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02民初12088号原告（申请执行人）：王殿武，男，1949年7月2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被告：袁秀英，女，1964年12月31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铁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丰明，男，198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被告：廖丰明，男，198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被告（被执行人）：沈阳嘉旭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210102000073008。法定代表人：袁秀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丰明，男，198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原告王殿武诉被告袁秀英、廖丰明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案外人沈阳嘉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旭公司”）为本案被告（被执行人）。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王金利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人民陪审员陈凤云、郭红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7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殿武、被告廖丰明（同时担任被告袁秀英、嘉旭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后，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殿武诉称，因（2013）沈和民三初字第01004号民事判决未得到有效执行，所以原告于2019年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网络服务合同纠纷，要求判决被告袁秀英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19）辽0102民初4539号民事裁定书，以重复诉讼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就此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10月9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基于此，原告作为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追加被告袁秀英、廖丰明为上述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但法院作出（2021）辽0102执异34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追加申请。原告认为，（2021）辽0102执异347号执行裁定书存在严重问题。第一，（2021）辽0102执异347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楚。在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辽0102民初4539号案件中，法院曾调取被告嘉旭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与银行流水，查明2011年2月25日，案外人杨钧轲、被告廖丰明分别注资50万元，存入沈阳盛京银行华山支行账户（账号为“03×××09”），作为被告嘉旭公司的注册资本金（100万元）。杨钧轲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在三天后，即2011年2月28日，该100万元注册资本金被全部转出（柜员流水号为“007650000167”），此时该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股东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但（2021）辽0102执异347号执行裁定书中只认定了股东出资的事实，对抽逃出资这一重大违法事实却未予认定。另外，被告袁秀英的出资时间不对。2013年1月14日，杨钧轲与被告袁秀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公司章程修正案中记载被告袁秀英、廖丰明的出资交付时间均为“2011年2月25日”；被告袁秀英的出资方式也不对。被告嘉旭公司的工商档案中登记被告袁秀英、廖丰明出资方式为“货币”。经法院调查，在被告嘉旭公司的对公账户交易明细中，并没有被告袁秀英的出资记录。如果被告姚秀英是承接了前股东杨钧轲的出资，但该出资早已抽逃，被告袁秀英就应负承接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但上述这些重大事实在（2021）辽0102执异347号执行裁定书都未涉及。第二，（2021）辽0102执异347号执行裁定书适用法律不当。被告袁秀英的出资方式是“货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但（2021）辽0102执异347号执行裁定并没有适用这一法律规定。被告袁秀英承接了杨钧轲抽逃出资后的股权，应依法将50万元资本金存入被告嘉旭公司在银行开设的对公账户，而不是交给杨钧轲。表面上是杨钧轲与被告袁秀英之间个人股权交易，实际是对被告嘉旭公司资本金是否抽逃的确认。本案中，杨钧轲在将其持有的被告嘉旭公司的股权转让前，其已经抽逃出资，转让后又没有被告袁秀英对被告嘉旭公司的出资记录，说明被告袁秀英既没有给被告嘉旭公司的银行账号注资，更不可能给付已经抽逃资本金的杨钧轲50万元人民币，也即其实际上并未缴纳出资。如果认为被告袁秀英已出资，建议法院调取其交款凭证。原告请求法院依法追加二被告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作为被告嘉旭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的被告袁秀英未缴纳出资，作为被告嘉旭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被告廖丰明抽逃出资，均应依法追加为被执行人。原告的债权尚未得到执行的还有19万元，以及2014年一审案件的诉讼费5,472元。被告嘉旭公司于2013年6月25日注销对公账户。