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8民终38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长坡，男，197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飞扬发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厚萌，山东德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延振，男，198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慧娟，山东思雅律师事务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庆磊，男，196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先朋，山东明廉律师事务律师。上诉人邵长坡因与被上诉人唐延振、阮庆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21）鲁0811民初4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长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宁市任城区法院做出的(2021)鲁0811民初443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邵长坡不承担给付劳务费的责任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认定事实错误，邵长坡与阮庆磊之间为承包关系，因此邵长坡与唐延振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首先，邵长坡与唐延振并不相识，也没有雇佣唐延振从事施工工作，邵长坡是将承揽的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玻璃幕墙工程转包给阮庆磊，后阮庆磊雇佣了唐延振等人进行施工，因此，阮庆磊雇佣谁施工邵长坡是不知情的，邵长坡与唐延振等人没有雇佣关系。其次，邵长坡也没有委托阮庆磊雇佣唐延振等人，由于是工程转包给了阮庆磊，因此雇佣工人等事项都是由阮庆磊自行决定，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邵长坡有委托阮庆磊雇佣唐延振等人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邵长坡雇佣唐延振等人明显错误。二、退一步讲，无论本案为承包关系或雇佣关系，都应当由阮庆磊承担给付责任。首先，邵长坡应将45300元劳务费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了阮庆磊，根据(2018)鲁0812民初34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邵长坡已经向阮庆磊履行了全部给付义务。因此，阮庆磊应当将收到的劳务费发放给被唐延振等人，而阮庆磊却没有发放。本案中邵长坡并没有任何违约行为或过错。其次，在邵长坡已经履行了全部的给付义务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邵长坡承担给付义务明显不公，该错误判决将导致邵长坡要给付两次劳务费，这一判决违反了《民法典》总则编中的公平原则。既然一审判决认定阮庆磊受雇于邵长坡，负责管理工地、招募工人、发放工资等工作，那么其也应当负有由将收到的劳务费发放给工人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邵长坡承担给付责任，阮庆磊却不承担给付责任是明显错误的。最后，唐延振将邵长坡和阮庆磊列为共同被告，是由于唐延振对邵长坡已经将全部劳务费支付给阮庆磊的事实是知情的。因此，本案无论从事实还是法律，都应当由阮庆磊承担给付义务。唐延振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邵长坡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无事实根据，无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一、邵长坡与唐延振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经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2民初3534号民事判决书、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民终40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8年6月底，邵长坡承揽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玻璃幕墙工程，雇佣阮庆磊从事工地管理等相关工作。2018年7月7日，阮庆磊临时招募部分工人进驻工地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及工程完工后，邵长坡用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阮庆磊45300元。”唐延振接受阮庆磊招募，为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玻璃幕墙工程提供劳务，因阮庆磊招募工人提供劳务是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当由阮庆磊的雇主邵长坡承担，即使如邵长坡陈述，邵长坡与唐延振之间素不相识，唐延振与邵长坡之间仍存在劳务关系。二、邵长坡应当给付唐延振劳务费。依据双方的口头约定，涉案工程劳务费为240元/天，根据阮庆磊计算的工时，唐延振一共工作9.5天，邵长坡拖欠唐延振劳务费2280元。唐延振是向邵长坡提供的劳务，依据法律规定，应当由邵长坡支付唐延振劳务费。综上所述，唐延振与邵长坡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邵长坡拖欠唐延振劳务费2280元，应当支付给唐延振。阮庆磊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根据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民终404号民事判决书，邵长坡与阮庆磊之间的关系已经予以确定；二，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民终40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更改了（2018）鲁0812民初3454号民事判决书相关认定，包括基础法律关系，从分包变更为劳务，原3454号判决书中关于分包的相关认定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认定履行全部给付义务的认定，也就不再具有法律效力。邵长坡仍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即与唐延振存在雇佣关系，而应当向其支付劳务费用。唐延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邵长坡、阮庆磊支付唐延振劳务费2280元及利息（利息以228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9日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228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邵长坡、阮庆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26日，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阮庆磊诉邵长坡劳务合同纠纷一案，阮庆磊要求邵长坡支付劳务费43366元及利息，该案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底，邵长坡将承揽的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玻璃幕墙工程转包给阮庆磊施工，每个工人每天劳务费用240元。2018年7月7日，阮庆磊临时招募部分工人进驻工地进行施工，至2018年8月9日案涉工程施工完毕，经结算，工程共用工188个，合计劳务费用45120元。施工过程中及工程完工后，邵长坡用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阮庆磊劳务费45300元。”兖州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明，可以认定阮庆磊在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玻璃幕墙施工过程中所用188个工，即邵长坡应向阮庆磊支付劳务费45120元的事实，工程施工过程中及工程完工后，邵长坡向阮庆磊支付了45300元的劳务费，已全部履行了义务。”