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02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展楣，女，199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长，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锐，男，1982年7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彦生，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展楣、刘锐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6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展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刘锐向何展楣退还转让费160000元、押金7500元；2.刘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双方在2019年7月3日明确不再继续使用刘锐营业执照，当日刘锐也向何展楣承诺约房东把租约转让给何展楣。一审法院以2019年6月28日因继续使用营业执照，从而双方达成一致合意暂时不转租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转让合同书》签订时刘锐向何展楣欺诈、隐瞒房东不同意转租的事实，导致合同签订后何展楣不能继续使用涉案租赁房屋，刘锐不能保证何展楣合法正常使用涉案租赁房屋，导致何展楣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刘锐应当负全部违约责任。三、何展楣在接管期间已经投入高额运营成本，一审法院仅判决退还何展楣转让费72000元，违约方刘锐反而因违约行为获利88000元，一审判决实质上未兼顾公平合理原则。四、何展楣在接收涉案托管班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刘锐已收取所报读学生的学费，所以何展楣在接管之后并未从涉案托管班获取利益。并且涉案房屋被房东收回后，房屋内的所有设备均被房东收走不予退还，何展楣因刘锐的违约行为造成了众多损失，刘锐非但不需要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连同合同相应价款都不需要全部返还，何展楣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五、何展楣已在2019年7月3日明确向刘锐的女朋友徐某表示不再继续使用刘锐的营业执照，要求其进行注销，将房屋租赁合同转为何展楣与房东直接签订。何展楣在2019年7月23日也再次向徐某表示要求将刘锐原有的营业执照进行注销，将租赁合同转为由何展楣与房东直接签订。因此，一审判决以何展楣表示暂时留用营业执照而认定何展楣存在未尽审慎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刘锐恶意隐瞒其无权自行转租的事实，应当对合同的解除负全部责任，刘锐应当返还全部转让费160000元及押金7500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针对何展楣的上诉请求，刘锐二审答辩称：一、刘锐协助转租的义务，一方面已经被双方约定变更，另一方面，托管班所在场所是否可以由何展楣续租也并非合同的主要义务。二、托管班的场地、设备、关键手机号及微信号等均被何展楣转让予案外人，其不仅在经营托管班期间获益，还从转让托管班中获益，如果再要刘锐向其退款，其将多重获益。三、双方在2019年7月23日至7月24日进行磋商时，何展楣只是称如果其经过咨询后营业执照难办要继续使用刘锐的证照，故何展楣并未明确提出是否要继续使用刘锐的营业执照。根据双方此前的磋商，因为何展楣继续使用刘锐的证照，相关的租赁合同则无法更名。在此情况下，刘锐自然无法按照原合同的约定履行所谓的协助续签合同义务。综上，涉案合同标的系托管班经营权，核心资产包括师生、设备、业务手机号、微信号、场地等均交割完毕，且何展楣进行二次转让予案外人经营。因此，何展楣不具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基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刘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何展楣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何展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将经营权转让合同视为房屋转租合同，属于对涉案合同性质认定不清，与事实不符。1.涉案合同为经营权转让合同，而非单纯的房租转租合同。从合同所述转让标的可知，双方转让的是刘锐原经营之托管班的经营权以及所附带的相关权利、资产，包括托管班的职工、学生、设施、场地等。继续承租托管班当时所在房屋虽属于经营权所附带之从属权利，但并非主要权利或主要标的。涉案合同生效后，何展楣支付转让款，刘锐即向其转让了托管班的经营权，即将职工、学生、设施、场地、手机号及微信号等全部交付予何展楣，其接收上述资源后随即开始运营托管班，合同实际上已履行完毕。2.从涉案合同的内容可看出，双方对于上述提及之协助转租的附随义务，并无确定预期性。根据合同约定，刘锐将托管班经营权交付给何展楣后，刘锐所负义务仅是协助何展楣与房东会面、协商等附随义务。3.涉案合同列明地址，是注明托管班当时经营地址，而非一种强制性约定。涉案托管班是否在原址经营，不会对托管班的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故也并非交易双方重点关注之事。（二）一审判决认为刘锐对合同无法履行存在过错，系将超出合同范围的义务强加于刘锐。1.