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166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长连，女，1959年5月5日生，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冬连，女，1964年12月11日生，苗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小连，女，1973年8月11日生，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家洪，男，1977年8月15日生，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家兰，男，1982年12月5日生，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述五位上诉人王长连、王冬连、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系罗连香的法定继承人。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家松，男，1970年10月17日生，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潘年苏，男，1936年8月15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潘盛江，男，1964年10月26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述上诉人王长连、王冬连、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王家松、潘年苏、潘盛江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罗芸、杨敏，贵州清水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吴定良，男，1953年8月8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被告）：吴定辉，男，1976年1月8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被告）：龚卫东，男，1963年5月1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一审被告）：龙书根，男，1957年5月18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被告）：刘荣标，男，1964年12月15日生，侗族，住贵州省。上诉人（一审被告）：罗运贵，男，1948年12月14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被告）：吴菊秀，女，1953年11月6日生，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某，女，1980年2月3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被告）：罗某，男，2008年3月29日生，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法定代理人：李某，女，系上诉人罗某之母。上述四位上诉人罗运贵、吴菊秀、李某、罗某系罗斌的法定继承人。上述上诉人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罗运贵、吴菊秀、李某、罗某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龙守林、龙运仙，贵州省天柱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尧，男，1970年9月17日生，苗族，住天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靖铭，贵州家家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长连、王冬连、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王家松、潘年苏、潘盛江因与上诉人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罗运贵、吴菊秀、李某、罗某及被上诉人王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2021）黔2627民初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长连、王冬连、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王家松、潘年苏、潘盛江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改判为被上诉人连带退还原告660277.90元，并赔偿从2011年4月27日至实际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15.4%计算）；⒉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案涉土地实际还没有被征收，故一审认定土地不能返还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已经认定合同无效，就必须按《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的土地，被上诉人必须退还上诉人的购地款。一审仅判决按25%返还属适用法律错误，应判决全部返还。返还后被上诉人是否同意被征收，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三、关于如何认定过错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75%的过错责任，认定被上诉人只承担25%的过错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本案的过错责任全部在被上诉人一方，具体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取得该土地的使用权，也不是该村民委员会的成员，不能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被上诉人原来与土地承包人签订的合同是无效合同。2、被上诉人在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无权处置土地的情况下，采取欺诈手段与上诉人签订合同，骗取上诉人的购地款，其过错责任全部在于被上诉人。3、如果说上诉人有过错的话，上诉人最多只是在被上诉人欺诈上诉人的过程中，负有审查把关的责任，但这种过错责任的比例较小。四、按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对损失部分，才按过错责任比例大小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但不包括购地款及土地。