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94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环形虹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18号-D7998。法定代表人：刘园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敏，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雨辰，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君程胜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邓庄南路南侧、友谊路西侧的土井村盛景创业园T01地块1号楼3层B307号房间。法定代表人：杨胜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成铭，北京市京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君程胜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城乡路333号1幢三层3386室。法定代表人：栾富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成铭，北京市京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环形虹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光公司）、北京君程胜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君程公司）、上海君程胜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君程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13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虹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依法改判支持虹光公司要求支付劳务报酬45万元及9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北京君程公司、上海君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判决依据不足。（一）广电部门发布《关于新冠肺炎期间停止拍摄工作的通知》并不等于案涉项目停止，即上海君程公司对案涉项目的停止时间不是2020年1月31日，而是其首次明确表示项目终止、准备走法律程序的2020年4月18日。首先，2020年1月31日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及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共同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期间停止拍摄工作的通知》，但是2020年2月26日北京市电影局便制定《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北京市电影行业复工防疫指引》，并由北京市疾控中心归口并发布。其中，该指引第二项是对电影制片单位疫情期间拍摄工作的要求和指导。即，影视行业拍摄工作在2020年2月26日已经有条件复工。另，2020年4月15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中心、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发布的《关于厉行节约，共克时艰，规范行业秩序的倡议书》中更是明确表示影视行业已迎来高产高峰，即国家及北京市已经明确影视业拍摄工作已全面复工。其次，纪倪君与赵迎2020年4月11日的微信聊天中，双方两次微信电话后，纪倪君发文字说：“首先，我没有钱，我怎么私自决定我要继续做史波特呢。我们都单单纯纯在做内容，他们要去搞定资金，不是这样吗，他们没喊卡，我们就继续努力”。纪倪君作为案涉项目的总制片人和负责人承认上海君程公司并未停止该项目，且仍在继续努力。再次，纪倪君与赵迎2020年4月18日的微信聊天中，纪倪君才明确提出：因为疫情，确实推进不了，我们先发个声明给到你，一切按法律程序走，节目终止之事，非我方恶意制止。截止此时，上海君程公司才明确表示要终止项目，同时准备按照法律程序与虹光公司解除合同。最后，虹光公司在《核心导演组沟通群》中一共提交了两次项目进度表，第一次是2020年2月28日，上海君程公司表示“好哦”、“酷”，第二次是2020年4月7日，上海君程公司表示“我有啊”，上海君程公司从未提出案涉项目已终止，也未要求虹光公司将项目进度表进行调整或删除案涉项目。虹光公司收到终止声明并回复上海君程公司的时间是2020年4月29日，在此之前，上海君程公司并未明确表示因为疫情整个项目已经终止，反倒是案涉项目负责人纪倪君一直在说要继续努力。故广电部门《关于新冠肺炎期间停止拍摄工作的通知》不能作为认定案涉项目停止的时间，上海君程公司亦不能将通知发布的时间简单等同于项目停止的时间。（二）2020年2月1日疫情之后，虹光公司与上海君程公司的微信聊天不是在沟通案涉项目能否推进，而是在继续工作、履行合同义务。首先，一审庭审中，上海君程公司对于《核心导演组沟通群》里李林的身份表示不确定，但承认纪倪君、赵迎与案涉项目有关。在该工作群，李林、纪倪君、赵迎多次提到案涉项目。工作群中的内容说明疫情期间，不但上海君程公司在继续沟通案涉项目，虹光公司也在继续履行合同，而且李林作为项目重要成员之一也一直在积极工作。