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民终3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岳某，现住太原市小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某，现住江苏省海门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1，现住浙江省瑞安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现住浙江省乐清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2，现住浙江省乐清市。        以上四上诉人（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海斌，山西远璟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上诉人（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伟，山西远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岳某与上诉人彭某、吴某1、吴某2、黄某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晋01民初1136号民事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岳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上诉人彭某及其与上诉人吴某1、吴某2、黄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海斌、郭伟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岳某上诉请求：一、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1民初113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判令彭某、吴某1、黄某、吴某2给付上诉人投资款及债务处理款共计17500000元；二、判令彭某、吴某1、黄某、吴某2以17500000元为基数给付上诉人自2016年7月2日起至该款全部结清之日止的违约处罚利息（按照约定月息2分计算，从2016年7月2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8月31日为10913333元）；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四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255万元为偿还投资款本金并从750万中予以核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款应认定为四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违约处罚利息。上诉人与四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承诺将1750万元在2016年7月1日一次性付清，如到期未能付清按月息两分处罚”。到期后，四被上诉人未能付清款项，此后，曾给付上诉人255万元违约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款为利息”，因此认定该款为投资款本金。一审法院的认定违背事实和法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该规定确立了欠款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还款顺序的，先还息后还本的立法精神，退一步，参照借款合同履行的通常交易习惯，现行银行借款合同一般都约定先还利息后还本金。且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明确约定了逾期不给付款项的违约责任（违约罚息）及违约金计算标准，证明当事双方对逾期付款后给付违约利息是认可的。因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255万元应认定为逾期违约处罚利息，一审法院将255万元认定为投资款本金，进而认定被上诉人实际欠上诉人投资款495万元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二、上诉人与四被上诉人在《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对1750万元款项“如到期未能付清按月息两分处罚”，明确了违约责任及违约利息计算标准，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否定双方约定的计算标准且认定应从上诉人起诉之日起计算相应利息，该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如到期未能付清按月息两分处罚”合法有效，就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从2016年7月2日起，按照“月息两分”计算给付上诉人违约利息，但一审法院却毫无依据的认定被上诉人应从2019年9月10日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付上诉人利息，一审法院对处罚利息起算时间和计算标准的认定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认定违背了当事人约定，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三、四被上诉人应当按照《补充协议》约定于2016年7月1日前支付上诉人1000万元用于偿还认定债务，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垫资偿还完债务后被上诉人方可给付上诉人债务处理款项，该认定不符合当事人协议约定，也不符合客观事实。