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5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鲁洋均，男，1979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盛芝然，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泽群，男，198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号内1号楼西单元1207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晶晶，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雨寒，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晓玲，女，196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江西省抚州市号2栋2楼3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晶晶，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雨寒，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萍，男，196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上海市卢湾区弄12号302室。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虹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鲁洋均与被上诉人徐泽群、黄晓玲，原审第三人杨**萍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3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鲁洋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鲁洋均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泽群、黄晓玲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成立前，即存在总金额为115万元的借贷关系，但随后经双方口头沟通将借款余额转为委托徐泽群、黄晓玲进行委托理财的投资款项，委托理财具体项目原约定为雪榕生物的定增项目，后因定增失败改为以徐泽群、黄晓玲名义及借款形式投向第三人杨**萍。根据一审中鲁洋均提交的录音证据，如2018年8月20日徐泽群在录音中称“先写个欠条，啥时候来”“不走定增，定增走不通”，表明原来约定了定增，但定增失败，徐泽群明确同意出具欠条返还款项，应返还的款项并非借款；2019年3月30日，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的录音中，黄晓玲称：“你怎么会写借条……弄成我们个人借款的话，不太合适”，表明徐泽群、黄晓玲收取鲁洋均的款项，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款项实际投向了第三人杨**萍，应由杨**萍返还徐泽群、黄晓玲后再由徐泽群、黄晓玲向鲁洋均履行给付义务；2019年4月19日，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录音中，鲁洋均称“我当时算的738，你算的是725”，黄晓玲称：“上次给你对完以后，一个就是14万，总数你算738万，我是725万”，徐泽群称：“这后面的都是，这个增发的投资款”，表明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关于交付投资本金数额和返还金额进行了多次沟通与确认，相关多个涉案主体之间的资金往来，实际上均为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鲁洋均在上述4月19日录音中询问：“总共咱们之前往里面投了多少？就这2000万是吧”，徐泽群答复：“对，2000万”，鲁洋均同时问道“那他要是卖不出去，咱们钱都拿不回来了，是不是”，徐泽群则答复“对”，表明徐泽群确认双方共计向雪榕生物定增项目投资了2000万元；2018年8月21日、9月3日、9月9日、10月26日录音中，鲁洋均多次询问如何向“老杨”把款项索要回来，徐泽群、黄晓玲在录音中也多次提到款项投资给“老杨”，表明徐泽群、黄晓玲在定增失败后，转将包括涉案理财款项的双方合计2000万元款项投向了第三人杨**萍。鲁洋均在一审所提交的如下其他相关证据，亦可明确佐证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1．鲁洋均证据61页中，徐泽群确表示“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人投资，给出具欠条确认理财本息余额”；2．鲁洋均证据105页、113页、116页中，徐泽群、黄晓玲均确认借款余额75万元和后续款项均投向徐泽群、黄晓玲，双方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理财收益起算日期应为2016年4月7日；3．鲁洋均证据105页、111-112页、125页、144页、147页、150页、152页、157页中，双方探讨的投资金额明确超过了510万元，不存在徐泽群、黄晓玲所主张的510万元股权转让款问题，北京瀚海盛达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海公司）股权系鲁洋均代黄晓玲持有，双方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股权转让关系。其中，鲁洋均证据61页及189页中，并未就股权转让价款进行任何沟通或者表述，明确可以作证股权转让并非真实交易；4．鲁洋均证据117-118页中，徐泽群明确确认与第三人杨**萍之间存在借据和借款关系，即包括涉案资金在内的合计2000万元款项均由徐泽群、黄晓玲以借款形式提供给了第三人杨**萍；5．鲁洋均证据164、183页中，徐泽群明确承认曾向杨**萍争取100-200万元偿还给鲁洋均，理由是款项实际投向了杨**萍。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一审判决未查明涉案资金往来各方主体及相关真实交易情况、涉案委托理财资金款项的最终去向及杨**萍出具借据的真实性，以及涉案当事人之间的股权代持事实。