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51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开春，男，196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继龙，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圣川，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桂娥，女，197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传泽，男，201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鑫鑫，女，2010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鑫莹，女，200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三被上诉人法定代理人：赵桂娥，女，197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雨，女，1998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丽，山东观韬（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济南市民委员会，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纪花，主任。上诉人李开春因与被上诉人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及原审第三人济南市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石佛屯村委会）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6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7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开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继龙，被上诉人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丽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石佛屯村委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开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决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被拆迁房屋原产权人是李开春的父亲，拆迁安置补偿时宅基地的使用权人系李开春的母亲；由房屋拆迁和宅基地征收转化的拆迁补偿款属李开春和李开春的母亲、兄妹共有财产；一审认定拆迁补偿款归李开春和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共同共有，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1992年槐荫区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房产证显示，被拆迁房屋吴家堡办事处石佛屯村83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系李开春的父亲李玉富，因该产权证书系李开春父母婚后取得且原房屋建造于李开春父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房屋产权归李开春父母所有。2005年李玉富去世，被拆迁房屋属遗产，应由李开春和李开春母亲、兄长、姐姐继承。李开春与赵桂娥于2015年结婚，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之规定，李开春享有的房屋份额属婚前财产，因婚前财产转化成的拆迁补偿款应属于李开春的个人财产，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无权主张归其所有。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及拆迁方案，判决结果违反《民法典》关于保护其他权利人物权的规定，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和第四十六条“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以及《石佛屯村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简称《拆迁方案》）第十三条第（一）款“在本村无住宅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暂不签订安置协议”的规定；本案所涉被拆迁房产依法应由李开春母亲刘桂兰与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简称《协议书》）。因当时刘桂兰已八十余岁，李开春按照拆迁人的要求才代刘桂兰签署了协议。按照拆迁政策李开春和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在本村无房屋，无权签署《协议书》，因此不存在李开春代替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签订《协议书》的可能。一审法院认定李开春代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签订协议，系事实认定错误，该事实认定法律规定和拆迁政策相违背。其次，《协议书》中明确了4,902,072元拆迁补偿款中包含房屋补偿费、院落包干费、搬家费、过渡安置费、搬迁奖励等费用。根据《协议书》的约定，案涉拆迁补偿款由被拆迁房屋对应的拆迁安置权益和人口因素部分对应的拆迁安置权益，两部分组成。前文已述，拆迁款项属于被拆迁房屋转化而来的财产，属李玉富继承人享有继承权的财产，一审判决结果违反《民法典》第207条的规定，侵害了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李玉富的法定继承人因继承权而享有的物权。因本案存在非本案当事人的其他继承人，一审法院不应在共有纠纷案由下对涉案院落拆迁利益在本案中分割，而应依照《民法典》第207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的起诉。再者，李开春主张拆迁补偿权利没有请求权基础。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主张的权利非原始生成，也非基于法律规定而生成，而是李开春根据拆迁政策作出选择后而产生。若李开春代表刘桂兰以宅基地面积作为安置补偿依据，李开春和房屋的继承人亦可享受相应的拆迁补偿款，该款项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是无权主张的。即便李开春选择按人口数量进行货币补偿，但并不代表李开春对拆迁房屋宅基地应补偿款项的放弃，或者要与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平分该财产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因该财产涉及其他权利人，李开春也无权处分该部分财产。