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宁03民终5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负责人：张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某，研究生文化，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宁夏朔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1，男，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某，陕西三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夏恒邦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铁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某，北京市中闻（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某2，住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        上诉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某1，被上诉人宁夏恒邦安防工程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沈某2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2020）宁0302民初4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1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沈某1因保险合同而建立保险合同关系，上诉人无侵权行为，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建立侵权法律关系。上诉人在庭审时提交了相应的保险合同，包含保险单及所附《意外伤害保险利益条款》、《意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利益条款》、《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利益条款》。该合同是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恒邦公司作为投保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1作为被保险人，上诉人作为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身体发生意外伤害作为保险标的的人身保险合同。该合同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及义务，直接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沈某1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沈某1在一审时笼统地认为上诉人与其他当事人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但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有债权行为。而一审法院断然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确定了上诉人的侵权责任赔偿义务主体地位，这一认定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是保险金给付责任，而不是侵权赔偿责任。按照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恒邦公司与被上诉人沈某1之间形成的是雇工关系，如何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计算损失。而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是人身保险合同关系，如何承担保险金赔付责任应适用保险法有关人身保险的规定，依据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确定理赔金额。两种法律关系性质完全不同，不能相互取代、也不能相互补充。而一审判决认为“因被告恒邦公司为原告在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意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原告因此次事故遭受的损失，应当由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先行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由原告、第三人沈某2按照各自过错比例分担责任。（判决书第18-19页）”即错误地将恒邦公司应负的民事责任认定为保险责任，无视保险合同的存在，直接赋予上诉人以侵权赔偿责任主体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将恒邦公司、沈某2应负的民事责任直接等同于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按照《侵权责任法》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被上诉人沈某1的损失，同时又将该计算标准直接适用于保险责任，混同了当事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第三，被上诉人沈某1与其他被上诉人之间法律关系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原告是被告恒邦公司雇佣的为完成一定工作任务的劳务者。被告恒邦公司作为雇主，是劳务的受益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他人（原告）伤害，雇主对此应当承担责任，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被告恒邦公司对第三人沈某2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书的以上分析内容对法律关系的认定含糊不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既然认定作为恒邦公司雇员的沈某2对他人（被上诉人沈某1）有侵权行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是恒邦公司，而不是沈某2，沈某2只是因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在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上认为“第三人沈某2驾驶车辆，发现有人扒车应当及时制止，但却未予制止并继续行驶，对存在的危险放任不管，负有危险驾驶的责任，对事故结果亦应当承担50％的责任（判决书第18页12-14行）”，从而认为沈某2应当承担50％的赔偿责任（判决书第19页第3行和第21页第2行），恒邦公司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认定与《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九条的规定不相符。以上分析可知，一审法院对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与侵权行为人未作区分，从而导致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二、因基础法律关系认定不清和错误，导致赔偿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沈某1的各项损失，认为应当“由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在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限额内承担184305.63元，在意外医疗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20000元，在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16300元，共计220605.63元，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已支付23900元，再付196705.63元，下剩352600.27元，由第三人沈某2承担50％即176300.14元，由原告自行承担50％即176300.14元……”。一审法院的这一赔偿责任的分配，在《侵权责任法》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里找不到依据。从判决书的说理逻辑分析，似乎引用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进一步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案涉保险为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的范畴，而交强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且本案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法院的判处显然系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导致侵权责任分配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以上事实分析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建立的是人身保险合同关系，是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恒邦公司作为投保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1作为被保险人，上诉人作为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身体发生意外伤害作为保险标的的人身保险合同。