就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而言，主要是土地上的收益，由于该土地为农用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即产出农作物的价值减去投入成本才是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而上诉人的损失主要是支付购地款的资金占用费和利息，过错责任比例分配只牵涉到上述损失，与返还的土地购地款无关，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认为被上诉人罗某、吴菊秀、罗运贵没有继承罗斌的遗产，所以不能要求上述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法院审理错误。上诉人在2011年支付共计660277.9元给本案所有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接收了这笔钱，并且以户为单位进行了分配，每户均收到上诉人支付的购地款，罗斌户也是分到了钱的。虽然当事人罗斌已经去世，但是在收到按户分配的购地款时，其与妻子李某并未离婚，该笔收益作为家庭收益已经由罗斌作为代表收取，应当为夫妻共同财产。现罗斌去世并不影响接收购地款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本案诉争土地签订的合同既然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当然应当负返还购房款的责任，罗斌已经离世，李某作为妻子应当对购地款负连带偿还责任。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罗运贵、吴菊秀、李某、罗某针对王长连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提出答辩意见如下：一、涉案土地已完成土地征收相关流程，现天柱县政府已对该地进行围栏修建，该土地已成为国家所有，根本不可能返还给答辩人。二、该案诉讼是上诉人在向政府要求提高征收款未果的前提下，为转嫁损失，隐瞒相关事实而提起的。答辩人在转让该宗土地时，已将办理土地证的相关材料一并转交给上诉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上诉人自己在进行办理土地证件的相关事宜，且王尧即是土地转让者，又是上诉人直系亲属，不论从生活常理还是事实，上诉人都不属于未知情的情形。答辩人根本就谈不上“釆取欺诈手段”，更不用说是“骗取上诉人的购地款”。因此，上诉人指明本案过错责任全部在于答辩人一方，纯粹是颠倒黑白，推卸责任。三、上诉人在上诉状就责任过错认定中称“被上诉人不是该村民委员会的成员，不能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而在损失部分中又称“就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而言，主要是土地上的收益，由于该土地为农业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这一说法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答辩人不是村民，不能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何以能进行土地生产，又怎么能进一步获得土地的收益？因此上诉人认为的经济损失缺乏确凿证据，不能成立。四、上诉人从立案、一审庭审至今，没有提供任何已继承2011年4月27日土地购买人罗莲香遗产的相关证据，没有证据证明是属于适格继承人，在诉讼主体上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同样上诉人认为李某已收取该笔购地款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均表示没有证据证明罗斌有遗产可继承，故罗斌的继承人无需担责。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罗运贵、吴菊秀、李某、罗某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和第二项；⒉改判被上诉人王尧承担本案的民事法律责任；⒊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双方于2011年4月2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之情形，且该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在政府对该土地进行征收时，被上诉人以该土地的主人与政府办理相关手续和在各种文书上签字确认。该土地转让的行为经过上述的程序变更，合同的效力已经发生了改变，属有效合同。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误，导致判决存在偏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其转让金额为792330.90元。被上诉人以土地转让款660277.90元作诉讼标的，不符合实际。无形中把合同当事人王尧抛出诉讼之外，故意规避法律责任。合同当事人王尧及其妻子自始至终都参与该土地转让的活动事宜，甚至还隐瞒相关事实以其母亲罗连香的名义通过其他渠道把该土地的一部份（其中131.7㎡）办理了土地使用证，这足以说明该土地自转让给被上诉人之后，一直由被上诉人在支配和管理及经营。该土地是属于包括王尧母亲罗连香已办证的131.7平方米的宗地在内，该办证的宗地应当列为本案的审理范畴。也就是说，本案的诉讼标的为792330.90元，应当减去这块土地由政府征收的补偿款72039元以及办有土地证的131.7平方米的征收补偿款作为损失部分，然后按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进行划分责任。三、关于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本案是一起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合同当事人罗连香的继承人不能以原告的身份主张合同效力的诉讼，因为合同的效力，是基于合同双方当事人本身，即使合同绝对有效或无效，合同当事人的继承人都不能请求合同效力的主张，除非是财产继承。合同当事人罗连香的继承人不具备诉讼主体，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王长连、王冬连、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王家松、潘年苏、潘盛江针对上诉人吴定良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提出答辩意见如下：一、上诉人称《土地转让合同》属有效合同，没有法律依据。1、土地是不动产，需要办理产权登记作为物权转移的条件，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但上诉人并没有完全履行义务，将土地的所有权转移给被上诉人。2、本案合同并不具备“合同效力转换”的情形。3、被上诉人与政府从来没有签订过正式的《征收协议》，也从未确认征收。在之前，被上诉人中的一人确实配合政府在一些拟征收数据上签字，但并非代表被上诉人与政府已经达成了征收协议，且本案其他的被上诉人也没有授权他人与政府签订征收协议。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直接证明土地已经征收。