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67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远生，男，198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秋林，女，198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成，广东赤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玉梅，女，197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春艳，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谢远生、朱秋林因与被上诉人汪玉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40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远生、朱秋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成，被上诉人汪玉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春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远生、朱秋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汪玉梅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汪玉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从汪玉梅主张谢远生、朱秋林拖欠货款的时间来看，在汪玉梅主张的时间之后，谢远生、朱秋林已经完全付清汪玉梅的货款，不存在拖欠情形。一审法院没有认真查明案件事实，导致错误认定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汪玉梅的诉讼请求。汪玉梅辩称，（一）谢远生、朱秋林称已付清汪玉梅所请求期间内的全部欠付货款，是因为在汪玉梅扣除已付款后，确认欠付的款项属于2016年10-12月的账单，而谢远生、朱秋林称在10-12月期间所支付的款项已超过欠付款项，因此欠付款已结清。实质上，谢远生、朱秋林是在混淆视听，意图逃避债务。双方自2016年4月交易至12月，4、5月的货款明确已结清，6月-12月的货款结账时间混乱，未有明确某月款项何时结清，故汪玉梅将6月-12月期间全部交货产生的货款扣除自6月份开始的已付款，尚剩余的款项为欠付款。因谢远生、朱秋林未按月结算付清，导致每次均需抵扣在先的欠付款，直至最后一笔款扣完，剩余2016年10、11、12月的款项尚未结清。谢远生、朱秋林意图避开先前未结清的款项，直接将后期所付用于抵扣汪玉梅所主张期间内的货款，实为逃避债务。（二）从双方整个交易过程来看，总的应收款减去已付款即为欠付款，谢远生、朱秋林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付款足够结清2016年6月至12月的货款，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汪玉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谢远生、朱秋林向汪玉梅偿还货款本金181373元；2.判令谢远生、朱秋林向汪玉梅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81373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谢远生、朱秋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玉梅与谢远生、朱秋林均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朱秋林通过微信多次向汪玉梅订购服装，汪玉梅在微信中多次向其发送抬头为“S小时代”、户名为汪玉梅的账单明细表，账单均载明货号、颜色、数量、单价、金额等明细信息，并注明“未付”字样。2016年11月6日，汪玉梅向朱秋林发送了一张账单（编号0001064），载明：“9月欠159175，1/10：2600，2/10：990……31/10：5100；338630”；2016年11月29日，汪玉梅向朱秋林发送了一张账单（编号0002149），载明：“2/11:5180，3/11：2490……7/11：1784；10月份欠338630，7/11：结5万，13/11：结5万；313763”；2016年12月19日，汪玉梅向朱秋林发送了一张账单（编号0002890），载明：“26/11：2660，27/11：1930……18/12：1710；8/12：结5万；上欠313763，共欠301084”；2016年12月31日，汪玉梅向朱秋林发送了一张账单（日期为16年11月30日），载明：“上欠：313763，11.26：2660……11.30：1754，总欠：324362；12.1：3605……12.21：1480，12.8号汇：5万，12.27号汇：5万：总金额：255984”。朱秋林在微信中对汪玉梅发送的上述账单均未提出异议。2017年7月31日，朱秋林通过微信向汪玉梅转账支付10000元。另查明，汪玉梅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载明：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22日期间，谢远生名下的银行账户向汪玉梅转账多笔，具体转账情况如下：于2016年7月1日转账50000元，于2016年7月3日转账25207元，于2016年7月19日转账50000元，于2016年8月16日转账24511元，于2016年9月25日转账50000元，于2016年9月26日转账50000元，于2016年10月10日转账50000元，于2016年10月24日转账50000元，于2016年10月31日转账50000元，于2016年11月7日转账50000元，于2016年11月13日转账50000元，于2016年12月8日转账50000元，于2016年12月27日转账50000元，于2017年1月2日转账20000元，于2017年1月27日转账20000元，于2017年3月26日转账30000元，于2018年11月22日转账5000元；上述2016年12月31日之后的转账金额合计为75000元。2018年9月12日，汪玉梅通过手机短信向朱秋林催要货款，朱秋林表示：“从11月份开始，我每月21号给你转钱，开始先每个月转你5K，后续再好转一些我会再多给你一些，想办法尽快还完你……”汪玉梅为证实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谢远生、朱秋林，提交了其与昵称为“YOUNGSEN”、微信号为“yongsenxie”的微信用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4月，对方向汪玉梅发送服装图片并表示：“加5件这个”，汪玉梅向对方发送了一张抬头为“S小时代”、户名为汪玉梅的账单明细表，账单载明货号、颜色、数量、单价、金额等明细信息，并注明“未付”字样；2016年4月10日，对方向汪玉梅微信转账1494元并表示：“今天下单这块将由公司的那个靓女负责，她有你微信的，我只负责选款运营，你这边准备做什么款可以提前和我说，我就提前上架销售。”汪玉梅表示，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相对方为谢远生。谢远生、朱秋林核对完该证据原件后未就此发表任何异议。诉讼中，汪玉梅与谢远生、朱秋林共同确认，谢远生、朱秋林系夫妻关系，朱秋林通过微信向汪玉梅下单订货，部分由谢远生通过微信向汪玉梅下单订货，发送所需的款式及件数，汪玉梅准备好货物后通知谢远生上门取货，谢远生叫“货拉拉”上门取货后，由汪玉梅手写账单通过微信发给朱秋林，之后谢远生、朱秋林付款，双方并未就发生的货款进行最终的结算。汪玉梅主张，谢远生并非仅作为付款方付款，也上门提货、电话沟通、微信订款，谢远生、朱秋林系共同经营，汪玉梅与谢远生、朱秋林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谢远生、朱秋林则主张，谢远生系受朱秋林委托向汪玉梅付款，系朱秋林与汪玉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另，关于2016年6月至12月期间尚未支付的货款金额，汪玉梅主张，2016年6月至8月期间的货款已经于编号0001064的账单前结清，尚欠货款为181080元（汪玉梅的供货金额923798元减去谢远生、朱秋林的已付货款734718元，再扣减汪玉梅应付版费8000元）；谢远生、朱秋林则主张应以其确认的2016年9月份之后的三张账单为准，实际尚欠货款金额为20984元，且同意扣除8000元版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如何认定；2.本案谢远生、朱秋林尚欠汪玉梅的2016年6月至12月期间的货款金额如何认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评析：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三十三条规定：“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发布的有关购销合同、销售合同等有偿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的规定，与本解释抵触的，自本解释施行之日起不再适用。