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782民初10712号        原告：义乌市佳婷口罩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萧皇路7号1楼。                法定代表人：陈志昂，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淑华，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倩，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浙江思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福田银座B座12A。                法定代表人：刘科迪，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红敏，北京盈科（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佳丽，女，1995年8月5日出生，汉族，浙江思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员工，住所：江西省铅山县。                原告义乌市佳婷口罩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浙江思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21年6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义乌市佳婷口罩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淑华、曹倩、被告浙江思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红敏、吕佳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义乌市佳婷口罩有限公司诉称，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服务费16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9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6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                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服务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办理口罩CE证书（土耳其2163），服务费用160000元，办理时间为样品到国外后4-5周下证。《服务合同》第5.4条约定“委托期限内，由于乙方原因，导致无法完成委托内容的，乙方需提前一个工作日告知甲方，协商不成，乙方退还甲方缴纳的前期服务费”。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额服务费用，并积极配合被告提供检测样品及办证材料。                2020年4月24日起，原告按照被告指示多次邮寄样品，2020年6月10日，样品到达土耳其检测实验室。直至2020年8月24日，被告告知样品检测合格。根据合同约定本应于首次样品到达即2020年6月10日后4-5周下证，即便按照样品检测合格时间来推算，被告也应在样品检测合格即2020年8月24日后4-5周即2020年9月28日前办出CE证书。                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原告已按约定支付服务费，被告理应在约定期限内向原告交付CE证书。现被告远超约定期限却仍未提供约定的认证服务，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有权解除《服务合同》，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                被告浙江思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与真实的事实不符。首先原、被告之间的《服务合同》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情形。目前双方《服务合同》所约定的CE认证服务已推进至最后环节，即由认证申请人即原告向土耳其CE认证实验室提供拟投放市场流通的带喷码信息的实物样品（包含外包装、中英文产品说明书），供认证机构审查是否符合欧盟相关法律规范。若审查通过，土耳其CE认证实验室将委托第三方对认证申请人的生产场地进行实地查验，若查验通过，土耳其CE认证实验室即向认证申请人签发CE证书。通常来说自认证申请人提供的市场流通实物样品审查通过后到签发CE证书的时间约为4-5周时间。截至答辩之日原告仍未按照土耳其CE认证实验室的要求提供符合欧盟法律规范的产品结构与外观设计图纸，致使服务停顿，迟迟不能推进到最后环节。原告已经与土耳其CE认证实验室联系并确认，如果原告配合土耳其CE认证实验室提供符合欧盟法律规范的产品结构与外观设计图纸，认证服务将继续推进。因此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并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情形。其次双方《服务合同》约定的认证服务停顿至今的原因在于原告消极拖延所致，而非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被告自2020年4月23日双方签订《服务合同》后即持续不断地积极推进服务进程：（1）2020年4月26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供的第一份光板测试样品，当即安排联邦快递寄往土耳其实验室，该批光板样品于2020年5月22日才清关送达；（2）因担心第一批光板样品途中长时间运输影响检测效果，被告要求原告第二次提供光板测试样品，并于2020年5月16日安排敦豪快递寄往土耳其实验室；（3）在等待第二批样品寄往土耳其实验室的过程中，被告因得知其他同类客户从寄往土耳其实验室测试反馈回来油性颗粒物过滤不合格，秉持对原告负责的态度，被告主动提出帮助原告把样品送往深圳国内检测机构先行检测。