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47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莉婷，女，1971年9月14日出生，住台湾地区台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月英，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辜明君，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张淑琴，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领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代表人：张淑琴，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淑琴，女，1970年7月26日出生，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莉婷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鹏公司)、原审第三人领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扬公司)、原审第三人张淑琴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0)沪0151民初3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莉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沪0151民初353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莉婷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广鹏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一)广鹏公司、张淑琴于2020年5月25日出具《声明书》，该《声明书》载明“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郑重声明，本公司及张淑琴以借款名义给王莉婷已转的所有款项，实际均系派给王莉婷的股东分红款，而非借款。”按照一般常理，广鹏公司、张淑琴出具此声明系自认其支付给王莉婷的款项系王莉婷作为广鹏公司的股东分红款，一审法院却认为无法据此确认王莉婷为广鹏公司股东身份，而且王莉婷还提供如下证据：(1)第五组证据《银行转账流水》中2016年10月13日张淑琴支付给王莉婷的第一次分红明确备注“广鹏第一次股东结算”，而非领扬公司股东结算，后续广鹏公司以“借款”名义支付给王莉婷的款项，广鹏公司从未以任何形式说明是领扬公司的股东结算款，但反而以广鹏公司、张淑琴出具《声明书》的形式确认了该分红为广鹏公司的股东结算款。(2)第七组证据《原告王莉婷与第三人张淑琴微信聊天记录》，这些证据证明张淑琴自认，应支付给王莉婷的分红款无法直接转账给个人，也即张淑琴自认应支付给王莉婷的款项为广鹏公司股东分红款，且张淑琴认可王莉婷系广鹏公司股东的事实。(二)领扬公司唯一董事系张淑琴，根据香港公司条例，董事对外代表公司，张淑琴多次自认王莉婷系广鹏公司股东，可以进一步证明王莉婷系广鹏公司股东的事实。(三)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8．［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莉婷持续从广鹏公司取得股东分红款，广鹏公司的其他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淑琴对此均无异议，由此可知各方均认可王莉婷为广鹏公司股东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2月的股权转让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王莉婷已经退出广鹏公司的股东资格，领扬公司就此成为广鹏公司股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王莉婷转让广鹏公司股权给领扬公司的“交易”中，股权转让并未真实发生，且该次股权转让的对价并未实际支付，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认定，属事实认定不清。根据工商登记档案内容显示。2017年02月10日广鹏公司形成的法律文件，仅有《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有王莉婷签字，但根据王莉婷提供的司法鉴定结论，《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上“王莉婷”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字，广鹏公司并未召开上述股东会对相关股权转让事宜进行表决，王莉婷也并未出席相关的股东会。王莉婷与张淑琴关系密切，才导致王莉婷在张淑琴哄骗之下签署该落款时间为2017年02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但《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各方并未将股权转让事项当成需要履行的合同义务，包括按协议约定领扬公司应支付给王莉婷的股权转让款。同时，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2月18日，王莉婷向张碧连汇付美元4，200元，向张淑琴汇付美元9，002元。另根据银行回单记载，2019年2月19日，领扬公司向王莉婷汇付美元13，202元。但王莉婷提交的证据《原告王莉婷与第三人张淑琴微信聊天记录》及补充证据第一组《原告王莉婷与张淑真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张淑琴要求王莉婷先将领扬公司需支付给王莉婷的股权转让款13202美元支付给张淑琴及案外人张某某，后由领扬公司将张淑琴所收到的王莉婷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再支付给王莉婷，以形成领扬公司已经向王莉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假象”。广鹏公司称王莉婷于2019年2月15日所支付的13202美元系支付2015年9月18日的股权转让交易中应支付给张淑琴、张碧连的股权转让款，该陈述为虚假陈述。对于一系列股权交易系由台币进行结算的事实，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属事实认定不清。从工商登记备案的《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王莉婷签名伪造、按股权转让协议领扬公司应支付给王莉婷的股权转让款并未实际支付，均可知，2017年2月10日的股权转让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假设2017年2月王莉婷已将股权转让给领扬公司，但广鹏公司未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履行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批准程序，相关股权转让法定程序并未完成。