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481民初1141号原告：曾喜良，男，198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乃荣，男，197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蒸湘北路3号，公民身份号码430223197210080510。被告：肖勇，男，1962年9月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延泉，湖南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军，湖南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曾喜良为与被告肖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湘0481民初11624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被告肖勇不服，申请再审。2021年1月15日，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湘04民再85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2019）湘0481民初1162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21年3月2日重审立案后，依法另法组成由审判员张志武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李主荣、王开生参加的合议庭，于2021年4月13日、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周颖颖担任记录。原告曾喜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乃荣、被告肖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延泉、刘小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喜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欠款人民币128311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原告在被告的煤矿工作，双方关系较为密切，期间，原告代被告支付各种款项累计人民币1283110元。2018年1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现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还款，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拖延。为此，特具诉状，望判如所请。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1、欠条，证实被告欠原告1283111元的事实；2、应收款明细表，证实被告欠原告款项的明细；3、工资表，证实原告代被告代发煤矿工资，从而被告欠原告相应数额的相框；4、银行资金流水，证实原告资金来源；5、借条，证实2018年3月30日，被告出具给原告妻子钟利红借条2000164元，2018年1月8日待借款与原告结算后，换新借条给原告进一步证明被告欠原告款项的事实；6、（2017）湘0481民初2204号民事调解书，证实原告为被告在外欠下债务，从而证实原告为被告垫付了涉案款项。7、证人曾雪林的证言，证实曾喜良向曾雪林借款12万元，是以肖勇的车辆作抵押，在2019年7月份左右归还了借款。8、证人吴济平的证言，证实2018年4月28日肖勇向吴济平所借的21万元是曾喜良偿还的。9、车辆质押合同及附件，证实被告2019年3月30日转账付给原告的12万元，是通过原告向出借人曾雪林归还以车辆质押借款的12万元，收回了借条，但不是清偿涉案债务。10、被告向钟利红出具的二张借条原件，证实被告于2017年5月3日和2019年1月4日向原告妻子钟利红分别借款19.1万元和20万元，之后分别在2018年2月14日和2019年2月3日分别向钟利红账户转账支付了20万元，也不是清偿涉案债务。11、被告向吴济平出具的借条原件，证实被告于2018年4月28日向吴济平借款21万元，之后，被告在2018年8月10日向原告转账15万元，通过原告清偿了借款，收回了借条原件，也不是清偿涉案债务。12、被告向曾雪林出具的借条原件，证实被告于2017年1月12日向曾雪林借款57800元，之后，通过原告清偿了借款，收回了借条原件，也不是清偿涉案债务。被告肖勇对上述证据经质证，对证据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因为被告仅仅是委托原告发放部分工资，款项都是由被告提供的。经核实原告提交的明细账中的凭据，发现原告背着被告在会计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擅自提供大量工资表的复印件或者部分原件，将发放工资表的数额做账到自己名下，变成是原告自己垫付的。