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新31民终7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乌鲁木齐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752号。法定代表人：袁世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明，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新城南路1号。法定代表人：王继海，职务：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永超，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乌鲁木齐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与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叶城县信用社）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叶城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2016）新3126民初242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叶城县信用社支付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服务费897,360.3元，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5日作出（2018）新31民终155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16）新3126民初242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叶城县信用社向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支付服务费2,991,201.35元。叶城县信用社不服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12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新民再15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31民终155号民事判决书和叶城县人民法院（2016）新3126民初2428号民事判决书，发回叶城县人民法院重审。叶城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2020）新3126民初43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5月18日公开庭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的第一项。2．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剩余60%的服务费1,794,720.6元（2991201x60%），并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损失613,196元（损失计算至给付完毕之日止）两项合计：2,407,916.6元。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以及其他合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存在偏差。首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合同约定的实质内容上来看，双方合同的法律“关系为服务合同，上诉人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已经享受了所有优惠政策，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合同约定的服务事项是，（1）主合同义务上诉人负责被上诉人享受财税58号文所得税按照15%征收；（2）并由上诉人负责被上诉人2011、2012两年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合同约定上诉人具体的服务方式为：（1）提供合法真实的鉴证报告（2）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服务方案和操作意见，进而为被上诉人提供准确、合法的服务。最后在费用支付上，双方约定在被上诉人收到退税三日后，向上诉人支付退费总额20%的服务费。所以从合同的服务事项、服务方式、费用支付上我们清晰的认定合同本质上就是税务服务合同，上诉人在技术上提供税务鉴证服务；但核心的服务是协助被上诉人与地县两级国税局就其优惠政策落实审批以及2011、2012年度多缴税款返还工作进行政策上的沟通和协调从而实现合同目的，以上工作全部都是在上诉人亲自前往喀什地县两级国税局进行沟通协调下得以实现的，同时叶城县国税局也是在请示了地区国税局以及经地区局同意后方才对被上诉人予以审批确认。在庭审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其具体和地县两级国税系统任何经办人员和相关领导进行了沟通，而只有程序性的递交材料。其次，法院片面的划分责任，认为上诉人违约在先并扣减了上诉人60%的服务费并不予支持上诉人的逾期利息请求，严重有违案件事实。上诉人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被上诉人享受了2011-2020整个10个年度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且实现了2011年、2012年多缴国库的税款进行了抵退，上诉人何来的违约。同时，双方在合同的约定中并没有就合同的期限进行约定，法院单方面的认定双方约定了服务期限，这完全是对被上诉人的偏听偏信与案件事实完全偏离。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也只是明确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显示，以上证据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在整个合同履行中只是自行向叶城县国税局提交了相关材料等程序性的工作，但就如何实现政策突破，促使国税局予以同意抵退2011、2012年多交税款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向法院提交。以此法院就认定是其自行完成了全部工作。而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中明确指出被上诉人优惠政策得以享受以及多缴税款的返还得益于国税系统就优惠政策依职权主动推进实施得以实现，但就该部分被上诉人没有向法院出具任何证据，一审法院也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反倒是上诉人提交了大量第三方即喀什地区国税局、叶城县国税局的函件以及喀什地区国税局法定代表人的调查笔录等证据，而上诉所有证据均全部指向上诉人，也证实了被上诉人政策的享受以及退税实现是上诉人在自治区、地区、县三级国税系统作了大量工作和推动下以后得以实现，并非国税系统政策的深入实施推进促使被上诉人享受政策的。