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沪01民终58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某1，男，1956年11月17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某2，男，1960年6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现住上海市静安区。 上述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慧波，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3，女，1988年1月12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鹤鸣，上海市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程某4，男，1958年12月23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原审第三人：上海新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古楼公路1858弄139-141号单号1-3层。 法定代表人：奚岳峰。 上诉人程某1、程某2因与被上诉人程某3、原审被告程某4、原审第三人上海新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凯公司）遗赠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7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某1、程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程某3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错误地以一份未经鉴定的字据、两张未经核对原件的照片、三份存在矛盾的证人证言以及程某4的陈述，就断然判断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程某3作为字据的持有方，应当对字据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程某4与程某3是父女关系，两人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所以程某4所作的有利于程某3的陈述不应予以认定。一审法院错误地认为受遗赠人只要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即可作出接受或者放弃遗赠的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必须在遗赠人死亡后，遗嘱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受遗赠人应当在遗赠人去世后作出意思表示才发生效力。 程某3辩称，在一审审理时，由于样本原因，相应的鉴定机构无法对笔迹进行鉴定。证人与当事人间没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理应予以采信。三名证人都证明了字据是程某5本人所写。2016年，程某3在知道该字据后，就表示接受遗赠。在相关动迁案件的判决生效后，家庭成员也有过沟通，也能证明程某3已经在第一时间接受遗赠。在程某5去世后，程某3、程某4就去动迁部门要求办理本案系争房屋的过户手续，主张权利。原审法院判决正确，故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程某4述称，程某5生前，一直由程某4进行照顾。在程某5去世后，程某4陪同程某3前往动迁部门要求办理本案系争房屋的过户手续，主张权利。 新凯公司未答辩。 程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由程某3继承；2．判令程某1、程某4、程某2和新凯公司协助其办理上述房屋的相关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因过户产生的相关税费由程某3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某3（2012年11月11日报死亡）与被继承人程某5是夫妻关系，生育程某1、程某4和程某2三子。程某3与程某4是父女关系。 系争房屋是案外人姚某1（2009年2月6日死亡）与姚某3祖上所传的上海市静安区XX路XX弄XX号房屋（1991年6月产权登记在姚某1名下，所有权性质为私有。以下简称“康定路房屋”）拆迁安置所得。2010年5月20日，康定路房屋被纳入静安区103号街坊储备土地拆迁范围。2014年11月21日，案外人姚某2（系姚某1的子女）与上海市静安区土地管理中心签订编号为2010（0003）-1-2-0063的《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载明：甲方上海市静安区土地管理中心，乙方（被拆迁人，房屋所有人）姚某1（亡）；房屋座落XX路XX弄XX号，类型旧里，性质私房，房地产权证记载建筑面积102.3平方米；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9，740元／平方米；价格补贴系数为30％，套型面积补贴为建筑面积15平方米，用于认定房屋拆迁居住保障户的市属动迁安置房单价7，55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房屋价值补偿款4，121，235元，其中评估价格3，042，402元，套型面积补贴354，180元，价格补贴724，653元；乙方不符合居住保障户的补偿安置条件；甲方提供安置房屋四套，总面积282.96平方米，总价2，022，015元，分别为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即系争房屋）、XX路XX弄XX号XX室、XX路XX弄XX号XX室、XX路XX弄XX号XX室。同时，拆迁单位另支付部分拆迁补偿款。 