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19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市豪翔五金橡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567757979N，住所地江阴市青阳镇赵宕村赵宕32号。法定代表人：黄红卫。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菁雯，广东维强（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君，广东维强（江阴）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仁杰，男，1948年10月1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坚，江苏辰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红卫，男，1967年5月27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菁雯，广东维强（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君，广东维强（江阴）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江阴市豪翔五金橡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仁杰、原审被告黄红卫公司增资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1民初6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豪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沈仁杰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沈仁杰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月20日收据系豪翔公司全体股东出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豪翔公司虽成立于2010年12月29日，但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王伟国、王振翔，后豪翔公司于2016年12月13日将股东、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经营地址进行变更，股东变更为黄红卫和朱某，黄红卫持股51%，朱某持股49%。故黄红卫和朱某在2016年1月20日均不是豪翔公司股东，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收据系豪翔公司股东向沈仁杰和吴某出具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对30万元投资款的来源以及交付的事实认定不清。根据朱某在一审法院的陈述，其亲眼看到沈仁杰将30万元承兑汇票交给黄红卫，但沈仁杰和吴某又陈述该30万元承兑汇票是直接用于支付豪翔公司的货款，两者陈述相互矛盾。且沈仁杰和吴某未能提供承兑汇票的具体信息或背书流转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该笔30万元的款项是否存在、款项来源以及去向均未查明。3.一审法院错误地将未收到投资款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豪翔公司。案涉2016年1月20日收据系黄红卫和朱某共同出具，出具该收据时，该两人并非豪翔公司股东，与豪翔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其行为不能代表豪翔公司，沈仁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30万元投资款与豪翔公司有关联，故应当由沈仁杰举证该笔30万元款项系用于投资豪翔公司，且已经实际交付给豪翔公司。4.一审法院对黄红卫、朱某、沈仁杰之间的投资比例、盈余分配、亏损承担等投资事宜没有审查。豪翔公司自2016年12月13日变更后，沈仁杰未登记为股东，但一直以来从未提出异议，若沈仁杰认为其投资系对豪翔公司的投资入股行为，却从未提出异议不合常理。沈仁杰答辩称，请求驳回豪翔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1.黄红卫和朱某在2015年就实际控制了豪翔公司并实际经营，故该两人在收据上的签字能够代表豪翔公司；2.2016年1月20日收据已经入豪翔公司的财务账，说明豪翔公司收到该笔款项，且该笔款项也确实用于豪翔公司的实际经营；3.2016年1月20日收据载明系投资款，按照通常理解，投资只能是向公司投资，不可能是向黄红卫和朱某个人投资；4.豪翔公司曾在另案诉讼中称沈仁杰系豪翔公司隐名股东，但沈仁杰不知道隐名在哪个股东名下，沈仁杰也从来不懂什么是隐名股东。黄红卫述称，其承认案涉30万元款系沈仁杰作为股东的投资款，但该笔款项没有打到公司账户，也没有打到其个人账户，而是用于购买机器设备。2016年12月，豪翔公司变更登记时，其和朱某、沈仁杰曾讨论过，沈仁杰作为朱某名下的隐名股东，朱某持股49%，当时朱某和沈仁杰是认可的。后来，沈仁杰和朱某将机器设备搬到朱某的私宅，该私宅由豪翔公司出资建成厂房，另行使用其他公司名义进行经营。