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宁03民终5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军，男，197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宁，宁夏诺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成继，男，1965年1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镇南梁村三队。法定代表人：许成继，该合作社理事长。上诉人朱建军因与上诉人许成继、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人民法院（2021）宁0381民初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宁，上诉人许成继，上诉人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许成继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建军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账目金额错误，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涉案款项由田款（青贮）、收割费和运输费三部分组成，在双方未予结算，且存在争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以“收条”为准，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43万，系认定金额错误，本案的实际账目如下：第一、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系上诉人向案外人承包土地，一份合同承包土地308亩，一份合同承包土地878.2亩，共计承包土地1186.2亩，结合上诉人出具的收条“韦桥307亩、绍南870亩”，足以证实上诉人将上述土地承包后全部种植青贮，并且所种植的青贮全部售于被上诉人的事实，即上诉人售于被上诉人青贮1177亩（307亩+870亩），按照双方约定的1900元/亩的价格，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青贮款2236300元（1177亩×1900元/亩）。第二、根据双方签订《青储拉运合同》第一条约定，由被上诉人雇佣上诉人收割青贮，收割费每亩150元。首先，对于上诉人自己在绍南种植的870亩，由上诉人完成收割，其收割费用为130500元（870亩×150/亩），而本案被上诉人除收购上诉人的青贮外，还向案外人收购了524.51亩，其中大坝中滩63.84亩、刘滩107亩、韦桥10亩、邵岗邵西343.67亩，该收割工作仍然由上诉人雇佣他人完成，属于上诉人完成的工作内容，所以上诉人共计收割青贮1394.51亩（870亩+524.51亩），按照150元/亩的价格，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收割款209176.5元（1394.51亩x150元／亩）。第三、在上诉人拉运义务履行完毕后，被上诉人便委托其合伙人王红军与上诉人就运输费用进行核算，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过磅结算单、收据，王红军就运输费用进行了核算，经核算为306814元，上述事实有王红军书写的具体明细为证。如上所述，根据双方之间的约定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涉案田款（青贮）、收割费和运输费三项共计2752290.5元（2236300+209176.5+306814），扣减被上诉人支付的2250000元后，被上诉人仍拖欠上诉人502290元未付，所以被上诉人实际欠付上诉人502290元，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为43万，与实际欠付金额相差过大，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二、即便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条由上诉人出具，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于被上诉人拖欠的相关费用，应当以实际核算结果为准。第一、收条并非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不能作为本案的结算依据。实践中，收条往往是基于原先的合同关系或者债权债务关系，收条的成立往往使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或者设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收条以取得财产所产生，其本身只是表明一种收到财物的事实状态，但并不能表明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并且本案上诉人出具收条后，被上诉人并未实际支付，故就收条本身而言，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所以，本案收条不能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亦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二、该收条具有附条件性，在未达到出具收条的目的下，亦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本案上诉人将合同义务履行完毕后，因资金周转困难急需用钱，遂与被上诉人约定作出让步，由上诉人先出具收条，被上诉人于次日一次性转账43万元，转账后双方之间的收割、田款、拉运费全部付清。该收条于2020年11月18日出具，被上诉人应当于2020年11月19日向上诉人转账43万元，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支付43万元清偿全部债务是具有前提条件的，即该43万元须于11月19日支付完毕，否则双方之间的款项应当以实际结算结果为准，上诉人所出具的收条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但遗憾的是，上诉人出具收条后，被上诉人并未按照约定支付款项，且经上诉人催告，仍不履行支付义务该收条所约定的内容，被上诉人未予兑现，故就上诉人在让步情形下出具的该份收条，不应作为本案的结算依据。第三、如第一部分所述，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金额为502290元，亦能够印证上诉人出具上述收条所涉金额（430000元）并非为实际结算结果的事实，该金额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与结算依据，上诉人能够出具该收条，完全系对被上诉人约定于次日一次性支付430000元，所作出的让步，而对于该430000元，在被上诉人未履行约定的情形下，不应作为最终的结算依据。第四、该收条系打印件，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一审中，被上诉人仅向法庭提供该收条的复印件，未提供原件，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该收条系上诉人撕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故对于该组证据，应当向法庭提交原件，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一审法院判定的违约金过低，不足以体现其惩罚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违约金的标准时，除了考虑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外，还应当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本案中，如上所述，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502290元未付，双方口头约定被上诉人于2020年11月19日付清，且为此上诉人作出让步，但双方之所以能够将合同履行到如此不尽人意的地步，走上诉讼之路，其根本原因是被上诉人不诚信，恶意履行合同义务，在双方明确约定付款期限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仍然拒不履行支付义务，其负有重大过错，为此，按照约定合同内容，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另外，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拖欠金额的10%主张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参考上诉人当初作出的让步，要求被上诉人按照10%支付违约金合情、合理、合法，一审法院虽然判定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但判决违约金10000元，显然无法体现出惩罚性，亦不能与上诉人所作出的让步幅度相匹配，故应当予以调整。