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4民终20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津鑫旺金港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夏津县经济开发区（人民公园东侧）。法定代表人：吴贻博，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荣军，山东众成清泰（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友涛，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占钢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新河东路岳庄钢材市场五区北首。法定代表人：王学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良，山东筑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丽丽，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山东宇兴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安市肥城市边家院镇驻地。法定代表人：王兴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赫，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夏津鑫旺金港置业有限公司（下简称金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占钢商贸有限公司（下简称占钢公司）及原审被告山东宇兴建设有限公司（下简称宇兴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21）鲁1427民初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1）鲁1427民初309号民事判决，改判违约金以占钢公司起诉时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驳回占钢公司对金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金港公司无需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相关判项，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钢材购销合同》项下担保事项未经金港公司股东会有效决议，担保的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原审判决认定金港公司的保证行为有效，明显地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相关司法精神，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错误。《钢材购销合同》签订时（2018年3月10日），案外人刘磊系金港公司法定代表人，而刘磊同时又是被担保方宇兴公司的代表（详见相关《送货单》，刘磊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字），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刘磊还作为宇兴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因此，刘磊、宇兴公司等主体极有可能存在恶意串通进行所谓的债务担保，进而损害金港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本案应适用2017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和效果归属》的精神以及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精神。因此，本案严格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认定《钢材购销合同》项下担保事项的效力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即只有审查了金港公司就担保事项作出的有效股东会决议，合同相对人才属于善意的债权人，相关担保合同或者担保意思表示才有效。回到本案的具体情况，《钢材购销合同》涉及担保事项未经金港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也没有得到金港公司的追认。占钢公司没有审查相关决议，不是善意的债权人，《钢材购销合同》涉及担保事项无效。假使《钢材购销合同》确由陈硕明加盖金港公司公章，但其并非当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当然也无权代表公司作出对外担保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以陈硕明担任的所谓“总经理”职务而推定其在《钢材购销合同》加盖印章的行为没有超越职权明显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错误，不当的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根据《公司法》及上述司法精神，占钢公司对其已尽注意义务、系善意合同相对人负有举证义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二、在《钢材购销合同》项下担保事项无效的前提下，因占钢公司未在法定的保证期间内依法行使权利，金港公司也不需要承担合同无效后的赔偿责任。虽然《钢材购销合同》项下担保事项无效，但金港公司也不存在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等相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占钢公司未在法定的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保证人不再承担无效保证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的多个判例支持了上述观点，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769号《民事裁定书》。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也规定，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未在约定或者法定的保证期间内依法行使权利，保证人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本案也可以适用前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的这一新增规定。因此，金港公司不需要承担因《钢材购销合同》项下担保事项无效而对占钢公司的任何赔偿责任。三、退一步说，即便案涉担保事项有效，《钢材购销合同》项下担保事项的担保范围仅限于金港公园里二期项目建设实际钢材用量对应的债务，绝不是“金港公司在最高购销数额8000吨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更不可能对金港公园里三期项目钢材对应债务进行担保。