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48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赐玉，女，197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成明，男，197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系唐赐玉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绿地集团成都新都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办事处临河街32号北延新居A区9栋2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丹明，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宜行宜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199号3栋29层2906号 法定代表人：向强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强，上海市协力（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赐玉因与被上诉人绿地集团成都新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新都公司）、成都宜行宜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行宜停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5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唐赐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成明、绿地新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丹明、宜行宜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赐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解除车管家服务礼包合同，退还唐赐玉服务费20000元、返还服务费利息（以LPR为基准，从收款之日计算至返还之日）；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是针对绿地新都公司销售车位是否存在欺诈、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审理，未对唐赐玉变更后的“基于车管家服务礼包的不履行”问题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为唐赐玉主张关于车位与礼包服务不可拆分、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属于共同经营的事实主张不予采纳是错误的，一是根据绿地新都公司提供的《绿地成都项目车位合作协议》，可以证实车管家服务礼包的具体内容是由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共同确定，履行礼包硬件设施及后续执行需要经绿地新都公司同意；二是，绿地新都公司一审辩称将价值105000元的车位拆分为85000元车位费和20000元车管家礼包服务费，其中20000元是去化车位的营销服务费，还有10000元是向小区业主买车位管家礼包的优惠，双方深度共同利益关系；三是唐赐玉基于绿地新都公司开发并与宜行宜停公司合作销售绿地新都公司车位及附属车位服务礼包，从销售、费用支付、合同履行、宣传等足以证明车位与服务礼包配套销售。因此，前述事实可以证明二者是车管家服务礼包销售的共同主体，一审法院以礼包服务合同所发生争议不属于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审理范围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唐赐玉主张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共同承担退还20000元服务费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唐赐玉基于绿地新都公司开发并与宜行宜停公司合作销售车位及附属车位服务礼包、销售过程、费用支付时间、合同履行情况及宣传，足以证明唐赐玉是购买车位，车管家服务礼包20000元是购买车位捆绑出售的，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是共同出售人，由唐赐玉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车管家服务未履行而未实现合同目的，唐赐玉要求解除礼包合同并退还服务费及利息的理由成立。四、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未在法律规定期限送达起诉状、部分证据未质证。五、唐赐玉在一审庭审中按照法官要求提供的两次补充诉讼说明，已明确基于管家服务礼包未履行、拒绝实际履行，由于未能实现合同目的，故要求解除合同礼包。本院二审审理中，唐赐玉请求增加请求，要求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对欺诈行为承担3倍的损失。 绿地新都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一、针对唐赐玉二审中新增诉讼请求的行为，二审法院不应对唐赐玉在一审基础上新增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绿地新都公司对此诉讼请求不予认可。且解除礼包合同和三倍返还礼包服务费之间的诉求存在相互矛盾，请求权基础不同，不应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理。二、绿地新都公司不存在捆绑销售和强制销售的行为，绿地新都公司在与宜行宜停公司进行合作过程中，宜行宜停公司提供的专属礼包系基于客户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在一审中绿地新都公司提交的合同证据也可以证明有部分业主选择以105000元的价格全价购买车位，并未参与礼包服务活动。可以有力证明是否参与活动完全取决于客户的自愿，而非强制捆绑销售。唐赐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参与车管家服务礼包活动，与未参与礼包服务活动的客户相比，其只需要花95000元的价格买到案涉的标准车位，且享有宜行宜停公司提供的保养等增值服务，而未参与此活动的业主花105000元的价格却不享有增值服务，故而唐赐玉选择参与车管家礼包活动符合普通人的正常逻辑，绿地新都公司在车位销售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 宜行宜停公司辩称，认可绿地新都公司的答辩意见，同时补充：第一，唐赐玉提出的三倍赔偿金的新增上诉请求，在原审中同样提出了该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已进行处理。唐赐玉在本案庭审中提出该上诉请求已超出法定上诉期，二审法院不应进行审理。第二、本案不存在唐赐玉所述的欺诈、捆绑销售等行为，在案涉交易中，唐赐玉可以自愿选择商品房服务，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并没有任何强制行为，从交易结果看并未损害唐赐玉的任何合法权益。