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1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76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新庄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红，女，汉族，1978年4月14日出生，住天津市北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7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三环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某（系王某之母），女，1952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新庄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王某因与被上诉人高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2民初4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1.请求判决高某、王某共同返还隐匿款项196696.7元并赔偿该款项自王某转账汇入高某银行账户时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请求按照照顾女方的原则重新分割王某恶意转移藏匿的共同财产196696.7元；3.刘某的社保费不予分割；4.请求分割王某韩国工资折内存款合计人民币3.6万元；5.请求分割王某2018耐5月退职金收入约合人民币4.8万元；6.请求分割王某微信账户余额4196元；7.请求调查高某名下所有银行账户情况，以及要求第三人举证已提交的农村商业银行支取存单的资金来源，以查实王某其他转移藏匿的夫妻共同财产。事实和理由：1.现已查明王某2016年和2017年向高某汇款转移夫妻共同财产181696.7元，高某至今藏匿该转移款没有返还的事实。高某是转移藏匿财产的不当得利人，应承担返还责任。2.已查明王某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2016年和2017年打工汇款181696.7元存在隐匿、转移行为，因王某存在过错导致离婚，刘某应当应适当多分，一审进行四六分割不合理。2015年5月高某取出王某的汇款15000元，高某未举证钱款去向，该笔款项系王某私带韩元兑换人民币，请求法院对该款项予以分割。3、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实行，婚姻法废止，民法典的说明当中也明确婚姻法的相关法律同时废止。因此一审判决依据婚姻法的相关条款判决分割社会保险费有误。刘某的社会保险费是刘某婚姻存续期间的正常生活支出，虽然部分使用了王某的收入，但在王某不承担家庭责任的情况下分割刘某的社会保险费，进一步侵害了刘某的财产权益。4.王某韩国工资折显示，2018年1月、2月、4月分别进行“外币兑换”约合人民币3.6万元，均有王某带回国内转移隐匿财产之嫌，故应予分割。5.王某领取了韩国退职金，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6.根据王某提交的微信账户交易明细记录，离婚案宣判时微信账户至少结余4196元，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7.王某提供的高某农村商业银行交易记录显示，高某名下存在大量存单支取交易，高某及其配偶仅是务农的农民，大量资金支取交易实属异常。鉴于王某与高某已存在转移藏匿的事实行为，因此申请法院查实高某所有银行账户交易情况并说明资金来源。王某及高某辩称，1.高某非适格主体，刘某要求高某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2.王某并不存在隐匿财产的事实，一审就此认定错误；3.刘某用夫妻共同财产缴纳社会保险费，应当予以分割；4.刘某要求分割的2018年1月12日、2月21日、4月4日的外国汇款均系王某在韩国治病时花费的费用，不能作为共同财产分割；5.刘某要求分割的退职金4.8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6.刘某要求分割微信余额来源于王某9255银行卡，而该卡内16万元已作为共同财产被分割；7.高某银行卡的存款已支付给王某，用于偿还王某的汇款。王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且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一审将王某全部汇款收入作为共同财产分割错误。分割共同财产应在汇款基础上扣除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支出再予以分割。经核算，汇款后可分割的共同财产只有约7万元，且离婚诉讼中已分割完毕。2.一审认定王某隐匿转移财产的证据是伪造的。据以定案的王某在韩国的银行卡明细，系虚假证据，且存在以下重大瑕疵3.王某2018年的真实工资是199万韩元，约1.1万元人民币。根据4938号离婚案中王某韩国存折原件及翻译件显示，在王某回国前收入最高时期的2018年4月工资为1990970韩元，折合人民币11570元，该记录显示在存折2018年5月4日发放的工资记录中，2018年3月工资显示为存单中的4月5日发放工资为1994320韩元折合人民币为11578元。一审根据虚假影印件累计的2018年3月13日至5月15日收入12万元进而认定王某隐匿转移财产错误。刘某辩称，1.王某的收入应以2018年韩国工资存折为例，收入中既包括工资也包括补助。2.刘某在王某出国期间有打工收入，并非只依靠王某9255银行卡的工资余额生活。3.刘某提交的韩国卡照片的来源和内容真实，2018年7月刘某将韩国卡寄往韩国打工的亲戚，并由其持卡在韩国ＡＴＭ机输入四位数密码后，拍摄照片，该卡的翻译件在4938案当中提交过。4、王某在庭审中已承认韩国老板缴纳退职金保险。