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226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傅某1，男，195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上诉人（一审被告）：傅某2，男，196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上诉人（一审被告）：傅某3，女，1966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上诉人（一审被告）：付某，女，198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上诉人（一审被告）：邹某，女，195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臣，山东晟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傅某4，女，196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房国辉，山东一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衣振军，山东一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傅某1、傅某3、傅某2、付某、邹某因与被上诉人傅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20）鲁0602民初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傅某1、傅某3、傅某2、付某、邹某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602民初622号判决；二、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与各上诉人按照法定继承共同继承其父母位于烟台市芝罘区间（产权证号：37××58号）或者依法发回重审；三、因一、二审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甚至错误，且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具体情况分析列明如下：1.本案中的赠与以调解协议的形式完成的，但该调解协议遗漏了其他赡养义务人，且协议的内容实为抚养协议，当属无效。(1)调解协议中明确记载立此协议的目的“为解决有关老人的赡养等家庭问题”，但老人即本案的赠与人并不存在赡养问题，也没有其他的家庭问题需要解决。立此调解协议的真实目的并非为解决上述问题，极有可能是被上诉人为了侵占赠与人财产而为。(2)如果此协议是由被上诉人与赠与人是共同申请调解为解决赠与人的赡养等家庭问题，那么作为家庭成员的其他赡养义务人也应当是参与人，但本协议中没有其他赡养义务人参与，明显与情理不符，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果此协议是被上诉人与赠与人各自申请调解，为解决被上诉人与赠与人之间的赡养问题，说明被上诉人与赠与人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或纠纷，结合该内容中附有被上诉人赡养赠与人的条件，而被上诉人是赠与人的赡养义务人，对赠与人进行赡养是其法定义务。被上诉人因此为条件要求或接受赠与人的赠与，明显与赠与的完全自愿性不符，与赠与的法制精神相背。(3)该调解协议是经被上诉人委托的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所作，为证明该协议是赠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应当提交该协议制定时的所有档案材料，由于该档案材料上诉人无法自行调取，按照民诉法证据分配原则，一审法院应当责令被上诉人提交。在没有相关必要调查的情况下，即认定该协议是赠与人的真实意思明显证据不足。2.被上诉人是否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了赠与所附带的义务。根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负有对赠与人生养死葬的主要义务，但被上诉人在签订本协议之前就常年居住国外，根本不可能做到协议约定的义务，可以说在本协议签署之初，被上诉人即存在欺诈行为。后来的事实证明被上诉人也没有做到协议约定的赡养照顾老人的义务。一审判决在认定此事实时，仅以被上诉人给付了赠与人一定的钱款就认定被上诉人在金钱方面履行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进而认为被上诉人履行了协议书中约定的赡养义务，这种认定至少存在两种错误：（1）被上诉人给付傅某3的68000元是否全部是给付赠与人的赡养费没有作出调查判断以及68000元是否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金钱方面履行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也没有作出调查判断。