其他的具体情况在原审法院的评述中已非常清楚。 唐赐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共同退还唐赐玉车管家服务礼包预付费用2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LPR标准从收款之日计算至返还至日）；2.判令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共同支付三倍赔偿金6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2018年3月30日，绿地集团下属9家公司（甲方）与宜行宜停公司（乙方）签订《绿地成都项目车位合作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车位去化顾问及销售支持等服务，合作期限为五年，自2018年1月16日起至2023年1月15日止，甲方同意乙方为合作期间购买车位的业主有偿提供服务礼包，礼包具体内容由双方共同商定，乙方有权根据客户自愿，向其提供礼包并由乙方收取不高于20000元每个的服务费。乙方履行协议过程中不得以绿地名义虚假宣传或进行不正当承诺。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绿地新都公司作为绿地集团下属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就绿地城项目车位展开合作，双方均同意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按照上述《绿地成都项目车位合作协议》执行。 唐赐玉共向绿地新都公司购买两处车位且两处车位均购买了宜行宜停公司的车管家服务礼包，唐赐玉明确暂仅就其中一处车位主张权利，庭审中本院经总结一致事实，确认案涉车位为-1层xx9号车位。2018年4月23日，唐赐玉向绿地新都公司刷卡支付20000元。2018年5月4日15:49:21，唐赐玉向绿地新都公司刷卡支付55000元，绿地新都公司同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唐赐玉-1-xx9车位款75000元，备注“换20000，POS55000”。2018年5月4日15:45:18，唐赐玉向宜行宜停公司刷卡支付20000元，宜行宜停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唐赐玉20000元，收款事由为“车管家”。2018年5月4日，绿地新都公司与唐赐玉签订《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该合同约定：绿地新都公司将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高家社区三、四组“绿地城”小区第1（地下室）幢－1层xx9号车位（以下简称案涉车位）售与唐赐玉；按照个（即一个产权单位）计算，该商品房总价款为人民币75000元；签订本合同前，买受人已向出卖人支付款项人民币20000元，该款项于本合同签订时抵作商品房价款；买受人采取一次性付款方式，在2018年5月4日前支付该商品房全部价款。 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如下： （一）宜行宜停公司和唐赐玉均向本院提交《宜行宜停“车管家”服务礼包确认书》，载明：本人已购买绿地城停车位，现自愿向贵公司购买20000元“车管家”服务套餐礼包（以下简称服务包）；本人已知晓贵司所销售的服务包内容如下：尊享一“至尚汽车养护套餐”（包括普洗10次，精洗、漆面护理、斋魔泰坦蜡、内饰深度护理、行走系统深度清洁、发动机舱深度护理、进气系统杀菌SPA各1次，大成都范围24小时道路救援服务、全天候随叫随到上门送车服务、汽车电脑程序故障检测、汽车四轮胎压检测服务、高端玻璃水供应不限次，汽车保险渠道、极致高端车美、汽车维修保养专属会员折扣）、尊享二“价值10000元车位管理费抵用券”、尊享三“增值礼包：车位锁/车位挂牌赠送及免费安装”，备注“以上服务自发放服务礼包（以下简称“服务卡”）并开通服务之日起1年半内有效，如未开通服务，服务卡自发放之日起3年内有效”。唐赐玉述称，宜行宜停公司所提交确认书中唐赐玉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而自行提交的确认书仅用于证明主张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强制销售事实，不认可其效力。 （二）宜行宜停公司提交有唐赐玉签字、捺印的表格，载明：“本人自愿将宜行宜停“服务礼包”尊享二（价值10000元车位管理费抵用券）用作车位抵款用。”唐赐玉述称表格上“唐赐玉”签名并非其本人作出，并主张该10000元未在其与绿地新都公司签订的《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所约定的购车位价格中抵扣。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则述称，《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所约定75000元车位款是已经抵扣10000元后确定的价款。 （三）唐赐玉提交落款为绿地城项目组、时间为2018年5月、加盖绿地新都公司印章的公示，内容为：为更好、更方便的为绿地城业主提供服务，经公司研究决定：一、绿地城“宜行宜停汽车生活馆”开设在地面商铺区域；二、绿地城项目住宅区地下取消共享新能源汽车，共享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投放。三、业主在线“共享车位”这项服务在绿地城住宅区地下取消。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四）其他资料（由唐赐玉提供，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 广告宣传，内容为“首付2万专属车位领驭全城回馈业主限量推售”，“接待地址：绿地城售楼接待中心”。 展板宣传，内容为：标准车位-1层一批次14万，二批次14万。第一批次优惠明细：1、绿地总裁特批优惠20000元；2、车位抵用券升级优惠10000元；3、按时签约优惠12000元。第二批次优惠明细：1、绿地总裁特批优惠10000元；2、车位抵用券升级优惠10000元；3、按时签约优惠2000元。优惠后价格，标准车位-1层一批次9.8万，二批次11.8万，其他区域车位价格公示：-1层、-2层标准车位14万，微型车位12万、豪华车位18万、子母车位22万。 保利城四期B区地下一层车位图，显示负一楼车位为5-8万、6-7万、7-8.5万、9万以上不等。 对于唐赐玉在一审法院确定的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证据，包括新闻报道资料、通知车管家礼包短信、绿地城第二批次销售礼包确认书（2019.11），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唐赐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为依据，主张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为共同经营者，在销售车位过程中通过虚假宣传、强制捆绑交易等方式，使其在错误认识和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交易，构成价格欺诈，故此请求判令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共同退还车管家服务礼包费用并支付三倍赔偿。