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2民终24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林，男，1970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宴，女，1996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雪琼，女，199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计贤，男，200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祖纯，男，193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县。上述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礼，重庆俊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隆云，男，196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双进，福建友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永林、李明宴、李雪琼、李计贤、刘祖纯、郭隆云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闽0205民初10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永林、李明宴、李雪琼、李计贤、刘祖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对李永林等五人主张返还的账单第9页的人员工资92316元虚假支出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郭隆云提供的账单第9页的92316元人工工资系虚假支出，含：赵中茂10920元、谢××11500元、老杜13875元、杜姐7956元、叶××12125元、鄢××12125元、潘某某12125元、陈××11640元。首先，郭隆云主张其支出的上述工人工资，仅载明了数额，并未载明具体的支出时间，且郭隆云向法院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也并无与之相符的取款记录。其次，就赵××工资10920元、谢××工资11500元、老杜工资13875元、杜姐工资7956元，小计43801元，郭隆云仅在庭审中口头表述已由其支付，并认为该4人签名的另一本原始账本由李永林保管，并主张应由李永林提供该账本进行核对，但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对其所表述的事实予以证实。第三，郭隆云认为其举示的原始账本中，叶××与聂××是同一人，账单中注明叶××的工资12125元由聂××领取并签名；因木楠与鄢××是同一人，账单中注明因木楠的工资12125元由鄢××领取并签名；但郭隆云并未举示任何证据来证明其所主张的叶××与聂××、因木楠与鄢××是同一人的这一主张。郭隆云在一审庭审中所举示的前述证据之间相互矛盾，根本无法证明其主张，而一审判决却视为郭隆云已完成委托事务，同时认为如李永林等五人对此有异议，应进一步提供相应的证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对李永林等五人主张返还的账单第12页人员工资支出71868元虚假支出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郭隆云提供的账单第12页的71868元人工工资，含：以熊××名义支出5993元，以叶××名义支出12075元，以因木林名义支出11775元，以潘白荣名义支出12000元，以魏××名义支出6480元,以陈××名义支出11520元，以李××名义支出12025元。首先，郭隆云主张其支出的上述工人工资，同样仅载明了数额，并未载明具体的支出时间；郭隆云向法院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同样无与之相符的取款记录。其次，就该账单中熊××的工资5993元郭隆云主张由其丈夫陈××领取并签名，但并未举示任何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第三，郭隆云认为其举示的原始账本中，叶××与聂××是同一人，账单中注明叶××的工资12075元由聂××领取并签名；因木楠与鄢××是同一人，账单中注明因木楠的工资11775元由鄢××领取并签名；魏××工资6480元由友支领取并签名友支；李××工资12025元由陈××领取并签名太平；陈××工资11520元由陈××领取并签名友红；但郭隆云同样并未举示任何证据来证明其所主张的叶××与聂××、因木楠与鄢××、魏××和友支、李××和陈××、陈××和友红是同一人的这些主张。同样，郭隆云在一审庭审中所举示的前述证据之间相互矛盾，根本无法证明其主张，而一审判决却视为郭隆云已完成此项事务，同时认为如李永林等五人对此有异议，应进一步提供相应的证据，属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三）一审判决对李永林等五人主张返还的账单第13页人员工资支出90000元虚假支出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郭隆云提供的账单第13页的90000元人工工资，含：2016年11月27日借支3000元，12月12日借支4000元，12月19日借支3000元，12月28日借支10000元，2017年1月19日借支70000元。