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0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兆林，男，195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智，辽宁容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希诺，男，196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春，北京斐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奕衡，男，196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上诉人孙兆林因与被上诉人鲁希诺、原审第三人王奕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5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兆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孙兆林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鲁希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1.2007年9月29日，王奕衡与孙兆林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王奕衡将其名下的案涉房产出售给孙兆林，价款190万元。该事实有《房屋买卖协议》原件、孙兆林与王奕衡的陈述、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为证，并有付款事实、《收条》和实际占有房屋的事实等证据佐证。2.2007年10月30日，孙兆林通过其开办的抚顺永茂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茂公司，孙兆林任该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法定代表人）向王奕衡母亲王长然为股东的抚顺市北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新公司）转账支付该购房款190万元。该事实有孙兆林与付款公司关联性证据、付款公司支票及银行流水、收款公司进账单、收据、记账凭证、王奕衡与收款公司关联性证据、王奕衡利用该款归还贷款解除抵押证据、孙兆林与王奕衡的陈述等为证，形成完整证据链。3.2007年11月5日，北新公司提现56万元存入王奕衡用于归还银行贷款的专户中，王奕衡用该购房款归还了案涉房产的工商银行按揭贷款553976.82元及利息1252.54元，并于2008年3月6日解除了该房产的银行贷款抵押登记手续。孙兆林于2008年3月实际占用该房屋。该事实有社区和物业公司证明、孙兆林和王奕衡的陈述、座机电话费收据、物业费收据、水费收据、证人证言等为证。孙兆林在该小区拥有两处房产，需交纳两份物业费、水费，故上述收据号码相连，足以证明收据的真实性。4.2007年12月17日，王奕衡为孙兆林出具《收条》，表示收到购房款190万元。该事实有王奕衡的陈述、《房屋买卖协议》、付款事实、孙兆林实际占用房屋的事实等佐证。5.2008年8月19日，当事人到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但被拒绝受理，理由是案涉房产已被法院查封。查封持续至今，案涉房产始终无法办理过户变更手续。该事实有房屋交易中心情况说明、法院执行查封裁定佐证。本案系独立的诉讼案件，孙兆林一审提交证据用以证明上述事实，证据确凿充分。一审判决对孙兆林依据有效证据证明的上述事实未予认定，确有错误。二、孙兆林具有排除执行的依据。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2.2010年7月，一审法院作出（2004）宣执字第191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涉案房屋系轮候查封；2013年8月19日该轮候查封转为正式查封。孙兆林与王奕衡于2007年9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孙兆林于2007年10月30日支付了购房全部价款190万元，并于2008年3月占有使用该房产。孙兆林签订合同、支付房款、占有房产均发生于查封之前。3.关于如何认定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理解与适用》一书中的论述，从实践中看，能够归责于买受人的原因，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对他人权利障碍的忽略。例如，不动产之上设定有其他人的抵押权登记，而买受人没有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无法过户登记。二是对政策限制的忽略。例如，明知某地限购，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仍然购房导致无法过户登记。三是消极不行使登记权利。例如为逃税、逃债、规避法律而故意不办理过户登记的，买房人可以通过诉讼完成物权变动的使命却未行使，不能视为买受人的过错。本案中，案涉房产的买受人孙兆林不存在上述三个层面的原因。作为十余家企业的经营决策人和法定代表人，孙兆林多忙于工作，其去办理变更登记时却因该房产被法院查封而被登记部门拒绝受理，不存在消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一审判决无证据证明孙兆林存在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为逃避债务故意将财产登记在王奕衡名下的情形，不足以认定孙兆林具有过错。综上，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孙兆林一审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三、一审判决认定，“孙兆林围绕《房屋买卖协议》中‘王奕衡’的签字是否为王奕衡本人所签，在前后不同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所作陈述意见存在矛盾，有违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孙兆林在前后不同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有关《收条》出具人员身份的陈述意见存在矛盾，亦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上述认定错误。首先，《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条》形成于2007年，距2014年孙兆林提出执行异议已间隔七年。孙兆林及家人此前曾在该小区购买过一套房产，情节混淆亦属正常。故孙兆林对案件某一情节的陈述前后不一，属情理之中，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本案证据并非仅有孙兆林的陈述，孙兆林还提交了其他相关证据。即便孙兆林的陈述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仅反映其诉讼态度问题，孙兆林不应为此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案件裁决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案件，孙兆林一审提供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其次，孙兆林此前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与本案的关联性，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即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2008年8月19日，案涉房产已被查封，而孙兆林与王奕衡于2007年9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该事实有《房屋买卖协议》原件、孙兆林和王奕衡的陈述、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等为证。