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2民终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红辉，男，198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单，广东粤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梦茹，女，1972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强，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红辉因与被上诉人苏梦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203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郭红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单、被上诉人苏梦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红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郭红辉只需偿还36615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郭红辉无需支付平安普惠的贷款及利息；3.本案一、二审费用由苏梦茹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记载的借款不重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18年9月30日借条的备注里“平安普惠的贷款300000元由我还清”，其中280000元与该借款300000元是重合的。因为郭红辉只用了其中的230000元，加上利息52166.48元，刚好是2852166.48元。基于郭红辉与苏梦茹两人的关系，才写下280000元的欠条。一审法院认定是两笔不同的借款错误，理由如下：第一，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写明的借款是280000元，普惠贷款300000元的还款事项之所以备注在同一张借条里面，说明两者是相互包含的逻辑关系；如果不是包含关系，郭红辉就应当出具两张借条给苏梦茹才符合常理。第二，280000元的借条里，普惠300000元贷款还款事宜写的是“备注”。“备注”是对主文的注解说明，可见，备注与主文是有密切关联的。第三，基于上述这种包含关系，如果郭红辉要还280000元，就不用还平安普惠的300000元；反之，如果要还300000元，就不用还280000元。郭红辉当时备注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这样——双方是情人关系，有能力的话，作为一个男的，尽可能多还点，争取自己还清平安普惠300000元本息；能力不够的话，苏梦茹已交付的280000元还是要还的。所以出现了“既写了借条，又有备注”的情形。第四，苏梦茹没有300000元借款的交付证据。仅凭苏梦茹提供的银行流水中的ATM取款记录是无法达到该证明目的，因为苏梦茹无法完成所取的款项己交付了给郭红辉的举证义务。故，一审判决郭红辉偿还平安普惠的贷款及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二）退一万步来说，即使郭红辉是有借该笔款项，但该一审法院超出苏梦茹的请求判定郭红辉还款，属于程序违法。一审起诉状中，苏梦茹自认“原告以自己的名义为被告向平安普惠借款300000元，该笔借款利息为52166.48元，本息共352166.48元”，而一审法院超出该金额认定“原告在本案中仅要求被告偿还平安普惠贷款的还款358687.1元”，属于程序违法。（三）一审判决根据苏梦茹提供的不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苏梦茹一审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其仅截取了对其有利的聊天记录，即关于“将近1000000元借款”的记录，而删除了对郭红辉有利的记录。事实上，郭红辉在与苏梦茹分手时，将其向苏梦茹介绍的其他人及苏梦茹共借款差不多1000000元的事实告诉了苏梦茹，苏梦茹才会反复提到“将近1000000元”。一审法院仅凭该不全面的证据就定案，实为不妥。二、一审法院未核减郭红辉支付给苏梦茹及其妹妹苏梦玲的174350元，属于偏袒苏梦茹。一审中，苏梦茹主张未收到郭红辉支付61450元的款项，另有5100元是用于帮郭红辉购买车票等缺乏事实依据。从银行流水来看，郭红辉是直接转到苏梦茹账户，不存在没有收到款项的可能性。而根据苏梦茹提交的证据，其帮忙购买车票的金额也只有818元，与郭红辉支付的款项金额相差甚大，且其提供的截图也显示是帮其父苏清祥的购票，而不是帮郭红辉购票。而其它款项中苏梦茹提供的流水，大多是ATM取款且并非是同一个日期，并不能直接证明是其给现金给郭红辉转出的。故一审法院未核减郭红辉支付给苏梦茹及其妹妹苏梦玲的174350元，属于偏袒苏梦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苏梦茹辩称，一、关于2018年9月30日借条记载的借款280000元与平安普惠的贷款300000元是否重合的问题。（一）两笔款项所陈述的内容及金额是不一致的，不存在重合。借条记载的为郭红辉借到苏梦茹的借款280000元，备注中明确是平安普惠的贷款300000元由郭红辉还清。300000元明显比280000元多，280000元包含不了300000元。备注明确借款外的平安普惠贷款300000元由郭红辉归还，不存在对280000元解释说明的关系，更不存在如果郭红辉要还280000元，就不用还平安普惠300000元的意思表示。（二）郭红辉称在借条出具日即2018年9月30日使用贷款及利息刚好是282166.48元，才写了280000元的欠条，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根据平安普惠的还款计划表，该笔300000元借款的利息及费用为143566.44元，本息费用共443566.44元。退一万步来讲，郭红辉称当时仅用了230000元，再加上该143566.44元利息及费用，也不止280000元，况且郭红辉所称的利息52166.48元，实际上并不是52166.48元，该贷款利息及费用在2019年11月17日苏梦茹提前还款后为64491.54元，郭红辉称在2018年9月30日利息是52166.48元是毫无依据的。（三）出借给郭红辉的280000元，苏梦茹有大部分的相关银行流水予以证实，故根本不存在280000元借款就是平安普惠的300000元。