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6民终11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树华，男，196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沾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好，山东德衡（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树朋，男，198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沾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磊，山东沾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吕金芝，女，196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沾化区。上诉人王树华因与被上诉人孙树朋、原审被告吕金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3民初2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树华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3民初2101号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孙树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孙树朋提交了《关于原孙树朋家属院私财产产权出售给王树华同志的协议》。首先，该协议是一份买卖协议，并约定了买卖的内容，并没有约定主房的权益，由于涉案主房归山东省沾化县运输公司（以下简称沾化运输公司）所有，只是分配给孙树朋的父亲孙连续使用，并没有分配给孙树朋使用，虽然孙树朋主张接替了孙连续的班，但是孙树朋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王树华一审中提供的《补充职工子女呈报表》和《录用工人审批表》并没有孙树朋的入职记录，足以证实孙树朋不是沾化运输公司的职工，更没有涉案主房的居住权和使用权，无权获得主房的权益。其次，该协议约定：“……另外，今后家属院有开发盖楼的机会，孙树朋同志有购置权”，从协议内容来看，孙树朋只能获得购置权，有权购买新建房屋的权利，也就是俗称的“名额”。而一审法院将购置权扩大解释，完全突破了“购置权”的本意，也超出了协议约定的内容，损害了王树华的合法权益。二、孙树朋是否是沾化运输公司的职工，一审法院没有查清。首先，根据沾化运输公司的规定涉案的主房只有符合双职工、公司中层干部才能享用使用权，这在孙树朋提交的樊玉山、王汉峰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孙树朋没有接孙连续的班，孙树朋是1982年2月21日出生,孙连续是1989年退休，孙连续退休时孙树朋年仅7岁，属于未成年人，不符合接班的年龄条件。并且王树华提交的《补充职工子女呈报表》和《录用工人审批表》等档案明确载明是孙连续的另一个儿子孙树仁办理的接班手续。孙树朋主张接班和提交的证人证言显然违背事实。其次，涉案主房在2004年王树华一家人就实际入住，在王树华入住前一直没人居住，闲置了很长时间。王树华入住前孙连续已经去世，孙连续的妻子宋春风已经改嫁到别处，搬离了涉案房屋，王树华对该房享有拆迁补偿的权利。最后，在2020年4月沾化运输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房改，王树华按照相关规定向沾化运输公司支付了房改费12911.03元，在涉案房屋拆迁前，王树华已经合法获得了涉案房屋的产权，故王树华获得补偿安置是正当行使权力。孙树朋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证据确凿、充分。《关于原孙树朋家属院和财产产权出售给王树华同志的协议》是客观真实的，一审中王树华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在上诉状中可以看出，王树华现在认可了该协议的真实性。该协议并非一份单纯的买卖协议，该协议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孙树朋将院墙、南屋及大门、闭路线路、水管转让给王树华；另一部分是该家属院有开发盖楼的机会孙树朋有购置权。该购置权事实上就是安置补偿权，这是孙树朋让王树华居住房屋的前提条件。购置权就是安置补偿权并非孙树朋随意扩大解释，一般人的想法肯定是先有房屋才有购置权，如果像其他社会一般人一样随意购置楼房，那么该约定就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书写协议时词语上可能不够完美，但是一般人看到该协议的内容就能够知道其意思是安置补偿权；对于购置权的解释，当时的公司经理樊玉山、王汉峰出庭作出了明确的解释，签订协议时樊玉山、王汉峰出面协调，对此事十分清楚。王树华领取了该补偿款，樊玉山、王汉峰二位老领导感到很愧疚，均出庭证明此事。当时很多有房子的职工都将房子出租给他人使用，最终都得到了安置补偿款，唯独孙树朋没有得到补偿，发生了本案争议。综上，协议可以证明孙树朋享有涉案房屋的安置补偿权。二、孙树朋确实是沾化运输公司的职工，孙树朋一审提交了缴纳社保的证明，当时的经理樊玉山、王汉峰也可以证明。根据协议可以看出王树华是认可孙树朋对涉案房屋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否则王树华就不会与孙树朋签订协议。因此，孙树朋是否是公司职工与本案无关联性。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吕金芝未作陈述。