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35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淡水古井五路4号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MA51BR9H7Y。法定代表人：陈楷，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波，男，汉族，1959年7月23日出生，户籍住址汕头市潮阳区。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端娇，广东鸿浩（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耀煜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鸿泰工业区秋宝路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MA53574E5X。法定代表人：张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进，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嘉欣，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森公司）、陈玉波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耀煜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3民初49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第一、二、三项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后补充提交了证据，上诉人在质证意见中明确要求核对原件，但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就证据原件组织上诉人核对，径行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一，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货单”存在明显的暇疵，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已交付的事实。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显示，第二组证据第6、7页与第8页的发货单上签收人“林杨生”和签名不一致，而第9页、10页“林杨生”的签名又不一致，第42页的签收人是何人都无法得知，根据全部的发货单可以明显看到，签收人“林杨生”的签名多达10种以上的不同笔迹，该发货单如此多的不合理现象，都说明了该发货单至少存在不真实的嫌疑。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就发货单出现的签名存在多人笔迹作出合理解释，但被上诉人明确予以拒绝，而一审法庭也并没有就该重要事实进行查明。而且被上诉人在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中，有部分证据是林杨生本人所签署的，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单上“林杨生”签名的笔迹凭肉眼即能辨别出来存在显明的差异，但一审法院仍然没有就直接影响案件判决的事实进行查实。其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合同编号：XX《玻璃购销合同》玻璃销售合同真实性存疑，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被上诉人提交的合同编号：XX《玻璃购销合同》证据有以下疑点：其一，该合同被上诉人签订的时间为2020年4月2日，而上诉人签订的时间却为2020年7月10日，前后间隔了三个多月，存在明显的不符合常理。而且被上诉人一审补充提交证据称，上诉人陈玉波向其微信下单，但其提供的微信下单中并没有2020年4月份的采购单。其二，该销售合同中的陈玉波签名也非其本人所签，通过肉眼完全可以分辨，此销售合同中的陈玉波签名与被上诉人提交的承诺书、2019年的销售合同、微信采购单中的陈玉波签名完全不同，明显为他人所签；其三、该销售合同处上诉人的公章也存在虚假的，通过与2019年的销售合同的印章比对，可以明显看到该印章与真实的2019年销售合同及承诺书中的印章不同，说明该印章存在虚假的事实。一审中上诉人申请对该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以“印章的真假并不能否认陈玉波后续向原告下达采购订单及双方陆续对账的事实”为由，不予准许上诉人的鉴定申请。其四、该合同约定的付款条款为款到发货，但是上诉人并未支付与该合同相关的款项，如果说该合同是真实的，那根据销售合同中的约定，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要求上诉人先付款后交货，双方之间自2019年9月才刚开始合作，也非合作稳定的老客户，为何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未按约定支付货款的情形下，却于2020年4月8日、9日、11日、13日、15日、24日一直持续的向上诉人交付货物？况且，双方之间还存在2019年12月26日结算款未完全支付的情况下。其五，该份合同中的合同金额为725000元，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其称2020年4月份的购销金额为162381.15元，差距太大，又为何没有按合同约定的金额725000元交付？一审法院对于合同编号：XX《玻璃购销合同》的真实性都未予以查实，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上诉人的采购单，而相应的发货单也存在签收人不一致，又如何能依据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从而认定上诉人已完成了货物的交付义务？而且虽然该份合同的真伪与上诉人陈玉波后续是否下单采购的事实没有关联性，但却对于4月份的货物交易是否真实存在至关重要，一审法院对以上事实均未予以查明。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三款规定，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已交付货物的发货单存在明显的瑕疵，而《玻璃购销合同》也存在明显的瑕疵和不合理，应依法由被上诉人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其证明力。三、被上诉人与陈华英的微信记录既无法证实是不是陈华英，也不能完全证明双方已对账完毕。其一，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第一次补充证据说明中的微信记录显示，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与陈华英2020年8月19日的聊天记录，而认定完成了证据链的闭合。根据陈华英在第二次的补充证据中的聊天记录称，其于2020年8月3日已离职回老家，此时其已非上诉人财务人员，所谓的陈华英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聊天称“不只7月，每月老板都没签名……。”，因其已离职，其意见并不能代表公司。其二，根据被上诉人第二次补充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第15页至20页，可以看到，第15页的微信页面与16-18页面的聊天记录中显示的图像都不一致，第一次补充提交的证据微信记录也同样，根本无法证明该聊天记录中的当事人就是财务陈华英。