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玲。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岳华，广东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晨雨，广东林和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若鸿，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某玲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某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岳华、张晨雨，被上诉人中茂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若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某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中茂公司向唐某玲支付2018年12月半个月至2019年3月、2019年5月至2019年11月2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126823.80元；3.改判中茂公司向唐某玲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9741元；4.改判中茂公司向唐某玲支付报销款3273.46元。合计：199838.26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裁判理由与结果部分与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部分自相矛盾，应依法改判。一审法院已查明并经中茂公司质证确认唐某玲与中茂公司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且双方于2019年11月21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唐某玲于2019年11月21日离职以及中茂公司向唐某玲发放工资的情况等事实，但一审判决对于唐某玲与中茂公司是否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以及唐某玲的工资情况等均作出错误的认定。1.唐某玲已提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离职证明》以及银行交易明细表等证据，中茂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故唐某玲与中茂公司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且中茂公司存在拖欠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唐某玲的主张不予支持存在错误。2.一审法院以唐某玲在职期间的前两年工作时间的工资发放情况以及中茂公司自2018年12月起就开始拖欠唐某玲工资未正常发放的情况，认定中茂公司从2019年4月起又调高唐某玲工资近1万元不符合常理，该认定错误。唐某玲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其薪酬、经济补偿金计算表均已经中茂公司确认，且薪酬、经济补偿金计算表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约定的金额一致，中茂公司也对唐某玲的诉讼请求没有意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唐某玲的工资水平提出无理由的推理与事实不符。中茂公司在较长时期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下，很多员工都提出辞职，为了留住员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中茂公司才提出给员工加薪。唐某玲的工资水平应以唐某玲主张的并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相吻合的工资数额为准。二、唐某玲在中茂公司工作两年半有余，中茂公司与唐某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签署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唐某玲在仲裁程序庭审时主张该协议书是中茂公司要求唐某玲签订的，就否认该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对唐某玲的主张不予支持，属于对事实和法律认定错误。唐某玲在仲裁程序中并未主张上述协议书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仅陈述双方对金额无异议，对付清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的最后期限有过沟通，最终唐某玲同意了中茂公司的支付期限，因此双方签署了该协议书。其在仲裁程序中确认双方签订了该协议书，并且陈述协议书中的工资及经济补偿的金额是由中茂公司统计得出的。由此可以证明，唐某玲与中茂公司就工资及经济补偿金额达成了一致，并且签订了该协议书。唐某玲与中茂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均对《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其关于工资和经济补偿金的数额予以认可，并确认中茂公司已通过关联公司湖南博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唐某玲支付了55000元，中茂公司已部分履行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三、《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唐某玲与中茂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上述协议书签订后，中茂公司已依约向唐某玲支付55000元，双方应依约将该协议书履行完毕。根据《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二条，中茂公司应在2019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拖欠唐某玲的薪酬181823.80元、经济补偿金69741元。在唐某玲诉至法院后，中茂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1月21日通过其关联公司向唐某玲支付55000元，一审庭审中，唐某玲与中茂公司均对此金额确认。因此，中茂公司应依约再向唐某玲支付工资126823.8元和经济补偿金69741元。四、唐某玲在职期间因开展财务本职工作对接审计人员等为中茂公司代垫差旅费及接待费共计4524.46元，冲抵原先借用的备用金后，中茂公司仍应向唐某玲支付3273.46元的报销款。对于该报销款，在一审庭审时经中茂公司质证，认为该报销费用发生于2019年6月，只是陈述该报销款没有在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予以体现。而报销款与薪酬及经济补偿金是完全性质不同的费用。唐某玲在其在职期间为中茂公司垫付了该费用，中茂公司理应将该报销款支付给唐某玲。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唐某玲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唐某玲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关于是否存在真实劳动关系的问题，唐某玲请求法院依法调取中茂公司的考勤记录以及2019年4月起调整唐某玲岗位及薪酬待遇的文件。另外，唐某玲请求二审法院到中茂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唐某玲与中茂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目前据唐某玲所知，还有部分老员工是在职的，关于本案双方劳动关系都是可以调查的。二、离职证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都有载明离职前唐某玲的岗位是投资部经理，而劳动合同载明的是副经理，属于在职务期间发生了职务变化，岗位进行了调整，则薪酬对应的进行调整是企业正常的运行。三、中茂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属于大型公司，内部有完善的管理机制和决策部门，如果不是根据中茂公司的管理层决策后调整薪酬为26800元/月，中茂公司不会轻易在离职协议及离职证明上盖章。四、中茂公司长期拖欠员工薪资，而唐某玲仍坚守岗位，并相信中茂公司会有好转。当时中茂公司的运作已经很艰难，大部分的员工纷纷离职。唐某玲了解到，在2014年中茂公司曾拖欠员工半年工资的情况下，也曾出现好转，所以唐某玲依然相信中茂公司能够恢复过来。五、唐某玲忠诚、忠守岗位，加上中茂公司当时有大部分员工都离职了，整个运营架构就不稳，那么为了留住现有的人，公司能够正常运作，经过申请、管理层的审批之后，对唐某玲进行了调岗，从财务副经理调整为投资经理，那么相应的薪酬也做了调整，这个是有客观事实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存在的。