二、关于一审是否超苏梦茹的诉讼请求问题。苏梦茹的诉讼请求是要求郭红辉归还借款本金897666.48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息6%计算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一审法院第一项判决郭红辉归还苏梦茹的借款本金为540500元及利息，第二项判决郭红辉返还欠款334687.18元及利息，两项金额合计为875187.18元，并没有超过诉讼请求总额的范围，不存在程序违法。三、对于郭红辉认为苏梦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的问题。苏梦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客观真实的，不存在虚假，郭红辉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微信内容不真实、不完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四、关于郭红辉认为一审法院未核减174350元的问题。（一）关于174350元中郭红辉称由郭红辉账户转付到苏梦茹支付宝的款项共61450元的问题。首先，从郭红辉提供的卡号/账号：6217……5138交易明细中可见，对方账号与户名第6页序号97、98、99行显示为105××××××××0076/支付宝-郭红辉、序号114行、115行显示为105××××××××0076/支付宝-苏梦茹，第9页序号160、166、168显示为105××××××××0076/支付宝-郭红辉，第13页序号为247行显示为105××××××××0076/支付宝-刘凤好，第22页序号405行显示为105××××××××0076/支付宝，第33页序号614行显示为105××××××××0076/支付宝-谭海芳，该105××××××××0076/支付宝账号从交易明细来看不能判断为苏梦茹的支付宝账号，苏梦茹的支付宝账号也不是105××××********。其次，从苏梦茹提供的支付宝账号流水可见在2018年3月9日、2018年5月8日、2018年8月13日没有郭红辉账户转入的任何款项记录，因此，郭红辉称在2018年3月9日、2018年5月8日、2018年8月13日分别转了16000元、18450元、27000元没有依据。（二）关于郭红辉汇款给苏梦玲的款项。郭红辉转账给苏梦玲的款项是苏梦茹给郭红辉现金或从苏梦茹的银行卡提取款项后再通过其账户转给苏梦玲的，不存在郭红辉归还上述款项给苏梦茹，苏梦茹在一审提供的相关银行流水足以证实该事实。综上，苏梦茹认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公平、正确，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的情况。为此，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郭红辉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苏梦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郭红辉向苏梦茹归还借款本金897666.48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息6%计算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2.由郭红辉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梦茹、郭红辉曾为情侣关系。2018年3月29日，郭红辉出具一份内容为：“今借到苏梦茹人民币136500元（大写壹拾叁万陆仟伍佰元正）（注：两年内还清。）借款人：郭红辉”的《借条》给苏梦茹收执。苏梦茹主张上述借条上款项包括：其于2018年2月10日从账户提取7000元出借给郭红辉、其于2018年2月13日从账户提取5000元出借给郭红辉、其于2018年2月19日微信转账5500元给郭红辉、其于2018年2月27日转账30000元给郭红辉、2018年3月2日郭红辉从其账户提取19000元、2018年3月20日郭红辉从其账户提取10000元、2018年3月28日郭红辉从其账户提取20000元、其于2018年3月29日转账20000元给郭红辉、郭红辉从其信用卡支取20000元。除信用卡取款记录没提交外，其余均提交了取现、转账的记录。2018年4月23日，郭红辉出具一份内容为：“今借到苏梦茹人民币115000元正，大写壹拾壹万伍仟元。注：两年之内归还。借款人：郭红辉”的《借条》给苏梦茹收执。苏梦茹主张上述借条上款项包括：郭红辉于2018年4月23日从其账户提取15000元、其于2018年4月12日支付现金100000元给郭红辉。苏梦茹为此提交了取现记录及现金相片为凭。2018年9月30日，郭红辉出具一份内容为：“今借到苏梦茹人民币合计共28万元正，大写贰拾捌万元正。备注：平安普惠的贷款30万由我还清。借款人：郭红辉”的《借条》给苏梦茹收执。苏梦茹主张上述借条上款项包括：其于2018年5月4日从转账给郭红辉的30000元、郭红辉于2018年5月19日从其账户取款5000元、于2018年5月21日从其账户取款5000元、于2018年5月23日从其账户取款20000元，其于2018年5月24日转账给郭红辉30000元、郭红辉于2018年5月28日从其账户取款2000元、郭红辉于2018年6月4日从其账户取款2000元、郭红辉于2018年6月17日从其账户取款4000元、郭红辉于2018年6月20日从其账户取款20000元、其于2018年7月12日还郭红辉使用的信用卡30821.34元、郭红辉于2018年7月14日从其账户取款5000元、郭红辉于2018年7月16日从其账户取款2000元、郭红辉于2018年7月23日从其账户取款8000元、郭红辉于2018年8月3日从其账户取款6000元、其于2018年8月12日还郭红辉使用的信用卡2158.59元、其于2018年9月12日还郭红辉使用的信用卡19909.70元、郭红辉于2018年9月13日从其账户取款18000元、2018年5月至9月期间共计交付72000元现金给郭红辉。除现金部分外，苏梦茹均提交了取现、转账、还信用卡记录予以证明。郭红辉抗辩称该借条上记载的280000元系苏梦茹向平安普惠所借300000元中其使用了230000元，预估产生的利息为50000元，故写下该280000元的借条。但苏梦茹则主张**安普惠的300000元贷款中有293295.64元由郭红辉使用，分别为2018年9月16日银行扣除的初始费用900元、2018年9月16日郭红辉提取5000元、2018年9月17日郭红辉提取115000元、2018年9月18日郭红辉提取90000元、2018年9月29日郭红辉提取20000元、2018年10月10日郭红辉提取2500元、2018年10月12还郭红辉使用的信用卡19001.64元、2019年1月12日还郭红辉使用的信用卡17894元、2019年10月17日郭红辉提取20000元、10月18日郭红辉提取3000元。