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3民初17号原告：温虹超，男，锡伯族，1963年8月31日出生。住鞍山市铁东区园林路295号楼1-1-2。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守印，辽宁晟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森，男，汉族，1986年8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双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曹艳清，女，汉族，1970年10月1日出生，盖州市。原告温虹超与王森、第三人曹艳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10月21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守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第一次开庭后，曹艳清认为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以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本案于2021年3月1日第二次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守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第三人曹艳清以网络庭审方式参加第二次庭审。2021年5月28日第三次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守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第三人曹艳清以网络庭审方式参加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的股东资格，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持有的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合成）的股权中有3500万股(价值5250万元）归原告所有；2、被告协助原告将上述3500万股股权划转至原告名下。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管辖异议审理期间，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被告双方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持有的鞍山合成（集团）股份与限公司的股权中有3500万股(价值5250万元）为原告持有，被告配合办理更名过户事宜。事实和理由：原告是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人和实际控制人。2018年10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收购股份中甲方（被告）无偿送给乙方（原告）约1500万股，即流通股”、“甲方（被告）作为重组方保证在鞍山后，送给甲方3500万股，限售股，限售期一年，使乙方持有的鞍山合成股份合计为5000万股”。2019年11月2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书》，被告持有的“鞍山合成”股份中有3500万股归原告所有。现“鞍山合成”已经重组成功，被告为“鞍山合成”持股股东。被告辩称，2018年10月28日签署的合作协议，本案所涉的3500万股鞍山合成股票是被告对原告的无偿赠与，赠与的鞍山合成股票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通过二级市场向北京融创乾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融创）收购1500万股鞍山合成的流通股，另一部分是重组完成后送给原告的3500万股鞍山合成的限售股。但是在鞍山方案中，与合作协议描述的重组方案存在诸多实际差异。本次重组是采用了资产注入及定向转增股本的重组方案，没有设立收购主体。王森及其他重组相关的主体，未从二级市场收购北京融创的股份。因此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一款约定的来源于收购股份的1500万股赠与股份缺少来源。第二、王森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鞍山合成股份全部为流通股，与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二款关于3500万股赠与股份为限售股且限售一年的约定不符。限售只有在王森、唐博成为鞍山合成新的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显然重组没有达到合作协议约定的目标。王森、唐博没有能够成为鞍山合成的新的实际控制人。鞍山合成在重组完成后，新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是变更成了案外人黄云斌，也就是说合作协议并没有实现最初的合同目的。因此王森、唐博在2020年5月16日签署了撤销股份赠与通知书，撤销2人对温虹超合计5000万鞍山合成股票的赠与。根据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在原告于2020年5月20日收到该撤销股份赠与通知书后，本次本案所涉的王森对温虹超的3500万股鞍山合成股票的无偿赠与已经被撤销。所以相应的合作协议以及股份代持协议书不应再履行。第三人曹艳清辩称，同意原告意见。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举证：证据1、合作协议。用以证明唐博和温虹超对重组鞍山合成是一个合作关系。唐博、王森与温虹超进行合作是为了对鞍山合成进行重组，正是基于该份合作协议约定的重组成功后对温虹超有股份赠与。所以这种赠与是有条件的，实际上是支付重组鞍山合成条件的对价，所以这种赠与不是无偿赠与。证据2、股份代持协议书。用以证明其收到王森签署该股份代持协议书的时间是2019年11月29日，也就是被告即唐博等人完成了对鞍山合成的重组后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向温虹超签署的股份代持协议，能够证明被告自愿将持有的鞍山合成的股份中的3500万股愿意划归原告所有，且在没有更名过户之前属于替原告代持。