虽然双方之间未就委托理财签署书面协议或做出书面确认，但不能简单否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民间委托理财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未就瀚海公司股权转让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仅仅是鲁洋均与黄晓玲之间的股权代持进行合理调查和作出认定，导致本案的关键事实不清。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是双方达成和多次确认了委托理财的口头合意，有明确的委托理财的意思表示，符合民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特征，双方之间形成了民间委托理财的法律关系。鲁洋均就本案事实提交了相对充分、有效的证据，而徐泽群、黄晓玲以“与本案无关”为由一概否认相关涉案资金与本案的关联，但并未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和理由，一审法院无视此种情况而简单、随意认定鲁洋均举证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举证标准，缺乏事实依据。双方未签署书面协议，涉案事实和证据相对复杂，鲁洋均已经举证证明委托理财的基本事实及徐泽群、黄晓玲二人多次通过微信及对话确认相关事实的情况下，但徐泽群、黄晓玲二人直接予以否认，却未就其反证提供任何证据，一审判决认定该情形不足以降低鲁洋均的证明标准，存在明显的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审理程序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了鲁洋均提交相关证据以及微信及对话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并未要求徐泽群、黄晓玲本人及第三人杨**萍本人参与庭审并接受法庭调查，导致无法查明本案中至为重要和关键的事实。一审判决在审理期间，经询问得知瀚海公司股权发生变动，且鲁洋均均未参与任何相应文件的签字，但一审法院未要求黄晓玲出庭予以合理说明，导致本案事实无法及时查明，存在程序错误。一审判决在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以及双方沟通中存在“借款”及“投资款”等资金流转事由的情况下，未就本案争议案由或双方法律关系进一步释明，直接以无充分证据证实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为由驳回鲁洋均起诉，审理程序存在严重不当。一审判决即使认定双方之间不是委托理财关系，也应当予以释明并根据其认定的法律关系进行裁判。四、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的原因是徐泽群、黄晓玲的特殊身份背景和身份关系。由于徐泽群是中国食用菌协会（中国供销总社下辖的二级单位）公职人员，黄晓玲为徐泽群的母亲，两人均与鲁洋均相识多年，而且雪榕生物为食用菌协会的会员单位，杨**萍为雪榕生物的实际控制人，也与鲁洋均、徐泽群、黄晓玲二人认识。正是基于各方多年的信任关系，鲁洋均在前期提供借款及将借款转为委托理财资金时，仅通过口头进行约定，并未签署任何的书面协议，后期由于徐泽群、黄晓玲两人以各种理由反复推脱，也未作书面的确认。2015年5月份，雪榕生物上市前，双方曾沟通过一个500万元的Pre-IPO的投资额度问题，鲁洋均未参与投资。后来雪榕生物上市成功后的股价确实是在稳步上涨，鲁洋均才相信雪榕生物定增项目也会存在可观的盈利空间，进而在经过多次沟通后同意委托徐泽群、黄晓玲两人并通过徐泽群、黄晓玲两人将资金投向雪榕生物。如上，基于上述特定的身份关系以及鲁洋均对徐泽群、黄晓玲二人的信任，导致鲁洋均放松警惕，并未就委托理财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通过口头方式建立委托理财关系是事实。五、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是双方有明确具体的委托理财意思表示。1．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前期的借款法律关系转化为了委托理财的法律关系。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基于上述特殊的人身关系，以及雪榕生物上市公司定增及其实控人杨**萍参与定增的保密性，双方经口头沟通，将前期发生的75万元借款余额转化为委托理财资金，通过徐泽群、黄晓玲投向雪榕生物定增项目；后续通过持续的资金往来提供理财资金，以及将往来款资金余额作为委托理财资金，共同构成了涉案委托理财资金。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对上述转化及委托理财，有明确的认识和内心意思，具有意思表示的主观要素。其中，主要的委托理财资金为2016年9月8日的300万元、10月21日的200万元及11月7日的100万元，合计600万元，这与雪榕生物当时定向增发项目的启动及终止时间是相吻合的，且因定增项目的保密性，鲁洋均无法直接与雪榕生物或其实控人杨**萍直接联系沟通具体进展，鲁洋均提供委托理财资金用于雪榕生物定增项目具有商业和逻辑上的合理性。至于涉案资金的最终去向，鲁洋均不得而知。由于上述原因以及鲁洋均对于交易的信赖，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通过口头方式自主表达委托理财的内心意思，符合自然人民间委托理财和上市公司实控人参与定增的商业习惯，也符合法律规定。而在此后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的沟通记录中，徐泽群、黄晓玲两人均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除此之外不存在借款或其他关系，并在徐泽群、黄晓玲指定财务人员与鲁洋均就其账目进行核对，确认了委托理财的资金余额（其中，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对于转款总金额并无争议，仅就应返还款项金额产生较少的差异）。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的多次对话和沟通内容均确认了委托理财的事实。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的委托理财关系具有明确的表示行为，具备意思表示的客观要件。2．