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3民终14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国良，男，1961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善，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灵骏（系洪国良之子），男，198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蚌埠祥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南园路祥华加州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22551845974B。 法定代表人：江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军，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洪国良诉蚌埠祥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9日作出（2020）皖0322民初2653号民事判决后，洪国良不服提起上诉。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8日作出（2020）皖03民终4182号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民事裁定。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1年4月8日作出（2021）皖0322民初184号民事判决，洪国良仍不服原判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洪国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洪国良一审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有关洪国良向祥华公司转账的性质并非借款的认定，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是错误的，有悖事实。具体理由如下： 一、《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是洪国良向祥华公司出借资金的基础依据。 2014年6月30日，祥华公司股东江斌、郑金亮、洪国良、陆良军四人签订《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就几股东收购祥华公司股权后的相关内部运营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就包含后续资金以股东借款给公司的形式进行处理的明确约定。这是洪国良之所以借贷给祥华公司的合意基础。其中： 1、合作协议第二条第1点明确约定“收购项目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以零资产收购，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收购方同意承继的项目公司债务”。既然是零资产收购，则意味着股权收购方并不需要支付股权收购对价的，因此，作为股权收购方之一的洪国良显然是并不需要再进行股权性质的投资了。 2、合作协议第二条第2点明确约定“项目后续资金由各股东联系借款借入公司（以下简称出资）……按月2%计算利息”。足以证实洪国良向公司系出借款项，并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只不过在该合作协议中，各方将“借款借入公司”称之为“出资”罢了，该种称谓显然不能改变还本付息的借贷基本特征。同时，必须明确的是，“各股东联系借款借入公司”并不排除各股东自己向公司出借资金。 3、合作协议第四条第3点更加明确约定“后续资金解决办法：除公司股本按约定出资外，按以下办法及顺序解决（1）以公司名义以各合作方按本合同约定的出资比例由各合作联系借款；（2）待开发地块具备抵押条件后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3）……”更加证实洪国良向祥华公司出借资金的依据。 二、在卷的部分股东会决议，印证了洪国良借贷给祥华公司的性质。 原一审提交的2017年6月23日《股东会决议》明确记载祥华公司在出现资金需求时，都是由各股东筹集资金“借进”祥华公司，并且“利息按月息2%按月支付”，并且“该项筹资在公司股东借款中优先清偿”。这不仅完全符合借贷的基本法律特征，而且与《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有关股东筹资借入公司解决后续资金需求的约定完全一致，相互印证。 三、洪国良祥华公司的款项中，部分凭证已经明确记载“借款”。 自2017年7月18日至2017年11月7日间，洪国良分别向祥华公司出借资金17笔，共计2724万元。其中部分洪国良在转账时已经明确备注“借款”；更为重要的是，祥华公司在出具给洪国良的书面《收据》中，更是部分也明确记载“借款”。足以证实，双方对借贷的合意。之所以部分转账凭证和收据没有明确记载为借款，系因为已经有了合作协议合意再无备注借款的必要，同时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一般也不会对此特别关注的。 四、祥华公司的财务账簿（电子账），已经完全印证了借贷的性质。 