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藏民终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霍尔果斯天山一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霍尔果斯口岸滨河南路C-1-3号103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4MA77859X0F。执行事务合伙人：新疆天山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郭昆琨）。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国昌，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丽瑾，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长恒通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海亮世纪新城61幢3单元2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95MA6T142Q65。法定代表人：甘敏仪，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红，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芙蓉，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霍尔果斯天山一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为霍尔果斯合伙企业）因与西藏长恒通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西藏长恒通达公司）质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藏01民初206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霍尔果斯合伙企业上诉请求：撤销西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藏01民初20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指令本案由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股份购买协议》上载明的出售方与《担保合同》上载明的担保权人存在形式上的不一致，即认定上诉人并非案涉主债权债务合同《股份购买协议》的债权人故不享有原告主体资格而裁定驳回起诉，属于认定错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一）上诉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主体适格。本案是担保合同纠纷，案涉《担保合同》明确约定“甲方（上诉人）与北京御行中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御行中兴公司）于2019年先后签订《股份购买协议》和《股权收购意向书》（两份合同以下统称为主合同）”的情况，被上诉人担保的是主债务人在上述主合同中应向上诉人履行的支付义务，担保事项清楚明确，上诉人明显是实际的权利人，是真正的权利义务主体，依法具有诉讼实施权。然而一审法院以前后主体形式上的不一致而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无视本案实际交易情况和上诉人的实际权利，应予撤销。1.主合同中，《股权收购意向书》中明确约定上诉人即乙方（意向转让方），而《股份购买协议》上所载明的出售方TianshanIndustryInvestmentLimied（以下简称为TAINSHAN）公司，是上诉人必须遵循国家境外投资管理制度而设立，这种交易结构是必须的“投资路径”，并且是依法经国家行政机关批准和备案的，上诉人实际是《股份购买协议》中交易标的－－西藏水资源有限公司18%股份的真正权利主体：1)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7年7月17日向上诉人发放的新发改外资备［2017]8号《项目备案通知书》，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于2018年1月13日向上诉人发放的境外投资证第N6500201800003号《企业境外投资证书》中已经明确载明：①【上诉人境外投资内容】：上诉人系西藏水资源有限公司（港交所上市公众公司，上市编号H01115）18%股份实际收购主体，投资额为21925.2万美元；②【上诉人投资路径】：TAINSHAN公司即《股份购买协议》上所载明的出售方是上诉人为实现境外直接投资目的而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二者是实际上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2)上诉人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设立并且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基金编号：ST2526）的私募投资基金，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际控制下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新疆天山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私募基金的主要出资人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和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都是国有企业），而各出资人成立该基金的目的就是购买本案《股份购买协议》约定的西藏水资源有限公司18%股份。3)TIANSHAN公司的存续证书上也明确载明了董事（即上诉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郭昆琨）和股东（即上诉人）信息，以及被投资企业西藏水资源有限公司所披露的股东信息中亦直接显示了上诉人系TIANSHAN公司的“控权人士”，由此同样可以看出：TIANSHAN公司仅是上诉人为持有西藏水资源有限公司股份的“投资工具”或“投资路径”，TIANSHAN公司不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主体，TIANSHAN公司的一切行动和决定都依附于上诉人。