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5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河，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42号。法定代表人：马革，执行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茗，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力新，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江因与被上诉人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森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7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吕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迪森公司支付2017年克扣的业绩提成1769425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迪森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设备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班子2017年考核方案》是2016年就批准的《设备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班子2016年-2020年激励方案》的延续，已经生效，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对迪森公司具有约束力，因此迪森公司应该履行约定的兑现提成的义务。且依据上述方案，迪森公司向吕江发放了2016年的业绩提成奖励53878元。第二，无论是时间还是业绩，吕江均已超额完成考核任务，完全符合考核方案规定的条件，享有领取提成的权利。业绩考核应该是看业绩指标是否完成，以结果导向，而不是仅看时间，即使一定要看考核时间，那也只是2017年12月的业绩不计入吕江的业绩范围，但对之前的11个月的业绩应当计发。2016年也是按照吕江的实际任职期限给了业绩提成奖励，且12月锅炉行业本就是淡季，对全年的业绩没有贡献。第三，迪森公司声称发放的70000元是2017年的年度奖金，但迪森公司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这是2017年度的奖金，未说明该奖金的数额、计算过程，吕江也没有确认这70000元就是2017年的考核方案中的业绩提成。并且离职协议还明确吕江保留2017年年度奖金追索权。第四，虽然用工单位确实是有自主权，调整工资、奖金的权利，但本案不是调整的问题，而迪森公司是直接否定和全部克扣提成，显然违法。《设备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班子2017年考核方案》管理团队成员和公司的上级领导执行总裁签字，并且执行完毕，即该决定己经生效，即吕江已经完成了2017年度的任务，迪森公司就应当兑现业绩提成，而不能随意剥夺和克扣。第五，根据2017年度考核指标，整个管理团队应得奖金1769425元，扣除管理团队其他成员己经领取的金额后剩余金额应归吕江所得。而迪森公司在庭审中提交了其他管理团队成员己经发放的证据，因此剩余金额应归吕江所有。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并且改判，依法维护吕江的合法权益。迪森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恳请贵院驳回吕江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吕江任职迪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二、不同经营班子，考核对象不同，考核目标也不同，不存在所谓的延续。三、吕江签署的涉案《迪森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班子2017年考核方案》未经迪森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不生效。四、迪森公司支付的14418.17元是吕江在安全运营中心2016年度奖金之一，与激励方案无关。五、即使该考核方案有效，吕江也因其中途被免职未能完成一整年年度考核而无权主张奖金分配。六、即使该考核方案有效，奖金也属于迪森公司经营班子整个班子所有而非吕江个人独享，且方案也明确约定了由经营班子负责人分配。七、即使该考核方案有效，迪森公司2017年度的净利润是1625万元而非19291845.46元，考核方案根本不具备可行性，且方案明确约定迪森公司有权进行合理调整。八、即使吕江工作失误给迪森公司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但迪森公司仍酌情给予年终奖7万元，并已经支付，其再提起所谓涉案考核奖励毫无依据。九、吕江在2018年9月有报销情形是为其造成重大损失的项目善后，并非经营迪森公司。十、叶亲满2017年奖金发放是基于其是迪森公司经营班子，还是市场部经理，其奖金依据是市场部每年签订的责任书分配，而非涉案责任书。吕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迪森公司支付2017年克扣的业绩提成1769425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迪森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吕江于2014年7月7日入职迪森公司，岗位为运营总监，2016年吕江被调整到迪森公司下属公司广州迪森热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备公司）担任常务副总经理，2017年调离设备公司，继续在迪森公司处工作，2019年12月31日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吕江提交《设备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班子2017年考核方案》，主张根据该方案中业绩提成奖励规定第4项第2点完成情况第3小点计算，当年完成利润为19291845元，及格线为13500000元。因此2017年奖金发放系数应为1.2，总考核得分为157.9分，利润得分为107.9分，最终奖励=业绩提成奖励×发放系数（1474532元×1.2=1769425元）。