原嘉旭公司的股东、经理即被告廖丰明于2013年4月9日注册了沈阳海明科技有限公司。鉴于被告嘉旭公司无法履行已生效的民事判决，原告经与被告廖丰明协商，将被告嘉旭公司于2013年5月8日私自注册的“中国节能环保”和“中国防水材料”两个网站合计抵顶债务6万元。法院判决被告嘉旭公司退还原告注册费25万元，扣除上述抵顶的6万元，还剩19万元。加之2014年一审案件诉讼费为5,472元，合计债权为195,472元。关于原告提供的盛京银行交易明细清单2份（照片），是拍摄于（2019）辽0102民初4539号案件卷宗中，可以证明被告嘉旭公司的股东原为杨钧轲和被告廖丰明，杨钧轲和被告廖丰明于2011年2月25日各出资50万元，作为被告嘉旭公司的注册资本，但2011年2月28日，上述出资100万元即被转出，说明上述二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另外，2013年1月14日，杨钧轲与被告袁秀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杨钧轲将其持有的被告嘉旭公司的50万元股份转让给被告袁秀英。同日，被告嘉旭公司股东会通过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决议，被告嘉旭公司股东自此变更为被告袁秀英出资50万元（占50%的股份），被告廖丰明出资50万元（占50%的股份）。上述过程说明，被告廖丰明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被告袁秀英存在虚假出资的情形。之所以说被告袁秀英存在虚假出资，因为杨钧轲于2011年2月28日将其对被告嘉旭公司的出资50万元抽回后，又于2013年1月14日将其持有的50%股份转让给被告袁秀英，此时作为股权受让人的被告袁秀英应当补交上述50万元，但被告袁秀英至今也未补交上述款项，所以应认定其存在虚假出资的情形。综上所述，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追加未缴纳出资的被告袁秀英为（2013）沈和民三初字第0100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追加抽逃出资的被告廖丰明为（2013）沈和民三初字第0100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袁秀英、廖丰明、嘉旭公司辩称，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驳回原告王殿武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王殿武自行负担。（2021）辽0102执异347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明确、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得当，三被告对该执行裁定无异议，我们认为应予维持该执行裁定。三被告对由被告嘉旭公司承担对原告王殿武的民事责任没有异议。依据法院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的（2013）沈和民三初字第010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沈阳嘉旭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王殿武注册费25万元，并自2012年1月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王殿武支付利息。”三被告对原告王殿武提出的目前尚欠其19万元及诉讼费5,472元有异议。（2013）沈和民三初字第0100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给付款项为25万元，但这些年双方通过经济往来，被告嘉旭公司已经通过相应行为等折抵、支付给原告王殿武达到25万元，故目前根本就不再欠原告王殿武的任何钱款。三被告对原告王殿武主张追加被告廖丰明、袁秀英为被执行人有异议。三被告认为：1.（2013）沈和民三初字第01004号案件中所涉争议合同（25万元合同款）是由被告嘉旭公司签章，由公司职工樊海洋代理签字确认，这显然是公司的职务行为；2.签订合同时，法定代表人是杨均珂，还不是本案被告袁秀英；3.被告嘉旭公司注册之时，两位股东杨均柯和被告廖丰明都已实际出资，公司股东变更即由杨均柯变更为被告袁秀英的过程，也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更有相应工商备案等可查，不存在原告王殿武声称的未出资和抽逃出资的事实；4.原告王殿武提供的被告嘉旭公司的转账记录来路不明，其取得行为的合法性存疑，无法证明待证事实，而且转账记录没有显示钱款的去向，更无法证明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只能证明杨均柯和被告廖丰明已真实出资；5.被告嘉旭公司的股东即被告袁秀英是后取得公司法定代表人资格、后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的，其与签订合同之事没有任何关系，原告王殿武要求追加被告袁秀英为被执行人，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6.无论是股东廖丰明、杨均柯、袁秀英，都只应依法享有股东权益、承担股东义务，与公司行为和公司职务行为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依据事实和法律，股东都不应承担公司经济行为的民事责任，而应由被告嘉旭公司依法承担。因此，原告王殿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股东抽逃出资，也没有证据证明法人人格混同事实的真实发生，原告王殿武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原告王殿武要求追加被告廖丰明和被告袁秀英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不符合司法解释关于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事由。同时，原告王殿武在很多次涉被告及相关公司民事诉讼中，都曾提出过公司法人人格混同、股东抽逃等诉讼请求，均没有得到过法法院的支持，这是因为根本不存在原告王殿武陈述的这些法律事实，没有任何相关证据、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原告王殿武完全是在胡编乱造，翻法律条文捏造事实。关于原告王殿武提供的（2013）沈和民三初字第01004号民事判决书、（2019）辽0102民初453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20）辽01民终11788号民事裁定书、盛京银行出具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2份（照片），三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首先，对银行转账单关联性有异议，转款去向和转款用途没有记载，不能证明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事实上，上述100万元转出后是用于了被告嘉旭公司的正常经营。