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2民终19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韩山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北江路7号41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7667152963。法定代表人：金载焕，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勇，北京市中永（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同伟，北京市中永（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贸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888号15幢二层N区23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3327040044。法定代表人：颜卓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爱华，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颜卓云，男，196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爱华，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青岛韩山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贸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轩公司）、颜卓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13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勇、同伟，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爱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韩山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所载款项，虽然在上诉人提交的明细表中未体现，但并非统计时遗漏，而是上诉人将相应款项冲抵被上诉人相应的支票应付款项。如果上诉人是漏记，不会仅仅“漏记700,000元”，很显然上诉人的陈述更应该被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被上诉人辩称其多支付上诉人款项，明显不符合正常的生活逻辑。被上诉人辩称多支付的几百万元款项，并非单笔，而是多次在不同时间、以不同金额转账支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一个正规的公司，有专业的财务人员，偶尔有失误，错误的支付给交易方一笔款项是可以理解的。显而易见，被上诉人只能是在偿还之前欠付上诉人的款项。具体到本案，真实的情况只能是，被上诉人因无力支付货款，以远期支票作质押，后在支票到期后，以向上诉人支付现金汇款的形式再将远期支票赎回。3.支票的入账时间与出票时间不一致，不违反支票业务的操作规则，在实践中属于正常情况。一审法院对《票据法》的理解是错误的，法律并没有禁止支票记载的出票日期必须为实际出票日期，只是规定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十日内提示付款。开具远期支票的目的是被上诉人（出票方）对上诉人提供的一种质押担保，即被上诉人如果到期不支付支票载明的款项，则上诉人即可通过支票兑付自己应收的款项。本案中，被上诉人虽然向上诉人签发了多张支票，但上诉人并未直接依支票向支票付款行取得相应款项。4.支票款项是否实际付款，是本案的关键事实，但一审法院未能依法查明，导致最终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支票款项是否实际支付，关系到被上诉人是否多支付上诉人款项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如果查明上诉人并未直接依支票向支票付款行取得相应款项，则可以证明未计入明细表中的款项并非漏记，而是冲抵了相应支票款项，被上诉人并未多支付上诉人款项。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认定基本事实及其他关键事实方面存在诸多错误，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庭审期间，补充上诉理由称：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部分第2项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未将被上诉人2018年11月1日支付的120万元计入付款总额，被上诉人2018年10月、11月的付款总额应为6134386.9元，这与上诉人记载的2934386.9元相差正好是3200000元，而并非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的2000000元。该差额与上诉人一审提供的7张支票记载金额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印证，差额并非上诉人漏记，而是冲抵该7张支票对应款项。被上诉人贸轩公司、颜卓云辩称，对于被答辩人提起的四点上诉理由，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说理与分析，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一一的驳斥与论述，现答辩人仅仅对于被答辩人提起的原审法院没有查清7张支票是否实际入账的意见说明如下：答辩人在原审明确表明在2018年10月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实际付款为330万元，这就是因为该7张支票事实上确未兑现，原审法院计算得出多付200万元时，也没计入该7张支票的金额，所以在判决书中认定“这7张支票即使没有实际承兑，亦属正常，否则贸轩公司将多付更多金额。”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韩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贸轩公司支付韩山公司货款80万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颜卓云对贸轩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保全责任保险费、律师费等由二贸轩公司承担。