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105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天仙桥北路1号3楼1号。 法定代表人：高锁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长帅，四川闰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梅，女，198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欢，四川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四川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全丽，女，196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欢，四川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四川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燕，女，198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欢，四川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四川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海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德阳市长江西路212号2幢518A号。 法定代表人：许远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绪伟，重庆周立太（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老马路7号。 负责人：谢川峰，职务不详。 上诉人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四川海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墁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成都分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4民初1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康辉公司具体负责案涉旅游合同履行事项、合同履行主体为康辉公司、康辉公司承担应由海墁公司承担的义务、海墁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事实上，康辉公司仅协助海墁公司履行合同的部分义务，而并非旅游合同义务的承接人，相关义务和责任应当由海墁公司承担。海墁公司将案涉旅行团委托给康辉公司进行接待，该委托权限仅限于旅游合同中接待义务的委托，实质上是康辉公司协助海墁公司履行其与旅客之间的部分合同义务，除接待业务之外的其他合同义务仍然由海墁公司履行，且本案中，海墁公司也安排了一名全陪人员苏春梅在案涉旅行团中，故海墁公司当然对游客负担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且约定拼团是为了使海墁公司能够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康辉公司协助履行合同的行为不等于合同义务的转让，旅游合同的履行主体仍然是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的海墁公司。而且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将其部分旅游业务委托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经营者，因受托方未尽旅游合同义务，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受到损害，要求作出委托的旅游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中，也可以看出向游客履行合同义务的仍然是签订旅游合同的海墁公司。（二）一审法院认定康辉公司未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康辉公司有侵权行为以及与王伦生的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其对康辉公司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已经超过了合理范围，康辉公司已经在能力范围内履行了自身的安全保障义务。第一，案涉旅游产品虽是康辉公司开发设计，但是旅行社销售的旅游产品具有多样性，旅游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决定，王伦生选择本案涉及的旅游行程，表明其自身健康状况适合参加案涉行程，不能因为旅行社按照王伦生选择的旅游行程履行合同，就反推旅行社未针对年龄较大的人作出合理的行程安排。当然，若王伦生在旅游中认为其不适合某个行程，也可以选择不参加或者告知旅行社予以变更。第二，王伦生发生事故时是在厕所这一私密空间，并且是在凌晨，列车员发现王伦生有异常并叫救护车送医期间，列车上的随团医生也随即赶到，并且王伦生是在医院抢救7天后死亡的，王伦生已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救助，不能因为其死亡后果没有被改变，就认为是康辉公司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就认为与王伦生的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即使认为送医时间过长导致王伦生未得到最大努力的救助，也是因为120救护车无法进入火车站的客观因素所致，亦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由火车站承担责任。（三）王伦生死亡的直接、全部原因是其自身疾病，而非康辉公司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所致。首先，王伦生死于自身突发脑梗死，该疾病的发作并非康辉公司所能控制，康辉公司也没有任何侵权行为导致其疾病的发作。且王伦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了解自身健康状况，有权自行选择是否报名案涉行程及行程路线，康辉公司无权干涉和阻止。因此，无论是旅游行程还是其他客观原因导致的病发均与康辉公司无关，应由王伦生对自身的行为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康辉公司承担20%的责任，明显错误，且即使存在责任的承担主体，亦应当由海墁公司或者火车站承担。 