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39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柴某1，男，193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谷会肖，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柴某2，男，196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民，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柴某3，男，196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系柴某3之妻），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柴某1、柴某2因与被上诉人柴某3析产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4民初7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柴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谷会肖，上诉人柴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民，被上诉人柴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柴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为柴某2返还柴某1存款5011331.45元、继承的存款1654683.3元和以上款项利息损失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柴某1口述的赠与协议，其在一审时申请撤销，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柴某2欺骗柴某1，逼迫柴某1立赠与协议。在订立赠与协议之前，柴某2在未经柴某1同意的情况下已将售房款781万元私自支配并转至自己及配偶王某名下，事后为了将财产据为己有，哄骗、逼迫柴某1将全部财产赠与柴某2。柴某1将售房款全部给柴某2所有，侵犯了柴某3的继承权，属于无权处分，781万元售房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殷某去世后，两个儿子均有继承权。柴某1一直受到柴某2的欺骗，柴某1在2018年12月15日赠与财产时不知自己的售房款已被柴某2全部转移至柴某2本人名下，其在一审诉讼中看过银行卡明细才知道，2018年12月14日止，柴某1的银行存款只有79461.29元。柴某1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柴某2在殷某去世前以为殷某治病为由将父母的房屋卖掉，售房款转至自己名下，未用于殷某诊治。柴某2未善待柴某1，未给柴某1养老，违背了柴某1的初衷，故柴某1撤销赠与。2017年11月14日柴某1领取执行款167万元，该款项在2017年11月24日由柴某2转走162万元，另有5万元取现，此款系父母的共同财产，银行卡掌握在柴某2手中，柴某2应返还167万元及利息。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柴某2给母亲殷某办丧事的费用不应从遗产中扣除，殷某去世后，柴某2向殷某单位和社保部门申请的丧葬费和抚恤金等，足以支付丧葬费用，丧葬费用已经在存款中列支，因此无需在遗产中扣除。殷某住院期间的保姆费一直用柴某1的退休工资支付，并非柴某2支付，不能因柴某2找保姆所在公司开具证明就认定保姆费是由其支付的。柴某1并未收到柴某2给付的9万元，因此不应在柴某1的钱款中扣除。3、柴某2侵占父母财产，用于各种投资，其他继承人依法应享有收益权，法院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所得在各继承人之间进行分配。柴某2给柴某310万元时未说明是殷某的遗产，不应从殷某的遗产中扣除，也不能从柴某3继承的遗产中扣除。柴某2辩称，柴某1在一审时未在诉讼请求中提出过撤销赠与协议，对于其提出返还财产的请求，与法定继承纠纷属于不同法律关系，柴某3也不是赠与合同相对方。柴某2一直对柴某1积极履行赡养义务，因柴某3单方面阻止柴某2见父亲，致使柴某2多次报警。赠与协议效力应予以全面认定，柴某1在多人在场的情况下，签字确认将所有财产及781万元售房款全部赠与了柴某2，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未受到欺骗。在柴某1未主张赠与范围抗辩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将赠与范围限定于781万元中属于柴某1财产部分，明显违背中立原则。殷某“遗嘱”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为无效，违背逝者遗愿。柴某1受到他人控制，其已不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一审法院对于继承及返还的金额均未查明，柴某1与殷某总财产的金额一直未明确，一审法院在未对总财产查明的情况下直接“酌情”分割财产，也未给出分割计算依据。