《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郎文革等十三人的债务由上诉人负责处理，“所有资金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共计1000万元”，第二条约定，被上诉人“将上述1000万元和欠乙方的750万元在2016年7月1日一次性付清”。该约定明确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1000万元款项的付期限是2016年7月1日。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补充协议》签订于2016年6月14日，该补充协议是在2016年1月18日双方签订《协议书》之后签订的，两份协议的内容大致相当即被上诉人须支付1000万元的债务处理款上诉人才能处理债务，《补充协议》签订的背景是被上诉人未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按时支付债务处理款即已经严重违约的情况下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再次让步才签订的，因此，无论是《协议书》还是《补充协议》，协议签订的主要目的就是处理债务，被上诉人的核心义务就是支付债务处理资金，被上诉人支付债务处理资金是先合同义务，《补充协议》约定的上诉人于2016年6月15日前全部处理完毕，是指将全部债务统计完毕，安抚债务人，而不是指清偿完毕，“巧妇难以无米之炊”，被上诉人未支付债务处理资金的情况下上诉人客观上也无法将全部债务清偿完毕，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违背诚信、严重违约。2、《补充协议》约定的被上诉人于2016年7月1日一次性付清债务处理款，明确了给付款项的期限，因为被上诉人很清楚，上诉人需要处理的十三人债务，分散在全国各地，债务总额近2500万元，不可能在签订协议后一天内解决。3、需要处理的债务属涉案公司经营性债务，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只是此前认识债务人，为帮助四位人生地不熟的外地被上诉人，才答应帮其处理债务，按照公平原则和常规思维，在被上诉人没有给付债务处理款之前，上诉人不可能垫资帮其处理债务，但出于诚信和善良，上诉人期间也垫资几百万为被上诉人清偿债务。根据协议约定及公平客观的原则，上诉人只有在被上诉人的1000万元到位后方可方能开始处理清偿债务事宜，但上诉人为尽早履行协议，在未收到被上诉人款项时就已经开始处理债务，虽然上诉人和债权人协商后减免了部分债务，但仍有一千二百余万元债务需偿还，上诉人垫资三百余万元后，无力再支付剩余款项，被上诉人又一再拒付，无奈之下，上诉人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认定先处理完债务才给付1000万元属于曲解本案事实，也曲解了双方协议签订的背景、目的和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应当尊重客观事实，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认定1000万元债务处理款给付时间，而不是随意否定当事人协议条款，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改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彭某、吴某1、吴某2、黄某辩称：我方支付的255万元并非是违约产生的利息，本案不存在债务清偿顺序问题。首先，在签订《协议书》《补充协议》后岳某未履行义务，因此我方不应向其支付任何费用，更不用向其承担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其次，对方主张255万元适用《合同法》规定的债务清偿顺序，优先用于支付利息不能成立。根据协议内容，双方虽然在名义上表述为利息，但实际上是对违约责任的一种表述，按性质应当属于违约金，而违约金与利息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适用债务清偿顺序的相关法律规定。        彭某、吴某1、吴某2、黄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1民初113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清偿协议书》中的3500万元为被上诉人的个人投资款，目前上诉人仍欠495万元投资款未支付被上诉人，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1、本案中共签订过三份协议，第一份协议为：2015年8月时苗润昌、常洪江、张美婷及被告吴某1、彭某、黄某共计七人共同收购山西代县金发矿产有限公司，因被上诉人当时为该公司的实际管理者，为此包括上诉人在内七人与其签订了《山西省代县金发矿产有限公司债务清偿协议书》（以下简称“第一份协议”），其中明确约定：被上诉人管理金发公司期间以公司名义对外发生的债务和用于金发公司的其全部个人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支付其处理债权债务和个人投资费用总计3500万元。因此，通过协议书内容完全可以证实该3500万元实际包含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为处理公司债权债务和被上诉人的个人投资款两个部分，而并非全部为被上诉人的个人投资款，且上诉人已超额支付该费用，协议已履行完毕，根本不存在拖欠的情形，一审法院将款项认定为被上诉人的投资款项且判决上诉人返还，认定事实严重错误。2、上诉人从2015年9月至2020年10月期间上诉人已实际支付被上诉人共计3652.25万元，上诉人认为：第一份协议中的3500万元债务已超额结清，协议已履行完毕。其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直接支付共计3114.95万元，因此单就第一份协议中的款项已全部结清。