2017年8月，因对康定路房屋拆迁补偿利益分配产生争议，程某5、程某1、王某2、程某6、程某4、王某1、程某3、张某、程某2、薛某、程某7、程某8作为原告（系康定路房屋的实际使用人或者户籍在册人）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姚某2、姚某5、毛某（系康定路房屋的权利人），请求依法分割康定路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在该案审理中，该案原告向法院表示：“原告之间的拆迁补偿利益不需要法院分割；姚某3应得拆迁补偿份额由程某5一人继承；如果原告可得一套安置房屋，则登记在程某5名下；如果原告可得一套以上安置房屋，则除了保证一套登记在程某5名下外，其余均由程某1、程某4、程某2共同共有；如果四套安置房屋均由原告共有，则502室房屋登记在程某5名下，1602室房屋登记在程某1名下，1603室房屋登记在王某1名下，1303室房屋登记至程某2名下，除房屋之外的货币部分均由程某5一人取得。”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2017）沪0106民初29360号民事判决，判决主文为“一、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归原告程某5所有；二、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归原告程某2所有；三、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归原告程某1所有；四、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归原告王某1所有；五、被告姚某2、姚某5、毛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原告程某5、程某2、程某1、王某1办理上述四套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登记过程中产生的相应费用按政策各自承担；六、被告姚某2、姚某5、毛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程某5拆迁补偿款177，985元。” 因姚某2、姚某5、毛某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6民初29360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12月25日依法作出（2018）沪02民终3258号民事判决，判决主文为“一、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6民初293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6民初2936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六项；三、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归姚某2、姚某5、毛某所有；四、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归程某1、程某4、程某2所有；五、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归程某1、程某4、程某2所有；六、姚某2、姚某5、毛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程某5、程某1、程某4、程某2办理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登记过程中产生的相应费用按政策各自承担；七、姚某2、姚某5、毛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程某5拆迁补偿款683，802元。” 因程某1、王某2、王某1、程某4、程某3、程某2、薛某、程某8、程某7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终3258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查，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19）沪民申149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程某1、王某2、王某1、程某4、程某3、程某2、薛某、程某8、程某7的再审申请。 目前，系争房屋仍登记在新凯公司名下。 被继承人程某5出生于1927年3月30日，于2019年12月22日因病去世，被继承人程某5的父母均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一审审理中，程某3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六份手写字据：第一份手写内容载明“XX路XX弄XX号属于103动迁基地，现动迁安置分在我名下（程某5）的房子产权登记在程某3名下。”该字据落款处有“程某5”的签名、印章，还有红色指印一枚，并注明日期为“2016.1.16写”，在该字据的左下角留有“联宝里居委会见证人：刘某、何某，2016.1.16”的手写内容。 第二份字据手写内容载明“遗嘱由法院判给我的XX路XX弄XX号XX室房子登记在孙女程某3名下，由程某3继承。”该字据落款处有“写字人程某52018年2月2日”的手写内容，并有“程某5”的印章，还有红色指印一枚。 第三份字据手写内容载明“遗言本人年事已高．对法院判给我XX路XX弄XX号XX室房子．等一切财产有孙女程某3继承．或有老二安排。”该字据落款处有“遗言人程某52018年2月17日”的手写内容，并有“程某5”的印章，还有红色指印一枚。 第四份字据手写内容载明“103动迁块：由法院判给我程某5的上海XX路XX弄XX号XX室房子及动迁钞票．赠送给我孙女程某3。该房子登记在程某3名字下。”该字据落款处有“程某5写2018.3.11”的手写内容，并有“程某5”的印章，还有红色指印一枚。 第五份字据手写内容载明“遗嘱因我年纪已大．我的房子XX路XX弄XX号XX室赠送给程某3．我的钞票和物品也一起送给他。”该字据落款处有“立嘱人程某52018.3.12写”的手写内容，并有“程某5”的印章，还有红色指印一枚。