（2）以金钱给付义务代替调解协议中赡养义务，完全是在以偏概全，这种认定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3.赠与的房屋没有完成交付更没有进行产权变更登记。涉案的房产自始至终都没有完成产权变更登记，被上诉人也没有要求过进行产权变更登记。一审判决将没有过户的原因归结于政策原因完全是错误的，2014年时涉案房产并没有划入征迁范围，不存在影响产权过户的客观因素，而且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证据来证明这一事实。细一分析，涉案房屋没有过户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的过户不能，因涉案房产涉及继承问题，本案的各上诉人对该房屋均有继承权，在继承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对涉案房产进行过户。另外，涉案房产也没有实际交付给被上诉人，该房产在2020年拆迁之前一直有本案的上诉人傅某2居住使用。一审法院对涉案房产的交付情况没有作出认定也是错误的。以上所述，涉案房产的赠与行为并没有完成，由于赠与人已经去世，该房产即变成了赠与人的遗产，应该按照遗产来继承。4.赠与人在生前是否撤销了赠与。一审判决认为赠与人生前没有撤销赠与是错误的。赠与的撤销形式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要求，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视频资料显示赠与人在2018年立遗嘱时意识清楚，其也清楚地做出了涉案的房产由五个子女平均分配的意思表示。赠与人对涉案房产做出的平均分配的处理意见即是对赠与的否定，可以起到撤销赠与的法律效果。5.赠与人生前所立遗嘱是有效的。首先，该遗嘱为代某遗嘱，在签署时提前打印好并无不当。其次，视频资料显示孙淑荣能够清楚认出在场人员，说明其意识清楚。第三，遗嘱的全部内容也向被继承人进行了宣读，其完全认可遗嘱的内容没有作出反对意见，这足以体现遗嘱的内容系孙淑荣的真实意思。最后，遗嘱的签名从视频中完全看出，孙淑荣完全是自愿的，只是由于书写困难才由证人代为书写，代某遗嘱由代某人代为签字也符合法律规定。至于手印的加盖，孙淑荣也是完全自愿的，付某握着孙淑荣的手只是起到指引的作用，并没有违反或干扰孙淑荣的意愿，更起不到强制孙淑荣摁印的效果。一审法院仅以表面现象判断孙淑荣的神智情况过于武断，从而作出错误认定。综合以上情况，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极不合理也不合法，也完全背离了案件实际情况，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傅某4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傅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被继承人傅玉良、孙淑荣遗留的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间（产权证号：37××58号，建筑面积：44.36平方米，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烟芝集建91字第6497号，占地面积：110.53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的三分之二由原告继承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傅玉良与孙淑荣系夫妻，两人共生育有五个子女，分别为傅某1、傅永利、傅某2、傅某3、傅某4，傅玉良于1997年10月18日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孙淑荣于2019年5月20日去世。傅永利于2017年4月6日去世，被告邹某系傅永利妻子，傅永利与被告邹某生育一女即被告付某。涉案房屋属于傅玉良与孙淑荣夫妻共同财产，登记在傅玉良名下，产权证号为37××58号，建筑面积44.36平方米，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烟芝集建（91）字第6497号，占地面积110.53平方米。2014年8月1日，在烟台芝罘黄务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的主持下，孙淑荣与原告签订调解协议书一份，调解协议书载明：因原告平时对孙淑荣照顾较多，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孙淑荣被原告孝心感动，立下赠与书，将坐落在只楚镇北上坊村北屋三间（建筑面积：44.36平方米，占地面积：110.53平方米，乡村私有房产证编号：37××58号）中属于孙淑荣的产权份额和应继承傅玉良的产权份额全部赠给原告所有（附赠与书文本），孙淑荣今后的生养死葬义务由原告继续挑头承担。