因此，被上诉人诉请支付其1750万元投资款本身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更为重要的是，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自认该协议已履行完毕，然而一审法院却对该自认事实置之不理，仍强行认定第一份协议中3500万元全部为被上诉人个人投资款，且750万元系第一份协议后上诉人应付未付被上诉人的款项，并据此作出判决，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3、上诉人所支付明凤霞100万元系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要求向其进行的债务清偿；侯新叶的债务20万元；支付李军债务、支付王计根、李克山共计5.7万元（实为姚守珍）等款项均系因被上诉人未履行份协议中的相应义务，由上诉人直接处理的债务，然而一审法院以上述款项所涉的债权人不属于涉案协议所列人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显然一审法院明显偏袒被上诉人。4、在本案中，从金发公司的相关判决中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没有处理其经营期间的债务导致涉诉，显然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没有履行相应的债务处理事宜。然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未履行委托事项的事实不顾，偏听偏信，将本案的款项界定为投资款明显错误。5、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后，根本未用于清偿其在管理经营金发矿产公司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而是全部用于个人挥霍，期间不断以公司仍存在其他债务为由向上诉人索要款项，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在上诉人接手经营公司后，不断有债权人上门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目前，部分债权人以诉讼等各种形式向金发矿产公司主张权利，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上诉人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缺乏了解，2016年时为妥善处理上述相关事宜，上诉人迫于无奈下才与被上诉人陆续签订本案中的第二份《协议书》，第三份协议，委托被上诉人代为处理相关债务，但实际上被上诉人至今也未履行任何义务。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实际履行《补充协议》（简称第三份协议）中的偿还义务318万元并据此作出判决，认定该款项为投资款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程序严重违法。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为委托关系，因被上诉人根本未履行约定义务，目前协议因被上诉人的不履行义务行为早已解除，上诉人无须支付被上诉人任何费用。根据第三份协议的内容：2016年6月15日前被上诉人为金发公司处理朗文革等十三人的债务后，将所有的凭证、借条协议提交给金发公司并出具承诺书。2016年7月13日上诉人将之前所欠的750万元及新增的债务1000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双方对合同义务的履行顺序进行了明确约定，因被上诉人在签订协议后至今为止也未能履行任何义务，更未向上诉人提供任何债权债务处理完毕的凭证，因其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已解除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并已自行向协议中包括李树义、顾卫锋等债权人履行了一定的偿还义务，因此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费用。2、第三份协议中的1000万元系被上诉人受委托代为处理的债务费用，而非投资款项，与本案被上诉人诉请投资款无关，应当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请或者告知其另行起诉。然而，一审法院却在认定被上诉人主张条件未成就，不予支持的同时，又径行判决上诉人支付其相应的318万元的费用，前后判决内容和逻辑相互矛盾。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超过被上诉人的支付投资款的诉请作出判决，明显属于越权裁判，存在程序严重违法。3、退一步讲，即使不考虑一审法院能否在本案中对318万元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义务，单就本案的事实而言，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银行转账等支付凭证的前提下，强行认定其已履行偿还义务318万元，也明显存在偏袒行为。根据第三份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在处理过相关的债务后，应将所有相关债务凭证、借条协议提交给上诉人。但至今为止，被上诉人也从未向上诉人提供过任何处理的凭证，在一审庭审中也仅是单方出具欠条来证明其履行义务的情况，却根本未提供任何向相应债权人支付款项的银行流水等凭证，这与常理逻辑、交易习惯等严重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存在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4、第三份协议约定了双方履行义务的顺序，被上诉人的履行义务（处理债务、交付债权凭证）在前，上诉人付款在后，假设该协议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那在被上诉人未履行先义务之前，履行顺序在后的上诉人有权拒绝支付相应的款项。然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履行相应的支付义务之前，动用司法权力判决顺序在后的上诉人履行，显然与法相悖。