在双方签订涉案合同当天，刘锐就将房屋租赁合同原件交付给何展楣，其在一系列时间节点中均没有对场地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合同也没有刘锐必须促成续签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要求刘锐在交付托管班经营权的同时，还需要通知业主并获得同意，完全是强人所难，超出了涉案合同双方的实际意图。2.双方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已变更了合同条款，即双方已就何展楣留用刘锐经营执照，而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则暂不进行变更，达成了合意，也即实际上达成何展楣放弃其与房东续签合同的意思表示。3.何展楣在接收托管班后，已直接向房东交租数月，期间何展楣及房东均无任何异议，反而是何展楣、刘锐就经营收入不符合预期的讨论结束后，房东即通知刘锐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而何展楣又紧接着将托管班转让予房东的关系人。从上述情形可知，涉案合同并非不能履行，而是履行完毕后，何展楣反悔。4.从刘锐一审提交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对场地及其是否能转租未有过争议。结合一审庭审中证人所述何展楣转让托管班予房东亲戚的事实，何展楣主张房东拒绝转租难以让人相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何展楣已经丧失法定解除权。（二）一审判决既然认定双方都有过错，要求刘锐退还部分款项，却不要求何展楣退还相应托管班资产，显失公平。何展楣无法继续经营托管班的根源，不是在于无法在原址继续经营，而是在于其已经将托管班进行了再次转让。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针对刘锐的上诉请求，何展楣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将本案视为房屋转租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清楚，因为涉案房屋依靠在特定位置，处于小学的对面，何展楣是为了该场地才与刘锐签订转租合同，该托管班必须依靠学校的生源才能进行经营，因此本案属于名为经营权转让合同，实为房屋转租合同。对于本案的转租租赁关系，刘锐作为转租人具有必须协助房东与何展楣之间签订租赁合同的义务，才可保证何展楣在涉案房屋正常经营。何展楣在与刘锐签订转让合同时，刘锐明确告知何展楣其已经与房东协商好，会就涉案房屋直接让何展楣与房东签订租赁合同。但转让合同签订后，刘锐一直以营业执照不能转让、其女朋友徐某需挂靠社保等诸多理由拒绝何展楣要求直接与房东签订租赁合同的请求。营业执照能否转让与何展楣和房东直接签订租赁合同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营业执照不能转让何展楣也有权利与房东直接签订租赁合同，以保证正常的经营使用。何展楣已经明确向刘锐的女朋友徐某表示要求注销并不再使用刘锐的营业执照，因此何展楣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在签订合同时未尽到审慎义务，故何展楣对于合同的解除不存在过错。何展楣于2020年1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何展楣、刘锐签订的《转让合同书》；2.判令刘锐立即向何展楣退还房屋转让金160000元以及押金75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29日，何展楣（受让方、乙方）与刘锐（转让方、甲方）签订《转让合同书》，约定：转让标的为托管班现有名称广州市番禺区xx家庭服务中心，托管班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xx号201；乙方同意以160000元受让该托管班，转让费不包含甲方的租金押金7500元，转让费合共167500元；从2019年7月1日起，乙方开始负责托管班的收入和支出，甲方完全退出托管班的管理和利润分配，也不承担托管班的支出责任；从2019年7月1日起乙方全权负责标的地址四楼的承租业务；甲方在收到全部转让费后，安排乙方和房东会面，协助租房合同的签订；甲方保证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7月10日止，帮助乙方做好学生、家长、老师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交接过渡工作；乙方2019年7月1日正式接手托管班后，需把原有学生已缴费但未消耗完的托管和补习课时负责服务完；乙方不再使用甲方现有的营业执照，乙方如需办理新的营业执照，自行处理相关事宜和费用；本合同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且乙方付清转让费给甲方后，合同正式生效等。何展楣、刘锐确认刘锐已于2019年6月24日收齐全部转让费167500元。何展楣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1.业主与何展楣之间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何展楣小姐，你与刘锐签订的《转让合同书》，我作为出租方并不知情也不同意，因刘锐未经我同意擅自将房屋转租，我已经依照合同约定解除与他的《租赁合同》，现在我将收回涉案房屋，限你三日之内搬离”。2.案外人梁雪英于2019年10月13日在涉案房屋张贴通知，称因我已解除与刘锐的《租赁合同》，你方与刘锐都无权继续占有与使用该房屋，现将房屋收回，你方立即搬离，交回房屋的所有钥匙，不得再继续使用。3.广州市番禺区教育局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的《教育行政检查责令改正通知书》记载，向成教育，经检查发现你机构在番禺区南村镇××文明路××、203从事违法办学，责令你机构改正上述行为。