郭隆云主张其支出的上述工人工资，在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同样无与之相符的取款记录，特别是郭隆云主张其于2017年1月19日支付的70000元，从其提供的银行明细可以看出2017年1月19日前后均没有相应的交易金额，也没有合计可以达到70000元的几笔取款记录，郭隆云也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其有支付该70000元的能力或者该70000元的其他合理来源。虽然郭隆云在庭审中举示了所谓的原始账册，并认为该账册上时其刚及吴××的相应签名能够证实前述90000元分别由该两份领取，但并无其他任何证据对该90000元支出予以印证，完全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郭隆云已完成委托事务，属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判决对李永林等五人主张返还的账单第32页中支出402054元仅认定其中的8450元属于虚假支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郭隆云此项虚假支出金额高达402054元，分别包含以下11项：（1）1月工资109463元；（2）2017年10月25日吴某工资27638元；（3）2017年10月25日李云华工资31748元；（4）2017年10月25日郑涛工资19905元；（5）2017年10月25日熊做砖2＃楼40000元；（6）2017年10月25日韩做砖3＃楼40000元；（7）白某3＃楼102200元-27700元＝74500元,郭隆云实际仅向白某支付27700元,直接虚报74500元；（8）蒋2＃楼外墙39500元；（9）打点马2＃楼3000元；（10）地下室拉砖6300元；（11）故意将总支出499948元虚报为509948元，从而虚报10000元。首先，郭隆云虚报的上述第（2）到（6）项虚假支出的金额高达159291元，支付时间均为2017年10月25日，但从郭隆云一审向法庭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中，在2017年10月25日前后，根本没有相应的取款明细，甚至没有上万元的取款记录，根本不能证明郭隆云已经为李永林等五人委托事务实际支付了上述159291元；郭隆云也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其有支付该159291元的能力或者该159291元的其他合理来源，根本不能达成其诉讼主张。其次，除一审法院认定系郭隆云虚假支付的第（7）项75400元和第（11）项10000元外，郭隆云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除其提供的账册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对其主张的支出予以印证，根本不能证明李永林等五人一审诉讼主张的郭隆云应当返还给李永林等五人的前述402054元，郭隆云已经为李永林等五人委托事项而实际支出，而且根本不具有真实性及合理性，也没有得到李永林等五人的同意或在事后追认。因此，一审法院仅认定李永林等五人主张的前述402054元中84500元为虚报及误差，不对李永林等五人主张的其余部分认定为郭隆云虚假支出，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错误认定郭隆云已经就其虚报的支出完成举证责任，从而导致错误裁判。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的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郭隆云在接受委托作为工地的现场负责人，进行代付工人工资、包工借支以及其他工地管理事项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向委托人报告事务处理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以使李永林等五人及时了解事务的状况。在工程完工或委托事项结束时，郭隆云应就办理委托事务的情况，向李永林等五人全面报告办理经过和结果，特别是各种帐目、收支计算等，并应按李永林等五人要求提交相关书面材料和原始依据。在本案中，对有争议的支出项目，郭隆云仅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账单、记账本、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等凭据，不能相互印证。对于共计达186万余元的支出，绝大部分仅仅只有在其提供的账单中有记录，而没有其他银行取款明细、工天记录等各种原始凭证对其予以印证，而且其提供的所谓原始记录和账单之间相互矛盾，根本看不出其所列账目的真实性、合理性。