相关担保范围不存在约定不明的情况，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钢材购销合同》项下金港公司的担保范围显然仅限于金港公园里二期项目建设实际钢材用量对应的债务。《钢材购销合同》首段明确记载“宇兴公司因金港公园里二期，天九鑫旺国际金融产业园工程建设的需要向占钢公司购买钢材”，故案涉钢材用于金港公园里二期项目建设是金港公司承担相关责任的前提。虽然《钢材购销合同》第七条记载“宇兴公司在该处工程所有的钢材约为8000吨，未经占钢公司同意不得从别处采购”，但该约定仅是占钢公司约束宇兴公司不得采购其他人钢材的条款，并非对担保范围所作的约定。8000吨的数量仅是各方对于钢材用量的大致范围的表述，而非钢材的实际用量。从金港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金港公园里二期项目预算钢材用量远低于前述的8000吨。因此，《钢材购销合同》的担保范围绝非所谓8000吨，与金港公司的意思表示和客观的钢材用量事实均严重不符。（二）《钢材购销合同》项下交易是相互独立的多个债务。原审判决认为案涉担保事项“类似于最高额保证”，系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金港公司的担保范围仅限于金港公园里二期项目建设实际钢材用量对应的债务，并不存在“最高债权额限度”的约定。《钢材购销合同》对应工程项目，而不对应钢材用量或者债权数额。因《钢材购销合同》签订时二期工程钢材用量、单价等均不确定，合同项下的债务数额也无法确定，根本不存在最高债权额。“8000吨”与担保范围无关，更与相关债权额无关，原审判决认为案涉担保事项“类似于最高额保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金港公司更不可能在《钢材购销合同》中对金港公园里三期的钢材用量进行所谓的保证担保。《钢材购销合同》签订时（2018年3月），金港公园里二期项目开发遭遇了严重资金困难，项目开发停滞，几近烂尾。2018年6月，金港公司引入临邑中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后，相关项目开发才逐渐好转。因此，《钢材购销合同》签订时金港公司不可能对虚无缥缈的金港公园里三期项目的钢材用量进行担保。事实情况是金港公司直至2018年12月才取得金港公园里三期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于2019年8月才取得三期项目施工许可证。如果认为《钢材购销合同》的担保范围包括金港公园里三期项目钢材用量，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四）占钢公司目前所举证的大部分钢材交易均不是用于金港公园里二期建设，与《钢材购销合同》无关，自然也与金港公司无关。庭审中未对相关事实进行任何调查，必然导致本案事情无法查清。根据占钢公司在开庭时提供的送货单据，明显可能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8月27日，第二阶段2019年5月25日至2020年11月13日，且第二阶段的送货单据占绝大部分。《钢材购销合同》签订后金港公园里项目先后进行了二期及三期施工建设，二期工程主要工程于2018年封顶，但三期工程于2018年12月才取得项目用地、于2019年8月才取得施工许可。因此，第二阶段的钢材用量明显没有用于金港公园里二期项目建设，而是用于三期项目。从另一个角度看，占钢公司主张的钢材交易数量远超过金港公园里二期造价预算中的钢材量，必然有大部分用于二期工程以外的项目。因此，该部分钢材交易与《钢材购销合同》无关，与担保范围无关，更与金港公司是否承担责任毫无关联。原审庭审中并未对相关钢材用于哪个项目进行任何调查，占钢公司、山东宇兴公司也拒绝对金港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刻意隐瞒相关事实，必然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四、即便人民法院认定案涉担保事项有效，因占钢公司未在六个月的保证期间内要求金港公司承担保证责任，金港公司在本案中的担保责任已免除。本案不存在适用《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且各方对于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均无异议，故对于保证期间是否届满的认定不应当适用《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二）占钢公司所主张的《钢材购销合同》项下债务根据供货及结算时间的不同，系相互独立的多个债务，应当分别计算保证期间，而不能参照适用“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特殊起算规则。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钢材购销合同》项下债务不具有整体性和唯一性的特征，相关债务相互独立，保证期间应自占钢公司各次供货或结算之日起算，且还应遵守整个合同所约定的最后付款时间（即金港公园里二期工程封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钢材购销合同》项下债务虽然表面上看似分期履行，但该分期履行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所规定的“同一债务分期履行”存在本质区别。所谓同一债务项下分期履行之债，是指按照当事人事先约定，分批分次完成同一债务的履行。“同一债务”的根本特性是整体性和唯一性，在同一债务的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约定分期履行的期限和数额，还可以约定每次履行的时间节点和履行条件，但无论如何进行分期，都是同一个债务的履行。亦即，分期履行债务的核心特征在于此类债务中每一期债务的内容和范围在债务发生时即已确定，不因分期偿还而发生变化。所谓定期履行之债，是指虽然债务关系已经确立，但是每一期债务发生的内容和范围并未自始确定，而是随着债务关系进程的延伸而逐期展开，并分别产生内容、范围均可能不同的债务。故，定期履行债务的核心特征是各期债务彼此均为独立之债，不具有整体性和唯一性。同一债务项下的分期履行之债与定期履行之债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不同。如果是同一债务项下分期履行之债，因各期债务实际上是同一债务的完整履行，各期债务具有整体性和唯一性，故此类债务的保证期间，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关于“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从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如果是定期履行债务，因每一期债务系相互独立之债，故其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每一期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分别起算。（三）占钢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内依法向金港公司主张担保权利，金港公司的保证责任已免除。