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16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仁华，男，汉族，1972年10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山东舜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军军，女，汉族，1986年8月1日出生，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全，山东长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仁华与被上诉人程军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的（2020）鲁0303民初6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1年7月6日和7月9日进行了两次法庭调查，上诉人朱仁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被上诉人程军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仁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程军军向朱仁华返还非法侵占的资金480794.87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程军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属于适用程序错误。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对争议事实存在严重分歧，对案件是非、责任及诉讼标的都有分歧，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于2020年8月17日通过审核立案，直至2020年12月15日方才审结，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简易程序3个月审限的规定。一审直到开庭前也没有告知我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案。二、一审采纳举证期限届满后程军军的举证证据和未按照举证期限申请出庭证人的证言，违反举证规则。根据相关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和一审向程军军送达的《举证通知书》第六条、第八条，程军军应在收到应诉通知书次日到开庭当日前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逾期未提交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即程军军应在开庭前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举证通知书》第十二条还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五日前提出”。但程军军并没有按照上述规定的举证向法庭提交证据和提交证人出庭申请，我方直到开庭审理时才看到程军军搞“证据突击”向法庭提交的所谓证据和证人出庭作证。三、一审基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认为程军军将侵占的涉案资金转入了张某的账户或由张某向他人支出。因张某为上诉人的妻子，涉案资金转给张某后，资金又回到了上诉人这，即认为被上诉人没有获利，上诉人没有损失。一审这一认定，不仅与法律关于不当得利行为的规定严重不符，更与本案涉案资金的性质、程军军的不法行为性质及本案事实严重不符。一审错误理解“不当得利”行为中的“利”，并非程军军必须利用本案涉案资金为自己谋取了利益才构成“不当得利”，该“利”即为涉案资金本身，只要程军军通过不法手段侵占了该资金，其行为即构成不当得利，至于程军军侵占的目的及其处分不当得利资金给谁，都不影响程军军非法侵占涉案资金构成不当得利。我方正常使用涉案账户期间，掌握着该账户的网银Ｕ盾和手机银行，根据佳琳（山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琳公司）业务需要支配该账户内的资金，对资金具有完全的支配权。但自从程军军将涉案账户挂失后，我方即失去了对账户内资金的支配权。因银行账户实名制的要求，程军军必须亲自作为才能挂失涉案账户、补办新的银行卡，在她亲自补办关联银行卡的那一刻，她就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占有”了涉案资金，取得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涉案资金的权利，其行为在法律已经构成不当得利。程军军在取得不当得利的涉案资金后，将侵占资金转移给张某的行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侵占涉案资金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和性质不能因其处分侵占资金给谁而发生改变，至于程军军将不当得利资金转移给张某是何种性质均与本案无关，不能因为其与张某的亲戚关系、张某与上诉人存在尚未解除的婚姻关系而认定为返还侵占资金。程军军将卡内资金转账给张某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处分”“使用”该笔资金，而其从“处分”该笔资金所获得的“收益”是其作为弟妻协助其弟姐获利，使张某在与朱仁华的离婚纠纷中处于优势地位，也获得张某的好感和感激。同时，涉案资金也不属于程军军可以“协助”张某转移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被程军军非法侵占的涉案资金系朱仁华所在佳琳公司的业务经营资金，而非朱仁华的个人收入。一审我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足以证实涉案账户中的资金全部为业务资金，并且仅用于业务往来，从来没有用于过张某和朱仁华家庭生活支出。从涉案账户资金的收入和支出明细可以看出，均为朱仁华手机银行或网银操作的频繁大额资金流动，符合佳琳公司业务资金流动的特点，而非家庭生活和个人账户内资金收支。朱仁华向法庭提交的涉案账户收支明细中部分资金明确注明收支款项的性质是佳琳公司业务资金流动，如“劳务费”（2019年10月31日向外支付5笔100元的资金）“费用报销”“货款”（2020年6月30日张作新账户转入8965.80元）（6月30日与客户“郭晶”微信落实入账资金及发票情况的聊天记录）等，根本不是用于家庭收支。