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4民初7659号原告：广东大钧离合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汽车城车城大道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478605339X3。法定代表人：潘俊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演枨，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卓莹,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盛华，男，1983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华，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建辉，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大钧离合器有限公司（简称大钧离合器公司）诉被告黄盛华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钧离合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演枨、何卓莹，被告黄盛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大钧离合器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请求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4823元；三、请求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未休年假工资4064元；四、请求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20年11月工资5000元；五、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黄盛华并非原告的员工。首先，2010年，原告与郑某建立加工承揽关系，双方约定郑某团队在原告经营场所内租用工作场地、宿舍，并且使用自行提供的相关机械设备以及生产工具，来完成部分线切割加工工作。而作为郑某的团队人员，被告的工作内容、时间，均由其团队自行安排，而非由原告公司负责监督管理。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若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依法指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显然，在本案中，被告与郑某及案外人黄祖华自行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并不受原告的劳动管理。并且，被告在仲裁中陈述，其上下班是通过郑某人工打卡，这与常理逻辑明显不符，若被告真为原告的员工，应适用用人单位依法指定的各项劳动规章至，上下班应有统一的管理规定，不可能通过个人打卡。再有，其工资是由郑某以现金或微信支付方式支付给黄盛华，如果被告确为原告的员工，被告的工资应直接与原告进行结算，并由原告发放。实际上，被告的工作由郑某安排，加工费由郑某支付，并非原告的员工。其次，郑某考虑到被告的工作需要，但其非本地人，且在本地没有住处，故向原告承租了厂区的宿舍供该两人居住，每月在其工作报酬中扣减宿舍租金及水电费。为方便于厂区出入，郑某请求原告为其团队人员制作了厂牌。另外，被告以办理居住证明及其小孩要在花都就读为由，向原告人事部员工要求开具居住证明，原告员工彭丽华在未请示领导的情况下出于好心为其出具《居住证明》，但该证明上明确表示“仅限于办理居住证用”，但均不能作为认定为原告员工的依据。最后，根据被告与案外人郑某的交易习惯，郑某已将2020年11月的加工费通过方式向黄盛华支付，被告的请求也无任何依据。综上，被告并非原告的员工，花都劳动仲裁委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黄盛华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维持仲裁裁决。被告黄盛华于2010年4月7日入职原告处，原告原名是广州大钧离合器有限公司。工作岗位为线切割。被告在工作过程中是计件工资形式，被告入职时有填写入职登记表，在工作过程中有工牌，加盖了原告的印章。被告因办理银行卡的需要，原告为被告开具员工居住证明，其内容表明被告是原告的正式员工。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广州大钧离合器有限公司于2006年3月13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是汽车制造业，2020年5月变更为原告广东大钧离合器有限公司。黄盛华与黄祖华是兄弟关系。黄祖华的妻子陈海云于2012年入职大钧离合器公司，大钧离合器公司有为陈海云购买社会保险，考勤方式为打卡考勤，陈海云每月到大钧离合器公司财务处领取工资并签名。大钧离合器公司未与黄盛华签订劳动合同，亦未给黄盛华缴纳社会保险。