5.根据出入境携带现金的管理规定，5000美元在允许携带的范围内。王某不仅2018年携带现金，其他年度都有携带现金的情况，并且存在李文茹兑换现金的事实。从王某9255银行卡记录、微信记录、支付宝记录中可以看出其在2018年5月回国后至2019年8月，累计用上述消费方式消费不止9万元，若再有高某的现金给付消费，不符合常理。因此不存在高某给王某现金还款进行消费的情况。6.王某已承认2018年有未打印完整的往来款收入，表明其有存折外的其他收入。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分割王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18年1-4月从韩国工资灰色存折私自对外3笔大额汇款（其中1月12日转账1695100韩元、2月21日转账2595300韩元、4月4日转账123700韩元）；2.分割王某于2018年5月-2019年5月大额支出约9万元；3.分割王某于2015年5月26日汇款至高某账户后取现款项1.5万元人民币；4.分割王某未经刘某同意擅自微信及支付宝为其父母名下拆迁房消费款项17631元人民币；5.分割王某截至2020年2月13日微信余额约4196元；6.分割第三人高某尾号3290中国银行账户下2016年-2018年汇款给王某的3.9万美元；7.王某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王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刘某给付养老保险费24686.9元；2.刘某承担反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刘某与王某的婚姻纠纷及诉讼情况。刘某与王某原系夫妻关系，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2001年生育一子，居住于荣成市新庄南区。在婚姻存续期间，王某花费50000元，通过邀请函方式于2013年11月28日开始到韩国“东天红”（译名）饭店打工，职业为厨师。打工期间，王某每年均回国探亲一次，期间在国内停留十天左右，最终于2015年5月15日回国。王某回国时，刘某已于2018年3月赶往天津照顾病重父亲，直至2019年5月才回家。此后，刘某与王某因打工期间将工资汇至高某名下等问题产生矛盾。2019年6月12日，王某摔伤住院治疗，出院时结算医药费个人负担9493.75元，其中5493.75元系王某微信支付。王某出院后开始与刘某分居。2019年8月21日，刘某向一审法院提起（2019）鲁1082民初4938号（以下简称4938号）离婚诉讼。该案审理过程中，刘某曾对本案所涉王某20余万元汇款主张分割。当时一审法院曾利用查控系统对王某名下多个银行账户余额及明细进行过查询。王某虽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银行开过户，但并无资金往来信息，仅中国银行账户中有16万元存款。2020年2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4938号民事判决，认定：鉴于刘某目前的经济状况，共同财产应按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进行分割；刘某根据王某粗略的收入状况来推算王某的存款，不予认定；刘某提交的王某通过其母亲高某账户转账汇款的银行记录和一审法院查询的王某银行账户信息均不能认定王某转移或隐藏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刘某认为王某母亲高某侵犯其财产权益，可另案诉讼。据此，一审法院就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依法判决：王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某共同财产份额款10万元。后刘某与王某均未上诉，现该判决已生效。2020年4月20日，刘某提起（2020）鲁1082民初1869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以王某为被告，同时以王某母亲高某为第三人，再次要求对本案所涉王某20余万元汇款主张分割。2020年6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1869号判决，认定：刘某在离婚案件提交的王某通过其母亲账户转账汇款的银行记录和一审法院查询的王某银行账户信息，已作出不能认定王某转移或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结果，并对查明的夫妻共同财产作出了依法分割。而刘某再次提交在离婚案件中相同的证据材料，仍以王某婚姻存续期间私自转移隐藏共同收入为由提起诉讼，系重复起诉。据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某的起诉。后刘某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8月5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10民终2315号二审裁定，认定：在一审法院4938号离婚诉讼中，案涉争议256929.18元的相关证据虽在庭审中提交，但在上述4938号民事判决的查明事实、裁判说理及判决主文中均未提及上述256929.18元应如何认定和处理，也未认定是否与该案中已经处理的王某名下存款16万元相关联，反而在裁判说理部分明确载明刘某如认为王某的母亲侵犯其财产权益可另案诉讼，故应认定案涉争议的256929.18元在离婚诉讼中未予处理。刘某现提起案涉诉讼要求返还上述256929.18元并不构成重复诉讼，法院应予审查和处理，并根据当事人的诉请和抗辩意见合理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据此，裁定撤销1869号裁定，指定一审法院进行审理。本案之诉因此形成。（二）王某出国打工及收入情况。根据王某护照上的签证记载，其出入国情况如下。2013年11月28日首次出国，2014年3月17日回国。