原告表示同意，原告第一次寄往深圳检测的样品于2020年6月11日经检测不合格，原告安排第二次寄往深圳检测的样品于2020年6月15日检测合格；（4）在收到国内检测合格的消息后，2020年6月15日被告安排原告第三次往土耳其实验室寄送光板测试样品，该批样品于2020年7月28日送达土耳其实验室；（5）2020年7月29日土耳其实验室反馈前两次寄达的样品经检测不合格，于此情形下被告本可以就此终止双方合同关系，但本着为原告利益考虑，被告向土耳其实验室争取到对第三次样品再次检测的机会；（6）2020年8月24日土耳其实验室反馈第三次寄达的样品经检测合格；（7）自2020年8月24日起被告即不断跟进、催促原告按照土耳其实验室的要求提交技术文件资料，直至2020年11月5日，原告才提供了实验室要求提供的四份技术文件中的三份，第四份文件技术图纸迟迟未能提供。无奈之下，被告代原告完成第四份技术文件技术图纸，于2020年12月15日跟原告确认是否可行，原告却一直不予确认；（8）进入2021年，恰逢土耳其因新冠疫情封锁和国内春节，2021年3、4月份，多次电话联系原告，催促继续提供技术文件，原告不再积极回应被告的要求。二、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全额退还服务费，相应损失应由原告承担。在原告继续消极、拖延、不配合的状态下，2021年5月17日被告在未经任何协商的前提下突然收到原告的《解除合同告知函》，通知被告解除双方的《服务合同》，并要求被告全额退还服务费160000元。双方《服务合同》第4.3条约定“甲方单方解除合同、终止合同、或违反约定导致乙方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不能要求退款，并且应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第6.1条规定“乙方不承担因甲方提供虚假的、伪造的、无效的、不完整的文件或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文件导致其无法完成代理服务的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损失、罚款和其他法律后果”。                本案认证服务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原告的消极不配合，在此情形下原告不仅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反而单方解除合同、要求被告退还服务费，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服务合同》的约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服务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被告签订了服务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代为办理口罩的CE证书（土耳其2163），服务费160000元，办理时间为样品到国外后4-5周下证，合同另就相关权利义务进行约定。                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2、支付凭证打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按照被告指示，交付了160000元服务费。                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3、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组，证明原告积极配合被告提供合格样品，2020年6月10日，样品已到土耳其检测实验室，2020年8月24日样品检测合格。                被告质证意见：对完整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经过与经办人保存的聊天记录比对，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是真实聊天记录的个别摘录。没有信息显示原告的样品在2020年6月10日到达土耳其实验室；原告证据第九页引用的“龚总，你的样品我们昨天已经安排去做检测了，会尽快出结果”是指深圳检测机构的检测，是被告帮助原告额外争取的国内检测，而不是到达土耳其的检测，因为紧随其后被告明确告知“土耳其那边的样品已经安排中华地区的老总出面催实验室赶快处理了，会尽快告知进程”，表明该批样品还在清关中，并未在6月10日到达土耳其实验室。原告十一页的截图被告明确“最新重测的口罩合格了”，表明原告的样品在土耳其经过了两次检测，第一次是不合格的，第二次是由被告争取的检测机会，后面说的“大概一到两周后报告会出来”是指技术检测报告，而不是指CE证书。原告第十三页12月9日聊天记录也不完整，该记录显示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技术资料进行了重新调整，表明原告提交的技术资料截止到该时间点并没有符合土耳其实验室的要求，还需要等待土耳其实验室的再次反馈。关于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被告在稍后的举证中会提供完整的聊天截图。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内容无法证明原告的样品在2020年6月10日到达土耳其实验室的事实。                4、解除合同通知函打印件一份、邮寄签收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2021年5月14日，原告向被告发函要求解除《服务合同》并要求返还服务费的事实。                被告质证意见：对函件的三性无异议，但是对函件陈述的事实有异议。