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1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忠，男，193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春，男，195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上述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萍萍，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长泰，男，196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峰，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振忠、刘长春因与被上诉人刘长泰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20）鲁0911民初4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振忠、刘长春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书，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被上诉人现在居住房屋四至与上诉人主张的宅基地四至不一致，无法证明是同一地块严重错误。（2020）鲁09民终1909号民事判决书第五页“本院经审理查明”部分中间段以及该案的庭审笔录第97页，被上诉人认可是在杜秀芳土地登记申请表编号为××的宅基地原址上建造的房屋，一审庭审中，虽然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的房屋前移，但是并未超出杜秀芳宅基地的范围。故，一审法院就此认定的“刘长泰现在居住房屋四至与原告主张的宅基地四至不一致，无法证明是同一块地”严重错误。一审中的证人、被上诉人均认可将杜秀芳的房屋拆除后承建的目前涉案房屋，一审法院的该部分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其次，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部分再次认定：“案经调解，双方对在1992年期间，是否对涉案房产达成买卖关系陈述不一，致使调解未果”错误。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争议宅基地系通过买卖而来，（2020）鲁09民终1909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作出了明确认定：刘长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宅基地系其通过买卖得来。该判决书是生效判决。根据法律规定，已经生效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仍然申请了原来的证人出庭作证，更关键的是，本案未能调解成功与是否是买卖无任何关系。1992年双方并未产生过买卖涉案宅基地的事实，通过以上的判决也足以说明买卖关系不存在。二、一审法院以杜秀芳去世，且两上诉人不是徂徕镇水泉村村民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杜秀芳是在审理期间去世，房屋也是有被上诉人拆除，如果象一审法院依据的以上理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势必造成上诉人的损失无法得以维护以及让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得逞的现象。由于被上诉人的过错，造成了杜秀芳两次起诉，均未得到解决，如果就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的权益如何得到维护。杜秀芳作为权利人在世时已经向法院两次起诉，面临失地失房的情况，一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错误，土地法第六十二条是有关于“一户一宅”的相关规定，本案杜秀芳在水泉村××××基地，并无其他宅基地；民事诉讼六十四条是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在本院认为部分是因为杜秀芳去世，其继承人无水泉村村民身份而无法取得杜秀芳名下宅基地的主体资格才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法条与本案不符，说理部分与引用的法律条文并无关联性。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裁决。 刘长泰辩称，一、本案涉案宅基地买卖事实清晰，买卖行为有效。虽然在（2020）鲁09民终1909号案件判决中对涉案宅基地买卖关系没有予以认可，但是该判决仅表述为“刘长泰主张涉案宅基地通过买卖而来，并未提交相关书面证据予以证实”因此该判决并没有否认涉案宅基地买卖关系的存在，只是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证实。这也是上诉人方抓住被上诉人当年没有留下书面证明的弱点而故意利用诉讼程序否认买卖关系恶意起诉的原因。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补充了其与证人刘某1的通话录音，该录音第五分十五秒时开始，刘某1明确表述“他那时候没寻思给这么少，”这与2020年11月3日，一审法官对刘某1作的调查笔录相互印证，该笔录中刘某1也明确表述“他去刘振忠家里时，他老两口子说没寻思给了这么点钱，这是我婶子杜秀芳说的”。这两份证据与（2019）鲁0911民初3128号案件审理时，与证人刘某2、刘某3、王某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也证明了买卖关系事实的成立。并且，从常理来分析，在农村极度依据土地以及宅基地生活的情形下，侵占别人土地或宅基地一点都会成为巨大矛盾，会当时就解决，而涉案土地在1994年被上诉人就拆除并且翻建（本案一审中证人刘某3及其他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拆除房屋时上诉人方及家人并没有出面阻挠，并且上诉人方经常回家），上诉人方直到2019年才主张权利，显然不符合逻辑。据此，从上述证据及常理可以认定涉案宅基地买卖关系成立，并且买方被上诉人为本村村民，买卖行为合法有效。二、涉案宅基地并非在原地址拆建，事实为现在涉案宅基地与上诉人方主张宅基地四至不一致。上诉人主张不具有事实基础。从几次的庭审中上诉人方的陈述以及村委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上诉人方主张的涉案宅基地四至与村委出具证明四至是不一样的，上诉人方在一审庭审时就明确表述涉案宅基地与被上诉人翻盖后情形不一致，并且村委在多年前就经过多次规划，其实际情况是涉案宅基地被多人占用，其中有被上诉人翻盖的，还有其他人占用的，以及村委规划的路也占用了部分，涉案宅基地杜秀芳原房屋早在1994年就已经拆除，而至2019年上诉人方才突然主张被上诉人侵占其宅基地，时间经过25年之久，且期间村委已经多次重新规划，现在村委重新办理宅基地使用证也是根据现在的房屋土地宅基地情况重新登记。因此，上诉人主张不具有事实基础。三、本案上诉人方主体以及诉求不具有相关宅基地政策以及法理基础。近几年山东省包括涉案宅基地的各基层农村辖区都在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属证明，而办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属证明的基本原则就是“本村户籍、一户一宅、房地一体”等原则。本案杜秀芳去世后，上诉人主体均不具有涉案宅基地所在村户籍。在一审中也未提交杜秀芳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及是否全部均已放弃继承权利的证明。涉案宅基地原杜秀芳房屋在1994年就已经全部拆除，这一点在几次审判均已经查实并且在庭审中上诉人方均自认涉案宅基地上不存在任何原属于上诉人方的地上附属物。涉案宅基地系农村宅基地，只有本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可以享有使用权，继承地上附属物。