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53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杰明，男，195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磊，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征，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德文，男，196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秋兰，湖南宇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易国，湖南宇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杰明因与被上诉人罗德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2民初5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杰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袁杰明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罗德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罗德文一审提交的两份合作协议均有袁杰明一方不承担亏损并享有固定回报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及《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及司法审判实践，上述合作协议均应被认定为借贷协议，但一审判决却将上述协议认定为合伙协议，且对袁杰明已经出借的230万元款项中的200万元不予审理却又直接驳回袁杰明的诉讼请求，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二、罗德文在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中自述“此前条据实际上均系答辩人（罗德文）陆续收到袁杰明交付的合伙出资资金110余万元的相应收条”，自认袁杰明至少已经向罗德文实际交付了110万元资金，而且这110万元未包括一审判决已经认定的袁杰明出借给罗德文的30万元，然一审判决无视罗德文的自认事实，以这些款项不是借款为由直接驳回了袁杰明的诉讼请求，非法剥夺了袁杰明向罗德文主张这些款项的权利，这是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三、程序违法，即使认定袁杰明与罗德文同时存在借贷关系和合伙关系，也应根据已认定的相关事实进行审理和判决，然一审判决却对所谓的“合伙关系部分”以非袁杰明起诉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由不予审理但却又直接驳回袁杰明的诉讼请求，非法剥夺了袁杰明的实体权利，适用法律错误。四、袁杰明有新的证据证明其出借给罗德文的款项远远超出一审判决认定的30万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袁杰明的诉讼请求。罗德文辩称，一、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认定双方于2011年11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和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合同》均系袁杰明与罗德文之间的合伙协议，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袁杰明上诉所称“借贷关系”纯属罔顾事实。二、关于袁杰明主张的“罗德文自认袁杰明已经实际交付了110万元合伙资金”的问题，属于逻辑错误，一审法院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问题。罗德文在一审答辩意见中自认收到袁杰明转账的合伙出资款110余万元，只是初步估计的数据，是为了阐明袁杰明主张的《欠条》来源。实际上，袁杰明与罗德文之间此前除了合伙经营关系外，并没有任何借贷事实，也没有任何有关借贷关系的条据（前述200万元《欠条》上注明的“此前条据”实际上均系罗德文陆续收到袁杰明交付的合伙出资资金的相应收条）。该《欠条》上的所谓“欠袁杰明200万元”的数据来源，就是从双方2012年2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合同》上约定的“乙方（袁杰明）根据销售需要逐步投入合作资金200万元”的合同义务数据，袁杰明据此要求罗德文出具《欠条》，但并非借款，且袁杰明实际上也并没有投入出资200万元，其实际投入不到100万元。三、本案不存在主从法律关系，也不存在基于不同法律关系的多个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问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杰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罗德文立即偿还袁杰明借款本金3100000元并支付利息1419120.55元（利息按本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10月20日为1419120.55元），共计4519120.55元；2、判令罗德文立即偿还袁杰明借款共485000元，并向袁杰明赔偿损失90995.21元（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10月20日为90995.21元），共计575995.21元；3、判决本案诉讼费由罗德文承担。第二次庭审中，袁杰明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罗德文偿还借款本金31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自2017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2020年8月20日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一年期LPR四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杰明与罗德文于2011年经人介绍认识。