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4民终20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富安，男，1955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舞钢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红，女，197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舞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路，河南金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富安因与上诉人杨建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2021）豫0481民初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富安，上诉人杨建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富安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建红承担。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杨建红2018年11月7日借款事实认定错误。当晚刘富安按照杨建红微信约定的时间把5000元现金给杨建红送了过去，杨建红承认当晚刘富安去过她家，一审判决对该事实也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刘富安按照杨建红发出的要约，在约定的时间内将5000元现金送去，杨建红接收了5000元现金，双方的借款合同成立。如果当晚杨建红未收到5000元现金，为何不要求将微信有关借钱的记录删除，即使当时忘记删除，之后也应该向刘富安发信息声明刘富安没有把5000元现金借给她，原来发的借款信息（借条）作废。杨建红不能提供刘富安没借5000元现金的证据，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八十条规定，本案刘富安按照杨建红要约的时间内，把5000元现金送给杨建红，系通过行为作出的承诺。另外，双方在2018年11月2日下午通过加微信作为男女朋友认识，距离借钱的2018年11月7日仅有五天时间，如果当晚刘富安未将现金5000元交给杨建红，杨建红不会让刘富安在家留宿，也不会和刘富安发展恋爱关系。杨建红辩称:1.杨建红发出的5000元系借款邀约，因刘富安并未给付，借款合同不成立，原审认定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79条规定，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成立的要件事实有两项：一为借贷合意，二为款项给付。刘富安基于借贷关系主张返还借款的，应当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杨建红虽然发出过借款5000元的意思表示，但刘富安并没有答复同意借款及何时给付，双方没有形成完整的邀约承诺过程，不能证明二人达成过借贷合意。而且刘富安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向杨建红给付5000元现金的事实，不能证明借款合同成立。仅凭刘富安当晚曾到过杨建红家这一行为，既不能证明杨建红与刘富安之间达成了借贷合意，亦不能证明其向杨建红给付5000元现金的事实。2.刘富安转账给杨建红的3000元、400元为同居期间的共同生活费，原审错误认定为借款，应依法改判杨建红无需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1.1.1)第十六条规定，杨建红提交证据证明刘富安向杨建红微信转账并非借款，所以刘富安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在刘富安无法证明其向杨建红转款3000元是出于借贷的情况下，原审将该3000元视为借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刘富安与杨建红曾达成过婚姻协议，刘富安明确承诺共同生活期间杨建红的衣食住行均由刘富安承担。同居关系结束后，又向杨建红索要其支付的生活费，有违诚信。综上，请求驳回刘富安的上诉请求，同时依法支持杨建红的上诉请求，改判杨建红不承担返还3000元及利息的责任。杨建红上诉请求：改判杨建红不支付借款本金3000元及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自2021年3月22日至本金清偿完毕的利息。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杨建红与刘富安虽然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但是已经共同生活，有刘富安支付的60000元婚姻保证金合同为证。杨建红向刘富安借款5000元还用微信打借条,但是刘富安并没有借钱给杨建红。民间借贷纠纷按照规定要严格审查款项的性质及客观事实。杨建红与刘富安共同生活期间,杨建红为刘富安购买衣服生活用品及其女儿的水杯、书等生活用品价值4000余元,而刘富安支付的3000元是双方共同生活7个月期间的开销。刘富安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80条规定，刘富安履行出借5000元的承诺是可以用行动表示的。杨建红需要举证证明5000元现金没有实际交付，如果该5000元没有借给她，杨建红应该在微信上发个信息声明原5000元借条作废。如果杨建红不能证明，则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3000元和400元，是前后两天分别交付给杨建红的，杨建红当时称其父母治病用钱。杨建红的代理人称这两笔钱是生活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婚姻协议载明的是两人结婚之后刘富安负担生活费用，但现在没有结婚，刘富安不需要负担生活费用。刘富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建红归还刘富安借款8400元整；2．判令杨建红支付刘富安自起诉之日起到归还借款之日止期间的借款利息（利率按照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年利率3.85％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建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建红在2018年11月7日晚上18时8分与刘富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发起对话，内容为“我现在急需5千块钱～你若是有心晚上给我送过来，算是借的，此信息就是借条～可以保留，杨建红”。