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25民终9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才芝，女，1947年2月7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晶晶，云南王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利生，男，1953年9月17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石屏县，现住个旧市。原审第三人：钟云生，男，1937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开远市。原审第三人：钟继生，男，1942年3月27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开远市，现住开远市。上诉人钟才芝因与被上诉人钟利生及原审第三人钟云生、钟继生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石屏县人民法院（2021）云2525民初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调查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才芝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高玲珍取得房产证的物权登记行为不予评判是错误的。1.案涉房产在高玲珍的丈夫钟乔贵去世时（1955年）发生了继承，继承发生后，上述房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1985年10月22日该房产登记在高玲珍的名下，这是一个必须评判的法律事实。当时四位继承人已长大成人，被上诉人作为家中最小的子女已32岁，上诉人钟才芝与被上诉人钟利生以及第三人钟云生、钟继生已明知该房产已登记在母亲高玲珍的名下，从1985年到2020年，均没有提出异议。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之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如果被上诉人和第三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应及时提出异议，如果未提出异议就表明其已认可。房产登记在母亲高玲珍名下，表示所有权利人对登记行为的认可，所以2001年8月23日高玲珍对自己房产的处理即赠与自己的子女上诉人钟才芝与被上诉人钟利生系有权处理，不可能涉及他人的权益。综上，高玲珍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且系有权处分，且处分的权利来源于房产登记行为，不涉及第三人的权益，且已全部处分，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应按照赠与合同来履行自己的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义务。二、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过程中“涉案房产系被上诉人钟利生管理”是错误的。涉案房产连接着上诉人钟才芝的房产部分，现只能通过涉案房产的大门才能进入，这么多年以来，被上诉人一直霸占着涉案房产不说，还理所应当地使用着上诉人的房子，住的理所应当，甚至一直用锁锁着涉案房产，上诉人想去自己的房子也不能进入，更不要说回家的时候去涉案房子居住，因而才提起此诉，而被上诉人却自己住着所有房子，还美其名曰“管理”，系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没有上诉人的允许，使用被上诉人的房子实质是一种侵权行为，不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三、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的情况下，认定涉案房产涉及他人的权益，用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对案子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本案的案由为所有权确权纠纷，自1955年到房子确权登记1985年中间间隔30年之久，涉案房子处于一个共同共有的状态，且1955年钟乔贵去世之时，钟乔贵的母亲还尚在人世，严格按照继承来判断的话，当时发生继承时，涉案房产也应有其母亲的份额，涉案房产一直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但经过确权登记后，涉案房产从不确定的状态回归到登记在一人名下，且无人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忽略了房产登记时，其他权利人是否明知这一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超过二十年的不再受理。已明确了房产从继承开始发生的共同共有状态（权利的不确定）到房产登记确权（权属明确），涉案房产的权利人都对房产登记到母亲高玲珍名下均表示了认可（没有人反对）。一审法院不应该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之人”的权利。法院的判决对社会民众具有指引作用，这样的判决可能促使像上诉人这样积极行使权利之人反被躺着享受权利保护的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占着法律的“便宜”，这样的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弘扬正确的社会正义核心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四、本案中不存在证据不充足的情形，涉案房产有确定的产权人，产权人对自己的房产进行了有权处分。退一万步来说，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能证明高玲珍已把一半的房产赠与了上诉人，且已经过公证，《赠与合同》合法有效，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赠与人虽然去世，但受赠人及第三人应按照赠与合同履行合同的义务。本案中，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产涉及钟乔贵的部分应按照法定继承，也应按照法律规定依法确认上诉人享有的房产的份额，即上诉人享有房产的十分之四，这十分之四应确定为上诉人享有，而不应该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证据不足驳回，这不利于家庭矛盾的解决，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同时也增加了法院的诉讼工作。综上，上述所述继承有20年的诉讼时效是有且有一定的意义，这样既能及时地定分止争，为当事人解决矛盾、化解矛盾都有现实和法律上的重要作用。上诉人因相信法院是公平公正才会采取诉讼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一审法院却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驳回，原封不动地让上诉人自己解决，让相信法律的上诉人大失所望。至此，上诉人提起上诉，上诉人今年已74岁，为了官司来回从昆明到石屏又到蒙自，身心疲惫，希望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对本案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依法确认上诉人应享有房产份额的所有权，化解矛盾，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钟利生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钟才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引用法律条文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涉案房屋涉及钟云生、钟继生的利益。1.本案的法律事实是：高玲珍与钟乔贵系夫妻，婚后共同生育钟云生、钟继生、钟才芝、钟利生四个子女。1953年，夫妻二人购买得坐落于石屏县（原石屏县异龙镇城关镇东正街156号）土木结构房屋一幢，该房屋由相连接的后面平房和前面临街楼房组成，后面平房25㎡，前面楼房（二层）63㎡，总计88㎡。