其次，2020年2月1日之后，虹光公司在《核心导演组沟通群》一直积极促进工作的推进、履行合同义务。在虹光公司与上海君程公司的微信聊天中，也能体现虹光公司在积极推进工作，履行合同义务。（三）虹光公司在协商解除合同过程中，对将2020年1月31日作为合同解除时间的表述是有前提条件的，且双方多次协商沟通，最后并未达成一致，亦未签订解除协议并实际履行该协议。故协商过程中，虹光公司的让步不能认定为虹光公司对解除时间的确认。首先，2020年4月16日虹光公司第一次提出的《解除协议0416》里，明确表示索要报酬的时间是2020年3月16日，而不是截止2020年1月31日。其次，2020年4月18日，纪倪君和赵迎在两次合计长达半个小时的微信电话后，纪倪君写了一段准备发给杨胜惠等人的话表明此时的赵迎处于明显弱势地位，若就此简单地认定赵迎认可双方合同解除时间为2020年1月31日，不排除上海君程公司有乘人之危、迫使赵迎作出让步来协商解除协议的嫌疑。再次，2020年4月29日，赵迎收到解除通知书后的聊天中，列出了截至2020年1月30日的报酬构成、27万合约价格协商18万无发票的公式，但是这段话最面前的内容是：重新签署合约是补充协议，或者是新协议最好……18万没票是定金。即18万并不是2020年1月31日前虹光公司应取得的报酬，而是基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或新协议中制作费150万的定金。故，这段话并不能简单地认定为赵迎认可双方合同于2020年1月31日解除。再次，2020年5月4日，纪倪君发给赵迎的《合同解除协议20200504FINAL》，赵迎在同日做了批注并回复，回复内容赵迎在第1条之后用红字明确备注，要求全部删除该段，并表示签署合约时无疫情发生。这段话的删除，意味着赵迎不认可双方合同因疫情于2020年1月31日解除。同日，纪倪君再次回复的协议中表示不能删除，乙方如果可以拿到国家特批的同意拍摄文件，则可以删。但事实上，2020年2月26日电影业已经有条件复工、2020年4月15日影视业复工已经迎来高产高峰，即案涉项目若资金到位完全可以拍摄，但资金到位与否并非虹光公司的合同义务，且上海君程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资金问题与疫情之间有必然联系，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项目终止是因疫情所致。故广电部门停止拍摄通知发布的时间，并非双方协议解除的时间，2020年1月31日的停工时间不能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最后，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的性质更多的是劳务合同，在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18日期间虹光公司实际提供了劳务，虹光公司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追溯项目终止时间之前的酬劳。双方协商解除合同的过程，更多的是针对合同本身解除的协商，不应影响虹光公司追索已实际提供劳务并索要报酬的权利。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对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民法典》合同编关于合同解除的形式只有两种，约定解除或者法定解除。2020年4月16日至2020年5月5日，虹光公司与上海君程公司进行了多次沟通、协商解除合同，但最终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亦未签订解除协议书且实际履行解除协议。故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应以上海君程公司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时间为准，而虹光公司收到上海君程公司终止声明的时间是2020年4月29日。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之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故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其次，一审判决对违约金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在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中，对不按时支付报酬并未约定违约金，但是双方对于上海君程公司不按时支付制作费违约金作了明确约定。上述人所主张的违约金之所以参照合同对于制作费违约金的约定，是因为如果虹光公司按时收到每月6万元报酬并存放到银行，将产生不菲的利息。换句话说，虹光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更多是对上海君程公司不按时支付报酬而应支付的利息的主张。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固定酬金为每月人民币6万元，按工作期间采隔月5日支付，即双方对于劳务报酬的支付时间有明确约定。故虹光公司对于未收到的报酬有主张利息的权利，而在双方未对利息标准进行单独约定的情况下，参照双方对于其他费用违约金利息的约定并无不妥。退一步讲，即便是不能参照其他费用违约金为标准主张利息，那么，虹光公司有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LPR来主张利息并应得到支持。上海君程公司辩称，不同意虹光公司上诉请求。双方合同终止时间是2020年1月31日，并且合同没有约定支付劳动报酬和违约金。一审关于合同终止时间及违约金的认定，所做判定不合理。