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41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传光，男，1970年9月16日生，汉族，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普，江苏思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玉，江苏思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传东，男，1969年1月29日生，汉族，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忠奇，男，1992年11月1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善武，江苏公善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宁，江苏公善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传光因与被上诉人杨传东、闫忠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0391民初3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传光及其诉讼代理人王普、张子玉，被上诉人闫忠奇诉讼代理人韩善武、魏宁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杨传东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传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车款义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涉案买卖合同发生于被上诉人杨传东和闫忠奇之间，上诉人不是合同相对人，依据该买卖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亦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既不是出卖人也不是买受人，仅起到“介绍”作用，被上诉人杨传东依据介绍而起诉上诉人，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根据一审法院审理阶段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杨传东并未委托上诉人收取相关费用，同时其也没有向被上诉人闫忠奇发出指示交付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120000元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没有基础法律依据。退而言之，即便上诉人代收出卖人的货款，也应当在合同中对于预付款项的支付方式予以说明，或者由代收人向出卖人出具相关凭证，对于120000元的款项没有任何书面记载，明显于常理不符。同时，假使如被上诉人杨传东一审过程中主张由上诉人收取了120000元的货款，且2014年7月份合同签约时被上诉人杨传东作为出卖人就明知，那么该笔货款也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归为自然债权，不应当由法院以判决形式强制要求上诉人履行。被上诉人杨传东2012年就出售了铲车，近8年时间里仅对于买受人提出付款要求，放任所谓上诉人代收的120000元而不予主张，这明显不符合常理。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所得为不当得利，以此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杨传东予以返还，上诉人认为对于是否存在给付的基础法律关系有待进一步审理，而且被上诉人杨传东和闫忠奇之间的债权并未从实体上灭失，因此被上诉人杨传东并未发生实际损失，因此即便是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后果，也应当发生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闫忠奇之间。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闫忠奇辩称，上诉人杨传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通过一审各方的举证，以及法庭调查阶段所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被上诉人闫忠奇将120000元购车款支付给上诉人杨传光符合客观事实，该款项上诉人理应支付给被上诉人杨传东，一审法院从减少当事人的诉累，避免诉讼资源浪费的角度，并结合被上诉人杨传东的主张。以不当得利判决上诉人将120000元支付给杨传东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杨传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杨传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闫忠奇、杨传光共同给付购车款155000元，违约金51407元（以15500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4年8月6日起计算到2020年10月29日止）；诉讼费由闫忠奇、杨传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7月份，杨传东经杨传光介绍与闫忠奇的父亲闫广礼协商将其自有的夹钳装载机出售，后杨传东将车辆及相关随车单据、工具交付给闫广礼，闫广礼系东源船舶修造厂的法定代表人。杨传光于2012年7月11日收到现金存款20000元，于2012年10月20日收到现金存款100000元。2014年7月6日，杨传东（乙方）与闫忠奇（甲方）签订车辆购买合同一份，约定：“第一条：甲方购买乙方车辆的基本特征：产品名称：夹钳装载机型号：LW500F……第二条：车辆交易价格：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整（170000.00元）。第三条：付款方式：截止今日已预付款壹拾贰万元整￥120000.00，余款月底前付清。第四条：车辆从交易之日起，以前该车所发生的费用，交通违规记录均由乙方负责。乙方并保证该车车辆买卖前无各项经济往来（如担保、抵押等）及重大交通事故所造成的遗留问题。……第八条：甲乙双方如违反本合同，违约方负责相关违约责任。……。”签订该合同时，杨传光亦在场。后闫忠奇又分两次支付杨传东购车款分别为10000元、5000元，后再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杨传东与闫忠奇之间的车辆购买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庭审中，杨传东明确其基于买卖关系向闫忠奇主张，基于不当得利向杨传光主张，该两种法律关系的合并审理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为减少当事人讼累，一审法院一并予以审理。庭审中，闫忠奇表示不再主张诉讼时效问题，故一审法院不再就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进行审查。关于杨传东主张的车款155000元。首先，关于杨传光收到的120000元现金存款是否是闫忠奇向杨传东支付的购车款。杨传光辩称120000元不是闫忠奇汇款，是东源船厂的会计汇款，也不是车款，是其原来老板金某,4向东源船厂出售的吊车等设备材料款。一审法院认为，闫忠奇向法庭提交了向杨传光现金存款120000元的银行交易回单，现没有证据证明杨传光收到的现金存款120000元是东源船厂的会计汇款，即便是东源船厂的会计，而东源船舶修造厂的法定代表人是闫忠奇的父亲闫广礼，2012年杨传东经杨传光介绍最初也是与闫广礼协商涉案车辆的买卖事宜，因此即便杨传光收到的涉案现金存款是东源船厂的会计汇款，也不能推断出该现金存款是东源船厂支付杨传光原来的老板金某,4的款项。