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6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文，男，197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东外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9MA002UYU1Q。法定代表人：韩刚。委托诉讼代理人：伏军，北京市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磊，北京市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孙作海，男，198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滨海县。原审第三人：上海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div>法定代表人：魏娜。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娟，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中安联合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百汇广场**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冼钦鸿。上诉人张立文与被上诉人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心公司）、原审第三人孙作海、原审第三人上海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汇中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安联合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广东分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2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立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改判安心公司向张立文支付劳务费45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4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19日的利息为12867.3元）。2.安心公司承担一审和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明显有违一般生活常识。三、一审判决判令安心公司无需向张立文支付劳务费，违背公平原则。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安心公司向张立文支付劳务费和违约金。二审中，张立文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仅以张立文与孙作海之间，且未经孙作海确认的部分微信记录内容，认定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不存在劳务关系的事实，与第三人孙作海的陈述不相符，也与张立文与孙作海之间的完整的微信记录不相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引用的部分微信记录，是张立文多次催收无果后所作的激愤之词。根据张立文与孙作海的完整的微信记录显示，张立文向孙作海催收劳务费，孙作海均表示“你那45万节后公司就会解决”；“我在催着呢”；“下周我去北京”；“我先去，看领导们口气。不行的话我通知你过来”；“开了就走流程，我下周还要去北京，我找领导们批”；“安心北京还没复工呢！我也在等开工就去北京”；“北京那边还是值班制，只要一上班我肯定第一时间去给你们要钱去”。安心公司员工在本案的微信业务群“广东摩托车”也表示“孙总已经向公司反馈意见”。由此可见，虽然张立文在激愤之下说出了一审判决引用的微信记录，但孙作海始终未确认案涉劳务费属于其个人债务。相反，却多次表示案涉债务属于安心公司债务，并向公司反馈和表达催款意思。（二）孙作海是安心公司事业推广部负责人，其从安心公司获得的劳动报酬不包括案涉劳务费用。一审中，孙作海确认其作为安心公司的员工，劳动报酬是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绩效按车险保费的1.5‰计算），案涉劳务费由安心公司直接单独自费给张立文。（2020年9月9日庭审笔录第9页）。由上可证，案涉劳务费不可能是孙作海的个人债务。一审判决所依据的微信记录内容作出的认定，不足以证明张立文与孙作海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足以由此认定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不存在劳务关系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以张立文为安心公司销售保险为由，认定张立文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也与安心公司自认的自认事实不相符。（一）本案的诉讼标的为劳务合同关系，而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或保险代理合同关系，与张立文是否具有保险销售执业证书无关。根据《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的编排显示，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为“从业资格”，第三章为“执业管理”。其中从第一章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是指为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人员，包括保险公司的保险销售人员和保险代理机构的保险销售人员”；第四条“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执业前取得所在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发放的执业证书”；第二章第六条“从事保险销售的人员应当通过中国保监会组织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以下简称资格考试），取得《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第三章第十三条“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应当为取得资格证书且无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人员在中国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中办理执业登记，并发放《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以下简称执业证书）”规定可知，资格证书是保险从业人员取得执业证书的前提，执业证书是保险从业人员考取资格证书并入职保险机构或保险代理机构后，由所在保险机构在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信息提供中办理执业登记取得。本案中，安心公司在一审和二审答辩中，均自认其与张立文不存在劳动关系或保险代理合同关系，开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也认为，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因此，张立文虽然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但并未入职安心公司，安心公司当然不可能为张立文办理执业证书。否则，双方的纠纷就属于劳动争议。张立文也没有以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或保险代理机构的名义，在本案中为安心公司从事保险销售业务。（二）安心公司与案外人的已有的业务模式证实，张立文为安心公司提供劳务，不需要持有执业证书。根据张立文和安心公司分别举证的广州小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平台合作合同》以及《信息技术支持及服务合同》证实，为安心公司的保险销售业务提供服务一方，均没有保险销售资质，即张立文为安心公司提供劳务，也不需要执业证书。（三）我国法律法规没有禁止张立文不得为保险机构提供劳务服务。依据上述监管办法，法律没有要求张立文必须入职保险机构或保险代理机构，也没有禁止张立文利用自身优势，为安心公司提供劳务。由上可证，依据本案案由、张立文提供的服务性质、安心公司的自认以及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的处理结果，均显示本案不能适用《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认定，张立文属于“无证人员”从事了必须“持证上岗”的特定工作的事实。一审判决以张立文没有安心公司颁发的执业证书为由，认定张立文违规销售和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以案外人陈佳艺不是安心公司员工为由，认定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不存在劳务关系，有违交易习惯和一般生活常识。