2001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2019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鲁希诺未对《鉴定意见书》申请重新鉴定，该《鉴定意见书》应予采信。孙兆林于2007年10月30日实际支付190万元购房款，2008年3月已实际占用了案涉房屋，故孙兆林与王奕衡确于2007年9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一审判决未依法认定《鉴定意见书》的证据效力，未认定《房屋买卖协议》是王奕衡与孙兆林双方签订，上述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再次，对比（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案件中《收条》上王奕衡签字的鉴定与本案中《房屋买卖协议》上王奕衡签字的鉴定，可得出以下结论。（1）《收条》鉴定意见依据不足。①鲁希诺于前案提交的证据目录证明其已持有六组王奕衡的签字样本，包括两组《开庭笔录》、一组合同和三组授权委托书。但在申请鉴定时，鲁希诺仅提供两组《开庭笔录》，故意隐瞒其它四组样本，其主观恶意导致鉴定结论不真实。②以2004年两份《开庭笔录》上的签名为样本，鉴定2007年12月《收条》上的签名，鉴定人员缺乏证据证明三年来王奕衡本人的签名字样未曾改变，“不是同一人书写”的鉴定结论不符合逻辑，无法排除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签名不同的可能性。（2）王奕衡在本案中首次出庭，明确表示《收条》是其本人所签，对《收条》的真实性自愿承担法律责任，从而否定了前案的鉴定结论。（3）《收条》是否为王奕衡本人所签并不重要，甚至《收条》存在与否亦无关紧要。排除执行的要件之一为支付全部房屋价款。即便无《收条》而有付款证据，亦能证明孙兆林支付了价款。（4）前案未对《房屋买卖协议》这一关键性证据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推定王奕衡签字非本人所签。本案中，王奕衡的签字经过鉴定和王奕衡本人确认。一审庭审中，鲁希诺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依照法律规定，本案鉴定结论应予采信。一审法院仅凭“孙兆林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否定证据的真实性，实属不妥。一审判决认定“从孙兆林主张办理登记日期（2008年8月19日）起至孙兆林在（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案件针对案涉房产提出案外人异议、要求法院解除查封为止，中间时间间隔较长。孙兆林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内其以诉讼或其他形式向王奕衡提出了办理案涉房产过户登记的请求，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孙兆林对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并未完成其举证证明责任”，该认定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理解与适用》一书，买房人可通过诉讼来完成物权变动的使命却未行使，不能视为买受人的过错。一审判决将孙兆林未通过诉讼完成物权变动作为孙兆林的过错，进而否定孙兆林排除执行的主张，这与法律规定相悖。其次，案涉房屋已被法院查封，孙兆林无法向王奕衡提出办理过户的请求，提出执行异议是孙兆林唯一法定的救济措施。鲁希诺辩称，不同意孙兆林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孙兆林的上诉请求。孙兆林主张的本案基本事实缺乏相应证据证明。关于孙兆林主张其就案涉房屋具有排除执行的依据，亦缺乏相应证据，事实和理由不充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无误。王奕衡述称，同意孙兆林的意见，不同意一审判决。孙兆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4）宣执字第1912号执行裁定书对王奕衡名下的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情海路万豪花园西一区11号楼A型A2-3号房产的查封，判决不得执行该房产；2.诉讼费、公告费260元由鲁希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鲁希诺、樊小辉诉王奕衡其他所有权及与所有权相关权利纠纷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22日作出（2004）一中民终字第799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2004）宣民初字第1376号民事判决；二、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王奕衡给付鲁希诺、樊小晖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七百零四元六角九分；三、驳回鲁希诺、樊小晖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王奕衡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鲁希诺、樊小辉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以（2005）宣执字第386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08年8月19日对王奕衡名下位于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情海路万豪花园西一区11号楼A型A2-3号房屋（房产证号：抚房权证字第XXXX号）进行查封，该房产至今处于查封状态。孙兆林此后向一审法院提出案外人异议，一审法院以（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立案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孙兆林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王奕衡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复印件，显示“2007年9月29日，王奕衡与孙兆林就王奕衡出售宏宇万豪花园A2-3号（西一区A型11号楼）房屋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王奕衡）以售价一百九十万元将宏宇万豪花园A2-3号（面积为391.63平方米）房屋出售给乙方（孙兆林）。付款方式：在签订协议时以现金方式于2007年11月30日前全部结清。2.办理更名过户手续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协助办理。3.违约责任：协议签订后，若一方违约，则需支付给对方违约金。违约金为宏宇万豪花园A2-3号总房款20%。4.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议定，其补充协议经双方签章后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孙兆林在异议审查过程中表示其于2007年12月17日将购房款190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予王奕衡，从2008年4月装修入住至今，一直在上述房屋内居住。2008年8月中旬，在与王奕衡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过程中，法院将上述房屋查封。2015年1月4日，一审法院就上述执行异议作出（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孙兆林的异议申请。