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56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鑫静，女，197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华（系李鑫静之夫），男，197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曙光，山东鲁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女，1971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萍，女，196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宪强，山东友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男，196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凡亮，山东齐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鑫静、刘玉华因与被上诉人李红、李萍、李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1）鲁0112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鑫静、刘玉华共同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李鑫静、刘玉华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红、李萍、李勇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李鑫静、刘玉华于2007年左右与刘传英认识，并逐渐熟识。2007年至2012年期间，刘传英经常到李鑫静、刘玉华的店铺内拉家常，也经常向李鑫静、刘玉华送菜等生活用品。遇到李鑫静、刘玉华谈生意时，还经常帮忙洽谈生意。期间，刘传英还经常通过电话等方式向李鑫静、刘玉华嘘寒问暖，并以“孩子”称呼李鑫静、刘玉华，双方关系胜比家人。2012年9月间，由于刘传英得知将军路附近旧村改造，称其认识旧村改造相关的工作人员“李哥”，（刘传英认识的李哥据说是其多年的朋友，也是他儿子的高中同学）。刘传英和“李哥”曾帮助蒋家沟书记处理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后蒋家沟书记为了还李哥人情，欲将旧村改造的房子以比较低的价格转手给李哥和刘传英，刘传英便极力向李鑫静、刘玉华推荐购买。基于和刘传英之间的亲密关系，李鑫静、刘玉华便相信并决定通过刘传英购买涉案房屋。2012年左右，由于涉案房屋正处于拆迁阶段，房屋建设需要办理相关手续，所以自2012年至2014年期间刘传英以手续费名义多次收取李鑫静、刘玉华1000至1.5万元不等的款项。后直至2020年8月，李鑫静、刘玉华共分26次向刘传英交付购房款共计52万余元。但2020年10月份，刘传英因病去世，其并未按照承诺向李鑫静、刘玉华交付房屋，亦未将款项返还给李鑫静、刘玉华。（二）本案中，李鑫静、刘玉华的证据确实充分，各项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且与本案均具有关联性，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能得出唯一结论，故对李鑫静、刘玉华向刘传英支付涉案购房款的事实应予确认。1.通过李鑫静、刘玉华在一审中提交的录像视频证据可以看出，2012年至2020年期间，李鑫静、刘玉华以现金形式多次向刘传英支付涉案购房款，该事实有李鑫静、刘玉华记录刘传英按捺手印的多次付款记录、借条、现金提款记录、现场录音及录像等证据相互印证。虽然该视频没有原始载体，但是从该视频中可以看出，李鑫静、刘玉华向刘传英交付款项的事实及金额与刘传英捺印确认的金额是一致的。在李鑫静、刘玉华向刘传英谈及交付金额时，刘传英均能主动地、准确地说出数据。而且，在一审中，李鑫静、刘玉华提交了现金提款记录，与李鑫静、刘玉华交给刘传英现金的时间和金额能够基本吻合。李鑫静、刘玉华提交的刘传英签字确认的借条一份，是在初次交给刘传英现金三年之后。由于刘传英仍未能交付房屋，故将此前交付的现金一并计算，时间与现金金额也能够确认一致。2.由于刘传英在接受款项时不会使用银行卡，每次向其付款时均为现金形式，并授意李鑫静代其签名，由李鑫静记录之后，再由其捺印确认。在刘传英的录像视频中，该事实也得以确认。虽然一审法院认定刘传英文化程度系文盲，但文化程度低并不意味着她什么字都不认识，更不意味着意思表达能力差。从本案李鑫静、刘玉华提交的录像证据可以看出，在李鑫静、刘玉华有多次口误或者记不清楚的情况下，刘传英均能予以纠正或提示。这更能证明刘传英的精神状态及智力状态甚至要比李鑫静、刘玉华还要清晰。视频证据也体现出刘传英能认识自己的名字，也能认识一些记账的文本文字。而且，刘传英有几十年做生意的从业经验。据她自己陈述，她自己有专门的账本，李鑫静、刘玉华给了她多少钱，都在账本上记着。每次收到李鑫静、刘玉华的钱后都要和“李哥”对账。即便认定她为文盲，亦不能否认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从视频中同时可以看出，刘传英在陈述该事实中表情自然、谈吐自若、思路清晰，并无受到他人胁迫之可能，其所表述的事实均为本案关联事实，且一再说明所涉房屋之好，非常值得购买，并要李鑫静、刘玉华打消疑虑，不必怀疑。3.刘传英所述其能通过所谓的“李哥”以比较低的价格购买到旧村改造的房屋，该事实李鑫静、刘玉华已经在一审中予以陈述，且该事实也在视频中刘传英的陈述中得以印证。