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3民终21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匡振成，男，197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海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贺忠，辽宁贺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彦利，女，198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海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贺忠，辽宁贺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保强，男，198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荣会，辽宁海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高卫卫，女，198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荣会，辽宁海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匡振成、刘彦利与上诉人赵保强、高卫卫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381民初7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匡振成、刘彦利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贺忠，上诉人赵保强、高卫卫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荣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匡振成、刘彦利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赵保强、高卫卫向匡振成、刘彦利支付服装货款人民币447,825元。2.本案诉讼费由赵保强、高卫卫承担。事实和理由：双方当事人系服装供货关系，匡振成、刘彦利常年给赵保强、高卫卫供货，为了缓解赵保强、高卫卫的经济压力，双方约定每期供货的结款时间向后迟延1-4个月，至2019年3月份双方对账时，赵保强、高卫卫在2018年应付的服装还款已经全部结清，2019年未付的款项总额为447,825元。未付清的货款系匡振成、刘彦利在2018年9月、10月、11月、12月和2019年1月给被上诉人供货款项的总额。上述款项应分别在2019年1月、2月、3月、4月份结清。匡振成、刘彦利提交的证据有：2019年3月8日的录音光盘，证实在当日上诉人刘彦利与被上诉人高卫卫在对账过程中，高卫卫明确认可2018年的货款已经结清，未结清的是2019年的货款，总计447,82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一方认可的事实，应予以确认。赵保强亲笔书写的《协议书》一份，证实赵保强认可拖欠上诉人447,825元货款的事实,该协议书系赵保强的自认行为，应予确认。赵保强、高卫卫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对该案进行重新审理，改判驳回匡振成、刘彦利的诉讼请求，并判决匡振成、刘彦利返还赵保强、高卫卫货款186,436.22元。2.匡振成、刘彦利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双方当事人系相识多年的朋友，双方还于2017年10月与其他两个朋友共同合伙筹备在河北大名县开服装超市。匡振成、刘彦利曾在黑龙江省开了四个服装超市，赵保强、高卫卫于2015年在黑龙江依安县开了一个服装超市，当时匡振成、刘彦利为了加大自己店面的知名度，请赵保强、高卫卫以“匡振8店”的名义到西柳市场上货。赵保强、高卫卫表示同意并一直以匡振8店的名义到西柳市场上货，在双方筹备合伙建大名店（“匡振12店”）时，匡振成、刘彦利主动提出帮忙为赵保强、高卫卫代拿货，（因赵宝强不在依安超市，由于孩子年幼，依安超市经常是高卫卫个人经营），上诉人同意了匡振成、刘彦利的提议，同时出于信任，在匡振成、刘彦利供货前，赵保强、高卫卫就应匡振成、刘彦利所需，先行给付了部分货物预付款，帮助匡振成、刘彦利周转及委托其代为拿货。在2018年3月份以前匡振成、刘彦利按照赵保强、高卫卫的订货要求，委托供应商直接发货。匡振成、刘彦利自己租赁仓库后，按照赵保强、高卫卫的订货要求开始直接从库房发货给赵保强、高卫卫，此间上诉人陆续按匡振成、刘彦利要求汇款，双方除对仓库未建立前的货物进行一次对账外，其余货物的发货量及发生款额一直未进行对账结算，上诉人也未对已实际给付二被上诉人的款项进行汇总结算。2018年年底的时候，刘彦利拿着自己的货单到赵保强、高卫卫处对账，当时赵保强、高卫卫就对其明细中的货物提出了异议，因为对其明细中的货物，赵保强、高卫卫有很多未收到。没想到的是，匡振成、刘彦利还未经赵保强、高卫卫同意，私自到幼儿园接赵保强、高卫卫家的小孩。赵保强、高卫卫接到幼儿园的老师通知之后找其理论，其不但不收敛，还纠集多人到赵保强、高卫卫卖场吵闹并拉货，威胁恐吓，后赵保强、高卫卫报警。在警察协调过程中，为获得大名店双方合伙的明细账，赵保强假意承诺刘彦利称，只要其拿出大名店的账，“匡振8店”账的数额以她说的为准，并写了一个协议，而刘彦利不同意，也未签字，并将该协议撕毁揣走，双方最终也未进行最后结算。后经上诉人自行对货物明细及汇款总额进行清理盘点，发现被上诉人发货总量实际应付款额为1,143,237.78元(包括仓库未建立前由供货商直接发货给赵保强、高卫卫的货款额），而赵保强、高卫卫已实际付给二被上诉人1,329,674元，赵保强、高卫卫多付匡振成、刘彦利货款186，436.22元，故匡振成、刘彦利称赵保强、高卫卫拖欠货款的事实是根本不存在。同时，因双方代拿货关系已结束，故对此多付款项，匡振成、刘彦利应当返还，在一审中上诉人提起了反诉，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匡振成、刘彦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反诉原告)支付拖欠货款447,825元及逾期给付利息暂计100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赵保强、高卫卫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匡振成、刘彦利返还赵保强、高卫卫货款186，436.22元；2.由匡振成、刘彦利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匡振成、刘彦利系夫妻。被告赵保强、高卫卫系夫妻。原告匡振成、刘彦利与被告赵保强、高卫卫系朋友关系，原告匡振成、刘彦利在海城市西柳服装市场长期从事经营服装批发生意，被告赵保强、高卫卫通过原告匡振成、刘彦利从西柳服装市场购买货物转发齐齐哈尔市场进行批发销售。2017年12月1日，原告匡振成、刘彦利与被告赵保强、高卫卫开始商谈合作。2018年3月初，被告赵保强、高卫卫与原告匡振成、刘彦利就西柳的服装批发进行商谈，双方约定：原告匡振成、刘彦利按照被告赵保强、高卫卫的要求，从海城市西柳镇服装批发市场销售门店供货商处取货，通过西柳物流中心天成物流5-5公司以货运方式将货物运输到被告指定的齐齐哈尔，由被告赵保强、高卫卫等人接收货物。