有效。一审采信该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的规定，同时也不符合第94条的规定，故相关电子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一审法院使用盖然性理论，未在判决中标明该理论的法律依据。（４）一审法院适用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裁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裁判。原告主张的利息和违约金已超过法律规定保护的上限。2.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原告多次变更、撤回、更改对事实的陈述，未经上诉人同意。一审法院在质证阶段发现新的事实时，应当依法恢复法庭调查程序，要求当事人就新的事实重新进行说明并提供相应证据，但一审法院并未按此审理。（2）证人叶忠与被上诉人是朋友、老乡关系，其证言无相关证据印证，缺乏真实性；且证人未签署证人保证书，法庭也未当庭宣读保证书内容。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３）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辩论终结后，又将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孙支格列为第三人，违反诉讼程序。被上诉人孙宗俊辩称，1.上诉人始终未对借条作出合理解释，借条载明金额43万元，上诉人称是受胁迫，其中有高利息，但是无论如何受胁迫，是否为高利贷，仅一年的时间均不会比本金高出30万元。该借条是经过双方核算之后出具的，还附有还款计划。2.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已经拉黑，上诉人对孙支格的还款实际上是对孙宗俊的还款。但是，在上诉人提交的还款证据中，上诉人向孙支格转款之后又向孙宗俊还款，该事实与上诉人所称其与孙宗俊拉黑以后无法直接向孙宗俊还款自相矛盾。3.上诉人在庭审中称由于工作需要经常需要现金，后变更为资金，与孙支格认识比较早，比较信任孙支格，但上诉人始终否认与孙支格存在借贷关系，却承认与孙宗俊存在借贷关系。以上诉人的说法与孙支格比较熟悉，与孙宗俊并不熟悉，却称与孙支格不存在借贷关系，不符合常理。4.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提交的转账截图中双方的信息、昵称均是相符的。上诉人的代理人陈述无法提供双方的聊天记录，但是上诉人本人完全可以到庭核实。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上诉人多次提到还款、年底还款、还款金额，更符合本案的一个基本事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孙支格辩称，五年中的大笔金额能够记住，平时小的金额就记不全了。孙支格到周结庆家要求出具借条时，孙支格、孙宗俊与周结庆合计了一下，大家就说落实金额为18万元。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孙宗俊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被告偿还借款326910元、违约金5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从2019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376910元（含借款326910元、违约金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认定，孙宗俊于2016年11月21日通过其上海农商银行账户向周结庆转款130000元，于2017年9月18日通过微信转账转给周结庆（微信名“泪水中的微笑”）5000元。被告周结庆向原告孙宗俊借款，并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周结庆借到孙宗俊人民币现金430000元。本人承诺2018年7月30日前还款150000元，余下款2018年底前还清，上述借款于2018年如果逾期不还，借款人另承担违约金50000元。出借人孙宗俊，借款人周结庆，借款日期：2017.12.30。另查明，周结庆已偿还孙宗俊借款6.5万元，已偿还第三人38090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电子数据包括下列信息、电子文件：（一）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四）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本案中，原告、第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是来源于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与被告的通信信息的打印件，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伪造、篡改可能性的前提下，应当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从被告认可“微信信息资料截屏”上看，其上面载明的昵称“泪水中的微笑”、头像图片与（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中的昵称“泪水中的微笑”、头像图片高度一致；从原告提交的原、被告之间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中有手机短信截屏，上面载明：“你尾号4165的储蓄卡账户2月1日18时0分向3-微信转账消费支出人民币439.00元，活期余额244.65元［建设银行］；陆军2月2日19时13分向你你尾号4165的储蓄卡账户电子汇入人民币40000.00元，活期余额40244.65元［建设银行］；你尾号4165储蓄卡账户2月3日9时1分向3-微信转账消费支出人民币4000.00元，活期余额36244.65元［建设银行］；你尾号4165储蓄卡账户2月3日9时4分向3-微信转账消费支出人民币5000.00元，活期余额31244.65元［建设银行］”，该四笔收支情况与被告提交的其尾号为4165建设银行卡交易明细中的时间、金额、交易对手、余额等完全一致；从被告认可的2017年9月18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5000元的转账截屏显示“转账-转给泪水中的微笑”，也能够表明“泪水中的微笑”系被告的昵称。