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1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万程，男，196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雄，广东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单，广东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建文，男，197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裔卷，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超梅，女，197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上诉人万程因与被上诉人余建文、原审被告陈超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1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建文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余建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推论即认定万程与余建文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履行，认定股权转让款已转化为借款，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万程仅以股权变更登记信息不足以对抗万程提供的《借条》《事项确认书》的证明力，故不采纳万程关于股权转让合同履行情况的抗辩，属事实不清。理由如下：首先，万程现持有的广州市宏仁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宏仁公司）25%的股权，来源于宏仁公司原股东肖植区的一次性转让。万程与原股东肖植区签订《协议书》，且向肖植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原股东肖植区亦将其持有的25%的股权一次性交付给万程，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万程提交的证据包括《协议书》《收款收据》、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及电子银行回单、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信息等，足以证明该事实。其次，余建文主张宏仁公司原股东邱嘉慧代其持有宏仁公司25%的股权，并主张邱嘉慧已代其将宏仁公司10%股权转让给万程，但其仅提交《协议书》《股权说明》等材料。《协议书》签署主体为余建文与邱嘉慧，邱嘉慧并非本案当事人，其未出庭说明相关转让情况，该协议书是否真实、是否履行完毕均无法确定。《股权说明》应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股权说明》不具有证明能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余建文关于宏仁公司原股东邱嘉慧代持25%的股权，并且邱嘉慧已代其将宏仁公司10%股权转让（交付）给万程的说法，无相应证据予以支撑。如上所述，万程已提交足够证据证明其所持有的25%的股权来源于宏仁公司原股东肖植区的转让，余建文未能提交足够证据证明其已将其10%的股权交付给万程。双方之间关于宏仁公司10%股权转让的合同，余建文并未履行其股权交付义务，且事实上余建文也无法向万程交付其拟出让的10%的股权，故万程当然没有支付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借条》是双方在达成股权转让合意后，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支付方式以《借条》的形式进行的约定，在双方能够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即余建文完成交付宏仁公司10%股权的先合同义务，万程需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的后合同义务。由于股权转让合同因余建文未交付股权，且事实上无法交付转让的10%的股权，故《借条》的履行前提已不存在，因此，余建文无权依据《借条》向万程追索股权转让款。因为双方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事项确认书》签署的目的仅是对双方于2015年9月1日达成10%股权转让对价400万元的事实进行确认，但该事实确认并不涉及对股权转让合同中双方合同义务履行情况的确认。综上，一审法院关于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未能查明并认定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能履行的事实，请法院依法查明并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本案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如上所述，本案所涉及的纠纷是余建文拟将其持有的宏仁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万程，该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履行以及双方的合同义务是否已履行完毕，所引起的争议。万程认为认定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履行，与认定双方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先因与后果的关系。即应当先认定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履行，并审查合同双方各负债务履行情况后，方能继续判断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以及判断借贷是否需要履行。如前所述，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万程所持有的宏仁公司25%的股权来源于原股东肖植区的一次性转让，且余建文未能提交足够证据证明其已将其出让的10%的股权交付给了万程。基于万程负有支付股权转让款之合同义务的前提基础已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股权转让款400万元转化为借款亦应当认为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万程认为本案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作为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三、退一步讲，如查明万程确需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一审亦遗漏审查双方存在互负债务抵销的约定，一审法院径行判决万程向余建文支付债务，有违公平且有违双方的约定。