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陕0728民初625号原告：杜某某，男，汉族，生于1965年5月5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燕，女，汉族，生于1968年10月17日，系原告杜某某之妻，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勇，男，汉族，镇巴县泾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熊某某，男，汉族，生于1974年7月27日。被告：张某某，女，汉族，生于1979年8月19日。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凯，男，汉族，陕西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杜某某与被告熊某某、张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与我院受理的（2021）陕0728民初624号原告杜某某与被告熊某某、张某某追偿权纠纷一案，在庭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故将两案合并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燕、潘勇，被告熊某某、张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凯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某某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板栗款86445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17289元（86445元×0.005元×1200天÷30）；2、被告支付原告代为其垫付的板栗款38300元在本案中抵扣；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与二被告系熟人关系。2017年原、被告达成口头购买板栗协议，约定被告从原告处购买板栗运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物流园B座3号销售。2017年10月6日被告从原告处购买板栗537包，每包120斤，单价3.5元，共计板票款225540元；2017年11月11日被告从原告处购买板栗375包，每包120斤，单价3.9元，共计板栗款175500元；2017年11月30日被告从原告处购买板栗503包，每包120斤，单价3.9元，共计板栗款235404元。3次共计板栗款636444元。2017年10月3日被告熊某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转账支付99999元；2017年10月7日被告熊某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转账支付250000元；2017年11月29日被告张某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转账支付200000元。三次二被告共计向原告转账支付549999元，二被告还欠原告86445元。原告不间断向二被告索要，二被告今推明缓不予支付。另外，二被告通过原告介绍认识，2017年12月26日被告从李吉保处购买板栗31吨，应该向李吉保支付板栗款218300元，被告通过银行向李吉保转账180000元，被告还欠李吉保板栗款38300元。李吉保说他不认识被告，要原告给他出具欠条，原告就给李吉保出具“下欠李吉保板栗款叁万捌仟三佰元。2018年元月5号准时付清。杜某某，2017.12.26”的欠条一张。李吉保于2018年9月14日向镇巴县人民法院起诉原告，2018年11月4日镇巴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0728民初742号民事调解书，达成协议由原告向李吉保支付板栗款36000元，定于2018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原告于2018年12月12日和2018年12月28日分两次将36000元向李吉保支付完毕。对于该笔垫付款也要求在本案中算账与下欠的86445元一并处理。被告熊某某、张某某辩称：1、答辩人张某某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答辩人张某某与熊某某虽系夫妻关系，但答辩人熊某某日常与他人的生意往来答辩人张某某是不参与的，对其在生意往来中的债权债务也是完全不知情的，答辩人张某某对被答辩人也不负有债务，因此被答辩人将答辩人张某某列为共同被告是错误的。2、答辩人熊某某与被答辩人之间不是单纯的买卖合同关系。2016年左右，答辩人熊某某与被答辩人合伙做板栗收购生意，二人采用“共同投资，共负盈亏”的合作模式，在合作期间，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经常存在经济往来，对外进行收购销售行为，因此双方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合伙合作关系，并不仅仅是买卖合同关系。3、答辩人不欠被答辩人任何货款。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合伙做板粟生意期间，一直都是一边对外购销、一边结算，由于双方长期且熟悉的合作关系，因此双方也并未订立书面的合同或者结算单据，双方之间也一直没有争议。2018年，双方决定不再进行合作，但之后答辩人也偶尔在被答辩人处购买货物。