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76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家仁，男，1948年5月22日生，香港地区居民，现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丰畅，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达伟（英文名：DAVIDGOLDEN），男，1972年10月2日生，新加坡籍，护照号XXXXXXXXX，现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科枫，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荣清，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家仁因与被上诉人达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19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家仁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高家仁已就向达伟支付款项提供了借款凭证，达伟主张款项性质为其在家族企业上海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工作收取的补充性福利及代付款还款，但达伟未明确其收取款项的具体项目及对应金额，即达伟未举证证明其主张收取款项的其他法律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认可高家仁主张的借款法律关系；案涉款项系高家仁作为父亲为接济子女生活而向达伟出借，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对款项性质认定错误，损害高家仁合法权益，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高家仁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达伟辩称，不同意高家仁的上诉请求，达伟已尽力举证证明了收款事由，表明案涉款项并非借款，之后高家仁未举证证明双方间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从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款项交付具有连续性，不符合民间借贷常理，且高家仁之前从未向达伟主张过还款；此外，高家仁主张款项是父亲对儿子的接济，该主张既与高家仁主张的借款关系有矛盾，也与事实不符，达伟有收入来源，不需要接济。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高家仁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高家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达伟向高家仁偿还借款本金4，577，154.76元；2．判令达伟向高家仁支付逾期利息（以4，577，154.76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家仁、达伟系父子关系。2016年12月6日，高家仁向达伟汇款500，000元。自2018年7月起，高家仁又陆续向达伟交付钱款。2016年12月6日至2019年10月25日期间，合计汇款4，577，154.76元。其中，2019年9月12日的一笔270，000元，系通过高家仁指示汇款至案外人赵某账户。一审审理中，达伟提交劳动合同书及薪资确认单，旨在证明达伟自2008年开始担任XX公司总裁，案涉款项系补充性福利。高家仁仅对劳动合同书上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合同并未约定补充性福利。达伟另提交贷记凭证、客户回单及发票，旨在证明2018年7月之前通过报销并由公司账户支付福利性收入。高家仁仅对有银行凭证的单据予以认可，认为发票所涉仅是公司正常报销，并非福利性收入。高家仁陈述，其系XX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达伟被安排在XX公司每月领取30，000元工资，实际并未工作。因达伟日常开销非常高，故高家仁根据达伟的需要向达伟汇款，每月金额200，000元左右。2019年达伟抢夺了公司的控制权，双方遂就公司控制权纠纷涉诉。达伟则称，达伟每月基本工资30，000元由公司转账支付。另有补充性福利每月大概20至30万元，2018年7月之前经报销后由公司转账支付，之后由于财务制度变更，改由高家仁个人转账支付且并不再严格按照报销流程。案涉款项中，2016年12月6日的一笔500，000元系为家庭采购别墅苗木的费用，2019年9月12日的一笔270，000元系为公司买酒的费用，其余款项用于日常生活及公司经营开销。高家仁、达伟之间矛盾系因2019年公司控制权问题引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家仁与达伟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借贷关系的成立不仅包括款项的交付，还应包括借贷的合意。根据法律规定，高家仁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达伟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达伟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达伟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高家仁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家仁系达伟父亲，自述系XX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且达伟亦在XX公司任职，高家仁自2016年11月起至2019年10月25日期间通过个人账户持续频繁地向达伟交付款项，均未表明系借款，另高家仁自述达伟无稳定收入来源且案涉款项用于维持达伟家庭日常生活开销，而款项交付期间高家仁并未向达伟主张过归还，明显缺乏要求达伟偿还的客观基础，故无法体现借贷的合意。现达伟就涉案款项的性质作了说明并提交了劳动合同书、薪资确认单，另提交记账凭证、发票等材料显示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期间XX公司通过报销方式持续向达伟支付钱款。而2018年7月起高家仁向达伟陆续交付涉案款项，在达伟任职并无变化且无其他证据显示XX公司仍以上述形式支付达伟款项的情况下，达伟已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高家仁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上，高家仁并未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举证证明，故高家仁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决定》第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高家仁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417元，由高家仁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2019年9月12日的一笔270，000元，系通过高家仁指示汇款至案外人赵某账户”，有笔误，应认定“2019年9月12日的一笔270，000元，系通过达伟指示汇款至案外人赵某账户事实无误”；一审法院其余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高家仁向达伟交付的款项是否属民间借贷款？对此涉及到出资人高家仁及收款人达伟各自应负的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的界定。本院认为，民事活动中当事人之间发生资金往来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合法生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基础事实中不仅有款项的交付，还应有双方的借款合意。考虑到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仅是借款交付的一个标志，故在当事人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可以认定该当事人对双方之间借款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收款人应当对收款事由非属民间借贷进行举证，而该证明标准是其所主张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即款项往来是否属民间借贷处于真伪不明、动摇了对出资人主张款项是民间借贷出借款的事实判断。之后出资人应当就双方有借贷合意继续举证，举证不能的，则应承担相应不利的诉讼后果。本案中，高家仁与达伟系父子关系，经济往来包括借款时，不出具借条虽可理解，但令人费解的是高家仁作为一个资历颇深的商人，在民间资金往来中亦有备注相应转账用途之习惯，但其在长达三年左右、向达伟转账的总金额逾450万元的多笔款项中无一笔标明“借款”。现高家仁仅依据转账凭证主张上述款项为向达伟交付的出借款，对此达伟在诉讼中已就辩称该款实质是达伟在家族企业中工作的补充性福利等提供了相当的证据。达伟的举证确令本院对高家仁所转账的钱款是否属借款处于真伪不明的判断。之后，高家仁不仅未就双方存有借款合意进一步举证，还称涉案款项是“对儿子的接济款”，可事实上接济款与借款又非同一概念，故高家仁应对其举证不力承担相应的诉讼后果。综上所述，高家仁的上诉请求缺乏应予支持的依据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417元，由上诉人高家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福才审 判 员 叶 兰审 判 员 单 珏法官助理 郭 葭书 记 员 郭 葭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