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陕10民终1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镇安县恒达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镇安县。 法定代表人：刘发平，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寇正民，陕西书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商洛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商洛市。 法定代表人：叶春祥，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芝芬、徐超，陕西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镇安县恒达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商洛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镇安县人民法院(2020)陕1025民初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寇正民、被上诉人城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芝芬、徐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达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城投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城投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上诉人恒达公司未按时还款是由于种植“305”良桑遭受自然灾害，应当依法免除还款义务的事实未予认定。本案贷款属于扶贫贴息贷款用于良桑种植，2002年6月9日因暴雨种植基地受灾，损失达200余万元，上诉人报告后，镇安农行将290万元贷款作为不良资产剥离。暴雨、洪水属于不可抗力，根据影响程度应部分免除上诉人偿还扶贫贴息贷款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及罚息的责任，一审对该事实未予认定。二、一审对案涉最高额债权尚未确定、案涉主债权转让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转让无效的事实未予认定。本案中，上诉人恒达公司与镇安农行签订2002年2月7日《借款合同》的期限为2002年2月7日至2005年2月6日，借款金额为190万元；2002年7月25日《借款合同》的期限为2002年7月26日至2005年7月25日，借款金额为100万元。2005年2月6日《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展期的时间为2005年2月6日至2006年8月6日，借款金额为190万元。而《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自2002年2月7日至2005年12月31日期间主债权最高金额为300万元。但本案主债权展期之后的期限为2006年8月6日，已经超过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一条二款约定的2005年12月31日，由于主债权期限已经实际被借款展期协议改变，但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截止日期没有随之改变，因此，案涉最高额债权尚未确定，依据《物权法》第204条之规定应依法认定案涉主债权转让合同以及最高额抵押合同转让无效。三、案涉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中，由于被上诉人城投公司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故其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的行为，不符合上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溯及至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的规定的适用条件。虽然2016年7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商洛分行与被上诉人城投公司在《商洛日报》上发布了债务催收公告、2017年9月20日、2020年8月7日被上诉人城投公司与镇安县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商洛日报》上发布了债务催收公告。被上诉人城投公司在《商洛日报》发布催收公告的行为不具有法定的催收效力，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该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案涉诉讼时效已于2018年11月1日届满，案涉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不当。 城投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上诉人主张遭受暴雨洪水自然灾害影响属于不可抗力，要求免除其还款义务的观点不能成立。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有关自然灾害的证据均为复印件而非原件，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故不应采信。即使存在所谓2002年6月9日暴雨洪水袭击，依旧不能免除其还款义务，自然灾害发生日期2002年6月9日仅在190万元这笔贷款期间内（借款期限2002年2月7日至2005年2月6日），与2002年7月26日发放的100万元贷款并没有关系。况且，该190万元贷款到期后双方又签订了《展期协议》，原债权人镇安农行宽限了还款时限，上诉人也愿意在宽限时限到期后还款，说明上诉人对该笔债务并没有提出不可抗力不履行的抗辩，而是同意继续履行，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上诉人并非不能履行合同，受灾影响也并非永久性的，上诉人可以继续种植经营获得收益来还款，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现金、固定资产、土地等包括本案中抵押的林地等财产，并没有丧失还款能力。因此，上诉人的还款责任不能免除。二、案涉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已确定，债权转让给答辩人时，该最高额抵押权一并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一）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案涉两笔债务均发生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至于其中的190万这笔贷款后来发生了展期，但展期只是对还款时间做了延长，贷款依旧是之前的贷款，金额、发放日期并没有变，所以在双方《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就只有案涉的两笔债务，期间届满后，债权已经确定，之后答辩人受让上述债权，依据《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债权转让的，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最高额抵押权在上述债权转让时亦一并转让。三、案涉债权仍在诉讼时效期内。法律并没有对债权转让通知的形式作出具体规定，只要能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公知要求的形式作出明确的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此种方式应当具有通知的效力，很显然由于商洛日报的受众面覆盖整个商洛市，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也均在商洛市范围内，所以在商洛日报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的方式是符合以上要求的。因此，本案债权转让对被答辩人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7月8日农行商洛分行与答辩人在商洛日报上发布包含有债务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2017年9月20日答辩人与镇安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在商洛日报上发布包含有债务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后答辩人与镇安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终止后，双方又于2020年8月7日在商洛日报发布包含有债务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因此，以上三次通知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本案最新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20年8月7日开始起算。 