调解协议书附有赠与书一份，内容为“声明人：孙淑荣，女，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现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我自愿将私有房产座落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只楚镇北上坊村，北屋三间，建筑面积：44.36平方米，占地面积约共计为：110.53平方米，房证编号：37××58号中属于自己的产权份额和应继承丈夫付玉良的产权份额全部赠给女儿傅某4个人所有”，声明人处由孙淑荣签名并加盖手印。2020年3月19日，被告傅某1、傅某2、傅某3、付某就涉案房屋与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街道北上坊居民委员会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涉案房屋已于2020年3月20日被拆除。原告因涉案房屋拆迁安置权益继承事宜与被告协商未果，遂状诉至法院。庭审中，原、被告一致认可被继承人傅玉良与孙淑荣的父母均先于其本人死亡；五被告均认可2014年8月时孙淑荣的意识清楚。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1.五被告主张孙淑荣与原告签订的赠与协议没有经过公证，签订赠与协议后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原告也没有实际占有房屋，产权没有转移，且原告没有履行赡养义务，孙淑荣有权撤销赠与。原告则主张因为北上坊村已经有整体搬迁规划，不具备过户条件，所以没有办理产权变更手续；赠与协议签订当日，孙淑荣将房产证、土地证交付给原告，孙淑荣去世后，原告接收了涉案房屋，并存放了个人物品，已实际占有涉案房屋，后来因涉案房屋拆迁，原告将房产证、土地证交由被告傅某3；2015年至2019年5月20日期间，原告通过张连军及儿子张纯源向被告傅某3转账21600元，原告自己转账68840元，用于孙淑荣日常生活及看病住院所需，原告尽到了调解协议中约定的赡养义务，故原告接受赠与享有孙淑荣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产权份额及孙淑荣继承傅玉良的产权份额。庭审中，被问及何时知道孙淑荣将涉案房屋相应产权赠与原告、孙淑荣是否撤销赠与时，被告傅某1表示其是2018年2月13日孙淑荣立遗嘱时知道孙淑荣将涉案房屋产权赠与原告，孙淑荣没有撤销过赠与；被告傅某2表示其是2015年知道孙淑荣将涉案房屋产权赠与原告，不知道孙淑荣是否撤销赠与，但孙淑荣在遗嘱中撤销了赠与；被告傅某3表示其是2014年知道孙淑荣将涉案房屋产权赠与原告，孙淑荣曾到过律师事务所咨询撤销赠与事宜，但因为当天律师忙就没有办理；被告付某、邹某表示傅永利活着的时候，时间是2016年之前，孙淑荣就到傅永利家说过赠与这件事，也哭过，被告付某、邹某就知道了这件事，被告邹某曾经对孙淑荣讲“你把房子给了傅某4了，你还哭什么”，被告邹某表示不知道孙淑荣是否撤销了赠与。为证实其上述主张，原告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张连军、张纯源与被告傅某3的微信聊天记录两份，显示张连军于2018年8月3日转账给被告傅某32000元、2018年8月24日转账给被告傅某32000元、2019年1月13日转账给被告傅某33000元、2019年4月10日转账给被告傅某32000元、2019年5月11日转账给被告傅某3600元，共计转账9600元；张纯源于2017年10月28日转账给被告傅某34000元、2018年3月29日转账给被告傅某3500元、2018年4月9日转账给被告傅某31000元、2018年7月7日转账给被告傅某32000元、2018年9月12日转账给被告傅某31000元、2018年9月23日转账给被告傅某31500元、2019年5月21日转账给被告傅某32000元，共计12000元。（2）被告傅某3亲笔书写的记账凭证一份，载明自2017年12月29日起原告自己或委托他人向被告傅某3支付68840元，其中记载有“傅某4母亲住院剩了1100元”、“吴红梅去母亲送过一次5000元”、“张言明捎给母亲韩币100万，合计人民币7600元”、“蒋丽7500元捎给母亲”。被告傅某1质证称，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告傅某3质证称，对微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些费用是孙淑荣住院期间原告出的生活费；对记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是被告傅某3写的，但其中包括了孙淑荣住院期间的医疗费，记账凭证上的钱是原告给孙淑荣的，用于生活费和住院医疗费。被告傅某2、付某、邹某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确定原告与被告傅某3之间转账的用途，不能确定是用于孙淑荣的生活费还是医疗费，孙淑荣的退休金一直由被告傅某1保管，孙淑荣出院后在家产生的医疗费都是用退休工资支付的。