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汪玉梅主张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谢远生、朱秋林，谢远生虽否认与汪玉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从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陈述看，各方确认朱秋林通过微信向汪玉梅下单订货，部分由谢远生通过微信向汪玉梅下单订货，汪玉梅准备好货物后通知谢远生上门取货，谢远生叫货拉拉上门取货后，由汪玉梅手写账单通过微信发给朱秋林，之后谢远生、朱秋林付款，结合谢远生多次向汪玉梅支付货款及谢远生、朱秋林自认系夫妻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汪玉梅与谢远生、朱秋林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汪玉梅与谢远生、朱秋林并未就2016年6月至12月期间的货款进行最终结算。汪玉梅自认2016年6月至8月期间的货款已经于编号0001064的账单前结清，谢远生、朱秋林也确认应以该账单之后的账单结算货款，故根据汪玉梅向朱秋林发送的账单（编号0001064）所载内容，截至2016年11月6日，谢远生、朱秋林尚欠汪玉梅2016年9月的货款为159175元，累计计算2016年10月份的货款后，谢远生、朱秋林尚欠货款金额为338630元；根据汪玉梅向朱秋林发送的账单（日期为16年11月30日）所载内容，截至2016年12月31日，谢远生、朱秋林尚欠汪玉梅截至2016年11月的货款为324362元，累计计算2016年12月份的货款后，谢远生、朱秋林尚欠货款金额为255984元，谢远生、朱秋林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据此，根据现有证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31日，谢远生、朱秋林尚欠汪玉梅货款金额为255984元，扣除谢远生、朱秋林2016年12月31日之后的转账金额75000元及双方同意扣除的汪玉梅应付版费8000元，谢远生、朱秋林尚欠货款总额为172984元（255984－75000－8000＝172984）。就该欠款金额，谢远生、朱秋林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向汪玉梅支付了部分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谢远生、朱秋林关于其实际尚欠货款金额为20984元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汪玉梅主张根据供货金额923798元减去谢远生、朱秋林已付货款734718元，扣减汪玉梅应付版费8000元计算得出尚欠货款为181080元，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谢远生、朱秋林未能及时向汪玉梅支付货款，造成汪玉梅的资金孳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本案中，汪玉梅主张谢远生、朱秋林计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现有证据未显示双方就货款的支付时间进行明确约定，故汪玉梅主张从2017年1月1日起算逾期付款利息，缺乏合理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为以欠付货款金额172984元为基数，从汪玉梅起诉之日即2020年8月3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更为合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一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四款、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谢远生、朱秋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汪玉梅支付货款172984元；二、谢远生、朱秋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汪玉梅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72984元为基数，从2020年8月3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三、驳回汪玉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64元，由汪玉梅负担803.40元，谢远生、朱秋林负担3660.60元；财产保全费1620元，由汪玉梅负担291.56元，谢远生、朱秋林负担1328.44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谢远生、朱秋林是否已向汪玉梅付清案涉货款。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本案中，谢远生、朱秋林对其与汪玉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持异议，但主张已付清全部案涉货款。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交易方式为：谢远生或朱秋林通过微信向汪玉梅下单订货，汪玉梅准备好货物后，谢远生安排“货拉拉”上门收取，汪玉梅再手写账单通过微信发送给朱秋林，之后谢远生、朱秋林支付货款。交易过程中，汪玉梅于2016年11月至12月通过微信向朱秋林发送多张账单。根据账单记载，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谢远生、朱秋林尚欠汪玉梅货款255984元。因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汪玉梅发送账单后，谢远生、朱秋林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对上述欠款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此后，谢远生、朱秋林于2017年1月2日、1月27日、3月26日、7月31日及2018年11月22日分别向汪玉梅转账支付20000元、20000元、30000元、10000元、5000元，合计85000元。扣除上述款项及汪玉梅应付版费8000元，谢远生、朱秋林还应向汪玉梅支付货款162984元。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谢远生、朱秋林上诉主张其已向汪玉梅付清全部货款，缺乏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谢远生、朱秋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但因一审法院对谢远生、朱秋林尚欠货款金额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一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四款、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4000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400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谢远生、朱秋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汪玉梅支付货款162984元；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4000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谢远生、朱秋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汪玉梅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62984元为基数，从2020年8月3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四、驳回被上诉人汪玉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64元，由被上诉人汪玉梅负担904.4元，上诉人谢远生、朱秋林负担3559.6元；财产保全费1620元，由被上诉人汪玉梅负担328.2元，上诉人谢远生、朱秋林负担129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60.6元，由被上诉人汪玉梅负担741.6元，上诉人谢远生、朱秋林负担291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启军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佳乐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