该函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并且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单方解除合同不能要求退款。对签收记录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记载的内容能反映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5、被告回函及附件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继续拖延办证流程，将无法办证的责任归结给原告的事实。                被告质证意见：三性无异议，该证据是被告收到原告解除合同告知函之后的回复，其内容和附件详细交代了整个服务过程中被告积极推进、甚至部分代劳原告的工作，并没有任何过错，同时也表达了被告希望继续推进合同履行的愿望，并没有如原告所证明的推诿、拖延的意思。被告员工内部之间的沟通表明截止到2021年4月3日被告内部仍然在积极推进合同服务进程。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结合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能证明原、被告一直在沟通办证事宜，直至2021年5月14日原告向被告发函要求解除服务合同。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员工龚待福与被告员工吕佳丽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组、原告员工吴小青与被告员工吕佳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组、原告与被告微信群聊天记录打印件一组、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志昂与被告员工吕佳丽之间的聊天记录打印件一组、原告员工龚玉婷和被告员工吕佳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组、时间节点图打印件一份，证明：（1）、在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一直在积极推进CE证书办理进程、认真履行合同；（2）、被告联系原告继续提供技术文件，原告迟迟不提供，导致无法继续推进后续流程。                原告质证意见：（1）、对五份聊天记录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提供的该五份聊天记录无法证明被告在积极推进证书办理过程，也无法证明是因原告的原因导致办证流程无法推进，从聊天记录可以显示出原告已经向被告提供了其要求的全部办证资料，相反从聊天记录可以反映出被告延期履行办证义务的全过程，正是因为被告自身服务能力不专业，对于整个流程以及办证条件作出了错误的预判、误导、懈怠服务，导致了被告至今没有向原告提供约定的证书，也导致原告错过了办证时间。比如2020年8月24日，原告提供的样品已经检测合格，自2020年4月23日到2020年8月24日三个月的时间，都是处于反复邮寄样品检测的阶段，被告作为专业的服务商，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方案策划服务，协助原告准确高效的提供样品，比如尽早安排国内检测，提供数据参数等，都可以避免反复邮寄样品的发生，在此期间内被告承诺的是很快就能办出证书。（2）、关于体现被告一再拖延办证材料，不断变更材料的要求，原告已经配合被告提供完整的材料，如被告的证据五第十三页，原告按照要求提供材料后，被告回复你们上次提供的材料我们已经提交上去了，基本没什么问题了，随后又表示现在机构那边需要补充提供附加材料，由此可见被告对于办证所需材料极为不熟悉，增补材料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原告从未收到过土耳其检测机构关于办证材料所需的文件、要求、修改意见，全凭被告的指示。再如被告证据四第十三页2020年11月26日，原告再次按照要求配合提供补充材料后，被告回复帮你们做好了，已经提供过去了，2020年12月9日原告询问进度，被告表示你们之前提供的包装排版描述不对，我们又帮你们重新调整了一遍，还在审核阶段，最快需要3-4周，自此原告认为从被告表述而言办证材料已经提供完整，被告并未提及原告还需补充什么材料，需要确认什么事实，如无法确认会有什么后果，都没有作出相应的说明。被告认为此时原告未做答复导致流程停滞，完全是推卸责任的做法，因为被告有义务主导材料更新的提示，所以相应后果应该由被告承担。在此期间被告代理人声称的代劳可以表明在被告眼中其只是一个材料中转站，并不需要提供相应的咨询、修改意见或是服务方案，而原告认为被告在为原告提供的一些修改均是其履行服务约定的行为，并不是所谓的代劳。由此可以证明被告对其自身服务要求的定位没有准确认知，导致服务不合格的结果。被告提供的证据二第七页2021年1月25日原告方问被告方CE证书什么时候下，被告回复表示包装文件有问题，有修改，最新的已经提交上去，等结果。此时被告并未提出原告要如何修改以及后续也没有汇报相应的修改结果，以上都可以表明截止2020年11月26日原告已经按照被告指示提供完整的材料，不存在因为原告延期导致无法办证的事实。此后2020年12月到2021年5月期间，被告并未有效跟进下证的进度，在2021年4月中旬，原告向被告口头沟通了解约意向，后于5月14日正式发函要求解约，在此情况下，被告才在5月20日回函，聊天记录中建议原告继续提交材料，5月24日提出的7点修改意见是此前从未提出的，而且这7点修改意见被告方的郑秀梅已经在2021年4月3日与被告员工的吕佳丽进行沟通，而被告方没有任何人将相关情况反馈给原告，被告声称已经口头告知过，却未能提供通话记录、录音等证据。从被告提供证据看，其他通话记录均可以显示，唯独缺失4月3日这份，可以反推被告陈述是不符合事实的。（3）、对于节点图，三性无异议，节点图无法完整反映被告办事的进程，具体的时间线已经可以从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也整理一份完整的时间线。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证明被告为办证事宜一直与原告进行沟通，并提示原告提交相关技术文件资料。                