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65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兵，女，汉族，1962年3月18日出生，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效，辽宁玄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亚玲，女，汉族，1959年9月26日出生，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锦，辽宁群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文杰，男，汉族，1958年10月9日出生，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锦，辽宁群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马英，女，汉族，1963年5月13日出生，住沈阳市沈河区。上诉人王红兵因与被上诉人赵亚玲、焦文杰、原审第三人马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6民初16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范猛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彭聪、任江（主审）共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红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效、被上诉人赵亚玲和焦文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锦、原审第三人马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红兵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铁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106民初1622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2、依法判令赵亚玲和焦文杰负担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焦文杰于2017年5月18日向我借款用于归还原马英从银行贷款借给焦文杰的借款20万元，是焦文杰和马英找我要我帮忙，又有3分利诱惑，我便答应了，焦文杰给我写了借款合同和收款收条，我将钱交给马英。马英用此款还的银行贷款。焦文杰和马英的借款合同是否收回和我无关。焦文杰和马英的关系向亲兄妹一样，马英因离婚住在沈北，焦文杰常去安慰，焦文杰很多资料都在马英处保管，借款合同在马英处实属正常。2、焦文杰于2016年9月23日和2016年9月30日向我借款的借款合同是马英和焦文杰打印的，我原名叫王秀英，后改名叫王红兵。户口簿明确写明曾用名为王秀英，已提供给法院。马英是我1-9年同学，后同学聚会接触我知道她是会计，就让她为我记账。我挂靠进出口公司作贸易，故马英在为我办理业务时并不知道我改名，一些现金收支往来由马英为我运做，马英卡中有我的现金。在打印的借款合同写的是王秀英，身份证号我告诉马英的，马英承认是她打错了。我全权委托马英办理，现金也是从马英卡中提取给的焦文杰，焦文杰写的收款收据，后期我和马英对账时才发现姓名不对，身份证号也打错了，才手写更改。2019年3月9日提供的我签名的“53万元借款说明”是马英所写，我签的字。当时委托马英为我打官司，马英说：“法官说写错了，法院不采纳，如写成王秀英钱不足改向王红兵借款就可以。”我想反正王红兵，王秀英都是我自己，就签字了。马英和我说，和焦文杰协议和解了，焦文杰答应年底前还清，条件是220万元，其他利息不要了。我答应了，但开庭时焦文杰全变了，马英连借款合同都没拿到法庭。马英和焦文杰关系很好，有偏向对方嫌疑，故在中法和铁西二次开庭我请了董明伟律师代理出庭，明确推翻上次马英代理所做的陈述，并以此次为准。3、焦文杰于2017年5月12日向我借款25万元，是焦文杰让马英骗我，说马英儿子要去新加坡上学，需要存款证明向我借款。我手中不够，又从朋友手借些，凑足25万元给的马英，马英给的焦文杰，焦文杰给我写的借款合同和收条。此事是过了很长时间马英和我对帐时才和我说的，因前期焦文杰和我借款53万时骗了我，说用和平区法院院长李清杰房子作抵押也没作，如知道是焦文杰借款，我根本不可能借。焦文杰不敢见我，打电话也不接。关于(2019)辽0106民初140号案件审理中提供的三张流水是马英账上提取的，开庭时真的记不清了，后期马英说：“法官说没有流水法院不予认定，没办法才强凑上的，你是在空白纸上签的字，我是后写的说明。”法院不采纳当庭陈述，却把当庭己推翻的(2019)辽0106民初140号案件审理中马英的错误作为认定依据。4、焦文杰于2017年8月30日向我借款13万元，是2016年6月21日借款到期后重新出具的借条，原借据焦文杰收回，因焦文杰否认，法院不予支持是什么道理，前面焦文杰没收回的法院说违背常理不予支持，现焦文杰收回法院也不予支持。焦文杰是为懒帐，217万是全部都否认的。