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五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法院予以确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审查确定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五被告均认可2014年8月时孙淑荣意识清楚，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孙淑荣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于2014年8月1日在烟台芝罘黄务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的主持下与原告签订调解协议书将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的相应产权份额及继承傅玉良的产权份额赠与原告系孙淑荣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亦接受赠与，该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提交的张连军、张纯源与被告傅某3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告傅某3亲笔书写的记账凭证可以证实2015年以来原告在金钱方面履行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履行了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赡养义务，被告主张原告未履行赡养义务无事实根据，法院不予采纳。涉案房屋系宅基地房屋，因政策原因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但孙淑荣生前未撤销赠与，原告主张其接受赠与享有孙淑荣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产权份额及孙淑荣继承傅玉良的产权份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采纳。2.五被告主张孙淑荣生前立有遗嘱，涉案房屋由五个子女平均继承。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孙淑荣立遗嘱时已经意识不清楚，所立遗嘱没有法律效力。为证明其上述主张，五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打印遗嘱一份，内容为“遗嘱人：孙淑荣，女，身份证号：3706021932××××××××，86岁，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家庭住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我今年86岁，在立遗嘱时神智清醒，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傅某1，二儿子傅永利，三儿子傅某2，大女儿傅某3，小女儿傅某4。老伴傅玉良已过世多年，当时没有留有遗嘱，我曾与二零一四年八月给小女儿傅某4写过一份遗嘱，将傅玉良名下的一套房产，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房产证号：37××58土地使用证号：13100558属于我的份额留给傅某4，傅某4口头答应给我养老，但是自从我二零一五年病情加重以来，傅某4没有对我尽主要赡养义务，我一直在大女儿傅某3家居住，大儿子傅某1，二儿子傅永利（付某），大女儿傅某3对我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由于年事已高，可能发生意外，故立此遗嘱，表示对我过世后属于我的财产重新分配：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产中属于我的份额，不再由小女儿傅某4单独继承，由五个子女平均继承。以上是我内心真实意思表示。本遗嘱一式五份，分别由傅某1、付某、傅某2、傅某3、傅某4各执一份。立遗嘱人：见证人：”，立遗嘱人栏签有孙淑荣的名字并加盖手印，见证人栏有牟信萍、纪某签名并加盖手印，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13日。（2）遗嘱视频两份，视频中显示立遗嘱现场有孙淑荣、傅某1、傅某3、付某及其他两名亲属，还有两名见证人，由被告付某手持已经打印好的遗嘱进行宣读，宣读完毕后要求孙淑荣签名，因孙淑荣无法自主完成签名，由两名见证人代为签名，并由被告付某握住孙淑荣的手在孙淑荣的名字上加盖手印，整个立遗嘱过程中，孙淑荣未能完整表达出遗嘱中的内容。