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46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新场镇文昌社区迎宾街142号。 法定代表人：黄伟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欣，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枫，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吉，男，1971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县。 上诉人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邑邦文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文吉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四川省青羊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5民初12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邑邦文化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邑邦文化公司无须向文吉支付2019年3月、8月、9月、10月共4个月工资40227.8元；2、请求改判邑邦文化公司无须向文吉支付2019年2用-10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共15413.79元；3、改判邑邦文化公司无须向文吉支付经济补偿金10056.95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邑邦文化公司与文吉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经邑邦文化公司核实，文吉系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其工资一直由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发放，并且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在文吉入职后即2019年1月就为文吉购买了社会保险。同时，邑邦文化公司与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邑邦文化公司实是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明诚公司）的项目公司，管理人员实为一套人马两套班子。故邑邦文化公司与文吉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邑邦文化公司向文吉支付2019年3月、8月、9月、10月共4个月工资40227.8元，2019年2月-10月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5413.79元及经济补偿金10056.95元认定错误。因文吉不是邑邦文化公司的员工，也从未到邑邦文化公司处工作，文吉的工资也一直是由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发放，并且其社保也是由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购买。因此，邑邦文化公司不存在应当向文吉发放工资的事实，邑邦文化公司更不存在拖欠文吉工资的情况。所以，邑邦文化公司更无须向文吉支付2019年3月、8月、9月、10月共4个月工资40227.8元。因此，邑邦文化公司更无理由向文吉支付2019年2月-10月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5413.79元。同理，文吉非邑邦文化公司员工，邑邦文化公司不存在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情形，邑邦文化公司不应向文吉支付经济补偿金10056.95元。综上，一审法院未查清文吉与邑邦文化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邑邦文化公司与文吉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故邑邦文化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邑邦文化公司的上诉请求。 文吉辩称，第一，文吉从1月7日开始就在邑邦公司上班，并在公司的项目部工作，其制作的门牌及相应的证据可以予以佐证；第二，邑邦公司因为公章被收走一直没有与文吉签订合同；第三，关于赔偿金，邑邦公司未与文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应支付赔偿金。 邑邦文化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邑邦文化公司无需向文吉支付2019年3月、8月、9月、10月共4个月工资40227.8元；2.邑邦文化公司无需向文吉支付2019年2月至10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共110626.45元；3.邑邦文化公司无需支付文吉经济补偿金10056.9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邑邦文化公司是因四川省大邑县项目而于2018年11月23日成立，其股东为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和四川省蓝海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2日，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向文吉发出《员工录用通知书》载明：“您应聘我公司的项目主管岗位，经评审合格，依本公司任用规定将予以录取。请您于2018年11月5日9:00来公司人力资源部报道。您的试用期为0个月，试用期内工资为10?950元。”审批人员段宾签字。 邑邦文化公司的《员工考勤汇总》载明：2019年1月，文吉实际出勤天数21天。2月实际出勤天数20.75天，19号正式打卡。3月实际出勤天数21天，12号去项目办公未打卡。4月实际出勤天数22天，项目办公未打卡。以上考勤汇总表有邑邦文化公司领导张德秀、刘杰、邹如慧、杨伟签字。 邑邦文化公司的《员工工资表》载明：2019年1月，文吉出勤天数20.75元，基本工资1?500元，浮动工资9?450元，应付工资10950元，实发工资10022.35元。2月实发工资10?680.68元。4月实发工资10570.26元。上述工资表有邑邦文化公司领导张德秀、刘杰、邹如慧签字。 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载明：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向文吉支付2018年11月工资7358.22元，12月工资10322.61元。2019年1月工资10322.61元，2月工资10022.35元，4月工资10570.26元，5月工资10486.89元。代邑邦文化公司支付文吉6月工资10?546.16元，7月工资10831.5元。 成都市社会保险《缴费单明细查询》载明：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自2018年12月起至5月为文吉缴纳社保费。