郭隆云根本没有完成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其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中，郭隆云在账单中支出款项高达186万余元，其在支出前没有经过李永林等五人同意，事后也没有得到追认，其中多次、大量以虚构支出，故意增加总支出，重复入账等方式虚报支出，骗取李永林等五人高达七十余万元，严重损害李永林等五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从而导致裁判错误。请求二审予以改判。郭隆云辩称，一审认定秦某的钱不是郭隆云给的，事实认定有误。关于白某，除了第一笔，其他每笔款项对应的取款记录都有提供，一审认定有误。对方没有提供微信转账的记录。一审对方提交的证据第1页的背景是，郭隆云与对方结算相关的管理费用，郭隆云按照账本统计的261000元给对方出具了份声明，三个月后双方进行了结算，明确表明款项全部结清。郭隆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李永林、李明宴、李雪琼、李计贤、刘祖纯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郭隆云仅实际支付秦某20000元，其余66900元未支付”系认定事实错误。郭隆云已提供了秦某借支86900元的原始账本，证明秦某于2016年6月25日、7月6日、7月23日分别借支1900元、15000元、15000元，小计31900元（对应李永林等五人提交的统计账单第5页），然而上述1900元及其中一笔15000元在证人秦某出庭时提供的账单上记载的“李付”二字明显与其他字迹大小及书写不一致，可见为后补的内容，并非真实内容的记载。秦某于2016年9月10日、9月21日、10月3日分别借支20000元、20000元、15000元，小计55000元（对应李永林等五人提交的统计账单第7页），亦明确记载了郭隆云向秦某付款的地点。结合郭隆云的取款记录可以证实，以上合计86900元均为秦某实际借支的金额，原始账本上均有秦某的签名确认。秦某出庭作证认为仅有20000元是郭隆云支付的，其余是李永林、刘××用现金和微信支付，然后在郭隆云的账本上签字。但是，秦某和李永林等五人均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现金支付多少、微信支付多少，更未提供微信支付的证据。一审只片面引用“其余都是老板娘拿钱，在郭隆云处签字”，而未查明秦某所称的现金支付记录和微信支付凭证，尤其是微信支付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如果李永林和刘××用微信支付了部分讼争款项，李永林、刘××、秦某必定持有微信支付凭证，但李永林等五人和秦某并未提供微信支付的证据，故秦某的证言不能推翻郭隆云原始账本证实秦某是从郭隆云处领取讼争款项的事实，秦某的证言依法不能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郭隆云是作为代李永林等五人向秦某支付工程款的受托人，而不是仅仅代李永林等五人保管账本的受托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以及郭隆云支付款项的惯例，只有从郭隆云处领取的款项才会在郭隆云的原始账本中签字，而不会从李永林和刘××处领取款项后再在郭隆云的原始账本中签字，故秦某的陈述不符合常理，一审未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直接采纳了秦某的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秦某是李永林和刘××的工程承包人，秦某与李永林存在利害关系，在秦某和李永林未进一步提供微信支付凭证等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将秦某的证言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采信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反映的客观事实，即该66900元系由郭隆云用现金支付给秦某。二、一审认定“白某仅在郭隆云处领取27700元，其余74500元系在李永林、刘××处领取，郭隆云处记账”，系认定事实错误。郭隆云已提供了白某借支102200元的原始账本，证明白某自2017年10月26日至12月11日共借支工资99500和医药费2700元共计102200元，均有白某的签名确认及相应的取款记录。白某出庭作证认为仅有27700元是郭隆云支付的，其余74500元是李永林、刘××转账或微信支付，然后在郭隆云的账本上签字。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九十五条规定，如果李永林和刘××通过银行转账和微信支付了讼争款项，李永林、刘××、白某必定持有银行转账和微信支付凭证，但李永林等五人和白某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故白某的证言不能推翻郭隆云原始账本证实白某从郭隆云处领取讼争款项的事实，其证言依法不能采信。