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2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阮蕾。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洁浩，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大昌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耀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点序，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佳，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阮蕾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大昌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昌行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46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依法进行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阮蕾一审的诉讼请求：1.大昌行公司向阮蕾支付2020年1月至4月违法扣发的基本工资40000元；2.大昌行公司向阮蕾支付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的加付赔偿金40000元；3.大昌行公司向阮蕾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648396元；4.大昌行公司向阮蕾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未休年休假工资71724.4元；5.大昌行公司向阮蕾支付2020年1月2日至6日期间延长工作时间工资及休息日加班工资13137.9元；6.大昌行公司向阮蕾支付2019年绩效奖金136585元；7.本案诉讼费用由大昌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大昌行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阮蕾一次性支付2020年1月至4月的工资差额40000元；二、大昌行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阮蕾一次性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47816.09元；三、大昌行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阮蕾一次性支付2020年1月2日、3日、6日延长工作时间工资10758.62元；四、驳回阮蕾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阮蕾已预付），由阮蕾负担5元，大昌行公司负担5元并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阮蕾一次性迳付。判后，阮蕾不服，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大昌行公司向阮蕾支付2020年1月2日至6日期间延长工作时间工资及休息日加班工资13137.9元（其中1月2日、3日、6日延长工作时间工资3620.79元，1月4日、5日休息日加班工资9517.21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大昌行公司向阮蕾支付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的加倍赔偿金40000元（40000元×100%）；4.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大昌行公司向阮蕾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648396元（30876元×10.5个月×2）；5.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大昌行公司向阮蕾支付2019年绩效奖金136585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大昌行公司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大昌行公司已经举证证明对阮蕾的休息日加班进行调休系事实认定错误。阮蕾入职多年一直认真履行工作及团队职责，经常加班完成任务，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条，大昌行公司应向阮蕾支付2020年1月2日至6日期间延长工作时间工资及休息日加班工资13137.9元。二、一审判决仅以劳动行政部门未对大昌行公司的欠发工资行为作出处理，仅建议阮蕾按劳动争议程序解决为由驳回阮蕾主张的支付加倍赔偿金系适用法律错误。阮蕾于2010年1月4日入职大昌行公司处任财务经理一职，解除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40000元。从大昌行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4、5、6可知，2018年7月起阮蕾的基本工资调整为40000元，12321元并不是临时性补贴而是加薪。大昌行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向阮蕾发出降薪通知后，阮蕾即明确回复不同意降薪并要求将基本工资恢复至40000元/月，大昌行公司却调整了阮蕾的工作内容。大昌行公司对阮蕾工作内容的调整并非基于企业客观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而是因阮蕾不同意降薪进行的恶意降职，该行为显然具有惩罚性、侮辱性，大昌行公司的降薪降职行为是违法的，其应向阮蕾支付2020年1月至4月期间违法扣发的基本工资及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的加倍赔偿金。阮蕾已经多次发邮件与人力资源总经理、财务总经理沟通，且给了大昌行公司合理的时间纠正，但均未能解决问题，阮蕾因此寻求了工会、劳动监察部门介入处理，经多方调解，大昌行公司仍然未足额支付阮蕾劳动报酬及未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的规定支付加倍赔偿金，劳动监察部门于2020年4月8日告知阮蕾该投诉事项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办理。三、一审判决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认定大昌行公司解除与阮蕾的劳动关系是依据自身的规章制度而为之，属于合法解除，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大昌行公司应向阮蕾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48396元。阮蕾签收了大昌行管理服务公司的《员工手册》，并未签收大昌行公司的《员工手册纪律守则》，其中《员工手册》并没有涉及本案解除的条款。大昌行公司提供的规章制度未经民主程序制定，不能作为管理的依据，且大昌行公司违法解除与阮蕾劳动合同的做法没有得到工会认同。大昌行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向阮蕾发出《工作安排》，阮蕾面对其不合理的工作安排，依然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而大昌行公司却基于不合法的调岗行为两次给予阮蕾严重违纪处分，并于2020年4月30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7条规定，大昌行公司应向阮蕾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648396元。四、一审判决认定阮蕾自行放弃年终花红及超额奖励分配计划系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公司规定、双方约定以及多年操作惯例，大昌行公司仍应向阮蕾支付绩效奖金136585元。综上所述，恳请二审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阮蕾的全部上诉请求。大昌行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事实查明清晰、法律适用准确且程序合法，同意一审判决。二、阮蕾于2018年7月间因工作临时增加而每月工资提升至40000元，后又因原临时增加的工作另有安排而调整为30000元，虽然大昌行公司认为该工资增加为临时补贴，但仍服从一审的加薪认定。若对此工资调整有异议且双方沟通无果，阮蕾可遁法律途径解决，而不能将“工作配合与服从或工作交接”作为威胁性前置条件并以此向大昌行公司施压。