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75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珮，男，1953年10月29日，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广东坤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广东坤展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元旦，男，197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安，广东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国珮因与被上诉人杨元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7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国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周国珮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元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50万元实为借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双方口头约定、微信聊天及通话录音中虽然用了“投资”“股权”“设立量子研究院”等字眼，但是自2018年9月28日周国珮向杨元旦转账50万元后，杨元旦再未与周国珮磋商如何筹备、选址、核名、注册登记、经营管理等后续事宜，显然杨元旦自始没有投资的目的，与投资行为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特征也不符合。其次，本案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而非常规的民间借贷案件，不能仅从聊天内容等字面上来认定50万元的性质是否为借款，双方是否达成借款的合意，而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50万元的性质为投资款显然是错误的。二、一审确定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但却认定为事实为投资关系，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本案中，一审法院既然错误的将事实认定为投资关系，就应当变更案件的案由。三、周国珮一审提交的补充证据电话录音（文字）未进行质证，违反法定程序。2020年9月18日，周国珮向一审法院寄送的材料中的证据《2019年10月9日通话录音》，是周国珮与杨元旦手机电话录音，并非微信通话录音，法院未进行质证，违反法定程序。另外，一审法院未查明重要事实，即杨元旦收取了周国珮50万元以后，是否将50万元交给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量子科技与应用研究院（以下简称量子研究院），或者是其他资金的用途。在杨元旦和周国珮的电话录音中，杨元旦称因量子研究院未启动，由此可以证明50万元款项并未用于量子研究院的投资。因此，周国珮有理由认为杨元旦是以投资为名取得周国珮的款项，在实际投资并未进行的情况下拒不返还投资款。综上，一审法院对周国珮与杨元旦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应当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周国珮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杨元旦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的起因源于周国珮对量子产品良好的发展前景并要求与杨元旦进行合作才产生的。2018年9月6日，杨元旦以上海孚天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天公司）的名义与周国珮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活法道广州健康养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活法道公司）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书》，后来周国珮要求杨元旦在广州成立上海孚天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孚天公司广州分公司），由孚天公司提供相关量子专利技术及应用给周国珮的公司使用，后又签订《上海孚天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设立与运营协议》（以下简称《广州分公司设立与运营协议》）。杨元旦研发的量子产品拥有多项知识产权，市场前景良好，并不缺少资金，更没有必要向周国珮借款。二、案涉款项实际上是在《战略合作协议书》和《广州分公司设立与运营协议》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的综合管理费，包括专利许可使用费、商标许可使用费、专家录聘费、广州分公司经营许可使用费等。周国珮的汇款就是为了履行《战略合作协议书》和《广州分公司设立与运营协议》的约定，并不是投资款，更不是所谓的个人借款。上述所有行为都是以公司名义，根本没涉及个人约定。三、退一步讲，杨元旦与周国珮无亲无故，若杨元旦把专利、商标等给周国珮使用不用收费不符合常理。如孚天公司广州分公司有债务，作为母公司的孚天公司仍要承担法律责任。周国珮不可能无偿取得孚天公司广州分公司的经营权和49％的股权。周国珮为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千方百计要求杨元旦为其谋得专家头衔，同样也需要付出资金，这也符合日常生活常理。综上，周国珮因自身的经营状况不佳，企图将其经营投资风险转嫁给杨元旦，编造借口、断章取义，是不诚信的表现。四、一审判决并没有直接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为投资，仅是依据《战略合作协议书》等协议认定案涉50万元不是借款。本案的实际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存在商标使用许可、实用新型专利实施许可、中介服务、企业承包经营等多种法律关系。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官询问了周国珮是否坚持认为是民间借贷纠纷，周国珮坚持认为是民间借贷纠纷。可见，一审法院已经充分尊重了周国珮的诉讼权利。周国珮在已过举证期限且在未申请延期举证的情况下，在庭后提交录音证据，一审法院也将该证据送达给杨元旦进行质证，一审法院的程序完全合法。至于杨元旦收到案涉款项是否已投入到公司，则是杨元旦与公司的内部关系，与本案无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查清事实，给予公正的判决。周国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元旦偿还借款50万元；2.杨元旦支付利息81918元。（利息以5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0%，从2018年9月28日计算至被申请人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18日的利息为8191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元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6日，活法道公司（合同中称乙方，合同中列法定代表人周国珮）与孚天公司（合同中称甲方，合同中列法定代表人杨元旦）签订一份《战略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甲方就其独家研究开发并拥有专利的量子技术及应用提供与乙方使用；乙方将对甲方提供的量子技术应用于本公司以及所在地区的量子衍生产品销量和市场推广工作，符合甲方销售指标可在该地区设立运营中心。杨元旦、周国珮均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战略合作协议书上签字。2018年9月28日，周国珮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杨元旦的银行账户（户名：杨元旦；账号：6228480031453202017229999）转账50万元。2018年10月22日，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作出《关于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亚健康专业委员量子科技与应用研究院批复的决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亚健康专业委员量子科技与应用研究院筹备组：上海孚天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绿洲源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成立函已收悉……。