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共同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康辉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海墁公司辩称，（一）海墁公司只是代康辉公司销售案涉旅游产品，代为订立案涉旅游合同，康辉公司与其之间实为委托与代理的关系。海墁公司就康辉公司实际履行案涉旅游合同的事实，事前已向游客进行了明确告知，并征得了游客的同意，故案涉旅游合同直接约束康辉公司和游客，因此，案涉旅游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应由康辉公司承担，相关安全保障义务是康辉公司应尽的义务，海墁公司不负有该义务。（二）王红梅为了照看其父亲王伦生，派遣苏春梅全程陪同，康辉公司也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苏春梅的身份是游客，故苏春梅的陪同并非履职行为，且案涉旅游合同实际履行主体为康辉公司，苏春梅是否陪同与康辉公司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无任何关系。（三）案涉专列或专列游客均由康辉公司进行管理、掌握，如：配备足够人数的导游、合理安排行程、协调火车站放行等均有且仅有康辉公司能够安排或者协调，海墁公司并不对上述事宜进行任何的管理或控制。综上，海墁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其与王伦生的死亡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康辉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人保成都分公司未发表陈述意见。 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康辉公司、海墁公司赔偿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各项费用暂计869400.5元[一审庭审时变更赔偿金额为937275.54元，具体计算方式为：死者王伦生1956年9月14日生，死者生前经常居住地为城镇，赔偿费用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四川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入院日期：2019年4月4日，死亡日期：2019年4月11日，住院共计7天。（1）医疗费：29208.29元＋18.2元=29226.49元；（2）护理费：100元/天×7天=700元；（3）住院伙食补贴：50元/天×7天=350元；（4）营养费：100元/天×7天=700元；（5）交通及住宿费：11780.25元，包括去程3429元、回程6532元、住宿1819.25元；（6）被抚养人生活费：25367元/年×20/3=169113.3元（死者妻子1962生，57岁）；（7）死亡赔偿金：36154元/年×（20-2）年=650772元；（8）丧葬费：69267/12元/年×6个月=34633.5元；（9）精神抚慰金4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伦生于1956年9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为四川省苍溪县。王伦生与赵全丽系夫妻关系，育有女儿王红梅、王海燕两人。 康辉公司设计和开发了广州、深圳、珠海、厦门鼓浪屿双卧十日游这款旅游产品，海墁公司与康辉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其作为代理社，对该款旅游产品进行宣传并辅助招揽游客。2019年3月20日，刁刚玉、王伦生等36名旅游者与海墁公司达成旅游合同的合意，并由刁刚玉作为旅游者代表与海墁公司签订《四川海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团队境内旅游合同》。该合同由合同正文、《旅游报名表》《旅游行程单》《自愿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补充协议》组成。合同约定，旅行社的义务：……4．在出团前如实告知具体行程安排和有关具体措施，旅游活动中的安全注意事项和安全避险措施、旅游者不适合参加旅游活动的情形；旅行社依法可以减免责任的信息，应急联络方式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告知的事项。……7．为旅游者发放固定格式书写、由旅游者填写的安全信息卡（包括旅游者的姓名、血型、应急联络方式等）……旅游者的义务：1．如实填写《旅游报名表》、游客安全信息卡等各项内容，告知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保证所提供的联系方式准确无误且能及时联系……合同的变更与转让：转团，旅行社可以在保证所承诺的服务内容和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经事先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委托其他旅行社履行合同，并就受委托出团的旅行社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行为先行承担责任，再行追偿。旅游者和受委托出团的旅行社另行签订合同的，本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旅行路线及编号为广州、深圳、珠海、厦门鼓浪屿双卧十日游，合同约定的行程时间为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4月7日，共10天9夜。旅行费用按实际铺位计算，其中，下铺为3180元/人，中铺为2980元/人，上铺为2780元/人。旅游者委托旅行社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成团的最低人数为25人，如不能成团，旅游者同意旅行社委托康辉公司履行合同，旅行者同意采用拼团方式拼至康辉公司成团。《旅游报名表》上由旅游者代表刁刚玉在身体状况一栏填写“健康”。海墁公司将该旅游团交给康辉公司接待。 2019年3月25日，康辉公司（委托社）与海墁公司（代理社）签订了《业务委托合同》，合同中海墁公司称“贵社工作微信晨之旅余华发给我社的这次独立成团行程单及接待标准，已作为合同附件打印并签发给客人，我社有客人36＋1位，将于2019年3月29日参加贵社委托组织的广州、深圳、珠海、厦门鼓浪屿双卧十日游”，并附上了游客名单，其中注明苏春梅为“全陪”。 2019年3月29日，王伦生作为旅游者参加了案涉旅游专列游。2019年4月4日，该专列停靠在福建龙岩火车站。凌晨2时许，王伦生在厕所呼救，后被列车员发现并拨打120，同时喊来了专列总领队李霞及其他同行游客。其后，该旅游专列的随团医生到现场对王伦生进行了初步检查和诊断。由于120救护车无法进入车站内，后王伦生被急救人员等人一起抬至龙岩火车站站台外的120救护车上。120救护车于2019年4月4日凌晨5时到达龙岩市第一医院进行治疗，入院诊断为“1．脑梗死（超急性期），2．高血压病，3．低钾血症，4．血小板减少症。经过7天的住院治疗，王伦生于2019年4月11日1时35分因脑梗死（超急性期）抢救无效死亡。住院治疗期间，王伦生共计花费医疗费29226.49元，其亲属赶往福建龙岩处理救治、丧葬等事宜产生了一定的交通和住宿费用。 