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102民初9267号 原告：兰州天博众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滩尖子花园小区5单元101室。 法定代表人：宋继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皮高磊，甘肃佳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甘肃星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段家滩路20号。 法定代表人：王兰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男，该公司财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男，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 原告兰州天博众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博公司）与被告甘肃星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皮高磊与被告星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赵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211228元、承担违约金63368.4元及利息12673元；2、判令被告承担律师费、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原告为被告提供广告物料的制作与安装，被告每月按照原告实际履行的广告物料完成量在月底全额支付，如有违约应承担合同总价款30%的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被告虽未能严格按照合同履行付款义务，但也在陆续支付部分合同价款。自2020年1月起，被告在尚欠原告合同款211228元的情况下完全停止付款，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遂诉至本院。 被告星威公司辩称，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提供的《合作协议书》、《欠款对账单》与实际情况不符，该组证据上的印章是在原告欺骗被告业务人员杨某的情况下加盖的。原告利用被告业务人员对其的信任，哄骗其合同内容已与公司领导协商好，盖个章不会有问题，才导致被告业务人员在《合作协议书》、《欠款对账单》上加盖了被告的印章。上述两份材料的效力有待确定。2、原、被告双方之前确有合作，但从未签订过《合作协议书》，也从未谈过违约金事宜。被告业务人员杨某于2017年6月1日入职，而原告提供的《合作协议书》记载的签约日期为2016年1月1日。杨某在工作中与原告常有接触，但对2016年双方是否有此约定并不知情。在原告的欺骗下，杨某未请示公司就私自给原告盖了章，因此合同记载内容与事实不符。3、原告此前与被告、甘肃圣达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轩公司）、甘肃奥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峰公司）、甘肃通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凯公司）都有过合作，原告起诉的金额是其和上述几家公司的大致总体合作金额，被告只欠原告10万元左右的广告物料款，剩余款项原告应向其他公司主张，被告没有义务承担其他公司的物料欠款。4、原告通过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欺骗被告工作人员，使工作人员对盖章行为产生重大误解，其作出的行为应属无效，《合作协议书》应为无效协议或效力待定协议。原告以此明显有瑕疵的协议起诉被告，属于恶意诉讼。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了双方加盖公章的《合作协议书》、《欠款对账单》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关系、违约责任及双方对账确认被告拖欠物料款211228.1元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认为其公司与原告协商时从未约定违约金事宜，协议书及对账单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宋继亮拿到被告公司欺骗工作人员杨某加盖的被告公章，协议中记载的合同签订日期系后补，被告实际仅拖欠原告物料款11万元左右。被告提供了物料制作付款明细表、甘肃奥峰风行欠款明细表、发票、圣达轩公司营业执照、奥峰公司营业执照以及证人杨某证言以证明原告起诉的211228元物料款系被告与奥峰公司、圣达轩公司的物料款之和，并非被告一家公司的欠款；圣达轩公司、奥峰公司均系独立法人，与原告有正常的业务往来，且独立向原告付款；原告提交的《合作协议书》、《欠款对账单》是其法定代表人宋继亮拿到被告公司，利用杨某对其的信任，哄骗杨某加盖的公章，被告对此盖章行为存在重大误解，形成的协议应当无效或效力待定。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也有异议，认为物料制作付款明细表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甘肃奥峰风行欠款明细表、发票、营业执照与本案无关；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本就弱于书证等证据，杨某又是被告在职职工，其证言更无证明力。对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依据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了审查。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其提供的《合作协议书》中签订的时间系2020年后补，故本院对《合作协议书》中载明的合同签订日期不予确认。而《合作协议书》、《欠款对账单》均加盖了双方公章，被告认可其公章的真实性，又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反驳上述证据的合法性，故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物料制作付款明细表虽系复印件，但该付款明细表记载的欠款金额与原告提供的《欠款对账单》中欠款金额相符，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而被告提供的甘肃奥峰风行欠款明细、发票、营业执照与本案无关联性；证人杨某系被告员工，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天博公司系经营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广告设计、制作的企业。被告星威公司及案外人圣达轩公司、奥峰公司均系汽车销售企业。星威公司、圣达轩公司、奥峰公司在从事汽车销售过程中因广告制作等与天博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由天博公司为其实施广告物料制作、安装等相关工作。2016年至2020年天博公司为星威公司实施物料制作、安装工程期间，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的合同，星威公司也仅向天博公司支付了部分物料制作、安装工程款项。2020年9月，原告持《合作协议书》及《欠款对账单》找到被告，要求补签合同并就欠款进行对账。被告在《合作协议书》及《欠款对账单》上加盖了其公司公章。《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甲方（星威公司）委托乙方（天博公司）完成甘肃星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日常物料制作、安装等相关工程；合作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1日；合同约定综合单价见附表；甲方按每月乙方实际履行的广告物料完成量结款，每月月底全额支付；甲方必须按协议规定付清乙方相应的费用及其他收费款项，乙方必须按协议规定的服务项目保证甲方得到符合协议要求的各项服务；双方都应信守协议，任何一方不得随意违约，如违约，应向对方支付协议总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因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起始日为2016年1月1日，原告将双方的协议签订日期均写成了2016年1月1日。