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31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联久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26657654463，登记注册地常州市天宁区采菱路39-5号，实际经营地常州市武进区××街道××路××号。法定代表人：蒋五林，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昱，博爱星（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娜，女，1956年10月19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悦，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芳，女，1978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上诉人常州市联久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娜、程芳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2民初1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联久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娜、程芳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联久公司实际经营地址为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五一路内，该认定事实错误。联久公司注册登记地址为天宁区采菱路39-5号，至今未变更。没有依据显示联久公司在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五一路178号联通公司厂区内开展任何对外经营活动，相关地址亦没有任何标识显示此处为联久公司经营所在地，也没有任何股东会决议确定联久公司在上述地址开展经营活动。双方均确认联久公司多年未对外开展经营活动。联久公司多年没有经营,并无所谓的实际经营地址。不能仅依据联久公司和联通公司股东关联性认定联通公司经营地址就是联久公司实际经营地址。一审时程芳明确表示2017年起联久公司已经不准备再继续经营，2018年至2019年联久公司均为0申报。二、本案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刘娜实际控制联久公司并掌控本案标的物的事实。在证照返还之诉中,权利人是无法一一证明具体每项证照章及相关资料在侵占人手中,如果能证明相关标的物确实存在,且侵占人具有控制的部分事实,理应达到相关举证证明标准。1、本案证据保全既是对相关证照现状的固定,亦是相关法律事实判断的依据。该证据保全可以证明刘娜、程芳对本案标的物控制的事实。首先，相关保全到的证据系在联通公司厂区取得,而联通公司控制人系刘娜,程芳亦是联通公司财务主管。该厂区范围系刘娜、程芳实际控制范围。其次,程芳面对法院现场保全,迫于压力,交出了部分财务资料和公章,而刘娜保全过程中,趁法院人员不备,偷偷转移了相关公章及资料,并最终谎称没有找到。再次,现场证据保全时刘娜对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章、合同专用章、公司营业执照等均表示“要找一下,找到了交给法院”,后未向法院提交。而现场保全时程芳承诺之后将2014年至2020年财务资料交付法院,但之后仅提供部分财务资料。现场保全时刘娜表示网银盾之前在其处,找到后给法院,而之后并未提交法院,后程芳又表示网银盾在其处。可见,现场保全过中,刘娜、程芳并非配合法院保全,而是避重就轻,故意拖延提交,将重要的证照和印章依然拒不交出,仅交出部分财务资料,且所有提交的财务资料及记账凭证没有蒋五林签名,亦没有刘娜签名,真伪不明。2、在联久公司最近的银行流水记录中存在大量其与联通公司大金额资金往来的流水记录,刘娜系联通公司的控制人,而程芳又是联通公司的财务,该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刘娜、程芳对联久公司财务的实际控制事实。3、刘娜、程芳提交的全部财务资料中没有任何联久公司法人蒋五林的签名,联久公司的财务信息程芳拒绝提供给蒋五林,蒋五林作为联久公司的法人,程芳拒绝为其报销公务发票及费用,这些都可以证明蒋五林并不实际控制联久公司,而联久公司股东只有刘娜和蒋五林二人,联久公司仅可能由刘娜控制,程芳具体实施。原审判决忽视从刘娜、程芳处保全部分诉讼标的物的事实、保全现场系联通公司厂区和银行转账记录反映的事实情况,未结合上述相关证据综合认定本案法律事实,不当地给予其过高的举证证明标准，理应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始终未同意将保全的相关证据材料副本提供给联久公司，联久公司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也无法从中发现可以证明刘娜、程芳侵占事实的证明材料和细节。联久公司申请调取保全的证据始终无法查阅研判，对其极为不公和不利。综上，原审判决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刘娜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联久公司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其实际掌控相关证照。一审证据保全程序中获得的证照是对证照现状的固定，而非对法律事实的判断，刘娜是该公司的监事，联久公司的章程中未规定由监事保管公司证照，故刘娜不具有保管证照的权能，并不能因为在证据保全中本人配合就得出证照由其保管的结论，同样也不能免除联久公司的举证责任。根据民诉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联久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无法体现刘娜实际掌控证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蒋五林实际掌控联久公司，联久公司不应继续浪费司法资源，根据工商信息显示，在本案一审中，联久公司已于2020年11月20日作废联久公司原营业执照副本，并领取了新的副本。