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5民终29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市郊供电局（原名毕节市郊供电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鸭池镇营脚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2709553833E。负责人：孙锦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赵新春，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雨，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毕节市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黔西北商贸城G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6200007553929974。负责人：左磊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翟文丹，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嘉曼，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磊，男，汉族，1990年10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平，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伟，男，汉族，1998年12月19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贵州宇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颖，男，1996年3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黄海，系贵州创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芳，系贵州创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市郊供电局（以下简称毕节市郊供电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毕节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张磊因与被上诉人秦伟、王颖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20）黔0502民初6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毕节市郊供电局上诉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市郊供电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秦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依赖费、交通费、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复印病例费用等各项损失共计金额为1146467.83元”，改判驳回秦伟对毕节市郊供电局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秦伟系触碰毕节市郊供电局管理的高压线的依据不足，本案不属于高压触电人损纠纷，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本案秦伟认为其系触碰毕节市郊供电局的高压线导致受损，但从其提供的依据来看，并没有显示秦伟在何处因何原因及如何触碰市郊供电局的哪一条高压线的事实。从秦伟诉状看，其陈述系在为杨某更换宽带线缆时触电从电线杆上摔下来导致受伤。而从秦伟的当庭陈述来看，秦伟陈述为系王颖从毕节开车去长春堡的途中打电话给其说有安装和维护，然后王颖到长春堡后开车接上其一起去杨某家维护，到杨某家后其带上角钩爬上电杆捆光缆线，在没有碰到高压线的情况下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触电摔下来了。再从公安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该说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且从该情况说明的内容来看，仅有当事人报案的叙述而没有关于事实的结论性意见，该证据也不能证明秦伟系触电受伤的事实；最后从杨某的笔录来看，该笔录能表明其报换光缆线的事实及其电话联系的事实，但对秦伟如何受伤的事实的内容，其也仅是陈述其听说而不是看见，故该笔录也不能证明秦伟系触碰毕节市郊供电局管理的高压线从而受伤的事实。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秦伟是触碰毕节市郊供电局管理的高压线导致受损，秦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姑且不论秦伟陈述其系触碰毕节市郊供电局高压线导致触电没有依据的事实，假定秦伟陈述为真，则从导致其触电的原因力来看，具体原因如下：（一）秦伟实施违法行为是导致其触电的根本原因。《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下列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五）擅自攀登杆塔或在杆塔上架设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线，安装广播喇叭；”而根据本案秦伟的陈述，其系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带上角钩擅自攀爬高压电杆，进而方发生此次事故，故而本次事故的发生系秦伟的违法行为所致，应由其承担违法行为的后果。若一个人的违法行为不能遭受法律的否定性评价而该违法行为导致的损失还要由他人承担责任，显然与“法律保护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相违背，故不能由他人为秦伟的违法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二）被上诉人张磊或者王颖系秦伟的雇主，该雇主雇佣秦伟所实施的作业是被上诉人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的作业，若秦伟系在其雇主的指示下违规作业，则因该违规作业产生的后果应由违规作业人及相应的作业单位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施工单位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故确保生产作业安全系施工单位应尽的义务及责任，然从本案来看，秦伟违规作业且该作业系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的作业，该公司应当对作业的安全性予以负责，因其不予负责或者责任不力导致的后果当然应由其承担相应的责任。三、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不具有残疾辅助器具费的鉴定资格，无权对其作出鉴定。四、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来看，该意见书存在以下问题，该问题影响秦伟的赔偿主张。具体来看：首先，该鉴定意见书的后续医疗费评估部分参照的是重庆市三级甲等医院目前的收费情况而作，而上诉人秦伟地处贵州，参照重庆标准地域错误，结果不能用；其次，关于护理依赖的评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的规定，护理依赖程度应当结合配置残疾辅助器具费的情况确定，但从本案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来看，仅仅是根据《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就得出护理依赖程度，故而关于护理依赖程度的评定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其次，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为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且需参照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但本鉴定意见并无残疾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任何意见，故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的意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此外，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赔偿年限的问题，现有法律并无具体规定，各地法院的规定各不相同，四川省规定“假肢辅助器具的使用年限按七十年计算”；重庆市规定“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上海市规定“参照护理费的赔偿期限确定”。