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64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单桂莲，女，汉族，1954年12月13日出生，住郑州市惠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续辉，河南泰豫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单桂莲之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领，男，汉族，1955年5月4日出生，住郑州市惠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峰，河南安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洁，河南安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单桂莲因与被上诉人李金领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初234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单桂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续辉、李静，被上诉人李金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峰、周丽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单桂莲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初23461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查明部分”所认定的第4、5条的内容缺失，遗漏了重要的案件事实。原审判决中认定的被上诉人持有房本及收据的事实不足以认定其为房屋实际产权人。在关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及办证过程的有关手续收据的事实认定部分，原审法院认定了“被上诉人持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且被上诉人持有《郑州市房产权登记发证缴款收据》一份”。关于涉案房屋办理产权证的过程中除了上述被上诉人持有的收据之外，上诉人还持有涉案房屋的其他几张收据，上诉人已在原一审中已提交法庭，并经过质证。但是此次原审判决中对此重要关键事实未予以认定。遗漏的事实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称“其已经持有房产证及一份缴款收据系李兰芬主动交给被上诉人，且被上诉人持有房产证及一份缴款收据25年”的主张是虚假陈述。原因是：1、从被上诉人与李兰芬生前关系来看，二人未产生过矛盾。至少从1987年因被上诉人躲避计划生育找李兰芬寻求帮助开始，至办证完成的1993年左右，二人不存在矛盾，那么假如被上诉人称的“房产证及缴款收据是李兰芬给他的”，为什么李兰芬不将所有的办证有关的手续都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始终无法解释这个问题。2、结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即李兰芬并未在1993年左右将房本及收据给被上诉人。而是2005年左右李兰芬病重之时，被上诉人借探望李兰芬之机，趁上诉人不备，私自将其所持有的房本及缴款收据拿走。较巧的是，李兰芬在保存涉案房屋手续的时候，并未将所有材料放到一起，且被上诉人并不知道办证中有多少手续存在，故其始终不知道上诉人还存有另外几张收据。而对于房本及缴款收据的丢失，上诉人的家人在李兰芬去世前已发现，出于照顾李兰芬的缘故，无人也无精力补办房本。故在拆迁之时，上诉人对房本作遗失声明。直到被上诉人拿着房本出现，上诉人才知道房本被被上诉人拿走。结合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持有房本、收据原因的陈述，结合房本遗失声明，同时结合上诉人所持的其他手续，能够清楚的解释为何被上诉人持有房本和收据的原因。因此被上诉人持有房本及收据的事实得不出被上诉人为房产所有权人的事实，原审法院据此作出被上诉人为房产实际所有权人结论的证据显然十分不充分。二、原审法院“事实查明”部分第14条认定的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所提证人李金荣、李金娣无理由未出庭接受质证，其书面证言不得作为案件的根据；李金贵的证人证言因与原被告有利害关系，且结合李金贵曾威胁上诉人方的事实，其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其他证人如魏某、弓某、王某1虽出庭作证，但均对房屋所有权的归属不知情，因此原审法院采信上述证人证言的陈述，作出被上诉人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事实认定错误。关于李金荣、李金娣未出庭提交的书面证言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第三款：“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可知，李金荣、李金娣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接受质证，只是提交了书面证言，依据上述法条的规定，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且李金荣、李金娣与案涉双方有利益尚未分割完毕，其存在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故其书面证言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效力。关于李金贵证人证言亦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效力。首先，李金贵与上诉人之间尚存在海滩街66号共有房屋的利益分割问题；其次，上诉人方已举证及李金贵自己在庭审中承认其李金贵曾多次通过短信威胁上诉人方，囿于其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所出具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可信度，故其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效力。关于魏某、弓某、王某1及刘田等人的证人证言均不具有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属被上诉人的证明效力。在原一审开庭笔录中，当事人双方通过对上述证人质证的记录看，上述证人对于房屋的归属权问题均不知悉。综上，原审法院作出的“结合原被告共同的亲属、邻居在原一审中的出庭陈述的事实”得出被上诉人为房屋实际所有权人的事实错误。三、原审法院关于26000元部分的事实认定错误。