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1962号原告：黄长恩，男，汉族，1971年12月10日出生，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爱芳，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跃元，男，汉族，1986年10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新，广东品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诣，广东品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黄长恩与被告吴跃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长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爱芳，被告吴跃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新、韩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长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7433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27433元为本金，从本案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全额付清之日止，暂计200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底，被告把其承接的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的“广汽传祺公寓”建筑工程项目中的吊机施工项目分包给原告。双方约定由原告自带吊机在工地施工，不论工程量多少，按照26000元包月计算，被告在工地施工约5个月。施工期间被告有支付过部分工程款，工程完成后，双方结算被告还欠工程款87433元未付。被告在2016年春节前支付了40000元，在2017年1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10000元，至今仍欠27433元。原告多次通过电话向被告催付欠款，但被告仍拖欠。被告吴跃元辩称，第一，被告并没有拖欠原告的工程款。双方在2017年初协商，原告同意被告再支付10000元给被告，则双方直接结清债务，被告也在2017年1月24日支付最后工程款给原告。第二，原告主张的工程款已经过诉讼时效。涉案工程发生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双方也已经对工程款进行结算，被告在2017年1月24日支付最后一笔款项，而原告在2020年7月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因此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涉案工程项目为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的广汽传祺公寓，下称涉案工程。就涉案工程施工及工程款结算等。原告陈述称，2015年底原告与被告口头达成工程施工协议，被告将涉案工程中的吊机施工项目分包给原告，由原告自带吊车进行施工，工程款按26000元/月结算，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原告共计施工四个多月，由被告资料员对原告完成的工程量进行记录，施工期间被告以现金方式支付了原告部分工程款，还以原告从被告父亲在工地经营的小卖部买东西价款抵扣部分工程款，原告差不多完工时被告在2016年春节前将款项转账支付到高某的银行账户再由高某向原告转账支付工程款40000元，2017年1月24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转账支付工程款10000元，至今仍欠付工程款27433元，除涉案工程外双方之间没有其他工程往来；原告因在涉案工程工地施工而认识住同一宿舍的其他项目施工人陈某、高某；2020年7月3日原告在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处认识关某，关某是陈某带来的朋友，当日原告使用自己手机拨打被告手机，被告不接听，后原告使用关某的手机拨打被告手机，被告接听并再次借口拖欠工程款。被告陈述称，涉案工程由业主发包给广州三建，基础项目由朱某承包，朱某再分包给潘某，潘某再将基础桩发包给被告，相应的合同都没有保留，也没有办法提供；被告将吊机施工项目分包给原告施工，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双方约定工程款按照完成工程量计算，原告自2015年底开始施工，施工期间大概四个月，由于被告不负责现场管理，时隔多年，被告无法联系到现场管理人员，故无法确认原告完成的工程量；2017年初双方协商一致，由被告再支付原告工程款10000元结清双方债权债务，被告已于2017年1月24日向原告转账支付了10000元，双方债权债务已经结清。此外，对于原告主张的施工期间以现金方式支付部分工程款和以原告从被告父亲在工地经营的小卖部买东西价款抵扣部分工程款的事实，被告予以确认。同时，被告确认其于2016年春节前向原告支付了工程款40000元，但被告称，由于时隔多年，其无法核实是通过转账方式还是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告，更无法确认是否通过支付到高某银行账户后进行支付。就己主张，双方提供的各自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被告于2017年1月24日向原告转账支付了10000元。原告提交手机通话录音及其通话内容文字翻译、手机通话记录、关某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用于证明其于2020年7月3日使用关某的手机致电被告，被告借口拖欠工程款。该组证据显示，通话时间2020年7月3日，通话时长24秒，通话内容（根据原告提供的文字翻译记载）为：一方问“你欠我的那个2万7千多元什么时候给？”对方答“额……，要过一阵才行。”一方问“要过多久？”对方答“看看，今年年底吧。”一方问“又年底啊老板？多少年了现在？”经质证，被告确认录音对话的一方是其本人，但被告主张，电话里没有明确来电人员身份，也没有提到涉案工程事情，由于来电号码并非原告的，被告当时不知道来电人员是原告，如果被告知道来电人员是原告，被告肯定质问原告致电原因，因为被告已经还清原告工程款了，且被告在电话里也没有确认欠付工程款27000多元。根据原告的申请，经本院书面通知，陈某、高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关某未出庭作证，关某亦未向本院说明理由。陈某出庭作证陈述称，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被告后承接涉案工程中的挖掘项目，被告是其承包工程的老板，2015年10月左右其在涉案工程工地工作时认识原告，原告施工项目是吊车项目，其与原告是朋友关系；其不清楚原告施工项目工程价款如何计算，原告施工时间大概四个多月。其在其与原告、高某微信聊天时，了解到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情况为2015年完工时支付了部分，2017年转账支付了10000元，之后没有支付过。由于被告拖欠工程款，其三人会互相询问，其据此得知被告欠付原告工程款两万多元，其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谈及各自工程款的数额；其在涉案工地工作时认识高某，关某是其朋友，当时在律师事务所原告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给被告，被告不接，原告换用关某手机打电话给被告，被告承诺会年底付款，其还用其手机进行了录音。高某出庭作证陈述称，其经被告同学介绍认识被告后承接涉案工程中的泥浆外运项目，被告安排原告和其在涉案工程工地的同一宿舍居住，其由此认识原告成为朋友，原告承接吊车项目，其与陈某也是在涉案工程工地时认识的，其和陈某、关某曾经一起吃过一次饭，但其和关某不熟悉，工程完工后其与陈某基本没有联系，其与原告偶尔联系；其不是很确定原告施工项目的价款，其只知道每月两万多元，对此其曾在工地被告的办公桌上见过一次结算单，好像记载每月23000元到26000元，其不知道被告具体向原告支付多少工程款，只知道被告欠付原告工程款；除涉案工程外，其与原告、陈某三人没有在其他工程工地一起工作过，其三人也没有成立过群讨论问题。对于原告主张的上述40000元转账支付情况。原告在其申请延长举证期限内未能向本院提交相应转款记录，视为原告无法提交。此外，陈某、高某与原告同时向本院提起诉讼，向被告主张支付各自涉案工程欠付工程款及其利息，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相同。原告在本案中还提交了陈某、高某在各自案件中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是因欠付工程款引致的纠纷，原、被告对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以及被告已付工程款的事实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欠付工程款27433元，被告不予承认，故原告对其该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原告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原告本案提供的证据，陈某的证言表明，其是从原告处了解到被告欠付原告工程款两万多元。高某的证言表明，其只知道被告欠付原告工程款，不知道被告具体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情况。陈某、高某与原告同时提起诉讼，向被告主张支付涉案工程款，三人聘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相同，陈某、高某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排除陈某、高某是在起诉前了解到的上述情况，故陈某、高某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原告提供的手机通话录音，虽然被告确认通话一方为其本人，但是，从通话内容来看，原告并未表明其身份，亦未表明主张欠款的性质，被告也未确认欠款金额，且通话时间是在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前，通话地点在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关某并未出庭作证，原告亦未提供当时通话的视频资料等证据证明当时通话的另一方是原告且被告对此知悉。因此，原告本案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形成证据链条，无法相互印证，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被告欠付工程款27433元的事实，对此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欠付工程款27433元及其利息，证据不足，本院确难以支持，故原告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长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元，减半收取计245元（原告黄长恩已预交），由原告黄长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春燕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冯悦书记员何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