《钢材购销合同》针对金港公园里二期项目建设需要，其金港公园里二期项目已于2018年、2019年分别封顶，案涉钢材货款的付款期限（不管时从按月结算的期限，还是二期工程封顶的期限）早已届满。占钢公司虽后续仍继续向宇兴公司供货，但其与金港公园里二期建设无关，并不是《钢材购销合同》项下的相关交易，不能以占钢公司向宇兴公司的最后供货时间起算保证期间。占钢公司在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自认宇兴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起付款逾期，相应的保证期间也开始起算。占钢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要求金港公司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故金港公司在《钢材购销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也已免除。（四）原审判决适用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三十条明显错误，且明显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时间效力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原审判决以该条规定为依据认为关于保证期间的起算方式应当适用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三十条显然是错误的。首先，《钢材购销合同》项下担保事项并非最高额保证，原判审判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其次，时间效力司法解释第三条针对的是民法典出现的“新增规定”的适用规则，即民法典施行前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新的规定，本案显然不适用。在民法典施行前，对于保证合同项下多笔债务的保证期间的计算规则，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得到司法实践的普遍认可。在民法典施行前，从《担保法》关于保证期间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的规定出发，结合合同中关于相关债务履行期限的约定，并判断是否适用“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特殊时效规则，进而辨析是否按各期债务分别起算保证期间还是从最后一期债务起算。对于本案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三十条显然不属于“新增规定”，原审判决在各方一致确认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的情况下，错误地适用了该民法典施行后的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再次，本案适用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三十条明显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以该规定作为裁判依据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钢材购销合同》项下债务的保证期间应分别起算，金港公司的保证责任已免除。原审判决的认定及结果明显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不符合时间效力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的例外情形。五、占钢公司主张利息的标准明显过高，应当适当调减，至多按其起诉时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进行计算。占钢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因宇兴公司逾期支付款项而产生的实际损失，其主张按日千分之一的标准支付利息（违约金）明显过高，对于合同相对方而言负担过重，显失公平。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应对利息（违约金）的标准进行调减。综上所述，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违约金利息标准；驳回占钢公司对金港公司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占钢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1、被答辩人自己提供的公司章程证明，公司不设董事会，只设一名执行董事，执行董事陈硕明行使董事会的职权，并担任总经理，其有权利代表单位加盖公章作出担保的行为意思表示。同时其单位盖章行为表明对购销合同中担保人的身份及担保数量的认可。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公章为假公章的前提下，其盖章行为足以表明对担保事宜的认可。2、即使陈硕明无权代表公司作出对外担保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担保事项是否经过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通过只是公司内部管理规范，并不对公司之外的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三十条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起算时间等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起算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已届满的，保证期间自债权确定之日起开始计算；被担保债权履行期尚未届满的，保证期间自最后债权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最后一批供货时间为2020年11月13日，答辩人于2021年1月20日起诉主张权利，是在保证期间内行使权利。因此被答辩人应当对案涉钢材款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能以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作为违约金的判断标准，而应当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确定。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的当事人对违约的成本及损失在签订合同时已作了充分预测，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效力规定。所以一审法院遵照双方当事人对违约金的约定，判决是合理合法的。占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宇兴公司偿还钢材货款7994115.31元及违约金（自2018年6月25日起至还清为止按月息1%计算）；2.