该笔贷款由苏梦茹于2019年11月17日还清，还款总额为364491.54元，苏梦茹提交了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并在本案中要求郭红辉承担返还责任。2020年2月18日，郭红辉出具一份内容为：“今借到苏梦茹人民币壹万肆仟元正（14000元），此据。借款人：郭红辉”的《借条》给苏梦茹收执。苏梦茹主张上述借条上款项包括：2019年10月7日微信支付给郭红辉的3000元、2019年10月12日刷卡转给郭红辉的10000元、2020年1月1日微信支付给郭红辉的1000元。苏梦茹认为其多次催收上述四张借条上记载的借款本金及其替郭红辉清偿的平安普惠贷款，但郭红辉均以各种理由推脱，其遂于2020年8月10日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解决。一审法院另查明，郭红辉抗辩称2018年2月6日至2020年5月8日期间其转账134250元至苏梦茹账户，依苏梦茹指示转账106200元至苏梦玲（苏梦茹姐姐）账户，转账26670元至黄海茹（苏梦茹同事）账户，转账5000元至叶少玲（苏梦茹同事）账户，合计272120元。分别为：（1）2018年2月6日微信转账1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主张系代郭红辉支付车辆保险费）；（2）2018年2月27日建行转账5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主张系郭红辉于2018年2月26日从其尾号8135的建设银行账户取出5000元存入苏梦茹尾号0264的银行账户扣保险费，苏梦茹提交了其尾号8135的建行账户银行流水予以佐证）；（3）2018年3月9日建行转账16000元至苏梦茹的支付宝账号（苏梦茹主张并未收到）；（4）2018年3月20日建行转账8000元给苏梦玲（苏梦茹主张系其于2018年2月13日、3月15日从其母亲尾号4962的农行账号中提取的8000元、5000元，合计13000元中给了8000元给郭红辉让其转入苏梦玲账户，提交了银行取款凭证为据）；（5）2018年4月13日建行转账35000元给苏梦玲（苏梦茹主张系其2018年3月13日从父亲苏清祥尾号4363的工行账户提取25000元，于2018年4月3日从自身尾号8135建行账户提取12000元，合计37000元，给了其中35000元给郭红辉让其转入苏梦玲账户，均提交了银行取款凭证）；（6）2018年4月13日建行转账12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主张该12000元转入后次日马上转回12650元至郭红辉账户，提交了银行流水为凭）；（7）2018年4月14日微信支付1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但认为有650元抵扣当天郭红辉转走的12650元中的650元，其余350元为郭红辉给其的零用钱）；（8）2018年4月14日微信支付1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但认为系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即使要抵扣也应从其微信转账给郭红辉或替郭红辉购买车票等费用中抵扣）；（9）2018年4月25日建行转账7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主张系其于2018年4月8日从其尾号8135建行账户分四笔取款20000元后，其中7000元给了郭红辉代存，提交了银行取款记录）；（10）2018年5月3日建行转账50000元给苏梦玲（苏梦茹主张系郭红辉于2018年4月11日从其尾号8135建行账户取款20000元，加上2018年4月13日转账35000元后剩余的2000元、2018年4月25日转账7000元后剩余的13000元，以及于2018年5月3日从其尾号8135建行账户取款20000元，合计550000元，于2018年5月3日转了50000元苏梦玲账户，于2018年5月16日转了5000元给苏梦玲账户，提交了相应的取款凭证）；（11）2018年5月4日微信支付11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但认为系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即使要抵扣也应从其微信转账给郭红辉或替郭红辉购买车票等费用中抵扣）；（12）2018年5月8日建行转账18450元给苏梦茹支付宝账号（苏梦茹主张没收到）；（13）2018年5月13日微信支付35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主张系偿还苏梦玲替郭红辉从银行贷款后需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其收到当天已转账给了苏梦玲，提交了其与苏梦玲于2018年8月29日的对账信息为证）；（14）2018年5月16日建行转账5000元给苏梦玲（苏梦茹对该笔款项的解释同上述第10项）；（15）2018年5月20日建行转账25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主张系郭红辉于2018年5月19日从尾号8135建行账户取现5000元后转入2500元至苏梦茹账号扣保险费）；（16）2018年5月21日微信支付15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但认为系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即使要抵扣也应从其微信转账给郭红辉或替郭红辉购买车票等费用中抵扣）；（17）2018年6月1日微信支付5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但认为系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即使要抵扣也应从其微信转账给郭红辉或替郭红辉购买车票等费用中抵扣）；（18）2018年6月5日微信支付5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主张已于2018年6月8日转回520元给郭红辉，提交了转账凭证）；（19）2018年6月18日微信支付1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但认为系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即使要抵扣也应从其微信转账给郭红辉或替郭红辉购