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5民终25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卫东，女，1967年2月19日生，汉族，住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承华，系梁卫东丈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瑞才，男，1971年2月19日生，汉族，住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传，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启国，男，1967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传，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卫东因与上诉人郭瑞才、被上诉人胡启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2021）豫1525民初2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卫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承华，上诉人郭瑞才与被上诉人胡启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卫东上诉请求：1、撤销固始县人民法院（2021）豫1525民初2016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由被上诉人胡启国支付梁卫东的建房款46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费用（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9.21%计算，三笔款项分别从收款日计算至还清为止），被上诉人郭瑞才对26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因此作出的判决明显故意偏袒被上诉人胡启国。1、一审判决认为：“从被告胡启国提供的证据看，房屋是被告郭瑞才与他人联合开发建设，被告胡启国又把收到原告梁卫东的200000元转交给了被告郭瑞才；原告梁卫东没有证据证明胡启国是房屋开发建设人；所以，本院认为应当是被告郭瑞才用原告梁卫东的出资款与他人联合开发建设房屋”。首先，上诉人并不认识郭瑞才，无亲无故为什么会拿出如此多的钱给他，而且是让他用于和别人联合开发建设房屋。这样认定事实显然于情于理说不通，也让人感到荒唐。事实是：被上诉人胡启国利用梁卫东和他老婆冯宏之间同学关系找到上诉人梁卫东要求合资建房，并从梁卫东手中拿走460000元（前两次是胡启国本人打的收条，最后一次胡启国来拿钱时，冯宏带着郭瑞才也在场。胡启国收到钱后，冯宏让胡启国打收条，催他两次后，胡说他正在开车，让郭瑞才替胡启国打收条收的共计260000元）。所以，胡启国应当承担460000元全额还款责任，郭瑞才因为替胡启国打收条应对其打收条的26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的所有纠纷皆是胡启国一手造成的，他利用梁卫东对他的信任先实施欺骗，骗钱得逞后又耍无赖，自始至终不主动承担责任。其次，开庭过程中的事实在开庭笔录中没有如实记录，在判决书中也没有如实陈述。开庭当时的情形是：刚开始时审判长汪秀火问胡启国老婆冯宏“郭瑞才和你什么关系？”冯宏说“郭瑞才是我外甥女婿”。胡启国代理人王世传答辩说我与郭瑞才合资建房，汪秀火问郭瑞才“是不是和梁卫东合资建房？”郭瑞才说“不知道”，汪秀火又问郭“你到底有没有和梁卫东合资建房？”郭瑞才说“不知道还是不知道”。接着胡启国代理人王世传又出示所谓郭瑞才给胡启国写的200000元收条复印件，问梁卫东见没见过，梁卫东说“不知道也没见过”；当给郭瑞才看时，郭瑞才看都不看，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打的我认，不是我打的我不认”。接着汪秀火又问梁卫东“你的460000元是不是都交给胡启国了？”梁卫东说是的。而这些事实，在开庭笔录中居然消失了。上述情况表明，郭瑞才根本不认可是他从胡启国手中拿了梁卫东的钱，这个钱就是胡启国收取和使用的。但判决书却直接认定胡启国收到梁卫东钱后全部转给郭瑞才了，这是基于什么事实和证据认定的。同时，在判决书中，对上述复杂的事实表述只是在郭瑞才的答辩意见中陈述一个“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要表达啥。这种对开庭事实的陈述和认定根本就是歪曲和悖离开庭的真实情况。第三，郭瑞才是胡启国老婆冯宏的外甥女婿，胡启国与郭瑞才之间所出具的一切证据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和认定。被上诉人所出具的证据没有一个与上诉人有关，上诉人也从来不知道有这些证据，现在胡启国拿出这些与其有亲属关系所谓的证据来否认其占用梁卫东的46万元钱，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和认可，一审法院作出认定和判决，是非常明显的错误，人为的错误。2、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一审判决犯了有证据不认、对重要证据的质证存在疏漏的重大错误。对胡启国直接打的200000元收条，一审判决直接忽略，而对胡启国与郭瑞才串通伪造的所谓证据却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绝对是对上诉人权利的一种剥夺和藐视，严重不公平、不正义。一审法院在整个庭审中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开庭后，法官没有按照规定让上诉人核对笔录，结果现在的笔录中该有的内容没有、不该有的内容却出现了。