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17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巩喜昌，男，1963年4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震（曾用名杨文振），男，1970年9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长胜，男，1971年1月24日出生，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荣刚，男，1971年1月24日出生，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同，山东稷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巩喜昌因与被上诉人杨文震、焦长胜、李荣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5民初6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巩喜昌、被上诉人杨文震、被上诉人焦长胜、李荣刚、杨文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巩喜昌上诉请求：撤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5民初6675号民事判决，重新作出判令三个被上诉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判决。事实和理由：借款逾期还款后，上诉人让周某多次向三被上诉人催要借款，被上诉人李荣刚书写了还款计划，一审起诉未过诉讼时效，请求查清事实，判令被上诉人共同偿还其借款本金及违约金。 三被上诉人辩称，该笔借款由被上诉人李荣刚使用，不是借上诉人而是借周某的。在一审接到诉讼书之前，被上诉人焦长胜、杨文震不认识上诉人。李荣刚为周某写的承诺书，如何到上诉人手中，另外两个被上诉人不清楚。十几年的时间没见过上诉人，也不存在上诉人向另外两个被上诉人主张权利问题。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应当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起诉。 巩喜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2万元；2、被告给付逾期还款违约金18.79万元（截止2020年12月5日，按年利率4.35%×4×12×9计算）；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6日，三被告通过案外人周某介绍，向原告巩喜昌借款现金人民币12万元整，期限自即日起至2012年2月6日止，如不能按期归还借款，借款人自愿按每天借款总额的1%缴纳违约金，所有借款人都具有偿还全部借款及违约金的责任。三被告均以借款人的身份在借条、收到条上签字。2020年10月5日，被告李荣刚在归还借款计划承诺书上签字，认可其与被告杨文震、焦长胜2011年12月6日共同借巩喜昌12万元未按期归还，自借款至今巩喜昌每年都向三借款人催要，至今未还。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涉案借贷关系发生在其与三被告之间，三被告则主张涉案借贷关系是由被告向案外人周某借款。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借贷资金确系三被告从周某处取走，当时借条、收到条中均未填写债权人的名称。事后巩喜昌拿走上述借条、收到条，并在借条、收到条上填写了本人的名字，应当认定涉案借贷关系的债权人为巩喜昌，原告巩喜昌以债权人的身份提出起诉，并无不妥。被告杨文震、焦长胜在借贷关系发生时自愿以借款人的身份在借条、收到条上签字，应当认定该二被告与李荣刚属于共同借款人。 涉案借贷关系发生在2011年12月6日，到期日为2012年2月6日。此后至2020年10月4日止，无证据证实原告曾向三被告主张权利。2020年10月5日，被告李荣刚自愿在归还借款计划承诺书上签字，承诺偿还借款，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由其本人偿还此款。但被告李荣刚承诺偿还已超出诉讼时效的借款，系其个人行为，对其他债务人并不能发生效力。虽然原告提供了周某出具的证明以及其与被告焦长胜的通话录音，因周某对巩喜昌催讨债务的事实语焉不详且内容不具有客观性，故不能认定存在周某代巩喜昌讨债的事实；因巩喜昌、焦长胜二人通话时（2020年10月8日）已经超出诉讼时效，且焦长胜在与巩喜昌的通话中也没有偿还超出诉讼时效借款的意思表示，不能认定被告焦长胜、杨文震存在自愿偿还超出诉讼时效借款的意思表示。据此应认定，原告对三被告的起诉已经超出诉讼时效的规定，被告李荣刚自愿承诺偿还此款，应予支持；被告杨文震、焦长胜拒绝偿还此款，符合法律规定，亦予以支持。 被告辩解在涉案借贷关系发生之时，已经先行支付12000元利息及该笔款项早已归还的辩解意见，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约定的逾期还款违约金标准过高，原告自愿降低该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荣刚偿还原告巩喜昌借款12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李荣刚支付原告巩喜昌逾期还款违约金（以本金12万元为基数，自至2012年2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020年12月5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与第一项款项同时付清；三、驳回原告巩喜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59元，由被告李荣刚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巩喜昌提交证据一：出借款时与周某签订的催要账款协议一份；证据二：上诉人与周某写的催要账款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据三：周某向三个被上诉人催要账款时的电话记录；证据四：2021年3月9日周某手机缴费单据。拟证明上诉人委托周某向三个被上诉人催要账款。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2012年10月24日催要账款协议真实性有异议，无论上诉人还是真正的出借人周某，都没有提到过这个协议。出借款项的时候，是周某委托工作人员到银行为李荣刚还银行贷款转的账，当时另外两个被上诉人没在场，也没借到现金。一审中上诉人主张出借了10万元现金，与事实不符。上对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协议书不认可。电话查询记录主叫人是谁不清楚。在借款之后，焦长胜、李荣刚和周某一起做生意，通话是正常的，但是杨文震从来没与周某打过交道，该通话记录无法证实上诉人向三被上诉人催要借款的情况。对2020年3月9日周某手机缴费单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巩喜昌二审中提供的《催要账款协议》和授权委托书，系上诉人巩喜昌和案外人周某签订，但周某一审中作为证人出庭时并没有提及其与上诉人签订过催要账款协议以及受委托催款等情况，上诉人在一审期间也没有陈述过该事实，其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属于逾期提供证据，且对逾期提供证据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上诉人巩喜昌提供的移动电话通信记录和周某手机缴费单据，不能证明通话内容，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巩喜昌一审中提供了三被上诉人签字捺印的借到现金12万元的借条及收到现金12万元的收到条。虽然双方对借条和收到条中巩喜昌的名字是当时还是后来填写有分歧，但本案债权凭证在巩喜昌手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上诉人巩喜昌提供了借据、收据等债权凭证，证人周某证实被上诉人向其借款，其让巩喜昌出钱的事实，结合李荣刚后来承诺还款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借款事实客观存在。上诉人提供的借条和收到条中，被上诉人杨文震、焦长胜均是以借款人和收款人的身份签字捺印，故三被上诉人应为共同借款人。 案涉借款发生在2011年12月6日，还款日期为2012年2月6日。借款到期后债务没有偿还。依照当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上诉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上诉人巩喜昌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三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被上诉人提出时效抗辩的主张成立。 依照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本案中，上诉人巩喜昌提供了被上诉人李荣刚2020年10月5日签字捺印的《归还借款计划承诺书》，承诺借款于2020年12月前全部归还，视为其对债务的认可，依法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原审判决李荣刚偿还案涉借款并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虽然打印的承诺书中有杨文震、焦长胜的名字，但其二人并没有在上面签字或捺印，且其二人不认可承诺书的内容，该承诺书对其二人没有法律效力。原审判决对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杨文震、焦长胜偿还案涉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巩喜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58元，由上诉人巩喜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秀沛 审判员  马清华 审判员  翟雪利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董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