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03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安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矮岗大庄西五巷2号（空港白云）。法定代表人：谢庆来，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伟，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燕，女，198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飞，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谢丽梅，女，197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丰顺县。原审被告：谢庆来，男，1984年1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丰顺县。上述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伟，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安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丽燕、原审被告谢丽梅、谢庆来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34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房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驳回刘丽燕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丽燕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理程序存在瑕疵，足以影响判决结果。刘丽燕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没有出示证据原件供核对，在法院责令的期限内也未能提交，而安房公司不确认刘丽燕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因此刘丽燕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案外人广州市钜东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东公司）应承担居间合同责任。安房公司是一个服务平台公司，收取广州市儒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儒商公司）的服务费，为儒商公司与不特定的中介公司架建桥梁，代收客户的团购费后转支付给中介公司，中介公司提供客户来源及实际居间服务并实际收取安房公司转支付的居间费。为此，安房公司提交了《客户确认单》《收据》和《电子回单》等，以证实钜东公司为实际居间人并实际收取了居间费。法院应依法查明和认定上述事实，不能变相剥夺安房公司对钜东公司享有的权利，其他人也不能因诉讼而否认相应事实。安房公司从儒商公司处获取的服务费，相比钜东公司获取的居间费不多于10％，一审判决结果利益失衡，导致权利义务不对等。（二）居间方（安房公司和中介公司）已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不存在故意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形，可获得相应报酬。1.居间方为刘丽燕提供了陪同现场察验、介绍周边环境及商铺相关情况、提供购买意见和方案、代为磋商合同条款以及协助完成签订相关协议、支付定金和租金等一系列服务，不存在故意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形，刘丽燕应当依据合同法第425条规定支付居间费。涉案商场没有通过消防验收，导致无法交铺，但消防验收影响的是合同能否继续履行，不影响《商铺租赁合同》的合法有效。居间方对《商铺租赁合同》无法履行不具备预见能力，亦无法审查儒商公司股东的行为是否涉嫌违法，在居间方不存在故意隐瞒消防验收不合格、儒商股东行为违法等重要事实的情形，且已经为刘丽燕履行忠实、勤勉义务的情况下，不能将合同无法履行、儒商公司股东的违法行为归责于安房公司，并以此认定安房公司没有尽到完整合格的居间服务。2.在《商铺租赁合同》和居间关系未被认定为无效的前提下，居间方根据服务情况以及公平合理原则，有权获得相应报酬。法律没有规定《商铺租赁合同》无效后，将导致居间关系无效或者居间方不能获取居间费用。（三）刘丽燕的请求权超过诉讼时效。1.案外人钜东公司为刘丽燕提供居间服务，刘丽燕与儒商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及向安房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团购费）后，居间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诉讼时效自该日起计算。刘丽燕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存在民法典第195规定中断的情形，其请求权超过三年诉讼时效。2.刘丽燕与儒商公司的租赁合同与本案的居间合同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其向儒商公司主张租赁合同权利（租金）不能等同或视同于向安房公司主张过居问合同权利（居间费），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3.一审判决认为儒商公司股东犯罪行为导致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诉讼时效自当时起算，不符合事实，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即肯定了《商铺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但可以依法解除。如果刘丽燕依据《商铺租赁合同》主张租赁关系权利，则时效应从2019年12月12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的时间起算。刘丽燕依据居间关系主张返还居间费权利，因居间合同合法有效，故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刘丽燕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居间关系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即其诉讼时效的起算以居间行为完成时起算。三、本案应正确适用或参考合同法第8、94、424、425、426条、民法总则第143、188条、民法典第143、188、703、961、962、963条、民事诉讼法第13、64、65、68条、《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2、3、4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刘丽艳二审答辩称：不同意安房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刘丽艳在一审中已提交了《商铺租赁合同》和团购费收据的复印件，虽然没有提供证据原件，但本案属于系列案件，且本案与其他案件能够形成相互印证。刑事判决内容也能体现出刘丽燕与儒商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的事实。安房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涉案商铺的《商铺承租确认书》《广大城项目介绍客户确认单》，也能证明刘丽燕向安房公司支付15000元团购费的事实。二、刘丽燕与安房公司之间构成居间合同关系，但安房公司提供居间的标的已经违反刑法，被认定为犯罪，所以双方的居间合同关系应属无效，安房公司应当退还已收取的团购费。