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6民终12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仁成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七路288号四号楼一单元201室。法定代表人：王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国，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亚茹，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富国，男，1957年2月14日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爱国，山东守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国勇，男，1972年2月13日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上诉人滨州仁成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成众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崔富国及原审被告张国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1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仁成众信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1798号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不能仅依据涉案《补充合同》作为独立的证据主张权利，应综合审查《合作开发协议（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更应对涉案款项的收付款情况进行严格审查。然，一审法院仅凭《补充合同》便草率作出判决，显然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一、《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与《补充合同》系完整的整体，该案应综合审查，而非仅依据补充协议径行判决。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已确认涉案《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与《补充合同》系一个整体，不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那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就应综合审查《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与《补充合同》之间的关系以及履行情况。对于《补充合同》的签订，其背景系为合作开发协议的正常履行，需被上诉人缴纳部分税费方才签订。补充合同是否应当履行及履行情况需以合作开发协议的履行为前提，而不应抛开履行基础仅凭补充合同判定款项是否应当交付。一审法院仅凭补充合同便确定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补偿款数额无异于将补充合同看作一份书面欠条，上面载明什么内容就据此确认什么内容，这样以来本案的事实认定合作开发协议与补充合同系整体，而判决结果却仅以协议为依据，便使整个判决前后互相矛盾。二、涉案款项上诉人已全额支付，被上诉人一审诉请主张不成立。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一方自认上诉人已向其支付款项300万元，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据可知，被上诉人认可收到的该300万元收款方为山东富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公司），该收款方系被上诉人指定，事实上富安公司也实际参与了涉案《合作开发协议（合同）》的履行。但是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同样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收款人为富安公司的收款收据，用以证明涉案款项的支付情况。但作为除收款金额不一致其他均一致的收据，上诉人一方的证据却未予确认。故上诉人认为，在被上诉人自认收到收款方为富安公司的300万元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查明为何被上诉人的款项由富安公司收取，再行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所载明的款项是否实际交付被上诉人，进而确定被上诉人诉请的款项数额。但是一审并未对此审查，在被上诉人自认的收据与上诉人提交的收据情况一致的情况下，径行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证实款项的交付，这显然是案件审查欠妥、认定事实不清。另外，《合作开发协议（合同）补充合同》中明确约定“2010年4月30日前甲方未能收到该全部款项时，甲乙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作废”，然而在（2018）鲁16民初41号民事判决、（2020）鲁民终383号民事判决已确定，该《合作开发协议（合同）》已实际履行且各方均已获得不同程度的利润分成。退一步讲，如上诉人方未将约定补偿款支付，被上诉人为何会弃巨大经济利益不顾反而实际履行《合作开发协议（合同）》，这从常理上讲这也无法自圆其说。因此，这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的主张和陈述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其一审诉讼主张的款项上诉人已全额支付，二审应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实际案情是，涉案《合作开发协议（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通过拍卖取得了涉案开发土地，并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被上诉人想让上诉人承担250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签订了上述《补充协议》。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已按被上诉人的要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至被上诉人指定账户2370万元，以上均有被上诉人控制的富安公司出具的收据，还有上诉人代被上诉人支付的土地规费等，实际上诉人支付款已远超2500万元。故此，上诉人认为，妥善处理本案需理顺合作开发协议与补充合同的关系及其履行情况，查明补充合同约定的补偿款支付条件是否成就，如支付条件成就，补偿款支付标准需根据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调整。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崔富国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原判，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被答辩人在一审开庭时主张“该补充协议显失公平，应予撤销；已经全部支付了该款项”，这两种意见本身自相矛盾，不能成立。该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基于答辩人在该项目中的前期投入较大，时间较长，合作协议中销售款及房屋产权分配比例较小，所以自愿支付给答辩人2500万元作为补偿，同时还约定该补偿款不影响合作开发协议中分配比例问题，不涉及不影响协议中约定的各条款内容和各方权利义务，该款项的支付并不附加任何条件，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正常履行，如何履行，如何担责，与本补充协议中的补偿款约定无任何关联性，内容并不冲突。