双方资金往来涉及主体众多，长期资金往来频繁，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均是委托理财资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基于鲁洋均对徐泽群、黄晓玲二人的信赖，以及双方关于委托理财的沟通及合意，鲁洋均按照徐泽群、黄晓玲的要求，在2016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通过本人及其实际控制的寰亚荣耀（北京）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寰亚公司）、华食（北京）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食公司）及亲属邱志军的账户，长期、持续通过各种名目的资金往来向两人指定账户（徐泽群、黄晓玲二人账户，及两人实控的瀚海公司账户）提供委托理财资金，也是为瀚海公司做交易流水。但是，这些资金往来名目均不是真实的，均缺乏对应的交易基础、法律关系和事实依据。涉案双方及相关主体之间的资金往来，未签订任何交易合同，没有任何商品或服务的交付，也没有开具任何发票和出库单、入库单、物流等单据，更没有关于商品或服务交易的任何沟通。上述情形，与一般的、典型意义上的民间委托理财不同，主要原因是鲁洋均基于对徐泽群、黄晓玲的信任，但徐泽群、黄晓玲罔顾鲁洋均的信任，恶意隐瞒或虚构相关事实骗取委托理财资金。在司法实践中，自然人民间委托理财本就具备人身性、复杂性、隐蔽性等特点，但是并不能否定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理财法律关系。3．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争议期间的沟通记录证实了双方对委托理财进行确认的事实。根据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多次对话录音及微信对账记录，以及徐泽群、黄晓玲指定并通过瀚海公司会计与鲁洋均进行对账的微信记录，显示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在多次的沟通确认中，徐泽群、黄晓玲未确认双方之间系借款关系，并明确雪榕生物定增项目失败以及包括委托理财资金合计2000万元以借款名义流向杨**萍的事实。其中，上述沟通记录中，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关于鲁洋均投向徐泽群、黄晓玲的委托理财资金总金额，以及双方关于包括涉案委托理财资金在内以借款名义投向杨**萍的2000万元金额的描述基本相符，这一出借金额与徐泽群通过电子邮件向鲁洋均发送的借款协议及补充协议电子文档是吻合的，与徐泽群、黄晓玲向鲁洋均出示的杨**萍借据所载明的金额是吻合的，邮件的发送时间与借据的出具时间相匹配，均在同一月份。4．鲁洋均受让瀚海公司的股权系接受黄晓玲的安排，按照其指示进行股权代持的行为，并未支付任何对价；鲁洋均也从未以任何身份参与到瀚海公司的任何决策和经营管理。首先，鲁洋均并未实际参与瀚海公司的经营，徐泽群、黄晓玲举证的经公证的授权书仅是为了两人实际控制、经营瀚海公司所需而签署，其中委托权限笼统的描述为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对瀚海公司经营决策权限，而并不包括股东权利（如分红、转让股权、参与股东会决议、任命董监高、在新章程中签名等权利）。其次，工商档案中载明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基于股权代持所做的工商备案文件，并非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未就股权转让的总金额、支付方式以及股权交割进行过任何沟通或约定。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甚至没有任何关于瀚海公司股权转让对价依据、瀚海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及后续经营安排做过任何沟通，鲁洋均更未参与瀚海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等相关决策。再者，瀚海公司股权随后发生变动，黄晓玲将其剩余49%股权转让给林士庄。该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股东会决议、章程等文件中的“鲁洋均”签名均非鲁本人所签，可以明确证实双方之间的代持关系，足以说明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不存在真实股权转让交易。最后，黄晓玲所主张的510万元股权转让款也与事实不相符。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在沟通中确认的金额，无论是七百多万还是八百多万，均不包括也不存在徐泽群、黄晓玲主张的股权转让款510万元。鲁洋均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在双方就委托理财款项的对账沟通中，资金数额超过510万元，但从未提到过存在510万元股权转让款项的事实，明显与徐泽群、黄晓玲关于其中51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不相符。六、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形成了委托理财法律关系。1．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的民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具有明确的委托人、受托人，双方在多次的沟通记录也确认了委托理财的基本事实。2．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存在委托理财资金交付的行为。虽然杨**萍借据出具日期为2016年8月31日，但经鲁洋均多次索要，徐泽群、黄晓玲在2018年10月才向鲁洋均出示，且两人在此之前一直陈述杨**萍需要资金、一直反复强调杨**萍尚未归还借款，这也是鲁洋均未能及时了解委托理财真实情况的原因。鲁洋均最后一笔委托理财资金交付晚于杨**萍的借据出具日期，皆因徐泽群、黄晓玲恶意隐瞒和拖延所致。如前所述，主要的委托理财资金600万元是在2016年9月至11月期间交付。由于鲁洋均个人名下并无充裕的闲置资金委托徐泽群、黄晓玲进行理财，便通过实际控制的寰宇公司、华食公司账户及亲属邱志军账户提供理财资金，并按照徐泽群、黄晓玲的指示进行资金拨付，通过这些账户收取部分回款，虽与常规的委托理财方式存在差异，但相关资金的交付确实是鲁洋均的个人行为，寰宇公司、华食公司及邱志军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瀚海公司没有任何的沟通，也不存在任何真实交易，寰宇公司、华食公司及邱志军相关资金支付、收取行为均是按照鲁洋均的个人指令完成，这些应当认定为鲁洋均交付委托理财资金的行为，否则，无法解释该等资金发生的合理性。3．委托理财资金的具体用途是明确的。