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01民申70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再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马海霞，女，汉族，1970年5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静华，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再审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赵伟丽，女，汉族，1954年3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再审申请人马海霞因与被申请人赵伟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1）豫01民终1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马海霞申请再审称，（一）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除要有交付款项的事实外，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借贷合意亦是关键性审查要素。本案中，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并无借贷的合意，理由如下:1、马海霞是基于保管关系持有的胡泽琴的资金。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理查明的事实，胡泽琴系为了达到侵吞合伙财产的目的，将130万元的合伙资金交给马海霞代为保管，后马海霞已经陆续返还给胡泽琴。而对于双方存在的是保管关系的事实，赵伟丽及其代理律师均予以认可，其代理律师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代理词“一、案外人胡泽琴与马海霞系保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已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已不利的事实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应当认定胡泽琴与马海霞系保管关系，马海霞是基于保管关系持有的胡泽琴的资金。而保管关系与民间借贷显然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一、二审判决按照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并判决马海霞还本付息显然是错误的。2、马海霞系受胡泽琴的委托将其代为保管的15万元出借给肖胜利，且肖胜利已向胡泽琴进行还款。首先，从2016年9月19日晚上23:09胡泽琴与马海霞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胡泽琴的陈述“我傻乎乎让你借钱15万给他”，可以看出，系胡泽琴指派马海霞将15万元出借给肖胜利，胡泽琴是向肖胜利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其次，马海霞在肖胜利出具的借条上备注“这十五万元人民币是由我马海霞从胡泽琴这借给肖胜利的”仅是为了说明出借款项的来源是马海霞代为保管的胡泽琴的15万元，其书写备注并将借条交给胡泽琴是为了给胡泽琴提供向肖胜利主张借款的依据。而事实上，胡泽琴也以此为由向肖胜利主张了该笔借款，肖胜利也已经实际进行了还款(详见一审证据中的转账记录及肖胜利证人证言)。足以说明胡泽琴与肖胜利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借贷关系，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2021)豫01民终1893号民事判决书忽视肖胜利已就案涉借款进行实际还款的事实，仅以“马海霞将肖胜利向其出具的借款15万元的借条上备注‘这十五万元人民币是由我马海霞从胡泽琴这借给肖胜利的’”就认定“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构成相应的借款关系”是错误的。此外，在马海霞按照胡泽琴的指派将其代为保管的15万元出借给肖胜利并将肖胜利出具的借条原件交付胡泽琴后，其已经尽到保管人应尽的义务，后续肖胜利是否进行还款以及在还款后是否将借条原件收回与马海霞并无关系，因此，即便赵伟丽与胡泽琴手中仍然持有借条原件，也与马海霞无关。（二）胡泽琴交给马海霞的保管款共计130万元，其中现金100万元，转账30万元，马海霞均已归还完毕，双方基于保管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业已消灭。马海霞的具体还款情况为:1、马海霞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胡泽琴支付的68万元；2、胡泽琴出庭时所述并认可要求马海霞将款项转给邱洁茹代买公司的原始股权，马海霞按照胡泽琴指示分别于2015年8月6日、8月7日、8月21日、8月22日、8月23日5次每笔5万元共计向邱洁茹尾号为0963的账号转账25万元；3、马海霞通过微信自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4月8日向胡泽琴25笔转账共计11.91万元；4、经双方协商马海霞于2016年5月7日将其名下的湖南玉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账户作价15万元转让给胡泽琴；5、胡泽琴从马海霞处拿走翡翠吊坠及戒指价值5.5万元；6、马海霞于2016年5月8日向胡泽琴女儿王妍妍支付宝转账6000元；7、2010年3月5日胡泽琴向马海霞借款3.5万元，并出具借条，该款项胡泽琴一直未还款，胡泽琴称已经还清忘记收回借条，与胡泽琴一贯细心的做事风格不符，同时也无还款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也不符合常理；8、胡泽琴承诺退还马海霞的投资款(马海霞曾在胡泽琴的公司国房基金公司投资2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149.51万元，远超过胡泽琴交给马海霞的保管款130万元，因此，马海霞与胡泽琴基于保管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业已消灭。