袁杰明系湖南省丰琳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罗德文系湖南湘野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2011年11月1日，湘野公司与丰琳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湘野公司为了拓展业务，决定在长沙设立一个经营部，丰琳公司参与该经营部的经营，并投资20万元用于运作，所获纯利润按照湘野公司占51%、丰琳公司占49%的比例分红，若该经营部发生亏损，湘野公司向丰琳公司保证年利润不低于15万元，该协议有效期为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11月1日止。同时该协议书落款处罗德文还注明：已收袁杰明贰拾万元整。2012年2月1日，袁杰明又以个人名义与湘野公司签订《合伙协议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湘野公司与袁杰明经多次协商就合作经营湘野公司按照国家所发证照有权经营的业务（蛇类）达成相关协议，袁杰明根据经营销售需要负责逐步投入经营资金贰佰万元，并负责全面经营的财务工作，主管资金流向，财务结算，双方合作经营所获纯利润按各占50%的比例分红，若亏损则由湘野公司承担，合作有效期为2012年2月1日至2014年2月1日止。2013年10月13日，罗德文向袁杰明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到2013年10月13日止共欠袁杰明贰佰万元整，此前所有条据全部作废”。2014年5月20日，罗德文又向袁杰明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袁杰明叁拾万元整，月息3分，期限贰月”。2015年10月25日，袁杰明作为甲方、罗德文作为乙方，双方再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内容为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就乙方承担在甲乙双方本协议签订前乙方承担甲乙双方合作期间借款和亏损所欠甲方资金达成如下协议条款：1、至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尚欠甲方资金人民币230万元，欠利80万元，共计310万元（其中亏损15万元由乙方承担）。2、借款时间：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3、乙方同意甲方从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后合作经营中产生的利润偿还欠款。4、甲乙双方本月另行签订合作经营协议。5……。袁杰明以此借款协议主张310万元是罗德文所欠借款，在庭审中袁杰明陈述，借款协议中的230万元是由之前的200万元欠条和30万元借条组成，200万元的欠条又是由罗德文所欠袁杰明的货款、借款、袁杰明投入的20万元合伙投资款以及罗德文为了弥补对袁杰明的利息损失组成，欠利80万元的意思是罗德文一直没有偿还借款，也没有介绍生意给袁杰明做，为了弥补对袁杰明的损失。袁杰明认可与罗德文之间签订了两份合作协议，但认为双方并没有实际开展合伙事务，没有合伙关系，借款协议中的款项均只是单纯的借款，而不是合伙资金往来。2016年6月18日，湖南翔龙同福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向袁杰明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袁杰明岳阳楼区翔龙同福小家庭菜馆、翔龙同福耿兄弟大排档经营利润款叁拾万元整（￥300000.00元）（2016年6月18日至2017年6月15日壹年的经营利润款）”。2016年7月9日、7月12日、7月18日，罗德文分别向袁杰明出具收条三张，内容分别为“今收到袁杰明人民币贰万陆仟元用于费用”，“今收到袁杰明人民币壹万玖仟元整用于费用”，“今收到袁杰明人民币伍万元现金、玖万元转账，共计壹拾肆万元，用于长沙办事费用，若事未办成，由我承担”。袁杰明持有的以上四张收条金额共计48.5万元，袁杰明认为该款项均系罗德文所欠借款，主张罗德文予以偿还。另查明，自2011年年底开始至2017年上半年，袁杰明与罗德文之间发生频繁的资金往来。根据双方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袁杰明通过银行转账给罗德文的金额为577060元，罗德文通过银行转账给袁杰明的金额为460615元。其中2015年4月16日、4月22日、6月23日、7月29日，罗德文通过其长沙银行尾号6561账户向袁杰明转账6笔，金额分别为10万、2万、3万、2万、8万、0.8万，共计25.8万元，该6次转账均在用途处备注还款。还查明，袁杰明于2020年10月22日委托律师向一审法院立案庭邮寄文件材料，一审法院于10月23日签收。一审法院立案庭经审核材料以后，于2020年11月6日予以受理立案。截至庭审结束之日，袁杰明在一审法院有且只有涉案纠纷一起案件。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袁杰明应当对双方的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这两项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关于袁杰明与罗德文之间是否有借款合意。袁杰明虽然提供了罗德文签字的欠条、借条、借款协议、收条等多份债权凭证，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其中200万元的欠条袁杰明陈述是由货款、借款、合伙投资款、利息等多种不同性质的款项组成，借款到底是多少无法确认。30万元借条罗德文认可是向袁杰明的借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10万元的借款协议，虽然名为借款协议，但从协议的整体内容来看，体现的均是双方合作期间借款和亏损如何承担等问题，结合双方签订了两份《合伙协议》，并进行过合伙利润分配等事实，可以认定袁杰明与罗德文关于该款项之间发生的系合伙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且袁杰明当庭陈述双方没有进行合伙清算，故该借款协议并非经调解、和解或者清算后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袁杰明据此借款协议提起借贷纠纷诉讼与事实不符。