2、KN95口罩CE认证流程图打印件一份、浙江袁仕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打印件一份、浙江袁仕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申请CE认证申请表打印件一份、被告与浙江袁仕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微信沟通记录打印件一组，证明：（1）、被告服务的浙江袁仕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认证流程积极配合，在提供市场流通的实物样品后五周时间内成功取得土耳其CE认证证书的事实。（2）、双方服务合同第2.3条约定，样品到国外之后4-5周下证是指被告提供的市场流通实物样品到国外4-5周，而不是提供实验室检测的光板样品到达国外的时间。                原告质证意见：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实质的真实性因为涉及被告与第三方的沟通，无法进行确认，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案例可以反映出被告服务的共性，也可以反映本案的特殊性，共性在于被告为客户提供相应的服务咨询、文件修改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是合同约定的被告需要履行的义务，而不是被告代劳，不是原告怠于履行义务，如被告的证据十一页2020年8月27日被告方提供的CE技术文件资料包以及随后被告客户回复的“文件我看了，没有问题”，可以说明在此过程中，被告替第三方做了修改，提供了咨询服务。其次，该聊天记录不能反映界定下证时间的是市场流通的样品，在该聊天记录中被告同样没有向第三方客户解释过样品的概念、寄送的区别、时间上的区别，反而从被告的证据十三页可以看出，2020年10月20日审核通过，下发CE认证B证书，而此时下发B证书的前提条件并未涉及到提供相应的流通样品，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被告关于样品的概念的界定是临时单方定义的，不符合双方的约定，也不符合事实。原告也不清楚CE认证B证书与后面提供了所谓的流通文件后下发的CE认证证书有何区别，被告也从未向原告解释。再次，被告的服务具有严重逾期，整个时间流程长达半年之久，但被告从未对认证流程作出清晰告知，第三方未向被告主张相应违约责任不代表被告的责任不成立。关于案例的特殊性可以看出该客户是非常专业的，非常主动积极的掌控了整个认证流程，如同被告代理人陈述的第三方客户主动询问关于进厂查看的事项、主动提供各项流动样品文件等等，都可以看出之所以该案例能够在2020年年底拿到证书，是因为第三方客户自身的努力，不能代表被告的服务有多么的专业。而客户和客户之间具有差异性，面对原告方这样年纪大、专业弱的客户，被告未能发挥出专业优势，没有积极跟进，导致流程停滞。关于被告提到的原告生产的口罩是从其他厂家不定期进货的事实是不成立的，这里的不定期进货讲的是原材料，而不是指进口罩。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证明到土耳其申领CE口罩证书除提供符合标准的口罩样品外，还需提供相关技术文件资料，土耳其方还要派员到申请人生产现场察看是否具备相应的生产设备、生产技术、生产条件。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系于2020年4月2日注册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的颁发时间为2020年4月27日，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医用口罩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必须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被告系于2008年9月24日注册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翻译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工商登记代理代办、商标代理、知识产权服务、版权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财务咨询、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代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件（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代理记账、网络文化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020年4月23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服务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咨询服务，为其设计相关商务解决方案，服务项目为CE证书（土耳其2163），总费用169600元（含税价），2020年4月23日付160000元；办理时间为样品到达国外后4-5周下证，乙方于此合同签订前为甲方提供了以上咨询服务并为其设计了相关商务解决方案；甲方须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和文件；甲方单方解除合同或违反约定导致乙方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不能要求退款，乙方须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服务；乙方不承担因甲方提供虚假、伪造、无效、不完整的文件或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文件导致其无法完成代理服务的后果。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服务费160000元。