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景素，女，197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13号。法定代表人：尹兆君，职务：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英，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凤怡，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景素因与被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9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1月18日、2021年3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景素、被上诉人广发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英、叶凤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景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审理，支持王景素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王景素的诉请理解有偏差。一审判决查明王景素的诉讼请求1为“广发银行取消50%最低还款额度，按10%的比例计算王景素信用卡账户的最低还款额”，应更正为“广发银行取消错误的50%还款额度，按合同约定的10%计算王景素信用卡（52×××74）最低还款额度。”10%才是约定的最低还款额，50%是广发银行违规额度。不写明卡号，无法识别是哪张卡片，行文极其不规范。二、一审判决对王景素起诉的事实与理由部分记载的2018年10月办卡错误，应为2015年10月10日到16日之间办卡，并且一审判决删除了王景素着重陈述的“2015年10月至2018年7月间全部是按合同约定的10%最低还款额计算。”等于否认王景素此期间的消费和广发银行此期间的10%合法履约，以及2018年7月的突然违约。与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间王景素突遭李氏和张氏绑架、恶意栽赃诋毁名誉后，被要求注销原2006年广发银行信用卡的性质相同。三、一审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追加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公司）为第三人的行为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东航公司与王景素、广发银行均有利害关系，与广发银行因签约联名信用卡而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与联名信用卡使用人的王景素间接存在民事法律关系，故应当追加为第三人。一审法院对事实和法律均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对王景素起诉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未注明2006年在北京开户、2009年3月注销的广发银行信用卡卡号52×××17，少记载了“广发银行删除王景素信用卡52×××17在2007年1月于香港的消费记录”，等于删除了这部分诉请。五、一审判决记载“双方对王景素提交的所有广发银行信用卡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存在争议。”双方为哪两方没有列明。本案只有王景素、广发银行双方参加庭审，对王景素有质证权的只有广发银行，一审法院对主体身份、地位认识不清。六、王景素在一审立案和庭审时提交了8、9月与广发银行的通话记录，就违规提供额度商议。2019年6月一审立案时提交了与广发银行95508、东航公司95530的通话记录，商议积分未记载、转接、共享到东航公司的问题。积分问题与2018年7月违规提额是两个独立的事情，在不同时间提出，不矛盾，但是一审法院搞混了。七、王景素提交的致广发银行查询对账单的信函，邮件上有明确的邮寄挂号信单号，邮寄时间、邮局名称可以查询的确被广发银行签收，广发银行在一审庭审中却予以否认。一审法院剥夺王景素合法权益，故意否认查询2006年信用卡52×××17事宜。八、王景素提交注销证明用来证明信用卡52×××17确为王景素于2006年到2009年3月使用。但是一审庭审上广发银行并未拿出有效证据，也未提出过注销时间问题，该证据包含广发银行邮寄的时间、单号，质证过原件，广发银行无任何道理否认真实性，更无任何道理否认注销时间。如果否认注销时间，只有一种可能即广发银行逼迫王景素注销卡片后，又给了其他盗用王景素身份的人继续使用，因此广发银行涉嫌故意金融犯罪。同时，本证据证明目的是该卡为王景素使用，广发银行负有对其篡改流水行为举证的义务，而一审法院以王景素从未主张的月份作为是否采纳依据。九、王景素与东航公司2018年7月23日的邮件往来，可以证明在7月就积分与东航公司联系过，并非证明广发银行报送时间。但是，一审庭审现场与东航公司的通话，证明广发银行的确是2018年8月1日在邮件时间之后才报送数据，足够证明广发银行违规违约。一审法院又一次基本法律和逻辑错误，将广发银行的职责义务强加到王景素身上，让王景素举证其已经坐实的未在2015年11月上传数据给东航公司。