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00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京玉，女，汉族，1983年12月2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健龙，广东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海桦，广东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伟，男，汉族，1980年10月26日出生，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燕，女，汉族，1978年7月2日出生，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亚琼，北京市岳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京玉因与被上诉人史伟、杨燕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7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京玉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史伟、杨燕向李京玉返还委托投资资金100万元及占用期间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10月24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暂计至申请日为148504.17元），以上合计1148504.17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史伟、杨燕承担。事实与理由：李京玉账户中的产品市值仅69000元，史伟作为收取李京玉100万元款项的收款方，应当就支付对价举证证明，这是本案的关键。根据民事诉讼法以及证据规则的规定，李京玉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史伟、杨燕应当对收取李京玉100万元的去向负举证责任。李京玉在二审庭审中补充上诉称，史伟称2015年10月24日收到100万元至2015年1月15日期间，李京玉支付的100万元是用于投资“二XX张”。“二XX张”上市价6.8元，现价98.35元，历史最高价1092.87元。李京玉给史伟的100万与史伟对外转出100万是不存在关联性的。史伟、杨燕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李京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史伟、杨燕向李京玉返还委托投资资金100万元及占用期间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10月24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暂计至申请日为148504.17元），以上合计1148504.1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史伟、杨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4日，李京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史伟转账支付100万元。李京玉称该款系委托史伟投资南京文交所“二XX张”项目。史伟辩称双方不存在委托投资行为，史伟系代为付款，该款项是李京玉委托史伟转账给宋某槿个人账户，用于购买“XX券”。根据史伟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于2016年1月15日向案外人宋某槿转账支付100万元，史伟称该款项系受李京玉委托代为付款用于购买“XX券”。史伟称宋某槿系北京博古天地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员工，北京博古天地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系XX券出售方，购买XX券需将款项支付给北京博古天地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再由其到收藏市场收集该产品后通过经纪商向南京文交所办理相关托管手续，南京文交所于2016年6月6日开始将藏品划入李京玉账户，李京玉于2016年11月5日自行缴纳挂牌费，托管成功。李京玉在南京文交所钱币交易中心1XX0账户信息显示存在藏品XX券（包），入库数量为60000，自有持仓30000，参考价格为2.30，挂牌费6900，状态为仓库终审通过（已付），付款时间为2016年11月5日。李京玉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0772账户交易明细单显示，李京玉于2016年11月5日从其本人的其他账户向该账户转入6900元，同日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在该账户扣划了6900元，交易摘要“银商通转账”。而李京玉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0772账户系与李京玉南京文交所账号绑定账户，该江苏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为南京文交所结算账户。李京玉针对上述100万元，曾以民间借贷为由诉请史伟、杨燕返还借款，该案一审案号为（2017）粤0306民初7988号，二审案号为（2018）粤03民终2760号。