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302民初4586号原告：柳某，女，1943年10月2日生，汉族，曲靖市麒麟区人，文盲，农民，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凯寅，云南慧滇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周某1，女，1963年12月10日生，汉族，曲靖市麒麟区人，文盲，农民，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彬，男，1989年3月12日生，汉族，曲靖市麒麟区人，大专文化，自由职业，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系被告周某1之子，一般授权代理。被告：周某2，男，1975年9月16日生，汉族，曲靖市麒麟区人，小学文化，自由职业，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原告柳某与被告周某1、周某2赡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杨林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柳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凯寅，被告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彬，被告周某2及证人林某（又名林家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柳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由被告周某1将原告接回家中赡养（照料日常生活起居）；2.依法判决被告周某2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3.原告住院产生的相关开支由二被告共同承担；4.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周光建（已死亡）结婚，婚后生育子女周某1和周某2。被告周某1按照农村习俗招亲在家，周某1的丈夫为李国良（已死亡）。原告名下有一套地基（地基位置：文化街道凤来社区五组92号，面积137.1平方米），原告将该地基转让给被告周某1所有，条件是被告周某1需履行赡养原告以及为原告养老送终的义务。但被告周某1在获得地基后，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致使原告一直漂泊在外，目前居住在文华街道凤来社区第五组提供的临时房屋中。同时，原告已经年老，无任何收入来源，平时依靠社区救济，但原告的子女具有赡养的能力，却一直未履行赡养义务。鉴于上述情况，原告具状起诉，望法院判如所请，依法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为谢。被告周某1辩称，原告共计生育了三个子女，我是老大，还有个妹妹周小巧、弟弟周某2。2002年，我父亲周光建病重，我丈夫李国良提出商量如何赡养老人一事，我们就抽阄养老人。在村委会的主持调解下，达成以下协议：1.由周某2支付李国良房屋差价1828元，于2003年6月28日前付清；2.由李国良赡养母亲柳某，周某2赡养父亲周光建（已故）。此后，原告就一直跟随我们生活，也没有争吵过。一年后，村上开始建新农村，原告为了照顾小儿子周某2，就一直在我们家吵闹，无理要求把我家建盖的房子分一路给周某2或者将拆迁款分一半给他，我们不同意，最后原告就离家出走，我们并没有将他赶出来。我尽了一年的赡养义务后，就一直没有管原告了，是原告自行离家出走的，并不是我们将原告赶出来不尽赡养义务。其二，2005年，村上集资认购新农村地基，由于没有钱，我们就借钱来缴纳集资款，此有缴款收据为证，因此，原告主张地基是她的，与事实不符。其三，原告为了达到要户头费和分房子给小儿子的目的，在我家各种无理取闹无果后自行离家出走，到处宣扬我与我丈夫李国良打她，不给饭吃，把她赶出家门，多次找到村上耍无赖，还当众脱裤子，撒泼打滚，咒骂儿孙，到我家门上哭闹。原告离家出走后，我们两次主动找到原告，要接她回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但原告拒绝，并各种咒骂，说我们会打她、杀他。我现在身体也不好，视力模糊，血糖高，一直在家吃药、看病，没有正式工作。因此，原告对我的恨意很大，多年的积怨和原告之前的种种行为，不具备在一起居住的条件，如果在一起生活，无论是从心理还是人生安全考虑，都有很大的顾虑和隐患。其四，根据协议，周某2应于2003年6月28日前向我家付清房屋补偿款1828元，至今未付，现在还唆使老人与我们吵闹。其五，原告一直居住在村上安置的房屋内，虽然年纪大，但据了解和周围邻居反映，生活一直都能自理。赡养老人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是，法律不外乎情理，母慈子孝，先母慈后子孝，原告的种种行为都不是一个母亲该做的行为，为了达到帮助小儿子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各种冤枉我们打她、杀他、不给吃穿、虐待她，李国良到死都背负此骂名。因此，建议：一是维持现居住状况，我定期提供生活必需品给原告；二是周某2应将2002年调解协议确定的1828元付清。原告应由二被告共同赡养，请求法庭考虑我家的实际困难，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被告周某2辩称，原告起诉赡养的事实属实，支付赡养费还牵扯到老人的财产，我不同意支付赡养费，我认为应按照2002年6月28日我们家和周某1家在村委会达成的调解协议来处理，赡养费我一分钱也不愿意出，赡养义务应由被告周某1来负责，其他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原告柳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主体资格；二、文华街道凤来社区第五居民小组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被告周某2与原告系母子关系，周某1与原告系母女关系。