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26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强立松，男，汉族，198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利军，女，系强立松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正飞，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韧，男，199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虹，四川贤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光英，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罗强，男，1986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上诉人强立松因与被上诉人刘韧、原审第三人罗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强立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利军、徐正飞，被上诉人刘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虹、钟光英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罗强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院依法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对案涉合同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强立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确认刘韧与罗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无效，并判令刘韧搬离租赁房屋；2.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由刘韧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应当启动鉴定程序而未启动，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刘韧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无其他证据印证其真实性，系孤证。强立松在一审过程中提出充分的证据和理由证明该协议书系刘韧与罗强恶意串通为损害强立松的权益而在该房屋交易后补签的。如该协议系案涉房屋交易后签订，则该协议自然归于无效。在刘韧与罗强在一审庭审中言之凿凿称该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1月4日的情况下，如鉴定该协议并非为2015年签订，则也可证明刘韧与罗强在庭上做虚假陈述，二者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此，鉴定该协议的形成时间对于认定案件事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启动鉴定程序，对《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专业鉴定。而一审法院在强立松多次申请的情况下，拒绝启动鉴定程序，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刘韧和罗强逍遥法外，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法院未当庭播放强立松提交的录音证据，在罗强认可录音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将录音证据作为定案依据，程序严重违法。强立松向一审法庭提交了案外人张某和罗强的录音证据，罗强在录音中承认了自己因为对强立松拖欠购房款，单方进行房屋过户行为不满便与刘韧签订对强立松不利的租赁协议借机报复强立松的经过。该证据足以证明罗强主观上有与刘韧恶意串通损害强立松合法权益的动机，客观上有恶意串通签订虚假协议损害强立松合法权益的行为，而从补充协议书确定的租金标准和巨额的违约金、装修费、转让费来看，给强立松造成了50多万元租金损失及其他重大责任。在一审庭审中，罗强对录音的真实性进行了认定，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而一审法院既不播放该录音，在罗强认可录音真实性的情况下又不将录音内容作为定案依据，程序严重违法。三、一审判决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5028号民事判决书相冲突，应当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及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5028号民事判决书中均认定强立松与刘韧履行的租赁合同为2015年1月1日《房屋租赁合同》。同时依据该合同进行的事实认定。而《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对租金标准，合同期限都进行了变更。如果本案一审判决不撤销，则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5028号民事判决书则失去了判决的事实基础。四、一审法院判决回避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的签订时间，认定事实错误，强立松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全部支持。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只表述了《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未表述《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本案一审开庭前，一审法院询问刘韧该协议签署的具体时间及地点。刘韧称“具体日期是否和落款时间一致，因时间太久记不清楚”，同时还表示要在庭后提交书面陈述。而刘韧在2020年7月21日和7月24日两次开庭过程中，不能陈述该协议签署签订的具体过程。开庭后刘韧也未向一审法庭提交书面陈述。刘韧作为原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无其他证据印证其真实性，系孤证。刘韧只有孤证，又无法向法庭陈述协议签订的时间地点具体过程，应当承担败诉的后果。刘韧在开庭前接受法庭询问时称《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是否为2015年1月份签订不清楚，落款日期和实际签订日期是否一致也不清楚。而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刘韧却坚称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1月4日。而根据罗强在庭上的陈述，签署该协议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他父亲的意思，他签协议也没有看内容。同时，罗强也无法对协议中损失70万元、装修费45万元以及转让费25万元进行合理性解释。尤其是装修费，由于2015年初，刘韧尚未对房屋进行装修，根本不可能存在装修费的损失赔偿。补充协议明确了装修费的金额，足以证明该协议并非2015年1月4日签订。强立松和罗强不论是在涉案房屋交易过程中，还是买卖合同诉讼过程中，强立松和刘韧在此之前租赁合同纠纷诉讼过程中均未出现《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在《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所载条款对强立松极端不利，刘韧又无法陈述该协议签订具体过程的情况下，《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的形成时间对于认定刘韧和罗强是否恶意串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综上所述，由于刘韧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不能排除案件诸多疑点，以致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根据证据规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五、刘韧与罗强伪造《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且在庭审中虚假陈述，应依法驳回刘韧的诉讼请求，并追究刘韧与罗强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了虚构民事诉讼九种情形。