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5民再1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南洞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洞口县工业园新城区。法定代表人：王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宇胜，湖南伏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理珍，女，1983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住洞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爱民，湖南邵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向小春，女，198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绥宁县。原审被告：洞口翔维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洞口县花古乡王家村米家组，法定代表人：向小春，该公司负责人。原审被告：谢勋雄，男，1980年3月1日，教师，汉族，住邵阳市大祥区，系杨理珍之夫。再审申请人湖南洞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洞口农商行）与被申请人杨理珍、原审被告向小春、洞口翔维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维公司）、谢勋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湘05民终240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20）湘民申429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洞口农商行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根据向小春的贷款过程，从借款人向小春申请贷款开始，向小春提供的资信情况、财务情况、抵押情况、保证担保情况，洞口农商行作为金融机构，依照贷款操作流程，在符合放贷条件下才对向小春发放40万元贷款。尽管“79号”与“578号”不是同一个借款合同，但借款人向小春从2015年6月至今，从没有在洞口农商行申请第二笔贷款。根据杨理珍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的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其是为向小春的40万元贷款提供的担保。洞口农商行作为银行系统，电脑上的错误在所难免，而且已经作了说明与解释，二审法院应当全面分析本案证据，不能孤立地以杨理珍不认可洞口农商行的说明就不确认合同错写事实。在向小春只有一笔40万元贷款存在的情况下，杨理珍提供的个人资信保证担保等资料的时间性与该笔贷款申请的时间条件吻合的情况下，应当能够证明杨理珍的保证担保就是涉案借款合同的保证担保。二审法院过于片面机械地认可某一材料，而否定全案基本事实，不能令人信服。二、洞口农商行提供的向小春和杨理珍在贷款过程中提交的书证资料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第二项的结论。向小春申请借款的时间为2015年6月10日，同日，杨理珍在向小春的申请审批表上的担保人一栏签署“自愿担保”字样，并签名捺印。2015年6月10日，杨理珍在《共同借款人承诺书》中有关保证担保的承诺栏签署自己的名字。2015年6月10日，杨理珍作为保证担保人提供个人征信业务授权书。2015年7月11日，杨理珍提供本人单位承诺函，承诺内容为“如期不按约定偿还贷款本息，从杨理珍的工资中扣款偿还，直至还清贷款本息为止”，并提供工资证明。之后，杨理珍还提供了自己的结婚证、身份证及贷款担保人字样采集的手印及现场拍照。洞口农商行根据向小春、杨理珍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贷款调查，杨理珍在调查表中担保人签字栏上签名，日期为2015年6月26日。洞口农商行依照贷款操作流程，确认了向小春申请的该笔40万元贷款，并与杨理珍签订保证担保合同。因此，根据上述证据，已完全形成了关于“79号”借款合同与保证担保的证据链。综上所述，向小春借款40万元的事实客观存在，杨理珍为向小春在洞口农商行的唯一一笔40万元银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有以上材料予以佐证。洞口农商行工作人员在电脑打印时误将保证合同中“79号借款合同”写成“578号借款合同”，纯属电脑错误所致，请求再审查明案情，依法撤销（2020）湘05民终24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改判杨理珍对向小春涉案贷款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杨理珍辩称，向小春向银行申请了两笔贷款，其中“79号”借款合同是有抵押的合同，抵押物是向小春与其公司名下的基建设备，“578号”借款合同是以杨理珍公务员身份进行担保的借款，实际上该两笔贷款只发生了一笔即“79号”借款合同，该笔借款上有抵押，故该笔借款与杨理珍无关。“79号”借款合同产生的前提是基于设备抵押，其再以杨理珍的公务员身份提供担保显然重复，因此杨理珍提供的担保应是“578号”借款合同。向小春逾期未还贷后，洞口农商行提起诉讼，但在提起诉讼前并未向杨理珍寄发催款通知等任何文书，洞口农商行仅以笔误解释来要求杨理珍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其再审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向小春陈述意见称，其只申请过一笔贷款，也只签了一个借款合同，至于合同编号是79号还是578号，其根本就没有看，当时银行的业务员跟她说，还要找公务员担保。向小春不是实际借款人，杨理华才是实际借款人，在贷款放至向小春账户后，40万元贷款即全部按照杨理华的指示转至杨理华等人的账户中。翔维公司、谢勋雄未予答辩。洞口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向小春、翔维公司、杨理珍、谢勋雄连带偿还贷款本金40万元，利息176495.94元及结清日止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借款本金。根据双方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银行流水，可以认定，双方的借款本金为40万元，并已于2015年7月15日汇入向小春账户。向小春主张银行流水中反映出当日扣划2400元，系银行扣划，应扣减本金，而洞口农商行主张是持卡人取现。一审法院认为，该银行流水不能反映出2400元是银行扣划，即便是银行扣划，也不能确定是该笔借款的扣划金额，不能排除其他可能。向小春仅依据此银行流水，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2、借款利息。