杨传光辩称该120000元是东源船厂支付其原来老板金某,4的款项，其应就该辩称承担举证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杨传光庭审中举证的证据均系复印件，且也不能证明该辩称，故杨传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同时庭审中杨传光对于涉案120000元款项的去向前后说法不一，故对于杨传光的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涉案车辆的买卖是经杨传光介绍达成，涉案车辆购买合同签订时杨传光亦在场，一审庭审中杨传东主张签订合同时闫广礼告诉其已向杨传光支付车款120000元，并当场向杨传光核实，且合同第三条载明截止今日已付预款120000元，因此杨传东对于杨传光收到涉案的120000元即是向其支付车款是认可的，杨传光收到的120000元现金存款应为闫忠奇向杨传东支付的购车款，杨传光至今未将该款项交付给杨传东，应属于不当得利，杨传东现有权向其主张，杨传光应向杨传东支付车款120000元，闫忠奇对已支付的车款120000元不再承担给付责任。其次，涉案车辆购买合同签订于2014年7月6日，合同约定余款月底前付清，但后闫忠奇仅支付杨传东15000元，故闫忠奇还应支付杨传东车款35000元。关于杨传东主张的违约金51407元（以15500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4年8月6日起计算到2020年10月29日止），杨传东与闫忠奇之间对于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故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闫忠奇依约应于2014年7月31日前支付购车余款50000元，后闫忠奇仅分两次支付杨传东购车款分别为10000元、5000元，关于支付时间，杨传东主张于2014年10月15日支付10000元，于2019年10月1日支付5000元，闫忠奇一直未能明确支付时间，故一审法院对于杨传东主张的支付时间予以采纳，闫忠奇应支付杨传东违约金（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6日计算至2014年10月15日；以4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6日计算至2019年10月1日；以3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日计算至2020年10月29日；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另，杨传东与杨传光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故杨传东向杨传光主张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一、闫忠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传东车款35000元及违约金（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6日计算至2014年10月15日；以4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6日计算至2019年10月1日；以3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日计算至2020年10月29日；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二、杨传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传东车款120000元；三、驳回杨传东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杨传光申请证人金某,4出庭作证，拟证明杨传光收到涉案120000元款项系船厂支付金某,4的设备、材料款。闫忠奇质证称，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看似证人的证言说明了问题，但是证人今天出庭能够直接说明问题的内容，存在被串通的可能。证人当庭能够说明的问题，只是涉及到120000元，但是涉及到其他问题的时候，均不能回答清楚。而且与杨传光本人在一审庭审时，陈述的内容相矛盾。例如杨传光在一审庭审时称月工资为2500元，但是证人的证言证明月工资是3600元，杨传光一审时陈述，2011年、12年、13年欠发工资。但是证人当庭说明11年、12年并不欠发工资。另外杨传光本人在一审时陈述，2013年已经不跟着证人一起干了。但是刚才代理人问证人2014年是否还一起干？证人回答是的。所以证人的证言与上诉人在一审时的陈述相互矛盾，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即使证人陈述向船厂出售设备，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协议，且存在设备的出售，也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其出售的主体是船厂，并不是被上诉人闫忠奇。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为，金某,4对涉案120000元记忆清楚，对其他款项记忆不清，证人部分证言与上诉人一审陈述亦有矛盾之处。二审庭审中，证人金某,4述说其有上诉人杨传光相关款项支出的材料，法庭要求其庭后向法庭提交，其亦未提交，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上诉人收到的120000元款项是否为被上诉人闫忠奇支付被上诉人杨传东的购车款；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杨传东支付该笔款项。本院认为，一，上诉人杨传光虽然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实际参与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被上诉人杨传东和闫忠奇，但依据一审查明事实，被上诉人杨传东与闫忠奇的合同产生是基于上诉人杨传光的介绍，被上诉人杨传东与闫忠奇对于上诉人杨传光收到的120000元款项在买卖合同中亦达成共识，且买卖合同签订时上诉人杨传光亦在现场，且未有证据证实其提出过异议，故被上诉人杨传东基于上诉人杨传光收到120000元款项系其卖车款项有权请求其返还。二，上诉人杨传光诉称被上诉人杨传东未委托其收取相关款项，被上诉人闫忠奇亦未有指示交付的行为，但上诉人杨传光参与涉案合同买卖的签订，且被上诉人闫忠奇提供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打款120000元，故一审法院判决其应返还并无不当。三，关于上诉人杨传光诉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因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已经向被上诉人杨传东释明，并由被上诉人杨传东确认其系基于不当得利向上诉人杨传光主张权利，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就不当得利诉讼时效提出抗辩，故其二审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四，涉案合同第三条已明确约定截止合同签订日，被上诉人闫忠奇已向被上诉人杨传东支付120000元，故上诉人杨传光未举证证明其获得120000元具有相应法律基础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杨传东基于不当得利要求上诉人杨传东返还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杨传光主张其收到的120000元款项系船厂与证人金某,4之间买卖往来的款项，根据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金某,4和船厂之间存在往来，即使船厂和证人金某,4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关系，其证据亦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系船厂和金某,4之间的货款，故针对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杨传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96元，由上诉人杨传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演文审 判 员 周东海审 判 员 赵东平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吴 轩书 记 员 杨荔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