在一审庭审中，马海霞当庭出示了由胡泽琴向马海霞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马海霞现金叁万伍仟元整，￥35000”，足以说明胡泽琴尚欠马海霞35000元借款未曾清偿，在此情况下，马海霞不向胡泽琴主张欠款反而向其借钱明显不合常理，马海霞根本不可能去向胡泽琴进行借款。（三）胡泽琴与赵伟丽之间基于不明确的债权进行的债权转让也是无效的。一方面，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另一方面，二人间的保管关系也未进行清算，不能确定马海霞尚有保管资金未归还胡泽琴，因此，胡泽琴并不持有对马海霞合法有效的债权，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债权转让也是无效的，赵伟丽无法通过此种无效的债权转让取得对马海霞的债权。（四）马海霞从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不存在提出异议的可能性。胡泽琴与马海霞系朋友关系，对马海霞的生活较为了解，其在赵伟丽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所提供的马海霞的地址与联系方式均是不准确的，导致马海霞未收到应诉通知和传票，致使一审法院作出了缺席判决，其送达程序的不合法也导致本案被裁定再审。而胡泽琴在向马海霞发送“债权转让通知”时，采取了一样的方法，向其明知马海霞已不再使用的手机号和微信号发送所谓的“债权转让通知”，马海霞在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提出异议的可能性，而事实上，直至赵伟丽执行马海霞名下房产时，马海霞才知道本案诉争(详见马海霞与其丈夫微信聊天记录)。因此，二审判决认为“马海霞对债权转让事宜并未提出过异议”显然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一审法院对胡泽琴的询问，结合马海霞在肖胜利向其出具的借款15万元的借条上备注“这十五万元人民币由我马海霞从胡泽琴这借给肖胜利的”并交给胡泽琴，可以确定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的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马海霞主张其系受胡泽琴的委托将其代为保管的15万元出借给肖胜利，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充分证实其系受胡泽琴的委托而出借款项，且胡泽琴对此不予认可并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称系“事后知道的”，结合肖胜利出具的借条上载明“今借马海霞现金（150000元整）”而非“借胡泽琴”，再加之马海霞在该借条上特别备注“这十五万元人民币由我马海霞从胡泽琴这借给肖胜利的”，从上述借条中文字表述的内容分析，胡泽琴系事后知道马海霞将其代为保管的15万元出借给肖胜利具有高度盖然性。关于马海霞是否已向胡泽琴清偿完毕该笔借款的问题。马海霞虽然提供了相应的银行流水、微信以及支付宝交易明细等证据，但由于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的经济往来较多，且马海霞称其已返还胡泽琴149万元与其所称的胡泽琴只给付其130万元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结合马海霞并未收回案涉借条以及其与胡泽琴的对话录音中其亦未明确表示已经还清胡泽琴的款项等事实，一、二审法院认定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充分证明其已向胡泽琴清偿完毕该笔借款，符合本案客观实际。关于肖胜利是否已向胡泽琴清偿完毕该笔借款的问题。肖胜利出庭作证称，其向马海霞借款并出具借条，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后来得知案涉款项系胡泽琴的，胡泽琴让其直接偿还，其向胡泽琴的转款肯定超过15万。其还称其与胡泽琴以前系合作伙伴，其自2015年4月开始还款，除本案借款外，其与胡泽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肖胜利向法庭提交的微信截图及支付宝截图显示其向胡泽琴转款共计77377元，但肖胜利的上述转款大部分并未备注款项性质，其中2015年11月25日通过支付宝的两笔转款共计12000元，分别备注：“这是给你的科技园办公室的房租和物业管理费”、“这是物业管理费”；2015年12月25日通过支付宝转款的2000元备注：“生活借款”。上述转款备注与肖胜利陈述的“除本案借款外，其与胡泽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不仅存在明显矛盾，而且也不能证明上述77377元转款系偿还案涉借款，更不能证明肖胜利已向胡泽琴清偿完毕案涉15万元借款。关于胡泽琴与赵伟丽之间的债权转让对马海霞是否发生效力的问题。本案中，胡泽琴将案涉15万元的借款债权转让给赵伟丽后，并通过手机短信和微信分别向马海霞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马海霞称该手机号由其母亲使用、其没有收到转让通知，但是并未能提供其手机号及微信号为其母亲使用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案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马海霞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马海霞的再审申请。