因此，关于残疾辅助器具的赔偿年限，建议以不超过20年为宜。第三，被上诉人在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依赖的同时主张护理期、营养期及误工期，属于双重赔偿，不应得到支持。另，一审法院在上诉的时候计算的上诉费金额是错误的，我方不服的是100余万，但是一审法院是按照全案费用来计算的。上诉人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上诉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维持第一、三、四项。事实及理由：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失公正，具体理由如下：一、秦伟不能举证实其受伤的原因，其主张的侵权基础事实缺乏证据证实。关于秦伟受伤的原因，秦伟称是系受张磊安排为联通公司更换光缆时触电摔伤。但从法庭调查、举证和质证的来看，秦伟所举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受伤的原因。第一，在安装缆线之前，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并未接到杨某故障报修记录，因为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安装维护业务均按派单制实施，通过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查询，并没有一张安装维护工单是安排给杨某户的维护业务，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更没有安排和指令秦伟去安装。再从秦伟提供证人杨某的证言中可知，事发当日，秦伟为杨某安装光缆时，杨某并不在家，说明秦伟对杨某家宽带存在何种故障并不了解，其险攀爬电杆导致触电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秦伟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第二，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与张磊开办的七星关区长春镇张磊联通业务代办点签订《中国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业务代理商业务代理协议》和《中国联通代理商客户服务与客户维系协议》，张磊的代理范围是发展维护客户关系，关于光缆安装服务，张磊的职责仅限于室内安装，室外安装并非张磊的职责，涉及室外安装的，应由张磊将故障报给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由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安装处理。而本案中，张磊并未将杨某家需要进行室外缆线安装之情况报告给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是何原因秦伟进行室外安装缆线，秦伟不得而知。第三，秦伟也不能举证证实其安装的缆线就是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的缆线。张磊提供的证据证实，秦伟是受王颖安排去给杨某家更换光缆线，而王颖所代理的业务却是电信公司的业务，张磊提供的法庭笔录中可看出，秦伟私下还与杨某协商了收费事宜，秦伟可能私下收取了杨某家的费用。在杨某家联通网络发生故障后，其使用的宽带是电信公司的网络，而非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的网络。因此，秦伟受伤的原因可能并非是为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安装缆线所致，而是为其他公司安装缆线或其他个人原因所致。第四，秦伟虽称其是受张磊安排给杨某户更换联通宽带缆线过程中触电从电杆上摔下受伤，但是，自秦伟2018年8月28日摔伤至当年11月，无论秦伟家属还是张磊均未向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告知或反映过这一事实，也未向供电部门反映过，秦伟的医药费用也是其自行交纳，如果秦伟所述属实，秦伟家属或张磊不可能不告诉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或供电部门。在秦伟受伤后一两个月内，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一直不知晓这一事故的发生。秦伟主张的事发经过与情理严重不符。二、即使秦伟主张的系受张磊安排为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更换光缆时触电摔伤之事实成立，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依法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也不应与张磊承担连带责任。（一）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与张磊联通业务代办点之间并非建设施工合同发包关系，而是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根据《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宽带网线安装仅限于主干线的建设安装需要资质，对于分光箱至用户家的户线并不需要资质。涉案杨某户更换联通宽带缆线并非主干线，也不是新安装宽带网线，而是属于宽带网线维护。对于事发区域的宽带维护，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25日、8月20日与张磊开办的七星关区长春镇张磊联通业务代办点签订了《中国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业务代理商业务代理协议》和《中国联通代理商客户服务与客户维系协议》，约定在该区域内的业务办理由该代办点代理，在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对张磊进行了安全培训，并与其签订了安全责任书。从两份协议约定内容可看出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与张磊联通业务代办点之间并非工程发包关系，而是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并不需要该代办点具有安装资质。原审时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也提供了张磊代办点的营业执照证实该联通代办点的性质为个体工商户，具有独立用工主体资格，其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也包含了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与张磊代办点签订的代理商合同所约定的业务范围。对于张磊具有独立的用工资格之事实，以及秦伟与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已经有仲裁裁决书和法院生效判决书认定。既然张磊代办点具有独立用工主体资格，且其对宽带网线的维护不需要资质，秦伟系在受张磊雇佣活动中受伤，依法应由张磊承担或由该二方分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按雇员人身损害法律关系处理，张磊系雇主；如果按提供劳务受害法律关系处理，张磊是接受劳务一方。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既非雇主，亦非劳务接受人，依法不属责任主体。对于张磊具有独立的用工资格之事实，以及秦伟与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已经有仲裁裁决书和法院生效判决书认定。依照法律规定，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具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管理法》之规定，以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作为涉案宽带业务安装的的发包单位，张磊联通业务代办点不具备经营电信业务的相关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为由，判决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本案并非生产安全事故，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与张磊代办点之间并非承包、承租关系，而是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法律也未规定宽带网线的分光箱至用户的户线之安装维护需要相应资质。