广发银行与东航公司是签约关系，广发银行负有向东航公司传输数据的责任和义务，对其主张的没有违约和与东航公司的签约协议、积分转换规则，负有举证义务。现场通话足以证明广发银行违约。十、王景素从未说过其他信用卡，明确的是平安银行信用卡62×××57，证明与广发银行信用卡同期违规操作的平安银行信用卡也存在违规提额问题，不是偶然现象，是关联关系。一审法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广发银行没有参与，其不采信的理由不存在。十一、广发银行只提交了一份《开卡确认书》，不是两份。王景素2015年10月10日到10月16日开卡，广发银行于2015年10月16日在王景素离职即将离开原单位北京林基伟业公司时，邮寄到当时的王景素工作单位的。所以对10月27日回寄的时间持异议，广发银行没有提供信封和挂号信单号，不能证明是王景素的回寄。《开卡确认书》与网上申请时的《开户申请表》是两个表，一审判决记录有严重错误。广发银行始终没有提供《开户申请书》和《协议》。因网络申请信用卡，全部上传广发银行系统，并非柜台开卡，没有纸质底单。广发银行负完全举证义务，广发银行拒不提供，应当负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全部责任。十二、王景素不认可协议，是因为广发银行提供的协议没有公章、生效批文、行内文号，证据无效。十三、广发银行提交的其与王景素、东航公司的录音，故意删除了对其不利的违约录音。王景素提交的与95530的通话记录十来个，广发银行只截取了少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法院应当根据客观原因采纳证据和意见。十四、关于广发银行提交的信用卡对账单显示，2018年3月前计算最低还款额公式与2018年4月后的自相矛盾，故意不按协议约定公式计算。十五、对王景素在一审庭审后提交的通话记录、发票、调解书等，未注明是什么时间、谁与谁的通话记录，发票名称、时间，调解书案号等。十六、尾号为6617的信用卡，是2006年以曾用名王淳向广发银行申领，不是2008年。账单由广发银行提供，理应由广发银行对其主张进行举证。十七、一审庭审中，王景素明确本案焦点共三个，不是五个，其中是否违规提额是关键。一审判决错误之处在于：1.承认2014-2015年、2017年、2018年客户协议对最低还款额的约定一致。而2014-2015年和2017年的约定是：最低还款额=10%*（当期累计未还消费本金，预借现金本金，利息之和）+当期费用+违约金+上期最低还款额中未还部分。既然2018年与之前无任何差别，广发银行的抗辩无任何证据，与简单公式不符，无效。2.一审判决所列银监办发〔2017〕49号文未在一审庭审中提供，广发银行也没有作为其抗辩理由，不能作为判案依据。且一审判决擅自引用文号，未载明有关的具体条款如何规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从一审法院主观列明的“不享受免息还款期或最低还款额待遇”看，“或”字为两者其一，由各行自行制定，广发银行未出示其具体规定和发行文号，等于没有规定其主张的预借现金纳入最低额。此法规在本案无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并且这与2018年9月广发银行95508客服模糊、要求其明确法规而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答复“根据综合评分”不符，也就是广发银行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计算的，等于承认故意违约。3.一审判决认定“每次按10%还款，剩下的90%岂不是永远无法追回？”是逻辑错乱的。10%是申请信用卡中确定的保障信用又保障广发银行有高额贷款利息的方式，是底线，不是必须比例。正是因为王景素2018年5、6、7月进行了大额几乎全款还款，广发银行才违约提额。广发银行已经收回了几乎全款，收回90%并获利后再次放贷获利，哪来的永远不能收回？4.取现和消费，广发银行都收取高额贷款利息，对广发银行只有益处。何况取现后也适用于消费。广发银行无任何证据显示王景素没有用于消费，妄加主观猜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一审法院曲解王景素诉请。本意是2018年7月后由于广发银行违规提额协议不成，导致不能按时、按约定比例还款产生的利息，由广发银行承担。一审法院始终回避不谈广发银行的违规违法事宜。6.征信记录是广发银行违法违规导致。否认前者，后者没有依据。7.账单由广发银行提供，广发银行应对其主张负举证责任，即对其出具的流水负提供所有交易凭证和记账凭证的义务。十八、根据银监办发〔2017〕56号文“谁起草、谁解读”原则，广发银行对自己定的、客户没有实质修改质疑权的协议负有解读义务，但是广发银行没有解读且拒绝解读，导致2018年8月至今王景素不该有的不良信用，广发银行必须负全部责任。十九、王景素要求补打的是2009年注销的那张信用卡52×××17纸质流水，不是52×××74的流水。二十、不是可预见的损失，就不是合同违约损失吗？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切民事法律行为必须以尊重和承认既定事实、明确的事实、发生的事实为准。被上诉人广发银行辩称，一、根据《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个人卡)》第九条第3点的规定，明确约定了最低还款额的构成情况，广发银行遵守合同约定计算并要求王景素支付最低还款额，并无违约，王景素需按合同约定承担逾期还款产生一切利费。