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7民终22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顾金建，男，汉族，住连云港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佃华，连云港市海州区新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邦健，男，汉族，住连云港市海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安军，男，汉族，住连云港市海州区。原审第三人：陈宽富，男，汉族，住连云港市海州区。上诉人顾金建因与被上诉人许邦健、被上诉人许安军、原审第三人陈宽富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21）苏0706民初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顾金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佃华、原审第三人陈宽富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许邦健、许安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顾金建上诉请求：1、撤销海州区法院（2021)苏0706民初105号民事判决；2、改判二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代偿款38000元及利息5000元{以33000元为基数，自起诉日（2020年11月13日）至付清之日利息，按银行业间同业拆借利率计付};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1、一审认定上诉人未实际代二被上诉人向第三人付款38000元，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了2018年12月29日第三人出具的陆续收到上诉人代两被上诉人还款共计38000元收条（本金加利息），同时提供了微信付款18000元及银行ATM取款机取款2万元的事实；微信付款分别是2018年1月20日付款1万元；同年2月15日付款3000元，同年5月31日付款2000元，同年6月13日付款1000元，同年6月26日付款1000元，同年7月4日付款1000元，合计18000元；2018年12月29日从银行自助取款机取款各1万元，有中行流水明细单为证；共计38000元；能够相互印证代偿款的事实。2、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将抵押（质押）车借出使用，不能按时归，导致抵押物（质押）车担保借款不能实现偿还，上诉人为此代偿二被上诉人担保物车辆的担保还款，二被上诉人负有向上诉人清偿的义务。本案事实显而易见，2013年6月5日二被上诉人为购车向第三人借款33000元，次日将所购车（苏ＧＨ××××)抵押（质押）给第三人，设定借款偿还期一个月。2013年6月6日的借款合同特别约定：“借款人（担保人）许邦健自愿用苏ＧＨ××××(奇瑞牌越野车）做抵押。如在2013年7月6日前没还清全部借款，以该车作为违约赔偿，归借款人陈宽富自由处置”，承诺人（借款方）的二被上诉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确认，许安军又以担保人（承诺人）进行了双签。同日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将该车借出使用，有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借车协议》为证，借用时间与借款还款一致，同为一个月（2013年6月6日至同年7月6日）。表明借车协议与借款合同是紧密相连，三方都是明确明知其责任和后果的，不能割裂。没有排除代偿二被上诉人的抵押物（车辆)借款33000元及迟延还款的利息5000元，共计38000元；事实清楚。上诉人在一审举证的《借款合同》、《借条》、《借车协议》、《还款收条》、微信及银行卡取款时间，证实了本案的客观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一审以“原告未举证证明所述之事实”的观点错误。3、一审割裂了借车（抵押物）与借款二者的联系，对有担保物借款，随后产生的“人保”替代“物保”性质，不能与时俱进作出客观认定，有违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定准则。一审以“涉案《借款合同》系出借方陈宽富与借款方许安军、许邦健签订，合同中并未约定原告顾金建为该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并不能否定同日二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将抵押车借出后，未归还导致上诉人（借车人）承担抵押车担保还款的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向出借人（本案第三人）借款，是其独立的借款行为，而该《借款合同》又设置苏ＧＨ××××号车作抵押担保还款，这是属于有抵押物的担保借款；而该抵押物车辆的借出，又产生另一层法律关系，即借用关系；它改变由“物保”转化为“人保”，借款合同中的“物保”随抵押物借出而不存在，这种借用关系期限界满，借用人必然涉及“物保”车辆的归还；不能按时归还，借用人（形式上）就要承担偿还“物保”车辆33000元担保还款的对应还款责任；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一审割裂借款合同中的担保物车辆借出与借款合同的内在联系，单纯认定上诉人不是二被上诉人借款合同保证人，认定观点错误。