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4民初45406号原告：湖南天戈（深圳）律师事务所，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南路天骏外贸食出大厦71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G34797878H。负责人：胡国剑，系该所主任。委托代理人：陈程聚，广东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B141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610452066。法定代表人：张文恒。委托代理人：王辉，男。委托代理人：何贵昌，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深圳市金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安大道1143号金成大厦七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83554L。法定代表人：叶元志。委托代理人：屈文静，广东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绵惠，广东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原告湖南天戈（深圳）律师事务所诉被告深圳市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第三人深圳市金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6年1月24日，原告与深圳市康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迪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代理其公司与深圳市鑫宝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宝丰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诉讼一案[一审案号：（2015）深宝法民三初字第2736号；二审案号：（2017）粤03民终14257号]，并指定律师陈程聚、胡国剑为其公司诉讼代理人。合同约定的代理费支付方式为：“本代理合同实行风险收费，即按诉讼结果收费。代理包括本诉、反诉、上诉。如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双方争议合同有效，则乙方收取甲方律师代理费500万元。如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双方争议合同无效，并判决返还甲方投资款和利息，则按判决返还总金额的百分之十，收取甲方律师代理费。收费在终审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2016年2月，康迪公司的债权人深圳市金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以下简称金成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2016年3月1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民算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金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同日指定被告为清算组负责强制清算工作。被告接受指定后，通知康迪公司负责人交纳公章账簿，了解公司债权债务及未结案件。该司负责人如实告知了被告与原告订立的合同及案件状况，并将与原告订立的《委托代理合同》移交给了被告。由于康迪公司主体依法被清算组取代，经原告与被告口头商议，原告于2016年6月24日向被告发出《我所关于变更代理康迪公司在与鑫宝丰一案中代理费用的函》，函中提议原告与被告共同代理案件诉讼。并将原《委托代理合同》中原告的收费变更为：“以委托人实际收到该案项下诉请主张款项额的5%计收，其余约定不变”。此后，被告向一、二审人民法院提交了同意原告继续代理案件的函件。原告依《委托代理合同》履行了一、二审的代理义务并取得胜诉的结果。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康迪公司可依法分得合作建房拍卖剩余款中的74917701.35元。2018年4月10日，被告以清算组名义委托原告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判决。因康迪公司债权人较多，人民法院以案件复杂需要研究，一直未予执行。直至2018年11月2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将案件执行款划入被告账户。并于2018年12月20日以（2016）粤03民算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被告在取得案件执行款后，扣除自己的代理费及清算费，将余款支付给了各债权人。但不知何故，未通知原告执行款已到位，也未分配并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原告认为，被告作为人民法院指定的强制清算案件的清算人，在清算组成立后，知道债务人康迪公司仍有诉讼案件未结，也知道其与原告订立有《委托代理合同》，并同意原告继续代理案件。而取得案件执行款后，依法应当将原告律师代理费作为清算费用或共益债务优先支付给原告。被告未依法分配和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给付原告律师代理费3745885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辩称，在康迪公司强制清算程序中，原告基于其在康迪公司被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之前与康迪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主张对康迪公司的债权，原告依法应当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但原告经清算组公告通知、书面通知及多次口头、电话通知，直至清算程序终结，一直未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原告应自行承担其未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在康迪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后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事实上，原告实际是受康迪公司债权人金成公司委托，以康迪公司代理人的名义代表金成公司协同清算组工作。原告律师费由金成公司承诺承担，且金成公司已经向原告支付了律师费，原告无权再向被告主张权利。