刘锐质证认为：对证据1、2，何展楣已经在10月转让给房东亲属，双方存在利益关系；证据3即使相关证据是真实的，与本案也没有相关性，相关通知书表示的是托管班相关经营行为，与本案的转让并无相关性，此外该证据并没有对托管班的经营造成障碍，有关通知书的相关依据并非法律的强制性相关规定，对涉案合同的合法性造成影响。刘锐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业务受理单，手机号码138××××3447，业主类型为过户，原客户名为刘锐，新客户名为何展楣。2.广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记载刘锐提交的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锐成家庭服务中心注销登记申请，符合法定形式，我分局决定予以注销登记。3.何展楣与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6月21日何展楣“转让合同大致无问题，不过营业执照不是要改名吗”，徐某“改名也是你负责”。6月28日，何展楣“就是那个临时场地证明怕难整”，徐某“那要不要我把牌留给你用？”，何展楣“暂时先留着吧，以后看有没有别的途径弄”，徐某“不过留给你用，租约就不能转你名了，我在租约上跟你签名，说转让给你了，你每个月按时交租就行”。7月2日，徐某“这是房东的银行账户，麻烦你明天转一下房租，你转房租就可以了，是电费是我出的”。7月4日，何展楣向房东转账9270元。4.证人徐某的证言，其陈述：其与刘锐是男女朋友关系，与刘锐合作开办托管班，其负责平时经营管理，何展楣接收以后其退出管理；何展楣是通过网上联系其，何展楣到现场查看场地和生源，就表示签约的意思，当时其出示租赁合同给何展楣看，双方才签订协议，签约后租赁合同移交何展楣保管；因何展楣表示不需要原营业牌照，所以双方约定协调转租事宜，但之后何展楣无法办理营业牌照，刘锐同意将牌照留给何展楣使用，但因工商登记牌照必须与租赁合同当事人一致，所以没有办理转租更名手续，而且双方签订协议内容为托管班经营权转让，并不涉及房屋转租；在其经营期间，没有收到教育部门、工商部门的审查，其租赁的场地是可以迁移的，其在转接时移交把托管资源转让给何展楣，如涉案场地无法使用，可以办理迁移，不影响何展楣经营；其转让时将绑定微信号“向成小助”手机号一并转让，该微信号掌握托管资源，其经查询得知何展楣将该微信号转到房东亲戚名下；其没有安排何展楣与房东会面，但与何展楣有沟通过；其经营托管并非办学，故无需办理办学许可证，补习的托管只是服务内容之一，没有办理培训班。5.证人钟某的证言，其陈述：其是托管班的员工，何展楣接收后其仍在托管班工作至2019年10月；何展楣退出之后接收的是房东的亲戚，但是何展楣有告知其将托管情况交接给对方；托管班只是提供托管服务，没有开补习班；教育部门处罚当天其并不在场，事后听同事告知，教育部门的意思是门口有培训班招生内容，并需要整改，并非不让经营，招生内容在7月、8月就有了。对刘锐提交的证据，何展楣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按照该证据刘锐将手机号码转让给何展楣，实际上是要求何展楣按照转让合同书第4条第1款接收托管班后，将刘锐已经收费但未消耗完的课时提供服务，是一个履行义务的过程，何展楣并未享受到权利。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番禺区教育局2019年9月26日来托管班发出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刘锐在知悉通知书后也找到房东咨询办理办学许可证，得知办学许可证个体工商户办理不了，因刘锐未经房东同意，转租涉案场地，房东在10月13日贴出通知解除与刘锐的租赁合同，在这样的情况下，刘锐办理了注销登记。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双方6月2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提到过租约是不能转移，但是在次日转让合同书明确了刘锐收到全部转让费后，安排何展楣和房东会面协助租房合同的签订，租赁合同的签订是转让合同书的根本，何展楣在10月4日前没有见过房东，房东在10月4日才发现场地被转租。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徐某是刘锐的女朋友，证人起草的转让合同书提到有托管补习内容，但在质证中一直否认补习业务，也没有安排房东与何展楣进行转租事宜。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人是2018年由刘锐聘请担任店长，店长是高级管理人员，与刘锐有利害关系，徐某起草的转让合同书明确托管班有托管和补习业务，但两位证言一直都否认补习业务，对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另查明，2018年11月26日，刘锐（承租人）与梁雪英（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xx号二、三、四楼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从2018年12月1日至2023年12月1日，每月租金7500元；合同期内，乙方不得私自将房屋转租或第三者使用，如需应得甲方同意，如乙方违反此条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押金不退回乙方；等。一审庭审中，刘锐表示：没有安排房东与何展楣签订租赁合同，因双方协商不去办理牌照转移，所以无法办理租赁合同变更；其与业主之间的租赁关系于2019年10月10日协议终止。何展楣表示：其签订合同时没有查看租赁合同，牌照是转让时刘锐同意留给何展楣的，但何展楣自行办理时发现没有租赁合同无法办理证照，刘锐表示可以使用原有证照，但需要帮其缴纳社保，何展楣不予同意；在10月13日房东发出解除通知后，何展楣将场地交回房东，交接过程中何展楣没有收取房东任何款项。