鲁洋均曾多次向徐泽群、黄晓玲索要理财资金去向的证明文件，但两人均以涉及上市公司等为由不予提供，仅在2016年8月1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一份2000万元借款的电子版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文稿，直至于2018年10月29日出示了杨**萍向徐泽群借款2000万元的借据，借据中载明的签署日期是2016年8月31日。该电子邮件发送文件中载明的借款日期及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方控股的雪榕生物定增）、签署日期，与借据内容基本吻合，可以说明双方之间有明确的委托理财意思表示和具体的投资方向。至于相关资金流水备注中所载明的“借款”“蘑菇款”“货款”“技术服务”等，均系按照徐泽群、黄晓玲指示协助其走流水，便于瀚海公司申请贷款资质需要，如前所述，华食公司、寰宇公司、邱志军与徐泽群、黄晓玲、瀚海公司之间并未有任何的真实交易，更没有也不可能就相应资金流转签订买卖合同、开具发票，也没有任何的出库单、物流单据等，更没有任何的直接交流。4．风险分担及收益分享。根据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的口头约定，徐泽群、黄晓玲集合其二人、鲁洋均及其他案外人约2000万元资金，由鲁洋均及其他案外人委托徐泽群、黄晓玲由二人以其二人名义对外投资和获取投资收益。双方约定，按鲁洋均委托理财的资金数额核算，收益10%（含10%）以内全部归鲁洋均，超过10%的收益部分双方各享有50%。实际执行中，徐泽群、黄晓玲多次以杨**萍未偿还任何款项为由，双方一直未结算过投资收益，实际收益应当按照借据中载明的年化10%核算。5．投资跟踪。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通过口头确认委托理财内容，鲁洋均在交付资金后多次通过口头及微信等方式追问投资进展，徐泽群、黄晓玲均以多种理由推脱和拖延。在此期间，鲁洋均通过电话和对话录音等方式积极取证，但因更换手机原因导致早期微信记录丢失。鲁洋均作为委托人，在提供理财资金后，积极关心和跟踪投资进展，这与借款或其他法律关系明显不同。6．身份关系问题。因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关系密切，且徐泽群身份特殊，在确定委托理财关系时，双方未签署任何书面协议，而且在理财资金供款主体、方式、金额以及与资金接收方沟通等方面，虽然与一般民间委托理财存在差异，但这并不能否定双方之间是委托理财的事实。7．借贷转化委托理财。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基于特殊的人身关系，以及上市公司定增及其实控人参与定增的保密性，双方由借贷关系转化为委托理财关系，具有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特殊性。借款转化为委托理财的资金金额，与鲁洋均后续提供的其他委托理财资金，共同构成了涉案委托理财资金。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对此转化有明确的认识和意思表示，双方的多次对话和沟通内容均确认了委托理财的事实。综上，虽然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未签署书面合同，且涉案事实较为复杂，但双方之间具有明确的委托理财意思表示，形成了委托理财的法律关系。七、鲁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1．关于高度盖然性的理解与规定。高度盖然性标准，也称内心确信标准，是指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心证达到了依据日常经验可能达到的那样的高度，疑问即告排除，从而产生近似确然性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试点工作的通知》（2008年稿）第一百四十一条（高度盖然性标准）规定，高度盖然性，是指一方提供证据证明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证明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1年修订版）第73条中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很明显，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和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有较大的区别，法庭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应是证据所证明的法律真实，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客观真实。高度盖然性的基本规则是，凡证明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高的，主张该事实发生的当事人不负举证责任，相对人应就该事实不发生负举证责任。根据法理和审判实践的理解，盖然性标准具有层次性，且不同性质的个案，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在确定高度盖然性标准的“高度”问题时，赋予法官相当的自由裁量权，但必须作出有效限制，使法官在评定证据时，本着职业道德，独立地运用逻辑推理和目前生活经验进行裁判。法官在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时，需要综合考虑以下方面：（1）举证双方均应当就案件事实进行举证，以便于比较各方证据证明力的大小；（2）盖然性的认定依据是法律事实，而非真实事实；（3）当证据具有推理的盖然性价值时，就必须遵循关联性规则进行认定，即指当证据有助于增强或减弱待证事实在内心确信上所具有盖然性程度时，即可认为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除此之外的证据应当排除；（4）考虑当事人地位及案件性质，由于相关当事人处于弱势地位，在取证、举证等相关环节上比较被动和困难，对此可采用相对较低的盖然性证明标准；（5）没有直接证据时，应当考虑证据锁链的相互印证，案件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综合该案的众多间接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据的证明力相对较弱，但也可以据此认定案件事实，即通常所表述的“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对事实予以认定”；（6）符合法律规定的推定条件，则可以推定一方主张的事实成立，即通过所表述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推定条件，且被告（原告或第三人）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推定该事实成立”。