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9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云标。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灿，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立武。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紫君，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芬，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文坚。上诉人邓云标因与被上诉人邓立武及原审被告邓文坚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1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云标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灿，被上诉人邓立武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芬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云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邓立武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邓立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邓云标受让广州文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盛公司）的股权是以加入了债务承担而受让股权，邓云标亦已经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厦门银行）签署了担保协议，且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这是一种对价支付，并非无偿。一审法院如认为邓云标与邓文坚之间的股权转让时明显不合理递交转让，应对文盛公司的股权价值以及厦门银行的债务进行评估。（二）邓云标对于邓立武与邓文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清楚，一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邓云标知道案涉股权转让会对邓立武的债权造成损害。（三）一审直接判令撤销债权转让侵害了邓云标的合法权益，导致邓云标对文盛公司失去任何权利的同时却仍要就厦门银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明显不公。邓立武辩称，（一）邓云标是以无偿的方式受让邓文坚已实缴出资的文盛公司价值900万元的90%股权，文盛公司工商内档及（2019）粤0111执异205、208、209号案件执行听证笔录等均可以反映。（二）邓云标所谓的“加入文盛公司债务”并非支付股权转让款，该说法没有依据的。1.股权转让的双方当事人是邓文坚与邓云标，邓文坚将其对文盛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了邓云标，邓云标没有向邓文坚支付任何对价，双方之间无偿转让股权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且邓云标所谓的加入债务，是文盛公司的债务，并非邓文坚的个人债务，并不能视为是向邓文坚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2.邓云标与邓文坚的股权转让行为已经于2019年4月3日完成。邓云标所谓的加入债务是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后，并非股权转让的对价。邓云标与邓文坚于2019年4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款为0元，且于当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后厦门银行发现文盛公司股东发生变更才在2019年4月19日要求股权转让前后的股东一并签订《和解协议》《保证合同》。之后，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5日出具《民事调解书》。因此，邓云标是在股权转让行为完成之后，应文盛公司债权人的要求为文盛公司提供担保，其为文盛公司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并不能视为向邓文坚支付股权转让款。3.邓云标所谓的“加入债务”实际上是担保责任，并非邓云标完全自行承受了文盛公司的债务。即便邓云标因承担保证责任而支出了款项，其也有权追偿，其实际上并没有为本次股权转让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因此，邓云标所谓的“加入债务”不能视为向邓文坚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更何况，邓云标实际上也并没有为股权转让支付任何对价，也没有因担保身份支付过款项。（三）文盛公司的资产及持续的收入足以清偿债务并有巨大的剩余价值，事实上不存在需要邓云标清偿债务的情况。一审证据可以证明文盛公司名下有大量资产：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6-10号首层、2层、5层、6层及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2号东座（华信大厦）物业，多处物业用于出租，不断产生租金收入和收益。通过查询启信宝APP信息，文盛公司名下有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一辆。邓云标主张“加入承担”文盛公司6000多万元的债务（截至到2019年4月是6000多万，如今已过去两年，该债务显然已经减少许多），事实上也不存在需要邓云标清偿的情况。邓云标所称的文盛公司6000万元的债务，本身就是文盛公司用其名下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6-10号首层、2层、5层、6层物业作抵押向厦门银行的贷款。该贷款在2016年产生，当时登记的抵押债权数额为8000万元。根据银行贷款的实际操作，银行同意贷款的金额是对抵押物价值打折后才确定的，因此，文盛公司名下物业本身的价值肯定大于8000万元，足以清偿文盛公司对厦门银行的债务。何况到2019年4月份，该贷款仅剩6000多万，且该债务一直在不断减少。况且文盛公司还有华信大厦的物业及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其资产相比6000多万元的债务，显然是盈余的。其次，调解书是2019年4月25日作出的，至今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时间，而厦门银行至今仍未就该调解书申请执行，说明文盛公司仍有能力在未变卖新港物业的情况下按时偿还借款，文盛公司的债务还在不断减少。且邓云标在一审时承认其是基于文盛公司可以经营的情况下受让股权。因此，文盛公司富余的资产及多处物业不断产生的收益是足以清偿文盛公司6000万元的贷款，并且还有巨大的剩余价值，因此，不存在需要邓云标为文盛公司实际承担债务的情形。邓文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邓立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邓文坚将其所有的文盛公司9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邓云标的行为；2.判令邓文坚与邓云标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将邓云标对文盛公司90%的股份恢复登记至邓文坚名下；3.判令邓文坚、邓云标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20000元；4.