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3民终20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胜同，男，196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汉兰，女，1933年4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博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亮，山东科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胜水，男，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博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胜霞，女，1965年3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博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盛毓，男，1961年1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上诉人苏胜同因与被上诉人张汉兰、苏胜水、苏胜霞、苏盛毓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4民初3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胜同上诉请求：撤销(2020)鲁0304民初3828号民事判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地改判此案。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自2019年10月份我母亲要求跟随我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随后我接父母到张店我的家中，期间父母的生活费用仅用我父亲的工资支出，且我母亲每顿饭都离不开肉，没有肉就不吃饭，在照顾父母期间我是没法上班工作也就没有收入来源，父母身体都不好每天都要吃药，这些也都是由父亲的工资支付，所以该判决所说我父亲的工资支出并没有超出每月四千多元的支出，请问该法官有何证据来证明没有超支呢?显然是该法官自己想象的。2、原审法院认定的父亲去世后的丧葬费用系伦理道德基础的主动，请问现在社会上给老人去世办丧事都是通用的简单办法，那就是通知近亲属和知己朋友邻里送一下亲人，在博山都是要招待来客的，这是入乡随俗的办法，也并没有超出更没有高规格厚葬，我也遵循了厚养薄葬，生前给父亲吃最好的最有营养的，该判决书阐述说我没有与原告等协商花销故不予支持，请问父亲只生了我自己吗?且我还是家中最小的，难道父亲丧葬期间和他们没有关系吗?该法官这些逻辑符合常识吗?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没有体现。3、在照顾父亲期间我突发脑梗住院，这期间他们没有来照顾父亲过，更没有人接父亲去他们那里照顾，病情严重的我在医院治疗几天后，我只有早上去医院打针，中午打完针再回家照顾老人，这种情况他们怎么不来争了。在2019年年初我曾组织过关于赡养老人的家庭会，但他们都拒绝表态和参加。4、在我接父母来之前苏胜水、苏盛毓都在博山照顾过父亲，但由苏胜霞主导的是每个月给每个人三千元的护理费由我父亲工资支付，到我接到我家中照顾二老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照顾费用了?且我是在照顾二老，该份判决书却只字不提公平何在?5、在2019年11月之前，父母的工资都是由我母亲指定管理人苏胜霞管理二老的工资，直到2019年年初我组织家庭会的时候我询问二老的工资情况，苏胜霞拒绝回答，问二老工资剩余多少却只说还有二万元，我提出有账目记录吗？苏胜霞拒绝回答，十几年二老工资作为子女我有知情权，苏胜霞家是做买卖，难道不知道记账?显然不是，请问有出嫁的女儿这样祸害娘家吗?本来父亲的抚恤金我和他们都说过是由我保管为老母亲日后生病住院所用，他们却利用母亲急不可耐的要求分割这笔费用其用心何在?最后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我父亲生前和去世后所产生费用的确认和归属。综上所述，请求上级人民法院纠正错误判决。张汉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亦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以及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苏胜水辩称，2017年我父亲查出膀胱癌，我带着B超第一次给苏胜同打电话，苏胜同回去从进门到走没有三分钟，其中第一个进门说他养我父亲和母亲十年了，该轮到我们兄妹三人了，吵完架之后他就走了。之后苏胜同再也没有去过，后来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苏胜同找了我们居委会去调解，还有我两个哥哥。这是第一次说不要钱，免费养我父母。第二次又找居委会去调解，查我父亲三十年退休工资去哪里了。第三次苏胜同说要带我父亲走，我母亲不走，居委会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尊重我父母的意思。从2017年我父亲做完手术，我养了两年六个月，苏胜同、苏盛毓也没有去看过。苏胜同让我舅劝我母亲接我母亲去赡养。苏胜同的上诉与事实不符。2020年苏胜同还没有接走我父亲的时候，就从我母亲那里借走3000元。10月20日借走3000元，拿走我父母的银行卡、工资卡到11月14日接我父母走，一年以前苏胜同就查出脑梗，后来他给我父亲打球蛋白的名义从我妹妹手中借走两万，我父母工资是八千多。苏胜同养了五个月，我父亲就去世了，从我母亲那借走的钱支付了办丧事的饭费5000多元。除了饭费，其它费用都是我出的。苏胜霞、苏盛毓未作答辩。张汉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苏月贵死亡后发放的一次性救济金69902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月贵于2020年4月25日死亡，原告张汉兰系苏月贵的妻子，四名被告均系苏月贵与原告张汉兰共同生育的子女。苏月贵死亡后，社保部门共发放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合计68870元（其中包含丧葬费1000元）。另，2020年7月，向苏月贵的工资账户补发工资1032元。上述丧葬费及工资合计69902元（68870元＋1032元），均汇入了苏月贵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卡号为62×××68的账户。苏月贵死亡后，账房共收取亲朋好友赠与的礼金七千余元，因上述款项不足以向博山冯军殡仪服务中心支付殡葬服务费用，被告苏胜水垫付了400元，但之后被告苏胜同又补给苏胜水400元。被告苏胜同另于2020年4月26日向博山区殡仪服务中心支付丧葬费1065元。另外，苏月贵死亡后，相应的招待费用亦是由被告苏胜同支付。被告苏胜同自认，自2019年11月起，苏月贵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卡号为62×××68的银行卡一直由被告苏胜同保管，苏月贵每月退休金数额为四千余元。另查明，苏月贵的父母均先于苏月贵死亡。除原、被告外，苏月贵无其他子女。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诉争要求分割处理的69902元分为三部分，其一为苏月贵死亡后，发放的丧葬费1000元；其二为苏月贵死亡后，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67870元；其三为补发的苏月贵退休金1032元。对于丧葬费1000元的分割问题，根据相关政策和立法精神，丧葬费是对职工死亡后丧葬事宜的专项补助，是对死者安葬的一种补偿，丧葬费并非遗产，实践中一般归实际支出者享有。