2014年3月28日出国，2015年5月25日回国。2015年6月5日出国，2016年4月4日回国。2016年4月15日出国，2017年4月3日回国。2017年4月14日出国，2018年3月2日回国；在该次出国期间王某于2017年11月份左右腰部患病并在韩国进行过治疗，因无好转遂于2018年3月2日回国治疗，后被告知不宜再出国打工。2018年3月13日出国，2018年5月15日彻底回国。王某该次出国主要目的是办理离职手续，待韩国老板找好替换人员后彻底回国。期间王某对自己在韩国的银行账户进行了清理，并对相关事宜进行了结算。庭审中，王某自称仅在彻底回国时携带少量韩元回国，否认探亲回国时携带过韩元。王某于韩国打工期间于2014年1月3日办理了银行账户，该账户分存折一份及对应银行卡一张，打工期间的工资收入及消费支出在该存折及对应银行卡上均有体现。2018年1月12日，因存折用尽，王某曾经更换过银行存折，现存韩国银行存折打印记录自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5月8日。韩国银行卡在韩国自动取款机查询的交易明细期间为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5日。刘某委托荣成市语硕翻译有限公司对王某的韩国存折及银行卡交易明细提供了翻译内容。王某韩国存折及对应银行卡于上述期间显示的收入情况如下。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王某韩国银行账户收入累计16490690韩元，折算人民币约9.89万元。2018年3月13日至5月15日，王某韩国银行账户收入累计20997939韩元，折算人民币约125988元。在上述收入期间内，除2018年4月13日向第三人高某账户汇款12000美元（兑换人民币75242.53元）外，王某在韩国期间还发生四笔大额支出，其中三笔大额支出（摘要的翻译内容均显示为“外国汇款”），分别为：2018年1月12日1695100韩元、2月21日2595300韩元、4月4日1723700韩元，合计折算人民币约3.6万元。对于该部分支出，王某认为荣成市语硕翻译有限公司作出的翻译内容不正确，但其现在已想不起该部分款项的用途，可能是其向韩国老板偿还已垫付员工个人应当承担的医疗费。另有一笔大额支出系对王某韩国银行账户最后一笔收入即2018年5月11日8014139韩元（折算人民币约4.8万元，说明翻译内容显示为“退职金”）连续三日直至取光的频繁支取。王某对此仍以翻译内容不准确提出异议，主张不清楚自己是否有退职金，但其对支取款项的去向仍无法清楚陈述，后称连续款项支出可能部分用于支付韩国老板垫付的医疗费，部分用于回国前购买礼品的消费。经庭审调查，王某自认其在韩国治疗腰病，韩国老板为其垫付医药费约二三万元。（三）王某向国内汇款及回国后的收入情况。王某在韩国打工期间仅向第三人高某在中国银行开设的银行账户进行汇款，未向刘某及其自己名下的中国银行账户汇款。高某接收汇款的中国银行账户账号尾号为0271，对应银行卡尾号为3290。该账户于2014年10月14日存现10元开户，接收汇款及兑换后的存取情况如下。一、2015年4月23日，王某向高某尾号0271中国银行账号汇款20000美元。王某回国后于5月26日在中国银行新开账户（账号尾号7711，对应银行卡尾号9255，该账户系王某在中国银行唯一账户），并与高某一起在中国银行将上述汇款兑换人民币123762元，当时即从高某账号中分两笔取现15000元，剩余108762元同时转账至王某中国银行卡，王某再从中取出100000元，存成王某名下一张三年定期存单（账号21×××33）。2015年5月25日，王某回国探亲。王某在2015年5月25日至6月4日回国期间未参加工作，其中国银行账户上显示的收入款项为：5月26日ＡＴＭ存款2000元（源自上述高某账户取现15000元）、5月30日ＡＴＭ存款5000元。截至王某2015年6月5日出国时，其中国银行账户内余额为2475.70元。对于上述取现15000元，除其中2000元存入王某银行卡外，双方对剩余13000元取现款项的下落存在争议，王某称该款由其实际持有消费，到下次出国前其又将消费剩余的5000元存进中国银行卡。刘某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款由高某持有。二、2016年3月7日，王某向高某尾号0271中国银行账号汇款10000美元。在王某回国前，高某于3月14日将上述汇款兑换成人民币64838.01元，并当即从中取出40000元存成一张高某个人名下存单（账号23×××97，王某称中间部分支取过，该款已于2020年9月18日最终全部支取）。剩余24838.01元由高某于4月2日从其中国银行账户中分两笔（每笔10000元）在ＡＴＭ取款合计支出20000元。2016年4月4日，王某回国探亲。王某在2016年4月4日至4月14日回国期间未参加工作，其中国银行账户上显示的收入款项为：4月7日ＡＴＭ存款17000元、4月10日ＡＴＭ存款2000元。以上合计19000元。截至王某2016年4月15日出国时，其中国银行账户内余额为7489.81元。三、2017年2月7日，王某向高某尾号0271中国银行账号汇款17000美元。在王某回国前，高某于2月8日将上述汇款兑换成人民币116858.69元，并当即从中取出116800元存成一张高某个人名下存单（账号21×××98，王某称中间到期转存10万元一次，该款已于2020年9月18日最终全部支取）。2017年4月3日，王某回国探亲。王某在2017年4月3日至4月13日回国期间未参加工作，其中国银行账户上显示的收入款项为：4月5日实时代付7000元，4月11日分两笔（一笔10000元、一笔4000元）合计ＡＴＭ存款14000元。以上合计21000元。截至王某2017年4月14日出国时，其中国银行账户内余额为7753.26元。四、2018年4月13日，王某向高某尾号0271中国银行账号汇款12000美元。在王某回国前，高某于4月16日将上述汇款兑换成人民币75242.53元，并当即从中取出75000元存成一张高某个人名下3个月定期存单（账号为21×××31）。该张存单由王某回国后于2018年7月17日全部支取，并于当日存成王某名下一张50000元一年期定期存单（账号21×××36）；剩余25279.07元则存现至王某中国银行卡内。王某在2018年3月2日至3月12日回国治疗腰病期间未参加工作，其中国银行账户上显示的收入款项为：3月7日ＡＴＭ存款1000元。