广鹏公司所辩称的王莉婷于2017年2月已经将股权转让给领扬公司，故王莉婷认为假设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确有发生，调整该法律行为亦应当遵守2017年2月有效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十条等的规定，外资企业分立、合并或者其他重要事项变更，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广鹏公司所辩称的股权转让事宜应当取得原审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行政主管单位批准，但广鹏公司并未履行相关股权转让事宜的行政审批手续。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于2016年10月8日颁布《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适用备案制度。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系属于商务部颁布的部门规章，其法律位阶低于当时尚有法律效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广鹏公司应当根据上述两法律履行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批准程序。综上，王莉婷认为广鹏公司称的2017年2月的股权转让等相关事宜并未真实发生，相关股权转让法定程序并未完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王莉婷已经退出广鹏公司，领扬公司就此成为广鹏公司股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依据领扬公司的一系列股东变更认定王莉婷退出广鹏公司显然有误。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王莉婷提出的2017年2月10日王莉婷将广鹏公司股权转让给领扬公司是否真实发生、是否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而非领扬公司的股东变更情况。四、王莉婷设立协盟企业有限公司(BVI)(以下简称协盟企业)系根据张淑琴的要求设立，张淑琴负责协盟企业的管理等事宜。一审法院认为王莉婷通过协盟企业委托日东企业有限公司(BVI)(以下简称日东企业)代持了在领扬公司的9.43％股权，但从广鹏公司提供的证据“与王莉婷的微信记录”可知，王莉婷对协盟企业的了解不多，具体情况均由张淑琴方工作人员告知，后续的股权转让及代持等事宜亦为张淑琴要求王莉婷进行配合。根据合同法之相关规定，协议产生法律效力的前提为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但从现有证据上看，王莉婷与领扬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代持协议》显然与王莉婷从未有转让广鹏公司9.43％股权的意思表示及持续性的获取广鹏公司股东红利的事实相冲突，且与广鹏公司于2020年05月25日出具的《声明书》所记载的内容相冲突。同时，结合王莉婷与张淑琴的多次沟通，张淑琴均认可王莉婷系广鹏公司股东的事实，王莉婷实际持有的仍是广鹏公司的股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王莉婷的上诉请求。广鹏公司辩称，不同意王莉婷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首先，王莉婷通过协盟企业委托日东企业持有领扬公司的股权，而领扬公司是广鹏公司100％的股东，王莉婷是间接持有广鹏公司9.43％的权益，这一权益广鹏公司、领扬公司、张淑琴是认可的。广鹏公司、领扬公司、张淑琴不认可王莉婷是广鹏公司的股东。2015年，王莉婷成为广鹏公司的股东，只有9.43％的股权。之后因为广鹏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达威贸易有限公司筹划香港上市，所以王莉婷等做了一系列的股权调整。在2017年2月10号之前，王莉婷、张淑琴直接持有广鹏公司的股权，之后，王莉婷通过香港的领扬公司间接持有广鹏公司的权益。广鹏公司等从不否认王莉婷在广鹏公司有间接权益，但王莉婷不是广鹏公司的股东，所以王莉婷整个一系列的股权操作时隔两年，所有的时间逻辑都是非常清晰的。第二，如果这一切是假的，2017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那么一直到2020年王莉婷没有提出异议。现在突然提出来了，提出来的原因是给王莉婷分红的时候一直是通过广鹏公司借款的形式分给他们的，因为王莉婷不是广鹏公司的股东，所以觉得不安全。因此在2020年5月的时候，王莉婷的微信聊天记录要求广鹏公司给王莉婷出具一份证明，说明是分红款，不是借款。因此王莉婷起草好了这份东西，然后广鹏公司给盖了章。2017年2月股权转让完毕以后，没有任何一笔广鹏公司打给王莉婷的钱，或者是张淑琴打给王丽婷的钱，注明是广鹏公司的分红款。只有王莉婷陈述的2016年的一笔分红款，注明的。第三，在2017年的这次股权转让协议中有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这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是王莉婷亲自签署的，在一审法院的时候，王莉婷确认的，法院也确认了这一事实。第四，协盟企业是在王莉婷控制和管理下的企业，王莉婷对此事承认的；而现在王莉婷否认在其管理之下，明显与事实不符。关于2017年股权转让需要办理审批手续问题，2016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暂行办法》，很清楚表明，举办外资企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措施管理的，只需要备案管理，不需要审批管理。而广鹏公司2017年2月10日的这一次股权转让是办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的备案的，所有的手续都是清晰合法的。关于股东会决议上王莉婷的签字是伪造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个鉴定没有经过法庭的同意，也没有征求广鹏公司等的意见，因此广鹏公司等不认可这个证据的，请求法庭排除这个证据。其次，就算这份股东协议上面王莉婷的签字不是王莉婷本人签署的，但是这份股东协议上其他股东的签字全是真实的，王莉婷未签的原因可能是王莉婷不在国内，王莉婷常住台湾，他们当时关系又那么好，有可能会存在这情况，但广鹏公司等仍然不认可上王莉婷提供的鉴定结论。最后，王莉婷与广鹏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于股权代持的书面文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之后2020年5月广鹏公司出了那份声明之后，广鹏公司又出了一份声明，在广鹏公司的股东名册上任何记录证明上王莉婷都不是广鹏公司的股东。