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25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学峰，男，197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创业投资人，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红涛，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瑞霞，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经梅，女，195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龙口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卫利，男，197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宜兴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刚，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学峰因与被上诉人闫经梅、史卫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1民初6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红涛、尹瑞霞，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学峰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1民初6588号民事判决；2.改判：确认上诉人与闫经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撤销上诉人与闫经梅之间的股权赠与合同；二被上诉人将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5285%的股份变更登记至上诉人名下；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与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案件背景事实1.王学峰对帝科公司贡献巨大，2010年前后，在美国读博和工作的史卫利多次找王学峰探讨创业。2010年7月，王学峰找到天使投资人范田良投资70万元，一手设立帝科公司。在2013年史卫利回国前，王学峰负责公司招聘、建厂等主要经营事项，公司逐步走上正轨。2013年史卫利回国后，史卫利全面接管帝科公司。此后，王学峰不再具体管理公司，对公司的信息完全来源于史卫利，也完全信赖史卫利对公司的经营和处理。2014年开始，史卫利没有向王学峰提供公司的任何报告，也没有披露产品客户业绩的进展。2.史卫利以公司经营困难和新投资人的融资方案为由，要求王学峰将股权赠与／无偿转让给史卫利，王学峰基于信赖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2015年7月，史卫利再次告知王学峰公司经营非常困难，但有新投资人愿意将公司全部买走，史卫利同时要求王学峰将其股权无偿转让给史卫利，以便促成融资。王学峰觉得对史卫利负有道义责任应当全面支持史卫利，同时基于对史卫利的全面信任，王学峰在史卫利准备好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将股权全部赠与给史卫利指定的闫经梅（史卫利母亲，代史卫利持股）。王学峰签字后对该次融资方案还有些不太理解，在2015年7月22日通过微信询问史卫利，史卫利微信中再次确认之前的口述融资方案。3.王学峰根据史卫利指令收到62.8万元又立刻转回给遇璐璐（代史卫利），该次股权转让是无偿的，实质为股权赠与，王学峰从未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4.王学峰直到2019年4月看到帝科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才开始怀疑，史卫利可能欺骗了自己。本案一审中，史卫利提交的证据中显示了范田良并未完全退出公司，而且范和吴某转让股权的价格都有大幅增值，并不是原来所说的原价（1：1）退出。直到此时，王学峰才知道，原来史卫利不仅在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上欺骗了自己，史卫利要求王学峰赠与股权时所说的融资方案也是虚假的，没有实际执行。二、王学峰无偿转让股权的性质是赠与。一审判决故意将史卫利指令闫经梅向王学峰转账，和史卫利指令王学峰马上转给遇璐璐分割成两个行为，进而认定王学峰给史卫利（闫经梅）的股权不是赠与，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第一，王学峰和史卫利都明知，该次股权转让是无偿的，实质为股权赠与，因为根据2015年7月22日的微信，王学峰转让股权是要退还出资给范田良和吴某。第二，闫经梅是史卫利母亲，遇璐璐是史卫利表妹，二者都为史卫利代持股权，利益一致。第三，闫经梅向王学峰转账和王学峰10分钟内向遇璐璐转账,都是史卫利指令和安排,转账行为不可分割。第四，王学峰不欠遇璐璐任何钱，也没有任何义务要向遇璐璐“还款”。王学峰在转账底单上写“还款”的真实意思是指，按照史卫利指令将史卫利（闫经梅）的转账还给史卫利（遇璐璐），不收取股权转让款，股权赠与史卫利。第五，即使假定王学峰要向吴某范田良还钱，王学峰也应该转账给吴某和范田良，而非遇璐璐，王学峰也未委托遇璐璐（史卫利）向范田良和吴某还钱。三、本案核心事实是2015年帝科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是否充满发展潜力。如果2015年7月王学峰知道，公司当时业绩正在爆发的真实情况，不可能将4%股权无偿赠与给史卫利。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史卫利是否欺诈的关键事实是，2015年7月时帝科公司的真实经营和发展情况是什么。但一审法院根本不调查当时的真实经营情况，直接认定史卫利未就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对王学峰进行欺诈，属于严重事实认定错误，具体如下：第一，王学峰两次申请向帝科公司上市的保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调查工作底稿，但一审法院故意不调查，仅依据帝科公司2015年财务亏损就认定史卫利不构成实际经营情况的欺诈，脱离实际。第二，一审判决认为王学峰是股东和董事，应当知道公司经营情况，调取帝科公司真实经营情况的资料缺乏必要性，也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2014年后，史卫利从未提供公司的半年报、年度报告，王学峰接触不到公司的经营数据。第三，帝科公司这类科技创业公司的真实价值和真实经营情况，并不主要体现在财务亏损上，而体现在技术研发进展、客户开拓进展、销售进展这些具体经营信息上。这些具体经营信息，只有长期具体管理公司的史卫利才知道。即使王学峰是股东和董事，也并不知道，更不是应当知道这些具体经营信息。第四，即使是职业投资人，要对一家公司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解和调查，也是需要该公司配合的。但本案中，（1）史卫利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并单方面强调公司财务困难和经营困难；（2）王学峰又基于与史卫利20多年的乡亲情谊和并肩作战的深厚友情，全心信赖史卫利；（3）王学峰自认为对史卫利负有道义责任，王学峰觉得有义务全面支持史卫利，帮助史卫利获得融资，摆脱史卫利所说的帝科公司经营困境，防止史卫利破产背债。这才是，在公司业绩爆发时王学峰反而无偿赠与史卫利股份，这种完全违背常理行为的真实原因。四、一审判决认定王学峰没有信赖史卫利提出的融资方案，史卫利不构成欺诈，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1.史卫利让王学峰退出股权（赠与股权）的融资方案，是虚假的。王学峰一直信赖史卫利，以为2015年7月22日史卫利微信中提出的融资方案在逐步实施，史卫利仅作为核心研发人员和小股东留在公司。但直到本案一审王学峰才发现史卫利对王学峰有4个欺诈点：（1）新投资人将帝科公司100%买去；（2）新投资人原价买；（3）1：1；（4）退还吴和范出资，没有增值。但事实上：第一，范田良、吴某的股权转让有增值，不是原价1：1购买股权。第二，范田良未完全退出帝科公司，至今仍持有1.5%股份。第三，截至2019年史卫利仍持有公司大量股权。这明显与史卫利所说的融资方案完全不同，王学峰无法从公开途径查到史卫利所说的融资方案根本没有执行。2.2015年7月22日微信沟通是对史卫利此前口头融资方案的再次确认。