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15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天舒，男，197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阳，辽宁共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学军，女，196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龙，辽宁泓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范学东，男，196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上诉人王天舒因与被上诉人范学军、范学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21）辽0103民初5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宁担任审判长（并任主审），与审判员彭聪、任江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天舒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关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借条》中的188000元借款交付情况的认定存在错误。因被上诉人范学东在核算上诉人还款及欠款数额时，未按照实际借款数额核算，而是将未支付的“砍头息”也计算作为本金，导致对上诉人的还款情况存在计算错误。根据实际于2010年8月2日、10月8日支付的共计155500元以及2015年8月31日支付的188000元作为本金计算，上诉人于2019年1月10日向被上诉人范学东出具《借条》时仅剩于39378.53元未还，因此该借条中的借款仅交付39378.53元。二、关于形成于2015年8月31日188000元的款项的利息约定认定存在错误。根据《借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形成于2015年8月31日的188000元款项，仅在2019年1月10日后存在支付利息的约定，在此之前双方并未就此部分款项存在支付利息的合意，且根据实际还款情况，在被上诉人范学东于2015年8月31日向上诉人支付188000元后，此笔款项也未作为计息的基数，被上诉人无法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范学东对于2015年8月31日188000元形成的款项在2019年1月10日《借条》签订前存在支付利息的合意。因此，此笔款项的计息时间应从2019年1月10开始，按照月利率2%标准计算。三、关于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欠款的认定存在错误。因上诉人于2019年1月10日向被上诉人范学东出具《借条》时，仅剩39378.53元未还，以此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计算，上诉人于2020年1月8日向被上诉人范学东支付4000元还款时，即应已经偿还完毕所有款项，上诉人并未拖欠被上诉人欠款。综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范学军、范学东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决。原告范学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88000元，并给付相应利息暂定90240元，合计27824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范学军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利息的计算方式为自2019年1月1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88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5年8月31日向第三人借款188000元，并于2019年1月10日向第三人出具借条一份，说明了借款事实及金额，并约定月息2%。2020年12月13日，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三人将上述对被告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原告。但被告至今未偿还借款，故原告起诉来院，请求依法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王天舒与第三人范学东系同事关系。案外人董铁成系被告王天舒的岳父。庭审中，被告王天舒认可其通过案外人董铁成与第三人范学东进行转款的事实。2010年8月2日、2010年10月8日，第三人范学东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账号为95×××83的银行账户账款150000元和55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王天舒认可账号为95×××83的银行账户为其本人账户。庭审中，第三人范学东陈述被告王天舒此次向其借款160000元，借款本金与上述转款之间差额部分的支付凭证无法找到，可能存在顶账的情况。自2010年11月17日起至2014年3月20日止，除了2011年6月份转款2200元之外，被告王天舒通过其名下的账号为95×××83的银行账户以及案外人董铁成名下的账号为41×××66的银行账户每月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金额均为3200元。自2014年7月31日起至2015年8月17日止，除2014年11月份未发生转款外，被告王天舒又通过其名下的账号为95×××83的银行账户以及案外人董铁成名下的账号为41×××66的银行账户每月陆续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金额均为3200元。2015年8月31日，第三人范学东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董铁成名下的账号为41×××66的银行账户转款188000元。庭审中，第三人范学东陈述该笔转款系被告王天舒向其借款200000元，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预先扣除了3个月的利息。2015年9月18日、10月16日、11月18日、12月21日、2016年1月19日、2月23日，被告王天舒通过案外人董铁成名下的账号为41×××66的银行账户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金额均为3200元。