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74民终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娇，女，196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玉梅，女，196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伏栋，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洪娇因与被上诉人孙玉梅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31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洪娇，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伏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洪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玉梅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孙玉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刘洪娇与孙玉梅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刘洪娇仅是向孙玉梅提供咨询服务。孙玉梅想投资科诺币，因刘洪娇投资过科诺币，故其向刘洪娇咨询投资科诺币事宜，并请求刘洪娇帮忙操作科诺币APP中虚拟币的买入业务。此过程中，孙玉梅均在场。刘洪娇相关操作亦均取得孙玉梅同意。因孙玉梅不会操作科诺币APP，故将款项交给刘洪娇，再由刘洪娇将款项汇入孙玉梅科诺币APP的个人账。期间刘洪娇未收取孙玉梅任何费用，双方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刘洪娇无需对孙玉梅购买的科诺币的亏损承担责任。二、刘洪娇受孙玉梅胁迫签订的相关协议，应予撤销。2018年9月14日，由于科诺币持续亏损，孙玉梅来到刘洪娇在丰台区大葆台经营的水松缘店里闹事，干扰刘洪娇正常经营，孙玉梅情绪激动。刘洪娇担心女儿、儿媳及孙子的人身安全，被迫签订承担孙玉梅科诺币损失的协议。协议内容非刘洪娇真实意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受胁迫一方有权要求法院撤销相关协议。综上判为所请。孙玉梅辩称，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理由：一、孙玉梅对于科诺币的相关操作、流程、费用均不了解。二、刘洪娇就科诺币存在虚假宣传，孙玉梅委托投资后，科诺币网站很短时间内出现问题，直到最后崩盘。三、双方签订协议对购买科诺币的金额进行了确认，并对不能卖出的损失确定了分摊比例，双方构成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四、包括孙玉梅在内的众多投资者均在刘洪娇处购买科诺币，相关款项均支付给刘洪娇。刘洪娇是科诺币北京地区的负责人。孙玉梅有理由相信，刘洪娇通过包括收取提成在内的方式获利。五、双方签订相关协议系出于自愿。在沟通过程中，刘洪娇主动书写协议，孙玉梅并未胁迫刘洪娇。类似协议，刘洪娇也向另案当事人陈亮、王翔杰、付世军出具过，其中涉及陈亮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综上，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刘洪娇的上诉请求。孙玉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依法判令刘洪娇支付59750元；2.判令刘洪娇支付利息（以59750元为基数，按照LPR利率4.65%，自2020年1月1日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暂计到2020年9月25日为2040元）；3.刘洪娇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31日，孙玉梅向刘洪娇转账支付10.86万元；当日，孙玉梅通过陈亮向刘洪娇微信支付1万元；2018年4月2日，孙玉梅通过陈亮向刘洪娇微信支付0.095万元。以上合计11.955万元。2018年9月14日，刘洪娇与孙玉梅签订字据一份载明：“2018年3月31日孙玉梅买科诺币（SNC）1008个币×单价11.86-119500元，经双方达成协议，等到明年2019.12.31号如果SNC科诺币卖了收回当初成本互不相欠，如果不够成本双方共同承担各占50%（一半）。”落款处，刘洪娇签字并书写身份证号、手机号、日期，孙玉梅签字、书写身份证号、日期。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8月26日期间，孙玉梅与刘洪娇微信沟通，孙玉梅催促刘洪娇按协议履行，刘洪娇称没钱，让其等等。庭审中，经法庭询问，刘洪娇陈述交易流程为：“原告转账给我，我是登陆原告的账户去向卖家买币，卖家直接将币交付原告账户，我从我的银行卡账户向卖方支付款项，因为原告没有手机银行。钱是在线下支付的，网站只是交付科诺币。网站上的‘钱包’也不是用来收钱而是交付科诺币。”关于账号由谁操作，原告陈述：“账号是自己注册的，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所以交给被告操作。”被告陈述：“原告自己注册的，但原告自己不会操作所以我操作。”关于账户是否还能打开、卖出，双方均认可网站打不开了，无法卖出。一审法院认为，孙玉梅将款项交付刘洪娇，并将“虚拟币”账户交给刘洪娇操作，双方签订协议对购买“虚拟币”金额进行确认，并对不能卖出的损失确认分担比例，双方之间成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现结算条款中约定的条件已经成就，即平台无法登录、“虚拟币”无法卖出，显然已无从弥补成本，刘洪娇应依约承担约定金额的50%，即59750元。关于刘洪娇辩称签订协议系受胁迫的意见。该院认为，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欺诈的认定需达到较高的证明标准。现刘洪娇无证据证明其受到胁迫，该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孙玉梅请求刘洪娇赔偿59750元并自到期日次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成本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因报价利率定期发布，对于孙玉梅按照年息4.65%计算该院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洪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孙玉梅59750元；二、刘洪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孙玉梅利息损失（以5975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以不超过年息4.65%为限）；三、驳回孙玉梅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47元，由刘洪娇负担（已由孙玉梅预交，刘洪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交予孙玉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孙玉梅于一审程序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和微信转账记录，结合刘洪娇在一审程序中就操作孙玉梅账户进行“虚拟币”交易所作陈述，可以认定双方就孙玉梅委托刘洪娇进行“虚拟币”交易达成了合意，双方此后就成本损失分担达成的书面协议系就结算事宜作出的安排，亦可印证委托关系的存在。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认定双方构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刘洪娇关于其仅是向孙玉梅提供咨询服务，双方不构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刘洪娇主张其与孙玉梅签订的内容为“不够成本双方共同承担各占50%”的协议，系出于孙玉梅胁迫。对此，刘洪娇负有证明责任，且应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证明标准。现刘洪娇未就其主张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该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上述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现双方均认可涉案平台无法登录，在案证据亦显示孙玉梅存在成本损失。上述协议约定的给付条件已经成就，刘洪娇应当依约承担给付义务。综上所述，刘洪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4元，由刘洪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江锦莲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张晓伟书 记 员 王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