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兵08民终7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女，2005年8月8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法定代理人：王某（周某之母），女，1973年4月16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华，新疆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红丽，女，1970年9月18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新疆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石河子市西环路1小区****。 负责人：许校乾，该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悦，女，该支公司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静，女，该支公司职员。 上诉人周某因与被上诉人周红丽、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20）兵9001民初3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某及其法定代理人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华，被上诉人周红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被上诉人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悦、王文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为人寿保险合同纠纷，周某某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购买该保险时将受益人填写为上诉人，就是为了身故后，上诉人可以领取保险金，保障上诉人的生活。周某某在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前，未表示过将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变更，故变更受益人的决定不是周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被上诉人周红丽的意思表示。二、涉案保险合同具备财产性特征，被上诉人周红丽作为周某某的监护人，不应当随意处置被监护人的财产，即不得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被上诉人变更受益人的行为，侵害了被监护人周某某的权益，行为违法，该违法行为涉及的保险合同内容无效。三、被上诉人周红丽系周某某的监护人，不是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被上诉人周红丽在变更受益人时未通知投保人王秀萍，且周某某在投保时也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应当做狭义解释，该条款仅是指投保人在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时，可以由监护人进行选择或者变更受益人，而不是指监护人可以随意变更被保险人已选定受益人的必定条款。四、上诉人系周某某的直系亲属，也是其唯一的继承人，周某某在购买保险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投保时签订的保险合同中认定上诉人为受益人，该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一审判决适用《保险法》，认定被上诉人周红丽具备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未对被监护人的权益是否受损及变更保险合同是否损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审查，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周红丽辩称，一、上诉人认为投保人周某某将周某作为受益人，是为了在周某某去世以后能够保障周某的生活，这是上诉人的单方理解。周某某在投保的时候，对于保险公司出具的保单进行了阅读，上诉人片面的单方理解不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二、上诉人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监护人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本案的案由是保险合同纠纷，保险法作为特别法，应优先适用于民法通则。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该条款赋予了监护人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上诉人周红丽正是依据该条规定行使的权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辩称，一、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民事判决书可知，法院指定周红丽作为被保险人周某某的监护人。根据保险合同《智盈人生》第3.1条及《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周红丽于2019年4月11日，依据生效判决前往被上诉人处代理被保险人周某某办理受益人变更事宜，符合保险合同和《保险法》的规定。二、根据保险合同《智盈人生》第2.2条，身故保险金是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人按身故当时的保险金额给付的保险金。综合人身保险合同的性质来看，身故保险金是自被保险人身故后才产生的归属于受益人的财产，身故保险金并不是被保险人周某某的财产。因此周红丽变更受益人的行为并未侵害被监护人周某某的权益。三、从《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条文来看，上诉人对《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的缩小解释违背了立法初衷。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两被告在2019年4月11日做出的变更受益人保险合同的行为无效；2.判令两被告履行给付保险理赔金73900元的义务；3.本案受理费、送达费由两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出生于2005年8月8日，系周某某和王某的婚生女，被告周红丽系周某某的妹妹。周某某于2008年6月25日在被告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为其本人投保了《平安智盈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保险合同一份，保单号为Ｐ23000000088××××,指定原告周某为保单受益人。2012年8月20日，投保人由周某某变更为王某。2016年7月20日，周某某和王某离婚。因被保险人周某某患脑梗死，石河子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经判决认定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指定周红丽为周某某的监护人。2019年4月11日，周红丽持法院判决前往被告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处，将案涉保单的受益人由周某变更为周红丽。2019年7月14日，被保险人周某某病逝。2019年7月18日保单投保人王某办理了退保手续，共退费962.50元。后保单的指定受益人周红丽于2019年7月18日前往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申请理赔，因涉案保单状态为退保，无法进行理赔，周红丽不服该理赔决定将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及投保人王某诉至法院，要求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支付理赔金73900元，本案在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石河子市人民法院做出（2019）兵9001民初676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如下：1.被告王某于2019年9月30日前到被告中国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中心支公司办理保单号Ｐ23000000088××××的保险效力恢复事宜；其后，原告周红丽到被告中国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中心支公司办理理赔事宜；2.被告中国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中心支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该民事调解书生效后王某不服，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中院最终驳回王某再审申请。