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24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卢连海，男，1974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明，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英，女，1952年2月3口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桂兰，女，1982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美甜，女，198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全娣，女，1976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国有，女，1979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间娣，女，198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进彪，男，1989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又是上列六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刚，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法律服务所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男，1986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茶陵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东区街东鸿十一巷1号1104、1200商铺。负责人：林东波。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拓弘，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卢连海因与被上诉人徐桂英、潘桂兰、潘美甜、潘全娣、潘国有、潘间娣、潘进彪、李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2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桂英、潘桂兰、潘美甜、潘全娣、潘国有、潘间娣、潘进彪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被告卢连海、李明连带赔偿其七人的损失586030元（丧葬费55920元，死亡赔偿金420660元，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2250元、误工损失1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0元共计639330元，并扣减被告李明已赔偿的53300元），并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中华保险广州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向原告徐桂英、潘桂兰、潘美甜、潘全娣、潘国有、潘间娣、潘进彪赔偿1100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李明向原告徐桂英、潘桂兰、潘美甜、潘全娣、潘国有、潘间娣、潘进彪赔偿418149.5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卢连海对上述第二项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60元（原告已预交4830元），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承担1813元，由被告李明、卢连海承担6893元，由原告徐桂英、潘桂兰、潘美甜、潘全娣、潘国有、潘间娣、潘进彪承担954元。诉讼保全费102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李明、卢连海承担。卢连海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为：“保险公司”）向徐桂英、潘桂兰、潘美甜、潘全娣、潘国有、潘间娣、潘进彪（该七名原审原告以下简称为：“一审原告方“）赔偿418149．5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保险公司、李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在卢连海投保时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尽提示、告知义务系事实认定错误。保险公司与卢连海签订涉案保险合同时，对于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并未作任何提示、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在向卢连海推荐保险合同时，仅通过微信与卢连海的妻子进行沟通涉案车辆的保险费用及优惠额度，自始自终都未曾就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卢连海或者卢连海的妻子进行过任何的提示、告知。虽然卢连海的妻子在保险单上签有“卢连海”的名字，但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根本就没有依法作出足以引起卢连海的妻子注意的提示、告知，也从未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的说明。一审法院以夫妻双方有家事代理权为由，认定卢连海的妻子代卢连海在保险单签名，卢连海对该签名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卢连海与保险公司订立的涉案保险合同是具有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双重属性的合同，并不是家事上的日常处理，卢连海的妻子代签名的行为属于夫妻间家事代理的范畴，卢连海的妻子在没有征得卢连海书面授权委托时无权以卢连海的名义与第三方签订保险合同，且依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代理合同也须得到投保人的亲自签名方有效，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为销售保险违法向卢连海妻子承诺返还佣金的行为是保险法禁止的行为。即卢连海的妻子虽然在保险合同上签名，但不能据此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提示、告知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在一审中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尽提示、告知义务，涉案车辆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卢连海不产生效力。卢连海所有的涉案车辆由李明实际驾驶时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保险公司不存在免赔事由，理应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李明作为实际驾驶人没有从业资格，进而认可保险公司提出的免责理由，系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的规定，保险公司以涉案《机动车综合商业示范条款》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免除”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其他证书”的规定为由，认为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但对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其他证书”属于何种许可证或其他证书，保险条款中并没有进行明确约定，且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向卢连海明确说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其他证书”包含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而在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内容”中，只有卢连海的妻子代签“卢连海”的名字，并无其他说明。