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95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绍英，女，1944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卉（常绍英之女），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永，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培华，女，193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北京市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绍英因与被上诉人李培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8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绍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我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培华承担。事实和理由：生效法律文书已经认定×胡同×号房产归李某所有，也就是李某与常绍英共有，与他人无关，李某取得该房屋的全部产权后，由此演化的拆迁利益亦应归李某与常绍英所有，与他人无关。涉案原平房归李某所有是全体家庭成员认可的，李某授权家庭成员办理相关拆迁事宜时，全体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均未提出任何异议，且二位老人分别于1993年、1998年去世，自去世起至今二十多年来，均未有任何人以析产或继承为由向常绍英或李某主张任何权利。现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平房原来系李景和与高自谦所有，原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故提起上诉。李培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不同意常绍英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李培华在拆迁时，获得了公有住房的租赁权，不是产权，高自谦，李新、李培华都是被安置人，我们签了租赁合同，长期住在涉案房屋内，之后购买了涉案房屋，取得了产权。原审法院的处理结果是正确的。常绍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小区×号楼×单元101号房屋归常绍英所有；2、李培华协助常绍英办理北京市大兴区×小区×号楼×单元101号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将该房屋转移登记至常绍英名下；3、李培华将北京市大兴区×小区×号楼×单元101号房屋腾退给常绍英；4、诉讼费由常绍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本案审理查明的情况1993年11月15日，拆迁人（甲方）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该公司于1998年12月31日变更名称为北京金融街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11月2日名称变更为北京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25日名称变更为北京金融街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与被拆迁人（乙方）高自谦（李某）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乙方住址西城区×胡同×号，在拆迁范围内有住房5间；安置房屋位于大兴区×小区×号楼×单元101号、201号。协议书乙方处由委托代理人李培珍签字。签订协议书前，李某于1993年8月22日出具委托书，委托书内容为：“本人在西城区×胡同×号有住房5间，面积68.5平方米，因本人在太原工作，回京办理有关手续实在不便，特委托本人胞妹李培珍全权代我处理。”1993年11月17日，上述101号、201号房屋交用。1994年4月28日，李某出具委托书，载明：“李某在×胡同×号有私房5间，关于产权等事项现均委托其母高自谦全权处理”。1994年5月3日，售房单位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与高自谦签订《居民购房协议书》，购买×小区×号楼×单元201号住房。2010年4月28日，李培华（乙方，购房人）与北京西环置业有限公司（甲方，售房单位）就买卖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里×号楼×单元101室房屋签订《公有住宅买卖合同》，房价款29474元。该房屋已于2010年7月16日登记在李培华名下。根据常绍英提供的北京市志诚公证处的公证书显示，李某的父亲李景和于1993年2月2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母亲高自谦于1998年9月1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李某于2013年9月20日死亡，李某的儿子李宏、女儿李卉表示放弃对李某遗产的继承权。二、关联案件情况（一）关联案件之一（2019）京0115民初18553号原告常绍英与被告北京金融街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环置业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该案中，常绍英向大兴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西环置业公司协助常绍英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小区×号楼×单元201室房屋的不动产证书登记至常绍英名下；2.诉讼费用由西环置业公司承担。该案经审理认定事实与本案查明事实情况一致。该案中，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的主体系西环置业公司与李某，李培珍系李某的委托代理人，结合李某给高自谦出具的委托手续，李某应是被安置人。现李某已去世，常绍英作为其继承人要求西环置业公司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如涉及被安置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相关权利人可另行协商解决。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因双方并未约定办证期限，故常绍英可随时主张，不宜认定其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对其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大兴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京0115民初185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北京金融街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小区×号楼×单元201号房屋权属登记至常绍英名下。该判决已生效并履行，上述201号房屋已登记至常绍英名下。（二）关联案件之二（2020）京02民申580号再审申请人李培华、李培珍、李培琪、李立、李新因被申请人常绍英与被申请人北京金融街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环置业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兴法院（2019）京0115民初18553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申请再审。