在原审判决当中，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没有签订税务服务合同之前，没有享受2011、2012年的优惠政策，按照25%的税收比例全部进行了缴纳。如果按照文件应当享受而没有享受，原因是喀什地区的信用社都没有纳入到西部大开发的优惠项目类别中，所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合同之前只能按照25%缴纳税款没有优惠。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又再次提交了其工作人员与喀什地区国税局主管领导就农信社政策享受抵退税的请示汇报以及沟通的电子数据信息，上述细节证据全部予以了公证，这些公证的电子数据也旁证了法人机关的函件的所述情况完全与事实一致，并且上述电子数据的时间与被上诉人递交材料的时间完全吻合。这更证明了被上诉人政策的享受是上诉人服务的结果，而非是行政机关依职权政策深入推进的产物。综上所述，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全面的履行了合同义务，被上诉人也享受了所有的优惠政策，上诉人根本没有违约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只是递交了一个材料，更单方面认定被上诉人政策享受是国税部门政策推进的结果却又没有事实证据加以证实，就片面的认定上诉人违约从而扣减了上诉人60%的服务费，这更是对被上诉人完全缺失诚信的行为的鼓励和助长，严重的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案情的前提下依法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叶城县信用社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其事由均不成立，请求终审判决予以驳回。事由如下，本案一审判决为了“酌情”支持上诉人40%的诉讼请求，已经牺牲了“上诉人原一审诉求债权依法根本不成立”的“法定事实和理由”，并因此作出了极度偏袒上诉人的判决结果。具体事由简述如下：一、本案一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交全部证据的举证、质证程序合法、科学、精细、全面；一审法院对全案证据的审核、比较、分析、判断和认证，不仅切实做到了客观、全面、缜密、精准，而且完全符合法学逻辑和最高法院关于对证据认证应当遵循的原则；一审判决在充分评估双方当事人对每份证据的“举、质证意见”，并逐一进行比较、分析、甄别、判断的基础上，对全案所有证据分别逐一做出了合法、客观、精准的认证。1．针对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全部12组证据，一审判决实际确认其具有真实性、效力性、关联性的证据，只有第1组、第2组和第3组；而且在被确认具有“三性”的这第1、2、3组证据中，第1组只是证明上诉人主体资格变更的证据，第2组是答辩人与上诉人双方签订的案涉《税务代理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第3组仅仅是国家机关发布实施的两份规范性文件［一是财政部（2011）58号文，二是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12日公告］，以上三组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否履行了案涉合同，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否享有案涉合同权利。除此之外，对上诉人提交一审法院的第4组、第5组、第6组、第7组、第8组、第9组、第10组、第11组、第12组证据，一审判决均不认可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即均不予认证。2．针对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全部13组证据及其证明事项，一审判决确认其全部具有真实性、效力性、关联性，并予以认证。上诉人虽然对一审判决的上述“认证”内容提出质疑，但是，上诉人却不能提供据以推翻上述“认证”内容的任何“证据或合法有效的事由”。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客观、公正、准确”。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以其对证据的“认证”为条件和前提，基于认证”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的各项事实均合法有据、客观公正。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是：1．案涉《税务代理协议书》《税务代理补充协议》（下统称为“案涉合同”）虽然合法有效，但是，由于案涉合同约定有明确具体的履行期限起止日期自2013年4月18日至2013年6月30日，因此案涉合同应当是“附期限的合同”，而且在合同履行期届满后双方当事人均未协商过是否继续履行。2．案涉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答辩人于2013年9月23日和2013年11月15日，向叶城县国税局提交了关于减免2011-2012年度所得税的全部申请报批资料，据答辩人提交的减免税资料显示，应减免2011-2012年度所得税的金额是14,956,004.77元，最终被叶城县国税局审核批准减免税的金额也是14,956,004.77元，二者完全吻合。3．上诉人在一审中诉求“服务费2,991,201.35元”所依赖的证据及其计算依据，是上诉人制作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19日的《减免税审核鉴报证告》中确定的应减免答辩人2011-2012年度所得税金额14,956,006.76元，上诉人诉求服务费2,991,201.35元的计算方式为14,956,006.76元×20%=2,991,201.35元；而该鉴证报告作为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的唯一证据，其确定的减免税金额（14,956,006.76元），明显不同于答辩人申请减免税的金额（14,956,004.77元）和县国税局审批确定并实际减免税的金额（14,956,004.77元）。4．减免所得税是国家的优惠政策，相关的优惠政策及其批文是国家机关依职权的履职行为，答辩人最终享受到减免所得税的优惠，是国家优惠政策在实施中逐步推进的结果，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答辩人享受到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上诉人履行案涉合同的结果。5．案涉合同中约定属于上诉人的一项主要合同义务是上诉人负责答辩人享受优惠政策，并在2013年6月30日前完成将减免税款返还到答辩人。而且上诉人计收20%服务费须以减免税款返还到答辩人的成果为基础。