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4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秋林，男，1976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秋燕，女，197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强，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飞雄，男，197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凤梅，广东德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凯群，广东德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秋林、马秋燕因与被上诉人马飞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4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秋林、马秋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马飞雄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均由马飞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借款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孙秋林认可向马飞雄出具的借据债权凭证，但马飞雄并未按该债权凭证的约定，向孙秋林、马秋燕实际支付借款金额，马飞雄仅于2012年8月17日向马秋燕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孙秋林认可马飞雄实际支付的借款10万元，对于剩余的40万元，并未实际支付，马飞雄虚构事实提起虚假诉讼，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应当驳回其请求；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对于民间借贷款项是否实际支付的举证责任在出借人即马飞雄。在本案中，马飞雄仅提供10万元的转账明细以及2012年8月26日在内蒙古提现5万元、2012年8月29日在济南××××路支行提现20.5万元的流水来证明其实际已经支付借款50万元，显然不符合常理，更不能证明马飞雄己实际支付借款50万元；3.本案中孙秋林并未认可实际收到借款50万元，马秋燕对孙秋林向马飞雄借款50万元在沟通、支付、偿还等方面均不知情，且未在债权凭证上签字确认。孙秋林与马飞雄是亲戚关系，马秋燕主观上认为马飞雄己实际支付借款50万元，聊天记录是在假设己实际支付5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进行沟通，对于涉案50万元款项金额巨大，法院在认定借款是否已实际支付，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而非仅依据案外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加以认定。二、针对借款利息的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2012年8月29日孙秋林出具的借款收据中虽约定利息，但并未约定借款利息金额或具体的计算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本案中，马飞雄主张的所谓借款利息不应当予以支持；2.退一步说，即便认定2017年8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是由之前借款本息结算达成的新的债权凭证，从资金的来源看，存在计算复利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承诺书》中超过上限计算的利息，不应支持。三、2017年8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作为新的债权凭证，并未约定逾期付款产生的律师费由孙秋林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2017年8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中的80万元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该《承诺书》作为债权凭证可认定孙秋林与马飞雄之间形成了新的借贷关系，孙秋林与马飞雄2012年8月29日出具的《借款借据》及《承诺书》废止。2017年8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作为新的债权凭证，并未约定逾期产生的律师费由其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孙秋林、马秋燕向马飞雄支付律师费5万元没有任何依据，且马飞雄也并未实际支付该5万元律师代理费。四、马秋燕并未追认涉案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马秋燕的银行卡由孙秋林使用，本案马秋燕并未与马飞雄就涉案借款进行沟通，更没有对涉案债权进行追认，一审法院认定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五、一审法院认定孙秋林尚欠借款本金40万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2017年8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作为新的债权凭证，约定所谓的总还款款项是80万元，根据马飞雄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马秋燕微信聊天记录都可以证实该承诺书中所谓的本息是80万元并非90万元；2.截止至2018年1月21日，孙秋林己经向马飞雄支付款项55万元，即便法院认定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是80万元，所欠款项也是25万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40万元。六、马飞雄为实现诉讼财产保全的目的，基于对诉讼风险的不确定性而为自己购买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并支付了保险费用800元，该费用支出不属于违约行为产生的必然损失，不应由孙秋林、马秋燕承担该费用的赔偿责任。马飞雄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无误，应予以维持。