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99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书红，男，198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爱魅丽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高卓，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摆亚楠，女，1994年4月20日出生，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建平，女，198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兵红，北京京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书红因与被上诉人徐建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26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上诉人梁书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高卓、被上诉人徐建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兵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书红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112民初2649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判令驳回徐建平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徐建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梁书红签订《股东协议书》的行为构成欺诈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梁书红与徐建平于2020年1月18日签署《股东协议书》，约定梁书红将其名下持有的100%股权的北京爱魅丽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人公司）、北京壹品糁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品糁公司）作价100万，其中40%股权以40万元转让给徐建平。梁书红与丽人公司股东程某、唐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股权转让给梁书红，该协议尚在履行过程当中，该协议虽约定梁书红在付清全部转让款前不得将目标公司转让给第三方，但本案中徐建平仅支付给了梁书红36万元出资款，双方的《股东协议书》并未履行完毕，股权并未完成转让，另程某、唐某并不能单方解除协议、收回股权，且也有证据证实程某、唐某也认可了梁书红与徐建平的转让行为。故丽人公司、壹品糁公司的股权为梁书红100%持有。另程某、唐某本身在丽人公司占有的股份较少，梁书红现在是转让的40%的股权给徐建平，就算是存在与程某、唐某的股权转让协议尚未履行完毕，梁书红本身持有的股份也远远大于转让给徐建平的40%的股份，对徐建平带不来任何实际影响。梁书红转让的40%的股权本身也不侵害程某、唐某的权利。梁书红现有证据证明徐建平知悉上述两公司的股权结构，故梁书红与徐建平在签订《股东协议书》的过程中并未以欺诈手段，使徐建平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该协议书，不符合欺诈的构成。另徐建平陈述自身不知情也根本不合常理，因为工商登记完全可以对外查询，徐建平本身也知道存在这两名股东，且也知道梁书红与程某、唐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初衷也是为了与徐建平投资合作。因此本案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五十八条的规定，不能对双方的《股东协议书》予以撤销。综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徐建平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徐建平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梁书红的上诉请求。梁书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该予以驳回。徐建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梁书红与徐建平于2020年1月18日签署的《股东协议书》；2．返还徐建平40万元出资款；3．诉讼费由梁书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18日，徐建平（乙方）与梁书红（甲方）签订《股东协议书》，目标公司名称为丽人公司、壹品糁公司，各方一致商定出资比例及方式为，总投资金额100万元，甲方占60%，乙方占40%。此外该协议书还约定了股东权利和义务，以及股东会权利。对增加或减少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清算、变更公司形式、修改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等重大事务须51%以上的表决权才通过。徐建平、梁书红在落款处分别签字。另查明，徐建平向梁书红银行转账情况如下：2019年11月5日，徐建平向梁书红转账10万元；2019年11月15日，徐建平向梁书红转账10万元；2019年12月15日，徐建平向梁书红转账3万元；2019年2月25日，徐建平向梁书红转账2万元；2019年12月30日，徐建平向梁书红转账3万元。以上银行转账合计28万元。另有，徐建平向梁书红微信转账情况如下：2019年12月1日，徐建平向梁书红转账2万元；2019年12月10日，徐建平向梁书红转账1万元；2019年12月8日，徐建平向梁书红转账2万元；2019年12月11日，徐建平向梁书红转账2万元；2020年2月28日，徐建平向梁书红转账1万元。以上微信转账合计8万元。综上，徐建平向梁书红共计转账36万元。庭审中，梁书红确认收到了上述出资款；除此之外，未收到其他出资款。徐建平主张其还有其他付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再查明，丽人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于2017年12月19日，注册资本158万元，自然人股东为梁书红。壹品糁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18年1月3日，注册资本958万元，自然人股东为唐某、梁书红、程某。截至判决出具之日，上述企业信息未发生变化。2019年11月15日，程某（转让方、甲方）与梁书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合法持有的壹品糁公司（下称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甲方是目标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13．5%，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壹品糁公司13．5%的股份及其依据该股份享有的相应股东权益一并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在目标公司的上述股份及股东权利。乙方付清全部转让款45000元后，甲方配合乙方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乙方承诺自2019年11月至2020年10月，于每月15日前向甲方指定账户转入3750元。乙方未按照上述约定如期全额支付任何一期转让款的，甲方均有权要求乙方在2日之内将剩余全部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并额外向甲方支付未支付部分三倍的赔偿。乙方承诺在付清全部转让款前，乙方不得将目标公司转让给第三方，不得将股权、目标公司及其财产做任何抵押质押等担保，不得更改公司名称、公司注册地址等一切工商登记信息，也不得更改实际经营地址。