案发前朱仁华正常使用该卡期间，程军军和张某明确知道卡内资金是朱仁华代为管理的佳琳公司财产，张某也明确知道她不能使用卡内资金，直至案发从来没有动过卡内资金。朱仁华借用程军军涉案银行卡是为了朱仁华所在的佳琳公司在淄博经营业务时资金流转方便，而并非为了家庭生活收支或存储个人收入，这一点程军军及张某完全知悉，这也是该账户朱仁华使用多年来，程军军和张某从来不敢动用该账户内资金的原因。直到2020年6月以后朱仁华和张某婚姻关系已经极度紧张，张某为了侵占更多与朱仁华有关的财产，才利用程军军侵占了涉案资金。本案程军军方证人张某和朱仁华正处于离婚阶段，与朱仁华有严重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备客观真实性。至于张某如何使用程军军向其转账的资金也与本案没有关系。因此，张某在本案中的身份和立场都影响其证言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其为了在离婚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以及维护在本案中获得的利益，一审中作为程军军的证人出庭作证，所述证言基本为虚假证言。该账户自从朱仁华使用后，由朱仁华的公司人员掌握着账户网银Ｕ盾及密码，在银行预留的是朱仁华的手机号码，账户的手机银行安装在朱仁华的手机上，朱仁华掌握着手机银行密码，只有朱仁华及其佳琳公司人员了解账户的资金流动。如上所述，程军军通过不法手段侵占涉案资金构成不当得利后，即使将账户内的资金赠予或转让给张某，张某用所取得的资金消费或从事其他行为，在法律仅能确定为张某支配自己资金的行为，与程军军侵占涉案资金构成不当得利没有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程军军辩称，朱仁华所述系伪造事实，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朱仁华称2017年9月我方专门为其开立案涉交行卡不属实，我方名下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41早在2014年1月已经存在，朱仁华诉状中称2017年9月我方用自己身份证为其开立银行卡和网银及手机银行系虚假陈述，我方从未将银行卡借给朱仁华使用，2017年案外人张某（朱仁华的妻子、我丈夫的姐姐）向我借用银行卡，我将案涉银行卡借给她用。至于朱仁华是否参与该账号的使用管理，是张某与朱仁华的夫妻家庭生活分工问题，我方从未干涉。我从未侵占案涉交行卡资金，朱仁华所称我方将卡内资金占为己有系不实之词，朱仁华诉求中所涉资金系张某和朱仁华夫妻用于朱沂琳（朱仁华与张某婚生女）的教育、医疗、归还车贷（朱仁华夫妻共同财产）等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以上事实案外人张某可以证明。朱仁华所谓的不当得利显系子虚乌有，请求法院驳回。 朱仁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请求依法判令程军军向朱仁华返还非法侵占的资金人民币480794.87元；2．请求判令程军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程军军于2014年1月14日在交通银行开立卡号为62×××41的账户，支取方式为凭密支取。同时开通该账户的网银和手机银行，2017年后，网银和手机银行关联朱仁华所有的186××××4500手机号。程军军2020年6月29日将案涉银行卡挂失，2020年7月8日补办了新卡，2020年7月13日销卡。另查明，案涉银行卡截止2020年6月29日挂失时，余额为424687.57元。支出的款项有6月30日挂失费6元、工本费10元，7月8日61695.30元和20万元，7月9日20万元和24671元，2020年7月13日提取0.57元后销户，其中7月8日20万元，7月9日20万元和24671元转入张某农行账户；支出的款项有6月30日8569.80元、6278.10元、25369元，7月1日20482.4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任何人不得基于他人之损失而获得利益”。其目的是为了矫正财产变动中失衡的利益关系。不当得利的构成：（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一方获益无法律依据，（三）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告应对不当得利案件中自己受损失、他方受益及自己受损失与他方受益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本案中，通过涉案银行卡的银行流水明细，及证人张某（朱仁华的妻子）的陈述，该卡内的几乎全部款项转入到证人张某的银行账户内或由证人张某向他人支出。因此，朱仁华主张被告获得利益及存在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朱仁华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朱仁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56元，由朱仁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朱仁华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佳琳公司的催款函，证明涉案款项所有人佳琳公司向朱仁华追索涉案被侵占的案款，涉案案款并非朱仁华的资金，而是该公司的资金。证据二、市场推广服务合作协议书、山东省总代推广代理协议书、山东省等级医疗总代总代推广代理补充协议、佳琳公司关于汇款账户账号的说明，证明在涉案账户被挂失前涉案款项所有人佳琳公司在对外签订业务合同和告知业务合作方收款账户信息时，均将涉案账户作为结款账户使用；涉案账户虽然在程军军名下，但实际使用人为佳琳公司，账户内资金为该公司所有，并非朱仁华个人资金。证据三、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开庭传票，证明程军军在一审中的出庭证人张某是程军军的姑姐，与朱仁华正处于离婚诉讼过程中，与朱仁华存在争夺婚姻财产的利害关系，其在一审中的证言缺少客观真实性，不应被一审法院采信。证据四、佳琳公司的账外记账单及对应的银行汇款凭证，证明案涉款项均为佳琳公司的公款。证据五、朱仁华与程军军的微信聊天记录、朱仁华的哥哥朱仁东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宗，证明程军军对朱仁华与张某闹离婚一事是知晓的，朱仁华已告知程军军案涉银行卡中的资金系公司公款，程军军仍将银行卡挂失后又故意办理新卡并将卡中的所有钱取走后销卡，为此朱仁东也向张某追款。被上诉人程军军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催款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我方无关，催款函虽然时间是2020年12月18日，但所涉内容均不是新发生的事情，不属于新证据，我方对佳琳公司与朱仁华的关系不了解，该公司是朱仁华与张某夫妻开办，拥有股权，并由朱仁华实际控制。