一审判决认定该融资方案之前没有沟通过，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第一，正如史卫利在微信中所言“我们四个沟通过”，史卫利之前曾与王学峰沟通过让王学峰退出股权的融资方案。第二，鉴于王学峰签字《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和7月22日微信对话之间时间非常紧密，而且期间没有发生其他股权变动行为，7月22日微信交流只能是史卫利向王学峰提出的口头融资方案的再次确认。第三，王学峰一直在追问史卫利要求其退出股权的合理理由。王学峰真正接受和同意退出股权，是基于史卫利微信说的理由。3.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王学峰认可史卫利的股东身份，并进而推论王学峰没有基于该融资方案的信赖做出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第一，一审判决以王学峰2016，2017年的行为来推论王学峰在2015年的心理状态，存在逻辑错误。第二，史卫利的股权份额一直在变化，公司一直在融资。王学峰完全信赖史卫利，才在2016年继续配合史卫利转账，才在2017年希望史卫利能引荐其参与帝科公司的合作。第三，更重要的是，在看到2019年4月公司ＩＰＯ招股说明书之前，王学峰不知道史卫利在公司经营情况上欺诈自己，在史卫利一审披露相关证据之前，王学峰甚至根本不知道史卫利在融资方案上也欺诈了自己。五、一审判决未撤销王学峰与闫经梅之间的股权赠与行为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史卫利具有明显的欺诈行为，故意告知虚假的公司经营情况及融资方案，使得王学峰陷入了错误认知，并基于此做出了违背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但一审判决未对其认定，也未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进行撤销，系法律适用错误。六、一审法院拒绝王学峰的《调查取证申请》，属于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款规定，一审法院明知王学峰申请调取的证据影响到本案关键事实的认定，却依然不予调取。七、一审法院拒绝王学峰将本案移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申请，属于程序违法。帝科公司上市前公司估值逾10亿元，当时本案2.5285%争议股权价值为2659.2万元，而截止目前该股权的金额更是高达约1.2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规定，本案争议标的额已超过2000万元，应由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发生于2015年7月17日，进而认为王学峰与史卫利2015年7月22日的微信交流内容不构成王学峰作出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的原因和信赖基础，属于核心事实认定的错误。1．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于2015年7月22日，而非2015年7月17日。第一，2015年7月17日这个日期是提前打印的。2015年7月16日，王学峰从北京飞往深圳出差，当晚住在深圳丽雅查尔顿酒店，2015年7月17日，王学峰从深圳飞回北京，不可能在宜兴签署该协议。第二，该《股权转让协议》也不可能是7月17日王学峰在深圳和北京签好后，邮寄给史卫利。根据工商档案，日期标注为2015年7月17日《股东会决议》、王学峰和闫经梅的《股权转让协议》、史西茜和闫经梅的《股权转让协议》势必不可能同时在该文件上签字。此外，《股东会决议》上写明股东会的召开的地点是公司办公室，表明《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时间2015年7月17日是虚假的。第三，2015年7月20日，史卫利向王学峰发送邮件，邮件正文史卫利说“附件协议，请过目”，附件是另一版本的《股权转让协议》草稿，该协议草稿中载明，王学峰将股权直接转让给史卫利，且日期为2015年7月22日。这证明，直到2015年7月20日，史卫利和王学峰仍未确定该等股权如何处理，更不可能在2015年7月17日签订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2015年7月21日15：41王学峰从北京坐火车到宜兴，7月22日在公司在史卫利事先准备的已更换成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2．史卫利在2015年7月22日微信对话中编造的理由是王学峰信赖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基础。2020年7月22日协议签订结束，王学峰微信再次要求史卫利解释要求自己退出的原因，史卫利继续坚持隐瞒公司经营有重大转机的事实，坚持谎称公司经营困难，全部投资人退出由新投资人原价100％接手公司。二、一审法院认定，王学峰在2016年9月收到62.8万元后又转出的行为，是闫经梅给付王学峰股权转让款，及王学峰将股权转让款转出用于“还款”的两个行为及两种法律关系，属于核心事实认定的错误。第一，《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现金交付”,明显不符合股权交易的惯例，有掩盖股权实际为赠与，没有对价的嫌疑。第二，2015年7月20日王学峰不在宜兴，股权转让款也不可能在2015年7月20日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支付给王学峰，王学峰亦未实际收到股权转让款，该交易实质是赠与，而非股权转让。第三，一审法院将王学峰收到62.8万元后又转出的行为认定为“有偿转让”＋“向范田良、吴某还款”的两种法律关系，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且与事实完全背离。王学峰没有向范和吴还款的义务，更从来没有委托遇璐璐还款。第四，王学峰向遇璐璐转账时备注“还款”，最为直接的理解是向闫经梅的“还款”，即股权实际为赠与。吴某与王学峰2020年2月25日的通话中陈述“等于你配合他做了一次假的转让手续”，这表明该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这62.8万元的“被还款人之一”吴某也不认可这62.8万元是还款。第五，闫经梅与王学峰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至于王学峰是否应向范田良、吴某“还款”，不是本案审理内容，应另行审理才能作出认定。三、一审判决故意忽略和不调查2015年公司真实的经营情况，直接认定史卫利未就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对王学峰进行欺诈，属于严重事实认定错误。1．帝科公司业绩正在爆发的真实经营状况，除上诉状中提到的外，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2014年底，公司在核心技术方面已取得16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2）帝科公司的上市公开文件中陈述“2015年公司上半年有望实现技术突破……钱亚萍因认可公司技术能力和市场前景有意进行投资”,直接表明了2015年7月前帝科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2015年5月29日和9月，钱亚萍与史卫利以及公司分别签订《股权投资协议》，2015年10月，双方按照约定，钱亚萍以借款1050万正式收购了史卫利持有的21.05％的股权。王学峰对这两份投资协议完全不知情。这表明：（1）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了技术突破，2015年7月公司业绩即将爆发，这与史卫利公司“经营困难”的理由完全不符；（2）2015年5月，股权已经产生溢价。（3）史卫利从来没有想退出公司，“新投资人原价将帝科100％买去”完全是虚假的。（4）2015年7月股权转让前后，公司的技术能力、产品均获得了客户认可，公司股价提高，投资人对公司市场前景、发展潜力非常认可并进行了投资。（5）帝科公司2015年11月公司产品已通过部分客户试样并开始批量销售，2015年7月在王学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公司已经有了确定的客户、已经能够进行可靠的收益预测。2．除2015年7月22日的聊天记录，史卫利隐瞒公司业绩即将爆发的真实情况、欺诈王学峰的行为还表现在隐瞒了2015年5月份钱亚萍就看好公司发展前景，投资帝科公司的事实，以上海起点《投资意向书》的融资方案为幌子欺骗王学峰。并且，即便是对该未真实履行的上海起点融资方案，史卫利也仅告知有利于王学峰放弃股权的部分内容（融资前投资人要求史卫利持股100％），隐瞒一切可能使王学峰选择继续持有公司的因素（融资后史卫利持股50％）。