（二）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责任。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既未接到杨某家的宽带故障报修电话，没有安排或指示任何人对杨某家室外宽带缆线进行安装，对秦伟冒险攀爬电杆安装缆线的行为并不知情。如果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知情而不予制止或作相应技术指导，任由秦伟进行冒险安装，可认定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具有一定过错，但本案并不属此种情况。事实上，如果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知道杨某的故障需要在室外更换或安装缆线进行处理，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一定会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处理，而不会任由秦伟自行冒险作业。从秦伟提供的杨某的证言中可看出，杨某是直接联系张磊，之后张磊又安排秦伟为其安装光缆的。由此更进一步说明，杨某家宽带是否发生故障，应如何处理，是否应在室外重新安装缆线等事实，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均处于不知情状态。故而，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责任。三、秦伟具有重大过错，原判其只承担20%责任，欠公平。秦伟作为成年人，而且是当地人，明知供电部门的高压电线处于通电状态，在临近天黑时攀爬电杆，以靠近高压通电电线的方式架接缆线，导致触电受伤，其负有重大过错，依法应自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判其只承担20%的责任，与法律规定相悖，明显不公平。上诉人认为，秦伟至少应承担40%以上的责任。四、秦伟提出的赔偿金额欠缺充分依据，一些项目的计算错误。1、误工费，原审按贵州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不当。秦伟未长期、固定地从事该行业，不能该行业工资标准计算。应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46821.00元／年计算，为：46821Ｘ2＝93642元。2、残疾用具费，本案鉴定机构并非残疾用具的安装单位，又无残疾用具的鉴定资质，其所作的残疾用具鉴定依法无效，不能作为认定秦伟的残疾用具费的依据。同时，根据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残疾用具费用只应先行计算20年（护理依赖期限），而不应计算至平均寿命77.3岁。并且，即使要计算到77.3岁，也应减去一次，因为假如活到77.3岁时，最后一次也不需要再作安装。因此，如果残疾用具费鉴定结论有效且应计算至77.3岁的情况下，计算方法应为：45000元／具×［（77.3-22）÷4-1（次）］＝577125元。3、精神抚慰金：原审判决支持的精神抚慰金40000元过高，按惯例，此种情况的精神抚慰金一般不超过20000元。4、购买护理用品等费用：秦伟提供证据不能证明系秦伟住院治疗期间需要的必需品，已计算在治疗费或后续治疗费中，不应再重复计算，故不应予以支持。上诉人张磊上诉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的“2018年8月28日下午18时20分许，被告张磊安排原告到毕节市七星关区长春堡镇长春清塘村帮杨某更换宽带电缆”“虽然张磊辩称其已于2018年8月14日经人介绍将案涉商铺一并转让给被告王颖，其中包含本案事故中原告更换使用的光纤，但是是否包含涉案联通宽带业务，并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被告张磊在本案中应承担雇主责任，被告王颖不承担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第一，2018年7月，张磊通过微信发布公告，将原开设毕节市七星关区长春堡镇张磊联通业务代办点的场所招租，后经人介绍后认识王颖。2018年8月，在房屋租赁的相关事宜基本协商一致后，张磊即向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申请退出联通公司固网业务。2018年8月16日，张磊和王颖就办理了交接事宜（交接的项目包含了更换杨某家的光纤），且此时秦伟也在现场。2018年8月20日，张磊与联通毕节分公司办理了客户端退网事宜。本案的案发时间为2018年8月28日，此时张磊与联通毕节分公司之间已经协商终止了双方签订的《中国联通公司业务代理商业务代理协议》，张磊已经不存在继续业务代理的事实基础，相应的张磊也不可能指示秦伟去从事杨某家的固网安装维护工作。第二，秦伟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王颖从毕节开车去长春堡的途中打电话给我说有安装和维护，然后王颖到了长春堡后开车接上我一起去杨某家维护。”结合王颖不是张磊代办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得到张磊的授权委托的情况下，而是直接跳过张磊知晓联通毕节分公司的客户杨某家固网需要安装维护的情况，并直接安排、接送秦伟去完成安装维护工作，且秦伟打算为杨某家更换的光纤系王颖从张磊处交接过来的（该事实已经秦伟和王颖认可），以上事实能够充分的说明秦伟系王颖安排、并接受王颖的指示从事的固网安装维护工作。第三，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秦伟陈述“是联通公司派给我的有工单”，但是直到一审程序结束，秦伟均未提交案发当日的工单。第四，在（2020）黔0502民初95号民事案件的庭审笔录第10页载明“第三人代（王颖）：原告（秦伟）所更换光纤材料是张磊转给王颖的更换宽带光纤的所属人是联通公司的，更换的工时费是由原告本人与用户协商支付的，事故发生当天是原告打电话给王颖协助原告一起更换。”故从王颖的陈述中可知，秦伟所用来给杨某家更换的光纤是张磊交接给王颖的，且更换的工时费也系秦伟与用户即杨某自行协商。以上，秦伟用了王颖向其提供的光纤材料，接受王颖的通知、安排，在王颖的护送下去为杨某家更换光纤，且秦伟自行与用户协商工时费，由此可知，秦伟并不是受张磊的指示从事安装维护行为，张磊不应对秦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五，本案中，王颖不是张磊的工作人员，也非张磊家庭成员和合伙人，但秦伟在接到王颖的电话通知后即去杨某家进行安装维护工作，原则上秦伟非王颖的工作人员，其没有义务听从王颖的安排实施安装维护工作，故该情况也不符合常理。综上，从时间、光纤的提供者、秦伟工作的指示者、工时费的协商者等上看，秦伟为杨某家更换光纤非按照张磊指示进行工作，且此时张磊也不再是秦伟的雇主，不应对秦伟承担雇主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认定的“联通公司以及被告并未向本院提交相应的证据用以证明被告张磊经营的代办点具备经营电信业务的相关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故联通公司作为涉案的宽带安装业务的发包单位，应当对张磊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且遗漏了联通毕节分公司作为涉案宽带光纤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事实。第一，如前所述，秦伟案发时已非张磊的雇佣人员。第二、本案中，不论秦伟的雇主系何人，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作为涉案宽带业务的经营者，也应对秦伟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1）经营者系向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与消费者相对应的一方当事人。经查询联通毕节分公司的经营范围，其系涉案宽带光纤的经营者、收益者。（2）根据ＧＢ／Ｔ3608《高处作业分级》的规定，凡在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施工作业，当坠落高度距离基准面在2米或2米以上时，该项作业即为高处作业，且高空作业包含了建筑、设备、作业场所、工具、设施等高部位的作业以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承担侵权责任。”故秦伟系在距离地平面4米的高处进行固网安装维护工作，该作业应当认定为高空作业，故联通毕节分公司作为涉案宽带光纤的经营者，应对秦伟安装、维护宽带光纤过程中产生的损失承担无过错责任原则。（三）一审认定的“市郊供电局承担40%责任”，张磊认为市郊供电局承担40％责任比例较轻。第一，秦伟系在安装、维护宽带光纤时触碰到高压线后掉落受伤，结合市郊供电局系涉案高压线路的所有权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也系涉案高压线路的经营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承担侵权责任。”