判令邓文坚、邓云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立武诉邓文坚、邓国章民间借贷一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粤0111民初77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邓文坚向邓立武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并支付律师费损失6万元及因诉讼保全支付的保费7500元。邓文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粤01民终55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邓文坚未履行上述生效判决，邓立武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粤0111执530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因本案在执行过程中，穷尽所有措施查明被执行人目前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本案暂不具备继续执行条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文盛公司（曾用名为广州文盛实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1.该公司原股东为邓文坚、张丕如，分别持股90%、10%，实际出资分别为900万元、1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08年12月12日。广州中庆会计师事务所于2008年12月12日作出相应的《验资报告》。2.2019年4月3日，文盛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通过同意邓文坚将占公司注册资本90%共900万元的出资转让给邓云标，转让金为0元，同意张丕如将占公司注册资本9%共90万元的出资转让给邓云标，转让金为0元，同意张丕如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共10万元的出资转让给杨德操，转让金为0元。转让后的出资情况：邓云标出资990万，占公司注册资本99%，杨德操出资10万占公司注册资本1%。同日，邓文坚、张丕如与邓云标、杨德操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其中约定邓文坚将原出资9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0%）的部分（全部）900万元转让给邓云标，转让金为0元。并于当日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另，邓立武提交其与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银行交易清单，表示其因办案诉讼产生律师费损失20000元。邓云标提交：2019年4月19日，厦门银行、文盛公司、邓文坚、张丕如、邓云标、邓永村签订的《和解协议》；2019年4月19日，邓云标向厦门银行出具的《保证合同》；2019年4月25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就厦门银行诉文盛公司、邓文坚、张丕如、邓云标、邓永村借款纠纷一案作出（2019）粤0402民初1492号《民事调解书》,其中调解协议内容有邓云标对文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邓立武对邓文坚享有的债权，已经生效判决予以确认，不再赘述。本案中，邓云标提交了厦门银行与文盛公司、邓文坚、张丕如、邓云标、邓永村签订的《和解协议》，邓云标向厦门银行出具的《保证合同》，以及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2民初1492号《民事调解书》，然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存在邓云标以其连带承担邓文坚对厦门银行所负债务的形式，作为受让案涉股权转让的对价。同时邓云标亦无证据证明其已实际代邓文坚向厦门银行偿还了相应的债务，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便邓云标代偿了债务，其作为连带责任的保证人，承责后依法亦可向邓文坚追偿。综上，邓云标的抗辩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邓文坚于2019年4月3日将其持有文盛公司90%的股权，以0元转让给邓云标，并变更了工商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邓文坚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视其放弃抗辩的权利。故，邓立武主张撤销邓文坚与邓云标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并恢复相应的股权登记，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邓立武主张邓文坚承担因本诉讼所产生的律师费20000元，并提交其与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银行交易清单为证，一审法院对其此项诉请亦予以支持。鉴于在案涉股权转让行为中，对于邓云标的过错责任大小，邓立武未有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其主张邓云标共同承担律师费的诉请不予支持。邓文坚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依法可作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邓文坚将其所有的文盛公司90%的股权以0元转让给邓云标的行为；二、邓文坚、邓云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将邓云标对文盛公司90%的股份恢复登记至邓文坚名下；三、邓文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立武支付律师费20000元；四、驳回邓立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邓文坚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邓文坚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邓文坚向邓云标转让其持有的文盛公司90%的股权是否因损害债权人邓立武的合法权益而应予撤销。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在2018年12月27日经另案一审判决确认邓立武对邓文坚享有的债权，邓文坚提起上诉后，在该案二审审理阶段向邓云标无偿转让案涉股权，故邓文坚知悉其在转让案涉股份时对邓立武负有未履行的债务。第二，邓文坚向邓云标无偿转让案涉股权后，邓云标才与厦门银行及其他当事人签订和解协议并据此要求法院出具调解书，而在上述厦门银行的案件中，主债务人为文盛公司而非邓文坚，邓云标为连带保证人，无法说明邓云标提供保证是向邓文坚支付股权转让款对价，且在该案还存在房产等抵押物，邓云标亦无证据证明其已实际代邓文坚向厦门银行偿还了债务，故邓云标主张通过提供保证的形式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邓立武对邓文坚享有的债权至今尚未得到清偿，邓文坚的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损害债权人邓立武的合法权益，邓立武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转让行为。故一审法院判决撤销案涉股权转让、恢复原股权登记及邓文坚承担本案律师费，理由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邓云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邓云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蒙 刚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汪 毅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胡惠玲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