1、原告一直是金成公司向康迪公司主张权利的代理人，康迪公司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后，原告受金成公司委托以康迪公司代理人名义协同清算组参加诉讼工作；2、清算组已依法履行公告和通知申报债权的义务，原告收悉通知后，直至清算程序终结，未向清算组申报债权；3、原告即使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也存在合同依据不足的问题，其债权成立与否及金额多少存在争议；4、清算组严格依法开展清算工作，整个清算程序合法有据。原告因自身原因不在清算期间申报债权，则无权在清算程序终结后再向被告主张权利。并补充如下：1、被告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3月11日指定的康迪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清算组。清算组成立后，是股东彭光荣向清算组移交了诉讼材料。根据清算目的，清算组重新制定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诉讼策略，增加康迪公司反诉请求，并主导了该案的全部诉讼工作。正是清算组主导增加的诉讼请求，追回来康迪公司在创业广场项目上的投资权益，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2、清算组同意原告胡国剑律师协助清算组开展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诉讼工作，是第三人公司的要求，而非履行本案所涉委托代理合同。原告胡国剑律师参与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诉讼工作，其实是原告胡国剑律师多年来代理第三人公司与康迪公司追索债权工作的继续。原告的律师代理费由第三人公司承担。且第三人公司已向原告胡国剑律师支付了相应的律师代理费。如原告认为尚未收到律师代理费，应自行与第三人公司通过协商等方式解决。原告的律师代理费不应当由康迪公司承担，即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3、即使原告胡国剑律师参与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可以视为是履行委托代理合同行为。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约定及原审法院判决关于驳回鑫宝丰公司本诉诉讼请求、驳回康迪公司反诉其他诉讼请求的判项。康迪公司应付原告律师代理费为零。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依据。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鑫宝丰公司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请求法院判令：依法确认1993年3月23日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签订的合作兴建宝丰大厦合同书无效。康迪公司的反诉请求之一则为请求判令依法确认1993年3月23日康地公司与鑫宝丰公司签订的合作兴建宝丰大厦合同书有效。即使原告胡国剑律师参与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合同纠纷案。可以视为是履行委托代理合同行为。那么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约定，参照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并经双方协商本代理合同执行风险收费即按诉讼结果收费。代理包括本诉、反诉、上诉。如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双方争议合同有效，则乙方收取甲方代理费人民币500万元，如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双方争议合同无效，并判决返还甲方投资款和利息。则按判决返还总金额的10%收取甲方律师代理费，收费在终审判决生效15日内一次支付乙方。然该案一审人民法院判决：1、康迪公司可分得金峰豪庭项目拍卖剩余款人民币7400多万；2.驳回鑫宝丰公司本诉诉讼请求；3.驳回康迪公司反诉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均判决驳回了康迪公司关于双方争议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和鑫宝峰公司关于双方合同争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也未判决双方争议合同无效，返还甲方投资款和利息。据此，终审判决结果不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康迪公司应付原告律师代理费条件。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付费条件不能成就。康迪公司应付给原告律师代理费也是零。因此原告对康迪公司不享有债权。即使原告胡国剑律师参与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可以视为是履行委托代理合同行为，原告要求康迪公司实际收到该案项下诉求主张款额的5%计收代理费更是严重违背事实，缺乏合同依据。原告向清算组所发的《我所关于变更代理康迪公司与鑫宝丰一案代理费用的函》。清算组从未同意，双方从未就变更事宜达成一致。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未就变更合同事宜达成一致的该合同内容未发生变更。可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4、康迪公司被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而非破产清算，即使原告胡国剑律师参与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合同纠案，可以视为是履行《委托代理合同》行为，原告可以基于《委托代理合同》向康迪公司收取律师代理费，原告主张律师代理费为共益债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原告主张律师代理费为清算费用，也没有事实依据。强制清算程序中不存在共益债务。强制清算程序与破产程序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程序，因此清算程序中不存在共益债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共益债务指的是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相关债务。既然康迪公司从未进入破产程序，则康迪公司没有共益债务。原告主张律师代理费为共益债务，属于法律引用错误。