原审查明：1、韩山公司与贸轩公司存在业务往来，2018年10月18日，双方进行了对账，在《账务对账函》中双方共同确认：截至2018年9月30日，贸轩公司欠韩山公司货款2074992.4元。2018年9月30日之后，韩山公司又向贸轩公司供货7632843.41元，韩山公司向贸轩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18份。韩山公司称在2018年9月30日之后，贸轩公司累计向韩山公司付款9083476.31元，故贸轩公司尚欠韩山公司货款624359.5元（2074992.4元+7632843.41元-9083476.31元）。2、对于韩山公司所称的贸轩公司的付款金额，贸轩公司对此有异议，认为韩山公司漏记了贸轩公司在2018年10月和11月支付的多笔金额：韩山公司提供的贸轩公司付款明细表显示：在2018年10月31日，贸轩公司付款800000元；2018年11月1日，付款1200000元；2018年11月29日，贸轩公司付款934386.9元，故在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期间，贸轩公司共向韩山公司付款2934386.9元。而贸轩公司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8年10月11日，贸轩公司付款1000000元；2018年10月15日付款390000元；2018年10月16日付款510000元；2018年10月29日，付款800000元；2018年10月31日付款600000元；2018年11月29日付款1634386.9元，在2018年10月和11月贸轩公司共向韩山公司付款4934386.9元。对于二者相差的2000000元（4934386.9元-2934386.9元），韩山公司又提供了7张中国农业银行支票的复印件，该7张支票的总金额3200000元，出票人为上海贸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8年10月9日的3张，出票日期为2018年10月10日的1张，出票日期为2018年10月29日的3张。韩山公司称贸轩公司向其开具了金额为320万元的远期支票，韩山公司在2018年9月30日前已确认该收入。3、贸轩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股东为颜卓云。原审认为，根据韩山公司与贸轩公司的《账务对账函》，截止2018年9月30日，贸轩公司欠韩山公司货款2074992.4元，2018年9月30日之后，韩山公司又向贸轩公司供货7632843.41元，在2018年9月30日之后，贸轩公司总共应向韩山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为9707835.81元（2074992.4元+7632843.41元）。而根据贸轩公司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在2018年10月和11月贸轩公司共向韩山公司付款4934386.9元，而韩山公司只记载了2934386.9元，二者相差2000000元，在2018年9月30日之后，贸轩公司共向韩山公司支付了11083476.31元（9083476.31元+2000000元），已超过贸轩公司应当支付的总欠款金额。虽然韩山公司又提供了7张支票，韩山公司称这7张支票的总金额为3200000元，在2018年9月30日之前已作确认收入，也即贸轩公司多支付的2000000元应当计入2018年9月30日之前，对此，原审认为：第一，这只系韩山公司的单方说法，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该7张支票与贸轩公司在2018年10月和11月份付款的关联性，韩山公司与贸轩公司的交易金额达到上千万，支票作为付款方式之一，找出7张总金额为320万元的支票并非难事。而且韩山公司这7张支票的金额为3200000元，与韩山公司未记入的这2000000元，在数额上也不一致。第二，根据《账务对账函》，双方在2018年10月18日进行过对账，对2018年9月30日之前的账目已经对清，双方公司均已签章确认，现韩山公司又提出在2018年9月30日之前有320万元贸轩公司未付，这明显与《账务对账函》记载的内容不符。第三，虽然韩山公司称这7张支票的实际出票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之前，但这仅系韩山公司的单方说法，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7张支票上记载的出票日期均为2018年10月，根据我国《票据法》第84条及第91条的规定，出票日期为支票必须记载事项，“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十日内提示付款”，因此出票日期是支票上非常重要的记载事项，关系到支票是否可以付款，因此，出票人对于支票的出票时间一般都是比较慎重的，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这7张支票的出票日期为真实，因此在2018年9月30日之前，该7张支票尚未出票，韩山公司即已确认收款，显然有违常理。而且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支票为见票即付，并不存在所谓的“远期支票”，韩山公司所称的远期支票没有法律依据。虽然韩山公司还称该7张支票实际未承兑，韩山公司已将该7张支票退还给了贸轩公司。对此，原审认为，这又仅系韩山公司的单方说法，无证据可以证实。退一步讲，即使韩山公司的上述说法属实，由于该7张支票的出票日期均为2018年10月份之后，而贸轩公司在2018年10月份之后的付款已经超过了其应当向韩山公司支付的货款，所以这7张支票即使没有实际承兑，亦属正常，否则贸轩公司将多付更多金额。韩山公司又辩称该7张支票实际上是对发生在2018年9月30日之前的320万元货款的担保，贸轩公司在2018年10月和11月份将这32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韩山公司支付了，所以韩山公司就将这7张支票退给了贸轩公司。对此，原审认为，这又系韩山公司的单方说法，无证据可以证明，而且双方在《账务对账函》中对于2018年9月30日之前的账款已经结清，现韩山公司又称320万元未付，用7张支票进行了担保，显然与《账务对账函》中双方商定的内容不符。而且该7张支票的出票时间均在2018年10月份之后，在2018年10月份之后，韩山公司与贸轩公司又发生了7632843.41元的交易，所以即使该7张支票是货款担保，这7张支票用于担保2018年10月份之后发生的货款比韩山公司所称的用于担保2018年9月30日这前的货款更为合理，在时间上也与该7张支票的出票时间相吻合。第四，韩山公司在起诉时称贸轩公司的欠款数额为80万元，庭审中称漏记了贸轩公司已支付的部分款项，称贸轩公司实际的未付款项为624359.5元，由此可见，韩山公司在财务账目的管理上存在一定的混乱，在记账时确实曾经存在漏记贸轩公司已支付款项的情形。