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3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爱玲，女，196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明，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登中达轿车内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广州路36-6号。法定代表人：张延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华，山东阔海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惠元，山东阔海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延明，男，1953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广州路36-6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华，山东阔海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惠元，山东阔海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邹积英，女，1967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于爱玲因与被上诉人文登中达轿车内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张延明、邹积英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1）鲁1003民初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爱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2003年1月10日《山东文登中达轿车内装饰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判令中达公司撤销依据2003年1月10日《山东文登中达轿车内装饰公司股东会决议》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事实和理由：一、2003年1月10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因伪造签名侵犯了包括于爱玲在内的其他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行使经营管理权、股份优先受让权等合法权利，股东会决议因为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而无效。中达公司、张延明及邹积英在一审中均认可2003年1月10日未召开股东会并借用他人名字的事实。一审证人林慧出庭证实其本人既非中达公司职工也未在该次股东会决议中签字，而中达公司已确认童海蓉于1999年4月去世，其在2003年1月10日既不可能接到开会的通知，更不可能参加并在所谓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上述足以证明2003年1月10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系伪造签名形成，伪造的股东会决议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2003年股东会决议的议题就是转让林慧、童海蓉等股东的股权，但转让人并未参与该次会议并且被伪造签名，明显侵犯了股东的财产所有权。即使股东会决议转让股份的议题合法，根据1997年8月7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五条第五款：企业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的，其他职工有优先受让权的规定，于爱玲享有拟转让股份的优先受让权，伪造签名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但侵犯了于爱玲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还侵犯了于爱玲对拟转让股份的优先受让权。二、2003年1月10日中达公司并未召开股东会，中达公司隐瞒了未召开股东会的假象，虚构了所谓的“股东会决议”，虚构的股东会决议当然无效。根据本案事实及一审中达公司、张延明及邹积英的答辩意见，能够认定在2003年1月10日未召开过股东会，因此不能认定诉争的股东会决议系2003年1月10日形成的真实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中达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会议，且其自认伪造了他人的签名，因此2003年中达公司据以办理公司变更登记、股权转让等事项的所谓股东会决议是中达公司、张延明伙同邹积英虚构的，实际并不存在，当然不能发生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因中达公司的工商档案里没有改制时备案的章程，故于爱玲申请法院到体改委调取中达公司改制时备案的章程，但未能调取。于爱玲通过合法渠道取得改制时备案的章程及中达公司出具的“童海蓉因病于1999年4月28日去世”的证明并在法院允许的时间内提交，一审法院虽在判决中引用备案章程，但并未组织对该两份证据质证。童海蓉因病去世的证据足以证明2003年1月10日中达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会议且伪造或假冒其他股东签字虚构股东会会议的事实，未组织质证导致案件重要事实未能查清，因而影响判决结果。于爱玲与中达公司对在于爱玲身份证复印件上的“于爱玲”的签字争议较大，且一审中双方均同意对“于爱玲”的签名进行鉴定，而对复印件上“于爱玲”签字真伪的鉴定也是确认于爱玲后期是否知情的证据之一，但一审法院对该事项以“股东超过十七年不知情不合常理”为由予以拒绝，程序违法。四、诉争股东会决议及变更登记发生在2003年，应当适用争议事件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及规定，如当时法律法规及政策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适用现在的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除有特殊规定外，均应适用争议行为或事件发生时的规定，本案发生于200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修订前，故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及规定。鉴于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可以对股东会决议提起确认无效之诉或可撤销之诉，而修订前的公司法未对相关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司法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本案可以参照适用修订后的《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提起股东会决议效力之诉。同时，公司作为法人，是拟制的法律主体，公司意志由公司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及执行董事等区别事项分别做出，才能形成公司的意思。公司决议包括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等的作出在于形成公司的意思，公司决议作为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成立、生效同样应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条件。