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0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曾晓彤，女，198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绮筠，广东广信君达（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郭智恒，男，199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龙辉，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汤少玲，女，197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绮筠，广东广信君达（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晓彤因与被上诉人郭智恒、原审第三人汤少玲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20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晓彤、原审第三人汤少玲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绮筠，被上诉人郭智恒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龙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晓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项；2.驳回郭智恒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受理费由郭智恒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郭智恒交纳的75000元是其向曾晓彤购买“一优教育”30%合伙份额的转让款，为曾晓彤的个人财产，依法不应因为合伙解散而退还。1.曾晓彤在2018年8月设立“一优教育”时个人合计投入252885元购买设备设施及装修场所，为此提供了账册、单据、银行交易明细、现场照片等，有曾晓彤及汤少玲的共同签名确认。2.一审法院查明曾晓彤提交的支出凭证的金额与账册记载内容一致。3.汤少玲于2018年11月加入“一优教育”时是出资75000元向曾晓彤购买了其个人持有的“一优教育”其中30%份额，75000元名为出资款，实际上是份额转让款，庭上经汤少玲本人确认。4.一审法院查明“郭智恒加入时该教育机构的各种设施完备”，按常理推断，若郭智恒空手进来，不承担部分前期投入及支付相应对价，曾晓彤根本不可能允许其加入该合伙项目，并享有30%的份额。（二）郭智恒加入“一优教育”后具体负责会计工作，并制作了2019年9月至11月的收支账单，账单中无论盈亏都没有体现出其所主张的出资款75000元，证明其明确知悉该笔费用并非合伙财产。（三）自郭智恒加入“一优教育”后，由于其自身的违约行为导致合伙生意一落千丈，曾晓彤个人并无任何违约行为，现无法经营后郭智恒又要求退回份额转让款，由曾晓彤和汤少玲自行承担投入的亏损，显失公平。郭智恒辩称，（一）曾晓彤、郭智恒、汤少玲是合伙关系，并非是资产或者份额的转让。一审中曾晓彤明确确认了双方是合伙关系。（二）郭智恒的出资款75000元是用于公司成立后的运营，而不是承担一优教育之前的支出。（三）合伙生意的结业不是郭智恒退股造成的，大部分原因是小学放假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郭智恒的退出是因为公司迟迟未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曾晓彤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汤少玲述称，与曾晓彤意见一致。郭智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郭智恒、曾晓彤及汤少玲共同签订的《一优教育股东合约》；2.曾晓彤向郭智恒返还合作费75000元；3.曾晓彤向郭智恒支付违约金25000元；4.曾晓彤向郭智恒支付利息（利息以7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9月2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5.本案诉讼费由曾晓彤承担。曾晓彤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郭智恒向曾晓彤支付违约金25000元；2.郭智恒承担本案的反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2日,曾晓彤(甲方)、汤少玲(乙方)与郭智恒(丙方)签订《一优教育股东合约》，约定：甲、乙、丙三方因共同投资设立一优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地址为花都区罗仙村坑美社路二巷，法定代表人为卢宝金，注册资本为250000元，经营范围为教育，具体以工商部门批准经营的项目为准，公司是依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甲、乙、丙三方各以其注册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总投资额为250000元，其中甲方出资10万元，占总投资近的40%，乙方出资75000