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晋08民终12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民，男，195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万荣县解店镇西贾村第一居民组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兵泽，山西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燕燕，山西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运城市众鑫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运城市盐湖区学苑路西与盐湖大道北交叉口（红旗东街02955号）紫薇公寓4层。 法定代表人：曲补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旗，山西韶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晓格，山西韶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建民因与被上诉人运城市众鑫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20）晋0802民初2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建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兵泽、蔡燕燕、被上诉人小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旗、尚晓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建民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真正的借款关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借款”是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退股请求后，公司董事长曲补清和总经理王平鸽已经在退股申请上书面签字同意，第二天却以股东流程未走完，提出先给上诉人支付580万元，三个月内解决退股后用退股款折抵，多退少补。 1、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公司股东之一，在被上诉人公司2014年3月7日成立时，上诉人就实际缴纳现金1000万元出资款，被上诉人公司给上诉人出具正式的《出资证明书》，载明上诉人占被上诉人公司、10%股份。2、2015年2月，上诉人因自己身体原因提出退股，被上诉人公司董事长曲补清和公司总经理王平鸽已同意给上诉人退股并簦字交办公室主任皮振江办理，第二天却提出股东流程未走完暂缓，并提出先同意以“借款形式”先支付上诉人580万元，“借款期限”确定为三个月，同时又签订一份《股份质押合同》，以上诉人的股份作为“质押”。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双方的实质关系来讲，在三个月之内将股份退完，用退股款冲抵“借款”，故本案不应确定为民间借贷关系。3、从上诉人提出退股，被上诉人以“借款形式”支付了580万元（实际是562.6万元）后，上诉人实际上就处于退出公司股东状态，被上诉人公司经营决策，召开股东会，给股东分红基本不通知上诉人。后因被上诉人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发生矛盾，上诉人的退股事宜一直未办理。4、上诉人本身经济条件富裕，完全没有借款之必要。上诉人原经营万通汽车销售、汽车运输等多家公司，在所谓“借款”发生时，名下多家公司都已转让，自己本人及家属名下银行卡“现金”很多，其中有上千万元闲置资金长期用于购买年化收益4%左右的“理财”产品，完全没有必要向被上诉人公司借款，更不可能背负对方所称的“3分高息”，拖延五年不还。按一审判决结果，单纯利息已经达到7985000元之多！上诉人从商多年，且有富裕现金和资产，一个正常的理性人，为什么任由利息“疯涨”不去还钱？综上，一审法院在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关于“借款事实”时，未考虑双方之间股东投资关系，未考虑退股协商过程，未考虑上诉人基本经济条件是否有借款必要性，是否需要数年承担“高息”不还的风险等基本情理逻辑，直接导致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背离情理。二、一审法院诸多程序存在瑕疵，导致事实认定不清，直接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正常保护。1、一审期间，因被上诉人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发生纠纷，公司数次被股东起诉，期间涉及诉讼中有更换法人代表，有撤销公司股东决议等案件，因为这个原因，2020年6月30日该案裁定“中止诉讼”，2020年12月在中止原因尚未消失的情形下，该案被恢复审理。上诉人认为“恢复审理”缺少正当理由。2、一审决定恢复审理后，于2020年12月14日通知12月18日开庭，由于上诉人正在海南越冬，需要沟通证人出庭，需要调取大量银行交易信息，向法院申请延期开庭，一审未同意延期，导致一审不能全面查清事实，上诉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3、由于被上诉人从2015年开始多次向股东分红，未通知过上诉人，该分红（含退股）金额己累计800余万元，上诉人手里持复印件，原始财务资料证据存于被上诉人公司，上诉人申请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交，一审法院不准许，直接导致上诉人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4、被上诉人原一审诉状第二、三项诉请要求将上诉人质押的5.8%股份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并主张对该股份实现优先受偿权。在一审开庭前，被上诉人突然撤回上诉。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出现“借款”事由就是因退股引起，上诉人出资的1000万元股份和分红，在该案中一并处理，即能解决拖延数年的退股事宜，又能一次性实质解决争议。但被上诉人撤回该两项请求，明显是要求上诉人承担本不属于借款的“借款”580万元，索要800余万元的高额利息；对上诉人合法的1000万元出资款及分红却有意回避，鉴于被上诉人公司多年分红不通知上诉人，公司经营情况也未通报过，该撤回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明显是恶意的。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明显不妥。三、一审法院对2019年5月25日上诉人李建民的委托书、2019年10月11日李晓鹏出具的“关于我父亲李建民在公司580万元借款的处理建议”（简称“处理建议”）的性质，认为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是对该案实质问题理解出现偏差，从而作出选择性认定，违背了证据内容中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当庭提交的该两份证据，是上诉人委托儿子李晓鹏向公司申请解决退股事宜，其中处理建议中提出两个方案，分别为保留股份和退出股份。这是附条件性的解决股份问题，其中方案一保留股份，580万元借款按75万元记账，在2020年10月10日股权分红时予以相应折抵还清；方案二不再保留股份，全部折抵互不相欠。这是被上诉人方所举的证据，如果一审法院认定该两份证据具有诉讼时效从新起算的效果，那么也应尊重该“处理建议”上一并解决股份问题。