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6民终19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滨州市智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三路563号王府井B座三层3007室。法定代表人：张玉鑫，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会敏，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雨晴，山东民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萱，女，199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艺，山东东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滨州市智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辰公司）与被上诉人杨文萱演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鲁1691民初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鲁1691民初37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一、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与朱某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认定与被上诉人的自认相矛盾，与事实不符。原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答辩时自认其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玉鑫提出解除合同，被上诉人举证过程中引用聊天记录时亦称是与张玉鑫解除合同并非朱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明示并未与朱某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原审法院作出的认定不仅缺乏证据证实，且与被上诉人的自认相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举证不能应当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对该重要事实的错误认定应予纠正。二、原审判决通过“推理”得出被上诉人杨文萱向朱某作出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对朱某同意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原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与朱某的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系被上诉人提出去考研暂时离开后的对话内容，该对话也全部是以被上诉人暂时离开为背景展开的。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提交的朱某的证人证言及朱某本人的视频证言可以证实，朱某得到的信息是被上诉人因考研暂时离开，所以需要找新演员暂时顶替被上诉人并需要被上诉人拍摄“暂时告别视频”给粉丝一个交代。被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仅有视频录制及“暂时告别视频”的协商内容，没有关于解除合同的协商，朱某未表示过其有权代理上诉人行使协商解除的权利，也未直接表示同意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全部聊天记录中朱某仅有“拍摄”“录音”“重拍”“不用你拍”等类似陈述，从未有“同意解除合同”的陈述，被上诉人也没有“解除合同”的陈述，而且在聊天记录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提前跟我说一声，需要的话我随时能去”。因此，从被上诉人与朱某的聊天记录中根本无法得出朱某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内容，原审判决作出如此认定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作为支撑，没有证据证明的内容不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对自己已经解除合同的主张提交证据，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原审判决认定朱某实际参与上诉人的经营管理缺乏证据支撑，该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应予纠正。原审判决以朱某实际帮助上诉人拍摄及参与上诉人微信工作群聊的行为认定“朱某参与上诉人的经营管理”严重缺乏证据支撑，认定本身陷入逻辑错误，与事实不符。首先，朱某并非上诉人公司员工或投资人，并未因投资取得上诉人的经营管理权；其次，朱某进入工作群只是为了方便帮上诉人协调拍摄、方便接收并发布拍摄流程，进群者并非全部对公司拥有经营管理权；再次，帮忙和经营管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经营管理权是投资者享有的权利或者投资者授权给专业管理人员的权利，朱某既不是上诉人的投资人，也并非上诉人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对此明知，不可能认为朱某有经营管理权；另外，朱某仅是因为疫情后待业便来上诉人处帮忙打下手，有时帮忙开车，有时帮忙沟通拍摄注意事项，有时帮忙沟通招聘，上诉人既未与朱某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公示其为专业管理人员，朱某也并未因帮忙而获益，原审判决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及朱某在上诉人处帮忙的陈述认定朱某参与上诉人的经营管理，过于牵强。