二、广发银行已依法告知王景素以上《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个人卡)》第九条第3款约定，不存在侵害客户知情权的情况。三、广发银行已依约向东航公司报送王景素的积分信息，广发银行不存在过错。四、广发银行按照王景素的客观逾期情况上报个人征信系统有合同依据及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在王景素未全额清偿逾期欠款之前，广发银行无法、无理由消除征信记录。五、王景素所主张的各项损失2万元没有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六、广发银行已经提交真实合法的信用卡流水即对账单，已充分保障客户知情权。王景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发银行取消50%最低还款额度，按10%的比例计算王景素信用卡账户的最低还款额；2.广发银行自行承担非法提高最低还款额后的所有非法利息，并在王景素还清10%还款额度的本利和后恢复王景素该账户的所有功能；3.广发银行将王景素名下信用卡积分报送给东航公司进行联名共享；4.广发银行将其违法行为导致王景素在央行系统的不良征信记录取消，恢复正常良好状态；5.广发银行支付王景素各项损失2万元；6.广发银行补发2006年信用卡的真实、有合法效力的纸质交易流水，并在现场当面出示广发银行系统中的真实、有效流水且不可更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3月10日，王景素以其曾用名王淳向广发银行申领广发银行信用卡，王景素收到广发银行核发的尾号为6617的信用卡后，一直使用至2009年注销。一审诉讼中，广发银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该卡于2006年至2007年的所有账单，王景素称上述账单中遗漏了其在香港及新加坡的消费记录，但未对此向一审法院提交消费凭证等证据。2015年10月27日，王景素通过网上提交申请表，向广发银行申领广发银行信用卡，王景素在申请表上手书：“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同时在落款持卡人处签名。广发银行向王景素核发尾号为4447的信用卡（换发后尾号变更为8974，下称涉案信用卡），王景素使用该卡进行消费、取现。广发银行向王景素发送2018年8月的对账单显示：账单周期2018/07/29至2018/08/28，本期应还款9622.64元、最低还款额5213元。账单中有三笔提现操作：分别为2018年8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总行3000元、2018年8月4日北京银行1500元、2018年8月23日北京银行100元，总计4600元。王景素未偿还该期账单，至本案诉讼阶段仍存在逾期。2018年12月21日，王景素致电广发银行客服，就最低还款额问题提出异议。另查明，2018年8月7日，广发银行客服人员致电东航公司客服人员，询问为何王景素的东航卡积分里程没有到账，东航公司客服人员回复称广发银行从2015年12月12日起已传输王景素的积分数据，但东航公司没有接收成功。一审庭审中，王景素当庭致电东航公司客服，按客服要求输入身份证号与东航卡号，东航公司客服回复会员积分619分，首次转入积分时间为2018年8月1日。再查明，《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4-2015年）第九条对“最低还款额”约定如下：“客户可按照银行对账单标明的最低还款额还款。最低还款额为银行规定的客户应该偿还的最低金额，包括当期账单累计未还消费交易本金、取现交易本金和相关利息、费用的一定比例，以及上一账单中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总和，均设有最低限额。……客户如选择按最低还款额还款的，不再享有免息待遇，欠款均从交易入账日起按透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所有债务还清为止。若客户在到期还款日前还款额低于最低还款额，还必须承担以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一定比例计算滞纳金……”第十三条约定：“根据国家政策要求或银行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等需要，银行有权对本协议及附件作出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利率、年费、手续费、免息还款等的调整，银行将提前至少四十五日，通过银行网站、网点公告等方式对修改的内容进行公布，客户如不接受修改后的协议，可以注销银行卡。”《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6年版）对最低还款额以及银行修改协议权利的约定与2014-2015版协议的约定一致。2016年11月15日，广发银行通过其官网发布关于自2017年1月1日起启用新版信用卡客户协议的公告，《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7年版）第九条对“最低还款额”约定如下：“最低还款额为银行规定的客户应该偿还的最低金额，包括当期账单累计未还消费交易本金、预借现金交易本金、利息的一定比例，以及当期产生的费用、违约金及上一账单中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总和，均设有最低限额。