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19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新旺，男，汉族，1958年1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福，广西众望（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超平，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长华，男，汉族，1969年10月9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君，广东创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达亮，男，汉族，1963年6月4日出生，住浙江省永嘉县。原审被告：梁卫强，男，汉族，1985年8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开平市。原审被告：廖松康，男，汉族，1964年2月5日出生，住浙江省永嘉县。上诉人梁新旺因与被上诉人胡长华、原审被告黄达亮、梁卫强、廖松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3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新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长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梁新旺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交付给胡长华为由，认定梁新旺违约有悖生活常理。根据一审已查明的事实，梁新旺与胡长华签订《庙湾林场林木合作经营合同》（下称“《经营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7月26日，而梁新旺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时间是2016年7月27日。而且，6个《林木采伐许可证》准伐位置、储蓄量、出材量都与《经营合同》约定完全一致，无论是时间还是内容，从法律或情理都可以证明梁新旺是为履行《经营合同》而办理的采伐证。另根据湖南省绥宁县庙湾国有林场2021年5月25日出具的证明材料，梁新旺所提交的6份采伐许可证是双方合同所约定的林区的采伐许可证，一审法院认定“不足以证明该《林木采伐许可证》属梁新旺就涉案《经营合同》办理的砍伐证”显属错误。《经营合同》约定，梁新旺办理好砍伐证后，胡长华须支付300万元才能开始砍伐。原合同打印是“进行砍伐之日”付款，正式签订时涂改为“5天内即”付款，证明胡长华不支付300万元，梁新旺没有义务将砍伐证交付给胡长华。二、胡长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过梁新旺构成违约，一审判决梁新旺退还70万元没有合同依据，更没有法律依据。《经营合同》约定：“乙方必须准时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付款，同时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迟付款时间，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庙湾林场的采伐权和经营权，乙方此前所付给甲方的所有款项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有异议，如因甲方及丙方原因不能履行本合同，甲方及丙方应全额退回乙方所交付款，同时赔偿乙方经济损失及相关责任，所有款项一次性付给乙方。”双方约定非常明确，梁新旺认为可以没收胡长华已付款项100万元，正是基于合同约定。梁新旺2016年7月27日办理好砍伐证，胡长华未按约定时间支付300万元。如果是梁新旺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胡长华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更应当提供其要求梁新旺履行合同的证据。而本案中，胡长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曾要求梁新旺履行合同，或者主张过梁新旺违约，充分说明胡长华认可自己违约的事实，知晓梁新旺可以没收100万元。梁新旺退还胡长华30万元是基于善意处分自己的财产，一审判决却以梁新旺的善意作为赔偿依据的推断与常识及主流价值观相悖，不利于诚信社会构建。胡长华辩称：一、梁新旺在一审中辩称其依约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交付给了胡长华，但在一审法院要求其提供履行证据时，梁新旺明确回复没有证据。二、梁新旺至今也没有合同约定的砍伐证，因此也不存在履约可能。梁新旺一审提交的林木砍伐证上记载的是万富春公司申请，并非梁新旺或胡长华名义申请的，跟合同约定的采伐证无关。胡长华听说林区被他人砍伐，因此向梁新旺索要砍伐证，梁新旺一直避而不见。梁新旺根本提供不了合同约定的砍伐证，且一审中梁新旺确认涉案林木已被他人砍伐。三、《经营合同》修改的内容是双方一致同意修改的，且修改内容有利于梁新旺，无论按照修改前还是后的内容来说，梁新旺的行为都构成违约。四、梁新旺未依据合同约定办理砍伐证并交给胡长华，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终止。依据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一审法院判决梁新旺及黄达亮退回款项并承担利息损失合法合理。此外，梁新旺两次退款行为及一审判决与梁新旺承担共同责任的黄达亮对一审判决并无异议，亦能佐证一审判决合法合理。黄达亮提交书面答辩状述称：一、梁新旺与胡长华签订的买卖合同标的物是活立木，交付凭证是采伐许可证，胡长华没有支付货款的能力，是买卖没有成功的原因。黄达亮在取得庙湾林场林木合作经营权后，将经营权转让给梁新旺，由其承担造林和管护费用，生产的林木由其采伐收益。三方在签订案涉《经营合同》前，当年可销售的林木已完成采伐设计，具备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条件。签订合同后，梁新旺当时就打电话给庙湾林场的办事员戴兴长，通知其办理采伐许可证，第二天戴兴长电话通知梁新旺，采伐许可证办好。梁新旺告诉胡长华付清300万元后就可以直接到庙湾林场拿采伐许可证，但胡长华根本没有钱付，要求先砍伐，卖木头后再给钱，梁新旺不同意。胡长华因没有钱付，后来干脆跑了，连电话也不接。梁新旺与胡长华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先交300万才砍伐林木。胡长华没有支付价款，违约在先，一审法院却认为黄达亮违约。而且，采伐许可证的范围就是合同约定的范围，与黄达亮有关的林权也只有这一个，一审法院认为采伐证与案涉合同没有关系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梁新旺退还给胡长华30万元是其个人赠予行为，与黄达亮无关。黄达亮向法庭提交的关于绥宁县庙湾国有林场林权系列转让合同可以证明，在双方签订《经营合同》时，黄达亮已合法取得了涉案林木的砍伐权。综上，胡长华没有支付价款，按照合同约定交纳的定金应当没收，该合同当时已解除。一审判决黄达亮承担责任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胡长华的诉讼请求。廖松康于二审法庭调查后向本院提交书面材料述称：2013年起黄达亮让廖松康管理庙湾林场。2013年9月左右，黄达亮把双江工区、黄泥江工区、凉水井工区、驼背江工区的活立木转让给梁新旺，造林、抚育、管护还是由廖松康负责。2016年，胡长华、戴福喜经人介绍找廖松康买活立木，因活立木已转让给梁新旺，廖松康就介绍他们给梁新旺认识，之后，胡长华、戴福喜与梁新旺签订了合同采伐庙湾林场四个工区的林木。合同签订后，开始胡长华未付款，后来廖松康作为中间人催胡长华付款，胡长华才付了第一期100万元。采伐许可证办好后，胡长华没有付第二期300万元。廖松康作为中间人催胡长华付款，并告知其采伐证只有两个月有效期，必须在两个月内采伐完毕，过期不能采伐。胡长华之后一直未付款，后来跟廖松康说不做了。廖松康告诉他不做的话第一期100万元就没有了，胡长华称没有就没有。后来就由其他人采伐了该批活立木。梁卫强未答辩，亦未陈述意见。