即使原告可以依据《委托代理合同》向康迪公司收取律师代理费，原告主张律师代理费为清算费用，同样缺乏事实依据；5、即使原告可以基于《委托代理合同》向康迪公司收取律师代理费，原告也应依法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所有债权非经依法申报审查，也无权受偿。鉴于康迪公司清算报告早已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裁定康迪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康迪公司也已经依法注销，原告无权再申报，更无权再受偿。即使原告可以基于《委托代理合同》向康迪公司收取律师代理费，原告仍应依法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依法对申报债权作出初步审查结论后，还需依法提请全体债权人及债务人查核债权。全体债权人及债务人对清算组作出的债权审查结论均无异议的，还需清算组提请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债权后，债权方能按清偿力得以清偿。且康迪公司案件中，债权的清偿率为21.2521%即使原告对康迪公司具有债权，那么也应当按照这个清偿率进行清偿，而非以百分之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债权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报债权，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申报、补充申报的，清算组应予登记。公司清算程序终结。是指清算报告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完毕。鉴于康迪公司清算报告已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康迪公司已依法注销。原告即使对康迪公司具有债权，但其在清算程序终结前一直未申报债权，现在依法也无权申报。而实际上原告对康迪公司并不具有债权。综上。原告胡国剑律师参与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是基于第三人公司与原告胡国剑律师之间关于向康迪公司追索债权的委托。原告胡国剑律师应当且已经自第三人公司处取得相应的律师代理费。原告的律师代理费不应当由康迪公司承担，即原告无权要求被告给付律师代理费。即使胡国剑律师参与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可以视为原告履行《委托代理合同》行为，那么依据《委托代理合同》和原审人民法院对康迪公司以鑫宝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判项。律师代理费的支付条件未能成就。康迪公司无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义务。且在前置清算程序中即使康迪公司应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律师代理费也不属于共益债务，更不属于清算费用。原告因未依法在人民法院裁定康迪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申报债权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原告对被告提起的诉讼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辩称，原告协助清算组参与诉讼是受我方之委托，原告已足额收取我方代理服务费用，原告无权向被告重复收取前述任何费用。本案所涉《委托代理合同》依法无效。本案所涉《委托代理合同》已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该合同不但是无法履行和没有实际履行的合同，而且双方已以实际行为已经解除了该合同。康迪公司强制清算程序已于2018年12月20日依法终结，康迪公司已依法注销，清算组已办理注销登记，原告再提出债权主张，依法应驳回原告起诉。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24日，原告与康迪公司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康迪公司因与鑫宝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接受康迪公司的委托，指派陈程聚、胡国剑律师为康迪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本代理合同实行风险收费，即按诉讼结果收费。代理包括本诉、反诉、上诉。如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双方争议合同有效，则原告收取康迪公司律师代理费500万元。如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双方争议合同无效，并判决返还康迪公司投资款和利息，则按判决返还总金额的百分之十，收取康迪公司律师代理费。收费在终审判决生效十五日内一次支付原告。原告与康迪公司分别在上述合同上签章予以确认。2016年6月24日，原告向康迪公司清算组发出一份《我所关于变更代理康迪公司在与鑫宝丰一案中代理费用的函》，内容中列有：由于该案件涉及诉讼主体多，同一事实，当事人订立了多份合同，且案件涉及20多年前的合同，调查取证特别困难，适用法律涉及当时相关的规定，案情特别复杂。为有利于本案的有效诉讼，原告拟与康迪公司清算组人员共同代理诉讼，以保障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鉴于与康迪公司清算组共同代理诉讼，故原告拟对原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变更为：以委托人（即康迪公司清算组）实际收到该案项下诉请主张款项额的5%计收，其余约定不变等内容。原告在该函落款处加盖印章。鑫宝丰公司以康迪公司为被告，以深圳市金银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万科南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诉讼。案号为（2015）深宝法民三初字第2736号。在该案中康迪公司提起了反诉。在该案判决书中明确列明康迪公司的诉讼代表人为康迪公司清算组，委托代理人之一为原告律师事务所的胡国剑律师。该案经审理后判决：1、康迪公司可分得金丰豪庭（即创业广场）项目拍卖剩余款74917701.35元；2、驳回鑫宝丰公司本诉诉讼请求；3、驳回康迪公司反诉其他诉讼请求。鑫宝丰公司对该判决结果不服，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17）粤03民终14257号，在该案判决书中明确列明康迪公司的诉讼代表人为康迪公司清算组，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为原告律师事务所的胡国剑律师。