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47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并案被告）：刘大伟，男，1972年9月6日生，汉族，无职业，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日，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仲琳，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并案原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机场海天一路528号。法定代表人：向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迎春，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成，辽宁成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大伟与上诉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中旅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均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5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大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日、李仲琳，上诉人港中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迎春、李宗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大伟上诉请求：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516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大伟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2009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1日刘大伟与港中旅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港中旅公司非《劳动合同书》的相对人，存续期间的工资应向大连分公司主张，明显不当，缺少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出现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或者登记证书的”两种类型，然而，后者是“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不同。这意味着分支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作为用人单位名义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仅与分支机构存在劳动关系，与总公司也应存在劳动关系。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解读》明确说明，该条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如社保缴纳、税收缴纳、方便书面劳动合同订立等。“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分支机构”依然是附属于设立主体，代表设立主体行使管理权限，并非劳动合同法意义上完全独立的用人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仅赋予了这类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资格，也应是代表设立主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资格。由于总公司对分公司是管理和被管理关系，分支机构在用工规模、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受到总公司的实质控制。分公司员工与总公司形成实质上的使用和被使用关系，总公司与分公司员工应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更为特殊的是，刘大伟由港中旅公司直接管理。刘大伟的职务任命、工作安排、薪酬标准、支付方式等都由港中旅公司决定，而非大连分公司决定。2015年4月1日，刘大伟与港中旅公司签订《个人服务合同》，刘大伟的工资仍然是大连分公司发放，而非港中旅公司，这也说明，发放工资不是确认劳动关系的唯一标准，应综合考量各种因素。3.港中旅公司在大劳人仲案字（2018）668、669号庭审笔录中自认其作为央企，刘大伟在大连分公司，总部不可能与当时的刘大伟签订劳动合同，只能由大连分公司代为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刘大伟与港中旅公司2009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刘大伟向港中旅公司主张拖欠工资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二、一审法院关于刘大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金额计算有误。1.一审法院计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方式为16,458元×3.1个月明显错误，无法律依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刘大伟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工作年限时，刘大伟的工作时间应从2009年3月1日计算，而非从2015年4月1日计算。港中旅公司辩称，不同意刘大伟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驳回刘大伟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2009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1日刘大伟与港中旅公司大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港中旅公司非劳动合同的相对人，该节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得当。原审法院对刘大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起止时间正确，但港中旅公司认为不应当承担该期间的经济补偿金。港中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516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大伟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一、原审法院认为港中旅公司单方降低刘大伟工资标准的行为并没有具体的规章制度予以参照，降薪无效，系事实认定错误。港中旅公司所制定和提交的所有规章制度及相关规范中有非常明确的关于降职降薪具体规定。2015年4月1日港中旅公司与刘大伟签订《个人服务合同》，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合同中对年基本薪酬数额、基本薪酬根据绩效浮动的情况、薪水调整CTS执行基本绩效的浮动薪酬制度、CTS强激励硬约束制度等，以及刘大伟同意CTS可以单方面根据相关实际情况调整其职位和薪酬（包括奖励）且不需要支付任何补偿，都进行了约定。2017年11月2日港中旅公司领导层全体人员，包括工会主席签字确认了《大连公司调整处理议案》，同意审计部、纪检部及人力资源部对刘大伟领导的大连分公司运营现状、财务审计情况以及部分违规操作的调查结果。经审计刘大伟在任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总体是亏损的，考核不合格，故11月9日港中旅公司纪检监察部门与刘大伟面谈，并填写《巡查反馈面谈表》、《廉政谈话情况备案表》，将处理意见告知刘大伟，刘大伟已签字确认。给予刘大伟诫勉谈话；免去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降职为工程物流部经理；降职后岗位薪酬调整为180,000元/年；自2017年11月起执行；退回2015年度全额年终税后奖金47,000元，2017年11月起执行。