在现实商业交易中，债务人委托他人向债权人支付款项的情况客观且大量存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并不由此认定案外人与债权人存在法律关系，而是仍然认定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本案中，孙作海确认案涉劳务费应由安心公司承担。2019年8月28日，经张立文催收后由孙作海安排陈佳艺支付部分款项。一审判决以付款人陈佳艺不是安心公司员工为由，认定安心公司与案涉劳务费无关，与孙作海的陈述不相符，与交易惯例和习惯不相符。张立文与安心公司成立劳务合同关系，安心公司拖欠劳务45万元未付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四、书面合同不是认定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唯一依据。如上第三点所述，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属于一般民商事纠纷。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规定，口头约定也可以作为认定双方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依据，而本案不属于必须签订书面合同的法定情形，即本案无需签订书面合同，故书面合同不是认定张立文与安心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唯一依据。五、张立文作为实际提供劳务服务一方，有权向接受劳务并享有劳务成果的安心公司主张拖欠的45万元劳务费用。（一）经安心公司主管人员对账确认，安心公司应付张立文劳务费用450000元。1.根据保险单证记载的经手人孙作海证实，案涉11539份保险单证均由张立文协助完成，并对账确认应付劳务费450000给张立文。2.案涉11539份保险单证原件，属于劳务费债权凭证，由张立文持有。（二）安心公司接受张立文提供的劳务服务，并享有劳务成果。案涉11539份已售单证均加盖安心公司承保专用章，保险费约1391160元（11539份×120元/份），投保人已通过安心公司提供的POS机刷卡支付给安心公司，并已由安心公司占有和支配。（三）经中安广东分公司确认，张立文是实际提供劳务者，有权主张案涉劳务费。安心公司自认，案涉保险单证是配置给中安广东分公司和广州小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使用。但是依据广东分公司和广州小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1日出具的《声明函》证实，案涉单证的费用，由张立文独立与安心公司结算，并由张立文收取。由此可证，安心公司销售的案涉11539份保险单和收取的保费，是基于张立文提供劳务服务完成，安心公司应当向张立文支付劳务费。安心公司应当向张立文支付劳务费450000元的理据充分，应予支持。六、事实上，安心公司已经自认，孙作海有权对外与包括张立文在内的单位和人员联系开展业务。（一）孙作海与张立文洽谈后，安心公司直接与张立文开展业务。根据安心公司举证的《公证书》（P32、46）证实，2019年7月份开始，张立文的信息、联系方式、收件地址均登记在其内部单证和物品的申请、审批系统中。其中，孙作海等人申请的单证、POS机等物品的收件人均为张立文，即经安心公司审核，同意张立文提供劳务。（二）安心公司的财务部门和单证管理专岗人员直接提供业务必须的物品和工具给张立文。根据原保监会《关于关于规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证和标志管理的通知》（下称“《机动车交强险单证管理通知》”）第八条第（二）项“保险公司应指定专人负责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志的管理，建立、健全严格的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应当包括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志的印制、发送、存放、登记、申领、使用、收回、核销、盘点以及归档等内容”的规定，案涉保险单证由专岗专人负责管理和回收、核销。另据安心公司提供的《公证书》（P43、48、55）和孙作海证实。陈朝霞是安心公司依据上述通知要求，设置和指定的交强险单证专岗和财务部POS机管理岗人员。再据张立文补充证据（二）证实，张立文持有的保险单证和POS机，均是由陈朝霞经手，多次从安心公司北京总部直接邮寄提供给张立文使用。其中，《公证书》第48页，显示尾号为0378的POS机和尾号为1616的顺丰快递，与张立文举证的《补充证据》（一）中的POS机与《补充证据》（三）中的顺丰快递记录一致。（三）安心公司举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孙作海经授权对外联系开展业务，但由于孙作海“失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1.安心公司解除孙作海劳动合同的原因，证实孙作海有代理权。根据安心公司举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显示，由于孙作海“失职”遭致索赔，即安心公司自认孙作海未充分履行职责，但孙作海未按要求履行职责。（四）安心公司至今没有举证，孙作海的职权范围。安心公司主张孙作海无权与张立文开展业务。但是，至今没有举证孙作海的“失职”行为的具体情形，仅仅以“无权”和“失职”主张孙作海无权代理。由此可见，根据安心公司的举证已经足以证实，孙作海有权对外开展业务。孙作海与张立文的洽谈、建群联系业务、对账等行为，是孙作海的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安心公司承担。七、张立文完全有理由相信，2019年7月25日开始是继续与安心公司进行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代理人在表见代理的代理行为有效，对被代理人产生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张立文完全有理由相信，直接与安心公司进行交易，劳务费应由安心公司承担。理由如下：（一）与张立文接洽和协商人员的身份和职务，均是安心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交易前后，分别与吴华南（北京总部的车险事业部总经理，负责全国车险业务的管理和统筹）；孙作海（业务推广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负责全国范围的车险业务拓展）；何树红（广州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负责广东地区保险业务和理赔）。上述3人负责安心公司车险的管理、销售、推广和理赔的全流程，均与张立文当面协商合作事宜。（二）张立文完成劳务活动所需的保险单证、POS机等必须物品和工具，均由安心公司直接提供。根据上述第六点第（二）项的上诉意见，保险单证、收取保费的POS机等物品和工具，要么是安心公司，要么是安心公司的专岗专人和财务部门直接提供。（三）已售单证，由张立文直接交安心公司回收、核销。根据上述第六点第（二）项中的《机动车交强险单证管理通知》第）第八条第（二）项规定，案涉已售单证须按规定回收、核销。2019年7月27日，孙作海要求张立文，将部分已售单证需要张立文直接邮寄给安心公司北京总部用于回收、核销。（广东摩托车微信群）。（四）安心公司对孙作海行为的定性，证实孙作海的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即孙作海与张立文之间的业务不构成违法，张立文属于善意第三人。根据安心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显示，其对孙作海行为的定性为“失职”和“违纪”，即安心公司自认，孙作海的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则孙作海与张立文之间的业务行为也不属于违法行为，也即张立文属于善意第三人。（五）在案涉交易之前，张立文与安心公司存在相类似交易，并获得劳务费用。（六）安心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安心公司和陈朝霞多次向张立文提供的物品与本案无关，也没有证据证明吴华南、孙作海、何树红等人无权代理。由上可证，张立文接洽协商合作事宜的多名人员，均是安心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张立文完成劳务所需的单证、POS机等物品均是由安心公司直接提供，张立文的劳务成果直接由安心公司享有，即涉及劳务合同的缔约、履行前后的人、财、物，均与安心公司直接关联性，加之双方存在合作历史和案涉保险单的保险费直接由安心公司收取等一些列事实，足以证实张立文完全有理由相信，2019年7月25日之后是继续与安心公司交易。八、假设孙作海的行为属于违规行为，安心公司明知孙作海的行为存在违规违法嫌疑，仍然同意孙作海实施，依法应当与孙作海承担连带责任，向张立文支付款项。安心公司辩称：1.孙作海未经授权与张立文进行交易，属于违规行为；2.张立文没有相关资质，孙作海与张立文之间的交易属于违规违法交易；3.孙作海将案涉单证的收件人改为张立文，属于违规行为（《补充代理意见》（二）第2页第2段倒数第3行）等意见，主张其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依据安心公司的举证《公证书》证实，无论是孙作海申请单证和POS机，还是更改张立文为收件人，均经过安心公司的审核批准后，由陈朝霞直接提供给张立文，并多次通过快速递提供业务所需的其他物品和工具给张立文，且安心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经保险代理机构同意或委托，即应视为安心公司明知孙作海与张立文的交易存在属于违规或涉嫌违规嫌疑，并同意张立文使用案涉单证和POS机为安心公司提供劳务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退一万步讲，即使孙作海与张立文的交易涉嫌违法违规，但安心公司对此明知，不仅没有表示反对，而且对孙作海的相关申请审核通过，并提供相关工具和物品给张立文用于从事业务，安心公司应当向张立文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张立文经与孙作海等人协商并经安心公司同意，张立文为安心公司提供劳务，劳务成果已由安心公司享有。