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镇赉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821民初496号原告：刘长春，男，1959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镇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礼，镇赉县镇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镇赉县建平乡民生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高国军职务：村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庆，吉林柴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长春与被告镇赉县建平乡民生村村民委员会（简称“民生村委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长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礼，被告民生村委会法定代表人高国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庆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长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3亩林地损失70000元。事实与理由：1984年原、被告签订农业承包合同书一份。原告承包林地3亩（大亩），栽植杨树1200棵，至2015年存活720棵，树龄31年。2015年被告私自将原告3亩林地砍伐出卖，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未果，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请依法公判。    民生村委会辩称，1984年原、被告没有签订农业承包合同书，原告也没有承包被告林地3亩，也没有栽植杨树1200棵，原告主张存活720棵我方也不认可，树龄31年也不认可。我方也没有私自将林地砍伐出卖，不存在侵害原告权益的情形。1996年二轮土地发包时，我方将全村的林地全部收回重新发包，如果原告认为我方将林地收回的行为侵犯了其权益，这也超过了20年最长的诉讼时效。综上，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    庭审中，刘长春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    1、农业承包合同书一份；2、2021年3月8日刘长春表弟杨晓光与建平乡林业站工作人员孙友亮的通话录音一份（U盘）；3、2021年3月25日上午9时刘长春的表弟杨晓光用王少朋的手机与李兴山的通话录音一份（光盘）；4、依照刘长春申请，我院向镇赉县林业和草原局调取了李兴山树木采伐申请书三份以及李兴山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三份；5、两份起诉书、申请书一份、评估鉴定申请书一份、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6、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通知（打印件）、吉林省委省政府吉发［（1994）15号］文件一份（标题是“吉林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中共镇赉县委文件［镇发（1996）28号］文件一份（标题是“关于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若干问题的规定”）；7、陈士国、杨晓光二人的证人证言。    民生村委会质证意见：对证据1：首先，真实性有异议，当时分产到户是在1983年1月1日或当年年初开始施行的，当时不叫“民生村委会”，而叫“民生大队”，刘长春提供的合同显示时间是1984年，所以从时间来看，我方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其次，从镇赉县英华乡民生村村委会公章来看，我方也有异议，因为在1983年的时候是镇赉县英华人民公社民生大队。从该证据内容来看，在第一页须知中明确写明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和盖章、鉴证，而该证据上并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盖章、鉴证，所以该证据没有发生法律效力；该证据的第二页，它的制表单位是“亩”，而在林地一栏写的是“0.30”，是“3分”林地；该证据的第三页上面明确写明的是“农业税统筹款、民办教师工资”等相关缴纳款项的项目，从该内容来看，如果该证据是真实的，应是刘长春分得的相关土地和林地，并不是与村委会签订的林地相关承包合同，该证据的第二页从征购任务统筹粮来看，其中一栏是一定五年任务，从该内容来看，土地、林地等项分得的土地，应该是五年期限；该证据的第四页上面明确写明陈欠款等相关项目，我方认为该证据不能作为双方之间的林地承包合同，应是当时的生产大队给每户村民分得相关土地的烧柴林，该林地当时要是分也是一种烧柴林；从该证据上看也没有相关的承包期限。如果该份证据是真实的，也是村委会给每户村民分配的烧柴林。在1996年二轮土地分配时，也属于全部收回重新分配的村集体相关财产，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这种林地承包合同关系，该证据证明不了刘长春所要证明的问题。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我们有异议，对该合同书封面上所加盖的公章真实性有异议，封面上显示的是合作社，而不是现在的被告，无法证明是我方对刘长春进行了发包；对于证据2真实性和证明问题都有异议，都不认可，因为该证据中的通话双方没有到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通话的这两人我方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李兴山所采伐的树是刘长春的，该证据证明不了刘长春所要证明的问题；对于证据3真实性及证明问题都有异议，都不认可，因为该证据中的通话双方没有到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通话的这两人我方也不认识，该证据不能证明李兴山所采伐的树是刘长春的，证明不了刘长春所要证明的问题。另外，从该证据来看，通话的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从该录音内容来看，属于断章取义，该录音音质也不清楚，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对于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被采伐的树木原归村委会所有，后经公开发包现场抓阄的方式由李兴山承包，该树木我方发包前有林权证，属于我方所有，我方是合法发包；对于证据5，对2018年10月16日的起诉书，我方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不认可。