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79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宏钊。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焕芳。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璐，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玉丽。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丹，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灿豪，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宏钊、吴焕芳因与被上诉人罗玉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5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宏钊、吴焕芳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璐、向劲，被上诉人罗玉丽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灿豪、马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宏钊、吴焕芳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罗玉丽的诉讼请求；3.案件诉讼费用由罗玉丽承担。（一）股权是否代持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应当作为本案争议的焦点，股权不属于夫妻共有。唐宏钊一直认为广州市赛思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思达公司）是由其父亲创业所设，其股权的原始资金来源是其父亲，在法律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唐宏钊错误认为股权最终属于其父亲所有。唐宏钊在婚前也就是2004年赛思达公司设立之初就已经完成了股权的原始取得，股权份额为1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唐宏钊是登记在册的股东，有权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至于能不能最终发生股权变动的效果是取决于合同标的是否完成最终交付（就股权来说登记才对外发生股权变动的效果），因此代持是否成立根本不会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导致一审法院错误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一部分原因是唐宏钊及其原代理律师均未认清股权的本质。（二）股权所涉各项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唐宏钊转让股权不需要征得罗玉丽同意，一审判决错误认为未经罗玉丽同意转让股权是属于无权处分。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夫妻一方的股权在对外转让时不需要得到未登记一方同意，未登记一方不能对抗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婚前的股权不会因结婚而自动就转变为共有，唐宏钊婚前原始取得的10%份额的股权并非夫妻共有，至于是否享有收益以及收益如何分配根本不是本案确认合同效力之诉应当审理的范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过程中没有分清“股权收益”及“股权”本身之间的区别。2.现有司法实践中包括最高院、各级法院的判例也认为即便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股权，一方转让股权也不需要获得配偶的同意。3.唐宏钊婚前已经完成了股权的原始所得，份额也从未发生改变，其所取得的股权如若增值也属于个人财产，转让不会损害罗玉丽的利益，也不能作为合同无效的事由。（三）一审法院没有正确区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差别，法律适用存在严重错误。股权转让合同本身只是形成一个合同之债，认定效力仅仅需要考虑股权转让合同本身民事主体是否适格，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协议内容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显然，本案的股权转让合同满足以上所有条件，应属有效。1.罗玉丽最终的诉讼请求并没有主张要求分割股权或者分割股权收益及分红，本案是单纯的确认合同效力之诉，实际上只需要考虑合同本身是否无效。案涉的股权转让合同是负担行为而非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是指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承担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之义务的法律行为，而股权转让是需要进行工商登记才发生权利变动的效果，因此股权转让合同本身并不直接发生某项权利移转或消灭效果的行为，即合同本身不是处分行为。股权转让合同的首要义务是确定某项给付义务，产生合同之债的债务关系，并具体确定了唐宏钊需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吴焕芳需要支付价款的义务，有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有没有支付完价款都不会影响合同本身效力，而处分行为是对于是否真正能够发生权利变动的原因及判断。因此，在确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时，不应当适用原婚姻法中对于共有财产处分行为的相关规定。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当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七条规定，出卖人没有处分权根本不会影响合同的效力，只是可能影响最终所有权的转移，这也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重要区别。因此，即便本案股权收益是属于夫妻共有，股权转让合同(参考买卖合同)发生了无权处分的情况，合同本身也应为有效。（四）一审判决认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证据不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本案不存在罗玉丽所主张的存在不合理低价转让的情况。罗玉丽在离婚案件中已明确阐述对公司股权的处理原则性标准即涉及股权价值时，应当按照公司注册资本核算股权价值。罗玉丽辩称，（一）案涉股权是属于唐宏钊所有的，不构成股权代持。（二）唐宏钊将股权转让给吴焕芳是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罗玉丽的利益，转让合同无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罗玉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唐宏钊与吴焕芳于2018年4月18日签订的《赛思达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2.吴焕芳将赛思达公司10%股权回转给唐宏钊；3.本案诉讼费用由唐宏钊、吴焕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宏钊与吴焕芳为母子关系，与案外人唐树松为父子关系；吴焕芳与案外人唐树松为夫妻关系。2004年10月，赛思达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唐宏钊、吴焕芳、唐树松分别出资5万元、5万元、4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10%、10%、80%。