一审法院认为：何展楣、刘锐签订的《转让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约定转让标的为“托管班现有名称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锐成家庭服务中心，托管班地址广州市番禺区xx号201”，而上述地址为托管班经营地址，由刘锐向业主承租使用，且何展楣接手以后继续作托管班经营，并直接向业主支付租金，故刘锐抗辩认为涉案转让合同并不涉及房屋转租事宜，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现有证据反映，业主向何展楣发出通知明确不同意转租房屋并要求收回房屋，刘锐亦确认其与业主之间的租赁合同已协议终止。因此，何展楣主张因业主收回涉案房屋导致涉案转让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并据此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转让合同书》，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刘锐与业主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乙方不得私自将房屋转租或第三人使用，如需应得到甲方同意”，而业主已发出通知表明其不清楚也不同意转租，即刘锐在未经业主同意情况下与何展楣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导致涉案转让合同因无法继续履行而解除，刘锐存在一定过错。虽何展楣表示其签订转让合同时并未查看租赁合同，但刘锐提交的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可见，因营业执照变更问题，何展楣表示需暂时留用原有证照，证人亦已向何展楣明确如留用证照租约就无法转名，因此，何展楣签订转让合同时未尽审慎义务，对于合同的解除亦存在过错，故何展楣主张退还转让费160000元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何展楣于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13日已经实际经营托管班，结合前述认定何展楣、刘锐对于涉案转让合同解除均存在一定过错，兼顾公平合理原则，一审法院酌定刘锐需向何展楣退还转让费72000元。至于租金押金，涉案合同因无法继续履行而解除，故何展楣要求退还租金押金，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于2020年8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何展楣与被告刘锐于2019年6月29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书》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解除；二、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刘锐向原告何展楣退还转让费72000元、押金7500元；三、驳回原告何展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原告何展楣负担1825元，被告刘锐负担1825元。经二审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一、何展楣提交：何展楣与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不再使用刘锐的营业执照，刘锐也承诺尽快约房东与何展楣签订租赁合同。刘锐质证称：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其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双方就营业执照使用的事宜进行反复的沟通，该微信聊天记录只是双方沟通中的其中一个环节。在2019年7月23日至7月24日期间，双方还有一次就营业执照的使用进行磋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何展楣询问营业执照办理的流程，在刘锐一方答复过程中，何展楣表示若重新办理营业执照的手续较为困难的话，其会继续使用刘锐的营业执照。根据一审判决书载明，广州市番禺区教育局在2019年9月26日对于教育机构进行检查时，何展楣当即向相关工作人员出示了刘锐的营业执照，说明何展楣一直在使用刘锐的营业执照。二、刘锐提交：1.公证书，拟证明涉案托管班持续经营，并一直使用原有手机号码及微信号进行招生，托管班周围有充足房源供租赁，何展楣不存在无法另租他处的障碍；2.（2020）粤0113民初2283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涉案托管班由案外人持续正常经营至今，并使用带有刘锐肖像的宣传单为托管班招揽业务，不存在何展楣所谓亏损或者经营不善问题；3.业务受理单，拟证明涉案托管班电话号码于2019年10月13日转让予案外人；4.证据目录及手机个人信息，拟证明案外人在（2020）粤0113民初22835号案件中所出示的证据，证明其接收何展楣转让的涉案托管班电话号码后，持续使用至今；5.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2019年7月24日，双方协商时，何展楣要求继续使用刘锐营业执照，导致刘锐无法协调何展楣与房东续签租赁合同。何展楣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刘锐称托管班周围有充足的场所进行出租，但托管班的场所需具备消防等相关要求，涉案场地所在地为城中村，很难找到具有较大面积的场地进行托管班的经营；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案外人经营该托管班与何展楣无关；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何展楣将涉案托管班电话号码转给案外人是根据房东的要求，房东在2019年10月4日将涉案房屋强制收回后，其中的全部办公桌椅及设备、何展楣安装的空调、投影仪设备均不同意何展楣搬走，当时托管班有60多名学生，国庆过后有不少家长因为托管班不能正常上课对何展楣进行索赔，房东收回房屋后，告知何展楣已将涉案场地另行出租给案外人，并要求何展楣将电话号码及公众号等转让给案外人，其后才同意协商其他事宜；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具体质证意见与证据3的质证意见一致；5.