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4民终8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曾用注册名：贵州贵安电子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安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2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061044664Y。法定代表人：王万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语、田芳霞，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贵安新区智慧虚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安新区贵安综合保税区北斗湾V谷创意园S16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MA6GQ1RC7E。法定代表人：吴展雄，系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学诚笃学路9号国家计算机深圳中心科研楼5层B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26524146F。法定代表人：吴展雄，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吉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公司”）与上诉人贵州贵安新区智慧虚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虚拟公司”）、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眼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3民初1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产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维持一审法院第一项、第二项判决；2.请求贵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贵州贵安新区智慧虚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立即向上诉人支付一审律师费人民币11万元，被上诉人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律师费由被上诉人贵州贵安新区智慧虚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主张律师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因实现债权产生相应律师费，故对上诉人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根据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回顾显示，本案于2020年7月13日上午10点27分在高峰法庭开庭审理，在第一次庭审进行到第55分钟17秒时，上诉人的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律师费发票等证据，被上诉人回复针对发票不进行质证，一审法院法官询问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有无异议，被上诉人回复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因实现债权产生相应律师费与事实不符，请贵院依法改判。上诉人智慧虚拟公司、眼界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关键事实没有查清，对掌握在被上诉人处的关键直接证据没有进行调查。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本案所涉项目合作事项的一系列书面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以证明涉案合作事项的整个进程。在涉案合作事项中，被上诉人占据着强大的优势地位，合作中的事项决策主要以被上诉人及其上级贵安新区党委通过召集会议的方式做出，会后再由上诉人按照会议精神制作出请示向其报告。虽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发送的请示没有书面的回应，但一是其在收到电子邮件后从来没有过拒绝或提出不予接受，这是一种默认行为，并且在实际履行中的行为也是与电子邮件所显示的内容相符的；二是每次会议被上诉人及其上级贵安新区党委都是有正式记录的，是有形成正式会议纪要的，并且贵安新区的工作会议纪要有正式的办公系统予以记录和存放，这可以证明以下事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形成的是共同投资的合作关系，而最后签订的所谓买卖合同只是规避国企管理、加速项目进程的合作措施，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是买卖设备。被上诉人及其上级贵安新区党委处所做和存放的有关会议纪要是本案的关键的直接证据，对查清本案事实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被上诉人对此证据不予提交，原审法院对此证据也没有进行调查。由于此项证据保存在被上诉人处，由被上诉人掌握和控制，被上诉人不予提交，应当推定该证据对被上诉人不利，应当确认上诉人的主张成立。