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8民终22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金乡县城区金司路北段红星国贸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8082953672G。法定代表人：陈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祥，男，1960年12月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恩民，山东九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恒新，男，196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金乡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玉芹，女，196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金乡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忠良，山东郭鲁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刚，男，195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金乡县。上诉人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李恒新、高玉芹、原审第三人陈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2020）鲁0828民初4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金乡县法院（2020）鲁0828民初40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裁定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直接将被上诉人李恒新、高玉芹一审以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由提出的诉求，未经释明告知双方各自根据法院认定的新的法律关系的诉权，而直接以改认定的新的“合同纠纷”案由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所谓“分红款1620528元及违约损失”，不仅实体、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而且程序违法。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分红款1620528元，缺乏事实依据。1、一审判决在第9页“本院认为”部分倒数第5行其中针对“原被告与他人签订的《金乡红星国贸广场设计协议》”作出的所谓“属于无名合同”的认定，不仅明显与该涉及与案外人的协议明确显名的“设计合同”相违背，而且与上述案外人“设计合同”相关的在一审判决第4-5页“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部分，其中关于“…李恒新向设计院支付28.6万元…”的事实查明，更是有些突兀。因为，不仅在一审两次开庭审理中，被上诉人均未涉及到该与案外人设计院（所）的所谓“李恒新向设计院支付28.6万元”的举证陈述情节，而且，关键涉及的所谓“向设计院支付28.6万元”，实际上是金乡县法院同时期审理的另案，即（2020）鲁0828民初4116号案原告张东锋诉被告李恒新、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以该另案原告张东锋之名主张的部分借款的发放资金（已查明，张东锋与李恒新是亲戚关系）。既然是属于另案的原告张东锋主张借款的部分发放资金，那么也就与被上诉人方本案主张分红所应负责的开发资金，没有法律关系。2、被上诉人方只要是主张的其分红款，那么就必然应当存在分红的最起码、最基础的引起分红的法律关系，以及该分红的基础法律关系中由被上诉人应已履行的投入资金进行开发的基本义务。那么，本案的“最起码、最基础的引起分红的法律关系，以及该分红的基础法律关系中由被上诉人应已履行的投入资金进行开发的基本义务”，一审判决未能查明。3、被上诉人方如果向上诉人方主张其分红，那么是否应当首先举证证明其至少应当存在的值得分红的已履行的基础义务呢？其次还应当存在应取得分红的财务结算依据呢？本案至少缺乏该资料及事实。4、涉及的该改变后的“合同纠纷”的案由，不仅让上诉人一头雾水，而且至少一审判决中也属雾云缭绕。如果存在能与上诉人进行分红的（合同）法律关系，那么上诉人认为应当考虑归属于以下两大类案由：首先，由于上诉人属于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是否应考虑归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相关案由呢？其次，由于不仅上诉人属于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而且被上诉人方提出分红的事由也是主张其与上诉人合作开发了房地产项目。那么，是否还应考虑归属于案由“第四部分合同、准合同纠纷”中的“90.房地产经营合同纠纷”尤其是其中的“（2）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的相关案由呢？案由问题确应当首先予以明确，才可能进一步查清事实，才可能正确的适用法律，才可能使双方均能正确的主张各自的权益以及进行正确的抗辩、举证。二、被上诉人李恒新在其妻高玉芹一并参与下，实际上与上诉人万豪公司之间，本属于涉及由万豪公司开发的文华苑、红星国贸广场A区部分路面管网配套工程的施工合同关系，且已结算完毕并于2021年2月6日订立完了结算协议。经过结算协议，已明确被上诉人方通过领款及抵房的方式，尚存在被上诉人方应当退还上诉人万豪公司超过其实际工程价款519795.00元的资金。