本案中刘韧和罗强的行为符合第六种情形，即“单方或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根据该规定，认定虚假诉讼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伪造证据，二是虚假陈述。在本案中且不说《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内容如何不符合生活常理，但关于罗强录音的一个证据便足以证明其与刘韧有伪造《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的重大嫌疑。而刘韧与罗强在法庭上的说辞存在诸多矛盾和不符合生活常理之处，不能自圆其说。再者，二人异口同声表明协议系2015年1月4日签订。如协议经鉴定并非2015年签订，则既可坐实刘韧和罗强伪造协议的事实，又可坐实二人在庭上做虚假陈述的事实，从而坐实二人虚假诉讼的犯罪行为。六、一审法院判决严重不公，应当撤销并改判。《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确定的每年租金标准低于市场标准达十万元左右，六年的损失合计高达六十万元。《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约定了高达70万元的收回房屋损失赔偿，刘韧可以随意转租房屋。政府拆迁，刘韧还可以获赔装修费45万元及转让费25万元。根据该协议，刘韧可以极低的代价全权处置强立松花好几百万元购买的房产，在强立松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还要赔他巨额的装修费和转让费，强立松对刘韧则毫无约束。刘韧自强立松购买该房屋后，就多次拖欠强立松的房租，就是利用租赁合同实施的不诚信的行为。该协议作为具有一般生活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协议约定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且在2015年刘韧未对房屋进行装修的情况下做出这种约定显然不符合常理。而一审法院认为“强立松认为《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内容不符合常理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这种认定显然有失公平公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严重违法，判决结果有失公平公正，应当撤销。为维护强立松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支持强立松的上诉请求。 刘韧辩称，强立松提出的一审法院未启动鉴定程序，以及一审未当庭播放录音证据等上诉理由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强立松在浪费司法资源。对于强立松提出的判决冲突问题，其提到的两份判决均是强立松作为原告提出的，且强立松当时的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均是针对房屋租赁合同，并没有提到补充协议。即使房屋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要分开认定，也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同时，无论是从合同效力还是承租人的实际履行，都可以得知补充协议完全合法有效，强立松应当继续履行补充协议。 罗强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交述称意见。 刘韧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刘韧与强立松的租赁关系有效（所租的商铺位于成都市金牛区长庆东一路1号12栋1-2层67号，租期201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2.本案诉讼费由刘韧承担。 强立松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刘韧与罗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刘韧搬离租赁房屋；3.判令刘韧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拖欠租金24000元，并支付滞纳金（以4000元为基数，分别从2018年3月1目、6月1日、9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6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2000元为基数，分别从2019年3月1目、6月1日、9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4.判令刘韧支付从2020年1月1日起至撤离租赁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费（参照协议约定的租金标准）；5.诉讼费由刘韧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日，罗强（出租方）与刘韧（承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与本案争议有关的主要内容：1.刘韧承租位于成都市金牛区xx号铺面，租期暂定为5年，从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每年租金总额为174000元，每一年基础上递增8000元，每次付款月份为3、6、9、12月份，每次上调理应在当年的12月份付下一年房租时调，按季支付，提前一个月交纳下季度租金；2.保证金1万元；3.第五条：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并签补充协议。 因强立松向罗强购买案涉房屋，罗强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该案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8日向罗强、强立松进行询问并形成《询问笔录》，载明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1.罗强预收2018年1-3月涉案房屋租金54800元，房屋保证金1万元，本案执行后强立松支付罗强购房款25000元，扣除上述三笔款项后强立松应当支付罗强房屋尾款630200元；2.罗强在本协议签字之日起5日内将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原件交与强立松，当日，强立松支付前述尾款。 另，依据双方签订的原合同第五条约定内容，罗强与刘韧就案涉租赁房屋还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约定与本案争议有关的主要内容：1.租期从201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租金从201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2.从2019年12月31日起，每月房租定价17500元，每季度支付一次；3.罗强无故收回房屋，应赔偿刘韧损失70万元；4.租赁期内，如市场不景气刘韧可不经罗强同意进行转租转让，如遇政府征用拆迁，拆迁款归罗强所有，但罗强自愿承担刘韧装修费45万元及转让费25万元。 因案涉租赁合同履行产生纠纷，强立松于2018年5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刘韧与罗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该案经两审判决，驳回了强立松前述诉求。该案一审中对于双方争议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载明不予处理，告知双方另案诉讼。该案查明：强立松取得案涉租赁房屋不动产登记证时间为2017年12月26日，双方确认强立松应当收取2018年4月以后的租金。 