后被告依约将原告提供的口罩样品寄往土耳其检测，第一次因故未予检测，2020年5月中旬原告提出第二次邮寄样品，第二次样品于2020年7月28日到达土耳其，但经检测为不合格产品。后原告又提供了第三批样品，2020年8月24日被告告知原告第三批样品土耳其实验室检测合格，同时告知原告需提供口罩技术图纸、生产设备清单、检测监督设备清单、原材料部件的材料参数信息和供应商信息。2020年11月15日原告向被告提供了除口罩技术图纸外的其他三份材料，2021年4月3日，土耳其方告知被告，原告提供的材料不合格，此后被告要求原告继续提供合格材料，但原告一直未能按要求提供。2021年5月17日被告收到原告解除合同告知函。2021年5月19日，被告回函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合同。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服务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履行合同所确定的义务。原告公司成立于2020年4月2日，营业执照的颁布时间为2020年4月27日，而原、被告于2020年4月23日即签订了服务合同，说明原告是基于当时新冠疫情暴发、口罩需求量大、当时口罩产能不足、生产口罩有利可图等原因而在公司注册成立后迅速与被告签订了《服务合同》，但因原告未能提供有效的产品资料、生产技术资料等原因至今未能办出《服务合同》约定的CE证书，而现在新冠疫情已得到初步控制，世界各地的口罩产能也大幅提高，加上世界各国积极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佩戴口罩等强制措施已弱化，口罩需求量明显减少，据原告陈述其已积压库存口罩五十多万只，出现了经营困难，故根据情势的变化，原告当初与被告签订《服务合同》办理CE证书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原告也不再按被告指示向被告提供办证所需的信息和文件，客观上被告已无法继续履行办证义务，鉴此现原告提出解除与被告签订的服务合同，本院予以支持。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土耳其对进口口罩的技术标准有着严格要求，不可能仅凭一只光板口罩样品就能取得CE证书，保证产品质量这也是产品生产者的天职，作为口罩生产商的原告应有办理CE证书不能仅凭光板口罩样品还需提供其他相关产品信息、生产技术资料等材料的常识，原、被告签订的《服务合同》中也约定了原告有“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和文件，以便乙方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义务，《服务合同》还约定了“乙方不承担因甲方提供虚假的、伪造的、无效的、不完整的文件或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文件导致其无法完成代理服务的后果”，因此原告提交相关产品真实有效的信息和文件既是办理CE证件的必然要求，也是《服务合同》约定的义务。当然作为被告，是办理CE证书的专业代理服务机构，在办理CE证书方面应具有比原告更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却没有在《服务合同》中明确原告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的具体名称、内容，对涉案合同的解除也负有过错。根据原、被告双方各自造成本案《服务合同》解除的过错程度、被告在《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努力程度、完成的工作量等因素，本院酌定被告退还原告服务费50000元。被告辩称，《服务合同》约定的认证服务停顿至今的原因在于原告消极拖延所致，而非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被告自2020年4月23日双方签订《服务合同》后即持续不断地积极推进服务进程，本院认为认证服务停顿的原因有原告消极提供信息和文件、提供的信息和文件不合格等原因，但对于提供哪些信息和文件，被告应有提示义务，故导致认证服务停顿的原因是原、被告均有过错。被告辩称，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全额退还服务费，相应损失应由原告承担，《服务合同》约定“乙方不承担因甲方提供虚假的、伪造的、无效的、不完整的文件或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文件导致其无法完成代理服务的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损失、罚款和其他法律后果”，本院认为鉴于造成本案《服务合同》解除原、被告双方均有过错，故本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定被告应退还部分服务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义乌市佳婷口罩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思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签订的《服务合同》。                二、被告浙江思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退还原告义乌市佳婷口罩有限公司服务费5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义乌市佳婷口罩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92元，由原告义乌市佳婷口罩有限公司负担1267元，被告浙江思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5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陈高明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骆光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