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112民初5329号 原告：祝彩凤，女，199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勤淼（特别授权代理），山东元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一般授权代理），山东元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李增朝，男，198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现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被告：李伟，女，1982年7月3日出生，汉族，教师，户籍所在地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现住济南市历城区。 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金玲、王良芹（特别授权代理），均系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祝彩凤与被告李增朝、李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祝彩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勤淼、王云，被告李增朝、李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金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祝彩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87692元；2.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借款利息119152.55元（包含自2016年7月21日至2021年2月20日，借款本金10万元，年利率4.9%，利息22486.3元；自2016年10月14日至2021年2月20日，借款本金20万元，年利率4.9%，利息42690.41元；自2017年2月5日至2021年2月20日，借款本金197778元，年利率4.9%，利息39189.3元；自2017年10月14日至2021年2月20日，借款本金89914元，年利率4.9%，利息14786.54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3520元、保全保险费1200元。事实与理由：祝彩凤与李增朝系朋友关系，因李增朝从事保险行业，自2016年7月21日至2017年10月14日，李增朝及其配偶李伟以理财的名义陆续向祝彩凤借款累计587692元，约定借款利息为年利率4.9%。在李增朝与其配偶李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祝彩凤分别于2016年7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增朝转入现金10万元；于2016年10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增朝转入现金20万元；于2017年2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增朝转入现金197778元；于2017年10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增朝转入现金89914元。李增朝于2019年11月8日向祝彩凤出具总借条一份，载明：“李增朝于2020年1月2日之前将祝彩凤60万元陆拾万元本金及年4.9%利息赔偿祝彩凤，李增朝，2019年11月8日”（总借款60万元，其中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李增朝转入借款本金587692元，其余的12308元系2016年7月21日至2017年2月5日之间的利息，作为本金继续存）。被告在还款期限届满后偿还部分借款后，剩余未偿还借款本息在还款期限届满时被告均拒不偿还。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按时归还借款本息，但被告均以无款为由予以搪塞，迟迟不履行清偿借款本息责任。为此，诉至法院。 李增朝辩称，一、原告祝彩凤与被告李增朝之间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实质上是原告委托被告李增朝为其代为理财，从原告给被告李增朝2016年7月21日、2016年10月14日、2017年10月14日的转款记录备注为理财、保险，足以证明该事实。原告委托被告理财，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只是口头约定，盈亏由原告自负。理财出现亏损后，原告为了不承担理财风险，要求被告向其出具赔偿款项证明，被告基于朋友关系，于2019年11月8日向原告出具了赔款证明，并约定赔款利息为年息4.9%。综合本案事实，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理财有风险是清楚的，理财出现亏损，应当承担亏损的法律后果，而不是要求被告进行赔偿，被告的赔偿是道义上的，并非法律义务，故被告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原告理财损失，依法应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向被告李增朝转款587692元用于理财，被告李增朝通过其尾号为XXXX的民生银行卡在2017年7月31日向原告转款4970元、于2017年11月15日向原告转款3761元、于2018年10月9日向原告转款16000元、于2019年1月11日向原告转款1万元、于2019年1月15日向原告转款5016元；被告通过微信于2020年1月15日向原告转款1万元、于2020年1月20日向原告转款2万元、于2020年1月23日向原告转款1万元、于2020年1月24日向原告转款1万元；上述共计向原告转款91747元。