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6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06583350802Q），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侨光西路12号星寰国际商业中心T1写字楼14楼02-06房。负责人：黄伟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山东旭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阮雅惠，山东旭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晓静，女，197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彬，山东天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晓丹，山东星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晓静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2民初2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泰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华泰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1.证人乔某一审陈述其通过咔嚓保ＡＰＰ为郭晓静购买案涉华泰一年期成人重疾险，华泰保险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咔嚓保代理人实际为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从业人员，一审法院认定乔某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销售华泰公司的产品，进而认定其是华泰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明显错误。华泰保险公司从未与鑫山保险代理公司签订过代理合同，案涉保险也不在鑫山保险代理公司的销售范围内，而是在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的平台上销售，当乔某在咔嚓保ＡＰＰ上为郭晓静投保时，其身份不再是鑫山保险代理公司的员工，而是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从业人员，而且根据其陈述，咔嚓保平台还为其返还了相应的佣金。据此，乔某是为投保人即郭晓静的利益与保险人代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中介，系投保人的代理人，根据法律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郭晓静应对其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全部责任。退一步讲，即使乔某的身份可以认定为保险代理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乔某在为郭晓静操作投保流程时，郭晓静在场，操作完成后由其确认支付。并且在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委托的调查公司对其面谈时，其再一次确认投保的内容以及询问事项由其进行过确认，综上，即使涉案保单系保险代理人代为勾选，但是在投保人确认后也属于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保险经纪人和郭晓静明知涉案保险产品的投保限制，在二人一起投保时，隐瞒了真实情况得以承保，乔某作为专业的保险经纪人以及郭晓静作为有过保险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员，二人均明确知晓案涉保险的投保流程设置了同类保险投保情况的询问环节，勾选为“否”后方能投保，二人是在隐瞒了其他公司投保100万以上重疾险的事实后才骗取了华泰保险公司承保。3.不论是郭晓静亦或是其保险经纪人在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华泰保险公司均有权解除合同，并不承担保险责任。如前所述，涉案保险在投保流程上已经设置了同类保险投保询问事项，因郭晓静已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100万以上重疾险，不符合涉案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基于涉案保险免体检的特殊性，投保流程设置时，“同类保险承保情况”系投保人必须如实告知的必要事项，若投保人如实告知，将无法投保涉案保险产品。本案郭晓静和保险经纪人违背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故意隐瞒了真实的同类保险投保情况，勾选了“否”选项才得以承保，华泰保险公司有权依法享有解除权，并不承担保险责任。郭晓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华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一，证人乔某在一审中证实，其实通过咔嚓保ＡＰＰ为郭晓静购买人身保险，同时确认咔嚓保与小雨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ＡＰＰ。咔嚓宝ＡＰＰ介绍可知其系为保险代理人，而华泰保险公司提到的小雨伞是一家保险经纪平台，使用群体为保险经纪人，两个ＡＰＰ有本质区别。乔某是鑫山保险代理公司的专业保险代理人，其陈述系通过咔嚓保ＡＰＰ为郭晓静代理购买保险，与其为保险代理身份相符。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华泰保险公司投保流程为2020年版本，而2021年的投保流程及页面与2020年版本不一致，故2020年版本的投保流程无法证实与郭晓静2019年4月投保时的流程、资料、一致，不能够证实咔嚓保与小雨伞存在关联性。第二，案涉保险合同没有任何关于健康告知的问询页面，乔某在投保时也未看到健康告知书以及是否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及投保数额的问询事项，也未对郭晓静进行询问，华泰保险公司一审提交承保后发送给郭晓静的电子保险合同视频证据也没有健康告知书，更没有是否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以及数额的告知，直到收到不予赔付通知书时郭晓静才第一次知道有健康告知书以诉争询问事项。告知义务基于保险人的询问，华泰保险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在投保时对郭晓静告知和询问，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华泰保险公司应举证证实诉争询问事项足以影响其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是提高保险费率。华泰保险公司未提供进行任何证据，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据此解除保险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郭晓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华泰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5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晓静系德华安顾人寿公司的工作人员。2019年4月30日，投保人郭晓静通过网络投保的方式在华泰公司投保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间为1年，自2019年5月1日到2020年4月30日，重大疾病保险金限额为500000元、附加轻症保险金100000元；同时约定在保险期间内，因意外伤害原因或自保险期间起始之日起90日（此期间为等待期，续保者不受等待期限制）后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其他原因，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医院专科医生确诊罹患本合同约定的一种或多种重大疾病，保险人按照保险单中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同时在本保险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2019年9月9日郭晓静到威海市立医院进行体检，确定甲状腺右侧叶上段实性结节，考虑TI-RADS4b类；后于2019年10月16日到山东省立医院复查，超声检查结果为甲状腺右侧中上实性占位，TI-RADS5类，甲状腺左叶结节，TI-RADS3类。