1、因“被上诉人支付的26000元及2009年12月19日的1000元就认定其拥有加盖房屋的所有权”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在其加盖房屋时支付的房屋工程款27000元（26000+1000），水电花费3700元（2000元+1700元）。根据被上诉人自己在原一审中计算的加盖房屋部分的工程款为32190元。此款项与被上诉人实际支付的工程款相差5190元。假如房屋加盖部分归属被上诉人的话，仅工程款还差不少，上述假设显然不合常理。而上诉人拥有加盖部分所有权则能解释的通上面的问题。另外，结合房屋加盖部分的现状来看，加盖部分是连到一起的，加盖房款项也是一起支付的，这只能证明涉案房屋与上诉人的其他房屋是一个权利主体的事实。两个权利主体的解释显然不合常理。2、原审法院不认可26000元的借款系事实认定错误；结合上诉人的证据可知，加盖部分的合同是上诉人方与包工头签订的，所有完整的支付记录也是包工头向上诉人方出具的。上诉人方自认向被上诉人借款26000元的事实恰巧解释了被上诉人为何只支付了27000元的问题，故上诉人方主张26000元的借款也被证明是真实的。关于26000元借款的另一个理由是，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抬头“深联旅游”纸张证据显示，26000元款项实际已包含到李静93400元的房屋款项之中。证人王立鹏开庭证明其只要收钱就写收据。那么即是说对于此26000元应当在王立鹏收到之时，就会出具收据。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原付26000”，且其未提供26000的收据，而上诉人方提供的完整的支付记录能够证明26000元是上诉人方支付的工程款，因此也证明了26000元是李静向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3、被上诉人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导致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部分第7条的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从被上诉人提供的抬头“深联旅游”纸张证据来看，被上诉人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误导法官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首先，“原付26000”的字迹并非王立鹏、王立云所写；其次，“原付26000”的书写位置显示为后来添加的内容，且为较长时间之后添加的内容；再次，结合被上诉人在原一审提交的2020年8月26日对王立鹏、王立云做的调查笔录来看，因为此“原付26000”的内容显示对被上诉人非常有利，其必然要向证人询问此26000的支付情况，但是“原付26000”的内容却未在调查笔录中出现，可知，本证据中的“原付26000”的内容在2020年8月26日之前并不存在，系被上诉人或者其代理人在本证据上自行添加的内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或其代理人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原审法院被其行为蒙蔽，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伪造责任。四、上诉人合理解释了被上诉人在2001年搬离涉案房屋仍收租金的原因。原审此部分的事实认定错误。无论被上诉人如何否认上诉人方的帮助，但是作为大哥大嫂，李兰芬及上诉人单桂莲问心无愧。1988年至2001年，李兰芬及上诉人就是很纯粹的帮助自己的弟弟；2001年至2007年因被上诉人刚买房，家庭困难，在其主动要求出租涉案房屋并收取租金的情况下，且租金收益并不多，李兰芬及上诉人对其进行帮扶符合其兄弟之间的一贯感情，也符合常理，而不是像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其代理词中称的“各种不可能”；2007年之后，因为李兰芬去世，上诉人孤儿寡母且家庭中没有男孩，在大家庭内部利益分配及关系处理上还需要被上诉人的帮助，再加上房屋加盖之时，上诉人方存在向其借款的情况，上诉人方此时怎么会收回房屋去得罪被上诉人？在上述事实存在的情况下，上诉人要求收回房屋，才是不符合事实、常理、人情。但是被上诉人反要侵吞上诉人的合法财产，这是上诉人方万没有料到的。至于被上诉人称2009年-2012年的租金不够26000的借款的质疑，上诉人认为，在2009年涉案房屋有拆迁的风声，但是至于何时拆迁，在加盖时都不知道何时开始拆迁。如果从2009年拖到拆迁的时间再长一些，被上诉人完全可以收回26000，且上诉人借26000并非说上诉人只借不还。上诉人在拆迁之前家庭也不富裕；还考虑到被上诉人在实际出租涉案房屋；因被上诉人未要求还款；且被上诉人存在觊觎涉案房屋产权的因素，才使此26000元的借款一直未清偿。上诉人的上述合理解释足以说明涉案房屋为何一直由被上诉人出租并收租金的原因。再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长期拥有使用权或居住权，也得不出其拥有房屋所有权的结果。因此原审法院的“上诉人无合理解释被上诉人长期收取租金”的事实认定错误。五、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实际购买了涉案房屋，为实际所有权人”的事实错误，因为被上诉人在购房之时并无购买能力，而李兰芬有实际购买能力。被上诉人在涉案房屋的购买、重建、加盖时均为经手当事人，其对房屋的整个过程了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其并无经济能力购买，被上诉人提供的经济能力的证明只能证明其1990年之后有正式工作，在被上诉人是1987年因计划生育投靠李兰芬的情况下，其根本没有有经济能力在1988年购房。1988年时被上诉人偶尔打零工，其爱人在扶养小孩，其没有1000元的资金购买房屋，且更不可能在一年内攒钱3000元去建造40多平的房屋。关于李兰芬购房所需的资金来源情况说明如下：李兰芬系20世纪70年代末转业军人，李兰芬转业时有部队发放的转业费，并且李兰芬转业回到村里工厂上班，月工资60-70元，其与上诉人单桂莲于1982年结婚，二人结婚时单桂莲已在村里工厂上班数年。结婚后二人仅工资项合计年收入1700-2000元。直到1988年买房时仅二人工资收入至少超过一万元。因此仅从工资收入来看，二人购买房屋的资金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因此，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无任何依据证明其有购房能力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购买了涉案房屋证据明显不足。六、本案的真实事实如下：1987年左右原告李金领及其配偶从惠济区花园口镇东岗村老家，因躲避计划生育，投靠到大哥李兰芬处。因李兰芬的房子较小，李金领无处安身，由大哥李兰芬与上诉人单桂莲共同出钱购买案涉房屋由被上诉人一家居住。本案案涉房屋确系从桂兰处购得，价款在1000元左右，但是是李兰芬出钱购买。李兰芬夫妻购房之后，于1988年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审批手续，故本年有关部门对李兰芬所购房屋发放建筑许可证（证号为：（88）建管（金）字第859号）及其他手续，同时由李兰芬缴纳有关办证费用。