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0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春燕，女，198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广东知先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柳燕，广东知先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云娟，女，197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原审被告：吴焕锋，男，1974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徐春燕因与被上诉人李云娟及原审被告吴焕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28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王泳涌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春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廖柳燕，被上诉人李云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吴焕锋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云娟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徐春燕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及支付利息（按年利率24%，从2015年3月6日开始计至债务全部清偿为止，暂计到2020年6月5日为598000元）；2.判令吴焕锋对上述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徐春燕、吴焕锋负担。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徐春燕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云娟借款本金808477.33元及利息（包括利息4353.79元和以本金808477.33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6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吴焕锋对徐春燕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李云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91元（李云娟在起诉时已预交），由徐春燕、吴焕锋共同负担8539元，李云娟负担1052元。判后，徐春燕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李云娟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李云娟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借款合同》与《借款担保合同》均不成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借款合同》仅有徐春燕单方签字，没有李云娟、吴焕锋的签字，因此该《借款合同》不成立，合同条款不适用于徐春燕。换言之，双方仅存在徐春燕在2014年6月6日向李云娟借款100万元，李云娟通过案外人李某进行转账的事实，无其他约定。借款事实存在不等于《借款合同》成立。2.同理可知，《借款担保合同》仅有吴焕锋签字，该担保合同未成立。假设该担保合同成立，也对徐春燕不生效，徐春燕没有在该合同上签字，李云娟更是未在上述两份合同上签字，因此上述两份合同均未成立，合同内容也不对徐春燕生效。综上，上述两份合同的签订方式不合常理，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述两份合同成立及履行的问题就认定两份合同均已经生效，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李云娟以通知书形式向吴焕锋主张权利，则诉讼时效中断，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生效，本案主债务的诉讼时效已于2016年12月12日届满，依法不适用上述规定，故一审判决援引该法审理案件，适用法律错误。2.如前述，由于《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均未成立及生效，故涉案债务并无担保人，吴焕锋签字的三份《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均与徐春燕无关。假设《借款合同》成立，由于李云娟于2020年6月才提起诉讼，其诉讼时效已经过了，一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未过的是错误的。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假设《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都成立，徐春燕的还款期为2014年7月5日前，则吴焕锋的保证期截至2016年7月4日。退一步讲，徐春燕实际还款期为2014年12月12日（还款101.5万元），吴焕锋的保证期最迟也不超过2016年7月4日。4.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在李云娟一直未向徐春燕主张债务的情况下，假设吴焕锋是保证人，其也只在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内承担保证责任。换言之，2016年7月4日后，因吴焕锋的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已满，其不再具有保证人的身份，其在通知书上签字的行为不能产生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该签字行为与涉案债务无关。5.假设担保合同成立，担保人吴焕锋亦无权代表徐春燕确认债务及利息，通知书本应送达给徐春燕及吴焕锋，不能依据仅有吴焕锋签字的通知书就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断或认为徐春燕确认了本息数额。此外，李云娟有徐春燕的多种联系方式，却不让徐春燕确认债务本息，反而只要求担保人签字确认，明显不合常理，有伪造本息金额及诉讼时效之嫌。