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4民终24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陈水坤，男，1957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兴活，福建顺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维森，福建顺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建天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永安市荣康东路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81597899716Q。法定代表人：刘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大亮，福建众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张骏熹，男，1990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安市。一审第三人：王水钟，男，195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首炊，福建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首礼，福建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水坤因与上诉人福建天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奕源公司）、一审被告张骏熹、一审第三人王水钟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前由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481民初824号民事判决，天奕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9）闽04民终795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闽0481民初82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闽0481民初3098号民事判决，陈水坤、天奕源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水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兴活、被上诉人天奕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大亮、一审第三人王水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首炊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张骏熹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水坤上诉请求：1.撤销（2019）闽0481民初30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增加判令天奕源公司退还陈水坤投资款3980227元（5.8824%÷30%×1984万元＝3980227元）；并以398022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陈水坤支付从2017年1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日止期间的利息；2.天奕源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投资者取得预留住宅的前提系其应对公司住宅进行认购，预留住宅价值不是直接给付货币，而是预留住宅销售后回笼的售房款按投资比例分配给投资者。王水钟作为公司投资者，其应与其他投资者具有相同的权利，同时履行相同的义务，即与其他投资者一样对天奕源公司预留的住宅进行认购，并对住宅进行销售，承受房屋售价浮动，而不是直接要求天奕源公司按其持有股份直接获得预留住宅的价款。现有证据并无法确认该售房款是否已实际到位及销售价格等。因此，对预留住宅的实际价值无法确认，陈水坤要求按预留住宅的总额乘以王水钟持股比例取得购房款的请求依据不足。综上，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仅能确认王水钟可退的投资款为3568656元，而对于预留住宅因王水钟未能提交证据其已存在认购房产的行为，其要求直接分配货币价值依据不足。”陈水坤认为，一审法院前述关于预留住宅部分之认定是错误的，并导致裁判错误，理由阐述如下：一、“预留住宅因王水钟未能提交证据其已存在认购房产的行为”，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首先，天奕源公司作出退还款项决定时，应当通知股东，并告知股东对“预留住宅”享有的权益，这是股东进行认购的前提。2017年1月20日公司作出涉案的《股东会决议》，将王水钟可退回投资款的份额统一计算在张骏熹30%股权名下，天奕源公司及张骏熹从未告知王水钟，王水钟不知道此次退还投资款，根本无从认购住宅，因此，要求其对“存在认购房产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明显不当。其次，公司如认为股东应当以所预留住宅及估价接受住宅，以抵退还投资款，公司亦应为王水钟保留相应份额的住宅。二、涉案预留住宅售房款是否实际到位及实际销售价格，不属于本案应查明的事实，也与本案审理无关。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并无法确认该售房款是否已实际到位及销售价格等，因此，对预留住宅的实际价值无法确认。”涉案“预留住宅”是公司退还股东投资款的一种方式。根据《股东会决议》，苏晋为（40%包括原名下股东）预留住宅价值2508万元，郑某（26.471%）预留住宅价值1095万元，张骏熹（30%包括原名下股东）预留住宅价值1984万元。公司给股东预留的住宅以公司确定的价值（作价）计算，即每套预留住宅的价值为（总价-24000）×95%。并且公司确定了预留住宅的具体范围楼栋门牌号、建筑面积、每套总价。基于此计算出前述三股东预留住宅的具体价值。股东只能从预留住宅范围进行认购。至于股东是自行认购还是指定由亲朋好友认购；认购股东愿意降低或提高销售价格给亲朋好友，皆与公司无关，公司只按预留时确定的价值，计算股东退还投资款的数额。如果股东不认购而是将住宅寄在公司销售，其销售价格也是由“分得”预留住宅的股东决定，销售款到公司后退还该股东，公司仍按预留价值计算该股东退还投资款的数额，因此，公司并不是“预留住宅销售后回笼的售房款按投资比例分配给投资者”。综上，涉案预留住宅实际销售价格以及销售款是否回笼，与认定股东退回的投资款数额无关，不是本案需要查明的事实，也与案件的处理无关。