市郊供电局作为经营者，应对秦伟的损失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第二，秦伟在安装、维护宽带光纤时触碰到高压线触电掉落摔伤，有此可知，市郊供电局并未尽到经营者和管理者的责任，使得缺乏绝缘体保护的高压线裸露，最终导致秦伟触电后受伤。第三，从秦伟、杨某的陈述中可知，秦伟系为杨某家更换光纤而攀爬电线杆，杨某家原来安装光纤的位置距离高压线非常近，但市郊供电局未发现光纤与高压线之间的危险性，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未尽到合理的排查义务。综上，一审认定市郊供电局仅对秦伟的损失承担40%的责任比例较轻，违反了公平原则。（四）一审认定的“本院酌情由原告承担20%责任”，张磊认为秦伟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一审认定其承担20%责任比例较轻。秦伟从2016年开始从事网线安装和维护工作，其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有经验的成年人，其应当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高度危险性，也明知其更换电缆的位置与高压线路仅有非常短的距离，但秦伟在安装、维护工作时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故秦伟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一审判决认定其仅承担20%责任比例较轻，违反了公平原则。被上诉人秦伟答辩称：一、针对毕节市郊供电局的上诉，从一审秦伟提交的证明、病历及相关的案件材料，均能证明秦伟触电受伤的事实，与一审庭审认定的事实吻合。本案中，秦伟没有故意攀爬或存在不可抗力的情形下，毕节市郊供电局根据法律规定应该适应无过错归责原则。护理依赖与残疾器具辅助费是单独项目没有必然关联性，且鉴定机构作出的报告是根据人口平均寿命情形鉴定，结合了秦伟的伤情，符合客观事实。二、针对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的上诉，张磊与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并非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也认定了是由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将宽带安装维护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张磊进行施工，即便张磊在其他案件中认定了具有用工主体资质，也不能等同认定其所分包的业务不需要施工资质。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中，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应当与张磊承担连带责任。而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称通信建设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是属于行业规定，在该规定中也没有关于安装资质的规定，因此，其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是多因一果的侵权行为，结合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作用力，一审法院判决秦伟承担20%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颖答辩称：一、王颖与张磊之间无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宽带安装、维护等相关业务的代理合同关系，关于杨某家的宽带王颖不具备安装维护义务。二、王颖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秦伟的损害与王颖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因此本案中王颖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毕节市郊供电局针对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张磊的上诉，答辩称：张磊是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与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签订合同，若是认定张磊是有过错的话，实际上是以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代办点的名义来处理的。关于秦伟如何受伤的意见，我方意见与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意见是一致的。秦伟是受谁指派我方确实不清楚。对于秦伟事故的发生，我方认为，由于秦伟是擅自攀爬高压线且携带了导电工具攀爬，其只承担20%责任过轻，其应该承担80%的主要责任。对于赔偿金额确实是欠缺充分依据的。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本案中秦伟是受自己或者别人的安排从事业务的，才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应该由第三人承担责任，并且是秦伟擅自攀爬的行为导致的。对于张磊上诉称没有巡检的问题，由于事故发生是偶然性的，且我方也不知晓此事，因此我方无法安排人去巡检。因此，张磊上诉称我方只承担40%责任过低，我方不认可，另外，秦伟承担20%责任确实过低。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辩称：我方对毕节市供电局的上诉，本案到底是属于何种纠纷应该取决于本案的案件事实查清的情况下，而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查明秦伟的受伤原因，因此无法判定各方当事人应该承担多少责任。从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和张磊签订的两份代理协议来看，张磊负责的仅仅是室内的宽带安装，并不包括室外宽带线路的安装，也不需要秦伟去攀爬进行安装，因此，是出于何种原因秦伟需要去攀爬开展工作没有证据来证实，因此，秦伟自身有严重过错，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毕节市供电局认为张磊或者是王颖是秦伟的雇主，相应后果应该由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来承担我方认为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一审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秦伟接到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的指派的，相反是秦伟接到王颖的电话去安装的，因此能够证实是秦伟接到王颖的安排去为杨某家做维护工作的。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并未将涉案宽带业务给王颖代办，王颖个人实施的行为与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无任何关系。对于本案我公司是否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是以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将业务发包给没有资质的个人来认定我公司承担责任是错误的。本案中，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和张磊之间的合同范围仅仅是关于用户家的安装，并不是安全生产法等规定所认定的施工单位，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对室内安装宽带资质提出明确的规定。事实上，在张磊和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签订合同后，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尽到了合理的管理义务，并为张磊进行了安全管理的培训，让张磊签订了安全责任书，并且张磊所经营的联通代办点是依法取得了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也包含了涉案业务的。本案的事故事实上不是安全事故，不应该使用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因此，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与张磊签订合同将长春堡宽带业务交由张磊来经营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张磊和王颖之间的内部问题，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无法得知。