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冀知民终2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治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体路4-2号A座2501法定代表人：郑大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璇，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蔚县民艺工艺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蔚县蔚州镇行云轩小区3号楼6单元201室法定代表人：王宝合，经理。上诉人沈阳治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沈阳治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蔚县民艺工艺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民艺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7民初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阳治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民艺公司赔偿沈阳治图公司经济损失5万元，合理维权费用1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民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赔偿的经济损失过低，无法弥补沈阳治图公司的损失。一、民艺公司网上销售侵权产品的数额近6万元，库存产品价值也在10万余元以上，原审中沈阳治图公司提交了能够充分证明民艺公司销售侵权产品数额的证据和统计数据，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对民艺公司销售的数额及库存额予以认定，并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以民艺公司的违法所得确认沈阳治图公司的损失。原审法院以民艺公司网店的记录可由商家任意改动，不足以证明商家的销售数额为由，判定其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改判。二、民艺公司侵犯沈阳治图公司著作权的产品种类数量众多，共有14款产品侵犯了沈阳治图公司的著作权。其中京剧笔有11款，钥匙扣有3款，且每款产品的销售卖点均是沈阳治图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形象，著作权在产品中所占价值比非常高，具有决定作用。另民艺公司在沈阳治图公司起诉后仍在销售侵权产品，其主观恶性比较大，应当加重处罚。三、沈阳治图公司创作的涉案产品市场价值较大，涉案作品的市场授权价格每幅为3万至8万不等，具有广泛的受众，并先后与多家企业在多种行业内授权合作。早在2007年李宇春在湖南卫视的舞台表演选用招财童子国粹京剧系列造型；2008年奥运会期间，授权北京大盟文化出品的招财童子国粹京剧系列奥运明信片，吸引了全世界运动员的目光，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2008年授权班尼路招财童子京剧系列主题T恤衫；2009年，领导带队出访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主宾国主展位，招财童子国粹京剧系列进行布展，CCTV.com、CCTV4全程播报，全球五大新闻社报道；授权京剧图书《过往君子听我言》，京剧入课堂启蒙第一书；2007年开始，沈阳治图公司授权中国邮政总公司连续多年发行邮政邮资产品，包括涉案作品在内的多款明信片，2016年与国家邮政总局达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打造中国第一家招财童子动漫、邮局等。此外，沈阳治图公司作品还获得了多个业内大奖，其中包括《2013年文化部国家动漫品牌建设与保护计划》大奖在内的国家级奖项6项，沈阳治图公司一直坚守以市场为导向的品牌建设与保护，其创作的作品应当得到重点保护。被上诉人民艺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沈阳治图公司于2020年11月20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判令民艺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停止使用沈阳治图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赔偿经济损失50,000元、为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含公证费、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10,000元；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查明：沈阳治图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大志创作了“招财童子”系列作品并通过自己的博客发表于2006年7月27日，后对该系列作品进行了著作权登记。2019年10月沈阳治图公司发现民艺公司在天猫网经营的“宝合旗舰店”销售的京剧脸谱笔、人物脸谱钥匙扣等产品，未经沈阳治图公司许可擅自使用沈阳治图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招财童子-国粹京剧时尚版之状元、招财童子-国粹京剧系列国画主题之武生、招财童子京剧系列之龙套人生3、招财童子-国粹京剧时尚版之小生、招财童子-文化系列牡丹亭之春香杜丽娘”的5副美术作品。沈阳治图公司认为民艺公司在未经许可未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出于商业目的的擅自复制、发行、使用，侵犯了沈阳治图公司的复制发行权，获得报酬权等著作权。民艺公司在天猫网站经营宝合旗舰店销售了金榜题名、戏说三国、蜀国英雄、状元与书生以及卡通戏曲传说人物等系列的工艺品，是通过向“戏博士”工艺厂授权的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批发而来，并称上述所有的产品均为戏博士工艺厂的负责人兼设计师郑勇独立设计并雕塑完成且已向福建版权局进行了版权登记取得作品登记证书，其中京剧脸谱笔已获得国家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2007）辽诚证民字第1513号公证书公证，“招财童子”动漫形象及相关美术作品、动漫作品均系以郑大志为主创作的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归属于沈阳治图公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郑大志仅保留动漫形象著作权人身权中的署名权。