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02民初11421号原告：宁力鸥，女，196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希，辽宁东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和平区城市建设局，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纬路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0102001587982L。法定代表人：张尚国，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宿宏宇，男，197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超，辽宁联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和平区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服务中心，住所地辽宁省阳市和平区南四马路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10102780099813T。法定代表人：刘洋，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佳怡，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睿，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宁力鸥诉被告沈阳市和平区城市建设局（以下简称“和平区城建局”）、沈阳市和平区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和平区征收中心”）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金利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宁力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希，被告和平区城建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超、宿宏宇、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佳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宁力鸥诉称，2015年9月，被告和平区城建局（拆迁人)、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被委托拆迁单位）就原告所有的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彩塔街36-4号1-1-1房屋（建筑面积32.41平方米）拆迁补偿事宜，与原告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于2015年9月6日向原告出具了《(彩塔街36号）项目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上述协议、通知单载明，因案涉房屋拆迁，给付原告拆迁补偿款合计583,214元。当时的具体情况是：2015年9月2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两份，该两份协议分别约定对原告所有的上述房屋进行拆迁，并且该两份协议分别约定了拆迁补偿款金额为255,406元、327,808元，但二被告未向原告交付金额为327,808元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5年9月6日，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又向原告出具领取补偿款通知单两份，其中分别记载的拆迁补偿款也为255,406元、327,808元，该两笔款项均是针对原告所有的案涉同一处房屋，不存在重合和包含的关系。其中的255,406元，二被告已于2016年1月支付完毕，所以记载该金额的领取补偿款通知单已由原告交给付款的银行（盛京银行红霞支行），现尚欠拆迁补偿款327,808元未给付。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向原告出具该拆迁补偿数额为327,808元的领取补偿款通知单时，其工作人员当时向原告口头承诺3个月之内可持该通知单到银行领取该笔补偿款。2015年9月至今，原告多次向二被告催要上述拆迁补偿款，也通过民心网反映以及到沈阳市和平区信访局信访等方式希望尽快得以解决，但而被告给原告的回应一直是“再等一等”。如今上述款项已逾期支付近六年，原告无奈提起本次诉讼，要求二被告共同给付拖欠的拆迁补偿款并支付利息。关于案涉拆迁房屋地址的问题，原告的居民身份证上记载的户籍地址是“沈阳市和平区彩塔街36-4号1-1-1”，案件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系本案被告一方提供，而且此份拆迁补偿协议中255,406元的金额，已由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即已经开始履行该协议，所以无论案涉拆迁房屋的地址为“1-1-1”还是“1-1-4”，均不影响双方间房屋拆迁补偿关系和事实的成立。除了案涉房屋外，原告并没有其他房屋，由二被告办理过征收补偿事宜。关于原告提供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对案涉房屋拆迁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关于原告提供的民心网记录两份、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信访局回访单，可以证明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原告提供的沈阳市和平区城市更新局出具的答复建议书，可以证明二被告没有完全付清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并且，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陈述在被拆迁人领取补偿款时，需要其先行通知，那么本案中至今原告也没有接到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关于领取案涉拆迁补偿款的任何通知，所以也就不存在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事实上，原告在领取拆迁补偿款255,406元时，也是在接到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的通知后，才持通知单到银行领取的。关于被告和平区城建局提供的《（彩塔街36号）项目办理房屋征收补偿通知单》（复印件）、《标准价（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复印件）、完费证明（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认，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该组证据与原告诉讼请求中主张的给付房屋拆迁补偿款无关，无论案涉房屋地址是当时的笔误，还是原告的身份证户籍登记存在错误，双方对房屋拆迁补偿的具体事宜、补偿金额、补偿方式都已达成一致意见，且二被告已履行部分给付款项义务。通过庭审可见，二被告现在全然否认双方签订的房屋安置拆迁补偿协议中的补偿金额，原告认为该部分实际并不存在任何争议，如果原告现提出的诉讼请求当时并未经被告方的认可，那么如何解释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向原告出具的领款单，领款单上加盖了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的公章，且二被告系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故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的行为就代表被告和平区城建局也认可补偿金额，且原告与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就327,808元的拆迁补偿款也曾经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只不过该协议没有交付给原告。关于案涉拆迁房屋的地址问题，原告在此地只有一套房屋，二被告也与原告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也履行了部分协议的内容，不影响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被告系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无论原告向二被告中的哪一方主张权利，依据法律规定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二被告系国家行政机关，原告无法直接与二被告的负责人员交涉，只能通过信访的途径来获得与二被告沟通的机会，并且原告也确实多次通过信访方式向二被告主张尽快支付欠付的补偿款。