同时，贵院在（2018）鲁16民初41号生效判决书第48页中已经明确认定涉案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均应严格履行。该41号案件对合作开发协议中部分权利或利润的分配，与本案中款项的支付并不矛盾，也无关联性，同时反而顺应了该生效判决裁判的理念和宗旨。第二，被答辩人在上诉状称已全额支付了该款项，不属实，系无稽之谈。原审被告张国勇的证明能够证实涉案款项余款至今尚未支付及答辩人每年追要余款的事实。张国勇和被答辩人是合伙关系，共同在补充协议中签字，该证明完全可以证实欠款的事实。答辩人从未向法庭提交过300万元的收据，同时也未指定富安公司来收取任何款项。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被答辩人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主张“该补充协议中的2500万元的补偿款在合同签订前已经支付了1500万元，合同签订后，于2010年3月17日支付了700万元，2010年4月28日支付了300万元，收款人均为富安公司，主张2500万元的补偿款已经支付完毕”，同时被答辩人向法庭提供了公司账目，但答辩人在查看账目时，无意间发现除被答辩人提交的两份收据外，还有另外其他收据，除时间、数额不一致外，内容均与700万元收据所载的内容一致，很明显，被答辨人为了拼凑1000万元，刻意隐瞒事实，提供虚假证据，扰乱法庭秩序。答辩人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已将被答辨人公司账目中100万元单据的照片提交给法庭，用来证实上述事实，一审开庭笔录均有明确记载，被答辩人存在虚假陈述，应当依法对其作出处罚。对于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答辩人已履行合作协议，获得利润分配，如果未付款，我方放弃巨大利益不顾反而履行协议不符合常理”的主张不能成立，答辩人认为履行合作协议与该补偿款的获取无关，也不冲突。答辩人一直向被答辩人主张该权利，这在41号判决书中以及张国勇的证明中均可以明确证实。其陈述的2500万元系支付的出让金及规费等内容都是被答辩人自行杜撰的，与事实不相符。一审期间被答辩人除提交了700万元、300万元的富安公司的收据之外，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向答辩人支付了涉案款项；并且，这700万元载明的是投资款，300万元用途是借款，明显与涉案的补偿款无关。第三、上诉状中“称应理顺合作协议与补充协议的关系，查明约定的补偿款支付条件是否成就，如条件成就补偿款支付标准，需根据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情况进行调整”，这一表述反而更能证实该补偿款并未支付，这也与上诉人所称的该补偿款补充协议显失公平、已经支付完毕等上诉理由相互矛盾。综上，被答辩人上诉理由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张国勇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崔富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补偿款2200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7日，崔富国（甲方）与张国勇、仁成众信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合同），约定由崔富国提供本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张国勇与仁成众信公司提供建设资金共同开发黄河五路以北、渤海十一路以东（X021地块）。同日，双方签订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合同，约定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乙方考虑到甲方在该项目中的前期投入较大、时间较长、在开发协议中的销售款及房屋产权分配比例较小，乙方自愿支付给甲方2500万元作为补偿，该补偿不影响合作开发协议中双方约定的销售款和房屋产权分配比例；不涉及不影响合作开发协议双方约定的各条款内容和各方权利义务；乙方承担补偿款应交税金，甲方应缴所得税等税金由乙方代缴并承担；乙方首付1500万元，剩余1000万元定于2010年4月30日前全部付清，2010年4月30日前甲方未能收到该全部款项时，甲乙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作废，乙方在该项目中的一切投入及损失自行承担甲方不予赔偿，并乙方已经支付给甲方的1500万元甲方不予退还。本诉讼之前，2019年7月31日，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双方当事人及案外人富安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对双方当事人合作开发房地产部分争议作出裁判，判决后该案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在该案中未就本诉讼涉案争议标的进行裁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合同）、合作开发协议（合同）补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同及补充合同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合法有效。对仁成众信公司提出该协议系明显显失公平的答辩意见，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初41号民事判决书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38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上述协议法律效力，对该答辩意见本院不予认定。关于仁成众信公司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答辩意见，本院审查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合同及补充合同是一个整体，并不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法律适用的问题，对被告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仁成众信公司提出已经支付2500万元的答辩意见，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提交的载有富安公司印章的收据（款项数额分别为700万、300万），因涉及案外人富安公司利益，该收据不能够足以证明该款项已经交付本案当事人崔富国，对仁成众信公司答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不予支持，仁成众信公司如有其他事实理由和充分证据可另行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张国勇、滨州仁成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崔富国支付220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800.00元，由被告张国勇、滨州仁成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1.转账凭证一份、支票存根、收据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实2010年3月4日上诉人通过支票转账的方式向富安公司转账300万元，根据崔富国指定的支付方式支付的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的相关款项，且该款项就是补充协议当中约定的2500万元的一部分；证据2.转账凭证一份、支票存根、收据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实2010年3月17日上诉人通过支票转账的方式向富安公司转账700万元，根据崔富国指定的支付方式支付的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的相关款项，且该款项就是补充协议当中约定的2500万元的一部分；证据3.转账凭证一份、支票存根、收据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实2010年4月15日上诉人通过支票转账的方式向富安公司转账500万元，根据崔富国指定的支付方式支付的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的相关款项，且该款项就是补充协议当中约定的2500万元的一部分。