至于“李哥”是否实际上能够办成该事项，李鑫静、刘玉华也多次怀疑，曾多次要求刘传英见一下“李哥”，但刘传英均以各种理由推辞。4.由于该案件时间跨度较长，李鑫静、刘玉华用于拍摄录像的手机已经无法使用，故李鑫静、刘玉华无法提供原始载体，但尽管如此，该类录像视频并非动漫之类视频，不能通过技术加以制作、改造。庭审中，李勇、李萍及李红均认可该视频中老人为刘传英，且以上证据对本案确认的事实指向具有唯一性、确定性，故该案中李鑫静、刘玉华向刘传英付款的事实可以确认。（三）李红、李萍、李勇并无相反证据否认该案事实，且其对李鑫静、刘玉华提供的事实仅为毫无事实根据的质疑，其质疑本身亦无法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三款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本案一审庭审中，李红、李萍、李勇对李鑫静、刘玉华提交证据证明之事实并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予以否定，亦未申请法院对该视频证据进行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虽然其在案件中指出多处疑点，但其质疑及推理均无法成立。1.刘传英虽文化程度不高，但其陈述能够通过特殊关系（即“李哥”）联系购买旧村改造房屋，而非凭其一己之力购买。李鑫静、刘玉华有理由相信社会阅历丰富的刘传英具有此项能力。2.刘传英通过关系人购买房屋自然低于市场价。2012年左右，涉案房屋位置较偏，低于市场均价也在情理之中。3.刘传英一直向李鑫静、刘玉华说身体很健康，即使偶尔身体不好的时候也仅是对自己的身体情况轻描淡写。即便其身体情况欠佳，是否实际上能够办成该事项，李鑫静、刘玉华也多次怀疑，曾多次要求刘传英见一下“李哥”，但刘传英均以各种理由推辞。4.李鑫静、刘玉华多次主张要求见一下“李哥”，均被刘传英拒绝。2015年，由于刘传英未向李鑫静、刘玉华交付房屋，故李鑫静、刘玉华才拍摄了一审中提交的录像材料。由于李鑫静、刘玉华家人担心原记载的证据不能被法律所认可，要求刘传英以借条形式证明该事实。5.2012年刘传英所述的34.5万元包含办理房产证的费用，是指直接将房屋办至李鑫静、刘玉华名下，至于刘传英得到的好处，李鑫静、刘玉华无从得知。6.李鑫静、刘玉华与刘传英关系亲密，正是基于对刘传英的信任，并未每次交付款项时均予以录音。7.刘传英生前享受社区生活待遇，子女给与补贴，与本案无关。8.录像材料已就委托事项作了明示，刘传英和李鑫静、刘玉华均有相关语言上的交流。9.刘传英与其配偶生前均为单独生活，至于其社会关系李鑫静、刘玉华无法全部了解。10.李鑫静、刘玉华多次要求见“李哥”，也曾要求实地考察，但均被刘传英拒绝，李鑫静、刘玉华也已经在录像材料中表明了自己的疑虑。11.既然李红、李萍、李勇在一审中质疑书证及录音录像的真实性，为何又不申请鉴定。12.录像材料在李鑫静、刘玉华店铺拍摄，拍摄地点本身具有公开性。13.根据李鑫静、刘玉华提交的证据，李鑫静、刘玉华每次交付款项时均为自己记录，让刘传英按手印，具有连续性和习惯性。14.2015年1月17日的视频有第三人在场，视频中所述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指的是某张姓老人，而非刘传英。另外购买两个车库的字条系对原合同的变更。15.借条系对委托购房关系的购房款已经交付的确认形式，而非民间借贷关系。16.李鑫静、刘玉华已就交付的时间、地点、金额作了明确说明，但李鑫静、刘玉华并非刘传英法定继承人，亦未和刘传英共同生活，钱款去向李红、李萍、李勇更应明知。总之，李鑫静、刘玉华已将涉案购房款交付给刘传英，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李鑫静、刘玉华所提交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李鑫静、刘玉华所提交的录音录像证据无论从证据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无可质疑。其一，本案中的录音录像证据并未侵犯刘传英的合法权益，录音录像的过程都是在轻松自然的交流场景下完成的，未采取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取得，亦未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二，本案中李鑫静、刘玉华提交的录音录像虽非原始载体，但并未经过任何处理，具有连续性和真实性。其三，录音录像材料中记载的有关案件内容部分清晰准确，双方对所谈论的问题及表态均有明示。其四，录音录像资料有其他证据相佐证。（四）刘传英生前对李鑫静、刘玉华的关心超乎亲人关系，正是由于这点，李鑫静、刘玉华对刘传英极度信任是本案案件事实形成的主要原因。从李鑫静、刘玉华提交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刘传英与李鑫静、刘玉华自2007年左右即开始熟识，至2012年的几年中，经常到李鑫静、刘玉华经营的服装店中与李鑫静、刘玉华聊天、接触，并常常以“孩子”称呼李鑫静、刘玉华。从李鑫静、刘玉华提交的录音中看出，李鑫静、刘玉华与刘传英还经常相互赠送生活用品、食品之类，刘传英也经常替李鑫静、刘玉华打理客户、经营生意。从相互关联的这些证据中均可以看出，李鑫静、刘玉华与刘传英关系之好。正是基于李鑫静、刘玉华与刘传英的这种信任关系，李鑫静、刘玉华才会不断地相信刘传英并委托其购买涉案房屋，向其一次次支付购房款。直至刘传英生前的两三个月，李鑫静、刘玉华始终对刘传英深信不疑，并向其支付最后一笔付款。（五）无论是借款还是委托购房款，李鑫静、刘玉华分多次向刘传英支付该钱款的事实是确定的，刘传英本人对该笔款项是无权占有的，由于其未能完成约定事项，没有向李鑫静、刘玉华交付其承诺的房屋，故其应向李鑫静、刘玉华返还该笔款项。由于刘传英现已去世，故作为其法定继承人应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向李鑫静、刘玉华负返还义务。