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682刑初1006号 公诉机关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徐春龙，男，1970年10月2日生，系“宁连海1802”船船主，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南京市，住南京市高淳区。被告人徐春龙曾因赌博，于2015年1月21日被南京市某局高淳分局行政拘留二日。被告人徐春龙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11月20日被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取保候审，于2020年11月17日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继续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21年7月12日由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南通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晓勇、周红军，江苏开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徐红卫，男，1976年7月9日生，系“宁连海1802”船船主，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南京市，住南京市高淳区。被告人徐红卫因涉嫌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11月20日被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取保候审，于2020年11月17日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继续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21年7月12日由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南通市看守所。 辩护人汤红云，江苏益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银江，男，1983年11月17日生，系“顺江浮1288”浮吊船实际经营人，户籍所在地江苏省靖江市，现住靖江市。被告人陈银江因涉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9年11月29日被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取保候审，于2020年11月17日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人史友兴，江苏叠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俞嘉铃，江苏联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臧礼虎，男，1972年3月10日生，系振南码头承租人，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含山县，现住苏州市吴江区（华荣建材有限公司宿舍内）。被告人臧礼虎因涉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9年12月4日被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取保候审，于2020年11月17日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继续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21年7月12日由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南通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晖、蒋思思，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以通崇检七部刑诉〔2020〕2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犯非法采矿罪，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20年12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仕、检察官助理史忠辉出庭支持公诉。2021年3月17日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建议，本院决定延期审理，并于2021年4月15日恢复审理。被告人徐春龙及其辩护人张晓勇、周红军，被告人徐红卫及其辩护人汤红云，被告人陈银江及其辩护人史友兴、俞嘉铃，被告人臧礼虎及其辩护人吴晖、蒋思思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7月18日至11月17日，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在明知长江B7浮附近水域禁采江砂的情况下，利用共同所有的“宁连海1802”船，先后伙同魏付兴、陈波（均另案处理）等人的“三无”采砂船至该水域非法采砂4次，盗采江砂共计11400吨。后被告人徐红卫将其盗采的江砂销赃至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处。其中，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涉案江砂价值人民币599500元，被告人陈银江涉案江砂价值人民币172500元，被告人臧礼虎涉案江砂价值人民币294000元。分述如下： 1.2019年7月18日晚，被告人徐红卫与魏付兴事先联系后，驾驶“宁连海1802”船与张桂苏所有的“三无”采砂船汇合，在长江海门段B7浮附近水域盗采江砂3000吨。后被告人徐红卫在江苏省靖江市焦港码头，将该船江砂通过被告人陈银江过驳给往来小船。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非法获利人民币23000元，被告人陈银江非法获利人民币11000元。经鉴定，涉案江砂价值人民币172500元。被告人徐春龙明知未经依法批准在长江采砂系违法行为，仍放任被告人徐红卫在长江非法采砂并参与平分收益。 2．2019年7月21日晚，被告人徐红卫与魏付兴事先联系后，驾驶“宁连海1802”船与张桂苏所有的“三无”采砂船汇合，在长江海门段B7浮附近水域盗采江砂2800吨。后被告人徐红卫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芦墟振南码头，通过被告人臧礼虎将该船江砂卖给往来小船。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非法获利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臧礼虎非法获利人民币1400元。经鉴定，涉案江砂价值人民币161000元。被告人徐春龙明知未经依法批准在长江采砂系非法行为，仍放任被告人徐红卫在长江非法采砂并参与平分收益。 