证据3、协助执行通知书，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鞍民三破字2-13号民事裁定、送达证。用以证明被告对鞍山合成进行重组后重组成功。原告获得股份的条件已经成就。证据4、原告在重组鞍山合成的过程中与案外人曹艳清签订的代持基金股份协议书。用以证明基于该协议原告将应获得的股份准备登记在代持人曹艳清名下，并通知王森，也就是本案被告，被告也表示同意并将其中2800万股股份质押给案外人曹艳清。证据5、合作协议，鞍山国资资产公司与李世鸿签订，用以证明李世鸿以三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股权对鞍山合成进行重整及重组。在此基础上，李世鸿为控股股东成立西藏世鸿投资管理公司，进而实际控制鞍山合成。证据6、股票质押合同及证券质押登记证明。用以证明曹艳清作为温虹超的股权代持人，在鞍山合成重组成功后，王森为履行协议将持有的鞍山合成股票中的2800万股，应温虹超的要求，质押给曹艳清。证据7、框架合作协议。用以证明温虹超是鞍山合成的实际控制人。证据8、微信截图三页及快递单一份。用以证明，温虹超与王森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是2019年12月重整成功后签订，不是在2018年10月与合作协议同时签订。进而证明王森在重组成功后主动履行合作协议。原告方申请证人潘某通过网络庭审作证。潘某称，温洪超和王森的代持协议是在2019年11月末时签订的，潘某当时让成律师修改过代持协议。潘某称在2019年11月27日或者28日，当着潘某的面王森签署的代持协议。然后潘某去就寄给了温虹超。潘某称其在2019年11月末或12月初的时候将代持协议邮寄给了鞍山合成的董事会秘书魏丹彤，然后她转给的温虹超。潘某称其在2019年前我担任过鞍山合成董事长。在2019年之前鞍山合成披露的公告都真实有效。公司披露的信息实际控制人是李世鸿。但是至于李世鸿和温虹超具体怎么样的其不知道。潘某称因为上市公司的壳是值钱的。想要注资就得满足我方的条件。温虹超当时是实际控制人就得给温虹超3500万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王森知道温虹超是鞍山合成的实际控制人。整个事情都是潘某和王森、唐博谈的。谈重组的时候明确的表示了鞍山合成的实际控制人是温虹超，他们明确知道，所以他们给了温虹超股份没有给李世鸿股份。潘某称李世鸿没有提供过任何书面文件证明他是代持人。被告质证称：证据1的合作协议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根据合作协议，北京融创是鞍山合成的大股东，持股比例是39.07%。北京融创私募基金是在2018年8月25日到期以后需要兑付退出，所以说要通过二级市场出售所持有的鞍山合成股份。基于这个背景，合作协议是设立一个特定的收购主体，也就是有限合伙形式的收购主体，从二级市场收购北京融创所持有的鞍山合成股份来达到变更实际控制人对鞍山的目的。同时根据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三项，乙方（原告），要保证本次重组完成后，重组方持有的鞍山合成股份比例不低于60%。但是实际上，合作协议的第一条第一项第二项都没有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包括第一条的第三项，在实践中也没有按照这个协议履行。合作协议三项最核心的内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均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原告主张的股份赠与是有条件的，并且这个条件已经实现是不符合事实的。此外，赠与是无偿的赠与。证据2、协议的真实性认可，它的签署时间不是2019年11月29日，而应该是在合作协议签署的当天，也就是2018年10月28日就已经签署了。股份代持协议书里，写明基于合作协议，王森、唐博为鞍山合成的重组方，在重组完成后依据该协议送给温虹超5000万股，然后其中王森所持有的鞍山合成股份中有3500万股，视为甲方温虹超代持。这一段很清晰地描述了本案所涉及的3500万股鞍山合成股份的来源是基于这个合作协议的赠与而产生的。因此在赠与股份被撤销以后，股份代持协议书是不应该继续履行。证据3、裁定书、送达回证和协执，对真实性都认可。民事裁定书的第二页上描述了这次重组的方案。唐博、王森、黄云兵、重庆利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爵机械），作为资产注入方，将持有的利爵机械百分之百股权资产注入，鞍山合成将已接受注入资产形成的资本公积的95%进行转增，并且定向登记到资产注入方名下。在鞍山合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受让确认表可以看出本案所涉的四个重组方利爵机械受让后股份性质是机构类限售股，黄云兵的股份性质是个人类限售股，但是王森的股份性质是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就是王森基于本次重组当时获得的全部股份47972340股，全部为流通股，并没有合作协议上所提到的限售股的存在。最后鞍山中院有一个送达回证上落款日期是2019年12月3日，这个应该也是本案中所涉及的股份最后的登记日期。所以说在股份完成登记以前，原告主张双方在2019年11月29日已经签署代持协议，这个明显是有冲突的。因为只有股份完成登记以后，本次重组才算彻底完成，双方是不可能在重组完成前就签协议。证据4、第一真实性没法确认。第二代持基金份额协议书里当时的份额是所谓的恒天财富稳增12号并购重组基金，基金合同中认购的1400万的基金份额。这个基金跟本案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我们认为第四项证据和本案是无关的。证据5、对合作协议真实性、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按合作协议的约定，协议双方是鞍山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李世鸿，重组方案是李世鸿以所持三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股权对鞍山合成进行重整及重组。且合作协议中根本没有提到以李世鸿为控股股东设立西藏世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鞍山合成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中从未披露该协议。相反，鞍山合成于2015年11月26日正式披露的收购报告书和财务顾问报告所披露的重组方案与合作协议所述重组方案完全不同。