祥华公司本次一审庭审提交了自己公司的财务账簿，其中包含《其他应付款明细账科目：其他应付款/洪国良（224123）》，该财务账簿记载2014年1月至12月，祥华公司对洪国良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为1750万元，并且与本次洪国良诉祥华公司的4笔款项完全一致。 1、这是一份祥华公司自己的财务账簿，反映了祥华公司自身对洪国良涉案4笔款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其他应付款”。在财务记账中，民间借贷是“其他应付款”科目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且民间借贷只能记入“其他应付款”科目。而如果是股东的股权性质投资，则应记入“实收资本（或股本）”科目。通过祥华公司自身的财务账簿可见，祥华公司在本案中的所谓股权投资的抗辩，已经与其自己提交的书证相悖。 2、必须注意且与此更加印证的是，2014年7月18日洪国良汇入祥华公司的资金是640万元，而祥华公司却仅仅在“其他应付款/洪国良”科目下记载240万元，另有400万元祥华公司记入“实收资本”科目。由此可见，祥华公司自身对于洪国良转入的款项亦是作区分性质处理的，更加印证了洪国良汇入款项的借贷性质。 五、一审判决认定“投资款项”，系基于错误的逻辑前提事实。 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的款项属于投资的逻辑前提是这样的事实认定，即“虽洪国良与江斌以零资产收购祥华公司100%股权，但关于后期流动资金的注入，双方约定了各自应承担的比例，即江斌承担80%、洪国良承担20%。”但该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因为双方并没有约定后续资金注入是需要双方“承担”的。实际上，明确约定的是“项目后续资金由各股东联系借款借入公司（以下简称出资）……按月2%计算利息”。而根本不是由双方“承担”。即便是“承担”，也不是承担出资的义务，而仅仅是承担出借款项的义务。更何况，此处还明确约定了利息条款，足证借贷性质。 祥华公司二审辩称：1、洪国良主张《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是其向祥华公司出借资金的基础依据，明显与基本事实不符。洪国良是公司的股东、监事，对公司负有出资的相关法定、约定的义务。股东出资的比例和方式可以灵活多样，但是不能免除股东依据公司章程规定、约定履行出资的义务。在公司股东尚未依法、依约出资的情况下，祥华公司不存在向洪国良借款的合意和事实。2、虽然洪国良主张零资产收购，不需要支付股权收购对价，不需要再进行股权性质的投资，但结合其自认除了400万元注册资本，其他都是借款。由此可见，其在本案中的相关陈述与案件基本事实不符。3、洪国良自认各股东联系借款借入公司陈述，由此可见，是因为在股东存在无法及时出资的情况下，才需要其个人通过借款的方式，联系外部借款人的借款作为其出资的事实。4、洪国良自认案涉工程存在后续资金的投入，相关资金的解决方式为以公司的名义按照比例出资，由各合作方联系借款。由此可见，各方该项约定是因如股东无法按照比例出资的情况下，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绝不是以个人对外借款，也不存在股东擅自向公司借款的事实。5、根据股东会决议内容另行约定，对追加部分投资的筹集方式和责任，明确为各股东应当各自筹集资金1000万元，洪国良诉称的零资产投入，无需出资的陈述，明显与本案基本事实不符。6、虽然洪国良单方提供的相关转账记录标注为借款，但是，该标注系个人单方标注行为，并未得到转账银行的认可，也未得到祥华公司的认可或同意。双方之间也从未签订过任何与此相关的民间借贷协议或合同。这明显与其作为公司监事的身份以及出借人的身份严重不符。7、祥华公司的相关财务凭证已经被非法扣押，洪国良相关上诉陈述并无相应的事实依据。本案发回一审中，其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8、祥华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已经提供了《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房地产开发洽作协议》以及其他相关证据，该部分证据能够证明仅在相关投资初期，仅国有土地出让金一项，就向当地政府交纳了9500万元。洪国良在本案一审中对相关事实予以了认可。祥华公司认为，本案根据双方之间有无借款合同、公司章程、相关协议约定、土地出让金的缴纳数额、以及洪国良股东、监事身份等综合因素，结合相关事实，能够证明在双方之间并无任何的借贷合意，也不存在相关的借贷关系和资金融通行为，不具有借款合同的法定要件，洪国良的全部上诉请求并无相应的事实依据。9、依据最高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本案不存在借贷合意、也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不存在民间借贷的基本法律关系。10、依据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洪国良系公司股东、监事，依法应当承担包括出资在内的相应责任。 洪国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620万元，支付利息246.047123万元（利息计算到2019年12月23日）合计为866.047123万元，并以62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12月24日始至款项还清时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一）2014年6月30日，被告祥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洪国良签订《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双方作为祥华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共同收购祥华公司100%的股权，继续开发祥华加州城二期项目，合作开发项目的概况为：“项目公司第一期已接近完工，约18万平方（部分地下室工程未完工），第二期土地规划开发计容面积约9万平方”。