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1003民初674号 原告：刘某生，男，195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郴州市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良福，湖南宏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郴州市新世纪郴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郴州市苏仙岭。 法定代表人：李楠，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红政，男，系郴州市新世纪郴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雄，湖南众望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某生与被告郴州市新世纪郴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郴阳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良福，被告郴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红政、唐建雄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刘某军履行《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和《郴阳·融园项目联席会议纪要》义务垫付资金、报酬、补偿等款项260万元（金额4613034元，主张260万元）；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1日，刘某军与被告签订《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合作开发郴州市东城区域G5地块。协议签订后，刘某军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一是完成土地整合前期工作，使土地尽快具备挂牌条件，包括土地的三通一平，规划、设计，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有关土地挂牌事宜，协助政府处理周边关系，通过刘某军的工作与努力，被告于2014年6月18日通过公平交易以526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取得了协议中约定的编号为20140G19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土地价格比周边同时段成交的土地价格低约48万元/亩，而在土地摘牌过程中，被告从未参与任何工作，全部由刘某军完成。二是刘某军依约完成了团购房204户，为被告筹集资金10860968元，为此，刘某军聘请专人负责，并支付销售人员佣金，这些费用被告未支付。三是刘某军为项目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安装施工用电，临时道路、围挡、围墙修建等日常性事务，并垫付了大量资金。2017年，被告以刘某军违约为由，向苏仙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及《郴阳·融园项目联席会议纪要》。苏仙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以刘某军没有投入协议中约定的资金为理由，认为刘某军违约，而判决解除《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及《郴阳·融园项目联席会议纪要》，但该判决书中同时交代，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条款的效力，被告刘某军根据该合同享有的权益，其可另行主张权利。在刘某军与被告合作过程中，由于204户团购房款未能及时交付被告，至2014年12月17日刘某军尚欠被告房款228.7万元，被告以原告与刘某军系叔侄关系为由，且向原告讲刘某军在项目有股份，逼着原告与刘某军、被告三方签订《协议书》，强扣原告工程款260万元偿还刘某军欠被告房款（包括本金228.7万元及月利率2%的利息）。由于刘某军已大量负债，无法偿还原告为其垫付的260万元，为此，2020年11月18日刘某军与原告签订权利转让书，刘某军自愿将其与被告合作合同中的权益转让给原告，由原告主张权利，包括与被告协商及向人民法院起诉等。原告认为，刘某军与被告所签的《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郴阳·融园项目联席会议纪要》经人民法院判决已认定为合法有效。协议及纪要虽经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刘某军已不享有项目股权，但依据法律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条款的效力，刘某军为履行合同义务垫付的资金及工作报酬，被告应当予以赔偿。依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刘某军有权将其享有的合同权益转让给原告。因被告拒绝协商，原告故依法起诉，望判如所请。 被告郴阳公司辩称，一、本案与刘某军之前的六次诉讼[案号为（2017）湘1003民初244号、（2017）湘10民终2679号、（2018）湘民申1539号、（2019）湘1003民初1598号、（2020）湘1003民初51号和（2020）湘10民终1582号]，诉讼标的和法律关系相同，均是刘某军与被告之间的房地产合作的权利与义务，刘某军以转让合同权利的名义绕开“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的认定，请求的依据，转让的利益实为同一合同的权利，虽然本案表面上看原告是刘某生，不是刘某军，但实质上是刘某军以所谓的“权利转让”精心构设再次起诉的条件，绕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的认定，以委托人刘某生的名义起诉企图谋取刘某军已败诉的利益。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二、刘某生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无权提起诉讼。刘某军对被告不享有260万元的债权和任何权益；刘某军与刘某生的权利转让没有依法通知被告，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刘某军与被告关于融园项目合作的权利与义务，具有特定的身份，未经被告同意不能向刘某生转让；刘某生起诉依据的《权利转让书》和《权利转让通知书》不具有真实性，是刘某军出于非法目的，采取非法手段，故意编造的事实。三、刘某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某生赔偿清单中的4613034元赔偿项目，不但赔偿金额和计算方法等均不真实、不合法，而且与本案无关，不是本案需要审理的范围；刘某生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某军履行了出资义务；三级法院六个生效判决均认定刘某军没有在融园项目出资。综上所述，刘某生不是适格原告，起诉属于典型的重复诉讼，不具备起诉条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被生效判决认定，其起诉、诉请依法应予驳回。 根据原、被告举证质证，结合法庭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2020年11月18日，原告刘某生与案外人刘某军签订《权利转让书》，载明：1、权利转让人刘某军与郴阳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经苏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1003民初244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郴阳公司与刘某军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及《郴阳·融园项目联席会议纪要》，该判决同时认为刘某军根据该合同所享有的权益，可以另行主张。