……客户如选择按最低还款额还款的，不再享有免息待遇，欠款均从交易入账日起按透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所有债务还清为止。若客户在到期还款日前还款额低于最低还款额，还必须承担以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一定比例计算违约金……最低还款比例、最低收费限额及违约金率由银行根据客户综合表现确定，在客户持有的信用卡片有效期内，银行有权依据客户风险情况不定期调整，具体以银行通知为准。”《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8年版）对最低还款额的约定与2017年版的一致。一审庭审中，广发银行确认王景素名下信用卡实际是按10%的比例确定最低还款额，但抗辩称该比例是当期账单累计未还透支消费交易本金、利息的一定比例，不包含预借现金交易本金。再查明，2017年3月3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向各大银行下发《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信用卡预借现金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银监办发〔2017〕49号，下称银监办发〔2017〕49号文]，该通知第三条规定信用卡预借现金业务原则上不得享受免息还款期或最低还款额待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王景素向广发银行申领广发银行信用卡，广发银行经核准后向王景素发放了涉案信用卡，双方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进行了约定，王景素、广发银行双方均应恪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广发银行是否违反协议约定调整了王景素信用卡账户最低还款额的构成；二、王景素关于按应还款总额10%计算最低还款额、广发银行承担相应利息、取消不良征信记录以及恢复信用卡账户所有功能的请求能否成立；三、广发银行是否没有履行向东航公司报送王景素信用卡积分的义务；四、广发银行是否没有向王景素提供尾号为6617的信用卡于2006年的真实交易流水；五、广发银行是否应向王景素赔偿损失2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对王景素名下信用卡是按10%的比例确定最低还款额并无争议，双方的分歧在于对最低还款额的构成存在不同理解，王景素认为是指应还款总额的10%，广发银行则认为该比例是当期账单累计未还透支消费交易本金、利息的一定比例，不包含预借现金交易本金，实质主张预借现金交易本金应全额计入最低还款额。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广发银行提交的四份不同版本的《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来看，预借现金交易本金（或取现交易本金）均是按一定比例计入最低还款额，现广发银行主张预借现金交易本金全额计入最低还款额，与上述约定不符。《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4-2015、2016年版）约定银行有权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和风险控制等需要，对客户协议进行修改，但应提前公告或通知客户。《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7年、2018年版）也约定最低还款额比例由银行根据客户综合表现、风险状况确定、调整，具体以银行通知为准。由此可见，广发银行有权基于根据国家政策要求或客户风险状况等原因调整信用卡的最低还款额构成，但应依约履行对客户的通知义务。本案中，广发银行在《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未对最低还款额约定作出实质修改，亦未对客户履行提前通知义务的情况下，将预借现金交易本金全额计入最低还款额，违反了上述协议的约定。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对王景素的请求逐一回应如下：（一）王景素关于广发银行取消50%最低还款额度，依照应还款总额的10%计算最低还款额的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从广发银行关于涉案信用卡账单构成的陈述来看，广发银行并未调整王景素名下信用卡消费交易的最低还款额比例，仅是将预借现金交易本金全额计入最低还款额，王景素请求广发银行取消50%的最低还款额没有事实依据。关于是否应按应还款总额的10%计算最低还款额的问题，一方面，广发银行依约有权基于根据国家政策要求或客户风险状况等原因调整信用卡的最低还款额构成。2017年实施的银监办发〔2017〕49号文也明确信用卡预借现金业务原则上不得享受免息还款期或最低还款额待遇，在此情况下，广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有义务根据国家政策对最低还款额的构成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并未约定最低还款额比例是以应还款总额为计算基数，信用卡作为一种消费信贷方式，其目的在于支持提前消费，并非放任持卡人循环取现。