该起诉书证明不了原告向人民法院进行了诉讼，如果是诉讼应该由法院出具不予受理裁决书为证；对2021年3月1日的起诉书和评估鉴定申请书，因该案正在诉讼中，我方不发表意见；对2019年8月21日的申请书和2021年4月1日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通过这两份证据来看，2019年8月21日原告才到仲裁委员提起仲裁申请，与该树木被采伐的时间超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是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本案刘长春主张的是损失，所以该法条不适用于本案；对于证据6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因为是复印件和打印件，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第一份文件是在1997年8月27日发布的，第二轮土地1996年年末重新进行分配。第二份文件是1994年发布的，该文件并没有对烧柴林进行约定，二轮土地分配时，也并没有收回相关村民承包土地进行高价发包，而是重新进行了分配，与该文件规定的内容不符。第三份文件并没有对烧柴林等进行详细规定，该文件也证明不了刘长春所要证明的问题；对于证据7中陈士国的证言真实性有异议，我方不认可；对于杨晓光的证言有异议，该证人与刘长春存在亲属关系，该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法院认证：对于证据1，刘长春庭审中提供了农业承包合同书的原件，虽然民生村委会对该份证据真实性等内容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民生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证据2，民生村委会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都有异议，提出该份录音中的这俩人我方不认识且这俩人也没有到场，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因该份证据系通话录音，本院无法核实录音中双方的身份情况，且从该份通话录音内容来看，该份通话录音内容并不完整，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的认证意见同本院对证据2的认证意见一致；对于证据4，因民生村委会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5中2018年10月16日的起诉书，本院认为，单独的起诉书并不证明刘长春进行过相应的诉讼行为，该起诉书无法证明刘长春所要证明的问题，故本院对该份起诉书不予采信；对于2019年8月21日申请书和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因民生村委会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进而对刘长春曾于2019年8月21日因自己与民生村委会关于林地纠纷一案到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2021年3月1日的起诉书和评估鉴定申请书，认证意见同本院对2018年10月16日的起诉书认证意见一致；对于证据6，庭审中刘长春提交的上述文件均系复印件，未提供原件，为此本院向刘长春释明，是否要求本院调取上述文件的原件，刘长春表示不申请调取，又因民生村委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都有异议，且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故本院对上述文件不予采信；对于证据7中陈士国的证言，陈士国主张2015年秋季和2016年夏季刘长春和他曾到民生村委会协商涉案林地一事，但民生村委会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且刘长春也未提供相关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陈士国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对于证据7中杨晓光的证言，民生村委会有异议，又因杨晓光与刘长春之间系亲属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民生村委会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2006年3月2日我方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3页）一份；2、2009年林改时我方发布的通告稿一份；3、2010年1月18日村两委会议记录一份；4、王海林的证人证言一份。    刘长春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首先，该份村民代表大会记录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是复印件，这三页复印件的来源还是复印件，民生村委会不能提供原件，所以该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村民代表大会的行为违反土地承包法，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间，发包方不得调整土地，民生村委会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形式，收回发包给村民的土地不仅违法，而且程序上也不合法，林地发包给了村民，收回每亩林地村委会给承包方多少补偿以及是否给了补偿都不清楚，如果连补偿都没有，此种行为就是一种具体侵权行为，农民在土地上栽了树并且经营了那么多年，用村民代表会议召开的形式就收回村民林地的方法，侵害了承包方的利益，所以这个会议记录不具有法律效力；再次，参加会议代表22人签字，无法考证谁是村民代表，所以这三页村民代表大会记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法律不保护违法行为，在承包期内收回承包方的土地是错误的，是违法的；最后，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期间内双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法定原则处理，民生村委会发包给刘长春的林地承包期应该依法确认为70年，双方没有约定，只能按照法定原则对待。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根本没有明确记载收回了刘长春的林地，如果收回了必须办理终结土地承包关系的相关手续，民生村委会主张林地全部收回没有证据支持；对于证据2，该份通告（稿）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首先，因为这份通告后面没有村委会的公章，作为一个机关发表通告，应该盖上自己单位的公章，这样才具有通告的效力，现在这份通告连公章都没有，所以它不具有真实性；其次，这份证据与民生村委会刚才举证的第一份证据相互矛盾，2006年3月2日民生村委会记录证明的问题是2006年村委会代表大会将发包给村民的林地统一收回，民生村委会主张1997年至2002年发包方与承包方不存在承包关系，那么为什么在2009年又发布通告让承包林地的承包方于2009年10月30日至12月10日将承包合同向村委会出示？2006年收回了怎么在2009年还要承包方出示合同？这些都是自相矛盾的；最后，合同管理机关是村委会或者乡的经营管理站，让承包方出示合同是什么意思？想收回林地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因为我方没有用书面形式向民生村委会提出终结林地承包关系的申请，发包方在承包期内不得收回承包地，这是法律强制性规定，所以通告不具有证明效力；对于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因为2010年1月18日村两委会议记录不是国家林权制度改革规范性的文件，林权制度改革是用来调查发包给承包方土地面积真实情况的一种措施，决不允许借林权制度改革收回承包方的林地；对于证据4，王海林的证言我方有异议，该证人证言自相矛盾，轮伐期是承包方从开始承包到地上林木的采伐才为一个轮伐期。