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民申4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孙红，女，汉族，1970年3月23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雨，辽宁明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凡，辽宁伯宁（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肖竹，女，汉族，1970年5月17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君璇，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吉青，男，汉族，1969年6月9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再审申请人孙红因与被申请人肖竹及原审第三人刘吉青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民终2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孙红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二审判决对案涉法律关系的认定明显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一）孙红与刘吉青系多年朋友关系，因刘吉青本人系公务员，刘吉青与肖竹夫妻共同经营辽宁鼎嘉拍卖有限公司，从事拍卖、不良债权、银行倒贷、放高利贷等高利行业，孙红对刘吉青的为人和赚钱能力非常认可，基于此，孙红才会应刘吉青要求将自己的一些资金交由刘吉青打理，用于投资赚钱，孙红分取相应的利益。（二）孙红先将款项交付刘吉青用于投资，自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期间，孙红以转账和交付现金的形式累计在刘吉青处投资90万（其中转账29.5方）。孙红答应刘吉青将所得收益（除期间收取85元外）用于在刘吉青处继续扩大投资。2015年3月份，在孙红首笔投资款交付2年后，刘吉青才陆续向孙红分配收益。因刘吉青从事项目均为周期短、收益高、周转快，并且项目众多，孙红对所投项目从不过问。孙红只是清楚个别投资项目。（三）在刘吉青向孙红分配收益的过程中，孙红继续向刘吉青处追加投资，2015年9月6日，孙红追加投资20万元（银行转账方式），该笔资金混合在先前的投资和未分配利益之中，继续产生收益。孙红与刘吉青之间系投资合作关系，而不是赠与关系。二、本案二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一）2015年5月15日刘吉青通过王洪转账70,000元给孙红，孙红于当天转账给宋扬，该笔款项是孙红帮助刘吉青走款。因刘吉青转账给宋扬，因账户与户名不符被退回，刘吉青通过王洪账户向宋扬账户转款，同样因为账户与户名不符被退回，进而通过孙红账户走账（该节事实可以双方提交的刘吉青、王洪、孙红的银行流水可以查明）。（二）2016年3月17日，王洪向孙红转款33,500元，2016年3月18日，王洪向孙红转款50,000元，合计83,500元，该款项是孙红代刘吉青向王雷的财务人员孙宇葭支付，孙红于2016年3月17日向孙宇葭转款83,500元（孙宇葭与孙红并不相识，孙宇葭系王雷的财务人员，王雷与刘吉青系客户关系）。（三）2016年8月4日，孙红通过王洪账户转给刘吉青5万元，同年10月8日，孙红通过王洪账户转给刘吉青6万元，合计11万元。（四）2015年9月6日，孙红通过王洪账户转给刘吉青20万元。以上事实均有银行流水予以证明，且在一审期间就已经提交，二审法院未予认定。再则，关于孙红提交的银行个人交易单照片打印件，足以证明2013年6月21日孙红向刘吉青转款7万元。二审判决不予采信的行为与事实严重不符。该证据原件由银行存留，对方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反驳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该证据有效。二审判决认为该份证据的“刘吉青”三字并非本人所写，但实际上，该处的“刘吉青”三字并非是需要他签字确认，而是银行工作人员填写的客户名称，二审以此为由不予采信，理由非常荒谬。三、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赠与关系。孙红一审期间就向法院提交刘吉青出具的《承诺书》，二审法院未予采信，该证据应当视为新证据。鉴于孙红与刘吉青之间2013年开始资金投资往来，但未形成明确的投资回报率，2016年4月21日，孙红与刘吉青一次性将资金回报固定，刘吉青再需给付孙红190万，其中90万元用于偿还孙红房屋贷款，剩余100万元在2016年年底前还清。在《承诺书》中，刘吉青反复强调“还”。该证据足以证明孙红与刘吉青不是赠与关系，而是投资合作关系。刘吉青与孙红系投资合作，刘吉青通过王洪支付的资金大部分（167万）系在2016年4月21日之后，即刘吉青与孙红锁定投资收益、刘吉青出具还款承诺书之后。孙红与刘吉青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孙红先向刘吉青转款，刘吉青与孙红之间有书面还款承诺，有履行还款承诺的实际行为，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具有依据，并非赠与。二审判决混淆赠与关系与投资合作关系的概念，按照该判决逻辑，夫妻任何一方与合作方进行合作，均需经过配偶同意，该逻辑十分荒谬。综上，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民终2825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提审。肖竹提交意见称，一、孙红主张的所谓“投资关系”在原一审、二审整个庭审过程以及本次申请再审中没有提供真实具体证据证实。