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19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伟康，男，197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逊，广东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庭沾，男，195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宗，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冼剑，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开平市××××××××××××××第四层2室，社会信用代码914××××××××××××320。法定代表人：冯某1。上诉人梁伟康、余庭沾因与被上诉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5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伟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四项；2.依法改判确认梁伟康与余庭沾从2004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3.依法改判余庭沾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5600元（4100元/月×16个月）；4.依法改判余庭沾支付梁伟康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且经经办机构处理无法补缴导致的损失117000元（1000元/月×9年9个月）；5.依法判令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余庭沾、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梁伟康入职余庭沾经营的开平市珠海专线联运股份有限公司（又称开平市珠海专线联运车队，以下简称珠海联运车队），双方属于劳动关系。梁伟康于2004年入职余庭沾经营的珠海联运车队，工作岗位为司机。梁伟康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接受用人单位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获得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受到用人单位的劳动保护等，从上述几个方面均可以认定梁伟康与余庭沾存在劳动关系。二、梁伟康于2008年以前的工作年限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前的法律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481号〕从1995年1月1日起执行。该办法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本案中，由于非劳动者的原因而导致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依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的规定，应支付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三、梁伟康已经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要求补缴社保费但无果，梁伟康的退休待遇必然受到影响，用人单位应当予以赔偿。梁伟康在一审时提交的《补缴公积金的回复》《信访不予受理》《信访受理告知》《要求解决社保和按金的回复》等证据，证明梁伟康已经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要求补缴无果，梁伟康的退休待遇必然受到影响。退休待遇受到影响，单位无法补缴的，劳动者应当得到相应赔偿。赔偿标准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总额计算损失或者以当地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平均水平计算劳动者的损失，即117000元（1000元/月×9年9个月)。余庭沾辩称，一、梁伟康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本案为劳动争议，调整的是劳动合同关系。梁伟康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依法应符合适格的劳动合同主体资格，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余庭沾显然不属于适格的用工主体。（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从劳动法规的角度看，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与梁伟康均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属于存在劳动关系。首先，梁伟康相对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在人格上有一定的从属性。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会对包括梁伟康在内的司机进行交通法规、安全教育、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司机必须遵守公司制定的管理及纪律方面的规定，且也是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为其购买社保和签订劳动合同。由此可见，余庭沾虽为承包人，但实际其并非完全的独立租赁经营人，司机需要遵守的是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规章制度。其次，梁伟康对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有组织上的从属性。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有组织机构，车辆的外箱显示了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名称，车票购买也是经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从乘客的角度看，与其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乘客上车也是在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注册地，其接受的是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服务。最后，梁伟康对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在经济上存在一定的从属性。实际上司机的工资都是从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内部承包协议中盈利部分抽取，即从乘客支付的乘车费中获取收入，也就是说其收入来源依靠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具有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与梁伟康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双方的关系仍应按照劳动关系处理。二、梁伟康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劳动关系也一直处于存续期间，并未终止。梁伟康诉请经济补偿金及保证金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属于内部承包关系，根据开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的通知》的规定，从2019年1月起，开平市×××××××客运变相挂靠活动，全面取缔违法承包和挂靠，并要求整治验收工作必须于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根据该文件要求，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已于2019年上半年完成了整改，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已不存在承包关系，开平市××××××××（包括珠海专线）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等全部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直接经营。