具体可见2021年2月5日，由被上诉人李恒新签字确认的《李恒新工程价款抵房及领款情况》；以及于2021年2月6日双方订立的《文华苑、红星国贸广场A区工程款结算协议》。三、不仅被上诉人方清楚、而且一审已查明：被上诉人李恒新之前曾利用上述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以及利用其认可的上诉人万豪公司的实际出资控制人陈祥，因涉嫌刑事案而被错误羁押在曹县看守所期间（自2015年5月1日起至2019年1月22日），签订的所谓由李恒新负责开发资金的合作开发协议（合同），已被万豪公司于2020年6月因为李恒新未能履行负责开发资金的义务无法实现合作开发目的，而被依法通知予以解除。对此，被上诉人方在一审中提交的其证据3中，其中涉及的“万豪公司向原告发送的《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解除协议通知书》”，已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方已接到了解除协议（合同）的通知。显然，所谓合作开发协议（合同）已被依法通知予以解除。对此，被上诉人如果有异议，依法也只能通过请求法院确认合同被解除效力的方式予以救济。实际上，被上诉人方确未能履行所谓合作开发房地产其应当负责开发资金的义务，合同已依法解除。因此，被上诉人夫妻不仅不存在所谓分红的任何事实依据，而且其如果对合同被解除存在异议，那么也只能另行通过法定途径予以主张。四、被上诉人与万豪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实际上属于已经如上2021年2月6日结算完毕的施工合同关系，以及已经金乡法院同期审理完毕其中存在部分事实认定错误的案号“（2020）鲁0828民初4016号”案的民间借贷关系。李恒新、高玉芹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有权变更案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第三部分第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20】347号）第五部分第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可以变更案由。二、设计合同属于典型的无名合同。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都没有将设计合同列为有名合同，故设计合同属于典型的无名合同。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正如上诉人代理人在原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11页陈述的那样，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陈祥于2015年5月1日至2019年1月23日被羁押，失去人身自由。陈祥被羁押后，导致上诉人正在进行的红星国贸项目无法继续进行。当时的情况是一期尚没有完全完工，二期（即B区）还没有启动。同时，陈祥离开后，上诉人资金链也已经断裂，上诉人的红星国贸项目陷入了上诉人一审答辩时称的瘫痪状态。当时是陈祥的儿子陈旭在实际主持工作，并由陈祥的内弟陈松、陈永和陈祥的四哥陈刚辅佐。为了让已经陷入瘫痪状态的红星国贸重新启动和继续进行下去，上诉人决定寻找合伙投资人或垫资人。由于上述人员是外地人且在那几年上诉人的名声也不好，上诉人及其上述管理人员找不到合伙投资人或垫资人。这时，陈刚找到了曾做过上诉人文化苑、红星国贸一期等工程施工的答辩人李恒新，想让李恒新合伙投资或帮助寻找垫资人。李恒新同意后，双方曾口头约定，李恒新既可以以自己的资金投资也可以对外借贷，还可以帮助寻找垫资人。李恒新一开始寻找的建筑垫资人是张强，并且也是李恒新为张强联系挂靠到方杰建筑公司。2017年5月17日，在李恒新的介绍和推动下，上诉人与方杰建筑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由张强垫资进行建筑施工，李恒新和张强、方杰建筑公司仅负责建筑施工垫资，但上诉人的办证及日常支出全由上诉人负担。大约2017年9月份时，由于张强出现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垫资施工，李恒新又重新找到了李永斗等人继续垫资施工。陈刚在原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10页倒数第8行也承认是李恒新找到姓曾的，李永斗替姓曾的干的。2017年9月25日，李恒新、上诉人、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济宁建筑设计所签订了《金乡红星国贸广场B区设计协议》（以下称设计协议）。设计协议明确载明：“万豪置业长期拖欠设计院设计费。本工程现场长期处于停工状态。为盘活该项目，万豪置业委托李恒新准备启动13栋B区多层商业施工。李恒新向设计院支付设计费28.6万元，设计院完成设计后向李恒新提供满足报审要求的施工图纸”。这足以说明李恒新按照与上诉人的约定进行了投资，至于28.6万元是否算作李恒新或其他人的借款不影响李恒新履行合作义务。后来由于除建筑施工外的其他垫资款数额越来越大，李恒新和上诉人于2018年5月14日签订了《协议书》，双方约定，为了办理B区手续，上诉人和李恒新都可以对外借贷，利息由上诉人负担。这明显表明，李恒新不仅自己出资可以算作合作出资，就连帮上诉人借款也应当算作李恒新出资义务或履行合作义务。后来由于上诉人没有能力负担办证及日常开支，就在2018年10月15日，上诉人和李恒新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双方明确约定建筑企业负责和相关证件由李恒新负责办理，红星国贸B区工程完工后扣除土地款、相关办证费用及建筑成本外，李恒新和上诉人各分红50%。正是由于李恒新靠着自己的资金及借贷资金的投入和李恒新的个人名声为上诉人选定了垫资建筑商，上诉人的红星国贸B区才得以顺利设计、建设也和销售。在陈祥没有出狱前，上诉人与李恒新的合作一直顺利进行，上诉人为了支付李恒新红利给李恒新或其妻子高玉芹备案了一些房屋。