四、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7月王学峰是公司股东和董事，就认定王学峰应该知道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进而认定没有必要调查取证，属于程序违法。第一，史卫利从2013年回国后就全面接管公司，所有的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完全掌握在史卫利的手上。第二，史卫利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中曾详细报告过公司的技术和业绩详细进展。第三，无论是公司法还是公司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公司的技术和业绩进展属于公司依法必须披露的事项。第四，王学峰在2013年后很少在宜兴当地，王学峰事实上就是不知道，也不可能“应当知道”当时公司的技术和业绩详细进展。第五，史卫利的不诚信和欺诈行为是广泛的，长期的，不仅欺骗王学峰，而且也欺骗了吴某、范田良等人。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被上诉人史卫利是否构成第三方欺诈导致合同可撤销的情形，一审判决已经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二、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严重与事实不符：（一）所谓的“案件背景事实”部分：1、关于上诉人认为2013年史卫利回国后，上诉人对公司的信息完全来源于史卫利的说法，完全扭曲事实。首先，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基本的认知能力，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听信于史卫利。且2015年7月股权转让时，其一直担任公司的股东并董事（直至2015年11月19日免去董事一职），有权行使股东知情权，参与公司的全部重大决策，对公司的业绩及财务状况不可能不了解。尤其涉及股权转让这种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2013年3月7日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2013年5月9日、2014年9月1日、2015年7月17日、2015年11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均有上诉人的亲笔签字。其次，上诉人自述其职业为职业投资人，属于股权投资领域的专业人才，与一般的投资者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知识储备与更加专业的思维模式，其关于股权投资的认知能力明显高于一般的社会公众。庭审中也自述对公司的发展均深度参与。其主张股权转让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了解，与其股东、董事及职业投资人的身份完全不相符合。2015年7月份股权转让时，上诉人对帝科公司的经营状况是明知的，史卫利没有更无必要隐瞒。2、关于上诉人认为的股权转让协议实质是股权赠与的说法，完全错误。首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5年7月17日成立，当日帝科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均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帝科公司也完全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于2015年8月对股权变更进行了工商登记。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其次，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可以看出，被上诉人闫经梅于2016年9月付款时，列明“股权转让款”。而上诉人收款后再将款项转出时，注明的是“还款”，这点与被上诉人史卫利讲的，偿还原股东范田良、吴某的原始出资款完全相符，而且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也出示了支付范田良出资款的相关证据。至于股权转让款在上诉人收到后又进行转出的行为，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与本案无关。再次，2019年8月14日上诉人委托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向被上诉人闫经梅发出律师函，也明确认为，双方存在股权转让法律行为，而不是股权赠与行为。上诉人将股权转让被上诉人闫经梅，该股权转让行为也是经过充分协商，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双方互相串通，亦不属于双方为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逃避债务而进行虚假表示的行为。上诉人全部参与股权转让方案的拟定及协商。详见2015年7月22日双方的微信聊天。3、上诉人直到2019年4月看到帝科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后，才开始怀疑史卫利欺骗自己的说法更是荒谬极。首先，招股说明书上虽载明2015年的销售额为3143.04万元，但该招股说明书以及上诉人提交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天运【2018】审字第91158号审计报告同时显示，帝科电子（合并）2015年度净利润为-503.02万元，2015年末未分配利润为-2259.32万元。因此，于股权转让时，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根本不是原告所认为的盈利状态。其次，从客观事实上看，公司经历较长的研发期，截至2015年6月末，公司产品虽然陆续尝试给客户试样，但产品试样能否成功、能否满足客户技术需求、稳定性是否可靠、是否能形成批量订单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2015年1-6月纳税销售额仅为308.89万元，2015年6月末的银行存款余额仅为1.09万元，公司不仅没有形成批量化销售，还由于资金紧缺面临无法发放员工工资和维持生产经营的压力。而上诉人作为专业的职业投资人，对公司的经营没有信心，才决定退出公司。（二）所谓的“王学峰无偿转让股权的性质是赠与”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三）关于帝科公司真实经营情况是否充满发展潜力，这一事实本身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同时，关于公司的经营情况，上诉人作为股东、董事及职业投资人应该明知。至于股权转让后帝科公司是大踏步发展还是业务萎缩，都是不可预料的，这一客观事实，被上诉人根本没有隐瞒，更未存在欺诈。（四）关于融资方案是否存在欺诈问题，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欺诈。上诉人认为融资方案存在欺诈情形，主要涉及到上诉人与史卫利的聊天记录。对微信聊天记录应该整体、全面进行理解，不能仅仅针对部分内容中的只言片语进行片面理解。2015年7月22日的微信聊天内容，并非史卫利退出公司，而仅仅是指遇璐璐（代史卫利）、王学峰、史西茜三人将受赠的股权投资款返还给原股东范田良及吴某。同时，史卫利负责洽谈并引进新的投资人，采用受让老股权等方式实现老股东退出，使范田良、吴某两位原始出资人当初投入公司的原始投资成本可以足额收回。如果史卫利一并退出公司的话，未来的团队工作和其无关，对未来的团队股份和责权利没有任何必要也不应该进行安排。2017年7月份的微信聊天中又何来希望融资并请史卫利“代持”一说？代持足以说明史卫利不退出公司。王学峰对2015年退出帝科公司及史卫利继续经营公司是完全认可的，2017年在得知帝科公司经营状况逐渐变好的情况下，王学峰通过与史卫利微信联系，还想谋求进一步的投资机会，如2017年6月3日王学峰“帝科现在还融资吗？我们基金也许可以参与”，2017年7月12日王学峰“你上次说的我个人跟投现在还有机会吗，300万的额度？”。这充分从另一角度可以看出，王学峰在其担任帝科公司股东及董事职务的2015年7月股权转让之际，庭审自称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不了解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五）关于上诉人所谓的一审判决未撤销股权赠与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说法，不存在可以撤销的情形。