其三，对于被上诉人第二次提交的补充证据，一审法院并未组织上诉人核对原件，上诉人在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中要求核对原件，但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组织核对原件。四、一审法院第一项判决所涉及的利息计算起点是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对于2019年12月26日结算的货款514696.15元，在扣除已付320000元后，利息计算起点应从起诉之日起计算。2019年9月10日双方签订了合同编号：XX的《销售合同》，合同约定了产品、预计数量、单价，未约定具体金额，付款方式：二零一玖年十一月十日前付清全款。2019年11月7日，被上诉人交付完货物，2019年12月26日，双方对账确认实际合同金额为514696.15元。2019年12月2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承诺结算的货款为514696.15元，在2020年1月12日前支付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正（￥250000），对于剩余货款未约定付款时间。根据以上事实，虽然《销售合同》中有约定付款方式，但因该合同是据实结算的合同，而非固定金额的合同，双方也于2019年12月26日进行了最终结算，并对于货款的支付时间进行了重新的约定。而一审中双方也均确认，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支付了320000元，因此，该部份的结算款差额为194696.15元，该部分差额的计算时间应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时开始计息，而一审法院却判决自2019年11月11日起分阶段开始计息是错误，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五、原审第二项判决中要求上诉人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除了2019年的《销售合同》中有涉及费用承担方式的约定，而虚假的2020年4月的《销售合同》中并没有涉及费用承担方式的约定，5月、6月、7月、8月均没有相应的销售合同，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以任何形式约定了费用承担方式，而被上诉人主张的律师费、保全费所对应的是全部合同金额，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据事实而对费用的承担作出合理的分配，判决全部费用由上诉人承担明显的不公平。六、上诉人陈玉波不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民法典》第六十条规定，“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的债务是上诉人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债务，依法应由其作为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意在限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采用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等手段，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前提是该股东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出现了混同。然而从本案目前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往来均是以公对公的方式进行，个人与公司财产没有显示出现了混同。而上诉人诉请的事由中，也没有以陈玉波作为公司股东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为由，从而要求陈玉波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本案不应否认上诉人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司法人人格，陈玉波依法无需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应对向上诉人完成了交付承担举证责任，但综合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完成举证义务。而一审法院对于存在诸多疑点和不合理的事实和依据，也没有依法就此查明事实，不能排除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即作出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一审法院程序正确。答辩人已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将补充的证据向被答辩人出示核实原件，庭后提交复印件。因被上诉人已经在原一审中发表了意见且庭后亦提交了质证意见，故原一审法院程序并无不当。二、被答辩人授权林杨生与答辩人下订单且有权签收货物。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其不清楚林杨生是谁，且不是被答辩人员工，但在答辩人提供的其与被答辩人陈玉波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答辩人陈玉波通过微信下单的单据基本上均由陈玉波、林杨生等人签字确认下单，首先，该下单微信记录足以证明被答辩人与杨林生相互认识，故答辩人在一审庭审中做虚假陈述，恶意妨碍民事诉讼程序，贵院应当追究被答辩人的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予以严厉惩罚。其次，从这些订单来看，订单是由被答辩人与林杨生共同签字下单的，表明被答辩人已经向林杨生作出授权，授权其下单、签收货物的权利，因此，林杨生有权签收货物。再次，退一步来讲，即使被答辩人未直接授权杨林生签收货单，但被答辩人与林杨生共同下单的行为也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林杨生有权签收货物。最后，被答辩人在一审、二审中均未就“林杨生”的签字申请笔迹鉴定，因此，应当认定林杨生的签字均为林杨生本人签字。三、涉案XX《玻璃购销合同》真实、有效，对各方产生约束力。首先，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交易习惯来看，各方基本上通过微信联系，签订合同、下订购单、进行对账等，因此，各方应对交易过程中形成的电子传真件、复印件予以认可。其次，该合同最后一行显示“传真件有效”，表明被答辩人的回传是对复印件的效力无异议，才予以回传的。再次，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合同的签字不是“陈玉波”本人签字，且未就该签字申请笔迹鉴定，因此，应当认定该签字是被答辩人陈玉波本人签字。另外，所加盖的公章也是被答辩人自行加盖，被答辩人认为公章虚假应当提供公章为虚假的证据，且所签字人员为“陈玉波”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无论该合同是否有加盖公章，不影响该合同成立及生效。最后，无论该合同是否有正式签订或者生效，均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被答辩人确实在2020年4月-7月份期间陆陆续续通过微信等下答辩人下单订货，每月均有对账的事实，被答辩人应向答辩人支付货款。