胡长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梁新旺、梁卫强、黄达亮、廖松康立即偿还胡长华已付合同款7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梁新旺、黄达亮收款之日起计算至全部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4.75%计算，暂算至2020年6月15日为128810元）；二、梁新旺、梁卫强、黄达亮、廖松康承担连带责任；三、由梁新旺、梁卫强、黄达亮、廖松康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6日，胡长华及案外人戴福喜为乙方与梁新旺为甲方、黄达亮为丙方于2016年7月26日签订《经营合同》，约定：一、甲方及丙方同意将坐落在湖南省绥宁县庙湾林场的四个工区（双江工区约5686亩、黄泥区工区约7752亩、驼背江工区约6666亩、凉水井工区约3327亩）的商品成熟杉木林全部承包给乙方经营采伐销售，2016年7月份之前伐林木与乙方无关，甲方及丙方保证以上四个工区不少于14000亩商品成熟杉木给乙方砍伐销售，在2016年内保证10000亩商品成熟杉木林给乙方，2020年内保证共计14000亩商品成熟杉木给乙方经营砍伐销售。二、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由乙方自主砍伐经营销售，经营所得归乙方所有。乙方付给甲方及丙方合作经营费共计人民币叁仟陆佰捌拾万元整，甲方每年不少于给乙方7000至12000立方米砍伐指标，每年5月份前提供60%指标，7月份前提供当年所剩余全部指标，依次类推直到商品成熟林全部砍完。三、付款方式：在签订合同后，乙方给甲方付款100万，此合同才生效。2016年甲方在办理全年的砍伐证五天内即付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10月付款人民币贰佰万元，12月5日付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17年乙方付给甲方（办理全年60%伐木证之后付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四、在办理砍伐指标、运输证、砍伐设计等费用由乙方负责（按照林业局的标准收取费用为准），如果乙方自己向上级部门争取砍伐指标，甲方必须及时提供一切证件和资料，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五、甲方保证所承包的以上四个工区的所属权是庙湾林场的所属地，保证无纠纷矛盾和第三者侵犯，如出现异常争议和其他包括运输及所有周边纠纷由甲方出面协调处理，所以费用由甲方及丙方承担。六、林场每年的全部配额指标由乙方支配使用。七、乙方必须保证每年砍伐工地在当年的十二月前全部拉山完毕，以保证不影响甲方的当年造林工作，否则责任自负，乙方砍伐后的造林等费用与乙方无关，如果因天气问题另做打算。八、经营合作采伐期限至2026年8月30日止。九、在经营过程中，如遇到不可抗力的大自然灾害，需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共同把事情处理好。十、在经营过程中，三方自觉遵守本合同条款，否则必须赔偿对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及相关责任。十一、甲乙丙三方一致达成以上付款方式及条款，乙方必须准时按合同时间付款，同时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迟付款时间，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庙湾林场的采伐权和经营权，乙方之前所付给甲方的所有款项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有任何异议，如因甲方及丙方原因不能履行本合同内容，甲方及丙方应全额退回乙方所交付款，同时赔偿乙方经济损失及相关责任，所有款项一次性付给乙方。十二、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自签字日起合同生效，合同期满自动失效。上述合同在丙方签名一栏载有黄达亮签名、代理人廖松康签名。胡长华签署上述合同后，于2016年7月30日向梁新旺、黄达亮支付了100万元，此款根据梁新旺及黄达亮的指示，胡长华通过银行转账至梁卫强的银行账户。此后，胡长华认为梁新旺、黄达亮未能依约办理及提供《林木采伐许可证》，没有继续支付合同余款，双方协议解除合同并由梁新旺、黄达亮全额退款；梁新旺则认为已依约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通知胡长华继续支付合同余款，但胡长华没有付款能力，经协商解除了《经营合同》，同意向胡长华退还30万元，并于2017年1月20日退还20万元，于2018年2月13日退还10万元。另查明，采伐证号为湘4300494408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根据万富春公司的申请，批准在庙湾林场黄泥江作业区（小班号：76，小地名：小马堂，树种：杉，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采伐期限自2016年7月27日至9月30日，采伐面积5.8公顷，采伐蓄积量956立方米，出材660立方米。采伐证号为湘4300494409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根据万富春公司的申请，批准在庙湾林场黄泥江作业区（小班号：35，小地名：小马坳，树种：杉，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采伐期限自2016年7月27日至9月30日，采伐面积12.3公顷，采伐蓄积量1852立方米，出材1278立方米。采伐证号为湘4300494410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根据万富春公司的申请，批准在庙湾林场双江作业区（小班号：45，小地名：双江，树种：杉，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采伐期限自2016年7月27日至9月30日，采伐面积13.3公顷，采伐蓄积量2144立方米，出材1479立方米。采伐证号为湘4300494411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根据万富春公司的申请，批准在庙湾林场双江作业区（小班号：4，小地名：双江，树种：杉，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采伐期限自2016年7月27日至9月30日，采伐面积4.4公顷，采伐蓄积量720立方米，出材497立方米。采伐证号为湘4300494412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根据万富春公司的申请，批准在庙湾林场双江作业区（小班号：7，小地名：双江，树种：杉，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采伐期限自2016年7月27日至9月30日，采伐面积1.2公顷，采伐蓄积量190立方米，出材131立方米。采伐证号为湘4300494413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根据万富春公司的申请，批准在庙湾林场双江作业区（小班号：12，小地名：双江，树种：杉，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采伐期限自2016年7月27日至9月30日，采伐面积10公顷，采伐蓄积量1636立方米，出材1129立方米。梁新旺确认涉案林木已由他人砍伐。再查明，案外人戴福喜自述其与胡长华就涉案《经营合同》是合作关系，其负责管理工作，其对涉案合同没有出资、没有劳动；且据其了解，梁新旺自述已办理了砍伐证，但其从未见过砍伐证，梁新旺也没有向其及胡长华交付砍伐证。戴福喜确认涉案100万元不属于其出资，是由胡长华向梁新旺支付，与其无关，并确认不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经营合同》仅约定了胡长华及案外人戴福喜以自主砍伐的方式向梁新旺、黄达亮购买活立木，并没有约定胡长华及案外人戴福喜参与庙湾林场林权的经营，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经营合同》是胡长华与梁新旺、黄达亮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胡长华主张梁新旺、黄达亮、梁卫强、廖松康退还涉案款项应否支持；二、胡长华涉案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涉案《经营合同》约定胡长华在梁新旺办理全年的砍伐证五天内支付300万元。