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6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宝亭，男，1956年6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树，男，1961年11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宝山，男，1958年10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树，男，1961年11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宝凤，女，1959年10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树，男，1961年11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宝树，男，1961年11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小勤，男，1956年6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原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9号。法定代表人：牛恩喜，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娟，女，1974年2月3日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革新，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以下简称解放军306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74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宝树兼上诉人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小勤，被上诉人解放军306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娟、刘革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2015年3月26日在解放军306医院现场提取电子病历数据的事实认定不全面，不能反映当时真实的情况，解放军306医院提交的病历不是原件，且未提交电子病历的原始载体，提交的病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提交的病历中医嘱单的电子签名不符合《电子签名法》，且解放军306医院已经承认了其电子病历没有法律效力，故而解放军306医院首先提出不进行电子病历的鉴定，我方认为病历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应由解放军306医院承担。二、解放军306医院没有向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告知履行尸检的必要性，导致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在不了解尸检必要性的情况下将尸体火化，致使本案重要证据灭失，解放军306医院应当承担该证据灭失的责任。三、解放军306医院提交的病历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以及是否可以作为本案司法鉴定依据的材料一审均未审理清楚。四、关于本案的司法鉴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不构成医疗事故不等于解放军306医院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以及该医疗行为与死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解放军306医院提供的病历不能作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依据的材料。五、重审一审程序错误。本案2011年5月3日即起诉，由于原审一审和重审一审法院的原因，本案至今未审结，严重超出了审理期限。对于306医院自认其提交的为电子病历，后又撤销自认的行为，未作出口头或书面裁定。六、重审一审判决对于自认的法律后果、不配合鉴定的法律后果以及不利推定的原则适用等方面，均存在适用法律的错误。解放军306医院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的上诉请求。一、关于病历的真实性。1、关于护理记录的说明，2009年解放军306医院书写规范仍然沿用1998年《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制定的病历书写标准，对于一级护理危重患者的护理记录就是生命体征观察单。2、关于病历属性和医嘱签字单的说明。解放军306医院提交的病历就是当时全部病历内容，不存在隐匿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3、患者的护理费，患者从始至终都是一级护理，没有三级护理。二、关于尸检的说明，家属自行要求放弃抢救并签署放弃抢救同意书，且患者死亡时并未对死因提出质询，医生进行常规口头询问是否需要尸体解剖检查后记录在病历中。三、关于青霉素，药典最新规定，为保证用药安全，皮试药液均应使用拟输液用药物的原液，即：罗氏芬皮试，应从准备给病人输液的罗氏芬针剂中取出少量药液进行皮试。如果皮试阴性，继续用此支药物进行输液，如出现阳性反应，患者不能应用此药。北京市医保办规定：不得因为做皮试而给患者另外收取一支罗氏芬费用。但计价单是电脑按照医嘱自动计价，患者皮试时用过罗氏芬，相当于患者皮试加输液一共需要两支罗氏芬，等于给患者多记了一支，因此所有罗氏芬皮试阴性的患者应用此药输液时，计价单中均会出现一支与罗氏芬同类型的低价标准药物：青霉素。因青霉素为同类抗菌素中最便宜的药物，不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故出现了实际用药均为“罗氏芬”的情况下，医保费用清单上出现1支注射用青霉素的费用。解放军306医院并未给患者使用青霉素，既往青霉素过敏与本次住院使用头孢类药物不矛盾。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放军306医院赔偿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死亡赔偿金369245元（按照北京市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849元乘以5年计算）；2．解放军306医院赔偿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丧葬费86602.5元（按照北京市2019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六个月计算，即173205元除以2=86602.5元）；3．解放军306医院赔偿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营养费650元（没有标准，由法院酌情确定）；4．解放军306医院赔偿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医疗费2554.54元（未报销的医疗费部分）；5．解放军306医院赔偿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交通费2000元（没有证据，由法院酌情确定）；6．解放军306医院赔偿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护理人员误工费1200元（1名护理人员，按照150元乘以8天计算）；7．解放军306医院赔偿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依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标准予以确定，住院9天，一天100元）；8．解放军306医院赔偿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支出的司法鉴定费3000元；9．解放军306医院赔偿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精神损害抚慰金325840.5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患者毛伶（2009年6月21日去世）与李维杰（2015年4月6日去世）系夫妻，育有四个子女，即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毛伶因“进行性意识模糊、精神萎靡、纳呆三天”到解放军306医院处治疗，住院9天，于2009年6月21日9：10死亡。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认为解放军306医院在诊疗毛伶过程中存在过错，2009年曾起诉过解放军306医院，在该案件中进行了医疗事故鉴定，2010年6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医学会作出京朝医鉴字【2010】3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专家分析意见为：1.解放军306医院对患者毛伶的诊断明确，诊疗过程符合医疗常规。2.该病人的死亡原因为多种慢性疾病引起多脏器功能受损，最终导致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3．关于患者提出青霉素的使用问题，专家组经查阅病历，在病程记录和医嘱记录中均未发现使用青霉素，病程中未发现青霉素过敏的表现。因此，该患者的死亡原因与青霉素无关。鉴定结论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51号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之规定，本病例不构成医疗事故。后该案件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撤诉。