但是，事实是上诉人至今也未履行此项合同义务，故上诉人根本不具备收取服务费的必要条件。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认定内容客观、公正、准确。上诉人虽然提出质疑，但是，却不能提供任何足以推翻上述“认定事实”的证据或法定事由。三、本案一审判决遗漏了一项法律适用和证据认定内容，即遗漏了适用《合同法》第46条认定案涉合同履行期限届满2013年6月30日后就终止并失效，同时还遗漏了适用《合同法》第77条、78条认定案涉合同期满后未续期、未变更的法定事实。本案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是附生效期限的合同，所附生效期限为2013年4月18日-2013年6月30日上诉人在合同有效期内没有履行任何合同义务，没有形成任何债权债务。依据《合同法》第46条规定“附期限的合同自合同期限届满时终止”，据此，案涉合同至2013年6月30日就己经法定终止和失效。终止和失效后的合同，当然是不会再形成合同之债的。依法终止和失效根本没有因当事人继续履行而默认合同恢复生效的任何法律依据，不仅如此，而且《合同法》第77条、78条还特别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对变更事项未明确约定的，推定为未变更。”因此，法律明确规定的原则不仅是“禁止推定当事人默认变更合同内容”，而且只能“反向推定合同未变更”。然而，一审判决遗漏了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明确认定案涉合同至2013年6月30日止就因届满履行期限而终止并失效。四、在对上诉人一审诉求服务费的依据是否合法、是否应该支持的问题上，一审判决作出了对上诉人极度偏袒的判决结果。本案中，上诉人一审中诉求服务费的依据是《鉴证报告》和《催款账单》中所确定的减免税金额（14,956,006.76元），计算方法是14,956,006.76元×20%=2,991,201.35元；上诉人的此项请求及其依据，自本案原一审至今从未改变过。但是，本案经一审质证后，足以确认的客观事实是《鉴证报告》及其确认的减免税金额（14,956,006.76元），根本没有被用于本案的减免税业务因此，上诉人赖以诉求本案服务费的唯一证据即《鉴证报告》，根本不能作为上诉人据以诉求服务费的合法根据。这是上诉人在本案中诉求事项不能被支持的实质错误和根本错误。而且法院无权变更当事人诉求依据和计算方式。一审判决强行“酌情”支持上诉人40%的诉讼请求，显然是错误的、是超越和滥用职权利的结果。五、关于服务费收取标准和依据问题，一审判决结果也是极度偏袒了上诉人。案涉合同的“代理或服务”业务收费，应该执行的标准是政府指导价，即新疆发改委“新发改收费［2010］1830号文及其所附的收费价格表”（下简称1830号文），依据1830号文规定，税务师事务所收取鉴证类业务的正常履约收费标准，仅仅是鉴证报告确认金额的0.2%，上下浮动不得超过20%，即经最大幅度上浮后收费比例只有0.24%；而本案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则高达20%，超过正常标准的100倍，即使一审判决减按40%收取服务费，那么也超过正常收费标准的40倍，而且此时已经远远超过了案涉合同约定所附的超短履约期限，已经失去了加倍收费前提条件。一审判决在认定上诉人单方违约的前提下，所依据的“酌情”及“公平”原则，相比于政府指导价的标准而言，对于答辩人显然极度偏颇，极不公平。六、案涉合同（包括补充协议）均是由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条款”，依据《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据此，本案中，关于合同“附期限生效2013年4月18日-2013年6月30日以及上诉人逾期履约就丧失合同收费权”等内容的理解有争议的，均应当依法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解释。综上，一审判决结果已经过分体现了对上诉人早已消亡的“合同债权”的极度偏袒和不当保护。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服务费2,991,201.35元并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利息损失613,196元，两项合计：3,604,397.5元。2．本案的诉讼费以及其他合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28日，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与自治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了税务代理协议书，委托代理期限为2013年3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止，委托代理范围是负责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享受（2011）58号文件中所列所得税减按15％个案工作，当日原告与自治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税务代理补充协议，原告承诺于2013年3月31日之前结束工作，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应按照退税金额的20％支付服务费。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为了能使2011年、2012年度享受［2011］58号文件中所列--所得税减按15％征收这一税收优惠政策，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4月18日签订了《税务代理协议书》，委托代理期限为2013年4月18日至2013年6月30日。委托代理的范围及具体内容为：第一条：原告（乙方）负责办理被告（甲方）关于享受财税［2011］58号文件中所列--所得税减按15％的方案工作；第三条：在甲方收到退税税额的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及其他权利义务。因双方就《税务代理协议书》第二条中未明确约定关于服务期起止时间及其他事项，故原、被告双方于当日就进一步明确各自在主合同中的责、权、利，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一、原告（乙方）负责被告（甲方）关于享受财税［2011］58号文件中所列-所得税减按15％征收的各案工作。并于以后每年年度汇算清缴前做好各案工作；二、原告（乙方）负责被告（甲方）享受上述优惠政策后对于2011年、2012年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三、关于本协议第二条所述工作，原告（乙方）承诺于2013年6月30日前结束；四、被告（甲方）应向原告（乙方）支付退税金额的20％作为服务费用，支付日期应在被告（甲方）收到退税税额的三日内支付完毕；若被告（甲方）按照原告（乙方）出具的服务方案和意见操作后又出现缴纳或补缴退税款、滞纳金的情况，原告（乙方）应全额退回被告（甲方）已支付退税金额20％的服务费用，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3年6月30日，即双方签订税务代理协议到期时，原、被告双方均未向对方释明就该协议是否继续履行或是终止的意思表示，后双方各自单独就该税款抵退工作跟进办理。