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5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玉安，男，汉族，住xxx。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倩雯，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冀杰，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围工业区一区。法定代表人：余放，该公司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巧燕，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慧燕，该公司员工。上诉人蔡玉安因与被上诉人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利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7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蔡玉安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倩雯、冀杰，被上诉人安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巧燕、周慧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玉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蔡玉安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安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蔡玉安在2020年1月11日并未接触湖北来穗人员。在蔡玉安于2020年2月21日提交给安利公司的书面材料中，蔡玉安已经明确提出其在2020年1月11日仅是去其妹妹家探望，在此过程中，蔡玉安并未与湖北来穗人员接触。但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蔡玉安在2020年1月11日接触湖北来穗人员与客观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安利公司并不具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安利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蔡玉安并不存在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且安利公司也从未将疫情申报的具体要求及相关处理结果通过民主表决的程序予以确定并告知蔡玉安。安利公司主张蔡玉安严重违反其规章制度的情形不存在，安利公司主张蔡玉安违反“近两周曾往返湖北地区（包括途经），或与湖北来访者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申报要求，该申报要求应当是指自申报日期之前两周往返湖北地区或与湖北来访者有近距离接触，从国家卫健委及各省市政府出台疫情相关政策文件来看，均着重强调的是披露期限为14天的往来史、接触史，而蔡玉安所接触的湖北来穗人员抵达广州的时间为2020年1月2日，距离安利公司第一次要求申报的时间已经超过14天，且至今该来穗人员及蔡玉安本人也不存在任何的身体不适或可能出现疫情感染的情形。基于一般公民对疫情防控观念的认知，蔡玉安不存在故意隐瞒或欺骗的情形。2.安利公司并未在其《员工手册》或相关规则制度中将疫情防控申报的具体要求及相关处理结果作为其规则制度的内容，也并未经过民主表决程序且告知蔡玉安，安利公司以蔡玉安未如实履行申报事宜为由单方解除与蔡玉安的劳动关系，从安利公司向蔡玉安告知的相关规章制度中，并无对于疫情的申报要求和处理意见进行明确规定。安利公司的任何一名劳动者都无法预见或知晓相关申报行为的后果，若仅从所谓疫情防控大背景角度认定，员工申报不符合用人单位要求就可以剥夺劳动者对于劳动关系及劳动权利事项的知情权，实则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更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害。3.蔡玉安的相关行为并不足以达到必然要解除劳动关系的严重后果。蔡玉安在申报过程中积极配合安利公司的相关要求，即使蔡玉安的认知与安利公司的认知之间存在差异，但蔡玉安已经基于一般公民认知水平做出申报，除非安利公司有相关证据证明其对于申报要求做出详细的说明，否则蔡玉安的相关申报并未存在过错，也不构成欺骗或隐瞒的情形。蔡玉安事实上并未感染新冠××，也并未对安利公司的相关经营管理产生实质的负面影响。安利公司直接以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方式解决其与蔡玉安之间认知的差异，该处理措施与蔡玉安行为的主观意愿及客观结果之间明显失衡。安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行为，直接断绝了蔡玉安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使得蔡玉安整个家庭在疫情期间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安利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蔡玉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安利公司向蔡玉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48029.08元（17321.89元×26个月）；2.