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民再6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11层。法定代表人：吴浩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北京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北京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华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凯瑞B座A2402-49室。法定代表人：石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娜，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华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0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19）京民申689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中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陈**，被申请人华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莲、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粮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程序违法。1.二审中，中粮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书面庭审意见并附后的证据，在二审判决中未提及且未对所附新证据重新开庭组织质证。2.中粮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追加信托计划委托人四川希望教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希望公司）作为诉讼第三人的申请，法院未进行回应且未在判决中提及。3.二审法院依职权向四川希望公司调取案件事实的证据，未在庭审中出示也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而只是分别让双方当事人提交书面意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4.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上述证据，在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情况下，二审判决反而不认可被取证人陈述真实性，在判决中对该证据未予认可。二、二审判决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有误,本案争议焦点绝非“在于四川希望公司向中粮公司支付的信托报酬中有623万元系华远公司的服务费这一事实是否存在”。三、原审判决关于录音证据的认定违法。华远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属于孤证,且录音系经过剪辑、删减，并非原始载体。四、二审判决以高度盖然性规则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五、石莲虽然是华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与华远公司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主体，录音证据中石莲个人身份也不能等同于华远公司,将石莲个人等同于华远公司的诉讼主体的合法性存在重大问题。请求：1.撤销本案一、二审判决；2.改判驳回华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华远公司承担。华远公司辩称，1.中粮公司的多次意见已经表明其认可应支付华远公司623万费用，只是因没有其认为合适的支付途径才未支付。2.中粮公司将其不能向华远公司付款归责于委托人四川希望公司没有指令其支付，这一观点是错误的。3.二审审理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4.原判适用法律正确。5.中粮公司在原审中认可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其现在提出质疑毫无依据;且录音证据不属于孤证。6.关于石莲与华远公司的诉讼主体问题，申请人的观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中粮公司的再审申请。华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粮公司向华远公司支付服务费623万元；2.中粮公司向华远公司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以62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7年5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中粮公司向华远公司支付律师费10万。中粮公司辩称：华远公司与中粮公司间没有服务合同关系，也没有其他法律关系，中粮公司没有法律义务向华远公司支付任何费用，因此不同意华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华远公司主张其为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以下简称希望学院）融资项目提供中介服务，将中粮公司推荐给希望学院时与中粮公司约定，自中粮公司收取的信托报酬中收取623万元作为服务费，现其已完成服务，中粮公司未向其支付服务费。