首先，万程代持有余建文在宏仁公司5%的股权，万程对外借款且承担利息代余建文向宏仁公司垫资投资近360万元，余建文对相关借款及利息均认可，且承诺愿意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就前述余建文欠付万程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和垫资款及利息的债务，与万程欠付余建文的400万元及利息的债务（前提是余建文能履行10%股权交付的义务），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双方互负的债务相互抵偿，待日后做总结算。万程自2017年7月份之后就不用再支付利息及转让款，且余建文亦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可以认定双方已达成互负债务相抵销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等关于债务抵销的法律规定，应当认为案涉双方关于债务抵销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另外，即使需要偿还借款，一审法院判决的利息标准过高，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的规定，利率标准不超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余建文辩称，本案立案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尚未出台，故不适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的规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借款利率不超过年利率24%是合法的。万程上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与其在一审答辩时提出的观点一致，一审法院已作了相关审查及回应。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超梅未到庭陈述意见。余建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万程向余建文归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40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自2017年9月21日起计付至还清之日止）；2.陈超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万程、陈超梅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宏仁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6日，2015年9月22日前登记股东为肖植区、邱嘉慧，各持有50%股权；自2015年9月22日起股东变更登记为黄君秀、梁灿波和万程，其中万程持有25%股权。2015年6月13日，余建文以400万元对价受让邱嘉慧持有的宏仁公司25%股份，双方为此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余建文在宏仁公司的25%股权由邱嘉慧代持。2015年6月15日，余建文配偶林敏仪将400万元股权转让款汇入邱嘉慧名下银行账户。2015年9月1日，余建文将由邱嘉慧代持的宏仁公司股权中的10%以400万转让给万程。余建文主张双方约定将该笔款项转为借款，由万程向余建文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万程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5年9月1日向余建文借到400万元，万程承诺按以下方式及期限上述借款本金及支付相应利息：一、借款期限以2015年9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共为18个月；二、借款利率为每月的月利率按上述借款本金总额的1.5%支付即6万元；三、万程承诺在2016年8月31日前每月月底前支付当月的利息3.5万元，拖欠利息部分在2016年8月31日前付清（即一次性付30万元），2016年9月1日起按正常每月付利息6万元，最后一个月的利息与到期本金同时支付。余建文、万程共同确认上述《借条》出具后，万程在2015年11月9日至2017年7月12日期间先后以银行转账和微信转账方式向余建文支付利息合计75.37万元，于2018年9月19日向余建文转账支付利息10万元。此后利息未再支付。2017年9月13日，余建文与万程共同签署一份《事项确认书》，内容为：一、由邱嘉慧代持余建文宏仁公司股权中的10%于2015年9月1日以400万转让给万程，双方约定2017年2月28日付清该款项，期间利息为每月按欠款金额的1.5%，直至还清为止。现双方确认2017年7月31日前所产生的利息万程已经结清。二、由邱嘉慧代持余建文宏仁公司股权中的5%于2015年9月9日转由万程代持（2015年9月9日万程与余建文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一致），余建文已付清2017年7月31日前宏仁公司对外借钱所产生的利息，包括万程2017年7月31日前代余建文出资的25万所产生的利息。关于余建文是否已将由邱嘉慧代持的10%股权转让给万程的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万程主张余建文没有履行股权转让的义务，其在2015年6月13日以255万元对价受让原股东肖植区持有的宏仁公司25%股权。2015年9月22日起宏仁公司股东邱嘉慧、肖植区变更为黄君秀、梁灿波、万程，其中黄君秀持股23%，梁灿波持股52%，万程持股25%，邱嘉慧不再持有宏仁公司股份，故余建文事实上无法将邱嘉慧代持的10%股权转让给万程。此外，余建文与万程在2015年9月9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由万程向余建文转让宏仁公司5%的股权并由万程代持，转让对价为200万元，但余建文至今未向万程支付该对价。为此，万程提交了《协议书》、《收款收据》、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及电子银行回单、股权转让协议书企业信用报告予以证实。余建文质证称对协议书、收款收据、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及电子银行回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余建文、万程在2015年9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一份虚假的转让协议，余建文、万程之间关于5%股权转让事宜属于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不能在本案中直接发生抵扣。余建文主张2015年9月22日股权变更时万程名下25%股权中已经包含了由邱嘉慧代持的余建文10%股权。