海墁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称，由于王伦生是海墁公司的股东王红梅（也即该案的原告）的父亲，王红梅为了照看王伦生，派苏春梅全程陪同，但这不能排除康辉公司的安全保障责任。另外，康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了苏春梅的身份，康辉公司认定苏春梅为该团的客人，苏春梅在该团中并非职务行为，而系客人身份。《业务委托合同》中提及的客人“36+1”中的“1”，即苏春梅。 2019年10月15日，德阳市旌阳区东湖乡玉泉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桂景花苑业主委员会一同出具了一份证明，证明王伦生自2010年6月起开始随女儿王红梅一直居住在桂景花苑小区××单元××室。 一审另查明，康辉公司在人保成都分公司处投保了旅行社责任保险，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了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提交的证明（亲属关系）、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身份信息、王伦生身份信息、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火化证、情况说明（康辉公司）、情况说明（2份）及身份证复印件、百度地图截图、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入院记录、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死亡记录、福建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福建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交通费凭证、住宿费凭证及其他亲属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证明、王伦生社保卡、证明（城镇居住）,康辉公司提交的游客与海墁公司签订的旅游合同、业务委托合同、情况说明（康辉公司），海墁公司提交的《团队境内旅游合同》和旅游者名单附件、业务委托合同、专列对账单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案涉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该案的责任承担主体、承担责任的比例，赔偿项目和金额的认定，以及保险公司的责任认定。 （一）关于赔偿责任的认定 根据查明的事实，康辉公司设计和开发了广州、深圳、珠海、厦门鼓浪屿双卧十日游这款旅游产品，海墁公司与康辉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其作为代理社，对该款旅游产品进行宣传并辅助招揽游客，康辉公司具体负责交通工具、餐饮、导游服务、旅客组织等合同履行事项，因此旅游合同的履行主体为康辉公司；另根据旅游合同的约定，王伦生同意采用拼团方式拼至康辉公司成团，也就是说，王伦生同意由康辉公司组织此次旅游，即由康辉公司承担应由海墁公司履行的义务。因此，海墁公司在该案中不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康辉公司作为旅游服务的提供者，明知此次旅游活动主要接待的都是老年人，应当负有更高要求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针对旅游团游客多、年纪大的实际情况，康辉公司并未配备足够人数的导游人员，且在旅游行程中安排紧凑，并未针对年纪较大的旅游者需适当休息而作出合理的行程安排，且在王伦生发病时，其工作人员并未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协调火车站对120救护车进行放行等尽最大努力给予救助义务。可见，康辉公司并未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王伦生作为完全行为民事能力人，应当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是否能够参加旅游活动有充分的认识，相较于旅行社，旅游者应对自身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参加旅行社的旅游活动负有更高度关注义务，并且在旅游过程中应根据自身实时身体状况，自行调整旅游项目的作息安排，并主动将自己身体不适的情形向旅行社工作人员反映。王伦生系因脑梗死死亡，其自身疾病是其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因此对王伦生的死亡结果，其自身和家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综上，结合双方在此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由康辉公司对王伦生的死亡结果承担20%的责任。 （二）关于赔偿项目和金额的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的规定，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要求赔偿相应的人身损害，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其主张的损害赔偿项目及金额是否成立，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 1.医疗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审庭审中，各方通过举证质证，确认在案涉事故发生后，王伦生因住院治疗产生了医疗费，共计29226.49元，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2.护理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的规定，王伦生实际住院7天，参照本地医院护工劳务报酬标准，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主张按护理费100元/天计算7天即护理费7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3.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王伦生实际住院7天，参照本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王伦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0元/天×7天=210元。 4.营养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王伦生在旅游过程中身体遭受伤害，需要加强营养，根据王伦生病情和住院治疗情况，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营养费为140元。 5.