补充一点，预留住宅无论股东是认购（自己认购或指定由亲朋好友认购），还是寄在公司名下销售，都必须通过公司办理销售手续，若应查明销售款是回笼及销售价格亦应由公司举证，举证不能也应由公司承担不利后果。三、天奕源公司未为王水钟预留相应份额住宅，应按其确定的价值比例退还王水钟投资款，王水钟对天奕源公司享有退还相应金额投资款的请求权。首先，股东认购的预留住宅，实际销售价格高低与公司无关，公司并不因预留住宅实际销售价格浮动而获益或受损，公司都是按公司预留价值计算退还投资款的数额。公司享有按预留住宅价值认定认购股东退还投资款数额的权利，亦负有按其预留价值退还股东投资款的义务。其次，涉案《股东会决议》预留住宅“价值”，是公司本次退还股东投资款的数额，预留住宅仅是退还投资款的方式。且导致王水钟未能认购预售住宅责任在于公司，公司理应按决议中“价值”计算王水钟享有退还投资款权利。最后，天奕源公司对预留住宅确定价值的公式是：（每套总价-24000）×95%。这是天奕源公司对预留住宅的估价，即其认可的价值，且全部预留住宅被股东按此估价认购，此估价对天奕源公司有约束力，无权再以销售价格可能浮动为由抗辩，何况价格浮动与公司无关。综上，应根据天奕源公司作价计算股东享有退还投资款的金额，现天奕源公司未通知王水钟认购预留住宅，也未为王水钟保留所预留的住宅，应以其确定的价值比例退还王水钟相同金额的投资款，王水钟对天奕源公司享有退还相应数额投资款的请求权。四、不对“预留住宅”部分进行认定处理，王水钟与陈水坤都将丧失救济途径。一审庭审查明，本案诉讼中公司已没有住宅，表明《股东会决议》所预留的住宅已全部被处分。实际上，在张启长案中，《股东会决议》为股东预留的住宅已被处置完毕。因此，公司已不可能再为王水钟预留住宅，王水钟客观上也无法认购预留住宅。公司以“预留住宅”方式退返投资款，股东对公司预留的住宅并不享有物权。股东仅对预留住宅享有“认购”权利，此处所谓“认购”的权利，是指自己或指定亲朋好友与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备案取得所认购住宅所有权的权利；而不认购委托公司销售的股东，则对该住宅销售款享有请求公司退还的权利，股东的这些权利，都属于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再说，公司并未对王水钟的预留住宅予以特定化，物权之标的都未确定。因此，王水钟并不享有基于物权而对预留住宅享有物上请求权或损害赔偿请求权。决议中预留住宅的法律意义在其“价值”数额，而与具体住宅市场价格无关，实际销售价格或评估价格与决议“价值”无论是否有差异，与股东根据本决议请求公司退还投资款的数额无关。因此，不根据决议中“价值”认定王水钟享有投资款债权金额，王水钟将没有其他途径可寻救济。若有请法庭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当然，作为债权受让人的陈水坤则更无救济权利。天奕源公司辩称，一、《股东会决议》中“预留住宅价值”指的是股东按照认购的住宅预留房产，陈水坤要求按照预留住宅价值退还投资款没有依据。参加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的股东张某、郑某，在一审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他们证实《股东会决议》中的“预留住宅价值”指的是有认购住宅的股东，将认购的住宅预留在挂名股东名下，而不是按照“预留住宅价值”的金额退还投资款，王水钟并没有认购住宅，“预留住宅价值”中的股东并不包含王水钟，陈水坤要求按照预留住宅价值金额现金退还投资款没有依据。二、王水钟未认购住宅，王水钟可以认购其他房产或待公司最终结算时分配股东收益，陈水坤辩称不对“预留住宅”部分进行认定处理，将丧失救济途径是错误的。天奕源公司开发的房产原先销售情况不好，才会出现由股东认购住宅的情况，王水钟原先未认购住宅，《股东会决议》中“预留住宅价值”部分才不包含王水钟，但王水钟可以认购其他房产或待公司最终结算时分配股东收益，陈水坤辩称不对“预留住宅”部分进行认定处理，将丧失救济途径是错误的。综上，《股东会决议》中“预留住宅价值”指的是股东按照认购的住宅预留房产，陈水坤要求按照预留住宅价值退还投资款没有依据。王水钟未认购住宅，王水钟可以认购其他房产或待公司最终结算时分配股东收益，陈水坤辩称不对“预留住宅”部分进行认定处理，将丧失救济途径是错误的。请求法庭依法驳回陈水坤的上诉请求，以维护天奕源公司的合法权益。王水钟述称，其同意陈水坤的上诉意见。一审对“预留住宅”返还投资款的认定有误，请二审予以纠正。1.一审认为“天奕源公司持有包括退还投资款在内的财务凭证，其应当为自己的辩解承担举证责任，包括证明2014年1月已退还给股东的投资款金额与《股东会决议》载明的情形是否一致、此后有否再退投资款等。天奕源公司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据此判决应返还王水钟部分投资款3566856元，该判决是正确的，但对“预留住宅房屋”返还投资款的处理，却未能依此正确逻辑进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2.公司将住宅房屋“预留”给股东，由股东进行销售，回笼的投资款按投资比例分配给投资者（这里的按投资比例分配不是针对全体股东，而是各得到“预留”住宅房屋的股东对自己及其名下的原隐名股东各自分配），如此操作的“预留住宅”房屋，就是将房屋折价返还投资款的方式。公司本应给王水钟预留住宅房屋，在公司不履行预留住宅房屋的情况下，王水钟基于股东分配权平等原则，有权要求公司返还相应比例的投资款。一审对此不予支持，其后果是王水钟的股东平等权利和该项财产权利无法实现。3.没有“预留住宅”的股东，即使请求公司返还相应比例的投资款，应当在“预留住宅”全部销售以后，那么，“天奕源公司持有包括退还投资款在内的财务凭证，其应当为自己的辩解承担举证责任”，该逻辑也应当用于此处。天奕源公司不对公司股东“预留住宅房屋”情况及销售情况进行举证，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预留住宅房屋”，不论其结果是否销售，销售价格高低，盈亏均由得到“预留”的股东享有或者承担，这是一种返还投资款的方式。王水钟该项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一审对此处理有误，二审应予纠正。张骏熹未作答辩。天奕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闽0481民初3098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陈水坤的一审诉讼请求；2.陈水坤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所作的判决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理由如下：一、《股东会决议》中：“截至2017年1月19日，张骏熹（30%包括名下股东）已退投资款1820万元”的内容表述，显然指的是2017年1月19日前，张骏熹股东已退还的所有投资款共计1820万元，该1820万元显然包括2014年1月退还的1380万元。