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99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淳伟峰，男，198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扉，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义刚，男，196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伟，四川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盛雪，女，196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伟，四川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淳伟峰因与被上诉人余义刚、李盛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川0191民初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5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淳伟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扉，被上诉人余义刚（本人到庭）、李盛雪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淳伟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改判淳伟峰支付余义刚、李盛雪借款本金105000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余义刚、李盛雪主张的款项40万元实际由三笔款项组成，其中0.5万元系淳伟峰与余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花费的生活支出，与余义刚、李盛雪无关；其中10.5万元确系借款，2016年6月29日，余义刚、李盛雪转款的29万元系其赠与而非一审认定的借款。具体为：1.双方无借贷合意，并未要求淳伟峰出具债务凭证；2.余书与淳伟峰的离婚案件中，余书多次自认案涉款项系其父母赠与的购房款；3.若案涉款项要被法院认为是借款，淳伟峰主张诉讼时效已届满；4.案涉款项转款时间在2016年6月，款项系余义刚、李盛雪为了扶持淳伟峰与余书刚组合的小家庭而赠与购置新房的款项。二审调查中，淳伟峰补充认为余书属于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共同诉讼参加人，本案应发回重审。 余义刚、李盛雪共同答辩称，1.2017年3月28日，余义刚向淳伟峰转款105000元，淳伟峰确认系借款；2.案涉29万元的借款时间发生在淳伟峰与余书结婚之前，且淳伟峰收到款后，立即进行多次投资行为，而余书与淳伟峰购买房屋的时间是在2016年8月，案涉转款29万元并非是赠与购房款，且淳伟峰也未提交赠与的证据；3.余义刚与李盛雪在余书与淳伟峰的离婚案件中均系案外人，淳伟峰和余书无权处置余义刚、李盛雪的财产；4.本案借款均未明确返还借款的时间，故诉讼时效并未届满。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余义刚、李盛雪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淳伟峰向余义刚、李盛雪归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29日起至淳伟峰归还全部借款之日止，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淳伟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义刚与李盛雪系夫妻，案外人余书系余义刚与李盛雪之女。淳伟峰与余书于2016年2月经人介绍相识并确定恋爱关系，2016年7月20日登记结婚。2016年8月23日，双方与案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位于成都高新区房屋。2016年6月1日，李盛雪在建设银行办理了卡号为62×××68的银行卡的开卡，并交由淳伟峰保管并使用。2016年6月29日，余义刚向李盛雪尾号为8868的建行卡转款290000元，余书通过支付宝向淳伟峰转款5000元。2017年3月28日，余义刚向淳伟峰转款105000元。2019年10月29日，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91民初18297号民事判决，准许淳伟峰与余书离婚，位于成都高新区房屋归余书所有，余书于该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淳伟峰支付房屋补偿款894500元。 一审查明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以下证据材料：各方当事人陈述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 一审认为，由于淳伟峰对收到余义刚的转款105000元的性质及金额不持异议，且有相关证据进行证明，故一审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余义刚向李盛雪尾号为8868的建行卡转款290000元系借款还是赠与，余书向淳伟峰转款的5000元系借款还是属于共同生活开支？一审分析如下：一、双方是否存在借贷的合意。就余义刚、李盛雪向淳伟峰主张的290000元款项而言，余义刚、李盛雪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淳伟峰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抗辩转账系余义刚、李盛雪赠与淳伟峰，该笔款项用于购置婚房。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笔款项属于婚前转款，且转款时间与购房时间并不匹配，余义刚在向该银行卡转款之后仍有多笔资金的流出与流入，无法直接证明该笔款项用于了购置婚房，结合该银行卡的开卡时间、开卡目的的以及使用情况，在淳伟峰未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余义刚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前提下，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规定，由淳伟峰承担款项系赠与的举证责任，故一审对余义刚、李盛雪支付的上述款项属于借款性质予以认可。