因诉争股东会决议及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发生于2003年，故该民事行为应受民法通则第五十五、五十八条的调整，其中关键点仍在于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和内容必须合法且充分代表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诉争所谓“股东会决议”系未召开股东会由中达公司、张延明伙同邹积英伪造或假冒签名虚构形成，所以其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中，中达公司强调借名验资合法并以此推断2003年所谓“股东会决议”转让被借名人的股权合法没有依据。中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于爱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003年1月10日《山东文登中达轿车内装饰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判令中达公司申请撤销依据2003年1月10日《山东文登中达轿车内装饰公司股东会决议》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诉讼费用由中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达公司于1992年12月由原文登市计划委员会批复成立，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1997年3月根据原文登市体改委批复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改制时股本总额为80万元，每股1元，共计80万股。其中法人股20万股，归原文登市工艺美术工业总公司所有，60万股由公司内部职工出资认购。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本公司出售的股份不能退股，股权证不得向公司以外任何人发行和转让。一年后，在公司内部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转让、赠与、继承和抵押”，第十八条规定“本公司股东享有以下权利：2、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股份”。中达公司于2003年1月10日形成股东会议决议，会议主要内容为讨论股份转让和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会议同意原法人股东文登市工艺美术工业总公司拥有的本公司25%的股份共计20万元全部转让给职工股东张延明，并确定了包括于爱玲股权10,000元在内的职工个人股权数额。会议同时同意因公司股东变更而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另查，2008年6月13日，中达公司由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于爱玲称本人未得到参加2003年1月10日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也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股东会决议上的“于爱玲”签名系他人伪造。中达公司称2003年1月10日并未实际召开投资人会议，是公司授权人邹积英为了办理申请工商变更登记事项需要而通知或者委托车间统计通知全体投资人到其办公室，告知股东会议决议内容，对股东会议决议无异议的股东签字确认，个别股东委托他人进行了签名，邹积英对委托签名的股东都进行了落实。因职工60万股没有完全认购，为改制顺利进行，公司借用部分职工名义并垫资进行了验资，后期陆续有人认购并出资，有部分职工在职工间自行进行了转让。2003年1月10日股东会议决议及章程修正案就是对之前的实际股东进行的确认。为证实于爱玲对全部股东身份和出资额均知情，中达公司提供2008年6月13日公司在工商部门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在工商登记材料当中的《资产评估结果价值确认书》《资产、负债移交清册》上面均有于爱玲的亲自签名。于爱玲质证后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上的“于爱玲”均不是其本人所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中达公司于2003年1月10日形成的股东会议决议是否有效，是否撤销依据该股东会议决议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2.中达公司于2003年1月10日形成的股东会议决议是否侵害了于爱玲对转让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关于中达公司于2003年1月10日形成的股东会议决议是否有效，是否撤销依据该股东会议决议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股东会议决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决议应为有效。中达公司主张已经将股东会议决议内容告知了于爱玲，于爱玲委托他人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于爱玲称其并不知道股东会议决议内容，也没有委托他人进行签字。一审法院认为，即使于爱玲没有委托他人进行签字，2003年1月10日形成的股东会议决议，于爱玲称直到2020年因到单位落实退休后政策时才得知单位的股权发生的变动，作为公司股东，于爱玲在股权发生变动后的17年内一直不知情，与常理不符。因此于爱玲关于2003年1月10日《山东文登中达轿车内装饰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申请撤销依据2003年1月10日《山东文登中达轿车内装饰公司股东会决议》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中达公司于2003年1月10日形成的股东会议决议是否侵害了于爱玲对转让股份的优先购买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股份合作制是兼有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特点，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公有经济组织形式，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应充分尊重公司章程规定。中达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本公司出售的股份不能退股，股权证不得向公司以外任何人发行和转让。一年后，在公司内部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转让、赠与、继承和抵押”。第十八条规定“本公司股东享有以下权利：2.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股份”。中达公司称，公司在进行股份合作制时，职工60万股没有完全认购，为改制顺利进行，公司借用部分职工名义（没有出资）并垫资进行了验资，后期陆续有人认购并出资，有部分职工在职工间自行进行了转让。中达公司所述符合当时的实际，职工间自行进行股权转让，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没有侵害于爱玲对转让股份的优先购买权。