据此可以认定，郑大志创作的美术作品“招财童子-国粹京剧”脸谱系列卡通美术作品，著作权归属于沈阳治图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四）美术、建筑作品”。根据以上规定，创作作品的著作权人，因对作品的创作而自作品完成之日对所完成的作品拥有著作权，而不应当以著作权登记或公证判定其著作权的产生。沈阳治图公司认为其法定代表人郑大志创作了“招财童子”系列作品，并通过郑大志的博客发表于2006年7月27日，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沈阳治图公司对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招财童子”系列作品自2006年7月27日拥有著作权。民艺公司认为其从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批发，并转而在天猫网店出售的涉案产品，系经泉州戏博士工艺厂对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进行了经销授权。且民艺中心所出售的产品的美术图案系经泉州戏博士工艺厂的郑勇独立创作，作品的最早发表日期是2008年6月，分别于2018年2月9日取得作品登记证书，其中京剧脸谱笔还获得了国家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泉州戏博士工艺厂应当对涉案产品的外观形象的美术作品拥有著作权。但其主张的首次发表时间晚于沈阳治图公司主张对“招财童子”系列美术作品的发表时间。沈阳治图公司以“粉墨登场”的动画证明郑大志首先创作了动画形象“招财童子-多多”和“招财童子-小龙女”两个动漫形象，配以不同的京剧服饰形成了其主张著作权的多副美术作品。在对“多多”的形象创作中，沈阳治图公司采用将人物的眼和眉处理成一条由下向上、由鼻向额、由粗至细的弯曲的斜线，配以眉心处的红点构成了对人物面部的独创性美术设计。在对“小龙女”的形象创作中，沈阳治图公司采用了对人物眼睛和眼晕进行夸大并上扬，对口部适当缩小的形式，与传统戏曲中旦角的处理方式一致，不能认定其独创性。民艺公司销售的京剧脸谱笔和京剧脸谱钥匙扣中的“状元”、“赵子龙”、“武生”、“马超”、“翎子生”、“文小生”、“祝英台”、“财神”与沈阳治图公司以多多基本形象创作的“小生”、“武生”、“状元”的面部处理方式一样，已构成实质相似。民艺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动漫《十五贯》，称在其作品中对人物眼睛的处理来自对《十五贯》中人物眼睛的灵感，但民艺公司主张其所销售的涉案产品的创作发表时间晚于沈阳治图公司“招财童子”系列美术作品的发表时间，其有可能在创作时对沈阳治图公司主张的“招财童子”系列美术作品有所了解，民艺公司认为其所销售的涉案产品对人物面部的处理与沈阳治图公司的创作无关的主张开不足以采信。沈阳治图公司要求民艺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停止使用涉案美术作品应当予以支持。沈阳治图公司并没有证明民艺公司开设网店销售涉案产品的时长，其提供的民艺公司天猫网店的记录可由商家任意改动，不足以证明民艺公司的销售额，故不能以民艺公司的网店记录证明沈阳治图公司的损失，沈阳治图公司也并没有对其所主张的50,000元损失进行具体说明，原审法院综合认定民艺公司的侵权行为给沈阳治图公司造成的损失为5,000元。沈阳治图公司提供发票证实其所支出的公证费2,000元、交通费726元是沈阳治图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开支，应当予以支持，其所主张的律师费没有提供证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蔚县民艺工艺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沈阳治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拥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二、蔚县民艺工艺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向沈阳治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赔偿因侵权造成的损失5,000元以及公证费2,000元、交通费726元。三、驳回沈阳治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蔚县民艺工艺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民艺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2018年7月5日、2019年10月3日为其开具的销售凭证，上面标记有Q版钥匙扣（赵云、无生、状元）、Q版脸谱笔（牡丹亭、文小生、祝英台、武生、马超、状元、赵子龙）等四种商品的名目及单价、数量、合计金额；2、泉州市戏博士工艺厂2018年1月1日为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东城分中心出具的《经销商授权书》；3、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东城分中心2020年12月12日为民艺公司出具的NO.0253578号《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载的货物名称“工艺品、戏剧笔”、金额5189.11元、价税合计金额5241元。泉州市戏博士工艺厂负责人郑勇于2020年12月5日向原审法院递交了《申诉状之一》，内有“原告在后来的案件中，刻意的避开我，选择诉讼我的客户。”的表述。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陈述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本案中由于沈阳治图公司的实际损失及民艺公司的违法所得均无证据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的规定，本案应当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定民艺公司应当赔偿的数额。在酌定本案赔偿数额时，民艺公司所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是否具有合法来源，是必须要认定的重要侵权事实之一，因为这不但涉及到赔偿数额中应否支付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问题，还涉及到民艺公司的过错程度及确定被控侵权产品的生产销售源头问题。