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3民终15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园汇川技术总部大厦。法定代表人：朱兴明，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男，198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上诉人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汇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9民初1393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圳汇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伟向深圳汇川公司返还已获得的两期限制性股票收益共计389913.81元及赔偿延期返还股票收益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基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本案的限制性股票协议书在深圳汇川公司与刘伟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订立，要求激励对象在满足工作年限、业绩目标或竞业禁止等约定条件下才有权从出售的限制性股票中获益，协议的签订、履行与双方劳动关系建立、履行紧密相连，因此，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应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现深圳汇川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未经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应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深圳汇川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976元，深圳汇川公司已预交，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深圳汇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具体内容详见上诉状，摘要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双方从未建立劳动关系，双方之间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民商事合同关系。1.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汇川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刘伟与苏州汇川公司具有劳动关系，并不当然的认为刘伟与我司存在劳动关系。2.我司与刘伟签订的股权激励协议不具有劳动合同的性质。股权激励协议确有“为有效激励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的表述，但“员工”一词绝不能等同于“劳动者”，考虑到股权激励协议涉及“公司/分子公司”的表述及《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提到的“以上激励对象中，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本计划的考核期内与本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等表述，无论是我司，还是刘伟，对刘伟与苏州汇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认知是一致的。3.我司与刘伟自愿签署股权激励协议，二者形成平等主体间的民商事合同关系，刘伟依据股权激励协议取得和持有我司股权，成为我司限制性股权的股东。法律并不禁止上市公司授予与上市公司子公司有劳动关系的员工股权。同时，我司通过股东大会评议、董事会确定股权激励对象，并不代表着我司必须强制性授予刘伟限制性股权，其可自行选择不接受。此外，能否授予限制性股权还取决于刘伟能否交纳自筹资金，而其交纳了对应的自筹资金。由此可见,股权激励协议的签订及履行体现了平等性和自愿性。再者，基于股权激励的特点，刘伟由苏州汇川公司进行绩效考核。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纠纷应当认定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之规定，本案纠纷和劳动争议有如下区别：1.从协议签订的目的来看，是为了规范公司和中、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特定员工之间基于限制性股票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规范目的。2.从协议签订的主体来看，刘伟时任苏州汇川公司研发工程师，直至2017年离职，其在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中更多是以公司高端研发人才的身份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普通劳动者身份相对弱化，在本案基于限制性股票产生的纠纷中，刘伟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劳动法律法规意义上的劳动者。3.从协议的内容来看，主要在于规范我司和刘伟之间基于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并非约定劳动关系的相关事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以“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应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为由裁定驳回我司的起诉，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刘伟辩称（具体内容详见书面意见，摘要如下）：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一、深圳汇川公司与苏州汇川公司存在混合用工的事实，是共同用工主体。二、个人获得限制性股票系基于劳动关系，限制性股票的取得、行权或者转让与劳动者工作岗位、在职时间、贡献大小等因素密切相关，应认定限制性股票具备薪酬构成、职工福利的属性，双方就此产生的争议，应纳入劳动争议纠纷范畴。二审中，深圳汇川公司提交刘伟于2017年5月16日向其发出的“关于正式确认放弃未解锁期权的申请”的电子邮件，显示刘伟提出离职时已经确认根据双方签订的《限制性股票协议》应将已行权的股票收益返还给公司及保证恪守协议，证明刘伟对其离职后应当根据协议返还股票收益的约定不持任何异议，且同意履行。刘伟的质证意见为：对该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1.该邮件证据系打印件，由深圳汇川公司单方持有并提交,真实性无法确认。刘伟并没有该邮件记录，刘伟的邮箱在离职时被深圳汇川公司注销，该邮件是否系刘伟发送及邮件内容与刘伟发送的邮件内容是否一致均无法确认。2.即便认定该邮件系刘伟发送，也仅是确认放弃未解锁期权的申请，深圳汇川公司并未提交其确认对刘伟已行权的收益进行收回事宜作出回复的证据。另，根据深圳汇川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5--《关于股权激励对象离职后股份回购说明》中，刘伟确认“本人已知悉上述股权激励收益返还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事宜，同意按上述结算方式进行股权激励收益款和限制性股票回购款的结算，金额确认无误”，而说明中的“上述股权激励收益返还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事宜”、“上述结算方式”均不包含深圳汇川公司要对刘伟的股权激励收益进行回收的说明内容。3.无论证据真实性是否被确认，都不影响本案纠纷属于劳动争议纠纷的案由的认定。本院认为，深圳汇川公司主张刘伟在获授限制性股票并解锁之日起2年内离职，违反了双方签订的限制性股票协议书等约定，请求刘伟返还相关的股权收益。上述协议载明，深圳汇川公司为有效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订立该协议，甲方是深圳汇川公司，乙方是深圳汇川公司（甲方）员工，属于公司/分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并约定激励对象的股票解锁资格与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挂钩，且股票解锁与劳动合同的存续及履行情况相关联，并约定激励对象必须满足一定的工作年限及遵守竞业禁止规定等。由此可见，上述协议的签订、履行与双方劳动关系的建立、履行紧密相连，激励对象以与公司具有劳动关系为前提条件。深圳汇川公司主张刘伟系与其全资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涉案协议写明乙方为深圳汇川公司（甲方）员工，属于公司/分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可见深圳汇川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对象仍是以与公司或分、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同时，深圳汇川公司在本案中以刘伟违反服务期限约定为由请求刘伟返还相关的股权收益，而关于服务期限的纠纷亦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因此，本案纠纷应属于劳动争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之规定，本案应先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深圳汇川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未经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深圳汇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国辉审判员  刘向军审判员  徐雪莹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陈金洁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