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沪民终29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轻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轶冰，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炜。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赟，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轻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经贸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20）沪72民初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轶冰，外经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判决主文，驳回外经贸公司要求信达公司支付包仓仓储费人民币2520000元以及以该款项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外经贸公司承担。1.外经贸公司、信达公司与案外人上海唛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唛格公司）通过签订《委托付款协议》的方式，已经将《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项下信达公司的付款义务转移给唛格公司，相应发票也由外经贸公司直接开具给唛格公司，若唛格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应该由唛格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且外经贸公司在签署《委托付款协议》之后也认可付款义务已经转移给唛格公司，信达公司于2016年4月8日支付仓储费时也注明“代付仓储费”“发票代收代付，上海唛格抬头”。故一审法院错误地将《委托付款协议》中的约定解释为由第三人代为履行，并错误地判令信达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承担仓储费。2.外经贸公司没有提交与信达公司约定仓储费计算标准的文件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仓储费计收依据，且信达公司在外经贸公司仓库的货物已有部分出库，实际仓储量显著减少则仓储费不应始终按照统一标准计收。3.由于涉案仓储费支付义务已经全部转移给唛格公司，信达公司已无向外经贸公司支付违约金的义务，即便一审法院下调了违约金计算标准，其判令信达公司按此标准支付违约金仍属有误。 外经贸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1.信达公司根据《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将其进口货物存放在外经贸公司仓库，因信达公司系将货物直接出售给唛格公司，在销售合同项下仓储费由唛格公司承担，为了便于仓储费结算，也为了减少信达公司向唛格公司的开票环节，三方才签署了《委托付款协议》，故该协议约定的是唛格公司代信达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支付仓储费，而非债务转移。2.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外经贸公司从未认可所谓的债务转移，在唛格公司不支付仓储费的情况下，信达公司仍有义务向外经贸公司支付欠款。3.外经贸公司与信达公司约定的是包仓仓储，一审法院按照包仓价格认定涉案仓储费，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 外经贸公司在一审中诉称：2015年6月11日，外经贸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约定由外经贸公司向信达公司提供报关、报检、装卸、仓储等服务，信达公司依照季度结算方式向外经贸公司支付费用，合同期限为2015年7月30日至2016年1月30日，同时约定如到期前45日内双方无异议则自动延续。之后，外经贸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为信达公司提供货代服务，但信达公司自2017年5月开始拖欠费用，经多次催讨后仍不予支付。外经贸公司认为信达公司已构成违约，故诉请判令：1.自2019年10月14日起解除双方之间的《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2.信达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支付包仓仓储费人民币2520000元；3.信达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支付以人民币25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5日起至信达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化利率24%计付的违约金；4.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信达公司承担。 信达公司在一审中辩称：1.三方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中明确涉案仓储合同项下产生的仓储费用均应由唛格公司承担，信达公司不负付款义务；2.外经贸公司诉请的仓储费金额有误，实际仓库中所存货量已有减少，外经贸公司现请求的仓储费用过高；3.违约金的金额过高，应予以调整。综上，信达公司认为基于三方协议，其在涉案仓储合同项下的支付义务已转移至唛格公司，外经贸公司没有权利向信达公司主张，请求驳回外经贸公司诉请。 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6月11日，外经贸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约定由外经贸公司为信达公司提供报关、报检、装卸、仓储等服务，仓储模式采用“专仓存放”模式，付款方式为季度结算，核算周期为当月1日至月底日。该合同另约定最少租期为半年，起租日为2015年7月30日至2016年1月30日；合同到期前45日内，任何一方均可书面通知对方不再续约；如双方无异议，每次合同到期后自动延期一年。在违约责任条款中明确，如信达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费用，自逾期之日起，每逾期1天，需另付所欠款0.5%的违约金。 2015年11月，双方就涉案仓储费进行沟通，外经贸公司在邮件中写明“根据之前签订的仓储合同，15年8、9、10月的仓储费为2×1000×（31+30+30）=184000元。请确认。”信达公司回复“8、9、10月的清关费用也给我一下，最好列个明细表”，对前述金额未作否认或提出异议。 2015年12月10日，外经贸公司、信达公司和唛格公司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协议约定：外经贸公司、信达公司和唛格公司一致同意，唛格公司依本协议将原合同规定的相关费用直接支付给外经贸公司，即由唛格公司依原合同约定付款时间、方式、金额向外经贸公司支付仓储服务费、货代费等相关费用。“义务、权利及要求”条款中约定：唛格公司向外经贸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后，外经贸公司应向唛格公司出具相应发票；外经贸公司向唛格公司出具费用清单时需同时以邮件或传真等形式告知信达公司，并及时告知信达公司关于唛格公司的付款情况；若唛格公司未能按本协议履行付款义务，由此造成信达公司在原合同中的相关违约责任全部由唛格公司承担。