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新31民终9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强，男，196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XXX，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鞠德兴，广东深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棉花产业（集团）叶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信用代码9165312623016043X2，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恰瓦克路18院。法定代表人：雷罡，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代英，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貊明伟，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国强因与被上诉人新疆棉花产业（集团）叶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叶城棉业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人民法院（2020）新3126民初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进行阅卷、调查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国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驳回被上诉人要求支付欠款1,387,457.98元及利息23,978元的诉讼请求；2．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损失10,410,310元；3．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诉部分：1．原告在起诉状中所主张的各项费用都没有计算的客观依据，或多或少都是原告单方面臆定的，也没有得到被告的确认。尤其是使用贷款金额的多少及其使用期限，利息标准及计算依据都由原告一言堂，也没有银行还息的凭证等；使用上游企业借款的意向、金额、期限和利息标准双方也未达成合意。总之，所有资金、费用都是原告单方确定的，毫无客观可依。2．错误认定陈国强与陈国友是合伙关系，陈国友的某些行为最多只能认为是代理行为，在没有委托代理的情况下，依法属于效力待定行为，在陈国强没有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是无效的。合作协议的相对方是陈国强，《还款承诺书》的相对方也是陈国强，但是陈国强并没有在承诺人处签字，因此还款承诺书对陈国强不产生约束力。陈国友在担保人处签字，也足以说明陈国友不是合伙人，也不是代理签字的行为，陈国友处于一个担保人的独立法律地位。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从合同也是无效的。在陈国友不是履行代理行为的情况下，从何产生默认的法律后果。陈国友作为担保人的话不需陈国强的默认。3．根据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和举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的支付责任包含有银行贷款利息1,535,238.54元、借款利息468,438.89元等在内的共计2,449,301.02元，在法院不予认定相应证据的情况下，那么应当从起诉标的中减去该类费用，再扣减双方约定的以1600.672吨棉花折抵给原告后无须支付质押费1,003,763.62元后，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应当向其支付任何费用，因此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关于反诉部分。原审法院认为反诉人主张的“生产加工的皮棉含杂率较高系因原告（反诉被告）的机器设备存在问题所造成的，但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该事实主张的成立”，上诉人不服此判，理由如下：1．反诉人的下列证据直接证明了机器设备存在问题造成含杂率高：（1）邵泽兵（陈国强委托的管理人）对雷罡的录音，法定代表人雷罡承认机器设备是存在问题的，因机器设备无法使用第二年作了全部更换。（2）证人顾海滨的证言证实，2018年11月份受陈国强的邀请到江格勒斯扎花厂诊断皮棉含杂率高的原因，顾海滨在扎花厂参与扎花一天一夜，发现机器老化、皮清机毛刷要换、2号机器小铝条少了一根还有两根只有一半、清花机应当开两台，另外一台坏了没有开。（3）陈国强于2018年10月30日通过微信以视频和照片的形式向雷罡反映了棉花杂质的问题，雷罡回复派人对机器设备调试。（4）2018年11月29日陈国强同样通过微信以视频和图片向集团技术管理人员潘福文反映机器设备造成棉花含杂高的问题，潘福文回答派人检修。这些都反映了设备持续存在问题，当时的情况是由于缺零件，需要到内地购买，短期内无法修复。2．间接证据--喀什金城纺织有限公司是从事纺纱和棉花加工设备销售的公司，其认为造成皮棉含杂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是机器设备出现问题或者没有安装皮清机或者皮清机坏了造成的。3．一审法院避而不谈的一个重要证据，专业人士的专业意见：张鲜国，是农三师42团扎花长的副厂长，负责扎花业务二十多年，所学专业为棉花加工与设备维修，有专业资质，工程师职称。张鲜国从专业角度和二十多年的经验分析，造成皮棉含杂率如此之高的原因只有机器设备存在问题，因为手摘棉花的正常含杂率一般为1.0左右，即便籽棉不干净也可以通过机器清理到1.0-1.2左右。如此大范围内的高含杂率只有可能是设备零部件缺损或者缺少清花设备造成的。手采棉，其本来的含杂率就是2%-3％，就算不清理也能达到这个含杂率，由此说明反诉被告的清花设备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三、另外一审在证据认定方面更换概念。我方所谈的皮棉质量是指含杂率高这一特定因素引起的皮棉优劣。被反诉人应当基于诚实和信赖，用正常的设备给反诉人加工棉花，现被反诉人用不正常的设备给反诉人加工棉花，超出了反诉人在合同订立之初正常和合理期待，为周全、圆满完成合同义务实现合同债权合同义务人应当遵守约定和法律规定、诚信原则，否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如诉改判。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辩称：1．