刚才我方询问证人在一个轮伐期内承包方地上的树木如果没有被采伐，发包方是否有权收回？王海林陈述无权收回，但反过来，王海林又陈述2006年林权制度改革民生村委会发布通告，民生村委会又把林地全部收回去了，1997年民生村委会又对外发包了，王海林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因为我方承包的林地是2015年被砍伐的，所以王海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能作为定案时的参考。    法院认证：对于证据1，民生村委会提供的系复印件，庭审中经本院释明，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原件并释明了逾期不提交的法律后果，但期限已过民生村委会并未提供原件，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刘长春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该份证据并未加盖民生村委会公章，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刘长春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该份证据从形式看系会议记录，该会议记录所议事的内容是“拟定村《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参改人员以在本村居住户口户数、人口为标准，并决定在1月19日前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但并未规定其详细内容，从该份会议记录记载内容来看，无法证实与本案之间具有关联性，且参加会议的李明杰等七人庭审中并未到场，故本院无法核实该会议记录内容的真实性，刘长春亦不认可该份证据；另外，该份证据关于时间方面有涂改，综上，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4，王海林证言中有关1997年二轮土地改革时民生村委会将包含林地的土地收回与刘长春庭审中对在1997年民生村委会将土地收回重新对外发包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对其他部分因无法相互印证，本院不予确认。    本案本院确定如下案件事实：1984年刘长春与镇赉县英华乡民生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农业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在“一、承包耕地面积单位：亩”上载明“八四年：人口3：劳力：1；土地面积：其中林地：．30”，另外该合同书中对其他内容进行了记载；1997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民生村委会将含有林地的土地收回并重新发包。2015年12月李兴山向镇赉县建平乡人民政府（林业站）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相关地块树木进行采伐，有权部门于2015年12月8日向李兴山颁发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刘长春曾于2019年8月21日因自己与民生村委会之间林地纠纷一案到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认为该林地已多年并采伐，应该属于经济纠纷，同时与民生村委会联系协调，未能形成协议，可向法院申请（解决）。庭审中，刘长春未提供自己曾于1984年栽植杨树1200棵，至2015年李兴山采伐前存活720棵等相关的书面证据，也未提供720棵杨树在特征、大小、体积、长度等方面的相关证据。另外，刘长春自认自1997年之后自己就没有再对其所种植的1200棵杨树进行过经营管理，上述树木已不在自己掌控之中。刘长春就自己3亩林地（720棵杨树）遭受损失为由要求民生村委会赔偿遭拒，故而成讼。    根据本院确认的案件事实，现综合评判如下：    刘长春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本院认为，首先，刘长春未提供自己在1984年栽种1200棵杨树，至2015年李兴山采伐前存活720棵以及关于720棵杨树的大小、体积、特征等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即使刘长春在1984年种植了1200棵杨树，但其在庭审中表示在1997年之后就不再对林木进行经营管理，只是在2015年李兴山砍伐后去数树根确定是720棵，因刘长春所种植的杨树已被李兴山在1997年-2015年经营管理期间所覆盖，且目前杨树均已被砍伐，标的物已灭失，刘长春提交的证据不能客观反映其遭受损失的价值，且损失价值无法确定；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据此规定，本案中民生村委会主张刘长春自2015年就已知晓树木被采伐，在2019年8月才向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就其损失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了3年诉讼时效，且刘长春的诉求已超过最长20年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刘长春诉请的是3亩林地720棵杨树的损失，不是主张林木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故本案案由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该案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退一步讲，即使刘长春在1984年种植了1200棵杨树，但刘长春庭审中自认在1997年就已知晓其种植的树木收归民生村委会的事实，且已不在自己的经营、管控之中，刘长春其时已知晓其权利受损，但其未提出异议，直至2019年8月到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就其损失申请仲裁，于2021年才到法院起诉主张赔偿，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权利保护期限20年，且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的情形。虽然刘长春为证明其在2015年至起诉之前多次向民生村委会主张过权利，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主张，且刘长春在2015年就已知晓树木被砍伐的事实，在2019年8月才向镇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就其损失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了3年普通诉讼时效，且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本案有其他中断、中止时效的情形。综合以上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不应启动评估程序来确定刘长春所主张的损失，对刘长春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长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刘长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莫琳审判员樊杰审判员闫铭铭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张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