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关于借款本金。首先，孙秋林首次向马飞雄出具借款借据的时间是2012年8月29日，孙秋林出具的是借款收据，收据表明的意思是孙秋林确认有借到马飞雄50万元整，表达的是孙秋林已经确认收到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次，如果孙秋林在2012年8月29日未收到本案借款本金50万元，不可能在2014年9月12日和2017年8月18日，再分别向马飞雄出具借条和承诺书，且该借条和承诺书的金额均超过50万元。再次，如果按照孙秋林的陈述，孙秋林要求马飞雄出借50万元，但马飞雄只出借10万元，孙秋林不可能在2017年和2018年由马秋燕的账户合计还款50万元，孙秋林以其还款的行为确认了马飞雄出借本金50万元的事实。最后，马飞雄在一审时提交的马飞雄妻子与马秋燕的微信聊天记录，马秋燕单方表示本金已经还清了，结合马秋燕还款50万元的事实，足以证明本案借款本金是50万元。第二，关于借款利息。孙秋林上诉状所主张的利息标准，引用的司法解释是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且仅适用于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本案在2020年的5月21日立案受理，适用的利率标准应当是法释2015年第18号的文件，该司法解释明确当时合法的民间借贷利率是36%。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形，孙秋林与马飞雄约定的口头利息是月利率3%，马飞雄在2012年8月29日出借本金50万元，截止至2016年6月16日当天马秋燕还款5万元，孙秋林欠付的利息为684000元，扣除了还款5万元后，尚欠利息634000元。自2016年6月17日至最后一张承诺书出具日即2017年8月18日，欠付的利息合计210575元，所有欠付的本息为1344575元。由于孙秋林和马飞雄两人是亲戚关系，故将所有欠付的本息均下调至90万元整。2017年8月18日签署的《承诺书》，利息的约定是符合法律的规定。孙秋林在签署《承诺书》还款的50万元，应当优先用于划扣本案的利息40万元，即孙秋林至今仍欠付的本金金额是40万元。第三，关于律师费和财产保全费。在本案中，孙秋林在不同时期向马飞雄出具的债权凭证，是本案借款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对应的本金均为本案的50万元。多次签署债权凭证的原因是由于孙秋林多次逾期不还，导致还款时间和还款金额需要重新确认，并不像孙秋林所说的每一张债权凭证均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上马飞雄可以凭任何一张债权凭证去主张债权。由于2012年8月29日签署的《承诺书》已经约定了律师费及逾期还款的费用由违约方承担，且律师费和担保费用已经实际发生，根据诚实信用以及公平原则，该约定的效力应延续至本案借款全部结清之日。马飞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孙秋林、马秋燕向马飞雄返还本金40万元以及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6万元）；2.孙秋林、马秋燕向马飞雄支付律师费5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孙秋林、马秋燕负担；4.孙秋林、马秋燕支付马飞雄实际支出的财产保全担保费8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秋林于2012年8月29日向马飞雄出具借款收据，内容是本人因生意和其他原因，急需要现金周转，现于2012年8月29日借到马飞雄50万元，约定借还款日期2012年11月30日前还清全款50万元，如未能按时还清，孙秋林愿意按照出借人的要求偿还本息，并承担一切违约责任，同时还承诺此期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到期日，均给予准时还清该借款，如逾期，逾期责任及产生的相关任何费用（包括利息、手续费、罚金、上门催款、律师费用等）全由其本人承担。马飞雄于2012年8月17日向马秋燕账户转账10万元。2014年9月12日，孙秋林重新向马飞雄出具《借条》，确认借款为78.5万元，承诺2014年12月12日前归还。2016年6月16日马秋燕向马飞雄还款5万元。2017年8月18日，双方就借款本息进行统计，以5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分的标准自2012年8月29日计至2017年8月18日，利息为60万元。基于双方亲戚关系，马飞雄表示利息只收取40万元，本息合计90万元，故孙秋林于2017年8月18日向马飞雄出具《承诺书》，承诺于当日还款10万元，剩余80万元欠款承诺2017年12月30日到期时本息一并还清。同日，马秋燕按照承诺书约定向马飞雄还款10万元。2018年1月21日马秋燕向马飞雄还款40万元。马飞雄提交了其妻子分别与孙秋林、马秋燕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是：“2019年12月11日马飞雄妻子：秋林，那我再相信你一次，晚十天过来，你就帮忙准备一下，总款40万元。……。孙秋林：我在德州回不去。”“2019年6月马秋燕：只欠你利息30万了，本金已还清，你们当时说好的，现在又说40万，……你来吧，你来了我走。马飞雄妻子：前几天我已经在秋林打个电话跟他说了，……前面欠的那个钱，本来那一年我都收的时候，说的是，第二年，去年的是六月份就给我，到现在你说看又过了多久了。2019年12月2日马秋燕：本来说好的30也只是利息了，现在又说40我也不想说啥了，你来了找他吧我是受不了压力了。……马飞雄妻子：本来当时说是40万，是你们一再要求才说到30万元，说好的17年底付完……如果是18年就是40万元啦秋林也说好的，况且又过了两年啦……但是借钱的时候说，借3个月的，现在是9年啦！……马秋燕：不是有钱不给你，是真没有，你来了找孙秋林吧。……马飞雄妻子：当时是几万元就算了！那个年代，50万，那是你的姐妹。马秋燕：我有几个姐妹，都是我娘家亲戚的，连本金都没还。马飞雄妻子：秋林的兄弟姐妹都该帮，因为你们是一家人，那是有谁能借你50万元，现在价值多少钱？马秋燕：……是我真的没有，如果有肯定会给的。”马秋燕对上述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确认。马飞雄提交了民事案件委托合同及发票两张，证实其因聘请律师担任本案的委托代理人支付了律师费5万元。马飞雄还提交了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出具的诉讼财产保全保险电子发票，拟证明其申请对孙秋林、马秋燕的财产进行保全产生财产保全担保费800元。马飞雄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孙秋林、马秋燕的银行存款51万元或查封、扣押孙秋林、马秋燕的等值财产，并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南沙支公司提供保单保函作为担保。