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391民初2576号原告：惠铭，男，196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武勇，广东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海运中心主塔楼1908房。法定代表人：何肖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春，男。原告惠铭与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财保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于2021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0月9日期间拖欠的工资462370.04元；2.被告支付原告违法劳动合同解除赔偿金288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5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在2016年8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被告聘请原告担任其下属分支机构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安邦财保深圳分公司）总经理一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止。劳动合同签订后，原告出任安邦财保深圳分公司总经理一职，并履行了相关的劳动义务。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每月向原告发放的实际工资为32000元。2019年8月5日，被告在未与原告协商，也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形下，单方决定从2019年7月1日起将原告降职为普通员工，工资待遇也由原来的每月32000元减少为7700元。原告收到被告的降职减薪通知后及时与被告进行了沟通并明确表示不同意被告毫无理由的单方降职减薪行为。在经过多轮口头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原告于2019年9月18日书面回复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其单方、无理的降职减薪行为，并要求被告补发已被扣减的工资。2019年12月25日，原告向深圳市福田区人力资源局协调解决相关争议问题，但是被告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力资源局的信息反馈后依然未能解决双方的争议。2020年10月9日，被告书面通知原告，其决定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构成违法解除。被告辩称，程序部分，本案驳回原告的起诉。在接管期间，接管工作组根据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有关处置安邦保险集团风险的决策部署，对安邦集团及其附属公司进行相应的人事改革，根据深圳分公司经营情况以及保险法相关规定，对惠铭进行免职调薪。2019年11月份，接管组根据银保监会相关公告的安排，财险公司根据接管组安排对相关未能进入到大家保险的人员进行停工放假处理，超出了一般民事主体之间劳动争议的范畴，是接管组行使相关职权的体现。而引发本案的原因为银保监会派出接管工作组对安邦进行行政接管期间的相关人事改制措施所引起，非安邦公司自主行为，不属于安邦公司与劳动者之间的普通劳动争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九项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应当予以驳回。首先，接管期间由保险保障基金注资，改变了公司原有资本结构；接管期间对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开展实施《三定方案》，对安邦财保公司原有的部门结构和人员编制进行调整；同时接管期间将部分资产、业务、人员转移到新设立的大家财险公司，属于对企业原有资本结构、组织形式的改变，构成因政府主导的企业改制。其次，政府主导的安邦公司的改制直接引发了惠铭的免职（相关免职也经过接管工作组的审批）。综上，本案是银保监会派出的接管工作组对安邦进行重组改制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是银保监会接管工作组深入贯彻执行党中央对金融工作总体要求和有关处置安邦集团风险的决策部署所采取的接管步骤，且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九项的规定，应当予以驳回。关于原告的第一项工资部分的请求。1.2019年6月25日，安邦财保发布《关于惠铭等人免职的通知》，免去惠铭深圳分公司总经理职务并书面告知其免职调薪通知。上述事实分公司全体员工均知晓，并非原告所述未与其协商同意。上述通知既合法亦合约，且符合安邦财保根据接管工作组要求并签批的《三定方案（定分支机构、定组织架构、定人员编制）》。原告在合理期限内并未就其调薪工资数额向安邦财保或分公司提出书面异议，应当确认免职调薪合法有效。2019年7月起，分公司按照安邦财保下发的《薪酬调整通知书》足额支付了惠铭工资，惠铭在分公司工作期间之劳动待遇与其他员工一致，并不存在任何歧视性待遇。2.原告于2019年11月15日开始停工放假，公司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为其缴纳社保，发放停工放假期间的工资，公司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三定重组等人力改革方案是接管组接管人事改革的步骤之一，安邦财保根据接管组审批同意的整体三定方案以及人事改革相关工作的要求，作出停工放假决定亦属于银保监会接管步骤，且相关人员的停工放假征询了工会的同意意见，履行了相关法定程序，目前三定重组工作正有条不紊的推进。3.原告免职前非普通员工，作为原分公司一级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原任职总经理是经过原深圳保监局的任职批复，有尽责诚信之义务，在公司特殊时期（前股东编制虚假材料，虚假注资，导致公司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由保险保障基金注资608.02亿元来保证偿付能力充足）作为时任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免职调薪亦符合保险法138条第8项的规定。4.原告所在的深圳分公司经营严重亏损（18年度保费负增长42.62%，综合成本率154.26%，数据详见机构评价方案），作为原分公司一级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分公司的严重亏损承担管理责任。关于解除劳动合同问题，根据银保监会2020年2月22日发布的依法结束对安邦集团的接管公告，安邦集团和安邦财保将依法进行清算注销，进一步证明安邦财保无恢复生产经营的可能，在停工放假前以及停工放假期间多次与其协商均未达成一致协议，公司根据银保监会相关公告以及接管工作组的工作安排，从实际情况出发向原告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同时要求惠铭继续与公司协商相关解除事宜，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亦经过工会的审核。公司相关行为均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公司的解除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应当支付赔偿金，其主张公司支付赔偿金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应当返还停工放假期间我司为其垫付的社保、公积金的个人部分合计27783.5元。故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同时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已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本院审查确认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1.2018年2月23日，原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发布公告：依照《保险法》第144条规定，决定对安邦集团公司实施接管，接管期限自2018年2月23日起至2019年2月22日止。从接管开始之日起，安邦集团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停止履行职责，相关职能全部由接管工作组承担；接管工作组组长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接管工作组行使安邦集团公司经营管理权。接管工作组自接管之日起履行下列职责：（一）接管财产、信息系统、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聘请专业管理团队履行管理职责，并负责定制考核激励评价制度。（三）决定安邦集团公司的经营管理，保证安邦集团公司业务正常运行，完善内控制度。（四）清查安邦集团公司资产和负债，依法保全、追收、管理和处分资产。