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一审中，被上诉人故意隐瞒了相关事实，以土地转让款660277.9元作诉讼标的，不符合实际……甚至还隐瞒相关事实以其母亲罗连香的名义通过其他渠道把该土地的一部分（其中131.7㎡）办理了土地使用证”的这一上诉理由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尧的土地实际没有卖出来，土地购地款共计660277.9元根本就没有包括罗连香已经办理了土地证的131.7㎡的土地在内，罗连香（王尧户）也没有从该购地款中获得任何款项。罗连香已经办理了土地使用证的131.7㎡的土地，其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不管该土地是买卖还是征收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损失部分只能以实际交易的土地部分来计算损失。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合同当事人罗连香的继承人不能以原告的身份主张合同效力的诉讼，因为合同的效力，是基于合同双方当事人本身，……”，这一上诉理由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本案合同无效的原因是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是不可补救不可转换的，是绝对无效的情形。现罗连香已经去世，被上诉人作为罗连香的合法继承人，当然是适格的主体。被上诉人王尧答辩称：一、上诉人提到的“《土地转让合同》转让金额为792330.90元，被上诉人隐瞒相关事实以土地转让款660277.90元作诉讼标的，无形中把王尧抛出诉讼之外。”这是上诉人断章取义。王尧虽然在《土地转让合同》上签有名字，且土地转让的“收款收条”上已经注明王尧未收到土地转让款，事实上发生土地转让金是660277.90元，被上诉人没有隐瞒相关事实，只是配合上诉人转让土地，王尧没有任何责任，本就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土地转让款660277.90元做诉讼标的。所以，上诉人认为本案诉讼标的为792330.90元不成立。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因为131.7㎡土地使用证是由罗连香办理且在2010年3月23日取得土地使用证，而《土地转让合同》签署是2011年4月27日。明显该土地使用证不属于该合同成立之后取得，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未把办了证131.7㎡的土地征收款列入审理，符合事实与法律。三、关于上诉人认为131.7㎡应当列为本案审理范围并主张被上诉人王尧不承担责任显失公平。与事实不符，应不予采纳。四、一审法院在对无效合同的理解有误。在本案中上诉人吴定良等人在土地转让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并且还获得了孳息。一审法院划分责任和分摊损失的比例错误。王长连、王冬连、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王家松、潘年苏、潘盛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4月2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⒉判决上述被告连带偿还原告660277.9元，并赔偿从2011年4月27日至实际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15.4％计算）。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4月27日，罗连香、王家松、潘盛江、潘年苏与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王尧、罗斌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王尧、罗斌六人同意将原购买的原凤城镇八一村八四组集体土地（牛皮塘：位于天柱县看守所右侧处，东抵进看守所公路的左侧公路坎：南面：左边抵杨礼林、罗运贵基脚：右边抵原消防科门口公路堡坎（即牛皮塘堡坎）西抵天柱县武警中队围墙堡坎基脚：北抵看守所围墙基脚），出让给罗连香、王家松、潘盛江、潘年苏四户，出让价为每平方米860元。同日，罗连香、王家松、潘盛江、潘年苏共计支付了（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罗斌人民币660277.9元（每人132055.58元）。（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罗斌也于当日将尚未完善的有关牛皮塘土地使用证的申办手续移交给潘盛江。由罗连香、王家松、潘盛江、潘年苏自行向有关部门继续申办牛皮塘土地使用手续（至今办理未果）。2019年天柱县政府开始在天柱县凤城镇进行棚户区改造，将该土地（牛皮塘）予以征收，征收土地补偿款为72039元。潘盛江的妻子吴彩青代表原告方在政府征收土地相关手续和各种文书上签字确认。另查明：1、《土地转让合同》的当事人罗连香于2015年6月2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王长连、王冬连、王家松、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王尧（已书面表示自愿放弃继承罗连香的民事权利）。2、当事人罗斌于2016年正月21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罗运贵、吴菊秀、李某、罗某。但罗斌死亡时没有留下任何可供继承的遗产。3、在土地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王尧没有实际参与土地转让，没有将自己土地转让给原告等人，也没有收取原告的土地转让款。4、吴定良、吴定辉两人为一户。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第三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本案中，王家松、罗连香、潘年苏、潘盛江与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罗斌、王尧非法转让土地且受让土地的目的是用于建房，故王家松、罗连香、潘年苏、潘盛江与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罗斌、王尧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违反了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王家松、罗连香、潘年苏、潘盛江与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罗斌、王尧于2011年4月2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属无效合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土地购置款660277.9元，并要求支付相应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将受让土地返还给被告，被告也应将土地购置款返还给原告。因涉案土地已经在2019年被政府征收，且征收土地的相关手续和各种文书都已经潘盛江的妻子吴彩青代表原告方签字确认。故原告无需将土地返还给被告。