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06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1，男，195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2，男，195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3，男，1962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4，女，196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述四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树平，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梅，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5，男，195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旭东，广东江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因与被上诉人梁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3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康乐中约南新街5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产）是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和梁某5的父亲梁某与母亲刘某的共同遗产，由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和梁某5共同继承，各占五分之一的房屋产权。事实和理由概述如下：一、一审判决没有审查案涉房产登记的基础关系，对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提供的证明物权登记基础关系及案涉房产真实产权人的证据没有审查，拒绝审理，程序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登记基础关系产生的纠纷，依法属法院的受案范围。本案当事人父母借用梁某5名义进行房屋登记，属物权登记基础关系。二、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提交的证据已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案涉房产的真实权利人为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的父母。本案中，无论案涉房产的产权来源，还是历史使用状况，以及父母借用梁某5名义进行登记的原因，均能证明案涉房产产权属父母所有。三、一审认为“若案涉房产确属梁某与刘某所有，该房产自登记在被告名下至今已近34年，在此期间其父母并未对此登记提出异议，也未通过其他手段主张变更登记，这与常理不符。”这一认定是一审不顾客观事实作出的主观故意错误认定。因历史原因，案涉房产借用梁某5名义进行登记，梁某5每月也支付租金给父母，梁某5与父母之间并没有产生纠纷，父母为何提出异议？况且，广州市政府相关部门早已停办宅基地登记变更事项，就算提异议也变更登记不能。四、一审判决认为“被告是梁某与刘某的儿子，即使案涉房产确实为梁某与刘某购买，也无法排除基于双方身份关系产生的事实上的赠与可能。”这一认定不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口头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比一般事实的证明要高，必须是能够排除合理的怀疑。五、一审认为“四原告称案涉房产为被告代持，但无法提供代持协议等关键证据证明其主张，”如果有代持协议，本案案由就不是物权确认纠纷，而是合同纠纷。本案属双方当事人对物权登记基础产生争议，物权的来源和历史使用情况才是本案的关键证据。况且，父母让亲生儿子代为登记房产，要签订协议才不符合双方的身份关系。六、案涉房产的物权归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与梁某5的父母梁某、刘某共同享有。1.案涉房产是在上世纪80年代父母为了解决子女长大后的居住困难冒着违反当时政策的规定而购置，为了规避当时的政策规定，故借用了梁某5的名义而登记，真实权利人是双方当事人的父母，梁某5仅是代表父母进行权利登记。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提供了案涉房产所有权的权利来源及使用情况等证据，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证据规则及证明责任的规定，来综合认定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但一审判决对此并没有进行审理判断，导致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不清。2.本案中，证明案涉房产和土地的权利来源证据，即与上一手业主邓某某于1984年11月9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买方的两个签名都是由梁某1代签。在本案起诉之前，梁某5根本就不知道有该《房屋转让协议》的存在，更别提其在协议上签名一事。梁某1与母亲刘某商量决定因日后要借用梁某5名义登记办证，故在协议上由梁某1书写加上梁某5的名字。3.向邓某某购买案涉房产及宅基地的对价款9000元也是全部由刘某支付，梁某5狡辩每个月的工资都给了母亲，这不是事实，也缺乏证据支持。梁某5在1995年10月24日的租金收据上亲笔写上“代屋主刘某收租金”的落款签名，说明梁某5当时是确认案涉房产的物权由刘某享有。4.案涉房产自父母购买后的使用情况，也充分证明案涉房产的物权属父母享有。1995年5月17日，刘某以业主身份与周某某签订出租案涉房产二楼的租赁合同，并由刘某本人收取了1995年5月15日至1995年11月15日六个月共1800的租金，梁某5也自认，代业主刘某收租。七、宅基地证或不动产登记簿均属公文书证，在法律层面上并没有绝对的证明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登记簿登记表彰的权利状态并不总能必然反映真实不动产物权关系，那么就应允许当事人通过举证推翻不动产登记簿所表彰的物权状态。八、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可见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是当事人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的意思表示推动的结果，不能把不动产物权登记理解为国家对不动产物权关系进行的干预，解释为行政权力对不动产物权的授权或确认，也就是说不动产登记本并没有绝对的证据效力。梁某5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应予全部驳回。一、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认为一审拒绝审理物权登记的基础关系是一种无赖行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官对双方提供的证据均经过双方充分、具体、详细的质证。