2020年1月后，答辩人就不在被答辩人处购买货物了，双方也对之前的经济账务进行结算，答辩人也于2020年1月4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被答辩人转账20000元，并备注“2018年以前的账清”，至此双方所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消灭，答辩人也没有欠被答辩人的任何款项，更没有向被答辩人出具任何债权凭证。现被答辩人起诉要求答辩人向其支付拖欠的货款，完全是被答辩人的单方杜撰行为，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答辩人不欠被答辩人任何货款。4、被告对案外人李吉保不负有债务。根据原告陈述的事实，2017年12月26日原告向案外人李吉保出具欠条一张，载明原告欠到李吉保板栗款38300元这一事实，之后李吉保也通过诉讼的方式向原告主张该笔债权，原告也给付了该款项，这充分说明了原告与李吉保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是被告欠李吉保的货款的话，按照一般交易习惯，应当由被告向其出具欠条并付款，而不应当由原告来承担该债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对于原告与案外人李吉保的债权债务关系，仅限于其双方，与被告无关，被告对李吉保不负有任何债务，那么就不存在被告需要向李吉保还款的事实。综上，既然被告不欠李吉保的货款，而原告亲自出具欠条欠到李吉保货款，故原告向李吉保还款的行为就是偿还自身债务，无权向被告追偿。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杜某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被告熊某某自己书写的明细一份，证明被告欠原告的货款；2、司机冉从斌的证明一份,证明2017年11月11日被告在原告冷库中购买板栗375包，每包120斤的事实；3、司机严小平的证明一份,证明2017年11月30日被告在原告冷库中购买板栗503包，每包120斤的事实；4、原告从被告熊某某处拍摄的照片一张,证明被告在原告处购买板栗的数量、金额及单价的认可，但是对下面熊某某在后面的计算结果及计算方式不予认可；5、原告自己记录的原始货单，证明被告在2017年10月、11月先后三次在原告生意往来的价格、数量、金额明细；6、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7年10月3日被告熊某某向原告转款99999元，2017年10月7日被告熊某某向原告转款25万元，2017年11月29日张某某通过农业银行向原告转款20万元，这四笔共计转款549999元，证明被告三次给原告共计转款549999元，同样的账号张某某转款，同时也证明了张某某是本案的适格被告；7、2020年1月5日被告张某某给原告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被告张某某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该份收条是2016年合伙的时候账目核算下来，原告欠被告3万元，其内容证明2016年原告欠被告熊某某3万元；8、被告张某某2018年10月9日通过中国农业向原告转款30万元明细，证明被告张某某是本案适格被告，且2018年被告在原告购买板栗35万元，被告支付了30万元，还欠原告5万元的事实；9、原告记录的2018年10月拉货单据，证明被告在原告处购买的板栗价值35万元。10、2020年1月4日（阴历12月初十）原告熊某某及其妻子刘永燕与二被告四人一起在熊某某家中录音一份（时间为2020年1月4日21:34:40，附录音文字材料），证明算账情况。上述证据经被告熊某某、张某某质证对第1组证据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依法予以采信；对第2、3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其中包数没有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供板栗货物的件数，不能证明货物价款及被告欠款的事实。本院审查认为，因两名证人未到场，不能核实其真实性，故只能对被告认可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其余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于第4组证据对其合法性有意见，原告取证的手段有异议，且只是被告书写的一个草稿单，并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单据无被告亲笔签字，且原稿应该交由原告保管，原告也称只是从被告处拍摄，该稿单并没有法律效力。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据系被告书写，可以证实双方来往算账时的部分事实，本院部分予以采信；对于第5组证据显示的件数认可，因该证据是原告单方书写的，对于单价、总价、质量、运费、是否有欠款均没有被告的签字认可，因此对被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据系原告书写，可以证实双方算账时的部分事实，本院部分予以采信；对第6组证据的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被告向原告给付货款，不能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依法予以采信；对于第7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第8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只能证明被告给付了原告货款，不能证明被告欠原告的货款。