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7民终16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卢红星，男，1977年5月25日出生，汉族，锦州巨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住锦州市古塔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巨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11-154号。   法定代表人：李佳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仇一通，辽宁木鱼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邸超，辽宁邦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卢红星因与被上诉人锦州巨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2020)辽0702民初1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卢红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辽0702民初1488号民事裁决，并依法改判；2.依法确认被上诉人2016年与上诉人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3.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劳动赔偿金86000元，2016年8月至2018年9月的工资86000元，社会保险补偿金17000元，公积金20000元；4.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改判。1.被上诉人违法解除上诉人劳动合同在先，2016年12月华信公司未按任何法定程序及法定条件，单方解除了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足，被上诉人解除上诉人劳动合同前后，既没有通知工会和当事人，也没有给其办理任何离职手续，在解除程序不合法，实体不合法，条件不合法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偏袒偏信支持被上诉人只有形式、实则虚假无效的通知办手续的证据，及内容虚假的（承诺书）。却没有提及上诉人在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被上诉人公司违法解除上诉人劳动合同的事实请求，在认定的事实和程序上都有错误；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即（解除签订劳动合同证明书）被倒置，一审判决错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当成被上诉人公司解除上诉人劳动合同的理由适用本案，把证明书当成解除上诉人的理由，其中“隶属关系发生变化，全员统筹内转出”，这完全是颠倒事实的。事实是解除签订劳动合同证明书，是续接劳动合同手续的重要环节，是为了重签劳动合同的。也就是说，签了证明书就能续签劳动合同，而华信公司并未让上诉人在证明书上签字，没有办理续接手续的过错不在于上诉人，是因为公司怀疑上诉人与其他两名同事涉案，被上诉人公司单方将上诉人开除。二、原审确定性质不当，在被上诉人违法解除上诉人劳动合同前提下，及胁迫诱导的情况下签的承诺书，但仍然支持被上诉人提交承诺书的效力，应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公司让上诉人签的（承诺书）是在一定背景之下签的，在公司让上诉人签承诺书的背后是签劳动合同，而非上诉人真实意愿表示，（承诺书）是合同的一种，在特定的情况下，不是签了就有法律效力的。《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合同法》第五十三条、《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一百五十三条中都有提及，其中更有被上诉人公司与第三方恶意串通，在胁迫诱导的情况下，使上诉人作出签字选择的。被上诉人公司把虚假内容的（承诺书）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以此来剥夺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中是不允许的，在国资委下发的（8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坚决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更是政策性强的任务，华信公司只能接收全体职工，但绝对不能不接收职工，更没有权利和资格开除职工。（承诺书）也绝不能掩盖被上诉人公司违法解除上诉人劳动合同的事实。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在上诉人证据充足的情况下，仍然避重就轻，错误裁判。原审判决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公司提供的（承诺书）是无效的，实则是错误的，上诉人不但拿出有关联的证据，而且出具了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而判决依然支持承诺书，继而驳回了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中第三十九条、四十三条，《劳动合同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及相关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已确切证明被上诉人公司解除上诉人劳动合同的实体、程序、条件均不合法，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在先的情况下，依然支持（承诺书）的判决，实属避重就轻，认定不清，应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它与（承诺书）的内容没有任何关联，而承诺书作为合同的一种，如果不具备合法性，违背公平平等的原则，并以剥夺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根据《民法典》中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都阐明合同无效，并且上诉人提交了实质证据，依法应以改判（承诺书）无效。劳动争议应该受《劳动合同法》制约，但判决书却适用《民事诉讼法》而不优先适用《劳动合同法》，由此做出错误判决。一审判决中，对我的认定事实不清，是质证的时候采信不当。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锦州巨隆实业有限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都是正确的，应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是自愿放弃了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出具了相应的承诺，也明确了相应的法律风险由其个人承担，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不合理的，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   卢红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于2016年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9月至2018年9月的工资86000元、社会保险补偿金17000元、公积金20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卢红星原系锦州恒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2016年8月31日，锦州恒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理由是“单位隶属关系发生变化，全员统筹内转出”，同时办理了社会保险停缴手续。锦州恒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当时由锦州华信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接收并签订劳动合同。锦州华信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锦州巨隆实业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锦州恒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卢红星解除劳动合同后，被告通过多种方式向原告卢红星发出签订劳动合同通知，并于2016年11月7日通过锦州日报公告通知：“根据锦国资［2016］81号文件精神要求，公司决定于2016年11月21日与下列人员办理职工劳动关系接续等相关手续。张峰、安勇、卢红星、牟宁，请上述四名同志于2016年11月21日前，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薄、二寸彩色照片2张及学历证明到单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办，后果自负”。