二、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所有电子邮件往来等电子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错误。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所有电子邮件的往来均与本案所涉合作项目有关，均是围绕共同投资的项目的具体合作方式来沟通的内容。被上诉人截取双方合作中的一个片断来起诉和提交证据，不能展现关于双方共同投资合作项目的完整事实，上诉人抗辩主张被上诉人提交的买卖合同只是整个合作中变通共同投资方式的虚假意思表示，把这些电子证据提交法院用以证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证明最终签订的买卖合同是虚假意思表示，显然是有关联性的。上诉人提交的电子证据及其内容展现了双方就共同投资合作方式发展变化的整个清晰过程，是与本案有关的间接证据。间接证据证明事实需要一定的逻辑推导和判断，但间接证据本身并不意味着没有关联性，法律也没有规定只有直接证据才是有关联性的证据。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电子证据往来的联系人中有几位在第一次开庭时就在庭审现场，其在当场也确认了其是有关电子邮箱的使用人。在第二次开庭时被上诉人也当庭确认了有关电子信箱使用人为被上诉人员工的真实性。三、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自己做出的确认涉案项目共同投资和清算的会议纪要，也确认为无关联性，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在涉案项目烂尾后，被上诉人多次与上诉人沟通就双方共同投资的涉案合作项目进行清算退出事宜，并且在2019年5月双方就此专题会议后，形成并向上诉人发送了编号为贵安电综专记[2019]7号的会议纪要。在该会议纪要中，被上诉人明确确认了涉案合作项目的共同投资和清算的事实，与上诉人共商对该项目损失的共同承担方案，并且明确最终方案报贵安新区党工委政治部审定。原审法院对这份时间发生在所谓买卖合同之后、为解决整个合作烂尾事宜而沟通、在内容上直接确认双方共同投资的证据视而不见，直接确认为没有关联性的证据，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错误。四、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销售合同》、《保证合同》认定为并非一致意思表示，而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一式相同的《销售合同》、《保证合同》认定为意思表示一致，自相矛盾。被上诉人据以起诉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贵安新区智慧党建基地项目软件系统及硬件系统销售合同》（合同编号：GADT-TZ-DB-第001号）、《保证合同》（合同编号：GADT-TZ-DB-第003号），与上诉人提交的《贵安新区智慧党建基地项目软件系统及硬件系统采购协议》、《贵安新区智慧党建基地项目软件系统及硬件系统销售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中的《贵安新区智慧党建基地项目软件系统及硬件系统销售合同》、《保证合同》，是同时签订、内容相同的一式合同。上诉人提交的这4份合同，被上诉人也均同样持有，但上诉人起诉时，仅据以其中的《销售合同》和《保证合同》断章取义。对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同的《销售合同》和《保证合同》，原审法院居然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上诉人提交的同样的合同并非是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按照原审法院对《销售合同》、《保证合同》并非双方一致意思表示的认定，应当对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五、从《贵安新区智慧党建基地项目软件系统及硬件系统采购协议》、《贵安新区智慧党建基地项目软件系统及硬件系统销售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等4份合同综合来看，形式上构成上诉人的自买自卖，这在商业逻辑上和生活常识上都是荒唐的。《采购协议》、《销售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这4份合同，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同时签订的，因其是双方就共同投资的合作项目，为规避国企管理规定、加速项目进程而做的变通方式，买卖、担保等意思表示均是虚假的意思表示，所以综合这4份合同来看，上诉人把自己生产制造的设备卖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再加价原封不动卖给上诉人，并且在实质上该设备根本上未经被上诉人之手，双方只是在合同上签字履行程序，实现的不可能是买卖合同的目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自买自卖不是转移所有权，其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不成立的。更重要的是，《采购协议》中被上诉人所应当支付的款项与所对应的设备的实际价值并不是对应的，而是与被上诉人在共同投资中应当投资的金额相一致的，这印证了双方签署的有关双重买卖和担保的4份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买卖和担保，其只是共同投资的变通。再者，被上诉人是一个投资公司，其本身一不会生产制造设备，二不经营买卖设备业务，三其主要的业务是投资，平白无故作为设备卖方，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六、双方就共同投资涉案合作项目成立了合资公司，明确证明双方对涉案项目共同投资的事实，被上诉人未对合资公司出资是因为对双方共同投资的合作变通了方式，原审法院对双方为何未以合资公司继续运营合作的事实未予查明。