3.2019年11月10日晚，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驾驶“宁连海1802”船与陈波所有的“三无”采砂船汇合，在长江海门段B7浮附近水域盗采江砂2800吨。后被告人徐红卫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芦墟振南码头，通过被告人臧礼虎将该船江砂卖给往来小船。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非法获利人民币22000元，被告人臧礼虎非法获利人民币1400元。经鉴定，涉案江砂价值人民币133000元。 4.2019年11月17日晚，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与陈波事先联系后，驾驶“宁连海1802”船与陈波所有的“三无”采砂船汇合，在长江海门段B7浮附近水域盗采江砂2800吨。经鉴定，涉案江砂价值人民币133000元。 被告人徐红卫于2019年11月19日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后投案，被告人徐春龙于2019年11月20日、被告人臧礼虎于2019年12月4日主动至某机关投案。被告人徐红卫于2019年11月25日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500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国家禁止采矿水域非法采砂，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明知是犯罪所得而帮助代为转移或销售，其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本案非法采矿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陈银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陈银江构成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诉至本院。 被告人徐春龙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但辩称江砂认定价格过高。 被告人徐春龙的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徐春龙构成非法采矿罪不持异议，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案件的事实部分：江砂价值认定过高，对于南通市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认定结论书有异议，涉案标的已灭失，无法考证，价值会因时间、地点、含沙量等而不同，鉴定价格无法真实反映涉案金额，鉴定价格过高。根据司法解释，涉案金额应当按照销赃金额345000元计算。2.量刑情节部分：被告人徐春龙自首、认罪认罚，与徐红卫共同退赃，认罪认罚，态度较好，系初犯，与徐红卫相比作用相对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 被告人徐红卫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且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辩称江砂认定价格过高。希望考虑其自首、文化程度较低，系初犯，主动退赃、家中有老人要照顾，儿子要高考等实际情况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徐红卫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无异议，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徐红卫具有以下减轻处罚情节：1.自首；2.认罪认罚；3.系初犯，无前科、劣迹；4.积极退赃，悔罪明显，主观恶性较小；5.法律意识淡薄，为贴补家用实施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小。（二）证据部分提出以下意见：1.对于李某账本的真实性有异议；2.鉴定价格与出售价格相差较大，应以销赃价格认定涉案价值。综上，建议对被告人徐红卫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陈银江辩称，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认罪认罚，希望从宽处理。 被告人陈银江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陈银江的犯罪事实及定性不持异议，提出如下基于量刑的辩护意见：1.陈银江在取保候审期间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活动，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从轻处罚。陈银江检举揭发的他人犯罪活动，虽然不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其立功行为不仅仅是提供了线索，而且一直配合某机关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的刑事犯罪案件，应当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2.陈银江系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且如实供述，系自首。3.陈银江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4.陈银江的犯罪行为不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陈银江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江砂价值人民币17万余元，虽然已经超过10万元，但是其上游犯罪是非法采矿罪，涉案价值17万余元的法定刑也应当在三年以下，因此，如果认定被告人陈银江犯罪情节严重，与上游犯罪的量刑不协调。5.陈银江积极退赃，认罪悔罪，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根据司法解释，非法采矿犯罪中只要犯罪数额没有达到25万元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行为人系初犯，全部退赃、退赔，积极修复环境并有悔改表现，尚且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作为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人，更应当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结合案情，陈银江过驳了一船江砂，参与犯罪的程度较轻，并且具有从轻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远远超过了司法解释规定的要求。综上，被告人陈银江在取保候审期间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的危害性，认罪悔罪，积极协助某机关破获特大破坏长江资源同伙犯罪案件，为保护长江生态环境作了自己的贡献，建议对被告人陈银江免予刑处。 被告人臧礼虎辩称，其只帮助过驳了一船江砂计2300吨，认定价值过高，其不构成犯罪，不认罪认罚。 