一审又以“被告未委托原告还款，原告无代二被告向第三人返还借款的义务”观点，同样错误。是否“委托”并不影响本案代偿款事实的成立。二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借出抵押车，由“人保”取代借款合同中抵押物的“物保”，产生抵押物车辆借出后车辆不能按时归还借款的保证责任。是由“物保”变“人保”的事实产生，与是否“委托”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借车人在担保还款物车辆借用到期后，不能归还担保借款物车辆，产生承担偿还担保还款物车辆设置的应负担保还款责任，合理合法。这一由二被上诉人提供担保物抵押车借款，随后通过上诉人借出使用，既不偿还借款，又不归还担保还款的抵押物车辆而产生的纠纷，一审的裁判观点明显脱离法律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放纵被上诉人的借钱不还的不守信行为，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对于一审还认为“原告将车从第三人处借出交由被告使用，原告未举证证明”，也不是事实。一审庭审中原告方还提供一份2016年的海州区法院判决书，证明该车已不存在的事实，抵押车被处理无法归还。第三人在庭审中已说明车借出被被告使用的事实。一审庭审笔录记录不全面，当庭的很多陈述乃至于最后原告方的陈述，未作全面记录，限制原告方对事实环节的发问，不符合程序公正原则；可调阅庭审全程录音录像考证。从诉讼解决的意义上讲，二被告（被上诉人）在收到原告（上诉人）的起诉之后，既未出庭应诉答辩，又未对原告起诉状中陈述的不是事实提交书面抗辩；是放弃权利，应当认定原告的主张成立。需要说明的是，本案立案后的诉前调解时，许安军曾打电话讲，人在苏州女儿家，希望以后还款，原告方没有接受；一审开庭前许安军又打电话讲，人在珠海，希望推迟还款；原告方仍然没有接受。如果原告所诉不实，二个被告怎么都会不答辩？还需说明的是，诉前原告方曾上网搜索二被上诉人的欠债传言情况，被告有多起债务经法院判决后执行，债务未偿还仍存在多起。表明二被上诉人不讲诚信的事实，上诉人通过诉讼解决代偿款，事实清楚，其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诉求理应得到依法支持。4、一审对本案相关联的《借款合同》及借出担保物并联《借车协议》的两份合同，以及对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所列陈宽富为第三人的概念产生偏颇的看法，导致武断观点替代客观事实，产生有损于上诉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支持，应当予以纠正。本案出借款人（陈宽富）由担保借款的抵押物车辆借用人（上诉人）代偿了担保物设置的债务担保，出借人的借款债权得到实现，该借款的权利义务已消失；代之而起的二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借出该借款抵押的车辆，不能按借车协议期归还的担保物车辆所产生承担保证责任后的追偿。如果是一份合同，通常以受偿人为证人，这无可非议；而本案是借款担保物借出后，借用人（形式上）借出后产生借出担保还款抵押物的归还不能，所产生的担保物上设置的借款还款保障责任，按一审的理解，没有委托还款，显然是忽略和回避该担保抵押物车辆设置的担保还款33000元的事实，按照一审割断式理解，上诉人是没有责任和义务去代偿，那么就产生第三人(陈宽富）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延伸出借人（陈宽富）要求二被上诉人归还借款及利息的一系列循环案件，转了一圈，仍然是归还借款的本质。一审在未对原告举证证据的证明目的进行审查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借款，是否存在代偿款），开始就直接询问“为什么让陈宽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方答：“是为了让法庭查明事实。”表明一审没有深入地了解案情，凭直觉对第三人概念，产生误向；意喻第三人通常是要承担责任的，而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就第三人的概念而言，又分“有独三”和“无独三”。本案中的陈宽富即为无独立请求权的当事人，是民事诉讼辅助第三人，通过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解决纠纷；同时也可减少讼累，简化程序，减少诉讼成本。而证人是以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为案件作某方面证明的人；与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没有牵连。陈宽富是借款的出借人，又是出借款担保抵押物车辆持有人，涉及两个不同法律关系的主体，与两个法律关系主、次合同均存在权利义务的牵连；这是证人所替代不了的角色。由此可见，一审在审理之初就产生对审理方向上的偏差。随之又问“有无证据证明两被告委托原告偿还？”原告方答:“没有直接证据，但是第三人可以证实”；由此可见，一审已经把密切相连的有担保抵押物的车辆保障还款及担保抵押物的车辆借出后，不能按时归还产生的担保物还款责任进行了割裂。导致本案作出的错误结论。