对证据二市场推广服务合作协议书等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对其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以上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开庭传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系，说明在本案一审起诉审理的时候，朱仁华与案外人张某正处于合法夫妻关系期间，尚未进行离婚诉讼，且张某与朱仁华的关系明显近于与程军军的关系，张某作为案涉银行卡的借用人和使用人，其证言真实可信。对证据四记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这几份流水账单纸张的新旧程度、公章油墨的新旧程度无论是2018年还是2019年的都差不多，都是佳琳公司自身的出具的，并未实际入账，不符合法定形式账本，也无第三方认证，朱仁华又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佳琳公司并不是本案当事人，既不是本案不当得利受害人，也不是不当得利受益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交易明细所显示的朱仁东、张作新、郭晶等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这些账单并不能显示其转账目的，也不能说明转账原因，无法说明是给佳琳公司转账。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不是新证据，而且和本案无关，不足以说明程军军非法获利，也不足以说明朱仁华和张某正在闹离婚，夫妻之间吵吵闹闹在每个家庭都是非常正常的事。被上诉人程军军在二审中未提交证据。本院对上诉人朱仁华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催款函、证据二佳琳公司协议书、证据四佳琳公司记账凭证、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案涉银行卡中的款项为佳琳公司资金往来的公款，并非上诉人朱仁华个人所有的款项，亦非被上诉人程军军所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开庭传票能够证明朱仁华与张某正处于离婚诉讼中，双方夫妻关系处于纠纷状态，张某与本案涉诉金额具有明显利害关系，张某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 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朱仁华与张某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程军军系张某的弟妻。自2017年9月开始朱仁华使用程军军的银行卡（交通银行尾号5641账户）用于佳琳公司资金往来，并将该卡网银关联了朱仁华的手机号，在朱仁华的手机上安装了该账户的手机银行，由佳琳公司财务人员使用该银行卡及网银盾进行公司业务款项往来。佳琳公司与其业务单位签订的多份合作协议书中已将该银行卡账户作为佳琳公司的指定收款账户。2020年朱仁华与张某的婚姻发生矛盾，程军军于2020年6月29日将案涉银行卡挂失，挂失时卡中余额424687.57元，6月30日该卡仍有其他汇款进入8965.80元、6278.10元、25369元，7月1日有其他汇款进入20482.40元，程军军7月8日补办新卡并于同日转出61095.30元、20万元，该20万元转入张某农业银行卡中，7月9日转出20万元、24671元，该两笔款项转入张某农业银行卡中，7月13日提取余额0.57元后销户，至此程军军将该银行卡中的485782.87元款项全部转走和支出。上诉人朱仁华还主张程军军于2020年7月31日向其返还了5000元。另查明，佳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朱仁华，该公司股东为朱仁华和马龙。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程军军从案涉银行卡中转走的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首先案涉银行卡账户系佳琳公司的指定收款账户，银行卡中的款项亦系佳琳公司来往的货款交易资金，并非朱仁华个人所有资金，亦非朱仁华和张某夫妻共同所有，佳琳公司已向朱仁华发出催款函和诉讼委托函，要求其作为公司业务经理负责追回案涉银行卡中的公司业务资金。其次程军军明知案涉银行卡一直交由朱仁华使用并用于佳琳公司货款交易，朱仁华与其妻张某之间已存在婚姻矛盾，却以先将银行卡挂失再办理新卡的方式将案涉银行卡掌握在自己手中，随即将卡中款项全部转走，且将其中的424671元转给了张某，程军军和张某获得该银行卡的财产利益，该财产获益并无法律依据，程军军转出银行卡中全部款项的行为主观上亦非善意。最后，程军军的获利行为致使佳琳公司遭受损失，该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程军军以挂失银行卡的行为取得的他人的财产利益，应将不当得利返还给朱仁华，返还金额为：银行卡挂失余额加汇入款后扣除朱仁华主张程军军已返还的5000元为480782.87元（485782.87元-5000元）。朱仁华受佳琳公司催款委托，该返还金额属于佳琳公司的公司资金，再由朱仁华返还给佳琳公司。一审以银行卡中的大部分款项转入张某的银行账户认定朱仁华个人没有损失，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朱仁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3民初627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程军军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返还上诉人朱仁华480782.87元； 三、驳回朱仁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2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512元，由上诉人朱仁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倪玲玲 审判员  冯慧芳 审判员  马清华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董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