况且2017年这一次的股权转让，领扬公司是支付了价款的。现在王莉婷说那个钱不是支付的钱或者说是什么他受诱骗转的，没有任何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裁判是正确的。请求驳回王莉婷的上诉。领扬公司、张淑琴共同述称，其意见与广鹏公司一致。王莉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依法确认王莉婷持有广鹏公司9.43％的股权；2．判令广鹏公司将王莉婷记载于公司名册、公司章程并至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3．由广鹏公司负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8日，出让方：张碧连(甲方)、张淑琴(乙方)、受让方：张淑真(丙方)、王莉婷(丁方)签署《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主要为：广鹏公司注册资本美元14万元，甲方出资0.7万美元，占5％，乙方出资13.3万美元，占95％。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本协议各方友好协商，达成条款如下：一、甲方将所持有标的公司1％股权作价美元0.1400万元转让给丙方，将所持有标的公司3％股权作价美元0.4200万元转让给丁方，乙方将所持有标的公司6.43％股权作价美元0.9002万元转让给丁方。二、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三、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等。于同日形成了《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内容为：一、同意股东张碧连将其所持本公司1％的股权一美元0.1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淑真，将其所持本公司3％的股权以美元0.4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莉婷，股东张淑琴将其所持本公司6.43％的股权以美元0.900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莉婷。二、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张淑琴，出资额12.3998万元，出资比例88.57％；张碧连，出资额0.1400万元，出资比例1％；王莉婷，出资额1.3202万元，出资比例9.43％；张淑真，出资额0.1400万元，出资比例1％；三、转股前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按各自出资比例承担，转股后的债权、债务由新股东承担。张碧连、张淑琴在该决议上作了签名。于同日形成的《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二)》，内容为：一、成立新一届股东会；二、公司执行董事、监事不变；三、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在该决议上张淑琴、张碧连作了签名，王莉婷、张淑真作了签名及盖章。2015年11月6日，崇明县人民政府作出了《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于2015年11月12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该批准证书记载了投资者名称、出资额等，其中张淑琴，出资额12.3998万美元；王莉婷，出资额1.3202万美元；张碧连，出资额0.14万美元；张淑真，出资额0.14万美元。在投资者出资情况表中也记载此致比例，具体为：张碧连，出资比例1％；张淑琴，出资比例88.57％；王莉婷，出资比例9.43％；张淑真，出资比例1％。由此，广鹏公司股东变更后为：张碧连、张淑琴、张淑真、王莉婷。一审法院另查明，领扬公司于2016年8月10日在香港注册成为有限公司，张淑琴系董事。2016年8月24日，张淑琴成立日东企业，股东系张淑琴；2016年9月14日，王莉婷成立协盟企业，股东系王莉婷。2016年10月27日，日东企业成为领扬公司股东，2016年10月31日，领扬公司配发9056股予日东公司，另配发943股予协盟企业，于此，协盟企业成为领扬公司股东，至此，日东企业在领扬公司持股比例90.57％，协盟企业在领扬公司持股比例9.43％。一审法院又查明，2017年2月10日，出让方：张淑琴(甲方)、张碧连(乙方)、王莉婷(丙方)、张淑真(丁方)与受让方领扬科技有限公司(戊方)签署《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主要为：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称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美元14万元，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经本协议各方友好协商，达成条款如下：一、甲方将其所持本公司88.57％的股权以美元12.399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戊方，乙方将其所持本公司1％的股权以美元0.1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戊方，丙方将其所持本公司9.43％的股权以美元1.320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戊方，丁方其所持本公司1％的股权以美元0.1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戊方。二、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三、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上，出让方张淑琴(甲方)、张碧连(乙方)、王莉婷(丙方)、张淑真(丁方)均作了签名，受让方领扬公司(戊方)作了盖章，且张淑琴作了签名。根据广鹏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记载，2017年2月10日，该公司章程作变更备案，2017年4月11日，股东股权作变更登记(即王莉婷、张淑真、张淑琴、张碧连退出，领扬公司(新增)，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2017年10月24日，企业法定代表人由张碧连变更为张淑琴。由此，广鹏公司的股东为领扬公司。一审法院再查明，2017年4月24日，王莉婷将协盟企业50％的股权转让给其弟弟王伟翔，转让完成后，王莉婷、王伟翔分别持有协盟企业50％的股权。2017年10月30日，委托人(甲方)：协盟企业与受托方(乙方)：日东企业签署《代持股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平等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股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以兹共同遵照执行：一、代持股基本情况：1．