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27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管顺峰，男，1969年10月2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华，上海市协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伟文，北京市中伦文德（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林，男，1962年5月11日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林，江苏宏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宣城市顺峰石灰石矿，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狸桥镇长山村。投资人：管顺峰。原审被告：潘定康，男，1958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溧阳市。原审被告：宣国芳，男，1963年2月3日生，汉族，住溧阳市。上诉人管顺峰因与被上诉人黄国林、原审被告宣城市顺峰石灰石矿（以下简称顺峰矿）、潘定康、宣国芳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20）苏0481民初7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顺峰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主审法官查明事实不清，适用证据不足，导致错误裁判：1、一审查明“2011年元月18日，管顺峰与案外人黄龙云签订了《顺峰矿转让暨合作协议书》，将顺峰矿以1328万元价款转让82%的份额给案外人黄龙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协议书所约定的1328万元是整个顺峰矿的股权价格，而并非82%的股权的价款，合同约定管顺峰应在转让款中提取200万元交给黄龙云投入顺峰矿才享有18%的股权。2、一审查明“案外人黄龙云支付大部分款项给了管顺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仅凭一张上诉人未予确认的、没有任何当事人署名的付款清单，径直认定案外人黄龙云已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严重缺乏司法公正性。3、一审判决书认定管顺峰已收取承包费610万元证据不足。原告举证汇给谢夏庆的100万元，上诉人原代理人对于该证据的关联性明确予以否认，上诉人本人表示因时间太久，记不清了。被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此100万元是用于交纳承包费。金额为200万元的两份收款收据是复印件，一审原代理人对其真实性未予确认。一审法院径直以上诉人未向法院申请笔记鉴定或举证证明自己未出具过200万元收据为由，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此200万元收据应为真实。此举证责任的分配违法，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义务。二、一审法官未遵守前诉判决的既判力，违背后诉不得作出与前诉判断相互矛盾的原则，导致一审判决与已生效法律文书发生严重冲突。1、（2020）皖18民终930号判决书认定“管顺峰与潘定康、宣国芳《顺峰矿转让暨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其意思表示为管顺峰在2016年12月3日与潘定康、宣国芳签订合作转让协议时，对顺峰矿享有独立的处置权，而一审判决依据2013年5月22日管顺峰、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四方协议（以下简称四方协议）认定被上诉人黄国林系顺峰矿股东，此认定明显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述判决书相悖。2、（2021）皖18民终41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管顺峰为顺峰矿的投资人，潘定康、黄国林与管顺峰为承包关系。”一审判决与此生效判决相悖。三、一审法官逻辑推理错误，判决认定自相矛盾。1、一审判决依据四方协议认定黄国林为顺峰矿股东，同理潘定康也应为顺峰矿股东，同时一审法院又认定管顺峰与被上诉人黄国林等人签订的承包协议书有效，那么在一审判决中对同样的当事人、同一标的物，存在着合伙与承包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2、一审判决认定黄国林为顺峰矿股东，又认定黄国林为顺峰矿承包人，那么就产生了这样荒唐的法律事实，被上诉人黄国林作为顺峰矿承包人需向顺峰矿交纳承包经营费用，黄国林又作为股东参与分配顺峰矿利润（实际为交纳的承包费用）。