根据税务信息显示，蒋五林向税务机关提交了原税务证照等证件，对税务登记信息进行了变更，可见蒋五林本就掌握了相关证照，但不知其基于何种目的，在诉讼中又通过补办变更等程序，将以前的证照作废及领新处理。3、联久公司的真实目的不在于证照的返还，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保护的法益是公司对证照的占有和所有，而蒋五林和联久公司已经将其掌握的以前的证照作废领新，结合联久公司的上诉状可知，其真实目的不在于证照的返还，而是想通过本案让法院认定其他事宜，以便在其他案件中加以利用。4、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准备不实际经营，0申报”，事实上0申报与是否实际经营为两个概念，不应混为一谈。5、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一审中，联久公司未提交书面申请要求调取法院保全的证据，即使提交书面申请，一审法院也有权案件情况作出不予同意申请的决定；根据联久公司提交的证据保全笔录，保全过程由联久公司法定代表蒋五林在场全程参与，其对于法院保全的材料均清楚了解，同时在一审法院也向双方宣读证据保全的经过，联久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程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联久公司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其实际掌握相关证照。一审证据保全程序中获得的证照是对证照现状的固定，而非对法律事实的判断。其是联久公司的财务人员，受托代办需要使用印章证照等业务，是其履行职务行为的表现，也符合企业经营的通常做法。在其办理业务的过程中，市区行政中心都要求带公章或营业执照原件去办理，这是其正常的工作，不能因为其开展职务行为持有过印章或证照就得出印章或证照是由其保管的结论，也不能因为在证据保全的程序中其配合就直接得出证照就由其保管的结论，同样也不能免除联久公司的举证责任。其他意见与刘娜的答辩意见相同。联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娜、程芳向联久公司立即返还联久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等相关印章；公司相关营业证照正副本；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税控机、网银盾等财务资料；公司业务合同、劳动合同等材料。2、判令刘娜、程芳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联久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6日，蒋五林持有公司股份51%，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刘娜持有公司股份49%，任监事。联久公司的公司章程未对公司证照的保管作出特别约定。审理中，法院依据联久公司的证据保全申请，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2020）苏0402民初1594号民事裁定书，对联久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等相关印章；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帐簿（含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其他辅助性帐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税控机、网银盾等财务资料；公司业务合同、劳动合同等资料予以证据保全。当日下午，在联久公司实际经营地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五一路313号联通公司厂区内，在刘娜、程芳的配合下，法院对联久公司发票专用章一枚、2019年度的纳税申报表及资产负债表、2019年2月至12月联久公司的记账凭证予以扣押。2020年6月3日，程芳按照法院的要求提交了联久公司的会计账簿中的总账与明细账的电子账簿，并提交了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联久公司每月记账凭证1本，共计13本，以及2020年1月至5月联久公司合订记账凭证1本。程芳还提交了联久公司2018年1、2、4、5、7、8、10、11月的每月纳税申报表，3、6、9、12月的季报表（包含资产负债表及纳税申报表），2018年、2019年联久公司的汇缴年报表，2020年1月至4月的月度财务报表（含一季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关于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的相关账册，程芳表示已经全部交给蒋五林，由蒋五林自行保管，具体交付时间不记得了。对于证据保全过程中，刘娜和程芳表示需要核实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合同专用章、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网银盾、税控机，刘娜表示曾经看到过但没有保管过，其中网银盾其曾经操作过但是使用完了就还给了蒋五林，从来没有保管过。程芳表示税控机法院暂时没有扣押，网银盾有一个以其名义办理的，开户行是农业银行潞城支行，目前还有效，就是法院调取证据中涉及到的网银盾，法院暂时没有要求其交付。关于刘娜、程芳是否持有了公司证照，双方分别提供了下列证据。一、联久公司提交的证据（一）2008年5月30日，工商机关《换发营业执照领照凭证》一份，领照人程芳，同页的领照委托书上盖有联久公司公章和蒋五林签字；（二）2014年11月18日，联久公司委托程芳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换照手续的授权委托书一份，申请人处盖有联久公司公章；同日工商登记部门向联久公司核发《营业执照》及归档情况登记表一份，该表上有程芳签字；（三）2017年8月10日，联久公司委托程芳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授权委托书一份，申请人处盖有联久公司公章；（四）蒋五林与程芳的微信聊天记录。