元，占总投资金30%，丙方出资750000元，占总投资金的30%，该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开支，包括租赁、装修、购买办公设备等，如有剩余作为公司开业后的流动资金，股东不得撤回；甲方负责教育，乙方负责后勤，丙方负责教育，甲、乙、丙方的工资报酬均为2000元/月，均从临时账户或公司账户中支付；公司不设股东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对外担保等重大事项，需经甲、乙、丙三方达成一致决议后方可进行，除重大事项需要讨论外，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每周进行一次的股东例行会议，对公司上阶段经营情况进行总结，并对公司下阶段的运营进行计划部署；公司成立前，资金由临时账户统一收支，并由甲乙丙三方共同监管和使用，两方对另一方资金使用有异议的，另一方须给出合理解释，否则两方有权要求另一方赔偿损失；公司成立后，资金将由开立的公司账户统一收支，公司账目应做到日清月结，并及时提供相关报表交甲乙丙三方签字认可备案；利润和亏损，甲乙丙三方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享和承担，公司税后利润（公司税后利润指扣除公司税费、公司开支、租赁费用、水电费、工资等等公费以外的利润），在弥补公司前一个月亏损，方可进行股东分红，股东分红的具体制度为每月10日分取前一个月的利润，每月提取利润的10%作为储备基金，分红的数额为扣除当月所有费用的剩余利润由甲乙丙三方按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一方股东，须先清偿其对公司的个人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该股东向公司借款，该股东行为使公司遭受损失而须向公司赔偿等）且征得另外两方股东的书面同意后，方可退股，否则退股无效，拟退股方仍应享受和承担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股东退股，若公司有盈利，则公司总盈利部分的90%将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另外10%作为公司的资产折旧费用，退股方不得要求分配，分配后，退股方方可将其原总投资额退回，若公司无盈利，则公司现有总资产的70%将按照股东出资比例由进行分配，另外30%作为公司的资产折旧费用，退股方不得要求分配，此种情况下，退股方不得再要求退回其原总投资；公司因客观原因未能设立、公司营业被吊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则本协议即终止；本协议解除后，甲乙丙三方共同进行清算，必要时可聘请中立方参与清算，若清算后有剩余，甲乙丙三方须在公司清偿全部债务后，方可要求返还出资，按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财产，若清算后有亏损，各方以出资比例分担，遇有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各方以出资比例偿还；任一方违反协议约定，未足额、按时缴付出资的，须在10日内补足，由此造成公司未能如期成立或给公司造成损失的，须向公司和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除上述出资违约外，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使公司利益遭受损失的，须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25000元。同日，郭智恒分两笔向曾晓彤共计转账支付75000元。合同签订后，郭智恒加入曾晓彤在广州市花都区罗仙村坑美社路2巷3号2、3层经营的教育机构，该教育机构的主要业务为进行小学生放学后的托管。郭智恒加入时该教育机构的各种设施完备。庭审中，郭智恒、曾晓彤、汤少玲均确认该教育机构未办理营业执照及证件，对外统称为“一优教育”。“一优教育”未设立单独的银行账户及完整的会计制度，郭智恒加入之前，具体的收支及核算均由曾晓彤进行，郭智恒加入“一优教育”后，郭智恒具体负责会计工作，并制作了2019年9月至11月的收支账单，曾晓彤则变更为负责出纳工作，但“一优教育”的收入及日常支出仍由曾晓彤管理，相应的数据由郭智恒进行核算，盈余分配由三方协商后再进行。2019年11月，郭智恒向曾晓彤、汤少玲提出退出，双方由此产生矛盾。2019年12月，郭智恒工作三天后离开“一优教育”，不再管理“一优教育”事务。郭智恒、曾晓彤及汤少玲均确认的“一优教育”自2019年9月至11月的收支账单显示：2019年9月，该教育机构的收入为18328元，支出为17177.5元，利润为1150.5元，扣除10%的福利基金后，净利润为1000.5元；2019年10月，该教育机构的收入为19115元，支出为20332.8元，利润载明需扣除10%的福利基金；2019年11月，该教育机构的收入为23030元，支出为21110.9元，利润为1919.1元，扣除10%的福利基金后，净利润为1727.19元。每月收支账单后面均列明了收入和支出的具体明细，支出包括租金、水电、工资等。为证明郭智恒不参与“一优教育”经营后，“一优教育”的亏损情况，曾晓彤提供曾晓彤、汤少玲共同签名确认的2019年12月及2020年1月、2月的账册及房屋租赁合同、单据。账册记载的“一优教育”收支情况为：2019年12月的收入合计19580元，支出合计16584.8元，利润为2695.2元；2020年1月的收入合计3200元，支出合计5943.1元，亏损2743.1元；2020年2月份的收入为0，支出为6676.38元，亏损6676.38元。