双方关于出资范围、比例及后续出资的约定为：“收购项目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以零资产收购，《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收购方同意承继项目公司债务”、“项目公司后续流动资金由各股东联系借款人借入公司，按下列比例执行，甲方占80%、乙方占20%，出资款统一由公司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各合作方按上述比例分享项目税后利润及承担风险和亏损”、“各合作方共同商定，第一期于2014年7月止共出资人民币伍仟万元整，第二期2014年8月30日止共出资贰仟伍佰万元整……”。 （二）2014年7月30日，因资金紧张，祥华公司、江斌、洪国良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案外人毛立新、毛金泽、胡立洪签订《房地产开发洽作协议》，双方合作的基础为：甲方已完成五河加州城一期项目的开发，现拟开发五河加州城二期，二期项目土地的土地出让金7000万元，已取得二期项目完整的开发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一期项目与二期项目无关，甲方出资二期项目的50%，其中洪国良占20%，乙方出资二期项目的50%。 （三）协议签订后，截至2014年12月26日，洪国良共计向祥华公司转账2150万元。现洪国良就其中4笔转账起诉祥华公司偿还本息，即2014年8月28日的200万元，、2014年9月10日的100万元、2014年12月25日的70万元、2014年12月26日的250万元，共计62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洪国良与祥华公司就案涉款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 （一）依据《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的约定，虽洪国良与江斌以零资产收购祥华公司100%股权，但关于后期流动资金的注入，双方约定了各自应承担的比例，即江斌承担80%、洪国良承担20%。协议约定，截至2014年7月第一期的出资额为5000万元，截至2014年8月30日第二期出资额为2500万元，另依据《房地产开发洽作协议》的约定，二期项目仅就土地出让金部分就应支付7000万元，基于以上合作项目的支出，洪国良等股东应承担注入资金进案涉工程项目中的义务，方为合作开发的基础和本意。《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中约定“后续流动资金由各股东联系借款人借入公司”，综合双方合作的基础和全案证据，应理解为各股东在其应承担比例份额内未完成的部分，可以联系借款人以借款形式借入公司，该借款理应计入各股东应支付的投资款项内。因合作房地产开发项目不仅要共享收益，也应共担义务和风险，其中就包括股东要按照约定比例承担投资款项和项目实际运营过程中的流动资金注入义务，在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各股东投资款的性质为借款的情况下，洪国良认为其向祥华公司转账的性质为借款，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本案中，洪国良主张的四笔款项虽确系其向祥华公司转账，但无论从其形式和内容上，均未能反映出是祥华公司向洪国良借款。因借款关系的成立，不仅要有款项的交付，还要有借贷的合意。该四笔转账均系大额交付，若系借款行为，双方更应以明确的书面借贷合意确定借款关系，方符合借款合同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洪国良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祥华公司有向其借款的意思表示，仅依据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具有借贷性质。故对洪国良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洪国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2423元，由原告洪国良负担。 二审中，洪国良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祥华公司的记账凭证、股权转让原始材料共5页，证明祥华公司确认洪国良股权投资款为400万元，记录在公司财务实收会计资本科目项下，该400万元是2014年7月18日汇入的640万元中的一部分，另外240万元记录为公司其他应付款科目项下。上述证据是出自洪国良从祥华公司拿取的财务凭证，2014年7月31日记账凭证2张系640万元的转账的记账。上述证据证明洪国良转账的640万元中有400万元是股东出资款，另240万元，与本案的诉请620万元一样，都是祥华公司的借款。 祥华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账本的真实性无异议。对2014年7月31日记账凭证2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2月2日收据、2014年7月18日银行委托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洪国良今天自认有出资与此前其庭审陈述的无需出资的事实前后矛盾。