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13民终10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爱丽，女，197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新化县梅苑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彬，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丽娥，女，197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新化县。上诉人谢爱丽因与被上诉人童丽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法院（2021）湘1322民初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爱丽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借款本金1万元、利息6500元。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借款合同》、《借据》是同一份文书，本案借款的法律关系不只是由《借据》证明，而是由《借款合同》、《借据》共同证明的。从《借款合同》、《借据》的内容来看，就知道上诉人是借款人，不是担保人。从《借款合同》、《借据》的页码可知，《借款合同》和《借据》属于一份整体的文书，《借款合同》的页码是1-5页，《借据》的页码是第6页。《借款合同》上载明“贷款人”是上诉人，“借款人”是被上诉人，合同的开头载明：“被上诉人因经营需要，向上诉人请求借款，借款金额是1万元”，第五条载明：“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数额和利率、监管费用由被上诉人另出具借条，相关内容在借条中注明”。因此，从该《借款合同》可知，上诉人将1万元出借给了被上诉人，且该《借款合同》会有一张配套的《借条》（即本案的借据）。《借据》是打印的借据，《借据》上载明：今借到人民币大写1万元，签名处仅载明了“担保人”“借款人”，没有“贷款人”。若是上诉人知道一点法律常识，就应当知道该《借据》仅需要被上诉人在借款人处签字即可，其自身无需签字，但由于被上诉人是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以为《借据》需要两人均签字，而该《借据》上又没有“贷款人”签字处，于是在“担保人”处签字了。试想一下，若上诉人是“担保人”不是“借款人”，该《借据》原件为啥会在上诉人的手中？若上诉人是担保人，那为啥在《借款合同》上上诉人是贷款人，没有提到担保人？这明显是因为上诉人不懂法律知识，在《借据》的“担保人”处签字了。二、一审判决罔顾被上诉人亲自向一审法院打电话告知，确实向上诉人借过款，但是已还清的事实，反而认定上诉人没有支付借款，这不仅与本案的《证人证言》相悖，而且与事实严重不符。本案借款金额是1万元，属于小额借款，上诉人家里就有小额的资金，无需进行转款，现金交付完全符合生活常识。若被上诉人没有收取该资金，就不会和上诉人签署《借款合同》，更不会在签署《借款合同》之后又出具《借据》，被上诉人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更何况，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刘某1、陆某的《调查笔录》，证明了被上诉人确实向上诉人借过1万元，且被上诉人一直承诺会偿还，但最终未偿还。事实上，本案一审时，被上诉人曾亲自打电话给一审法官，告知其向上诉人的借款均已还清，之后，一审法官打电话将被上诉人的意见转述给上诉人。随后，被上诉人应该是咨询了律师，就立马提交《答辩状》，答辩称：其不认识上诉人，更没有借款。由此可知，被上诉人先是说借款已经还清楚，而后又说不认识上诉人，其自相矛盾的说法，也是印证了其借款的事实。若其没有借款，其不可能第一次打电话向一审法官陈述，其向上诉人的借款已经还清!三、本案一审时，上诉人已提供“证人证言”证明了本案借款的诉讼时效已中断。本案一审时，刘某1的《调查笔录》载明了，2012年年初，其和上诉人去被上诉人的家里讨债，被上诉人承诺会偿还，此后，上诉人每年都向被上诉人进行讨债。陆某的《调查笔录》载明了，2018年年底，其和上诉人去被上诉人的家里讨债，被上诉人承诺会明年（即2019年）偿还，但是被上诉人2019年年底就突然不在家里了。《民法总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均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因此，上诉人每年都在向被上诉人催讨债务，且被上诉人每年均会进行承诺偿还，且2018年年底的时候，明确承诺2019年会偿还，之后由于被上诉人2019年便不在新化生活了，上诉人找不到被上诉人，上诉人被迫无奈才于2021年提起诉讼，该证据可以证明本案借款完全没有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本案借款属实，且借款金额较小，是现金交付的，本案借款没有过诉讼时效。望贵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请求。童丽娥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驳回上诉人谢爱丽全部上诉请求。二、上诉人谢爱丽称《借款合同》、《借据》是同一份文书，借贷关系由《借款合同》、《借据》共同构成，上诉人谢爱丽是出借人，对于上诉人谢爱丽该主张，答辩人不予认可。上诉人谢爱丽称其在《借款合同》中的法律地位系出借人，在《借据》中的法律地位也属于出借人。但是，根据《借据》显示，“担保人”处的签名为“谢爱丽”；故上诉人谢爱丽在《借据》中的法律地位实际上是保证人。《借款合同》、《借据》所记载的内容相互矛盾，无法根据该两份材料认定上诉人谢爱丽的实际法律地位，无法证明上诉人谢爱丽是出借人。