若如王景素所言，其每次账单仅需按照应还款总额的10%还款，则信用卡账单中90%的欠款银行永远无法追回，不仅增大银行资金风险，以持卡人信用为支撑的信用卡消费体系也将难以维持。因此，王景素要求将其最低还款额恢复至应还款总额的10%缺乏合同依据，亦有违公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王景素请求广发银行承担提高最低还款额度后所产生利息的问题。涉案信用卡客户协议约定如客户选择按最低还款额还款的，不享有免息待遇，欠款均从交易入账日起按透支利率计算利息。若客户在到期还款日前还款额低于最低还款额，还必须承担以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一定比例计算违约金。由此表明，最低还款额只是客户应偿还的最低金额，如未偿还，则产生相应的违约费用。而利息有别于违约费用，只要王景素是按照最低还款额进行还款，无论偿还的金额、比例为多少，广发银行均有权从交易入账日起，对未还欠款计算透支利息，故涉案信用卡交易并不会因广发银行调整了最低还款额构成而增加王景素的利息负担，王景素请求广发银行承担相应的利息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支持。（三）关于王景素请求广发银行在其偿还10%最低还款额后恢复信用卡的所有功能以及取消王景素不良征信记录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广发银行在调整最低还款额构成后未及时通知王景素，但王景素在收到广发银行发送的2018/07/29至2018/08/28信用卡账单后，未及时向广发银行提出异议（迟于2018年12月21日才致电广发银行客服），也未按其所认可的10%还款额度进行还款，同样存在违约行为。现王景素仍未对信用卡欠款进行清偿，其主张广发银行恢复涉案信用卡所有功能以及取消不良征信记录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景素应在清偿信用卡欠款后再行向广发银行提出该项主张。鉴于广发银行在履约过程中同样存在过错，在王景素清偿涉案信用卡欠款后，广发银行应当协助王景素办理取消其在央行系统的不良征信记录。关于争议焦点三，虽然王景素在东航公司的会员账号首次转入积分的时间为2018年8月1日，但从广发银行客服人员与东航公司客服人员的通话录音来看，广发银行自2015年12月12日起已向东航公司传输王景素的积分数据，而东航公司未能成功接收，王景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广发银行在积分传输过程中存在过错。况且，王景素作为东航公司的会员，也可就积分转换问题与东航公司协商，本案并无证据表明王景素已就积分事宜要求东航公司进行更正，无法认定积分未到账与广发银行有关或积分转换需要广发银行的进一步协助方可完成。因本案属信用卡纠纷，东航公司并非信用卡协议的签约主体，与本案处理结果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王景素主张追加东航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关于争议焦点四，广发银行已向一审法院提交王景素尾号为6617的信用卡于2006年至2007年的所有账单记录，王景素称上述账单中遗漏了其在香港及新加坡的消费记录，但未对此向一审法院提交消费凭证等证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王景素称其户籍档案信息、护照信息、其他银行信用卡信息被篡改，但王景素也仅仅是怀疑广发银行与此有关，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足以认定广发银行篡改了王景素的信用卡消费记录。另外，本案并无证据表明王景素在自行查询、打印上述信用卡交易流水的过程中存在障碍，其诉请广发银行补发上述信用卡真实、有效的纸质交易流水并要求广发银行当场出示广发银行系统中的有效流水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五，在广发银行调整最低还款额构成后，王景素未进行还款，广发银行亦未向王景素催收违约费用，王景素的资金损失尚未发生。况且，本案计入最低还款额的争议金额仅为4600元，由此产生的违约费用远远低于王景素所主张的赔偿金额。王景素称广发银行违约导致其信用不良、工作和社会功能丧失、名誉声誉被贬，且在与广发银行的交涉、诉讼中浪费了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但王景素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损失的具体金额，上述损失亦非广发银行订立协议时可预见的损失，依法不应由广发银行承担。故王景素主张广发银行赔偿损失2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本案纠纷系因广发银行调整最低还款额构成时未依约通知王景素而起，一审法院酌定本案诉讼费用由广发银行负担。综上所述，王景素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景素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景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王景素2020年12月24日《个人信用报告》，证据2.