执行款不属于遗产范围，柴某3房屋应属于遗产范围进行分割，167万元执行款中的162万元是殷某生前赠与柴某2，柴某1对此也知情。关于5万元，殷某当时尚未生病，相关银行卡均由殷某掌握。北京市朝阳区XX1号房屋也应列入遗产范围，一并分割。柴某3辩称，同意柴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柴某1现在的精神状况非常好，在一审中已提交相关证明。柴某2存在欺骗家人、哄骗父母的行为。柴某2欺骗柴某1，胁迫其订立赠与协议，柴某1不知赠与的意思及法律上的实际意义。柴某2侵犯、剥夺柴某1及殷某的合法权益，应予惩戒。柴某2侵占柴某1、殷某财产的收益，该部分收益应按银行利率计算所得在各继承人之间进行分配。柴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违背中立原则。柴某1、柴某3在一审中除明确提出返还和继承781万售房款、167万执行款外，还主张返还和继承柴某1的工资和殷某的存折金额，但对于柴某1与殷某总财产的金额一直未明确，一审法院违背“不告不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没有对总财产进行查明的情况下，却直接“酌情”对财产进行了分割，致使柴某2至今不了解分割依据，也无法根据一审证据和判决书计算得出判决书中确定的款项。2、162万元执行款是殷某生前赠与柴某2，柴某1也知情，庭审中柴某1也表示其中30万元柴某2答应用于二老的旅游开支。另外5万元柴某2并不知情，当时殷某尚未生病，相关银行卡均由殷某掌握，现判决认定在柴某2处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另外，柴某2父母名下原有房屋X2以及X3一处平房，之前由柴某3夫妻二人居住，后被二人变卖，购买了X1号的房屋，如果分割上述167万执行款，柴某2认为X1号房屋也应列入遗产范围，一并进行分割。柴某2在一审中提出了明确意见，但一审法院未予处理。3、本案中殷某的“遗嘱”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无效，违背逝者遗愿。遗嘱虽系打印，但有殷某本人的签字，在签字后又专门录制了视频，庭审中证人王某也出庭作证，对遗嘱形成的过程进行了阐述，同时柴某2也是见证人之一，遗嘱形成于2018年，对于打印遗嘱是否需要见证人当时并无明确要求。遗嘱内容明确殷某遗产留给柴某1，与柴某3和柴某2无关，一审法院直接按法定继承违背逝者遗愿。4、对于赠与协议的财产范围，一审法院违背中立原则。柴某1在街坊邻居多人在场的情况下，签字确认将所有财产及781万卖房款全部赠与了柴某2，庭审中柴某1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有书证、录像及证人出庭可以证实。在柴某1未主张赠与范围抗辩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将赠与范围限定于781万中属于柴某1的财产部分，明显违背中立原则，丧失了居中裁判的地位。柴某1辩称，殷某的遗嘱柴某1不知情，立遗嘱的时候是打印好了让殷某念，这不属于立遗嘱。柴某3名下的房屋是柴某3用自己的钱买的，柴某2不应主张分割。售房款781万元没有用于殷某的治疗，有明细能证明都是转到柴某2自己名下了，给其妻子、小舅子了，柴某2应当返还。柴某1精神上没有问题。关于167万的执行款，柴某2说是殷某赠给柴某2，柴某1对此不认可，因为所有的银行卡都在柴某2手里掌握着，柴某2转的账，老人不知情，因此不存在赠与。关于遗嘱，柴某1对遗嘱不知情，也不认可遗嘱，该遗嘱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要件，遗嘱是无效的。关于赠与的财产的范围，法院片面地理解了赠与合同的意思表示。因为对于781万元，对赠与合同的金额各方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赠与合同未生效成立。柴某3辩称，与柴某1的答辩意见一致。柴某1、柴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柴某2将其所控制的原属于柴某1的个人财产及柴某1与殷某夫妻共同财产中50%属于柴某1所有的分出归柴某1所有，加上柴某1继承殷某的遗产部分，以上共计由柴某2给付柴某17122739.078元；2、殷某的遗产由柴某1、柴某3、柴某2三人按法定继承平均分割，由柴某2给付柴某3遗产款项1768134.768元；3、本案诉讼费依法承担。事实与理由：柴某1与殷某系夫妻。二人共生育二子为柴某3和柴某2。殷某于2018年11月24日因病去世。柴某1与殷某原来户籍在北京市西城区X4，也一直在此居住长达40多年之久。2018年2、3月间，殷某因发烧就医，被医院查出患有肺癌住院治疗。一直以来柴某1、殷某的工资银行卡、存折等都是由其本人掌管，每次存取钱都是两人一起去银行柜台办理，不会在ATM机上操作。殷某住院时，请柴某2去银行代领一次后，柴某2发现了父母的存款情况。此后，柴某1、殷某银行卡和存折就为柴某2把持再也不还回来了。此后，柴某2在自己掌控了父母的经济命脉情况下，背着柴某1和殷某肆意从中支取和转移父母的存款，并且不向家人透露和交代具体款项的用途和数额。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殷某住院期间，柴某2借口为母亲治病之需哄骗父母将所住的房屋卖掉。在此之后，柴某2急不可待地将父母的户口迁入他的在北京市昌平区X5的户籍内。