一审法院却对该内容进行分析认定，确认是2015年5月16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退还投资款1820万元是错误的。1.《股东会决议》中：“截至2017年1月19日，张骏熹（30%包括名下股东）已退投资款1820万元”，从文字表述就可以看出，已退的投资款指的是截至2017年1月19日之前的已退投资款，该文字表述的已退投资款显然包含2014年1月已退的投资款。2.公司于2014年1月按实际投资27.058%的比例退还投资款，公司将该次退还的投资款退还给实名股东张骏熹，张骏熹将隐名股东王雷的投资款退还给王雷，至于王雷与王水钟之间的关系与公司无关。公司除了此次退还投资款外，并未有其他按股份比例退还投资款的行为，如若陈水坤认为有其他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应当由陈水坤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于是否有其他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不是根据证据作出认定，而是“分析认定”在2015年5月16日后有退还投资款是错误的。3.如若公司除了2014年1月退还的投资款外，还有其他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则公司包括张启长在内的其他30位股东，显然会要求公司按照股份比例退还投资款，但公司除了本案外，并未有其他股东主张除了2014年1月以外的其他按照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张启长在起诉的（2017）闽0481民初518号案件中，张启长陈述的案件事实也仅提及2014年1月按实际投资27.058%的比例退还投资款而未提及其他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如若除了2014年1月按股份比例退还的外还有其他投资款，张启长不可能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从张启长的起诉也可以证实公司仅有2014年1月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二、天奕源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说明清楚《股东会决议》中“截至2017年1月19日退还投资款”的意思内容，一审法院以天奕源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的财务报表为由，自行“分析认定”除了2014年1月退还的投资款外还有另行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是错误的。1.《股东会决议》是公司股东单方面作出的决议，而不是与陈水坤双方签署的合同或协议。对于决议的内容，只有参加会议的股东才知晓具体的意思表示，陈水坤无权另行作出与参加会议股东不同解释的其他认定结论。一审庭审时，参加股东会的张某、郑某出庭作证，对决议的内容作出相应的解释，他们均明确陈述公司除了2014年1月退还的投资款外，并未有其他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2.公司于2014年1月按实际投资27.058%的比例退还投资款外（一审法院也予以查明），还有股东每推销一套房产优先退还20万元投资款等部分，天奕源公司一审对此提供了相应证据，上述证据及证人张某、郑某的证言，足以证实《股东会决议》中“截至2017年1月19日退还投资款”的意思内容。天奕源公司虽持有完整的财务报表，但完整的财务报表关系到天奕源公司的商业秘密，天奕源公司无须提供完整的财务报表，只需提供与本案有关联的证据即可。一审法院以天奕源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的财务报表，而作出不利于天奕源公司的判决是错误的。三、《股东会决议》中“截至2017年1月19日苏晋为（40%包括原名下股东）已退投资款2120万元，郑某（26.471%）已退投资款1650万元，张骏熹（30%包括原名下股东）已退投资款1820万元”，已退的全部投资款并不是按照股份比例退还，而是2014年1月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及股东每推销一套房产优先退还20万元投资款等部分相加的总额，说明了一审法院的“分析认定”是错误的。公司股东对于退还投资款享有相同的权利，如若决议中“截至2017年1月19日退还的投资款”指的是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则各股东退还的投资款应当是按比例退还的。张骏熹30%退还1820万元，郑某26.471%应退还1820万元÷30%×26.471%＝1605.9万元，而不是1650万元；苏晋为40%应退还1820万元÷30%×40%＝2426.67万元，而不是2120万元。上述事实说明，“截至2017年1月19日退还的投资款”指的并不是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实际上指的是2014年1月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及股东每推销一套房产优先退还20万元投资款等部分相加的总额。一审法院所作的“分析认定”显然是错误的。综上，《股东会决议》中：“截至2017年1月19日，张骏熹（30%包括名下股东）已退投资款1820万元”的内容表述，显然指的是2017年1月19日前，张骏熹股东已退还的所有投资款共计1820万元，该1820万元显然包括2014年1月退还的1380万元。一审法院却对该内容进行分析认定，确认是2015年5月16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退还投资款1820万元是错误的。天奕源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说明清楚《股东会决议》中“截至2017年1月19日退还投资款”的意思内容，一审法院以天奕源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的财务报表为由，自行“分析认定”除了2014年1月退还的投资款外还有另行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是错误的。《股东会决议》中“截至2017年1月19日苏晋为（40%包括原名下股东）已退投资款2120万元，郑某（26.471%）已退投资款1650万元，张骏熹（30%包括原名下股东）已退投资款1820万元”，已退的全部投资款并不是按照股份比例退还，而是2014年1月按股份比例退还的投资款及股东每推销一套房产优先退还20万元投资款等部分相加的总额，说明了一审法院的“分析认定”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水坤的一审诉讼请求。陈水坤辩称，天奕源公司上诉的基本观点即认为《股东会决议》已退投资款包含2014年1月所退投资款。陈水坤认为，“截至2017年1月19日”已退投资款，明显不包含2014年1月所退投资款。