买车票等费用中抵扣）；（20）2018年6月20日微信支付1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但认为系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即使要抵扣也应从其微信转账给郭红辉或替郭红辉购买车票等费用中抵扣）；（21）2018年7月4日微信支付5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但认为系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即使要抵扣也应从其微信转账给郭红辉或替郭红辉购买车票等费用中抵扣）；（22）2018年7月16日建行转账500元给苏梦玲（苏梦茹无异议，但认为系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即使要抵扣也应从其微信转账给郭红辉或替郭红辉购买车票等费用中抵扣）；（23）2018年7月18日建行转账42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主张系郭红辉2018年7月14日从其尾号8135建行账户取现5000元后转入4200元至苏梦茹账户扣保险费）；（24）2018年8月13日建行转账27000元至苏梦茹支付宝账户（苏梦茹主张未收到）；（25）2018年8月29日建行转账20000元给黄海茹（苏梦茹主张与本案无关）；（26）2018年8月30日建行转账5000元给叶少玲（苏梦茹主张与本案无关）；（27）2018年9月27日建行转账6670元给黄海茹（苏梦茹主张与本案无关）；（28）2019年1月15日微信支付10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主张系郭红辉偿还平安普惠贷款的款项）；（29）2019年6月24日微信支付5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主张系郭红辉偿还平安普惠贷款的款项）；（30）2019年6月14日微信支付3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主张系郭红辉偿还平安普惠贷款的款项）；（31）2019年7月21日工行转账7700元给苏梦玲（苏梦茹主张该7700元系用其信用卡通过韶关市武江**跃汽车用品装饰行刷出后给苏梦玲的，提交了其尾号8336的信用卡对账单佐证）；（32）2019年8月8日微信支付5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主张系用其信用卡刷出的现金）；（33）2019年8月14日工行转账6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主张系郭红辉偿还平安普惠贷款的款项）；（34）2020年5月8日微信支付5000元给苏梦茹（苏梦茹无异议，主张系偿还案涉2020年2月18日的借款，提交了其与郭红辉之间的聊天记录为证）。一审法院还查明，2018年9月期间，苏梦茹以个人名义向中国平安申请无抵押贷款（简称：平安普惠）300000元，该笔贷款于2018年9月16日发放至苏梦茹属号8135的建行账号，并于当天划扣了初始费用900元。按平安普惠还款计划表，该300000元分36期偿还，每期还款12321.29元，合计需还款443566.44元。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11月16日期间，苏梦茹按上述还款计划履行了14期还款义务，还款金额合计172498.06元。2019年11月17日，苏梦茹一次性向中国平安偿还191993.48元，提前结清了向平安普惠贷款。苏梦茹主张中国平安发放的贷款299100元中，郭红辉提取及使用了293295.64元，因其偿还贷款的总额为364491.54元，应由郭红辉承担部分为334687.18元，扣除已付的24000元，尚应返还310687.18元给苏梦茹。除涉案四张借条记载的借款及平安普惠的贷款外，苏梦茹还主张其还通过微信支付、现金支付及替郭红辉购火车票的形式支付13742.5元给郭红辉。依据苏梦茹提交的证据，微信转账部分为：2018年3月16日500元、2018年3月25日760元、2018年6月8日520元、2018年8月16日1000元、2018年8月27日1500元、2018年10月2日700元、2019年1月16日2000元、2019年4月5日500元、2019年7月7日550元、2019年8月13日300元，合计8330元；购票部分为：2018年8月25日209元、2019年7月6日219元、2019年7月8日219元、2019年8月20日80.5元、2019年9月4日114.5元、2019年10月7日104.5元，合计946.5元。郭红辉抗辩称上述均系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2019年9月28日，苏梦茹在微信中问郭红辉：“平安普惠30万，到底去了哪里？”郭红辉陈述：“23，投资了办事处。”苏梦茹反驳“不止！后来你又拿了2万，又还了19000元信用卡。”2020年1月28日，苏梦茹在微信中陈述：“你觉得，当前的经济环境，多少的年投资回报率，别人愿意借你100万？”“……你既没有还一分钱给我。人，也离开我了”。2020年2月9日，苏梦茹在微信中陈述：“努力赚钱为社会做贡献？先别那么崇高，先把我的钱还我？5.将近100万，还没让你长大？”2020年2月30日，苏梦茹在微信中陈述：“3.29号，第某1张借条到期！到期之前，我必须收到钱！”2020年3月20日，郭红辉在微信中称：“为什么不让我安心赚钱还债，为什么不让我努力赚钱还你钱，为什么不让我尽心尽力争取一两年内把这些债务还清，为什么要搞我，崩溃了，死掉了对你有什么好处，我那天晚上要是跳河跳下去了，你这辈子会好过吗”苏梦茹回：“你，还了我一分钱吗？”“十月份骗到我现在，一分钱都没还，你说得过去吗？我打你电话不接，短信不复，微信不回，去你家赶我走！我和你说的，我妈癌症住院的钱，你都要骗我！”“还好意思恶人先告状！”郭红辉：“我问你借钱是生活要生存。”苏梦茹：“1.你没有还过一分钱。明知道那是我妈妈住院的钱，你也借去，有收入也不还。……”郭红辉虽提出苏梦茹提交的聊天记录并不完整，不能证明苏梦茹的主张，但未提交其他聊天记录证明郭红辉在苏梦茹作出上述陈述后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现苏梦茹依据郭红辉出具的四张借条、平安普惠贷款的还款记录向该院提出民间借贷诉讼，郭红辉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没有异议，但提出平安普惠贷款与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记载的借款重合，且其已向苏梦茹偿还部分借款。