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粤01民终98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花，女，1970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卿，广东广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英秋，广东广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符畅达，男，1984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俊霖，男，198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剑荣，男，199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迅蔚，男，199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峥嵘，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璇，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芬，女，1982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代理人：梁莉莉，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飞扬舞蹈艺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自编339号2楼213。 法定代表人：刘桂花。 上诉人刘桂花因与被上诉人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飞扬舞蹈艺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扬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308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刘桂花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卿、高英秋，被上诉人蔡迅蔚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峥嵘、陈琳璇，被上诉人李小芬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莉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桂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刘桂花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成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股权转让协议》以书面形式存在，内容约定明确具体，各方当事人自愿签署即成立。一审判决以该协议上无李小芬签名认定该协议不成立，是将合同生效要件和成立要件混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待定，在李小芬不同意的情形下，应属无效。（二）一审判决以《股权转让协议-附件》独立存在且实际履行完毕为由，判决驳回刘桂花的诉讼请求错误。1.刘桂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目的是为受让公司73%股权，办理公司注销事宜。2.《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仅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部分内容再确认及部分履行，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附件》无法达到刘桂花受让股权，办理公司工商登记注销的根本目的。3.刘桂花系在2019年5月后，即李小芬提起仲裁后才知晓李小芬不同意《股权转让协议》，而非签订该协议后就知晓，并与蔡迅蔚另行达成10%的股权转让交易。 符畅达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因刘桂花说不签名就不支付蔡迅蔚的转让款且不退李小芬的入股钱，所以符畅达代李小芬签了《股东会决议》，但符畅达不是李小芬的全权代理人。（二）李小芬不是案涉协议当事人，《股权转让协议》列李小芬为合同方，但没有李小芬签名，在此情况下，刘桂花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依然履行案涉协议，已过了撤销协议的诉讼时效。（三）《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当事人已经签字，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应认定协议已经成立。（四）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协议未捆绑转让73%股权没有依据，除李小芬外的各方在李小芬不同意签字的情况下已在案涉协议签字，并履行部分义务，表明各方已同意案涉协议条款，刘桂花再主张协议无效没有依据。（五）刘桂花未返还李小芬投资的100万元，蔡迅蔚将58万元投资款支付给刘桂花，却只拿回来35万元，刘桂花才是本案真正获利者。 陈俊霖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刘桂花想低价买回股份，因为其已收取李小芬100万元、蔡迅蔚58万元，刘桂花想以46万元的价格买回所有股份，从而获利112万元。但是李小芬不同意低价转让，所以未签名；蔡迅蔚想止损，所以签名；陈俊霖、梁剑荣、符畅达也配合签名，但是刘桂花没有支付上述三人11万元转让费，属于违约。（二）虽然《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李小芬签名，但是协议合法成立且有效，因为所有当事人都是自愿签署。虽李小芬没有签名，但刘桂花一直未提出异议。 蔡迅蔚辩称，（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自始至终未成立，刘桂花以李小芬未在该协议上签名为由，主张该协议效力待定，于法无据。案涉协议约定甲方将持有的73%股权转让给刘桂花，而该部分股权份额由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共同持有，因此李小芬是该协议的主体之一，因李小芬未在该协议签名，故该协议未成立。（二）李小芬的行为早已明确表明不同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桂花称其直至李小芬申请仲裁才知悉，与事实和常理不符。刘桂花一开始便知悉李小芬未在《股权转让协议》签名；在其他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长达一个半月时间里多次催促，李小芬仍未签名；李小芬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同意蔡迅蔚与刘桂花另行单独转让10%股权时，仍未在《股权转让协议》签名，因此刘桂花早已明知李小芬不同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三）刘桂花在明知李小芬拒绝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后，为单独受让蔡迅蔚持有的10%股权，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附件》。刘桂花称《股权转让协议-附件》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预先履行，与事实和常理不符。《股权转让协议-附件》是另行签订，与《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关联。（四）蔡迅蔚与刘桂花就单独转让蔡迅蔚持有的10%股权另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附件》真实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约定或法定的解除事由，因此刘桂花要求蔡迅蔚返还款项的主张无据。 李小芬辩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附件签署的各方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合法成立、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陈俊霖、梁剑荣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刘桂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桂花与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蔡迅蔚向刘桂花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5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飞扬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桂花，其中刘桂花占股95%，段贵梁占股5%。广州市飞扬影视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8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其中飞扬公司认缴153万，占股51%;李小芬认缴75万，占股25%；符畅达认缴72万，占股24%。 