2019年12月账册同时载明郭智恒的工资为300元，用来冲减放在郭智恒处的770元基金，冲减后，剩余基金470元在郭智恒处。2020年1月份的账册记载的支出包括中午费用、租金、伙食、网费、工资。2020年2月的账册载明的支出包括暂撤场人工费2000元、租金3000元（抵扣1000元的押金）、水电费1410元、网费266.38元。郭智恒对2019年12月的账册予以确认，但陈述其没有收到300元的工资，对2020年1月、2月的账册不予确认，认为系曾晓彤的单方制作，但根据2020年2月份的账册可以显示已退还1000元押金，并聘请工人撤场，说明“一优教育”场地已经退还，不可能继续经营。房屋租赁合同显示承租方为卢宝金，承租地点为罗仙村三队二巷3二、三楼，约定的租金为4000元/月，保证金为1000元。单据显示曾晓彤支付水电费共计1410元。曾晓彤另提供2018年8月前期费用的账册、单据、银行交易明细、现场照片，拟证明其设立“一优教育”时个人合计投入252885元。账册分项载明了装修、厨房设备、学生书桌、学生床、空调、招牌广告等各项支出情况，上面有曾晓彤、汤少玲的共同签名确认。曾晓彤提交的单据、银行交易明细仅为账册的部分支出凭证，该部分支出凭证的金额与账册记载内容一致。郭智恒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汤少玲提交账户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收据、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出资75000元及收取工资、分红、承担亏损的情况。上述证据显示汤少玲通过微信、银行转账共计向曾晓彤支付45000元，曾晓彤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汤少玲支付的投资款75000元。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曾晓彤于2019年11月向汤少玲支付的工资扣除了汤少玲应承担的亏损，于2019年12月向汤少玲支付工资和分红。名称为“一优教育股东内部群”的微信群聊天内容显示：1.郭智恒在微信中公布2019年9、10、11月的收入与支出情况表；2.2019年10月份，曾晓彤要求郭智恒不要将答案给学生抄袭；3.2019年11月，三方就“一优教育”事务的开展产生分歧，郭智恒提出要求退股。郭智恒与曾晓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2019年10月份，曾晓彤告知郭智恒9月份的利润在聚餐后剩余620元用于福利基金；2.2019年11月，郭智恒按30%的比例向曾晓彤支付9月份的亏损；3.2019年12月，曾晓彤向郭智恒支付11月的分红；4.2020年1月8日，曾晓彤向郭智恒发送收支情况，郭智恒未进行回复；5.2020年2月11日，曾晓彤告知郭智恒有员工要求加工资，其跟汤少玲协商后不同意加工资，曾晓彤要求郭智恒管理“一优教育”事务，寻找老师，如不寻找老师，曾晓彤一个人无法完成“一优教育”事务，郭智恒未进行回复；6.2020年2月18日，曾晓彤告知郭智恒“一优教育”经营困难，汤少玲意思系清盘，郭智恒未进行回复；7.2020年2月19日，曾晓彤告知郭智恒受疫情影响，继续交租需要各自再投入，提出进行清算，近两日会同房东进行沟通，郭智恒未进行回复；8.2020年2月21日，郭智恒、曾晓彤均陈述成立公司的事务系由对方负责，曾晓彤告知郭智恒已与房东沟通近两天清场；9.2020年2月22日，曾晓彤告知郭智恒明日撤走所有东西，开始清场，郭智恒有空回去搬；10.曾晓彤向郭智恒发送部分单据，并告知清场时大的物品留着，小物品不要，已注销网络。郭智恒提交的现场照片显示“一优教育”在2020年4月10日时未开门营业。庭审中，郭智恒确认2019年9月至11月的利润部分，曾晓彤已按出资比例向其分配，亏损部分，郭智恒已经按照出资比例另行弥补。曾晓彤、汤少玲对此予以确认。郭智恒认为本案为公司设立纠纷，三方签署的《一优教育股东合约》约定了公司设立、入股、公司智能分工等事宜，且三方是另行弥补“一优教育”的实际亏损。曾晓彤、汤少玲认为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郭智恒出资后，实际参与了“一优教育”的经营，并获取盈利、承担亏损，《一优教育股东合约》虽有约定公司成立事宜，但是未实际履行。经庭审询问，郭智恒认为“一优教育”已经结业，且曾晓彤、汤少玲没有出资，坚决要求解除《一优教育股东合约》。曾晓彤、汤少玲认为虽然目前合作出现困难，但愿意继续履行合同，不愿意解除《一优教育股东合约》。一审法院认为，郭智恒与曾晓彤、汤少玲签订的《一优教育股东合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郭智恒与曾晓彤、汤少玲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为个人合伙关系，还是公司设立引发的纠纷；二、郭智恒要求解除《一优教育股东合约》是否成立；三、如解除《一优教育股东合约》，郭智恒要求返还出资款及双方的违约金请求是否成立。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郭智恒主张本案为公司设立纠纷，曾晓彤则主张郭智恒与曾晓彤、汤少玲之间系个人合伙关系。