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97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磊，男，195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禹，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凡俊，男，195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羚，北京市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峰，男，1975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晓红，女，198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张文峰及高晓红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鹏，北京泓聚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文峰及高晓红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锋钰，北京泓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磊因与被上诉人孟凡俊、张文峰、高晓红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2民初6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７月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７月８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禹，被上诉人孟凡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羚、被上诉人张文峰及高晓红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鹏、杜锋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磊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我方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赵磊于1999年1月5日与案外人北京草岚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草岚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及《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拆除赵磊居住的×大街×号北房一间并安置其西城区×一期×号楼×单元×号（现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大街×号院×号楼×层×门×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后赵磊与草岚子公司就拆迁安置事宜向西城法院提起诉讼，经（2001）西民初字第571号判决、（2011）一中民终字第2106号判决认定，涉案房屋由赵磊使用。赵磊不服判决，通过多种途径维权未果，草岚子公司因刑事案件多年来无人经营，恢复经营后，赵磊查询得知涉案房屋已登记至孟凡俊名下，故赵磊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将草岚子公司与孟凡俊诉至西城法院，经（2019）京0102民初11401号民事判决及（2020）京02民终6987号民事判决确认草岚子公司与孟凡俊之间签订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现赵磊认为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之间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利益，也应属无效，故提起诉讼。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之间无真实资金交付，并非真实买卖关系，而且孟凡俊在另案中称其购买涉案房屋为97万元，出售涉案房屋为100余万元，网签登记的30万元价格系规避国家税费，可孟凡俊、张文峰、高晓红未提供30万元对应的资金流水，因此，他们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事实，原审法院对此应予以认定。故我们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孟凡俊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不同意赵磊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虽然有生效判决确认草岚子公司与孟凡俊之间签订的回迁安置购房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但并不必然导致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之间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且孟凡俊已向高级人民法院对前案申请再案；其次，赵磊应举证证明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再有，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在2009年，而赵磊于2019年才起诉确认草岚子公司与孟凡俊之间的合同无效，张文峰、高晓红于2009年并不知道涉案房屋存在其他权利人，所以无从谈起恶意串通，损害赵磊的权益；孟凡俊出售房屋是有权处分，其有房屋所有权证，因此，孟凡俊不构成无权处分。张文峰、高晓红辩称，我方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不同意赵磊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赵磊应当对孟凡俊、张文峰、高晓红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赵磊并非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其系草岚公司的债权人，其可以要求草岚子公司赔偿损失，现其主张合同无效，与法律规定不符，不应被支持。赵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孟凡俊、张文峰、高晓红于2009年12月30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无效；2.请求判令将北京市西城区×大街×号院×号楼×层×门×号房屋所有权变更至赵磊名下；3.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孟凡俊、张文峰、高晓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11月11日，草岚子公司与北京博瑞星房屋拆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乙方）签订《委托拆迁协议书》，拆迁范围为×大街×号至×号；×胡同×号-×号；×东巷×号-×号；×胡同×号-×号。拆迁安置户数、房屋间数及总拆除建筑面积均以经房管局拆迁科批准的安置方案为准。1999年1月21日，草岚子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赵磊作为被拆迁人（乙方），双方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乙方住址西城区×街×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壹间，居住面积12.90平方米；有正式户口肆人，应安置人口肆，分别是本人、妻、子、姐；过渡期限自1998年7月28日至2000年7月27日，过渡期满后安置到×一期×号×单元×号房屋贰间，建筑面积57.08平方米，居住面积25.76平方米。同日，双方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约定：乙方现住正式房壹间，回迁购买安置楼房×一期×号楼×门×层×号贰居室壹套，购房款为54659.96元。1999年2月1日，赵磊向草岚子公司交付危改回迁房款54659.96元。2001年，赵磊以拆迁纠纷为由将草岚子公司诉至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5月21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决：赵磊与草岚子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继续履行；赵磊给付草岚子公司5万元，草岚子公司将×一期×号楼×单元×号两居室楼房一套交付赵磊使用，同时给付赵磊补偿款11500元；驳回赵磊其他诉讼请求。