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民再10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大众曲轴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沂水县城北田庄市场东200米处。法定代表人：闫建平，经理。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闫建平，女，196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山东大众曲轴有限公司经理，住山东省沂水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铭，男，199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三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法、高洪峰，山东鼎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武传德，男，196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勇，山东甘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沂水县永达液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沂水县北城一路7号。法定代表人：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明军，男，汉族，1967年2月9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水县，该公司职工。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谭海滨，男，198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再审申请人山东大众曲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公司）、闫建平、杨铭因与被申请人武传德及二审被上诉人沂水县永达液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达公司）、谭海滨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3民终4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作出（2020）鲁民申686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大众公司、闫建平、杨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法、高洪峰、被申请人武传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勇及二审被上诉人永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明军到庭参加诉讼，二审被上诉人谭海滨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众公司、闫建平、杨铭申请再审称，1.申请人闫建平自2012年7月25日在合法交易的情况下成为大众公司100%股权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2017年8月10日杨铭受让闫建平的20%大众公司股权并进行了企业工商登记变更，应当依法认定闫建平、杨铭系大众公司的股东、拥有对大众公司的股权。2.二审法院认定“大众公司的股权登记在闫建平、杨铭名下，但实际股东为永达公司”没有法律依据。永达公司与刘久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这仅仅是订立合同。永达公司与刘久平签订合同，既可以是受他人委托、指派而出面签订合同，也可以签订合同后赠与他人或转卖他人。二审法院的判案逻辑误将永达公司订立合同等同于永达公司取得大众公司股权、成为大众公司实际股东，这明显是基本的法律常识错误。如永达公司欲成为大众公司股东，必须经过大众公司及其他股东认可并且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二审法院在没有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径行认定永达公司为大众公司“实际股东”，这明显是错误的。事实是大众公司已按照《公司法》第32条、第73条规定将申请人闫建平、杨铭的股东姓名、股权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了登记，该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法律效力，并且大众公司也相应修改公司章程、股权比例、法定代表人变更等。大众公司的资产、闫建平、杨铭的股权均与永达公司无关。3.原审时申请人提交的“刘久平收到条、永达公司资产明细表”等证据能够证明：闫建平取得大众公司的股权是付出相应对价的，闫建平是大众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二审法院认定1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由永达公司支付是错误的。即使股权转让款由永达公司支付，永达公司只是出面与刘久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走账付款，永达公司从未成为大众公司的股东。4.二审法院认为“依据析产协议对永达公司主张权利依据不足”属于超范围审理，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析产协议及履行是永达公司、永达公司股东杨**、杨少恒与闫建平、杨铭之间的法律关系，该析产协议自2012年6月至今，协议各方均无争议且已履行完毕，协议未违背法律强制规定、未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未侵害他人及国家集体利益，析产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析产协议签订于2012年6月，被申请人的债权形成于2015年9月，债权形成之前析产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就已履行完毕，所以析产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均与被申请人无关、未损害其任何利益。在析产协议各方无争议、协议与被申请人债权无关，在被申请人未就析产协议效力提出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却超范围审理，认为“闫建平依据析产协议对永达公司主张权利依据不足”，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也触犯了交易意思自治原则。5.永达公司所签【《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5年沂水(保)字0079号】为无效合同，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应裁定不予执行。《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司签署保证合同时应当经过董事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出借人在接受或者签订保证合同时，应当予以审查。本案中，永达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未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出借人也未尽到审查义务，应当认定《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的规定，应当裁定不予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武传德答辩称，1.认定股权的归属，不能机械地以工商登记为依据，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认定。本案再审申请人虽然取得了涉案股权的工商登记，但涉案股权转让时，永达公司的本意就是将涉案股权过户至闫建平名下，且事实上刘久平也是根据永达公司的授意履行了过户至闫建平名下的义务。