四、由于一审法官查明事实不清，直接造成本案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黄国林、谈新伟、潘定康与黄龙云签订的合作协议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3条规定，均系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代表这3份合作协议就具备法律效力，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应当适用《民法典》有关合同的条款。2、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管顺峰与黄龙云签订的《顺峰矿转让暨合作协议书》，黄龙云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328万元给上诉人管顺峰，同时协议还约定如果黄龙云在2013年12月31日前，又将顺峰企业转让他人的，甲方应支付本合同总价款的28%给乙方。本案中，一审未查明黄龙云向管顺峰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具体金额，顺峰矿的工商登记也未变更至黄龙云名下。黄龙云向被上诉人黄国林、谈新伟、潘定康转让所谓其名下股权时，亦未向上诉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合同总价款的28%，所以黄龙云与被上诉人黄国林等3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属于无权处分，此3份转让协议应为无效合同，退一步而言也是效力待定合同。五、本案的客观事实还原。我们还原顺峰矿股权转让、承包的相关事实为：2010年8月26日，管顺峰个人投资设立了顺峰矿，2011年元月18日管顺峰与黄龙云签订了《顺峰矿转让暨合作协议书》，将顺峰矿以1128万元价款转让82%的份额给黄龙云，协议签订后黄龙云仅支付了部分款项。后黄龙云于2013年4月27日与黄国林签订《合作协议》，将顺峰石灰矿82%的份额作价2300万元，以1173万元转让其中51%的份额给黄国林。2013年5月26日，黄龙云与谈新伟签订《协议书》，将顺峰矿82%的份额作价2300万元，同意谈新伟以结算资金345万元获取黄龙云在顺峰矿82%的份额中15%的份额。2013年5月28日，黄龙云又与潘定康签订了《顺峰矿股权转让协议书》，将顺峰矿82%的份额作价2300万元，以782万元转让其中34%的份额给潘定康。2013年5月29日，黄龙云与潘定康签订补充协议。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随后找到管顺峰告知其三人已受让黄龙云享有的顺峰矿的全部股权。由于从2011年到2013年管顺峰与黄龙云在经营理念上的差异，矛盾不断，致使顺峰矿经营不善，为促使企业良性发展，管顺峰便暂时认可了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三人的股东身份，与此三人签订了四方协议。协议约定，管顺峰在企业的股份和固定回报形式不变............，协议签订后黄国林、潘定康、谈新伟未能按约支付90万元，加之黄龙云一直未能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且未兑现给付其合同总价款28%的补偿款承诺。四方又重新就顺峰矿的经营进行了商谈，约定由潘定康、黄国林承包顺峰矿（达成承包意向为2013年，承包协议补签时间为2014年），从补签的承包协议中可以确认潘定康、黄国林认可顺峰矿为管顺峰的个人独资企业。由此可见，潘定康、黄国林已将原来的入股投资顺峰矿参与经营改变为以承包方式参与经营，管顺峰与黄国林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承包关系，而非合伙关系。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二审庭审中，管顺峰补充陈述：一、关于事实部分，一审法院有错误的地方除了上诉状所列举的之外，另查明黄国林支付黄龙云转让款项的计算有误，仅仅根据一审判决记载的转让款项的金额仅为1041万元，并没有达到黄国林与黄龙云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1173万元，而在一审判决中对该项数据未进行统计，以列举的另查明款项就直接表示黄国林已经完成了相应的付款要求。二、本案的管顺峰、黄国林、潘定康、谈新伟于2013年5月22日签订的四方协议，在此之前，2013年4月27日，黄龙云与黄国林签订的合作协议，黄龙云将其所谓的顺峰矿82%的份额中的51%转让给黄国林，而黄龙云与谈新伟签订转让协议书的时间2013年5月26日，黄龙云与潘定康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13年5月28日，我们可以看出签订四方协议书的时候，黄龙云仅仅与本案的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而没有与四方协议中的潘定康，谈新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所以，我们认为2013年5月22日的四方协议书仅能视为四方对于顺峰石灰矿一个合作的意向协议，因为在这个协议签订之后如果潘定康，谈新伟没有与黄龙云签订相应的转让协议以及随后支付股权转让支付款，那么四方协议显然是不能够成立的。