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19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庭沾，男，195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宗，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冼剑，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关伟尧，男，1965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逊，广东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开平市××××××××××××××第四层2室，社会信用代码914××××××××××××320。法定代表人：冯某1。上诉人余庭沾因与被上诉人关伟尧、原审被告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5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庭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余庭沾无须向关伟尧支付经济补偿金3562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关伟尧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一、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的规定，以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解除、开平市珠海专线联运股份有限公司（又称开平市珠海专线联运车队，以下简称珠海联运车队）需解散为由，认定珠海联运车队解除其与关伟尧之间的用工关系，实属偷换概念、主观臆断。首先，客车挂靠经营的发展是市场供求矛盾和行业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是1984年国务院《关于扶植和发展农村集体和个体（联户）运输业的通知》还是1995年交通部召开的全国培育和发展道路运输市场工作会议，均“允许国有运输企业接受社会、个体运输户承包或挂靠经营”。结合本案的证据，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达成的是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双方是承包经营关系非挂靠经营。其次，既然珠海联运车队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属内部承包经营关系。对内该车队经营的是开平至珠海的客运路线，仅是作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名下的某一条承包路线。对外无论售票或车辆安排，均是以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名义，包括站务的招聘、调度、排班等均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负责，珠海联运车队对外没有资格承担权利和义务。同时，一审法院已经认定珠海联运车队未经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由此可以印证，珠海联运车队在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角色是用工部门之一。鉴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根据开平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的通知》进行整改，与珠海联运车队脱钩。开平市××××××××（包括珠海专线）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等全部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直接经营。因此，珠海联运车队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完成整改后，并非是解散，而是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最后，在内部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之后，关伟尧没有离职，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继续聘用关伟尧担任场务，也有为关伟尧购买社保。综上，珠海联运车队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属于内部承包经营关系，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一直都是关伟尧的用人单位，在经营模式转变后，关伟尧也一直还在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上班。因此，并不存在“解散后安排员工到新的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一审法院以此判决余庭沾支付经济补偿金及要求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关伟尧申请劳动仲裁并没超过仲裁时效是错误的。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珠海联运车队已于2019年3月前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不存在挂靠关系。至关伟尧提起仲裁的时间2020年8月已超过了一年。其次，一审法院以《车辆转让协议书》，约定“……车辆的所有权及经营权转让日为2020年2月28日，车辆交付之日前的驾驶员由余庭沾负责”认定关伟尧于2020年3月才知道其权利受侵害，明显不合理。该协议只是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对原有车辆转让达成协议，是车辆的交接，并不能等同于双方承包关系以合同约定的交接日期作为解除承包合同关系的起算点。另根据开平市交通运输局文件要求，对运输行业的承包或者挂靠解除涉及到人员交接、车辆物的交接、财务的交接等。在此情况下，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解除承包关系的起算点应该以人员交接或财务的交接作为起算点。从2019年3月份起，珠海联运车队的财务、收支等全部归集到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统一管理。因此，即使余庭沾损害了其权利，也应当从2019年3月份起算。另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也仅是对驾驶员的所谓劳动关系承接的安排，但关伟尧并不是驾驶员，而是站务，也不属于该协议的调整范围。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该《车辆转让协议书》确定仲裁时效未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退一步来说，即使余庭沾需要向关伟尧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认定的工作年限错误。由于余庭沾于2019年3月前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不存在挂靠关系。此时，关伟尧的工资已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发放。因此，其经济补偿计算年限最多仅应从2008年1月1月至2019年2月28日，计11.5个月。关伟尧辩称，其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下属的珠海联运车队存在用工关系。关伟尧在劳动仲裁阶段及一审过程中已提交了相关的工作证、稽查证、工资签领表、珠海农商银行的交易回单等证据，以上证据均能证明关伟尧在珠海联运车队工作及领取工资的情况，充分证明关伟尧受珠海联运车队的管理，并通过珠海联运车队领取工资，其工作是珠海联运车队工作组成部分。因此，余庭沾作为珠海联运车队的承包人，在该车队解散后应当对其非法用工期间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其支付关伟尧相关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没有答辩意见。