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24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旭，男，1976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矛勇，上海友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汉新，男，195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勤裕，江苏英特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韵，江苏英特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旭因与被上诉人赵汉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206民初4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旭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其购买沈华、赵汉新名下各50万股的资金，并非是赵汉新给付，应查清该资金的来源和去向。涉诉代持股份协议被确认无效后，该协议自始无效，其减持自己出资购买的20万股中的5万股，与他人出资购买的100万股无关，一审判令其支付赵汉新减持5万股税后所得，于法无据；涉诉的100万股份法律上讲只能是余旭所有，余旭应将该投资的150万元资金返还给投资人，对于因投资行为取得的利益，应当公平合理分割，赵汉新与余旭按70%、30%比例分割，较为公平。赵汉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与余旭之间的委托投资关系合法有效。虽然一审判决认定上市公司股份代持协议无效，但该代持无效的后果仅及于不支持上市公司代持股份的过户。双方之间的委托投资关系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就委托投资事项相关约定的条款也是有效的。赵汉新委托余旭投资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宏泰公司）的事实清楚明确，100万股新宏泰股份的投资权益归属于赵汉新，赵汉新有权要求余旭按照委托投资的约定给付全部投资利益或收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代持股份）》是余旭自新宏泰公司离职时，双方于2018年3月30日签署的，就余旭名下持有的新宏泰公司120万股的权益归属等事宜予以明确确认，以免日后产生争议。赵汉新作为代持100万股权的实际投资人和投资利益所有人是无可争议的，至于资金来源与本案无关，不影响其委托投资人的身份认定。赵汉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旭立即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扣除税费的净款项120.35万元(暂计金额，按实际扣除税费后的金额计算)及利息损失(以120.35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余旭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减持剩余代持股份即新宏泰公司股份95万股并给付赵汉新全部投资收益。(2020年12月31日前减持25万股；2021年1月31日前减持22.5万股；2021年5月31日前减持47.5万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30日，新宏泰公司与余旭（劳动者）、赵汉新（新宏泰公司实际控制人）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代持股份）》，约定，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余旭持有新宏泰公司股份120万股(无限售股)，其中20万股属于余旭所有(取得价为1元/股，余旭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系由沈华转让给余旭)；另外100万股新宏泰公司股份属于赵汉新(新宏泰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有；赵汉新委托余旭代持该100万股新宏泰公司股份，余旭同意代持该股份。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余旭系新宏泰公司副总经理和赵汉新的一致行动人，余旭持有新宏泰公司股份120万股(无限售股)在余旭辞职后仍受相关减持规定约束。余旭同意并承诺：在二级市场按年度先行减持的股份额度由赵汉新享有(具体减持操作由赵汉新决定)，余旭享有的新宏泰公司股份20万股最后减持；余旭同意配合赵汉新将代持的股份质押给赵汉新指定的银行，办理相关贷款手续；赵汉新可以因减持需要而随时解除质押的股份，余旭承诺随时无条件配合赵汉新办理相关手续。余旭同意并承诺：按年度先行减持的股份，在实施减持后扣除税费的净款项，在2个工作日内汇入赵汉新指定账户或指定的第三人账户。赵汉新有权要求余旭将代持股份以大宗交易或集合竞价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赵汉新或赵汉新指定的第三方，新宏泰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有权要求余旭从二级市场交易时段减持，余旭同意无条件予以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赵汉新作为上述代持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对新宏泰公司享有相应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余旭对上述代持股份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的转让、质押等)。在余旭代为持股期间，因代持股份产生的相关费用及税费均由赵汉新承担。余旭承诺：将其未来所收到的因代持股份所产生的任何全部投资收益在扣税后(包括现金股息、红利、送转股、股份售出或任何其他收益分配)均全部转交给赵汉新，并承诺将在获得该等投资收益后2个工作日内将该等投资收益划入赵汉新指定的银行账户。2020年7月13日，余旭在二级市场以29元/股的价格减持5万股股份。诉讼中，赵汉新陈述，余旭共获得转让款145万元，其诉请主张的金额120.35万元系扣除相应税费后计算所得，但是具体的税费金额需要查询余旭的账户交易明细，以确认减持后所得的具体资金。原审法院向余旭释明，要求其3个工作日内提交相应书面意见给法庭，但其至今未提供。诉讼中，赵汉新明确了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形成理由：余旭虽然已经从新宏泰公司辞职，但仍属于高管人员的任职，因证券交易规则对董监高的减持有一定的限制，故其根据相应规则要求余旭进行分阶段减持。在2020年7月份，余旭减持了5万股，2020年余旭减持的额度还有25万股，所以其诉请要求余旭在2020年12月31日前减持25万股；在2021年4月份前，因为余旭的任期回避期尚未届满，只可以减持余下股的四分之一，即120-30=90万股的四分之一为22.5万股，但余旭自2021年1月1日起就可以减持相应的股份，故其给予余旭1个月的时间进行相应的减持；因为余旭的任职回避期在2021年4月30日届满，故其可以自2021年5月1日起减持全部余下的股份，其给予余旭1个月的时间，要求余旭在2021年5月31日前减持全部余下的股份。上述事实，由《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代持股份)》、减持明细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诉争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法律效力；二、赵汉新要求余旭返还收益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余旭与赵汉新签订的《补充协议一》包含了股权代持、代持人权利义务、减持方式等具体内容，诉争协议的性质并非一般股权转让,而是属于上市公司股权之代持。