该案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第三人金成公司以康迪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没有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康迪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案号为（2016）粤03民算字第1号。该案于2016年3月11日作出裁定：1、受理金成公司对康迪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2、指定深圳市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为康迪公司的清算组。2018年9月19日，被告作为康迪公司清算组作出《深圳市康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债务清偿方案》，内容中列有：康迪公司的财产主要为可分得创业广场项目拍卖剩余款74917701.35元，除此之外无其他财产。确定截止2018年9月18日，康迪公司清算财产总额74917701.35元，为依法判决可分得创业广场项目的拍卖剩余款。清算程序中发生及预留的清算费用共计5421873.35元。截止2018年9月18日，清算组接受债权申报共计4笔，申报金额375912617.83元。清算组审查确认的债权共计4笔，确认债权金额为331698724.67元，性质为普通债权。康迪公司本次分配的财产总额为74917701.35元，扣除清算费用5421873.35元后剩余财产为69495828元，应偿普通债权331698724.67元，普通债权清偿率为20.9515%，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清偿普通债权，无财产可供股东分配。在所附《债权分配表》中列有：债权人名称分别为：深圳市金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博恩君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邵徽华、刘志，分配金额分别为：68457372.94元、944960.42元、42269.48元、51225.15元，合计69495828元。分配率均为20.9515%。2018年10月3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粤03民算字第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认为清算组履行清算职责时发现康迪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遂与全体债权人协商制作了《债务清偿方案》。该《债务清偿方案》经全体债权人确认且不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亦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依法应予认可并由清算组予以执行。裁定：认可深圳市康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提交的《债务清偿方案》。2018年12月17日，被告作为康迪公司清算组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清算报告》，其中列有：截至2018年10月24日，康迪公司清算财产74917701.35元，扣除清算组履职发生费用10579.1元、清算组报酬4067500元、反诉费用135600元、清算案件受理费208194.25元、预留费用6000元后，债权清偿款70489828元，均用于清偿普通债权，清偿比例21.2512%。管理人已于2018年11月26日将清算财产全部分配完结。2018年12月2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粤03民算字第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1、确认康迪公司清算组提交的《清算报告》；2、终结康迪公司清算组强制清算程序。现康迪公司已被注销。原告称其共代理与上述《委托代理合同》有关的康迪公司的案件包括：一审：（2015）深宝法民三初字第2736号；二审：（2017）粤03民终14257号；执行：（2018）粤0306执6362号。原告称根据上述其与康迪公司的《委托代理合同》以及《我所关于变更代理康迪公司在与鑫宝丰一案中代理费用的函》约定，相关代理费用变更为委托人实际收到该案项下诉请主张款项额的5%计收（实际上将代理费减少了）。2018年1月1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42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康迪公司可依法分得合作建房拍卖剩余款中的74917701.35元。判决生效后，康迪公司清算组委托原告律师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1月20日，康迪公司清算组已经全额得到74917701.35元的执行款。按照5%计算可得出原告在本案诉求的律师费。被告则称原告从来没有向被告提交过《委托代理合同》，也没有向被告提交过康迪公司对原告的授权委托书。被告作为清算组曾经接受过康迪公司移交过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但康迪公司仅仅移交合同，没有授权委托书。说明即使原告和康迪公司签订过这么一个《委托代理合同》，但实际上康迪公司还没有出具授权委托书，也就是双方之间就该合同并没有开始实际履行。原告代理律师确实参与了清算组的一些诉讼工作。参与的依据其实是第三人委托原告来协助被告进行诉讼工作。因为第三人一直以来就是委托原告向康迪公司主张权利，多年无果，最后转接到清算程序。被告也正是因为本案第三人的要求，才同意原告参与这个诉讼工作。原告从来没有就其对康迪公司有债权向清算组申报过。而且若原告依据《委托代理合同》来申报债权，债权的大小也并不像原告所称的情况。收费的依据是人民法院判决返还投资款及利息，可是并没有判决这个事项。假设原告可以依据全部款项，原告清偿的金额应为诉讼请求的20.95%，大概不到80万元（在之后的庭审补充答辩意见中，又称：“且康迪公司案件中，债权的清偿率为21.2521%。即使原告对康迪公司具有债权，那么也应当按照这个清偿率进行清偿，而非以百分之百”）。因为投资款和利息加起来大概是3500万元，该案判决是7900多万。本案第三人回应称，其自2007年受让康迪公司的债权之日起，就委托原告代理追索康迪公司债权的法律事务（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委托合同）。且自2007年4月起，第三人每月向原告委派的律师胡国剑支付代理费4000元。直至2017年将近十年的时间，第三人长期委派原告办理追索康迪公司债权的法律事务。原告也利用其长期代理康迪公司债权法律事务的便利条件，在2016年1月私下与康迪公司签订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收取较高额的法律服务费用。在康迪公司清算组成立之后，第三人委派胡国剑律师代表第三人与清算组接洽，了解清算进度的情况。并且考虑到其长期跟进康迪公司追索债权情况，提出由胡国剑律师协助清算组参与鑫宝丰公司与康迪公司的合同纠纷。