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4民终7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焦艳，女，1974年6月14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阳，贵州山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静，贵州山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星，男，1977年3月8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原审原告：安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南华路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400215675515G。法定代表人：段应安。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敏，贵州辞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男，1985年1月7日生，白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系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焦艳因与被上诉人刘星、原审原告安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农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3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焦艳上诉请求：一、撤销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402民初392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一审原告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刘星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一审已经查明涉案借款合同系被上诉人擅自以上诉人名义与一审原告签订，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也未予以追认。鉴于此，该借款合同第九条关于“实际持有人与甲方不是同一人的，持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持证申请借款，在此，甲方在此明确委托代理人为：刘星，与持证人（即甲方）关系：夫妻；身份证号码：5225011977××××××××”的约定，实际上系被上诉人冒用上诉人名义与一审原告协商的结果，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所谓的授权，实际上系被上诉人冒用上诉人名义单方对其自身进行的授权，上诉人从未以书面或口头等任何方式向一审原告或被上诉人作出授权被上诉人为委托代理人的意思表示，该约定不能得出被上诉人具有代理权或一审原告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具有代理权的结论。其次，本案被上诉人持结婚证以上诉人名义签署涉案借款合同的行为并不足以使一审原告相信其具有代理权，也不足以使一审据此当然认定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持结婚证仅能认定其具有日常家事代理权，但不等同于构成表见代理，对于本案这类借款金额超越日常家事范畴的行为若仅凭结婚证即认定构成表见代理，无异于放大了被代理一方的风险，可能助长夫妻一方因夫妻关系不和而以此为另一方增加债务的不良风气。因此，在评价本案被上诉人是否具备使作为相对人的一审原告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时，应当以被上诉人是否出示了能够证明上诉人授权其作出指向本案借款行为的意思表示的相关证据作为标准，若上诉人并未提供足以使一审原告相应其有权实施借款行为的证据的情况下，仅凭结婚证即认定构成表见代理，明显达不到表见代理所要求的具备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的标准。第三，涉案借款虽汇入上诉人名下账户，但该账户系借贷发生当日的新设账户，而上诉人从未授权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名义新设账户用于借款，故该账户实际系被上诉人基于以上诉人名义进行借款而擅自设立的账户，被上诉人系该银行卡的实际持有人，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该笔借款也未用于夫妻生活，其利益最终归属被上诉人，上诉人并非受益对象。第四，一审原告作为出借人，在明知被上诉人无法出具上诉人身份证且所有资料均系被上诉人冒上诉人之名签署的情况下，理应意识到被上诉人的行为明显违反常理，理应尽到向上诉人当面核实身份及意愿的基础审查义务，但一审原告未作任何审查即发放贷款，其行为并非善意、无过失，由此引发的风险，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二、被上诉人系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受益人，该笔借款应由其承担还款责任。本案借贷发生于2016年5月6日，一审原告认为涉案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用途为建房，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事实是，被上诉人嗜赌成性，身负巨额赌债，其行为早已导致上诉人与其夫妻关系彻底破裂，双方早在2015年就已经分居，并于2016年9月登记离婚。本案借贷发生时，双方夫妻关系紧张，且处于分居状态，上诉人缺乏授权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名义对外借款的现实基础，由此能够反映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系被上诉人，并非上诉人。