（六）关于上诉人所谓的一审法院拒绝调查取证属于程序违法的说法，一审判决书中已经阐明，且该调查取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七）关于龙口法院没有管辖权的说法。上诉人作为原告，向龙口法院提起诉讼，被上诉人也应诉答辩了。法院根据原告诉讼请求确定案件性质为确认之诉，并非给付之诉，并按照确认之诉收取100元诉讼费，何来超标的管辖一说？何况，上诉人提交的《关于将本案移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申请书》是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上诉人完全枉顾管辖恒定原则。（八）本案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及董事，即使涉及到撤销权的行使，那也应该自2015年7月股权转让时知道撤销事由，并由此计算一年的除斥期间。综上，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诉讼行为实为滥用诉权，一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并作出了正确判决，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维护法律尊严。（九）本案史卫利不应作为被告，因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从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性来看以及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均与史卫利无关，请求直接驳回对史卫利的诉讼。（十）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7月20日签订并无有效的证据证明。即使真实情况确如上诉人所讲，无论是7月17日还是7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均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业绩是否爆发与股权转让无关，招股说明书以及审计报告均显示即使到了2015年底净利润仍盈亏，上诉人仅以销售业绩来说明经营情况是完全枉顾事实。如果上诉人作为股东不行使股东知情权或者自己不审查，不利的法律后果应自行承担。上诉人代理人在归纳上诉状时也谈到了股权转让与再次转出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是两种法律关系。王学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学峰与闫经梅于2015年7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撤销王学峰与闫经梅之间的股权赠与合同；3.判令闫经梅将所持帝科公司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4%股权变更登记至王学峰名下；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本案2019年12月3日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于2020年3月11日提出申请，要求变更其第三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闫经梅将其所持帝科公司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比例为2.5285%的股份变更登记至王学峰名下；后原告又于2020年8月5日再次提出申请，要求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史卫利、闫经梅将帝科公司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比例为2.5285%的股份变更登记至王学峰名下。一审法院已经告知原告，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两次变更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准许，本案审理的为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已经明确的诉讼前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帝科公司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帝科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15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帝科公司于2020年6月18日在创业板上市。帝科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70万元，其中股东范田良出资69.3万元，持股比例99%，史卫利出资0.7万元，持股比例1%。2010年7月20日，史卫利将其持有的公司1%股权转让给王学峰。2011年9月20日，范田良、吴某作为赠与人与受赠人史西茜、王学峰、遇璐璐签订赠与合同，赠与合同约定，范田良无偿赠与史西茜62.8万元，无偿赠与王学峰62.1万元，无偿赠与遇璐璐364.7万元；吴某无偿赠与遇璐璐600.85万元；受赠人均接受赠与，且将上述款项用于帝科公司的增资扩股。2011年9月23日，帝科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570万元。增资扩股完成后，范田良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为21%，吴某的持股比例为9.5%，史西茜的持股比例为4%，王学峰的持股比例为4%，遇璐璐的持股比例为61.5%。2013年1月，吴某将其所持帝科公司9.5%的股权转让给庄丽，范田良将其所持帝科公司21%的股权转让给刘国良。2013年3月，遇璐璐将其所持帝科公司61.5%的股份转让给史卫利。2014年9月史卫利将其所持帝科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朱亮。此时，帝科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史卫利持股41.5%，刘国良持股21%，庄丽持股9.5%，史西茜持股4%，王学峰持股4%，朱亮持股20%。2015年7月17日，王学峰与史卫利的母亲闫经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王学峰以62.8万元向闫经梅出让其持有的帝科电子的4%的股权，闫经梅应于2015年7月20日前将股权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交付给出让方。协议最后，王学峰与闫经梅分别签字确认。同日，史卫利作为主持人主持召开帝科公司股东会，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决议中，全体股东均同意王学峰在公司中4%股权以62.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闫经梅；同意史西茜在公司4%股权以62.8万元转让给闫经梅；同意朱亮在公司6.1%股权以95.77万元转让给史卫利。决议最后原股东与现在股东分别签字确认。经此股权转让后，帝科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史卫利持股47.6%，刘国良持股21%，庄丽持股9.5%，朱亮持股13.9%，闫经梅持股8%。2015年8月21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原有股东王学峰、史西茜、刘国良、庄丽、史卫利、朱亮，变更为股东刘国良、庄丽、史卫利、朱亮、闫经梅。2016年9月12日，王学峰招商银行的账户收入闫经梅的转账628314元，客户摘要备注为“股权转让款”，约十分钟后，王学峰向遇璐璐的账户中转出628314元，客户摘要备注为“还款”。对此，根据王学峰与史卫利的微信聊天记录，2016年9月9日，王学峰与史卫利微信联系，王学峰通过微信向史卫利发送了账户名为王学峰的银行账号（开户行：招商银行江苏宜兴支行；卡号：6225××××1206）。2016年9月12日上午10时20分，史卫利向王学峰发送微信信息“建设银行宜兴氿滨支行6227××××7880遇璐璐”，史卫利在微信中称“学峰，中午62.8万会打给你，回头你再打回到这个账户。谢谢！”原告回复其“好的”。同日13时33分，闫经梅向原告银行转账628314元。王学峰发微信给史卫利称“我马上转回去，遇璐璐是账户名称？”