根据事实和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500万元股权的权利主体是永达公司。2.涉案股权购买款系永达公司支付，永达公司实际获得大众公司的股权。3.二审法院并没有超范围审理，没有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申请人提供析产协议证明自己对永达公司股权享有权利，法院当然依法审查其效力、合法性。4.永达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永达公司在执行程序中未提出异议，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应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武传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准予执行大众公司所有的C01061号土地使用权、房屋一宗，闫建平、杨铭名下的大众公司500万元股权。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2月18日、2016年9月29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分别与山东连杆总厂有限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山东连杆总厂有限公司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借款1000万元、888万元，并均由谭海滨提供保证担保，永达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分别向山东连杆总厂有限公司发放贷款999.9万元、888万元。借款到期后，借款人和保证人均未偿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到沂水县公证处，申请该公证处出具上述两笔借款的执行证书。沂水县公证处出具了（2017）沂水证经字第384号执行证书，该证书载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可持上述证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为本金18879000元、利息、公证费57000元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017年3月29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署《资产转让协议》，将（2017）沂水证经字第384号执行证书所涉执行标的本金18879000元及利息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在2017年8月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以（2017）鲁1323执2363号案件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2017）鲁1323执2363-1号执行裁定，裁定查封登记在大众公司名下永达公司所有的C01061号土地使用权、房屋一宗。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武传德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享有的山东连杆总厂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人贷款债权转让给武传德。2017年10月9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武传德在山东法制报发布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武传德在2017年11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书，一审法院在2017年11月13日以（2017）鲁1323执236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武传德为该案申请执行人。2017年12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了（2017）鲁1323执2363号之二执行裁定，裁定冻结登记在闫建平、杨铭名下的大众公司500万元股权。大众公司、闫建平、杨铭对查封大众公司所有的C01061号土地使用权、房屋一宗和对冻结闫建平、杨铭名下的大众公司500万元股权提起异议，主张权利。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作出了（2018）鲁1323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上述土地、房屋和股权的执行。武传德对（2018）鲁1323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被查封的C01061号房屋的房产证房屋所有权人为大众公司，登记时间为2015年12月17日。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大众公司，登记时间是2012年12月18日，使用权面积为16608㎡。2013年4月29日，大众公司作为甲方，永达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由乙方租赁甲方涉案土地及房屋中的7000㎡厂房及办公楼，租赁期限自2013年5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止。大众公司和永达公司有各自的经营场所。另，大众公司的部分买卖合同、产品质量保证书、经营计划、会议纪要及部分工资表和有关通知，有闫建平的签字。另查明，2012年6月1日，闫建平和杨铭与案外人杨少恒、杨**、闫晓彬签订《析产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2006年，杨**、闫建平以其夫妻共有财产40万元，杨**婚前财产10万元（杨少恒投资的北关机械维修部折现10万元）创建永达公司。杨**、闫建平育有一男一女均已成年，杨少恒、杨**、闫建平、闫晓斌、杨铭经协商家庭共有财产析产如下：1.受让大众公司作价为1200万元的股权，以永达液压公司的名义，与大众曲轴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股权转让费1200万元由上述家庭共同财产的3300万元中支付。受让后股权持有比例：闫建平20%，杨铭80%。2.自大众公司股权过户至闫建平、杨铭名下时，闫建平、杨铭不再拥有永达公司资产。签订该析产协议书时，永达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3951419.69元。另查明，2012年7月5日，刘久平与永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久平将大众公司股权以1200万元转让给永达公司。刘久平诉永达公司、闫建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一审（2014）沂商初字第3405号，二审（2015）临商终字第384号）中查明，该案股权转让款由刘久平、刘久升、杨德胜出具了收到条，收到条中除未写明付款人的外，其他除一张载明收到闫建平40万元的外，均载明收到杨**支付的款项。2012年7月25日，大众公司股东由陆勇军持股100%，变更为闫建平持股100%，实缴出资额50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2012年7月5日。2017年8月10日，大众公司股东由闫建平持股100%，变更为闫建平持股80%，杨铭持股20%，出资额为500万元。另，2012年9月12日，永达公司的股东由杨**持股80%，杨少恒持股20%变更为杨**持股80%、闫晓彬20%。一审法院认为，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股东缴纳出资，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但公司财产不等同于股东的财产。本案中大众公司和永达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有各自的公司章程，独立财产，股东大会等公司经营决策机构，两个公司各自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为限承担各自的责任。