交通费及住宿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所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王伦生在旅游途中突发脑梗住院就医，其家人势必会赶到当地进行陪护，其后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和住宿费，根据其治疗情况，以及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提供的交通费和住宿费票据情况，一审法院酌情确定交通费为4000元、住宿费为1500元。 6.被扶养人生活费。赵全丽主张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赵全丽系王伦生的配偶，事发时已年满57周岁，王伦生生前虽已退休但有退休金作为稳定的生活来源，具有扶养能力，赵全丽无其他生活来源，应当作为被扶养人主张生活费。康辉公司、人保成都分公司均认为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丧失劳动力的相应证据，应不予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在成年近亲属既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况下才能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赵全丽并未提交相应证据，故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7.死亡赔偿金。《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照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主张按城镇标准36154元/年×（20-2）年的方式计算死亡赔偿金，康辉公司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否按照城镇的标准计算需要查看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提交的户口证明，赔偿年限应该为20-4=16年，人保成都分公司认为通过身份证复印件显示死者王伦生住址为农村，应按农村标准予以认定其死亡赔偿金。一审法院认为，王伦生于1956年9月14日出生，根据德阳市旌阳区东湖乡玉泉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桂景花苑业主委员会共同出具的证明可以确定王伦生生前所居住生活的地区归属于城镇，依法应适用城镇标准，故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标准依法成立，一审法院确认以18年计算，故死亡赔偿金为650772元。 8.丧葬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主张按照69267元/年÷12个月×6个月=34633.5元的标准计算丧葬费，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9.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王伦生因事故去世，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作为王伦生的至亲，身心蒙受了巨大痛苦和创伤，其依法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合考虑案涉事故的具体情况、责任比例及本地经济生活水平等因素，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 以上1至8赔偿项目金额共计721181.99元，康辉公司共同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144236.4元。因一审法院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已经考虑了王伦生自身的责任，故康辉公司应支付赔偿款164236.4元。 （三）关于保险公司的责任认定 根据各方的陈述，康辉公司在人保成都分公司处投保了旅行社责任保险，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但因一审庭审中各方并未举证证明康辉公司投保的旅行社责任保险的具体情况及免赔情况，且人保成都分公司亦不同意直接在该案中对受害者进行赔付，故基于康辉公司与人保成都分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对案涉事故的理赔，由康辉公司另行向人保成都分公司主张为宜，一审法院不予审查。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康辉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赔偿金164236.4元；二、驳回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494元，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负担11273元，康辉公司负担1221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康辉公司对一审认定的“海墁公司与康辉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其作为代理社，对该款旅游产品进行宣传并辅助招揽游客”有异议。康辉公司认为其与海墁公司是合作关系，并非代理关系。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对一审认定的“凌晨2时许，王伦生在厕所呼救，后被列车员发现并拨打120，同时喊来了专列总领队李霞及其他同行旅客。其后，该旅游专列的随团医生到现场对王伦生进行了初步检查和诊断。”有异议。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认为康辉公司在一审中并没有举出充分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海墁公司、人保成都分公司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本院审核认为，一审认定“海墁公司与康辉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其作为代理社，对该款旅游产品进行宣传并辅助招揽游客”该事实，系基于康辉公司认可真实性的《业务委托合同》载明内容，该合同载明“委托社”为康辉公司，“代理社”为海墁公司，海墁公司在该委托合同中载明“我社有客人36＋1位，将于2019年3月29日参加贵社委托组织的广州、深圳、珠海、厦门鼓浪屿双卧十日游”，康辉公司和海墁公司分别在“委托社”和“代理社”处盖章。本案中，康辉公司亦未提供证据推翻前述《业务委托合同》载明内容，从而证明其与海墁公司系合作关系，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该项事实予以确认。