在双方的合伙关系尚未进行清算或结算前，袁杰明仅凭借款协议起诉要求罗德文偿还借款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30万元收条的出具人是湖南翔龙同福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而非罗德文，罗德文也没有在收条上签字，该收条的内容与罗德文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是罗德文向袁杰明的借款。其余三张收条虽然是由罗德文向袁杰明出具，但在收条上均写明“用于费用、用于长沙办事”等内容，只能证明袁杰明与罗德文之间发生了给付与收取财产的事实，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二、关于款项是否实际支付的问题。袁杰明陈述其向罗德文出借借款358.5万元，但袁杰明仅向一审法院提供多张欠条、借条、收条，未能提供袁杰明向罗德文支付相应借款的银行转账凭据，提供的银行流水目前仅有577060元，与袁杰明诉请金额两者之间差距巨大，且每一笔转账记录与袁杰明持有的借条、收条等债权凭证的金额、时间均无法一一对应，且经一审法院当庭询问，袁杰明亦不能说清每次向罗德文出借借款的资金来源。三、罗德文对于30万元的借条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袁杰明向罗德文出借30万元资金的事实予以认定。罗德文抗辩认为该笔借款已经全部清偿，罗德文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从罗德文提交的证据来看，2015年罗德文通过其长沙银行尾号6561账户向袁杰明转账6笔，共计25.8万元，该6次转账均在用途处备注还款，可以认定是罗德文向袁杰明偿还的借款。根据法律规定，债务人在履行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按照先支付利息，后偿还主债务的顺序履行。故袁杰明已经偿还的258000元应当视为先支付30万元产生的相应利息，剩余部分为偿还借款本金。借条约定月息3分，期限贰月，现袁杰明主张从借款之日即2014年5月20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2020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日止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按照先付息后还本的顺序计算，截至2020年8月19日，罗德文尚欠袁杰明借款本金118605元，利息144120元（计算明细附后）。2020年8月20日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起诉时（2020年11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四倍继续计算。四、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故袁杰明应当在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内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本案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但袁杰明于2020年10月22日已向本院立案庭邮寄文件材料，虽然在邮单上只写明当事人为袁杰明，但袁杰明在一审法院仅有本案一起诉讼，可以认定袁杰明邮寄的就是与罗德文的相关起诉材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故袁杰明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罗德文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袁杰明的部分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袁杰明主张罗德文偿还借款本金358.5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一条、第六百六十七条、第六百七十四条、第六百七十五条、第六百八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修正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罗德文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袁杰明借款本金118605元，并支付利息144120元（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四倍继续计算）；二、驳回袁杰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3733元，由袁杰明负担22499元，罗德文负担123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袁杰明、罗德文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11月18日罗德文向袁杰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袁杰明人民币拾万元整，2011年11月27日归还。”2012年1月21日罗德文向袁杰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袁杰明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担保人：张昊。”2012年3月24日罗德文向袁杰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袁杰明叁万伍仟元整。”2012年4月4日，罗德文向袁杰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袁杰明壹拾壹万肆仟零贰拾柒元整。”2012年6月6日罗德文向袁杰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袁杰明人币壹拾柒万伍仟元整。