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1民终12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鹤平，男，196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现住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爱红，女，196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现住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冬冬，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要伦，男，197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临颍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艳芳，女，197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红，河南平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鹤平、李爱红因与被上诉人王要伦、张艳芳民间借贷一案，不服临颍县人民法院（2020）豫1122民初3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鹤平、李爱红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冬冬，被上诉人王要伦、张艳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鹤平、李爱红上诉请求：1、撤销临颍县人民法院（2020）豫1122民初3081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80000元，不应支付利息；2、被上诉人承担相关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因为双方是亲兄妹关系，所以被上诉人主张借款就不用提供借据，上诉人主张赠与就要提供合同，被上诉人主张借款事实没有银行转账、没有借条都成立，上诉人主张还款，同样是兄妹关系，上诉人用现金还款就不成立。1、2019年4月12日关于张艳芳向李爱红转款415053.14元，张艳芳当时明确表示不要这个钱了，根据交易习惯，借钱也不能精确到几角几分，但是一审判决认定借款违背交易习惯。2、2019年4月12日张艳芳微信转李爱红5000元，是因为李爱红在深圳期间为被上诉人家购买家电以及生活用品的开支，该款项是张艳芳应当支付的款项，如果是借贷关系，应该有借据，但是一审判决无论是否有借据，全部错误予以支持。二、关于张鹤平与二被上诉的资金往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2018年2月至3月，张鹤平因胆病做手术效果不好，全身发黄，病情严重，需要转卫辉新乡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张艳芳得知张鹤平医疗费花很多，分六次转给张鹤平30000元，给张鹤平医疗费用，张艳芳转这个款时明确说“给哥哥看病，不要了”，依法属于赠与，上诉人不应再返还，哥哥病情严重，作为妹妹会伸出援手人之常情，现双方因母亲房屋的事情发生矛盾，被上诉人即违背自己的诺言，向法院起诉索要，依法不应支持；2、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零零碎碎的20000元，实际上该事实并没有发生，是被上诉人自己主张的，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但是一审判决却在没有转款、没有借据的情况下，认定事实违背法律规定；3、张艳芳提供的2016年的微信转账凭证5万元，张鹤平从未向张艳芳提出借这个款项，因此上诉人对真实性有异议，也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且即使这个事实存在，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三、由于张艳芳与李爱红之间多次转款，为了避免张艳芳资金账户异常，李爱红带着10万元现金，冒着失窃的危险，从鹤壁乘火车到深圳，在深圳被上诉人家的卧室里交给了被上诉人，用于偿还房款，原告说“我没见”，一审判决就一概予以支持，没有考虑双方近亲属关系，完全可能带现金予以还钱，判决李爱红没有偿还，让李爱红承担了双倍的偿还责任。四、一审判决没有整体认定事实，违背法律规定，把录音作为证据予以采信，造成判决结果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录音，脱离本案调解的背景。上诉人之所以被逼无奈调解是因为王要伦在张鹤平单位吵闹，干扰张鹤平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单位勒令张鹤平去处理，否则不能继续上班，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作出的不是真实意思的调解，一审中张鹤平单位已经出具证明。2、双方因为母亲房子的事，王要伦跑到上海威胁张若心安全，张鹤平担心女儿安全在调解中作出了不真实的陈述，一审录音认定证据有效与事实完全不符。3、即使王要伦偷录音，他还是无意说出了本案赠与的事实，王要伦说没有矛盾，这些钱都无所谓。印证了双方兄妹之间在没有发生矛盾时，属于赠与的事实。4、一审判决把调解过程中作出的认可作为对调解一方不利的证据，违背法律规定，造成判决结果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作为近亲属之间的和解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王要伦、张艳芳使用调解中偷录获取的非张鹤平真实意思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诉讼中将该录音作为对张鹤平不利的证据，一审予以认定错误。5、一审判决认定调解中的利息完全与张鹤平真实意思相悖，依法应该予以纠正。五、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全部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明显与事实不符。张鹤平与张艳芳系亲兄妹，在双方因继承发生争议之前，两个家庭关系和睦，来往密切，张鹤平治病、女儿出国留学及回国工作时，被上诉人均给予一定资助，上诉人同时也在家庭事务等方面对被上诉人进行了帮助，因被上诉人没有子女，上诉人将女儿的户口迁移至被上诉人处，希望对被上诉人家庭予以一定的陪伴和照顾。即双方的资金往来均有相应背景原因的，显然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借贷关系。2、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证明显示借款金额为4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欠款数额7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双方的资金往来主要发生于2018年3月至2019年4月，而张鹤平于2020年7月6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今欠王要伦现金肆拾万元整，特此证明”。