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82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宝，男，1980年3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关红霞，女，196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涛，北京天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斌，北京天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宝因与被上诉人关红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42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宝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关红霞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产生诉讼费用由关红霞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在关红霞提交的证据明显不足、主张事实存在多处前后不一的虚假陈述的情形下，未能捋顺基本法律关系，未能准确认定主要案件证据，未能核实关键证据和关键主体在案件事实及认定的一致性，未能准确划分举证责任等，导致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认定存在错误，主要论证如下：一、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双方为对案外第三人的共同出借人，而非借贷关系。1．双方之间形成的收据，对于共同出借的债务对象（王泰山等）、各自的出借比例（各出100万）等有清晰的约定，名义出借人为田宝，同时也作为利息代收人，包括代收后转给关红霞等相应安排非常明确；2．以田宝为共同出借关系中的名义出借人，必然会有相应的关红霞给田宝的打款行为。本案一审仅以关红霞举证了打款行为且田宝已经以个人名义向案外人主张还款即认定法律关系并不充分。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并非只能得出田宝向关红霞借款的唯一结论，共同出借的法律关系，同样可以包含这两项因素，而且更符合全案证据整体解释时形成闭环；3．一审时田宝提交了大量其与关红霞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表明双方共同向案外人催缴款项，以及关红霞收取案外人利息的信息很明确。关红霞代理人就此处的反驳前后矛盾，亦没有提交可信证据予以佐证。而相应的聊天记录同时结合收据明显印证：双方约定共同出借款项，在债务人未能及时还款后，双方互相配合索要款项，同时计划以本案田宝名义提起诉讼等，事实自然顺畅，法律关系明晰；4．本案关红霞转向田宝追索共同出借款项，有一个重要而明确的事实节点，即案外债务人王泰山等因另案被采取刑事措施，还款前景已然悲观。此前，关红霞从未将还款要求指向田宝。二、对于本案主要证据存在明显误读，没有结合全案证据进行整体认定。1．收据是本案据以认定双方真实意思安排和法律关系的关键证据，其本质包含了收据和共同出借协议两部分内容。其中收据部分的内容主要点：田宝收到关红霞100万，收款的目的是用于共同出借；而共同出借协议主要内容点：共同出借数额200万，借款人是冠捷物流的王泰山、吴海霞，借款时间为1个月，利息为3．5%，田宝代收利息，借款人付息后既付。文中出现两处为名词的“借款”，指向的都是200万标的。唯一出现的一次“借款人”，明显是指王泰山、吴海霞，而田宝落款处为“收款人”，完全符合前半部分收据的意思表示和交易习惯；2．如果田宝为借款人，那么：为何要在借据中写明出借200万的数额？为何要明确约定次借款人是谁？为何田宝为利息代收人，代谁收？田宝落款为何为收款人而非借款人？上述种种问题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和惯常做法。很多约定和安排明显超出了一般借贷双方的范围。而一审判决仅以上述问题不足以否认借款关系为由一带而过，明显不当；3．本证据唯一对田宝不利或者说让本证据存在一定矛盾的表述，就是第一句当中载明的“借款给田宝”，此处借款一词的字面意思因与后面的表述和安排存在明显矛盾，故而一定不能简单以字面意思进行认定，需结合证据本身及全案多角度考量认定，我们认为存在以下几个不能忽略的因素：第一、本证据的书写人为案外人焦鹏，并非涉事双方，表达的立场、出发点和个人认识决定了其表述的准确性；第二、该词语此处为动词，指向一个行为而非一个结果或者定义，这明显区别于证据当中另外两个名词“借款”；第三、证据主文大部分在进行双方共同出借的细节安排，以至于忽略个别词语的表述并不奇怪，田宝对此没有注意或没有纠正并不直接导致默认的效果。毕竟双方各项安排的意思表示出错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一个词语的表述；第四、本证据原件就在关红霞手中，其两次举证均未出示此证据，从司法实践中可知，极大概率的可能是关红霞方将此证据评估为不利证据，支撑其评估的事实真相不言自明。4、对于案外人200万借款，其中明显包含了关红霞的100万，而对于200万借款的利息的代收，现所指向的就是关红霞的100万。田宝是代收人即意味着两层意思：第一，田宝是名义的出借人，故而才有资格直接收取利息；第二，利息的支付方才是该100万借款的借款人，而非田宝。