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23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珍，女，1989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敏华，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炳锋，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莹，女，198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兆进，四川杰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泓，男，1984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上诉人曾珍因与被上诉人杜莹、李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5民初2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敏华、任炳锋，被上诉人杜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兆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李泓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杜莹对曾珍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及二审的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等费用由杜莹、李泓承担。事实与理由：1．曾珍并非成都快乐生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公司）的股东，不应对快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快乐公司工商档案中所有曾珍的签字均不是其本人所签。曾珍对快乐公司的设立、变更、注销等事宜均不知情，也未委托任何人代办，工商资料中的授权委托书上曾珍的签字也不是其本人所签，希望二审法院能进行鉴定。2．一审判决以曾珍自认曾在快乐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就推论曾珍应当对其是快乐公司的股东身份知情没有事实依据。这也不能排除快乐公司的老板在曾珍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曾珍的身份信息办理了工商登记的可能性。杜莹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2．针对曾珍的上诉，一审充分查明了曾珍在2016年任职快乐公司，同时工商登记事项几乎都是由中介机构代办，也存在曾珍不提供其真实成立公司文件的可能性，因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司法鉴定理由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曾珍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泓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杜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泓、曾珍向杜莹退还投资款50000元，并从2019年4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李泓、曾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9日，杜莹（即甲方）与快乐公司（即乙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合同编号：（2016）第24号］，其中载明：“由甲方拟参与成都众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实际公司名称以工商注册为准），利用乙方自有成熟品牌‘Tasty&Healthy’、先进管理模式；在成都市东大街芷泉段68号时代8号写字楼广场（暂定，地址以‘成都众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实际开设店面地址为准）开设实体店面经营健康饮食。乙方提取公司税后利润的35%，作为品牌加盟使用费及管理费用。因甲方无实际经营管理能力，为方便统一经营管理，经甲方要求，由乙方代为持股、并全权负责日常实际经营管理工作，甲方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仅参与分红。……一、代持股基本情况：1．甲方在成都众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营中，共计出资人民币5万元，其具体持股比例，由成都众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完成验资报告后，以股权证书的形式予以确认。并经由乙方转交给甲方。2．该股份由乙方代为持股。甲方承诺在签订本合同的当日认缴该出资。……3．乙方在此声明并确认，该代持股份的相应投资款全部由甲方提供，只是由乙方以其自己的名义登记于工商备案，故该代持股份的实际所有人为甲方。4．乙方在此声明并确认，由该代持股份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归甲方所有。在乙方将上述收益交付给甲方之前，乙方系代甲方持有该收益。……二、甲方的权利义务：甲方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所有人，以实际投资股份份额为限，享受成都众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三、乙方的权利义务：1．在代持股期间，乙方作为所代持股份形式上的拥有人，以乙方名义在工商局备案登记；2．在代持股期间，乙方代甲方收取代持股份所产生的收益，应当在产生可分配利润后，在下一季度第一个月第六个工作日前，将其转交给甲方；……5．在代持股期间，乙方应保证其所代持股份的完整性和安全性，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进行转让、赠予、放弃、抵押、设立担保等处置。6．若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权益受到损害，则乙方应当向甲方进行相应赔偿。……”此外，双方还就其他代持股期间双方的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当日，杜莹向快乐公司支付了5万元。快乐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据》，载明“收到杜莹注册金”。一审另查明，1．快乐公司于2016年2月17日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股东为李泓、曾珍，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其中李泓认缴出资99万元，出资比例为99%；曾珍认缴出资为1万元，出资比例为1%）。2019年4月24日，经登记核准注销。