2．一审判决未对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问题进行充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一审法院并未考虑上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具体适用标准及对应情形，未就高度盖然性的适用及其证明标准进行充足、说服性的分析，也未严谨审查、比较和认定各方所提供的证据，仅仅对鲁洋均一方的证据进行简单的否定，这明显与高度盖然性的适用标准、要求及本案的法律事实相悖。3．本案是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委托理财案件，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鲁洋均举证已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1）鲁洋均提供的委托理财相关微信记录、对话录音及资金交付记录，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且符合基本常识，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委托理财的真实意思表示。鲁洋均就本案事实提交了相对充分、有效的证据，而徐泽群、黄晓玲一概否认相关资金与本案的关联性，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一审法院无视此种情况，认定鲁洋均举证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举证标准，缺乏事实依据。（2）本案相对复杂，徐泽群、黄晓玲及杨**萍均未提供任何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仅以与案件无关为由否定委托理财事实以及与杨**萍之间借款关系的存在，并不符合高度盖然性判断标准关于双方举证并进行比较的要求。根据鲁洋均提交证据显示，徐泽群、黄晓玲明确确认其向杨**萍提供2000万元借款，并在对账沟通中确认了收款总金额，徐泽群、黄晓玲的抗辩理由与其在沟通对话中的相应表述明显相违背，不能成立。（3）一审法院并未就涉案资金往来各方的真实交易情况、涉案委托资金款项的最终去向及杨**萍出具借据的真实性、股权代持事实等关键问题和事实进行认真查明和认定，明显不当。（4）徐泽群、黄晓玲及杨**萍本人作为直接涉案人，本人均未到庭接受询问，仅通过代理人否认双方微信及对话中确认的委托理财事实，其代理人不清楚整个委托理财的过程，所表述的“事实”存在较大的疑问，也未就此提供相反的证据。更何况，黄晓玲明显隐瞒了其实际控制瀚海公司经营和安排股权变动的事实，足以对本案事实的查明和认定造成重大影响和干扰。（5）弱势地位问题。本案属于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委托理财纠纷，鲁洋均系委托理财资金的提供一方而非受托方，并未直接接触雪榕生物及其实控人，在受托方不配合的情况，无法就资金使用、资金去向及收益标准等进行取证、举证，属于相对弱势一方，应当在盖然性方面适用相对合理的证明标准。如上，鲁洋均相应举证能够相互印证，足以形成证据锁链，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审理程序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徐泽群、黄晓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鲁洋均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不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徐泽群、黄晓玲有共同接受鲁洋均委托代其理财的合意以及投资期限收益标准、收益分配或代理费支付等的约定。其次，鲁洋均上诉主张的所谓理财项目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该定增并未成功，无从谈起收益，在定增失败后以黄晓玲的名义向杨**萍借款与事实不符。事实上鲁洋均成为瀚海公司的股东，款项都集中在瀚海公司。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本案所涉款项均是鲁洋均交由徐泽群、黄晓玲个人委托理财。本案涉及款项性质包括六类，1．鲁洋均与徐泽群之间的借款115万，现已平账；2．瀚海公司与华食公司的出账款314万，亦已平账；3．鲁洋均与黄晓玲之间的借款93万，现已清偿；4．华食公司与瀚海公司的借款300万；5．黄晓玲支付给赵洋，赵洋支付给邱志君，邱志君支付给瀚海公司，瀚海公司转回给黄晓玲的转全款100万，现已平账；6．华食公司与黄晓玲的借款500万，冲抵鲁洋均应付给黄晓玲的股转款。上述6笔款项与本案均无关。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股转款的支付、股权变动均与本案不属于一个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鲁洋均所提交的微信记录录音中均没有涉及黄晓玲主张股转款的内容，但不等于黄晓玲放弃了依据股转协议主张该款项的权利。鲁洋均主张的主要理财资金600万的支付主体均不是鲁洋均，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合理后果。徐泽群、黄晓玲、华食公司、瀚海公司、寰亚公司都是各自独立的个人或法人主体，鲁洋均无权以个人名义向徐泽群、黄晓玲主张其他第三方账户打入的款项，及华食公司打入瀚海公司的款项。鲁洋均主张双方就收益的分配有所约定，但无任何证据证明。最后，鲁洋均称自己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就委托理财的支付合理举证，但涉案所有现金都是通过银行票证进行转账，完全有主动权进行相应的备案备注。综上，请求驳回鲁洋均的全部上诉请求。杨**萍述称，同意徐泽群、黄晓玲的答辩意见，本案债权债务与其无关，其无需向鲁洋均承担任何返还义务。鲁洋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泽群、黄晓玲偿还鲁洋均理财本金9413653．47元；2．徐泽群、黄晓玲偿还鲁洋均理财收益（按年10%为标准，以理财本金9413653．47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27日起计算至其偿还全部理财本金之日止）；3．