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6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小雷，男，1981年12月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长新，辽宁谨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文夫，女，1973年12月13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波，辽宁中信德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小雷因与被上诉人孙文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2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小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长新，被上诉人孙文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小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168000元。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作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既没有合作协议，也没有合作分配利润及共担风险之类的商谈记录，仅仅凭借含糊不清的聊天记录就认定双方是合作关系难以让人信服。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实际经营的大连沙河口区朗卓教育培训学校(以下简称“朗卓学校”)的员工，双方并非合作关系。一审时上诉人提交了大连市沙河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沙劳人仲案字(2019)第398号裁决书，确认双方具有劳动关系，该仲裁裁决书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合作关系，进而基于此种判断否定了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故作出错误判决。孙文夫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相互频繁转款，上诉人对多项事实作出虚假陈述，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改判请求。1.上诉人系易奥科技（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及易奥公司工作人员甄某某支付人民币总计523500元，上诉人出具易奥公司开具的被上诉人女儿的学费、课时费仅为83960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远远多于该课时费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的总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合作关系并不属实，双方没有任何能够确定是合作关系的协议，如果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50余万元认定为合作款项，那么该款项所谓的“合作”用途至今无法说清。被上诉人在多次支付给上诉人大额款项后，又从上诉人处“借款”，逻辑上根本说不通；双方在微信记录中有所谓的“借”的说法，仅仅是被上诉人习惯性的客气用语，一审法院不能为了审判需要，通过判决书的方式制造一个所谓的“合作关系”。2.一审法院没有查清相关事实。在（2019）辽02民终7459号案件上诉状中，其表述朗威教育（北京）公司是被上诉人的公司；而在本案中，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2018年10月8日，朗威教育（北京）公司向上诉人转账49000元，而上诉人又在本案中向被上诉人主张该笔转账系借款，上诉人对该节事实的表述明显矛盾，构成虚假陈述。三、“劳动关系”也不属实。在上诉人诉朗卓学校的劳动争议案件中，上诉人自述其于2018年7月16日与朗卓学校建立劳动关系，而朗卓学校于2018年8月31日收到沙河口区教育局的行政处罚文书，上诉人却在与朗卓学校的（2019）辽02民终7459号案件中，明确表示“该教育局的处罚系上诉人（朗卓学校）与朗威教育之间的纠纷，发生的时候上诉人（王小雷）尚未来到被上诉人处工作”。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案件中多次作出了矛盾表述。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彻底查清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的真实性、合法性。王小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偿还借款168000元；2.被告偿还借款利息，从立案之日起直至还清全部借款为止，利率按照年息6%计算；3.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8年7月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朗卓教育培训学校工作，该学校法定代表人李俊升与被告孙文夫系夫妻关系。2018年9月，原告与被告孙文夫共同商议招收学员的合作事宜，由原告具体实施管理工作，被告陆续向原告转款用于经营过程中老师工资发放及其他各项运营费用，原、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此合作均有提及，如被告于2018年9月17日下午13：07向原告发送语音微信，转换文字内容为：“就那样，明天下午我去提完了，我再存进卡里头，我就不转给老爱啦，就转给你，原来是她负责管理那他来安排，现在你来安排我就转给你就行啦”，当日14：11被告语音微信转换文字内容为：“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我们入资这个新公司啊，我们俩想再起一个新公司，再入进来，因为我们目前下面的这些都没有类似于这种行业的，就觉得奇奇怪怪的”。被告自2018年9月11日起至2019年6月14日陆续共向原告转款443800元，转款明细为：2018年9月11日微信转账15000元，2018年9月18日银行转账100000元，2018年9月30日微信转账30000元，2018年11月16日转账10000元，2018年11月20日微信转账15000元，2019年1月10日微信转账30000元，2019年1月30日微信转账12000元，2019年2月1日微信转账30000元，2019年2月2日微信转账30000元，2019年2月4日微信转账20000元，2019年2月15日微信转账5000元，2019年2月22日微信转账15000元，2019年3月12日微信转账300元，2019年3月15日微信转账25000元，2019年3月22日微信转账10000元，2019年4月4日微信转账5000元，2019年4月17日微信转账10000元，2019年4月22日微信转账20000元，2019年5月5日微信转账7000元，2019年5月15日微信转账2000元，2019年5月17日微信转账20000元，2019年5月24日微信转账10000元，2019年5月31日微信转账12500元，2019年6月14日微信转账10000元。上述转款对应聊天记录中的被告回复均未体现系用于偿还原告借款。原、被告合作期间，原告也向被告陆续转过款项，具体明细认定如下：1、2018年9月25日银行转账30000元，该转账之前被告给原告发送语音微信，转换文字内容“小林啊，我那天转给你的那个失败，你现在还剩点儿吗?我这两天也没倒出功夫去取这个钱，我现在就要转账还不够了”，“你要是剩的话，能不能先给我3万啊?