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91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986号首层自编号3栋102号、第二层自编号3栋201-202号。负责人：雷红云，职务：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戚曾洋，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瑜，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悦卡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国定支路28号3044室。法定代表人：归哲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彬，该公司职员。原审第三人：上海通诺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32号89幢205A室。法定代表人：刘浩民。原审第三人：广东元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120号自编7号楼东翼商场二楼中段A区。法定代表人：朱正荣，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卫，广东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振华，广东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西银行）因与被上诉人悦卡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卡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通诺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诺公司）、广东元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联公司）银行结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11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江西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悦卡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悦卡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认定悦卡公司取得了通诺公司对江西银行的索赔权利。江西银行与通诺公司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系江西银行与通诺公司之间的问题，与悦卡公司无关，也与本案无关。无论通诺公司对江西银行是否具有索赔权利，因为索赔系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特定的债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的转让之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悦卡公司与江西银行并无合同关系，一审判决也明确悦卡公司与江西银行并无合同关系，也足以证明悦卡公司无权取得对江西银行索赔的权利。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并未查清悦卡公司起诉所称损失是否属实，损失在哪一个交易环节产生，哪一方交易主体应对该损失承担责任，就认定应由江西银行承担赔偿责任，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应依法予以纠正。关于悦卡公司诉称的损失，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0民初17476号民事判决书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3999号民事判决书中仅认定和查明通诺公司与悦卡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理应恪守。按照《协议书》约定，悦卡公司的合同义务包括“接受通诺公司委托，提供资金结算服务，结算款一般在1-3个工作日到账”，现经通诺公司、悦卡公司双方确认尚有390000元结算款未支付到位，悦卡公司理应按约将390000元结算款返还通诺公司。悦卡公司向通诺公司承担返还款项的义务，系根据双方《协议书》的约定，悦卡公司有提供资金结算服务的义务，保证结算款到账的义务。但是，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0民初17476号民事判决书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3999号民事判决书并未认定和查明该资金损失的原因。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交易流程、资金和数据的流向的解释均不一致，一审法院也未能查清悦卡公司起诉所称损失是否属实，该损失在哪一个交易环节产生，哪一方交易主体应对该损失承担责任，本案的基本事实未查清。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错误的加重江西银行的举证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悦卡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声称“江西银行对通诺公司的非法扣款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违反了人民银行的相关条例，造成了悦卡公司的损失”，但是悦卡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江西银行对通诺公司存在非法扣款行为，更不能证明江西银行的何种行为与悦卡公司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应由悦卡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为应由江西银行对履行资金结算义务情况承担举证责任，但按照法律规定，在江西银行与悦卡公司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这本来就不是江西银行的举证义务。