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1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一清，男，1964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艳，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香，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恒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穴市石佛寺镇中心大道西（湖北中农华威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内）。法定代表人：夏钰桓，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寅腾，湖北道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钰桓，男，197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红荔路2号。法定代表人：刘瑞华，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克勤，女，汉族，1972年2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该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连依琪，女，汉族，1996年8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该司员工。原审被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兴社区红湾共和工业路2号102。法定代表人：周小能，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安，该司公司律师。上诉人王一清因与被上诉人湖北恒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被上诉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电公司”）、被上诉人夏钰桓、原审被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投资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7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一清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717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改判恒大公司、夏钰桓向王一清连带支付劳务费688414.52元及计算至劳务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以本金688414.52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16326.74元；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暂计算至2020年5月25日止为22674.65元），本息暂合计为727415.91元；改判火电公司在欠付恒大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向王一清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恒大公司、火电公司、夏钰桓承担。事实和理由：1.剩余未支付的劳务费金额应为688414.52元。（1）王一清与恒大公司无争议的工程量劳务费为：“泥工工程量汇总”劳务费38680.7元，“尿素站”劳务费75545.06元，“零星工程量10.2”劳务费34519.44元，“计量站零星工程量10.3”劳务费54356.38元，“化水楼零星工程量10.2”劳务费219721.66元，“末站零星工程量10.3”劳务费225767.54元，金额合计648590.78元。（2）王一清与恒大公司有争议的工程量劳务费：王一清主张为：“主厂房工程量10.3”劳务费1757777.225元，手写统计表中，其中一张金额为71449元、一张金额为91140元，合计1920366.225元。恒大公司主张为“主厂房工程量10.3”劳务费1457211.27元，对两张手写金额不予认可。（3）应按王一清主张的金额予以认定，理由如下：第一，虽然2份“主厂房工程量10.3”劳务费清单的落款日期均为2018年10月29日，表面上看确实无法分清哪份出具的时间在先。但是结合2018年10月30日，郭志刚向王一清出具的《欠条》来看，就可以清楚的推断出金额为1757777.225元的那份是出具在后的，因为无争议金额6438590.78元+1757777.225元+两张手写的金额（71449元+91140元），合计金额为2568957.005元，正好与《欠条》上载明的工程量总款金额2568954元相吻合。第二，将2份“主厂房工程量10.3”劳务费清单中的项目逐项进行对比，发现金额为1757777.225元那份比金额为1457211.27元那份在项目上多了4项均是主厂房工程量中实际必须做的，而与其他项目的名称也确实不一样，且该份清单上除了郭志刚签名外，项目工程施工结算员王达签也进行了签名确认。第三，2份手写清单，其中：自编页码第11页是2017年-2018年3月25号止全部点工汇总，金额71449元，郭志刚、陈树强、王达签进行了签名确认。自编页码第12页是2018年3月26号后时工（也即点工）汇总，金额91140元，郭志刚、王达签进行了签名确认。由于部分工作量无法用工程量清单进行描述，所以采取点工的形式进行工作量统计，这也符合项目施工结算的实际情况及习惯。第四，证据显示，郭志刚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王一清支付过部分款项，而恒大公司认可的己付款数额中就包含了郭志刚支付的这些款项，这也说明郭志刚与恒大公司有关。第五，本案所涉的所有工程量确认单、欠条等文件均有郭志刚的签名，恒大公司虽不承认郭志刚与其有关，但是却依据郭志刚签名确认的工程量确认单及欠条进行付款，且恒大公司亦未提出其对王一清的付款，是依据其指定的其他人与王一清签署的工程量确认单等结算依据进行支付的反证。