对应唐赐玉所确定的请求权基础，围绕双方争议焦点，评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商品房预售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尚未建成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与买受人之间就商品房预售合同磋商、订立、履行、解除等所生争议，属于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审理范围。本案中，唐赐玉作为车位买受人，其诉请虽是针对车管家服务礼包费用要求退还并增加赔偿损失，但所主张的虚假宣传、强制捆绑交易等基础事实均是基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绿地新都公司销售车位、订立履行《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过程中的有关行为提出，属于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审理范围，对于绿地新都公司、宜行宜停公司对唐赐玉所主张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提出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唐赐玉的请求权基础能否成立。唐赐玉以绿地新都公司与之订立履行《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捆绑销售宜行宜停公司车管家礼包服务存在欺诈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之规定提起本案诉讼。唐赐玉基于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案涉车位，案涉《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订立履行中不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但有关主体承担责任需同时具备前述法律规定的主体和行为要件。 主体方面，经营者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主体，绿地新都公司与唐赐玉签订《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向其出售车位这一特殊商品，以及宜行宜停公司收取车管家礼包服务费、提供相应服务，分属商品房预售合同及服务合同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虽然基于购买同一车位的事实产生，但从交易标的、合同内容、付款对象看均是相对独立、可作区分的，虽因采取组合销售模式而在销售过程、交易标的、价款议定等方面有所关联，但本质仍是不同主体之间建立的不同法律关系。唐赐玉主张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属于“车位+礼包”商品的共同经营者，但用以佐证的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车管家服务礼包系由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共同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唐赐玉关于车位与礼包服务不可拆分、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属于共同经营者的事实主张，不予采纳。则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这一基础法律关系下确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即绿地新都公司的责任承担，需评判绿地新都公司提供车位这一商品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即是否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唐赐玉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相应行为。唐赐玉主张绿地新都公司价格欺诈等原因是：绿地新都公司事先采用虚假宣传方式使其形成对车位价格的错误认识，事中捆绑销售、强制交易，从而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支出购买了案涉车位，并被迫接受宜行宜停公司提供的附加的车管家服务礼包。 具体行为方面。1.关于唐赐玉主张的虚假宣传。经济交往活动中，经营者宣称购买意向商品的同时组合购买价格（价值）为若干元的其他商品或服务，即可以享受意向商品价格优惠，否则只能以原价购买意向商品，此销售模式系常见的促销手段。对消费者而言，可以选择一并购买，也可以选择仅单独购买意向商品，或者不购买。经营者如采取虚假“优惠价”等欺骗性价格销售商品或服务，则可能因被认定违反《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管理规范而受到相应行政处罚。但在非属欺骗性价格销售的场合下，消费者以优惠价格购买组合销售的商品或服务之后，若仅以优惠后的价格保留意向商品而要求退还组合购买的其他商品或服务，已与双方议定意向商品成交价格的意思基础相背离。住宅小区地下停车位系不动产性质的特殊商品，位置相近的不同小区车位售价受供需关系、车位配比、小区业态等影响而呈现差别，同一小区内的车位也会因位置、面积、周边不利因素、销售时间等不同而使成交价格不一致。买受人如基于日常生活使用需要，通常优先选择乃至仅能够选择购买本小区车位，不可否认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格式条款提供一方，在交易过程中占据较为强势地位，但是否成交、最终成交价格仍需双方议定，并将双方关于成交价格的一致意思表示以书面合同形式固定外化。临近小区车位销售价格可以作为买受人议价的参考，但不能成为确定本小区车位合理定价的依据，以他人购买同小区车位的成交价格低于自身购买车位的价格，或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开发商宣传的原价，也不能反推交易中存在欺骗性价格表示。从唐赐玉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看，印证其主张的绿地新都公司宣称案涉车位房管部门备案价140000元的事实的证据为展板宣传资料，显示-1层一批次标准车位140000元，优惠后成交价98000元，与本案情况不能完全对应一致。但仅以该“优惠前”140000元的价格表示，作为开发商的单方输出，尚不足以使买受人形成对小区车位市场价格的错误判断，并影响其购买决定和成交价格议定。交易过程中，唐赐玉作为买受人仍享有是否购买车位的决定权和在不购买附加服务的条件下单独购买车位的选择权利。虽然宜行宜停公司提交的业主签字确认表格中有“服务礼包尊享二（价值10000元车位管理费抵用券）用作车位抵款用”的内容，但该内容并非绿地新都公司所作认诺，《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中也未约定买受人购买车管家服务礼包后绿地新都公司还需向业主退还10000元抵扣款、案涉车位实际成交价为65000元等内容，则《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所约定75000元车位成交价格应为车位买卖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上的真实意思，且对于绿地新都公司而言，议定以75000元价格成交的前提是唐赐玉同时购买宜行宜停公司提供的车管家服务礼包。