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2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佳亮，男，199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章诚，北京知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鑫方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鑫北路9号。法定代表人：汪焰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超，男，北京鑫方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悦，女，北京鑫方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通达天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康西路1496号。法定代表人：唐庆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胜艳，女，北京通达天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志剑，男，北京通达天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孙佳亮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鑫方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方盛公司）、被上诉人北京通达天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佳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章诚、被上诉人鑫方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超、被上诉人通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胜艳、邢志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佳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驳回鑫方盛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鑫方盛公司、通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依法应发回重审。2018年3月11日，鑫方盛公司与通达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实际未履行，实际履行的是鑫方盛公司与案外人北京建工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的合同。鑫方盛公司与路桥公司签订合同，向路桥公司供货，路桥公司陆续付款840万元，可以看出路桥公司和鑫方盛公司互相认可交易相对方的身份。一审法院应追加路桥公司参加诉讼，查清合同交易主体以及付款责任，而不是依据电话询问便听信其陈述。二、涉案《商品购销合同》实际未履行，孙佳亮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孙佳亮是案外人路桥公司的员工，在康河路工程项目施工的过程中代表路桥公司开展业务，履行职务行为。虽然鑫方盛公司与通达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附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孙佳亮签收送货票据、销售单等，但因该合同未履行，该授权委托书未实际生效。即使孙佳亮存在收货签字行为，也是代表路桥公司进行收货。鑫方盛公司对通达公司无付款请求权，孙佳亮也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即使认为《商品购销合同》已经履行，一审法院也存在如下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一）一审法院依据孙佳亮签订的《企业对账函》确定货款为1482695.59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孙佳亮无权签署《企业对账函》，即使签署也不发生确认货款的效力。即使认为授权委托书有效，孙佳亮其也没有代表通达公司进行结算的权限。授权委托书写明“其签收的送货票据、销售单及其他收货单据将作为货款结算的依据”。依据该授权内容，孙佳亮无权进行结算，一审中应由鑫方盛公司提供由孙佳亮签字的货单单据进行结算，而不是直接认可《企业对账函》载明的金额，鑫方盛公司作为供货方，也应掌握全部供货资料备查。（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孙佳亮与通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孙佳亮出具的《购销合同担保书》载明“我自愿作为该合同担保人，如甲方不履行付款义务，我自愿承担担保责任。”依据担保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孙佳亮系作出一般保证的意思表示，其在《购销合同担保书》中的表述亦属于一般保证的表述，不能适用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约定不明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精神，也应认定为一般保证。三、本案中孙佳亮出具《购销合同担保书》不构成保证的形式，因为《购销合同担保书》中未体现保证的数额，也未体现保证数额确认的时间和《购销合同担保书》出具的时间，如按照普通保证处理，属于保证合同主要条款，保证合同无效。即使视为最高额保证，也因为不存在最高限额和确认债权的时间而无效。如果《购销合同担保书》视为有效，在保证期间起算，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但依据《购销合同担保书》第十六条的约定，该部分事实在一审已查清，货款也应在每月25日前结清，鑫方盛公司在2019年11月25日起诉，保证期限只有6个月，故孙佳亮只对2015年5月25日之后的货款承担保证责任。鑫方盛公司辩称，不同意孙佳亮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孙佳亮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孙佳亮的上诉请求。孙佳亮代表通达公司上诉，但通达公司并未上诉。对清账目是在2019年7月30日，付款是在2019年8月25日，所以是在6个月保证期限范围之内的。通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同意孙佳亮的上诉请求，同意孙佳亮不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一、涉案《商品购销合同》实际未履行，通达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通达公司与鑫方盛公司于2018年3月11日签订《商品购销合同》，起初通达公司想作为中间人赚差价，后因中标单位不允许，鑫方盛公司就与中康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康公司）及路桥公司分别签订买卖合同，通达公司与鑫方盛公司所签合同未实际履行。