因此，仅凭恒大公司的口头反驳，而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进行佐证的情况下，法院不宜完全否定郭志刚所签署文件的效力。第六，新增一份录音证据，该录音证据中包含有：2020年1月6日王一清与恒大公司认可的项目授权人程国栋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程国栋承认郭志刚与本项目有关，并且王一清在通话的过程中询问程国栋拖欠的60多万元劳务费何时安排支付，程国栋对金额是认可的，只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支付时间，由于2020年1月6日之后，王一清并未收到任何付款，而王一清起诉的未付本金金额为688414.52元，也正好与通话录音中60多万的说法相吻合。2020年12月24日王一清与郭志刚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王一清让郭志刚提供黄埔火电项目中恒大公司出具给郭志刚的委托书，郭志刚怕对自身有影响不愿意拿出来给王一清，在电话最后郭志刚同意找该委托书，也侧面佐证了郭志刚是恒大公司授权代表这一事实，继而说明恒大公司应按照郭志刚签署欠条上的金额履行付款义务。综合以上六点，充分说明关于劳务费的总金额应按照欠条中确认的2568954元进行认定，继而计算出剩余未支付的劳务费金额为王一清起诉时主张的688414.52元。2.火电公司应在欠付恒大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向王一清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根据2019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虽然对于整个工程项目来讲，火电公司并非发包方，但是对于恒大公司来讲，其是将工程发包的一方，其具有发包方的地位和特征。因此其应当在欠付恒大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付款责任。3.夏钰桓应对恒大公司欠付王一清的款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恒大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夏钰桓系其唯一的股东，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条规定的是举证责任倒置，而在原审过程中，夏钰桓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公司财产与自己财产独立，应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被上诉人恒大公司辩称，原审判决对剩余未支付劳务费金额认定事实清楚。虽王一清提交郭志刚出具的欠条，但恒大公司与郭志刚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王一清提交了《会议签到表》，但该表为复印件，无法证明郭志刚为恒大员工，有权代表恒大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且确认单显示的金额与欠条载明的金额不一致，故原审法院对郭志刚出具的欠条不予采信，是正确的。王一清未提交施工资料证明其实际工程量，故恒大公司对王一清“主厂房工程量10.3”应按照1757777.225元计算不予认可。虽郭志刚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恒大公司支付部分款项，但恒大公司认可的款项是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劳务及劳务费，不代表恒大公司与郭志刚有关，也不代表认可郭志刚签名确认的工程量确认单及欠条。王一清新增的录音证据里，是否程国栋和郭志刚的录音不得而知，涉及违法偷录、秘密窃取，且该证据二审才提交，属于证据突袭，故恒大公司不予认可，王一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夏钰桓未发表辩论意见。被上诉人火电公司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不予认可王一清提出的火电公司为发包人的观点，火电公司仅是涉案项目的施工总承包方，并非发包方，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发包人是特指建设单位，不能对发包人做扩大解释，故王一清要求火电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无依据。2.恒大公司与火电公司签订的124395.77元为暂定总价，而非固定总价，不能以此判断火电公司有欠付款项。恒大公司作为被告对火电公司超付工程款未提出异议，应视为认可。根据多个法院针对发包人的理解，多个判例显示发包人是特指建设单位。因此，火电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审被告南方投资公司述称，坚持原审意见。王一清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大公司、夏钰桓向王一清连带支付劳务费688414.52元及计算至劳务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以本金688414.52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16326.74元；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暂计算至2020年5月25日止为22674.65元），本息暂合计为727415.91元；2.火电公司、南方投资公司在欠付王一清的工程款范围内向王一清承担连带责任；3.恒大公司、火电公司、夏钰桓、南方投资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火电公司具有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恒大公司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2017年8月8日，火电公司（承包方，甲方）与恒大公司（分包方，乙方）签订《黄埔电厂天然气热电联产工程项目主厂房及附属设施装饰与装修工程、室内给排水（含常规水消防）、通风空调、照明工程分包施工》合同（合同编号：01306.14.17.023，以下简称“分包合同”），约定：鉴于甲方承接了《黄埔电厂天然气热电联产工程项目主体建筑安装工程合同》，经招（议）标，甲方同意由乙方承担本工程的主厂房及附属设施装饰与装修工程、室内给排水（含常规水消防）、通风空调、照明工程部分的施工。