截至王某2018年3月13日出国时，其中国银行账户内余额为516.08元。王某于2018年5月15日彻底回国，此后其中国银行账户上显示的收入款项为。5月20日ＡＴＭ存款1000元。5月27日柜台现金存款3650.95元（该款形成由来为：王某当日将2015年5月26日所存账号为21×××33三年期存单支取后获得本息合计113650元，其从中取出110000元重新存为账号22×××33一年期存单，剩余3650.95元现金存入王某中国银行卡）。6月10日案外人李文茹转账汇入5850元。7月11日ＡＴＭ存款2000元。7月17日柜台现金存款25279.07元（该款系上述王某支取高某75000元汇款存单并转存50000元后的现金余额）。7月26日微信零钱提现1000元（经查实系王某之子王森微信转款）。8月27日微信零钱提现1000元（经查实系王某之子王森微信转款）。11月19日支付宝提现1800元（经查实系案外人罗朝杰支付宝转款）。12月19日李文茹转账汇入12000元。2019年3月1日存单清户存入20175.67元（该款系王某于2018年8月30日存入账号22×××85的20000元存单支取后所得本息，王某称该存单款项源自其2018年回国后母亲高某给付现金2万元；刘某对此不予认可）。5月19日ＡＴＭ存款2000元。6月7日微信零钱提现3000元。7月8日支付宝提现500元（经查实确实非高某支付）。7月9日ＡＴＭ存款1200元。8月23日ＡＴＭ存款4000元。此后直至2020年1月1日，除涉及被4938号离婚纠纷一案分割的支取存单款项16万元外，王某在该中国银行账户中再未存入款项。经查实，4938号离婚纠纷一案分割16万元的由来如下：王某中国银行账号22×××33的11万元存单于2019年7月19日清户转入王某中国银行卡，合计本息112277.07元；王某中国银行账号21×××36的5万元存单于2019年7月19日清户转入王某中国银行卡，合计本息51013.35元。清户当日，王某从上述款项中又支取160000元存成账号22×××49的存单一张。该存单于2019年10月30日支取清户后转入中国银行卡本息合计160137.33元。后一审法院在（2019）鲁1082民初4938号离婚诉讼中对其中160000元进行了分割。对于李文茹转账汇入款项的情况，一审法院对李文茹进行了电话调查，其称：“我是做小林外语（音译）培训的老师，最初是为了学生出国方便经常几个学生一起帮他们兑换韩国、日本的外币，但王某与高某这两个名字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因为我们之间就是陌生人，交易完了一般就不联系了，而且就算刚兑换完的人我也不一定能记得住，何况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这都是那几年出国潮时候的事了，现在这块也不做了。那时兑换有的要现金我就给他现金，有的给账号我就打卡，但卡号是谁名下的我也不去记，毕竟大部分打工的人一般都在韩国上飞机前就兑换了，因为外国的汇率一般比国内高，直接汇款来家。除非临走前来不及的才带韩币现金回来，所以一般都带的不多，一般就是几十万韩币，折人民币也就几千元”。以上二至四项即2016年-2018年，王某向高某汇款累计3.9万美元，兑换人民币合计256666.23元。王某自称其仅使用中国银行一个账户，微信、支付宝也仅绑定尾号9255银行卡，其他银行虽有开户，但基本不用。4938号离婚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曾利用查控系统对王某的银行存款余额进行过查询，当时可见王某虽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银行开过户，但并无资金往来信息。王某自称每年回家探亲期间其一般会向中国银行卡存款2万元左右用于家庭消费。双方一致认可王某每次出国前将其中国银行卡留予家中使用。王某每年回国期间的消费均通过其中国银行卡支付或取现，其中国银行卡中也确实存在数额不等的消费支出。王某自2018年9月起开始在其表哥经营的加工部工作，同期案外人罗朝杰也与王某一起在该加工部工作。王某表哥通过微信（昵称为“一帆风顺”）根据出勤情况主要按400元／日（其中包含罗兆杰200元）向王某发放工资。经调查王某微信与支付宝查实：2018年9月至12月，王某从其表哥处工资收款16300元；2019年1月至8月，王某从其表哥处其他收款29100元，二者共计45400元。王某于2018年向罗朝杰代付工资转款76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上述一至四项中王某每次回国期间中国银行卡上的进款，王某主张上述每年回国期间的ＡＴＭ存款均系其母亲给付现金后存入，李文茹转账汇款也系其母亲高某打工带回外币兑换后存入的。刘某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上述2016年、2017年的ＡＴＭ存款均系王某回国私自携带韩币兑换的人民币现金，而非高某给付；2018年的ＡＴＭ存款主要系王某在其表哥处打工收入，亦非高某给付。经查，在4938号离婚纠纷一案的庭审中，对刘某提交其尾号9255中国银行交易明细中回国期间收入的问题，王某曾辩称“尾号9255国内账户是我在韩国的收入，我背的韩元现金回来兑换的，不是国内收入”。本案庭审中，王某又辩称该内容不属实，系书记员当时打印错误。（四）王某出国前刘某与王某的收入情况。刘某于2009年荣成大润发开业即在大润发工作，开始干导购员，当时工资发放至刘某在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中。根据银行流水明细显示：自2009年7月至2011年4月，刘某工资收入为23137元。刘某于2011年5月10日至2012年4月10日在大润发的家纺科干，期间工资发放至刘某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中，根据银行流水明细显示，该期间工资收入18972元（含保险）。刘某于2012年5月10日至2014年6月10日在大润发的面点科干，期间工资发放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中，根据银行流水明细显示，该期间工资收入45956.13元。