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9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悦美优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原名称广州越来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田美村田东拾下庄七巷119号1-7楼（部位：4楼401房）。法定代表人：刘伟。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新翀，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达成，男，198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勇，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权巧，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伟，男，198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新翀，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悦美优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达成、原审被告刘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9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悦美公司、原审被告刘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新翀，被上诉人罗达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勇、董权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悦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罗达成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罗达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罗达成提出的产品外观标识说法偏听偏信，错误认定送检的口罩货物来源为悦美公司。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所称的涉案货物货源为悦美公司。事实上，在疫情期间，由于口罩货物需求量大，悦美公司对外交易的口罩货物都是自行委托口罩工厂进行加急生产。无论单个口罩还是成批纸质外箱包装上，均无任何商标、印刷标志或手写标志，这一点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相互印证。由于无任何外观标识，根据疫情期间的口罩交易惯例，口罩货物经现场验货确认后一经售出，不得退换。（二）罗达成关于口罩产品质量问题的说法存在前后矛盾及逻辑漏洞，一审错误采信，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是2020年4月17日，罗达成提出质量异议时，不需要另行准备口罩冒充是悦美公司出售的口罩；二是2020年4月28日，罗达成送检的口罩样本只有数个，这种数量口罩随时可以另行购买用以冒充。事实上，在纠纷发生后、诉讼开始前，罗达成从未委托第三方对涉案口罩货物进行封存保管或保全证据公证，也从未要求悦美公司对口罩货物进行共同查验、确认、封存。因此，涉案口罩货物被调换或冒充的可能性较大。罗达成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存放于罗达成处的口罩为悦美公司出售的口罩正确。涉案口罩是罗达成委托案外人侯健辉向悦美公司购买，在购买前就涉案口罩标识“KN95”口罩是倒立的瑕疵进行了压价，最终以每只口罩5.95元（该价格低于当时市场同型号产品市场价）成交，数量为3.5万只，总价208250元。2020年4月11日罗达成委托侯健辉上门提货时录制了在存放涉案货品的现场看货及货物装运等视频，清点数量后便叫货拉拉把案涉口罩拉到罗达成指定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南航大道10号骏豪阳光10栋广州市芭朵拉皮具有限公司一楼商铺内。4月17日罗达成向悦美公司提出质量异议，悦美公司当初承认案涉口罩是其出售，但拒绝退货，只同意帮罗达成处理涉案口罩（找到适合买家帮罗达成转卖）。4月30日罗达成再次向对方要求退货退款，悦美公司最初的回复也是“这个退不了，我们自己也有检测的，我们综合达标95%，……在购买时就讲得很清楚,不予退换的”,由此反映其并不否认涉案口罩是其出售给罗达成的口罩,只是不同意退货而已。综合涉案口罩的外包装箱含有“LANDMARK”等字样以及口罩“KN95”倒立的标识具有独特的辨识性、证人的证言、现场视频等足以认定涉案口罩为悦美公司向罗达成出售。在一审法院组织样品抽检时，双方均到涉案口罩存放处实地查看，涉案口罩的包装以及封口处均没有动过。（二）罗达成向对方提出质量异议的过程及双方就质量问题协商均符合常理的，也是客观事实。而且为进一步确认涉案口罩存在质量问题，罗达成于2020年4月28日委托相关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涉案口罩过滤效率达不到国家标准，再次要求对方退货退款仍被拒。综上，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悦美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刘伟述称，同意悦美公司的上诉意见。罗达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罗达成与悦美公司、刘伟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悦美公司、刘伟共同向罗达成退还货款20825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20825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4月30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悦美公司、刘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达成委托侯健辉代其收购口罩，侯建辉联系悦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伟购买口罩。2020年4月11日，刘伟到悦美公司购买涉案KN95口罩。刘伟在现场验货后，向罗达成发送了相关验货视频，经罗达成同意后，侯建辉与刘伟约定采购35000只KN95口罩，该批口罩上的KN95标识存在瑕疵（倒立），单价5.95元/只，总货款208250元。侯建辉当场虽提及是代他人购买口罩，但没有向刘伟披露是受罗达成委托购买该批口罩。罗达成向侯建辉转账购买口罩的货款后，侯建辉遂当场向悦美公司转账支付了货款。