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3民终17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男，197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佩伟，安徽明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安徽明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9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东，安徽大友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学凤（王某1母亲），女，1973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黄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2021）皖0302民初10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黄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某1一审诉讼请求，并由王某1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1、2016年5月3日借条9万元，系黄某的三弟黄伯贤以经营需要向王保银借款，黄某按王保银要求向其出具借条。王保银以9万元现金交给了黄某。2017年初，黄伯贤拿1万元现金给王保银，并承诺余款分期偿还。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底，王保银以家中有事等为由，先后从黄某手中拿了3.5万元，以上合计4.5万元。2020年3月王保银将其代理的车辆年审业务交予众城公司办理，至2020年3月份王保银去世前，其拖欠的车辆年审费用均未结清。2021年2月10日王保银前妻冯学凤及其弟弟委托的王某2，与黄某处理借款事宜。该9万元本息合计16.695万元，扣除黄伯贤偿还的2.2万元、王保银陆续拿回的4.5万元、扣除拖欠的审车费3.1175万元，剩余6.8775万元已分两次全部支付。以上有一审证人证言及2021年2月23日录音能够证明，双方已清结2016年5月3日的借条。2、2018年10月份，王保银找到黄某，因前笔借条快过期了，让黄某重新出具一张9万元借条。于是，黄某出具了2018年10月15日的9万元借条。3、民间借贷属实践性合同，王某1没有举证证明2018年10月15日的9万元借条予以实际交付。王某1一审提交证人证言及取款记录，不能证明两笔欠款交给了王保银，更不能证明王保银将该款项交给了黄某。王保银去世后的银行账户存入现金，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一张借条约定了利息，第二张借条没有约定利息，有悖常理。3、本案王某1隐瞒第一张借条已清算并履行的事实，捏造2018年10月15日虚假借款的事实，其行为已涉嫌虚假诉讼。 王某1二审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息10.0425万元；2、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9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2016年5月3日，被告向王保银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保银现金9万元，月息1.5分，借款期限为6个月，到期还本付款。2018年10月15日被告向王保银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保银现金9万元，还款期限为2018年12月31日。 另查明，被告于2021年2月10日偿还原告2.8775万元，2月11日偿还原告4万元。 再查明，王保银于2021年1月18日去世。王保银与冯学凤于2017年11月22日登记离婚。王保银的父母均先于王保银去世。原告王某1系王保银的婚生子。 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原、被告双方对2016年5月3日的9万元借款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辩称抵扣王保银拖欠的审车费3.1175万元、黄伯贤偿还的2.2万元以及黄某陆续偿还的4.5万元以外尚欠原告6.8755万元，且款项已经偿还完毕。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同意抵扣相关费用，故对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现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0.0425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2018年10月15日的9万元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原告举出王保银朋友梅连军2018年10月12日取款2.6万元，梅连军的妻子郝某2018年9月14日取款1万元的取款记录以及其在王保银去世后将王保银遗留的现金存入银行的存款记录用于证明王保银有能力履行出借9万元的义务，且已实际履行。被告辩称其出具该借条是因王保银认为2016年5月3日的借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要求被告重新出具借条，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但通过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无法证实该借条是对2016年5月3日借款的重复出具，且根据被告的陈述其在2017年底偿还原告1万元，但其在出具该借条时并未在该借条中予以载明，故对被告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被告应偿还原告借款9万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某1借款本息10.0425万元；二、被告黄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某1借款本金9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09元，减半收取2054.5元，由被告黄某负担。 