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67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晨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961号。法定代表人：樊惠冬，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樊惠冬，男，197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穗豪，广东尚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伟刚，男，197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雪，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楚茹，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晨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悦公司）、樊惠冬因与被上诉人郑伟刚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4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晨悦公司、樊惠冬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穗豪，被上诉人郑伟刚的委托代理人王冬雪、李楚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晨悦公司、樊惠冬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郑伟刚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郑伟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解散公司要具备以下三个要件。第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经营和管理在本规定里是密不可分的概念，法律上没有主次之分的规定，如果将其划分主次，或者互相替代，就会以偏盖全，混淆事实。然而一审法院却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因难”解释为“主要是指管理方面存在严重内部障碍……不应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这一解释与以上法律规定明显不符。同时，郑伟刚也没有证据证明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第二，“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严重损失”。在本案中，公司的存续从来没有造成郑伟刚的损失，更谈不上严重损失，郑伟刚没有参加公司经营管理，是因其怠于履行股东义务，长期不出席股东会。晨悦公司、樊惠冬从来没有妨害郑伟刚行使股东的权利，更加没有让郑伟刚的股东利益受到损失，同时郑伟刚也没有证据证明公司继续存续会使其股东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失。第三，“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郑伟刚从来没有通过其他途径化解矛盾，只是一味地对晨悦公司、樊惠冬进行诉讼，但又没有任何的依据，目的在于制造、扩大冲突。（二）股东冲突的责任在于郑伟刚，而不在于樊惠冬。郑伟刚于2012年底移民澳大利亚，一直未到晨悦公司上班，只顾经营与晨悦公司无关的业务，晨悦公司变成由樊惠冬一人独力支撑，而郑伟刚只求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导致双方产生矛盾。后郑伟刚向樊惠冬提出以500万元的天价转让股权，而当樊惠冬提出采用对等条件将股权转让给郑伟刚时，郑伟刚却不愿意，双方协商不成，冲突就此产生。在召开股东会的问题上，樊惠冬完全依法保障了郑伟刚的股东权利，而郑伟刚则出于破坏公司的目的怠于履行股东义务，故意拒不出席股东会议，造成股东会决议无法达成，严重阻碍了公司的发展。晨悦公司每年都召集股东会议，并按规定提前将召开的时间、地址、内容、人员等有关事项通知了郑伟刚。为了慎重起见，通知的方式除了电话联系外，还采用了报社公告和送达公证的方式，但郑伟刚还是不参加。现郑伟刚将多年无召开股东会的责任反推给樊惠冬，是混淆是非，制造冲突。（三）郑伟刚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理由包括知情权、决策权、分红权得不到保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损害为理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一审法院违反了这一法律规定。（四）虽然股东长期冲突，但并没有影响公司的运营，公司在樊惠冬的独力支撑下运营正常。虽然股东双方没有达成新的股东会决议，樊惠冬依旧按双方以前达成的决议管理公司，从没有变更过，所以樊惠冬代表的公司行为是股东双方合议的行为，并不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那样：“樊惠冬管理公司的行为，已不再依据股东决议，无法贯彻权利机构的意志”。（五）对于郑伟刚知情权执行一案，樊惠冬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没有任何消极态度。一审法院认定樊惠冬不配合，与客观事实不相符，是错误的认定。（六）本案中，郑伟刚没有证据证明晨悦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也无证据证明股东会无法召开而致使公司经营管理出现困难，更无证据证明其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郑伟刚辩称，（一）晨悦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郑伟刚与樊惠冬各持有晨悦公司50%的股份，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表决时无法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现已超过8年未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此外，人合性是有限公司设立和存续的基础，晨悦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长期存在矛盾无法解决，权力机制运行失灵，长年僵局无法打破，显然已经丧失公司的人合性基础，晨悦公司现状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情形。（二）郑伟刚的分红权、知情权等股东权益及作为公司监事的管理权益受到重大损失，晨悦公司继续存续会使郑伟刚利益受到更大损失。郑伟刚无法享有股东分红权。晨悦公司最后一次分红为2012年5月22日，至今已有9年，此后公司不再分红。晨悦公司、樊惠冬在一审中称公司正常经营甚至有所盈利，却多年未分红，可见晨悦公司的股东分红权严重受损。（三）郑伟刚的股东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晨悦公司多次拒绝郑伟刚关于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等请求，不得已郑伟刚才于2017年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并申请强制执行，但由于晨悦公司、樊惠冬的不配合，郑伟刚至今无法得知晨悦公司真实的运营情况，事实上已丧失股东知情权。