原告质证称，对上述证据有异议，被告傅某1、傅某3、付某系利害关系人，不但在立遗嘱现场，而且整个立遗嘱过程均由被告付某指挥；见证人是被告指定的，而非经孙淑荣同意指定的；遗嘱并非见证人代某，而是提前打印好的，不是孙淑荣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也是由被告付某向孙淑荣宣读，不是由见证人向孙淑荣宣读，且注明立遗嘱时间及代某人、见证人、遗嘱人签名顺序也未按照法律规定注明、书写；孙淑荣的名字不是孙淑荣本人所签，是由两名见证人代签，指印也不是孙淑荣本人自行所按，而是被告付某拿着孙淑荣的手所按；孙淑荣把“淑”读成“荣”，可见孙淑荣已不认识自己的名字，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已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审查确定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从被告提交的遗嘱视频可以看出，遗嘱内容系提前打印好后由被告付某向孙淑荣宣读，整个立遗嘱过程中，孙淑荣未能完整表达出遗嘱中所载明的内容，无法体现该遗嘱内容系孙淑荣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立遗嘱时孙淑荣无法自主完成本人签名并加盖手印，而是由两名见证人代为签名，由被告付某握着孙淑荣的手在名字上加盖手印，由此可见，孙淑荣在立遗嘱时神智并不完全清楚，故所立遗嘱为无效遗嘱，五被告要求按照此遗嘱继承涉案房屋，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傅玉良生前未立有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傅玉良于1997年10月18日去世，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的50%的产权应由孙淑荣、傅某1、傅永利、傅某2、傅某3、傅某4平均继承，每人继承十二分之一的产权。傅永利于2017年4月6日去世，被告付某、邹某作为傅永利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每人转继承涉案房屋二十四分之一的产权。孙淑荣生前已将其本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50%产权及继承傅玉良的产权份额赠与原告，故原告接受赠与享有涉案房屋的十二分之七的产权。涉案房屋现已被拆迁，拆迁安置权益应由原告与五被告按照上述比例享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3日判决：登记在被继承人傅玉良名下的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间（产权证号：37××58号，建筑面积：44.36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权益由原告傅某4接受赠与享有十二分之七、继承十二分之一，由被告傅某1、傅某2、傅某3每人继承十二分之一，由被告付某、邹某每人继承二十四分之一。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原告傅某4负担2068元，被告傅某1、傅某2、傅某3每人承担258元，被告付某、邹某每人负担129元。2021年4月16日二审法庭调查中，上诉人提交证据一、被继承人孙淑荣从2013年至2019年共15次的住院病历及医药费清单，证实孙淑荣晚年身体状况较差，需要更多照顾，这15次住院均是由上诉人予以陪护，因被上诉人常年不在国内，没有尽到赡养、照顾义务，也没有基本上的陪伴，赡养老人的主要义务是上诉人5人承担；证据二、林存国、刘安民、赵连浩证言，证明孙淑荣因生活不能自理自2015年起一直居住在傅某3家中，由傅某3夫妇予以照顾；证据三、北上坊居委会、贾本林出具的证明，证实涉案房屋一直到拆迁，是由傅某2居住使用，被上诉人主张的赠与行为并未完成；证据四、付某银行转账给传染病医院16681.16元；证据五、烟台市福山区殡仪馆出具的收费收据，证实孙淑荣去世时丧葬费用由傅某1支付，现有票据记载的费用为3153元。还有平时买药的小票，庭后整理。（上诉人当庭称，证据五及证据一费用清单原件拿回，庭后提交复印件，此后2021年6月21日法庭调查中提交了部分，无殡仪馆出具的收费收据。）被上诉人质证称，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实所花费的医疗费用都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摊；证据二、三份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证人应出庭作证，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三、村委证明，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要件，只有单位公章没有经办人签字，且证人贾某出庭作证，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证据四及证据五、庭后落实被上诉人本人后出具质证意见。