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4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乐军，男，197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力，北京市京师（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昌斌，男，197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乐云，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威海稳达建材有限公司，住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头镇东洛头村。法定代表人：林乐军，经理。上诉人林乐军因与被上诉人刘昌斌、原审被告威海稳达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稳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1）鲁1082民初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乐军上诉请求：请求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刘昌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有意偏袒刘昌斌，导致事实认定不清。1.刘昌斌在诉状中声称“2016年4月3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立案时一并提交了一份2016年4月3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及2020年3月10日的《还款协议书》。一审庭审中刘昌斌将上述《股权转让合同》替换为2016年4月3日的《采矿权转让合同》，两份合同落款时间均为2016年4月3日，但合同标题及内容均不同，对刘昌斌前后提交的两份不同的合同，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并进行评判，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事实上，一审法院和刘昌斌均知晓2016年4月3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在一审法院的暗示下，刘昌斌并未提交《股权转让合同》，而是提供了一份真实的《采矿权转让合同》。依据《采矿权转让合同》中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约定，双方均是对采矿权转让事宜进行约定，而非股权转让。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仅对合同的标题进行解释，对如何通过合同条款认定“《采矿权转让合同》实际为永平公司的股权转让”这一事实未做任何分析、论证。2016年4月3日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刘昌斌以替林乐军逃避债权人杨军的债务，保全资产为由，在威扬律师事务所主任贾彬的提议下，由贾彬按2016年4月3日的《采矿权转让合同》重新起草，合同标题及内容由转让采矿权变更为股权转让。同日，双方还签署一份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0日的《还款协议书》。一审法院正是知晓上述情况，有意无视刘昌斌在诉讼中随意替换合同的行为，帮助隐匿虚假证据，否则一审法院完全可以以《股权转让合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证据。2.通过林乐军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刘昌斌的自认证实，2020年3月10日的《还款协议书》中落款时间及欠付金额均不准确，且《还款协议书》中“鉴于甲乙双方于2016年4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均表明该份《还款协议书》系配合2016年4月3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形成的，刘昌斌在替换下《股权转让合同》后，仍提交该份《还款协议书》，一审法院对协议书中欠付金额和落款时间与真实情况不符，不作任何调查，反而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合意的证明，采纳了该份证据。双方既为共同作假，自然会有共同造假的合意，因此仅以存在合意就认定证据真实、合法、有效，显然有失公允。更甚的是，一审法院明知存在2016年4月3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和《采矿权转让合同》，但在判决中对2016年4月3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只字不提，而以“结合当事人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及相关约定条款以及双方后续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等证据，能够认定刘昌斌与林乐军之间签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实际为永平公司的股权转让”，故意将《还款协议书》中所记载的《股权转让合同》与《采矿权转让合同》进行混淆，从而达到认定450万元采矿权转让款为股权转让款的假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及《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的规定，采矿权转让必须经过审批管理机关批准，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应认定合同未生效。林乐军为履行《采矿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成立稳达公司用于接收采矿权，双方曾到国土资源部门申请采矿权转让，但是未获批准。直至采矿权过期，荣成市永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平公司）也未能获得审批机关的转让批准，因此采矿权有效期内一直未获批准转让，现已过期，450万元转让款已不具备支付的条件。二审中补充上诉意见为：一、林乐军与刘昌斌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从合同的内容以及双方的履行情况来看，该合同的目的是刘昌斌将采矿权转让给林乐军，而非转让永平公司的股权。