该考核方案载明：一、考核对象：广州迪森热能设备有限公司经营班子；二、考核期限：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三、考核指标：考核指标分基本指标和当年其他考核指标；四、激励政策为经营班子最终奖励=业绩提成奖励×当年其他考核指标对应发放系数；五、其他说明：1、考核单位奖励兑现分配由被考核单位负责人分配，报董事会备案；2、个人所得税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公司有代扣代缴的义务；3、当考核指标出现重大不合理时，董事会可进行必要的合理调整，调整幅度不超过50%。该方案下方执行总裁签字处有耿生斌签名，董事长签字处空白，未加盖迪森集团印章，被考核人签字处有吕江等人签名。迪森公司提供《离职申请单》《离职移交清单》，主张吕江于2017年8月31日即从设备公司离职，重新调至迪森公司。吕江提交设备公司于2017年11月1日作出的人事任命的决定，免去吕江设备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吕江另提交2017年11月14日报销设备公司的费用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实其吕江在2016年11月份至2017年11月份是在设备公司任职副总经理。另，迪森公司主张已支付包括吕江在内的班子成员2017年年终奖，该奖金分配是经过董事会批准的，根据董事会综合评定2017年度公司班子成员表现综合考量发放的。吕江确认收到70000元，但认为该款项并非2017年年终奖。双方发生争议，吕江于2020年3月31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迪森公司支付2017年年度绩效1769425元。2020年5月15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263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吕江的仲裁请求。吕江于2020年5月29日收到上述裁决书。吕江不服仲裁裁决，于2020年6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设备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班子2017年考核方案》、人事任命、协议书、2017年考核情况的说明、邮件工牌、账户交易明细、穗劳人仲案（2020）2638号《仲裁裁决书》、庭审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年终奖、业绩提成是属于一种激励机制，是用人单位根据其经营状况决定是否发放及如何发放，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合理范围，应当予以尊重。首先，吕江提交的《设备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班子2017年考核方案》仅有执行总裁签名，并未有董事长签名确认，亦未盖有迪森公司公章。耿生斌作为迪森公司的执行总裁，并非董事长，吕江并未举证证明耿生斌签名具有代表董事长及迪森公司的效力，该考核方案从形式上首先就缺乏完整性。其次，考核方案约定了考核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迪森公司举证提交了《离职申请单》《离职移交清单》上载明吕江于2017年8月31日离开设备公司，并解释虽然人事任命通知是2017年11月吕江才调离，但集团任职调离一般以董事会决议为准，人事任命通知存在滞后性，结合公司人事调动的实际情况，该陈述具有合理性。退一步说，即使如吕江提交的《人事任免决定》载明的吕江从2017年11月1日不再担任设备公司总经理职务，吕江在设备公司任职也未达到2017年满一年度，并不符合考核方案中的时间要求。再次，考核方案对应的时间期间内设备公司的领导班子亦发生了大范围变动。考核方案中也写明考核指标出现重大不合理时，董事会可进行必要的合理调整。迪森公司已经酌情给予包括吕江在内的公司班子成员2017年年终奖，吕江确认收到70000元，虽吕江主张该款项为劳动合同约定的绩效，但不管是年终奖还是绩效的取得，均是需要评估考核后予以发放的金额。在现有证据未能有效证明迪森公司应向吕江发放数额一定的奖金时，迪森公司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利润获得情况、班子成员能力表现综合酌情给予年终奖，是公司经营自主权的合理体现，吕江要求迪森公司支付2017年业绩提成1769425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吕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吕江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一、叶亲满于2017年2月13日向吕江发送了《市场部2017年责任书》。二、由吕江签发的设备公司于2017年2月22日发布的《设备公司人事任命》载明余平芳为设备公司综合服务中心总监兼总经理助理，马永峰为设备公司总工程师分管技术管控中心，任命叶亲满为设备公司市场部经理，黄榕带为设备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张运前为设备公司财务部经理。三、上述《设备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班子2017年考核方案》除了有耿生斌、吕江签名确认外，还有余平芳、马永峰、黄榕带、叶亲满、张运前的签名确认。四、设备公司于2017年11月1日发布的《关于耿生斌、叶亲满等人事任命的决定》，载明耿生斌为设备公司总经理（兼），叶亲满为设备公司副总经理，余平芳为设备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监，免去总经理助理职务，免去吕江设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五、叶亲满于2020年4月28日出具的《关于广州市迪森热能设备有限公司2017年考核情况的说明》，该说明载明2017年8月，公司开始进入生产、发货高峰期，由于吕江组织领导能力不够等，总部于当年8月底免除了设备公司吕江的常务副总职务，从9月份开始设备公司由耿生斌全面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关于2017年设备公司经营考核方案，由于设备公司经营上的失误，中途更换领导原因，考核的基础发生变化，总部不同意该考核方案，在2017年底，按公司总部批准的年终奖金分配表发放奖金，奖金已发放完毕，本人已收取255000元。二审中，一、吕江提交了：1、《设备公司主要经营班子2016年-2020年激励方案》，拟证明迪森公司已经批准方案，明确了2016年-2020年的考核指标，并且2016年已经执行，其中2017年的考核指标与《设备公司主要经营班子2017年考核方案》的完全一致，因此，《设备公司主要经营班子2017年考核方案》只是延续照抄，并非新方案，迪森公司认为没有批准生效的理由不成立。该激励方案显示被考核人除了曾剑飞签名确认外，还有余平芳、蒙晓昌、黄榕带、叶亲满、张运前的签名确认。吕江表示该证据没有原件，原件在迪森公司。