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29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融汇石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新沂市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69号。法定代表人：李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东兵，江苏港通陆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汇和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解放南路中国矿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内科技大厦1120室。法定代表人：李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兆辉，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财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建国西路锦绣嘉园8-1-2304室。法定代表人：贾建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浩，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洁，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融汇石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汇公司）、上诉人江苏汇和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州财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润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1民初3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融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东兵、上诉人汇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兆辉、被上诉人财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融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被上诉人是上诉人股东，依法享有融汇公司股权而非债权。2013年12月28日徐州市人民政府通过《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拨改投资金是指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实施拨款改投资，引导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该办法通过后，作为投资主体的徐州市国盛投资集团公及本案被上诉人分别与江苏金鼎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顺辉商贸有限公司、江苏雨叶食品有限公司、徐州市坤元食品有限公司、苏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徐州超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天意生态茶饮有限公司、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徐州市恒源电器有限公司等众多企业签订《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上述众多企业中有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有的没有办理。已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被上诉人均认可为股权投资，没有办理的，被上诉人就以民间借贷的名义向法院起诉。根据该办法要求，作为投资主体的徐州市国盛投资集团公司(签订协议时本案被上诉人尚未成立)对上诉人考察后双方于2014年10月签订了《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投资协议之江苏融汇石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补充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本次投资所涉资金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实施投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我市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协议中对于增资及增资后的股权认购与认购后的股权结构均作出了详细约定：财润公司出资人民币400万元认购融汇公司增资股份，成为融汇公司股东，占股9.17%。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按照协议先后委派汤大鹏、刘尧作为被上诉人的董事参与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股权纠纷等相关认定，是否办理股东工商登记，不影响股东资格的认定，何况本案中被上诉人成立后至今没有提供办理股东登记所需要的材料给上诉人，上诉人也无从办理，过错责任并不在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从法律性质上看就是股权投资而非民间借贷，而一审判决却推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适用法律明显不当。二、投资协议中关于被上诉人享有的股东权利也进行了约定，其中包括知情权(协议第9条)，派驻董事、重大经营决定权(协议4.1和4.2条)等专属于股东享有的权利。三、补充协议中关于回购主体以及回购价格的约定也印证了被上诉人享有的是上诉人股权，而非债权，这由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举证出示的第三份证据确认其为股东身份。四、被上诉人当庭举证2015年11月4日兴业银行汇入回单(来账)16万元款项用途一栏明确记载“投资收益”，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其是上诉人的股东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纳海公司与陆国伟、高海云、绿地公司等股权纠纷”一案裁判要旨指出：法院认为，系争约定收益条款是案涉一系列股权转让协议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股东间平等、自愿协商后对于公司管理权、股东分红权及一方股东支付另一方股东固定收益等的特别安排。该约定不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和公司的合法权益，应为有效。就本案而言，即使股东、公司之间约定固定收益，那也仅仅构成股东在不符合分红条件的情况下从公司获取固定收益，将会构成抽逃出资，损害了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这并不能否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股权关系，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本案系借贷关系。何况在本案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原件上并没有约定固定收益，复印件系被上诉人后添加的，上诉人不予认可。一审认定：在本院受理原告为财润公司的多起案件，固定收益均为4%。这是明显的推定，其他案件的4%并不代表本案就约定4%，何况也不排除其他案件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均是复印件后添加的。