虽然梁新旺在本案中提交了编号分别为湘4300494408至4300494413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但不足以证明该《林木采伐许可证》属梁新旺就涉案《经营合同》办理的砍伐证，并已将砍伐证交付给胡长华用于砍伐涉案合同的林木，应视为梁新旺没有依涉案《经营合同》办理砍伐证并将砍伐证交付给胡长华使用，胡长华对梁新旺、黄达亮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暂缓向梁新旺、黄达亮支付合同余款，故胡长华未向梁新旺、黄达亮支付合同余款，不构成违约。另梁新旺在庭审中确认涉案合同约定的林木已由他人砍伐，且胡长华、梁新旺在庭审中均确认因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实际上涉案《经营合同》已终止履行。因双方均未明确何时终止涉案《经营合同》，应视为双方于梁新旺开始退回30万元之日（2017年1月20日）解除了涉案《经营合同》。根据《经营合同》中如因梁新旺、黄达亮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梁新旺、黄达亮应全额退回胡长华所交付的款项的约定，梁新旺、黄达亮应向胡长华返还已收取的100万元款项，胡长华截至2018年2月13日已收回款项30万元，即梁新旺、黄达亮还需向胡长华退还款项为70万元。胡长华主张梁新旺、黄达亮退还70万元，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梁新旺、黄达亮在涉案合同解除后，没有依约全额向胡长华退回已收取的款项，是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客观上对胡长华造成了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胡长华主张梁新旺、黄达亮支付利息，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梁新旺分别于2017年1月20日、2018年2月13日向胡长华退还了20万元、10万元，涉案利息应从合同解除之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应偿还款为基数计付，即自2017年1月20日至2018年2月12日以8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8年2月13日起按70万元计算，胡长华主张均以70万元为基数计算，属其自主处分权的行使，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涉案利息应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0日至2018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75%）计付；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上述利息暂计至2020年6月15日为108462元，对胡长华主张的利息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梁卫强、廖松康是否需要向胡长华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虽然涉案款项是通过梁伟强的银行账户收取，但梁伟强不是涉案《经营合同》的相对方，其对涉案《经营合同》不负有权利和义务，且胡长华向梁伟强转账100万元属于根据梁新旺、黄达亮的指示交付款项，梁伟强收取的款项仍属于梁新旺、黄达亮所有，胡长华主张梁卫强向其陈偿还70万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廖松康仅作为黄达亮的代理人签署《经营合同》，其不是涉案《经营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涉案《经营合同》权利和义务应由合同相对人黄达亮承担，故胡长华主张梁松康向其偿还70万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营合同》并没有约定梁新旺、黄达亮向胡长华退还付款的期限，故胡长华可随时主张退还，梁新旺抗辩涉案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梁新旺、黄达亮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70万元、利息108462元及其后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6日起至款项偿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胡长华；二、驳回胡长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88.1元，减半收取6044.05元，由胡长华负担148.39元，由梁新旺、黄达亮负担5895.66元。胡长华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895.66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梁新旺、黄达亮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5895.66元。二审中，梁新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绥宁县庙湾国有林场证明一份，拟证明庙湾林场有5个林权证，万富春公司取得该5个林权证，并取得黄泥江工区、双江工区内6个《林木采伐许可证》，黄泥江工区、双江工区在庙湾林场范围内具有唯一性，可以开采对应区域的林木。二、万富春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记录，拟证明万富春森林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万富春森林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三、胡长华民事判决书1份，民事裁定书2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1份，限制消费令1份，拟证明胡长华2019年拖欠银行信用卡透支款4万多元无力偿还被诉至法院，法院经查询其名下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并向胡长华发布了限制消费令，胡长华是否具有支付3680万元合同款的能力值得怀疑。证据四、戴福喜刑事判决书1份，拟证明戴福喜因超过采伐许可证范围进行采伐被判刑，其清楚知道采伐林木需要采伐许可证，若梁新旺没有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需承担刑事责任。对梁新旺提交的上述证据，胡长华质证意见为：采伐许可证的申请人并非梁新旺，也非胡长华，不能证明该许可证许可梁新旺或胡长华有权砍伐林场，也不能证明梁新旺当时有向胡长华提供这些砍伐证，对林场出具的证明的质证意见亦同。证据二、三、四与本案无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认可。胡长华向本院提交两段手机录音，拟证明签定经营合同之后，胡长华要求梁新旺履行合同，梁新旺避而不见，且所谓的林场已经被其他人在砍伐。对胡长华二审提交的上述录音，梁新旺质证意见为：该录音形成于2017年5月4日和13日，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胡长华未提供录音原始载体，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也无法证明通话双方的身份。此外，该电话录音并非原始录音格式，5月4日的录音无开头和结束，存在剪辑。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梁新旺提交的绥宁县庙湾国有林场证明与本案争议事实存在关联，且胡长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梁新旺二审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胡长华提交的录音，因不能证实通话人的真实身份，且梁新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通话录音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另查明，2016年7月27日，绥宁县森林资源管理保护站向万富春公司颁发了六张《林木采伐许可证》，其中两张采伐许可证载明采伐地点为庙湾林场黄泥江工区，四张采伐许可证采伐地点为庙湾林场双江工区，上述采伐地点可以与案涉《经营合同》中约定的采伐地点对应。