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榆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吉0822民初1483号 原告：吉林省吉运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兴华街广白路。 法定代表人：郑海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铁军，吉林榆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榆县支行，住所地：吉林省通榆县开通镇开通大路10号。 负责人：高洪亮，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涛，吉林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吉林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朱明，男，1981年5月21日生，汉族，农行职员，现住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 第三人：李润和，男，1970年9月1日生，汉族，农行职员，现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原告吉林省吉运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运公司）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榆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通榆支行）、第三人朱明、李润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通榆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吉0822民初280号民事判决，吉运公司不服，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6日作出（2021）吉08民终447号民事裁定，撤销（2021）吉0822民初280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通榆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吉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海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铁军，被告农行通榆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涛、陈龙，第三人朱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润和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吉运公司诉称，1．要求农行通榆支行偿还借款玖佰万元整，并从借款之日起至还清借款止，利息按央行基准利率给付，数额为99万元；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时任农行通榆支行副行长主持工作的朱明与时任农行白城分行行长李润和找到吉运公司法人郑海峰，提到通榆县鸿瑞食品有限公司有笔贷款到期，暂时无法偿还，因此笔贷款如果逾期无法偿还，作为市李润和行长和县朱明行长都有责任，希望郑海峰借款壹仟贰佰万元为通榆县鸿瑞食品有限公司偿还贷款。因郑海峰和鸿瑞食品没有往来，也不熟悉，所以不同意借款。李润和、朱明提到他们会给公司出具借款协议书，并代表银行承诺短期内会还款。因为他们是市、县两级农行行长，并且市级行长贷款审批权限是贰仟万，同时二人保证此笔贷款替企业还款给农行之后再重新发放此笔贷款，用于偿还我公司壹仟贰佰万元借款，郑海峰出于信任李润和、朱明是国家银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的是农行，不是个人，所以同意借款。2017年8月25日，朱明和李润和代表银行分别给我公司出具了借款协议书，借款期限明确为2017年8月25日至2017年9月30日。2017年8月29日，我公司按照李润和、朱明指示将壹仟贰佰万元人民币汇入通榆县鸿瑞食品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刘双霞账户，刘双霞当日又通过通榆县鸿瑞食品有限公司账户将资金转入农行账户，用于偿还公司原欠壹仟贰佰万元。上述借款到期后，被告农行通榆支行未能如期还款。2019年9月6日，李润和、朱明代表农行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在2020年6月1日前还款玖佰万元整，余款叁佰万元在2021年3月1日前付清。后因吉运公司经营困难，急需资金周转，所以向农行通榆农支索要，农行通榆支行以各种理由拒付，吉运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依法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农行通榆支行偿还借款玖佰万元，并给付利息99万元，望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农行通榆支行辩称，1．案涉还款协议签订于2017年，没有以农行通榆支行名义，而是明确朱明、李润和二人个人借款，还款承诺出具于2019年，朱明早已不在农行通榆支行工作，系个人行为，不能代表、代理农行通榆支行。