双方成立合资公司是为了运营共同投资涉案合作项目，但因被上诉人提出因规避国企管理规定、加速项目进程，需要对共同投资的形式进行变通，这个变通决定是被上诉人召集会议作出的，上诉人依据会议精神做出了请示发送给了被上诉人，这在上诉人提交的电子证据中有所反映，原审法院对此事实没有查明。七、上诉人应贵安新区方邀请参加智慧党校的建设，就其中的智慧党建部分为其提供硬件、软件、数字内容的一揽子技术解决方案，本是该项目的卖方，但按照原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却成为了贵安新区方项目的买方，不仅荒唐，而且严重违背了诚信、公平原则。本案所涉合作项目只是贵安新区智慧党校园区建设中的很小的一部分，整个园区建设是由被上诉人和其上级主导的，并且由于涉案项目是特殊的党建项目，不仅应当遵守党建的政策规定，还有民主生活会等保密内容，这根本就不是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单独运营的生意，上诉人在整个合作中都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现在由于被上诉人方的原因，智慧党校整个园区出现烂尾，本应按照过错原则来处理烂尾事项，但被上诉人不但利用其强势地位造成上诉人几千万元的损失，而且还妄图将其本应当自身承担的损失转嫁到上诉人身上，毫无诚实信用，公平可言。原审法院没有全面审查证据，不能守住法律的底线，将会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和贵州的营商环境造成破坏。原审原告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智慧虚拟公司支付拖欠原告的合同款13245408元，并承担违约金2649081.6元,共计15894489.6元；2.被告眼界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用由二被告负担；4.本案律师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1月5日，由董晓菲等自然人设立贵安新区智慧虚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变更后由深圳眼界公司100%持股），贵安新区为建设“北斗湾VR小镇智慧党建基地”，由被告智慧虚拟公司与原告于2018年1月11日设立贵安新区智慧管理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3390万元，由被告智慧虚拟公司占股67%，原告占股33%。此后双方多次为“北斗湾VR小镇智慧党建基地”项目相关事宜进行协商，并就项目中涉及的数字内容开发、配套硬件设备及软件系统的采购进行协商。2018年3月1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贵安新区智慧党建基地项目软件系统及硬件设备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智慧虚拟公司提供贵安新区北斗湾VR小镇智慧党建基地建设的数字内容开发、配套硬件设备及软件系统，被告智慧虚拟公司分三年向原告付清货款。为保证合同履行，被告深圳眼界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自愿就上述《销售合同》约定的义务作为被告智慧虚拟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按照约定向被告智慧虚拟公司履行了交付合同内产品的义务，但被告智慧虚拟公司并未支付相应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成立的核心要素是意思表示一致，合同为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订立合同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宣告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案涉《销售合同》系原告与被告智慧公司通过要约、承诺成立的合同，双方应当受到该合同约定的相关权利义务的约束，且原告已根据该合同向被告智慧公司履行了交付义务。被告辩称：《销售合同》中约定被告智慧公司的付款义务是不真实的，双方的真实意思并非如此，而是原告以此《销售合同》及与被告眼界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约定的价款作为原告投资资金向被告眼界公司支付，并非买卖合同的价款。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与被告眼界公司、被告眼界公司与贵安新区行政部门相关人员就案涉项目事宜进行协商，但并无证据证明原、被告就《销售合同》、《保证合同》的合意为虚假合意的情形，也无证据证明原告以买卖合同的形式掩盖其投资行为的目的。从现有证据看，可以证实原告对智慧管理公司（已注销）负有出资义务，但原告是否具实出资或者其行为损害了智慧管理公司其他股东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应当通过合法途径另案主张。法律、法规并未禁止原告作为投资人入股公私合营企业，也未禁止原告作为合法买卖合同的一方参与买卖行为，原、被告之间除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之外如存在其他纠纷，应当按照相应的法律关系另行予以处理。故对于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原告已按照约定向被告智慧公司交付了相关货物，并有交付清单予以证明，被告智慧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办理书面交接手续之日起三年内被告智慧公司向原告支付完毕”履行付款义务。