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58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任国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吉水，男，1948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秋水，女，197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兴，山东睿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张会东，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江，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霄，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大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吉水、周秋美及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天桥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30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21年6月28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将本案转为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大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周吉水、周秋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周吉水、周秋美系与其他交易商达成了案涉交易的买卖关系，一审法院仅根据资金流水发生在周吉水、周秋美与北京大宗公司之间，即认为平台与交易商达成交易合同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业务之初，周吉水、周秋美虽与北京大宗公司建立了交易服务合同关系，但是此后周吉水、周秋美收到业务收购转让的通知后拒绝注销账号，仍然选择继续交易，表明周吉水、周秋美同意变更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大宗公司）为平台提供方，一审法院遗漏该事实，导致结果认定错误。三、案涉交易标的物系真实的现货商品实物并非标准化合约。认定期货交易应当同时具备交易标的为标准化的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和采用集中交易方式两个构成要件，这也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核心区别所在。本案中，通过业务的申购、交易、仓储、提货等规则，案涉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及其他与案涉交易实际履行情况相关的证据，均可以证明案涉交易标的物为现货商品实物。买方交易方与卖方交易商在买卖交易前必须提供全额货款或商品实物，不存在通过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等方式进行信用交易，故不存在交易平台为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情形。四、案涉交易在买卖成交之时即已完成货款划拨和货权转移，一审判决简单地将未进行提货等同于未交收，进而得出案涉交易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五、本案采取的是全货全款交易，交易商只有持有足额货物才能卖出，案涉交易模式并不存在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机制，与期货交易模式完全不同。由于交易商在买入商品后已经取得所有权，其通过交易平台对其所拥有的现货商品进行卖出的行为不是期货交易下对冲平仓的过程，案涉交易也不存在对冲平仓制度。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第六项规定，“平仓是指期货交易者买入或者卖出与其所持合伙的品种、数量和交割月份相同但交易方向相反的合约，了结期货交易的行为。”期货交易下对冲平仓的对象必须是合约，而涉案交易模式项下无法进行卖空，交易商只能在买入现货商品取得商品所有权后，才可选择是否对其具有所有权的持仓商品进行卖出，实际上也就不存在期货交易项下对冲平仓的必要性，与期货交易的对冲平仓机制完全不同。六、就依法成立的“交易平台服务合同关系”而言，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交易平台在提供平台服务中存在过错，且案涉业务实际上在2016年9月30日已被大连大宗公司收购，北京大宗公司并非案涉业务的平台提供方，一审判决未认定该事实，存在错误。七、即便案涉交易业务被认定无效，应当根据案涉交易的交易主体、平台责任及费用收取方式进行区分，一审判决北京大宗公司承担返还全部交易资金并赔偿利息严重失当。本案中，即使合同无效，周秋美亦存在重大过错，作为交易的实际操作者应对其损失负有主要责任。此外，一审法院以周秋美的入金与出金差额作为损失计算依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周秋美交易账户项下目前仍持有其买入的大量商品现货实物，相关商品也已通过指示交付完成了动产物权的变动，且上述商品现货实物均可随时办理实物出库提货，故周秋美的损失并不能以入金和出金的差额来计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周吉水、周秋美辩称，一、北京大宗公司收取了周吉水、周秋美全部交易资金，其二人的全部交易出入金结算均是通过北京大宗公司的银行账户结算，且北京大宗公司拒不提供证据证明交易资金流入其银行账户后的去向，因此，北京大宗公司既是交易平台又是交易对手。二、周吉水、周秋美未收到北京大宗公司的业务转让通知，且周吉水、周秋美在2016年3月28日至6月20日期间就已经完成全部的交易入金，在此期间大连大宗公司没有与北京大宗公司签订协议。北京大宗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单位，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依然存在，其与大连大宗公司的商业运作行为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且案涉交易的所有出入金均通过北京大宗公司的银行账户结算，周吉水、周秋美与大连大宗公司没有发生过任何交易行为，无证据证明其二人的资金由大连大宗占有。三、根据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的规定，涉案交易符合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目的要件和形式要件，已构成非法期货交易。（一）目的要件：涉案交易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或者不必进行实物交割。交易期间，周吉水、周秋美操作买入和卖出多达数十次，但是，交易双方从未交收实物，北京大宗公司允许周吉水、周秋美可以在不交收的情况下随时将标的物卖出。从周吉水、周秋美反复操作买入、卖出的客观事实可知，双方交易的目的并非转移商品的所有权，而是期待在价格波动中赚取差额利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文明确禁止现货交易市场“持续挂牌交易”，现货交易应该采用T+5的交易模式，但是涉案交易采用T+0模式，北京大宗公司在制度设计上即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而是鼓励交易方频繁操作，在价格波动中赚取价差。