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1028民初2060号原告：罗蔺，女，197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隆昌市人，居民，住四川省隆昌市。原告：刘清平，男，1966年2月1日出生，汉族，通江县人，村民，户籍地四川省通江县，现住四川省隆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兰，系隆昌市金鹅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李声扬，男，197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隆昌市人，村民，住四川省隆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麒麟，系四川永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罗蔺、刘清平诉被告李声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蔺、刘清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兰，被告李声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麒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蔺、刘清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现金借款14万元，利息从2020年1月1日起按LPR的四倍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夫妻，被告于2019年3月18日向二原告现金借款14万元，并向二原告出具了借条一张，载明：“今借罗蔺、刘清平人民币壹拾肆万元正（140000）五月归还肆万，剩下的年底归还，若没归还按银行计息。借款：李声扬，2019年3月18日”。二原告多次催被告还钱，被告均以各种理由予以搪塞，由于被告未在其借条上注明银行的利率计算方法，根据相关规定计算其该借款的利息。为了依法维护二原告的合法权利，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特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恳请贵院依法裁决。在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返还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并补充陈述在现金借款14万元外，原告还另外借了1万元给被告是没有借条的，这1万元的组成是被告说差点钱，原告就借了8500元给他，后来被告老婆看病没钱原告拿了500元给他，被告手机坏了原告又给了他1500元。被告李声扬辩称，1、被告与原告之间是一种合伙关系。2019年3月，被告在圣灯镇承包水田用于养殖鸭和鱼，二原告得知后经过朋友介绍，决定与被告合伙经营，约定由原告出资14万元，当时二原告知道被告总计已经投入30多万元在鱼塘的基础建设和设施改造上，急需资金。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原告的意思出具借条，被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原告书写好了的借条上面签字，但是原告根本就没有转款14万元到被告的账户，被告在合伙之后没有把借条收回主要是考虑到双方是合伙关系，充分的相信原告，但之后鱼塘行情不好，年终结算亏损，不能按期收回投资，所以原告就凭此借条提起诉讼；2、被告与二原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在二原告与被告合伙从事养殖业期间，原告刘清平与被告都是共同管理的，有些送货单上也有原告的亲笔签字，当地的村民也都可以证实双方系合伙关系。有时候打鱼、卖鱼苗的时候原告也在现场，收入了大部分鱼款，足以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不是纯粹的民间借贷关系。因此，被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罗蔺、刘清平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明主体身份；二、2019年3月18日的借条一份，证明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并约定了还款期限及利息计算方式；三、微信转款截图一组，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四、原告罗蔺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原告于2017年6月27日取款25万元，原告有能力向被告支付14万元的现金；五、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存款流水两份，证明：1、原告罗蔺于2017年9月25日、10月11日分别向被告转款2万元，共计4万元，2、被告于2017年就向原告借款，14万元的其中4万元系2017借款未还后出具的借条。被告李声扬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微信转款记录三份，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合伙利润；二、被告建行、中行的银行流水，证明在2019年期间被告没有大额资金流入，也用于证明原告所述因被告只有邮政银行卡而自己没有故借款用现金方式交付；三、送货单两份、收款收据四份，其中一份送货单上有原告刘清平书写的“已收货未付款”及签名，也有被告的签名，用于证明原告与被告系合伙关系；四、原告刘清平自书账单一份，用于证明双方系合伙关系；五、证人孔某、罗某、刘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证明原被告系合伙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被告李声扬对原告出示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借条上除名字及身份证号码系被告书写外，其余均为原告刘清平所写，且被告没有收到原告出借的借款，因该款系原告的合伙款，用于购买鱼苗及鱼药；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是原告所说的是利息而是支付给原告的合伙利润；对第四、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在2017年6月27日所取25万元及2017年9月25日、10月11日的转账共4万元系借款给被告，因为原告自认是2019年3月18日前后向被告出借的借款。原告罗蔺、刘清平对被告出示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且借款是现金交易不是银行打款；对第三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且送货单上的签名只是原告作为见证人签的名，不能证明是合伙关系；对第四组证据虽认可系自己书写，但认为是帮被告写了一下；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证言前后矛盾，无法证明双方系合伙关系。