原审法院认定合同目的为股权转让，其本质是认定林乐军通过受让永平公司的股权，从而间接地取得采矿权。根据《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的通知》［鲁国土资第2011508号］第二条的规定，采矿权人以出售、作价出资，引进他人资金、技术、管理等合作经营，企业重组、改制等原因，只要采矿权人的股东股权发生比例发生变化，均属采矿权转让行为，必须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上述规定意味着不论是永平公司将其所有的采矿权转让给林乐军成立的稳达公司，还是林乐军受让永平公司的股权，都属于采矿权转让行为，都需要取得荣成市国土局的批准，除上述规定外，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也尝试过通过林乐军控制永平公司从而取得采矿权的变更，双方也于2016年7月26日在荣成市工商部门将永平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刘昌斌变更为林乐军，随后双方去荣成市国土局办理采矿权许可证中负责人的变更，但国土局的答复是不允许采矿权人将其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他人，使他人取得矿业企业的控制权，从而实现由受让人组织开采的行为。因此国土局不允许将采矿权人备案信息中的负责人从刘昌斌变更为林乐军。因负责人无法变更，且采矿权许可证中备案的负责人必须与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致，2016年10月17日，永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从林乐军变回刘昌斌。从政府规定到双方的履行情况，足以证实林乐军无法通过受让永平公司的股权从而取得采矿权。抛开采矿权，若仅仅是永平公司的股权，永平公司成立于2014年，案涉采矿权是其2015年从荣成市成山镇永平采石场转让取得，永平公司基本没有开展采矿业务，林乐军不可能花450万购买永平公司的股权，且若只是股权不涉及采矿权，2016年4月3日合同签署后，双方就可以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没有必要等到2020年10月24日才变更。二、关于双方于2020年11月24日在工商部门将法定代表人从刘昌斌变更为林乐军，股东从刘昌斌变更为林乐军、王**峰的背景及原因，2017年2月起，林乐军向案外人杨军借款，并用永平公司提供担保，2020年10月3日，杨军将林乐军、永平公司诉至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此时永平公司尚为刘昌斌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刘昌斌找到其同学威扬律师事务所贾彬律师，在贾彬的提议下，刘昌斌为规避诉讼风险，要求林乐军尽快将永平公司的股东进行变更。林乐军利用其管理公章的便利，用永平公司为自己借款提供担保，该担保行为与刘昌斌无关，出于不愿意牵连刘昌斌等考虑，林乐军同意变更股东，双方于2020年10月23日、24日到工商部门办理永平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股东的变更，刘昌斌于2020年11月24日完全退出永平公司。同时刘昌斌又以帮助林乐军保全资产为由，由贾彬起草，双方伪造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刘昌斌以该合同将林乐军诉至荣成市人民法院，并申请财产保全，查封了林乐军的资产，双方在荣成市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后因调解员知道双方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串通签署的假合同，不敢形成调解书，林乐军与刘昌斌商议调解作废，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但刘昌斌拒绝。此时刘昌斌的真实目的就是尽快将450万拿到手，林乐军在原审中将伪造证据、逃避债务的行为全盘托出，但一审法官与刘昌斌以及律师串通，故意隐藏关键证据混淆视听，判令林乐军支付剩余的转让款。希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刘昌斌的诉讼请求。刘昌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林乐军的上诉请求。稳达公司述称，同林乐军意见。刘昌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林乐军向刘昌斌支付股权转让款2,200,000元、违约金1,469,178.08元，合计3,669,178.08元；2.判令林乐军向刘昌斌支付违约金(以2,200,000为基数，自2020年11月13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年利率15%计算)；3.判令稳达公司对林乐军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林乐军、稳达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刘昌斌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林乐军向刘昌斌支付股权转让款2,200,000元、违约金936,678.08元，合计3,136,678.08元（已经扣除了自2016年6月1日至2020年11月12日按照年利率15%约定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3日，作为甲方的永平公司与作为乙方的林乐军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日前，甲方拥有成山镇磨山村磨山石矿采矿权，且甲方承诺采矿权系合法取得并持续有效。甲方注册资本为80万元，甲方法定代表人即刘昌斌持有甲方公司100%的股权。双方经协商决定甲方将其持有的采矿权及行使采矿权所需的一切连接权利、甲方现有资产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成交日是指国土管理部门将甲方采矿权登记在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单位名下之日。乙方同意受让上述权利及资产，并在转让成交后，依据受让的权利实施作业及享有相应的权益、承担相应的义务。乙方支付首笔转让款的同时，甲乙双方进行公司经营权的交接，乙方拟成立专项公司，与甲方对接本合同采矿权等权利的转让及手续的办理，乙方接手后应妥善安置甲方矿山原有职工。甲乙双方互相配合共同办理国土资源部门的转让登记手续，确保双方转让成功。甲方应按乙方通知日期向国土部门提出相应的申请，乙方应及时办理有关受让的申请和手续。