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苏12民终12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粉兰，女，196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兴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桂强，江苏尚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桂珍，女，1968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兴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赛勤，男，196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都市小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军，江苏楚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粉兰因与被上诉人张桂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8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袁粉兰上诉请求：1.撤销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817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桂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袁粉兰的丈夫戴宗宝生前与张桂珍有多笔往来，但并没有形成借条，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条、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张桂珍称与戴宗宝熟悉所有没有借条不符合常理，双方只是业务关系，不是亲属关系，不打借条不符合借贷习惯。二、张桂珍提供的吴某手机转发的照片“我的状况”既不是借条，也不是遗书，无法确定是否为戴宗宝所写。“我的状况”没有经过鉴定根本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其书写时间、内容真实性均无法确定。退一步讲，即使是戴宗宝本人所写，那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也无法确认。从证据角度来讲，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是存疑的，不能认为认定借贷数额的证据。吴某应当出庭作证，其不存在无法出庭接收质证的情形。在调查笔录中，吴某陈述其与戴宗宝之间的借款关系，正常表述应当是戴宗宝借了我多少钱，有无出具借条。但吴某第一次回答时，只陈述开始没写借条，并没有称陈述后面打了借条。在问第二个问题戴宗宝一共欠其多少钱时，吴某陈述：100万元，开始没有打借条，后来打了借条。调查笔录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强调开始没打借条。事实上，戴宗宝生前借钱也都是打借条的，这里突出原来没打就觉得有些不符合正常表述。所以，凭借吴某证言来认定“我的状况”真实性是不够的，更不能认定其书写内容的真实性与现实履行情况。“我的状况”即使与遗书放在一起，也不能证明就是同一时间书写。三、戴宗宝专门写给袁粉兰的遗书中并未提及50万元，只是涉及帮助购房的38万元。张桂珍提供的所谓81万元结账单，试图证明戴宗宝欠其81万元，也不符合常理。张桂珍陈述戴宗宝生前向其借款81万元，但也认可从未向袁粉兰提及，双方家庭经常在一起吃饭，张桂珍与袁粉兰经常碰面，如此大的借款数额不向袁粉兰说明也有违常理。 张桂珍二审辩称，任何借贷关系成立并非都是凭借借条。借条是重要凭证，但并非必不可少，民间借贷关系中存在大量不写借条的现象，主要发生在亲戚和好友之间，以及双方关系比较好的情况下。张桂珍夫妇和戴宗宝是业务合作，之前借钱都不打借条，戴宗宝也比较讲信用，借了会还，彼此之间很信任。戴宗宝出事前亲笔书写了一份类似于结算单的材料注明向张桂珍借款81万元，后来扣减了两笔还款，尚欠50万元。该数额和“我的状况”中记载的数额一致，几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我的状况”是戴宗宝死亡后两日发现的，当时在现场的有出警的民警，戴宗宝的女儿、女婿以及吴某，拍摄的时候是戴宗宝女婿拿着遗书吴某拍摄的。“我的状况”上记载的不仅有张桂珍的钱，还有其他人的钱，这些账目是记载在一起的，有法律文书和其他债权人的印证。案涉借款有双方之间的打款凭证，有“我的状况”拍摄人员的证实，应当可以认定。“我的状况”原件丢失我方也很奇怪，出警民警知道当时是有几份遗书，袁粉兰一审当庭也提供过一份遗书原件。“我的状况”是真实存在的，即使原件丢失，但有照片来源、证人、家人证明等。吴某的证言是真实的，一审法院也进行了调查，应当被法庭采纳。综上，由于本案的借贷关系已经形成证据锁链，不能因为没有借条就认为本案借贷关系不存在。 张桂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粉兰在遗产继承范围内偿还张桂珍借款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袁粉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粉兰与戴宗宝系夫妻关系。戴宗宝生前与张桂珍曾存在业务上及经济上的往来。2018年1月26日，戴宗宝失踪，1月28日上午发现戴宗宝车辆。袁粉兰本人称，当时兴化市开发区派出所出警，均有记录。后一审法院至兴化市开发区派出所调取戴宗宝非正常死亡案件的相关材料，该所民警回复称未能找到相关案件卷宗，也没有权限出具没有该案件卷宗的情况说明。后证实戴宗宝非正常死亡。戴宗宝遗留几分遗书，其中“我的状况”中显示其生前的若干笔债权债务情况，其中第5项载明：我借张桂珍50万元。此份证据未有署名及落款时间。证人吴某陈述，戴宗宝和我是好朋友，共事有30多年。事发前几天，戴宗宝打我若干电话，因手机遗落他处，等找到手机后即回电话给他，当时我和朋友一起到戴宗宝处聊了30多分钟。次日朋友告知戴宗宝失踪了，周围的朋友及我夫妇均出去找他，最后朋友电话告知在陈家大桥发现戴宗宝的车辆。后来经过公安刑警和交警在场的情况下，砸开车辆玻璃才将他的遗产遗书找到。遗书有若干份，当时戴宗宝的家人在打开其中一份遗书的时候，我就随手拍了一张“我的状况”的照片，因为其中有我的借款。