对于该笔款项的抗辩意见一审不予采信，对于余书向淳伟峰转款的5000元，无法证明系余义刚、李盛雪委托余书所为，淳伟峰抗辩系余书与其之间的共同开支，基于余书与淳伟峰的特殊关系，使该笔款项的借款性质真伪不明，故一审对余义刚、李盛雪的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利息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第三十一条第二款“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之规定，余义刚、李盛雪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在2020年8月19日之前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进行计算，于2020年8月20日之后应按照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至于逾期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余义刚、李盛雪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进行了催收，可将起诉作为催收的方式，由于余义刚、李盛雪已经于2020年4月3日提交了诉状，开庭后进行了撤诉，应以淳伟峰当时收到诉状时间2020年6月2日认定淳伟峰逾期时间更为合理。 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一、淳伟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义刚、李盛雪支付借款本金39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95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20年6月2日起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按照年利率3.85%的标准，自2020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余义刚、李盛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淳伟峰负担。 二审中，淳伟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结婚现场照片、微信截屏，拟证明淳伟峰与余书在领取结婚证前于2016年4月30日、2016年5月6日，分别在女方老家及成都办酒席，公开二人婚姻关系，余义刚及李盛雪资助淳伟峰及余书购置住房具备动机，符合常理；2.淳伟峰与中介公司的微信记录，拟证明淳伟峰在购房前早已开始看房，2016年6月10日后已与中介公司开始联系；3.看房回馈记录及通信收款收据，拟证明，2016年7月31日存在看房回馈记录，与余义刚转款29万元的时间有关；4.短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余义刚有出资帮余书及淳伟峰买房的合意；5.2017年5月21日的录音证据，在场人淳伟峰和余书、李盛雪三人，拟证明余义刚、李盛雪称对《共同购房协议》一无所知不是事实，实际上对共同购房协议内容清楚并认可；6.2018年7月23日录音证据，形成于淳伟峰与余书的离婚案件开庭之后，拟证明余义刚、李盛雪知晓《共同购房协议》内容，并予以认可；7.（2020）川0191民初3071号庭审笔录，拟证明余书在离婚案件中始终将29万元认为是购房款，并计算自己房屋的份额，后来余书知晓离婚案件中，其观点不能被支持，故在之后的庭审改口称29万元为借款；8.（2018）川0109民初18297号余书提交的证明目录及中国建设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李盛雪、余义刚参与余书的离婚案件，对余书主张29万元系购房款认可，余义刚明确在一份银行卡记录上备注“29.5万元用于购房”；9.银行流水统计表及银行流水，拟证明，淳伟峰收到29万元到2016年8月7日，从宁夏西北大宗0846账户转回李盛雪8868账户的金额大于李盛雪8868的账户转至宁夏西北大宗0846账户金额，说明案涉款项29万元已经全部回到李盛雪8868账户，说明在收到29万元后，因具体购买哪一处房屋尚未确定，故将29万元转入宁夏西北大宗0846账户获取部分收益，在2016年8月确定购买房源后，即将购房款从宁夏西北大宗0846账户转回李盛雪账户，随后在2016年8月7日与淳伟峰的资金一并转入7020支付购房款账户；10.2019年10月17日的录音，拟证明李盛雪在录音中称拿了90万元，就包括案涉的29万元以及余书转账给淳伟峰的31.8万元，还有淳伟峰父亲生病时对方给的20万元，还有10.5万元是淳伟峰认可要归还的借款，总计就是90万元。经庭审质证，余义刚、李盛雪认为，认可证据反映的办酒席时间，但与本案无关，因按照法律规定，领取结婚证的时间才是双方婚姻关系的形成时间，不能以办酒席的时间为准。对于微信记录及看房回馈以及通信收款收据，与本案无关；对余书与淳伟峰母亲的短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达到淳伟峰的证明目的；对于《共同购房协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于2017年5月21日的录音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2018年7月23日的录音证据，余义刚、李盛雪也是在离婚案件时才知道，且《共同购房协议》已撕毁，法院也没有按照该协议的比例进行财产处分；对于（2020）川0191民初3071号庭审笔录能证明余义刚说明案涉29万元就是借款，并非购房款，余义则认为“29.5万元用于购房”并非是其书写；对（2018）川0109民初18297号证据目录及中国建设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认为，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与余义刚、李盛雪无关，且案涉29万元在离婚案件中并没有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也没有进行分割，余书的意见不能代表余义刚、李盛雪；对银行流水统计表、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淳伟峰的证明目的，淳伟峰收到29万元后，当天就将款项放入投资理财账户，并未将29万元用于购房；对于2019年10月17日的录音证据不能反映涉案29万元款项的性质是购房款。 