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6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应海，男，1963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敬仁，广东华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倩婷，广东华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炳林，男，196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锦俊，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应海因与被上诉人龚炳林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3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应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苏应海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均由龚炳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龚炳林并未从苏应海处提取帝一贡酒属于事实错误。事实上，2011年10月26日，苏应海与龚炳林签订了50万元的借款合同与抵押合同后的第二、三日，龚炳林随即分三批次到肇庆市××一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一公司）提货，共计提取帝一贡酒2000箱作为抵押物。二、关于抵押合同。苏应海与龚炳林签订借款合同是以抵押合同为前提的，在借款合同签订后，龚炳林立即从苏应海处提走帝一贡酒2000箱。龚炳林称其没有提取过抵押物并不符合常理，龚炳林自始至终并未就没拿到抵押物向苏应海提出任何异议，并且在其他诉讼中龚炳林的表述是其“所提的酒与本案无关”，可证明龚炳林并没有否定拿走该批帝一贡酒的事实。三、关于出仓单。根据帝一公司以往的业务流程，帝一公司以往对所有客户的提货交付均以出仓单为底单，都是在提货时由帝一公司填写出仓单，具有事实与法律效力。苏应海另补充上诉意见：第一，案涉的抵押合同的抵押贷款前提是要交付抵押物的，也正因是抵押贷款，龚炳林才愿意将款项借给苏应海。如果没有提供抵押物，龚炳林是不可能向苏应海发放借款。因为苏应海与龚炳林本身就不是很熟，是经梁耀雄介绍才认识的，所以抵押物是已经交付给了龚炳林。抵押物交付的时候，因为苏应海没有说让本人签字，才同意交付抵押物，所以才出现了龚炳林找罗某提货。因为当时苏应海与梁耀雄是特别熟悉的，也是根据他们的安排将帝一贡酒交付给罗某。这就是出仓单不是龚炳林本人签名的原因。双方对提货这个事实是没有异议，虽然没有签订协议或者收据的，但是出仓单以及借款合同记载很清楚。第二，在（2017）粤12民终997号民间借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中查明，关于协议约定的借款人用帝一贡酒来作为抵押，如借款人没有按时还款，龚炳林有权没收抵押的酒，并且约定了要承担其他违约金，对该事实，龚炳林在其他案件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第三，在前述民间借贷案件执行时，苏应海提出要求龚炳林返还抵押物，苏应海按照判决的结果偿还借款，但龚炳林拒绝返还抵押物，苏应海因此提起了本案的诉讼。龚炳林辩称，不同意苏应海的上诉意见。理由是：一、一审法院对苏应海称龚炳林于2011年10月27日、28日分三批次到帝一公司提取了价值216万元的帝一贡酒2000箱的主张不予采纳符合客观事实。1.苏应海等向龚炳林借款50万元后，未依约定交付帝一贡酒给龚炳林质押亦未偿还欠款；2.如龚炳林一审所述，若有质押财产216万元，完全可依法处置质押财产偿还相应借款，根本没必要另行起诉并申请执行且至今未能实现相应债权；3.本案中苏应海借款为50万元，在龚炳林没有签名的情况下，将216万元的酒交付给龚炳林亦不符合常理；4.在（2015）肇鼎法民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和（2017）粤12民终997号民事判决中均仅认定苏应海于2011年10月26日向龚炳林借款50万元为真实的借款，并未认定苏应海交付了本案中价值216万元的酒给龚炳林。二、关于抵押合同问题。首先，酒属于动产，若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的履行而交付动产给债权人的，依法属于设立质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案中，苏应海并未将质物移交于龚炳林。故龚炳林与苏应海等之间的质押合同并未生效，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苏应海称本案中的借款合同是以抵押合同为前提是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了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本案中借款合同是主合同，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借款合同不以抵押合同为前提。