但自从陈祥于2019年1月23日出狱后不久，看到一部分利润被李恒新取得，心里及其不平衡。上诉人总是找一些事由挑起事端，试图逼迫李恒新主动退出合作、试图掠夺李恒新的劳动成果。这样，双方才产生了诸多案件纠纷。上诉人不仅拒不履行本案的房屋置换协议，而且还拒不支付李恒新自己和李恒新经手张东峰的借款以及拒不支付李恒新交付的红星国贸C区保证金。在上诉人与李恒新的四个案件中，上诉人故意歪曲事实、向法庭虚假陈述，试图让人民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但正义只会迟到而不会缺席，上诉人四案均败诉而归。这足以证明上诉人没有实事求是的陈述。上诉人与李恒新签订的上述设计合同和两份协议书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上诉人向李恒新发送《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解除协议通知书》、《对继续履行合同通知书的回复》也证明了双方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只有有效的合同才能解除。即如果上诉人不认可双方本来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则谈何解除？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建筑工程施工补充协议》的甲方处除了加盖上诉人的公章外，还有李恒新的签名，并且有李恒新的公民身份证号。很显然，李恒新在该《建筑工程施工补充协议》中代表的是上诉人，这就进一步证明李恒新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且垫资建筑商是由李恒新介绍、联系的事实。四、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或合作协议没有解除。李恒新收到上诉人的解除通知书后，立即向其作出了拒绝解除合作协议的书面回复，并告知了上诉人诉权。上诉人没有提出诉讼，视为对李恒新回复的认可。李恒新与上诉人已经合作思四年之久，几乎全部撑起了上诉人红星国贸B区项目，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岂是仅凭一张通知就可以化为虚有的。合作协议或关系是否解除需要司法机关的裁判，而不是上诉人自己的一方意愿。五、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房屋置换协议没有解除。李恒新早在2020年9月27日对于本案就申请法院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也已于2020年10月26日正式提起诉讼。而上诉人于2020年10月27日再向李恒新发送解除房屋置换协议的通知显然不能起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再说，即使房屋置换协议解除了，上诉人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六、涉案红星国贸B区10号楼110-113号房产本来已经属于李恒新的财产，李恒新的一审请求应当支持。虽然，由于过于相信上诉人的诚信度，在用红利折抵上述房产时，李恒新没有与上诉人签订抵偿协议书；但是，如果上诉人不欠李恒新红利，上诉人会把四套房产在李恒新不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备案至李恒新名下吗？备案确认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会载明一次性付款吗？如果上述房产本不属于李恒新，那么上诉人为什么要与李恒新和陈刚签订《门面房置换协议》呢？结合李恒新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10上诉人曾存在以房屋折抵李恒新红利的情形，足以认定李恒新的主张成立。七、2021年2月6日上诉人与李恒新签订的结算协议与本案无关。如上所述，上诉人与李恒新除了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外，还存在建设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上述结算协议仅仅是处理的其他建设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陈刚未作陈述。李恒新、高玉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双倍返还二原告购房款2999000元；2、依法判决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全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5日，原、被告作为甲、乙方，与作为丙方的山东省建筑设计院济宁建筑设计所签订金乡红星国贸广场设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万豪公司2013年11月与山东省建筑设计院济宁建筑设计所签订《金乡红星国贸广场》施工图纸设计合同，设计院目前已完成大部分设计内容，万豪公司长期拖欠设计院设计费。本工程现场长期处于涛停工状态。为盘活该项目，万豪公司委托李恒新准备启动13栋Ｂ区多层商业施工。协议签订后，李恒新向设计院支付28.6万元，设计院收到付款后及审查合格的地质勘查报告后，设计院开始按新规范新要求设计13栋Ｂ区多层商业，完成设计后将向李恒新提供满足报审要求的施工图纸。现场13栋Ｂ区多层商业竣工验收前，万豪公司向设计院支付设计费34.2万元，设计院收到付款后配合办理13栋Ｂ区多层商业的验收手续。2018年5月14日，被告万豪公司作为甲方，原告李恒新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双方商定，共同努力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把红星国贸Ｂ区手续办理好，并且清除地上障碍物。