甲乙双方同意甲方转让公司采矿权、连接权及资产的总价款为4,500,000元，首付款乙方向甲方支付2,300,000元，其中乙方于2016年4月5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1,000,000元，另以双方认可的房产方式支付1,300,000元。乙方于2016年4月30日前向甲方支付第二笔转让款人民币1,700,000元，余款500,000元乙方于2016年5月31日前全部付清。支付给甲方的房产，现已可直接签订（预售）合同，甲方法定代表人已实际查看并认可，房产手续由乙方负责协调。乙方同意按甲方要求签订（预售）合同或将手续交给甲方。手续交给甲方的，即视为乙方已履行完成向甲方支付1,300,000元的义务。若乙方不能按期支付第二笔和第三笔款项的，乙方应按逾期付款总金额年利息15%支付滞纳金。乙方如在2016年8月31日前未能将转让款全部付清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收回采矿权。甲方承诺公司资产符合继续运营的要求，并由双方在过渡期间进行登记及状况核定。因交接前原因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甲方享有和承担，交接后乙方经营引起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甲方承诺目标公司采矿许可权有效期至少再持续1年，即可保持至2017年6月3日，办理采矿权的延续所需向政府、村缴纳的费用由乙方接手后的目标公司承担。合同项下部分条款或内容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因办理股权转让、矿权变更登记所签订的文书、合同及其他资料等与本合同有不符的，盖以本合同条款为准。本合同中的标题，只为阅读方便而设，在解释本合同时对甲乙双方并无约束力，合同自双方签字即生效。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当日永平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昌斌与林乐军在该合同中签字捺印确认。合同签订后，关于合同约定的首笔转让款2,300,000元，刘昌斌称通过银行转账1,000,000元，通过房屋抵顶1,300,000元，双方均认可至2016年4月份已经履行完毕。林乐军接手永平公司后，关于合同约定的第二笔和第三笔转让款到期并未支付，但其分别于2016年5月1日和5月31日向刘昌斌出具了欠条，确认其欠刘昌斌转让款分别为1,700,000元、500,000元，合计2,200,000元。林乐军自认其在2016年5月31日确实欠付2,200,000元，但其称因采矿权未转让给林乐军，所以该两笔款项不应支付。刘昌斌称自2016年6月1日之后，林乐军通过银行转账给其450,000元，通过混凝土抵顶了82,500元，合计532,500元，混凝土抵顶系口头约定，一共是275方，每方300元。林乐军称通过混凝土抵顶的数额不准确，相差两三万元，应当在82,500元基础上加16,500元，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2016年7月26日，永平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昌斌变更为林乐军，林乐军亦成为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年10月17日，永平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林乐军变更为刘昌斌。期间，林乐军向刘昌斌出具声明书一份，载明：“本人林乐军因为荣成市永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国土局证件没更改，于2016年10月17日将公司法人变更为刘昌斌，此后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公司相关证照由林乐军本人保存使用，由此产生的荣成市永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一切法律责任由林乐军承担，与刘昌斌无关，特此证明。”2020年3月10日（实际为2020年11月份），作为甲方的刘昌斌与作为乙方的林乐军及作为丙方的稳达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鉴于甲乙双方于2016年4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乙方尚欠甲方部分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各方就还款事宜达成一致，约定：乙方应于2020年5月30日前付清剩余转让款2,20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年利率15%，自2016年6月1日起算。丙方系乙方设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丙方就乙方上述债务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两年。若乙方未按期支付，甲方有权向《股权转让合同》的实际履行地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最终由三方签字盖章确认。林乐军称该还款协议是假的，该协议系2020年11月份签订，是在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贾彬给做的协议，因为林乐军欠杨军的钱，也欠刘昌斌的钱，刘昌斌是为了保证林乐军的公司还能正常经营怕杨军把林乐军的财产拍卖了，所以做的虚假的还款协议。其另称股权转让款2,200,000元不属实，实际上还欠1,651,000元，是采矿权的转让款。林乐军提交了其与刘昌斌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宗，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该聊天记录显示，能够确认双方于2020年11月份仍然在积极履行合同，且能够认定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是于2020年11月份签订，但该协议签订的时间不影响当事人约定的相关事项，根据聊天记录显示的刘昌斌提供的账目，更能印证涉案债务的真实性和当事人签订还款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林乐军自认确实欠付转让款及该还款协议上的本人签字及公司盖章，能够认定该还款协议的真实性。2020年11月23日，永平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乐军。2020年11月24日，永平公司股东变更为王**峰和林乐军。目前该公司工商信息显示股东为林乐军及王**峰，持股比例分别为99%、1%，公司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建筑用石料开采、加工、销售，批发零售建筑材料。