（二）如前文所述，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是内部承包关系，由于整改，余庭沾与其承包关系解除，即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经营模式转变。但梁伟康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劳动关系并未终止，梁伟康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也从未改变，工资发放单位也仍是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因此，梁伟康诉请经济补偿金及保证金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应驳回梁伟康的全部上诉请求。余庭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余庭沾无需向梁伟康支付经济补偿金48668元。2.依法改判余庭沾无需向梁伟康返还保证金2500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梁伟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珠海联运车队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属内部承包经营关系，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根据开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的通知》进行整改，与珠海联运车队脱钩仅是内部经营模式的转变，并不存在“用人单位解散后安排员工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一审法院以此认定余庭沾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是错误的。（一）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是内部承包关系。客车挂靠经营的发展是市场供求矛盾和行业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是1984年国务院《关于扶植和发展农村集体和个体（联户）运输业的通知》还是1995年交通部召开的全国培育和发展道路运输市场工作会议，均“允许国有运输企业接受社会、个体运输户承包或挂靠经营”。结合本案的证据，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达成的是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双方是承包经营关系非挂靠经营。珠海联运车队只是区分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各条专线线路的名称，对内实际是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开平至珠海的客运路线车队。对外无论是售票或车辆标志、线路牌等均是以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名义经营。其中包括司乘人员的工作安排、排班等均按专线线路的实际需要来安排，珠海联运车队对外没有资格承担权利和义务。（二）本案中，梁伟康以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名义聘请，并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安排到其名下各个承包路线担任司机。从梁伟康提供的社保购买记录及庭审陈述，可知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与梁伟康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自2013年8月份开始为其购买社保，且目前也仍在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工作，继续担任司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一直都是梁伟康的用人单位，而珠海联运车队作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内设的开平至珠海的客运路线车队，只是作为梁伟康的一个用工部门。（三）根据开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的通知》的规定，从2019年1月起，开平市×××××××客运变相挂靠活动，全面取缔违法承包和挂靠，并要求整治验收工作必须于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根据该文件要求，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已于2019年2月份完成了整改，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已不存在挂靠关系或承包关系。开平市××××××××（包括珠海专线）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等全部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直接经营。因此，珠海联运车队（开平至珠海的客运路线车队）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完成整改后，并没有解散，而是转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直接经营，实际上为经营模式的转变，而梁伟康目前也仍在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担任司机，驾驶开平至珠海的客运路线的车辆。综上，珠海联运车队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属于内部承包经营关系，根据上述文件整改仅是经营模式的转变，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一直都是梁伟康的用人单位，开平至珠海的客运路线还在运营，在经营模式转变后梁伟康也一直还在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上班，因此并不存在“解散后安排员工到新的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一审法院以此判决余庭沾支付经济补偿金及要求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仲裁请求已超过了仲裁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由于余庭沾已于2019年3月开始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不存在挂靠或者承包的关系，而且梁伟康所提交的银行卡交易记录也证实从2019年3月至今其工资和个人所得税均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发放和扣缴。退一步来说，如果梁伟康认为余庭沾侵害了其劳动权益，也应当从2019年3月起计算仲裁时效。从其提起仲裁的时间2020年8月来看，已超过了一年。且从余庭沾提交的证据（包括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编外人员入职登记表、入职培训记录表、劳务协议）显示，余庭沾在2019年3月份开始已经入职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也有相应的岗位。足见在2019年2月已经完成经营模式的整改。而一审法院却以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曾存在承包关系即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明显属于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从其入职至离职，工资均是由珠海联运车队发放，其中，大约于2018年前的工资均是由珠海联运车队通过现金方式发放，大约自2019年起，珠海联运车队委托开平市运输总公司通过开平市运输总公司银行账户向其转账发放工资”属认定事实不清。如前文所述，梁伟康入职直至目前的用人单位是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并未离职；无论仲裁阶段或一审阶段，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珠海联运车队曾委托过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对梁伟康发放工资。相反，从梁伟康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自2019年3月起，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账目上直接发放工资，足以证明珠海联运车队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已经完成经营模式的转变与整改。