四、被答辩人通过其财务陈华英，其与答辩人进行对账的行为应认定为有效行为，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涉案款项。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承认“陈华英”系其公司财务人员，负责与答辩人对账等工作。因此，被答辩人应当与该员工核实，若为虚假记录，被答辩人应该向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虽陈华英在微信中自称离职时间是在2020年8月3日，但陈华英已在其在职期间完成对账工作，与答辩人核对2020年4月-7月份全部对账单，并且，被答辩人在此交易期间均未直接向答辩人的对账单提出过任何异议，因此，应当认定被答辩人对此期间的对账单无异议。另外，退一步讲，即使陈华英未与答辩人对账，但涉案发货单均有被答辩人签收，被答辩人应向答辩人支付相关款项。五、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承担的利息起算时间符合各方约定。首先，涉案《销售合同》约定被答辩人应在2019年11月10日前支付完2019年度期间产生的货款，其单方承诺不能作为支付货款起算时间。另外，关于2020年4-7月份期间货款，各方虽合同约定款到发货，但被答辩人迟延支付的行为属于逾期支付，应当按照货到付款作为货款起算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利息起算时间点符合各方约定。六、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符合约定且依法有据。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的规定，被答辩人作为败诉方应当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合理诉讼费用。另外，根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败诉方承担。”，本案系由于被答辩人迟延支付货款，导致答辩人起诉至法院，由此产生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用应当由被答辩人承担。七、被答辩人陈玉波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第63条规定，被答辩人陈玉波应当就被答辩人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产独立于自身财产进行举证，否则，陈玉波应当承当举证不能的责任，由其对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669052.55元；二、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利息33942.69元（按中国人民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从2019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2020年9月10日，利息为33942.69元（计算方式详见附表）；三、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25800元；四、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费1457.59元；五、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0日，原告耀煜公司与被告大森公司签订一份《销售合同》，约定被告大森公司向原告耀煜公司购买白玻钢化夹胶，合同生效后第2天起7-10天内交货，2019年11月10日前付清全款。如有争议，提交至供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由此产生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保金费等由败诉方承担。2019年12月26日，双方进行了对账，确认被告大森公司欠付原告耀煜公司货款514696.15元。同日，被告（有陈玉波签名并加盖被告大森公司印章）向原告耀煜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上述货款在2020年1月12日前支付250000元。此外，原告耀煜公司还主张被告大森公司2020年4月8日-8月4日期间向其采购白玻钢化夹胶，并欠付货款合计374356.40元。原告耀煜公司为此提交了编号为XX的《玻璃购销合同》（供方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2日，并加盖印章，需方落款日期为2020年7月10日，并加盖印章，载明款到发货）、对账单（客户签名盖章处无签名、未加盖印章）、送货单（除2020年8月4日的收货人因字体潦草无法辨别外，其余均签有“林杨生”）、原告与被告大森公司时任财务陈华英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5月5日-2020年8月19日）及原告与被告陈玉波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3月21日-2020年7月18日，包括下达订单，订单签有“陈玉波”“林杨生”）予以证实。被告大森公司时任财务陈华英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将大森公司4-7月份对账单发给陈华英，并要求陈华英回签。陈华英回复称不只7月份，每月老板都没签名。原告与被告陈玉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玉波陆续向原告下达采购订单，并曾于2020年7月6日表示7月份进度款来肯定会安排，因为6月份集团没出账。原告耀煜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及被告大森公司的时任财务为陈华英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上述除2020年8月4日送货单外的其他证据予以采信。2020年8月4日送货单的收货人无法确认，且无相关证据予以补充证实，故一审法院对此部分不予采信。虽然被告对本部分证据及货款不予认可，但被告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推翻，且其庭审时所作的有关林杨生并非其公司员工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大森公司先后于2020年1月13日、2020年3月30日、2020年5月29日、2020年6月19日、2020年9月11日分别转账支付原告耀煜公司100000元、34079元（2020年3月25日、3月27日送货，已开具增值税发票，未在原告耀煜公司诉请范围）、100000元、20000元、100000元（原告耀煜公司未将此100000元在诉请中扣减）。另查明，被告大森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股东是被告陈玉波。再查明，原告耀煜公司为主张本案债权，与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原告耀煜公司为此转账支付代理费25800元，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为此开具了代理费发票。诉讼过程中，被告大森公司申请对上述《玻璃购销合同》中的公章与承诺书、2019年对账单上的公章进行鉴定，是否系同一公章。