民艺公司在原审答辩时已明确抗辩称涉案产品系通过正规渠道，向泉州市戏博士工艺厂合法授权的代理商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东城分中心批发所得，涉案产品为泉州市戏博士工艺厂负责人兼设计师郑勇先生独立设计雕塑完成。民艺公司为此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的销售凭证、《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泉州市戏博士工艺厂负责人郑勇出具的《申诉状之一》等证据加以证明。其中销售凭证上记载的商品与《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标明的商品一致，即销售品种为钥匙扣及脸谱笔，可以证明民艺公司向被控侵权产品指定的经销商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东城分中心购买过钥匙扣及脸谱笔商品，郑勇又自认民艺公司为“我的客户”，上述这些均足以证明被控侵权产品为泉州市戏博士工艺厂生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被告依法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的，应当举证证明合法取得被诉侵权产品、复制品的事实，包括合法的购货渠道、合理的价格和直接的供货方等。被告提供的被诉侵权产品、复制品来源证据与其合理注意义务程度相当的，可以认定其完成前款所称举证，并推定其不知道被诉侵权产品、复制品侵害知识产权。被告的经营规模、专业程度、市场交易习惯等，可以作为确定其合理注意义务的证据。”的规定，民艺公司销售的被控侵权复制品具有合法来源，本案应当推定民艺公司不知道被诉侵权复制品侵害了沈阳治图公司的知识产权。上述事实可以证明，民艺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也确定了被控侵权产品的生产源头，民艺公司不应承担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支付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的法律责任，但仍应当支付沈阳治图公司为了维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因为如果权利人沈阳治图公司的合理维权支出也不予保护，则会使沈阳治图公司产生因维权导致的其他损失，有悖于立法保护权利人合法利益、鼓励权利人不断进行知识产权创新的初衷。由民艺公司支付合理开支，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的规定。综合考虑沈阳治图公司的律师费等维权应当支付的合理数额，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民艺公司赔偿侵权造成的损失5,000元尚在合理范围之内，应予维持。至于公证费2,000元、交通费726元，也属于沈阳治图公司实际花费的合理维权费用，民艺公司应当予以赔偿。综上，沈阳治图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沈阳治图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守军审判员  梁贤勇审判员  邢会丽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 浩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冀知民终2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治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体路4-2号A座2501法定代表人：郑大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璇，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蔚县民艺工艺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蔚县蔚州镇行云轩小区3号楼6单元201室法定代表人：王宝合，经理。上诉人沈阳治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沈阳治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蔚县民艺工艺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民艺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7民初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阳治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民艺公司赔偿沈阳治图公司经济损失5万元，合理维权费用1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民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赔偿的经济损失过低，无法弥补沈阳治图公司的损失。一、民艺公司网上销售侵权产品的数额近6万元，库存产品价值也在10万余元以上，原审中沈阳治图公司提交了能够充分证明民艺公司销售侵权产品数额的证据和统计数据，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对民艺公司销售的数额及库存额予以认定，并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以民艺公司的违法所得确认沈阳治图公司的损失。原审法院以民艺公司网店的记录可由商家任意改动，不足以证明商家的销售数额为由，判定其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改判。二、民艺公司侵犯沈阳治图公司著作权的产品种类数量众多，共有14款产品侵犯了沈阳治图公司的著作权。其中京剧笔有11款，钥匙扣有3款，且每款产品的销售卖点均是沈阳治图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形象，著作权在产品中所占价值比非常高，具有决定作用。另民艺公司在沈阳治图公司起诉后仍在销售侵权产品，其主观恶性比较大，应当加重处罚。三、沈阳治图公司创作的涉案产品市场价值较大，涉案作品的市场授权价格每幅为3万至8万不等，具有广泛的受众，并先后与多家企业在多种行业内授权合作。