经孙作海确认，安心公司应付张立文劳务费450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支持。即使孙作海没有代理权或超越职权，但是吴华南、孙作海、何树红与张立文协商，并由安心公司和陈朝霞多次将单证、POS机直接提供给张立文，张立文作为善意第三人，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是直接与安心公司进行交易。退一万步讲，假设孙作海的行为涉嫌违法违规，安心公司明知并同意孙作海实施，也应当向孙作海承担付款责任。九、安心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张立文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对安心公司的主张。（一）安心公司对其单证管理专岗和财务部POS机管理岗员工陈朝霞，直接提供保险单证和POS机给张立文的行为，无法举证和作出合理解释。（二）关于POS机的提供情况，张立文有证据足以推翻安心公司的抗辩主张。安心公司辩称（补充代理意见（二）第2页第1段第3行），POS机是按照中安广东分公司提供的邮寄信息，以顺丰快递邮寄给张立文，张立文仅仅是中安广东分公司的代收人。但是，根据2020年11月1日中安广东分公司出具的《声明函》证实，其从未委托或要求安心公司向张立文邮寄物品，也没有委托张立文代收安心公司的物品。（三）安心公司没有举证，上海汇中公司委托张立文代收案涉单证和POS机的证据，也没有举证其与上海汇中公司合作的的事实。十、安心公司持有对其自身不利的证据拒不提供，依法应推定张立文的主张成立。根据安心公司提供的《公证书》显示，以张立文作为收件人的审批和邮寄次数为1次。但是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顺丰快递邮寄记录显示，安心公司直接以张立文为收件人的快递次数为5次，其中包括陈朝霞为寄件人的次数为3次，安心公司为寄件人的次数为2次。因此，安心公司必定持有其余4次向张立文邮寄单证等物品的记录，却拒不提供，应当认定安心公司持有足以证明双方劳务合同关系和欠款事实的证据却拒不提供，应当推定张立文关于案涉单证和POS机直接由安心公司提供的主张成立。综上所述，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认定原则，依据现有证据，应该认定张立文经与孙作海等人协商并经安心公司同意，张立文为安心公司提供劳务，劳务成果已由安心公司享有。经孙作海对账确认，安心公司应付张立文劳务费450000元的事实。即使孙作海没有代理权或超越职权，但是吴华南、孙作海、何树红与张立文协商，并由安心公司和陈朝霞多次将单证、POS机直接提供给张立文，张立文作为善意第三人，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是接受劳务一方是安心公司。再退一万步讲，假设孙作海的行为涉嫌违法违规，安心公司明知并同意孙作海实施，也应当向孙作海承担付款责任。因此，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张立文的原审诉求。安心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立文的全部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阐述如下：一、从法律关系上看，本案不存在任何能够表明安心公司与张立文之间存在劳务或劳动合同关系的合同、协议或授权性文件。且从张立文提供的其与孙作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见一审中张立文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完整版）（比如：张立文向孙作海发信息称“我是对你，安心给不给你结关我什么事”、“公司没有承诺你一周一结，你当时承诺我一周一结”等）可以看出，张立文本人亦认为与其合作的对象是孙作海个人并而非安心公司。1、从保险业强制性监管规定看，我国《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前需取得所在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发放的执业证书。本案，张立文从未拥有过安心公司发放的执业证书，因此，其无合法资格为安心公司从事保险销售相关活动。2、从相关劳动仲裁程序认定看，广东开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5月19日作出的开劳人仲不字【2020】10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见一审中张立文提交的立案证据）表明，本案安心公司与张立文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亦即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或劳务合同关系。3、从张立文所提供主要证据看，其所提供的其持有的安心公司保险单证、POS机（见一审中张立文提交的补充证据一之证据1、2、3），均为安心公司授权有合作关系的中安联合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或上海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使用，张立文仅为编号为26000378的POS机代收人，其本人对该编号POS机并无使用权利，其代收行为不能表明其与安心公司之间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见一审中安心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三之证据一）。此外，除编号为26000378POS机之外，张立文不能证明其持有的其他安心公司POS机、保险单证系通过合法渠道取得。4、从张立文所谓代销行为看，其利用他人工号强行进入安心公司保单销售系统的行为，并非安心公司授权行为，系冒用行为与违法侵权行为。5、从张立文与第三人孙作海之间关系看，两人明知我国禁止不具有保险执业证书的个人从事保险销售代理行为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却恶意串通、令张立文非法取得安心公司POS机及保险单证。孙作海的不法行为不能代表安心公司。此外，张立文自案外人处收到孙作海安排支付的保险销售报酬161988元的事实（一审中张立文提交立案证据），再次证明其保单销售行为系与孙作海之间的私下安排，与安心公司无关。基于以上事实及理由，安心公司与张立文之间不存在劳务合作等任何法律关系，安心公司无需向张立文支付任何费用。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立文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中，安心公司补充答辩意见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立文的全部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阐述如下：1.《补充上诉状》第一条第（二）项中第三人孙作海确认的相关内容不应采信。第三人孙作海因违规违纪行为已被安心公司解聘,并将追究法律责任。并且第三人孙作海已在针对安心公司的诉讼中作为证人或第三人作出与事实不符的陈述。因此，其陈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安心公司认为不应采信第三人孙作海确认的损害安心公司合法权益的相关内容，请法庭予以慎重考虑。2.《补充上诉状》第二条中张立文认为从事销售安心公司保险产品的劳务行为无需持有安心公司发放的执业证书，以及第七条中“张立文完全有理由相信，2019年7月25日开始是继续与安心公司进行”的相关表述，有违保险业强制性规定，均不能成立。《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执业前取得所在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发放的执业证书。由此可知，任何个人从事保险销售行为，均需持有销售保险产品的所属保险机构发放的执业证书。本案中，张立文在《补充上诉状》第二条中认为从事销售安心公司保险产品的劳务行为无需持有安心公司发放的执业证书的表述，有违保险业强制性规定。并且，安心公司与张立文之间不存在合同或授权,更无支付行为。因此，《补充上诉状》中第二、七条的相关表述均不能成立。3.《补充上诉状》中第三、六条的表述均不能成立。（1）张立文在《补充上诉状》第三条中，指责一审判决以付款人陈佳艺不是安心公司员工为由，认定安心公司与案涉劳务费无关，与第三人孙作海的陈述不相符，与交易惯例和习惯不相符。张立文的该指责不能成立。理由如下：①陈佳艺并非安心公司员工，从未委托其向张立文支付任何款项，张立文更无证据证明安心公司授权陈佳艺向其付款；②公司债务由公司账户支付才是真正的商业惯例。（2）张立文在《补充上诉状》第六条中称，安心公司自认第三人孙作海有权对外包括与张立文在内的联系业务。事实上，张立文仅为物品代收人，作为代收人收取安心公司的相关物品，不等于已获得安心公司的授权。其表述无任何事实依据。4.《补充上诉状》中第五条的表述不能成立。张立文与安心公司前业务人员之间的交易行为(如有)，属非法交易。未经安心公司的授权,张立文与第三人孙作海之间的交易不能视为安心公司的授权行为,且该非法行为构成了对安心公司的合法权益的侵害。因此，张立文在《补充上诉状》中第五条所称的张立文因其实际付出劳务有权获得安心公司报酬的主张不能成立。