另约定：如本协议经三方协商被撤销，则信达公司仍继续按照原合同履行义务。 2015年12月18日，唛格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支付人民币184000元。外经贸公司之后再向唛格公司发送付款通知，唛格公司未予支付。2016年4月8日及8月17日，信达公司两次向外经贸公司支付人民币184000元（共计人民币368000元），附言载明分别为“代付仓储费”与“仓储费。”此后，信达公司曾于2017年7月3日向外经贸公司发出《提货要求书》，外经贸公司回函要求信达公司支付仓储费用，并表示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达到诉求的权利。信达公司则发出《提货请求书2》，写明根据《委托付款协议》内容，相关支付义务应由唛格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签订的《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外经贸公司为信达公司提供报关、报检、装卸、配送及仓储等相关服务，信达公司支付相应服务费、仓储费，双方之间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涉案合同签订之后，外经贸公司、信达公司及唛格公司又签订了《委托付款协议》。信达公司认为根据该协议约定，涉案仓储费用均应由唛格公司支付，信达公司已不具有付款义务。但根据协议条款“若丙方（唛格公司）未能按本协议履行付款义务，由此造成甲方（信达公司）在原合同中的相关违约责任全部由丙方承担”，显然信达公司在原合同中的相关“违约责任”并未解除，如发生不予支付的情形，信达公司仍应承担原合同中的“违约责任”，只是在信达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之后，可再行由唛格公司向信达公司予以承担。另结合在唛格公司未付款项后，信达公司仍向外经贸公司支付了两个季度仓储费用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委托付款协议》中唛格公司在涉案合同项下的义务仅止于“代为付款”，其性质属合同法上的由第三人代为履行，在唛格公司未按三方协议支付涉案合同款项情形下，信达公司仍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外经贸公司支付相应的仓储费等费用。故外经贸公司要求信达公司支付费用的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涉案《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于2015年6月11日签署，起租时间为2015年7月30日，信达公司与唛格公司共支付过9个月的仓储费，现外经贸公司主张自2016年5月1日至2019年10月13日的未付仓储费，该项诉请与法不悖。关于应支付的金额，信达公司认为涉案合同未约定仓储费计算标准，由于相当数量货物已出库，外经贸公司的计算标准并不合理。但合同约定“专仓存放”的储存模式，故货物出仓数量并不影响仓储费的计算。根据前三个季度双方于邮件中商议的“2×1000×（31+30+30）=184000元”的收费标准，结合信达公司与唛格公司两次付款的金额，外经贸公司以1000平米为基数，按每日每平米2元的标准予以计算有据可循，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外经贸公司将仓储费自2016年5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10月13日止，此期间在案并无证据证明信达公司已支付费用，故一审法院对外经贸公司计算天数亦予以认可。至此，信达公司应向外经贸公司支付仓储费合计人民币2520000元。 2016年5月1日之后的仓储费信达公司均未支付，外经贸公司于2017年7月3日对信达公司的回函中就此进行催告，但信达公司仍未支付，鉴于信达公司未履行主要合同义务，外经贸公司依法有权解除与信达公司的合同。信达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确认其收到起诉状时间为2019年10月14日，外经贸公司请求涉案合同自该日起解除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外经贸公司另主张信达公司支付前述未付仓储费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其将每季度逾期时间统一自解除之日2019年10月14日起算，该违约金起算之日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外经贸公司按照年化24%标准计算违约金，信达公司认为标准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虽外经贸公司诉请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低于双方“自逾期之日起，每逾期1天，需向外经贸公司另付所欠款0.5%”的合同约定，但涉案合同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非属借款合同，按年化24%的标准仍较高。综合本案合同性质、双方约定的内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一审法院认为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3倍计算较为妥当。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1.外经贸公司与信达公司于2015年6月11日签订的《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自2019年10月14日解除；2.信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外经贸公司支付人民币2520000元；3.信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外经贸公司支付以人民币25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4日起至其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3倍计付的违约金。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有证据佐证，应予确认。 本院另查明，信达公司与唛格公司于2015年6月至8月间相继签订了多份《产品销售合同》，约定：信达公司根据唛格公司采购计划对外签订国际采购合同，然后将海关完税后的进口货物销售给唛格公司；唛格公司提货时除了付清货款外，还需支付关税、仓储费、货代费等费用；在唛格公司付清款项之前信达公司保有货物所有权，并有权转售货物。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涉案《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项下的仓储费应当由信达公司还是唛格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支付；2.如果信达公司仍应履行《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外经贸公司应当按什么标准计收涉案仓储费和违约金。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外经贸公司认为，涉案《委托付款协议》首段载明三方协商约定委托唛格公司付款的目的是为了妥善解决《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项下信达公司的付款问题，协议其他条款中也未有“债务转移”的表述，故《委托付款协议》约定的是“由第三人履行”，即债务人信达公司《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项下的仓储费等费用由第三人唛格公司向债权人外经贸公司支付，当唛格公司不履行债务（涉案仓储费等）时，仍应由信达公司向外经贸公司履行并承担违约责任。