城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90万元及2016年3月31日之前的利息269.1万元，本息合计559.1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从2016年4月1日起以290万元为本金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请求判决原告就拍卖、变卖被告用以抵押的位于镇安县东川镇蔡家庄村的林权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2月7日，被告与镇安农行签订编号为（612506）农银借字（2002）第02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90万元,借款种类为贴息贷款,借款用途为“305”良桑种植,借款利率为年利率3%,借款期限为2002年2月7日至2005年2月6日,逾期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同时，双方签订了编号为（612506）农银高抵字（2002）第0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人自愿为债务人自2002年2月7日至2005年12月31日止，在抵押权人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额折合人民币叁佰万元整提供担保。抵押物为镇林证字（2001）第008号林权证登记范围内的林地及林木使用权。2001年11月27日，镇安县林业局对抵押物进行了价值评估，准予抵押登记，但双方签订抵押合同后未到林木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借款合同签订当日，镇安农行向恒达公司发放了190万元借款，借款借据记载利率与借款合同一致。该笔借款到期后，被告申请展期，遂与镇安农行签订编号为（612506）农银借展字（2005）第002号《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190万元，期限为2005年2月6日至2006年8月6日，借款利率在利率基准7.56%上浮40%，执行年利率8.064%。展期协议同时约定,原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规定的其他各项条款仍然有效。2002年7月25日，被告与镇安农行签订编号为（612506）农银借字（2002）第18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借款种类为贴息贷款，借款用途为“305”良桑种植，年利率为2.88%。注明其中80万元的借款期限为2002年7月25日至2003年10月20日，20万元的借款期限为2002年7月25日至2005年7月25日，逾期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借款的担保方式为林权抵押。借款合同签订当日，被告（抵押人）与镇安农行（抵押权人）签订（612506）农银抵字（2002）第18号《抵押合同》，仍以（2001）第008号林权证登记范围内的林地及林木使用权作为抵押，亦未办理登记。镇安农行2002年7月26日发放贷款的借款凭证上载明：借款人为恒达公司，借款金额为壹佰万元整，借款日期为2002年7月26日，到期日为2005年7月25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5‰。两笔借款到期后，被告未清偿借款本息。镇安农行分别于2010年6月12日、2013年10月14日、2014年10月20日、2015年11月1日向被告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被告均在通知书上盖章确认。2016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洛分行（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不良资产共49笔，包含恒达公司的欠款本金290万元、利息269.10万元，合计559.10万元（截止交易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2016年7月8日，原告在商洛日报上刊登《关于委托资产债权转让暨受托管理和处置的公告》，内容为：“依据商洛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洛分行签订的《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洛分行以2016年3月31日为基准日，将商洛市中医医院等49户本金金额23062.02万元、利息24715.98万元，本息合计47778万元代理财政部管理的委托资产（以下简称转让资产）打包转让给商洛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由该公司对转让资产进行管理和处置，履行债权人和资产所有人的职责，请该等转让资产的债务人、担保人、其他责任人或继承人，向商洛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承担相应责任，详见以下《债权资产明细表》”。《债权资产明细表》列明被告下欠的借款本金290万及利息269.10万。2017年9月15日，原告（甲方）与镇安县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截止基准日2017年8月31日，甲方向乙方转让委托不良资产10户，其中包括被告的案涉欠款，并于2017年9月20日在商洛日报上刊登公告，后因镇安县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支付对价，双方于2020年7月31日签署《终止协议》，双方同意解除《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仍由城投公司享有，并于2020年8月7日将该结果公告于商洛日报。一审法院认为：镇安农行与恒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应予以保护。镇安农行依约向恒达公司发放了贷款，恒达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洛分行与原告城投公司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镇安农行对恒达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债权转让是否有效，原告是否取得债权人资格；2、原告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抵押合同是否有效，抵押权是否设立；4、被告是否应该还款并承担利息。关于债权转让的效力以及原告的债权人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原告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洛分行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该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债权转让无需债务人同意，只要求债权人对债务人履行通知义务即可。而通知采用何种方式，法律未作明确规定，作为债权转让的通知，只要能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公知要求的形式作出明确的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即应认定该方式具有通知效力。本案原、被告均在商洛市范围内，原告于2016年7月8日在商洛日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的公告，其内容和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达到了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该转让对被告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二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本案原告将受让的债权转让给镇安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并在商洛日报上刊登转让公告，此时镇安县国有投资有限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后因镇安县国有投资有限公司未依约支付转让款，双方签订终止协议，并在商洛日报上刊登公告。债权转让的通知经受让人同意已经撤销，原告仍为债权人。原告不属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适用《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原告通过受让取得一般债权人的资格，故被告辩解转让无效原告不具备债权人资格的理由不成立。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案被告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原债权人镇安农行于2010年6月12日、2013年10月14日、2014年10月20日、2015年11月1日向被告发出催收通知，被告均在催收通知上盖章确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应当视为债务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1月1日重新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2016年7月8日、2017年9月20日，原告两次在商洛日报发布包含债务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均应认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又重新起算。