即双方发生纠纷后，对双方资金往来数额进行了核对并形成了书面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欠款数额为7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3、一审法院将片段截取、歪曲理解的录音笔录作为认定借款数额的依据，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一审庭审可知，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是案外人对双方的家庭内部矛盾进行调解的，调解时间长达数个小时，被上诉人仅提供了部分录音，而非完整内容，且对录音内容进行了片段截取、歪曲理解，录音中有关借款的内容均是王要伦、张艳芳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双方在发生矛盾后进行调解的过程中对情况的讨论显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双方在调解后也并未就欠款数额、利息计算达成一致，也未签订书面协议，该断章取义的录音笔录不能作为案件事实的证据。六、双方当事人从未就利息支付及标准达成一致，也没有形成书面协议，一审法院认定的利息标准及计算时间均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亲属关系，前期的资金往来系双方家庭的相互扶持，从未约定过利息，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笔录也显示当时被上诉人并未要求过利息，而是在双方发生矛盾后，被上诉人才要求支付利息，但双方未就利息问题达成一致，张鹤平出具的《证明》中也没有利息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发生资金往来和出具书面证明时均未约定利息，一审法院仅凭片段截取的调解录音中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即判决上诉人从2020年6月27日起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支付利息，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王要伦、张艳芳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具体答辩如下：1、答辩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供有双方银行交易的流水明细以及上诉人亲口认可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录音，所有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偿还债务并无不当。张艳芳借给上诉人415053.14元是事实，并且考虑到双方以整数金额记账更方便，在同一天又通过微信转账给上诉人5000元，这也符合正常人的一般交易习惯。上诉人称该笔款项是赠与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便双方是亲戚关系，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书面手续的情况下就将42万元赠与他人。虽然该款项当时是直接借给李爱红，但是李爱红从深圳回去之后，明确跟张鹤平说过答辩人将钱借给他们，并且据张鹤平说：“我听她（李爱红）从深圳回来，她可是跟我说，你（张艳芳）不是这样说的，你说过用都用了，你的意思是要啥利息”，充分证明上诉人对答辩人借钱的事实都是清楚的，只是双方对利息是否明确约定存在争议。答辩人认为双方不但对借款金额进行了明确，同时对利息也有约定，李爱红当时为了取信于答辩人，还将其与谭颖、张卫东之间的合同发给答辩人，主张参照此协议，因为是亲戚比给别人的低点支付利息。2、上诉人称微信转账5000元系购买家电纯属无稽之谈。首先二答辩人并未委托二上诉人代为购买家电，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代买代还关系；其次，5000元也不可能购买到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所述的全部家电及生活用品。3、张艳芳与张鹤平系亲兄妹关系，双方之间存在多次多笔交易，由于近亲属的关系，张艳芳未在出借款项时要求对方出具书面欠款手续也符合当前社会的风俗习惯，但上诉人在录音中对双方之间的借款总金额进行了认可，并且提出了详细的还款计划，所以双方已经对所有账目进行了核对，并且二答辩人对还款时间以及其他款项作出了适当的让步。同时录音中答辩人积极主张债权，上诉人对债务的认可也可以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4、上诉人主张的10万元现金的还款根本不存在，也不是事实。现代社会，电子交易非常方便，并且从鹤壁到深圳又是长途，人员流动较为密集，为了保证资金安全，很少有人在长途客运工具上大量携带现金，上诉人的说辞既不真实也违背一般的生活常理。同时从一审庭审中可以看出，上诉人已经偿还的132万元也是银行转账交易，其中10万元的也有多次多笔。二答辩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对已经收到的还款不会不承认，如果答辩人有心隐瞒，上诉人转给其女儿张若心的2万元，答辩人完全可以不认可，但基于诚实信用，答辩人对收到的每一笔还款均如实记录了，没有收到的也不可能认可。三、本案中提供的录音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胁迫、威逼利诱，庭审中提供的录音均是原始录音，其证明力、证据来源均是合法有效的。1、上诉人已经对还款金额进行了明确的认可，并且对其中40万元从2020年6月27日起按照月利率1%支付利息也是认可的。从录音中可以看出，前期二答辩人根本没有过多的发表意见，都是张鹤平和尹济军二人沟通，张鹤平一直主张经济困难，只能依据自己的能力逐步偿还，二答辩人最初是不同意张鹤平提出的还款计划的，认为时间过长，最终在尹济军调和下，答辩人对还款时间做出了让步。同时在录音中答辩人所谓的“无所谓”并不是对债权的放弃，而是说之前对还款时间的适当延长，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纯属是断章取义。在录音的后期也可以看出双方对30万元的利息进行了大量讨论，对40万元的利息也进行了多次沟通，并且张鹤平在认可40万元按照月息1%计算后，同时要求答辩人放弃对房租、手表之类的再次主张，当时答辩人在一番考虑后也对此作出了让步，综合整个录音来看，一直是答辩人在作出妥协和让步，上诉人自始至终未作出妥协。2、上诉状中引用法条故意忽略重要的前提条件“在诉讼中”。一审提供的录音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前通过中间人尹济军坐在一起进行的沟通，并且中间人在录音中也明确其是上诉人的领导朋友，其肯定是偏向上诉人多些，以此证明该份录音是上诉人自己主动说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如果上诉人认为该份录音是截取的、不真实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录音系剪辑而成或者系在被胁迫之下形成的，否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要伦、张艳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70万元，其中40万元按照月息1%从2020年6月27日起支付利息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其中30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系亲戚关系，张鹤平系张艳芳的哥哥，双方发生多笔经济往来，分别是：王要伦于2018年8月14日通过银行卡将10万元转账给李爱红，王要伦于2018年8月16日通过银行卡将5万元转账给张鹤平，王要伦于2018年8月16日通过银行卡将125万元转账给张鹤平，王要伦于2018年10月22日通过银行卡将10万元转账给李爱红。