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21民初4211号 原告：桓台县新城镇邢庙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桓台县新城镇邢庙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70321B47641825H。 法定代表人：刘淑江，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艺琪，山东格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恒泉，男，195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桓台县。 被告：刘峰涛，男，198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桓台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学利，山东齐桓律师事务所律师。系刘恒泉、刘峰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 原告桓台县新城镇邢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邢庙村委）与被告刘恒泉、刘峰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邢庙村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艺琪、被告刘恒泉及刘恒泉与刘峰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学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邢庙村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恒泉、刘峰涛返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的占用费（其中8.8亩土地按照每年每亩700斤小麦支付；种植劳精昌的2.4亩土地按照每年每亩800斤小麦支付）；2.判令刘恒泉、刘峰涛自行清除其地上附着物；3.判令刘恒泉、刘峰涛赔偿邢庙村委承包费、欠款等各项损失83645.54元；4.本案诉讼费由刘恒泉、刘峰涛承担。诉讼过程中，邢庙村委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承包费、欠款等各项损失73843.35元，撤回请求刘恒泉、刘峰涛返还占用劳精昌2.4亩土地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997年调整土地时，刘恒泉应分责任田5.4亩，额外承包5.4亩土地，自取消农业税后，应向邢庙村委支付承包费，但一直未缴纳；2006年又非法占用集体土地2.4亩，也一直未缴纳承包费。邢庙村委成员多次找到刘恒泉、刘峰涛要求返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刘恒泉、刘峰涛拒不返还，故诉至法院。 刘恒泉辩称，邢庙村委所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涉案土地其中5.4亩系刘恒泉家庭责任田，另5.4亩系在责任田基础上开荒所形成的开荒地，其余涉案的2.4亩系刘恒泉岳父家的责任田。以上土地与邢庙村委均无责任田以外的承包合同关系。 刘峰涛辩称，其系户口在家的在外人员。1997年刘峰涛尚在初中上学阶段。2006年其在大学上学期间，邢庙村委所诉的承包关系与刘峰涛无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恒泉与劳志霞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三子:刘昌林、刘奇峰、刘峰涛。2019年8月6日，劳志霞去世。1997年，邢庙村委对全村土地进行分配，分配方案为每人按照0.8亩分配责任田，因地差问题，有些贫瘠的土地按照1.5亩顶1亩即每人按照1.2亩分配。根据分配方案，刘恒泉作为户主的家庭户因分得的土地地块较差，按照土地亩数折算应分得土地5.4亩（分地时户口登记簿记载人数为4人，刘恒泉的母亲育有两子，刘恒泉按0.5人分得其母的土地）。因刘恒泉分得的土地系单独地块，该地块土地共10.8亩（北至泰奥化工厂，西、南临刘欣的土地，东临路），自分地至今，刘恒泉一直种植着该10.8亩土地。邢庙村委与刘恒昌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2013年之前邢庙村委按照10.8亩土地的标准向刘恒泉发放了粮食补贴，后按照5.4亩的土地标准向刘恒泉发放粮食补贴。 2000年5月18日，邢庙村委与刘恒泉签订种植“日本黑田五寸参”胡萝卜的协议，内容为“邢庙村委委托刘恒泉种植胡萝卜玖亩，由邢庙村委指定种子提供相应的种植管理技术，刘恒泉根据其土地条件合理进行种植、栽培、管理等……”。 劳精昌系刘恒泉的妻弟，其家庭户在邢庙村分得土地2.4亩。2007年，劳精昌离家出走，其2.4亩责任田由刘恒泉代管。 庭审中邢庙村委陈述，刘恒泉应承担其多占用土地的承包费，承包费标准参照同期邢庙村委与其他承包户的承包费标准计算。自2002年10月至2006年9月，刘恒泉多种植4.8亩，每亩280元，承包费为5376元；自2006年10月至2016年9月，经过重新丈量，刘恒泉多种植5.4亩，每亩300元，承包费为16200元；自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刘恒泉多种植5.4亩，每亩850元，承包费为9180元；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刘恒泉多种植8亩，每亩784元，承包费为6272元；自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刘恒泉多种植8.8亩，每亩791元，承包费为6960.80元。