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13民终21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长鹏，男，1968年4月29日出生，满族，律师，住朝阳市双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朝阳佛瑞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朝阳市开发区龙泉街道下河首村。法定代表人：郑朝重，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龙，辽宁达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长鹏因与被上诉人朝阳佛瑞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瑞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龙城区人民法院（2021）辽1303民初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长鹏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以“本院无法确认案涉105万元为借款”为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已提供了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2015年5月29日，上诉人通过建设银行将105万元汇入被上诉人账户内，同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一张，该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双方真实发生了105万元的资金转移。虽然在上诉人汇款时以及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上均注明了“投资”款二字，但事实上该资金就是借款。本案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汇入105万元时，并不是被上诉人的股东，双方也未签订任何的投资协议。而事实上也是当时因被上诉人急需资金，向上诉人承诺年利息10%后，上诉人才答应向被上诉人出借105万元。在其后的数年间，因上诉人一直担任被上诉人法律顾问，双方关系融洽，所以一直也没有就此签订书面的协议或要求被上诉人给予回款承诺。在司法实践中连签订投资协议的所谓“投资款”都可以被认定为借贷法律关系的借款，何况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签订任何投资协议。2．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登记为股东的行为与105万元借款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虽然被上诉人主张该105万元系上诉人的股本投资，但该抗辩理由是不成立的。首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105万元时，还不是被上诉人的股东，被上诉人直到上诉人汇出105万元7个月后，才在没有任何上诉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上诉人变更为股东。双方至今也未签订任何书面的投资入股协议，将事前借款行为抗辩为很久之后的增资入股行为，显然是被上诉人为了逃脱还款责任而进行的狡辩。上诉人已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登记为股东的行为无效。其次，该105万元与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登记为股东的股本额也不相同。2015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登记变更为股东，股本额仅仅为21万元人民币。虽然被上诉人强调上诉人是5倍入股，其余84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但这完全是被上诉人单方的说辞，上诉人完全不知情。3．原审法院未查明其他法律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被上诉人抗辩上诉人的债权并非民间借贷，而是投资法律关系，人民法院若认为该法律关系是存在的，也应该实体审理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事实上退一步说，即使根据被上诉人抗辩理由可以认定为双方基础法律关系为投资纠纷，被上诉人也应该返还上诉人的出资款。首先，就投资法律关系而言，股权出资应该属于要式法律行为，双方必须签订书面的投资协议，否则双方的投资行为应该属于无效的法律行为。而本案双方除汇款凭条的收款收据注明了“投资”二字外，并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存在真实的入股关系，而“投资”有可能是指入股，有可能是合伙投资，更有可能是收取投资收益的单纯借贷。既然双方未签订任何投资协议，被上诉人的增资扩股行为对上诉人就不产生法律效力。无效的法律行为自始无效，被上诉人应该返还105万元无效投资款。其次，即使上诉人成为被上诉人的股东已经过相关部门登记，未经撤销的情况下可以视为生效。但本案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登记为股东的出资额也不过是21万元人民币而已。被上诉人或其他相关人可以另行要求上诉人在登记有效的情况下，尽快履行出资义务，而无权将此前上诉人汇入被上诉人处的借款作出实际股权出资款予以抵扣。再退一步，即使上诉人同意可以将此前的汇款予以抵扣，也不过抵扣21万元而已，而不能将全部105万元汇款以所谓的5倍股金全部计入股本出资额。所以即使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可以视为返还投资款纠纷，因为双方并未签订任何书面的投资协议，被上诉人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曾达成某种投资协议，仅仅以被上诉人的单方行为即将本案的出借款项认定为被上诉人抗辩的5倍股本款，是完全不成立的。佛瑞达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在工商行政部门依法登记的实缴出资股东，其主张的105万元系上诉人的股东出资款。双方系股东出资法律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于2015年5月29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将人民币105万元汇入被上诉人账户，《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明确记载用途为“马长鹏投资款”。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20日召开股东会并做出“一致同意新增注册资本由自然人股东朱玉东、……马长鹏、……等20人和朝阳慧通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该出资完全以货币形式出资，实际出资人民币：2533.900万元，增加注册资金506.78万元，增加公司资本公积2027.12万元”及“十八、一致同意自然人马长鹏增资人民币21.000万元”的决议。由于被上诉人本次增资采用“溢价增资”方式，其中上诉人投资款105万元中的21万元用于增加被上诉人的注册资金，84万元用于增加被上诉人的资本公积。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28日向朝阳市龙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依股东会决议变更股东名册。上述新增股东均是采用与上诉人相同的“溢价增资”增资方式，即投资款的20％计入“注册资本”，80％计入“资本公积”。2．上诉人为担保被上诉人的债务向银行出质自己的股权，进一步证明上诉人系被上诉人公司股东，105万元系其股东出资款。