从鑫方盛公司提交的《商品购销合同》中也能看出该合同未履行，《商品购销合同》第十五条约定“甲方可以赊欠货款，但赊欠的额度不高于人民币贰拾万元。赊欠时间不得超过次月25日。”鑫方盛公司索要货款148万余元，与事实严重不符。赊欠货款数额和赊欠时间均已超过合同约定，但鑫方盛公司中间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有违常理。二、鑫方盛公司主张的1482695.59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鑫方盛公司主张通达公司支付货款1482695.59元，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为杨爱军、孙佳亮签署的《企业对账函》，杨爱军系路桥公司的会计，孙佳亮系路桥公司的执行经理，有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了孙佳亮具有多重身份。杨爱军、孙佳亮均无权代表通达公司进行对账，通达公司虽然向孙佳亮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但并未授权孙佳亮进行对账，仅授权孙佳亮签署送货单等各种送货单据。一审中鑫方盛公司出具的《企业对账函》写明：“下列数据出自本公司账簿记录，如与贵公司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信息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该对账函只有杨爱军和孙佳亮的签名，其二人都系路桥公司的员工。《企业对账函》中并无通达公司签章，这表明该对账函系单方意思表示，通达公司对欠款148万余元并不知情。《商品购销合同》第十九条约定，“甲方收到乙方发送的货物后，应在现场及时对货物的质量和数量进行验收，并给乙方办理签收确认手续，视为验收合格。”第八条约定，“甲方传真订货必须有本合同或补充协议或委托书中所指定的经办人签字确认。”通达公司认可授权孙佳亮签收货物的授权书的真实性，通达公司认为，鑫方盛公司应出具孙佳亮或范永贵签收的货单与通达公司对账，否则通达公司不认可鑫方盛公司向其送货。鑫方盛公司是路桥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杨爱军与孙佳亮均系路桥公司员工，请二审法院予以重点审查。综上所述，鑫方盛公司与中康公司及路桥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与通达公司无关，其在一审中出示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通达公司欠鑫方盛公司货款，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鑫方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通达公司支付货款1482695.59元；2.判令通达公司支付违约金（以1482695.59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3.判令孙佳亮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孙佳亮、通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1日，北京鑫方盛五金交电有限公司（乙方）与通达公司（甲方）签订《商品购销合同》，约定：1.甲方向乙方购买商品，商品具体名称及规格、型号等详细产品信息，以乙方的销售合同单为准；2.货款原则上应于交货时及时结清；3.甲方每月的二十五日前向乙方结算之前所有未付货款；4.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合同明确约定的日期或者期限履行义务，应当每日按照应当支付而未支付款项的千分之三承担延迟履行的违约责任。该合同附件为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兹授权以下人员为鑫方盛公司授权签字人，其签收的送货票据、销售单及其他单据将作为货款结算的依据，被授权人之一为孙佳亮。后孙佳亮出具《购销合同担保书》一份，载明：通达公司与北京鑫方盛五金交电有限公司签署的购销合同，我自愿作为该合同担保人，如甲方不履行付款义务，我自愿承担担保责任。2019年9月27日，孙佳亮在北京鑫方盛五金交电有限公司的《企业对账函》“信息证明无误”处上签字，该对账函载明：“致北京通达天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按照管理的要求，应当询证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款等事项……截至2019年7月30日，贵公司欠北京鑫方盛五金交电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货款1482695.59元。”为证明通达公司与鑫方盛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孙佳亮向一审法院提交鑫方盛公司与路桥公司签订《玻璃钢夹砂管、球墨铸铁管件、PE给水管件等采购合同》1份、《球墨铸铁管材、井盖、镀锌钢管采购合同》1份；以上两份合同的最终结算单2份；购买方为路桥公司、销售方为鑫方盛公司的增值税发票1组，并称就涉案康河路项目，实际履行的合同系鑫方盛公司与路桥公司之间合同。鑫方盛公司称其是受孙佳亮的指示将发票开给路桥公司，但是发票的开具必须配有打款记录及合同等。为了走账，其与路桥公司之间的合同系供货完毕后倒签，路桥公司支付的货款也确系支付的本案货款。鑫方盛公司与中康公司的货款已经结清。涉案合同的供货及付款情况：鑫方盛公司、孙佳亮均确认：1.供货期间为2018年3月至9月左右，9月后零星供货；2.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3.鑫方盛公司供货金额共计11071605.06元，路桥公司已付金额8401411.47元，孙佳亮支付111940元，北京八达岭金宸建筑有限公司第十六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金宸公司）支付1070000元。另，孙佳亮称支付的111940元系替路桥公司支付的押金，但该押金仅是口头约定。鑫方盛公司称金宸公司支付本案货款的原因是当时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庆友称通达公司的账户没有钱，但唐庆友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即金宸公司账户内有部分资金，故由金宸公司代为支付本案货款1070000元。关于《企业对账函》（与孙佳亮）出具的过程，鑫方盛公司称在付款之前从未知道有路桥公司，是到付款、开发票的时候才知道路桥公司。签订《企业对账函》的时候是由鑫方盛公司先联系通达公司的会计杨爱军对账核实金额无误后，由杨爱军签字。后拿着《企业对账函》又到孙佳亮家找他，孙佳亮当时给其会计打电话核实金额无误后签字的。孙佳亮称其确实是跟会计核实金额后签字确认，但应以路桥公司出具的最终结算单为准。