庭审中，第三人范学东陈述上述每月转款3200元均系被告王天舒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向其支付形成时间为2010年8月份和10月份借款本金160000元的月利息，而被告王天舒则主张系用于偿还形成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的借款本金。2015年12月1日和2016年2月1日，被告王天舒通过案外人董铁成名下的账号为41×××66的银行账户又向第三人范学东分别转款8000元、8000元。第三人范学东认可上述两笔8000元系被告王天舒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借款本金200000元的利息，而被告王天舒仍主张系用于偿还形成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的借款本金。2016年3月27日、5月19日、5月31日、6月19日、7月1日、8月1日、8月16日、9月1日、9月18日，被告王天舒通过案外人董铁成名下的账号为41×××66的银行账户分别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7200元、4000元、2200元、4000元、2200元、4000元、4000元、3200元、4000元、3200元。2016年4月30日，被告王天舒通过微信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4000元。庭审中，第三人范学东与被告王天舒对于上述转款的性质亦产生争议，第三人范学东主张款项系用于给付形成时间为2010年8月份、10月份以及2015年8月31日的借款利息，而被告王天舒仍主张款项系用于偿还形成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的借款本金。2016年9月29日、2016年9月30日，被告王天舒通过案外人董铁成名下的账号为41×××66的银行账户又分别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70000元和10000元。2017年8月16日，被告王天舒向案外人冯雪峰名下的账号为62×××35的银行账户转款10000元。庭审中，第三人范学东自认上述转款以及现金20000元、2017年1月份转账50000元，共计160000元系被告王天舒用于偿还形成时间为2010年8月2日、2010年10月8日和2015年8月31日借款本金360000元（计算方式160000元+200000元）中的部分借款本金。2016年11月2日、11月21日、12月30日、2017年2月10日、3月1日、4月3日、5月5日、6月6日，被告王天舒案外人董铁成名下的账号为41×××66的银行账户又分别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4000元、3200元、5200元、4700元、4700元、4700元、4700元、4200元；2017年7月5日、9月29日，被告王天舒向案外人冯雪峰名下的账号为62×××35的银行账户转款4200元、4000元。庭审中，第三人范学东主张款项系用于给付形成时间为2010年8月份、10月份以及2015年8月31日的借款中剩余借款本金的利息，而被告王天舒仍主张款项系用于偿还形成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的借款本金。2017年8月3日，第三人范学东向被告王天舒发送微信，内容为：“你先把上月利息打过来，微信转也行，我这边等着用。”当天被告王天舒通过微信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4200元。2017年9月7日、11月4日、12月5日、2018年1月4日、2月1日、2月3日、3月1日、4月8日、5月6日、6月5日、7月5日、8月7日、9月11日、10月11日、11月6日、12月7日、2019年1月8日，被告王天舒又通过微信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每次转款金额均为4000元。其中，2018年2月3日，第三人范学东向被告王天舒发送微信，内容为“看到了，这户我也查了，查时没看到，哪咱们现在就是20万的账”。2019年1月10日，被告王天舒向第三人范学东出具《借条》一张，内容载明：“王天舒（身份证：2101061971××××××××）向范学东（身份证：2101061966××××××××）借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元转到董铁成41×××66），月息2%，此款已收到。”被告王天舒在“借款人”处签字按手印。2019年1月10日、2月2日、8月8日、8月13日、9月1日、9月12日，被告王天舒又通过微信分别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40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2000元。2019年9月28日，第三人范学东又向被告王天舒发送微信，内容为：“天舒，这两天息能转过来不，十一要用下。”同日，被告王天舒在微信中回复“好”。2019年10月4日、10月14日、11月5日、11月12日、12月2日、2020年1月8日、1月8日、4月3日、4月13日、7月15日、7月29日、8月13日、9月1日、9月14日、10月15日，被告王天舒又通过微信分别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4000元、2000元、4000元、20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7200元、5000元、1000元、4000元、1000元、4000元、1000元、1000元。综合被告王天舒提供的微信付款记录以及第三人范学东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经计算，自2019年1月10日起，被告王天舒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共计70200元（计算方式4000元×5+2000元+4000元+2000元+4000元+2000元+4000元×3+7200元+5000元+1000元+4000元+1000元+4000元+1000元+1000元）。2020年12月14日，原告范学军、第三人范学东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其中，原告范学军作为“甲方（转让人）”，第三人范学东作为“乙方（受让人）”。协议约定：“1．甲方对王天舒（21010619711020218）享有本金20万元及月息2%的债权。2．甲、乙双方之间因此存在账务往来，现甲方将上述对王天舒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由乙方自行向王天舒主张，包括通过法律诉讼途径，甲方予以全力配合。3．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双方之间再无任何往来账务及其他纠纷。”