郭隆云是作为代李永林等五人向白某支付工程款的受托人，而不是仅仅代李永林等五人保管账本的受托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以及郭隆云支付款项的惯例，只有从郭隆云处领取的款项才会在郭隆云的原始账本中签字，而不会从李永林和刘××处领取款项后再在郭隆云的原始账本中签字，故白某的陈述不符合常理，一审未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直接采纳了白某的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白某是李永林和刘××的工程承包人，白某与李永林存在利害关系，在白某和李永林等五人未进一步提供银行转账和微信支付凭证等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将白某的证言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采信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及取款记录反映的客观事实，即该74500元系由郭隆云用现金支付给白某。三、一审认为“华艺工地”结算协议并未记载有抵扣20000元，从而否认该20000元未从李永林等五人应支付给郭隆云的管理费中扣除，系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期间，郭隆云为李永林和刘××在华艺工地从事管理工作，每月管理费为10000元，李永林和刘××应支付郭隆云该期间的管理费合计340000元，扣除郭隆云借支的79000元（36000+43000），还需支付郭隆云261000元。2019年4月5日，郭隆云将根据原始账本制作的全部账单以及全部原始账本交给李永林核对，并向李永林和刘××出具了提供账单情况说明（详见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一页），上面明确载明了“以上账单共计35页，由郭隆云提供，如有误郭隆云自愿承担，其金额从郭隆云管理费中扣除”。李永林承诺“两个月内审理完账单付款”。账单中体现的（勾）、X（叉）、（圆圈）、△（三角形）、？（问号）等符号以及有关数字和文字备注，均是李永林所写，体现了李永林对账的过程，证明李永林对全部账单进行了核对并发现了郭隆云统计错误的两万元。但审完账单两个月后，刘××和李永林仍拒绝支付郭隆云管理费。郭隆云于2019年6月27日向漳州市龙文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要求李永林支付拖欠的管理费。基于核对的所有账目且事先约定账单有误部分可从管理费中扣除，所以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从应付郭隆云的管理费261000元中概括扣除账目不符金额45000元（其中包括郭隆云统计错误的20000元）后，郭隆云的工资（管理费）按216000元结算，并于2019年7月9日签订“华艺工地”结算协议，并确认“已经全部结清”。当日，李永林以现金支付了郭隆云19万元，余款26000元也已付清，郭隆云无需再返还统计错误的2万元。郭隆云已对统计错误的2万元在结算协议中已经扣除作出了合理解释，如果李永林等五人不认可，李永林等五人应对扣除的45000元作出合理解释，但李永林等五人并未就扣除的45000元属于何种扣款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未全面查明“华艺工地”结算协议体现的对账过程和对账结果等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华艺工地”结算协议不仅是对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期间郭隆云管理费的结算，还包括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期间郭隆云代付费用的结算。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了结。李永林、李明宴、李雪琼、李计贤、刘祖纯辩称，郭隆云应当返还重复计算的支出。一审判决郭隆云应当返还163500元，认定事实正确，应予维持。李永林、李明宴、李雪琼、李计贤、刘祖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郭隆云立即返还现金739442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人民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至完全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郭隆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郭隆云在刘××及其丈夫李永林承包的福建省漳州市华艺世纪佳源项目建设工程（一期和二期的泥水部分）工地为刘××和李永林提供劳务，郭隆云从事建筑工地管理工作，约定每月管理费1万元。郭隆云的工作范围负责对该工地进行全部管理，包括代付工人工资、包工借支等款项及其他工地管理工作。2016年4月到2018年1月19日，李永林及其妻子刘××合计通过现金和转账委托郭隆云工人工资1863044元。2019年4月5日，郭隆云将账单交付给李永林核对，李永林在账单上打钩、打叉、划圆圈、打三角形。2019年7月9日，李永林与郭隆云双方对郭隆云的工资进行结算，《结算书》载明：经双方协商一致工资按216000元结算，已经全部结清。在结算上李永林写：“两个月审理完账单付款”字样。本案争议的739442元，其中包含：1.秦某包工借支66900元；2.账单第9页的人员工资支出92316元；3.