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川01民终96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山利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法定代表人：张建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四川瑞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万勇，男，197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畅，四川上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彬，男，1990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天贵，男，195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露，四川北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山利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利和信公司）、万勇因与被上诉人罗彬、原审第三人何天贵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3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利和信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0114民初3612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罗彬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罗彬从未向山利和信公司支付过房款，无权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要求山利和信公司为其办理案涉房屋登记。首先，山利和信公司与罗彬签订合同后，罗彬却未在约定之期向山利和信公司支付相应的购房款和车位款，后何天贵擅自将房屋与车位交付罗彬使用，对此，山利和信公司一直不同意罗彬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和车位，这期间，经山利和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国多次找相关部门处理，只是均未得到处理。而一审法院仅以罗彬提交的物业费等证据认定案涉房屋已交付，实为错误认定。该证据只能证明罗彬5年间确实在那里居住，但是不能认定其为合法居住。罗彬与何天贵串通办理房屋交接，对此山利和信公司毫不知情，山利和信公司虽未向罗彬主张权利，但一审法院也不能仅以此与日常经验法则不符断案实乃不该，山利和信公司事多繁忙且房产众多，一时忘记处理该房产也不能证明该房产让别人多住几年就属于他人合法占用。其次，罗彬主张以现金向何天贵支付完房款，并以此要求为其办理过户，但经庭审表明，罗彬已支付完毕全部购房款的认定并无依据，该主张仅有罗彬和何天贵的口头陈述，并无任何证据或依据予以证明，实为违背客观事实。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罗彬无法举证证明已向山利和信公司支付了购房款，即无权要求山利和信公司办理过户手续。最后，罗彬在未向山利和信公司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山利和信公司有权依据原合同法第67条关于“先履行抗辩权”的规定，就罗彬“仅依据其与山利和信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从何天贵处违法交接房屋并使用等情况，要求山利和信公司承担办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的义务”予以行使“拒绝办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之抗辩权利。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一方面对“山利和信公司与何天贵之间的结算争议、债权债务关系”不予认定，一方面又径自认可“山利和信公司与罗彬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自相矛盾。首先，对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合法性本就存疑。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罗彬与何天贵一直也只是口头称述“山利和信公司与何天贵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自始至终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所述主张，山利和信公司也自始至终表示对何天贵不负欠款义务。对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若罗彬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情况则应承担举证不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其次，不存在罗彬依据房屋买卖合同要求山利和信公司为其办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的法律基础。根据罗彬起诉所称“山利和信公司与何天贵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14年6月30日山利和信公司将案涉房屋抵偿给何天贵，又罗彬与何天贵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故，山利和信公司与罗彬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等相关合同”，若以罗彬所论，本案件应只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即，罗彬与何天贵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山利和信公司与何天贵的债权债务关系，山利和信公司与罗彬之间根本不存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罗彬只能向何天贵主张房屋及过户。最后，再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即便山利和信公司与罗彬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签订合同后，罗彬应向山利和信公司交付购房款，而非何天贵。三、案涉房屋已备案登记在万勇名下，用作债权担保，且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已经执行另案民间借贷的生效判决。案涉房屋已备案在万勇名下，是万勇对案涉房屋享有权利的具体体现，除非第三方对房屋享有排他的物权，一般债权不足以排除万勇对案涉房屋的权利，更无权要求万勇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不动产所有权以登记为准，案涉房屋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罗彬未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无权排除万勇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且罗彬并非案涉房屋真实购房人，对案涉房屋也不享有物权期待权。