被告人臧礼虎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臧礼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证据不足的方面：1.被告人所采物质的物理性质及法律特征不明确。不能明确是“江砂”还是“江沙”。本案起诉书指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上游犯罪是非法采矿罪，但根据现有的证据无法确定被告人采集的物质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矿产资源。本案涉及的长江细砂符合三点水的沙的特征。某机关在侦查的时候未对涉案船只上的物质查扣或送交鉴定，所以无法确定当时船舶上装载的到底是什么物质。2.起诉书认定的江砂数量缺乏依据。四船的数量起诉书分别认定为3000、2800、2800、2800。但是无论是砂泵打砂还是过驳都没有进行称重，仅仅是测量水尺，不是准确的数量。根据船舶的登记证，宁连海1802船的核载吨位仅有2540吨，如果认为有超载存在，也应当提交相关的超载证据，同时根据几个被告人的陈述，采集的物质中含有大量的水和泥巴，水和泥巴的重量不能作为计算数量的依据。3.江砂价值的认定缺乏依据，根据两院的司法解释在能够确定销赃数额的情况下，无需进行价格认定，更何况本案的价格认定采用的方法、程序、物质等等性状不明，故不应当作为认定江砂价值的法定证据。4.起诉书指控徐红卫是通过臧礼虎将江砂卖给小船，没有事实根据。本案中臧礼虎不存在收购和代为销售或者介绍买卖的行为，臧礼虎跟徐红卫之间不存在居间介绍关系，徐红卫从砂泵上取得砂子，运到码头进行销售。臧礼虎未进行收购，也没有将江砂堆放到自己的堆场上转卖。徐红卫所得钱款主要来自于小船买主，而不是臧礼虎的自有资金。如果认为臧礼虎处于中间环节，某机关还应调查小船买主的相关证据。从收益来看，臧礼虎仅赚取0.5元一吨的吊装费，起诉书指控臧礼虎非法所得是1400元/船，也是按照五毛钱一吨算出。公诉机关其实也认可了臧礼虎的收益方式。如果说臧礼虎他存在转卖或者居间介绍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情形的话，获利数字肯定远远不止这么多。从收益可以看出臧礼虎符合吊装作业者的身份特征，而不是收购代销或者是居间的一个买卖人。5.起诉书指控臧礼虎参与了2019年11月10日这船次的售卖依据不足。根据相关笔录，徐红卫这一船次卖给了一个搅拌站的老板，从庭审查明的情况看臧礼虎实际上没有从事相关的搅拌作业，目前证据难以认定臧礼虎参与了该起犯罪事实。6.李某的账本不应作为认定臧礼虎犯罪的主要证据，李某记账是个人行为，臧礼虎没有让其对相关过驳进行记载，其记账内容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差异，且该账本内容十分简单，只有日期和船号，而其记账的日期中并无涉案日期，且数量亦为估算。仅有证人的解释这一孤证，难以作为认定他人犯罪的主要证据。该账本涉及到1802号船的共20船，起诉书指控的是7月21日和11月10日这两船次，在该账本上没有任何体现。公诉人多次陈述7月21日这一船次在账本中体现为7月24日的记载。11月10日这一船次体现在账本中的是2019年11月16日的记载。这一陈述缺乏证据证实。7.缺乏证据证实臧礼虎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故意。根据刑法的规定，该罪的主观方面是明知而不是应当知道。臧礼虎利用陶雪狗承租的码头为内河船舶进行过驳，那么过驳的物品除砂子外，还包括石子、瓜子片等其他建材，且长江流域并非一律采禁止采砂，在长江宜宾以下的干流河道内开采砂石实行许可证制度的情况下，臧礼虎难以辩认船只和江砂的来源。目前臧礼虎没有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的义务对货物来源进行审查，该内容远超其义务范围，缺乏法律依据。8.侦查机关讯问臧礼虎的程序涉嫌违法，根据臧礼虎的文化水平和其庭审表现，讯问笔录证明力严重存疑，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9.臧礼虎拒绝认罪认罚与其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不矛盾。认罪认罚与自首属于不同的评价范畴。自首的特征是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臧礼虎在得知徐红卫等人因非法采矿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主动到某机关去反映其实施的行为，符合自首的法律特征。至于是否构成犯罪，臧礼虎本人无法评判，不能因为其拒绝认罪认罚否定自首。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均系“宁连海1802”船船主，二人共同出资购买“宁连海1802”船，并约定获利平分。2019年7月18日至11月17日期间，在明知长江B7浮附近水域系禁采水域，且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利用共同所有的“宁连海1802”船，经事先共谋，先后伙同魏付兴、陈波等人（均另案处理）的“三无”采砂船在上述水域非法采砂4次，共计非法采砂11400吨，经销售后非法获利至少人民币90000元。后被告人徐红卫将盗采的江砂销赃至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处。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在明知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的江砂系盗采所得的情况下，仍为其过驳、代为销售盗采的江砂，其中被告人陈银江涉案江砂3000吨，非法获利至少人民币11000元。被告人臧礼虎涉案江砂5600吨，非法获利至少人民币2800元。经南通市价格认定中心认定，上述11400吨江砂价值人民币599500元，被告人陈银江所涉江砂价值人民币172500元，被告人臧礼虎所涉江砂价值人民币294000元。 具体事实如下： 1.2019年7月18日晚，被告人徐红卫与魏付兴事先联系后，驾驶“宁连海1802”船与魏付兴等人驾驶的张桂苏所有的（另案处理）“三无”采砂船会合，在长江海门段B7浮附近水域盗采江砂3000吨。后被告人徐红卫在江苏省靖江市焦港码头将上述盗采的江砂通过被告人陈银江过驳、销售给往来小船。经南通市价格认定中心认定，该3000吨江砂价值人民币172500元。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非法获利至少人民币23000元，被告人陈银江非法获利至少人民币11000元。被告人徐春龙明知未经依法批准在长江采砂系违法行为，仍放任被告人徐红卫在长江非法采砂并参与平分收益。 2.2019年7月21日晚，被告人徐红卫与魏付兴事先联系后，驾驶“宁连海1802”船与魏付兴等人驾驶的张桂苏所有的“三无”采砂船会合，在长江海门段B7浮附近水域盗采江砂2800吨。后被告人徐红卫在苏州市吴江芦墟振南码头将上述盗采的江砂通过被告人臧礼虎过驳、销售给往来小船。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非法获利至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臧礼虎非法获利至少人民币1400元。经南通市价格认定中心认定，该2800吨江砂价值人民币161000元。被告人徐春龙明知未经依法批准在长江采砂系违法行为，仍放任被告人徐红卫在长江非法采砂并参与平分收益。 3.2019年11月10日晚，经事先联系，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驾驶“宁连海1802”船与陈波所有的“三无”采砂船会合后，在长江海门段B7浮附近水域盗采江砂2800吨。