综上所述，于爱玲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驳回于爱玲要求确认2003年1月10日《山东文登中达轿车内装饰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判令文登中达轿车内装饰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依据2003年1月10日《山东文登中达轿车内装饰公司股东会决议》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于爱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于爱玲提供如下证据：一、1996年的公司章程原件，证明：1.未经董事会批准转让股份，诉争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章程13条的规定无效。2.如借名验资客观存在，诉争股东会决议违反章程第18条第八项的规定，侵犯股东对借名验资部分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决议内容违反章程的规定无效。3.股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章程规定转让股份，当时股份转让的规定为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其他职工有优先受让权，诉争股东会决议，侵犯于爱玲的优先受让权。二、童海蓉的去世证明原件1份，证明：2013年1月10日未召开股东会决议，童海蓉的签名系中达公司伪造，诉争股东会决议是虚构的，诉争股东会决议转让了童海蓉的股份，侵犯了童海蓉的财产权利，根据章程的规定侵犯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其他股东职工、股东的优先受让权。诉争股东会决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应属无效。三、中达公司经营场所照片1张，证明1.中达公司仍然在外墙悬挂中达轿车内装饰公司的名称，对于公司刻意隐瞒股份转让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违法行为，于爱玲并不必然知情。2.一审法院以时间推断上诉人对诉争股东会决议之情并认可没有依据。四、王寿虎等六证人证言，证明：1.2003年1月10日未召开董事会、股东会。2.中达公司虚构股东身份、假冒股东签名，在未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虚构股东。3.虚构的股东会决议，侵犯股东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诉争股东会决议无效。以上证据综合证明，2003年1月10日，中达公司既未召开董事会，也未召开股东会，中达公司采用骗取股东签名，伪造股东签名的方式，虚构了诉争的股东会决议，虚构的股东会决议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诉争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经质证，中达公司、张延明、邹积英认为1996年中达公司公司章程、童海蓉的去世证明非二审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中达公司经营场所照片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于爱玲的主张；中达公司、张延明认为六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邹积英主张2003年股东会决议是其找上述证人签的字，但是至于其是拿着全部股东会决议内容还是仅拿了签字页，因为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其主张已将股东会决议内容告知了相关股东，邢惠建、邢建鹏、王旭是中达公司职工，宋修森、林慧、鞠远胜不是中达公司职工，1996年改制时借其名持股。对于上述证据的认定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二审中，中达公司认可2003年1月10日未召开股东会。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股东会决议效力应如何认定。首先，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在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明确规定了公司法的适用范围，即依照该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本案诉争股东会决议产生于中达公司股份合作制期间，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有公司制企业或者合伙制企业组织的部分特征，是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经济形态,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处理，应当参照原国家体改委相关规定的精神及公司章程进行处理。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处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于爱玲主张本案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根据中达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并于开会三十日以前，但不得超过六十日通告股东或股东代表，通告应载明召集事由，股东临时会不得决定通告未载明事项”，但章程并未就未按规定程序召集所导致股东会决议效力相关问题进行规定。《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中亦未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进行规定。对此本院认为，二审中于爱玲提交的童海蓉的去世证明、中达公司经营场所照片、王寿虎等六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证实案涉股东会没有召开，中达公司亦不否认该事实，但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无法按照现行规范的企业运作程序苛责当时的召集程序问题。2003年股东会决议内容未对于爱玲的股权份额进行变更，且其作为公司职工兼股东，多年在中达公司工作，并正常行使股东的权利。案涉股东会决议系2003年1月10日形成，于爱玲主张其直到2020年因到单位落实退休后政策时才得知单位的股权发生的变动，其17年内一直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侵犯于爱玲优先购买权问题。中达公司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借用部分职工及他人名义持股并垫资，后期陆续有人认购并出资，有部分职工股在职工间自行进行了转让。中达公司所述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没有侵害于爱玲对转让股份的优先购买权。二审中于爱玲提交的公司章程中虽规定“本公司出售的股份不能退股，……一年后，在公司内部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转让、赠与、继承和抵押。”但即便公司未履行该内部程序，亦不能否定案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一审驳回于爱玲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于爱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于爱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 锐审 判 员  刘志敏审 判 员  王 慧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薛淑娴书 记 员  李英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