工程地点为广州市黄埔区电厂东路原煤场区域。乙方的工作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内容：主厂房本体（含电气楼）、锅炉辅助间、热网计量站、调压站控制室、化水车间、尿素站等区域范围内所有包括范围内所有砌筑、圈梁、过梁及墙体构造柱的钢筋制安、模板制安、混凝土浇筑振捣及养护、墙面抹灰、内外墙涂料、楼地面、天棚、吊顶、门窗安装、屋面防水隔热、给排水等室内外建筑装饰与装修工程、室内给排水（含常规水消防）、通风空调、照明工程所有相关工作内容。工程计划于2017年7月5日开工（实际开工日期以甲方书面通知的为准），计划2018年1月15日竣工，总工期约为190天。工程含税暂定总价12432095.77元，其中合同价（不含税）为1200086.28元。合同第4.2条约定，本工程采用专业分包，包人工，包材料（除部份材料甲供外）、包机械（除部份机械甲方负责外，具体详见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第8条机械管理）、包机工具、包安全及安全文明施工（施工范围内全部安全文明施工措施施工费）、包质量、包进度按含税暂定总价的承包方式进行分承包，本工程设备、主材、周转材、油漆等所有施工材料全部乙供，含税综合单价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任何因素而变动。第4.4条约定，本合同价格已包含乙方进行本工程施工范围内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含税施工综合单价在合同期内价格固定不变，具体指本工程承包方在本工程承包范围内进行本工程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材料及机械），包括但不限于：1）本工程承包方式和工程范围内施工和维护所需人工费（含流动施工津贴、社会保险、人身意外伤害和重疾病商业保险等）、材料费、生活用水电气费、机械及机工具费（除部份机械费甲方负责外）、运输费（含过路过桥费）、综合管理费用及各项规费、利润、税金等。……14）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范围内所有相关工作，未单独说明和工程量清单没有列出的项目费用均包含在已列项目的含税合同价格中。分包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分包合同的附件2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显示夏钰桓为恒大公司的董事长，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附件3为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显示夏钰桓授权程国栋为恒大公司的代理人，以恒大公司名义处理工程的现场施工管理，不签署任何合同或协议，不参与任何与经济有关的事宜。附件4为现场项目经理授权委托书，显示恒大公司授权程国栋为工程项目的现场项目经理，代表恒大公司常驻施工现场，负责处理该工程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及协调管理工作。王一清主张其系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与其对接的是郭志刚和程国栋，是程国栋找其在施工过程中提供砌砖、抹灰等劳务施工工作，主要做所有主厂房及附属设施的砌砖、抹灰、泥水工程。王一清提交的《会议签到表》显示，郭志刚及程国栋参加了2018年10月5日的湖北恒大合同履约问题及后续工作安排专项会议，郭志刚及程国栋在签到表上签名并“恒大”。恒大公司对该《会议签到表》不予确认，表示郭志刚与其没有关系，但确认程国栋是其公司的代表，程国栋确认曾找王一清施工，尚欠王一清的劳务费只有20多万元，并非王一清所主张的688414.52元。王一清主张劳务费总额为2568954元，2018年10月30日结算时恒大公司已支付1235000元，尚欠1333954元；结算后，恒大公司又支付了660000元，其中60000元由张巧红于2018年11月24日向其支付，100000元由宋美华于2019年1月17日向其支付，500000元由火电公司于2019年2月2日代恒大公司支付给其及其工人，其不清楚宋美华及张巧红的身份，是程国栋安排的。为证明其主张，王一清提交了以下证据：1.欠条，系郭志刚于2018年10月30日出具，载明黄埔电厂王一清结款明细账共计12页，工程量总款2568954元，已付款1235000元，欠工程款1333954元。2.工程量及劳务费统计表，包括：“泥工工程量汇总”载明劳务费为38680.7元、“尿素站”载明劳务费为75545.06元、“零星工程量10.2”载明劳务费为34519.44元、“计量站零星工程量10.3”载明劳务费为54356.38元、“化水楼零星工程量10.2”载明劳务费为219721.66元、“末站零星工程量10.3”载明劳务费为225767.54元，2份“主厂房工程量10.3”，一份金额为1457211.27元，另一份金额为1757777.225元；另有3页手写的统计表，最后一页的统计表未标注劳务费，其他两页的金额分别为71449元、91440元；郭志刚在上述统计表上均有签名，金额为71449元及未载明金额的手写统计表的落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3月25日、2018年7月1日，金额为91140元的手写统计表与上述其他统计表上的落款时间均为2018年10月29日。王一清主张“主厂房工程量10.3”应按照1757777.225元的计算，其与郭志刚先对账确认劳务费金额为1457211.27元，后发现工程量计算错误，故重新对账确定劳务费为1757777.225元。3.银行流水，显示程国栋分别于2018年2月10日、9月4日向王一清支付500000元、130000元，郭志刚于2018年6月17日向王一清支付18000元，恒大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向王一清支付“工资”100000元，火电公司于2019年2月2日向王一清支付130000元，备注“建筑代湖北恒大付工资”。