三、刘丽燕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属于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诉讼时效应当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因此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四、团购费的收款凭证是由安房公司向刘丽燕开具，刘丽燕并不知晓存在安房公司所称的钜东公司，与刘丽燕建立居间合同关系的是安房公司。至于安房公司是否有将该项目发包给其他第三方或者与其他第三方合作，并不影响刘丽燕向安房公司主张返还的权利。刘丽燕和钜东公司没有关系，本案中也没有向钜东公司主张承担退款责任。原审被告谢丽梅、谢庆来二审共同答辩称：同意安房公司的上诉请求。2020年9月4日，刘丽燕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安房公司返还已收取的团购费15000元；2.安房公司赔偿至实际退还款项之日止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以团购费为本金，自2017年4月13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3.谢丽梅、谢庆来对安房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安房公司、谢丽梅、谢庆来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安房公司于2016年8月5日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时的股东为谢庆来、谢丽梅，认缴出资额分别为51万元、49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等。2017年4月13日，儒商公司（甲方、出租方）与刘丽燕（乙方、承租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107国道潭村路段广大服饰中心二期富一层S6xx号的商铺（以下简称“涉案商铺”）出租给乙方作经营场地使用；租赁期限自2017年8月1日起至2027年7月31日止，租赁期限开始之日以甲方交付商铺之日为准；租金缴付，整个租期内的全部租金469400元一次性支付，乙方需在本协议签订当日支付全部租金469400元一次性支付；等条款。同日，安房公司开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刘丽燕支付的信息服务费15000元。一审庭审中，刘丽燕、安房公司均确认该信息服务费的性质即为中介服务费。2018年6月19日，谢庆来、谢丽梅与案外人谢祝廉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谢庆来将原出资的51万元其中的50万元转让给谢祝廉；谢丽梅将原出资的49万元其中的49万元转让给谢祝廉。2018年6月22日，安房公司的股东由谢庆来、谢丽梅变更为谢祝廉、谢庆来，认缴出资额分别为99万元、1万元。2019年1月24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伍焰发、邹湘、伍国坚、王英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粤0111刑初356号刑事判决，查明“2017年3月，被告人伍焰发、邹湘成立儒商公司，由被告人伍国坚担任法人代表、被告人王英担任销售总监，并以儒商公司名义向广州市亿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承租本市白云区石井街某服饰中心负一层，后在未获取改建商铺的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作为商铺向不特定公众招租，以一次性收取租户十年租金，再以支付高额租金引诱租户向该公司返租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2018年5月起，伍焰发等人不再向租户返还租金。经审计，伍焰发等人非法吸收社会不特定人员463人的资金共计193713072.60元，返还租金46277995元，案发后和解退款22210156.80元，尚有125224920.80元至今没有偿还（详见附表一：涉案儒商公司投资参与人未收回金额明细表）”，并判决被告人伍焰发、邹湘、伍国坚、王英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判决附有涉案儒商公司投资参与人未收回金额明细表，该附表上列明刘丽燕姓名及铺位号，投入金额469400元、已分回金额200796元、未分回金额268604元。刘丽燕并提交（2020）粤0111执161号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退赔款分配方案主张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并移送执行，安房公司、谢庆来、谢丽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庭审中，刘丽燕提交广州市大同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书【其上显示邹湘、伍国坚、王英、伍静林向谢庆来账户转入5035000元、向谢庆想转入1600000元（部分摘要为安房、安房佣金或安房中介费）】，并表示该部分款项无证据证明已转入安房公司账户，而是由实际控制人谢丽梅、谢庆来私分处置，安房公司只是谢丽梅、谢庆来实施犯罪行为所借用的壳公司，要求谢丽梅、谢庆来对安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安房公司、谢丽梅、谢庆来辩称如下：1.刘丽燕起诉时，谢祝廉和谢庆来是安房公司的合法股东，两人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2.刘丽燕未能举证证明谢庆来、谢丽梅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以逃避债务等存在损害公司债权人合法利益的情形；3.谢庆来、谢丽梅成立时各自认缴金额为51万及49万，实缴出资时间为2036年12月31日，现已依法转让，由谢庆来、谢祝廉继承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在没有生效判决判令谢庆来、谢丽梅对刘丽燕负有债务、股东实缴出资时间未到期、公司未依法破产清偿的情况下，刘丽燕主张谢庆来、谢丽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依据。安房公司提交《商铺承租确认书》《广大城项目介绍客户确认单》（其上载明介绍单位为钜东公司，介绍人员为李景娣，现场确认人为刘宝如，现场销售人员为谢文涛，客户签署确认为刘丽燕），辩称刘丽燕承租涉案商铺系由实际中介方钜东公司向刘丽燕提供居间服务，因安房公司与儒商公司存在营销策划合同关系，有权收取中介费，因此刘丽燕支付的中介费由安房公司收取，其在收取款项后向实际中介方支付，对此并未提交证据。安房公司并表示在本案中不申请追加实际中介方为被告，如法院判令安房公司需承担退款责任，安房公司将另案主张权利。对此刘丽燕表示安房公司接受儒商公司的委托，为项目提供居间服务，并向刘丽燕收取居间费用，可以认定为居间合同的相对方，至于安房公司辩称的实际提供居间服务的问题，是安房公司与其他中介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刘丽燕无关。关于诉讼时效，安房公司、谢丽梅、谢庆来主张刘丽燕与儒商公司签订《商铺承租确认书》时居间合同即为生效，诉讼时效即开始起计。刘丽燕则主张居间关系成立的时间为支付居间服务费的时间，即收款收据上载明的时间。居间合同无效，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为合同被确认为无效的时间起计，而(2019)粤0111刑初356号刑事判决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故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刘丽燕、安房公司均确认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居间合同，中介费是由刘丽燕以pos机刷卡的方式支付至安房公司的账户，并由安房公司向刘丽燕开具收款收据。