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59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育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北苑一区甲3号楼-1至2层102内1至2层。法定代表人：邵淳，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淳，男，1983年10月18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璐，女，1984年5月2日出生。上诉人北京育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育茁公司）、上诉人邵淳因与被上诉人孙璐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人民法院（2021）京0114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育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淳、上诉人邵淳，被上诉人孙璐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育茁公司、邵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育茁公司、邵淳退还孙璐学费134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优惠收退费细则》的约定，交费期中途办理退费或退园手续的，该交费期间的费用均以按月交费标准计算，不再享受按学期缴费的优惠待遇。该约定已经明确了退费的处理方式，在任何情况下均适用，但一审判决认定该条款在孙璐违约时适用缺乏依据。孙璐按年支付托费并全部消费时获得优惠收费的前提，中途退费不应再按照优惠价格计算，且“新冠”疫情期间幼儿园无法开园并非育茁公司的过错所致，故退费的结果不应由育茁公司单方承担。孙璐辩称，不同意育茁公司、邵淳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孙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育茁公司、邵淳退还学费162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璐与陈XX（2014年3月11日出生）系母子关系。石颖系孙璐之母。2017年3月30日，石颖以孙璐（甲方）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北京育茁幼儿园”（乙方）签订《优惠收退费细则》。该合同主要约定：“北京育茁幼儿园”是经市教委批准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依法办园、自负盈亏。乙方同意为甲方幼儿（陈XX）提供优越幼儿园教育环境，甲方同意接受乙方所提供的幼儿园服务并交纳相关的费用，现双方签署本协议兹遵守。一、收费标准：双语班，托费月付为3380元/月，学期付为3000元/月，学年付为2900元/月。二、缴费方式：甲方确认缴费方式为年付方式。三、优惠收费退说明：2．学期/学年付费方式，交费期间，幼儿如有某月整月（当月1日至月末最后1日）未出勤，需收取每月350元学籍管理费，乙方退还剩余全部的保教费、伙食费。交费期中途办理退费或退园手续的，该交费期间的费用均按“按月交费标准”计算，不再享受按学期交费的优惠待遇。合同签订后，孙璐每年按《优惠收退费细则》交纳托费。2019年4月17日，孙璐交纳2019年9月至2020年7月幼儿园大班学费19600元、材料费2000元，另有三个月托费8400元因2018学年度整月未上学而顺延至此次交费。育茁公司和邵淳对以上交费情况均予以认可。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由于疫情原因，“北京育茁幼儿园”一直未开园。2020年7月18日，“北京育茁幼儿园”教师通过微信向孙璐发送退款明细，内容如下：2019年9月至12月，每月收费金额为3380元，2020年1月收费金额为1080元（保育费750元、餐费30元/天，出勤11天），共产生费用14600元，交费总计2．8万元，退费共计13400元，另外还有500元材料费应予退还。孙璐认为2019年9月至12月，每月收费金额应为2800元而并非3380元，对于其他费用均认可。另查，邵淳是“北京育茁幼儿园”的举办者。2018年12月31日，“北京育茁幼儿园”取得由北京市昌平区教育委员会颁发的《昌平区社区办园点备案证》（备案证号：1110114（天北）001），该备案证有效期限自2018年12月31日至2019年12月31日。2020年9月28日，育茁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系邵淳，“北京育茁幼儿园”转由育茁公司经营。“北京育茁幼儿园”至今未取得办学许可证。本案庭审中，育茁公司和邵淳自愿共同向孙璐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本案中，石颖以孙璐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北京育茁幼儿园”签订《优惠收退费细则》，现邵淳、育茁公司认可孙璐与石颖之间的代理关系，故该代理行为有效，孙璐应对石颖以其代理人身份与“北京育茁幼儿园”签订的《优惠收退费细则》承担全部责任。