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43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翟国强，男，1976年1月1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福成，辽宁邦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雪，辽宁邦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书珍，女，1965年7月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惺，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玉成，男，1974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翟国强与被上诉人代书珍、原审第三人武玉成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辽0211民初841号民事判决，代书珍、翟国强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辽02民终372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841号民事判决，发回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重审。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1年3月9日作出（2020）辽0211民初8803号民事判决，翟国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国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转让费为470万元，并以此推定《催收照会》发出前上诉人收到转让款348万元，属事实认定错误。1、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多次诉讼庭审中，上诉人均认定双方签订的《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记载内容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记载内容及时间等相关内容与实际并不相符。首先，关于合同记载面积，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认签订合同当时房屋总建筑面积并非转让合同记载的4800平方米；其次，双方的转账往来均发生在2010年后，而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05年；再次，《催收照会》发出的时间为2013年，内容记载“将作为近四年时间，使用我一千多平方米的房屋……”，被上诉人对该照会从未提出异议，说明被上诉人对照会内容是认可的，因此，能够确认转让合同中记载的房屋面积以及签订时间均与实际不符。而转让合同中第一条“甲方转让资产及转让费”中转让费的约定是与面积在同一条款中约定的，应当认定转让费是在房屋建筑面积的基础上约定的，面积记载不真实，转让价款当然不真实。一审法院将合同记载的转让价格认定为实际的转让价格认定错误。2、上诉人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前关村居民委员会签订的《协议书》是关于上诉人的资产征收补偿问题，基于该协议另一方主体的特殊性，该协议所附报告并未在上诉人处保存。但无论实际拆迁房屋面积是多少，均是针对上诉人的财产进行拆迁补偿。该协议中记载的“乙方受让房屋和承租土地后，进行建厂经营”是指上诉人自行建厂行为，该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不能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存在扩建的事实。而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签订合同当时对于建筑物建筑面积是一个远期规划也显然不符合常理，双方对于不确定面积的建筑物约定了确定的转让价格，且被上诉人主张的扩建部分是否能建成，能否取得合法手续，能否列入政府拆迁补偿范围，补偿金额多少等均无法确定，便直接确定了转让价格显然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存在扩建事实且认定被上诉人“基于拆迁后可得利益而确定转让价格的主张具有较高可信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结合现有转账证据，在《催收照会》发出前，上诉人收到一百余万元，结合照会中欠付122万元，两者相加为二百余万元，与上诉人主张的实际约定转让价款275万元基本一致，与合同记载的470万元相差甚远，应当认定双方实际约定的转让价款并非470万元。4、第三人关于通过现金及车辆抵顶的方式支付部分价款没有证据证明，不应当被采纳。首先，第三人系本案当事人，并非证人，其所述内容系当事人陈述并非证人证言，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第三人对于其主张的内容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实际情况不符，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而一审判决将其主张内容认定为证据的同时仅仅认为“证明力上存在一定瑕疵”，显属不当。其次，因本案当事人对案涉房屋价款存在争议，即使第三人的陈述应当被采纳也应当作为认定案涉房屋转让价款的依据，而一审判决在认定双方实际470万元转让价款的基础上，反推第三人陈述的现金支付和抵顶车辆的事实存在，逻辑上存在严重错误。