后刘某因故离职在家待业。2015年10月，刘某开始在家家悦超市干小时工，期间工资发放至刘某新开的中国银行账户中，根据银行流水明细显示，该期间工资收入22693元。后刘某开始不固定地打零工，收入亦不固定。王某出国前曾于2010年3月起在荣鹰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工作，后于2011年3月离职，期间荣鹰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为王某交纳了社保，大约每月不到二千元。2011年8月起，王某又到荣成大润发工作一年，于2012年8月21日离职，期间大润发为王某也交纳了社保，一年工资收入不到3万元。（五）刘某的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2015年6月2日，王某回国期间，荣成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从王某尾号9255中国银行账户扣划刘某2015年社保费8268元。刘某认可该款系王某赚取收入支付。2016年4月8日，王某回国期间，荣成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从王某尾号9255中国银行账户扣划刘某2016年社保费9063元。刘某认可该款系王某赚取收入支付。2017年4月13日，王某回国期间，荣成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从王某尾号9255中国银行账户扣划刘某2017年社保费9253元。刘某认可该款系王某赚取收入支付。2018年3月22日，王某出国期间，荣成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从王某尾号9255中国银行账户扣划刘某2018年社保费10918.8元。王某中国银行账户显示：该次扣款的资金来源于2018年3月21日ＡＴＭ存款9900元，3月22日ＡＴＭ存款600元。刘某不认可该两笔存现来源于王某打工收入，主张该两笔款项存现于王某出国打工期间，款项来源于其在2017年9月30日提前支取存放在家中的现金9000元，不足款项由其父母及妹妹帮忙凑够后存现。经查，刘某于2017年9月30日从其中国银行账户中连续取现合计9000元。2019年5月13日，刘某从天津回家后，当时王某早已回国，荣成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从王某尾号9255中国银行账户扣划刘某2019年社保费11871元。刘某认可该款系王某赚取收入支付。（六）第三人高某出国以及国内存款情况。2017年2月13日至5月14日，高某出国至韩国。2018年，高某又多次出国至韩国。高某在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寻山支行有若干存单。银行系统显示：2015年4月13日支取一笔10000元；2016年1月支取两笔共27000元，3月支取一笔10000元，10月支取一笔10000元，11月支取一笔10000元；2017年1月支取一笔15000元，2月支取一笔9000元，3月支取一笔10000元，10月支取一笔10000元，12月支取一笔10000元；2018年1月支取两笔合计30000元，4月支取一笔20000元，6月支取一笔20000元，10月支取一笔10000元，12月支取两笔25000元。对于这些存单的实际去向，银行经办人员称：“高某确实拿着本人身份证到银行要求调取2015年-2018年期间的存单支取情况，我们当时也是费事给她从系统查询后提供了打印明细，后面手写日期是该存单的清户日期，手写金额是该存单的支取款项。我们从系统只能查到存单上述支取情况，但因为乡镇银行里老百姓经常会转存支取款项，所以明细上存单支取后的款项是直接转存或者再填些钱又转存了，还是把这些款项直接拿走了又或者汇给谁了，银行系统无法直接查询到。那需要到省行查询存根联，非常大的工作量，时间也需要很长，一般不会给查”。另查，王某回国期间以及回国后为其与刘某共同居住的新庄南区楼房置办了冰箱、热水器、开通天然气、油烟机、洗衣机、沙发、茶几、厨房洗碗池。对此刘某主张花费约2万元左右。王某于2018年底至2019年初期间为其父母在三环西区的拆迁楼房购置部分物资，刘某凭部分装修单据主张王某垫付金额17361元。对此王某主张购置款均系父母实际支付，其仅垫资跑腿办理而已。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1〕18号）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结合本案案情，刘某诉请分割的款项主要为婚姻存续期间王某的韩国打工汇款。根据（2020）鲁10民终2315号二审裁定，刘某与王某在4938号离婚纠纷一案中仅对查明王某在中国银行持有的16万元存款进行了分割，对于本案所涉的王某汇款收入以及该收入与16万元存款之间的关系未进行审查。据上，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刘某作为离婚后一方，有权提起离婚后财产分割之诉。故本案审查的重点为王某汇款情况以及高某接收汇款后的还付情况。对于双方争议较大的高某接收王某2016年至2018年三年汇款合计3.9万美元后的返还问题，根据上述逐笔理顺的存款事实看，4938号离婚纠纷一案中分割的16万元源自2015年5月26日高某陪王某兑换存取的10万元存单，与2018年4月16日王某作为代理人将高某兑换所存7.5万元存单支取后另存的5万元存单。显而易见，该16万元客观属于已在4938号离婚纠纷一案中进行过分割的款项，一审法院对此不再审查处理。对于上述两次汇款形成存单后的余额，因该两笔汇款的兑换或支取均有王某在场，尤其2018年王某中国银行账户上有明确的存整后余额进账留痕。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结合常理逻辑，可以认定高某将接收的2015年、2018年两笔汇款已实际还给王某之事实。故刘某主张对2018年汇款进行分割，明显属于重复起诉，应予驳回。