关伟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关伟尧与余庭沾从2005年6月20日至2020年3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余庭沾向关伟尧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2750元(2850元/月×15个月)；3.判令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余庭沾、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伟尧主张其于2005年6月20日入职珠海联运车队，先后从事路上稽查、车队交通违章罚处理、珠海站务等工作，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珠海联运车队向关伟尧发放有“开平市珠海专线联运股份有限公司稽查证”及“开平市珠海专线联运股份有限公司驻珠海中山站工作人员工作证”，其中，稽查证上手写记载有“2005.7”。珠海联运车队于2006年4月至2020年1月期间制作的部分工资签领表显示有关伟尧的姓名及工资金额，其中2020年1月8日制作的工资签领表中显示关伟尧的工资为2850元。上述工资签领表均加盖有“开平市珠海专线联运车队业务专用章”，部分签领表显示有“余庭沾”签名。关伟尧向一审法院提供微信备注名为“联运老板娘（洁姐）”的微信用户于2019年8月至2020年3月期间，每月月中均向关伟尧转账工资2850元，另外，该微信用户还于2020年3月30日转账2850元给关伟尧，并留言为“3月工资”。关伟尧主张“联运老板娘（洁姐）”为珠海联运车队的出纳之一张廉洁，张廉洁每月通过微信向其转账的2850元系珠海联运车队向其发放的工资，其工资为固定工资2850元/月，当月工资于次月月中发放，于2019年8月前，珠海联运车队通过现金方式向其发放工资。庭审中，余庭沾对关伟尧陈述的“联运老板娘（洁姐）”的身份未予否认。珠海联运车队（含开平市珠海专线联运股份有限公司、开平市珠海专线联运车队）未经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余庭沾系该车队的出资人。珠海联运车队不具备运输资格，自2005年起挂靠使用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运输资格进行运营。2019年1月，开平市交通运输局印发《开平市××客运变相挂靠排查整治工作方案》，该方案载明“工作目标：开展为期1年的以排查整治客运车辆变相挂靠为重点的道路运输市场清理整顿专项行动，对客运车辆事实产权归属、驾驶员劳动关系、财务收益分配、运输组织、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审查，全面清理道路客运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变相挂靠行为；整治范围：省、市县际客运班车、农村客运和包车。工作措施：……（二）组织企业自查自纠（2019年3月31日前完成）；（三）开展排查整治验收（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2019年12月17日，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向各车队发出《关于配合做好变相挂靠线路整改工作的通知》，载明“收到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变相挂靠线路整改停运的通知，所有未完成变相挂靠整改的客运路线将于2019年12月18日前全面停运至注销客运标志牌。现为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做好该项工作，我司已制定变相挂靠线路整改方案，请各线路经营者于12月18日前与我司签订相关协议，以避免因停运造成损失”。2020年1月22日，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与余庭沾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余庭沾将现时经营的珠海线14辆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转让给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向余庭沾支付转让价款1065000元。协议书还约定，车辆的所有权及经营权转让日期为2020年2月28日；自车辆交付之日起，车辆交付之日前的驾驶员劳动关系由乙方负责，车辆交付之日后的驾驶员劳动关系由甲方负责。上述协议书还附有附件，附件显示有14辆转让车辆的车牌号、所属车队、车辆类型等信息，还显示有珠海线驾驶员的名称。上述协议书除了对车队驾驶员的安置问题进行约定外，对车队其他员工的安置问题未进行约定。2020年3月31日，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向关伟尧发出《通知》，通知载明“关伟尧先生，您好！你应聘的我公司驻珠海站站务员岗位一职，经综合考虑决定录用，请您于2020年4月5日前携带有关资料到公司办理入职手续”。关伟尧主张其从珠海联运车队离职后，余庭沾推荐其到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处继续工作，但因其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就工资问题及工作时间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其最终没有入职开平市运输总公司。2020年8月6日，关伟尧以余庭沾、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开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裁决确认申请人关伟尧与被申请人余庭沾从2005年6月20日至2020年3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2、裁决被申请人余庭沾支付申请人关伟尧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2750元；3、裁决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经审理，开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0月9日作出开劳人仲案非终字（2020）46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关伟尧的全部仲裁请求。上述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关伟尧于2020年10月17日收到仲裁裁决书后不服，遂于2020年10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关伟尧持有多份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于2014年至2017年期间出具的《委托书》原件，上述《委托书》的主要内容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委托关伟尧前往珠海市交通局办理粤J×××××、粤J×××××、粤J×××××、粤J×××××、粤J×××××等车辆的违章处理业务。另关伟尧还持有珠海联运车队出具的多份《证明》原件，《证明》的主要内容涉及粤J×××××、粤J×××××、粤J×××××、粤J×××××等车辆的调度。上述《委托书》及《证明》所载的大部分车牌号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及余庭沾双方于2020年1月22日所签的《车辆转让协议书》附件所载的车牌号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劳动争议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伟尧与余庭沾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伟尧申请劳动仲裁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三、余庭沾应否向关伟尧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2750元；四、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和《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规定，劳动关系的主体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且双方成立劳动关系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本案中，余庭沾系自然人，不符合劳动法规定的用工主体资格，即关伟尧与余庭沾之间并不符合构成劳动关系法定的主体要件。