六、双方在离职补偿协议上面约定的经济补偿金也是按照唐某玲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的，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的结果。七、唐某玲作为一名员工，被前公司欠薪一直催讨无果，唐某玲寄希望于司法能够维护自身权益，一审时中茂公司到庭代理人也诚信应诉，承认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确认了唐某玲举证证据的真实、有效性。一审法院存在违法加重唐某玲证明责任的情形，否认了中茂公司在庭审中承认的事实。八、一审经办法官在2020年4月17日作出的（2019）粤0106民初39734号案中，该案劳动者张某坤所依据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格式，与唐某玲持有的格式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入职时间、岗位、拖欠的工资和补偿金金额不一致。在该案中，一审法官支持了劳动者张某坤的全部请求，可见本案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真实性。中茂公司答辩称：尊重一审判决，确认一审庭审的事实。唐某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中茂公司向唐某玲支付2018年12月半个月至2019年3月、2019年5月至2019年11月2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126823.8元；2.判决中茂公司向唐某玲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9741元；3.判决中茂公司向唐某玲支付报销款3273.46元，以上三项合计199838.2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劳动关系情况：唐某玲于2017年5月2日入职中茂公司，工作岗位为财务部副经理，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7年5月2日至2020年5月4日止，约定工资11000元/月。唐某玲为中茂公司缴纳2017年5月至2019年1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唐某玲于2019年11月21日离职。（二）解除劳动合同情况：唐某玲与中茂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一、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同意于2019年11月21日解除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终止。二、唐某玲在2019年11月21日前完成工作交接，办好离职手续，并由主管领导签名确认；唐某玲还应向中茂公司支付薪酬（税后）181823.8元，经济补偿金69741元；唐某玲承诺在2019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中茂公司以上薪酬及经济补偿金。三、双方确认：……除本协议第二条约定以外，任何一方都不再因为原劳动合同的履行和解除向对方要求其他报酬、费用、赔偿或补偿。（三）工资情况：唐某玲主张其每月工资11000元，2018年4月每月工资调整为16140元，2019年4月起每月工资调整为26800元，若当月全勤另外发放全勤奖500元，每月20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其上个自然月的工资；中茂公司仅足额支付其2018年12月以前、2018年12月半月以及2019年4月的工资，未发放其余月份工资，故要求中茂公司支付2018年12月半月至2019年3月、2019年5月至2019年11月2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126823.8元。对此提交了：1.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的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6月23日至2020年1月14日间有部分月份发放工资、报销款。2.交易对手流水查询，显示湖南博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21日分别支付唐某玲5000元、50000元。经质证，中茂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认为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已确认拖欠的工资金额，且已支付55000元。（四）报销款：唐某玲要求中茂公司支付唐某玲在职期间因开展审计工作为中茂公司代垫差旅费及接待费3273.46元，提交了：费用报销单及票据。经质证，中茂公司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该报销费用发生在2019年6月，但没有在双方2019年11月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予以体现，故不予确认，且费用报销证明的金额与唐某玲主张的金额不一致，无法相互印证。（五）劳动仲裁情况：唐某玲于2019年11月27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请求裁决中茂公司：1.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21日期间的工资181823.8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9741元；3.支付报销款3273.46元。该委于2020年1月6日作出劳动仲裁裁决：驳回唐某玲全部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一审法院针对唐某玲的主张及现有证据分析如下：第一、唐某玲主张中茂公司仅支付其2018年12月半月以及2019年4月的工资，未发放2018年12月后半月至2019年3月、2019年5月至2019年11月21日期间工资，唐某玲提供的银行流水仅显示有2017年6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款项交易情况，款项用途中未显示工资具体月份，该证据不能完整体现唐某玲在职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即不能充分证明唐某玲的工资支付主张。第二、唐某玲主张其每月工资11000元，2018年4月每月工资调整为16140元，2019年4月起每月工资调整为26800元。若中茂公司自2018年12月起就开始拖欠唐某玲工资未正常发放，说明中茂公司资金紧张无法足额支付员工工资，而在此情况下中茂公司从2019年4月起又调高唐某玲工资近1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三、根据银行流水中已发放的工资核算唐某玲平均每月工资约1万元左右，唐某玲工作2年6个月，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应在3万元左右。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双方约定经济补偿金69741元明显超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核算金额，亦违背常理。第四、仲裁提及唐某玲有提交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显示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工资薪金均有申报个人所得税并缴纳个人所得税，该情形与唐某玲主张的工资发放情况不相符。可知该份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不利于唐某玲的主张，而本案中唐某玲未提交该份证据，属于隐匿对自己不利的证据。第五、仲裁中唐某玲主张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是中茂公司要求唐某玲签订的，该协议书并非其与中茂公司自愿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本案中唐某玲又称该协议是双方平等、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签订的，唐某玲的说法前后矛盾。