同时，该证据确也能证明股东的真实出资情况，银行转账100万元不能说明被告廖丰明系抽逃出资，因为其出资是50万元，在100万元款项从公司账户转出后，被告廖丰明并未实际收到其中的50万元，反而证明被告廖丰明与杨钧轲都是真实出资。另外，杨钧轲与被告袁秀英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医学院同意以50万元购买杨钧轲所持有的50万元股份。由此可见，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方为杨钧轲和被告袁秀英，被告袁秀英承接的是杨钧轲的原公司股份，履行协议约定的对杨钧轲个人的50万元给付义务并非被告嘉旭公司，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不是原告王殿武所述的逻辑关系。原告王殿武所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2011年2月28日从被告嘉旭公司账户转出100万元系用于公司经营一节，现无证据予以证明，因为公司账本已经找不到了。2013年之后，被告嘉旭公司就不再经营。综上，三被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判令驳回原告王殿武的诉讼请求，维护三被告的合法民事权益。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6日，原告王殿武向本院起诉被告嘉旭公司、第三人沈阳海明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2013]沈和民三初字第010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沈阳嘉旭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王殿武注册费25万元，并自2012年1月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王殿武支付利息；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判决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后因被告嘉旭公司未按照生效判决确定的内容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原告王殿武作为申请执行人于2016年3月15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辽0102执1246号。另查明，2019年2月9日，原告王殿武向本院起诉被告嘉旭公司、袁秀英、廖丰明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王殿武申请撤回了对被告廖丰明的起诉。该案经本院依法审理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19）辽0102民初453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本案涉及重复诉讼问题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王殿武的起诉。该案宣判后，原告王殿武不服，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10月9日作出（2020）辽01民终1178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因上诉人王殿武与沈阳嘉旭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经（2013）沈和民三初字第01004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且该案已经进入执行程序，故王殿武在本案中要求沈阳嘉旭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袁秀英承担未履行出资义务责任的主张应当通过执行程序提出而不应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以重复诉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基于此，原告王殿武向作为执行法院的本院提出申请，追加被告袁秀英为（2016）辽0102执1246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本院经审查，于2021年5月13日作出（2021）辽0102执异347号执行裁定书，以“现股东袁秀英不负有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所规定的义务”为由裁定：“驳回申请人王殿武的追加请求。”原告王殿武不服该执行裁定，向本院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申请追加被告嘉旭公司股东即被告袁秀英、廖丰明为被执行人。再查明，被告嘉旭公司于2011年2月25日设立，原始股东为被告廖丰明及案外人杨钧轲，双方出资额均为50万元，各占股50%，出资方式为货币。杨钧轲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廖丰明为该公司监事。根据该公司章程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公司实收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出资时间：2011-2-25”。2011年2月25日，杨钧轲、被告廖丰明各向被告嘉旭公司在盛京银行开立的对公账户（账号为“03×××09”）汇款50万元，共计100万元作为“投资款”，该账户余额为100万元。同日，辽宁赢利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其中载明：“经我们审验，截至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止，贵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100万元，各股东共同以货币出资100万元。”2011年2月28日，上述账户内存现1,000元。同日，该账户转出100万元。2013年6月25日，该对公账户销账。2012年12月6日，被告嘉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钧轲变更为被告袁秀英，并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2013年1月14日，杨钧轲（甲方）与被告袁秀英（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嘉旭公司50万元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50万元购买该股份。