此外，双方并无宅基地，至今也从未修建任何房屋，涉案借款实际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与事实不符，一审原告作为金融机构，理应负有监督、审查借款实际用途与约定用途是否相符的义务，但一审原告缺乏证据印证借款实际用于建房。在此基础上，上诉人认为借款虽进入上诉人名下账户，但该账户系被上诉人实际管理、控制，结合被上诉人具有赌博陋习及双方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事实，明显存在被上诉人冒用上诉人名义并利用上诉人账户进行借款后用于偿还个人赌债的嫌疑。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有误，被上诉人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而上诉人也并非涉案借款的借款人、受益人，一审基于事实认定有误从而错误适用法律判决上诉人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故上诉人特依法向贵院提出上诉，望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刘星未答辩。原审原告安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焦艳、刘星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90000元及相应利息（截至2020年5月28日的利息合计为人民币68471.86元，2020年5月29日以后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11.83755‰计付）；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6日，被告刘星作为委托代理人与原告与签订《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最高额循环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焦艳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50000元，按季付息，按期还本，借款期限自2016年5月6日至2017年5月5日止，贷款利率为月利率7.8917‰，逾期按约定利率加收50％的罚息。合同第九条约定：2、实际持有人与甲方非同一人：为方便授信资金使用，若贷款证实际持有人与甲方不是同一人的，持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持证申请借款，在此，甲方在此明确委托代理人为：刘星，与持证人（即甲方）关系：夫妻；身份证号码：5225011977××××××××。委托代理人与甲方共同承担债权债务。被告刘星在合同尾部甲方处签“焦艳”名字，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捺印。原告于2016年5月6日向被告焦艳发放150000元贷款。贷款到期后，二被告未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截止到2020年5月28日被告尚欠原告到期借款本金90000元，逾期利息68471.86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刘星代焦艳在借款合同上签名是否构成表现代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被告刘星、焦艳系夫妻关系，被告刘星持双方结婚证，以被告焦艳的名义签订《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最高额循环借款合同》，被告刘星的行为客观上形成了具有被告焦艳代理权的表象，合同相对人安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理由相信刘星具有焦艳的代理权，因此，被告刘星的行为构成表现代理。同时，涉案贷款150000元系发放至被告焦艳的账户，故被代理人焦艳应承担合同约定还本付息的相应责任。被告焦艳辩称涉案合同对其不产生效力，其并未实际使用借款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最高额循环借款合同》约定：委托代理人与甲方共同承担债权债务，故被告刘星应与被告焦艳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原告依约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被告应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合同期限届满后，被告焦艳、刘星怠于履行还款义务，现原告安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要求被告焦艳、刘星偿还贷款本息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最高额循环借款合同》约定逾期还款的罚息按约定利率上浮50%计收，现原告诉请按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本院予以准许。截至2020年5月28日，二被告尚欠原告到期借款本金90000元，逾期利息68471.86元，因双方约定的贷款利率为月利率7.8917‰，故按约定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为月利率11.83755‰。2020年5月29日之后的利息以未偿还的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1.83755‰计算至借款本息付清之日止。