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8民初910号原告：黎容桥，男，195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文婷，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乡路83号之五、之六、之七、之八、83号部分、83号201部分。负责人：徐顺忠，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倩，女，系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军军，男，系该行工作人员。原告黎容桥与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抵押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黎容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和游文婷、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倩、蔡军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黎容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2.判令被告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涂销抵押登记（他项权证号：156）并自行承担办理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并将办理完毕后国土部门出具的相关文件交给原告；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2月11日起至被告办理完毕涉案土地使用权涂销抵押登记之日期间的因被告妨碍原告对抵押物的使用而造成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20年10月20日为232708.33元（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付为90987.5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至2020年10月20日为141720.83元），该利息损失计算至被告实际完成涉案土地使用权涂销为止；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995年11月29日，原告作为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权属人，其同案外人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及被告签订《抵押担保合同》，该合同约定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借款300万元，该笔借款以原告名下涉案土地使用权作为担保。之后原告同被告办理了前述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登记，他项权号为156号。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524号民事判决书中，案外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已确认案外人广州市溢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七处物业抵还其及其相关公司（包括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在被告及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所借款项本金及利息，招商银行广州分行不再计收广州市溢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贷款本息。故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前述3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早已终结。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涂销抵押登记，被告均不予理睬。原告曾于2018年11月16日起诉被告要求其涂销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登记，当时被告同意并要求原告撤诉，但原告撤诉后被告又拒不履行义务。综上所述，被告的违约行为严重妨碍原告对抵押物的流转及开发使用，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故此原告提起诉讼。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辩称，首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符。根据原告提供的登记簿查册表显示，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人为红荔毛巾厂（黎容桥），并非原告，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涂销登记。其次，涉案土地使用权抵押对应的借款尚存在贷款余额。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于1996年至1997年之间签订的三笔借款合同均由红荔毛巾厂提供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号作抵押，被告系统显示截至目前为止，该三笔贷款尚存在贷款余额。原告提供的证据（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524号民事判决书中关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和广州市溢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所述欠款本息与物业抵债本息的金额不一致，该证据不能证明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三笔贷款已结清。最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利息损失无任何法律及合同依据。被告未办理抵押涂销登记的原因是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欠被告的贷款至今未全部清偿，被告未办理抵押涂销登记并无任何过错，故原告要求被告以300万元为基数，按照贷款利率支付其利息损失无任何合法合理的依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供的2020年8月5日的登记簿查册表显示，坐落在荔××××村梅岭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人为“红荔毛巾厂（黎容桥）”，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号，抵押权人为招商银行增城办事处，他项权号为156。被告称招商银行增城办事处系其原来的名称，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作出的（2017）粤0183民初7431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载明“另查，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所对应的土地上的抵押权人招商银行增城办事处于1997年8月27日经核准变更名称为招商银行增城市支行，后变更名称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本院作出的（2015）穗增法民三初字第7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第三人沿江居委会述称：一、沿江居委会是增城县××城镇××街道居民委员会更名而来，其相关权利义务由沿江居委会承受。二、经了解，红荔毛巾厂是黎容桥为获得设立工商企业的批文而请求挂靠在增城县××城镇××街道居民委员会名下的，名为集体企业，实为个体私有企业。该厂并没有开办在沿江××辖区范围内，沿江居委会未向该厂投资。三、位于荔××××村梅岭（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现增城六一幼儿园所在的房屋及土地不在沿江居委会范围内，沿江居委会没有出资购买上述土地，故该土地不属于沿江居委会所有，应系黎容桥个人财产。……另查明，……三、为查明位于荔××××村梅岭的土地（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的权属人，本院向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函了解，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5年4月8日作出《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协助查询相关土地情况的复函》，载明‘经查询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相关档案资料，未发现有红荔毛巾厂工商登记资料，档案中的《土地转让协议》、《地籍调查表》的签字都是黎容桥一人签字，未见红荔毛巾厂的签章。因此，红荔毛巾厂的性质不详，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权利人实质应为黎容桥。