1955年钟乔贵去世，1985年10月22日，高玲珍对该房屋进行了登记，登记的产权人为高玲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第一千一百三十条第一款“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之规定，1955年，钟乔贵去世时，该房屋属于他的份额发生继承，且是由高玲珍、钟云生、钟继生、钟才芝、钟利生均等继承，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及钟云生、钟继生均未作出过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即使房屋登记于高玲珍个人名下，也不能导致被上诉人和钟云生、钟继生享有的不动产物权丧失。2.高玲珍并不享有本案涉案房屋全部面积的处分权。根据高玲珍与钟才芝、钟利生在石屏县公证处所签订的《赠与合同》所约定的内容：“现高玲珍自愿将坐落在云南省石屏县（原石屏县城关镇东正街156号）属于自己的房产和继承丈夫应得的房产赠给女儿钟才芝，三子钟利生。”可以看出，该《赠与合同》可以赠与的部分仅为属于高玲珍自己的份额和从其丈夫处继承所得的部分，而不是整个房屋。二、本案上诉人上诉理由中适用的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六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己于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生效时废止，本案于2021年1月8日由石屏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钟才芝的上诉时间为2021年4月6日，故钟才芝在上诉状中所适用的法律错误。2.本案上诉人自己认可并经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为所有权纠纷，而非继承权纠纷，故上诉人用已经废止了的继承法的规定作为上诉理由，系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对房屋由钟利生管理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及其家人己移居云南省昆明市，且长期居住于昆明市，根本无暇管理涉案房屋，房屋一直系由被上诉人管理。2018年6月，涉案房屋因年代久远，出现老化并伴随漏水现象，为保证房屋的完整性及居住功能，被上诉人对房屋进行修缮，共计花费人民币37000元。期间，被上诉人两次将更换过的房屋钥匙交一份给上诉人，但上诉人均未作妥当处理。被上诉人认为该房屋系共有物，共有人并未对该房屋相关的管理、修缮等费用进行过约定，被上诉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零二条之规定，因该房屋所产生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应由共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故共有人应按照其按份共有的份额，向被上诉人支付房屋修缮费用。被上诉人在此保留要求上诉人支付修缮房屋费用的权利。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判决合法公正。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钟继生电话中述称，因其和大哥钟云生均已年过80周岁，腿脚不便，不能到争议现场参与法庭调查，但其和大哥对母亲将争议房屋遗赠给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事情毫不知情，其和大哥钟云生从未放弃过对父亲钟乔贵或者母亲高玲珍的遗产的继承。钟云生未作陈述。钟才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高玲珍与原告、被告于2001年8月23日签订《赠与合同》有效，并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当庭变更为：判令确认坐落于石屏县产靠南面的一半44平方米归原告所有，并判令被告及第三人协助原告办理该房产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玲珍与钟乔贵系夫妻，婚后共同生育钟云生、钟继生、钟才芝、钟利生四个子女。1953年，夫妻二人购买得坐落于石屏县（原石屏县异龙镇城关镇东正街156号）土木结构房屋一幢，该房由相连接的后面平房和前面临街楼房组成，后面平房25㎡，前面楼房（二层）63㎡，总计88㎡。1955年钟乔贵去世，1985年10月22日，高玲珍对该房屋进行了产权登记，登记的产权人为高玲珍。2001年8月23日，高玲珍与钟才芝、钟利生订立《赠与合同》，将上述房产赠与钟才芝和钟利生。赠与合同载明：“现高玲珍自愿将座落在云南省石屏县（原石屏县城关镇东正街156号）属于自己的房屋和继承丈夫应得的房产赠给女儿钟才芝，三子钟利生。即：靠南面的一半赠给女儿钟才芝，靠北面的一半赠给三子钟利生。”该《赠与合同》经石屏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但当事人未对房屋权属进行变更登记，现该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仍是高玲珍。2010年3月5日高玲珍去世，上述房屋系钟利生管理，后面的平房结构已发生改变（已改变为砖混结构），前面的楼房钟利生进行过修缮。现钟才芝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坐落于石屏县产靠南面的一半44平方米归其所有，并判令被告及第三人协助其办理该房产的产权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将自己的财产赠与他人，但只能赠与属于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本案高玲珍赠与的坐落于石屏县屋，系其与丈夫钟乔贵于1953年购买，属高玲珍和钟乔贵的夫妻共同财产。1955年钟乔贵去世，钟乔贵对该房屋享有的份额即发生继承，但并未按继承确定各继承人的份额。1985年10月22日，高玲珍对该房屋进行了产权登记，将该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2001年8月23日，高玲珍与钟才芝、钟利生订立《赠与合同》，将上述房产赠与钟才芝和钟利生。虽然《赠与合同》中明确是高玲珍将属于自己的房屋和继承丈夫应得的房产进行赠与，但实际已对整幢房屋进行了处分。故高玲珍的赠与行为，可能涉及他人的权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钟才芝已完全取得诉争房屋44平方米的权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钟才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钟才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钟才芝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中，经本院组织现场勘查并进行调解，但各当事人间无法达成调解协议。钟才芝认可，一审法院就本案案由已向其作了法律释明，但其当时表示“涉及第三人的利益是事实，但是撤诉是不会撤了，希望通过调解能使双方和解。”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案中，各当事人间系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关系，争议房屋系其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在1955年其父亲钟乔贵去世后，钟乔贵对该房屋享有的份额即发生继承，但本案各当事人间并未按继承确定各继承人的份额。1985年10月22日，其母亲高玲珍对该房屋进行了产权登记，将该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但该房屋系高玲珍与钟乔贵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并没有改变。2001年8月23日，高玲珍与钟才芝、钟利生订立《赠与合同》，将上述房产赠与钟才芝和钟利生。虽然《赠与合同》中明确是高玲珍将属于自己的房屋和继承丈夫应得的房产进行赠与，但实际划分内容已对整幢房屋进行了处分。高玲珍的该赠与行为，可能涉及他人的权益。故本案各当事人间应该先通过继承明确其各自取得的份额后再行处理诉争房屋的权属，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钟才芝已完全取得其诉争房屋44平方米的权属，其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钟才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钟才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彦斌审判员  佘华锋审判员  焦 艳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黄雪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