为此提交了邱嘉慧、邱振华于2020年2月10日出具的《股权说明》予以证实，内容为：2015年6月13日经万程介绍余建文以400万元向邱嘉慧购买宏仁公司25%股权并由邱嘉慧代持，余建文又以80万另向万程购买了5%宏仁公司的股权，该笔股权转让费已经支付；2015年9月梁灿波、黄君秀两位新股东加入，两人要求合计持股50%，经宏仁公司原股东的一致协商股权按照二分之一的比例作稀释，万程原先购买肖植区的25%的股权此时已经稀释为12.5%；余建文2015年9月将（原先由邱嘉慧代持的25%的股权）此时已经稀释为12.5%的股权中的10%以400万转让给万程；余建文剩下邱嘉慧代持的2.5%股权加上之前余建文以80万向万程购买的2.5%（稀释后）合计5%股权都转为万程代持。因此2015年9月22日工商股权变更时万程的25%股权已经包含由邱嘉慧代持余建文10%股权在内。同时，余建文提交了银行流水证明其于2015年6月16日向万程转账支付了80万元用于购买5%宏仁公司的股权。万程、陈超梅对《股权说明》不予认可，否认余建文已支付5%股权的对价。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余建文以《借条》等证据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受理，万程、陈超梅在答辩、庭审中提出本案纠纷非民间借贷关系，是股权转让关系，为此，依据上述规定，以庭审查明事实的法律关系审理。余建文虽然没有提供向万程交付400万元借款的转账记录，但万程自愿向余建文出具《借条》，并在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多次向余建文转账，金额高达数十万元，且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如此多次转账行为的原因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相反，余建文提供了双方在2017年9月13日签署的《事项确认书》已清楚说明案涉400万元源于万程未向余建文结清的股权转让款，该款项已转化为借款性质。据此，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的案由为民间借贷关系。关于万程的责任认定问题。万程辩称由于余建文事实上无法将邱嘉慧代持的10%股权进行转让，故其无需履行400万元的还款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万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辨认自身行为的能力，其签署《借条》时如未受让邱嘉慧代持的余建文10%股权，不可能作出愿意向余建文归还40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意思表示，亦不可能作出高达数十万元转账还款的意思表示，并在事后以《事项确认书》的形式对前述欠款事实进行确认。因此，万程的上述辩解不合常理，仅以股权变更登记信息不足以对抗余建文提供的《借条》《事项确认书》的证明力，一审法院对其辩解不予采纳。借款期限届满后，万程未依约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余建文请求其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照准。该利息应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1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5%计算，所计利息应扣除已付之数10万元。此外，余建文与万程关于5%股权转让的争议，属于其他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作合并审查处理。关于陈超梅的责任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涉案款项系股权转让款转化成的借款，显然不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陈超梅对该债务的形成与余建文之间不存在合意，事后亦未追认，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一审法院对余建文要求陈超梅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万程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余建文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1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5%计算，所付利息应扣除已付之数10万元）；二、驳回余建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余建文均已预交），由万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明，万程向一审法院提交了8份《利息收据》，载明余建文收到万程2015年9月1日借款400万元的利息，其中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利息10.5万元、2015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利息3.5万元、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利息3.5万元、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利息3.5万元、2016年3月份利息3.5万元、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利息7万元、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利息3.5万元，以及2016年8月31日前所欠余建文所有利息全部结清，新产生每月利息6万元由2016年9月1日开始计算。二审庭询中，万程称宏仁公司的股权变动实际情况与工商登记的股东信息不一致，万程与肖植区签订《协议书》约定肖植区将宏仁公司25%转让给万程，但办理工商登记时肖植区将其名下全部股权转让给梁灿波，由邱嘉慧代肖植区向万程转让25%股权。万程主张如其确需向余建文偿还欠款400万元及利息，主张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互负债务相互抵销，万程主张余建文欠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万程代余建文对外借款向宏仁公司投资的款项。余建文对万程的上述主张不予确认。另外，万程承认其已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起诉余建文偿还债务。万程于2020年5月7日起诉余建文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20）粤0104民初19615号。万程在该案中请求余建文支付2015年9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5%股权所涉200万元转让款及逾期付款利息。余建文则认为其已于2015年6月16日向万程支付了80万元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款已支付完毕。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3日作出（2020）粤0104民初19615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驳回万程的诉讼请求。