三、上诉人谢爱丽称答辩人曾致电法院表示借款已经还清，对于上诉人谢爱丽该主张，答辩人不予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谢爱丽主张答辩人曾致电法院表示借款已经还清，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四、上诉人谢爱丽称本案借款金额小，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于上诉人谢爱丽该主张，答辩人不予认可。答辩人并不认识上诉人谢爱丽，更没有向上诉人谢爱丽借过任何款项。上诉人谢爱丽也没有提供转账凭证证明其向答辩人交付了诉争款项。五、上诉人谢爱丽称其一审提交的证人证言，也即《调查笔录》可以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已中断，对于上诉人谢爱丽该主张，答辩人不予认可。答辩人并不认识上诉人谢爱丽，且答辩人也不认识所谓的证人刘某1、陆某，没有见过上述人员，更没有接到过上述人员的电话。实际上，答辩人于2010年离开新化县，自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并非如上诉人谢爱丽所称2019年才离开新化县。上诉人谢爱丽所称每年前往答辩人家讨债，是子虚乌有的。上诉人谢爱丽没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刘某2、陆某没有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其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同时，上诉人谢爱丽称证人刘某1、陆某与上诉人谢爱丽一起前往答辩人家中讨债。由此可见，证人刘某1、陆某与上诉人谢爱丽的关系非常紧密，证人刘某1、陆某与上诉人谢爱丽存在利害关系。故证人刘某1、陆某出具的证言真实性存疑、可信度极低。另外，证人证言此类证据，受证人主观影响极大，稳定性极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即使上诉人谢爱丽等人去过答辩人老家讨债，但是因为答辩人不在现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讨债行为也无法中断诉讼时效。实际上，一直没有人告知过答辩人，上诉人谢爱丽等人曾去答辩人老家讨债。综上，上诉人谢爱丽的诉讼请求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没有发生中断事由。六、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谢爱丽处于担保人地位，无法作为债权人主张权利，认定事实正确。从上诉人谢爱丽提供的《借据》来看，担保人处的签名为“谢爱丽”。因此，上诉人谢爱丽在其主张的借贷关系中法律地位为保证人。同时，该《借据》并未约定保证方式。《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此，上诉人谢爱丽属于一般保证人。而目前证据无法显示实际出借人已经对答辩人提起了诉讼或仲裁，并就答辩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故上诉人谢爱丽无权对答辩人提起诉讼。七、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谢爱丽未交付借款本金，借款合同尚未成立，认定事实正确。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而实践性合同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以外，尚需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现实给付才能成立。上诉人谢爱丽并未提供转账凭证证明其已经向答辩人交付了借款本金。因此，本案借款合同尚未成立。八、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贷关系已过诉讼时效，认定事实正确。从上诉人谢爱丽提供的材料来看，其主张的借款期限自2009年9月18日起至2010年3月18日止。因此，对应的还款日期应为2010年3月19日，且诉讼时效也应自2010年3月19日起算。根据2010年至2012年当时行之有效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故上诉人谢爱丽主张的借款，在2012年3月18日就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即使后来颁布的《民法总则》、《民法典》将诉讼时效调整为三年，上诉人谢爱丽主张的借款亦依然超过了诉讼时效。故谢爱丽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予以保护。九、上诉人谢爱丽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如上所述，上诉人谢爱丽主张的借款依法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故借款对应的利息也不应被保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谢爱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偿还借原告本金10000元，资金占用利息6500元，共计16500元；二、本案诉讼费归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告童丽娥向法院提交答辩状，答辩称其不认识原告谢爱丽且未向其借过款，且即使存在借贷关系本案借款已过诉讼时效。