郭晓静于2019年10月22日到威海市立医院住院治疗，并行甲状腺右叶及峡部全切术+中央区淋巴结清扫+右喉返神经探查术，病理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累计被膜。后郭晓静向华泰公司主张理赔，该公司经调查确认：郭晓静于2019年4月27日在国华人寿投保重疾险（限额为300000元）、德华安顾投保重疾险（限额为340000元），2019年4月30日先后在信泰人寿投保重疾险（限额为200000元）、长城人寿投保重疾险（限额为200000元）、百年人寿投保重疾险（限额为200000元）、天安财险投保重疾险（限额为500000元）、在华泰财险投保重疾险（限额为500000元）等；故华泰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理赔决定书，认为“郭晓静投保本重疾保障保险前，已投保其他保险公司重疾险保额超过1000000元，不符合该保险约定的健康告知第7点：正在申请及既往已经生效的重大疾病产品保额是否大于1000000元”，故而不支付保险金，并解除保险合同。郭晓静认为上述理赔决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遂成诉。庭审中，郭晓静申请乔某出庭作证，乔某称：证人在鑫山保险代理公司工作，销售华泰公司的产品，其与郭晓静相识于2018年，后郭晓静找到证人时某朋友患上重大疾病并表达了想投保保险的意愿，故证人为其推荐了数份保险，包括：信泰保险、百年人寿、长城人寿、华泰保险、天安保险、中国人寿等，并询问其身体状况，且获知郭晓静在德华安顾投保过两份重疾险（限额约为30余万元），但获知该信息及具体保额是在投保前还是投保后，证人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给郭晓静投保时有30余万元的重疾保险；实际投保是在ＡＰＰ上完成的，用证人的工号及密码登录、确认投保信息以及其他信息，最后由郭晓静本人签字，投保过程中郭晓静在场；证人帮客户投保时会特别关注客户的健康状况，因为保险公司培训时也会特别强调这一点，但对于华泰公司以客户没有告知在其他公司有同类保险而拒赔的情况是证人没有预料到的，且定期培训中也没有要求询问，在获知保险公司拒赔后，证人回看材料才知道有这一询问事项，在郭晓静投保时，她虽然在场，但系证人操作，并没有就该事项对其进行询问。经质证，郭晓静认为，证人证言足以证实其在投保前已主动告知证人及其所在公司投保情况，且证人系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证人并未主动询问郭晓静在其他保险公司的投保情况，该情况亦不影响华泰公司的承保及理赔。华泰公司认为，郭晓静只是主动告知德华安顾的保险情况，但在其他公司投保重疾险的事实并未告知证人，投保过程中郭晓静在场并签字确认，应以其签字确认为准，而不是以证人口头陈述为准，且从证人证言的内容来看，证人应为郭晓静的代理人。通过当事人举证、质证，并结合无争议事实，一审法院对争议事实分析、认定如下：郭晓静通过鑫山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乔某投保数份保险，投保流程由乔某实际操作，郭晓静在场并签字确认，且投保流程中有诸如“是否曾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以死亡或全残或疾病为给付保险条件的人身保险，且累计金额超过1000000元”的询问事项，但乔某并未实际向郭晓静询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人身保险合同纠纷，郭晓静、华泰保险公司对合同基本内容且郭晓静入院治疗甲状腺乳头状癌构成保险事故并无争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涉案保险合同订立前郭晓静有“曾是否曾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重大疾病保险，且累计金额超过1000000元”的情形，却未告知保险公司，是否属于保险法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的情况，对此分析如下：首先，在保险领域内，与告知相对应的概念是询问，保险人行使询问权利、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故保险人应当依据合同逐一、专业地询问，尽到合理询问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以询问的内容为限，但因投保方式的多样化，上述行为的主体并不仅限于保险人或投保人本人，亦可由其代理人进行。具体到本案，询问与告知责任的关键在于乔某或鑫山保险代理公司的身份定性，即其系保险代理人还是保险经纪人，前者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开展业务，后者是基于投保人的利益签订保险合同。从鑫山保险代理公司的经营范围来看主要有代理销售保险产品等，同时结合证人乔某的描述，该公司是在获得不同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销售渠道后，再代有投保意愿的个人或企业签订保险合同，故应属保险代理人的身份。虽然华泰公司设置的询问名单中有相关询问事项，但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并未实际上向投保人进行询问，该行为的后果不能归咎于投保人，而应由保险人，也就是华泰公司承担。其次，按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投保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保险人的法定解除权需满足投保人系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以及未告知的事由足以影响是否承保或费率的两个条件。从本案已查明的情况来看，郭晓静通过鑫山保险代理公司向华泰公司投保前，确实投保了多份重大疾病保险，但法律并不限制重复投保多份人身保险的行为，涉案保险合同中也无类似约定，即便郭晓静未如实告知已有保险险种及限额，华泰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其在获知该事由后会提高保费或者拒绝承保。故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已生效，亦无解除保险合同的事由，华泰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保险金，故郭晓静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规定，判决：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晓静保险金500000元；如采取转账付款，应将赔偿款及相应诉讼费付至郭晓静的指定账户（户名：郭晓静，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威海西门分理处，账号：62×××99）。如果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郭晓静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咔嚓保ＡＰＰ、小雨伞ＡＰＰ手机应用截图，证明咔嚓保是为保险代理人提供注册、使用平台，属于保险代理人。小雨伞ＡＰＰ是保险经纪平台，使用群体是保险经纪人，两个ＡＰＰ有本质的区别。一审证人乔某是鑫山保险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身份为保险代理人，用其个人工号就可用咔嚓保ＡＰＰ进行相关业务。再结合乔某一再确认其是通过咔嚓保ＡＰＰ为郭晓静投保，应认定乔某系保险代理人，其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华泰保险公司承担。证据2、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2日作出的（2021）黑0903民初185号民事判决一份，证明该案原告马爽自行通过咔嚓保购买的华泰保险公司2019年重疾险，之后发生了甲状腺癌的保险事故，华泰保险公司以马爽没有告知“是否正在申请及既往已生效的重大疾病保额是否大于100万元”为由拒赔。