沈仁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豪翔公司向沈仁杰偿还投资款3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1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中，变更为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黄红卫对上述豪翔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豪翔公司、黄红卫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0日，黄红卫、朱某向沈仁杰出具收据1份，载明：交款单位沈仁杰，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30万元，收款事由投资款（沈仁杰15万元、吴某15万元）。豪翔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9日，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黄红卫，股东黄红卫持股51%，朱某持股49%。一审中，朱某出庭作证陈述，沈仁杰拿了30万元到豪翔公司，其和黄红卫都是股东所以都在收据上签了字，之所以写投资款，签字的时候黄红卫对其讲，是因为其和黄红卫、沈仁杰、薛小兴一起投资豪翔公司。30万元里有15万元是吴某的。其亲眼看到沈仁杰给了黄红卫30万元承兑。吴某出庭作证陈述，其和沈仁杰是重组家庭，但没有领结婚证，当时黄红卫、朱某等人讲好合伙开厂，其和沈仁杰每人15万元共计30万元投资到豪翔公司，当时其是豪翔公司做账的，30万元入了公司账册，因为豪翔公司收到30万元后一直没有说法，所以后来其要求立个收据，要求黄红卫、朱某在收据上签了字。吴某同意该30万元在本案中都由沈仁杰来主张权利。黄红卫陈述，原本是薛小兴、沈仁杰、黄红卫、朱某合伙开办豪翔公司，后来薛小兴、沈仁杰并未实际投资入股，黄红卫、朱某就实际投资开办了豪翔公司。因沈仁杰也要投资，所以大家坐在一起先开了一张收据，但后来沈仁杰未实际支付，所以公司股东也没有做变更。另，沈仁杰主张豪翔公司与黄红卫人格混同，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以上事实，有收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陈述，可以认定本案所涉收据系沈仁杰、吴某为投资入股豪翔公司而由豪翔公司现全体股东黄红卫、朱某向沈仁杰、吴某出具的。根据常理，收据在收到款项后才会开具，现豪翔公司、黄红卫辩称并未收到收据所载款项，对此应提供相应证据，而豪翔公司、黄红卫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豪翔公司收取沈仁杰、吴某入股款项后，未按法定程序将沈仁杰、吴某登记为公司股东，且拒绝承认收到入股款，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吴某同意其权利由沈仁杰主张，沈仁杰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豪翔公司应返还投资款。故沈仁杰要求豪翔公司返还投资款30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关于豪翔公司与黄红卫是否构成人格混同，认定公司与股东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而否定公司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需要股东达到“滥用”的程度及债权人因股东“滥用”行为受到严重损害，本案中，沈仁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人格混同的上述特征，故对沈仁杰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豪翔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沈仁杰投资款30万元并承担该款自2020年7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沈仁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7920元，其中案件受理费5800元、保全费2120元，由豪翔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豪翔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其公司企查查工商变更记录打印页1份，用以证明豪翔公司股东变更的时间为2016年12月13日，在沈仁杰交付投资款之后，可以证明朱某、黄红卫和沈仁杰三方对投资入股协商后确定的最终方案，即沈仁杰隐名在朱某名下。经质证，沈仁杰对股东变更日期为2016年12月13日没有异议，但对豪翔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朱某、黄红卫和沈仁杰曾达成共识。沈仁杰围绕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豪翔公司2016年3月5日记账凭证和相应收据，用以证明沈仁杰的投资款已经记入豪翔公司财务账册。2.承兑汇票复印件2张，该复印件上有黄红卫和朱某签收的字样，用以证明豪翔公司收到了沈仁杰交付的金额合计为10万元的承兑汇票，该笔10万元包含在案涉30万元投资款中。3.收据3份，用以证明豪翔公司将沈仁杰的投资款用于公司购买模具等。4.厂房租赁合同，用以证明黄红卫和朱某在2015年12月5日就实际控制豪翔公司并以豪翔公司名义开展经营，故黄红卫和朱某收取沈仁杰投资款的行为可以代表豪翔公司。5.银行转账汇款回单，用以证明黄红卫在股权变更前就作为豪翔公司负责人直接收取了豪翔公司的货款，黄红卫的行为可以代表豪翔公司。6.