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民辖终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天诚燃气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青山村丘号。法定代表人：金先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长青，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思雨，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民融和燃气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865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法定代表人：许乾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陈雨，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中民融和燃气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法定代表人：赵国平，董事长。上诉人大连天诚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民融和燃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融和公司）、原审第三人大连中民融和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中民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京03民初653号之一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中民融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诉讼请求：1．判令天诚公司向中民融和公司支付大连中民公司2017年5月至2020年5月实际净利润与107100000元之间的差额补偿款113871469．40元；2．判令天诚公司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实际履行《资产收购框架协议》第6．2条约定的义务，应当为大连中民公司取得东北特钢、十三里汽车产业园区、金渤海岸、七顶山、大魏家、长兴岛综合区的特许经营权，应当获得收购所涉区域管线开口权益的合法授权并将该等权益合法授权或有利于大连中民公司，应当解决目标资产大石化管线和东北特钢管线的立项及审批手续瑕疵问题，以及应当解决长兴岛燃气场站项目的配电问题，完成验收工作、办理相应工商、房屋产权手续；3．判令天诚公司配合中民融和公司依据《资产收购框架协议》第5．1条对本次并购交易的目标资产进行重新估值，估值基准日为2020年12月31日；4．判令天诚公司承担中民融和公司为本案支出的财产保全担保的保险费113876．47元；5．判令天诚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财产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9月19日，中民华远（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天诚公司签署了《天然气利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同意开展整体合作，天诚公司以其拥有的燃气项目、管线和气源等有效盈利资产评估后入股中民华远（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燃气投资运营平台即中民融和公司，所占股份不超过15%。为推进上述战略合作，2016年11月19日，中民融和公司与天诚公司签署了《战略投资与收购备忘录》。2017年3月2日，中民融和公司与天诚公司正式签订了《资产收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就成立目标公司大连中民公司和收购资产达成合作，约定天诚公司以所持的东北特钢管线作价110000000元出资设立大连中民公司，中民融和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大连中民公司一次性增资320000000元，取得大连中民公司55%股权，再由大连中民公司收购天诚公司及其关联方持有的目标资产及业务，从而将后者纳入双方共同持股的大连中民公司。2017年4月25日，中民融和公司与天诚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对目标资产中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吉通公司）65%股权的交付事宜进行了补充约定。双方约定，天诚公司完成大连吉通公司65%股权的交付以大连吉通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为先决条件，同时，如目标资产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应对目标资产进行重新估值和协商。大连中民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成立。2017年5月4日，中民融和公司成为持股大连中民公司55%股权的股东，天诚公司则持有大连中民公司45%股权。2017年5月11日，天诚公司出具《承诺函》，全面承诺完成各项目标资产及业务所需的审批合规手续并提供相关文件。此后，2017年5月12日，中民融和公司向大连中民公司支付了320000000元投资款。收到前述款项后，大连中民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向天诚公司支付了320000000元资产收购款。为进一步落实《框架协议》项下大连中民公司收购天诚公司持有的目标资产及业务的目的，2017年5月15日，大连中民公司和天诚公司签订了《资产收购协议》，根据《框架协议》的总体安排，对大连中民公司实际收购天诚公司持有的目标资产及业务的方式和步骤进行了具体约定。就目标资产中大连吉通公司65%股权的交付事宜，大连中民公司和天诚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签订了《资产收购协议补充协议书》，约定在大连吉通公司其他股东不明确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双方可就该等股权的转让事宜先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天诚公司应将大连吉通公司65%股权的股东权益转让给大连中民公司。2017年5月19日，大连中民公司和天诚公司对部分目标资产及业务进行了交接。其中，大连中民公司和天诚公司共同签署了5份固定资产产权交割单，天诚公司向大连中民公司开具了部分资产的发票，大连中民公司和天诚公司签署了燃气用户记录表和若干份业务交接单，目标资产中的大连长兴天诚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天诚公司）100%股权变更至大连中民公司名下。截止2017年5月，除大连吉通公司65%股权未完成交付外，其余大部分目标资产及业务均移交大连中民公司。然而，自上述并购协议签订及初期履行之后，天诚公司未能继续履行后续义务，未能兑现签约时做出的各项承诺，至今未能完善目标资产及业务运营的审批手续瑕疵，导致收购的目标资产及业务不具备合规条件，一直无法正常投入运营，更无法达到并购后三年内应当实现的业绩承诺目标。天诚公司也未按照约定履行返程投资的义务。上述各项构成对《框架协议》及《资产收购协议》的严重违反。三年以来，收购方中民融和公司无法实现收购目的，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目标公司大连中民公司也无法实现预期运营目标，至今无法盈利，《框架协议》中约定的净利润未能实现。大连吉通公司65%股权至今仍未能完成交付，目标资产发生重大变化，对目标资产的整体估值产生重大影响，中民融和公司有权要求对目标资产整体进行重新估值。天诚公司在多个方面发生对协议义务的重大违反，应依法依约承担违约责任。《框架协议》第11．2条约定，“任何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的，则任何一方可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该协议文首载明，“本协议由双方于2017年3月2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中民融和公司特此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中民融和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护中民融和公司的合法权益。天诚公司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事实与理由：天诚公司与中民融和公司在协议中对于管辖法院的约定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应属于无效约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天诚公司与中民融和公司签署的《框架协议》第11．2条约定，“因履行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应由双方协商解决，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可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首先，从级别管辖而言，本案的争议标的额已经超过了朝阳区法院的管辖范围，故朝阳区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该约定管辖因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属于无效约定，不应适用。其次，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要求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而一审法院所在地点与本争议不具有实际联系：第一，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地区。中民融和公司住所地在天津，而天诚公司的住所地在大连；第二，合同履行地以及标的物所在地亦不在北京。本案案涉争议的相关资产标的物等均在大连地区，主要资产的收购也均是在大连完成与北京无任何关联性；第三，合同的签订地并非为北京。