所以，一审法院也无权要求万勇配合注销其名下的签约备案登记。罗彬辩称，一、本案一审查明事实清楚，山利和信公司在一审中陈述何天贵从2011年已因患病未参与公司管理，公司的管理何天贵无法控制，本案罗彬与山利和信公司签订的合同均加盖了山利和信公司的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的张建国的法人印章，签订合同是山利和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中山利和信公司也认可该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只是其是否收取购房款有异议。关于购房款的问题，在合同中明确载明于2013年4月20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关于合同款项支付的约定，补充协议第二条载明买受人应于2013年4月20日之前将房屋总款一次性支付给出卖人，如罗彬未支付购房款，山利和信公司不可能将房屋交给罗彬，也不可能在罗彬居住至今没有主张权利，其也不可能在一审中未提起反诉，罗彬认为购房款已经支付完毕，将购房款支付给何天贵，何天贵是在公司持有35%股权以及任职监事，山利和信公司在合同中签字确认，物业公司也是山利和信公司指定的公司，罗彬认为何天贵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山利和信公司对此明知也予以认可。至于山利和信公司与何天贵之间是否有债权债务纠纷与本案无关，应由山利和信公司另案主张。万勇主张系让与担保，属于普通债务，其对罗彬的物权不享有优先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依法驳回山利和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山利和信公司的上诉不是山利和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山利和信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已经决定撤回对罗彬的上诉，该股东会决议到场股东的股权达到95%，山利和信公司认为股东会决议损害山利和信公司和张建国的利益，其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撤销股东会决议。但在股东会决议没有撤销之前，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现张建国不能代表山利和信公司提起上诉。针对山利和信公司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山利和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万勇辩称，关于何天贵所称的两套房屋作为土地转让的对价没有书面证据证明，转让协议中并没有提及两套房屋的事宜，对方在混淆视听。关于罗彬所称的何天贵与公司之间的往来与本案无关，与其在一审主张的事实相互矛盾。罗彬在一审中主张案涉房屋是山利和信公司抵偿给何天贵，罗彬是向何天贵购买的案涉房屋，但其后主张何天贵是代山利和信公司收取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现又称何天贵与公司之间的往来与本案无关，前后陈述矛盾。支持山利和信公司的上诉请求，认可其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何天贵述称，何天贵是山利和信公司的股东，并担任公司监事，2011年7月后未参与公司经营，2009年何天贵以xx的土地面积（6947.62平方米）入股公司，土地当时价值为15000000元以上，山利和信公司承诺给予35%的股权、案涉两套房屋及车位置换以及几百万的现金，经过山利和信公司同意后，何天贵带罗彬到山利和信公司办公室签订了合同，购房款公司同意由何天贵收取。其他意见同罗彬意见一致。万勇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361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判决，改判驳回罗彬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山利和信公司并未将案涉房屋抵偿给何天贵，罗彬无权通过向何天贵购买案涉房屋要求山利和信公司向其办理案涉房屋的登记手续。首先，本案从事实上来说，罗彬是向何天贵购房案涉房屋而非是向山利和信公司购买案涉房屋。至于案涉房屋是否由山利和信公司抵偿给何天贵，罗彬并没有向山利和信公司核实，仅是听何天贵所述。其次，本案从法律关系上来说，罗彬实际向何天贵购买的是何天贵所述的其对山利和信公司所享有的案涉房屋的权利。根据不动产所有权以登记为准的原则，案涉房屋在2013年的时候所有权还在山利和信公司名下，何天贵无权将案涉房屋出售给罗彬，因此，何天贵此时出售给罗彬的实际是何天贵所述的其对案涉房屋的权利。至于罗彬与山利和信公司签订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只是履行罗彬向何天贵购买案涉房产的一个手续。最后，山利和信公司并未将案涉房屋抵偿给何天贵，罗彬自然无权通过向何天贵购买案涉房屋的方式向山利和信公司主张案涉房屋的权利。二、对于山利和信公司而言，罗彬仅是何天贵介绍的购房人，罗彬应当向山利和信公司支付购房款，否则，被上诉人无权要求山利和信公司办理案涉房屋的登记手续。在罗彬未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山利和信公司有权针对罗彬要求办理房屋登记手续的主张行使合同抗辩权。三、即使假设山利和信公司将案涉房屋抵偿给何天贵，何天贵通过以物抵债而对山利和信公司享有的案涉房产的债权也不具备优先性，何天贵将该债权转让给罗彬后自然也不具备优先性，罗彬无权要求山利和信公司撤销案涉房产上的备案。如前所述，案涉房产已经备案至万勇名下，不论备案这一行为是否属于物权法定义的范畴还是行政管理上的范畴，都是万勇对案涉房产享有权利的具体体现，除非第三方对案涉房产享有排他性的物权，在万勇与罗彬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情况下，罗彬更无权要求万勇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因此，罗彬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权利不具有物权性质，也不具有优先于一般债权的性质，不能排除万勇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担保债权。四、罗彬虽然在本案中对案涉房屋进行了保全，但案涉房屋毕竟是备案在万勇名下，且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并进行执行查封，在该情况下，该案不管审理结果如何，都不能当然排除武侯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罗彬应当先就武侯法院的查封通过执行异议程序解决，再进行处理本案事宜。罗彬辩称，本案不是万勇所述的债权转移，不是何天贵将债权转移给罗彬，而是罗彬购买商品房自己居住，罗彬与山利和信公司之间是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山利和信公司与其他购房人签订的合同有多种，如按揭贷款购房、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本案是签订合同前付款。根据一审查明事实看，罗彬已通过何天贵支付全部购房款，该事实在罗彬与山利和信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和补充协议中能够印证。