5、2018年1月31日我代还小贷公司借款及利息90万元，小贷公司为我写了收据，并把马英押在小贷公司的两处房产的房产证给了我。焦文杰前期骗我，从我手借款说给我抵押的房产都没抵押，前期借给焦文杰127万多，加上这次90万元，217万元，因焦文杰骗我钱是在马英的帮助下完成的，我卖了马英一处房子100万元，现还有一处房产押在我手。小贷公司给我出据的90万元现金收据还不算证据吗。借据原件在马英手里与我无关。6、代偿焦文杰和马英借款5万元是焦文杰在217万元汇总时承认的，当时我和焦文杰、马英对完账打的汇总。焦文杰承认才在汇总上签的字。焦文杰给马英写的借条，以及焦文杰给我写的借条没有收回，是在217万元汇总中明确写明“在此日期以前，原王红兵，马杰，小贷公司借款借据全部作废，以此借款借据为准。”对帐是马英一手托两家，一笔一笔的和我跟焦文杰对的，我收起217万借款合同，原借款合同，收款收据都放在马英手，焦文杰要不要与我无关。7、我提供给法院的马英与焦文杰通话记录焦文杰说：“不就欠她220万么，她卖你一个房子100万元，你从你同学那拿20万给她了，还就欠她100万么。”己证明焦文杰是承认欠我钱的。另和马英在车上说话录音中，焦文杰说：“和你同学借的钱都打官司了”。提供给法院焦文杰和马英的微信聊天中，焦文杰也承认欠我钱。8、焦文杰和我借钱都是打和平法院官司了，和平法院官司的受益人是赵亚玲和焦文杰，故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赵亚玲和焦文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马英述称，焦文杰向王红兵借款属实，马英为王红兵管账，王红兵有很多钱都存到马英的账户内，本案多笔借款都是王红兵通过马英借给焦文杰的，故王红兵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王红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亚玲和焦文杰偿还其借款217万元；2、判令赵亚玲和焦文杰给付其自2018年1月31日起至还清欠款为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3、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赵亚玲和焦文杰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红兵诉请赵亚玲和焦文杰偿还各笔借款的具体过程及内容如下：2017年5月18日，王红兵、焦文杰、马英三方签订借款合同，写明焦文杰向王红兵借款20万元，期限六个月，借款利率月3%，马英是借款担保人。据王红兵及马英自述，该笔借款的形成过程如下：2014年10月焦文杰向马英借款20万，马英扣除3000元利息，于2014年10月20日、21日从其银行账户中取款197000元，支付给焦文杰。嗣后焦文杰向马英还款10万元。2015年8月18日，焦文杰又向马英借款10万元，马英取款96700元再加上现金凑足10万元一并支付给焦文杰。二人将2014年10月借款中未偿还的10万元与本次借款一起，签订了借款合同，写明“焦文杰向马英借款20万元，期限二个月”。当日，焦文杰出具收到20万元的收据。由于焦文杰到期未能偿还借款，王红兵代焦文杰向马英偿还了该笔借款，三方于2017年5月18日签订了借款人为焦文杰、出借人为王红兵、担保人为马英的借款合同，确认了王红兵对焦文杰的借款债权。2016年9月23日，王红兵（原记载为“王秀英”，后涂改为“王红兵”）、焦文杰、第三人马英签订借款合同，写明焦文杰用其与赵亚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做抵押，向王红兵借款11万元，期限三个月，借款利率月3%，马英作为借款担保人在合同上签字。王红兵自述马英系其公司的会计，王红兵的钱款经常存在马英名下，故通过从马英的账户中提取11万元现金交付给焦文杰，并提供了马英于借款合同签订日的银行取款记录作为证明。由于借款到期后焦文杰未能偿还，三方于2017年5月23日重新签订借款合同，焦文杰于当日出具收到11万元的收据。2016年9月30日，王红兵（原记载为“王秀英”，后涂改为“王红兵”）、焦文杰、第三人马英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焦文杰向王红兵借款53万元，期限三个月，借款利率月3%，马英为借款提供担保。焦文杰于当日出具收到53万元的收据。王红兵自述借款系通过从马英的账户中提取53万元现金交付给焦文杰，并提供了马英于借款合同签订日的银行取款记录作为证明。由于借款到期后焦文杰未能偿还，三方于2017年5月30日重新签订借款合同，焦文杰于当日出具收到53万元的收据。2017年5月12日，王红兵、焦文杰、马英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焦文杰向王红兵借款25万元，期限六个月，借款利率月3%，马英作为担保人在合同上签字。王红兵自述钱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给焦文杰。焦文杰于合同签订当日出具收到25万元的收据。2017年8月30日，王红兵、赵亚玲、焦文杰和马英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赵亚玲和焦文杰向王红兵借款13万元，期限四个月，未约定借款利息。