早在2007年李宇春在湖南卫视的舞台表演选用招财童子国粹京剧系列造型；2008年奥运会期间，授权北京大盟文化出品的招财童子国粹京剧系列奥运明信片，吸引了全世界运动员的目光，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2008年授权班尼路招财童子京剧系列主题T恤衫；2009年，领导带队出访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主宾国主展位，招财童子国粹京剧系列进行布展，CCTV.com、CCTV4全程播报，全球五大新闻社报道；授权京剧图书《过往君子听我言》，京剧入课堂启蒙第一书；2007年开始，沈阳治图公司授权中国邮政总公司连续多年发行邮政邮资产品，包括涉案作品在内的多款明信片，2016年与国家邮政总局达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打造中国第一家招财童子动漫、邮局等。此外，沈阳治图公司作品还获得了多个业内大奖，其中包括《2013年文化部国家动漫品牌建设与保护计划》大奖在内的国家级奖项6项，沈阳治图公司一直坚守以市场为导向的品牌建设与保护，其创作的作品应当得到重点保护。被上诉人民艺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沈阳治图公司于2020年11月20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判令民艺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停止使用沈阳治图公司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赔偿经济损失50,000元、为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含公证费、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10,000元；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查明：沈阳治图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大志创作了“招财童子”系列作品并通过自己的博客发表于2006年7月27日，后对该系列作品进行了著作权登记。2019年10月沈阳治图公司发现民艺公司在天猫网经营的“宝合旗舰店”销售的京剧脸谱笔、人物脸谱钥匙扣等产品，未经沈阳治图公司许可擅自使用沈阳治图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招财童子-国粹京剧时尚版之状元、招财童子-国粹京剧系列国画主题之武生、招财童子京剧系列之龙套人生3、招财童子-国粹京剧时尚版之小生、招财童子-文化系列牡丹亭之春香杜丽娘”的5副美术作品。沈阳治图公司认为民艺公司在未经许可未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出于商业目的的擅自复制、发行、使用，侵犯了沈阳治图公司的复制发行权，获得报酬权等著作权。民艺公司在天猫网站经营宝合旗舰店销售了金榜题名、戏说三国、蜀国英雄、状元与书生以及卡通戏曲传说人物等系列的工艺品，是通过向“戏博士”工艺厂授权的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批发而来，并称上述所有的产品均为戏博士工艺厂的负责人兼设计师郑勇独立设计并雕塑完成且已向福建版权局进行了版权登记取得作品登记证书，其中京剧脸谱笔已获得国家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2007）辽诚证民字第1513号公证书公证，“招财童子”动漫形象及相关美术作品、动漫作品均系以郑大志为主创作的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归属于沈阳治图公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郑大志仅保留动漫形象著作权人身权中的署名权。据此可以认定，郑大志创作的美术作品“招财童子-国粹京剧”脸谱系列卡通美术作品，著作权归属于沈阳治图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四）美术、建筑作品”。根据以上规定，创作作品的著作权人，因对作品的创作而自作品完成之日对所完成的作品拥有著作权，而不应当以著作权登记或公证判定其著作权的产生。沈阳治图公司认为其法定代表人郑大志创作了“招财童子”系列作品，并通过郑大志的博客发表于2006年7月27日，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沈阳治图公司对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招财童子”系列作品自2006年7月27日拥有著作权。民艺公司认为其从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批发，并转而在天猫网店出售的涉案产品，系经泉州戏博士工艺厂对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进行了经销授权。且民艺中心所出售的产品的美术图案系经泉州戏博士工艺厂的郑勇独立创作，作品的最早发表日期是2008年6月，分别于2018年2月9日取得作品登记证书，其中京剧脸谱笔还获得了国家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泉州戏博士工艺厂应当对涉案产品的外观形象的美术作品拥有著作权。但其主张的首次发表时间晚于沈阳治图公司主张对“招财童子”系列美术作品的发表时间。沈阳治图公司以“粉墨登场”的动画证明郑大志首先创作了动画形象“招财童子-多多”和“招财童子-小龙女”两个动漫形象，配以不同的京剧服饰形成了其主张著作权的多副美术作品。在对“多多”的形象创作中，沈阳治图公司采用将人物的眼和眉处理成一条由下向上、由鼻向额、由粗至细的弯曲的斜线，配以眉心处的红点构成了对人物面部的独创性美术设计。在对“小龙女”的形象创作中，沈阳治图公司采用了对人物眼睛和眼晕进行夸大并上扬，对口部适当缩小的形式，与传统戏曲中旦角的处理方式一致，不能认定其独创性。民艺公司销售的京剧脸谱笔和京剧脸谱钥匙扣中的“状元”、“赵子龙”、“武生”、“马超”、“翎子生”、“文小生”、“祝英台”、“财神”与沈阳治图公司以多多基本形象创作的“小生”、“武生”、“状元”的面部处理方式一样，已构成实质相似。民艺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动漫《十五贯》，称在其作品中对人物眼睛的处理来自对《十五贯》中人物眼睛的灵感，但民艺公司主张其所销售的涉案产品的创作发表时间晚于沈阳治图公司“招财童子”系列美术作品的发表时间，其有可能在创作时对沈阳治图公司主张的“招财童子”系列美术作品有所了解，民艺公司认为其所销售的涉案产品对人物面部的处理与沈阳治图公司的创作无关的主张开不足以采信。沈阳治图公司要求民艺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停止使用涉案美术作品应当予以支持。沈阳治图公司并没有证明民艺公司开设网店销售涉案产品的时长，其提供的民艺公司天猫网店的记录可由商家任意改动，不足以证明民艺公司的销售额，故不能以民艺公司的网店记录证明沈阳治图公司的损失，沈阳治图公司也并没有对其所主张的50,000元损失进行具体说明，原审法院综合认定民艺公司的侵权行为给沈阳治图公司造成的损失为5,000元。