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粤01民终135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玛氏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LarryFeng，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斐，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海县华浩副食品商行，住所地浙江省宁海县桃源街道万兴路125号。 经营者：杨秀芬。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晓程，宁海县导源恒信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审被告：葛海涛，男，198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海县。 原审被告：郑剑，男，198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上诉人玛氏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玛氏箭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海县华浩副食品商行（以下简称华浩商行），原审被告葛海涛、郑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16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玛氏箭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斐、被上诉人华浩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晓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玛氏箭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华浩商行对玛氏箭牌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华浩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葛海涛、郑剑作为玛氏箭牌公司员工在《退货清单》上签名是构成玛氏箭牌公司负有退货退款义务的依据错误。案涉《年度经销商合同》的实质是买卖法律关系，华浩商行不具备当然的退货权。华浩商行没有按照上述合同附件约定向玛氏箭牌公司办理退货，而是与葛海涛、郑剑签署《退货清单》，违反了合同约定，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风险及损失后果。葛海涛、郑剑签署《退货清单》的行为不应构成职务行为。（二）案涉退货与之前退货有明显差异，而非未有明显差别。本案退货是华浩商行与葛海涛、郑剑个人违规签订，没有玛氏箭牌公司的参与及认可，案涉退货也没有退还给玛氏箭牌公司，而是交给其他经销商。 华浩商行辩称，（一）本案不适用案涉合同附件二《经销商退货操作指引》。因为本案的退货退款不是在案涉合同期限内正常履行产生的纠纷，而是在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案涉合同后产生的清理纠纷。双方对处理未销售库存进行了新的约定。华浩商行与玛氏箭牌公司在2019年11月成功退货两次，并有微信聊天为证。对于2019年9月的退货，葛海涛向杨秀芬丈夫发送了“客户退换货统计表”，葛海涛亦签名确认收到退货，此次退货与2019年11月的退货并未有明显差别。葛海涛当时为玛氏箭牌公司宁海区域主管，代表玛氏箭牌公司与华浩商行沟通业务；郑剑当时作为玛氏箭牌公司另一销售区域的员工，也在上述退换货统计表签名，华浩商行已完成退货义务，玛氏箭牌公司应支付退货的货款。（二）本案不适用案涉合同附件一3.1条。本案是案涉合同解除后双方协商一致的退货，不是在案涉合同履行期限中的退货。葛海涛、郑剑是在其职权范围内履行职务的行为。（三）本案退货是在玛氏箭牌公司同意下进行。退货流程是在玛氏箭牌公司员工葛海涛和郑剑的指示下完成。玛氏箭牌公司称其没有参与和认可以及退货是华浩商行与葛海涛、郑剑个人违规签订，与事实不符。 葛海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但提交书面意见述称，葛海涛是玛氏箭牌公司员工，所做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合同双方是华浩商行和玛氏箭牌公司。因销售原因，双方就糖果退货达成一致，葛海涛负责对接。2019年9月，华浩商行要退货，但退货材料不齐，无法直接退回玛氏箭牌公司。于是根据宁波城市经理指示，将退货送到宁波市区经销商处，葛海涛与郑剑协调了退货事宜。但上述行为是代表玛氏箭牌公司的职务行为，不能据此认定葛海涛有支付退货货款的义务。 郑剑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但提交书面意见述称，2019年9月，郑剑和葛海涛在玛氏箭牌公司城市经理的指示下，一起处理本案所涉退货，包括在退货单签字确认退货明细，并将退货送到宁波市区的经销商地方。华浩商行以郑剑的签字起诉，要求其支付货款，没有依据。其他意见与葛海涛一致。 华浩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玛氏箭牌公司、葛海涛、郑剑支付退货货款40512.21（34924.32×1.16税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9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玛氏箭牌公司、葛海涛、郑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玛氏箭牌公司（甲方）与华浩商行（乙方）签订《2018年度玛氏箭牌经销商合同》，华浩商行成为玛氏箭牌公司在浙江省宁海县区域的经销商，2019年，双方协商一致将上述合同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合同附件一为《销售合作补充条款》，该附件第三条甲方向乙方的借款、借货、代收款和送货条款约定：甲乙双方在此确认，甲方任何工作人员严禁向乙方借款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借贷或变相借贷，如乙方违反本款约定，由此产生全部法律责任、风险及损失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款中约定的借款及借贷，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任何工作人员以甲方名义签署的任何形式的借款凭证、甲方销售支持人员签署的退（调）货凭证、以及非经甲方物流人员办理的退货等。合同附件二为《经销商退货和收货指引》，该附件约定乙方的退货应根据甲方的《经销商退货操作指引》决定是否给予退货。 2019年9月，华浩商行与玛氏箭牌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双方的经销商合同。2019年9月至11月期间，发生三次华浩商行向玛氏箭牌公司退货的行为，第一次发生在2019年9月份，后两次均发生在2019年11月份。