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借款，那么被上诉人应给上诉人分红应当在本案中一并解决，而不应该将“借款”和“股份分红”人为割裂，即增加诉累，又浪费司法资源，特别是还给被上诉人方“不诚信诉讼”留下更大的余地，直接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四、本案存在违背诚信，以民间借贷为由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情节，希望二审法院全面调查事实，作出公正裁判。 1．上诉人从2015年2月17日“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三个月，但被上诉人却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内，从不向上诉人催要；反倒是2019年上诉人委托儿子李晓鹏催着解决时，仍迟迟不作决定。2．因被上诉人公司多名股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相互诉讼不断，上诉人将名下股份转让给另一股东，在刚转让后，被上诉人公司未和上诉人进行任何沟通，即直接向法院起诉，并将上诉人账户冻结，财产查封。五年多不起诉，不分红，股份一转让立马起诉，并保全上诉人财产，涉嫌恶意诉讼。3．目前被上诉人公司董事长曲补清明知上诉人当初提出退股，其和总经理王平鸽已同意，是因为股东未开会，从而建议先以借款形式支取580万元。在本次诉讼中，曲补清签名的诉状上对此基本事实却“刻意回避”，二审应当出庭接受法庭调查。4．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九，即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儿子李晓鹏提供应当给上诉人分红的财务记录，是被上诉人公司会计王江制作打印，交给上诉人儿子，王江并用铅笔在上标注数字，可以笔迹鉴定。当时一审代理人之一董海也在现场，但本次一审中却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请二审法庭予以核实。5．关于上诉人是公司股东的身份，以及被上诉人在2014年直接给上诉人分红的基本事实，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却辩称不能证明上诉人是股东，分红款和股权系上诉人与代持人卫耀民、张建军之间的纠纷（见一审判决P13页第1行一第4行），是向法庭作虚假陈述。五、上诉人虽不认可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但一审在利息标准认定上也存在超出当事人约定，主动推算新的利息，不符合司法被动裁判原则。关于一审认定的利息月息3分。按照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约定利息为月息千分之九，借据上利息为30‰（未注明月息还是年息），一审原本应该在该二者范围内取一个利息标准，即约定30‰不明，可以按已经明确约定的月息千分之九认定；但一审又根据17.4万元重新推算认为是月息3分，明显加重了上诉人的债务负担。在本案双方之间是不是真正民间借贷性质存在严重分歧，被上诉人长达五年不给上诉人分红，也不作出退股处理的客观背景下，直接按法律原来规定的最高年利率24%，从借款之时算至款还清为止，单纯的利息已远超“借款”本金。另外，新民法典施行后，一审判决在利息计算标准也存在不当。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全面查清案件事实，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 小贷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双方间系借贷法律关系，而非退股关系。l、上诉人李建民虽有出资证明书，但其股权被其他人所代持，其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仅为隐名股东。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3277号判决已经对此作出认定。2、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证据，有2015年2月17日的借款合同、质押合同、借据、三份银行转账凭证、2019年9月25日上诉人的委托书、2019年10月11日上诉人代理人向答辩人提供的处理意见等，均显示上诉人自始至终均认可对答辩人取得的580万元是借款。其中借款合同、质押合同、借据、答辩人向上诉人转账支付借款两张共计580万的转账凭证内容中，双方对贷款金额、期限、用途、利率、还款等进行了明确的约定，还约定了利息按月支付的内容，证明双方是借贷的合意以及利息支付方法（借款合同第一条1.5项约定“利息按月支付”），这些证据根本没有任何关于“退股款”的表述。其次，上诉人2015年2月17日向答辩人转款17.4万元银行转账凭证中，上诉人自己在银行转款凭证附言上明确标注“支付众鑫贷款利息”，上诉人与答辩人仅此一笔借款，该17.4万利息不仅可以计算出580万元借款按月息30‰计算的每月利息为17.4万，还印证了上诉人自认580万元就是借款。第三，2019年9月25日上诉人的委托书、2019年10月11日上诉人代理人李晓鹏向答辩人提供的处理意见中，明确认可2015年2月17日向答辩人借款580万元。第四，涉及上诉人另外两个案件，盐湖区（2020）晋0802民初2888号案件、运城中院（2020）晋08民终3277号案件，在这两份生效法律文书中上诉人仍以自己1000万全部股权参与股东会投票，这两份生效法律文书涉及到的2020年5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虽被法院认定为不成立的决议，但是决议中上诉人是以其持有的全部1000万股权投票，上诉人自认自己在2020年5月12日尚有1000万股权，而在本案中却口口声声称涉案的580万元借款是退股款，显然行为与陈述是自相矛盾的。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退股之说法属子虚乌有的事。首先，从公司法上讲，公司有增资、减资、股权转让之说，并无退股之说。如果答辩人在公司尚存的情况下进行退股，显然要涉嫌抽逃公司注册资本的犯罪问题。其次，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上诉人祢涉案的580万元是退股款，就应当举证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但是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主张，反而上诉人自己提供的证据恰恰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且自己在上诉状中陈述也是相互矛盾的，其陈述以“借款形式”取得580万元后，就处于退出公司股东状态，上诉人不再参加股东会。但是运城中院（2020）晋08民终3277号认定了上诉人在2020年5月12日以1000万元隐名股东身份参加了股东会，并进行了表决。上诉人还自认580万元实际收到562，6万元（借款当天上诉人向答辩人支付了17.4万元一个月利息）。上诉人前后矛盾的说法不仅证明借款关系真实存在，也印证了其主张的退股之说的虚假性。二、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利息年利率24%的问题。首先，本案借款不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不能适用利息约定不明视为无利息的规定。其次，本案的借款合同虽约定了月息为9‰，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按照交易习惯，都是借款合同签订在先，定立借据在后。借据标注的利息为30‰，按照《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这属于借据对借款合同约定利息进行了变更。第三，在借款合同第一条1.5项专门约定利息按月支付，上诉人向答辩人支付了17.4万元的利息，且在付息的转账凭证上标注有支付答辩人利息的内容，而17.4万元恰恰是580万元按30‰一个月的利息。