最后，虽然三份通知书都列出了若干还款计划，但徐春燕从未按照还款计划还本付息，间接证明通知书系伪造，对徐春燕不发生效力。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李云娟以通知书形式向吴焕锋主张权利，则诉讼时效中断，属于适用法律错误。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即使吴焕锋是连带保证人，其在2017年、2018年签字的通知书并不能产生担保期限延长和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第二项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定徐春燕未偿还涉案债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徐春燕的涉案债务已经清偿完毕。1.倘若一审法院认为徐春燕于2014年12月12日向李某转账的101.5万元不等于向李云娟偿还2014年6月6日出借的涉案债务，按此逻辑，则借款当日李某向徐春燕转账的100万元也不等于该笔借款是李云娟出借的，而是李某借给徐春燕的，李云娟的《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其无权向徐春燕主张还款。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李云娟在一审提交《徐春燕与李云娟、李某借款合同明细》，李云娟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其中三笔借款业已还清，但在庭审后的《情况说明》中否认该点，称该三笔借款只支付了部分利息，前后陈述矛盾。另一方面，对于2015年1月23日由李云娟汇给徐春燕的200万元，李云娟声称是由自己经手借给徐春燕的，实际出借人是李某，该借款与己无关，一审判决对李云娟自相矛盾的说法予以采信，属于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3.另外，从一审两次开庭笔录可知：李云娟在2014年6月6日使用李某的账户转账100万元给徐春燕，李某承认有关自己的借款都是交给李云娟打理的，李云娟还陈述2015年1月23日的借款是由自己经手借给徐春燕的，实际出借人是李某等等，因此李云娟仅认可徐春燕向李某支付利息的行为，不认可徐春燕向李某归还本金的行为明显是虚假陈述，与实际情况相矛盾。4.此外，李云娟主张涉案借款的月利息为3%，即3万元，但自2015年5月25日至2017年8月25日，徐春燕向李某转账了多笔款项，从1.2万元到25万元不等，并非是按照每月3万来付息，无规律可循，李云娟声称该部分转账为涉案债务的利息，并称徐春燕在2015年9月21日支付的25万元及2017年7月14日至2018年8月25日合计支付的15万元均为保证人签收通知书后徐春燕支付的利息，明显是以徐春燕与李某之间其他款项的银行流水谎报为涉案借款的利息，上述金额与通知书的还款计划完全对不上，其行为涉嫌造假。5.如前述，徐春燕在2014年12月12日向李某转账101.5万元已偿还了李云娟的全部借款，尽管李云娟仍然持有《借款合同》及收据原件，但徐春燕的转账记录及其他证据足以证明上述101.5万元与其他借款无关，李云娟重复主张债权的不诚信的行为，可能涉嫌诈骗等犯罪行为。四、李云娟及李某的行为涉嫌职业高利贷及造假行为，应对其高额利息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支持每年24%的利息请求，没有法律依据。1.根据《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未经有权机关批准，任何个人不得从事发放贷款业务，且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或者变相吸收他人资金用于借贷。李云娟、李某的一审庭审陈述可以证明，李某是借李云娟的名义向徐春燕放贷。因为本案借款是由李某转账给徐春燕的，徐春燕在归还本利息时也是按照李云娟的指示向李某归还的，而一审法院只是简单地问了李云娟、李某借款是否来自于自有资金，未要求其举证资金来源。故李云娟与李某是为了规避上述文件精神而制造了本案进行虚假诉讼，企图通过合法的形式损害徐春燕的利益。结合《借款合同》约定的不正常的高利率、高违约金等行为可以看出，李某是职业放贷人，该种放贷行为已被最高法认定为此类借款行为无效。2.李云娟出具的通知书上“吴焕锋”签字的字体与担保合同上的字体完全不同，极有可能是伪造的签字，由于吴焕锋拒不到庭，故本案债务存在造假的可能性。李云娟因为无法找吴焕锋追讨借款，企图要求徐春燕承担不存在的债务。五、本案一审应当适用普通程序。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不适用简易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需要公告送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前提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简单案件。但本案不是简单案件，一审程序即使是适用上述规定，也应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此一审程序有误。2.对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200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李云娟在明知道徐春燕的联系方式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单单只对担保人进行通知，而没有对债务人进行任何通知，明显涉嫌和担保人吴焕锋恶意串通。双方之间的行为即使确实发生，吴焕锋签字的三张债务履行确认函是不属实的，即使吴焕锋确实有签字，也是加重了债务人的还款义务，这种超过诉讼时效的担保是对债务人不生效的。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清本案的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支持徐春燕的上诉请求。李云娟辩称：一、《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均已成立且有效。一审时徐春燕承认借款的事实，且《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李云娟已通过案外人账户转账借款到徐春燕账户，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及借贷关系己成立且合法有效。保证人已在担保合同上签字，即具有担保的意思表示，担保合同成立，应承担担保责任。