吉运公司提交的2017年借款协议，该协议主体明确，内容明确。主体甲方为郑海峰，至于吉运公司对郑海峰行为是否追认，这是吉运公司与郑海峰之间的事，该行为是否损害公司利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郑海峰个人利益，这是其内部事宜，被告不予干涉。原告主体问题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查。而另一方主体系朱明与李润和，并非农行通榆支行，通篇内容中无一处体现以农行通榆支行的名义，更没有体现出任何其他为农行字样，并明确写明该款不得用于违法活动，这是明确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任何协议，首先应当做的就是文义解释，从文义中无法推导出的解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重要的是，当时二人均不是农行通榆支行法律意义上的负责人，更没有出示任何授权，也没有加盖银行的公章。也就是说，各方当事人是明确的，以个人名义借款。银行的公章是无法随便盖取的，即便是分支机构负责人使用公章亦有严格的限定。对此，郑海峰及吉运公司明知且应知。这不仅符合协议书面含义，也符合常理。据此，应当认定该借款协议无论真实与否，均是朱明、李润和个人名义，无任何以农行通榆支行名义及代理、代表字样。不能通过事后的行为逃避个人责任，强做字面以外的解释。吉运公司提交的2019年的还款承诺书，不论真实与否，明显与2017年协议内容不一致。该承诺书主体上仍是以李润和、朱明的名义，却写着代表农行通榆支行，而此时，朱明早已不在农行通榆支行工作，无任何权利代表农行通榆支行，李润和更不是农行通榆支行工作人员，亦当然无权代表农行通榆支行。对此，各方都是明知应知的。而且该份承诺书依然没有加盖公章，也就是说，各方明确根本无法加盖公章。2017年协议系完全以朱明、李润和个人名义签订，故应属二人个人借款。2019年承诺书突然写出代表农行通榆支行字样，行为前后不一，企图将原属朱明、李润和二人的个人债务转嫁给农行通榆支行。从法律意义上讲，若此时成立有效，则要么需由农行通榆支行直接予以认可，要么需由农行通榆支行同意承担此笔债务。上述行为，都需要农行通榆支行以自己的名义并通过内部授权进行。银行的管理有着严格的法律规范及内部机制，这是从国家金融安全角度考虑的，也是众所周知的。而此时，行为人朱明、李润和、相对人郑海峰或者吉运公司均知道此还款承诺书仍然无法加盖农行通榆支行公章。朱明、李润和以自己名义借款，最后又以自己名义企图将债务转嫁，而二人均无农行通榆支行授权，且就此事而言，农行通榆支行亦真的无权为任何个人承担如此高额的债务。如果因此认定银行承担责任，那么任何一家银行行长、副行长或是曾经担任过副行长主持工作的人，是不是可以随意的不经银行盖章将自己应承担的债务通过承诺书的方式转嫁给其曾经所在银行或者下级银行。这将对银行造成极大的隐患，甚至可以说威胁到金融安全，更会造成及其不良的司法引导。2．本案朱明、李润和的行为依法不构成表见代表、表见代理，商业银行法对于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从事经营行为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国家出于对金融安全的考虑。吉运公司应当知道二人均无权代表农行通榆支行从事借款活动，吉运公司对此存在严重过错，不能作为善意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十二条明确了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任何人均不能以不知法律为由来规避自身过错。也就是说，行为人代表银行时的法律行为需要明确知晓法律规定的授权，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其行为不可能受到法律保护。就此案而言，银行对外借款并非银行经营范围的业务。法律明确规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经营业务尚需授权，非经营业务的高额借款更应当经过授权，这是举轻以明重的应有之意。也就是能够推定，无论朱明、李润和身份如何，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均无权代表、代理银行对外高额举债，更别提是二人以个人名义签订借款协议企图转嫁给银行的行为，当然应当经过规范授权。对此，吉运公司明知且应知。善意第三人这一概念在民法中有多处体现，然而，善意的标准就是不知且无过失。对此事件，吉运公司完全可以要求银行盖章，完全可以到农行通榆支行进行确认，但仍私下与朱明、李润和签订协议、承诺书，这是具有明显过错的。因此，不能够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善意第三人。本案借款协议是以朱明和李润和个人名义签订的，还款承诺最先体现了代表农行通榆支行的字样，该还款承诺在法律上系朱明和李润和的个人债务转嫁行为，相当于债务承担或债务加入。债务加入应当比照公司对外担保的生效条件予以适用。无论是原来的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还是现在的民法典及担保部分的解释，对于分支机构均规定了无权进行担保，也就是说分支机构的担保行为必须有相应的授权，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而此案，按照原告所诉系将个人债务直接转嫁予作为分支机构的农行通榆支行。农行通榆支行如有对外担保行为，需依法律规定办理。任何个人包括银行行长为担保行为的，按照法律规定银行均不应承担责任，分支机构担保无效。