安利公司向蔡玉安支付代通知金17231.89元；3.安利公司向蔡玉安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27531.41元（17231.89元÷21.75天×8.25天×300%+17231.89元÷21.75天×10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玉安于2007年6月18日入职安利公司，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为自2015年5月26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蔡玉安任职生产运营部助理生产工程师，实行标准工时制。2020年1月23日，安利公司在微信工作群中发布信息，称需统计各区域节后会从武汉或湖北省返程和最近接触过来自上述地区家人朋友等的员工名单及原定复工时间，要求有相关情况的员工接龙填报。在此次要求中，蔡玉安没有填报任何信息。2020年1月26日，安利公司通过企业微信×××发布《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提醒（三）》，载明：“如员工本人或其密切接触者有以下情形，无论是否出现发热等相关症状，均应自行隔离14天休息养病或在家办公同时观察自己的情况，期间必须与公司能保持随时联系，确认健康方可返回工作岗位。请点击主动申报链接并向主管及当地人力资源部进行报备：……（2）近期出现发热、咳嗽、腹泻、流涕、头疼、喉咙痛、乏力等相关症状；……（4）近两周曾往返湖北地区（包括途经），或与湖北来访者有过近距离接触。”同日，蔡玉安根据安利公司要求通过微信填写了《供应链调查表》，填报内容中“是否有来自武汉的亲友”一项选择为“否”。2020年1月29日，蔡玉安根据安利公司要求填写《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员工主动申报信息问卷》，对于问卷中“近两周往返过湖北（包括途经），或与湖北来访者有过近距离接触”一项，蔡玉安并未勾选，其他说明情况填写了“这三天有流鼻涕打喷嚏、咳嗽、咽喉不适、乏力等症状”。2020年2月6日，蔡玉安根据安利公司要求通过微信填写了《员工个人健康申报》，填报内容中“14天内密切接触过湖北省来访人员”一项选择为“否”，“来访者姓名，城市名，来访日期”一项填报为“无”。蔡玉安分别于2020年2月11日和2月17日两次在上班体温检测时发现体温异常并前往医院进行检查。在2020年2月17日发现体温异常后，蔡玉安向接诊医生陈述其与来自湖北人员接触的相关情况，当天门诊病历记载：“2020年1月11日拜访湖北武汉来穗访亲者，2020年1月24日与湖北来穗拜访亲友一同聚餐，其妹妹由武汉来穗，2020年1月27日由发热医院就诊，未确诊新冠××”。蔡玉安将门诊病历拍照通过微信发给主管鲍某国，安利公司因此得知蔡玉安存在湖北人员接触史。在与鲍某国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蔡玉安称于2020年2月17日才知悉妹夫的姐姐曾回过湖北，抵穗时间为2020年1月2日。蔡玉安在2020年2月21日向安利公司提交了书面情况说明，其中自述妹夫的姐姐于2020年1月2日从武汉来穗，蔡玉安于1月11日去妹妹家探望，未直接接触妹夫的姐姐，1月24日与妹夫一家及该姐姐和爸妈一起聚餐，其妹妹于1月27日出现体温异常，就诊后未确诊为新冠××。蔡玉安本人于1月25日有乏力、咳嗽、打喷嚏、流鼻涕，1月28日上述症状消失，在企业全员个人健康申报由于妹夫姐姐来广州超过一个月，与她接触超过14天，所以未报备，妹夫姐姐来广州前在武汉未上班，来广州是探亲。妹夫姐姐来广州前在武汉暂住一个月左右，暂住武汉前一直在湖北省云梦县居住。蔡玉安在2020年2月17日的就医过程中被诊断为发热，广州开发区医院对其进行新型冠状病毒咽拭子检测，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医嘱：居家隔离，戴口罩，禁烟酒，注意休息；若有不适，及时就诊；3日后复诊。蔡玉安于2020年2月20日前往广州开发区医院复诊，体温检测为37.7℃，被诊断为发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再次行新型冠状病毒咽拭子检测，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医嘱：居家隔离，戴口罩，禁烟酒，注意休息。另查明，2020年2月9日，安利公司在微信工作群发布复工指引和疫情防控期间网格化管理要求。其中，对员工饭堂就餐提出需严格遵守防疫期间用餐区域和时间安排，按楼宇区分进行用餐，避免各个网格人员之间穿插，减少各部门之间人员交叉接触，员工应与本网格内员工共同工作，共同就餐，尽量减少与其他网格交叉。蔡玉安复工返岗后按照一张桌子两人以斜对面方式就坐用餐，但没有与同一网格成员同桌就坐。安利公司员工张某华与蔡玉安不在同一网格组别。张某华在2020年3月4日书写的事件经过中陈述2020年2月10日中午用餐时蔡玉安坐在其斜对面。安利公司主张非同一网格成员不得同桌就餐，蔡玉安的行为违反公司网格化管理要求。蔡玉安与安利公司提交的《安利供应链新型冠状××疫情防控人员管理网格表》并不一致。蔡玉安提交的网格表显示其所在网格组别为第27组，第一级网格负责人为11号楼鲍某国，第二级网格负责人为廖万胜，产线/岗位为PP混料5。安利公司提交的网格表显示蔡玉安所在网格组别为第25组，第一级网格负责人为11号楼鲍某国，第二级网格负责人为官金海，产线/岗位为PP混料3。