关于原告方的损失问题：首先，虽然《土地转让合同》属无效合同，但《土地转让合同》签订的双方当事人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土地转让合同》中也明确约定：“由罗连香、王家松、潘盛江、潘年苏自行向有关部门继续申办牛皮塘土地使用手续”，且被告方也已将尚未完善的有关牛皮塘土地使用证的申办手续移交给潘盛江，罗连香、王家松、潘盛江、潘年苏在收到该“手续”后，未及时到政府部门办理土地使用证的相关手续，亦未及时向被告方将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进行沟通。其次，原告自愿向被告购买土地，在受让土地被征收贬值后又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明显违背诚实守信原则。综上，虽然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但造成土地贬值原告应承担主要责任，故对损失部分，酌情按原告承担75%、被告承担25%的责任划分，即原告自行承担441179.2元［（660277.9－72039）×75%］的经济损失。被告方应承担147059.5元［（660277.9－72039）×25%］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在庭审中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罗运贵、吴菊秀、李某、罗某继承了罗斌的遗产，故原告要求罗运贵、吴菊秀、李某、罗某退还购地款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请求的利息，因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且原告占用土地多年，故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家松、罗连香、潘年苏、潘盛江与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罗斌、王尧于2011年4月2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二、被告（其中龚卫东补偿29411.9元、龙书根补偿29411.9元、刘荣标补偿29411.9元、吴定良、吴定辉共补偿29411.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给原告（其中王家松29411.9元、潘年苏29411.9元、潘盛江29411.9元、王长连、王冬连、王家松、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共29411.9元）经济损失117647.6元。三、驳回原告王长连、王冬连、王家松、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潘年苏、潘盛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02元，减半收取5201元，由原告负担4161元（其中王长连、王冬连、王家松、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共负担1040.25元、王家松负担1040.25元、潘年苏负担1040.25元、潘盛江负担1040.25元）。被告负担1040元（其中吴定良、吴定辉负担260元、龚卫东负担260元、龙书根负担260元、刘荣标负担26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王长连等人提交了一份《贵州省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内容记载的是李某名下约135.91㎡、座落在“天柱县凤城镇擎天路东方明珠1栋4单元1701号”一套住宅。拟证明该套房产是李某与罗斌的共同财产，罗斌死亡后导致房产登记的只是李某的一个人名字，这个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李某没有继承罗斌的遗产是不符合事实的。李某等人的诉讼代理人质证后认为该不动产记载登记的产权人是李某，并没有罗斌的相关的信息和产权的登记情况。如果对方认为2017年4月6日登记的不动产登记属于罗斌与李某的产权的话，那么罗斌于2016年正月21日死亡时间与该房产的登记时间根本不能证明李某登记的房产属于与罗斌共同共有，李某的该房产与本案没有关系。王尧的诉讼代理人质证后认为该份证据与王尧无关。二审期间上诉人吴定良等人向本院提交一份“天集用（2010）第72号”《天柱县土地登记审批表》以及相关资料（共计11页）以及争议现状的视频资料及照片，拟证明罗连香申请办证的“天集用（2010）第72号”这块地土是包括在双方整体转让的这块土地内。王长连等人的诉讼代理人质证后，认为该块土地是否办证、是否征收与本案都没有关联性，这块土地并没有卖给原告方，不是本案的诉争土地。王尧的诉讼代理人质证后，认为罗连香办证的这块土地不列入实际转让合同中的范围，这个证据恰好证明了王尧的131.7㎡这个土地是在本案之外，因为单独向土地部门办理使用权证，也证明了本案王尧不是适格主体和合同相对人，因此要王尧承担本案民事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审期间，法院对争议地现场状况进行了查看并拍照，天柱县棚户区改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于2021年6月29日向法院出具的一份《证明》，证明2019年7月24日，天柱县棚改土地征收工作组实地对案涉的地块进行测量，潘盛江的妻子吴彩青已签字确认，2019年11月29日，天柱县棚改指挥部对该宗地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公示，公示期内无任何人提出异议。该宗地属于县城棚改项目范围，需要征收。本院二审另查明：1、罗斌、龙书根、吴定良（含吴定辉）、刘荣标、龚卫东、王贵东等人曾直接向天柱县凤城镇八一村四组购买“牛皮塘”集体土地一宗，其中王贵东已把其份额转让给王尧。2011年4月27日，罗斌、龙书根、吴定良（含吴定辉）、刘荣标、龚卫东、王尧等人与罗连香、王长连、潘盛江、潘年苏、王家松签订一份《土地转让合同》，约定将上述“牛皮塘”地块扣除罗运贵户和杨礼林户用于采光的两处面积31.88㎡后剩下的921.315㎡转让给罗连香、潘盛江、潘年苏、王家松，单价860元/㎡，总价792330.90元。因王尧名下的地块份额早已在本次签订转让合同之前的2010年3月23日就以其母亲罗连香名义办理建房用地手续，买方罗连香、潘盛江、潘年苏、王家松等人在支付转让款时，并未支付给王尧名下土地转让款132055元给王尧，只支付了660277元给罗斌、龙书根、吴定良（含吴定辉）、刘荣标、龚卫东等五人。2、因案涉地块属于天柱县棚房区改造范围，2019年7月24日，经天柱县棚改土地征收工作组测量实际面积1026.2㎡（含罗连香户已办有集体土地使用证的131.7㎡），潘盛江的妻子吴彩青已签字确认。2019年11月29日，天柱县棚改指挥部对该宗地调查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公示期内无任何人提出异议。2020年12月2日，罗连香户有集体土地证的131.7㎡已办理了征收手续。剩余的土地尚未办理完征收手续，相关权利人尚未领取征收补偿款，但案涉宗地实际已纳入天柱县棚改区范围，目前已有部分土地被修建成道路，另有部分土地已被围栏圈定并正在进行基础建设中。其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在二审期间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土地转让合同》的效力？