后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在苏州市吴江芦墟振南码头将上述盗采的江砂，通过被告人臧礼虎过驳、销售给往来小船。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非法获利至少人民币22000元，被告人臧礼虎非法获利至少人民币1400元。经南通市价格认定中心认定，该2800吨江砂价值人民币133000元。 4.2019年11月17日晚，经事先联系，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驾驶“宁连海1802”船与陈波所有的“三无”采砂船会合后，在长江海门段B7浮附近水域非法采砂2800吨。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非法获利至少5000元。经南通市价格认定中心认定，该2800吨江砂价值人民币133000元。 案发后，被告人徐红卫于2019年11月19日经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被告人徐春龙于2019年11月20日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被告人陈银江于2019年11月28日经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接受询问，并承认代为销售盗采江砂的事实。被告人臧礼虎于2019年12月4日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自愿认罪认罚，并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审理中，被告人臧礼虎否认其在某机关所做供述，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不认罪不认罚。被告人陈银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并在取保候审阶段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并提供线索帮助抓获，经查证属实。 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自被告人徐红卫处扣押黑色华为荣耀牌手机1部、绿色SSKA手机1部，蓝色账本1册，棕色账本1册及人民币110000元，暂存于该局；自被告人陈银江处扣押金太阳牌手机1部、船舶检验证书1本、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1本、船舶委托籍管理服务协议1份、江西省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一式二份、江西省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一式四份及人民币11000元，其中除人民币11000元暂存于该局外，其余物品均已发还被告人陈银江。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南京市某局高淳分局、靖江市某局西来派出所、含山县某局运漕派出所出具、调取的各被告人的基本信息查询材料、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陈银江、臧礼虎的基本信息情况，且涉案时均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被告人徐春龙于2015年1月21日因赌博被行政拘留二日，收缴赌资三千八百四十元。 （2）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徐红卫于2019年11月19日经民警电话通知，主动到案接受讯问；被告人徐春龙于2019年11月20日，主动到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海门派出所投案；被告人陈银江于2019年11月28日经民警电话通知，主动接受询问和讯问；被告人臧礼虎于2019年12月4日主动到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海门派出所投案。 （3）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自张启全处扣押的账本，证明：魏付兴、刘建才等人于2019年7月18日、7月21日在长江B7号浮附近水域非法采砂。 （4）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制作的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明：该局自被告人徐红卫处扣押黑色华为荣耀牌手机1部、绿色SSKA手机1部、棕色封面笔记本1本、蓝色封面笔记本1本、现金65000元，其中蓝色封面笔记本上记载B7吴号码为198××××6550（魏付兴号码）；该局自李某处扣押灰色账本1本，该账本记载7月24日、11月16日为1802船卸砂；被告人徐红卫退出违法所得45000元。 （5）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制作的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发还清单，证明：该局自被告人陈银江处扣押金太阳牌手机1部、现金11000元及“顺江浮1288”内河船舶检验证书簿、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委托籍管理服务协议、江西省河道砂石采运管理单等材料的复印件，该船满载排水量为410吨，所有权人为常州市顺江运输有限公司，系被告人陈银江将该船委托该公司入籍管理。金太阳牌手机1部已发还被告人陈银江。 （6）被告人徐红卫提供的“宁连海1802”内河船舶检验证书薄，证明：该船为散货船，船舶所有人登记为徐春龙，满载排水量为3043.618吨，空载排水量为476.801吨。 （7）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布的《省政府关于同意江苏省长江河道采砂规划实施方案的批复》（苏政复〔2006〕98号），证明：省政府于2006年12月31日作出同意江苏省长江河道采砂规划实施方案的批复，江苏省内长江干流可设立5个可采区，分别为征润洲一、征润洲二、五峰山、落成洲、永安洲，除此以外，江苏省内长江干流均为禁采区。 （8）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长江江苏水域禁止采砂的通告》（苏政发〔2019〕49号），证明：自2019年7月27日该通告发布30日起，长江江苏水域禁止采砂，因整修长江地方进行吹填固基或者整治长江河道、整治长江航道以及通江口门、码头、锚地等疏浚采砂的除外。 （9）本院（2020）苏0682刑初137号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经审理认定，2019年7月18日、7月21日，经魏付兴与徐红卫事先联系，魏付兴等人驾驶“三无”采砂船与徐红卫驾驶的“宁连海1802”货运船在B7水域会合后，非法采砂2次，计5800吨。经认定，上述江砂价值人民币333500元。其中2019年7月18日晚，非法采砂3000吨，江砂价值人民币172500元。2019年7月21日晚，非法采砂2800吨，江砂价值人民币161000元。 （10）本院（2020）苏0682刑初23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经审理认定，2019年11月间，陈波事先联系徐红卫后，安排谢小明等人驾驶“三无”采砂船与徐红卫驾驶的“宁连海1802”货运船在B7水域会合后，非法采砂2次，计5600吨。经认定，上述江砂价值人民币266000元。其中2019年11月10日，非法采砂2800吨，经认定该江砂价值人民币133000元。2019年11月17日非法采砂2800吨，经认定该江砂价值人民币133000元。 （11）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该局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情况作出说明。 （12）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海门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长航某在办理“9.6非法采矿案”以及“12.31非法采矿案”中出具的涉案江砂细度模数的检测报告中的检测日期是2019年的8月16日至2019年的8月17日，因同年度内长江B7浮附近水域，水文情况变化不大，该局采用了2019年同期办理的非法采矿中的江砂检测报告，且因长江南通段海门水上过驳区附近水域已没有江砂收购点，遂选取距离最近的长江常熟段浮吊市场进行采价。 （13）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调取的通话记录，证明：被告人徐红卫与魏付兴、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之间的通话情况，其中于2019年11月13日与臧礼虎150××××1786的号码之间存在通话记录。 （14）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陈银江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现，经该局查证属实。 2.证人证言 （1）同案犯张桂苏的供述，证明：其购买了一条采砂船，后交付给魏付兴等人在长江采砂，其子张启全负责看魏付兴等人打砂，并把打砂的钱收回。 （2）同案犯魏付兴的供述，证明：其使用张桂苏的采砂船，与刘建才一起在长江B7浮水域采砂，其负责联系运砂船，其使用198××××6550的号码与运砂船联系，每条船都是打到货船甲板和水面齐平，钱都是给张启全。 （3）同案犯刘建才的供述，证明：其与魏付兴在长江B7浮水域驾驶砂泵船采砂，其负责带缆绳、维护机器等，魏付兴负责开船、打砂，并使用手机号码198××××6550联系运砂船。张启全负责开车接送和接收打砂款并拿回家。砂泵船8根管，船身绿色。 （4）同案犯张启全的供述，证明：其根据张桂苏的安排，负责看魏付兴等人打砂的情况，打砂的地点是长江B7浮附近水域，其使用浅灰色笔记本记账，2019年7月18日在长江B7浮附近水域打了3船细砂，2019年7月21日在长江B7浮附近水域打了2船细砂。 （5）同案犯谢小明的供述，证明：其于2019年7月下旬跟陈波一起在长江B7浮附近打砂，跟着外号为大龙的陈波在长江B7浮附近水域采砂，2019年10至11月23日前打了几船砂，陈波有很多黑卡号码，使用黑卡联系货船， （6）同案犯孙陈亮的供述，证明：其于2019年7月份与陈波在长江B7浮附近打砂，一同打砂的还有谢小明和樊冬冬，中间9月因听说有人被抓回去过一段时间，后于10月3日之后再次开始打砂，直至被抓。陈波使用多个黑卡号码进行联系。 （7）证人袁某的证言，证明：系“顺江浮1288”浮吊吊车司机，该浮吊对外称“江北1号”，陈银江的“顺江浮1288”浮吊吊运的货物都是细砂，颜色发黑，砂子很细，运砂的船过来的时候都是平仓。钱都是先给到陈银江。 （8）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其是臧礼虎的姐夫，其与臧礼虎等在在振南码头收细砂。其于2019年4月到振南码头，臧礼虎负责码头业务，其和臧礼锁在码头负责测量小船的水尺（根据船甲板面与水面高度辩护称重）。其为了让臧礼虎足额发放工资，在账本上记了账，收过的船都记账了，其中给宁连海1802船的徐老板卸过细砂，该船至少能装3000吨砂。宁连海1802船于2019年7月24日卸过至少3000吨长江细砂，一船砂子不少于10万；宁连海1802船于2019年11月16日卸过至少3000吨长江细砂，一船砂子不少于10万。其知道长江细砂都是从长江偷打的，也没有相关的手续。砂子颜色发黑，很细，运砂船都是平仓。收的细砂都是臧礼虎联系小船运走。 3.被告人的供述、辩解、辨认笔录 （1）被告人徐红卫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其与徐春龙合伙造了宁连海1802船，各占50%股，打砂的钱也是平分，主要由其负责联系打砂事务，其不在船上的时候，其哥哥也会联系。从2017年底一直在长江采砂，其中在长江B7浮水域非法采砂打过4、5船。其有两个号码，152××××9935的号码专门用来联系砂泵打砂，131××××2918的号码用于联系芦墟码头的老板进行销砂，其会在咖啡色笔记本上记录砂泵的号码。与号码为198××××6550姓吴的打过2次砂，第1次是2019年7月18日左右晚，通过电话联系在长江B7水域采砂，采砂费是77000元，至少3000吨江砂，后将船开到张家港卖给1号浮吊陈老板，有些小船是其联系的，有谢是陈老板联系的，陈老板给了10万多元现金；第2次是2019年7月21日晚，通过电话联系在B7采砂，采砂费6万多元，至少2800吨江砂，后将船开到芦墟振南码头卖给姓臧的老板，臧老板联系过一些小船，收取约10万元现金。还有2次采砂是另一条砂泵船，每次会由快艇靠过来，其与号码为16520098307的砂泵船联系在长江B7浮水域采砂，第1次是2019年11月10日左右，快艇靠上来，双方谈好采砂费16000元，至少2800吨江砂，砂泵上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留了尾号8307的号码，其将船开到芦墟振南码头卖给姓臧的老板，卖了38000元；第2次是2019年11月17日晚，经电话联系尾号8307的号码，其在长江B7浮水域非法采砂至少2800吨，该船江砂后来是自己找的小船卸的砂，卖了45000元。每次打砂都是打满了，至少2800吨江砂，满载能装2540吨，但每次都会超出。其知道不能在长江B7浮水域非法采砂，在手机上看过长江相关报道。 经其辨认，辨认出魏付兴是在长江B7浮水域打砂的“姓吴的”，谢小明是打砂船上“五十多岁的男子”，陈银江是张黄港1号浮吊老板，臧礼虎是芦墟振南码头臧老板。 （2）被告人徐春龙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是宁连海1802船主之一，与徐红卫合伙，打砂的钱也是对半分。二人在长江B7等水域多次采砂，每次采砂后都是把江砂卖给芦墟姓臧的黄牛，平时都是徐红卫联系的比较多，联系过号码为198××××6550等采砂船，徐红卫负责联系砂泵船和卖砂的，其会开船、也联系过几次。一般由徐红卫联系好后，等到天黑，与砂泵船或者小艇上的人谈好价格，打完砂后再去卸货，打满一船至少有3000吨左右。打砂地点有长江海门B7等水域，其知道这些地点禁止采砂。 （3）被告人陈银江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是“顺江浮1288”浮吊船的实际经营人，挂在常州市顺江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其每年给管理费，该船也叫“江北1号”，雇佣了袁某从事吊机操作，平时主要吊运长江细砂。其知道长江里没有手续不能采砂，为徐红卫的宁连海1802船卸过1船长江细砂，知道徐红卫的江砂是从长江里打的。2019年7月19日左右，其接到徐红卫的电话称要卸砂，后其为该船卸砂至少2800吨，徐红卫给了14000元过驳费，扣除管理费后其赚了8400元。有一些小船将买砂钱先给其，第二天其共给了徐红卫八九万现金。