在该字据的左下角留有“见证人黄某老邻居2018.3.12”的手写内容。 第六份字据手写内容载明“103动迁组：法院分判给我本人程某5的房子送给我孙女程某3．写他名字．动迁款也给他。”该字据落款处有“程某52018.3.17”的手写内容，并有“程某5”的印章一枚。 程某3另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手机照片打印件两张，用以证明2016年1月16日的遗嘱由程某5本人亲笔所写。程某3表示照片是时任联宝里居委党总支书记刘某作为见证人在2016年1月16日现场用工作手机所拍，第一张照片上左侧的人是另一个见证人何某，坐着的老人就是程某5，戴着帽子的是程某4，右侧的则是动迁组的工作人员郑某，第二张照片上显示的老人即为程某5，戴着帽子的仍是程某4，右侧仍是动迁组的工作人员郑某，另一个见证人何某不在该照片内。 程某1、程某2对程某3提供的六份遗嘱均不认可，认为这些遗嘱均不可能是被继承人程某5亲笔所写，是伪造的，要求对这些遗嘱进行笔迹鉴定。对于程某3提供的照片三性均不认可，从照片中能看到有被继承人，但看不出在做什么，也看不到老人握笔的姿势，而且这两张照片看不出拍摄时间、地点，不能证明是2016年1月16日拍摄的。程某4对上述遗嘱和照片均认可，其称照片中有见证人何某、被继承人程某5、他本人以及动迁组工作人员郑某，照片反映的内容是真实的。 因程某1、程某2申请对程某3提供的遗嘱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8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确定检材和比对材料的谈话。在谈话中，鉴于本案涉及遗嘱较多，考虑到鉴定时间和诉讼成本的问题，程某3和程某1、程某4、程某2一致同意：一、由程某1、程某2申请鉴定最后一张即2018年3月17日的遗嘱，且只要求鉴定老人的签名，如果鉴定出来是老人本人亲笔签名的，就对该遗嘱整体都由老人亲笔书写予以认可；二、由程某3申请鉴定第一张即2016年1月16日的遗嘱，且只要求鉴定老人的签名，如果鉴定出来是老人本人亲笔签名的，就对该遗嘱整体都由老人亲笔书写予以认可；三、同意用法院前往杨浦区卫健委档案室调取的程某5个人档案内的签名以及由被告程某1、程某2提供1995年2月17日《申请报告》中落款处“程某5”的签名、2002年7月10日材料落款处“程某5”的签名作为比对材料。 随后，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了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对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16日的《遗嘱》中落款人处的“程某5”的笔迹以及落款日期为2018年3月17日的《遗嘱》中落款人处的“程某5”的笔迹进行鉴定。该所于2020年11月3日作出了《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现因委托方无法补充样本材料，根据现有材料，鉴定人对委托要求无法作出明确结论，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第（六）款‘其他需要终止鉴定的情形。’之规定，我鉴定中心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 为证明2016年1月16日的遗嘱是被继承人程某5亲笔书写，在本案2020年12月16日第二次开庭时，程某3申请该遗嘱上的见证人刘某、何某以及当时在场的动迁组工作人员郑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刘某向一审法院陈述：其在2016年时任联宝里居委会的党总支书记，程某5一家是其辖区里的居民，没有其他关系。2016年1月16日字据上见证人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程某3提供的照片也是其提供给程某3的，是其在2016年1月16日见证现场用工作手机所拍，由于拍照的手机已经换了，所以这些照片其都导到了电脑中留档，当时在现场的还有同事何某、动迁组姓郑的工作人员、被继承人程某5以及程某4。之所以要去见证是因为程某5家前期打官司，动迁组要求老人写一份材料，老人没法去，只能上门做见证，动迁组就要求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见证。证人刘某表示2016年1月16日字据上的手写内容都是程某5自己写的，其本人、何某、姓郑的动迁组工作人员看着老人写好签名后，动迁组的人看完没问题，他们再作为见证人签名，老人写什么内容他们不管，他们做见证就是要亲眼看到这些内容是老人亲自书写的。证人何某向一审法院陈述：其2016年时在联宝里居委会做社工，程某5一家是其辖区里的居民，没有其他关系。2016年1月16日字据左下角见证人处“何某”是其本人所签，时间就是字据上所写的2016年1月16日。当时动迁组喊居委会工作人员去见证，书记刘某就叫其一起过去做见证人。当时现场有刘某、证人自己（第一张照片左侧的人）、动迁组的老郑、程某4以及照片中的老人。当时在老人写字之前，该字据是一张白纸，证人大部分时间都看着老人在写字，但没有目不转睛看着老人写完全程，字据上的签名是老人本人所签，当时写好的字据证人有看过，就是庭审中出示的这份字据。当时老人书写时神志看不出异常，握笔比较慢，书写也不是很顺畅，但证人有看到老人一笔一笔在写着。证人郑某向一审法院陈述：2016年时其从事西康路103基地动拆迁工作，程某5家里的拆迁就是证人负责的，所以和程某1、程某4、程某2都认识，但和他们家没有什么关系。2016年1月16日的字据证人在当时现场就看过，庭审提供的照片反映的就是当时的情况，两张照片里右侧的人就是证人本人，当时还有居委会的两位工作人员、程某4以及被继承人程某5，拍摄的时间是2016年1月16日，地址就在程某4借的802室内。之所以会去见证是因为程某4说他爸九十岁了，安置工作还没结束，他爸跟拆迁有关的意思要记下来，具体就是老人百年以后要把遗产给孙女，要证人去见证下，证人就说一个人去没用的，程某4就找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做见证。证人郑某表示：该字据上面的两行字都是程某5自己写的，这张字据刚开始是空白的，内容是老人写下来的，字据落款处的签名、印章和指印都是老人自己的。见证人处的“刘某”“何某”是他们本人签名的。当时老人握笔、神态都还可以，动作看上去缓慢，但没看出异常。