2021年6月21日法庭调查中，上诉人提交证据一、2013年7月孙淑荣在解放军九七0医院等处的费用结算单（病历在4月16日法庭调查中提交），证明2013年孙淑荣即被诊断为肝硬化（失代偿期）、低蛋白血症，该病症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2013年之前的6、7年间，一直跟随被上诉人生活，主要帮助被上诉人照看孩子，被上诉人在韩国有两个孩子需要照看，也可以说，孙淑荣的病情主要是在韩国劳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说明被上诉人没有对孙淑荣进行良好照顾；证据二、傅某12013-2019年因为孙淑荣的生病平常买药以及丧葬费用清单（含手写的明细），该清单显示傅某1在2013-2019年共花费70021.86元。孙淑荣住院期间总的花费为158604.45元，这两项费用合计22万余元，都是由五个子女平均分配的，每人平均花费6万余元，因此被上诉人给付傅某3的费用不足以承担大部分的医疗费、生活费，也说明被上诉人在金钱方面没有做到赠与协议中约定的大部分抚养义务；证据三、傅某3亲笔书写的家庭情况说明，可以说明上诉人均履行了赡养老人的义务，相反被上诉人由于在国外，根本没有时间或精力照顾老人，尤其是2014年后，老人数次住院，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其没有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同时被上诉人因为出国或者其他原因，还向老人有过借款没有偿还，其没有尽到赠与协议中生养死葬的义务，赠与协议不应当得到认定。被上诉人质证称，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肝硬化、低蛋白血症是否是营养不良造成，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其主张是不成立的，孙淑荣跟随被上诉人在韩国生活，并不是帮助被上诉人照顾孩子，当时孙淑荣岁数已经很大了，需要他人照顾，不可能再帮助被上诉人照看孩子而且被上诉人的孩子不需要老人加以照顾；证据二，住院费用清单，我方没有具体核算，但每次住院费用都是均摊的，被上诉人支付给傅某3的相关费用并不是单纯的支付住院费用，至于给的什么，傅某3在一审笔录中说得很清楚，包括生活费、医疗费、照顾的费用，关于傅某1支付家常买药费用，只是上诉人单方列的表格，没有票据加以证实，而且从傅某1拿着孙淑荣的工资卡以来，孙淑荣的工资远远超过上诉人所列的6万多，我方并不认可傅某1为孙淑荣平常买药支付6万多，丧葬费用7万多，具体是谁支付的，被上诉人是否支付，需要被上诉人加以补充说明，所以证据二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以及生养死葬的义务；证据三，我方不认可，证据三说被上诉人借老人款项应当提供相关证据，至于其他内容，我方不予认可，具体事实和理由由被上诉人庭后作具体说明。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一、孙淑荣护照及傅某3与傅某4微信记录，证实孙淑荣2007年至2015年在韩国被上诉人处生活，由被上诉人赡养；证据二、傅某3和张纯源微信记录、傅某3一审质证意见，证实被上诉人一直给傅某3转钱，用于孙淑荣医疗费、生活费等，傅某3认可这一事实，且傅某3认可孙淑荣医疗费用是五家分摊的；证据三、傅某3和傅某4语音微信聊天的视频，证实傅某3讲傅某1不但拿着孙淑荣的工资卡，且不管、不赡养孙淑荣，其他上诉人也不管、不养老人；证据四、傅某3和傅某4语音微信聊天的视频，证实傅某4给孙淑荣交纳2000元的大病统筹保险；证据五、傅某4和傅某2微信聊天记录及傅某2刑事判决书和刑事裁定书，证实傅某2也说其他上诉人没有良心，做的过分，丧心病狂，同时证实傅某2由于刑事犯罪自2004年7月24日入狱至2019年5月22日出狱的事实，其出狱时孙淑荣已经去世，从而证实傅某2没有尽到赡养义务；证据六、傅某4与北上坊拆迁办牟祥明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上诉人未经过傅某4同意，私自办理房屋拆迁手续；证据七、傅某3女儿孙慧、傅某2儿媳单坤玉与傅某4朋友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傅某4与傅某3、傅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傅某4都有给过他们钱和物；证据八、傅某4护照，证实孙淑荣每次住院，傅某4都回国照顾孙淑荣；证据九、傅某4儿子和傅某3微信聊天记录，证实诉争房屋的房产证原来在傅某4手里，后期傅某4交给了傅某3，但是2019年6月房屋拆迁时，傅某3拿着房产证让其他上诉人抢了去，在未通过傅某4同意的情况下办理了房屋拆迁手续，证实傅某3当时对房屋属于傅某4是知情的，否则其他上诉人抢夺房产证时，傅某3也不会报警。证据十、傅某4关于本案的说明两份。