根据举轻以明重的法律解释原则，本案个人出具的企图将债务转移至银行的行为亦当然不能成立，银行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3．按照商业银行法规定，禁止银行对外借款，朱明和李润和作为银行从业人员对此系明知，二人不可能违反法律规定以银行名义对外借款。同时吉运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主体也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从一般常识判断，银行也不可能对外借款，所以农行通榆支行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按照商业银行法规定，分支机构从事业务需授权，经营业务亦需按照法律规定，从事高额借款业务比从事自身经营业务仍严重，更能威胁金融安全，并非银行的经营业务范畴。作为相对人的吉运公司或是郑海峰当然应尽合理的注意义务，最关键的是，任何一份书面材料均无加盖银行公章，无向银行进行过任何的确认行为，这是明显的过错，不能适用表见代理及表见代表的相关规定。综上，对于吉运公司或是郑海峰未收回款项一事，真正的受益人是鸿瑞公司，真正的责任人是朱明、李润和，农行通榆支行没有法律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公平公正审理本案，查清事实，依法确定相关人员法律责任，驳回吉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朱明述称，对原告吉运公司的起诉没有异议，我们当时确实是向吉运公司借款偿还鸿瑞公司在农行的贷款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吉运公司提交了借款协议书一份，证明朱明、李润和代表农行通榆支行于2017年8月25日向原告借款1200万元。被告农行通榆支行质证后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认为该协议书中未体现出以农行通榆支行名义，借款人应为朱明和李润和个人，借款协议第三条约定该借款不得用于违法活动，也能够反映出是个人借款，不是银行借款。当时朱明和李润和均不是农行通榆支行公示的负责人。第三人朱明质证后无异议。因第三人朱明作为协议签订的一方对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份证据能够与当事人当庭陈述及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故本院对该协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原告吉运公司提交了吉运公司现金员张燕辉向鸿瑞公司现金员刘双霞汇款单和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按照朱明、李润和的指示将借款支付给第三人鸿瑞公司，同时证明朱明、李润和不是个人借款，而是代表被告农行通榆支行借款。被告农行通榆支行质证后对转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该转账凭证是个人之间转款，与本案被告没有任何关系。若按照原告所述，该款项用于偿还鸿瑞公司贷款，那么实际借款人应该是鸿瑞公司。对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应该由张燕辉、刘双霞出庭作证。第三人朱明质证后无异议。因汇款单具有真实性，且证明能够与汇款单相互佐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3．原告吉运公司提交了还款承诺书一份，证明朱明、李润和明确表明是代表被告签订协议书和借款，并同意在2020年6月1日前还款900万元，现已逾期，同时证明被告应当给付利息，利息按照央行基准利率计算。被告农行通榆支行质证后对真实性有异议，并认为该承诺书系2019年3月28日签署，当时李润和、朱明均不在农行通榆支行工作，均不能代表农行通榆支行。上面记载代表农行通榆支行字样，明显与2017年8月25日借款协议书存在重大差别，应当对借款协议及还款协议的性质进行区分。第三人朱明质证后无异议。因第三人朱明作为签订承诺书一方对真实性无异议，且该份证据能够与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故本院对该份承诺书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4．原告吉运公司提交了李润和、朱明的说明各一份，证明当时借款主体是被告，朱明出具借据是当时农行负责人的职务行为，李润和出具借据是白城农行法定代表人的表见代理行为，他们实施的都是职务行为，应当由被告承担责任。被告农行通榆支行质证后认为应以李润和、朱明当庭陈述作为事实依据。第三人朱明质证后无异议。因该份证明与第三人朱明的当庭陈述相符合，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5．证人魏长龙出庭作证，证明省行副行长王金山、省行三农部总经理刘彪，现任省行副行长李满、现任白城市行行长王廷琦，找郑海峰协商借款的事和农行有没有关系，当时秦铁军律师、我和郑海峰都在场。王金山行长说与农行有关系，应负这个纠纷的责任，当时说周一不给结果周二就给结果。这个事情应该发生在2021年春节后一天的周五，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其他领导也一致说给处理结果。我是全程跟着的。原告吉运公司质证后认为证人时间记错了，应该是2020年11月份，当时吉运公司的小孟在场，高洪亮行长也来了，但没上楼，对其他证言无异议。