该合同是投保人自主投保、保险公司同意承保成立的保险合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应当适用《民法典》和《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所有人身保险中保险公司给付的残疾保险金均是按照原保监会规定统一的保险金额乘以伤残系数确定的，保险金额是指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的最高限额，伤残系数从10％到100％是由《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直接明确规定的。一审法院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判决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错误地适用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有关规定计算上诉人应当给付的金额，属明显地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就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恒邦公司、沈某2需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应先行赔偿，被上诉人沈某2和沈某1承担补充责任的判处结果也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四、上诉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给付义务。对于残疾保险金，《意外伤害保险利益条款》保险责任一项明确约定：“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所列伤残程度之一的，本公司按《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伤残程度等级相对应的给付比例计算并给付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同时明确计算公式为“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额（300000元）×伤残程度等级相对应的给付比例”以此计算，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沈某1支付的残疾保险金为300000元乘以伤残程度等级相对应的给付比例，就算按照被上诉人沈某1提交的陕西榆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的伤残等级，上诉人应当支付的费用应当是300000×30％=90000（元），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184305.63元。五、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有违法律规定。根据全国人大制定的《标准化法》和国务院制定的《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涉及人体伤害等级的国家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由国家标准化委员会负责颁行管理，《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系2014年由原国务院保监会以部令的形式要求所有经营人身保险的保险公司统一适用的评残标准。而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等两院五部共同发布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并未经标准化委员会核准，也没有取得国家标准的证号。因此《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确定的伤残等级标准具有合法性，作为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执行，既有利于商业保险市场中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个性化需求，回归保险公司的产品定价原理，又能提升保险消费者权益，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适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保险合同明确约定应当由国家标准及双方约定的鉴定机构依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评定伤残程度等级，而被上诉人沈某1依据的鉴定意见书并不符合这一约定。对此上诉人在一审时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希望人民法院本着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委托第三方机构另行作出用以确定保险责任的伤残等级意见书，但一审法院未经审查，也未明确作出是否准许，直接按照侵权纠纷案件涉及的评残标准鉴定认定被上诉人沈某1（原审原告）的伤残等级，与国务院保监会的规定明显不符。上诉人认为这一行为违背了《民法典》的意思自治原则，是对上诉人诉讼程序权利的侵害。此外，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沈某1与恒邦公司已建立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按照我国劳动法律规定，恒邦公司应当为沈某1缴纳社保。《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据此规定，一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被上诉人沈某1的诉讼请求，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综上，一审判决事实和法律认定错误，直接导致法律适用不当，上诉人因此提出前述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决。        被上诉人沈某1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答辩称，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结果客观公正、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故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原审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责任是依据其所述的《保险合同》约定，在查明基础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判决由被答辩人承担保险责任，原审判决并没有确认其被答辩人为侵权人更没有明确其承担的是侵权责任，故被答辩人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本案的基础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原审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更为重要的是被答辩人作为保险人承担的是保险责任，不因基础法律关系而发生变化，即其被答辩人承担保险责任与基础法律事实无任何关联性，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原审法院严格依照答辩人的损害结果计算赔偿，相应的标准明确、客观、公正、合理，并无不当。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客观公正，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宁夏恒邦安防工程有限公司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法律关系认定清晰，法律责任认定准确。被上诉人沈某1作为被保险人在身体发生伤害后，新华保险作为保险人即应当依据保险合同先行承担赔偿义务符合本案事实及双方保险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既未混淆保险合同与侵权行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未违反法律规定判令上诉人新华保险超出保险限额承担责任。同时，一审判决对答辩人、上诉人新华保险及被上诉人沈某1之间的法律责任已作出清晰界定，并未将侵权责任与保险合同责任进行混淆，相反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各方责任进行了充分认定，并进行了明确界定，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赔偿责任分配合理，上诉人新华保险责任承担未超过保险合同限额。1、上诉人主张保险赔付额应以保险金额乘以伤残系数的主张并没有法律依据，其所依据的也仅是保险公司内部规定，不能以内部规定来规避自身保险责任；2、上诉人新华保险依据《意外伤害保险利益条款》的主张并没有直接的合同依据，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上诉人新华保险的主张是明显免除其自身责任，加重被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此类约定无效。3、上诉人提出答辩人与被上诉人沈某2之间的责任承担顺序未对上诉人产生影响，与上诉人依据保险合同承担保险合同没有直接关系，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三、一审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主张侵害其程序权利没有法律依据。1、上诉人新华保险在庭前就已收到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其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属于其自行放弃诉讼权利；2、上诉人新华保险所提出重新鉴定的理由仅是对鉴定机构所适用依据有异议，但鉴定机构所适用的依据系经有权机关出台的有效标准，鉴定机构依据该标准作出的鉴定结论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提出的重新鉴定的依据不符合重新鉴定的情形；3、人民法院对重新鉴定的申请除法定情形外应当准许外，对上诉人新华保险的不合理申请可以不予准许。四、上诉人应当依照一审判决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答辩人为雇员投保，其目的就是在雇员出现人身伤害时降低答辩人及雇员的赔付风险，该保险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转移风险。