如不服本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审判长 李 伟审判员 刘向科审判员 季士方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孙千贺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01民申70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再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马海霞，女，汉族，1970年5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静华，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再审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赵伟丽，女，汉族，1954年3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再审申请人马海霞因与被申请人赵伟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1）豫01民终1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马海霞申请再审称，（一）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除要有交付款项的事实外，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借贷合意亦是关键性审查要素。本案中，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并无借贷的合意，理由如下:1、马海霞是基于保管关系持有的胡泽琴的资金。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理查明的事实，胡泽琴系为了达到侵吞合伙财产的目的，将130万元的合伙资金交给马海霞代为保管，后马海霞已经陆续返还给胡泽琴。而对于双方存在的是保管关系的事实，赵伟丽及其代理律师均予以认可，其代理律师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代理词“一、案外人胡泽琴与马海霞系保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已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已不利的事实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应当认定胡泽琴与马海霞系保管关系，马海霞是基于保管关系持有的胡泽琴的资金。而保管关系与民间借贷显然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一、二审判决按照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并判决马海霞还本付息显然是错误的。2、马海霞系受胡泽琴的委托将其代为保管的15万元出借给肖胜利，且肖胜利已向胡泽琴进行还款。首先，从2016年9月19日晚上23:09胡泽琴与马海霞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胡泽琴的陈述“我傻乎乎让你借钱15万给他”，可以看出，系胡泽琴指派马海霞将15万元出借给肖胜利，胡泽琴是向肖胜利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其次，马海霞在肖胜利出具的借条上备注“这十五万元人民币是由我马海霞从胡泽琴这借给肖胜利的”仅是为了说明出借款项的来源是马海霞代为保管的胡泽琴的15万元，其书写备注并将借条交给胡泽琴是为了给胡泽琴提供向肖胜利主张借款的依据。而事实上，胡泽琴也以此为由向肖胜利主张了该笔借款，肖胜利也已经实际进行了还款(详见一审证据中的转账记录及肖胜利证人证言)。足以说明胡泽琴与肖胜利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借贷关系，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2021)豫01民终1893号民事判决书忽视肖胜利已就案涉借款进行实际还款的事实，仅以“马海霞将肖胜利向其出具的借款15万元的借条上备注‘这十五万元人民币是由我马海霞从胡泽琴这借给肖胜利的’”就认定“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构成相应的借款关系”是错误的。此外，在马海霞按照胡泽琴的指派将其代为保管的15万元出借给肖胜利并将肖胜利出具的借条原件交付胡泽琴后，其已经尽到保管人应尽的义务，后续肖胜利是否进行还款以及在还款后是否将借条原件收回与马海霞并无关系，因此，即便赵伟丽与胡泽琴手中仍然持有借条原件，也与马海霞无关。（二）胡泽琴交给马海霞的保管款共计130万元，其中现金100万元，转账30万元，马海霞均已归还完毕，双方基于保管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业已消灭。马海霞的具体还款情况为:1、马海霞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胡泽琴支付的68万元；2、胡泽琴出庭时所述并认可要求马海霞将款项转给邱洁茹代买公司的原始股权，马海霞按照胡泽琴指示分别于2015年8月6日、8月7日、8月21日、8月22日、8月23日5次每笔5万元共计向邱洁茹尾号为0963的账号转账25万元；3、马海霞通过微信自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4月8日向胡泽琴25笔转账共计11.91万元；4、经双方协商马海霞于2016年5月7日将其名下的湖南玉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账户作价15万元转让给胡泽琴；5、胡泽琴从马海霞处拿走翡翠吊坠及戒指价值5.5万元；6、马海霞于2016年5月8日向胡泽琴女儿王妍妍支付宝转账6000元；7、2010年3月5日胡泽琴向马海霞借款3.5万元，并出具借条，该款项胡泽琴一直未还款，胡泽琴称已经还清忘记收回借条，与胡泽琴一贯细心的做事风格不符，同时也无还款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也不符合常理；8、胡泽琴承诺退还马海霞的投资款(马海霞曾在胡泽琴的公司国房基金公司投资2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149.51万元，远超过胡泽琴交给马海霞的保管款130万元，因此，马海霞与胡泽琴基于保管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业已消灭。