第四，即使按照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月息9‰（年利率10.8%），双方在《借款合同》第五条第5.3款明确约定“乙方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当以应还款数额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六的比例（年利率21.6%>，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答辩人可以对利息及违约金一并主张，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利息及违约金合计年利率为32.4%，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24%判决上诉人支付利息及违约金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版）29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五，本案是在2020年4月提起的诉讼，而2020年8月20日修改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和2020年1月1日实施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均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修改前的司法解释规定的年利率24%完全正确。本案更适用不上民法典的规定。三、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的规定只要有义务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并不要求当事人达成合意，更不以义务人实际履行义务为必要。而2019年9月25日上诉人的委托书、2019年10月11日上诉人代理人李晓鹏向答辩人提供的处理意见中均有明确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至于如何履行并非诉讼时效审查的事项。所以一审适用该法条认为本案借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完全正确。四、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一审法院中止本案是因为认为盐湖区（2020）晋0802民初2888号案件、运城中院（2020）晋08民终3277号两个案件审理结果可能影响本案的审理。但是运城中院（2020）罟08民终3277号一审作出判决后，人民法院认为已经符合了继续审理本案的条件，恢复审理没有任何过错。且本案自受理到判决长达8个多月，上诉人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证据。并且本案判决是在2021年1月18日作出的，而运城中院（2020）晋08民终3277号判决是在2020年12月28日作出生效判决，盐湖区（2020）晋0802民初2888号案件也是以（2020）晋08民终3277号判决为依据的，且该案是以撤诉结案的。所以说一审程序不存在违法。五、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分红纠纷是否应当在本案中一并解决。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一直声称其分红纠纷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审理。首先，上诉人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有代持的登记股东，答辩人不直接对应上诉人，其如果有证据证明答辩人未向其代持登记股东分红，也只能由登记股东向答辩入主张权利。或者认为登记股东侵犯其权益，可以按代持协议与登记股东进行诉讼。该主张非本案可以一并处理的纠纷。其次，上诉人主张的分红的复印件证据在一审中答辩人已经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依据合同法99条的规定，只要互付到期债权的才可以抵销，抵销权为形成权，以通知到达对方时生效。前提是上诉人对答辩人享有同类到期债权，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第四，本案是由答辩人发起的诉讼，上诉人主张另一法律关系抗辩，上诉人可以另案诉讼，但不属于本案应当处理的事项。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正确，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维持一审判狭。 小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建民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8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5年3月17日起计算至款清偿之日止，截止2020年4月21日利息暂计为7203600元）；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17日，原告与被告李建民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58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2月17日至2015年5月18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0‰（当月利息=贷款本金×日利率×占用天数），利息按月支付。另外，合同还对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同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质押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李建民以其持有的原告5.8%的股权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但未办理质押登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将580万元分两次支付至被告账户，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款借据一份，现借款期限已过，被告未能足额、按期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另查明，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借款合同》当日被告李建民向原告提前支付借款利息17.4万元。 同时查明，2019年9月25日，被告李建民因身体原因委托其子李晓鹏就该借款事宜与原告协商处理，同年10月11日，李晓鹏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关于我父亲李建民在公司580万元借款的处理建议”并拿出处理意见，提出用被告李建民在原告处的股权分红款折抵该借款或用股份抵顶借款，后未达成一致意见。 庭审前，原告自愿放弃要求被告李建民协助将其所持有的运城市众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5.8%的股权到股权登记部门办理质押登记备案手续及拍卖、变卖被告李建民持有的运城市众鑫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5.8%股权，原告对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返还借款并按照约定或者按照法律有关规定支付利息。被告于2015年2月17日从原告处借款580万元属实，因被告预先支付17.4万元利息属于预扣利息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于原告主张的借款本金580万元中的562.6万元予以支持。