双方的借款合同中并未约定借款利率，但借款借据上明确利率为9.36‰，但未明确是年利率或者月利率，洞口农商行主张是月利率，向小春等认为是年利率，也不能按照通常的理解确定。由于借款合同、借款借据都是洞口农商行提供的格式条款，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法律规定，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借款利率9.36‰为年利率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洞口农商行，故该借款利率应认定为年利率9.36‰。3、杨理珍是否是涉案借款的保证人。向小春与洞口农商行的借款合同编号是79号，杨理珍与洞口农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编号是578号，该保证合同写明：为确保向小春与债权人签订的578号借款合同的切实履行。但向小春与洞口农商行并没有578号或者其他的借款合同，洞口农商行所辖花古支行也出具证明，说明借款合同编号实为79号，是误写成保证合同编号578号。一审法院认为，洞口农商行与杨理珍签订保证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是对向小春的编号为79号的借款合同的保证，故应认定杨理珍是本案所涉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4、谢勋雄是否是本案所涉借款的保证人。谢勋雄没有签订保证合同，不是保证人，其与保证人是夫妻关系，法律没有规定保证人的配偶应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杨理珍向一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后又撤回，向小春在第一次庭审中申请笔迹鉴定，后在笔迹鉴定过程中又撤回鉴定申请。本案一审开庭之后，向小春与洞口农商行申请庭外调解，因杨理珍不愿承担保证责任，致调解未果。另查明，向小春借款之后，共偿还借款利息320.7元，其余本息未偿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洞口农商行与向小春签订的借款合同、与杨理珍签订的保证合同、与翔维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均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合同义务。洞口农商行依约向向小春提供了借款，向小春应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杨理珍应承担保证责任，杨理珍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有权向向小春追偿，故洞口农商行要求向小春偿还借款本息、杨理珍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借款利息应以年利率9.36‰计算，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谢勋雄不是保证人，洞口农商行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翔维公司以设备为本案所涉借款设定了抵押担保，应以该抵押的设备价值承担保证责任，洞口农商行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向小春认为洞口农商行非法查封了其抵押物，与本案无关。据此判决：一、由向小春偿还洞口农商行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9.36‰计算至借款全部还清日止，并应扣减已付利息320.7元，限判决生效后30日内付清；二、杨理珍应对向小春上述还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向小春追偿；三、驳回洞口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杨理珍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项，改判杨理珍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洞口农商行负担。事实与理由：杨理珍不是本案编号为洞农商行借字2015第79号借款合同的保证人，杨理珍与洞口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是为了编号为（1885050900）借字（2015）第578号借款合同提供保证，而该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没有实际发生，杨理珍没有为编号为洞农商行借字2015第79号借款合同提供保证。原审法院仅凭洞口农商行的证明来认定合同编号存在误写，并认定杨理珍是为2015第79号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洞口农商行答辩称，向小春在本行只有一笔40万元的借款，主合同是借款合同，从合同有抵押合同和保证合同，银行工作人员将保证合同中的借款合同编号写错了，但杨理珍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杨理珍上诉称不是为本案借款合同进行担保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向小春答辩称，请求二审依法判决。谢勋雄、翔维公司未予答辩。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向小春向洞口农商行贷款40万元，双方签订洞农商行借字（2015）第79号借款合同，合同第六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抵押……二、由翔维包装公司（抵押人）提供抵押物清单所列财产的抵押担保……”。翔维公司与洞口农商行签订抵押合同，约定为向小春与洞口农商行签订的编号为洞农商行借字2015第79号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杨理珍与洞口农商行签订了（1885050900）保字（2015）第578号保证合同，约定为向小春与洞口农商行签订的编号为（1885050900）借字（2015）第578号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本金数额为40万元整。