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京03民终89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立，男，1967年11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沙云翠，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洪金桥，男，1965年6月30日出生，住湖北省大冶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沙云翠，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世纪宝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府前街31号（招商局院内）。 法定代表人：常瑜，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民，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立、洪金桥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世纪宝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丰公司）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3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立、洪金桥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撤销宝丰公司与凯亚特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未审理查明凯亚特公司决议解散必备文件《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于立、洪金桥签字非本人所签，申请注销材料系伪造虚假材料，且在本案诉讼中，凯亚特公司实际控制人常瑜与其他股东恶意串通，注销凯亚特公司，损害于立、洪金桥合法股东权益。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该注销行为应属无效法律行为。凯亚特公司与宝丰公司所签《转让协议》内容描述不属实，凯亚特公司与宝丰公司没有签订过土地租赁合同，更不存在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庭审中，宝丰公司亦未向法庭提交以上租赁合同任何证据。凯亚特公司与宝丰公司系关联公司，两枚公司的公章皆掌握于宝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凯亚特公司执行经理常瑜之手，其签的《转让协议》内容不属实。《转让协议》约定与园区原租户所签合同主体不符。原审法院依照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凯亚特公司主体被注销，撤销《转让协议》不能恢复到合同签订前，进而不予支持于立、洪金桥诉求，适用法律推理逻辑错误。凯亚特公司因关联控制人与其他股东恶意串通，上诉人股东签名，提供虚假注销材料，该注销行为不具备法定效力。撤销《转让协议》虽然不能将凯亚特公司所有租赁权利返还凯亚特公司，二上诉人的权利应按在原凯亚特公司的持投比例，结合向宝丰公司转让协议凯亚特公司应获取的利益，由宝丰公司给二上诉人相应的折价补偿，而不应因“无法回到合同签订前”而不支持二上诉人诉求，原审法院不能依据凯亚特公司实际控制人无效行为，逆推二上诉人不能获取相应对价补偿，显然适用法律逻辑推理错误。 宝丰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于立、洪金桥的上诉请求与理由。 于立、洪金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北京凯亚特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亚特公司）和宝丰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由宝丰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凯亚特公司成立于2008年3月24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温思渝（出资30万元）、关秀兰（出资5万元）、洪金桥（出资5万元）、许宁（出资25万元）、于立（出资5万元）、孔祥顺（出资30万元）。常瑜、于立、许宁和温思渝担任董事，其中温思渝为董事长，孔祥顺担任监事。2019年11月4日，凯亚特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注销原因为决议解散，同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其注销。 2019年5月24日，宝丰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凯亚特公司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如下：乙方在2008年4月15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承租甲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何各庄村的一号地园区，约定租赁期限至2016年3月31日，后在2010年底乙方因拖欠甲方租金，双方经过商议，决定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合同存续期间，乙方同园区内承租人签订的所有房屋租赁合同中的主体，在2010年底由乙方（凯亚特）变更为甲方（世纪宝丰），合同中乙方所有的权利义务由甲方享有和履行。乙方对甲方在2010年底以后履行的，乙方同一号地园区全部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确定的合同权利义务表示认可。同时甲方也可以以甲方名义同承租人签订新的租赁合同替代乙方同承租人的房屋租赁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二条规定：“关联交易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公司没有起诉合同相对方的，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于立和洪金桥主张，凯亚特公司与宝丰公司均由常瑜实际控制，两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属于关联交易合同，该合同损害凯亚特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故其二人代表公司请求撤销《转让协议》。法院对此认为，合同法规定，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状态应当恢复至签订合同以前，而本案中，凯亚特公司已经办理注销登记，法人主体消灭，故显然已无法撤销《转让协议》并将权利义务状态予以恢复。因此，于立和洪金桥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至于于立和洪金桥认为《转让协议》可能给凯亚特公司的原股东造成损失，其二人可向行为人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 综上，依照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于立和洪金桥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于立、洪金桥提交证据如下：1.2019年3月19日询问笔录，证明宝丰公司与凯亚特公司没有权利义务转让，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宝丰公司与凯亚特公司的《转让协议》及内容系伪造，与事实不符；2.2018年11月5日谈话笔录，证明宝丰公司没有签订的合同，宝丰公司与凯亚特公司的《转让协议》及内容系伪造，与事实不符；3.2019年2月20日庭前会议笔录，证明宝丰公司不是凯亚特公司的权利义务承担着，凯亚特没有把权利义务交给宝丰公司，宝丰公司与凯亚特公司的《转让协议》及内容系伪造，与事实不符；4.宝丰公司2019年3月10日上诉状，证明宝丰公司与凯亚特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转让行为，宝丰公司没有与凯亚特公司达成任何房屋租赁双方或三方协议来确定凯亚特公司的权利义务由世纪宝丰公司承担。宝丰公司与凯亚特公司的《转让协议》及内容系伪造，与事实不符；5.2019年5月6日民事裁定书，证明宝丰公司与凯亚特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转让行为，宝丰公司与凯亚特公司的《转让协议》及内容系伪造，与事实不符；6.宝丰公司、北京荷庄一号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与吴某、陈某的三方协议，证明宝丰公司是土地拥有方，所以宝丰公司和凯亚特公司无需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宝丰公司与凯亚特公司的《转让协议》及内容系伪造，与事实不符；7.2015年7月6日停车费收据，2019年5、6月停车费票据及录像，证明凯亚特公司至2019年6月仍对一号地艺术园区进行经营管理工作。宝丰公司与凯亚特公司的《转让协议》及内容系伪造，与事实不符。宝丰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 于立、洪金桥另申请证人陈某、吴某出庭作证，陈某、吴某称其系涉案园区租户，据其了解《转让协议》是虚假的，内容不属实，凯亚特公司的所有权利义务没有转让给宝丰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转让，同时也没有任何相关的合同协议等文件，土地出租合同和土地解除合同从来没有存在过。于立、洪金桥认可证人证言，宝丰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不属于新证据，证人与于立、洪金桥存在利害关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联交易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公司没有起诉合同相对方的，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立、洪金桥作为凯亚特公司股东，在公司已经注销的情况下，对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仍具有诉的利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合同相对方。 于立、洪金桥上诉称凯亚特公司实际控制人常瑜与其关联股东自行决议与宝丰公司签订《转让协议》，损害了于立、洪金桥的权益，对此本院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于立、洪金桥并未就《转让协议》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提交充分证据，亦未举证证明《转让协议》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撤销事由，故本院对于立、洪金桥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于立、洪金桥以此为由主张撤销《转让协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于立、洪金桥认为《转让协议》可能给凯亚特公司的原股东造成损失及凯亚特公司恶意注销事宜，于立、洪金桥可另行诉讼主张权益。 综上所述，于立、洪金桥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于立、洪金桥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清波 审 判 员 高 贵 审 判 员 邓青菁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欣欣 书 记 员 张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