王景素诉中国工商银行的《民事起诉书》和证据清单、部分证据，证据1、2拟证明广发银行故意违规行为，导致王景素信用受损，广发银行恶意破坏王景素社会生活功能；该报告中有不是王景素的“马上金融”账户，是将他人的违约行为强加到王景素头上；与广发银行恶意违规行为雷同的还有工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在王景素全额还款数月后突然取消王景素的信用额度，这是恶意逼迫、恶意违规职务犯罪，败坏王景素良好信用。证据3.王景素2017年向北京市银监会举报“现金巴士”的信函和微信截屏，拟证明王景素没有使用过“马上金融”，只使用过“现金巴士”；被光大银行注销的王景素账户中却有“马上理财”的痕迹，而王景素从来就没用过光大银行这张卡；账户中居然还有医保转账，说明有人盗用王景素身份在“马上理财”和上海等地违法犯罪，与广发银行恶意违约擅自提高最低还款额度，败坏王景素一向良好的信用，是同类性质；广发银行伙同犯罪。证据4.王景素光大银行账户材料，王景素从未知晓的上海松江支行的“立马理财”账户，光大银行储蓄卡复印件，拟证明王景素账户62×××05被注销，2020年查询62×××05被注销情况时，光大银行才打印出的王景素从未知晓的理财账户，且有非法医保账户光大银行不能自圆其说，说明有他人盗用王景素身份，与证据1中的不是王景素的借款记录吻合，这是他人盗用或多重使用王景素账户，也是广发银行金融违规，不可告人的职务犯罪行为原因。证据5.2018年12月16日再审申请书及附件，拟证明本案是2008年绑架案的后续关联案件，两案之间有人员关联性，2009年收回王景素招商银行和广发银行信用卡行为的性质，与本案雷同，并且2009年收回招商银行信用卡后，该卡还有消费积分记录显示在从来不是王景素的国航知音卡卡片内，而王景素真正的国航与招商银行联名卡被盗，并且卡内的信息一直不明。证据6.2018年9月王景素与广发银行95508客服的通话清单，拟证明与一审提交的通话录音文字稿佐证广发银行拒不更正错误行为，结合广发银行负有完全举证义务佐证其荒诞主张，却故意隐瞒、拒不举证的95508客服系统中全部王景素139××××6241通话录音和文字稿，广发银行明知其违约行为恶劣，却故意破坏王景素信用，社会生活功能，广发银行无权要求王景素再次举证，而应依据民诉法证据规则，对保存在广发银行客服电话系统中的证据如实、全部举证，否则应承担不利责任，以王景素所述为准，法院有权调取全部证据佐证广发银行的谎言和故意违约行为。证据7.王景素在格林豪泰酒店入住的发票和行李存单，与格林客服要求调取全部入住记录的通话交涉清单和往来邮件两封、王景素与格林豪泰客服的通话录音，拟证明2015年10月至12月王景素入住格林豪泰密云鼓楼酒店，但前台李某拒不开具格林的发票，开的是燕山酒店的发票，称合并没有新发票；格林公司发来的入住记录显示这段时间一直入住格林，每天往返北京城内找工作，对广发银行流水中的商户毫无印象；广发银行没有证据佐证其谎言，其篡改流水的嫌疑很大。证据8.《人民调解协议书》，拟证明叶迨星是武汉火车站永和大王员工，2013年10月6日王景素在那里等待倒车，趴在桌子上打盹的时候，叶迨星猛踹桌子，似乎与王景素有仇，叶迨星与后来王景素在北京见到的其他案件的被告类似，全部是有关联的人。证据9.2019年王景素所谓的父亲邮寄的被他人伪造的《公务员考试合格证》、2019年5月24日王景素致国家国资委的查询辨真伪证书的信函，拟证明王景素1996年从交大毕业前参加过国家国资委的公务员考试，当时的办公室处长邓国民主持考试招生，王景素的成绩是80多分，不是60多分，也从来没有给过王景素证书，该证书是假的，国资委至今置之不理，一定有假王景素冒充其身份。证据10.不知何时被人放入王景素行李中的国航知音卡正反面复印件，国航营业厅打印的王景素的飞行记录和国航知音卡信息，北京房山区派出所《受案回执》，被换掉的、有错误出入境新加坡时间的王景素护照，王景素港澳通行证，王景素出入境港澳台的查询结果，《证件报失证明》、五个文件中的笔迹（诊断书、上城派出所常住人口登记卡、常住人口登记卡、王景素的高中毕业证、河北机电学院学生成绩单），王日新的照片，王景素与王日新的短信往来、河北机电学院本科毕业证书，拟证明同时期发现王景素一直保存在家中红色钱包中的国航与招商银行信用卡不翼而飞，2017年入住房山区长阳镇领峰四季园7号院3号楼306之前还看到过；该知音卡显然是伪造的，又盗走王景素真正的知音联名卡，2005年招商银行主动为王景素办理了知音卡，2006年6月、7月从新加坡15日旅游回来，不可能在8月在新加坡办理知音卡；2009年3月王景素还清招商银行信用卡欠款被销卡后，依然有消费记录和积分转换，但是王景素在销卡后从未使用该卡，也不能再使用该卡，因此招商银行同时复制、盗用了王景素的信用卡，广发银行行径完全雷同；王景素护照被换掉或者签注造假，说明贼寇一直生活在王景素周围，护照与身份证、户口本性质相同，与广发银行流水违约有关联性；2006年6月新加坡消费和2007年在香港消费记录被广发银行从流水中抹杀；广发银行出具的流水格式版本与2006年到2009年正常使用时完全不同；时间跨度27年笔迹类似证件上印戳，存在玷污王景素清白的人，目前所谓的父母不可能是亲生。证据11.姚路迪在（2017）京0108民初51897号案中提交的王景素从来没见过的“王景素户口页”复印件，王树琨盗用王景素身份证号码的《完税证明》，2020年5月2日王景素在北京××路支行打印王景素公积金账户流水，拟证明假王景素盗用真王景素身份的事实的确存在，盗用账户和金融业各大银行违规；王树琨盗用王景素身份顶替人力资源总监的工作行为恶劣，盗用王景素的银行账户；王景素查询公积金账户，用卡终端显示余额为零，应当是王景素的账户被他人同时非法持有。