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苏梦茹出借给郭红辉的借款数额；二、苏梦茹代为清偿的平安普惠贷款与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记载的借款有否重合；三、郭红辉尚应偿还的借款本金数额；四、郭红辉应否承担借款利息。一、关于苏梦茹出借给郭红辉的借款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本案中，郭红辉共向苏梦茹出具了四张借条，分别为：2018年3月29日借条的136500元、2018年4月23日借条的115000元、2018年9月30日的280000元、2020年2月18日的14000元，郭红辉对上述四张借条没有提出异议，苏梦茹也对上述四张借条中的款项构成（出借时间、金额）作出了详细的说明，且提交了相对应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因此，该院确认苏梦茹出借给郭红辉的款项为545500元（136500元+115000元+280000元+14000元）。二、关于苏梦茹代为清偿的平安普惠贷款与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记载的借款有否重合的问题。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苏梦茹人民币合计共28万元正，大写贰拾捌万元正。备注：平安普惠的贷款30万由我还清。借款人：郭红辉”，郭红辉主张其仅使用了平安普惠贷款中的230000元，估算利息约为50000元，遂写下数额280000元的借条，对此该院作如下分析：（一）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从字面上看，分为：1.借到苏梦茹280000元；2.平安普惠贷款300000元由我还清，属两层不同的意思表示，第某1是确认借到苏梦茹280000元，第二是承诺平安普惠贷款由其负责清偿。（二）依郭红辉陈述，其系按最终使用的230000元本金，加估算利息约50000元，出具了280000元借条。但2018年9月16日贷款到账，至2018年9月30日出具借条，该时间段内，取现及转账给郭红辉的款项仅190000元。（三）按中国平安的还款计划表，平安普惠贷款300000元，分36期等额还款，最终需要偿还443566.44元，即贷款230000元部分需偿还的金额为340067.60元（443566.44元÷30×23）。若郭红辉依据其预先使用的本金230000元加利息的估算出具借条，借条金额应为340000元才符合情理，毕竟于2018年9月30日出具该借条时，郭红辉并不能预见苏梦茹会提前至2019年11月就清偿该笔贷款，导致最终还款金额为364491.54元。（四）四张借条合计的借款金额仅545500元，苏梦茹多次在微信中提及要求郭红辉偿还的借款本金为“将近100万”，545500元与1000000元的差距较大，将545500元等同“将近100万”不合常理，只有将四张借条的545500元与平安普惠产生的还款364491.54元合计（545500元+364491.54元=909991.54元）才能称得上“将近100万元”。（五）对于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上记载的借款构成，苏梦茹作了详细说明，且一并提交了相应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且从2018年3月29日及2018年4月23日郭红辉出具的两张借条可以看出，借贷双方有现金交付借款及出具借条结算之前一段时间内借款总金额的交易习惯，而从2018年4月23日双方结算后，至2018年9月30日第三张借条出具之前，除苏梦茹主张郭红辉取现的金额外，苏梦茹尚向郭红辉转账支付60000元，替郭红辉偿还信用卡52889.63元，合计112889.63元。若如郭红辉所述，2018年9月30日借条记载的金额为2019年9月16日才到账的平安普惠贷款，即双方未对2018年4月23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其他借贷关系进行结算，也不符合苏梦茹、郭红辉二人一贯的交易习惯。综上，在苏梦茹、郭红辉均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己方主张的情况下，苏梦茹陈述的可信度较高，该院对苏梦茹关于2018年9月30日借条上记载借款金额280000元与平安普惠贷款300000元不属同笔款项的主张予以采信。三、关于郭红辉尚应偿还的借款本金数额的问题。该院已确认苏梦茹出借给郭红辉的款项为545500元，平安普惠的贷款与上述借款无关。根据苏梦茹提交的银行凭证及微信聊天记录，该院确认平安普惠的贷款郭红辉共使用了293295.64元，苏梦茹向中国平安的还款为364491.54元。鉴于郭红辉在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备注中承诺“平安普惠的贷款30万由我还清”，属其真实意思表示，郭红辉应诚信履行，对苏梦茹代为偿还平安普惠贷款发生的款项，郭红辉应返还给苏梦茹。苏梦茹在本案中仅要求郭红辉偿还平安普惠贷款的还款358687.18元，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准许，因此，郭红辉应向苏梦茹承担还款义务的款项为904187.18元（545500元+358687.18元）。郭红辉主张其已向苏梦茹偿还案涉借款本金272120元，苏梦茹仅确认上述款项中有24000元系郭红辉偿还平安普惠贷款，有5000元系偿还2020年2月18日的借款，其余243120元均主张与本案借款无关。对此该院作如下分析：郭红辉主张的还款分为五部分：1.发生于2018年3月29日之前的30000元；2.苏梦茹确认可在本案中扣除的29000元；3.郭红辉转给苏梦茹同事黄海茹与叶少玲的31670元；4.苏梦茹认为系双方共同生活期间开支的7100元；5.苏梦茹主张系从其账上取出后由郭红辉代为转账或存入，以及郭红辉转入后又转出的款项，合计174350元。对于1.发生于2018年3月29日之前的30000元，苏梦茹、郭红辉已于2018年3月29日对双方之前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郭红辉确认借苏梦茹136500元，一般情况下，已偿还的款项不可能会结算在新出具的借条上，因此，该院确认发生于2018年3月29日的30000元与案涉借款无关。对于2.苏梦茹确认可在本案中扣除的29000元，属苏梦茹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处分，该院予以确认，该29000元可在案涉借款中扣除。对于3.