三、本案缺少必须参加诉讼当事人且被上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无论本案哪份协议中的债务均是处理的金发公司的债务，被上诉人并不是债务人，然而金发公司作为债务主体却没有参加本案的审理显然缺少必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更为重要的是，上诉人之所以签署协议是代理金发公司签订的协议，显然该债务由上诉人个人承担明显不当。四、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分担的数额明显过高。一审被上诉人起诉的标的额为30963333元，一审法院按照此数额收取的案件受理费，本案中一审法院仅支持了被上诉人813万元的请求。然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负担130000元，被上诉人负担66616.65元，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上诉人负担13万元案件受理费数额过高，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相关事实，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岳某辩称，上诉人彭某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歪曲了本案的基本的事实。本案中签过三份协议，第一份是2015年的清偿协议书，关于该清偿协议书约定的支付彭某等应该支付的3500万元，包括了岳某个人的投资款项，以及经营期间所发生的公司的债务，以及以岳某本人的名义发生的公司经营期间的公司债务已经约定明确。该清偿协议的履行情况，通过2016年6月14日的补充协议以及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已经很明确，清偿协议书中的3500万元至2016年6月14日的时候，彭某等人尚欠750万元。2016年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背景是因为矿上的债务是包括投资款、借款、工程款、工资等多种情况，对方没有能力处理这个债务，因为当时这些债权人矿上经常去矿上要账等原因，他们接手之后没法正常的经营的情况下，才提出来将整体转让打包这13人的债务，整体打包由他们0将这个债务转让给岳某，而且约定总价是1000万元。他们承诺的是2016年1月18日到2017年1月17日分四期支付，如果不能支付也约定了违约责任，而且约定是在处理过程中岳某向他们要求不超过1000万元的处理资金。但是当时这13个人的债务远超过1000万元，实际这个债务是通过岳某与13个特定的债务人协商把债务金额降下来的，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总共不超过1000万元处理债务的款项。在协议签订之后，由于对方没有按协议书的约定按时付款，所以又有了2016年6月14日补充协议。当时签订协议的背景是相关十几个债权人到矿上追债，本来是应该由矿上或者由他们几个人作为股东来解决债务的问题，但是考虑他们对相关的十几个债务人不太了解，由岳某处理能帮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同时岳某考虑到如果不帮助解决这个事情，矿没法生产，他们也没有能力付清欠自己的尾款750万元，所以又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正常的话岳某只需要向被上诉人主张清偿协议剩余款项750万元就可以了，没有约定的义务也没有法律的义务来处理十三个人的特定的债务。关于协议的履行情况，一审法院也基本上查明，而且一审法院一审判决第三页就是对方也承认。也就是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承认已经自认1000万元，事实上这1000万元与清偿协议没有关系，也那么对方也自认这是1000万元增加的债务以及2015年协议中的750万元，所以说本案的基本的事实已经很明确很清楚。因此，本案当中是由于对方违约，造成款项没有及时支付。但是岳某为了矿上，尽快帮助被上诉人尽快进入正常的运营程序，还帮其垫资几百万元清偿这个债务，而且最终债务的处理结果也基本上与13个人全部的达成这个协议，因此本案的债务不是一个委托处理的事情，是一个债务整体转让的问题。而且转让的价格是1000万元，是帮忙。将这个债务十几个人的特定的债务转让给了上诉人，一审中上诉人申请的证人的出庭的作证的证言以及相关的视频证言，也能证明所有相关13个人的证人证言以及视频的证言都明确了债务由岳某来处理，上诉人处理与金发公司无关，已经相当于债务已经转让，相当于债权人已经同意这个债务由岳某来偿还。债权债务转移的过程已经完成了。        岳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彭某、吴某1、黄某、吴某2给付原告投资款17500000元及至该款全部结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约定月息2分，从2016年7月2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8月31日为13463333元）。二、判令被告彭某、吴某1、黄某、吴某2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苗润昌、常洪江、吴某1、彭某、黄某、张美婷等作为山西省代县金发矿产有限公司股东及投资人（甲方）与原告岳某（乙方）签订一份《金发矿产公司债务清偿协议书》（以下简称《清偿协议书》），对乙方在金发矿产公司管理期间直接产生的债权债务和全部个人投资费用清偿事宜，达成协议。确认“一、本协议所称的债务是指乙方在对金发矿产公司管理期间…乙方以金发矿产公司名义对外发生的直接债务和用于金发矿产公司的乙方全部个人费用。二、乙方在对金发矿产公司管理期间以金发矿产公司名义签订承接并签字确认2009年11月20日前发生的债务（每笔债务与乙方没有经济往来的）乙方不负责清偿。三、经甲、乙双方协商确认，甲方向乙方支付债权债务和全部个人投资费用总额3500万元。”协议书还对债务的支付方式及违约责任作出约定。