然后我明天，明天不行，后天吧，后天我上银行去取，完了我再一块儿给你”，原告回复“有三万，孙姐”，“您给我卡号，我给您转回去”。在被告语音微信转换文字中记载的“我那天转给你的那个失败”应为“我那天转给你的那个十万”，而此前被告确实已向原告转账100000元，该款项系被告要求原告自100000元转出30000元，而原告也回复“给您转回去”，原、被告关于该笔款项的陈述无法认定双方具有借贷合意。2、2018年10月8日银行转账50000元，原告向被告转付该款项时在转账备注中注明“借款”字样，且将转账截图发给被告，被告亦未提出异议，据此应认定为借款。关于被告辩称该款项系朗卓公司转付原告进而原告又转付被告的意见，其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两笔款项的关联性，且不足以对抗原告以文字记载的借款意思表示，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3、2018年10月16日银行转账15000元，转账前被告发送语音微信，转换文字为“小雷啊，咱这儿还有没有15000”，“有的话你转给我呀，我那个交这个房租不够……”原告回复“应该够，我几个卡凑凑哈”，被告又回复“好，你先过来，等我那边儿卡解开了我再给你转回去。”该笔款项发生时被告问“咱这儿还有没有15000”，应理解为双方合作款项，无法认定为借款。4、2018年11月15日微信转账30000元，该款项发生时双方并未在微信中沟通，鉴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且有大量资金往来，无法认定该款项具有借款合意。5、2018年11月22日微信转账20000元，双方在微信中沟通被告称“微信能转两万给我吗”，原告回复“稍等”随即向被告转账20000元。鉴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且有大量资金往来，无法认定该款项具有借款合意。6、2019年5月3日微信转账7000元，该款项亦未体现明确的借贷合意。7、2019年6月6日微信转账8000元，当日被告在微信中问原告“你手上现有能划拉出多少?”“我现在急需八千”，“一大早，这是干什么”，“转圈儿丢人”，“有吗?”“急”，随即原告转账8000元，被告曾于6月5日在微信中表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从哪借来几万”，上述聊天记录有向原告借款或要求原告帮忙借款的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借款。8、2019年6月8日微信转账三笔共计8000元，原告表示“昨晚没借到，今天白天我再接着试试”，被告回复“除了借，没有任何办法呗?”原告转款后回复“最大努力了孙姐”，能够认定双方具有借贷合意，应认定为借款。2019年8月19日，被告微信回复“我之前也说了，借你的钱，不会不还你，我问你具体数目，你也没告诉我”原告微信告知原告借款明细“数额分别为30000、150000、30000、20000、8000(已还6000)、6000”，被告表示“一会儿电话对一下”。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依据向被告的转账记录作为主要证据要求被告偿还借款，但根据双方聊天记录显示原、被告存在合作关系且有大量资金往来，原告向被告转款金额中仅有3笔款项有明确的借贷合意即2018年10月8日转款50000元、2019年6月6日转款8000元、2019年6月8日三次转账8000元，其余款项均无法认定为借款，故对原告主张借款中的66000元予以支持，而原告在2019年8月19日回复被告微信中认可其中8000元已偿还6000元，故尚余借款应认定为60000元，被告应予偿还。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双方借贷关系发生时并未约定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现原告已通过诉讼方式向被告主张权利，其主张被告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法有据，可予支持。关于被告辩称已超额偿还全部款项的意见，通过原、被告聊天记录显示，被告向原告转款均与双方合作适宜相关，无法认定有款项系偿还原告借款，对被告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孙文夫偿还原告王小雷借款6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9月2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小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孙文夫承担1313元，由原告王小雷承担2187元。保全费1320元，由被告孙文夫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一份2019年6月10日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被上诉人认可之前未转回给上诉人的运营费属于欠款，内容为：“被上诉人：但我欠你工资和运营费用，对吧？我现在真是绝境；上诉人：是啊其实我一样我的情况你大概想也能想到我现在是怎样的了……”。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均不认可，第一次庭审时法院明确告知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应是完整的，不能有删减和隐瞒，在此情况下，上诉人第一次庭审中截选了部分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对自己不利的部分进行删减，故对上诉人再次提交的聊天记录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供了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虽不认可，但未提供被上诉人持有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其他证据以证明上诉人提供的聊天记录存在删减，故对上诉人提供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应予认定，本院对此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合作关系一节之外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上诉人于2019年9月20日向大连市沙河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案外人朗卓学校支付其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主张朗卓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的妻子孙文夫即本案被上诉人不定期向其支付工资，朗卓学校则辩称孙文夫个人支付的是自己女儿和其他学生的学费而不是工资，大连市沙河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作出沙劳人仲案字（2019）第398号仲裁裁决书，支持了上诉人的仲裁请求。被上诉人一审审理过程中，对该份仲裁裁决书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虽未上诉，但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本院确认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和一审庭审笔录在案为凭。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被上诉人应偿还的借款数额。