三、大昌行公司于2020年1月对阮蕾的工作内容安排，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而应得到法院的尊重和维护，且因没有违反双方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或工作性质（含职级等）而不构成“调岗”，更无需与阮蕾协商一致或签订变更协议，阮蕾对此应当予以接受、服从或配合。但阮蕾始终将薪酬与工作交接挂钩，在公司对于整个财务团队的分工已明确作出工作内容安排的情况下，其拒不交出工作、拒不接受其他同事的部分工作，阮蕾的态度与行为给大昌行公司的财务管理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大昌行公司对其作出违纪辞退处理实属无奈之举。四、阮蕾不仅是工龄长达10年以上的高薪管理人员，更是大昌行公司的工会委员，不可能不知道大昌行公司的人事管理制度。且作为中信所属的集团性企业，其员工手册的内容完全相同且具有普适性。在劳动关系中，基于经营组织管理需要，劳动者服从配合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是其基本责任或义务。在本案长达近40天期限内，经大昌行公司多次解释与沟通，阮蕾依旧执迷不悟坚持为其工作交接设置不合理的前提条件，不仅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也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大昌行公司依法均可对阮蕾进行违纪辞退处理。综上，大昌行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合法合理且合情，且阮蕾在二审中无新的证据和观点，故恳请二审依法驳回阮蕾的全部上诉请求。二审中，阮蕾提交了以下证据：1.阮蕾与MabelCheung在2018年9月5日间主题为《广州财务中心人员状况》的四封电子邮件往来；2.阮蕾与张彦敏在2018年12月13日间主题为《业务扩张与人手数量不匹配问题》的两封电子邮件；证据1、2拟证明阮蕾及时向当时的财务总经理张彦敏女士反映了人手短缺的问题，张彦敏总经理回复邮件作出回应，肯定了阮敏工作量的增加，以及工作的困难，并指出为缓解人手紧张，“11月份已安排原香港团队负责的除录入HFM之外的工作基本上都转移给深圳同事”，即将工作转移给深圳同事是因为人手短缺的调剂而并非把临时性工作交由深圳公司负责。3.财务中心高级经理王晓丽与阮蕾之间的邮件沟通（时间为大昌行公司发解除通知的前几天）；拟证明王晓丽是公司要求阮蕾交接工作的接事人，证明阮蕾一直配合大昌行公司开展及交接工作。大昌行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邮件的第五页阮蕾在2018年7月临时增加的工作，其接受临时性工作是短暂的任务，才会有圆满完成此次任务一说，邮件表明因为已经将大部分工作转移给深圳的同事，即表明阮蕾临时性工作在2018年11月起就逐渐转移给新同事，该证据与大昌行公司一审主张的加薪为临时性补贴是一致的，根据大昌行公司在一审的主张，阮蕾在2018年7月临时接受财务预算财务分析工作，因此获得每月临时补贴12321元，2019年3月已经完全移交给新的财务经理，在考虑部门工作衔接，大昌行公司没有立即取消阮蕾的工作补贴，直至2020年1月才取消，对于该部分工资属于临时性的补贴，临时性工作支付的对价，但大昌行公司认可法院的观点没有提起上诉，此与二审的争议焦点无关。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邮件看出阮蕾主张与正常提供劳动无法体现，证据的第6页可以显示，邮件的主题是以后找阮蕾给过税务管理系统，其工作指示系统如何使用的线上培训，预计两个小时，即使是阮蕾参加该培训，也不代表其接受大昌行公司的工作安排，至于阮蕾拒不接受大昌行公司新工作安排，大昌行公司一审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对一审判决支付工资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判项均未上诉，视为服从，本院予以维持。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大昌行公司应向阮蕾支付加班工资的具体数额以及是否应支付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的加付赔偿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和绩效奖金是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关于加班工资的具体数额。阮蕾上诉请求的异议在于一审没有支持其休息日加班工资，但因大昌行公司已经举证证明对阮蕾的休息日加班进行了调休，一审认为大昌行公司无需再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确认。阮蕾既没有新的证据，也没有新的事实理由，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的分析认定，即对阮蕾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未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的加付赔偿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由此可知，用人单位因未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而应向劳动者支付加倍赔偿金的，需要满足劳动行政部门已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而用人单位逾期仍不支付的前提条件。但本案中，阮蕾虽就工资拖欠问题有向劳动行政部门进行过投诉，但劳动行政部门并未作出责令大昌行公司限期支付的决定，故本案不符合支付加倍赔偿金的法定条件。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认可。阮蕾未在二审提交证据证明其满足该支付条件，故对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劳动合同解除问题。大昌行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对阮蕾作出的工作安排，是对工作内容的调整，不涉及岗位调整，没有违反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属于合理工作安排。而且，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对劳动者的工作内容进行调整安排，是依法享有用工管理自主权的体现，劳动者亦有服从用人单位合理工作安排的法定义务。阮蕾虽有异议，但不能成为其拒绝工作安排的理由，大昌行公司也就此进行解释，但阮蕾却一直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工作交接。为此，大昌行公司于2020年4月10日向阮蕾作出严重违纪的警告处分，并提示如一年内受到两次严重违纪处分的，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关系；而阮蕾仍迟迟不完成工作安排中的交接事项，致使大昌行公司在2020年4月21日再次做出严重违纪处分；且在情况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大昌行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通知阮蕾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因此，阮蕾拒绝合理工作安排的行为，不仅影响正常经营管理秩序，亦有悖基本劳动纪律，大昌行公司据此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具有事实和制度依据，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大昌行公司解除行为合法并驳回阮蕾要求违法解除赔偿金请求的处理，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阮蕾虽在二审提交了邮件往来记录，但均与工作交接无关，不足以证明其已经按照工作安排要求完成交接事项内容，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阮蕾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年度绩效奖金问题。大昌行公司已经公布了2019年年度绩效考核方案，根据阮蕾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阮蕾清楚知晓大昌行公司发放2019年年度绩效奖金的对象是参与绩效工资制的员工，而阮蕾亦确认其是固定工资制员工，并明确表示放弃参与月度绩效考核，即视同放弃年终花红及超额奖励分配计划，阮蕾要求参照前两年的发放金额发放2019年年终绩效工资包括年终花红及超额奖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阮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颖仪书记员 杨 昕书记员 方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