从本案的现有证据来看，确实没有证据证实是张磊安排秦伟前去为杨某家维护网络，因此，原判决认定张磊是秦伟的雇主我方认为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张磊针对毕节市供电局和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关于毕节市供电局上诉的第三点我方是认可的。对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上诉意见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我方也是认可的。原审原告秦伟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暂计10万元（具体赔偿金额及赔偿项目待鉴定后一并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将其第1项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991685.84元，原告后续产生的医疗费用待鉴定以后另行起诉，在此保留一个诉讼权利。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6月25日，以被告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为甲方，被告张磊经营的七星关区长春镇张磊联通业务代办点为乙方，甲乙双方签订《中国联通贵州省分公司代理商业务代理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代理4Ｇ、固网、融合等电信业务。原告秦伟自2016年起接受被告张磊的雇佣，负责长春堡镇区域的联通宽带安装及维护等工作。2018年8月28日下午18时20分许，被告张磊安排原告到毕节市七星关区帮杨某（宽带用户）更换宽带线缆，原告在攀爬被告毕节市郊供电局经营管理的10ＫＶ清塘支线电杆时，因被电击从电线杆上坠落，遂被送往毕节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两天，入院诊断为：1、胸6、7椎体爆裂性骨折并脊髓损伤：2、胸7椎体向后脱位；3、双下肢完全性瘫痪；4、胸8椎体及左侧横突骨折；5、双侧血气胸：6、右手电击伤；7、双下肺创伤性湿肺？后由于原告伤情严重，随即转院至重庆西南医院继续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一、多发伤：1.脊柱骨折伴截瘫，1.1胸6椎体粉碎性骨折、脱位伴截瘫，1.2胸7、8椎体骨折，1.3胸7、8椎体横突骨折，2.闭合性胸部损伤：2.1双肺挫伤伴感染，2.2双侧胸腔积液；二、电击伤：1.心肌损伤，2.右手、右大腿皮肤Ｉ°烧伤。原告于2019年1月31日治疗出院。住院治疗期间的所有费用均由原告自行垫付。2018年8月28日至2018年8月30日，原告在毕节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天，共计产生医疗费5387.20元。2018年8月30日至2019年1月31日，原告在重庆西南医院住院治疗155日，共计产生医药费238283.58元。2019年4月15日，七星关区康瑜医院补开原告从毕节市人民医院转院至重庆西南医院继续治疗产生的救护车费用为6800.00元。原告出院后购买药品共计产生29236.40元。原告在重庆西南医院住院期间，购买尿不湿、纯牛奶、抽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轮椅、胸腰椎矫形器等医疗器械共计产生9462.50元，共计产生护理人员交通费4908.90元，出院复印病历共计产生160.00元。根据原告申请，原审法院委托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对原告伤残等级、后续医疗费、误工费、护理期、营养期、护理依赖程度、残疾辅助器具费进行鉴定。2020年9月9日，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1、秦伟截瘫（双下肢肌力Ｉ级）伴重度排便与排尿功能障碍属一级残疾。2、秦伟后续医疗费需人民币18000元左右。3、秦伟误工期评定为伤后24个月，护理期评定为伤后24个月，营养期评定为伤后24个月。4、秦伟需大部分护理依赖。5、秦伟可使用Ｔ6型截瘫支具，该支具的价格为人民币45000元／具，截瘫支具每四年更换一次。原告因此次鉴定共计支付鉴定费3950.00元，车旅费1260.00元。原审法院于2020年5月13日作出（2020）黔0502民初95号民事裁定书，在该民事裁定书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原告秦伟掌握固网安装、宽带安装、光纤安装及维护服务技术，并根据客户预约安装新件、换件、维修完好收取报酬。被告张磊于2015年5月14日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上开办联通业务代办点，原告（秦伟）从2017年7月起至2018年8月28日为被告张磊联通代办点提供固网安装、宽带安装、光纤安装及维护服务，被告张磊通过微信转账支付报酬。原告于2018年8月28日下午因接到张磊代办点派工，邀约第三人王颖一起去长春堡镇猫猫村公平组为客户维护固网宽带，第三人王颖带上张磊留下的光纤，修好第一家后，原告于当日18时20分许在维护第二家宽带换光纤时从电杆上被电击摔倒下受伤。原告受伤，先后送往毕节市附属医院第一医院西南医院住院治疗。原告受伤后申请工伤认定，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毕工认止字（2019）0100028号《工伤认定时限中止通知书》，中止工伤认定。原告就其受伤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向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七劳人仲字（2019）第3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该仲裁，特诉来法院请求判决”。2021年1月8日，根据被告质证意见，原审法院发函至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要求其对如下问题作出回复：1.贵单位是否具有残疾辅助器具费以及护理依赖的鉴定资质？2.残疾辅助器具费是不是按照国产普通型标准进行配置？3.残疾辅助器具费的标准是否征询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2021年2月3日，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复函原审法院，对以上问题作如下答复：一、我所具备法医临床鉴定资质。我所具备法医临床鉴定资质（资质见鉴定书附件）。依据司法部印发的司规（2020）3号《法医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第三章第十四条之规定，赔偿相关鉴定与损伤相关的其他法医临床鉴定属于法医临床鉴定范畴。其中，续医费及残疾辅助器具分别属于第十七条所规定的赔偿相关鉴定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专门性问题的鉴定。二、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符合标准。我所在本案的鉴定过程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要求，向重庆浩安假肢矫形器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属辅助器具配置机构）发去会诊函，该公司按照国产普通适用器具标准出具诊断证明书。我所参照该诊断证明书中建议确定残疾辅助器具价格及使用年限。原审法院认为，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举证、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张磊及王颖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被告毕节市郊供电局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被告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各被告应当承担多少比例的赔偿责任，原告秦伟在此次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关于焦点1：被告张磊及王颖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之规定，本案中，根据原审法院于2020年5月13日作出（2020）黔0502民初95号民事裁定书，在该民事裁定书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原告秦伟掌握固网安装、宽带安装、光纤安装及维护服务技术，并根据客户预约安装新件、换件、维修完好收取报酬。