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9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永发，男，198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俊，北京君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剑，男，197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强，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浩文，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永发因与被上诉人樊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58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永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樊剑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邱永发因与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法定代表人饶某1发生纠纷，邱永发及妻子先后被XX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而此前邱永发的大部分工资未收到，用于抵扣当年5月XX公司股东间达成的《股东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2017年7月20日，邱永发因经济拮据向樊剑商借人民币10万元用于生活，并应樊剑要求出具借条，后樊剑未出借相应款项。一审法院采信证人证言及相应支付凭证，将借条认定为邱永发作为股东向樊剑分摊20万元公司债务，依据不足。樊剑依据借条起诉过邱永发两次，第一次起诉时，樊剑称借款用途是对XX公司股东2017年5月增资时为邱永发垫付的出资款，后该案樊剑申请撤诉。而本案一审中樊剑又称系邱永发对其所负20万元分摊债务经部分清偿后的余额的确认，樊剑前后两案对借款用途的陈述存在矛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樊剑辩称，一审已经查明了邱永发出具借条的原因及经过，且樊剑提供的股东协议、借条、证人证言、樊剑转给XX公司的转账凭证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不仅是邱永发出具了借条，XX公司的其他股东也出具了借条，其中何某持有的股权比例及分摊金额与邱永发相同，樊剑也已向法院起诉何某还款。另外，借条上写着“今”向樊剑借款10万元，如果樊剑未当场出借款项，邱永发不应将借条交予樊剑保管，所以邱永发的陈述不合理。综上，不同意邱永发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樊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邱永发返还樊剑借款10万元；2．邱永发支付樊剑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XX公司于2010年3月12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饶某1。2017年1月15日，邱永发及案外人饶某1、于某、何某、单某共五人签订公司章程，约定各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其中邱永发认缴出资额2.5万元，占5％的股权。2015年9月2日至2016年12月3日期间，樊剑陆续向饶某1转账共计1，433，550元。2017年1月至4月期间，邱永发在XX公司的工资未发放，用于抵扣邱永发认领的增资。2017年5月22日，樊剑、邱永发、饶某1、于某、何某等五人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决议，约定各股东追加资本，第一次追加170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第二次追加资本100万元用于公司运作，两次增资邱永发各认领5万元。2017年7月20日，邱永发向樊剑出具借条，约定向樊剑借款10万元，2018年12月31日前归还。2017年7月16日，邱永发从XX公司离职。2018年1月，邱永发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XX公司支付其工资、赔偿金、垫付款等。2019年4月18日，该案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结案。一审中，樊剑申请证人饶某1、于某出庭作证。证人饶某1出庭陈述，“（2010年公司成立时）股东包括樊剑、程某和我，当时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工厂搬迁后，股东人马重组，公司名称没有变，股东变成了单某（代持樊剑股权）、饶某1、饶某2、何某、于某、邱永发。”“我和樊剑的持股比例各占35％、于某占20％、邱永发占5％、何某占5％。”“（关于樊剑向证人饶某1转账的原因）因为樊剑手头有资金，这些是为公司垫资的钱。”“（原先XX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一年可以做一两千万的业务，业务是我去接的，但是环保一上资金就紧张了，因为樊剑资金比较充裕，就樊剑垫资了。”“（2017年股东一起结算债务）结算下来公司一共欠樊剑的钱款，有协议的，然后按照各股东的股权比例计算出各自欠樊剑多少钱，我自己是欠樊剑90多万元，樊剑给我的账户转了90万元，我理解是为了留下证据，走个流水，转进来又转回去了。我打了借条的，借条打的也是这个数字，中间我也还了一些。”“（写借条的时候）我记得只有何某没有在场，没有打借条，其余股东包括邱永发都在的，大家一起写的借条。