即保险公司在与卢连海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及免责事项并未作出足以引起卢连海注意的提示、告知义务。因此，保险公司没有就驾驶人需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书的免责事由向投保人明确释明，保险公司以此作为免除其商业险责任，于法无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保险公司与卢连海订立的涉案保险合同，采用的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该格式条款中关于“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其他证书”中是否包含了从业资格证书，由于保险公司没有明确释明，实际上增加了驾驶人员具有相应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方可赔偿的额外要求，属于“免除己方责任义务、加重被保险人责任义务、排除被保险人应依法享有理赔权利的情形”，应当认定无效。保险公司依法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中，涉案车辆发生事故时的实际驾驶员李明，确实没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但是，根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从业资格是对从业人员所从事的特定岗位职业素质的基本评价，其不涉及对驾驶员驾驶能力或者资格的认定。因此，从业资格的有无与能否驾驶机动车并无必然联系，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即使无从业资格也可以驾驶与准驾车型相符的机动车。驾驶人有驾驶证但无从业资格证并不会增加承保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和增加保险公司的理赔风险。同时，从业资格证并不能认为是驾驶货运车辆必备的证书，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按通常的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故本案中，对于驾驶资格通常的理解是交警部门颁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因此，对通常所说的驾驶资格应当作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即保险条款约定的其它必备证书并不单指从业资格证。本案中，李明持有“B2”型机动车驾驶证，与准驾车型相符，保险公司以事故发生时驾驶员李明不具有从业资格证为由而拒绝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因此，保险公司不但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卢连海对事故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卢连海与李明系合作关系，卢连海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没有过错，不应对事故所造成的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机动车所有人的过错进行了明确规定，即(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卢连海与被上诉人李明之间系合作关系，不存在雇佣关系，双方之间完全是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关系。事故发生的原因系李明在倒车时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所致，卢连海对涉案机动车存在制动性能与转向性能缺陷并不知情，且该缺陷并不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卢连海作为涉案机动车的所有人对交通事故损害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李明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故及赔偿责任应由李明自行承担，与卢连海无关，故本案损害的赔偿责任不应由卢连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徐桂英、潘桂兰、潘美甜、潘全娣、潘国有、潘间娣、潘进彪辩称：从卢连海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在支付保险费之前，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确实没有向卢连海的妻子告知相关的免责条款，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公司是不能够在商业险免责的。卢连海与李明之间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也可以说是合伙的关系，两人在本案中对一审原审方的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李明辩称：卢连海雇佣我进行营运的，我与卢连海不是合作关系，是雇佣关系。保险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卢连海的上诉请求。卢连海已经确认在涉案投保单上签名的人是其妻子，其妻子对其日常的民事事务具有代理权，而卢连海所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当时投保协商的情况，其中的投保缴费是投保的一个环节，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情形进行明确说明属于投保的另一个环节，两个环节构成一个整体的投保环节，卢连海的妻子缴纳保险费后，保险合同生效，保险公司已对保险责任免除情形进行明确说明，卢连海的妻子在投保单上代为其签字，该投保单也是合法有效的。卢连海在明知其妻子没有其书面委托与保险公司签订涉案保险合同的情况下，没有向保险公司退保，则视为其认可其妻子的投保行为。且涉案车辆在2017年度、2018年度投保时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是否对投保人就保险负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并签署投保单，不能直接影响2019年度投保单的效力，其提交的涉案车辆投保2017年度、2018年度交强险的投保单均有投保人卢连海签字，证明了投保人在投保时签署投保单，是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既有流程。而且保险公司向李明了解到，卢连海名下有几个货运车辆，卢连海及其妻子长期经营货运行业，早已知悉道路运输的有关规章、保险免责条款的含义。本案中，卢连海称其妻子投保时在投保单上签字后拿了保险单离去，没有证据支持。退一步来说，假如卢连海该主张成立，如上所述，由于卢连海的妻子早已知悉保险免责条款的含义，对于其当时已经拒绝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对条款进行说明，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二审查明，对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当事人表示无异议，且与本院查明的相符。对于一审法院认定一审原告方的损失及金额，除卢连海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为5万元，一审认定的金额过高外，其他的损失项目及金额，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卢连海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其妻子毕明瑞与保险公司业务员（微信昵称：wanglg,微信号为：×××）的微信聊天截图以证明保险公司在订立涉案保险合同时，对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没有履行告知、提示义务。