史卫利回复原告“是的”。随后13时43分，原告向史卫利提供的遇璐璐的账户银行转款628314元。王学峰与闫经梅签订完毕股权转让协议后2015年7月22日，王学峰与史卫利之间发生了一段微信聊天。王学峰：“问一个问题，不影响我的决定：我这次退出来，你的理由是什么？”史卫利：“上次你和史局（史卫利称史局是范田良的一个亲戚）来的时候，吴总和我，我们四个沟通过。”王学峰：“这个是过程。我同意是有我的考虑，我是问你的想法，你为什么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史卫利：“钱是吴总和范总的，没有增值，增值了大家分，没有增值的话，还本给他们也很公平。实际是新出资人原价把帝科100%买去，1：1，我们把原始全退给他们，之前是他们借钱或赠与我们注册钱，我们现在退还给他们，我是这么理解。”王学峰：“可以，我能接受。问题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没有沟通这些想法。我是可以接受你的方案，即使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因为我觉得有责任配合你。但你不能让每一个人都无条件配合你的想法，特别是未来的团队。”史卫利：“目前所有努力是不让投资人损失钱，他们投资失败，对你、我、史局都不好。”王学峰：“这个我理解，现在的方案，我们几个看来都能接受，但关键你要和朱博士谈。”史卫利：“恩，我会再努力。”王学峰：“未来的团队的股份和责权利怎么安排，现在看比较混乱。就我看，朱博士考虑问题很成熟，不是不好沟通的人，关键你们要充分交流。”史卫利：“好”。2019年4月9日，史卫利微信给王学峰发送了一份“确认函”，要求王学峰签署该帝科电子历次股权变更确认的函件。原告称，其在此契机下查询了帝科公司的公司信息，得知帝科公司于2018年12月份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根据当中披露的信息，帝科公司在2015年有3143.04万元的营业收入，2016年营业收入发生了近十倍的增长，史卫利在2015年向王学峰所称的“公司经营遭遇严重困难，投资人即将面临巨大损失”的情形并不存在。王学峰基于史卫利虚构的不实信息陷入了错误认识进而无偿转让了股权，此其一。其二，根据2015年7月份王学峰与史卫利的微信聊天记录，史卫利称新出资人要把帝科公司百分之百买去，1：1，但至今史卫利持股35.6%，史卫利的母亲闫经梅持股5.06%；2015年10月刘国良转让给史卫利329.7万元股权的对价是1050万元，股权增值两倍多，2015年11月、2016年一二月份庄丽转让给新投资人的股权也并非1：1，而是多倍增值。由此可见，2015年7月22日史卫利与王学峰所述的融资方案是虚假的。综上王学峰主张，史卫利在两点上欺诈了王学峰，一是2015年股权转让时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二是融资方案。对此史卫利陈述，2015年上半年，史卫利与范田良、王学峰、史西茜、吴某等人协商，考虑公司当时资金短缺、经营困难，为了避免损失，范田良和吴某作为最早的投资者拟将其所投资金收回。史卫利在微信聊天中所称“新投资人把帝科100%买去1：1”是指史卫利通过洽谈引进新的投资人，新投资人受让股份，老股东退出，使范田良、吴某两位创始人投入公司的原始资金（包括其投入的注册资金及其赠与给遇璐璐（代史卫利）、史西茜、王学峰增资的资金）可以足额收回。基于王学峰、史西茜的股权来源于受赠资金，经过多次协调王学峰、史西茜同意退出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史卫利或史卫利指定的第三方并放弃股权转让款。“我们把原始退给他们”是指遇璐璐（代史卫利）、史西茜和王学峰三人受赠的股权投资款返还给范田良和吴某。上述内容不表示史卫利也要退出帝科公司，只是强调史卫利洽谈引进新的投资人，史卫利是帝科公司的核心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不可能退出帝科公司。且被告认为，本案中股权转让发生在2015年7月17日，微信聊天记录发生在2015年7月22日，是在股权转让已经完成之后的沟通，不可能影响此前王学峰已经做出的向闫经梅转让股权的独立判断和决策，更不能影响本次股权转让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根据双方上述诉辩观点，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二。一，王学峰与闫经梅2015年7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系股权转让合同还是股权赠与合同；二，本案中是否构成第三方欺诈导致合同可撤销的情形。焦点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原告主张双方虽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股权转让款，但闫经梅的账户向原告付款后，原告又按照史卫利的指示将款项转到了遇璐璐（遇璐璐是史卫利的表妹）账户中，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实际系股权赠与，王学峰没有实际取得股权转让款。被告主张，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原告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又转出的行为，实系返还范田良、吴某赠与的股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王学峰与闫经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经过帝科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通过，并实际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闫经梅确实从其账户中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王学峰，王学峰收款后按照史卫利的指示向遇璐璐的账户中转款，应当视为王学峰与史卫利就股权转让款的处分达成了一致。按照史卫利的主张，是要将范田良、吴某赠与给遇璐璐（代史卫利）、史西茜、王学峰的股款返还给范田良与吴某。而王学峰向遇璐璐转账时也确实标注了“还款”二字。因此应当认为，在上述交易过程中实际存在两个行为，一是闫经梅给付王学峰股权转让款，二是王学峰将股权转让款转出用于“还款”，此为两个行为与两种法律关系，不应混为一体。原告仅依据其按照史卫利的指示将款项转到了遇璐璐的账户主张其与闫经梅之间是股权赠与，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将股权转让款转出用于还款的行为不影响股权转让款已经给付的事实，原被告之间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认定为股权转让。焦点二，本案中是否构成第三方欺诈导致合同可撤销的情形。原告主张，史卫利在两点上欺诈了王学峰，一是2015年股权转让时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二是融资方案。对此原告提交了多份邮件截图，证明王学峰深度参与了帝科公司的创业历程，对帝科公司的设立经营作出了重大贡献；帝科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搜狐网页新闻及帝科公司官网报道的《帝科公司，为国产导电银浆正名专访史卫利博士》的新闻报道等证据，用以证明帝科公司在2015年有3143.04万元的营业收入，2016年营业收入发生了近十倍的增长，且在2014年年底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并取得了核心专利授权，进而说明史卫利宣称的2015年帝科公司经营困难是虚假陈述，对王学峰构成欺诈；帝科公司历次股权变更及工商档案、无锡赛德科贸易合伙企业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用于证明原告转让股权后，历次股权变更股权一直在向史卫利集中，并且帝科公司的股东赛德科公司的合伙人范俊是范田良之子，范田良至今都在通过范俊及赛德科公司持有帝科公司股份，说明史卫利在融资方案等问题上也欺诈了王学峰。等等。此外，原告还申请一审法院调查向帝科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保荐机构为帝科公司ＩＰＯ出具的审计意见、工作底稿、法律意见、工作报告、尽调报告、帝科公司2014年和2015年的业务合同、帝科公司的客户与帝科公司之间的合同等等，用以证明帝科公司2015年的真实经营情况。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认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原告本身就是公司的董事。