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95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1，女，1981年10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某1（董某1之夫），1969年3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天津津北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某2，男，1974年2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兆放，北京市天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某1因与被上诉人董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8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北京市朝阳区×××1504号房屋售房款扣除1183022.91元，剩余部分董某2占10%，我占90%；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1.我对被继承人尽到全部赡养义务，董某2不尽任何赡养义务，也不是被继承人的监护人，一审法院按照四六份额比例判决不能体现法律公平。2.被继承人生前花费的大量费用是从我手上出去的，其生前财产同样在我手中保存。之前董某6与杨某1离婚案件中杨某1还欠董某618万余元，一审法院在卖房款中未扣除该笔债务，且我为赡养老人也支出了钱款，理应从被继承人财产中扣除，剩余才是遗产，董某2也认可扣除合理花销后再分割售房款，只是对于花销数额略有异议，但一审法院未对此予以考虑，所做判决错误。董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董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我同样尽了赡养义务，前往医院看望被继承人，支付医疗费等。一审判决比例合理。2.我仅认可扣除报销以后的医疗费用，对于购买营养品的费用等并不认可，事实上老人的医疗费票据显示医保报销了很多，而老人的日常生活开支我也负担了一部分。一审法院核对了董某1提交的全部票据，最终认定按照四六分比例继承，已经足以补偿董某1。董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我与董某1平均继承杨某1名下北京市朝阳区×××1504号房屋的售房款458万元，董某1向我支付二分之一。2、本案诉讼费按照我与董某1分得财产的比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杨某1与前夫佟某1生育二子，即董某2（曾用名佟某2）和佟某3。1981年3月，杨某1与董某6结婚，杨某1带董某2随二人共同生活。杨某1与董某6婚后生育一女，即董某1。佟某3于2005年12月12日死亡，死亡时婚姻状态为未婚。2001年10月30日，杨某1与董某6离婚，后未再婚。杨某1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2018年10月30日，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特900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杨某1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董某1为杨某1的监护人。2019年9月16日杨某1死亡，其生前未立遗嘱。2016年因东城区祈年大街路西危改项目，拆迁单位给杨某1安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504号房屋一套。2016年8月1日，杨某1与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504号房屋。2018年7月16日，该房登记在杨某1名下。2019年3月22日，董某1作为法定代理人代理杨某1与案外人卫某1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杨某1将北京市朝阳区×××1504号房屋出卖，售房款162万元，该合同备案于房管部门。另外，董某1提交2019年3月2日杨某1与卫某1及北京链家房地产有限公司间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上述房屋交易房屋价款及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作价总计为458万元。双方认可该房实际成交价458万元，董某1认可该款现在其处。2005年12月20日《释放证明书》记载：经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判处董某2有期徒刑7年，现因刑满予以释放。2013年3月26日《释放证明书》记载：经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处董某2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现因刑满予以释放。董某1称其与杨某1共同生活期间，为杨某1支付各项费用共计1183022.91元。董某1提交2007年至2017年期间的门诊收费专用收据5600余元，该期间与刷卡单相对应的医药底方1450余元，相关票据记载2014年之后杨某1每年多次到医院就诊。董某1提交2009年住院费用结算单记载自费部分5787.10元。杨某1因病于2017年7月入住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至去世，董某1提交该院医疗费刷卡单134912.55元，董某1提交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杨某1住院结算单记载个人应付金额2552元、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杨某1住院结算单记载个人应付金额2037元、2018年6月3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杨某1住院结算单记载个人应付金额元（看不清）、2018年12月31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杨某1住院结算单记载个人应付金额1454.20元、2019年2月19日至2019年3月31日住院收费票据记载个人支付金额1942.40元、2019年3月31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杨某1住院结算单记载个人应付金额1480.80元、2019年6月6日至2019年6月15日期间杨某1住院结算单记载个人应付金额8054.96元、2019年6月15日至2019年8月1日期间杨某1住院结算单记载个人应付金额35246.90元、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16日期间杨某1住院结算单记载个人应付金额44305.70元。董某1提交住院护理费票据135070元。董某1提交保健品收据144000余元。董某1提交京东电子发票记载购买成人尿垫、尿裤7700余元。董某1提交丧葬费票据21645元。董某1提交物业费和供暖费发票及收据8100余元。董某1提交北京海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明董某1为装修北京市朝阳区×××1504号房屋支付94000元。董某1提交杨某1住院期间生活用品收据小票（数额看不清）。董某1提交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明细、收据和家政合同用以证明其为杨某1支付住院之前的租房费及保姆费共计594300元，上述账户明细及合同显示的内容及金额不相互对应，且与董某1主张的数额不符。对于租房费证据董某2的意见为：因拆迁支付了杨某1租房补助，另外房屋能够入住时对外出租，房租由董某1保管，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对于董某1主张的租房费不认可。