1.退还数额不符。2014年1月公司退还股东投资款总额为4600万元。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已退投资款5590万元（2120+1650+1820＝5590），二者数额不符。天奕源公司一审时提供了部分会计资料，以证明截至决议时已退投资款刚好5590万元，但其提供的证据明显虚假。2.股权结构不符。2014年1月时，股东包括张骏熹、苏晋为、詹凤珍、郑某。而决议并没有詹凤珍，没有体现詹凤珍退还投资款比例及数额。2015年5月隐名股东显名化后，苏晋为股权40%、郑某股权30%，而张骏熹40%股权中的10%转给郑某，此时，张骏熹股权（含之前隐名小股东）30%。可见，决议载明股权结构是2015年5月以后的比例。3.张启长案可证实。张启长与王水钟原来都是隐名在张骏熹名下，决议“张骏熹（30%包括原名下股东）”包含了张启长与王水钟。因2014年1月及2017年1月《股东会决议》两次退还投资款，张启长未拿到退还的投资款，提起诉讼，请求天奕源公司、张骏熹等退还。诉讼中，2017年5月5日张某与张启长签订《结算确认书》：“股东张启长总投资在天奕源公司300万元，占股权1.764%。此次（注：第三次退还投资款）公司拿出10195.5209万元资产分配，股东张启长此次拿回投资及收益468.7423万元，计算办法如下：300万元+179.9203万元（10195.5209×1.7647%＝179.9203万元）-15万元-20万元+23.822万元＝468.7423。”次日，天奕源公司出具给张启长的《结算确认书》载明：“按公司分配方案，张启长300万元的投资款可以退回投资款、分红款、利息共计479.92万元。”计算式中179.9203万元为第三次公司拿出10195.5209万元商业房产进行分配，张启长根据股权比例可分得的数额，证明“此次”之前的两次（2014年1月及2017年1月20日）合计应退还张启长300万元。如果决议包含2014年1月已退投资款，则张启长前两次可退回投资数额为1.764%÷30%×3804＝223.67万元，与300万元相比，多分76.33万元。根据比例计算张启长2014年1月可分81.14万元（1.764%×4600万元）。可见，根据张启长退回的投资款计算，不含2014年1月所退投资款。4.重新结算不合常理。2014年1月退投资款各股东全部按27.058%比例退回，已经与股东结清，无需2017年1月20日再次加入重新结算，或者说仅结算此后发生的退还投资款，简洁清晰。再者，2014年1月与2017年1月时股东结构发生了变化，合并计算明显增加难度。5.天奕源公司作出不同陈述。在原一审诉讼中，公司股东张某、郑某、苏晋为对涉案《决议》出具书面说明，内容为：“决议中截至2017年1月19日已退投资款，指的是公司于2014年1月已经退还给公司股东的投资款。”由于2014年1月退还的投资款是4600万元，决议退还投资款5590万元，数额不符。本次重审一审时，天奕源公司方面改变了陈述，即包含2014年1月退还投资款，差额部分990万元（5590-4600）系以其他方式退还的投资款。综上，《决议》已退投资款，明显不包含2014年1月所退投资款，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证据进行分析认定，完全符合证据规则。王水钟述称，天奕源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天奕源公司上诉理由不能靠“说”，而应靠“证”。作为公司，对公司股东返还投资款、利润分配的所有决议不仅知晓，而且是必须执行。公司对股东返还投资款、利润分配等持有全部证据，将证据提交法庭以证明其主张，是正当的、必须的，不举证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天奕源公司上诉请求，应当驳回。张骏熹未作答辩。陈水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奕源公司向陈水坤退还投资款7831400元；2.天奕源公司以7831400元为基数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陈水坤支付2017年1月20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期间利息损失；3.由天奕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庭审中，陈水坤请求变更一审第三人张骏熹为本案一审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为：1.天奕源公司、张骏熹共同向陈水坤退还投资款7458883.2元；2.天奕源公司、张骏熹以7458883.2元为基数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陈水坤支付2017年1月20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期间利息损失；3.由天奕源公司、张骏熹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1.天奕源公司于2013年5月8日成立，系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全体股东实际投资1.7亿元。2013年5月29日，天奕源公司股东（出资人）变更登记，变更后的情况为：陈永生货币出资500万元（占比10%）、苏晋为货币出资1000万元（占比20%）、詹凤珍货币出资750万元（占比15%）、张某货币出资2000万元（占比40%）、郑某货币出资750万元（占比15%）。2014年9月16日，天奕源公司的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2.王水钟股份原隐名在王雷名下，2013年6月16日，王雷与张某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张某以个人名义持有天奕源公司40%的股份，王雷总投资1700万元，占其中10%的股份，并委托张某代持。在王雷的1700万元投资款中，1000万元为王水钟的投资。2013年11月25日，王雷、张某、张骏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转让协议》，三人同意张某将其持有的天奕源公司40%的股份转让给张骏熹，其中包括王雷10%的股份。2014年1月，天奕源公司退还股东投资款，退还比例为股东实际出资额的27.058%，张骏熹收到该款项后，分别于2014年1月3日、10日支付给王雷300万元、160万元。3.2015年5月15日，转让方张骏熹（甲方）与受让方郑某、王水钟等29人（乙方）签订《天奕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内容包括：甲方张骏熹同意将所持有天奕源公司5.8824%的股权2941177元出资额，转让给实际出资人王水钟。实际出资人王水钟在2013年12月前已按要求将2941177元转账给甲方；甲方张骏熹同意将持有天奕源公司10%的股权5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实际出资人郑某。