上海君程公司不应该向环形虹光公司支付报酬。北京君程公司辩称，不同意虹光公司上诉请求。北京君程公司和上海君程公司人员、财产独立，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上海君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虹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虹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在合同终止前，虹光公司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上海君程公司不应向虹光公司支付全部合同款项。第一，根据双方第三条等条款的约定，赵迎负有出具影视开发各团队、运作细项之报价、对接上海君程公司影视开发各团队、负责上海君程公司影视开发除内容策划之外的前期行政工作等等。针对上述合同约定，虹光公司基本未向上海君程公司提供任何工作，根据虹光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基本未有涉及此方面内容的沟通，即使是涉及工作层面沟通的也是微乎其微。其中，与栾富程微信聊天前期基本是在沟通合同的签署，且沟通工作的记录仅仅截止至2020年1月15日；之后因春节假期（2020年1月24）及疫情原因项目暂停，再未与栾富程有过工作层面的沟通。与纪倪君微信聊天记录也是针对后续合同终止后协商的过程，并不涉及工作层面沟通。第二，根据庭审情况，上海君程公司认可赵迎负有协助上海君程公司取得国家体育总局支持虹光公司开展《中国史波特秀》节目的支持性红头文件，且庭审中虹光公司也确认上海君程公司至今未取得该文件；同时，虹光公司主张《确认函》为其协助签署，完全是虚假陈述，该文件为在虹光公司无法提供的情况下，上海君程公司利用合作方上海智度亦复公司王耘协助取得，与虹光公司无任何关系。第三，合同约定虹光公司应向上海君程公司另行安排一名助理，但是截至合同终止虹光公司一直未提供。虹光公司辩称，不同意上海君程公司的上诉意见。上海君程公司提出合同解除时间是2020年1月31日，双方是合同纠纷，实质是劳务合同，在虹光公司提供了劳务之后，就应该获得劳务报酬。红头文件在一审已经举证质证过并不是虹光公司的合同义务。关于助理的意见，已经在一审提供了证据，认可一审对助理的认定。北京君程公司述称，同意上海君程公司的上诉意见。北京君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虹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虹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君程公司违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第一，虹光公司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与北京君程公司无关。本案中所涉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在项目的筹备期虹光公司确实同北京君程公司签订过合同，但是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后续项目立项、实施虹光公司与上海君程公司所签订合同与北京君程公司无关；第二，北京君程公司与上海君程公司人员独立、财产独立，不存在财产混同等情形，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虹光公司辩称，不同意北京君程公司的上诉意见。案涉项目所涉及的是波特秀，是北京君程公司的项目，但后期上海君程公司与虹光公司就这个波特秀签订了合同，所以上海君程公司和北京君程公司业务存在混同。北京君程公司是上海君程公司的100%控股股东，两公司存在人员混同，栾富程在上海和北京均任职。财务上北京君程公司和上海君程公司也存在混同。因此，北京君程公司应该对上海君程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上海君程公司述称，同意北京君程公司的上诉意见。虹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上海君程公司支付报酬45万元；2.判令上海君程公司支付违约金9万元；3.判令北京君程公司对上海君程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北京君程公司、上海君程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8日，虹光公司与上海君程公司签订《聘用合同》，约定上海君程公司聘用虹光公司的制片主任赵迎担任其影视开发整体运营行政范围之制片主任，根据上海君程公司的要求及本公司影视开发制作的需要，赵迎同意接受上海君程公司的委托，为公司影视开发提供制片服务，配合总制片人把关包括但不限于影视开发前期行政执行、管理、预算支出把控、录制期间摄制组管理等。工作期间为2019年9月16日至2020年7月15日。就上述条款，若因各项不可控因素，导致影视开发产生未能预期之风险，上海君程公司有权随时终止影视开发运作并终止本合约。虹光公司有权追溯上海君程公司终止项目运作截止日起，往回推算之工作日之酬劳费用，上海君程公司不得有任何理由拒付虹光公司酬金。虹光公司另安排一名专业的、经上海君程公司认可的制片助理人员，提供合同约定的制片服务，薪酬包含在制片主任之薪酬内。赵迎的工作内容包括配合上海君程公司与总制片人管理与配合除内容策划之外，录制前中后期各团队的行政管理与财务规划工作，包含但不限于前期统筹小组、制片人团队、内容总导演团队、摄影棚基地、导播组、录制软硬件硬体供应商、后期制作团队等。此外，赵迎应针对上海君程公司与总制片人选定之所有团队，监督团队市场价格之预算向总制片人汇报，并出示优劣与可行性分析，最终由上海君程公司裁定本公司影视开发运作之所有团队，上海君程公司也应尊重赵迎就专业分析共同商议。