对于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不予认可的事实，一审庭审中，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申请的证人毛某陈述内容除“当时未在事发现场看到专列总领队李霞外”，其余内容与加盖了康辉公司印章的《情况说明》载明内容基本一致，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凌晨2时许，王伦生在厕所呼救，后被列车员发现并拨打120，其后，该旅游专列的随团医生到现场对王伦生进行了初步检查和诊断。”的事实予以认定，对于“专列总领队李霞”是否到场，康辉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该事实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依法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一审庭审中，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举出百度地图截图，证明专列停靠车站距离送医医院仅3.8公里，事发时间段通常驾车时长仅需8分钟。康辉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力不认可，认为需要站内协调车站以及相关部门才可以。一审庭审中，王红梅、赵全丽、王海燕申请的案涉同团人员毛某出庭作证陈述，其在王伦生摔倒后，帮着扶了，还到处找了带队工作人员，但没有找到人。 本院认为，（一）关于海墁公司与火车站是否系本案责任承担主体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十条规定：“旅游经营者将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者不同意转让，请求解除旅游合同、追究旅游经营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旅游经营者擅自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遭受损害，请求与其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和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海墁公司与康辉公司签订的《业务委托合同》约定康辉公司委托海墁公司对案涉旅游产品进行宣传并辅助招揽游客。在王伦生与海墁公司签订案涉行程的旅游合同、并约定王伦生同意海墁公司采用拼团方式拼至康辉公司后，海墁公司将王伦生所在的旅游团交由康辉公司接待。实际中，案涉旅游活动亦系康辉公司设计和开发、由康辉公司对王伦生所在旅游团就行程、交通工具、餐饮、住宿、导游服务、游客组织等合同约定事项予以履行，故本案中海墁公司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旅游经营者擅自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遭受损害，请求与其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和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情形，因此，海墁公司并非本案的责任承担主体。康辉公司主张海墁公司安排了一名全陪人员苏春梅在案涉旅游团中，故应对游客负担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康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认定了苏春梅为案涉旅游团的客人，并无职务行为，系客人身份。故康辉公司关于应由海墁公司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主张无法律、合同约定以及事实依据。康辉公司还主张应由火车站承担责任，但其在本案中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火车站存在过错，故其要求火车站承担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康辉公司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应对王伦生的死亡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康辉公司系案涉旅游服务的经营者，案涉旅游活动的游客主要是老年人。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九条：“……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的规定，康辉公司在经营案涉老年人为主的旅游团队时，负有更高要求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康辉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配备了足够人数的导游，且在旅游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并未针对老年游客需适当休息而做出合理的行程安排。反而行程紧凑，且在王伦生发病时，其工作人员并未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予以救助以及协调救助，因此，康辉公司并未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康辉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康辉公司主张王伦生的死亡系其突发脑梗导致，系自身疾病所致，死亡的结果与康辉公司无因果关系。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伦生入院诊断为脑梗死（超急性期），对于此类疾病救治时间尤为关键，但康辉公司作为案涉旅游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其工作人员并未在第一时间达到现场、亦未在第一时间予以救助以及协调救助，故其并未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审对此判决康辉公司对王伦生的死亡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康辉公司关于王伦生的死亡结果与康辉公司无因果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康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21元，由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冯 燕 审判员 罗健文 审判员 崔俊安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李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