该份字据并非动迁组必需的材料，老人写好字据后应该有复印过留存在动迁组档案室里。 程某3和程某4对三份证人证言均予以认可，认为该证言反映了客观真实的情况。程某1、程某2对三份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认为三位证人在见证程某5书写的过程中未尽到见证人的义务，证人证言存在明显矛盾和不和逻辑之处，表现在证人和程某5当天并无有效沟通，证人刘某和何某都不知道自己在见证老人书写的是遗嘱，他们认为只是拆迁文件，证人们虽称看着老人写字，但从字据来看，字迹流畅自如，甚至还有点潦草，完全不像是九十岁的老人亲笔所写。故三份证人证言均无法证实2016年1月16日字据内容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三位证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相应的见证能力，符合证人的资格。证人刘某、何某在2016年1月16日的字据上作为见证人签名，证人郑某系当时在场人员，该三人作为知晓当时发生事实的人，现经程某3申请均到庭陈述自己所见的事实并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庭的询问，符合法律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虽然程某5一家是证人刘某、何某辖区内的居民，证人郑某负责程某5一家的动拆迁事宜，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三位证人同程某3或者程某4存在利害关系。三份证人证言对为何去见证的缘由、程某3提供照片的由来以及在见证程某5书写字据时的情形等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并无矛盾之处，而且证人刘某、何某所证明之事，是其作为联宝里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获得。综上，三份证人证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一审法院均予以采纳。 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中，考虑到程某3并未亲自到庭，事后到庭将不利于一审法院查明程某3究竟何时最早知道受遗赠的事实以及程某3本人对此的真实态度，一审法院要求程某4当庭通过微信视频通话的形式联系到程某3，由一审法院亲自询问其本人意见。程某3表示：其知道爷爷（即程某5）要把拆迁所得利益给她是在蛮早以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她爸爸程某4蛮早就把纸质遗嘱给她看过，时间应该是2016年春节那会，程某4要把遗嘱给到她，但她说就存你那边好了。在看到遗嘱后，程某3就说过好的呀。 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之后，程某1、程某2向一审法院表示：其在整理程某5遗物时又发现了有程某5亲笔书写的东西，分别是2005年10月3日有被继承人程某5及其妻子姚某3和另两人合影的照片（该照片的背面写有“2005年10月3日董某考入公安学校，佩某请客留念，也是我俩结婚50年，姚某378岁，程某579岁”）、2007年1月12日程某5及其妻子姚某3二人合影的照片（该照片的背面写有“07年1月12日雯雯20岁”）、2011年1月贺卡一张（里面夹着一张白纸，写着“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落款写着“程某9”），上述照片和贺卡里手写的内容都是程某5本人所写，希望能将上述材料作为新的比对材料，对2016年1月16日书写的文字再次委托鉴定。一审法院遂于2021年1月22日通知各方当事人对程某1、程某2新提供的材料进行质证。程某3和程某4均称照片上的字无法确认就是被继承人所写，不同意作为比对材料，因为姚某3的字迹和程某5的差不多。对于程某1、程某2提供的贺卡，该纸张并非粘附在贺卡上，落款处的“程”与法院调取的档案材料以及程某3提供的遗嘱上的“程”反差也很大，无法确定是被继承人所写，也不同意作为比对材料。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此前已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检材和比对材料交由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然而在鉴定机构工作人员要求进一步提供比对材料时，各方当事人均未能再补充比对材料，导致笔迹鉴定工作被终止。现程某1、程某2补充提供了两张照片和一张贺卡，虽称上述材料中手写内容均为程某5本人所写，但既无程某5本人的签名，其也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照片和贺卡上的内容即为程某5本人所写，在程某3和程某4均不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将其作为比对材料，故一审法院对于程某1、程某2要求再次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程某3、程某4以及程某1、程某2本人对系争房屋属于被继承人程某5的个人遗产并无争议，但程某1、程某2的诉讼代理人辩称系争房屋并非程某5的个人合法财产，而是属于程某5和姚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姚某3早在2012年11月即死亡，而康定路房屋的权利人和实际使用人、户籍在册人之间关于动迁补偿利益纠纷的案件也已经由（2017）沪0106民初29360号和（2018）沪02民终3258号二案审结，相关主体的再审申请也被（2019）沪民申1495号一案裁定驳回。在上述康定路房屋动迁利益分割案件的处理中，一、二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的证据以及程某3方对于姚某3应得拆迁补偿份额由程某5一人继承的意见，均确认系争房屋归程某5所有，上述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此，结合姚某3死亡的时间、上述案件审理的时间，在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足以推翻上述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诉讼代理人的上述辩论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确认系争房屋为被继承人程某5的遗产。