后原告卢红星一直未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7月24日，原告卢红星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书载明：“出于个人原因，我本人自动放弃了与锦州巨隆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我本人不是巨隆实业有限公司的职工，不能享受锦州巨隆实业有限公司职工应享受的各种保险、公积金、工资等一切福利待遇；因当时没有配合锦州巨隆实业有限公司办理劳动关系转移等相关手续而产生的后果由我本人承担，与锦州巨隆实业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这期间中断的养老保险（包括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需要缴纳费用，均由我本人负责缴费；如果有机会与锦州巨隆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公司的一名职工，不会因任何借口和原因向公司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如能成为公司职工，一定会按照公司的《员工手册》及相关制度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公司的分配；以上承诺出于我本人自愿”。承诺书中承诺人一栏有卢红星的签字捺印。2018年10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卢红星的原用人单位锦州恒大实业有限公司因“单位隶属关系发生变化，全员统筹内转出”，与全部员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后，原告卢红星未能及时与接收锦州恒大实业有限公司员工的承接单位锦州华信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锦州巨隆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2018年10月15日，原告卢红星与被告锦州巨隆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合同之前，原告卢红星出具书面承诺，表示是其个人原因没有配合锦州巨隆实业有限公司办理劳动关系转移等相关手续，产生的后果由其本人承担，期间中断的养老保险等由其个人承担，不向单位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原告卢红星的上述承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现亦无证据证明该承诺系原告卢红星受胁迫而作出，故原告的上述承诺应视为其对自己权利义务的处置。同时，2018年10月15日原告卢红星才与本案被告锦州巨隆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故原告卢红星向被告锦州巨隆实业有限公司主张签订劳动合同之前的工资、公积金等费用，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卢红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已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卢红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原恒大公司法人张峰出具的请假证明》、营业执照、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拟证明上诉人在2016.8月-2016.12月份是请假期间，所以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行为。证据二：《2018年6月11日的查询函》，是被上诉人公司向X机关查询上诉人是否涉案的证明。拟证明：当时公司不予上诉人续签及解除劳动关系主要原因是认为上诉人涉嫌经济犯罪。证据三：《申请出庭质询申请书》，申请让上诉人签承诺书的当事人出庭作证接受质询。拟证明：当时让上诉人签承诺书时是不是公司指派他让上诉人签的，及有没有相关委托和代理证明，同时也能说明上诉人是不是被胁迫签的承诺书。证据四：锦州市政府国资委第81号文件，主要针对锦州巨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接时的具体要求。拟证明：国资委要求锦州巨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要按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切实保护职工利益所出具的文件。证据五：《情况说明》，系锦州巨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市人社局提交的说明恒大公司法人地位缺失，没有相关公章，请求国资委在解除职工劳动关系相关文件中盖的公章。拟证明：解除劳动合同时是恒大公司作为主体公司所为，而不是国资委所为。被上诉人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关于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关于职工请假证明，该份证明没有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佐证，而且证明内容违反了公司的劳动纪律和劳动合同法，没有一家公司允许员工请假4个月时间，因此该份证明来证明本案的诉讼主张是不能被采信的。关于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的是锦州恒大物业有限公司，与本案无关联性。关于查询函，当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由于上诉人本人的原因，而不是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没有签订。对第四组和第五组证据均没有异议。关于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因双方对证据二、四、五均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关于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因该组证据系用以证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而上诉人的该项诉求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并未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应就该项诉求先行申请仲裁，故本案不予调整。关于上诉人要求法院传唤办案民警出庭接受质询，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曾向X局驻恒大公司专案组出具情况查询函，《关于原恒大公司职工卢红星的情况查询函》载明：近日，卢红星本人反映，他之所以没能及时回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因为在接管初期曾被X局驻恒大公司专案组问询调查，因害怕专案组再次找他，所以躲到外地，期间手机一直关机，未能及时与外界联系。我公司现向X局驻恒大公司专案组查询，在此期间此人是否因其所诉理由而未来公司报到，其所述情况是否属实，特此查询。该节事实，有上诉人卢红星提交的《关于原恒大公司职工卢红星的情况查询函》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再查明，上诉人卢红星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并未就确认被上诉人于2016年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提出仲裁申请。该节事实，有上诉人卢红星一审提交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及辽宁省锦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做出的锦劳人仲字[2020]第207号仲裁裁决书予以佐证，本院亦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卢红星主张由被上诉人支付2016年8月至2018年9月的工资86000元、社会保险补偿金17000元、公积金20000元的上诉请求。因上诉人在2016年8月至2018年9月期间，一直未在被上诉人公司处上班，亦没有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动服务，且根据情况查询函载明，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自述其未到被上诉人处报到系因为在接管初期曾被X局驻恒大公司专案组问询调查，因害怕专案组再次找他，所以躲到外地。故上诉人在2016年8月至2018年9月期间，未因正当事由没有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动服务，且上诉人在承诺书中已明确表示放弃主张工资、保险、公积金等福利待遇，现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份承诺书系受胁迫而做出，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劳动赔偿金86000元的上诉请求，因其在一审起诉时并未提出该项诉讼请求，故本案二审中不予调整。关于上诉人主张确认被上诉人2016年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的上诉请求，因上诉人在申请劳动仲裁时并未就该项请求申请仲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应就该项请求先行申请仲裁，本案不予调整。   综上所述，卢红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上诉人卢红星已预交，由上诉人卢红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畅   审判员  王波   审判员  张悦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王群星   书记员李科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