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14民初5506号 原告：刘莉，女，197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被告：厦门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豆仔尾****之一。 法定代表人：黄茂文，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松，男，该公司员工。 原告刘莉与被告厦门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一建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蒋园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厦门一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刘莉与厦门一建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厦门一建公司支付刘莉因未与刘莉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的双倍工资及辞退刘莉应支付的双倍赔偿金，共计42000元；3.判令厦门一建公司为刘莉补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或以现金方式补偿给刘莉；4.判令诉讼费由厦门一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9月16日至2020年8月20日，刘莉在厦门一建公司位于新都区大天路口《绿地城1号地块中建七局项目部》担任资料员，每月工资3000元。工作期间厦门一建公司一直未与刘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刘莉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并于2020年8月20日无故将刘莉辞退。刘莉向成都市新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仲裁委经审理驳回了刘莉的仲裁请求，故刘莉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厦门一建公司辩称，一方面，刘莉未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厦门一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厦门一建公司仅为用工主体，并非劳动关系认定中的用人单位，与刘莉不存在劳动关系。厦门一建公司将工程劳务和工程资料分包给案外人杜明，刘莉系由杜明聘请，由杜明安排工作，工资亦是由杜明发放。工作期间，刘莉仅对杜明负责，未受厦门一建公司管理，与厦门一建公司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故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本院根据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查明下列事实： 2019年9月16日，刘莉开始在新都区大天路口绿地城1号地块中建七局项目部从事资料员工作。关于刘莉入职的经过，刘莉在庭审中称，该工作是其姑父介绍去的，去的时候是和杜明接洽，杜明当时安排其从事资料员工作，工资标准由杜明确定为试用期2400元但承诺后面会高点。 刘莉入职后，其工资由杜明每月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进行发放。平时由杜明对其进行管理。刘莉于2020年8月20日离职，后刘莉以厦门一建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成都市新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厦门一建公司支付刘莉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3000元、解聘时未提前30天通知本人补偿1个月工资3000元以及拖欠的2019年9月半个月和2020年8月份工资4200元，共计40200元。 杜明在仲裁阶段作为作为厦门一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仲裁庭审，但杜明在仲裁庭审中称，厦门一建公司将工程劳务和工程资料分包给劳务公司，刘莉做的工作是劳务公司安排的，杜明作为刘莉的师傅，教刘莉学习，工资都支付了，微信转账给刘莉的，杜明安排刘莉到其他项目去，工资给刘莉调到4000元，刘莉不愿意去，2020年8月16日刘莉就不来上班了。杜明也是劳务公司的人。 成都市新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于2021年3月24日作出新都劳人仲案[2020]878号仲裁裁决书，以“申请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由于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作出“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的仲裁裁决，刘莉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19年12月2日，厦门一建公司与四川仁本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强）签订《绿地城1号地块项目1#楼水电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厦门一建公司将绿地城1号地块项目水电安装工程发包给四川仁本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另外，该合同还载明承包范围还包括“水电安装工程资料完善”，工作范围包括“过程资料完善及签字、后期资料整理装订移交档案馆及各单位”。 2019年12月6日，四川仁本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杜明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合同乙方即杜明承包绿地城1号地块项目水电安装工程资料，双方按0.9元/平方米计算水电资料人工费。同时约定乙方即杜明委派刘莉驻现场配合工程进度资料的完善和监理函接及时签字。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新都劳人仲案[2020]878号仲裁裁决书、工资微信转账图片、劳务分包合同、协议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刘莉向厦门一建公司提出本案一系列诉讼请求，其成立的前提是刘莉与厦门一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莉与厦门一建公司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对此，本院论述如下。 从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来看，据刘莉自认，刘莉所从事的工作系经其姑父介绍，而不是由厦门一建公司招聘。入职接洽是与杜明本人接洽，工资报酬亦与杜明商议，刘莉无证据证明杜明系代表厦门一建公司招聘，因此刘莉无证据证明与厦门一建公司达成用工合意。 从刘莉接受管理的情况看，根据刘莉自认，仅能看出其工作是由杜明安排，但刘莉未提交证据证明杜明是履行厦门一建公司的职务代为管理刘莉，刘莉提交的其与微信名为“深色瞳孔”的人的聊天记录也不能看出刘莉在接受厦门一建公司管理，刘莉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厦门一建公司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刘莉。 从工资发放的主体来看，刘莉的工资是由杜明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发放，并非由厦门一建公司支付。 刘莉称其做的资料包括投标清单等与厦门一建公司有关的重要资料，但对于该主张，刘莉仅提交一个不清楚制作主体的资料复印件，并未提交更多其他证据来证实其所做资料是为厦门一建公司而做。并且，按照一般生活经验，建筑工地层层转包、分包，各主体均是以总承包方的名义做资料，故并非所做资料与厦门一建公司有关就认定刘莉系为厦门一建公司提供劳动。另据厦门一建公司与四川仁本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显示，涉及该地块的水电安装工程资料已经分包给了四川仁本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关于杜明的身份问题。一方面，刘莉无任何证据证明杜明系代表厦门一建公司对其进行管理和发放工资。另一方面，杜明在仲裁阶段作为厦门一建公司的代理人出庭应诉，其称其系厦门一建公司分包出去的劳务公司的人，该陈述虽与厦门一建公司在本案中所举证的杜明与四川仁本复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所签订《协议书》内容有一定矛盾之处，但不论在仲裁庭审中杜明自述，还是本案中厦门一建公司陈述，能印证一个事实，即至少杜明不是厦门一建公司员工。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之规定，刘莉无证据证明杜明代表厦门一建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实际接受厦门一建公司的管理、控制、监督，无证据证明其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属于厦门一建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厦门一建公司也未向刘莉发放工资，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于刘莉提出的确认其与厦门一建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为刘莉与厦门一建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刘莉的其余诉讼请求无请求权基础，故本院对于刘莉提出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并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莉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已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刘莉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蒋园园 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魏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