第五，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营主体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合法经营，若违法操作，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和损失，应当自行承担。按照韩山公司的说法，该7张支票在2018年9月30日前即已出票，支票上出票日期并非真实的出票日期，支票还可以作为“远期支票”使用，韩山公司对此同意并确认收入，即使韩山公司所说属实，韩山公司与贸轩公司的这种做法也是违法的，违反了《票据法》的相关规定，违法操作必然会产生法律风险，由此产生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108条第2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韩山公司所称的以7张支票抵顶贸轩公司在2018年10月和11月份支付的3200000元的说法，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而且韩山公司的该说法亦与《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不符，亦不符合双方在《账务对账函》中记载的内容，韩山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贸轩公司尚欠韩山公司货款，故对于韩山公司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青岛韩山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00元，诉前保全费4520元，由青岛韩山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新证据：一、《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出示原件），证明：1.至2018年8月6日，贸轩公司共欠韩山公司货款4237777.9元（不含前期支票应收款100万元）；2.双方约定贸轩公司以“电汇+30天之内支票”的形式支付相应货款，该“30天之内支票”的约定即可证明贸轩公司签发支票的日期早于支票票面记载出票日期的事实。二、韩山公司金蝶系统应收票据明细分类账打印件1份，证明：①以远期支票进行票据质押，在业务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②自双方合作以来，贸轩公司共向韩山公司签发10张支票，但这10张支票均未能兑付，而是以远期支票进行票据权利质押。2018年8月6日协议中的欠款数额及2018年9月30日财务对账函中的欠款数额均未包含相应的支票应收款项。三、韩山公司记账明细打印件1份，证明：①2018年8月6日对账时，已开票欠款数额为3486619.6元，其余为未开票欠款，在后期已确认供货开票金额中。②2018年8月6日之后，韩山公司向贸轩公司供货开票金额共11,521,216.21元，收到贸轩公司货款14,383,476.31元，贸轩公司尚欠韩山公司624359.5元（3486619.6+11521216.21-14383476.31）。四、韩山公司工作人员杨军燕与贸轩公司法定代表人颜卓云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贸轩公司2015-2019年记账明细打印件各1份（出示原始载体），证明贸轩公司自认仍欠韩山公司款项，不存在多付货款的事实。五、记账明细差额说明打印件1份、2018年9月7日记账凭证及支票、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复印件各1份，与证据三、四相印证，证明贸轩公司记账数据有误，其尚欠韩山公司货款624359.5元。两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是颜卓云签字的。但被上诉人回上海之后发现金额是不对，被上诉人提出了异议，所以双方在2018年10月18日重新对账；双方约定的是30天内被上诉人用支票支付货款，并不是上诉人陈述的开具30天的远期支票，协议书中并无“远期支票”字样。对证据二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是上诉人单方面制作的，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根本不存在上诉人陈述的权利质押。对证据三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是上诉人单方面制作的，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陈述的其他的金额未开票，属于其单方面辩解意见，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对证据四微信聊天的记录与相关记账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聊天记录无法显示双方就欠款明细达成了一致，至今天开庭之日双方仍然未达成一致，再说这些被上诉人记账明细与上诉人的证据三《记账明细》中的2015年底、2016年底、2017年底、2018年底、2019年底的欠款金额都不一致；被上诉人已经告知“会计不成，要换”，经本案诉讼才发现多付了款项，经核查“会计不成”就是导致被上诉人多付款项的原因所在。对证据五《差额说明》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是上诉人单方面制作的，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支票、支付系统凭证、记账凭证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记账有误的，事实上被上诉人将支票未入账，支付100万被上诉人已经记账，所以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记账无误，据此不能证明尚欠货款624359.5元，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但被上诉人的《记账明细》确实有误，客观上是多付了200多万。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27份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自2018年10月份以后，支付货款12283476.31元，上诉人漏计320万元。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其中320万元转账支票已被冲抵。