被告金港公司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0日，原告占钢公司与被告宇兴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因夏津金港公园里二期工程需要，被告宇兴公司向原告占钢公司分批次购买钢材，总量约为8000吨，每批货价格按当日“我的钢铁网”济南钢材报价确定。原告占钢公司垫资1000吨，最长时间不超过三个月结算货款，以后每月结算一次，以上工程封顶后无条件付清货款。如不能按以上时间付款，原告占钢公司可延长付款期，延长最长时间不超过70天。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款，被告宇兴公司按货款的日1‰支付违约金。897538被告金港公司为该购销合同债务提供担保，由负责人陈硕明在合同担保方处加盖公章。合同签订后，原告占钢公司依约连续供货总计2500余吨，被告宇兴公司尚欠货款55次计款7994115.31元，最后一次供货时间是2020年11月13日。另查明，金港公司不设董事会，陈硕明为该公司股东，2013年至2017年9月曾担任公司执行董事。以上事实有占钢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供货结算单，金港公司营业信息、宇兴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合同、金港公司提供的营业信息为证。金港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金港公司在占钢公司与宇兴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上以担保人名义盖章的行为是否构成保证？该保证行为是否有效？二、如金港公司的保证行为有效，保证期间为多长？保证范围如何确定？从何时开始计算保证期间？金港公司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及保证责任的性质？三、占钢公司于宇兴公司约定的违约金日1‰是否过高，应否调整？关于焦点一、占钢公司认为金港公司在买卖合同上以担保人身份盖章的行为构成保证，其保证行为有效。金港公司对宇兴公司的货款应承担保证责任。宇兴公司认为金港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有效，陈硕明是公司的总经理，其有权代表公司签合同。金港公司认为金港公司单纯盖章的行为，没有保证的意思表示，且该行为未经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应属无效行为。金港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金港公司股东陈硕明，在2017年9月前曾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宇兴公司和占钢公司陈述，陈硕明为总经理负责金港公司的工作，经协商同意担保。金港公司陈述对当时陈硕明担任什么职务不清楚。陈硕明代表金港公司加盖公章做担保的行为，无论是否经股东会、董事会决议。金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占钢公司和宇兴公司知道陈硕明超越职权，金港公司的保证行为，应为有效。关于焦点二、占钢公司认为即使保证有效，购买钢材时并未表明是否用于二期工程。金港公司的保证范围在占钢公司和宇兴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最高购销数额8000吨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责任的性质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责任期间应从最后一批交易的付款期满后计算保证责任期间，金港公司并未超过保证期间，应承担保证责任。宇兴公司未发表意见。金港公司认为即使认定金港公司的保证行为成立，也属无效行为。金港公司应按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且该责任已超过诉讼时效。认定金港公司保证成立的话，金港公司的保证期间应从每批债务履行期满开始计算保证期间，不应从最后一批债务计算，已超过保证期间，金港公司不再承担保证责任。金港公司以合同只对二期工程的用钢承担保证责任。对二期以外的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占钢公司与宇兴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是连续性，多次购销合同，合同明确约定的购销额在8000吨左右。同时约定占钢公司垫资1000吨，垫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以后每月底结清。金港公司所作的保证是对连续购销的债务所作的保证，类似于最高保证，保证范围最高应不超过8000吨。购销合同开头所写的，因夏津金港二期工程需要，只是为表明宇兴公司购买的用途，并不能以此来限定金港公司的保证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范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金港公司的保证范围在8000吨范围内的实际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关于保证责任的性质，双方并无约定。依据行为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金港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6条规定，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此金港公司的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债务届满之日其六个月联系发生的多次债务。对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责任期间？是从每期债务到期还是从最后一批债务履行期到期开始计算保证责任期间，当时法律及司法解释无明确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无明确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起算时间等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起算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间均已届满的，保证期间自债权确定之日起开始计算。被担保债权履行期尚未届满的，保证期间自最后债权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因此，金港公司的保证期间应从占钢公司与宇兴公司最后一批债务2020年11月13日起开始计算保证责任期间，金港公司的担保责任，未超过保证责任期间。关于焦点三、宇兴公司、金港公司，认为日1‰的违约金过高，应予降低。占钢公司认为不应调整。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并非借款合同，当事人对违约的成本及损失签订合同时已作了充分预测，融资是否困难将直接影响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高低，日1‰的违约金不应调整。鉴于占钢公司请求中不能明确计算违约金的计算基数及具体计算方法，违约金应从最后一批供货的2020年10月13日以后计算违约金。