被告刘星不到庭参加诉讼，自动放弃权利，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焦艳、刘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安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90000元及利息（截至2020年5月28日逾期利息为68471.86元；此后的逾期利息以未偿还的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1.83755‰从2020年5月29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7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焦艳、刘星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焦艳、原审原告安顺农商行提交以下证据，本院组织质证，认定如下：上诉人焦艳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上诉人身份证。拟证明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刘星、原审原告安顺农商行质证称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为：该证据证实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予以采信。上诉人焦艳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焦艳所有尾号为5375号银行流水，及蔡官镇谷登坝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1.尾号5375号银行卡系刘星自行办理的新卡，焦艳并不知情，刘星才是实际借款人，该卡开户时间、银行放款时间及贷款合同均为同一天，开户时间与银行放款时间中间只有2个多小时，系银行违规操作放款给刘星，假设焦艳在场，就不会出现刘星无权代理的行为，根据合同约定，还款的卡号为尾号5375号银行卡，焦艳从未还过款，银行收到的还款是刘星的行为，焦艳对此并不知情也从未追认；2．刘星与焦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在居住地建房。被上诉人刘星质证称：这是12年之前刘星和焦艳婚后共同借贷，用于跑车（拉煤运输车），当时共贷9万，是刘星和焦艳用于买车，当时是二人贷3万，找了其他两个户口册各贷3万，共9万，然后买车跑运输亏了，还不上银行贷款，只好找银行转贷，第二次转在二人身上是12万，第三次转贷是15万，这笔款的用途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活动，用于买车赚钱的事焦艳知情，当时办银行卡转贷是刘星办的，焦艳准备生二胎，所以处理事情大多数是刘星办理。对于村委证明没有建房这个是当时这笔贷款的真实用途是十多年前用于买车，银行说买车不贷，只能说用于建房，这个当时信用社就跟刘星和焦艳说清楚了的，这不是2016年才发生的贷款。原审原告安顺农商行质证称：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贷款证一户一证，签订借款合同时焦艳与刘星系合法夫妻关系，持证人为焦艳，刘星作为同一落户上的成员，当其持贷款证至安顺农商行出贷款时，安顺农商行有理由相信刘星有代理权。其次，本案贷款用途为建房，属于家庭日常所需开支，系夫妻共同债务。其三，银行贷款操作流程上，从贷款账户到开户到放款时间低于两小时是正常范围，甚至用更少的时间也能完成该操作的，根本不可能属于银行违规操作。其四，至于农商行放款后该笔债务就是焦艳与刘星的共同债务，无论是刘星还是焦艳还款，都能达到还款效果。我们也解释贷款证是一户一证，是夫妻关系，也就是一个农户，其中一个人来贷款也是以一户来计算。针对借款用途没有实际用于建房的问题，银行有权根据借款合同中第七条违约责任第二款追加罚息。本院认证意见：银行流水仅能证明贷款事实存在，无法达到上诉人提出的证实焦艳对贷款并不知情的证明目的，村委《证明》仅能证实焦艳、刘星在婚姻存续期间未在蔡官镇谷登坝村建房屋，无法证实该笔贷款的真实用途是否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焦艳是否知情，故该组证据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焦艳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离婚协议》，拟证实：焦艳和刘星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离婚时间是贷款后的3个月，焦艳于2016年5月20日生育二胎，在怀孕后就搬出来，一直在叫刘星离婚，但刘星不肯，直到2016年9月份才协议离婚。从常理来看，焦艳不可能有贷款的意思表示，也不可能让感情破裂的刘星去贷款。刘星质证称：离婚事实真实存在，但这是10多年前的贷款，那时候感情好得很，这不是2016年的新贷款，2016年是转贷2016年前的贷款，请焦艳要来承担。原审原告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借款发生在焦艳、刘星离婚之前，属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该组证据离婚协议是发生在借款之后，与本案无关。至于刘星与焦艳感情是否破裂，并不影响对二人债务的承担。本院认证意见为：对《离婚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刘星与焦艳系2016年9月协议离婚，刘星于2016年5月6日向安顺农商行贷款时二人仍系合法夫妻关系，二人夫妻关系是否破裂，并未向社会公众明示，安顺农商行不可能得知，故贷款证持证人为焦艳，而刘星系焦艳合法丈夫，其以焦艳的授权委托人身份持贷款证、户口簿或身份证及夫妻结婚证到农商行进行贷款，安顺农商行按借款合同规定发放贷款，符合常理，故对上诉人该组证据拟证实焦艳不可能让刘星去贷款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上诉人焦艳提交的第四组证据：户口簿、王豪自述书、征信中心出具的焦艳的征信报告，拟证明：1．焦艳和刘星之子自述称：其父亲刘星经常赌博，因赌博欠钱，父母经常吵架，常理来看，刘星为实际借款人可能性更大，用于解决赌博的欠账，2．焦艳从2011年至2020年7月5日，信用良好，未发生严重的逾期。