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109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骏乔，男，196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锃康，四川宏联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淋，四川宏联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仕红，男，196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平仄，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陶骏乔因与被上诉人周仕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1）川0107民初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骏乔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本案争议焦点错误，本案争议焦点应为股权转让款金额是否为500万元、陶骏乔与周仕红是否将股权转让款由500万元变更为230万元、周仕红是否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陶骏乔能否行使抵销权。2.一审未查明股权转让款金额。陶骏乔、周仕红与案外人陶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周仕红受让陶骏乔持有的四川丛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丛霖公司）10%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500万元。协议签订后当事人各方未签订任何变更股权转让价款协议。周仕红主张股权转让款由500万元变更为23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提交收条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变更股权转让款金额的意思表示，仅能证明陶骏乔收取了周仕红270万元借款。3.陶骏乔将案渉股权转让款出借给丛霖公司使用，且部分转让款由周仕红直接向丛霖公司支付，故丛霖公司共出具三份收款《收据》，金额总计500万元。三份收据出具时间、金额与周仕红付款情况一致，可佐证股权转让款为500万元。一审以《收据》未经周仕红认可为由不予采纳系事实认定不清。4.本案一审及另案查明周仕红2011年向陶骏乔共计支付500万元。周仕红2019年5月已通过另案确认其2011年向陶骏乔支付500万元中的270万元系其交付给陶骏乔的借款，故周仕红尚欠陶骏乔270万元股权转让款，且应当承担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责任，因此符合债务抵销条件，陶骏乔有权行使抵销权。 周仕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根据现有民事案由规定，确认之诉不包括确认债权以及确认抵销权，陶骏乔请求确认抵销权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2.陶骏乔与周仕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办理变更公司登记后以借条的形式明确了500万元中270万元为股权转让价款，230万元属于借款。此外另案（2020）川01民终9111号对收条相关事实进行了认定，对250万元、230万元的款项性质和借条效力予以确认。本案中收条相关事实已被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认定，现陶骏乔又依据该收条，以变更诉讼请求的方式提起诉讼，构成重复起诉，应驳回其上诉请求。 陶骏乔向一审起诉请求：1.确认陶骏乔对周仕红享有270万元的债权，并确认抵销。2.周仕红支付违约金50万元。3.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周仕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1年5月18日，陶骏乔（转让方）与周仕红（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在丛霖公司的230万元股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并已实现股权交割，责任自负”。同日，丛霖公司形成了与该协议内容一致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并于当日申请了工商变更。 二、2011年7月13日，陶骏乔出具《收条》1份，载明：陶骏乔今收到周仕红130万元整，周仕红分三次付款（即100万元、270万元、130万元），合计500万元整，注：其中23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270万元为借款。陶骏乔主张该500万元均系股权转让款。 三、陶骏乔（甲方）、周仕红（乙方）、陶鑫（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载明：“1.甲方与丙方出资组建的丛霖公司（简称目标公司），其注册资本为230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2300万元，其中甲方持有目标公司91.5%的股份，实缴出资为2104万元，丙方持有目标公司8.5%的股份，实缴出资为196万元。2.……经目标公司2011年4月28日股东会讨论同意且丙方同意放弃优先认购权，现甲方将其所持有目标公司的10%股份转让给乙方，甲、乙、丙三方就该股份转让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甲方自愿将目标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本次转让后，甲方、乙方及丙方分别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为：陶骏乔1874万股，占总股本的81.5%，周仕红230万股，占总股本的10%，陶鑫196万股，占总股本的8.5%。转让价款，甲方的目标公司10%的股份作价500万元……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三日内向甲方一次性付款100万元定金，待工商变更完成后，乙方三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余款400万元。”该协议未载明签订日期，周仕红主张签订时间为2011年5月，后双方于2011年7月13日通过《收条》将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变更为230万元。 四、周仕红与陶骏乔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已生效的（2020）川01民终911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陶骏乔向周仕红偿还借款270万元。该判决认定，约定转让股权作价5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未载明签订日期而不能确认形成的具体时间，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案涉270万元款项性质的依据。500万元的《收条》中明确载明23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270万元为借款，《收条》出具的时间在2011年5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应当视为各方对案涉270万元款项性质的确认。陶骏乔上诉主张以周仕红欠付的270万元股权转让款抵销案涉借款，但周仕红对欠付2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不予认可，且股权转让款是否足额履行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陶骏乔主张抵销的理由不能成立。 上述事实，有收条、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登记材料、（2020）川01民终9111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收集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于周仕红向陶骏乔共计支付款项50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是否为500万元。本案中，陶骏乔主张股权转让款为500万元的主要依据为未载明落款时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及3份《收据》。生效判决已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因未载明签订日期而不能确认形成的具体时间，不能以此作为认定其中270万元款项性质的依据，采信了《收条》对500万元的记载，即股权转让款为230万元、借款为270万元，并对陶骏乔上诉主张以周仕红欠付的270万元股权转让款抵销借款的理由不予采纳。而3份《收据》的出具人为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陶骏乔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据》并未经周仕红认可，即使《收据》系真实的，亦并不足以证明股权转让相对方对转让价款确认为500万元。此外，无落款时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应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3日内支付全部款项，而陶骏乔出具《收条》时，该付款期限已经届满，若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500万元，在周仕红已足额支付款项的情况下，陶骏乔确认其中270万元为借款，并不符合常理。综上，陶骏乔于本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陶骏乔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因简易程序程序减半收取16200元，由陶骏乔负担。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股权转让款是500万元还是230万元，周仕红是否欠陶骏乔27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付。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格为500万元，协议中约定：“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周仕红三日内向陶骏乔一次性付款100万元定金，待工商变更完成后，周仕红三日内向陶骏乔一次性支付余款400万元。”根据双方履行情况，2011年5月18日即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其后2011年7月13日，陶骏乔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周仕红共计500万元。根据以上情况，可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在前，《收条》出具在后。《收条》中载明周仕红分三次付款500万元，确认其中23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270万元为借款。周仕红主张双方变更了股权转让价格，将其中270万元作为借款、其余230万元作为投资，该解释有合理性，也符合《收条》中载明的文意。陶骏乔主张将其中270万元写成“借款”系为避税，但因《收条》系由交易双方自行保管而非向公司登记机关或税务部门申报，陶骏乔的解释与常理不符；并且，在股权转让完成10余年时间内，陶骏乔也未对270万元款项的性质提出异议，未向周仕红主张给付，一定程度也可印证股权转让价款已经发生变更。故陶骏乔主张对周仕红享有270万元债权不成立。陶骏乔基于此要求抵销周仕红对陶骏乔基于借款产生的债权的主张不成立，何况双方借款的纠纷已由生效判决确认并已经进入执行，陶骏乔无权在本案中主张直接予以抵销。 综上，陶骏乔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32400元，由陶骏乔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史 洁 审判员 陈 曦 审判员 赵云平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周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