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围绕梁新旺的上诉请求，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梁新旺是否先履行取得《经营合同》所涉林木的采伐许可证并适当履行告知胡长华的合同义务；二、梁新旺应否向胡长华返还70万元及相应利息。关于梁新旺是否先履行取得《经营合同》所涉林木的采伐许可证并适当履行告知胡长华的合同义务的问题。案涉《经营合同》关于付款方式明确约定“在签订合同后，乙方给甲方付款100万元，此合同才生效；2016年甲方在办理全年的伐木证五天内即付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整）……”。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胡长华已履行付款100万元的事实无争议，故案涉《经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应全面、适当履行各自合同义务，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根据合同约定，胡长华应在梁新旺办理全年的伐木证五天内向其付款300万元，因此，本案应重点审查梁新旺是否先履行取得案涉合同所涉林木的采伐许可证并适当履行告知胡长华的合同义务。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外人戴福喜在一审法院向其询问时述称“梁新旺说已办理了砍伐证，但我方从未看见过砍伐证，梁新旺也从未将砍伐证交付给我们”。即戴福喜作为案涉《经营合同》买受人之一，其确认梁新旺已向其告知取得采伐许可证的事实。而且，根据案涉《经营合同》的约定，并不能得出梁新旺取得采伐许可证后应先将其交付给胡长华、戴福喜，胡长华、戴福喜才应向梁新旺履行付款300万元义务的结论。至于胡长华辩称梁新旺提交的案涉采伐许可证并非以梁新旺的名义或胡长华的名义申请的问题，本院认为，梁新旺提交的六张采伐许可证无论从采伐时间，还是采伐地点上均可以与案涉《经营合同》相互对应，因此，应当认定梁新旺已取得合同约定的采伐证并告知了买受人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梁新旺提交的六张采伐许可证不足以证明属梁新旺就涉案《经营合同》办理的砍伐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关于梁新旺是否适当履行告知义务的问题，本院在下一争议焦点问题中一并论述。关于梁新旺应否向胡长华返还7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涉案《经营合同》约定，梁新旺办理2016年全年的采伐许可证后五天内胡长华、戴福喜即应当向梁新旺继续履行支付300万元价款的义务。如胡长华、戴福喜不能按时付款，则梁新旺有权终止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具体到本案，虽然根据戴福喜的陈述可认定梁新旺已将取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口头告知给戴福喜，但不能认定梁新旺系通过适当方式向胡长华或戴福喜履行告知义务。根据戴福喜的陈述，并不能证明梁新旺向胡长华或戴福喜出示该采伐许可证并得到该二人的确认的事实，且亦不能证明梁新旺于何时通知、何时要求履行以及即便胡长华、戴福喜存在逾期履行，是否在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也就是说，梁新旺未能举证证明其已适当履行合同义务从而享有行使涉案合同约定或法定解除权的事实依据，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梁新旺确认其已将案涉林木出售给他人，案涉林木已被他人砍伐，合同不可能继续履行。而且，胡长华、梁新旺均认为案涉《经营合同》已终止履行，双方已协商解除案涉《经营合同》。但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清理问题，胡长华主张双方协议解除并约定由对方全额退款，而梁新旺则认为经协商解除了合同，其有权没收已收取的款项100万元无需退回，其仅是出于善意自愿向胡长华退还了30万元。因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故本院对双方上述关于合同清理的主张均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规定，胡长华主张梁新旺返还剩余的70万元款项于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但因胡长华不能举证证明关于该70万元款项的返还期限双方之间有明确约定，而对于应否返还该70万元款项梁新旺并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的规定，胡长华可随时要求返还。故对于胡长华主张的利息应从其起诉之日起以7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胡长华主张超出本院核定的部分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梁新旺、黄达亮自2017年1月20日起向胡长华计付利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梁新旺在二审法庭调查中提出的胡长华的授权委托书因未签名并按手印，只是加盖私章而无法律效力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的规定，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以加盖私章的形式委托他人代为诉讼，且胡长华于庭后向本院补充提交了手写签名并按捺指印的授权委托书，故对梁新旺就胡长华的授权委托书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黄达亮虽未就本案提起上诉，但其在案涉《经营合同》及本案诉讼中法律地位与梁新旺相同，本院对梁新旺上诉请求成立部分予以支持的法律效果亦应及于黄达亮。因此，黄达亮应对上述梁新旺向胡长华返还70万元款项并自胡长华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以7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所述，梁新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成立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35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35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梁新旺、黄达亮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70万元及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自胡长华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给胡长华”；三、驳回胡长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044.05元，由胡长华负担939.34；由梁新旺、黄达亮负担5104.71元。胡长华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104.71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梁新旺、黄达亮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补交一审案件受理费5104.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088.1元，由胡长华负担1878.68元，由梁新旺负担10209.42元。梁新旺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88.1元，多出的1878.68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胡长华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补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878.