结合其他证据，原告以及第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可以用于证明本案案件基本事实。其次，被告虽然辩称2017年12月30日的借条是其在被胁迫之下出具的，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以及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既然被告认为因胁迫于农历2017年12月30日出具的43万元借条，那么应当在农历2018年12月30日前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而被告并没有行使此项权利。况且，被告归还原告或者第三人款项的时间均是在2018年2月15日后，且在归还时未提出异议。故，被告存在胁迫的辩解意见，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纳。再次，原告主张，属于其所有的25万元借款债权包括13万元银行转账、现金交付7万元、现金交付1万元、现金交付3万元、微信转账5000元、工资5000元，并对各笔款项的支付时间、地点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说明。为此，原告提交了转账凭证、银行流水、银行对账单、收条、微信转账截屏等予以佐证。从2016年11月22日被告出具的20万元收条看，其内容载明“因江苏绿磁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需要，本工程架子工承包给孙支格，需交付定金（盖有手印和‘周结庆印’的印章）贰拾万元，于2016年11、22交付到位，定金于2017年7月退还。收款人：周结庆（盖有手印和‘周结庆印’的印章），2016、11、22”，对于定金20万元系“2016年11、22交付到位”，这与被告只认可的13.5万元，大相径庭；且该证据的持有者为原告，如果原告没有支付20万元，按照交易习惯被告不可能将该收条交付给原告。该院通过信息核查，不管是“江苏绿磁动力材料有限公司”，还是“江苏绿磁新材料有限公司”，其显示均未进行企业登记，能够表明被告出具该收条，具有一定虚假性，违背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相反，被告却没有提供足以推翻收条不是被告亲笔出具的证据。结合原告提交的原、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发出“你自己说，差我的二十五万元，明明讲好说2018年底全部还我，结果还我3.5万元，有诚信吗？问题是现在我无法度过现时”后，被告回复“我只说做每一件事，我都在尽力”以及原告发出“余下的十九万啥时还呢？”，被告回复“多钱要年底”等。加之，2017年12月30日的借条明确载明“今周结庆借到孙宗俊人民币现金430000.00元”，并承诺2018年7月30号前还款150000.0元，若被告所称只有13.5万元借款，那么，为什么被告还要承诺首期还款15万元，显然不符合常理；若依被告本人所称“借条中载明第一次还款15万元，因为我收到原告13万元，借条上加了飞机票”，已经构成多给，那么被告为什么在借条上还要承诺“余下款2018年底前还清”，何况2万元的飞机票也违背常理。因此，本案可以推定原告已履行了25万元的出资义务，在农历2017年12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25万元借款，原、被告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最后，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借条中的其余18万元借款债权成立，申请追加孙支格为本案第三人。第三人在庭审中主张：原、被告在本案借条中的18万元借款债权原属于他所有，但他已将该债权转让给了原告。同时，第三人主张其对被告的18万元借款包括部分现金交付和微信转账12300元。第三人也提交了微信转账截屏予以佐证，并申请证人叶忠当庭证明第三人向其借款4万元转交被告的事实；对其他交付的借款，因第三人作出较为合理的说明，且交付现金的时间，均是在农历2017年12月30日前，时间跨越三年左右，第三人不能逐一说明，也在情理之中。结合第三人提交的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称“我欠你的钱，这是事实”，第三人称“我叔叔态度强硬的，他也在给利息钱，他25万不能少，我这里18万你看着给吧”等。本案可以推定第三人与被告经结算后，被告在农历2017年12月30日尚欠第三人借款18万元。故，虽然被告在本案中主张原告仅履行了13.5万元的借款支付义务，但是根据原告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特别是被告在微信聊天中陈述的“年底肯定对帮我的人一个交代”、“年底一分不少还回去”、“下午我给你打钱”、“我凑凑四万，还要等下午借过来”、“正月我再还你”、“反正正月十八上去，我立马还钱”、“7号我再想一点办法”、“11万到开工我全部还清”、“7号我再打点，开工打满”、“7号我再还三万，开工再还四五万”、“我真的年前没办法”、“先不聊了，我去把钱凑齐”、“多钱要年底”、“资金确实紧张”、“我欠你的钱，这是事实”等等，能够发现原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结合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根据“盖然性”理论，足以认定原、被告和第三人于农历2017年12月30日经结算后，被告将属于原告的25万元借款债权和属于第三人的18万元借款债权合并后向原告出具了一张43万元借条，并制定了还款计划。在庭审中，对于原告、第三人陈述的被告出具借条的经过，被告并没有当庭否认出具借条时有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场的这一说法。事后，被告并未否认上述借款的存在，而是在明知存在还款期限的基础上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同时，因第三人明确表示已将18万元借款债权转让给原告，故可以认定被告尚欠原告借款43万元，该借贷关系已成立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受到法律保护。