根据双方约定“如乙方（智慧公司）未支付或逾期支付5.2款约定的其中一笔款项，则原告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支付全部价款，并有权解除合同，收回产品，追究智慧公司的违约责任、赔偿责任。”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相应的支付货款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智慧公司应当支付货款13245408元，并承担违约金2649081.6元，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根据原、被告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被告眼界公司自愿为智慧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货款13245408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本金、利息、违约金、电投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同约定分期履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约定不违反禁止性规定，应当对合同签订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深圳眼界公司就被告智慧公司所欠原告的货款本金13245408元，及违约金2649081.6元，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予支持。关于律师费，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因实现债权产生相应律师费。故对原告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州贵安新区智慧虚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货款13245408元，同时支付违约金2649081.6元。二、被告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货款本金及违约金向原告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义务。三、驳回原告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16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贵州贵安新区智慧虚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眼界公司、智慧虚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黄晓菲及陈基广社保参保明细，拟证明智慧虚拟公司的法人黄晓菲及股东陈基广是其公司员工，智慧虚拟公司是其子公司。产业公司质证认为，眼界公司及智慧虚拟公司均是合法成立的法人企业，依法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案涉销售合同是签订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如该参保证明属实，恰好证明了智慧虚拟公司是眼界公司的项目公司，说明智慧虚拟公司向产业公司回购设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设备的购买、回购均是真实的，设备的买卖、回购和项目的投资运营分别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淆，眼界公司和智慧虚拟公司投资运营项目是否亏损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参保信息客观真实，能反映2018年底，智慧虚拟公司法人及股东仍是眼界公司员工，能反映智慧虚拟公司是眼界公司子公司，予以采信。眼界公司、智慧虚拟公司还向本院申请到贵安新区党工委及其政治部、贵安新区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及产业公司等调取相关会议纪要、会议录音及内部决议等证据，经本院调取，贵安新区党工委及其政治部、贵安新区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向本院书面回复其不存在眼界公司、智慧虚拟公司所申请调取的资料，产业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会议纪要一份，该份会议纪要一审中眼界公司、智慧虚拟公司已提交。对以上调取的证据，产业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该份会议纪要恰好证明了案涉项目投资运营清算与本案的设备买卖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眼界公司、智慧虚拟公司质证认为，对贵安新区党工委及其政治部、贵安新区保税区的答复，保税区表示未查找到相关资料，贵安新区政治部表示只是参加过部分会议，因非该部召集故未找到相关会议纪要，结合产业公司提交的黔贵安综管纪（2018）5号会议纪要来看，其应当有规范的会议纪要制度，对涉及国有资产投资和处置会议，应有规范的会议记录资料，其拒不提供，应认定我方主张事实存在。同时，贵安新区管委会法律顾问室不是贵安新区管委会，也未提供其在本案中有合法授权，其意见是否代表贵安新区管委会未予证明，对其出具的该份答复三性均不予认可，贵安新区方时任负责人召集的会议是真实的，通过我方提供的证据和其他调取的证据，也可间接证明有关会议召集及内容的真实性，相关部门及人员回避问题，有违基本职业准则。