最终法院判决华泰保险公司向马爽支付保险理赔金50万元，该案与本案情况相似，同时也证实2019年华泰公司重大疾病保险版本没有健康告知及是否在其他公司投保的问询事项，华泰保险公司也没有告知及明确提示。证据3、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深圳木成林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工商登记查询件各一份，来源于天眼查，证明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是深圳木成林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小雨伞ＡＰＰ是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开发，咔嚓保ＡＰＰ是深圳木成林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咔嚓保ＡＰＰ与小雨伞ＡＰＰ开发者、应用者也完全不同。经质证，华泰保险公司对证据1、3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认为其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可证实，任何人可以保险代理人身份在咔嚓保APP注册，成功后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会给保险代理人发送相应的经纪人员从业守则等，虽然小雨伞APP和咔嚓保APP的开发者不同，但注册者都属于保险经纪，与华泰保险公司间并不存在代理关系。华泰保险公司一审提交的投保流程显示，投保人是委托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办理保险业务，是为了投保人的利益，健康告知部分显示确认无以上问题可承保，郭晓静在调查公司的询问笔录中也明确承认有健康告知事项，现否认不存在健康告知事项与事实不符，互相矛盾。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实该案是否生效，而且该案中主张的情况与本案的情况是否一致无法得知，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性。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证据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九条规定，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但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相冲突或者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的除外。郭晓静提交案例并非指导性案例，本院不予参照。华泰保险公司对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中，华泰保险公司主张其保险产品在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销售。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有两个销售平台，一是在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销售，二是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打造网络销售平台。华泰保险产品是在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的网络销售平台销售，咔嚓保ＡＰＰ是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另行注册开发的ＡＰＰ。乔某一审作证称咔嚓保ＡＰＰ专门供代理人端使用，法庭询问“华泰保险公司有没有给你佣金”时，乔某称“我在咔嚓保上是能收到佣金的”，法庭询问“你是以什么方式帮原告（郭晓静）把保费交给华泰保险公司的”，乔某称“我直接是用手机在线支付的”。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乔某是否为保险代理人身份；二、郭晓静是否违反如实陈述义务，华泰保险公司主张合同解除不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乔某是否为保险代理人身份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保险经纪人是指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依法收取佣金的机构，包括保险经纪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本规定所称保险经纪从业人员是指在保险经纪人中，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拟订投保方案、办理投保手续、协助索赔的人员，或者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从事再保险经纪等业务的人员”。乔某使用咔嚓保ＡＰＰ为郭晓静投保，并称系作为保险代理人身份使用该软件，与该ＡＰＰ页面显示“为千万保险代理人提供精选的高性价比保险”相符，最终华泰保险公司与郭晓静订立保险合同，乔某称收到华泰保险公司支付的佣金，郭晓静主张乔某系保险代理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咔嚓保ＡＰＰ虽系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开发，但并无证据证明乔某系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从业人员，乔某也未协助郭晓静进行索赔，华泰保险公司主张乔某系保险经纪公司从业人员依据不足。华泰保险公司称其保险产品仅在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的网络销售平台销售，但并未提供其与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之间的委托销售合同，其以此否认乔某的保险代理人身份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郭晓静是否违反如实陈述义务，华泰保险公司主张合同解除不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即我国保险立法采取的是询问告知主义模式，投保人并非履行无限告知义务。本案中，双方对于投保流程由乔某实际操作并无异议，如前所述，乔某系华泰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乔某明确表示其并未向郭晓静询问诉争事项，华泰保险公司应对其保险代理人没有严格执行询问事项承担不利后果。华泰保险公司未实际完成询问工作，郭晓静亦无相应告知义务。华泰保险公司关于郭晓静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主张，与上述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前提是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从本案投保情况看，保险代理人并未依据保险合同逐一、专业的询问，未尽到合理询问义务，不足以认定系投保人郭晓静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告知已投保事项。法律并未对投保人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重疾险作出禁止性规定，华泰保险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诉争事项足以影响其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故华泰保险公司主张解除合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乔 卉审 判 员  马树芳审 判 员  王 慧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刘颖霞书 记 员  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