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116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科马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8号楼14层1705。法定代表人：孙春蕾，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某，北京科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某，女，1974年9月26日出生，住山东省莱西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蔺轩，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其，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科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科马律所）因与被上诉人王某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民初9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科马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某，被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蔺轩、李思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科马律所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支持科马律所的一审诉讼清。事实和理由：双方之间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科马律所履行了合同义务，但王某未履行付款义务，其根本原因系不能与之前的律师解除合同。因不能归责于科马律师的原因而解除合同，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原收取的款项不予退还，且王某应当支付剩余代理费3万元。科马律所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案情研究分析工作，且将委托代理手续邮寄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科马律所的姜某律师曾经于2020年7月10日要求王某提供案件相关材料，而王某确于2020年7月19日要求解除合同，导致科马律所无法继续参加后续的代理案件工作。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王某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事实和理由：1.关于科马律所开具发票的行为。科马律所开具发票的日期2020年7月20日，而《刑事案件委托协议》解除的时间是2020年7月19日，该行为不能作为科马律所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2.科马律所无法证明其向二中院邮寄的材料是宋某刑事案件的材料。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需要检察院去调取相应的案卷材料，科马律所在办理刑事案件时缺乏责任心和职业操守，欠缺能力，其要求王某提供证据材料是无法实现的。4.王某是由于科马律所的不专业行为才解除《刑事案件委托协议》。科马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2020年7月10日王某与科马律所签署的《刑事案件委托协议》；2．判令王某支付律师费3万元及滞纳金（以3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31日起至2020年1月12日止，按照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计算）；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王某承担。王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科马律所退还律师费3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科马律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7月10日，委托人王某与受托方科马律所签订《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约定科马律所指派姜某律师为非法集资案件的宋某的诉讼代理人。委托律师代理权限会见宋某，2020年7月10日上午；委托人向科马律所缴纳委托费3500元，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2020年7月11日止。上述协议签订后，姜某在×看守所第2律师会见室会见了宋某，并形成刑事案件会见笔录。王某于7月9日向姜某支付了3500元。同日，委托方（甲方）王某与受托方（乙方）科马律所签订《刑事案件委托协议》，约定：受托方接受委托人委托，委派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宋某（与委托人关系夫妻），涉嫌罪名×罪，侦查机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和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担任辩护人；受托方委派姜某、郑某、姜某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为宋某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并为其担任侦查、审查起诉、一审阶段的辩护人。委托人同意上述律师指派其他业务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本案收费×万元，经双方协商同意，2020年7月10日当日委托人向受托方支付律师费3万元。经委托人申请，双方同意2020年7月底前，委托人向受托人支付律师代理费3万元。共计律师代理费6万元；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事务费用，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按支付金额的千分之五另行向乙方支付滞纳金。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条款。同日，王某向科马律所支付代理费×万元。2020年7月20日，科马律所向王某开具金额为×万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2020年7月12日，王某向姜某发微信称，“亲爱的，早上好，你那天看宋某是在三中院判还是二中院判。”姜某回复称，“北京三中院”，王某称，“宋某他们是确定二中院审理”，姜某称，“我们周一再核实一下回复您，二中院也没问题。”王某称，“不用核实，确定是，这样吧，亲爱的，我考虑一下。”姜某于7月13日称，“小姐姐好，刚才确认了，确实是二中院。”7月19日，王当飞发微信称，“……咱们在吃饭时你说是三中院审理，我当时光顾着和你说我们和这平台关系及我夫妻俩对这官司所持的态度。回来后我问了一下这法人高×聘请的大律师是哪个中院审理，他告诉我在二院，当时我的心就咯噔一下，因为我是会计，养成做事严谨的习惯，考虑到我们的官司又接近尾声了，在公安经侦及检察院的这段重要的时间你没有阅档案，就是这么短时间让我原来律师把东西给你，也怕你太忙没有时间仔细阅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怕再出现三中院审理的错误。所以，我经过深思熟虑，咱们尽然没开始做，就不给你添麻烦啦，我还是让我律师来做这个事，毕竟，他自始至终还是比较清楚卷的内容。你看我什么时间找你把我转你的款及在你那里资料拿一下，还是我给你我的卡和地址，你把钱退回我卡上及资料寄我就行。……”一审庭审中，科马律所称其履行了会见、案件法律调查研究、与法院沟通、向法院准备邮寄代理手续、跟当事人沟通提供一审材料义务。经查，郑某取得律师资格证的时间为2020年12月8日。一审法院认为，科马律所与王某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同有效。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王某已于2020年7月19日通过微信向姜某明确表示要求解除合同，双方的《刑事案件委托协议》已解除，现科马律所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协议》，已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科马律所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科马律所虽主张其履行了会见义务，但基于双方就会见另行签订了协议，且王某已支付了会见费用，故科马律所主张会见为履行涉案协议项下义务，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科马律所虽主张其履行了其他义务，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科马律所要求王某支付剩余代理费及滞纳金，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某要求科马律所退还律师费，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1年5月作出判决如下：一、科马律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王某律师费30000元；二、驳回科马律所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科马律所提交快递签收单，用以证明2020年在7月13日科马律所向办理宋某刑事案件的法院寄送委托手续，科马律所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并且准备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王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每位法官书记员会承办上百案件，科马律所无法证明其邮寄的材料是宋某案件的手续。另外双方的委托合同载明科马律所主要义务是担任侦查审查、起诉并担任辩护人、提交证据等，这些义务才是委托合同主要的义务。邮寄委托手续的行为所产生的成本，王某对此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科马律所与王某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王某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且其于2020年7月19日通过微信向姜某明确表示要求解除合同，姜某将王某拉黑拒收其后续的微信消息，该行为亦表示科马律所不再继续履行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协议》于2020年7月19日已解除，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科马律所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协议》，已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科马律所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根据双方履约的时间及科马律所提供的证据，科马律所主张其履行了委托协议的相关合同义务，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科马律所要求王某支付剩余代理费及滞纳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科马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6元，由北京科马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