李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鑫静、刘玉华的上诉事实和理由纯属虚构，且前后矛盾，不符合逻辑，与生活常识相差甚远。刘传英系家庭妇女，一辈子没参加过工作，文化程度系文盲。至2012年9月时将近70岁高龄，其与李鑫静、刘玉华系店主与客户的关系，仅仅是认识而已，没有其他特殊关系。刘传英系南全福庄村民（现在系居民）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及背景，刘传英与李鑫静、刘玉华什么时候认识的也是李鑫静、刘玉华单方所述，更何况是涉案纠纷，均无第三人知晓。刘传英的儿子从未上过高中，更没有李鑫静、刘玉华所称的高中同学李哥。如果刘传英能以比较低的价格买到旧村改造房，其应该将这机会告知并留给自己的孩子或者近亲属。李鑫静、刘玉华称，“2012年9月期间，由于刘传英得知将军路附近旧村改造......”,“2012年左右，由于涉案房屋正处于拆迁阶段......”,时间前后矛盾。李鑫静、刘玉华又称，“房屋建设需要办理相关手续，所以自2012年至2014年期间刘传英以手续费名义多次收取李鑫静、刘玉华1000至1.5万元不等的款项”。根据李鑫静、刘玉华所诉该期间仅产生了手续费。李鑫静、刘玉华再称，“后直至2020年8月，李鑫静、刘玉华共分26次向刘传英交付购房款共计52万余元”。李鑫静、刘玉华一审中单方制作并提交的付款明细表载明：2014年后有4次交付购房款总计19.5万元，2020年8月3日的4万元，李鑫静、刘玉华也没有单方制作任何收条或者借条，李鑫静、刘玉华虚构的事实从时间、金额、次数以及款项用途均前后矛盾。李鑫静、刘玉华称其提交的刘传英签字确认的借条一份，是在初次交给刘传英现金三年之后。李鑫静、刘玉华单方制作并提交的付款明细表载明：初次是2012年9月17日，而其提交的借条产生于2015年1月17日，并非是三年之后，况且数额也不一致（明细表载明：284500），还包含着李鑫静、刘玉华主张的1000至1.5万元不等的手续费。这足以证明李鑫静、刘玉华虚构案件事实。李鑫静、刘玉华一审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其中2012年8月7日取现86500元。该交易清单显示，李鑫静、刘玉华通过取现的方式将所取现金又通过银行存入另一账号，况且该时间也远远早于李鑫静、刘玉华主张的付款时间（2012年9月17日）。其他交易明细均是2018年以后的，要么早于李鑫静、刘玉华主张的付款时间，要么晚于付款时间，数额也相差甚大。综上，李鑫静、刘玉华所称不具有真实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鑫静、刘玉华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李红、李萍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李鑫静、刘玉华所陈述的事实，要么没有证据证明，要么提交的证据不具备证据的属性，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李鑫静、刘玉华主张与刘传英之间存在委托代购房屋关系，并主张已向刘传英支付52.29万元，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李鑫静、刘玉华提供的交款记录条是李鑫静、刘玉华自己书写。虽有刘传英手印（未证实），但刘传英系文盲，其是否明知文字内容，无法证实。26笔款项所涉金额从几百到数万不等，李鑫静、刘玉华主张系从银行提现后以现金方式支付，但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与交款记录相差较大，且现金支付时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李鑫静、刘玉华提交的录音录像并非原始载体，真实性无法确认。也就是说，李鑫静、刘玉华提交的一些不合格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鑫静、刘玉华的主张。（二）李鑫静、刘玉华认为李红、李萍没有相反证据否认该案事实，法院就一定要采纳李鑫静、刘玉华的主张是错误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必须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在证据本身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法院不可能任意采信。李鑫静、刘玉华在上诉状第二条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已经被修改，该条在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经不存在，此次修改本身就是更加强化了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三）李鑫静、刘玉华称刘传英与李鑫静、刘玉华之间的超乎亲人关系，是本案案件事实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不成立的。刘传英有一儿两女，并非没有子女，不需要在李鑫静、刘玉华身上获取亲情的安慰。李红、李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其母亲与李鑫静、刘玉华之间的这种超乎亲人的关系。如果只需要证明双方关系不错，就能认定本案事实，显然是缘木求鱼。