四、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一直是梁伟康的用人单位，梁伟康一直在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上班，并不存在解雇的情形，也就不存在经济补偿金的问题。一审法院在认定梁伟康所谓的用工关系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问题上也属于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梁伟康2020年2月、3月的工资分别是443.72元、1644.72元，却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将该两个月的工资在计算月平均工资时予以剔除，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是全社会的，并不只是梁伟康，也包括各个运输公司。五、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余庭沾曾收取过梁伟康所述的2500元保证金。一审时梁伟康提交的证据并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对该请求应予以驳回。梁伟康辩称，一审法院没有按照《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认定梁伟康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且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珠海联运车队已经解散，余庭沾作为珠海联运车队的承包经营人在非法用工期间应当对梁伟康的经济补偿金、保证金承担清偿责任，而且开平市×××××××××线发包给不具有运输资质的余庭沾，允许其挂靠承包经营并获利，违反了相关的行政许可规定，应当退还梁伟康的经济补偿金及保证金。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没有答辩意见。梁伟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梁伟康与余庭沾从2004年10月至2020年3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余庭沾向梁伟康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9700元（4100元/月×17个月）；3.判令余庭沾支付梁伟康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且经经办机构处理无法补缴导致的损失128000元（1000元/月×10年8个月）；4.判令余庭沾返还2500元按金给梁伟康；5.判令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余庭沾、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梁伟康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为：确认梁伟康与余庭沾于2004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余庭沾向梁伟康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5600元（4100元/月×16个月）；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余庭沾支付梁伟康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且经经办机构处理无法补缴导致的损失117000元（1000元/月×9年9个月）。庭审中，梁伟康明确第3项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损失为养老待遇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伟康称其于2004年10月1日入职珠海联运车队，从事客车司机工作，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工作至2020年3月31日，珠海联运车队以解散、不再经营为由，将其解雇。余庭沾确认梁伟康主要在珠海联运车队从事司机工作，其有对梁伟康进行纪律上的管理，但称梁伟康系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聘请，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安排梁伟康到珠海联运车队或其他路线工作,故梁伟康系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梁伟康在珠海联运车队工作期间，珠海联运车队向梁伟康发放有上岗证。梁伟康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06年1月、2006年10月、2007年7月、2020年2月工资签领表均显示有梁伟康的姓名及对应的工资金额，且记载有梁伟康姓名的工资签领表上方均手写有“司机”二字。上述工资签领表均加盖有“开平市珠海专线联运车队业务专用章”，除了2020年2月工资签领表外，其他签领表均显示有“余庭沾”签名。另梁伟康持有四份收据原件，四份收据的出具日期分别为2007年9月14日、2008年7月10日、2008年8月10日、2008年9月10日，收据分别载明收到梁伟康（司机）安全保证设备金1200元、500元、700元、100元。四份收据上显示的“会计”签名均一致，其中两份收据显示的“出纳”签名为“林石强”，另两份收据显示的“出纳”签名为“刘小红”。余庭沾确认刘小红曾为珠海联运车队的出纳人员，并称林石强曾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维修厂的管理人员。梁伟康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07年7月珠海联运车队工资签领表显示有林石强的姓名及相应工资额。梁伟康称其工资构成为运转工资＋补贴＋奖金，其中，运转工资按当月出车转数×95元/转（往返）计算，从其入职至离职，工资均是由珠海联运车队发放，其中，大约于2018年前的工资均是由珠海联运车队通过现金方式发放，大约自2019年起，珠海联运车队委托开平市运输总公司通过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银行账户向其转账发放工资。余庭沾则称在珠海联运车队工作的司机均是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聘请，仅部分内勤及乘务员由珠海联运车队聘请，在2017年前，包括司机在内的上述工作人员的工资均是由珠海联运车队进行发放，自2018年起至2019年2月期间，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上述人员发放工资，但用于支付工资的款项来源于珠海联运车队，自2019年3月起，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向上述人员发放的工资则是来源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梁伟康与余庭沾均确认珠海联运车队一般于每月月中向员工发放上月工资。梁伟康向一审法院提供其名下银行账户流水清单显示，梁伟康名下银行账户于2019年5月13日入账3998.80元、于2019年6月14日入账3464.80元、于2019年7月12日入账3856.80元、2019年8月12日入账3539.72元、于2019年9月12日入账3540.72元、于2019年10月12日入账4731.72元、于2019年11月12日入账5058.72元、于2019年12月12日入账3620.72元、于2020年1月13日入账4234.72元、于2020年2月12日入账2887.72元、于2020年3月14日入账443.72元、于2020年4月13日入账1644.72元。梁伟康主张上述每月入账款项依次为其在珠海联运车队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期间的工资。2020年1月初，梁伟康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签订《江门市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合同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梁伟康工作岗位为驾驶员。2013年8月至2020年3月期间，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为梁伟康缴纳社会保险费。另查明，珠海联运车队（含开平市珠海专线联运股份有限公司、开平市珠海专线联运车队）未经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余庭沾系该车队的出资人。珠海联运车队不具备运输资格，自2005年起挂靠使用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运输资格进行运营。