实际出资人郑某在2013年12月前已按要求将500万元转账给甲方。《天奕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并由天奕源公司盖章确认。4.2015年5月15日，天奕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参加会议人员有原股东郑某、张骏熹、苏晋为及包括王水钟在内的28名新股东。股东会形成决议，其中载明：同意原股东张骏熹将所持有天奕源公司5.8824%股权认缴出资额294.1177万元以294.117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实际出资人（新股东）王水钟；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后，股东王水钟认缴注册资本294.1177万元，占持股比例为5.8824%。会议决议由参会全体股东签名、天奕源公司盖章确认。2015年6月16日，公司登记机关对天奕源公司变更后的股东情况予以登记。5.2015年7月31日，天奕源公司出具二份《收据》给王水钟，确认收到王水钟投资款共1000万元，并注明其中含注册资本2941177元。6.2017年1月20日，天奕源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截至2017年1月19日苏晋为（40%包括原名下股东）已退投资款2120万元，郑某（26.471%）已退投资款1650万元，张骏熹（30%包括原名下股东）已退投资款1820万元，各股东按股权比例苏晋为预留住宅价值2508万元，郑某预留住宅价值1095万元，张骏熹预留住宅价值1984万元，现各股东名下售房款于2017年1月25日前按以下方式退给各股东（即苏晋为480万元，郑某200万元，张骏熹190万元），于2017年2月28日前退回苏晋为730万元售房款。原股东名下的售房款到公司账户后三日内退还。原苏晋为名下的股东由苏晋为负责沟通分配，郑某和张骏熹名下的股东由郑某和张骏熹负责沟通分配。7.2017年5月6日，天奕源公司向股东张启长出具《房产确认函》，其中载明：“…按公司分配方案，张启长300万元的投资款可以退回投资款、分红款、利息共计479.92万元…”。张启长经与天奕源公司、张某协商，468.68万元用以房抵债的方式实现，其余部分以人民币支付。公司清算后，若有资产或现金均按张启长所占股权1.7647%的比例退回，由公司直接退回给张启长。8.2015年5月15日天奕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张骏熹将所持有的天奕源公司10%股权认缴出资额500万元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实际出资人郑某。并进一步确认在此次股权转让后，郑某认缴注册资本1500万元，占持股比例为30%。9.2017年4月5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2017）闽0481民初730号原告张启长与被告天奕源公司、张某、张骏熹合同纠纷案。庭审中，张启长认为预留的住宅价值1984万元有到位，该款要按照股东会决议返还给张启长。天奕源公司、张某、张骏熹则称“股东会决议的意思，张启长理解错了，现在的房子不好处置，公司股东开会决定，把公司名下没有销售出去的房产由各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分配给股东，由股东以公司名义继续销售，销售购房款公司回笼后退还给该股东，由该股东处置，原来张骏熹名下有很多隐名股东，很多隐名股东就认购张骏熹名下的住宅，并签订购房协议，因为购买房子需交预付款以便开税务发票，所以有些股东会形式上缴纳部分购房款，公司随后将购房款转交给张某、张骏熹，再由张某、张骏熹将公司退还的购房款再次退还给愿认购的隐名股东，190万元就是各认购的购房户缴纳的预付款，该预付款最终将退还给各购房户”。10.2018年2月1日，天奕源公司收到王水钟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函》，该函确认王水钟转让给陈水坤的债权为783.14万元（5.8824%÷30%×3994万元）。一审法院依陈水坤申请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2019）闽0481民初30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或冻结天奕源公司的财产。一审中，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王水钟对天奕源公司是否有确定的债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水钟对天奕源公司是否享有债权的问题。天奕源公司的股东总投资为1.7亿元，其中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余1.2亿元超出注册资本的投资款。2015年6月16日，王水钟经依法登记成为天奕源公司的股东，其总投资1000万元，其中含注册资本294.1177万元，705.8823万元双方未约定该款性质及用途。通过（2017）闽0481民初51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庭审中证人张某、郑某的陈述可知，天奕源公司存在通过现金以及预留住宅的方式清退注册资本外投资款及投资款收益的行为。在2017年1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天奕源公司将本应退给投资者王水钟的款项及住宅给付到张骏熹名下，并在决议中载明“郑某和张骏熹名下的股东由郑某和张骏熹负责沟通分配”。《股东会决议》虽然只有少数股东签名，但该决议的内容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天奕源公司在决议上盖章确认，该决议对天奕源公司具有约束力。天奕源公司虽未进行最后结算，但其存在对投资者超出注册资本外的投资款进行退还并进行利益分配的行为，王水钟因其超注册资本外的投资依法享有与其他投资者相同的权利。即王水钟依据《股东会决议》享有要求天奕源公司退还投资款及支付收益的债权请求权，同时享有要求天奕源公司为其预留住宅的权利。天奕源公司辩称公司仅2014年1月存在退还投资款行为，股东会决议“截至2017年1月19日”系指“2014年1月”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1）2014年1月天奕源公司股东的股权结构与《股东会决议》中记载的并不相同。根据天奕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2013年5月29日至2014年9月15日止，詹凤珍系天奕源公司股东，而2017年1月20日所做出的股东会决议中所载明的股东并不包含詹凤珍。（2）2014年1月天奕源公司所退还的投资款与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已退投资款数额不同。