2018年7月19日，飞扬公司、符畅达、李小芬为转让方与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为受让方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飞扬公司将原出资153万元的部分30万元转让给蔡迅蔚，转让金30万元；飞扬公司将原出资153万元的部分42万元转让给陈俊霖，转让金42万元；符畅达将原出资72万元的部分15万元转让给梁剑荣，转让金15万元；李小芬将原出资75万元的部分9万元转让给梁剑荣，转让金9万元；2018年7月19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让方。同日，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与飞扬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股东会决议》，约定变更后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飞扬公司出资8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7%；符畅达出资57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9%；李小芬出资6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2%；蔡迅蔚出资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陈俊霖出资4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4%；梁剑荣出资2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8%。合同签订后，蔡迅蔚向刘桂花支付了58万元转让费，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与飞扬公司按上述《股东会决议》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有关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2018年10月31日，陈俊霖以甲方一名义、梁剑荣以甲方二名义、符畅达以甲方三名义、蔡迅蔚以甲方四名义［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甲方五合称“甲方（转让方）”甲方五为空白］与刘桂花以乙方（受让方）名义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同意将所持有占公司股权73%的股权以46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在2019年3月30日前，向甲方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46万，其中35万元转到潘某（蔡迅蔚的母亲）农业银行账户，剩下11万元转入符畅达民生银行账户，甲方收款后协助乙方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蔡迅蔚表示李小芬不同意签署上述协议，故上述协议中甲方五处空白。李小芬表示转让价款较低，不同意在转让协议中签名。 2018年12月18日，刘桂花与蔡迅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附件》，约定蔡迅蔚个人所有的广州市飞扬影视传媒广告有限公司10%股权全部转让给刘桂花，转让价格为35万元，2019年3月30日前付清，转到账户（收款人为潘某），收到为准。2019年4月20日，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与飞扬公司根据2018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就股东出资金额及股权比例约定，签订了《股东会决议》，约定同意股东蔡迅蔚将原出资的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的全部（或部分）30万元，转让给飞扬公司，转让金为0万元，转让后，飞扬公司出资11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7%；符畅达出资57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9%；李小芬出资6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2%；陈俊霖出资4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4%；梁剑荣出资2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8%。刘桂花依据与蔡迅蔚的约定，于2019年4月3日向潘某汇款20万元；于2019年5月16日，先后向潘某汇款15000元和135000元。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与飞扬公司按上述《股东会决议》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有关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庭审中，刘桂花表示其向潘某转款后，指令蔡迅蔚将其股权转让给飞扬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其一，案涉协议是否有效；其二，股权转让款是否返还。 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广州市飞扬影视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反映，2018年7月19日变更登记后，案涉公司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飞扬公司出资8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7%；符畅达出资57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9%；李小芬出资6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2%；蔡迅蔚出资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陈俊霖出资4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4%；梁剑荣出资2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8%。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共占73%股份，飞扬公司占27%股份。根据案涉协议文义描述的内容反映，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作为甲方将其占公司的73%股份转让给作为乙方的刘桂花，但李小芬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名，经庭审查实，李小芬认为转让价款较低，不同意在协议上签名，故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协议并未成立，故刘桂花主张案涉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股权转让款是否返还问题。除案涉协议外，刘桂花与蔡迅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附件》，约定蔡迅蔚以35万元的转让价，将其对广州市飞扬影视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享有10%股权全部转让给刘桂花指定的第三人，刘桂花依约向蔡迅蔚支付了35万元转让款。对上述转让协议，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及飞扬公司均无异议，并为此签订了2019年4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按《股东会决议》约定办理了有关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故刘桂花主张要求蔡迅蔚返还股权转让金35万元，于法无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桂花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刘桂花负担。 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刘桂花提交以下证据：1.股东会决议；2.聊天记录（与陈俊霖）；3.（2019）穗仲案字第6745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据1-3拟共同证明1.2018年9月28日，刘桂花与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达成合意，由刘桂花全权接手公司，符畅达移交公章、营业执照给刘桂花，并对公司财务进行结算确认，为后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做前期准备。2.刘桂花从未见过李小芬，自公司成立以来，符畅达长期代表李小芬签署公司各类文件，对于刘桂花而言，符畅达与李小芬二者混同，符畅达、李小芬明确承认，且李小芬从未提出异议，刘桂花足够信任《股权转让协议》符畅达能够取得李小芬的同意和签名。