账单第12页人员工资支出71868元；4、账单第13页的人员工资支出90000元；5、账单第20页的杂支支出6304元；6、账单第21页的杂支支出10000元；7、账单第32页支出402054元等，一审法院结合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一、秦某包工借支66900元的问题。李永林等五人主张，郭隆云以秦某包工借支名义支出86900元，其中仅秦某实际借支20000元，其余66900元是郭隆云虚报支出。举证:证人秦某证言。秦某当庭接受李永林等五人与郭隆云的质询。秦某陈述：“工资账面上有三十多万，都是我和李永林之间产生的，只有20000元是李永林、刘××托郭隆云带过来给我的。其余都是老板娘拿钱，在郭隆云处签字”。郭隆云认为，秦某签字的也不只20000元，因此应当以双方以结算金额为准。举证：秦某签字的原始账单。一审法院认为，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发放或者借支工人工资，客观上存在多种形式。郭隆云系李永林、刘××委托管理工地，对于工资借取或者领取而言李永林、刘××与郭隆云系工资出借的同一方。因此，无论是秦某在李永林、刘××处取钱或者在郭隆云处取钱，或者李永林、刘××处取钱而在郭隆云处签字，都存在现实的可能性及合理性。本案中，秦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李永林等原告与郭隆云的质证，证实其仅在郭隆云处领取现金20000元，其余都是在李永林、刘××处领钱。郭隆云作为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因此，在秦某的证人证言与其主张不一致的前提下，郭隆云负有进一步进行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其确实已实际支付秦某86900元而非20000元的义务，但郭隆云并未进一步进行举证。因此，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郭隆云承担，故认定郭隆云仅实际支付秦某20000元，其余66900元未支付。二、账单第9页的人员工资支出92316元问题。包含：赵中茂10920元、谢××11500元、老杜13875元、杜姐7956元、叶××12125元、鄢××12125元、潘某某12125元、陈××11640元。李永林等五人主张，郭隆云的上述工人工资并未载明支出的具体时间。郭隆云并无相应的银行取款记录，郭隆云虚报上述支出。郭隆云认为，赵××工资10920元、谢××工资11500元、老杜工资13875元、杜姐工资7956元，小计43801元，已由郭隆云支付，郭隆云并未虚报支出。但该4人签名的另一本原始账本由李永林保管，应由李永林等五人提供核对。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可以证明：叶××（正确姓名应为聂××）工资12125元由聂××领取并签名；因木楠（正确姓名应为鄢××）工资12125元由鄢××领取并签名；潘某某（而非李永林等五原告所述的潘白荣）工资12125元由潘某某领取并签名；陈××工资11640元由陈××领取并签名。以上工人工资合计92316元均已由郭隆云支付，举证;原始账册一份。一审法院认为，郭隆云有提供相应的原始账册，上有领取款项的人的相应的签名。郭隆云作为受托人，完成李永林、刘××的交代的工作并将相应的完整的原始账册交付李永林、刘××，当视为郭隆云已完成李永林、刘××委托的此项事务。李永林等五人如对此有异议，应进一步提供相应的证据。李永林等五人并未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李永林等五人的此项主张不予认定。三、账单第12页人员工资支出71868元问题。包括以熊××名义支出5993元，以叶××名义支出12075元，以因木林名义支出11775元，以潘白荣名义支出12000元，以魏××名义支出6480元，以陈××名义支出11520元，以李××名义支出12025元。李永林等五人认为，郭隆云的上述工人工资并未载明支出的具体时间，郭隆云并无相应的银行取款记录。郭隆云认为，熊××工资5993元由其丈夫陈××领取并签名。叶××（正确姓名应为聂××）工资12075元由聂××领取并签名。因木楠（正确姓名应为鄢××）工资11775元由鄢××领取并签名。潘某某（而非原告所述的潘白荣）工资12000元由潘某某领取并签名；魏××工资6480元由魏××领取并签名（友支）。陈××（而非陈××）工资11520元由陈××领取并签名（友红）。李××工资12025元由陈××领取并签名（太平）。以上工人工资合计71868元均已由郭隆云支付，并非郭隆云虚报的支出。一审法院认为，郭隆云有提供支出人员工资71868元相应的原始账册，上有领取款项的具体人员相应的签名当视为证实其已完成李永林、刘××的交代的工作并将交付李永林、刘××，当视为郭隆云已完成李永林、刘××委托的此项事务。在郭隆云已完成上述举证责任的前提下，李永林等五人如对此有异议，应进一步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上述相关人员工资支出存在虚假或者重复，但李永林等五人未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李永林等五人主张郭隆云虚报71868元不予认定。四、账单第13页的人员工资支出90000元问题。分别为2016年11月27日借支3000元，12月12日借支4000元，12月19日借支3000元，12月28日借支10000元，2017年1月19日借支70000元。李永林等五人认为，郭隆云没有提供相应的银行取款记录，不能证明郭隆云已经为李永林、刘××的委托事务支付了上述90000元。