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5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身份信息同上，与梁某系母子关系。上诉人朱某因与被上诉人黄某、梁某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互联网法院（2020）粤0192民初39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3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杨玉芬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朱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某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费用全部由黄某、梁某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本案的合同是基于朱某与黄某的真实意示而达成，应合法有效。退一步讲，即使认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相互返还。本案中，黄某已确认收到了朱某的款项，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黄某应该返还收取的款项给朱某。二、一审已查明黄某收取了朱某相关款项，若黄某无须返还，则黄某因此而获利，朱某则既未收到货物，又损失了款项，这对朱某不公平。黄某的获利与朱某利益受损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法律规定，黄某应返还款项给朱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朱某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时，朱某表示：朱某不坚持要求三倍赔偿，现当庭明确上诉请求为：要求黄某、梁某退回6241元（3160元+3081元＝6241元）。黄某答辩称：1.朱某上诉主张按照合同法规定来处理本案，但双方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属于劳务关系。本案看似买卖关系，但实际上朱某是为黄某作出的工作行为，同时朱某并未与黄某签订任何的买卖合同，所以不存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需要返还款项的情形。2.朱某的主张及其提交的证据存在漏洞，对于双方的关系属于哪一种法律范畴，黄某、朱某均不清楚，朱某一开始在从化区人民法院是要求判决返还6241元，但在本案一审时却要求三倍赔偿，现在二审朱某又要求依据合同法要求黄某返还款项。另外在从化法院一审审理时，有一笔3081元的款项交易人是朱某，并非是朱某，该组证据存在漏洞。3.朱某一审时主张黄某收取了其相关款项，但判决书并未予以认定，朱某却把该内容写进上诉状里，是一种恶意诉讼行为，黄某认为朱某并未遵守诚信诉讼的原则。4.一审法院认为朱某作为成年人作出刷单的行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朱某因刷单的行为产生的损失，不受法律保护。综上，黄某认为朱某是在浪费司法资源，恶意诉讼。因为朱某的行为，黄某多次向单位请假产生的费用以及向律所咨询产生的服务费，加上黄某精神损失费共计5000元，黄某要求朱某赔付该项损失，同时黄某请求驳回朱某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庭审后，黄某补充书面答辩意见如下：朱某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在庭审过程中已表示无法提供原件，其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内容可以随意篡改，已经不符合法律要求中的电子证据要符合真实性，合法性的要求。因为此聊天记录截图是本案中最重要的证据，但朱某现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黄某不公平，请求二审法院把此证据剔除，不作为审理本案考虑的因素。同时此微信内容因为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所以内容是什么与本案无关，即使朱某能提供证明证实黄某有收到其3160元的转账，也无法证明这笔款项为黄某的不利得当款项，所以黄某不认可需退还其款项，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朱某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原判。梁某答辩称：同意黄某的答辩意见。朱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黄某、梁某三倍赔偿拖欠朱某的费用，总计为18723元；2.判令黄某、梁某向朱某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2017年1月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逾期利率7.58%计算）；3.黄某、梁某向朱某支付误工费500元；4.本案诉讼费、公证费（如有）由黄某、梁某承担。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天劳人仲案﹝2017﹞621号仲裁裁决书认定，朱某与广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1月15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黄某是广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20）粤0117民初2885号庭审过程中，黄某称梁某系其母亲，涉案店铺由梁某经营。一审法院另查明：朱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其与微信用户“hXXi”之间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内容为双方对刷单金额、下单账号和返款等问题进行沟通；2.