同时，该证据可以证明洪国良作为祥华公司的股东，有出资义务，其他资金不能认定为借款。 二审中，祥华公司提交了一份洪国良作为担保人向祥华公司出具2017年3月21日的担保函复印件，证明洪国良担保自2016年3月1日起，祥华公司与浙江宏兴建设有限公司就祥华加州城19-21号楼进行担保。在担保事项中，洪国良明确自认以担保人股本金、以及借入公司的借款等作为相应的担保，能够证明洪国良在本案中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协议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且其明确自认存在借入公司的借款，而不是借给公司的借款，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 洪国良质证意见：对担保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恰恰反映洪国良在祥华公司有股本金、借入公司的借款，存在两种性质款项的事实。2014年7月18日-2017年11月7日洪国良的2000多万元的汇款外，再也没有其他资金投入，能够印证本案借款的属性。祥华公司陈述“借入公司的款项不是借给公司的借款”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不足为凭。 本院认为，综合全部案情和在案证据，洪国良在成为祥华公司股东之前，存在与当时公司股东江斌（现祥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达成两人共同合伙出资且均以“借款”给公司的名义，共同经营祥华公司名下“加州城”房地产开发项目。故洪国良提交的上述证据系涉及个人合伙中的事实，本院在本案中依法不予确认。祥华公司提交的担保函，与本案借贷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确认。 案经本院审理查明：洪国良与案外人江斌经双方协商，自愿达成两人共同出资经营祥华公司名下“加州城”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个人合伙协议，并于2014年6月30日签订一份《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在该份个人合伙协议中，两人明确约定：江斌（合作方甲方）占80%份额，洪国良（合作方乙方）占20%份额，且“按上述比例分享项目税后利润及承担风险和亏损”。两人以“零资产收购项目公司100%股权”，且“后续流动资金由各股东联系借款人借入公司，按下列比例执行，甲方占80%、乙方占20%，出资款统一由公司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以及“合作方可根据本协议精神指定或修正项目公司章程。项目公司章程未做规定或其规定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规定为准”等。 《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签订后，祥华公司于2014年7月16日订立公司的章程主要内容：“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为江斌和洪国良。洪国良认缴出资额4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0%；江斌认缴出资额为16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80%”。同时，祥华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江斌。 随后，洪国良和江斌均遵照《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的约定，陆续向祥华公司的账户汇入款项。自2014年7月18日至2017年11月7日期间，洪国良自称向祥华公司汇入款项17笔合计2724万元，且有祥华公司向其出具盖有“蚌埠祥华房地产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若干收据。（在前次二审的上诉状中，洪国良称“洪国良提交汇款凭证17份，汇款金额3094万元，除了400万元的注册资本，其他都是借款。祥华公司收到款项后，向洪国良开具了2945万元收据”） 在一审诉讼中，祥华公司提交了一份打印时间为2021年3月5日，注明为“洪国良”名下的“其他应付款明细账”公司财务表，时间为2014年1月-2014年12月。该表载明洪国良汇入公司2250万元为“贷方”，余额为1750万元。 洪国良在本案诉请的620万元本金，为：1、2014年8月28日转账200万；2、2014年9月10日转账100万；3、2014年12月25日转账70万元；4、2014年12月26日转账250万。其中在2014年8月28日和2014年12月26日的汇款凭证上，洪国良均自行注明汇款用途是“借款”。祥华公司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向洪国良分别开具了四张对应的收款收据，且“收款事由栏”为空白。 另查明，2017年6月23日祥华公司股东江斌、洪国良、张光吾（江斌股权项下的隐名股东）、郑金亮（江斌股权项下的隐名股东）形成一份“公司追加筹资”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主要内容“因公司迫切需要办理房产证，…经股东会商议决定，各股东筹集资金壹仟万元。原则上按股东比例筹集（不计息），并要求于2017年8月底筹集完毕。