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某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甘0702民初10153号原告：张某1，男，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        原告：张某2，女，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        上列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某，系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掖仁济医院，住所甘肃省张掖市甘某北大街什字西北角5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2091180958F。      法定代表人：代某，系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系甘肃森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所甘肃省张掖市甘某西环路6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62000043854036XB。      法定代表人：王某，系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系甘肃金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1、张某2与被告张掖仁济医院（以下简称“仁济医院”）、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张掖人民医院”）、甘某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甘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原告于2020年1月7日向本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一份，以“甘某中医疼痛专科医院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甘某中医疼痛专科医院（以下简称“中医疼痛医院”）为被告参加诉讼，经本院审查准许。同时，原告以“需要补充证据”为由，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经审查，本院依法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后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甘某医院、中医疼痛医院均就原告亲属刘霞死亡与其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等事项申请鉴定。经甘肃三维司法鉴定所作出甘三维司鉴［2020］法临鉴字第L1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后，被告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要求甘肃三维司法鉴定所对其提出的异议作出说明或答复。后该司法鉴定所作出了《刘霞案回复函》，本案恢复审理。2020年12月11日，原告向本院提交撤回部分被告申请书一份，以“经鉴定，被告甘某医院、中医疼痛医院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为由，申请撤回对被告甘某医院、中医疼痛医院的起诉，经本院审查准许。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张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某、被告仁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被告张掖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庭审中，被告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仍对甘肃三维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甘三维司鉴［2020］法临鉴字第L1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刘霞案回复函》提出异议，并再次要求作出说明或答复，经本院审查予以准许，后该司法鉴定所作出了甘肃三维司法鉴定所《关于对司法鉴定异议的答复》。2021年1月5日，原告以“愿与被告协商解决”为由，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经审查，本院依法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21年7月24日，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张某1、张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某、被告仁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被告张掖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1、张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合计816082.6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599140元、丧葬费3685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7193.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35636元、医疗费15097.65元、误工费2083.20元、护理费80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将死亡赔偿金由599140元变更增加为676436元、将丧葬费由36852元变更增加为41696元、将被扶养人生活费由27193.80元变更减少为24807.25元、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由135636元变更增加为147687.60元、将医疗费由15097.65元变更减少为13479.17元、将误工费由2083.20元变更减少为1474.42元，放弃护理费80元。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905580.44元，并明确表示本案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主张要求被告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904747.85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9月4日15时左右，死者刘某骑电动自行车不慎摔倒，后分别在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和甘某医院治疗，于9月11日医治无效去世。原告张某1与死者刘霞为夫妻关系，原告张某2为原告张某1和刘某的女儿。刘某受伤后，先后在仁济医院、中医疼痛医院、张掖人民医院、甘某医院检查治疗，但因上述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误诊、延误治疗等过错行为，导致刘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仁济医院辩称：死者刘某于2019年9月5日带其母亲樊秀兰前来被告仁济医院就诊，在其母亲就诊结束后，刘某自诉其左腕关节疼痛，未提及左腕部及右膝部、右小腿有外伤史，被告医院根据其主诉情况进行检查，行左腕关节X线检查示骨质未见异常，故未做任何处理；根据原告提供的相关医疗文书记载“外伤后右下肢疼痛伴活动受限3天”，而死者刘某生前就诊时间为9月10日，由此推测其右膝部及右小腿受伤时间为9月7日；刘某于2019年9月5日、同年9月9日在被告仁济医院就诊时，被告仁济医院均结合其病史、专科检查、外院及本院辅助检查，尽到了建议患者及其家属至上级医院诊治的告知义务，被告仁济医院不存在误诊和误治；被告仁济医院采取石膏制动是因为死者并未被诊断为骨筋膜室综合征，且需要减少肢体活动，避免造成进一步损伤，符合治疗原则。