2019年7月4日，文吉向公司申请自愿放弃公司为其缴纳社保。 2019年3月18日，邑邦文化公司作出《关于任命张德秀同志为公司总经理刘杰同志为公司副总经理的通知》，任命张德秀同志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一年；任命刘杰同志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一年。此任命书自2019年3月18日起执行。 2019年4月2日，四川省大邑县新场文创特色镇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印发《会议纪要》附件2《邑邦文化公司工作团队名单》载明“执行层面事务：张德秀，总经理。项目全面管理：文吉，工程部副部长；杨伟，综合部副部长。” 2019年6月12日，邑邦文化公司发出《成都国际音乐坊起步区设计单位交底工作会议》载明：邑邦文化公司参会人员：段宾、张德秀、刘杰、杨伟、文吉、秦昕媛。 邑邦文化公司《员工离职申请表》载明：文吉，职务工程部经理，入职时间2018年11月12日，因邑邦文化公司拖欠工资于2019年11月30日申请离职，同日，邑邦文化公司负责人刘杰、张德秀签字同意辞职。 文吉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1.大邑县新场镇石虎村村委会于2019年12月11日出具的《证明》载明：秦昕媛和文吉系夫妻，二人自2019年3月起至10月期间工作和居住地点均在邑邦文化公司成都国际音乐坊项目部。2.2019年7月23日，邑邦文化公司成都国际音乐坊指挥部《会议纪要》载明：参会人员有文吉。3.微信截图，证明文吉是邑邦文化传播工作群内人员。4.照片，证明邑邦文化公司与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两家公司管理层人员相同。 2019年10月31日，文吉向大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邑邦文化公司支付文吉5个月工资54?750元；2邑邦文化公司支付文吉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20450元；3.邑邦文化公司支付文吉因拖欠工资被迫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900元；4.邑邦文化公司支付文吉2019年6月至10月生活补助费4200元。2020年7月6日，该仲裁委作出大劳人仲委裁字（2019）第422-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邑邦文化公司支付文吉2019年3月、8月、9月、10月共4个月工资40227.8元；二、邑邦文化公司支付文吉2018年12月至2019年10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共110626.45元；三、邑邦文化公司支付文吉经济补偿金10056.95元；四、驳回文吉其他请求事项。其后，邑邦文化公司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案件事实，主要采信了员工考勤汇报表、员工工资表、社保缴费记录、会议纪要、招商银行对账单、微信截图、仲裁裁决书、当事人陈述及开庭笔录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当从劳动者由谁招募、谁具体承担管理职能和发放劳动报酬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本案中，邑邦文化公司认为其是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为大邑项目成立的项目公司。邑邦文化公司根据《员工录用通知书》、招商银行《对账单》、《社会保险缴费单明细查询》等，认为文吉一直为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且文吉的工资和社保均由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发放和缴纳，据此主张文吉是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派遣到大邑项目工作，文吉与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与邑邦文化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文吉对此不予认可，其在四川启明诚置业公司工作期间没有与四川启明诚置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认为其在邑邦文化公司成立后至申请仲裁前，实际为邑邦文化公司提供劳动，应与邑邦文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只是代邑邦文化公司发放工资和缴纳社保费。因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系邑邦文化公司的股东之一，二者系关联公司，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可以代邑邦文化公司发放员工工资和缴纳社保费，且邑邦文化公司未举出其他相关依据证明文吉与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故邑邦文化公司主张文吉与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其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据《员工录用通知书》，文吉于2018年11月5日应聘到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工作。2018年11月23日，邑邦文化公司成立。结合《员工考勤汇总表》、《员工工资表》、《会议纪要》等证据，邑邦文化公司成立后，文吉在大邑项目担任工程部副部长，按照邑邦文化公司的安排完成相应工作任务。邑邦文化公司对文吉的考勤进行汇总记录，且根据文吉的出勤天数核算其每月工资。故应当认定文吉为邑邦文化公司提供劳动的事实成立，双方建立劳动关系。 一、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018年11月23日，邑邦文化公司成立，文吉与邑邦文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之规定，邑邦文化公司应与文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签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结合文吉2019年10月31日申请仲裁，双方在文吉申请仲裁之前并未对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协议，而《员工离职申请表》只有人员签字没有邑邦文化公司公章，仲裁委认定文吉与邑邦文化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文吉申请劳动仲裁之日即2019年10月31日，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邑邦文化公司应支付文吉从2018年12月23日至2019年10月31日的二倍工资差额。双倍工资属于惩罚性赔偿金而非劳动者应当获得的劳动报酬，其计算基数应当为扣除加班费、非常规性奖金、福利性、风险性项目后的正常工作时间的月工资。