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59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辉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雄，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天河区车陂人力家政服务部。经营者：杨敏。上诉人袁辉娥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车陂人力家政服务部（以下简称车陂服务部）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10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辉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袁辉娥与车陂服务部自2012年9月1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依法改判车陂服务部向袁辉娥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371.28元；2.判令车陂服务部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袁辉娥提交的《与杨敏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和账单详情》和《告知函》等证据已经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证明袁辉娥与车陂服务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在车陂服务部未提交有效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车陂服务部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劳动关系情况：车陂服务部主张其与袁辉娥从2012年10月1日起开始合作，双方未签订合作协议；其工作内容负责接客户独立签单、帮家政服务做业务；合作期间车陂服务部以签单金额为基数按照比例给予袁辉娥提成回扣，双方未约定固定底薪，约定每月21日由车陂服务部经营者杨敏或杨敏丈夫以银行、微信转账形式发放上个月提成回扣，2018年4月前系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发放提成回扣，之后系通过微信转账形式发放提成回扣；提成计算方式：如果系雇主前来要求我们提供服务，以签单金额的24%计提；如果系求职者前来，以签单金额的18%计提；双方没有签订相关的提成协议，领取提成不需要签收，没有提成单；袁辉娥最后来门店的时间系2019年11月23日；袁辉娥在职期间不接受任何人的管理，没有考勤，车陂服务部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袁辉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且其请假不需要经过杨敏的同意，休息时只是告知车陂服务部；其工作地点在车陂服务部注册地址。车陂服务部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袁辉娥与杨敏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车陂服务部、袁辉娥双方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且袁辉娥在出勤或业务收费方面都享有高度的自主决定权，不受车陂服务部的劳动管理限制；2.《杨敏与案外人阿文（店铺出租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内容显示：2019年12月21日下午5：52），拟证明袁辉娥与车陂服务部之间只是合作关系；3.《情况说明及加工订单照片》[内容显示：我司广州众携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316号14楼1415、1416房。袁辉娥（身份证号：）女士自2013年6月起至2019年11月间为我司提供业务，工作内容包括贴标签、裁剪女式围巾、钟点清洁等等，期间并未听说袁辉娥与广州市天河区车陂人力家政服务部存在劳动关系，也未听说其有固定工作。最后落款处有加盖广州众携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公章，出具日期：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4.《袁辉娥微信朋友圈截图、微信群聊截图》，拟证明袁辉娥除了与车陂服务部合作之外还有其余工作，包括将从别的公司接到的订单拿回店里加工，隐瞒车陂服务部私下建立微信群组、发布朋友圈接单等。袁辉娥对《袁辉娥与杨敏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主张恰恰证明了袁辉娥与车陂服务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且内容都系工作上的沟通，车陂服务部、且不能否认袁辉娥不受车陂服务部的管理；对《杨敏与案外人阿文（店铺出租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不确认，主张与本案无关，亦不能仅凭案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而证明袁辉娥与车陂服务部之间系合作关系；对《情况说明及加工订单照片》不确认，主张袁辉娥不认识该公司，亦从未为该公司提供服务；对《袁辉娥微信朋友圈截图、微信群聊截图》均不确认。袁辉娥主张其于2009年2月20日入职车陂服务部处，主要工作内容是负责介绍和招聘家政服务人员，车陂服务部与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离职前12个月月平均工资为6885元，月工资构成：底薪1000元+提成（提成计算方式：如果系雇主前来要求我们提供服务，按以签单金额的24%计提；如果系求职者前来，按以签单金额的18%计提），签单金额都系由车陂服务部收取后才给袁辉娥计算提成；约定每月21日由车陂服务部经营者杨敏支付上个月工资，偶尔由杨敏丈夫支付，2009年至2012年系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2013年至2017年系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工资，2018年至2019年系以微信转账形式发放工资，除了现金发放工资需要签收外，其他形式发放均不用签收，没有领取工资条，银行转账记录中某些月份没有显示转账记录系因为有现金形式领取工资，亦有提前预支工资的情况；其最后工作日系2019年11月25日；其在职期间接受车陂服务部经营者杨敏的管理，且其请假亦需要经过杨敏的同意，其上班不需要考勤，每天上班时间系8：15-18：30，中间有用餐时间，约定每月休息4天，但实际并没有休息；工作地点在车陂服务部注册地址。袁辉娥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银行流水》（内容显示：银行流水转账记录开始时间系2012年10月20日）；2.《与杨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袁辉娥：田姐，你给我把工资算了吧。杨：你来罢我给你截。杨：工资对账后，工资结算完：168元）。车陂服务部对《银行流水》真实性、合法性均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并主张袁辉娥与车陂服务部不存在劳动关系，从《银行流水》可见2013年至2017年期间袁辉娥转账记录中的月份是不连续的，由此可见双方系合作关系，合作模式系车陂服务部以签单金额为基数按照比例给予袁辉娥提成回扣，袁辉娥在春节前后以及寒暑假期间会休假1至2个月，袁辉娥不在店里，所以就没有这几个月的提成回扣，且不确认其主张的以现金形式领取工资和提前预支的情况；对《与杨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均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并确认系袁辉娥与车陂服务部经营者杨敏的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车陂服务部、袁辉娥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为劳动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从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可见，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具有人身和经济上的依附性、从属性，有管理和被管理的特征。本案中，根据车陂服务部、袁辉娥双方提供的《聊天记录》，仅能反映车陂服务部、袁辉娥双方关于工作内容的沟通、安排，袁辉娥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具有相对较大的决定性，且工作时间安排灵活；袁辉娥提供的向车陂服务部请假的聊天记录，更多体现了其对车陂服务部的单方告知、请求车陂服务部协调人员调配等，未显示需要经过车陂服务部批准或同意的审批流程，袁辉娥也未能举证证实车陂服务部对其有相关劳动的规章制度等要求，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袁辉娥的工作有接受车陂服务部规章制度管理的特征。