综上，被告仁济医院认为，刘某在仁济医院就诊时医院不存在误诊、误治的情况。刘某于2019年9月9日14时30分离开被告仁济医院43小时后死亡，可能系病情变化过快或其他原告所致，被告仁济医院的治疗行为无任何过失和过错，故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被告张掖人民医院辩称：刘某生前在被告张掖人民医院就诊时，建议住院治疗，但因骨科没有住院床位，当从康复科调整出床位时，刘某及其家属已联系好甘某人民医院骨科，并自行前往甘某人民医院治疗；刘某到甘某人民医院治疗时，病情加重并病危，被送往被告张掖人民医院治疗，并立即入住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被告张掖人民医院向患者及其家属告知病情和严重程度，并采取抢救措施，由于患者病情严重，抢救无效死亡。综上，被告张掖人民医院对刘某的治疗措施正确，被告医院的治疗行为与刘某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张某1与死者刘某系夫妻关系，原告张某2系原告张某1与刘某的女儿。2019年9月4日，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慎摔倒受伤，同年9月5日，刘某前往被告仁济医院对左侧腕关节处检查治疗，经诊断为：左侧腕关节组成骨未见明显创伤性改变，建议一周内复查或进一步检查。2019年9月7日，刘某前往中医疼痛医院对右下肢处检查治疗，经诊断为：右膝关节未见明显创伤性改变，建议随观复查。同年9月9日，刘某再次前往被告仁济医院进行右下肢、血常规检查，经诊断为：右膝关节小腿软组织挫伤伴感染，处理意见为石膏制动、对症治疗、不适随诊。2019年9月10日，刘某再次前往被告张掖人民医院就诊，被告张掖人民医院经组织专家会诊，建议住院治疗，因骨科床位紧张，拟收治于康复科，但因刘某及其家属已联系甘某医院骨科，要求转至甘某医院治疗。当日，刘某前往甘某医院急某科治疗，经诊断为：疑似骨筋膜室综合征，并于当天下午由该院上转至被告张掖人民医院治疗。同年9月11日0时24分，刘某被转至被告张掖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治疗，经诊断为：右下肢挤压伤、骨筋膜室综合征、坏疽性筋膜炎、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急性肾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凝血功能障碍、低蛋白血症、双侧胸腔积液，于2019年9月11日9时经抢救无效死亡。      审理中，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甘某医院、中医疼痛医院均就原告亲属刘某死亡与其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等事项申请鉴定，由本院组织各方协商一致并经本院委托，甘肃三维司法鉴定所作出甘三维司鉴［2020］法临鉴字第L1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刘某死亡结果的发生与创伤后病情不可逆转恶化有着高度关联性；2．甘某中医疼痛专科医院、甘某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刘某死亡结果间无关联性；3．张掖仁济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医源性损害因素，与刘某死亡结果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为轻微责任，参与度为1％-20％范围；4．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医源性损害因素，与刘某死亡结果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为次要责任，参与度为21％-40％范围。为此，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甘某医院、中医疼痛医院各支付鉴定费5000元。        因被告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对上述鉴定意见书中责任范围及收费依据等事项提出异议。后甘肃三维司法鉴定所先后两次作出《刘某案回复函》及《关于对司法鉴定异议的答复》。2021年7月26日，本院要求甘肃三维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予以答复。2021年7月27日，甘肃三维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答复为：“1．张掖仁济医院在本案中应承担轻微责任，其参与度应在1％-20％以内。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在本案中应承担次要责任，参与度为21％-40％之间。也就是说，张掖仁济医院应承担的责任在20％以内，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应承担的责任不超过40％；2．按照现行的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因果关系及参与度鉴定收费标准为8500元，本案中共委托四家医院的医疗损害及参与度鉴定，应收费叁万肆仟元，我所预收费贰万元人民币。”        另查明，刘某生前在被告仁济医院治疗花费医疗费559元，在被告张掖人民医院门诊治疗花费医疗费1010.85元、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11909.32元（其中8851.98元已由张掖市医疗保障局委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在医疗保险范围内进行了报销）。现原告仅主张要求被告仁济医院承担医疗费559元，要求被告张掖人民医院承担医疗费4068.19元，合计4627.19元。        再查明，刘某生于1971年6月29日，其母亲樊秀兰（生于1945年8月2日）共生育三个子女，儿子刘军已于1998年因车祸死亡，樊秀兰由刘某及其姐姐刘英共同扶养。        上述事实，由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交的刘某诊疗经过时间轴图、被告仁济医院CR报告单、血液检验报告单、彩色超声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复印件、被告张掖人民医院病历、甘肃三维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回函、被告仁济医院病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户口本复印件、残疾人证复印件、增值税发票、门诊收费票据、住院收费票据、张掖市城镇职工／城乡居民无三方责任意外伤害住院补偿结算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刘某死亡与被告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2．原告各项诉讼请求有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        关于刘某死亡与被告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损害责任实行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责任以医务人员存在过错为前提。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对此，两被告不予认可，认为其医务人员诊断明确、治疗方法得当，故其无任何过错。