对于保姆费证据董某2的意见为：杨某1在2017年入院前不需要雇佣保姆照顾，即使需要保姆照顾，杨某1自己的存款也能够支付保姆费用，故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对于保健品票据董某2的意见为：真实性认可，但并非是给杨某1一人食用，应该是给杨某1和董某6两人食用，杨某1生前的钱款及账户由董某1支配，杨某1的自有资金能够支付该保健品的费用，不能证明该款是董某1支付，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对医疗费票据董某2的质证意见为：认可票据的真实性，杨某1住院费为住院结算单记载的个人支付金额，自负医疗费因杨某1生前的钱款及账户由董某1支配，杨某1的自有资金能够支付该费用，并不能证明医疗费是董某1支付，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董某1称杨某1住院费为住院结算单记载的个人支付金额及押金45000元之和。对供暖费、物业费票据董某2的意见为：认可票据真实性，该房屋一直对外出租，房屋的租金由董某1保管，不认可供暖费、物业费是董某1支付。对于装修费说明的意见为：因为没有提供合同和发票，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董某1提交2007年9月19日崇文分局110接处警记录显示：报警人董某2（男，25岁，×××30号）因该人喝醉酒与家人发生矛盾，民警到现场处理。董某2称报警并非因董某2与杨某1产生矛盾，而是其与继父间产生矛盾。董某1提交2006年3月10日大桥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董某2，户口在崇文区×××30号院，于2006年3月10日来居委会称其与其母因家庭关系及生活费用问题不和，常发生矛盾。特此证明。”董某1出具大桥社区居委会《证明》一份，内容为：“杨某1、董某2，户口均在崇文区×××30号院。董某2自2005年12月份释放回家后，常因家事与其母杨某1发生矛盾。经多次调解效果欠佳，特此证明。”董某1提交2018年1月16日天宁寺南里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杨某1（身份证号码：×××），现居住在我辖区×××102号。”董某1提交2018年1月17日天宁寺物业管理服务处出具的《居住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杨某1，身份证号码为×××，从2015年4月至今一直居住在西城区×××102房屋。特此证明。”根据杨某1养老金账户记载2009年7月至2019年6月其养老金收入总额23万余元。证人杨某出庭作证称：我是董某1和董某2的姨，从2000年开始我和姐姐杨某1、姐夫董某6、外甥女董某1在崇文门×××30号一起生活。董某2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服刑，2000年以后才出狱，出狱以后没有与杨某1住在一起，也没有赡养杨某1，还经常对杨某1又打又骂。董某2打骂杨某1时我在场，而且他还不带杨某1去医院看病，说自己没钱，杨某1瘦了三四十斤。董某2不但不带杨某1看病，还自己买了一辆奔驰车，购车不是我亲眼所见，但我坐过董某2的红色奔驰车。董某2不支付杨某1住院费用，也不到医院看望。杨某1要下葬时，董某2还自己大办婚礼，没对杨某1尽义务。董某2主张杨某1去世前另有收入，董某1对此不予认可，董某2提交证人证言。证人焦某出庭作证称：我和董某6、杨某1是街坊、朋友关系。2017年开始杨某1生病住院不能动，我去医院看望过杨某1。杨某1之前在铝制品厂工作，后来自己做生意，从1982年开始做买卖，大概到拆迁之前。董某2八几年在我的商店里干活，干完活把钱给其母。杨某1住院后，是董某2带我去探望的，总共五六次。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我和董某2从小是邻居，跟杨某1比较熟，经常聊天，最近这几年他们家的情况不太了解。我知道杨某1一直做小生意，开小店卖东西，近几年杨某1得病了，董某2跟我说他母亲精神上有问题，恰好我家里有类似的病人，就跟董某2说新街口有个医院可以看，董某2没有找到，我后来带他去的。董某2母亲在×××做小生意，经常可以看见她，杨某1做生意到什么时候记不清了。庭审中，董某2称2008年之前其与杨某1共同生活，分别居住里、外院。董某1称2008年之前其与董某6、杨某1共同在×××30号居住，2009年其与杨某1租房居住至2015年，2015年其购买位于天宁寺的房屋，与杨某1在该址居住至2017年7月杨某1住院，此后杨某1一直住院直至去世。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504号房屋的售房款属于杨某1的遗产，杨某1生前未立遗嘱，该售房款应由其合法继承人，即董某2与董某1依法继承。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董某1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被继承人杨某1多年与董某1共同生活，去世前几年每年多次就医，董某1在经济及体力上均对杨某1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而且在杨某1患病住院期间，董某1作为监护人也尽到了管护与照顾责任，杨某1遗留的售房款董某1可以适当多分，具体份额由法院酌定，因售房款在董某1处保存，故判令董某1向董某2支付相应款项。董某2要求售房款由双方平均继承及董某1要求售房款由其一人继承的意见，法院均不予采纳。董某2主张杨某1另有收入，仅提交证人证言，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法院无法采信。根据杨某1的收支情况，其每月养老金收入确实无法支持其全部的生活及医疗费用，董某2主张杨某1的医疗等费用均使用其自有收入及存款支付，董某1不予认可，董某2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董某1要求根据其提交的票据在遗产中扣除其为杨某1支付的款项之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法院核实的董某1为杨某1支付的医疗费用、护理费用、保健品费用、装修供暖费用、丧葬等费用的行为法院作为其可多分遗产的情形予以酌情考虑。董某1主张为杨某1支付租房费及住院之前的保姆费等费用，证据不足，法院无法采信。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被继承人杨某1遗留的北京市朝阳区×××1504号房屋售房款四百五十八万元，其中40%由董某2继承，其中60%由董某1继承；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董某1给付董某2一百八十三万二千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对于董某1与董某2继承遗产的份额分配是否适当的问题。法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首先本院对董某1与老人共同生活并对老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行为予以肯定，同时应当指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对于董某1为杨某1支付的医疗护理、保健品、装修供暖、丧葬等费用，一审法院经核实后，在分配份额时已酌情予以考虑。一审法院综合在案证据认定分割比例，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对于该判决结果，本院应予以维持。关于董某1提出的其为母亲支付的租房以及保姆费用应当扣除的主张，由于其提交的证据尚不充分，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董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440元，由董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曙钊审 判 员 屠 育审 判 员 张 鹏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一树书 记 员 孟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