2004年6月28日，草岚子公司取得北京市西城区×大街×号院×号楼的产权证明。另查，1999年1月21日，草岚子公司作为甲方，西城区×大街×号居民孟凡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载明：乙方现住正式房壹间，居住面积12.9平方米，正式户口肆人，乙方自愿回迁购买安置楼房×一期×号楼×门×层×号贰居室壹套，居住面积约25.76平方米，建筑面积57.05平方米；购房款合计54659.96元。2007年11月27日，草岚子公司与孟凡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合同中的房屋位置为×号楼×单元×号房，现房屋位置变更为：西城区×大街×号院×号楼×单元×号房；原合同中房屋面积为57.05平方米，现经北京市西城区房地产测绘所正式确认，该套房屋面积为63.4平方米；原房屋总价款为53626元，经双方确认现房屋实际总价款53626元，多退少补。2009年12月31日，孟凡俊（出卖人）与张文峰、高晓红（买受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网签合同，网签日期为2009年12月30日，合同编号：×××），约定：孟凡俊将西城区×大街×号院×号楼×层×门×号房屋出售给张文峰、高晓红，房屋成交价格为300000元。当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张文峰、高晓红名下。2019年3月5日，西城法院受理赵磊与孟凡俊、草岚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赵磊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草岚子公司与孟凡俊之间签订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西城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京0102民初11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草岚子公司与孟凡俊之间签订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孟凡俊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20）京02民终698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审理中，赵磊主张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亦应属于无效。理由为：一、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之间没有真实的资金往来，没有支付购房款，双方存在恶意串通，且损害了赵磊的利益；二、双方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与双方所陈述的交易价格相差巨大，属于恶意避税，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规定。孟凡俊、张文峰、高晓红均主张双方口头协商的房屋交易价格为100多万元，具体价格记不清楚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只是为了办理过户手续，并非真实的交易价格。关于购房款的支付，孟凡俊、张文峰、高晓红均主张孟凡俊的女儿孟倩与张文峰系生意合作伙伴关系，当时以现金的方式支付了部分购房款，还有部分购房款是通过豁免孟倩债务等方式支付。针对该主张，张文峰、高晓红提交了2009年1月8日孟倩、张文峰签订的《调整》文件予以证明，内容为：“调整实收资本户：张文峰实收资本户付孟倩2007年锅炉款20.54万元，转孟倩投资款20.54万元”。张文峰、高晓红主张该笔款项就是折抵购房款的一部分款项。孟凡俊对该证据予以认可。赵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虽然生效判决认定草岚子公司与孟凡俊之间的合同无效，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之间的合同无效。赵磊主张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赵磊主张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利益，但案涉房屋买卖事宜发生在2009年，赵磊于2019年才起诉草岚子公司与孟凡俊合同无效，赵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2009年张文峰、高晓红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房屋存在其他权利人，故赵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文峰、高晓红与孟凡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更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赵磊以此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法院不予采纳。赵磊主张《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存在恶意避税情形一节，根据孟凡俊、张文峰、高晓红的当庭陈述，双方确实存在规避国家税收监管故意隐瞒真实交易价格的情况，合同中的价格条款应属无效，但价格条款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赵磊以此为由要求确认合同全部无效，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赵磊申请法院调取（2020）京02民终6987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一节，赵磊作为该案件的当事人可以自行调取该证据，且该证据与本案的审理结果并无直接关系，故法院不予调取。综上所述，赵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对赵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及将涉案房屋所有权变更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驳回赵磊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赵磊主张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利益，故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赵磊并无证据证实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之情形，故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赵磊上诉所持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之间并无真实买卖关系一节，对其主张，赵磊应当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但赵磊现无充分证据证实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系虚假一节，且孟凡俊与张文峰对于购房付款作出相应解释，该解释并非不合理的解释，故据此不能判定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之事实。另，赵磊主张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损害了赵磊合法权益，对此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孟凡俊、张文峰及高晓红知悉赵磊对涉案房屋享有合法权益，并有损害赵磊合法权益之行为。但赵磊并无证据证实上述事实，故赵磊所持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其主张孟凡俊与张文峰、高晓红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亦无事实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赵磊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志东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