虽然《框架协议》中写明本协议于北京市朝阳区签署，但是合同实际的订立地为大连，而非北京，该约定与事实不符。因此中民融和公司选择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合同纠纷管辖的规定，双方之间的协议管辖条款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也应被认定为无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天诚公司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均在大连，案涉全部资产、项目以及与资产收购有关的案外人均在大连，本案由大连法院审理更有利于事实的查明，且更加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基于上述理由，请将本案移送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审理。中民融和公司答辩称：一、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双方已在协议中明确约定由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因本案争议标的额超过基层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依法应由一审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框架协议》第11．2条约定，“任何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的，则任何一方可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该协议文首载明，“本协议由双方于2017年3月2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签署。”据此，《框架协议》的签订地在北京市朝阳区，第11．2条关于管辖的约定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纠纷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签订地管辖法院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应据此确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规定，“二、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北京、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00000000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0000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因天诚公司住所地不在北京，诉讼标的额超过50000000元，案涉争议依法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北京市朝阳区对应的中级人民法院为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二、天诚公司据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框架协议》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唯一管辖权，本案不应移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协议管辖并不因诉讼标的额超过当事人约定的基层人民法院的受理标准而无效，而应理解为双方对地域管辖作出选择，相应级别管辖根据具体诉讼标的额确定。虽然本案争议标的额超出了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基层人民法院的管辖标准，但《框架协议》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仍为有效，双方争议仍应在约定的地域（北京市朝阳区）内根据级别管辖标准确定具体的管辖法院。此等管辖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普遍适用，并不存在疑义。作为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辖终22号《云南路红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周玉贤、何逢玲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因法律知识所限，管辖协议既约定了地域管辖，同时也约定了级别管辖。对此，考虑到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无法预见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和是否具有重大影响，出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预期，如果当事人约定的地域管辖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便超过协议约定管辖法院的级别标准，也应当认定双方选择的地域管辖是有效的，可以结合级别管辖标准确定具体的管辖法院。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产生争议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由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云南省昭通市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故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对地域管辖作了一致意思表示，双方选择的地域管辖是有效的。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额，达到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一审管辖标准，故能够确定本案当事人约定的唯一管辖法院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在（2015）民二终字第207号《林华程与重庆泛途实业有限公司（原重庆洛矶山汽配市场有限公司）、郭永平等管辖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亦指出，“对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当诉讼标的额超过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标准时，协议管辖并不因此当然无效，而应理解为双方对地域管辖作出选择，相应级别管辖根据诉讼标的额确定。”第二，《框架协议》明确约定协议签订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不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天诚公司的异议理由与协议约定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如前所述，《框架协议》文首明确载明，“本协议由双方于2017年3月2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签署。”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的上述规定，无论合同的实际签字或盖章地点为何地，因书面合同明确约定了合同签订地，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即《框架协议》的签订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当事人选择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朝阳区）的人民法院管辖，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签订地以及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合法有效。因中民融和公司及天诚公司双方已协议选择了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朝阳区的人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该等约定合法有效，本案应据此确定管辖，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合法且唯一的管辖权。天诚公司提出的将本案移送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张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异议理由不符合事实及法律，不能成立。三、《框架协议》在大连签字后，由中民融和公司带回当时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实际办公地点最后盖章，最终签署地为北京朝阳区。中民融和公司虽然在天津注册成立，但实际办公地一直在北京。从2016年9月注册至2018年12月，中民融和公司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凤凰置地；2018年12月至今，中民融和公司转到北京市东城区红都商务会馆办公。2016年9月之前，中民融和公司未完成工商注册，尚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签署租房合同，因此中民融和公司的股东中和华远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代为租下了三元桥凤凰置地的办公室，并于2016年11月将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中民融和公司。另外，根据中民融和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载明中民融和公司的通信地址是三元桥凤凰置地，2018年年度报告中的通信地址变为红都商务会馆。