2020年2月22日，安利公司以蔡玉安在多次公司组织的健康申报中均没有申报说明湖北人员接触史，同时在返厂期间违反工厂网格化管理的规定，以致将个人、同事、公司置于重大风险之下为由，认定蔡玉安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规定，给公司带来重大安全及经营隐患，危害工厂的运作安全，影响公司形象和声誉，安利公司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二）款规定，决定自2020年2月22日起与蔡玉安解除劳动合同。安利公司在向蔡玉安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前已经通知工会，工会同意安利公司的决定。《员工手册》（2017年修订版）中“管理制度”项下“员工行为操守”规定，严禁欺骗和隐瞒行为：要求员工诚实对待工作，严禁欺骗或隐瞒公司，弄虚作假；严禁工作中其他任何形式的欺骗和隐瞒行为。“管理制度”项下“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员工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属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有权直接依据《劳动法》第25条、《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不给予补偿：1.所有违反本手册“员工行为操守”的行为；21.其他严重违反公司制定的劳动纪律、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的行为。蔡玉安对上述《员工手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经蔡玉安签字确认的《员工手册》（2013年修订版）存在与上述条款完全一致的规定。再查，蔡玉安每年可享受带薪年休假天数为15天（含法定年假10天+福利年假5天）。安利公司提交的《员工个人考勤申报表》显示蔡玉安2018年、2019年已休带薪年假天数分别为11.5天、15天。蔡玉安不认可申报表的真实性，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双方确认蔡玉安离职时未休年假天数为18.25天，但对年假的组成和工资基数持有不同意见。《假期政策》第1.2.1条规定，凡在公司工作满半年及以上的正式员工可享受年假。休取年假期间，工资津贴正常支付。第1.2.2条规定，年假中包含必休年假，必休年假是指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连续服务满一年或以上的员工每年享有的法定带薪年休假，必休年假应在当年休取完毕，不能跨年累计。第1.2.3条规定，年假中除必休年假以外的年假天数属于公司额外给予员工的年假福利，这部分年假可以累积至下一年；累积超过二年仍未使用的将作自动放弃处理。第1.2.5条规定，年假的总天数根据员工在公司的连续服务年资及级别界定，服务期满10年不满20年的，普通级员工年假总天数为15天，其中必休年假天数为10天。除此之外，《员工手册》（2013年修订版）和《员工手册》（2017年修订版）中“人事制度”项下“福利”规定，员工当年度休取的年假，视同优先支取本年度必休年假。蔡玉安的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固定津贴、加班费、餐费津贴、交通/车津贴、轮班津贴构成，个别月份还有节日贺金。其中2019年2月至3月的基本工资为6672元/月、固定津贴为1668元/月，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的基本工资为7112元/月、固定津贴为1778元/月；餐费津贴和交通/车津贴均为300元/月，加班费和轮班津贴不固定。结合蔡玉安提交的纳税社保明细及安利公司提交的工资表，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每月应发工资分别为10083.59元（含加班费843.59元）、27097.80元（含加班费690.21元及2018年度年终奖金17467.59元）、17762.41元（含加班费8052.41元）、9735.24元（含加班费245.24元）、9665元（含加班费0元）、12981.63元（含加班费3351.63元）、12676.12元（含加班费2125.43元及平安保险985.69元）、16781.45元（含加班费7030.25元）、12441.15元（含加班费2861.15元）、15654.10元（含加班费6049.28元）、26554.71元（含加班费8174.71元及2019年年底双薪8890元）、14176.76元（含加班费4414.34元及开门利是100元）。另于2020年3月发放了2019年度年终奖金11378.26元。安利公司已向蔡玉安支付未休年假工资8821.9元，折算日工资基数为每月固定工资额8890元。安利公司主张蔡玉安2020年未休年假天数为1.6667天，按折算日工资的300%支付（经核算为2043.72元）；剩余未休福利年假16.5833天，按折算日工资的100%支付。双方发生争议，蔡玉安于2020年4月16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一、安利公司继续履行与蔡玉安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二、本案的仲裁费用由安利公司承担。蔡玉安于2020年5月6日变更仲裁请求为：一、安利公司向蔡玉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48029.08元（17231.89×26个月）；二、安利公司向蔡玉安支付代通知金17231.89元；三、安利公司向蔡玉安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46347.84元（17231.89÷21.75天×19.5天×300%）。