二、措施（1）由于Ａ区按揭现如今还不能办理，由双方共同借贷，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借到现金款为办理Ｂ区手续，月息每元3分／月。为了资金来源顺利，以诚意还款保证甲方自愿以红星国贸Ｂ区15号楼西向东1-4间作为抵押借款，以实际借款额计算本金及利息，如借款到期不能及时还款，以每平方米￥4800.00元价格以房款抵借款本金及利息，借款时间4个月之内。（2）如按揭款能办理或按揭户缴纳现金全部用在办理Ｂ区手续，按揭余款偿还甲乙双方所出纳的办理手续所借的本金及利息。2018年10月15日，被告万豪公司作为甲方，原告李恒新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达成以下共识。甲方红星国贸广场Ｂ区项目（两栋高层以及未建房待定，以合同为准），是甲乙双方合作项目，土地款由甲方出资购买，地上建筑物由乙方负责垫资承建，建筑企业由乙方负责，本着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施工图纸，及图纸审查，建设规划施工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销售许可证，都由乙方负责办理，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着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原甲方与山东方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订立的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实际是由乙方在操作施工，如有异议由乙方和方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协商解决（如果方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法院起诉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李恒新承担，并由李恒新50%的红利作为承担保证，身份证号码3708281965××××××××），扣除土地款、建筑工程款及所有费用后，其中一部分3号楼、4号楼、7号楼、10号楼、11号楼、12号楼、13号楼、9号楼桩基基础已完工。主体框架由甲方施工。剩余利润及红利由甲方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与乙方各占50%。2018年12月7日，原告李恒新、高玉芹与被告万豪公司签订四份《济宁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万豪公司将红星国贸广场第Ｂ-10幢01单元1-2层110号房、第Ｂ-10幢01单元1-2层111号房、第Ｂ-10幢01单元1-2层112号房、第Ｂ-10幢01单元1-2层113号房出卖于被告李恒新、高玉芹；付款方式均为一次性付款，房款均为405132元。2018年12月13日，原告交纳上述四套房屋的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交付金额均为3058元。2018年12月17日，万豪公司将上述房屋分别备案至原告李恒新、高玉芹名下。2019年11月18日，万豪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永与原告李恒新、第三人陈刚签订《门面房置换协议》，约定：双方协商，因支付工程款需要，李恒新、陈刚已备案门面房9间，置换5＃楼门面房110、111、112、113、109、108、107、106号（差额面积多退少补）未建二层门市房，万豪公司负责网签备案到李恒新、陈刚名下，没有李恒新、陈刚签字同意，任何理由不得转卖、抵押等。否则视为欺诈行为，应双倍赔偿乙方损失。3个月内万豪公司负责备案，由李恒新、陈刚指定人员。协议签订后，原告李恒新及第三人陈刚配合万豪公司撤销了备案，并将上述房产交付万豪公司处置。现万豪公司已将《门面房置换协议》中约定的5＃楼110、111、112、113、109、108、107、106号门面房网签至他人名下。2020年6月3日、6月30日、8月30日，被告万豪公司分别向原告李恒新送发《解除协议（合同）通知书》、《对的回复》、《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通知书》，以李恒新未履行垫资承建地上建筑物、负责办理相关施工设计图纸、建设规划施工等相关许可证等义务为由，通知原告解除双方分别于2017年5月17日、2018年10月15日订立的《协议书》，及解除与原告李恒新、高玉芹签订的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2020年6月29日、7月20日、9月21日，原告李恒新分别向被告万豪公司回复，不同意解除合同，要求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另查明，2019年1月22日，被告万豪公司向原告高玉芹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高玉芹171.04平方米购房款Ｂ区7＃-110、李恒新领Ｂ区红利抵房，人民币923616元，并加盖有万豪公司发票专用章。2019年6月17日，原告李恒新与被告万豪公司签订《红星国贸广场签约确认单》，将红星国贸广场Ｂ-7幢1单元110号房折价1470944元抵给原告，在备注处标注“红利所得，首付740944元，贷款50万元，增资230000元”。2019年6月18日，原告与被告万豪公司签订《济宁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万豪公司将红星国贸广场第Ｂ-7幢01单元1-2层110号房出卖于被告李恒新、高玉芹；付款方式为按揭贷款，签约当日支付首付款740944元，2019年7月8日补交首付款23万元，剩余房款50万元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同日，被告万豪公司向原告高玉芹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高玉芹171.04平方米购房款Ｂ区7＃-110、李恒新领红利款抵房，人民币500000元，并加盖有万豪公司发票专用章。