1990年李兰芬又申请加盖房屋，有关部门再次对李兰芬建造的房屋发放建筑许可证（证号：（90）建管（金）字第94号）及其他手续，同时由李兰芬缴纳有关办证费用。李兰芬办理完成相关手续之后，于1991年将原来房屋推倒重建，盖了两层，于1993年1月11日获得案涉房屋的产权证书。涉案房屋产权证及有关手续自1993年下发至2005年，一直由上诉人及爱人李兰芬保存。2005年因为在李兰芬重病期间，家里人来人往，此时上诉人及家人发现涉案房产证丢失，因为××病人无暇顾及补办房产证的事情，故此事就拖到了要拆迁之时。在2012年左右政府又传出要拆迁的消息。但是因为要征收，政府已给房管局下发了冻结办理被征房屋的房产证手续的文件，上诉人已不能补办房产证。故对房产证挂失声明。后来房屋要实际拆除时，被上诉人拿着名为李兰芬的涉案房本要求拆迁办给他签协议。上诉人才得知涉案房本被被上诉人擅自取走。关于加盖房屋部分。2009年左右，大家风传要拆迁，因为村里其他人都在盖房，所以上诉人方也决定在原有房屋上继续加盖房屋。由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李金领，让其帮忙找施工队，李金领找到了包工头王立鹏。李静与王立鹏于2009年9月1日签订《建房合同》，合同约定了建房内容及支付方式。自2009年9月4日开始，至2010年1月14日完工，并支付完毕，合计花费93400元。2010年1月19日由王立鹏出具收条，对双方合同履行完毕进行确认。建造房屋过程中，因王立鹏催工程款，李静因钱不够，找到李金领借了26000元左右，陆续付给了王立鹏。李静出于对李金领帮助的感谢及将来能够友好相处，仍旧由李金领在房屋建好后由其租赁并收房租直到2012年房屋被征收。以上是本案真实经过。七、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1、原审法院作出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被上诉人的证据明显不足以使原审法院作出否认上诉人登记权利人而认可被上诉人实际权利人的结果。上述法条的主要内容为有证据证明登记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对于实际权利人的物权主张应予支持。那么仔细辨析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证据是不是能够证明其为实际权利人？从被上诉人在原一审中提交的28份证据及原审又补交的5份证据来看：第1、2份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持有房本及缴款收据一份（上诉人持有两份案涉房屋办证手续的收据），但不能证明房屋产权归其所有。第3-13份证据均为证人证言，证人分三类，其家庭成员、邻居、租户。家庭成员中只有李金贵一人出庭作证，但其多次威胁上诉人方；邻居均不知道案涉房屋的购房过程；租户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在收租，也不能证明房屋所有权。第14-20份证据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在涉案房屋中居住，却不能证明其为房屋实际产权人。第21-22份证据，证明不了被上诉人为加盖部分的实际权利人。第23-28份证据只能证明房屋被征收，也证明不了被上诉人为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新提交的5份证据：1-5均是在1988年购房之后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具有购房的资金来源。综上，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直接证明房屋为其所有，其为实际的权利人。原审法院适用上述法条的规定，用被上诉人所举各种所谓旁证、间接证据作出直接否认证明上诉人所有权的《房屋所有权证》、《建筑许可证》、经证人王立鹏认可的《建房合同》、完整的加盖房屋工程款《收条》效力的结果是错误的。对于本案，上诉人认为应当适用《物权法》第九条及第十四条的规定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可知，李兰芬对房屋的所有权已经经过依法登记，并发生效力。李兰芬是真实的房屋所有权人。单桂莲为房屋的共同共有人。2、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金领的所谓实际权利人的身份明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非涉案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无权购买涉案房屋并主张房屋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五款：“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得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转让农村房屋和宅基地使用权。李金领只是居住涉案房屋，对涉案原房屋未出资，对加盖房屋也未出资，且其不是涉案房屋及土地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其无权购买及主张房屋所有权。补充上诉意见一、上诉人有新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可以看出，弓某、王某1、魏某、王立云、王立鹏等人的证人证言均不具有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属被上诉人的证明效力。在原一审开庭笔录中，当事人双方通过对上述证人质证可知，上述证人对于房屋的归属权问题均不知悉。其不清楚真正购者为何人。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的第14条及在“本院认为”部分中认定上述证人的证言可以得出涉案房屋为被上诉人的房产系事实认定错误。二、上诉人的主张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被上诉人的全部证据进行整体分析，无法得出被上诉人所举证据能够得出其拥有涉案房屋所有权的结果，也无法得出其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登记存在错误的符合法定的应当更改房屋登记的情形。再结合上述条文的规定可知，不动产证的记载具有非常强的对世效力，在被上诉人无充分的证据证明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情况下，登记簿的记载不应当被推翻。李金领答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查明部分”所认定的第4、5项内容与证据内容一致，并未遗漏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涉案房屋归答辩人李金领所有，并非仅仅依据李金领持有房产证原件及收据这单一的事实。