在上述案件中，李京玉均称本案所涉款项为应史伟要求向史伟提供的个人借款。史伟在该案中答辩称其准备向南京文交所投资“二XX张”项目，李京玉听说后觉得利润可观，故于2015年10月24日向史伟转账100万元一起参与投资，史伟收取后同日将款项转入南京文交所个人账户做投资，由于该项投资时间短未产生利润，李京玉得知购买XX券原始包利润可观，最终购买了10包（6000张／包，10万元／包），共计100万元，史伟受李京玉委托代其将100万元支付给了宋某槿（北京博古天地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史伟为证明其主张，在该案中申请了证人刘某、邵某出庭作证，该两名证人称均与李京玉、史伟是朋友关系，亦知晓李京玉委托史伟投资100万元购买XX券原始包的事实，且该两名证人也同样在南京文交所投资购买了XX券。为查清两证人具体陈述，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2017）粤0306民初7988号案庭审笔录，其中证人刘某出具证人证言其对李京玉向史伟转款100万元一事知情，称“史伟说投资南京文交所委托他去做，后来又转到XX券那里去，说利润大一点，所以我们就同意了”，并表明其购买了7包XX券，10万元／包；李京玉购买了100万元XX券，10包，李京玉购买的10包已到其账户；另一证人邵某出具证人证言称其通过把钱转给史伟的方式购买了10万元XX券，也知晓李京玉向史伟转款100万元一事，称吃饭时听李京玉本人说她购买了100万元产品。该案经审理认为，该案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如史伟所言，其收到的100万元是受李京玉委托用于购买XX券原始包的款项，且该藏品已经存放在属于李京玉掌控的1XX0账户内，而李京玉若要否认其知晓账户内已经买入了XX券的事实，必须对为什么自己要在2016年11月5日存入6900元至农业银行账户作出相应的充分解释，李京玉解释是“我确实有存进去6900元，但是我是准备后续买东西的，并不是交纳所谓的挂牌费”这一解释完全没有说服力，且不论该笔款项存入的时间、金额完全与XX券挂牌费扣划的时间、金额一致的事实，即便按照李京玉的说法是为了购买其他藏品，但其亦并未能解释存入6900元是准备后续购买何种藏品？该藏品的价格是否正好是6900元？并且若如其所言当时存入款项还准备购买藏品的话，那就说明至少在2016年11月5日的时候，其依然可以自由登录其1XX0投资账户并使用该账户进行买卖交易，那么既然其存入的准备“购买其他藏品”的6900元当日就作为挂牌费被扣划了，李京玉怎么可能完全不知情？不怀疑？不询问呢？既然李京玉主张其提供给史伟的该笔款项是借款，那么在其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而史伟对于该笔款项原因、走向以及最终作出了相应解释的情况下，李京玉需要对其投资账户中的相关信息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李京玉在两次庭审中作出的多处陈述、辩解均没有任何说服力，因此，李京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基于民间借贷合同而主张史伟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李京玉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李京玉在本案中以委托投资款为由诉请史伟返还款项，那么，李京玉首先应当就针对同一笔款项，为何以民间借贷为由先行起诉史伟返还借款作出合理解释。庭审中，李京玉称因无书面委托证据，只有银行转账凭证，故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那么，在史伟已经答辩确认款项用途为委托付款后，李京玉为何坚持以民间借贷为由继续诉讼？李京玉庭审时称其当时认为属借款关系，经法院查明为委托关系，故以委托合同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与委托投资款系属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两种款项的性质区别简单明了，并不至于使一般公众混淆，因此，李京玉对涉案款项的用途应当是清晰的，不存在因民间借贷得不到支持而借款即转变用途为投资款这一情形，此为疑点一。其次，即使如李京玉主张涉案100万元为委托投资款，则李京玉应就双方之间关于投资项目、投资期限、盈亏负担承担举证责任。李京玉起诉时称涉案款项系委托史伟投资“二XX张”的款项，该陈述与史伟在民间借贷案件中的答辩意见一致，但史伟称因投资短未见收益，听说投资XX券利润可观，李京玉知道后欲购买，委托史伟将原先投资的100万元代为支付给出售方，因此，李京玉与史伟之间为委托付款关系，且委托事项已经完毕。而李京玉的说法是其于2017年底才得知其1XX0账户并没有“二XX张”，而是存入了XX券。李京玉在庭审调查时又称双方关于涉案100万元用于购买何种产品没有明确约定，与起诉状明确载明用于购买“二XX张”的说法又不一致，即涉案100万元即使为委托投资款，那么关于投资项目，李京玉在本案中也存在两种不同说法，此为疑点二。最后，关于李京玉所述其直至2017年底才知晓其1XX0于存入了XX券，这与民间借贷案件存在同一关键问题，就是既然李京玉于2017年底才知晓其账户存入XX券，那么为何于2016年11月5日存入6900元至农业银行账户，而这笔费用刚好与XX券挂牌费的扣划时间及金额完全一致？李京玉在本案庭审中称该6900元系史伟要求其存入的，而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则称该款系其存入准备后续购买藏品的，关于同一笔款项的两种庭审陈述，李京玉应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李京玉至少在其支付挂牌费时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账户存入了XX券，那么，如李京玉所主张，在李京玉、史伟双方存在委托投资关系的前提下，出现如李京玉所述存入藏品与其投资金额存在巨大差价的情况时，为何转而在2017年3月将投资款说成借款，以民间借贷为由诉请史伟还款，在民间借贷案件未能得到支持的情况下才以投资款为由起诉？