肖竹在原审中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刘吉青与孙红长期保持非正当男女关系，刘吉青借案外人王洪账户瞒着肖竹四年间多次、没有任何事由和对价支付给孙红款项300余万。该种情况下，孙红应当提供其与刘吉青之间属于法律上认定的投资关系的证据。而如果是感情的或者其他方面的“投资”，在司法审判领域，也并非属于应有经济对价的范畴。孙红没有任何约定或法定事由，取得了刘吉青支付的款项，该支付行为使肖竹夫妻共同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权利受损与孙红取得款项有直接因果关系。二审判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意见和已有判例裁判规则。二、本案二审判决并未遗漏重要事实，而是针对双方提交证据及陈述事实进行了合法的审查和全面、审慎的认定。（一）针对孙红所称2015年5月15日通过王洪转账70,000元属代为支付，应该申请收款人宋扬出庭予以佐证，但原审期间孙红未提供该证人，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节事实，故二审法院对该款项认定正确。（二）针对孙红提到83,500元款项。结合王雷证言陈述，王雷本人及其财务人员孙宇葭与孙红之间除91.5万元借贷款项本金及利息往来之外，再无其他资金往来及法律关系。进一步证明孙红2016年3月17日、3月18日汇往孙宇葭账户的8.35万元履行的是其自己上述91.5万元借款的本金、利息的偿还而非代刘吉青支付。（三）针对其他款项支付已经两审法院审理，均未予确认。（四）一审中肖竹提供证据，证明刘吉青账户大量取现交易，在取现交易当天或者隔天，孙红存入相同金额款项到其个人账户的有多笔，涉及金额80余万。该部分款项孙红应予返还。三、孙红所述的《承诺书》已经两审法院审查，并未采纳其观点，该证据依法亦不属于“新证据”。综上，二审法院对该案事实认定正确，法律适用正确，证据采信符合法律规定，维护了社会正义，彰显了良好风尚，保护了肖竹的合法权益，警示了社会上利用情感换取经济利益不劳而获的不良价值取向和现象，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刘吉青提交意见称，一、刘吉青与孙红之间属于赠与，不存在任何投资关系。孙红在与刘吉青交往期间，没有工作，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还独自抚养一个读大学的女儿，生活支出巨大，在和刘吉青相识之前，孙红银行积蓄几近为零，根本不可能进行投资。刘吉青因与孙红交往过程中有了感情，见其一人带着孩子经济较拮据，故在短短四年时间内多次给孙红转账，少到几千，多到几万、几十万。孙红反复强调转账为投资收益，但其不能提供投资协议，连对投资项目都含糊其辞，根本无法对该款项来源做出合理解释，故孙红主张的投资行为完全是子虚乌有。二、《承诺书》非刘吉青的真实意思表示，孙红所述的房屋贷款，用于其本人向案外人提供民间借贷，且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并进入执行程序，刘吉青不拖欠其任何款项。首先，孙红通过王雷所贷款项是用于其本人的投资，和刘吉青没有任何关系。其次，刘吉青向孙红出具的承诺书并非刘吉青的真实意思表示。孙红的房屋贷款用于个人投资，该笔贷款与刘吉青无关，刘吉青没有理由替孙红偿还贷款，但因孙红以公开双方关系为由威胁，刘吉青为了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最终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署了该承诺书，同意帮助孙红还款。由于该承诺书是在孙红的胁迫下签订的，因此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存在投资关系。综上，二审法院对该案事实认定正确，应依法维持。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孙红主张二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问题。第一，从账户名为孙红的《BANCS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所载交易明细来看，除二审法院认定双方相互直接转账的数额外，二审法院对孙红向王洪（刘吉青）转款的三笔记录未予认定转款性质，分别为：2015年9月6日转款200,000元、2016年8月4日转款50,000元、2016年10月8日转款60,000元。第二，孙红主张2015年5月15日王洪（刘吉青）转账给孙红的7万元系其代刘吉青向案外人宋扬转账的问题。在刘吉青20**年5月14日-15日通过其本人账户（卡尾号7460）及其实际控制的王洪账户（卡尾号7462）二次向案外人宋扬转账汇款7万元失败后，再于5月15日通过王洪账户向孙红转账汇款7万，并由孙红于当日分二次向宋扬转账汇款7万元。二审法院对该笔转款性质未予查清。第三，孙红主张王洪于2016年3月17日向其转款33,500元、于2016年3月18日向其转款50,000元，合计83,500元，该款项是孙红代刘吉青向王雷的财务人员孙宇葭支付，孙红于2016年3月17日向孙宇葭转款83,500元，孙红主张孙宇葭与孙红并不相识，孙宇葭系王雷的财务人员，王雷与刘吉青系客户关系。二审法院对该笔转款性质未予查清。综上，本案应当再审，对孙红与刘吉青自2013年至2017年期间双方之间相互发生的全部转款进一步查清认定用途及性质后，依法作出相应判决。综上，孙红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一、指令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长  樊少忠审判员  宋 华审判员  张怡嘉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李华书记员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