孙兆林不服（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2016年4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孙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书第11-12页载明“孙兆林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和一张《收条》，其自称该协议和《收条》上‘王奕衡’签字均为王奕衡本人签字。《房屋买卖协议》记载，甲方（王奕衡）与乙方（孙兆林）经充分协商，就甲方出售宏宇万豪花园A2-3号（西一区A型11号楼）房屋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以售价一百九十万元将宏宇万豪花园A2-3号（面积为391.63平方米）房屋出售给乙方。付款方式：在签订协议时以现金方式于2007年11月30日前全部结清。2.办理更名过户手续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协助办理。3.违约责任：协议签订后，若一方违约，则需支付给对方违约金。违约金为宏宇万豪花园A2-3号总房款20%。4.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议定，其补充协议经双方签章后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2007年9月29日。该协议落款处有‘孙兆林’和‘王奕衡’签字。《收条》记载，今收到孙兆林给付购房款壹佰玖拾万元整。2007年12月17日。该《收条》落款处有‘王奕衡’签字。孙兆林自称该《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条》处‘王奕衡’均为王奕衡本人的签字。根据鲁希诺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对2007年12月17日《收条》上‘王奕衡’的签字的同一性进行鉴定。使用样本为经过孙兆林和鲁希诺、樊小辉质证的2004年3月16日《开庭笔录》1份6页和2004年4月16日《开庭笔录》1份8页。该鉴定中心于2015年12月11日出具了文书鉴定意见书（北天司鉴[2015]文书鉴字第142号），鉴定意见为2007年12月17日《收条》上‘王奕衡’的签字与样本中王奕衡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的。鲁希诺为此支付鉴定费用一万二千元。孙兆林认为该鉴定意见有误，但未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也未申请鉴定人出庭”。该判决书第13页载明“孙兆林自称其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条》中‘王奕衡’的签字一致，均为王奕衡本人签字，故一审法院推定上述鉴定结论效力可以及于《房屋买卖协议》中‘王奕衡’的签字，一审法院认定该签字亦非王奕衡本人所签‘王奕衡’的签字”。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11月2日受理一审法院对2007年12月17日《收条》上“王奕衡”的签字的同一性进行鉴定的鉴定事项，并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北天司鉴[2015]文书鉴字第142号鉴定意见书。孙兆林不服（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12月29日本院作出（2016）京02民终1078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第6页载明“另经询问，孙兆林称《收条》上的金额是以现金方式进行付款的。本院另查明，在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25日组织的谈话中，法庭要求双方确认鉴定样本；鲁希诺、樊小辉确定以（2004）宣民初字第1376号案件中2004年3月16日《开庭笔录》（共6页）和（2004）宣民初字第1376号案件中2004年4月16日《开庭笔录》（共8页）为鉴定样本；孙兆林同意将上述材料作为鉴定样本，未提出要求提交或调取其他样本的请求。在一审法院2015年12月14日开庭中，孙兆林出示了《房屋买卖协议》原件；法庭询问其申请鉴定时没有提交该协议的原因；孙兆林称上次鉴定后回去找到了；法庭询问孙兆林是否申请鉴定人出庭、是否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孙兆林明确表示不申请”。此后孙兆林不服本院作出的（2016）京02民终10789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京民申291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孙兆林的再审申请。该裁定书第2页载明“一、二审法院将《文书鉴定意见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并无不当。加之对孙兆林系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亦无法确认，故一、二审法院对孙兆林享有因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取得了能够排除执行的合法权利的主张未予认定，进而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亦无不妥”。一审法院另查，2004年6月18日，一审法院就鲁希诺与王奕衡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04）宣民初字第13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王奕衡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鲁希诺九万元；二、王奕衡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鲁希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九万元为基数，自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活期储蓄利息的规定确定利率）。上述判决生效后，鲁希诺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2004年7月，一审法院以（2004）宣执字第1912号案件立案执行。执行期间，一审法院执行实施部门对王奕衡名下位于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万豪花园西一区11号楼A型A2-3号房产（房产证号：抚房权证字第XXXX号）进行查封。后经一审法院续封，该房屋至今处于查封状态。孙兆林此后向一审法院提出案外人异议，一审法院以（2019）京0102执异395号立案审查。孙兆林在异议申请的事实理由中称“2007年9月29日王奕衡与孙兆林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屋190万元卖给孙兆林，该协议是由王奕衡的哥哥王宇代为签订……2007年12月17日王宇代王奕衡给孙兆林出具了190万元的房款收据，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2019年10月30日，一审法院以孙兆林就同一执行标的再次提出异议属于重复申请为由，作出（2019）京0102执异395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孙兆林的异议申请，该裁定尾部载明“如不服裁定，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孙兆林不服（2019）京0102执异39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京02执复146号执行裁定，以原裁定适用法律程序错误为由，裁定撤销（2019）京0102执异395号执行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查。一审法院以（2020）京0102执异132号立案重新审查。经实质审查后，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2020）京0102执异132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孙兆林的异议申请。