武传德以永达公司对大众公司实际所有及控股为由，主张大众公司要对永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执行大众公司名下的土地和房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即使永达公司对大众公司控股，但仅仅是经济上、管理上支配和控制，但在法律上，大众公司还是属于独立的法人，大众公司的财产仍归其公司所有，并非归永达公司所有。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查封的C01061号土地使用权、房屋一宗登记在大众公司名下，且通过上述土地及房屋的权属证书登记时间来看，其在永达公司担保之前就是大众公司的财产，并不是永达公司的财产。综上，对武传德申请执行大众公司名下的涉案土地和房产的主张不予支持，依法应当驳回。本案另一争议焦点是永达公司是大众公司的实际股东，还是闫建平、杨铭是实际股东，闫建平、杨铭是否只是登记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应从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两个方面进行审查。从形式要件进行审查，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章程上签名盖章、被载入股东名册、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在工商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从实质要件进行审查，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的最重要的义务，也是认定股东身份的重要依据。具备某种特征并不意味着股东资格的必然成立，上述特征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分析判断股东资格成立与否。本案中，从工商登记来看，受让大众公司股权后，闫建平为登记的股东。从证据来看，闫建平参与了大众公司经营计划的决定等决策，对大众公司进行实际经营管理。从履行出资义务来看，永达公司将受让的大众公司的股权通过析产协议书分给了闫建平和杨铭，实际是将受让的大众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闫建平和杨铭，闫建平和杨铭应当向永达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因在签订析产协议书时，永达公司尚有未分配利润，杨**作为该公司股东有权要求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杨**取得的分红为其与闫建平的夫妻共同财产，闫建平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实际是杨**以其从永达公司分取的红利支付，且刘久平诉永达公司、闫建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刘久平方出具的股权转让款的收到条内容显示是收到杨**和闫建平的款项，而非永达公司的款项，虽然武传德辩称杨**系永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支付款项系职务行为，应为永达公司支付，但闫建平并非永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且由杨**支付该股权转让款与析产协议书中永达公司将该股权转让给闫建平和杨铭，闫建平和杨铭应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相互印证。另外，在析产协议书签订后不久，2012年7月5日，永达公司与刘久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受让的股权登记在闫建平名下，与析产协议书中以永达公司的名义受让大众公司的股权，并由闫建平和杨铭持股的内容相互印证。2012年9月12日，永达公司的股东杨少恒将其持股20%变更登记到闫晓彬名下，也与析产协议书中的内容相互印证，故对闫建平方提交的析产协议书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武传德抗辩的对方提供的析产协议书并没有加盖永达公司和大众公司的公章及两公司同意该份协议的股东会决议等相关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三）……（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本案中，从永达公司的股东构成可以看出，永达公司存在家族化经营模式，该析产协议书中，决定将受让的大众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闫建平和杨铭，虽然没有以召开股东会议，股东会决议的方式作出，但上述事项已经永达公司全部股东在该析产协议书中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并不违反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另外，股东会决议是股东会就公司事项通过的议案，是公司内部审批程序，需由公司股东签字、盖章，并不需要公司盖章，故对武传德的该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永达公司受让大众公司股权后，经全部股东同意转让给了闫建平和杨铭，虽然析产协议书中存在将永达公司财产混同为家庭财产的情形，但因杨**作为永达公司的股东有未分配应得红利，闫建平和杨铭以杨**在永达公司应分得红利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非以永达公司的财产支付，虽然按照闫建平方提供的证据，杨**应分得红利并不能完全冲抵应付股权转让款，但这仅是合同的履行问题，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故闫建平和杨铭取得大众公司的股权支付了对价，系大众公司的实际股东，武传德要求执行闫建平和杨铭名下大众公司的股权，不予支持，依法应当驳回。谭海滨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依法缺席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武传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武传德负担。一审宣判后，武传德不服，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鲁1323民初第2659号民事判决书，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具体意见如下：一、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一仅仅证明了大众公司和永达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证据二证实了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为大众公司。仅凭两份证据显示两家公司独立法人而认定永达公司对大众公司不享有所有权显然是不成立。在此说明一点，永达公司在受让了大众公司的股权后，大众公司并没有解散注销，大众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依然存在。因此，被上诉人仅仅依据大众公司与永达公司是独立法人否认永达公司对大众公司的实际所有及控股是不成立的。二、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析产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1.该份协议是作为本案利害关系人家庭成员之间签署的，该份协议也并没有加盖永达公司和大众公司的公章及两公司同意该份协议的股东会决议等相关证明。而且，协议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实际出资购买的情况。2.该析产协议系被上诉人家庭成员之间私自制作，其析产也未对公司的资产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清算，违反公司法规定，将有限公司财产与家庭财产混同，作为家庭财产私自分割。