据此，龚炳林与苏应海之间的质押合同未生效并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在借款到期后苏应海未依约还款且未交付质物的情况下，龚炳林依法起诉并申请执行不仅符合常理，而且是依法维权。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苏应海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苏应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龚炳林向苏应海偿还作为借款抵押的帝一贡酒价值216万元及利息（以21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龚炳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26日，龚炳林与苏应海、冯群好、帝一公司、肇庆市长青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协议》，约定苏应海向龚炳林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借款期一个月（由2011年10月26日起至2011年11月26日止）。协议约定“借款人用帝一贡酒（500ml／瓶）2000箱，每箱6支，每支作价180元作抵押，如借款人没有按时还款，龚炳林有权没收用作抵押的酒，借款人还要承担因违约而产生的费用及向龚炳林支付违约金，为避免日后双方诉讼费用以及违约金产生意见分歧，现经双方协定该费用和违约金合共贰拾万元整（￥200000）”。协议上贷款方为龚炳林，经办人为梁耀雄（签名及指模）；借款方为苏应海（签名及指模）、冯群好（签名及指模），并加盖帝一公司和长青公司的印章。签订上述《借款协议》后，龚炳林出借50万元给苏应海、冯群好、帝一公司、长青公司，苏应海、冯群好、帝一公司、长青公司出具《收据》给龚炳林，《收据》内容：现收到龚炳林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其中银行转账肆拾伍万元（￥450000），现金伍万元（￥50000元），该款项在2011年11月26日前全部归还。收款人栏有苏应海和冯群好的签名及指模，加盖帝一公司和长青公司印章；收款日期：2011/10/26。2013年5月，龚炳林就上述借款和其他借款，以苏应海、苏俏梅、帝一公司、冯群好、长青公司为龚炳林向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归还借款。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5月9日作出了（2013）肇鼎法莲民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龚炳林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5月25日作出了（2014）肇中法民终字第2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13）肇鼎法莲民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书，发回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重审。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经重审后，作出（2015）肇鼎法民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龚炳林不服该判决，向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粤12民终99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了苏应海于2011年10月26日向龚炳林借款500000元。苏应海在本案主张其于2011年10月26日向龚炳林借款500000元，龚炳林于2011年10月27日、28日分三批次到帝一公司提取帝一贡酒共2000箱（每箱6支、500ml／支）作抵押，并提供三张出仓单（№104059、№104060、№104061）为证。龚炳林称涉案的2011年10月26日的《借款协议》虽约定借款人用帝一贡酒2000箱（每箱6支、500ml／支）作抵押，但苏应海并没有将酒交付给其作抵押，其没有到帝一公司提取帝一贡酒，苏应海提供的三张出仓单并没有其签名，其亦没有派人到苏应海处取涉案《借款协议》约定用于抵押的帝一贡酒。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苏应海主张其于2011年10月26日向龚炳林借款500000元，龚炳林于2011年10月27日、28日分三批次到帝一公司提取了帝一贡酒共2000箱（每箱6支、500ml／支）作抵押。龚炳林称苏应海并没有将酒交付给其作抵押，其没有到帝一公司提取帝一贡酒作抵押，苏应海提供的三张出仓单并没有其签名，其亦没有派人到苏应海处取涉案《借款协议》约定用于抵押的帝一贡酒。因苏应海提供三张出仓单（№104059、№104060、№104061）没有龚炳林的签名，苏应海并未能提供相应有效的证据证明龚炳林于2011年10月27日、28日分三批次到帝一公司提取帝一贡酒共2000箱（每箱6支、500ml／支）作抵押，故一审法院对苏应海该主张不予采纳。