由于王某未履行民事调解书未前往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办理涉案保单的复效事宜，周红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平安人寿石河子公司已按照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协助执行裁定书》将理赔款73900元支付给周红丽，涉案合同终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需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第四十一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原告据此认为：对上述条款应做狭义理解，只有初次保险时、为正常人投保时，监护人可以指定、变更受益人，本案被告周红丽中途变更保险合同受益人，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作为受益人的原告的权利，应为无效。周某某作为被保险人保单号为Ｐ23000000088××××的《平安智盈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保险合同条款第2.2款约定：“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身故当时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第3.1款约定：“您（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多人为保险金的受益人.....您或者被保险人在被保险人身故前可以变更受益人，但是需要书面通知我们，由我们在保险单上批注。您在指定和变更受益人时，必须经过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原告据此认为：其中“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身故前可以变更受益人”应做狭义理解，指的是正常的被保险人，而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被告对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可，认为同样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被告周红丽作为监护人有权变更受益人。 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本案事实清楚，案涉人寿保险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周红丽变更案涉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行为是否无效。 一、原告据以主张变更受益人行为无效的理由之一，是认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的法律规定应做狭义理解，只有初次保险时、为正常人投保时，监护人可以指定变更受益人。该院对此不予认可，这涉及到法律解释的问题，具体理由为： 1.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对法律规定以及法律语词应该按照其平常或者通常的含义进行解释，应在本来明显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语词，尽量使法律解释结果接近人人皆知的含义，如果某一法律语词没有特别的规定，就应该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关于“监护人可以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法律规定，是明白、清楚、确定的，既无歧义，亦无例外规定，原告主张应当狭义理解限定在“初次投保时、为正常人投保时”，与法律规定的文义不符。 2.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个别的法律规定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法律规定的上下文之间应该保持逻辑一致性，不能出现结论的相互抵触。《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由此可知，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可以指定受益人”以及第四十一条“可以变更受益人”的规定就不可能限定在“初次投保时”，因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本不能投保本案案涉合同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更无所谓分为“初次投保时”或者“变更投保时”，故第三十九条第三款适用的情形只可能是投保时被保险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保险合同生效后因客观原因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中，被保险人周某某2008年投保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019年因患病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后，经由法院指定的其监护人被告周红丽，依法可以变更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并未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变更行为合法有效。 二、原告据以主张变更受益人行为无效的第二个理由，是认为就保险合同条款第3.1款约定的“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身故前可以变更受益人”应做狭义理解，指的是正常的被保险人身故前可以变更受益人，而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可以变更受益人。该主张涉及到合同解释的问题，该院认为原告此理由并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根据该规定，在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某合同用语并未赋予特定含义的情况下，法院应以客观、合理的标准来揭示、确定合同用语的含义，而不是根据当事人各方的任何意图。本案合同条款中“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身故前可以变更受益人”的约定，并未对“身故前可以变更受益人”的“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有特别的限制，并未将之区分为本人或者监护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综上，原告主张被告周红丽变更保险合同受益人行为无效，既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亦不符合《保险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原告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48元，由原告周某负担（原告已预付）。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周红丽变更案涉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行为是否无效。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变更受益人的行为无效，理由是该变更行为侵害了保险人周某某和周某某应当抚养的未成年女儿周某的合法权益。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被上诉人作为周某某的监护人，可以代被监护人周某某行使变更保险合同的权利，且不需要通知投保人。其次，涉案保险合同的利益不是被保险人周某某的财产，是周某某去世后，才因保险合同产生的利益，该利益在有保险合同受益人时归受益人所有，故被上诉人变更受益人的行为并不侵害周某某的财产权益。再者，周某某在将保险合同的受益人确定上诉人，并不等于该合同的受益权就是周某某必须向上诉人履行的法定义务，周某某随时可以变更受益人，从而指定照顾周红丽为受益人，故被上诉人变更受益人的行为与侵害上诉人的权益不能划等号。另外，在周某某去世后，保险事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保险合同只剩下支付保险理赔金的内容时，上诉人的监护人王某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申请退保，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法律的规定。被上诉人就王某的退保问题向法院起诉后，王某与被上诉人达成调解协议，确认保险合同恢复效力并由被上诉人领取保险理赔金。王某的调解行为显示其认可周红丽变更保险合同受益人行为的合法性。王某作为上诉人的监护人其代理行为对监护人具有法律效力，视为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变更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行为的合法性。综上，上诉人要求确认周红丽变更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行为违法并无效的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经上诉人申请，本院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宁之 审 判 员 范军鸿 审 判 员 李红敏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林 丽 书 记 员 陈雅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