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错误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卡收单业务外包管理的通知（银发〔2015〕199号）》第一（四）条之规定，错误认为应由江西银行承担先行赔付责任，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卡收单业务外包管理的通知（银发〔2015〕199号）》第一（四）条规定“因外包服务机构原因，导致特约商户、持卡人或发卡银行资金损失的，收单机构应全额承担先行赔付责任”，但是本案中，悦卡公司既不是特约商户，也不是持卡人，更不是发卡银行，其主体不合规定，并且悦卡公司并未能举证证明是因外包服务机构原因导致的损失，故本案情形完全不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卡收单业务外包管理的通知（银发〔2015〕199号）》第一（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错误的适用了该规定，在江西银行与悦卡公司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江西银行不应当承担任何赔付责任。五、一审判决忽略了本案争议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明和认定，悦卡公司重复诉讼，恶意诉讼，滥用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有违法律规定和司法尊严与公平。江西银行和悦卡公司没有合同关系，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也是悦卡公司认可的事实。关于本案争议的结算款的金额、结算款未支付到位的原因、责任的承担等问题，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0民初17476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399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予以查明和认定，驳回通诺公司“判令元联公司、江西银行对悦卡公司的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也即认定江西银行并无过错，不应由江西银行承担责任，并且悦卡公司也已配合执行，如悦卡公司认为该案判决错误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维权，而非在本案中起诉江西银行。综上，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错误加重江西银行的举证责任，损害江西银行的合法利益。被上诉人悦卡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正确，引用法律适当。1.江西银行无视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监管要求，擅自在外私开清算账户，且将央行要求严管的金融收单、结算业务外包给无具资质的空壳公司元联公司，而且任由空壳公司干预资金结算，导致悦卡公司客户资金以及其他客户资金受损。在上海法院判决下，悦卡公司先行承担了损失，所以，江西银行的种种违规违法行为给悦卡公司造成了损失，应该向悦卡公司赔偿。悦卡公司赔付给客户后，取得了客户的谅解和追索权利，向江西银行索赔有理有据。2.上海法院的判决只对悦卡公司和通诺公司的合同相对性内容作出的判决，属于一事一判、一诉一判。但是在上海法院的判决中着重提到“若通诺公司、悦卡公司与元联公司或江西银行之间另有相关法律关系，可依法另行主张。”且《协议书》的签订是基于江西银行作为收单和结算主体，并不存在其他第三方机构。各项证据也显示，所有资金的清结算并未过悦卡公司账户，均由江西银行完成。故悦卡公司本次诉讼江西银行是基于金融结算纠纷作为缘由发起诉讼的，其主因是江西银行违规导致悦卡公司损失，与过往的通诺公司诉悦卡公司合同纠纷诉讼性质和诉讼标的完全不一样。同时，上海法院的判决并未否定悦卡公司的合法追索权益。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悦卡公司在一审两次庭审中均出具了POS小票原件和汇总细表、江西银行清结算转账记录等，证明了实际交易票据和实收交易金额，三天的差额就是本次诉讼的全部标的。自2016年起迄今为止，与江西银行见面沟通三次，庭审五次，这些材料经历过对方三批员工、领导和两批律师，均声称要认真对待、要核对，且迄今五年多时间一直没有核对结果，结果就是不断的拖延直至起诉。2.悦卡公司认为，首先，POS小票是证明此案交易存在的重要证据，这些POS小票含有商户号、终端号、交易卡号、交易时间、金额、交易批次号、凭证号、授权码、交易参考号等重要加密信息。POS机密钥是江西银行提供的，商户号是江西银行分配的，交易批次号、凭证号是江西银行给的，交易参考号是中国银联给的唯一交易编码。这些信息，只有江西银行这种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凭借跟中国银联的加密通道才可以获取，并非一般公司能获取。更不是通诺公司这种商户能随意获取的。其次，江西银行称一审判决并未查清损失是否属实，实属推诿。作为金融机构，如果对悦卡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表达质疑的，其完全有资格可以去中国银联调取相关材料以证明其质疑正确性，可是在长达五年五次庭审里均未出具此类证据，因为一旦出具也就意味着江西银行承认了扣款的事实。再次，悦卡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清算协会的投诉函及支付清算协会的回函也证明了江西银行违规的事实。悦卡公司将所有小票证据都上交给过支付清算协会，支付清算协会有细致认真调查过证据才认定了江西银行的违规。江西银行已被证实下列违规：系统化变造交易，江西银行为拓展业务，把只能做广东省内的收单业务违规拓展到省外，后为躲避监管，又将上海的商户（通诺公司）发送上来的交易在后台套用了广东的商户号上送银联，从而达到混淆交易、私设资金池非法两清创造条件，达到躲避监管的目的，使银联无法辨识真正的交易是从哪里哪个商户发起的；备付金账户资金清算混乱，依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收单机构清算商户资金最长不得超过30天，收单机构不得挪用商户待结算资金，收单机构不得将特约商户的资金划转至外包服务机构拥有或实际控制的结算账户，但是，正如江西银行在一审庭审中所说的江西银行与元联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江西银行竟然可以将客户的结算资金支付给元联公司。3.POS收单业务是闭环业务链，从交易信息发起到资金清结算结束，所有环节均有严格的加密措施和点对点的信息交互，有非常严谨的金融交易属性，其路径如下：商户POS交易发起→收单银行（江西银行）→中国银联CUPS→发卡行→发卡行确认→中国银联CUPS系统→收单银行（江西银行）→商户POS机出小票→后台收单银行数据上传→央行轧差清算→收单→银行（江西银行）清算→商户账户（T+1入账）。上述所示，每一笔交易都有对应的交易记录和小票，在相关系统内都属于加密信息，在银行电子化处理高度发达的央行网络内，理论上每一笔交易都由系统处理，有迹可寻，有据可查。但在本案里出现有交易未到款的情况，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人为干预隐匿或违法违规。