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376、11377号上诉人[（2019）粤0104民初42294号案原告、（2019）粤0104民初42362号案被告]：广州城电客户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芬，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成，上海市汇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倩文，上海市汇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2019）粤0104民初42294号案被告、（2019）粤0104民初42362号案原告]：陈某怡。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华，系陈某怡之姐。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敏，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城电客户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某怡劳动争议两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2294、42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两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城电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成、郭倩文，被上诉人陈某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华、仇敏到庭参加诉讼。两案现已审理终结。城电公司上诉请求：1.城电公司无需向陈某怡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90964.55元；2.陈某怡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城电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其已于2019年7月24日通过口头方式告知陈某怡，其被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包含了因严重失职造成城电公司重大损失的情形。陈某怡于2002年7月3日入职，任人才管理部经理，后于2013年起负责员工劳动报酬报税工作。因陈某怡的重大失误，导致城电公司自2013年至2018年10月发生少缴税18.19万元的严重后果，且对于已经补缴成功的2015年4月到2018年10月税务产生了38600.91元的滞纳金损失。目前因税务局未处理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的补缴税务事项，城电公司因此须向税务部门补缴税款而需承担的滞纳金损失无法预估。2019年7月24日，城电公司工作人员与陈某怡面谈时已口头表达过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告知陈某怡解除理由是因其一直工作未达要求，且导致城电公司的重大损失。基于人文关怀，考虑到陈某怡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故城电公司提出可以与陈某怡协商解除，但陈某怡不同意协商方案，故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商解除，城电公司进一步发出书面解除通知，客观描述了因陈某怡工作表现未能达要求，经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未达成一致，而正式告知陈某怡单方解除其劳动合同。以上解除过程足以体现，城电公司并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系因陈某怡对标于《劳动合同法》关于不胜任工作的解除条款而解除其劳动合同。“工作表现未能达到要求”所包含的意思，城电公司已经在面谈中明确告知了陈某怡，其中包含陈某怡工作重大失误而导致城电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问题。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引用第三十九条的解除行为必须采取和仅能采取书面形式，即允许用人单位在表达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时也可同时采取口头形式。一审判决忽略城电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属事实调查不清。城电公司已举证证明2019年7月24日口头通知陈某怡解除劳动合同且解除的事由包括其重大失误导致公司遭受严重损失。在口头通知后，同一日发出的书面通知中所采取的措辞“工作表现未能达到要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前述解除理由的法律性质，不能据此认定城电公司系以陈某怡“不胜任工作”为由直接解除劳动合同。三、一审判决认定《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应当采用广州市公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统计数据，没有法律依据，加重了用人单位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的数值“9320元”，是2018年“广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本地区职工月平均工资”没有界定其统计的“职工”范围仅限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而是应当包含本地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等各类用人单位的职工的月平均工资。2019年6月10日之前，广东省和广州市统计部门没有公布过各类用人单位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数据，由此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人民法院才不得已采用统计部门有公布的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数据。2019年6月10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广东省统计局发布《关于公布2018年全省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线有关问题的通知（粤人社发〔2019〕93号）》，该数据覆盖非私单位和私营单位全部职工的全口径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其中2018年度广州地区的“全口径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7450元/月，因此，应当按照7450元/月认定月平均工资水平。退一步而言，如果本案用人单位是私营企业，则采用广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数据计算经济补偿基数的封顶线，明显违背了《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立法精神。四、一审法院未明确判决支持的金额属于税前金额，未明确税负由陈某怡自行承担的问题，极易导致城电公司额外承担本应由陈某怡自行承担的个人所得税。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64号）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城电公司认为假如城电公司应当支付陈某怡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则应当在判决项中明确列明所裁判支持的金额为税前金额，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城电公司依法代扣代缴，以避免城电公司额外承担陈某怡应当自行承担的个人所得税。