马英作为担保人在合同上签字。王红兵和马英自述该笔借款系由2016年6月21日焦文杰向王红兵借款13万元的合同到期后，重新签订的，钱款支付方式系通过从马英的账户中提取13万元现金交付给焦文杰，并提供了马英于2016年6月21日的银行取款记录作为证明。2017年4月17日、2017年7月26日和2017年8月26日，焦文杰作为借款人、马英作为债权人签订了借款金额为53万元、8万元和11万元的三份借款合同，共计借款72万元。焦文杰分别出具了收据。王红兵称，该三笔款项系马英向辽宁锋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圆公司）所借，而后借给了焦文杰。由于焦文杰不能按期还款，王红兵代马英向锋圆公司偿还了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90万元。故王红兵与焦文杰在2018年1月31日的借款合同中就王红兵享有对焦文杰的90万元借款债权予以确认。王红兵提供了马英与锋圆公司之间总计金额为72万元的六份借款合同、锋圆公司出具的付款人为王红兵，收款事由为“还马英借款”，总计金额为90万元的收款收据13张，拟证明其主张的事实。2015年11月27日，马英与焦文杰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焦文杰向马英借款5万元，期限四个月，借款利率月3%。焦文杰于当日出具收据。王红兵称该笔借款的资金来源系马英从其妹妹马杰处借得，由于焦文杰到期没有偿还，王红兵代其偿还了欠款，并由马英于2016年4月10日将5.1万元借款通过银行转账还给了马杰。故王红兵与焦文杰在2018年1月31日的借款合同中就王红兵享有对焦文杰的5万元借款债权予以确认。王红兵提供了2016年4月10日马英向马杰还款的银行转账记录以证明其事实主张。2018年1月31日，赵亚玲和焦文杰与王红兵就上述七笔借款签订借款合同，写明“现有乙方焦文杰、赵亚玲多份借据汇总为一份，借款金额为1220000元（原借款200000元+110000元+530000元+250000元+130000元，共五笔总计1220000元）。代还小贷公司借款及利息900000元（720000元+180000元）。代还马杰借款50000元。三项合计为2170000元整……借款期限二个月。借款利率按双方协商的计算，借款如不能按期归还，按国家规定的比例支付违约金（在此日期以前，原王红兵，马杰，小贷公司借款借据全部作废。以此借款借据为准）。”马英在落款“介绍人”处签字。一审另查明，赵亚玲和焦文杰原系夫妻关系，于1983年7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6月27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载明的财产（起亚牌汽车一辆及位于和平区夹河路7-3号1-2-2房屋）均归女方即赵亚玲所有；无债务问题。王红兵提供的登记日期为2019年7月29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王红兵的曾用名为王秀英。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红兵向焦文杰主张的各笔借款均仅有借款合同和收据，未提供向焦文杰的转账记录，声称均是现金支付或通过代焦文杰偿还对马英的欠款而与焦文杰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但焦文杰称没有收到王红兵的钱款，也没有代偿事实的发生。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红兵主张的各笔借款是否实际成立。关于王红兵主张焦文杰于2017年5月18日向其借款20万元，王红兵提供了内容上较为完整的借款合同和收据，在对双方借贷合意的形成及借款实际支付的问题上，王红兵称该笔借款系由于其代焦文杰偿还了其向马英的20万元借款而形成。焦文杰承认向马英借过20万元，但否认王红兵有过代偿行为，故王红兵应就代偿事实的实际发生负举证责任。但王红兵一方面没有提供其向马英支付20万元的证据，仅称是现金支付；另一方面，如果确有代偿事实，焦文杰理应收回其与马英之间的借款合同，但该借款合同（日期为2015年8月18日）原件仍在马英处，王红兵称是焦文杰自己没有要回，明显不符合交易常理。故王红兵对于该笔借款的形成并未做出充分合理的说明，一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定。关于王红兵主张焦文杰于2016年9月23日和2016年9月30日分别向其借款11万元和53万元，王红兵提供的借款合同均存在重大瑕疵。首先，两个借款合同的债权人处原书写为“王秀英”，身份证号为“210102196210188421”，后被涂改为“王红兵”，身份证号也被涂改为“210102196203184124”。王红兵在庭审中称王秀英为其曾用名，为了和焦文杰打官司，才将真名涂改回来。但即使如王红兵所言，签订合同时其姓名为王秀英，也不应存在身份证号码不一致的情况。王红兵在法庭询问中解释称借款合同中的身份证号码是马英写错了；若当真是马英写错，王红兵在2016年9月23日借款合同签字时不加核对并及时修改，且在2016年9月30日再次与焦文杰签订53万元大额借款合同时仍然任由马英写错，明显不合常理。