鑫方盛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2020年4月30日，北京鑫方盛五金交电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鑫方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一审法院联系路桥公司，路桥公司向一审法院陈述情况为，其与鑫方盛公司确签订过两份买卖合同，但其并未与鑫方盛公司办理过结算手续，路桥公司一共支付鑫方盛公司货款8401411.47元，均系按照通达公司、孙佳亮的指示支付。两份买卖合同为倒签，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满足四流合一的要求。路桥公司与鑫方盛公司之间的合同没有履行，对账函（路桥公司与鑫方盛公司）中刘宇的签字经核实不是他本人签署，刘宇亦未授权过任何人签字。就涉案康河路项目，路桥公司与通达公司签订过买卖合同，康河路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路桥公司从未与鑫方盛公司的人员有过接触。孙佳亮与路桥公司之间仅为代缴社保的关系，孙佳亮不是路桥公司的员工。付桂芝与杨爱军也不是路桥公司的会计，是孙佳亮项目部的人。鑫方盛公司称签订合同及供货时都没有跟路桥公司的人员联系过，直到供货完毕后要付款了，才知晓有路桥公司，因为需要开具发票。所以后续与路桥公司之间的合同、手续均是后补的，为了走税务流程。此前发货的对账单、送货单购货单位都是写的通达公司，对账单都是孙佳亮签字的。孙佳亮称其系路桥公司员工，路桥公司出具的对账函上面虽不是刘宇本人签字，但是经过刘宇授权。付桂芝和杨爱军是陈淑成在康河路路桥公司项目部的会计，陈淑成在延庆有一个分公司，是挂靠到路桥公司的，借用路桥公司的资质承包康河路项目，现陈淑成因跟路桥公司存在串标，已被刑事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通达公司经一审法院送达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通达公司与鑫方盛公司之间的《商品购销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已实际履行，理由如下：第一，鑫方盛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其意思表示相对方为通达公司，通达公司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印章，双方合同成立并生效。第二，鑫方盛公司称合同签订后，供货事宜均按照孙佳亮的指示供货，货物送至孙佳亮指定的地点，供货时未接触过路桥公司人员，孙佳亮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供货时鑫方盛公司知晓涉案货物系由路桥公司人员或由其代路桥公司签收。第三，路桥公司虽后续与鑫方盛公司签订了货物买卖合同并有付款、开具发票等行为，但鑫方盛公司与路桥公司均称上述行为系按孙佳亮的指示操作，双方此前并无接触，路桥公司亦否认与鑫方盛公司进行对账。第四，《企业对账函》首部所载欠款主体为通达公司，孙佳亮未对欠款主体为何系通达公司而非路桥公司作出合理解释。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鑫方盛公司按照其与通达公司的约定交付货物，孙佳亮签收，已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孙佳亮收货后货物实际由谁使用，不应对抗鑫方盛公司。根据鑫方盛公司与路桥公司的陈述，两公司未有与缔结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孙佳亮在具有通达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在明确载明欠款主体的《企业对账函》上签字，系代表通达公司确认债务的行为，因此孙佳亮辩称鑫方盛公司与通达公司之间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中，通达公司尚欠鑫方盛公司货款1482695.59元未付，其应予支付，故对鑫方盛公司要求通达公司支付货款1482695.59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鑫方盛公司要求通达公司支付违约金（以1482695.59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的诉讼请求，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及违约情况，一审法院酌定调整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以1482695.59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三计算，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鑫方盛公司要求孙佳亮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孙佳亮在《购销合同担保书》上签字表示就通达公司与鑫方盛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所负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鑫方盛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诉状的日期为2019年11月25日，其主张的时间未超出保证期间，故孙佳亮应对通达公司的上述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北京通达天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鑫方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货款1482695.59元；二、北京通达天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鑫方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482695.59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三计算）；三、孙佳亮对北京通达天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孙佳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北京通达天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追偿；四、驳回北京鑫方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佳亮提交：证据1：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9民初4926、4780、4795、497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一审中鑫方盛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路桥公司用于举证，但未被采纳；2.孙佳亮系路桥公司的执行经理，签字行为系代表路桥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3.赵保君是路桥公司的统计，孙霄寒是路桥公司的材料员。