综上，城电公司解除陈某怡的劳动合同合法，无需支付其经济补偿或赔偿金；如果法院认为需要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则计算基数应当以2018年度广州市全口径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7450元的三倍即22350元封顶且计算年限以12个月封顶。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城电公司的上诉请求。陈某怡答辩称：1.自2019年7月24日城电公司违法辞退陈某怡至今已近两年，城电公司从未提供过任何税务、公安或司法部门认定城电公司存在税务违法的凭证，未提供过城电公司人员向司法机关自首、畏罪潜逃、畏罪自杀的凭证，也未提供过管理层、决策机构认为城电公司存在税务违法的凭证。就城电公司制定的工作流程而言，员工的工资计算由陈某敏、张某红负责，陈某怡审核后提交给其上司原人才管理部副总监邓某镖审核，邓某镖审核批准后交给财务部负责人即法定代表人刘某芬审核。城电公司未提交对其他经办人员作出任何处分的证据。因此，城电公司主张陈某怡严重失职造成城电公司重大损失没有事实依据。2.2019年7月24日，城电公司与陈某怡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未果后直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陈某怡的工作表现未能达到要求，城电公司经与陈某怡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在双方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城电公司决定与陈某怡解除于2013年9月27日签署的劳动合同，并辞退陈某怡，要求陈某怡当日办理完毕工作交接手续。在陈某怡当日办理完毕交接手续离职后，城电公司又于2019年7月31日试图变换为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及在工作上严重失职给城电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为由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据此，城电公司主张的口头方式告知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事实依据。3.城电公司将陈某怡违法辞退后，强行将陈某怡认购的香港宽频有限公司股票出售，并于2019年9月17日向税务部门申报陈某怡的收入356947.56元，纳税32570.39元。但是，城电公司至今仍恶意扣押该款项，拒绝支付给陈某怡。城电公司在仲裁及诉讼中均不同意支付该笔款项，并试图以此胁迫陈某怡接受城电公司提出的调解方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城电公司的上诉请求。城电公司在（2019）粤0104民初42294号案的诉讼请求：1.城电公司无需向陈某怡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90964.55元；2.陈某怡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陈某怡在（2019）粤0104民初42362号案的诉讼请求：1.判决城电公司支付陈某怡违法解决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90964.55元；2.判决城电公司支付陈某怡共同持股计划第三期5075股票份额的股票价值63799.50元、共同持股计划第三期5075股票份额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的获派股息6039.92元；3.本案诉讼费由城电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某怡于2002年7月3日入职城电公司处工作，工作岗位为人力资源部经理，该部2012年改名为人才管理部。陈某怡与城电公司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于2013年9月27日签订最后一期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城电公司每月28日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工资，工资支付周期为上月16日至当月15日。陈某怡上班为打卡考勤。2019年7月24日，城电公司向陈某怡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载：“致陈某怡：由于你工作表现未能达到要求，公司经与你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在双方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公司决定与你解除于2013年9月27日签署的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请你于2019年7月29日前到人才管理部办理离职手续”。陈某怡确认当天收到城电公司发出的上述通知。城电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通过邮寄向陈某怡发出离职证明，上载：“陈某怡原是本公司人才管理部经理，2002年7月3日入职本公司，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非自愿的原因），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7月24日”。同时城电公司再次向陈某怡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载：“经内部核查发现，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及在工作上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现公司根据《人才手册》‘基本宗旨及原则’、6.2条、6.9条、6.10条、6.15条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第（三）项、决定与你解除于2013年9月27日签署的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7月25日。通知书以本版本为准”。陈某怡确认于2019年8月1日收到城电公司发出的离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另，陈某怡在职期间，城电公司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9月3日，陈某怡作为申请人列城电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一、城电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90964.55元；二、城电公司支付共同持股计划第三期5075股票份额的股票价值63799.5元，共同持股计划第三期5075股票份额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的获牌股息6039.92元。经审理，该委员会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724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城电公司一次性支付陈某怡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90964.55元；二、驳回陈某怡的其他仲裁请求。裁决后，陈某怡、城电公司均不服上述仲裁结果，遂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本两案诉讼。