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0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金尔曼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崇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燕，广东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郡，广东博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银联宝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智，广东艾特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娟，广东艾特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铭生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洪腾生。原审被告：洪腾生。原审被告：孙速飞。原审被告：深圳市正大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负责人：兰健菊，深圳市正大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原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负责人：孟欢。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杨，广东微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金尔曼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尔曼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银联宝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宝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铭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生公司）、洪腾生、孙速飞、深圳市正大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福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东部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1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金尔曼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改判驳回银联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银联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的主债务未发生，保证人银联宝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从而反担保人金尔曼公司也无需承担反担保责任。一审法院未查明债权人中行东部支行有无代债务人铭生公司购买“租赁”的等量贵金属及其购买贵金属所垫付的款项数额，该等事实是认定主债务是否发生的前提条件，一审法院在没有审查清楚的情况下就认定涉案主债务已发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贵金属租赁业务未实际发生。涉案《贵金属租赁交易合同》签署后，对于租赁贵金属业务是否实际发生，中行东部支行仅提供了网页截屏来证明，未提供发生租赁业务的完整、有效的证据、也未对前述电子证据进行固化，在债务人铭生公司未出庭的情况下，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发生了租赁贵金属的业务。银联宝公司作为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银联宝公司在代偿前有义务审查是否发生了租赁贵金属业务，并审查是否发生了主债务，确定以后方可代偿并在代偿后应及时取得主债权债务发生的资料，这是银联宝公司可以获取的证据资料。否则，银联宝公司可不予代偿，而一审法院却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非原告方，明显不当。2.在发回重审的（2018）粤03民终13794号民事裁定中明确要求一审法院对债权人中行东部支行代债务人铭生公司购买“租赁”等量贵金属所垫付的款项数额进行查明，但一审法院对如此重要的事实却置之不理，便断定主债务已经发生，显然错误。首先，如果本案租赁贵金属业务已实际发生，则根据编号为圳中银金租2014260的《贵金属租赁交易合同（银行租出版）》第九条的约定，在贵金属租赁到期不能归还时，债权人中行东部支行应购买等量的贵金属，所垫付的款项由债务人承担。即垫付的款项数额是本案的主债务，但纵观本案的所有证据，不仅没有购买等量贵金属的交易合同，亦无付款凭证。据此，涉案的主债务没有发生，银联宝公司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反担保人亦无需承担反担保责任。其次，中行东部支行在庭审中自称债务为860多万元，其金额是按照2015年9月25日当日的中间价计算得出，而非根据其实际购买贵金属的单价计算得出总金额。进一步说明，中行东部支行未购买涉案租赁的等量贵金属。最后，如果有证据证明购买了“租赁”的贵金属，则只有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点之前的购买才属于涉案购买。因涉案编号为圳中银金租2014260的《贵金属租赁交易合同（银行租出版）》于2015年9月24日到期，若按照保证人银联宝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9月25日进行了代偿，则中行东部支行只有在25日当日并且在保证人银联宝公司当日支付代偿款的时间点之前购买等量贵金属产生的款项才属于涉案的主债务。否则，银联宝公司自称的代偿行为便没有法律依据，是其自愿负担债务的行为或者承担其他责任，其支付款项的性质不属于涉案代偿款，不是承担涉案债务的保证责任。二、由于反担保依附于担保而存在，担保是反担保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反担保合同不能脱离担保合同而单独存在，只有在保证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了担保后才会存在保证人提供反担保。本案中，金尔曼公司在2013年9月27日签订《法人保证合同》时提供的反担保是针对保证人银联宝公司在2013年9月26日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保证担保。