2006年4月3日，唐宏钊与罗玉丽登记结婚。2008年4月23日，唐宏钊、吴焕芳、唐树松分别以股东名义签署了《赛思达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决议：1.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原来的50万元增加到350万元，唐树松、吴焕芳、唐宏钊分别增资240万元、30万元、30万元。持股比例不变。2.同意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由原来的唐宏钊变更为唐树松。3.选举唐树松为执行董事，免去唐宏钊的执行董事职务。2008年4月23日，案外人唐某向唐宏钊、吴焕芳的账户内各转入300000元。同日，唐宏钊、吴焕芳各自将300000元转入赛思达公司的账号内。上述转款，在银行进账单均备注为：投资款（增加投资）。2008年4月24日，中国农业银行联行来账凭证客户入账通知记载，唐宏钊、吴焕芳分别向赛思达公司转入300000元，附言中注明增资款。2008年5月5日，广州市源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确认2008年5月5日之前，唐宏钊、吴焕芳、唐树松已缴足赛思达公司新增注册资本300万元，其中唐宏钊增资30万元，吴焕芳增资30万元，唐树松增资240万元，资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350万元。赛思达公司增资后各股东股权不变，唐宏钊、吴焕芳、唐树松的股权仍分别为10%、10%、80%。2018年1月10日，唐宏钊与唐树松签订《委托代持股权确认书》，内容为：唐树松2004年全额出资投资赛思达公司，为便于设立有限公司及运营，本着平等自愿原则，在基于父子关系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唐树松委托唐宏钊代为持有唐树松部分股权，双方确认如下：1.唐树松于2004年9月对赛思达公司全额出资人民币50万元，自愿委托唐宏钊作为其中人民币5万元出资（该出资占赛思达公司10%的股权，下称“代持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唐宏钊自愿接受唐树松的委托并代为行使相关的股东权利义务。2.赛思达公司于2008年4月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该300万增资款全部由唐树松支付，唐宏钊仍自愿代持唐树松在赛思达公司10%的股权（对应出资人民币35万元）。3.唐宏钊受托处理本协议项下所有委托事务均无需唐树松向其支付报酬，唐宏钊处理本协议项下所有委托事务支出的税费均由唐树松承担。4.唐树松作为赛思达公司的实际出资者，对代持股权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和投资收益；唐宏钊作为代持股权的受托人，仅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接受唐树松的委托，名义持有代持股权，但不享有代持股权所涉及的任何股东权利和收益。5.赛思达公司经营产生的亏损中与代持股权对应的亏损均实际由唐树松承担，唐宏钊不承担赛思达公司与代持股权对应的经营亏损。6.代持股权以唐宏钊名义进行工商登记，但不改变唐树松为代持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和权益享有人的法律事实基础。7.在委托持股期限内，唐树松有权将代持股权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届时涉及到工商变更股权的相关文件和手续，唐宏钊须无条件配合办理。8.唐树松、唐宏钊双方确认，获得代持股权应缴纳的出资款全部由唐树松支付，唐树松将代持股权转移至自己或第三人名下后，代持关系结束，唐宏钊不得就代持股权向唐树松主张任何权利。9.唐宏钊声明并保证，唐树松依股权代持关系向唐宏钊支付的出资款、增资款以及唐宏钊为唐树松代持的股权及对应的股利等均非唐宏钊的财产，唐宏钊应严格将该等资金资产与唐宏钊的自有财产进行隔离管理，并确保该等资金资产不会被视为唐宏钊的自有财产被分配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等。2018年4月18日，唐宏钊与吴焕芳签订《赛思达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唐宏钊将其持有赛思达公司10%的股权以35万元转让给吴焕芳，在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向唐宏钊支付股权转让款，唐宏钊转让其股权后，其在赛思达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吴焕芳承担。2018年4月18日，唐宏钊、吴焕芳、唐树松召开赛思达公司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成员3人，出席由本次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公司股东100%表决权，所作出的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100%同意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内容如下：一、同意将唐宏钊名下的股份全部转回吴焕芳名下。2018年4月26日，赛思达公司的股东由唐宏钊、唐树松、吴焕芳变更为唐树松、吴焕芳。2018年6月27日，罗玉丽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唐宏钊离婚。2018年8月17日，因唐宏钊提起管辖权异议，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裁定将案件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2018年10月19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罗玉丽与唐宏钊离婚纠纷一案。庭审中，证人唐某出庭作证称：其与案外人唐树松为同胞兄弟，2008年4月23日，唐宏钊、吴焕芳在赛思达公司各人的增资款是本人根据唐树松的指令从其个人账户划拨至唐宏钊、吴焕芳的个人账户上。罗玉丽拟证明赛思达公司在官方网站上标明公司拥有10万平方米厂房，产品远销海外，并获得多项技术认证和社会荣誉，拥有多个实用及外观专利，在唐宏钊转让股权时，公司股权价值远超2008年增资扩股时价值，唐宏钊转让股权价格明显偏低，有失公允；公司员工众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并且于2010年产值已近亿元，提供了赛思达公司简介、企业文化介绍、荣誉、公司法定代表人简介。唐宏钊、吴焕芳质证认为，对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网站都是自行制作，是为了宣传有时候会夸大宣传进行营销的。另，2018年1月10日，唐树松（委托方，甲方）与吴焕芳（受托方，乙方）签订《委托代持股权确认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赛思达公司10%股权，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等。以上事实，有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股权转让合同、委托代持股权确认书、银行进账单、银行来账凭证客户入账通知、证人证言、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简介、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一、唐宏钊是否为赛思达公司的股东。二、唐宏钊在赛思达公司的10%股权是否为唐树松代持，是否属于唐宏钊个人财产。三、唐宏钊与吴焕芳2018年4月18日签订的《赛思达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其效力的认定。一、唐宏钊是否为赛思达公司的股东。