基于以上事实及理由，安心公司与张立文之间不存在劳务合作等任何法律关系，安心公司无需向张立文支付任何费用。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立文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孙作海未作陈述。原审第三人中安广东分公司未作陈述。原审第三人上海汇中公司陈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张立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安心公司立即支付张立文劳务费450000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逾期利息（从2019年8月29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19日利息是12867.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安心公司承担。一审判决：驳回张立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243.02元（张立文已预交），由张立文负担。二审期间，张立文提交以下二份证据，证据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复印件，证明：1.安心公司对于张立文一审提供的补充证据目录（三）中的证据二《邮件截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确认该邮件属于安心公司内部文件，即孙作海及其下属何树红通知张立文，劳务费用的计算标准按安心公司规定，男装旧车35%，女装新车35%，女装旧车42%，12月开始执行，12日前的费用按35%计算。2.安心公司确认，孙作海是其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何树红是孙作海的下属。证据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2份，证明：2019年7月25日之前，张立文与安心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张立文的劳务费用由何树红代为结算支付的事实。安心公司经质证认为，1、对证据一，安心公司对该证据形式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于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7条和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17条规定，张立文提供的该份开庭笔录为其他案件的开庭笔录，其中落款处并无审判人员签字，并且张立文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开庭笔录的合法来源。此外，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中，张立文提到“安心公司对于张立文原审提供的补充证据目录（三）中的证据二《邮件截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从补充证据目录（三）中补充证据目录中邮件截图邮件的收件人、抄送人一栏并无何树红任何信息，无法证明其中邮件是转发给何树红，也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任何关联。2、对证据二，安心公司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关联性不发表意见。该证据并非原件，也未经公证，安心公司无法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此外，该证据中显示汇款人为个人，并非为安心公司，该证据中更无安心公司任何信息，因此安心公司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张立文与安心公司存在劳务等任何法律关系，反而证明张立文是与孙作海、何树红存在违反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的个人之间合作关系。此外，该份证据张立文可以在一审期间获得，从交易时间可以看出并非张立文所称在一审判决之后才获得。经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和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二审期间，安心公司、孙作海、上海汇中公司、中安广东分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针对张立文的上诉请求以及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张立文的上诉请求应否支持。本案系张立文以与安心公司存在劳务关系为基础法律关系，而诉请安心公司支付劳务费450000元及逾期利息，而安心公司抗辩主张其与张立文不存在劳务合作等任何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张立文负有证明其与安心公司形成劳务(雇佣)关系的举证责任。结合现有证据显示，首先，本案张立文未能提供其与安心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务合同或安心公司授权其员工抑或孙作海与其签订的劳务合同及授权资料等证据证明其为安心公司提供销售涉案摩托车交强险的劳务。从张立文与第三人孙作海的陈述和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及保单实际操作流程可知，第三人孙作海系与张立文通过微信的方式达成合作协议，张立文销售的江门地区涉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摩托车定额保险单，由孙作海提供该公司员工工号和密码给张立文登录安心公司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保险出单，孙作海与张立文并约定每销售一份按39元计算报酬，每周结算一次，对上述事实本案张立文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使用孙作海提供的员工工号和密码登录安心公司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保险出单及张立文与孙作海约定的劳务报酬是经安心公司授权或同意。并且从张立文向第三人孙作海发送微信记录：张立文：“已经收到161988元，您还欠我45万元”，孙作海：“好的”。张立文：“我是对你，安心给不给你结关我什么事”、“公司没有承诺你一周一结，你当时承诺我一周一结”等可知，张立文自身也认定与其合作的是第三人孙作海个人，而非安心公司，一审庭审中孙作海也自认张立文销售的车险保费是纳入其的绩效里。另从第三人孙作海向张立文发送微信记录：“我欠外面太多了”、“公司欠我三百多万”、“还没到我账，我得算一下，大家先分分”等亦可证明包含张立文在内的对外销售摩托车交强险保险单的报酬均由第三人孙作海与安心公司之间进行结算，再由第三人孙作海与张立文等人进行结算。其次，根据《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四条“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执业前取得所在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发放的执业证书”的规定，本案张立文没有取得安心公司发放《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其理应知道没有安心公司颁发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是不能从事销售安心公司的保险业务，且从涉案安心公司的计算机系统中“摩托车单证申请-流程管理”页面等内容显示，是郭佳、朱昌富、孙作海通过公司系统申请涉案的保险单证、POS机及出单权限等，安心公司授权的使用人也非张立文，张立文仅为上述物品的收件人。现张立文以收到安心公司直接邮寄的POS机、保险单证、空白保险卡等为由主张与安心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亦缺乏理据，同时本案张立文收到的161988元款项是案外人陈佳艺个人通过其银行转账支付给张立文，张立文没有证据证实该款项属安心公司支付或委托他人支付给张立文的劳务报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张立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安心公司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本案张立文即便在销售涉案摩托车交强险的劳务中使用的是安心公司的保险单证、POS机，张立文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上述保险单证、POS机系安心公司或该公司指示孙作海交给其使用。现张立文以与安心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为由诉请要求安心公司支付劳务费450000元及逾期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立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43元（已由张立文预交），由张立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 砚审 判 员  梁宇俊审 判 员  徐 闯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杨倩瑜书 记 员  黄巧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7民终26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文，男，197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东外大街109，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东外大街****MA002UYU1Q。