其次，在（2019）辽0106民初140号案件审理中，王红兵曾于2019年3月9日提供了一份其本人签名的“53万元借款说明”，其中记载“焦文杰于2016年9月30日请求马英向王秀英借款53万元整，因数额较大，王秀英钱不足，改向王红兵借款。因时间紧，没有重新打合同，只在原合同上修改”。该份说明中关于更改债权人姓名的时间及原因均与王红兵在本案审理中的陈述存在重大矛盾，且王红兵对于该矛盾无法做出合理说明。鉴于王红兵对于借款合同中债权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存在重大涂改一事的解释条理不清、内容模糊，导致无法证实借款实际发生，一审法院对该两笔借款依法不予认可。关于王红兵主张焦文杰于2017年5月12日向其借款25万元，王红兵在本案和（2019）辽0106民初140号案件审理中对于该笔借款过程的陈述亦存在矛盾。原审中，王红兵向法庭提供了三张从马英银行账户提款的银行流水记录，用以证明王红兵以现金方式给付借款的事实；本次庭审中，王红兵却称没有提款记录。原审中，王红兵曾于2019年3月9日出具“25万元借款说明”，其中记载“焦文杰、赵亚玲于2017年1月4日向王红兵借款10万元整，2017年3月15日向王红兵借款5万元整，2017年5月5日向王红兵借款10万元整，扣除利息实际支付237500元。于2017年5月15日焦文杰统一把这几个借条写在一起，原借条焦文杰收回。”但在本次审理中王红兵提供的焦文杰与马英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却显示借款时间是在2017年5月10日左右。对于以上前后矛盾之处，王红兵的解释是“记不清了”以及“之前的陈述是错误的，本次是真实的”，这一解释显然不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鉴于王红兵无法证实该笔借款的真实存在，一审法院依法对其不予认可。关于王红兵主张2017年8月30日赵亚玲和焦文杰向其借款13万元，王红兵提供了借款合同及马英的提款记录，王红兵主张该笔借款是2016年借款到期后重新出具的借条，并主张原借据被焦文杰收回，对此焦文杰表示否认。因双方的借条上并未载明系之前借款到期重新出具借据的事实，故王红兵用马英于2016年6月21日的银行取款记录不足以证实双方该笔借款实际发生，一审法院对该笔借款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1月31日借款合同记载的焦文杰欠王红兵“代还小贷公司借款及利息900000元（720000元+180000元）”，王红兵主张系其替焦文杰偿还了其对马英的72万元借款及利息而形成，并主张均是现金交付，未能提供转款凭证。马英自认，王红兵代偿后，焦文杰向马英出具的借据原件仍然在其手中，焦文杰没有要回，明显不符合交易常理。故王红兵对于该笔借款是否实际在焦文杰和马英之间发生及王红兵代偿借款的实际发生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王红兵主张焦文杰向其借款5万元，王红兵亦主张该笔借款系其代焦文杰偿还了其欠马英的5万元借款而形成。但王红兵仅凭马英于2016年4月9日向马杰转账5.1万元的转账凭证无法证明系由王红兵代焦文杰偿还了借款，且焦文杰与马英之间的5万元借款合同原件仍在马英处，亦不符合交易常理，故对于该笔借款一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可。本案中，一审法院虽对王红兵与焦文杰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不予认定，但不影响王红兵与马英、马英与焦文杰之间基于相应的法律关系主张其各自的合法权利。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红兵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0元，均由王红兵负担。二审期间，焦文杰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起诉状两份、借款合同三份、抵押合同一份、收据一份、传票一份、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上诉人王红兵于2019年7月1日曾在铁西区人民法院在本案之后再次起诉被上诉人焦文杰欠款20万元，后上诉人撤诉。马英在沈河区法院起诉焦文杰及案外人刘波、左凤艳要求归还本金26万元，该案将于本周五在沈河区人民法院开庭，以上证据证明在焦文杰签署本案的217万元的借款合同后，王红兵及马英手中还有焦文杰的借款合同以及收款收据，因此可以证明本案的借款合同及借据是不真实的，并不是最后的文本；第二组证据：焦文杰在沈阳北部战区总医院2019年7月16日的病历、与马英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马英与其丈夫去焦文杰家威胁恐吓焦文杰的照片，该组证据可以证实焦文杰的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加上马英的威胁，被迫形成了本案的借款合同及借据以及其他案件的借款合同及借据。王红兵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诉人在该诉讼中已经撤诉，意味着其在该次诉讼中已经放弃对焦文杰主张的权利，与本案无关。