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1027民初522号 原告：吴某1，男，199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道海（系原告父亲），男，农民，住凌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伟，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1（被告杨某2父亲），男，197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宗文，凌云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凤娇，凌云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杨某2，女，199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凌云县。 原告吴某1与被告杨某1、杨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道海、傅伟、被告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宗文、罗凤娇到庭参加诉讼。证人吴某2、吴某3达、杨某3、杨某4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某2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赔还其以婚姻之名索取现金74500元，猪肉和糖食果饼等财物折价13985元，两项共计人民币88485元；2.本案受理费由二被告负担。庭庭审中变更第1基项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二被告赔还其以婚姻之名索取现金74500元，耳环、戒指、项链7000多元，猪肉和糖食果饼等财物折价13985元，几项共计95485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农历12月27日，经人牵线、搭桥和介绍，原告吴某1与被告杨某2在凌云县城相认、相识，且一见钟情，双方同意这门亲事。 2019年农历正月初4日，经原、被告双方认可，并请媒灼之人陇雅村陇雅屯吴某2带上红书和礼物及1200元现金登门求亲，被告杨某1点收1200元现金。 2019年农历正月初8日，原告父母吴道海、祝美华和族老等多人，由媒人吴某2作证，挑着猪肉、酒、糖食果饼等礼物作价6460元和带上59800元现金到二被告家烧香、讨庚，取被告杨某2的生辰“八字”，被告杨某1和其礼管先生当众点收现金59800元及其彩礼。之后，被告杨某2送给原告族老和长者礼物，原告族老和长者送给杨某2的礼鞋钱13500元，被告父母当众点收13500元穿鞋钱。当日，原告对杨氏族上老人履行拜年认亲等手续，共有猪肉和糖食果饼折价9485元，值此，这门亲事告妥，双方不能反悔。 2019年农历2月2日，原告与被告杨某2按农村风俗举行酒礼后同居生活，原告支付给被告米酒一桶250元、糖食果饼4000元，两项共计4250元。同居生活后双方散多聚少。2019年农历4月某日，原告与被告杨某2到陇酸屯喝喜酒时，其母陈某与杨某2一起来到原告家拿走杨某2的衣物，2019年农历7月初，被告杨某2从被告杨某1家出走外地，杳无音讯。鉴于上述事实与理由，二被告目无法纪，缺乏社会公德，视国家《婚姻法》为儿戏，以婚姻之名索取原告及其父母之钱、财，数额较大，使原告及其父母蒙受最大经济损失，且精神亦受到极大伤害。根据我国《婚姻法》和相关法律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判决，责令二被告赔还95485元的经济损失，维护原告及父母依法享有的权益。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第一次庭审提交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2.吴道海复印件，证明吴道海是原告的父亲的事实； 3.庚书复印件，证明原告与被告杨某2定亲的事实； 4.2021年4月18日媒人吴某2写的《证明》复印件，证明原告为此婚事花费的彩礼钱88485元的事实。三金价值7000元没有经过媒人的手。 证人吴某2证言证实：本人为该庄婚事的婚人，经过本人手的彩礼钱只有59800元和定亲钱1200元，其他没有经过本人手，具体多少钱本人不知道。 第二次庭审原告补充提交证据： 1.2019年2月22日广西凌云县大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订车协议一份，证明本案涉案车辆购车款总数为78900元； 2.广西凌云县大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内部流水账号，证明原告吴某1在2019年3月2日向该公司支付车款40000元； 3.2021年6月17日广西凌云县大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本案的车款另外的40000元现金是由原告父亲吴道海和母亲祝美华支付； 4.2021年6月21日广西凌云县大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本案车辆的支付情况是先由被告杨某1支付5000元定金，后面刷卡支付30000元，另外由原告吴某1再通过刷卡支付3900元及现金支付40000元； 5.原告母亲祝美华账号的广西农村信用社凌云支行打印出来的历史明细，证明祝美华在2019年3月2日刷卡支付3900元。 被告杨某1辩称，1.原告与杨某2是经自由恋爱后，两人自愿达成结婚的意愿，并不是被告安排及哄骗；2.被告主观上并不存在以任何目的和任何方式向原告索取财物；3.