以安邦集团公司名义处理对外事务以及参加诉讼、仲裁和其他法律程序。（五）控制安邦集团公司风险，提出风险化解方案。（六）协助有关部门对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七）保监会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接管工作组采取以下处置措施时，应研究具体方案，并报保监会核准：（一）委托其他保险公司经营全部或部分业务。（二）股权结构、注册资本发生变化。（三）公司分立或合并。（四）转让全部或部分业务、资产和负债。（五）重大权利的放弃、转让或重大义务的承诺。（六）重要的人事任免。（七）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2019年2月22日，中国银保监会决定将接管期限延长一年，自2019年2月23日起，2020年2月22日止。被告安邦财保公司系安邦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2018年3月21日起，安邦集团公司开始接受国有企业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注资。至2018年4月27日，安邦集团所有股东均为国有企业，其中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占股1.22%，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占股0.55%，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占股98.23%。3.2019年3月18日，接管组组长组织召开经营管理委员会会议，该会议要求安邦集团公司“人员配置既要严控规模、适度压缩，也要为转型发展留有余地”。2019年4月2日，原告安邦财保公司制定了《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及人员编制方案》（以下简称“三定方案”），明确“投资部的人员编制及部门负责人待集团确定管理模式后确定”，该方案于2019年4月28日经接管组审批通过。4.原告于2016年8月1日入职被告公司，担任安邦财保深圳分公司总经理，月工资32000元，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8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2019年6月25日，被告公司做出关于惠铭免职的通知，免去惠铭安邦财保深圳分公司总经理职务。2019年7月，被告发出薪酬调整通知书，通知原告，被告公司经研究决定，于2019年6月25日免去原告邦财保深圳分公司总经理职务，降为普通员工。工资薪酬调整为每月7700元，包括基本工资3000元+岗位业绩津贴4700元。2019年11月1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停工放假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被告，因公司已无经营新的保险业务资格，公司已无继续维持经营的能力和必要性，总公司决定实施停工放假。停工时间自2019年11月15日，是否复工和复工时间另行确定。2020年10月9日，被告向原告惠铭发出《关于与惠铭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通知被告，因安邦集团和安邦财保将依法予以清算注销，安邦财保总公司及各级分支机构已经无实质性复工复产可能，劳动合同已无继续履行客观条件。自劳动者收到本通知之日起，视为被告与公司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原告惠铭应在收到本通知5个工作日内前往公司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并协商合同解除后有关事宜。5.2019年7月11日，银保监会发布公告：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近期，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家保险集团），注册资本为203.6亿元。大家保险集团的股权结构为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占股1.22%，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占股0.55%，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占股98.23%。银保监会公告还明确：大家保险集团将依法受让安邦人寿、安邦养老和安邦资管股权，并设立大家财险公司，依法受让安邦财保公司的部分业务、资产和负债。安邦集团将做好存量保单兑付工作，全面履行保险合同义务，切实保障保险消费者及各有关方面合法权益。重组完成后，安邦集团将不再开展新的保险业务。大家财险公司依法承接了原告安邦财保部分合法合规业务，安邦财保公司现处于清算待注销状态。6.2020年11月13日，原告惠铭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0月9日期间拖欠的工资462370.04元；（2）被告支付原告违法劳动合同解除赔偿金288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5000元。仲裁裁决结果为：1.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人民币34650元；2.被告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461.77元；3.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即企业自主改制引发平等主体之间关于民事权益纷争的劳动争议案件，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案件范围，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而改制并非企业自主进行而是由政府主导、指令下进行的，因改制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平等主体之间因民事权益发生纠纷的劳动关系，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应当认定为因政府主导的企业改制引发的劳动纠纷，并非企业自主改制引发的劳动纠纷，其理由在于：其一，企业改制是指依法改变企业原有的资本结构、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模式或体制等，使其在客观上适应企业发展的新的需要。本案中，安邦集团公司自2018年3月开始接受国有企业的注资，至2018年4月27日，安邦集团公司所有股东均变为国有企业。同时，安邦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被告安邦财保公司在保监会接管的情况下开展实施“三定方案”，对安邦财保公司原有的部门结构和人员编制进行调整，并将部分资产、业务、人员转移到大家财险公司，属于对企业原有的资本结构、组织形式的改变，构成企业改制。其二，安邦集团公司的改制是在保监会及接管组的主导下进行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2月12日起对安邦集团公司进行接管，中国保监会公告表明“安邦集团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停止履行职责，相关职能全部由接管工作组承担，接管组行使安邦集团公司经营管理权”。在安邦集团公司“股权结构、注册资本发生变化”、“重要人事任免”等事宜上，接管组应研究具体方案，并报保监会核准。因此，应当认为在安邦集团公司资本结构、组织形式改变的过程中，安邦集团公司并没有自主权，而是由保监会和接管组直接主导决策的。其三，政府主导的安邦集团公司改制直接引发了本案纠纷。被告安邦财保公司属于安邦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在安邦集团公司以及子公司、分公司在被接管和改制过程中，对原告惠铭进行免职、降薪，并与原告惠铭解除了劳动合同，因此引起了本案劳动争议纠纷。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安邦集团公司在接受国有企业注资后，其公司资本全部转变成国有资产，因此保监会及接管组对安邦集团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安邦财保公司的企业改制属于对企业国有资产的行政性调整，其引发的纠纷不属于民事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综上，本案属于政府主导的企业改制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不属于企业自身改制而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本案应当驳回原告惠铭的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惠铭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未向本院预交。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云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夏婉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