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87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5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缪衢，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6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理人：韩某1（王某2之女），198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鹏，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男，195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9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王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翠成馨园×3号楼×4层×1号房屋（以下简称×1号房屋）是朱某的遗产，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本案系货币补偿，×1号房屋是对实际居住人王某1的安置，不是被拆迁房屋的直接转化，不属于朱某的遗产，不应继承分割。一审法院调查取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对拆迁政策有明显误解。一审法院仅通过电话询问的方式进行调查，且仅根据被调查人员有关户口和居住问题的简单陈述就对本案拆迁妄下结论，主观随意作出与拆迁货币补偿政策及拆迁协议已认定事实相悖的理解。一审中王某1申请法院再次调查，并明确了相关调查问题，但一审法院不予理睬，致使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2018年4月9日韩某1与王某1、王某3在变更监护权诉讼案件中签订《变更监护人协议书》，三方在协议第五条中确认拆迁安置已照顾了家庭中各个成员的利益，各方对拆迁安置不再有异议。该约定表明三方均认可×1号房屋系对王某1个人的安置，拆迁安置中不存在损害王某2利益的情形，《变更监护人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现韩某1代理王某2再次诉讼，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2．关于拆迁补偿款220249元，该款项是对被拆迁房屋的直接补偿，属于朱某的遗产。但在为王某2购买安置房屋时，已将属于王某2的拆迁补偿款份额用于其购买安置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翠成馨园×5号楼×6单元×2号的房屋（以下简称×2号房屋），故不应再行分割。3．关于拆迁补助费26539．6元，根据《朝阳区和平一二三村土地一级开发工程住宅房屋拆迁通知》第九条，该补助费是针对实际居住人的搬家补助和搬家奖励，不是针对被拆迁房屋的补偿，故不属于遗产，不应当继承分割。原审法院将其作为固定补偿项目进行继承分割，显然与拆迁政策和拆迁协议的认定不符。王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王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翠成馨园×3号楼×4层×1号房屋（以下简称×1号房屋）为朱某的遗产，王某2与王某1按份共有，其中王某2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2．判令王某1给付王某2房屋拆迁所得的货币补偿款12339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4与朱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有三名子女，分别为王某2和王某1、王某3。王某4于2001年3月19日去世，朱某于2005年7月27日去世。王某2及王某1、王某3称，王某4和朱某生前均未留有遗嘱。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广和东里八巷×7号的房屋及院落（以下简称×7号院）内房屋原系朱某承租的公有住宅，后由朱某购买为私产。庭审中，王某1、王某3提交朱某于2005年5月2日签字的委托书，内容为：“由于本人身体不好，现将我名下的北京市朝阳区广和东里八巷×7号的房产交给我的儿子王某1全家和王某3全家共同居住，并办理有关的拆迁手续”。王某2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表示即便该证据为真，亦未对房屋拆迁后拆迁利益的分配问题作出处理，故与本案无关。2014年4月11日，土储朝阳分中心（拆迁人、甲方）与“朱某（已故）王某1”（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拆迁协议，对×7号院内正式住宅2间进行拆迁，房屋建筑面积27．73平方米，无在册人口，实际居住人口为产权人王某1；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偿款220249元（其中区位价补偿款190824元、重置价补偿16537元、附属物12852元）、拆迁补助费26539．