2020年5月29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20〕104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蔡玉安的全部仲裁请求。蔡玉安于2020年6月3日收到上述裁决书，因不服仲裁裁决于2020年6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门诊病历、检验结果报告单、微信聊天记录、《安利供应链新型冠状××疫情防控人员管理网格表》、收入纳税明细查询、《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提醒（三）》《关于加强厂区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工作通知》、《供应链调查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员工主动申报信息问卷》《员工个人健康申报》、蔡玉安的自书报告、《事件经过》、《员工手册》（2013年修订版）、工资汇款清单、《假期政策》，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穗埔劳人仲案〔2020〕1041号《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过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涉及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引发的劳动合同纠纷，对于蔡玉安的行为性质以及安利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合理合法性的认定，应当建立在新冠××疫情防控大背景下，同时结合政府部门防控措施的要求、用人单位复工复产管理、未如实申报行为可能导致的相关风险后果的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安利公司以蔡玉安存在两项严重违纪行为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有据，一审法院对此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没有如实申报湖北人员接触史的违纪行为。蔡玉安分别于2020年1月11日和1月24日接触过湖北来穗亲友，而安利公司自2020年1月23日起多次要求全体员工填报个人健康状况等相关信息。双方对以上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第一，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蔡玉安称其于2020年2月17日体温检测时才知悉来自湖北的亲友抵穗时间为2020年1月2日，事后又以该名亲友抵穗时间距离安利公司首次要求相关事项申报之日超过14天，作为其未填报湖北人员接触史的抗辩事由，两种解释相互矛盾且不符合逻辑，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从蔡玉安向医院反映的情况及其自书内容来看，蔡玉安对湖北来穗拜访亲友的相关情况应是清楚了解的。第二，对于蔡玉安主观认为没有必要申报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安利公司就相关情况提出填报要求为“近两周曾往返湖北地区（包括途经），或与湖北来访者有过近距离接触”，即最起码的限度为近两周与湖北来访者有过近距离接触者亦属于应当填报、申报的情形。自疫情发生以来，各级政府疫情防控措施中并未明确与湖北来访者接触情况的申报仅限于抵穗时间未超过14天的湖北来访者。即使有14天的表述，亦是针对申报者本人的近14天内的相关接触史，而并非蔡玉安辩称的以湖北来穗人员抵达广州作为起算点。退一步讲，若蔡玉安当时有申报的想法但不确定是否需要申报的话，其亦应当向单位询问自己的情形是否需要申报，但其却并没有向任何人提及。基于当时国内疫情处于极为严峻的阶段，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蔡玉安有义务主动配合用人单位如实进行填报申报，确保用人单位、各级政府部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不遗漏任何存在风险的信息。第三，从未如实申报可能导致的行为后果及相关风险来看，安利公司作为保健品生产企业，除日常体温检测和疫情防控消杀工作以外，为避免疫情传播导致工厂面临停工停产等严重不利影响，从而要求全体员工配合申报健康信息亦是安利公司为应对疫情特殊情况采取的重要风险防控措施之一。蔡玉安及其妹妹均在1月底聚餐后相继出现体温异常或咳嗽、乏力等疑似症状，蔡玉安对此更应给予足够重视，但其未能及时如实上报其与湖北来穗人员接触史，明显不符合一名劳动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现再以亲属及其本人最后均未确诊新冠××的结果倒推当时行为的合理性，显然与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目的相违背。由此，蔡玉安在疫情防控期间未按要求如实填报与湖北来穗人员接触史情况，构成对疫情防控重要信息的瞒报，同时考虑该行为本身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安利公司据此认定蔡玉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反工厂网格化管理规定的违纪行为。