该微信聊天截图显示，6月1日（2019年）上午，该保险公司业务员就涉案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费，以涉案车辆的保险到期为由，通过微信向卢连海的妻子毕明瑞报价，询问毕明瑞是否投保涉案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对此，毕明瑞也通过微信向该业务员询问保费是否有优惠。当该业务员表示由其退回部分保费后，毕明瑞答应投保涉案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并询问支付保费的方式以及保单是电子保单还是纸质报单。该业务员回复保费由毕明瑞付给公司（保险公司），再由该业务员转差额给毕明瑞，保单是电子保单，电子保单打印后和保险标志一起交给毕明瑞。随后，毕明瑞按该业务员的指引在线上通过支付宝向保险公司交付了保费9722.55元，并将支付成功的截图发给该业务员。对上述微信截图，保险公司表示对微信截图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其他当事人均没有表示异议。再查，保险公司提供的涉案投保单显示卢连海于2019年6月19日在“投保人声明内容”一栏的“投保人签名/签章”签名。对于投保单上该“卢连海”的签名，卢连海承认是其妻子毕明瑞所签，系其妻子在交付保费后找上述保险代理人拿取涉案保险单时，该保险代理人要求其妻子签上卢连海的名字，但该保险代理人并未向其妻子解释说明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并承认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前的每一次投保机动车保险的事宜都是由其妻子负责经手办理。保险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事故发生前涉案车辆历次在该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2017年度、2018年度）的投保单，并确认涉案车辆首次在该保险公司投保涉案商业险。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审查卢连海为证明其主张的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就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的事实，在二审中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能够证明卢连海的妻子于2019年6月19日在涉案投保单上签名之前，保险公司业务员于2019年6月1日通过微信与卢连海的妻子协商订立涉案保险合同时，直至卢连海的妻子同意与保险公司订立涉案交强险和商业险并交付保费完毕，保险公司业务员没有向卢连海的妻子出示涉案保险条款，也没有就保险条款的免责条款向卢连海的妻子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由于上述证据已经在本案诉讼前已经形成，且卢连海在一审期间对投保单上其签名是否其妻子代签的事实，既不予承认也不予否认，拒绝向一审法院提供其妻子的姓名、电话及联系地址，拒绝在一审法院的询问笔录中签名，也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上述证据。故卢连海在二审期间提供的上述证据属于故意逾期提供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的规定，卢连海故意逾期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本院予以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对卢连海予以罚款3万元（另行制作决定书）。由此产生的诉讼费用由卢连海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法研[2000]5号】，“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以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中，虽然保险公司提交的涉案投保单可以证明投保人卢连海的妻子在该投保单上签上“卢连海”的名字，确认保险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保险公司已经向“本人”详细介绍并交付了所投保险合同的条款，并对保险合同和特别约定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由于卢连海在二审提供的证据证明了保险公司在订立涉案商业保险合同时没有向投保人交付商业保险条款，也没有就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故仅凭涉案投保单不能认定保险公司履行了该项义务。保险公司仍应对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卢连海订立涉案商业保险合同之前或者订立涉案商业保险合同之时履行了该项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因保险公司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其履行了该项义务，故保险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免赔的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对保险公司据该免责条款主张在商业三者险免赔，本院不予支持。卢连海该部分的上诉，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金额问题。本起事故造成受害人死亡，且受害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一审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本起事故造成一审原告方的损失，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1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1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赔付）。交强险不足赔偿的471449.5元，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100万元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扣减李明已向一审原告方支付的53300元，保险公司仍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418149.5元。李明向一审原告方支付的53300元，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另行向保险公司理赔。由于一审原告方的损失，已经由保险公司在承保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内足额赔偿，本院对卢连海关于李明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予审查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25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25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向徐桂英、潘桂兰、潘美甜、潘全娣、潘国有、潘间娣、潘进彪赔偿418149.5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四、驳回徐桂英、潘桂兰、潘美甜、潘全娣、潘国有、潘间娣、潘进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一审受理费9660元（徐桂英、潘桂兰、潘美甜、潘全娣、潘国有、潘间娣、潘进彪已预交4830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开发区支公司负担1813元，由卢连海负担6893元，由徐桂英、潘桂兰、潘美甜、潘全娣、潘国有、潘间娣、潘进彪负担954元。诉讼保全费1020元（徐桂英、潘桂兰、潘美甜、潘全娣、潘国有、潘间娣、潘进彪已预交），由卢连海负担。二审受理费7572元，由卢连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志刚审判员  张 宾审判员  王汇文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戴凯珊李霞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