6元（其中搬家补助费554．6元、空调400元、有线350元、电话235元、工程配合奖2万元、过渡补助5000元）；甲方代扣购房款5394元，故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偿补助费合计241394．6元。因朱某已去世，故该拆迁协议由王某1签署。经询，王某1、王某3表示上述拆迁补偿款及补助费均进入王某1的银行账户。庭审中，王某1、王某3提交《和平村认购翠成馨园经济适用房选房单》《商品房预售合同（经济适用住房）》，其中选房人和购房人均为王某1，购买的房屋即为×1号房屋。2017年12月18日，×1号房屋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登记所有权人为王某1，房屋建筑面积71．35平方米，按照预售合同约定的单价3180元/平方米，总价应为226893元。经询，王某1、王某3表示×1号房屋的购房款由王某1支付。因×7号院内另有自建房1间，2014年4月11日，土储朝阳分中心（拆迁人、甲方）与王某2（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拆迁协议，对该1间自建房进行拆迁，乙方在册人口及实际居住人口均为王某21人，甲方应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91000元（包括工程配合奖2万元、过渡补助费5000元、自建房补助66000元）。因王某2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拆迁协议由王某2彼时的监护人王某3签署。后王某2购买了×2号房屋，发票记载购房款金额为170162元。庭审中，王某1、王某3主张×7号院的自建房1间系王某1及其妻子时静所建，王某2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交王某2与韩某2离婚纠纷的（1987）朝民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和（1987）中民字第822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判定×7号院自建房1间归王某2所有，并由王某2给付韩某2补偿款100元。王某1、王某3就自建房1间的建设事宜申请王某1的配偶时静出庭作证。时静称该自建房1间是其与王某1结婚后由其所在的单位提供的建筑材料建设的，是因为当时时静与王某1结婚后没有地方住，向单位申请的建筑材料，时静所在的单位是铁路相关单位，能够提供枕木等建筑材料，当时王某2年纪还很小，后来王某2结婚时也没有房子，就把就这1间自建房借给他们居住，当时屋内的家具也都是时静结婚时的家具，后来王某2离婚了，通过本案的诉讼时静才得知在王某2的离婚判决书中上述自建房1间变成了王某2的财产，这在王某2离婚当时时静与王某1是不知道的。王某2对时静的证言不予认可。经询，时静表示其原来所在的单位已经不存在了，其也已经70岁了，原来的单位领导也都不在了，故无法就其曾向单位申请建筑材料的事实进行举证。关于×7号院拆迁安置时的具体考虑因素，法院向相关拆迁公司的经理王钊进行了询问。王钊表示，拆迁时仅有朱某和王某2的户口落在×7号院，王某2居住在×7号院，王某1并不在此居住。之所以与王某1签订拆迁协议，是因为当时朱某已经去世多年，被拆迁房屋在此前已经由朱某购买为私产，但由于王某2系智残人士，王某3也不出面，且其二人均已单独签订拆迁协议，于是就让主事的大哥王某1出面签订了针对朱某的房屋的拆迁协议。该协议共安置房屋一套，安置时的主要考虑因素是朱某被拆除的房屋。此外，王某2所签协议对应的自建房一间安置了一套回迁房屋，这样朱某购买为私产的原公租房2间及同一地址的自建房1间共签订两份拆迁协议，各安置房屋一套，这种安置方式是考虑到此户的特殊情况及推进拆迁工作的困难性而给予的照顾。2018年4月26日，王某2的监护人由王某3变更为韩某1。2018年4月9日，王某3（甲方）曾与王某2之女韩某1（乙方）签订变更监护人协议，其中约定：变更监护人判决作出后七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为王某2的购房款8万元，并补偿甲方自2004年至2018年照顾王某2的劳务费7万元，共计15万元；因为当年拆迁安置的问题，拆迁部门是按照政府有关规定进行的，并且照顾了家庭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利益，并且没有因为某个家庭中的成员，而损害了另外一个家庭中成员，因此甲乙双方都不得在以后任何时间，提出对家庭中任何一个成员，提出任何主张和异议，更不能提起诉讼。王某2提交韩某1名下银行交易明细，显示韩某1于2018年5月20日向王某3转账支付了15万元。庭审中，王某1、王某3表示×2号房屋的购房款8万元系由王某1垫付，但王某1表示可以找王某3索要该8万元。庭审中，王某2提交其前夫韩某2（即韩某1之父）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拟证明王某1、王某3为了拆迁利益，故意不让韩某2告诉韩某1关于涉案拆迁的事实，进而证明王某1、王某3占有王某2的拆迁利益的目的。王某1、王某3不认可上述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王某2与王某1、王某3争议焦点为，×1号房屋及×7号院正式房屋2间拆迁所得补偿款、补助费是否属于朱某的遗产。根据法院庭审查明及调查了解的事实，×7号院内房屋由朱某购买为私产，在朱某去世后并未在其继承人之间对房屋进行分割，故拆除×7号院内正式房屋2间所得的拆迁补偿款应属朱某的遗产。