何况父母子女之间发生的家事纠纷，仍然需要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四）无论是借款还是委托购房款，李鑫静、刘玉华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均不符合常理，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具体表现在：1.刘传英作为一个70来岁的文盲老太太，有何能力为其代购房屋。2.买房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动辄几十、甚至几百万，李鑫静、刘玉华几百元、几千元，最多几万元拿出来买房，不符合常理，试问哪个开发单位这样做。3.刘传英有三个子女，且住所离刘玉华都很近。如果李鑫静、刘玉华所述是事实的话，应当找到其子女说清楚此事。但在刘传英生前，从来没有找过其子女。4.李鑫静、刘玉华陈述自2012年就开始给刘传英钱为其购房，但自始至终李鑫静、刘玉华就没有落实一下房子在哪里。从2012年至2020年8月长达8年的时间里，不断的给刘传英钱款，实在有悖常理。5.两段视频前后时间跨度较大。在2015年1月录制视频时，李鑫静、刘玉华已经怀疑购房的真实性，认识到刘传英年龄较大，将来万一糊涂了，且不知道给他办事的人姓啥，但在以后还一直给刘传英钱款不合常理。6.在2019年10月12日按手印视频中说给了刘传英48.29万，2020年8月又给了4万（没条）不合常理。7.2012年9月17日，李鑫静、刘玉华同一天书写的两份委托刘传英代买两套房内容，面积等不一致，前后矛盾。8.在2015年1月17日视频中，一开始李鑫静陈述一共是40来万，与起诉的数额不符。9.在2015年1月17日视频中，整个内容都是李鑫静引导着刘传英在说。而且，本来刘传英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但视频中二人均说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可见刘传英处于一种糊里糊涂的状态。10.在2014年3月15日至2014年5月5日期间又出现委托刘传英另外代买两个车库的字条，前后矛盾。11.2020年8月3日的4万元没有字条。12.李鑫静、刘玉华提供的付款明细表的第21项900元、第22项2500元没有字条。13.2019年10月12日的字条中金额大小写不一致，小写为40000万，大写为肆万元整。14.2013年1月13日出现“今借给刘传英阿姨现金1500元。”并且是在2013年4月8日借条之后书写的，有伪造嫌疑。15.2015年1月17日第一段视频的同一天，李鑫静、刘玉华书写借条一张，内容为刘传英因为买房，向刘玉华、李鑫静借款285400元，定于三年内还清。且借款人处有两个笔体书写的刘传英签名，那本案到底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借贷关系。16.无论该案最后定性为何种法律关系，李鑫静、刘玉华都应证明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交付给刘传英的钱款。刘传英生前每月有社区发放的2000多元生活费，日常吃社区食堂，无任何其他支出，且去世后没有存款，如果刘传英真收到如此巨额现金的话，那么钱去了哪里。总之，本案涉案人刘传英已经去世，无法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李鑫静、刘玉华的行为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且其自述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其证据也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李鑫静、刘玉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李勇、李萍、李红在可继承财产范围内返还购房款52.29万元及利息382531.7元；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由李勇、李萍、李红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玉华、李鑫静提交的5段谈话录音未提交录音的原始载体，李勇及李萍、李红不予认可，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一审法院未予采信。2012年9月17日至2020年8月3日期间给刘玉英的交款记录是由李鑫静书写的，每条交款记录的落款处“刘传英”的签名均系由李鑫静书写，虽然李鑫静提交了录像拟证明刘传英本人在交款记录上摁指印，但刘传英系文盲，其是否能够辨识交款记录中的文字内容，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刘玉华、李鑫静的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的单笔取款时间、金额与交款记录并不相符，无法证实所取款项交付给了刘传英。2015年刘传英的录像无原始载体，质证时不被认可，无法核实真实性，一审法院未予采信。本案所涉借条由李鑫静书写，内容为：“刘传英为买房，向刘玉华、李鑫静借款285400元（贰拾捌万伍仟肆佰元整）定于三年内还清。2015年1月17日”，该证据内容与刘玉华、李鑫静在本案中主张的刘传英收取代购房款的事实不相符。同时，刘传英在其上签名摁印时能否辨识借条内容，亦无法确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刘玉华、李鑫静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另查明，李勇、李红、李萍当庭陈述刘传英系文盲，无正式工作，李鑫静亦认可刘传英系文盲，只认识简单的几个字。