本院对原告罗蔺、刘清平提供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及被告提供的第一组、第三组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第四、第五组证据及被告提供的第二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中与本案有关联的部份予以采信，其余部份不予采信。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答辩，本院认定以下法律事实：二原告罗蔺、刘清平系夫妻，被告李声扬在胡家镇新乐村进行鱼塘养殖，被告刘清平2019年初经人介绍认识与被告相识。2019年3月18日，被告向二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罗蔺、刘清平人民币壹拾肆万元正（140000.00元）五月归还肆万元，剩下年底归还，若没归还按银行计息。借款：李声扬2019年3月18日”。对于借款的14万元的来源，原告刘清平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是工程款，我是从银行取的，可能是农业银行或者工商银行，不是我的卡就是我老婆的卡”，对于借款是怎么支付的，原告刘清平两次陈述到“我是拿的现金给他，所以没有转账”、“现金支付的，是我在银行取了钱之后就拿给他的……，是分的两次，有个4万，有个10万……”、“第一次是2019年年初一月份借钱给他的，半年之后也就是2019年5月份左右我又借给他的第二次。借了以后一个月被告就说打鱼了，就喊我下去收鱼了。”“之后在成都，被告说还差点钱，我又借了被告8500元，是我回来给他的，被告的老婆看病没能钱我又拿了500元，他手机坏了我又给了他1500元。这1万元是没有依据的。”2019年6月17日、8月1日、8月25日、11月29日、12月25日，被告通过转账向原告分别支付500元、1500元、5000元、2500元、5000元。以上款项原告均陈述系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利息。但对于双方对借款利息的约定，原告表示并不知晓银行利息是多少，“是按照银行借款利息，反正就是被告转多少我就收多少。”从证人孔某、罗某、刘某的证人证言“听说二原告拿了10多万元，每次清塘打鱼原告都在。买饲料的时候也来过一两次、死了鱼原告也来捞过一两回”、“包鱼塘是原被告合伙包的，赚钱亏损不清楚，……反正都是他们两个在做的。……有次原告在路上走，说投了十多万在里面”、“原被告是合伙叫我干活的，是长期的……原告长期来抬鱼，我干活的时候有时帮被告抬、有时候帮原告抬，他们是一起打鱼的，他们是打联的”等可反映出原被告之间非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否认该借条的金额为民间借贷而是原告主动与被告合伙的投资款，现因投资失败，原告故以此借条要求被告还款，因双方就还款事项协商未果，故原告起诉来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在2017年9月25日、10月11日，原告罗蔺向被告分别转款2万元，共计4万元；2017年6月27日原告罗蔺取款25万元。本院认为：因该案争议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应该适用当时法律的相关规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四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之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现金借款并提交了被告书写的借条主张债权，而被告则提交了原告亲笔签名的送货单、亲手书写的记账单及证人孔某、罗某、刘某的证言等证据，以证明上述款项系原告的合伙资金，双方系合伙关系，因被告有相反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非民间借贷，而原告否认双方系合伙关系，故原告还需提供资金来源、转账凭证、取款依据等其他证据用于佐证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的交付，但原告所提供的2017年存取款及转款证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在2019年存有借贷合意及资金的交付，原告的陈述及证据间存在以下矛盾：第一、原告刘清平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表示借款系现金交付，分两次交付，一次在年初，一次在5月，但数十万的资金交付均为现金交易与日常生活习惯不相符合，与被告出具借条的时间3月8日也不相符，还未发生的5月的借款就已出现在3月8日的借条上，也从侧面证明该借款并未发生；第二、原告罗蔺在第二次庭审时提交的转款凭证4万元及取款25万元的明细均系2017年期间的交易情况，原告的解释为转款4万元是第一次交易的4万元，另10万元系当年取款25万元存于家中后陆陆续续借给被告，后因被告不能偿还，故在2019年3月8日出具欠条，此解释与第一次庭审原告刘清平的陈述完全不符，原告刘清平原称借款系现金交易，时间在2019年，而原告罗蔺称其中4万元是2017年转款给被告，其余10万元系2017年后陆续借与被告，二原告系夫妻，在两次庭审中作出差别如此之大的陈述，存在虚假陈述的嫌疑，且原告罗蔺将20余万元现金存于家中陆续出借给被告的解释也不符合常理；第三、原告刘清平陈述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标准是银行利率，被告支付了他部份利息，但被告分别于6月17日、8月1日、8月25日、11月29日、12月25日转账支付给原告的500元、1500元、5000元、2500元、5000元与日常的利息支付方式完全不符，原告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判断被告所支付的款项系借款利息或是合伙利润；第四、原告在庭审中对为什么参与打鱼、为什么在送货单上签字及为什么会有记账单的陈述存在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其行为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而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从不同程度上显示双方的法律关系与个人合伙更为接近。综上，本院认为，借条仅仅是形成借贷合意的表征，但绝非是借贷行为已经发生和履行的最佳证明，原告所举证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的交付，其举证责任尚未完成，故原告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理由不成立，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蔺、刘清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原告罗蔺、刘清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萍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袁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