王某1、王某3虽称其中支出约8万元为王某2购买×2号房屋，但根据王某2的举证，韩某1已将×2号房屋的购房款8万元支付给王某3，王某1亦表示可以向王某3索要该8万元，故法院在分割上述拆迁补偿款时不再扣除相应的×2号房屋购房款。关于拆迁补助费是否属于朱某的遗产，法院认为，根据法院调查了解的情况，×7号院拆迁时王某1的户口并未落在×7号院，其亦不在此居住，拆迁人系根据该户的特殊情况与王某1签订了拆迁协议，相应的补助费并非针对王某1个人发放，而系根据相应的拆迁安置政策设置的固定补偿项目，故亦应作为朱某的遗产予以分割。上述拆迁补偿款及补助费合计241394．6元，由王某2及王某1、王某3各继承三分之一，计80464．87元。关于×1号房屋是否应认定为朱某的遗产，法院认为，该房屋虽以王某1的名义购买，所有权登记在王某1名下，但根据法院调查了解的情况，王某1的户口不在×7号院，其亦不在此居住，×1号房屋的安置主要考虑的系朱某被拆除的正式房屋2间，即系对原被拆除房屋的补偿，之所以由王某1出面签订拆迁协议及购买房屋均系考虑了该户的特定情况和推动拆迁工作进展的需要，故×1号房屋亦应作为朱某的遗产予以分割。王某1、王某3称×7号院内的自建房1间系王某1夫妇出资所建，但对此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佐证，故法院尊重相应生效法院判决的结果，认定该自建房1间归王某2所有。×7号院的正式房屋2间及自建房1间在拆迁过程中共安置房屋两套，根据法院调查了解的情况，此种安置方案系综合各种事实因素而对该户给予的照顾，法院在分割×1号房屋时综合考虑王某2作为智残人士没有劳动能力的事实，以及其已经因自建房1间获得安置×2号房屋的事实，酌情确定王某2继承×1号房屋28%的份额，王某1、王某3各继承×1号房屋36%的份额。×1号房屋的购房款226893元，亦应由王某2及王某1、王某3按照上述比例负担，其中王某2负担63530．04元，王某1、王某3各负担81681．48元。与王某2及王某3应分得的拆迁补偿款作相应扣减后，王某1应给付王某2拆迁补偿款16934．83元，王某1无需另行给付王某3拆迁补偿款，王某3应给付王某1购房款1216．61元。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翠成馨园509号楼8层805号的房屋28%的所有权份额由王某2继承，36%的所有权份额由王某1继承，36%的所有权份额由王某3继承；二、王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王某2被继承人朱某的遗产16934．83元；三、王某3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王某1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翠成馨园509号楼8层×1号房屋的购房款1216．61元；四、驳回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遗产的范围问题。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7号院内房屋由朱某购买为私产，在朱某去世后各继承人并未对房屋进行分割，故拆除×7号院内正式房屋2间所得的拆迁补偿款应属朱某的遗产。×7号院拆迁时，王某1的户口并未落在×7号院亦不在此居住，拆迁人系根据该户的特殊情况与王某1签订了拆迁协议，补助费并非针对王某1个人发放，而系根据相应的拆迁安置政策设置的固定补偿项目，应作为朱某遗产予以分割。关于×1号房屋，虽以王某1的名义购买，但因王某1的户口不在×7号院亦不在此居住，×1号房屋的安置主要考虑系朱某被拆除的正式房屋2间的补偿，由王某1出面签订拆迁协议及购买房屋均系考虑了该户的特定情况和推动拆迁工作进展的需要，故×1号房屋应作为朱某的遗产予以分割。王某1、王某3虽主张×7号院内的自建房1间系王某1夫妇出资所建，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根据生效判决的结果，应认定该自建房1间归王某2所有。关于遗产分割的问题。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分割×1号房屋时，综合考虑王某2作为智残人士没有劳动能力的事实，以及其已经因自建房1间获得安置×2号房屋的事实，酌情确定王某2继承×1号房屋28%的份额，王某1、王某3各继承×1号房屋36%的份额。同时，×1号房屋的购房款226893元，亦应由王某2及王某1、王某3按照上述比例负担。拆迁补偿款及补助费合计241394．6元，一审法院认定王某2及王某1、王某3各继承三分之一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经过计算，认定在与王某2及王某3应分得的拆迁补偿款作相应扣减后，王某1应给付王某2拆迁补偿款16934．83元，王某1无需另行给付王某3拆迁补偿款，王某3应给付王某1购房款1216．61元并无不当。王某1的上诉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1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申峻屹审 判 员 杨 夏审 判 员 张 弘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 立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