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民终3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安顺北里18号楼安顺2街1号。法定代表人：张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强，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黎，北京市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岳建斌，男，1979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秋芳，山西中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琴琴，山西中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临汾市洋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新开路北口。法定代表人：郭月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宝平，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富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岳建斌、原审第三人临汾市洋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洲房地产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初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信富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黎，被上诉人岳建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秋芳、赵琴琴，原审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宝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信富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岳建斌的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一审重新审理；2．由岳建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中信富通公司的主要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案涉房屋被查封前签订了合法的书面买卖合同”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错误。《盛世华庭-福苑认购协议书》（以下简称《认购协议》）缺少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具备的其余十项主要内容，且《认购协议》第四条已明确约定协议当事人旨在设立预约合同并非本约合同，一审法院的认定违反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二条的规定。《认购协议》2013年4月22日签订时，因预售许可证已过期（有效期至2012年5月31日），案涉房屋处于无证预售状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认购协议》属无效合同。《认购协议》未进行备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及《山西省建设厅关于加强商品房预（销）售管理的通知》第六条的规定，《认购协议》不具有合法性；根据与本案有关的其他相关案件的证据及一审庭审情况，可以得出《认购协议》实际签署时间并非在案涉房屋被查封前的高度盖然性结论。二、一审判决对于“岳建斌在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房屋”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与本案有关其他案件的证据及一审庭审情况，洋洲房地产公司出具的费用收据存在虚开问题，因此本案中洋洲房地产公司出具的费用收据不真实，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岳建斌未提交其已与洋洲房地产公司办理了房屋交付的证据。其提供的三张购货单据并非正式发票；四张2013年的物业暖气收据系单一性证明材料，不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无法证明费用已实际发生；未提供物业服务合同和2013年后查封之前的水电气暖物业费的支付凭证。在岳建斌未提出书面申请、现场勘验亦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通知中信富通公司即进行的现场勘验行为有悖审判中立原则且违反法定程序，并且法官只是进入案涉小区并未进入案涉房屋，现场勘验不能作为认定“占有”的依据。即使岳建斌占有了案涉房屋，但一审法院亦不应无视有关未经竣工验收的房屋系非法占有的规定，作出“合法”占有的错误认定。三、一审判决对于“案涉房屋被查封前岳建斌支付全部价款”的事实认定不清。岳建斌主张以转账方式支付房款并提交三张回单，不能说明付款人是岳建斌，也不能说明款项性质是案涉房款，其中14万元回单无原件；5万元和15万元回单的发生时间提前于《认购协议》。岳建斌主张其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款项，未提供现金来源、交付时间、地点、接受人情况、财产变动情况等证据佐证。另外，岳建斌提交的证据与《认购协议》中2013年4月22日一次性付清房款的内容相互矛盾。如前所述，洋洲房地产公司房款收据的开具非常随意，且其存在配合岳建斌诉讼的情况，房款收据没有证明力。如确实已收款，洋洲房地产公司能提供而未提供其现金账及财务账等会计账薄。岳建斌全款购房不符合交易习惯，且未按《认购协议》约定提前支付全部价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因此，一审法院不能将收据作为认定岳建斌房款已支付的证据。四、一审法院关于“未能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登记非购房人自身原因所导致”的认定系错误认定。岳建斌没有提供其有向房屋登记机关办理过户登记材料、或向洋洲房地产公司提出了办理过户登记的请求的有效证据。除案涉房屋在内的64套被查封房屋外的该栋楼房其他房屋购买人，均已同洋洲房地产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并办理了合同备案手续。岳建斌自购买房屋至今从未要求洋洲房地产公司同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创造办理过户登记的前提条件，说明其对于房屋过户登记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或处于放任态度。一审法院不应因为竣工验收问题而无视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岳建斌未尽合理注意义务问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中信富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岳建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岳建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享有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执行的权益正确。