在一审庭审中，马海霞当庭出示了由胡泽琴向马海霞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马海霞现金叁万伍仟元整，￥35000”，足以说明胡泽琴尚欠马海霞35000元借款未曾清偿，在此情况下，马海霞不向胡泽琴主张欠款反而向其借钱明显不合常理，马海霞根本不可能去向胡泽琴进行借款。（三）胡泽琴与赵伟丽之间基于不明确的债权进行的债权转让也是无效的。一方面，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另一方面，二人间的保管关系也未进行清算，不能确定马海霞尚有保管资金未归还胡泽琴，因此，胡泽琴并不持有对马海霞合法有效的债权，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债权转让也是无效的，赵伟丽无法通过此种无效的债权转让取得对马海霞的债权。（四）马海霞从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不存在提出异议的可能性。胡泽琴与马海霞系朋友关系，对马海霞的生活较为了解，其在赵伟丽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所提供的马海霞的地址与联系方式均是不准确的，导致马海霞未收到应诉通知和传票，致使一审法院作出了缺席判决，其送达程序的不合法也导致本案被裁定再审。而胡泽琴在向马海霞发送“债权转让通知”时，采取了一样的方法，向其明知马海霞已不再使用的手机号和微信号发送所谓的“债权转让通知”，马海霞在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提出异议的可能性，而事实上，直至赵伟丽执行马海霞名下房产时，马海霞才知道本案诉争(详见马海霞与其丈夫微信聊天记录)。因此，二审判决认为“马海霞对债权转让事宜并未提出过异议”显然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一审法院对胡泽琴的询问，结合马海霞在肖胜利向其出具的借款15万元的借条上备注“这十五万元人民币由我马海霞从胡泽琴这借给肖胜利的”并交给胡泽琴，可以确定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的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马海霞主张其系受胡泽琴的委托将其代为保管的15万元出借给肖胜利，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充分证实其系受胡泽琴的委托而出借款项，且胡泽琴对此不予认可并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称系“事后知道的”，结合肖胜利出具的借条上载明“今借马海霞现金（150000元整）”而非“借胡泽琴”，再加之马海霞在该借条上特别备注“这十五万元人民币由我马海霞从胡泽琴这借给肖胜利的”，从上述借条中文字表述的内容分析，胡泽琴系事后知道马海霞将其代为保管的15万元出借给肖胜利具有高度盖然性。关于马海霞是否已向胡泽琴清偿完毕该笔借款的问题。马海霞虽然提供了相应的银行流水、微信以及支付宝交易明细等证据，但由于马海霞与胡泽琴之间的经济往来较多，且马海霞称其已返还胡泽琴149万元与其所称的胡泽琴只给付其130万元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结合马海霞并未收回案涉借条以及其与胡泽琴的对话录音中其亦未明确表示已经还清胡泽琴的款项等事实，一、二审法院认定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充分证明其已向胡泽琴清偿完毕该笔借款，符合本案客观实际。关于肖胜利是否已向胡泽琴清偿完毕该笔借款的问题。肖胜利出庭作证称，其向马海霞借款并出具借条，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后来得知案涉款项系胡泽琴的，胡泽琴让其直接偿还，其向胡泽琴的转款肯定超过15万。其还称其与胡泽琴以前系合作伙伴，其自2015年4月开始还款，除本案借款外，其与胡泽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肖胜利向法庭提交的微信截图及支付宝截图显示其向胡泽琴转款共计77377元，但肖胜利的上述转款大部分并未备注款项性质，其中2015年11月25日通过支付宝的两笔转款共计12000元，分别备注：“这是给你的科技园办公室的房租和物业管理费”、“这是物业管理费”；2015年12月25日通过支付宝转款的2000元备注：“生活借款”。上述转款备注与肖胜利陈述的“除本案借款外，其与胡泽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不仅存在明显矛盾，而且也不能证明上述77377元转款系偿还案涉借款，更不能证明肖胜利已向胡泽琴清偿完毕案涉15万元借款。关于胡泽琴与赵伟丽之间的债权转让对马海霞是否发生效力的问题。本案中，胡泽琴将案涉15万元的借款债权转让给赵伟丽后，并通过手机短信和微信分别向马海霞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马海霞称该手机号由其母亲使用、其没有收到转让通知，但是并未能提供其手机号及微信号为其母亲使用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案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马海霞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马海霞的再审申请。如不服本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审判长 李 伟审判员 刘向科审判员 季士方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孙千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