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显示：2019年2月12日《快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为经股东协商一致，同意于2019年2月12日解散公司，并成立清算小组，对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算，清算组负责人为李泓，清算组成员为曾珍、李泓。全体股东签字处为“曾珍”、“李泓”签名字样。2019年2月15日，《中国工业报》刊登了快乐公司的《注销公告》，公告了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快乐公司，并“请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报相关债权债务”。2019年4月23日，《快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因公司成立开业以来，经营严重亏损，根据2019年2月12日的股东会决定，现公司不再继续经营，依法进行注销。2．一致通过清算组所作的清算报告。3．公司债权已清理完毕，公司对内对外无任何债权债务。”全体股东签字处为“曾珍”、“李泓”签名字样。同日快乐公司的《快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显示公司净资产为100元，李泓分得99元、曾珍分得1元。公司清算组成员处签字为“曾珍”、“李泓”签名字样。2．成都美丽生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丽生活公司）于2016年8月15日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注册地址为“成都市青羊区大墙西街33号1栋1层104号”，股东为快乐公司100%持股，注册资本为认缴出资50万元。2017年8月14日，该公司经登记核准注销。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显示：2017年3月23日《美丽生活公司股东决定书》，内容为因公司经营不善，经股东决定注销美丽生活公司，并成立清算组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清算组成员为快乐公司（委派人李泓，李泓任清算组负责人）。股东签字处为快乐公司加盖印章确认。2017年3月31日，《成都晚报》刊登了美丽生活公司的《注销公告》，公告了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美丽生活公司，并“请相关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本公司所在地办理相关手续”。2017年8月10日，《美丽生活公司股东决定书》，内容为“……1．由于公司经营不善，所以股东决定注销美丽生活公司。2．清算组在成立后十日内通知了债权人，并分别于2017年3月31日在《成都晚报》上刊登注销公告，公告债权人。……4．清算后公司剩余财产50元，……快乐公司分得50元。……”。股东签字处为快乐公司加盖印章确认。3．经关联案件查询，除杜莹外，另有郑晓雯、吴波、张桐、张璐、梁燕姬、张娜、龙昱杉、阳斓、欧晓琳等人另案起诉曾珍、李泓。其中杜莹作为乙方于2017年5月左右，与美丽生活公司（即甲方）签订了《撤资协议书》，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乙方退出美丽生活公司股份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一、退股：乙方按原股本金额退出其股份共计50000元。二、账目和债权债务以及经营：1．本合同签字之日起，该店的所有账目账务（包括投资阶段的所有账目和债权债务）以及所有债权债务均与乙方无关。2．本合同签字后，该店实际营业开始的盈亏和今后的盈亏均与乙方无关，甲方自负盈亏。三、股本支付：支付方式及时间：现金或者转账支付，支付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31日。”落款处经美丽生活公司盖章、乙方经杜莹签名予以确认。4．《股权代持协议书》中所述的“成都众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并未实际成立。一审审理中，1．杜莹向一审法院提供《股权代持协议书》《收据》、快乐公司工商信息、美丽生活公司工商信息等证据，证明杜莹投资5万元的事实；曾珍、李泓系快乐公司股东；快乐公司系美丽生活公司股东。曾珍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曾珍并非快乐公司股东，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力在之后予以综合论述。2．曾珍向一审法院提供：快乐公司工商档案资料、美丽生活公司工商档案，证明档案中“曾珍”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其并不知晓被登记为快乐公司的股东；美丽生活公司经营的实体店照片，证明杜莹投资用于运营具体项目；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及证人何某的证言，证明曾珍也是投资者之一，被动被登记为快乐公司股东。杜莹对工商档案资料、美丽生活公司经营的实体店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曾珍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力在之后予以综合论述。3．曾珍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申请对快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曾珍的签名笔迹是否系其本人所签署进行笔迹鉴定。杜莹对曾珍的鉴定申请不予同意，认为……。一审法院对于其鉴定申请不予同意，具体理由在之后予以综合论述。4．杜莹表示，其并不清楚“成都众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美丽生活公司之间的关联。一审法院认为，杜莹与快乐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应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杜莹是否有权主张李泓、曾珍向其赔偿投资损失的问题。就本案的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如何认定杜莹与快乐公司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1．根据双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的内容，杜莹为实际出资人仅享有投资收益权，快乐公司为名义股东实际经营目标公司并自由行使股权；2．《股权代持协议书》中将目标公司名称暂定为“成都众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查询该公司并未实际成立，但快乐公司作为100%持股的股东在2016年8月成立了美丽生活公司，结合部分投资人签订的《撤资协议书》，实际设立的目标公司应为美丽生活公司。综上，杜莹并非美丽生活公司股东，其与快乐公司之间为隐名持股的合同关系。（二）关于美丽生活公司注销后，快乐公司是否应向杜莹赔偿投资损失的问题。1．