（二）形式要件：1、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在涉案交易中，只有交易价格是变量，其他交易条款均已固定，周吉水、周秋美无法与交易对手协商具体交易条款，涉案交易价格完全脱离了实物而存在，涉案“商品”并非真实交易标的物。《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现货交易场所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但是，本案中，所有商品被拆分为均等份额发售，所有交易方都按照最小交易单位的整数倍进行交易，交易系数固定，涉案标的物属于典型的标准化合约。2、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本案中，众多的买卖双方在北京大宗公司提供的“易商联合”软件，根据北京大宗公司发布的交易行情，在同一时间、同一软件，按照自己所能接受的心理价格进行买卖申报，由电子交易系统对全部申报进行集中撮合，进行集中报价、集中交易，即多个买主和多个卖主之间，出价最低的卖主和出价最高的买主达成交易。交易采用T+0模式，可连续竞价，当天不限次数地买进、卖出。交易中，答辩人不知道具体的交易对手，也不考虑交易对手的年龄、性别、实力、信誉等影响交易的因素，交易属于匿名交易。涉案的所有交易均采用了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等集中交易方式。四、北京大宗公司存在违规问题。1、中国证监会办公厅于2017年2月3日颁发的《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已认定北京大宗公司属于违规交易场所，存在交易模式违规，未经批准上线交易品种的违规事项。2、北京大宗公司存在上线交易品种未经报批，违规转移业务及出借资金结算通道等问题，北京市地方金融局已多次约谈北京大宗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求其进行整改，并承担相关责任。五、由于北京大宗公司非法组织期货交易，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导致交易无效，应对交易无效的后果承担返还资金的责任。六、现有生效法律文书均已认定北京大宗公司非法组织期货交易，并判令北京大宗公司全额返还交易亏损。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农行天桥支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本案当事人未对一审判决中第四项提起上诉，按照不告不理的基本审理原则，对于周吉美、周秋水一审要求农行天桥支行承担责任的主张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二、一审判决驳回周吉水、周秋美对农行天桥支行的诉请请求正确，周吉水、周秋美主张农行天桥支行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农行天桥支行及其下属分支机构均与周吉水、周秋美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周吉水、周秋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周吉水、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客户端的全部交易无效；2.判令北京大宗公司返还周吉水、周秋美皇家贡茶申购款本金人民币729422.26元及利息；3.判令农行天桥支行承担连带返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北京大宗公司、农行天桥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易商联合交易平台是北京大宗公司运营的交易客户端。北京大宗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8日，该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为组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含贵金属)、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交易服务；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2016年9月26日，北京大宗公司与大连大宗公司签订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约定由大连大宗公司承接北京大宗公司正在运行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同日，北京大宗公司在其官网发布“关于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调整的公告”，载明：“北京大宗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正式被大连大宗公司收购，将于2016年9月30日起，正式在大连大宗公司交易平台上运行。在北京大宗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被收购期间和收购以后，原北京大宗公司经纪机构将继续正常为交易商提供服务，交易商交易与提货不受任何影响。自2016年9月30日起，请交易商登陆大连大宗公司官方网站查看与开展商品现货挂牌交易有关的信息以及进行在线开户。若交易商不同意继续在大连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交易，请于2016年9月29日前，完成交易账户挂牌商品持有量的提货以及注销交易账户等手续。”同日，大连大宗公司发布“关于收购北京大宗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的公告”，载明：“大连大宗公司正式收购北京大宗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将于2016年9月30日起，正式在大连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运行。”2019年10月21日，北京大宗公司向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申请对易商联合平台的交易操作等电子数据内容进行保全。2019年10月23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作出（2019）京国立内经证字第1778号公证书，根据该公证书载明的附件内容，易商联合平台提供提货申请、在线配送服务。周秋美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东门支行开立了账号为6228480252826156918的账户，户名为周秋美，北京大宗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开立账号为35000188000313755的账户，户名为北京大宗公司，周秋美与北京大宗公司之间的入金和出金款项均是通过以上两个账户进行来往。2016年3月25日，周秋美在易商联合交易平台注册成为平台交易商，交易商代码为，071422740769304，之后周秋美开始在该平台进行皇家贡茶等交易；周秋美自2016年3月28日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分别向北京大宗公司转账（入金）17笔共计841101元；北京大宗公司自2016年3月31日至2017年10月20日期间分别向周秋美转账（出金）15笔共计175278.74元。