从涉案签《一优教育股东合约》的约定内容来看，虽约定拟设立公司的名称及公司设立后的具体事宜，但并未约定公司何时成立、具体由谁负责公司设立事宜、如公司未能成立如何处理等与公司设立相关的关键事宜，故郭智恒主张本案为公司设立纠纷，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则需要结合实际运营情况来认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具体到本案，郭智恒出资75000元之后负责“一优教育”的会计工作，制作相应的收支明细表，实际参与了“一优教育”的经营，在郭智恒参与经营期间，曾晓彤按照出资比例向郭智恒分配了利润，郭智恒亦按照出资比例向曾晓彤填补其分担的亏损部分，即郭智恒与曾晓彤、汤少玲之间确实存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同决策、共负盈亏的行为，曾晓彤主张三方之间是个人合伙关系，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从三方的合伙基础来看，合伙关系的基础是人合性，郭智恒、曾晓彤、汤少玲签订涉案《一优教育股东合约》的合同目的系为了共同经营“一优教育”，现双方产生纠纷，彼此已丧失合伙和信任的基础，双方合伙经营“一优教育”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一优教育”的实际经营情况来看，结合郭智恒与曾晓彤的微信聊天内容及2020年2月份账册记载的抵扣房屋押金的情况，可知三方合伙经营的“一优教育”已处于终止经营的状态。从合伙人的态度来看，经庭审询问，郭智恒坚决要求解除合同，不再维系三方之间的合伙关系。综上以上几点，在此情况下，继续维持三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已无必要，故对郭智恒请求解除涉案《一优教育股东合约》，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具体可分解为郭智恒要求返还出资款75000元是否成立及在三方的合伙中，具体谁构成违约，是否需要支付违约金。关于郭智恒要求返还其已支付的75000元。鉴于三方之间成立合伙关系，现合伙关系解除，则郭智恒直接要求退回合伙款项75000元的前提是三方对合伙进行清理清算后，剩余款项足够向其分配75000元为前提。三方对于“一优教育”2019年9月至11月的收支情况已经进行结算，相应的利润和亏损已经分配和填补，故“一优教育”该3个月的收支情况无需再进行计算。因郭智恒对曾晓彤提交的其与汤少玲共同签字确认的2019年12月的账册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对曾晓彤提交的12月份账册记载的“一优教育”的收支情况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一优教育”2019年12月的经营状况为盈利2695.2元。曾晓彤提交的2020年1月、2月的账册，郭智恒虽不予确认，但上面已有曾晓彤、汤少玲的共同签名，记载的支出项目属于“一优教育”经营必须产生费用，与曾晓彤提供的部分单据亦相符，且根据郭智恒与曾晓彤的微信聊天记录，曾晓彤亦有将相应的账册发送给郭智恒，结合郭智恒已于2019年12月不再参与“一优教育”的经营，相应的经营事务由曾晓彤、汤少玲进行，故一审法院对曾晓彤提交的2020年1月、2月的账册予以确认，据此认定“一优教育”2020年1月的经营状况为亏损2743.1元、2020年2月的经营状况为亏损6676.38元。综上，“一优教育”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的盈亏金额为2695.2元-2743.1元-6676.38元=-6724.28元。根据三方的出资比例及三方分红和承担亏损的情况，郭智恒享有的合伙份额为30%，故郭智恒应承担的亏损为2017.28元（6724.28元×30%）。根据查明的事实，“一优教育”的盈亏状况是以当月营业收入减去各项开支所得到的金额，并没有包括郭智恒出资的75000元，而郭智恒加入“一优教育”时各种设施完备，亦无证据显示三方约定郭智恒的出资需要承担“一优教育”之前的支出，可见，郭智恒出资的75000元除承担亏损外，并没有发生其他的支出，郭智恒有要求予以退回的事实基础。扣除郭智恒应承担的亏损，郭智恒在与曾晓彤、汤少玲散伙之后有权要求退回的款项金额为75000元-2017.28元=72982.72元。关于违约情况。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三方的合伙关系中，系郭智恒首先提出退伙，并单方面退出“一优教育”的经营，且在“一优教育”面临经营困难时，未与其他两位合伙人共同努力推动“一优教育”的经营，违反了《一优教育股东合约》约定的其作为合伙人应尽的共同经营“一优教育”的义务，对于三方合伙关系的解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在涉案《一优教育股东合约》的履行中，郭智恒构成违约。郭智恒虽主张曾晓彤未能成立公司，为违约方，但《一优教育股东合约》并未约定公司设立的责任在曾晓彤，故郭智恒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郭智恒无权以此为由要求曾晓彤支付违约金。《一优教育股东合约》约定任一方违反约定，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25000元，现郭智恒构成违约，曾晓彤并无违约情节，曾晓彤有权要求郭智恒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三方的合伙期间、合伙关系解除原因、郭智恒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郭智恒向曾晓彤支付违约金10000元。关于郭智恒主张的利息问题。