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皖0122民初1532号原告：王汝高，男，1955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原告：王汝翠，女，1950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汝高，系王汝翠弟弟。被告: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人民医院6号楼（瑶岗路与北张路交叉口西北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122MB1744693C。法定代表人：俞义年，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苑士举，安徽徽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汝高、王汝翠与被告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8日、6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汝高、被告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俞义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苑士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汝高、王汝翠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42341.61元；2、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全部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23日下午,原告母亲(死者王其英)在家中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出现晕厥。原告于16点11分拨打肥东县120急救电话,请求救护车前来将母亲送往医院救治,首次拨打接听后,120急救电话告知现在没有多余车辆赶往现场救治,要稍等片刻。于是，原告在等待三分钟后再次拨打,此时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无车,等待。四分钟后，原告第三次拨打了电话询问是否有车辆调派,得知还是没有车辆时,原告说要向你们相关领导汇报,这里有危重病人急需用车,对方答复从乡镇调车需要四十至五十分钟后才能有车。此后，原告分别在16:45分和17:04分再次询问调派车辆情况,依然无果。原告只能自行将母亲送往就近医院,当即病人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并于2019年8月8日被宣布死亡。原告认为，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作为紧急医疗救助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应当尽到及时的救助义务。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辩称：一、从程序上看，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理由如下：1、《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2013-11-29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3号）第三条院前医疗急救是政府举办的公益性事业,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按照“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效能”的原则,统一组织、管理、实施。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保证院前医疗急救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服务需求相适应。第二十三条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应当按照就近、就急、满足专业需要、兼顾患者意愿的原则,将患者转运至医疗机构救治。2、答辩人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仅仅是肥东县卫健委的工作部门，只是一个协调、指挥、调度机构。3、被答辩人最终未使用答辩人协调来的120急救车，即被答辩人没有将其母（患者）交由120车辆运送至有关医院，而是自行将患者送到有关医院进行治疗，故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没有形成医疗服务关系。显然，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的主体，请求法庭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二、再从实体上看，被答辩人所主张的其母去世以及有关“诉讼请求（责任后果）”与答辩人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答辩人在履行其职责中不存在过错，当然无需担责。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答辩人是因公益目的而设立，面向社会公众，是方便人民看病而成立的协调机构，主要是救急，并非专门为某个个人提供服务；同时，120急救车不是出租车，也不是网约车，更不是“紧急医疗救助唯一的提供者”，因为还有社会车辆等；目前，私家车已普及，国家公共交通体系也已建立，交通便捷，招手上车已成常见形式，患者乘车也十分方便。按照被答辩人在诉状中的陈述，答辩人作为一个通过120急救网络进行呼救受理、指挥调度的协调机构，在接到被答辩人报警后迅速完成车辆调度、派遣工作，已全面、适当履行其职责。然而，救护车辆归属具体的急救网络医院，答辩人并不是该救护车辆的所有者、管理者、使用者，其具体的到达时间、急救人员对患者身体状况的认定及救治方式等情况，则不在答辩人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故答辩人在履行其职责中并不存在过错，当然无需担责。2、被答辩人母亲去世，系其后期放弃治疗所致，并非医院“宣布死亡”。即其母去世与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被答辩人提供的《出院记录》（节选）记载：姓名：王其英，性别：女，年龄：95岁；入院日期：2019-7-23，出院日期：2019-8-8；住院治疗简要过程及主要治疗措施(注明手术名称、日期、输血量及抢救情况):患者入科后积极完善相关检查;积极予以脱水降颅压、营养脑细胞、化痰、营养支持、控制血压、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支持对症治疗;后患者并发肺部感染，气道痰液多，出现急性呼吸衰竭，并积极予以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治疗期间患者病情无明显缓解，现家属要求放弃治疗并出院，予以沟通后办理自动出院手续。由上可知，被答辩人母亲高寿，体弱多疾，在住院治疗半个多月后，“病情无明显缓解”，“家属要求放弃治疗”，“自动出院”……（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死亡地点—家中”。因此，被答辩人在诉状中的“陈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其母的死亡与答辩人无关。（3）被答辩人母亲的死因究竟是什么？从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其母并非在120急救车转运过程中死亡的，也不是在医院治疗过程中去世的，而是放弃治疗后在其居住的家中房屋内自然死亡的。因此，其母去世与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4）答辩人已于2021年3月18日向法庭递交了“司法鉴定”书面申请。在2021年3月18日第一次开庭结束之后，由于庭审中双方对被答辩人母亲的死亡“原因”存在分歧，所以，为了便于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明确各方责任，公正裁决本案，答辩人于第一次开庭结束当日就立即向法庭递交了书面的《司法鉴定申请书》，请求法庭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被答辩人母亲的死亡“原因”进行检验、司法鉴定，答辩人至今仍在等待“司法鉴定”的结果。