同时，袁辉娥虽然提供了经车陂服务部确认的《银行流水》，但该银行流水显示每年中只有部分月份车陂服务部支付给袁辉娥款项，转账的金额和时间也不规律，明显有别于常见的按周期发放工资的情况，现车陂服务部否认上述转账款项为工资；另外，袁辉娥的工作内容并非是完全根据车陂服务部安排而进行，其每年的假期时间也长达数月，亦与一般劳动关系中休假时间迥异，且假期的安排灵活程度较大，呈现出工作内容的自主性及休息方式的随意性。综上，袁辉娥作为主张存在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对于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负有基本的举证责任，但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袁辉娥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车陂服务部存在劳动关系；上述证据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车陂服务部与袁辉娥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由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均存有瑕疵，不能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程度，故一审法院无法确认车陂服务部、袁辉娥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车陂服务部主张其无需支付袁辉娥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对车陂服务部主张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二）劳动仲裁情况：袁辉娥于2019年11月29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车陂服务部、袁辉娥双方在2009年2月20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车陂服务部向袁辉娥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5735元；3.车陂服务部补缴袁辉娥2009年2月20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的社会保险。该委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劳动仲裁裁决：1.确认车陂服务部、袁辉娥双方自2012年9月1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车陂服务部支付袁辉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371.28元并驳回袁辉娥其他仲裁请求。（三）车陂服务部诉请：1.判令确认车陂服务部与袁辉娥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车陂服务部无需向袁辉娥解除劳动关系支付经济补偿金23371.28元；3.本案诉讼费由袁辉娥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广州市天河区车陂人力家政服务部与袁辉娥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判决广州市天河区车陂人力家政服务部无需向袁辉娥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3371.2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袁辉娥负担。二审中，车陂服务部提供如下证据：1.劳务合同，证明该单位有劳务合同，袁辉娥不愿意签订，工作比较随意。2.袁辉娥与案外人的聊天记录（无原始载体核对），用以证实袁辉娥欠车陂服务部经营者杨敏的钱。3.袁辉娥与合伙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实袁辉娥与后来合伙人开办公司，利用车陂服务部的资源做事。4.服务合同，用以证实车陂服务部是承包制，来工作的人属于承包性质。袁辉娥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袁辉娥提供了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及交易明细证明打印件，用以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及工资支付情况，车陂服务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相关款项并非工资，而是提成。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主要争议在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是否应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关于劳动关系确认问题。首先，车陂服务部虽主张其与袁辉娥系合作关系，但其经营者向袁辉娥通过微信发送的《告知函》中，明确表示“袁辉娥（小袁）你以前在我服务部工作，自2019年11月23日从我服务部自行离职……”，该表述在无其他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佐证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其次，结合袁辉娥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及二审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车陂服务部经营者或其他相关人员至少自2012年至2017年、2019年3月至11月期间每月相对固定的向袁辉娥发放一定款项，袁辉娥主张为工资，结合上述《告知函》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车陂服务部主张为提成款，却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采信袁辉娥的主张，认定上述款项为工资。最后，至于车陂服务部提交的大量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多反映该服务部或其经营者与袁辉娥存在的其他纠纷，并不能推翻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故此，本院认定袁辉娥与车陂服务部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问题。首先，袁辉娥主张其于2009年2月20日入职，但从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其账户自2012年10月20日才有转账记录，结合双方确认的本月支付上月款项的事实，本院认定袁辉娥系2012年9月1日入职。至于袁辉娥的离职时间，袁辉娥主张2019年11月25日物业出租档口被业主委员会收回，其无法上班。车陂服务部则主张不清楚袁辉娥不来门店的原因，但其上述《告知函》中又称袁辉娥系2019年11月23日自行离职。车陂服务部作为用人单位，应对员工离职时间举证证实，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采信袁辉娥的主张，认定其系2019年11月25日离职。其次，双方对袁辉娥离职原因亦各执一词，但均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在此情况下，结合公平原则，本院酌定双方劳动关系系经车陂服务部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车陂服务部应向袁辉娥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最后，结合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及上述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显示的袁辉娥工资水平，袁辉娥在本案中主张23371.28元的经济补偿金低于法定标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10944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广州市天河区车陂人力家政服务部与袁辉娥2012年9月1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广州市天河区车陂人力家政服务部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辉娥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3371.28元。四、驳回广州市天河区车陂人力家政服务部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被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车陂人力家政服务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营审判员  李婷审判员  刘敏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昕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