当天晚上，刘富安到杨建红家，第二天早上离开。刘富安分别于2019年3月20日和2019年3月21日通过微信向杨建红转款3000元和4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刘富安、杨建红双方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期间曾共同生活。前期杨建红到深圳做过两次月嫂工作，时间将近两个月。双方曾签订一份协议，双方约定，刘富安付给杨建红婚姻保障金60000元，如不在一起生活，杨建红应将保障金归还刘富安。2019年5月17日，刘富安收到杨建红退还的60000元，并出具收条，收条上写明“原双方签订的婚姻协议作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富安以杨建红在2018年11月7日的微信对话内容作为借款凭证，主张其在当天向杨建红出借现金5000元。从借款合同成立的要件分析，杨建红的微信对话内容应属于杨建红为借款合同成立向刘富安发出的要约，该借款合同应当在刘富安向杨建红给付现金5000元时才成立。仅凭刘富安当晚曾到杨建红家过这个行为不能证明其在当晚向杨建红给付现金5000元的法律事实，故针对该5000元的借款合同不成立，刘富安要求杨建红归还5000元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外，刘富安主张两笔微信转款×××元属于借款，而杨建红抗辩系刘富安给付的生活费，不认可是借款。对于恋人之间的财产返还，应当综合双方之间是否有借贷合意、当事人是否有明确的赠与表示、交往时间长短、当地的收入及消费水平、当事人的收入状况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一审法院认为，其中400元数额不大，杨建红对于刘富安、杨建红的共同生活花费有个人支出，应视为是给杨建红的生活费。另外3000元，相对于刘富安、杨建红而言数额不小，超出杨建红的日常生活所需，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富安有赠予的意思表示，且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不长。因此，该3000元应视为借款，杨建红应依法向刘富安偿还。针对该3000元的利息部分，刘富安主张从起诉之日（2021年3月22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五条、第六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杨建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刘富安偿还借款本金3000元及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支付自2021年3月22日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刘富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刘富安负担16元，由杨建红负担9元。本院二审期间，杨建红提交了两组证据：证据1.关于575元的转账记录说明一组，拟证明刘富安一直习惯用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杨建红支付生活费；证据2.关于杨建红、刘富安、刘绿源三人共同生活期间淘宝购物详单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一组，拟证明杨建红为共同生活支出4462元，以双方当地物价水平，亦超出日常生活所需。刘富安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575元的转款是杨建红给刘富安买衣服，刘富安给杨建红的转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淘宝的购物记录与刘富安给杨建红转款的日期不对照，时间上没有衔接，没有关联性。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并征得当事人同意，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刘富安与杨建红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如存在，借款数额应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合同签订时法律关于“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本案中,杨建红于2018年11月7日发送的微信记录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但前提是刘富安将5000元送去，杨建红称并未收到5000元的款项,对此刘富安应举证证明其将5000元的现金交付给了杨建红，刘富安上诉所称“如果杨建红未收到案涉款项不会让刘富安留宿、杨建红会删除微信记录”的推理不能证明其在2018年11月7日向杨建红交付现金5000元的法律事实，故刘富安关于2018年11月7日出借给杨建红5000元、要求杨建红偿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微信转款的3000元及400元如何认定的问题。刘富安主张两笔微信×××元属于借款，因其中3000元数额较大，杨建红无法证明直接用于日常生活所需，也无法证明系刘富安赠予款项，因此，一审判定该3000元为借款并无不当。另外的400元数额不大，刘富安二审也认可曾向杨建红微信转款575元购买衣服，故一审认定该款为刘富安、杨建红共同生活期间花费，不视为借款亦符合本案实际。本院对刘富安上诉称400元系杨建红向其的借款及杨建红上诉称3000元不是借款的意见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富安、杨建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富安负担50元、杨建红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军伟审判员  宋 娟审判员  朱海波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李涵书记员张欣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