法定代表人：韩刚。委托诉讼代理人：伏军，北京市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磊，北京市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孙作海，男，198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滨海县。原审第三人：上海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魏娜。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娟，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中安联合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百汇广场**，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百汇广场**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冼钦鸿。上诉人张立文与被上诉人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心公司）、原审第三人孙作海、原审第三人上海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汇中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安联合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广东分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2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立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改判安心公司向张立文支付劳务费45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4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19日的利息为12867.3元）。2.安心公司承担一审和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明显有违一般生活常识。三、一审判决判令安心公司无需向张立文支付劳务费，违背公平原则。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安心公司向张立文支付劳务费和违约金。二审中，张立文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仅以张立文与孙作海之间，且未经孙作海确认的部分微信记录内容，认定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不存在劳务关系的事实，与第三人孙作海的陈述不相符，也与张立文与孙作海之间的完整的微信记录不相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引用的部分微信记录，是张立文多次催收无果后所作的激愤之词。根据张立文与孙作海的完整的微信记录显示，张立文向孙作海催收劳务费，孙作海均表示“你那45万节后公司就会解决”；“我在催着呢”；“下周我去北京”；“我先去，看领导们口气。不行的话我通知你过来”；“开了就走流程，我下周还要去北京，我找领导们批”；“安心北京还没复工呢！我也在等开工就去北京”；“北京那边还是值班制，只要一上班我肯定第一时间去给你们要钱去”。安心公司员工在本案的微信业务群“广东摩托车”也表示“孙总已经向公司反馈意见”。由此可见，虽然张立文在激愤之下说出了一审判决引用的微信记录，但孙作海始终未确认案涉劳务费属于其个人债务。相反，却多次表示案涉债务属于安心公司债务，并向公司反馈和表达催款意思。（二）孙作海是安心公司事业推广部负责人，其从安心公司获得的劳动报酬不包括案涉劳务费用。一审中，孙作海确认其作为安心公司的员工，劳动报酬是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绩效按车险保费的1.5‰计算），案涉劳务费由安心公司直接单独自费给张立文。（2020年9月9日庭审笔录第9页）。由上可证，案涉劳务费不可能是孙作海的个人债务。一审判决所依据的微信记录内容作出的认定，不足以证明张立文与孙作海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足以由此认定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不存在劳务关系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以张立文为安心公司销售保险为由，认定张立文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也与安心公司自认的自认事实不相符。（一）本案的诉讼标的为劳务合同关系，而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或保险代理合同关系，与张立文是否具有保险销售执业证书无关。根据《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的编排显示，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为“从业资格”，第三章为“执业管理”。其中从第一章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是指为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的人员，包括保险公司的保险销售人员和保险代理机构的保险销售人员”；第四条“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执业前取得所在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发放的执业证书”；第二章第六条“从事保险销售的人员应当通过中国保监会组织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以下简称资格考试），取得《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第三章第十三条“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应当为取得资格证书且无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人员在中国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中办理执业登记，并发放《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以下简称执业证书）”规定可知，资格证书是保险从业人员取得执业证书的前提，执业证书是保险从业人员考取资格证书并入职保险机构或保险代理机构后，由所在保险机构在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信息提供中办理执业登记取得。本案中，安心公司在一审和二审答辩中，均自认其与张立文不存在劳动关系或保险代理合同关系，开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也认为，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因此，张立文虽然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但并未入职安心公司，安心公司当然不可能为张立文办理执业证书。否则，双方的纠纷就属于劳动争议。张立文也没有以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或保险代理机构的名义，在本案中为安心公司从事保险销售业务。（二）安心公司与案外人的已有的业务模式证实，张立文为安心公司提供劳务，不需要持有执业证书。根据张立文和安心公司分别举证的广州小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平台合作合同》以及《信息技术支持及服务合同》证实，为安心公司的保险销售业务提供服务一方，均没有保险销售资质，即张立文为安心公司提供劳务，也不需要执业证书。（三）我国法律法规没有禁止张立文不得为保险机构提供劳务服务。依据上述监管办法，法律没有要求张立文必须入职保险机构或保险代理机构，也没有禁止张立文利用自身优势，为安心公司提供劳务。由上可证，依据本案案由、张立文提供的服务性质、安心公司的自认以及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的处理结果，均显示本案不能适用《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认定，张立文属于“无证人员”从事了必须“持证上岗”的特定工作的事实。一审判决以张立文没有安心公司颁发的执业证书为由，认定张立文违规销售和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以案外人陈佳艺不是安心公司员工为由，认定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不存在劳务关系，有违交易习惯和一般生活常识。