其次上诉人之所以支付32万元，是应被上诉人要求支付的，因为徐州市国资委每年都要对被上诉人进行审计，被上诉人为保持国有资产的稳定性才要求融汇公司支付的，这方面汤大鹏、刘尧可以确认。因此，涉案协议无论从性质上还是内容上都不属于借款协议，而是增资股权认购协议，被上诉人享有上诉人股权而非债权，应受《公司法》相关规定调整。五、从本案协议的形式和内容来看，也得不出是民间借贷。涉案协议是徐州市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上诉人股东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如果是民间借贷，那为何不直接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署，而要上诉人各股东与其签署。本案中一审被告汇和公司是上诉人股东，并非是涉案担保人，一审判决既然认定其作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收购被上诉人的股份而没有收购，为此承担连带责任，为何在判决中认定本案更符合民间借贷特征，岂不自相矛盾。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确认汤大鹏、刘尧是其员工的情况下，故意认定为上诉人员工。汤大鹏、刘尧作为被上诉人委派的董事，每年均要到上诉人处听取汇报，指导工作，虽然没有整天在上诉人处上班，这并不代表被上诉人没有参与上诉人的企业经营，涉及实际经营管理与参与企业经营本来就是两个概念。根据《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投资主体向被投资企业委派董事，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一审法院在没有审查《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以“未参与实际经营管理”为由否定协议为股权投资的效力，实属不当。六、律师费诉求与上诉人无关，本案中上诉人不存在违约，更谈不上违约责任，因此，由此产生的律师费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汇和公司对上诉人融汇公司的上诉答辩称：融汇公司关于当事人之间系股权投资法律关系的上诉意见是正确的，关于融汇公司所述协议中涉及的固定投资收益，并非各方当事人明确约定，融汇公司关于2015年和2018年所付款项为投资收益而非固定投资收益的上诉意见也是正确的。上诉人汇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苏0311民初3623号民事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属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投资协议》主要内容是徐州市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400万元购买融汇公司9.17%的股权以及公司治理等事项。《补充协议》内容主要是国盛公司股权退出方式。无论是《投资协议》还是《补充协议》均无固定投资收益的约定。一审判决中表述的当事人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每年4%的固定投资收益这一事实并无证据证明。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内容看上诉人与国盛公司显属股权投资关系，实无民间借贷之合意。2.融汇公司分别于2015年11月4日和2018年3月27日向被上诉人支付投资收益16万元的兴业银行回单仅能证明融汇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了投资收益，是公司向股东进行的收益分配。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在同时期其他拨改投专项资金对其他投资标的固定股权收益均约定为年4%来类推本案也约定了固定投资收益，这是以类推方式来推定事实，违反了民诉法规定，其推论得出的事实只能是错误的事实。虽然16万元恰是400万元的4%，但是，融汇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6万元投资收益并不必然是利息。3.依据《投资协议》第4.1条：本次投资完成后，向公司派驻董事一名，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据此，国盛公司及被上诉人向公司派驻了董事，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已经行使了股东权利，并不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表述的被上诉人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同时，依据《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股东权利，并不是股东义务，公司股东并不是必须要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因此，被上诉人及国盛公司是否参与融汇公司的经营管理与本案法律关系是股权投资还是民间借贷并无必然联系。4.《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当事各方就股权投资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的商事行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规定的情况下，法院裁判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该两份协议中，双方就公司治理、股权退出进行约定并不违反公司法等法律规定，不能据此将该股权投资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第64条“谁主张、谁举证”规定，不当加重了上诉人举证责任。1.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所举证据《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无固定投资收益约定，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双方约定了每年4%的固定投资收益。2.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兴业银行回单”明确载明是融汇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投资收益，并不是利息，一审法院却以融汇公司不能证明该“投资收益”是“投资收益”，类推认定该“投资收益”是“利息”，不当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3.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没有参与融汇公司经营管理，且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也无明确规定公司股东必须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在上诉人已证明国盛公司及被上诉人已派驻董事参与公司重大决策、行使了股东权利的情况下，仍认定上诉人未能证明被上诉人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这一不需待证的待证事实，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严重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4.国盛公司未能变更登记成为公司股东，是因为其要求将当时还未注册成立的子公司即上诉人变更为公司股东，这明显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未能实现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并非上诉人的原因所导致，这种不利后果也由上诉人承担，明显违反民诉法相关规定。三、上诉人并未违约，不应承担违约金。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的违约金错误。