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数次要求江西银行出具对账报表解释交易资金的去向，而江西银行屡次推诿搪塞，两次庭审未出具过任何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释义》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江西银行在多次的庭审至今，仍旧不敢出具不利于其的涉案交易的清算报表，隐匿资金清算的真实情况，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四、一审判决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卡收单业务外包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法规正确。1.江西银行不应以本公司身份问题质疑适用中国人民银行的行业法规。2.至于江西银行认为悦卡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是因外包机构引起的损失，其实在一审的时候，通诺公司提交的答辩书内已经将江西银行跟其外包机构元联公司的合同文本呈上过。该合同显示，江西银行清算商户资金竟然是凭外包商元联公司的邮件清算的，每日几千万、上亿的资金由无资质的空壳公司任意处置，可见江西银行对于金融监管的法律是置若罔闻的。由于江西银行与元联公司所签的合同含有违规违法的内容，本身就是无效合同。无论损失是否由外包机构引起，所产生的损失和法律责任应由业务的发包方江西银行负全部责任。元联公司是江西银行承认且有合同的外包机构，但是元联公司并没有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清算资质，而且元联公司也并不是银联报备过的合法外包服务商，其本身是非法服务的外包商。经过悦卡公司前期的调查，在悦卡公司一审证据中，通诺公司的账户对账单显示到账的对方账户就是江西银行在民生银行厦门分行开立的账户号为69×××27的账户（简称JXYHGZFH，即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英文打头字母简称）。此举说明，江西银行为规避中国人民银行检查，非但另外擅自在外开立清算账户以规避银联监管，而且还违规将账户交由无清算资质的外包服务商元联公司通过邮件操作，此举是中国人民银行和银联严令禁止的。综上，本案的因果关系是由于江西银行的置国家法律和行业规范于不顾的违规行为，导致对悦卡公司的侵权行为，请求驳回江西银行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通诺公司辩称，同意悦卡公司的意见。原审第三人元联公司辩称，一、悦卡公司和通诺公司是关联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记载：悦卡公司的股东为归哲婷和夏天，刘浩民为监事，归哲婷为执行董事；通诺公司的股东为夏天和刘浩民，夏天为监事，刘浩民为执行董事；悦卡公司与通诺公司的共同股东为夏天，通诺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刘浩民是悦卡公司的监事。可见，悦卡公司与通诺公司是关联公司，涉嫌虚假诉讼。二、悦卡公司提供的中国银联POS凭证没有任何持卡人签名，不符合中国银联刷POS的相关规定，有造假的重大嫌疑，以及存在POS刷卡不成功、退单、持卡人否认交易等情形，应当以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出具的清算交易明细为准。必须指出，悦卡公司应当详细讲清具体是哪一笔涉案POS交易没有清算，并请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对清算有争议的POS交易予以核查。法院应当向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调取涉案POS机的交易及清算明细记录，查清涉案POS机刷卡交易凭证的交易清算明细，以及查明涉案POS机交易凭证的交易是否成功交易，在通诺公司特约商户刷卡的POS交易有无退单、持卡人否认交易、刷卡交易不成功等情形。三、假如持卡人对POS刷卡清算交易有异议，则应提交POS刷卡交易持卡人的投诉函及相关证据材料并进行调单核查进行处理。据统计，悦卡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37张中国银联POS交易凭证，上述中国银联POS交易凭证记载的商户名称为通诺公司，商户编号分别为448440058129102、448440050949025、448440058129101、448440070119043等，终端编号分别为5812814、50949025、58129113、58129114、70119044、70119043、58129114、70119088、50949025、57329024、58129100、58129204等，发卡银行分别为03140000、交通银行、深发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农业银行等，银行卡号分别为40×××57、52×××42等，交易类型为消费（S），交易时间集中在下午至晚上，交易金额主要是2万元至2.9万元之间……综上所述，请法院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驳回悦卡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元联公司的合法权益。悦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西银行支付悦卡公司结算款389630.5元；2.江西银行支付悦卡公司利息（自2016年3月18日最后一笔扣款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人民币389630.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江西银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日，通诺公司与悦卡公司就通诺公司使用悦卡公司提供的以南昌银行为结算机构的电子设备业务签订《协议书》，约定：悦卡公司的合同义务包括提供电子设备并及时进行维护、提供设备受理业务培训、提供交易投诉、查询、查复、差错处理及账务调整、接收通诺公司委托，提供资金结算等服务；持卡人对银行卡交易有异议或发生差错时，可通过通诺公司或持卡人在发卡银行向悦卡公司查询投诉，各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和拒绝受理查询投诉，同时悦卡公司或通诺公司在收到持卡人投诉或相关方处理要求后，悦卡公司及通诺公司均有责任积极配合进行交易纠纷的调查取证和业务投诉，并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交易的差错处理；因任何一方违反协议对另一方造成的损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各方的责任应限于直接损失。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间接损失（包括收益的损失）不负有赔偿责任等。