三、本案案情复杂，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审更换法官未通知李开春，剥夺了李开春的基本诉权，一审程序违法。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上看，涉及被拆迁房屋的遗产继承纠纷、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与村委会委托合同纠纷等多个法律关系；从本案所涉当事人和其他权利人来看，除涉及诉讼中的李开春、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和村委会七方外，还涉及李开春兄长、姐姐五人，亦涉及济南国际医学中心建设指挥部和槐荫区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等十四方相关利益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是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并且明确排除了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诉讼期间，李开春的兄长、姐姐五人认为本案涉及其法定继承权益，曾申请参加诉讼，但法院既未做任何书面和口头答复，也未做任何处理，程序严重违法。《民事诉讼法》虽没有关于独任审判中更换主审法官明确的程序性规定，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关于变更合议庭成员的程序规定，法院应在开庭前通知更换法官并应告知更换法官的理由，但一审中李开春在开庭后才知道主审法官已经更换。法院未履行告知程序，剥夺了李开春的基本诉权，一审程序违法。四、被拆迁宅基地使用权归刘桂兰所有，房屋所有权归刘桂兰、李玉富的继承人李开春等共同共有；根据法律规定和拆迁政策，拆迁补偿权利归属刘桂兰、李开春和李开春的哥哥姐姐共同共有。首先，关于宅基地的使用权。上诉人一审提交了证据“1992年槐荫区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房产证”，房产证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是上诉人的父亲李玉富。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关于上诉人父亲李玉富于2005年4月21去世的证据——《死亡户口注销单》一份，因李玉富去世，宅基地使用权人变更为上诉人的母亲刘桂兰。关于房屋被拆迁时，宅基地的使用权人系刘桂兰，在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石佛屯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2015年7月7日李开春和赵桂娥结婚后一直居住在李开春父母的宅基地房屋内，李开春没有自己的住房也没申请宅基地”的《证明》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中的《拆迁验收合格单》，均可以证明户主和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刘桂兰。其次，关于宅基地上的房屋权属。被拆迁房屋系上诉人祖业，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槐荫区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房产证记载，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上诉人的父亲李玉富，2005年李玉富去世后对涉案拆迁房屋未做析产，房屋的所有权归上诉人的母亲刘桂兰和上诉人的哥哥姐姐及上诉人所有。根据《民法典》第363条，“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的法律规定和国家有关规定”和《土地管理法》第12条“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第13条“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以及《济南国家医学科学中心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及奖励实施方案》第十三条第（一）款“在本村无住宅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暂不签订安置协议”的规定，补偿利益应属于宅基地使用权人及该宅基地上房屋权利人所共有。因被拆迁宅基地使用权归刘桂兰所有，房屋所有权归刘桂兰、李玉富的继承人李开春等共同共有；所以被上诉人赵桂娥等人主张拆迁补偿款归其与李开春共同共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赵桂娥等人向李开春主张支付拆迁补偿款不具备请求权基础。2021年6月6日，贵院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农村宅基地政策汇总”中关于“一户多宅”合法情况列明“房屋作为农户的私产是可以继承的，加之‘地随房走’的原则，因继承农房占有宅基地而形成的一户多宅，可以进行确权”的内容。本案中在发生拆迁时，因李玉富已去世，地上房屋属遗产应由刘桂兰、李开春及其哥哥姐姐依法继承，被拆迁的房屋转化为的拆迁补偿款应由刘桂兰、李玉富及其哥哥姐姐依法享有或继承，因此涉案拆迁补偿款涉及其他继承权人的合法权益。五、拆迁补偿的前提是有宅基地和地上存有房屋，拆迁补偿利益中包含被拆迁宅基地、房屋和人口因素；一审法院忽略宅基地、房屋因素，判决涉案补偿款归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共有，并且仅以人口因素进行财产分割，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济南市拆迁政策以及拆迁实施方案，获得拆迁补偿款的前提是在村集体拥有宅基地使用权并拥有住宅。济南市集体土地上住宅征收拆迁安置补偿办法有两种，按安置人口数补偿的前提也是必须被安置对象在村集体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和拥有房屋。基于法律规定和拆迁政策可以看出，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权属因素和人口因素均影响拆迁补偿利益的活动。并且宅基地和房屋因素是决定能否获得拆迁补偿款的决定性因素。退一万步讲，即便拆迁补偿协议中所列款项由上诉人被上诉共同共有，但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和拆迁政策，共有比例一审法院也不应仅考虑人口因素，单以人口比例分割。上文已述宅基地、房屋因素为获得拆迁补偿款的决定因素，以宅基地面积作为安置依据的房屋征收拆迁补偿款为350万元。本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4902072元拆迁补偿款中的350万元应归属被拆迁房屋院落的价值转化，其中的1402072元应归属上诉人被上诉人6人人口因素影响的价值转化。基于此，被上诉人只能主张人口因1402072元补偿款中其所占份额，经计算为1168393.33元。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主张“（2020）鲁01民终412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确认系共同共有，只是李与赵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缺乏约定分割共有财产的条件而未能分割，予以驳回的”，被答辩人的主张与本案事实认定无直接的关系，亦不能决定本案的事实认定。