2019年1月11日，原告匡振成、刘彦利向被告赵保强、高卫卫发送最后一次货物。其后，原告停止向被告发送货物。原告匡振成、刘彦利所出具的“匡振采购专用单“记载的内容：“匡振采购专用单、年月日、N0010****、包号、床号、件数、金额、欠付(给付供货商的最后时间)、电话号、备注”等七项。同时，该页底部记载：“注：①请各店到货点清，如有多货、少货等疑问时请在三日内与库房联系，过三日概不负责。②请妥善保管此单。”其中2018年4月1日其中一笔交易码单的具体内容为：“⑧店匡振发货明细码单，2018年4月1日，包号①②，共两包，称号春雷53，件数28，金额1200，欠3个月，电话381×××3，备注7月6日。”最后一笔“⑧店匡振发货明细码单，2019年1月11日，包号①，共两包，称号春雷2-1-53，件数35，金额455，补，电话159××××1168，备注3月8日。”该码单总计三本，第一本系自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24日，编号NO0009001至NO0009050；第二本系自2018年8月24日至2018年8月24日，编号NO0103201至NO0103250；第三本系自2018年9月16日至2018年11月13日，编号NO0002501至NO01002529。“西柳物流中心企业托运合同单”记载：“企业名称：天成物流5-5；档口号：五区5号；企业电话：(空)；合同编号：()；到达站：齐齐哈尔；收货人地址：转；发货人：王显印；发货人电话：150××××6497；发货床号：库房；收货人：赵宝强；收货人电话：6580×××5。”以及“货物名称、运价、件数、重量、代款金额、代款手续费、保价费、运费(提付)、合计金额、货到付款、开票日期、西柳交通局监制”且附有“二维码”的信息。另查明，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1月11日，原告匡振成、刘彦利通过西柳物流中心天成物流5-5公司向原告匡振成、刘彦利的齐齐哈尔的商店发货“西柳物流中心企业托运合同单”89次，“匡振采购专用单”凭证122张，总计发货203包，金额为1,378,682.28元。原告向被告补货金额为76,739元，返货金额为33,698.5元，被告以现金方式支付12,492元。被告赵保强、高卫卫应给付原告匡振成、刘彦利货款为1,409,230.78元(1,378,682.28元+76,739元-33,698.5元-12,492元)。再查明，2017年12月13日至2019年3月13日，被告赵宝强、高卫卫向原告匡振成、刘彦利银行转账、微信汇款合计1,329,674元。其中，2018年1月2日汇款给匡振成1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告赵保强、高卫卫与原告匡振成、刘彦利就买卖服装事宜达成一致，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告匡振成、刘彦利向被告赵宝强、高卫卫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赵宝强、高卫卫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关于原告主张已经向被告交付了1,378,682.28元的服装货物一节，原告举证证明匡振发货明细码单122单、西柳物流中心企业托运合同单89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第一百四十五条：“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之规定，原告匡振成、刘彦利将货物交付西柳物流中心企业进行运输，该货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由被告承担，故该院对原告匡振成、刘彦利向被告赵宝强、高卫卫已经履行了给付1,378,682.28元货物的主张予以支持；对被告辩称其没有收到原告所主张的货物的异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原告赵保强、刘彦利反诉称已经给付反诉被告匡振成、高卫卫货款1,329,674元一节，系反诉原告通过银行账户、微信转款方式转款，该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应给付其货款447,825元一节，根据双方举证，被告应予以返还原告179,556.78元(1,409,230.78元-1,229,674元)。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一节，该利息双方无约定，应自向法院提起诉讼之时即2019年9月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计算至给付完毕之日。关于反诉被告匡振成、刘彦利主张赵保强于2018年1月2日，汇款给国振成100,000元一节，反诉被告主张该系河北大名店双方投资款，对该款项，原审法院暂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诉讼。关于反诉原告赵保强、刘彦利主张反诉被告匡振成、刘彦利应返还其多支付的186,436.22元一节，无事实根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第一百一十九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四十一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第一百四十五条：“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决的理由和结果。”第八十八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赵保强、高卫卫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匡振成、刘彦利货款人民币179,556.7815元及利息(自2019年9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匡振成、刘彦利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被告)赵保强、高卫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19元，保全费2760元，反诉费由被告赵保强、高卫卫承担。此款原告已垫付，被告在履行本判决还款义务时加付8,480元给付原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本案中，匡振成、刘彦利按照赵保强、高卫卫的要求向其提供货物，由赵保强、高卫卫支付相应的价款，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双方当事人之间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关于匡振成、刘彦利已交付货物的价款数额问题。