申请土地登记时，黎容桥是以‘红荔毛巾厂（黎容桥）’名义进行申请，由于当时土地登记不规范，未进行红荔毛巾厂的资格审查，因此该《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权利人一栏直接填写了‘红荔毛巾厂（黎容桥）’，建议贵院在审理案件时，对红荔毛巾厂与黎容桥的关系进行审查。’四、为查明红荔毛巾厂的工商登记情况，本院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发函了解，2015年3月23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出具《关于增城市人民法院的复函》，载明‘经查询，增城县××城镇××街道红荔毛巾厂成立于1987年4月23日，现存开业申请登记档案一套，档案显示该企业性质为集体，主管单位：增城县荔城镇第四街道居民委员会；没有该企业的变更和注销档案。当年尚没有数字化系统，在注册登记系统和网格化综合监督系统中没有‘增城县××城镇××街道红荔毛巾厂’的登记信息和年检信息。注册地址现场勘查时未发现该企业。’”关于涉案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的主债权，原告提供1995年11月29日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增城办事处及增城县××城镇××街道红荔毛巾厂经广东省增城市公证处签订的《抵押担保合同》，主张该合同系从国土部门查询所得，系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备案的合同，该合同约定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借款300万元；被告则提供经公证签订的三份《抵押担保合同》及三份《借款合同》，借款分别为300万元、200万元及100万元；被告主张涉案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的主债权为上述三笔借款合计600万元，三笔借款均于1997年到期，且借款本金已经清偿完毕，目前尚欠利息。原告只认可被告提供的300万元借款的《借款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并主张三笔借款均已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原告提供（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524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原审答辩称：首先，本案并非普通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实际纠纷性质是以物抵债。招商银行广州分行曾向广州市溢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溢洋公司）及其二十多个关联公司发放贷款共32977余万元，贷款到期后借款人无力偿还，经多方协商，溢洋公司同意用包括涉讼房产（即建业大厦的一部分房产）在内一批房产向招商银行广州分行抵偿其与关联公司所欠的部分债务，双方在1998年8月25日签订以物抵债的《协议书》……原审庭审中，招商银行广州分行提供如下证据：……三、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甲方）与溢洋公司（乙方）于1998年8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原件），约定：1、乙方确认乙方及相关公司在甲方增城支行及分行营业部借款本金26100.64万元，到1998年8月31日欠利息6876.69万元，合计本息共32977.33万元。2、乙方同意用下列物业抵还甲方债务：……以上物业合计共抵还甲方债务本息32934.15万元，清单见购房契约……6、自签订本协议并办理完毕预售契约签证之日起，甲方不再计收乙方贷款本息，并同时为乙方办理还款凭证，若甲方未能按期收到上述抵债物业，甲方保留对乙方债务的追索权利等。该协议附件《金洋公司以物抵债贷款本息明细》（复印件）列明了百祥贸易、达伦汽配等企业所欠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贷款本息余额。”原告主张上述内容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的主债权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已经消灭。被告认为上述内容不能证明涉案主债权包含在以物抵债范围内，不能证明增城市富溢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而且以物抵债协议中抵债的数额少于债务的数额，故债务并未结清。庭审时，被告确认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号）在其处保管。另查明：原告曾于2018年11月16日起诉被告，要求其涂销涉案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后又申请撤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8）粤0118民初7265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撤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登记簿查册表及人民法院相关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足以证明原告系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权属人及抵押人，被告没有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予以支持，故原告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有争议，原告主张涉案主债权为300万元借款，被告则主张涉案主债权为除了该300万元借款外，还有另外200万元借款和100万元借款，合计600万元借款。且不论原、被告的主张孰对孰错，退一步讲，即使被告的主张属实，按照被告的陈述，该三笔借款已于1997年到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和第四百一十九条“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自涉案主债权到期后至本案起诉之日（从1998年至2021年）已超过20年，被告主张的主债权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而其没有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导致其抵押权不受司法保护。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涂销抵押登记手续，并将登记机关出具的相关文件交给原告，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原、被告双方对涂销抵押登记的费用负担没有约定，且涂销抵押登记是抵押权人的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办理涂销抵押登记的相关费用，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另被告承认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书在其处保管，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土地使用权证书，本院亦予以支持。原告曾在2018年11月16日起诉被告要求其涂销涉案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后原告申请撤诉，本院予以准许。本院认为，首先撤诉的后果等同于从未起诉，即原告在本次诉讼前未曾要求被告涂销抵押登记；其次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在前次诉讼中同意履行涂销抵押登记义务，之后又拒不履行。故此原告以被告妨碍原告对涉案抵押物的使用为由，要求被告赔偿自前案裁定准许撤诉之日即2018年12月11日起至被告办理完毕涉案土地使用权涂销抵押登记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第四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理涂销坐落在荔城镇庆丰村梅岭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号，他项权号为156）的抵押登记手续并承担相应费用，办理完毕后将登记机关出具的相关文件交给原告黎容桥；二、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坐落在荔城镇庆丰村梅岭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土地证号为1××8第0026993-01250114033号）交还给原告黎容桥；三、驳回原告黎容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662元，由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负担30800元，原告黎容桥负担186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丽娜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曾慧茹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