信达公司则认为，协议条款“若丙方（唛格公司）未能按本协议履行付款义务，由此造成甲方（信达公司）在原合同中的相关违约责任全部由丙方承担。”（以下称“违约责任条款”）应解释为因唛格公司未按协议履行付款义务而造成原合同项下信达公司应向外经贸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由唛格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承担该违约责任，据此可以认定《委托付款协议》约定的是“债务转移”，即债权人外经贸公司同意债务人信达公司将《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转移给第三人唛格公司，外经贸公司只能要求唛格公司履行债务以及承担违约责任。 本院认为，前述“违约责任条款”表述中没有明确唛格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相对方，在理解上确实会产生分歧：若解释为唛格公司向信达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该条款符合由第三人履行的特征；若解释为唛格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该条款符合债务转移的特征。但结合协议其他条款的约定，特别是结合外经贸公司有义务“向丙方（唛格公司）出具费用清单时需同时以邮件或传真等形式告知甲方（信达公司），并及时告知甲方关于丙方的付款情况”这一条款所体现的债务金额、债务履行情况仍然与信达公司有关、信达公司并没有退出原合同关系的含义，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该条款的解释更具合理性。即信达公司与外经贸公司之间的《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原合同）关系以及原合同项下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没有因为《委托付款协议》的签订而变更，如果唛格公司没有依据《委托付款协议》履行付款义务，仍然由信达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承担不按约履行《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导致的违约责任，该“违约责任条款”只是特别约定了信达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后有权再向唛格公司追偿。 换个角度而言，本院认为，即使因为《委托付款协议》的个别条款表述不够明确致使外经贸公司与信达公司对该协议的法律性质认识不一，但该协议并不能适用于涉案债务，双方的分歧不影响外经贸公司有权依据《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要求信达公司支付涉案仓储费。 虽然外经贸公司主张唛格公司是“由第三人履行”中的第三人，信达公司主张唛格公司是“债务转移”中的第三人，但双方协商选定唛格公司为第三人的原因并无二致，那就是信达公司与唛格公司之间存在对价关系，双方签订了一系列《产品销售合同》，并且，销售合同与《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同步履行。具体而言，信达公司为了履行与唛格公司之间某个销售合同，需依据《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委托外经贸公司为进口货物提供各项货代服务、仓储服务，当唛格公司依约履行该销售合同、成为该批货物的买受人并提取货物时，需向信达公司支付货代费、仓储费等费用，信达公司需开具相应发票，信达公司同时向外经贸公司要求提取该批货物时，也需向外经贸公司支付该批货物的仓储费、货代费等费用，外经贸公司需开具相应发票。在正常履行情况下，两份合同项下的货代费、仓储费实际指向的是同一笔费用，唛格公司是这笔费用的最终承担者，故为了减少付款、开票等结算环节、提高合同履行效率，三方通过签订《委托付款协议》约定唛格公司为第三人，由其直接向外经贸公司支付该笔费用，外经贸公司也直接向唛格公司开具发票。 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中“债务”的范围，既包括合同签订前已经发生的债务（2015年11月信达公司对外经贸公司列明的2015年8月至10月的仓储费金额予以确认），也包括签订时尚未发生的债务（尚未实际履行的销售合同项下货物可能发生的费用）。虽然《委托付款协议》约定对将要发生的债务也“由第三人履行”或者“债务转移”，但该协议并不必然适用于每一笔将要发生的债务。通过前述对三方签约的背景情况以及约定唛格公司为第三人的原因分析可知，《委托付款协议》若要适用于将来发生的某一笔债务，需具备的条件是某一份销售合同与《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同步履行，特别是信达公司与唛格公司须依约履行该份销售合同。如果唛格公司不履行该份销售合同、没有成为该合同项下进口货物的买受人，或者信达公司因故将该销售合同项下进口货物转卖他人，若还要求唛格公司作为《委托付款协议》中的第三人履行支付义务，显然有悖三方签订该协议的初衷。 信达公司称涉案货物都系根据与唛格公司间的销售合同而进口，现有证明表明，唛格公司既未向信达公司支付货款、货代费和仓储费等，也未实际提取货物，信达公司也确认其目前仍保有货物所有权。故本院认为，在唛格公司并未依约履行涉案货物对应的销售合同、信达公司仍是货物所有权人的情况下，信达公司有权追究唛格公司在销售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但尚不能认定唛格公司就是涉案货物产生的货代费和仓储费的最终承担者，故如前所述，《委托付款协议》不能适用于涉案债务。在此情况下，外经贸公司依据《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要求合同相对方、委托人信达公司支付涉案仓储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外经贸公司应当按什么标准计收涉案仓储费和违约金问题。本院认为，《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约定仓储模式为“专仓存放”模式，也无证据表明外经贸公司因为部分货物出库而减少了仓储所用面积，故信达公司要求根据实际仓储量调整仓储费的观点缺乏依据。关于涉案违约金标准问题，信达公司在一审中认为外经贸公司主张年化24%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该标准低于《报关仓储物流服务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请求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一审法院亦在综合考量各项因素后，酌定违约金标准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3倍计算。信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调整后的违约金标准仍有不妥，故其认为不应该按此标准支付违约金的观点亦缺乏依据。 综上所述，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960元，由上诉人中轻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珊 审 判 员  胡海龙 审 判 员  董 敏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马啸涛 书 记 员  马啸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