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18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恒锐硬质合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法定代表人：罗厚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诚阳，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旅顺仪表厂，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顺山街1号。法定代表人：林治成（已去世），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江，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纯，辽宁芳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恒锐硬质合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旅顺仪表厂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2民初3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旅顺仪表厂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旅顺仪表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2011年10月31日，恒锐公司租用旅顺仪表厂案涉房屋并签订《合同书》，约定租期三年，每年租金5万元。恒锐公司按约定给付了租金。2014年11月1日，旅顺仪表厂的经理李河拿着事先打印好并盖有旅顺仪表厂公章和李河签字的《合同书》，要求与恒锐公司续签合同。由于当时恒锐公司的经理梁琦经营管理公司不善，公司面临倒闭，故告知李河已经无力支付租金，不再续约租赁案涉房屋。当时双方相处比较友好，旅顺仪表厂的总经理林治成得知后明确表示，由于房屋闲置无用，愿意继续借给恒锐公司使用，条件是公司盈利多少再给点租金，经营不好就不用给付租金。所以双方未继续签订《租赁合同书》，恒锐公司也未在此后的《合同书》上加盖公章或签字，但恒锐公司确实继续使用了案涉房屋近五个月时间，并支付了两万元租金，恒锐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等均留在案涉房屋内，价值六万元的生产设备留给了旅顺仪表厂，后恒锐公司离开至今。2017年6月，旅顺仪表厂的经理李河给恒锐公司的经理梁琦打电话称，政府要对案涉房屋动迁，要求帮忙补签二份租赁房屋的《合同书》，遭到梁琦的拒绝。2020年9月21日，旅顺仪表厂突然起诉，要求恒锐公司支付其租金32万元、电费1.2万元及迟付租金的利息7.2余万元。后恒锐公司得知旅顺仪表厂的法定代表人林治成已经因病离世，是其儿子林江提起的诉讼。在诉讼中，旅顺仪表厂提交的2014年11月1日、2017年11月1日的两份合同系其伪造的，恒锐公司没有与其签订过该两份《合同书》，合同书上面的“罗厚锐”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罗厚锐对《合同书》不知情。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二、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第八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七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没有对恒锐公司申请对后两份《合同书》中的签名进行鉴定予以准许，系严重违反法律程序。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旅顺仪表厂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合同书》系伪造，一审法院在对《合同书》中“罗厚锐”的签字是谁签的、公章是谁盖的均未查清的情况下，认定《合同书》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属适用法律错误。旅顺仪表厂的诉求不是继续履行合同，也不是解除合同，而是给付租金。一审法院适用上述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两条规定相互矛盾，故应发回重审。旅顺仪表厂辩称，不同意旅顺仪表厂的上诉请求。一审中查明恒锐公司与旅顺仪表厂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恒锐公司的物品至今仍在案涉租赁房屋内的事实。恒锐公司主张其公章由旅顺仪表厂方控制或私下使用，没有事实依据。在一审期间，恒锐公司曾以公章被锁在租赁场地为由，向法院申请打开租赁场地。旅顺仪表厂的人员在场，并用手机拍摄视频录像，发现恒锐公司的公章和营业执照未在租赁场地内，该租赁场地是由恒锐公司加锁，旅顺仪表厂为了防止恒锐公司私自转移财产，在门上加了一把锁，并没有打开该租赁场所，所以恒锐公司陈述的不是事实。旅顺仪表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给付租金320000元、电费12100元、迟付租金利息损失至实际给付日止暂计72056.25元(暂计至2020年9月14日)合计404156.25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函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将位于车间一处面积200平方米及机器设备6台，以每年50000元的价格出租给被告使用，租赁期为三年，即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又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将其办公大楼一层南面四个房间及原一楼食堂后偏房一间、三楼办公室一间，等共计六个房间租赁给被告使用，租期三年，自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年租金50000元。