因合同中载明是签订合同当日前付清购房款，而长达7年多时间，山利和信公司从未向罗彬主张任何购房款，而且已将案涉房屋交付给罗彬进行装修入住，并且，该装修公司还是山利和信公司指定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也是由山利和信公司指定的前期物业公司，对此在协议和合同中有约定。所以，如罗彬未支付购房款或者支付了购房款没有山利和信公司的认可和配合，罗彬不可能收到房屋、进行装修及入住。因此罗彬享有的物权具有优先性，能够对抗万勇让与担保的债权。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万勇的上诉请求。山利和信公司辩称，本案审理的焦点是罗彬是否支付了购房款或者支付了相关款项的证据，不是以合同的约定代表罗彬已经支付了相关的购房款，相关款的支付是由支付凭证予以佐证，本案的争议是款项已经支付的问题，罗彬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购房款，一审对此也未查明，山利和信公司要求一审查明罗彬支付相关款项的凭证。山利和信公司认为本案是两个法律关系，第一是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即山利和信公司与何天贵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有无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未查明。第二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主体是罗彬与何天贵，既然是何天贵出售房屋给罗彬，履行主体应是何天贵，而不是山利和信公司。如果何天贵与罗彬签订了买卖合同，何天贵未将相关费用支付给山利和信公司，山利和信公司有抗辩权，山利和信公司不负履行办理相关过户登记手续的义务。何天贵述称，认可罗彬的答辩意见及全部主张。罗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罗彬与山利和信公司于2013年4月20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有效；2.判决山利和信公司履行合同，将位于成都市新都区xxxx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过户登记到罗彬名下；3.判令万勇协助解除和注销案涉房屋的签约备案手续和查封手续；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山利和信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20日，罗彬（买受人）与山利和信公司（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含补充协议），约定罗彬向山利和信公司购买案涉房屋，总价款为301037元，合同第五条约定：“买受人采取其他方式付款。具体付款方式及期限的约定见附件五”，第十条第一款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4年10月31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第十九条约定：“（一）初始登记出卖人应当在2015年12月31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在楼栋的权属证明……（二）转移登记1.商品房交付使用后，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第2种方式处理：……（2）买受人同意委托四川山利和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权属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2.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未能在商品房交付之日起426日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第2种方式处理：……（2）详见补充协议”，第二十二条约定：“出卖人依法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为：成都市弘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瑞物业公司）”。补充协议载明：“买卖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同意订立如下条款，作为对买卖合同的修改和补充”，第二条约定：买受人应于2013年4月20日前将房屋总款301037元一次性付给出卖人，第七条约定：“……4.出卖人协助买受人办理分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如买受人委托出卖人办理分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出卖人应在买受人所购房屋所在项目所有物业的分户房屋产权证办理完毕之日起三年内将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需出卖人提供的资料交国土部门……6.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未能在商品房交付之日起457日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买受人不得退房，自买受人应当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之日止，出卖人按日计算向买受人支付全部已付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并于买受人实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之日起30日内由出卖人支付”。罗彬所提交加盖弘瑞物业公司印章的物业费收据显示，罗彬于2015年11月19日支付案涉房屋于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1日期间的物业费1338元，于2017年5月23日支付案涉房屋2016年11月1日-2017年11月1日期间的物业费1338元，于2020年6月5日支付案涉房屋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11月1日期间的物业费4014元。2020年12月8日，弘瑞物业公司宜峰物业服务中心出具《情况说明》记载：我公司系山利和信公司通过招投标聘请的前期物业公司，罗彬于2014年6月领到新都区xxxx号房屋，为我小区业主。一审另查明以下事实：万勇与案涉房屋关联。2015年4月29日，案涉房屋备案登记至万勇名下（网签/备案号：2xx3）。万勇因与山利和信公司、张建国借款合同纠纷两案，诉至武侯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9）川0114民初1678号、1679号民事判决书，均判令山利和信公司向万勇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违约金，张建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判决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终2158号、2160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查明：山利和信公司将其开发的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10套房屋以合同备案的形式为诉争债务提供担保，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万勇据以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案号为：（2020）川0107执3736号、3739号。