特别是郭隆云主张的2017年1月19日支付的70000元，可以看出2017年1月19日前后均没有相应的交易金额，也没有合计可以达到70000元的几笔取款记录。综上可以证明郭隆云的上述90000元系虚报。郭隆云认为，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可以证明：5#楼内墙抹灰包工组工人时其刚分别于2016年11月27日借支3000元，于2016年12月12日借支4000元，于2016年12月19日借支3000元，于2016年12月28日借支10000元，小计20000元，时其刚均签名确认。5#楼内墙抹灰包工工资共97447元，因尚有7千余元工程量未完成，2017年1月19日由包工组工人吴××借支70000元并由吴××签名确认。以上借支合计90000元（20000元+70000元）已由郭隆云支付，并非郭隆云虚报的支出。一审法院认为，郭隆云有提供支出人员工资90000相应的原始账册，上有领取款项的人时其刚及吴××的相应的签名。郭隆云作为受托人，提供相应的原始账册，证实其上述争议款项是5#号楼内墙抹灰包工的工资并已发放，应视为郭隆云已完成李永林、刘××此项委托事务。在郭隆云已完成举证责任的前提下，李永林等五人如对此有异议，应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反驳，证实郭隆云支付上述款项的虚假或者重复。李永林等五人未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李永林等五人主张郭隆云虚报90000元不予认定。五、账单第20页的杂支支出6304元问题。李永林等五人认为，郭隆云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清单并无与上诉支付款项相符的取款记录，不能证明6304元系郭隆云真实支出。郭隆云认为，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可以证明：郭隆云为李永林、刘××请工地管理人员吃饭、购买鱼线等支出6304元。李永林在核对账目时确认金额为5890元，另有414元支出未确认郭隆云将提供414元支出的收据予以证明。2017年5月-6月6304元的杂项开支6304元属实，并非郭隆云虚报的支出。一审法院认为，郭隆云受李永林、刘××委托管理整个工地，管理工客观上存在零星需要支付的杂项。郭隆云的提供的相应的账册以及收款收据、发票等，证实存在请工地管理人员吃饭、买快餐、买汽油、买粽子水、买砂浆机等等，都是工地实际产生的费用。李永林等五人如对此有异议，应进一步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反驳，证实郭隆云支付上述款项的虚假或者并未实际使用在工地上。李永林等五人未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李永林等五人主张郭隆云虚报杂项开支6304元不予认定。六、账单第21页的杂支支出10000元问题。李永林等五人认为，郭隆云在账单第21页前四项列支合计为77500元，郭隆云虚报为87500元。郭隆云认为，郭隆云将账单第21页的4项金额统计为87500元，多统计了1万元，属于统计错误，但李永林、刘××已在“华艺工地”结算协议中从应支付给郭隆云的管理费中扣除了4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此项郭隆云多计算10000元，双方对此没有异议。故此项支出10000元系郭隆云多统计，应予以认定。七、账单第32页支出402054元的问题，包含：（1）1月工资109463元；（2）2017年10月25日吴某工资27638元；（3）2017年10月25日李云华工资31748元；（4）2017年10月25日郑涛工资19905元；（5）2017年10月25日熊做砖2＃楼40000元；（6）2017年10月25日韩做砖3＃楼40000元；（7）白某3＃楼102200元-27700元＝74500元，郭隆云实际仅向白某支付27700元，直接虚报74500元。（8）蒋2＃楼外墙39500元；（9）打点马2＃楼3000元；（10）地下室拉砖6300元；（11）故意将总支出499948元虚报为509948元，从而虚报10000元。李永林等五人认为，上述（2）到（6）项共计金额为高达159291元，支付时间均为2017年10月25日，但从郭隆云本次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清单中，在2017年10月25日前后，根本没有相应的取款明细，甚至没有上万元的取款记录，根本不能证明郭隆云已经为委托事务实际支付159291元，上述5笔共159291元支出系虚报。为此，证人白某出庭接受双方质证。白某证言内容为：生活费现金预支是郭隆云那边拿的，预支大概27700元；现金有签字，转账也要签字，都在郭隆云那边签字；证据20页的钱是我签字的，这些钱都是老板给的，郭隆云管账，所以我要签字。郭隆云认为，郭隆云实际支出419754元，郭隆云并未虚构支出402054元。（1）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可以证明：郭隆云支付了张炳忠等工人2017年9月的工资共计109463元，均有领取工资的工人签名，并非郭隆云虚报的支出。（2）吴某（正确姓名应为吴某某）2017年10月的工资27638元已由郭隆云支付，郭隆云并未虚报该笔支出。但吴某某领取工资签名的另一本原始账本由李永林保管，应由原告提供核对。