因“北京育茁幼儿园”未取得办学许可证，无独立法人资格，故其民事责任应由其举办者邵淳承担。孙璐和邵淳签订的《优惠收退费细则》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孙璐依约缴纳各种相关费用至2020年7月31日，因疫情原因，“北京育茁幼儿园”自2020年2月起一直未开园，未能提供教育培训服务，故未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应予退还。育茁公司和邵淳主张按照《优惠收退费细则》第三条第2小条进行退费，“按月交费标准”计算，不再享受按学期交费的优惠待遇。但是从文义及公平角度来看，该条款应该在孙璐违约的情形下适用，孙璐作为守约方，不应适用该条款而承担额外的损失。因此育茁公司、邵淳主张按3380元/月计算应收费金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孙璐主张退还相应的学费及材料费16220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育茁公司自愿与邵淳共同承担退款责任，该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邵淳、育茁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退还孙璐学费1622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邵淳、育茁公司称，如因育茁公司原因造成合同无法履行时，不适用《优惠收退费细则》“三、优惠收退费说明”第2条中关于交费期间的费用按照按月交费标准计算而不按照按学期缴费的优惠标准计算的约定，但幼儿园未能开园系“新冠”疫情所致，并非育茁公司或孙璐造成的。邵淳、育茁公司称，《优惠收退费细则》中“三、优惠收退费说明”项下第5条约定，如幼儿园遭遇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各种自然灾害、突发性疫情及幼儿园常见流行性传染病等，幼儿园不能正常开园，乙方只向甲方退还闭园期间的伙食费，相应保教费用不退还，该条款虽然是针对短期闭园约定的，但是因为疫情期间持续很久，邵淳、育茁公司愿意将保育费一并退还，但是退费应当按照原价退还。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优惠收退费细则》系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应按照每月3380元的标准计算应收取学费的金额。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优惠收退费细则》的约定以及邵淳、育茁公司的陈述，在孙璐因个人原因要求退费或退园的情况下，应按照每月3380元的标准计算已上课程的学费，本案中，北京育茁幼儿园2020年2月起未开园系因疫情所致，孙璐亦基于幼儿园未开园且未提供教育培训服务的事实要求育茁公司、邵淳退还部分费用，在此情况下，邵淳、育茁公司主张依据《优惠收退费细则》第三条第2款中按月交费标准计算学费缺乏合同基础。邵淳、育茁公司主张，根据前述条款的约定，在任何情况下涉及退费时均应按照每月3380元的标准计算费用，且幼儿园未能开园并非其违约所致，故不应按照优惠价格标准计算学费。本院认为，首先，根据邵淳、育茁公司的陈述，如因育茁公司原因造成合同无法履行而涉及退费、退园时，不适用按照每月3380元的标准计算学费，即并非任何情况下涉及退费时均应按照上述标准计算已上课的费用；其次，《优惠收退费细则》约定，交费期间费用按月交费标准而不按照学期或学年交费计算的前提为交费期中途办理退费或退园，本案中，孙璐系要求邵淳、育茁公司退还的款项为已经交纳但因未能上课而应退还的费用，故孙璐并非基于合同履行期间内不再继续履行合同而要求退款，幼儿园无法开园是否因邵淳、育茁公司过错所致，并非认定计算应返还款项数额标准的依据；再次，邵淳、育茁公司称，幼儿园遇突发性疫情等不能正常开园时保教费用不退还，现邵淳、育茁公司同意按照每月3380元的标准计算已上课部分学费，但根据邵淳和育茁公司的陈述，上述条款系针对短期闭园的情形约定，该内容与本案情形不同，同时，上述条款存在免除邵淳、育茁公司责任的情形，邵淳、育茁公司据此主张按照每月3380元的标准计算已上课部分的款项于法无据。综上，邵淳、育茁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按照孙璐实际交纳学费对应的标准计算2019年9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学费11200元并无不当，因孙璐已支付2．8万元，且邵淳、育茁公司和孙璐对应扣除2020年1月费用1080元均无异议，故应退还学费金额为15720元，同时，邵淳、育茁公司和孙璐对应另行退还教材费500元并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判令邵淳、育茁公司退还16220元亦无不当。综上所述，邵淳、育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北京育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邵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硕审 判 员 郭勇审 判 员 董伟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岩书 记 员 张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