鞍山合成披露的重组方案为收购人北京融创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鞍山合成94699339股股份，支付总额合计为112616141元。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北京融创持有鞍山合成39.07%的股份。通过本次收购，李世鸿成为鞍山合成的实际控制人。证据6、对股票质押合同和质押登记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无论是股票质押合同还是质押登记证明，都无法证明曹艳清是温虹超的股权代持人。如上次庭审所述，王森从未见过温虹超，根本不可能应温虹超要求将股份质押给曹艳清。其次，股票质押合同不能证明王森是为了履行合作协议和股权代持协议而将鞍山合成2800万股质押给曹艳清。按照股权代持协议书第三条“委托代持期间”所述，代持股权期间自本协议生效开始，至王森根据温虹超指示将代持股权划转至曹艳清账户时终止。质押登记证明中对质押的2800万股明确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因此，案涉质押的鞍山合成2800万股股票当时不存在过户障碍，完全可以直接过户给曹艳清。但恰恰只是做了质押而非过户，可见股票质押合同与履行合作协议和股权代持协议无关联。证据7、对框架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框架合作协议显示是三方当事人在2015年签订，但鞍山合成2015年就重大资产重组披露的文件中从未涉及该框架合作协议，且从未涉及温虹超。所有公开披露的文件均载明鞍山合成实际控制人为李世鸿，与温虹超无任何关系。此外，框架合作协议第一条第3款“契约基金的增信措施”第（4）项约定：乙方承诺拟注入资产2014年净利润不低于7000万元，拟注入资产承诺在未来三年（2015、2016、2017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30%。但根据鞍山合成2017年度年报显示，鞍山合成在2015营业收入仅为75000元，2016、2017两年营业收入为0，鞍山合成在2015年、2017年期间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经营。再次，框架合作协议第三条第3款存续期间载明，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成立满2年时，根据其投资项目的重组进展情况，若契约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经合理预期判断，无法在第三年内完成投资项目的退出，则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存续期相应终止，契约基金即北京融创存续期届时亦相应终止。但该协议至今已经超过五年，而协议所指的契约基金北京融创至今仍是鞍山合成第二大股东而未终止退出。证据8、对微信截图和快递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1、微信截图无法看出聊天各方，且无法证明王森与温虹超于2019年12月签署股权代持协议的事实。2、快递单是寄给辽宁华胜集团魏丹彤的，且未载明所寄文件内容，与本案无关。证人证言。王森质证称证言前后矛盾，证人称不知道温虹超和李世鸿的关系后面又说李世鸿告诉他温虹超是实际控制人。新的实际控制人方面，开始该证人认可是黄云斌后来又改口是王森、唐博和黄云斌。证人陈述存在矛盾不可信。在股权代持协议的签约日期上该证人除了口头陈述外并没有提供任何其他材料证明签署的时间是2019年11月28日。事实上，本次重大重组是在2019年12月2日才完成。所以不可能在重组之前签署股份代持协议书。所以该证人陈述的不可信。该证人的陈述可以证明王森从未见过温虹超。第三人曹艳清质证称，同意原告举证意见。本院认证，证据1、2、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其合法性、关联性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论述。证据4、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该协议写明曹艳清就温虹超持有在《恒天财富稳增12号并购重组基金合同》中所认购的基金份额，由曹艳清代持。温虹超是否持有《恒天财富稳增12号并购重组基金合同》中相应股份，与曹艳清签订代持协议是否合法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审查。证据5、该合作协议签订方为鞍山市国有资产公司与李世鸿，均非本案当事人，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采信。证据6、股票质押合同及证券质押登记证明，本院予以采信。证据7、温虹超是否为鞍山合成实际控制人不影响本案裁判，故该协议本案中不予一并审查，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王森虽然否认微信记录是王森本人，但未能提出其微信记录予以反驳，故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快递单据写明时间，结合微信截图中的文件内容时间，及证人潘某的证言，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关于潘某的证言，首先潘某在庭后出示了手机微信记录，显示其与成守印律师及王森的微信记录（原告方出示了截屏作为证据），在2019年11月25日股权代持协议还在修改，2019年11月28日王森在股权代持协议签字。在第一次庭审中王森代理人称合作方案不是直接和与原告谈的，从头到尾是和鞍山合成的董事长叫潘某谈的。这个（给予股权）是潘某提出的这样一个合作条件，所以当时王森和唐博考虑到尽快重组完成，所以也答应了这个条件。该陈述与潘某的陈述基本吻合，故潘某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定该股权代持协议签订于2019年11月28日之后。被告举证：证据1、合作协议。用于证明本案所说3500万鞍山合成股票为王森对温虹超的无偿赠与。赠与的鞍山合成股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二级市场向北京融创收购的1500万鞍山合成流通股，另一部分是重组完成后送给温虹超的3500万鞍山合成限售股。证据2、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用以证明实际执行的重组方案与合作协议中描述的重组方案存在诸多实质差异。具体而言，本次重组实际采用资产注入及定向转增股份的重组方案，未设立收购主体，王森及其他重组相关主体，为从二级市场收购北京融。一创的股份。