此为疑点三。李京玉欲想说明李京玉、史伟之间存在委托投资行为，涉案款项系委托投资款，则应当就上述三个疑点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不，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史伟主张为委托付款行为，款项用途为购买XX券，提供了付款凭证，而李京玉1XX0账户亦存在XX券，鉴于此，在李京玉无法证明其与史伟存在委托投资关系及双方关于盈亏负担约定的前提下，李京玉仅以XX券的现价值与100万元存在差距为由，诉请史伟返还100万元投资款及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京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6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2568元，由李京玉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在（2017）粤0306民初7988号案中，史伟曾陈述“史伟将自己个人账户交由张某飞打理…故李京玉将100万元、刘某威将75万元划入到了史伟账户，用史伟的账户投资‘二XX张’”、“在上述投资期间（因时间短，没有产品利润）…后来转投XX券”。（二）北京博古天地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曾开具《证明》，内容为“北京博古天地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在2016年1月15日收到：农业银行账号62×××73／史伟：身份证××15一百万人民币整（ＢＭＢ1000000.00）代李京玉：身份证41××付款在我司购买的并托管在南京文交所XX卷（包）共计10包，每包十万元人民币整（ＢＭＢ100000.00）。”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李京玉100万元投资款的去向。（二）李京玉和史伟、杨燕之间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三）史伟、杨燕是否应当向李京玉返还100万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本院确认李京玉100万元投资款去向如下：2015年10月24日李京玉向史伟转账100万元，同日史伟向南京文交所5332096.67元，其中包括李京玉的100万元，用于购买投资“二XX张”项目。之后史伟从自己的账户中取出部分款项，于2016年1月15日支付给宋某槿（北京博古天地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用于购买XX券原始包。史伟主张其中包括李京玉100万元的份额，原因系“二XX张”项目投资时间短未产生利润，李京玉得知购买XX券原始包利润可观，决定购买XX券。而李京玉否认曾委托他人购买XX券。结合李京玉在南京文交所钱币交易中心1XX0账户信息显示存在藏品XX券的情况、2016年11月5日李京玉缴纳的6900元挂牌费的事实和北京博古天地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证明的内容，本院采信史伟的主张，认定李京玉其中100万元投资款用于购买了XX券。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李京玉主张与史伟、杨燕间是委托理财关系，李京玉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委托史伟进行付款，并不足以证明其委托史伟进行投资理财。对于史伟的妻子杨燕，李京玉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杨燕之间存在委托理财的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李京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其有关委托史伟、杨燕进行投资理财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首先，李京玉主张购买“二XX张”项目有盈利且史伟在2015年从南京文交所转出的200万元为该项目利润，不包含李京玉之前购买时支付的成本100万元。由于李京玉既没有证据证明购买“二XX张”项目的价格，也没有证据证明出售“二XX张”项目的价格，即未能证明“二XX张”项目盈利的事实，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南京文交所现在已经停牌，李京玉购买的XX券未能出售或者进行其他处理，故李京玉亦未能证明XX券已有盈利，也未能证明XX券可以交易变现以取回本金及利润。因此，李京玉请求史伟、杨燕向李京玉返还100万元，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京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37元，由李京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毅审判员 刘  灵  玲审判员 蔡  妍  婷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姚玉瓶（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