上海君程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及时向赵迎支付制作费用，如赵迎未能按期按质交付制作成果，上海君程公司有权终止本合同并支付赵迎已制作的节目费用，其他费用无需支付。上海君程公司如未按时支付制作费用，每逾期一日，需承担本合同金额为基数千分之三的违约金，逾期达到三十日，赵迎可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上海君程公司承担本合同金额为基数20%的违约金及赵迎实际损失。上海君程公司向虹光公司支付的固定酬金为每月6万元，按工作期间采隔月5日支付，上海君程公司向虹光公司支付的酬金只包含固定酬金，其中2019年9月支付3万元、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期间每月支付6万元、2020年7月支付3万元。上海君程公司保证其为取得《摄制综艺节目许可证》并经依法注册和合法存续的综艺节目制片单位，保证已就计划拍摄的影视开发取得《摄制综艺节目许可证》。《聘任合同》载明虹光公司代理人为赵迎，上海君程公司委托代理人为纪倪君。一审庭审中，各方均认可《聘用合同》仅涉及史波特秀一个影视项目。2019年9月16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赵迎与上海君程公司法定代表人栾富程、北京君程公司股东及董事纪倪君持续沟通《聘用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事宜。一审庭审中，各方均认可赵迎从2019年9月16日开始履行《聘用合同》约定的义务，北京君程公司及上海君程公司认可纪倪君、栾富程、杨胜惠是涉案项目的负责人。2020年1月31日，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及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冠疫情期间停止影视剧拍摄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影视制片公司、影视剧组及影视演员在疫情防控期间暂停影视剧拍摄工作。2020年2月1日，纪倪君将上述通知发送至“核心导演组沟通群”，该群成员包括纪倪君、赵迎及李林，虹光公司称李林是项目导演组成员，北京君程公司及上海君程公司称不确定李林的身份。2020年2月11日至2020年4月11日期间，赵迎与纪倪君通过微信沟通史波特项目能否推进，并多次向纪倪君催要报酬。2020年4月16日，赵迎向纪倪君发送《解约协议0416》，要求上海君程公司向虹光公司支付截至2020年3月16日的费用共计36万元。后双方持续沟通《聘用合同》解除及报酬支付相关事宜。2020年4月28日，北京君程公司向虹光公司邮寄《项目终止声明》，称因《关于新冠疫情期间停止影视剧拍摄工作的通知》规定，《史波特奥运秀第一季（暂名）》项目于2020年1月31日终止，至该日期为止，北京君程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君程公司已签订的所有与本项目相关的正在履行中的合约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协议、招商、宣发、聘用等合约。2020年4月29日，虹光公司收到上述声明，并通过微信向纪倪君表示要求上海君程公司支付至2020年1月30日的报酬。2020年5月4日，纪倪君向赵迎发送《合同解除协议20200504FINAL》，约定上海君程公司向虹光公司支付18万元报酬，系2019年9月起至2020年1月31日《聘用合同》相关项目终止时上海君程公司应付虹光公司的所有酬劳总和。赵迎查阅后回复纪倪君上述协议的修改版本，但未就协议中载明的合同终止时间提出异议。后双方就上述协议又进行多次修改，其中均将《聘用合同》的终止时间明确为2020年1月31日，双方仅就付款时间、开具发票等内容存在分歧。一审法院另查，北京君程公司曾与赵迎签订《综艺节目制片聘用合同》，约定北京君程公司聘用赵迎担任本公司影视开发整体运营行政范围之制片主任，赵迎根据北京君程公司的要求及本公司影视开发制作的需要，承揽《中国史波特秀第一季》电视节目的制片工作，为公司影视开发提供制片服务，配合总制片人把关包括但不限于影视开发前期行政执行、管理、预算支出把控、录制期间摄制组管理等。为履行该合同，虹光公司曾安排杨倩作为制片助理人员。一审庭审中，上海君程公司及北京君程公司称涉案项目分两个阶段，北京君程公司与赵迎签订的上述合同是筹备阶段，该合同双方已履行完毕，后来正式运营项目时专门成立了上海君程公司，上海君程公司又与虹光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一审法院再查，上海君程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君程公司持有上海君程公司100%股权。一审庭审中，上海君程公司认可其就《聘用合同》从未向虹光公司支付过报酬。一审法院认为：上海君程公司与虹光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聘用合同》的约定，上海君程公司向虹光公司支付的固定酬金为每月6万元，按工作期间采隔月5日支付，如涉案项目产生未能预期之风险，上海君程公司有权随时终止影视开发运作并终止合同，虹光公司有权要求上海君程公司支付截止至终止项目运作之日的酬劳费用。