而是在此证据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多份证据以及上诉人的陈述等，确认李金领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上诉人在此部分偏颇理解一审判决并非正当的上诉理由。上诉人该部分上诉理由如下：1、除李金领手里有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及《郑州市房产权登记发证缴款收据》原件以外，还有其他的几张收据，认为一审法院对单桂莲手里的几份收据没有认定。2、因没有认定单桂莲手里的几份收据，所以李金领称手里的房产证和收据原件是李兰芬主动交给李金领的陈述是虚假的，否则李兰芬会将所有票据一并交给原告。李金领手里的房产证和收据原件是李金领2005年趁着看望李兰芬之际私自拿走的。3、2005年虽然发现房本丢失而因为要照顾李兰芬，所以没有及时补办房本。只在2012年拆迁时对房本作了遗失声明。4、拆迁时李金领拿着房本出现，上诉人才知道房本被李金领拿走。5、一审法院以李金领持有房本和收据原件认定李金领为房产实际所有权人结论的证据不充分。李金领反驳如下：1、一审法院没有在判决书中否定单桂莲提交的相关收据是虚假的。只是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全案证据仅凭单桂莲其手里的几份收据并不能证明李兰芬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这只是上诉人的理解问题，一审判决此部分并无不当。2、单桂莲手里尚有的几份收据原件，仅仅是一个事实状态。它不能推出李金领手里的房产证和收据原件不是李兰芬交付的，也不能推出李兰芬在向李金领交付产权证明时一定会交付全部的材料（比如相关票据有可能不是同一天出具的等），具体有多少材料，李兰芬是全部交付还是部分交付，不是李金领能够把控的，由此，就更不能推出李金领手里的原件是李金领自行从李兰芬家里拿走的。这一事实的主张是需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3、单桂莲不能合理解释写着‘李兰芬’名字的产权证原件为何在李金领手里长达近21年之久。其对相关证件怎么存放、什么时候发现产权证丢失的自相矛盾且不符合生活常理、逻辑的陈述，足以让一审法院相信单桂莲在本案中虚假陈述。原一审P125庭审笔录原告李金领发问被告单桂莲回答的记录如下：原？93年的产权证和发票在你家放在什么地方？被：91年盖的房，93年办的证，证是我老头放的。原？发票和房产证是否放在一起？被：我老头放的，不清楚。原？李金领从你家拿走房产证是什么时间拿走的？被：不知道。原？你是什么时间发现93年房产证不在了？被：2000年俺老头住院，2005年找证就找不到了。原？你怎么知道是李金领把证拿走了？被：拆迁时李金领拿房本去拆迁办我才知道是他拿走了。上述对话可以说明：单桂莲不知道房产证是如何放置的，发票和房产证是否放在一起不知道，2005年找证时找不到了，李金领什么时间拿走的证不知道，反正就是李金领拿走的。拆迁时李金领拿证出来，单桂莲才知道是李金领拿走的。而上诉状中称：房本和收据不是李兰芬给的，而就确认是李金领2005年看望李兰芬时趁机拿走的。还有：重审一审P81庭审笔录第一段最后一行李静陈述：到拆迁的时候，我才知道房本在原告手里。重审一审P81庭审笔录，审判长问：原、被告，为什么最早的房本原件和收据原件在原告手里。原告：当时我哥办完房产证，就连证和收据一并交给我了，一直是都是我拿着。被告：我老公李兰芬2005年病重的时候，想起房本，然后找不到，我也不知道原告什么时候拿走的。被告代（单桂莲的女儿李静）：关于办房本，房本的其他两张票据在我们手里，因为没有和房本放在一起，所以没有被原告拿走，并且在1988年的土地地基收据共有三张，原告拿走一张，我们手里还有两张。上诉人单桂莲及其女儿的陈述可以说明：2005年因李兰芬想找房本发现没有了，不知道李金领何时拿走的。上诉人单桂莲及其女儿是知道房本、发票在何处放置的，并且是分开放置的。与原审一审中陈述证件和发票都是李兰芬放的且不知道完全不一致。此外，办理房产证之时李静仅有9岁，直至拆迁之前双方没有对证、发票及相关材料以及房屋产权等等均没有任何争议和纠纷。显然，单桂莲、李静对此陈述前后矛盾，且虚假，一审法院没有采信，二审亦不应当采信。3、房产证是公民十分重要的财产权利凭证。真如上诉人所述2005年就发现房产证不在了，并且知道是李金领偷偷拿走的，尚不去补办，而是非要等到18年后房屋拆迁之时才去挂失房产证。如上诉人所述需要照顾病人，××人去世之后呢？2009年都知道要拆迁了全村翻建房屋，答辩人都出钱翻建房屋了，为何不补办呢？显然，上诉人此种辩解也不符合生活常理。4、房产证和发票原件在答辩人李金领手里，是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系所有权人多份证据中的一部分。法院结合了答辩人买房、重新建房、管理房屋、出租房屋、翻建房屋等一系列事实和证据认定房屋归答辩人所有的。并非仅据此一份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二、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查明”部分第14项认定事实错误，理由：1、李金荣、李金娣未出庭证言不应采信，2、李金贵有利害关系应不予采信，3、证人魏某、弓某、王某1虽出庭但不能证明房屋所有权的归属。李金领反驳如下：1、一审判决“事实查明部分”显示的是李金荣、李金娣的调查笔录，并非引用为证人证言，且引用的是李金荣、李金娣自己陈述。一审判决此处没有错误。倒是上诉人并未认真仔细阅读一审判决书，错误的引用了《证据规则》第六十八第一款的规定当作上诉理由。2、李金贵作为上诉人单桂莲与李金领的共同亲属，其对家庭生活中发生的事实作以陈述，具有证据的能力和效力，且原一审中上诉人女儿李静提交的短信系截取的是部分内容，属于断章取义，李金贵出庭所述涉案房屋系李金领购买并无虚假，其对事实的陈述与单桂莲并无利害关系。况且，案外海滩街66号共有房屋虽未分割，但各方家庭成员之间均无纠纷。最后，一审法院并不是仅凭李金贵一人之言来确认房屋所有权。并且李金荣、李金娣、李金贵三人作为上诉人与李金领的共同亲属，比一般人更了解本案的相关事实，其对家庭生活中的事实进行的客观陈述十分可信。3、魏某作为涉案房屋最先出售人以及同村生活的居民，了解房屋出售、翻建的过程，证言可信。弓某、王某1、刘田等证人虽均未陈述案涉房屋系李金领所有，但对案涉房屋由李金领居住、翻建，并一直由其占有、使用、出租收益等生活中客观事实给予了充分证明。故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归李金领所有，是有充分证据予以支撑的，并且对证据的分析、认定完全符合正常生活经验及逻辑判断。三、一审法院认定李金领出资‘26000元’翻建房屋正确，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原则。1、一审法院认定李金领出资‘26000元’建房的事实仅仅是确认李金领房屋所有权多份证据中的其中一份。李金领原一审提交的证据21，抬头“深联旅游”的收款凭证。原一审提交的证据22王某2建房手写的建房平方数及李金领以此计算的建房款手写记录，显示的建房款为32190元。重审一审庭审中，李金领称2009年加盖房屋花费金额为30700元，可知该金额与32190元仅差1490元，并非上诉人所称的5190元，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加减问题，不应当作为上诉的理由。另外32190元包含中间的楼梯费用，而抬头“深联旅游”的收款凭证不显示该部分费用。2、一审法院认定李金领出资翻建房屋的‘26000元’不属于借款符合裁判规则。