若因某些股东资金困难，不能如时筹到资金，其他股东可以代筹，并且以其在本公司的股本作担保，公司不再另行签订担保协议，利息按月息2%按月支付，利息由未筹到股东承担，如全体股东到7月10日还没有按股份的比例自己借进公司，个别借款的股东可以按2.5%的利息计算。…该项筹资在公司股东借款中优先清偿，担保责任在该笔筹资款还清自动终止”等。二审中，洪国良自认其没有依据该股东会决议向公司出借过该款项。 本院认为：洪国良诉称与祥华公司之间发生约定按月利率2%付息借贷620万元的事实（其诉状中同时称其他借款本金及利息另行主张），在诉讼中提交了其与江斌之间签订的《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向祥华公司的转账凭证及祥华公司开具的收据等证据。 在诉讼中，祥华公司始终否认公司与洪国良之间存在过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始终辩称洪国良汇入公司的款项全部为其作为公司股东的注册资本金出资和应履行股东义务的公司经营性出资。 洪国良诉称发生本案借贷事实所主要依据的《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中“后续流动资金由各股东联系借款人借入公司，按下列比例执行，甲方占80%、乙方占20%，出资款统一由公司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的条款，系其与江斌之间签订的个人协议，对祥华公司来说，并没有法律约束力。洪国良与江斌之间签署的该协议，虽然名为《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但从协议的内容来判断，尤其是含有“盈利共享、风险共担”条款，实则为两人之间的个人合伙协议。而且，洪国良与江斌向祥华公司的转款行为，均系依据该份协议而发生。据此，洪国良汇入祥华公司的主要资金，均为其履行个人合伙协议而应当缴纳的合伙出资款。虽然洪国良是与江斌之间达成的上述协议，但该协议能够证实两人都具有向祥华公司出借钱款且要求按月利率2%付息的意思表示，如果祥华公司在收到两人的汇入钱款后，存在予以确认为“借款”的部分，应当视为该部分款项是祥华公司对两人借贷合意要约的认可承诺。 洪国良提交能够证明与祥华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只有一份2017年6月23日祥华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明确要求各股东筹集1000万元借给公司且不计算利息，明显为祥华公司认可向各股东借款1000万元的意思表示，但是，洪国良最终并没有依据该决议实施向公司交付该项出借款的行为。故双方关于各股东筹资1000万元的借贷合意，因没有实际发生借贷事实而并不成立。据此，洪国良汇入祥华公司的主要资金，仍然处于系其履行个人合伙协议而应当缴纳合伙出资款的状态。 现任祥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江斌，经本院要求其本人必须到庭的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二审中，洪国良自认在成为祥华公司股东后至今，始终没有与江斌进行过合伙结算。因此，本院对洪国良汇入祥华公司的全部款项，是否均为其应当缴纳个人合伙出资款总金额的事实无法查清。 在本案无法查清洪国良应缴个人合伙出资款总金额与其向祥华公司实际转账金额之间是否存在差额的情况下，在祥华公司无法证明洪国良汇入公司的全部款项，除了应当缴纳的股东注册资本金400万元之外，其余款项均为公司法律文件规定其作为公司股东另外负有的出资义务或追加投资义务的属性，以及洪国良应当出资总金额为其实际汇入公司全部款项的情况下，在洪国良没有提供与祥华公司存在案涉620万元的借贷合意、以及祥华公司认可收到全部620万元款项或者其中部分款项系“借款”的相关证明的情况下，洪国良仅凭2014年8月28日转账200万、2014年9月10日转账100万、2014年12月25日转账70万元和2014年12月26日转账250万的四张转款凭证和收据提起本案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虽然现行国家法律对这一行为并不禁止，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审理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赋予其诉权，但因祥华公司对洪国良的本案诉请主张，已经提交了该四笔转账发生是基于洪国良与江斌之间协议约定且不是借贷原因的反驳证明后，依据上述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洪国良仍应就620万元款项性质确为借贷，承担再举证证明的责任。 因洪国良在本案诉讼中，并没有再提交证据可以证明其诉请的620万元标的为民间借贷关系，或者可以令人民法院作出款项性质系因“借贷”发生的判断，洪国良诉请的本案四笔款项合计620万元标的中，也没有祥华公司予以认可或者部分认可为“借款”的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对洪国良辩称的全部上诉理由，依法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洪国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423元，由洪国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玲玲 审 判 员 卞新春 审 判 员 王国强 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 法官助理 王 锦 书 记 员 张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