（3）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可以证明：李云华工资31748元已由郭隆云于2017年10月25日支付，李云华签名确认，并非郭隆云虚报的支出。（4）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可以证明：郑涛工资19905元（含借支6350元）已由郭隆云支付，郑涛于2017年10月25日签名确认，并非郭隆云虚报的支出。（5）“熊”的全名为“熊某”。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以及其他证据可以证明：郭隆云于2017年10月26日将熊某做砖的工资40000元分4笔各10000元以现金存入方式支付至熊某的妻子鲁某某农商银行的账户。2019年9月20日，熊某、鲁某某出具书面证明确认该事实。熊某做砖的工资40000元已由郭隆云支付，并非郭隆云虚报的支出；（6）“韩”的全名为“韩志仲”。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可以证明：韩志仲做砖工资40000元已由郭隆云于2017年10月25日支付，韩志仲签名确认，并非郭隆云虚报的支出。（7）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可以证明：白某自2017年10月26日至12月11日共借支工资99500和医药费2700元共计102200元，除其中11月21日领取的34500元的签名在原告保管的另一本原始账本外，其余均有白某的签名确认。白某认为郭隆云只支付了其27700元，其余均由李永林或刘××转账支付，但并未提供相应转账凭证，其证言依法不应采信。该期间郭隆云实际已现金支付白某借支102200元，并非郭隆云虚报的支出；（8）“蒋”的全名为“蒋某某”。蒋某某2＃外墙工资39500元已由郭隆云支付，郭隆云并未虚构该笔支出。蒋某某领取工资签名的另一本原始账本由原告保管，应由原告提供核对。（9）“马”的全名为“马某某”。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可以证明：马某某于2017年9月29日、10月20日、11月22日分别向郭隆云借支1000元合计3000元，马某某签名确认，并非郭隆云虚报的支出。（10）拉砖工人的姓名为“李某某”。郭隆云提供的原始账本可以证明：郭隆云于2017年9月28日支付李某某拉砖工资余额6300元，李某某签名确认，并非郭隆云虚报的支出。（11）该页左边的实际总支出为499948元，多统计了10000元，属于统计错误，但李永林已在”华艺工地”结算协议中从应支付给郭隆云的管理费中扣除了45000元。举证：1；原始账本；2、熊某证言，证实其在2号楼做主体砖墙，工人工资合计40000多元，从郭隆云处领取。尾款是从女老板那边领取的。3、吴某证言，证实其工程款85%是郭隆云支付，最后15%结算款找李永林拿的。最后一次领的现金好像是27000多元，是郭隆云支付的。一审法院认为，账单第32页争议款项部分包括9个部分，郭隆云均有提供相应支出的原始账册，上有领取款项具体人员相应的签名。郭隆云作为受托人，已提供相应的完整的原始账册作为证据，证实其已完成李永林委托的此项事务。同时，郭隆云还提供了证人吴某及熊某的证言，证实其所领取的现金和郭隆云在原始账册记载以及和证明上记载的一样。吴某及熊某都有出庭接受李永林等五人与郭隆云质询。在郭隆云已完成上述举证责任的前提下，李永林等五人如对此有异议，应进一步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具体人员领取的工资存在虚报或者重复。李永林等五人提供了白某的证言，证实白某仅在郭隆云处领取27700元，其余74500元系在李永林、刘××处领取，郭隆云处记账。郭隆云对白某的证言，并没有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反驳，应承担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对账单32页的其他款项，李永林等五人未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对李永林等五人主张郭隆云虚报上述11项支出合计402054元，仅认定第（7）项存在74500元的虚报及第（11）项存在10000元的统计误差，合计84500元，其余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刘××与李永林委托郭隆云作为该工地的现场负责人，由郭隆云负责对该工地进行全部管理，包括代付工人工资、包工借支等款项以及其他工地管理事项，是李永林等五人与郭隆云均没有争议的事实，故刘××、李永林与郭隆云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刘××与李永林是委托人，郭隆云是受托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的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因此，本案应当依照委托合同的权利义务内涵来确定刘××与李永林与郭隆云之间举证责任内容的分配。郭隆云接受委托，从事处理刘××、李永林委托负责对工地进行全部管理，其中代付工人工资、包工借支等款项问题，双方明确相关金额明确为1863044元。郭隆云在收到刘××与李永林转账或者现金支付的钱款后，应当举证证明其支出刘××与李永林款项的合理性并提供相应的账册加以证实其已经实际支付。