2、在刘某军与郴阳公司上述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刘某生为项目一期A、B栋的实际施工人，郴阳公司从刘某生的工程款中扣除260万元抵付刘某军应交郴阳公司的房屋预订款，为此，权利转让人刘某军自愿将与郴阳公司基于《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及《郴阳·融园项目联席会议纪要》中所享有的权益转让给刘某生，其收益归刘某生所有，由刘某生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同郴阳公司协商，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日刘某军出具《权利转让通知书》，内容是通知郴阳公司合同权益已转让给刘某生，由刘某生向郴阳公司主张。 案外人刘某军原系郴州市商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盟公司）执行董事，其代表公司与郴州高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湖南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于2011年8月10日签订了《土地前期开发整理协议书》，合同约定由商盟公司投资3000万元进行项目土地整理，后三方协商终止合同，郴州高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按约定退还商盟公司投资款3000万元及支付投资回报12394444.02元。 刘某军因上述项目遂与郴阳公司协商合作开发郴阳·融园房地产项目，2014年4月1日，刘某军与郴阳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根据合同约定，项目由郴阳公司主导开发建设，刘某军参与项目管理，郴阳公司现金出资3000万元占55%股权，刘某军现金出资2454.6万元，完成496户团购房资源及土地挂牌前期工作占45%股权。截至2014年12月24日，刘某军向郴阳公司提供了204套团购房，由郴阳公司收取购房定金共计10360968元，后郴阳公司与买受人正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郴阳公司共计收取购房款75908400元。后郴阳公司与刘某军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郴阳公司以刘某军未履行出资义务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诉至本院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和《郴阳·融园项目联席会议纪要》。2017年10月25日，本院作出（2017）湘1003民初244号民事判决，判决认为，刘某军、郴阳公司合作开发郴阳·融园项目旨在共担风险、互惠互利，郴阳公司如约对项目进行了投资建设，并取得项目土地及办理了相关手续，刘某军未能完成团购任务和未按约出资，后双方签订《郴阳·融园项目联席会议纪要》，刘某军仍未全面履行其合同义务，致使郴阳公司单方出资建设该项目，且郴阳·融园项目第一期已完工的房屋已经销售完毕，客观上刘某军不能补足团购房源至450户，亦未能继续履行约定的出资义务，刘某军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其违约行为致使郴阳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郴阳公司因此主张解除《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和《郴阳·融园项目联席会议纪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条款的效力，刘某军根据合同所享有的权益，其可另行主张权利。遂判决解除刘某军与郴阳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和《郴阳·融园项目联席会议纪要》，刘某军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3月9日，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10民终267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军后再次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刘某军在与郴阳公司共同开发“郴阳·融园”项目中股权比例为20.34%。2020年5月15日，本院作出（2020）湘1003民初51号民事判决，判决认为，从刘某军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上来看，其与郴阳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涉及团购房的款项，剩余的资金来往均涉及刘某生、湖南成益建设集团公司等案外人，无直接证据证明该资金系刘某军的出资款，且刘某军与郴阳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过多，本院无法确定上述资金的实际用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某军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根据双方的约定，无法确定刘某军享有案涉项目的股权份额，故对刘某军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了刘某军的诉讼请求，刘某军提出上诉，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2020）湘10民终158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0年11月18日，刘某军将《项目合作开发意向协议书》及《郴阳·融园项目联席会议纪要》合同中所享有的权益转让给刘某生，刘某生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郴阳公司向刘某生赔偿因刘某军履行上述合同及纪要义务垫付资金、报酬、补偿等款项26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权利转让关系，诉辩双方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二、权利转让是否真实合法；三、转让人刘某军是否对郴阳公司享有260万元债权。 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之诉与前诉诉讼标的虽均源于郴阳·融园项目开发合同关系，但前诉是基于合同一方违约致使合同对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提起合同解除权争议诉讼以及依据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提起的股权争议诉讼，而本案之诉是在前诉判决解除合同后，合同一方就解除合同前为履行合同义务而支出的费用及应得报酬主张赔偿，因此，本案之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不同，本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亦不能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中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刘某军依合同享有的权益，可另行主张，前诉判决中对此已释明，刘某生据此提起诉讼，不属于重复诉讼。 