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01民终85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喜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代表人：王喜林，男，汉族，1965年11月13日出生，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山钧，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福花，女，汉族，1963年2月24日出生，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艳艳，河南正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席辉，河南正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新刚，男，汉族，1961年10月15日出生，住郑州市。上诉人王喜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因与被上诉人王福花、胡新刚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21）豫0103民初418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喜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21）豫0103民初4187号民事裁定，并指令审理。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是不动产登记薄明确记载、已确权的承包户，按照物权法16条、民法典216条明确享有物权，按照《土地承包法》16条和《土地承包纠纷解释》第3条是法定的诉讼主体，而被上诉人是明确的无关的户外侵权人。上诉人是以户为单位，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追回自己的耕种权，无论有何种争议，本案都应属于《土地承包法》55条明确的，特别适用于农村承包土地纠纷的法院的受案范围。一、一审不仅错误理解适用《土地管理法》第14条“当事人之间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也显然违背“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规则。首先，《土地管理法》第14条本身的理解：“当事人之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处理的是单纯的土地确权登记纠纷。如果所谓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是在政府已经明确确权后，产生的后续买卖、赠与、继承、分家析产等民事法律关系的争议基础之上，那么“实质的民事法律关系争议”也不属于《土地管理法》第14条适用范围。本案所谓的“争议”，就是上述《土地管理法》第14条涵义之外的“一方当事人土地使用权已经经过政府确权”、“政府确权之后的，分家析产纠纷”。而且提出“争议”的王某还根本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其次，《土地承包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才属于本案应适用的特别法。二、一审法院裁定认为“上诉人户内家庭成员去世、婚姻状况变化，导致当事人之间对案涉土地使用权产生争议”，没有逻辑，还明显违背物权法定规则的土地承包法31、32条“增人不增地、减人减地”规则。本案当事人是农村土地承包户，这个整体。上诉人“户”为单位，是不动产登记薄明确记载权利人。上诉人户内家庭成员的变动、具体确定，如何影响“户”的物权。三、一审法院在已有客观证据充分否定被上诉人答辩“证人王某是所谓的户内成员”、“所谓的王某从上诉人户分家分户取得案涉土地”的情况下，无视可以查明的“无争议的事实”，错误认定“有争议”，一推了事。本案中，被上诉人答辩主张的与案外人王某的代耕关系，被上诉人必须证明案外人王某是上诉人的成员之一、同时必须证明王某经过分家取得了案涉土地物权，或者必须证明王某有权对外代表上诉人、同时必须证明土地流转有效且未到期不能解除、还必须证明被上诉人是善意的。从举证和事实上，被上诉人明显举证不能。反而上诉人提供的原始书证《红花寺社区2015年证明》、上诉人代表人王喜林亲历作出《情况说明》，足以直接认定被上诉人答辩不成立。1、2015年7月5日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红花寺社区管理委员会《证明》，清晰显示“在侯寨乡年的拆迁安置过程中，组、村、乡三级部门早已共同确认了：刘勤、王振方在1998年红花寺村二轮土地调整中进行了分地，即刘勤、王振方作为上诉人登记代表人王喜林1998当时的妻子、儿子，是上诉人的户内成员身份，毋庸置疑。”2、本案开庭后，上诉人的登记代表人王喜林出具《情况说明》：向法院明确上诉人户内成员（明确否认了证人王某的户内成员身份）：1998年分地是按照家庭人口分地，当时原户主王金铎于1997年去世，前妻刘勤、继子王振方于1997年进入户内家庭生活、办理婚礼，1998年正式领了结婚证。母亲李秀英和三叔王金礼均由王喜林赡养。户口本上的三弟王某常年在外打工不回家，属于户在人不在，王某未计入王喜林为代表的家庭成员。按规定，村里给王某留有机动地。因此，上诉人户内6个人在1998年至2003年为：王喜林、刘勤、王振方、王慧芳、李秀英、王金礼。其中2005年刘勤与王喜林离婚未迁户，王振方归刘勤抚养未迁户。李秀英于2018年去世，王金礼于2016年去世。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本案诉讼时，上诉人户内成员为4人：王喜林、刘勤、王振方、王慧芳。四、上诉人是物权登记所有人，一审法院的推诿处理，明显不合逻辑。依法支持上诉人的物权和返还原物请求权，是上诉人承包户所有成员的利益所在。案外人若确是户内成员，本案裁判对其也没有损失。其完全可以另行向行政或司法机关主张确认其身份、主张分割其应得份额。综上：对于上诉人（土地承包户）以明确物权凭证，向外人追回耕种权，明确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应当适用《土地承包法》这个特别法，由法院处理。但一审裁定怠于查明事实，直接错误认定“有争议”；错误理解适用《土地管理法》14条，直接驳回上诉人起诉。明显是推诿受案。王福花辩称，一审判决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4条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正确的。一、虽然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王喜林为户主，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各项权益由户内每位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王喜林系滥用户主身份提起本案诉讼。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涉案1998年6月1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当时户内6口人的用益物权，户内每位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虽然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王喜林为户主，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各项权益并非由王喜林一个人享有，其只是户内成员的对外代表，对外代表的应当是户内每位成员的共同意志。一审中，针对法庭的发问，王喜林及其代理人多次回答均不确定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6口人具体为谁，足以说明王喜林提起本次诉讼，并未经过其户内成员同意，并不代表户内成员的利益，其系滥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户主身份提起本次诉讼，侵害了户内其他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二、答辩人王福花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王某为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6口人之一，刘勤、王振方并非户内成员。答辩人代理人在一审时前往郑州市金水源办事处调取王喜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于1998年6月1日土地确权时记载的6口人档案信息，但所调取的土地承包（农户）登记表并未显示具体6口人信息，根据郑州市金水源办事处工作人员所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6口人为1998年6月1日土地确权时，该户户口本上所记载的人员数，也就是说户内6名成员于1998年6月1日已确定。