现关伟尧诉请确认其与余庭沾于2005年6月20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庭审中，关伟尧主张珠海联运车队与其存在用工关系，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工作证、稽查证、工资签领表、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账单详情、《证明》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关伟尧提供的证据已具备证据优势，可依法认定关伟尧在珠海联运车队工作，与珠海联运车队存在用工关系。但因珠海联运车队未经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不属于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故珠海联运车队与关伟尧之间的用工关系属于非法用工关系。余庭沾抗辩关伟尧系由案外人林石强聘请、关伟尧与林石强存在劳务关系，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余庭沾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另余庭沾还抗辩即使关伟尧在珠海联运车队工作，但因关伟尧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属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职责范围，故关伟尧应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于余庭沾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关伟尧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工作证、工资签领表、微信聊天记录、账单详情等证据，可认定关伟尧受珠海联运车队的管理、其工资由珠海联运车队进行发放，即关伟尧并非受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管理、亦非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发放工资，两者之间并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加之，余庭沾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通知》显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曾于2020年3月31日通知关伟尧于2020年4月5日前到其公司办理入职手续，如关伟尧原已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按常理，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不会于2020年3月向关伟尧发出上述《通知》，故此，一审法院对余庭沾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余庭沾主张其于2019年2月底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解除挂靠关系，而关伟尧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是2020年8月6日，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关伟尧则认为珠海联运车队于2020年3月31日解除与其之间的劳动关系，故其申请劳动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本案中，关伟尧与珠海联运车队解除用工关系之日即为关伟尧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故此，认定关伟尧申请仲裁是否已过仲裁时效，应以关伟尧与珠海联运车队何时解除用工关系为依据。如前所述，关伟尧与珠海联运车队存在非法用工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可依照劳动争议相关规定处理本案用工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珠海联运车队应对关伟尧的工作年限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首先，作为珠海联运车队出资人的余庭沾，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关伟尧的离职时间，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关伟尧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账单详情显示，珠海联运公司有关人员向关伟尧发放了2020年3月的工资。再次，余庭沾于2020年1月22日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约定“余庭沾将其经营的珠海线的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转让给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车辆的所有权及经营权转让日起为2020年2月28日，车辆交付之日前的驾驶员劳动关系由余庭沾负责”，且余庭沾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于何时将协议约定的车辆交付给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基于上述，一审法院对余庭沾主张的其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于2019年2月底已解除挂靠关系不予采信，并依法确认关伟尧与珠海联运车队的非法用工关系于2020年3月31日终止。即关伟尧于2020年3月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于2020年8月6日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双方的庭审陈述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可认定珠海联运车队解除其与关伟尧之间的用工关系，系因出资人余庭沾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解除、珠海联运车队需解散。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和第九十三条“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现珠海联运车队因解散而终止与关伟尧之间的用工关系，余庭沾作为珠海联运车队的出资人，应向关伟尧支付经济补偿。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的规定，计算经济补偿，需确认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和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本案中，根据关伟尧提供的微信账单详情，可认定关伟尧在用工关系终止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2850元。至于关伟尧在珠海联运车队的工作年限问题，如前所述，珠海联运公司应对关伟尧的工作年限承担举证责任，现余庭沾未能举证证明关伟尧的入职期间，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结合关伟尧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稽查证上显示的时间“2005.7”，以及关伟尧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工资签领表最早显示的时间为2006年4月，故此，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关伟尧于2005年7月1日入职珠海联运车队。关伟尧主张其于2005年6月20日入职，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关伟尧于2005年7月1日入职珠海联运车队，于2020年3月31日离职。关于经济补偿的金额问题。