四、原审判决对“朱某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错误，朱某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被上诉人举证责任未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了因表见代理订立合同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2条、第13条、第14条对表见代理的认定有详细分析，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据此，本案中朱某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当具备三个要素：第一，朱某存在代理权表象；第二，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朱某有代理权；第三，被上诉人对代理权表象产生信赖且不存在过失。三要素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本案中朱某没有代理权表象。根据原审庭审查清的事实，朱某本人与上诉人不存在投资或雇佣关系，朱某既不是上诉人工商登记信息中的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是上诉人公示的管理人员，朱某没有参与被上诉人的招聘，也未与被上诉人签订经纪合同，朱某既不掌握上诉人的公章，也不能干涉上诉人的财务管理，仅凭聊天记录和在工作群中，不足以认定朱某有代理权表象。第二，被上诉人没有理由相信朱某有代理权。承前所述，朱某本没有代理权表象，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经过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玉鑫磋商后签订书面《经纪合同》，拍摄报酬也都是由张玉鑫支付。正常公司的任务发布也很少由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直接发布，由他人转述或者员工向艺人发布任务是正常现象，一个成年人仅凭聊天记录认定非员工足以代表公司解除合同，显然不合常理，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认知范畴。第三，被上诉人对代理权表象产生信赖存在过失。即使被上诉人认为朱某是上诉人的经营管理者，也不应该以暂时离开为由欺骗朱某。即便被上诉人本意就是解除合同，也应当告知与其签订合同给其发放报酬的张玉鑫，并办理书面离职手续后正常离职。被上诉人提交的与张玉鑫的聊天记录中有被上诉人向张玉鑫请假的内容，其提交的公司群聊内容也能够看出是张玉鑫一直作为公司负责人向员工发放通知，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知道且应当知道上诉人公司的一切事务均由张玉鑫决定。退一步讲被上诉人一直有张玉鑫的微信和电话，即便未办理书面离职手续，离职原因向张玉鑫告知一声总是情理之中。在此情形下，被上诉人仍然主张向朱某提出离职，其口头陈述不能证明其是善意的。综上，根据前述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朱某与被上诉人沟通告别视频拍摄及后期视频录制的内容不足以证明朱某构成表见代理。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3条明确，被上诉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应当对表见代理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未就朱某具有代理权表象、被上诉人善意等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朱某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表见代理的相关规定自合同法到民法典中均有规定，表见代理的立法本意是维护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如同善意取得制度一样，表见代理制度的设立也是出于对各方利益关系的平衡，使个人权利的静态安全与社会交易的动态安全得到合理的协调，使得有限社会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在交易上有必要通过牺牲个人权利的静态安全，来保护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从而在政策导向上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安全的市场交易秩序。本案并非发生在市场经济交易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有五年的经纪合约，基于信赖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提供了充分的平台进行发展，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立法本意维护的应是活跃的交易行为并非随意的违约行为。原审法院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维护的不是交易秩序，反而损害了合同本身对于相对方的约束和保护，严重背离立法本意，破坏了公平法治的投资环境。六、原审判决滥用表见代理的规定，导致被上诉人违约不需要任何成本，有违我国维护诚信的市场交易秩序、公平法治的投资环境的价值导向。本案不是劳动争议纠纷，原审法院的价值取向不利于公平解决纠纷、提振市场信心，也不利于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请求二审依法查清事实，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要素认定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还原案件真相。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朱某未就解除合同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朱某也参与上诉人的经营管理，朱某更不构成表见代理，请求二审依法查清事实后改判。杨文萱辩称，虽然一审判决并未采纳答辩人一审中的全部观点，但答辩人认可一审判决中对案涉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解除了《智辰传媒优秀艺人独家经纪合约》的认定和一审判决的结果。答辩人认为，总揽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分析后可以简单归纳为两点，一是朱某不是上诉人公司的人；一是被上诉人没提出过解除合同，从而双方也没达成合意。然而，针对这两点，一审当中已经非常清晰的给与了否定。针对第一点，一审主审法官曾专门就朱某在上诉人公司的职务问题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玉鑫发问，张玉鑫明确自认朱某在上诉人公司负责人员招聘及协调公司工作。不难看出朱某不仅是上诉人公司的人，而且是掌握并专门负责人事统筹的高级管理人员；针对第二点，一审主审法官也曾专门向被上诉人发问，被上诉人清楚陈述，其向张玉鑫以及朱某均提出过解除合同（或者说离职，因为被上诉人从始至终认为自己是上诉人的员工，是在为上诉人工作，并接受上诉人管理。