三、关红霞方虚假陈述和隐瞒重要案件事实，一审对相关事项和涉案主体未予进一步查清认定。1．关红霞本人经法庭传唤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其代理对诸多事项不清楚或者闪烁其词，一审庭审多次中断等待或交代其代理人跟关红霞本人核实相关情况。而相关情况后续如何，我方及无从得知，亦无法有效行使举证、陈述、抗辩的权利；2．关红霞在起诉状中陈述与后期庭审陈述存在多处出入，如欠款数额、利息数额等，法庭对其陈述的可信度应加重审查要求；3．涉及案外人焦鹏部分，存在以下个问题：第一、田宝提出部分款项涉及案外人焦鹏时，其一审庭审中主张与焦鹏款项往来是双方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此为虚假陈述；第二、关红霞从最初并未披露焦鹏，到法官要求出示与焦鹏往来打款信息后，才最终承认焦鹏支付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部分利息，故意隐瞒了重要事实；第三、焦鹏支付的大额利息是代表谁，款项来源是哪里，本案未予查清；第四、既然本案部分款项涉及案外人焦鹏，关红霞有无提交与焦鹏的打款往来？若未提交，此部分数额法院是否可以直接依据关红霞认可的数额予即予以扣减；若已提交，具体内容是什么，是否应该组织双方质证？4．一审判决中“扣除出借款项收取的利息2万元”，从哪里扣除，如何扣除，相应证据是否提交法庭没有明确交代和查清过程；5．田宝支付部分利息，是双方在收据当中明确约定的，代收利息之后的转付行为，本身已有据可查。不能再作为承认存在借款的推论依据，明显与事实不符了。四、本案举证责任分配和不利后果承担存在明显不当。1．关红霞所举证据仅证明其打款100万给田宝的事实，除此再无其他；2．田宝举证双方之间的收据，内容对共同出借款项的债务人、款项数额、代收利息、期限等作了明确约定；同时还提供打款记录，证明收款当天即按约定数额连同自己出借款项共200万打给了约定的债务人王泰山；同时提交了双方之间的微信往来，证明双方一直在共同催促王泰山还款，直到王泰山因另案被采取措施，关红霞才将矛头指向田宝；3．依关红霞主张认定，本案存在诸多疑点和反常之处：明显超出民间借贷约定内容和范围的收据、明显不符合借贷关系的利息代收安排、隐藏的案外人焦鹏以及关红霞本人拒不出庭同时持有关键证据而不出示等一系列因素，认定田宝承担不利后果，显然不当；4．依田宝主张，双方为共同出借关系，关红霞给田宝打款100万，田宝在收款的同时，将共同出借的安排一并写明：数额200万，借款人王泰山吴海霞，利息和借款期限，田宝代收利息，故而也自然以自身名义与借款人王泰山等另行签订借款协议，也按约定收款当天即打给了借款人，后期王泰山通过焦鹏支付了近一年时间利息，田宝支付部分利息也是按双方约定代收后的转付等等，以上事实皆有据可查，事实连贯亦没有明显不合常理之处，应认定田宝的抗辩成立。五、本案一审判决中明确说了关红霞在一审存在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但庭后田宝没有收到通知、告知，存在程序上的问题。六、本案涉及刑事的问题，案外人王泰山因非法集资已经被采取刑事措施，跟本案的关系是认为涉及刑事案件，而不是经济民事案件。如果法院认为应当裁驳，可以裁驳。综上所述，一审未能查清全部事实、对关键证据认定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正，请求二审法院能够查清事实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关红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借款人只有田宝一人，出借人为关红霞，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存在共同出借的情况；2．收据加共同出借是田宝的单方主张，田宝提出这个主张是依据关红霞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证据1表述的很清楚，也不存在任何歧义，因为田宝称还不了款，于是关红霞帮助其讨要债权，并不是共同出借；3．一审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关于借款数额100万元，但后来为98万元的问题，是因为借款关系成立之后，关红霞账户给田宝借款100万元，案外人焦鹏代田宝向关红霞支付2万元，关红霞立案时主张100万元并不存在法律上的虚假陈述，只是法律上结论的问题，最后关红霞主张98万元，100万元的支出和2万元相差1天，是考虑到诉讼风险等自愿去折的数额。月利息是按照2%的标准支付过，所以双方是约定了利息的，也是支付利息的标准。关于将不再主张利息48万元的问题，对诉权暂时的不行使也不是虚假陈述的概念。利息在双方合同期内有实际支付，关红霞自愿只选择本金、诉讼费承担的问题，当时是想暂时不要求利息，因为关红霞认为只是诉权的问题，其实关红霞认为还是有48万元利息的，只是暂时不要求主张。关于没有主动提及案外人焦鹏代为支付利息的问题，案外人焦鹏和关红霞存在其他借款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流水里面案外人焦鹏和关红霞不仅仅是因为田宝一起民间借贷的关系，因为一审法院一再要求关红霞核实此情况，确认案外人焦鹏代关红霞偿还的款项，关红霞主张对数额进行扣减，也不是虚假陈述的问题。关于关红霞和案外人焦鹏之间的借款关系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都是对事实的反映，一审对案外人焦鹏查的很清楚，也做出了认定。一审已经充分举证，一审程序没有问题。案外人王泰山与本案没有关系，与本案属两个不同的案件。