另，常飚等24人于刘丽燕提起本案诉讼同日，均就白云区石井街广大服饰中心负一层商铺承租的居间服务费用问题向安房公司、谢庆来、谢丽梅以居间合同纠纷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均为一致，案号分别为（2020）粤0106民初34696、34698、34699、34702、34704、34706、34718-34722、34724-34727、36690、36695、36700-36702、36705、36708、36710、36713号。一审法院认为：就本案查明，虽刘丽燕与安房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居间服务合同，但刘丽燕与儒商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承租涉案商铺，并据此向安房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刘丽燕与安房公司之间成立居间合同关系。安房公司辩称系由实际中介方钜东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不予采纳。安房公司作为专业中介方及居间服务的提供方，应履行忠实、勤勉义务，提供完整的居间服务，包括认真审核出租物的基本情况，对影响租赁合同有效成立的关键事项，必须尽职调查并如实披露。本案中，涉案商铺所在的白云区石井街广大服饰中心负一层由犯罪人伍焰发等人在未获取改建商铺的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作为商铺向不特定公众招租，即刘丽燕与儒商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时涉案商铺并不符合出租条件。安房公司作为居间服务的提供方，负有认真审查出租物基本情况的义务，对于涉案商铺是否符合出租条件应进行调查并向刘丽燕进行披露，在本案中未有证据显示安房公司已履行上述义务，现《商铺租赁合同》实际上无法履行，刘丽燕承租涉案商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安房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尽职尽责提供完整合格的居间服务，刘丽燕诉请要求安房公司退还其已支付的居间服务费15000元，予以支持。对于安房公司抗辩称的诉讼时效问题，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系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粤0111刑初356号刑事判决，认定伍焰发等人利用广大服饰中心负一层的出租事宜收取租户租金的行为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即自该时起刘丽燕才确定其承租涉案商铺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诉讼时效应自当时起算，对于安房公司的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从（2019）粤0111刑初356号刑事判决的查明，犯罪人伍焰发等人系以一次性收取租户十年租金，再以支付高额租金引诱租户向儒商公司返租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其款项支付方式明显与一般的商铺租赁的租金支付方式有所不同，刘丽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该与一般交易习惯不同的商铺租赁形式应持有谨慎注意义务，对于《商铺租赁合同》的无法履行亦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刘丽燕主张要求安房公司承担自2017年4月13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不予支持，但安房公司迟延退还居间服务费，确实造成刘丽燕的利息损失，从本案查明，一审法院判令安房公司以15000元为本金，自2020年8月17日（即刘丽燕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标准向刘丽燕计付利息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对于刘丽燕诉请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刘丽燕主张谢庆来、谢丽梅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对此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亦未举证证明谢庆来、谢丽梅存在滥用权利而使得安房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务的情形，刘丽燕据此诉请要求谢庆来、谢丽梅对安房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1年1月22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广州安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刘丽燕返还居间服务费1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500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从2020年8月1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刘丽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诉讼费230元，由刘丽燕负担30元，广州安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00元。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被上诉人刘丽燕及原审被告谢丽梅、谢庆来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安房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收据复印件一张，主要内容为：“2017年4月14日今收到安房网交来广大商贸城S605铺之代理费肆万伍仟元￥45000元”，落款处加盖有“广州市钜东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北站分公司”公章；2.记账日期为2017年4月14日的《广州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一张（其中载明付款人户名谢庆来、付款金额45000元、付款用途为广大S605铺佣金、收款人户名张智刚）；3.网上查询并打印的钜东公司企业信息登记资料一页，其中载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智刚。以上三份证据材料拟证实，安房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向钜东公司支付了涉案商铺的居间费，钜东公司为实际居间人，应追加为共同被告承担相应责任。安房公司还表示：1.若安房公司败诉，其将追究钜东公司责任；2.因安房公司一审时认为第一、二份材料与本案无关，故其在一审没有提交该两份证据；3.安房公司的付款45000元是由出租人儒商公司支付的30000元和承租人刘丽燕支付的15000元组成。经本院组织质证，原审被告谢丽梅、谢庆来表示同意安房公司的意见，对安房公司的举证没有异议。刘丽燕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上述三份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2.确认收据中所涉商铺是刘丽燕承租的商铺，该铺不存在其他的承租人，安房公司已确认收到刘丽燕团购费15000元；3.刘丽燕不清楚安房公司收到儒商公司多少钱，但是从其他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儒商公司都是每个铺支付40000元中介费，中介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向客户收取15000元至30000元不等，一部分是儒商公司支付给中介方，每铺40000元；4.