证据4.转账凭证一份、支票存根、收据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实2010年4月15日上诉人通过支票转账的方式向富安公司转账100万元，根据崔富国指定的支付方式支付的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的相关款项，且该款项就是补充协议当中约定的2500万元的一部分；证据5.转账凭证一份、支票存根、收据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实2010年4月28日上诉人通过支票转账的方式向富安公司转账300万元，根据崔富国指定的支付方式支付的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的相关款项，且该款项就是补充协议当中约定的2500万元的一部分；证据6收款收据复印件一份，用以证实2010年4月3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协议约定款项1270750元，上述六份证据与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当中载明的，合作开发时的土地，取得了成交确认书并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相互印证可以证实上诉人缴纳的款项，被上诉人用于缴纳了土地出让金。被上诉人质证称，该组证据中第二、五项证据一审时上诉人已经向法庭出示，不属于新证据，对其他证据一审时上诉人并未对法庭提供，超出了举证期限。对于证据1，该收据截至的日期是3月4日，是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前，与补充协议约定的无关，且支票存根载明的是借款，富安公司收据上的收款事由是投资款，且收款人是任秀峰，被上诉人没有委托他人代收过本案的补偿款。对于证据2，我方在一审时已经质证，我方从未委托富安公司收取该款项，而且只凭借支票存根也看不出该款项打入我方账户，该收据上载明的收款事由也系张桂远、张国勇的投资款。对于证据3，收据所载明的也系投资款，收款人也不是我方，同时这与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的陈述是相互矛盾的，一审时上诉人称在3月7日补充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向我方支付了两笔款项即2010年4月28日300万元、3月17日700万元，现在又出现了其所谓的500万元，是自相矛盾。对于证据4，在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为了证实对方的拼凑事实已经向法庭出具，且银行凭证载明的收款人是任秀峰，收据上载明的收款事由也系张国勇的投资款。对于证据5中收款收据所载明的是张桂远的借款。证据6该证据系复印件，同时载明的是摘由系李安对打款，与本案无关，且该收据记载的时期是2010年4月30日，这与上诉人在一审时的陈述是不相符的，上述款项的数额非常零散，与本补偿款无关。按照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该数额也远远未达到2500万，显然这与其上诉理由所称的补偿款已完全支付完毕是相矛盾的。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2、5一审期间已经提交，不应作为二审证据予以认定，对于证据1、3、4，收款人为富安公司，被上诉人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6为复印件，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本院亦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权利义务的依据主要在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合同中作了约定。该合同首先对于订立补充合同的背景作了约定，即考虑到甲方（指崔富国）在该项目中的前期投入较大、时间较长、在《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中的销售款及房屋产权分配比例较小，故乙方自愿支付给崔富国2500万元作为补偿，同时双方还进一步明确约定该补偿不影响《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各条款内容和各方权利和义务。据此，本案款项作为除双方所约定的销售款及房屋产权分配比例之外另行给予崔富国的补偿，在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合同中并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没有将两份协议作为一个整体审查错误，不能成立。关于已支付的1500万元不予退还，能否理解为该1500万元在协议签订之时已经支付的问题，双方对于2500万元约定是分两次支付，首付1500万元，并没有约定支付时间，其余1000万元定于2010年4月30日前全部付清，并且合同约定崔富国未能于2010年4月30日前收到该全部款项时，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合同）》作废，上诉人已支付给崔富国的1500万元不予退还。根据文义并结合上下文理解，该处的“已支付”的1500万元并非是在合同签订之时已经支付，而是按照双方补充合同的约定，在2010年4月30日前应该支付的1500万元。其次，对于补偿款的付款情况，双方有争议，对此上诉人应当提交付款的证据证实其付款主张，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并没有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因此结合以上两点，上诉人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1500万元在合同签订之时已经支付，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所称的款项已经付清的问题，首先，上诉人提交的据以付款的证据，收款方为富安公司，收款事由处注明为“投资款”或“借款”，富安公司作为涉案项目的开发公司，各方的出资也有部分转至富安公司的名下，在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述以“投资款”或“借款”名义转账为支付本案补充协议的款项，而上诉人对此也没有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上诉人依据上述富安公司的收款主张本案款项已经付清，不能成立。其次，对于2500万元款项的支付情况，上诉人一审陈述，在协议签订之时已经支付的1500万元，加上2010年3月17日向富安公司转账700万元、2010年4月28日向富安公司转账300万元，其已实际付清。而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对于款项的支付情况又做出了不同于一审期间的陈述，上诉人对于一、二审期间矛盾的陈述也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说明。最后，对于被上诉人认可的300万元款项，实际转账支付给了案外人，并非富安公司，因此上诉人以被上诉人认可向富安公司转账300万元为由主张其向富安公司转账的款项为支付本案补充合同中的款项，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其支付的上述款项实际为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本院认为，双方补充合同约定本案款项是对于崔富国前期投入的补偿，而并非代崔富国支付土地出让金，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与双方补充合同的约定不相符合，上诉人对其该项主张，没有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800元，由上诉人滨州仁成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乃群审 判 员 王忠民审 判 员 高立俊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刘亚茹书 记 员 李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