张艳芳于2016年8月18日至2016年8月20日通过支付宝分五笔转账给张鹤平5万元，张艳芳于2018年3月21日至3月30日通过银行卡分六次转账给张鹤平3万元，张艳芳于2019年4月12日通过柜台将415053.14元存入李爱红的银行卡内，张艳芳通过微信转账给李爱红5000元。以上王要伦、张艳芳共计给张鹤平、李爱红转款金额为2000053.14元，张鹤平于2020年7月6日向王要伦出具金额为40万元的欠条。李爱红于2018年9月3日通过银行卡转账给王要伦70万元，李爱红于2018年12月25日通过账户转账给王要伦10万元，李爱红于2018年12月26日通过银行卡转账给原告10万元，李爱红于2020年1月6日通过银行卡转账给原告10万元，李爱红于2020年1月7日通过银行卡转账给原告10万元。李爱红于2020年4月29日通过银行卡转账给原告20万元；李爱红于2019年8月5日通过银行卡转账给张若心2万元，原告收到并认可该2万元系偿还的借款。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借给被告202万元，被告认可其中150万元是借款，并且已经偿还132万元，庭审中称495053.14元是原告对被告的赠与，5000元是为原告购买家电，但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王要伦提供的2020年9月12日的录音显示，张鹤平认可尚欠原告70万元欠款，并提出明确的还款计划，认可其中40万元按照月息1%自2020年6月27日起支付利息。张鹤平声称该录音是不真实的，张鹤平系在被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还款计划，通过该录音可以证明，调解人员系张鹤平的领导，三方调解过程中无任何争吵，语气、态度均比较平和，内容清晰，该录音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张鹤平未提供证据来证明录音是不真实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一份、原告银行转账凭证、录音一份、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被告提供的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单位出具的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录音一份、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是亲戚关系，在最初发生借贷关系时没有明确的书面手续也符合一般交易习惯。通过银行转账可以明确原告借给被告202万元，其中2万元虽然没有银行流水，但基于双方的亲戚关系，又是多笔多次交易，不排除有现金交易的可能性，后来张鹤平在录音中明确认可尚欠原告70万元，故对此予以认可。被告认可借款150万元，并称已归还142万元，原告认可归还132万元，对其余10万元现金还款不予认可，被告亦未提供归还10万元现金的相关证据，所以本院对被告已归还132万元借款的事实给予认可，对另外归还原告10万元现金的事实不予认定。关于被告认为其余50余万元款项均系原告赠与被告的说法，因被告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辩称也与原告提供的录音中，被告明确表示尚欠原告借款70万元的表述相互矛盾，所以对此辩称不予采信。本案中，被告因资金需求向原告借款202万元，至2020年4月29日经原被告认可已经偿还部分借款132万元后仍下欠原告借款70万元，本应及时归还原告借款，但该款经原告催要，被告迟迟未归还，是缺乏诚信的表现，其行为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违背公序良俗，原被告双方是亲戚关系，更不应该产生此纠纷，因此二被告应对此纠纷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原告所诉有被告出具的借条和转账凭证、录音在卷证明，这些证据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70万元及部分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对其中30万元借款偿付利息的请求，因双方未约定，所以本院对原告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王要伦在催要本案借款的过程中，不够冷静，有过激言语，其做法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容易使矛盾激化，亦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今后应注意纠正，产生问题和纠纷应通过正当的渠道或部门去解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第十条、六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鹤平、李爱红应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所欠原告王要伦、张艳芳借款本金70万元及利息，其中40万元利息自2020年6月27日起至借款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以4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计算。二、驳回原告王要伦、张艳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5800元由被告张鹤平、李爱红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应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对有转账记录的132万元还款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上诉人主张10万元现金还款及除150万元为借款外其余均为对方赠予，但未提交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二被上诉人均不予认可，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二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借款202万元，已偿还132万元，下欠70万元未予偿还的事实有双方转账记录及录音相互佐证，一审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利息问题，因上诉人张鹤平在录音中自认40万元借款按照月息1%自2020年6月27日起支付利息，一审对此予以认定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录音中对欠款数额及利息的认可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未提交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鹤平、李爱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张鹤平、李爱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忠祥审判员  缑兵伟审判员  曹光辉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刘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