淘宝订单截图，内容为梁某经营店铺的订单，金额分别为3160元、3081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本案纠纷，并无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使用民法典的规定，故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具体到本案，根据朱某的主张，订立案涉网络购物合同，意在以假意网络购物掩盖“刷销量”的真意。网络购物合同的效力，因双方缺乏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无效。对于隐藏的“刷销量”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一审法院具体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朱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梁某依法在淘宝平台注册网络店铺从事销售商品经营活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平台内经营者，两者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对“刷销量”行为效力的认定，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有违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法律对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虚假销售状况信息的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旨在通过对虚构交易行为进行否定评价，实现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者之间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者披露商品信息的行为，保障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本案中，朱某实施的“刷销量”行为，其目的是通过虚构交易向平台用户提供虚假销售状况信息，使平台用户对梁某经营的网络店铺在商品销量方面产生错误认识，误导平台用户选购梁某销售的商品，从而增加商品销量，梁某因此获益。该行为不但误导了平台用户，也扰乱了电子商务经营者之间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于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无益。因此，“刷销量”行为因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而无效。朱某通过淘宝平台支付的案涉款项，既是朱某基于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网络购物合同”所支付的货款，又是朱某为“刷销量”投入的款项，属于不法原因的给付。公民因不法原因而产生的债权属于非法的民事利益，不受法律保护，故朱某要求法院判令黄某、梁某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21年2月26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朱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9元，由朱某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二审庭审时，黄某表示：黄某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不予认可，对判决书第3页第6段最后一句话：“金额分别为3160元、3081元”有异议，黄某认为3160元一审法院并未认定其是收款人，而3081元的付款人是朱某，并非朱某本人。二审庭审时，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如下问题：1.审：“朱某在本案中为何存在刷单行为？”朱某回答称：“朱某之前是黄某的员工，出于双方的关系，黄某提出要其刷单后，其无法拒绝。”2.审：“除了本案外，之前有无这样的刷单行为？”朱某回答称：“之前有过一次。”3.审：“本案刷单的具体情况？”朱某回答称：“第一次刷单是黄某微信联系朱某，问其是否方便为黄某刷一个订单，黄某想参加双十一活动，但需要足够订单量。黄某问询朱某时，朱某同意了，黄某给了链接给朱某，之后黄某将朱某刷单垫付的金额3192元与2016年11月份的工资2386元一起发放给朱某，两者金额相加起来是5578多元。第二次时，黄某问朱某花呗额度有多少，朱某说有3500元，之后黄某又提出让其刷单，因为之前有过一次，且双方还存在劳务关系，朱某又继续刷了第二单即3160元。之后黄某又问朱某有无其他支付宝账号，因为朱某已经帮其刷了两单，如果继续刷下去，会有风险，朱某就拿到其朋友朱某的淘宝账号为黄某刷了第三单即3081元那一单。”4.审：“三笔刷单行为有无实际货物给到朱某？”朱某回答称：“查看实际物流信息是没有货物给到朱某的，朱某刷完第二、三单后问询黄某为何没有转账给其，黄某表示已经转回钱给朱某，只是资金在保护中，回家以后截图给朱某看，但截止到现在，朱某仍未收到这两笔垫付的款项。”针对朱某上述陈述，黄某回应称：“①朱某提及的其拿了朱某的淘宝账号为黄某刷单，但这只是朱某的单方陈述，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朱某在从化法院、互联网法院以及本案二审中均未申请朱某出庭作证。②朱某陈述其因为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其无法拒绝黄某提出的刷单的请求，从从化法院朱某提交的一审证据显示黄某是询问的方式，并未以恐吓、威胁方式让其刷单，朱某提出的基于双方劳务关系无法拒绝，是其臆测的。朱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道刷单是有风险的，黄某也没有强迫的行为，朱某完全是可以拒绝的。③刚才法庭问询朱某之前有无刷过单，朱某表示有过，黄某认为只有存在利益，朱某才会一次又一次重复刷单行为。④朱某提供的聊天截图附件6中，黄某已经明确表述没有收到过朱某的付款，黄某对朱某主张收到其3160元和3081元刷单款有异议。”5.审：“朱某刚才陈述以朱某某名义刷过3081元，朱某有无返还给朱某某该笔费用？”朱某回答称：“分期以现金方式返还了3081元给朱某某。”黄某对此回应称：“不予认可，理由如下：从朱某提交的所谓的聊天记录截图和交易截图当中，黄某不知道法庭有无鉴定过真实性，因为这种电子证据存在可修改性，黄某不知道内容是否真实。