案涉房屋信息。2020年8月12日，案涉房屋所在楼栋办理初始登记。2020年7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川0114执保487号执行裁定书，对案涉房屋予以查封，即本案保全查封。2020年8月18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0107执3736、3739号执行裁定书，对案涉房屋予以查封，即万勇所申请强制执行查封。何天贵任山利和信公司股东情况。山利和信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显示，何天贵为该公司股东，出资金额为3500000元，出资比例为35%。新都区实施二证合一情况。新都区于2016年10月17日开始暂停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2016年10月25日开始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办理不动产权证。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罗彬在提出继续履行请求的同时提出确认合同效力的独立诉请，则确认合同有效请求同时是其履行请求的事实基础。围绕各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评述如下：关于山利和信公司对罗彬是否负有过户义务。罗彬与山利和信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具备交易案涉房屋的一致意思，罗彬虽并未直接向山利和信公司支付购房款，但结合补充协议“买受人应于2013年4月20日前将房屋总款301037元一次性付给出卖人”而山利和信公司确认有关合同系在2013年4月20日当日签订的事实，以及各方庭审陈述，可以认定罗彬在订立合同前已通过向何天贵付款的形式完成了购房款的支付，且该付款方式已通过补充协议记载获得山利和信公司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罗彬述称案涉房屋已实际交付其占有使用，并提交合同约定的前期物业服务单位弘瑞物业公司开具的物业费发票、收据、《情况说明》作为印证，山利和信公司不否认房屋已由罗彬占有使用的事实，仅是提出并非由山利和信公司办理交接、该公司也不同意交付的抗辩，但就所主张的罗彬违背山利和信公司意思强行占有房屋事实不能举证证明，在长达5年期间未向罗彬主张权利、要求腾退房屋本身也与日常经验法则不符，罗彬所举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房屋已向其交付的事实成立。按照合同约定，山利和信公司负有协助罗彬办理案涉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的义务。关于合同约定的办证期限是否届满。按照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罗彬委托山利和信公司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山利和信公司应在2014年10月31日前交付商品房，在商品房交付之日起426日内（补充协议约定为457日内）为罗彬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在房屋所在项目所有物业的分户房屋产权证办理完毕之日起三年内将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需出卖人提供的资料交国土部门”。约定的房屋所有权证办理期限届满前，新都区已开始实施“二证合一”政策，房屋所有权证客观上已无法办出，以“房屋所在项目所有物业的分户房屋产权证办理完毕之日”作为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前提也已无法实现，该情形不可归责于山利和信公司，因不动产权证书兼具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两证功能，尊重双方订立合同时的意思，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届满时间应以房屋交付后457日后的三年内为宜。现罗彬主张案涉房屋已于2014年6月交付，与弘瑞物业公司所作《情况说明》记载一致，但与罗彬自述的2013年8月3日委托装修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装修的时间存在矛盾，山利和信公司则否认已与罗彬或何天贵办理了交接手续，从罗彬所举证据看，案涉房屋系从2015年11月1日起计收物业服务费，即或以此作为办理不动产权证的起算时间，山利和信公司应为罗彬办理权属转移登记的期限也已届满。关于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是否存在客观障碍。万勇庭审中已确认其与山利和信公司之间并非商品房买卖关系，办理签约备案是用于借款担保，则案涉房屋备案登记在万勇名下且因万勇申请执行而在本案保全查封后被执行查封，并非为罗彬办理权属转移登记的障碍。案涉房屋所在楼栋已于2020年8月12日办理初始登记，具备办理分户不动产权证的条件，山利和信公司应履行合同义务，为罗彬办理案涉房屋权属转移登记，万勇配合注销其名下的签约备案登记。至于何天贵与山利和信公司之间结算争议，以及万勇与山利和信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罗彬所提出要求万勇配合解除案涉房屋上查封的请求，均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罗彬与山利和信公司于2013年4月20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含《宜峰补充协议》）有效；二、山利和信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20日内协助罗彬办理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办理过程中万勇应协助注销该房屋上登记买受人为万勇的签约备案手续（网签／备案号：2xx3）；三、驳回罗彬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2070元，共计2170元，由山利和信公司负担。二审中山利和信公司提交第一组证据：1.转让协议，拟证明2019年9月3日何天贵将新都区新都镇新东路1号的部分份额转让给公司股东，协议约定宗地转让款总额为563万元，并约定该宗地由山利和信公司独家开发建设，宗地转让款由各股东向何天贵支付；2.土地份额转让款定金收条，拟证明2009年9月3日肖畅向何天贵支付宗地份额转让款定金50万元，并约定此款在土地份额转让总额中冲抵；3.对账单，拟证明2009年9月15日经各方确认，截止2009年9月3日，黄自君向何天贵支付123万元宗地转让款，郑金栋（原公司股东）向何天贵支付150万元宗地转让款；4.转款确认函、收款请求书、土地份额转让款收条，拟证明2010年1月13日，何天贵委托成都市新都科天商贸有限公司代为收取肖畅及山利和信公司委托成都市新都天府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向其支付的200万元宗地转让款；5.土地份额转让款收条，拟证明2010年2月10日，何天贵收到肖畅支付的剩余宗地份额转让款40万元，至此，涉及土地的所有权款项已经全部结清完毕。第二组证据：6.营业执照、7.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8.企业信息查询通知单，拟证明张建国是山利和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本次上诉是山利和信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出庭身份适格。