2、潘盛江、王长连等人认为应互相退还土地并返还购地款及承担利息的理由是否支持？3、潘盛江、王长连等人认为罗斌的妻子李某应对返还购地款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否支持？4、吴定良等人认为罗连香的继承人无权主张合同效力的理由是否支持？5、吴定良等人认为王尧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理由是否支持？一、关于案涉《土地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本案双方当事人未经政府依法征收程序而私自买卖集体土地，其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故案涉的《土地转让合同》因违反法律的效力性禁止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二、关于潘盛江、王长连等人认为应互相退还土地并返还购地款及承担利息的问题，因案涉的《土地转让合同》属无效合同，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原则上应互相返还财产，但本案涉及的地块，已被天柱县列入棚改区范围，目前虽然因相关权利人还未领取征地补偿款而尚未办理完成全部征收手续，但该宗地实际已被当地政府作为棚改区进行建设使用，有部分已作为修建道路使用，有部分已被用围栏圈定并正在进行基础建设中，案涉地块已不可能原物返还。从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经过及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吴定良等人规避法律直接从原凤城镇八一村四组购买土地后转让给潘盛江等人。另从《土地转让合同》的约定来看，双方已明确约定“由罗连香、王家松、潘盛江、潘年苏自行向有关部门继续申办牛皮塘土地使用手续”，转让方吴定良等人也已将尚未完善的有关牛皮塘土地使用证的申办手续移交给潘盛江等人。潘盛江、罗连香、王家松、潘年苏在收到该“手续”后，未及时到政府部门办理土地使用证的相关合法手续，现在该宗地实际已被政府正在征收使用且无法返还。因此，原购地交易款与现征收补偿款之间的差额属于本次交易造成的损失范围。对造成该损失的原因进行分析，受让方潘盛江等人明知用地手续不全的情况下仍然愿意交易，另从双方合同约定及后期的行为来看，是由受让方负责继续办理后期的合法用地手续。但受让方在购买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未办理合法合规的用地手续，亦未及时向出让方吴定良等人将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进行沟通，受让方显然存在更多的过错责任。一审认定受让方承担75%、转让方承担25%的损失责任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并无不当。关于利息问题，因购地款并不等同于有利息约定的民间借贷，且对基于因合同无效而造成损失的来主张利息损失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故对其要求承担利息的理由及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潘盛江、王长连等人认为罗斌的妻子李某应对返还购地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潘盛江等人在二审期间虽然提交了一份《贵州省不动产登记查询结果》，虽然记载李某名下有一套约135.91㎡的住宅，但该不动产登记的产权人是李某，并没有罗斌的相关的信息和产权的登记情况。且罗斌于2016年正月21日死亡，而该不动产是在罗斌死亡之后的2017年4月6日取得的，不能证明李某登记的房产属于与罗斌共同共有。再则，根据原“法释〔2018〕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共债共签”的确认规则，现原告方潘盛江等人不能举证证明罗斌转让该土地所得款项已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未能举证证明李某等继承人已继承了罗斌的遗产。故一审不支持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并无不当。四、关于吴定良等人认为罗连香的继承人无权主张合同效力的问题，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或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四条“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的规定，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罗连香是案涉《土地转让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之一，罗连香死后，其继承人可以继承因该合同履行而产生的债权，现其继承人基于合同无效而请求返还财产，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五、关于王尧是否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问题，通过庭审查明，王尧虽然是《土地转让合同》的出让方之一，但该受让方在履行《土地转让合同》的付款义务时，因王尧名下的地块份额早已在本次签订转让合同之前的2010年3月23日就以其母亲罗连香名义办理建房用地手续，买方罗连香、潘盛江、潘年苏、王家松等人在支付转让款时，并未支付给王尧名下土地转让款132055元给王尧，只支付了660277元给罗斌、龙书根、吴定良（含吴定辉）、刘荣标、龚卫东等五人，王尧也未参与这660277元转让款的分配。因此，王尧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长连、王冬连、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王家松、潘年苏、潘盛江及上诉人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罗运贵、吴菊秀、李某、罗某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2元，由上诉人王长连、王冬连、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王家松、潘年苏、潘盛江共同负担5201元（其中王长连、王冬连、王家松、王小连、王家洪、王家兰共负担1300.25元、王家松负担1300.25元、潘年苏负担1300.25元、潘盛江负担1300.25元）；由上诉人吴定良、吴定辉、龚卫东、龙书根、刘荣标、罗运贵、吴菊秀、李某、罗某共同负担5201元（其中罗运贵、吴菊秀、李某、罗某四人共负担1040.20元、吴定良和吴定辉共负担1040.20元、龚卫东负担1040.20元、龙书根负担1040.20元、刘荣标负担1040.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山地审判员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杨绍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