华远公司就其上述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录音资料，该证据显示：2018年6月6日，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石莲称“如果说有一个途径能帮我们把这500多万返回来，我们给你们开全额的增值税发票”，中粮公司工作人员李春艳称“我现在信托账上没有钱，我怎么支付给你……现在唯一能做的途径也只有一种了，之前的发票要追回来……钱顺利退回项目户，那就是项目的问题了，如果领导特批的话，那咱们就从项目里出呗……”，石莲称“当时也是我们两家谈的，由你们代收这笔费用”，李春艳称“是你谈的，但是你那个项目后来出问题是我们的原因吗……领导已经给你协调完了”，石莲称“确定100％可以给到我们？”，李春艳称“领导同意了，新领导同意了，你需要我怎么给你证明？”，中粮公司工作人员林艺龙称“咱们再等等，在希望这个项目里解决，我们也是有诚意的，没有说想拖着欠着你”；2018年8月16日，石莲称“我们是16年的4月份接触的四川希望ABS项目……8月份的时候，我跟李春艳商量说我们把ABS的通道项目拿到这边来做，整体的打包成本是千分之三，16年我们跟信托这边谈的是千分之一，说是千分之二是信托代收，收完之后通过另外一个放款项目返给我们……”，李永东称“咱们有个融信六号和希望学院，是吧？……信托报酬是对着哪个项目？”，林艺龙称“是希望学院”……我们实际收取的信托报酬只有千一，但是我们一共给他们开了千三的发票，所以我们要求希望学院把发票退给我们，我们收了多少信托报酬，就给开多少发票……当时我们是两个项目一起谈的，六号的项目融资人会额外付给保理一部分费用，我们希望这个项目就是收的千三，当时是两个合同一起谈的，就是一揽子合作……”，李永东称“融信六号的报酬是什么样的？”，石莲称“我跟李春艳报价是9，分配时把623万扣出来，最终的成本是8.3不到……希望的千二，我们测算出来是6.23亿，乘以千分之二乘以五年，应该是623万……”，李永东称“你们相当于发起希望学院项目，从这里没办法收费，所以做了融信六号”，石莲称“对方说让我们想办法，恰好那时候融信六号要放款了，所以我们跟李春艳说把这个项目也拉过来做，千一是正常价，你只是额外的收进来千三，另外一个项目把费用出给我们，李春艳答应了……”，李永东称“融信不收钱？”石莲称“我包给你就是9”，林艺龙称“融信没做成”，李永东称“你收这个钱，是希望（项目），但是希望没法给你出，所以你就嫁接在融信上，融信又没有成立啊”，石莲称“对，这就是为什么双方出现问题……希望推成功了”，林艺龙称“是这样的”，石莲称“千三的钱五年期，我们也协调人家一次性付给你们了”，林艺龙称“这不是协调，合同就这么写的”，李永东称“从公的角度，公司如果要退你费用，公司这块儿就违规了……然后你又确实提供了服务，不付给你劳务费吧，确实说不过去……”林艺龙称“上次说让客户发票退给我们，然后让客户给我们出一个指示函，说华远保理在项目中承担了工作，让我们用信托报酬给付这个费用”，李永东称“委托人不需要出钱，委托已经付了千三了，无非这个千三在你们两方如何划分的事情……单位也承认这个是劳务是吧？……”，林艺龙称“承认，事实也是这样”，李永东称“……解决的方法，上次也说了，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让他们把票退回来，换一换票而已嘛，我们给他们开个300的，你们给他们开个600的，这不就解决了……你这边相当于三分之二的报酬，也是借助这个通道……千三已经是作为我们收入进来了，千三已经和希望学院没有关系了……”，林艺龙称“他已经付给我们，就不用再给他付了，是我们这边去协调给付”，李永东称“是这意思吧，你千三付给你了，你得把千二拿出来当中介费，是这个意思吧”，林艺龙称“希望学院一开始也知晓这个事情，这是经过他同意的，而不是我们信托公司单方面一个行为……所以说我们跟希望，比如说倒回去签这个合同，把这个信托报酬区分开，我们信托报酬就是千一，千二是财务顾问费，由我们代为收取这个钱里面再给他支付……”，李永东称“不用他们，千三打给你，你把千二给他，不侵害他千三以外的权益就行了么？……本质来讲是有人家600万元中介费的……”中粮公司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对话时李永东未入职，其所述不代表中粮公司的意见。诉讼中，华远公司、中粮公司均称中粮公司已于2017年5月5日收到信托报酬934.5万元。华远公司另向法院提供了名片、微信截屏、电子邮件等证据，拟证明其已提供服务。中粮公司对与其工作人员间的微信截屏、电子邮件无异议，对名片及与非其工作人员间的微信截屏、电子邮件不予认可，称刘义斌、林艺龙系其公司员工，是涉案项目的经办人。华远公司还向法院提供了委托代理协议、发票、银行回单，拟证明其为本次诉讼支出律师费10万元。中粮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林艺龙、李春艳、刘义斌均系中粮公司职员，且为涉案项目经办人，故其在职权范围内就涉案项目中华远公司所提供服务、中粮公司应支付服务费等事宜进行的确认应对中粮公司产生效力。根据华远公司提供的录音资料，林艺龙在与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石莲的对话过程中确认华远公司已完成希望项目的服务，中粮公司实际应收取“千分之一”作为信托报酬、给付华远公司“千分之二”作为服务费等内容，上述确认对中粮公司具有约束力，亦足以证明华远公司在涉案项目中提供了服务，且中粮公司收取的千分之三信托报酬中有千分之二系华远公司应取得的服务费。诉讼中，华远公司、中粮公司均称中粮公司已收到信托报酬934.5万元，故中粮公司应以934.5万元为基数向华远公司给付三分之二（华远公司收取千分之二、中粮公司收取千分之一，即比例为2：1）作为服务费，即623万元。现华远公司要求中粮公司给付服务费623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华远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过付款时间，故法院对华远公司关于中粮公司逾期付款的主张不予采信。华远公司以中粮公司逾期付款为由要求中粮公司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华远公司要求中粮公司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中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华远公司服务费623万元；二、驳回华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中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华远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华远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中粮公司与华远公司并无服务合同关系，亦无华远公司向中粮公司提供服务的事实；华远公司的服务委托方及付费方为希望学院而非中粮公司