2019年6月21日，万豪公司将红星国贸广场Ｂ-7幢1单元110号房备案至高玉芹、李恒新名下。再查明，被告万豪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6日，法定代表人系陈永，第三人陈刚系该公司股东，认缴出资比例占40%。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虽以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立案，但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可以看出，原告主张的购房款是基于双方签订的两份《协议书》、《门面房置换协议》，而不是基于商品房销售合同，因此本案应为合同纠纷。原、被告与他人签订的《金乡红星国贸广场设计协议》，原、被告于2018年5月14日、2018年10月15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2019年11月18日签订的《门面房置换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定的有名合同类型，属于无名合同。上述合同均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曾以商品房折抵原告分红。双方签订四份红星国贸广场第B-10幢01单元1-2层《济宁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可以证实原告的该次分红款为1620528元。后原、被告签订《门面房置换协议》，原告按照该协议履行了其义务。被告没有按照《门面房置换协议》将5#楼的相应门市房网签备案到原告名下，反而将5#楼的相应门市房网签至他人名下，已构成违约,应当赔偿由此给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五百八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李恒新、高玉芹分红款1620528元及违约损失(以1620528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19日至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李恒新、高玉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9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0396元，由被告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双方2017年5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其中涉及已经废止5月17日签订的协议，明确了被上诉人引资必须有三方协议，其中明确借款不属于引资、垫资、投资的协议书。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所依据的置换协议的利益，是来源于一审判决涉及2018年10月15日（2018年10月15日的协议又是基于双方2017年5月18日的协议），被上诉人应当根据合作开发协议中约定的应当履行的引资投资义务，是一审判决所根据被上诉人举证审查的2018年10月15日协议书的必要性。之所以解除置换协议，就是因为被上诉人在置换协议中之前备案的房屋，当时备案纯属是虚构了分红而做的，以及当时为了借取资金进行抵押做的备案，既然没有投资没有分红，以及没有借取到资金，所以导致后来解除，这也是双方对置换协议其中争议的焦点，与置换协议中的房屋被上诉人该不该取得，被上诉人认为应该取得还是基于其合作开发中的分红。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协议书中的乙方签名是李恒新签的，但甲方处用笔书写的补充内容，在李恒新签字时并不存在，被上诉人认为该内容是上诉人事后补充的，是虚假的；即使该协议是真实的，该协议内容已经被2018年5月14日以及2018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两协议书做了变更，故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观点。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5月14日、2018年10月15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2019年11月18日签订的《门面房置换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曾以商品房折抵被上诉人的分红。根据双方签订的四份红星国贸广场第B-10幢01单元1-2层《济宁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的该次分红款为1620528元。之后双方签订《门面房置换协议》，被上诉人按照该协议履行了其义务，而上诉人没有按照《门面房置换协议》履行合同义务，反而将5#楼的相应门市房网签至他人名下，已构成违约，原审法院判决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支付李恒新、高玉芹分红款1620528元及违约损失，并无不当。综上，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385元，由济宁万豪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连芳审判员  马 斌审判员  吕玉宝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