李培华、李培珍、李培琪、李立、李新（以下简称五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一审判决符合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而未参加诉讼的情形。西城区某号5间房屋系五再审申请人父母所有，并非李某财产，且根据《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五再审申请人的母亲高自谦是被安置人，而非李某。在此情况下，因拆迁安置补助协议而产生的本案诉讼，五再审申请人作为高自谦的子女均需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在常绍英作为原告起诉的情况下，因牵涉西城区某号5间房屋的产权、拆迁安置补助的实际被安置人、安置补助协议性质等重大问题，非高自谦子女参加诉讼不足以正确认定基本事实，故五再审申请人均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所涉是拆迁安置补助协议而非补偿合同。西城区某号5间房屋的真正产权人是高自谦夫妇，北京市大兴区某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真正被安置人是高自谦而非李某，涉案房屋的真正购买人是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且已缴纳全部购房款的李新，涉案房屋非李某遗产。（三）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本案一审判决。本案一审判决仅凭常绍英提供的房产所有证，认定西城区某号5间房屋属于李某所有，并认定李某应是被安置人。现五再审申请人有证据可以证明一审对平房产权及被安置人的认定是错误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八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审理本案。常绍英提交意见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五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1984年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编号4992号房产所有证是向李某下发的，西城区某号5间房屋属于李某所有。上述某号院在上世纪90年代因拆迁，安置李某包括本案涉案房屋在内的两套房屋。1984年办产权证时高自谦没有提任何异议，上世纪90年代初拆迁时李某委托办理拆迁事宜，高自谦也没提任何异议。某号院自办产权证至今已有36年，从未有人对该房屋的所有权性质主张权利和份额，所以李某基于对上述某号院享有的物权所取得的回迁安置房两套应当归李某所有，与他人无关，房屋补助和补偿均归李某所有。五再审申请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对本案申请再审的主体资格。再补充一点，五再审申请人认为对涉案房屋享有份额应当对某号院产权问题进行解决，通过分家析产或继承解决，对本案申请再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我方认为很简单，本案有产权证证明西城区某号5间房屋登记在李某名下，被政府拆迁，所得利益应当归李某所有，与他人无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五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亦不属于新的证据。综上，五再审申请人对本案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西环置业公司提交意见称，我方认为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对某号院房屋进行安置补偿，我方尊重法院判决，配合过户，一审判决也已经履行完毕。我方同意一审判决。二中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本案一审系合同纠纷。本案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的主体系西环置业公司与李某。现李某已去世。本案一审法院虽然判决支持了李某的权利义务承继人常绍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但同时亦在判决中明确“如涉及被安置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相关权利人可另行协商解决”。本院再审审查中，五再审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常绍英均称业已提起相应诉讼解决相关争议。基于以上情况，五再审申请人并非本案被遗漏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现其以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身份对本案提出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的情形。二中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京02民申5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培华、李培珍、李培琪、李立、李新的再审申请。（三）关联案件之三（2019）京0115民初23808号原告常绍英与被告北京金融街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环公司）、李培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受理。常绍英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于2010年4月28日签订的关于买卖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里×号楼×单元101室房屋的《公有住宅买卖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李某（晖）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67年3月24日登记结婚，李某于2013年9月20日因病去世，李某与原告原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胡同×号瓦房五间，该房屋在1993年被西环公司拆迁，拆迁所得两套楼房，分别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里×号楼×层×单元101室和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里×号楼×层×单元201室，但由于历史原因，西环公司一直以来未为原告和李某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为此，2019年5月原告起诉西环公司要求其为原告办理上述两套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为查明产权情况，法院向原告出具了调查令，经查，原告发现就上述楼房中的101室房屋，二被告之间已经签订了买卖合同，现该101室房屋登记在李培华名下，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和李某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另李某去世后，其合法继承人除原告外均表示放弃继承，故原告为上述房屋唯一继承人，现就此事协商未果，依法提起诉讼。西环公司辩称，一、涉案合同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任何情形。就合同无效，合同法第52条有明确的规定，原告主张涉案合同无效不符合合同法第52条的任何情形，涉案合同应被认定为合法有效。二、李某通过默示方式追认高自谦的处分行为。