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47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向英，男，1982年4月18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东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定邦，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维途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郑朝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磊，江苏迈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蒋科，男，1981年4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镇江市。上诉人朱向英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维途机电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蒋科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8民初6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向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实际用于公司的经营支出远大于被上诉人《确认书》中所确认的9项支出。除上述款项外仍有共1，105，590元亦用于货款支付，具体如下：赵绍菊247，010元、陈超135，900元、吕世伟7，500元、吕作楷800元、宋国瑞8，000元、朱苗苗87，200元、杨双33，520元、张同山38，630元、王建超73，800元、李志刚220，300元、王建超102，500元、顾培林44，700元、淘宝网店购买105，730元，上述人员中，赵绍菊、陈超、吕世伟、吕作楷、宋国瑞、朱苗苗系第三人指定的采货方，共计金额为519，930元。另有2012年10月至2018年10月公司经营期间，大量从第三人指定采货方自然人处现金买进货物并未进行明确记账，且截至上海维途机电有限公司、第三人告知停业，尚有大量未记账库存货物被第三人及配偶共同占有。被上诉人上海维途机电有限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就上诉人用于被上诉人日常经营的支出，一审法院已查明清楚，且上诉人未提供新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无误，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蒋科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被上诉人上海维途机电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人民币2，802，561.9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上诉人于2012年7月6日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郑朝娟(系第三人配偶)，股东为上诉人和第三人，各持股50％。自被上诉人成立之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公司财务、销售业务及日常管理均由上诉人负责，技术部分由第三人负责，账务则由案外人上海鑫靓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即代账公司)代理记账。2018年9月30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郑朝娟进行并完成财务交接。被上诉人委托上海明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进行审计，并于2019年10月22日出具明宇(2019)会字第0603号《关于朱向英与上海维途机电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审计报告》一份，审计结果为自2012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收取11，230，685元，转回2，260，852.60元。上诉人在中国招商银行的账户XXXXXXXXXXXXXXXX和在中国交通银行的账户XXXXXXXXXXXXXXXXXXX，与被上诉人公司经营管理存在直接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支票。上诉人提出审计报告中支票提现3，992，000元，认为提取之后均用于支付货款、股东分红和支付员工工资等，均用于公司经营管理了，要求核对支票存根原件。被上诉人于2021年1月14日提供其自行制作的支票明细表一份及对应支票存根原始凭证一套，证明自2013年1月4日至2017年12月3日期间，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名义开具支票并提现总计4，009，800元，但被上诉人同意仍按照审计报告中支票提现金额3，992，000元在本案中进行主张。上诉人当庭核对支票存根原件后，对支票原件、开具名目及金额均无异议，确认支票所涉期间的公司财务均由上诉人负责，支票的开具、提取及做账均是上诉人自行操作，支票存根上的手写字样都是上诉人书写的，支票提现后，上诉人将大部分款项先转入自己的银行账户再使用出去，该部分资金的使用痕迹已转化为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供的部分银行流水，而小部分则以现金形式直接使用于公司经营管理，对该部分现金具体数额，上诉人无法明确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另外，虽然支票开具名目与资金用途不是一一对应的，名目为工资的，均用于股东分红及员工工资，名目为备用金的，均用于支付货款了，但认为均用于公司经营管理，且支票提取多次、小额，被上诉人公司股东仅为两人，第三人显然明知却从未提过异议。对此，被上诉人则认为支票名目为上诉人自行书写且当时的公司财务在上诉人掌控之下，上诉人对其提取支票款项后的具体用途负有举证证明用于公司经营管理的责任，若其举证不力仍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且上诉人提取支票款项后转入其个人银行账户再使用出去，而这部分资金的使用痕迹已体现为部分银行流水，被上诉人在审理中也确认了上诉人提供的部分银行流水确系用于公司经营管理，并在诉请金额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支票存根上的手写名目为上诉人自行书写，上诉人支票提现后的资金用途与名目并非一一对应，上诉人仍负有证明支票提现后，资金实际用于公司经营管理的举证责任，且根据上诉人自认支票取现后大部分款项转入银行账户再使用出去，资金最终去向已体现在其提供的银行流水中，而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有证据证明用于公司经营管理的部分银行流水，也是认可并同意在诉请中扣除的，这部分金额不应在支票项下重复扣除，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说法表示认同；同时，上诉人对于支票提现后小部分现金直接用于公司经营管理所需，由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自身无法明确金额，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二、关于对账。1．关于上诉人向第三人的转账，上诉人称主要是用于第三人个人买房、为被上诉人公司购车及股东分红，但无法提供股东分红决议；被上诉人仅认可其中的194，673.50元，系用于为被上诉人公司购车，同意扣除，其余转账均不认可；第三人则表示其向上诉人也进行过大量转账，二人之间的转账由二人自行对账清算，不牵扯本案的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取被上诉人资金后向第三人转账，虽然第三人是被上诉人的股东，但是被上诉人是独立法人，其财产独立于股东，上诉人在没有公司分红决议的情况下，亦无权擅自向第三人分红，更不应提取被上诉人资金为第三人个人买房支付款项，故对此，一审法院亦不认可；2．