鉴于甲方以乙方的名义实际投资了领扬公司(HK)，并间接持股广鹏公司，取得领扬公司9.43％的股份，现委托乙方代为持股；2．乙方在此声明并确认，代持股份系由甲方实际投资，只是因时机不成熟暂以乙方的名义代为持股，故代持股份的实际所有人应为甲方，乙方系根据本协议代甲方持有代持股份；3．乙方在此进一步声明并确认，由代持股份产生的或与代持股份有关之收益归甲方所有，在乙方将上述收益交付给甲方之前，乙方系代甲方持有该收益……在该代持协议上，委托方(甲方)：王莉婷、王伟翔，受托方(乙方)：张淑琴作了签名。根据2020年10月21日出具的证明书《唯一董事决议证明》记载：2017年11月1日，协盟企业将其持有的943股转让予日东企业。根据2019年、2020年的周年申报表、2020年8月14日的股东名册，均显示日东企业是领扬公司的唯一股东，现时持有量为10000股。据永丰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记载，2019年2月18日，王莉婷向张碧连汇付美元4，200元，向张淑琴汇付美元9，002元。另据银行回单记载，2019年2月19日，领扬公司向王莉婷汇付美元13，202元。一审法院审理中，王莉婷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日期为2020年5月25日的广鹏公司盖章及张淑琴签名的声明书一份，内容为：“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声明，本公司及张淑琴以借款名义给王莉婷已转入的所有款项，实际均系我司派给股东王莉婷的股东分红款，而非借款”。广鹏公司、领扬公司、张淑琴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日期为2020年7月15日的广鹏公司盖章的说明一份，内容为：“王莉婷不是本公司的股东，并未记载于本公司股东名册、也没有工商登记为本公司股东。本公司2020年5月25日作出的《声明书》仅仅是为了说明本公司向王莉婷以借款形式支付的款项，实质是本公司受股东委托向王莉婷支付的领扬科技有限公司分红款，并非确认王莉婷为本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王莉婷于2017年2月10日将持有广鹏公司9.43％的股权转让给领扬公司，对该协议的真实签署各方均无异议。一审诉讼中，王莉婷虽称系因广鹏公司及领扬公司、张淑琴的诱骗所致，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该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之后，通过工商部门办理了与企业有关的变更登记后，王莉婷退出广鹏公司的股东，领扬公司就此成为广鹏公司的股东。根据协盟企业与日东企业于2017年10月30日签署《代持股协议书》中“代持股基本情况”可知：王莉婷姐弟通过实际控制的协盟企业委托张淑琴实际控制的日东企业代为持有领扬公司9.43％的股权，并间接持股广鹏公司。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王莉婷与领扬公司之间存在书面或口头的关于代持广鹏公司9.43％股权的约定事实。关于王莉婷提供的广鹏公司的声明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现仅凭广鹏公司的声明，尚不足以就此能确认王莉婷直接具有广鹏公司股东资格。综上，本案中，有证据表明，王莉婷转让持有广鹏公司9.43％股权给领扬公司后，其已退出了广鹏公司的股东资格，现系其通过协盟企业委托日东企业代持了在领扬公司的9.43％股权，而非仍直接作为广鹏公司的股东，并直接拥有广鹏公司的9.43％股权。因此，王莉婷主张之诉请，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莉婷全部之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保全费957元，由王莉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莉婷递交了一份出入境记录，用于证明2017年2月王莉婷未前往中国大陆，从未参与广鹏公司于2017年2月10日召开的股东会，结合《司法鉴定结论》，工商局用于股权变更登记时所使用的《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上王莉婷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字等事实，广鹏公司系以伪造公司决议的方式骗取工商行政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广鹏公司、领扬公司、张淑琴二审期间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对王莉婷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该份记录显示2016年12月27号王莉婷到了中国大陆，没有显示其离开时间，恰好说明其在中国大陆。本院对该证据分析认为：根据该份出入境记录，王莉婷在2016年12月27日入境中国大陆后，后一次出入境是2017年7月13日前往日本，不能证明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其具体的行踪，故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公司的股东在工商部门登记显示或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显示。就目前的证据看王莉婷均不在上述情况之列。如果王莉婷认为其是隐名股东，除非显名股东认可，否则王莉婷有责任举证证明该事实。现王莉婷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就本案而言，不管王莉婷是否在《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上签名，但其对广鹏公司进行的股权变更是清楚的，而且也明白无误地了解到其通过领扬公司间接持股广鹏公司，这可以从其与张淑琴签订的2017年10月30日《代持股协议书》中的内容看出，现在王莉婷对上述事实予以否认，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特别是王莉婷认为其在签订《上海广鹏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时，不在中国大陆，但其提供的出入境记录，不能证明这一事实。其余的理由，一审法院阐述倍详，本院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王莉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莉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中伟审 判 员 庄龙平审 判 员 王 曦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薛 谦书 记 员 慎哲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