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浙0109民初2925号     原告：杭州萧山新星塑料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1434387041，地址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长山闸口。       负责人：吴国锋。       委托代理人：吴锦芳，该厂股东。       委托代理人：孙毅，浙江三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雀缘机电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109MA28RWFF0W，住所地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万豪广场******。       法定代表人：来福庆，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来福庆，男，196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被告：施小红，女，197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蔡旦祥，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萧山新星塑料厂（以下简称新星塑料厂）诉被告杭州雀缘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雀缘公司）、来福庆、施小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新星塑料厂于2020年12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案经诉前调解无果。本院于2021年2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大伟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21年4月8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于2021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星塑料厂委托代理人吴锦芳、孙毅，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蔡旦祥到庭参加诉讼。各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新星塑料厂诉称：自2018年1月开始，新星塑料厂向雀缘公司供应传动盖、传动架、保护罩等塑件，每月由雀缘公司财务方楚楚向新星塑料厂出具上个月的货款对账清单，雀缘公司不定期支付部分货款。经对账确认，截止2019年4月20日，雀缘公司拖欠新星塑料厂货款346851元，此款经新星塑料厂多次催讨无果。雀缘公司系来福庆开办的一人公司，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无法区分，故来福庆应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所欠货款发生在来福庆、施小红婚姻存续期间且施小红担任公司监事并共同经营公司，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雀缘公司支付新星塑料厂货款346851元，并支付此款自2019年4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的利息损失；2．来福庆、施小红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被告共同辩称：一、新星塑料厂、雀缘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已经结清，雀缘公司累计付款712630元，不存在欠款。方楚楚并非雀缘公司的财务人员，无权对账，且方楚楚在对账清单上签字时，最后一行的累计欠款金额是空白的，还存在涂改现象。另新星塑料厂提供的送货单均无雀缘公司工作人员签字，不予认可。二、来福庆虽然是雀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本案系新星塑料厂与雀缘公司之间的买卖业务往来，与来福庆无关，且雀缘公司是一家生产型的企业，公司财务账目是独立的。三、本案纠纷更与施小红无关，本案也并非来福庆、施小红的夫妻共同债务，买卖合同关系亦不存在夫妻共同债务。此外，新星塑料厂的诉讼请求是主张施小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是夫妻共同债务，应是共同归还。综上，新星塑料厂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对三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对三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原告新星塑料厂回应称，其一，雀缘公司累计付款金额712630元无误，但除新星塑料厂已在诉请中扣除的四笔付款（2018年7月3日、2018年8月12日、2018年12月7日、2019年1月31日分别付款95080元、5万元、5万元、10万元）之外，其余三笔付款均与本案纠纷无关，且2018年总的供货金额只有64万余元。2018年1月21日、2018年2月12日分别支付的64000元、339800元，系雀缘公司支付新星塑料厂于2017年的供货款项。且2018年1月的供货清单是2018年2月1日经核对后出具，雀缘公司不可能于当月付款；2018年2月是没有供货清单，2018年3月的供货清单是2018年3月31日经核对后出具，2018年1月及3月合计欠款24万余元，雀缘公司不可能于2018年2月预付30万余元的货款。此外，64000元、339800元的金额有整有零，若是预付款，也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2019年5月4日的付款13756.50元，是现款现货，不在本案争议范围之内。其二，案涉买卖业务流程如下：经新星塑料厂委托代理人吴锦芳与来福庆、施小红协商确定产品单价，有含税价、不含税价，故本案买卖业务往来是部分开票、部分未开票，开票部分尚欠款6万余元，其余均是未开具发票的欠款。同样付款情况也是存在对公账户、对私账户付款两种形式。方楚楚是雀缘公司的财务，送货单中签收的周卫明是雀缘公司的驾驶员，到新星塑料厂上门取货，其他送货单的均由雀缘公司仓管人员签收，然后再跟雀缘公司的财务方楚楚对账，对账清单和送货单是相互一致的。案涉买卖业务期间的最后一份对账清单，方楚楚亲笔书写“尚欠346851元”，铅笔痕迹是吴锦芳书写，方楚楚再写上去。其三，新星塑料厂委托代理人吴锦芳于2019年至2020年多次通过微信形式向来福庆、施小红催讨，虽未有明确欠款金额，但两人均是同意付款，只是一直推脱。       三被告回应称，新星塑料厂所称的三笔汇款是支付2017年的供货，必须提交2017年的送货凭据。2017年业务交易量大，不可能没有一份送货清单。雀缘公司现已拆迁，不再经营相关业务，只有财务凭据，没有送货单据。且双方多年交易，没有书面合同，故雀缘公司提前支付预付款很正常。就微信聊天记录来说，吴锦芳从未明确欠款金额，并没有最终结账。故新星塑料厂应提交自交易开始的账目，重新对账。就本案证据来看，新星塑料厂的送货总金额是70万余元，雀缘公司已全额付清。新星塑料厂更明确对公付账仅是欠款6万余元，即便退一步说，雀缘公司只需支付此款。对私付账是不规范的，不应处理。       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自2018年至2019年4月期间，新星塑料厂向雀缘公司供应传动盖、传动架、保护罩等塑件。在双方业务往来期间，新星塑料厂按约供货，雀缘公司人员方楚楚定期核对每个月的供款金额、退货金额及累计欠款金额，核对后，在相对月份的对账清单签字确认。其中，2018年4月的对账清单，记载有累计欠款274759元，并记载有2018年7月3日对公汇款95080元，尚欠货款179679元，方楚楚签字，未注明落款时间。