上诉人并未提供其女儿李静与李金领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李金领对李静陈述的借贷关系不予认可，且双方也确实不存在借贷关系。在无相应证据证明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认定26000元借款完全正确。而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双方确实没有26000元的借贷关系，李静所称的借贷关系仅是为了歪曲案件事实，而又避不开李金领实际支付建房款的事实，故意编造的借贷关系。显然不能成立。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原付26000”系李金领于2020年8月26日后自行添加。这是恶意诋毁当事人。该字迹系李金领在加盖房屋过程中因记账需要自行书写。李金领从未主张该字迹为王某2或王立云所写，故也无需就该字迹向王某2、王立云作为询问。同时，上诉人既然承认了李金领出资了26000元建房款，而又质疑“原付26000”字样的存在，明显矛盾。找不到切实的理由当作上诉理由确不可取。如果是上诉人自己个人认为“原付26000”的字样是李金领代理人添加的，说明其丧失了道德底线，如果该部分上诉理由是上诉人代理人的意见，说明其丧失了起码的律师执业道德。以此来诋毁代理律师伪造证据的行为在诉讼中极不可取。上诉人或其代理人如果认为诉讼中有人伪造证据，可以依法申请司法鉴定。如果可行，李金领也非常同意法庭组织双方对案件相关事实进行测谎鉴定。四、上诉人对李金领在2001年搬离涉案房屋后仍收取租金原因的辩解完全背离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逻辑推理，完全颠覆一般老百姓的认知和观念，难以让人信服。几十年如一日的让李金领居住房屋、收取租金的理由是想着让李金领为单桂莲家提供帮助。这就是单桂莲的辩解理由。1、原一审庭审笔录中，李金领代理人发问，“买房子让李金领居住，这时李金领有没有向你家提供什么帮助？2001年李金领搬走后到拆迁时，原告给你家提供什么帮助没？”上诉人回答：“没有啥帮助，都是他哥帮助他；没有他哥了之后，有点啥事，想着有他兄弟了，就让他帮忙”。在李金领对上诉人一家并无突出的、巨大的贡献的情况下，让李金领一家无条件、无限制、无边界的占有、使用、收益案涉房屋长达25年之久。显然，单桂莲的该辩解违背了一般生活常理。2、从2009年加盖房屋至2012年拆迁刚好三年，根据李金领计算11年的房租收入也不过4万元，而30000余元建房出资款若以房租的方式收回成本则需要长达10年多之久。2009年已传出将要拆迁的消息，作为生活常识，拆迁时间也不可能达10年。故上诉人称李金领完全可以通过出租房屋收回26000元的说辞，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上诉人在拆迁之前家庭也不富裕”。在上诉人自己生活条件不怎么样的情况下，还让李金领居住、使用、收益房屋长达近25年之久，还是不符合正常生活逻辑。4、上诉人及其女儿李静一直称：因李兰芬帮助李金领，其也不计较由李金领出租房屋并收取租金，加盖房屋后其出于家庭和睦，李金领今后可以提供帮助而让李金领收取租金。上述所称内容又与上诉人女儿李静在解释26000元借款时所称的让李金领出租房屋，以租金偿还26000元借款的说辞相矛盾。既然处于情感帮助，不计较租金，又为何要以租金抵扣所谓的26000元借款。更加说明上诉人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辩解极不合理，因上诉人并未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所以其根本无法合理解释上述事实。5、并非是因为李金领长期对涉案房屋拥有使用权的情况下，李金领就拥有了房屋所有权。而是因李金领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了其对涉案房屋实际行使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确为房屋的事实物权人。故在事实物权与法律物权发生冲突时，依照《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事实物权人在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薄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五、一审中，李金领提交的第九组证据（证据31-33），足以证明李金领有经济能力去购买案涉房屋，并对案涉房屋进行翻建。李金领自1973进入郑州市化肥厂开始从事锅炉安装工作，1980化肥厂改制，李金领开始自己承接锅炉安装项目。1986后李金领开始承接建筑工程项目，至今仍在从事水电等工程项目安装工作。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李金领有足够的工作收入，且有经济能力购买案涉房屋，并对案涉房屋进行翻建。故李金领在经济上无需他人帮扶。上诉人在原一审中所称李金领一家在经济上需要依靠上诉人一家帮助，无能力购买案涉房屋与事实不符。如果李金领没有合法且足够的收入不可能在2001年购买新房并从涉案房屋里搬出。六、上诉人无法合理解释上述案件关键事实，其陈述、辩解的意见有多处无法合理解释以及相互矛盾，故其所述的事实经过与案件事实不符。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可信，二审应当予以认定。七、一审法院严格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八十五条规定，全面、客观的审核案件本案证据材料，对证据判断有理有据，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五款系适用法律错误。该法律条文是确定农村村民一户一宅的原则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且非同一法律关系调整的对象，涉案房产也未涉及第三方村民的利益。以此为上诉理由毫无意义。本案中，李金领提供的证据材料系综合证明了李金领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最初的购买，进行了重建和加盖，通过居住、管理、出租收益等行为充分行使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物权权利。一审法院并不是因为其中某一个证据材料认定本案事实，而是综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全案证据材料，对证据材料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的大小加以判断之后，对案件作出了公正判决。一般情况下，房屋所有权人除自己占有、使用、居住房屋之外，所有权人都会对自己的房屋进行必要的管理。如：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定期收租、定期维护、定期了解房屋使用状况、物业、水、电的登记户头的产权人、定期支付水电费用、对房产进行抵押或出售等等一系列必然存在的行为。而李兰芬生前以及上诉人单桂莲除了2012年12月18日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之外，没有因案涉房屋向李金领或租赁户主张过任何权利，也没有作出过任何的积极行为表达其对涉案房有任何的权利。