杜莹主张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必然基于《股权代持协议书》的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本案中，快乐公司未经杜莹等隐名股东的同意，且亦未将美丽生活公司的经营状况或清算过程向杜莹等投资人进行告知，即自行清算并注销美丽生活公司，导致杜莹等投资人无法通过清算程序实现合同目的，快乐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杜莹可依法解除合同并有权向快乐公司主张返还投资款；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快乐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滥用股东权利，并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失。综上，快乐公司应向杜莹赔偿相应的投资损失。（三）关于杜莹投资损失构成的问题。1．投资款50000元，杜莹已按约支付了50000元的股权投资款，合同解除后，快乐公司作为股权代持人应向杜莹进行返还。2．资金占用利息，快乐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违约责任应为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故杜莹可主张催告后的利息，即以500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2020年3月12日起，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关于杜莹是否有权主张李泓、曾珍向其赔偿投资损失的问题。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及《撤资协议书》，快乐公司在明确知晓仍对杜莹等投资人负有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在清算过程中，未向杜莹发出通知，且从工商档案中快乐公司的清算报告中无法看出资产、债权债务等详细情形及清算过程，即终结清算程序、完成工商注销手续，系未经依法清算形成虚假的清算报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李泓、曾珍作为快乐公司的股东负有清算义务，在明知公司对外负有债务的情况下，提交虚假清算报告，欺诈注销公司，导致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李泓、曾珍应对杜莹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曾珍以快乐公司工商档案材料中其签名虚假为由，提出其并非快乐公司股东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评判如下：1．工商档案资料显示曾珍与李泓于2016年2月17日共同发起设立了快乐公司，一审庭审中，曾珍自认其于2016年任职于快乐公司，此亦得到证人何某的印证，因此，曾珍以不知情为由提出其不是快乐公司股东的抗辩理由，有悖常理；2．对于公司外部债权债务关系来说，应当遵循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旨在维护商事交易的安全，且目前工商登记事项多为中介机构代为办理，不能仅以签名的真伪作为判断股东身份的依据，因此，对于曾珍申请相关笔迹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曾珍作为快乐公司的股东负有清算义务，其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泓、曾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杜莹支付投资款50000元及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3月12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杜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李泓、曾珍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1650元，由李泓、曾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曾珍在一审时提交的《案件说明及意见》载明“我通过实习认识李泓，后来李泓让我到他那里工作，还让我投点资，说搞得好的话可以给我分点钱，我不清楚具体做什么项目，只是想到以后在一起工作，基于信任，做一点小额投资，就没太在意。2016年2月3日，2月20日通过支付宝先后转款10000元给李泓个人”。2．曾珍在一审中提交了其与李泓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曾珍称“麻烦你快把钱给我，还要拖好久请问”“装死所”，李泓称“正在弄中央厨房的事，马上有人买你那个股份，莫慌，快了，我自己暂时没钱赎回你那个股份，再等等嘛，你这个最有保障，都在章程里”。3.《成都快乐生活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章程》载明股东名称为李泓、曾珍。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商事纠纷，且有相应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调整。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曾珍是否应当承担案涉退款责任。本院综合评析如下：二审中曾珍主张其向李泓支付的10000元并非投资而是借款，且其对被登记为快乐公司股东及该公司注销的事宜均不知情，工商资料上曾珍的签名均系虚假，故曾珍不是快乐公司股东，不应承担案涉退款责任。本院认为，曾珍在一审时提交的《案件说明及意见》载明其在李泓处工作，李泓让其投资，其遂向李泓支付10000元，该内容与其在二审中借款的陈述相矛盾，曾珍并未提交证据对借款的事实予以证明，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可以认定曾珍确曾有投资10000元的行为。同时，根据曾珍提交的其与李泓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知，李泓明确向曾珍告知曾珍的股份已被登记在公司章程里。综上，曾珍主张其对自己被登记为快乐公司股东的事实不知情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曾珍以其在工商档案材料中的签名均虚假为由主张其不是股东并申请对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的问题，一审已作阐述，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曾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曾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长 王 嫘审判员 叶云婧审判员 傅科文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段 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