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杨理珍应否为向小春与洞口农商行订立的洞农商行借字（2015）第79号借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洞口农商行起诉要求杨理珍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是杨理珍为洞农商行借字（2015）第79号借款合同提供了担保，而本案中杨理珍与洞口农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是为向小春与洞口农商行签订的编号为（1885050900）借字（2015）第578号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虽该79号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也系向小春、贷款金额同为40万元，但79号借款合同与578号借款合同从合同编号来看明显不是同一个借款合同，洞口农商行主张银行工作人员在制作保证合同时将借款合同的编号错写为578号，但其辩称意见并未得到杨理珍的认可，亦不能达到证明合同编号确实存在错写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杨理珍只应按照保证合同约定对向小春签订的（1885050900）借字（2015）第578号借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因洞口农商行起诉的借款合同系洞农商行借字（2015）第79号借款合同，故杨理珍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杨理珍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实体处理部分不当，应予改判。据此判决：一、维持湖南省洞口县人民法院（2019）湘0525民初14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湖南省洞口县人民法院（2019）湘0525民初1451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驳回洞口农商行其他诉讼请求。再审中，洞口农商行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向小春的贷款申请表、共同借款承诺书、个人征信业务授权书、贷款偿还承诺书、工资证明、杨理珍的身份证及结婚证复印件、担保人字样采集表。第二组，自然人贷款调查表、贷款风险审查意见书。第三组，合同编号为1885050900（行）社农户借字（2015）年第00000578号农户小额信用借款合同、1885050900-2015-00002078及00002079号个人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8月14日，借款人为殷南华，借款金额为23000元。杨理珍对个人征信业务授权书、杨理珍身份证复印件、担保人字样采集表、自然人贷款调查表、1885050900（行）社农户借字（2015）年第00000578号农户小额信用借款合同、1885050900-2015-00002078及00002079号个人借款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是虚假的。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向小春的贷款申请表，杨理珍认为该表上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名，在一审中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但后来又撤回鉴定申请，故根据证据规则，在杨理珍未提出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对该份证据应予采信。对共同借款承诺书，该证据上杨理珍并未签名，而是杨理华签名，也非保证担保合同，故虽杨理珍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推翻，予以采信。贷款偿还承诺书与工资证明，该证据上有洞口县桐山乡人民政府签章，予以采信。对贷款风险审查意见书，系洞口农商行依贷款操作流程产生的文书，可予采信。对杨理珍的结婚证，与杨理珍提交的结婚证复印件不一致，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再审争议焦点为：杨理珍应否为向小春与洞口农商行订立的洞农商行借字（2015）第79号借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虽案涉保证合同上的借款合同编号与向小春和洞口农商行订立的（2015）第79号借款合同编号不一致，但根据洞口农商行提交的证据及向小春的陈述意见，向小春在该行只有（2015）第79号借款合同这一笔40万元的借款，且洞口农商行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杨理珍签订的保证合同、担保人字样采集表、自然人贷款调查表等保证资料与（2015）第79号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基本一致。因此，洞口农商行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借款就是（2015）第79号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杨理珍辩称编号为（1885050900）保字（2015）第578号的保证合同是为编号为（1885050900）借字（2015）第578号的借款合同提供的保证担保，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向小春还存在一份另外一笔40万元的借款合同，该辩称意见也与向小春的陈述意见内容矛盾，且从（1885050900）保字（2015）第578号保证合同与（1885050900）借字（2015）第578号借款合同的编号来说，洞口农商行称系银行工作人员打印错误，误将保证合同中的“（2015）第79号借款合同”写成保证合同的编号即“（1885050900）借字（2015）第578号借款合同”，而杨理珍称还存在另外一笔（1885050900）借字（2015）第578号借款，从双方举证情况及本院调查的情况来看，洞口农商行的说法更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因此，洞口农商行要求杨理珍承担向小春借款的保证责任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杨理珍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有权向向小春追偿。综上所述，洞口农商行的再审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5民终240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湖南省洞口县人民法院（2019）湘0525民初1451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9564元，由向小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564元，由杨理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莫佩华审 判 员  宁少军审 判 员  何 芳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毛佳宁代理书记员  刘 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