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均明知刘桂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受让公司73%股权并办理注销事宜。4.聊天记录（与符畅达），拟证明刘桂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附件》后多次催促、询问符畅达和陈俊霖何时能够取得李小芬的签名，尽快配合办理公司注销事宜，符畅达一直回复会联系，刘桂花自始至（2019）穗仲案字第6745号案件开庭前，并不知晓李小芬不同意《股权转让协议》。5.聊天记录（与蔡迅蔚）；6.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证据5-6拟共同证明，1.在《附件》签订后，支付股权转让款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之前，刘桂花明确告知蔡迅蔚其目的是为了受让公司73%股权，其10%股权仅是部分履行。2.刘桂花与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再次明确受让公司73%股权的目的，蔡迅蔚也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中签名，证明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明知刘桂花受让公司73%股权的目的，《附件》仅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部分履行，无法达到刘桂花的根本目的。7.（2018）粤01刑终1418号刑事裁定书，拟证明符畅达曾参与实施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空壳公司吸引他人投资后分走投资款的犯罪行为，其手法与本案行为一致，刘桂花受让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73%股权的目的就是为了结此事，注销公司，防止符畅达继续利用公司骗取他人钱款。经质证，蔡迅蔚意见如下：刘桂花提交的证据在一审时已经存在，不属于新证据，依法不应采纳。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查，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决议是对公司业务管理进行划分，刘桂花并未全权接手公司，且该决议未提及公司注销一事，蔡迅蔚对该想法不知情。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确认，该聊天记录中，刘桂花从未向陈俊霖催促、询问李小芬何时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更未提及注销公司一事。聊天记录绝大部分内容发生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与该协议无关。该聊天记录是刘桂花要求股东签订《股东会决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查，关联性不予确认。李小芬明确表示其只在2018年9月28日委托符畅达签订《股东会决议》，刘桂花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若刘桂花一直将符畅达与李小芬混同，符畅达却未代李小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桂花应知晓李小芬不同意签订该协议。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确认，该聊天记录中，刘桂花催促各方签订的是《股东会决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聊天记录中提到的文件均是办理10%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股东会决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且刘桂花在该聊天中并未提及注销公司，或其受让10%股权是为了受让73%的股权。该聊天记录反映刘桂花拟按照《股权转让协议-附件》内容另外进行合同认证，说明该附件是刘桂花与蔡迅蔚单独签订，与《股权转让协议》无关，不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部分履行。对证据6的“三性”不予确认，该文件上蔡迅蔚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名，没有全部股东签名，不发生效力。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查，关联性不予确认。李小芬意见如下：证据1的质证意见与蔡迅蔚一致。对证据2、3、4、5，因刘桂花一审没有提交，不符合证据规则中新证据的规定。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确认，由始至终李小芬不承认符畅达是其代理人，仅一次在股东会决议委托符畅达签字。对证据6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7，该份裁定书与本案无关。 蔡迅蔚提交以下证据：蔡迅蔚与刘桂花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刘桂花在与李小芬的仲裁案件出裁决后，曾将结果告知蔡迅蔚，即刘桂花在上述仲裁案件中明确知悉李小芬不同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刘桂花从未要求蔡迅蔚返还已履行完毕的10%股权转让款或就此提出异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附件》是刘桂花与蔡迅蔚另行签订，与《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关联，李小芬不同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影响刘桂花与蔡迅蔚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经质证，刘桂花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聊天记录中刘桂花说用35万元买回蔡迅蔚的股份，并不代表刘桂花的目的只是与蔡迅蔚单独达成10%的股权转让交易，刘桂花自始至终的目的是为了受让公司73%的股权而非10%。刘桂花在仲裁案件出裁决之后告诉蔡迅蔚，也就证明了刘桂花是在仲裁裁决中，而并非是在签署附件之前，就知道李小芬不同意《股权转让协议》。李小芬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一）2018年10月31日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二）蔡迅蔚是否应向刘桂花返还35万元。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李小芬五人作为甲方将所持有的广州市飞扬影视传媒广告有限公司73%股权转让给作为乙方的刘桂花，虽李小芬并没有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事后也未追认同意转让，但五人各自持有的股权份额是明确的，《股权转让协议》对于符畅达、陈俊霖、梁剑荣、蔡迅蔚与刘桂花而言是成立的，对于李小芬而言，只是涉及其出让的该部分股权的合同未成立。一审认定整个案涉协议并未成立存在不当，应予纠正。鉴于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刘桂花请求确认案涉协议无效，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处理结果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虽然《股权转让协议-附件》名称中带有“附件”字样，但从该份文件的内容看，并未提及2018年10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而是明确约定转让方、受让方、转让标的（蔡迅蔚个人持有的公司10%股权）、转让价格、付款时间等，具备股权转让合同的全部要件，具有独立性。没有证据显示刘桂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附件》是以受让公司73%股权及办理公司注销事宜为前提，且在其二审提交的聊天记录中也未提及办理公司注销事宜。刘桂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仅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部分内容再确认及部分履行，既与其主张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相矛盾，也没有充分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股权转让协议-附件》合法有效，双方已实际履行完毕，10%股权也于2019年5月14日变更登记至刘桂花指定的飞扬公司名下，《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不存在无效、可撤销或应予解除的情形，刘桂花要求蔡迅蔚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5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桂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刘桂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郭炜丹 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