借款合同是主合同，担保合同是从合同，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自然有效。二、本案借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在连带责任保证中，当李云娟只向徐春燕主张权利而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不因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而中断，即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是以李云娟只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而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为前提的，而不是指所有情况下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均不中断。因此，当李云娟要求吴焕锋承担保证责任时，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当然适用中断的规定。而且时效中断的效力不仅及于保证人，同时这种催要的效力还及于徐春燕，即从李云娟向保证人主张债务之日起，对债务人的诉讼时效同时中断，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徐春燕为债务人，吴焕锋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吴焕锋先后三次在《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上签名确认，其所承担的责任范围并未超出其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的承责范围，应视为李云娟向债务保证人吴焕锋主张了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李云娟向保证人主张了三次权利，诉讼时效中断三次，最后一次是在2018年7月5日中断，截止李云娟起诉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尚在两年的保证期限内及三年的诉讼时效内。3.从李云娟提供的银行流水来看，徐春燕最后还款10万元是在2017年8月25日，截止李云娟起诉时仍在三年的诉讼时效内。三、徐春燕未还清借款，由于双方的往来转账记录较多，徐春燕所称的还款均为其他借款的还款或其他资金往来，均不是用于清偿李云娟在2014年6月6日的借款。根据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借款人还清借款本利后，借款合同由借款人收回并销毁或出借人出具收据。正是因为徐春燕一直未能还清借款，所以《借款合同》原件未被其收回处置，而是由李云娟保管，其也没有提交李云娟出具的收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徐春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徐春燕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吴焕锋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二审期间，李云娟、吴焕锋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徐春燕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公证书和证据2李云娟在一审庭后提交的情况说明。证据1、2拟共同证明：1.李云娟在微信上与庭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明显是以徐春燕与李某之间其他款项的银行流水谎报为利息。如：李云娟在微信聊天中告知徐春燕：2014年7月11日还2014年6月26日的借款、2014年12月12日还2014年12月9日、2014年12月29日还2014年12月24日、2014年9月24日还2014年1月2日。李云娟所提到的4个时间，徐春燕从未向李云娟或李某借款，上述4个借款时间皆由李云娟伪造。2.李云娟在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又将上述说法变更为徐春燕四次还款时间都是向李某支付2013年12月3日550万借款本金和利息。因此，李云娟一审进行了虚假陈述。证据3.李某与其他不特定借款人的民间借贷案件裁判文书11份，拟证明：1.本案借款都是由李某转账给徐春燕的，李某才是有实际出借能力的出借人，徐春燕是按照李云娟的指示向李某归还本息的，徐春燕已于2014年结清了全部借款本息；2.李云娟与李某为规避法律规定，以李云娟的名义进行虚假诉讼，企图通过合法形式损害徐春燕的利益。结合裁判文书可以看出，李某作为职业放贷人与不特定借款人有不同的借贷诉讼纠纷，一审法院未查清该事实，应当发回重审。证据4.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拟证明直至2019年7月，徐春燕仍然在《借款合同》注明的地址居住，徐春燕的电话号码一直未更换过。李云娟在可以联系徐春燕的情况下，却只找吴焕锋催收借款本息，显然是与其恶意串通，炮制虚假借款事实，一审法院未查清该明显与常识不符的情况，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当发回重审。李云娟对此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徐春燕提交的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应该采纳。双方确实在微信曾对双方之间的借款事情进行核实，但李云娟在聊天记录里也明确需要核对后才能说得清，并且明确说了还了的借据就已经给回你们，所以可以证明徐春燕是没有还清李云娟的借款的。情况说明是李云娟要求徐春燕还款无果后，到法院起诉后，理顺三方资金往来后作出的说明，不存在虚假陈述。该案是徐春燕向李云娟借款，与李某无关。对证据3，判决书和裁定书涉及的借款只有7次，其中第1、4、6、7份是同一笔借款。第9、11份也是同一笔借款，不能凭此说明李某为职业放贷人。徐春燕称吴焕锋在保证合同的笔迹跟通知书上的笔迹不相同，但2014年写的字跟两、三年后写的笔迹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写字姿势不同的情况下也会有差距，不能说吴焕锋签名不是其本人签的，因为是面签的，不可能不是吴焕锋本人签的。