现被告已向原告偿还6.5万元，已向第三人偿还38090元，合计已偿还103090元。原、被告均认可在借款本金43万元中扣除已偿还的103090元，故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32691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资金占用利息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本案的受理时间为2020年7月3日，并非2020年8月20日起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故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该院认定借款成立数额为43万元，而原告主张的违约金5万元，并未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标准，且被告未依约还款，存在违约，故对于原告主张的5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原告主张以376910元（含借款本金326910元、违约金5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但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中的“资金”，从其字面含义看来，仅指借款人实际收到的资金，并不包含违约金在内；而违约金本身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又具有惩罚违约人和补偿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所受损失的功效，不能将违约金作为“资金”处理。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从2019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借款32691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的资金占用损失，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原、被告在借条中已明确“本人承诺2018年7月30日前还款150000.00元，余下款2018年底前还清，上述借款于2018年如果逾期不还，借款人另承担违约金50000元”，而被告未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偿还借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存在违约。因此，对于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32691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从2019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借款32691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违约金5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于被告在本案中提出的其他抗辩意见，因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九条第一、二、五项、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款，判决：被告周结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孙宗俊借款本金32691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从2019年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32691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被告周结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宗俊逾期还款违约金5万元；驳回原告孙宗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75.55元，由原告孙宗俊负担832.50元，被告周结庆负担6743.05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主要证据能否采信的问题，本院评判如下：（1）根据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属于电子数据证据。该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本案中，孙宗俊、孙支格只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并未提交原件，即原始的微信聊天记录。此种情形下，只有在确认打印件显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内容与原始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否则不能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周结庆出示的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能够证实孙宗俊与周结庆曾使用微信进行沟通，孙宗俊出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中显示的聊天参与方微信昵称（“泪水中的微笑”）、微信号与周结庆微信昵称、微信号相同。孙宗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内容中有“泪水中的微笑”发来的手机短信图片，短信上面记载的尾号4165储蓄卡账户四笔收支情况（由中国建设银行短信通知）与周结庆提交的周结庆尾号4165建设银行卡交易明细记载的时间、金额、交易对手、余额等信息完全一致，该信息属于周结庆银行账户变动的个人信息，如果截屏内容系孙宗俊伪造，那么孙宗俊为何能掌握该信息，周结庆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根据孙宗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内容，聊天参与方向“泪水中的微笑”催告还款，“泪水中的微笑”为证明自己经济困难而主动将自己的银行账户变动信息发给对方。