如果李兰芬或上诉人是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其行为完全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运用逻辑推理结合李金领提供的证据也足以证明：李兰芬及上诉人均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相反，李金领提供的证据不仅达到高度可能性，且足以认定李金领主张的待证事实是存在的。登记物权即法律物权，该权利系推定。如果事实物权人能够举证推翻法律物权的推定，该事实物权就可以对抗法律物权，并优先得到保护。本案中，李金领已提供充分、合法的证据证明其为案涉房屋的事实物权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严格遵守并贯彻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八十五条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严格、全面、客观审查证据材料、案件事实，确信待证事实是否存在高度可能性，依法作出裁判的规定。李金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单桂莲名下位于郑州市××区××路××院××楼××单元××楼××房产归原告李金领所有，被告单桂莲协助原告办理房产过户手续；2、被告单桂莲返还原告因郑州市××区××路××号（郑房权字第××号）房产拆迁安置所获得的搬迁补助费、过渡费、搬家奖励费等相关拆迁安置补偿费用共计179675.9元，并自2020年8月13日起以179675.9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拆迁补偿费返还时止；3、被告单桂莲支付房屋面积差价13440元，并自2020年8月13日起以1344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房屋面积差价付清时止；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李兰芬与被告单桂莲系夫妻关系，与原告李金领系兄弟关系。李兰芬于2007年8月22日因病去世。2、1988年5月21日，郑州市金水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向李兰芬出具（88）建管（金）字第859号《建筑许可证》一份，核准其在金水区××路××号建设住宅1间，层数为1层，总建筑面积为24.6㎡；1990年8月21日，郑州市金水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向李兰芬出具（90）建管（金）字第94号《建筑许可证》一份，核准其在金水区××路××号建设住宅2间，层数为加层，总建筑面积为21.42㎡。3、被告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显示：位于金水区××路××号，地号为0715-3249的房屋登记在李兰芬名下，间数为7，层数为2，建筑面积111.67平方米，领证时间为1992年4月11日。4、1993年1月11日，郑州市人民政府颁发郑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一份，显示位于郑州市××区××路××号的房屋登记在李兰芬名下，地号为0715-3257，间数为4，层数为2，建筑面积44.34平方米。郑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原件由原告持有。5、1993年3月19日，郑州市金水区房屋登发证办公室出具《郑州市房产权登记发证缴款收据》一份，显示李兰芬为坐落于丰乐路的房屋交纳登记费3.55元，勘丈、绘图、缮证费23元，契税10.2元，工本费5元，共计41.75元。该收据原件由原告持有。6、2009年9月1日，李兰芬与被告单桂莲之女李静与案外人王立鹏签订《建房合同》一份，主要约定，由“王立鹏”以370元每平方的价格建成普通三层居民楼一栋，形式为大包。2010年11月19日，“王立鹏”向李静出具《收条》一份，显示，“王立鹏”于2009年9月4日至2010年1月19日共收到李静现金93400元，用于加盖房屋共计252.43平方米，付款依据2009年9月1日双方签署合同。7、原告提交的由“王立鹏”、王立云出具的手写收款单据一份，显示：“原付26000元；2009年12月25号收到两千元，王立云；今收到现金1000元，王立鹏，2009年12月19日；收到买电料现金壹仟柒百元王立云”。8、在原审一审中，王某2、王立云出庭作证，王某2称2009年给原告建房时认识原告，当时先建的原告家旁边的房子，把院墙拆掉之后中间过道盖到了一起，房子盖完后，原告也把钱付清了，具体多少钱记不清了；王立云陈述称，其兄弟王某2找他给涉案房子装水电，费用由原告支付，多少钱记不清了。证人王某2陈述《建房合同》及向李静出具的《收条》都是其本人签的。证人王某2认可原告提交的手写的建房面积统计单是自己所写，是为了计算给原告建房的平方数写的，也认可原告提交的手写收款单据“今收到现金1000元，王立鹏”是其本人书写。证人王立云认可原告提交的手写收款单据签名是其本人签名。9、2012年8月23日，被告发布遗失声明，载明：李兰芬郑房权字第04××42、03××07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10、2012年12月16日，被告单桂莲（李兰芬已故）、（被搬迁方、乙方）与金水区寺坡、六里屯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搬迁方、甲方）签订《金水区寺坡、六里屯城中村改造项目部村民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0000238）一份，主要约定：乙方房屋位于寺坡村××路××号，在项目改造范围内。乙方在合法宅基地范围内房屋建筑总面积481.3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记载的面积为111.67平方米。货币安置补偿，按照3500元/平方米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实物安置补偿，以《房屋所有权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依据，按主体建筑单层最大建筑面积三倍的建筑面积标准安置补偿，计228.84平方米。乙方在规定时间内搬迁完毕，甲方向乙方发搬迁补助费10000元（包括搬迁补助费、搬家费、在校中小学生交通补助费及由于搬迁安置造成的电话、互联网络、管道燃气、暖气、有线电视、水表、电表、空调等固定设备的拆除及安装费用、大门、围墙、地坪、井、无塔供水、树木等附属物的补偿费用）。过渡费的发放，乙方应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为228.84平方米，过渡费按应安置房屋建筑面积每月12元/平方米的标准发放，发放时间为每半年一次，甲方向乙方首次支付半年过渡费共计16476.48元，过渡期限为36个月，不足36个月的按实际过渡月份计算。36个月后安置房未能按期交房的，自逾期之月起双倍支付过渡费。