原告给付的彩礼，系经过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用于购买嫁妆，并且送到被告的家中；4.本案不能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第1款之规定；5.本案诉争返还的财产属目的赠予财产，在目的已实现情况下，男方不能随便行使赠与撤销权。综上所述，原告虽未与杨某2领取合法的结婚手续，但双方都事实真正为了以结婚为主要目的在一起生活的，并举行了相应的仪式。原告虽然根据当地习俗向被告家送去彩礼，但该彩礼经双方协商同意后都用于购买原告生活所需的物品，并且也交付原告使用至今，这说明履行了男、女双方成婚的目的，与法律意义上的结婚唯一不同的，只是未能办理结婚证，而原告也同意被告将彩礼金用于购买嫁妆，购买时原告又参与选购。即原告同意用彩礼购买嫁妆，彩礼金已经用完，彩礼金的用途均在原告吴某1的授意和同意的情况下全部花完，故不存在返还，也无法返还。另外，被告花完彩礼金后还不足以购买到所有嫁妆，还另外支付几万元才能按原告的意思购齐嫁妆，被告才是该事件的受害人，原告从表面上是支付了几万元的彩礼金，但其实际享受了超值的嫁妆，而被告表面上是收了几万元的彩礼金，但实际却损失了几万元。因此望法院查清事实以公正公平原则进行处理，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另外，原告起诉总共有6笔款项，真正的彩礼金仅有59800元。第一笔1200元是按农村习俗给女方的一个梳子钱，这笔钱是男方对女方的一种赠予行为。第2笔钱是彩礼金59800元，这笔彩礼金女方已经全部退回给男方。通过购买车辆方式支付了75000元。第3笔钱13500元，是属于穿鞋钱，是原告的族老跟长者送给杨某2的礼鞋钱，并非原告给付，对于此笔款，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是彩礼钱。第4笔钱9485元，原告称是买猪肉、糖果、饼折价的数额，但是糖果、饼、猪肉之类的物品送到被告家之后，原告方同样带有一帮亲戚共同食用，被告也同样购买相关的猪肉、酒之类的食品接待原告方家。因此，该笔款项不能列为彩礼金。关于6460元原告方也同样买有猪肉、糖果、饼物品，被告方也同样买有酒肉，而且都是双方亲属共同食用，因此该笔款不应作为彩礼金。第5笔是三金包含耳环、项链、戒指价值为7000多元，此笔数额没有具体诉讼请求，另外耳环、项链、戒指被告杨某2是否真的得到，并且该物品现在是否还在，或者杨某2离家出走之后，该物品是否还留在原告家中并未带走，被告并不知情。即使该物品还在杨某2手上，也应属于赠予行为。第6笔款4250元该笔款是原告与被告双方举行婚礼所支付费用，具体支付多少被告也不知情，但是在举行婚礼过程当中不仅是原告购买物品和食物之类，被告也同样支付相关的费用来办理这场婚礼。并且在婚礼现场中，原、被告的亲戚共同参与食用，因此该笔款不属于彩礼范畴。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被告提供2019年3月2日在广西凌云县大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车辆的收据一张，证明原告购买婚车的时候，被告支付车款75000元，是用彩礼金支付的，故被告没有再欠有原告的彩礼钱。 证人吴某3达证言证词：本人在双方购买车辆时是得帮驾驶该车辆，但具体各方交付多少车款本人不知道，在购买车辆前听说双方各出一部分钱购买车辆。 证人杨某3证言证词：被告杨某2出嫁那天是本人一起送亲过男方家去的，当是女方家带有车辆一部、桌子、板凳、洗衣机、冰箱、电视机、沙发一套、棉被、大盆等一起送过原告吴某1家去的，是经过本人点的货。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吴某2的证言，是原告起诉中陈述的内容，质证意见按答辩意见。吴某2是原告的亲友，其证言可信度不高。对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不真实。2019年3月2日登记是原告吴某1，写的是收车款40000元。按照原告陈述该款是吴某1支付的，但是第一次庭审的时候原告却称是吴道海（吴某1父亲）支付的，并且在以下证据当中都称为是吴道海支付的，因此该证据相互矛盾。也可以说，该车户名是放在吴某1的名下，但是原告吴某1却一分钱都没有出。对证据3的该《证明》既有证明人李光刺的签名和点指，又有公司的盖章，也就是说李光刺是该公司的职工。但据被告了解李光刺不是该公司的职工，在涉案车辆的采购当中，李光刺更不是业务员。当天付款的时候李光刺根本不在场，在第一次庭审的过程当中，原告提供在场人，也没有李光刺。因此，该份《证明》为伪证。对证据4该《证明》既然是公司的证明也就是单位的《证明》，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单位证明必须要有负责人及出证人的签名，但是该《证明》上面都没有。因此，该《证明》不具备证明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5该流水账号确实证明了祝美华在2019年3月2日支付了3900元，但是原告却证明40000元现金为原告支付，不符合常理。流水账中的3900元属于小额支付，反而通过转账的方式。而40000元的现金属于大额支付，反而用现金的方式支付，与常理不符。恰恰证明了原告并未支付40000元的现金。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事实上钱并不是被告支付全部75000元。这个车钱被告实际上只支付了30000元（刷卡部分），微信支付的5000元也是被告支付的，当时是被告订的车。现金40000元是原告的父亲吴道海支付的。当时在场的有被告杨某1夫妻，还有被告杨某2，有原告吴某1和父亲吴道海及母亲祝美华，还有吴某3达（是吴道海的侄孙，也是被告杨某1的亲姐的女婿）。被告对证人吴某2的证言证词部分予以认可，原告对证人吴某2的证言证词无异议；原告对证人吴某3达的证言证词质证有异议，购车当时吴某3达是在现场的。