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1）晋民辖终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瑞康滨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986年2月27日生，该公司法务部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法定代表人：韩某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颖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焦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西瑞康滨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瑞康）、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康集团）、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颖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颖畅公司）、陈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晋01民初4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陈某、颖畅公司在一审中诉请：1.判令被告山西瑞康支付原告股权转让价款192260000元及自2017年9月1日起至股权转让价款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截止2021年1月6日，利息约为17811835.03元）；2.判令被告瑞康集团、被告张某1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截止2021年1月6日，以上金额合计：210071835.03元。其事实与理由为：2016年被告山西瑞康与原告颖畅公司、原告陈某（一致行动人）、上海影蕴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谷麦荣签署《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颖畅公司将其持有的太原维康鸿业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山西瑞康，被告山西瑞康应向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包括目标公司净资产51%的对价款和股权收购款31008万元，被告山西瑞康分三年向原告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2016年8月，被告瑞康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张某1与原告陈某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约定：被告瑞康集团及张某1在主协议对赌三年期结束后的30个工作日内，另行支付原告6048.6万元。此补充协议是主协议中内容的补充，本协议与主内容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协议签订后，原告颖畅公司依约于2016年9月20日完成51%的股权过户手续，将其持有的太原维康鸿业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至被告山西瑞康名下。但被告山西瑞康违反合同约定，仅在2016年10月13日和2018年1月8日分两次各支付股权转让款7418万元，在2019年8月1日支付3000万元（以上合计支付17836万元），剩余股权转让价款至今未支付。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仍不履行。此外，经核实，被告山西瑞康是被告瑞康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被告张某1系被告瑞康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被告瑞康集团持有被告山西瑞康100%的股份，且存在人格混同，被告山西瑞康的人员、财产等全部由被告瑞康集团控制，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根据法律规定，被告瑞康集团、张某1应对被告山西瑞康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原审被告山西瑞康在一审中辩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太原中院）无权管辖，应移送至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烟台中院）审理。事实与理由：现本案尚未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申请人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对于部分文件的引用仅为便利观点阐述，不当然代表申请人认可或同意该文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准确性。（一）颖畅公司及陈某系依据《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诉请申请人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确定本案管辖。（二）《协议书》不是对《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补充与变更，不能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管辖。1.签署主体不同。2.《协议书》内容本身并非对《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补充与变更，二者系独立的合同，属不同法律关系。（三）二原告系试图以与本案诉讼标的无关的《协议书》混淆本案的法律关系，恶意争夺管辖，此类作法在实践早被最高法院及多地高级法院否定。1.最高法院（2019）最高法民辖终480号。2.最高法院（2018）最高法民辖终287号。3.最高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2号。4.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2647号。综上，太原中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申请人请求太原中院将本案移送至烟台中院审理。   原审被告瑞康集团在一审中辩称，本案太原中院无管辖权，应移送至烟台中院审理。其事实与理由为：根据《民事起诉状》，颖畅公司及陈某要求山西瑞康支付《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项下股权转让价款192260000元，并以人格混同为由要求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申请人一则不认可颖畅公司及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二则认为本案应由申请人住所地即烟台中院管辖。据二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申请人并非《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签署方，故不受该协议项下或有管辖约定的约束。在此情况下，本案应根据法定管辖规定确定受案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据此，二原告对申请人提起诉讼应由申请人住所地法院管辖。申请人住所地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额，本案应由烟台中院管辖。   原审被告张某1在一审中辩称，认为太原中院无权管辖，应移送至烟台中院审理。其事实与理由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申请人为公民，住所地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故暂不论颖畅公司及陈某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二者均应向申请人住所地即烟台中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山西瑞康与颖畅公司、上海影蕴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谷麦荣、陈某在2016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第十六条第二项约定“凡因执行本协议发生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协议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协议签署地法院管辖”，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本协议…在烟台市芝罘区签署”。但，2016年8月，张某1（甲方）与陈某（乙方）鉴于乙方与山西瑞康签署的《太原维康鸿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主协议”），经过友好协商，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第八条约定“此协议是主协议中内容的补充。本协议与主协议内容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第九条约定：“……本协议于2016年8月在太原市签署”，故双方在《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了合同签订地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虽然《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系在烟台市芝罘区签署，但2016年8月《协议书》中对合同签订地明确为太原市，并约定“本协议与主内容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故合同签订地因此由烟台市芝罘区变更为太原市，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被告山西瑞康、瑞康集团、张某1所提出的管辖异议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被告山西瑞康滨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某1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原审被告山西瑞康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未正确认定《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与《协议书》系两份签署主体完全不同、内容差异巨大的独立协议，《协议书》根本无法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项下的签署地条款。一审法院以“虽然《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系在烟台市芝罘区签署，但2016年8月《协议书》中对合同签订地明确为太原市，并‘约定本协议与主内容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签订地由烟台市芝罘区变更为太原市，并据此认定自身具有本案管辖权。前引认定系建立在《协议书》为《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变更文件，能够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条款的前提下。但事实上，《协议书》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范畴，更无法产生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内容的法律后果。1.一审法院认定签署主体不同的《协议书》可以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明显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签署主体为上诉人、颖畅公司、上海影蕴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谷麦荣及陈某等五方当事人，《协议书》的签署主体则为张某1与陈某。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对已有合同的变更与补充，也就必须由原合同主体完成，这是基本的合同法原则。