以上入金与出金的差额为665822.26元。农行天桥支行于2021年1月18日出具《关于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辖属网点主体情况的说明》，载明：“涉案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全福支行（现已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药山支行）属天桥支行的网点支行（二级支行），根据农行山东省分行行政印章管理作业指导书之规定，虽然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业务专用章但无公章，无法授权及承担相关责任，鉴于上述情况，仲裁、诉讼案件皆由其隶属行天桥支行出具相关授权手续，相关权利义务均由天桥支行承继。”本案中，周吉水、周秋美起诉时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全福支行列为第二被告，鉴于以上情况，周吉水、周秋美明确表示其同意将第二被告变更为农行天桥支行。对此，北京大宗公司、农行天桥支行均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将第二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全福支行的主体变更为农行天桥支行。双方当事人存在以下争议：周吉水、周秋美认为其两人与北京大宗公司之间是期货交易合同关系，要求确认其两人在北京大宗公司客户端的全部交易无效，认为北京大宗公司违法进行期货交易，违反了期货交易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第二条规定所列明的非法期货交易的特征，违反了《期货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关于期货场所的管理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强制性法规的合同无效，所以涉案全部交易无效。北京大宗公司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周吉水与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周秋美与其公司之间存在现货交易平台服务合同关系，且本案的交易是合法有效的，不认可周吉水、周秋美的以上主张。农行天桥支行认为与其无关。周吉水、周秋美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主张北京大宗公司返还其两人皇家贡茶申购款本金729422.26元及支付利息，一审庭审中周吉水、周秋美明确表示将其主张的本金（入金款项）数额变更为665822.26元，其余予以放弃；其利息的计算方式：以665822.26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665822.26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其认为交易合同无效，所以要求返还以上本金及利息。北京大宗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其不同意支付以上款项及利息，因为周秋美参与的交易是合法有效的，款项不应该返还，即便合同是无效的，其也只是收取了部分手续费，最多对收费予以返还。农行天桥支行认为与其无关。周吉水、周秋美要求农行天桥支行承担连带返还责任，认为农行天桥支行为北京大宗公司的非法期货交易提供金融服务，且农行各分支机构之间是一种协作关系，不影响农行天桥支行承担连带责任。对此，北京大宗公司认为与其无关。农行天桥支行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认为周吉水、周秋美的以上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周吉水、周秋美与北京大宗公司、农行天桥支行之间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对于周吉水、周秋美的原告主体问题，本案中，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运营的易商联合交易平台注册成为平台交易商而进行交易，且入金、出金使用的账户均是周秋美的银行账户，因此，周秋美是涉案交易一方的当事人。周吉水、周秋美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周吉水是涉案交易一方的当事人，所以，周吉水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对于北京大宗公司的被告主体资格问题，2016年3月25日，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运营的易商联合交易平台注册成为平台交易商，之后周秋美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开始在易商联合平台入金交易，周秋美入金及出金均是与北京大宗公司发生，周秋美与北京大宗公司之间成立了交易合同关系，周秋美基于双方合同关系，起诉北京大宗公司，北京大宗公司具有本案被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北京大宗公司认为涉案交易业务已被大连大宗公司收购，其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周秋美要求其对交易亏损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构成非法期货交易的问题。北京大宗公司主张涉案交易的标的物系现货实物商品，并非期货合约，也未采取期货交易的核心制度，不具有期货交易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核心功能，具备商品现货实物买卖的形式与实质。周秋美在易商联合交易平台的所有交易均没有进行实物交收，北京大宗公司也未提供周秋美实际交易对象的具体情况，也未提供其他交易商进行实物交收的相关证据。所以，涉案的交易双方实际并未进行真实的现货交割或转移现货所有权，而是通过价格的涨跌进行买入卖出操作，且交易中允许对冲平仓，该交易模式符合期货交易的特征。因此，涉案交易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中列明的非法期货交易的特征，构成非法期货交易。关于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本案中，北京大宗公司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提供非法期货交易平台，违反了以上强制性规定，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为无效交易行为。对于北京大宗公司是否应返还周秋美的交易资金及支付利息的问题，因为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行为无效，所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北京大宗公司应当将周秋美投入的交易资金予以返还。