不应苛责被上诉人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表达上的偏差，但至少是表达了结束双方之间的所有法律关系的意愿），张玉鑫、朱某二人均表示同意。再结合朱某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朱某对此事一直持肯定甚至是鼓励态度，并多次提及为被上诉人结算工资。另外，从被上诉人与智辰公司其他人的聊天也可看出，公司大部分人对被上诉人要离开一事都是清楚的，因为在被上诉人离开前后，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上诉人公司大多数人员都在为被上诉人的离开做衔接工作。以上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经过前述总体的分析后，再具体来看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所列的种种，能够发现，其实际上是对一审判决中说理部分和一审中各方证据及陈述的断章取义。逐一分析如下（标号与上诉人上诉状一一对应）：一、上诉人该条陈述本身就是混乱的。一审中，被上诉人确实陈述向张玉鑫提出了解除合同，然而这并不妨碍被上诉人同样也向朱某提出了解除合同，这一点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有明确陈述，这其中并无矛盾之处。案涉合同双方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负责人事的高管均提出解除合同，法定代表人和公司人事高管均可代表上诉人表示同意，故而双方合同解除，这是很简单的逻辑，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陈述和证据也围绕该逻辑提出。被上诉人向张玉鑫提出过解除合同并不等于就“明示并未与朱某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一审过程是一个连贯性的整体，技术性的以偏概全、断章取义是不足取的。二、需要说明的是，证明原则讲求的是高度盖然性，法庭也只能还原法律事实，从这个角度讲每一个判决都是根据证据“推理”出来的。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与朱某的聊天记录，就是为了还原一个作为公司负责人事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朱某已经知道且同意被上诉人离开公司，并持续不断的与被上诉人沟通岗位交接事宜的事实，从而可以推理出双方已经协商解除合同。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考研暂时告别”、“没有解除合同的陈述”、“有需要随时能去”等等，以上内容应当放到二人聊天的上下文中或结合聊天整体的背景和意思进行分析。“暂时告别”的说法是被上诉人为配合上诉人新主持人的交接等原因，应上诉人的要求而为之，相关的文案（解说词）全部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只是照本宣科。关于“没有解除合同的陈述”的说法，事实上此时双方合同已经协商解除，被上诉人只是在协助上诉人处理后续衔接问题的事实，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状态是通过双方聊天的整体意思表示表现出来的。而“有需要我随时能去”的陈述，实际上是被上诉人的感恩之举，结合上下文可知其实际意思是“虽然已经离开了，但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随时可以来”，实际上被上诉人在双方合同已经解除之后，为了给上诉人以寻找新主持人的时间，已经基于道义或后合同义务为上诉人积累了部分待发视频，这些情况在双方及与公司其他人员的聊天中也均有体现。所以，一审证据内容具有整体性，要全面的分析，不能只揪出其中的一句话一个词，断章取义。三、关于朱某是公司高管，并参与公司人员和协调管理的问题。该问题本不具有讨论性，如前所述，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在一审中明确自认，朱某在上诉人公司负责人员招聘及协调公司工作。然而此处，上诉人将投资人身份、经营管理权、劳动合同有无、是否公示、是否获益等作为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前提条件或评判标准，上诉人在此本身陷入逻辑错误，这完全是两个或者多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本身并不具有当然的前因后果的牵连性。结合证据和陈述，朱某负责人员招聘和协调公司事务，其在公司工作群中并分派任务，法定代表人及员工都称其老板，被上诉人一直认为其为二老板，以上证据和陈述所显示出的——朱某就是该上诉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四、关于朱某是否表见代理的问题。朱某在上诉人公司的职位和职权在前面已经阐述的非常清楚，答辩人认为朱某实际上本身就是履行其人事方面的工作职责，本身就可以代表公司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所以是有权代理。原审中虽然认定为表见代理，但对于判决结果并无妨碍。五、上诉人提到为被上诉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一审中甚至将在公司未成立前至将近开庭时的所有开销都计算到被上诉人身上，并声称所有开销就是为了开发被上诉人。然而，包括被上诉人在内，前后至少四五个人担任过该主持工作，被上诉人加入公司之前有，离开之后也有。而且，如果基于上诉人的逻辑，从始至终的成本甚至可期待利益均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然而根据双方所谓的《经纪合约》，利润分配上上诉人又占绝大多数，被上诉人还要服从上诉人的各项管理要求。这种合同显然不符合最基本的公平原则，该份合同的效力有待考察。这种合同的存在，更是有违上诉人所称的交易秩序、公平法治、提振市场信心等等。六、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实质上的劳动关系。至于在形式上签订一份类似委托合同的《经纪合约》，真实原因不做揣测，但至少可以规避为主持人这一流动性较强的工作岗位缴纳五险一金的法定义务。