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2民终20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启忠，男，彝族，1975年3月6日出生，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系六盘水市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者，执业证号：32409111100010。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林果，男，汉族，1993年11月29日出生，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军，男，汉族，1974年8月10日出生，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罗启忠因与被上诉人赵林果、吴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20）黔0201民初5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启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赵林果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400000元，被上诉人吴军承担无限连带偿还责任；3、一审诉讼费、保全费、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争议金额事实不清。判决“本案认定事实”部分，针对“14000000元”进行了多次说明、举证。但本案争议金额为1400000元，而非14000000元，该判决认定的标的金额存在巨大误差，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贷关系事实不清。罗启忠与被上诉人赵林果、吴军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真实成立。原判两次庭审中通过法庭调查已查明，本案的被上诉人赵林果作为借款人、被上诉人吴军作为担保人向本案原告罗启忠借款1400000元人民币。罗启忠向被上诉人赵林果账户转账1400000元人民币，履行完毕出借义务。该事实可由二被上诉人签字捺印的《借条》、贵州银行《业务委托书》予以证实。本案证据《借条》中载明，赵林果向罗启忠借款140万元人民币，赵林果作为借款人、吴军作为无限责任担保人。吴军与罗某于2020年12月29日签订的《个人房屋买卖合同》中载明：“截止至2016年1月24日，甲方共欠乙方借款壹佰肆拾万元整（小写：1400000.00元）。2017年8月31日，甲方作为担保人，第三人赵林果（身份证号码：5202011993********）作为借款人，向第三人罗启忠借款壹佰肆拾万元整（小写：1400000.00元）作归还乙方使用。借款当日，第三人赵林果按甲方委托和乙方的要求，将借款壹佰肆拾万元整（小写：1400000.00元）通过银行取现后交付给乙方委托的上诉人赵林果在《借条》上签字捺印、实际上以其账户收取本案借款1400000元人民币，其应当承担偿还案涉借款1400000元人民币的责任。（3）庭审中被上诉人赵林果提出，其与原告不存在借贷关系，虽140万元确系打入其账户，但其立即取出，故其不应承担还款义务。被上诉人赵林果的该意见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赵林果作为案涉《借条》的借贷合同相对方、以其账户收款的实际借款人，在上诉人罗启忠履行完毕出借义务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赵林果就应当承担还款义务。至于上诉人将款项出借后，不论被上诉人赵林果是否“受被上诉人吴军的委托且借款用于归还被上诉人吴军向证人罗某的借款”，或是以其他方式立即使用，都是被上诉人赵林果取得借款后对借款的处分，都不能影响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法律责任的承担。综上，被上诉人赵林果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被上诉人吴军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原审判决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赵林果在中国工商银行现金取款14000000元交给罗启忠妻女汪某，而后汪某现金向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现金存款1365000元，又于次日即2017年9月1日向罗启忠中国银行汇款1360000元”。本案第二次庭审（2021年2月3日）过程中，证人汪某依法出庭作证。在庭审中，证人汪某并未提到“2017年9月1日”、“中国银行汇款1360000元”，该认定事实不清，无据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二被上诉人赵林果、吴军为达到误导法庭对本案事实认定的目的，在一审庭审中将本案的事实掐头去尾进行答辩，以便于达到其二人恶意避债的目的；在二审庭审中，对本案的事实进行歪曲、否认。两次庭审中，二被上诉人先后提出了“已经还钱”、“该借贷关系不存在”、“该借贷关系是与证人罗某产生的”等多种抗辩意见，抗辩主张前后矛盾；且二被上诉人都未对其提出的主张进行举证，无任何证据进行证明。其中，在第一次庭审时，对于二被上诉人主张“汪某收1400000元人民币，故二被告已经履行完毕借款归还义务”的抗辩意见，上诉人基于不想涉及吴军作为另一债权债务关系的债务人这一情况进行回避；第一次庭审后，因二被上诉人的恶意避债行为，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并在第二次庭审中正面回答审判长的提问，竟致原判认定“有悖常理”，二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外观行为不符合借贷关系中的常态”适用法律错误。但根据本案事实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吴军向罗某还款是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经过庭审调查、法庭辩论可知，本案被上诉人赵林果、吴军向本案上诉人罗启忠借款1400000元人民币，系为偿还吴军与罗某的债务，此系两个法律关系：一为被上诉人赵林果、吴军与本案上诉人罗启忠1400000元人民币的民间借贷关系；二为被上诉人赵林果代被上诉人吴军付欠证人罗某1400000元人民币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因罗启忠、罗某的亲属关系，就将两个法律关系混同，否则将严重侵害上诉人罗启忠的合法权益。若因罗启忠与罗某的亲属关系，就将两个法律关系混同，认定“罗启忠与赵林果、吴军的民间借贷系虚假、不成立”的，那么该案将演变为“罗启忠代吴军偿还欠款1400000元，而赵林果、吴军无须偿还向上诉人所借款项1400000元”，与常理不符、与证据事实矛盾，更无法可依、无据可证。经庭审中两证人证言可知，汪某系受罗某的委托，向被上诉人吴军的委托人赵林果收取赵林果代吴军归还吴军欠付罗某的借款1400000元人民币。否则不能解释“赵林果和吴军为何向罗启忠借款、为何需将借款交给汪某而非直接交给罗启忠、为何将款交汪某后不收回出具的借条”。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吴军的委托人赵林果代吴军归还欠罗某的借款是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应当独立看待，不应混同。