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 程石刚书 记 员 梁闪云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7民终19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新旺，男，汉族，1958年1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福，广西众望（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超平，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长华，男，汉族，1969年10月9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君，广东创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达亮，男，汉族，1963年6月4日出生，住浙江省永嘉县。原审被告：梁卫强，男，汉族，1985年8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开平市。原审被告：廖松康，男，汉族，1964年2月5日出生，住浙江省永嘉县。上诉人梁新旺因与被上诉人胡长华、原审被告黄达亮、梁卫强、廖松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3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新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长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梁新旺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交付给胡长华为由，认定梁新旺违约有悖生活常理。根据一审已查明的事实，梁新旺与胡长华签订《庙湾林场林木合作经营合同》（下称“《经营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7月26日，而梁新旺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时间是2016年7月27日。而且，6个《林木采伐许可证》准伐位置、储蓄量、出材量都与《经营合同》约定完全一致，无论是时间还是内容，从法律或情理都可以证明梁新旺是为履行《经营合同》而办理的采伐证。另根据湖南省绥宁县庙湾国有林场2021年5月25日出具的证明材料，梁新旺所提交的6份采伐许可证是双方合同所约定的林区的采伐许可证，一审法院认定“不足以证明该《林木采伐许可证》属梁新旺就涉案《经营合同》办理的砍伐证”显属错误。《经营合同》约定，梁新旺办理好砍伐证后，胡长华须支付300万元才能开始砍伐。原合同打印是“进行砍伐之日”付款，正式签订时涂改为“5天内即”付款，证明胡长华不支付300万元，梁新旺没有义务将砍伐证交付给胡长华。二、胡长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过梁新旺构成违约，一审判决梁新旺退还70万元没有合同依据，更没有法律依据。《经营合同》约定：“乙方必须准时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付款，同时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迟付款时间，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庙湾林场的采伐权和经营权，乙方此前所付给甲方的所有款项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有异议，如因甲方及丙方原因不能履行本合同，甲方及丙方应全额退回乙方所交付款，同时赔偿乙方经济损失及相关责任，所有款项一次性付给乙方。”双方约定非常明确，梁新旺认为可以没收胡长华已付款项100万元，正是基于合同约定。梁新旺2016年7月27日办理好砍伐证，胡长华未按约定时间支付300万元。如果是梁新旺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胡长华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更应当提供其要求梁新旺履行合同的证据。而本案中，胡长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曾要求梁新旺履行合同，或者主张过梁新旺违约，充分说明胡长华认可自己违约的事实，知晓梁新旺可以没收100万元。梁新旺退还胡长华30万元是基于善意处分自己的财产，一审判决却以梁新旺的善意作为赔偿依据的推断与常识及主流价值观相悖，不利于诚信社会构建。胡长华辩称：一、梁新旺在一审中辩称其依约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交付给了胡长华，但在一审法院要求其提供履行证据时，梁新旺明确回复没有证据。二、梁新旺至今也没有合同约定的砍伐证，因此也不存在履约可能。梁新旺一审提交的林木砍伐证上记载的是万富春公司申请，并非梁新旺或胡长华名义申请的，跟合同约定的采伐证无关。胡长华听说林区被他人砍伐，因此向梁新旺索要砍伐证，梁新旺一直避而不见。梁新旺根本提供不了合同约定的砍伐证，且一审中梁新旺确认涉案林木已被他人砍伐。三、《经营合同》修改的内容是双方一致同意修改的，且修改内容有利于梁新旺，无论按照修改前还是后的内容来说，梁新旺的行为都构成违约。四、梁新旺未依据合同约定办理砍伐证并交给胡长华，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终止。依据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一审法院判决梁新旺及黄达亮退回款项并承担利息损失合法合理。此外，梁新旺两次退款行为及一审判决与梁新旺承担共同责任的黄达亮对一审判决并无异议，亦能佐证一审判决合法合理。黄达亮提交书面答辩状述称：一、梁新旺与胡长华签订的买卖合同标的物是活立木，交付凭证是采伐许可证，胡长华没有支付货款的能力，是买卖没有成功的原因。黄达亮在取得庙湾林场林木合作经营权后，将经营权转让给梁新旺，由其承担造林和管护费用，生产的林木由其采伐收益。三方在签订案涉《经营合同》前，当年可销售的林木已完成采伐设计，具备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条件。签订合同后，梁新旺当时就打电话给庙湾林场的办事员戴兴长，通知其办理采伐许可证，第二天戴兴长电话通知梁新旺，采伐许可证办好。梁新旺告诉胡长华付清300万元后就可以直接到庙湾林场拿采伐许可证，但胡长华根本没有钱付，要求先砍伐，卖木头后再给钱，梁新旺不同意。胡长华因没有钱付，后来干脆跑了，连电话也不接。梁新旺与胡长华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先交300万才砍伐林木。胡长华没有支付价款，违约在先，一审法院却认为黄达亮违约。而且，采伐许可证的范围就是合同约定的范围，与黄达亮有关的林权也只有这一个，一审法院认为采伐证与案涉合同没有关系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梁新旺退还给胡长华30万元是其个人赠予行为，与黄达亮无关。黄达亮向法庭提交的关于绥宁县庙湾国有林场林权系列转让合同可以证明，在双方签订《经营合同》时，黄达亮已合法取得了涉案林木的砍伐权。综上，胡长华没有支付价款，按照合同约定交纳的定金应当没收，该合同当时已解除。一审判决黄达亮承担责任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胡长华的诉讼请求。廖松康于二审法庭调查后向本院提交书面材料述称：2013年起黄达亮让廖松康管理庙湾林场。2013年9月左右，黄达亮把双江工区、黄泥江工区、凉水井工区、驼背江工区的活立木转让给梁新旺，造林、抚育、管护还是由廖松康负责。2016年，胡长华、戴福喜经人介绍找廖松康买活立木，因活立木已转让给梁新旺，廖松康就介绍他们给梁新旺认识，之后，胡长华、戴福喜与梁新旺签订了合同采伐庙湾林场四个工区的林木。合同签订后，开始胡长华未付款，后来廖松康作为中间人催胡长华付款，胡长华才付了第一期100万元。采伐许可证办好后，胡长华没有付第二期300万元。廖松康作为中间人催胡长华付款，并告知其采伐证只有两个月有效期，必须在两个月内采伐完毕，过期不能采伐。胡长华之后一直未付款，后来跟廖松康说不做了。廖松康告诉他不做的话第一期100万元就没有了，胡长华称没有就没有。后来就由其他人采伐了该批活立木。梁卫强未答辩，亦未陈述意见。