一审诉讼中，陈某怡为证明其主张，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2016年度薪金调整及职位名称更改通知书》；2.《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3.《离职证明》；4.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2239号《民事判决书》；5.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14398号《民事判决书》；6.陈某怡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工资台帐；7.《2018年度薪金调整通知书》、《2019年度薪金调整通知书》；8.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9.住房公积金个人帐目明细表；10.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表；11.个人所得税缴纳清单；12.《香港宽频有限公司共同持股计划Ⅱ周年庆祝》、《HKBN有限公司共同持股计划ⅡB确认书》；13.《境内汇款申请书》；14.《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及计划外汇登记表》；15.2019年7月24日香港宽频估价行情图；16.2019年7月24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17.香港宽频截至2017年2月28日止六个月中期业绩公告、截至2017年8月31日止年度全面业绩公告、截至2018年2月28日止六个月中期业绩公告、截至2018年8月31日止年度全年业绩公告、截至2019年2月28日止六个月中期业绩公告；18.仲裁裁决书；19.广州城电客户服务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2018年广州市城镇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1.穗劳人仲案〔2019〕7249号案仲裁庭审笔录；22.（2019）粤01民终20795号判决书。城电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劳动合同的真实性确认，但该劳动合同实际上是陈某怡自行制作更改后所形成的文本，与城电公司在目前的用工管理中所存档的劳动合同文本不一致，体现为甲方乙方所在页面中，合同期限无固定期限2013年10月3日的手写版与第四页的工作内容描述有更改；对2016年度薪金调整及职位名称更改通知书的真实性确认，表明公司对其工作评价不满。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是公司邓某镖在与陈某怡进行2019年7月24日面谈时，明确说明解除原因包括历年工作均不能达到公司要求，及出现了严重个人工作失误导致公司税务方面的损失等工作方面问题，由此给陈某怡的评价是未能达到要求，但上述并未表明以不胜任工作的理由解除，而是适用口语化的未达要求对前述解除原因进行概括；对签收回执，其中标明陈某怡不能接受解除理由，当时情况是公司希望与陈某怡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所以措辞上无论是谈话还是正式的书面通知都采用委婉语气，在其表示不能接受解除理据的情况下，公司表示收回通知文本，被陈某怡拒绝，之后双方继续进行了一周左右的沟通，最终失败，公司于7月31日作出解除理由清晰、直接对应规章制度和法律依据的解除通知书，并对其送达，遭到陈某怡拒收后邮寄妥投，同时邮寄出的还有证据3。对证据3，真实性确认，形成过程同上述。对证据4-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即便7月24日的解除意思表示送达，该意思表示也不仅是7月24日纸质版，公司的意思表示还包括录音部分。对证据6，是个人制作，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真实性确认，也表明公司对其评价仍然很低，2018年为基本符合预期，2019年仍为未能达到理想状态。对证据8，真实性确认，但该银行流水不是陈某怡在职的唯一银行账户，城电公司有提交其在职的另外获得收入的银行账户的记录。对证据9-10，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1，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确认，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的纳税清单不完整，是手写的。对证据12-14，真实性确认，如陈某怡补充起诉理由的陈述，公司是香港宽频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并非股权计划的执行主体，所有的规则方案以及股权交易所所在地都在香港，香港宽频有限公司仅基于声明公司员工而给予共同持股的资格，但不代表公司有自行对其配股，所以设计共同持股计划的问题，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处理范围。对证据15-17，真实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8，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裁决书对双方的核心争议及证据无任何论述，城电公司不认同事实认定部分及裁决理由；对证据19，真实性确认，能看出邓某镖是2019年11月25日才开始担任监事，而刘某芬是在2017年2月23日才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而陈某怡作为人事部经理，在2013年开始就负责员工薪资及个人所得税工作，当时陈某怡将公司职工的个人所得税计算方式制作规则化，提供给财务部门执行，并且每月都由陈某怡审定职工的个人所得税及报税表，之后发给财务执行，历年来已经发生没有依法缴纳的严重错误，公司在2019年检查其工作时发现该严重问题，并且开始向税务部门进行补救，产生了补缴税款和滞纳金的损失，并且相应的滞纳金损失及补缴职工范围目前仍在进一步核算之中，即损失还在扩大，2018年12月3日，公司向陈某怡发出18年财政年度专项奖金发放通知，当时也是明确陈某怡是在负责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工作，因此陈某怡提供该证据以证明邓某镖和刘某芬直接对少缴税款的过错负责，不能成立，城电公司举证中也能看出陈某怡是涉及员工个人所得税材料的签审人。对证据20，该材料同时也有确认广州市全口径从业人员的平均数，该公告的标题也明确了内容包含了城镇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情况，公司不属于非私的性质，在政府有公布全口径从业人员的数据下，适用非私的数据明显不公平不合理，且没有明文的法律依据。对证据21，庭审笔录中，城电公司有在仲裁中明确整个劳动关系的解除过程，陈某怡提交该页笔录仅是断章取义。对证据22，判决书文本暂无法核实，无论是否真实，判决书是在处理省人社厅2019年93号文印发之前的劳动争议，该案涉及的政府公布平均工资的期间，仅有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两种口径，而本案是发生在93号文印发后，所以该判决以及补充证据5，均与本案无关，在城电公司前述向省人社厅多次提出此问题的过程中，接待城电公司的省人社厅接待人员，也向城电公司表示该问题确认没有明确，但涉及到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劳动争议仲裁、人民法院的执行口径问题，因此不是由省人社厅一方能够短期书面答复我司，需要作大量协调工作，因此尚不能正式答复。城电公司则为证明其主张，在本案提交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2.2016年薪金调整及职位名称更改通知书；3.2008年至2018年财政年度年终花红发放；4.系统自动计算公司应缴税Project；5.城电公司报税电子邮件公证书；6.个人所得税明细表；7.公司向税务部门补缴税款与滞纳金单据凭证；8.保密声名；9.电子邮件；10.员工手册；11.2016年11月、2019年3月《员工手册》签收表；12.