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民申254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沈阳市木工机械厂。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法定代表人：徐广萍，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楠，辽宁省航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都俊斗，男，1958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荣（都俊斗妻子），女，1964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沈阳市木工机械厂因与被申请人都俊斗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1民终8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沈阳市木工机械厂申请再审称，我厂属于政府引导下的改制企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已无任何劳动关系。都俊斗1992年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擅自离职回家，后因自身原因造成眼疾，其残疾状况并不属于工伤范畴。1994年双方签订了计划生育协议书，明确都俊斗为停职留薪人员，之后至今其并未为我厂提供过任何劳动。我厂于1998年在沈河区工业管理局领导下进行改制工作，并发布了公告要求职工自愿与企业签订《企业转制上岗自愿书》，都俊斗并未如期办理上岗手续，双方已不存在任何的劳动关系。双方处于“互不找”的状态长达26年，（2019）最高法民再126号判决书明确指出双方长期处于两不找状态，双方的劳动人事关系基础已不复存在。结合时代背景，停薪留职的是当时国有企业职工富足，国家促进国有企业改制，推行国家政策的派生物。国务院令1993第111号明确了停薪留职的合法合规性，并明确员工留薪留职期间不升级、不享受劳保福利待遇。且规定留薪留职一般不超过两年，期满后职工并未要求回原单位又未办理辞职手续的，原单位有权按自动离职处理。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参照国家政策。停薪留职职工不享受任何的福利待遇，原审判决存在明显错误。我厂并未使用任何员工的残疾证申请任何减免税政策。原审仅凭都俊斗提供的残疾证一份孤证认定我厂一直在使用其残疾证办理企业残疾人保障金的税收减免手续与事实不符。我厂现提供国家税务总局金融商贸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沈阳市残联领导谈话录音等证据，证明我厂自2009年1月1日起至今并未享受任何税收优惠政策，未查询到使用残疾证进行税收优惠备案，未查询到纳税人享受残疾人优惠减免，税务局出具2011年底停产，无收入，无须纳税抵扣，残联领导明确答复关于职工残疾证的使用情况应以税务机关的查询证明为准。都俊斗律师在二审庭审结束后调取的使用残疾证证据未经质证，且该材料仅说明企业按国家规定应安置残疾人2名，上面并未标明都俊斗的名字。二审判决直接依据其进行裁判属于明显的裁判错误。都俊斗主张的工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都俊斗诉讼请求为主张停薪留职期间的工资，原审均作出了给付生活费的判决，且原审法院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均按照都俊斗所述工资数额的70%来认定生活费，严重损害了我厂的权益。因企业原是区属企业，部分职工家属是农村户口，都俊斗系其中一员，为照顾职工家庭生活，虽然企业已改制为民营，但是依然没有放弃照顾职工的生活，曾经以困难补助做成工资的形式（企业为了正规下账）发给都俊斗。原审仅凭一个月的工资表计算出24年的生活费，不能以点带面。综上，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六项规定的情形，故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判、驳回都俊斗的诉讼请求。都俊斗提交意见称，本案系劳动争议案件，不属于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更不属于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且因该案，再审申请人同时也起诉了被申请人，法院也均受理并作出了判决。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劳动关系已终止、“长期两不找”、“停薪留职”“未使用残疾证”等观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载有“残疾保障金已核”的残疾证和2018年10月的退休证可以证明被申请人一直是再审申请人的员工，并于2018年10月办理了退休手续。再审申请人通知被申请人及贾秀萍、张恒石三人回家，按70%发放工资，直至2000年4月再审申请人制作的工资表还显示有被申请人的工资，只是未实际发放给被申请人，工资表上也显示有“放长假”字样。被申请人的残疾证在2005、2007、2010至2015年均显示“残疾保障金已核”，被申请人系应再审申请人要求提供残疾证，再审申请人也为被申请人缴纳了社会保险，并不存在“长期两不找”的状态。关于“停薪留职”，仅有再审申请人提供的一份1994年的计划生育协议书，里面均是打印文字，明显是格式性的，只有一个都俊斗签字还无法确认是否本人签字。按规定，停薪留职应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单位领导批准后签订停薪留职协议书，并报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劳动人事部门备案，被申请人从未提出过停薪留职申请，双方也未签订过停薪留职协议。再审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多次向其索要70%的工资时，也从未提出停薪留职事宜，从未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只是以单位效益不好为由未予给付。再审申请人多次使用被申请人的残疾证进行年审，享受安置残疾人减免企业应缴纳的残疾人保障金的政策，残疾人保障金系税务局代征，不属于税收减免政策，故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不能推翻再审申请人使用被申请人残疾证的事实。《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规定：企业下岗待工人员由企业依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其生活费,生活费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下岗待工人员中重新就业的,企业应停发其生活费。被申请人系再审申请人安排下岗人员，且系残疾人，再审申请人应依法支付生活费。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转发市劳动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意见的通知》规定：对确需下岗或非自身原因放假的残疾职工，企业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按月足额发放不低于城镇居民最低保障线标准的基本生活费。因沈阳市自1998年4月1日开始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原审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自1998年4月开始至2018年10月被申请人退休之日止按沈阳市同期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付生活费；在1998年4月前按再审申请人制作被申请人工资表的70%给付生活费，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主张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并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作为依据，但根据该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本案并非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而是劳动者要求企业给付工资及返还社保费用的劳动争议案件，原审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无错误。再审申请人主张双方“互不找”长达26年，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但被申请人于1978年成为再审申请人的职工，2018年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收取用于缴纳社保的费用并为被申请人办理了退休手续，其间从未有任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或事实发生，故再审申请人主张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诉讼请求为要求支付工资，而原审判决给付生活费，且按照被申请人所述工资数额的70%来认定生活费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工资”是被申请人在起诉时对自己认为所应获得的劳动合同权利的一种称呼，“生活费”则是法律法规对其实际应享有的该项权利的规范名称，不能因当事人对权利名称的称呼不规范而不予支持其合理请求，原审法院判令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生活费是正确的。关于生活费的数额问题，原审根据相关规定，按被申请人工资表上记载的70%以及之后沈阳市实行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生活费数额，并无不当。沈阳市木工机械厂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沈阳市木工机械厂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樊少忠审判员  罗建华审判员  燕 妮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李华书记员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