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证据采信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上诉人许成继针对上诉人朱建军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答辩称，我与朱建军签订一亩田1900元的收购青贮，合同上写的很清楚，在做的时候，朱建军给我做了110亩套种玉米，最后朱建军与王红军（许成继聘请人员）结算时，王红军给我汇报了朱建军套种玉米的事情，朱建军与王红军经结算达成协议43万元。我当时过了四天没有及时打款的原因是案外公司没有及时给我打款，所以我拖了朱建军一周，我给朱建军说稍等几天，案外公司的款项给我打来后，我准备给朱建军付款，但朱建军已经将我起诉；还有一个原因未付43万元是因为朱建军未给我提供我已付款的全部税票，包括运输费、收割费等。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一审判决让我承担违约金及诉讼费、保全费不合理。且一审朱建军起诉512076元，但二审朱建军上诉502290元，我不知道朱建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上诉人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针对上诉人朱建军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答辩称，与许成继的答辩意见一致。上诉人许成继、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二项；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对本案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不公。一、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违约金。在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是被上诉人违约在先。被上诉人以滥竽充数的方式将收割的110亩左右的套种玉米当作纯种玉米进行结算，上诉人得知真实情况后于2020年11月18日与被上诉人达成了43万元的结算协议，至此才确定了上诉人的应付数额。事后在12月初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账户为其付款时，不但遭到被上诉人明确拒绝，还于2020年12月9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上诉人的账户，才导致上诉人无法完成付款。原审法院在判决违约金时并未考虑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以及实际损失等因素，直接判决上诉人承担违约金1万元，显属不公，且上诉人无法接受。二、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诉讼费。本案双方达成结算协议后，上诉人始终承认下欠被上诉人价款43万元的事实，从来没有否认该事实；其次，上诉人在合理期限内主动向被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时，是遭到了被上诉人的拒绝，并不是上诉人不付款。后来因被上诉人申请法院冻结了上诉人的账户才导致无法完成付款。即便被上诉人不起诉，不申请保全，上诉人也会向被上诉人支付价款。所以，被上诉人的行为就是一种恶意诉讼，有意扩大损失，其产生的诉讼费用应当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而不是上诉人。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并依法纠正原审法院的不当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朱建军针对上诉人许成继、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答辩称，上诉人歪曲事实，推卸责任，其上诉事实与理由纯属无稽之谈，浪费司法资源，应不予支持。1、上诉人不但应承担违约金，还应当以拖欠金额的10%进行支付。答辩人之所以出具收条系答辩人急于用钱，上诉人承诺于次日一次性支付，答辩人遂作出让步，而非上诉人所述存在套种问题，若存在套种，上诉人在收割中早已提出异议，但遗憾的是，上诉人始终未提异议，套种问题仅仅停留于上诉人的口头之上。尽管答辩人作出让步，但上诉人仍然违背双方约定，拒不支付款项，在2020年12月9日前都未支付，严重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约定，对于本案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换句话说，本案是因上诉人不诚信、恶意履行合同而引起，对此上诉人不但要承担违约金，还应当以拖欠金额的10%进行支付。2、答辩人为了解决资金周转的问题，不惜舍弃全部的利润，甚至赔本将502290元的债权让步至43万元，但没想到上诉人继续违约，拖欠账目。如上所述，本案系上诉人不诚信、恶意履行合同而引起。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答辩人于一审中起诉总金额为562076元，一审法院判决金额440000元，在此情形下，将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4710元划分由上诉人承担3687元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如今上诉明显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恶意拖延诉讼周期，望二审法院予以驳回。朱建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青贮款512076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5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8月3日，原告（乙方）与被告许成继（甲方）签订青贮玉米收购合同，约定乙方给甲方提供青贮玉米，每亩价格为1900元，约1500亩，甲方负责收割及拉运青贮，乙方概不负责；付款方式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支付乙方五万元定金。收割时付款50万元，分三次付清，收一片付一片；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遵守以上所有条款，不得私自涂改，如有违约必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及损失。2020年8月22日，双方签订青贮拉运合同，约定被告许成继（甲方）雇佣原告（乙方）收割机收割青贮，每亩收割费150元等。后原告按约收割并组织拉运青贮玉米交至被告许成继指定地点。期间，被告天昊种植合作社通过中国银行吴忠市裕民东路支行给原告转账支付共计220万元，被告许成继支付原告现金5万元。双方核算账目，口头约定原告先出具收款收条，被告许成继在限定的几天后付款。2020年11月18日，原告给被告许成继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许成继付朱建军拉运费和收割费田款（韦桥307亩、邵南870亩），共计一次性付清四十三万元整，款转完后，朱建军和收割、田款、拉运费已全部清完，所有事情许成继一律不负责，所有款项以转款凭据为据，收款人朱建军”。