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据可以证实2018年双方资金往来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第9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发货金额，本院经审查认为，可以证实双方来往算账时的部分事实，本院部分予以采信；对于第10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录音不完整，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依法予以采信。被告熊某某、张某某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的证据有:1、二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二被告的身份信息情况；2、被告个人的记账单，证明原告与被告的生意往来合作，双方就债权债务的结算，被告现只欠原告240元的事实；3、微信转账记录，证明被告向原告转款2万元，原、被告双方债务已清的事实；4、原告向被告书写的3万元借条一张，证明原告原来欠被告3万元，后来双方抵扣账目已清的事实；5、王大木的证明一份，证明被告给了原告5万元现金，原告与被告的账目已经清了。上述证据经原告杜某某质证，对被告熊某某、张某某提交的第1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第2组证据经原告质证对该组证据显示的货物件数认可，对于计算方式单价、结果金额等有异议，不予认可。本院审查认为，该清单系被告单方书写，可以反映当时被告自己记账认可的情况，故部分予以采信。对第3组证据经原告方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显示的2万元转账是2018年的货款欠款对2016年结算，当时原告欠被告3万元，2018年被告在原告处拉货欠下原告5万元，抵扣3万元后，被告还欠原告2万元而转的款。2017年双方的账目与这个抵扣的账目无关，不能搅到一起算。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依法予以采信。对被告方提交的第4组证据经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借条上的3万已经和2018年被告欠原告的货款抵扣了。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依法予以采信。对于被告方提交的第5组证据经原告质证，王大木没有当庭出证，再者双方交易一直都是转账，没有现金往来，如果原告收到了被告的现金，被告也会要求原告出具收条。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作证，不能核实其真实性，故依法不予采信。根据原、被告的陈述答辩及本院对证据的采信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二被告系熟人关系，素有生意往来。涉及到本案的主要往来账目有四笔，分别为第一笔：农历2016年底，被告熊某某借给原告杜某某现金30000元，杜某某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熊某某兄弟现金叁万元正。¥30000.00元。在17年4月底归还。借款人杜某某2017.1.19”。第二笔：2017年开始原、被告达成口头购买板栗协议，约定被告从原告处购买板栗运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物流园B座3号销售。2017年10月6日被告从原告处购买板栗537包；2017年11月11日原告向被告熊某某发货板栗375包；2017年11月30日原告向被告熊某某发货板栗503包。2017年10月3日被告熊某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转账支付99999元；2017年10月7日被告熊某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转账支付250000元；2017年11月29日被告张某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转账支付200000元。三次二被告共计向原告转账支付549999元。第三笔：2017年12月底，通过原告介绍，二被告从案外人李吉保处购买板栗应支付板栗款218300元，被告张某某通过银行向李吉保转账180000元，被告还下欠李吉保板栗款38300元。该款已由原告杜某某向李吉保支付完毕。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该笔代付款项。被告庭审中陈述认可该笔款项，双方均愿在本案往来款项中抵扣。第四笔：2018年10月7日，原告又向熊某某发货板栗535件，2018年10月8日张某某通过其名下账户向杜某某打款300000元，原告就该发货情况书写一份金额为353100元的清单。2017年12月，被告就前三笔账目情况书写结算清单一份，主要内容为收到第二笔账目中三批货价值合计591940元，打款60万元减去货款591940元后为8060元，加4万元（即第一笔账目）为48060元，杜哥欠48060元减去最后一车欠账38300元（即第三笔账目）为9760元。庭审中被告明确表示加的第一笔账目金额4万元因当时原告出具的借条未带在身上故金额写错，实际应为加3万元借款，因此认可欠杜某某240元（即9760元-10000元）。原告就上列第二笔账目情况也书写金额为636444元清单一份。2020年1月4日（阴历2019年腊月初十）晚，原告杜某某及其妻子刘永燕与二被告四人一起在熊某某家中就历年来账目情况进行清算，当晚21时42分被告张某某通过微信向杜某某转账2万元，转账说明为“2018年以前的帐清”。