我方认为黄龙云没有足额支付给管顺峰82%股权转让价款。首先我们认为在司法表述中不严谨，其次这一事实认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黄龙云是否已经享有了顺峰矿82%的股权这个认定是存在质疑的，同样，其能否有权利转让82%的股权也存在质疑。黄龙云与管顺峰转让协议中对该82%股权转让给他人还另设有条件，即需要支付给管顺峰合同总价款的28%。综上，我们认为管顺峰与黄国林等四人签订的协议书属于附条件的且效力待定的合同，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我们认为这个四方协议并未生效。黄国林二审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查明了黄国林系顺峰矿合伙人，合伙出资份额是40.82%的事实。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的（2018）皖1802民初387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查明如下事实：顺峰矿成立于2010年8月6日，由管顺峰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1年元月18日管顺峰与案外人黄龙云签订了《顺峰矿转让暨合作协议书》将顺峰矿以1328万元价款转让82%的份额给黄龙云。黄龙云支付部分款项给了管顺峰。但管顺峰未按协议将企业登记变更至黄龙云名下。后黄龙云于2013年4月27日与黄国林签订《合作协议》，将顺峰矿82%的份额作价2300万元，以1173万元转让其中51%的份额给黄国林。2013年5月26日，黄龙云与谈新伟签订《协议书》，将顺峰矿82%的份额作价2300万元，同意谈新伟以结算资金345万元获取黄龙云在顺峰矿82%的份额中15%的份额。2013年5月28日，黄龙云又与潘定康签订了《顺峰矿股权转让协议书》将顺峰石灰矿82%的份额作价2300万元以782万元转让其中34%的份额给潘定康，2013年5月29日黄龙云与潘定康签订补充协议，该两份协议均由管顺峰在转让协议上签字见证。后潘定康按约将782万元支付给黄龙云。2013年5月22日，管顺峰、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四人签订协议书，协议内容为：“协议书，宣城顺峰石灰石矿全体新股东于2013年5月21日，在矿办公楼就企业法定代表人管顺峰在企业的利益支付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协商一致如下：1、管顺峰在企业的股份和固定回报形式不变……股东签名：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管顺峰2013年5月22日”。2014年5月16日，管顺峰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潘定康和黄国林两人签订了一份《承包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将顺峰矿承包给潘定康和黄国林两人经营，经营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承包费用为610万元。宣州区法院一审判决对顺峰矿黄国林等合伙人实际出资及应在该案享有权利的主张认为：“是另一法律关系，可另案主张，本案不作审查”。对黄国林合伙权利主张没作审查，建议另案主张。2020年9月16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18民终930号民事判决书，对宣州区法院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再次确认，并且明确解除了管顺峰和潘定康，宣国芳于2016年12月3日签订的《宣城顺峰石灰石矿转让暨合作协议书》，将宣城顺峰石灰石矿所有权状态恢复到2016年12月3日以前的合伙所有的状态。鉴此，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就黄国林和管顺峰以及潘定康、谈新伟系顺峰矿按份额出资合伙人，黄国林享有该矿40.82%出资额的事实认定是清楚和正确的。且己经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二、一审法院判决查明了黄国林、潘定康向管顺峰支付了顺峰矿2014年度承包金610万元的事实。2013年5月22日，管顺峰、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签订了合伙《协议书》后，就商定内部承包经营顺峰矿，原决定由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共同承包经营，承包金为610万元一年，承包金610万元由承包人缴纳到法定代表人管顺峰处，作为合伙收益，承包期满后依照份额分配。因此，自2013年5月份开始，潘定康、黄国林就向管顺峰支付了承包金610万元。谈新伟退出了内部承包合同。