现场装箱后，侯建辉通过货拉拉平台找货车司机将口罩送到了罗达成在狮岭的仓库。后罗达成在对外销售涉案口罩时，发现涉案口罩不符合KN95口罩标准，遂于2020年4月17日前往刘伟处协商处理。同年4月30日，罗达成在微信中询问刘伟，“那个35000个口罩你那边什么情况？能处理吗？”刘伟回复，“暂时还没有客户需要”。罗达成又在微信中告知刘伟，“我退回给你，你把钱退给我吧！货不达标我也没办法出”。刘伟语音回复说，“这个退不了，我们自己也有检测的，我们综合达标95%，我都很清楚的啊……在购买时就已经讲清楚，不予退换的，防疫物资这种一次性使用的东西是不退的”。随后，刘伟再次语音回复罗达成说，“还有，我告诉你我没给你卖过任何东西啊……”经一审法院庭审时询问双方对于涉案口罩质量有无约定，罗达成一方称，是根据国标GB2626-2006KN95的执行标准，是口头约定；悦美公司、刘伟称，当时没有明确是按国标GB2626-2006KN95的执行标准，只是按行业惯例KN95的标准，由于当时各家的货源都是自家厂商，没有外标标识，按照买卖惯例，都是现场验货，一经售出，没有办法证明货源，故无法退货。经一审法院询问悦美公司、刘伟，其向案外人购买涉案口罩时对涉案口罩的质量标准有无检测，生产厂家有无向其提供相关证明。悦美公司、刘伟称，当时没有等国家标准审批就直接生产，都是直接拿货，不需要查看厂家标准。审理过程中，罗达成申请对涉案口罩质量进行鉴定，悦美公司、刘伟以无法确认罗达成处的口罩就是其出售的口罩为由认为无需鉴定。经一审法院释明可先行鉴定原告处口罩的质量（该批口罩是否为悦美公司、刘伟出售另行认定），罗达成、悦美公司、刘伟协商一致指定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对涉案KN95口罩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进行鉴定。一审法院组织罗达成、悦美公司、刘伟到涉案口罩存放地点对送检口罩进行抽样后送检（共抽样40个口罩），经检验检测（30个），检验检测报告的检测结果为，样品所检项目NaCl颗粒物过滤效率不符合GB2626—2006标准要求。检测报告显示，所检口罩过滤效率均不到90%，过滤效率在80%以下的占60%。根据GB2626-2006《呼吸防护用品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标准，口罩过滤效率应大于或等于95%。本次鉴定费用为2000元。悦美公司成立于2019年4月3日，公司股东为李龙和刘伟，刘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是罗达成能否向悦美公司、刘伟主张权利，即罗达成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二是涉案KN95口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三是越来悦美公司应当如何承担违约责任。一、罗达成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能否向悦美公司、刘伟主张权利本案中，侯建辉受罗达成委托收购口罩，在向悦美公司收购口罩时，侯建辉向悦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伟提及其是代他人购买口罩，但其并没有披露委托人的具体身份，悦美公司当时也没有要求侯建辉披露委托人的具体身份。因此，本案不能认定罗达成与悦美公司直接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据此，虽然悦美公司当时不知道侯建辉具体是代理谁购买口罩，但在侯建辉已向罗达成披露涉案口罩是向悦美公司购买的情况下，作为购买涉案口罩的委托人，罗达成可以向出卖人悦美公司主张关于涉案口罩买卖的相关权利。因此，悦美公司一方主张罗达成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涉案的KN95口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两方面的争议，一方面是现存放于罗达成处的口罩是否是悦美公司、刘伟出售的口罩，另一方面是应如何确定质量标准。首先，关于现存放于罗达成处的口罩是否是悦美公司、刘伟出售的口罩问题，悦美公司抗辩称本案已无法认定该批口罩就是其出售的口罩。该争议涉及事实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可予以认定。基于以下理由，一审法院认为罗达成主张现存放于其处的口罩是悦美公司、刘伟出售的口罩已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应予以采纳。一是从罗达成提出质量异议的时间看，涉案口罩买卖发生时间是2020年4月11日晚，到4月17日罗达成即已提出质量异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罗达成要另行准备口罩来冒充是悦美公司、刘伟出售的口罩，结合当时口罩产销的客观市场环境，这种可能性很低。二是从外包装和标识看，结合侯健辉在悦美公司购买口罩时录制的视频，与目前存放在罗达成仓库中口罩的包装箱对比，其外观较为一致，货箱上写有“刘制”，而口罩上KN95标识倒立的瑕疵也具有独特的辨识度。三是从微信聊天记录看，当罗达成提出退款退货时，刘伟第一时间并未否认其出售了该批口罩，刘伟的回复是，“这个退不了，我们自己也有检测的，我们综合达标95%，我都很清楚的啊……在购买时就已经讲清楚，不予退换的，防疫物资这种一次性使用的东西是不退的”。综上，对悦美公司、刘伟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应如何确定质量标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本案中，没有证据充分证明双方对涉案口罩的质量标准作了明确的约定，涉案口罩标识为KN95口罩，根据上述规定，应当按照相关国家标准履行。至于悦美公司一方辩称，因新冠××疫情防疫需要，国家鼓励有生产能力的厂家临时购买生产设备应急生产口罩，当时口罩交易按照惯例均为现场验货，一经售出即无法退货。一审法院认为，鼓励有生产能力的企业应急生产口罩抗击疫情，保障口罩的产品质量是应有之意。我国对口罩的质量标准有明确的规定，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口罩流入市场，将会给新冠××疫情防控造成重大隐患。因此，不能以应急生产为由降低质量标准，本案中口罩质量要求应当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履行。检验口罩质量，仅凭肉眼并无法准确判断是否符合相关质量标准要求，只有经过专业的机构检测，才能确定口罩是否符合质量标准。因此，悦美公司、刘伟关于已现场验货一经售出即无法退货的抗辩，并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综上，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委托鉴定，涉案口罩抽样检验检测结果为，样品所检项目NaCl颗粒物过滤效率不符合GB2626—2006标准要求，应认定存在质量问题，越来悦美公司已构成违约。