2013年7月22日，叶城县农村信用联社向叶城县国税局提交关于减按15％缴纳2013年度所得税的《申请报告》《企业所得税优惠项目备案登记表》、叶城县农村信用联社2011-2012年度的《收入明细表》各一份，在案涉合同委托代理时限届满叶城县农村信用社自行启动减免税申办业务。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社于2016年享受了2011年、2012年税收优惠政策后，抵退税款总额为14,956,004.77元。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因办理被告税款抵退工作服务费共计2,991,201.35元。另查明，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享受退税优惠政策之前按照企业所得税的25％来计算，2011年实际缴纳的税款为14,127,280.41元，2012年实际缴纳的税款为23,262,731.49元，合计37,390,011.90元。按照10％的优惠政策，即按15％的所得税税率缴纳计算，2011年享受优惠政策抵退税款10％即5,650,912.17元，2012年享受优惠政策抵退税款10％即9,305,092.60元。2011年、2012年合计享受优惠政策抵退税款总额为14,956,004.77元，以上退税金额被告已于2016年6月全部享受，按照原被告双方协议约定以退税金额的20％作为服务费，该服务费为2,991,201元。乌鲁木齐宏诚信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将企业名称变更为乌鲁木齐市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支付服务费2,991,201.35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抵退税款工作的完成主体是哪一方。2013年4月18日，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与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的《税务代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了原告服务内容为负责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1年、2012年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并约定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收到退税款后向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支付退税金额20％的服务费，服务期间截止2013年6月30日。庭审中，原告陈述合同中约定的期限仅是提供完成委托事项所需的相关手续资料，即完成了委托事宜，至于什么时候享受优惠退税不是由其意志决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原告所得服务费是在取得税收返还的部分的基础上进行计算收取。原告提交的2013年7月19日的减免税鉴证报告并无证据证实原告向被告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过，叶城县国税局备案的叶城县农村信用联社的企业所得税备案登记表等资料均加盖了叶城县农村信用社的印章，系叶城县农村信用社直接向叶城县国税局提交和报备。故法院对原告陈述按照合同约定于2013年6月30日前向有关部门全部提交了被告就享受税款抵退相关资料即完成委托事宜的主张不予采信。针对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提交证据，并提出系以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名义向自治区国税局、自治区发改委等行政机关请示的函及相关行政机关系针对原告请示所做出的复函和下发的通知文件，及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8号文件通知，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因上述文书均是行政机关出具的规范性文件，无法直接证实是由原告提供服务的结果，且原告亦未向法庭提交期限届满继续跟进办理退税实质性工作的证据。另，2013年6月30日合同约定服务期限届满，原告作为受托方应积极与被告就政策享受及退税工作相关情况及时向委托方沟通汇报，未与被告方沟通，亦未办理完毕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事宜，其是否继续提供后续办理服务，导致被告方认为合同到期被告未办理完毕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而合同自然终止，遂各方自行单独就该税款抵退工作跟进办理。庭审中，原、被告均主张被告所享受的税款抵退工作系其单方通过努力办理完成，法院根据原、被告双方陈述、答辩及证据综合分析，认为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均无法直接证实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享受的多缴税款抵退工作系原告自行完成的事实。原告乌鲁木齐市中税科信有限公司为税款抵退工作开展了一些辅助性的前期协调工作。但税款抵退工作能够能否完成，得益于国家对西部地区优惠政策的深入实施及国税局对减免税收优惠政策的普及力度，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符合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才能完成对2011年、2012年多缴税款的抵退工作，而并非由原告乌鲁木齐市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工作所能完成。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社于2016年享受了2011年、2012年税收优惠政策后，抵退税款总额为14,956,004.77元，按照协议书约定以退税金额的20％作为服务费，该服务费为2,991,201元。结合原告只是前期履行了零星的辅助性合同义务，故法院酌定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原告中税科信有限公司支付40％服务费即1,196,480元（2,991,201元×40％）。对其多诉部分的请求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判决如下：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乌鲁木齐市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服务费1,196,48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729.61元，原告乌鲁木齐市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1,510.71元，被告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9,218.