第三人杨**萍以其于2016年8月31日向徐泽群借款应还本息及鲁洋均前两项诉求为限（以2000万元借款本金，及自2016年8月31日到杨**萍还借款本息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向鲁洋均直接履行还款义务；4．徐泽群、黄晓玲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4日，徐泽群出具了《借款借条》，载明向鲁洋均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于2015年10月13日一次性偿还。2015年8月14日，鲁洋均通过其尾号9512的银行账户向徐泽群尾号7649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100万元款项。2015年8月27日，鲁洋均通过其尾号9512的银行账户向徐泽群尾号7649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15万元款项。2015年11月24日，徐泽群通过其尾号4811的银行账户向鲁洋均尾号9512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20万元、10万元共计30万元款项。2015年11月25日，徐泽群通过其尾号4811的银行账户向鲁洋均尾号9512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4万元款项。2015年11月26日，徐泽群通过其尾号4811的银行账户向鲁洋均尾号9512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6万元款项。2016年4月7日，鲁洋均通过其尾号9512的银行账户向徐泽群尾号7649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15万元款项。2016年4月8日，寰亚公司通过其尾号1442的银行账户向徐泽群尾号7649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50万元款项，附言：用于借给徐泽群款项。2016年4月22日，黄晓玲通过其尾号6966的银行账户向鲁洋均尾号9512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22．8万元款项，摘要均为：还款。2016年4月22日，黄晓玲通过其尾号7257的银行账户向鲁洋均尾号9512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15万元款项。2016年4月24日，黄晓玲通过其尾号6966的银行账户向鲁洋均尾号9512的银行账号分别转账交付4笔各5万元及2．2万元共计22．2万元款项，摘要：还款。2016年4月25日，鲁洋均通过其尾号9512的银行账户向徐泽群尾号7649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16万元款项。2016年4月27日，鲁洋均通过其尾号9512的银行账户向徐泽群尾号7649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12万元款项。2016年6月24日，黄晓玲通过其尾号4552的银行账户向鲁洋均尾号9512的银行账号分别转账交付3笔各10万元共计30万元款项。2016年9月8日，华食公司通过其尾号6150的银行账户向瀚海公司尾号5929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10万元、290万元共计300万元款项，摘要均为：借款。2016年10月21日，华食公司通过其尾号6150的银行账户向黄晓玲尾号7257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200万元款项，附言：借给对方所用。2016年11月7日，华食公司通过其尾号6150的银行账户向黄晓玲尾号7257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100万元（摘要：借款）、150万元（摘要：借款）共计250万元款项。2017年1月18日，华食公司通过其尾号6150的银行账户向瀚海公司尾号5929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200万元，摘要：技术服务。2017年1月20日，华食公司通过其尾号6150的银行账户向黄晓玲尾号9246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200万元（摘要：技术服务，附言：重新打款）。2017年1月20日，瀚海公司通过其尾号5929的银行账户向华食公司尾号6150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200万元。2017年1月20日，徐一平通过其尾号7575的银行账号向华食公司尾号6150的银行账户转账交付200万元款项。2017年1月23日，华食公司通过其尾号6150的银行账户向黄晓玲尾号9246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50万元款项，摘要：借款。2017年2月20日，黄晓玲通过其尾号6966的银行账户向华食公司尾号6150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8笔5万元共计40万元款项，摘要和附言均为：货款。2017年4月12日，瀚海公司通过其尾号5929的银行账户向华食公司尾号6150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10万元。2017年4月25日，华食公司通过其尾号6150的银行账户向瀚海公司尾号5929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60万元，附言：预付蘑菇款。2017年4月25日，黄晓玲通过其尾号4552的银行账户向邱志君尾号7854的银行账号分三笔转账交付40万元、20万元、33万元共计93万元款项，附言均为：往来账款。2017年4月26日，黄晓玲通过其尾号4552的银行账户向邱志君尾号7854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21万元款项，附言：往来账款。2017年4月27日，华食公司通过其尾号6150的银行账户向瀚海公司尾号5929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54万元款项，附言：预付蘑菇款。2017年5月17日，邱志君通过其尾号7854的银行账户向瀚海公司尾号4850银行账号转账交付100万元款项。2017年12月17日，黄晓玲通过其尾号6966的银行账户向鲁洋均尾号9512的银行账号分6笔各5万元转账交付共计30万元款项，摘要均为：还款。2017年12月26日，黄晓玲通过其尾号3515的银行账户向鲁洋均尾号9512的银行账号转账交付70万元款项。