对产业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眼界公司、智慧虚拟公司方已提供，能证明案涉项目是双方共同投资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眼界公司、智慧虚拟公司申请，经人民法院向以上部门调取，以上部门已作了答复及说明或提供了相关资料，眼界公司、智慧虚拟公司认为所申请调取的资料存在，应进一步举证证明确实存在，在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情况下，本院对以上资料予以认可。眼界公司、智慧虚拟公司还申请曾瑜、张黔豫、吴雁俊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院认为，眼界公司、智慧虚拟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以上人员即不是本案当事人及各方当事人中任职人员，是否参与案涉项目具体运营过程无从得知，故本案没有通知以上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不予准许。产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审庭审录像一份，拟证实产业公司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律师费发票等证据，眼界公司及智慧虚拟公司表示对发票不进行质证，并对真实性无异议，眼界公司及智慧虚拟公司质证认为发票系对方自行制作的，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认为，相关票据是否因本案产生无法核实，不予采信。产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贵安综合保税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与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VR党建项目合作协议（2018年3月）》及黔贵安综管纪（2018）5号会议纪要，《贵州贵安电子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2018年3月）》及《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建设贵安新区智慧党建暨党员教育创新基地项目的请示（2018年6月13日）》，《贵安新区智慧党建基地项目软件系统及硬件系统采购协议》和眼界公司请款申请及支付凭证，《关于解决贵安新区智慧党建项目相关事宜专题会议（2019年5月5日）》及《产业公司关于案涉项目需眼界公司提供相关资料的函》等，拟证明双方合作分三个步骤，产业公司先向眼界公司购买设备，产业公司将购买的设备融资租赁给智慧虚拟公司，智慧虚拟公司付清融资租赁费后取得设备所有权，最后智慧虚拟公司运营该项目获利，后实际除第二步的回购式融资租赁变更为分期付款的买卖之外，其他均与合作协议内容一致，且该两种模式的实际效果是相同的，即智慧虚拟公司最终均能回购取得设备所有权，付款方式均为在三年内支付，回购式融资租赁各项变更为分期付款买卖关系不影响本案事实。眼界公司和智慧虚拟公司称不可能将自己设备卖给产业公司后，产业公司又加价销售给自己是故意偷换概念，前述《合作协议》载明，产业公司融资租赁费用不仅包括采购设备的本金，还包括相应的资金成本，该《融资租赁合同》载明的三年租赁本金和利息合计为13245408元也与《销售合同》约定的设备价款完全一致，所谓加价，实际是资金成本，这完全是眼界公司与智慧虚拟公司在对案涉项目测算可得利润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不符合逻辑情况。最后，会议纪要和函能证明案涉项目投资运营属另一法律关系，眼界公司和智慧虚拟公司投资运营该项目除设备安装调试外，还包括装修工程的实施等，不能与设备买卖相混淆。眼界公司和智慧虚拟公司质证认为，现产业公司主张融资租赁关系，与前面主张的买卖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也反映了本案即不是融资租赁关系，也不是买卖关系，而是投资关系。另，其主张的融资租赁关系也不成立，双方未签定过任何书面形式的融资租赁合同，我方也未向其提出过融资意向或要求，也没有这个需要，在其向我方发送融资租赁合同文本之前，我方已垫资整个项目投资款48.2%，至2018年5月底，眼界公司已如期完成价值3390万元的全部项目工作，且至今产业公司主张的融资款也未支付完毕，根本不是融资，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方向产业公司租赁设备的特征，产业公司也没有承担任何出租人义务，案涉项目情况也不满足融资租赁关系中由承租方指定购买租赁物的特征。产业公司也没有任何融资租赁资质。该未签字的《融资租赁合同》是产业公司单方制作并发送我方，是其主动尝试变通投资方式并要求我方配合的行为，我方无话语权也未与对方达成该意思表示。黔贵安综管纪（2018）5号会议纪要，也证明为加快项目进度，确保在数博会之前运营项目，而将双方共同投资运营公司的方式变通为签订四份合同，这也未改变双方共同投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各自投资的比例和金额也没有改变。该会议我方未得参与，也证明了案涉项目推动的主导方是产业公司，我方只是配合推进，由我方单独运营更是不符合事实。《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建设贵安新区智慧党建暨党员教育创新基地项目的请示（2018年6月13日）》，请示中也明确写有“项目本身双方投入总价值三千多万元”，证明案涉项目是双方共同投资的。尾部的“我司将全力配合贵区，确保任务顺利完成”也能证明案涉项目我司只是配合作用，非我方单独运营。且该请示已经是在2018年3月份签订案涉四份合同变通之后，因此双方一直是共同投资。产业公司提交的付款单证明其已实际进行了共同投资行为，但并未完全履行其应投资金额。我方向产业公司方发送提款申请，是应其要求配合其内部管理制度，针对四份合同的变通方式作出的，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产业公司提交的酒店入住单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也只能证明2018年3月之前，双方投资关系已经发生。