胡长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梁新旺、梁卫强、黄达亮、廖松康立即偿还胡长华已付合同款7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梁新旺、黄达亮收款之日起计算至全部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4.75%计算，暂算至2020年6月15日为128810元）；二、梁新旺、梁卫强、黄达亮、廖松康承担连带责任；三、由梁新旺、梁卫强、黄达亮、廖松康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6日，胡长华及案外人戴福喜为乙方与梁新旺为甲方、黄达亮为丙方于2016年7月26日签订《经营合同》，约定：一、甲方及丙方同意将坐落在湖南省绥宁县庙湾林场的四个工区（双江工区约5686亩、黄泥区工区约7752亩、驼背江工区约6666亩、凉水井工区约3327亩）的商品成熟杉木林全部承包给乙方经营采伐销售，2016年7月份之前伐林木与乙方无关，甲方及丙方保证以上四个工区不少于14000亩商品成熟杉木给乙方砍伐销售，在2016年内保证10000亩商品成熟杉木林给乙方，2020年内保证共计14000亩商品成熟杉木给乙方经营砍伐销售。二、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由乙方自主砍伐经营销售，经营所得归乙方所有。乙方付给甲方及丙方合作经营费共计人民币叁仟陆佰捌拾万元整，甲方每年不少于给乙方7000至12000立方米砍伐指标，每年5月份前提供60%指标，7月份前提供当年所剩余全部指标，依次类推直到商品成熟林全部砍完。三、付款方式：在签订合同后，乙方给甲方付款100万，此合同才生效。2016年甲方在办理全年的砍伐证五天内即付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10月付款人民币贰佰万元，12月5日付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17年乙方付给甲方（办理全年60%伐木证之后付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四、在办理砍伐指标、运输证、砍伐设计等费用由乙方负责（按照林业局的标准收取费用为准），如果乙方自己向上级部门争取砍伐指标，甲方必须及时提供一切证件和资料，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五、甲方保证所承包的以上四个工区的所属权是庙湾林场的所属地，保证无纠纷矛盾和第三者侵犯，如出现异常争议和其他包括运输及所有周边纠纷由甲方出面协调处理，所以费用由甲方及丙方承担。六、林场每年的全部配额指标由乙方支配使用。七、乙方必须保证每年砍伐工地在当年的十二月前全部拉山完毕，以保证不影响甲方的当年造林工作，否则责任自负，乙方砍伐后的造林等费用与乙方无关，如果因天气问题另做打算。八、经营合作采伐期限至2026年8月30日止。九、在经营过程中，如遇到不可抗力的大自然灾害，需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共同把事情处理好。十、在经营过程中，三方自觉遵守本合同条款，否则必须赔偿对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及相关责任。十一、甲乙丙三方一致达成以上付款方式及条款，乙方必须准时按合同时间付款，同时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迟付款时间，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庙湾林场的采伐权和经营权，乙方之前所付给甲方的所有款项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有任何异议，如因甲方及丙方原因不能履行本合同内容，甲方及丙方应全额退回乙方所交付款，同时赔偿乙方经济损失及相关责任，所有款项一次性付给乙方。十二、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自签字日起合同生效，合同期满自动失效。上述合同在丙方签名一栏载有黄达亮签名、代理人廖松康签名。胡长华签署上述合同后，于2016年7月30日向梁新旺、黄达亮支付了100万元，此款根据梁新旺及黄达亮的指示，胡长华通过银行转账至梁卫强的银行账户。此后，胡长华认为梁新旺、黄达亮未能依约办理及提供《林木采伐许可证》，没有继续支付合同余款，双方协议解除合同并由梁新旺、黄达亮全额退款；梁新旺则认为已依约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通知胡长华继续支付合同余款，但胡长华没有付款能力，经协商解除了《经营合同》，同意向胡长华退还30万元，并于2017年1月20日退还20万元，于2018年2月13日退还10万元。另查明，采伐证号为湘4300494408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根据万富春公司的申请，批准在庙湾林场黄泥江作业区（小班号：76，小地名：小马堂，树种：杉，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采伐期限自2016年7月27日至9月30日，采伐面积5.8公顷，采伐蓄积量956立方米，出材660立方米。采伐证号为湘4300494409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根据万富春公司的申请，批准在庙湾林场黄泥江作业区（小班号：35，小地名：小马坳，树种：杉，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采伐期限自2016年7月27日至9月30日，采伐面积12.3公顷，采伐蓄积量1852立方米，出材1278立方米。采伐证号为湘4300494410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根据万富春公司的申请，批准在庙湾林场双江作业区（小班号：45，小地名：双江，树种：杉，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采伐期限自2016年7月27日至9月30日，采伐面积13.3公顷，采伐蓄积量2144立方米，出材1479立方米。采伐证号为湘4300494411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根据万富春公司的申请，批准在庙湾林场双江作业区（小班号：4，小地名：双江，树种：杉，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采伐期限自2016年7月27日至9月30日，采伐面积4.4公顷，采伐蓄积量720立方米，出材497立方米。采伐证号为湘4300494412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根据万富春公司的申请，批准在庙湾林场双江作业区（小班号：7，小地名：双江，树种：杉，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采伐期限自2016年7月27日至9月30日，采伐面积1.2公顷，采伐蓄积量190立方米，出材131立方米。采伐证号为湘4300494413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了根据万富春公司的申请，批准在庙湾林场双江作业区（小班号：12，小地名：双江，树种：杉，采伐方式：皆伐）采伐，采伐期限自2016年7月27日至9月30日，采伐面积10公顷，采伐蓄积量1636立方米，出材1129立方米。梁新旺确认涉案林木已由他人砍伐。再查明，案外人戴福喜自述其与胡长华就涉案《经营合同》是合作关系，其负责管理工作，其对涉案合同没有出资、没有劳动；且据其了解，梁新旺自述已办理了砍伐证，但其从未见过砍伐证，梁新旺也没有向其及胡长华交付砍伐证。戴福喜确认涉案100万元不属于其出资，是由胡长华向梁新旺支付，与其无关，并确认不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经营合同》仅约定了胡长华及案外人戴福喜以自主砍伐的方式向梁新旺、黄达亮购买活立木，并没有约定胡长华及案外人戴福喜参与庙湾林场林权的经营，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经营合同》是胡长华与梁新旺、黄达亮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胡长华主张梁新旺、黄达亮、梁卫强、廖松康退还涉案款项应否支持；二、胡长华涉案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涉案《经营合同》约定胡长华在梁新旺办理全年的砍伐证五天内支付300万元。虽然梁新旺在本案中提交了编号分别为湘4300494408至4300494413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但不足以证明该《林木采伐许可证》属梁新旺就涉案《经营合同》办理的砍伐证，并已将砍伐证交付给胡长华用于砍伐涉案合同的林木，应视为梁新旺没有依涉案《经营合同》办理砍伐证并将砍伐证交付给胡长华使用，胡长华对梁新旺、黄达亮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暂缓向梁新旺、黄达亮支付合同余款，故胡长华未向梁新旺、黄达亮支付合同余款，不构成违约。