《补充协议》虽然约定了国盛公司股权退出时间、方式及价格，但是国盛公司及被上诉人在期满后均未向上诉人提出股权退出，至被上诉人起诉之日起未收到任何催告信息，上诉人认为国盛公司继续保留对融汇的股权投资。退一步讲，假如上诉人违约，一审判决违约金数额远超被上诉人实际损失，依据《民法典》第585条规定，违约金数额不宜远超其实际损失。四、《投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是上诉人与国盛公司等甲、乙、丙、丁四方共同签署的股权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第5.3条约定了公司、实控人、原股东对国盛公司股权予以回购。据此，本案应属必要共同诉讼。一审法院未予追加乙方为诉讼参与人，违反了民诉法第132条规定。上诉人融汇公司对上诉人汇和公司的上诉答辩称：汇和公司在认定本案投资协议是股权投资而非民间借贷是正确的。被上诉人财润公司针对上诉人融汇公司、上诉人汇和公司的上诉一并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2014年10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投资协议之江苏融汇石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补充协议》，被上诉人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向上诉人实施借款，但被上诉人的回报不与上诉人的经营业绩挂钩，而是保本收益，定期向被上诉人支付固定收益，且约定固定期限内又实际控制人回购。在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履行了全部义务，上诉人支付了两期固定收益，但投资期限届满后，上诉人未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回购。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涉案合同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性质为借贷关系。《补充协议》约定：本次投资协议生效后，公安应按照本次投资额（人民币400万元）为基数，于2015年、2016年、2017年每年10月前，向被上诉人支付固定股权收益，每年逾期一个月不能支付该固定收益的，被上诉人有权按照所持股份参与当年公司收益分红，当年分红达不到的，实际控制人应于分红后一个月内补足。由此可以说明，被上诉人投资400万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固定收益，而不是为了获得公司经营情况所得的利润分红。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也未派驻员工参与公司经营，上诉人所提到的“汤大鹏、刘尧每年两三次去公司现场看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属于贷后管理行为，并未参与公司经营。财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融汇公司、汇和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48万元（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4%，自2016年10月29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共计448万元；；2、判令融汇公司、汇和公司支付违约金160万元；3、本案律师费45000元由融汇公司、汇和公司承担；4、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融汇公司、汇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国盛公司（甲方）与张雷（乙方）、李红军（乙方）、张效平（乙方）、汇和公司（丙方）、融汇公司（丁方）签订《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投资协议之江苏融汇石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协议载明张雷、李红军、张效平、汇和公司系融汇公司原股东，汇和公司系融汇公司实际控制人。甲方（国盛公司）是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出资代表。本次增资所涉资金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实施投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我市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按照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主管部门的意见，并经公司原股东一致同意，国盛公司将投资形成的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国盛公司的子公司—财润公司（已核名，该公司正在进行工商登记等成立工作），徐州财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本协议项下条款的约束。公司系一家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协议签署之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拟将其注册资本从人民币3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3302.95万元(以下简称“本次投资”)；在符合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公司、乙方、丙方同意由甲方认购公司本次投资的全部新增人民币302.95万元注册资本；甲方同意依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认购公司的全部新增注册资本。协议具体内容约定：财润公司向融汇公司投资400万元，占股9.17%，投资期限三年，财润公司向公司派驻一名董事，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协议各方为解决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而支出的律师费、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引发该争议的违约方或责任方承担。后国盛公司（甲方）与张雷（乙方）、李红军（乙方）、张效平（乙方）、汇和公司（丙方）、融汇公司（丁方）签订《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投资协议之江苏融汇石英科技有限公司之补充协议》，协议载明张雷、李红军、张效平、汇和公司系融汇公司原股东，汇和公司系融汇公司实际控制人。投资协议生效后，公司应按照本次投资额400万元为基数，于2015年、2016年、2017年每年10月（无具体日期）前向国盛公司支付固定股权收益（协议中无具体利率）。每年逾期1个月不能支付该固定收益的，财润公司有权按照所持股份参与当年公司收益分红；当年分红达不到（无具体数额）万元的，甲方有权要求公司或实际控制人1个月内补足至（无数额）万元。实际控制人应在2017年10月（无具体日期）前回购国盛公司持有的股权，若实际控制人未完成回购，公司应于1个月内出台回购方案，并获得甲方认可；1个月内仍不能出台甲方认可的回购方案的，甲方有权要求按照公司评估市值确定转让价格。若按照公司评估市值确定的转让价格低于财润公司原始投资价格，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原股东按以下公式确定回购价格：从投资完成时开始，按年收益率10%（单利）计算退出价格，其公式为：投资额×（1＋10%×原告投资完成后到拟退出的总天数/360）-∑公司已经支付给甲方的固定股权收益。融汇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回购甲方股权及支付收益的，除应支付甲方资金及收益外，融汇公司、实际控制人应按照投资总额的4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2014年10月29日国盛公司向融汇公司汇款400万元。