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2民终24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小兵，男，197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强来，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季瑜，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辉泽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张先桂，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先桂，男，197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浙江明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小兵因与被上诉人宁波辉泽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泽公司）、张先桂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浙0291民初2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小兵上诉请求：撤销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浙0291民初2162号民事判决，支持李小兵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并非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系错误，涉案《协议书》即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1．该《协议书》载明的事项系涉及公司管理的具体分配方案。该《协议书》涉及辉泽公司客户、货物、留存利润等，分配方案具体明确，本质是公司盈余分配，属于公司管理事项范畴。经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签署的，涉及公司管理或章程事项内的事项协议，本质属于股东会决议。2．辉泽公司和张先桂都认为《协议书》的性质是涉及盈余分配决议。一审庭审中，辉泽公司和张先桂答辩的第一点意见是认为《协议书》是载明公司盈余分配方案，但该方案因为违反法定的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李小兵认为，对于协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协议签署时便已经确立，不因当事人以外的人的意志而改变，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尊重。至于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是管理性规范，不影响利润的分配。当然，即使认为影响分配，也可将相应公积金和公益金提取，多余部分再行分配。必须明确的是，自辉泽公司成立，注册资金均未到位，协议所分配的财产都是公司利润。辉泽公司和张先桂答辩的第二点意见是认为协议实质是转让。对此，李小兵不否认其中有股权转让的内容，但股权转让的前提或协议的主要内容还是盈余分配，故《协议书》的本质主要还是盈余分配，至于股权转让可另行办理法律手续。3．辉泽公司同意盈余分配。一审法院认为，张先桂仅为股东，其个人对辉泽公司利润无权直接处分。李小兵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错误。张先桂并非直接处分辉泽公司财产，其是和李小兵一起以决议的方式作出，体现的是辉泽公司的意志，处理财产的主体是辉泽公司。这一点从辉泽公司在《协议书》上盖章也可以体现。4．张先桂支付利润不改变辉泽公司分配公司利润的本质，亦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本案中，分配利润的主体是辉泽公司，故将辉泽公司列为被告。又由于签订协议后，辉泽公司便由张先桂控制，具体实施操作的人是张先桂，张先桂亦愿意加入该债务，故协议中又约定甲方（张先桂）支付利润，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矛盾，且没有对案件给予明确定性。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协议书》非载明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另一方面又认为本案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而张先桂系股东，对公司利润无权处分驳回了李小兵对张先桂的起诉，前者否认案件性质是盈余分配法律关系，后者又肯定是盈余分配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既然认为李小兵的诉请因对法律关系的定性错误不能成立，则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对法律关系作正确定性，同时为避免讼累，应当在查明事实后向当事人释明，由当事人作出选择后再作出判决。                辉泽公司、张先桂共同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李小兵将张先桂列为一审被告，要求张先桂向其支付款项，实质是认为《协议书》系张先桂与李小兵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而该份协议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属于无效合同。二、《协议书》不是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该协议系由于双方不再愿意共同经营辉泽公司，李小兵通过将公司股权转让给张先桂的方式退出公司经营，在此基础上双方对公司客户、库存货物、留存利润、过渡期费用等作出约定，并且利润的支付方为张先桂，故李小兵据此主张辉泽公司分配利润于法无据。辉泽公司及张先桂从未认可《协议书》具有利润分配的公司决议的性质，在一审答辩状中已明确表示《协议书》的性质为股权转让，之所以提出“辉泽公司从成立至今，尚未提取公积金，不符合盈余分配的条件”，仅是基于本案案由用于证明本案基本事实，即辉泽公司目前不符合盈余分配的条件，从未涉及对《协议书》性质的表示。                李小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辉泽公司、张先桂给付李小兵利润422288.48元（变更后）。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31日，李小兵（乙方）与张先桂（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18年8月15日共同成立辉泽公司，现因各自发展需要进行撤股独立事宜，甲、乙双方合作终止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辉泽公司归甲方所有；就现有合作客户进行平均分配，双方有义务协助对方做好客户交接工作、收回货款；现有库存货物标注所属客户后，根据所分客户确认所属；盘亏库存按各自占股比承担，无法确定所属客户的库存按占股比进行分配；利润分配根据财务利润表按照所占股比进行分配，双方在合作期间所产生的各项费用、供应商应付货款等应付费用全部结算后产生的纯利，甲方每个月在3天内分配给乙方，等利润结算后一周内乙方将所持股变更给甲方，乙方必须保留30％利润比例不分配，先将公司股份变更给甲方。合同还就辉泽公司交接过程的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一审法院另查明，辉泽公司成立于2018年8月15日，法定代表人张先桂，股东为张先桂（持股51％）、李小兵（持股49％）。                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涉案中，李小兵以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诉至该院，系认为《协议书》属于股东会决议，即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事项所做决议，希望据此行使请求公司分配股利的权利，但李小兵同时将张先桂列为共同被告，认为张先桂应当依据《协议书》约定承担利润的付款义务，则又表明李小兵认可《协议书》所约定的支付公司利润的义务方为张先桂，其主张之中实有矛盾之处。结合上下行文，张先桂与李小兵之所以签订《协议书》，系由于双方不再愿意共同经营辉泽公司，李小兵通过将公司股权转让给张先桂的方式退出公司经营，在此基础上双方对公司客户、库存货物、留存利润、过渡期费用等作出约定，并且利润的支付方为张先桂，故《协议书》并非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李小兵据此主张辉泽公司分配利润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涉案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张先桂仅为公司股东，其个人对辉泽公司利润无权直接处分，李小兵要求张先桂向其支付辉泽公司利润，该院难以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小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15元，由李小兵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小兵主张的是要求公司盈余分配，依据主要是李小兵与张先桂的《协议书》，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协议书》的性质是否为载明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李小兵能否据此主张分配辉泽公司的利润。公司利润分配之诉是股东基于利润分配请求权提起的诉讼，利润分配请求权属于股权的权能之一，而股权是股东对公司的权利，故应以公司为被告。从李小兵的诉讼请求来看，其主张分配辉泽公司的利润422288.48元，依据的是其与辉泽公司另一股东张先桂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支付主体是张先桂。而根据法律规定，公司盈余分配的主体应为辉泽公司，而非同为股东的张先桂。综合《协议书》上下行文以及签订背景，该协议对辉泽公司的公司名称、客户、库存货物、留存利益、固定资产、费用等进行分配，实质是对辉泽公司全部财产的一种处理，该分配与公司盈余分配在分配目的、实现程序、分配内容上均有着明显区别，难以认定为载明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因此，李小兵依据《协议书》请求辉泽公司、张先桂共同支付利润分红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李小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15元，由上诉人李小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孔华            审判员梅亚琴            审判员施晓    二○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戚丽萱            书记员夏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