现上海君程公司称《聘用合同》于2020年1月31日终止，虹光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在协商解除合同的过程中，已就该终止时间达成一致，故上海君程公司应向虹光公司支付截止至该日期的酬劳费用，虹光公司要求上海君程公司支付报酬27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虹光公司要求上海君程公司支付其他报酬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上海君程公司辩称虹光公司要求按照合同期限给付报酬缺乏事实依据且有失公平、虹光公司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关于虹光公司要求上海君程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因《聘用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系逾期支付制作费用的违约后果，双方未就逾期支付报酬的行为约定违约金，故其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北京君程公司作为上海君程公司的唯一股东，未能举证证明上海君程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身财产，虹光公司要求北京君程公司对上海君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北京君程公司辩称其与上海君程公司人员独立、财产独立，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其股东及董事纪倪君实际参与了上海君程公司与虹光公司之间合同的履行，故其该项答辩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上海君程胜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北京环形虹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报酬27万元；二、北京君程胜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上海君程胜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北京环形虹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虹光公司的赵迎是否履行了《聘用合同》约定的义务及履行至何时，之二为《聘用合同》的解除时间，之三为一审法院未支持虹光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是否有误，之四为北京君程公司是否应就上海君程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之一，虹光公司提供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中所涉文件，证明赵迎履行了《聘用合同》约定的义务，从双方沟通内容可以看出，赵迎积极履行己方义务并推动节目后续进展，在纪倪君多次向赵迎发送的不同版本的《合同解除协议》中，上海君程公司亦始终同意向赵迎支付报酬。现上海君程公司主张赵迎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虹光公司主张赵迎履行合同义务直至2020年4月29日，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从双方微信沟通记录来看，从2020年1月31日至4月29日期间，赵迎系敦促合同继续履行并欲推动节目进展，且在4月29日当天，赵迎在收到北京君程公司邮寄的《项目终止声明》后，向纪倪君表示要求上海君程公司支付的是截至2020年1月30日的报酬。故对于虹光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之二，虹光公司与上海君程公司在协商解除合同的过程中，多次修改针对的均是报酬金额、付款时间、开具发票等内容，赵迎对于多个版本的《合同解除协议》中记载的《聘用合同》终止时间为2020年1月31日从未提出过异议，现虹光公司主张合同终止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之三，虹光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上海君程公司就延期支付报酬的行为支付违约金9万元，《聘用合同》中仅对上海君程公司延期支付制作费用约定了违约金，对于支付报酬并未约定违约金。一审中，虹光公司也未就上海君程公司延期支付报酬的行为主张利息，一审法院既未支持违约金亦未支持利息，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四，二审中经询问，北京君程公司作为上海君程公司的唯一股东，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上海君程公司的财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北京君程公司主张其不应就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虹光公司、北京君程公司、上海君程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北京环形虹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5350元（已交纳），由上海君程胜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5350元（已交纳），由北京君程胜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535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杨 光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 阳书 记 员  宋卫平-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