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四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三、五真实性不认可，系上诉人单方制作，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27份付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被上诉人承认交付给上诉人的7张支票320万元，上诉人没有承兑，交付支票的时间与支票出票日期不一致。2018年8月6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内容如下：双方为共同发展业务，商定一下付款协定及供货协定，目前被上诉人欠上诉人总货款4237777.90元整（2018年8月6日为准），经双方领导商定付款及供货计划如下：一、被上诉人8月份承诺支付上诉人150万元，支票50万元（30天之内）。上诉人8月份承诺提供439材料200吨于25日之前给被上诉人（货值约260万元整）。二、被上诉人9月份承诺支付上诉人货款：根据8月份实际销货量金额为准+前期长期未收金合计，以电汇+30天之内支票的形式给予上诉人。上诉人9月份承诺提供439材料250吨于25日之前给被上诉人（货值约320万元整）。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所欠的4237777.90元包含未开发票部分欠款，已开发票部分欠款金额为3486619.6元。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被上诉人应付账款明细中记载：2015年8月31日收货189826元，2015年9月2日付款231118元，2018年7月27日欠款3849474.8元，2018年8月24日被上诉人账载欠款5705687.6元（被上诉人没有2018年8月6日当天账目记载内容，距离8月6日前后两次最近的记账时间分别为7月27日、8月24日），2018年9月30日账载欠款4568237.1元，被上诉人最后记账时间2019年12月31日，账载向上诉人超额付款82395.8元。上诉人应收账款记载：2015年7月29日账载7月24日给被上诉人发货231118元，2015年9月2日，上诉人账载收被上诉人货款231118元，2015年12月22日上诉人账载欠款503082.4元，摘要：账目调整--三方协定上海钎冶部分货款调至贸轩公司，2018年7月31日账载被上诉人欠款金额3486619.6元，2018年8月30日账载欠款1986619.6元（上诉人2018年8月6日当天没有账目记载，距离8月6日前后最近账载时间分别为2018年7月31日、8月30日），2018年9月30日账载被上诉人欠款2074992.4元，上诉人最后记账时间2019年12月，账载被上诉人欠款624359.5元。因双方当事人同一天账载欠款金额相差大，如2018年10月18日，双方当事人对账时，至2018年9月30日，上诉人账载被上诉人欠款2074992.4元，而被上诉人账载欠上诉人货款4568237.10元。对账函由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欠款金额远小于被上诉人账载欠款金额，对被上诉人有利，因此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对账函中盖章确认。根据上诉人的申请，本院委托审计机构对双方当事人往来货物价款、付款情况进行审计。上诉人提交了双方往来会计账簿、原始记账凭证、银行账户及其银行进账单。经本院及审计机构书面通知，被上诉人均拒绝配合提交会计账簿、原始记账凭证。但本院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微信对账时，被上诉人无异议的2015年8月3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应付账款明细提交给了审计机构。青岛公信永和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意见（青公永会专审字【2021】308号）如下：一、上诉人自2015年6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账载销售金额42744377.20元；被上诉人账载购货金额为42107231.80元，相差637145.40元。差异原因：①上诉人2015年7月29日账载销售金额231118.00元，被上诉人应付账款未记录；②2015年11月22日，上诉人应收货款503082.40元，被上诉人应付账款未进行账务处理，上诉人对此提交了三方协议复印件；③2016年8月31日，被上诉人账载7月27日收货97055元，上诉人无此记录，经落实上诉人，上诉人承认不属于其供货。二、上诉人自2015年6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账载收被上诉人货款42120017.70元；自2015年8月3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账载付款42189627.60元，相差69609.90元。差异原因：①上诉人2017年12月31日调减应收账款0.60元，被上诉人无此记录，经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无需支付该款；②因上诉人供货质量问题，发生退货30389.50元，但上诉人退货凭证退款金额为30402元，差额12.50元，被上诉人无此退货记录；③被上诉人应付账款中2018年9月30日付款10万元，上诉人应收账款无此记录，经查看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对账单，未发现有此款项入账。审计意见可确认事项如下：一、上诉人供货金额为42010176.80元，被上诉人付款金额为42120030.20元。二、本次审计以下事项无法确认，需双方进一步提交证据并质证确认：①上诉人确认而被上诉人未确认的供货金额231118.00元，上诉人未提供确认收货证据，无法审计确认；②上诉人提供的三方变更协议为复印件，无法确认其有效性，被上诉人应付货款503082.40元，无法审计确认；③被上诉人确认付款而上诉人未确认收款10万元，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无法审计确认。审计结束后，上诉人提交《货款支付变更三方确认书》原件一份，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上海钎冶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签订协议，约定：被上诉人负责收回上海钎冶金属材料有限公司503082.4元货款，并支付给上诉人，上海钎冶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不再向上诉人承担付款义务。上诉人称，因工作人员离职多年，法定代表人因疫情一直在韩国居住，审计期间未找到三方协议原件，后与离职人员沟通才找到原件。