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程某3提供的六份字据能否产生遗嘱的效力；二、如果有字据能产生遗嘱效力的，本案是否发生遗赠的法律后果。现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详细分析如下： 关于程某3提供的六份字据能否产生遗嘱效力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程某3作为主张遗赠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遗嘱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诉讼中，因程某1、程某2对六份字据由被继承人所写均不认可，故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鉴定意见，选取2016年1月16日的字据以及2018年3月17日的字据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然而由于当事人无法进一步补充样本材料，导致笔迹鉴定工作被终止，使得遗嘱是否为程某5亲笔书写这一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如若程某3不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其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后，程某3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16年1月16日的现场照片打印件两张并申请2016年1月16日字据上的见证人和在场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和当事人的质询。虽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在本案中，在三份证人证言既已被一审法院采纳，该两张照片的拍摄者以及照片中出现的人物均已作为证人到庭陈述照片的来源以及拍摄内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两份照片的三性予以认可。因此，程某3提供的2016年1月16日的字据原件、两张照片打印件、三份证人证言以及程某4的陈述能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使一审法院确信2016年1月16日字据由程某5亲笔书写这一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程某1、程某2虽对此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反驳，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确认2016年1月16日的字据手写内容载明的“XX路XX弄XX号属于103动迁基地，现动迁安置分在我名下（程某5）的房子产权登记在程某3名下。”以及该字据落款处的“程某5”签名和日期“2016.1.16写”均是由被继承人程某5亲笔书写。关于程某3提供的另五份字据，因程某3未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使得字据真实与否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一审法院对该五份字据均不予采纳。至于程某1、程某2在原审庭审中提出的该2016年1月16日的字据并非遗嘱，而是赠与合同的意见，一审法院不能认同，因为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遗嘱必须要有“遗嘱”的抬头，要判断一份字据是否属于遗嘱，应结合立字据人的具体情况并按照遗嘱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两方面加以判断。本案中，程某52016年1月16日书写该份字据时已经89岁高龄，属于耄耋之年。在此背景下，其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将处分个人财产的内容书写下来，符合遗嘱的实质要件。同时，该字据系被继承人本人亲笔书写，并注明年、月、日，也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程某52016年1月16日书写的字据应当按照自书遗嘱对待。关于程某1、程某2在原审庭审中辩称程某5在订立遗嘱时系争房屋的权属并未明确，程某5对该财产的处分不发生效力的意见，一审法院亦不敢苟同，因为程某5在书写2016年1月16日的遗嘱时康定路房屋的动迁工作尚未完成，各方主体对拆迁补偿利益尚有纠纷，在此情况下其将处分的标的表述为“动迁安置分在我名下的房子”并无不当。而且继承应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在被继承人死亡时生效判决已经确认系争房屋归程某5所有，目前也无证据证明程某5有其他动迁取得的房屋，故在2016年1月16日的遗嘱中程某5处分的标的是确定且具体的，就是系争房屋。综上，程某5书写的2016年1月16日的字据能够产生遗嘱的效力。 关于本案是否发生遗赠法律后果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然而与法律关于继承人作出放弃继承权的表示应具备较为严格的形式要求和对象要求不同，现行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并未明确限制受遗赠人作出接受或者放弃遗赠表示需要采取的方式和应当表达的对象，而“接受或放弃遗赠的表示”本质上仍然是意思表示，故受遗赠人完全可以采取口头方式，在没有相对人的情况下作出意思表示。根据法律规定，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表示完成时生效。