三、证人林某（又名林家才，组长）的证言，主要内容是：原来我还不是村上的小组长，只是听说原来分家的时候他们周家有几个（人）都参加过，据我所知，就养老的事情他们当时扯过，就由被告周某2负责父亲的养老送终，被告周某2负责她母亲的养老送终，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我也没有参加，到后期牵扯养老的事情，原告的人头才划拨在周某1名下，分住宅地才又分得一套，后牵扯原告这些年没有住的，从我2007年在村上干事时原告就没有固定住所了，具体应该是从2008年就住在老村子的公房简易房里，以前的事我不清楚，直到2008年因为拆迁老村又搬到新村的公房简易房，到2020年12月我们村上又重新盖了公房简易房给原告重新搬迁到新房居住，这些年原告都是靠自己捡垃圾卖点零钱来谋生。至于原告为什么要去村上的公房居住，据我们所知是子女不赡养她，具体是什么原因只有他们自己家庭内部清楚，我们也不知道。原告是在外捡垃圾维持生活，除了捡垃圾，原告其他的生活来源就是一年社区和村上会帮她报困难人员，社区有时会发点米、油给原告。原告总的生育了三个子女。周某1家有周某1、周彬、还有个女儿在外有工作，原告的户口在周某1的户头上，周某2家有四口人，周某1和周某2的住房均是五层半，底层137㎡，二层以上每层有156㎡，都有能力解决原告住房的问题。原告性格刚强，和二被告现在的关系相当僵硬，在一起就要吵架。原告在外漂泊居住期间，也不知道二被告是否尽到了赡养义务。2005年新村分配地基的时候，抽地基建房是4人一套。如果不满4人的，差一个人要补交19500元。经质证，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周某1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一、收据复印件两份，证明地基是被告周某1家向村集体出资购买，并不是原告转让。二、云南省村镇房屋建设准建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时原来居住的老房子以及浇灌房是由被告周某1夫妻二人建盖，并不是原告出资，分房时让我们将一半拆迁款给周某2是不合理的。三、门诊收费收据、检查报告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02年10月22日，经过调解协议后原告由周某1负责赡养，周某1家尽到了1年的赡养义务，不存在殴打不赡养老人的行为。四、民间纠纷调解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证明2002年6月28日村上调解赡养问题，原告由周某1赡养，周光建由周某2赡养，当时我们认可这个协议，也履行过这个协议，我父亲招亲入赘到周家祥的户头下，周某2他们要补1828元的差价给我们，至今没有履行，协议有效日期截止2003年6月28日，协议我们单方面执行了，周某2没有执行，协议作废。五、申请书、关于李国良招婿落户的决定复印件一份，证明李国良当时招赘落户到周光建家大哥户下。六、集资缴费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两套地基是我方出资购买，并不存在原告出资转让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第一、二、六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这些证据不能证实周某1所获得的地基没有占用原告的名额，同时也不能证明其履行了赡养的义务；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仅能证明2002年履行了带老人看病的义务，并不能证明2002年之后也履行了赡养义务，我们起诉的是从起诉之日起履行赡养义务，所以关联性不予认可。第四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该份登记表能够证明原告由周某1负责养老送终，至于没有付清1828元不能成为不履行赡养义务的依据，按照法定义务，该份调解书并不能排除被告周某2的赡养义务。对第五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因为与本案并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三、四、五来源合法，具有合法性，与本案有关，且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本案需要解决的是赡养问题，需要查明的待证事实是子女是否尽到了赡养义务，故证据材料一、二、六与本案明显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周某2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民间纠纷调解登记表一份，证明原告柳某应由周某1进行赡养。经质证，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柳某与丈夫周光建（已故）共计生育了三个子女，分别为周某1、周某2和周小巧。1984年左右，李国良（已故）招亲入赘至原告柳某家，与原告之女周某1结为夫妇。2002年6月28日，被告周某1家与周某2家因房产及赡养老人一事产生纠纷，在农村基层组织的调解下，两家达成如下协议：1.周某2现住房合价6500元，李国良现住房4000元，由周某2付给李国良房屋差价1500元，现周某2住房门前的猪圈由周某2本人使用，同意付给李国良差价400元，周某2领父亲看病医药费144元，由双方各承担72元，现周某2应付给李国良1828元；2.周某2抽阄赡养父亲，李国良抽阄赡养母亲。