如前所述，在《一优教育股东合约》的履行中，郭智恒为违约方，且在曾晓彤告知郭智恒将对“一优教育”进行退场时，郭智恒仍未出面协商处理“一优教育”的清算事宜，故对郭智恒的利息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郭智恒与曾晓彤、汤少玲于2019年9月2日签订的《一优教育股东合约》；二、曾晓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智恒返还72982.72元；三、郭智恒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曾晓彤支付违约金10000元；四、驳回郭智恒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曾晓彤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郭智恒负担1401元，曾晓彤负担364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12.5元，由郭智恒负担85元，曾晓彤负担127.5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郭智恒请求退回合伙款项75000元条件是否成就。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本案是否是合伙关系，一审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本院对三方存在合伙关系予以确认不再赘述。二审中曾晓彤、汤少玲、郭智恒均同意退伙，一审确认解除案涉《一优教育股东合约》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郭智恒起诉要求直接退回合伙款项75000元。曾晓彤上诉主张郭智恒交纳的75000元是其向曾晓彤购买的“一优教育”30%的合伙份额转让款，已转化为曾晓彤个人的财产，不是合伙财产，不应因为合伙解散而退还。并且，曾晓彤主张其前期投入“一优教育”的购买设备设施及装修场所等费用应列入退伙清算，三方未对该笔费用进行清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一优教育”前期投入合伙体所购买的设备设施及装修场所已经转化为合伙财产，由合伙各方共同共有。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郭智恒直接要求退回合伙款项75000元的前提是三方对合伙进行清理清算后，剩余款项足够向其分配为前提。曾晓彤主张其在2018年设立“一优教育”时个人合计投入252885元购买设备设施及装修场所，提供了账册、单据、银行交易明细、现场照片等，有曾晓彤及汤少玲的共同签名确认。根据曾晓彤和汤少玲的陈述，在郭智恒加入合伙体时，其已知晓“一优教育”前期投资情况。从曾晓彤提供的前期账册和单据上看，个别证据发生在2018年期间，其前期投入行为是否与涉案合伙场地有无关联，无法确定，2018年到2019年间前期投资折旧情况不明晰，三方尚未就场地清结退租等情况进行清算，郭智恒加入“一优教育”时设备完备，不代表其不用承担散伙清算时对租金亏损、设备、装修折旧，转让费亏损等费用。案涉的三方合伙关系应该是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同决策、共负盈亏，但郭智恒在“一优教育”面临经营困难时，于2019年12月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单方退出“一优教育”的经营，对其他合伙人的结算要求不予理睬，其行为违反了《一优教育股东合约》的约定，也没有尽到合伙人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义务。一审综合考虑三方的合伙期间、合伙关系解除原因、郭智恒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郭智恒向曾晓彤支付违约金1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由于三方未对合伙期间所有账目进行共同清算，也没有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清算，且三方对合伙项目的前期开支、后期场地清结、盈余亏损等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本院认为郭智恒请求退回合伙款项75000元条件未成就，郭智恒应积极配合曾晓彤与汤少玲进行三方结算，包括但不限于前期投入折旧费用分担、后期场地清结费用分担等问题，待三方进行清算后可再另行起诉。综上所述，曾晓彤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2029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2029号民事判决第二、四、五项；三、驳回上诉人曾晓彤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郭智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上诉人曾晓彤负担100元，被上诉人郭智恒负担230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12.5元，由郭智恒负担85元，曾晓彤负担12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为1624.6元，由被上诉人郭智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书记员  袁绿凡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