合同签订当日，张美婷向岳某出具了收到金发矿产公司采矿许可证、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等公司证件。2016年1月18日，彭某、黄某、吴某1与岳某签订一份《协议书》，称“一、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朗文革、姚守珍、李树义、唐旭东、王俊杰、谢德明、宋生斗、顾卫峰、李万明、李忠兵、柏正宽、孙学政13人与山西省代县金发矿产有限公司的全部债务，包括山上工程款、借款，合同以及宋生斗的股权。由乙方全部承担。所有债务资金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共计1000万元。二、…；三、乙方承诺，所有债务处理中不向甲方要求支付超出1000万元的资金；在处理过相关人物的债务后，将所有相关债务凭证、借条协议提交给甲方，并保证对方不再纠缠。工程问题无其他纠纷。如有纠纷，由乙方全权负责债务并承担法律责任。”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岳某共收到款项2805万元。2016年6月14日，被告彭某、吴某1、黄某、吴某2与原告岳某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一、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朗文革、姚守珍、李树义、唐旭东、王俊杰、王二国、谢德明、宋生斗、顾卫峰、李万明、李忠兵、柏正宽、孙学政13人与山西省代县金发矿产有限公司的全部债务，包括山上工程款、借款，合同以及宋生斗的股权。由乙方全部承担。所有债务资金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共计1000万元。乙方必须在2016年6月15日前全部处理完毕。二、甲方承诺，将上述1000万元以及欠乙方的750万元，两项共计1750万元在2016年7月1日一次性付清，如到期未能付清则按月息两分处罚。三、乙方承诺：所有债务处理过程中，不得向甲方要求超出1000万元的资金。在处理完上述相关13名债权人的债务后，需将所有相关债务凭证、借条、协议提交给甲方，要求债权人需要当面向甲方说明情况，并出具与山西省代县金发矿产有限公司一切无关的承诺书，乙方必须保证相关人员不再纠缠债务，工程问题，如有纠纷由乙方全权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一、关于原告岳某处理案涉债权人债务情况。原告提供其处理金发矿产公司债务情况表，证实其已经将包括朗文革等11人在内的债权人的债务进行部分清偿，协商后还款金额为1188万元，其已经支付498万元。其中，朗文革、姚守珍、谢德明出庭作证证实与原告岳某协商后确定各自的债务分别为：朗文革230万元，已付20万元；姚守珍218万元，已付78万元；谢德明140万元，已付70万元。孙学证出具证明，证实原告岳某已经将与其之间的债务30万元清偿完毕；唐旭东证言称工程保证金110万元；顾卫峰证言证实借款120万元；李三小（宋生斗）股东款120万元（已付清60万元）；王二国欠条证明工程款120万元已付清；柏正宽施工劳务费40万元已结清。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通过对上述事实分析，一审法院认为，证人朗文革、姚守珍、谢德明出庭作证，符合民诉法证据规则相关规定，上述证言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孙学政、王二国出具证明证实原告已经将其与金发矿产公司之间的债务处理完毕，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其余债权人的债务，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双方协商还款金额数字，但未证实原告实际支付的款项。综上，原告诉称其与协议中13名债权人协商还款金额1188元（不包含李树义借款），现有证据证实其已履行偿还义务318万元。二、关于各被告实际支付款项。被告举证称从2015年9月6日至2020年10月3日直接向原告支付3114.95万元。《债务清偿协议》签订后，被告向原告共支付2805万元，原告予以认可；《补偿协议》签订后至今，被告称向原告支付309.95万元。原告对其中被告2016年10月26日支付的4.95万元、2015年（吴某2代付的）50万元不予认可，其余255万元认可收到。对于被告举证称金发矿产公司向明凤霞还款100万元；支付王计根、李克山共计支付5.7万元工资；与侯新叶的债务20万元、被告吴某1代金发矿产公司处理与李军之间的债务共计5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款项所涉债权人不属于案涉协议所列人员，对于其向案外人支付的款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对于2016年8月10日期间，金发矿产公司偿还顾卫峰的1.5万元债务；2017年7月27日金发矿产公司偿还李树义的债务计34.1万元；2018年11月14日金发矿产公司偿还李万明、柏正宽、李忠兵三人的债务共计40万元。2016年7月10日代县金发矿产公司偿还宋生斗3万元债务。通过对被告所举证据分析，可证实被告向协议中债权人偿还债务78.6万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清偿协议书》、《补充协议》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在《清偿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乙方（原告岳某）在对金发矿产公司管理期间（2009年11月20日以前）以金发矿产公司名义发生的债务，确认原告岳某个人投资费用总额3500万元。之后，原告与本案各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中，对《清偿协议书》中剩余款项750万元及处理债务所需1000万元费用进行了约定。本案焦点之一是被告主体是否适格？被告抗辩称协议中虽然是各被告以个人名义所签，实则是作为股东代表金发矿产公司处理公司债务，本案适格被告应当是金发矿产公司。协议中虽然约定的是金发矿产公司的相关债务，但合同的相对方是原告及本案各被告，协议约定的内容及履行均不能体现合同的履行方是金发矿产公司，被告亦未提供证据本案被告全部是金发矿产公司的股东。