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32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超，男，1980年6月23日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献国，河北鼓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刚，男，1962年10月19日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农林路114号4栋1单元11号，现住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淑梅，女，1967年12月1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上诉人王永超与被上诉人韩刚、郭淑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7）苏0382民初8887号民事判决书。韩刚、郭淑梅不服于2019年3月8日提出申诉，本院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9年8月6日作出（2019）苏03民再9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9)苏0382民初9705号民事判决，王永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永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韩刚、郭淑梅共同偿还借款87700元；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韩刚称不存在民间借贷，双方系先合伙后代购代存法律关系，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第16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再审开庭时郭淑梅继续不出庭，韩刚称：39万元中，先转的12万属于合伙资金，后转的27万属于委托代购代存关系，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一审开庭时，法庭已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韩刚，已经释明法庭辩论终结前如不能提供证据，视为举证不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韩刚的代理人明确表示明知但不能提供证据(详见庭审笔录)。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案件的事实，没有认定双方属于何种法律关系。也没有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二、一审法院并未向王永超释明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只是模糊的告诉王永超民间借贷不一定成立，也未告知王永超变更诉讼请求。三、双方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39万元的收据，只能存在一种法律关系，要么属于借款，要么属于韩刚辩解的合伙及委托关系。王永超提供的收据和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多位证人证言、录音等多份证据，足以证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在河北省邯郸市诉讼时，韩刚对欠款87000元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只是提出管辖权异议，目的就是拖延时间，认为王永超不可变因为几万元往返邳州市与其打官司。王永超提供的录音整理内容可以充分证实韩刚认可欠款87700元，只是称生意赔钱了，该欠款应当由合伙人王远成承担。王永超最初在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状及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的谈话笔录中，虽错误表述为“返还货款”，但韩刚夫妇在诉讼中对货款或者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也不认可。因此，该诉状和笔录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王永超有权利在重新起诉时依据有效证据，自己选择案由性质。如果人民法院认为王永超选择的案由不成立，可以向王永超释明，王永超同意变更诉讼请求。因为无论什么案由，韩刚、郭淑梅均应当返还王永超87700元。四、被上诉人故意缺席，应承担不利后果。原一审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均已按照法定程序和韩刚、郭淑梅提供的送达地址向其邮寄送达了开庭传票。两被上诉人为了赖账不还，为了拖延时间，故意选择不出庭应诉。《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如果判决生效之后，支持被告通过再审的方式浪费司法资源，缺席判决的法律规定形同虚设。五、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3民再96号民事裁定书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该裁定书直接认定：原审诉讼时，韩刚、郭淑梅未经传唤，是完全错误的。同时，该裁定书认定韩刚、郭淑梅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纠纷非系民间借贷行为引起，也是错误的。因为程序性法律文书不能直接确认案件的实体法律关系。此不规范的法律文书很容易让下级法院直接作为裁判依据，剥夺了王永超公平诉讼的权利。被上诉人韩刚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永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韩刚、郭淑梅偿还王永超借款87700元；2、韩刚、郭淑梅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王永超经朋友王远成介绍认识韩刚。2014年5月至6月期间，韩刚及郭淑梅通过王远成，分两次向王永超借款共计39万元。郭淑梅向王永超出具收款条为证。后经王永超多次索要，韩刚、郭淑梅陆续偿还王永超302300元，剩余87700元借款未还，为维护王永超的合法权益，王永超特具状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永超与韩刚经案外人王远成介绍相识。2014年5月3日，王永超通过案外人康良在邯郸银行分三次每次4万元共计向韩刚转账12万元，2014年6月8日，王永超通过银行向郭淑梅转账20万元，2014年6月15日，王永超通过银行向郭淑梅转账7万元。2014年6月26日，郭淑梅向王永超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条收到王永超现金叁拾玖万元（390000元）收款人：郭淑梅2014.6.26号”。王永超自认韩刚、郭淑梅已偿还302300元，尚余87700未偿还。一审法院另查明：王永超于2015年4月向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以买卖合同纠纷案由提起诉讼，诉请韩刚、郭淑梅归还货款87700元。因韩刚、郭淑梅提起管辖异议，邯山区人民法院裁定将案件移送一审法院管辖。王永超不服上诉，2015年10月14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5）邯市立民终字第003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5年9月18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承办法官向王永超询问并制作笔录，笔录中记载“问：你和韩刚、郭淑梅是什么关系？答：我把我的39万元货款交给他们，他们来给我购货，进货后存入他们冷库，冷库费用我承担，由我来销售。”“问：你把39万元给他们是要干什么？答：让他给我进大蒜。”“问：进了大蒜之后呢？答：存在他们冷库，根据市场行情往外出售，我承担冷库费，我给了他39万，他给了我30万元左右的货，还有8万余元货款没有给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王永超与韩刚、郭淑梅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其他法律关系。民间借贷是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相互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要求借、贷双方必须就借贷达成合意并基于借贷的合意支付约定的款项。王永超主张与韩刚、郭淑梅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除应举证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外，还应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形式要件及事实。本案中，韩刚、郭淑梅对于收到王永超39万元这一事实不持异议，但对于该款的性质，韩刚、郭淑梅认为系代为投资买卖大蒜、蒜苔而非民间借贷，并提供了王永超最初在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及王永超在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的谈话笔录中的自认陈述予以佐证，该自认陈述中显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同时韩刚、郭淑梅又抗辩双方系合伙关系。因此，王永超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并提供足以推翻其原来自认陈述的证据，但王永超并未完成该项举证证明责任。在一审法院向王永超释明后，其仍认为该87700元的性质为借款，并坚持以民间借贷之诉主张权利。诉讼过程中，王永超在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等书面材料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韩刚、郭淑梅已无需举证证明。王永超就同一争议纠纷在两地法院提起相互矛盾的诉讼主张，其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王永超基于同一事实在本次诉讼中诉请的法律关系与其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及自认的法律关系存在冲突、相互矛盾，并在一审法院向其释明时仍坚持民间借贷之诉，因此对于王永超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永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93元，由王永超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永超主张与韩刚、郭淑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韩刚、郭淑梅不予认可，王永超应当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王永超提交的转账记录、郭淑梅出具的收条，只能证明王永超与韩刚、郭淑梅之间存在款项往来，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达成了借贷合意。且根据王永超在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及在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的谈话笔录中的陈述，显示王永超认可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故王永超主张其与韩刚、郭淑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王永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本案中，一审法院在2019年11月6日的庭审中，明确向王永超释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本案审理的关键因素，并再次要求王永超明确诉讼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王永超仍坚持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已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双方争议的基础法律关系作为焦点进行审理，并向王永超作出释明。王永超是否选择变更诉讼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属于王永超诉讼权利的处分，不属于一审法院应当主动告知的范围。再次，《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该条适用的范围是当事人之间因民间借贷之外的其他行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如买卖、承揽、股权转债权、合伙纠纷、损害赔偿、精神损失等，在事后通过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对债权进行了确认，原告以此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请求对方偿还其借款。本案中，韩刚、郭淑梅收到王永超的39万元款项后，双方利用该39万元款项进行了其他交易，韩刚、郭淑梅并不认可尚欠王永超87700元，亦未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形式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数额，故王永超认为本案应当适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按照查明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王永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93元，由上诉人王永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演亮审判员  曹 辛审判员  单德水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蒋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