所以，在《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与《协议书》签署主体不同且主体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无论《协议书》内容如何，都不能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项下任何条款。2.一审法院未经实质审查，简单以《协议书》的文字性内容认定其可以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其说理部分完全回避了《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签署主体差异，并未实质性审查《协议书》是否构成对《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补充与变更，其裁决逻辑就是全盘采纳《协议书》中的文字性表述，错误严重：首先，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补充协议、是否能够产生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应依法进行实质性判断，而不能仅依据《协议书》文字性内容，因为囿于知识、经验缺乏或其他目的考虑，当事人的约定与该约定的实际法律后果不一定相同。其次，《协议书》实质上显然不能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一则，由于合同行相对性原则，只有原合同主体能够协商一致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故《协议书》虽自称其为《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如有冲突则以其内容为准，但因《协议书》并非由《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5方主体签署，未经《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全部5个签署方同意，故其不能够产生《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法律后果。二则，《协议书》实际是关于张某1和陈某就股票代持、某干细胞项目合作等事项的安排，内容本身与《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中的股权转让交易无关，故《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并不具有法律及权利义务上的关联性。（二）本案应由烟台中院审理。承一审法院亦已正确认定的事实，本案属合同纠纷，《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项下具有合法有效的管辖约定--由协议签署地法院管辖，且约定签署地为烟台市芝罘区。而承前所述，《协议书》无法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项下的签署地条款，故本案仍应由烟台市芝罘区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结合本案标的额，本案应由烟台中院审理。据此，请求：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晋01民初47号《民事裁定书》；2.将本案移送至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被告瑞康集团提出上诉称：合同条款只能约束签署合同的主体，上诉人不是《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签署方，故不应受《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项下管辖约定约束，但一审法院错误忽略了该事实。因上诉人与颖畅公司、陈某之间无管辖约定，故无论颖畅公司及陈某出于何种理由起诉上诉人，都只能向上诉人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请求：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晋01民初47号《民事裁定书》；2.将本案移送至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被告张某1提出上诉称：（一）上诉人并非《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主体，不应受该协议管辖约定约束。根据一审裁定，一审法院系在认定《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约定本案争议由签署地管辖，且认定签署地为太原市的基础上，认定其具有本案管辖权。即使循前述认定，因合同条款只能约束签署合同的主体，而上诉人不是《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签署方，故不应受《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项下管辖约定约束，但一审法院忽略了该事实。故，因上诉人与颖畅公司及陈某之间无管辖约定，颖畅公司及陈某对上诉人的起诉只能向烟台中院即上诉人住所地法院提起。（二）退一步讲，《协议书》无法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项下管辖约定，故即使根据《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本案亦应由烟台中院审理。根据贵院转交的诉讼文件，上诉人发现一份形式上落有上诉人签名样式的《协议书》（上诉人对该文件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而一审法院恰是认为该《协议书》变更了《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项下管辖约定，将《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签署地由烟台市芝罘区变为了太原市。但事实上，《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签署方为山西瑞康、颖畅公司、上海影蕴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谷麦荣及陈某共五方，而暂不论《协议书》是否真实，其签署方都仅仅是上诉人和陈某。合同的变更、补充只能由原合同主体完成，故仅由上诉人和陈某签署的《协议书》显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无论《协议书》内容如何，其均无法产生变更《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法律后果。故，因《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项下管辖约定并未被变更，根据《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本案亦应由烟台中院审理。综上，请求：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晋01民初47号《民事裁定书》；2.将本案移送至烟台中院审理。   针对上述各方当事人的上诉，被上诉人颖畅公司辩称，（一）本案合同签订地为太原市，系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太原中院关于合同签订地的认定事实清楚。签订于2016年的案涉《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第16条约定“凡因执行本协议发生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协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协议签署地法院管辖”，签订于2016年8月的案涉《协议书》约定“鉴于乙方（陈某）与山西瑞康滨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署的《太原维康鸿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主协议），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该协议第8条约定“该补充协议是主协议内容的补充，本协议与主协议内容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第9条确认“本协议于2016年在太原市签署”，补充协议是在太原市签订的，太原中院当然对本案有管辖权。（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合同签订地为太原市，太原中院驳回被答辩人的管辖异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本案被答辩人间隔不同时间段分别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和上诉，明显拖延诉讼，本案明显属于合同纠纷，但被答辩人瑞康集团和张某1故意忽略合同签订地确定管辖的约定，以被告住所地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而山西瑞康主张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却又违背事实，否认《协议书》系《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无理无据。   本院经审查，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裁定认定的案涉《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和《协议书》签订时间、上述协议中关于签订地、管辖约定及签订主体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涉《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签订主体为山西瑞康、颖畅公司、上海影蕴实业合伙企业、谷麦荣、陈某，案涉《协议书》签订主体为张某1、陈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民事诉讼当事人协议管辖的规定，上述两份协议关于管辖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本案中，颖畅公司、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被告为山西瑞康、瑞康集团和张某1，因瑞康集团和张某1并非案涉《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签订主体，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该《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中关于诉讼管辖的约定不应对瑞康集团和张某1产生拘束力；同理，山西瑞康、瑞康集团、颖畅公司亦非案涉《协议书》签订主体，该《协议书》中关于合同签订地的约定亦不应对山西瑞康、瑞康集团、颖畅公司产生诉讼管辖上的拘束力。本案中，颖畅公司、陈某、山西瑞康、瑞康集团、张某1均为诉讼当事人，基于上述两份协议不同的合同签署地、签订主体及管辖约定，应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对管辖约定不明，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基于本案各被告住所地分别为山西省太原市和山东省烟台市的实际，山西省太原市和山东省烟台市相关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5）7号”《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二条“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2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的规定，太原中院和烟台中院依照本案诉讼标的对本案均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被上诉人颖畅公司、陈某选择山西瑞康住所地法院太原中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山西瑞康、瑞康集团、张某1的上诉请求与相关法律关于管辖权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依《协议书》约定确定本案管辖法院的理由不当，应予纠正，但裁定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山西瑞康滨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某1自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   审判长 牛向宏   审判员 杨如珍   审判员 刘慧慧      二○二一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高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