庭审时，被告称不清楚林杨生是谁，不是被告工作人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上述《承诺书》的货款514696.15元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其他部分货款，虽然被告大森公司对上述《玻璃购销合同》提出异议并申请印章鉴定，但此印章是否与承诺书、2019年对账单上的公章为同一印章，并不能否认被告陈玉波后续向原告下达采购订单及双方陆续对账的事实，因此，被告大森公司申请的鉴定并无必要性，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经核算，原告耀煜公司向被告大森公司2020年4月-2020年7月交付货物的货款合计374304.20元（其中2020年4月份162381.15元、2020年5月份132161.35元、2020年6月份51588.20元、2020年7月份28173.50元）。以上两部分货款合计889000.35元。扣减被告大森公司已付320000元（2020年1月13日100000元+2020年5月29日100000元+2020年6月19日20000元+2020年9月11日100000元），被告大森公司仍欠付569000.3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诉请的货款569000.35元及利息予以支持。但利率一审法院酌定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即以514696.15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1日起计至2020年1月12日；以41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3日起计至2020年5月28日；以31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9日起计至2020年6月18日；以29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9日起计至2020年9月10日；以19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162381.15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132161.35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51588.2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28173.5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对原告耀煜公司主张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至于律师费和保全担保费的问题。因双方已在合同明确约定，且被告违约事实客观存在，原告耀煜公司亦提供了合同、转账记录及发票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陈玉波的责任承担问题。由于被告大森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陈玉波作为该公司唯一股东，至今尚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耀煜公司提出的有关要求被告陈玉波对被告大森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惠州市耀煜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69000.35元及利息（以514696.15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1日起计至2020年1月12日；以41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3日起计至2020年5月28日；以31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9日起计至2020年6月18日；以29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9日起计至2020年9月10日；以19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162381.15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132161.35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51588.2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28173.5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利率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惠州市耀煜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律师费损失25800元和保全担保费损失1457.59元。三、被告陈玉波对被告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惠州市耀煜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52元（已按规定减半收取），保全费4164元，合计9716元，由被告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和被告陈玉波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对2020年4月至8月的货款不予认可，但被上诉人提供了该期间的送货单，送货单上均有林杨生的签名，上诉人上诉主张该签名存在不真实性，但却未提出笔迹鉴定，亦未提交其它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且被上诉人亦提交了其与陈玉波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陈玉波有与林杨生一起向被上诉人下达订单，因此一审对该部分货款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关于利息，双方于2019年9月10日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2019年11月10日前付清全款，一审认定该部分货款从2019年11月10日计算利息并无不当，而对于2020年4月至8月的货款，一审认定从收货之日起计算亦并无不当。关于诉讼费和保全费，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并无不当。另，上诉人大森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陈玉波系该公司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陈玉波未能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大森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04元，由上诉人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陈玉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艳妹审 判 员 于海砚审 判 员 黄**锋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翟婧文书 记 员 王威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35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淡水古井五路4号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MA51BR9H7Y。