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75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琳琳，女，1991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艺瑛，山东理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同策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2F。 法定代表人：柴伟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山东青大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来庆菊，山东青大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琳琳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同策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策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16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琳琳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0211民初1647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王琳琳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同策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鲁0211民初16478号民事判决书对关键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的内容具有法定性，解除事由违法也构成违法解除，应当撤销该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王琳琳的一审诉求。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对关键事实认定错误：1.《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报告书》是法定文书，内容、程序、送达均具有法定性，解除原因违法也构成违法解除，同策公司从未向王琳琳送达过《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报告书》，王琳琳对自身权益受侵害的情况是不可能知情的。为防止用人单位滥用优势管理地位，法律才将劳动合同解除规定为法定的要式法律行为，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采用明示的方式向对方提出，因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劳动者均应以书面形式向用人单位提出。同策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承认没有王琳琳书写的辞职申请或者解除协议，故其于2018年12月3日以“个人申请解除劳动合同”作出的解除就是违法解除。且，不论2019年1月之后的劳动关系被如何认定，均不能成为同策公司2018年12月31日以“个人申请解除”作为解除原因进行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合法性的依据。2.众所周知，现行的社保规则是解聘、投保均由用人单位网上办理，无须劳动者本人参与；2019年1月至3月王琳琳的工资仅显示代发工资，不显示发放单位，且两张银行卡均收到了工资；2019年6月、7月、8月同策公司还给王琳琳发放过工资；另，王琳琳在职期间从事的是销售岗位，无任何人事经验，故一审判决以工资发放单位变化、投保单位的单方变化，作为王琳琳与英企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依据是错误的，该内容也完全超出王琳琳工作内容和常识（见一审判决第5页第9行至10行）。劳动关系的判断是依据用工，而不是书面合同，王琳琳始终在同一地点、同一岗位，从事的营销工作是同策公司的主营业务范畴，且只接受同策公司的用工管理，同策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王琳琳2019年3月2日的《辞职申请》是交给同策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提出辞职，也足以说明2019年3月时接受王琳琳辞职的主体亦是同策公司，现场管理的也是同策公司，以上均说明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3.退一步讲，时效的中断是整体中断，同策公司2019年7月、8月向王琳琳付款的行为也足以构成仲裁时效的中断，上诉人的仲裁申请不存在超过仲裁时效的可能。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存在严重错误：1.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该规定是法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同策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当庭承认未向王琳琳送达过《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报告书》，故根据该规定案涉仲裁时效应以王琳琳主张赔偿金之日即2020年3月起算。2.时效制度的目的是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王琳琳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一直在积极的维护自己的权利，2019年12月便将同策公司诉至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仲裁过程中王琳琳才知晓同策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以“个人申请解除”为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串通英企公司、英才公司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情况，一审判决无视事实和法律规定，判定超过仲裁时效实属错误。综上所述，王琳琳是一名普通的劳动者，一审判决不仅超审限裁判，更是变相支持了同策公司利用优势管理地位的侵权行为，这背后被侵害的不仅是上诉人一人的利益，还有数百名在同一天被违法解除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请切实维护王琳琳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王琳琳的一审全部诉求。 同策公司辩称，劳动关系的认定首先以书面劳动合同为准，王琳琳在明知2018年7月1日与同策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于2019年1月1日自愿另行签订新的书面劳动合同，并办理了工资卡变更等相关手续，表明王琳琳对2018年12月31日解除与王琳琳劳动关系的事实是应知的。因此王琳琳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王琳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同策公司支付王琳琳2016年5月28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加班工资13793元（10000元/月÷21.75天×12天×2+10000元/月÷21.75天×2天×3）；2.请求依法判令同策公司支付王琳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9564元（16594元/月×3个月×2倍）；3.请求判令同策公司支付王琳琳防暑降温费2400元（200元/月×4个月×3年）；4.本案诉讼费由同策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琳琳自2016年5月26日起入职同策公司，岗位为置业顾问，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同策公司为王琳琳缴纳了社会保险，并通过银行发放了工资。2018年7月1日，王琳琳、同策公司签订了履行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2019年1月1日，原琳琳与英企公司签订了履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岗位为置业顾问，并重新办理了交通银行的银行卡作为工资账户。英企公司自2019年1月开始向王琳琳发放工资，并委托英才公司为王琳琳缴纳社会保险。《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报告书》显示：王琳琳于2016年5月26日被同策公司录用，2018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原因为个人申请解除劳动合同。 2018年12月1日，同策公司与英企公司签订《服务外包合同》，约定同策公司将中建锦绣城．越秀君悦府等项目发包给英企公司。王琳琳仍在该项目从事置业顾问工作。 2020年3月31日，王琳琳以同策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1.