被上诉人的谎话被当庭驳斥后，法官仍然采信其谎话并写在判决书中。对上诉人的真话都要证据，否则不予采信，没有用同一标准对待双方，导致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荡然无存。二、关于利率计算问题。被上诉人占用上诉人的钱款，依法应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计算标准按交易习惯是按资金占用时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应该是年利率9.21%（即同期银行贷款的基准利息向上加50%）；但判决的前面460000元按照6%计算，为什么2020年8月20日后460000元只按3.85%计算，及其不合理，是为后期还款留余地，便于后期再次耍赖。三、关于还款责任认定问题。要求合作建房的是胡启国，梁卫东的钱也是胡启国出面来拿的，梁卫东起诉的也是胡启国和郭瑞才两被告，为什么判决仅仅要求被告郭瑞才承担还款责任。而应该承担全部还款责任的始作俑者胡启国反而没有承担丝毫还款责任，这样的判决只能说是太大胆、太荒唐；也没有任何公正性和说服力，对社会也根本无法给予一个说法和交待。只能说一审法院视法律如儿戏，这也是对胡启国的肆意偏袒。上诉人一定要还原事实真相，绝不放弃。胡启国、郭瑞才共同辩称，一、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决由郭瑞才返还梁卫东建房款正确；梁卫东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还款责任认定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09年2月12日，郭瑞才与固始康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由郭瑞才以185万元取得岳桥文化新村6#、7#楼开发权。当年3月，梁卫东经胡启国夫妇介绍与郭瑞才相识，郭瑞才与梁卫东达成了合资建房口头意向，由梁卫东向郭瑞才投资56万元，郭瑞才负责建房，待房屋建成后，梁卫东根据房地产成本分得岳桥文化新村7#楼东单元西侧一至六层中相应面积的房屋。该口头意向达成后，梁卫东分别于2009年3月11日、5月31日通过胡启国支付建房款各10万元并由胡启国分别为梁卫东出具收据。胡启国收到该款后，分别于次日将该款转交给了郭瑞才，并由郭瑞才为胡启国分别出具收据。2010年3月30日，梁卫东直接向郭瑞才支付建房款26万元，至此，梁卫东共支付建房款46万元属实，其中的20万元由胡启国代收后转交给郭瑞才，另26万元由郭瑞才直接收取。该事实有郭瑞才与固始康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胡启国为梁卫东出具的计款20万元收据两张、郭瑞才为梁卫东出具的26万元收据一张、郭瑞才为胡启国出具的计款20万元的收据两张为证。因与固始康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的是郭瑞才而非胡启国，亦非郭瑞才和胡启国，且胡启国经手收到梁卫东的20万元后转交郭瑞才的事实，有郭瑞才为胡启国出具的收据为证，故原审只应认定是郭瑞才用梁卫东的出资款与他人联合开发建设房屋。另外，自2011年7月以来，梁卫东以胡启国出具的20万元收据为据，以胡启国是公务人员而从事房地产开发为由，多次向地方和中央各级人民银行、纪检监察部门投诉，要求查处胡启国。也正因上述《联合开发协议书》的签订人是郭瑞才而非胡启国，胡启国虽收取梁卫东20万元，但郭瑞才为胡启国出具的收据足以证明该款确已转交郭瑞才，相关部门虽多次调查，均以不能认定胡启国参与该房地产开发而终结调查。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郭瑞才在与他人联合开发房屋过程中，直接及通过胡启国共收取梁卫东的建房款46万元，原审据此判决由郭瑞才返还梁卫东建房款46万元，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正因梁卫东与郭瑞才过去不熟悉，而胡启国是梁卫东与郭瑞才合资建房的介绍人，故梁卫东在与郭瑞才合资建房初期，将建房款20万元通过胡启国转交郭瑞才，符合民风民俗。双方相识一年后，梁卫东与郭瑞才已互信，梁卫东才直接将建房款26万元交给郭瑞才。故梁卫东关于与郭瑞才原不认识而不可能与其合资建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原审判决由郭瑞才向梁卫东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费用，系适用法律错误。在梁卫东支付建房款46万元后，因其明确表示不再投资剩余10万元且明确要求解除合资建房关系，郭瑞才同意，且双方均同意待房屋销售回款后退还该46万元。但2011年6月郭瑞才出售房屋时，梁卫东以未退还其建房款不能销售房屋为由提出异议，致相应面积的房屋至今未能销售。自2011年7月至今，梁卫东投诉胡启国违法从事房地产开发，并以此事与郭瑞才无关、款必须由胡启国退还为由，拒绝接受郭瑞才的退款。可见，双方解除合资建房关系时并未约定利息，后梁卫东拒绝接受郭瑞才的退款，故梁卫东要求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无事实依据。原审庭审中，梁卫东的代理人明确陈述本案“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从梁卫东只投资而不参与经营管理，不承担投资风险，郭瑞才在双方未进行合作经营结算的情况下同意返还梁卫东全部投资款的事实可以看出，本案虽名为投资，确实为借款。在该借贷关系中，双方并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审判决郭瑞才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费用及计算标准均无法律依据。