作为公司的决策层、管理层，应该知晓公司的业绩及财务状况，尤其股权转让这种涉及到自身利益的问题。原告自述对公司的发展深度参与，其本人也是职业投资人身份，原告陈述对股权转让时的财务状况不了解根本不符合常理。同时，从客观事实上看，根据2018年12月公开的招股说明书，帝科电子2015年度净利润为-503.02万元，处于亏损状态，史卫利没有欺诈王学峰。对此，被告提交了帝科公司2012年、2013年、2015年的股东会决议，证明原告在此期间一直担任公司董事，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应当十分了解；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证明帝科公司2015年度处于亏损状态，经营困难；王学峰与史卫利在2017年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中2017年王学峰还想进一步谋求与帝科公司合作的机会，说明王学峰对其退出帝科公司，由史卫利继续经营帝科公司是完全认可的。对此原告认为，2013年以后王学峰参与公司的情况逐步减少，因此王学峰并不知晓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帝科公司在2015年净利润是负503万元，不能说明公司非常困难，对于这种创业公司有大量客户及大量现金进入就说明该公司具有活力；原告知道史卫利会继续在帝科公司工作，但认为史卫利不应仍然是公司的大股东，而只是领取较高薪资和奖金获得收益。对于原告主张的上述两方面欺诈的问题，我们逐一论述。关于2015年帝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问题。帝科公司在2015年尚为有限责任公司，王学峰为公司的股东并担任董事。作为公司的董事，王学峰有权参与重大的公司决策，与一般股东相比可以获取更多公司经营信息。其次，即使作为公司的股东，王学峰也有权行使公司法规定的股东知情权，了解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同时，王学峰的身份为职业投资人，属于股权投资领域的专业人才，与一般投资者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知识储备与更加专业的思维模式，其关于股权投资的认知能力明显高于一般的社会公众。现王学峰主张其与闫经梅股权转让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了解，与其董事、股东以及职业投资人的身份不符。王学峰还主张虽然帝科公司在2015年经营利润为负数，但十分有活力，有成长发展的潜力，并要求一审法院调取相关资料证实帝科公司在2015年的真实经营情况。对此一审法院不予调取，理由是，基于原告职业投资人与董事、股东的身份，其在2015年7月17日股权转让前应当有意识、也有能力对帝科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进行了解，对帝科公司成长发展潜力等问题进行充分地评估，本案中再调取上述资料缺乏必要性。综合上述所有要素，一审法院认为，王学峰在公司股权转让关系中具有明显高于一般社会公众的认知能力，其作出的股权转让的决定应当系基于独立的意志与专业的分析。原告主张史卫利欺诈其称公司经营困难，致使原告作出了无偿将股权赠与给闫经梅的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与常理不符。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在融资方案上欺诈原告致使其陷入错误认识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可得撤销的受第三人欺诈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第三人须有欺诈行为；第三人须有欺诈故意；行为人须因欺诈行为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第三人的欺诈行为。本案中，王学峰与史卫利于2015年7月17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7月22日原被告双方发生了原告据以主张欺诈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话中，王学峰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一个问题，不影响我的决定：我这次退出来，你的理由是什么？”史卫利回答：“上次你和史局（史卫利称史局是范田良的一个亲戚）来的时候，吴总和我，我们四个沟通过。”王学峰：“这个是过程。我同意是有我的考虑，我是问你的想法，你为什么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史卫利：“钱是吴总和范总的，没有增值，增值了大家分，没有增值的话，还本给他们也很公平。实际是新出资人原价把帝科100%买去，1：1，我们把原始全退给他们，之前是他们借钱或赠与我们注册钱，我们现在退换给他们，我是这么理解。”王学峰：“可以，我能接受。问题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没有沟通这些想法。我是可以接受你的方案，即使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因为我觉得有责任配合你。但你不能让每一个人都无条件配合你的想法，特别是未来的团队。”史卫利：“目前所有努力是不让投资人损失钱，他们投资失败，对你、我、史局都不好。”通过上述对话中“问你一个问题，不影响我的决定”、“我同意是有我的考虑，我是问你的想法”、“问题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没有沟通这些想法”可以看出，史卫利所谓“钱是吴总和范总的，没有增值，增值了大家分，没有增值的话，还本给他们也很公平。实际是新出资人原价把帝科100%买去，1：1，我们把原始全退还他们，之前是他们借钱或赠与我们注册钱，我们现在退换给他们，我是这么理解”是史卫利的想法，且史卫利的想法此前双方没有沟通过。可得撤销的第三人欺诈行为中行为人须因欺诈行为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也就是说，第三人的欺诈与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之间须有因果关系。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发生于2015年7月17日，上述对话发生于股权转让之后，发生在后的行为不能作为发生在前行为的原因。原告提交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被告系因上述对话陷入了认知错误并基于错误的认知作出了意思表示。此外，双方在2015年七八月份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全部手续，2016年9月份完成了股权转让款的交付，2017年王学峰与史卫利之间还发生过想要进一步合作的对话。而帝科公司在2015年10月、2015年11月、2016年1月、2016年2月、2016年3月、2016年11月份、2016年12月份、2017年等等时间点，经历过多次股权变更以及增资扩股，期间史卫利一直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如果2015年7月份股权转让时，王学峰作出同意转让的原因之一是其主张史卫利也要退出帝科公司，那么在上述期间，王学峰应当关注帝科公司的股东变更情况。但事实是，王学峰在2016年9月份时隔一年之后还配合史卫利进行了股权转让款的还款操作，2017年还希望与帝科公司谋求进一步的合作。由此可见，王学峰在此期间对于史卫利在帝科公司的股东身份是认可的，并未提出质疑。综合以上，原告以原告与史卫利2015年7月22日发生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被告以融资方案欺诈原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王学峰与闫经梅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5年7月17日成立，当日帝科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均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帝科公司亦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于2015年8月对于股东的变更进行了工商登记的变更。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现原告主张原告与闫经梅之间系股权赠与合同，系认识错误，双方系股权转让合同；原告主张其系受史卫利的欺诈做出股权赠与的意思表示故要求撤销，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相应地，原告主张协议撤销后的股权变更登记依法也不应支持。