同日，被告嘉旭公司股东会通过该项决议，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正。就此变更事项，被告嘉旭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并获准许。现原告王殿武起诉来院，以被告袁秀英存在虚假出资、被告廖丰明存在抽逃出资之情形，故申请追加二被告为（2016）辽0102执1246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2013）沈和民三初字第01004号民事判决书、（2019）辽0102民初453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20）辽01民终11788号民事裁定书、（2021）辽0102执异347号执行裁定书、被告嘉旭公司在盛京银行的对公账户交易明细以及本院调取的被告嘉旭公司的档案材料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原、被告的庭审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应否追加被告袁秀英、被告廖丰明为（2016）辽0102执1246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关于本案应否追加被告袁秀英为（2016）辽0102执1246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嘉旭公司于2011年2月25日设立时的原始股东为被告廖丰明及杨钧轲，双方出资额均为50万元，各占股50%，出资方式为货币。2011年2月25日，该二股东各向被告嘉旭公司在盛京银行开立的对公账户（账号为“03×××09”）汇款50万元作为“投资款”。同日，辽宁赢利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就此出具了《验资报告》。2011年2月28日，上述账户转出100万元，并于2013年6月25日注销账户。2012年12月6日，被告嘉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钧轲变更为被告袁秀英。2013年1月14日，杨钧轲（甲方）与被告袁秀英（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杨钧轲持有的被告嘉旭公司50%的股份转让于被告袁秀英。依据上述事实，杨钧轲于2011年2月25日对被告嘉旭公司实际出资50万元，但在其出资三日后又将该款项转出，同时经本院依法调取被告嘉旭公司的工商档案，其中亦无关于该笔转出款项的相关记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4〕2号）第十二条之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由此，杨钧轲确存在抽逃出资之嫌。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可见，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的是该公司的原始股东。本案中，原告王殿武以被告袁秀英因杨钧轲抽逃出资而被告袁秀英在受让股权后未实际出资为由，主张追加被告袁秀英为被执行人，但在原告王殿武未起诉案外人杨钧轲，杨钧轲并非本案当事人的情况下，本案不宜确认杨钧轲确存在抽逃出资之事实。同时，即使杨钧轲确系抽逃出资，原告王殿武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袁秀英作为股权受让人对原始股东杨钧轲的抽逃出资行为知情或者应当知情，且被告袁秀英作为股权受让人，其是否支付对价并不影响股权转让行为的成立，故原告王殿武关于追加被告袁秀英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应否追加被告廖丰明为（2016）辽0102执1246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当事人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由执行法院管辖。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民事诉讼法司法实践和理论，执行异议之诉是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在于对违法和不当执行的救济，并将此救济由执行程序延伸至审判程序，故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主体、诉讼请求和裁判规则都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且与普通民事诉讼不存在案由变更、转换的情形，所以执行异议之诉须以执行异议审查为前置程序。当事人对执行异议程序中所作出的执行裁定不服的，才可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具体到本案中，原告王殿武在执行异议程序中仅提出追加被告袁秀英为被执行人的请求，并未主张将被告廖丰明亦追加为被执行人，在此情形下，原告王殿武直接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将被告廖丰明作为（2016）辽0102执1246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审查。其可先行在执行程序中提出该项请求，在对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不服的情况下，再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殿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09元，由原告王殿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金利人民陪审员  陈凤云人民陪审员  郭 红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法官 助理  陈荟茹书 记 员  王佳慧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4〕2号）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八十八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三百零四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当事人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由执行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