最后，即使不考虑形式以及逻辑问题，第三人的主张客观上也不是真实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支付转让价款均是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第三人及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现金取现的记录，也没有提供双方之间关于形成现金借贷关系的证明材料，车辆部分双方对于抵顶车辆型号、来源、方式、时间均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的该主张当然不应当予以认可。二、一审判决在无证据证明实际转让价款为470万元的情况下，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转让款403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前述论述，双方对于转让价款存在较大争议，且现有证据《催收照会》与《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记录的内容有明显差别，无法认定案涉房屋实际转让价款为47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上诉人应返还基于签订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现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基于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仅有被上诉人指定的第三人向上诉人的转款，故应当以被上诉人实际向上诉人的转账记录来确定上诉人实际收到的转让费。一审判决在无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实际转让价格为470万元的前提下，推定《催收照会》前被上诉人支付348万元，并结合照会发出后被上诉人的转款情况便判令上诉人返还403万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前关村居民委员会签订的协议书针对的是包含本案争议的厂房及工业用地在内的全部资产，本案争议的厂房及工业用地只是该协议中的一部分。该协议中的补偿针对的是上诉人自行的建房行为，不能以此推定被上诉人存在扩建的事实。且在本次拆迁中也没有对被上诉人进行任何的补偿。四、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在发回重审的裁定中认为《催收照会》涂抹的部分对于认定被上诉人已支付给上诉人款项的具体数额有重要的意义。一审中是被上诉人对此申请鉴定，但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而退鉴。催收照会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已付款部分无法通过催收照会来认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代书珍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本案标的，已经过多次庭审，上诉人虚假陈述，毫无诚信。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7458号案件时，上诉人在庭审中多次表示其从未收到过被上诉人给付的任何钱款，也未向被上诉人交付过案涉房屋，直到被上诉人穷尽各种办法获取证据，并索定代替上诉人收款的收款人后，上诉人才不得不认可收到款项及双方签订案涉合同并已经履行的事实。而今，上诉人又称所有转让费均是通过银行账户转账方式收取的，对其他收款方式概不承认。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双方约定交款需要全部通过银行汇款的证据，其主张也与催收照会相矛盾，不符合实际情况。二、一审判决对《催收照会》涂抹部分进行查明后，在判决书中充分论述了涂抹部分的形态和细节，还原了事实原貌，认定事实清楚详尽，已排除上诉人主张的可能性。重审过程中，基于被上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由于检材不具备检验条件，无法出具明确鉴定意见，致使本次鉴定终止。”虽然没有通过鉴定方法认定涂抹部分下面的文字内容，但判决细致审查了《催收照会》的内容，尤其是涂抹部分的情况和细节。合同约定的4800平方米，是将来要达到的面积，后来因政府不允许没有盖到4800平方米，上诉人原来的房屋只有1000平方米。上诉人也自认约定面积是为了拆迁补偿。因被上诉人与拆迁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被上诉人是被排除在拆迁补偿之外，所有土地和厂房的拆迁款全部由上诉人收取，包括被上诉人加盖的厂房拆迁款。武玉成未作陈述。代书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转让款4,700,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1月1日起计算按年利率6%至本金全部付清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1月15日，被告翟国强（作为乙方）与大连前关实业总公司（作为甲方）签订《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其下属原工程队闲置房屋转让及土地租赁给乙方。原（乙方）、被（甲方）告双方签订《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载明的落款时间为2005年9月30日，该合同还载明：一、甲方转让资产及转让费：房屋总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合计肆佰柒拾万元。二、场地租费：乙方年租赁面积共计捌亩。合计年交租费2万元。三、乙方租赁场地面积共计5330平方米（折合捌亩）。租赁期限自2005年10月1日起至2050年9月31日止。