周秋美在易商联合平台的交易商账户内入金共计841101元、出金共计175278.74元，所以，北京大宗公司应向周秋美返还交易资金665822.26元，对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周秋美主张的利息，北京大宗公司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提供非法期货交易平台，北京大宗公司对涉案交易行为无效存在过错，应当向周秋美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利息自周秋美起诉之日起计算，其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665822.26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周秋美主张的利息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于农行天桥支行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农行天桥支行及其下属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全福支行（现已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药山支行）均不是周秋美、北京大宗公司之间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周秋美用于涉案交易的账户的开户行，周秋美要求天桥支行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北京大宗公司提交证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878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在该判决中该案原告郭朝悉明确陈述其作为平台交易商曾申请过提货，也提取过货物，其提取皇家贡茶与安化天尖与本案交易的货物相同。周吉水、周秋美质证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中国裁判文书网未公开，无法核实真实性。即便内容真实，该案原告少部分收货，不能证明其他当事人也可以收货和以收货交割为交易目的，不具有关联性；该判决查明北京大宗公司违规上线“皇家贡茶”交易品种，北京大宗公司交易业务未经报批等违规问题。农行天桥支行质证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与农行天桥支行亦无关联。周吉水、周秋美提交《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违规服务的函》一份，证明证监会认定北京大宗公司属于违规交易场所，交易模式违规，未经批准上线交易品种。北京大宗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从文件内容看该证据属于内部性文件，仅认为北京大宗公司存在品种上线违规的问题，并未认定其开展的业务属于非法期货交易，亦未认定业务模式非法，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农行天桥支行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与农行天桥支行亦无关联。本院经审查认为，北京大宗公司提交的判决书为复印件，该判决无法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到，北京大宗公司亦未提交该判决已生效的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周吉水、周秋美提交的证据为复印件，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亦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北京大宗公司陈述，其运营的涉案交易客户端易商联合软件已于2018年停止运营。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周秋水在北京大宗公司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构成期货交易。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证监办发［2013］111号文）规定，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应采取目的要件和形式要件相结合的方式。从目的上看，主要是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对象，允许交易者以对冲平仓方式了结交易，而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或者不必交割实物。就形式要件而言，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所谓标准化合约是指除价格、交货地点、交货时间等条款外，其他条款相对固定的合约；二是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即现货市场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集中、信息集中、商品集中），并为促成交易提供各种设施及便利安排，集中交易又可以细分为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机制等交易方式。本案中，第一，从交易目的来看，在现货交易中，交易标的物为实物商品或以实物商品为标的的仓单、可转让提单等，目的在于货物所有权的转移，且不允许采取对冲方式进行交易等。而本案中，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标的物是以皇家贡茶等商品为基础设立的合约，其品种、开盘价等要素均已在交易前确定，周秋美在交易中选择买卖及数量，并不能对商品的其他参数进行选择，符合标准化合约的形式。北京大宗公司提交的易商联合软件现货实物提取流程公证书为2019年进行的公证，北京大宗公司自认易商联合软件已于2018年停止交易，故该证据无法证明周秋美进行涉案交易时可以在北京大宗公司交易平台上申请提取现货。周秋美在该平台上的所有交易无任何一笔进行了实物交收，北京大宗公司、大连大宗公司也未提供其他交易商已进行了实物交收的相关证据。第二，从交易方式来看，周秋美可以在北京大宗公司交易平台上同时与多名交易商进行交易，实际上构成了集中交易的结果。综上，应认定涉案交易为期货交易。北京大宗公司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提供非法期货交易平台，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周秋美在北京大宗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为无效交易行为。一审法院判决北京大宗公司向周秋美返还交易资金665822.26元，并无不当。北京大宗公司辩称其已经于2016年9月30日被大连大宗公司所收购，此后其不是涉案业务及相关平台的提供方，同时辩称周秋美的账户中至今尚有大量商品现货实物，可随时办理实物提货，北京大宗公司也愿意为其办理提货手续，故周秋美主张的损失并不存在。根据周秋美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可以证实周秋美实际交易方是北京大宗公司而非大连大宗公司，且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北京大宗公司采取的是以标准化合约作为交易对象，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故北京大宗公司的上述辩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北京大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94元，由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农泽审 判 员 刘永刚审 判 员 宋文华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衣红蕾书 记 员 赵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