沈阳治图公司提供发票证实其所支出的公证费2,000元、交通费726元是沈阳治图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开支，应当予以支持，其所主张的律师费没有提供证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蔚县民艺工艺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沈阳治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拥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二、蔚县民艺工艺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向沈阳治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赔偿因侵权造成的损失5,000元以及公证费2,000元、交通费726元。三、驳回沈阳治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蔚县民艺工艺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民艺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2018年7月5日、2019年10月3日为其开具的销售凭证，上面标记有Q版钥匙扣（赵云、无生、状元）、Q版脸谱笔（牡丹亭、文小生、祝英台、武生、马超、状元、赵子龙）等四种商品的名目及单价、数量、合计金额；2、泉州市戏博士工艺厂2018年1月1日为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东城分中心出具的《经销商授权书》；3、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东城分中心2020年12月12日为民艺公司出具的NO.0253578号《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载的货物名称“工艺品、戏剧笔”、金额5189.11元、价税合计金额5241元。泉州市戏博士工艺厂负责人郑勇于2020年12月5日向原审法院递交了《申诉状之一》，内有“原告在后来的案件中，刻意的避开我，选择诉讼我的客户。”的表述。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陈述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本案中由于沈阳治图公司的实际损失及民艺公司的违法所得均无证据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的规定，本案应当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定民艺公司应当赔偿的数额。在酌定本案赔偿数额时，民艺公司所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是否具有合法来源，是必须要认定的重要侵权事实之一，因为这不但涉及到赔偿数额中应否支付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问题，还涉及到民艺公司的过错程度及确定被控侵权产品的生产销售源头问题。民艺公司在原审答辩时已明确抗辩称涉案产品系通过正规渠道，向泉州市戏博士工艺厂合法授权的代理商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东城分中心批发所得，涉案产品为泉州市戏博士工艺厂负责人兼设计师郑勇先生独立设计雕塑完成。民艺公司为此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的销售凭证、《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泉州市戏博士工艺厂负责人郑勇出具的《申诉状之一》等证据加以证明。其中销售凭证上记载的商品与《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标明的商品一致，即销售品种为钥匙扣及脸谱笔，可以证明民艺公司向被控侵权产品指定的经销商北京兴鑫京艺文化中心东城分中心购买过钥匙扣及脸谱笔商品，郑勇又自认民艺公司为“我的客户”，上述这些均足以证明被控侵权产品为泉州市戏博士工艺厂生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被告依法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的，应当举证证明合法取得被诉侵权产品、复制品的事实，包括合法的购货渠道、合理的价格和直接的供货方等。被告提供的被诉侵权产品、复制品来源证据与其合理注意义务程度相当的，可以认定其完成前款所称举证，并推定其不知道被诉侵权产品、复制品侵害知识产权。被告的经营规模、专业程度、市场交易习惯等，可以作为确定其合理注意义务的证据。”的规定，民艺公司销售的被控侵权复制品具有合法来源，本案应当推定民艺公司不知道被诉侵权复制品侵害了沈阳治图公司的知识产权。上述事实可以证明，民艺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也确定了被控侵权产品的生产源头，民艺公司不应承担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支付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的法律责任，但仍应当支付沈阳治图公司为了维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因为如果权利人沈阳治图公司的合理维权支出也不予保护，则会使沈阳治图公司产生因维权导致的其他损失，有悖于立法保护权利人合法利益、鼓励权利人不断进行知识产权创新的初衷。由民艺公司支付合理开支，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的规定。综合考虑沈阳治图公司的律师费等维权应当支付的合理数额，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民艺公司赔偿侵权造成的损失5,000元尚在合理范围之内，应予维持。至于公证费2,000元、交通费726元，也属于沈阳治图公司实际花费的合理维权费用，民艺公司应当予以赔偿。综上，沈阳治图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沈阳治图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守军审判员  梁贤勇审判员  邢会丽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