法定代表人：陈楷，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波，男，汉族，1959年7月23日出生，户籍住址汕头市潮阳区。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端娇，广东鸿浩（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耀煜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鸿泰工业区秋宝路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MA53574E5X。法定代表人：张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进，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嘉欣，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森公司）、陈玉波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耀煜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3民初49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第一、二、三项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后补充提交了证据，上诉人在质证意见中明确要求核对原件，但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就证据原件组织上诉人核对，径行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一，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货单”存在明显的暇疵，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已交付的事实。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显示，第二组证据第6、7页与第8页的发货单上签收人“林杨生”和签名不一致，而第9页、10页“林杨生”的签名又不一致，第42页的签收人是何人都无法得知，根据全部的发货单可以明显看到，签收人“林杨生”的签名多达10种以上的不同笔迹，该发货单如此多的不合理现象，都说明了该发货单至少存在不真实的嫌疑。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就发货单出现的签名存在多人笔迹作出合理解释，但被上诉人明确予以拒绝，而一审法庭也并没有就该重要事实进行查明。而且被上诉人在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中，有部分证据是林杨生本人所签署的，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单上“林杨生”签名的笔迹凭肉眼即能辨别出来存在显明的差异，但一审法院仍然没有就直接影响案件判决的事实进行查实。其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合同编号：XX《玻璃购销合同》玻璃销售合同真实性存疑，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被上诉人提交的合同编号：XX《玻璃购销合同》证据有以下疑点：其一，该合同被上诉人签订的时间为2020年4月2日，而上诉人签订的时间却为2020年7月10日，前后间隔了三个多月，存在明显的不符合常理。而且被上诉人一审补充提交证据称，上诉人陈玉波向其微信下单，但其提供的微信下单中并没有2020年4月份的采购单。其二，该销售合同中的陈玉波签名也非其本人所签，通过肉眼完全可以分辨，此销售合同中的陈玉波签名与被上诉人提交的承诺书、2019年的销售合同、微信采购单中的陈玉波签名完全不同，明显为他人所签；其三、该销售合同处上诉人的公章也存在虚假的，通过与2019年的销售合同的印章比对，可以明显看到该印章与真实的2019年销售合同及承诺书中的印章不同，说明该印章存在虚假的事实。一审中上诉人申请对该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以“印章的真假并不能否认陈玉波后续向原告下达采购订单及双方陆续对账的事实”为由，不予准许上诉人的鉴定申请。其四、该合同约定的付款条款为款到发货，但是上诉人并未支付与该合同相关的款项，如果说该合同是真实的，那根据销售合同中的约定，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要求上诉人先付款后交货，双方之间自2019年9月才刚开始合作，也非合作稳定的老客户，为何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未按约定支付货款的情形下，却于2020年4月8日、9日、11日、13日、15日、24日一直持续的向上诉人交付货物？况且，双方之间还存在2019年12月26日结算款未完全支付的情况下。其五，该份合同中的合同金额为725000元，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其称2020年4月份的购销金额为162381.15元，差距太大，又为何没有按合同约定的金额725000元交付？一审法院对于合同编号：XX《玻璃购销合同》的真实性都未予以查实，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上诉人的采购单，而相应的发货单也存在签收人不一致，又如何能依据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从而认定上诉人已完成了货物的交付义务？而且虽然该份合同的真伪与上诉人陈玉波后续是否下单采购的事实没有关联性，但却对于4月份的货物交易是否真实存在至关重要，一审法院对以上事实均未予以查明。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三款规定，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已交付货物的发货单存在明显的瑕疵，而《玻璃购销合同》也存在明显的瑕疵和不合理，应依法由被上诉人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其证明力。三、被上诉人与陈华英的微信记录既无法证实是不是陈华英，也不能完全证明双方已对账完毕。其一，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第一次补充证据说明中的微信记录显示，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与陈华英2020年8月19日的聊天记录，而认定完成了证据链的闭合。根据陈华英在第二次的补充证据中的聊天记录称，其于2020年8月3日已离职回老家，此时其已非上诉人财务人员，所谓的陈华英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聊天称“不只7月，每月老板都没签名……。”，因其已离职，其意见并不能代表公司。其二，根据被上诉人第二次补充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第15页至20页，可以看到，第15页的微信页面与16-18页面的聊天记录中显示的图像都不一致，第一次补充提交的证据微信记录也同样，根本无法证明该聊天记录中的当事人就是财务陈华英。