关于上诉人向赵绍菊和陈超的转账，上诉人主张均是为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被上诉人仅认可其中有QQ聊天记录佐证的两笔款项系用于公司经营管理，同意扣除，一笔是上诉人向赵绍菊支付的193，400元，另一笔是上诉人向陈超支付的5，600元，其余向该二人的转账，均因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资金真实用途及与被上诉人的关联性，被上诉人不认可；一审法院同意被上诉人的说法；3．关于上诉人向张同山、王建超、李志刚、顾培林、吕世伟、吕作楷、宋国瑞、朱苗苗、杨双的转账，上诉人主张均是为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被上诉人以“除转账凭证外，上诉人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资金用途及与被上诉人的关联性”为由，均不认可；一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的说法；4．关于上诉人淘宝购物的支出，上诉人主张是为被上诉人进货的支出；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所购物品与被上诉人的关联性，均不认可；一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的说法；5．关于上诉人向朱晨云和刘妍的转账，上诉人主张向朱晨云的转账是支付工资，向刘妍的转账是用于采购办公用品，并提供朱晨云和刘妍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各一份予以佐证，但未提供二人的社保缴纳记录和劳动合同；被上诉人表示朱晨云和刘妍均非被上诉人员工，被上诉人未替二人缴纳过社保，2份《证明》均系复印件，且朱晨云和刘妍本人也均未出庭作证，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要求，故被上诉人不认可；一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的说法；此外，上诉人还表示其向楼晨毅、任洪涛、孙超超、吴金龙、吴宇军、徐超鸣、周娴、何金户等人的转账，均用于公司经营管理，但除了转账凭证外，均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其举证不力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审理中，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多次梳理和对账，被上诉人针对多次对账的情况，最终向一审法院出具《确认书》一份，确认以下上诉人以其个人名义支付的款项系用于公司经营管理，相应金额在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1．上诉人向殷明支付的1，005，000元、向李进坤支付的7，900元、向吴文伟支付的8，500元、向张秀如支付的10，620元、向封波涛支付的750，720元、向顾晓明支付的9，000元、向马晨光支付的30，000元、向张某支付的16，000元、向蒋铁明支付的30，000元、向沈良支付的3，600元、向戴琪支付的52，803元、向柴亭亭支付的59，000元、向赵绍菊支付的193，400元、向陈超支付的5，600元；2．上诉人通过支付宝支付的买酒费23，974元；3．上诉人向晶鼎支付的房租95，400元、水电7，200元、电话宽带费9，000元、车位费10，000元、餐卡5，000元；4．上诉人支付的别墅房租122，400元；5．上诉人支付的鑫靓代账公司手续费44，700元(含两笔：1笔24，000元、1笔20，700元)；6．上诉人向张凯翔支付的工资62，389元；7．上诉人支付的厂房(位于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沈石路XXX号，以被上诉人名义租赁后由案外人铎某(上海)机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实际使用)租金、水电煤、物业费等合计1，868，335元，及上诉人通过微信、支付宝向韩风海支付的上述厂房水电费42，056元(含两笔：1笔31，945元、1笔10，111元)；8．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指令下替铎某(上海)机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支付的注册资本150万元；9．上诉人向蒋科支付的194，673.50元，系用于为被上诉人购买公司用车；上述金额合计6，167，270.50元，被上诉人认可用于公司经营管理，同意该金额在审计报告差额8，969，832.40元中予以扣减，扣减后，被上诉人变更诉请为要求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2，802，561.90元。综上，根据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主要争议事实分析、对账情况及被上诉人的《确认书》，被上诉人最终明确诉讼请求，以上诉人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为由，要求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2，802，561.90元，作为被上诉人股东的上诉人，则应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对“上述款项从被上诉人公司账户提取后的合理去向”负有举证责任，若无法举证证明款项用于公司经营管理又无其他正当理由，上诉人仅提供向个人支付的银行流水，但未提供合同、发票、收货单等证据佐证，则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该款项构成上诉人对公司财产的侵占，应予返还，故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朱向英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维途机电有限公司返还2，802，561.9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20.50元，由朱向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于2012年7月至2018年9月担任被上诉人财务、销售负责人期间，其个人账户与被上诉人公司的财务收支发生混同，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收取款项与转回款项的差额，再扣除上诉人为了公司经营管理而产生或者其他被上诉人认可的支出，所得数值为上诉人应当返还被上诉人的款项数额。关于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收取款项与转回款项的差额，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收取11，230，685元，转回2，260，852.60元，二者差额为8，969，832.40元。上诉人为了公司经营管理而产生的支出，上诉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不仅需要符合“已实际支付”的真实性，还需要满足“为了公司利益而产生”的关联性。除被上诉人出具《确认书》认可的6，167，270.50元金额外，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其他支出，本案中上诉人仅仅提供向个人支付的银行流水，即证明已实际支付，但未提供合同、发票、收货单等材料，现无证据表明系争费用满足“为了公司利益而产生”的条件，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返还被上诉人2，802，561.9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朱向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220.50元，由上诉人朱向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晓菁审 判 员 杨怡鸣审 判 员 高中伟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柳 洋书 记 员 董晓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