浮吊过驳砂子中，有清淤工程的砂子有来源证明，长江湖北、安徽、江西段的砂子也是有来源证明，还有就是一些货船通过其他浮吊过驳的江砂有来源证明。 （4）被告人臧礼虎的供述、辩解，证明：其于2019年4月起在振南码头与臧礼锁、李某收细砂，其向陶雪狗租用了吊机，2元一吨的吊费，每吨细砂给陶雪狗1.5元，其帮大的运砂船卖砂子，也联系过驳的小船，代卖砂子，向运砂船每吨收0.5元。其负责联系运砂船、小船卸货，李某平时负责水尺测量吨位、安排卸货，臧礼锁负责维修机器，李某是其姐夫，当时没说工资。根据李某的账本，其于2019年7月24日为宁连海1802船卸过至少2800吨江砂，一船砂子至少不少于10万元；于2019年11月16日为宁连海1802船卸过至少2800吨江砂，一船砂子至少不少于10万元，每船都是平仓，砂子颜色发黑，很细，一看就是从长江打上来的。船上有两个人，另外一个叫徐春龙，那个船应该至少能装2800吨。收的长江细砂都是联系小船进行出售。其知道受的江砂都是从长江打的，也没有售卖的相关手续。2020年“宁连海1802”船在臧礼虎处卸了20船细砂。其知道长江里打的江砂不允许买卖。被告人臧礼虎在庭审中辩解否认了上述供述内容。 4.鉴定意见 南通市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宁连海1802船盗采的江砂价值，其中2019年7月18日的涉案3000吨长江细砂价值172500元，2019年7月21日涉案2800吨长江细砂价值161000元，2019年11月10日涉案2800吨长江细砂价值133000元，2019年11月17日涉案2800吨长江细砂价值133000元。上述涉案江砂价值人民币共计599500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擅自在长江禁采水域非法采砂，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非法采矿罪。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明知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的江砂系盗采所得，仍代为转移或销售，其中被告人臧礼虎情节严重，二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伙同他人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系共同犯罪，且均为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案发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陈银江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系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陈银江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被告人徐春龙有劣迹，可以酌情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构成非法采矿罪，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正确，提请对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陈银江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从宽处理及对被告人徐春龙酌情从重处罚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陈银江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陈银江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陈银江的辩护人基于上述量刑情节提出对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陈银江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从宽处理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均系从犯，均应当减轻处罚。 对于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结合相关证据，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臧礼虎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证据是否合法、充分的问题。 1.关于被告人臧礼虎在2019年12月4日及2020年5月15日的两份供述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应当排除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人及辩护人申请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本院认为，被告人臧礼虎在庭审中对于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予以翻供，并提出系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未提供任何线索或材料予以说明，也未指向明确的取证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因此，被告人臧礼虎在某机关所作两份笔录不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2.关于上述两份笔录的证明效力问题。某机关已经出具情况说明，对于笔录中被告人臧礼虎称本人“臧礼虎”的表述作了合理的解释；对于被告人臧礼虎的笔录与李某的笔录存在“复制”情况的辩护意见，某机关亦予以说明，系在向被告人臧礼虎出示了李某的账本后，被告人臧礼虎对于账本的内容作出的解释，公某机关在制作笔录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通过复制的方法进行记录的情况，但笔录中明显不同的是，被告人臧礼虎对于20次江砂数量的供述与李某的供述有19次不同，均低于李某的供述，对被告人臧礼虎明显有利。在此基础上，该两份笔录与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的供述及辨认笔录、李某的供述及账本、被告人徐红卫与臧礼虎的通话记录，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本案所查证的事实。 3.关于被告人臧礼虎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 根据被告人徐春龙的供述：“每次我们打完砂子，会把砂子卖到芦墟一个姓臧的黄牛那里，张家港一个小港里面的浮吊，具体是谁，徐红卫比较清楚。”徐红卫的供述：“11月10日打砂打了三四个小时，打好砂后，把船开到芦墟振南码头，有个搅拌站老板来看砂，他看好之后就联系安排卸货的事情，当时就是用振南码头的吊机卸的，这些搅拌站老板也都知道这个砂子有问题，搅拌站老板联系的小船把砂子装走了，这船砂子卸了一天。”“之前说的搅拌站老板是说错了，是卖给了姓臧的老板。”“从打完砂到卖掉有的时候需要五六天，多的时候要等半个月”其辨认出臧礼虎就是芦墟振南码头臧老板。臧礼虎的供述“我们帮大的运砂船卖砂子，过驳的小船也是我们联系的，我帮大船联系小船，砂子由我们代卖，我们这里向运砂船收取每吨0.5元。”