庭审中，鲁洋均主张其系华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认可持有瀚海公司51%的股份但主张系名义股东。2016年7月5日，黄晓玲与鲁洋均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晓玲将其持有的51%瀚海公司510万元股权转让给鲁洋均。鲁洋均出示了一份2016年8月31日杨**萍向徐泽群借款2000万元借据的照片，杨**萍与徐泽群均不认可该借据的真实性。鲁洋均不能明确该笔2000万元的具体转账时间和账户。鲁洋均通过微信（微信号：×××）在2019年5月8日与微信号：×××的聊天记录中发送了《徐、黄往来明细201904》，载明：“共支出给徐泽群208万，共收到徐泽群40万，欠款余额168万。共转给黄晓玲及其公司900万，共回款240万，欠款余额660万”。并在聊天记录中称：“徐泽群的168万已经双方确认没问题了，黄总和公司的欠款是660万，看差在哪”。微信号：×××在2019年5月10日与鲁洋均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发送了账单，记载：“投资款900万，回款354万，余546万”。鲁洋均在2019年5月10日与微信号：×××的微信聊天中称：114万元的差异在于：一是黄晓玲转到邱志君个人账户4笔114万未计入，二是华食公司与瀚海公司之间附言为预付蘑菇款的转账114万未计入。更新后投资款1014万元，回款总额354万，所余未归还投资款为660万元。微信号：×××在2019年5月29日与鲁洋均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发送了账单，合计788万元，称：“1214-788=426，还有一笔14万还没查清”。微信号：×××在2019年5月31日与鲁洋均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发送了账单，称：“120万你查一下”。鲁洋均在2019年5月31日与微信号：×××的微信聊天中称：再三确认没有120万元，否则就不会去借高利贷了。微信号：×××系由瀚海公司的会计使用。徐泽群（微信号：×××）在2019年4月20日与鲁洋均、黄晓玲（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称：“我交行的入账和出账信息核对完了，没问题，和洋均的一致”。2018年8月20日徐泽群在录音中称：“这就跟我们5月份的时候，5月份实在不行，就都干不下去了，那就你们都吧，然后先写个欠条，啥时候来”，“不走定增，定增走不通”。2019年3月30日，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的录音中，黄晓玲称：“你怎么会写借条……弄成我们个人借款的话，不太合适”。鲁洋均：“小徐和杨**萍之间是有一个借条的是吧……现在就是如果说我说通过这个怎么去做一个什么事情，你解释不清楚”……2019年4月19日，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的录音中，鲁洋均：“我当时算的是738，你算的是725”，黄晓玲称：“上次跟你对完以后，一个就是14万，总数你是738万，我是725万，所以这个数不会错”。徐泽群称：“我记得后面只剩个75万多，然后后面当时就是说那个是转回友和的股份，所以，这后面的都是，这个增发的投资款，借款的，到我的记忆就是这样的”。鲁洋均：“总共咱们之前往里面投了多少？就这2000万是吧”。徐泽群称：“对，2000万”。鲁洋均：“那他要是卖不出去，咱们钱都拿不回来了，是不是”。徐泽群：“对”……2018年8月21日、2018年9月3日、2018年9月9日、2018年10月26日，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的录音中，鲁洋均多次提到如何向“老杨”把款项索要回来，徐泽群和黄晓玲在录音中提到款项投资给“老杨”。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民间委托理财是指客户将资产交给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一般企事业单位等非金融机构或自然人，由非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的委托理财形式。鲁洋均主张其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成立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则其应就徐泽群、黄晓玲接受其委托，由徐泽群、黄晓玲将其资产用于理财并进行管理，双方之间就所得收益的分配或收取代理费进行了约定等基本内容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鲁洋均未提交书面委托协议，其在本案中提供了转账记录及其与徐泽群、黄晓玲等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记录等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中有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关于双方之间转账往来的对账，但徐泽群、黄晓玲并未在微信中明确转账系委托理财款，亦未确认应由徐泽群、黄晓玲向鲁洋均返还上述款项。瀚海公司会计在2019年5月10日与鲁洋均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发送了账单，记载：“投资款900万，回款354万，余546万”，亦是瀚海公司的会计对账目往来进行了对账，并未对款项性质予以明确，亦未明确系应向鲁洋均个人偿还的款项，不能证明该款项系鲁洋均个人交由徐泽群、黄晓玲个人委托理财的款项。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的录音和聊天记录中，徐泽群、黄晓玲亦未承诺向鲁洋均归还该涉案款项。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的录音中多次提到如何向“老杨”把款项索要回来，徐泽群和黄晓玲在录音中提到款项投资给“老杨”亦仅证明鲁洋均和徐泽群、黄晓玲三人对其款项投向何处的陈述，不能证明鲁洋均和徐泽群、黄晓玲达成委托理财的意思表示。2018年8月20日徐泽群称：“这就跟我们5月份的时候，5月份实在不行，就都干不下去了，那就你们都走吧，然后先写个欠条，啥时候来”，2019年3月30日黄晓玲在录音中否认出具个人借款等，均系双方之间的协商，其后续亦没有向鲁洋均出具欠条、借条或任何投资凭证，不能达到鲁洋均的证明目的。鲁洋均提供的转账记录亦并非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的转账，多笔转账均涉及到案外人，转账的汇款附言亦未均系投资款，而是有“预付蘑菇款”“往来账款”等多种表述。