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双方虽然有在协商是否继续使用刘锐的营业执照，但2019年7月3日与7月23日何展楣明确向刘锐的女朋友徐某表示拒绝继续使用刘锐的营业执照、拒绝帮徐某挂靠社保，并要求刘锐将营业执照进行注销。何展楣对是否需继续使用刘锐的营业执照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刘锐在合同签订前向何展楣表示已与房东协商好，将房屋转租给何展楣，何展楣只有在与房东签订租赁合同后才能办理新的营业执照，因此何展楣之所以继续使用了刘锐的营业执照，是因为刘锐没有协调房东与何展楣签订新的租赁合同。本院对何展楣、刘锐提交的上述资料审查认为，该资料并非二审新证据，亦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双方的纠纷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以及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刘锐是否需要向何展楣退还转让费和押金，如需退还，退还金额的认定。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认定如下：第一，一审认定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理据充分，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不再赘述，予以确认。合同约定转让标的为“托管班现有名称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锐成家庭服务中心，托管班地址广州市番禺区xx号201”，因此该合同转让标的是包括房屋转租事宜在内的托管班整体权益的转让，本院据此依法明确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第二，刘锐与涉案房屋的业主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期内，刘锐不得私自将房屋转租或第三者使用，如需应得业主同意，如刘锐违反此条约，业主有权终止合同，押金不退回等，由此可知，刘锐明确知悉如将房屋转租或给第三者使用需征得业主同意。从《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内容和托管班经营的特征和目的看，托管班的经营场所是托管班经营的基础之一。且刘锐与何展楣签订的《转让合同书》也明确约定，刘锐在收到全部转让费后，安排何展楣和业主会面，协助租房合同的签订，但未有证据显示刘锐在2019年6月24日收齐全部转让费后有履行上述合同义务。根据查明事实，业主向何展楣发出通知明确不同意转租房屋并要求收回房屋，刘锐也确认其与业主之间的《租赁合同》已协议终止。因此，一审认定刘锐在未经业主同意情况下与何展楣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导致涉案转让合同因无法继续履行而解除，存在一定的过错，并无不当。刘锐关于其对涉案合同无法履行不存在过错，涉案合同已履行完毕，何展楣已丧失解除权等上诉主张均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何展楣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转让合同书》使用涉案房屋经营托管班且认为经营地址对其经营托管班至关重要的情况下，理应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应要求刘锐提供涉案房屋业主同意转租的证明或者核实业主是否同意转租。且双方的合同明确约定何展楣不再使用刘锐现有的营业证照，但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等查明事实可知，何展楣亦曾表示需暂时留用原有证照，且教育主管部门对涉案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时作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记载的名称仍为刘锐的证照名称，由此可知，何展楣曾使用刘锐的证照及双方就是否留用证照及租约是否转名进行过协商，这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刘锐与涉案房屋业主及时协商何展楣与业主签订租赁合同造成一定的障碍。综上，一审认定何展楣对涉案合同的解除也存在过错，亦并无不当。何展楣上诉主张对于涉案合同的解除，刘锐应负全部违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如前所述，双方对涉案合同的解除均存在过错。一审考虑何展楣自2019年7月至2019年10月已经实际经营托管班、双方对涉案合同的解除均存在过错等因素，并综合本案案情酌情认定刘锐需向何展楣退还转让费72000元、押金7500元，公平合理，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何展楣、刘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何展楣负担1825元，由刘锐负担18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娜审判员 柳玮玮审判员 黄春成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冯 韵彭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