谈话录音及文字摘录；13.解除通知（两份）；14.EMS详情单及妥投证明；15.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工资单、《HKBN有限公司规则共同持股计划Ⅱ》、认购书、税务系统截图；16.《关于公布2018年全省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有关问题的通知》。陈某怡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内容，不管是公司的起诉状以及陈某怡提供的离职证明，都可以证明陈某怡是2002年7月3日入职，2006年4月1日起担任人事部副经理，2016年1月1日才是人才管理部经理。对证据2，是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但认可2016年1月1日职位名称改成人才管理部。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2018年奖金有两笔，公司只提供了一笔证据，奖金是2018年发放的，14489元及4259.27元。对证据4-7，证据来源及取得时间及内容无法确认，故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另上述证据不是2019年7月24日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解除理由，与本案无关联性，税务部门从未认定公司存在偷税漏税情形，也没有通知公司补缴税款，公司自行向税务部门转款的行为没得到税务部门的认可，公司将上述自行行为认定为自身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就公司制定工作流程而言，工资核算由陈某敏、张某红负责，陈某怡审核后再提交给上司邓某镖或陈某怡的前任上司审核，邓某镖及其陈某怡前任领导审核后，再交由上级领导审核，故陈某怡不是最终审核人，但公司却把最终的审核责任推到陈某怡上，不符合事实，陈某怡只负责人事，不对资金具有管理权。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但是证据8并不是公司在2019年7月24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解除理由，故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证据来源、取得时间、证据内容无法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且并不是公司2019年7月24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解除理由，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是复印件，证据来源及制度合法性，故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且该制度不是公司2019年7月24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解除理由，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真实性认可，但不是公司2019年7月24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解除理由，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2，无原件，且录音不完整，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也不是公司2019年7月24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解除理由，即便公司与陈某怡协商不成，公司也没权力直接当日解除与陈某怡的劳动关系。对证据13，真实性认可，对2019年7月24日的解除通知书是违法；对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再次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因为陈某怡被公司辞退后当天已经办理完离职手续，公司在2019年7月24日之后未重新建立劳动关系，对公司2019年7月31日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无法律效力。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收到快递。对证据15，对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的工资单的真实性认可，请注意工资单表明陈某怡的入职时间是2002年7月3日，离职时间是2019年7月24日，2019年8月发放的工资明确记载为核算至2019年7月24日，对HKBN有限公司持股计划二，是香港宽频有限公司的英文名，对共同持股计划二及认购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上述证据说明股权激励的主体是香港宽频有限公司而非公司，公司只是被授权机构，相应款项只是通过公司将款项转给香港宽频有限公司，相应的香港宽频有限公司也是通过公司将款项转给陈某怡，香港宽频有限公司已经将股权款项转给公司，但是公司一直扣押该款项，未交给陈某怡；对截图，无原件，不予认可。对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文件不是与职工月平均工资属同等概念，与本案无关。一审庭审中，关于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陈某怡表示：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应从2018年7月16日至计算至2019年7月15日，计算为25496.13元。城电公司则表示：2018年8月整至2019年7月整，城电公司计算为28704.53元，除银行流水反映金额外，还有公司基于其员工身份配股的部分，不属于其投资所得的部分，即于2018年8月行权所获收入38500.78元（属于当时即时性收入，不是周期性收入，内地税局报人民币，发放人民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劳动合同解除问题。城电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向陈某怡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所载内容明确表达了城电公司与陈某怡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愿；陈某怡亦确认于当天收到城电公司发出的上述《解除合同通知书》，故城电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送达到陈某怡时已经生效。根据该《解除合同通知书》所载，城电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合同依据“由于你工作表现未能达到要求，公司与你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在双方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方可解除劳动合同，本案城电公司以陈某怡工作表现未能达公司要求以及双方未能协商一致为由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显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构成违法解除。城电公司在双方劳动合同解除之后，再以陈某怡“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及在工作上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等其他事由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理据欠缺，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城电公司理应向陈某怡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数额问题，对于双方确认的25496.13元/月部分，亦有银行收入流水相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城电公司主张股息一并计入计算基数，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接纳。