一、案涉房屋查封前，岳建斌已就案涉房屋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认购协议》已包含了交易双方、案涉房屋基本情况、房款及付款方式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同时岳建斌也已支付全部房款，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认购协议》应认定为书面房屋买卖合同。本案《认购协议》签订时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虽然过期，但并非自始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因而并不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中信富通公司所称的《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及《关于加强商品房预（销）售管理的通知》第六条规定的备案问题，均是管理性规范，即使违反，也并不会导致协议无效。二、案涉房屋查封前，岳建斌已合法占有案涉房屋。中信富通公司所称的收据虚开问题是其主观判断。本案中，岳建斌提交的证据加盖有公共服务部门的印章，能够相互印证，故应认定查封之前，岳建斌已入住案涉房屋。现场勘验是一审法院依职权而为，符合法定程序。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中的“合法占有”是指买受人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对不动产的占有，有合同依据，也指出卖人自愿将不动产移交买受人占有，并非买受人非法强占不动产。本案中，虽然案涉楼盘未经竣工验收，但岳建斌是基于合法有效的《认购协议》占有案涉房屋，洋洲房地产公司正常办理交房手续，不存在非法之说。三、岳建斌已支付全部房款。一审中，为证明付款情况，岳建斌提交了五份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分五次向洋洲房地产公司指定的吕建斌账户转存总计414184元，另提供2010年的封号单一张，证明交封号金500元。这足以证明岳建斌已支付全部房款。中信富通公司所称的只有部分回单，且14万元无原件的情况背离了一审法庭的调查认定。四、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岳建斌自身原因。案涉房屋之所以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是因案涉房屋所在楼盘未能通过竣工验收，房屋过户登记存在客观障碍，该障碍并非岳建斌导致。中信富通公司所称理由，过分加重岳建斌义务，超出法律规定的限度。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驳回中信富通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洋洲房地产公司述称，不同意中信富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同意岳建斌的答辩意见。岳建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排除对山西省临汾市解放东路盛世华庭小区1号楼3单元1502号房屋的执行，并解除查封；2．诉讼费由中信富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案涉房屋执行及执行异议的相关情况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在审理（2018）京02民初70号中信富通公司与临汾市洋洲石油供应有限公司、临汾市亿鑫源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临汾市尧都区尧尔欣经贸有限公司、吉文杰、许六斤、郭亮芳、吕建斌、赵志芳、洋洲房地产公司、海南兴隆太阳河投资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据中信富通公司的申请，作出了（2018）京02民初70号诉讼保全民事裁定书。二中院据此于2018年6月21日保全预查封了洋洲房地产公司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解放东路洋洲花园盛世华庭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64套房屋。二中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京02民初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洋洲房地产公司、临汾市洋洲石油供应有限公司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临汾市洋洲石油供应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20年4月21日作出（2019）京民终4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6月17日，二中院对案涉房屋进行续封。2020年8月，中信富通公司向二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岳建斌向二中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二中院作出（2020）京02执异23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岳建斌的异议请求。后岳建斌提起本案诉讼。二、关于岳建斌主张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权益的情况（一）关于签订《认购协议》情况岳建斌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22日，洋洲房地产公司作为出卖方，与岳建斌作为认购方签订的《认购协议》，其中载明：一、认购物业：认购方通过对出卖方所开发的“盛世华庭-福苑”项目充分的了解后，选择购买该项目1号楼3单元15层1502号房。建筑面积约125．7平方米（注：最终面积以房产部门测绘数据为准）。二、房款：单价3299元/m2；总价414684元。上述价格以建筑面积计算。三、付款方式：认购方按以下第1种方式付款。1．一次性付款：选择该付款方式，认购方须在签署本《认购协议》时支付总房款的90%；剩余10%的房款应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付清。四、双方承诺共同遵守如下约定：4．本认购协议为双方正式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的契约，自买卖双方签订时生效。买卖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认购协议书自动作废。洋洲房地产公司与岳建斌均认可双方后续未签署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信富通公司对《认购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认购协议》的签署时间、内容均与常理不符，鉴于洋洲房地产公司对岳建斌权利毫无保留地认可，中信富通公司怀疑《认购协议》并非于查封前签署。《认购协议》属于商品房预约合同，并非商品房预售或买卖合同。即使《认购协议》被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该《认购协议》并未备案，也不具有合法性。