郭红辉转给苏梦茹同事黄海茹与叶少玲的31670元，苏梦茹对此予以否认，郭红辉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款项与案涉借款相关，郭红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于4.苏梦茹认为系双方共同生活期间开支的7100元，上述款项均系苏梦茹、郭红辉双方共同生活期间发生的小额微信支付，鉴于除上述款项外，苏梦茹在此期间亦通过微信向郭红辉支付8330元，郭红辉抗辩称该8330元属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故对苏梦茹主张郭红辉支付的7100元亦属二人共同生活期间开支的主张，该院予以采纳。对于5.苏梦茹主张系从其账上取出后由郭红辉代为转账或存入，以及郭红辉转入后又转出的款项174350元，苏梦茹为主张上述款项与案涉借款无关，已提交了相应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该银行流水显示的交易内容符合双方习惯。且苏梦茹、郭红辉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苏梦茹在向郭红辉催收借款的过程中一直主张郭红辉分文未还，郭红辉亦从未对此提出异议。若如郭红辉所述，该174350元系向苏梦茹偿还案涉款项，即其尚欠苏梦茹的借款本金仅为371150元，在其面对苏梦茹反复主张其分文未还、欠款将近1000000元等还款催告时，郭红辉应有相应的反驳，但郭红辉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对苏梦茹关于其分文未还的主张提出过异议，郭红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郭红辉关于该174350元系偿还案涉借款的主张，该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苏梦茹确认郭红辉已清偿5000元借款，已返还24000元平安普惠贷款，即尚未清偿借款本金为540500元（545500元-5000元），未返还的平安普惠贷款为334687.18元（358687.18元-24000元），合计875187.18元，郭红辉对此应承担继续还款的责任。四、关于郭红辉应否承担借款利息的问题。借贷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某1项的规定，对苏梦茹要求郭红辉支付自起诉之日（2020年8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借款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主张，该院予以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某1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某1款、第某1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的规定，于2020年11月2日作出（2020）粤0203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一、郭红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540500元及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按年利率6%自2020年8月10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给苏梦茹；二、郭红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欠款334687.18元及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按年利率6%自2020年8月10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给苏梦茹。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76.66元，减半收取计6388.33元，由苏梦茹负担160元，郭红辉负担6228.3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红辉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借条两份，拟证明郭红辉与他人另外产生了借款，与借苏梦茹的款项500000多元相加，合计将近1000000元，苏梦茹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只截取了对其有利的部分，对该聊天记录的内容即苏梦茹提及到的1000000元的借款，郭红辉是否认的，但一审时苏梦茹并未提交郭红辉否认的部分记录；2.2019年8月22日和2019年9月11日的两张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郭红辉与苏梦茹未核对过借款金额，也不同意苏梦茹诉求的借款金额。3.证人侯丽君的证人证言，拟证明苏梦茹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无中生有及郭红辉实欠款项为20多万元。苏梦茹质证称：对证据1中该两份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材料是郭红辉自己书写的，郭红辉可以在一审庭审后自己直接书写；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据目的有异议，聊天记录显示的聊天时间是2019年10月28日，当时处于平安普惠的贷款期间，该贷款本应由郭红辉偿还，鉴于该贷款尚未全部偿还，故由苏梦茹出借700000元给郭红辉，苏梦茹已在2019年11月17日将最后一笔贷款191993.48元已经偿还完毕，加上2019年9月11日每月偿还贷款12321.29元，都是苏梦茹去偿还的，加上之前偿还14期的12321.29元，共合计360000多元，再加上郭红辉向苏梦茹的借款，一共900000多元，这就是苏梦茹在一审庭审中主张郭红辉拖欠苏梦茹的借款金额，而且从双方在聊天记录中涉及到苏梦茹让郭红辉多次刷卡转账，是因为郭红辉在做POS机业务，刷的业务多，返点也多，所以苏梦茹才经常使用郭红辉的POS机刷卡，这费用并不是郭红辉偿还苏梦茹的钱，另外，借据的内容已经明确了平安普惠和借款是不同的款项，苏梦茹是帮郭红辉偿还了平安普惠的款项后，苏梦茹就取得了追偿权。