瀚海公司的会计对账目往来汇总并未最终形成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三方的一致意见，亦不能达到对账款项系鲁洋均个人委托徐泽群、黄晓玲理财的高度盖然性。综上，参照委托理财和民间委托理财的法律特征，鲁洋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主张的法律关系中并不处于客观上举证不能等需降低其证明标准的情形，鲁洋均的证据经一审法院审查，不足以证明其与徐泽群、黄晓玲形成了民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故对其请求徐泽群、黄晓玲偿还原告理财本金及收益以及要求第三人杨**萍向原告直接履行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鲁洋均全部诉讼请求。二审审理过程中，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鲁洋均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邱志君出具的《关于代鲁洋均收付款项的情况说明》，证明邱志君与黄晓玲、瀚海公司之间的收付款均是代鲁洋均收取和支付；证据二：照片，证明鲁洋均与杨**萍认识。徐泽群、黄晓玲发表质证意见：因为邱志君并未出庭作证，故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关于证据二，照片无法证明鲁洋均与杨**萍认识或发生过交集，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杨**萍发表质证意见：不认可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于证据二，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其不认识鲁洋均。因邱志君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其提供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证据二照片，因从照片本身无法得出鲁洋均与杨**萍相识的结论，故对于该项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亦不予认定。另查，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均认可邱志君是通过其尾号为6091的银行账户与黄晓玲和瀚海公司进行转账。关于2017年5月17日邱志君向瀚海公司转账的100万元，徐泽群、黄晓玲主张系黄晓玲向向赵洋转账100万元，然后赵洋向邱志君转账100万元，后邱志君将该100万元转账给瀚海公司账户。鲁洋均对上述转账过程无异议，虽然鲁洋均主张该笔款项是其委托邱志君转账给瀚海公司，但无法说明款项来源，亦无法解释上述款项的往来原因。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委托理财是指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将该资产投资于期货、证券等交易市场或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约定进行分配或由受托人收取代理费的经济活动。民间委托理财是指客户将资产交给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一般企事业单位等非金融机构或自然人，由非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的委托理财形式。本案中，鲁洋均主张其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存在事实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并提供了转账记录、微信记录、录音记录及相关公司或个人的付款说明等证据证明其主张，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未签订书面委托理财协议，双方微信记录、录音记录的内容不能反映双方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明确意思表示，鲁洋均提供的转账凭证中的多笔款项亦涉及到案外人，且转账汇款的摘要或附言中注明的用途分别为“借款”“预付蘑菇款”“技术服务”“重新打款”等事由，并不能得出相应款项支付的原因为委托理财或投资款，故经法院审查及结合相关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鲁洋均所提交的证据对于待证事实是否存在，不能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要求，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另，依据徐泽群、黄晓玲为反驳鲁洋均诉讼主张所提供的证据，鲁洋均无法就邱志君转账给瀚海公司100万元的款项来源系其所有进行说明，无法就黄晓玲、瀚海公司向其本人、华食公司、邱志君等转款性质及原因作出合理解释，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黄晓玲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其无需支付对价及杨**萍与徐泽群确实存在借贷关系的相关事实存在，故鲁洋均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根据已查明的相关事实及现有证据，无法确认鲁洋均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存在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如鲁洋均认为其与徐泽群、黄晓玲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可以另行主张。综上，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鲁洋均要求徐泽群、黄晓玲偿还理财本金、收益以及要求杨**萍向鲁洋均直接履行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鲁洋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696元，由鲁洋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楠审 判 员  曹 欣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