为此，郭瑞才已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支持郭瑞才的上诉请求。综上，除原审判决郭瑞才支付资金占用费用系适用法律不当而需改判外，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正确，程序合法；判决郭瑞才返还梁卫东46万元，郭瑞才无异议，该判决正确。为此请求驳回梁卫东的上诉，撤销郭瑞才负担资金占用费用的判决，改判由郭瑞才返还梁卫东建房款46万元。郭瑞才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第一项中关于上诉人“并支付占用期间的费用”内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正确。2009年2月12日，郭瑞才与固始康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由郭瑞才以185万元取得岳桥文化新村6#、7#楼开发权。当年3月，梁卫东经胡启国夫妇介绍与郭瑞才相识，郭瑞才与梁卫东达成了合资建房口头意向，由梁卫东向郭瑞才投资56万元，郭瑞才负责建房，待房屋建成后，梁卫东根据房地产成本分得岳桥文化新村7#楼东单元西侧一至六层中相应面积的房屋。该口头意向达成后，梁卫东分别于2009年3月11日、5月31日通过胡启国支付建房款各10万元并由胡启国分别为梁卫东出具收据。胡启国收到该款后，分别于次日将该款转交给了郭瑞才，并由郭瑞才为胡启国分别出具收据。2010年3月30日，梁卫东直接向郭瑞才支付建房款26万元，至此，梁卫东共支付建房款46万元属实，其中的20万元由胡启国代收后转交给郭瑞才，另26万元由郭瑞才直接收取。上述事实中，上诉人郭瑞才与固始康源置业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建设房屋的事实，有《联合开发协议书》为证；被上诉人梁卫东经胡启国和郭瑞才共同支付建房款46万元的事实，有胡启国为梁卫东出具的收据两张、郭瑞才为梁卫东出具的收据一张为证；胡启国收到梁卫东的20万元后转交郭瑞才的事实，有郭瑞才为胡启国出具的收据两证为证。原审据此认定郭瑞才用梁卫东的出资款与他人联合开发建设房屋正确。二、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费用系适用法律错误。在被上诉人支付建房款46万元后，因其明确表示不再投资剩余10万元且明确要求解除合资建房关系，经胡启国说和，上诉人同意，且双方均同意待房屋销售回款后退还被上诉人投资款46万元。但2011年6月上诉人出售房屋时，被上诉人以未退还其建房款不应销售房屋为由提出异议，再经胡启国协调，上诉人同意将46万元退还被上诉人，而此时被上诉人要求退还的款项从86万元逐步涨到190万元，致协调未果。自2011年7月至本次诉讼前的近10年时间内，被上诉人仅以胡启国出具的20万元收据为据，以胡启国是公务人员而从事房地产开发为由，多次向地方和中央各级人民银行、纪检监察部门投诉，要求查处胡启国，以期用要挟方式获得更大利益。为此，相关部门多次向上诉人调查相关事实，上诉人均作了如实陈述，终因与固始康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的是上诉人，胡启国虽为梁卫东出具了20万元建房款收据，但上诉人为胡启国出具的收据足以证明其已将该20万元转付上诉人的事实客观存在，各相关部门均以被上诉人合资建房的是上诉人而非胡启国之结论终结调查。在此期间，为消除因相关部门调查胡启国而造成的负面影响，胡启国主动要求从固始人民银行调到商城人民银行，再辞去公职。为此，上诉人深感愧疚。为化解矛盾，上诉人多次主动要求退款，但被上诉人均以此事和上诉人无关、款必须由胡启国退还为由拒绝。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双方解除合资建房关系时并未约定利息，房屋销售时，上诉人同意退还投资款46万元，而被上诉人却无据要求退还190万元，致46万元退还未果，后被上诉人虽一直投诉胡启国违规经商，但其并未要求且明确拒绝接受上诉人退还，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无事实依据。本案中，无论是合资建房还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在无证据证明上诉人违约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费用及计算标准均无法律依据。依据原审判决，至2021年3月4日被上诉人提起原审诉讼前一日，上诉人多负担资金占用费用307718.25元，为此，特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上诉人负担资金占用费用的判决。梁卫东辩称，郭瑞才上诉所称内容全部是假的，都是自导自演的，郭瑞才是胡启国的亲戚，想怎么写都可以。关于利息的上诉理由不对，利息肯定是要支付的。胡启国辩称，没有异议。梁卫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两被告共同返还建房款本金460000元及占用期间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9.21％计算至还款日），并由双方相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梁卫东确实拿出了460000元钱。2、被告郭瑞才与他人联合开发建设房屋。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梁卫东当初出资时，无论是将钱交给被告胡启国、还是被告郭瑞才，确实是为合资建房，对于这一点，三张收条有明确记载，庭审中当事人也没有否认。但事实上，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合资建房协议，没有明确约定双方的投资比例、房屋的分配、盈亏的计算等权利义务；原告梁卫东也没有实际参与建房过程中，只是把钱拿出来交给了两被告；所以，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不是合资（合作）开发建设房屋的关系。