2017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再次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将其办公大楼一层南面四个房间及原一楼食堂后偏房一间、三楼办公室一间，等共计六个房间租赁给被告使用，租期三年，自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年租金50000元。再查，原告自认被告已给付租金130000元。被告现办公设备等仍存放于案涉租赁房屋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自愿签订三份《合同书》，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原告已将案涉房屋交付被告使用，被告至今也仍占用案涉房屋，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租金支付义务。现原告自认被告已支付租金130000元，故被告仍应支付2011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拖欠的租金320000元（150000元/年×3年-130000元），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被告辩称其自2014年以后就不再继续租用原告房屋，案涉房屋租金已支付完毕一节，“谁主张谁举证”被告应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供证据予以支持，现被告并未提供合同解除及租金已支付完毕的相关证据，且现被告公司物品仍存于案涉房屋处，故对被告的该项答辩主张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抗辩原告主张超过诉讼时效一节，被告认可原告曾于2020年5月27日联系被告股东梁琦协商过关于案涉房屋腾退及租金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应自此时中断重新计算，故对被告的该项答辩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电费12100元一节，原告应对其已为被告垫付电费12100元予以举证证明，现原告对该事实未予举证，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迟延支付租金的利息一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保函费一节，不属于案件必要诉讼费用，故不予以支持。关于被告申请笔迹鉴定，因与本案无绝对性关系，故不予许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大连恒锐硬质合金制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旅顺仪表厂租金320000元；二、驳回原告旅顺仪表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62元，保全费2541元，合计9903元，由原告旅顺仪表厂负担2062元，由被告大连恒锐硬质合金制品有限公司负担784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恒锐公司提交一份其公司合伙人梁琦的母亲与旅顺仪表厂经理李河的电话录音，拟证明：恒锐公司要搬走设备，李河提出设备不用拿走，称签订合同来要政府动迁的补偿款，2014年11月1日和2017年11月1日的合同书是旅顺仪表厂为了得到政府赔偿，而让梁琦的母亲私下与其签署，但梁琦的母亲没有签署。旅顺仪表厂对该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恒锐公司未完整提交该段录音，仅截取了一小部分对其有利的内容提交法庭，故对证据的合法性存疑；而且，梁琦的母亲在录音中没有否认拖欠租金的事实，李河是单位的财务人员，无权代表旅顺仪表厂，李河在录音中也否认了签订合同是为动迁补偿的事情。旅顺仪表厂提交一份手机拍摄视频，拟证明恒锐公司所称的其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及公司公章由旅顺仪表厂掌控不属实，而且梁琦的母亲从打开的抽屉里取出了案涉三份租赁合同原价。恒锐公司对该视频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视频中没有显示梁琦的母亲取出公章的内容或许是视频不完整。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恒锐公司提供的电话录音，旅顺仪表厂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恒锐公司认可向法庭提交的录音光盘只是录音的一部分内容，在其提供了录音原始载体并当庭播放了全部录音内容后，恒锐公司已按原始载体录音的内容刻制录音光盘后提交法庭，故本院对该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恒锐公司对旅顺仪表厂提供的手机拍摄视频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虽认为视频不完整，但无反驳证据提供，故本院对该视频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证据的认证情况，本院查明：在梁琦的母亲李秀琴与李河之间的电话录音内容显示，梁琦的母亲称“咱俩以前签租房合同，不是你说的是为了动迁的事吗？