经《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审查及以通讯方式征得各理事单位同意，该成立申请符合《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的规定，决定成立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亚健康委员会-量子科技与应用研究院。特此决定！”2018年10月23日，亚健康委员会发出聘书，内容为：“兹聘请周国珮同志为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量子科技与应用研究院首席专家，聘期三年。特此颁证！”同日，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发出任命书，内容为：“兹聘请杨元旦同志为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量子科技与应用研究院院长，聘期三年。特颁此证！”2018年12月25日，孚天公司（合同中称甲方，合同中列负责人为杨元旦），与孚天公司广州分公司（合同中称乙方，合同中列负责人为周国珮）签订一份《广州分公司设立与运营协议》，合同中约定，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1.甲方提供乙方办理分公司所须的一切手续；2.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总公司经营的所有产品，并给予分公司低于所有代理商的优惠；3.甲方负责指导乙方进行业务管理和员工培训；4.甲方负责监督乙方各项税务事宜，并进行统一管理（税费由乙方经营的项目承担）；5.甲方有权监督乙方的各项经营行为以及财务状况：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1.乙方以分公司名义加入甲方总公司，须向甲方提供乙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佯（加盖公章）；2.乙方的办公场地、设备、员工工资和福利，以及乙方所需的全部资金投入全部由乙方负责（以上各项投入必须交甲方备案）；3.乙方必须每月按时给甲方上报分公司的经营报表和财务报表；三、乙方分公司的成立和投入，2.甲方以甲方自有品牌和提供经营项目、管理指导、市场运营、培训等作为投入，占乙方分公司股份的51%；3.乙方以分公司设立及经营所需的全部资金投入，占分公司股份的49%；4.经营利润双方按股份分红，但甲方不承担乙方的经营亏损等。杨元旦与周国珮在协议书上签名。2019年3月28日，孚天公司广州分公司经广州市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负责人为周国珮，经营范围包括水处理设备的研究、开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环保技术开发服务；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咨询服务；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期间，孚天公司寄出仪器、机箱、显示屏、钢板等快递至周国珮。周国珮认为其向杨元旦购买产品量子产品和仪器，但与案涉50万元无关，周国珮另行支付了货款。2019年10月，周国珮在微信上联系杨元旦：“杨董您好，去年9月底您来电话要我加入您在北京开一个量子科技研究所，出50万元给我百分之十的股权。50万元给了您一年了，一点音信都没有。今天我老婆问我这件事，我没办法跟她解释，杨总请问此研究所进行怎样”，随后杨元旦通过语音与其进行聊天。2020年5月18日周国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以上事实，有周国珮、杨元旦提供的证据和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周国珮起诉要求杨元旦返还50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主张的理由是认为涉案的50万元名为投资实为借贷，而杨元旦坚持认为周国珮支付的款项为管理费用。综合双方的意见，周国珮、杨元旦对于周国珮在2018年9月28日转账支付给杨元旦的50万元性质存在争议，也是本案的焦点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周国珮应当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周国珮主张双方之间成立借款法律关系，应当就借款法律关系的成立、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周国珮认为，杨元旦借投资设立公司之名取得周国珮投资款，50万元名为投资实为借款，10%分红应作为杨元旦支付利息的承诺。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双方约定要在北京开一个量子科技研究院，周国珮投资50万元，后经周国珮了解，该设立不需要钱，且这个设立不是由杨元旦决定设立与否，其实是杨元旦用这种模式向多人收取这个费用，就是以成立研究院为名义去融资，周国珮起诉的时候要求按照返还投资款起诉，但因现在民事案由中没有此种案由，所以按照最相近的法律关系，周国珮将案件立为民间借贷，要求对方返还投资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9月6日周国珮、杨元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2018年9月28日周国珮向杨元旦转账支付50万元。2018年10月22日，量子研究院成立，10月23日，亚健康委员会向周国珮发出聘书、向杨元旦发出任命书。2018年12月25日，周国珮、杨元旦签订《广州分公司设立与运营协议》。孚天公司广州分公司也在2019年3月28日设立。2019年10月周国珮在微信聊天中向杨元旦提出“杨董您好，去年9月底您来电话要我加入您在北京开一个量子科技研究所出50万元给我百分之十的股权。50万元给了您一年了，一点音信都没有。今天我老婆问我这件事，我没办法跟她解释，杨总请问此研究所进行怎样”。从上述双方达成的投资协议和成立分公司以及聊天内容看，周国珮转账支付给杨元旦50万元的款项性质并非借款，周国珮、杨元旦的聊天询问的内容也未明确认可该笔款项为借款，周国珮、杨元旦在此后也未约定将上述50万元投资款转化为借款，周国珮也未提交其他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其与杨元旦达成了借款的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于周国珮起诉要求偿还借款人民币5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周国珮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国珮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62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共计12640元，由周国珮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元旦提交证据如下：《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证书号第7053014号、6236246号）、“量子的秘密”商标注册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证书号：软著登字第3833659号），拟证明案涉50万元是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周国珮质证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实用新型专利证书》、“量子的秘密”商标注册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登记的权利人是杨元旦和孚天公司，而杨元旦对周国珮称案涉50万元是用于在北京设立量子研究院，上述专利、商标与量子研究院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周国珮二审无提交证据。本院对杨元旦二审提交证据认定如下：杨元旦所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专利、注册商标以及著作权与本案50万元款项的性质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另查明，周国珮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于2020年5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杨元旦偿还借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同日，周国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文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载明“1.