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玉华、李鑫静主张与刘传英之间存在委托代购房屋关系，并主张已向刘传英交付52.29万元购房款，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玉华、李鑫静提供的交款记录条虽有刘传英的签名摁印，但因刘传英系文盲，其在签名摁印时是否明确知晓文字内容，目前证据无法证实。26笔款项所涉金额数千至数万不等，刘玉华、李鑫静主张系其银行取现后以现金方式交付，但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与交款记录相差较大，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刘玉华、李鑫静提交的录音及2015年的录像因无原始载体，对方不认可，在不能核实以上录音录像是否存在修改处理的情况下，亦无法采信。综上，因刘玉华、李鑫静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与刘传英之间存在委托代购房屋关系并支付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未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刘玉华、李鑫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54元，减半计取6427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均由刘玉华、李鑫静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鑫静、刘玉华提交了其与刘传英的现场录音2份，拟证明2019年10月12日，刘传英到李鑫静、刘玉华店内，向其介绍房屋的现状，并以门窗安装名义向李鑫静、刘玉华索要购房款，约定周三下午（2019年10月16日）在南全福老年公寓交付款项。经李鑫静、刘玉华与刘传英共同确认核对，截至当日，李鑫静、刘玉华已向刘传英交付482900元。2020年8月4日，刘传英主动给李鑫静、刘玉华打电话告知事情进展情况，并让其放心。李鑫静、刘玉华另提交银行流水一宗，拟证明其为向刘传英交付购房款，从银行取出现金的事实。李勇经质证认为，从录音内容来看无法证实李鑫静、刘玉华的上诉主张，也无法证明所主张的事实以及现金交付的整个过程。在录音的全部过程中，刘传英本人的人身是否受到威胁，是否处于正常状态下，以及有无案外第三人在场予以佐证，李鑫静、刘玉华也无法证明。李萍，李红经质证认为，该两段录音的载体无法确认是否是原始载体。另外该两段录音并不能清晰的描述双方到底是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录音的内容比较繁杂，没有任何条理性，无法从第三者的角度判定是否存在刘传英是受李鑫静、刘玉华委托为其购房并收款这个事实。另外两份录音并不是新证据。关于该银行流水，其所记载的取款款项与李鑫静、刘玉华记载的支付给刘传英的款项无法印证在一起。二者之间毫无关联，无论是从时间、金额等方面都无法匹配，所以无法证明李鑫静、刘玉华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为了证明刘传英收取了52.29万元购房款，刘玉华、李鑫静向法院提供了交款记录、银行账户流水明细、录音、录像及借条。刘玉华、李鑫静提交的交款记录及借条，均系由李鑫静书写，刘传英摁手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李勇、李红、李萍对上述交款记录及借条上刘传英手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此时，刘玉华、李鑫静应当继续举证证明交款记录及借条代表了刘传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刘玉华、李鑫静未能继续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于上述交款记录及借条，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刘玉华、李鑫静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所显示的取款时间、金额与交款记录并不相符，对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刘玉华、李鑫静所提交的录像，因无原始载体，在李勇、李红、李萍对上述录像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对录像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对于刘玉华、李鑫静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无原始载体的部分，无法确定真实性。对于有原始载体的录音，刘玉华、李鑫静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鉴定申请，要求对音频资料的连续性、真实性进行鉴定，以便确认该音频证据是否存在修改及剪辑的情形。由于有原始载体的音频资料仅存在一部分，而且，即使这部分音频证据未经过剪辑、修改，仅凭此部分录音证据亦无法证实刘玉华、李鑫静的主张。综上所述，李鑫静、刘玉华的上诉请求因缺乏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54元，由上诉人李鑫静、刘玉华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希贵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柳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