关红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田宝向关红霞偿还借款本金98万元；2．关红霞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5日，关红霞通过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后四位4455）转账给田宝名下银行账户（后四位7787）100万元，摘要中注明借款。田宝分别于2018年10月26日、2018年11月26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1月25日、2019年2月22日、2019年3月25日、2019年4月24日、2019年5月27日，过其名下银行账号（后四位5215）转账交付给关红霞名下银行账号（后四位4455）各2万元，共计16万元。关红霞认可系田宝按照月利率2%支付的涉案借款8个月利息。田宝向关红霞出具了字条，载明：“今关红霞借款给田宝人民币一百万元，用于冠捷物流王泰山、吴海霞的短期借款二百万元，暂定借款周期为1个月，每月利息由田宝代收，利息标准3．5%，借款人支付利息后即付。收款人：田宝”。尾部载有收款人田宝的银行账户。田宝与关红霞一致认可该字条收款人处田宝签字系田宝亲笔所签署，其余内容系案外人焦鹏书写。2017年10月25日，田宝收到关红霞涉案100万元后向王泰山银行账户转账200万。2017年10月24日，王泰山、吴海霞签署了《借款合同》，约定王泰山、吴海霞向田宝借款200万元，借款通过银行转账收款，月利率2%。田宝称，2019年6月，其作为原告依据该借款合同以王泰山、吴海霞、北京冠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要求王泰山、吴海霞、北京冠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偿还田宝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截至本案一审庭审之日，田宝尚未偿还涉案借款9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关红霞与田宝之间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义务举证。关红霞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和田宝与他人的《借款合同》等佐证其与田宝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田宝提供了银行转账和字条等佐证关红霞与田宝均系《借款合同》的共同出借人。田宝辩称，字条上田宝系在收款人处签字，故关红霞与田宝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字条系田宝亲笔签字，虽然尾部写明是收款人，但该字条明确写明“今关红霞借款给田宝人民币一百万元，用于冠捷物流王泰山、吴海霞的短期借款二百万元，暂定借款周期为1个月，每月利息由田宝代收”等字样，意思表示明确，不存在歧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田宝在签字时应当知晓该字条表明的意思，并对其行为承担法律后果。该字条载明借款目的亦是对借款用途的说明，符合借款的特征。“利息由田宝代收”亦不能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田宝称该字条未使用“借条”，尾部使用“收款人”，故应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结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不要求字条一定使用“借条”字样，故其以该字条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辩称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田宝辩称其收到涉案款项立即转给案外人的辩论意见，田宝转给案外人系其收到借款后的款项去向，并不能佐证田宝与关红霞系共同出借人。田宝作为原告依据其与王泰山、吴海霞的《借款合同》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要求向田宝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进一步说明关红霞并非《借款合同》共同出借人，且田宝对该情况明知，其已经自行向案外人王泰山、吴海霞主张权利。综上，田宝的证据不足以佐证其与关红霞系共同借款人并以田宝的名义对外出借金额200万的主张，故对其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在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关红霞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田宝向关红霞借款，且关红霞提供了借款，双方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借贷双方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截止到本案庭审之日，田宝尚未偿还涉案借款，已构成违约。