（四）晨悦公司的僵局状态通过其他途径仍无法解决。郑伟刚与樊惠冬曾多次就股权收购、查阅账册、公司经营管理等问题进行协商，但均无法达成合意。本质上，公司两名股东矛盾持续已久，均无法互相妥协。另，在一审法院组织调解下，郑伟刚与樊惠冬仍无法化解矛盾，解决公司僵局问题。（五）郑伟刚持有晨悦公司50%的股份，有权依法请求解散公司。一方面，郑伟刚享有请求解散公司的主体资格；另一方面，公司唯二的两名股东持股股份相同，只要两名股东的意见存有分歧、互不配合，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容易且已经形成公司僵局，显然影响公司的运营。（六）晨悦公司事实上亦存在经营困境，无法正常持续。晨悦公司于2017年1月7日《股东会议程》中拟作出表决的审议议案已自认经营不善事实：“本公司目前处于经营困难阶段，流动资金短缺，因欠外债及本年阴历年底发不出工资而可能导致公司被迫停运，需要通过集资方式来解决经营困境”。晨悦公司承租场地的出租人已多次通过微信及发函形式要求缴纳租金，否则将解除合同。可见晨悦公司经营情况并不乐观，且若租赁合同被解除，晨悦公司经营的酒店将失去经营场地的基础运营条件，公司更加无法正常经营，将导致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并未限制过错方股东解散公司，无论一方股东对公司僵局的产生是否具有过错，其仍然有权依据该条规定请求解散公司。郑伟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散晨悦公司，并由晨悦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晨悦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23日，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樊惠东。股东樊惠东出资25万元、持股50%，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东郑伟刚出资25万元、持股50%，任公司监事。郑伟刚提交以下证据：一、晨悦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樊惠东、郑伟刚各出资25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08年6月17日，分别持股50%。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公司设监事1人，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监事对股东会负责，监事任期每届满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监事行使下列职权：1.检查公司财务；2.对执行董事、经理行使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3.当执行董事、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要求执行董事、经理予以纠正；4.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散：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2.股东会决议解散；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4.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5.因不可抗力事件只是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时；6.宣告破产。二、2014年1月10日，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向樊惠冬作出的《关于召开晨悦公司股东会的函》及《关于召开晨悦公司股东会的补充函》，其中载明：晨悦公司是您和郑伟刚共同出资成了的，各占公司50%的股权，由您任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从2011年1月以来，公司再也没有召开股东会议，致使郑伟刚无法行使股东权益和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其股东权益亦受到极大损害。按照郑伟刚先生的委托，现通知你于2014年元月26日上午10:00参加晨悦公司股东会，会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407号华兴大厦9楼（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会议室，主要议题：通报近两年公司财务决算情况，关于股份转让及公司解散事宜。2014年1月17日，樊惠冬向郑伟刚作出《〈关于召开晨悦公司股东会函〉的复函》，其中载明：近日受到阁下委托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刘龙律师寄来的《关于召开晨悦公司股东会函》的函件，现回复如下：1.阁下所委托的律师在函中所提到的诸多内容与事实不符，如：“从2011年1月以来，公司再也没有召开股东会议，……”等。2.根据《公司法》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阁下无权召集股东会。3.公司已经按照法定程序于2013年12月27日召开公司股东会，阁下明知却无故缺席，由此所产生的后果由阁下自行承担。4.如阁下一意孤行坚持召开此股东会，届时由此形成的所有文件本人将不予确认，本人将保留追究阁下滥用股东权法律责任的权利。郑伟刚表示：其于2014年1月10日委托律师事务所向樊惠冬发函要求召开股东会，但樊惠冬予以拒绝，且称郑伟刚无权召开股东会，双方无法就公司管理等相关事宜达成有效沟通，公司已经陷入了僵局状态，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三、（2017）粤0106民初17322号民事调解书、（2018）粤0106执1085号受理通知书、（2018）粤0106执1805号通知、（2018）粤0106执异936号执行裁定书、（2017）粤01执复463号执行裁定书、（2018）粤0106执1805-2号通知。表示自2013年开始，樊惠冬全面控制了晨悦公司，郑伟刚多次要求与樊惠冬就公司管理等相关事宜进行沟通，但樊惠东一直拖延无法达成有效沟通。郑伟刚的知情权、决策权、分红权等权利一直无法得到保障，不得已通过各种诉讼手段保障其权利，但樊惠冬始终不予配合，公司已经陷入了僵局状态，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晨悦公司、樊惠冬提交以下证据：一、2013年3月股东会召开材料（会议通知、财务工作会议、固定资产待摊费用规定、固定资产处理汇总表），表示2013年3月股东会情况。二、2013年12月股东会召开材料（公证书、登报声明、登报公告）、2014年12月股东会召开材料（公证书、登报公告）、2016年1月股东会召开材料（公证书、登报公告）、2017年1月股东会召开材料（公证书）、2020年1月股东会召开材料（公证书、开会照片），表示晨悦公司、樊惠东依法维护郑伟刚的股东权利，而郑伟刚却无故不出席股东会会议。三、（2014）穗天法民初字第1273号诉讼材料及民事判决书，表示郑伟刚在2014年就公司解散提出过诉讼，被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四、晨悦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员工缴纳社保费情况证明、工商年检情况证明、日常经营纳税证明、酒店客房预订合同、日常经营发票汇总、悦宴饮食公司缴纳租金发票和划账单，表示晨悦公司经营管理正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二）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本案中，晨悦公司仅有两名股东，股东郑伟刚、樊惠冬各自占股50%，此种公司治理模式具有显著的人合性质，股东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则难以调和。