2014年5月16日补签《承包协议书》后，承包经营到2014年11月底，由于管顺峰利用掌控着顺峰矿公章等有利条件，在申请领取民用爆炸物品时对承包人设置阻碍，直接影响到潘定康、黄国林无法承包经营。上诉人上诉宣称的200万元收款收据，系管顺峰收到承包人乳石的现款后出具的收据，是复写纸一式三联的单子，黄国林持有的仅仅是收据联，该收据是原件，庭审中管顺峰也没有否认。2014年10月7日，汤建伟在受雇潘定康、黄国林担任出纳财务时，经办汇付给谢夏庆的两笔100万元，汤建伟可以证明是管顺峰要求汇付给谢夏庆抵偿其个人债务的，是管顺峰收取的承包款。综上，黄国林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针对原审原告诉请和原审被告答辩，查明了案件事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说理充分透彻，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二审庭审中，黄国林补充陈述：一、关于黄龙云和管顺峰之间的转让协议以及黄国林、谈新伟、管顺峰和潘定康四人于2013年5月2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合伙协议的效力已经安徽宣城中院予以认定，且行为也完成。同时，管顺峰在黄龙云和潘定康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见证，说明管顺峰对黄龙云将其享有的顺峰石灰矿出资的份额转让给潘定康是认可的。从2013年5月22日的四合伙人的合伙协议也能反映出管顺峰是认同黄龙云将其在顺峰矿享有的出资额转让给黄国林等三个人，并且管顺峰是认同黄龙云已经将转让款完全支付给他本人的事实。否则的话管顺峰完全不可能和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在2013年5月22日签订合伙协议，也不可能在黄龙云和潘定康的出资额转让中签字见证。另外，整个顺峰矿从2013年5月开始涉及矿上所有开支费用主要的是几方面费用，一是土地承包权，支付使用费。二是政府征收相关资源税。三是因采矿经营需要支付的民用爆炸费用。从顺峰矿的财务资料中，可以看出黄国林是顺峰矿合伙人，并作为出资最多的合伙人就支付合伙产生的费用签字确认，同时管顺峰作为合同明确约定的只享受固定回报170万元一年，不参与合伙经营这个事实，事实上管顺峰没有就合伙的顺峰矿支付相关费用。所以，一审法院对该节事实的认定没有问题。黄国林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管顺峰、顺峰矿、潘定康、宣国芳确认黄国林在顺峰矿是合伙出资人，出资比例是顺峰矿实际出资总额82%中的51%，即黄国林在顺峰矿享有40.82%的出资份额。2、判令管顺峰、顺峰矿退返侵占黄国林应享有的顺峰矿承包收益249002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2490020元为本金，自2015年元月1日起，依照五年期银行贷款年利率6%计算到实际支付日止）。3、判令潘定康、宣国芳对管顺峰和顺峰矿应退返黄国林的承包收益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对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顺峰矿成立于2010年8月26日，登记为管顺峰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1年元月18日管顺峰与案外人黄龙云签订了《宣城市顺峰石灰石矿转让暨合作协议书》，将顺峰矿以1328元价款转让82%的份额给案外人黄龙云，案外人黄龙云支付大部份款项给了管顺峰，但是管顺峰未按协议将企业登记变更至案外人黄龙云名下。后案外人黄龙云于2013年4月27日与黄国林签订《合作协议》，将顺峰石灰矿82%的份额作价2300万元，以1173万元转让其中51%的份额给黄国林。2013年5月26日，案外人黄龙云与谈新伟签订《协议书》，将顺峰矿82%的份额作价2300万元，同意谈新伟以结算资金345万元获取案外人黄龙云在顺峰矿82%的份额中15%的份额。2013年5月28日，案外人黄龙云又与潘定康签订了《宣城市顺峰石灰石矿股权转让协议书》，将顺峰矿82%的份额作价2300万元，以782万元转让其中34%的份额给潘定康，2013年5月29日案外人黄龙云与潘定康签订补充协议，该两份协议均由黄国林、管顺峰在转让协议上签字见证。后潘定康按约将782万元支付给案外人黄龙云。2013年5月22日，管顺峰、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四人签订协议书，协议内容为：“协议书宣城市顺峰石灰石矿全体新股东于2013年5月21日，在矿办公楼就企业法定代表人管顺峰在企业的利益支付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协商一致如下：1、管顺峰在企业的股份和固定回报形式不变，固定回报确定为每年170万元，今年的固定回报协议签订后3日内支付90万元，余款于2013年中秋节前支付。2、管顺峰在该企业担任法人代表期间，按照年薪20万元支付报酬，按月支付。