证据可见，无论是最开始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招聘聊天内容（讨论薪资待遇社保）；到工资实际发放的形式（按期发放工资和《经纪合约》约定完全不同）；到张玉鑫、朱某聊天中提到的工资奖金（结工资、带薪休假等）；以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请假接受上诉人领导和管理；更有将实质上的公司人员管理性规定列为形式上的《经纪合约》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以上证据显示出的，双方的法律关系从达成合意到实际运行，实质上均是一种按月支付薪资、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当然，虽然答辩人倾向于双方是实质上的劳动关系，但并不妨碍答辩人肯定一审判决中对双方已经对形式上的《经纪合约》协商一致解除的事实认定。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智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2020年4月15日签订的《智辰传媒优秀艺人独家经纪合约》；2.判令被告杨文萱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0万元；3.判令被告杨文萱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5000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20年4月15日，智辰公司（甲方）与杨文萱（乙方）签订《经纪合约》。约定，甲方在全世界范围内担任乙方线上、线下全部演艺事业独家的经纪公司，甲方负责处理乙方线上、线下全部演艺经纪事宜，独家享有乙方的线上、线下全部演艺事业的经纪权。经纪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独家代理乙方的互联网直播演艺、个人直播间互动演艺娱乐平台演艺、其他互联网演艺、乙方个人线下演艺、商务经纪、明星周边、线下法律事务及活动。协议期间，乙方保证全面服从甲方经纪安排，将甲方指定的互联网演艺平台作为乙方从事演艺活动的唯一平台，甲方同意给予乙方相应的平台自愿，以帮助乙方在甲方指定的互联网演艺平台提升人气和收益，非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在非甲方指定的互联网演艺平台从事任何演艺活动。协议合作期限为5年，自2020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14日，协议期满，除非甲乙任何一方提前向对方发出终止协议的书面通知，否则协议自动延续三年。乙方在甲方指定的互联网演艺平台进行演艺所产生的一切收入，收入数据统计以各平台的后台数据结果为准，该收入由甲方与平台进行结算，甲乙双方按照甲方书面公开的阶梯分成比例进行分配，合作期间内，甲乙双方就一切线下演艺活动、商务经纪活动及明星周边所产生的收入，包括但不限于音乐作品录制、演唱会、歌友会、签唱会等各类线下活动获得的所有收入，广告代言、企业形象代言、产品代言、剪彩等各类商务互动中获取的所有收入，及明星周边所产生的收入实行甲方75%，乙方25%比例进行分成。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解除本协议。2020年4月15日，杨文萱进入智辰公司，在工作期间拍摄了许多视频，并在相关平台发布。2020年7月，杨文萱离开智辰公司。朱某实际参与智辰公司的管理经营，朱某与杨文萱2020年7月的微信聊天中，其中7月1日，朱某要求杨文萱第二天拍完最后三个本子，留出充足的时间找演员；7月23日，朱某称新招的演员下星期到，现在的作品够到下星期，研究一期告别视频；7月28日，朱某向杨文萱发送了告别视频文字版，杨文萱称国庆拍不了，朱某表示先这么说，不用再拍了，直接说走太突兀，说考研是为了好听；8月1日，杨文萱向朱某发送了录制的告别视频。智辰公司在抖音平台发布了杨文萱的告别视频，最后显示“2020年8月5日暂时告别，10月1日国庆等我”。在杨文萱到智辰公司之前，智辰公司的艺人为孙艺伟，杨文萱离开智辰公司后，智辰公司招聘了新的艺人。2020年9月，杨文萱参加北京车展，并在抖音平台“虎哥说车”中出境。另查明，自2020年4月至2020年7月，智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玉鑫每月向杨文萱支付报酬。一审法院认为告智辰公司作为文化传媒公司，其作品系在相关平台、网络等线上、线下发布的杨文萱主持、主播或者演出的视频，双方之间形成演出经纪合同关系，且双方签订的《经纪合约》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主张被告2020年7月擅自离开，并于9月参加北京车展在抖音账号“虎哥说车”出镜的行为，构成违约，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违约金；被告认为双方合同已经解除，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2020年4月15日签订的《经纪合约》是否已经解除；二、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支付违约金。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朱某与杨文萱的聊天记录中，朱某称“把手头能拍的拍完，留出充足的时间找演员，新招的演员下个星期到，现在的作品够到下星期，研究告别视频”等内容，可以看出杨文萱向朱某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达，朱某同意杨文萱在拍完手头视频及告别视频后离开智辰公司。智辰公司主张朱某并非公司股东或控制人，仅是出于朋友关系帮忙，没有决策权，但根据智辰公司关于朱某帮助招聘、协调岗位的陈述以及朱某在智辰公司参与工作微信群聊的事实，可以看出朱某实际参与智辰公司的经营管理，杨文萱有理由相信朱某的行为系代表智辰公司。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朱某同意杨文萱离开智辰公司，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智辰公司承担。另外，通过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杨文萱告别视频的内容系智辰公司制作，并根据智辰公司的要求进行录制，视频后所附的“2020.8.5暂时离开，10.01国庆等我”的内容系智辰公司单方发布，并非杨文萱的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智辰公司与杨文萱的《经纪合约》于2020年7月协商一致解除，对于智辰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不再支持。双方合同已协商解除，原告无证据证实杨文萱在合同履行期间存在违约的事实，双方未约定合同解除后竞业限制的补偿金，且智辰公司亦未向杨文萱支付合同解除后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故智辰公司主张杨文萱违约要求其承担违约金及律师费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智辰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滨州市智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938元，由原告滨州市智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1.