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40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住清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某，北京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某、王某1与被上诉人王某2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清徐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晋0121民初122号民事判决书，赵某、王某1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20）晋01民终333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赵某、王某1不服清徐县人民法院（2020）晋0121民初2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某、王某1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20）晋0121民初209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王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诉称的200万元现金借款，上诉人从未收到该款项，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一审判决在认定双方在几年来存在多次借贷的情况下，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一份《借款单》即认定双方发生了借贷关系，对上诉人是极其不公平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其向上诉人已经完成出借义务，从被上诉人的证据以及陈述反而可以印证其并没有向上诉人出借200万元，故双方的借款合同未生效，因此，上诉人没有偿还被上诉人200万元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一）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应当综合被上诉人的款项交付凭证、借贷金额的大小等方面综合判断被上诉人是否已经履行出借义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应当对其向上诉人出借200万元借款进行完整的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出借义务，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以及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应证据均不能合理的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没有向其偿还200万元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之规定，法院应当对被上诉人的款项交付凭证、借贷金额的大小等方面综合判断被上诉人诉称的200万元是否已真实出借，不能仅依据《借款单》以及少部分转账凭证来认定被上诉人已实际向上诉人出借200万元，况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凭证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偿还。因此，被上诉人不能证明且不能合理解释200万元已实际出借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二）一审判决“本案中，王某2提供了赵某、王某1出具的借条主张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赵某、王某1辩解未实际借到款项，对此赵某、王某1应对此作出合理说明”的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为何先出具《借款单》正是鉴于与被上诉人已经多次发生借贷关系，故出于相信被上诉人，于是在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即出具《借款单》，这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被上诉人作为出借人首先应对其出借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并非一审判决将举证责任转嫁，让上诉人证明该款项未实际借到。综上所述，在已经认定双方在出具《借款单》前后存在多笔经济往来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与之前的经济往来无关，亦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充分证明其已实际向上诉人出借20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上诉人不负有偿还被上诉人200万元的义务。二、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否认在出具《借款单》之前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根据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及陈述，完全可以证明出具《借款单》之前的借款在被上诉人起诉前已经偿还完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目前不存在其他借贷关系。因此，一审法院仅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出具借条前后存在多笔以转账或现金方式给付款项的事实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200万元的借贷关系明显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是严重错误的。因此，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本案事实的情况下错误下判，对上诉人存在明显的错误与不公之处，故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并依法判决，从而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王某2辩称，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借款单本身是对2011年至2017年间双方所产生的多笔债权的再确认和对账，双方之间并未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诉争标的系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至2017年期间所实际形成，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了其向上诉人及其指定的多个第三人银行账户转账、微信转账等转账记录、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出借款项期间的银行流水等证据均实际证明被上诉人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二、被上诉人具有出借款项的实力，双方当事人之间有通过包括银行转账、现金支付、微信转账等多种方式形成借贷关系的交易习惯。2018年4月28日经双方对以往债权、债务对账，二上诉人自愿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款单，其所载明的借款数额系本案当事人双方对2011年至2017年间所发生的借款还款进行的对账减免和调整。该借款单明确载明知道王某2现金200万元整，不仅是双方实际已经成立借款借贷关系的证明，而且是对2011年至2017年间所发生的债权债务事实的再确认，该借款单明确载明知道王某2现金，其不论是从文义解释还是学理解释，均能表明其认可收到了所借款项。本案借贷双方当事人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理应对该借款单所产生的意思及法律后果具有明确的认知。