《关于解决贵安新区智慧党建项目相关事宜专题会议（2019年5月5日）》及《产业公司关于案涉项目需眼界公司提供相关资料的函》明确表明在案涉项目烂尾后，双方就共同投资的该项目进行清算意思，直接、明确证明了双方对案涉项目是共同投资行为。如仅为我方单独运营，何须双方共同对案涉项目进行清算。在双方合作案涉项目过程中，除价值3390万元内容外，还有其他投入，如产业公司免费提供了案涉项目占用的场地，我方则垫资对该场地进行装修，这就是函件中要求我方进一步提供有关装修资料的原因。综上，案涉项目是产业公司主导的，项目烂尾也是贵安新区方原因导致的，如产业公司主张成立，则会出现过错方非但不承担责任反而因此获利的不公正结果。产业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贵安智慧党校暨党员教育创新基地项目建设的总体方案》（送审稿），拟证明该方案附件三案涉智慧党建创新基地项目中，经营模式为：先由产业公司购买必要设备软件，再由产业公司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卖给项目经营主体智慧虚拟公司，最后智慧虚拟公司在取得设备和软件后自主独立经营项目，以收取培训费、政府采购、向社会开放等方式获益。因此本案是产业公司通过分期付款将设备和软件出卖给智慧虚拟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应混淆。眼界公司、智慧虚拟公司质证认为，该份证据其已提交，是其方吴总参加贵安新区党工委2018年6月上旬召开的智慧党校项目推进会的会议资料，其方也是在该次会议上才第一次看到该份材料，该方案中所述的创新基地不等同于本案双方共同投资3390万元的智慧党建项目，是后二三期项目内容，该总体方案也是贵安新区及产业公司单方按其意愿作的安排，既未形成有效力的决议，我方也未对该方案中计划由我方建设和运营的项目表示同意，会后我方即与贵安新区方进行了当面沟通，但对方未就此次进行答复，且该会后不久因新区领导层原因，整个项目就此烂尾。从该方案组织架构和领导人员、工作安排等来看，整个项目一直是贵安新区和产业公司主导的，我方并没有多少话语权，我方仅是项目的卖方。该总体方案形成的时间也晚于本案涉及的共同投资行为，也是针对案涉项目外的建设事项，不能否定已经发生并完成的双方共同投资事实。该总体方案并不能达到产业公司证明目的，如真为我方独立运营，何必要由产业公司向我方采购设备软件后又出售给我方。产业公司在主张买卖关系及融资租赁关系中摇摆不定，恰恰说明双方双方真实意思是共同投资。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案涉《销售合同》等是否双方真实合意表示？如是，智慧虚拟公司、眼界公司应否承担还款责任？2、产业公司所主张的律师费、保全保险费应否支持？本案中，从眼界公司和智慧虚拟公司一审提交的各方当事人之间邮件往来资料等可以看出，从2017年12月14日眼界公司向抬头为贵安新区各位领导发出的《眼界公司关于建设全国性智慧党建暨党员教育创新基地项目的请示》起直到2018年3月2日，眼界公司向抬头为贵安新区各位领导发出的《眼界公司关于加快全国性智慧党建暨党员教育创新基地项目建设的方案》，关于项目运行方式，先后有由产业公司支付项目启动资金1500万元作为数字版权内容开发及整体氛围打造费用；及产业公司向眼界公司成立的目标公司投资；及产业公司向眼界公司付款委托眼界公司全权负责案涉项目提供完整数字内容开发、配套软硬件等整体解决方案；及产业公司出资1118.7万元、智慧虚拟公司出资2271.3万元共同设立合资公司运作该项目，并确实于2018年1月11日，智慧虚拟公司与产业公司共同设立合资的贵安新区智慧管理科技有限公司等合作方式。但以上合作方式均未由双方真正签订落实。2018年3月2日，眼界公司向抬头为贵安新区各位领导发出的《眼界公司关于加快全国性智慧党建暨党员教育创新基地项目建设的方案》中载明以下内容，并请贵安新区领导指示：产业公司负责数字版权内容的采购，预算1118.7万元，项目建成后由眼界公司在贵安新区成立的全资子公司（运营公司）负责案涉项目整体运营，产业公司以知识产权授权给运营公司并获得33%盈利收益。眼界公司承诺，产业公司的盈利收益可在基地开始运营后36个月内收回全部投资款项1118.7万元，如盈利收益未到达投资款项，由眼界公司补齐。还指出，此可解决国有投资流程复杂、国资占股合资公司管理繁琐等问题。后直到2018年3月14日，双方邮件往来沟通了采购协议、抵押合同、保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等合同，其中上诉人一方陈基广还向产业公司员工发送了融资租赁合同文本。接着2018年3月15日，贵安新区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召开主任办公会议，审议了保税区及产业公司与眼界公司合作有关事宜，并形成决议：项目抓紧落实，确保数博会前运营；同意终止《产业公司与智慧虚拟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及《贵安新区智慧管理科技有限公司章程》；同意《保税区管委会与眼界公司VR党建项目合作协议》，并要求把软件销售合同分期付款的内容作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写入协议，明确相关《采购协议》《销售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由产业公司与眼界公司及其项目工作签订。此后，2018年3月19日,产业公司与上诉人方签订案涉《采购协议》《销售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后，眼界公司多次以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等向产业公司发送请款申请，产业公司根据申请向眼界公司支付8977728元，与采购合同约定的采购款1118.7万元，还差2209272元。