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4民终1945号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海门市海门镇光华大厦A号楼13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4750503512L。法定代表人：蔡国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杰，上海九州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金华，公司员工。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顺达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无城金塔路农机小区1幢22号门面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25734962866J。法定代表人：钱扬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天麒，广东商达（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亚夫，男，1993年3月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建国，河南科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万汇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朝阳东路万汇城22号楼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82MA3X44KD9H。法定代表人：张志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通公司）、安徽省顺达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亚夫、河南万汇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汇城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2021）豫0482民初1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杰，顺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天麒，被上诉人沈亚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建国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万汇城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沈亚夫对苏通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沈亚夫、顺达公司、万汇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一、苏通公司不是案涉劳务合同纠纷的合同相对方和付款责任人。根据一审法院（2021）豫0482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书第6页第二段“本院认为被告苏通公司承建被告万汇城公司的万汇城商业项目后，将部分工程分包给被告顺达公司。原告沈亚夫为顺达公司提供劳务,组织工人在苏通公司承建的汝州市万汇城商业项目工地对部分工程进行了施工，其应获得劳务报酬”。沈亚夫一方面是顺达公司的工地代表,也是苏通公司与顺达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中明确指定的顺达公司的项目经理,故沈亚夫系顺达公司的劳动者，系向顺达公司提供劳务。沈亚夫与顺达公司之间形成劳动关系。顺达公司作为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用人资格的单位,当然应当就沈亚夫的劳动报酬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结算。沈亚夫借停工闹事之势,混淆事实,恶意取得所谓的付款委托书,当然没有权利向苏通公司主张付款，苏通公司与顺达公司是根据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进行结算。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沈亚夫为工地代表为顺达公司服务,却判定苏通公司向沈亚夫支付劳务款,无论是基于劳动关系还是基于劳务合同关系，显然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逻辑混乱，无法律依据。二、更何况，根据一审判决书第五页最后一段表述为“被告苏通公司在庭审中关于本案一事两诉的问题,经查,我院作出(2019)豫0482民初6296号民事裁定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河南万汇城实业有限公司的张涛及原告沈亚夫均在该委托付款书上签名予以确认,即该200000元债务承担已转移至河南万汇城实业有限公司’以苏通公司作为被告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沈亚夫的起诉。”也就是说，即使存在委托付款的话，案涉的款项也已经由万汇城公司认可支付,依法由万汇城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应当由沈亚夫直接向万汇城公司主张，与苏通公司无关。同一法院已经对案涉的法律关系进行了确认和处理,现沈亚夫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的起诉，对苏通公司的诉讼明显仍然不适格。该裁定书已经生效，如果确有错误的话，也应当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而不是一案二审，程序明显违法。三、贵院依法曾经处理的苏通公司与顺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已经认定沈亚夫系顺达公司的项目经理，那么沈亚夫只能代表顺达公司与苏通公司之间进行合同上的结算,不能代表自己与苏通公司进行劳务款的结算。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所对应的劳务款结算金额沈亚夫尚无任何实际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仅凭一方之言就进行确认是没有依据的滥用职权，理应改判。