（2020）鲁01民终4121号民事判决即便生效，因在该判决书中并未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拆迁补偿款共同共有及各自应占有的份额作出认定和判决，因此该案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直接证据。三、被上诉人一审及二审均未明确其向上诉人主张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请求权基础。被上诉人《答辩状》中主张“该拆迁补偿款发放的依据源自于拆迁政策，源自被拆迁人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源自被拆迁人最初的对宅基地或按人口货币补偿方式的选择，与上诉人所属的房屋份额无关”，该主张无事实、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首先关于拆迁政策，《石佛屯村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第十三条第（一）款明确了“在本村无住宅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暂不签订安置协议”，依据拆迁政策上诉人和被上诉在石佛屯村无住宅，其六人均无权签订安置协议，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有权签字为户主、房屋所有人刘桂兰，李开春的签字行为只能是代其而为；根据拆迁政策，无住房的集体组织成员无权签订安置协议，因此被答辩人主张该拆迁补偿款发放的依据源自于拆迁政策，源自被拆迁人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没有政策依据。其次，被答辩人主张的其拆迁利益“源自被拆迁人最初的对宅基地或按人口货币补偿方式的选择”，因民事权利的取得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种方式，上文已论述被上诉人获得拆迁利益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即被上诉人不具备原始取得拆迁利益的法律基础；关于其拆迁权利是否基于“被拆迁人最初的对宅基地或按人口货币补偿方式的选择”，《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虽为李开春签字选择人口货币补偿，但该协议并未有李开春或李开春代房屋所有权人刘桂兰作出关于对应归属房屋所有人拆迁利益的赠与处分的意思表示，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应获得的拆迁利益，亦没有继受取得该利益的法律事实。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拆迁补偿款不具备权利请求权基础；涉案款项涉及其他权利人，在其他权利人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不能在共有纠纷案由下就共有比例直接作出判决。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辩称，本案经过（2019）鲁0104民初4882号查明确认被上诉人6人均为被安置人，安置款项系6人所有。（2020）鲁01民终4121号查明确认系共同共有，只是李开春与赵桂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缺乏约定分割共有财产的条件而未能分割，予以驳回的。（2020）鲁0104民初4126号民事判决已判令解除了李开春、赵桂娥的夫妻关系，共有基础已不存在，故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共有财产得到（2020）鲁0104民初6880号民事判决的支持。二、李开春所陈述事实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与本案拆迁安置补偿款的共有关系有关。改安置补偿款发放的依据是源自拆迁政策的规定，源自被拆迁人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源自被拆迁人最初的对按宅基地或按人口货币补偿方式的选择，与李开春所述的房屋份额无关。《拆迁安置协议书》明确载明，该户选择货币方式，甲方代表政府向乙方（该户）提供安置房屋的建筑面积282平方即每人47平方米×6人的面积，选择货币方式按市场估计每瓶14000元×282平方米＝3948000元，选择人口货币后于房屋拆基地补偿方式脱离了关系，依上述协议，证实动迁十日内政府在每瓶14000价格为基数的基础上给予20%的奖励，即每平方米增加到16800元，安置费按人口，1人47平方米×16800元=789600元，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五人及3948000元，这是明确的，李开春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请求二审查明后，依法驳回李开春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正确判决。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李开春支付其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赵桂娥、李传泽、李鑫鑫、肖鑫莹、肖雨名下的补偿费394.8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开春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桂娥与李开春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7月7日登记结婚。李开春系初婚，赵桂娥系再婚，肖雨、肖鑫莹、李鑫鑫、李传泽系赵桂娥与前夫之子女。后赵桂娥与李开春于2020年8月14日经法院判决离婚，该判决现已生效。2018年4月16日，李开春作为乙方与石佛屯村委会、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吴家堡街道办事处、槐荫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作为甲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一、甲方需拆除乙方所有的位于吴家堡办事处石佛屯83号的住宅房屋。二、乙方选择按人口数量进行货币安置补偿。乙方现有安置人口6人，甲方向乙方提供安置房屋建筑面积282平方米，按市场评估价1.4万元每平方米，总计394.8万元。三、甲方向乙方支付房屋补偿费、院落包干费、搬家费和过渡安置费……2.住宅院落地上附着物包干补偿费3万元。3.甲方按照每人400元标准，向乙方发放搬家费2400元。4.甲方按照每月每人800元的标准向乙方一次性发放6个月过渡安置费2.88万元。四、奖励。1.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的每处独立院落给予拆迁奖励3万元……3.自正式动迁之日起10日内签订协议的给予每平方米100元的奖励，奖励费49272元。4.以货币安置补偿价格每平方米1.4万元为基数给予奖励，自正式动迁之日起10日内签订协议的，给予每平方米上浮20%的奖励，奖励费78.96万元。逾期不签订协议的，不予奖励。5.对住宅房屋完成协议签订并交验空房的，给予每人4000元搬迁奖励，计2.4万元。五、以上二、三、四条款共计人民币4,902,072元。