万程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作出（2021）粤01民终1111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万程是否应向余建文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二、双方是否互负债务相互抵销；三、利息标准是否过高应予以调整。关于争议焦点一，万程是否应向余建文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万程于2015年9月1日向余建文出具《借条》，约定了万程向余建文借款400万元。万程于2017年9月13日签署《事项确认书》，确认万程受让余建文股权及万程尚欠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及利息的事实。结合万程提交的8份《利息收据》，证实了万程2015年9月1日向余建文借款400万元，万程向余建文支付了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的借款利息。因此，余建文所提交的《借条》《事项确认书》与万程所提交的《利息收据》相互印证，证实了双方协商将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关系，余建文对双方成立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举证责任。万程以余建文未转让宏仁公司10%股权为由，抗辩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故亦无需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万程主张其所持有的宏仁公司25%股权系来源于原股东肖植区的转让，但宏仁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信息显示邱嘉慧将其名下25%股权转让给万程，肖植区名下的50%股权全部转让给梁灿波。万程并无举证证明邱嘉慧名下的股权是代肖植区所持有，因此，从宏仁公司的工商登记的股东持股情况来看，无法体现出万程持有的25%的股权均来源于肖植区的转让。正如万程所述，宏仁公司的股东持股实际情况与工商登记情况是不一致的，因宏仁公司存在隐名股东股权代持的情况，宏仁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信息并不能反映股东持股的真实情况。万程曾将宏仁公司5%股权转让给余建文，该次股权变动情况也同样未在工商登记股东情况出予以体现。因此，万程仅凭宏仁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信息，不足以证明邱嘉慧代余建文所持有的10%股份尚未转让给万程。其次，万程于2015年9月1日向余建文出具《借条》，约定了万程向余建文借款400万元，约定了借款期限及借款利率。此后近两年时间里，万程基本按照《借条》的约定向余建文支付借款利息，双方于2017年9月13日签署《事项确认书》再次确认万程尚欠400万元的事实。万程作为一名从事商事交易的完全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知悉对外签署《借条》《事项确认书》的法律后果。万程上诉主张《借条》是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合意后，就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限和支付方式以《借条》方式进行约定，而不认可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如万程上述主张属实，在出具《借条》两年后仍未收到股权的情形下，万程不应再与余建文签署《事项确认书》确认尚欠借款400万元，万程的上述行为有悖常理。最后，万程主张余建文尚未履行转让股权的先合同义务，故无需履行支付400万元的后合同义务。然而，万程出具《借条》后两年内一直在履行支付借款利息的义务，又以《事项确认书》的方式确认尚欠借款400万元未还。万程既不催促余建文尽快履行转让股权的义务，又不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合同退回款项，不符合常理。综合以上分析，余建文与万程以签订《借条》的方式，将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余建文以民间借贷关系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的规定。万程以余建文未履行转让股权的义务为由主张无须偿还借款本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成立借贷关系，万程应向余建文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双方是否互负债务相互抵销。万程主张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互负债务相互抵销，在余建文不予确认的情况下，万程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主张。万程认为余建文尚欠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付，主张余建文的该笔债务与其本案债务相互抵销，但万程又在（2020）粤0104民初19615号案中起诉余建文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21）粤01民终111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万程的该项诉讼请求。另外，在二审庭询中，万程承认已另案起诉余建文偿还债务。万程既在另案起诉余建文偿还债务，又在本案中主张互负债务相互抵销，属于重复主张。余建文是否对万程负有到期债务，属于另案的审理范围。万程主张在本案中互负债务相互抵销，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利息标准是否过高应予以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上述司法解释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余建文于2019年3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换言之，余建文起诉之时上述司法解释尚未施行，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借条》《事项确认书》中均约定了借款利率为月利息1.5%即年利率18%，未超过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利率上限，合法有效，万程应依约向余建文支付借款利息。综上，万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万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璐思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蔡琪敏黄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