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9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旭立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1MA2CW02U42，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元名郡3幢501室。法定代表人：周芳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斌，江苏善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龙传纺织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5511536790，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黄山路217号-8093、8095室。法定代表人：史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伟，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镔，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嘉兴旭立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龙传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传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1民初8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旭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货款或发回重审;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合同主体认定错误，案涉合同的双方应为柏昭和被上诉人，上诉人并没有参与合同业务，只是借名给柏昭进行业务往来。本着尊重和查明事实的原则出发，柏昭都应该参与本案的审理，但一审既未追加柏昭为被告，也未追加其做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未能查明真正的案件事实。二、一审判决对合同性质认定错误。柏昭以上诉人名义向被上诉人采购面料，提出规格要求，这在面料采购业务中是很正常的现象，不应凭此就认定为定作。被上诉人作为面料生产企业，生产制作不同规格的面料产品是其常规行为，案涉面料也不是具有特殊技术要求的在市场上独一无二或别无它用的产品，它就是一种普通的服装加工面料，认定为买卖合同更符合合同的性质。三、一审也认定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上诉人收到面料的证据，仅凭微信记录和交付物流的单据就认定上诉人收到货物，这违背了民事诉讼证据确然性的要求，是主观推断。这种推断事实上免除了被上诉人的举证义务，加大了上诉人的责任承担。况且发货收货的过程也是确认该案合同主体的重要事实情节。四、被上诉人发送的面料存在质量问题，一审判决却未加涉及，而要查明此事实,柏昭参加案件诉讼就极为重要。合同一方未付或拒付合同款的原因有很多，不能简单的认定为都是违约，本案上诉人即使要承担付款责任，也应查明未付款的理由。五、一审判决认定柏昭的行为代表上诉人也是错误所在。柏昭并非上诉人的员工，与被上诉人的业务是其个人与被上诉人发生的，如果这个事实得到认定，上诉人是无需承担责任的，至少不是直接的责任。被上诉人龙传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龙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旭立公司支付拖欠的定作价款585450.55元，并承担自2019年12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旭立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7月29日，柏昭以旭立公司名义通过微信向龙传公司下单，要求龙传公司提供一批全棉磨毛染色布，具体品种、数量为：黑色3570米、深蓝色3570米、军绿色3570米、深沙色3570米、米色1810米、豆绿色1810米、卡其色3570米、迷彩印花3570米，价格除迷彩印花布为每米20.5元，其余均为每米17.5元;柏昭通过微信向龙传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杨**发送了旭立公司的营业执照和银行账户资料。同日，龙传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杨**通过微信将合同发给柏昭，除数量和品种与上述柏昭下单内容一致外，还约定付款方式为：支付预付款67336元，余款45天结清。2019年8月5日，柏昭将盖有旭立公司公章的合同用PDF格式在微信上发给龙传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杨**。同年8月9日，柏昭通过微信向龙传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杨**要求增加一批全棉磨毛染色布，具体数量和品种为：黑色1476米、深蓝色1476米、军绿色1637米、深沙色1476米、米色936米、豆绿色797米、卡其色283米、迷彩印花色1476米、浅紫色797米。同年9月6日、9月17日、9月19日、9月28日，龙传公司通过顺丰快递向柏昭寄送付上述全棉磨毛染色布的样品供确认后生产；9月29日，柏昭通过微信要求龙传公司将上述全棉磨毛染色布向其指定的两个服装生产企业送货；10月5日，龙传公司通过常州市鹏顺物流有限公司(嘉兴专线)(以下简称鹏顺物流)将上述全棉磨毛染色布发送至指定地址；11月7日，柏昭通过微信再次要求龙传公司增加一批全棉磨毛染色布；11月8日，龙传公司通过顺丰快递按柏昭通过微信指定的收货厂家发送了补货。