《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所附《以人口地方式安置的申请人证明》载明：申请人李开春，住址：吴家堡街道办事处石佛屯村83号。名单表格中载明李开春、李开春母亲（单人）、赵桂娥、李传泽、肖雨、肖鑫莹、李鑫鑫。以上家庭人员由本人提供，真实有效，现申请均按人口方式进行安置补偿，申请人李开春，2018年4月16日。经认定，申请人李开春及其以上家庭人员共7人可以按照人口拆迁安置方式进行。石佛屯村委会在该证明中加盖公章，有关部门人员在该证明中签名。在审理过程中，赵桂娥提交其与李开春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托管协议》，约定：因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项目拆迁，许拆除石佛屯83号的房屋，该房产及宅基地原所有是李玉富，经与李玉富的其他继承人商量，该房屋由李开春继承并享受有关该套房屋拆迁补偿的所有事宜。根据拆迁补偿政策，李开春一户决定以人口置换拆迁补偿款。一、李开春与赵桂娥是夫妻，有四个子女，李开春的母亲均在该院落，共计7口人。二、李开春的母亲单独开户，剩余6人在一张户上。三、考虑到需要买房及今后家人的生活，两人经过协商，决定将拆迁补偿款交于村委托管。赵桂娥欲以此证实拆迁补偿款项现有石佛屯村委会托管。李开春提出异议，认为协议是在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签订的，签名及指印虽然是其本人的，但内容不知道。李开春提交2018年4月8日签订的《家庭财产协议》一份，载明：石佛屯村83号房产系父亲李玉富和母亲刘桂兰的共有产权，我们兄妹共计六人，李开春一直跟随父母生活。现我们六人共同协商，同意委托李开春代替父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待拆迁款下来之后，李开春需要从拆迁款中拿出一百二十万补偿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人。李开春、李开义、李秀珍、李秀荣、李开荣、李开平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并捺印。一审法院认为，李开春与相关单位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后并获得合同所约定的款项，根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乙方现有安置人口6人”的约定和《以人口方式安置的申请人证明》记载的名单可以看出，石佛村83号房屋的被安置人为李开春、赵桂娥、肖雨、肖鑫莹、李鑫鑫、李传泽共6人，李开春签订合同的行为系代表行为，合同效力及于其他5人；按人口数量进行货币补偿系被安置人选择的拆迁补偿计算标准和安置方式，因此所获得的收益应归被安置人共有，因李开春母亲单独开户，且赵桂娥、李开春等6人均为被安置人，故上述补偿款项由6人共同共有，同时因按规定时间签订协议并交验空房及因选择货币安置所获得的奖励费用，亦归被安置人共同共有；以人口数量为标准计算的搬家费、过渡安置费应归被安置人个人所有。综上，赵桂娥、肖雨、肖鑫莹、李鑫鑫、李传泽要求分得拆迁补偿款394.8万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李开春所称的120万元的共同债务，与本案非属同一法律关系，李开春可待补齐证据后，另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三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判决：李开春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赵桂娥、肖雨、肖鑫莹、李鑫鑫、李传泽拆迁安置补偿款项394.8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384元，减半收取19192元，由李开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李开春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李开荣、李开平、李开义、李秀珍、李秀荣出具的《申请书》及《邮件交寄单》，载明：李开荣、李开平、李开义、李秀珍、李秀荣于2020年12月7日向一审法院邮寄《申请书》，申请参加本案诉讼。证据二、李玉富《死亡户口注销单》，载明李玉富于2005年4月21日死亡，于2005年5月5日注销户口。证据三、刘桂兰《死亡户口注销单》，载明刘桂兰于2019年5月9日死亡，于2019年5月20日注销户口。证据四、《村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赵桂娥、肖雨、肖鑫莹、李鑫鑫、李传泽质证称：对证据一中的《申请书》没有见过，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李开春的申请，本院从济南市槐荫区住建局调取了如下证据：《以人口方式安置的申请人证明》、刘桂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单人）、李开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多人）、刘桂兰授权委托书。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根据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2.2018年4月16日，申请人李开春签名确认的《以人口方式安置的申请人证明》载明：吴家堡街道办事处石佛屯村83号李开春、刘桂兰（单人）、赵桂娥、肖雨、肖鑫莹、李鑫鑫、李传泽申请按人口方式进行安置补偿。石佛屯村委会当日确认上述七人可以按照人口拆迁安置方式进行。2018年4月16日，刘桂兰出具了《委托书》，委托李开春办理拆迁协议签订事宜。同日，李开春代刘桂兰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单人），载明安置人口为1人。根据该协议书，刘桂兰共计获得安置补偿款800200元。2018年4月16日，李开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多人），载明安置人口为6人。本院认为，李开春所在的吴家堡街道办事处石佛屯村83号被安置人口为李开春、刘桂兰（单人）、赵桂娥、肖雨、肖鑫莹、李鑫鑫、李传泽共7人。其中，刘桂兰单独与拆迁安置部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单人），并获取了相应的补偿款。李开春代表剩余六人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多人），获得了本案所争议的拆迁安置补偿款。《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被拆迁人与有关拆迁安置部门签订的行政协议，系获取拆迁安置补偿款的依据，亦是被安置人口内部分配拆迁安置款的依据。一审法院按照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多人）所确定的拆迁安置补偿款的获取原则对涉案拆迁安置补偿款进行分配，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李开春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384元，由上诉人李开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曹 强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