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04民初6493号原告：贺安琪，女，199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镇，湖南麓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飞波，男，1995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琛，上海市海华永泰（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贺安琪与被告刘飞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贺安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镇、被告刘飞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贺安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25000元及支付自2018年4月10日起，以125000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4％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的利息；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原系朋友关系，2018年4月9日，被告因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125000元，同日，原告向被告银行转账支付了91400元，其余通过现金等方式支付。被告于2018年4月9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被告借原告125000元。月息2％计息，2018年10月8日还本付息。原告顾及朋友面子，多次催要上述借款，被告承诺的期限一次又一次届满，均未履行。原告只能诉至法院。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刘飞波答辩称：一、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后，原告并未向被告出借相关款项。原告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7年4月9日，内容是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20000元。但是借条出具后，原告却又反悔不再向被告提供借款。所以原告也未能提交双方在2017年4月9日前后存在120000元的资金往来凭证。因此，该借条所述的民间借贷关系并未成立，被告未向原告借款。二、原告于2018年4月9日向被告转款91400元，该笔款项系原告委托被告开设炒股账户并进行配资服务的费用。此后股市崩盘，原告的全部股本金均已亏损。但被告无须承担原告的亏损。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长沙荆棘鸟商贸有限公司与多家投资公司合作，从事股票账户开立、配资等中间业务服务。当时，原告作为被告的女朋友委托被告办理股票账户开立、配资事宜。从被告提交的建行账户流水可知，被告于2018年4月9日收到原告的91400元转款后，于当日向北京越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文帅账户汇款72415元，帮助原告开设了炒股账户并进行配资。汇款金额72415元中，70000元是股本金，2415元是向北京越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的对应利息，具体为配资金额210000元x甲方管理费计取比例1.15%=2415元（详见证据1）。最终，被告帮助原告开设了总资产为280000元的股票账户。该账户中原告的本金为70000元，配资金额为210000元。当日，被告还向大兴安岭凯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转款10000元，帮助原告开立其他的股票账户。2018年4月突如其来的中美贸易战开战，对A股造成断崖式的打击，原告账户亏损严重，因其高杠杆配资账户，导致爆仓。此后因国家政策管控，全国所有配资公司相应被查处关停。但是被告与原告之间仅就被告开设股票账户进行配资有口头约定，被告也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而就亏损问题双方并无约定，此后也未协商一致。因此，在无法定亦无约定的情况下，被告无须承担原告的炒股亏损。三、在原告炒股亏损后，双方分手。被告作为原告的前任男友，基于双方之前的感情基础，陆续向原告转款人民币43700元。但该行为并不能视为被告同意或有义务承担原告的全部亏损。综上，被告认为，双方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帮助原告开设股票账户的约定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被告无须就原告的亏损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贺安琪与被告刘飞波原系朋友关系。2017年4月9日，被告刘飞波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中载明：“今借到贺安琪资金拾贰万伍仟按每月贰分到期还本付息。到期日：2018年10月8日，刘飞波2017年4月9日。”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称借条实际出具时间为2018年4月9日，落款时间所写2017年系笔误，并向法庭提交一份2018年4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转款91400元的转账记录证明其向被告交付了上述借款。另查明，1.被告于2018年4月18日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20000元，2018年5月25日至2019年6月25日期间又陆续向被告23700元。2.庭审中，被告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原、被告系男女朋友关系，因此，尽管被告2017年向原告出具借条后原告并未实际借款给被告，被告也未将借条取回。原告方在回答法庭询问时虽不认可双方系男女朋友关系，但亦承认双方当时是关系较好的朋友。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银行转账凭证、《借条》一份、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持被告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9日，借款125000元的借条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依照借条所载内容向其还本付息，但未提交与借条载明时间、金额相符的转账记录等借款交付证据。被告则辩称借条所载借贷事实并未实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因本案原告主张涉案借款系2018年才给付，被告对2017年4月9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所涉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的说明具有合理性。原告称借条实际出具时间为2018年4月9日，落款时间系笔误，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对原告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所称的借条所载125000元借款给付过程则存在诸多疑点：首先，本案借条于2017年4月9日出具，且原告称被告系因生意经营需要而借款，但原告提交的唯一能够明确证实向被告转款的转账记录却是在长达一年之后的2018年4月9日，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正常交易习惯；其次，借条载明借款125000元，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借款，在账户内尚有2万余元的情况下却只转账91400元，且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不符合正常的借款给付方式；再次，关于剩余借款的给付方式问题，原告在起诉时称剩余借款通过现金等方式给付，但在庭审过程中却先是称剩余借款都是通过信用卡刷卡给付，后又称是通过微信、支付宝、信用卡等多种方式给付，对于上述说法，原告均不能提供取款、转账记录或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最后，如按原告所述，被告于2018年4月9日因生意需要向原告借款125000元，约定还款期限为同年10月8日，但在短短数日后的4月18日，被告却又向原告转账20000元，亦不合常理。综上所述，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向被告转账91400元的转账记录与其提交的借条之间并无关联，原告对其余借款的交付既未提交证据证实，也无法作出合理说明，应认定原告本案所诉借贷事实并未实际发生，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贺安琪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00元，由原告贺安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翰旻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  钟烨瑾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贷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第十五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