柴某2口口声声称接二老去养老，实则有不可告人的目的。2018年4月，柴某2胁迫父母按照他的要求为他出具委托书，并且不顾母亲重病在身，几次将母亲抱出医院，迫使父亲与他同去办理房屋买卖手续，将父母在城市中心区的住宅楼房卖掉。柴某2对柴某3谎称卖房给母亲治病，却瞒着父母和哥哥将卖房款全部侵吞转移。至今拒绝向家人透露去向。除此之外，柴某1和殷某在2011年至2017年通过诉讼追回的160余万元款项也被柴某2私自从柴某1的账户中转移据为己有。父母在卖掉城市中心区的住房后，柴某2并没有为母亲殷某治病，而是自作主张将母亲从医院中接出去，到他家中不久就莫名其妙地含冤离世。柴某1被柴某2接去后不断遭到柴某2、王某夫妇的冷眼相待，恶语相向。2019年9月7日，柴某3到柴某2家看望了父亲。父亲柴某1向柴某3哭诉，并让柴某3带他离开柴某2的家中。至此以来，柴某1在柴某3家里居住至今。柴某3几次联系柴某2希望协商解决老父亲正常养老的有关事宜，但被柴某2粗暴谩骂。柴某1、柴某3认为，柴某2为达到侵吞父母财产的目的，恶意欺骗和胁迫父母及兄长等家人霸占遗产，虐待和从精神上折磨柴某1，故意制造家庭矛盾，严重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的家庭关系准则和遗产处理原则，以及有关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践踏了社会基本道德。为此，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柴某1、柴某3的诉讼请求。柴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柴某1、柴某3的诉讼请求。1、对于柴某1主张个人财产及夫妻共同财产分出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首先，本案起诉的案由是法定继承纠纷，柴某1要求返还财产与法定继承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同时，柴某3也无权主张。柴某1、柴某3一、二两项诉讼请求也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共同诉讼的范畴。同时柴某2也不同意一并处理。因此，即使柴某1想要起诉返还财产也应当另诉，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另外对于返还柴某1财产的理由，柴某2并非起诉状所述。而是柴某1曾签署赠与协议，对于其所有财产进行了明确的处理。柴某2也将出示证据加以证明。2、柴某1、柴某3起诉法定继承殷某财产。柴某2母亲殷某生前留有遗嘱，明确指定继承人为柴某1并指定柴某2为遗嘱执行人，与柴某3无关。殷某去世后，所有财产均已由柴某1继承并处置完毕。现再行起诉于法无据。3、X6房屋执行款项160余万元，母亲殷某已赠与柴某2。4、柴某2在母亲生前虽代为经手部分款项，但为母亲治病，聘请护工，照顾生活起居以及置办丧事也支出了很多款项。在质证环节柴某2也将出示证据。请求法院在遗产范围部分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殷某与柴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生育柴某3、柴某2。殷某于2018年11月24日因病去世。殷某与柴某1原长期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X7。在殷某病重后，柴某2将殷某和柴某1接至他的住所赡养。殷某去世后，柴某1继续与柴某2共同生活。后柴某1与柴某2发生矛盾，柴某3于2019年9月7日上午将柴某1接走至他的住所共同生活至今。关于殷某与柴某1的共同财产，法院查明，柴某1与柴某2的前妻杨某有房产争议纠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杨某给付柴某1出售房屋款项共1215995.63元。2017年11月14日，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柴某1共领取到执行款（包含利息）167万元。该款项在2017年11月24日由柴某2转走162万元，另有5万元取现去向不明。柴某1、柴某3认为是柴某2取走的。柴某2认为可能是殷某取走的。2018年4月24日，柴某2代理柴某1与案外人李某签订一份《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柴某1将其名下位于西城区X7号房屋出卖给李某，售房款共计781万元。售房款分7次进入柴某1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号尾号为2490的银行卡中。经统计，自售房款进入该账户开始，该账户转账给李某20万元，转账给王某56.5万元，转账给柴某2700万元。柴某2承认转账给李某和王某的钱都是他操作完成的。该账户另有取现16.31万元，大额消费共26万元。关于该账户的入账，除了有柴某1每月的养老金外，柴某2还于2018年11月16日将殷某的存折余额共计278717.08元转入该账户。该账户在2019年9月8日仅余12.12元。被继承人殷某名下养老金账户生前经常有支取，截止至2020年6月21日该账户尚余168.06元。殷某另外一张中国工商银行卡余额为0，在2018年11月16日有取现7万元。关于上述取现和转账的原因，柴某2称殷某生前立遗嘱将自己的财产交由柴某1继承，他是遗嘱执行人。