被告农行通榆支行质证后认为证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对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证人在短时间内记错时间，违反常理，该证言不可信。即使农行相关人员与原告进行见面，也不能证明被告应该承担责任。第三人朱明质证后无异议。因该证人系原告吉运公司员工，且无其他证据能够相互佐证，故本院对该份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时任农行通榆支行副行长的朱明在其主持工作期间，同时任农行白城分行行长李润和，向吉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海峰借款1200万元，用于偿还鸿瑞公司在农行通榆支行的到期贷款1200万元。因郑海峰与鸿瑞公司没有业务往来，起初并不同意借款，朱明、李润和提出二人系代表农行通榆支行借款，并承诺，贷款偿还后，农行会再次向鸿瑞公司贷款，用于偿还上述借款。经查，当时鸿瑞公司的该笔贷款，已无力偿还。若其到期后无法偿还，朱明与李润和作为行长应负领导责任。2017年8月25日，郑海峰与朱明、李润和二人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1200万元，借款期限至2017年9月30日。2017年8月29日，吉运公司工作人员张燕辉根据朱明、李润和二人指示将1200万元款项转至鸿瑞公司工作人员刘双霞账户，同日，刘双霞将上述款项转至鸿瑞公司，鸿瑞公司用上述款项偿还了在农行通榆支行的1200万元贷款。借款到期后，因农行未能再次向鸿瑞公司贷款，故上述借款一直未予偿还。2019年3月28日，朱明、李润和代表农行通榆支行为吉运公司出具了还款承诺书，约定于2020年6月1日前偿还900万元，于2021年3月1日前偿还300万元，如到期未还，支付借期内央行基准利率的利息，到期后农行未偿还借款。 本院认为，关于吉运公司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郑海峰作为吉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系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借款合同，且吉运公司已按照借款人指示将款项转至第三人账户，故吉运公司应为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为本案适格原告。 关于案涉借款是否系被告农行通榆支行借款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朱明作为被告农行通榆支行的负责人，主持农行通榆支行日常工作，其代表被告农行通榆支行的借款行为，足以使原告吉运公司相信该笔借款系被告农行通榆支行借款。李润和作为农行白城分行负责人，因该笔借款系偿还被告农行通榆支行到期贷款，其代理被告农行通榆支行的借款行为，足以使原告吉运公司相信该笔借款系被告农行通榆支行借款。原告吉运公司作为出借人其借款行为是善意的，借款协议书、还款承诺书虽未加盖单位公章，但行为人明确表示代表农行，且借款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借出的款项用于偿还被告农行通榆支行到期贷款，农行通榆支行为受益人，以上情形，足以使原告吉运公司相信，案涉借款系被告农行通榆支行借款，原告吉运公司不存在过错。被告农行通榆支行提出朱明、李润和二人借款未经授权，其行为不属于商业银行经营范围，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属于行政法，应适用“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规定的十四项业务内容是商业银行经营业务范围，并非商业银行从事民事行为范围，该条没有禁止商业银行作为企业法人在进行经营业务的同时进行其他民事行为；第二，法人组织章程授权法定代表人进行何种民事行为不是合同相对人的审查义务；第三，在行政法调整的关系中，商业银行属于行政相对人，其不适用“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法律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未禁止商业银行对外借款行为，故该借款行为有效。 据此，朱明、李润和的借款行为系代表被告农行通榆支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被告农行通榆支行应按借款协议书及还款承诺书约定偿还借款本金900万元，并自借贷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贷款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利息，上述利息以99万元为限。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榆县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吉林省吉运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00万元及利息99万元。 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榆县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志立 审判员  胡文建 审判员  包玉龙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孟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