法院认为，原告谢爱丽虽提交了借款合同一份，借据一份，但该借据中谢爱丽系在担保人处签名，无法达到原告谢爱丽主张作为债权人主张权利的证明目的，由于借款合同系实践合同，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原告谢爱丽亦未提供支付借款的凭证。即使借款合同真实且已经生效，由于原告谢爱丽怠于主张自己对童丽娥的债权，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一直在向被告童丽娥主张债权，存在法律规定的致使诉讼时效中断或者中止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借贷关系已过诉讼时效。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主张无足够证据以证实，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童丽娥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应予缺席判决。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谢爱丽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13元，由原告谢爱丽负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谢爱丽向本院提交录音资料一份，拟证明一审时，童丽娥曾打电话给一审法官，其告知一审法官其已经还了谢爱丽的1万块钱。既然其打电话和法官说还款了，那就说明其已经承认借了谢爱丽的1万块钱的事实。上诉人谢爱丽向本院申请证人陆某、刘某1出庭作证，拟证明2009年9月18日在谢爱丽家中，童丽娥向谢爱丽借款，谢爱丽交付了1万元现金给童丽娥。2018年谢爱丽找陆某一起去童丽娥家里要钱，童丽娥说以后有钱还给谢爱丽。谢爱丽与刘某1于2012年一起找童丽娥催讨等事实。被上诉人童丽娥对于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质证称，其确实向一审法官说过其向谢爱丽借过一万元高利息的钱，但是三个月后已经还清了。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跟上诉人串通，童丽娥是2010年离婚后就离开了新化，其根本不认识证人陆某、刘某1。经审查，对于上诉人谢爱丽提交的录音资料证实的相关内容，被上诉人童丽娥对其真实性未予否认，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证人陆某、刘某1的证言，童丽娥没有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二审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09年9月18日，童丽娥与谢爱丽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其向谢爱丽借款一万元，用途为经商，期限从2009年9月18日至2010年3月18日。童丽娥另向谢爱丽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今借到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担保人：谢爱丽借款人：童丽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本案的借款事实是否成立；2、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争议焦点1，谢爱丽主张，在2009年9月18日以现金方式借款1万元给童丽娥，其向自己出具了借款合同及借据。童丽娥对于借款合同及借据上的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谢爱丽在借据担保人处签名，谢爱丽不是债权人，自己是向放高利贷的人所借。并已经早已还清。本院认为，童丽娥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晓向人出具借款合同、借据的法律后果，童丽娥主张谢爱丽系担保人，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因1万元属于小额借款，谢爱丽主张以现金交付符合常理。结合谢爱丽提交的录音资料，童丽娥也认可其在诉讼过程中曾经向一审承办法官表示过借款已经还清，本院认为童丽娥向谢爱丽借款1万元应系客观事实，双方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对于争议焦点2，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中谢爱丽提交了陆某、刘某1的证人证言，二审中申请了两人出庭作证，证实其在借款进行了催讨，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的债务发生在2009年，借款到期日为2010年3月18日，在借款到期后，谢爱丽主张其向童丽娥进行了催收，但对此事实仅能提供陆某及刘某1的证人证言，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据此驳回谢爱丽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明显不当。综上所述，谢爱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2元，由上诉人谢爱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黎平审判员  俞永清审判员  谭 芳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金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