附属物补偿款的发放，乙方补偿计11944.8元；超出安置面积外新建面积部分，按补偿标准计算，共计169.26平方米，计76167元；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并搬空房屋的，拆工费在原标准基础上再奖励100元/平方米，计16926元，以上费用合计131514.28元。乙方在2012年12月26日之前签订协议，凭协议领取奖励10000元，在12月29日前搬迁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凭《空房验收单》再奖励10000元，12月30日后未搬空的每逾期一日从奖励费中扣款500元，未在2012年12月16日前签订协议或未在2013年1月4日前搬迁完毕的不予奖励。同日，寺坡、六里屯拆迁（产权）补偿表显示：户主为（李兰芬已故）单桂莲，房屋地址为丰乐路10号（房产证号03××07），应安置面积为228.84平方米，实发金额为151514.28元，收款人签名为被告单桂莲。11、2012年12月18日，被告单桂莲（被搬迁方、乙方）与金水区寺坡、六里屯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搬迁方、甲方）签订《金水区寺坡、六里屯城中村改造项目部村民宅基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0000256）一份，主要约定：乙方房屋位于寺坡村××路××号，在项目改造范围内。乙方在合法宅基地范围内房屋建筑总面积44.34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记载的面积为44.34平方米。货币安置补偿，按照3500元/平方米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实物安置补偿，以《房屋所有权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依据，按主体建筑单层最大建筑面积三倍的建筑面积标准安置补偿，计70.71平方米。乙方在规定时间内搬迁完毕，甲方向乙方发搬迁补助费10000元（包括搬迁补助费、搬家费、在校中小学生交通补助费及由于搬迁安置造成的电话、互联网络、管道燃气、暖气、有线电视、水表、电表、空调等固定设备的拆除及安装费用、大门、围墙、地坪、井、无塔供水、树木等附属物的补偿费用）。过渡费的发放，乙方应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为70.71平方米，过渡费按应安置房屋建筑面积每月12元/平方米的标准发放，发放时间为每半年一次，甲方向乙方首次支付半年过渡费共计5091.12元，过渡期限为36个月，不足36个月的按实际过渡月份计算。36个月后安置房未能按期交房的，自逾期之月起双倍支付过渡费。附属物补偿款的发放，乙方补偿计7549.5元，以上费用合计22640.62元。乙方在2012年12月26日之前签订协议，凭协议领取奖励10000元，在12月29日前搬迁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凭《空房验收单》再奖励10000元，12月30日后未搬空的每逾期一日从奖励费中扣款500元，未在2012年12月16日前签订协议或未在2013年1月4日前搬迁完毕的不予奖励。本协议书中的搬迁房屋即原告所主张所有权的涉案房屋。同日，寺坡、六里屯拆迁（产权）补偿表显示：户主为（李兰芬已故）单桂莲，房屋地址为丰乐路10号（房产证号04××42），应安置面积为70.71平方米，实发金额为42640.62元，收款人签名为单桂莲。12、2018年12月18日，金水区寺坡、六里屯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与郑州泉舜中州上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出具的《金水区寺坡、六里屯村回迁安置房结算表》显示：协议人单桂莲，拆迁补偿协议号0000238、0000256，拆迁补偿协议面积299.55平方米，实际选房4套，实际选房面积299.86平方米。该结算表上有“2号楼东单元28层2808房号，1号楼东单元14层1412房号，1号楼东单元20层2008房号，5号楼东单元27层2702房号”手写字样。实际结算应收回迁户140930元，回迁户签字由被告单桂莲所签。13、郑州市个人房屋产权信息表显示，购房人单桂莲，单独所有，合同号为20005937610，房屋坐落金水区丰乐路30号院5号楼1单元27层2702，建筑面积57.27，合同签订日期2020年3月28日；购房人单桂莲，单独所有，合同号为20005937628，房屋坐落金水区丰乐路30号院1号楼2单元20层2008，建筑面积66.86，合同签订日期2020年3月28日；购房人李静，单独所有，合同号为20005936651，房屋坐落金水区丰乐路30号院2号楼2单元28层2808，建筑面积68.79，合同签订日期2020年3月27日；购房人李静，单独所有，合同号为20005937218，房屋坐落金水区丰乐路30号院1号楼2单元14层1412，建筑面积107.16，合同签订日期2020年3月28日。14、原告提交李兰芬、李金领的其他兄弟姊妹即李金贵、李金荣、李金娣调查笔录及李金贵的证人证言，李金贵在原一审庭审中出庭作证，三人均称原郑州市××区××路××号的房屋由原告购买，之后由原告翻建和加盖。原一审庭审中，原、被告的邻居魏某、弓某、王某1出庭作证，证明房子由原告购买并重建，2009年原告和被告一同加盖房子。15、原告自1998年开始在原郑州市××区××路××号的房屋居住，之后房屋重建，建成后原告居住至2001年，自2001年起原告将涉案房屋对外出租并收取房屋租金至2012年房屋拆迁。原、被告对以上事实均予以认可。16、截止到2020年8月13日，被告单桂莲就位于郑州市××区××路××号的房屋（房产证号04××42），已获得各种拆迁补偿款项共计179675.9元。一审法院认为，位于郑州市××区××路××号的房屋登记在李兰芬名下，原告主张房屋系原告所有，根据原、被告陈述,位于金水区××路××号的涉案房产（房产证号04××42），在被重建前即由原告居住，重建后也由原告居住至其搬离，在搬离后又由其出租至拆迁，且该房产在2009年曾进行加盖，原告陈述系其出资进行的加盖，进行加盖施工的王某2、进行安装水电的王立云均在原一审出庭作证，证明涉案房产系原告的房产，加盖费用及安装水电的费用系原告支付。结合原、被告共同的亲属、邻居在原一审中的出庭陈述，涉案房屋的房产证、收据原件由原告持有等事实，足以认定涉案房产虽然登记在李兰芬名下，但原告是涉案金水区××路××号房产（房产证号04××42）的实际所有权人。被告认可原告在加盖房屋时出资2.6万元，但陈述称该2.6万元系借款，加盖后让原告出租是为了偿还该借款，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与原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未举证证明与原告达成合意由原告出租房产以冲抵借款，原告对此也不予认可，被告无法合理说明原告在2001年搬离涉案房屋后仍由其出租涉案房屋并收取租金的原因，故被告辩称李兰芬是涉案房产所有权人，该院不予采信。