依据天奕源公司提交的证据四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可知2014年1月占有公司10%股份的案外人王雷所退还的投资款为460万元，从该项可知2014年1月天奕源公司所退还的投资款总额为4600万元（460万元÷10%）；依据（2017）闽0481民初51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持有天奕源公司1.7647%股权的案外人张启长可退的投资款为81.174万元，该项亦可印证2014年1月所退投资款约为4600万元（81.174万元÷1.7647%）。而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已退的投资款总额为5590万元（苏晋为2120万元+郑某1650万元+张骏熹1820万元）。（3）天奕源公司补充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付款凭证、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支付说明等证据所载的转入各股东账户的金额与2014年1月所退款项4600万元相加后总额恰好为5590万元，但天奕源公司并未提交所有财务报表以证实其提交证据的完整性，且经证人郑某到庭陈述其中转入郑某账户的部分款项并非天奕源公司所称的清退投资款，因此虽然天奕源补充的转款金额与2014年1月相加总额为5590万元，但并不能排除其存在仅提交部分单据凑足5590万元的可能性。（4）2017年5月6日，天奕源公司出具给张启长的房产确认函中载明“按公司分配方案，张启长300万元的投资款可以退回投资款、分红款、利息共计479.92万元”若仅有2014年1月退还投资款4600万元行为，则按张启长的投资金额其所能退回的投资款及收益金额应分得的金额应为81.176万元，而非479.92万元。因此从房产确认函亦可推知，天奕源公司陈述公司仅退一次清退投资款行为不属实。天奕源公司持有包括退还股东投资款在内的财务凭证，其应当为自己的辩解承担举证责任，包括证明2014年1月已退还给股东的投资款金额与《股东会决议》载明的情形是否一致、此后有否再退投资款等。天奕源公司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天奕源公司辩称意见与事实不符，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天奕源公司何时退还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投资款的问题。结合股东会决议股权份额分析，决议明确写明“苏晋为40%含名下股东”可知决议做出时苏晋为持有及隐名在其名下的公司股份为40%；“郑某26.47%”可知决议做出时郑某已持有的股份为26.47%；“张骏熹30%含名下股东”可知决议做出时张骏熹持有或代为持有的股权为30%。而依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以及天奕源公司2015年5月15日股东会议可知，2015年5月15日前张骏熹名下仍有40%的股权，2015年5月16日股权变更后，张骏熹将其股份的10%转让给苏晋为后，其（及原名下股东）股权才变更为30%。故依此可以认定，股东会决议确认“张骏熹30%含名下股东”系发生在2015年5月15日之后，即股东会载明已退投资款张骏熹1820万元（30%包括原名下股东）系指2015年5月16日之后。综上可以确认，2015年5月16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天奕源公司对公司的投资者进行清退投资款及分配利润的行为，并对各投资者进行了住宅预留。本案中，天奕源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系对公司盈余及股息、红利等进行的分派。该决议对天奕源公司具有约束力，决议中明确载明已退张骏熹的投资款为1820万元，对于该已退款，王水钟依法享有依照其投资比例分配的权利，即356.8656万元（5.8824%÷30%×1820万元）。对于《股东会决议》预留住宅，结合庭审中证人张某、郑某以及陈水坤提交的（2017）闽0481民初518号民事判决书可知，投资者取得预留住宅的前提系其应对公司住宅进行认购，预留住宅价值不是直接给付货币，而是预留住宅销售后回笼的售房款按投资比例分配给投资者。王水钟作为公司投资者，其应与其他投资者具有相同的权利，同时履行相同的义务，即与其他投资者一样对天奕源公司预留的住宅进行认购，并对住宅进行销售，承受房屋售价格浮动，而不是直接要求天奕源公司按其持有股份直接获得预留住宅的价款。现有证据并无法确认该售房款是否已实际到位及销售价格等。因此，对预留住宅的实际价值无法确认，陈水坤要求按预留住宅的总额乘以王水钟持股比例取得购房款的请求依据不足。综上，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仅能确认王水钟可退的投资款为356.8656万元，而对于预留住宅因王水钟未能提交证据其已存在认购房产的行为，其要求直接分配货币价值依据不足。综上所述，涉案转让行为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并已依法通知天奕源公司。王水钟对天奕源公司出资1000万元，其中包含其认缴出资额294.1177万元及超额投资款705.8823万元。王水钟认缴的出资额系其作为股东所享有的权利，其超出注册资本的投资款系其依法享有的投资者权利，王水钟有权对超注册资本外的投资款对天奕源公司行使债权请求权。天奕源公司2017年1月20日所做的股东会决议并非最后的结算，仅是对公司投资者的投资回报进行的决议，王水钟作为投资者理应享有与其他投资者具有相同的退还投资款及利润分配的权利。故王水钟有权要求天奕源公司按股东会决议支付其应获得的投资款及收益356.8656万元（5.8824%÷30%×1820万元）。2015年5月16日之后，天奕源公司已通过股东会决议确认了王水钟的股东及投资者身份，天奕源公司应将属于王水钟的投资款及收益直接支付给王水钟。天奕源公司将应支付给显名股东及投资者的王水钟的款项转入张骏熹名下亦未有王水钟的授权等。故天奕源公司应对王水钟承担清退投资款及分配利润的义务。综上，天奕源公司应按《股东会决议》支付陈水坤356.8656万元。陈水坤主张其从王水钟处受让的其他权利系预留房屋，并非现金款项，该预留房屋销售金额等均未明确，故其要求按投资比例分配预留住宅价值1984万元的投资款项的诉请依据不足，予以驳回。王水钟债权请求权的主体系天奕源公司，且债权转让告知书接收人亦为天奕源公司，其要求张骏熹承担共同退还投资款的责任没有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判决：一、天奕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陈水坤退还投资款3568656元［（5.8824%÷30%）×1820万元］，并以356.865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陈水坤支付从2017年1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并继续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款项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陈水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62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1620元，由陈水坤负担43785元，由天奕源公司负担27835元。