；中粮公司未认可华远公司为中粮公司提供服务及相关服务费安排；信托报酬支付方四川希望教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希望公司）与中粮公司之间达成的信托合同最终没有落实华远公司所主张的“转付”服务费的安排；华远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尤其是录音证据，无一存在可以证明中粮公司的职员李春艳、林艺龙、刘义斌同意或确认华远公司已对中粮公司提供服务以及中粮公司认可华远公司主张的费用的内容；一审判决所提及的中粮公司员工李春艳、林艺龙、刘义斌职权范围亦不包含委托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更不包括对该等中介机构允诺支付服务费，一审判决认定该三人谈话系职务行为，对中粮公司有约束力，属于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期间，中粮公司提交其与四川希望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证明信托合同中并没有约定中粮公司收取的费用中有三分之二要转付给华远公司。华远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是在一审后出现的，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过程中双方提到过信托合同，一审法官明确询问过中粮公司是否作为证据提交，其表示不作为证据提交。法院向四川希望公司发函调查相关事实，四川希望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回函答复，称其与华远公司之间没有收取623万元服务费的约定，对华远公司与中粮公司之间有无收取服务费的约定不知情。中粮公司对该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四川希望公司回函属实。华远公司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但称确实没有和四川希望公司签署书面协议，四川希望公司是上市公司，当时的经办人员已经离职，现在的人员不了解情况，因为双方没有书面文件，对方只能这样回函。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四川希望公司向中粮公司支付的信托报酬中有623万元系华远公司的服务费这一事实是否存在。根据民事诉讼法上“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规则，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上的条件限制，司法上要求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庭审活动在对证据的调查、审查判断之后形成相当程度上的内心确信并作出认定。从本案经查明的整体情况来看，华远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录音资料、微信记录等，根据该证据内容，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石莲在与中粮公司人员李春艳、林艺龙等人因该笔费用交涉的过程中多次提及本案主张内容，即信托资金的千分之二623万元服务费，中粮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此予以认可，结合中粮公司提交的信托合同，华远公司所主张的数额亦与之相符。同时，华远公司提交微信记录、电子邮件等，以证明其已经提供服务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从本案证据来看，华远公司作为原告方，所提交的证据互相印证，已经能够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而中粮公司虽对华远公司的主张全部予以否认，但就双方协商服务费事宜的录音、微信等内容并未提出合理理由予以解释，亦未提交有力证据进行反驳，因此，法院对于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在综合现有证据的基础上，结合案件具体情节，以接近真实的高度盖然性作为证明标准，确认华远公司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是正确的，法院予以维持。关于四川希望公司的回函，虽然其称与华远公司之间并无收取623万元服务费的约定，对华远公司与中粮公司之间是否有服务费的约定亦不知情，但该陈述的真实性并无相应事实予以佐证，且该陈述内容并未否定中粮公司在录音中对华远公司作出的承诺，因此一审法院判令中粮公司承担支付服务费的义务，公平合理，法院予以维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期间，中粮公司向本院提交了6组证据：第1组证据是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和关于与华远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案的意见。证明目的：二审程序违法。（1）中粮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追加四川希望公司作为第三人的申请，法院未予理会且在判决中未提及。（2）二审期间中粮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书面庭审意见并附后的证据，在二审判决中未提及且未对所附新证据重新开庭组织质证，违反法律规定。第2组证据是中粮信托-希望学院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希望项目设立审批情况（中粮公司内部系统）、希望项目监管报送情况（信托登记系统）、信托财产专户资金流水、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信托项目信托报酬发票。证明目的：中粮公司与希望学院签订信托合同依法依规报批设立中粮信托希望学院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计划未涉及华远公司，与华远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第3组证据是中粮公司《信托费用支付管理办法》。证明目的：中粮公司作为国有金融机构，依法依规受银保监会监管，有严格的内控制度。