3、企业确定在对国土、矿管等上级部门交往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30万元，由管顺峰包干使用。4、未尽事宜协商解决。5、本协议一式四份，企业新旧股东各执一份留存。股东签名：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管顺峰2013年5月22日”。2014年5月16日，管顺峰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潘定康和黄国林两人签订了一份《承包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管顺峰将顺峰矿承包给潘定康和黄国林两人经营，经营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承包费用为610万元/年。2016年12月3日，管顺峰与潘定康、宣国芳签订了《宣城顺峰石灰石矿转让暨合作协议书》，管顺峰将登记在其名下的顺峰矿采矿权及生产设备等资产转让给潘定康和宣国芳，转让总金额为税后1366万元，管顺峰拥有企业资产20%的股权。2020年9月16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18民终930号民事判决书，就管顺峰与潘定康、宣国芳、潘亚君涉顺峰矿转让合同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决解除了管顺峰和潘定康、宣国芳之间的上述顺峰矿转让协议。一审另查明：2013年5月3日黄国林分别汇付给黄龙云80万元和180万元；2013年5月8日黄国林汇付给黄龙云100万元；2013年5月9日黄国林汇付给黄龙云31万元；2013年5月24日，黄国林汇付给黄龙云100万元；2013年5月29日黄国林汇付给黄龙云60万元；2013年5月30日黄国林汇付给黄龙云240万元；2013年6月20日，黄国林汇付给黄龙云30万元；2013年6月24日黄国林汇付给黄龙云70万元；2013年6月28日黄国林汇付给黄龙云50万元；2013年6月28日黄国林支付给黄龙云100万元银行承兑一份。黄国林依据上述汇款付款事实来证明其履行了受让黄龙云顺峰矿的合伙出资后，取代黄龙云成为顺峰矿拥有约定份额的出资合伙人。同样，黄国林为证明管顺峰将合伙共有的顺峰矿承包给黄国林和潘定康经营收取承包金610万元的事实，黄国林向法庭提交了潘定康于2013年6月22日汇付给管顺峰儿子管交100万元，潘定康于2013年8月7日汇付给管交50万元，潘定康于2013年10月11日汇付给管交的60万元。管顺峰于2014年10月8日和2014年11月11日出具黄国林的收据，载明收到承包款各100万元，共200万元的凭据。2014年10月7日，黄国林委托谢夏庆汇付给管顺峰指定收款人汤建伟两笔共100万元。2014年6月13日管顺峰收取承包款现金50万元出具收条1份，以及2014年1月29日黄国林委托史盛开跨行转账给管交50万元，共计610万元的证据。一审庭审中，管顺峰对管交收到承包款予以认可，对谢夏庆支付给汤建伟代管顺峰收取的100万元称“这个时间久了，我记不清了”。一审庭审中，黄国林向法庭出示了管顺峰于2013年7月30日的收条复印件一份，内容载明：收到潘定康和黄国林代替黄龙云支付给管顺峰的转让欠款17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管顺峰和黄龙云于2011年1月18日签订的《宣城市顺峰石灰石矿转让暨合作协议书》；以及黄国林和黄龙云于2013年4月1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黄龙云与谈新伟于2013年5月26日签订《协议书》；黄龙云和潘定康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宣城市顺峰石灰石矿股权转让协议书》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均系有效民事法律行为。2013年5月22日，黄国林、管顺峰、潘定康以及谈新伟共同签订《协议书》，明确了黄国林、潘定康、谈新伟是顺峰矿的新股东，和管顺峰作为该矿的登记投资个人（《协议书》表述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即旧股东，共同就管顺峰在顺峰矿的利益问题达成的一致意见，该《协议书》的签署。实际明确了顺峰矿虽然工商登记为管顺峰个人独资企业，实际是非法人组织合伙企业，是管顺峰、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按约定份额共同合伙出资的合伙企业，其中管顺峰的出资额确定为18%；黄国林的合伙出资额为51%×82%；潘定康的合伙出资额为34%×82%；案外人谈新伟的合伙出资额为15%×82%。2013年5月22日，管顺峰和黄国林、潘定康、案外人谈新伟共同签署《协议书》，管顺峰的签字行为可以视为其对合伙人黄龙云将其全部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给黄国林、潘定康、谈新伟的同意，对顺峰矿系黄国林、潘定康、管顺峰、谈新伟按份合伙共同所有的认可。符合我国《民法典》第九百七十四条规定。