二审中，陈水坤、王水钟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天奕源公司对一审查明的王水钟股份原隐名在王雷名下有异议，认为王水钟是否有股份，隐名在谁的名下，天奕源公司不清楚，也无证据体现；对一审查明的在王雷的1700万元投资款中1000万元为王水钟的投资有异议，认为王雷的1700万元投资款中，是否有王水钟的1000万元，天奕源公司也不清楚，也没有证据证实；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陈水坤、天奕源公司、王水钟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根据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天奕源公司已退张骏熹投资款1820万元是否包含2014年1月天奕源公司退还的款项；2.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张骏熹预留住宅价值1984万元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一、关于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天奕源公司已退张骏熹投资款1820万元是否包含2014年1月天奕源公司退还的款项的问题本院认为，天奕源公司在一审［（2018）闽0481民初824号案］中提交书面答辩状称，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截至2017年1月19日，张骏熹已退投资款1820万元”，决议中已退还的投资款是天奕源公司于2014年1月份退还给天奕源公司股东。在（2018）闽0481民初824号案件判决后，天奕源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天奕源公司在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019）闽0481民初3098号］后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天奕源公司仅有2014年1月一次退款，仅退给显名股东。陈水坤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2014年1月所有股东按比例退还了4600万元。由于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截至2017年1月19日苏晋为已退投资款2120万元、郑某已退投资款1650万元、张骏熹已退投资款1820万元，前述款项合计5590万元，超过了4600万元。天奕源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补充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付款凭证、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支付说明等证据，证明天奕源公司财务人员刘婷转账280万元给李新勇，李新勇为苏晋为名下股东销售房产而退还投资款280万元，与2014年1月退还苏晋为1840万元合计为2120万元一致；天奕源公司股东郑某销售房产7套，退还投资款140万元，郑某是天奕源公司开发楼盘的实际施工人，领取130万元工程款作为退还的投资款，郑某共计退还投资款270万元加上2014年1月退还的1380万元合计为1650万元一致；天奕源公司股东张骏熹名下股东销售房产7套，退还投资款140万元，天奕源公司借款300万元给华夏捷诚（永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未归还由张骏熹承担，加上2014年1月退还的投资款1380万元合计为1820万元一致。由于天奕源公司提交的刘婷转账给李新勇280万元的时间为2017年1年25日，明显在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之后，且天奕源公司主张在2014年1月退还苏晋为1840万元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天奕源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是公司审批材料，没有直接付款的依据，不能认定退还140万元投资款给郑某，郑某作为实际施工人领取的工程款130万元同时作为退还的投资款明显不符常理，且天奕源公司主张在2014年1月退还郑某投资款1380万元亦未提供证据证实；陈水坤对7套住宅共计退还140万元投资款没有异议，但天奕源公司借款300万元给华夏捷诚（永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未归还由张骏熹承担明显依据不足，且天奕源公司主张在2014年1月退还张骏熹1380万元亦未提供证据证实。综上，天奕源公司主张2014年1月退还显名股东投资款4600万元，仅提供张骏熹退还460万元投资款给王雷的银行转账凭证，其作为证据持有人有能力提供其退还给显名股东投资款4600万元的证据而拒绝提供，且其补充提交的证据亦明显无法证实天奕源公司截至2017年1月19日累计退还股东投资款为4600万元（截至2014年1月退还）与990万元（2014年1月之后退还）之和为5590万元，亦即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中载明退还的投资款包含2014年1月已退还的投资款。如前所述，天奕源公司主张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中载明退还的投资款包含2014年1月已退还的投资款明显不能成立，结合《股东会决议》载明苏晋为（40%包括原名下股东）、张骏熹（30%包括原名下股东），以及天奕源公司2015年5月15日股东会决议可知，2015年5月15日股权变更，张骏熹名下40%股权转让10%给苏晋为，苏晋为持股比例为40%，张骏熹及其名下股东股权比例变更为30%。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已退张骏熹投资款1820万元系2015年5月15日之后，并无不当。由于王水钟在2015年5月15日已将原隐名在张骏熹名下股权5.8824%显名化，即王水钟成为天奕源公司股东。王水钟向天奕源公司投入资金1000万元，包含注册资本2941177元、投资款7058823元。因此，天奕源公司在2015年5月15日之后向股东退还投资款，应直接按比例退还给王水钟3568656元（5.8824%÷30%×1820万元）。