权利转让是否真实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债权人可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刘某军与刘某生签订了《权利转让书》，刘某军且到庭证明了转让的事实，可以认定刘某生已依法受让了该权利，刘某军转让的权利，系其履行合同义务形成的物的利益，因解除合同而请求受益方予以补偿，该权利并非基于特定当事人的身份关系订立的合作开发合同的权利，而是合同解除后的清算债权，该转让行为不会动摇合同订立的信赖基础，不属于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权利，无需经对方同意，亦不属于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权利或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权利，该转让行为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刘某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诉讼前已将案涉权利转让通知到郴阳公司，但法律对通知的形式未作具体的规定，刘某生直接提起本案诉讼，自本院向郴阳公司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时，可以视为通知，该转让即对郴阳公司发生效力，郴阳公司可以在合理期限内向受让人刘某生履行或者向刘某生主张对刘某军的抗辩。 刘某军是否对郴阳公司享有260万元债权。刘某生提出的赔偿项目： 1、整合土地支出140万元。刘某生称刘某军在整合土地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对10多户钉子户给予格外经济补偿才使得土地整合顺利完成。在与郴阳公司合作前，商盟公司与郴州市高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湖南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土地前期开发整理协议书》，刘某军作为商盟公司执行董事代表公司开展土地整理工作，后三方终止协议，高科公司依约返还了商盟公司出资3000万元，给付商盟公司投资回报12394444.02元。本院认为，商盟公司是土地整理合同的签约方和出资人，投资权益应当归于商盟公司，刘某军开展土地整理工作是履行职务行为，刘某军主张公司的投资权益没有法律的依据，况且刘某生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某军个人支付了土地整理费用。郴阳公司通过招标取得了案涉土地使用权，支付的对价是交易时土地的市场价值和现实状态，于情于理于法，皆不需再予支付前期土地整理费用，综上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刘某生该项诉请。 2、制止恶意竞标支出150万元。刘某生称土地摘牌时竞标人较多，刘某军找竞标人做工作并给予经济补偿，才使得郴阳公司能够按照政府底价摘牌。郴阳公司否认刘某生所述事实。本院认为刘某生所称制止“恶意”竞标，既无事实依据，亦不具有行为的正当性，即便所述属实，其亦不应从干预土地招标的违法行为中获益。 3、团购佣金122.4万元（204套×6000元）。在合同履行期间，刘某军向郴阳公司提供了204套团购房源及购房定金，后郴阳公司与买受人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收取全部房款。合同终止后，合同利益归于郴阳公司，刘某军就其履约行为创造的价值请求受益人郴阳公司支付合理的费用，符合情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合同中未约定费用的计算方法，合同终止后双方亦未就费用达成新的合意，故可参照房地产代理销售关系，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204套团购房全部房款作为计算费用的基数，比照房地产代理销售行业的佣金标准，结合刘某军实际完成的工作情况，根据公平原则酌情计付。本院责令郴阳公司提供204套团购房的销售数据，郴阳公司持有该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故刘某生主张204套团购房面积为122m2/套，单价为3050元/m2，总计房款75908400元，本院予以认定。郴阳公司主张实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是167套，退出37套，但其未就该主张举证，本院不予采信。以总价款1.5%计付费用为1138626元。 4、刘某军及团购接待人员工资计152800元。因已计付房屋销售费用，刘某军及职员工资作为销售成本，应当由刘某军自己负担。 5、垫资1313417元及利息336234元。其中①出资30万元。刘某生主张是刘某军履行郴阳·融园项目的出资，郴阳公司主张是刘某军交的团购定金，该笔款项的性质在前诉中均作为主要争议事实进行了质证，前诉判决由此认定刘某军在郴阳·融园项目未履行出资义务，在本诉中，刘某生、郴阳公司仍持原证据主张，未提交新证据，本案对前诉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刘某生该项诉请不予支持。②设计费13万元、规划费3万元、规费6640元。三项费用付款时间发生在合作以前，付款方为商盟公司，商盟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财产权，公司付款不能认为是股东个人出资，刘某生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③地质勘探工程款173000元。该款项已抵付刘某军应交郴阳公司的团购定金，不能重复计付。④土方开挖工程费用64134元。该项目系郴阳·融园商业A、B区零星土方工程，施工单位是湖南成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负责人刘某生，刘某生主张该项权益，须证明刘某军为郴阳公司垫付了该工程费用或依法受让了成益公司该工程债权，刘某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⑤安装变压器费用215000元，配电房3800元。刘某生为支持其该项主张，提交了在土地整理期间，商盟公司与湖南郴州苏仙电力局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电费结算协议》及配电板房照片，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商盟公司安装了变压器，不能证明刘某军安装并支付了相关费用，如前所述，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股东不能主张公司的财产权益，对刘某生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⑥临时大门建设费15568元，围墙、栏板和道路开口费78292元。刘某生提交的《工程财务决算单》、《工程量签证单》不能证明刘某军建设了大门或支付了建设费用，刘某生就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⑦施工道路、地坪工程费用275959.67元。刘某生提交了《工程结算审核书》及照片两张拟支持其该项主张，该组证据证明了工程项目建设方为郴阳公司，施工方为湖南成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负责人为刘某生，工程审定造价254100元，不能证明刘某军为郴阳公司垫付了该项工程款，故对刘某生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⑧办公室及室内设施款项21024元。刘某生称办公室和室内设施投入系为团购营销所用，本院认为刘某军为团购营销投入的资金，与前述工资相同，属于团购营销成本，应由刘某军自己承担。 综上，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郴州市新世纪郴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刘某生1138626元； 二、驳回原告刘某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7600元，由原告刘某生、被告郴州市新世纪郴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138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莫卫民 人民陪审员  李 红 人民陪审员  彭 春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 法官 助理  张琼元 书 记 员  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