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家族化经营模式为由，在没有相关股东会议记录及决议的情况下，认定该析产协议的效力，与法律相悖。被上诉人以此主张对大众公司及资产享有所有权的异议主张不成立。3.被上诉人提供的街道办事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房屋及土地登记机关，街道办事处对房屋及土地的真实归属并不具备鉴定识别的职能及能力，街道办事处仅仅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而出具的一份说明而已；对于租赁合同真实性有异议，永达公司受让大众公司，对两公司享有实际所有权利，做一份租赁合同并不是难事。即使是真实的，永达公司与大众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单位，签订租赁合同也是公司独立核算的财务需要。该租赁合同及证明并不能改变永达公司受让大众公司、对大众公司实际所有、大众公司是永达公司资产的事实，被上诉人的异议主张不成立。4.被上诉人提供的买卖合同、经营计划、会议纪要及部分工资表、通知等证据材料均是被上诉人单方自行制作，真实性无从考证。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定案依据认定实际股东的事实错误。退一步讲，即使闫建平是公司聘用的高层人员，也完全有权利参与公司管理以及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等。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真实性无从考证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错误。5.上诉人提供的（2015）临商终字第38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认定，永达公司受让大众公司股权，并履行股权转让金的事实。被上诉人闫建平仅仅是大众公司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为了变更工商登记而使闫建平成为登记股东的，闫建平对大众公司不享有权益，永达公司对大众公司享有实际所有权及控股权。而且，二审上诉过程中，永达公司自始至终仅仅对诉讼主体资格、欠款数额、一审程序提起上诉，对受让大众公司股权一事并无异议及上诉意见，也可以看出永达公司对受让实际控股大众公司并无异议。现在被上诉人在提出大众公司不是永达公司所有显然与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是冲突的，被上诉人的主张是不成立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永达公司系大众公司的实际所有人，大众公司是永达公司购买的资产，一审法院依法查封、冻结大众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房屋、股权并无错误。被上诉人的异议主张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准予执行被上诉人大众公司所有的C01061号土地使用权、房屋一宗、被上诉人闫建平、杨铭名下的大众公司500万元股权。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是公司资本的三项基本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一旦成立，股东的出资就成为公司的财产，任何股东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少公司资本。本案中，大众公司的股权虽然登记在闫建平、杨铭名下，但实际股东为永达公司。理由如下：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人为永达公司；2.案涉股权转让款由永达公司支付；3.闫建平主张与大众公司独资股东陆勇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工商登记，但并未提供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证据；4.购买大众公司股权的资金来源于永达公司，并非闫建平等人家庭财产，其依据析产协议对永达公司的财产主张权利依据不足；5.公司财产可以减少、公司可以分立，但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永达公司购买大众公司股权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针对该项财产即大众公司股权依法减资或者进行公司分立，亦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对外依法进行了公示。据此，一审法院在执行永达公司为被执行人案件时，依法对其拥有的大众公司股权采取执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但由于大众公司和永达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公司，在未依法追加大众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情况下，不应对属于大众公司的财产采取处分性措施。综上所述，武传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判决驳回武传德要求继续执行大众公司股权的请求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8）鲁132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二、继续执行沂水县永达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所有的登记在闫建平、杨铭名下的大众公司500万元股权；三、驳回武传德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6800元，均由被上诉人沂水县永达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大众公司的实际股东是永达公司还是闫建平、杨铭，即二审判决继续执行登记在闫建平、杨铭名下的大众公司500万元股权是否正确。判断闫建平、杨铭是否是大众公司的实际股东，首先要审查闫建平、杨铭是否对大众公司实际出资，从本案证据来看，闫建平、杨铭取得大众公司股东资格是基于2012年6月1日闫建平和杨铭与案外人杨少恒、杨**、闫晓彬签订的《析产协议书》，由于永达公司存在家族式经营模式，该协议书名为析产协议书，实际上还涉及到对大众公司进行收购、大众公司红利分配、股权相互转让、家族资产分配等一系列内容，永达公司当时的股东杨**、杨少恒均在协议书上签字认可，未侵犯其他股东权益；由于涉及收购大众公司股权使用的是股东杨**在永达公司的待分配红利，不存在杨**抽逃出资的问题，即没有侵犯永达公司的财产，不会对永达公司以自有的资产对外承担债务产生影响，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书应认定合法有效。该协议书在2012年得到实际履行，有大众公司原股东收到杨**、闫建平股权转让款的收到条，大众公司股东变更为闫建平的工商登记等证据予以证实，且以上事实均在永达公司对案涉银行贷款进行担保之前发生，应认定该协议书是真实的。虽然案涉大众公司的股权转让是永达公司与大众公司原股东刘久平签订的，股权转让款也是永达公司的账户支付，但基于以上分析，无论工商登记的形式上，还是出资款的实际所有人，都应该认定闫建平、杨铭为大众公司的股东，其财产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闫建平、杨铭作为武传德申请执行一案的案外人，其财产不应被执行。综上，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闫建平、杨铭系大众公司的股东，其财产权应当受到保护，其再审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3民终4424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8）鲁1323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武传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永起审判员  李金明审判员  张光荣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