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404民初766号原告：和某，住长治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山西恒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为提起反诉、上诉。        被告：长治市上党区韩店街道东呈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郭某。        原告和某诉被告长治市上党区韩店街道东呈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呈村委）演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和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被告东呈村委法定代表人郭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和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3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原告组织的晋城太行梆子剧团为被告唱戏，被告欠下原告唱戏款30000元。为此，被告于2013年4月29日为原告打下欠条一支，内容为：“今欠到晋城太行梆子剧团和某唱戏款叁万元整”。之后，原告每年向被告催款，被告总是以各种理由拖欠不给。无奈，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东呈村委的法定代表人口头答辩称，其不认识原告，原告也从未找其要过钱，领取传票后其回到村里找会计和其他支村委委员核实情况，均表示对东呈村委欠和某3万元唱戏款没有印象。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欠条一支，证明2013年4月29日由东呈村委会计给原告书写了该欠条，时任村委主任郭洛耿在欠条上签了名字，并加盖了被告的公章；被告的现任法定代表人郭某在2013年时任东呈村党支部书记。        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        本院的认证意见是：经法庭询问，被告法定代表人郭某陈述，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这一届东呈村委的会计是宋福堂，宋福堂在此之前就是东呈村委的会计，现在还是东呈村委的会计。经法庭当庭电话联系宋福堂，宋福堂陈述，案涉欠条是时任村委主任郭洛耿让其写的，郭洛耿签的名字，公章也是郭洛耿加盖的，案涉唱戏款没有合同，也没有会议记录，因时间太久了起也记不清晋城太行梆子剧团是否在东呈村唱过戏，原告没有找其要过钱，其对原告一点印象都没有。原告提供的欠条能够得到宋福堂所陈述内容的印证，故本院对该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法庭询问，被告法定代表人陈述，东呈村委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这一届的村委主任是郭洛耿，被告的现任法定代表人郭某当时任东呈村党支部书记，2014年3月1日起郭洛耿被停职。休庭后，被告提供了2014年2月27日的韩店镇党委政府就东呈村委存在的问题召开的专题会议形成的《会议记录》一份，该《会议记录》载明：“2．开支村委会，宣布在洛耿财务弄清楚以前，日常开支由郭某直接签字，账目大的召开支村委会讨论决定，在没弄清之前，洛耿不能接触账。…4．从3月1日起执行。”被告法定代表人的陈述能够得到该《会议记录》的印证，故本院对被告法定代表人的陈述予以采信。        综合本院的认证结论及原告的当庭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东呈村委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这一届的村委主任是郭洛耿，被告的现任法定代表人郭某当时任东呈村党支部书记，2014年3月1日起郭洛耿被停职，被告的日常事务由郭某负责。自2015年1月1日起至今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村委主任）由郭某担任。原告是晋城太行梆子剧团的承包人。2013年4月29日，郭洛耿让东呈村委时任会计宋福堂书写了一支欠条：“今欠到晋城太行梆子剧团〈和某〉唱戏款叁万元整。东呈村委”，郭洛耿在该欠条上签了名并加盖了东呈村委的公章。原告在2014年12月31日前一直持欠条找郭洛耿追要欠款，但一直找不见郭洛耿。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偿还原告欠款3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欠原告唱戏款30000元是否属实？2、本案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就本案而言，原告持着有被告前任村委主任签名并加盖有被告公章的欠条要求被告偿还欠款（唱戏款）30000元，但被告的现任村委主任对该笔欠款有异议，理由是被告账上没有该笔欠款（唱戏款），被告的会计和其他支村委委员也对该笔欠款（唱戏款）没有印象。原告当庭陈述，其承包的晋城太行梆子剧团是在2013年农历三月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共四天（东呈村每年农历三月十八过庙会）唱了七本戏，唱完戏后被告给不了唱戏款。休庭后，经法庭核实，被告的会议记录中没有关于2013年东呈村农历三月十八庙会唱戏的决议内容。原告在诉状中称：“2012年原告组织的晋城太行梆子剧团为被告唱戏，被告欠下原告唱戏款30000元。”而2012年3月28日被告的会议记录中记载：“二、关于十八会有关事项的安排1、戏价：长治市豫剧团，戏价为6.8万元。”很显然，原告诉称的事实与该会议记录的内容不相吻合。再者，2014年4月14日被告的会议记录中记载：“关于三月十八会有关事项的安排1、唱戏：河南省青年豫剧团，共七场，十六夜至十九日，戏价为2万元至3万元之间。”该会议记录的内容与原告诉求的唱戏款也没有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10月28日修订）第二十九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机制和公开透明的工作原则，建立健全各种工作制度。由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村委主任作为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所实施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村民委员会的行为，但必须经过民主决策的程序。回归本案，在案的欠条虽然有被告时任村委主任的签名并加盖有被告的公章，但缺乏被告支村委会议记录（民主决策）的印证，原告也未提供演出合同予以佐证，且案涉欠款至今已时隔八年之久，原告仅凭在案的欠条不足以证明被告欠原告30000元唱戏款的事实存在。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在休庭后提交的补充法庭辩论意见指出，原告拿到欠条后，一直未找被告索要欠款，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当庭陈述，原告在2014年12月31日前一直持欠条找被告时任村委主任郭洛耿要钱，但始终未找见郭洛耿。即使原告该陈述属实，自2015年1月1日起应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两年，原告的诉讼时效于2017年1月1日届满。庭审中，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2015年1月1日之后原告还每年找被告催要过案涉欠款，故即使被告欠原告30000元唱戏款的事实存在，原告现在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偿还欠款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和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5元，由原告和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侯鸟龙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x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