关于本案程序问题。上诉人陈国强未按照法律的规定按时缴纳上诉费用，且没有法定的是由或向贵院申请延期。应当按照上诉人陈国强撤回上诉处理。2．关于本诉。一审法院判令陈国强向叶城棉业支付欠款1,387,457.98元，及利息23,978元。主要是依据形成于2019年11月22日陈国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8--2019年度合作经营结算表及叶城棉业提交的还款承诺书予以认定。两份证据高度一致的证实了以下的问题，第一、双方已经进行了最终的对账结算，第二、陈国强欠叶城棉业1,387,457.98元，第三、陈国强方承诺欠款未按照承诺书如期归还，则按照月利率2%，自2019年11月25日起计算利息。一审法院的判决已经忽视了结算表出具后实际产生的由叶城棉业承担的质押费1,003,763.62元应当由陈国强承担，及应当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仅酌定部分同期银行贷款的利息，叶城棉业公司对此并未上诉，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3．关于反诉，一审法院未支持陈国强所谓的损失是正确的。首先，双方合作的基础性文件是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协议书明确约定叶城棉业的义务额度确保棉花加工的质量不低于P2，而叶城棉业的加工是符合并高于该约定的，其次，陈国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018--2019年度合作经营结算表，及叶城棉业提交的还款承诺书，均可以反驳其主张。试想，如果真的存在其所谓的损失，陈国强方不会签署还款承诺书，认可经过结算欠付叶城棉业1,387,457.98元。上诉人陈国强补充以下上诉内容：针对2019年11月22日的结算表一份，当时我方所要证明的问题是用1600吨棉花，按照低于市场价12,600元每吨，折抵给被上诉人之后，就不需要缴纳质押费1,003,763.62元，该证据由被上诉人方的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签字。该证据我们也形成了与被上诉人递交的2019年11月22日的结算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被上诉人递交的结算表上多了质押费这一项，显然是为了诉讼又篡改了原来出具的结算表，对于该结算表没有上诉人一方的签字，我们只认可用1600.672吨棉花低价12,600元折抵后不需要交质押费这一项。而不是对整个的我方所交的该份证据的内容认可。一审的庭审笔录中可以看出来，一审法院曲解了我方递交该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2．承诺书并没有陈国强的签字，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却认定陈国强与陈国友是合伙，因此错误的认定该承诺书是陈国强的意思。3．棉花加工等质不低于P2，并不是被上诉人方可以免除本案所诉争的赔偿责任的理由，因为造成违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被上诉人在其他方面的违约造成的损失依然应当按照实际损失大小予以赔偿。本案被上诉人在其他方面的违约就是指，没有提供正常的加工设备和没有具备资质的加工人员，以致造成含杂率奇高，影响了棉花的公定重量和棉花交易价格。经过评估为10,410,310元，应当予以赔偿。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补充以下答辩内容：1．坚持先查明本案程序上，上诉人是否过了上诉费缴纳期限。如果经过了法定期限，应当按照上诉人撤回上诉处理，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2．一审法院已经查明，陈国强与陈国友的关系，并且上诉人陈述认可12,600元质押1600余吨的棉花，该认可签字也是陈国友予以确认。陈国友与陈国强系同一方，一审法院综合认定，两份证据即2018--2019年度合作经营结算表以及陈国友签字的还款承诺书，时间均为2019年11月22日，时间高度重合，内容也高度一致。且陈国强在一审庭审中，对于叶城棉业提交证据质证的过程中对多份其中有陈国友代为行使或者履行双方合作经营的相关证据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对陈国友行为的默认。3．上诉人主张损失应当有明确充分的请求权基础，双方的基础性文件，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对于叶城棉业的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就是确保棉花加工质量不得低于P2，陈国强所谓的评估是其单方面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的评估。对于其三性叶城棉业均不予以认可。原审原告叶城棉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合作经营期间欠款2,449,301.02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欠款产生的利息44,077.35元（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5月31日）以上两项合计：2,493,378.37元；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送达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1日，原、被告签订《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约定：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止，双方在原告所属的江格勒斯轧花厂合作经营棉籽收购加工、皮棉及棉副产品的销售。原告负责加工皮棉及办理收购贷款的申请工作，被告负责棉籽收购、收购棉籽需保证金、配套资金的筹措供应工作。被告收购加工籽棉折皮棉不得低于2600吨，并按照加工重量支付给原告加工费。被告收购加工皮棉及棉副产品全部销售完成所得款项，在归还农发行全部贷款本息，并扣除相关加工费、税费、仓储费、保险费及原告垫付费用后，剩余部分归被告所有。合同签订后，被告支付定金300,000元，自筹收购资金及配套资金共计7,350,000元。原告通过农发行申请贷款共计36,700,000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经营轧花厂出现严重亏损，被告无法根据合同约定按时偿还贷款本息及各项应由被告支付的费用。