同策公司支付2016年5月28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加班工资13793元；2.同策公司支付赔偿金99564元；3.同策公司支付高温补贴2400元。2020年5月22日，仲裁委作出青黄劳人仲案字【2020】第810号裁决书，驳回了王琳琳的仲裁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王琳琳的请求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根据同策公司提交的王琳琳与英企公司的劳动合同可知，其自2019年1月1日与英企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且英企公司也为其发放了工资、委托英才公司缴纳了社会保险；虽然王琳琳抗辩称其签订时劳动合同为空白合同，未填写履行对象，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签订该劳动合同时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且其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知晓在合同上签字的法律后果；此外，在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变更了工资账户，因此，法院可以认定王琳琳自2019年1月1日与英企公司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另外，同策公司也为王琳琳办理了2018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该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上载明为个人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可以认定王琳琳对于2018年12月31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劳动关系的变化是知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其诉讼主张的仲裁时效期间应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其于2020年3月31日才向仲裁委申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琳琳的诉讼请求。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元，由王琳琳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2019年12月13日，王琳琳以同策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同策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间工资14000元、提成工资157560.42元、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53973.6元、经济补偿49782元等款项。在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之前，王琳琳申请撤回了该次仲裁，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3月2日出具青黄劳人仲案字[2020]第28号决定书，准予王琳琳撤诉。2019年3月3日，王琳琳因家庭原因提出辞职申请，2019年4月2日，英企公司为王琳琳出具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王琳琳曾与同策公司签订《离职人员未结房源奖金明细表》，双方确认同策公司尚有奖金71454.87元未向王琳琳支付。同策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2019年7月15日、2020年2月28日分别向王琳琳支付奖金共计26643.02元。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王琳琳自2016年5月26日起与同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清楚，但在王琳琳与同策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2019年1月1日，王琳琳又与英企公司签订了自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英企公司也向王琳琳发放了工资并委托英才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故在2019年1月1日之后，与王琳琳存在劳动关系的主体应为英企公司。王琳琳主张2019年1月1日签订的合同为空白合同，不认可在2019年1月1日与英企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但王琳琳未提交有效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王琳琳与英企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琳琳要求同策公司支付赔偿金、加班费和防暑降温费的仲裁请求是否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 劳动争议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其计算。同策公司与英企公司签订《服务外包合同》，将王琳琳所在的项目发包给英企公司，后王琳琳与英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王琳琳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均未发生变化，同策公司亦未提交王琳琳主动提出离职申请的证据，故可以认定本案为王琳琳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同策公司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英企公司工作。王琳琳与英企公司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应视为王琳琳对同策公司工作安排的认可，如王琳琳认为上述工作安排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其应当在法定的期限内依法主张权利。王琳琳与英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1月1日，其应当在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内主张相关权利，但其就本案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为2020年3月31日，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王琳琳于2019年12月13日申请劳动仲裁后又撤诉，但其仲裁请求与本案并不相同，本院认为其撤回仲裁并不能起到中断本案仲裁时效的法律效果。同策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之后向王琳琳支付的款项为王琳琳在同策公司工作期间应获得的奖金，并不能视为同策公司认可双方之间在2019年1月1日之后仍然存在劳动关系。王琳琳主张由于同策公司未举证向王琳琳出具过解除或终止劳动的通知，故本案仲裁时效应当自王琳琳主张权利之日起算，本案为劳动者受原单位的安排到新单位工作，王琳琳已经与新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形成了劳动关系，其在签订新劳动合同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与英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故本案仲裁时效的起算点应自王琳琳与英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起算，王琳琳认为应自其主张权利时起算仲裁时效的主张证据不够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王琳琳如认为原单位同策公司未向其支付经济补偿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其可在与英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将在同策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以合并计算后的工作年限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综上，一审以王琳琳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王琳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琳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喆 审 判 员  齐 新 审 判 员  甘玉军 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 法官助理  杨志昌 书 记 员  张 旭 书 记 员  于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