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被告苏胜同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苏月贵的丧葬事宜支出均是被告苏胜同支付。故一审法院依法确定该丧葬费1000元归被告苏胜同所有。对于一次性死亡抚恤金67870元的分配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一次性抚恤金是国家通过社保部门或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发放给死者近亲属的抚恤和经济补偿，该款项不属于遗产，可在综合考虑死者近亲属与死者生前关系紧密程度和血缘关系远近的基础上进行分配。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依法确定原告张汉兰与被告苏胜水、苏胜霞、苏盛毓、苏胜同每人分得上述款项的1/5，即13574元（67870元×1/5）。对于原告要求分割的苏月贵退休金1032元，根据法律规定，该款系苏月贵与张汉兰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时，应先析出该款的一半，即516元为张汉兰的财产，并将剩余的516元作为苏月贵的遗产进行分割。苏月贵生前未订立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应按法定继承予以处理。根据法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故一审法院依法确定，上述516元遗产由原告张汉兰与被告苏胜水、苏胜霞、苏盛毓、苏胜同四人平均分割，每人分得上述款项的1/5，即103.20元（516元×1/5）。综上，就原告诉讼请求涉及的款项合计69902元，原告张汉兰分得14193.20元（13574元＋516元＋103.20元），被告苏胜水、苏胜霞、苏盛毓分别分得13677.20元（13574元＋103.20元），被告苏胜同分得14677.20元（1000元＋13574元＋103.20元）。被告苏胜水自愿将其分得的款项赠与原告张汉兰，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加上被告苏胜水赠与的款项，原告张汉兰合计分得27870.40元（14193.20元＋13677.20元）。因苏月贵的上述尾号为9668的银行卡现由被告苏胜同保管，一审法院酌情确定上述款项由被告苏胜同负责提取，被告苏胜同将原告张汉兰、被告苏胜霞、苏盛毓分得的款项分别支付给张汉兰、苏胜霞、苏盛毓。对于被告苏胜同要求从涉案款项中扣除其为父亲生前花费的款项及为料理父亲丧葬事宜所支费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苏胜同自认的情况，自2019年11月起，苏月贵发放退休金的银行卡一直由苏胜同持有支配，而苏月贵每月有四千余元的退休金，根据被告苏胜同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苏月贵生前花费并未超出苏胜同保管苏月贵退休金期间苏月贵的退休金数额。故对苏胜同要求扣除其为父亲生前花费款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苏胜同为料理父亲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苏胜同料理苏月贵的丧葬事宜，系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的主动行为，国家倡导“厚养薄葬”，长辈去世后，丧葬事宜应尽量从简。苏月贵死亡后，亲朋好友上账礼金有七千余元，加上国家补助的丧葬费1000元，可用于料理丧葬事宜的费用已达八千余元，在无证据证明被告苏胜同在超出上述八千余元之外支出的丧葬费用系基于原告与四被告协商一致基础上花销的情况下，被告苏胜同要求从原告及其他三名被告应当分得的一次性抚恤金及遗产中扣除上述费用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苏月贵死亡后，社保部门向苏月贵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号／卡号为62×××68的账户发放的丧葬费1000元、一次性死亡抚恤金67870元、补发退休金1032元，合计69902元，均由被告苏胜同负责提取。二、被告苏胜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汉兰支付27870.40元，向被告苏胜霞支付13677.20元，向被告苏盛毓支付13677.2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4元，原告张汉兰与被告苏胜水、苏胜霞、苏盛毓、苏胜同各负担154.80元。二审过程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苏胜同提交急症留观病人通知书一份、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一份、照片一组，证明其照顾其父亲。被上诉人张汉兰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能证实苏月贵的病情，苏月贵的工资支出金额，以及照片中确为苏月贵，但是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并且被上诉人认为该组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与一审中的部分证据证明目的是重复的。被上诉人苏胜水质证认为，证据都是假的，不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苏胜同提交的以上证据仅能证明苏月贵生前就诊及生活情况，不能证明苏月贵生前仅由上诉人苏胜同一人赡养，且被上诉人张汉兰和苏胜水均提出异议，故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二审中的证明效力，依法不予采信。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苏胜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要求改判。二审过程中，上诉人苏胜同明确要求将苏月贵住院及其照顾苏月贵的费用共计4万多元从案涉抚恤金中扣除。故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上诉人苏胜同要求从案涉抚恤金中扣除苏月贵住院及其照顾苏月贵的费用共计4万多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一次性抚恤金是国家通过社保部门或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发放给死者近亲属的抚恤和经济补偿，该款项不属于遗产，可在综合考虑死者近亲属与死者生前关系紧密程度和血缘关系远近的基础上进行分配。而上诉人苏胜同要求扣除的费用主要是其作为子女履行对其父亲赡养扶助义务时所发生的费用，且根据查明事实，自2019年11月起苏月贵发放退休金的银行卡也一直由上诉人苏胜同持有和支配。另外，对于苏月贵去世后所产生的丧葬费用，可由收取的礼金及国家发放的丧葬费中支付。故上诉人苏胜同要求将上述费用从案涉抚恤金中扣除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苏胜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元，由上诉人苏胜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光龙审 判 员 马士军审 判 员 杨继生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陈 蒙书 记 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