四、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豫04民终5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沈亚夫并无代表顺达公司收取劳务款项的权利,那么沈亚夫直接从苏通公司领取的款项即构成不当得利。如果一审法院判决苏通公司向沈亚夫付款，那沈亚夫同样构成不当得利。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理应改判。沈亚夫辩称，苏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已经查明了案件的事实以及整个建筑工程的分包过程。苏通公司、顺达公司之间已经有生效的判决针对工程量和工程款予以确认。沈亚夫有委托付款书作为证据，并且类似的判决有十多份，均已经生效，并且执行完毕，所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苏通公司和顺达公司存在着违法分包的情况，所以二者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苏通公司提起上诉，明显是在拖延诉讼时间，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法庭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驳回苏通公司的上诉请求。顺达公司辩称，对苏通公司主张由顺达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认可。苏通公司与顺达公司就工程款尚未结算，顺达公司认为苏通公司尚欠顺达公司工程款，在此情况下即便法院判决顺达公司应当向工人支付劳务款项，苏通公司也应当在欠付顺达公司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顺达公司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该判决，依法改判顺达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沈亚夫、苏通公司、万汇城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顺达公司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作出相应的改判。一、一审判决认定顺达公司应当承担付款责任是认定事实错误，苏通公司向万汇城公司出具委托付款书委托万汇城公司向沈亚夫付款，依法应当由委托人苏通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委托付款书中委托人是苏通公司，受托人是万汇城公司，在万汇城公司不履行受托事项的情况下，付款义务依法应当由苏通公司履行，顺达公司不应承担向沈亚夫付款的义务。二、一审判决认定沈亚夫在委托付款书上签字是顺达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顺达公司应承担付款义务是认定事实错误。1.顺达公司没有在委托付款书上加盖公章，亦未授权沈亚夫代表顺达公司就案涉事项作出意思表示。苏通公司与顺达公司就万汇城项目签订了两份分包合同(见苏通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一)，分别为《汝州项目部内外墙抹灰、面砖、铺瓦（找平、木条固定）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分包合同")和《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二次结构)》（以下简称“承包合同")，二份合同的工程范围及内容是不同的，“分包合同”中有约定沈亚夫为工地代表，“承包合同”中没有约定沈亚夫为工地代表。一审法院未经查实直接认定沈亚夫有权代表顺达公司作出意思表示，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不应认定顺达公司对委托付款书予以认可。2.委托付款书中沈亚夫签字并承诺的内容是沈亚夫个人对苏通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与顺达公司无关。沈亚夫在委托付款书中是向苏通公司承诺他收到款项后不再无理取闹并签字确认，这是沈亚夫个人向苏通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顺达公司在委托付款书中对苏通公司和沈亚夫之间是否应付款项、付什么款项、付多少款项等均无意思表示。三、一审判决对沈亚夫的身份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劳务合同纠纷，却适用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相关法律，适用法律错误。若沈亚夫向顺达公司索要劳务款,则必须证明他与顺达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提供何种劳务、由哪些人员提供劳务、劳务费的收取标准以及是否与顺达进行结算等事实，但沈亚夫并未举证，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沈亚夫为劳务工，顺达公司应当向其支付劳务款,却适用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相关法律，适用法律错误。四、沈亚夫伪造顺达公司的印章，冒用顺达公司名义私自收取了苏通公司人民币4173130.5元，且并未用于支付工人工资，依法应当返还，一审法院无视此证据是错误的。一审诉讼过程中，顺达公司已经提交(2019)豫04民终59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认定沈亚夫私自收取苏通公司款项人民币4173130.5元，此款项是沈亚夫职务侵占款项，依法应当返还，顺达公司无需再向沈亚夫付款。沈亚夫辩称，顺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之前顺达公司针对类似的案件提起了上诉，有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佐证，顺达公司和苏通公司之间存在的违法分包情况，顺达公司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进行任何的投入，施工中完全是由劳务班组施工，且一直拖欠劳务工程款，各劳务班组投入了人力、物力，最后是由苏通公司和万汇城公司针对工程予以了确认和结算。沈亚夫是劳务班组之一，每个劳务班组都付出了劳动应该得到劳动报酬。顺达公司并没有实际的投入，在与苏通公司之间结算时，也有剩余的款项予以扣留。实际上顺达公司是违规将资质借给他人予以施工，现在顺达公司提起上诉，目的是为了拖欠农民工工资，拖延诉讼时间，所有的农民工施工了几年，但是劳动报酬却迟迟不予支付。