虽然关伟尧自2005年7月1日起与珠海联运车队存在非法用工关系，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本法实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的规定，因于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施行前，未有法律法规规定劳动合同因用人单位解散而终止时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故此，本案中，对关伟尧主张的经济补偿计算年限应从2008年1月1日起算，即计算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综上，余庭沾应向关伟尧支付经济补偿35625元（2850元×12.5个月）。因关伟尧月平均工资并未高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余庭沾抗辩计算经济补偿不能超过12个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将客运线路发包给不具备法定资质的余庭沾，允许其挂靠承包经营并获利，应承担因违反行政许可规定而产生的必要法律后果，应对余庭沾应支付给关伟尧的经济补偿3562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三款、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余庭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经济补偿35625元给关伟尧；二、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关伟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元（关伟尧已预交），由余庭沾、开平市运输总公司负担。关伟尧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余庭沾、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中，余庭沾、开平市运输总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关伟尧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七张珠海联运车队的车票；2.三枚印章：拱北站场章（1）、拱北站场章（2）、联运业务章，以上两份证据证明珠海联运车队是对外独立经营的主体，并非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下属的运输部门，而余庭沾作为该车队的投资人，对关伟尧具有管理及工作安排的权力，其工作是该车队的重要工作组成部分。3.《证明》一份、珠海联运车队的车辆照片两张，证明珠海联运车队对相关车辆、驾驶员的工作安排及放假安排，关伟尧的工作受珠海联运车队的管理和安排。本院组织了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与质证。经审核，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对上述证据综合予以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对余庭沾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关伟尧与珠海联运车队、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关系如何认定；经济补偿金如何确定；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关于关伟尧与珠海联运车队、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余庭沾上诉主张珠海联运车队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之间属于内部承包经营关系，经营模式转变后，关伟尧没有离职，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为关伟尧的用人单位。经审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的规定，劳动关系的主体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本案中，关伟尧入职珠海联运车队从事站务工作，受其管理，由其发放工资，故关伟尧与珠海联运车队存在用工关系。因珠海联运车队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的规定，珠海联运车队的法律责任应由出资人余庭沾承担。余庭沾与关伟尧均为个人，双方之间并不符合构成劳动关系的法定要件，余庭沾借用未办理营业执照的珠海联运车队等名称进行经营活动，故余庭沾与关伟尧之间属于非法用工关系。根据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出具的《通知》显示，该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通知关伟尧办理入职手续，可见关伟尧2020年3月之前并未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因此，余庭沾关于珠海联运车队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为内部承包关系、关伟尧为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的员工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如何确定的问题。余庭沾则上诉主张即使其需支付关伟尧的经济补偿金，其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于2019年3月不存在挂靠关系，关伟尧工资已由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发放，关伟尧的经济补偿金应从2008年1月1日计至2019年2月28日。本案中，珠海联运车队挂靠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经营，其因政策调整原因解散，其与劳动者关伟尧解除用工关系，余庭沾作为珠海联运车队的出资人，应支付关伟尧的经济补偿金。关于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的规定，关伟尧的经济补偿金应从《劳动合同法》施行之日即2008年1月1日起算，计至其与珠海联运车队结束用工关系止。从关伟尧工资发放情况及双方陈述可知，珠海联运车队实际上于2020年3月与关伟尧解除用工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关伟尧的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余庭沾该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余庭沾上诉主张其与开平市运输总公司于2019年3月开始不存在挂靠关系，有关财务、收支等全部归开平市运输总公司统一管理，《车辆转入协议书》只是约定车辆交接和驾驶员承接问题，关伟尧并非驾驶员，不属于该协议调整范围，即使关伟尧认为余庭沾侵害其劳动权益，应当自2019年3月起主张权利，其于2020年8月提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本案中，关伟尧与珠海联运车队的用工关系于2020年3月底终止，双方就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等问题发生争议，即关伟尧于2020年3月底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于2020年8月6日申请仲裁，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关伟尧主张权利并未超过仲裁时效。余庭沾该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庭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余庭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敏忠审 判 员 梁宇俊审 判 员 徐 闯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法官助理 陈咏珏书 记 员 陈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