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681民初7335号原告：衣方洪，男，196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营口市西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仁、韩丽华，辽宁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港市成泰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东港市十字街镇。法定代表人：申岩，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菊，女，196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工作人员，现住沈阳市铁西区。第三人：刘作涛，男，197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现羁押于东港市看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玉荣，辽宁德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衣方洪与被告东港市成泰农产品有限公司、第三人刘作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8）辽0681民初582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生效后，东港市成泰农产品有限公司不服，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丹东中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9）辽06民申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同年5月21日作出（2019）辽06民再66号裁定：一、撤销东港市人民法院（2018）辽0681民初582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东港市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审查，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刘作涛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期间，本案中止审理一次。原告衣方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仁、韩丽华与被告东港市成泰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张秀菊、第三人刘作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玉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成泰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690000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月息2分标准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4月1日始至2015年6月15日止，被告以办厂资金紧张为由向原告借款累计2250000元（其中被告用原告所有的本田歌诗图轿车偿还其他债务作价为230000元）。约定按月息4-5分承担利息。自2017年3月30日起，被告陆续偿还借款累计560000元，尚欠1690000元。经原告多次索要，被告至今未偿还。故原告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及利息。被告成泰公司辩称，1、原、被告间未形成借贷关系。原告出示的债权凭证原本未加盖被告公司印章且无利息约定，实为原告后补充的。2、形成于2013年4月1日、4月23日的两张借据上的债务不应由被告承担。该两张借据均形成于被告工商核名（即2013年5月2日）前，并非发起阶段，因股东个人为缴纳股金而产生的债务不是发起阶段的债务。该部分借款共1000000元由刘作涛用作交纳股金，所得权利属于刘作涛个人，而非成为公司资产，二者不能混淆，故不应由被告承担该1000000元还款责任。3、原告实际支付借款1850000元而非借据载明的2020000元。4、关于还款部分，被告曾经指示东港市荣达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达公司）向原告及原告指定账户支付3119497.93元。同时，被告也向原告账户支付了560000元。即便原、被告存在债务，被告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丹东中院再审过程中，原代明确表示利息是借据形成当时的约定，对此我们请求法院对原始借据中利息及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5、关于案涉230000元车款，属买卖合同关系，不应一并审理。第三人刘作涛辩称，1、涉案借款均属实，书写借款凭证同时加盖的印章，利息不是后添写的，上面的印章也是真实的，被告成泰公司的鉴定申请无意义，但法院可以依法依程序进行。2、涉案借款大部分用于被告成泰公司的建设，约有200-300万元，小部分用于荣达公司。3、2013-2016年借款期间偿还过原告借款，陆续借款陆续还款，经手还款的有公司会计、出纳，用于偿还涉案借款的账户有我个人账户、公司账户。涉案借据内容中利息的约定以及印章都不是后添加，在签写借据时一并形成的，是由公司会计、财务人员加盖的印章，记不清谁在场了。张春霞、张德春、王羽都是我当时安排加盖的工作人员。公司账户被查封后，我就用公司会计、出纳账户还钱，但不都直接还到原告个人账户，也有他指定的朋友、亲属等，印象中有王颖这个人。原告担任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前后，我都向他借过钱，记不清了，但是否包括本案的债务记不清了。4、原告借款给我或公司的钱有的打入我个人账户，有的进入我朋友账户，但我记不清有谁了。进我账户的钱，我都提现了，也有走账的，涉及到买货款的，我朋友账户就打给供货商，供货商这块没有合同，买多少货出多少钱给他们供应者（购买原材料）5、我与原告间的柴油款都结清了，还钱时把条都收回来了。6、顶债的条是拿原告的车顶了被告公司欠的外墙保温的工程款，大概有三、四十万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4月1日、4月21日，第三人刘作涛为设立被告成泰公司先后两次向原告借款共100000元，并于当日为原告出具借据两份，分别载明“今借衣方洪人民币柒拾万圆元整（月息4分）（700000.00元正）借款人：刘作涛”，“今借人民币叁拾万圆整（300000.00元整）（月息4分）借款人：刘作涛”。原告将先后两次将700000元、20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余款100000元以现金方式交付。2013年6月18日，第三人刘作涛与案外人陶淑敏将上述1000000元现金存入被告账户内，经审计，同年6月19日，被告完成工商登记注册，6月20日，该1000000元注册资金由被告账户转至第三人刘作涛个人账户。2015年2月2日、6月1日，原告先后两次银行转账给第三人刘作涛370000元、480000元，将30000元、20000元以现金方式出借给第三人。第三人于2015年2月12日、6月1日为原告出具借据两张，载明“今向衣方洪借人民币肆拾万圆整（400000.00元正）（月息5分）借款人：刘作涛”，“今向衣方洪借人民币伍拾万（500000.00元）元整（月息4分）借款人：刘作涛”。2015年6月12日，原告银行转账给荣达公司财务人员王羽100000元，同时以现金方式将20000元交付给第三人，第三人于6月12日为原告出具借据一张，载明“今向借衣方洪人民币壹拾贰万圆整（120000.00元正）（月息4分）借款人：刘作涛”。2013年4月1日-2015年6月12日间，时任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第三人向原告借款总额计202万元，上述五张借据第三人均签字捺印，并在出具2015年6月12日借据后不久，在上述借据上一同加盖了被告公司印章。