该裁定尾部载明“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孙兆林不服（2020）京0102执异132号执行裁定，提起了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事实，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应确定为：一、孙兆林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孙兆林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对此一审法院评判如下：一、孙兆林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同一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规定之意在于禁止案外人在特定执行案件中提出案外人异议后又主动撤回异议或被裁定驳回异议，再次在同一执行案件中就同一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并未限制案外人基于同一执行标的在不同的执行案件中提出异议。虽然孙兆林在（2005）宣执字第386号案件执行过程中针对法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提出了案外人异议，经一审法院审查作出（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其异议，此后孙兆林不服（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经一审法院审理作出（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民事判决，驳回孙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孙兆林不服（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后经（2016）京02民终10789号民事判决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兆林不服（2016）京02民终10789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经（2017）京民申2916号民事裁定审查，裁定驳回孙兆林的再审申请。但孙兆林现针对的是一审法院（2004）宣执字第1912号案件对案涉房产的执行提出的案外人异议之诉。（2004）宣执字第1912号案件的执行依据为（2004）宣民初字第1367号民事判决，而（2005）宣执字第386号案件的执行依据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一中民终字第7991号民事判决，两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完全不同。因此孙兆林提出的两次案外人异议并不构成重复异议，孙兆林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也并非重复的案外人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对孙兆林的异议之诉进行实质审理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孙兆林提交的证据1中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的（2004）宣执字第1912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可知孙兆林系在（2004）宣执字第1912号案件对案涉房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提出的案外人异议。（2020）京0102执异132号执行异议裁定也明确赋予了孙兆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孙兆林据此向一审法院提出案外人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应对孙兆林的起诉进行实质审理并作出判决。鲁希诺主张孙兆林系重复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孙兆林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2011年7月28日施行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五条规定，法院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权过程中，针对特定房屋实施强制执行，购买该房屋的案外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要求停止对该房屋执行，经审查案外人已经支付全部房屋价款并实际占有该房屋，且对未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没有过错的，对其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案外人同时要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的，不予支持，申请执行人要求对该房屋许可执行的，不予支持。第十六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在适用上应作如下理解：（一）案外人（第三人）应当在法院针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程序开始前，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标的物。法院在处理时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交的买卖合同、付款发票、付款收据、物业服务合同、物业费缴费发票等证据予以综合判断。（二）“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是指案外人（第三人）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是由于被执行人不予协助、办理登记存在客观障碍、登记机关原因等案外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案外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逃避债务，故意将财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三）在适用该规定时对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案外人是否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居住等事实应当严格审查；在判断案外人是否存在过错时不宜过于严苛；在利益冲突的权衡时，应当在依法的前提下，兼顾购房业主（案外人）的生存利益与银行、企业（申请执行人）之间的经营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以上规定明确了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案外人以不动产买受人的身份主张排除执行，法院应当重点审查的要件，一审法院对此分析如下：（一）关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要件。孙兆林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07年9月29日的《房屋买卖协议》的原件并提供了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所作的鉴定报告（系基于辽宁容智律师事务所委托），王奕衡认可《房屋买卖协议》及鉴定报告真实性。