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27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3，男，1949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某1，女，195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灿权，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蒙某，女，1982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1，女，200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2，男，201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上述两名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蒙某，个人信息同上，系两名被上诉人的母亲。上述三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少斌，广东法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某3、冯某1因与被上诉人蒙某、梁某1、梁某2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5民初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黄文劲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梁某3、冯某1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撤销梁某3、冯某1赠与蒙某、梁某1、梁某2的房屋权属及房屋拆迁补偿分配权；2.解除梁某3、冯某1与蒙某、梁某1、梁某2之间签订的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3.蒙某、梁某1、梁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梁某3、冯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梁某3、冯某1负担。判后，上诉人梁某3、冯某1不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梁某3、冯某1赠与蒙某、梁某1、梁某2的房屋权属及房屋拆迁补偿分配权；3.解除梁某3、冯某1与蒙某、梁某1、梁某2之间签订的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4.蒙某、梁某1、梁某2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大同村委会对梁某3、冯某1与蒙某、梁某1、梁某2《关于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是调解者非见证者，属于错误认定。梁某3、冯某1与蒙某、梁某1、梁某2均未提交双方之间发生纠纷的证据，大同村委会也没有出具梁某3、冯某1与蒙某、梁某1、梁某2之间发生纠纷的证明，也就是说双方之间根本就没有发生纠纷，又何来请大同村委会主持调解呢？人民调解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民间纠纷这个前提就没有，何须启动人民调解程序？根据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审审理期间，梁某3、冯某1没有见到蒙某、梁某1、梁某2提供上述调解协议书的任何内容。退一步来说，即便调解过程没有那么规范，但起码大同村委会有调解记录，记录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纠纷的主要事实和争议事项，但蒙某、梁某1、梁某2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一审法院也没有调查该方面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大同村委会是《关于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的调解者非见证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对《关于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的性质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前述协议无赠与内容，所涉9队房屋的1至4层并非都是梁某3、冯某1的财产，因此该协议并非赠与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依据依然是大同村委会主持调解下达成的协议，而大同村委会没有提供任何调解记录，仅仅提供了一份证明，结合前述分析，大同村委会对该协议只是见证而非调解。既然大同村委会没有提供调解记录，不是调解者而是见证者，那么其证明《关于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是梁某3、冯某1与蒙某、梁某1、梁某2在该村主持调解下将案涉房屋1至4层作为一个整体对权属问题、今后涉及征收补偿及拆迁补偿利益分配等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没有证明效力。《关于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并没有提及房屋的1至4层，一审判决认定协议是关于房屋整体1至4层的权属约定缺乏依据。梁某3、冯某1是基于不动产物权所有权人对物权权属及预期收益进行处分，虽然协议条款没有赠与名称，实质上是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蒙某、梁某1、梁某2，因此该协议本质上就是赠与协议。该协议涉及标的是位于番禺区鱼窝头镇××村××队房屋，房屋产权号码为：c0332107号，该产权证号的权属人为梁某3，是梁某3、冯某1的共同财产。蒙某、梁某1、梁某2对该房屋没有产权，基于产权的预期收益自然也没有。协议显然只是梁某3、冯某1权利的让与，而非双方权利义务的重新分配，这正是赠与合同的本质特征。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关于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是在大同××及××村律师组织双方就案涉房屋权属确认及补偿分配事宜调解下达成，适用法律错误。房屋属于不动产，对不动产权属的确认及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等，物权法有明确规定。根据物权法第六、九、十六条的规定，村委会及律师无权对房屋权属问题进行认定和调解。即便《关于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涉及到房屋的2至4层，由于该三层是在梁某3、冯某1有产权证的首层上加建的，根据城乡规划法的要求，应该办理规划许可证，但蒙某、梁某1、梁某2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即使是条件放宽的穗府办规(2020)18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有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权来源材料，1999年1月1日至2015年7月14日己建成的农村住宅，经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公示无异议的，经镇街确认符合“一户一宅”和建房面积标准的，按实测房屋面积予以确权登记。”也就是说，加建的三层必须走村镇两级程序，但证据材料里没有村镇任何手续。一审判决认定村委会及律师组织当事人对房屋权属确认有效，有越俎代庖之嫌，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案涉房屋2至4层属于权属待定状态。《关于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的标的，只能是双方有权处分的部分，梁某3、冯某1有房屋产权证，而且证号就是协议标的证号，对房屋权属及其预期权益有处分权，蒙某、梁某1、梁某2在协议中没有权利可以处分，只享受梁某3、冯某1给予其房屋权属及基于房屋权属预期拆迁收益权利，而不承担义务，也就是说该协议是单务合同，属于赠与协议。被上诉人蒙某、梁某1、梁某2共同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一审判决合理合法。本院查明：梁某3、冯某1的儿子，即蒙某的丈夫名为“梁某4”而非“梁某5”。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一致。本院认为，梁某3、冯某1与蒙某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签订《关于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对案涉房屋的权属、未来可能的征收和拆迁补偿进行约定，约定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何况，大同村委会已出具证明，证实双方是在该村委会、驻村律师主持调解下签订上述协议，表明双方当事人对协议内容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不存在某一方被欺骗蒙蔽的情形。梁某1、梁某2是未成年人，蒙某作为其法定代理人签订协议，为其争取案涉房屋的相关利益，故梁某1、梁某2有权作为《关于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的合同主体，享有相关权利。根据房地产权证记载，案涉房屋层数为一层，建筑面积为105.8平方米，但是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协议签订之前该房屋已加建了二-四层。《关于房屋权属以及补偿分配协议》上没有特别言明是针对首层进行约定，则应理解为针对案涉房屋一-四层整体所作的约定。梁某3、冯某1上诉提出，案涉房屋二-四层均由其出资建设，本案属于赠与法律关系，其有权撤销赠与，该节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梁某3、冯某1的其余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梁某3、冯某1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梁某3、冯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黄文劲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蔡晓静黄坚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