被告对证人吴某3达的证言证词无异议；原告及被告对证人杨某3、杨某4的证言证词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因此《证明》中证人吴某2已出庭作证，应以其庭审中的证言证词内容为准。原告第二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2，该公司内部流水账号，不能对抗其公司出具的付款收据凭证，对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第二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3、证据4，该两份《证明》没有公司出具证明的负责人或经办人的签字，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对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证人吴某4的证言证词，因吴某2系本案彩礼过程中的见证媒人，其证言称经过其手有现金定亲钱1200元及彩礼钱59800元，其他彩礼钱并没有得经过其手。其证言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彩信。对证人吴某3达的证言证词，因其称未看到原、被告当时支付购车款的情况，不能证实购车款现金4000元是原告方支付。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4日），经原、被告双方认可，原告请媒人吴某2带上红书和礼物及1200元现金到被告杨某2家登门求亲。同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8日），原告父母吴道海、祝美华和族老等多人，由媒人吴某2一同，带着猪肉、酒、糖食果饼等物品及59800元现金到被告家取被告杨某2的生辰“八字”，被告杨某1点收现金59800元及其他物品，当日双方履行拜年认亲。同年3月2日，原、被告双方到广西凌云县大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一辆价值75000元的婚车及桌子、板凳、洗衣机、冰箱、电视机、沙发一套、棉被、大盆等物品，被告杨某1用彩礼金支付此物品。同年3月8日（农历2月2日），原告与被告杨某2按农村风俗举行酒礼当日，被告陪嫁送去上述购买的车辆一部、桌子、板凳、洗衣机、冰箱、电视机、沙发一套、棉被、大盆等物品到原告家。原告与被告杨某2同居生活几个月后，被告杨某2便离开原告至今未回。为此，原告认为二被告目无法纪，缺乏社会公德，视国家《婚姻法》为儿戏，以婚姻之名索取原告及其父母之钱、财，数额较大，使原告及其父母蒙受最大经济损失，且精神亦受到极大伤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上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所谓彩礼，是附条件的赠与，当结婚目的不能实现时，彩礼应该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吴某1与被告杨某2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按农村风俗举行酒礼后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后因被告杨某2离开原告不再与原告共同生活，原告便起诉主张被告返还彩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由于被告杨某2虽没有与原告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事实上与原告已经共同生活几个月，原告主张要求返还彩礼，应适当予以返还。但是由于被告杨某2及其父亲杨某1已将此彩礼钱购买双方共同生活所需要物品，此些物品已于举行酒礼当日由被告运送至原告家使用至今近两年时间，且此物品价值不低于原告赠送给被告的彩礼钱，庭审中被告杨某2父亲杨某1明确表示此些物品不再要求原告返还，被告对其所送到原告家的财产的处理意见，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由被告返还鞋子钱、猪肉、糖食果饼钱，这些财物不具彩礼性质，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返还项链、耳环、戒指钱，原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赠与这些物件给被告，且这些物品不具彩礼性质，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杨某2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答辩，应视为其对法律赋予其在诉讼活动中依法享有相关权利的自动放弃，依法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法律后果，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荣威Ｉ5车辆一部、桌子、板凳、洗衣机、冰箱、电视机、沙发一套、棉被、大盆物品归原告吴某1所有； 二、驳回原告吴某1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12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00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吴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会英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黄小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