整个过程中，顺达公司没有任何的投入，反而收益了几百余万元。苏通公司和顺达公司针对工程至今仍然没有进行结算，与万汇城公司之间也不进行结算。苏通公司和顺达公司针对整个工程并没有进行实际投入，都是由农民工代为垫资建设，万汇城公司对外也已经全部销售完毕，可是万汇城公司与苏通公司、顺达公司各方均没有进行结算。在整个过程中，这三个公司都是受益人，而受害人是购买万汇城公司商铺的客户，以及给万汇城公司、苏通公司、顺达公司施工的施工人员。顺达公司现在提起上诉，其理由不能成立，请法庭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苏通公司辩称，顺达公司与苏通公司之间有合法的劳务分包协议，沈亚夫是与顺达公司之间发生劳务关系或者是劳动关系，与苏通公司无关。如果说判决需要支付相应劳务款的话，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也应当是由顺达公司进行支付。苏通公司作为总承包方与顺达公司作为劳务分包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的合同约定，并且苏通公司严格按照双方合同约定进行了进度款的支付，或者直接支付给了顺达公司或者支付给了顺达公司的项目经理沈亚夫，就涉案的工程款苏通公司应该说是全部支付或者说已经超付了。结算工程款的事情已经一审法院及中院进行审理并作出了判决。所以苏通公司认为即使存在有劳务款需要支付，也应当是由顺达公司进行支付。沈亚夫起诉的依据是所谓的委托付款书，在苏通公司已经超额支付工程款的前提下，苏通公司不应当再承担付款责任。沈亚夫所陈述的在风穴路派出所形成的付款委托书的过程没有证据支持，根据苏通公司一审已经提出的相关矛盾点，说明沈亚夫主张的所谓劳务款，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万汇城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沈亚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万汇城公司、苏通公司、顺达公司支付所欠的劳务工程款20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到实际清偿之日）；2.本案的诉讼费由万汇城公司、苏通公司、顺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通公司承建万汇城公司的汝州市万汇城商业项目后，将部分工程分包给顺达公司。沈亚夫作为劳务工加入顺达公司，组织工人在苏通公司承建的汝州市万汇城商业项目工地对部分工程进行了施工，沈亚夫自己也带有班组，也代表过其他工人向苏通公司和顺达公司要款，是顺达公司工地代表。2018年2月14日，苏通公司给万汇城公司出具委托付款书，委托万汇城公司支付原告劳务工程款200000元（其中委托付款说明：余款明年再结），该款项由万汇城公司直接从苏通公司进度款中扣除。顺达公司的工地代表沈亚夫、万汇城公司的张涛、苏通公司的陈学康在委托付款书上签字确认。现沈亚夫要求万汇城公司、苏通公司、顺达公司支付该款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到实际清偿之日）。顺达公司庭审中辩称沈亚夫的工人李真保、陈占胜等人起诉后，顺达公司已履行判决书确定的款项，故现应从沈亚夫起诉该笔款项中扣除。苏通公司在庭审中关于本案一事两诉的问题，经查，一审法院作出（2019）豫0482民初6296号民事裁定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河南万汇城实业有限公司的张涛及原告沈亚夫均在该委托付款书上签名予以确认，即该200000元债务承担已转移至河南万汇城实业有限公司”以苏通公司作为被告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沈亚夫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苏通公司承建万汇城公司的汝州市万汇城商业项目后，将部分工程分包给顺达公司。沈亚夫为顺达公司提供劳务，组织工人在苏通公司承建的汝州市万汇城商业项目工地对部分工程进行了施工，其应获得相应的劳务报酬。本案中，苏通公司给万汇城公司出具了委托付款书，委托万汇城公司支付沈亚夫劳务工程款200000元（其中委托付款说明：余款明年再结），该款项由万汇城公司直接从苏通公司进度款中扣除。顺达劳务公司的工地代表沈亚夫、万汇城公司的张涛、苏通公司的陈学康在委托付款书上签字确认。该委托付款书是苏通公司、顺达公司对沈亚夫在汝州市万汇城商业项目组织工人施工后剩余劳务工程款的确认。诉讼中，顺达公司、苏通公司均认可双方还未进行最终结算；关于顺达公司辩称李真保、陈占胜等人已起诉，应扣除该部分款项的辩解意见，因委托付款书内容不存在包含关系，故其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万汇城公司作为发包人，有义务举证证明其欠付建设工程价款的范围，但万汇城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诉讼，放弃抗辩权利，诉讼中苏通公司辩称其与万汇城公司未进行结算，故万汇城公司应在欠付工程款200000元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沈亚夫要求万汇城公司、苏通公司、顺达公司支付利息，因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苏通公司、顺达公司其他答辩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顺达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沈亚夫劳务工程款200000元；二、河南万汇城实业有限公司在对苏通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安徽省顺达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劳务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三、驳回沈亚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顺达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沈亚夫提交2017年沈亚夫班组职工工资表一份，拟证明该表中的施工人员就是沈亚夫班组的直属施工人员，这些人员就是现在应该支付给工资款的人员，包含在沈亚夫起诉的数额之内，这些人员并没有从苏通公司领过款，苏通公司、顺达公司、万汇城公司共欠沈亚夫劳务费360000余元，委托付款书是200000元。