另梁新旺在庭审中确认涉案合同约定的林木已由他人砍伐，且胡长华、梁新旺在庭审中均确认因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实际上涉案《经营合同》已终止履行。因双方均未明确何时终止涉案《经营合同》，应视为双方于梁新旺开始退回30万元之日（2017年1月20日）解除了涉案《经营合同》。根据《经营合同》中如因梁新旺、黄达亮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梁新旺、黄达亮应全额退回胡长华所交付的款项的约定，梁新旺、黄达亮应向胡长华返还已收取的100万元款项，胡长华截至2018年2月13日已收回款项30万元，即梁新旺、黄达亮还需向胡长华退还款项为70万元。胡长华主张梁新旺、黄达亮退还70万元，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梁新旺、黄达亮在涉案合同解除后，没有依约全额向胡长华退回已收取的款项，是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客观上对胡长华造成了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胡长华主张梁新旺、黄达亮支付利息，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梁新旺分别于2017年1月20日、2018年2月13日向胡长华退还了20万元、10万元，涉案利息应从合同解除之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应偿还款为基数计付，即自2017年1月20日至2018年2月12日以80万元为基数计算，自2018年2月13日起按70万元计算，胡长华主张均以70万元为基数计算，属其自主处分权的行使，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涉案利息应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0日至2018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75%）计付；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上述利息暂计至2020年6月15日为108462元，对胡长华主张的利息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梁卫强、廖松康是否需要向胡长华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虽然涉案款项是通过梁伟强的银行账户收取，但梁伟强不是涉案《经营合同》的相对方，其对涉案《经营合同》不负有权利和义务，且胡长华向梁伟强转账100万元属于根据梁新旺、黄达亮的指示交付款项，梁伟强收取的款项仍属于梁新旺、黄达亮所有，胡长华主张梁卫强向其陈偿还70万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廖松康仅作为黄达亮的代理人签署《经营合同》，其不是涉案《经营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涉案《经营合同》权利和义务应由合同相对人黄达亮承担，故胡长华主张梁松康向其偿还70万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营合同》并没有约定梁新旺、黄达亮向胡长华退还付款的期限，故胡长华可随时主张退还，梁新旺抗辩涉案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梁新旺、黄达亮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70万元、利息108462元及其后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6日起至款项偿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胡长华；二、驳回胡长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88.1元，减半收取6044.05元，由胡长华负担148.39元，由梁新旺、黄达亮负担5895.66元。胡长华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895.66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梁新旺、黄达亮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5895.66元。二审中，梁新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绥宁县庙湾国有林场证明一份，拟证明庙湾林场有5个林权证，万富春公司取得该5个林权证，并取得黄泥江工区、双江工区内6个《林木采伐许可证》，黄泥江工区、双江工区在庙湾林场范围内具有唯一性，可以开采对应区域的林木。二、万富春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记录，拟证明万富春森林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万富春森林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三、胡长华民事判决书1份，民事裁定书2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1份，限制消费令1份，拟证明胡长华2019年拖欠银行信用卡透支款4万多元无力偿还被诉至法院，法院经查询其名下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并向胡长华发布了限制消费令，胡长华是否具有支付3680万元合同款的能力值得怀疑。证据四、戴福喜刑事判决书1份，拟证明戴福喜因超过采伐许可证范围进行采伐被判刑，其清楚知道采伐林木需要采伐许可证，若梁新旺没有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需承担刑事责任。对梁新旺提交的上述证据，胡长华质证意见为：采伐许可证的申请人并非梁新旺，也非胡长华，不能证明该许可证许可梁新旺或胡长华有权砍伐林场，也不能证明梁新旺当时有向胡长华提供这些砍伐证，对林场出具的证明的质证意见亦同。证据二、三、四与本案无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认可。胡长华向本院提交两段手机录音，拟证明签定经营合同之后，胡长华要求梁新旺履行合同，梁新旺避而不见，且所谓的林场已经被其他人在砍伐。对胡长华二审提交的上述录音，梁新旺质证意见为：该录音形成于2017年5月4日和13日，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胡长华未提供录音原始载体，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也无法证明通话双方的身份。此外，该电话录音并非原始录音格式，5月4日的录音无开头和结束，存在剪辑。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梁新旺提交的绥宁县庙湾国有林场证明与本案争议事实存在关联，且胡长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梁新旺二审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胡长华提交的录音，因不能证实通话人的真实身份，且梁新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通话录音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另查明，2016年7月27日，绥宁县森林资源管理保护站向万富春公司颁发了六张《林木采伐许可证》，其中两张采伐许可证载明采伐地点为庙湾林场黄泥江工区，四张采伐许可证采伐地点为庙湾林场双江工区，上述采伐地点可以与案涉《经营合同》中约定的采伐地点对应。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围绕梁新旺的上诉请求，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梁新旺是否先履行取得《经营合同》所涉林木的采伐许可证并适当履行告知胡长华的合同义务；二、梁新旺应否向胡长华返还70万元及相应利息。