所以，原告为达到其证明目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资金来源，才能佐证其垫付工资的事实是存在的，否则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2既然不真实，证据1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对证据3、4、5的“三性”无异议。2016年3月30日，被告出具给原告妻子的借条，实际上也不是借条，是一个账目的往来款项，该笔款项已经包含到2018年1月8日出具给原告的欠条的款项之中。2015年1月12日的应收明细账，借方金额是331362元，贷方金额是627867元，余额与明细账上结算不符，至于数字是否真实，需庭后核实。对证据6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是原告与案外人的民间借贷关系，无法证明与被告有关联。对于证据7、8，两份证人证言均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10的“三性”没有异议，但2019年3月30日的12万元与4月9日的12万元不是同一笔钱。对证据11、12的借条真实性无异议，但没有付款流水，不能形成借款的事实，也与本案无关。我不清楚这些借条如何到了原告手上。被告肖勇辩称：1、既然是委托合同纠纷，本案的债务就必须是受委托而产生的。那么，原告既然提出被告委托其支付了涉案款项，就应当提交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涉案的款项的来源，而不仅仅是依据欠条、欠款的数额来主张权利。实际上，被告委托原告代发工资、购买原材料等款项，均是被告提供款项给原告的。原告只是一种代发行为而已，他的代发行为与案外其他人的代发行为是一样的。2、涉案欠条的来源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2016年3月30日，当时是被告应原告的要求声称其在澳门赌博输了很多钱，他妻子与其争吵，要被告帮忙说借了他很多钱，故被告出于对员工的关怀，向原告的妻子出具了一张借条，金额为2001641元，并为了防止发生纠纷，在上面写明了“此借条待我与曾喜良先生账目结清，做为依据，再写凭据”。由此可见，借条并非原一审的民间借贷。第二张借条发生的时间是2018年1月8日凌晨2点到5点，当时被告在收到原告及其家人的胁迫，不得已于凌晨2点将会计叫到公司，进行了所谓的结算。为了防止意外，按照原告的要求出具了涉案欠条，金额为1283110元。为防止发生纠纷，也注明了“只跟曾喜良发生此欠款关系”。3、从原告出具的原审证据来看，所谓的欠款绝大部分是为被告发工资而产生的，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初步统计了一下，发工资的数额高达数百万元，其中最高的一个月高到72万多元，其中还不乏一个月20几万、40几万元的工资数额。既然原告主张工资数额都是由他发放，其就应该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工资的来源。而我方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足以证实在原告代发工资期间，被告有足够的金额，无需借发。经核实财务账本，原告将代发的工资表通过做账到本人名下，相当一部分都是复印件，那么，工资表的原件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用原件到财务做账，而是用复印件做账？这都是让人费解的一些事情。4、从被告按照原告的意思出具所谓的欠条之后，被告共向原告转账1252756元。这些款项用在何处？也是让人不明就里的问题。综上，从原一审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主张的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请求合议庭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肖勇提供了如下证据证实其反驳主张：1、湖南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延泉、蒋轩向肖群乃、朱清旭所作的调查笔录2份及其当庭证言，证实2018年1月8日，曾喜良逼迫肖勇向其出具欠条的事实；而且将肖勇发放的员工工资都结算到曾喜良名下；未列入会计凭证的，在肖勇向曾喜良出具欠条时没有据实核减。2、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农村商业银行客户回单、柜员机业务回执，证实2018年2月14日，被告向原告妻子钟利红转账了20万元；2019年2月3日，被告向原告妻子钟利红转账了20万元，向原告转账10万元；2019年8月12日，被告儿子肖剑雄向原告转账15万元，共计65万元。3、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实2018年8月10日，被告向原告转账了15万元；2019年3月30日，被告向原告转账了12万元，共计27万元。4、转账回执，证实2019年9月17日，被告向原告转账5000元的事实。5、收条一张，证实2019年4月9日，原告收到被告现金12万元。6、建设银行转账凭条，证实2016年7月23日，被告向原告转账97630元，未计入会计凭证。7、领款凭单，证实2016年元月29日，原告领到被告现金4000元，未计入会计凭证。