现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返还本金587692元及利息，无事实依据。扣除被告李增朝转给原告的款项91747元，原告投资本金现为495945元。三、原告理财出现亏损后，要求被告李增朝在2019年11月8日出具赔偿证明，在2019年11月8日前双方未约定利息，故原告主张2019年11月8日之前的利息，依法应不予支持。四、本案是原告委托被告代为理财，不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该费用没有用于被告婚姻家庭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原告委托被告李增朝理财被告李伟对此不知情，该费用与李伟无关，李伟没有偿还义务。在原告不断找被告李增朝追要费用后，李伟才得知理财亏损事宜，为此，两被告经常吵架，最后导致离婚。现两被告已离婚。原告若认为其支付给被告李增朝代为理财的款项是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提供证据证明该笔费用李伟是知情的，且用于婚姻家庭生活，原告不能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李伟辩称，一、被告李伟不知道原告与被告李增朝之间转款理财事宜，原告转到被告李增朝账户中的款项，李增朝从未用于家庭生活，在原告向被告李增朝转款期间，被告家庭生活的开支，都是李伟转给李增朝的，李伟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足以证明该事实，故原告称两被告共同向其借款完全不符合事实。被告李伟依法无偿还原告款项的义务，依法应驳回原告对被告李伟的请求。二、被告李伟是在原告不断找被告李增朝追要费用后，才得知李增朝代原告理财亏损事宜，为此，两被告经常吵架，最后导致离婚。原告若认为其支付给被告李增朝代为理财的款项是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提供证据证明该笔费用李伟是知情的，且用于婚姻家庭生活，原告不能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李增朝与李伟曾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9年12月2日登记结婚，于2020年6月8日协议离婚。祝彩凤与李增朝系同学关系。祝彩凤于2016年7月21日向李增朝转款10万元，备注为理财；于2016年10月14日向李增朝转款100元、10万元、99900元，均备注为保险；于2017年2月5日向李增朝转款19770元、178000元；于2017年10月14日向李增朝转款100元、5万元、39814元，其中的5万元与39814元转款均备注为理财，以上转款共计587684元。2019年11月8日，李增朝向祝彩凤出具了一张手写的凭条，载明“李增朝于2020年1月2日之前将祝彩凤60万元本金及年4.9%利息赔给祝彩凤。”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涉案纠纷法律关系系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关系的认定。祝彩凤以李增朝于2019年11月8日出具的“凭条”和转账记录为债权凭证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祝彩凤述称2016年李增朝因李伟要出国留学钱不够，主动联系祝彩凤让她把钱放到李增朝处，约定由李增朝按照年息4.9%向祝彩凤支付利息，双方约定的是借款。祝彩凤对其向李增朝所转款项之所以备注为“理财”，是因为当时自己认为该笔款项是理财的钱，所以备注了“理财”；备注“保险”是因为李增朝是干保险的，所以备注了“保险”。李增朝对“凭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祝彩凤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李增朝对祝彩凤的上述转款解释为：2016年向祝彩凤介绍过买理财的收益情况，祝彩凤便委托李增朝购买平安证券的理财产品，祝彩凤先给了李增朝30万元，理财期间李增朝按时把收益所得转给了祝彩凤，祝彩凤后又追加了28万余元，理财亏损后李增朝也觉得很愧疚，在祝彩凤的不断要求下，李增朝为了缓解双方关系才出具的赔偿证明。为证明上述主张，李增朝提交了其转给祝彩凤收益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予以证实。本院审查上述证据后认为，祝彩凤主张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但根据祝彩凤提交的转款记录，不能证明当时转款时祝彩凤有借贷的意思表示，而李增朝于2019年11月8日出具的“凭条”上也仅表示将本金及利息赔给祝彩凤，并未明确反映出其与祝彩凤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李增朝辩称双方是委托理财关系，但其未提交受祝彩凤委托而购买的理财产品的相关证据，其提交的银行流水也仅能证明其支付过祝彩凤相应款项，亦不能证实双方为委托理财关系。故本院认为，祝彩凤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和李增朝主张的委托理财关系均缺乏足以证明的证据，本院均不予确认。 二、关于李增朝出具的债务凭证上的债务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祝彩凤述称，上述债务发生在李增朝与李伟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伟知晓向祝彩凤借款一事，并提交了2020年1月15日祝彩凤与李增朝的通话录音予以证实。