占钢公司与宇兴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金港公司的保证承诺，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对各方具有约束力。宇兴公司应偿还欠款，逾期应承担违约责任，金港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宇兴建设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占钢商贸有限公司货款7994115.31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自2020年11月14日起至付清为止，按货款7994115.31元的日1‰计算）；二、被告夏津兴旺金港置业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夏津兴旺金港置业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山东宇兴建设有限公司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796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山东宇兴建设有限公司、被告夏津兴旺金港置业有限公司平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相关事实的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金港公司上诉请求及理由和被上诉人占钢公司答辩意见以及原审被告宇兴公司陈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金港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以及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二、原审判决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2018年3月10日占钢公司与宇兴公司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因夏津金港公园里二期、天九鑫旺国际金融产业园工程需要，占钢公司为宇兴公司供应钢材；该购销合同第二条交货提货方式约定“宇兴公司根据进度需要，分期向占钢公司购进钢材…，占钢公司应在5日内送到宇兴公司工地”、第五条货款结算及支付方式约定“……占钢公司为宇兴公司垫付1000吨钢材…”、第六条约定“如宇兴公司不能按约定支付货款，按合同达到付款节点后剩余未支付的货款的1‰计算利息”、第七条约定“金港公司在该工程处约用钢材8000吨...”。金港公司在合同担保人处盖章。合同签订后，占钢公司依约向宇兴公司供应钢材。截止2020年11月13日占钢公司向宇兴公司供应各种钢材共计2500余吨，宇兴公司欠占钢公司货款7994115.31元。金港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金港公司在涉案的购销合同盖章是由其执行董事陈硕明加盖的。一审庭审中占钢公司和宇兴公司均认可签订购销钢材合同时，陈硕明是金港公司的执行董事和经理，金港公司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条第二款“执行董事的职权由公司章程规定。”，金港公司章程规定的执行董事的职权，相当于董事会的职权。陈硕明作为金港公司执行董事和经理，占钢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陈硕明有签订保证合同和盖章的权利。且金港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占钢公司知道陈硕明的盖章行为超越权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陈硕明在购销钢材合同上盖章是有效的行为。金港公司主张在购销钢材合同盖章无效，不承担保证责任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金港公司在占钢公司与宇兴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上盖章时，合同便已成立。金港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盖章行为是受胁迫或违反其真实意思表示。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涉案的购销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各方应严格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金港公司与宇兴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2018年6月10日开工建设夏津金港公园里二期、天九鑫旺国际金融产业园工程。根据行业惯例，房地产开发具有计划性、规划性、超前和预期性，结合商人的趋利性质。涉案购销钢材合同虽约定是二期工程用钢材，但根据双方合同履行情况和约定的钢材数量，应理解为不单单是二期工程，也包括以后承包的续期工程使用钢材。如果不包括后续工程使用钢材则无法解释，宇兴公司和占钢公司均认可二期工程仅用钢材几百吨的实际情况下，而钢材供应商占钢公司却为该工程垫付1000吨钢材和工程用钢材8000吨这一约定的事实。事实也证明在二期工程竣工时，宇兴公司又承包了金港公司开发的三期工程，并且占钢公司依旧按约定向金港工地送货。根据查明的事实已知金港公司拖欠宇兴公司工程款两千余万元，进一步印证了三方签订《购销钢材合同》时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情况，是对三方在整个金港公司工程中钢材使用情况的约束。因此，金港公司主张只对二期工程的钢材提供了保证履行，未对以后工程的钢材提供保证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尽管占钢公司与宇兴公司和金港公司签订的《购销钢材合同》对金港公司的保证范围、保证方式以及保证责任均未进行约定，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确认金港公司的保证范围、保证方式以及保证责任，对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判决金港公司对宇兴公司拖欠占钢公司钢材款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率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的规定，该判决结果，并无不当。金港公司上诉请求驳回占钢公司对其的其全部诉讼请求的理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夏津鑫旺金港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951元，由上诉人夏津鑫旺金港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振平审 判 员 李玉鹏审 判 员 赵立英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马 潇书 记 员 李凡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