因此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一款约定的来源于收购股份的1500万股，赠与股份缺少来源。二，王森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鞍山合成股份全部为流通股，与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二款关于3500万股赠与股份为限售股，且限售期一年的约定不符。只有在王森、唐博成为鞍山合成新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发生重组，未能达到合作协议的目标。证据3、撤销股份赠与通知书、EMS邮寄底单、投递记录。用以证明本案所涉合作协议未经公证，且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根据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我方已经撤销对温虹超合计5000万股鞍山合成股票的赠与。证据4、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具体见第七页、证据5、收购报告书具体见第四页。用于证明鞍山合成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中从未披露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1合作协议。相反，鞍山合成于2015年11月26日正式披露的收购报告书和财务顾问报告所披露的重组方案与合作协议所述重组方案完全不同。证据6、2017年年度报告。用以证明鞍山合成2017年度年报显示，鞍山合成在2015营业收入仅为75000元，2016、2017两年营业收入为0，鞍山合成在2015年-2017年期间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经营。原告质证：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的被告对原告的3500万股股权的赠与不是无偿赠与因为原告是鞍山合成的实际控制人。对鞍山合成在重组重整过程中是有巨额资金投入的，也正是因为温洪超是实际控制人，被告才与原告温虹超签署合作协议对重大资产重组。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用什么方式进行重组？是否改变合作协议的重组方式与原告无关，都不能免除被告应支付相应的对价，也就是送给原告若干股份。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由于本案不是无偿赠与原告是有条件的赠与，或者说是支付被告获得重组条件的对价。因此被告没有权利撤销所谓的赠与行为。证据4、5、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也承认本案最终是以原告出资的方式进行重组。框架合作协议是最开始是李世鸿与温洪超签订的，是以现金的方式来购买鞍山合成的股票来使温虹超为实际控制人。实际上各方也履行了框架协议成立了北京融创。以北京融创的名义购买了鞍山合成40%的股票。从而成为鞍山合成的最大股东，原告是通过实际出资控制西藏世鸿公司。温虹超通过实际控制西藏世鸿公司实际控制北京融创。进而实际控制鞍山合成公司。所以在被告投资前温虹超实际上是鞍山合成的实际控制人。第三人曹艳清质证称，同意原告质证意见，股权是原告的。本院认证，证据1、2、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虽然合作协议约定的情况发生变化，但证据1合作协议不能证明协议所涉的3500万鞍山合成股票为无偿赠与（具体理由详见本院认为部分）。证据2仅能说明重组方式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原定计划不同，不能证明王森未能达到合作协议的目标。从后续各方质押股权看，各方对合作协议履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后如何履行协议予以了确定。（具体理由见本院认为部分）。证据3、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的股权给付，并非可撤销的赠与行为，该证据不产生撤销的法定事由。（具体理由见本院认为部分）。证据4、5、6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鞍山合成的实际价值及双方的合作协议、股权代持协议是否有效。（具体理由见本院认为部分）。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以及已生效法律文书，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3月20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鞍民三破字第2号民事裁定，受理鞍山市国融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申请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同时，我院指定辽宁法理律师事务所担任鞍山合成重整管理人。2015年8月3日，我院裁定批准鞍山合成重整计划。2015年8月13日，我院作出（2015）鞍民三破字第2-9号民事裁定，写明根据《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鞍山合成出资人权益调整为，股权让渡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两种方式。裁定：鞍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局让渡22953390股，苏州东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让渡20366610股、上海犀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让渡6793399股；全体流通股股东按照30%的比例让渡其持有的鞍山合成股份，流通股股东合计让渡44594550股，将上述让渡共计94707949股（最终让渡的准确股份数额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时实际划转的数额为准）划至重整人名下。二、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定向登记至资产方名下。