其三，对于被上诉人第二次提交的补充证据，一审法院并未组织上诉人核对原件，上诉人在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中要求核对原件，但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组织核对原件。四、一审法院第一项判决所涉及的利息计算起点是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对于2019年12月26日结算的货款514696.15元，在扣除已付320000元后，利息计算起点应从起诉之日起计算。2019年9月10日双方签订了合同编号：XX的《销售合同》，合同约定了产品、预计数量、单价，未约定具体金额，付款方式：二零一玖年十一月十日前付清全款。2019年11月7日，被上诉人交付完货物，2019年12月26日，双方对账确认实际合同金额为514696.15元。2019年12月2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承诺结算的货款为514696.15元，在2020年1月12日前支付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正（￥250000），对于剩余货款未约定付款时间。根据以上事实，虽然《销售合同》中有约定付款方式，但因该合同是据实结算的合同，而非固定金额的合同，双方也于2019年12月26日进行了最终结算，并对于货款的支付时间进行了重新的约定。而一审中双方也均确认，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支付了320000元，因此，该部份的结算款差额为194696.15元，该部分差额的计算时间应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时开始计息，而一审法院却判决自2019年11月11日起分阶段开始计息是错误，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五、原审第二项判决中要求上诉人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除了2019年的《销售合同》中有涉及费用承担方式的约定，而虚假的2020年4月的《销售合同》中并没有涉及费用承担方式的约定，5月、6月、7月、8月均没有相应的销售合同，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以任何形式约定了费用承担方式，而被上诉人主张的律师费、保全费所对应的是全部合同金额，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据事实而对费用的承担作出合理的分配，判决全部费用由上诉人承担明显的不公平。六、上诉人陈玉波不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民法典》第六十条规定，“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的债务是上诉人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债务，依法应由其作为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意在限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采用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等手段，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前提是该股东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出现了混同。然而从本案目前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往来均是以公对公的方式进行，个人与公司财产没有显示出现了混同。而上诉人诉请的事由中，也没有以陈玉波作为公司股东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为由，从而要求陈玉波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本案不应否认上诉人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司法人人格，陈玉波依法无需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应对向上诉人完成了交付承担举证责任，但综合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完成举证义务。而一审法院对于存在诸多疑点和不合理的事实和依据，也没有依法就此查明事实，不能排除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即作出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一审法院程序正确。答辩人已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将补充的证据向被答辩人出示核实原件，庭后提交复印件。因被上诉人已经在原一审中发表了意见且庭后亦提交了质证意见，故原一审法院程序并无不当。二、被答辩人授权林杨生与答辩人下订单且有权签收货物。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其不清楚林杨生是谁，且不是被答辩人员工，但在答辩人提供的其与被答辩人陈玉波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答辩人陈玉波通过微信下单的单据基本上均由陈玉波、林杨生等人签字确认下单，首先，该下单微信记录足以证明被答辩人与杨林生相互认识，故答辩人在一审庭审中做虚假陈述，恶意妨碍民事诉讼程序，贵院应当追究被答辩人的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予以严厉惩罚。其次，从这些订单来看，订单是由被答辩人与林杨生共同签字下单的，表明被答辩人已经向林杨生作出授权，授权其下单、签收货物的权利，因此，林杨生有权签收货物。再次，退一步来讲，即使被答辩人未直接授权杨林生签收货单，但被答辩人与林杨生共同下单的行为也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林杨生有权签收货物。最后，被答辩人在一审、二审中均未就“林杨生”的签字申请笔迹鉴定，因此，应当认定林杨生的签字均为林杨生本人签字。三、涉案XX《玻璃购销合同》真实、有效，对各方产生约束力。首先，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交易习惯来看，各方基本上通过微信联系，签订合同、下订购单、进行对账等，因此，各方应对交易过程中形成的电子传真件、复印件予以认可。其次，该合同最后一行显示“传真件有效”，表明被答辩人的回传是对复印件的效力无异议，才予以回传的。再次，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合同的签字不是“陈玉波”本人签字，且未就该签字申请笔迹鉴定，因此，应当认定该签字是被答辩人陈玉波本人签字。另外，所加盖的公章也是被答辩人自行加盖，被答辩人认为公章虚假应当提供公章为虚假的证据，且所签字人员为“陈玉波”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无论该合同是否有加盖公章，不影响该合同成立及生效。最后，无论该合同是否有正式签订或者生效，均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被答辩人确实在2020年4月-7月份期间陆陆续续通过微信等下答辩人下单订货，每月均有对账的事实，被答辩人应向答辩人支付货款。