2019年1月，开平市交通运输局印发《开平市××客运变相挂靠排查整治工作方案》，该方案载明“工作目标：开展为期1年的以排查整治客运车辆变相挂靠为重点的道路运输市场清理整顿专项行动，对客运车辆事实产权归属、驾驶员劳动关系、财务收益分配、运输组织、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审查，全面清理道路客运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变相挂靠行为；整治范围：省、市县际客运班车、农村客运和包车。工作措施：……（二）组织企业自查自纠（2019年3月31日前完成）；（三）开展排查整治验收（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2019年12月17日，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向各车队发出《关于配合做好变相挂靠线路整改工作的通知》，载明“收到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变相挂靠线路整改停运的通知，所有未完成变相挂靠整改的客运路线将于2019年12月18日前全面停运至注销客运标志牌。现为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做好该项工作，我司已制定变相挂靠线路整改方案，请各线路经营者于12月18日前与我司签订相关协议，以避免因停运造成损失”。2020年1月22日，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与余庭沾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余庭沾将现时经营的珠海线14辆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转让给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向余庭沾支付转让价款1065000元。协议书还约定，车辆的所有权及经营权转让日期为2020年2月28日；自车辆交付之日起，车辆交付之日前的驾驶员劳动关系由余庭沾负责，车辆交付之日后的驾驶员劳动关系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负责，若日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与上述驾驶员产生劳动纠纷时，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可就车辆交付前的劳动者经济补偿/赔偿等向余庭沾追偿。上述协议书还附有附件，附件显示有14辆转让车辆的车牌号、所属车队、车辆类型等信息，还显示有包括梁伟康在内16名珠海线驾驶员的名称。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解除挂靠关系后，梁伟康被安排至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从事司机工作。梁伟康主张其自2020年4月1日起正式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工作，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庭审中，余庭沾向一审法院提供有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制作并加盖有该公司公章的2020年4月、5月、6月、7月珠海、中山直达驾驶员工资表，工资表中显示有梁伟康姓名及其工资金额。截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梁伟康仍在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任司机一职。2020年8月11日，梁伟康以余庭沾、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开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裁决确认申请人梁伟康与被申请人余庭沾从2004年10月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裁决被申请人余庭沾支付申请人梁伟康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9700元；3、裁决被申请人余庭沾返还申请人梁伟康工作按金2500元；4、裁决被申请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余庭沾向申请人梁伟康支付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赔偿金128000元；5、裁决被申请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经审理，开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0月12日作出开劳人仲案非终字（2020）46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梁伟康的全部仲裁请求。上述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梁伟康于2020年10月17日收到仲裁裁决书后不服，遂于2020年10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余庭沾在其与黄荣发、胡汉杰、关荣溢、李伯成、李子稳、司徒伟民、关碧旋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案号：（2019）粤0783民初3640号〕庭审中，自认珠海联运车队经营至2020年3月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劳动争议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梁伟康与余庭沾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余庭沾应否向梁伟康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5600元；三、余庭沾应否向梁伟康返还按金2500元；四、余庭沾应否赔偿梁伟康社会保险损失117000元；五、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梁伟康申请劳动仲裁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和《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规定，劳动关系的主体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且双方成立劳动关系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本案中，余庭沾系自然人，不符合劳动法规定的用工主体资格，即梁伟康与余庭沾之间并不符合构成劳动关系法定的主体要件。现梁伟康诉请确认其与余庭沾于2004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庭审中，梁伟康主张珠海联运车队与其存在用工关系，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上岗证、工资签领表等证据予以证明，加之余庭沾于庭审中确认梁伟康主要在珠海联运车队从事司机工作，受其纪律管理，还确认梁伟康于2019年2月前的工资均是由珠海联运车队发放或开平市运输总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给梁伟康2019年2月前的工资款项亦是来源于珠海联运车队，且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车辆转让协议书》亦显示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约定“车辆交付之日前的驾驶员（包括梁伟康）劳动关系由余庭沾负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梁伟康与珠海联运车队存在用工关系已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梁伟康与珠海联运车队存在用工关系。但因珠海联运车队未经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不属于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故珠海联运车队与梁伟康之间的用工关系属于非法用工关系。