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80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华，男，1995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景春，广东佰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明钊，男，1993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壹，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明德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332号上下滩之四A座。法定代表人：朱明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壹，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华因与被上诉人朱明钊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明德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5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景春、被上诉人朱明钊及原审第三人明德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明钊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朱明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杨华投资款261万元“原转账途径返还给乙方”，“原转账途径”按字面意义应为退回175万元至杨华账户、退回50万元至王某某账户、退回36万元至曾某某账户。但实际上，朱明钊通过明德公司账户退回杨华账户175万元，这笔账杨华已认可。但是，王某荣账户转入王某某账户86万元，并非朱明钊按“原转账途径返还给乙方”的投资款，而是当时杨华提供穗保押运车及社会车辆给朱明钊租用的相关费用的返还。杨华针对上述陈述，提供了《车辆归还证明》《穗保押运车租用费用及其他费用计算明细》，其中《穗保押运车租用费用及其他费用计算明细》中最后的计算公式，因失误把0.8打成了0.08，本应是501120元，计算成了50112元。另外，在明德公司成立过程中，杨华确实为此支出上百万元联络费用，朱明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予以承认，请法院予以查实。朱明钊辩称，（一）杨华的上诉理由与其一审陈述相矛盾并且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杨华提出上诉纯属滥用诉讼权利，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1.杨华在一审中称未收到86万元股权转让款。但其上诉理由中又称该笔86万元是返还给其的所谓租车费用。即杨华确认收到该86万元，只是否认款项的性质为退回投资款而主张是所谓“租车费用”。2.杨华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没有原件，且形式与内容均不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证据载明的内容与朱明钊及明德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朱明钊或明德公司并无向杨华租车，除本案向杨华退还投资款以外，不存在其他需向杨华支付费用的事实。杨华并无举证证明86万元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支付的。（二）《协议书》并未约定261万元必须全部退回给杨华本人账户才算“返还给乙方”，杨华在上诉状中也承认“原转账途径”按字面意思理解是将其中86万元分别退回给其母亲王某某和二婶曾某某的账户。而最终朱明钊通过见证人将86万元全部退回给王某某账户，相比于《协议书》中约定的退款方式而言，不但不会加重杨华负担，反而更有利于杨华，因为王某某与杨华的关系亲密程度要高于曾某某。1.从杨华投资261万元的转账过程可以看出，杨华支付投资款的主体有多个，而朱明钊收款主体也有多个，涉及的人员均是双方各自的家庭成员，因此杨华投资的款项其实是来源于其所在家庭的出资，结合《协议书》上杨华和朱明钊各自父亲的签名，一定程度上说明《协议书》中“甲方”“乙方”的真实意思是不仅代表杨华和朱明钊本人，而且也代表其所在的家庭。故朱明钊只要将投资款退回到杨华所在家庭成员的账户，均视为是“退回给乙方”。2.《协议书》中之所以约定“原转账途径”是因为261万元投资款分别转入了公账和私账，因此返回投资时也按照公账和私账分别退回。朱明钊通过明德公司账户向杨华转账第一笔75万元的时间与见证人王某荣向王某某转账86万元几乎是同时，显然并非巧合，而且朱明钊和王某荣的最终转账数额刚好是《协议书》中约定的退回投资款261万元，因此足以证明是退回杨华的投资款。明德公司述称，同意朱明钊的答辩意见。朱明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华协助朱明钊至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明德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原记载于杨华名下的明德公司50%股权变更登记于朱明钊名下；2.受理费由杨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德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成立，股东杨华、朱明钊，持股各50%。2019年7月18日，朱明钊（甲方）与杨华（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甲、乙双方于2018年8月商议成立明德公司，经甲乙双方商议，乙方撤资并退出明德公司，股份归为甲方所有，双方不再纠纷。现由于明德公司仍处于办理各种手续的阶段，乙方需协助甲方办理各方面手续与证件，在明德公司已达到正式开业的情况下，乙方则开始与甲方继续进行公司内部各方面交接，包含以下内容：一、公司对公账户更改财务负责人，二、公司于工商局的工商备案更改股东，三、公司于各职能部门的信息备案与乙方相关进行更改，四、结算清楚甲、乙双方于公司内部账目信息。经甲、乙双方协商后，截止至2019年7月18日，乙方总共投资款为261万元，其中225万元中175万元为杨华转入公账投资款，50万元为转入甲方私人账户投资款，36万元为杨某转入甲方私人账户投资款。甲方需在签订此协议后于2019年7月20日前转入50万元至见证人账户，于2019年7月27日前转入100万元至见证人账户，剩余金额于2019年8月10日转至见证人账户。若出现明德公司达到正式开业的条件以及乙方配合并完成甲方所要求的所有事项的对接后，明德公司正式开业7天内由见证人转账至甲方账户，并由甲方原转账途径返还给乙方，此过程需甲方、乙方、见证人三人同时在场见证操作。甲方处签名有朱明钊、朱某某，乙方处签名有杨华、杨某某，王某在见证人处签名。朱明钊主张：一、杨华向明德公司转入投资款175万元，杨华的母亲王某某向朱明钊的父亲朱某某转入用于明德公司的投资款50万元，杨华的二婶曾某某向朱明钊转入用于明德公司的投资款36万元，对此提交了转账记录为证，载明：2018年10月14日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杨华账户向明德公司账户转入175万元（附言：投资款），王某某账户向朱某某账户转入50万元，曾某某账户向朱明钊账户转入36万元（附言：明德公司杨某投资款）。