岳建斌主张当时洋洲房地产公司没有与其签订后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认购协议》已经具有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洋洲房地产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收受了购房款，《认购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洋洲房地产公司认可案涉《认购协议》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二）关于支付购房款情况岳建斌为证明已经支付购房款，提交了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行）电子回单五份，记载其五次向吕建斌转账：2011年5月16日转账50000元，2013年4月19日转账150000元，2013年4月21日转账140000元，2013年4月24日转账70000元，2013年4月26日转账4184元。洋洲房地产公司出具了两张收据，一张记载入账时间2013年4月24日、金额74184元，收款事由：盛世华庭1号楼3单元1502室房款；另一张记载入账时间2013年4月22日、金额340500元，收款事由：盛世华庭3单元1502室。岳建斌主张案涉房款打给了洋洲房地产公司指定的收款人吕建斌，洋洲房地产公司认可确有此类收付款情形。中信富通公司认为不能证明案涉房款已经实际交付。（三）关于案涉房屋占有使用情况岳建斌为证明其实际占有使用房屋，提交了：1．洋洲房地产公司出具的入账时间为2013年5月9日的暖气接口费等收据和同一天出具的电梯使用费等收据；2．有关家具的销售单、（送）销货单和收据；3．房屋室内照片三张。中信富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四）关于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经洋洲房地产公司申请，山西省临汾市建设局于2010年11月29日向洋洲房地产公司颁发了案涉楼盘的预售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0年11月29日至2011年5月25日，又于2011年7月19日向洋洲房地产公司出具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延期决定书，将上述期限延期至2012年5月31日。后该预售许可期限未再延期。洋洲房地产公司、岳建斌均未办理案涉房屋的物权登记手续。对于未办理案涉房屋的物权登记手续的原因，岳建斌主张其始终要求洋洲房地产公司为其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证，并已于2013年5月9日交纳维修基金10086元、交纳转移登记费、测绘费等7400元，但是洋洲房地产公司一直以种种理由拖延。洋洲房地产公司主张由于山西省临汾市当地的房产局变更为不动产局，业务停办了很长时间，后来又因房产局移交业务，直至后来出现房屋查封，综合导致了案涉房屋未能办理网签，案涉房屋所属的楼盘至今未能竣工验收，因此未能办理物权登记手续。为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17日至19日前往山西省临汾市就案涉房屋所属楼盘未竣工验收、案涉房屋未办理网签及未办理物权登记手续的原因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就案涉房屋居住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核实。山西省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工作人员反馈，因2009年7月洋洲房地产公司未按照规划审批建设案涉楼盘，于2016年3月14日被规划执法部门处以72．94833万元的罚款，洋洲房地产公司缴纳了罚款，至今洋洲房地产公司未提交案涉楼盘的竣工验收规划方面的申请；山西省临汾市房地产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反馈，2012年时确实存在过一次系统升级，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相关网签业务办理，不存在洋洲房地产公司所述的很长一段时间未能办理网签的情况。同时根据网签登记系统显示，山西省临汾市自2011年至今，每月都有办理网签的记录；案涉楼盘当时可以办理网签，并且在2011年6月、9月查询到案涉楼盘大量办理网签的记录。洋洲房地产公司和岳建斌均认可，案涉楼盘已办理网签的房屋未在（2018）京02民初70号案件被查封房屋范围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岳建斌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本案争议焦点是案外人岳建斌对执行中查封的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岳建斌对其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应负举证证明责任。岳建斌主张其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情形，享有足以排除中信富通公司基于其享有的债权对案涉房屋申请强制执行的权益。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一审法院参照上述规定，进行具体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商品房基本状况；（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八）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九）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十二）违约责任；（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本案中，洋洲房地产公司与岳建斌签订了《认购协议》，虽然《认购协议》中约定了“本认购协议为双方正式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的契约，自买卖双方签订时生效。买卖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认购协议书自动作废”，且洋洲房地产公司与岳建斌后续并未签署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认购协议》已经包含了当事人的名称、姓名、案涉房屋基本情况、购房款及付款方式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岳建斌与洋洲房地产公司之间买卖案涉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岳建斌于2013年4月向洋洲房地产公司支付了房款。洋洲房地产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22日、4月24日出具收据，认可岳建斌支付了全部购房款。案涉《认购协议》可以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案涉《认购协议》签署于2013年4月22日，系在2018年6月案涉房屋被查封之前。一审法院对中信富通公司关于案涉《认购协议》系房屋预约合同及未备案不具有合法性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岳建斌主张洋洲房地产公司于2013年5月即向其交付了案涉房屋。虽然岳建斌未提交其与洋洲房地产公司之间办理房屋交付手续的相关证据，但是根据岳建斌提交的自2013年5月9日起的物业费、暖气接口费、电梯使用费、燃气和水电费收据等证据，一审法院亦对案涉小区进行了现场勘验，可以认定岳建斌于2013年5月起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本案中，岳建斌主张，案涉《认购协议》签署后，其多次要求洋洲房地产公司配合办理网签及物权登记手续，但洋洲房地产公司始终未能予以配合。