广发银行质证称，王景素提交的证据已举证期限，应当不予采纳。对证据1三性均不确认，王景素存在逾期还款的客观事实，广发银行真实上报征信系统，并无任何违规行为，证据1不能证明广发银行存在故意违规行为使王景素信用受损，而且“马上金融”与工商银行的任何情况均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确认，理由同证据1。对证据3的三性均不确认，“现金巴士”金融服务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更不能证明所谓的广发银行伙同犯罪。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确认，光大银行、“马上理财”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更不能证明所谓的广发银行违规、职务犯罪等；对证据4中光大银行储蓄卡的复印件三性均不确认，与本案无关，光大银行与广发银行不是同一主体，不能证明王景素所述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三性均不确认，与本案无关，王景素在该绑架案《再审申请书》中对案情描述、证据清单以及证明目的均是单方陈述，也未提供相应生效裁判文书予以证明，并非客观事实，不能证明其证明内容。对证据6的三性均不确认，该证据未加盖中国移动公司的公章，不能证明真实性；该证据也没有具体的通话内容证据，不能证明王景素拟证明目的与内容；该证据不能证明广发银行没有尽举证义务，举证应当围绕案件争议进行，并非仅凭王景素没有具体通话内容的记录就要求广发银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对证据7的三性均不确认，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发票上的入住人也不全是王景素本人姓名，不能证明真实发生消费；经王景素举证材料反馈，其拥有多家银行的储蓄卡和信用卡，不能以在格林酒店有某期间的入住记录为由而否认广发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王景素完全有可能并没有使用广发银行的信用卡进行格林酒店的入住消费，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对证据7中的通话录音，无法证明对话人的身份、对话日期、以及对话内容是否属实，而且王景素就该证据所写的说明，完全是王景素主观猜测，无证据证明。对证据8、9的三性均不确认，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联性。对证据10的三性均不确认，王景素拟通过其他银行存在所谓的违规行为证明其与广发银行纠纷情况完全雷同，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不能以此主观假设进行类比推测；证据10不能证明广发银行流水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护照与出入境记录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王景素的出行记录，不能证明存在客观真实的信用卡使用情况，不能证明王景素确实使用了广发银行的信用卡进行了消费，而可能使用了其他银行卡进行消费但是记错使用广发银行信用卡消费，更加不能证明相关消费记录从信用卡对账单中被抹除；王景素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广发银行流水格式与2006年到2009年时完全不同，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证据10中五个文件与本案无关，即使王景素多次陈述其身份、档案、账户等资料被替换、栽赃，存在假王景素，但是王景素从来没有否认办理本案信用卡，也从来没有否认信用卡领卡协议上的签名真实性，因此该证据与证明目的、本案的争议焦点及事实均无关联性。对证据11的三性均不确认，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联性。本院认为，因上述证据王景素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且证据1、6不足以证实王景素所主张的广发银行违约或故意破坏其信用，其他证据不能证明与广发银行有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二审庭审时，王景素、广发银行均确认王景素以其曾用名王淳向广发银行申领尾号为6617的信用卡的时间是2006年3月10日；王景素称其通过网上提交申请表向广发银行申领尾号为4447的信用卡时间是2015年10月7日，广发银行则称是2015年10月11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另查明，《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4-2015年）和《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6年版）第九条均约定：“3.客户使用广发卡发生的非现金交易，可选择享受以下待遇之一（不得同时享受两种待遇）：（1）免息还款期待遇。……（2）最低还款额待遇。客户可按照银行对账单标明的最低还款额还款。