对证据3侯丽君证人证言，侯丽君原系苏梦茹下属，且现已离开公司，侯丽君曾欠苏梦茹3700元而被苏梦茹起诉，侯丽君败诉，一审案号为（2020）粤02民终1469号，二审是维持；侯丽君是做伪证，且苏梦茹与郭红辉在一起时，侯丽君就与郭红辉不明不白，有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苏梦茹向本院提交了五页短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信息中多次提到郭红辉总欠款为八九十万元，因此，本案所涉280000元借款及平安普惠的300000元借款，确实为两笔借款且郭红辉未还过借款。郭红辉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双方确实存在借贷关系，但借款的具体数额，双方均未核对过，并没有苏梦茹主张的那么多，对苏梦茹主张的金额不予认可。对于郭红辉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因无出借人对此予以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佐证郭红辉与他人的借款事实，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证据2，郭红辉称曾对借条金额提出过异议，但对借条的真实性其并未提出异议，结合双方存在出具借条结算之前一段时间内借款总金额的交易习惯，且郭红辉还于2020年2月18日出具14000元借款的《借条》给苏梦茹，故仅凭证据2，无法推翻借据中载明的借款总金额的事实。关于证据3，因证人证言中多数均为侯丽君对苏梦茹平时工作生活的情况所作描述，对于欠款金额及形成过程等均未做具体陈述，无法达成郭红辉的证据目的。对苏梦茹提供的证据，因真实性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所拟证明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分析。二审期间，郭红辉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经准许后，本院向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发函，要求调取微信号Threesons999（身份证号为440×××××××********）与微信号su3196（身份证号为440×××××××********）于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聊天记录。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回函如下：关于来函要求我司提供微信号Threesons999与微信号su3196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聊天记录，因有关聊天记录并不保存于服务器，仅可通过用户接收有关聊天记录的终端设备查看，故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无法协助提供。郭红辉对该回函没有异议。苏梦茹对该回函没有异议，如法院有需要，其可以提供手机查阅聊天记录的原始信息。本院另查明，2019年9月28日，苏梦茹在微信中问郭红辉：“平安普惠30万，到底去了哪里？”郭红辉陈述：“23，投资了办事处。”苏梦茹反驳“不止！后来你又拿了2万，又还了19000元信用卡。”“23万，你不是说量好材料，用不了，放在工厂吗？”郭红辉回复称：“靠，我没乱花钱够了没，大年三十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我的开支明细，你不是盘查了吗”。本院还查明，苏梦茹还曾在微信上聊天陈述到：“死啊，帮你还了那么多，你仍然欠那么多钱”“你知道错吗”郭红辉称：“知道”。本院再查明，2020年2月20日，郭红辉称“公司三月底会有进帐到你卡上”苏梦茹回复称“3.29号，第一张借条到期！到期之前，我必须收到钱！”2020年3月20日，郭红辉陈述：“我没有说过不还钱”“我问你借钱是生活要生存。”苏梦茹回复：“1.你没有还过一分钱。明知道那是我妈妈住院的钱，你也借去，有收入也不还。……4.我找你对数，你不接电话，不回信息，不回微信，我去你家你赶我走！”经审查，除与本院查明事实不一致外，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审庭询中，郭红辉称其上诉状中主张的已还款174350元具体构成为：2018年3月9日转账16000元到苏梦茹支付宝账户、2018年5月8日转账18450元到苏梦茹支付宝账户、2018年8月13日转账27000元到苏梦茹支付宝账户，以上共计61450元（对应郭红辉提供的证据，苏梦茹支付宝账户均为105××××********），另外，还于2018年3月20日转账8000元、2018年4月13日转账35000元、2018年5月3日转账50000元、2018年5月16日转账5000元、2018年7月16日转账500元、2019年7月21日转账7700元，共计106200元给苏梦茹的姐姐苏梦玲，还分别转账26670元、5000元给苏梦茹的同事黄海茹、叶少玲。以上金额共计为199320元。经本院询问，其称系上诉状有笔误，要求以庭询中主张的金额为准。郭红辉提交的其名下6217003150×××××5138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中序号分别为97和114的转账明细分别载明于2018年3月7日转账10000元给郭红辉支付宝账户105××××********及于2018年3月9日转账10000元给苏梦茹支付宝账户105××××********，对此，本院询问郭红辉为何分别转账给郭红辉、苏梦茹，但支付宝账户一致时，郭红辉无法解释具体原因且二审庭询后也未就此答复法庭。对于郭红辉支取平安普惠贷款的情况，其称系分别于2018年9月16日支取5000元、于2018年9月17日支付分四笔共支取20000元、于2018年9月17日在人工柜台支取现金45000元、于2018年9月17日在柜员机转账50000元、于2018年9月18日在柜员机转账50000元、于2018年9月18日通过刷卡消费共转账40000元、于2018年9月29日分四笔共支取20000元，以上共计23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郭红辉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郭红辉主张**安普惠贷款与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记载的借款为同一笔款项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二、郭红辉主张一审法院未扣减相应款项错误是否成立的问题。