从以上过程可看出，案涉项目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并最终根据2018年3月15日，贵安新区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召开的主任办公会议精神，废止了前期由产业公司与智慧虚拟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等方式进行合作的模式，最终采用签订案涉《采购协议》《销售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模式，并以三年分期付款作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模式进行合作，且以采购模式合作及承诺对产业公司的采购款和收益在36个月保证收回还是眼界公司向贵安新区方面发送的方案中拟定的模式，眼界公司及智慧虚拟公司辩称是贵安新区方面要求其如此做的，但即未提交有效依据予以证实，也不符合本案双方商量合作过程，且眼界公司及智慧虚拟公司一方作为商业主体，完全享有商业活动自主决定权，在案涉项目合作中完全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配合，是否还需运行此项目，如合作事项于己不利，完全可以不参与，法律并未赋予对方强制的权利，故该辩解难以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案涉《采购协议》《销售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是双方最终商定后选择的合作模式，认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双方均应遵守履行。对于眼界公司与智慧虚拟公司辩称的产业公司向眼界公司购买相关软件设备后再加价卖给其子公司智慧虚拟公司不符合商业逻辑主张，首先，眼界公司在其发送的方案中明确承诺了三年内返还产业公司投资款和收益，故即已承诺收益，产业公司收到的销售款高于其支付的采购款并无不妥，即使未承诺收益，三年时间支付一定资金占用费亦合常理。其次，产业公司的采购与销售并不是马上转手获得差价，而是给予了三年时间分期支付，也符合贵安新区方面明确为优惠政策之一模式。同时，虽眼界公司发送的方案中产业公司履行的款项虽写为投资款，但最终2018年3月15日保税区主任会议后明确为签订《采购合同》，也与此会前双方沟通的采购协议相符，故产业公司履行的款项应为采购款。因此，眼界公司与智慧虚拟公司该辩解不能成立。对于眼界公司与智慧虚拟公司辩称的根据2019年5月5日，上诉人产业公司、上诉人眼界公司等召开了“关于解决贵安新区智慧党建项目相关事宜专题会议”，双方达成“待眼界公司提供所有设备采购清单明细后，电投公司再与眼界公司就双方各自承担的损失进行下一步商讨，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等共识，如果不是投资关系，何来的核定各自损失的主张。在该次会议后，双方根据会议精神进行了商讨联系，但根据眼界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向产业公司发送的《关于贵安新区智慧党建项目进度沟通函》的内容“2019年5月5日党建项目会同时商定：在项目款项上，项目内全部工程装修、全部硬件设备设施及部分已签约必要软件系统由贵司负担并结算；剩余软件部分暂定由我司代为结算”可得出：之所以会议会达成核定各自损失等意见，系因项目内部可能还存在“全部工程装修、全部硬件设备设施及部分已签约必要软件系统由产业公司负担并结算”等原因才达成。故眼界公司与智慧虚拟公司该辩解亦不能成立。另，本案中，眼界公司一方作为招商引资进驻企业，当地政府应切实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但眼界公司作为市场主体，亦应对本身市场行为依法享有权利并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如在相关项目运行或与相关主体合作过程中因相关主体违约造成自身损失，可依法向相关主体主张权利。具体到本案，如眼界公司和智慧虚拟公司认为产业公司有其他损害其自身合法权益或贵安新区其他主体侵害其合法权益导致其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依法维权。对产业公司主张的律师费、保全保险费问题，产业公司即未提交相关委托代理合同，转款记录也无法体现是否因本案所产生，保全保险费在产业公司与智慧虚拟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中亦并未约定由智慧虚拟公司承担，故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贵安新区智慧虚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上诉人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审案件受理费117168元，一审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上诉人贵州贵安新区智慧虚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7168元，由上诉人贵州贵安新区智慧虚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承担114668元，由上诉人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2500元；二审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因属上诉人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审不完全保全二审新增保全产生，故该扩大的损失由上诉人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 伟审判员 朱俊蓉审判员 董伟才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陈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