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为错误；二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借款，用于购买车辆，并将该车抵押（质押）给第三人用于偿还借款的担保，二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就该车借车使用，二被上诉人没有按期偿还向第三人借款，上诉人代二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借出抵押车不能按时归还，代偿二被上诉人借款33000元及迟延付款利息5000元，事实清楚；二被上诉人不偿还上诉人代偿担保抵押车设置的担保还款，上诉人在一审中诉求人民法院判令二被上诉人偿还代偿担保抵押物车辆借款及利息，正当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根据本案事实，依据《合同法》第107条《担保法》第31条的规定，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陈宽富到庭陈述：上诉人的陈述是事实，当时顾金建把我的车借去给被上诉人用，并且承诺车子要不回来由他来还，后来他把钱还给我以后，我就把许邦健和许安军给我的借条等手续交给了顾金建。在一审审理中，顾金建诉请：1.判令被告给付车辆垫付款38000元及利息（以33000元本金为基数，自起诉日计付至付清之日利息，按银行业间同业拆借贷款利率计付）；2.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方承担。许邦健一审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状。许安军一审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状。原审第三人陈宽富一审陈述，对顾金建的主张无异议。一审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6月5日，许安军、许邦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接收到出借人陈宽富提供的人民币叁万叁仟元（小写33000元）。借款期限1个月，即从2013年6月5日至2013年7月5日。收款人许安军、许邦健。出具地点：新浦区乐尔居房产。”2013年6月6日，陈宽富（出借款方、甲方）与许邦健（借款方、乙方）、许安军（借款方、乙方、担保保证方、丙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1、甲方将人民币33000元以现金方式出借给乙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支付利息，借款时间从2013年6月6日至2013年7月6日，期限1个月；2、许邦健自愿用苏ＧＨ××××号车辆做抵押，如2013年7月6日前没有还清全部借款，以上苏ＧＨ××××号作为违约赔偿，归由借款人陈宽富所有，可以自由处理。陈宽富在出借款方处签字，许邦健、许安军在借款方处签字。2013年6月6日，陈宽富与顾金建签订《借车协议》，约定陈宽富将苏ＧＨ××××轿车借给顾金建使用，借用期间自2013年6月6日至2013年7月6日。2018年12月29日，陈宽富出具收条，载明：“今陆续收到顾金建代许邦健、许安军还款共计叁万捌仟元（本金加利息）（借款合同、借条、借车协议都转交给顾金建）。”一审认为，涉案《借款合同》系出借方陈宽富与借款方许安军、许邦健签订，合同中并未约定顾金建为该借款合同的保证人，许邦健、许安军亦未委托顾金建还款，故顾金建并无代许邦健、许安军向陈宽富返还借款的义务。关于顾金建所称许邦健、许安军将车抵押给第三人，其将车从第三人处借出交由许邦健、许安军使用，顾金建对此未举证证明，且顾金建亦未举证证明其实际代许邦健、许安军向陈宽富付款38000元。综上所述，顾金建既无代许邦健、许安军向陈宽富偿还借款的义务，也未举证证明其所述之事实，故对于顾金建的诉讼请求，一审不予支持。一审遂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顾金建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于一审判决的查明事实部分，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顾金建以为许邦健、许安军向陈宽富借款履行担保义务为由，提起追偿权诉讼，要求许邦健、许安军偿还其支付给陈宽富的款项及相应利息。对此，本院认为，陈宽富出借给许邦健、许安军的33000元及利息，已由顾金建支付给陈宽富，这是事实。但顾金建是否为本案借款的担保人，并不以顾金建实际付款为确认在借贷关系中存在保证关系的事实依据，而应当由顾金建与陈宽富、许邦健、许安军之间的约定为事实依据。而从查明事实来看，顾金建之所以自愿偿还许邦健、许安军的借款，是因为其从陈宽富处借用了许邦健、许安军抵押车辆，并导致陈宽富最终无法收回该抵押车辆后，才陆续向陈宽富支付了本应由许邦健、许安军偿还的借款，顾金建与陈宽富、许邦健、许安军之间并不存在为借款提供担保的口头或书面的意思表示。因此，顾金建这种为许邦健、许安军自愿偿还借款的行为，虽然能够在民事关系上构成相应的请求返还的请求权，但并不形成保证法律关系上的追偿请求权。在此情况下，顾金建以保证关系向许邦健、许安军主张追偿请求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750元（顾金建已预交），由顾金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安述峰审判员  刘亚洲审判员  任李艳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丹丹法律条文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