2020年1月7日，龙传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杨**通过微信向柏昭发送本案全棉磨毛染色布的对账单，具体数量和品种为：黑色5192.30米、深蓝色5125米、军绿色5260.50米、深沙色5127.70米、米色2840.90米、豆绿色2662.1米、卡其色3992.50米、迷彩印花色5310.60米、浅紫色880.1米。龙传公司自备材料，按柏昭提出的规格、型号、色彩等要求，总计生产交付652786.55元的全棉磨毛染色布，柏昭除通过指令月布厂支付预付款67336元外，余款585450.55元未能支付。另查明，在一审审理过中，旭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芳琳当庭陈述：因柏昭挂靠其公司做业务，故柏昭有其公司的营业执照和账户资料；旭立公司租用汇信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信公司）的办公室办公，有业务时柏昭也在该办公室办公；柏昭因个人不能缴纳社保而将款项交给周芳琳，让旭立公司代柏昭缴纳社保至2019年11月份。上述事实，有龙传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物流单、购销合同（PDF格式）及旭立公司、龙传公司的法庭陈述等所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虽然在旭立公司提出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并非龙传公司提供的合同、双方签订的合同亦未实际履行、柏昭并非其员工等抗辩意见时，龙传公司未能提供旭立公司签字盖章的合同原件或旭立公司签收的送货单来反驳。但龙传公司提供经过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单以及购销合同（PDF格式）来证明龙传公司与旭立公司之间通过柏昭存在定作业务往来以及旭立公司拖欠定作价款的事实。微信聊天记录证实柏昭通过微信向龙传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杨**提供旭立公司的营业执照、银行账户等资料，并且将盖有旭立公司公章的合同通过微信发送给龙传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杨**，龙传公司与旭立公司之间的定作业务协商、交涉过程均是通过柏昭以微信方式进行，最后合同的履行也是柏昭通过微信向龙传公司指定交货地点，故龙传公司与旭立公司之间通过柏昭在互联网上签订的定作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现代企业互联网环境下的正常交易习惯；至于柏昭的身份情况，龙传公司根据柏昭通过微信向其发送的加盖旭立公司公章的合同以及旭立公司的营业执照和银行账户信息，认为柏昭是系代表旭立公司与其发生业务往来，且旭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芳琳在庭审中亦陈述柏昭挂靠其公司做业务，有其公司的营业执照和银行账户资料，在双方有业务时柏昭也在其租用的汇信公司办公室一起办公，并为柏昭代缴社保至2019年11月份。故龙传公司有理由相信柏昭系代表旭立公司对外进行经营活动。至于龙传公司、旭立公司之间的业务性质，虽然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名称为购销合同，但实际系龙传公司自备材料，按旭立公司提出的规格、型号、色彩等要求，制作出不同色彩的样布交旭立公司确认后方投入大批量生产并交付全棉磨毛染色布，龙传公司与旭立公司之间发生的系定作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龙传公司与旭立公司之间的定作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其义务。龙传公司按约履行定作义务后，旭立公司未能及时支付全部定作价款而引起本纠纷，旭立公司对此应负全部责任。龙传公司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旭立公司的抗辩意见，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旭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龙传公司支付拖欠的定作价款585450.55元，并承担自2019年12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72元、财产保全费3620元，合计13392元，由旭立公司负担（该款龙传公司已预交，龙传公司同意由旭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13392元直接支付给龙传公司）。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柏昭通过微信向龙传公司提供旭立公司的营业执照、银行账户等资料，并且将盖有旭立公司公章的合同通过微信发送给龙传公司，且旭立公司也自认公司替柏昭缴纳社保至2019年11月份。结合上述证据，应当认定龙传公司与旭立公司之间存在案涉定作合同关系。龙传公司与旭立公司之间的具体业务事项通过双方业务人员微信沟通联系亦符合现代交易习惯。龙传公司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按柏昭指令发货及发送对账单，旭立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否认。因此，本院对龙传公司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对旭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72元，由上诉人嘉兴旭立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梅审 判 员  王 佳审 判 员  周韵琪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曾 璜书 记 员  夏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