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否认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作关系，主张其系被上诉人实际控制的朗卓学校的员工；被上诉人亦否认与上诉人系合作关系，主张被上诉人的女儿在上诉人经营的易奥公司上课，双方系老师和学生家长关系，其亦不是朗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系学费。鉴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否认双方系合作关系，且双方均未提供相应的合作或合伙协议等书面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属合作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不是合作关系，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能够确认被上诉人从事教育培训行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具体实施管理工作，被上诉人陆续向上诉人转款用于经营过程中教师工资的发放及其他各项运营费用，另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丈夫李俊升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朗卓学校之间的劳动争议案件，仲裁裁决书已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实际经营朗卓学校，其亦就职于朗卓学校的事实应予采信。关于被上诉人应偿还的借款数额。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聊天记录，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管理学校期间,为被上诉人垫付过款项，亦向被上诉人出借过资金，上诉人为此与被上诉人进行对账，被上诉人亦承诺还款，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笔借款事实，被上诉人主张其收到上诉人支付的款项系其预存女儿学费后以各种方式追回部分学费以备周转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具体的借款数额，上诉人主张于2018年10月8日转账的50000元、2019年6月6日转账的8000元、2019年6月8日转账的8000元，一审判决认定系借款，被上诉人对此未提出上诉，视为服从一审判决结果，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的其余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被上诉人作为转账收款方应对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提供反驳证据后再由上诉人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上诉人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本案基本事实，本院具体认定如下：1.2018年11月15日转账的30000元、2018年11月22日转账的20000元以及2019年5月3日转账的7000元。三笔款项转账当日均无类似2018年9月25日和2018年10月16日的聊天内容，无法确认系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从经营费用中向其支付款项的事实，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被上诉人应对三笔转账系基于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而非借款产生承担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反驳证据，不能推翻上诉人依据转账凭证主张借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三笔转账应认定为借款。2.2018年9月25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30000元。2018年9月18日被上诉人先行转账给了上诉人100000元，根据双方9月25日聊天记录记载，当日转账的30000元系在被上诉人询问此前其转账给上诉人的100000元是否有剩余，上诉人回复“有三万”的情况下，由上诉人转回被上诉人的款项，故该笔30000元应属上诉人从以前被上诉人转给其的经营费用中转回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应对该笔款项系借款继续承担举证责任。而上诉人无其他证据佐证，且2019年8月19日其与被上诉人的微信对账记录中虽然将此笔款项列入借款明细，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列明细亦没有给予肯定回复，故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对该笔30000元未认定为借款正确，本院予以确认。3.2018年10月16日的银行转账15000元。转账当日被上诉人询问上诉人时表述的是“咱这儿还有没有15000”，鉴于上诉人负责管理学校的经营费用，不能排除被上诉人表述的“咱这儿”系指经营费用中是否还有15000元的事实，上诉人应对借贷关系的形成提供补充证据，上诉人未能进一步举证，2019年8月19日的微信对账记录亦不能证明此节事实，具体理由已在上文中阐述，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未认定该笔款项为借款并无不当。基于以上理由，本院认定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包括：2018年10月8日的50000元、2018年11月15日的30000元、2018年11月22日的20000元、2019年5月3日的7000元、2019年6月6日的8000元、2019年6月8日的8000元，共计123000元，扣除上诉人在微信中自认的还款6000元，被上诉人还应向上诉人偿还117000元。综上，王小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结果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299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孙文夫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王小雷借款117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9月2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王小雷的其他上诉请求和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保全费1320元，合计482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王小雷承担1075元，由被上诉人孙文夫承担374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缴纳，逾期未缴纳依法强制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275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王小雷承担1050元，由被上诉人孙文夫承担12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逾期未缴纳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 丽审判员 张 颖审判员 张萍萍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