余庭沾抗辩梁伟康是受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安排在珠海联运车队工作，且梁伟康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为梁伟康缴纳社会保险费，故梁伟康是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于余庭沾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与梁伟康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且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自2013年8月起为梁伟康缴纳社会保险费，但除了上述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外，未有证据显示梁伟康受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安排及管理，相反，梁伟康是在珠海联运车队工作，受珠海联运车队管理。另基于珠海联运车队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挂靠使用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运输资格进行运营，且余庭沾自认梁伟康于2019年2月前的工资由珠海联运车队进行发放等事实，一审法院确信珠海联运车队以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名义为梁伟康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梁伟康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是基于缴纳社会保险需要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非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此外，如梁伟康入职后是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余庭沾在2020年1月22日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时约定梁伟康的劳动关系由余庭沾负责显然不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对余庭沾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双方的庭审陈述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可认定珠海联运车队解除其与梁伟康之间的用工关系，系因出资人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解除、珠海联运车队解散。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和第九十三条“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现珠海联运车队因解散而终止与梁伟康之间的用工关系，而珠海联运公司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余庭沾作为珠海联运车队的出资人，应向梁伟康支付经济补偿。虽然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解除挂靠关系后，梁伟康被安排至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从事司机工作，但从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书》约定“自车辆交付之日起，车辆交付之日前的驾驶员劳动关系由余庭沾负责，车辆交付之日后的驾驶员劳动关系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负责，若日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与上述驾驶员产生劳动纠纷时，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可就车辆交付前的劳动者经济补偿/赔偿等向余庭沾追偿”可知，即使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在与余庭沾解除挂靠关系后同意接收梁伟康到其公司工作，但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拒绝将梁伟康在珠海联运车队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其公司工作年限，且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亦约定车辆交付之日前的驾驶员劳动关系由余庭沾负责。基于上述，为避免日后诉累，且亦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用人单位解散后安排员工到新用人单位工作无需支付经济补偿，故此，一审法院对余庭沾抗辩的梁伟康仍在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工作，其无需向梁伟康支付经济补偿不予采纳。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的规定，计算经济补偿，需确认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和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关于梁伟康在珠海联运车队的工作年限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珠海联运公司应对梁伟康的工作年限承担举证责任。关于梁伟康的入职时间，梁伟康称其曾在“新辉车队”任职，余庭沾于2004年10月收购“新辉车队”，并投资设立珠海联运车队，故其于2004年10月1日入职珠海联运车队。因梁伟康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新辉车队”与珠海联运车队的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入职时间不予确认。另因余庭沾确认其自2005年起挂靠经营珠海联运车队，且梁伟康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珠海联运车队工资签领表显示梁伟康于2006年1月已在珠海联运车队工作，加之余庭沾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梁伟康的入职时间，故余庭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梁伟康于2005年1月1日（余庭沾确认的珠海联运车队成立时间）入职珠海联运车队。关于梁伟康的离职时间，首先，梁伟康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珠海联运车队2020年2月工资签领表显示，梁伟康于2020年2月仍在珠海联运车队工作；其次，余庭沾于2020年1月22日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约定“余庭沾将其经营的珠海线的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转让给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车辆的所有权及经营权转让日起为2020年2月28日，车辆交付之日前的驾驶员（含梁伟康）劳动关系由余庭沾负责”，且余庭沾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于何时将协议约定的车辆交付给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由此可推余庭沾于2020年2月仍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存在挂靠关系；再次，余庭沾能向一审法院提供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制作的2020年4月至7月《珠海、中山直达驾驶员工资表》（表中显示有梁伟康姓名），但未能提供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制作的2020年3月及此前的工资表；最后，余庭沾于另案庭审中自认珠海联运车队经营至2020年3月底。基于上述，以及在余庭沾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余庭沾在本案中主张的其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于2019年2月底解除挂靠关系不予采信，并依法确认梁伟康与珠海联运车队的非法用工关系于2020年3月31日终止。即梁伟康在珠海联运车队的工作年限为2005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关于梁伟康在用工关系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问题。