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06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良斌，男，197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雅琳、严辰，均系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忠发，男，1977年3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安徽省桐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罗惠榆，均系广东华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东政工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启德路****。法定代表人：余良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雅琳、严辰，均系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良斌因与被上诉人高忠发、原审被告广东政工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工影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1民初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开庭审理，上诉人余良斌与原审被告政工影视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雅琳、严辰，被上诉人高忠发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惠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良斌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1民初505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高忠发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高忠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余良斌与高忠发之间从始至终都是基于《合作框架协议》的投资合作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自《借条》出具后转化为借贷关系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余良斌与高忠发经朋友徐乃华介绍认识，2018年7月6日政工影视公司与高忠发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合作摄制大型纪实类纪录片《寻乡》。合同签订后，高忠发向余良斌转账支付摄制《寻乡》的投资款50万元。此后，余良斌及政工影视公司前往江西婺源、清远阳山等地依约开展《寻乡》节目拍摄，并已剪辑形成多集节目。后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栏目调整等原因，停止了节目拍摄。高忠发作为节目制作人及投资合作的一方，应当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后，高忠发履行了支付50万元投资款的义务，余良斌履行了拍摄《寻乡》节目的义务，双方均已实际履行协议的主要义务，因此双方始终都是基于该协议的投资合作关系。余良斌从未对双方合作协议终止协商，也未就双方合作事项与高忠发进行结算，也没有同意将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第二，余良斌与高忠发从未就该50万元约定利息。一审法院判决余良斌向高忠发偿还借款349990元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余良斌出具《借条》是高忠发不断上门骚扰的情况下被迫写下的，并非余良斌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该《借条》明确载明偿还“借款”的条件为“节目制作资金到位”，表明双方并不是借款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余良斌也未对双方合作关系终止及合作事项结算作出意思表示。无论是《合作框架协议》中的50万元还是《借条》中的80万元均未约定利息，余良斌与高忠发均为自然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高忠发主张剩余30万元是双方约定的利息、违约金和利润损失，缺乏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案涉50万元系基于《投资框架协议》产生的投资款，而《借条》中的80万元才涉及民间借贷关系，但高忠发从未向余良斌出借该笔款项，高忠发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高忠发二审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理由如下：高忠发是基于投资的合意向余良斌转款，但实际履行过程中发现余良斌并未实际制作该节目。双方通过出具借条的形式结算该投资项目，此时高忠发向余良斌的投资款转化为借款，后余良斌向高忠发返还部分款项的行为也可佐证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余良斌提出的节目实际制作与否以及节目实际未播出的原因等均与余良斌需返还高忠发借款没有任何关系。余良斌主张出具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政工影视公司述称：同意余良斌的上诉。高忠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余良斌、政工影视公司向高忠发偿还借款349990元及利息（利息以5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8年7月20日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按LPR四倍的标准自2020年8月20日计算至2020年9月21日；以349990元为本金，按LPR四倍的标准自2020年9月22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余良斌、政工影视公司向高忠发支付律师费20000元；三、余良斌、政工影视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16日，高忠发（乙方）与政工影视公司（甲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第一条合作内容。1-1节目名称《寻乡》；1-2节目定位纪录片；1-4播出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农业频道（高清）；1-5制作周期前后期共10个月。第二条双方职责。2-1甲方负责节目相关的策划，按约定在中央广播电视台军事农业频道播出，并负责节目制作及宣传推广，具体宣传推广内容由甲乙双方共同决定（需配合冠名赞助客户的宣传需求）。甲方可委托具有冠名赞助业务资质的公司具体执行。2-3甲方收款账号62×××67…2591。第三条投入及收益。3-1《寻乡》节目的总投入经费为人民币1340万元，其中52集节目制作为每集20万，节目播出费300万元。3-2乙方投入股金50万元为项目启动经费，节目播出产生现金流后，甲方在5个月内分期返还乙方50万元投资股本，乙方占节目总利润部分的30%。第四条协议生效和有效期。7-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7-3除本合同有明确载明的约定外，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均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同日，高忠发分两次向余良斌银行转账共计20万元，2018年7月20日高忠发再次向余良斌银行转账30万元，以上共计50万元。2019年9月3日，余良斌向高忠发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高忠发节目制作费80万元，定于2019年9月20日前返还，若节目制作资金到位，将由本（人）想尽一切办法偿还。高忠发庭审时称，余良斌出具该借条是因为双方经协商后同意将高忠发向余良斌转账的50万元视为高忠发出借的款项，剩余30万元系双方约定的利息、违约金以及高忠发损失的利润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修改）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虽然借条由余良斌出具，政工影视公司也应承担还款责任。