换言之，金尔曼公司仅为保证人银联宝公司已经存在的2013年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反担保。2013年9月26日，银联宝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提供了保证担保，次日，金尔曼公司签订《法人保证合同》并对银联宝公司前述已经存在的2013年《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反担保。当时不存在、也未签署2015年《最高额保证合同》，当事人不可能约定为两年后才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反担保。提供反拒保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是已经存在担保。因此，2013年签订的《法人保证合同》所提供的反担保，毋庸置疑是为当时已存在的2013年《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反担保。而一审法院认为《法人保证合同》中未确定是为哪一份合同提供反担保，显然不符合一般商业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反担保成立的条件及反担保的规定。三、保证人银联宝公司未履行编号为2013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1091号《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保证责任，无权要求承担反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反担保人承担反担保责任明显错误。1.中行东部支行出具的《履行保证义务证明书》显示，保证人银联宝公司是依据2015圳中银东部保额协字第0000089B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简称2015年《最高额保证合同》，该保证是对2015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0089号《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简称2015年《授信额度协议》）履行连带责任保证义务，而非依据涉案的2013圳中银东部保额字第0001091A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简称2013年《最高额保证合同》，该保证是对2013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1091号《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担保，简称2013年《授信额度协议》）；同时，中行东部支行在庭审中确认要求银联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依据的是2015年《最高额保证合同》，该陈述与其提供的《履行保证义务证明书》的内容一致。因此，银联宝公司支付的涉案860多万元是其承担2015年《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或自愿负担债务的行为。根据前面的论述，反担保人是针对2013年《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反担保。故，保证人银联宝公司无权要求反担保人承担反担保责任。2.2015年《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对2015年《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该保证为一个新的、独立的保证合同，如发生该保证项下的债务，因金尔曼公司未对该保证提供反担保，不属于金尔曼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范围。故，金尔曼公司无需承担反担保责任。四、即便银联宝公司能够证明发生了租赁贵金属业务，且能证明中行东部支行代为购买等量贵金属所垫付的款项数额，则中行东部支行的债权额也应当是扣减处置抵押物价款后的金额，不足部分才由保证人银联宝公司承担。因此，银联宝公司代偿金额应是扣减债务人铭生公司支付的140万元保证金后，还应扣减因处置抵押物债权人已受偿的金额，剩余的款项才属应代偿金额。而中行东部支行在庭审中所称的主债务金额计算方法是未扣减因处置抵押物已受偿的金额。因此，一审法院在未扣减处置抵押物价值的情形下认定的债权金额明显错误。第三方与中行东部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提供了抵押担保，且据保证人银联宝公司在诉讼中称，涉案的抵押物房产已被处置（其中包括深圳的多处房产，众所周知，在经历2015年房价暴涨后，抵押物价值升值可能达到甚至超过2013年对抵押物评估价值的2倍），一审法院未查明处置抵押物的具体价款。由此，银联宝公司在明知中行东部支行处置了抵押物并已受偿一定款项的情况下，仍按照未扣减的主债务金额代偿。据此，在保证金及处置抵押物价款范围内，银联宝公司承担的不是保证责任，而是其自愿负担债务的行为，显然在该范围内不存在反担保责任的问题，金尔曼公司无需承担反担保责任。五、如涉案主债务实际发生并且有确实充分的证据，那么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判决违约金明显过高，应当予以调低。在保证人银联宝公司未举证自己受到的实际损失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判决四年多的违约金已超过100%，显属过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为维护金尔曼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银联宝公司辩称，第一，中行东部支行在一审庭审中表明圳中银金租2014260《贵金属租赁交易合同》已实际履行，代偿款由其划扣，银联宝公司履行保证义务，应认定交易已实际发生。第二，金尔曼公司在上诉状中称仅以保证人银联宝公司2013年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债务承担反担保，与银联宝公司主张一致。涉案主债务系2013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1091号《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单项业务协议，260号合同中的欠款本息，银联宝公司已依据2013圳中银东部保额字第0001091A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向中行东部支行承担担保责任，有权要求金尔曼公司依据2013年反保字第13217B号《法人保证合同》承担反担保责任。第三，1091号协议中有授信余额，实际仅占用2015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0089号《授信额度协议》，该协议未履行完毕的权利义务并未纳入0089号协议中。