在不知道原告与康迪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下，承诺在该案取得胜诉并获得受偿时，给予原告100万元的代理费用。第三人共计向胡国剑支付代理费用105余万元。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关于鑫宝丰公司与康迪公司合同纠纷案件的代理服务费用已全部结清。原告利用其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谋取第三人与康迪公司争议的权益，明显存在利益冲突，其行为已违反合同法、律师法相关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其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无效，其发出的催告变更函也同样是无效的。原告则对此不予认可，称与第三人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本案并非系对在强制清算案件中作为债务人的康迪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而是对强制清算管理人主张履职不当提出的民事赔偿案件。管理人不当履行职责的行为，给债权人、债务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失的，受害人可要求管理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公告。如果清算组未按照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可主张清算组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与康迪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履行问题。经法庭询问，被告确认曾经接受过康迪公司向其移交过涉案《委托代理合同》，说明被告已明确知晓原告与康迪公司之间确有签订过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具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之间的诉讼中，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三初字第2736号判决书明确列明康迪公司的诉讼代表人为康迪公司清算组，委托代理人之一为原告律师事务所的胡国剑律师。在康迪公司与鑫宝丰公司上述案件的二审阶段，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4257号民事判决书中亦明确列明康迪公司的诉讼代表人为康迪公司清算组，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为原告律师事务所的胡国剑律师。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判决书中列当事人的代理人情况，其前提条件之一即是该代理人依法具备相关的授权委托书等委托代理手续。故对于被告称原告并无相关授权委托书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的表述与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相互印证，本院确认原告已作为康迪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与了约定的相关诉讼活动，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被告作为康迪公司清算组，在清算过程中，已确认康迪公司可分配的财产即为上述生效判决所确定并且获取的74917701.35元款项。被告在明知存在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及相关代理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应当知晓原告与康迪公司之间将产生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原告系康迪公司已知的债权人之一。即使被告以为原告系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亦应在获得原告的相关确认或原告明确表示不对康迪公司享有债权的情况下，方能排除原告对康迪公司的债权人身份，被告应当审慎、全面地履行其清算组职责。被告作为清算组，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通知、公告债权人。但被告并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依法有效的通知了已知债权人的原告申报相应债权，且在明知原告作为已知债权人之一但并未在申报债权人名单之内的情况下，将康迪公司的财产进行清算、分配。被告在履行其清算组职责时，确存在履职不当的行为，而且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依照前述法律规定，被告应对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及原告自行调低费用的《我所关于变更代理康迪公司在与鑫宝丰一案中代理费用的函》的内容，按照康迪公司因该案获得款项金额74917701.35元的5%计算，律师费债权数额应为3745885元（74917701.35×5%）。但同时，康迪公司的财产并不足以足额偿付全部债务，涉案被告作为清算组出具《清算报告》的时间在《债务清偿方案》之后，且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该清算报告，根据该清算报告显示，清偿比例为21.2512%（《债务清偿方案》中显示的比例为20.9515%）。且被告亦在最终的相关表述中称“且康迪公司案件中，债权的清偿率为21.2521%。即使原告对康迪公司具有债权，那么也应当按照这个清偿率进行清偿，而非以百分之百”。故本院确认原告通过清算程序应分配的金额为796079.23元（3745885元×21.2521%）。故综上所述，被告应向原告赔偿796079.2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南天戈（深圳）律师事务所赔偿796079.23元；二、驳回原告湖南天戈（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6767.08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30000元，由被告负担6767.0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杜   阳人民陪审员 曾 桂 胜人民陪审员 邱 卫 华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郭盈（代）书 记 员 黄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