除原告现已提交的民心网记录及和平区信访局回访单之外，和平区信访局还有原告信访的其他记录，分别是2017年10月和2019年5月，如法院认为诉讼时效问题影响本案最终审理结果，那么原告申请法院向沈阳市和平区信访局调取上述信访记录，以证明诉讼时效多次出现中断，至今仍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拆迁补偿协议及领款单均为2015年9月签订和获取，也就是说，2015年9月，原告主张的327,808元补偿款就应该支付完毕，故原告要求从2015年9月开始计算该款项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案涉房屋征收补偿款327,808元；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共同支付利息（以327,808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327，808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和平区城建局辩称，本地块所涉拆迁任务，我局已委托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具体负责，其中所涉具体问题以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的答辩意见为准。原告宁力鸥未向我局主张过案涉拆迁补偿款，故其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关于原告宁力鸥所述拆迁补偿款金额255,406元、327,808元的具体协商过程，我局不清楚，都是由被委托人即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办理的。通过我局从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处调取的档案材料来看，档案材料中记载的被拆迁房屋地址为“沈阳市和平区彩塔街36-4号1-1-4”，而非“1-1-1”。关于我局提供的《（彩塔街36号）项目办理房屋征收补偿通知单》（复印件）、《标准价（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复印件）以及完费证明（复印件），可以证明原告宁力鸥的被征收房屋地址为上述“1-1-4”。关于原告宁力鸥提供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对于原告宁力鸥提供的《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原告宁力鸥提供的民心网记录及和平区信访局回访单，该两组材料不能够证明原告宁力鸥向我局主张过权利，即使原告宁力鸥所述的拆迁补偿款确真实存在而且并未支付，那么其主张的利息也应该从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关于原告宁力鸥提供的沈阳市回去城市更新局出具的答复建议书，也无法证明原告宁力鸥曾向我局主张过权利的事实。被拆迁人到银行领取补偿款时，必须持有和交出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我局认为原告宁力鸥主张的拆迁补偿款应当以拆迁补偿协议中记载的金额255,406元为准。至于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于2015年9月6日向原告宁力鸥出具拆迁补偿金额为327,808元的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的具体原因，我局不清楚。关于原告宁力鸥诉述的“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向原告出具拆迁补偿金额为327,808元的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时，其工作人员向原告口头承诺3个月之内可持该通知单到银行领取该补偿款”的情况，我局不清楚，我局不负责具体工作。对于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所述的正常领取补偿款的流程即“补偿款划拨到银行之后，我们通知被征收人持领款单到银行办理，并没有固定的支付和领取时间”，我局无异议。关于本案所涉房屋地址至关重要，因对于拆迁补偿房屋不可能存在虚拟地址，请法院查明，予以明确。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辩称，我中心为被告和平区城建局的被委托单位，不承担案涉款项给付的主体责任。原告宁力鸥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拆迁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款255,406元已经支付完毕，即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宁力鸥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宁力鸥所述二被告已向其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255,406元属实，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协议中记载的房屋地址是“沈阳市和平区彩塔街36-4号1-1-4”，包括档案里的协议、房改协议、完费证明等材料中也均记载为该地址。原告宁力鸥的房屋补偿款金额应该以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为准。关于原告宁力鸥提供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关于原告宁力鸥提供的《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通知单仅证明通知领取补偿款，不能证明被告和平区城建局与原告宁力鸥达成了拆迁补偿协议。关于原告宁力鸥提供的民心网记录以及和平区信访局回访单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回执单中并没有加盖印章，且信访行为不能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答复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我中心认为与本案无关，且该答复意见书中记载，被告和平区城建局对协议外的补偿结论不认同。我中心只是涉案拆迁补偿工作的被委托单位，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我执行对原告宁力鸥主张的补偿款承担给付责任。被拆迁人要到银行领取补偿款，必须持有和交出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关于被告和平区城建局提供的《（彩塔街36号）项目办理房屋征收补偿通知单》（复印件）、《标准价（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复印件）、完费证明（复印件），我中心无异议。我中心认为原告宁力鸥主张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应当以补偿协议中记载的金额255,406元为准。2015年9月6日，我中心向原告宁力鸥出具《（彩塔街3号）项目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的具体原因，不清楚，该通知单中记载的经办人“孙成龙”确系我中心工作人员。关于原告宁力鸥诉述的“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向原告出具该通知单时，其工作人员向原告口头承诺3个月之内可持该通知单到银行领取该补偿款”的情况不属实，正常领取房屋拆迁补偿款的流程是：补偿款划拨到银行之后，我中心通知被征收人持领款单到银行办理，并没有固定的支付和领取时间。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2日，原告宁力鸥（乙方）与被告和平区城建局（甲方/拆迁人）、沈阳市和平区拆迁房屋中心（被委托拆迁单位）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甲、乙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达成协议。拆迁房屋地址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彩塔街36号1-1-4，《房屋所有权证》编号：公房住宅……，建筑面积：32.41平方米，使用面积：22.66平方米，拆迁补偿款金额总计255,406元。协议中未就补偿金额的给付时间进行约定。后，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向原告宁力鸥出具《（彩塔街36号）项目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其中记载拆迁补偿款金额为255,406元。