两份协议完全独立，中行东部支行出具的《履行保证义务证明书》载明银联宝公司代偿的是0089号协议项下义务，该证明内容系中行东部支行系统导致。银联宝公司实际代偿的是1091号协议项下的260合同义务。第四，银联宝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签订的1091A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中行东部支行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银联宝公司按中行东部支行的要求承担260号合同项下全部的保证责任，有权要求金尔曼公司承担相应的反担保责任。金尔曼公司要求扣减处置抵押物价款，不符合109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同时260号合同项下也没有处置过任何抵押物。第五，违约金合同条款系银联宝公司与铭生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因合同约定违约金过高，银联宝公司已在一审中主动调整至按银联宝公司实际代偿金额的年利率24%计算。金尔曼公司主张年利率24%过高，应举证加以证明。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正大福公司辩称，正大福公司管理人没有接到正大福公司任何资料、证照及账簿文书资料，仅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银联宝公司提到00089号与0001091号协议是完全独立的两份协议，而正大福公司所提供的反担保仅针对1091号项下的款项。根据协议期限，正大福公司担保期限为1091号项下债务期限届满后两年，2013委保字13217号《委托担保合同》、《法人保证合同》表明正大福公司的反担保期间与上述期间一致，至2016年9月26日止。银联宝公司向正大福公司主张反担保责任的时间已超过正大福公司反担保责任期间，故正大福公司不应当再承担反担保责任。原审被告铭生公司、洪腾生、孙速飞均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中行东部支行述称，第一，涉案中行东部支行与铭生公司之间的贵金属租赁交易已完成，该笔交易通过线上货权租赁方式完成。第二，中行东部支行通过实现担保权的方式收回该笔黄金租赁债权，中行东部支行与铭生公司之间先后签订尾号为091、089号两份《授信额度协议》。其中，089号协议附件明确约定涉案债权属于091号协议下发生的授信。因此，中行东部支行最终出具给银联宝公司的证明书记载是根据089号《授信额度协议》。银联宝公司一审起诉请求：1.铭生公司向银联宝公司返还代偿款8636944.2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2015年9月25日起计至铭生公司实际清偿全部代偿款之日止，以8636944.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暂计至2017年9月20日计为4186038.98元）;以上暂合计12822983.23元;2.洪腾生、孙速飞、正大福公司、金尔曼公司对铭生公司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铭生公司、洪腾生、孙速飞、正大福公司、金尔曼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3年9月26日，铭生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签订编号为2013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1091号《授信额度协议》，约定：中行东部支行向铭生公司提供黄金租赁额度2500万元，授信额度期限至2014年9月26日止，由银联宝公司、案外人惠州市铭×公司、洪腾生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签订合同，由案外人惠州市铭×公司、洪腾生提供最高额抵押并签订合同等事宜。同日，银联宝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签订编号为2013圳中银东部保额字第0001091A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银联宝公司为铭生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的上述《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内，最高本金余额1400万元及基于该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保证人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行使顺序等抗辩债权人。案外人惠州市铭×公司、洪腾生分别与中行东部支行签订编号为2013圳中银东部抵额字第0001091A号、2013圳中银东部抵额字第0001091B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案外人惠州市铭×公司、洪腾生分别提供其名下的房产为铭生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的上述《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内，最高本金余额分别为5075155元、6069502元提供抵押担保。二、2015年1月22日，铭生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15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0089号《授信额度协议》，将铭生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于2013年9月26日签订的编号为2013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1091号的《授信额度协议》中已发生的授信余额视为在该协议项下发生的授信，授信额度期限至2016年1月22日。2015年2月9日，银联宝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签订编号为2015圳中银东部保额协字第0000089B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银联宝公司为铭生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的上述《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内，最高本金余额1400万元及基于该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保证人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行使顺序等抗辩债权人。