故关红霞要求田宝偿还涉案借款本金98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据此，判决：田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关红霞借款本金98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田宝提交了五份民事裁定书作为证据，予以证明关红霞与田宝、案外人焦鹏之间的借款涉及到案外人王泰山及其公司的刑事问题均被裁驳，本案也涉及到了王泰山，案涉款项最后是打入到王泰山的账户，王泰山涉嫌非法集资，按照举重就轻原则，所以本案也应裁驳。关红霞针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上述证据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8民初60244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认可，该份证据同时证明了关红霞不是共同出借人，但不同意作为证据提交；对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3民终3413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法确定；认为其他三份文书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对关红霞向田宝给付100万元的事实并无异议，但对于此100万元之性质各执一词。关红霞认为系其出借给田宝，而田宝则认为是双方各出100万元出借给案外人。据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认定田宝与关红霞存在借贷关系是否妥当。本院对关红霞的主张予以采纳，理由如下：首先，文义解释在法律解释诸方法序列中具有优位性。案涉字条行文开宗明义即载明“关红霞借款给田宝人民币一百万元”等字样，意思表示明确，不存在歧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田宝在签字时应当知晓该字条表明的意思，并对其行为承担法律后果。田宝关于该字条仅是收条的表述，与以上行文不符，本院难以采信。其次，关红霞对于田宝所提出的异议亦能给出相对合理之解释。“利息由田宝代收”并不能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关红霞关于存在上下游两端借贷关系，故存在田宝“代收”下游之利息交给上游之出借人的解释，基本可以自洽。田宝称该字条未使用“借条”，尾部使用“收款人”，故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指出，结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不要求字条一定使用“借条”字样，故其以该字条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辩称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此外，某些写明“收到”的借条，本来就同时具有“收条”之功用，故田宝之观点，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关红霞曾与田宝共同在微信通讯中商讨如何向案外人主张权利，关红霞解释为因田宝不还自己钱，故和田宝确认如果案外人还了田宝钱，田宝应当立即还给关红霞，该解释亦与常理不悖。二审审理中，田宝方称关红霞给自己“配资”，从该说法也可看出，关红霞给付田宝的资金是供田宝使用，而非直接供案外人使用。再次，田宝所收利息要高于关红霞所收之利息，该现象与关红霞之陈述更为符合。结合各方之陈述以及本案现有证据，田宝自认每月实际收取利息3万元，而关红霞自认每月实际收取利息2万元。田宝分别于2018年10月26日、2018年11月26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1月25日、2019年2月22日、2019年3月25日、2019年4月24日、2019年5月27日，过其名下银行账号（后四位5215）转账交付给关红霞名下银行账号（后四位4455）各2万元，共计16万元。可看出田宝直接向关红霞支付利息的规律也可以与关红霞之陈述相印证。最后，田宝作为原告依据其与王泰山、吴海霞的《借款合同》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要求向田宝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进一步说明关红霞并非《借款合同》共同出借人，且田宝对该情况明知，其已经自行向案外人王泰山、吴海霞主张权利。此外，田宝关于虚假陈述、主体未查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田宝所称关红霞在一审中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法院未告知田宝的问题，因关红霞放弃部分诉讼请求系其对自身诉权之处分，且并未在实质上影响田宝之权利，故田宝以此为由请求发回重审，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田宝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田宝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磊审 判 员  罗 珊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