四、被答辩人通过其财务陈华英，其与答辩人进行对账的行为应认定为有效行为，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涉案款项。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承认“陈华英”系其公司财务人员，负责与答辩人对账等工作。因此，被答辩人应当与该员工核实，若为虚假记录，被答辩人应该向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虽陈华英在微信中自称离职时间是在2020年8月3日，但陈华英已在其在职期间完成对账工作，与答辩人核对2020年4月-7月份全部对账单，并且，被答辩人在此交易期间均未直接向答辩人的对账单提出过任何异议，因此，应当认定被答辩人对此期间的对账单无异议。另外，退一步讲，即使陈华英未与答辩人对账，但涉案发货单均有被答辩人签收，被答辩人应向答辩人支付相关款项。五、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承担的利息起算时间符合各方约定。首先，涉案《销售合同》约定被答辩人应在2019年11月10日前支付完2019年度期间产生的货款，其单方承诺不能作为支付货款起算时间。另外，关于2020年4-7月份期间货款，各方虽合同约定款到发货，但被答辩人迟延支付的行为属于逾期支付，应当按照货到付款作为货款起算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利息起算时间点符合各方约定。六、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符合约定且依法有据。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的规定，被答辩人作为败诉方应当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合理诉讼费用。另外，根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败诉方承担。”，本案系由于被答辩人迟延支付货款，导致答辩人起诉至法院，由此产生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用应当由被答辩人承担。七、被答辩人陈玉波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第63条规定，被答辩人陈玉波应当就被答辩人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产独立于自身财产进行举证，否则，陈玉波应当承当举证不能的责任，由其对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669052.55元；二、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利息33942.69元（按中国人民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从2019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2020年9月10日，利息为33942.69元（计算方式详见附表）；三、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25800元；四、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费1457.59元；五、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0日，原告耀煜公司与被告大森公司签订一份《销售合同》，约定被告大森公司向原告耀煜公司购买白玻钢化夹胶，合同生效后第2天起7-10天内交货，2019年11月10日前付清全款。如有争议，提交至供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由此产生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保金费等由败诉方承担。2019年12月26日，双方进行了对账，确认被告大森公司欠付原告耀煜公司货款514696.15元。同日，被告（有陈玉波签名并加盖被告大森公司印章）向原告耀煜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上述货款在2020年1月12日前支付250000元。此外，原告耀煜公司还主张被告大森公司2020年4月8日-8月4日期间向其采购白玻钢化夹胶，并欠付货款合计374356.40元。原告耀煜公司为此提交了编号为XX的《玻璃购销合同》（供方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2日，并加盖印章，需方落款日期为2020年7月10日，并加盖印章，载明款到发货）、对账单（客户签名盖章处无签名、未加盖印章）、送货单（除2020年8月4日的收货人因字体潦草无法辨别外，其余均签有“林杨生”）、原告与被告大森公司时任财务陈华英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5月5日-2020年8月19日）及原告与被告陈玉波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3月21日-2020年7月18日，包括下达订单，订单签有“陈玉波”“林杨生”）予以证实。被告大森公司时任财务陈华英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将大森公司4-7月份对账单发给陈华英，并要求陈华英回签。陈华英回复称不只7月份，每月老板都没签名。原告与被告陈玉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玉波陆续向原告下达采购订单，并曾于2020年7月6日表示7月份进度款来肯定会安排，因为6月份集团没出账。原告耀煜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及被告大森公司的时任财务为陈华英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上述除2020年8月4日送货单外的其他证据予以采信。2020年8月4日送货单的收货人无法确认，且无相关证据予以补充证实，故一审法院对此部分不予采信。虽然被告对本部分证据及货款不予认可，但被告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推翻，且其庭审时所作的有关林杨生并非其公司员工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大森公司先后于2020年1月13日、2020年3月30日、2020年5月29日、2020年6月19日、2020年9月11日分别转账支付原告耀煜公司100000元、34079元（2020年3月25日、3月27日送货，已开具增值税发票，未在原告耀煜公司诉请范围）、100000元、20000元、100000元（原告耀煜公司未将此100000元在诉请中扣减）。另查明，被告大森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股东是被告陈玉波。再查明，原告耀煜公司为主张本案债权，与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原告耀煜公司为此转账支付代理费25800元，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为此开具了代理费发票。诉讼过程中，被告大森公司申请对上述《玻璃购销合同》中的公章与承诺书、2019年对账单上的公章进行鉴定，是否系同一公章。