本案中，郭隆云已经提供相应的原始账册及证人证言作为证据，加以证实上述钱款已实际支付并且支付的合理性。李永林等五人在郭隆云已完成其初步举证责任的基础上，如对郭隆云所提供的证据有异议，应当进一步进行举证，证实郭隆云原始账册记载的支付的款项存在虚报、重复支付。李永林等五人提供证人秦某及白某的证言，证实郭隆云在对上述二人的付款中存在争议，其中秦某部分的为69000元、白某部分为74500元及账单第21页的多统计10000元、账单32页的多统计10000元，以上合计163500元。郭隆云作为受托人，应当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其争议款项支出的合理性。郭隆云并未举证，应当因其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上述163500元，李永林等五人认为郭隆云虚报，应予以返还，可予以支持。其余款项，因李永林等五人并未进一步对其有异议部分进行举证，李永林等五人同样也应其未进一步举证而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李永林等五人主张的款项，除163500元予以支持外，其余部分不予支持。郭隆云主张，上述多统计的20000元已经包含在“华艺工地”结算协议扣除的应付给郭隆云的45000元管理费中，但“华艺工地”结算协议并未记载抵扣上述20000元，故郭隆云的上述见解，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郭隆云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永林、李明宴、李雪琼、李计贤、刘祖纯163500元；二、驳回李永林、李明宴、李雪琼、李计贤、刘祖纯的其余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除对一审认定事实部分第一段的认定没有异议外，对争议款项的认定均有异议。本院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双方争议的款项，本院将结合判决理由予以说明。另查明，本案原为刘××提起的诉讼，后因刘××在起诉后于2019年12月21日去世，一审法院依法于2020年5月15日追加其法定继承人李永林、李明宴、李雪琼、李计贤、刘祖纯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隆云在受托从事委托事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虚报支出款项的问题。根据查明事实，案涉工地系李永林和刘××委托郭隆云进行管理。2019年7月9日，李永林和郭隆云已就案涉工地的账目进行了核对并形成结算意见。在此情形下，李永林等五人如要推翻双方的结算结论，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证人秦某、白某出庭作证，证明郭隆云账册中所记载的支出与实际情况不符，而郭隆云对此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据此认定郭隆云有关秦某、白某的支出记载存在错误，并判决郭隆云返还相应款项并无不当。但是，双方争议的秦某借支款为86900元，扣除秦某确认在郭隆云处领取的20000元，郭隆云实际应返还的金额为66900元，一审法院该项金额的计算存在误差，本院予以纠正。对于账单21页多统计的10000元，以及账单32页多统计的10000元，郭隆云主张双方已经在结算协议中予以扣除，但双方结算协议中并无该项内容记载，故一审法院判决郭隆云应予以返还该两笔款项正确，可予以维持。据此，郭隆云应当返还的款项分别为登记在秦某名下的借支款66900元、登记在白某名下的预支款74500元，以及两笔误差款项20000元，合计161400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除部分款项认定有误外，举证证明责任分配合理，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5民初10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5民初10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郭隆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永林、李明宴、李雪琼、李计贤、刘祖纯161400元；三、驳回李永林、李明宴、李雪琼、李计贤、刘祖纯的上诉请求和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郭隆云的其他上诉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97元，由李永林、李明宴、李雪琼、李计贤、刘祖纯负担4375.5元，郭隆云负担122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94元，由李永林、李明宴、李雪琼、李计贤、刘祖纯负担8751元，郭隆云负担244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南日）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玉 梅）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