李增朝、李伟认为，录音的形成时间为2020年，而祝彩凤给李增朝的转款时间为2016年至2017年，该份录音无法反映祝彩凤给李增朝打款时，李增朝与李伟就该债务达成了合意，自2017年理财亏损后，祝彩凤就不断向李增朝主张赔偿，在长达三年的追款过程中，李伟知道此事也很正常。李伟向本院提交了离婚证打印件、李伟向李增朝转款的银行交易明细主张因李增朝隐瞒给祝彩凤理财，在理财亏损后，祝彩凤不断向李增朝追要款项，李伟和李增朝经常吵架，最终导致双方离婚；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2016年7月至2017年11月，李伟每月都会向李增朝转家庭生活消费的费用，祝彩凤转给李增朝的款项未用于夫妻的家庭生活。本院审查后认为，祝彩凤提供的与李增朝之间的通话录音形成时间于2020年1月，该证据不能证明李伟对于祝彩凤支付的款项有共同借用或偿还的意思表示，本院对祝彩凤的上述证据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李增朝于2019年11月8日向祝彩凤出具的债务凭证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本案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或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证据均不充分，但李增朝出具的该债务凭证载明了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祝彩凤以该凭证为据要求李增朝偿还款项的请求，本院应予以支持。李增朝在出具债务凭证后于2020年1月15日支付祝彩凤1万元、于同年1月20日支付2万元、于1月23日支付1万元、于1月24日支付1万元，于7月31日支付2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因此，李增朝的上述还款应当先抵充欠祝彩凤的利息后再抵充所欠本金。 关于利息的起算点问题，祝彩凤认为“年4.9%利息”的约定应从款项交付之日起计算，但祝彩凤提交的李增朝还款的凭据并不能当然推算出李增朝是按“年4.9%利息”向祝彩凤支付的利息，故本院对祝彩凤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李增朝辩称“年4.9%利息”约定是按照凭条中载明的出具日期至约定的赔款日期，即2019年11月8日至2020年1月2日期间的利息按年4.9%计算，李增朝的该项辩称理由与其出具的凭证中所载内容相符，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故本院对祝彩凤要求自2020年1月2日之后的利息仍按年息4.9%计算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抵充的利息金额，应当按李增朝的还款时间分段计算。具体计算方法：李增朝应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8日起至2020年1月15日止，计68天，按4.9%计算支付祝彩凤利息5477.26元（60万元×4.9%÷365天×68天)，李增朝于2020年1月15日偿还1万元，扣除应还利息5477.26元，剩余的4522.74元应抵充本金，尚余本金595477.26元。依此类推，至李增朝2020年1月20日还款2万元，李增朝应还利息399.7元(595477.26元×4.9%÷365天×5天)，剩余19600.3元抵充本金后，李增朝尚余575876.96元本金未还；至李增朝2020年1月23日还款1万元，李增朝应还利息231.92元(575876.96元×4.9%÷365天×3天)，剩余9768.08元抵充本金，李增朝尚余566108.88元本金未还；至李增朝2020年1月24日还款1万元，李增朝应还利息75.99元(566108.88元×4.9%÷365天×1天)，剩余9924.01元抵充本金，李增朝尚余556184.87元本金未还；至李增朝2020年7月31日还款2000元，李增朝应还利息14037.19元(556184.87元×4.9%÷365天×188天)，剩余12037.19元利息未还。自2020年7月31日至祝彩凤主张的利息截止日2021年2月20日，共计203天，李增朝应付利息为15157.18元(556184.87元×4.9%÷365天×203天)。 综上，本院对祝彩凤诉讼请求中要求李增朝偿还其556184.87元款项及利息27194.37元（12037.19元+15157.18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祝彩凤要求的财产保全费3520元和保全保险费1200元，均系祝彩凤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属祝彩凤的实际损失范围，本院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增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祝彩凤赔偿款556184.87元； 二、李增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祝彩凤利息损失27194.37元； 三、李增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祝彩凤财产保全费3520元和保全保险费1200元； 四、驳回祝彩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868元，减半收取计5434元，由祝彩凤负担617元，由被告李增朝负担481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曹亚萍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娄焕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