二、刘娜提交的证据（一）程芳向蒋五林发送的短信截图、微信聊天记录；（二）2016年6月12日，《常州市社会保险单位参加情况自查表》，上面有蒋五林签字，加盖联久公司公章；（三）2017年8月10日，《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上面有蒋五林签字，加盖联久公司公章；（四）2017年8月4日，联久公司的《章程修正案》，上面有蒋五林签字，加盖联久公司公章。三、法院依据联久公司的申请调取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潞城支行开立基本账户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开户申请表及账户交易明细。其中申请书加盖申请开户人联久公司的公章，蒋五林的法定代表人印章，时间为2014年5月21日；申请表显示开户经办人为程芳，企业网银操作员为蒋五林与程芳。四、法院依据刘娜申请调取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城金郡支行一般账户销户材料，时间为2017年9月19日，具体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城金郡支行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第2、3联（加盖了联久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蒋五林印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单位结算账户销户尽职调查情况表、开户许可证（加盖联久公司公章、银行与原件核对一致印章）、营业执照（加盖联久公司公章、银行与原件核对一致印章）、蒋五林身份证复印件（加盖联久公司公章、银行与原件核对一致印章）、联网核查凭证（蒋五林）、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开户及开通产品授权委托书（加盖联久公司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章、联久公司公章）、程芳身份证复印件（加盖联久公司公章）、联网核查凭证（程芳）。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证照对外代表公司的意志，是公司的表象，公司证照归公司所有，由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公司授权保管使用，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本案中，蒋五林系联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联久公司的公司章程未对证照由谁保管作出明确规定，也不存在另行出台股东会决议、公司有关证照管理文件等形式作出的特殊规定，因此，有权代表联久公司保管证照的当然主体是其法定代表人蒋五林。关于证照的返还范围，法院通过证据保全而扣押所得的证照，应当全数交由联久公司接收。暂存于程芳处的税控机、税控盘、网银盾属于联久公司所有，程芳也应当交付联久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证据保全程序中获得的相关资料，是对证照现状的固定而非对法律事实的判断，证据保全的地点也是在联久公司的实际经营场所，刘娜、程芳予以了配合，因此，并不能直接得出保全到了部分证照就意味着证照是由刘娜、程芳保管的结论，也不能免除联久公司的举证责任。因此，此外的其他证照，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联久公司应当举证相关证照由刘娜、程芳所实际占有。在本案中，双方针对该争议事实提交的证据，涉及刘娜的关联性方面，这些证据并未指向刘娜，因而欠缺与刘娜的关联性，且刘娜的身份是联久公司的监事，并不当然具有保管证照的权能。涉及程芳的关联性方面，这些证据内容所展现的均属于联久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中涉及的证照使用事宜，程芳作为联久公司财务人员，受托代办需要使用印章、证照的业务，是其履行职务行为的表现，也符合企业经营的通常做法，其因开展职务行为“持有”过印章、证照，并不能得出印章、证照由其保管的结论。故联久公司举示的在案证据无法体现刘娜、程芳实际掌控相关证照，联久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对于联久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本案中扣押的联久公司所有的证照由联久公司接收，详细证照信息记载如下：（一）编号913204026657654463发票专用章一枚；（二）2018年度、2019年度两年的1、2、4、5、7、8、10、11月的每月纳税申报表，3、6、9、12月的季报表（包含资产负债表及纳税申报表）的纸质稿；（三）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每月记账凭证1本共计13本，2019年2月至12月记账凭证共计6本，2020年1月至5月合订记账凭证1本；（四）2018年、2019年两年的财务汇缴年报表、2020年1月至4月的月度财务报表（含一季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纸质稿；（五）储存公司总账与明细账的电子账簿的U盘两个，存储时间分别为2020年5月29日、2020年6月3日；二、程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联久公司交付联久公司的税控机1台、税控盘1个、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潞城支行开立的网银盾1个；三、驳回联久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联久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联久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联久公司股东会议纪要1份，证明股东从未就公司实际经营地址为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五一路达成一致，至今公司注册地址仍为原地址。