邢庙村委主张刘恒泉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返还之日的占用费，其中8.8亩土地按照每年每亩700斤小麦支付；种植劳精昌的2.4亩土地按照每年每亩800斤小麦支付。刘恒泉质证认为，其系合法使用土地，不存在承包费的问题。 邢庙村委陈述，刘恒泉应承担其占用劳精昌的2.4亩土地的承包费，承包费标准参照同期邢庙村委与其他承包户的承包费标准计算。自2006年10月至2016年9月，每亩280元，承包费为6720元；自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每亩850元，承包费为4080元；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每亩896元，承包费为2150.40元；自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每亩904元，承包费2169.60元。刘恒泉质证认为，其系合法使用土地，不存在承包费的问题。 庭审中邢庙村委陈述，刘恒泉应承担1997年至2002年，刘恒泉未缴纳集资款共计14734.55元。刘恒泉质证认为，该费用系集资提留款。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邢庙村委申请证人刘某1、刘某2、崔某出庭作证。证人均证实1997年邢庙村土地分配方案是按照每人0.8亩分配责任田，因地差问题，有些贫瘠的土地按照1.5亩顶1亩即每人按照1.2亩分配。 本院认为，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本案中，刘恒泉作为家庭户采用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邢庙村委的土地符合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 关于刘恒泉家庭承包土地的亩数问题。邢庙村委认可在1997年土地分配时，刘恒泉的家庭户应分配的土地是5.4亩。刘恒泉在答辩中称其所种植的10.8亩土地中的5.4亩是其承包的责任田，5.4亩是其开荒土地，庭审中又陈述其应分5.5人的土地，应分10.8亩土地，前后陈述存在矛盾，刘恒泉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证人刘某1、刘某2、崔某均能证实邢庙村在1997年邢庙村土地分配时每人0.8亩责任田，因地差问题，有些贫瘠的土地按照1.5亩顶1亩即每人按照1.2亩分配。由此可以看出刘恒泉的家庭户土地是由4.5人（5.4÷1.2）的土地构成，对刘恒泉主张的其应分配土地的人数、亩数，本院不予采信。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确认刘恒泉的家庭户应分配土地为5.4亩。根据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故在承包期未到的情况下，邢庙村委不得收回刘恒泉应分的土地5.4亩。 刘恒泉现种植的土地为10.8亩，除其应分得的5.4亩土地，刘恒泉尚多种植5.4亩土地。对于刘恒泉多种植的5.4亩土地，邢庙村委曾为刘恒泉发放过粮食补贴，结合邢庙村委与刘恒泉签订种植“日本黑田五寸参”胡萝卜的协议事实，能够说明邢庙村委同意刘恒泉多种植土地的事实，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形成事实上的承包合同关系。对于刘恒泉多种植的5.4亩土地，双方未约定承包期限，现邢庙村委要求刘恒泉返还，应视为解除与刘恒泉之间关于多种植5.4亩土地的承包合同。合同解除后，刘恒泉应清除该多种植土地上的附着物并将土地返还给邢庙村委。结合当地农作物种植习俗，本院确定返还的时间为本年度秋收完毕时，即刘恒泉应于2021年10月31日前将其多种植的5.4亩土地清除地上附着物，并返还给邢庙村委。 关于邢庙村委主张刘恒泉应承担的多占用土地承包费及要求刘恒泉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返还之日的占用费。经审查，对于刘恒泉多种植的土地，邢庙村委明知并通过实际行动予以认可，在此情况下，邢庙村委主张的承包费、占用费是其自身扩大的损失，邢庙村委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承包费、占用费的数额，故对其要求刘恒泉承担多占用土地承包费及占用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邢庙村委主张刘恒泉缴纳拖欠的集资款14734.55元的问题。经审查，该集资款为“三提五统”资金，“三提五统”是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因此邢庙村委要求刘恒泉缴纳拖欠集资款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邢庙村委主张刘恒泉应承担其占用劳精昌的2.4亩土地的承包费的问题。经审查，该2.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劳精昌享有，刘恒泉种植该土地系刘恒泉与劳精昌之间的关系，邢庙村委无权向刘恒泉主张承包费。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刘峰涛虽为刘恒泉之子，但邢庙村委未提交证据证明刘峰涛亦占有案涉土地，故其要求刘峰涛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恒泉于2021年10月31日前返还原告桓台县新城镇邢庙村村民委员会土地5.4亩，并清除该地上附着物； 二、驳回原告桓台县新城镇邢庙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46元，由原告桓台县新城镇邢庙村村民委员会、被告刘恒泉各负担4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 俊 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 法官助理  荆雅迪 书 记 员  吴宗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