庭审时，被告称不清楚林杨生是谁，不是被告工作人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上述《承诺书》的货款514696.15元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其他部分货款，虽然被告大森公司对上述《玻璃购销合同》提出异议并申请印章鉴定，但此印章是否与承诺书、2019年对账单上的公章为同一印章，并不能否认被告陈玉波后续向原告下达采购订单及双方陆续对账的事实，因此，被告大森公司申请的鉴定并无必要性，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经核算，原告耀煜公司向被告大森公司2020年4月-2020年7月交付货物的货款合计374304.20元（其中2020年4月份162381.15元、2020年5月份132161.35元、2020年6月份51588.20元、2020年7月份28173.50元）。以上两部分货款合计889000.35元。扣减被告大森公司已付320000元（2020年1月13日100000元+2020年5月29日100000元+2020年6月19日20000元+2020年9月11日100000元），被告大森公司仍欠付569000.3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诉请的货款569000.35元及利息予以支持。但利率一审法院酌定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即以514696.15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1日起计至2020年1月12日；以41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3日起计至2020年5月28日；以31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9日起计至2020年6月18日；以29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9日起计至2020年9月10日；以19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162381.15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132161.35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51588.2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28173.5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对原告耀煜公司主张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至于律师费和保全担保费的问题。因双方已在合同明确约定，且被告违约事实客观存在，原告耀煜公司亦提供了合同、转账记录及发票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陈玉波的责任承担问题。由于被告大森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陈玉波作为该公司唯一股东，至今尚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原告耀煜公司提出的有关要求被告陈玉波对被告大森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惠州市耀煜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69000.35元及利息（以514696.15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1日起计至2020年1月12日；以41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3日起计至2020年5月28日；以31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9日起计至2020年6月18日；以29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9日起计至2020年9月10日；以194696.15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162381.15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132161.35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51588.2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28173.5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利率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惠州市耀煜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律师费损失25800元和保全担保费损失1457.59元。三、被告陈玉波对被告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惠州市耀煜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52元（已按规定减半收取），保全费4164元，合计9716元，由被告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和被告陈玉波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对2020年4月至8月的货款不予认可，但被上诉人提供了该期间的送货单，送货单上均有林杨生的签名，上诉人上诉主张该签名存在不真实性，但却未提出笔迹鉴定，亦未提交其它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且被上诉人亦提交了其与陈玉波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陈玉波有与林杨生一起向被上诉人下达订单，因此一审对该部分货款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关于利息，双方于2019年9月10日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2019年11月10日前付清全款，一审认定该部分货款从2019年11月10日计算利息并无不当，而对于2020年4月至8月的货款，一审认定从收货之日起计算亦并无不当。关于诉讼费和保全费，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并无不当。另，上诉人大森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陈玉波系该公司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陈玉波未能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大森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04元，由上诉人惠州市大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陈玉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艳妹审 判 员 于海砚审 判 员 黄**锋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翟婧文书 记 员 王威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