另，广州市2018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320元，陈某怡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25496.13元/月未超过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9320元×3=27960元），故城电公司抗辩进行调整的意见，理据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接纳。鉴于陈某怡主张仍按照仲裁确定的25456.13元/月的标准作为赔偿金计算基数，属其合法权益自行处分范畴，亦于法不悖，一审法院可予照准。陈某怡在城电公司处过工作年限为17年1个月，依法可折算为17.5个月，故城电公司应向陈某怡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90964.55元（计算公式：25456.13元/月×17.5个月×2倍）。关于陈某怡主张的城电公司支付共同持股计划第三期5075股票份额的股票价值63799.50元、共同持股计划第三期5075股票份额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的获派股息6039.92元，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故在本案不作调处。另，陈某怡以城电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陈某怡造成损害主张城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广州城电客户服务有限公司一次性向陈某怡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90964.55元；二、驳回陈某怡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广州城电客户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两案受理费各10元，均由广州城电客户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庭审时，陈某怡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人力资源部于2012年改名为人才管理部不当，改名时间应为2016年。城电公司对此予以确认。本院据此认定人力资源部于2016年改名为人才管理部。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城电公司的上诉以及陈某怡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城电公司应否支付陈某怡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以及具体数额。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城电公司上诉主张其并非违法解除与陈某怡的劳动关系，对此，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城电公司2019年7月24日向陈某怡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城电公司系以陈某怡的工作表现未能达到要求后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未能协商一致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对此，本院将审查城电公司上述书面解除通知中所载明的解除事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城电公司以陈某怡的工作表现未能达到要求，后经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后未能达成一致，故解除劳动合同，该解除依据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城电公司系违法解除与陈某怡的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虽然城电公司上诉主张其已经于2019年7月24日以口头方式告知陈某怡其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包括因严重失职造成公司重大损失，但是其在上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对于其所主张的依据未予以载明，故本院对城电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城电公司又主张其在书面解除通知中载明陈某怡“工作表现未能达到要求”的事由已经包含了陈某怡工作重大失误而导致城电公司利益受损，该主张亦缺乏依据。综上，城电公司上诉主张其系因陈某怡严重失职造成该司重大损失为由，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计算基数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本案中，陈某怡主张其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25456.13元，提供了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予以证明，一审法院采纳陈某怡的主张，认定其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25456.13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陈某怡月工资是否高于广州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问题，一审法院已查明广州市2018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320元，陈某怡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25496.13元/月未超过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9320元×3=27960元），一审法院以此作为赔偿金计算基数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城电公司上诉主张以2018年度广州市全口径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7450元/月或2018年度广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赔偿金计算基数，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城电公司上诉主张本两案应当明确陈某怡需要承担个人所得税数额问题，由于个人所得税的收取及数额均属于税务部门审查范畴，故本院对此不予处理。本院审理期间，城电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城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城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20元，均由广州城电客户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威淞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