原告作为金水区××路××号的涉案房产（房产证号04××42）的实际所有权人，对该房产被拆迁后的安置房产及补偿款享有权利，因金水区××路××号的涉案房产（房产证号04××42）登记在李兰芬名下，该房产被拆迁后与李兰芬自有房产（房产证号03××07）被拆迁后统一计算了安置房面积，并按照总安置房面积为被告及其女儿李静分配了4套安置房，被拆迁的房产与被安置的房产无法形成对应关系，原告要求确认其对分配给被告的一套房产面积与涉案房产（房产证号04××42）拆迁后被安置的安置面积大小相适应的房产享有所有权并无不当，故原告诉请确认其对被告名下位于郑州市××区××路××院××楼××单元××楼××房产（建筑面积66.86平方米，合同号为20005937628）享有所有权，该院予以支持。因涉案房产尚未办理产权登记，原告诉请被告协助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金水区××路××号的涉案房产（房产证号04××42）被拆迁后的各种拆迁补偿款项共计179675.9元，该款项应由原告享有，现被告已领取，其应当返还原告并支付相应利息，原告诉请被告返还相关拆迁安置补偿费用共计179675.9元及利息（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20年8月13日起，以179675.9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之日），该院予以支持。因原告诉请确认的安置房的面积与金水区××路××号的涉案房产（房产证号04××42）拆迁后被安置的面积不一致，原告诉请被告按照拆迁补偿协议上单价3500元每平方米支付房屋面积差价并无不当，被告应支付房屋面价差价13475元【（70.71-66.86）×3500】，原告诉请被告支付13440元，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房屋面积差价利息，没有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判决：一、确认被告单桂莲名下位于郑州市××区××路××院××楼××单元××楼××房产（合同号为20005937628，建筑面积66.86平方米）归原告李金领所有；二、被告单桂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李金领拆迁安置补偿费用共计179675.9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79675.9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三、被告单桂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金领支付房屋面积差价13440元；四、驳回原告李金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32元、保全费4986元，由被告单桂莲负担。二审期间，单桂莲提供第一组证据：光盘一份。包含：1、弓某通话录音及通话录音纸质版一份，2、魏某谈话录音及录音纸质版一份，3、王某1录音及录音纸质版一份，4、王立鹏通话录音及通话录音纸质版一份，5、王立云谈话录音及录音纸质版一份。拟证明：1、上述证人均明确表示不清楚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是否是被上诉人，只知道被上诉人在涉案房屋中长期居住及出租房屋的事实，不能证明涉案房屋为被上诉人购买的事实；2、魏某的录音显示李金领不知道房屋是否办证，以及办证手续的有关事情，李金领关于其委托李兰芬办证的陈述不是真实事实；3、上述证人在录音中明确表明被上诉人的律师在收集证言时存在诱导、误导证人虚假作证及歪曲证人陈述内容的情形；4、原审法院采纳上述证人关于房屋所有权属被上诉人的证词系事实认定错误。第二组证据：证人赵某出具的《证言》一份，证人赵某名下的《普通存折》一份，拟证明：1、涉案房屋由李兰芳夫妇实际购买；2、李静为加盖涉案房屋向证人赵某借款4万元，及向李金领借款2.6万元的事实；3、涉案房屋的加盖部分由上诉人女儿李静实际加盖。此部分的所有权归于李静。第三组证据：李馨诉单桂莲另案（案号：（2021）豫0105民初12097号）的《起诉状》一份，李馨诉单桂莲另案所提交的证据一份，拟证明：1、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于上诉人及其爱人李兰芬；2、本案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即涉案房屋的继承人李馨；3、涉案房屋的一半应当作为遗产由所有继承人按法定继承方式进行分配；4、被上诉人主张全部涉案房屋所有权没有事实依据。经审查，上述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已查明，位于郑州市××区××路××号的房屋登记在李兰芬名下，地号为0715-3257，间数为4，层数为2，建筑面积44.34平方米，但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及《郑州市房产权登记发证缴款收据》原件均由李金领持有。根据单桂莲、李金领当庭陈述可以认定，李金领自1988年开始在原郑州市××区××路××号的房屋居住，之后该房屋重建，建成后李金领居住至2001年，自2001年起李金领又将涉案房屋对外出租并收取房屋租金至2012年房屋拆迁。期间，案涉房屋于2009年曾进行加盖，李金领主张加盖行为由其出资完成。对李金领的上述主张，进行加盖施工的王某2和进行安装水电的王立云出庭作证，证明涉案房产系李金领的房产，加盖费用及安装水电的费用由李金领支付。基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亲属、邻居的庭审陈述内容，以及涉案房屋的房产证、收据原件由李金领持有等事实，认定李金领是涉案金水区××路××号房产（房产证号04××42）的实际所有权人，并无不当。单桂莲主张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刘兰芬，但其认可案涉房屋加盖时李金领出资2.6万元，并称该2.6万元系借款性质，对案涉房屋由李金领对外出租的事实解释为为了偿还该笔借款。但针对上述主张，单桂莲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协商一致由李金领对外出租案涉房屋收取租金以偿还借款。故此，单桂莲的主张缺乏相应证据支持，也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未支持其关于李兰芬系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抗辩理由，亦无不当。因被拆迁的房产与被安置的房产无法形成对应关系，故一审法院支持了李金领关于要求确认其对单桂莲名下郑州市××区××路××院××楼××单元××楼××房产享有所有权（房产面积与涉案房产（房产证号04××42）拆迁后被安置的安置面积大小相适应）的诉请，并判令单桂莲向李金领返还其领取的相关拆迁安置补偿费用共计179675.9元及利息，以及按照拆迁补偿协议上单价3500元每平方米支付房屋面积差价，处理适当。综上所述，单桂莲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32元，由上诉人单桂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相峰审判员  李庆伟审判员  姚振勇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周英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