在雇佣关系中，由于雇员的流动性大，双方的关系也是短期、临时的，故为临时雇员购买保险的目的是为转嫁风险，答辩人出资为雇员购买保险最根本的意思表示就是未来一旦出现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意外受伤可以由保险公司代替自己进行赔偿，以减少公司对受伤雇员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故，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新华保险先行赔付既符合立法本意，也有利于各方权益的平等保护和雇佣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沈某2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        被上诉人沈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576878.58元，其中：医疗费30853.76元、营养费8490元、护理费34160.93元、误工费75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300元、残疾赔偿金226564.8元、后续治疗费30000元、交通费8700元、住宿费8000元、鉴定费36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4609.0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原告当庭将第一项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679438.23元，其中：医疗费38243.7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300元（100元／天×163天）、护理费34160元［44058元／年÷365天×（163天＋120天）］、残疾赔偿金226564.8元（34328元×20年×33％）、误工费97330.6元［88153元／年÷365天×（163天＋240天）］、营养费8490元［30元／天×（163天＋120天）］、后续治疗费30000元、鉴定费3600元、交通费2714.5元、住宿费466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7368.56元（沈志平39865.65元、马满连47838.78元、沈鸿鑫39865.65元、沈鸿博59798.4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恒邦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成立，为铁某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铁某。被告恒邦公司雇佣原告提供劳务。2018年12月16日12时20分许，原告与工友吴顺、吴男、贺刚及第三人沈某2在完成石嘴山市××区的劳务后，准备前往别处继续劳务。第三人沈某2驾驶车牌号为×××号小型私家客车前行，在经过原告及其同行吴顺、吴男、贺刚身边时，原告及吴顺、贺刚三人扒上车辆两侧，车辆行驶一段距离后，原告掉下倒地受伤。原告当即被送往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住院39天（自2018年12月16日至2019年1月24日），经诊断：1．急性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脑疝（迟发），弥漫性轴索损伤，双侧额颞部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额顶部脑挫裂伤（迟发），左侧颞顶部硬膜下血肿（迟发），颅内积气，颅底骨折，额骨骨折；2．肺部感染，花费住院医疗费94775.58元。之后，原告于2019年3月13日至2019年3月20日在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7天，经诊断：1．颅脑损伤后遗症；2．双侧额颞顶部颅脑缺损，花费住院医疗费4965.47元。于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4月29日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38天，经诊断：1．双侧颞顶部颅骨缺损；2．双侧颞顶部脑外伤术后，花费住院医疗费80750.79元。于2019年5月13日至2019年6月25日在定边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3天，经诊断：1．脑外伤后遗症；2．外伤后脑出血；2．双侧颞叶去骨瓣减压术；4．右侧颅骨修补术后，花费住院医疗费19445.46元。于2019年6月25日至2019年7月20日在定边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5天，经诊断：1．脑外伤后遗症；2．外伤后脑出血；3．双侧颞叶去骨瓣减压术后，花费住院医疗费12028元。于2019年11月28日至2019年12月9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11天，经诊断：颅脑外伤术后左侧额颞顶部颅骨缺损，花费住院治疗费42738.46元。综上，原告共计住院治疗163天，花费医疗费262213.17元，其中：住院医疗费254703.76元、门诊费3540.01元、自行购买药物3969.4元。铁某向原告支付162000元、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向其支付意外医疗保险金20000元、住院津贴保险金3900元、第三人沈某2向其支付25000元，共计210900元。        2020年6月9日，陕西榆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陕榆正法［2020］临鉴字第J2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沈某1单支瘫，评定为八级伤残；外伤性癫痫，评定为九级伤残；开颅术后，评定为十级伤残；后续治疗费需人民币3万元；误工期240日，护理期120日，营养期120日。原告支出鉴定费用3600元。另查明，2018年3月28日，被告恒邦公司法定代表人铁某为原告在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祥瑞A款意外伤害保险--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保险金额300000元；投保附加祥泰A款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祥泰意外医疗保险责任，保险金额20000元；投保附加祥禄意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责任，保险金额18000元。保险期间均自2018年3月31日至2019年3月30日。再查明，原告沈某1系农业户籍。原告父亲沈志平于1953年5月22日出生，原告母亲马满连于1956年6月10日出生，原告长子沈鸿鑫于2010年6月10日出生，原告次子沈鸿博于2015年8月23日出生，均系农业户籍。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应当遵守社会公共安全规则。原告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生命、健康本应高度重视注意，更加地珍惜和爱护，然而原告却置之度外，采取扒车这一极其危险的方式搭车且站在行驶的机动车外侧踏板上，最终掉落，酿成自身受伤的后果，原告本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自行承担50％的责任。第三人沈某2驾驶车辆，发现有人扒车应当及时制止，但却未予制止并继续行驶，对存在的危险放任不管，负有危险驾驶的责任，对事故结果亦应当承担50％的责任。被告恒邦公司是铁某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铁某向原告支付工资、缴纳保险费的行为应当是履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故原告应是被告恒邦公司雇佣的为完成一定工作任务的劳务者。被告恒邦公司作为雇主，是劳务的受益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他人（原告）伤害，雇主对此应当承担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被告恒邦公司对第三人沈某2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被告恒邦公司为原告在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意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原告因此次事故遭受的损失，应当由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先行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由原告、第三人沈某2按照各自过错比例分担责任。关于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辩称，原告的伤残等级应当按照保险条款中约定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进行鉴定，不应以《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为鉴定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201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规定该《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是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统一适用的鉴定标准，而被告新华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的约定为单方约定，不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范围，且有悖于鉴定、裁判的统一性。故陕西榆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提出的以《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为依据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的损失确定为：1．