马英与焦文杰之间的纠纷与上诉人无关，也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中病历的真实性有异议，亦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焦文杰患有抑郁症以及患病时间，对照片及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焦文杰的主张，从被上诉人与马英之间的聊天记录不仅无法体现出马英对他的威胁，反而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相识的，照片中拍摄的确实是马英及其爱人，但是无法体现出二人存在威胁的行为，反而可以看出二人曾经找到过被上诉人协商及还款的相关事宜，更加可以说明被上诉人欠钱的事实。马英质证意见：照片是2019年6月27日早上被上诉人给我照的，不存在威胁被上诉人的事实，我只是想让被上诉人承认欠钱的事实。微信聊天也没有恐吓的意思，只是想让被上诉人出庭，沈河法院的诉讼是因为有左凤艳的房产抵押，没有起诉刘波和焦文杰的原因是因为刘波有房产压在我手中，所以是后起诉的，20万元撤诉的案件中的借款是在217万元欠款形成之后发生的，焦文杰让我拿出来20万元打点和平区法院，说一个月后和平区法院的官司就能下判，欠王红兵的钱就能还上，王红兵给焦文杰拿完之后，案子并未下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红兵上诉主张其与赵亚玲和焦文杰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供了多份借款合同及收条，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但经本院审查，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王红兵与焦文杰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第一、王红兵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焦文杰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款项交付义务。首先，从款项的出借能力上审查，王红兵陈述其挂靠在沈阳艾威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王红兵亦未能提供其具备出借大额资金能力的相关证据；其次，从款项的给付情况审查，王红兵主张案涉借款均是以现金的方式给付的焦文杰，但在其主张的七笔借款中，其未能提供一份其本人的银行取款凭证，其反而陈述有多笔借款是通过马英账户取现后给付的焦文杰，对此马英解释为其给王红兵当会计，王红兵的很多钱都存到了马英的账户内，但经本院审查，马英不能提供王红兵雇佣其当会计的相关证据，在本院要求其提供相关账目时，马英以财务数据保密为由表示不能提供，而在庭后，马英向本院提交了两张沈阳艾威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电脑网络截图，但并不能证明上述事实。同时，马英亦不能提供王红兵向其账户转款的相关证据，无法证明王红兵所述的马英给付焦文杰的款项来自于王红兵；第二、从交易习惯方面审查，王红兵主张其替焦文杰偿还了欠马英的借款，但焦文杰并未将其与马英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收回，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第三、从主张权利的角度审查，马英在王红兵与焦文杰签订的多份借款合同中作为担保人，而王红兵在前后两次诉讼中仅向借款人主张权利，却不向担保人马英主张权利，虽然王红兵主张因已过担保期限，所以没有起诉马英，但亦不符合常理；第四、从王红兵所提供的证据及陈述上审查，王红兵上诉主张其全权委托马英与焦文杰签订了2016年9月23日和2016年9月30日的两份借款合同，而在该两份合同中载明的出借人为“王秀英”，身份证号亦与王红兵的身份证号不相符，对此王红兵陈述“王秀英”是其曾用名，而马英在53万元借款说明中明显将“王红兵”和“王秀英”陈述为两个不同的自然人，故王红兵和马英对此的陈述前后矛盾。另外，王红兵的代理人当庭表示其没有王红兵的联系方式，也无法联系王红兵，也与常理不符。综上所述，王红兵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焦文杰履行了款项的给付义务，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无法认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王红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王红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猛审判员  彭聪审判员  任江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法官助理李家宝书记员王天秀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人，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