刘某主张对2015年汇款取现1.5万元进行分割，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剩余的2016年3月7日汇款1万美元与2017年2月7日汇款1.7万美元，高某中国银行账户上明确可见，其将1万美元兑换后取其中4万元存整为高某个人名下存单，余额亦在王某回国前取现；将1.7万美元兑换后凑整支取116800元存为高某个人名下存单。现王某与高某均承认上述两张存单未交付王某，但主张王某回国后高某给付了现金并存现至王某中国银行卡上。而高某在2015年、2018年尚能配合王某支取汇款存单以还付汇款，而中间两年即2016年、2017年不以上述交付存单的常理性方式，反以繁琐的随手付现方式还付汇款，明显存在不合理性。退一步讲，即使按王某所述高某在其回国期间给予现金存现至银行卡，但2016年、2017年的存现金额明显远少于同期汇款金额，该情况也与常理严重不符。从2016年、2017年王某回国后中国银行卡的存现与消费情况对比看，王某2016年回国期间向中国银行卡存现19000元，2017年回国期间向中国银行卡存现21000元，每年均需为刘某卡缴社保费9000余元，出国机票约需一二千元，出国时银行卡上均剩余7000余元，该消费、结余情况与王某所述回国存现2万元基本相当，由此说明王某对回国后给予家用的款项存在预判能力。故结合王某在4938号离婚诉讼中曾自认回国期间国内无收入，尾号9255中国银行卡上均是其背韩元回国兑换人民币的陈述，以及李文茹在调查中陈述个人兑换人民币都是陌生人以及兑付时有现金有打卡的情况，根据禁止反言和高度盖然性原则，应以认定2016年、2017年回国期间王某银行卡存现款项均为王某私带韩元兑换人民币为宜。至于王某另以高某在其2018年5月回国后多笔还现并存至卡上为由进行的抗辩，从王某中国银行卡流水明细可见，该银行卡在2018年5月至离婚前的ＡＴＭ存现金额仅约1万元左右，其余款项来源基本与高某无关，此与王某庭审中关于银行卡进款均系高某给付的陈述严重不符。况且根据王某微信收款记录看，王某自2018年9月即开始在其表哥的加工部帮工，具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2018年至2019年可查询的微信留痕收入即可达三四万元，足见王某回国后不久已具有收入途径并客观赚取了收入。虽高某同期在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确实支取过其名下的多笔存单，但从一审法院对寻山支行的调查情况看，结合高某对王某汇款确实经常转存的事实，足见支取明细上记载的款项不必然代表高某将支取累计金额实际全部拿走。排除了转存等在王某银行流水查实情况与王某所述严重不符，且无证据证实高某持续性把持王某汇款存单具有合理性的情况下，本案证据尚不足以证实高某确实将个人存单支取款项交付过王某。据上，王某辩称在其回国期间高某以现金形式付清汇款，缺乏事实根据，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可以认定王某将2016年、2017年打工汇款交由母亲高某保管之事实。对于王某将2016年、2017年打工汇款交由母亲高某保管的行为是否构成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王某不但擅自将打工收入汇至其母亲高某名下，而且自4938号离婚诉讼起就反复主张出国打工汇款收入仅剩16万元，否认2016年、2017年的打工汇款收入仍现实存在的事实。足见，王某在言行上存在隐匿、转移打工收入的嫌疑。再者，从王某韩国银行账户记载回国前一年的收入情况看，王某在韩国2017年6月-2018年5月一年打工收入约人民币22万元，而王某汇款收入仅为人民币7.5万余元，即使按王某自述二三万元扣除韩国治疗腰病费用，汇款金额与收入金额之间仍然存在明显较大差距，据此更无法排除王某隐匿打工收入的合理怀疑。故本案中应以认定王某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2016年、2017年打工汇款存在隐匿、转移行为为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规定，考虑到被隐匿款项确实系王某赚取，一审法院酌定对隐匿的打工汇款以王某享有40%、刘某享有60%进行分割。因本案系离婚后财产纠纷，依据《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21条“一方将夫妻共同财产非法隐藏、转移拒不交出的，或非法变卖、毁损的，分割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的一方，应予以少分或不分。具体处理时，应把隐藏、转移、变卖、毁损的财产作为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的一方分得的财产份额，对另一方的应得份额应以其他夫妻共同财产折抵，不足折抵的，差额部分由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的一方折价补偿对方”之规定，本案中应以高某持有2016年、2017年王某打工汇款归王某所有，王某按该汇款金额的60%向刘某支付为宜。第三人高某在离婚后财产纠纷中并非适格责任主体，刘某诉请其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刘某提出的王某韩国银行卡于2018年1月、2月、4月、5月发生四笔大额资金支出的问题，该资金往来发生于王某韩国打工期间，考虑到王某于2017年底在韩打工期间腰部病发并进行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及临回国前购物频繁、花费较大等实际情况，在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证实王某转移隐匿该款项的情况下，结合离婚财产分割以经查实的现存财产为限的处理原则，本案中尚不宜认定该部分财产仍客观存在。刘某可在发现新证据后对该部分财产另案进行分割处理。