大钧离合器公司主张黄盛华与黄祖华、郑某合伙租用大钧离合器公司的场地进行线切割业务，大钧离合器公司与郑某团队进行结算，并向郑某支付加工费，郑某再与黄盛华、黄祖华进行结算，大钧离合器公司与黄盛华、黄祖华是加工承揽关系，黄盛华的工作并非大钧离合器公司安排，也不受大钧离合器公司的监督管理，黄盛华并非大钧离合器公司的员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此，大钧离合器公司提供证据如下：1、仲裁裁决书、送达证明；2、2012年至2019年期间部分月份的送货单，显示：收货单位手写为广州大钧离合器，制单处有黄祖华或黄盛华签名，送货单位及经手人由郑某签名，送货单内手写送货名称及规格、数量、单价及金额、合计金额等；3、2020年1月至10月结算单或加工结算单、郑某作为经手人签收的收据（如：其中2020年9月26日的收据记载：广州大钧离合器有限公司加工费现金4000元，转款32278元（2020.8月）金额36278元）、黄盛华作为收款人的收据（如：其中2020年9月28日的收据记载：8月份34576×35%=12101.6元，钻孔636×0.2=127.2元、宵夜50元，合计12278.8元。核准处签名为郑某）；4、证明、放行条；5、黄盛华与郑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截图，其中2020年7月2日，郑某发送收据给黄盛华后称：“有12元手续费”。2020年7月12日，郑某问黄盛华：“分中，割8个R2，多少钱一个”。2020年8月24日，郑某：“明天早上开工吗，有三套盘毂模要，割的话我加班钻工艺，吾开工的话，我不加班”，黄盛华：“先整再说，开一台机，不是特急就免了”，郑某：“不是，四台机，亏本生意，我自己都吾好意思叫你做”，黄盛华：“整好先咧！你加不加班，自己安排！”。经质证，黄盛华对证据1予以确认；对证据2、3中的送货单、收据真实性确认，送货单是计算工资的单据，不是真正的送货单，只是利用送货单对工作内容进行记载，黄盛华是计件工资形式。对结算单打印件不予确认，是大钧离合器公司事后自行制作；对证据4三性不予认可，郑某只是大钧离合器公司的主管，其证明不具有真实性，大钧离合器公司提供厂房、原材料、生产工具，被告提供劳动；对证据5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截图的真实性确认，对附加的文字不确认。转账截图说明黄盛华有收取工资的行为，不能说明是加工费。聊天记录中的价格是加工单价，计件工资不排除工件单价。黄盛华主张其于2010年4月7日入职大钧离合器公司工作，工作岗位是线切割，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大钧离合器公司也没有为黄盛华购买社会保险，有办理入职手续，工作过程中有发放厂牌。线切割班组有郑某、黄盛华及黄祖华三人，由郑某人工考勤。工资为计件工资，当月发放上月工资，黄盛华与黄祖华二人按照35%分得工资，不清楚为何按照35%计算，入职以来黄盛华、黄祖华的工资均由郑某到公司领取后现金或转账支付给黄盛华。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5893元，黄盛华每月比黄祖华的工资多200元，大钧离合器公司不清楚黄盛华和黄祖华每个人的具体工资数额。黄盛华未休过年休假。2020年11月17日，因大钧离合器公司未购买社保而离职。离职前还有2020年11月工资5000元未领取。为此，黄盛华提供证据如下：1、黄盛华的工牌；2、大钧离合器公司出具的员工居住证明；3、解除劳动关系通知、EMS邮寄单。经质证，大钧离合器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工牌是黄盛华和黄祖华租用我方场地及宿舍，为方便他们进出厂区，为两人制作了厂牌，没有员工工号；对于证据2真实性确认，但系大钧离合器公司员工在黄盛华要求办理小孩读书需要该证明的情况下帮忙开具的，该证明明确仅限于办理居住证用。黄盛华在仲裁阶段陈述办理银行卡使用，明显骗取大钧离合器公司员工的盖章；大钧离合器公司对证据3真实性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解除劳动关系一说。另经大钧离合器公司申请，证人郑某出庭作出以下证言：我于2010年到大钧离合器公司处，与大钧离合器公司是业务关系，双方没有签订承包或承揽合同。我与黄祖华、黄盛华是合伙人，原告把线切割业务发给我做，黄盛华、黄祖华就找我谈，大家一起合伙干。我在生产现场一开始有8套线切割设备，后面有6套，每套设备大概4、5万元，这些设备是我个人的。他们两个自己上班，有时会跟我说，有时不说，他们轮流来的，按做了多少来结算。黄祖华、黄盛华的厂牌是为了出入方便制作的。工作流程：我向大钧离合器公司报价，大钧离合器公司确认后把业务发给我，我跟黄祖华、黄盛华商量好价钱，每个月做完后，我向大钧离合器公司结账，大钧离合器公司通过财务支付给我。我按产值总额的35%给黄祖华和黄盛华，我要扣机器、维修费、房租、水电、吃饭等，开始是现金给黄盛华，疫情时开始通过微信转账给黄盛华。庭后，大钧离合器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考勤记录截图，显示原告方无线切割部门，另显示有员工何德未及陈海云的考勤记录；2、2016年至2019年部分月份的现金工资表，其中2019年7月、8月、9月、10月、11月的工资表上有郑某（无工号）的名字及签名，工资构成及社保购买情况，工资表亦有显示陈海云（工号：70）的工资构成及签收情况；3、陈海云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本人陈海云是黄祖华的妻子，我是广东大钧离合器有限公司的员工，工号：70，自2012年3月8日入职公司至今，岗位为制造部从动盘装配普工。自我进公司以来，我的工作时长是通过指纹或刷脸打卡方式进行考勤的，公司有规范的考勤制度，上下班都需要打卡。另外，我的工资是通过现金方式发放，每个月到财务处签名领取，没有由他人代领的情况。黄盛华对证据1的三性不确认，不能证明黄盛华与大钧离合器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2的三性不确认，工资表是部分工资，不能反映完整的工资情况，且根据工资表显示郑某是大钧离合器公司的员工且是管理人员；对证据3确认是陈海云本人书写，公司欺骗陈海云为其购买社保时书写。