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3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珠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陈涌村兴业大道西五横路1号401。法定代表人：朱丽贤，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勇，男，该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学志，男，1981年8月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田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彦生，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珠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马学志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4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珠塘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马学志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马学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马学志与珠塘公司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1.马学志在2017年11月以股东的形式进入珠塘公司。2018年5月15日，马学志在广州市番禺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为股东，依法履行股东义务，享受股东权利，与珠塘公司之间并不具有劳动法意义上的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不存在劳动关系。2.虽一审判决认为“马学志作为股东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但一审判决认定马学志作为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证据明显不足，仅有（1）珠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丽贤在2017年12月15日向马学志银行转账4782元的转账记录；（2）马学志与朱丽贤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证据既不满足认定劳动关系的形式要件，也不满足认定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远远达不到劳动法规定的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更何况，股东作为投资人，行使领导、决策、审批、管理等职权，其权力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知悉公司紧要事务，可以利用职权获得优势甚至可以利用公章伪造证据，因而认定作为公司股东的马学志与公司之间具有劳动关系，应适用更加严格的证明标准。本案仅凭上述证据证明珠塘公司与马学志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不合理。①没有证据证明珠塘公司与马学志之间就工资报酬、工作职责、劳动期限等进行了约定，不能证明双方就建立劳动关系达成了合意；②4782元的银行转账并不能证明系珠塘公司给马学志发放的报酬，也就无法证明马学志与公司具有经济上的依附性。首先，根据一般常识，工资、报酬应当由公司账户统一发放，而本案中该笔银行特账系从朱丽贤私人账户转出，说明该笔转账与工资无关。其次，该笔银行转账并未注明是报酬或者工资，且仅有1笔，不具备工资发放的连续性。再次，马学志声称其工作15个月，仅发放1个月工资，明显有悖常理。最后，该笔转账数额与马学志声称的“双方口头约定5000元/月的工资标准”相矛盾。因此，该证据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能证明是公司发放的报酬；③马学志与朱丽贤偶尔一两次的关于工作任务的聊天记录无法体现出马学志提供了劳动，更无法体现出马学志具有与普通员工相当的工作内容和连续的劳动时间。即使作为股东的马学志提供了劳动，也不能必然就认定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为珠塘公司是一家规模非常小的公司，与大公司股东一般仅投资不同，小公司股东之间具有较高的人合性，股东因公司人手不足、任务量大、时间紧迫等原因会协助完成某项工作任务，但目的并不是获取劳动报酬，而是为了推动公司发展，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二、前述2018年5月15日，马学志变更登记为公司股东，马学志与珠塘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马学志最早于2020年1月14日才对工资、解除劳动赔偿金等仲裁请求进行申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马学志关于工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故一审判令珠塘公司向马学志支付工资20000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7500元错误。马学志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马学志的股东身份与其员工身份不排斥，马学志在职期间受到朱丽贤等人的诱骗，认为入股可以获得更多权益，但入股后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权益，导致马学志权益受损。2.马学志在职期间多次受到朱丽贤的指挥，费用报销均需要向朱丽贤请示报告，向珠塘公司提供的经销等属于珠塘公司的业务组成范围，可见马学志与珠塘公司构成劳动关系。3.在2019年双方签署的还款协议中，约定珠塘公司需要向马学志补发工资，根据珠塘公司在仲裁的代理人身份，其是有法务人员的，可知朱丽贤是有法律意识的，清楚在还款协议上写工资的法律后果，且协议是在2019年年底签订，马学志是在2020年1月4日提起仲裁，符合法律规定。珠塘公司、朱丽贤、唐勇拒绝履行还款协议，马学志也在番禺提起了诉讼。马学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珠塘公司向马学志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工资70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000元、2017年11月份未足额支付的工资218元、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55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珠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学志与珠塘公司因劳动纠纷于2020年1月14日申请劳动仲裁，提出仲裁请求为：一、珠塘公司支付马学志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工资70000元；二、珠塘公司支付马学志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000元；三、珠塘公司支付马学志2017年11月工资差额218元；四、珠塘公司支付马学志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5000元。广州市番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番劳人仲案[2020]1336号终局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马学志的全部仲裁请求。马学志不服该裁决，遂诉至一审法院。珠塘公司未就仲裁裁决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另查明，1.马学志与珠塘公司于2019年3月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记载“马学志原为珠塘公司股东，2018年期间投入股本10万元，由于珠塘公司经营不善，亏损巨大，经双方协商，马学志退出，珠塘公司归还马学志股份10万元，并补发马学志工资2万元”的内容。2.珠塘公司于2013年1月28日登记成立，2018年5月15日至2019年2月26日期间公司股东为龚东华、马学志、唐勇、朱丽贤，2019年2月26日之后公司股东为唐勇、朱丽贤。诉讼中，马学志主张其于2017年11月1日起在珠塘公司工作，工作由珠塘公司大股东朱丽贤安排，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工资标准为5000元/月，入职后珠塘公司只向其发放了2017年11月工资4782元，克扣了其2017年11月工资218元并拖欠其2017年12月至2019年1月工资70000元未发放；2018年5月经珠塘公司朱丽贤及唐勇劝说，其投资10万元入股，成为珠塘公司股东后仍一直在珠塘公司工作，2019年1月底珠塘公司以公司经营不善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其签订《还款协议》是为了退回股本，双方曾口头约定工资20000元于2019年12月支付，珠塘公司已按《还款协议》支付54500元，支付时未区分上述款项性质。为此，其提交了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其中，1.银行流水，显示朱丽贤在2017年12月15日向马学志银行转账4782元；2.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马学志与朱丽贤包括“大马，今天要出20个座垫，黑红边各十个，五点前出货”“是200个中的单吗？