三、2013年9月27日，银联宝公司（保证人）与铭生公司（委托人）签订编号为2013年委保字第13217号《委托担保合同》，约定：银联宝公司同意为铭生公司向中行东部支行融资本金1400万元、利息及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铭生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融资合同中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具体以银联宝公司与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铭生公司向银联宝公司交纳相当于贷款额10%的保证金，保证金数额140万元，在铭生公司未履行该合同约定的义务时，银联宝公司有权在保证金款项内扣付铭生公司的应付款、违约金、赔偿金等。若发生银联宝公司代偿，铭生公司除应返还全部代偿款外，还应承担按日垫款金额的1%乘以实际垫款天数的违约金等。庭审中，银联宝公司认可其已实际收取保证金140万元，并未折抵本案银联宝公司诉求中的债务。同日，洪腾生（反担保人）与银联宝公司（被保证人）、铭生公司（借款人）签订编号为2013年个保字第13217号《个人保证合同》，反担保人承诺对上述《委托担保合同》项下担保债务向银联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保证范围为上述《委托担保合同》中约定的银联宝公司为铭生公司偿还的全部款项、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铭生公司应向银联宝公司支付的担保费、保证金等。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本合同所称主债务指银联宝公司在前述《委托担保合同》履行担保责任完毕后形成的对铭生公司追偿之债务，主债务履行期间为银联宝公司在前述借款合同履行担保责任完毕之日起至银联宝公司向铭生公司主张追偿权利之日止。如铭生公司未履行《委托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义务，银联宝公司可直接要求反担保人履行。反担保人承诺无论银联宝公司是否向其他物的担保人或其他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提出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反担保人自愿优先承担对银联宝公司的第一位的连带保证责任。孙速飞作为洪腾生的配偶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知晓、同意并接受以上条款约定，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日，正大福公司（反担保人）、金尔曼公司（反担保人）也分别与银联宝公司（被保证人）、铭生公司（委托人）签订编号为2013年反保字第13217A号、2013年反保字第13217B号《法人保证合同》，反担保人承诺对上述《委托担保合同》项下担保债务向银联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保证范围为上述《委托担保合同》中约定的银联宝公司为铭生公司偿还的全部款项、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铭生公司应向银联宝公司支付的担保费、保证金等。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委托担保合同》履行结束后二年。如铭生公司未履行《委托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义务，银联宝公司可直接要求反担保人履行。反担保人承诺无论银联宝公司是否向其他物的担保人或其他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提出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反担保人自愿优先承担对银联宝公司的第一位的连带保证责任。四、2014年9月24日，中行东部支行（出租方)与铭生公司（承租方）签订编号为圳中银金租2014260《贵金属租赁交易合同（银行租出版)》，载明该合同是双方签订的编号为2013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1091号《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单项业务协议；铭生公司向中行东部支行租赁贵金属AU99.99，数量为35千克，租赁结算价242元/克，租赁费率为4.5%，租赁计费本金为8470000元，租赁期限自2014年9月24日起至2015年9月24日止，预期租赁费共计381150元，在租赁到期日一次性支付，铭生公司应按期归还贵金属并支付租赁费；以上贵金属的交割由中行东部支行扣除所授予铭生公司的110%等额租赁计费本金的授信额度后，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会员服务系统进行划转；租赁到期后，对铭生公司应还未还的贵金属，铭生公司授权中行东部支行代其在金交所购买等量贵金属用于归还中行东部支行，所支出的款项和费用均由铭生公司承担，铭生公司应全额偿还垫付费用及其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对于逾期未还的贵金属及逾期未付的租赁费，中行东部支行均有权按照租赁计费本金及应付未付款项的日万分之五向铭生公司收取违约金，直至全部归还之日。中行东部支行提交的金交所会员服务平台“租借登记查询”显示中行东部支行于2014年9月24日向铭生公司借出主板黄金35千克,租借合同编号为圳中银金租2014260,租借到期日为2015年9月24日，还金重量为0千克；“归还明细查询”显示编号为圳中银金租2014260合同项下的逾期归还总金额为8636944.25元。五、因铭生公司未依约归还贵金属及其他应付款项，中行东部支行要求银联宝公司履行保证义务，为铭生公司进行代偿。银联宝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向中国银行深圳×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支行）支付8636944.25元，备注“归还圳中银金租(2014)260本息”。2017年4月18日，中行东部支行向银联宝公司出具一份《履行保证义务证明书》,载明由银联宝公司担保、该行发放的借款人为铭生公司，黄金租赁余额为35公斤的黄金租赁业务（见编号：2015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0089号《授信额度协议》）已于2015年9月25日通过实现担保权的方式收回，其中银联宝公司按《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5圳中银东部保额协字第0000089B)履行连带责任保证义务，向该行支付8636944.25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中行×支行系该行附属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隶属中行东部支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保证合同纠纷。