二审中，黄某提交了以下三组证据：证据一、2017年1月1日-2021年4月28日微信支付凭证打印件，2017年2月9日微信转账给王保银800元。2017年8月31日微信转账给王保银2000元。2018年1月11日微信转账给王保银7000元。2018年3月7日微信转账给王保银1000元。2019年12月4日微信转账给王保银5000元。2019年12月20日微信转账给王保银4000元。2020年7月20日审车费是17860元，王保银转款至众城公司仅13860元，其余未付的4000元充抵借款。2020年6月1日、9日王保银转给黄某两笔审车费共计15540元。2020年9月9日当期审车费19920元，王保银分两笔转给黄某16920元，未支付的3000元充抵本案借款。2020年11月18日王保银转给黄某审车费7300元。均证明前期上诉人通过微信及现金支付（包括抵销审车费）的方式共计支付45000元给王保银。 证据二、2021年5月11日黄某与一审证人王某2通话录音光盘及文某，证明2021年2月10日黄某与冯学凤就2016年5月3日借条本息进行结算的事实。同时证明2018年10月15日借条进行约定冯学凤若能找到2018年10月15日前后时间段王保银或王保银岳父90000元左右的取款凭证，上诉人就认可第二笔借款的存在，否则冯学凤就销毁第二张借条。 证据三、2020年4月2日-2021年1月4日王保银与众城公司会计韩娟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保银代审的车辆在众城公司年审期间与韩娟进行对账，拖欠审车费31175元。 王某1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黄某的证明目的，仅能显示黄某与王保银之间存在经济往来，该款发生的来源及法律关系，黄某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不能认定为审车产生的费用。2020年9月9日两笔款项共计16920元，不能直观的反映黄某主张王保银扣除3000元充抵借款的主张。黄某在上诉状及一审答辩时均表示45000元是王保银陆续从黄某处拿的，但是今日庭审提交的该证据又主张是通过双方的审车费相互抵扣计算而来，其陈述相互矛盾，不应采信。 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黄某提交的手机录音不能证明是原始载体所录，经当庭核对手机时能够显示出在2021年5月21日23:33分该录音曾经被修改。通过录音及其文某可以显示00:00秒时并不是双方第一段对话，该段录音是被截取过。王某2与黄某的通话录音不能直接代表冯学凤的意思表示，冯学凤对二人的通话内容也不予认可。录音的内容可以看出黄某在该对话中一直在诱导王某2做出对黄某有利的相关陈述，录音的目的具有倾向性、诱导性，不具有客观真实性。 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微信聊天的双方主体有异议，黄某不能证明王保银是其中对话人之一。通过该聊天内容不能证明黄某所称王保银拖欠审车费的事情，即使拖欠也与本案无关。 二审中，王某1提交了王保银丧事亲友礼账薄及相关办理丧葬事宜的票据，证明王保银去世后收受的礼金是72300元，办理丧葬事宜花费89376元，能够反驳黄某主张后期我方存入银行费用是收的礼金的主张。 黄某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亲友礼账薄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相关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王保银去世后花费的事宜，更不能证明王保银去世后所存款项非收受礼金。 二审中，王某1申请证人郝某出庭作证。证明目的为：王保银夫妻向其借款的事情，可以证明王保银有出借资金的经济能力。 郝某证人证言：“王保银生前有无向我夫妻借过钱。在2018年10月13日或14日借的，总计借款是4万元，我在2018年9月份取了1万元用于买房付定金放在家里，定金没有付，就给王保银了。我对象取了2.6万元，家里还有0.4万元。王保银借钱没有给我们打借条。王保银说临时周转一下。我夫妻跟王保银是朋友关系。4万元是我对象在我家原住址那交付的，说是周转没有约定利息，没有说具体借款原因。约定在我家买房之前还给我们，我家在2018年年底11月份左右买的房子，王保银把钱还给我们了”。 王某1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 黄某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三性均有异议，郝某陈述与王保银是朋友关系，借款4万元不可能不打借条。且郝某取款时间2018年9月14日与黄某出具借条的时间相差一个月，取款金额与证人陈述的金额也不一致，不能证明两笔取款借给王保银，也不能证明王保银将该款借给黄某的事实。 本院认为，因本案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系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且王某1陈述“王保银生前没有说过两次借钱给黄某的事情，直到王保银去世后在其包里翻出借条才知道借款的事情”，且黄某在整个诉讼全过程，从未作出王某1知晓王保银生前借款之事的抗辩，或者提交可以证明王某1当时知晓本案借贷发生的相关证明。故本案借贷发生事实〔借贷合意、出借款交付、利息约定、还款（除王某1自认的除外）〕均系发生在王保银与黄某之间。在诉讼中，黄某也自认其与王保银之间存在案涉借贷之外的其他经济往来并有互相的账来账往的事实。