医疗费262213.17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6300元（100元／天×163天）3．营养费，结合原告住院天数、医嘱、后续治疗等情况，综合考虑予以支持200天，即6000元（30元／天×200天）；4．误工费，结合原告住院天数、医嘱、后续治疗等情况，综合考虑予以支持240天，即41431.23元（参照上一年度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3010元／年÷365天×240天）；5．护理费，结合原告伤情、医嘱、后续治疗等情况，综合考虑予以支持200天，即24141.37元（参照上一年度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4058元／年÷365天×200天）；6．残疾赔偿金90006元（本地区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858元／年×20年×伤残赔偿指数35％，原告以33％计算伤残赔偿指数，属计算失误，本院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予以纠正）；7．被扶养人沈志平生活费20063.75元（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11465元／年×15年÷3×伤残赔偿指数35％）；8．被扶养人马满连生活费24076.5元（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11465元／年×18年÷3×伤残赔偿指数35％）；9．被扶养人沈鸿鑫生活费20063.75元（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11465元／年×10年÷2×伤残赔偿指数35％）；10．被扶养人沈鸿博生活费30095.63元（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11465元／年×15年÷2×伤残赔偿指数35％）；11．鉴定费3600元；12．交通费2714.5元；13．住宿费结合原告伤情、住院情况酌情考虑2500元；14．原告后续治疗费30000元。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因原告负有过错责任，故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以上共计573205.9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当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之规定，由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在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限额内承担184305.63元，在意外医疗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20000元，在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16300元，共计220605.63元，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已支付23900元，再付196705.63元。下剩352600.27元，由第三人沈某2承担50％即176300.14元，由原告自行承担50％，即176300.13元。由于第三人沈某2亦系被告恒邦公司雇员，雇员造成他人（原告）伤害，雇主对此应当承担责任，因此被告恒邦公司对第三人沈某2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恒邦公司已向原告支付162000元，第三人沈某2已向原告支付25000元，已超过应支付的176300.14元。被告恒邦公司对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已向原告支付的162000元可向第三人沈某2追偿。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沈某1各项损失196705.63元；二、驳回原告沈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97元（缓交），由原告沈某1负担2625元，由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负担1072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并有各方当事人一、二审庭审陈述笔录内容，以及双方当事人原审提交并经质证确认的证据在卷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根据新华祥瑞A款第五条第一项约定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应为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额×伤残程度等级相对应的给付比例，该项费用应为90000元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184305.63元，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是否成立。从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内容看，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性条款，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从上诉人出示的证据看，不能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就保险合同格式性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说明。且也无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将该合同条款以书面的形式向投保人予以送达或签收。上诉人在上诉中又称保险合同是经过网签，投保人对保险条款进行了阅读后而签订的合同，但其无证据证实其主张属网签的事实。再从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看，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该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从保单看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限额为300000元，而上诉人认为应按照合同约定给付90000元，这无形中就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责任，而减轻了保险人的给付责任。且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格式性条款和保单限额理解不一致，根据法律规定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原则，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在限额300000元内判决保险公司承担意外伤害残疾保险金184305.63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看，虽然保单上投保人为被上诉人沈某1，但真正投保人为被上诉人恒邦公司法定代表人铁某，铁某出资成立的一人恒邦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沈某1是在给恒邦公司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因被上诉人沈某2原因而受伤的，故一审法院按照案件事实的起因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并无不当，雇主为雇员购买员工意外伤害保险，员工在工作中受到伤害，员工作为保险合同保险金的受益人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要求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给付保险金后，对不足部分，由雇主和存在过错的雇员沈某2按照责任进行划分承担赔付责任。保险公司是在保险合同范围内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雇主和雇员是在雇主责任和雇员存在过错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互不混合，并不存在法律关系认定不清导致赔偿责任分配错误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本案被上诉人的伤残等级应按照合同约定《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进行评定，一审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进行评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院认为，201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规定该《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是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统一适用的鉴定标准，而被告新华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的约定为单方约定，不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范围，且有悖于鉴定、裁判的统一性。故一审法院对被告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提出的以《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为依据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支持，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3元，由上诉人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秀霞审判员    王平审判员    刘磊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魏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