马飞雄提交了由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万通支行出具的查询清单，拟证明其分别于2012年8月26日、同月29日在工行内蒙古新华东街支行取现5万元、在工行山东济南××××路支行取现20.5万元，用于向孙秋林支付借款，但上述清单未显示户名及账号，马飞雄表示因上述账户已销户，故其系凭身份证打印出上述查询清单。孙秋林、马秋燕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清单未体现出账户属马飞雄所有，且也无法证实马飞雄将现金交付给孙秋林。以上事实，有借款收据、网银交易流水、借条、承诺书、微信聊天记录、民事案件委托合同、发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马飞雄实际出借本金数额。孙秋林抗辩其虽出具了借款本金为50万元的借款收据，但实际仅收到马飞雄出借的本金1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现马飞雄已提交了孙秋林出具的借款收据、承诺书证实孙秋林收到借款本金50万元，且马秋燕在与马飞雄的聊天记录中亦未对50万元的本金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采纳马飞雄的主张，认定本案马飞雄已履行完毕向孙秋林出借50万元借款本金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二，双方对于2012年8月29日所出借的50万元是否有约定借款利息。孙秋林出具的借款借据、借条、承诺书均证实了双方有约定借款利息，马秋燕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确认了有约定利息，只是对利息金额存有争议，故孙秋林、马秋燕辩解双方未约定利息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017年8月18日，经双方协商，双方就借款本息进行统计，孙秋林已确认尚欠借款本息共90万元，并承诺于当日还款10万元、剩余80万元于2017年12月30日到期时本息一并还清。而后马秋燕按照承诺书约定分别于承诺书出具当日还款10元、于2018年1月21日还款40万元，因此现孙秋林尚欠借款本金应认定为40万元。因孙秋林承诺于2017年12月底前偿还上述借款，其现未依约还款，已构成违约，马飞雄要求其自2018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逾期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秋林承诺因逾期产生的相关任何费用，包括利息、律师费用等全由其承担，现马飞雄已提交因孙秋林逾期还款所产生的聘请律师费用及财产保全担保费发票，故其相应主张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三，马秋燕对借款是否知情，马飞雄所主张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首先，马飞雄于2012年8月17日已将部分借款转账至马秋燕的账户，且马秋燕事后也通过其个人账户偿还了部分款项，表明马秋燕对本案债务知情；其次，根据马飞雄妻子与马秋燕的微信聊天记录，马秋燕对本案借款本金50万元及需支付利息的情况均知情，同时其还表示“是我真的没有，如果有肯定会给的”，故已构成对该笔债务的追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马飞雄所主张的债务属于孙秋林、马秋燕的夫妻共同债务。现马飞雄要求马秋燕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孙秋林、马秋燕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马飞雄返还本金4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孙秋林、马秋燕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马飞雄支付律师费5万元及财产保全担保费800元。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908元、财产保全费3070元，均由孙秋林、马秋燕负担（马飞雄已预交受理费8900元、财产保全费3070元，孙秋林、马秋燕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马飞雄直接支付受理费8900元、财产保全费3070元，另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受理费8元）。二审期间，马飞雄向本院提交一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作为证据，拟证明马飞雄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律师费5万元。孙秋林、马秋燕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孙秋林、马秋燕对马飞雄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加盖的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回单专用章，而实际收款人的账号是中国民生银行；该证据的收款人并非马飞雄委托的律师事务所，而是个人，无法证明该款项已经实际支付给其委托的律师事务所。本院审查该证据认为，马飞雄使用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账户转账，其转账详情单当然加盖中国农业银行的印章，而收款银行为中国民生银行，是基于对方收款账户信息的确认，两者并不冲突，本院依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收款人葛凤梅系马飞雄委托的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也实际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马飞雄将律师费交给该律师，亦无不当，律师事务所也开具了发票，故本院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有直接关联，依法予以采纳。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在卷佐证，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孙秋林于2014年9月12日出具的《借条》中写明其于2014年9月12日借到马飞雄现金78.5万元。孙秋林于2017年8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中写明：截止到2017年8月18日，孙秋林下欠马飞雄本金50万元，孙秋林于2017年8月18日偿还10万元，孙秋林承诺2017年12月30日到期时本息一并还清。