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15民初8612号原告：郭永鸣，男，194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鑫茂(系原告郭永鸣之女)，住同原告郭永鸣。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北京市百瑞(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龙芳，男，195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三人：徐桂娟，女，195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泡台浜村七家村XXX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华诚，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永鸣与被告徐龙芳及第三人徐桂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永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鑫茂、杨波，被告徐龙芳，第三人徐桂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华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永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同)4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出生于上海市，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市工作，后定居沈阳市。原告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兴农村徐家宅XXX号(以下简称徐家宅XXX号)有一处宅基地房屋。2002年，上述房屋被纳入动迁范围。同年9月18日，原告委托其兄郭正明代其签订了《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此次动迁取得拆迁补偿款148,482.29元及一套配套安置房屋。动迁协议签订后，上述动迁补偿款已由原告领取，而上述安置房屋需要诸多手续及时间办理。因原告长期工作生活于沈阳市，来回上海不便，遂托付外甥女徐桂娟帮忙办理。第三人徐桂娟推荐其丈夫之兄即被告徐龙芳作为代办人。原告基于对第三人的信任，便于2004年2月16日在沈阳市办理了公证委托书，委托被告全权办理原告在徐家宅XXX号的房产动迁、回迁等一切手续。此后，被告超出授权范围，伪造原告及其妻子的签名签署委托书、承诺书等，擅自将动迁安置房屋转让给第三人。原告认为，被告超出授权范围处分原告的财产权益，应向原告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涉案房产现市价，估算损失为460万元，扣除第三人支付的购房款30万元及利息后，原告主张赔偿损失400万元。被告徐龙芳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与原告互不相识，被告从未看到过公证书和委托书。关于原告动拆迁事宜，被告只记得当时第三人来询问过被告去哪里办理动拆迁事宜。被告只是告知第三人去凌桥房地产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没有陪同其前往。后续事情被告均不知晓。第三人徐桂娟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拆迁补偿款已由原告领取，因其在沈阳市定居，无意购买安置房屋，其真实意思是将购房资格让与第三人，所以才会公证委托了徐龙芳办理相关手续，并提供了其在沈阳市的房产证、户口簿以及单位证明等相关材料。如果原告本意是自己购房，按常理会在一定时间内追问购房的结果，但原告无该积极行为，过了很久才起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第三人徐桂娟的舅舅，被告徐龙芳系第三人徐桂娟丈夫的哥哥。原告出生于上海市，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省沈阳市工作，后定居沈阳市。原告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兴农村五队有一处宅基地房屋。2002年9月18日，原告的哥哥郭正明代原告与案外人上海外高桥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就上述宅基地房屋的拆迁事宜签订了《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居住房屋货币补偿和易地新建房屋)。本次拆迁共获得拆迁补偿款148,482.29元，已由原告全额领取。2004年2月16日，原告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委托书，受托人为被告徐龙芳，委托书载明：“兹委托徐龙芳为我的代理人，并以我的名义办理以下事项：我全权委托徐龙芳办理我在徐家宅的房产动迁、回迁等一切手续(上海浦东新区高桥镇兴农村)。代理人在上述授权范围内签署的有关文件我均予以承认。受托人无转委托权。委托期限：2004年2月16日至2005年2月16日。”本次拆迁的配套安置房屋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凌环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202室房屋)。2004年2月27日，第三人徐桂娟及其子徐晟作为买方，案外人上海凌桥房地产有限公司作为卖方，就202室房屋的买卖事宜签订了《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该房屋建筑面积126.06平方米，总房价为301,633元。上述购房款由徐桂娟、徐晟支付。2005年4月21日，202室房屋权利人核准登记在徐桂娟、徐晟两人名下。2010年8月28日，徐桂娟、徐晟作为卖售人，案外人宋涛作为买受人，就202室房屋的买卖事宜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转让价为139万元。2010年11月19日，202室房屋权利人登记在宋涛名下。2015年6月21日，第三人徐桂娟通过银行给原告转账10万元。2015年8月31日，第三人徐桂娟又通过银行给原告转账10万元。第三人徐桂娟称，当时因原告将购房资格让与了第三人，所以第三人说过要给原告补偿，但没说具体金额，原告表示不要补偿，但后来第三人还是给原告20万元算作补偿。2017年8月1日，原告以第三人徐桂娟伪造材料将202室房屋登记至自己名下并转让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徐桂娟及徐晟共同赔偿原告400万元。2018年6月19日，本院作出(2017)沪0115民初5951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徐龙芳、徐晟伪造了相关资料骗取购房资格；本院有理由相信原告当初同意将购房资格让与给徐龙芳、徐晟，判决：驳回原告郭永鸣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12月1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01民终111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1月13日，原告以被告徐龙芳超出授权范围，伪造相关材料将202室房屋转让给第三人为由，诉至本院，请求判如诉请。审理中，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公证委托书及公证档案材料，公证档案材料中留存了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原告认为据此证明被告知晓公证委托事宜。被告则表示，其不知晓公证委托事宜，且不清楚为何在公证档案材料中有其身份证复印件。第三人称，公证委托书是原告一人在沈阳市办理的，至于被告的身份证是由谁给公证处的记不清了。2、署期2004年1月6日的委托书，载明“今委托徐龙芳办理东港丽景苑房屋转让事宜的一切手续”，落款处有“郭永鸣”字样的签字。2、署期2004年2月27日的承诺书，载明“原房屋登记人承诺：经被拆迁人或原房屋登记人及家庭所有成员(包括同住人)(以下简称“我们”)协商一致，同意由徐桂娟享有东港丽景苑凌环路XXX弄XXX号XXX室动迁优惠购买权，并作为现房屋登记人；我们因无居住困难，故自愿让出该套房屋优惠价购买权……”、“郭永鸣、林桂芝与徐桂娟、徐晟为表亲关系”等，原房屋登记人签章一栏有“郭永鸣、林桂芝”字样的签字。原告否认署期2004年1月6日的委托书及承诺书系其本人签名，认为上述证据证明被告超出授权范围伪造原告签名转让了系争房屋。被告及第三人则均否认委托书及承诺书上的签字系其所签，表示对于上述两份证据上“郭永鸣”、“林桂芝”的签字是谁所写并不清楚。审理中，原告申请对署期2004年2月27日的承诺书中手写文字“郭永鸣、林桂芝与徐桂娟、徐晟为表亲关系”及原房屋登记人签章处“郭永鸣、林桂芝”字迹是否徐龙芳所写进行鉴定。2021年5月17日，上海市防伪技术产品测评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告知依据现有样本，无法对委托要求作出明确结论，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以上事实，有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公证委托书及公证书档案材料、署期2004年1月6日的委托书、署期2004年2月27日的承诺书、上海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终止鉴定告知书》、(2017)沪0115民初59517号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终11121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为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供了第三人徐桂娟办理202室房屋购买手续时所使用的委托书和承诺书，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材料中“郭永鸣”字样的签名系被告徐龙芳代签。并且，根据生效判决的认定，有理由相信原告当初同意将购房资格让与给第三人徐桂娟及徐晟，故，即使被告徐龙芳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对202室房屋作了前述处分，亦未超出原告的授权范围。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伪造相关材料擅自转让原告财产，侵犯原告的财产权益。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400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永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减半收取计19,400元，由原告郭永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董迪思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顾玉婷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