融汇公司于当日开具收据，载明收到代垫投资款400万元。融汇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未办理变更手续。2015年11月4日，融汇公司向财润公司账户支付16万元，用途处记载“投资收益”。2018年3月27日，融汇公司向财润公司账号支付16万元。融汇公司一审庭审中未就分红情况提供证据。上述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因融汇公司、汇和公司未按约定回购财润公司持有的股权并支付收益，财润公司以诉称理由提起诉讼。因委托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财润公司与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财润公司委托该所代理其与融汇公司、汇和公司等四起案件的一审、二审及执行程序的诉讼、执行事宜，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指派杨浩、王洁作为委托事项代理人，财润公司应向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148000元，律师代理费分首末两期分别计算支付，每期支付代理费的50%。首期代理费74000元于协议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支付；末期代理费于案件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后七个工作日内支付。2019年12月11日，财润公司与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签订《补充协议》，对四起案件的律师费予以明确，其中本案律师费为45000元。当日，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向财润公司开具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为74000元；2019年12月19日，财润公司向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转账74000元。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融汇公司、汇和公司则主张财润公司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派驻董事汤大鹏、刘尧，每年两三次去公司现场看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融汇公司每年还将财务报表发过去，主要发给刘尧。财润公司主张签署投资协议后未参与融汇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刘尧是融汇公司人员。另，一审庭审过程中财润公司提供的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原件中固定收益部分为空白，财润公司向法院提供的复印件中为手写的4%，财润公司称复印件中补签的4%系财润公司复印原件后在复印件中又补签的4%，原件中并没有4%。另，在一审法院受理原告为财润公司的案件多起，固定收益均约定为4%。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应如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财润公司主体是否适格。国盛公司（甲方）与融汇公司、汇和公司签订《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投资协议之江苏融汇石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明确约定国盛公司将投资形成的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国盛公司的子公司—财润公司，徐州财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本协议项下条款的约束。而且融汇公司在2015年、2018年亦是向财润公司支付的“投资收益”，故可认定财润公司已接收了国盛公司与融汇公司、汇和公司签订的协议，财润公司主体适格。关于《徐州市拨改投专项资金投资协议之江苏融汇石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补充协议》性质。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应结合当事人的行为及相关文件的内容进行综合判断。具体到本案而言，财润公司与融汇公司、汇和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本次投资协议生效后，公司应按照本次投资额（人民币400万元）为基数，于2015年、2016年、2017年每年10月前，向财润公司支付固定股权收益。每年逾期1个月不能支付该固定收益的，甲方有权按照所持股份参与当年公司收益分红，当年分红达不到的，实际控制人应于分红后1个月内补足。该合同中有财润公司、融汇公司、汇和公司签章确认，说明双方对该合同约定内容是知悉的，财润公司向融汇公司投资400万元目的是为了获得固定利率的收益；虽然按照协议约定，财润公司享有融汇公司股权，且双方应在约定时间内办理包括注册资本、股东、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从履行情况来看，融汇公司既未变更其工商登记，融汇公司、汇和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财润公司的投资收益与其经营业绩挂钩并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利润分配，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财润公司参与经营管理。而《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上更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财润公司、融汇公司、汇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借贷关系。虽然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由融汇公司支付“投资收益”、实际控制人汇和公司“回购股权”，但鉴于双方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系借贷而非投资，该款亦实际支付至融汇公司的账户由该公司用于经营，故融汇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目前，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财润公司要求融汇公司偿还借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汇和公司作为实际控制人承诺“回购股权”，双方对回购价格的计算方式约定为：“投资额×（1＋10%×甲方（即原告）投资完成后到拟退出的总天数/360）-∑公司已经支付给甲方的固定股权收益”，以上约定应视为其自愿与融汇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现融汇公司未按约定付款，财润公司要求汇和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关于财润公司主张的按照4%计算利息，2015年11月4日，融汇公司向财润公司账户支付16万元，用途处记载“投资收益”。2018年3月27日，融汇公司向财润公司账号支付16万元。