天奕源公司否认在2014年1月之后有向股东退款，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在2015年5月15日之后直接向张骏熹退还投资款1820万元，应由天奕源公司向王水钟退还投资款3568656元。陈水坤认可的张骏熹名下股东销售7套房屋天奕源公司退回投资款140万元与王水钟无关，不计入天奕源公司应向王水钟退回投资款。二、关于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张骏熹预留住宅价值1984万元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本院认为，2017年1月20日天奕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各股东按股权比例苏晋为预留住宅价值2508万元、郑某预留住宅价值1095万元、张骏熹预留住宅价值1984万元，现各股东名下售房款于2017年1月25日前按以下方式退给各股东（即苏晋为480万元，郑某200万元，张骏熹190万元），于2017年2月28日前退回苏晋为730万元售房款。原股东名下的售房款到公司账户后三日内退还，原苏晋为名下的股东由苏晋为负责沟通分配，郑某和张骏熹名下的股东由郑某和张骏熹负责沟通分配。天奕源公司在本案发回重审后第二次庭审中补充提交股东预留或自住房源清单、股东及股东指定人员认购商业房产的明细清单。从天奕源公司提交的股东自住或预留房源清单显示张骏熹房源14套优惠总价为8937679元，实际销售9031949.4元；郑某房源17套优惠总价10938774元，实际销售11296827.35元；苏晋为房源26套优惠总价16481503元，实际销售16804332.84元；天奕源公司自行制作的房源优惠总价或实际销售价与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预留住宅价值并不一致，即均少于《股东会决议》载明的预留住宅价值，房源清单也没有体现为王水钟预留住宅。天奕源公司提交的其自行制作的股东及股东指定人员认购商业房产的明细清单虽记载1＃写字楼部分商业房产确定在王水钟名下，但与2017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张骏熹名下（包含王水钟）预留住宅价值1984万元明显不同，王水钟、陈水坤亦不认可天奕源公司预留的商业房产。此外，从张启长诉张某、黄珍、张骏熹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2017）闽0481民初518号］中可知，2014年1月持有天奕源公司1.7647%股权的张启长（其向天奕源公司投入300万元）可退投资款811740元，张某从天奕源公司领取后支付给张启长15万元，剩余661740元未支付，该案判决张某、黄珍向张启长支付66万元及利息等。2017年5月6日，天奕源公司向张启长出具《房产确认函》载明张启长300万元的投资款可以退回投资款、分红款、利息共计4799200元，张启长经与天奕源公司、张某协商，4686800元用以房抵债的方式实现，其余部分以人民币支付。公司清算后，若有资产或现金均按张启长所占股权1.7647%的比例退回，由天奕源公司直接退回给张启长。张启长亦将《房产确认函》约定的以房抵债的商业服务用房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综合上述事实，2017年1月20日天奕源公司《股东会决议》虽约定张骏熹（包含王水钟）预留住宅价值1984万元，但天奕源公司并未为王水钟预留相应住宅，且也未通知王水钟可以选择住宅作为退回投资款的方式，现天奕源公司已没有住宅可供王水钟选择，天奕源公司预留了部分商业房产给王水钟，但王水钟不同意此种方式退回投资款，故天奕源公司应按预留住宅价值的比例折价退还投资款给王水钟3890227.2元（5.8824%÷30%×1984万元）。王水钟虽未与天奕源公司就投资回报问题进行结算，但天奕源公司应受其股东会决议的约束。综上，王水钟转让给陈水坤的债权为7831400元，并已通知天奕源公司，但王水钟对天奕源公司享有债权为7458883.2元，故天奕源公司应当向陈水坤支付7458883.2元。陈水坤系在2018年2月从王水钟处受让债权，其主张天奕源公司从2017年1月20日起向其支付利息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陈水坤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天奕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清楚，但所作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一审被告张骏熹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481民初30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481民初30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福建天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陈水坤退还投资款356.8656万元［（5.8824%÷30%）×1820万元］，并以356.865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陈水坤支付从2017年1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并继续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款项日止的利息”为福建天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水坤支付债权转让款7458883.2元；三、驳回陈水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662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1620元，由陈水坤负担3169元，福建天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684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620元，由陈水坤负担3169元，福建天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6345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修晓贞审判员  吴振泉审判员  吴朝生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舒乔弘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申请执行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