李某授权高自谦全权处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等事项，写有授权委托书，高自谦依据该授权委托书，由其作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李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自1993年拆迁即知晓安置房屋一事，但其至去世，未向高自谦表达对安置房屋处分不合理及高自谦代理行为有损其利益的意思表示，如原告认为高自谦无权处分涉案房屋，李某已通过默示行为追认合同效力，如原告认为高自谦作为代理人、无权处分涉案房屋，造成其损害的，应根据民法总则第164条第一款的规定，向高自谦的继承人主张赔偿，与西环置业公司无关。三、西环置业公司已尽到审慎义务，无需承担责任。在高自谦去世后，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实际居住人李培华，符合《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第12条第五款和公租房租赁合同的约定，且涉案房屋承租人的其他继承人李培珍、李培琪、李新、李志及李立均同意涉案房屋由原承租人高自谦改为承租人李培华，主张李某当时不居住在涉案房屋内，而在外地，如因更名引发一切法律纠纷，由签名人负责，与我方无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求。李培华辩称，101号房屋不是李某的遗产，如果原告认为101号房屋是遗产，应先行通过遗产继承的诉讼确认李某遗产范围。当时101号房屋最早是由×胡同×号的房屋拆迁而来，该房屋是李某的父母高自谦、李景和在1948年购买，当时由于老两口在东北工作，买房时用的李某的名字，当时李某16岁，还在上中学，当时是买的12间，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国家征用了一部分，还剩余5间，但继续保留在李某名下，李某在上世纪50年代去了山西太原，从来没有在该房屋居住或管理过，所以该房屋是李景和、高自谦老两口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所有子女的共识，并不是李某和原告的财产，所以在1993年拆迁时，因房屋产权毕竟写的是李某的名字，所以当时李某就委托他三妹李培珍按照高自谦的指示全权处理拆迁这个事儿，在签这个拆迁协议的时候写的是高自谦的名字。被拆迁人处写的是李培珍的名字。李某对拆迁的情况完全知悉，且认可高自谦的安排。拆迁后取得的拆迁房屋即本案101号房，高自谦一直在该房屋居住，一直住到1998年去世，李培华从1994年开始从承德工作退休后，一直也是在101号房屋居住，由于李培华有北京的户口，且长期和高自谦一起居住，所以在高自谦去世后，承租人进行了变更，由高自谦变更成了李培华，且李培华一直负担101室的租金、物业费、取暖费。2010年时，李培华向西环公司提出申请要求购买101号房屋，因其符合当时北京市的公房购买政策，就购买了101号房屋，且在2010年7月16日取得101号房屋的房产证。基于这样的过程，李培华购买涉案房屋是完全合法有效的，不同意原告的诉求。该案中，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常绍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西环公司与李培华签订涉案房屋的《公有住宅买卖合同》时存在上述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故，常绍英要求确认西环公司与李培华签订的《公有住宅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对涉案房屋有关继承或所有权确认存在的争议，不属于本案合同效力争议解决范畴，双方应另行主张相关权利。大兴法院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19）京0115民初238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常绍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西城区×胡同×号房屋虽登记在李某名下，但根据相关证据可以判定该房屋系李某父母高自谦、李景和夫妇原始取得。高自谦、李景和将该房屋办理房屋登记至李某名下，系赠与还是借名，或是形成共有，双方当事人对各自主张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尚无法确定该房屋的权利人是否仅为李某及是否有高自谦、李景和的财产份额等。而本案诉争房屋系西城区×胡同×号房屋拆迁取得，且生效判决中均明确“如涉及被安置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相关权利人可另行协商解决”，本案在高自谦、李景和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未参与诉讼且未经法定程序确定西城区×胡同×号房屋是否有高自谦、李景和的财产份额的情况下，常绍英要求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的相关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常绍英的诉讼请求。本院审理中，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常绍英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常绍英对此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方可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根据我国物权法有关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可分为基于法律行为发生和非基于法律行为发生两种。基于法律行为发生变动的模式，是以债权形式主义为原则。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又区分为原因行为和登记行为。即，真实合法的原因行为可引起物权变动，但还需要登记行为完成才能发生物权变动效力；而原因行为，一般系买卖、赠与、抵押等债权行为。非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变动的模式，则以事实成就为原则，即事实成就时完成物权变动；非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一般包括生效法律文书、征收决定、合法建造、继承等。因此，评判常绍英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物权应当根据上述物权变动的原因来进行判断。本案中，涉案房屋是因×胡同×号房屋被拆迁后，李培华通过与西环公司签订《公有住宅买卖合同》后，支付了购房款，通过履行买卖合同的行为而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常绍英要主张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方可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现常绍英主张该《公有住宅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被生效判决驳回，常绍英在未能提供证据否定李培华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权利基础的情况下，亦无其他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故对常绍英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基础，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常绍英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的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常绍英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志东审判员  刘丽杰审判员  王 佳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