二、杨华拟退出明德公司，朱明钊通过其母亲卢某某、父亲朱某某个人账户向见证方王某荣（见证人王某的妹妹）转入261万元，为此提供了转账记录，载明：2019年7月19日至8月9日期间，卢某某账户向王某荣账户转入100万元，朱某某账户向王某荣账户转入161万元。三、见证人将代为保管的261万元转出，朱明钊向杨华退还投资款261万元，为此提交了转账记录，载明：2019年9月18日，王某荣账户向朱明钊账户转入175万元，向王某某账户转入86万元；同日，朱明钊向明德公司账户转入175万元（附言：投资款）。2019年9月18日至9月23日，明德公司账户向杨华账户转入175万元（摘要：退还投资款）。经质证，杨华确认已核对上述转账记录原件，对王某荣转账给朱明钊175万元、向王某某转账86万元的转账记录真实性不予确认，其他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朱明钊向案外人王某某退回的86万元，案外人至今未向杨华本人支付。朱明钊主张，双方在《协议书》约定的“原转账途径返还给乙方”，应理解为区分公账、私账退回，另外86万元由见证人按照私账退回杨华的母亲王某某的账户，退回杨华的母亲都是属于按照约定退回给乙方。杨华确认王某某是其母亲，曾某某是其二婶，并主张：其目的是收回投资款，并不存在公账、私账退回的情况，“原转账途径返还给乙方”应理解为返还给杨华本人。杨华主张朱明钊应向其支付社会活动费、设备资源费、劳务费100万元左右。朱明钊对上述费用不予认可。杨华对上述费用明确表示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朱明钊、杨华均确认明德公司已正式开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朱明钊有无按照双方约定退回杨华投资款261万元以及杨华要求朱明钊支付社会活动费、设备资源费、劳务费有无依据。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双方在《协议书》约定杨华投资款261万元“原转账途径返还给乙方”，“原转账途径”按字面意义应为退回175万元至杨华账户、退回50万元至王某某账户、退回36万元至曾某某账户，与“返还给乙方”存在一定差异，双方对此约定不明。现朱明钊通过明德公司账户退回杨华账户175万元，通过案外人王某荣账户退回杨华的母亲王某某账户86万元。因王某某与杨华为母子关系，且杨华曾通过王某某投入本案投资款50万元，双方具有密切关系，故朱明钊向杨华的母亲王某某退回投资款86万元，符合杨华收回投资款的目的，也未增加杨华的成本，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与退回杨华本人具有同样法律效果，符合双方签订《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一审法院认定朱明钊已按照双方约定退回杨华投资款261万元。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双方未就杨华主张的费用进行约定，朱明钊对该费用不予认可，杨华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杨华的要求朱明钊支付社会活动费等费用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杨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朱明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杨华名下所有的明德公司的50%股权变更至朱明钊名下。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杨华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杨华提交以下证据：1.杨某某（杨华的父亲）与朱某某（朱明钊的父亲）的微信聊天记录。2.杨某某与朱明钊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1和证据2拟共同证明案涉项目刚开始是朱某某与杨某某的在负责的，然后只是以双方的儿子的名义在签合同。朱明钊家尚欠杨华家的家庭活动费、资源费、劳务费等100万元左右，朱明钊没有按照原途径返还的86万元，并不是双方在《协议书》中所约定的要求返还的款项，而是上述家庭活动费、资源费、劳务费等，以及车辆租赁的费用。经质证，朱明钊意见如下：对两份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1.上述聊天记录均发生在本案一审之前，因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2.在杨华的父亲杨某某与朱明钊的父亲朱某某的微信聊天中，显示杨某某给朱某某发了一张其制作的统计表的电子文档，但朱某某对此未作任何回复或有同意的意思表示。杨某某自行制作的统计表，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应当支付的费用。在杨某某与朱明钊的聊天记录中，双方从未签订过除本案协议书之外的其他协议，也没有任何关于所谓租车费用的聊天记录或者约定。朱明钊发给杨某某的文档，也就是杨华打印出来的车辆借用承诺报告或者是车辆归还证明均是空白文档，当中没有约定任何权利义务，更没有双方的签字或者盖章，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在这些空白文档中，也没有约定任何需要向杨华支付的除本案股权转让款以外的其他费用。因此，杨华以这两份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证明朱明钊通过见证人王某荣向杨华母亲王某某转账的86万元是支付所谓的租车费用或者是工作费用均无事实依据。明德公司的质证意见与朱明钊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朱明钊是否已按《协议书》约定向杨华退还了261万元投资款。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杨华对已收到175万元投资款并无异议，仅仅是对其母亲王某某收取的86万元不予认可，其二审则主张该86万元是朱明钊向其支付的车辆租用费等其他款项。对此本院认为，杨华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该86万元款项的性质，也没有证据显示杨华对朱明钊还享有其他在先到期的债权，对于付款一方而言，朱明钊有权确定该86万元款项的性质。其次，2019年9月18日，王某荣账户向朱明钊账户转入175万元，向王某某账户转入86万元；同日，朱明钊向明德公司账户转入175万元（附言：投资款）。2019年9月18日至9月23日，明德公司账户向杨华账户转入175万元（摘要：退还投资款）。从案涉款项转账的时间来看，朱明钊主张案涉86万元转账是向杨华退还的投资款符合时间逻辑。再次，根据杨华二审提供的相关证据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案涉合同的相对方虽然表现为朱明钊和杨华，但两个家庭实际上都有深度参与。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朱明钊已按《协议书》约定向杨华退还了261万元投资款并无不当，杨华应当协助朱明钊办理相关股权的变更登记。杨华与朱明钊之间是否存在车辆租用等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认定，杨华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杨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王丽华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陶智斌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