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9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洪英，女，汉族，1955年2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丁凤莲，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穗宝家具装饰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万福路133号。法定代表人：邓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爽、冯妙莹，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洪英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穗宝家具装饰厂（以下简称穗宝家具厂）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4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洪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我为穗宝家具厂的股东。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股东资格确认案和撤销股东大会决议案两案的判决互相矛盾。一审法院除本案之外，同时审理与本案相关的撤销股东大会决议案，但两案对股东资格有无却作出相互矛盾的认定。股东资格确认一案中，一审法院判决我方不具有股东资格。撤销股东大会决议一案中，一审法院对穗宝家具厂提交的股东表决票予以确认，并判决股东会决议有效。根据穗宝家具厂企业章程第十八条的规定，股东出席或委托代表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只是股东的其中一项权利，企业章程还规定了股东的其他权利和义务。而另案一审判决又认为我方是股东，出席了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这一项权利，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我方不是股东，按照企业章程的规定其就没有表决权，其表决票应汁为无效选票，其他与我方有同样情况的参会者的表决票同样应计为无效选票。同样，穗宝家具厂在开股东大会时对我方的股东身份和表决权均予以承认，在股东资格确认一案中又认定我方不具有股东资格，也是自相矛盾。二、穗宝家具厂居间转让我方股份的转让行为因欠缺股份受让方未成立，我方与不存在的股份受让方未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行为未实际发生，穗宝家具厂存在欺诈情形。从穗宝家具厂提交的证据《三方协议》可以看到，这份2007年的协议中只有转让方和居间方，没有列明受让方的名称和具体情况，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股份受让方，因此该《三方协议》由于欠缺合同的主体而未成立，该《三方协议》所称的居间股份转让行为由于没有受让方也未成立。其后，我方与所谓的股份受让方未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行为实际未发生。穗宝家具厂没有召开股东大会对该次所谓的股份转让事宜进行表决，数年来一直没有办理该次所谓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向外部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本身也违反了企业章程的约定，企业章程第五章中并未约定股东可以向外部公司转让股份。2019年8月12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决议第一项为：“同意原蔡桂玲等157名股东拟转让的全部股份20674786股（已有穗宝家具厂垫付该等转让股份的全部居间转让款73162328.16元，占穗宝家具厂全部股份的44.1139％）改为由穗宝家具厂直接回购该等全部股份。”该决议中的表述是拟转让和改为直接回购，表明股份转让实际并未发生，该决议表明穗宝家具厂自己也否认了2007年的原居间股份转让行为，而改为由穗宝家具厂直接回购我方的股份。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穗宝家具厂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杨洪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杨洪英在穗宝家具厂企业的股东身份；2.穗宝家具厂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8月16日，广州二轻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作出《关于同意广州床垫家具厂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批复》，批复如下：一、同意广州床垫家具厂从单一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实行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后的企业名称为“广州市穗宝家具装饰厂”，企业管理体制实行股东会与职代会合一体制，企业注册资本为4686.56万元。二、企业股份构成按职工集体股、职工个人股设置股份。内部募股到位后，总股本为4686.56万股，其中职工集体股为2253.50万股，占总股本48.1%，职工个人股2433.60万股，占总股本51.9%。职工集体股与职工个人股同权。职工集体股股权代表是穗宝家具厂职代会，分得的红利应由职代会作出决议报主管部门备案后再作分配。……四、职工现金入股2004.47万股，每股面额1元，发行价按企业每股净资产计算定为1.3145元等。2003年11月18日的穗宝家具厂《章程》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轻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特制定本企业股份合作制章程；企业注册资本为4686.60万元，全部由职工个人股构成，每股票面价值1元，职工个人股在内部募集；职工正常离开企业（如退休、出国定居、经批准的工作调动等），其名下的个人股可进行内部转让，或保留分红权利；职工未达十年工龄条件而因违法违纪被开除、除名或自动离职、辞职及合同期满，职工方面不续约等情况脱离企业者，其分配权由企业无偿收回，现金募股部分可由企业视企业情况是否收购，收购时低于票面值按低收购，高于票面值按票面值收购，收购后红利不再发放；本企业实行股东大会管理制度，股东大会是本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股东组成等。