在此，答辩人再次请求法庭委托鉴定机构依法对案涉患者的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请求法庭依法予以允准。综上，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答辩人所主张的其母去世以及有关“诉讼请求（责任后果）”与答辩人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侵权责任，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因此，答辩人请求法庭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23日下午1时许,原告母亲王其英在家中突感身体不适,原告等人让其上床休息，后发现其母亲情况越来越严重，原告于16时11分拨打肥东县120急救电话,要求派遣救护车将其母亲送医救治,对方接听后告知原告，现在没有车辆，要求等待；16时14分，原告再次拨打120电话,对方答复仍然是无车,需要等待；16时18分，原告第三次拨打120电话询问是否有车辆调派,答复还是没有车辆时,原告说有危重病人急需用车,对方答复从乡镇调车需要四十至五十分钟才能到达。此后,原告分别在16时45分和17时04分再次拨打120,答复依然无车。后原告自行用车将母亲送至肥东县人民医院救治。当日18时许，被告调度员电话询问原告是否要车，原告答复人已送医院，不需要车了。原告母亲经诊断为：1、左侧颞顶叶大面积脑梗死，2、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3、肺部感染、急性呼吸衰竭，4、快速房颤，5、电解质紊乱，6、低蛋白血症。王其英住院治疗期间病情无明显缓解，同年8月8日，家属要求放弃治疗并出院。当日，王其英在家中死亡。之后，原告多次以被告未能及时派遣救护车为由要求被告赔偿部分损失，被告拒绝原告要求。为此，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被告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的职责是负责本区域内市民的院前医疗急救，主要负责全县11辆救护车的指挥、调度工作。其中，县级医院4辆，乡镇卫生院7辆。再查明，王其英系两原告母亲，1923年10月8日出生。王其英在住院期间用去医疗费42341.61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31955.27元，个人支付10386.35元。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信息、拨打120电话记录、病历、出院记录、医疗费发票、死亡医学证明以及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载卷证明。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原告请求赔偿的前提应当是被告存在过错，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的职责是负责本区域内市民的院前医疗急救，主要工作是协调、调度辖区内的120急救车为急重病患者提供送院救治服务。本案中，原告虽多次拨打120急救电话，但被告当时无车可派，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有车不派或其他故意不出车等行为，也不能证明其母亲的死亡与被告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医疗费及精神抚慰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请求对原告母亲死亡原因所进行的鉴定，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未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汝高、王汝翠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110元，由原告王汝高、王汝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德华人民陪审员  唐 斌人民陪审员  奚维龙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尹情情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皖0122民初1532号原告：王汝高，男，1955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原告：王汝翠，女，1950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汝高，系王汝翠弟弟。被告: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住所地安徽省肥东县人民医院6号楼（瑶岗路与北张路交叉口西北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122MB1744693C。法定代表人：俞义年，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苑士举，安徽徽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汝高、王汝翠与被告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8日、6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汝高、被告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俞义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苑士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汝高、王汝翠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42341.61元；2、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全部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23日下午,原告母亲(死者王其英)在家中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出现晕厥。原告于16点11分拨打肥东县120急救电话,请求救护车前来将母亲送往医院救治,首次拨打接听后,120急救电话告知现在没有多余车辆赶往现场救治,要稍等片刻。于是，原告在等待三分钟后再次拨打,此时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无车,等待。四分钟后，原告第三次拨打了电话询问是否有车辆调派,得知还是没有车辆时,原告说要向你们相关领导汇报,这里有危重病人急需用车,对方答复从乡镇调车需要四十至五十分钟后才能有车。此后，原告分别在16:45分和17:04分再次询问调派车辆情况,依然无果。原告只能自行将母亲送往就近医院,当即病人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并于2019年8月8日被宣布死亡。原告认为，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作为紧急医疗救助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应当尽到及时的救助义务。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辩称：一、从程序上看，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理由如下：1、《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2013-11-29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3号）第三条院前医疗急救是政府举办的公益性事业,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按照“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效能”的原则,统一组织、管理、实施。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保证院前医疗急救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服务需求相适应。第二十三条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应当按照就近、就急、满足专业需要、兼顾患者意愿的原则,将患者转运至医疗机构救治。