在现实商业交易中，债务人委托他人向债权人支付款项的情况客观且大量存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并不由此认定案外人与债权人存在法律关系，而是仍然认定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本案中，孙作海确认案涉劳务费应由安心公司承担。2019年8月28日，经张立文催收后由孙作海安排陈佳艺支付部分款项。一审判决以付款人陈佳艺不是安心公司员工为由，认定安心公司与案涉劳务费无关，与孙作海的陈述不相符，与交易惯例和习惯不相符。张立文与安心公司成立劳务合同关系，安心公司拖欠劳务45万元未付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四、书面合同不是认定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唯一依据。如上第三点所述，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属于一般民商事纠纷。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规定，口头约定也可以作为认定双方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依据，而本案不属于必须签订书面合同的法定情形，即本案无需签订书面合同，故书面合同不是认定张立文与安心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唯一依据。五、张立文作为实际提供劳务服务一方，有权向接受劳务并享有劳务成果的安心公司主张拖欠的45万元劳务费用。（一）经安心公司主管人员对账确认，安心公司应付张立文劳务费用450000元。1.根据保险单证记载的经手人孙作海证实，案涉11539份保险单证均由张立文协助完成，并对账确认应付劳务费450000给张立文。2.案涉11539份保险单证原件，属于劳务费债权凭证，由张立文持有。（二）安心公司接受张立文提供的劳务服务，并享有劳务成果。案涉11539份已售单证均加盖安心公司承保专用章，保险费约1391160元（11539份×120元/份），投保人已通过安心公司提供的POS机刷卡支付给安心公司，并已由安心公司占有和支配。（三）经中安广东分公司确认，张立文是实际提供劳务者，有权主张案涉劳务费。安心公司自认，案涉保险单证是配置给中安广东分公司和广州小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使用。但是依据广东分公司和广州小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1日出具的《声明函》证实，案涉单证的费用，由张立文独立与安心公司结算，并由张立文收取。由此可证，安心公司销售的案涉11539份保险单和收取的保费，是基于张立文提供劳务服务完成，安心公司应当向张立文支付劳务费。安心公司应当向张立文支付劳务费450000元的理据充分，应予支持。六、事实上，安心公司已经自认，孙作海有权对外与包括张立文在内的单位和人员联系开展业务。（一）孙作海与张立文洽谈后，安心公司直接与张立文开展业务。根据安心公司举证的《公证书》（P32、46）证实，2019年7月份开始，张立文的信息、联系方式、收件地址均登记在其内部单证和物品的申请、审批系统中。其中，孙作海等人申请的单证、POS机等物品的收件人均为张立文，即经安心公司审核，同意张立文提供劳务。（二）安心公司的财务部门和单证管理专岗人员直接提供业务必须的物品和工具给张立文。根据原保监会《关于关于规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证和标志管理的通知》（下称“《机动车交强险单证管理通知》”）第八条第（二）项“保险公司应指定专人负责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志的管理，建立、健全严格的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应当包括交强险单证和交强险标志的印制、发送、存放、登记、申领、使用、收回、核销、盘点以及归档等内容”的规定，案涉保险单证由专岗专人负责管理和回收、核销。另据安心公司提供的《公证书》（P43、48、55）和孙作海证实。陈朝霞是安心公司依据上述通知要求，设置和指定的交强险单证专岗和财务部POS机管理岗人员。再据张立文补充证据（二）证实，张立文持有的保险单证和POS机，均是由陈朝霞经手，多次从安心公司北京总部直接邮寄提供给张立文使用。其中，《公证书》第48页，显示尾号为0378的POS机和尾号为1616的顺丰快递，与张立文举证的《补充证据》（一）中的POS机与《补充证据》（三）中的顺丰快递记录一致。（三）安心公司举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孙作海经授权对外联系开展业务，但由于孙作海“失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1.安心公司解除孙作海劳动合同的原因，证实孙作海有代理权。根据安心公司举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显示，由于孙作海“失职”遭致索赔，即安心公司自认孙作海未充分履行职责，但孙作海未按要求履行职责。（四）安心公司至今没有举证，孙作海的职权范围。安心公司主张孙作海无权与张立文开展业务。但是，至今没有举证孙作海的“失职”行为的具体情形，仅仅以“无权”和“失职”主张孙作海无权代理。由此可见，根据安心公司的举证已经足以证实，孙作海有权对外开展业务。孙作海与张立文的洽谈、建群联系业务、对账等行为，是孙作海的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安心公司承担。七、张立文完全有理由相信，2019年7月25日开始是继续与安心公司进行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代理人在表见代理的代理行为有效，对被代理人产生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张立文完全有理由相信，直接与安心公司进行交易，劳务费应由安心公司承担。理由如下：（一）与张立文接洽和协商人员的身份和职务，均是安心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张立文与安心公司交易前后，分别与吴华南（北京总部的车险事业部总经理，负责全国车险业务的管理和统筹）；孙作海（业务推广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负责全国范围的车险业务拓展）；何树红（广州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负责广东地区保险业务和理赔）。上述3人负责安心公司车险的管理、销售、推广和理赔的全流程，均与张立文当面协商合作事宜。（二）张立文完成劳务活动所需的保险单证、POS机等必须物品和工具，均由安心公司直接提供。根据上述第六点第（二）项的上诉意见，保险单证、收取保费的POS机等物品和工具，要么是安心公司，要么是安心公司的专岗专人和财务部门直接提供。（三）已售单证，由张立文直接交安心公司回收、核销。根据上述第六点第（二）项中的《机动车交强险单证管理通知》第）第八条第（二）项规定，案涉已售单证须按规定回收、核销。2019年7月27日，孙作海要求张立文，将部分已售单证需要张立文直接邮寄给安心公司北京总部用于回收、核销。（广东摩托车微信群）。（四）安心公司对孙作海行为的定性，证实孙作海的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即孙作海与张立文之间的业务不构成违法，张立文属于善意第三人。根据安心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显示，其对孙作海行为的定性为“失职”和“违纪”，即安心公司自认，孙作海的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则孙作海与张立文之间的业务行为也不属于违法行为，也即张立文属于善意第三人。（五）在案涉交易之前，张立文与安心公司存在相类似交易，并获得劳务费用。（六）安心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安心公司和陈朝霞多次向张立文提供的物品与本案无关，也没有证据证明吴华南、孙作海、何树红等人无权代理。由上可证，张立文接洽协商合作事宜的多名人员，均是安心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张立文完成劳务所需的单证、POS机等物品均是由安心公司直接提供，张立文的劳务成果直接由安心公司享有，即涉及劳务合同的缔约、履行前后的人、财、物，均与安心公司直接关联性，加之双方存在合作历史和案涉保险单的保险费直接由安心公司收取等一些列事实，足以证实张立文完全有理由相信，2019年7月25日之后是继续与安心公司交易。八、假设孙作海的行为属于违规行为，安心公司明知孙作海的行为存在违规违法嫌疑，仍然同意孙作海实施，依法应当与孙作海承担连带责任，向张立文支付款项。安心公司辩称：1.孙作海未经授权与张立文进行交易，属于违规行为；2.张立文没有相关资质，孙作海与张立文之间的交易属于违规违法交易；3.孙作海将案涉单证的收件人改为张立文，属于违规行为（《补充代理意见》（二）第2页第2段倒数第3行）等意见，主张其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依据安心公司的举证《公证书》证实，无论是孙作海申请单证和POS机，还是更改张立文为收件人，均经过安心公司的审核批准后，由陈朝霞直接提供给张立文，并多次通过快速递提供业务所需的其他物品和工具给张立文，且安心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经保险代理机构同意或委托，即应视为安心公司明知孙作海与张立文的交易存在属于违规或涉嫌违规嫌疑，并同意张立文使用案涉单证和POS机为安心公司提供劳务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退一万步讲，即使孙作海与张立文的交易涉嫌违法违规，但安心公司对此明知，不仅没有表示反对，而且对孙作海的相关申请审核通过，并提供相关工具和物品给张立文用于从事业务，安心公司应当向张立文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张立文经与孙作海等人协商并经安心公司同意，张立文为安心公司提供劳务，劳务成果已由安心公司享有。