华浩商行称退货流程为：华浩商行向葛海涛提出退货申请，并告知葛海涛退货数量，葛海涛按照华浩商行要求制作表格，然后要求将所退货物送到指定的地方或由其他经销商到华浩商行处拿货，然后有人交付华浩商行一张送货入库单，之后将所退货款退还给华浩商行。2019年11月的两次退货均实际完成，华浩商行也于2020年7月14日收到玛氏箭牌公司所退还的货款。 华浩商行为证明其所述的退货流程，提交了华浩商行经营者杨秀芬的丈夫与葛海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2019年11月份成功退货的《退货入库单》作为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1月8日，葛海涛向杨秀芬丈夫发送了“退货打包清单”表格，具体内容包含了所退货物的货品号、货品名称、数量以及退货金额，2019年11月18日，葛海涛向杨秀芬丈夫发送“退货明细模板”表格，具体内容包含了公司编号、货品名称及规格、未税箱价、可退箱数及金额。需注意的是，上述两份表格中退货的产品编号可以与退货入库单的产品编码相对应。 但2019年9月份的第一次退货华浩商行未收到退货款，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葛海涛于2019年9月11日向杨秀芬丈夫发送了“客户退换货统计表”表格，内容为公司编号、产品名称及规格、未税箱价、可退箱数、金额（GSV）。表格汇总的退货金额（GSV）为34924.32元。葛海涛和郑剑于2019年9月18日在一张手写的退货清单上签名确认，该退货清单上写明的产品名称及数量可以与上述“客户退换货统计表”相对应。 当时葛海涛为玛氏箭牌公司宁海县区域的主管，郑剑为玛氏箭牌公司负责宁波市区经销商的员工，二人没有上下级关系。 以上事实，有华浩商行、玛氏箭牌公司、葛海涛、郑剑提交的经销商合同及附件、延期沟通函、退货清单、微信聊天记录及表格、对账单等书证及到庭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所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华浩商行与玛氏箭牌公司签订了经销商合同，双方合同于2019年9月份经协商终止后，华浩商行在将剩余货物退还玛氏箭牌公司的过程中发生本案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1.玛氏箭牌公司是否应当向华浩商行支付退货款；2.如玛氏箭牌公司应当向华浩商行支付退货款，葛海涛、郑剑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华浩商行与玛氏箭牌公司之间在2019年11月成功退货两次，华浩商行对该退货过程的陈述与《退货入库单》、华浩商行经营者杨秀芬丈夫与葛海涛的微信沟通过程可以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华浩商行庭审中陈述的实际退货流程予以采信。对于华浩商行未收到2019年9月这一次退货的退货款，葛海涛向杨秀芬丈夫发送了“客户退换货统计表”表格，葛海涛也在退货清单上签名确认收到所退货物，从微信的沟通过程来看，此次退货与2019年11月期间的两次退货未有明显差别。而且葛海涛当时的身份是玛氏箭牌公司宁海区域的主管，其是代表玛氏箭牌公司与华浩商行沟通双方的各项业务，至于退货清单上签名的另一人郑剑，其身份在当时也是玛氏箭牌公司另一销售区域的员工，故一审法院认为华浩商行已经完成了退货义务，玛氏箭牌公司也实际收到了华浩商行所退货物，故玛氏箭牌公司应当向华浩商行支付所退货物的货款。至于具体的货款金额，葛海涛向华浩商行经营者杨秀芬丈夫发送的“客户退换货统计表”中汇总的退款金额为34924.32元，华浩商行主张该金额为未含税金额，实际退货金额应当在此基础上乘以1.16的系数，但华浩商行所提交的证据并未能证实华浩商行的该主张，故一审法院确认玛氏箭牌公司应当向华浩商行支付的退货款金额为34924.32元。华浩商行主张自2019年9月19日开始计算其利息损失，但从查明的事实看，华浩商行在2019年11月期间的两次退货款的实际到账时间为2020年7月14日，故一审法院从该时间点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持华浩商行的利息损失。 关于第二个焦点，无论是葛海涛还是郑剑，二人在退货清单上签名确认收到华浩商行所退货物时均为玛氏箭牌公司的员工，且葛海涛本身的工作职责就是华浩商行经销区域宁海区域的主管，故一审法院认为二人无需为玛氏箭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玛氏箭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浩商行支付退货款34924.32元及利息损失（以34924.32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7月14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华浩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玛氏箭牌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6元由玛氏箭牌公司负担350元，华浩商行负担56元。华浩商行预缴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不再退还，玛氏箭牌公司应负担的受理费由其履行判决时迳付华浩商行。 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玛氏箭牌公司是否应向华浩商行支付退货款及利息。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虽然经销商合同约定有退货操作指引，但从2019年11月期间的两次退货来看，双方存在实际退货流程，对于如何退货，是否接受退货，由玛氏箭牌公司员工在引导和操作。对于2019年9月的退货，华浩商行已按照实际退货流程办理退货，作为玛氏箭牌公司宁海区域主管的葛海涛在退货清单上签名确认收到所退货物，玛氏箭牌公司负责宁波市区经销商的员工郑剑也在退货清单上签名。现玛氏箭牌公司以退货不符合合同约定流程，否认葛海涛、郑剑两人签收确认行为及效力，理由不成立。 玛氏箭牌公司一审确认华浩商行已将所退货物送到其他经销商处，但又以不是其指定的经销商为由否认收到所退货物。然而从华浩商行经营者杨秀芬丈夫与葛海涛的微信沟通来看，所退货物的去向是确定的，葛海涛、郑剑均表示根据玛氏箭牌公司城市经理指示处理退货，玛氏箭牌公司对其经销商显然也具有一定的管控能力，现玛氏箭牌公司以联系不上葛海涛、郑剑两人，不确定货物退给了哪一家经销商为由，拒绝支付退货货款，理据不足。故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足以认定华浩商行已经完成了退货义务，也应视为玛氏箭牌公司实际收到了华浩商行所退货物。一审认定玛氏箭牌公司应当向华浩商行支付所退货物的货款及利息，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玛氏箭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3元，由上诉人玛氏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成宇珑 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