2016年1月13日，通诺公司应入账金额1085262.97元，实际入账金额1084261.47元，差额1001.5元；2016年3月11日，应入账金额369938.25元，实际入账金额320308.25元，差额49630元；2016年3月14日，应入账金额1633243.41元，实际入账金额1593243.41元，差额40000元；2016年3月18日，应入账金额975446.43元，实际入账金额675446.43元，差额300000元。总计尚未入账金额390631.5元，悦卡公司表示其仅主张2016年3月11日、14日、18日的尚未入账金额，其多主张的0.5元，法院可直接扣除。悦卡公司为证明上述交易的发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述交易的刷卡小票，上述小票显示商户名称为上海通诺金融，商户编号均以4484400开头，经核实，448代表收单机构为江西银行，4400代表广东省。2016年11月1日，通诺公司以悦卡公司、元联公司、江西银行为被告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6）沪0110民初17476号]，要求悦卡公司支付结算款390000元、退还追偿款160000元并支付利息，并要求元联公司、江西银行对悦卡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通诺公司在事实理由中称“通诺公司与悦卡公司签订《协议书》，就通诺公司使用悦卡公司提供的以江西银行广州分行为结算机构的POS机结算业务进行了约定，该《协议书》以悦卡公司与元联公司之间签订的《通道合作协议书》为基础和前提，悦卡公司和元联公司与通诺公司形成业务结算关系，江西银行为结算银行。”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3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悦卡公司向通诺公司返还结算款390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39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判后，通诺公司、悦卡公司均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2017）沪02民初3999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元联公司、江西银行非《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故通诺公司要求元联公司、江西银行受《协议书》约束，并承担《协议书》项下权利义务履行情况所引发的合同责任，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若通诺公司、悦卡公司与元联公司或江西银行之间另有相关法律关系，可依法另行主张。”该院于2017年7月3日作出生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悦卡公司于2019年4月3日向通诺公司支付赔偿款438500元，通诺公司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并表示将交易相关权益转让给悦卡公司，由悦卡公司向江西银行追偿。一审庭审中，江西银行确认其是涉案交易的收单机构、元联公司是江西银行的外包机构。一审法院于第一次庭审时（2020年8月31日）询问江西银行交易发生后，江西银行所接受的交易数据显示应付金额总共是多少以及江西银行实际结算的金额是多少。江西银行表示需庭后核实，一审法院要求江西银行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核实。第二次庭审时（2020年11月16日），一审法院再就上述情况向江西银行询问，江西银行表示其是将结算资金转至其于民生银行厦门分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但不清楚资金后续如何结算，江西银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盖有“广东元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章的资金清算流水，但江西银行无法解释上述证据来源，也无法陈述上述清算流水如何体现江西银行的应付款金额以及实际结算金额。一审法院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卡收单业务外包管理办法的通知》（银发[2015]199号）第一（四）条规定：“……因外包服务机构原因导致特约商户、持卡人或发卡银行资金损失的，收单机构应全额承担先行赔付责任。”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2016）沪0110民初17476号民事判决书、（2017）沪02民终3999号民事判决书、刷卡小票、银行对账单、转账凭证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银行结算合同纠纷。悦卡公司、江西银行对江西银行系涉案交易的收单机构、元联公司系涉案交易的外包服务机构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2013]第9号）第二条规定：“银行卡收单业务，是指收单机构与特约商户签订银行卡受理协议，在特约商户按约定受理银行卡并与持卡人达成交易后，为特约商户提供交易结算服务的行为。”第十一条规定：“收单机构应当与特约商户签订银行卡受理协议，就可受理的银行卡种类、开通的交易类型、收单银行结算账户的设置和变更、资金结算周期、结算手续费标准、差错和争议处理等事项，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本案中，虽然江西银行未按上述管理规定与作为特约商户的通诺公司签订书面的银行卡受理协议，但在涉案交易相关的小票中，已显示通诺公司为商户，江西银行为收单行（编号448），故江西银行在通诺公司与持卡人达成交易后，已实际为通诺公司提供交易结算服务，故双方之间成立事实上的结算合同关系。江西银行及元联公司认为悦卡公司与江西银行之间的纠纷已在（2016）沪0110民初17476号、（2017）沪02民终3999号案中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从通诺公司起诉的事实理由来看，通诺公司在该案中是根据通诺公司与悦卡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提起该案诉讼，并非基于通诺公司与江西银行之间的结算合同关系起诉，生效判决仅认定通诺公司要求元联公司及江西银行承担《协议书》项下合同责任没有依据，并未否定通诺公司、悦卡公司可依据其他合同关系向元联公司或江西银行起诉，故上述生效判决与本案诉讼标的不同，悦卡公司基于通诺公司和江西银行之间的结算合同关系起诉，并不构成重复诉讼。由于通诺公司与江西银行之间存在事实上的结算合同关系，即使双方之间未明确约定差错和争议处理等事项，江西银行作为收单机构，根据合同目的应负有将交易资金及时、足额结算到特约商户账户的义务。