2.而从交易过程来看，案涉各方均明确知晓上诉人与TIANSHAN公司是一致的，并且上诉人才是本案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实际权利义务主体，TIANSHAN公司只是形式上为了满足对外投资监管要求而单独作为出售方与收购方签署了《股份购买协议》：1)股份购买方即北京御行中兴公司一开始就与上诉人而不是TIANSHAN公司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在《股份收购意向书》中明确约定了后续上诉人通过TIANSHAN公司完成股份转让、向上诉人直接支付收购意向金以及股份转让款的2/4全部交易过程，北京御行中兴公司自始至终也都是直接向上诉人履行款项支付义务。2)被上诉人清楚明知上诉人是交易标的股份实际所有权人。为担保主合同《股权收购意向书》和《股份购买协议》的最终实现，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由被上诉人以其持有的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0%的股权作为质物，向实际债权人即上诉人出质并在约定时限内办理相应的质押登记，意为主债务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的剩余4500万意向金提供物权保障。而根据相应《担保合同》的正文之前的“鉴于”部分内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也已经明确事实上是上诉人与主债务人签署成立的股份购买关系（即主合同关系），并且明确了包括主合同的履行情况在内的《担保合同》签署背景，可见被上诉人作为担保方对于主合同的签署情况以及履行情况也是明确知晓的。（二）参照既往判例及相关法理依据，案涉主债权债务合同《股份购买协议》载明的债权人（出售方）与从合同《担保合同》载明的担保权人形式上不一致并不绝对导致实际债权人失去合同约定的债权及担保物权等相关权益。同时，针对此种形式上的瑕疵，债权人方在一审期间亦已采取补救措施，一审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及处分。1.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07号案例裁判精神，从合同与主合同若能保持实质上的统一从属关系则仍为有效，并且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约定来确定权利归属。本案中，根据《担保合同》第1条第（1）款、第2条第（2）款均可确定：被上诉人签署《担保合同》所担保的唯一主债权即为北京御行中兴公司依据《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份购买协议》约定应向上诉人支付的剩余4500万元追加意向金，从而实现标的股权顺利交易的目的。因此，在主债权合同生效并且已经部分履行的情况下，案涉《担保合同》并非独立存在的合同，而是附属于《股权收购意向书》及《股份购买协议》存在的从合同，并未发生担保物权与债权的实质上的分离，上诉人即是案涉股份买卖合同的实际债权人，也是担保合同的质押权人，实质上债权人与质押权人仍为同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担保物权从属性的规定。故《担保合同》以及《股份购买协议》《股权收购意向书》应属有效，被上诉人自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双方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即应按照《担保合同》约定全面履行担保方义务。2.其次，即便本案主债权债务合同与担保合同形式上存在不完全一致的问题，TIANSHAN公司也已出具书面文件说明相关主体问题，并全权授权上诉人在本案中行使基于《股份购买协议》及《担保合同》所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一切债权请求权，同时承诺若法院在本案中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承担责任，TIANSHAN公司不会在与被上诉人间的质押担保合同纠纷中另行主张与被上诉人有关的一切权利。综上，无论是从上诉人与TIANSHAN公司的实际关联关系还是从各方当事人的交易过程来看，上诉人是案涉股份交易的实际所有权人及债权人的事实是毋盧置疑的；即便形式上存在中国内地法律难以理解的问题，TIANSHAN公司也已出具书面文件将《股份购买协议》项下权利全权让渡至原告。因此，在案涉《股份购买意向书》《股份购买协议》与《担保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上诉人基于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向担保权人提起诉讼于法有据。二、一审法院无视原告庭后补充代理词及证据，裁定驳回起诉，损害了上诉人合法诉权，依法应予以纠正。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充分说明了上诉人与TIANSHAN公司之间的投资架构关系和案涉交易股份的实际权益主体归属，并根据开庭情况及庭审中法官要求，在庭后继续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代理词和相关材料对原告方的主体问题进行充分的解释及说明，但一审法院却在明知上诉人补充提交相关材料及内容的情况下无视证据及事实即裁定直接驳回起诉，明显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无论是实质上还是形式上，上诉人都充分享有本案诉的利益，完全享有原告主体资格。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霍尔果斯合伙企业在二审中提交了《境外股权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及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合伙企业》《关于境外投资的决议》《书面说明》。