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以下两份证据：第一份证据是，“关于优惠政策备案问题的答复”答复机关是自治区税务局所得税处向天山区税务局的一个行文，来源于自治区税务局所得税处的内网。主要内容是2011年、2012年关于西部大开发退税申报期已经超过时间的答复。主要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关于2011-2012年退税超过申报时间，同时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上级机关自治区信用联社所享受的2011-2012所享受的退税时间也已经超过。证明事项2、在2013年7月3日该答复出示以后，被上诉人以及其上诉机关（自治区信用联社）自主申报享受58号文件的时间、资格已经超过申报时间，因为已经超过了两年。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文件从发文和接收对象来看，均不在喀什以及叶城县，本案的减免业务根据一审中已经达成的一致为喀什地区叶城县国税局，而不是天山区国税局。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自治区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的答复，但没有盖公章，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本院不予确认。第二份证据，《自治区税务局税收征管业务操作规范》当中有3个程序，第1个是所得税优惠减免备案管理程序，第2个是所得税优惠减免审批管理，第3个是退税处理，三个环节。主要证明，上诉人在原审当中提交的网络邮件，根据被上诉人的经营状况以及被上诉人的经营资料所作出的申报文件是按照上诉规定指导被上诉人完成了上诉三个环节的工作任务，最终达到了退税。被上诉人质证称我们对其三性均不认可。因为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税局编写的规定，它是不具备颁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仅仅是一份由自治区国税局自己编写的关于减免税申报审批业务程序应当遵守的操作规范，该文件最多也只是一个由省级政府职能部门制定和发布的关于上诉业务的学理性解释，所以它不具备参考和依据的法律效力。在操作规范内容写入本案的合同之前，该文件对本案没有任何参考效力。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是操作规范，没有针对性，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7月27日下发财税（2011）58号通知主要内容为“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自治区农信社及喀什地区县域农信社到了2013年还未享受以上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上诉人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主动和自治区农信社接洽协商，确定由上诉人代为指导、协调帮助其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于2013年2月26日上诉人以自治区农信社的名义向自治区国税局发函《提请协调解决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2013年2月28日，上诉人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签订《税务代理协议书》，内容为“上诉人负责帮助、指导、协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享受财税［2011］58号文件中所列所得税减按15%征收的个案工作”。2013年3月13日上诉人草拟了自治区农信社于2013年4月24日向自治区发改委的请示报告。2013年4月18日，上诉人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与被上诉人叶城县农信社签订《税务代理协议书》，内容与自治区信用联社签订的合同一致，主要内容为除了原审认定的事实外还约定：“第六条：上诉人的责任和义务是对甲方提供的有关资料进行审核鉴定并按照约定时间完成委托事项，出具真实，合法的鉴证报告。上诉人应当制定合理的计划和事实能够获取充分，适当证据的审核程序，为被上诉人的委托事项提供合理保证。上诉人有义务对有关服务项目委派称职的工作人员予以操作”，还约定了违约责任和其他事项。2013年4月9日新疆国税局所得税处对自治区农信社2月26日的涵提出的问题，下发了新国税所便函〔2013〕2号通知主要内容为“对符合条件并已备案的县市联社，可暂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2013年7月14日，自治区发改委西部办向自治区国税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出具复函确认自治区农信社符合优惠政策的主体。于2013年11月13日新疆国税局下发了新国税函〔2013〕299号通知，明确了新疆农村信用社从事全区84家县市联社可以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上诉人承诺完成2011、2012年多缴税款退税工作的期限已经到期，双方均未向对方释明就该协议是否继续履行或是终止的意思表示。2013年11月12日马虹通过自己的邮箱2011、2012年的补报资料（申请报告、备案登记表、占比说明、收入明细表）发送给王宝玲。同时查明，因2011年、2012年已过报备时间不予报备，上诉人的经办人员王宝玲、马虹等人亲自与客什地区国税局协调沟通操作。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合同的效力怎么认定？上诉人是否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合同有效期和合同履行期限法律上是有区别的，合同的有效期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设定一定的期限，作为决定合同效力的附款。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期限，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期限的除外。附生效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满时失效。