2018年1月9日港中旅公司正式下发华贸人字（2018）第03号《人事通告》和华贸人字（2018）第04号《薪酬调整通知》，决定免去刘大伟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调整为工程物流部经理，决定税前工资调整为180,000元，并予以通告。《员工手册》中规定公司领导薪酬由总部核准发放，而《员工手册》已作为《个人服务合同》的条款在列。故港中旅公司经过民主程序和法定程序有权对刘大伟降职降薪，符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二、一审判决港中旅公司支付刘大伟欠付工资18,500元，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港中旅公司与刘大伟2015年4月1日签订《个人服务合同》约定，刘大伟任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年薪税前210,000元，服务时间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港中旅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个人服务合同》、公司规章制度及劳动法相关规定经过民主程序和法定程序对刘大伟进行调整岗位和降薪降职，自2017年12月起至2018年4月按调整后的工资每月15,000元支付并无不当，不属于欠付工资。2018年1月至3月期间刘大伟无故不上班并于2018年4月16日主动离职，港中旅公司按其上班情况扣除工资6,000元，不应当认定欠付刘大伟工资。在刘大伟无故不上班情况下，仍按调整后工资15,000元/月支付，不应认定港中旅公司向刘大伟每月应发工资17,500元，因此，港中旅公司不存在拖欠刘大伟2018年1月至2018年4月工资。另，即便2018年1月至4月按《个人服务合同》每月17,500发放工资，也不是18,500元（2,500元×4＋6,000＋2,500元）而应是16,000（2,500元×4＋6,000）。三、原审认定港中旅公司支付刘大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错误。1.港中旅公司与刘大伟间的《个人服务合同》已于2016年3月31日终止，之后未再续签，双方形成的是事实劳动关系。由于2018年4月16日刘大伟主动向港中旅公司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属于终止事实劳动关系，并非解除劳动合同，港中旅公司无需支付刘大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依据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20条规定“劳动者按照《劳动法》第24条的规定，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故港中旅公司无需支付刘大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个人服务合同》中已列明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刘大伟存在旷工，把关不严、玩忽职守、监控或审核失误，导致CTS遭受重大损失的事实，故港中旅公司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4.刘大伟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第三款“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港中旅公司当然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5.港中旅公司并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因此认定港中旅公司支付刘大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2015年刘大伟未按规定基本年薪210,000元按月发放工资，实际多领取60,000元。刘大伟辩称，不同意港中旅公司的上诉请求，所述与事实不符。刘大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港中旅公司向刘大伟支付拖欠2010年7月至2018年4月工资271,500元；2.判令港中旅公司向刘大伟支付解除劳动经济补偿金166,250元（17,500元/月×9.5个月）。港中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港中旅公司不拖欠刘大伟工资，无需支付工资204,445.74元；2.确认港中旅公司无需向刘大伟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1日，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甲方、用人单位）与刘大伟（乙方、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固定期限自2009年3月1日至2012年2月28日，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在管理岗位，从事管理相关工作，工作地点为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73号。绩效工资（奖金）根据乙方实际劳动贡献确定。合同第四十一条约定以下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岗位协议书、培训协议书、保密协议书、员工手册（以电子邮件方式）。第四十二条约定，根据工作需要，甲方有权调整乙方工作岗位及薪资待遇。合同到期后，双方又续签至2015年2月28日。2009年3月26日被告下发华贸（2009）字第034号《关于刘大伟年薪的通知》，大连分公司：经总部研究决定，你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大伟的年薪为税前30万元，特此通知。2012年8月23日被告下发华贸人字[2012]字第26号《关于调整管理层年薪的通知》，内容为根据工作表现和业绩考核，经总部研究决定，自2012年8月1日起公司管理层薪酬作如下调整：刘大伟年薪调整为税前30万元/年，其中21万元按月平均发放；根据2012年全年盈亏情况，年底决算后部分或全部兑现其余部分。2015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服务期限为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个人服务合同》，约定基本薪酬为税前210,000元。上述劳动合同到期后，原、被告没有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原告仍然在被告处原岗位工作。另查，2016年12月2日，华贸审计部作出《大连分公司常规审计》；2017年11月10日，港中旅公司审计部、纪检监察部出具《大连分公司跟踪审计报告》；2017年5月4日，被告作出华贸人字[2017]第31号《总部直管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与薪酬评估调整通知书》，对杨百洁、刘大伟公司业绩评价为不合格，薪酬调整为调整财务经理石晶薪酬为税前6.6万元/年，总经理杨百洁、副总经理刘大伟的薪酬不作调整，以上薪酬调整自2017年4月1日起执行。2017年11月9日被告与原告进行巡查反馈面谈，处理意见为免去原告刘大伟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降为业务经理职务，岗位工资调整为税前每年180,000，自2017年11月起执行。原告在巡查反馈面谈表上签字，但注明“具体个人意见已经向组织表明，请组织考虑”。2018年1月9日被告下发华贸人字[2018]字第03号《人事通告》，内容为：自2017年12月大连公司的管理层调整：免除刘大伟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调整为工程物流部业务经理。同日，被告下发华贸人字[2018]字第04号《薪酬调整通知》，内容为综合历年直管人员考核结果，经总部研究决定，自2017年12月起原大连公司副总经理刘大伟税前年薪调整为18万元。2018年4月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为：因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违法调整本人工作岗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请被告及时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并支付经济补偿金。被告于2018年4月16日收到该通知。2018年5月2日，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向原告发送通知，认可收到并同意解除劳动关系的请求。