合同另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3年9月9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催收照会》载明：因本地区已被当地政府征用，相关部门已多次前来交涉动迁一事，因我方与贵方的转让协议，至今未能履行完毕，所以我方现在正式照会贵方，催收剩余的转让款：壹佰贰拾贰万元整，贵方须于2013年9月16日中午12时前全部结清此转让费剩余部分，如到时间没有遵守本照会完成上述事件，我方将上报有关部门，择日将欠款人已使用的转让部分，一切物品全部清理出场，同时中止转让合同，欠款人前期付的（涂抹）转让费将作为近四年时间，使用我方一千多平方米的房屋和六千多平方米场地的赔偿金，欠款人进驻后投资的资产待动迁后按赔偿收取10%-45%的占地费后，剩余款返还给欠款人。如在9月16日前剩余款到位，我方将不予中止合同，但其余事项另做文书，双方共同遵守协商执行。本次审理中，原告对上述《催收照会》涂抹部分内容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大恒终字2020064号终止鉴定告知书：由于检材不具备检验条件，无法出具明确鉴定意见，致使本次鉴定终止。针对案涉《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2民终745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该份合同约定转让的标的物系尚未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建筑物，该合同因标的物不具有合法性，应当认定为无效，判决驳回了代书珍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根据原告提供的交易明细、业务回单、借记卡明细对账单，案外人宋文学于2011年7月21日向案外人张杰转款200,000元，案外人张海牛于2011年6月12日分四笔分别向张杰转款50,000元，于2011年6月15日向张杰转款100,000元，于2011年8月18日向张杰转款50,000元，于2012年11月7日向张杰转款100,000元，于2013年6月14日向张杰转款10,000元，于2013年7月12日向张杰转款50,000元，于2013年9月29日向张杰转款200,000元，于2013年10月14日向张杰转款200,000元。第三人武玉成于2011年9月6日向张杰转款50,000元，于2011年9月27日向张杰转款50,000元，于2012年4月10日向张杰转款300,000元，于2013年1月1日向张杰转款150,000元，于2013年4月12日向张杰转款100,000元，于2013年4月16日向张杰转款100,000元，于2013年6月18日向张杰转款50,000元，于2013年7月25日向张杰转款50,000元，于2013年8月12日向张杰转款100,000元，于2013年9月9日向张杰转款50,000元，于2013年11月8日向张杰转款50,000元，于2013年12月20日向张杰转款50,000元。原、被告认可上述案外人系替原、被告转款、收款。被告主张上述共计2,210,000元，其仅收到2,050,000元。原告主张，除上述转款外，其还指定第三人代原告以一辆车抵顶300,000元，其余款项由第三人代原告以现金方式向被告支付。第三人认可原告的主张。针对案涉《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被告主张实际转让土地面积6000平方米，厂房仅1000多平方米，为了多得动迁补偿款，应第三人要求将房屋面积改成了4800平方米，双方真正约定的转让价格为2,750,000元，而非4,700,000元。原告则主张合同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认可转让时厂房面积为1000多平方米，但其主张其计划建到4000多平方米，并在自行建到3000多平方米时被叫停。原告认为合同中4,700,000元是基于存在未来房屋会被拆迁获得补偿的期待权，双方就交易价格作出的真实意思合意。2018年3月27日，被告翟国强（作为乙方）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前关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2004年11月15日，甲方所属企业大连前关实业总公司将其下属工程队闲置房屋490平方米及7453平方米土地分别转让和租赁给乙方，之前于2004年6月9日大连前关实业总公司又将邻近的10亩土地租赁给乙方。乙方受让房屋和承租土地后，进行建厂经营。甲方为了建设“三新工程”将包括乙方承租土地在内的土地予以收回，并对乙方投资建设的地上建筑物等附属设施及相关的资产予以征收补偿。为此，甲乙双方就甲方征收乙方资产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征收资产情况。乙方在征收范围内的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等资产情况及价值见资产咨询报告。（在一审法院庭后要求被告提供该资产咨询报告时，被告称其无法提供）二、补偿金额。1、经甲、乙双方协商确认，甲方对乙方全部资产征收及全部权益一次性的补偿金额为人民币23,850,000元，除此之外，甲、乙双方之间再无任何未解决的事宜，即使有遗漏也视为全部补偿，乙方再无任何理由向甲方就此次资产征收主张任何权利。……协议另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被告提供的“翟国强动迁补偿费情况确认表”记载，动迁补偿费总额23,850,000元，已支付金额12,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因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7458号民事判决对案涉《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认定为无效，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翟国强应向原告返还已支付的转让款。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应返还款项数额及利息的认定问题。首先，根据《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的约定，转让的房屋建筑总面积4800平方米，转让款4,700,000元。