为了被上诉人融资需要，上诉人及刘伟等9人于2020年4月24日与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滨分行签订了《权利质押合同》，该合同是为确保2020年3月13日被上诉人与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滨分行签订的2019年凌滨公司借字第0016号借款合同中被上诉人的义务得到切实履行，上诉人愿意以自己的股权向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滨分行提供质押担保。在此协议上的甲方签名处有上诉人的签名及捺印，上诉人的此行为直接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是被上诉人的合法股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载明的“投资款”认定为民间借贷的案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基础法律关系为投资法律关系无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与会计科目混乱的汇款凭证矛盾，且不符合常理。（二）通常具有多个收款主体，且接受资金一方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三）双方具有利息的约定。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记账凭证明确记载投资款项由“其他应付款”按投资性质转入“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且上诉人记账（增加“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上月和当月的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中的“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完全可以说明被上诉人的会计科目清晰及与汇款凭证不存在矛盾。本案中也不存在多个收款主体，也不存在双方约定利息的情形。综上，原审判决基本事实清楚、法律适用适当，判决结论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马长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借款105万元；2．判令被告给付利息44.1万元，并自2021年5月30日起按年利息7%给付利息，利随本清；3．诉讼费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9日，原告马长鹏向被告朝阳佛瑞达科技有限公司账户汇款105万元，被告朝阳佛瑞达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一张，收款事由注明为“投资款”。2020年8月11日，朝阳市龙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上载明，变更前与变更后，马长鹏均为投资人。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原告虽提供了汇款凭证和收款收据，但收款收据上明确注明为投资款，而非借款。被告抗辩称原告该笔汇款系股东投资款，并提供了工商登记部门的通知书。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该院无法确认案涉105万元为借款，故对原告的诉请，该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马长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220元，减半收取911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11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马长鹏向本院提交了（2021）辽1303民初691号民事裁定书，诉讼费交费收据，马长鹏本人上诉状和辩论意见，用以证明马长鹏已经向龙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另一诉讼，申请确认股权无效，虽然一审驳回起诉，但是已经提起了上诉，马长鹏是股东这一事实未经过本人签字认可。佛瑞达公司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质证称该份裁定没有生效，不能影响本案的审理；马长鹏向本院提交了佛瑞达公司最近和北京新签订的股权增资扩股协议，用以证明公司在增资扩股过程中双方会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在协议中约定出资的期限，这个约定很明确，即使是股东，对于股本金交付时间应该有双方协议约定，公司和每一个股东都有相关的协议。佛瑞达公司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质证称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明问题与本案无关联。佛瑞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15年11月和12月该公司资产负债表、2015年12月31日记账凭证，用以证明投资方的资金走向，被上诉人的会计科目清晰，与汇款凭证不存在矛盾。马长鹏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质证称这组证据早就存在，不属于新证据，不应该作为新证据采信，佛瑞达公司如何入账是公司内部行为，所有入账并没有与马长鹏协商，也未经马长鹏同意，对马长鹏不产生法律效力；佛瑞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权利质押合同，用以证明马长鹏对佛瑞达公司的债务向银行出示过自己的股权证明，该份证据有马长鹏的亲笔签名和捺印，马长鹏系佛瑞达公司的股东。马长鹏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马长鹏为佛瑞达公司提供过担保这个事实没有异议，但是这一事实与马长鹏汇入佛瑞达公司的105万不发生必然的联系。本院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2015年5月29日上诉人马长鹏向被上诉人佛瑞达公司账户汇款105万元系投资款还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马长鹏虽提供了汇款凭证和收款收据，但收款收据上明确注明为投资款，而非借款。佛瑞达公司抗辩称马长鹏该笔汇款系股东投资款，采用“溢价增资”方式，其中21万元用于增加注册资金，84万元用于增加资本公积金，一审提供了公司章程、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工商登记部门的通知书等证据，二审又提交了该公司资产负债表及记账凭证证明资金走向。马长鹏作为佛瑞达公司股东身份，已经于2015年12月20日记载于佛瑞达公司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在马长鹏不能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双方系借贷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本院无法确认案涉105万元为借款，故对马长鹏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马长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19元，由上诉人马长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永涛审判员  刘永志审判员  王海娇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毕 雪（法官助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