三、二上诉人均自认该借款单的出具系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该借款单同时具有欠条、收据、对账单的作用和功能，当事人双方并未就此建立新的民间借贷关系。同时前述借款单背书载明2018年5月29日付现金3000。王某1，该背书系由上诉人王某1亲自记录，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均对该事实予以自认，该行为不仅是对其已向被上诉人偿还3000元借款事实的自认，而且也产生了被上诉人已收到3000元还款的收据作用，且在原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所提供的2019年1月31日其通过案外人王娟向被上诉人还款10万元的网银回单，2019年12月13日其通过案外人王玉杰向被上诉人转账10万元并备注为还王某2借款本金的网银回单，符合有借有还的交易逻辑，也能进一步佐证被上诉人已实际出借款项的事实。四、二上诉人主张本案诉争借款已经偿还完毕，但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据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仅可以证明在2018年4月28日对账前有过还款事实，但其所主张的所偿还的款项已经在双方合意对账之时予以扣除。据其所提供的2019年1月31日及2019年12月13日通过案外人王娟、王玉杰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20万元的网银回单与其诉称的“出具借款单之前的借款在被上诉人起诉前已经偿还完毕”“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目前不存在其他借款关系”，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结合前述上诉人王某1的背书，仅仅能证明在2018年4月28日对账之后，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了203000元，并不能证明其在2018年4月28日对账后，被上诉人起诉前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偿还完毕全部所欠款款项，双方目前不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因此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上诉人依法应当向被上诉人履行还款义务。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一审判决。王某2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赵某、王某1偿还借款2000000元及利息380000元（从2018年4月28日到2019年12月28日），利息计算至付清之日。一审查明，赵某、王某1系夫妻，王某2与赵某系亲戚关系，多年来王某2和赵某之间就存在多笔借款往来，有转账支付，有现金支付。2018年4月28日，赵某、王某1向王某2出具了一分借条，借条上记载的内容为：“借款单，兹到王某2现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借款理由110+902018年4月28日赵某、王某1140121196911062532140121196901262565”。借条背面记载的内容为：“1、2018年5月29日付现金3000王某1。”背面记载的内容为王某1书写。2019年1月31日赵某通过王娟娟转账给付王某2100000元，12月31日通过王玉洁转账给付王某2100000元，转账时备注还王某2借款本金。关于借款单上记载的110+90，王某2陈述是110万加上90万，90万是2011年至2013年的借款为720000元，2015年8月结算时为870000元，2018年4月结算时加了30000元的利息写成了900000元。110万元是2017年借款，借款金额为1364933元，偿还了490000元，加上150000元的感谢费为1024933元，2018年4月28日结算时加了些利息就写成了110万。赵某陈述是约定好了先借90万，再借110万，就一并先出具了借条。借款单背面记载的内容，王某2陈述是结算后一直没还，连生活费都没有，向赵某催要，赵某让王某1还了3000元，王某1就在借条背面写了第一次还款3000元。赵某陈述是出具借条后，一直没有拿到钱，后和王某2电话沟通说有些困难，需要一些费用，就让王某1先给了3000元的费用。一审判决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借款是否已实际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王某2提供了赵某、王某1出具的借条主张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赵某、王某1辩解未实际借到款项，对此赵某、王某1应对此作出合理说明。赵某、王某1辩解是先出具借条后支付款项，出具借条后未支付款项，借条上记载的“110+90”是先借110万，再借90万及借条背面记载的3000元为出具借条后，王某2未给付借款，为了让王某2筹集借款，另外给王某2的费用，对赵某、王某1的辩解不予采纳，赵某、王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多次与他人发生借贷关系，理应知道出具借条产生的后果，其辩解与一般社会公众的交易习惯不符，所作的辩解并不属于合理说明。王某2提供的借条中记载的兹借到及借条背面记载“1、2018年5月29日付现金3000王某1。”也具有款项实际交付的意思，结合双方之间多次发生借贷，有现金交付的习惯及2019年12月13日的还款也备注为还王某2借款本金。综合以上可认定王某2与赵某、王某1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王某2请求赵某、王某1偿还借款的请求应予以支持，借款后王某2认可2018年5月29日偿还3000元、2019年1月31日偿还100000元、2019年12月13日偿还100000元，本案中赵某、王某1还应偿还1797000元。关于王某2主张的利息，虽然王某2与赵某、王某1之间的多次借贷中都约定的有利息，但根据王某2的陈述，本案中的借款为双方结算而确定，且结算时已包含了利息，出具借条时并未对利息进行明确约定，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对王某2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某、王某1应偿还王某2借款179700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赵某、王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王某2借款1797000元。二、驳回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借款是否已实际发生。《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赵某、王某1与王某2系亲戚关系，从2013-2018年以来赵某、王某1多次向王某2借款，有转账支付，有现金支付，数额大、次数多、跨度时间长。2018年4月28日，赵某、王某1给王某2出具借条，王某2认为是对之前借款的对账和汇总，赵某、王某1认为之前的借款已还清，2018年4月28日写借条是计划新的借款，先出具借条后支付款项，但王某2未支付款项。赵某、王某1出具借条与正常情况下出具的借条不同，借条上记载的“110+90”，以及借条背面王某1书写付3000元，赵某、王某1主张是为了让王某2筹集借款给王某2的费用，不能令人信服。赵某、王某1在借条出具后仍有还款，借条背面记载的3000元为出具借条后付款，应视为还款。2019年12月13日的还款也备注为还王某2借款本金。赵某、王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多次与他人发生借贷关系，理应知道出具借条产生的后果，综合以上可认定王某2与赵某、王某1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借条应认定为是对之前债权债务本息的汇总。上诉人赵某、王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20973元，由上诉人赵某、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跃峰审判员 米青山审判员 李 哲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 赵梓余书记员 李欣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