从被告胡启国提供的证据看，房屋是被告郭瑞才与他人联合开发建设，被告胡启国又把收到原告梁卫东的200000元转交给了被告郭瑞才；原告梁卫东没能提供证据证明胡启国是房屋开发建设人；所以，法院认为应当是被告郭瑞才用原告梁卫东的出资款与他人联合开发建设房屋。原告在庭审中增加“该案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依据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这与原告要求利息的诉求是相互矛盾的，也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相符合，故原告的“该案名为投资实为借贷”陈述，法院不予采信。原告虽然在庭审中增加“该案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借贷；被告郭瑞才也没有向法庭提供举证，证明其可以长期的无偿占有、使用原告梁卫东的大笔资金（460000元）；所以，依据公平原则，被告郭瑞才应当返还原告梁卫东资金46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费用（2020年8月20日前，按年利率6％计算；2020年8月20日后，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原告合理部分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郭瑞才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梁卫东的建房款460000元并支付占用期间的费用（2020年8月20日前，两个100000元和一个260000元三笔款项分别从收款日按年利率6％计算；2020年8月20日后，460000元统一按年利率3.85％计算至实际还款日）。二、驳回原告梁卫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18元，减半收取即6359元，由被告郭瑞才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1、胡启国应否承担责任；2、一审计算利息是否正确。关于胡启国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2019年3月11日和2019年5月31日，胡启国分别向梁卫东出具建房集资款10万元的收条两张；2010年3月20日，郭瑞才向梁卫东出具合资建房款26万元收条一张。虽然梁卫东主张其和胡启国之间存在合资建房的约定，但由于梁卫东在一、二审期间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和胡启国之间存在合资建房约定，而且梁卫东在2010年又向郭瑞才支付合资建房款26万元，郭瑞才对收取梁卫东的合资建房款也予以认可且提交了和案外人固始康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予以印证，因此原审基于各方并未明确约定投资比例、盈亏分配等具体权利义务的客观情况，认定本案实际系郭瑞才收取梁卫东的合资建房款并与他人联合开发建设房屋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由于一审中胡启国辩称该两张收条系受郭瑞才委托而代为收款，郭瑞才也认可这一事实，因此，应当认定胡启国和郭瑞才之间构成委托关系。虽然梁卫东始终坚称其是和胡启国之间存在合资建房约定而并不认识郭瑞才，但结合2010年3月梁卫东又向郭瑞才交款26万元的事实以及本案庭审情况，应当认定梁卫东知道胡启国和郭瑞才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因此，梁卫东在本案中要求胡启国承担责任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计算利息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中，虽然梁卫东提交证据拟证明本案是合资建房关系，但由于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签订合同或者对投资比例、盈亏分配等具体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因此本案双方并不构成合资建房关系。由于梁卫东并未和胡启国或者郭瑞才约定支付款项的利息，梁卫东也没有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郭瑞才事实上也使用了梁卫东的46万元，因此一审认定郭瑞才应当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故郭瑞才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上诉人梁卫东关于本案利息应当按年利率9.21%（即银行同期贷款的基准利息向上加50%）计算利息的上诉理由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梁卫东关于一审程序违法、故意偏袒被上诉人胡启国的上诉理由也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卫东和郭瑞才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18元，由梁卫东负担8680元，郭瑞才负担40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峰审判员 马 勇审判员 姚 涛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春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