一审中，答辩人提供的2016的户口本、王连花（王喜林的大姐）、王永昌（王喜林堂哥）、王某、刘平祎等证人证言均能够证明1998年6月1日土地确权时户内成员6人。1998年6月1日土地确权时户内成员6人分别为：王金铎、李秀英、王金礼、王喜林、王某、王慧芳。另王喜林在一审中所提交的2006年缺页户口本及对该户口本的陈述中也明确王某在其提交的该户口本上，但上诉人又在上诉状中称王某常年在外打工，属于户在人不在，未将王某计入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户内成员，王喜林的陈述明显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前后矛盾，为虚假陈述。另外，王喜林与刘勤于1998年12月20日结婚，王喜林提供的户口本也明确记载刘勤与王振方于2003年01月13日由河南省遂平县褚堂村迁入，该二人户口迁入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红花寺村时，土地早在1998年6月1日已确权完毕，在1998年6月1日土地确权时，刘勤与其子王振方并非户内成员是显而易见的，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有权承包的农户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指的是户口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王喜林提供的证据恰恰证明土地确权时刘勤与王振方母子二人与王喜林无任何关系，并非其家庭成员，更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在二人户口迁入红花寺村时，土地已确权。三、答辩人王福花现所耕种的2.71亩土地是户内成员王某所承包并由王某委托给答辩人耕种的，不存在侵犯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答辩人王福花提供王连花、王永昌、王某、刘平祎的证人证言均能够证明，王某在婚后通过其家庭内部协商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村北2.71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王喜林取得的大路3.6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王某因外出工作，无法照顾母亲李秀英、叔叔王金礼，同时也无法管理该2.71亩耕地，便让答辩人照顾母亲、叔叔王金礼，并将该2.71亩耕地委托给答辩人管理至今，而王喜林取得的大路3.6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在政府建设候寨高速收费站时该3.67亩土地被征用，所得补偿款全部由王喜林所得，王喜林已经没有了耕地。承包经营户家庭内部就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应当具有约束力，且已按协议实际履行，王某有权将该2.71亩土地委托给答辩人耕种，王喜林无权干涉，答辩人不存在侵犯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使刘勤与王振方在2013年01月13日将户口迁入红花寺村，此二人也只能与王喜林共同耕种原户内成员协商分配给王喜林的大路3.67亩土地，而不能强占分配给王某的耕地。四、本案争议实质为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纠纷，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为正确。基于王喜林自己不确定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6口人的身份，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提起本次诉讼是基于户内6口人的共同利益，而答辩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王某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6口人之一，答辩人耕种涉案土地是基于王某的委托，不存在王喜林所称的侵害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根本为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属哪6个人的争议，本案的法律性质为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纠纷，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都是正确的。综上，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之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王喜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在判决生效十日内返还位于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红花寺村的东至二钦、西至边沿、南至路、北至双明的原告承包地2.7亩；2．二被告在判决生效十日内对上述土地恢复原状即移除上述土地上的附属建筑物、农作物等；3．二被告在判决生效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其强占上述土地的赔偿款人民币45960元。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当事人家庭成员既有去世、又有因婚姻状况变化等变动情形，当事人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产生争议，依法应由人民政府处理。故原告基于土地使用权为基础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喜林的起诉。案件受理费475元，全部退回原告王喜林。本院二审期间，王喜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提交2015年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红花寺社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上诉人户内成员包括刘勤、王振芳，再结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认可的王喜林、王金礼、李秀英、王惠芳4人，户内成员6人非常确定，被上诉人答辩是在混淆事实，而且一审时王喜林作为户内的登记代表人，在庭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也明确为该6人，并非被上诉人说的户内成员自己都不确定。王福花、胡新刚质证称，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该项证据形成于2015年7月4日，不是新证据，在一审中上诉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向法庭提交。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中明确在1998年二轮土地延包时分有耕地，但是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于1998年6月1日确权颁证，刘勤于1998年12月底才与王喜林登记结婚。并且户口是于2003年才迁入红花寺村，故对该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有异议，不能够证明是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户口之一。本院认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涉案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当时户内6口人，后来当事人家庭成员既有去世、又有因婚姻状况变化等变动情形，王某一审时到庭作证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的6口人包括王某，案涉土地由王某种，后因其出去打工，将地交给了王福花。现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案涉土地、恢复原状并支付赔偿款，上诉人的诉请是基于土地使用权为基础的诉讼请求，故原审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范围并无不当。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王喜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常爱萍审判员  王燕燕审判员  谢宏勋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张彦超书记员李唯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