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2民终30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颖，女，196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妮，天津睿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文忠，男，1968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乘波，福建兆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郭盘春，男，196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僧人，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妮，天津睿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颖因与被上诉人吴文忠、原审第三人郭盘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津0105民初7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颖、原审第三人郭盘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妮，被上诉人吴文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乘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颖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方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借款，双方不存在借款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凭证显示款项为货款，被上诉人明知为借款的情况下，却将汇款性质备注为货款，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得知第三人因为新建寺庙等各种原因，需要对外购买大量的佛像，故而捐款给上诉人并明确备注为货款。该行为的性质属于捐款。该款项收取后均是由第三人决定该款的使用，双方之间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在近十年来从未联系过上诉人，也从未索要过所谓的欠款，上诉人仅为寺庙的义工，与被上诉人并不相识，也不存在其他关系仅是代替寺庙收收取善款。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转账凭证推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错误。综上。一审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请求依法改判。吴文忠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郭盘春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给付的款项是对寺庙的捐款。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吴文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0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2020年11月2日起就该款按LPR利率向原告支付相应利息直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系佛像雕刻加工销售工艺师，第三人系僧人，法名心觉，2011年时任上海市嘉定区朱桥镇和平九队西头濮家庙负责人，于2014年担任苏州市吴江区静思禅院住持。被告系佛教信徒，自称在第三人居住的寺庙中做义工。2009年，第三人因到原告公司购买原告雕刻制作的佛像而与原告相识。2010年10月2日，被告名下招商银行账户（账号：4100********）向原告名下兴业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客户摘要为“佛像余额款”。后原告向被告招商银行账户于2011年10月20日转账75万元、于2011年10月21日转账125万元，合计200万元，客户摘要均为“货款”。转账后双方就该款未签订书面合同。庭审中，原告称该200万元为借款；被告及第三人主张该款系原告向第三人所在寺庙的捐款，被告提交收据八张、清单一张，证明款项已经用于宗教事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如果双方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案涉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因本案诉争事实发生在2011年，原告于2020年10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关于争议焦点一，分析如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原告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提供了2011年10月20日、2011年10月21日原告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共计200万元的记录，已经完成了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被告认可收到200万元，但主张该款并非借款，而是原告作为佛教信徒向第三人所在寺庙的捐款，因此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被告、第三人未提交原告有赠与意思表示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交被告、第三人或寺庙接受赠与的相关凭据，仅以当时项目未获审批、财务管理不正规为由抗辩，因我国国家政策对于宗教性捐赠有明确的管理规定，《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1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6号公布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第176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财务、资产、会计制度，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财务状况、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接受其监督管理，并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宗教事务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共享相关管理信息。”案涉款项达200万元，被告、第三人未提交案涉款项收支的具体账目和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接受、使用捐赠情况的相关证据，因此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款项性质为宗教性的捐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关于原告转账备注为“货款”一节，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而案涉款项发生之前，原告也是作为卖方向第三人及被告出售佛像，并无向被告或者第三人支付货款的义务，因此该转账备注不能真实的反映款项性质，因此该备注不能证明款项性质为赠与。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原告作为贷款人可以催告被告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原告无证据证明其起诉之前有过催告行为，但其向人民法院起诉确属对被告的明确催收，被告在2020年11月5日收到诉状副本，其在明确知晓原告主张债权的情况下，并未在合理期限内主动履行还款义务。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偿还200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还款的合理期限，一审法院酌定为十五日，即被告应于2020年11月20日前偿还借款。