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程某3作为受遗赠人，自述在2016年春节左右得知受遗赠的事实后即明确表示好的，其接受遗赠的表示显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因此能够发生遗赠的法律效果。程某1、程某2虽辩称程某3作为受遗赠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表示接受遗赠，应视为其放弃受遗赠，但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亦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故对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程某5的遗产应按遗赠处理，由程某3受遗赠取得。新凯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一审判决：一、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XX城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属于被继承人程某5的遗产，由程某3受遗赠取得；二、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XX城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归程某3所有；三、程某1、程某4、程某2、上海新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程某3办理上述上海市松江区XX城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由此产生的税、费由程某3承担。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程某3负担4，350元，由程某1负担4，350元，由程某4负担4，350元，程某2负担4，350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供了下列证据：1、情况说明三份，证明程某5在2016年初已无民事行为能力，不可能订立遗嘱；2、委托书、付款凭证，证明程某4曾于2012年伪造程某5签名领取母亲的抚恤金等费用，其之后又伪造程某2的签名领取程某5的抚恤金。程某3对第1组证据不予认可；对第2组证据表示不清楚是否伪造，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程某4对第1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其中两位邻居从未到过程某4住所，一位民警也早就退休，无法证实相应情况；对第2组证据，认为其是代父亲程某5所签，另外，其经过程某1的同意才书写相关内容。 上诉人还提供证人姚某4的证言，欲证明在2017年前，程某5居住在位于康定路的房屋中，并未居住到西康路房屋中，且半边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程某3不认可该证人证言，认为该证言不能证明被继承人没有行为能力。程某4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其认为该证人根本不知道家庭状况，在程某5生前，程某4对程某5的生活进行了照顾，程某4从未看见过该名证人。 被上诉人程某3提供了上海XX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程某3于2020年1月22日前往该公司办公室，要求办理松江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进户手续。上诉人对该份证据表示不认可，认为系程某3通过非法途径取得该证据，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而且接受遗赠应当通过法院诉讼或者公证程序，才能对其他法定继承人产生法律效力。程某4对该情况说明表示情况属实。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程某3提供了六份字据，主张遗赠一事，两上诉人认为相关的六份字据均非被继承人程某5所写，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笔迹鉴定中，两上诉人也未能提供相关可以比对的样本，所以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另外，程某3在一审审理中也提供了被继承人立字据时的照片、在场的无利害关系的案外人的证言，以证明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程某3已完成举证责任，证明了相关字据为被继承人所立，所以理应认定程某5生前立有遗嘱，将本案系争房屋遗赠给程某3。 法律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接受遗赠。对于该“两个月”，应当理解为发生于被继承人去世之后，而非在世前。所以一审法院认为程某3在2016年表示接受遗赠，即完成了法律规定的意思表示行为，一审法院对此法律条文的理解是错误的。尽管一审法院的该项理由错误，但在本案中，程某4作为程某5的法定继承人之一，其能证实程某3在被继承人去世后立即进行了相应的主张，所以理应认定程某3已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作出意思表示。故本案系争房屋应由程某3取得。 综上所述，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400元，由程某1、程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蓓 审 判 员  王 刚 审 判 员  许 洁 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 法官助理  孙路路 书 记 员  孙路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