2018年11月27日，兖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812民初34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阮庆磊的诉讼请求。阮庆磊不服，上诉至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过程中，阮庆磊提交了与邵长坡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二审对该证据予以认定，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认定邵长坡将承揽工程转包给阮庆磊证据不足，阮庆磊系受雇于邵长坡。二审查明：“2018年6月底，邵长坡承揽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玻璃幕墙工程，雇佣阮庆磊从事工地管理等相关工作。2018年7月7日，阮庆磊临时招募部分工人进驻工地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及工程完工后，邵长坡用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阮庆磊45300元。”二审认为：“上诉人（阮庆磊）主张本人受雇于被上诉人（邵长坡），一审法院亦查明双方系雇佣关系，故上诉人无权以自己名义代替其它工人（包括原告唐延振）向被上诉人主张劳务费，对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审查。”二审法院还认为，一审判决虽认定事实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故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9）鲁08民终4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唐延振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邵长坡、阮庆磊支付劳务费2280元及利息。唐延振系阮庆磊招募的工人，从事涉案工程的玻璃幕墙的安装工作，每天的劳务费用为240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唐延振提交了与阮庆磊之间结算的工时单，该证据上显示，唐延振在兖州益宝生物工地玻璃幕墙工程中的工时合计为9.5天，唐延振主张尚欠劳务费2280元（9.5天×240元/天）未结清，阮庆磊认可该欠付劳务费金额，但主张应由邵长坡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为：1、唐延振与邵长坡、阮庆磊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2、唐延振主张劳务费的数额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及该笔费用的支付主体如何确定。对于焦点问题1，根据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8民终404号生效判决及本院查明的事实，阮庆磊系受雇于邵长坡，阮庆磊负责工地管理及工人招募、工资发放等工作，阮庆磊招募工人提供劳务是其工作职责，其行为代表的是邵长坡，并非其个人行为，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当由阮庆磊的雇主邵长坡承担，故唐延振与邵长坡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唐延振与阮庆磊均是邵长坡的雇工，并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唐延振要求阮庆磊支付劳务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焦点问题2，唐延振主张的劳务费数额为2280元，根据唐延振提交的工时单上的记载，唐延振的工时为9.5天，按照每人每天劳务费240元计算，尚有2280元（9.5天×240元/天）劳务费未支付给唐延振。对于该工时单，虽然没有邵长坡的签字，但系阮庆磊出具，阮庆磊作为受邵长坡雇佣管理工地的工作人员，其管理工人、计算工时是执行职务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雇主邵长坡承担，故唐延振要求邵长坡支付劳务费2280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邵长坡庭审时称：“45300元包括了所有工人的工资和阮庆磊的工资及吃饭的钱。”但根据工时单上的记载，除阮庆磊外，为涉案工程提供劳务的九个工人的工时合计为187.5天，按照每人每天240元计算，总劳务费应为45000元，邵长坡支付给阮庆磊的45300元减去该笔费用，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剩余的300元远远不够支付阮庆磊的劳务费和工人的餐饮费，故邵长坡的这一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唐延振主张的利息，实际是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邵长坡逾期向唐延振支付劳务费，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向唐延振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由于工时单上并未显示结算工时的时间，唐延振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起诉前向邵长坡主张权利的时间，唐延振主张自2018年8月9日起算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邵长坡应以228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21年3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向唐延振支付利息损失。综上所述，唐延振和阮庆磊均受雇于邵长坡，阮庆磊负责管理工地、招募工人、发放工资等工作，其与唐延振结算工时的行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邵长坡作为雇主应向唐延振支付劳务费2280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邵长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唐延振支付劳务费2280元，并向唐延振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280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唐延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由邵长坡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一审判决认定由邵长坡支付案涉劳务费是否恰当？根据本院作出的（2019）鲁08民终404号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2018年6月底，邵长坡承揽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玻璃幕墙工程后，雇佣阮庆磊负责工地管理及工人招募、工资发放等工作，唐延振等人即是由阮庆磊招募前往案涉工程提供劳务。阮庆磊系受雇于邵长坡，阮庆磊招募工人提供劳务是其工作职责，其行为代表的是邵长坡，并非其个人行为，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当由阮庆磊的雇主邵长坡承担，故一审法院认定唐延振与邵长坡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并无不当。邵长坡与唐延振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唐延振提供了劳务，作为合同相对方，邵长坡应承担给付劳务费的责任。虽然邵长坡上诉称其已将全部劳务费支付给阮庆磊，但根据唐延振提供的证据，其未足额收到应得的劳务费，即邵长坡作为劳务费的给付主体，未向唐延振履行完毕给付义务，故一审法院判决邵长坡向唐延振继续履行劳务费给付义务，并无不当。无论邵长坡是否已将案涉劳务费给付阮庆磊，均不能免除其向唐延振给付案涉劳务费的义务。故邵长坡上诉主张其不应向唐延振支付案涉劳务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邵长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邵长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扈 琳审 判 员  张思平审 判 员  史海洋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洪信书 记 员  冯雪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