综上，结合上述疑点，唐某玲仅凭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实其与中茂公司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以及中茂公司拖欠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唐某玲主张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的结果不妨碍唐某玲、中茂公司双方自愿协商支付拖欠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唐某玲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唐某玲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唐某玲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本案一审庭审笔录，拟证明唐某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离职证明》、《银行交易明细表》等证据，并且上述证据经过中茂公司质证，中茂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且对一审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没有意见。2.（2019）粤0106民初3973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本案一审经办法官判决的中茂公司与张某坤的劳动争议案中，中茂公司与其他员工签订的同样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被认定为有效，而且在一审法院核算的经济补偿金金额低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的经济补偿金金额的情况下，后判决中茂公司按双方的约定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3.工作移交文件材料一组（包括网银移交书、UKEY移交证明、网银交接清单等），上述材料拟共同证明唐某玲于2017年5月2日至2019年11月21日在中茂公司工作，双方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中茂公司对于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1.对于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关联性，中茂公司在一审中对于劳动合同真实性是认可的，但是在该份劳动合同第五页第一行有一处手写的薪水补充，该补充与劳动合同打印件是不一致的，而且双方没有在补充内容处予以确认，所以这对于这一项内容，中茂公司是无法确认的。2.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3.对于证据3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二审期间，中茂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另查明，二审时，唐某玲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向中茂公司调查如下材料：1.唐某玲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21日期间在中茂公司上班的所有考勤记录；2.中茂公司自2019年4月起调整唐某玲岗位及薪酬待遇的文件。再查明，二审时，唐某玲申请本院到中茂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唐某玲与中茂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唐某玲的上诉以及中茂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中茂公司是否需要向唐某玲支付拖欠的工资126823.8元；2.中茂公司是否需要向唐某玲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69741元；3.中茂公司是否需要向唐某玲支付报销款3273.46元。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中茂公司是否需要向唐某玲支付拖欠的工资126823.8元问题。唐某玲上诉主张中茂公司应向其支付2018年12月半个月至2019年3月以及2019年5月至2019年11月2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共计126823.8元。对此，本院认为，唐某玲主张上述工资差额，应对于其在上述争议月份向中茂公司提供了实际劳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唐某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看出其在上述月份的具体工作内容。如一审法院所分析，唐某玲每月工资11000元，2018年4月每月工资调整为16140元，唐某玲在本案中主张中茂公司自2018年12月后半月开始拖欠其工资，又主张中茂公司于2019年4月提高其工资待遇为26800元（即工资每月调高了10660元），中茂公司的调薪行为不符合常理，虽然唐某玲主张中茂公司对其的调薪目的系挽留员工，但对此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综上，在唐某玲未能提交客观证据证明其在上述争议月份为中茂公司提供过何种实际工作内容以及中茂公司的调薪存在不符合常理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对唐某玲要求中茂公司支付上述争议月份拖欠的工资126823.8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中茂公司是否需要向唐某玲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问题。唐某玲上诉主张中茂公司应按照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支付其69741元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唐某玲的主张，其于2017年5月2日入职中茂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按照唐某玲入职时签订的《劳动合同》记载的工资水平11000元/月计算，中茂公司应支付的法定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为3万元左右，远低于上述《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69741元，因此，如一审法院所分析，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对于经济补偿金的约定确实存在违背常理之情形。一审法院结合唐某玲在仲裁时主张上述《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中茂公司要求其签订的，并认为唐某玲在仲裁及一审程序中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故未予支持唐某玲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中茂公司是否需要向唐某玲支付报销款问题。唐某玲上诉请求中茂公司向其支付报销款3273.46元。对此，本院认为，经审查唐某玲提交的相关报销单据系复印件，且唐某玲未能提交相应客观证据佐证产生相关报销费用的事实，故本院对于唐某玲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对于唐某玲申请本院向中茂公司调取其考勤记录、调整唐某玲岗位及薪酬待遇文件以及申请本院至中茂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唐某玲与中茂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唐某玲主张其与中茂公司存在真实劳动关系及中茂公司拖欠其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应由唐某玲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唐某玲上述调查取证申请不属于其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故本院对其上述调查申请均不予准许。对于唐某玲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经审查，其提交的一审庭审笔录系双方当事人对于案件的陈述，缺乏其他客观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唐某玲提交的另案判决中的劳动者与中茂公司的劳动关系情况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以采纳；唐某玲提交的工作交接文件，不足以证明唐某玲在其主张拖欠工资期间的实际工作内容，本院对该组证据亦不予以采纳。综上，唐某玲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诉主张，本院对唐某玲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以采纳。综上所述，唐某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唐某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威淞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