对于刘某主张分割的王某离婚时微信余额约4196元、2018年5月-2019年5月大额支出约9万元、擅自通过微信及支付宝为其父母名下三环西区拆迁房装修消费17631元的问题，如上所述，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仅对能够查明的现存财产进行分割，故在没有证据足以证实王某大额支出9万元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的情况下，该9万元大额支出不属于现存财产，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同时现有证据亦无法证实王某离婚时存在微信余额以及准确数据，故本案对此亦不予处理，刘某可待查实后另案主张。王某为其父母拆迁房装修出资17631元系孝敬老人的表现，且金额尚在情理之中，符合公序良俗，应视为有效赠与行为，就该部分花费不宜作为共同财产再行分割。对于王某反诉主张分割刘某所缴社保费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1〕18号）第十三条规定，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缴付养老保险费，离婚时一方主张将养老金账户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实际缴付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某在王某出国打工期间的社保费大部分来源于王某赚取的收入款项，即使存在争议的2018年社保费，按刘某自述，亦源自其于2017年的工资收入。而无论是王某的打工收入还是刘某的工资收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均应属夫妻共同财产。据此，应当认定刘某五次社保费支出均源自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应当予以分割。故一审法院酌定刘某、王某对该社保费均可分得50%的份额。综上，刘某之本诉请求，部分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某之反诉请求，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1〕18号）第十三条、第十八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2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某2016年、2017年打工汇款分割款109018.02元［（64838.01元＋116858.69元）×60%］；二、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某出国期间所缴社保费24686.9元［（8268元＋9063元＋9253元＋10918.8元＋11871元）÷2］；三、驳回刘某对第三人高某的诉讼请求。以上两项相抵后，王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某打工汇款分割款84331元（四舍五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154元，由刘某负担2674元，王某负担2480元；保全费1805元，由刘某负担1039元，王某负担76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09元，由刘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刘某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清单，证实如需分割社会保险费，只能分割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金额，2015年至2019年其个人记账额分别为2496元、2736元、2793.6元、3235.2元、3504元。证据二、刘某2014年9月17日至2015年8月23日打工收入证明，证实王某出国期间刘某通过勤俭生活和劳动养家。证据三、王某韩国工资存折翻译件，证明原翻译件中2018年1月、2月及4月的“外国汇款”更正为“外币兑换。证据四、王某在韩国工作期间与工友外出就餐的照片，证实王某陈述其打工的饭店是四五人的小饭店不属实。经质证，王某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若养老保险缴费是单位缴纳，分割养老保险金只分割其个人缴费部分，若个人缴纳，出资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就出资部分进行分割；对证据二至证据三的证明效力均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王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王某2018年4月韩国工资清单原件、翻译件及翻译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2018年4月份工资11558元与1月份工资12777元，2月份工资11312元，3月份工资11578元相一致。一审认定王某两个月工资12万元，以及最后1年的工资22万元，认定事实错误。另，在工资明细翻译件上可见，养老保险、雇佣保险费均是零韩元，可见王某没有保险，不存在退职金。证据二、王某存折上收入支出明细及存折翻译件，证明王某4年半的收入约为46万元，一审刘某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流水内容与此明显不相符，应以该存折作为定案依据。经质证，刘某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均不认可。本院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某是否存在隐匿财产的情形，2016及2017年王某打工汇款181696.70元，应否作为离婚后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二、王某出国期间，刘某所缴社保费应否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三、高某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查明的事实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某擅自将其在韩国打工的汇款汇至其母亲高某名下，并由高某存为自己名下存单。