朱某刚才也陈述是以现金方式分期返还3081元给朱某某，黄某认为不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如果朱某某在从化以外的地方生活，朱某是不会每次因为200元、300元特意去找朱某某还钱，在如今网银支付非常方便的时代，朱某完全可以通过网上转账，保留支付凭证。”审：“朱某在一审为何不申请证人朱某某出庭作证？”朱某回答称：“朱某有问过朱某某，其表示不方便，黄某不予认可收到3160、3081元，但收款证据显示其确实有收到了该款项。”6.审：“黄某，根据朱某提交的1月4日黄某与朱某之间聊天记录显示，朱某当时提出用朱某某的名义去提交订单，黄某回复“好”，黄某对此有何意见？”黄某回答称：“黄某在从化法院和互联网法院发表质证意见时，多次陈述到其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这些电子证据是可以修改的，且该证据只是打印件，黄某认为可能存在后期编辑的可能。黄某认为应该由鉴定机构进行认定真实性，直到现在朱某也没有提交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如果朱某找不到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其也可以找到腾讯公司出具证明书，予以证明其聊天记录是真实存在的。黄某在从化法院和互联网法院多次提出对微信聊天记录和付款记录的真实性存疑，法院在没有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认定，就对证据进行质证和认定是不严谨的。”审：“朱某能否提供原始聊天记录原件？”朱某回答称：“朱某已经换过了手机，朱某一审有向互联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但互联网法院答复无法调查，朱某也向腾讯公司申请调取聊天记录，但是腾讯公司也表示不能提供，强调一点，付款记录的原始载体是存在的。”审：“黄某，聊天记录是双方的，黄某手机里有无原始载体？”黄某：“微信聊天记录中没有1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所以黄某不予认可。”审：“除了1月4日外的聊天记录，其余有无保留？”黄某回答称：“朱某一审提交的聊天记录，黄某手机中都没有保留了。”审：“对朱某主张的这笔两笔钱，先不论付款主体，黄某有无收到这两笔款项？”黄某回答称：“没有收到。”朱某回应称：“朱某可以调取淘宝和支付宝的交易记录。”审：“现在能否提供证据？”朱某回答称：“现在申请当庭查询交易订单。”审：“朱某，有无查询结果？”朱某回答称：“3160元是于2017年1月4日13:40:05转给收款人梁某的，淘宝店昵称为海漾ocean，发货时间为2017年1月4日13:47:32；另外一笔3081元款项的支付人是朱某某，故无法当庭提供支付信息，但朱某有打印订单出来，与淘宝显示的是一致的。”黄某对此回应称：“经与梁某电话沟通，其不太确定有无收到涉案款项，因为店铺已经关闭了，交易信息无法查询到。另外3081元的支付人为朱某某，如果朱某某对这一笔交易存在异议，应当由朱某某提出诉讼，不能由朱某一起提起诉讼，朱某没有拿到朱某某的授权委托书，是不能够代表朱某某的意思表示，黄某要求本案剔除3081元来进行处理。”7.审：“朱某称刷单是无需发货的，那为何会有物流信息显示收货成功？”朱某回答称：“只是虚假交易，实际并未有货物发给朱某。”黄某对此回应称：“不予认可，朱某陈述是虚假发货，但是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淘宝作为服务方没有出具证明说是虚假交易，黄某对此不予认可。”审：“黄某陈述没有收到款项，也不承认是虚假物流，那黄某、梁某为何发货？”黄某回答称：“淘宝交易规则是要求产生了订单，黄某、梁某就要发货。”审：“黄某主张没有收到款项，为何还发货？”黄某回答称：“淘宝规则是付款人提交订单并付款，之后款项会给到第三方，黄某、梁某收到订单后点击发货，发了货以后只有确定收货后，款项才会给到黄某、梁某。”审：“黄某、梁某发了货以后有无收到钱？”黄某回答称：“现在无法确认。”审：“既然如此，黄某、梁某有无实际发货？”黄某回答称：“因为时间太久了，黄某不清楚，朱某主张黄某是虚假发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应当由朱某去举证证明。”朱某回应称：“3160元的订单是有发货单号，却没有物流信息，在朱某付款成功不久就显示确认收货，这不符合常理。”审：“按黄某主张货已发，也确认收货，为何黄某、梁某不向淘宝方申请将款项给到黄某、梁某？”黄某回答称：“因为当时黄某、梁某刚从事电商行业不久，不可能每一单都去照顾到。”朱某对此回应称：“朱某不予认可，朱某已经确认收货，第三方淘宝就会将款项给到梁某，朱某认为可以直接查询梁某的支付宝账号，就可以得知有无收到两笔款项。”黄某则回应称：“不同意，朱某认为是虚假物流，其应该提供证据证明，其可以找物流公司出具证明书去证明该笔订单是虚假物流。包括本案，黄某认为朱某均没有提交真实的证据去证明其主张。”8.审：“案涉淘宝店是何人在经营？”黄某回答称：“是黄某在实际经营。”朱某对此予以认可。9.审：“朱某是否认可3081元是以朱某名义支付的？”朱某：“认可。”黄某亦表示：“认可。”二审庭审时，黄某表示：除了庭审陈述，黄某再次提出其反诉要求，即朱某的恶意诉讼、不诚信诉讼给黄某带来了损失，黄某希望朱某赔偿其请假费用、律师咨询费、精神损失费等费用。朱某则明确表示不同意二审法院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黄某该新增加的反诉请求。本院据此当庭告知黄某，根据法律规定，黄某提出的反诉请求并未在一审提出，属于二审新增加的诉请，在朱某不同意二审进行处理的情况下，本院对黄某二审提出的反诉请求不予处理。二审期间，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1.黄某于2021年6月23日通过本院12368对外短信平台回复本院，其确认收到案涉两笔款项即3160元、3081元；2.朱某于2021年6月22日提交补充证据说明支付宝账号“137××××6072”于2017年1月4日收到梁某支付宝账号“133××××6021转入”的3128元；3.因确认收到梁某支付的3128元，朱某于2021年6月30日、7月1日通过本院12368对外短信平台变更其上诉请求为：①要求黄某、梁某退回涉案3113元（计算方式为：3128元-3081元＝47元，3160元-47元＝3113元）；②要求黄某、梁某向朱某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113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逾期利率7.58%计算，从2017年1月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③要求黄某、梁某退回涉案诉讼费。