西藏长恒通达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不享有原告主体资格，上诉人关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系实际债权人等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裁定对此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上诉人并非案涉交易的标的股份之权益所有人，并非主合同股份购买协议之出售方。根据上诉人起诉状所述及其提交的证据，本案股份交易之主合同为2019年7月31日的《股份购买协议》。而该协议的签约方为案外人北京御行中兴公司与TIANSHAN公司，交易标的股份为TIANSHAN公司持有的TibetWaterResourcesLtd（一家注册于开曼群岛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交易的普通股462,400,740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即：TIANSHAN公司（而不是上诉人）为标的股份的权益所有人，且系主合同交易方。因此，一审裁定认为上诉人不具有诉的利益，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并驳回其起诉完全正确。2.上诉人称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被上诉人担保的是主债务人在上述主合同中应向上诉人履行的支付义务”，该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并不成立。在《股份购买协议》中，关于购买价格的支付系约定“购买方应向出售方支付购买价格”，并支付到“出售方以书面形式指定的中国境内银行账户或其指定主体的中国境内银行账户”（见《股份协议》第2.03条），即：主合同并未约定购买方应直接向上诉人支付款项。何况，即使主合同约定购买方向上诉人支付价款，由于上诉人并非标的股份权益所有人与出售方，其充其量也仅为代收关系，而不能因此取代法定的标的股份出售方的地位。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附TIANSHAN公司《关于霍尔果斯天山一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与西藏长恒通达实业有限公司质押担保合同纠纷有关问题的说明》，必须指出，该说明并无任何法律效力，不仅程序上未经一审庭审质证及认定，更在实质上明显违反了《股份购买协议》第11.01条关于“未经其他双方明确事先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因合同、法律实施或其他原因）出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利益或义务，而任何未经该等同意的试图出让均属无效”之规定，即未经《股份协议》签约对方同意，TIANSHAN公司并不能单方对外转让《股份协议》项下权利义务。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TIANSHAN公司是其必须遵循国家投资管理制度而设立，这种交易结构是必须的“投资路径”，试图以此说明上诉人等于或可以代替TIANSHAN公司，亦缺乏法律依据，并与公司制度法律常识相悖。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以证明其上述说法，我们并不认可其所谓庭后提交的附件。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即使该附件属实，充其量能证明上诉人获得了境外投资许可，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需要指出的是：上诉人一审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经公证认证或中国委托公证人证实的文件证明TIANSHAN公司系其境外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在此情况下，即使TIANSHAN公司确实系上述人为实现境外投资目的而设立，TIANSHAN公司与上诉人亦属不同国家/法域的两个独立法人，并非同一法律主体。作为法律常识，世界范围内，公司制度均明确了公司一经合法注册成立，即为区别于股东而独立存在的法人实体。对此，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之规定。公司财产区别于股东财产、股东仅享有投资收益权及清算后的财产分配权是公司制度运行的基本要求与重要规则。也就是说，无论上诉人是否系TIANSHAN公司的控股股东或“控权人士”，都不能证明其系标的股份的权益所有人及有权处分人，更不能证明其就成了主合同的当事方（标的股份出售方）事实上，其与本案的利害关系只能是通过作为TIANSHAN公司股东间接享有标的股份处置收益，而不可能因为TIANSHAN公司为其境外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上诉人就可以取而代之TIANSHAN公司的法律地位。4.《担保合同》并未赋予上诉人“实际债权人”的地位。由于上诉人不具备作为标的股份所有人/出售方而签署担保合同的主体资格，其在担保合同中虚构了其为标的股份持有人及合同当事人的地位，该担保合同因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及无权处分而依法自始无效。如前所述，由于上诉人并非标的股份权益所有人、亦非主合同出售方，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充其量可以代理标的股份所有人TIANSHAN公司签署案涉担保合同与《股权收购意向书》。那么，作为代理人的上诉人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代委托人提起诉讼来主张委托人享有的权利，这种情况下，即使担保合同有效，也只有TIANSHAN公司才是适格的原告。二、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程序合法，并未损害上诉人合法诉权。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为一审法院无视其庭后补充的代理词及证据、损害其诉权，该指责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既然上诉人也承认相关证据是“庭后提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其上诉状所列附件证据在一审庭审时并未作为证据提交，更未经过庭审质证和认定，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一审法院即使对此未予审查或认定亦符合法律规定。