据此，因王保银的去世，本院无法对双方当事人提交上述证据与借贷发生交易对方予以核查，且黄某没有提交在王保银去世后，冯学凤（借贷发生时已与王保银离婚）系接受王某1的委托而与黄某进行的有权协商的证明，同时，黄某提交上述证据中的审车费等事项，与本案借贷事实不属于同一民事法律关系。王某1提交的证人证言，仅能证明王保银生前有借款行为，不能证明此与王保银交付出借款有直接关联性。综上，结合全部案情，经本院审查，双方当事人二审中所提交的上述全部证据，均与本案讼争的借贷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依法均不予确认。 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同时，经本院审查，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经本院向王某1释明后，其表示同意将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变更为“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由。 本院认为：王某1诉称其父王保银生前与黄某分别发生两笔9万元借贷事实，且尚欠部分本息的事实，在诉讼中提交了黄某分别于2016年5月3日和2018年10月15日向王保银出具的案涉两张借条原件。 借条等形式的债权凭证，是人民法院审理确认民间借贷关系是否存在的最重要的客观证据之一。 2016年5月3日的借条内容载明“今借王保银现金玖万元整，月息1分5厘即1350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到期还本付息。总计还款金额为玖万捌仟壹佰元整（98100）”；2018年10月15日的借条内容载明“今借王保银现金玖万元整，还款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两份借条的主要内容一致，用词一致，仅是否注明利息有别。据此，王某1提交的案涉两份借条，已经能够证明其父王保银生前与黄某之间存在借贷事实。 黄某在诉讼中，始终认可自己向王保银出具两份借条的真实性，并自认在收到王保银交付的9万元现金后，自己遂向其出具了2016年5月3日的借条。同时，黄某抗辩第一份借条所负债务本息，在2021年2月11日之前，已经通过微信转账、银行转账、王保银以拖欠审车费抵扣等方式，合计还款166950元，已经全部清偿了该笔借贷的本息。但黄某没有提交王保银生前同意并认可以拖欠审车费予以抵扣本案债务的相关证明，也没有提交足以令人民法院作出王保银生前同意并认可且双方实际进行了抵扣判断的相关证明。 黄某一方面在二审中提交上述证据时，其已经陈述在2018年10月15日之前存在大量“微信转账”及“审车费等抵扣”，又一方面其在二审中却反复自认在2018年10月15日第二份借条形成之前，对第一份借条所负债务仅通过弟弟给的1万元现金偿还王保银1万元，其陈述前后不一致，且没有提交王保银生前收到该1万元的证明。王某1对黄某的该1万元现金还款陈述并不认可。据此，本院对黄某辩称的2016年5月3日借条所负债务已经清偿的该项上诉理由，依法不予支持。 在诉讼中，虽然黄某始终辩解2018年10月15日其出具的第二份9万元借条，王保银没有实际交付出借款，且其在一审中辩称系2016年5月3日第一份9万元借条因诉讼时效即将到期（距离2019年5月3日到期日尚差近7个月，且王保银死亡时间为2021年1月18日）而应王保银要求予以换据出具。但黄某在二审中推翻其一审陈述，改称系王保银与岳父关系不睦，要求其再出具一份9万元借条交由其岳父查看。黄某前后两次对出具该份借条的原因，陈述前后不一致。即便王保银需要将9万元借条交由其岳父查看，其当时手中已经实际持有着2016年5月3日的借条，完全可以直接交予岳父查看，根本没有要求黄某另写一份借条的必要。再者，如果真是因诉讼时效原因而换据，理应再出具新借条后，抽回原借条，方符合民间借贷交易双方之间换据的习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黄某，理应知晓这基本常识，且亦应知晓自己向他人出具借条所能带来的法律后果。因此，黄某的陈述，明显不符合常情常理。既然黄某已在2018年10月15日出具了借条，且原因是王保银岳父查看，那么至2021年1月18日王保银离世之前，其完全有理由向王保银索要回该份借条。而至目前，案涉两份借条原件仍在王保银的继承人王某1手中持有。黄某除了其个人陈述的原因外，没有提交可以证明或者印证2018年10月15日出具借条原因存在的相关证明，且自认在此时间段并没有向王保银索要过该份借条的事实。据此，结合在案两份借条的一致内容，本院依法判定2018年10月15日的9万元借条，王保银生前已经向黄某予以现金交付出借款的事实存在，符合高度盖然性。 黄某除了其个人陈述外，也没有提交出可以证明王某1本案系虚假诉讼的任何证明。 综上，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借款人向出借人多次借贷并多次出具借条的行为，并不少见。在案的两份借条原件这一客观证据，能够予以直接证明王保银与黄某之间存在两次9万元借贷事实。虽然案涉第二份借条没有直接载明利息约定，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借贷双方口头约定利息的行为，也不鲜见。本案因王保银离世，本院就第二份借条的借贷双方是否有口头约定利息的事实，已经无法查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对黄某辩称的其他上诉理由，依法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黄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唯确定案由有误，应予变更，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9元，由黄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玲玲 审 判 员 卞新春 审 判 员 王国强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 锦 书 记 员 张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