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高陵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陕0117民初2274号原告：穆运，男，195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村民，住西安市高陵区。被告：张永刚，男，198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村民，住西安市高陵区，系刘转玲之子。被告：刘转玲，女，195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村民，住西安市高陵区，系张永刚母亲。原告穆运诉被告张永刚、刘转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6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穆运，被告张永刚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刘转玲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故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穆运诉称，原、被告系同村乡党关系。被告在其家开的麻将馆，原告无事就去被告家中麻将馆打麻将，关系不错，被告张永刚在姬家街道及其杨官寨村家中开的格力空调专卖店，销售格力牌空调。2017年12月初，被告刘转玲同其丈夫张某某向原告提出，其儿子张永刚经销空调急于进货向原告借款5万元。并提出可按月息2分钱支付借款利息，原告提出按月息1.5分计算，被告同意并表示感激原告，2017年12月14日原告给被告家拿去现金5万元整，被告刘转玲让其儿子张永刚给原告出具“借条，今借到穆运现金人民币59000元（大写：伍万玖仟元整）还款期到2018年12月31日，借款人：张永刚，2017年12月14日。”（注：原告实际借给被告现金5万元，被告打借条59000元，其中含支付2018年全年利息9000元），借款一年到期后被告未归还本息，原告找张永刚其母刘转玲，刘转玲在借条上亲笔签字：保人刘转玲，18年12月31日，该笔借款被告应承担利息至2021年4月30日为21000元（其中已付9000元利息已扣除）。第二笔借款发生在2018年4月24日，仍然是被告刘转玲和其丈夫张某某以同样的理由向原告借款，原告把9万元现金拿到被告家中，被告刘转玲又让其儿子张永刚向原告出具，“借条，今借到穆运现金人民币90000元（大写：玖万元整）还款期到2019年12月31日，借款人：张永刚，2018年4月24日”，虽在借条上没有注明利息，但双方仍然说定按1分5厘支付利息，到期后，被告未按双方约定还本清息，原告找刘转玲，刘转玲在张永刚第二笔借款借条上又亲笔签名，保人，刘转玲，2019年12月31日，为36个月，利息为48600元。以上被告共借原告现金149000元，其中已支付5万元本金中一年的利息9000元。截止2021年4月30日，被告借款还应支付原告利息为69600元，本息合计：218600元。原告多次找被告归还借款，被告母子却一再推诿，被告并非无能力归还借款，被告在杨官寨村有一整院房屋向外出租，年租金为24000元，其家中房屋向外出租，开的小超市，年租金为12000元，杨官寨村每年给每个村民分红6500元，被告父亲从泾河联社退休月工资3700元，家中还开的麻将馆有8台麻将桌，每天均有收入，但就是欠债不还，违背遵循诚信，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原则，出于无奈，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诉诸法院，请求：一、依法判令二被告互负连带责任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49000元，并承担借款利息至2021年4月30日止69600元，合计2186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张永刚辩称，1、借款属实，借款本金149000元也属实。事实是2014年我向原告借的款，我给原告出具了借条，约定月利息1.5分，后来到了2017年12月14日，我和原告对借款进行核算，我给原告出具了59000元的借条一张，再到2018年4月24日，我和原告又对借款进行了核算，又给原告出具了90000元的借条一张，我一共给原告出具了两张借条，共计借款本金149000元，这两张借条上都没有约定利息。被告刘转玲未到庭答辩。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同村乡党关系。二被告系母子关系。被告刘转玲在自己家开有麻将馆，被告张永刚在姬家街道及其杨官寨村家中开有格力空调专卖店，做销售格力牌空调生意。2017年12月14日，被告张永刚给原告出具一张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穆运现金人民币59000元（大写：伍万玖仟元整），还款期到2018年12月31日，借款人：张永刚，2017年12月14日”。借款一年到期后，被告张永刚未按双方约定归还本息，原告找被告刘转玲，被告刘转玲在借条上亲笔签写了“保人刘转玲，2018年12月31日”。2018年4月24日，被告张永刚给原告出具一张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穆运现金人民币90000元（大写：玖万元整），还款期到2019年12月31日，借款人：张永刚，2018年4月24日”。此笔借款到期后，被告张永刚未按双方约定归还本息，原告找被告刘转玲，被告刘转玲在第二笔借款借条上又亲笔签写了“保人刘转玲，2019年12月31日”。以上两笔借款合计为149000元，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归还借款，二被告均一再推诿，无奈，原告诉诸法院，请求依法处理。庭审中，对上述两笔借款，原告称：“第一次被告张永刚于2014年4月24日晚上来找我借款50000元，给我出具了借条，约定月利息1.5分，被告张永刚陆续也给我还着。第二次2015年12月份，被告张永刚又找我借款80000元，给我出具了借条，约定月利息1.5分，被告张永刚陆续也给我还着。最初的两张借条已经不在了，出具这两张借条时就把最初的借条销毁了”。对原告所称，被告张永刚认为：“时间长了我也记下清了”。但被告张永刚对本案借款事实、数额表示认可，亦认可把最初的借条销毁了。对于原告在本次庭审时出示的两张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59000元和90000元中是否包含借款利息问题，原告称：“包含了最初借款时约定的月利息1.5分，我和被告张永刚核算借款时本息合计之后被告再给我出具的借条，两笔借款是分别计算的”。对此，被告张永刚表示属实，并对原告现主张的两笔借款合计149000元，认为“不应该计算利息，因为双方是将前期的借款本息核算后再出具的两张借条，且该两张借条上再未写利息了”。上述事实，原告提供有借条两张，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借贷事实发生于2014年至2019年期间，依照当时相关法律规定，《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百分之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本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14年4月24日和2015年12月份，被告张永刚从原告处分别借款50000元和80000元，月利息均为1.5分，被告张永刚向原告均出具了借条，后因被告张永刚未能给原告偿还借款，双方按照月利息1.5分对借款利息核算后，将前期借款利息计入原借款本金，2017年12月14日和2018年4月24日，被告张永刚分别给原告重新出具了借款本金为59000元和90000元的两张借款条据，该两笔借款利息均未超出年利率24%，故本案借款本金应以149000元为准。据此，原告主张被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49000元之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两被告支付其借款利息至2021年4月30日止69600元，合计218600元之请求问题。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双方之间的两张借款条据中未有利息约定，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借款利息之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刘转玲是否承担本案担保责任问题，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在两笔借款到期后，被告张永刚未按双方约定归还本息，原告找被告刘转玲，被告刘转玲虽在两笔借款条据上签写了“保人刘转玲”字样，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在整个借款事件中也无法推定其为保证人，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刘转玲与被告张永刚互负连带责任承担归还借款之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起诉后，被告刘转玲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永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穆运借款人民币149000元。二、驳回原告穆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290元，由被告张永刚负担（原告已预交2290元，履行本判决时被告张永刚付给原告22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高陵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  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