2020年1月5日（即第二天），被告张某某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杜某某2016年借款3万元整，欠条未收。张某某2020年元月5日”。后双方因算账不清，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双方资金往来较多，因未能及时明确的对账导致本案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张某某是否具有主体资格；二、双方往来账务应如何认定；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一，被告方认为张某某对日常生意不参与不知情也未直接负债故张某某并非共同被告，但综合本案证据来看，张某某名下账户多次转账用于生意往来，转账行为是作为生意经营的重要部分，故张某某是作为共同经营者参与，且二人系夫妻关系，因此，二被告应当对生意经营中的债务承担共同责任，二被告的该项辩解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张某某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对于争议焦点二，具体来看，双方的账务有争议的为第二笔账目中三批货款原告认为是636444元，被告认为是591940元，原告只认可收到2017年货款为55万元，被告认为是转账55万元，另给付5万元现金共给付了60万元；第四笔账目中原告认为货款为35万元，被告当时只给了30万元，还下差的5万元抵扣了2016年的3万元借款，被告再微信转账2万元从而算清了，但2017年的账和李吉保处38100元还未算。被告则认为是货款大概是33万元，通过微信转2万元后把2018年之前所有账目（即李吉保处的38100元和借款3万元都已抵扣）结清了，双方两不相欠。对此本院评判如下，2017年双方均自书有算账清单，但均无对方签字认可，而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也无法佐证其主张的货款金额，故本院只能以被告清单中自认的金额来确定货款即591940元。对于已付货款的认定，被告主张除55万元转账外另给付原告现金5万元，但被告无证据证明其给付5万元现金的事实，且双方交易习惯一直为银行转账，被告的资金也比较雄厚，其当时远在贵州，如不走转账而给付现金有违常理，而在录音中被告熊某某也说“如果转账是55万元就再补5万元”，因此本院认定第二笔账目中被告实付货款为55万元。对于第四笔账目，通过现场录音及微信转账等全案证据综合判断来看，本院认为原告“2018年货款下差5万元抵扣2016年的3万元借款，被告再微信转账2万元从而算清了”的说法更具说服力，理由为首先录音中就要账的事实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为2020年1月4日21:34:40开始，+01：24为刘永燕向张某某说“去年（即2018年）5万元把你杜哥（杜某某）借你们那3万块除了，你给我转2万块”，即刘永燕提出了关于第一笔账目借款和第四笔账目下欠货款如何结清的方案，之后21时42分张某某向杜某某微信转账2万元，即被告方按原告的结算方案进行了转账，该部分双方均未发生有语言争吵，则证实了被告方以实际行为接受了原告结清第一笔及第四笔账目的方案。后一部分为录音+05:04起刘永燕提及第二笔账及第三笔账如何处理的问题，对此熊某某提出了如果转60万则前面的帐清（包括第二笔的帐），如果只转了55万就再补5万的结算方案，原告方明确表示不同意，双方就此发生了激烈争吵，则印证了双方对第二笔和第三笔账目并未达成一致，因此上述录音可以反证微信转账2万元是只结清了2018年的账务，而之前的账务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故微信转账说明中的“2018年之前的账清”与当时算账情况不符，对该说法本院不予采信。另外，次日张某某即出具了收条，也侧面说明双方对2018年账务已清当时是无异议的，否则在第二笔和第三笔账未算清的情况下张某某是不可能贸然出具收条的。因此原告主张的第四笔账目下差货款5万元以张某某微信转账2万元和抵扣第一笔账目的形式清账，双方只对第二笔和第三笔账目未清账的说法比被告方抗辩的2018年以前账目已结清的说法更具证据优势，故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对于第二笔和第三笔账目的争议前述已有认定，第二笔账目三批次货款为591940元，加上原告主张的第二笔账目36000元，再减去第二笔账目已付款549999元，则二被告目前还下差原告为77941元（591940＋36000-549999=77941）。因此二被告还应当给付原告款项为77941元，对于原告还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因本案中款项未给付属于双方在日常经营中自身对账混乱导致的，其责任在于双方，且双方也未明确约定利息，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原告诉请二被告给付相关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熊某某、张某某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杜某某款项77941元。二、驳回原告杜某某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5元，减半收取1187.50元，由原告杜某某负担662.50元，被告熊某某、张某某负担5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并将缴费复印件交本院。审 判 员  李 金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谭学秀书 记 员  龚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