林乐军称永平公司采矿权于2017年到期，到期之后无法办理延期，双方多次变更法定代表人等行为系为了办理永平公司的采矿权事宜。林乐军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两份，证明其于2016年9月21日向刘昌斌转账7000元，于2016年12月6日向刘昌斌转账14,000元，并称该两笔钱不是股权转让款，是办理相关事宜的手续费。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查明，本案当事人在诉前调解过程中，形成调解笔录一份，林乐军在该笔录中表示承认刘昌斌的诉讼请求，承认欠付刘昌斌股权转让款2,200,000元，因资金紧张，所以未能及时还款。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2020年12月27日前，两被告将股权转让款220万元一次性付给刘昌斌，此案终结，若二被告逾期不付，刘昌斌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追加违约金1,469,178元。但达成协议后申请一审法院出具司法确认书之前，林乐军反悔。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结合当事人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及相关约定条款以及双方后续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等证据，能够认定刘昌斌与林乐军之间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实际为永平公司的股权转让，在股权及相应权利转让给林乐军后，承继相应的采矿权。当事人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还款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刘昌斌按约定已经将永平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乐军，并将该公司的控制权及资产全部转移给林乐军，林乐军并未按约定支付相应的转让价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刘昌斌要求林乐军支付欠付的股权转让款，证据充分，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但刘昌斌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数额，应当以实际欠付的数额为准。因林乐军对余欠的2,200,000元股权转让款于2016年6月1日之后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刘昌斌450,000元，当事人无争议，予以认定。期间，刘昌斌称林乐军又通过口头约定的方式通过混凝土抵顶了82,500元，林乐军称通过混凝土抵顶的数额应当在82,500元基础上加16,500元，但因林乐军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林乐军就欠付的2,200,000元转让款后续支付的款项金额为532,500元（450,000元+82,500元），故林乐军尚应支付转让款1,667,500元。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结合当事人合同履行情况及刘昌斌的损失程度，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照准。因涉案争议的股权转让款为先到期的债务，而违约金系在该欠付的股权转让款之后产生，故刘昌斌主张林乐军后续支付的532,500元用于先行抵扣违约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明确林乐军后续支付532,500元的具体时间，故一审法院本着公平原则酌定林乐军应当支付刘昌斌的违约金应以实际欠付的股权转让款为基数，自2016年6月1日起按照双方约定的年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稳达公司承诺对林乐军欠付的转让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且尚未超过保证期间，当事人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稳达公司抗辩该协议书系虚假，但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独立法人，应当对自己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负责，且稳达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佐证该还款协议中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应当由稳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稳达公司提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刘昌斌要求稳达公司对林乐军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四百六十六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八十五条、第六百八十八条、第七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林乐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昌斌股权转让款1,667,500元及违约金（以1,667,5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威海稳达建材有限公司对林乐军上述第一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林乐军追偿；三、驳回刘昌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77元（系减半收取），由刘昌斌负担3,504元，由林乐军、威海稳达建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4,57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林乐军、威海稳达建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林乐军提交如下证据：1.永平公司的工商变更信息，证明2016年7月26日，永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刘昌斌变更为林乐军，2016年10月17日又从林乐军变回刘昌斌。