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2民终30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翟红禄，女，195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术丛，天津津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市江山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区开发区瑞和道。法定代表人：李龙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曼，天津宝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士敏，女，1955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霞，天津华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翟红禄、天津市江山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士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8民初4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红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遗漏当事人冯大伟，应当将其追加为本案第三人，本案所涉股权系冯大伟、黄士敏赠与上诉人的；案涉股权变更系冯大伟一手操办的，冯大伟、黄士敏系夫妻关系，该5%股份赠与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已将其所持江山公司30%股份无偿转让给李龙云，所转给李龙云的股份中包含本案所受赠的5%股份，上诉人作为公司原始股东，现仅占有5%股份，应系合法占有。江山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但一审并未审查黄士敏是否为案涉股权合法所有人，黄士敏仅为挂名股东，其所持股权实际由冯大伟所有；本案纠纷发生在股东和公司之间，属于公司内部股权纠纷，工商登记不能作为公司内部确认股权归属的依据；黄士敏从未进行过出资、增资，从未参与公司经营决策，也未行使过股东权利，不是上诉人公司股东。黄士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不同意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翟红禄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表见代理只是翟红禄单方陈述，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冯大伟达成赠与意思表示，根据（2013）静刑初字35-1刑事判决，不存在冯大伟赠与翟红禄的事实，不存在表见代理。黄士敏、冯大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按20%、15%分别持有股权，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黄士敏不知情被冒名的情况。黄士敏对2009年工商登记不知情，刑事判决中翟红禄也多次确认黄士敏持有15%股权事实，只是为了取得谅解将30%股权全部转给报案人李龙云，另5%因为不属于自己因而没有转让，刑事案件过后将损失转嫁给黄士敏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江山公司对争议股权并没有实体权利，无权提出上诉，只有根据判决结果履行配合义务，对于诉争股权归属没有独立请求权。黄士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2009年10月13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翟红禄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将黄士敏持有的5%股权变更至翟红禄的工商变更无效；2.请求依法确认黄士敏持有江山公司5%股权，股权价值100万元；3.判令翟红禄协助黄士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5%股权变更至黄士敏名下，江山公司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4.诉讼费用由翟红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0月13日，“黄士敏”与翟红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士敏为出让方，翟红禄为受让方，协议约定出让方同意将其在江山公司中占有的5%的股份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接受出让方在江山公司中占有的5%的股份转让。该协议出让方签字处签有黄士敏的名字。2014年7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静刑初字第35-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了以下事实：江山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2003年3月，该公司股东变更为翟红禄、冯大伟、黄士敏、李静云、李龙云五人，股份各占20%。其中翟红禄为法定代表人、经理、负责保管公司印章，冯大伟为董事长，李静云为监事。2007年3月，江山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2000万元，各股东所占股份分别为翟红禄30%，冯大伟20%，黄士敏15%，李龙云22.5%，李静云12.5%。2009年10月，为了方便贷款，冯大伟告诉翟红禄欲将江山公司的股东变更至其二人名下，后瞒着公司其他股东于同年10月13日，通过赵洪明委托工商登记部门相关人员将江山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冯大伟和翟红禄二人。其中原李静云、李龙云二人35%的股份和黄士敏10%的股份被转到冯大伟名下，黄士敏另5%的股份转到翟红禄名下。2009年10月13日，江山公司变更工商登记过程中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和变更登记申请书等文件中的签名均不是江山公司股东本人签署。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2018年4月25日，翟红禄将其持有的江山公司10.71%的股权转让给李静云，19.29%的股权转让给李龙云，翟红禄持有江山公司股权比例变更为5%。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体现了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黄士敏与翟红禄均认可2009年10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黄士敏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也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签名不是江山公司股东本人签署，黄士敏对协议内容亦不追认，故该协议并非黄士敏真实意思表示。现黄士敏要求确认2009年10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翟红禄关于协议有效的抗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江山公司关于黄士敏不具有股东资格的抗辩意见，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翟红禄应配合黄士敏将登记在翟红禄名下5%的江山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黄士敏名下，江山公司予以协助。关于翟红禄申请追加冯大伟为第三人的意见，因本案事实已有生效判决确认，且翟红禄未提交足以推翻生效判决的证据，故对其追加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黄士敏与翟红禄于2009年10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翟红禄配合黄士敏将登记在翟红禄名下5%的江山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黄士敏名下，江山公司予以协助。案件受理费40元，由翟红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翟红禄提交了证据：1.2018年4月25日股东会决议，证明翟红禄就是公司股东；2.2018年4月25日公司章程，证明翟红禄有5%股权，黄士敏十几年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经质证，江山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两份证据形成的背景是李静云、李龙云在一审法院起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案件法院判决之后，持判决在工商部门办理相关的股权变更手续，冯大伟和翟红禄进行了配合，实际是履行生效判决的过程。黄士敏认为，对证据形式上真实性没异议，只是为了配合法院进行股权变更形成，形成的时间是2018年，无法证明翟红禄所说2009年股权转让存在赠与或被冒名的情况，与本案无关。江山公司提交了证据：黄士敏与冯大伟的离婚协议书，证明黄士敏对冯大伟2009年股权变更事实知晓且认可。经质证，翟红禄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根据协议第5条可以表明江山公司所有的股份经过协商都归冯大伟所有，冯大伟自愿在应收账款和其他公司收益中补偿给黄士敏。黄士敏对证据真实性没异议，2012年10月16日冯大伟已经案发，根据工商登记就是有65%的股权登记在冯大伟名下，黄士敏已得知冯大伟、翟红禄隐瞒自己将股权进行变更的情况；第5条除记载工商登记的情况，还写明黄士敏在江山公司占有股权35%，当时的意思是冯大伟名下65%股权只有35%是属于冯大伟和黄士敏，是可以支配的，冯大伟当时自愿将其名下20%股权给予黄士敏，确认了黄士敏占有股权35%。本院经审查认为，翟红禄和江山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股权归谁所有。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生效刑事判决，2009年10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黄士敏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黄士敏对协议内容亦不予追认，故该协议并非黄士敏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翟红禄主张该股权系冯大伟、黄士敏对其赠与，缺乏相应证据支持，经本院向冯大伟本人核实，其亦表示从未有赠与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则翟红禄依据协议取得的股权应当予以返还合同相对人也即该股权原登记的股东黄士敏。对于江山公司主张该股权实际归冯大伟所有，对此江山公司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其主张，冯大伟亦对案涉股权归黄士敏所有不持异议，故一审判决将股权返还至黄士敏名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翟红禄负担80元，上诉人天津市江山工贸有限公司负担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维娜审判员  刘爱民审判员  房利甲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梁哲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