被告张磊于2015年5月14日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上开办联通业务代办点，原告（秦伟）从2017年7月起至2018年8月28日为被告张磊联通代办点提供固网安装、宽带安装、光纤安装及维护服务，被告张磊通过微信转账支付报酬。原告于2018年8月28日下午因接到张磊代办点派工，邀约第三人王颖一起去长春堡镇猫猫村公平组为客户维护固网宽带，第三人王颖带上张磊留下的光纤，修好第一家后，原告于当日18时20份许在维护第二家宽带换光纤时从电杆上被电击摔倒下受伤。原告受伤，先后送往毕节市附属医院第一医院西南医院住院治疗。原告受伤后申请工伤认定，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毕工认止字（2019）0100028号《工伤认定时限中止通知书》中止工伤认定。原告就其受伤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向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七劳人仲字（2019）第3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仲裁，特诉来法院请求判决。”，从该审理查明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出，原告系受被告张磊雇佣，原告秦伟系提供劳务者，被告张磊系接受劳务者。虽然被告张磊辩称其已于2018年8月14日经人介绍将案涉商铺一并转让给被告王颖，其中包含本案事故中原告更换使用的光纤，但是是否包含涉案联通宽带业务，并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被告张磊在本案中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被告王颖不承担责任。关于焦点2：被告毕节市郊供电局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九条：“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之规定，本案中，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清塘支线电杆属于被告毕节市郊供电局所有和经营，原告在攀爬该电杆从事被告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经营的杨某户宽带业务安装工作时不幸被10ＫＶ电击伤从电杆上坠落，造成原告受伤致残，故本案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因此，被告毕节市郊供电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3：被告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本案中，被告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与被告张磊经营的七星关区长春镇张磊联通业务代办点签订《中国联通贵州省分公司代理商业务代理协议》，授权被告张磊代理七星关区长春堡镇范围内联通公司4G、固网、融合等电信业务，但被告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以及被告张磊并未向原审法院提交相应的证据用以证明被告张磊经营的七星关区长春镇张磊联通业务代办点具备经营电信业务的相关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故被告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作为涉案宽带安装业务的发包单位，应当对被告张磊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焦点4：各被告应当承担多少比例的赔偿责任，原告秦伟在此次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三条：“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本案中，原告秦伟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以及具备多年网线安装工作经验的人员，明知在高压电杆上架设网线有危险而不佩戴安全防护工具，未尽到安全注意及保障义务，具有过错，应当对自己受到的伤害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全案，原审法院酌情由原告承担20%责任，由被告张磊承担40%责任，被告毕节市郊供电局承担40%责任。现将各项损失计算如下：1.医疗费：原告在毕节市人民医院和重庆西南医院共计住院治疗157天，产生医药费为5387.20元＋238283.58元＝243670.78元。原告因病情严重，乘坐七星关区康瑜医院救护车从毕节市人民医院转院至重庆西南医院继续治疗共计产生6800.00元。原告出院后购买药品共计产生29236.40元。上述三项费用共计243670.78元＋6800.00元＋29236.40元＝279707.18元。2.误工费：根据鉴定意见，原告的误工期为24个月，原告从事工作为宽带安装与维护，属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参照贵州省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平均工资104948.00元，误工费为104948.00元／年×2年＝209896.00元。3.护理费：根据鉴定意见，原告护理期限为24个月，因原告瘫痪，需要二人护理，参照贵州省2019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46821.00元，护理费为46821.00元／年×2年×2人＝187284.00元。4.营养费：根据鉴定意见，原告营养期限为24个月，按照50.00元／天计算，共计730日×50.00元／天＝36500.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在毕节市人民医院和重庆西南医院共计住院治疗157天，参照贵州省2019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100.00元／天计算，共计157天×100.00元／天＝15700.00元。6.残疾赔偿金：根据鉴定意见，秦伟截瘫（双下肢肌力Ι级）伴重度排便与排尿功能障碍，属一级残疾，参照2019年贵州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共计34404.00元／年×20年×100%＝688080.00元。7.残疾器具购置费：根据鉴定意见，原告需配置Ｔ6型截瘫支具，该支具的价格为人民币45000.00元／具，截瘫支具每四年更换一次。参照国家卫建委发布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数据（77.3岁）计算：（77.3岁-22岁）÷4年／换×45000.00元／次＝622125.00元。8.后续治疗费：根据鉴定意见，后续治疗费为18000.00元。9.护理依赖：根据鉴定意见，原告需大部分护理依赖，参照2019年贵州省居民服务及其他行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20年，共计46821.00元／年×20年×80%＝749136.00元。10.鉴定费：原告因此次鉴定，共计支付鉴定费3950.00元。11.交通费：结合本案事实，原告从受伤住院治疗阶段至前往重庆进行司法鉴定阶段，均需家属及护理人员全程陪护，共计产生护理人员交通费4908.90元＋车旅费1260.00元（鉴定）＝6168.90元。12.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本案原告高位截瘫，结合原告实际伤情以及年龄等因素，原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40000.00元。13.复印病历收据：160.00元。14.购买护理用品等费用：原告在重庆西南医院住院期间，购买尿不湿、纯牛奶、抽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轮椅、胸腰椎矫形器等医疗器械共计产生9462.50元。以上第1项至第14项各项费用，共计2866169.58元。故，被告张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2866169.58元×40%＝1146467.83元，被告毕节市郊供电局承担的赔偿责任为2866169.58元×40%＝1146467.83元。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因本案侵权行为发生于2018年8月28日，早于民法典施行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的有关规定予以调整。