附：1.李国良赡养母亲（柳某），以后的衣、食、住、医疗费等一切由李国良负责；2.周某2赡养父亲（周光建），以后的衣、食、住、医疗费等一切由周某2负责；3.关于周某2付给李国良的房屋差价1828元，付款时间由调解之日起一年付清（2003年6月28日）。以上赡养协议达成后，原告柳某在被告周某1家生活，周某1也根据此调解协议履行了一年赡养义务，后因原告性格刚强，认为被告周某1家集资建盖新农村的房屋占了其一个户头，从公平角度出发遂要求被告周某1家对周某2家给予补偿，为此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2007年左右，原告柳某认为无法与被告周某1在一起共同生活，索性离家出走搬至村集体公房居住至今，平日靠捡垃圾、国家或农村基层组织救济、次女周小巧的赡养来维持生活。自原告柳某离家出走漂泊在外后，二被告明知此情况但均未尽赡养义务，被告周某1不管不问，而被告周某2认为根据赡养协议，应该由姐姐周某1对原告尽赡养义务，与自己无关，也不尽赡养义务。现原告柳某已经77岁，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遂诉至本院，要求二被告履行赡养义务。另查明，被告周某1和周某2建盖的新农村房屋均是五层半，第一层137㎡，二层以上每层156㎡，均有能力解决原告柳某的居住权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赡养费主要包括被赡养人的生活费和医疗费。本案赡养协议是2002年6月28日签订的，根据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并征得老年人同意。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赡养人所在组织监督协议的履行。所谓赡养协议，是指老年人存在多个成年子女的，成年子女之间就对父母进行赡养的内容、方式、分工等进行具体约定所达成的协议。其内容一般包括赡养义务的具体内容、赡养义务的履行及其监督机制等。在本案中，虽然被告周某2家与周某1家所达成的赡养协议存在诸多问题，如被赡养人柳某和周光建没有在协议上签字确认，从形式要件上并不能证明事先征得父母的同意，赡养人周小巧没有签字，甚至赡养人周某1也没有签字等，但是，两家已经实质履行该赡养协议的内容，被赡养人柳某和周光建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此协议内容，客观上予以接受，应视为默认，视为赡养人已经征得其父母的同意，赡养协议具有灵活性，对此本院予以尊重，故赡养协议虽存在形式瑕疵，但合法有效。但是，子女赡养父母是一项法定义务，居于身份关系，子女对父母履行赡养义务具有人身依附性，故赡养协议并不能改变赡养的本质属性，赡养协议并不能作为一种纯财产协议加以看待，因此，父母对子女所订立的赡养协议不满意的，仍可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无论赡养协议内容如何，当出现纠纷或者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时（如当事人双方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者物价变化较大等），赡养权利人都有重新向赡养义务人请求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因此，被告周某2所提的与自己无关，应当按照赡养协议继续履行的辩解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周某2依法应当支付赡养费，对原告继续履行赡养义务。关于支付赡养费的数额，现原告柳某的身体状况良好，生活能够自理，根据本地的生活水平，其每月的赡养费约需1500元，原告共计生育了三个子女，故二被告及周小巧三人应当各承担1／3的赡养义务，每人每月需要支付赡养费约500元，鉴于赡养协议签订后，被告周某2对其父周光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完成了养老送终的责任，故本院酌情减轻其在以金钱为内容的赡养义务应承担的份额。二被告依法负有赡养原告的法定义务，此义务不可转嫁，原告所在的基层组织多年来无偿为原告提供住所，生活上予以关心帮扶救济，对此，二被告应当负有对党、对国家、对基层组织的感恩之情，提高法律意识，绝不能将赡养的责任任意推卸给党、国家和基层组织，被告周某1提出的建议保持原告现有的居住状况，在一起共同生活会危及家人人身安全无事实依据，属于逃避、推卸法律责任，本院不予采纳。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告柳某性格确实刚强，斤斤计较，甚至在法庭审理中也动辄对被告周某1等人大声斥责，不听劝阻，确实难以沟通相处，但毕竟原告柳某与被告周某1属于母女关系，血浓于水，原告将被告周某1抚养长大也不易，本院希望双方应当以亲情为重，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在共同生活期间改变自己原来的沟通交流方式，共同维护好美满和谐的家庭关系。综上，原告柳某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周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将原告柳某接回家中履行赡养义务。二、由被告周某2自2021年8月1日起每月28日前向原告柳某支付赡养费300元。三、驳回原告柳某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被告周某1和周某2各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 林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李怡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