证据2：路桥公司与江苏斯洛尔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记账凭证、结算单、对账单、付款记录；证据3：路桥公司与北京凡婷杰商贸中心签订的合同、记账凭证、结算单、对账单、付款记录；证据4：路桥公司与鑫方盛公司的记账凭证、结算单、对账单、付款记录，证明：这些对账单都是同一批人员在办理，鑫方盛公司最终履行的就是其和路桥公司签订的合同，相应对账等都是路桥公司在办理，所以通达公司和孙佳亮不应承担责任，鑫方盛公司和通达公司签订的合同没有实际履行。鑫方盛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由法庭审查，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若真实存在，也只能证明路桥公司和其他方的关系。并且在本案一审中，孙佳亮明确表示了其具有多重身份，即从事实来讲，合同已经签订。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若真实存在，也只能证明路桥公司和其他方的关系。证据4中记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结算单、对账单、付款记录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结算单、对账单、付款记录均是由通达公司、孙佳亮与鑫方盛公司对接，鑫方盛公司按照通达公司、孙佳亮的指示确认的，孙佳亮当时称均是为了满足四流合一的要求。鑫方盛公司在本案买卖合同履行及对账过程中均联系的是孙佳亮和通达公司，从未和路桥公司人员直接对接。通达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通达公司提交：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9民初12599号民事判决书、记账凭证、对账单，证明：1.该判决认定孙佳亮是路桥公司的执行经理，杨爱军是现金会计，两人无权代表通达公司签署《企业对账函》；2.孙佳亮、杨爱军、孙霄寒等人确认的债权应由路桥公司承担。孙佳亮发表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鑫方盛公司发表质证意见：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查证，对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鑫方盛公司与通达公司签订合同当中，孙佳亮明显是通达公司的人员，与鑫方盛公司签订对账函，并且孙佳亮有多重身份，是可以代表多人的。本院对双方二审提交判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结合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述。对孙佳亮提交的证据2、3因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目的不予采信。证据4中的结算单、对账单、付款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孙佳亮、通达公司提交了部分其他法院的判决，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案件虽同本案有相同的部分事实，但本案与其他案件不同的地方是：通达公司与鑫方盛公司之间签订了《商品购销合同》、孙佳亮签订《购销合同担保书》，同时孙佳亮在庭审中亦有其自认的部分事实，故本案依据查明的事实进行相应的判决。根据已经生效的刑事和民事判决书及本案一、二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通达公司与鑫方盛公司之间的《商品购销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理由如下：1.路桥公司与鑫方盛公司的对账单上刘宇的签字不是刘宇本人签署，是由项目部的人代签的，此事实亦得到了孙佳亮认可，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鑫方盛公司与路桥公司之间的合同得到实际履行；2.付贵芝和杨爱军是陈淑成安排在康河路路桥公司项目部的会计，陈淑成、唐庆友挂靠到路桥公司、借路桥公司的资质承包康河路项目，并实际进行施工，孙佳亮是项目部实际负责人；3.孙佳亮有多重身份，其自认同时在康河路项目和湖南路项目上担任项目经理，涉及路桥公司和中康公司，有多个老板；4.鑫方盛公司与通达公司签订《商品购销合同》时，孙佳亮自认是通达公司员工；5.涉案货物供货时间为2018年3月至9月之间，9月后有零星供货，而孙佳亮签订《购销合同担保书》的时间是2018年7月，其作为通达公司在《商品购销合同》中授权签收送货票据、销售单及其他收货单据的授权人，在货物供货期间签订《购销合同担保书》，并于2019年9月27日签订《企业对账函》，对通达公司的欠款进行了确认，说明《商品购销合同》得到实际履行，孙佳亮的行为是代表通达公司的职务行为；6.通达公司主张《商品购销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但对其法定代表人唐庆友控制的金宸公司代为支付1070000元货款的行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通达公司与鑫方盛公司之间的《商品购销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无不妥。孙佳亮在具有通达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在明确载明欠款主体的《企业对账函》上签字，系代表通达公司确认债务的行为，效力及于通达公司，一审判决认定通达公司向鑫方盛公司支付货款1482695.59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孙佳亮在《购销合同担保书》写明：通达公司与北京鑫方盛五金交电有限公司签署的购销合同，我自愿作为该合同担保人，如北京鑫方盛五金交电有限公司不履行付款义务，我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不履行债务和不能履行债务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事实，按照上述规定，本案双方属于约定不明，一审法院依据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规定，认定孙佳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双方的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前，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担保法审理本案，并无不妥。孙佳亮主张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佳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45元，由孙佳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 伟审 判 员  石 东审 判 员  周 维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 婷书 记 员  佟世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