银联宝公司与铭生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洪腾生、孙速飞与银联宝公司、铭生公司签订的《个人保证合同》，正大福公司、金尔曼公司与银联宝公司、铭生公司分别签订的《法人保证合同》均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中行东部支行根据其与铭生公司签订的2013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1091号《授信额度协议》向铭生公司提供贵金属租赁交易，双方签订圳中银金租2014260《贵金属租赁交易合同（银行租出版)》后，中行东部支行在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会员服务系统将约定的贵金属划转给铭生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协议》到期后，中行东部支行与铭生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5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0089号《授信额度协议》，将编号为2013圳中银东部额协字第0001091号的《授信额度协议》中已发生的授信余额视为在该协议项下发生的授信，授信额度期限至2016年1月22日。在圳中银金租2014260《贵金属租赁交易合同（银行租出版)》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铭生公司未依约履行义务，中行东部支行要求银联宝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银联宝公司亦实际向中行东部支行支付了代偿款8636944.25元，其有权依据《委托担保合同》向铭生公司追偿代偿款8636944.25元；铭生公司未及时偿还代偿款项构成违约，银联宝公司要求铭生公司偿还代偿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银联宝公司在诉讼请求中并未抵扣铭生公司支付的保证金140万元，一审法院依照双方约定，依法予以抵扣，抵扣后款项为7236944.25元(8636944.25元-1400000元）。金尔曼公司关于保证金抵扣债务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银联宝公司主张铭生公司自实际代偿之日即2015年9月25日起按年利率24%标准支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低于双方合同中约定的标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洪腾生、孙速飞、正大福公司、金尔曼公司同意为银联宝公司与铭生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债务向银联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而《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的是银联宝公司同意为铭生公司向第三人中行东部支行融资本金1400万元、利息及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各方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个人保证合同》《法人保证合同》均未具体约定为哪份合同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仅约定为铭生公司向第三人中行东部支行融资本金1400万元、利息及相关费用提供相应的担保及反担保。即使《个人保证合同》《法人保证合同》约定的是为2013年签订的各项协议提供反担保，但银联宝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于2013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银联宝公司为铭生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于2013年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而圳中银金租2014260《贵金属租赁交易合同（银行租出版)》系2013年的《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单项协议，该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至2015年9月24日止，银联宝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履行代偿义务，偿还圳中银金租2014260《贵金属租赁交易合同（银行租出版)》项下的债务，未超出保证期间。综上，银联宝公司代偿后，有权根据《委托担保合同》向铭生公司追偿代偿款，亦有权根据《个人保证合同》《法人保证合同》要求洪腾生、孙速飞、正大福公司、金尔曼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银联宝公司主张洪腾生、孙速飞、正大福公司、金尔曼公司对铭生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大福公司抗辩称各反担保人的反担保保证期间已届满，但根据《个人保证合同》的约定，保证期间为银联宝公司向铭生公司主张追偿权利之日起两年，银联宝公司于2017年9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向铭生公司及各反担保人主张追偿权，未超出洪腾生、孙速飞对银联宝公司的反担保保证期间；根据《法人保证合同》的约定，保证期间至《委托担保合同》履行结束后二年，铭生公司未依据《委托担保合同》履行义务，故《委托担保合同》尚未履行结束，正大福公司、金尔曼公司对银联宝公司的反担保保证期间未届满。综上，正大福公司的抗辩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金尔曼公司抗辩称在洪腾生、案外人惠州市铭×公司向中行东部支行提供了抵押担保及保证的情况下，应当优先处理抵押担保，且银联宝公司应先向上述抵押人、保证人追偿，不足部分再向本案反担保人主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行东部支行与银联宝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保证人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行使顺序等抗辩债权人，金尔曼公司的抗辩不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各反担保人与银联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银联宝公司向其他抵押人、保证人追偿的权利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各反担保人已在《个人保证合同》《法人保证合同》中承诺优先承担对银联宝公司第一位的连带保证责任，且各反担保人向银联宝公司偿还后，亦可向其他抵押人、保证人进行追偿。