为维持轧花厂正常运行，原告垫付了各项应由被告支付的费用，包括在2018-2019棉花年度内，购进货物价格51,509,030.8元，加工费3,086,609.5元，贷款利息1,535,238.54元，配套资金借款利息468,438.89元，流动资金保险52,250元，皮棉入库监管费用494,685元，印花税费16,366.39元，交易费6,353.5元，质押费用1,003,763.62元，合计58,082,736.24元。扣除皮棉、棉籽、不孕籽棉销售收入47,887,980.09元，以及被告支付的定金和自筹收购资金，被告还须偿还原告垫付的各项费用累计2,449,301.02元。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偿还欠款事宜，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脱至今。故原告起诉至法院。原审被告陈国强答辩并反诉称，1．配套资金利息468,438.89元有异议。根据合同约定，配套资金应当另行约定，但双方此后再无任何约定，因配套资金的多少也无法确定，只是原告单方面的陈述，利息也是原告单方面依据自己的利息标准计算得出，根据合同约定提供配套资金是原告的义务，因此我方不承担该配套资金利息；2．质押费用1,003,763.62元。我方也不承担，因为在2019年11月份，被告尚有皮棉1600.672吨，当时低于市场价（市场价13,800元）以12,600元的价格抵账给原告，并与原告方的法定代表人口头约定质押费和配套资金利息等被告不再承担；3．贷款利率1,535,238.54元，因为使用贷款的金额无法确定，因此利息也是无法确定的，利息是由原告单方面计算的；4．原告的主张无法准确计算，都是原告主观想象出来的，没有客观的根据；5．原告在给被告加工棉花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常的机械设备，给被告造成损失。综上，反诉请求：1．判令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棉花损失10,410,310元（具体以评估为准）；2．反诉费、评估费等其他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反诉人经过考察，在大渊博网上查询了被反诉人此前加工棉花的指标，尤其是含杂率指标，在2018年合作期间，由于被反诉人加工设备存在问题，致使加工的棉花含杂率平均达到了2.3%，严重影响了公定重量和交易价格，给反诉人造成了损失，故反诉人要求被反诉人赔偿损失。原审原告叶城棉业公司针对被告陈国强反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答辩称，1．反诉人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双方对2018年8月1日签署的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是认可的，但是实际履行过程中反诉人拖欠我方加工费，依据这一项我方已提交了证据来证明，不仅这些，还有反诉人拖欠我方费用2,449,301．02元；2．反诉人称我方的加工设备存在问题，导致杂质率高，影响了质量，这陈述与事实不符，针对这一事实我们会在庭审中提交证据作出陈述，针对反诉人公定重量的计算公式我方不认可；3．关于反诉人要求赔偿损失，没有事实与依据，系其自行扩大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于2018年8月1日签订《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约定：1．被告在原告所属的江格勒斯轧花厂合作开展棉花收购、加工及皮棉、棉副产品的销售工作，由被告负责籽棉收购及收购所需保证金、现金、配套资金的筹措和供应工作。双方合作期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止；2．本协议签订后2个工作日内，被告给付原告定金300,000元；3．原告根据被告收购籽棉的数量及进度向农发行申请棉花贷款，贷款所产生的利息由被告按照农发行同期贷款利率按月支付给原告；4．销售棉花及棉副产品的收入有限偿还贷款本息，并扣除相关加工费、保险费及原告垫付费用后，盈余部分归被告所有；5．被告提出对原告现有设备及生产场地进行改造，应提前制定改造方案及造价清单，在征得原告同意并报上级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费用由被告承担，合作期满后无偿归还原告所有。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合作开展棉花收购、加工及销售工作；6．双方就经营方式、经营管理、款项支付、权利义务、合同解除、违约责任等作出具体的约定。合作经营期间，被告及其合伙人陈国友共同向原告支付定金及自筹收购资金7,800,000元，并在合作期间产生保险费52,250元。经双方算账，双方合作期间收入合计55,633,435.22元、加工费合计3,086,609.5元、支出合计57,020,893.2元。且被告合伙人陈国友以担保人身份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一份，载明“同意将质押在巴州冠农股份的1600余吨棉花货权交由新疆天孚棉花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赎回，按12,600元/吨买断”。后原告以合作经营期间共计垫付各项费用2,449,301.02元起诉至法院。因被告就双方就合作经营期间，因原告设备问题造成加工皮棉含杂率较高，故被告提起反诉，要求原告支付棉花损失10,410,31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8月1日签订《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约定：双方在原告所属的江格勒斯轧花厂合作经营棉籽收购加工及皮棉、棉副产品的销售。原告负责加工皮棉及办理收购贷款申请工作，被告负责棉籽收购及收购所需保证金、配套资金的筹措供应工作。被告收购籽棉、折皮棉不得低于2600吨，并按照加工重量向原告支付加工费。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签字和盖章确认的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一、关于本诉原告要求支付合作经营期间欠款2,449,301.02元的诉讼请求。结合被告合伙人陈国友向原告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及原告向被告出具的2018年-2019年度合作经营结算表，可认定双方就合作期间产生的账务已于2019年11月22日进行核算确认，即被告（反诉原告）还应当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1,387,457.98元。理由如下：①双方提交的还款承诺书及经营结算表落款时间均系2019年11月22日，被告（反诉原告）出具的承诺书表示认可向原告（反诉被告）补交款1,387,457.98元的事实，并要求分期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的意思表示。