综上所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三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秦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依赖费、交通费、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复印病历费用等各项损失共计金额为1146467.83元；二、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毕节市分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被告张磊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市郊供电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秦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依赖费、交通费、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复印病历费用等各项损失共计金额为1146467.83元；四、驳回原告秦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367.00元，由原告秦伟负担249.00元，被告张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毕节市分公司连带负担7559.00元、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市郊供电局负担7559.00元。二审中，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提交长春堡片区宽带装维调动管理系统的截图一份，证明在案发前联通公司并未接到杨某家关于宽带网络的报修申请，因此秦伟受伤不能证实与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之间有关系。秦伟质证意见：我方不知道故障报修的程序与谁进行联系，派单是否需要记载，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也不是原始记载。王颖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请求法院核实，对完整性不予认可，同时达不到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不能体现出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作为涉案维护的户网经营者所完全尽到其管理义务。毕节市郊供电局质证意见：我方不知情。张磊质证意见：案发时张磊与联通公司已经终止了代理协议，故杨某是否向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请求维护宽带，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如何处理我方不知情。本院审查认为，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提交的长春堡片区宽带装维调动管理系统的截图无法体现杨某家关于宽带网络是否报修的情况，该证据本院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审中，张磊申请本院调取张磊退出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宽带安装业务的证据。本院告知该证据属张磊举证责任，不属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范围。张磊方当庭撤回该申请。经二审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如何确认秦伟受伤的原因，秦伟是为谁提供劳务活动受伤的；二、如何确认秦伟受伤的赔偿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三、案涉鉴定意见书应否采信，如何确认秦伟的各项损失费用。本院认为：本案张磊与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的业务代办关系及秦伟受伤的时间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本案应适用行为发生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侵权责任法》（2010年7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等法律司法解释予以调整。对当事人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判如下：关于焦点一：本院（2019）黔05民终1546号民事判决（已生效）及一审法院（2020）黔0502民初95号民事裁定（已生效）确认了秦伟系为张磊联通代办点提供固网安装、维护等劳务工作，2018年8月28日秦伟在为长春客户维护固网宽带时被电击摔伤的事实，对该事实上诉人毕节市郊供电局、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张磊等均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故生效判决所认定的前述秦伟受伤的原因及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毕节市郊供电局、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张磊对该事实提出的质疑缺乏依据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张磊上诉人称，秦伟受伤时张磊已退出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固网业务，不可能指示秦伟为杨某家进行固网安装维护工作，因张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已退出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固网业务，且也未举出证据证明其已与秦伟终止劳务关系，故其否定秦伟系为其提供劳务活动中受伤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规定，本案中，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清塘支线电杆属于毕节市郊供电局所有和经营，秦伟在攀爬该电杆从事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经营的杨某户宽带业务安装工作时不幸被10ＫＶ电击伤从电杆上坠落，造成自己受伤致残，毕节市郊供电局不能举证证明秦伟损害是其故意或不可抗力所致，故一审判决毕节市郊供电局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因秦伟在提供劳务活动中，明知在高压电杆上架设网线有危险而不佩戴安全防护工具，未尽到安全注意及保障义务，具有过错，一审判决减免毕节市郊供电局部分责任，由毕节市郊供电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毕节市郊供电局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张磊上诉主张毕节市郊供电局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应予以调高，无充分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本案秦伟在为张磊提供劳务活动中受伤，张磊未举证证明其已对秦伟采取安全教育及防范措施，对秦伟受伤存在过错，一审判决由其对秦伟的伤害承担40%的责任、秦伟自己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及张磊上诉主张调增秦伟承担责任的比例无充分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国务院令第666号)第七条“国家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业务分类，实行许可制度。经营电信业务，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规定，本案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及张磊均未举证证明张磊取得了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将其4G、固网、融合等相关业务委托张磊代办，违反了前述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规定，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与张磊应对秦伟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对张磊就秦伟损害所负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责任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根据司法部《法医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第十四条“法医临床鉴定是指鉴定人运用法医临床学的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与法律有关的人体损伤、残疾、生理功能、病理生理状况及其他相关的医学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第十七条“赔偿相关鉴定。