故原告的起诉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关于抵押合同的效力和抵押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第六十条一款规定：“借款合同可以附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与原债权人镇安农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和《抵押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一）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案涉两笔债务均发生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期间，原告受让债权时该期间已经届满，债权已经确定。被告辩解抵押合同无效、最高额债权未确定，抵押合同转让无效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本法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以林木抵押的，办理抵押物登记的部门为县级以上林木主管部门。本案镇安农行与被告虽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合同，林业部门对抵押物也进行了评估并同意登记，但未到林木主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未设立，故原告就该担保财产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关于被告应否还款问题。原告通过受让依法取得债权人资格，被告应向原告偿还借款。被告辩解遭受自然灾害属不可抗力应免除还款义务，但未提供有效证据支持其主张，双方亦无合同约定，其辩解理由不成立。被告辩解原告不是金融机构，无权收取罚息和复利，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海南会议纪要”）第九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认为被告不应承担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一审认为，海南会议纪要是对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确立的特殊的处置规则，纪要第十二条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及转让主体均有明确限定，适用于“1999年至2000年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以及2004年至2005年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因本案债权转让发生在2016年，原告也不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转让时间与转让主体均与海南会议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不符，故本案不适用海南会议纪要关于自受让日后停止计付利息的规定。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与借据利率不一致的，应以借款实际发放时借据利率为准，对被告应还款项确定如下：第一笔借款：本金190万元，自2002年2月7日至2005年2月6日借期内的利息按照年利率3%计算，2005年2月7日至2006年8月6日展期内的利息按照年利率8.064%计算，2006年8月7日至2016年3月31日（交易基准日）的利息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第二笔借款：本金100万元，自2002年7月26日至2005年7月25日借期内的利息按照年利率3%计算，2005年7月26日至2016年3月31日（交易基准日）的利息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90万元及2016年3月31日之前的利息269.10万元，未超过按照以上方法计算的金额，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6年4月1日起以290万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告要求对抵押物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镇安县恒达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商洛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90万元，支付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利息269.10万元，合计559.10万元。自2016年4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290万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2、驳回原告商洛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937元,由原告商洛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0374元,被告镇安县恒达农工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0563元。 在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有新证据向法庭提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是否因不可抗力免除还款责任；2、案涉债权及抵押合同转让是否有效；3、案涉债权是否已超诉讼时效。 一、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是否因发生自然灾害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应免除还款责任问题。首先，上诉人提供的自然灾害发生的证据系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可部分或全部免责。一般情况下自然灾害发生后，借款人确实无法还款的，银行会采取宽限、免息、展期等措施，但是否减免取决于银行或政府政策规定。本案案涉两笔贷款，一笔100万元贷款时间发生在上诉人所述自然灾害之后，另一笔190万元贷款到期后银行为上诉人展期一年，双方又重新签订了借款展期合同，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双方对借款达成减免合意，故对上诉人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债权及抵押合同转让的效力问题。上诉人认为，案涉最高额债权尚未确定，债权及抵押合同转让无效。经审查，2005年2月6日《借款展期协议》约定190万元贷款展期到期日为2006年8月6日，同时该协议第三条、第四条对展期后原抵押到期的续保及合同条款调整和补充进行了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一）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案涉二笔贷款逾期后上诉人多次在催收通知上签字盖章。2016年6月原告受让债权前案涉债务已届清偿期，案涉债权已经确定。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虽因未办理登记手续，抵押权并未设立，但并不影响债权的转让。被上诉人称债权未确定，债权及抵押合同转让无效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商洛日报》刊登债权转让催收公告的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案涉债权已超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认定权利人主张诉讼时效届满，须基于权利人持续怠于行使权利的客观事实。法律规定虽对公告主张权利相关条件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不能由此认定完全排除其他形式公告主张权利行为的法律效力。本案中，城投公司受让债权后，即与原债权人商洛农行联合发送公告，上诉人亦知晓债权发生转让的事实，之后城投公司连续数次在《商洛日报》刊登公告，公告中均有催收内容，表明城投公司并未怠于主张权利。《商洛日报》属于商洛本地较有影响的报纸，在《商洛日报》刊登公告的行为，具有足以使上诉人知悉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客观效果。故一审认定城投公司三次公告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判决并无不妥。上诉人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恒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937元，由上诉人恒达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雷 勇 审 判 员  张福秦 审 判 员  姚 炜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李 斌 书 记 员  刘 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