因此，黄国林诉请确认其是顺峰矿的合伙出资人，出资比例是顺峰矿实际出资总额82%中的51%，即为40.82%出资份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管顺峰和顺峰矿辩称的顺峰矿系管顺峰个人独资企业的辩解意见与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明显相悖，管顺峰收受黄龙云的部分转让款的事实以及和本案黄国林、潘定康、谈新伟签署《协议书》也是确认了顺峰矿是合伙企业，并且有黄国林、潘定康、谈新伟代替黄龙云成为顺峰矿的按份额出资合伙人的事实，因而管顺峰、顺峰矿的上述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信。2014年5月16日，管顺峰以发包方名义和黄国林、潘定康作为承包方签署的《承包协议书》，约定潘定康和黄国林承包经营顺峰矿经营，经营期限自2014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31日，承包费用是610万元。庭审中黄国林举证证明管顺峰以自己和管顺峰儿子名义签收了承包款510万元的事实，并对黄国林委托汤建伟支付给管顺峰指定收款人谢夏庆100万元庭审辩称“这个时间久了，我记不清了”，也没有否认该款的收款。管顺峰对其签收的200万元收据虽辩称不清楚或不确定系本人签字，但没有向该院就其签字的真实性申请鉴定，或申请进一步向该院举证否定自己出具的200万元收据的真实性，依照人民法院证据规则要求，管顺峰应对自己签字的收据真实性否定的主张予以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该院有理由相信管顺峰没有否认自己已经收到黄国林、潘定康支付610万元承包金的事实。管顺峰将顺峰矿发包给潘定康、黄国林承包经营时，该矿系非法人组织的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因发包取得的承包金，应视为合伙企业利润，黄国林依照我国《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享有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权利。黄国林因诉请主张管顺峰退返案涉承包金合伙利润以及确认是顺峰矿享受约定份额的出资合伙人，自2015年始，长年居住蹲守在顺峰矿，参与宣州区狸桥镇政府就顺峰矿合伙人矛盾组织的数次协调，并于2018年7月向安徽省公安厅扫黑办实名具函举报管顺峰一矿两卖诈骗及侵占合伙利润。黄国林的主张一直持续着。因此，管顺峰、顺峰矿辩称的黄国林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该院不予支持。案涉诉讼系合伙协议纠纷，且黄国林主张的是合伙人身份确定和合伙利润侵占退返，并非承包合同纠纷，管顺峰、顺峰矿辩称应按照承包合同仲裁管辖条款将本案交仲裁机构裁决，因没有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2014年度顺峰矿承包经营取得的承包金610万元利润系管顺峰收款占有，并非顺峰矿或潘定康占有，黄国林没有证据证明顺峰矿、潘定康、宣国芳应对管顺峰退返黄国林合伙利润负有过错，应承担连带责任。对此诉请，该院不予支持。上述《承包协议书》确定承包期限结束后一年内管顺峰退返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受让黄龙云顺峰矿出资额的2300万元，说明在管顺峰实际退返潘定康、黄国林、谈新伟受让黄龙云向顺峰矿合伙出资的2300万元，并得到上述合伙人同意前，顺峰矿应该是在合伙期限内的合伙企业。管顺峰无视其他合伙人利益和潘定康、宣国芳于2016年12月3日签订《宣城顺峰石灰石矿转让暨合作协议书》不能改变顺峰矿系合伙企业的法律事实。黄国林主张顺峰矿返还合伙利润及潘定康、宣国芳承担连带责任，诉求没有事实根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条、第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九百六十七条、第九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确认黄国林是顺峰矿的合伙出资人，享有顺峰矿合伙出资总份额的40.82%。二、管顺峰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退返黄国林顺峰矿2014年度承包金经营利润249002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2490020元为本金，自2016年元月1日到2020年8月20日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20年8月20日始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三、驳回黄国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主文遗漏“三、”，本院予以纠正）。