原告（反诉被告）出具的经营结算表表示认可被告（反诉原告）再向其补交款为1,387,457.98元，且该表中载有公司经理及会计签字且以此结算为准的意思表示。②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经营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止，而双方出具的结算表及还款承诺书时间为2019年11月22日，从时间角度分析，双方自2019年5月31日合同截止后有近6个月时间就双方账务核算事宜进行核算，应认定系双方就合作盈亏事宜进行的最终核算结果。③原告（反诉被告）庭审中称“质押费用系后期产生的，故未在2019年11月22日结算表中体现”，但就其主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被告合伙人陈国友向原告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中明确表示将同意原告关联公司新疆天孚棉花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将1600余吨棉花货权以每吨12,600元买断销售权，且被告陈国强在庭审中对原告提交证据质证过程中均对多份其中由陈国友代为行使或履行原、被告双方合作经营事宜的相关证据未明确提出异议，视为对该行为的默认。综上，应当认定系被告以其1600余吨棉花折抵质押相关费用，故法院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质押费1,003,763元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合作经营期间欠款1,387,457.98元，对于原告多诉部分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欠款产生的利息44,077.35元的诉讼请求。但被告拖欠相关费用是客观事实，实际上占用了原告的资金，且损害了原告应享有的合法利益，法院酌定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止，即23,978元（1,387,457.98元×4.15％÷365天×152天）。三、关于被告（反诉原告）反诉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赔偿棉花损失10,410,310元的诉讼请求。虽被告（反诉原告）主张原告在合作经营期间，生产加工的皮棉含杂率较高系因原告（反诉被告）的机器设备存在问题所造成的，但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该事实主张的成立。综上，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赔偿棉花损失10,410,310元及评估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国强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向原告新疆棉花产业（集团）叶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欠款1,387,457.98元；二、被告陈国强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向原告新疆棉花产业（集团）叶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欠款利息23,978元（1,387,457.98元×4.15％÷365天×152天）；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陈国强的全部反诉请求。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履行完毕，若未按期履行，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6,746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3,373元，由原告新疆棉花产业（集团）叶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595.98元，被告陈国强负担8,777.0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4,261.86元，简易审理减半收取计42,130.93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陈国强负担。若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并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陈国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棉花加工检验综合数额平台的监管棉花公正检验品质检验证书及相应材料共计28页，用以证明叶城棉业公司轧花厂加工的本案争议的棉花加工质量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上诉人陈国强对该证据的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对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不能反映棉花的时间，只有一个条形码，不能反映为2018年。棉花的重量也不是本案棉花的重量。同时从该材料中反映出，含杂率在2.5。另虽然加工等级为P2，但不能免除被上诉人在设备问题方面及加工人员资质方面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棉花公正检验证书方面，也没有包含含杂率，因此不能以此证据来抗辩含杂率高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因材料上写有相应网页网址，经查询登录相应网页，可以证实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原审法院在作出判决后，通过短信及彩信方式向上诉人陈国强发送了预交上诉费通知书，上诉人陈国强向本院书写了减免诉讼费申请书。本院经审查，未同意上诉人陈国强的申请，于2021年4月29日向上诉人陈国强重新发出缴纳诉讼费通知书，上诉人陈国强于同日将全部诉讼费交入指定的账户中。本院认为，1.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欠款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2.