本院认为，对于淳伟峰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应以双方领取结婚证的时间，作为确立婚姻关系时间；对证据4、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淳伟峰的证明目的；对证据6，余书与淳伟峰离婚案件中，最终未将《共同购房协议》的内容作为处分房屋份额的依据，故不能达到淳伟峰的证明观点;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淳伟峰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余义刚并未认可银行卡上的注明系其书写，故不能达到淳伟峰的证明目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能说明淳伟峰收到余义刚的款项后，并未直接用于购房，而是用作他用，故不能达到淳伟峰证明目的；证据10，不能反映案涉29万元是购房款，不能达到淳伟峰的证明目的。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20年5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LPR3.85%。 本院认为，余义刚向淳伟峰转款29万元的性质即该笔款项是否为淳伟峰向余义刚、李盛雪的借款，淳伟峰是否负有返还义务以及余义刚、李盛雪主张案涉纠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本案中，淳伟峰对其持有并使用李盛雪尾号为8868的建行卡不持异议，余义刚于2016年6月29日向李盛雪的建行卡转款29万元，实际是向淳伟峰的转款，淳伟峰对收到该款不持异议，但认为系余义刚、李盛雪为购买淳伟峰与余书共同房屋支付的款项，并进一步确认款项的性质是余义刚、李盛雪对其和余书购房的赠与。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转款的时间发生在淳伟峰与余书结婚之前，且从淳伟峰提交的银行流水单来看，该款未直接用于购房，而是淳伟峰为获得自身收益将款项用于投资，说明淳伟峰在收到该款时出于自身目的使用，之后淳伟峰虽将款项转回李盛雪卡内用于购房，但不能以此说明余义刚转款是为余书和淳伟峰购置房屋；其次，虽余书在与淳伟峰离婚案件审理中提到该29万元，但余书最后确认该款的性质系淳伟峰的借款而非父母赠与的购房款，且该款系余义刚、李盛雪所有，余书的陈述并不能作为确认该款性质的依据；再次，淳伟峰提交录音证据，能反映余书与淳伟峰之间曾签订一份《共同购房协议》，协议注明淳伟峰、余书对房屋的出资和占资比例，但并无余义刚、李盛雪的签字，且余书、淳伟峰的离婚案件中，淳伟峰对该协议并未认可，房屋最终的分割也未按照该协议的约定进行，因此，不能以此证明余义刚、李盛雪授意淳伟峰将该29万元的转款作为购房款支付，更未体现赠与的意思表示。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规定，淳伟峰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认定余义刚转款29万元系由余义刚、李盛雪授意支付的购房款，因此，淳伟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款的性质应认定为借款。同时，若淳伟峰认为个人借款用于夫妻共同购房，其权益受损，可另寻途径解决。 对于淳伟峰认为若案涉款项认定为借款，则余义刚、李盛雪主张的诉讼时效已届满的理由，本院认为，余义刚在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1民初3071号案中陈述称其于2016年10月20日向淳伟峰进行催款，于2017年10月26日向淳伟峰进行催款，2020年4月3日，余义刚、李盛雪提起3071号诉讼，淳伟峰在该案中仅认可2016年10月20日的催收，本案中，余义刚主张在3071号案中陈述的第一次催收时间记错，应为2017年5月22日，并认为该时间是到银行挂失淳伟峰持有的李盛雪银行卡时要求淳伟峰还款，对此，淳伟峰认为银行卡其与李盛雪系2017年5月22日之前挂失，但挂失未成功。本院认为，余义刚、李盛雪在3071号案件中表示其于2016年10月20日、2017年10月26日以及通过起诉向淳伟峰催收借款，故淳伟峰不能只认可对其有利的陈述，而对其无利的陈述不予确认，且在认定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时，应尽可能做对债权人有利的解释，即只要有证据证明诉讼时效期间内，债权人的权利并未处于“睡眠”状态，而是积极主张权利的，则不应以时效已过为由使其权利丧失法律的保护，同时，本案是基于银行转款凭证起诉，双方并未约定借款期限，余义刚、李盛雪可随时主张债权，故余义刚、李盛雪起诉要求淳伟峰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针对淳伟峰申请追加余书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本院认为，案涉29万元发生在余书与淳伟峰缔结婚姻前，余义刚、李盛雪仅主张淳伟峰承担还款责任，余书并非本案必要诉讼当事人，故对淳伟峰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淳伟峰应向余义刚、李盛雪归还借款本金39.5万元，对于利息的计算，一审认定以2020年6月2日作为利息起算时间并无不当，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一审对利息计算标准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淳伟峰应向余义刚、李盛雪支付自2020年6月2日起以39.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综上，淳伟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川0191民初488号民事判决； 淳伟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义刚、李盛雪支付借款本金39.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9.5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6月2日起按照年利率3.85%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余义刚、李盛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余义刚、李盛雪负担25元，淳伟峰负担36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225元，由余义刚、李盛雪负担50元，由淳伟峰负担71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傅敏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