高某及王某均认可，2016年及2017年该汇款由高某转存为存单后，并未将存单交付王某。王某称高某已将该部分款项通过现金的方式还给自己，并由其转存至银行卡内，但该主张证据不足，且从查明的事实看，王某存入银行卡的款项系其从韩国带回的韩币兑换为人民币后存入。结合离婚诉讼中，王某曾自认回国后无收入，银行卡的钱是其背韩元回国兑换的人民币。据此一审认定王某存在隐匿财产的情形并无不当。离婚诉讼中，对该部分财产未予分割，王某故意隐匿该部分财产，一审法院按照王某享有40%，刘某享有60%进行分割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刘某要求王某支付该部分款项的利息，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某主张其未隐匿夫妻共同财产、刘某提交虚假证据，一审未予质证，程序违法，二审中王某、刘某对该证据进一步发表了质证意见。经查，认定王某构成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据包括王某、刘某、高某的陈述、王某的银行汇款记录、高某的银行存款记录及高某的存单，上述证据能够相互佐证、印证，足以认定该事实。关于刘某主张分割王某银行卡内存款3.6万元，经查，该部分款项发生于王某在韩国打工期间，属于该期间内王某正常花销，故一审法院未予分割亦无不当。关于刘某主张王某有退职金及有微信余额应予分割等，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焦点二，2015年至2019年刘某以夫妻共同财产交付养老保险费，王某主张分割养老保险费。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缴付养老保险费，养老金账户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实际缴付部分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经查，在此期间内，刘某养老金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共计14764.8元，就该部分款项，王某可分得50%的份额即7382.4元。一审法院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总额进行分割，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刘某提出的“不应适用已废止的法律对该部分款项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该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之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刘某的该上诉理由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王某提出的案涉养老保险金分割时，应就出资部分进行共同分割，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采信。焦点三，从查明的事实看，高某系王某母亲，本案系离婚后财产纠纷，高某并非本案适格责任主体，刘某请求高某承担连带责任并请求人民法院调查高某所有银行账户交易情况，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王某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2民初4936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一）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某2016年、2017年打工汇款分割款109018.02元［（64838.01元＋116858.69元）×60%］，（三）驳回刘某对第三人高某的诉讼请求；二、撤销荣成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2民初49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某出国期间所缴社保费24686.9元［（8268元＋9063元＋9253元＋10918.8元＋11871元）÷2］；三、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某社会保险养老账户中个人缴费部分7382.4元。上述一、三项相抵后，王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某打工汇款分割款101635.6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54元，由刘某负担2674元，王某负担2480元；保全费1805元，由刘某负担1039元，王某负担76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09元，由刘某负担63元，王某负担1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10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2838元、王某负担27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金永祥审 判 员 于大海审 判 员 许 萍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赵 娟书 记 员 唐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