上诉人质证称，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实有异议，孙淑荣是2013年5月12日回国，之后一直在国内生活，孙淑荣在2013年至2015年住院病历可以证实此事；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要求出具原始载体，两张手写的流水账从微信聊天记录中无法显示双方传送过此信息，对此不予认可；证据三、四、是傅某3说的；证据五、是两人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傅某2在监狱服刑期间，轮到其赡养母亲时由其妻子及儿子儿媳履行赡养义务，出了生活费1.5万元现金、3000元转账共1.8万元，医疗费是均摊的，生活费给了傅某3，傅某3对此予以认可；证据六、不知情，不予认可，拆迁时是拿着孙淑荣的遗嘱和房产证去办的；证据七、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实有异议，无法证明其回国到医院伺候老人、老人这一期间住院次数共计16次，不能证实被上诉人的主张；证据九、聊天内容属实，但内容是为了应付傅某4，傅某3虚构了事实，也没有报过警；证据十、内容不属实，尤其关于抢房产证和土地证的，此前做过说明，对其主张在医院照顾孙淑荣的事实，其列举的证人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出庭作证，对此不予认可。2021年6月21日法庭调查中，法庭当庭播放2019年4月15日视频光盘，内容是傅某3与孙淑荣谈话，傅某3问孙淑荣，是否将涉案房产给其妹妹（傅某4），孙淑荣认可。上诉人称，该视频属实，但该视频经过剪辑，并当庭播放该视频的完整视频。被上诉人称，对刚才上诉人出示的完整视频无异议，与我方提供的视频不矛盾。关于孙淑荣2013年5月从韩国回来至去世，生活和治疗总的支出、双方各支付多少。上诉人称，此期间孙淑荣医疗费15万多，是各方均摊；傅某1平时买药的钱加上丧葬费一共7万多，是傅某1自己承担；其他生活费，傅某1支出1.6万元，付某、邹某支出4.2万元，傅某2支付1.8万元，傅某3是2015年至2019年照顾孙淑荣。被上诉人称，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3段载明2015年至2019年5月20日期间，被上诉人转账90400元，其他费用没有统计，上诉人刚才称傅某1支付平时买药钱7万多是孙淑荣工资卡支付的，不是傅某1个人承担。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是，涉案遗产如何分割，孙淑荣生前对涉案房产的真实意思应以双方提交的哪些证据为准。二审中双方均提交了证据，对双方认可的对方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双方不认可，但未提交反证推翻的其他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以采信。上诉人称，孙淑荣2013年5月从韩国回来至去世，医疗费15万多，是均摊；傅某1平时买药的钱加上丧葬费一共7万多元，是傅某1自己承担；其他生活费，傅某1支出1.6万元，付某、邹某支出4.2万元，傅某2支付1.8万元。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仅有部分证据佐证，且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审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七等）冲突，不足以采信。一审查明，张连军、张纯源与傅某3的微信聊天记录，傅某3亲笔书写的记账凭证等显示，傅某4通过他人或自己向傅某3转账，傅某3亦认可该款用于孙淑荣住院费及生活费，结合一审、二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可认定傅某4为孙淑荣支付较多生活及医疗费用。现有证据虽能证实双方均照料和赡养孙淑荣，但对被继承人的赡养、照料情况系处分遗产的一个而非全部考量因素，涉案房屋的处理，仍应尊重孙淑荣生前的真实意愿。一审、二审中，双方提交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以证实自己的主张，包括2014年8月1日的调解协议书、赠与书，2018年2月13日打印遗嘱，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2月、2019年4月拍摄的视频，二审中双方分别提交的傅某3与孙淑荣对话的2019年4月15日视频、案外人与傅某3的微信记录、傅某3出具的记账凭证、孙淑荣从2013年至2019年共15次的住院病历及医药费清单等。2018年2月的视频显示，孙淑荣在继承人在场、且需要继承人照料的情况下，作出了与原先的2014年8月1日遗嘱不一致的陈述。二审中双方分别提交的傅某3与孙淑荣对话的2019年4月15日视频长度不同，但基本内容相同、视频的终止时间相同，内容基本一致，视频中傅某3问孙淑荣，是否把涉案房产给傅某4，孙淑荣表示同意。从2014年8月1日调解协议书、赠与书、2019年4月15日视频等优势证据判断，孙淑荣本意是将涉案房产中自己的份额（包括继承自丈夫的份额）给傅某4。基于上述事实及理由，考虑到孙淑荣去世之前身体虚弱、需要他人照料等情况，一审法院不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视频中孙淑荣的意思表示，而采信被上诉人的证据及主张，认定孙淑荣将其在涉案房屋的份额赠与傅某4，合法有据，亦大体符合各方当事人对孙淑荣照顾、赡养的实际情况，尚公平合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上诉人傅某1、傅某3、傅某2、付某、邹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