故各被告应当作为协议的履行义务主体按照协议内容承担相应责任。本案焦点之二是原告岳某主张返还1750万元投资款及利息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清偿协议书》之后，2016年6月14日各方当事人签订了《补充协议》，关于其中的750万元，确认系《清偿协议书》后各被告应付未付原告岳某的款项。《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的255万元，原告予以认可，该款项应当从750万元中予以核减。原告称是利息，但未提供证据证实，理由亦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款项中的1000万元，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由原告岳某承担对包括朗文革等在内的13名债权人与金发矿产公司之间全部债务的处理，但所有债务资金不得超过1000万元由各被告支付给原告。在各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各被告应于2016年7月1日付清1750万元；但第一条中同时约定，对于资金所指向的债务原告必须在2016年6月15日前处理完毕。《补充协议》中该两条的约定属于双务合同，即原告要求各被告支付1000万元资金的前提是须将涉及朗文革在内的13人债务处理完毕。而且在《补充协议》第三条还约定，原告承诺处理完债务后，“需将所有相关债务凭证、借条、协议提交给甲方，要求债权人需要当面向甲方说明情况，并出具与山西省代县金发矿产有限公司一切无关的承诺书，…”等，而通过对本案事实的查证，原告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其向协议中的各债权人实际支付318万元用于处理债务，但未提供证据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处理完毕。直至本案诉讼，原告未能将13名债权人的所有相关债务凭证、借条、协议书提交给被告。而且被告庭审中提交证据证实协议中涉及的部分债务78.6万元已经由被告直接向各债权人支付。综上，由于原告并未按照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履行完成自身义务，故原告现要求被告支付1000万元的诉讼主张，条件未成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岳某实际向各债权人支付的318万元资金，被告理应按照协议内容向原告支付。而对于原告提出其与债权人协商得出的款项数额，并未实际发生，其完成协议约定的义务后可再向被告主张权利。关于各被告抗辩其向金发矿产公司其他债权人支付的款项，上述债权人及涉及金发矿产公司所发生的费用，经核实不在双方所签订《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债权人范围，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关于原告岳某主张的利息问题，虽然在《补充协议》中有“如到期未能付清则按月息两分处罚”约定，对其中明确的750万元债务应从被告起诉之日起计算，以实际所欠495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由被告承担。对于原告主张1000万元相应利息的诉求，由于协议中对其他条款约定不明，原被告双方均未严格履行合同。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实际履行债务的时间，该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彭某、吴某1、黄某、吴某2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岳某投资款813万元及利息（以本金495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9月1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岳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案件受理费196616.65元，由原告岳某负担66616.65元、由被告负担130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彭某等申请证人明凤霞出庭作证，欲证明金发矿产公司向明凤霞还款100万元应包含在岳某所清理的与周友谊的175万元的债务中，并向法庭提交岳某于2011年8月1日与周友谊的借款协议。但明凤霞因行程码问题未能通过安检，未到庭作证。        上诉人岳某一方质证意见为，对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明凤霞的100万元并不包含在协议书中所载的债务名单中，与本案没有关联关系。        根据彭某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明目的，因明凤霞、周友谊与岳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非原审原告岳某向法院主张所依据的补充协议中所载明的债务，对明凤霞的证人证言，本院未予再行质证。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三个协议的性质及相互关系；2．案涉三个协议的履行情况；3．双方在合同履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果存在，违约责任如何承担；4．案涉255万元的性质问题；5．彭某等四上诉人是否对岳某具有给付义务。        关于焦点1，岳某与代县金发矿产公司股东及投资人于2015年9月6日签订的《山西省代县金发矿产公司债务清偿协议书》，岳某与彭某、黄某吴某1于2016年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本案各方当事人于2016年6月1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均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该三份协议书的性质，从其标题及内容即可看出，其性质为债务清偿协议，其中既包括金发公司对岳某投资款的债务，也包括由岳某负责清偿的他人债务。