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360元（已减半收取），诉讼保全费5000元，黄国林负担300元，管顺峰负担1806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中的“案外人黄龙云支付大部份款项给了管顺峰”，因该节事实发生在案外人黄龙云与管顺峰之间，且与本案的审理并无必然联系，故一审法院对该节事实进行认定不妥，本院依法在本案中不予确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一、黄国林是否为顺峰矿的合伙人？二、管顺峰是否应当向黄国林返还顺峰矿的承包收益？本院认为，2013年4月27日，黄龙云与黄国林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013年5月22日，黄国林、管顺峰、潘定康以及谈新伟共同签订的协议书；2014年5月16日，管顺峰与黄国林、潘定康、谈新伟签定的《承包协议书》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评判如下：一、黄国林是顺峰矿的合伙出资人，享有顺峰矿合伙出资总份额的40.82%。理由如下：首先，顺峰矿虽然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在顺峰矿设立后。2011年1月18日，管顺峰与黄龙云签订了《宣城市顺峰石灰石矿转让暨合作协议书》，将顺峰矿以1328万元价款转让82%的份额给了案外人黄龙云，2013年4月27日，黄龙云与黄国林签订合作协议书，黄龙云将顺峰矿82%的份额作价2300万元，以1173万元转让其中51%的份额给了黄国林。该节事实表明了黄国林合伙份额的来源；其次，2013年5月22日，黄国林、管顺峰、潘定康以及谈新伟共同签订的协议书中，将上述四人的身份明确为“顺峰矿全体新股东”。故该协议书既是管顺峰对黄龙云转让其合伙份额给黄国林等人的确认，又是对其与黄国林、潘定康以及谈新伟四人合伙事实的确认。至于黄龙云是否向管顺峰支付了相应的合伙份额转让对价，系黄龙云与管顺峰之间的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再次，法律并不禁止合伙人承包合伙企业进行经营。据此，管顺峰提出的黄国林既是合伙人又是承包人相互矛盾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最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18民终930号案件，审理的是2016年12月3日，管顺峰与潘定康、宣国芳所签订的《宣城顺峰石灰石矿转让暨合作协议书》引发的纠纷，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事实，且在该院的判决书中，并没有否定本案所涉协议的效力，所以，本案不存在与上述判决相互矛盾的问题。二、黄国林无权要求管顺峰向其返还顺峰矿的承包收益。理由如下：首先，黄国林、管顺峰、潘定康、谈新伟成为顺峰矿的合伙人后，并未对各自的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根据本案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四方形成的协议仅为2013年5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但该协议书仅就管顺峰在顺峰矿的利益支付问题进行了约定，并未对其他事项作出约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据此规定，如果合伙企业产生利润，依法应当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理。但本案中，管顺峰收取的承包金与顺峰矿的利润系不同的法律概念，顺峰矿是否存在利润需要通过结算等方式予以确定。因此，一审法院直接将管顺峰收取的承包金作为合伙利润进行分配，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黄国林等合伙人针对利润分配问题如有争议可依法另行协商或诉讼解决。综上所述，管顺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20）苏0481民初75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20）苏0481民初75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黄国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360元（已减半收取），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黄国林负担11680元，管顺峰负担66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720元，由黄国林负担13360元，管顺峰负担133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德升审 判 员 王昊东审 判 员 董 维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叶 健书 记 员 高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