“这个船老板叫徐红卫，船上有两个人，另外一个叫徐春龙，那个船应该至少能装2800吨”，根据账本臧礼虎供述“2019年11月16日，宁连海1802船卸了至少3000吨长江细砂，一船砂子至少不少于10万元。这些砂子是长江里打上来的，我知道长江里打的砂子不允许买卖，我联系小船，卖给小船了。”李某的证言证实“我跟臧礼虎、臧礼锁一起在振南码头收细砂，我是他们的姐夫。码头业务上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臧礼虎联系的，我到这个码头来后就负责量小船的水尺，收的江砂是臧礼虎联系小船运走了，长江里打的砂子是不允许买卖的。”其辨认出宁连海1802船姓徐的老板，就是徐红卫。另在2019年11月13日15:37分徐红卫152××××9935的号码与臧礼虎150××××1786的号码之间存在通话记录，上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账本及通话记录，足以证实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节事实。故被告人臧礼虎、辩护人对指控的第三节事实不予认可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涉案江砂数量的问题。 经查，满载排水量是船舶在规定的满载吃水时，水下船体排水的重量；船舶的参考载货量是以船舶重线为标识，保障船舶安全行驶对应的载货量，二者均是船舶按照相关规定在安全标准范围内的测量值。被告人徐红卫的供述也证实，虽然船舶证书上记载船舶在A级航区载货量是2450吨，但是实际上肯定不止这么多。且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在侦查阶段的多次稳定供述称“宁连海1802”船每次所载江砂至少2800吨，其中7月18日晚上打了至少3000吨；李某证实“宁连海1802”至少能装3000吨；被告人臧礼虎的供述中也陈述，按照每吨0.5元收取过驳费，总共收取了每船1400元，另采砂船船主魏付兴、陈波等人的供述也能够佐证上述事实。被告人徐红卫、徐春龙、陈银江在庭审中表示对起诉书指控的江砂数量均无异议，被告人臧礼虎庭审中翻供，认为过驳的一船江砂仅仅2300吨，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或线索，故对于被告人臧礼虎及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涉案江砂价值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矿产品价格和数量认定。本院认为： 1.本案以销赃数额认定矿产品价值明显不合理。首先，作为共同犯罪，对被告人共同参与的犯罪数额宜认定一致。本案中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与魏付兴、陈波等人分别构成共同犯罪，共同犯罪所涉江砂系同一江砂，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共同犯罪部分认定的数额与魏付兴、陈波已判决认定的数额不一致明显不合理。其次，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与魏付兴、陈波等人对销售江砂地点、江砂价格并无意思联络，故以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的销赃数额确定本案矿产品价值，对共同犯罪人采砂船主魏付兴、陈波等人而言并不合理。 2.南通市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矿产品价值的依据。矿产资源的市场价值随市场供需的浮动而不断变动，而长江南通段的江砂系种类物，南通市价格认定中心作为有资质的价格认证机构，依法受某机关委托，在涉案江砂原物灭失的情况下，根据侦查查明的采砂点、江砂规格，以采砂日期作为基准日期，参照最相近江砂市场交易价格，依据相关规定对涉案江砂进行价值认证并作出价格认定结论书，该结论书论证程序合法，依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纳。 （四）关于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陈银江、臧礼虎是否适用缓刑，被告人陈银江是否应当免予刑事处罚的问题。 经查，江砂系维持河道稳定、水砂平衡的物质基础，非法采矿不仅严重侵害国有矿产资源，还会造成河床下切、深槽扩大，破坏长江河床结构、改变水流方向，影响防洪、桥梁和通航安全。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明知长江B7浮水域系禁采区，仍伙同他人在禁采区多次非法盗采江砂超过10000吨，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大，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被告人臧礼虎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江砂来源不合法的情况下，仍代为销售，庭审中对其在某机关所做供述予以翻供，并且不认罪不认罚，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大，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故对于上述三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陈银江为谋取不法利益，明知江砂来源不合法的情况下，仍代为销售，价值超过10万元，不宜对被告人陈银江免予刑事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陈银江经某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赃，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积极配合某机关工作，在取保候审期间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并提供线索帮助抓获，经查证属实，构成立功，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其适用缓刑为宜。 （五）关于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 被告人陈银江于2019年11月28日经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接受询问，并承认代为销售盗采江砂的事实，如实供述了主要的犯罪事实，其在审查起诉阶段及在庭审中，存在翻供的情形，但在一审判决前其又能够如实供述，仍然应当认定为自首。被告人臧礼虎虽然自动投案，并在侦查阶段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但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及庭审中对于其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予以推翻，对犯罪事实予以否认，故不属于如实供述，不能认定为自首。 （六）关于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中的地位如何认定的问题。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侵犯的法益主要是国家刑事司法机关查处犯罪活动并剥夺犯罪人既得利益的正常活动。