经查你方在职期间违反公司规定开展业务，致使我司大连分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并经调岗后仍未能妥善履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我司认为你方主张补偿金缺乏法律依据，不予认可。原告在被告工作期间，被告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劳动报酬。2010年被告大连分公司实际支付原告工资21万元；2011年度被告大连分公司实际支付原告工资18万元；2013年度被告实际支付原告工资255,000元；自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被告向原告少发工资18,500元。再查，2013年1月25日，被告出具华贸通字[2013]第18号《关于核定2012年度绩效奖金的通知》，内容为：大连分公司，核定你公司2012年度绩效奖金总额为2.8万元，年度特别奖金10.9万元，合计13.7万元，请在核定额度内发放年度奖金。2014年1月22日，被告出具华贸通字[2014]第5号《关于核定2013年度绩效奖金的通知》，内容为：核定大连分公司绩效奖金总额为4.1万元。2016年2月1日，被告出具《关于核定2015年度绩效奖金的通知》，内容为：核定大连分公司绩效奖金总额为25.62万元。2013年1月，杨百洁签字，请兑现领导2012年度年薪310,000元。因同本案相同的请求，原告于2018年4月26日向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该委于2018年6月10日作出大劳人仲裁字[2018]第668号仲裁裁决书，原、被告不服该裁决先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签12个月平均工资为16,458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告刘大伟要求被告港中旅公司支付2010年7月至2015年2月间的欠付工资是否合理；二是被告港中旅公司于2017年12月降低原告刘大伟薪酬标准是否有效；三是被告港中旅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原告刘大伟经济补偿金。关于争议焦点一，从庭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看，原告刘大伟于2009年3月1日与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后变更名称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了固定期限自2009年3月1日至2012年2月28日，后续签至2015年2月28日，在此期间由大连分公司向原告发放工资。后与被告签订了《个人服务合同》，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起。虽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隶属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由被告直接管理，但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系独立的法人，被告并非该《劳动合同书》的相对人，故对《劳动合同书》存续期间的工资，原告刘大伟不应向被告主张，而应向大连分公司主张。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属于劳动合同的重要内容，降低工资标准属于用人单位削减义务的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于用人单位单方降低工资标准、减少义务的行为，劳动者亦有权作出选择，如果同意用人单位的决定，可以在用人单位继续工作，从法律角度讲，就是认同用人单位的变更；如果不同意，也可以及时提出异议或解除合同。从庭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看，被告所制定和提交的所有规章制度及相关规范中并没有关于降职降薪的具体明确规定，仅笼统地表述为在某些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调整受聘人的职位和薪酬。故对于被告单方降低原告工资标准的行为并没有具体的规章制度予以参照。因此，尽管被告自身的审计部门及纪检监察部门于2016年、2017年对大连分公司进行常规审计，在2016年审计报告出具后，评定大连分公司业绩不合格，2017年的跟踪审计报告亦指出大连分公司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均不能成为被告未与原告协商一致，即可单方降低原告工资标准的合法理由。原告的党纪问题已受到党纪处分，原告给被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可责令原告予以追偿或赔偿，但赔偿不等于可以降低工资标准或以工资抵扣。被告就审计出的相关问题已向纪委举报，但未有证据证明原告构成违法犯罪。故被告要求就原告一系列问题进行审计鉴定不影响被告未与原告协商一致，单方降低工资标准无效的后果，对被告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用人单位应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签订了《个人服务合同》，对工资标准作了明确约定，双方应遵照执行，《个人服务合同》于2016年3月31日期满后，原告继续在被告处工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应视为双方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故被告应按原工资标准向被告支付工资。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欠付2010年7月至2015年2月工资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原告应向大连分公司主张，被告非《劳动合同书》存续期间的相对人，故该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月至2018年4月欠付工资的诉讼请求，2015年4月1日起被告应按2015年4月1日与原告签订的《个人服务合同》约定的年薪为税前210,00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平均每月应发工资为17,500元，被告2018年1月至2018年4月欠付原告工资18,500元（2,500元×4+6,000元+2,500元）。综上，被告共计应当支付原告欠付工资18,500元。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2001年11月26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对事实劳动关系解除是否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249号）的规定，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劳动合同关系于2016年3月31日期满后，原、被告之间存在的是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而不等于双方按照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续签了一个新的劳动合同。但该院认为在事实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仍应予以支持。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属劳动者可依法主张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的情形，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经济补偿金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实际年限计算，原告2018年4月16日前12个月应得工资标准为每月16,458元，如前所述，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应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8年4月17日止，共计3年零16天，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被告应支51,019.8元（16,458元×3.