金尔曼公司的抗辩没有相应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铭生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银联宝公司支付代偿款项7236944.2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7236944.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5年9月25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洪腾生、孙速飞、正大公司、金尔曼公司共同对铭生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银联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738元，由银联宝公司负担8738元，由铭生公司、洪腾生、孙速飞、正大福公司、金尔曼公司负担90000元。公告费1100元，由铭生公司、洪腾生、孙速飞负担。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银联宝公司于2017年9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为保证合同纠纷。对于一审判令铭生公司应及时向银联宝公司支付代偿款项7236944.25元及相应的违约金，洪腾生、孙速飞、正大福公司对铭生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上列债务人均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视为服判，本院对一审判决的相关判项不作审查，直接予以确认。针对金尔曼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评判如下：中行东部支行对铭生公司的债权是否真实发生的问题。本案中，中行东部支行为证明其已按约定通过线上货权租赁交易的模式向铭生公司交付了相应的贵金属，在一审中已提交了上海黄金交易所系统查询信息予以证明，该查询信息虽未经第三方公证或认证，但在金尔曼公司未能连同主债务人铭生公司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基于中国银行作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身份，一审对中行东部支行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认定铭生公司对中行东部支行负债8636944.2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铭生公司对中行东部支行所负债务是否属于银联宝公司应对铭生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范围的问题。本案中，铭生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于2013年9月26日、2015年1月22日分别签订两份《授信额度协议》，在后一份《授信额度协议》中，双方明确约定前一份协议已发生的授信余额作为后一份协议项下发生的授信；与此同时，银联宝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亦分别签订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授信额度协议》分别提供担保；综观上述《授信额度协议》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内容，后一份合同皆承接了前一份合同未清结的债务，故此，一审认定铭生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因履行2014年9月24日《贵金属租赁交易合同》所形成的债务属于银联宝公司对铭生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银联宝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向中行东部支行支付8636944.25元系为铭生公司履行保证义务的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银联宝公司在中行东部支行未处理铭生公司抵押物前即承担保证责任是否适当的问题，本院认同一审判决的评判理由，不再赘述。因无证据证明中行东部支行在要求银联宝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前已处置过铭生公司的抵押物，故除了一审判决已抵扣的保证金140万元外，本案中不存在其他还应抵扣的款项。银联宝公司代偿的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其与金尔曼公司之间合同约定反担保范围的问题。首先，金尔曼公司同意为银联宝公司与铭生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债务向银联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同一时期，银联宝公司与铭生公司、银联宝公司与中行东部支行之间仅存在2013年9月26日签订的合同，故应认定金尔曼公司系为2013年签订的各项协议提供反担保。其次，结合2013、2014年间涉及铭生公司、中行东部支行、银联宝公司、金尔曼公司的数份合同的约定，铭生公司对中行东部支行所形成的债务属2013年9月26日《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债务，银联宝公司依2013年9月26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在铭生公司债务履行期限届满（2015年9月24日）的次日向中行东部支行履行保证义务，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未超过法定的保证期间；银联宝公司此后于2017年9月22日向金尔曼公司主张权利，亦在法定的保证期间之内。据此，一审判令金尔曼公司对铭生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一审将违约金标准确定为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金尔曼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98738元，由上诉人深圳市金尔曼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冼  朝  暾审判员 张  永  彬审判员 徐  玉  婵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龙蒙 （ 兼）书记员 任楚妍（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