2003年11月19日的《广州穗宝家具厂股东资料》载明：杨洪英个人原持有股份为：分配股13966股，现金股41393股，原股份合计55359股；新增股份10000股，现股份合计65359股，占注册资金百分比为0.1395%。2006年，穗宝家具厂向其股东发送书面文件，该文件载明：“近年来，关于穗宝上市一事，董事会经过与多个证券公司探讨（国内的、香港的）了解，上市公司一般都要求公司的销售在10亿以上和公司资产在10亿左右，否则上市的效果不大，市值也不会高。而且目前我们公司只有2亿多的销售额，由于公司每年的效益都全部分红，目前只有1亿左右的资产，上市的可行性不大，公司也没有资金再回购股东的股份，股东的股份的转让对象和转让的价格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考虑到这点，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我们提出了修改‘股权管理规定’中关于个人股份转让的规定，原规定‘股份只能在公司内部职工和亲属中转让’，修改为‘穗宝家具厂的个人股份可以向非本企业的自然人或法人企业转让’的决议，获得了股东大会的一致通过，该规定不再把股份转让限制在公司内部，股份转让的价格有了较大的空间。现在，经过我们的努力，有一个外部投资公司有意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收购价格为每股5元。如果您愿意按此价格出售您的股份，请于10天内将意向书回执交回（邮回）企业董事会办公室，办公室会尽快安排办理相关的法律手续。”2007年，杨洪英（转让方）与穗宝家具厂（居间方）签署《三方协议》，该协议的受让方处为空白。《三方协议》载明：转让方持有居间方65359股的股份并同意将其持有的居间方的股份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转让方持有的居间方65359股的股份；居间方在协议签署过程中提供机会和资金支持，促使转让方和受让方达成股权转让事宜，并代受让方先行向转让方支付相关股份转让费用；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居间方的股份，共计65359股，每股价格3.53元，股权的转让价款为230717.27元；转让方在收取上述股份价款的同时需向居间方支付当初购买该股份时尚未支付完毕的购买款合计1800股1385.10元；转让方同时需自行承担出售该股份行为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33722.23元，由居间方代为扣款；转让方实际收取的价款为195609.94元；转让款将于转让方与居间方协议签订工作基本完成之后5个工作日内由居间方向转让方以现金方式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居间方代为支付转让款后，受让方与居间方之间的还款事宜另行协商确定；各方保证其对于本协议的履行将产生股权转让的后果系明知，并承认和接受协议履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转让方与居间方签署本协议后，转让方拥有的居间方股东权利和义务也随即终止；本协议自转让方和居间方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时生效。双方确认上述《三方协议》记载的杨洪英股份数额为杨洪英名下持有穗宝家具厂的全部股份。穗宝家具厂提交的表格显示：杨洪英的三方协议金额为230717.27元，代扣股份转让所得税33722.23元，扣未供股金额1385.10元，转让实得195609.94元，其他款项首期金额30718.73元，代扣个税6143.75元，其他款项实得24574.98元，实得合计220184.92元。另查，2019年7月29日，穗宝家具厂向杨洪英发送《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载明：穗宝家具厂拟定于2019年8月12日在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374号广州大厦四楼越王台召开股东大会，并详细列明了会议基本情况、审议事项、参加会议签到办法。通知附件包括授权委托书、会议特别提醒事项等。上述股东会如期召开，参会股东对相关事项进行表决，并形成《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针对上述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杨洪英等67人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撤销该股东会决议；穗宝家具厂提起反诉，要求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有效。案号为（2019）粤0104民初41781号。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4日作出（2019）粤0104民初417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穗宝装饰厂于2019年8月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并驳回麦洁珍等67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部分案件当事人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立为（2020）粤01民终24556号案，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一审庭审中，杨洪英表示：穗宝家具厂在2019年8月12日的股东会召开前，仍通知杨洪英参加该次股东会，足以说明穗宝家具厂仍认可杨洪英的股东身份。《三方协议》签订后，杨洪英与穗宝家具厂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三方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行为未成立。确认收到穗宝家具厂支付的《三方协议》中的款项。