现经江西银行结算，尚有390631.5元未进入通诺公司账户，江西银行作为收单机构，理应清楚其在结算过程中所接收的交易数据指令，清楚其应付款金额以及实际结算金额，对其履行资金结算义务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江西银行在两次庭审过程中均未能对上述情况予以说明，甚至未能对其提供的资金清算流水的来源及内容作出解释，无法认定其已按相关交易指令履行了资金结算义务。即使相关资金处理差错是由外包机构元联公司或其他代理商的过错导致，在发生特约商户损失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卡收单业务外包管理办法的通知》（银发[2015]199号）第一（四）条规定，江西银行也应对特约商户的损失承担先行赔付责任。故江西银行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对通诺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虽然悦卡公司与江西银行之间并无合同关系，但悦卡公司基于生效判决向通诺公司履行了赔付义务，通诺公司也明确表示将相关交易权益让与悦卡公司，由悦卡公司向江西银行追偿。故悦卡公司实质上已取得通诺公司在结算服务合同关系中对江西银行的索赔权利。悦卡公司主张江西银行赔偿结算款损失及相应的利息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结算款损失数额应以2016年3月11日、14日、18日尚未入账的金额合计389630元为限。至于利息，悦卡公司主张自2016年3月18日起算，可能导致其实际获赔金额超出其对通诺公司的赔付金额，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调整为以38963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六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向悦卡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赔偿损失389630元；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向悦卡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38963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悦卡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44元，由悦卡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负担71元，由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负担7073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2020年8月31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时，江西银行称，对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0民初17476号民事判决书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399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江西银行是否应向悦卡公司赔偿损失389630元及利息。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0民初17476号民事判决书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399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6年1月13日，通诺公司应入账金额1085262.97元，实际入账金额1084261.47元，差额1001.5元；2016年3月11日，应入账金额369938.25元，实际入账金额320308.25元，差额49630元；2016年3月14日，应入账金额1633243.41元，实际入账金额1593243.41元，差额40000元；2016年3月18日，应入账金额975446.43元，实际入账金额675446.43元，差额300000元，总计尚未入账金额390631.5元。可见，上述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而江西银行未提交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相反证据，江西银行在一审期间也表示对上述生效判决查明事实无异议，故对上述事实应予以确认。其次，上述生效判决作出后，悦卡公司已向通诺公司支付赔偿款438500元，通诺公司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并表示将交易相关权益转让给悦卡公司，由悦卡公司向江西银行追偿。故涉案损失已经查清，本院对江西银行主张一审判决未查清悦卡公司诉称的损失，不予支持。再次，上述生效判决认定“若通诺公司、悦卡公司与元联公司或江西银行之间另有相关法律关系，可依法另行主张”，故悦卡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是对上述生效判决的重复诉讼。最后，江西银行确认其是涉案交易的收单机构、元联公司是江西银行的外包机构。据此，一审判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银行卡收单业务外包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一（四）条的规定认定江西银行的行为构成违约，并判决江西银行向悦卡公司赔偿损失38963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江西银行向本院申请调取其在中国民生银行厦门分行开设的银行账户2016年3月11日、14日、18日的交易明细，并申请调取银联系统中通诺公司2016年1月13日、2016年3月11日、14日、18日的交易数据，因江西银行在一审期间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对此提交书面申请，其在一审法院要求其在第一次庭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核实实际结算金额情况下仍未提出，故本院依法对其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上述申请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江西银行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44元，由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