还是加的单”“昨晚你下班，件有没收走？”“收了”“能不能先预支500块给我”“从我工资里扣”的工作聊天事宜。珠塘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述转账款项是马学志与朱丽贤私人之间的资金来往，马学志及其妻子只是在珠塘公司为公司做加工座垫，双方只是约定了加工费；马学志在2017年11月1日起是以股东的形式进入公司并一起做事，确认马学志直至其退股后才离开公司；《还款协议》中所写的20000元工资并非是工资，而是珠塘公司补偿马学志的退股费；珠塘公司已按《还款协议》向马学志支付了7万多，但尚未支付完毕。为此，其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上显示朱丽贤在2018年5月11日向马学志、龚东华转让股份，马学志、龚东华从2018年5月11日起成为珠塘公司股东；马学志2019年2月22日向唐勇转让股份，马学志自转让股份之日起不再是珠塘公司股东。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问题。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从双方主体来看，珠塘公司是依法成立的企业，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工主体资格，马学志亦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从马学志与朱丽贤的转账记录以及聊天记录可见，朱丽贤作为珠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学志从2017年11月起在珠塘公司从事朱丽贤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并受珠塘公司管理，双方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虽珠塘公司抗辩称马学志是作为股东参与工作，且马学志是在珠塘公司为公司做加工座垫，双方只是约定加工费。但马学志作为股东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珠塘公司未能就朱丽贤的转账情况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就上述抗辩理由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马学志与珠塘公司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期间建立劳动关系。关于工资问题。前述一审法院认定马学志与珠塘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马学志为珠塘公司提供了劳动，珠塘公司应向马学志支付劳动报酬。关于工资标准，珠塘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能就马学志的工资标准举证，结合朱丽贤转账马学志的工资数额，一审法院采信马学志主张的5000元/月的标准。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珠塘公司补发马学志工资20000元，诉讼中珠塘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已支付上述工资，故一审法院认定珠塘公司应向马学志支付工资20000元。马学志关于工资的诉讼请求超出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马学志主张珠塘公司的唐勇通知其离开公司，不用回来上班，珠塘公司系违法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但其未能就上述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而珠塘公司亦未就马学志的离职原因进行有效举证。鉴于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马学志的离职原因，结合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应视为经用人单位提出，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珠塘公司依法应向马学志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结合前述认定马学志的工资标准以及马学志在珠塘公司的工作年限，珠塘公司应向马学志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为5000元/月×1.5个月=7500元。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前述一审法院认定马学志与珠塘公司于2017年11月起建立劳动关系。马学志最早于2020年1月14日申请劳动仲裁提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的规定，马学志本案中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故马学志要求珠塘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广州市珠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马学志支付工资20000元；二、广州市珠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马学志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7500元；三、驳回马学志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珠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是马学志与珠塘公司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珠塘公司应否向马学志支付工资20000元、经济补偿金7500元。关于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珠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丽贤向马学志转账的银行流水以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马学志接受朱丽贤的工作安排和管理，为珠塘公司提供劳动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而珠塘公司虽主张朱丽贤向马学志转款属于私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但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根据查明事实认定双方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合理有据。珠塘公司上诉主张马学志是公司股东，但股东身份与劳动者身份并不冲突，马学志的股东身份不足以排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马学志是从2017年11月开始为珠塘公司提供劳动，于2018年5月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入股珠塘公司，现并无证据证明双方曾约定马学志入股珠塘公司后终止此前双方的劳动关系，马学志入股后也仍在为珠塘公司提供劳动，故珠塘公司主张与马学志不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马学志与珠塘公司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工资的问题。马学志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向珠塘公司提供劳动，珠塘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工资。根据珠塘公司与马学志签订的《还款协议》，双方以书面形式确认珠塘公司需向马学志补发工资20000元。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珠塘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协议。一审认定珠塘公司应当向马学志支付2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就马学志离职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但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结合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视为经用人单位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珠塘公司依法应向马学志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工资支付情况负举证责任，珠塘公司未能举证证明马学志的工资标准，应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根据银行转账记录采信马学志主张的5000元/月的工资标准，并据此计算珠塘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75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珠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珠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小琳审判员  何慧斯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 曦罗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