2、收支，拟证明吕江依据激励方案获得2016年11月-12月的业绩提成为53878元，迪森公司以2017年未履职1年克扣业绩理由不成立。迪森公司表示证据1确实存在过，迪森公司也提交相应的证据，打印内容是一样，但签名的人数是不同的，迪森公司提交的有三个人签名（也没有原件），当时考核的是曾剑飞，曾剑飞原来是集团总部的副总裁，当时想让曾剑飞经营管理公司，培养他，但是他的能力不行就辞职了，这个考核方案实际上没有执行，因为曾剑飞离职没有考核，有考核是违背事实的，迪森公司没有按照该方案发奖金，迪森公司根本没有按照此执行过2016年考核方案，吕江不是考核对象，跟吕江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迪森公司支付只有14418.17元，该笔奖金也是吕江在安全运营中心2016年度奖金，另外两笔22000元，17460元是设备公司支付的,设备公司给了两个月奖金，所以，2016年奖金已发放完毕。二、迪森公司提交了：1、支付凭证，拟证明2017年1月23日14418.17元实际上是迪森公司发放给吕江在安全运营中心2016年度的奖金之一，其余40000元是设备公司发给吕江的奖金，由设备公司分两次发放，18000元扣税后17000元，另外22000元通过设备公司财务张运前支付至吕江，吕江称迪森公司依据2016年至2020年激励方案给予其发放50000多元奖金，子虚乌有。2、2016-2020年激励方案，拟证明吕江提交《设备公司主要经营班子2016年-2020年激励方案》作为新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已是逾期提交，而且该方案仅是针对曾剑飞的考核方案，并无班子其他成员的签名，而吕江提交的证据却有班子其他成员的签名，而且签署的笔迹不一样，真实情况需吕江提供原件核实，附件上“同意按82分对应奖金发放系数1兑现经营班子提成奖”，也是吕江自己添加的，因曾剑飞于2016年10月份离职，该方案也没有执行，2016年度设备公司没有考核。吕江表示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对证据2，原件应保留在迪森公司，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017年的考核方案不需要董事长签名。三、吕江在二审庭询中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出庭表示《设备公司主要经营班子2016年-2020年激励方案》已经由迪森公司领导班子通过，并已实施。四、吕江在二审庭询中向本院提交了蒙晓昌签名确认的《证明书》（原件）、蒙晓昌与设备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复印件）及《设备公司主要经营班子2016年-2020年激励方案》（复印件）。证明书载明上述激励方案上的签字是蒙晓昌本人签名，蒙晓昌与设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设备公司确实有给蒙晓昌发放2016年度的奖金。《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载明蒙晓昌与设备公司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1月20日解除，设备公司给予蒙晓昌一次性结算离职前所有工资及补偿51119.51元，2016年的年终奖金按1月标准工资计算发放。五、吕江在二审庭询时表示53878元中只有22000元与17460元是设备公司给的奖金提成，是根据2016年激励方案计算的提成，而14400元是迪森公司给的。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迪森公司是否应向吕江支付2017年的业绩提成1769425元。关于该争议焦点，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吕江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吕江在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评析如下：1、关于《设备公司主要经营班子2016年-2020年激励方案》。迪森公司亦确认其与曾剑飞签订了该方案，但余平芳、蒙晓昌、黄榕带、叶亲满、张运前没有在该方案上签名确认。根据吕江于2017年2月22日签发的设备公司发布的《设备公司人事任命》显示，吕江在任期间，余平芳、黄榕带、叶亲满、张运前均仍在设备公司任职，如该激励方案的考核人包括余平芳、黄榕带、叶亲满、张运前，余平芳、黄榕带、叶亲满、张运前理应获得2016年的业绩提成奖励，但并未有证据显示余平芳、黄榕带、叶亲满、张运前获得2016年的业绩提成奖励。2、蒙晓昌的证言及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蒙晓昌虽提交了证明书，但其未到庭作证，其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另外，即使蒙晓昌提交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属实，但该协议书仅载明2016年的年终奖金按1月标准工资计算，并未载明蒙晓昌已根据其提交的激励方案获得了2016年的业绩提成奖励，不能证明该方案已实际实施。3、收支。吕江在上诉状中表示依据激励方案，其2016年11月-12月的业绩提成为53878元，但其亦认可迪森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认可53878元中的14418.17元是迪森公司支付的，余下的39460元才是2016年的业绩提成。鉴于该39460元的发放时间是2017年，当时吕江已是设备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其亦未提交证据证实该39460元是如何根据2016年的激励方案计算出来的，故本院对吕江的该主张不予接纳。4、关于陈某的证言。陈某出庭表示《设备公司主要经营班子2016年-2020年激励方案》已经由迪森公司领导班子通过，并实施，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不一致，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吕江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佐证自己的主张，故对其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审吕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吕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姚伟华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贺紫荆郭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