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73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外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西二环一段1568号望城坡街道办事处7楼7138室。法定代表人：何萱。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钊，湖南兴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纲要，湖南兴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盾，男，1995年5月13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江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湖南迈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沙外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盾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4民初12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外协公司上诉请求：对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4民初12210号民事判决进行改判，支持一审外协公司的诉讼请求，外协公司无需向邓盾支付工资、二倍工资、经济补偿。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外协公司提供了《中湘橙服务商合作协议》，通过邓盾在微信聊天中的自认陈述以及邓盾的转款记录，足以证明外协公司与邓盾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过程中由邓盾承担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外协公司举证进行了反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使“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一待证事实达到了真伪不明的程度。邓盾与何长伟基于合伙关系下微信聊天的内容，较之于与邓盾和用人单位基于劳动关系下微信聊天的内容，具有相似性，均有可能性，对比之下，外协公司提供的书证《中湘橙服务商合作协议》中涉及的项目内容，正是微信聊天中所涉及的开展的业务，故一审判决书中外协公司主张邓盾与何长伟为合伙关系，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而一审法院不采纳该主张的表述，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三、外协公司并未与邓盾约定工资月薪为1万元，2020年3月21日何长伟与邓盾微信聊天中，该聊天的所处背景为双方讨论工作（合作项目），对项目鼓劲打气，故非对本不存在的月薪年薪问题以作出约定、变更、确认等意思表示，且该对话的内容为何长伟与邓盾讨论合伙项目的相关事宜，并非针对公司项目展开讨论，合伙人之间的工资约定，也不适用劳动法。基于以上三点，外协公司提起上诉。邓盾辩称：邓盾与外协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双方约定了工资标准，外协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邓盾提供了证据证明其接受外协公司的工作安排，且加盖了外协公司公章的工作牌，足以证明其与外协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外协公司提供的吉红社区公司与中湘橙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系与本案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与本案无关。邓盾入职外协公司时，外协公司承诺按月薪1万元的标准向邓盾支付工资，但邓盾入职后，外协公司不与邓盾签订劳动合同，不为邓盾购买社保缴纳公积金，且多次以各种理由拖欠邓盾工资，外协公司在本案仲裁前承认邓盾的工资标准为每月1万元，但在邓盾申请劳动仲裁后外协公司否认与邓盾存在劳动关系。外协公司的所言所行严重侵害了邓盾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外协公司应依法向邓盾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等各项费用。外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外协公司无需支付工资90000元给邓盾；2.判决外协公司无需支付二倍工资80000元给邓盾；3.判决外协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10000元给邓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日至9月12日期间，何长伟系外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后外协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何萱，公司监事为何长伟，何长伟系何萱的父亲。2019年6月底，邓盾通过招聘网站与何长伟取得联系，其后何长伟通过微信等方式安排邓盾进行互联网商品销售、编辑推广软文、推广链接、图片海报处理、协助招聘员工、APP推广等工作。邓盾的工牌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长沙外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职务系总经理助理。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外协公司未向邓盾支付过劳动报酬。2020年3月24日，在邓盾与何长伟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邓盾谈及其月薪为一万元，何长伟对此表示认可。2020年3月29日，邓盾通过微信向何长伟发出《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函》，主张自2019年7月正式入职外协公司，以未发放工资及未签订合同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此后邓盾未继续至外协公司处工作。2020年3月30日，邓盾以长沙外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长沙市岳麓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长沙外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10个月工资10万元、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10万元、经济赔偿金及经济补偿金2万元。仲裁委作出岳劳人仲案字（2020）第144号《仲裁裁决书》，裁定：长沙外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支付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的工资9万元、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8万元、经济补偿金1万元。另查明：1、何长伟微信名称为“何长伟-长沙外协”，其提供《在职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何长伟系在长沙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工作。2、邓盾与何长伟的微信聊天内容主要为长沙外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线上商铺销售、人员招聘、招商加盟等。2019年12月10日，何长伟通过微信将外协公司的《开户许可证》照片发给邓盾。3、2019年12月17日，何长伟在加盖外协公司公章的《业务员薪酬管理制度》上签名。外协公司主张何长伟签名系非其本人签署，但未提供证据证明。4.2019年8月17日，邓盾向何萱转账支付3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长沙外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与邓盾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于拖欠工资、未签合同二倍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的问题。针对焦点一，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与用人单位建立的关系,其特征是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获得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与用人单位形成较为固定的身份依附或从属关系。