8、欠条1张，证实2016年元月28日，原告向刘松朝出具欠条，欠刘松朝款项63526元，该款由被告为原告代偿，未计入会计凭证。9、微信转账截图，证实2018年8月3日，被告向原告转账400元；2018年10月3日，被告向原告转账9000元；2018年10月23日，被告向原告转账2100元；2018年12月7日，被告向原告转账9000元；2018年12月18日，被告向原告转账2100元；2018年12月28日，被告向原告转账9000元；2019年3月14日，被告向原告转账两笔计11000元。共计微信转账42600元。10、煤矿开采施工协议书，证实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1月8日期间，黄市镇煤矿（耒阳市诚信煤业有限公司）是发包给刘志余采掘（包括采煤、生产掘进、机电运输、一通三防、井巷维修等），被告在该期间内部需要发放员工工资。11、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工资表若干张，证实：原告将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发放的工资、支付的电费、材料款等全部记账到其名下，实际这些款项并非原告垫付，而是被告用现金委托原告或者肖满才、肖顺金、肖顺元等发放的。12、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实：2019年3月1日，被告向原告转款9万元的事实；被告自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银行流水量非常大，期间大量取款给原告等发放工资。13、湖南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延泉向证人肖顺金、徐军、曾伟军、单忠朝、刘松朝、朱清旭调查笔录各一份，证实：曾喜良是2014年下半年到黄市镇煤矿上班，负责煤炭销售、采购工作；煤矿制作工资表，由证人肖顺金审核后，老板肖勇将应发的工资数额交给曾喜良，由曾喜良代发；曾喜良经济状况不好，到黄市镇煤矿上班之前，还向证人肖顺金借款5万元；曾喜良每个月工资只有3千元。曾喜良在黄市镇煤矿负责煤炭销售、采购工作；从肖勇那里拿钱，代肖勇发放工资；证人徐军不但曾经两次陪曾喜良到肖勇处拿钱发工资，而且还陪肖勇到银行转过账给曾喜良发工资；曾喜良的习惯的是肖勇先拿钱给他，他才会支付工资；曾喜良每个月工资是3千元。证人曾伟军证实：曾喜良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在去黄市镇煤矿上班之前，是帮他师父“提篮子”，由于坑了师父50万元，还跟师父打过官司；一般情况下，都是肖勇把钱交给曾喜良，由他代发工资。2015年3月至9月间，证人单忠朝跟刘志余承包黄市镇煤矿，承包期间前两个月是他们自己掏钱发工资，后几个月因曾喜良负责煤炭销售和煤炭质量检测工作，所以由曾喜良从销售款中拿钱发工资。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证人刘松朝在黄市镇煤矿上班，看到过肖勇拿现金给曾喜良发放工资；2016年期间煤矿结算，曾喜良出面写了一张欠条，记明欠刘松朝63526元，这笔欠款肖勇偿还了4万元，还欠23526元。明细账中“报销”、“代发”、“发放”、“代付”等含义；在记账过程中都是曾喜良拿着工资表来找其记账，其没有向肖勇核实，肖勇也没有向其打过招呼，其按照曾喜良的要求将发放工资的钱记账到曾喜良名下，曾喜良拿多少就记多少。上述证人均在衡阳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出庭作证。原告曾喜良对上述证据经质证，对证人1中的证人肖群乃的证言，没有被告所说的逼迫情形；对证人朱清旭的证言，该证人已经证明了128万元债务的来源组成，并且都有被告的签字确认，所以本案的欠款是事实。对证据2中2018年2月14日这笔钱，是被告偿还2017年5月3日从原告妻子处借的19.1万元借款；2019年2月3日这笔钱，是被告从原告妻子处借了20万元，有被告出具给原告妻子的借条为证，所以归还的是原告妻子的20万元借款；被告向原告转账的10万元，是因为我帮被告将车辆进行抵押，通过我归还给车行的钱，这有被告2017年1月19日出具给曾雪林的借条及证人曾雪林的证言证实。被告儿子向原告转账的15万元，与本案无关，是原告与肖剑雄之间的经济往来。对证据3,2018年8月10日的15万元，是原告帮被告从罗贵林处借了钱，被告偿还罗贵林的借款；2019年3月30日的12万元，是被告转给原告还车行的车贷。对证据4，是平时的一些小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这与被告2019年3月30日转账的12万元是同一笔。对证据6、7、8，这是出具欠条之前的往来，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都是原告帮被告做事、打牌的一些其他开支往来，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对真实性有异议，且不能证明该笔费用不是原告支付，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这些款项都是原告支付的。对证据12的2019年3月1日的9万元，是被告拿原告的车去当铺当车，后转了9万元给原告去赎车，有短信记录证实（提交证据证明）；流水不能达到证明原告没有发放工资的目的。