至于“服务礼包尊享二”中的10000元作车位管理费抵用还是已经作为车位款抵用、如未完成车位款抵用是否应由宜行宜停公司退还，已属于唐赐玉与宜行宜停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履行争议。2.关于唐赐玉主张的捆绑销售、强制销售。唐赐玉对应主张事实为其在交纳诚意金后绿地新都公司告知如不购买车位礼包则诚意金不退、也不能单独以75000元购买车位，并明确提出该主张并非为行使撤销权提出，而是作为所主张欺诈的事实依据，则唐赐玉就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但对此未能举证证明。且该主张的事实即使属实也并非法律意义上以欺诈、胁迫手段使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合同，如唐赐玉在已支付20000元“诚意金”后不愿意继续购买，可以依据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通过协商、诉讼等方式要求绿地新都公司返还已付诚意金，而并非仅能选择继续付款购买车位。故此，唐赐玉提出绿地新都公司销售车位存在欺诈行为，其主张的基础事实不能成立。 本案是唐赐玉与绿地新都公司就交易案涉车位订立《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后，在要求继续履行该合同及协议的同时，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关系为基础，提出解除车管家服务礼包这一事实合同，并主张房地产开发企业绿地新都公司、车管家礼包服务提供者宜行宜停公司共同承担退款及赔偿责任。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所对应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关系和车管家服务礼包所对应的服务合同关系本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无证据表明绿地新都公司是车管家礼包服务合同主体并实际收取唐赐玉所支付的20000元车管家礼包服务费，有关合同中也未就绿地新都公司对于涉及车管家服务礼包内容承担何种责任作约定，唐赐玉主张由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共同承担退还20000元服务费并承担赔偿责任，并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至于唐赐玉与宜行宜停公司之间关于履行车管家礼包服务合同所发生争议，不属于本案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审理范围。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唐赐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0元（已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唐赐玉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一审审理中，绿地新都公司答辩称“宜行宜停公司在销售策略是将价值105000元的车位拆分为85000元车位费和20000元的车位管家礼包服务费。唐赐玉自愿参与20000元车管家服务礼包活动，享受了尊享礼包中的10000元的车位款优惠，于是车位买卖合同价格就变成了75000元，因而车位总价款比105000元便宜了10000元”。宜行宜停公司亦认可案涉项目车位标准价格为105000元，唐赐玉选择不参加优惠活动购车位价格为105000元，选择参加车管家服务礼包活动享受95000元购买105000元的车位。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人需要。绿地新都公司在对案涉项目车位销售过程中，在尚未满足业主需要、未征求案涉项目业主需求的情况下即与宜行宜停公司合作，在业主不参加车管家服务礼包活动的情况下购买车位需支付价款105000元，而参加车管家服务礼包活动的情况下仅需支付车位款、礼包服务费合计95000元购买车位，结合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按照《绿地成都项目车位合作协议》“宜行宜停公司向绿地集团提供车位去化顾问及销售支持等服务，绿地集团同意宜行宜停公司为合作期间购买车位的业主有偿提供服务礼包、由宜行宜停公司收取不高于20000元每个的服务费”执行的约定和绿地新都公司与唐赐玉同日签订《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宜行宜停公司同时提供《宜行宜停“车管家”服务礼包确认书》、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同时收款的行为，应当认定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通过捆绑销售的方式向唐赐玉出售车位和车管家服务礼包。 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通过捆绑销售的方式向唐赐玉出售车位和车管家服务礼包，虽然从外观形式上形成了独立的《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和独立的《宜行宜停“车管家”服务礼包确认书》，但二者的交易与履行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即以75000元价款购买绿地新都公司的案涉车位必须同时购买宜行宜停公司的20000元车管家服务礼包，否则不能以75000元购买车位，因购买车位与购买车管家服务礼包交易是相互绑定、紧密联系的，通过合同关系联立从而实现绿地新都公司出售车位、宜行宜停公司销售车管家服务的合同目的，唐赐玉与绿地新都公司签订的《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与宜行宜停公司提供的《宜行宜停“车管家”服务礼包确认书》形成了不可拆分的联立合同关系。故唐赐玉认为车位与礼包服务不可拆分、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属于共同经营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但因不可拆分的联立合同需一并履行或一并解除，否则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唐赐玉起诉主张单独解除车管家服务礼包合同、退还服务费20000元的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唐赐玉上诉认为购买车位与购买礼包服务属捆绑销售、车位与礼包服务不可拆分、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属于共同经营的理由成立，但其主张单独解除礼包服务合同的理由与其主张购买车位与购买礼包服务属捆绑销售、车位与礼包服务不可拆分、绿地新都公司与宜行宜停公司属于共同经营的理由相悖，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的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唐赐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白福群 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夏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