原告范学军在“甲方”处签字按手印，第三人范学东在“乙方”处签字按手印。2020年12月15日，第三人范学东将上述债权转让协议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王天舒。2020年12月16日，被告王天舒在微信中回复“白天不在，这个事我考虑一下，你等我消息”。庭审中，第三人范学东自认被告王天舒给付案涉借款利息至2020年1月。被告王天舒自认其与第三人范学东之间的借款有一点利息约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系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原告提供被告王天舒于2019年1月10日向第三人范学东出具的《借条》，可以看出第三人范学东与被告王天舒之间形成了借贷合意。关于案涉款项的交付问题。庭审中，第三人范学东主张案涉借条记载的款项系2015年8月31日通过董铁成向被告王天舒进行交付，而被告王天舒虽然对于该笔转款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主张2019年1月10日第三人范学东并未交付案涉款项，形成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的款项已经偿还完毕。双方对此产生争议。综合被告王天舒和第三人范学东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明细等证据，可以看出，虽然第三人范学东、被告王天舒对于2010年8月2日、10月8日转款共计155500元以及2015年8月31日通过董铁成的银行账户向被告王天舒支付188000元是否存在利息并无书面约定，但自2010年8月2日、10月8日支付155500元后，被告王天舒通过自己和董铁成的银行账户按月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金额均为3200元，该金额恰与第三人范学东陈述的以16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所得的利息相一致。通过观察被告王天舒与第三人范学东提供的银行转账，亦可以看出，自2015年8月31日支付188000元以及第三人范学东自认被告王天舒偿还部分借款本金之后，被告王天舒又通过自己和董铁成的银行账户按月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金额亦能够与第三人范学东陈述的以当时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所得的利息基本一致。同时，2017年8月3日，第三人范学东曾通过微信告知被告王天舒“你先把上月利息打过来……”被告王天舒随即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4200元，在第三人范学东认可被告王天舒于2016年9月16日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分别为70000元、10000元、20000元）以及2017年1月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的情况下，第三人范学东、被告王天舒之间此时约定的尚欠借款本金为210000元（计算方式160000元+200000元-70000元-10000元-20000元-50000元），按照月利率2%计算，月利息恰为4200元（计算方式210000元×2%），这与上述转账金额相一致。同理，第三人范学东与被告王天舒于2019年9月28日的微信聊天中，第三人范学东问“这两天息能转不”，被告王天舒回复“好”。2019年10月4日，被告王天舒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4000元。在第三人范学东认可被告王天舒于2017年8月16日偿还借款本金10000元的情况下，第三人范学东、被告王天舒之间此时约定的尚欠借款本金应为200000（210000元-10000元），按照月利率2%计算，月利息亦恰为4000元（200000元×2%），这与上述转账金额相一致。综上，在被告王天舒自认其与第三人范学军之间借款存在利息约定，但并未明确利息给付标准的情况下，本院认定第三人范学东对于其与被告王天舒、案外人董铁成之间转款系用于给付借款利息的主张已经作出合理解释，而对于被告王天舒主张其提供的转款均系用于偿还借款本金，形成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的款项已经偿还完毕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案涉借条的形成时间为2019年1月10日，借条中明确约定借款本金为200000元，月息2%，经计算，月利息应为4000元，这与被告王天舒自2019年1月10日之后每月的转账金额相吻合。若如被告王天舒所述，案涉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本金并未交付，则此后其按月给付与借条约定的月利息等额款项的行为明显违背常理。故，本院认定形成时间为2019年1月10日的《借条》系被告王天舒与第三人范学东对于2015年8月31日转款188000元用于借款的补充约定。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已经按照约定实际履行了给付案涉借款本金的义务，第三人范学东与被告王天舒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原始借款本金为188000元。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第三人范学东和被告王天舒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范学东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范学军，已经通知被告王天舒，该债权转让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告王天舒作为债务人应按约定向原告范学军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现被告王天舒拖欠原告债务的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王天舒偿还借款1880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问题。本案的受理时间为2021年3月4日，因此，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案涉款项的交付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案涉借条的形成时间为2019年1月10日，均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鉴于第三人范学东对于被告王天舒提供的微信付款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结合第三人范学东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自2019年1月10日起至2020年10月15日止，被告王天舒向第三人范学东转款共计70200元。