穗宝家具厂表示：杨洪英与穗宝家具厂签订的《三方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已约定本协议生效后，杨洪英作为穗宝家具厂股东的权利义务已终止，即杨洪英已不是穗宝家具厂的股东，至于是否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均不影响杨洪英已转让股份的事实。之所以通知杨洪英参加上述股东会，是因为杨洪英的股份在2007年股权转让后，未办理变更登记，杨洪英仍系穗宝家具厂2003年登记在册的股东。按照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完善工商变更手续，需要包括杨洪英在内的全部登记在册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才可以进行变更登记，但该行为并非对杨洪英股东身份的确认。一审法院认为，穗宝家具厂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目前我国未颁行实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法规。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公司制企业或者合伙制企业组织的部分特征，但其既不是公司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因此，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处理，应首先尊重企业内部的规定、决定或者约定等，在企业内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公司法或者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中，穗宝家具厂在2006年向包括杨洪英在内的股东发送案外人收购本企业股份的通知，由股东个人决定是否转让其持有穗宝家具厂的股份。之后，杨洪英与穗宝家具厂于2007年签订《三方协议》，杨洪英在该协议中自愿出售其持有穗宝家具厂的65359股股份，并约定杨洪英的股东权利义务自签署该协议后随即终止及协议于杨洪英及穗宝家具厂签字并加盖公章时生效。之后，杨洪英也收取了穗宝家具厂支付的股份转让款项，故依据上述协议约定，杨洪英已不能以穗宝家具厂股东的身份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虽然上述协议中未明确载明受让方为何人，但在杨洪英已收取股份转让款项的情况下，上述股权的受让方具体为何人或案涉股权最终由何方取得，均不违背杨洪英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愿，也未损害其任何利益。另外，杨洪英在收取穗宝家具厂支付的股份转让款项后，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亦足以说明杨洪英已知晓其不再具有穗宝家具厂股东身份的事实。如果确认杨洪英仍具有穗宝家具厂的股东身份，明显对其他未转让股份的股东不公平。虽杨洪英目前仍是穗宝家具厂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但其已自愿将其持有的穗宝家具厂股份进行转让，并实际收取股份转让款项，即使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不影响杨洪英已转让其持有穗宝家具厂股份的事实。关于杨洪英陈述穗宝家具厂通知其参加2019年8月12日股东会的行为即视为穗宝家具厂认可杨洪英仍为穗宝家具厂股东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杨洪英签署《三方协议》且收取穗宝家具厂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双方并未办理工商登记，杨洪英仍为穗宝家具厂的登记股东，且本次股东会涉及到杨洪英股权变更登记的问题，故穗宝家具厂基于杨洪英的登记股东身份通知其参与本次股东会合情合理，并不能据此认为穗宝家具厂认可杨洪英的股东身份。杨洪英陈述的上述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杨洪英要求确认其为穗宝家具厂股东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杨洪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34元，由杨洪英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06年期间，穗宝家具厂向各股东发送书面文件，载明在当年召开的股东大会中，已将个人股转让的范围由“股份只能在公司内部职工和亲属中转让”修改为“穗宝家具厂的个人股份可以向非本企业的自然人或法人企业转让”，该决议获得了股东大会的一致通过。证明公司章程已修改，职工个人股可向对外转让。在此前提下，穗宝家具厂向个人股东发函，由个人股东自愿选择是否出让其个人股，杨洪英选择出让个人股权并与穗宝家具厂签订《三方协议》，后收取了穗宝家具厂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该行为表明其转让股权是自愿选择的结果，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三方协议》是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的协议，符合自愿平等原则。无论是之前的发函还是《三方协议》，可反映穗宝家具厂在寻找外部投资公司，《三方协议》受让方落款也是空白，杨洪英在签订协议时对此也是明知，其上诉称受欺诈签订协议，理由不足。杨洪英在出让股权收取股权转让款后，对穗宝家具厂不再享有出资，实际已不拥有股东身份。公司（企业）股权之确认，可分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是股东与企业之间就股权归属的确认，对外则是通过工商登记对外公示股权的归属。在杨洪英与穗宝家具厂签订《三方协议》并收取股权转让款后，完善工商登记（即变更对外公示）已是出让股权股东的后续的合同义务。不能因未作对外公示而否定股东与企业内部关系的权利归属。综上所述，杨洪英等人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4元，由上诉人杨洪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建伟审判员  林幼吟审判员  彭 湛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蔡奕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