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关于对事实劳动关系解除是否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249号）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并案原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并案被告）刘大伟支付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欠付工资18,500元；二、被告（并案原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并案被告）刘大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1,019.8元；上列一至二项中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应偿付刘大伟之款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若逾期给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由被告（并案原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大伟提交三份证据：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拟证明港中旅公司在仲裁阶段自认是由大连分公司代为与刘大伟签订劳动合同，港中旅公司在通知中的盖章是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而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所盖公章是大连分公司，本身互相矛盾。港中旅公司质证认为，笔录的陈述是针对个人服务合同而非刘大伟所称的劳动合同，对通知没有异议，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盖大连分公司公章是为了调取档案。本院认为，刘大伟提交的三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上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除一审查明“自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被告向原告少发工资18,500元。”与事实不符外，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港中旅公司向刘大伟实发2018年4月工资5,351.66元，港中旅公司认可扣发刘大伟该月工资6,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上诉人港中旅公司是否拖欠上诉人刘大伟工资及数额；二、上诉人港中旅公司是否应向上诉人刘大伟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数额。关于焦点一，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建立劳动关系，应依法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刘大伟于2009年3月1日与上诉人港中旅公司大连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双方间劳动关系建立。港中旅公司大连分公司经依法注册成立，独立经营，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虽然刘大伟的工资标准由港中旅公司批准，但并不能改变大连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这一法律事实，且大连分公司目前仍正常经营。2015年4月1日，刘大伟与港中旅公司签订了《个人服务合同》，刘大伟自此与港中旅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虽然刘大伟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均未改变，但港中旅公司成为刘大伟新的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主体发生了变更。因刘大伟与港中旅公司大连分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并已实际履行，故刘大伟主张2009年3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间与港中旅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于法无据，刘大伟主张的2010年、2011年、2013年拖欠的工资，应向大连分公司主张，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港中旅公司与刘大伟签订的《个人服务合同》至2016年3月31日期满，港中旅公司未依法与刘大伟终止或续签书面劳动合同，刘大伟仍在原工作岗位继续工作，视为双方继续履行2015年4月1日签订的《个人服务合同》，即港中旅公司应按税前210,000元年薪的标准向刘大伟支付工资。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劳动合同，2018年1月9日，港中旅公司以“管理和业务发展需要”下发“人事通告”免去刘大伟的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同时下达“薪酬调整通知”，将刘大伟的年薪降为税前年薪180,000元，港中旅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港中旅公司应支付刘大伟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欠付的工资正确，但数额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刘大伟与港中旅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4月16日解除，刘大伟2018年4月的工资应计发至16日，港中旅公司已实际向刘大伟发放该月工资5,351.66元，鉴于港中旅公司认可扣发刘大伟该月工资6,000元，故对港中旅公司认为一审认定欠付工资数额18,500元错误，实际应为16,000元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认可。关于焦点二，因港中旅公司欠付刘大伟工资，刘大伟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港中旅公司依法应向刘大伟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因刘大伟于2009年3月1日与港中旅公司大连分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后担任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4月1日，刘大伟与港中旅公司签订《个人服务合同》后，仍在大连分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一职，工作地点及工作内容均未发生变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刘大伟主张自2009年3月1日开始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刘大伟2009年3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间的工作时间未计入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属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故港中旅公司应向刘大伟支付经济补偿金156,351元（16,458元×9.5个月）。综上所述，刘大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审计算欠付工资数额错误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5166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向上诉人刘大伟支付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欠付工资16,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6,351元；三、驳回上诉人刘大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均由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学超审判员  于晓梅审判员  刘婷娜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鑫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