根据刘韧与强立松核对，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内容，刘韧尚欠该期间租金为24000元。一审庭审后，刘韧提交说明，2020年4月15日支付季度租金7万元，多付17500元，故抵扣后尚欠6500元。 证人张某、陈某一审出庭证实：罗强向强立松出售案涉租赁房屋过程，未出示《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房屋租赁合同》《询问笔录》《转款凭证》《民事判决书》【案号：（2018）川01民终15028号】，《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证人张某、陈某出庭证言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提起的本、反诉及抗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是否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对此，强立松提出该协议在向罗强购买房屋、另案租赁合同纠纷过程中均未出示，且与原合同约定内容存在不合理的情况，能够认定罗强与刘韧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强立松的事实，应认定《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无效。首先，强立松与罗强签订、履行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期间，罗强就案涉房屋的租赁情况有如实向强立松披露的义务，但并不能以此认定刘韧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系刘韧与罗强合谋、串通补签。同时，根据一审法院就强立松购买案涉房屋一案执行中形成的询问笔录也能够认定，强立松在购买案涉房屋时知晓房屋已出租的事实，但强立松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向刘韧进行核实求证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就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另案审理中，因强立松提出的诉讼请求仅主张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两审法院均认为其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该案中，刘韧也提出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由于强立松解除合同理由不成立，是否存在《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均不影响该案的最终认定，故该案并未对此予以查实，但不能以此认定《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在该案审理时未形成。其次，从《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约定内容来看，租金约定标准与《房屋租赁合同》并未作较大调整，而增加的关于出租人的违约责任内容，因该责任仅在违约事实成就时发生，在双方当事人遵循合同约定内容的情况下，并不必然加重出租人的合同义务，故强立松认为《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内容不符合常理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强立松主张《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无效、刘韧搬离租赁房屋的反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韧主张《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有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另外，关于强立松主张刘韧支付拖欠租金24000元的诉讼请求。刘韧抗辩2020年多付17500元应抵冲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欠付租金。因刘韧一审庭后提交的该笔7万元转款凭证，在转账用途一栏已注明为2020年度租金，故对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强立松主张刘韧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欠付租金24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考虑到2019年8月19日银行政策调整，综合强立松主张的诉求及刘韧的欠款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利息分别以2018年度欠付租金12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以2019年度欠付租金12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确认罗强与刘韧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4日）有效；二、刘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强立松支付租金24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2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以12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强立松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刘韧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425元，减半收取计712.5元，由刘韧负担500元，由强立松负担212.5元。 二审中，强立松、刘韧均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罗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强立松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2017年12月26日，罗强和强立松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强立松拿到案涉房屋产权证的当天，罗强发送了租赁合同的图片给强立松，图片中反映租金是18000元；2.强立松针对历年的租金做的统计分析表格，可以看出2017年的房租递涨后单月金额与续签合同的租金金额一致；3.刘韧于2017年7月21日出具的《说明》，证明刘韧在这个时候已经知道罗强要出售房屋，与刘韧在一审中陈述其从来都不知道案涉房屋已经出售的说法矛盾；4.（2017）川0106民初626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拟证明罗强当时提交的证据只有房屋租赁合同和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说明，并没有补充协议；5.一审法院档案室调取到的房屋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与现在强立松持有的合同不一致，该案中罗强提交房屋租赁合同载明年租金为174000元，在房租每年基础上递增18000元，但罗强向强立松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原件递增只有8000元，数字相差巨大。 刘韧质证认为，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同时，这仅是强立松与罗强之间的交接，与刘韧无关。统计分析表格是强立松自行单方制作的统计表格，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强立松未出示过原件，且应当是已经提交过的材料。对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庭审笔录中载明的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说明，并非是刘韧签署的，这是强立松和罗强串通提交虚假证据来侵害刘韧的合法权益。 