2015年11月25日，鞍山合成发布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写明本次收购中，收购人为北京融创，北京融创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参与鞍山合成的破产重整，其于全部资金用于购买鞍山合成现有股东持有的94699339股股份，除此以外北京融创未开展其他业务。收购报告书中写明，收购人北京融创为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为北京恒天财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为西藏世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世鸿投资，实际控制人为李世鸿先生，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李世鸿。2015年12月2日，本院作出（2015）鞍民三破字第2-12号民事裁定，裁定“一、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按期执行完毕；二、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三、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在重整期间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本裁定生效后，对确认为合法有效的债权，由鞍山合成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之前的清偿条件偿还、四、按照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在本裁定生效后，鞍山合成股份有限公司不再承担清偿责任。”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方称李世鸿系原告方在西藏世鸿的股份代持人，西藏世鸿的实际控制人为温虹超。再查明，2018年10月28日，温虹超（乙方）与唐博（甲方）、王森（甲方）签订《合作协议》。写明，鉴于北京融创持有鞍山合成股份，持股比例39.07%。北京融创作为私募基金的存续期限为2018年8月25日退出，故北京融创拟通过二级市场出售所持鞍山合成的股份。北京新盈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签订了合作协议。甲方作为北京新盈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和重组方，以特定收购主体从二级市场收购北京融创所持股份的30%。收购股份中，甲方无偿给付乙方1500万股，即流通股，使甲乙双方应具有相应股份的处置权利。甲方作为重组方保证在鞍山后，送给乙方3500万股，限售股。使乙方持有的鞍山合成股份合计为5000万股。前述乙方通过重组获得股份的持有主体及持有形式应经过乙方书面同意及签署相应协议，且需要质押给乙方指定主体以保证相关权益的行使。上述工作完成后，乙方承诺其所有股份对应的提案权，提名权和表决权委托给甲方行使。如因中新融创管理有限公司违约，李世鸿不配合或监管政策变化等原因导致甲乙双方无法按本条约定履行的，甲乙双方均不构成违约，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方案。另查明，2019年6月10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鞍民三破字第2-13号民事裁定，该裁定申请人为鞍山合成。该裁定写明“本院查明，根据本院此前批准的《重整计划》。申请人将通过资本公积转增、定向增发等方式，引入重组方向申请人注入一定规模，且具有良好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使得申请人全面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尽快达到重新上市条件。但是资产方受让前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4021.55万股后，未向鞍山合成注入相应的盈利性资产。本院认为，重整计划虽按期执行完毕，但申请人引入重组方注入优质资产，全面提高持续经营能力一节尚未完全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重整相关规定裁定。一、唐博、王森、黄云斌、重庆利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注入方，将所持有的利爵有限公司的100%股权资产（该标的资产注入鞍山合成前，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认的净资产不应低于3亿元人民币）注入鞍山合成进行《重整计划》中的资产注入的重组程序；二、依据原重整计划，资产方已经受让的4021.5万股股份从资产注入方应取得的资产注入对价中扣除；三、鞍山合成已接受注入资产形成的资本公积的95.00%进行转增股份，并定向登记制资产注入方名下，作为资产注入的对价；四、资产注入方（唐博、王森、黄云斌，重庆利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按照其持有利爵有限公司股份比例分别登记转增股份数，如转增股份数计算结果出现小数，小数部分由资产注入方自行协商处理。”再查明，2019年11月28日之后，温虹超与王森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写明，鉴于甲方温虹超与乙方王森于2018年10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基于该合作协议，王森、唐博为鞍山合成的重组方。在鞍山后，根据该协议，王森、唐博应送给甲方温虹超5000万股，其中王森所持有的鞍山合成的股份中有3500万股为甲方温虹超代持。为明确股权代持关系，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写明，“明确乙方代持股份的所有权，甲乙双方通过本协议确认乙方所持有的鞍山合成股份中有3500万股实际归甲方所有，并由乙方代甲方持有。乙方以自己的名义代理甲方对外持有该3500万股股份，并依据甲方意愿对外行使股东权利，由甲方实际享受股权权益。股份代持关系，可以理解为隐名股东、名义、股东等类似的法律概念，但均须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特别是解释三的规定。甲方委托乙方代持股权的期间，自本协议生效开始至乙方根据甲方指示将代持股份划至曹艳清（身份证号2108241970××××××××）账户时终止。