第4组证据是快递单照片及快递送达详单。证明目的：申请人在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上述希望项目证据材料。第5组证据是四川希望公司《关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函的回复》。证明目的：四川希望公司已经做出说明，其未与华远公司有任何服务费的约定。作为受托方，中粮公司与华远公司之间没有居间服务关系。第6组证据是执行异议申请书及邮政快递单。证明目的：中粮公司于2019年9月29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一、二审判决错误，请求中止执行。华远公司认可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但认为均不属于新证据；认为证据3是中粮公司的内部管理规定，不能作为付款依据；认为证据4不属于新证据，不认可证明目的；华远公司在二审程序中已对证据5发表过质证意见；不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认为证据6与本案基础事实没有任何关系。华远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份证据，1.（2020）京0105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证明目的：中粮公司和提出执行异议的案外人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资本公司）在执行异议阶段均认为法院应当执行信托计划项下财产,也就是认可应当支付华远公司的费用。2.中粮资本公司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起诉状。证明目的：中粮资本公司系中粮公司的控股股东，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认为法院应当执行信托计划项下财产，也就是认可应当支付华远公司的费用。中粮公司对上述2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根据双方当事人上述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中粮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中粮公司的第1组证据材料均于二审庭审结束之后向法院提交，故中粮公司称二审程序违法无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中粮公司的第2组证据只能证明涉案信托项目成立且已履行完毕，并不能证明中粮公司与华远公司之间有无收取服务费的约定。中粮公司的第3组证据是中粮公司的内部管理规定，对外不具有约束力。中粮公司的第4组证据快递单照片及快递送达详单佐证了中粮公司第1组的证据材料是于二审庭审结束之后向法院提交的事实。中粮公司的第5组证据是四川希望公司针对法院调查事项的如实回复，该函对于中粮公司与华远公司之间是否约定信托服务费表示并不知情，但并未否认；二审法院对于该复函均单独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了谈话，当事人双方亦对该复函充分发表了意见，审理程序合法。中粮公司的第6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综上，中粮公司再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华远公司提交的2份证据中，中粮资本公司与中粮公司的意思表示应理解为如果信托计划产生债务，也应当由信托计划项下财产承担，华远公司对此理解有误，故对于华远公司提交的2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本院再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华远公司提供的录音资料、微信记录等证据，证实四川希望公司向中粮公司支付的信托报酬中有623万元系华远公司的服务费。中粮公司虽然对华远公司的主张予以否认，但未对华远公司提交的证据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进行反驳，而林艺龙、李春艳、刘义斌均系中粮公司职员，且为涉案项目经办人，录音证据中上述人员对于中粮公司应支付服务费等事宜进行的确认对中粮公司具有约束力。原审判决在综合现有证据的基础上，结合案件具体情节，以接近真实的高度盖然性作为证明标准，确认华远公司所主张的事实存在，并无不妥。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相应证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关于中粮公司提出的录音证据属于孤证,并经过剪辑、删减。华远公司原审提出的证据中并非只有录音证据，还有微信记录、电子邮件等证据，与录音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故录音证据并非孤证;中粮公司在原审阶段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并未提出过异议，现中粮公司虽然对录音证据提出质疑，但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故中粮公司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中粮公司提出的石莲与华远公司的诉讼主体问题。中粮公司的相关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中粮公司提出的需要信托计划委托人四川希望公司的指令，作为受托人的中粮公司才能从信托财产中支付华远公司服务费。根据查明的事实，四川希望公司已将包含应当支付给华远公司623万元服务费的934.5万元信托报酬全部支付给中粮公司,因此623万元服务费的支付与四川希望公司已无任何关系,故中粮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1014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颂审判员 赵英波审判员 张 峰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徐博丽书记员 刘宇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