依据工资构成等，应当认定文吉月基本工资为1?500元/月，故邑邦文化公司应支付文吉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为15?413.79元（1?500元/月×10月+1500元/月÷21.75天/月×6天）。 二、关于拖欠工资。邑邦文化公司与文吉存在劳动关系，故邑邦文化公司应当支付文吉被拖欠工资。依据《员工工资表》、招商银行《对账单》、《员工工资表》等证据，邑邦文化公司未发放文吉2019年3月、8月、9月、10月共4个月工资，且其未举出相关依据证明已经发放文吉上述月份工资。结合工资构成等，文吉每月固定工资为10950元/月，邑邦文化公司应支付文吉上述4个月工资共计43800元（10?950元/月×4月）。仲裁裁决邑邦文化公司支付文吉2019年3月、8月、9月、10月共4个月工资40227.8元，文吉未提起诉讼，视为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经济补偿金。邑邦文化公司拖欠文吉工资未及时发放，文吉因此申请劳动仲裁，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文吉在邑邦文化公司工作时间超过六个月不满一年，应按一年计算。依据工资构成，文吉每月应发工资为10?950元/月，邑邦文化公司应支付文吉经济补偿金为10?950元（10950元/月×1月）。仲裁裁决邑邦文化公司支付文吉经济补偿金10056.95元，文吉未提起诉讼，视为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文吉支付2018年12月23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5413.79元；二、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文吉支付2019年3月、8月、9月、10月的工资共计40227.8元；三、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文吉支付经济补偿金10056.95元；四、驳回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若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邑邦文化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以下事实存在异议：1.邑邦公司从未制作过员工考勤汇总，且一审判决中所述汇总并无邑邦公司盖章。一审判决记载考勤表有邑邦公司三领导签字，但该三人签字系代表启明诚公司而非邑邦公司。对邑邦公司员工工资表的异议也与上述意见一致。2.对“邑邦公司微信通知......”部分有异议。邑邦公司从未建立工作群，该工作群系启明诚公司就案涉项目所建立的项目部工作群，李贤琴通过我方举证也能证明。3.”2019年3月18日邑邦公司作出关于认定张德秀为总经理刘杰为公司副总经理的通知”，该通知并非邑邦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根据邑邦公司章程，任命总经理需要董事会决议，该任命没有决议，公章系启明诚公司加盖。4.邑邦公司发出《成都国际音乐坊起步区设计单位交底工作会议》，对此有异议，邑邦公司从未召开该会议。5.“员工离职申请表中合意载明的内容”不是邑邦公司制作。6.“2019年7月23日......会议纪要”有异议，邑邦公司从未召开该会议。 文吉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中邑邦文化公司提出异议的上述证据，能否代表邑邦文化公司的问题，涉及本案核心争议，本院在后文一并阐述。 二审中，邑邦文化公司提交了以下三组证据：1.《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启明诚公司的《工商信息》、《蓝海星董事会会议纪要》（2份），拟证明邑邦文化公司的股东为启明诚公司和劳动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邑邦文化公司成立前，启明诚公司和蓝海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达成合意“邑邦文化公司禁止发生除与大邑县政府洽谈投资外的任何经营业务。”案涉项目的所有资金均是启明诚公司负责，人员均由启明诚公司聘用，邑邦文化公司未聘用文吉，文吉系启明诚公司聘用；2.《邑邦文化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邑邦文化公司董事会并未决议聘用张德秀担任总经理，邑邦文化公司备案登记的总经理是段宾而非张德秀，张德秀系邑邦文化公司监事，不能再担任总经理，且张德秀、段宾、刘杰系启明诚公司股东，其相关签字系代表启明诚公司；3.（2020）川0129民初3157号案件庭审笔录，拟证明李贤琴系启明诚公司员工，由于李贤琴未与邑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与文吉交流，工作交接应归于启明诚公司。文吉辩称，上述证据无法核实，不了解董事会决议等公司内部事宜。 关于上述证据的采信问题，本院在后文一并阐述。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邑邦文化公司与文吉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邑邦文化公司与文吉均系法律规定的适格主体，文吉从事的工作也是邑邦文化公司的业务范围。关于双方争议的对文吉进行劳动管理的人员究竟代表启明诚公司还是邑邦文化公司的问题，是本案的核心争议。本院认为，第一，从本案事实看，张德秀、刘杰被任命为邑邦文化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的文件上加盖有邑邦文化公司的公章，根据交易习惯，公章一般具有代表公司意志的物件。第二，文吉从事的工作中均系有大量为邑邦文化公司工作的任务。从正常的逻辑判断，公司员工一般无法知悉，公司股东之间关于公司内部管理权限、运营方面的约定，本案邑邦文化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文吉作为公司员工知晓张德秀、刘杰系代表其他公司行使管理权的，因此，文吉有理由相信其系接受邑邦文化公司进行管理。第三，邑邦文化公司认可，本案邹勇、段宾、任顺新、文吉、秦昕媛等所谓启明诚公司的员工均以邑邦文化公司的名义参加过四川省大邑县新场文创特色镇建设指挥部组织的公开会议，在一定范围已经形成影响力，邑邦文化公司作为为推进该项目而建立的公司，应当知悉该事实。第四，即使邑邦文化公司股东之间内部约定了该公司不得对外从事经营业务，此系其内部约定，不得对抗善意员工。即使邑邦文化公司管理期间存在部分与启明诚公司业务交叉部分，如工资发放、或者社保等，但结合邑邦文化公司本处于初步建立阶段，不能当然推知文吉知悉其不是与邑邦文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结论。 基于上述原因，本院对邑邦文化公司二审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对其提供的证据，基于关联性原因不予采信。 经本院审核，一审法院计算的工资、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无误，本院予以确认。邑邦文化公司关于不存在与文吉之间的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邑邦文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罗健文 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程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