乙方未按照约定支付转让款的，甲方有权选择单方解除本协议，收回转让的股权及店铺，甲方已收费用不予退还，并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此外，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9年11月15日，唐某（转让方、甲方）与梁书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合法持有的壹品糁公司（下称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甲方是目标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22．77%，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壹品糁公司22．77%的股份及其依据该股份享有的相应股东权益一并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在目标公司的上述股份及股东权利。乙方付清全部转让款75000元后，甲方配合乙方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乙方承诺自2019年11月至2020年10月，于每月15日前向甲方指定账户转入6250元。此外，该协议的约定的其他内容，与程某、梁书红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一致。庭审中，法庭询问了程某、唐某，程某、唐某称，梁书红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现双方亦有纠纷。另外，丽人公司、壹品糁公司均系程某、唐某、梁书红三人共同持有股份，对此，梁书红认可程某、唐某亦持有丽人公司股份，程某、唐某系隐名股东，实际占比跟在壹品糁公司一致。2020年9月22日，徐建平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原梁书红于2020年1月18日签署的《股东协议书》。徐建平称，按照梁书红所述其100%持有丽人公司和壹品糁公司的股份，但是从工商登记来看梁书红并不完全持有壹品糁公司股份；即使梁书红持有的壹品糁公司股份超过40%，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我方并不想跟除梁书红之外的人成为股东，故梁书红存在欺诈，造成我方的重大误解。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关于欺诈的认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徐建平与梁书红签订的《股东协议书》实质上为股权转让协议，梁书红以40万元将丽人公司、壹品糁公司各自40%的股份转让给徐建平。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丽人公司及壹品糁公司均系梁书红、程某、唐某三人共同投资，分别持股63．73%、13．5%、22．77%，其中程某、唐某为丽人公司的隐名股东。徐建平与梁书红签订《股东协议书》时，梁书红仅与程某、唐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程某、唐某分别作价将各自享有的股份转让给梁书红，但该协议尚未履行完毕，梁书红尚未取得相应的股份，且根据该协议约定，梁书红在付清全部转让款前不得将目标公司转让给第三方，程某、唐某有权单方解除协议、收回股权。本案中，徐建平系基于梁书红全部持有丽人公司、壹品糁公司股份而选择加入该公司，与梁书红共同成为该公司股东。梁书红在其与徐建平签订《股东协议书》时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徐建平对丽人公司、壹品糁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误解，进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签订了上述《股东协议书》。梁书红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徐建平有权自其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行使撤销权，现徐建平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上述《股东协议书》，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股东协议书》被撤销后，梁书红因该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梁书红。关于具体返还金额，徐建平主张其出资款为40万元，现梁书红仅认可收到出资款36万元，且徐建平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另外4万元出资款的给付情况，故法院对徐建平的主张不予认可。法院确认徐建平向梁书红支付出资款36万元，即梁书红应向徐建平返还36万元；徐建平主张的其余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徐建平与梁书红于2020年1月18日签署的《股东协议书》；二、梁书红返还徐建平出资款36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三、驳回徐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梁书红向本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要求法院调取梁书红与徐建平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案件事实。此外，梁书红、徐建平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梁书红陈述称其系丽人公司唯一股东，与案外人程某、唐某系合伙关系。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徐建平在与梁书红签订的《股东协议书》时是否构成欺诈、重大误解。从本案基础事实判断，本案应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约定，梁书红、徐建平约定，梁书红以40万元价格将丽人公司、壹品糁公司各40%的股份转让给徐建平。一审期间，梁书红自认双方约定丽人公司及壹品糁公司均系梁书红、程某、唐某三人共同投资，分别持股63．73%、13．5%、22．77%，其中程某、唐某为丽人公司的隐名股东。二审期间其主张系丽人公司唯一股东，与程某、唐某系合伙关系与其一审陈述矛盾，且未提供充足证据加以证实，故本院对其该陈述内容不予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徐建平与梁书红签订《股东协议书》时，梁书红尚未履行完其与程某、唐某签订的壹品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梁书红在付清全部转让款前不得将目标公司转让给第三方，程某、唐某有权单方解除协议、收回股权。在此情况下，梁书红将涉案目标公司股权作价转让，应就该事实向徐建平告知，现梁书红未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签订时其已将上述事实告知徐建平，梁书红作为出让方在徐建平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其签订转让合同，构成欺诈。徐建平依照法律规定要求撤销《股东协议书》，应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撤销该协议，并按照徐建平实际支付金额由梁书红向徐建平返还36万元，并无不当。梁书红二审期间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梁书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王东军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禹海波法官助理 李 君法官助理 冯 妍书 记 员 高 明-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