经孙作海确认，安心公司应付张立文劳务费450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支持。即使孙作海没有代理权或超越职权，但是吴华南、孙作海、何树红与张立文协商，并由安心公司和陈朝霞多次将单证、POS机直接提供给张立文，张立文作为善意第三人，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是直接与安心公司进行交易。退一万步讲，假设孙作海的行为涉嫌违法违规，安心公司明知并同意孙作海实施，也应当向孙作海承担付款责任。九、安心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张立文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对安心公司的主张。（一）安心公司对其单证管理专岗和财务部POS机管理岗员工陈朝霞，直接提供保险单证和POS机给张立文的行为，无法举证和作出合理解释。（二）关于POS机的提供情况，张立文有证据足以推翻安心公司的抗辩主张。安心公司辩称（补充代理意见（二）第2页第1段第3行），POS机是按照中安广东分公司提供的邮寄信息，以顺丰快递邮寄给张立文，张立文仅仅是中安广东分公司的代收人。但是，根据2020年11月1日中安广东分公司出具的《声明函》证实，其从未委托或要求安心公司向张立文邮寄物品，也没有委托张立文代收安心公司的物品。（三）安心公司没有举证，上海汇中公司委托张立文代收案涉单证和POS机的证据，也没有举证其与上海汇中公司合作的的事实。十、安心公司持有对其自身不利的证据拒不提供，依法应推定张立文的主张成立。根据安心公司提供的《公证书》显示，以张立文作为收件人的审批和邮寄次数为1次。但是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顺丰快递邮寄记录显示，安心公司直接以张立文为收件人的快递次数为5次，其中包括陈朝霞为寄件人的次数为3次，安心公司为寄件人的次数为2次。因此，安心公司必定持有其余4次向张立文邮寄单证等物品的记录，却拒不提供，应当认定安心公司持有足以证明双方劳务合同关系和欠款事实的证据却拒不提供，应当推定张立文关于案涉单证和POS机直接由安心公司提供的主张成立。综上所述，依据“高度盖然性”的认定原则，依据现有证据，应该认定张立文经与孙作海等人协商并经安心公司同意，张立文为安心公司提供劳务，劳务成果已由安心公司享有。经孙作海对账确认，安心公司应付张立文劳务费450000元的事实。即使孙作海没有代理权或超越职权，但是吴华南、孙作海、何树红与张立文协商，并由安心公司和陈朝霞多次将单证、POS机直接提供给张立文，张立文作为善意第三人，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是接受劳务一方是安心公司。再退一万步讲，假设孙作海的行为涉嫌违法违规，安心公司明知并同意孙作海实施，也应当向孙作海承担付款责任。因此，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张立文的原审诉求。安心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立文的全部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阐述如下：一、从法律关系上看，本案不存在任何能够表明安心公司与张立文之间存在劳务或劳动合同关系的合同、协议或授权性文件。且从张立文提供的其与孙作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见一审中张立文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完整版）（比如：张立文向孙作海发信息称“我是对你，安心给不给你结关我什么事”、“公司没有承诺你一周一结，你当时承诺我一周一结”等）可以看出，张立文本人亦认为与其合作的对象是孙作海个人并而非安心公司。1、从保险业强制性监管规定看，我国《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前需取得所在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发放的执业证书。本案，张立文从未拥有过安心公司发放的执业证书，因此，其无合法资格为安心公司从事保险销售相关活动。2、从相关劳动仲裁程序认定看，广东开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5月19日作出的开劳人仲不字【2020】10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见一审中张立文提交的立案证据）表明，本案安心公司与张立文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亦即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或劳务合同关系。3、从张立文所提供主要证据看，其所提供的其持有的安心公司保险单证、POS机（见一审中张立文提交的补充证据一之证据1、2、3），均为安心公司授权有合作关系的中安联合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或上海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使用，张立文仅为编号为26000378的POS机代收人，其本人对该编号POS机并无使用权利，其代收行为不能表明其与安心公司之间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见一审中安心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三之证据一）。此外，除编号为26000378POS机之外，张立文不能证明其持有的其他安心公司POS机、保险单证系通过合法渠道取得。4、从张立文所谓代销行为看，其利用他人工号强行进入安心公司保单销售系统的行为，并非安心公司授权行为，系冒用行为与违法侵权行为。5、从张立文与第三人孙作海之间关系看，两人明知我国禁止不具有保险执业证书的个人从事保险销售代理行为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却恶意串通、令张立文非法取得安心公司POS机及保险单证。孙作海的不法行为不能代表安心公司。此外，张立文自案外人处收到孙作海安排支付的保险销售报酬161988元的事实（一审中张立文提交立案证据），再次证明其保单销售行为系与孙作海之间的私下安排，与安心公司无关。基于以上事实及理由，安心公司与张立文之间不存在劳务合作等任何法律关系，安心公司无需向张立文支付任何费用。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立文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中，安心公司补充答辩意见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立文的全部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阐述如下：1.《补充上诉状》第一条第（二）项中第三人孙作海确认的相关内容不应采信。第三人孙作海因违规违纪行为已被安心公司解聘,并将追究法律责任。并且第三人孙作海已在针对安心公司的诉讼中作为证人或第三人作出与事实不符的陈述。因此，其陈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安心公司认为不应采信第三人孙作海确认的损害安心公司合法权益的相关内容，请法庭予以慎重考虑。2.《补充上诉状》第二条中张立文认为从事销售安心公司保险产品的劳务行为无需持有安心公司发放的执业证书，以及第七条中“张立文完全有理由相信，2019年7月25日开始是继续与安心公司进行”的相关表述，有违保险业强制性规定，均不能成立。《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执业前取得所在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发放的执业证书。由此可知，任何个人从事保险销售行为，均需持有销售保险产品的所属保险机构发放的执业证书。本案中，张立文在《补充上诉状》第二条中认为从事销售安心公司保险产品的劳务行为无需持有安心公司发放的执业证书的表述，有违保险业强制性规定。并且，安心公司与张立文之间不存在合同或授权,更无支付行为。因此，《补充上诉状》中第二、七条的相关表述均不能成立。3.《补充上诉状》中第三、六条的表述均不能成立。（1）张立文在《补充上诉状》第三条中，指责一审判决以付款人陈佳艺不是安心公司员工为由，认定安心公司与案涉劳务费无关，与第三人孙作海的陈述不相符，与交易惯例和习惯不相符。张立文的该指责不能成立。理由如下：①陈佳艺并非安心公司员工，从未委托其向张立文支付任何款项，张立文更无证据证明安心公司授权陈佳艺向其付款；②公司债务由公司账户支付才是真正的商业惯例。（2）张立文在《补充上诉状》第六条中称，安心公司自认第三人孙作海有权对外包括与张立文在内的联系业务。事实上，张立文仅为物品代收人，作为代收人收取安心公司的相关物品，不等于已获得安心公司的授权。其表述无任何事实依据。4.《补充上诉状》中第五条的表述不能成立。张立文与安心公司前业务人员之间的交易行为(如有)，属非法交易。未经安心公司的授权,张立文与第三人孙作海之间的交易不能视为安心公司的授权行为,且该非法行为构成了对安心公司的合法权益的侵害。因此，张立文在《补充上诉状》中第五条所称的张立文因其实际付出劳务有权获得安心公司报酬的主张不能成立。基于以上事实及理由，安心公司与张立文之间不存在劳务合作等任何法律关系，安心公司无需向张立文支付任何费用。