注：95000+80000=175000元”。关于上述借条所涉借款的交付情况，袁杰明陈述：2011年11月18日的借条（10万元）系现金支付，并提供了其2011年11月18日从工商银行取款5万元的银行流水；2012年1月21日的借条（20万元）为银行转账；2012年3月24日的借条（3.5万元）为现金支付；2012年4月4日的借条（11.427万元）为现金支付；2012元6月6日的借条（17.5万元）为2012年4月28日向罗德文指定的收款人钟新明转账支付98000元（2012年4月28日，袁杰明向钟新明转账95000元），2012年6月6日向罗德文现金支付80000元，合计175000元。罗德文对上述5张借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陈述2011年11月18日的借条（10万元）其未收到款项；2012年1月21日的借条（20万元）其需要核实款项是否收到；2012年3月24日的借条（3.5万元）、2012年4月4日的借条（11.427万元）、2012元6月6日的借条（17.5万元）均系其从袁杰明处拿了货，都是货物的价款，后货款均转为了袁杰明的合伙投资款。对于2012年4月28日，袁杰明向钟新明转账的95000元，罗德文辩称，是因为钟新明2012年4月16日向颜琳玲转账52070元，4月22日分别向颜琳玲转账10000元、17310元，4月27日向颜琳玲转账16000元，合计95380元。2012年3月29日，袁杰明的妻子颜琳玲向罗德文的账户转账10万元，袁杰明主张该10万元为罗德文向袁杰明借款，但10万元的借条没有找到，双方对账后，2013年10年13日罗德文向袁杰明出具了总的欠条（200万元）。袁杰明还主张2011年11月2日出借现金130000元给罗德文，罗德文不予认可。袁杰明的妻子颜琳玲于2012年6月13日向罗德文转账50000元，于2012年8月2日向罗德文转账300000元，于2014年6月20日向罗德文转账70000元，于2016年8月21日、22日、23日、27日、28日、30日分别向罗德文转账4700元、14000元、2000元、2200元、4750元、1600元，于2016年9月2日、11日、25日分别向罗德文转账4550元、20440元、9000元，于2016年10月7日、10日、11日分别向罗德文转账2700元、720元、800元，于2016年11月1日向罗德文转账6700元，于2016年12月28日向罗德文转账1850元，于2017年1月2日、3日分别向罗德文转账600元、450元，于2017年6月7日向罗德文转账20000元。袁杰明通过其儿子袁厚文的账户于2012年5月30日转账60000元（每笔30000元），以上合计577060元，即一审判决中查明的自2011年年底开始至2017年上半年，袁杰明通过银行转账给罗德文的款项为577060元。袁杰明主张前述577060元均系借款。罗德文对上述577060元辩称，2012年6月13日的5万元、2012年8月2日的30万元、2012年5月30日6万元，合计41万元系袁杰明支付的合伙投资款；2014年6月20日的7万元是袁杰明支付给罗德文的货款；其余款项均系罗德文出差报销的差旅费（97060元）。2012年6月7日，罗德文向颜琳玲转账97615元，2012年11月11日，罗德文向袁杰明转账30000元，11月26日向袁杰明转账65000元，2015年4月16日分两笔向袁杰明转账120000元，4月21日向袁杰明转账30000元，4月22日向袁杰明转账20000元，2015年6月23日向袁杰明转账80000元，2015年7月29日向袁杰明转账8000元，2018年4月19日向袁杰明转账10000元，其中2015年4月16日、4月21日、4月22日、6月23日、7月29日的转账共计25.8万元，均在用途处备注“还款”；以上合计460615元，即一审判决中查明的罗德文通过银行转账给袁杰明的款项460615元。袁杰明对于罗德文上述支付的460615元辩称，2012年6月7日的97615元、2012年11月11日的30000元、2012年11月26日的65000元，合计192615元均系货款；其余的款项（268000元）均系罗德文支付给袁杰明的借款利息。另查明，罗德文于2013年3月4日分两笔向颜琳玲账户存款66700元，4月28日向颜琳玲账户存款20000元，5月8日向颜琳玲账户存款15150元，5月14日向颜琳玲账户存款5000元，合计88850元。袁杰明辩称上述88850元均系罗德文向其支付的货款。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及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袁杰明与罗德文之间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认定。经审查，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第二、本案中，2013年10月13日，罗德文向袁杰明出具欠条一份，载明：“到2013年10月13日止共欠袁杰明贰佰万元整，此前所有条据全部作废。”但袁杰明并未提供确实、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200万元借款的具体情况，且袁杰明在庭审中自述欠条中的200万元是由货款、借款、合伙投资款、利息等多种不同性质的款项组成，借款具体情况无法确认。310万元的借款协议，虽然名为借款协议，但从协议的整体内容来看及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借款协议中的款项同样包括了货款、借款、合伙投资款、利息及合伙亏损等多种不同性质的款项组成，且对于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双方并没有进行合伙清算，因此，上述欠条及借款协议并非经调解、和解或者清算后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能以欠条及借款协议中的金额认定为双方之间的借款金额。第三，现根据袁杰明提供的借条，罗德文2011年11月18日向袁杰明借款10万元；2012年1月21日向袁杰明借款20万元；2012年3月24日向袁杰明借款3.5万元；2012年4月4日向袁杰明借款11.4027万元；2012年6月6日向袁杰明借款17.5万元；2014年5月20日向袁杰明借款30万元，共计92.4027万元。虽然罗德文辩称2011年11月18日的借条（10万元）其未收到款项；2012年3月24日的借条（3.5万元）、2012年4月4日的借条（11.427万元）、2012元6月6日的借条（17.5万元）均系其从袁杰明处拿了货，都是货物的价款，后货款均转为了袁杰明的合伙投资款。