另查明，2019年12月2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2015）鞍民三破字第2-1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下列项目：一、以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400031，证券简称鞍合成5）总股本242386349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13.203258股，将资本公积金320028950元转增合计320028950股。二、转增后将全部转增股份划转至附表中受让方证券账户。受让方名称重庆利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唐博、王森、黄云斌。详见附表。因过户产生的不足一股的零碎股不计入，只收取结果的整数部分，最终划转的准确股票以通过你公司实际登记为准。附表中写明，重庆利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受让证券数量162798727，唐博受让证券数量86983869，王森受让证券数量47972340，黄云斌受让证券数量22274014。再查明，2019年12月17日，王森将其持有的鞍山合成股份（证券简称鞍山合成5）中的28000000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质押登记，质权人曹艳清。再查明，根据公开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鞍山合成原董事长为潘某，2019年12月31日变更为黄云斌。再查明，2020年5月16日，王森、唐博出具《撤销股份赠予通知书》撤销二人对原告合计5000万股鞍山合成股票的赠与。该通知书以邮寄方式寄给原告，快递单据记载原告于2020年5月20日收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温虹超与王森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可以撤销。2、《股份代持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3、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否应当依照《合作协议》、《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条“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规定。”之规定，本案争议涉及的协议均订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但其基于合作行为产生的所谓代持事实持续至今，且本案涉及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部分的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没有实质变化，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关于《合作协议》是否合法有效问题。应当先行明确该合作协议的性质，本院认为该协议实质为股权转让协议。理由是：合作协议签订的目的系王森欲获得鞍山合成壳资源而支付相应对价。从本院作出的系列裁定可知，鞍山合成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进行了股份让渡和资本公积金转股，北京融创通过收购鞍山合成股份，收购了部分鞍山合成股份。初步完成鞍山合成《重整计划》中引入重组方向鞍山合成注入优质资产，使得鞍山合成恢复经营和盈利能力，达到重新上市条件的计划。此时鞍山合成成为通常意义上的“壳资源”。王森等人作为利爵机械100%股权的股东通过利爵机械公司资产注入鞍山合成，王森等人取得鞍山合成股份，进而取得鞍山合成将来恢复主板上市利益。在鞍山合成的前期重整，重新符合上市条件的阶段，王森等人没有付出对价及承担重组失败风险，其通过重整中的再次注资直接获得了鞍山合成重整成功的利益。本案庭审中，王森称，当时是和鞍山合成董事长潘某谈的重组方案，当时的合作条件是在重组完成后王森和唐博要合计赠予5000万股。该陈述与潘某的陈述基本一致。从其陈述中看，王森需要支付相应对价，方能参与重组，获得壳资源利益，此亦符合通常习惯。故该合作协议并非无偿赠予股权的协议，该股权虽名为赠予，但其实际为王森一方参与鞍山需要支付的对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之规定，该《合作协议》的性质是王森在重整成功后转让股权给原告温虹超，王森获得的股权转让款系参与重组的资格及壳资源上市后的利益。关于温虹超是否与北京融创相关，是否是西藏世鸿的实际控制人，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因王森自认在谈重组条件时，鞍山合成的董事长潘某要求给温虹超5000万股作为条件，而王森一方认可了该条件，故合作协议签订时，无论温虹超是否实际与鞍山合成相关，温虹超均是合法的受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之规定，该《合作协议》合法有效，且并非赠予合同，被告主张其已经撤销赠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股权代持协议》效力问题。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之规定，虽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的是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人的股权明晰，但股权代持行为必然具有一定时间段内的持续性，故一般而言会影响着上市之前及上市之后公司代持部分股权权属问题。结合股权代持具有时间持续性的特点，本院认为，上市公司不仅上市之后不得股权代持，在拟上市阶段亦不得股权代持。本案中，鞍山合成股票虽然经历退市，本案争议阶段并非是鞍山合成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期间，但各方参与鞍山合成重整，其目的是为了重新“主板”上市获取利润。并且，现鞍山合成股票系在“三板”交易，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退市公司股票挂牌业务指南（试行）》的规定，退市公司、主办券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办理股票挂牌业务的具体流程包括办理股份确权、托管手续，刊登确权公告等流程。故退市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交易依然要求股权明晰。