结合孙宗俊与周结庆有借贷纠纷的事实以及孙宗俊持有截屏证据的事实，本院认为截屏显示的内容是孙宗俊掌握周结庆银行账户变动信息的唯一合理解释，其真实性应予确认，故本院认定孙宗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内容与原始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一致，可以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微信聊天参与方是周结庆、孙宗俊。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孙支格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复印件“有原始载体核对”，诉讼参与人在笔录上均签字确认，故该微信转账记录复印件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孙支格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既无原件核对，又无其他线索判断其真伪，故本院不予采信。一审采信该证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2）周结庆上诉提出案涉借条是其受到孙宗俊、孙支格等人的威胁而被迫出具。经查，该理由并无证据证明，且周结庆在出具借条以后非但没有行使撤销权，反而多次向孙宗俊、孙支格转账，其行为与受胁迫后一般人的一般表现并不相符。故本案应当认定周结庆出具该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经查，该报告记载江苏绿磁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1日。江苏绿磁动力新材料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变更为江苏绿磁新能源有限公司。历史名称江苏绿磁动力有限公司。因该公司名称与案涉收条记载的“江苏绿磁新材料有限公司”不完全一致，故二者是否系同一家公司尚无法确定。（4）忠县法院违法违纪举报回函。该回函未对相关举报事实作出实质认定，故本院不予采信。（5）关于上诉人周结庆提出证人叶忠未签署证人保证书，法庭也未当庭宣读保证书内容的问题。经查，一审卷宗中证人保证书记载，叶忠于2020年10月30日在该保证书上签字；庭审笔录记载法官宣读了证人出庭作证相关权利义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周结庆与被上诉人孙宗俊之间借款本金的数额应当如何认定；一审判决适用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进行裁判是否正确；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对此，本院评判如下：（一）孙宗俊与周结庆之间借款本金的数额应当如何认定。孙宗俊是以案涉43万元借条为主要证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周结庆只承认实际发生13.5万元借贷，故本案应当重点审查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实际发生以及发生的数额。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经查：1.根据孙宗俊、孙支格的陈述，案涉收条上记载的20万元定金是孙宗俊交付给周结庆的，该事实不但有二人的陈述予以证明，而且有孙宗俊持有该收条的事实以及在出具收条前一日孙宗俊向周结庆转账13万元的凭证相印证。周结庆承认该13万元转账是孙宗俊出借给周结庆的借款，却辩称该13万元转账与收条无关，该辩称意见与周结庆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相矛盾，即该收条记载20万元定金于2016年11月22日交付到位，周结庆在一审庭审中辩称“交付到位”是要求孙宗俊在2016年11月22日将剩余7万元交付到位，但孙宗俊未将7万元交付到位。对此，孙宗俊已对剩余7万元定金的交付方式以及资金来源作出了合理说明，且孙宗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内容证实，周结庆对孙宗俊催其还款25万元并未提出异议。周结庆对孙宗俊出借能力的评估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孙宗俊称通过结算，周结庆给孙宗俊出具了43万元的借条，已将20万元定金转化为借款，确认由周结庆偿还。周结庆对此予以否认并辩称43万元借款中只包括13万元借款本金，其余30万元并未收到，是高额利息、车票、飞机票等。但是，该辩称意见不符合常理，一审判决已经对此作出论述，本院予以确认。此外，根据常理，收条是证明书写人收到一定钱或物的凭证。综合前述证据及分析，案涉收条记载20万元定金于2016年11月22日交付到位，应当解释为周结庆在收到20万元定金以后出具收条。根据孙宗俊、孙支格、周结庆等人的陈述，43万元借条是孙宗俊、孙支格等人在周结庆妻子娘家找到周结庆以后，由周结庆出具的。故在周结庆未能对借条中43万元借款的组成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20万元定金已转化为借款包含在43万元借条之中。综上，本案可以认定孙宗俊以转账、支付现金等方式向周结庆交付20万元定金，最终由周结庆向孙宗俊出具借条将该20万元定金转化为借款，并由周结庆确认偿还的事实。2.孙宗俊提出案涉借条中记载的43万元借款包括其以支付现金、微信转账等方式对周结庆形成的借款债权5万元，以及其受让孙支格对周结庆的18万元债权。经查，（1）孙宗俊针对该5万元借款债权，除提供了部分借款的微信转账记录以外，还对其他出借形式以及出借资金的来源等作出了合理说明。且孙宗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内容记载，周结庆对孙宗俊催其还款25万元并未提出异议。周结庆对孙宗俊出借能力的评估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孙宗俊称通过结算，周结庆给孙宗俊出具了43万元的借条，其中包含该5万元借款债权。