以上均表明，2017年3月《框架协议》签署时，中民融和公司的实际办公地点为三元桥凤凰置地，当时中民融和公司的公章保存在三元桥凤凰置地。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本案所涉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本案中，中民融和公司基于《框架协议》《资产收购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起诉本案，要求天诚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故本案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书面协议选择双方纠纷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首先，关于合同签订地，双方存在较大争议，中民融和公司主张为本市，天诚公司主张为大连市。根据在案证据，《框架协议》《资产收购协议》均明确载明合同签订地为本市朝阳区，并均约定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天诚公司主张上述协议系双方在大连市签字并盖章，中民融和公司认可上述协议系在大连市签字，但最终于本市朝阳区加盖公章；天诚公司并未充分举证证明上述协议的签字及盖章均在大连市完成，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难以采信。中民融和公司提交的年检报告显示在签署涉案协议期间，中民融和公司办公地位于本市朝阳区，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中民融和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且依照《合同法解释二》第四条之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故根据上述事实及规定，可以认定涉案协议的签订地为本市朝阳区。其次，涉案《资产收购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纠纷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框架协议》约定双方纠纷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但因该协议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为本市朝阳区，故该协议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应为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虽然《框架协议》约定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但当诉讼标的超过基层法院受理标准时，双方协议管辖约定并不因此当然无效，而应视为双方就地域管辖作出了选择。根据相关级别管辖的规定，本案当事人不在本市，且诉讼标的额超过50000000元，可以确定一审法院为本案的唯一管辖法院，故双方的管辖约定有效，应依照双方约定确定管辖法院，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天诚公司主张一审法院不具有管辖权，要求将本案移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驳回天诚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天诚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天诚公司与中民融和公司在协议中对于管辖法院的约定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应属于无效约定。天诚公司与中民融和公司签署的《资产收购框架协议》第11．2条约定，“因履行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应由双方协商解决，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可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首先，从级别管辖而言，本案的争议标的额已经超过了朝阳区法院的管辖范围，故朝阳区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该约定管辖因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属于无效约定，不应适用。其次，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要求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而一审法院所在地点与本争议不具有实际联系：第一，天诚公司与中民融和公司的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地区。中民融和公司住所地在天津，而天诚公司的住所地在大连；原审法院以年检报告记载地址认定中民融和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址在朝阳区属于认定错误。首先年检报告的登记地址为中民融和公司自行申报，并非有权机关经核实后确定的地址，其次中民融和公司登记的通讯地址在北京也不能代表公章实际保存在三元桥，而且中民融和公司在北京存在办公场所也不能证明合同的签订地为北京。第二，合同履行地以及标的物所在地亦不在北京。本案案涉争议的相关资产标的物等均在大连地区，主要资产的收购也均是在大连完成，与北京无任何关联性：第三，合同的签订地并非为北京。虽然《资产收购框架协议》中写明本协议于北京市朝阳区签署，但是合同实际的订立地为大连，而非北京，该约定与事实不符。中民融和公司主张合同的实际盖章地为北京，但是中民融和公司并未提供合同回传至大连的诸如邮寄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因此中民融和公司选择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合同纠纷管辖的规定，双方之间的协议管辖条款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也应被认定为无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均在大连，案涉全部资产、项目以及与资产收购有关的案外人均在大连，本案由大连法院审理更有利于事实的查明，且更加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综上，一审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除违反级别管辖及专属管辖的情形外，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协议管辖优先于法定管辖。本案争点问题在于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中民融和公司基于《框架协议》《资产收购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等合同提起诉讼，并提供相关初步证据。大连中民公司和天诚公司签订的《资产收购协议》，约定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该协议首部载明在北京市朝阳区签署。中民融和公司与天诚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第11．2条约定：“任何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的，则任何一方可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上述协议管辖条款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表明当事人自愿选择北京市朝阳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应依据当事人上述约定，并结合北京市级别管辖标准确定管辖。天诚公司关于上述协议管辖条款违反级别管辖规定，属于无效约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北京市朝阳区属于一审法院辖区，故本案属于一审法院地域管辖案件范围。此外，天诚公司还上诉主张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所在地点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实际联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所涉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合同法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案涉《框架协议》首部载明：“本协议由双方于2017年3月2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签署。”根据上述规定，可认定《框架协议》签订地为北京市朝阳区，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选择的管辖法院属于合同签订地法院，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因此，天诚公司上述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不予支持。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9]14号）相关规定，本案当事人天诚公司、大连中民公司等住所地不在北京市，诉讼标的额超过1亿元，故本案属于一审法院级别管辖范围案件。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上诉人天诚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大连天诚燃气有限公司负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谷 升审 判 员  史晓亮审 判 员  曹玉乾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  张培森书 记 员  张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