被告对该合同真实性未予否认，但认为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基于合同签订时转让房屋仅1000余平方米的事实双方实际约定转让价格为2,750,000元，原告认可签订协议时房屋总面积并未达到4800平方米，主张转让价款系基于被告承诺其在受让土地后可自主在5000平方米范围内增建房屋，待拆迁时可得巨大补偿利益的前提下双方协商确定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原、被告双方在合同注明的对价外又另行约定了履行的实际转让价款，被告应举证予以证明，现被告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双方对案涉厂房的转让款另有约定。且被告主张实际约定转让价格为2,750,000元，但其认可在出具《催收照会》前已收到原告给付的1,600,000元，结合《催收照会》中被告主张原告尚欠的1,220,000元，被告实际上认为的转让价格为2,820,000元，与其主张的2,750,000元亦存在矛盾，且未作出合理解释。原告主张其签订协议后在案涉场地加盖了近3000平方米厂房，对此未能提供证据，但依据2018年3月27日被告作为案涉房屋的被拆迁补偿的主体，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前关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确定“全部资产征收及全部权益”一次性补偿金额为23,850,000元，被告已实际获得了12,000,000元的补偿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有能力对实际拆迁房屋的面积进行举证，而被告在一审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间内明确表示不能提供相关证据，结合该《协议书》中“于2004年6月9日大连前关实业总公司又将邻近的10亩土地租赁给乙方（被告）。乙方受让房屋和承租土地后，进行建厂经营”的表述，可以认定原告在受让案涉土地后存在扩建房屋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出双方基于拆迁后可得利益而确定转让价格的主张具有较高可信度。被告提出双方实际约定转让款2,750,000元，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其次，根据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催收照会》，被告催收剩余转让款为1,220,000元整。被告主张《催收照会》记载“欠款人前期付的（涂抹）转让费”，该涂抹部分的内容系原告实际已付的款项，并主张《催收照会》交付给原告后被涂抹，原告主张其收到《催收照会》时该处已被涂抹。经过鉴定程序，涂抹部分的内容无法得出鉴定结论，不能还原该句话涂抹前的完整意思；从行文格式及涂抹形态上看，被告提出涂抹的内容系已付款金额的主张具有不确定性，涂抹的空档约为两个字的间隔，《催收照会》中关于款项的数字均为汉字表述，若如被告所述涂抹处为原告所付款项的记录，届时被告已认可原告实际支付200余万元，而涂抹处的间隔不能正常书写此内容，故无法得出涂抹掉的就是原告实际支付款项的结论。根据原告提供的流水明细，原告通过案外人向被告指定账户支付共计2,210,000元，被告认为其并未收到2011年8月18日、2013年6月14日、2011年9月6日的款项，但其并未提供完整银行流水以证明该三笔存款未支付成功，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通过转账的方式向被告付款2,210,000元予以确认。根据第三人陈述，其通过现金方式及车辆抵顶方式，代原告向被告支付剩余款项。针对已付款项数额一节，原告除转账记录外，仅有第三人的陈述，而第三人又未能提供具体的支付时间、款项来源，证明力上存在一定瑕疵，但基于被告已多次确认《催收照会》中催收的是全部剩余款项，在转让合同可以证明双方约定转让款4,700,000元，《催收照会》可以证明被告认可原告尚欠1,220,000元的情况下，结合第三人的居间地位，一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其除转账外还以现金等其他形式向被告支付的主张予以认可，推断截至催收照会形成时，原告已支付金额为3,480,000元。在2013年9月9日作出《催收照会》后，武玉成、张海牛又代原告向被告方张杰银行转账550,000元，被告对此亦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因履行《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共向被告支付4,030,000元对价，被告应向原告返还。最后，关于原告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由于案涉《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被确认无效，原告对签订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亦存在过错，故该部分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对原告主张被告赔偿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翟国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代书珍转让款人民币4,03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项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代书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22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0,228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19,353元，由被告负担40,87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翟国强应返还的转让款的数额问题。