另查明，本院另案审理的大钧离合器公司诉黄祖华劳动争议案中，黄祖华陈述其妻子陈海云与大钧离合器公司有签订劳动合同，且陈海云是计件工资，制造多少就是多少工资，然后部门一起分，未按照比例计算工资。黄盛华于2020年11月23日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21年2月2日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21]12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黄盛华与大钧离合器公司从2010年4月12日至2020年11月17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大钧离合器公司一次性支付黄盛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4823元。三、大钧离合器公司一次性支付黄盛华未休年休假工资4064元。四、大钧离合器公司一次性支付黄盛华2020年11月工资5000元。五、驳回黄盛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大钧离合器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收到该仲裁裁决书，对仲裁裁决不服，遂于2021年3月5日向本院起诉成讼。本院认为，本案是劳动争议纠纷。关于大钧离合器公司与黄盛华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成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劳动并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第一、大钧离合器公司实行打卡考勤制度，黄盛华、黄祖华却由郑某人工考勤，而且根据黄盛华与郑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郑某的证言可知，黄盛华与黄祖华的工作以营利为目的，且工作时间相对独立，并未受大钧离合器公司的管理安排；第二、大钧离合器公司并未直接向黄盛华、黄祖华发放工作报酬，而是由大钧离合器公司支付给郑某，再由郑某支付报酬给黄盛华，黄盛华再支付给黄祖华。黄盛华、黄祖华亦确认大钧离合器公司对其二人的具体报酬数额并不清楚；第三、黄盛华对大钧离合器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收据予以确认，送货单显示黄盛华、黄祖华将工件制作后自行书写数量、单价和金额，郑某作为送货单位及经手人确认后送货给收货单位大钧离合器公司，收据显示黄盛华、黄祖华二人按照35%的比例共同从郑某处收取报酬，而黄祖华的妻子陈海云作为大钧离合器公司员工的计件工资形式与黄盛华、黄祖华主张的计件工资形式明显不同；第四、黄祖华的妻子陈海云作为大钧离合器公司员工与黄盛华、黄祖华在工资支付、考勤、劳动合同签订及社保缴纳等方面有明显区别，而黄盛华、黄祖华对此明知，但多年来对此均未提出异议，亦与常理不符。综上，本院认为，虽然黄盛华提交了厂牌和员工居住证明，但大钧离合器公司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并未适用于黄盛华，大钧离合器公司未对黄盛华的工作进行管理和安排，亦未直接向黄盛华发放工作报酬，大钧离合器公司与黄盛华之间的用工关系并不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一条所规定的情形。因此，综合原、被告双方的举证及陈述，本院认为大钧离合器公司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故本院予以支持，确认大钧离合器公司与黄盛华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大钧离合器公司与黄盛华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黄盛华要求大钧离合器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和未休年休假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黄盛华未提交证据证明大钧离合器公司未支付2020年11月报酬，故黄盛华要求大钧离合器公司支付该月报酬，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东大钧离合器有限公司与被告黄盛华在2010年4月12日至2020年11月17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广东大钧离合器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黄盛华支付经济补偿金64823元；三、原告广东大钧离合器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黄盛华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4064元；四、原告广东大钧离合器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黄盛华支付2020年11月工资5000元。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黄盛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丽静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陶志敏梁敏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