三、悦美公司应当如何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本案中，悦美公司出售的口罩不符合该类口罩的国家质量标准要求，导致罗达成转售口罩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上述规定，罗达成要求悦美公司退货退款，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罗达成诉请的利息问题，考虑本案纠纷根源于双方对口罩质量标准约定不明，对此罗达成负有相应的责任，这也是导致该批口罩未能及时处理的原因之一，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至于罗达成关于解除罗达成与悦美公司、刘伟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请求，因本案不能认定罗达成与悦美公司直接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故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伟在本案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是悦美公司，刘伟是悦美公司的股东之一，罗达成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刘伟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一审法院对罗达成要求刘伟承担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悦美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罗达成退还货款208250元；二、罗达成自收到判决第一项货款之日起十日内将涉案的KN95口罩返还至悦美公司（已用于送检的40只口罩除外）；三、驳回罗达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一审案件受理费2212元和鉴定费2000元，由悦美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悦美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刘伟与吴家昌、刘井岗通话记录、刘伟与吴家昌2021年6月11日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拟证明悦美公司为口罩销售方，口罩生产厂家为广州高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特公司），生产厂家代理人为吴家昌，高特欧公司曾明确向悦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伟提出其生产的口罩符合KN95国家标准，并具有生产资质文件、产品质量证书、检测报告等书面文件，但其提出企业初创，承诺上述书面文件后补。2.刘伟要求吴家昌提供相关证据的短信记录，拟证明刘伟多次联系吴家昌，希望高特公司提供生产资质文件、产品质量证书、检测报告等书面文件证明悦美公司口罩货物符合KN95国家标准。经质证，罗达成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2020年11月17日，广州越来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变更登记为广东悦美优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二）悦美公司在一审中陈述其交付的案涉口罩系由案外人金贝利公司生产，已经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测合格。在二审中陈述其交付的案涉口罩系由案外人高特公司生产，并称高特公司明确向其承诺公司具有生产资质，生产的口罩符合KN95国家标准，但直至本院判决书印制之日仍未向法院提交该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双方交易的口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悦美公司是否应当退款和接收退货。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关于案涉口罩的质量标准如何确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要求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本案中，悦美公司主张双方交易习惯为买受人现场自行验货，一经交付即视为合格，但并未对此予以举证证实双方已经形成该交易习惯，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悦美公司交付的货物仍应符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所确立的标准，即适用国家标准。其次，罗达成收货后及时提出了质量异议，不能作出“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本案中，罗达成已经提供证据证实其于2020年4月11日提取口罩后，4月17日已经告知对方口罩质量不达标，故并未怠于履行及时验收和通知的义务，不能作出“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的认定。再次，案涉口罩是否不达标问题。第一，本案中法院委托检测机构检测，送样的产品不达标。经双方共同指定的检测机构即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对送样的口罩检测，结论为过滤效率不符合GB2626-2006标准要求。第二，送样的产品系在法院组织双方到场的情况下，从罗达成存放口罩的仓库中所提取。且一审法院对于提取的“样品”系案涉交易中的部分口罩这一“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作出认定，论述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第三，反之，悦美公司主张其交付的货物符合上述标准，却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甚至在一审、二审中陈述口罩来源前后不一。鉴于以上所分析，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的规定，即便买受人已经接收案涉货物，而悦美公司作为出卖人仍应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现有证据证实案涉货物不符合交付标准，罗达成提出退货并由对方退款的主张，于法有据，一审判决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亦予认可。综上所述，悦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23.75元，由上诉人广东悦美优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邓娟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廖晞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