依据相关标准或者法医临床学的一般原则，对人体损伤、残疾有关的赔偿事项进行鉴定。包括医疗终结时间鉴定，人身损害休息（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的鉴定，定残后护理依赖、医疗依赖、营养依赖的鉴定，后续诊疗项目的鉴定，诊疗合理性和相关性的鉴定”、第二十三条“与人体损伤相关的其他法医临床鉴定。采用法医临床学及其相关自然科学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对人体损伤（疾病）所涉及的除上述以外其他专门性问题的鉴定。包括损伤判定、损伤时间推断、成伤机制分析与致伤物推断、影像资料的同一性认定，以及各种致伤因素造成的人身损害与疾病之间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的鉴定等”规定，一审法院委托具有法医临床鉴定资质的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及其鉴定人员邓奕德、吴虹对秦伟伤残等级、后续医疗费、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护理依赖程度、残疾辅助器具进行鉴定符合鉴定资质的规定，程序合法，鉴定所依据的病历资料经质证各方无异议，故一审法院采信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并参照该意见书确定相关赔偿费用并无不当。涉及残疾辅助器具费的鉴定，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向重庆浩安假肢矫形器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属辅助器具配置机构）发去会诊函，并按照国产普通适用器具标准出具诊断证明书，该鉴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六条“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规定，毕节市郊供电局、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上诉称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不具残疾辅助器具鉴定资格的理由不成立；秦伟受伤后主要是在重庆西南医疗住院治疗，鉴定机构参照重庆市三级甲等医院收费情况确认后续医疗费并无不当，毕节市郊供电局上诉称秦伟地处贵州，参照重庆标准错误的理由不成立；重庆市法庭科学司法鉴定所根据秦伟的伤情评定秦伟需大部分护理依赖，秦伟伤害属一级伤残，一审法院参照鉴定意见，按2019年贵州省居民服务及其他行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20年护理依赖费用，并按该费用的20%确认秦伟的大部分护理依赖费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规定，毕节市郊供电局对此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依赖费用系定残后产生的相关费用，与鉴定机构鉴定的护理期、营养期及误工期三期费用不重复，不存在双重赔偿的问题，毕节市郊供电局认为属重复赔偿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根据我国人均寿命77.3岁确定秦伟（秦伟在鉴定机构2020年9月9日作出鉴定意见时年龄未满22周岁）需配置T6型截瘫支具的年限为55.3年（77.3年-22年=55.3年），并计算残疾器具购置费为622125.00元{(77.3岁-22岁）÷4年/换×45000.00元/次=622125.00元)，合情合理，毕节市郊供电局、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上诉主张应按20年计算相关费用缺乏依据，否定该费用合理性的理由不成立；秦伟在受伤前系从事电信固网安装、维护工作，一审法院参照贵州省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平均工资104948.00元确认秦伟误工费为104948.00元/年×2年=209896.00元亦无不当，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上诉称应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计算缺乏充分的依据和理由；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对精神抚慰金4万元提出调整的理由不充分；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上诉称秦伟主张的购买护理用品等费用9462.50元不应支持，因对秦伟的护理费及住院伙食补助费等费用已予以支持，秦伟再主张该费用缺乏充分的依据和理由，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确认的该笔费用从秦伟的各项损失费用中予以扣除。综上，毕节市郊供电局、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对秦伟的各项损失费用提出的上诉，除了购买护理用品等费用9462.50元一审确认不当，应予以扣除外，其余费用一审确认依据充分，本院不作调整。秦伟的各项损失费用应为2866169.58元-9462.50元=2856707.08元。毕节市郊供电局对上诉费所提异议，本院予以考虑，按有关规定确认该费用。综上所述，对秦伟的各项损失费用2856707.08元，由毕节市郊供电局承担2856707.08元×40%=1142682.83元，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与张磊连带承担2856707.08元×40%=1142682.83元。毕节市郊供电局、联通公司毕节分公司、张磊上诉称不承担责任、承担责任比例不当的依据和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判决支持秦伟主张的购买护理用品等费用9462.50元不妥，本院对此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20）黔0502民初6925号民事判决；二、张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秦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依赖费、交通费、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复印病历费用等各项损失共计金额为1142682.83元，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毕节市分公司对张磊该赔偿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市郊供电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秦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依赖费、交通费、鉴定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复印病历费用等各项损失共计金额为1142682.83元；四、驳回秦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市郊供电局的其他上诉请求；六、驳回张磊的其他上诉请求；七、驳回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毕节市分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367.00元，由秦伟负担283.00元，张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毕节市分公司连带负担7542.00元、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市郊供电局负担754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252元，由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市郊供电局、张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毕节市分公司各负担15084元。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于自动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莺审判员  张雄审判员  殷勇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