……”《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7年版）和《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8年版）第九条均约定：“3.客户使用广发卡发生的非预借现金交易，可选择享受以下待遇之一（不得同时享受两种待遇）：（1）免息还款期待遇。……（2）最低还款额待遇。客户可按照银行对账单标明的最低还款额还款。……”本院认为，本案是信用卡纠纷。对于王景素要求广发银行取消错误的50%还款额度、按10%计算尾号为4447的信用卡（换发后尾号变更为8974）最低还款额。本院认为，首先，王景素通过网上提交申请表向广发银行申领该信用卡，王景素在申请表上手书：“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表明王景素已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的客户协议规则。本案中，王景素虽对广发银行提交的《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4-2015年、2016年版、2017年版、2018年版）均不予确认，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一审判决对广发银行提交的《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4-2015年、2016年版、2017年版、2018年版）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其次，根据《广发银行信用卡客户协议》（2014-2015年、2016年版、2017年版、2018年版）的约定，客户使用信用卡发生的“非现金交易”或“非预借现金交易”才可选择享受最低还款额待遇，且最低还款额待遇是指“客户可按照银行对账单标明的最低还款额还款”。再次，王景素在一审期间提交了该信用卡账单周期为“2018年5月29日至2018年6月28日”“2018年6月29日至2018年7月28日”“2018年7月29日至2018年8月28日”的对账单，表明王景素是知悉对账单标明的最低还款额的。最后，该信用卡2018年8月的对账单显示账单中有三笔提现操作：分别为2018年8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总行3000元、2018年8月4日北京银行1500元、2018年8月23日北京银行100元，总计4600元。王景素未偿还该期账单，至本案诉讼阶段仍存在逾期。综上，王景素主张将该信用卡的提现款项也按10%计算最低还款额，与该信用卡客户协议的约定不符，其要求广发银行取消错误的50%还款额度、按10%计算该信用卡最低还款额度，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此情况下，王景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是广发银行造成该信用卡账单逾期，一审判决驳回王景素要求广发银行取消错误的50%最低还款额度、按10%计算该信用卡最低还款额度，广发银行自行承担非法提高最低还款额后的所有非法利息，并在王景素还清10%还款额度的本利和后恢复王景素该账户的所有功能，广发银行将其违法行为导致王景素在央行系统的不良征信记录取消、恢复正常良好状态，广发银行支付王景素各项损失2万元等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王景素要求广发银行将尾号为4447的信用卡（换发后尾号变更为8974）积分报送东航公司。本院认为，广发银行提交其与东航公司客服人员的通话录音，显示广发银行从2015年12月12日起已向东航公司传输该信用卡的积分数据。而王景素主张广发银行造成其在东航公司的积分数据受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判决驳回王景素要求广发银行将其名下信用卡积分报送给东航公司进行联名共享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本案是王景素与广发银行之间的信用卡纠纷，东航公司并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第三人，故一审判决对王景素要求追加东航公司作为第三人不予准许，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王景素要求广发银行补发尾号为6617的信用卡账单交易流水。本院认为，王景素使用的该信用卡已注销，按照常理王景素在该信用卡注销前应已知晓该信用卡的交易信息，而且广发银行也已在本案中提交该信用卡2006年至2007年的所有账单记录。王景素主张广发银行提交的账单记录遗漏部分消费记录，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故一审判决对王景素要求广发银行补发该信用卡的真实、有合法效力的纸质交易流水及出示系统中的有效流水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景素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王景素负担，免予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 湛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