孙兆林在本案中主张《房屋买卖协议》中的“王奕衡”签字是王奕衡本人所签，并明确表示孙兆林与王奕衡只签署过一份《房屋买卖协议》，孙兆林在之前的案外人异议和案外人异议之诉案件中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与本案中提出的《房屋买卖协议》为同一份协议。在（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孙兆林亦主张《房屋买卖协议》中的“王奕衡”签字是王奕衡本人所签。但（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民事判决认定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结论的效力可以及于《房屋买卖协议》中“王奕衡”的签字，并据此认定《房屋买卖协议》中“王奕衡”的签字并非王奕衡本人所签。在（2019）京0102执异395号案件审查过程中，孙兆林在异议申请的事实理由中称“2007年9月29日王奕衡与孙兆林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屋190万元卖给孙兆林，该协议是由王奕衡的哥哥王宇代为签订”。孙兆林围绕《房屋买卖协议》中“王奕衡”的签字是否为王奕衡本人所签，在前后不同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所作陈述意见存在矛盾，有违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据此，一审法院对《房屋买卖协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对该协议的效力也不予确认。（二）关于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的要件。孙兆林在本案中主张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190万元，支付过程依孙兆林起诉的事实理由中所称为“2007年10月30日，孙兆林通过其开办的永茂公司（孙兆林是该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兼法定代表人）向王奕衡母亲王长然为股东开办的北新公司转账支付案涉房产的购房款190万元。北新公司当时的记账凭证明确注明是购房款。而永茂公司则于2011年12月27日以孙兆林妻子田若南、儿子孙田的个人收入冲抵了购房款。2007年11月5日，北新公司提现56万元存于王奕衡归还银行贷款的专户中，该笔款项用于归还案涉房产的工商银行按揭贷款553976.82元及利息1252.54元。2007年12月17日，王奕衡为孙兆林出具了书面《收条》，表示收到购房款190万元”。在（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孙兆林亦主张《收条》上“王奕衡”的签字为王奕衡本人所签。但经鲁希诺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对2007年12月17日《收条》上“王奕衡”的签字的同一性进行鉴定，使用样本为经过孙兆林和鲁希诺、樊小辉质证的2004年3月16日《开庭笔录》1份6页和2004年4月16日《开庭笔录》1份8页，鉴定结论为2007年12月17日《收条》上“王奕衡”的签字与样本中王奕衡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孙兆林虽然不认可上述鉴定结论，但孙兆林缺乏充分的反证予以推翻。此外，在（2019）京0102执异395号案件审查中，孙兆林在异议申请的事实理由中称“2007年12月17日王宇代王奕衡给孙兆林出具了190万元的房款收据”。孙兆林在前后不同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有关《收条》出具人员身份的陈述意见存在矛盾，亦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一审法院对《收条》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孙兆林在本案中表示案涉房产的购房款190万元系通过永茂公司向北新公司转账支付，与之前（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第4页所载明“孙兆林表示其于2007年12月17日将购房款190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予王奕衡”的审查查明事实不符，与（2016）京02民终10789号民事判决第6页所载明“另经询问，孙兆林称《收条》上的金额是以现金方式进行付款的”内容亦存在矛盾，再次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一审法院对孙兆林在本案中有关案涉房产购房款支付所作陈述意见、所交相关证据均不予采信。（三）关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要件。孙兆林主张《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条》签订日期均在2007年，且孙兆林称2008年8月19日当事人去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被拒绝受理，理由是案涉房产已被法院查封，并提交了房屋交易中心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出具日期为2013年12月24日。从孙兆林主张办理过户登记日期（2008年8月19日）起至孙兆林在（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案件针对案涉房产提出案外人异议、要求法院解除查封为止，中间时间间隔较长。孙兆林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内其以诉讼或其他形式向王奕衡提出了办理案涉房产过户登记的请求，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孙兆林对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并未完成其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对孙兆林主张对涉案房屋解除查封、不得执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1年5月17日作出（2020）京0102民初15502号民事判决：驳回孙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孙兆林曾以其与王奕衡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为由，在另案中请求排除对涉案房产的强制执行。经一审法院和本院审理，该案对孙兆林因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取得能够排除执行的合法权利的主张未予认定，判决驳回孙兆林的诉讼请求。之后，孙兆林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民申29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孙兆林的再审申请。上述案件的裁判已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孙兆林与王奕衡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性，孙兆林就《房屋买卖协议》的签订过程、房屋价款的支付过程以及《收条》的出具过程等多处内容陈述前后不一致、相互矛盾，导致本院无法对孙兆林陈述的其与王奕衡在涉案房屋被强制执行前存在真实合法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主张予以采信。综上，孙兆林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孙兆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孙兆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盈审 判 员  胡 君审 判 员  陈 洋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洁云书 记 员  赵梓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