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36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刘修田，男，汉族，1950年1月15出生，住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敬立，江苏恒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刘德超，男，汉族，1949年8月20日出生，住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江苏汉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高伟，男，汉族，1968年11月28日出生，住丰县。上诉人刘修田因与被上诉人刘德超、原审第三人高伟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丰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作出的（2020）苏0321民初93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修田上诉称，请求：查明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请求即停止对涉案资金的执行，确认由其收取租金24000元，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出借给原审第三人高伟借款，不仅高伟认可，上诉人亦提交了向高伟转款记录，并且该借贷由丰县欢口法律服务所见证，双方借贷存在，上诉人有权提出执行异议阻却本案执行。二、高伟向上诉人借款，因为无力偿还，上诉人与高伟及承租人高某,4三方同意下，早在2017年11月10日达成协议，上诉人收取高伟出租给案外人高承松(高某,4)场地租金抵高伟拖欠上诉人债务。该协议三方一直正常履行，高某,4按时将租金交付给上诉人，并且高某,4向上诉人出具证明，证明高某,4从2017年分期将租金交给上诉人。原审法院以2019年1月21日高某,4的询问笔录作为定案依据，明显不符合事实。上诉人与高伟达成收取租金协议时，被上诉人还没有起诉高伟。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该协议及高某,4的证明，足以证明上诉人对涉案租金享有实体权利，足以阻却被上诉人对该租金的执行。三、上诉人与高伟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债务人高某,4也签字确认。从签订之日2017年11月10日就转让给了上诉人。根据规定，法院无权执行原债权人已经转让过的债权，不能执行不属于原债权人的财产。因此，原审法院执行合同债务人高某,4需要交纳的租金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刘德超答辩称，上诉人与高伟和高某,4签订的收取厂房租金的协议，不具有真实性。高某,4在原审法院执行过程中间，执行法官对其询问时，高某,4一直认可其将租金交付给高伟，该询问笔录是原审法院在执行案件过程中对高某,4所做，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高某,4后期又改变其所述内容，存在与上诉人恶意串通的可能。为此上诉人要求对该厂房租金收取的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收取高某,4租金的方式是债权转让不成立，其提供的场地租金转让合同中，第一条记载了甲方高伟是授权乙方即本案上诉人，既然是授权就不存在债权转让的问题。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法院经审查查明，刘德超与高伟、高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苏0321民初254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高珍、高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德超借款本金15343元及利息(以15348元为本金，按照月息1.5%，从2016年7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根据被上诉人刘德超的申请，原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8)苏0321执2816号。在执行过程中，该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2018)苏0321执2816号执行裁定：冻结、扣划被执行人高伟存款23000元，或扣留、提取其收入23000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2019年1月21日，原审法院向高某,4送达了执行裁定书等，并告知高某,4扣留被执行人高伟向高某,4收取的租金收入，未经原审法院同意不得向任何人支付租金。上诉人刘修田与李学勋就法院扣留、提取被执行人高伟应向承租人高某,4收取的租金收入提出书面异议。原审法院于2020年3月2日作出(2019)苏0321执异143号执行裁定书，认为两案外人不具有排除执行的合法权利，两案外人主张享有对高某,4租金收取权，性质上属于为阻确执行的实体性民事权益，故其异议不属于执行行为异议而属于执行标的异议。裁定：驳回案外人刘修田、李学勋的执行异议请求。刘修田不服该裁定，向原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11日，刘修田通过银行向高伟转款400000元。2016年7月28日，刘修田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高伟经丰县欢口法律服务所见证签订了《协议》。内容为：“1.乙方借给甲方人民币柒拾万元，借据两张，按借款合同甲方应付给乙方168000元整，但因甲方资金暂时困难，不能归还，甲方愿把明珠花园小区大门里南边二层小房(5*10米)和1#楼两个车库抵押给乙方。2.甲方如在两个月内所欠乙方款归还乙方，所抵押二层小房(5*10米)和1#楼两个车库归还给甲方，甲方应归还乙方(2016年9月28日期限为止)。3.甲方如在两个月内不能如数归还乙方欠款，甲方所抵押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4.如乙方卖甲方的抵押物，甲方必须出示售房合同，且买屋人同时享受该小区的同等待遇”。2017年11月10日，刘修田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高伟签订了《场地租金转让合同》。内容为：“一、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授权乙方收取甲方与高成松（高某,4）签订的租赁合同事宜。二、甲方愿把五权汽修场地租金转让给乙方收取，租金每年贰万陆仟元自2017年9月11日开始为乙方收取，甲方不再收取租金，特立约为证。三、以后租赁场地的事宜由乙方处理。四、生效日期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五、扣除电动门贰仟元正，共计每年租金24000元正”。高伟、刘修田、李学勋、高承松均在该合同上签字。2019年1月21日，原审法院执行中调查询问高某,4，其表示：地皮是2014年1月21日租赁高伟的，厂房是其2014年10月出资建设，每年租金24000元，都是以现金形式每年9月支付给高伟，租金每年一付，租赁期限十年。原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需达到享有权益排除执行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该案中刘修田所举其与第三人高伟于2017年11月10日所签订的《场地租金转让合同》证明其有权排除原审法院对场地租金执行，1.因该《场地租金转让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授权乙方收取甲方与高成松（高某,4）签订的租赁合同事宜”。实际该约定是高伟授权刘修田收取租金，即使刘修田收取了租金也应视为授权人收取；2.原审法院2019年1月21日对租赁人高某,4的调查笔录中高某,4证明其房租交付给高伟；3.刘修田主张的收取租金并非法定的享有优先权。综上，刘修田举不出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证据，所举证据达不到享有权益排除执行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故其请求不予支持，应驳回诉讼请求。该院据此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判决：驳回刘修田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另查明，本院于2021年5月26日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时，刘修田申请证人高某,4出庭作证，其陈述2017年11月之后的租金以现金、转账的方式交给刘修田，其中2019年9月2日在自动存款机向刘修田账户存入5000元，2019年12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转入6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刘修田应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即其与高伟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且借款数额明确，高伟对高某,4享有的债权确已转移给刘修田。一、关于刘修田与高伟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且借款数额明确的问题。首先，刘修田与高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无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其次，刘修田虽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其向高伟转账40万元及与高伟签订的协议，证明其与高伟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的数额为40万元，而协议约定“乙方借给甲方人民币柒拾万元，借据两张，按借款合同甲方应付给乙方168000元整”，借款、还款数额不一致，且协议中约定高伟以明珠花园小区大门里南边二层小房(5*10米)和1#楼两个车库抵押给刘修田，该协议是否已经履行、是否以物抵债无法确定，无法认定高伟向刘修田借款的数额以及是否已经偿还。二、关于高伟对高某,4享有的债权是否转移给刘修田的问题。在审理期间，刘修田提供了其与高伟、高某,4于2017年11月10日签订的《场地租金转让合同》及高某,4的证词，拟证明场地租金应由其收取及其实际已收取了2017年9月以后的场地租金。但高某,4在原审法院执行刘修田未提出异议时，高某,4称将租金交给高伟，在本院二审期间刘修田让其作证时又证明从2017年9月以后将租金交给刘修田，虽然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但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均是在法院向其送达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之后。现高某,4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1月21日原审法院执行笔录中陈述的“将租金支付给高伟”不是事实，根据禁止反言的原则，高某,4在本院二审期间的证人证言不能被采纳。故上诉人刘修田所主张的权利不能排除对场地租金的强制执行。综上所述，刘修田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刘修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黎华审判员  孙 燕审判员  宋宏伟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孙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