2020年10月23日、24日永平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由刘昌斌变更为林乐军，股东由刘昌斌变更为林乐军、王**峰，法定代表人由刘昌斌变更为林乐军，表明林乐军与刘昌斌于2016年4月3日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并不是转让股权，若为股权转让，双方于合同签订后即可办理股权变更，没必要等到2020年11月24日才办理；其次双方于2016年7月26日先是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乐军，两个月后又变回刘昌斌，正是由于双方到荣成市国土局申请办理将采矿权负责人变更为林乐军未果，遂又变回刘昌斌，也表明双方签署的采矿权转让合同的目的是林乐军取得采矿权而非股权。2.（2020）鲁1002民初6363号、6362号、636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杨军于2020年10月3日将永平公司、林乐军诉至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结合证据1中2020年10月23日、24日，永平公司的股东从刘昌斌变更为林乐军、王**峰，从时间上可以看出，双方之所以签署采矿权转让合同后时隔四年半将永平公司的股东进行变更，其目的就是规避刘昌斌基于永平公司股东身份对杨军的债务承担责任，而非履行《采矿权转让合同》，同时结合刘昌斌立案时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以及一审法院查明的还款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均可证实双方曾通过转让股权、虚假诉讼方式对抗杨军的诉讼。3.关停矿山治理公示牌照片一张，证明2018年案涉矿山被关停，对应的采矿权不可能变更。4.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的通知》，证明按照山东省政府的规定不论是采矿权人的变更还是采矿权人的股东、股比发生变化，均属于采矿权转让行为，必须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经质证，刘昌斌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主张通过双方之间多次进行变更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信息，恰好可以证实双方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是进行股权转让，否则双方之间根本不需要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登记，同时结合双方于2016年4月3日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其中明确约定双方交接之后的债权债务由林乐军承担，与原股东刘昌斌无关，如果双方不是进行股权转让，双方不需要交接经营权，也不需要去进行上述的约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杨军与案外人之间的诉讼及其债权债务关系如何与刘昌斌没有关系，正是由于双方已经于2016年4月3日进行了股权转让，永平公司的股权以及全部资产转让给林乐军，并且后期的经营也是全部由林乐军负责，与刘昌斌没有关系，所以在案外人杨军起诉之后，刘昌斌才督促林乐军要求其尽快办理包括股权转让在内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以免承担不应由其承担的法律责任。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双方在2016年4月3日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刘昌斌仅承诺永平公司的采矿权有效期延续1年，而实际上在公司以及相应的股权全部资产转让给林乐军之后，采矿权有效期延续了两年，并且相关的延续费用也是由林乐军承担的。林乐军对此也是明知的，刘昌斌的合同义务早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双方已经对股权转让达成一致，并且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后，虽然现在已经无法办理相关的采矿权转让手续，但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采矿权的延续时间已经超过了刘昌斌的承诺，所以该采矿权手续无法办理与其没有关系，林乐军不应当以此为理由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刘昌斌提交《高压客户用电登记表》及国家税务总局荣成市税务局成山税务分局纳税证明各一份，以证明林乐军接管永平公司后有持续的缴税记录，且林乐军因更多的电力需求在2017年7月办理了高压用电的增容，可以看出永平公司在林乐军控制下实际经营。经质证，林乐军主张纳税证明的来源不合法，提交其于2016年6月11日在国家税务总局荣成市税务局成山税务分局的咨询录音一份，证明该局答复无法调取企业纳税证明，并且调取证明需用企业税务账户密码。林乐军补充提交证据：1.采矿权延续申请登记书及采矿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刘昌斌主张林乐军从2016年4月接管公司不属实，2016年5月26日刘昌斌代表永平公司申请延续采矿许可证，每次采矿权延续期限为一年，该次延续后采矿权有效期自2016年6月4日至2017年6月4日。此后刘昌斌再没有申请延续，因此采矿许可证自2017年6月4日以后失效。2.国土资源部于2000年11月1日发布《关于印发的通知》，证明不论以何种方式转让矿业权，都需要转让双方到原登记发证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且规定采矿权人不得将采矿权以承包等方式转给他人开采经营。经质证，刘昌斌认为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补充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补充证据1恰好可以证明永平公司的采矿权至少延续到了2017年6月4日，满足合同的约定，林乐军无理由解除合同。对于补充证据2认为与本案无关，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林乐军既已取得目标公司的股权，且早已实际控制该公司，且通过股权受让的承继相应的采矿权，应当按合同约定支付对价款。