4.2021年7月2日，本院通过12368对外短信平台告知黄某，由于朱某在二审庭审后再次变更了上诉请求，故请黄某、梁某对此发表意见。同日，黄某通过本院12368对外短信平台回复本院：1.我方均不同意。2.朱某无法提出证据证明我方收到的款项为不当得利，所以我方拒绝退回款项。再查明，朱某于2020年6月29日向广州市从化区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该案因管辖权问题，于2020年7月24日裁定移送广州互联网法院处理。二审期间，黄某、梁某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朱某的上诉及黄某、梁某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黄某、梁某应否向朱某退回涉案款项及应退款金额如何认定。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八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朱某主张其按照黄某的要求为梁某开设的淘宝店进行刷单，刷单款项分别为3160元和3081元。朱某对其该项主张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淘宝订单截图等证据予以证明。虽然黄某以朱某未能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淘宝订单的原始载体为由，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刷单行为及主张未收到朱某的刷单款项，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结合黄某一审的答辩意见，黄某在二审期间亦确认收到案涉两笔款项即3160元、3081元，上述事实相互印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对朱某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其在本案中存在刷单行为及黄某、梁某收到案涉两笔款项即3160元、3081元。对于黄某、梁某应否向朱某返还涉案款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本案中，涉案款项于2017年1月4日支付给黄某、梁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故本案纠纷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认定朱某“刷销量”的行为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黄某、梁某应当退回给朱某的款项数额问题，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3081元是以朱某某名义支付的，且朱某在二审庭审后亦确认朱某某已收到梁某支付的3128元，鉴于该笔款项涉及案外人朱某某，在朱某某未到庭情况下，本院对于以朱某某名义支付的3081元不予调处。对于以朱某名义支付的3160元，黄某确认收到该笔3160元款项，对于该笔款项应否退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上所述，本院已经认定朱某“刷销量”的行为无效，黄某因该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所取得的财产即3160元应当返还给朱某。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朱某在二审庭审后明确其上诉请求为要求黄某、梁某退回涉案3113元及相应利息，但根据朱某对该上诉请求的计算方式（计算方式为：3128元-3081元＝47元，3160元-47元＝3113元），可以认定朱某是处理了梁某支付给案外人朱某某的款项，此为朱某对案件事实及其上诉请求的误解，在本案对于涉及朱某某的款项不予调处以及结合黄某已确实收到朱某支付的3160元款项情况下，本院认为根据公平合理原则，黄某亦应当向朱某返还3160元及相应利息。对于利息的计算标准，因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贷款基准利率已经取消，故从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对于利息的起算时间，朱某于2020年6月29日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故利息应从其向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朱某上诉要求自2017年1月4日起计算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黄某应当向朱某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以3160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20年6月29日计算至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综上所述，朱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互联网法院（2020）粤0192民初39280号民事判决；二、黄某、梁某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返还3160元及利息（以3160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6月29日计算至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给朱某；三、驳回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9元，由朱某负担109元，黄某、梁某负担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黄某、梁某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威淞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