后二被告未按期付款，原告收回收条原件并撕毁，于2020年12月9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许成继签订青贮玉米收购合同、青贮拉运合同，约定购销、拉运青贮及其价款计算，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形成的买卖、运输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原告已收割供应青贮玉米，被告应及时支付相应价款。本案争议焦点为下剩合同价款的结算金额确定及被告应否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问题。关于合同价款的结算。原告提交青贮玉米收割合同记载收割亩数“大约1500亩”，青贮拉运合同记载每亩收割费150元，两份合同并未明确最终的确定的收割亩数是多少，也并未约定结算方式。原告提交“2020年度青贮玉米收割明细”并无被告许成继签字确认，且青贮玉米收购合同约定每天收购的亩数，由甲、乙双方的工作人员核算，该表亦非双方核算后制作，即原告提交在案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内容进行了确认或结算确认最终价款，要求按512076元计算欠款，无事实依据。被告提交的收条，从其记载“款转完后，朱建军和收割、田款、拉运费已全部清完”可见，是双方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对下欠价款的确认，该收条可视为原告与被告许成继对收割、运输青贮价款及支付的协议确定，是对购销青贮、拉运费用的整体结算，因此，原告诉求的青贮欠款应以该收条上记载的43万元作为结算金额。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依据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原告与被告许成继核算确定合同欠款，并口头约定在限定的日期一次性付清，被告未按协议期限付款，构成违约。双方虽未在结算时明确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但青贮玉米收购合同约定“如有违约必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及损失”，亦未明确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和计算标准，结合本案合同履行实际及被告提出付款时的逾期天数，从违约金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的性质考虑，本院酌定违约金为1万元。被告许成继系被告天昊种植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从本案合同履行及付款实际上，二被告并无明确区分个人经营或合作社经营，被告天昊种植合作社构成债的加入，应对被告许成继的上述款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故原告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许成继共同支付原告朱建军青贮价款及运费共计43万元；二、被告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许成继共同支付原告朱建军违约金1万元；以上两项，合计44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9420元，减半收取计4710元，由原告朱建军负担1023元，被告许成继、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368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080元，由被告许成继、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朱建军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上诉人朱建军提供的出庭证人证言：该证据仅证明其从事了拉运和收割工作，但不能证明拉运和收割的具体亩数和费用数额，从收割人李波的证言中可得，当时从事收割的并非是李波一人收割机在给朱建军收割，还有另外五个人的收割机在收割，故其称述收割亩数的证言真实性不能认定。对于拉运人的证言，其不能确定具体拉运数额，且以上两个证人系上诉人雇佣与上诉人有直接经济利益关系，故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并有各方当事人一、二审庭审陈述笔录内容，以及各方当事人原审提交并经质证确认的证据在卷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一审以上诉人朱建军出具的收条为依据认定上诉人许成继、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欠上诉人朱建军青贮、收割费和运输费是否正确。从收条的形式看虽然是复印件，但上诉人朱建军也认可该收条的真实性。收条中明确的记载了付款项目包括运输费、收割费和田款（青贮款），并且收条中还注明款转完后运输费、收割费和田款全部清完。从该收条反映的以上内容看，应该可以证明在朱建军出具该收条时是与上诉人许成继一方经过算账确定而达成付款数额协议后而出具的收条。虽然上诉人朱建军在上诉中称该收条并没有经过算账，但其无证据证实，且该诉称有悖常理。同时其在上诉中还称，其出具的收条并不生效，因上诉人许成继没有及时付款，故其收回收条原件。从形式看虽然是收条，但其反应的实质内容却是双方经算账而达成的付款数额的协议，从法律规定看，协议一经达成既具有法律效力，一方迟延付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朱建军在针对上诉人许成继和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答辩中也称述“为解决资金周转的问题，不惜舍弃全部的利润，甚至赔本将502290元的债权让步至43万元，但没想到上诉人继续违约，拖欠账目”。且从收条反映的内容看也没有注明因迟延付款而否定其效力的约定。上诉人朱建军在上诉中虽然称上诉人许成继欠其各项款项总计为502290元。但从上诉人朱建军一审出具的证据看，其计算的收割费209176.5元，虽然有证明人的书面证明，但该证明人没有出庭作证，根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做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再从其计算的拉运费306814元看，虽然其诉称一审出示的从上诉人许成继合伙人王红军的笔记本上拍照的内容而计算其拉运费，但经本院调查，王红军否认该事实，认为以上费用并非是上诉人一家的费用，还包括其他人的费用。且从该证据的内容看，并没有表明其费用就是上诉人所产生的拉运费。虽然上诉人朱建军在二审中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其证言只能证明其从事了拉运和收割工作，并不能真实的证明具体产生的费用。上诉人朱建军认可收到许成继费用225万元，但认为该费用全是付的青贮款，不包括收割费和拉运费。但从其出具的青贮费亩数1177亩的数额看，每亩1900元，总计数额为2236300元，并非为225万元。综上，上诉人朱建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许成继和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认为，其不应承担违约金，从收条反映的内容和案件事实看，其至今都未付款，迟延付款的违约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故一审酌定其承担10000元违约金也是适当的。综上所述，上诉人朱建军与上诉人许成继和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46元，由上诉人朱建军负担2096元，由上诉人许成继和吴忠市天昊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秀霞审判员 王 平审判员 刘 磊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魏 玮附：本案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