苏通公司对沈亚夫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职工工资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职工工资表仅为复印件，没有原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沈亚夫是安徽顺达公司的项目代表，这在案涉工程其他纠纷判决中均予以了认定，沈亚夫组织工人施工是代表顺达公司履行合同的职务行为，被顺达公司吸收，工人工资的发放应由顺达公司承担。而且，这份工资表即无沈亚夫的签字又无顺达公司的盖章确认。顺达公司对沈亚夫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苏通公司、顺达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沈亚夫涉案委托付款书中的劳务工程款200000元。苏通公司上诉称沈亚夫系顺达公司的项目经理，其不能代表自己与苏通公司就劳务工程款进行结算。本院认为，2018年2月14日苏通公司向沈亚夫出具了委托付款书，委托付款说明为“本班组人员工资自行处理，余额明年再结”，即意味着苏通公司针对沈亚夫所带班组进行了结算，若苏通公司认为沈亚夫只能以顺达公司的名义与其结算，就不会针对沈亚夫出具该委托付款书，而且顺达公司一审提交的2019年7月9日的（2019）豫04民终1867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法庭笔录第九页显示郭延超称“沈亚夫自己带的有班组，都是安徽人，……”，郭延超的该陈述亦能够证明沈亚夫曾在涉案工程中带有班组进行施工，故苏通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苏通公司上诉称其不是涉案劳务合同的相对方，沈亚夫系为顺达公司提供劳务，其不应当向沈亚夫支付涉案劳务工程款，且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豫0482民初6296号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涉案劳务工程款的付款义务已经转移至万汇城公司，应由万汇城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本院认为，虽然沈亚夫系为顺达公司提供劳务，应由顺达公司向沈亚夫支付劳务款，但苏通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承包人，其向万汇城公司出具委托付款书的行为应视为其自愿承诺对沈亚夫的劳务工程款承担支付义务，应认定为债的加入。万汇城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万汇城公司的张涛在委托付款书中签字即意味着万汇城公司愿意代为履行给付义务，该行为应为第三人代为履行，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三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在万汇城公司未履行支付义务的情况下，应由苏通公司、顺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继续向沈亚夫履行付款义务。苏通公司虽然称其已经向顺达公司超额支付了工程款，但其与顺达公司均表示双方未结算，在未结算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苏通公司是否已经足额向顺达公司支付了工程款，故苏通公司的该陈述并无事实依据。因此，苏通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苏通公司应当向沈亚夫支付涉案委托付款书中的劳务工程款。顺达公司上诉称顺达公司并未在委托付款书中盖章，亦未授权沈亚夫代表顺达公司就涉案事项作出意思表示，故沈亚夫在付款委托书中签字系其个人行为，顺达公司不应当承担支付义务。本院认为，沈亚夫既是顺达公司的工地代表，也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已有生效判决确认沈亚夫作为顺达公司的工地代表在李真宝、陈忠宝等所持有的委托付款书中签字系代表顺达公司，应由顺达公司承担付款义务，而且即使沈亚夫并非以顺达公司代表的身份在委托付款书中签字，在顺达公司未与苏通公司结算的情况下，顺达公司作为劳务分包人也应当与苏通公司共同承担向作为实际施工人的沈亚夫支付劳务费的义务。因此，顺达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顺达公司上诉称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相关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不仅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亦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且本案案由虽为劳务合同纠纷，但涉及实际施工人权利主张的问题，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规定是为了明晰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起诉苏通公司、顺达公司的资格问题，故顺达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苏通公司、顺达公司均上诉称沈亚夫以顺达公司的名义从苏通公司领取了4173130.5元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本院认为，苏通公司和顺达公司一审提交的《沈亚夫16年—18年付款明细》显示沈亚夫领取上述款项的时间截止到2018年1月20日，而委托付款书出具的时间为2018年2月14日，即委托付款书系在沈亚夫领取上述款项之后出具，若涉案劳务工程款包含在上述4173130.5元款项中，则苏通公司就不会向沈亚夫再出具涉案的委托付款书。况且，因苏通公司与顺达公司之间并未结算，苏通公司、顺达公司均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包含在4173130.5元款项中，在苏通公司、顺达公司有证据证明沈亚夫冒领或者多领款项时，其二公司可以另诉解决。综上所述，苏通公司、顺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00元，由苏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300元，由安徽省顺达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继扬审判员盛华平审判员 王   光   辉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朱斐斐书记员朱国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