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7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71年4月9日生，汉族，河南省人，现住晋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路某（系王某丈夫），男，1972年3月8日生，汉族，河南省人，现住晋城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君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男，1983年4月3日生，汉族，河北省邯郸市人，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山西瀛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路某因与被上诉人郭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1）晋0502民初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路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上诉人郭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路某的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郭某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郭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已经查明，案涉酱菜款卖方是晋城市鑫隆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涛公司”），按照交易习惯，卖方应提供正式的发票，买方才能按照单位账号支付相应货款，本案郭某及所在公司未提供过任何发票，简单认定货款的权利人是郭某个人与事实不符。真实情况是，因个人不允许销售食品，郭某所在的鑫隆涛公司与二上诉人所在的晋城市天鹅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鹅源公司”）发生交易，一审提供的单据上有销售食品的许可证编号，该编号是鑫隆涛公司的销售许可。天鹅源公司购买的酱菜均通过各个超市进行销售。2018年10月18日的欠条上“酱菜款”字样说明是食品交易，则交易一定是公司之间进行的，而非二上诉人与郭某个人。2、一审认定王某微信转5000元错误，实际是路某代表天鹅源公司转给鑫隆涛公司的。因当时王某已经不在天鹅源公司上班，公司换了股东后，路某任天鹅源公司监事负责公司财务。一审认定转给郭某的2000元也不是二上诉人转的，是天鹅源公司的员工胡素青转的；3、一审认为，二上诉人夫妻是天鹅源公司股东，但在注册公司时二上诉人有夫妻财产分割协议，不能无任何证据就认定个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郭某辩称，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根据在案证据欠条、供货单、转账记录，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为个人行为，被上诉人为实际权利人，一审认定事实正确；2、即便双方之间为公司行为，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偿还货款105179元，逾期付款损失16407.92元，共计121586.92元；2.起诉之后的逾期付款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还清欠款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郭某于2017年至2018年间给被告路某送酱菜等货物。销货明细单上名称是晋城市鑫隆涛商贸有限公司。客户名称是市内超市小路，所留电话有159XX******。2018年10月18日，路某妻子王某给郭某打欠条一支，欠酱菜款105179元。2019年2月4日，王某微信转账5000元，显示支付给山西鑫隆涛商贸有限公司。被告路某曾向原告郭某还款2000元。2018年，天鹅源公司的股东为路某和王某夫妻二人，于2019年2月变更为他人。一审法院认为，从欠条内容可以看出，系王某个人给郭某个人所打。销货明细单上显示有山西鑫隆涛商贸有限公司，但所留联系电话系郭某个人电话159XX****XX（诉状中显示），客户系市内超市小路。王某微信转款显示的是鑫隆涛公司，但收款实际为个人收款，双方往来款均系个人之间转款，并无公司收款行为。被告所出示天鹅源公司情况说明未有材料制作人员或者公司负责人签字，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不予采信。即使是职务行为，由于该公司2018年是由二被告夫妻设立的有限公司，实际为一人有限公司，故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可以认定郭某系货款的权利人，其要求被告王某、路某夫妻二人归还经营期间所欠货款应予支持，该货款数额确定为98179元（105179-5000-2000=98179）。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请，因双方未书面约定付款期限，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某、路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郭某货款98179元。二、驳回原告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5元，由被告王某、路某负担1105元，由原告郭某负担260元。二审中，二上诉人新提供2020年1月6日微信转账记录截屏一页及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一支，欲证明除一审认定已付郭某的金额外，上诉人路某还在天鹅源公司授意下支付郭某共3000元，其中上诉人路某直接通过微信转账2000元，授意儿子路德鹏通过银行转账1000元，路德鹏系天鹅源公司财务人员。被上诉人质证称，不认可该证据。双方自案涉欠款形成并出具欠条之后，还进行过业务往来，但均采取一单一结的方式，这3000元是2020年郭某给上诉人送菜的菜款，与本案没有关系。此外，该银行转账凭证显示打印于2020年1月28日，系一审判决之前，但二上诉人一审并未提供，不应予以采纳。本院认为，郭某称与二上诉人除2017年到2018年发生案涉交易外又于2020年发生过酱菜交易，二上诉人对此未提出异议。其提交的3000元转账凭证既无备注也无其他证据可佐证系偿还2017年到2018年所欠酱菜款。且本案一审于2021年2月4日开庭审理，二上诉人二审新提交的证据均形成于一审开庭前，但二上诉人未提供，该证据无法达到二上诉人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院论证如下：首先，针对货款权利人问题。二上诉人认为应以发票确认合同相对方，但郭某及其公司均未提供发票，且因不允许个人销售食品，食品销售一定是公司之间进行的，因此货款权利人理应为鑫隆涛公司，一审认定郭某为货款权利人错误。本院认为，二上诉人主张没有发票就不能确定合同相对方及食品销售一定是公司之间进行的没有法律依据，一审依据上诉人王某给郭某个人出具的欠条及双方实际交易货款皆系个人账户往来，确认郭某为本案买卖合同货款权利人并无不当。其次，针对应付货款义务人及付款数额问题。二上诉人主张，其二人系代表天鹅源公司购买酱菜，购买的酱菜均通过各个超市进行销售，付款也是代表公司付款，而非其个人。本院认为，郭某一审提交的送货单上显示客户名称是“市内超市小路”，货款支付往来皆是通过郭某与路某或家属的个人账户，其主张一审认定的2000元系天鹅源公司员工胡素青所转，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整个交易流程未见有天鹅源公司参与，二上诉人以职务行为抗辩依据不足。即使二上诉人系代表天鹅员公司购买酱菜，但案涉交易发生期间，二上诉人夫妻作为天鹅源公司唯有的两个股东，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源，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在此情况下，天鹅源公司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二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也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针对货款数额问题，已在证据认定部分说明，二上诉人二审新提交的付款凭证不能证明系支付案涉货款，因此仍应以一审认定数额为准。综上，二上诉人王某、路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与本院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5元，上诉人王某、路某已预交，由其负担。本判决系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连关审判员 李海霞审判员 李 然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