而本案上诉人方已经不具有本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其原地上附属物也早已经不复存在。另外，在涉案××基地××村××基地使用权过程中，被上诉人仅有这一处宅基地在村委申请办理，而杜秀芳除涉案宅基地外在水泉村还有另外一处宅基地在办理宅基地使用证（刘长辉，为杜秀芳儿子办理的宅基地四至西刘振山、东刘庆财、后刘振义、南刘振岭）。据此上诉人方主体不适格，其诉求也不符合相关政策以及法律规定。四、上诉人方对涉案宅基地没有物权凭证。上诉人方所依据的土地登记表并非物权凭证，这在（2019）鲁0911民初3128号判决以及（2020）鲁09民终1909号判决中均已经确认诉争宅基地并没有有效的物权登记。在山东省各地农村正在进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认的前提下，上诉人不是依据《土地管理法》请求基层政府以及村委查明事实，先行处理，而是直接到法院诉讼，其主张不应当得到法院支持。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涉案宅基地买卖行为有效，其原地上房屋拆除多年后被上诉人才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相关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被上诉人在几次诉讼中均提起了诉讼时效抗辩，据此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刘振忠、刘长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处（土地登记编号：××××）并立即将地上附属物清退；2、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并支付土地使用费；3、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庭审过程中，原告放弃第2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振忠与杜秀芳系夫妻关系，原告刘长春系刘振忠与杜秀芳的长子。本案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原告杜秀芳于2020年10月2日（诉讼过程中）去世。原告刘振忠及其杜秀芳育有三子一女，分别为女儿刘爱珍，儿子刘长春、刘长辉、刘伟。审理过程中，刘爱珍、刘长辉、刘伟放弃继承，刘长春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刘振忠及其三子一女均为城镇户口，都在泰城居住。被告刘长泰为泰安市岱岳区村民。原告主张的土地登记编号：××项下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四至为：东至夹道，西至刘长林，南至街，北至街，现该宅基地范围内属于原告的地上附属物已不存在。庭审过程中，被告认可1994年将涉案的杜秀芳宅基地上的房屋拆除。但被告刘长泰并未在原告主张的宅基地范围内原拆原建。被告刘长泰现在居住的房屋四至为：东至路，西至夹道，夹道西为徐连富，南至荒地，东南至刘长论，北至街。经查，该宅基地被告未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书。刘长泰现在居住房屋四至与原告主张的宅基地四至不一致，无法证明是同一地块。庭审过程中，原告认可被告刘长泰的房屋向南顺延，西邻刘长林的房子向北顺延。被告现居住的房屋四至与原告主张的宅基地四至不一致。案经调解，双方对在1992年期间，是否对涉案房产达成买卖关系陈述不一，致使调解未果。另查明，原告刘振忠、杜秀芳曾于2019年诉来一审法院要求被告刘长泰拆除归原告使用的（土地登记编号××）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宅基地上的地上附属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共计157000元。一审法院作出（2019）鲁0911民初312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后原告上诉至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09民终190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刘振忠、杜秀芳的上诉，维持原判。在（2020）鲁09民终1909号一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刘长泰曾认可居住的房屋四至与原告主张的房屋四至一致，但被告认可的这一事实与本院庭审过程中查明的事实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杜秀芳名下的宅基地系农村宅基地。农村宅基地是指农村村民基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而享有的可以用于修建住宅的集体建设用地，具有福利性质和社会保障功能，村民只有使用权，村集体具有所有权，宅基地一般不能继承。宅基地上建成的房屋，属于村民个人合法财产，可以依法继承。涉案的杜秀芳名下的宅基地上的房屋已于1994年被刘长泰拆除，地上附属物不复存在，两原告无法继承地上附属物。且杜秀芳去世后，原告刘振忠、刘长春不是徂徕镇水泉村村民，不具有取得杜秀芳名下宅基地的主体资格。为此，原告刘振忠、刘长春要求被告返还宅基地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振忠、刘长春对被告刘长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振忠、刘长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振忠、刘长春提交证据一、工商银行交款凭证，证明2019年9月27日在2019鲁0911民初3128号案件中，一审法院曾经让刘振忠、刘长春向鉴定机构支付评估费2000元，用于刘长泰房产价值的评估，后因不配合，致使无法鉴定。证据二、案例，证明与本案类似案情的处理结果是以添附取得方式判决。证据三、（2020）鲁09民终1909号案件中刘长泰在水泉村××宅基地的地籍调查表编号为××，证明刘长泰在答辩时陈述自己仅有涉案房产一处严重不属实，是虚假陈述。刘长泰质证称，刘振忠、刘长春提交的证据一的评估费单据与本案无关联。证据二案例与本案案件事实以及在程序中案情的相关发展均不一致，不具有参照性。证据三是刘长泰的宅基地证明是依据的土地登记申请表以及该证据地籍调查表，均为在九几年的相关土地局的材料，而村委重新办理宅基地土地使用权确权相关权属文件，现在的相关宅基地使用人以及宅基地的四至与之前的均不一致，本案中刘长泰仅就涉案宅基地一处申请了宅基地使用权属证明，并没有就该证据记录的宅基地申请相关权属证明。刘长泰提交调查杜秀芳其子刘长辉正在申请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属证明的申请，请求法院予以查明。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双方提交的证据及申请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宅基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本案刘振忠、刘长春并非泰安市岱岳区村民，其无权取得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由于村民只有宅基地使用权，不能随意对宅基地进行处置，所以宅基地使用权不属于遗产，不能被继承。刘振忠、刘长春主张返还杜秀芳名下的涉案宅基地无法律依据，其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由于刘振忠、刘长春并非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刘振忠、刘长春提出的立即将地上附属物清退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振忠、刘长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振忠、刘长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马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