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1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伟，男，1978年5月30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杨，辽宁住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北亚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山东路29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11347705P。法定代表人：刘本善，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军，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娜，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伟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北亚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北亚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7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该判支持于伟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查明，“2018年11月19日，于伟（乙方，承租方）与案外人王国建、刘春辉（甲方，出租方）签订《补偿协议》”，该节事实错误。所谓案外人并不存在，该《补偿协议》是于伟与北亚公司签订的，王国建、刘春辉是北亚公司的代理人，代表北亚公司签订该协议。2、一审判决查明，“自2013年7月至2019年10月，于伟为租用的案涉房屋累计交付房屋租金200.8万元（其中：……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向案外人王国建交付房租41.8万元）”，同样，该节事实认定错误，王国建只是代北亚公司收取租金，向王国建交付的房租41.8万元是向北亚公司支付租金。3、一审判决认为，案涉《补充协议书》对于给予于伟三年租金补偿的承诺是附有前提条件的，即“待人防办赔偿费交完，甲方得到人防办开出全额赔偿金发票后”，而于伟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此条件已经成就。因此，原审不予支持于伟的主张。于伟认为，因为于伟与人防办并不直接发生关系，垫付赔偿金也必须北亚公司协调、配合，北亚公司未有效协调和配合，阻却了条件的成就，应视为条件已成就。同时，北亚公司又自认其与人防办达成一致，必须一次性支付赔偿费，不能分期支付。更进一步表明，其阻却了条件的成就，应视为条件已成就。对于于伟而言，将房租用作垫付赔偿金或者用作给付房租，并无差别，于伟没有必要规避垫付人防办赔偿金的必要，不会阻碍条件成就。且根据案涉《补充协议书》中的约定，“如大连人防办拒绝受领乙方代付赔偿款项的，而又基于甲方的原因导致乙方无法向其直接垫付赔偿金时，乙方有权终止垫付，租金交给甲方，由甲方自己处理赔偿费”，即北亚公司给予于伟三年租金补偿与人防办是否接受于伟垫付的赔偿金，以及人防办是否开具发票无关。4、北亚公司辩称人防事件发生的过错在于于伟是与事实不符的。于伟装修案涉房屋长达三个月，装修方案是经北亚公司认可的，所以北亚公司能够理解人防办的罚款，也自愿给予于伟补偿，补偿费包括租金、装修费、可得利润三大方面的损失，并不算多。5、于伟与王国建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并不是一审所认定的新的租赁协议。于伟也不认可一审认为于伟认可北亚公司将案涉合同概括转让。所谓概括转让，必须经过于伟的同意，而本案中，北亚公司与王国建于2018年4月2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在开庭前于伟从未见过，更不可能同意。6、一审不应采信北亚公司与王国建于2018年4月2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该协议涉嫌伪造证据。于伟与北亚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有甲方法定代表人刘本善的签名，前述《房屋租赁协议》中也有刘本善的签名，但肉眼可见，两处签名不一致，请求二审法院调查并处理此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其中第六条是诚信原则，而本案中不诚信的一方是北亚公司，第八条是变更合同和有约必守的规定，本案中最初的租赁合同有过补充，但从未变更过合同主体，双方约定的三年租金补偿是合法有效的，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三、一审判决认为案涉《补充协议书》中约定“待人防办赔偿费交完甲方得到人防办开出的赔偿金发票后甲方认可补给乙方在办理人防办手续时产生的费用，可用三年租费补给，时间待定”，是附条件的法律行为错误。所谓附条件是指未来可以发生的，而不是确定不会发生的事情。本案中，人防办要求一次性缴纳罚款，而于伟只能分期垫付，所以这是确定不会发生的。四、一审判决认为王国建、刘春辉于2018年11月19日与于伟签订的《补充协议》是新的租赁协议错误。《补充协议》第5条约定明确，“其他未尽事宜以合同为准”，这个合同显然是指于伟与北亚公司于2013年签订的合同，所以无论怎么解释，案涉《补充协议》也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新合同。北亚公司辩称，不同意于伟的上诉请求。3年租金的补给是附条件的，本案中条件并没有成就，所以北亚公司无须向于伟支付租金补偿。引发人防办罚款事件的原因在于于伟，对于北亚公司来说，不能既向人防办交付赔偿费用，又给予于伟3年的租金补给，这不公平，也不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于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租金100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伟与北亚公司于2013年7月1日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北亚公司将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总计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其中1200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于伟，用于文化产业、商业经营、物业管理及办公用房等项目经营；租赁期限为10年，自2013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1日止，自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10月30日期间为承租方装修期，承租方无需承担此期间的租金；合同订立后二日内，承租方交付给出租方本合同所确定之2013年10月31日至2014年10月31日的预付租金人民币38万元，2013年10月3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每年租金为38万元，从2018年10月31日至2023年每年递增10%，每年10月31日预交下一年租金。另外，双方还就房产的交付和返还、其他权利义务、合同的终止或解除、违约责任、保险、争议解决、合同生效等事项作出了约定。2015年3月10日，北亚公司向大连市人防办提交《关于〈缴纳人民防空工程赔偿费决定书〉复议函》，其中明确“分期付款资金由于伟同志代我公司垫付”。同年3月25日，于伟与北亚公司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该份《补充协议书》明确“由于乙方（即本案原告，于伟）在2013年7月份租用期装修过程中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施，大连市人民防空办于2015年1月14日给甲方（即本案被告，北亚公司）下达《缴纳人防工程赔偿费278.8万元人民币》。