我记得邱永发欠樊剑至少10万元。”“我们都是拿工资做投入款的，但是扣除邱永发这些工资后，结算下来邱永发还是欠10万元的。”证人于某出庭陈述，“（公司经营期间）后面资金不够，是樊剑一批批垫付钱款的，相当于向公司注资了。”“股东工资有抵扣股本的情况。”“（各股东向樊剑出具借条的原因）2017年那个时候公司资金缺口大，工人要发工资、供货商要钱，因为樊剑陆续帮公司垫付累计了400余万元，这些钱本来是各股东应该出的，所以大家碰面让每个股东出具了借条。各股东都是按照各自的股份来认（计算）欠樊剑多少钱。我股份是20％，我打了80万元的欠条……还剩40多万元没还。借条是一个晚上写的。”“当时在场有饶某1、我、樊剑，邱永发好像也在的，何某不在场。”“邱永发欠条是20万元的，邱永发好像还过10万元。”“樊剑没有给我个人账户打钱……我们出具的借条是因为我们结算下来欠付的钱，这些钱樊剑之前都已经垫出去了，并不是借条之后才给我们钱。”“我和邱永发之前是同事，公司缺人，我就介绍邱永发进公司，一开始入股的钱没有，没关系，可以先欠着，后面结算。”“公司欠了我三、四个月的工资没有发，但是欠的工资都抵扣到我们该付公司的钱。”“樊剑让我们出具借条的时候，没有人不愿意出，大家都签字了，大家觉得公司是可以继续经营下去的，都是自愿出具借条的。”“XX公司的出纳姓李，微信名叫暖暖。”“对账我们基本一个月一次。上面记载的每个人工资、垫付内容，每个人工资应该发多少。”“出具借条的那次也不是最后的结算，只是确认一下当时要给樊剑多少钱。最后结算时候邱永发不在场，邱永发已经不来公司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邱永发向樊剑出具借条的原因。樊剑主张其在XX公司经营期间，先后垫付增资款、工人工资、货款等，由于垫付资金数额较大，所以要求包括邱永发在内的全体股东各自向樊剑出具借条，以确定樊剑的债权。邱永发则主张，借条是在邱永发从XX公司离职后，因经济拮据向樊剑借款，且樊剑未实际交付钱款。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双方均认可邱永发曾以认缴股本的方式成为XX公司的股东，XX公司经营期间资金紧张，曾以股东的应发工资抵扣认缴资本。两名证人在出庭证言中均提到，樊剑在XX公司经营困难期间多次垫资，数额巨大，故樊剑为确保债权召集股东进行结算并分别出具借条，且两名证人对于借条中借款金额的计算方式表述一致。虽然邱永发辩称两名证人均系XX公司的股东，与樊剑有利益关系，不认可其证言真实性，但邱永发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证人证言的内容予以采信。邱永发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与XX公司产生矛盾离职后，在未实际收到樊剑交付钱款的情况下向樊剑出具借条，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邱永发未按照借条约定向樊剑归还借款，故樊剑有权向邱永发主张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逾期利息，樊剑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邱永发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系自动放弃诉讼权利，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20年10月24日作出判决：一、邱永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樊剑借款10万元；二、邱永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樊剑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及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0元，减半收取计1，205元，由邱永发负担。二审中，邱永发向本院提供樊剑2019年4月9日的起诉状、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等作为证据。樊剑向本院提供何某的还款计划书、没有落款日期的股东协议作为证据，樊剑后提交情况说明称该股东协议在2017年5月23日之后签订的。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对邱永发提供的起诉状、樊剑提供的何某还款计划书予以确认。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结合一审中双方已提供的其他证据及本院调取的生效法律文书，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2月17日，XX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邱永发、饶某1、于某、何某、单某。XX公司为邱永发缴纳养老保险期间为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2019年4月9日，樊剑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要求邱永发返还借款10万元并按照月息1.5％支付自2017年7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在该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樊剑表示：其与邱永发同为XX公司股东，2017年5月两人及其他股东签署协议向XX公司增资，樊剑为邱永发垫付出资款10万元，邱永发出具借条，上述款项樊剑实际代邱永发向XX公司支付，邱永发至今未还，多次催讨无果。后樊剑撤回该案起诉。2020年8月，樊剑依据2017年1月17日何某向其出具的借条及后出具的还款协议书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何某归还借条上载明的借款20万元并支付利息。