孙秋林另在该《承诺书》中手写：捌拾万元至2017年12月底全额还清。二审庭询中，孙秋林陈述其在借款发生时系从事劳务业务工作，后来在济南从事经营劳务公司，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本案民事纠纷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法律、司法解释未对本案民事纠纷适用法律作出除外规定，故本案纠纷应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实际交付借款金额如何确定；二、孙秋林是否应承担支付利息的义务，利息计算标准如何确定；三、孙秋林是否应承担马飞雄因本案所支出的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费；四、马秋燕是否应对案涉孙秋林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针对焦点一，案涉实际交付借款金额的问题。首先，马飞雄主张其实际交付了50万元借款，并提交了转账记录10万元和部分提现记录，佐证其交付借款的事实。从时间看，马飞雄转账、提款在先，而孙秋林出具《借款收据》在后，并在该字据中写明“借到马飞雄50万元”，可以印证马飞雄已经收到借款。其次，马飞雄在2014年9月12日就前述借款出具了《借条》，确认借到马飞雄款项78.5万元，在2017年8月18日就前述借款出具《承诺书》，确认尚欠马飞雄本金50万。孙秋林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商事主体，具有充分、正确地理解《借条》《承诺书》内容的能力，因此孙秋林出具《借条》《承诺书》的行为表明其认可收到借款50万元。第三，孙秋林主张其仅收到2012年8月17日转账10万元，却在此后书面确认“借到马飞雄现金78.5万元”“欠马飞雄本金50万元”，并且实际向马飞雄还款55万元，明显与常理不相符。第四，马秋燕于2017年8月18日、2018年1月21日向马飞雄还款50万元后，马飞雄的妻子于2019年12月11日通过微信向孙秋林催收欠款40万元时，孙秋林没有对欠款金额提出异议；马飞雄的妻子通过微信向马秋燕催款时，也多次提及出借了50万元本金，马秋燕均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交付借款金额为50万元。第五，孙秋林、马秋燕认为因为马秋燕不清楚借款事项才未提出异议，但是马秋燕在2012年8月接收了马飞雄的转账，又在2016年6月、2017年8月、2018年1月多次向马飞雄偿还款项，也在微信中与马飞雄的妻子沟通借款还款事项，马秋燕是清楚并参与了借款、还款及协商还款的过程，故孙秋林、马秋燕的前述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以上事实，本院依法认定案涉交付借款金额为50万元，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交付借款金额的事实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针对焦点二，孙秋林是否应承担支付利息的义务及利息计算标准的问题。第一，2012年8月29日《借款收据》中明确约定借款未能按照还清时，孙秋林应按照马飞雄的要求偿还本息，表明孙秋林在逾期归还借款的情况下，应当承担支付利息的义务。第二，前述《借款收据》中虽然未明确约定利息的标准，但之后孙秋林出具《借条》中确认借款金额为78.5万元，出具《承诺函》中确认当日还款10万和2017年底还款80万元，马飞雄解释该款系本息合计款项。本院经计算，上述确认款项超过50万元的金额部分，与以50万元为基数、从出借之日起计至确认之日、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的利息金额是比较接近，马飞雄的解释符合日常生活中民间借贷的操作模式，而孙秋林却未能对其书写金额作出合理解释，故应认定双方已经确认了利息金额。第三，《承诺函》所确认的还款总额90万元，其中利息为40万元，对应计息期间进行计算，其利息标准并不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24%，该利息标准依法应予确认。第四，孙秋林在《承诺函》约定的还款时间未及时还款，出现逾期还款，马飞雄主张以拖欠本金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收逾期利息，于法无悖，应予支持。孙秋林、马秋燕认为本案存在将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重复计收利息的情形，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孙秋林应承担支付利息的义务，孙秋林已经支付了确认的利息40万元，故应自2018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继续支付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针对焦点三，孙秋林是否应承担马飞雄因本案所支出的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费的问题。首先，孙秋林在出具《借款收据》的同时承诺出现逾期情形时同意承担马飞雄因此产生的相关任何费用，其中明确包括律师费，故其理应承担马飞雄因本案所支出的律师费。其次，由于案涉欠款拖欠至马飞雄起诉时近八年，仍欠本金40万元未偿还，马飞雄为保证债权的实现而申请诉讼保全，为此支付诉讼保全担保费应属于因孙秋林逾期还款而产生的费用，该担保费共计800元，也已经实际支出，不存在费用过高和变相收取利息的情形，故孙秋林亦应当承担该费用。再次，《借款收据》设立了马飞雄与孙秋林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之后签订的《借条》《承诺函》是对之前欠款的确认，并未形成新的法律关系，《借款收据》中约定的义务，对孙秋林仍有约束力。因此，孙秋林以《借条》《承诺函》中未约定律师费等费用的承担为由不同意承担该费用，缺乏依据，该主张不能成立。针对焦点四，马秋燕是否应对案涉孙秋林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问题。第一，在案涉借款交付中，部分款项是转账至马秋燕名下的账户；第二，借款发生后，马秋燕通过其个人账户三次向马飞雄偿还了部分欠款；第三，马飞雄的妻子与马秋燕的微信聊天反映了马秋燕是知悉本案借款还款情况。据此，马秋燕虽然没有在相关借款凭证上签字，但其以收款、还款和协商还款的行为表明追认借款系双方共同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孙秋林、马秋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08元，由上诉人孙秋林、马秋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书记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