对于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效力的认定应当根据上市公司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规定综合予以判定。首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5月17日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二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第六十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1月30日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公司上市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并公司上市需遵守如实披露的义务,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这是证券行业监管的基本要求,也是证券行业的基本共识。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发行人必须真实,并不允许发行过程中隐匿真实股东,否则公司股票不得上市发行,通俗而言,即上市公司股权不得隐名代持。本案之中,在新宏泰公司为上市公司,余旭代赵汉新持有股份,实际隐瞒了真实股东或投资人身份,违反了发行人如实披露义务,为上述规定明令禁止。其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授权对证券行业进行监督管理,是为保护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拟上市公司股权必须清晰,约束上市公司不得隐名代持股权,系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基本要求,否则如上市公司真实股东都不清晰的话,其他对于上市公司系列信息披露要求、关联交易审查、高管人员任职回避等等监管举措必然落空,必然损害到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到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基本交易安全,损害到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从而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余旭与赵汉新签订的《补充协议一》,违反公司上市系列监管规定,而这些规定有些属于法律明确应于遵循之规定,有些虽属于部门规章性质,因经法律授权且与法律并不冲突,属于证券行业监管基本要求与业内共识,并对广大非特定投资人利益构成重要保障,对社会公共利益亦为必要保障所在,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上述诉争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二。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股权代持”协议因涉及上市公司隐名持股而无效，但这并不否认赵汉新（实际投资人）与余旭（名义股东）之间“委托投资关系”的效力，更不否认双方之间“委托投资”的事实。现赵汉新作为实际投资者要求名义股东即余旭向其返还减持5万股的投资收益，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因余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收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依据现有证据认定该部分投资收益为120.35万元。关于赵汉新要求余旭对其实际享有的剩余股权数量进行分期减持并返还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具有可操作性，予以支持。余旭辩称，不清楚其代持的100万股的资金来源是否为赵汉新所有，但赵汉新作为100万股的实际投资人，其资金来源并不影响身份的认定，故对该辩称，不予采信。赵汉新另要求余旭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未提供相应的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二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余旭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赵汉新投资收益120.35万元。二、余旭分期减持剩余代持新宏泰公司股份95万股(于2020年12月31日前减持25万股；2021年1月31日前减持22.5万股；2021年5月31日前减持47.5万股)并返还赵汉新全部投资收益。三、驳回赵汉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51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516元，由赵汉新负担25元，由余旭负担12491元。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代持股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后，协议约定的内容是否全部归于无效。本院认为，涉案代持股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后，协议中关于委托投资约定的内容仍然是有效的。首先，双方同为新宏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相关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有相同的熟悉和注意义务。双方之间签订的委托投资的内容，体现着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双方应当遵守。其次，委托投资的内容中明确，余旭持有的新宏泰公司股份中，100万股是赵汉新委托余旭代持，余旭对代持股份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余旭并承诺同意无条件配合赵汉新办理减持股份手续，代持股份产生的相关费用及税费均由赵汉新承担,余旭持有的20万股最后减持等。上述委托投资约定的内容明确具体，不产生歧义，因此，双方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现余旭上诉称其已减持的20万股股份是其自己持有，同时要求分割代持赵汉新股份30%的收益，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余旭上诉要求查明诉争100万股资金的来源是否为赵汉新所有，以及该资金此后的去向，因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并不影响赵汉新作为实际投资人身份的认定，故本院对余旭的该项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所作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32元，由余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馨叶审判员  胡 伟审判员  王俊梅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吴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