但罗德文对其陈述未提交证据证实，且罗德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出具借条所表达的意思应是明知的，借条出具间隔的时间较短，罗德文辩称未收到借款或借款转为投资款不符合逻辑，本院对罗德文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支持。虽然袁杰明还主张其与罗德文之间还存在其他借款关系，但袁杰明未提交相应的借条、欠条及借款交付等证据证明借款关系的真实存在，故本院对袁杰明主张的其他借款关系亦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袁杰明与罗德文之间存在92.4027万元的借款关系。第四，2015年4月16日罗德文分两笔向袁杰明转账120000元，4月21日向袁杰明转账30000元，4月22日向袁杰明转账20000元，2015年6月23日向袁杰明转账80000元，2015年7月29日向袁杰明转账8000元，共计25.8万元，并备注为“还款”，应认定为罗德文向袁杰明偿还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袁杰明提供的罗德文出具的借条，除2014年5月20日的借条约定了“月息3分”，其他借条均未载明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不明的，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故罗德文还款的25.8万元应先冲抵2014年5月20日的30万元借款利息及本金，冲抵后截至2020年8月19日，30万元的借款，罗德文尚欠袁杰明本金118605元、利息144120元，2020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以本金118605元为基数，按2020年11月6日（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四倍继续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其余借款62.4027万元，因未明确约定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根据袁杰明与罗德文2015年10月2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及袁杰明的诉讼请求，本院支持该62.4027万元的借款利息，自2017年10月31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期间按年利率6%计算，2020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以本金62.4027万元为基数，按2020年11月6日（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继续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第五，关于袁杰明与罗德文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袁杰明提供的证据不足证明双方之间为借款法律关系；罗德文支付的其他款项，罗德文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系偿还借款，且由于双方之间还存在合伙等其他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如有证据，均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袁杰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2民初59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罗德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袁杰明借款本金118605元，并支付利息144120元（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四倍继续计算）；二、撤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2民初59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罗德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袁杰明借款本金62.4027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10月31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期间，以本金62.4027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2020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以本金62.4027万元为基数，按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继续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四、驳回袁杰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3733元，由袁杰明负担18037元，罗德文负担56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466元，由袁杰明负担36074元，罗德文负担1139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祖湖审判员  王 鹏审判员  唐亚飞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杨威书记员彭伟康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三十一条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息保护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