2、农业银行潞城支行出具的联久公司提现查询清单1份，证明刘娜、程芳实际控制公司，其取现未经联久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同意。被上诉人刘娜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本案为证照返还纠纷，关于联久公司经营地的问题不在本案的受理范围内，且从该会议纪要上可以看出，联久公司股东会议召开的地点就是五一路178号，可见日常经营的地址就在此处，且会议议题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的议题，经股东表决，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公司经营地并未变更，仍在此处。对证据2提现查询，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本案为证照返还纠纷，关于联久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问题不在本案的受理范围内，且从柜台取现的行为看，也是企业日常经营中常见的情况，联久公司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行为未经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同意。反而，从联久公司的举证可以看出，其真实目的不在于公司证照，而是想通过本案要求法院对其他事实进行认定。上诉人程芳经质证认为，会议纪要其不清楚，其不是联久公司股东，也没有参与会议，故其真实性不知道，但联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五林一直都是在五一路办公室办公，此份会议纪要也能看出来。另外，本案为证照返还纠纷，关于联久公司经营地的问题不在本案的受理范围内，不应作出认定。对于提现查询，联久公司提交的明细不完整，只是截取的一部分，去柜台取现很平常，其是履行职务行为，所有取现也都是经过联久公司法定代表人蒋五林同意。另外，本案为证照返还纠纷，关于联久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问题不在本案的受理范围内，不应进行认定。被上诉人刘娜提交如下证据：1、工商登记信息截屏打印件1份，证明2020年11月20日即本案一审中，联久公司已经补领了新的营业执照副本，并将旧的作废。2、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电子税务局官网网页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蒋五林向税务机关提交了工商营业执照、原税务证照等证件，对税务登记信息进行了变更。这二组证据证明联久公司本就掌握了相关的证照，并在诉讼中又通过补办、变更等程序将以前的证照作废领新处理。上诉人联久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相关挂失程序可以证明联久公司确实不掌握公司的相关证照章，且该情况给联久公司带来巨大风险，而本案一审诉讼周期长，公司无奈采取挂失的方式，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相关行政程序是为了申领新的证照，而原证照章及其他材料和物品依然处于被非法侵占状态，新证的取得并不影响联久公司主张返还旧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理由同前。被上诉人程芳对于被上诉人刘娜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认可。被上诉人程芳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联久公司主张其注册登记地为天宁区采菱路39-5号，至今未变更，无实际经营地址，但是，其二审时提交的联久公司股东会议纪要载明的会议地点和刘娜一审时提交的企业基础信息表显示的联久公司会计档案存放地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联久公司的实际经营地为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五一路，故一审法院认定联久公司存在实际经营地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联久公司主张刘娜实际控制联久公司并掌握本案标的物，但是，联久公司的公司章程未对证照由谁保管作出明确规定，也未另行出台股东会决议、公司有关证照管理文件等形式作出特殊规定，故有权代表联久公司保管证照的主体是其法定代表人蒋五林。一审法院在证据保全程序中获得的相关资料，是对证照现状的固定而非对法律事实的判断，证据保全的地点也是在联久公司的实际经营场所，刘娜、程芳予以配合，故不能直接得出保全到了部分证照就意味着证照是由刘娜、程芳保管的结论，即不能免除联久公司的举证责任。对于此外的其他证照，因联久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由刘娜、程芳实际占有，故应由联久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对于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联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常州市联久机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斌审 判 员  张 梅审 判 员  周韵琪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曾 璜书 记 员  黄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