余良斌对此不予认可，其称并未收到高忠发实际支付的借款80万元且系被迫签订《借条》、返还款项，余良斌未在限期内向一审法院提交被胁迫的证据。2020年9月22日，余良斌向高忠发分两次共计转账150010元。另查，高忠发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拟证明为实现案涉债权，其实际支出律师费2万元。以上事实，有《合作框架协议》《借条》、银行流水、网面截图和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高忠发与余良斌、政工影视公司之间法律关系性质。从高忠发与政工影视公司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可知，双方系合作关系，高忠发向余良斌转账的50万元系基于该合作而支付的投资款，高忠发交付该款项时双方并不构成借贷的合意。但是，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余良斌向高忠发出具《借条》，明确“借到高忠发节目制作费80万元”并承诺于2019年9月20日前偿还，可视为其同意将案涉投资款转化为高忠发向其出借的借款，即以出具《借条》的形式与高忠发就双方合作事项进行结算，余良斌向高忠发返还部分款项也可佐证双方合作关系已实际终止，余良斌辩称双方仍为投资合作关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余良斌主张被迫签订借条和返还款项，但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该陈述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案涉《借条》系余良斌与高忠发结算后所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余良斌与高忠发构成民间借贷关系，余良斌应向高忠发返还相应款项。至于余良斌提出《寻乡》节目已制作且未播出的原因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栏目调整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无论该陈述是否属实，均无法改变余良斌需向高忠发返还款项的事实。关于政工影视公司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因双方最初为合作关系，《借条》系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就案涉款项性质协商一致变更后作出，而非余良斌直接向高忠发借款并用于政工影视公司的生产经营，不符合高忠发主张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修改）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故应根据余良斌、政工影视公司的意思表示确定承责主体。案涉《借条》仅有余良斌个人签名，政工影视公司并未盖章确认，《借条》内容也无法反映出余良斌系代表政工影视公司作出还款承诺。据此，高忠发要求政工影视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应由余良斌承担还款责任。关于还款金额。《借条》中载明的制作费为80万元，高忠发实际向余良斌交付50万元，高忠发主张剩余30万元系双方约定的利息、违约金和高忠发的利润损失，虽然余良斌对此不予确认，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与高忠发就合作事项进行结算时自行承诺返还80万元，应知晓相应的法律后果并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高忠发要求计付利息，即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8年7月20日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以5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自2020年8月20日计算至2020年9月21日；以34999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自2020年9月22日计算之后的利息，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但该利息总额应以30万元为限。关于律师费，高忠发、余良斌对此并未进行约定，高忠发要求余良斌支付律师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第六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修改）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余良斌向高忠发偿还借款34999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8年7月20日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自2020年8月20日计算至2020年9月21日；以34999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自2020年9月22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总额应以300000元为限）；二、驳回高忠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4935元，由余良斌负担4772元，由高忠发负担163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政工影视公司（乙方）与案外人中视航通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甲方）签订的“《寻乡》电视节目播出合同书”，约定电视栏目《寻张》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农业频道上播出，播放期限为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播出费及定金等。本院认为，本案一审于2021年1月5日立案，本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往来款项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余良斌主张双方系投资合作关系，应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履行《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义务。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政工影视公司需拍摄《寻乡》节目共52集，拟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农业频道播出；政工影视公司与中视航通国际传媒有限公司在电视节目播出合同书中约定《寻乡》节目播放期限为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年8月栏目调整前政工影视公司有条件有义务完成大部分节目的拍摄与播放任务，余良斌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高忠发主张2019年9月3日签订《借条》系因拍摄工作未及时推进而在双方合意下签订，具有较高可信度，本院采信高忠发的主张。双方于签订借条之日起将投资款转为借款，余良斌承诺于2019年9月20日前偿还款项，余良斌2020年9月22日向高忠发偿还150010元亦可证明余良斌清偿涉案款项的意愿。余良斌关于双方并未就投资款转为借款达成合意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利息的争议，本院认可一审法院的意见，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余良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49.85元，由上诉人余良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谢平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法官助理李莉书记员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