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立文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孙作海未作陈述。原审第三人中安广东分公司未作陈述。原审第三人上海汇中公司陈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张立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安心公司立即支付张立文劳务费450000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逾期利息（从2019年8月29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19日利息是12867.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安心公司承担。一审判决：驳回张立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243.02元（张立文已预交），由张立文负担。二审期间，张立文提交以下二份证据，证据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复印件，证明：1.安心公司对于张立文一审提供的补充证据目录（三）中的证据二《邮件截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确认该邮件属于安心公司内部文件，即孙作海及其下属何树红通知张立文，劳务费用的计算标准按安心公司规定，男装旧车35%，女装新车35%，女装旧车42%，12月开始执行，12日前的费用按35%计算。2.安心公司确认，孙作海是其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何树红是孙作海的下属。证据二：个人账户收入交易明细2份，证明：2019年7月25日之前，张立文与安心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张立文的劳务费用由何树红代为结算支付的事实。安心公司经质证认为，1、对证据一，安心公司对该证据形式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于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7条和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17条规定，张立文提供的该份开庭笔录为其他案件的开庭笔录，其中落款处并无审判人员签字，并且张立文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开庭笔录的合法来源。此外，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中，张立文提到“安心公司对于张立文原审提供的补充证据目录（三）中的证据二《邮件截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从补充证据目录（三）中补充证据目录中邮件截图邮件的收件人、抄送人一栏并无何树红任何信息，无法证明其中邮件是转发给何树红，也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任何关联。2、对证据二，安心公司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关联性不发表意见。该证据并非原件，也未经公证，安心公司无法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此外，该证据中显示汇款人为个人，并非为安心公司，该证据中更无安心公司任何信息，因此安心公司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张立文与安心公司存在劳务等任何法律关系，反而证明张立文是与孙作海、何树红存在违反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的个人之间合作关系。此外，该份证据张立文可以在一审期间获得，从交易时间可以看出并非张立文所称在一审判决之后才获得。经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和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二审期间，安心公司、孙作海、上海汇中公司、中安广东分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针对张立文的上诉请求以及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张立文的上诉请求应否支持。本案系张立文以与安心公司存在劳务关系为基础法律关系，而诉请安心公司支付劳务费450000元及逾期利息，而安心公司抗辩主张其与张立文不存在劳务合作等任何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张立文负有证明其与安心公司形成劳务(雇佣)关系的举证责任。结合现有证据显示，首先，本案张立文未能提供其与安心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务合同或安心公司授权其员工抑或孙作海与其签订的劳务合同及授权资料等证据证明其为安心公司提供销售涉案摩托车交强险的劳务。从张立文与第三人孙作海的陈述和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及保单实际操作流程可知，第三人孙作海系与张立文通过微信的方式达成合作协议，张立文销售的江门地区涉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摩托车定额保险单，由孙作海提供该公司员工工号和密码给张立文登录安心公司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保险出单，孙作海与张立文并约定每销售一份按39元计算报酬，每周结算一次，对上述事实本案张立文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使用孙作海提供的员工工号和密码登录安心公司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保险出单及张立文与孙作海约定的劳务报酬是经安心公司授权或同意。并且从张立文向第三人孙作海发送微信记录：张立文：“已经收到161988元，您还欠我45万元”，孙作海：“好的”。张立文：“我是对你，安心给不给你结关我什么事”、“公司没有承诺你一周一结，你当时承诺我一周一结”等可知，张立文自身也认定与其合作的是第三人孙作海个人，而非安心公司，一审庭审中孙作海也自认张立文销售的车险保费是纳入其的绩效里。另从第三人孙作海向张立文发送微信记录：“我欠外面太多了”、“公司欠我三百多万”、“还没到我账，我得算一下，大家先分分”等亦可证明包含张立文在内的对外销售摩托车交强险保险单的报酬均由第三人孙作海与安心公司之间进行结算，再由第三人孙作海与张立文等人进行结算。其次，根据《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四条“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执业前取得所在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发放的执业证书”的规定，本案张立文没有取得安心公司发放《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其理应知道没有安心公司颁发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是不能从事销售安心公司的保险业务，且从涉案安心公司的计算机系统中“摩托车单证申请-流程管理”页面等内容显示，是郭佳、朱昌富、孙作海通过公司系统申请涉案的保险单证、POS机及出单权限等，安心公司授权的使用人也非张立文，张立文仅为上述物品的收件人。现张立文以收到安心公司直接邮寄的POS机、保险单证、空白保险卡等为由主张与安心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亦缺乏理据，同时本案张立文收到的161988元款项是案外人陈佳艺个人通过其银行转账支付给张立文，张立文没有证据证实该款项属安心公司支付或委托他人支付给张立文的劳务报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张立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安心公司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本案张立文即便在销售涉案摩托车交强险的劳务中使用的是安心公司的保险单证、POS机，张立文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上述保险单证、POS机系安心公司或该公司指示孙作海交给其使用。现张立文以与安心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为由诉请要求安心公司支付劳务费450000元及逾期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立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43元（已由张立文预交），由张立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唐砚审判员梁宇俊审判员徐闯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杨倩瑜书记员黄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