刘星质证称：王豪的自述不能成立，王豪才16岁，未满18岁，这么说是被焦艳引诱写的，2016年二人离婚，两个孩子都是刘星一人带，且刘星离婚后还了二人婚内欠亲戚朋友的钱共计15.7万，当时在离婚协议上未说明，婚内按揭的一套房，离婚时刘星已转卖分了，王豪一直跟刘星生活，而且还小，对于焦艳的征信报告，2016年未离婚以前，因为该笔贷款都是转贷，转贷正常焦艳肯定信用良好，不是信用社的黑名单，离婚后未还款。原审原告质证称：1．对王豪户口簿、自述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王豪的自述只能证明焦艳与刘星的吵架情况，而上诉人用常理、可能性、推测性语言进行表述，并不能证明与本案有直接关联。2．焦艳的信用严重逾期，实际上征信在2016年贷款以后，征信上每一期逾期都有详细的记录，甚至每一个月，正好证实该笔贷款逾期。本院认证意见为：对王豪户口簿、自述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王豪的自述只能证实焦艳与刘星因刘星赌博之事经常吵架，但无法证明刘星为还赌博欠款而为实际借款人，仅为上诉人推断，无证据证实，故对该自述书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2．对焦艳的征信报告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征信报告显示焦艳除案涉贷款逾期外并无其他不良信用记录，但无法证实焦艳是否是本案案涉贷款的实际借款人，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原告安顺农商行提交了焦艳贷款证复印件，拟证实：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第四条及第十条的规定，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使用农户贷款证，并以农户为单位，一户一证。本案焦艳与刘星系夫妻关系，该户贷款证持证人为焦艳，刘星有权凭贷款证、户口簿或身份证到安顺农商行贷款，代债务应作为该户也就是其夫妻二人的共同债务。被上诉人质证称：我已还6万，剩余9万应由焦艳承担，因为婚后我还了亲戚朋友15.7万。原审原告质证称：贷款证是银行单方行为，不能达到原审原告的证明目的，且焦艳没有收到农户贷款证，提供法庭的这一份也没有原件核对。本院认证意见为：贷款证持证人为焦艳，系办理案涉贷款所使用的凭证之一，与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证据能相互印证，证实刘星、焦艳贷款是在贷款证授信期间发生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应围绕上诉人的请求进行审理，根据上诉人的诉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焦艳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对于焦艳是否应当承担案涉贷款共同还款责任的争议，认为涉案借款发生于焦艳与刘星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星持双方结婚证，以焦艳名义与原审原告安顺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构成表现代理，焦艳应承担合同约定还本付息责任，符合本案事实。首先，焦艳提交的离婚协议证实刘星与焦艳系于2016年9月协议离婚，而本案贷款发生时为2016年5月，系刘星与焦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刘星系焦艳合法丈夫，其以焦艳的授权委托人身份持焦艳贷款证、焦艳身份证及夫妻结婚证到农商行，应视为焦艳对贷款之事知情，而刘星持上述证件以焦艳名义与安顺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贷款用途为建房，并提供焦艳名下银行卡号以供打入贷款，故安顺农商行有理由相信刘星具有焦艳的代理权，并按借款合同约定发放贷款，符合常理，故对于上诉人焦艳提出刘星不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刘星在二审补充质证时称，该笔贷款系其与焦艳婚后二人开展跑车业务时所贷，用于家庭共同经营活动，后亏本后二人一直在进行几次转贷后形成2016年5月6日该笔15万贷款，焦艳对该笔贷款一直知情，办理该笔转贷款时焦艳正准备生二胎，故由刘星代办理，结合焦艳提交的《离婚协议》内容，能够印证焦艳确于2016年5月生育二胎，视为刘星对代签行为的合理解释；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本案中焦艳提交的离婚协议、银行卡流水、征信报告、焦艳刘星儿子王豪的自述书等证据未能就上述债务系刘星个人债务且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银行卡流水仅能证实2016年5月6日安顺农商行将贷款发放于焦艳银行卡账户内，无法证实焦艳对案涉贷款并不知情，村委《证明》仅能证实焦艳、刘星在婚姻存续期间未在蔡官镇谷登坝村建房屋，无法证实该笔贷款的真实用途系刘星偿还个人债务，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予采纳焦艳的意见，亦未违反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故一审法院判决焦艳应履行共同还款的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焦艳提出案涉贷款汇入的账户系刘星以焦艳名义进行借款而擅自设立的账户，对贷款并不知情，刘星系涉案贷款的实际借款人且存在贷款用于偿还刘星个人赌债嫌疑的问题，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对该贷款并不知情及刘星用该笔贷款偿还赌债，本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焦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70元，由上诉人焦艳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伟才审 判 员 朱俊蓉审 判 员 谢 伟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 周 婷书 记 员 杨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