鉴于本案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学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王学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2014年1月王学峰、史卫利就《关于帝科公司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框架协议》内容进行沟通的往来邮件及其附件《框架协议》，证明：2014年1月，帝科公司技术尚未突破，银浆销售尚无实质进展。证据2.《投资意向书》，证明：2015年7月，史卫利以上海起点作为新投资人拟对帝科公司投资为旗号，要求各股东同意将股权转出并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投资意向书》的内容以及后续的履行情况均与2015年7月22日史卫利在微信中要求王学峰转让股权时的理由（公司经营困难，新投资人原价将帝科100%买去）不符。史卫利仅口头告知有利于王学峰放弃股权的部分内容（融资前，投资人起点要求史卫利持股100%），隐瞒可能使王学峰选择继续持有公司的因素（融资后史卫利持股50%）。《投资意向书》未经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投资意向书》未实际履行。证据3.吴某与王学峰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学峰最早在2020年7月第一次见到起点《投资意向书》。2021年2月20日，吴某在微信上向王学峰转发上海起点《投资意向书》文件的照片。证据4.火车票、飞机票行程单、酒店入住记录、发票，证明：2015年7月16日，王学峰从北京飞往深圳，住在深圳丽雅查尔顿酒店；2015年7月17日，王学峰从深圳飞回北京。王学峰自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17日在深圳，不在宜兴。王学峰不可能于2015年7月17日在宜兴签署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7月21日，王学峰乘坐火车从北京南前往宜兴，当晚住在宜兴宾馆。2015年7月22日，王学峰在宜兴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证据5.2015年7月20日史卫利发送王学峰的邮件及附件，证明：史卫利在7月20日向王学峰发送《7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草稿正文说：“附件协议，请过目”。附件《7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草稿中的股权转让方案是王学峰将股权直接转让给史卫利，协议明确转让日期为2015年7月22日。2015年7月20日之前股权转让事宜尚在讨论中，王学峰与闫经梅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可能签署于2015年7月17日。证据6.帝科公司工商底档（王学峰转让股权给闫经梅的股权转让协议、史西茜转让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证明：《股东会决议》打印的签署日期为2015年7月17日，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办公室。而王学峰7月17日不在宜兴，《股东会决议》上的签署时间与事实不符。证据7.王学峰与吴某2021年2月5日谈话的2段录音，第一段录音证明：王学峰与史卫利从2010年开始长期合作，王学峰对史卫利告知的公司情况完全相信，从没有想过史卫利会有所隐瞒或欺骗。吴某也认为被史卫利欺骗了。史卫利口头说的与实际签署文件的内容不一致，王学峰基于对史卫利的信任，转让协议正文内容都没看，配合史卫利签了一个签字页给他。史卫利打着上海起点投资的旗号，欺骗股东无条件配合转让股权。第二段录音证明：欺骗行为是史卫利一直以来的惯用做法。史卫利向王学峰转钱是配合投资人办手续，王学峰转股，没有实质对价，是赠与股权。证据8.《帝科公司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2020.04.29；打印件），证明：帝科公司在该上市公开文件的第11页披露“2015年公司上半年有望实现技术突破……钱亚萍因认可公司技术能力和市场前景有意进行投资。”直接表明了2015年7月前帝科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2015年5月29日钱亚萍与史卫利以及公司签订《股权投资协议》，拟以700万的债权购买史卫利持有的16.67%的股权，相当于每股股价为2.67元／股，已经产生溢价,该《股权投资协议》亦未经股东会决议，王学峰对该协议的签署也完全不知情。史卫利全方位地隐瞒公司具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业绩即将爆发的真相。2015年11月，上海创祥投资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投资帝科公司，原因是：看好正银行业的市场前景、公司技术能力和产品质量，且公司产品已通过部分客户试样并开始批量销售。从时间推断，2015年7月，公司已经有确定的客户，帝科公司业绩正在爆发，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前景。而史卫利向王学峰隐瞒了该等情况，在2015年7月这个业绩即将突破的临界点，欺骗王学峰转让股权。被上诉人质证称，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主张在一审判决后才发现上述证据与事实不符，因此上述证据法庭不应采信。即使采信，也应按民诉法司法解释102条规定予以相应处罚。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同时该证据从另一方面说明2014年企业经营状况一直不好，上诉人所讲的2013年史卫利回国后不再管理公司完全与事实相悖。证据2上诉人提交的是微信截屏打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既然未实际履行何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从投资意向书的内容看即使该意向书真实，最终也是因为经营状况不好而被放弃，侧面也说明了公司当时的经营状况的确不好。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时间上看也不是2015年的，因此不具有任何的证明力。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首先诸多的票据未载明姓名，不清楚是何人的差旅费用，同时即使该证据真实，上诉人7月16日去深圳并不影响7月17日的协议签订。至于7月21日去宜兴的相关票据，也无法确定就是去宜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而且该转让协议没有签名，也无法证明是否真实。从该证据也更能看出股权转让是经过上诉人与史卫利双方精心准备多次协商的结果，因此上诉人所讲的未经过协商而且受到欺诈与事实严重不符。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首先不清楚是否是吴某本人的录音，其次吴某作为案外人其录音的效力不应认定。即使按证人证言来看，证人也应该出庭接受质证，而且纸质的录音内容与原始载体开头不完全相同，从内容上看上诉人明显在诱导吴某，吴某从未主动讲所谓的事实，吴某也无法证实以前的事实。证据8是打印件，无法确定真实性，证据载明的是2020年4月29日打印，而开庭时代理人讲属于新证据，这自相矛盾，证据的内容在一审提交过。对于调查取证申请书与本案无关，且并非法院依法调取的范围，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不应准予。综上，本次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明显看出属于拼凑形成，同时与其上诉状所写的内容自相矛盾，请求依法审理。本院认为，证据6一审中已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对证据2、7、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证据2、8只是打印件，证据7系上诉人与案外人吴某的谈话录音，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与之佐证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确认。