二审中，刘昌斌还提交转让方为刘昌斌、受让方为林乐军的《股权转让合同》一份，经质证，林乐军对该证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签署的时间以及合同的内容有异议，主张该合同是2020年11月份在荣成市成山税务局签署的，当时是以要进行工商股权过户从而由刘昌斌起草，然后拿给林乐军签署的，该合同只在刘昌斌处保管，林乐军手中没有，而且在签署该合同的时候，林乐军并没有仔细看合同上的内容，刘昌斌说该份合同与原来的采矿权转让合同是一致的，但是在一审中林乐军仔细看了合同才发现这个合同中主要的内容由原来的采矿权都变成了股权，而合同的支付方式、金额是同《采矿权转让合同》是一致的。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4月3日《采矿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永平公司交由林乐军实际经营，采矿权许可至2017年6月4日。2018年8月份，该矿山被关停。2020年11月份，刘昌斌、林乐军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内容为：在合同签订日，转让方刘昌斌拥有永平公司的100%股权、资产、设备、采矿权等所有资产和权利，永平公司注册资本为80万元，刘昌斌持有公司100%的股权。双方经协商决定将永平公司的100%股权、资产、设备、采矿权等所有资产和权利全部转让给林乐军。林乐军同意受让上述权利及资产，并在转让成交后，依据受让的100%股权、资产、设备、采矿权等所有资产和权利享有相应的权益、承担相应的义务。合同对于转让款的数额、支付方式的约定与《采矿权转让合同》一致。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另查明，因案外人杨军、杨剑提起诉讼，2020年11月25日，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1002民初6361号、6362号、6363号民事判决，分别判决林乐军、永平公司、稳达公司偿还杨军、杨剑相应借款及利息。林乐军等提起上诉，二审中又以双方达成和解为由撤回上诉，本院作出裁定予以准许。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林乐军与刘昌斌之间为采矿权转让关系还是股权转让关系,二、转让合同的效力，三、林乐军是否应继续支付转让款。关于双方之间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中，永平公司与林乐军于2016年4月3日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后，刘昌斌与林乐军又于2020年11月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林乐军主张《股权转让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间系采矿权转让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在《采矿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因未能办理采矿权的延期及采矿权人、采矿权人负责人的变更导致采矿权转让未能完成。但永平公司已交由林乐军实际经营，期间双方曾将永平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乐军，后虽又变更回刘昌斌，但林乐军出具的声明书表明，永平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证照等均已交由林乐军保存使用，可见受让永平公司并经营该公司是林乐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实际履行。其后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均认可是在林乐军以永平公司为其个人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为避免刘昌斌对此承担不应由其承担的责任，而由双方协商签订的。林乐军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佐证双方协商签订该协议的事实。林乐军主张该《股权转让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虚假合同，并无证据证明。因此，应当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已变更为股权转让关系。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林乐军主张因采矿权转让应当办理审批手续，未经批准的合同未生效。对此本院认为，在涉案矿山被关停、采矿证未办理续期的情况下，永平公司的采矿权依据灭失，其已非采矿权人。因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属于采矿权转让，无需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林乐军关于合同不生效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采矿权转让合同》已成立并生效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林乐军是否应支付剩余转让款。《采矿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刘昌斌已将永平公司资产交付林乐军，林乐军实际占有经营永平公司。林乐军认可永平公司的采矿权延续到2017年6月4日，且其所提交的采矿权延续申请登记书由刘昌斌加盖法人章，可以证明刘昌斌已履行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其后该采矿许可证未能办理续期及采矿权人的变更，并非刘昌斌的责任。林乐军虽主张因采矿权未变更导致其无法经营，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并且其亦未主张解除合同，还与刘昌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对转让款的数额再次予以约定，表明其对付款义务的认可，故其应当支付剩余转让款。林乐军以永平公司未能获得审批机关的转让批准主张450万元转让款不具备支付的条件，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综上，林乐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146元，由上诉人林乐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 锐审 判 员  刘志敏审 判 员  王 慧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法官助理  杨 昕书 记 员  孙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