他怎么还要俺房租费呀？”李河回答称：“当时是为了动迁的事，也是双方的…”，“当时可能是动迁还有一块补助，所以就签一下”；梁琦的母亲称“李总，欠你一点房租费，动迁有点补助，俺就不要了，钱你就拿着，俺就不要了，你还说好”。李河称：“当时的政策确实要动迁，但后期咱这块没有了，一开始说都有。”梁琦的母亲：“就是一开始说有，你就给我找去了，完了说咱签个合同吧，说动迁能给点补助。他儿子现在怎么跟俺要房租费呀？”李河：“像这样的事都好说好谈，后面这个不算，前面两个能如期都给吗”，李秀琴：“前面那个什么东西，我倒没去商场，但是我儿不是法人代表，我也不是法人代表，我就在里面办点事，说白了就是个普通工人，我儿说两人弄得不怎么太好，……咱现在不能把钱都给他，我听我儿回来说想跟他协商，就是准备看看把这设备能不能卖一卖，因为就这个事，他那法人代表都不过来，我就和我儿说你给小罗打电话，咱毕竟都是本乡本土的，我说能给仪表厂的房租费弄给他就弄给人家，我儿好歹和他联系上了……”在恒锐公司提供的手机拍摄视频中显示，李秀琴从租赁房屋内的桌子抽屉里找出恒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和案涉厂房的租赁合同。2020年11月18日，梁琦出具书面材料，载明：拿走营业执照正本一份与旅顺仪表厂厂房租赁合同三份（2011年至2020年）（三份）。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旅顺仪表厂一审提供的其法定代表人的儿子林江与恒锐公司的经理梁琦之间的对话录音，本院补充查明：在梁琦与林江之间2020年5月27日的对话录音中，林江提出让恒锐公司把房间腾出来，要求恒锐公司把欠的租金和电费解决。梁琦同意在2020年6月13日之前把房子腾出来。对于租金问题，梁琦提到“在去年还是前年，那个老董事长意思说给9万抹平，应该是李总跟我说的”；林江称“那是去年或是前年的时候吧，具体日子我问一下，这个事情我没有听说。”在录音中林江询问李河称“李河叔，有个事提出来，在去年还是前年说9万块钱抹平，这个当时谈过这个事吗，再一个是什么日子？”李河称“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当时欠房租怎么弄也弄不了，意思就是拿设备顶，当时我和你爸说过这个事，完后你爸说设备咱不要，设备本身不值钱，你爸说可以商量减点房租。比如说减一年，但是后来没继续谈”。林江：“什么时候的事？”李河：“应该是16年”。梁琦：“那个时候可能欠15万、14万。”李河：“那时候应该是16年末，当时给你们老板打的电话。”梁琦：“大概就是17年左右吧”。李河：“那时候厂长意思是减一年房租，剩下的就交。”林江：“总共是28万多，对吧，可以谈，但是我有几个要求，一个钱我要一次性的。”梁琦：“那肯定不可能，那只能走起诉了”。林江：“那28万元你准备怎么给法吧”梁琦：“现在公司情况刚才也介绍给你了，设备值这么多钱，原值可能不止，我想办法给卖出去，卖出去多少钱比方5万元钱，我把5万元给你，剩下的东西还是以欠据形式吧，只能以欠据形式。一次性付清不现实的。”……林江：“你们这从2013年就开始欠，怎么到17年还签合同。为啥13年签合同，17年还签合同，就是咱为啥还和他签合同？”梁琦：“打个比方。我欠的这个钱，我说我不干了我走，你能让我走吗”？林江：“那你为啥还继续签呢？那不越欠越多吗？”“这个数你看对不对？”梁琦：“这个数我得回去找一下合同。但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合同日期）我感觉……”林江：“你回去查一下合同。但是从2013年11月到现在欠费的问题，你看……”梁琦：“这个问题不大。我知道这个时候开始欠了。差不多，合同都能找到。”林江：“但是你觉得2017年到2020年的合同你没见过，你不知道。”梁琦：“这个我真不知道。”……林江：“你在这公司担任什么职位”。梁琦：“我管技术呗，我经营不管，我本身是搞技术的。如果我要管经营，也不会是这种情况，欠款这么多……”。……林江：“哪天你家经营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请款，款要不回来呀？”林江：“他这17年为啥要签个合同，签到今年”。李河回应称：“这个是这么个情况。可能都有这种想法。是不是知道要动迁，可能动迁还有一块补偿，以前收房子补偿方方面面的，挺多的，不像现在……”二审中，恒锐公司认可其已向旅顺仪表厂给付租金共计13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恒锐公司是否欠付旅顺仪表厂的租金以及如果欠付，其欠付的租金数额是多少。本案中，恒锐公司对其与旅顺仪表厂于2011年10月31日签订的《合同书》没有异议，但对旅顺仪表厂提供的2014年11月1日、2017年11月1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并在一审中申请对该两份《合同书》中“罗厚锐”的签名是否是罗厚锐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认为，恒锐公司二审提供了其公司经理梁琦的母亲李秀琴与旅顺仪表厂员工李河之间的电话录音，录音中李秀琴提到“咱俩以前签租房合同，不是你说的是为了动迁的事吗？”李河回答称“当时是为了动迁的事，也是双方的…”、“当时可能是动迁还有一块补助，所以就签一下”、“像这样的事都好说好谈，后面这个不算，前面两个能如期都给吗，前面都给，后面的不要也就不要了，但你前面能不能给？”等内容。从通话录音双方在录音中的陈述，李秀琴提到2017年11月1日的《合同书》系租赁双方基于得到政府动迁补偿而签署，其对李河提到的“后面这个不算，前面两个能如期都给吗”的内容，李秀琴也未直接对2014年11月1日的《合同书》予以否认；另外，结合梁琦于2020年11月18日签署的书面材料载明“拿走营业执照正本一份与旅顺仪表厂厂房租赁合同三份（2011年至2020年）（三份）”，亦可佐证双方应当存在2014年和2017年的合同书。