被上诉人虽对证据1、3、4、5、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与本案无关，且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事项以及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关联性，故对其证明事项本院不予确认。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向帝科公司ＩＰＯ的保荐机构、审计机构、法律服务机构调取工作底稿、审计意见、法律意见、尽职调查报告，向中电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等调取与帝科公司业务往来有关情况的文件，向证人吴某进行调查，调取2015年7月16日、21日王学峰分别在深圳、宜兴入住酒店记录。本院认为，上诉人以其与闫经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王学峰与史卫利的微信聊天记录、帝科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王学峰对帝科公司设立、经营所作贡献情况等作为依据，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确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撤销王学峰与闫经梅之间的股权赠与合同，并变更股权登记。被上诉人辩称，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亦不存在欺诈情形。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三、原审程序是否合法。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首先，2010年7月20日，史卫利将其持有的帝科公司1%（0.7万元）股权转让给王学峰。2011年9月20日，王学峰接受范田良、吴某赠与62.1万元用于帝科公司的增资扩股，后王学峰的持股比例为4%。2015年7月17日，王学峰与闫经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学峰以62.8万元向闫经梅出让其持有的帝科电子的4%的股权。同日，史卫利主持召开帝科公司股东会，针对股权转让形成了股东会决议。2016年9月12日，闫经梅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王学峰股权转让款628314元。随后王学峰虽按照史卫利的要求向遇璐璐转账628314元，但客户摘要备注为“还款”。即使上诉人主张“王学峰转让股权是要退还出资给范田良和吴某”，但亦不能证明闫经梅与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赠与，且2019年8月14日上诉人向闫经梅发出律师函亦载明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故一审认定王学峰与闫经梅的上述行为为股权转让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本案股权移转属于赠与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次，一审中，上诉人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作为证据提交一审法院，虽主张该协议无效，但对协议的真实性及签订时间并未提出异议。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飞机票、火车票等虽证明王学峰于2015年7月16日从北京飞往深圳、同月17日从深圳飞回北京、同月21日从北京到宜兴、同月22日从宜兴到北京，但仅凭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系2015年7月22日签订的，也不能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虚假的。第三，上诉人虽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该协议亦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上诉人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股权转让是否构成欺诈，要依照欺诈行为认定的共性标准，也要结合股权转让的特性进行判断。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受市场因素影响较大，影响当事人作出股权转让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投入资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资产质量、行业利润以及市场前景等因素，不同时期、不同经营者对公司价值衡量标准不一。其次，上诉人作为转让方，虽主张在股权转让时未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但上诉人作为职业投资人以及帝科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至2013年，应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充分了解，对于公司估值、发展潜力及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等均有一定的认知，对公司是否经营困难、是否增值应有正确的判断，其主张完全信赖史卫利的陈述及提供的相关资料，也是自身承担商业风险的主动选择，应对其基于“信赖”“道义”“责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负责，对自己决策所带来的风险负责。再次，2015年7月17日股东会决议中，全体股东均同意王学峰及史西茜各4%股权均转让给闫经梅、朱亮6.1%的股权转让给史卫利，且王学峰、史西茜、朱亮股权转让的价格一致。案涉股权转让时，范田良、吴某的股权转让是否增值、公司能否融资及新投资人是否原价购买帝科公司全部股权当时亦并不确定。2015年7月22日王学峰与史卫利的微信中并未明确史卫利仅作为核心研发人员和小股东留在公司，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史卫利的行为必然导致其陷入错误认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并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为确保股权转让的交易安全及公司治理的规范有序，股权转让及转让价格的确定原则上应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在难以认定史卫利故意隐瞒相关事实情况下，不宜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欺诈情形，上诉人关于史卫利在公司经营及融资方案上欺诈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其关于帝科公司2.285%股权应登记其名下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上诉人在一、二审的举证，在转让股权时上诉人完全有能力亦有义务通过合理途径对公司的资产投入、经营状况等进行客观调查，一审未准允上诉人的调查申请不属于程序违法，二审中上诉人再次申请本院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本院不予批准。其次，2019年12月3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上诉人于2020年3月11日、8月5日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并无不当。再次，本案上诉人诉请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对级别管辖提出异议，本案不予审查。上诉人以违反级别管辖为由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学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学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秀红审判员  陈日文审判员  任美群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张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