鉴于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无论是主板上市还是在“三板”交易均受到监管的特殊性，虽然前述规定是涉及金融与资本监管类的规章，但从维护金融秩序与安全角度出发，应当认定其具有金融监管的强制性，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之规定，故王森与温虹超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无效。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应当依照《合作协议》、《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问题。前文已述案涉《股权代持协议》无效，该协议不具有履行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案涉《股权代持协议》是基于履行《合作协议》而签订，是履行《合作协议》的具体方式，双方并未因该股权代持协议取得相应财产，故不涉及财产返还问题。关于双方是否应当履行《合作协议》问题。被告提出在鞍山方案中，与《合作协议》描述的重组方案存在诸多实际差异。重组实际是采用了资产注入及定向转增股本的重组方案，没有设立收购主体。因此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一款约定的来源于收购股份的1500万股赠与股份缺少来源。王森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鞍山合成股份全部为流通股，与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二款关于3500万股赠与股份为限售股且限售一年的约定不符。显然重组没有达到《合作协议》约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合作协议并没有实现最初的合同目的，故《合作协议》不应履行一节。从现有证据看，双方在2018年10月28日签订合作协议，王森于2019年12月2日获得鞍山合成的股权，2019年11月28日后王森与原告温虹超签订《股份代持协议》，2019年12月17日王森将2800万股股票质押给曹艳清。曹艳清系股份代持协议中写明的甲方温虹超指示的代持人。故从双方行为可知，虽然王森在参与鞍山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合作内容中关于收购形式，重组成功后王森、唐博享有的股权份额、是否为流通股均发生了变化，但未影响双方继续履行该合作协议。至2019年12月2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划转股票时，王森完整的参与了重组过程，并获得相应股权。王森对合作协议中涉及的合作内容中关于参与重组方式、是否设立收购主体、其所获股权占比、是否为限售股等变更事项明知，但其依然履行合作协议中关于股份赠与的相关约定，并将原约定的3500万股股权仅质押2800万股至曹艳清处。曹艳清承认该质押系基于股权是温虹超的，并非基于曹艳清与王森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现没有证据证明温虹超至本案诉讼前曾催告或主张质押2800万股之外的股份。以上说明王森、温虹超通过变更转让股份数额，对重组过程中出现的变化情况予以对应。即由王森需转让的3500万股，转为转让2800万股（唐博部分的股份已经自行和解），先行质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五百四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五百四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之规定，该变更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故王森、温虹超应当依照变更后的《合作协议》履行义务。本案中，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持有的鞍山合成（集团）股份与限公司的股权中有3500万股(价值5250万元）为原告持有，被告配合办理更名过户事宜。原告的该认知与本院对双方签订的各协议性质及效力的认定并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之规定，本案在庭审列明的争议焦点包括“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股份代持协议其真实的意图和基础背景是什么？原告是否为其主张的本案争议的3500万股份支付过相关对价或承担过相应责任。该合作协议及股份代持协议是否进行了实际履行？是否具备履行的条件和基础。”。各方对该争议焦点并无异议，且各方亦同意本院就合作协议效力及履行问题一并裁判，故本院可在争议焦点范围内，依据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作出裁判。即王森、温虹超应当依照变更后的《合作协议》履行义务，王森应当依照变更后的合作协议过户鞍山合成股份2800万股给温虹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五百四十三条、五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其名下质押给曹艳清的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400031，证券简称鞍合成5）股份2800万股过户给原告温虹超；二、王森质押给曹艳清的2800万股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400031，证券简称鞍合成5）股票的质押登记予以解除；三、驳回原告温虹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4300元，由原告温虹超承担60860元。由被告王森承担24344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森承担。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原告已经垫付，被告王森履行前项判决义务时，加付此款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曾 桂审判员 张 雪审判员 王 瑶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张小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