对证据13，相关的证人均没有出庭作证，真实性没有办法确认。这些证人所说的都是凭自己的猜想，与事实不符，所证实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经过双方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中，证据1有被告的签名，且金额与往来账相符，具有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经财务人员审查，确认了真实性，且与被告的陈述相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证据3与证据中相符，具有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证据5与证据2相符，予以认定。证据6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7、9、10因被告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8、11的证人与原告系合伙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12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中，与账户有关的证言，与往来账相符的予以认定；关于记账的过程，因与双方的陈述相符，予以认定。证据3中2019年3月30日的12万元，经被告审查，确认不是偿还涉案债务，故与本案无关；另笔8月10日的15万元，原告的反驳主张不足，对证明目的予以认定。证据4中的“曾喜良”不是原告本人所签，对原告不发生效力，证据不能确认与本案有关，不予认定。证据5有原告的签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6、7、8均发生在2018年1月8日之前，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9具有真实性，均予以认定。证据10、11、13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12发生在2019年3月1日，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不足以证实此笔转账是偿还原告为被告以车辆抵押借来的其他借款，应认定与本案有关，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原告在被告承包的耒阳市黄市镇煤矿工作，主要受被告委托负责员工工资的发放、煤炭销售和运输、采购煤矿设备等事项。在此过程中，原告最初是从煤矿财务预借现金，财务为原告建立“其他应收款明细账”，待原告完成项目后，持发票、工资表等单据报负责人即被告审批，经财务报账后抵偿预借款，如报销款不足以清偿预借款，记账方式显示为“借”；如报销款超过了预借金额，则表示原告垫付了相关费用，在财务未追加预借款的情况下，记账方式显示为“贷”。原告从财务借支时需向财务出具借条。被告安排朱清旭为财务人员，负责财务计账。2014年11月1日首次建账，2014年11月30日，原告从煤矿借款6万元拟用作采购，当月报账51905元，月底余额“借”8095元。在这之后，原告均以这种方式报账，煤矿在资金往来月均作了记账。但由于煤矿资金时有不足，不能及时预借到位，需由原告垫支，自2014年12月26日起，记账方式即为“贷”。至2014年12月31日，黄市镇煤矿本年度“贷”原告余额280623元；2015年12月31日，本年度“贷”原告余额1332027元；2016年12月31日，本年度“贷”原告余额2443079元。2018年1月8日晚，原告要求被告及时报账、记账。次日凌晨2点钟，被告电话通知财会人员朱清旭到公司。之后，原告将发票交由被告审核签字，再交由朱清旭记账。朱清旭则按往来账计账方式继续计账，确认至2017年12月31日，黄市镇煤矿本年度“贷”原告余额1283111元。朱清旭打印了一张2017年12月的“其他应收款明细账”，被告在该页上备注：“今欠到曾喜良1283110元整，煤矿关闭补贴款到位还款。只跟曾喜良发生此欠款关系”，并签名捺印。自2018年1月9日起，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款项，其中：2018年2月14日，向原告之妻钟利红的账户付款20万元；2018年8月10日，向原告曾喜良账户付款15万元；2019年2月3日，向钟利红账户付款20万元，向原告账户付款10万元；2019年3月1日，向原告账户付款9万元；2019年3月30日，向原告账户付款12万元；2019年4月9日，以现金方式向原告付款12万元，原告向被告出具了现金收条；2019年8月12日，被告之子肖剑雄向原告账户付款15万元；另在2018年8月3日至2019年3月14日，被告以微信方式向原告付款共42600元。另在财务记账的一张2019年9月17日的转账回执中（无完整账号，无收款人名称），记有“曾喜良2019.9.17”，但原告不认可该签名系本人所签，经被告辨认，该字系被告所写。经被告当庭审查，确认2018年2月14日向原告之妻钟利红账户付款的20万元，是归还被告于2017年5月3日向钟利红借款19.1万元及利息；2019年2月3日向钟利红账户付款的20万元，是归还被告于2019年1月4日向钟利红借款20万元；2019年3月30日向原告账户付款12万元，是归还被告于2018年8月31日以车辆质押方式向曾雪林借款12万元。