安利公司通过微信工作群在返岗复工前将《关于加强厂区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工作通知》等相关制度向员工进行了送达，但该制度中只是规定员工尽量减少网格交叉行为，且蔡玉安在就餐时也有按照公司规定一张桌子只坐两人并以斜对面就坐方式用餐，且双方提交的网格表分组也存在不一致，因此安利公司主张蔡玉安用餐过程中违反网格化管理规定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综上，虽然蔡玉安未构成违反网格化管理规定，但存在未及时、如实申报与湖北来穗人员接触史的行为，安利公司主张蔡玉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并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合法解除。蔡玉安要求安利公司支付代通知金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首先，根据《员工手册》（2013年修订版）的规定，员工当年度休取的年假，视同优先支取本年度必休年假（法定年假）。安利公司已经举证证明蔡玉安2018年休年假11.5天、2019年休年假15天，蔡玉安亦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依据上述制度条款，一审法院认定蔡玉安已休满2018年和2019年的法定年休假。现双方确认蔡玉安剩余年假为18.25天，但对组成有异议，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职工带薪年休假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安利公司的《假期政策》中也明确了必休年假应在当年休取完毕，不能跨年累计。至于福利假，是用人单位在法定年休假外另行给予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安利公司规定休假时应先休法定年休假再休福利年假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对安利公司主张的剩余年假组成予以采信。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同时根据该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蔡玉安法定年休假为10天/年，双方于2020年2月22日解除劳动合同，本年度已过日历天数为53天，即蔡玉安应计算法定年休假天数为1天（53÷365×10=1.45，不足1天的不计算）。安利公司在蔡玉安离职时已支付2020年度法定年休假工资2043.72元，经核算，该数额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按蔡玉安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期间正常工资收入剔除加班工资等后的月平均工资计算1天法定年休假所应得的法定年休假工资。而安利公司按日薪100%向蔡玉安支付福利年假工资系其公司对自身权益的合法处分，一审法院予以照准。综上，一审法院经核算认定安利公司已足额支付蔡玉安未休年休假工资，对蔡玉安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3日作出判决：驳回蔡玉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蔡玉安负担。负担缴费义务的当事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付。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蔡玉安分别于2020年1月11日和1月24日接触过湖北来穗亲友，但在安利公司自2020年1月23日起多次要求全体员工填报个人健康状况等相关信息的情况下，蔡玉安均未能及时、如实申报。蔡玉安妹夫姐姐从湖北到广州探亲，其关于本人不知晓妹夫姐姐来自武汉的抗辩与常理不符。蔡玉安还抗辩其妹夫姐姐到穗时间超过14天（来穗时间为2020年1月2日），不属于申报情形，该主张与疫情防控要求中填报14天内接触来穗人员的要求相悖。蔡玉安仅以其对于“14天”的认知错误来主张不存在主观错误亦与常理不符。本院认为，在2020年1月下旬新冠疫情防控的严峻阶段，蔡玉安不及时如实申报与湖北来穗人员接触情况，该隐瞒情况的行为构成严重违纪，安利公司以此解除劳动关系符合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蔡玉安关于安利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驳回蔡玉安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代通知金的主张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双方确认蔡玉安已经休完法定年休假。蔡玉安主张单位福利假的额外工资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未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蔡玉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蔡玉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艳审判员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泽如邱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