柴某1在与他共同生活期间，将全部财产赠与给了他。关于殷某的遗嘱，柴某2提交了一份署名为殷某，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5日的打印遗嘱，内容为：“我现在意识清醒，行为自主，完全自愿订立本遗嘱。并宣布本遗嘱是本人至今唯一的有效遗嘱，我的遗嘱内容如下：我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7室的房产，为我个人财产，我自愿将该房产产权及个人名下所有财产全部遗留给我丈夫柴某1个人所有，并与我的两个儿子（长子：柴某3；次子：柴某2）及其二人的亲属无关，且与本人娘家亲属及我丈夫柴某1的亲属无关。我指定柴某2作为我的遗嘱执行人，负责我的遗产分配。”柴某1、柴某3对该遗嘱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关于柴某1的赠与事实，柴某2提交了一份他人代书由柴某1（赠与人）、柴某2（受赠人）、代书人、若干见证人签名的《财产赠与协议》。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12月15日，内容为：“我意识清醒，没有受到外界任何干扰，决定将属于我的所有财产及X7室所卖的房款781万元，赠与我小儿子柴某2一人所有，与柴某3及其他人无关，我老儿子柴某2给我养老送终。本协议今日生效，在X8室家中书写。”另柴某2提交了签订该协议现场的全程录像。现场录像显示，首先由柴某1宣读赠与协议内容，代书人按照宣读内容抄写，然后由柴某1签字。经观看现场录像，法院注意到有三个细节：1、柴某1宣读的赠与协议内容，在“决定将属于我的所有财产”之后并未有“及”字；2、代书人现场听读书写的第一稿赠与协议中也没有“及”字，最后签字版本的协议是第二稿抄录的；3、赠与协议抄写结束后交由柴某1签字时，代书人并未再次宣读，柴某1也没有再阅读，而是直接签字按手印。柴某1、柴某3认可赠与协议中柴某1签名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赠与是柴某1的真实意思。关于殷某和柴某1的财产花费情况，柴某2称殷某住院期间的费用包括自费药、护工费、以及家政人员的费用，共计32万元，后期墓地、殡葬的费用7万元；另柴某1与柴某2共同生活期间每个月消费是8000元，11个月共计9万元；柴某2给柴某1现金9万元，给柴某310万元炒股，还给柴某32000元。柴某2认为这些正常的生活开销应从遗产范围内扣除。柴某1不认可收到过9万元现金。柴某3认可收到过10万元炒股钱，但是称与分割遗产无关。关于柴某2所称的上述消费，其提交了以下证据：1、北京市X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自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柴某2以6000元/每月的价格聘请保姆一名用于照料殷某的生活。2、殷某死亡后的殡葬花费收据，金额共计37624元。柴某1、柴某3对聘请保姆的费用真实性认可，但不能确定是否用于照顾殷某。柴某1、柴某3对丧葬花费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没有取得其他继承人的同意。一审法院认为，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柴某1诉讼维权和卖房所获得的167万元和781万元为夫妻共有的房屋转化而来，应为殷某和柴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的财产为柴某1的个人财产。通过录像可以看出，柴某1在宣读《财产赠与协议》时意识清楚，神态自若，表意完整，且有众人见证。因此，柴某1与柴某2签订的《财产赠与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但关于赠与标的法院认为柴某1的本意是赠与房屋出售款781万元，并不包含其他财产。《财产赠与协议》中表达的赠与所有财产的意思违背了柴某1的本意，也没有告知柴某1或让柴某1仔细阅读，故法院认为赠与的标的以柴某1的真实意思为准。因781万元并非完全属于柴某1的财产，故法院确认属于柴某1的390.5万元和柴某1按照法定继承继承殷某的遗产的1301667元应为赠与的标的。现柴某1否认有赠与的意思，无任何依据，法院对其观点不予采信。综上，柴某1赠与柴某2的5206667元应为柴某2的个人财产。柴某1关于此部分的返还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柴某1和殷某生前在与柴某2共同生活期间的合理支出，法院酌情从二人总财产中扣除。在扣除以上合理支出和以上已经赠与柴某2的财产后，法院确认属于柴某1的其他财产剩余103万元。因柴某1在与柴某2共同生活期间，柴某1的银行存折均由柴某2持有，且转账、取现、大额消费均由柴某2完成，故以上属于柴某1的财产部分应由柴某2返还。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柴某1、柴某3、柴某2作为殷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继承殷某的遗产。柴某2举证的殷某所留的《遗嘱》系打印件，仅有殷某一人签名。虽然宣读《遗嘱》过程有录像，但录像中也不能体现见证人，故该份《遗嘱》应为无效。殷某的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平均分割。