从郑伟刚、樊惠冬各自召开股东会，彼此均无意参加的情况来看，从2014年至今公司治理显然已陷入僵局，无法形成有效的公司决议，影响公司运营。在此情况下，晨悦公司的执行机构即执行董事樊惠冬管理公司的行为，已不再依据股东会的决议，无法贯彻权利机构的意志。郑伟刚作为公司监事，根据公司章程的约定，有权检查公司财务，但樊惠冬不予配合。郑伟刚不得以通过股东知情权之诉了解公司财务状况，无法正常行使监事职权。可见，由于郑伟刚与樊惠冬之间的矛盾，晨悦公司的监督机构实际上已无法发挥监督作用。此外，“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主要是指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本案中，在晨悦公司的内部机制已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经营作出决策的情况下，即使尚未处于亏损状况也不能改变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已陷入困境的局面。因此，晨悦公司与樊惠冬以公司尚在正常经营为由，认为晨悦公司的经营管理尚未发生严重困难的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晨悦公司作为一个法律拟制的法人机构，其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均无法正常运行，晨悦公司的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鉴于郑伟刚长期未能参与公司经营决策，亦不能有效行使监督权，郑伟刚投资设立晨悦公司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合法权益遭到损害，如果这样的局面继续存续，郑伟刚的合法权益将进一步遭受重大损失。郑伟刚与樊惠冬之间的矛盾存续已久，2014年郑伟刚提起解散公司之诉，2017年又提起股东知情之诉，在一审法院多次调解之下，双方通过其他多种方式仍无法化解纠纷，只能通过司法解散公司这一股东退出机制打破僵局。现郑伟刚持有晨悦公司50%的股份，符合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股东条件。综合上述情况，郑伟刚提出解散晨悦公司，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晨悦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解散。本案受理费100元，由晨悦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晨悦公司、樊惠冬提交以下证据：1.银行汇款凭证，拟证明：2020年11月6日广州市珊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发出的催款已结清；2.补充证据目录，拟证明：郑伟刚委托律师在（2018）粤0106民初12050号案件中提交的补充证据目录，第十八、十九号证据已说明晨悦公司曾经把公司财务审计报告交给郑伟刚；3.照片，拟证明2017年12月28日、2018年1月8日、2018年1月10日，樊惠冬多次与郑伟刚商议。经质证，郑伟刚意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关联性不予确认。即使该转账凭证真实，也仅能证明晨悦公司补缴了2020年的租金，无法证实其目前不存在拖欠租金的违约行为，事实上直至本案庭审当日，晨悦公司仍拖欠租金；即使晨悦公司处于盈利状态，但其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且已陷入僵局状态，仍应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晨悦公司解散条件已成就。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晨悦公司提及的审计报告仅仅为“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并非晨悦公司运营至今全面的、真实的审计报告，该证据无法证实晨悦公司未损害郑伟刚的知情权；晨悦公司由樊惠冬单方掌控，郑伟刚长期无法获知公司真实的运营情况，晨悦公司未配合郑伟刚查阅会计账簿等合理要求，郑伟刚的股东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受到严重损害。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樊惠冬与郑伟刚曾进行协商，但一直无法达成合意，沟通无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晨悦公司是否应当解散。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郑伟刚持有晨悦公司50％股权，其有权针对晨悦公司解散事宜提起本案诉讼。郑伟刚主张晨悦公司出现股东会僵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并且股东之间无法协商沟通。而晨悦公司、樊惠冬则主张晨悦公司不符合解散的条件，不同意解散公司。对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重要情形是公司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等公司机构的运行状况出现严重困难。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具有广泛的职能，如果股东会陷入僵局则意味着一些重大事项不能形成决议，而且因为股东之间的纷争而引起的股东会僵局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行。本案中，晨悦公司仅有郑伟刚、樊惠冬两位股东，各自持股比例均为50％，二人自发生矛盾后，晨悦公司由樊惠冬负责经营，在郑伟刚缺席的情况下，樊惠冬自行召集、主持股东会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不能视为晨悦公司能够召开股东会。并且，无论郑伟刚是否出席股东会，在其与樊惠冬意见相左的情况下，按照各自持股比例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不可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因此，应当认定晨悦公司已经产生股东会僵局，足以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事实上，郑伟刚与樊惠冬之间的矛盾存续已久，2014年郑伟刚提起解散公司之诉，2017年又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且在一审法院多次调解之下，双方通过其他多种方式仍无法化解纠纷，故一审法院判决解散晨悦公司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晨悦公司、樊惠冬上诉主张不应解散晨悦公司，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晨悦公司、樊惠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广州晨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启军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佳乐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