双方约定利息超过法律规定，但原告主张的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5年3月17日起计算至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的请求，因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审理过程中，原告自愿放弃要求被告李建民协助将其所持有的运城市众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5.8%的股权到股权登记部门办理质押登记备案手续及拍卖、变卖被告李建民持有的运城市众鑫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5.8%股权的诉请，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抗辩原告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意见，经查，被告于2015年2月17日从原告处借款，约定借款时间为3个月。被告于2019年9月25日委托其儿子李晓鹏全权处理该借款一事，同年10月11日李晓鹏就该借款提出了处理意见，均具有同意履行还款的意思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该借款的诉讼时效应从2019年10月11日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因此，该借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辩称该580万元属于退股款不是借款，不存在所谓的3分利息，在借款合同上约定借款月利率为千分之九，借据上约定利息为30‰，不符合借款习惯，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告向原告借款580万元，在借据中约定利率为30‰，被告向原告提前支付一个月的利息17.4万元，可以计算出该17.4万元是按月利率30‰计算得出的一个月利息，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借款合同中，并未有该款项属于退股款的约定，原告于当日分两次将借款580万元转至被告李建民的银行账户，被告与原告在借据中约定利息为30‰，虽未约定是年利率还是月利率，但从交易习惯和被告支付利息金额能推定30‰系月息约定，该约定系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被告提交的证据中，被告称用其在原告小贷公司的分红抵顶借款，充分证明被告认可该款项系借款，被告对其抗辩的退股款的主张，亦未提供反驳证据证实，故被告该抗辩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辩称原告法定代表人变更正在诉讼中，应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辩解意见，按照《民诉法》、《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应以登记机关登记为准，公司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由新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进行诉讼，因此法定代表人是否变更，不影响本案的审理。至于原告小贷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的诉讼与本案无关，因此被告要求本案中止审理，理据不足，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建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原告运城市众鑫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562.6万元及利息、违约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5年3月17日起算至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运城市众鑫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82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04822元，由被告李建民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李建民提供其2014年10月1日-2015年6月30日的银行卡往来流水，证明借款前后半年时间内李建民个人银行卡有闲置资金上千万元，没有借款的必要。经查，该卡往来明细中2015年2月17日余额为31845.56元，最后一笔2015年6月25日余额为7091.62元。被上诉人小贷公司质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小贷公司提供了庭审中提供了盐湖区人民法院（2020）晋0802民初360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20）晋08民终3277号民事判决书、盐湖区人民法院（2020）晋0802民初288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如其答辩中所述。关于原审认定事实，双方当庭均表示无异议，但上诉人李建民又称不代表一审法院查明的就是正确的。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李建民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小贷公司之间不具有真正的借款关系，被上诉人小贷公司一审举出其与上诉人李建民签订的《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借款借据、银行转款凭证、上诉人李建民支付利息凭证以及其给其儿子李晓鹏的委托书和其儿子李晓鹏于2019年10月11日给被上诉人小贷公司的《关于我父亲李建民在公司580万元借款的处理意见》、上诉人李建民自称与案外人李建民（广厦）转让股权协议的内容，这一系列证据均可证实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李建民称借款用退股款折抵以及分红问题，但被上诉人小贷公司不予认可，双方就此未达成合意，且该争议与本案民间借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就此问题，上诉人李建民可另行处理。关于利息的认定，《借款合同》中约定月息为9‰，借据中约定的是30‰，签订合同在前，立写借据在后，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结合当日上诉人支付了580万元的借款利息17.4万元，可以认定双方约定的月息为30‰，即月息3%。本案于2020年4月22日受理，应适用2015年6月23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利息的规定，即司法保护利息的上限为年利率24%，一审将双方约定的年利率36%调整为24%，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一审中曾中止诉讼，理由是本案需以另一案结果为据，在另一案未有结果的情况下，本案恢复审理。开庭后不久另一案原告撤诉。本案恢复审理程序虽有瑕疵，但未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原审法院提前三日通知开庭及被上诉人小贷公司庭审前撤回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李建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822元，由上诉人李建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军 审判员 陶佩林 审判员 解和吉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王奕璇 书记员陈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