2、答辩人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仅仅是肥东县卫健委的工作部门，只是一个协调、指挥、调度机构。3、被答辩人最终未使用答辩人协调来的120急救车，即被答辩人没有将其母（患者）交由120车辆运送至有关医院，而是自行将患者送到有关医院进行治疗，故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没有形成医疗服务关系。显然，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的主体，请求法庭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二、再从实体上看，被答辩人所主张的其母去世以及有关“诉讼请求（责任后果）”与答辩人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答辩人在履行其职责中不存在过错，当然无需担责。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答辩人是因公益目的而设立，面向社会公众，是方便人民看病而成立的协调机构，主要是救急，并非专门为某个个人提供服务；同时，120急救车不是出租车，也不是网约车，更不是“紧急医疗救助唯一的提供者”，因为还有社会车辆等；目前，私家车已普及，国家公共交通体系也已建立，交通便捷，招手上车已成常见形式，患者乘车也十分方便。按照被答辩人在诉状中的陈述，答辩人作为一个通过120急救网络进行呼救受理、指挥调度的协调机构，在接到被答辩人报警后迅速完成车辆调度、派遣工作，已全面、适当履行其职责。然而，救护车辆归属具体的急救网络医院，答辩人并不是该救护车辆的所有者、管理者、使用者，其具体的到达时间、急救人员对患者身体状况的认定及救治方式等情况，则不在答辩人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故答辩人在履行其职责中并不存在过错，当然无需担责。2、被答辩人母亲去世，系其后期放弃治疗所致，并非医院“宣布死亡”。即其母去世与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被答辩人提供的《出院记录》（节选）记载：姓名：王其英，性别：女，年龄：95岁；入院日期：2019-7-23，出院日期：2019-8-8；住院治疗简要过程及主要治疗措施(注明手术名称、日期、输血量及抢救情况):患者入科后积极完善相关检查;积极予以脱水降颅压、营养脑细胞、化痰、营养支持、控制血压、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支持对症治疗;后患者并发肺部感染，气道痰液多，出现急性呼吸衰竭，并积极予以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治疗期间患者病情无明显缓解，现家属要求放弃治疗并出院，予以沟通后办理自动出院手续。由上可知，被答辩人母亲高寿，体弱多疾，在住院治疗半个多月后，“病情无明显缓解”，“家属要求放弃治疗”，“自动出院”……（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死亡地点—家中”。因此，被答辩人在诉状中的“陈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其母的死亡与答辩人无关。（3）被答辩人母亲的死因究竟是什么？从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其母并非在120急救车转运过程中死亡的，也不是在医院治疗过程中去世的，而是放弃治疗后在其居住的家中房屋内自然死亡的。因此，其母去世与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4）答辩人已于2021年3月18日向法庭递交了“司法鉴定”书面申请。在2021年3月18日第一次开庭结束之后，由于庭审中双方对被答辩人母亲的死亡“原因”存在分歧，所以，为了便于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明确各方责任，公正裁决本案，答辩人于第一次开庭结束当日就立即向法庭递交了书面的《司法鉴定申请书》，请求法庭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被答辩人母亲的死亡“原因”进行检验、司法鉴定，答辩人至今仍在等待“司法鉴定”的结果。在此，答辩人再次请求法庭委托鉴定机构依法对案涉患者的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请求法庭依法予以允准。综上，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答辩人所主张的其母去世以及有关“诉讼请求（责任后果）”与答辩人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侵权责任，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因此，答辩人请求法庭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23日下午1时许,原告母亲王其英在家中突感身体不适,原告等人让其上床休息，后发现其母亲情况越来越严重，原告于16时11分拨打肥东县120急救电话,要求派遣救护车将其母亲送医救治,对方接听后告知原告，现在没有车辆，要求等待；16时14分，原告再次拨打120电话,对方答复仍然是无车,需要等待；16时18分，原告第三次拨打120电话询问是否有车辆调派,答复还是没有车辆时,原告说有危重病人急需用车,对方答复从乡镇调车需要四十至五十分钟才能到达。此后,原告分别在16时45分和17时04分再次拨打120,答复依然无车。后原告自行用车将母亲送至肥东县人民医院救治。当日18时许，被告调度员电话询问原告是否要车，原告答复人已送医院，不需要车了。原告母亲经诊断为：1、左侧颞顶叶大面积脑梗死，2、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3、肺部感染、急性呼吸衰竭，4、快速房颤，5、电解质紊乱，6、低蛋白血症。王其英住院治疗期间病情无明显缓解，同年8月8日，家属要求放弃治疗并出院。当日，王其英在家中死亡。之后，原告多次以被告未能及时派遣救护车为由要求被告赔偿部分损失，被告拒绝原告要求。为此，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被告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的职责是负责本区域内市民的院前医疗急救，主要负责全县11辆救护车的指挥、调度工作。其中，县级医院4辆，乡镇卫生院7辆。再查明，王其英系两原告母亲，1923年10月8日出生。王其英在住院期间用去医疗费42341.61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31955.27元，个人支付10386.35元。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信息、拨打120电话记录、病历、出院记录、医疗费发票、死亡医学证明以及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载卷证明。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原告请求赔偿的前提应当是被告存在过错，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肥东县医疗急救中心的职责是负责本区域内市民的院前医疗急救，主要工作是协调、调度辖区内的120急救车为急重病患者提供送院救治服务。本案中，原告虽多次拨打120急救电话，但被告当时无车可派，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有车不派或其他故意不出车等行为，也不能证明其母亲的死亡与被告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医疗费及精神抚慰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请求对原告母亲死亡原因所进行的鉴定，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未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汝高、王汝翠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110元，由原告王汝高、王汝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德华人民陪审员  唐 斌人民陪审员  奚维龙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尹情情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