代书珍主张其基于与翟国强签订的《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已向翟国强支付土地及房屋转让款470万元，翟国强则认为案涉《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中载明的土地及房屋转让款470万元系虚假的，实际应为275万元，代书珍实际仅向其支付20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代书珍基于《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进而向翟国强主张返还已支付的转让款，故其应首先举证证明其已向翟国强支付的转让款的数额，举证责任应归于代书珍。对此代书珍提举《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用以证明该合同约定的转让款为470万元；对于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其提举通过宋文学、张海牛、武玉成向张杰转账的银行转款凭证以及《催收照会》等书面证据。代书珍认为《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款为470万元，2013年9月9日《催收照会》出具之日扣除已付款后其剩余的转让款为122万元，之后其又通过转账、现金等方式支付剩余的转让款。对于该《催收照会》，代书珍及翟国强均认可该《催收照会》系翟国强张贴至案涉场地内，该《催收照会》载明：“催收剩余的转让款壹佰贰拾贰万元整，……欠款人前期付的（涂抹）转让费将作为近四年时间，使用我方一千多平方米的房屋和六千多平方米场地的赔偿金……”，即该证据形式上存在涂抹部分。翟国强主张其张贴时并不存在涂抹部分，系其张贴之后被代书珍涂抹，而代书珍则主张其收到时该处已被涂抹。基于该《催收照会》对于本案认定事实的重要性，代书珍就涂抹部分申请进行鉴定，但因不具备检验条件，被鉴定机构退鉴。现有条件下，只能对形式上存在瑕疵的《催收照会》进行分析。如《催收照会》上涂抹部分系已付转让费的具体数额，则结合其上记载的剩余转让款122万元，可明确证明转让费的总额。如《催收照会》上涂抹部分并非已付转让费的具体数额亦或其他无关紧要的内容，则无需进行修改涂抹，故可认定该涂抹部分对于已付转让费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不能仅以《催收照会》中剩余转让款“壹佰贰拾贰万元”系大写的文字书写，就否认涂抹的两个字符部分并非实际支付的款项数额。另外，该《催收照会》系翟国强出具，但在本案庭审时，系由代书珍作为对其有利的证据使用，故应由代书珍对涂抹部分作出合理的解释，如翟国强在张贴《催收照会》时该证据上即存在涂抹的痕迹，代书珍理应向翟国强提出，要求翟国强作出合理说明，但尽管代书珍在收到《催收照会》后仍通过转账方式向翟国强付款，代书珍对于是否之后曾要求翟国强对《催收照会》涂抹部分作出说明并未举证证明。故对于形式上存在瑕疵的《催收照会》应辩证看待，不能仅依据该《催收照会》上载明的“剩余转让款122万元”即得出代书珍在《催收照会》出具时向翟国强支付的已付款数额，尚需结合其他证据来认定代书珍已支付给翟国强的款项数额。关于代书珍已付款的数额及方式，代书珍认为其已向翟国强支付470万元，具体包含其通过宋文学、张海牛、武玉成向张杰转款共计221万元，其余款项由武玉成代替代书珍以车抵款30万元以及武玉成向翟国强分多次支付的现金。对于代书珍通过他人向翟国强指定的收款人张杰转账的数额，有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翟国强虽仅认可其收到205万元，但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其未收到差额16万元，且对收到的该笔差额16万元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代书珍通过他人转账的221万元予以认可。对于代书珍主张的通过武玉成以车抵款的30万元以及现金方式支付的219万元，除了武玉成的陈述外，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武玉成对于以车抵款中的车辆未能说明车辆的号牌、来源、以车抵款的时间、是否存在以车抵款协议、是否过户登记等；对于现金给付的219万元亦未说明给付的时间、地点、每次给付的现金数额、分几次给付等，尤为重要的是对于以车抵款及现金给付的款项数额巨大，但代书珍亦或武玉成并未提供翟国强出具的相关收到车辆或现金的收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仅凭武玉成的陈述，不足以证明其代替代书珍向翟国强进行以车抵款及现金支付款项。纵观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代书珍因履行《厂房及工业用地转让合同》共向翟国强支付221万元，翟国强对此应予返还。综上所述，翟国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88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88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翟国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代书珍转让款人民币2,210,000元；三、驳回代书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项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22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0,228元（代书珍已预交），由代书珍负担35,556元，翟国强负担24,6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228元（翟国强已预交），由代书珍负担35,556元，翟国强负担19,6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欢审判员 陈 伟审判员 王迎春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