苏应海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向龚炳林交付了涉案《借款协议》约定用于抵押的帝一贡酒，苏应海要求龚炳林偿还作为借款抵押的帝一贡酒价值216万元及利息，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苏应海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080元，由苏应海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在卷佐证，双方当事人亦没有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15）肇鼎法民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苏应海作为该案被告陈述其与梁耀雄存在生产商与经销商之间的货物（酒）买卖合同关系，苏应海所借龚炳林的全部款项，已由梁耀雄以苏应海的帝一贡酒等货款相抵；梁耀雄作为该案第三人陈述称龚炳林没有委托梁耀雄去拿苏应海的酒抵债，其与苏应海签订《酒类产品代理销售合同》，提取的酒是抵销梁耀雄与苏应海的债权债务的。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2民终997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苏应海作为被上诉人答辩称其所借的款项已由梁耀雄以苏应海的帝一公司酒货款相抵，已清偿完毕。案涉三份《出仓单》上，提货人处均写有“代龚炳林提货罗”，苏应海称该人是梁耀雄与苏应海联系告知派来提货的人，姓罗，全名不清楚；对提走案涉帝一贡酒是梁耀雄还是龚炳林，苏应海表示是由梁耀雄提走，梁耀雄曾与苏应海面谈了提走帝一贡酒的事项，梁耀雄称如果不提交该批帝一贡酒则龚炳林不会提供借款。龚炳林确认其委托梁耀雄与苏应海协商借款事项，但没有委托梁耀雄提取案涉货品，并称当时借款协议中确认约定了用帝一贡酒作为抵押，但由于苏应海急需用款，故龚炳林先交付了借款，之后苏应海一直没有交付约定的帝一贡酒，龚炳林曾经口头催促过，但由于借款期限仅为一个月，借款很快到期了，遂直接起诉还款了。梁耀雄在一审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陈述苏应海没有向龚炳林交付抵押合同约定的帝一贡酒，因为当时苏应海借款就是为了买材料做成品酒，苏应海称要生产出来才能交付，之后又称酒不够卖，没有酒可以提供抵押，等收到货款就还款；梁耀雄另称其没有叫罗姓人员到苏应海处提走案涉帝一贡酒。本院认为，本案系抵押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本案民事纠纷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法律、司法解释未对本案民事纠纷适用法律作出除外规定，故本案纠纷应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合同约定抵押物是否已经实际交付给龚炳林，龚炳林是否应承担将抵押物返还给苏应海的义务。对此本院评析认为，苏应海虽上诉称其已经将案涉合同约定的抵押物交付给龚炳林，但在本院审理期间，苏应海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佐证自己的主张。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苏应海据以主张其将抵押合同项下约定的帝一贡酒交付给龚炳林的依据是三份出仓单。但是，该出仓单上并没有龚炳林的签名确认；其次，提货人罗姓人员虽然书写了“代龚炳林提货”，但并没有出具受委托提货的委托书或者其他委托材料；因此，苏应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将抵押合同项下的帝一贡酒交付给龚炳林。苏应海在本案庭询中陈述该批帝一贡酒是其与梁耀雄协商后由梁耀雄派人提走，根据苏应海的陈述和梁耀雄的证人证言可知，两人之间另有借款关系和酒类经销合同关系，在龚炳林未予确认的前提下，案涉帝一贡酒即便已经真实交付给梁耀雄，也无法认定为苏应海将抵押合同项下的帝一贡酒交付给龚炳林。苏应海认为如果龚炳林没有收到抵押物，不可能交付借款。但是本案的事实是，龚炳林在2011年10月26日已经向苏应海交付借款50万元，而苏应海主张交付抵押物的时间是2011年11月27、28日，可见龚炳林确实在未收到抵押物的情况下已经交付借款，苏应海的这一主张亦不能成立。苏应海认为龚炳林没有就未交付抵押物提出过异议，但是苏应海在另案民间借贷纠纷中，也未提及其曾经交付抵押物给龚炳林，而是陈述其与梁耀雄形成货物供销关系，以货款抵扣借款。而且龚炳林解释其已经实际催促过交付抵押物，但因为借款期限短，故其在期限届满后直接主张还款，该说法亦符合常理。因此，仅依据龚炳林未主张交付抵押物不足以认定抵押物已经实际交付。因此，苏应海主张案涉抵押物已经交付给龚炳林，依据不足，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据此要求龚炳林返还抵押物的请求亦无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苏应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80元，由上诉人苏应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