根据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况，案涉楼盘因未按照规划审批违法建设，被相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至今洋洲房地产公司也未提交案涉楼盘的竣工验收规划申请，故案涉楼盘未能通过竣工验收，亦因此未能办理案涉房屋的物权登记。故，未能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登记非购房人岳建斌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综上所述，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岳建斌享有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执行的权益，其要求一审法院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并解除对案涉房屋查封的理由成立，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停止对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解放东路盛世华庭1号楼3单元1502号房屋的强制执行。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岳建斌与洋洲房地产公司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本案买受人岳建斌与洋洲房地产公司之间虽未最终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且《认购协议》中约定了“本认购书为双方正式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的契约，自买卖双方签订时生效。买卖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协议书自动作废”，但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具备了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房屋位置、面积、房屋单价、房屋总价款及付款方式、双方权利义务等《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条款及主要内容，足以使双方的商品房交易行为处于明确稳定的状态，且岳建斌提交了洋洲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认购协议》约定的案涉房屋购房款，洋洲房地产公司对该事实亦予以认可，故本院可以认定案涉《认购协议》的性质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洋洲房地产公司与岳建斌签订《认购协议》时，案涉房屋的预售许可证不在有效期内，案涉《认购协议》未进行备案登记，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及《山西省建设厅关于加强商品房预（销）售管理的通知》第六条关于备案登记的规定，均是规制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行为，并不当然致使合同无效。《认购协议》系岳建斌与洋洲房地产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中信富通公司关于一审判决对于“案涉房屋被查封前签订了合法的书面买卖合同”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错误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岳建斌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房屋的问题。本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合法占有是指对不动产的支配和管理，应以是否实际控制不动产为标准。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岳建斌提交了洋洲房地产公司出具的入账时间为2013年5月9日的暖气接口费等收据和同一天出具的电梯使用费等收据，有关家具的销售单、（送）销货单和收据，房屋室内照片三张。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岳建斌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实际控制使用了案涉房屋，实现了对案涉房屋的占有。岳建斌基于《认购协议》占有案涉房屋，案涉房屋虽未经竣工验收，但系洋洲房地产公司违反相关规定导致交房行为有瑕疵，不能据此推翻岳建斌已对案涉房屋实际占有的事实，亦不能阻却岳建斌基于《认购协议》占有案涉房屋的合法性。故一审法院认定岳建斌在2013年5月起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并无不当。中信富通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时，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进行现场勘验，符合法定程序，中信富通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岳建斌是否已支付了全部价款的问题。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岳建斌与洋洲房地产公司签订的《认购协议书》约定，建筑面积约125．7m2，房款：单价3299元/m2，总价414684元。根据委托收款通知，洋洲房地产公司授权吕建斌代收购房款。岳建斌于二审期间提交五份电子回单原件，主张其五次向吕建斌转账：2011年5月16日转账50000元，2013年4月19日转账150000元，2013年4月21日转账140000元，2013年4月24日转账70000元，2013年4月26日转账4184元。洋洲房地产公司出具了两张收据，一张记载入账时间2013年4月24日、金额74184元，收款事由：盛世华庭1号楼3单元1502室房款；另一张记载入账时间2013年4月22日、金额340500元，收款事由：盛世华庭3单元1502室。岳建斌虽于《认购协议》签署日期之前支付房款，但前述付款金额与《认购协议》的签订内容，洋洲房地产公司开具收据的金额和时间等证据相互印证，且洋洲房地产公司亦认可收到岳建斌支付的案涉房屋全部价款，故一审判决关于岳建斌已经实际支付案涉房屋全部价款的事实认定正确，中信富通公司关于一审判决对于“案涉房屋被查封前岳建斌支付全部价款”的事实认定不清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因岳建斌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问题。一审法院查明，因未按照规划审批建设案涉楼盘，洋洲房地产公司于2016年3月14日被规划执法部门处以罚款，洋洲房地产公司缴纳了罚款，但至今未提交案涉楼盘的竣工验收规划方面的申请。即案涉项目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不具备产权证办理条件。故案涉房屋未办理所有权证并非买受人岳建斌的自身原因。综上所述，中信富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红英审 判 员 王 肃审 判 员 杨绍煜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英博书 记 员 王 峥书 记 员 岳 琳书 记 员 刘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