五、原审判决认定“第一次庭审后，被告吴军因不能偿还上诉人的借款，如用其房屋出售给证人罗某所得价款来偿还上诉人罗启忠，也导致本案外观行为不符合借贷关系中的常态”，无法律依据。《个人房屋买卖合同》是被上诉人吴军主动联系证人罗某进行协商的，被上诉人吴军在协商中明确表示“因自己无钱还款，所以自愿将房屋出卖给罗某、将出售房屋款项归还给罗启忠”。也正因该事实的存在，被上诉人吴军才会自愿签订《个人房屋买卖合同》，并在合同中注明这些事实情况。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被上诉人吴军主动联系上诉人罗启忠，一同前往钟山区人民法院本案主审法官处，向法官咨询“案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否可以以物抵债，直接用被上诉人吴军的房屋偿还债款”，虽被法官告知不可直接以物抵债，但被上诉人吴军的该行为可以表明，其承认案涉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存在的、并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罗启忠作为一个普通的债权人，并无能力监管债务人以何种方式筹集欠款。被上诉人吴军与证人罗某签订《个人房屋买卖合同》，并约定其以购房款来偿还上诉人罗启忠的欠款，这是被上诉人吴军的个人抉择，上诉人罗启忠没有权利、没有义务、更没有客观可能性去对此进行约束、管辖，案涉《个人房屋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赵林果答辩称：上诉人确实转了140万元到我银行卡，但上诉人和他妻子汪某一起到工商银行通过我的银行卡取处该140万元，并直接转存至汪某的卡上。我和上诉人没有借贷关系，实际是吴军和罗某有借贷关系，欠款金额是140万元，由于吴军和罗某之间没有借条，所以就通过这种方式完善手续。吴军答辩称：我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借贷关系，我是与罗某之间有借贷关系。罗启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赵林果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00000.00元，被告吴军承担无限连带偿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8月31日，赵林果作为借款人、吴军作为担保人向罗启忠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条今借到罗启忠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1400000.00元）注:此借款担保人承担无限边带偿还责任借款人：赵林果身份证：5202011993112948Ｘ担保人：吴军身份证：5202011974××××××××2017.8.31”。当日，罗启忠通过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款14000000元至赵果林中国工商银行账户，随即赵果林在中国工商银行现金取款14000000元交给罗启忠妻女汪某，而后汪某现金向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现金存款1365000元，又于次日即2017年9月1日向罗启忠中国银行汇款1360000元。2020年12月29日，吴军（卖方甲方）与罗某（买方乙方）签订《个人房屋买卖合同》，主要载明：“截止至2016年1月24日，甲方共欠乙方借款1400000元。2017年8月31日，甲方作为担保人，第三人赵林果作为借款人，向第三人罗启忠借款1400000元作归还乙方使用。借款当日，第三人赵林果按甲方的委托和乙方的要求，将借款1400000元整通过银行取现后交付给乙方委托的代收人汪某，至此，甲方向乙方的全部借款已归还完毕。2020年9月11日，第三人罗启忠向钟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方归还借款1400000元，因甲方无资金归还第三人罗启忠，故将现有位于六盘水钟山区仓储用房、二层201铺-205铺商业用房以评估价3535000元给乙方，将出售房屋款项归还第三人罗启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第二次修正）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的规定。本案先后进行两次庭审，2020年2月10日庭审中，原告罗启忠在陈述1400000元借款经过时，称记不清出具借条地点、亦不清楚被告赵林果、吴军借款用途，特别在法庭针对被告赵林果抗辩1400000元转款当日，即刻以现金方式存入其妻子汪某账户的事实进行询问时，又表示记不清楚。而在2021年2月3日庭审中，原告罗启忠却思路清晰陈述1400000元借条是在其哥哥即证人罗某家中书写，亦表示被告赵林果向其借款是用于偿还被告吴军向证人罗某的1400000元借款，还称系证人罗某让其传话给汪某代为收取该1400000元借款，同时，在两次庭审期间，证人罗某还与被告吴军签订《个人房屋买卖》，并详细阐述三方间借款源由，以佐证证人汪某收取被告赵果林1400000元的合理性。据此，原告罗启忠作为借款经过的亲历者，就借款相关事实从第一次庭审含糊不清至第二次有理有据，明显有悖于常理。同时，根据原告罗启忠第二次庭审陈述、证人罗某、汪某证言得出法律事实为被告吴军不能偿还证人罗某1400000元借款，以赵林果为借款人，其作为担保人向其弟弟即原告罗启忠借款1400000元用于偿还借款，现被告吴军又因不能偿还原告罗启忠该借款，用其房屋出售给证人罗某所得价款来偿还原告罗启忠1400000元借款，原告罗启忠、证人罗某、被告吴军间借款、还款、再借款、再还款三角过程中一系列外观行为不符合借贷关系中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常态，且证人汪某代证人罗某收取1400000元还款并未实际交付给证人罗某，虽双方此进行解释，但不能排除系因诉讼目的需要隐瞒客观事实的合理怀疑。综上，原告罗启忠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对其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第二次修正）第十八条，判决：驳回原告罗启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罗启忠负担（原告已自愿预交）。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2017年8月31日，赵林果账户接收罗启忠转账并支取的款项金额为140万元而非“14000000元”。对原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罗启忠虽提交了借条，但仍然需要提供证据证实其履行了真实的支付借款义务。在本案中，上诉人罗启忠虽然提交了银行流水证实其在《借条》出具当天向赵林果账户汇款140万元，但从资金流向来看，该款项短期内又流向罗启忠配偶汪某的账户。虽然案外人罗某认可汪某是受其委托代为收取吴军所偿还的款项，但鉴于罗启忠、罗某、汪某的特殊身份，本院无法排除对款项性质及本案各方当事人真实交易目的的合理性怀疑，故对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合同关系不予以确认。同理，案外人罗某与被上诉人吴军的债权债务关系亦不因此而消灭，罗某可另案寻求救济。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上诉人罗启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会峰审判员  徐 芳审判员  何与芹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王海霞书记员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