至于恒锐公司称2014年11月1日、2017年11月1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书》中“罗厚锐”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并对此申请鉴定一节，本院认为，恒锐公司提供的2014年11月1日、2017年11月1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书》除有“罗厚锐”的签名外，同时还加盖“大连恒锐硬质合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章。恒锐公司一审中提供了2011年10月31日的《合同书》文本，其自认该合同中的“罗厚锐”的签字不是本人所签，而是梁琦代签，并称当时租房都是梁琦来操作的。在此情况下，2014年11月1日、2017年11月1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书》中“罗厚锐”的签名是否是罗厚锐本人所签，并不必然能够作为认定该两份《合同书》不真实的依据。况且，恒锐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合同中加盖的“大连恒锐硬质合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章并非恒锐公司印章。结合上述李秀琴与李河之间的电话录音内容分析，恒锐公司提供的2014年11月1日、2017年11月1日签订的《合同书》的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恒锐公司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关于恒锐公司是否欠付旅顺仪表厂的租金。本院认为，根据案涉2011年10月31日、2014年11月1日、2017年11月1日的三份《合同书》内容，案涉厂房的租赁期限分别约定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止、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止、自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止，租金标准均约定为年租金5万元。根据上述约定，2011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的租金合计为45万元。双方均认可恒锐公司已付租金13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恒锐公司欠付旅顺仪表厂租金32万元，并无不当。关于恒锐公司提出双方在2015年之后就不存在租赁关系的主张，恒锐公司的梁琦在其与旅顺仪表厂的林江于2020年5月27日的对话录音中提到“同意在2020年6月13日之前把房子腾出来”、其对林江提到“你回去查一下合同，但是从2013年11月到现在欠费的问题……”的回复称“这个问题不大。我知道这个时候开始欠了。差不多，合同都能找到。”等内容不符，故恒锐公司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恒锐公司应否支付2017年11月1日的《合同书》约定的租金一节，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该合同确系恒锐公司与旅顺仪表厂当时基于得到政府补偿款的目的而签署。不论该合同双方是否基于真实租赁房屋的意思表示签署，从梁琦与林江的对话录音内容来看，至少在双方对话之日即2020年5月27日，恒锐公司仍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双方就欠缴租金和腾退房屋事宜仍在进行协商。在此情况下，恒锐公司仍应向旅顺仪表厂支付该合同约定租期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租金。至于恒锐公司称其在2011年10月30日的合同书约定的租期届满后，已将租赁场地返还给了旅顺仪表厂的意见，既与梁琦在与林江的对话录音中表示“同意在2020年6月13日之前将房屋腾出来”的表述矛盾，也与恒锐公司的设备至今仍存放于案涉房屋内的客观事实不符，故恒锐公司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恒锐公司提出其办公设备至今仍存放于租赁房屋内系因旅顺仪表厂提出把办公设备抵顶租金，其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证实，且旅顺仪表厂也不同意以恒锐公司存放于租赁房屋内的设备抵顶其欠付的租金，故恒锐公司该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恒锐公司提出旅顺仪表厂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认为，恒锐公司的梁琦在与旅顺仪表厂的林江于2020年5月27日的对话录音中，明确表示认可从2013年11月开始就欠付租金，并且也同意向旅顺仪表厂支付租金，但因履行能力问题未对支付的金额和期限达成一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之规定，自梁琦在对话录音中表示同意给付租金之日，旅顺仪表厂有关租金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一审认定恒锐公司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恒锐公司该项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恒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62元，由大连恒锐硬质合金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冬艳审判员  刘小南审判员  任 娲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于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