孙树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编号为运输公司组17号《一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房屋在被征收前孙树朋有使用权，确认该房屋征收补偿款归孙树朋所有，判令王树华、吕金芝支付给孙树朋房屋征收补偿款308721.91元；2.诉讼费用由王树华、吕金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树朋父亲系沾化运输公司职工，1985年在单位分得房屋二间，后孙树朋“接班”在沾化运输公司上班，并在案涉房屋内居住，且孙树朋在院落内建起了院墙、伙房及大门等成为小院，后孙树朋外出打工房屋闲置。2004年12月28日，因王树华、吕金芝无房居住，经当时的沾化运输公司经理及交通服务中心经理介绍，双方达成协议，约定院墙、南屋、大门、闭路线路及水管作价3000元给孙树朋后产权归王树华所有。同时约定“今后家属院有开发盖楼的机会，孙树朋同志有购置权”。2020年4月10日，王树华、吕金芝与滨州市沾化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中心签订《一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安置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房源超市选房、就近新建安置区安置和异地新建安置安置区安置四种方式，王树华、吕金芝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约定主房补偿237827元、附房补偿67181.75元、院内构筑物补偿3135元、搬迁补偿578.16元，共计308721.91元，后王树华、吕金芝将上述补偿款取走。2020年4月6日，王树华、吕金芝向沾化运输公司交纳房改费12911.05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孙树朋与王树华、吕金芝签订有协议，约定涉案房屋“有开发盖楼的机会，孙树朋同志有购置权”，即孙树朋享有拆迁利益，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现涉案房屋规划拆迁，依据双方约定，拆迁利益应由孙树朋享有，而王树华、吕金芝与滨州市沾化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中心约定以货币方式补偿，并将全部拆迁补偿款占为己有，属违约行为，故孙树朋主张王树华、吕金芝返还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涉案房屋已拆迁，孙树朋要求确认有使用权已无实际意义，不予采纳。同时，因孙树朋已将附房及院内构筑物等出卖给王树华、吕金芝，孙树朋主张全部拆迁利益归其享有有失公平，根据双方约定和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孙树朋享有主房的补偿利益，其它归王树华、吕金芝享有。王树华、吕金芝称孙树朋并非沾化运输公司职工，不享有沾化运输公司所有的房屋使用权和安置补偿权且王树华、吕金芝已交纳了房改费。经查，孙树朋系“接班”成为沾化运输公司职工，对此，孙树朋提交了社保证明，同时运输公司也出具了证明，予以认定。同时，孙树朋是否为运输公司职工，不影响双方签订的协议效力，依据双方协议和合同相对性，孙树朋可直接向王树华、吕金芝主张，不必向滨州市沾化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中心主张。王树华、吕金芝称当时双方没有约定“今后家属院有开发盖楼的机会，孙树朋同志有购置权”，对此，王树华、吕金芝未提交充分证据，不予采信。同时，对于王树华、吕金芝交纳的房改费，出于公平原则，与对应的补偿费应按比例分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树华、吕金芝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孙树朋补偿款227881元；二、驳回孙树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65元，由孙树朋负担776元，由王树华、吕金芝负担2189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孙树朋是否“接班”、是否系沾化运输公司职工，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直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原孙树朋家属院和财产产权出售给王树华同志的协议》系孙树朋、王树华在原沾化运输公司经理王汉峰、樊玉山见证下签订，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无论孙树朋是否“接班”、是否系沾化运输公司职工，王树华系与孙树朋签订协议即证实王树华认可孙树朋对涉案房屋具有使用权。而一审时王汉峰、樊玉山出具证明称协议中“今后家属院有开发盖楼的机会，孙树朋同志有购置权”的真实意思为该家属院拆迁时孙树朋享有安置补偿权。故一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认定孙树朋享有主房的补偿利益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树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31元，由上诉人王树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慧莲审判员  王正真审判员  张 珊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战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