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3民终30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校办产业服务中心，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双安里。法定代表人：李殿生，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升，男，该中心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彦，天津承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海鑫精细化工厂，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上古林村东。法定代表人：邓同海，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同江，男，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世纪花园居委会推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星，男，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福满园居委会推荐。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校办产业服务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海鑫精细化工厂民间借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1）津0116民初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两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法官在审理时，向被上诉人主动提示诉讼时效问题，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审判决未查明涉案借款的履行期限，认定上诉人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校办产业服务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70，000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原名为天津市中小学校办公司大港分公司，后因改革几经更名，2011年更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校办产业服务中心至今。被告原系大港一中化工厂设立的集体企业，后出资人变更为大港第一小学，于2006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0年，蒋某同时担任原被告的法定代表人，2009年，蒋某退休不再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2014、2015年，蒋某不再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自1994年开始，被告开始向原告借款用于经营，借款期限届满后返还，然后再借出，直到2006年。原告2006年的财务账显示被告尚欠原告借款370000元。庭审中，原告的证人蒋某出庭陈述下列事实：被告于1995、1996年左右一次性向原告借款370000元，当时约定借期一年，被告还款就是走个程序，还款后又再借出去，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四年的时间，即每年倒账一次，还款后再借回去。被告企业不是改制，当时是政府拆迁，下令被告搬离原来的地址，整个设备拆除，资产还是集体的，没有改制到个人，接手经营的人不再生产了，但还用被告的执照做一些生意，设备以租赁的方式管理起来，设备的所有权还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因为企业有债权债务，所以被告执照不能吊销，被告现任股东用被告执照做小买卖，原来在被告公司干销售的几个人回到了原单位，企业就搁着了。被告企业的营业执照还存在，虽然是股份制了，但是和资产没有挂钩，就是做个小买卖。涉案的370000元，就是以前的被告的债务，与现在持有营业执照的股东没有任何关系。庭审中，原告主张，原告一直向蒋某协商370000元返还的事宜，但是在2006年以后，因为涉及到被告所在地拆迁，当时说是所欠的370000元从被告公司获得的拆迁补偿款中予以弥补。但是后来由于政策调整的原因，拆迁工作搁置，欠款问题一直也没有解决。一审法院当庭询问原告，是否向被告现任负责人主张过债权，原告回答，找过原来的老经理蒋某，因为政策原因搁置，只能等待上级领导的进一步的指示，蒋某退休以后，原告也找蒋某谈过该笔债务的情况，也没有解决，一直等着拆迁的情况落实。另查明，原告当庭提供了一页被告2017年的财务账页，该财务账页显示，有370，000元在“其他应付款”中“上年结转”至2017年财务账中，户名为“大港校办产业总公司”。被告认可原告提供的财务账页，但强调原告一直未向被告主张过这笔款项，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和被告的当庭自认，能够确认被告欠原告370000元借款的事实。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庭审中，被告主张案涉借款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虽然不予认可，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和当庭陈述显示，原告并未向被告主张过案涉370000元的债权，而是向蒋某协商过37万元债务的事宜，从原告所述的自2006年后，因被告原所在地迁址，双方确认以拆迁款补偿案涉370000元的方案，因政策原因而搁置，一直等待上级领导的进一步指示等内容来看，原告自2006年后未向被告现任负责人主张过案涉债权，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被告抗辩提出的案涉债权超过了诉讼时效的主张予以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校办产业服务中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25元，由原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校办产业服务中心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审法院2021年1月25日开庭笔录记载“被告：我们欠原告钱，但是具体多少现在不清楚，而且原告从来没有催要过”“法官：被告刚才说原告一直没有催告是什么意思”“被告：从我们接受，原告从来没有催要过这笔债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据在案证据及事实，认定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370，000元欠款，对此双方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诉请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是否应偿还涉案欠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本案一审庭审笔录相关记载表明，一审法官是要求被上诉人对其主张明确，而非释明，故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主动释明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认定。在案证据表明，就涉案370，000元债务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债权文书，系1998年-2017年累计形成，分别记载于双方的财务账目中特别是被上诉人2017年的财务账页的记载，进一步证明涉案债务存在的事实，但没有何时偿还的记载。上述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双方没有签订债权文书，且均确认待拆迁补偿款下发后解决涉案欠款370，000元，该事实表明，双方对还款方式有过合意，因拆迁事实并不确定能否发生或何时发生，故本院认定，涉案债务不能确定履行期限，上诉人应当给予被上诉人履行还款义务宽限期。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偿还借款的宽限期届满之日开始计算，现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给予被上诉人履行宽限期，故其请求被上诉人现在履行还款义务不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校办产业服务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欠妥，但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校办产业服务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福群审 判 员 仝伟奇审 判 员 刘继永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明杰书 记 员 杨学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