殷某的遗产范围包括167万和781万元以及柴某1和殷某养老金的收入和其他存款在扣除夫妻二人合理生活支出后的一半。殷某死亡后，柴某2办理丧事的花费应当从殷某的遗产中扣除。剩余部分为可分的殷某遗产。柴某3应当继承遗产款项为1631810元。因在殷某生前，柴某2已经从其拿到的房屋出卖款中支取10万元给付柴某3，故该10万元应当从柴某3应继承的殷某遗产中扣除。同理，柴某1亦应当继承1631810元。因柴某1已经将其继承的卖房款赠与柴某2，故法院将该部分从柴某1应继承的总遗产中扣除。以上柴某1、柴某3应继承的遗产，应由该遗产的实际控制人柴某2负有返还的义务。柴某2未经殷某、柴某1同意，擅自将属于父母的巨额款项转至其个人名下账户，属于侵权行为。柴某1、柴某3要求柴某2支付利息的请求，法院酌情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柴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柴某1存款103万元、继承的存款330143元和以上款项利息损失74800元；二、柴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柴某3继承的存款1531810元和该款项利息损失84250元；三、驳回柴某1、柴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柴某2提交汇款单，证明柴某2一直按照赠与协议履行赡养义务。对此，柴某1、柴某3的质证意见是：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殷某所立《遗嘱》的效力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嘱，当事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但是遗产已经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本案中，柴某2提交的署名为殷某的《遗嘱》系打印件，仅有殷某一人签名，无见证人签名，宣读《遗嘱》过程的录像中亦不能体现见证人，故该《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属无效，对于柴某2主张《遗嘱》有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财产赠与协议》的效力一节，根据查明的事实，柴某1于2018年12月15日与柴某2订立《财产赠与协议》，且有见证人见证，结合录像内容，可以认定《财产赠与协议》系柴某1与柴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现柴某1主张，《财产赠与协议》系受柴某2欺骗、逼迫所签，但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柴某1要求撤销《财产赠与协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赠与财产的范围，一审法院根据《财产赠与协议》的内容以及现场录像，认定为房屋出售款781万元中属于柴某1的390.5万元以及柴某1按照法定继承所继承殷某的遗产130166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柴某2主张，赠与财产的范围为柴某1的所有财产及781万售房款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在扣除柴某1和殷某生前与柴某2共同生活期间的合理支出以及赠与柴某2的财产后，认定属于柴某1的其他财产剩余103万元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柴某1主张，柴某2给殷某办理丧事的费用不应从遗产中扣除，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柴某2返还柴某1存款103万元、继承的存款330143元和以上款项利息损失74800元，返还柴某3继承的存款1531810元和该款项利息损失84250元是正确的，对柴某1要求改判柴某2返还柴某1存款5011331.45元、继承的存款1654683.3元和以上款项利息损失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柴某2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柴某2要求将X1号房屋列入遗产范围进行分割一节，因柴某2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房屋属于遗产，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柴某1、柴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元，由柴某1负担48941元（已交纳），由柴某2负担31209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赵懿荣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馨艺书 记 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