何况，事实是，上诉人对此具有明显过错和恶意。如果上诉人认为这些证据需要提交，作为一审原告，上诉人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并提交其证据（其起诉状上落款时间为2020年11月20日，而本案一审开庭时间为2021年3月11日）。如果上诉人在庭前如此充足的时间内都不提交、却故意在庭审结束后方作为代理词的附件提交，当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诉人随上诉状提交的所谓司法案例，与本案情形明显不同，不具有参照性。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霍尔果斯合伙企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西藏长恒通达公司在北京御行中兴公司应向霍尔果斯合伙企业支付的款项45,000,000元范围内向霍尔果斯合伙企业承担赔偿责任；2.依法判令西藏长恒通达公司向霍尔果斯合伙企业支付利息损失暂计2,729,437.50元（以45,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每月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为标准，从2019年10月31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10月31日）；3.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由西藏长恒通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之规定，担保合同是依附于债权债务合同而存在，它是由主合同的债权人或第三人（担保人）以担保债务履行为目的，明确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本案中霍尔果斯合伙企业与西藏长恒通达公司于2019年10月17日签订的《担保合同》所涉主债权债务合同作为出售方TAINSHAN公司与作为购买方的北京御行中兴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签订的《股份购买协议》，但该《股份购买协议》的债权人为TAINSHAN公司，与《担保合同》中的担保人霍尔果斯合伙企业并非同一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规定，本案中人霍尔果斯合伙企业并非案涉主债权债务合同《股份购买协议》的债权人，对本案不具备诉的利益，依法不享有原告主体资格。另外，西藏长恒通达公司于2021年3月1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TAINSHAN公司和北京御行中兴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认为，TAINSHAN公司和北京御行中兴公司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故对西藏长恒通达公司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霍尔果斯合伙企业的起诉。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霍尔果斯合伙企业是否为本案的适格原告。本院认为，首先，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设立担保合同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主债权的实现。就本案而言，主债权债务合同为TAINSHAN公司与北京御行中兴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签订的《股份购买协议》；担保合同为霍尔果斯合伙企业与西藏长恒通达公司于2019年10月17日签订的《担保合同》。其次，担保合同的主体为主债权人和担保人，担保人可以为债务人或第三人。本案中《股份购买协议》的债权人为TAINSHAN公司而《担保合同》中质权人为霍尔果斯合伙企业，债权人与质权人并非同一民事主体。再次，《股权收购意向书》中写明霍尔果斯合伙企业通过子公司TAINSHAN公司间接持有目标公司股权；《股份购买协议》写明霍尔果斯合伙企业为TAINSHAN公司的关联方。本院认为，霍尔果斯合伙企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非法人组织，而TAINSHAN公司为在中国境外设立的法人，二者分属不同国家法律制度下的独立民事主体。最后，霍尔果斯合伙企业提供的证据《境外股权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及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合伙企业》《关于境外投资的决议》《书面说明》，仅能证明霍尔果斯合伙企业依照中国法律法规取得了境外投资许可并进行了备案，并不能证明霍尔果斯合伙企业为案涉《股份购买协议》的债权人。其中TAINSHAN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违反了《股份购买协议》中未经双方明确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协议项下任何权益的相关约定，并且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霍尔果斯合伙企业为主合同的债权人。一审法院以本案中霍尔果斯合伙企业并非案涉主债权债务合同《股份购买协议》的债权人，对本案不具备诉的利益，依法不享有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霍尔果斯天山一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白玛旺姆审 判 员 向 海 菊审 判 员 洛桑尼玛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法 官 助 理 色吉白姆书 记 员 尼玛卓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