融汇公司、汇和公司称两次16万元转账为公司分红而不是固定收益，融汇公司未就分红情况向法庭提供证据，且该两笔转账数额相同，与财润公司主张的4%相吻合，应视为融汇公司对固定收益义务的实际履行，而且财润公司在同时期其他拨改投专项资金投资协议中对固定股权收益均约定为年4%，该利率远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故对财润公司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财润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财润公司一并主张了利息及违约金，但2017年11月计算至2020年7月，财润公司诉请的160万元违约金未超出以400万元为基数，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今，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金额，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财润公司要求融汇公司、汇和公司按年利率4%继续计算利息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该利率已通过补充约定实际履行，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财润公司主张的律师费45000元。按照协议约定，因诉讼而产生的律师费、保全保险费等费用，应由违约方承担。融汇公司、汇和公司未按约向财润公司还款已构成违约，财润公司为此而支付的律师费应由融汇公司、汇和公司承担。但根据财润公司举证，其目前实际支付的律师费仅为225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余费用，财润公司可待实际支付后另行主张。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江苏融汇石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汇和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州财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00万元、违约金16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4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江苏融汇石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汇和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州财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22500元；三、驳回徐州财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4675元，公告费230元，合计54905元，由江苏融汇石英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汇和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融汇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被上诉人派驻管理人员刘尧与上诉人总经理张雷之间的短信记录，内容显示刘尧对融汇公司相关工作安排履行了管理责任。证据二、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在同一时期被上诉人与多家单位签订股权投资协议，被上诉人均认定上述投资协议的为股权投资。证据三、（2021）苏03民终2658号民事判决，证明被上诉人投资徐州中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徐州中院依法认定为股权投资，并认定股权转让合法。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2020）民申2759号生效法律文书，证明即使存在固定收益及股权回购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这类性质的投资均为股权投资。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对证据一短信记录，从内容来看，均是双方协商刘尧至融汇公司回访时间、刘尧要求融汇公司支付收益、了解融汇公司财务情况等内容，难以据此确认刘尧参与了融汇公司经营管理，无法证明上诉人融汇公司主张，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能否证明上诉人融汇公司的主张，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证。二审期间，上诉人汇和公司、被上诉人财润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涉案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性质认定问题。根据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内容可知，财润公司向融汇公司投入400万元，三年后无论融汇公司经营状况如何，一律由财润公司收回投资，收回金额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按照固定利率予以计算。且三年期间内，由融汇公司或汇和公司向财润公司支付固定收益，而实际上融汇公司亦确实向财润公司支付了两笔均为16万元的收益。上诉人融汇公司、汇和公司主张双方无固定收益约定，与补充协议约定内容不符。另协议虽然约定，财润公司投入资金后成为融汇公司的股东，但在实际投入后，融汇公司并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各方当事人亦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各方曾就如何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存在磋商，无法确认各方存在变更股权登记的愿望。综合以上情形，结合协议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固定期限、固定利率的资金融通关系，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为借款关系，并无不当。关于违约金问题。如上所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则按照法律规定，出借人主张的逾期利率、违约金及其他费用，总计不应超过年利率24%。被上诉人财润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主张违约金为160万元，加上年利率4%的利息，总计不超过上述年利率24%的法律保护上限，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亦无不当。关于律师费问题。按照协议约定，协议各方为解决协议履行问题而发生的律师费由引发争议的违约方或责任方承担。本案中，上诉人融汇公司、汇和公司应按照约定及时足额返还被上诉人财润公司投资款，融汇公司、汇和公司未及时返还款项，构成违约，被上诉人财润公司为此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按约应由融汇公司、汇和公司承担。关于应否追加必要共同诉讼人问题。融汇公司原股东系涉案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订方，亦承担相应的责任。财润公司作为权利人，是否诉请要求其他各原股东承担责任，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上诉人汇和公司主张其他融汇公司原股东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应追加参与诉讼，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融汇公司、上诉人汇和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融汇公司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54675元，由上诉人融汇公司负担；汇和公司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54675元，由上诉人汇和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宏审判员 冯昭玖审判员 徐海青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秦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