按照双方在借条中约定的月利息4000元的标准计算，日利息为131.51元（4000元/月×12个月÷365天），上述款项70200元所对应的付款期限为17个月零17天。因此，本院认定被告王天舒给付案涉借款利息至2020年6月27日。因此，原告主张的利息应自被告王天舒逾期给付借款利息之日即2020年6月28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的标准计算为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天舒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范学军借款188000元；二、被告王天舒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范学军借款188000元的利息（自2020年6月28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三、驳回原告范学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王天舒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73元，减半收取计2736.5元，保全费1911元，由被告王天舒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和范学军、范学东的答辩意见，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应否向范学军偿还借款本金188000元并给付利息。本案范学军依其与范学东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上诉人于2019年1月10日给范学东出具的借条、2015年8月31日范学东给上诉人的岳父董铁成转款188000元的转款明细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188000元，并从2019年1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月利率2%给付利息；而上诉人对范学军提供的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并没有异议，只是主张2019年1月10日的借条上所载明的借款没有交付给上诉人。但范学东以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2015年8月31日借给上诉人200000元，但先按月利率2分扣掉了三个月的利息12000元后，向上诉人交付188000元，当时上诉人没有出具借条，此后，上诉人按月息2分给付利息，直到2018年2月3日，双方经过对账在微信中确认上诉人尚欠范学东本金20万元，故上诉人于2019年1月10日给范学东出具了这张20万元的借条，上面还写明了月息2%。对此，本院认为，根据2015年8月31日范学东给上诉人的岳父董铁成转款188000元及此后上诉人经常按月向范学东转款4000元、2018年2月3日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1月10日上诉人给范学东出具借条的事实，应当认定2015年8月31日上诉人向范学东借款200000元，但范学东先按月息2分扣掉了三个月的利息12000元后，向上诉人交付188000元，此后，上诉人仍以200000元为本金，按月息2分给付利息，直到2019年1月10日上诉人给范学东出具了借本金200000元的借条。现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已向范学东偿还了本金188000元，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范学军偿还借款本金188000元，并按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分段计算给付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在2019年1月10日之前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的其于2016年4月14日向范学东转款27000元、2016年5月15日向范学东转款15000元、2016年6月14日向范学东转款15000元、2016年12月30日向范学东转款5200元，就是偿还本金，而一审法院未予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因范学东抗辩前三笔转款是双方间的其他合作，有范学东给上诉人转款36万余元的转款明细为证，最后一笔还款是利息，且一审已予认定；而根据范学东提供的其招商银行卡交易明细看，上诉人确实于2016年4月14日向范学东转款27000元、2016年5月15日向范学东转款15000元、2016年6月14日向范学东转款15000元，但范学东也于2016年4月19日向上诉人转款40535.43元，备注为“合作户结束”，2016年7月1日至同年7月7日间共计向上诉人转款五笔，合计322079.1元，且上面分别备注“分成、杨伦户返本金、合作户结束”，因此，本院认定双方间的这些转款与本案的借款无关。至于2016年12月30日上诉人向范学东转款5200元，因一审判决已经予以认定，故本院对上诉人的此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范学东实际出借本金是188000元，上诉人每月偿还利息4000元，在2019年1月10日之前上诉人所偿还的款项应为偿还本金，故上诉人仅欠范学东本金39378元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虽然，双方约定借款200000元，而范学东实际出借188000元，之后上诉人每月偿还利息4000元，已高出双方约定的月利息2分，但是，因上诉人已自愿支付完毕，且范学军、范学东在二审中抗辩上诉人所支付的利息并没有超过年利率36%，即没有超过司法保护的上限，加之上诉人在一审并没有要求返还，故上诉人所偿还的利息不能抵作本金，上诉人尚欠范学东的本金仍应按188000元计算。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73元，由上诉人王天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 宁审 判 员  彭 聪审 判 员  任 江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家宝书 记 员  教添茹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