恒大公司仅确认“泥工工程量汇总”“尿素站”“零星工程量10.2”“计量站零星工程量10.3”“化水楼零星工程量10.2”“末站零星工程量10.3”、金额为1457211.27元的“主厂房工程量10.3”及银行流水，对上述其他证据均不予确认。王一清主张涉案工程于2017年9月18日开工，于2018年10月30日完工，并于当天结算、撤场。恒大公司未对此提出不同主张。火电公司确认恒大公司所承包的包括涉案工程在内的整体工程于2019年10月竣工验收。原审庭审中，王一清主张其承接的涉案工程属于劳务，其自认其没有劳务分包资质。王一清明确其诉讼请求中的劳务费本金系先扣减了从2018年10月31日起算的部分利息计算而得。原审另查，南方投资公司系火电公司的唯一股东。原审法院认为，恒大公司确认程国栋系其公司代表，程国栋亦确认曾找王一清施工，程国栋、恒大公司、火电公司亦向王一清支付了数十万款项，若王一清仅是涉案工程的普通工人，与常理不符，故王一清主张其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审法院予以采信。王一清自认其无劳务分包资质，故其与恒大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无效。关于劳务费及利息。1.劳务费。虽然王一清提交了郭志刚出具的欠条，但恒大公司否认其与郭志刚之间存在关系，王一清提交的《会议签到表》仅为复印件，原审法院无法仅凭该《会议签到表》复印件认定郭志刚系恒大公司员工，有权代表恒大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且王一清提交的工程量及劳务费统计表上所统计的金额总和亦与欠条载明的金额不一致，故原审法院对郭志刚出具的欠条不予采信。王一清未提交施工资料证明其实际工程量，亦未举证证明2份“主厂房工程量10.3”哪份出具在前，恒大公司仅确认“泥工工程量汇总”“尿素站”“零星工程量10.2”“计量站零星工程量10.3”“化水楼零星工程量10.2”“末站零星工程量10.3”、金额为1457211.27元的“主厂房工程量10.3”，故原审法院按照恒大公司确认的上述表格计算王一清的劳务费，经核算，王一清的劳务费为2105802.05元（38680.7元+75545.06元+34519.44元+54356.38元+219721.66元+225767.54元+1457211.27元）。王一清自认恒大公司已支付了1895000元（1235000元+660000元），则恒大公司还应向王一清支付剩余劳务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恒大公司支付的款项应按照先支付利息后支付本金的顺序进行抵充。2.利息。王一清主张其于2018年10月30日完工、撤场，截至原审法院作出判决时，恒大公司未提出不同主张，故原审法院对此王一清的主张予以采信。王一清已于2018年10月30日将涉案工程交付，则恒大公司应于2018年10月30日向王一清支付劳务费，恒大公司未按时向王一清支付劳务费，王一清要求恒大公司支付利息，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王一清明确其诉讼请求中的劳务费本金系先扣减了从2018年10月31日起算的部分利息，其利息，则实际上王一清主张的利息系从2018年10月31日起算。经核算，恒大公司应向王一清支付2018年10月31日至2018年11月24日的利息2594.51元[（2105802.05-1235000元）×4.35%/年÷365天×25天]、2018年11月25日至2019年1月17日的利息5234.71元｛[2105802.05元-1235000元-（60000元-2594.51）×4.35%/年÷365天×54天]｝、2019年1月18日至2019年2月2日的利息1370.32元{[2105802.05元-1235000元-57405.49元-（100000元-5234.71）×4.35%/年÷365天×16天]｝，共计9199.54元；2019年2月3日之后的利息，以220001.59元[2105802.05元-1235000元-57405.49元-94765.29元-（500000元-1370.32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款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恒大公司应向王一清支付的劳务费为220001.59元。关于火电公司、夏钰桓、南方投资公司是否应就未付工程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首先，恒大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王一清要求夏钰桓对恒大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火电公司系涉案工程的承包方，而非发包方，王一清要求火电公司、南方投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湖北恒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向王一清支付劳务费220001.59元及利息（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2月2日的利息共计9199.54元；2019年2月3日之后的利息，以220001.59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款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王一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1074元，由王一清负担7725元，湖北恒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349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二审另查明，原审中恒大公司对于王一清提交的3张手写统计表有异议，认为“工程量重复计算，至于和什么工程量重复计算代理人不清楚，需要庭后核实”。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应付劳务费的数额确定问题以及火电公司、夏钰桓是否应当与恒大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本院对此评析如下：关于涉案应付劳务费的数额确定问题。