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案由：民间借贷纠纷；2.知悉诉讼风险”。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日开庭审理，据庭审笔录记载：“审：原告为何以民间借贷起诉本案？这个款项是借款吗？原：我们这个案件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审：原告在本案中起诉以民间借贷纠纷来起诉，你是否坚持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原：目前我们坚持以民间借贷起诉。”在一审开庭后，周国珮于2020年9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补充证据如下：1.农业银行业务凭证；2.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3.电话录音（文字）。一审法院将周国珮提交的补充证据送达给杨元旦，杨元旦于2020年10月10日以提交《证明》的书面形式提交质证意见，确认其本人收到农业银行转账的款项，但没有借贷关系，并认为正常生意人在经营过程中不会对合作伙伴采取电话录音的形式，除非另有图谋。周国珮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9年10月9日通话录音》（文字版），其中载明：“周：……现在到一年了我老婆就问了，她说这个50万给杨董了，到底这个研究院怎么样了现在，进行的怎么样呢，我们都不知道……杨董，我看这样行不行？因为一年了，对不对啊，我心里想我就退出吧，这件事呢我就不做了，是不是啊，没有必要了嘛，对不对？我就退出，你让人家去做就行了，我也这么大一个年龄了，对不对啊……”。本案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二、周国珮与杨元旦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一审法院将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均已在庭审中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周国珮是在庭审后才向一审法院提交补充证据，一审法院已将该补充证据送达给杨元旦，杨元旦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周国珮以补充证据未经质证为由，主张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本案中，周国珮以民间借贷关系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杨元旦偿还借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了周国珮为何以民间借贷关系提起诉讼，是否主张案涉款项性质为借款，并再次询问是否坚持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起诉，周国珮在庭审中始终坚持本案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将案涉50万元款项性质是否是借款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符合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周国珮主张一审法院应变更案由，适用法律错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周国珮与杨元旦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否认原告提出的借款事实主张，抗辩转账款项是基于借款关系之外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按照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基本原理，被告对于其所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应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被告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原告对于其于起诉时所主张的借款关系的存在，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周国珮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主张已出借了50万元给杨元旦。杨元旦主张案涉款项是综合管理费，周国珮支付50万元为了履行《战略合作协议书》和《广州分公司设立与运营协议》。对于本案现有证据是否已证明了杨元旦的上述主张，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周国珮、杨元旦分别以活法道公司、孚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于2018年9月6日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孚天公司将其独立研究开发并拥有专利的量子基数及应用提供给活法道公司使用。2018年9月28日，周国珮向杨元旦转账支付50万元。2018年12月25日，杨元旦以孚天公司负责人身份、周国珮以孚天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人身份签订《广州分公司设立与运营协议》，此后，孚天公司广州分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登记设立。从杨元旦提交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广州分公司设立与运营协议》等证据来看，上述证据未涉及50万元款项的性质，但证实了周国珮与杨元旦之间确实存在合作关系。其次，从周国珮向杨元旦发出的微信内容来看，“杨董您好，去年9月底您来电话要我加入您在北京开一个量子科技研究所出50万元给我百分之十的股权。50万元给了您一年了，一点音信都没有。今天我老婆问我这件事，我没办法跟她解释，杨总请问此研究所进行怎样”，周国珮在微信中主张50万元的对价是北京的量子科技研究所10%的股权，即周国珮通过支付50万元的目的是获得量子科技研究所10%的股权，周国珮向杨元旦了解研究所的进展情况，并未主张案涉款项性质为借款而要求杨元旦予以返还。最后，从周国珮提交的《2019年10月9日通话录音》（文字版）内容来看，周国珮问杨元旦“现在到一年了我老婆就问了，她说这个50万给杨董了，到底这个研究院怎么样了现在，进行的怎么样呢，我们都不知道”“杨董，我看这样行不行？因为一年了，对不对啊，我心里想我就退出吧，这件事呢我就不做了，是不是啊，没有必要了嘛，对不对？我就退出，你让人家去做就行了”。从上述通话录音内容来看，周国珮所主张50万元的对价仍是指向研究院，并未主张该笔款项性质是借款；周国珮向杨元旦请求退出不做了，但从该份通话录音记录来看，双方并未达成退款或将款项转为借款的合意。综合以上分析，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杨元旦虽未能提供证据直接证明50万元款项性质为综合管理费，但结合双方签署协议进行合作、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证实了双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案涉50万元款项性质并非是借款。在此情况下，周国珮主张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则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因周国珮未能完成证明款项性质为借款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周国珮主张杨元旦偿还50万元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驳回周国珮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周国珮与杨元旦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纠纷，周国珮应另行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周国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20元，由上诉人周国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璐思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蔡琪敏黄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