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欠款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经营棉花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现叶城棉业公司主张，在双方履行合同期间，产生的收入部分合计为55,633,435.22元，包括以下几项内容：销售皮棉收入40,541,054.4元，棉籽销售收入6,988,860.5元，不孕籽销售收入358,066元，自筹收购资金4,000,000元，自筹配套资金3,500,000元，定金300,000元，质押费用汇入95,454.32元。在双方履行期间，产生的支出部分为58,082,736.24元，包括以下几项内容：收购籽棉51,509,030.8元，加工费3,086,609.5元，贷款利息1,535,238.54元，配套贷款利息468,438.89元，流动资金保险52,250元，皮棉入库监管费404,685元，印花税费16,366.39元，交易费6,353.5元，质押费用1,003,763.62元。陈国强则主张，上述费用的计算均没有依据，属于叶城棉业公司的单方计算，没有得到陈国强的确认。尤其是贷款利息的部分内容，在原审法院对银行流水及转账记录没有认定的情况下，更不能作为认定承担利息数额的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在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结算表作为证据，双方的结算表中，除了叶城棉业公司提交的结算表中包含有质押费用1,003,763.62元这一项外，其他内容及数额均完全一致。在此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均有举证责任，提供双方在履行合同中资金往来、收购销售等方面的证据，用以证实结算表中的数据是否真实。叶城棉业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等，经审查既包含了本案涉案合同履行的内容，也包含了案外人履行其他合同的内容，虽依据上述证据无法完全明确计算出叶城棉业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数额，但可以证实叶城棉业公司按双方签订的合同进行了履行，提供了资金并发生了上述费用。陈国强虽不认可叶城棉业公司的上述证据，但其作为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应当举证证明其是如何履行合同的，尤其是在陈国强投入资金不到800万元的前提下，如何履行完成收入支出额度均在5,000万元以上的内容，陈国强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庭审中的辩解和陈述也不足以证实仅靠其自有资金就完成上述内容。另陈国强还提出，其举证结算单的目的仅是为了证明不存在质押费用1,003,763.62元，而不是对结算单上其他数据的认可，那么陈国强就应当另行提供证据证明结算单上其他数据不具有真实性。现叶城棉业公司提交了收购棉花及销售棉花合同、发票以及相应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等证据进行印证，而陈国强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因此陈国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结算单中达成一致的部分，作为认定双方当事人债权债务数额的依据。因此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要求上诉人陈国强承担欠款，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虽对证据认定方面存有瑕疵，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陈国强要求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赔偿损失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上诉人陈国强主张，因叶城棉业公司加工棉花的设备不合格，导致棉花含杂率高，无法按市场价格进行销售，因此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叶城棉业公司则主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加工的棉花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因此没有给陈国强造成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原审中，双方均提交了技术人员作为证人，对棉花含杂率高的原因进行陈述和说明，因双方证据效力相同，因此仅依据双方技术人员的证言，无法认定被上诉人叶城棉业公司的加工设备和人员不符合要求。上诉人陈国强还提出，在加工棉花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其与叶城棉业公司的人员进行过联系，可以证实设备出现问题。本院经审查，双方合同约定了当事人的各项权利义务，上诉人陈国强有权就加工棉花事宜行使监督权利，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叫停或减挡生产。上诉人陈国强的上述行为，系行使合同权利的行为，符合合同约定。对于加工质量问题，因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了相应的质量标准，且加工产品的质量亦符合双方的约定，因此上诉人陈国强主张含杂率高而造成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另陈国强还提供了鉴定报告，用以证实因为棉花含杂率高导致价格较低．本院经审查发现，陈国强主张的正常棉花价格为每吨15,909元，但该价格来源不清，且没有任何印证资料。再结合本院另案的（2021）新31民终737号案件及（2021）新31民终888号案件中涉及的同年度棉花价格，棉花价格在每吨12,000元至13,000元之间，而在该报告中，陈国强主张的棉花销售价格在每吨12,830元。据此本院认定，叶城棉业公司销售棉花的价格符合客观实际，并未给陈国强造成损失。因此上诉人陈国强要求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陈国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586.61元，由上诉人陈国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炳   坤审  判  员   孟   艳   霞审  判  员   艾克拜尔·买代提二 〇 二 一 年 七 月 七 日书  记  员   乔   林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