案涉三个协议互为关联，但根据原审原告岳某在原审中所列被告及其诉讼请求来看，其主要依据为第三份补充协议，从双方的陈述及协议内容来看，补充协议是第二份协议的补充，而第二份协议系对第一份协议的未履行部分的结算和对其他债务的增加。补充协议载明750万元为欠岳某的投资款，1000万元系彭某等上诉人委托岳某处理有关债务所支付的对价。上诉人岳某所主张案涉1000万元系债务转移，但案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取得全部债权人的同意，其仅在向债权人履行相关债务后才取得部分债权人对原债务消灭的认可，故其关于债务转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补充协议中750万元部分为返还岳某投资款协议，1000万元系委托清偿债务协议。岳某在原审诉讼请求中对1750万元性质的认识或表述错误并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认定。原审确认的岳某个人投资费用总额3500万元属表述不当，实际为投资款和处理其他债务费用总额，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一审判决主文中对813万元的性质存在同样问题，但在论证部分已清晰地进行了区分，明确495万元为所欠投资款，318万元为处理债务的费用，813万元为投资款和处理债务费用总额，本院对一审判决存在的瑕疵一并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2，从《补充协议》所载明的内容来看，岳某负有先履行义务，其应在2016年6月15日前将协议载明的债务全部处理完毕。但根据现有证据，其并未在该期限内将债务处理完毕，但双方对协议均未提出解除或终止履行，说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已经延期，但无论岳某以何种方式处理，其均未按协议要求的事项完全履行。双方对岳某名下的750万元债务履行了255万元，对岳某处理的318万元其他债务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彭某等人所称其自行处理的部分债务问题，因原审并未支持岳某对未处理债务部分的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对此未予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3，如上所述因合同中约定了履行顺序，岳某负有先履行义务，但对其未履行到期债务并未约定违约责任。彭某等人应于2016年7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1750万元是以岳某处理完债务为前提，因岳某未按约定处理完相关债务，故原审法院对违约情形未予认定，未支持其违约金请求并无不当。尽管双方约定了履行期限，但因上诉人彭某对岳某已处理的318万元的债务在二审中当庭予以认可，故原审法院对该款项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4，已支付的255万元，因给付时双方对是否存在违约尚不明确，故岳某主张该款为利息并无依据，且根据协议内容来看，其性质应为违约金，只是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利息。故原审法院对其利息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5，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彭某等人在签订协议后给付岳某255万元，原审法院将该款项从750万元中核减并无不当。对于双方认可的318万元已处理的债务，原审法院根据协议将该履行部分认定为上诉人彭某等人应当支付的款项亦无不当。岳某应在对方支付相应款项后按合同约定将相关债务凭证、借条、协议交给彭某等人。        关于上诉人彭某等人所提出的当事人主体资格问题。案涉各方当事人作为公司股东以个人名义处理公司债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尽管债权人可以向公司主张债务，但公司债务在本案中仅为案涉债务的客体，其协议主体仍为签订协议的各方当事人，并不因为客体涉及公司而使公司当然成为协议的主体。上诉人彭某等人提出的其代理公司处理债务应将公司列为当事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关于上诉人彭某等人所提出的一审诉讼费问题。《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负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中原审原告岳某向一审法院起诉标的为3096.333万元，一审部分支持其813万元的诉讼请求，其对败诉部分的诉讼费用应自行承担。原审法院对诉讼费的负担处理明显不当，本院一并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岳某、彭某、吴某1、吴某2、黄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96616.65元，由岳某负担127906.65元，由上诉人彭某、吴某1、吴某2、黄某负担68710元。岳某预缴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43216.66元，由其自行负担；上诉人彭某、吴某1、吴某2、黄某预缴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8710元，由其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殷泽审判员魏世军审判员马云跃审判员    魏世军审判员马云跃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任俊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