本院认为，虽然对于徐春燕2014年12月12日向李某的转账是清偿哪一笔借款，李云娟在微信聊天时与在本案诉讼中主张不一，但均不认可系清偿本案案涉借款，因此，不能以此认为李云娟在本案中虚假陈述；徐春燕提交的11份裁判文书中，包括了处理管辖异议申请和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书、执行裁定书等，而近三年李某作为出借人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案件的判决书仅有一件，不足以证实徐春燕要主张的事实；房产查册表亦不足以证实徐春燕在该地址实际居住或者电话号码未变更，且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而是向担保人主张债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经检索，近三年来李云娟作为出借人在本市两级法院提起的民间诉讼仅有本案，姓名为李某的自然人涉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为五件。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故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为本案是否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款担保合同》是否成立或者有效、案涉借款是否已经清偿及本案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经届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所涉法律事实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而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关于程序问题。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本院及本院辖区内基层法院就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完善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健全电子诉讼规则等，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中完善简易程序规则的规定，对需要进行公告送达的简单民事案件，基层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此，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关于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款担保合同》是否成立或者有效的问题。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款担保合同》订立时间、转账发生时间及案涉《收据》出具时间为同一天，且合同与收据内容相互印证，亦与转账行为吻合；而徐春燕虽然否认转账与合同的关联性，但却未提交其他借款合同等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徐春燕、吴焕锋已经分别在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款担保合同》签名，虽然李云娟未在该合同签名捺印，但已委托李某向徐春燕账户交付了案涉借款，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且徐春燕予以接受，并出具案涉《收据》表示确认，因此，案涉《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已成立。至于合同效力问题，根据徐春燕举证及本院检索结果，均不足以认定李云娟或者李某为职业放贷人，亦无证据证实案涉合同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故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有效，各方应当依约履行。关于徐春燕是否已经清偿案涉借款的问题。首先，李云娟仍持有案涉借款合同及收据，徐春燕未能提交李云娟收取还款收条，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就2014年12月12日其向李某的转账用于清偿案涉借款达成一致，即徐春燕未能举证证实该转账是用于清偿案涉借款；其次，从转账情况来看，李云娟及李某向徐春燕的部分转款发生时间早于本案借款时间，且转款总额远多于徐春燕向李某的转款，同时徐春燕未举证证实其与李云娟及李某有其他法律关系，因此，本院认为不能排除该款项系用于清偿其他借款；最后，2014年12月12日之后，李云娟多次向保证人吴焕锋主张权利时，吴焕锋均予以确认。综合上述因素，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关于徐春燕2014年12月12日向李某的转账并非用于清偿案涉借款的判断，并无不当。至于诉讼时效问题。徐春燕既主张李云娟与吴焕锋恶意串通，又不认可吴焕锋签名的真实性，两项主张相互矛盾，且两项主张均无证据能够证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案涉借款约定借期为2014年6月6日至2014年7月5日，且未约定保证期间，故保证期间从借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两年，而李云娟于2015年7月5日向吴焕锋发出《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该时间在保证期间内，且吴焕锋签名确定，故其保证责任并未消灭。李云娟在本案借款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前，多次向保证人吴焕锋催收，依法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故李云娟在提起本案诉讼时，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关于借款利率。合同虽然约定利率为月利率3%，但李云娟起诉时要求徐春燕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付利息，而该标准未超过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规定的利率上限，故一审判决予以支持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徐春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2元，由上诉人徐春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