合同履行的期限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协商订立合同过程中约定的，是用来界定合同当事人是否按时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延迟履行合同义务的客观标准，是双方履行合同的时间界限，该界限经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字生效，受法律保护，违反该约定，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合同不履行不是自然终止，而是通知终止或者法院判决终止，不履行的可以根据合同内容主张违约责任。该案中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对于2011、2012年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的履行期限为2013年6月30日，该履行期限内上诉人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期限届满后，被上诉人没有追究上诉人的违约责任，也没有申请解除、终止。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依然存在，被上诉人合同已经终止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称，“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已享受了所有的优惠政策，所以被上诉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全部服务费的义务”。但是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给自治区国税局出的涵和上诉人草拟的自治区农信社向自治区发改委的请示报告的时间都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合同之前，上诉人为了履行上诉人与自治区农信社的代理合同进行的行为。通过上诉人努力争取，自治区发改委西部办于2013年7月14日复函自治区国税局征管处，明确认定自治区内84家县市联社符合目录要求。上诉人出具了审核鉴证报告以及相关报备材料。双方签订的“税务代理协议”与“税务代理补充协议”中约定上诉人的责任和义务是“上诉人负责被上诉人对甲方提供的有关资料进行审核鉴定并按照约定时间完成委托事项，出具真实，合法的鉴证报告。上诉人应当制定合理的计划和事实能够获取充分，适当证据的审核程序，为被上诉人的委托事项提供合理保证。上诉人有义务对有关服务项目委派称职的工作人员予以操作。上诉人负责被上诉人关于享受财税［2011］58号文件中所列-所得税减按15％征收的各案工作；并于以后每年年度汇算清缴前做好各案工作；上诉人（乙方）负责被上诉人（甲方）享受上述优惠政策后对于2011年、2012年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上诉人承诺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于2013年6月30日前结束；”。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的以上义务完全履行的情况，给法庭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19日的减免税审核鉴证报告、2013年11月12日马虹通过自己的邮箱给王宝玲发送补报资料的邮箱记录。庭审中双方均主张被上诉人所享受的税款抵退工作系其一方通过努力所办理完成。上诉人为税款抵退工作开展了准备鉴证报告、补报资料，开展了跟国税部门沟通，协调等工作。但无法证实上诉人的行为是完全履行本案合同的义务。被上诉人称鉴证报告和补报资料是自己准备，自己向叶城县国税局提交的，跟上诉人没有关系，但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以上材料和被上诉人向叶城县国税局提交的材料基本上一致。本院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陈述、答辩及证据综合分析，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现有证据均无法直接证实被上诉人所享受的多缴税款抵退工作系一方单独办理完成的事实依据。按照双方提交的行政单位下发的通知，文件，答复函等证据来看，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深入实施及国税部门对减免税收优惠事项清理工作的不断推进，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税务代理协议”及“税务代理补充协议”前后与自治区国税局所得税处、自治区发改委进行多方沟通，请示。与喀什地区国税局沟通、协调，在政策推动上做了不少的工作。被上诉人向叶城县国税局提交申请，报备材料。合同上约定的被上诉人享受所得税减按15%，2011、2012年多缴税款的返还工作已经实现是政策上的推进、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不同的工作的成果。但是案件事实来看大部分工作是上诉人完成的，原审法院支持40%的服务费不符合案件事实，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完成了大部分工作量，可以认定60%的工作是上诉人完成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1,794,720.6元（2,991,201元×60％=1794720.6）的服务费符合事实完成的工作量。上诉人上诉请求合理的部分本院支持，其他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准确，但部分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影响了裁判结果，故对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叶城县人民法院（2020）新3126民初43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上诉人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服务费1,794,720.6元。三、驳回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729.61元，上诉人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负担12,111.84元，被上诉人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18,437.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063.33元，由上诉人乌鲁木齐中税科信公司负担10,425.33元，被上诉人叶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15,637.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木叶赛尔 ·热瓦甫审  判  员   阿卜杜克热木图尔荪审  判  员   艾克拜尔江·买代提二 〇 二 一 年 七 月 七 日书  记  员   帕热哈 · 艾尔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