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虽然双方未约定利息，但原告已通过诉讼向被告催告还款，经催告确定的合理还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仍未向原告偿还借款，视为逾期，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逾期利息，原告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不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制，因此原告的利息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双方在借款时未约定还款期限，在本案立案之前，原告未向被告提出过还款宽限期，被告也未明确表示过不履行义务，因此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宗教事务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第二次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杨颖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文忠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0年11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计11400元，由被告杨颖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2013年2月至2015年2月间的短信聊天记录，证明此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短信往来，并未提及欠款事实；证据二、上海市杨浦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告知书，证明上诉人名下上海琦奥健泰实业有限公司自2014年1月1日成立之日起至2021年7月2日，未申报税务，未实际经营；证据三、戒牒证一份，证明第三人为具备合法资质的佛教僧侣；证据四、苏州市吴江区静思禅院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证明静思禅院为国家合法审批的宗教活动场所；证据五、照片一组，证明因被上诉人捐款200万，第三人在静思禅院中为被上诉人立功德碑，在大雄宝殿中供人瞻仰。被上诉人质证后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本院审查后认为，上诉人于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另查。本院于2011年6月15日向太仓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出具律师调查令，调查2011年时太仓市濮家庙是否具有正式编制、是否执行统一的财务、资产、会计制度，宗教局对于其财务状况、接受使用捐赠情况、是否进行监督管理，以何种方式进行监督管理。太仓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回复如下“1、濮家庙属于民间信仰活动点，是未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无银行账户；2、濮家庙属于民间自主管理，财务方面民主管理互相监督，民间自主组织（民间信仰点）尚未纳入正常规范化监管。”再查，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对于双方形成借贷关系的经过当庭陈述“双方形成借贷关系的经过为，第三人在2009年向被上诉人购买数尊佛像，双方私交比较好。2011年第三人向被上诉人讲要扩建寺庙，需要两三千万元的佛像向被上诉人订购。第三人陈述上诉人与第三人关系比较好，要求被上诉人出借200万元给上诉人，第三人到被上诉人莆田的公司陈述的该内容，当时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在场。上诉人不在场。......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当庭陈述，“当时如果第三人购买2000万的佛像，如果被上诉人赚到超过200万元的款项，这个借款就算了。”还查，一审期间对于是否催要过借款，被上诉人陈述：“和第三人当面进行过商谈，第三人表示会还款。”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即涉案款项是否为借款。首先，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主张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提出的事实主张均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合同纠纷中，主张合同成立并已履行的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证明合同成立和履行的证据。故,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贷双方是否达成借款合意的事实,应由出借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从被上诉人本次诉讼的主张来看，被上诉人为证实其与上诉人间存在借贷关系，提供了转账凭证作为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故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根据转账凭证是否能直接确定为借贷关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在日常生活中，转账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存在或为借款、或为赠与、或为其他往来款等情形；但，仅有转账凭证，并不能直接认定发生于转账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必然为借款关系。诚然，确实也有些出借方在向借款人转款后，并不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条等书面债权凭证，但该情况大多是一些相熟的亲友间出于极度信任对方或碍于情面等原因所致，除此之外，大多数当事人均会对借款持有较为谨慎的态度并对借款的事实以借条、欠条等形式加以确认。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庭审时均认可与对方不相熟仅仅一面之交，系在被上诉人处经原审第三人介绍相识，在此之前双方从不相识、亦未曾直接接触，也从没有发生过任何经济往来。故，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往来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无需上诉人出具借条或欠条，与人情常理极不相符。而根据双方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内容，自2011年10月被上诉人转账始至本次起诉前近十年间，被上诉人从未提及过借款、并就如何还款与上诉人沟通，其自述关于借款及催要还款的事宜也全部发生在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上诉人对涉案款项作出了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双方已形成借款合意。故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的举证情况，不能直接排除其给付涉案款项存在其他性质亦不能直接认定涉诉的款项性质为借款。其次，从上诉人于诉讼中的抗辩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抗辩涉案款项为被上诉人向寺庙捐赠款，属于公益捐款性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亦证实，根据佛教布施的要求，因被上诉人捐款200万，第三人在静思禅院中为被上诉人立功德碑，在大雄宝殿中供人瞻仰。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述抗辩意见、举证情况并结合被上诉人二审期间的陈述及转账凭证备注为“货款”的事实，使被上诉人主张“该款为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这一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需进一步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借贷事实的情况下，本院结合全案证据，依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被上诉人的现有举证不足以证实其与上诉人间就全部转款形成借贷关系。故对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归还全部涉案转款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5民初75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吴文忠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共计34200元由被上诉人吴文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哈 欣审判员 包 颖审判员 刘 睿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宇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