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结算、清偿行为发生在2014年至2019年间，原审立案时间为2019年11月，因此，本案的裁判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本案中，原告受被告委托，垫资为原告从事员工工资的发放、煤炭销售和运输、采购煤矿设备等工作，双方形成了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确定，原告在办事前一般是先向煤矿出具借条借出所办事情的款项，待原告完成项目后，持发票、工资表等单据报负责人审批，经财务报账后抵偿预借款，如报销款不足以清偿预借款，记账方式显示为“借”；如报销款超过了预借金额，则表示原告垫付了相关费用，在财务未追加预借款的情况下，记账方式显示为“贷”。2018年1月8日，原、被告及财务人员对上年度往来情况进行了结算，在财务人员记账后，被告按记账结果向原告出具欠条，确认了结算结果。因此，双方对委托费用的结算，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自觉遵守履行。结算之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款项，其中：1、2018年2月14日通过银行向钟利红转账20万元，2019年2月3日通过银行向钟利红转账20万元，2019年3月30日向原告账户付款12万元，共52万元，均已由被告确认为不是清偿涉案债务。2、2018年8月10日的15万元，原告主张是被告清偿吴济平的21万元借款，但被告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对2018年4月28日向吴济平出具的21万元借款的借条真实性无异议，如按原告的主张，则应认定被告向吴济平借款21万元；但原告又以被告支付了15万元为由，为被告消灭了该21万元债务，其中的差额如何处理，原告却没有作出合理说明；且被告并不认可该15万元是用于归还吴济平的21万元借款。故原告的该项主张不具有合理性，也无法审查真实性，不予采纳。3、2019年3月1日，被告通过银行向原告转账9万元，原告虽然反驳认为该笔款项系为被告偿还其他借款，但由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故对原告的该项反驳主张不予采纳。4、被告还通过儿子肖剑雄于2019年8月12日向原告转账付款15万元，原告虽然反驳该款系其他用途，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对原告的该项反驳主张也不予采纳。5、被告虽然提供了一张2019年9月17日的转账回执，欲证实该日向原告付款5000元，但因无收款人名称及完整账号，且原告不认可，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6、至于2019年4月9日的12万元，原告虽然反驳认为与2019年3月30日的12万元付款系同一笔，但该收条的内容为“收到现金”，而2019年3月30日的12万元付款却是转账，支付方式并不相同，因而不能认定该笔款与3月30日的12万元系同一笔。以上各项合计，应认定被告在2018年1月9日之后向原告支付了652600元（150000元+42600元+90000元100000元+120000元+150000元）以清偿涉案债务，尚欠630510元（1283110元-652600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垫付款项1283110元中的63051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过高部分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被告关于本案的欠条是在原告的逼迫下出具的反驳主张，与被告自己提供的证据也不相符；且即使存在胁迫，被告也应在受胁迫出具欠条后的一年内即2019年1月8日前行使撤销权，但被告并未在该期限届满前依法行使撤销权而致撤销权消灭，故对被告的该项反驳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肖勇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曾喜良垫付的费用630510元；二、驳回原告曾喜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觉履行的，可将标的款付至耒阳市人民法院标的款账户，户名：耒阳市人民法院其他案款；账号：83350311000001669002；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耒阳支行。付款时需注明案号）本案案件受理费16348元，由被告负担10105元，原告负担6243元。原告已经垫付10105元，被告应在执行过程中清偿。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志武人民陪审员  王开生人民陪审员  李主荣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代理书记员  周颖颖            校对责任人：张志武        打印责任人：周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