邓盾系外协公司监事何长伟通过招聘网站聘请，并由何长伟安排开展工作，何长伟安排邓盾从事的工作内容亦属于外协公司业务范围内，且邓盾持有外协公司盖章的工作牌，该工作牌上所显示的职务，与其开展的日常工作内容相吻合。故邓盾与外协公司之间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外协公司主张“邓盾与何长伟为合伙关系”，但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外协公司主张“何长伟并非外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邓盾的用人单位也并非外协公司”，因何长伟系外协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其与现任法定代表人之间系父女关系，存在身份上的特殊关联，且邓盾提交了聊天记录证明，在何长伟与邓盾的聊天记录中，聊天内容主要为开展外协公司的业务，何长伟亦持有外协公司开户许可证等重要文件，并签署外协公司管理制度等，故何长伟系外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据此，对外协公司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针对焦点二，关于邓盾的工资标准的问题。邓盾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何长伟认可邓盾每月工资为1万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拖欠工资，邓盾于2019年6月底经何长伟招聘入职外协公司处，2020年3月29日向外协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外协公司应向邓盾支付前述期间的工资。邓盾主张2019年7月正式入职外协公司处，并主张外协公司支付工资期间为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计算，外协公司应向邓盾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3月29日期间的工资89195.4元（10000元/月×8个月+10000元/月÷21.75×20）。关于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外协公司未与邓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外协公司应向邓盾支付自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3月29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9195.4元。关于经济补偿金，外协公司拖欠支付工资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邓盾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外协公司应当向邓盾支付经济补偿金1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外协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邓盾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3月29日的工资差额89195.4元；二、外协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邓盾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79195.4元；三、外协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邓盾支付经济补偿10000元；四、驳回外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外协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外协公司是否应当支付邓盾工资、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及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邓盾于2019年6月底通过招聘网站与何长伟取得联系，同年7月正式入职到外协公司。邓盾入职外协公司期间，外协公司为邓盾制作了工牌，其工作内容属于外协公司业务范围，日常工作接受何长伟的安排和管理。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外协公司与邓盾之间符合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条件，故本院确认邓盾与外协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外协公司上诉称邓盾与何长伟为合伙关系，并提供了《中湘橙服务商合作协议》及转账记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该协议的签订双方为中湘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省吉红社区服务有限公司，邓盾仅作为湖南省吉红社区服务有限公司签约代表的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字，无法体现邓盾是该协议的履行主体及与何长伟存在合伙关系。与此同时，外协公司提交的邓盾的35000元转账记录时间为2019年8月17日，而《中湘橙服务商合作协议》签订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在该协议尚未签订前，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邓盾支付的款项是为履行该协议而支付，故外协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其主张邓盾与何长伟之间系合伙关系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如前所述，外协议公司与邓盾之间系事实劳动关系，外协公司应按照劳动关系的要求与邓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支付工资。邓盾主张其工资标准为10000元/月，并提供了其与何长伟的聊天记录予以佐证，外协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何长伟原系外协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现任法定代表人何萱系父女关系，存在身份上的特殊关联关系。与此同时，邓盾与何长伟的聊天记录显示何长伟参与了外协公司的日常管理及业务开展工作，故何长伟对邓盾承诺的工资标准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外协公司承担。现外协公司否认邓盾主张的工资标准，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邓盾的工资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采纳邓盾主张的每月10000元的工资标准。一审法院根据邓盾的工作年限及上述工资标准，认定外协公司应支付邓盾工资共计89195.4元，事实清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在劳动者入职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否则应向劳动者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本案中，邓盾入职外协公司期间，外协公司并未与邓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外协公司应向邓盾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一审法院根据邓盾的工作年限及上述工资标准，认定外协公司应支付邓盾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共计79195.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邓盾在2020年3月29日出具的《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函》中载明因外协公司拖欠工资而解除劳动合同，邓盾以此为由解除与外协公司的劳动关系，符合《劳动合同法》中关于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根据邓盾的工作年限及上述工资标准，认定外协公司应支付邓盾经济补偿金共计10000元，事实清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外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长沙外协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张玉霞审判员  刘文涛审判员  龙付送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周 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