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对法院不予采信自己证据称为不予审理，是无理取闹。二、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认为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但由始至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所称的真实权利状态。在一审中，梁某5对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提交的证据来源、真实性均已提出异议。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的证据大部分为自己编制，不具真实性。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对梁某5收入的推测，以及当时广州机床厂单位政策和房屋使用状况均是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编造，而且自相矛盾，根本无法推翻30多年由梁某5居住，而双方父母，及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从来没有对此提出异议的事实。三、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认为“房产登记在梁某5名下34年，父母并未对登记提出异议，也未通过其他手段主张变更登记，这与常理不符”，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的思维才是逻辑混乱。既然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称是为了规避单位分房政策借用梁某5名字登记，难道30多年政策未变，还需要借用梁某5名字？或因为梁某5是儿子就没有提出，那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不也是其子女，为何不会提出变更共同共有？政府停办宅基地变更也能作为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的理由，确实奇葩，既然是父母财产，为什么不会留下遗嘱？四、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所引用民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该条前提是当事人有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本案中，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房产登记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五、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认为“如果有代持协议，本案案由就不是物权确认纠纷而是合同纠纷”，可见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认为无须证据，仅凭自己编造事实就可以认定梁某5代持。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案涉房产是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及梁某5的父亲梁某与母亲刘某的共同遗产，由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和梁某5共同继承，各占五分之一房屋产权；2.本案诉讼费由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梁某5共同承担。梁某5辩称：案涉房产是梁某5名下的房产，从购房至今已近三十年，从来没人提出异议，现父母过世后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突然提出瓜分，违背事实，请求法院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某与刘某为夫妻关系，刘某于2012年5月10日死亡，梁某于2018年1月18日死亡，两人共生育子女5人，分别为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与梁某5。1984年11月9日，刘某、梁某5与案外人邓某某签订了购买海珠区XX村XXX区南4号XXXX街占地24.4平方米房屋的协议。1986年3月4日，该房产取得宅基地使用证，使用人为梁某5，建筑面积48.4平方米，宅基地坐落凤和乡康乐中约新区××号。1999年11月18日，该房产取得广州市集体土地房产证，权属人为梁某5，建筑面积93.8平方米，房地坐落海珠区新港西路××××号，权属来源为1986年新建。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与梁某5就上述房产的继承问题发生纠纷，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房产自1986年起已登记在梁某5名下，该物权已发生法律效力。若案涉房产确属梁某与刘某所有，该房产自登记在梁某5名下至今已近34年，在此期间其父母并未对此登记提出异议，也未通过其他手段主张变更登记，这与常理不符。梁某5是梁某与刘某的儿子，即使案涉房产确实为梁某与刘某购买，也无法排除基于双方身份关系产生的事实上的赠与可能。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称案涉房产为梁某5代持，但无法提供代持协议等关键证据证明其主张，故认定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案涉房产物权登记的效力，该房产应为梁某5个人财产，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主张案涉房产为父母遗产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21年7月9日判决：驳回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100元，由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案涉房产在1986年3月4日取得宅基地使用证，使用人登记为梁某5，1999年11月18日取得广州市集体土地房产证，权属人登记为梁某5。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产为梁某5的个人财产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上诉主张案涉房产为父母借用梁某5的名义进行登记，对此主张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此外，案涉房产自1994年一直由梁某5居住使用，其父母生前亦未主张权利，即使如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所述，亦视为其父母生前已做处分。综上所述，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0元，由梁某1、梁某2、梁某3、梁某4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龙劲文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