当时还不认识张桂珍，是在戴宗宝失踪后，寻找戴宗宝的过程中才与张桂珍熟悉。因为戴宗宝的尸体是失踪后38天才从河中浮起。戴宗宝和我借款100万一开始没有写借条。了解到张桂珍之后，我想向其了解戴宗宝家事后情况，所以我就和张桂珍交谈了起来，我就将“我的状况”照片发给张桂珍了。 一审另查，张桂珍、袁粉兰双方的部分银行汇款凭证显示,张桂珍汇款给戴宗宝有以下款项：2015年5月12日20万、2015年6月份20万、2015年10月22日25万、2015年11月13日20万、2017年1月12日4万、2017年3月8日20万、2017年4月10日35万、2017年6月12日13万。戴宗宝汇款给张桂珍有以下款项：2017年1月9日1.1718万元、2017年4月10日1.2331万元、2017年9月21日14.23元、2017年12月16日15万元、2017年12月17日1.6万元、2017年12月19日16万元。一审庭审中，张桂珍陈述，戴宗宝到其家中，其拿出了与戴宗宝的若干汇款凭证双方进行结账，其中有一份2017年3月8日20万元农业银行客户回执纸张比较大，因此戴宗宝在银行信息下方亲自书写：注陈卫风39万+12万+10万+20万=81万。扣减戴宗宝2017年12月16日给付的15万元和19日给付的16万元，则戴宗宝尚欠50万元。并陈述双方之间只有戴宗宝向张桂珍借款，张桂珍未曾向戴宗宝借过款项。因戴宗宝借款还款比较及时，故均没有打借条，否则如果还款也要打还款收条给戴宗宝，这样基于双方的信任，就没有打过借条，因此本案的50万元也没有借条。当时没有料想戴宗宝非正常死亡，就系死者亲属亦未发现异常迹象，否则肯定要求戴宗宝出具借条。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双方争议焦点为戴宗宝有无向张桂珍借款50万元并出具借条。吴某的证言可证实其与张桂珍在戴宗宝非正常死亡前并不认识，因此双方之间无利害关系，张桂珍获取到“我的状况”的照片亦非主动为之，因此可认定“我的状况”的来源正常；其次，通常借款应出具借条，特别如本案比较大额的借款，但从张桂珍与袁粉兰戴宗宝的银行流水可知，双方之间存在数十笔经济往来，包括与楚水汽修厂的往来，而这些均未有相关的借款凭证等证据佐证，而张桂珍汇款给戴宗宝的数额明显大于戴宗宝汇款给张桂珍的数额，且张桂珍的陈述亦能对证据中的相关数目、银行流水数额作出合理解释，同时在张桂珍表示可回答任一账目的情况下，袁粉兰亦未就其不解进行发问，故应认定原袁粉兰之间既有生意上的往来，亦有借款的往来。另“我的状况”中记载的相关事项已有事实予以印证，且部分已履行，袁粉兰的其家中较富裕，不需借款的抗辩无证据佐证，不予采信，结合若干遗书中的字体，“我的状况”取得的途径，一审法院认定“我的状况”系戴宗宝所写，应认定至事发当时即2018年1月底戴宗宝向张桂珍借款50万元的事实；最后，袁粉兰认为即使“我的状况”系戴宗宝本人所写，也是在其不理智的情况下所写、借款未与袁粉兰沟通的抗辩，因该抗辩与已经印证的部分事实不相吻合、且戴宗宝的其他借款袁粉兰亦不知晓，故一审法院对袁粉兰的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而张桂珍陈述其与戴宗宝之间的借条没有借条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综上，袁粉兰无证据推翻上述相互关联的证据，其作为戴宗宝的遗产继承人，理应在其继承戴宗宝遗产范围内对张桂珍的50万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袁粉兰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在其继承戴宗宝遗产范围内偿还张桂珍借款5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袁粉兰负担。 二审中，袁粉兰、张桂珍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戴宗宝是否向张桂珍借款50万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张桂珍虽未持有戴宗宝向其出具的借据等直接证据，但综合案件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进行分析，戴宗宝向张桂珍借款50万元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予以认定。理由如下：一、“我的状况”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应当予以确定。据案外人吴某所述，“我的状况”是在公安刑警和交警在场的情况下，砸开戴宗宝所遗留的车辆的玻璃才得以取出。吴某拍摄照片时，“我的状况”由戴宗宝家人持有，其系事后将戴宗宝家人查阅“我的状况”的照片发给张桂珍。“我的状况”发现过程以及张桂珍取得该照片的过程并无违反常理之处，且“我的状况”所记载的部分内容能够与相关行政登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故本院对材料上所记载“我借张桂珍50万”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袁粉兰认为“我的状况”的来源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疑，无法确定是否系戴宗宝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举证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二、案涉双方部分银行汇款显示，双方存在款项往来，张桂珍转账给戴宗宝的金额明显大于戴宗宝转账给张桂珍的金额。张桂珍述称，戴宗宝曾在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上对其借款进行结算，未偿还借款为81万元。张桂珍所述结算金额扣减戴宗宝其后偿还的31万元，与“我的状况”所记载情况相符合，进一步印证了“我的状况”的真实性。综上，应当认定戴宗宝向张桂珍借款50万元，原审判决袁粉兰在其继承戴宗宝遗产范围内偿还张桂珍借款50万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袁粉兰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袁粉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严卫东 审判员  钱 晖 审判员  朱希懋 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王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