结合梁伟康、余庭沾陈述的珠海联运车队向员工发放工资的周期以及梁伟康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梁伟康在其与珠海联运车队的用工关系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工资情况如下：2019年4月工资3998.80元、2019年5月工资3464.80元、2019年6月工资3856.80元、2019年7月工资3539.72元、2019年8月工资3540.72元、2019年9月工资4731.72元、2019年10月工资5058.72元、2019年11月工资3620.72元、2019年12月工资4234.72元、2020年1月工资2887.72元、2020年2月工资443.72元、2020年3月工资1644.72元。梁伟康主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2月、3月期间客运班车大部分时间停运，故计算月平均工资应将该两个月工资予以剔除。考虑到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梁伟康2020年2月、3月工资的确明显低于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故一审法院对梁伟康的上述主张予以采纳。经核算，梁伟康在用工关系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893.44元〔（3998.80元+3464.80元+3856.80元+3539.72元+3540.72元+4731.72元+5058.72元+3620.72元+4234.72元+2887.72元）÷10个月〕。关于经济补偿的金额问题。虽然梁伟康自2005年1月1日起与珠海联运车队存在用工关系，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本法实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的规定，于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施行前，未有法律法规规定劳动合同因用人单位解散而终止时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故此，本案中，对梁伟康主张的经济补偿计算年限应从2008年1月1日起算，即计算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综上，余庭沾应向梁伟康支付经济补偿48668元（3893.44元×12.5个月）。因梁伟康月平均工资并未高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余庭沾抗辩计算经济补偿不能超过12个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虽然梁伟康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四份收据原件并未加盖有珠海联运车队的印章或显示有余庭沾的签名，但因四份收据显示的“会计”签名均一致，且收据上显示的出纳“刘小红”曾系珠海联运车队的出纳人员、“林石强”亦曾出现于珠海联运车队2007年7月工资签领表中，一审法院认为，珠海联运车队已收取梁伟康“安全保证设备金”2500元（1200元+500元+700元+100元）具有高度盖然性，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珠海联运车队已收取梁伟康保证金2500元。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规定，珠海联运车队应向梁伟康返还保证金2500元，现珠海联运车队并未进行工商登记，余庭沾作为其出资人，应向梁伟康返还保证金2500元。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的规定，本案中，珠海联运车队已以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名义为梁伟康缴纳了2013年8月至2020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现梁伟康以缴费年限不足为由，诉请余庭沾向其赔偿养老待遇损失，一审法院依法于本案中不予处理，梁伟康应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或有关行政部门寻求解决。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将客运线路发包给不具备法定资质的余庭沾，允许其挂靠承包经营并获利，应承担因违反行政许可规定而产生的必要法律后果，应对余庭沾应支付及退还给梁伟康的经济补偿48668元、保证金25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第六个争议焦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梁伟康诉请余庭沾、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及返还保证金，应以梁伟康与珠海联运车队终止用工关系之日作为梁伟康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如前所述，梁伟康与珠海联运车队的用工关系于2020年3月31日终止，即梁伟康于2020年3月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于2020年8月11日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三款、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余庭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经济补偿48668元给梁伟康；二、余庭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保证金2500元给梁伟康；三、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判决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梁伟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元（梁伟康已预交），由余庭沾、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负担。梁伟康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余庭沾、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中，余庭沾、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梁伟康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七张珠海联运车队的车票；2.三枚印章：拱北站场章（1）、拱北站场章（2）、联运业务章，以上两份证据证明珠海联运车队是对外独立经营的主体，并非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下属的运输部门，而余庭沾作为该车队的投资人，对梁伟康具有管理及工作安排的权力，其工作是该车队的重要工作组成部分。3.《证明》一份、珠海联运车队的车辆照片两张，证明珠海联运车队对相关车辆、驾驶员的工作安排及放假安排，梁伟康的工作受珠海联运车队的管理和安排。本院组织了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与质证。经审核，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对上述证据综合予以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梁伟康提供的收款收据会计栏签名显示为“欢”；部分珠海联运车队《司助工资签领表》会计栏签名显示为“欢”。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对梁伟康、余庭沾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梁伟康与珠海联运车队、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关系如何认定；经济补偿金如何确定；梁伟康的社会保险费损失应否支持；梁伟康主张的保证金应否返还；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关于梁伟康与珠海联运车队、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梁伟康上诉主张其入职余庭沾经营的珠海联运车队，双方属于劳动关系。余庭沾则上诉主张珠海联运车队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属于内部承包经营关系，梁伟康是以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名义聘请的，珠海联运车队只是用工部门，其按要求完成整改后，仅仅是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经营模式的转变，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为梁伟康的用人单位。