首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对公司实际出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工商登记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同时还需要根据当事人实施的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本案，唐宏钊作为赛思达公司10%股权登记股东，在公司设立和2008年公司增资时，其出资系从其名下账户进入赛思达公司的验资账户，虽然证据显示增资款是由唐某（唐宏钊叔叔）分别汇入唐宏钊、吴焕芳的账户，汇款金额也与增资金额相符，但唐某向唐宏钊、吴焕芳汇款并没有注明款项性质，而在汇款客户栏却注明为代唐宏钊、吴焕芳转款，并未表明其或代唐树松出资的意思表示，也未表明该款为出资款；反观，唐宏钊、吴焕芳向赛思达公司转账的记录中明确备注该款为投资款（增加投资）。虽然证人唐某出庭作证，证明其转入唐宏钊、吴焕芳各30万元的增资款是受唐树松的委托，但唐某与唐树松为兄弟关系，其证言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推定为唐宏钊、吴焕芳的增资款是由唐树松出资。退一步说，即使该款是由唐树松转入唐宏钊、吴焕芳的账户，也不排除唐宏钊、吴焕芳与唐树松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不能当然以资金的来源确定股东身份。综合上述理由，一审法院确认唐宏钊、吴焕芳为赛思达公司的股东。二、唐宏钊在赛思达公司的10%股权是否为唐树松代持，是否属于唐宏钊个人财产。首先，唐树松与唐宏钊为父子关系、与吴焕芳为母子关系，唐某与唐树松为亲兄弟关系，唐某虽然在庭审中出庭作证，证明其转入唐宏钊、吴焕芳各30万元的增资款是受唐树松的委托，但基于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故对其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唐树松已是赛思达公司80%股权的股东，在其持有股权的情况下，再委托其儿子唐宏钊代持10%，显示与常理不符。第三，赛思达公司于2008年增资，唐宏钊对赛思达公司增资行为是发生于罗玉丽与唐宏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唐宏钊在增资时就应当向罗玉丽披露其在赛思达公司持有的股权是代其父亲唐树松持有，而不是在增资后，长达12年之久即在罗玉丽与唐宏钊感情发生变故的2018年1月10日才与被代持人其父亲唐树松签署代持协议，有违常理。综上，在唐宏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增资行为发生后，在合理期间已通过书面或其他行为向罗玉丽表明该增资行为属于代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唐宏钊所持的赛思达公司10%的股权为代持，唐宏钊持有赛思达公司的10%股权为罗玉丽与唐宏钊的夫妻共同财产。三、唐宏钊与吴焕芳2018年4月18日签订的《赛思达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其效力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罗玉丽与唐宏钊为夫妻关系，唐宏钊于2018年4月18日签订的《赛思达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将唐宏钊持有的10%股权回转给吴焕芳，明显是唐宏钊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处分，基于上述处分行为是发生于2018年4月18日，与罗玉丽于2018年6月27日向唐宏钊提起离婚诉讼的时间仅相差两个月，而且在罗玉丽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股权回转给其母亲吴焕芳，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其行为明显存在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了罗玉丽的合法财产权益，故唐宏钊与吴焕芳签订的《赛思达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无效合同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吴焕芳依无效的合同取得唐宏钊10%股权依法应回转给唐宏钊。罗玉丽请求吴焕芳将赛思达公司10%股权回转给唐宏钊，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唐宏钊与吴焕芳于2018年4月18日签订的《赛思达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吴焕芳将其持有赛思达公司10%股权变更至唐宏钊名下。一审案件受理费16006元、保全费1745元，由唐宏钊与吴焕芳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唐宏钊、吴焕芳提交离婚案件的《民事起诉状》作为证据，证明罗玉丽对于公司股权的处理也认为是按照注册资本的百分比进行核算股权价值。经质证，罗玉丽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认可的，但是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不是同一家公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因存在唐宏钊与吴焕芳恶意串通的情形而无效。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唐宏钊作为赛思达公司的股东对其名下的股权享有处分权。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具有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工商登记的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此外，在股权流转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因此，唐宏钊作为登记股东对外签署协议进行股权处分，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第二，唐宏钊将持有的赛思达公司10%股权作价35万元转让给吴焕芳，转让价格与赛思达公司10%股权对应的原始出资5万元及后续增资款30万元相对应，考虑到吴焕芳与唐宏钊之间为母子关系、赛思达公司为家族企业的特征，该股权转让价格具有合理性，不属于存在明显低价转让股权的情形。此外，罗玉丽也未能证明在这一股权变更过程中，存在唐宏钊与吴焕芳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因此，罗玉丽主张唐宏钊与吴焕芳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恢复股权的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如罗玉丽认为其基于夫妻关系对案涉股权的出资额或转让所得享有权利，应另循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唐宏钊与吴焕芳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570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罗玉丽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06元、诉讼保全费1745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16006元，均由被上诉人罗玉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蒙 刚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汪 毅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胡惠玲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