何某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缺席审理后支持了樊剑的诉讼请求，并于2021年1月14日作出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樊剑在该案中陈述“2017年1月，饶某1、于某、邱永发、樊剑和何某在上海市奉贤区XX镇XX公路XX号办公室内协商，一致决定樊剑为各股东垫付的款项由各股东分担。樊剑共垫资400-500万元，按照何某占股比例应承担20万元”。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樊剑本人到庭就借条的出具过程进行陈述：2017年召开股东会议，所有股东都同意按照股份比例承担樊剑借给XX公司的垫资，按照400万元来计算，何某和邱永发的股份比例都是5％，两人都写了20万元的借条；饶某1的股权比例是35％，应承担140万元，因饶某1已于2016年11月30日出具了60万元的借条，故2017年1月17日就出具了70万元的借条，其中10万元的差额饶某1已经通过pos机刷信用卡的方式向樊剑支付了；于某的股权比例是20％，应承担80万元，因于某已于2016年11月30日出具了40万元的借条，故2017年1月17日就出具了40万元的借条；本案所涉的2017年7月20日的借条是因为邱永发及其妻子通过pos机刷信用卡的方式支付了部分钱款，再加上工资抵扣，一共10万元，故邱永发重新出具了借条。樊剑为此提供了一份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明细作为证据，该交易明细显示客户姓名为“何某2”，对方账户名为“随行付支付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交易渠道为“AD-小额”，樊剑表示，何某2是其另外一家公司的员工，何某2的银行卡绑定pos机，该明细中2017年7月20日的四笔和2017年7月22日的一笔，都是邱永发通过pos机刷信用卡的方式支付的，扣除手续费后共计71，275.74元。邱永发对樊剑提供的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明细质证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樊剑提供了原件，且邱永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仅能反映“随行付支付有限公司”向“何某2”支付了相应款项，但看不出来这几笔钱款是邱永发支付的，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采纳。樊剑另表示，除了上述71，275.74元外，其余是邱永发用工资抵扣的，但樊剑现无法陈述是用哪几个月的工资抵扣的。在法院释明相关法律后果后，樊剑仍表示无法陈述清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邱永发与樊剑之间是否存在10万元的借贷关系。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樊剑主张，其作为股东向XX公司垫付了大量资金，至2017年1月17日结算下来大约为400万元。但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樊剑于2015年9月2日至2016年12月3日期间向饶某1陆续转账的金额为140多万元，一则该金额难以证明都是樊剑向XX公司的垫资，二则该金额与樊剑所称的400万元垫资之间存在250多万元的差额，在樊剑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樊剑的该项主张，本院难以采纳。其次，樊剑主张，其他股东均同意按照股权比例对樊剑向XX公司的垫资予以分担并出具了借条。但樊剑在本案中提供的饶某1、于某的借条及另案查明的何某借条的出具日期均为2017年1月17日，而本案邱永发借条的出具日期为2017年7月20日。樊剑对此解释称，因邱永发通过pos机刷信用卡的方式支付了部分钱款，再加上工资抵扣，共计10万元，故邱永发于2017年7月20日重新出具了10万元借条，原来的借条被邱永发收回。邱永发对此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樊剑作为主张事实成立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但樊剑为此提供的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明细等证据，如前所述，无法得出樊剑的主张，且该证据所显示的金额与樊剑所称的10万元之间还存在几万元的差额，樊剑对该差额如何用工资抵扣亦无法陈述清楚，在本院释明相关法律后果后仍陈述不清楚，再结合樊剑就本案所涉的借条先后提起的两次诉讼中就借款用途的陈述亦不一致，故樊剑主张邱永发归还了10万元后重新出具了本案所涉的借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樊剑基于该借条向邱永发主张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邱永发的上诉主张成立。一审法院判决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5811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樊剑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10元，减半收取计1，2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10元，均由樊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 焱审判员 蒋庆琨审判员 钱文珍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曹晓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