经审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的规定，劳动关系的主体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本案中，梁伟康入职珠海联运车队从事司机工作，受其管理，由其发放工资，故梁伟康与珠海联运车队存在用工关系。因珠海联运车队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的规定，珠海联运车队的法律责任应由出资人余庭沾承担。余庭沾与梁伟康均为个人，双方之间并不符合构成劳动关系的法定要件，余庭沾借用未办理营业执照的珠海联运车队等名称进行经营活动，故余庭沾与梁伟康之间属于非法用工关系。虽然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与梁伟康签订劳动合同且为梁伟康缴纳社会保险费，但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一审法院调取的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车辆转入协议书》等证据可知，余庭沾经营的珠海联运车队挂靠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运营，双方解除挂靠关系、车辆交付之日前的驾驶员劳动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均由余庭沾负责，可见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与梁伟康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费只是基于珠海联运车队管理需要，并非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相关费用也是由余庭沾负责，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与梁伟康并未形成真正的劳动关系。因此，梁伟康关于其与珠海联运车队构成劳动关系、余庭沾关于珠海联运车队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为内部承包关系、梁伟康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员工的上诉请求，均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如何确定的问题。梁伟康上诉主张根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的规定，梁伟康2008年之前的工作年限应计算经济补偿金。余庭沾则上诉主张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一直是梁伟康的用人单位，不存在解雇梁伟康的情形，也就不存在经济补偿金的问题，而且一审判决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由将梁伟康2020年2、3月工资不纳入月平均工资计算，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珠海联运车队挂靠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经营，其因政策调整原因解散，原聘请的劳动者梁伟康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之间属于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并不属于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不属于原用工关系的延续，余庭沾作为珠海联运车队的出资人，应支付与其解除用工关系的梁伟康的经济补偿金。关于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六条“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同时还应发给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患重病和绝症的还应增加医疗补助费，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五十，患绝症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百”、第八条“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第九条“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必须裁减人员的，用人单位按被裁减人员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的规定，梁伟康与珠海联运车队解除用工关系原因在于该车队解散，并非上述《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所规定的发放经济补偿金不受十二个月限制的情形。因此，梁伟康的经济补偿金年限应从《劳动合同法》施行之日即2008年1月1日起算，计至其与珠海联运车队结束用工关系止。一审法院认定梁伟康的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月平均工资计算的问题。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梁伟康2020年2月、3月工资明显低于正常工作期间工资，一审法院以梁伟康终止用工关系前十二个月中的十个月工资计算其月平均工资，符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梁伟康、余庭沾的上诉请求，均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梁伟康的社会保险费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梁伟康上诉主张其已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要求补缴，但无果，因珠海联运车队没有补缴养老保险，余庭沾应赔偿梁伟康因此遭受的损失。经审查，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的规定，征缴社会保险费属于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虽然梁伟康提供了税务部门的复函，主张其请求追缴社保费无果，但该复函显示税务部门无法确定梁伟康的劳动关系相对人而无法依法追缴，因此，梁伟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向余庭沾依法追缴未果而造成其损失，故梁伟康该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梁伟康主张的保证金应否返还的问题。余庭沾上诉主张梁伟康并无证据证明余庭沾收取其2500元保证金，其请求应予驳回。经审查，余庭沾一审中确认收款收据中的“刘小红”曾在珠海联运车队担任出纳、二审中也确认“林石强”为珠海联运车队的股东之一，且梁伟康提供的收款收据中会计“欢”与珠海联运车队部分工资表的会计“欢”一致，综合有关证据，可认定珠海联运车队收取梁伟康保证金2500元，该款应由出资人余庭沾负责退还。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余庭沾该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余庭沾上诉主张其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于2019年3月开始不存在挂靠或者承包的关系，梁伟康认为余庭沾侵害其劳动权益，应当自2019年3月起主张权利，其于2020年8月提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本案中，梁伟康与珠海联运车队的用工关系于2020年3月底终止，双方就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等问题发生争议，即梁伟康于2020年3月底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于2020年8月11日申请仲裁，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梁伟康主张权利并未超过仲裁时效。余庭沾该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伟康、余庭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已由梁伟康、余庭沾各自预交10元），由梁伟康负担10元，余庭沾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敏忠审 判 员 梁宇俊审 判 员 徐 闯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法官助理 陈咏珏书 记 员 陈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