而双方盖章的2020年9月1日的《欠款对账单》载明：“截止2020年2月1日，贵公司欠我公司广告物料制作款人民币211228.1元（大写：贰拾壹万壹仟贰佰贰拾捌元壹角），请予以核对并加盖公章。本对账单一式两份，双方盖章后有效。欠款单位：甘肃星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债权单位:兰州天博众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双方补签协议并签署对账单后，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物料款，双方纠纷遂起。 另查明，庭审中被告星威公司提交了一份2020年4月6日的《2016年-2019年物料制作付款明细》复印件，该付款明细首部的甲方为星威公司、圣达轩公司、奥峰公司，乙方为天博公司；尾部甲方签字（盖章）处由杨某、赵鹏、安科玮、马荣荣（音）签名，乙方签字（盖章）处由宋继亮签名。该份付款明细载明：2016年-2019年物料制作费用共计504565.1元，已付285225元，欠款为211228.1元。被告星威公司陈述杨某、赵鹏系该公司员工，马荣荣（音）原系奥峰公司销售经理，奥峰公司停止经营后，其成为星威公司的销售经理；安科玮系奥峰公司的市场部经理；奥峰公司于2019年年末停止经营。 又查明，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向本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并预交了保全申请费1956元。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星威公司委托原告天博公司为其实施广告物料制作、安装工程，并向天博公司支付相应费用，双方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虽然在原告实施广告物料制作、安装工程时，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但2020年9月原、被告均在《合作协议书》中加盖公章，就原告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1日的物料制作、安装工程补签了协议，因此该《合作协议书》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被告辩称该协议系原告利用被告公司员工杨某对其的信任，哄骗杨某加盖的公章，被告对此盖章行为存在重大误解，形成的协议应当无效或效力待定的主张。因被告除证人杨某的证言外，再无其他证据佐证其辩由，而杨某系被告公司员工，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被告的该项辩由证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原、被告双方补签《合作协议书》时，被告亦在《欠款对账单》上盖章，该盖章行为系其对《欠款对账单》上欠款金额的确认。加之该《欠款对账单》载明的欠款金额与被告提供的《2016年-2019年物料制作付款明细》记载的欠款金额一致，故本院对被告欠付原告物料制作款项共计211228.1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已经完成了广告物料制作、安装工程，被告亦签署《欠款对账单》对欠款金额进行了确认，其就应当在此后及时向原告支付欠款。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欠款，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益，亦与《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相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之规定，原告现要求被告向其支付物料制作、安装工程欠款211228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辩称该款项系星威公司、圣达轩公司、奥峰公司三方共同欠款，其公司仅欠原告11万余元款项，欠款不应由其公司全部承担的主张。首先，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仅拖欠原告物料制作、安装款11万余元的事实，而其在《欠款对账单》中已确认其欠原告211228.1元，因此被告的该项辩称证据不足。其次，虽然被告提交的《2016年-2019年物料制作付款明细》复印件首部的甲方为星威公司、圣达轩公司、奥峰公司，但该明细中并无圣达轩公司、奥峰公司签章；且被告陈述奥峰公司于2019年年末停止经营，其销售经理马荣荣（音）、市场部经理安科玮在2020年4月的签字并非履行奥峰公司员工职务的行为。最后，即使211228元的款项系星威公司、圣达轩公司及奥峰公司的共同欠款，被告签章的《欠款对账单》确认其欠原告211228元款项，即表明其愿意向原告承担圣达轩公司、奥峰公司的债务。被告向原告承担债务后，其可就圣达轩公司、奥峰公司的债务向该公司追偿。综上，被告应当向原告承担付款义务，本院对被告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金63368.4元及利息12673元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由此可见，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金作用是弥补守约方的损失并具备一定的惩罚功能。本案中，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而被告逾期付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占用资金的利息损失，因此原告在主张违约金的同时又主张利息，属于对损失的重复主张，本院对原告主张违约金的同时又主张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该规定，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不应超过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30%。虽然原、被告双方补签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截至2020年2月1日，但双方于2020年9月1日才对账确定截至2020年2月1日被告欠款的金额，因此逾期付款利息应当自2020年9月2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截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之日（2021年3月10日）逾期付款利息应为4269.45元（211228×3.85%÷360×189≈4269.45）。综上，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不应超过5550.29元（4269.45*130%≈5550.29），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予以部分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甘肃星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兰州天博众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物料制作、安装欠款211228元、违约金5550.29元。 二、驳回原告兰州天博众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805元，保全申请费1956元，以上合计4761元，由原告兰州天博众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担1168元，被告甘肃星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承担359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给原告兰州天博众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祝 静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