罗强未对强立松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刘韧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银行流水，拟证明刘韧针对补充协议不仅在履行，且实际交付房租至2021年6月30日止；2.装修施工合同、图纸、刘韧现在经营的餐馆的营业执照，拟证明刘韧在继续履行合同，同时强立松在电话里说过你该装修装修，该做生意做生意，官司该打打。 强立松质证认为，截止2020年12月刘韧欠付房租48500元，且是按照2019年的年租金计算，不是按照补充协议计算。装修施工合同落款时间为2021年1月，而租赁合同签订时间在2015年，用该装修施工合同不能说清为什么在2015年会约定450000元的装修费，且装修施工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罗强未对刘韧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对强立松、刘韧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资格、证明力大小，本院将在下文中予以阐释。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本院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对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的形成时间，以及是否形成于强立松和罗强签订的买卖合同之后进行鉴定。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以检材落款时间以及强立松的怀疑时间均超出检测范围为由予以退件。 二审中，刘韧陈述：其是从案外人手中转租了案涉房屋，并支付了21万元的转让费，案外人就让罗强和刘韧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罗强和刘韧在2015年1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签了合同案涉房屋就交给刘韧了；隔了几天，刘韧给案外人打电话，说合同还有两三年到期，让罗强签订补充合同延长期限，当时在电话里刘韧告诉罗强刚开始生意不是很好，需要在前期搞活动，然后和罗强商量说把合同期限延长一点，免得转来转去，罗强就同意了，补充协议是罗强提供的。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罗强与刘韧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强立松利益的情形，进而是否无效。现评判如下： 首先，现强立松、刘韧对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的形成时间有争议，但双方均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形成的实际时间。考虑到有倒签合同的可能，因此，也不能简单将《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载明的时间直接认定为实际形成时间。 其次，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在洽谈案涉房屋买卖时罗强向强立松出示过《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也不能证明罗强明确告知过强立松案涉房屋租期至2025年12月31日止，加之负责强立松和罗强房屋买卖的中介人员也陈述罗强未出示过《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因此，可以认定罗强在交易过程中未出示过《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从一般经验法则来看，存在长租期的话，极可能促进商铺的交易，而罗强在洽谈房屋买卖时却从未出示过《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显然与常理不符。 又次，刘韧陈述其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以投资大剩余租期仅两三年为由要求延长租期，而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1月1日，约定的租期到期之日为2019年12月31日，租期长达五年，显然与刘韧陈述剩余租期仅为两三年矛盾。同时，刘韧陈述在其与罗强签订租赁合同的情况下，要求延长租期，并最终由罗强提供合同予以确认。而从《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的内容来看，租期延长六年，递增的租金却不再递增，同时还约定罗强承担较房屋租赁合同更重的责任和义务即违约解除赔偿700000元、遇征用拆迁赔偿装修费450000元及转让费250000元，也就是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是赋予刘韧更长租期、解除后享有确定赔偿款项的权利，而罗强负担了更重的责任，却没有享有其他权益，这显然与常理不符。 最后，从案涉纠纷发生的时间线来看，在纠纷中出现《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的时间应在2018年5月后，而此时已是强立松与罗强的纠纷处理完毕后。结合前述种种不符合常理的情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并非形成于2015年1月4日的可能性极大，且极有可能形成于强立松与罗强的纠纷产生后。因此，罗强与刘韧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时并非善意，可认定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强立松的利益。故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应为无效。 基于上述分析，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无效，而刘韧承租案涉房屋的租期届满之日应为2019年12月31日，故刘韧应当腾退房屋，并支付至腾退之日的占有使用费。按照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2019年的租金标准应为206000元（2015年为174000元，每年增加8000元），该租金标准可作为占有使用费的计算标准。现刘韧已经支付2020年部分占有使用费70000元，故本院确认刘韧应支付的占有使用费标准为：第一部分为136000元；第二部分从2021年1月1日起，按每年206000元的标准支付至实际腾退之日止。此外，一审法院对欠付2019年12月31日前的租金及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强立松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结果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7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7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确认刘韧与罗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无效； 刘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位于成都市金牛区长庆东一路1号12栋1-2层67号商铺返还给强立松； 刘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强立松支付占有使用费（计算方式为：第一部分为136000元；第二部分从2021年1月1日起，按每年206000元的标准支付至实际腾退之日止）； 驳回刘韧的全部本诉请求； 驳回强立松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确定的负担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刘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何广智 审判员  王 果 审判员  杜玉兰 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曹成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