一、关于郭红辉主张**安普惠贷款与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记载的借款为同一笔款项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郭红辉上诉称，苏梦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苏梦茹仅截取了对其有利的聊天记录，但郭红辉并未就其该主张提供证据佐证或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且经本院向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调查，该公司也未能提供相关聊天记录，在此情形下，郭红辉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推翻苏梦茹举证的聊天记录，其主张苏梦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且仅截取了有利的聊天记录，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郭红辉主张2018年9月30日的280000元借款与其承诺归还的300000元平安普惠借款系同一笔款项，并称系因其使用了其中的230000元，估算利息约50000元，因此，在借条上载明280000元借款。对此，本院认为，苏梦茹主张其已向郭红辉支付280000元借款，且具体陈述了支付方式、支付时间及金额，其中确有部分苏梦茹主张为现金交付或代郭红辉偿还信用卡，但从2018年3月29日及2018年4月23日的借款情况来看，双方有现金交易且出具借条结算前一段时期借款总金额的交易习惯，而双方聊天记录也反映，苏梦茹也确实为郭红辉偿还过信用卡借款，因此，结合借款期间两人系情侣关系，款项来往较频繁的具体情况，苏梦茹主张已交付280000元给郭红辉的事实可信度高，本院予以采信。而关于郭红辉所述其对借条载明金额有异议的问题，郭红辉系在2019年9月11日对金额提出异议，其后苏梦茹催促其还款时，其仅称愿意还钱及无法还钱原因，未再就金额提出复核，而苏梦茹主张提出复核金额时，郭红辉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另与苏梦茹核对借款金额，故郭红辉主张借款金额有误，理由也不能成立。郭红辉主张该280000元即为平安普惠贷款，但从款项支付方式来看，郭红辉主张其支取平安普惠贷款系分别于2018年9月16日支取5000元、于2018年9月17日支付分四笔共支取20000元、于2018年9月17日在人工柜台支取现金45000元、于2018年9月17日在柜员机转账50000元、于2018年9月18日在柜员机转账50000元、于2018年9月18日通过刷卡消费共转账40000元、于2018年9月29日分四笔共支取20000元，与苏梦茹主张的交付280000元款项支付形式并不一致，故从款项支付上分析，无法证实系同一笔款项。而从2018年9月30日的借条内容分析，结合郭红辉上诉时所述280000元款项构成情况，郭红辉系承诺平安普惠的300000元贷款由其偿还，该金额已由其明确承诺为300000元，且向中国平安贷款还应支付利息，加上利息，则远不止300000元，《借条》仅载明借款280000元，明确与其承诺的应还金额不符，故郭红辉主张系同一笔款项，明显与事实不符，可信度极低，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郭红辉主张一审法院未扣减相应款项错误是否成立的问题。郭红辉主张称一审法院未扣减的金额为174350元，但经本院询问，其不能具体陈述该金额的具体构成，而另外提出未扣减金额为199320元。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郭红辉主张分别于2018年3月9日转账16000元到苏梦茹支付宝账户、2018年5月8日转账18450元到苏梦茹支付宝账户、2018年8月13日转账27000元到苏梦茹支付宝账户，以上共计61450元，但根据郭红辉提供的证据，苏梦茹支付宝账户均为105××××********，与郭红辉转账至其本人名下的支付宝账户一致，郭红辉对此也不能给予合理解释，在苏梦茹明确表示未收到上述款项的情况下，郭红辉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偏低，无法达成其证明目的，本院对此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转账给苏梦茹的姐姐苏梦玲的款项，双方陈述并不一致，郭红辉主张系受苏梦茹指示归还借款，但苏梦茹则称系其给钱郭红辉，由其转账至苏梦玲账户，对此苏梦茹还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在此情形下，应由郭红辉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予以进一步证实其转账系受苏梦茹指示转账给苏梦玲且系归还苏梦茹的借款或苏梦茹举证的事实不成立，但郭红辉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或推翻苏梦茹的举证事实，致使上述事实处理模糊不清的状态，凭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上述郭红辉转账给苏梦玲的款项性质，从举证责任分配责任角度考虑，应由郭红辉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郭红辉在有其他证据证实上述款项性质的情况下，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郭红辉还称其分别转账26670元、5000元给苏梦茹的同事黄海茹、叶少玲，用以归还苏梦茹的借款，苏梦茹对此不予认可，郭红辉也无证据证实系受苏梦茹指示转账，故如前述郭红辉主张转账给苏梦玲的款项性质分析一样，应由郭红辉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郭红辉在有其他证据证实上述款项性质的情况下，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综上，郭红辉主张一审法院未予扣减其已归还的款项199320元，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红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90.37元，由郭红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小华审判员  梁晓芳审判员  毛文芳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江伟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