通知函一张、送达证明两张、视频一组，用以证明在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违约后于2021年1月21日通过京东快递向被上诉人邮寄通知函，通知其在收到通知函后三日内来公司处理违约及解除合同事宜，视频能证明邮寄过程，因被上诉人未在通知时间内来公司协商，上诉人到法院提起诉讼；证据2.张玉鑫与被上诉人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从聊天内容可知被上诉人的请假等事宜均是向张玉鑫申请并得到同意，即便是解除合同，其也应该知道应该向张玉鑫提出；证据3.申请朱某出庭作证，朱某陈述其与张玉鑫是朋友关系，来滨州跟张玉鑫学习公司运作，有时帮忙开车和打下手。平时与杨文萱接触较多，杨文萱跟他说要请假，他跟张玉鑫说，张玉鑫当时没有表明是否同意请假，但当时他认为张玉鑫是同意被上诉人暂时离开。为了防止公司运营的账号不至于断更，需要提前拍摄一些作品。被上诉人没有告诉他是永久还是暂时离开，证人称是很长时间。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此时双方合同已经解除。对于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恰恰能证明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的领导和管理。对于证人证言，上诉人无异议，称朱某能够证实张玉鑫才是上诉人公司的老板，朱某只是出于朋友关系在上诉人处帮忙，并非上诉人员工。被上诉人称朱某的证言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向朱某提出过解除合同，且朱受鑫将所有事宜已经向张玉鑫转述，张玉鑫均表示同意。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被上诉人对于其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3，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认定。被上诉人提交与上诉人当时员工方康于6月16日、薛松于7月11日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解除合同一事当时绝大部分员工均清楚。上诉人质证称，对于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真实意思表示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对于上述微信聊天内容，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的聊天内容，对于真实性，本院无法核实，对此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二审期间，朱某出庭作证，其称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系朋友关系，并非雇佣，但其也陈述是按照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安排进行工作。朱某陈述，被上诉人向其表达过离职的想法，其转述给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玉鑫，张玉鑫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但其认为张玉鑫是同意的。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认为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离职的请求，被上诉人也有理由认为上诉人对此是认可并同意的。其次，出于账号运营的需要，在朱某等人的安排下，被上诉人又拍摄了告别视频，视频的内容均由上诉人工作人员编写，并由朱某发给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编写的内容中有国庆回来的内容，为此被上诉人还与朱某沟通，朱某回复“就是先这么说”、“不用你再拍了”、“直接说走太突兀了”，据此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是因为离职才拍摄告别视频。根据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离开对于账号运营影响较大，对于涉及告别视频拍摄这一影响账号运营的工作内容，拍摄的相关人员应该也征得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同意的，对此朱某在二审作证时也予以了明确陈述。由此更能证实被上诉人离开前征得了上诉人的同意，且针对其离开的工作交接也进行了安排，为此上诉人工作人员积极与被上诉人沟通，录制告别视频，并也为新接替的演员录制视频，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最后，上诉人以朱某非其工作人员予以否认。但在一审期间，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吕某出庭作证，在被问到公司有哪些人员时，其回答“有房鸣远、李方康、薛松、朱某还有我”，在被问到朱某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时，吕某回答“策划、写剧本、开车，跟我们一起拍摄”，即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朱某是上诉人工作人员，朱某实际也确实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至于朱某是出于朋友情谊无偿帮助还是受上诉人雇佣，不影响朱某代表上诉人进行一系列经营活动的事实及相应的法律效力。综合以上，能够认定被上诉人离职已取得了上诉人的同意，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解除。上诉人再诉求解除合同并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75元，由上诉人滨州市智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乃群审 判 员 王忠民审 判 员 高立俊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刘亚茹书 记 员 李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