王一清为证明恒大公司欠付劳务费，提交了由郭志刚签名的欠条和工程量单据证明其主张，而王一清的主张是否成立，需审查郭志刚确认欠付劳务费的行为效力是否及于恒大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中郭志刚确认欠付劳务费的行为效力应及于恒大公司，理由有：第一，恒大公司确认的王一清提交的大部分单据上均有郭志刚的签名，其认可该证据的行为与其否认郭志刚与恒大公司有关的主张明显矛盾，恒大公司对此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第二，虽恒大公司不确认部分由郭志刚签字的单据，但其未能提出相反证据证明该部分单据的上载工程不属于涉案工程，本院对其主张难以采信。第三，王一清在本案中主张恒大公司欠付劳务费的依据为郭志刚签字确认的单据，而涉案工程期间，恒大公司、程国栋、郭志刚均有向王一清支付工程款的事实，火电公司亦存在代恒大公司向王一清支付工程款的事实，结合《会议签到表》上程国栋及郭志刚均签署“恒大”参会，王一清有理由相信恒大公司为合同相对方且是依据郭志刚确定的欠付劳务费进行支付，即郭志刚有权代表恒大公司。综上，本院对王一清的主张予以采信，郭志刚确认欠付劳务费的行为效力应及于恒大公司。本案中，双方争议的应付劳务费有：1.“主厂房工程量10.3”金额应按照1457211.27元或1757777.225元计算；2.手写统计表确认的金额应否计算。其中，关于“主厂房工程量10.3”的金额，王一清提交了两份落款日期相同但金额及工程量均不同的单据，并主张按照1757777.225元的单据计算，恒大公司则主张应按照1457211.27元的单据计算。本院认为，该两份单据均由郭志刚签名，虽落款日期相同，但1757777.225元的单据较1457211.27元的而言，工程量有所增加，恒大公司未否认郭志刚签名的真实性，亦未举证证明增加工程量不属于涉案工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主厂房工程量10.3”金额应按照1757777.225元计算。而对于手写统计表，恒大公司不予确认并认为工程量重复计算，但其在诉讼工程中未提出存在重复计算的相反证据，本院根据郭志刚已对手写单据签名确认的事实，对于王一清的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审以恒大公司不予确认上述证据为由不予认定该证据，未综合全面审查本案证据，从而根据恒大公司确认的劳务费数额判令其向王一清支付，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此，本院核算确认的应付劳务款为2568957.005元，王一清主张按照欠条金额2568954元确定应付工程款，本院予以支持。根据王一清自认恒大公司已付工程款1895000元，恒大公司应当支付剩余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而王一清明确诉请中劳务费本金是扣除了2018年10月31日起算的部分利息，本院按照其主张核算确定恒大公司应向王一清支付2018年10月31日至2018年11月24日的利息3974.45元[（2568954元-1235000元）×4.35%/年÷365天×25天]、2018年11月25日至2019年1月17日的利息8224.26元｛[2568954元-1235000元-（60000元-3974.45元）×4.35%/年÷365天×54天]｝、2019年1月18日至2019年2月2日的利息2261.81元{[2568954元-1235000元-56025.55元-（100000元-8224.26元）×4.35%/年÷365天×16天]｝。2019年2月3日之后的利息，以688414.52元[2568954元-1235000元-56025.55元-91775.74元-（500000元-2261.81元）]为本金，自2019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恒大公司应付劳务费本金为688414.52元，利息以688414.52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火电公司、夏钰桓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火电公司并非本案的发包方，王一清上诉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夏钰桓作为恒大公司的唯一股东，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自身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其应对于恒大公司应支付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综上所述，王一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71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71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湖北恒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王一清支付劳务费688414.52元及利息（利息以688414.52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被上诉人夏钰桓对被上诉人湖北恒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承担的上述第二项判决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上诉人王一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06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326元，均由被上诉人湖北恒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夏钰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方审判员 丁阳开审判员 林旭群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吴煜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