本院将审计报告、《货款支付变更三方确认书》、通知书邮寄给被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质证，并提交证据证明2018年9月13日支付上诉人10万元证据，被上诉人未在本院规定时间内提交证据及对三方协议提出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对审计报告质证意见为：双方当事人已于2018年10月18日对账确认欠款金额，《财务对账函》合法有效，法院不应组织审计。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应否准许上诉人提出的审计申请；二、被上诉人的欠款金额是多少。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应收账款明细账、被上诉人应付账款明细账，记账开始时间不同，在任意时间点欠款金额均不一致。双方分别于2018年8月6日、10月18日两次对账，对账确认欠款金额分别为4237777.90元（已开发票欠款金额为3486619.6元）、2214414.9元（已开发票欠款金额为2074992.4元），上述对账均以上诉人应收账款账载欠款为依据。而被上诉人的应付账款记载的欠款金额分别为3849474.80元，4568237.10元，均高于上诉人应收账款明细账欠款金额。特别是2018年10月18日的对账函欠款金额相差较大，被上诉人账载欠款高于上诉人账载欠款2493244.7元（4568237.1元-2074992.4元），误差已超过对账确认的欠款本金。因此，2018年10月18日的《财务对账函》并非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欠款金额，有必要通过审计方式确认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欠款。故本院对上诉人审计申请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青公永会专审字【2021】308号审计意见，上诉人供货金额42010176.80元，被上诉人付款金额为42120030.20元，被上诉人超付货款109853.4元。但存在以下三事项无法审计确认，需要当事人进一步举证证明后依法确认：①上诉人确认而被上诉人未确认的供货金额231118.00元；②上诉人提供的三方变更协议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应付货款503082.40元；③被上诉人确认付款而上诉人未确认收款10万元。关于上诉人供货231118.00元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应收账款明细记载，该业务发生时间为2015年7月24日，被上诉人最早记载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但双方当事人均于2015年9月2日同一天账载被上诉人支付了231118.00元货款，且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该笔业务发票。上诉人不能合理解释付款金额与被上诉人供货金额完全相同、且收到发票的原因，本院认定上诉人履行了231118.00元供货义务。关于被上诉人应付货款503082.40元问题。上诉人因审计期间提交《货款支付变更三方确认书》复印件，审计机构对该笔业务未确认。审计结束后，上诉人提交原件，被上诉人没有在本院指定的期间提出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货款支付变更三方确认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该确认书证明被上诉人同意代上海钎冶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偿还503082.4元。关于被上诉人账载2018年9月30日向上诉人付款10万元问题。上诉人对此不认可，且经审计机构查询上诉人银行进账单，没有该笔进款，被上诉人没有在本院指定期间内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被上诉人该10万元付款不予认定。综上，被上诉人欠上诉人货款金额为624347元（231118元+503082.4元-109853.4元）。颜卓云系被上诉人一人公司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颜卓云应与贸轩公司连带支付上诉人624347元。对于上诉人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本院以上诉人起诉之日2020年7月22日起算的利息损失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因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13771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上海贸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颜卓云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连带支付上诉人青岛韩山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货款624347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自2020年7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三、驳回上诉人青岛韩山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保全费4520元，共计10420元，由上诉人负担2288元，两被上诉人负担8132元，因上诉人已预交10420元，由原审法院退还给上诉人8132元，两被上诉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8132元，拒不交纳的，由原审法院强制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负担2591元，两被上诉人负担9209元，上诉人已预交11800元，由本院退回上诉人9209元，两被上诉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受理费9209元，拒不交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审计费10万元，由被上诉人上海贸轩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颜卓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解 鲁审 判 员  胡金鳌审 判 员  温 燕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徐 慧书 记 员  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