豪翔公司2016年10月7日记账凭证和相应收据，用以证明豪翔公司将朱某和案外人薛小兴的投资款分别27万元、62.86万元记入财务账，豪翔公司在诉讼中不实事求是还原事实。7.一审法院（2020）苏0281民初3669号民事调解书和笔录，用以证明豪翔公司在另案中曾表述沈仁杰为隐名股东，但在本案诉讼中又变了说法，隐名股东的说法也是豪翔公司和黄红卫自己说的，沈仁杰不清楚，也不知道隐名在谁的名下。经质证，豪翔公司和黄红卫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确定，且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没有经办人或负责人签字，也无公司盖章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黄红卫和朱某共同签收了10万元承兑汇票，进一步证明沈仁杰知道豪翔公司会将股东变更登记为黄红卫和朱某；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仅能证明沈仁杰的10万元承兑汇票支付给了案外人吴江德雷克斯公司，黄红卫在已知沈仁杰是朱某名下隐名股东的情况下，对沈仁杰出资部分签字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豪翔公司在股东变更前就由黄红卫和朱某一起经营，此时沈仁杰系朱某名下的隐名股东；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薛小兴是黄红卫名下的隐名股东；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笔录说明沈仁杰为朱某名下的隐名股东，但不能说明沈仁杰是豪翔公司的股东或黄红卫名下的隐名股东。本院认证意见：因证据1和证据2至证据6均为豪翔公司原始财务账册中的相关内容，且该记账凭证中所附收据即2016年1月20日收据，该收据有黄红卫和朱某签字，故本院对证据1予以采信；因证据2至证据7的真实性豪翔公司均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均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3日，豪翔公司股东由王伟国、王振翔变更为黄红卫和朱某。黄红卫陈述其2016年年初开始实际经营豪翔公司，朱某陈述其和黄红卫2015年年底开始实际经营豪翔公司。另查明，豪翔公司原始账册中分别记载了沈仁杰投入资本30万元，薛小兴投入资本27万元，朱某投入资本62.86万元。二审中，黄红卫认可沈仁杰出了30万元款项，但认为系朱某收取，而非豪翔公司收取，沈仁杰出的该笔款由朱某拿了用于购买机器，机器原由豪翔公司使用，现机器在朱某家中。朱某否认沈仁杰是其名下的隐名股东。再查明，豪翔公司向一审法院陈述称其在另案中对隐名股东的说法也只是猜测，因为沈仁杰和朱某共同收取了豪翔公司的应收账款，所以就认为沈仁杰是隐藏在朱某名下的隐名股东。二审中，其和黄红卫又表示出具收据时就谈好沈仁杰作为隐名股东。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沈仁杰是否能向豪翔公司主张返还案涉30万元“投资款”。本院认为，根据沈仁杰举证的记账凭证和2016年1月20日收据、承兑汇票复印件、收据以及豪翔公司和黄红卫二审中的陈述，可以证明豪翔公司收取了沈仁杰的30万元“投资款”并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关于豪翔公司认为30万元款项系朱某收取后由朱某用于购买设备的意见，与黄红卫和朱某在2016年1月20日收据、承兑汇票复印件上共同签字的事实不符，也与沈仁杰举证的收据中所反映的由黄红卫将承兑汇票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的事实不符，故本院对豪翔公司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豪翔公司认为沈仁杰系朱某名下隐名股东，且三方在沈仁杰投入款项时就已达成一致的意见，本院认为，首先，豪翔公司并未提供任何依据佐证沈仁杰与朱某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朱某亦予以否认，且豪翔公司的该项意见与其公司账册中记载沈仁杰投入资本的事实不符，若沈仁杰为朱某名下的隐名股东，则应直接记载朱某的投资款而非沈仁杰的投资款；其次，豪翔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否认沈仁杰曾交付30万元款项，且表示隐名股东的说法只是其猜测；二审中虽承认该笔款项用于购买机器设备，但又表示系朱某收取沈仁杰款项后用于购买机器设备，沈仁杰和黄红卫、朱某共同协商沈仁杰作为朱某名下的隐名股东，其陈述前后矛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本院对豪翔公司的该项意见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豪翔公司实际收取了沈仁杰的“投资款”，但至今未将沈仁杰变更登记为股东，在诉讼中又多次拒绝承认收到“投资款”，黄红卫和朱某两位股东又均否认沈仁杰为其名下的隐名股东，沈仁杰投资豪翔公司的目的显然已无法实现，故一审法院判令由豪翔公司向沈仁杰返还该笔“投资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豪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豪翔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 凌审判员 胡 伟审判员 包梦丹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荀奕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