周结庆对此予以否认并辩称43万元借款中只包括13万元借款本金，其余30万元并未收到，是高额利息、车票、飞机票等。但是，该辩称意见不符合常理，一审判决已经对此作出论述，本院予以确认。故该5万元借款债权应予确认。根据孙宗俊、孙支格、周结庆等人的陈述，43万元借条是孙宗俊、孙支格等人在周结庆妻子娘家找到周结庆以后，由周结庆出具的。故在周结庆未能对43万元借款的组成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5万元借款债权包含在43万元借条之中。综上，本案可以认定孙宗俊以支付现金、微信转账等方式对周结庆形成5万元借款债权，并由周结庆确认偿还的事实。（2）周结庆辩称其给孙支格微信转账是偿还周结庆欠孙宗俊的借款，理由是孙宗俊与周结庆手机通讯相互拉黑，周结庆不能直接向孙宗俊还款，只能由孙支格代收。经查，周结庆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记载，周结庆给孙支格微信转账以后与孙宗俊也有微信转账记录。故该理由不能成立，周结庆给孙支格微信转账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周结庆与孙支格之间有经济往来。根据周结庆及其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周结庆向孙支格微信转账的记录等证据，能够证实周结庆与孙支格存在经济往来或借贷关系。孙支格提出其陆续向周结庆出借18万元，除对部分款项提供了微信转账记录以外，还对其他款项的出借方式、资金来源等作出了合理说明。而周结庆未能对43万元借款的组成作出合理说明。周结庆对孙支格出借能力的评估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孙宗俊、孙支格、周结庆等人的陈述，案涉43万元借条是孙宗俊、孙支格等人在周结庆妻子娘家找到周结庆以后，由周结庆出具的。据此并结合孙宗俊、孙支格的陈述，本案应当认定孙宗俊、孙支格在找到周结庆以后三方对彼此间的经济往来或借贷关系进行了结算，并确认孙支格对周结庆的债权由周结庆向孙宗俊清偿。综上，本案可以认定孙支格以支付现金、微信转账等方式向周结庆出借18万元，后经孙宗俊、孙支格、周结庆三方确认由周结庆向孙宗俊偿还的事实。综上所述，本案应当认定孙宗俊与周结庆之间的借贷金额是43万元本金。扣除周结庆已经偿还的103090元，周结庆尚欠孙宗俊借款本金326910元。综上，上诉人周结庆提出本案借款本金应认定为135000元，本案系虚假诉讼，应当改判偿还尚欠借款本金31910元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一审适用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是否正确。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的时间是2020年7月3日，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进行裁判。根据该司法解释（法释〔2015〕18号）的规定，一审判决支持违约金5万元以及逾期还款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周结庆提出一审适用法释〔2015〕18号司法解释错误，据此判决的违约金、利息损失超过法律规定保护的上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1）因孙宗俊在诉讼中提出案涉43万元借款包含周结庆向其侄儿孙支格的借款18万元，孙支格的债权已转让给孙宗俊，故案件处理结果与孙支格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孙支格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进行审理，休庭以后基于原告申请，一审法院追加孙支格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适用普通程序对本案进行审理。该审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规定。在当事人申请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审理的需要，认为该第三人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故上诉人周结庆提出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辩论终结后，又将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孙支格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违反诉讼程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对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在一审中多次变更其在起诉状中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且前后矛盾，其撤销自认未经上诉人同意的上诉理由。经查，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在一审诉讼中的不同阶段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是一个不断补充、完善的过程，不存在陈述于已不利的事实以后又撤销自认的情形。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虽然一审判决对部分证据的采信不当，但是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周结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75元，由上诉人周结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治 康                    审  判  员  王    雷                    审  判  员   冉 世 均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罗 瑞 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