同年9月6日，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另行向原告宁力鸥出具《（彩塔街36号）项目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一份，其中载明：“银行：根据和政征决字[]第号批准，和平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对被征收人宁力鸥的房屋实施征收，经协商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号）。应领取征收补偿安置款（人民币）大写：叁拾贰万柒仟捌佰零捌元整，小写：327,808元。请协助办理领款手续。经办人：孙成龙。”上述协议签订后，2016年1月前后，案涉安置协议书中确定的拆迁补偿款255,406元，已由原告宁力鸥经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通知后持上述《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至盛京银行领取完毕。2021年5月14日，沈阳市和平区城市更新局（原沈阳市和平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向原告宁力鸥出具《答复意见书》一份，其中载明：“宁力鸥：经调查，现就你反映的2010年位于房屋动迁，2015年签订动迁协议，因部分款项未发放，多次到征收补偿中心催要，但至今拆迁款未发放到位，请求解决的问题处理如下：征收补偿中心就你所述的信访问题已于2015年进行了认真研究，并经主任办公会核定通过，为你参照2015年实施的征收项目补偿政策为你补偿，且已落实协议签订和额外补偿单的签订工作征收部门对签订的相关补偿要素始终认同，虽然，征收补偿中心就你额外补偿问题与委托人和和平区城市建设局多次协商，但和平区城市建设局现仍然对征收补偿中心的补偿结论不能认同，对额外补偿部分不予支付，征收部门将继续向和平区城市建设局提出上述补偿意见，摆明事实，积极协调，争取早日做通和平区城市建设局工作，为你支付剩余补偿款。如对此处理意见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现因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向原告宁力鸥出具的拆迁补偿金额为327,808元的《（彩塔街36号）项目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中所载补偿金额至今未得以兑现，原告宁力鸥起诉来院，要求二被告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并支付其相应利息损失。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目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沈阳市和平区城市更新局答复意见书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应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被告国宇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结合其当庭陈述意见，对本案事实予以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各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被拆迁房屋的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的协议。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就案涉房屋拆迁补偿事宜达成一致协议，并由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向原告宁力鸥出具《（彩塔街36号）项目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此系双方经自愿协商所形成的合意，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结合双方的举证情况，可以认定作为被委托拆迁单位的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向原告宁力鸥就拆迁房屋共出具两份《（彩塔街36号）项目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其中一份记载的拆迁补偿金额为255,406元，与案涉拆迁补偿协议向对应，该通知单中的拆迁补偿款255,406元已经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通知，由原告宁力鸥持交给补偿款支付银行，并领取完毕。而原告宁力鸥于庭审中举证的《（彩塔街36号）项目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其中记载的拆迁补偿款为327,808元，原告宁力鸥尚未受领，故其起诉来院。依据上述事实，结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该《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中记载的拆迁补偿款领取时间，各方虽并未作出约定，但该通知单的填发时间为“2015年9月6日”，至今已近6年之久，而二被告仍未支付，有违公平合理原则，且庭审中，二被告对于该款项的异议，并非在于未约定给付时间上，而是在事实方面予以否认。但与此同时，结合原告宁力鸥提供沈阳市和平区城市更新局出具的答复意见书等各项证据，已足以对其主张的事实形成证据链条，故本院予以确认。在二被告未提供相关证据对原告宁力鸥的相关证据加以推翻的情况下，被告和平区城建局应向原告宁力鸥给付案涉《（彩塔街36号）项目领取征收补偿款通知单》中记载的拆迁补偿金额327,808元。关于原告宁力鸥主张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承担共同给付责任一节。因被告和平区征收中心系案涉房屋拆迁工作的受委托人，其并不负有给付案涉拆迁补偿款的责任，故对于原告宁力鸥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宁力鸥主张的利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对于原告宁力鸥主张的该项损失应予支持。因案涉款项的给付，并未明确具体时间，本院从原告宁力鸥向本院起诉本案诉讼之日（2021年5月19日）起计算该项利息，即：以327,808元为计算，自2021年5月1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被告和平区城建局实际给付之日止。关于案涉拆迁房屋的地址问题。根据原告宁力鸥提供的、二被告均无异议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中记载的被拆迁房屋的地址为“沈阳市和平区彩塔街36号1-1-4（建筑面积32.41平方米）”，而根据原告宁力鸥的居民身份证显示，其户籍地址确为“沈阳市和平区”，但结合被告和平区城建局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认定案涉房屋地址为“1-1-4”。同时，即使案涉房屋地址记载有误，依据“误载不害真意”之原则，亦不影响双方所达成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效力。关于二被告辩称原告宁力鸥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因案涉拆除补偿款的给付时间，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且根据原告宁力鸥提供的由沈阳市和平区城市更新局出具《答复意见书》，并结合原告宁力鸥提供的其他证据等，可见原告宁力鸥多年来一直积极主张案涉款项的权利，故应认定原告宁力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阳市和平区城市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宁力鸥房屋拆迁补偿款327,808元；二、被告沈阳市和平区城市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宁力鸥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的利息（以327,808元为计算，自2021年5月1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被告沈阳市和平区城市建设局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宁力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05元，减半收取3,802.5元，由被告沈阳市和平区城市建设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金利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陈荟茹书记员王佳慧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八十八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