万勇质证认为，针对第一组证据，我方未参与，不发表质证意见；针对第二组证据，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证明目的没有意见。罗彬质证认为，对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证据内容均为何天贵与山利和信公司的股东之间的协议，与山利和信公司无关，该组证据证明证明案涉宗地是何天贵本人所有的，按照其价值远不止证据上所载明的价值，证明山利和信公司没有支付相应对价；针对第二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山利和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是张建国，但本次诉讼不是山利和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何晓娜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股东会决议及撤诉申请书，当法定代表人与股东会决议相矛盾时，应当按照股东会决议来认定。何天贵质证认为，质证意见与罗彬质证意见一致，但认为山利和信公司在举证期届满后质证有异议。第一组证据2、3、4、5项没有原件，不能认可其真实性。罗彬、何天贵提交了（2021）川0107民初10629号庭审笔录、转让协议、山利和信公司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的通知、临时股东会决议、周荣杰，股东赖飞、何天贵、肖畅签字捺印的撤诉申请书，拟证明山利和信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达成决议，免除了张建国的总经理职务，并限期撤回对罗彬的诉讼，本次上诉不是山利和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张建国个人的意思表示。山利和信公司质证认为，除认可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前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山利和信公司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的通知、临时股东会决议，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因该股东会决议没有通过正常的召开程序，程序违法，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违法，作出临时股东会决议的事由没有事先向我方通知。我方针对该临时股东会决议有异议，该临时股东会决议至今未生效。转让协议是真实的，我方有该转让协议的原件，我方有证据证明转让款5630000元已经全部足额支付完毕的，我方携带了何天贵对账的原件手续。针对（2021）川0107民初10629号庭审笔录，该庭审笔录是未生效案件的庭审笔录，该证据是否能够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我方对其合法性持有异议。该民事案件庭审笔录与本案无关联性。万勇质证认为，1.对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系复印件，且该证据一审已经提交过，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2.其余证据万勇未参与，万勇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肖畅是否是山利和信公司的股东不影响本案审理。且股东会决议并没有免除张建国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张建国依然有权代表公司对外行使权利，对于诉权的行使，不能因为股东内部的约定就予以消除公司的诉权。其股东无权代替公司撤诉。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前述证据的采信将结合本院其他在案证据以及查明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山利和信公司主张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时间倒签、罗彬并未实际付款，而房屋并非系公司向罗彬进行交付，罗彬对山利和信公司相关上诉主张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罗彬在一审、二审就其诉讼请求所作的事实陈述来看，罗彬依据其与山利和信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案涉合同有效、山利信和公司应当履行过户登记义务，并要求万勇协助解除和注销案涉房屋的签约备案手续和查封手续，其诉讼请求本质上是认为案涉房屋权属归其所有并排除万勇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案涉房屋于2015年4月备案登记至万勇名下，万勇依据其与张建国、山利和信公司借款合同纠纷的生效判决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万勇已经就案涉房屋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法院采取了执行措施，案涉房屋已经处于司法机关限制权属、待处置权属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意见》第八条关于“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第二十六条关于“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就案外人对于执行标的主张权利设定了救济程序，即通过案外人书面异议及案外人异议之诉救济权利，本案中，罗彬主张其与山利和信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以及要求山利和信公司履行合同过户义务，万勇协助解除备案及查封手续，其诉讼请求都是基于其认为其为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但案涉房屋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在案涉房屋未解除查封前，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其应当通过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程序救济权利。裁定驳回起诉的要旨在于本案不进行实体审理，关于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及相关涉及实体问题证据等认定，均是执行异议诉讼审理的范畴，本院二审在本案中不做评价。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36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罗彬的起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免于收取，依法予以退还。一审保全费2070元由罗彬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冯 璐审判员 李 俊审判员 白福群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何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