该罪着眼于对犯罪所得之“物”的隐匿，行为人替上游犯罪人窝藏、转移、代为销售等人为的制造障碍、设置困难，使司法机关难以及时查获案件。本案中，被告人陈银江作为浮吊船船主、被告人臧礼虎作为码头吊机的实际使用人，二人过驳、代为销售江砂的模式是，为运砂船联系小船，代运砂船主销售江砂，将江砂从运砂船吊卸至各购买江砂的小船上，将卖砂款交付给运砂船主，并根据吊卸江砂的重量，从中收取吊卸费用。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的过驳、代为销售的行为与江砂购买人的收购行为共同导致上游犯罪中盗采的江砂被掩饰、隐瞒，从而妨害了国家对非法采矿犯罪行为的正常查处活动。在此过程中，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仅仅收取吊卸费用，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目的的实现起到了帮助的作用，故二人与他人构成不法层面的共同犯罪，是从犯。 （七）被告人陈银江、臧礼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是否构成“情节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刑事司法机关查处犯罪活动并剥夺犯罪人既得利益（铲除犯罪诱因）的正常活动。其犯罪本质是为上游犯罪人逃避法律制裁创造了有利条件，直接或间接帮助了上游犯罪人。因此，本罪具有依附性和独立性的二重性，既依附于上游犯罪，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没有上游犯罪所得之财物，就没有本罪，同时本罪是对上游犯罪财产违法状态的巩固和延伸，使得上游犯罪的利益最终得以实现。也正是基于此，本罪的社会危害性一般依照上游犯罪的危害性来判断，上游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越大，本罪的社会危害性就越大，因此，认定本罪情节严重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上游犯罪的危害性大小，而且基于本罪对上游犯罪依附性的原因，本罪的社会危害性一般小于上游犯罪。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条规定，长江禁采区盗采江砂价值5万元至25万元的，构成非法采矿罪，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价值25万元以上的，构成非法采矿罪情节特别严重情形，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条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价值总额达10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上述规定可知，作为上游犯罪的非法采矿罪与下游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法定刑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在这种情况下，宜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被告人作有利的认定。 本案中，被告人臧礼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作为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非法采矿罪的下游犯罪，掩饰、隐瞒的江砂价值为294000元，该部分江砂对应的上游非法采矿犯罪的江砂价值亦为294000元，其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七年以下，认定被告人臧礼虎属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情节严重”情形符合法律规定，且不存在不合理情形，故依法应认定被告人臧礼虎属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情形。 被告人陈银江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系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非法采砂犯罪的下游犯罪，掩饰、隐瞒的江砂价值为172500元，虽然已超过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情形的10万元的标准，但即便上游非法采矿罪涉案价值为172500元，其法定刑也应该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因此，如果认定被告人陈银江属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则与上游犯罪量刑不协调，故从罪刑相一致原则考虑，应当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被告人陈银江不属于情节严重情形。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一）项、第三条、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徐春龙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1年7月12日起至2024年5月11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已缴纳）。 被告人徐红卫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1年7月12日起至2024年5月11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其中二万元自扣押款中抵扣，余款已缴纳）。 被告人陈银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缴纳）。 被告人臧礼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1年7月12日起至2023年7月11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缴纳）。 二、被告人徐春龙、徐红卫共同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九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陈银江退出的违法所得一万一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长江航运某局南通分局自被告人徐红卫处扣押的黑色华为荣耀牌手机1部、绿色SSKA手机1部、棕色账本1册，发还被告人徐红卫；自被告人徐红卫处扣押的蓝色账本1册，由该局依法处理。 三、继续追缴被告人臧礼虎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千八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吴亚红 审 判 员  徐 洁 人民陪审员  马海飞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郑森林 书 记 员  范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