关于梁新旺是否先履行取得《经营合同》所涉林木的采伐许可证并适当履行告知胡长华的合同义务的问题。案涉《经营合同》关于付款方式明确约定“在签订合同后，乙方给甲方付款100万元，此合同才生效；2016年甲方在办理全年的伐木证五天内即付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000000元整）……”。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胡长华已履行付款100万元的事实无争议，故案涉《经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应全面、适当履行各自合同义务，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根据合同约定，胡长华应在梁新旺办理全年的伐木证五天内向其付款300万元，因此，本案应重点审查梁新旺是否先履行取得案涉合同所涉林木的采伐许可证并适当履行告知胡长华的合同义务。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外人戴福喜在一审法院向其询问时述称“梁新旺说已办理了砍伐证，但我方从未看见过砍伐证，梁新旺也从未将砍伐证交付给我们”。即戴福喜作为案涉《经营合同》买受人之一，其确认梁新旺已向其告知取得采伐许可证的事实。而且，根据案涉《经营合同》的约定，并不能得出梁新旺取得采伐许可证后应先将其交付给胡长华、戴福喜，胡长华、戴福喜才应向梁新旺履行付款300万元义务的结论。至于胡长华辩称梁新旺提交的案涉采伐许可证并非以梁新旺的名义或胡长华的名义申请的问题，本院认为，梁新旺提交的六张采伐许可证无论从采伐时间，还是采伐地点上均可以与案涉《经营合同》相互对应，因此，应当认定梁新旺已取得合同约定的采伐证并告知了买受人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梁新旺提交的六张采伐许可证不足以证明属梁新旺就涉案《经营合同》办理的砍伐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关于梁新旺是否适当履行告知义务的问题，本院在下一争议焦点问题中一并论述。关于梁新旺应否向胡长华返还7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涉案《经营合同》约定，梁新旺办理2016年全年的采伐许可证后五天内胡长华、戴福喜即应当向梁新旺继续履行支付300万元价款的义务。如胡长华、戴福喜不能按时付款，则梁新旺有权终止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具体到本案，虽然根据戴福喜的陈述可认定梁新旺已将取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口头告知给戴福喜，但不能认定梁新旺系通过适当方式向胡长华或戴福喜履行告知义务。根据戴福喜的陈述，并不能证明梁新旺向胡长华或戴福喜出示该采伐许可证并得到该二人的确认的事实，且亦不能证明梁新旺于何时通知、何时要求履行以及即便胡长华、戴福喜存在逾期履行，是否在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也就是说，梁新旺未能举证证明其已适当履行合同义务从而享有行使涉案合同约定或法定解除权的事实依据，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梁新旺确认其已将案涉林木出售给他人，案涉林木已被他人砍伐，合同不可能继续履行。而且，胡长华、梁新旺均认为案涉《经营合同》已终止履行，双方已协商解除案涉《经营合同》。但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清理问题，胡长华主张双方协议解除并约定由对方全额退款，而梁新旺则认为经协商解除了合同，其有权没收已收取的款项100万元无需退回，其仅是出于善意自愿向胡长华退还了30万元。因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故本院对双方上述关于合同清理的主张均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规定，胡长华主张梁新旺返还剩余的70万元款项于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但因胡长华不能举证证明关于该70万元款项的返还期限双方之间有明确约定，而对于应否返还该70万元款项梁新旺并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的规定，胡长华可随时要求返还。故对于胡长华主张的利息应从其起诉之日起以7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胡长华主张超出本院核定的部分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梁新旺、黄达亮自2017年1月20日起向胡长华计付利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梁新旺在二审法庭调查中提出的胡长华的授权委托书因未签名并按手印，只是加盖私章而无法律效力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的规定，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以加盖私章的形式委托他人代为诉讼，且胡长华于庭后向本院补充提交了手写签名并按捺指印的授权委托书，故对梁新旺就胡长华的授权委托书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黄达亮虽未就本案提起上诉，但其在案涉《经营合同》及本案诉讼中法律地位与梁新旺相同，本院对梁新旺上诉请求成立部分予以支持的法律效果亦应及于黄达亮。因此，黄达亮应对上述梁新旺向胡长华返还70万元款项并自胡长华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以7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所述，梁新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成立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35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35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梁新旺、黄达亮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70万元及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自胡长华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给胡长华”；三、驳回胡长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044.05元，由胡长华负担939.34；由梁新旺、黄达亮负担5104.71元。胡长华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104.71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梁新旺、黄达亮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补交一审案件受理费5104.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088.1元，由胡长华负担1878.68元，由梁新旺负担10209.42元。梁新旺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88.1元，多出的1878.68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胡长华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补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878.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吴拥军审判员李海审判员刘邦中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程石刚书记员梁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