甲方对大连人防办（中林大厦地下一层人防工程）负担的赔偿款项，甲方同意由乙方代为垫付（即每年交付给甲方的租金交给大连市人防办），并可直接抵顶房屋租金”；“双方确认，乙方在2013年7月份签订合同时付给甲方一年租金38万元，2013年7月份—2014年10月末止。因乙方和人防办手续不全，乙方停止使用一年，甲方同意免乙方一年租费。从2015年4月份开始，乙方将每年租金代表甲方交给人防办，作为甲方给人防办的赔偿费”；“待人防办赔偿费交完，甲方得到人防办开出全额赔偿金发票后，甲方认可补给乙方在办理人防办手续时产生的费用。可用三年租费补给，时间待议”；“如大连人防办拒绝受领乙方代付赔偿款项的，而又基于甲方的原因导致乙方无法向其直接垫付赔偿金时，乙方有权终止垫付，租金交给甲方，由甲方自己处理赔偿费”。2017年9月20日，北亚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王国建、刘春辉代表公司全权处理和于伟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偿协议》项下的有关事项，“委托权限包括但不限于：催收《租赁合同》项下欠款，收取拖欠租金及违约金，依据《租赁合同》约定追究承租方违约责任，直至解除，终止租赁合同，收回，接受租赁房屋等有关《租赁合同》的一切事宜”；“委托期限自本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处理完毕日止”。2018年11月19日，原告于伟（乙方，承租方）与案外人王国建、刘春辉（甲方，出租方）签订《补充协议》。该份《补充协议》约定，案涉的“位于大连市总计建筑面积为1700平方米其中1200平方米出租给乙方”；“年租金41.8万元”；“租期五年，自2018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0日止。其中，2022年4月30日至2023年10月30日为免租期”；“付款时间：2018年10月31日，支付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10月31日前支付下一年租金”；“付款方式：乙方以银行转账方式转账至（王国建，中国银行山东路支行，6217850500024650453）”；“该地为人防工程，以后每年人防使用费用，由甲方承担”。自2013年7月至2019年10月，原告为租用的案涉房屋累计交付房屋租金200.8万元（其中：2013年7月至2018年6月，向被告交付房租114万元，代被告向市人防办缴纳45万元抵顶房租，合计159万元；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向案外人王国建交付房租41.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的经济损失，被告是否负有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仅提供了其与被告北亚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书》和交付租金（含缴纳罚没款）的凭证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北亚公司对原告所主张的巨大经济损失和其曾同意减免三年租金的主张不予认可。原告对于经济损失的事实及被告应负的责任应提供除合同或补充协议以外的其他证据予以支持，而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同时，原被告之间的《补充协议书》对于给予原告三年租金补偿的承诺是附有前提条件的，即“待人防办赔偿费交完，甲方得到人防办开出全额赔偿金发票后”，而原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此条件已经成就。因此，原告的主张与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另外，本案原告虽然对于被告提供的北亚公司与案外人王国建就案涉房屋于2018年4月28日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不予认可，但原告与案外人王国建就案涉房屋签订了《补充协议》，该份《补充协议》尽管名为《补充协议》，但实质为新的房屋租赁协议，且这份新的租赁协议已经得到实际履行，由此可以说明原告对于被告就案涉合同概括转让的行为是认可的。原告与案外人就案涉房屋签订租赁协议的事实证明，原告与被告间的房屋租赁关系已经被新的租赁关系所替代。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于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由原告于伟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查，本院对一审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依据于伟与王国建于2018年11月19日签订的案涉《补充协议》补充查明：该《补充协议》中第五条载明，“其他未尽事宜，以合同为准”。本院认为，上诉人于伟与北亚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补充协议书》中约定，“待人防办赔偿费交完，甲方（北亚公司）得到人防办开出全额赔偿金发票后，甲方认可补给乙方（于伟）在办理人防办手续时产生的费用。可用三年租费补给，时间待议”。基于该约定，于伟主张北亚公司返还约相当于三年租费的租金1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本案应围绕于伟的上述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认为，于伟并无证据证明北亚公司取得人防办开具的全额赔偿金发票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因此，北亚公司给予于伟租费补给是附条件的，而原审认为该条件尚未成就，并无不当。对此，于伟上诉主张，前述条件是确定不可能成就的，故而不应当认定为系北亚公司兑现三年租费补给约定的条件。但从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案涉《补充协议书》对于付款主体并无限定，无论人防办是否要求必须一次性全额支付赔偿金的情况下才开具发票，于伟或者北亚公司均可以通过全额支付赔偿金的方式获得人防办开具的发票，促成前述条件成就。因此，于伟认为该条件不可能实现，以及北亚公司阻碍该条件成就，均缺乏事实依据。事实上，案涉《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北亚公司同意于伟代为垫付的人防办赔偿金可直接抵顶房屋租金。并且，于伟此前也代北亚公司向人防办支付过赔偿金。在此情形下，于伟并非不能通过代北亚公司向人防办支付赔偿金的方式，促成其可获得北亚公司给予租金补偿的条件成就。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于伟与王国建于2018年11月19日签订的案涉《补充协议》，本院认为，该协议名为“《补充协议》”，内容明确载明，“其他未尽事宜，以合同为准”；协议中涉及的租赁标的物、租赁期限、租金计付标准均与于伟和北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相同；虽然该协议的出租方载明为王国建和刘春辉，但该二主体有权与于伟签订该协议的依据为北亚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给该二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综合以上事实，原审认定该份《补充协议》系北亚公司将其与于伟的案涉《租赁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所述，于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于伟已预交），由于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春雨审判员  任 娲审判员  刘冬艳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书记员  曾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