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12月3日，被告先后7次通过被告工作人员王建国、投资人赵艳朋的个人账户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共560000元。另查明，据东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档案显示，被告成泰公司自2013年6月19日成立起至2015年6月23日，第三人刘作涛为法定代表人、投资人；2015年3月27日-2015年4月21日，荣达公司与第三人均为被告投资人；2015年5月28日，被告投资人由第三人变更为原告、第三人；2015年6月24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由第三人变更为原告，投资人由原告、第三人变更为原告、潘玲；2015年7月15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变更为第三人，投资人由原告、潘玲变更为第三人；2016年2月17日，法定代表人由第三人变更为邹德祥，投资人由第三人变更为邹德祥、原告；2016年4月18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由邹德祥变更为第三人，投资人由邹德祥、原告变更为原告、第三人；2016年5月13日，投资人由原告、第三人变更为第三人、王晓峰，至此原告退出被告公司经营。再查明，荣达公司财务人员王羽、张春霞等人于2014年9月-2016年9月间，通过第三人刘作涛（22笔）及荣达公司工作人员王羽、宋丹、徐淑春、张春霞个人账户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原告共43笔合计3119497.93元。其中，王羽6笔、宋丹9笔、徐淑春1笔、张春霞5笔；其中自记用途为“付衣方洪奥迪车贷款”、“付奥迪车贷”、“付衣方洪车贷”6笔，共47400元；自记用途为“货款”8笔，共计1513500元，其中1笔15500元货款自记用途为“付大连乘迪欧员工工资”；自记用途、附言为“刘作涛付款”、“其他应付款”的1笔40000元；其余27笔转账或没有自记用途与附言、或自记用途为“还款”、“刘作涛付衣方洪借款”、“还刘作涛借款本金”、“付营口借款利息”、“付衣方洪借款”、“付大连衣经理利息”、“刘作涛付大连衣方洪利息”等。同时，荣达公司以上述方式先后三次向原告指定的王颖账户汇入共计250000元，自记用途为“还款”、“还刘作涛借款本金”。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第三人陈述、借据、银行卡取款凭条（证）、网银交易查询单、银行交易查询单、银行汇款凭证、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转账汇款电子回单、记账凭证、预先核准通知书、验资报告、现金存单、工商银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工商档案、询问笔录、庭前会议记录、意见书等证明材料在卷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针对原告诉请及被告、第三人的答辩意见,结合已查明的事实、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欠据所涉款项可否在本案中一并审理的问题。涉案欠据记载时间为2016年7月1日，载明“人民币贰拾叁万元正￥230000元由衣方洪广州本田歌诗图汽车一辆，抵顶工程款（程思东）上款系欠衣方洪车款23万元正（贰拾叁万元正）欠款人印刘作涛”。第三人刘作涛在欠据中签字捺印，上面有被告成泰公司印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原、被告并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实为买卖合同纠纷,应另案诉讼处理。（二）关于原、被告间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1、关于2013年的两笔借款。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方可以请求发起人承担责任。公司成立后实际享有合同权利的,合同相对人可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结合本案,第三人刘作涛2013年4月1日、4月21日所借1000000元用于认缴股金、设立被告成泰公司,系公司发起人；同时，该1000000元虽在注册登记前进入被告账户，但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档案的验资报告显示，被告在银行开立的存款账户已收到实缴出资1000000元，并一直持续至被告注册成立后，因此该款已转化为被告资产,可认定被告实际使用了该款，原告可以选择要求被告承担偿还责任。2、关于2015年的3笔借款。经查，原告自述涉案5张借据是后来一起加盖的印章，大概在最后一笔借款后不久，由此认定5张借据形成时，借款人处仅有第三人签字捺印，并未加盖被告印章，加盖印章时间最早形成于2015年6月13日。根据企业档案记载，此时原告与第三人均为被告公司仅有的投资人（股东），即被告股东（大）会成员，二人达成的合意视为被告形成的决议，是对涉案债务的确认，故加盖印章行为合法、有效，应由被告承担偿还责任。3、关于被告辩称原告银行转账出借数额与借据记载不同，应扣除差额部分的主张。原告将大额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出借,3万元、2万元的小额部分以现金给付的交付方式,并不违反民间借贷钱款交付习惯。综上，涉案5张借据内容真实、有效，本院依法予以认定。（三）关于被告对涉案5张借据中印章真伪及印章与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关于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结合本案，基于第三人刘作涛时任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其身份从事的上述涉案借款行为属职务行为，被告成泰公司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时印章真实与否以及在工商管理机构是否有备案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四）关于被告如何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涉案借贷关系发生于第三人同为荣达公司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期间，且荣达公司2015年3月27日-4月21日与第三人同为被告的投资人。荣达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单、记账凭证显示，荣达公司对原告的转账总额为3119497.93元。如按原告陈述，转账汇款均为偿还第三人个人债务，也已超过原告所称第三人个人所欠的柴油款及其他欠债总额2149350元。同时，原告虽否认荣达公司上述凭证中记载“货款”、“付大连乘迪欧员工工资”等事项，但并未做出合理解释。因此，原告关于荣达公司转账均为偿还第三人个人债务的主张并无事实依据，而荣达公司按被告的指示偿还被告欠款更符合客观实际，故本院认定荣达公司对原告的转账中包括被告偿还原告的债务。其次，原告否认荣达公司对其转账中包括被告还款，既未做出准确、合理的解释说明,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上述转账凭证中的具体哪一笔是第三人已偿还的个人债务。因此，本院认定荣达公司与被告转账给原告共计3679497.93元，包括涉案借款，且超过借款总额。故被告不需再履行偿还责任。本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因原告自认与荣达公司无任何经济业务往来，故荣达公司还款不排除代被告还款可能。在原告无法详述荣达公司转账记录中具体哪笔是为偿还第三人与原告间个人债务，且荣达公司对原告转账总额远大于涉案借款总额情形下，视为原告举证不能，应认定涉案借款已还清，被告不需承担还款责任，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并经本院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7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周景阳审判员  郝 燕审判员  梁泽军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