本院认为，因被告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的医疗活动具有高度专业性及相当复杂性，判断两被告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刘某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除了依据医学常理及明确的病史资料作出判断外，还需借助医疗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由本院组织各方协商一致并经本院委托，甘肃三维司法鉴定所进行相应的因果关系及过错等事项鉴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甘肃三维司法鉴定所作出的甘三维司鉴［2020］法临鉴字第L1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张掖仁济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医源性损害因素，与刘霞死亡结果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为轻微责任，参与度为1％-20％范围；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医源性损害因素，与刘霞死亡结果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为次要责任，参与度为21％-40％范围。庭审中，被告张掖人民医院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仍有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故对被告张掖人民医院的重新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系由专业鉴定机构依法作出，本院对其认定予以确认。据此，根据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认定刘某死亡结果与两被告的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认定被告仁济医院对原告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被告张掖人民医院对原告的损失承担40％的责任。        对原告各项合理经济损失认定如下：        1．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4627.19元（559元＋4068.19元），由原告提交的增值税发票、门诊收费票据、住院收费票据、张掖市城镇职工／城乡居民无三方责任意外伤害住院补偿结算单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2．原告根据《2021年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中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主张死亡赔偿金676436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根据上述规定，2021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821.8元∕年，故死亡赔偿金为676436元（33821.8元∕年×20年）；        3．原告根据《2021年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中的职工平均工资主张丧葬费41696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根据上述规定，2021年甘肃省职工平均工资为83392元／年，故丧葬费为41696元（83392元／年÷12个月×6个月）；        4．原告根据《2021年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中的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24807.25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户口本、残疾人证，可以证明被扶养人樊秀兰系死者刘某之母，农村户口，由刘某生前及其姐姐刘英共同扶养。2021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9922.9元／年，故本院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807.25元（9922.9元／年×5年÷2人）；        5．原告根据《2021年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中的农、林、牧、渔业年人均工资主张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1474.42元。本院认为，法律对办理丧事人员人数并无明文限制，但结合本地风俗，可按3人3天计算，故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为1474.42元（59796元／年÷365天×3天×3人）；        6．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47687.6元。本院认为，因原告系以医疗人身损害赔偿提起诉讼，并非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提起诉讼。因此，该项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此次医疗行为造成刘某死亡的严重后果，给原告精神上造成巨大痛苦，但考虑到刘某自身身体等原因，本院酌情认定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以上，两原告各项合理经济损失共计764413.67元（不包括医疗费4627.19元），依法应由被告仁济医院赔偿20％即152882.73元、被告张掖人民医院赔偿40％即305765.47元。        案涉鉴定费为被告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及案外人甘某医院、中医疼痛医院就刘某死亡与其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等事项申请鉴定而产生的必要费用，故本案鉴定费用应由被告仁济医院、张掖人民医院及案外人甘某医院、中医疼痛医院各自负担。已经支付，不再退还。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掖仁济医院赔偿原告张某1、张某2医疗费559元、按责任比例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764413.67元的20％即152882.73元，合计153441.73元（152882.73元＋559元）；        二、被告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张某1、张某2医疗费4068.19元、按责任比例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764413.67元的40％即305765.47元，合计309833.66元（305765.47元＋4068.19元）；        三、驳回原告张某1、张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一、二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847元，减半收取6423.5元，原告张某1、张某2负担3134.5元，被告张掖市仁济医院负担1089元，被告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负担2200元。被告负担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本院退还原告案件受理费642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汤巧杰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以斌书记员    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