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在双方当事人未明确约定交货地点的情况下，匡振成、刘彦利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将案涉货物交付给承运人时，即应视为履行了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一审中，匡振成、刘彦利向法庭提交了发货明细码单、西柳物流中心企业托运合同单等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赵保强、高卫卫尽管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自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1月11日，匡振成、刘彦利已交付货物的价款为：1,378,682.28元（发货）+76,739元（补货价款）-33,698.5元（返货价款）＝1,421,722.78元，原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赵宝强、高卫卫已付货款金额问题。一审期间，匡振成、刘彦利自认其收到赵宝强、高卫卫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货款12,492元，且赵宝强、高卫卫提供了银行转账明细、微信汇款明细等证据，可以证明赵宝强、高卫卫已支付货款金额为：12,492元（现金支付金额）+1,229,674元（转账及汇款金额）＝1,242,166元。因此，赵宝强、高卫卫欠付货款金额为：1,421,722.78元（已交付货物的价款）-1,242,166元（已支付货款金额）＝179,556.78元。原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货款利息计算问题。原审判决关于货款利息起算日期为2019年9月9日的认定正确，且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维持。因自2019年8月19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公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在计算本案货款的利息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为宜，原审判决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匡振成、刘彦利提出根据其提供的录音光盘、协议书等证据，赵宝强已经自认双方未结清的货款数额为447,825元，人民法院对此事实应予认定一节，庭审中赵宝强、高卫卫对该组证据均不予认可。结合录音光盘、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查认为，该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就河北大明店账目问题进行协商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录音光盘的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双方并没有就与本案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亦未就案涉未结清的货款数额为447,825元的事实，作出肯定的意思表示，上述证据对于匡振成、刘彦利主张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故对其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赵宝强、高卫卫提出应当以其实际收到货物的价款认定应付货款数额，根据收货时附带的发货明细单，匡振成、刘彦利发货总量为1,143,237.78元，赵宝强、高卫卫已实际付款1,329,674元，赵保强、高卫卫多付货款186，436.22元，要求匡振成、刘彦利予以返还一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匡振成、刘彦利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将案涉货物交付给承运人时，即应视为履行了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的问题，已如上所述。匡振成、刘彦利依法履行货物交付义务后，该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依法应由赵保强、高卫卫承担，即使出现货物毁损、灭失的情形，也不能免除其支付相应货款的合同义务。赵保强、高卫卫关于以其实际收到货物的价款认定应付货款，并要求匡振成、刘彦利返还货款186，436.22元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赵保强、高卫卫提出2018年1月2日汇款给匡振成的100,000元款项是其向匡振成、刘彦利支付的货款一节，匡振成、刘彦利对此项主张不予认可，并辩称赵宝强、匡振成与案外人赵纯良、田阳曾经合伙投资经营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的一个服装店，该款项是该经营项目的投资款。本院认为，赵保强、高卫卫未能提交足以证明该款项为货款的相关证据，并且匡振成提交的协议书载明的内容以及双方的陈述表明，双方当事人关于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的服装店合伙经营问题存在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可能涉及案外人利益，原审判决对双方关于该100,000元款项的争议不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赵保强、高卫卫、匡振成、刘彦利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海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381民初7731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海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381民初77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赵保强、高卫卫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匡振成、刘彦利货款人民币179,556.78元及利息(以179,556.78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19元，保全费2760元,共计10,779元,由匡振成、刘彦利负担6457.2元,由赵保强、高卫卫负担4321.8元；反诉费2015元，由赵保强、高卫卫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922元，由匡振成、刘彦利负担8017元，由赵保强、高卫卫负担59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娟审判员 周 洁审判员 王珍付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赵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