另，2018年7月的对账清单，记载有2018年8月12日收款5万元（系施小红汇款给案外人冯条珍），方楚楚签字并注明核对无误，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2018年10月的对账清单，记载有截止10月份总款349977元，方楚楚签字并注明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15日，另记载有2018年12月7日对公汇款5万元，尚欠299977元（系吴锦芳书写）。2018年12月的对账清单，记载有截止12月份应付款436423元，方楚楚签字并注明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10日，另记载有2019年1月31日对公汇款10万元，尚欠336423元（系吴锦芳书写）。在双方业务往来的最后一份2019年4月对账清单上，载明尚欠货款346851元，方楚楚书写已对账、无误，并注明落款时间为2019年4月20日。       自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新星塑料厂累计向雀缘公司开具总额为3400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自2018年7月开始，吴锦芳通过微信聊天形式与施小红就案涉业务的付款事项进行沟通。2018年7月4日，吴锦芳联系施小红称，“好知道了，一月还有10万元的货款给我打打掉，现在7月份，厂里资金紧张，谢谢了。”，施小红回复称，“前几天刚给你这边安排过，再过些天”。2018年11月15日，吴锦芳联系施小红称，“施总好，7-10对公开票共151240元，给我汇一下，来总上次说15号给钱的，11月48760元，请汇一下，谢谢。”。施小红回复称，“好的，我知道了，款到了给你汇”。2019年6月27日，吴锦芳联系施小红称，“还是18年的货款，上次来总说等搬迁款赔下来就给，这月底前给我汇汇掉，谢谢。”。施小红未有回复。吴锦芳再次于2019年7月27日询问，施小红回复称，“今天下午在，不过有客人在，你那边我会尽快给你安排好”。此后吴锦芳多次联系并催促施小红，施小红回复吴锦芳称人在外地，请吴锦芳联系来福庆处理。吴锦芳自2020年6月开始微信联系来福庆，称就欠款事项双方面谈，来福庆回复称在外地。       施小红分别于2018年1月21日、2018年2月12日向冯条珍转账64000元、339800元，备注均为“雀缘”。施小红另于2019年5月4日向冯条珍转账13756.50元。       经核准，雀缘公司于2018年1月由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来福庆为持股100％的公司股东，施小红系公司监事。雀缘公司自2018年至2021年每年均定期进行网上纳税申报（附企业年度报告证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并提供有年度财务报表、各类明细账等财务账册。       来福庆、施小红于2013年4月26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10月9日登记离婚。       上述事实，由原告新星塑料厂提供的对账清单、送货单、付款凭据、婚姻登记信息、微信聊天记录，三被告提供的付款凭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纳税人历史申报信息附企业年度报告证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年度财务报表、各类明细账、离婚证，及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新星塑料厂、雀缘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其一，关于雀缘公司欠款金额的认定。案涉交易虽无书面合同，但综合考量案涉业务往来的送货、对账、开票、付款、催讨等较为完整的交易过程，并结合新星塑料厂提供的对账清单、送货单、付款凭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新星塑料厂的举证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雀缘公司虽抗辩已付清货款，但施小红分别于2018年1月21日、2018年2月12日向冯条珍的转账64000元、339800元，均未在双方2018年的对账清单中予以体现，尤其是吴锦芳于2018年7月4日联系施小红催讨2018年1月货款10万元时，施小红并未予以否认，故新星塑料厂虽未能提交2017年的送货单，但新星塑料厂关于上述两笔款项系雀缘公司支付2017年货款的主张，更加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本院并认定新星塑料厂的举证已形成优势证据，并对雀缘公司的异议不予采纳。至于施小红于2019年5月4日向冯条珍的转账13756.50元，系在双方对2019年业务结算之后，新星塑料厂虽称此款系现款现货的交易模式，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材料，本院不予采纳，并在雀缘公司应支付的货款金额中予以扣除。综上，本院认定雀缘公司应支付的货款金额为333094.50元（346851元-13756.50元）。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起算点，案涉交易并无书面合同，且双方亦未约定履行期限，结合本案经诉前调解无果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自2021年2月20日（即本院立案之日起）起开始计算。至于雀缘公司关于新星塑料厂存在对公付账、对私付款的异议，双方之间并无书面合同或任何约定雀缘公司付款应以新星塑料厂开具发票为前提，另从案涉业务往来期间的送货、付款、开票情况来看，无法认定双方已形成相应交易习惯，且税务发票的开具体现的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纳税关系，故雀缘公司的相应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其二，关于来福庆、施小红是否应对雀缘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来福庆虽然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雀缘公司的股东，但结合雀缘公司提交的纳税人历史申报信息附企业年度报告证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年度财务报表、各类明细账等证据材料可知，雀缘公司的财产并不存在与来福庆的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况，故对新星塑料厂要求来福庆对雀缘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施小红仅系雀缘公司监事，新星塑料厂关于雀缘公司所欠货款发生在来福庆、施小红婚姻存续期间，相应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故对新星塑料厂要求施小红对雀缘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对新星塑料厂合理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系因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雀缘机电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萧山新星塑料厂货款333094.50元，并支付此款自2021年2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杭州萧山新星塑料厂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804元，减半收取3402元，杭州萧山新星塑料厂负担402元，杭州雀缘机电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       原告杭州萧山新星塑料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雀缘机电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王大伟     二○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蔡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