刘丽燕从未听说过钜东公司，也没有和钜东公司签订过任何合同或向其付款。刘丽燕不清楚是哪个公司提供服务，但刘丽燕是向安房公司付款的，安房公司亦向刘丽燕出具了收款收据。如果安房公司想向钜东公司追偿，刘丽燕愿意配合。二审另查明如下事实：一、关于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伍焰发、邹湘、伍国坚、王英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在356号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认定：“关于辩护人对本案涉案资金及损失的认定的意见，经查，本案司法审计报告综合投资参与人提交的合同、收据、银行流水清单等证据予以审计，部分没有报案材料但辩护人提交了和解协议、转账凭证等材料的也予以审计，投资参与人实际交付给儒商公司的金额本院依法认定均属于本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金额，相关中介费、电商费、手续费等没盖有儒商公司财务公章的费用不计入在内……”。二、经本院询问，1.关于涉案15000元款项的性质。各方当事人均确认为居间费，但刘丽燕认为该款项是其与安房公司之间的居间服务费，与钜东地产无关；安房公司、谢丽梅、谢庆来则认为该居间费是安房公司代钜东公司收取的，但其没有取得钜东公司的授权委托，双方也没有签订合同。2.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在本案中无需追加儒商公司或钜东公司。3.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15000元款项没有作为犯罪数额以及需要退还的款项在刑事案件中得到处理。经本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争议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对于案涉款项15000元的性质，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该款项为居间服务费，论理清晰有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安房公司的上诉，本案需处理的问题是：安房公司是否应向刘丽燕返还涉案15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即安房公司以本案居间关系有效、案外人钜东公司为居间关系相对方、刘丽燕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等为由，上诉主张其无需向刘丽燕返还该15000元并支付利息的上诉理由能否成立。对此，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安房公司收取刘丽燕支付的15000元款项的对价是其为刘丽燕、儒商公司之间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所提供的居间服务，但该《商铺租赁合同》系356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伍焰发、伍国坚等人进行刑事犯罪行为所签订的合同，且该判决亦认定案涉租赁商铺改建未获取合法手续。在此情况下，安房公司作为居间方，未审查租赁物的合法性，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推介租赁物，其所提供的居间服务为伍焰发、伍国坚等人进行刑事犯罪行为提供便利，使未按照规划许可建设的房屋大量进入租赁市场，其所提供的上述居间服务不具有合法性，安房公司上诉主张上述居间合同合法有效，依据不足。其次，安房公司能够获取合法居间费用的前提是其促成交易双方设立合法的租赁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安房公司居间行为所实现的是无效合同并据此判令返还居间费，并无不当。鉴于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调整退款时间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安房公司有关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显然缺乏理据，本院不采纳。再次，虽然安房公司上诉主张应由案外人钜东公司承担居间合同责任，并为此在二审中提交了收据、《广州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网上查询并打印的钜东公司企业信息登记资料，但一方面，上述证据均形成于本案一审立案之前，仅能反映安房公司与钜东公司之间存在款项往来关系，并不足以证明钜东公司为本案居间关系的合同相对方，故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另一方面，涉案15000元款项系刘丽燕向安房公司支付，安房公司亦确认收到该款项，并出具了收款收据，而安房公司目前并无举证证明刘丽燕曾与案外人钜东公司签订居间合同或向钜东公司付款，且刘丽燕亦否认其与钜东公司存在居间关系，故此，在目前并无证据显示刘丽燕与钜东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居间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安房公司仅凭其与钜东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材料而上诉主张应由钜东公司承担居间合同责任，缺乏充分理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安房公司与钜东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属于两公司内部关系，与本案处理没有直接关联，本院不予审处。最后，关于退款利息。承前述，虽然安房公司提供的居间服务不具有合法性，但刘丽燕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签订涉案租赁合同过程中，亦未对涉案商铺是否具有合法手续等事宜尽到审慎审查的注意义务，对于本案纠纷的产生亦有一定过错，故因此而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应由刘丽燕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判令支持了刘丽燕主张的部分利息，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安房公司有关利息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其余上诉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346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安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刘丽燕返还居间服务费15000元；二、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346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刘丽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0元，由刘丽燕负担55元，广州安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广州安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75元，刘丽燕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卉审判员 赵云川审判员 戴俊英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逸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