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黔01民辖终1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乔芒商务咨询发展中心，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东平镇东风公路**（东平镇经济开发区）。投资人：艾佑瀚。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梅，贵州贵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勇，贵州贵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中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地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方港路22号。法定代表人：励祥敏，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成林，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乔芒商务咨询发展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宁波中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原审案由）一案，不服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2021）黔0123民初1209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乔芒商务咨询发展中心上诉称，请求依法撤销修文县人民法院（2021）黔0123民初1209号之一号民事裁定书，本案由修文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或移送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管辖。一、一审法院对在事实认定部分叙述：“被告宁波中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查明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在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已经超过法定答辩期。上诉人立案后，修文县人民法院通过邮寄送达方式向被上诉人的工商注册登记地送达诉讼材料，被上诉人于2021年4月22日拒收退回，依法应从其拒收之日起视为送达，并从送达之日（即2021年4月22日）开始计算答辩期限，因此，被上诉人的最迟答辩期（也即是提出管辖权异议期间）应是2021年5月7日。而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管辖权异议邮寄的时间是2021年5月12日，明显已经超过法定的提出管辖权异议期限，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是在答辩期内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超过答辩期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修文县人民法院不应当再对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被上诉人超过答辩期间提出管辖异议的，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法院将不再对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故被上诉人在超过答辩期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缺乏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仅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管辖证据进行审查，剥夺上诉人答辩和举证权利，未对合同签订地证据进行综合审查，片面认定合同签订地在宁波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属认定事实不清，双方的合同签订地应该是最后一方签字盖章的地点修文，因此修文县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励祥敏与上诉人的代理人周荣华的2020年9月25日前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仅证明了在合同签订当日2020年9月25日周荣华是到过宁波洽谈合同签订事宜，但当日合同只是定稿，周荣华作为代理人只能洽谈磋商没有签字权限，故双方商定由周将被上诉人盖好章的合同带回公司由领导签字，因此当日的合同最终只有被上诉人一方签字盖章，有邮寄回执及周荣华和励祥敏在被上诉人提交的日期之后的微信聊天相互印证：2020年9月28日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励祥敏主动发信息给周荣华谈咨询协商修改相关问题，2020年10月9日晚20：03分发信息给周荣华询问：“合同有寄出了吗”，周荣华回复：“合同章子在法人手上，他这两天会回上海，我拿到章就盖好寄过来”“好的，我不需要法人签字的，盖章就可以．．．．．”周荣华回：“公章在法人车里，他开车回家过节了，这个周末就回来，我盯着呢”随后由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那几天一直在修文，周荣华只好于2020年10月11日赶到修文找法定代表人拿到公章盖了于2020年10月12日出差武汉时在武汉将合同寄出，并在邮寄回执拍照微信发给励祥敏告知：“励总，我把协议寄过来了，我昨天晚上拿到章的，太晚了没有收快递的，我早上一早出差，把协议和章带着的，到了武汉就叫快递寄过来了”2020年10月13日周荣华再次微信告知励祥敏：“．．．，对了我们的合同你公司刚刚签收了，你也确认一下”，从以上聊天不难看出，我公司代理人周荣华在2020年9月25日在宁波双方仅仅是洽谈定稿最终并没有双方签订，否则就不会有后面的磋商与邮寄合同聊天，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合同成立时间］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本案最后虽然合同时间是2020年9月25日，但实际该时间系倒签时间，合同成立时间应当是2020年10月11日，由于最后盖章一方是上诉人方在修文盖的，因此合同签订地应当确认为修文。故修文县人民法院依法享有本案管辖权。四、假设法院对于双方举证证明的合同签订地均不予认可的，根据合同纠纷管辖的规定，上诉人作为本案原告有权选择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的合同未明确约定合同履行地，而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上诉人为接收货款一方，故其所在地上海市崇明区应为合同履行地。故，若修文县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按上诉人的选择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应将本案移送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作出的裁定书查明事实不清，作出的裁决没有法律依据，望贵院给予纠正，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本案合同签订日2020年9月25日《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显示的其地址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方港路22号，一审法院在本案中认定的被上诉人的实际经营地亦为此地址，且《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19年显示的地址也即此地址，但在本案合同签订日之后的2021年4月22日，一审法院按上诉人提供的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699号405室，向被上诉人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因送达地址错误，导致被退回之日即2021年5月12日不应视为送达日，故上诉人认为本案超过管辖权异议期限审查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为证明案涉合同最后盖章地址在贵州省修文县，以邮寄回证和微信聊天记录的互为印证为依据，但无论是邮寄回证还是聊天记录中提到的合同，都未明确指向就是案涉合同，且聊天记录中显示，在案涉合同签订日2020年9月25日之后同月28日第一个聊天框为“周老师:有一个地方疏忽了。贵州注册公司的投资人为：浙江运派物流园发展有限公司。我们的协议也要改为浙江运派物流园发展有限公司，因此之前咨询协议也要更改”，该内容所指协议和本案案涉协议无关，可见双方之间其后的关于盖章的对话记录并不仅指向本案案涉协议，故上诉人认为案涉协议签订地在贵州省修文的主张，因无确实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另，因本案系因履行案涉《咨询服务协议》提起的诉讼，是以服务为标的合同纠纷，且双方对标的额未经结算，不属于以给付货币为争议标的的合同纠纷，故上诉人以接受货币一方确定管辖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以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管辖地确认本案管辖法院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裁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以及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贺 华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睿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