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于2011年5月3日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诉至法院。原审庭审中，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申请就解放军306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有过错，与毛伶的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及责任程度等进行鉴定。经随机确定，法院2011年12月25日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并特别指出以下问题存在争议：“1、解放军306医院是否给患者使用了青霉素，并且青霉素过敏是否是患者病情恶化并最终导致死亡的原因之一；2、患者是否对丹参滴丸存在过敏反应并构成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3、解放军306医院是否存在不及时抢救、用药不当的行为；4、解放军306医院未告知尸检的必要性是否存在过错；5、解放军306医院是否存在篡改病历及病历记录不完整的情况”。2012年9月5日，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中止函》，内容为：“本所在接受贵院的委托后，于2012年5月25日下午召开了有相关临床专家参与的司法鉴定听证会，原告方在会上提出被鉴定人毛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就诊时的病历资料存在瑕疵，故本所暂停进行听证会，对此病历资料详细审核。经研究讨论后认为：病历资料中存在的瑕疵（如入院时间不一致、床号问题等）已超出法医临床学研究的范畴，本所无法确定真实情况，原告方质疑病历的真实性，不同意将全部的长期医嘱单和临时医嘱单、全部的生命体征观察单、体温单、2009年6月30日的病程记录、最后一天的病程记录作为鉴定依据，而上述材料均为重要的鉴定依据，如缺乏则无法进行鉴定。故经本所讨论后决定中止该鉴定。”2012年10月24日，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作出《工作说明函》，内容为：“本所2012年5月25日下午召开了有相关临床专家参与的司法鉴定听证会，原解放军306医院双方均有人到场，在本所询问原解放军306医院双方对本次鉴定所需要的有关材料是否认可时原告方提出异议，称由于医院的病历存在瑕疵，怀疑院方有更改原始电子病历的行为，对该病历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会向法院申请进行对电子病历是否存在改动的相关鉴定。由于原告方对鉴定所需的材料不予认可，听证会已无法进行，故本所决定停止进行听证会。”2013年1月14日，法院询问当事人是否对电子病历有修改情况进行鉴定，双方均不申请，后重新随机确定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4年6月9日，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称因为患方对电子病历资料真实性不认可，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2014年8月12日，经法院告知鉴定机构意见后，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申请对于电子病历真实性进行鉴定。2014年11月26日，法院委托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鉴定中心对于“患者毛伶在306医院的电子病历及电子签名、电子密钥是否合法，毛伶的病历电子数据形成后是否有过改动，若有改动，改动范围及内容”进行鉴定。2015年3月26日，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和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鉴定中心鉴定人员到306医院现场进行鉴定时，解放军306医院称电子病历没有法律效力，只是计算机辅助病历，医生签字后才有效力，原告以此为由撤回鉴定申请。2015年6月3日，法院主持双方谈话，告知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所指病历未签字问题是病历书写规范的范畴，不能直接推定诊疗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并继续委托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鉴定，2015年10月14日，法院再次给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出具委托函，2015年10月23日，该所出具《终止司法鉴定通知书》，以完成鉴定所需要的技术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为由终止本次鉴定。2016年4月1日，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与解放军306医院共同选定北京华夏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6年4月12日，北京华夏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不予受理函，以超出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为由不予受理此鉴定。2016年8月31日，法院再次向北京华夏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委托鉴定函，并说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对病历真实性存在争汉。现经多次质证，电子病历鉴定程序，法院已经确认本病历作为鉴定检材，法院作为委托方，对鉴定检材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当事人应配合鉴定机构工作，任意一方当事人以不认可病历为由不予配合鉴定工作展开的，贵鉴定机构应向法院予以说明，由法院判定不配合鉴定工作的法律后果。2017年1月13日，北京华夏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情况说明函》，称本中心已受理委托鉴定，并于2017年1月11日在本中心召开了有医患双方参加的司法鉴定听证会。会上，患方陈述主张：1.不认可毛伶临床死亡诊断；2.病历中多处记录不真实，相互矛盾，提示病历被篡改过，而且不能排除篡改前的内容会对本案鉴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3.解放军306医院提交的患者住院病历不完整，缺少护理记录。4．不同意鉴定人依据贵院送达、已经贵院确认的病历为鉴定材料。基于上述情况，本中心对本案难于开展鉴定，请求贵院撤回该案委托。2017年2月28日，法院主持双方谈话，告知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北京华夏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情况说明函》的内容，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坚持其对病历的意见。故法院撤回了鉴定委托。本案重审过程中，解放军306医院申请就“1、送检病历材料是否符合病历书写规范；2、根据送检材料能否判断患者毛伶死亡原因是否与青霉素过敏有关；3、解放军306医院对毛伶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与损害后果（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4、本案患者毛伶未进行尸检，解放军306医院在尸检告知事项上有无过错”进行鉴定。就此，法院在本案中先后委托三家鉴定机构，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0月12日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告知终止本案理由：1、毛伶是否死于青霉素过敏，系法医病理类死亡原因鉴定，需对被鉴定人行尸表、解剖、组织病理检验及生化检测等，仅以现有病理材料，不具备贵院委托项目中进行死因鉴定的条件；2、因明确死亡原因是分析损害后果与医疗行为因果关系的基础，故不具备分析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的条件，鉴定材料不全。后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申请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主检法医师于2019年9月20日出庭接受质询，后该所就出庭接受询问进行了补充说明，内容为“经查阅本所档案卷宗，关于毛伶案2011年、2018年两次委托移送本所的鉴定材料基本一致，本所有留存部分送检鉴定材料复印件。此两次委托，双方对鉴定材料的认可程度不同、审查受理该案法医不同，并且该案件的进行程度不同。如：2011年首次委托是在鉴定过程中，原告方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所决定终止鉴定；2018年第二次委托时，双方虽已对鉴定材料无异议，但在审查过程中，受理法医发现现有材料仍无法明确被鉴定人死亡原因，且即便依据病历材料推测死因，仍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死亡原因；故两次终止鉴定的理由不同，符合该案客观实际，并不存在矛盾”。后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0月21日出具京通首司鉴【2019】临退鉴字第7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2月28日出具《司法鉴定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均系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五）款“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鉴定能力的”的相关规定。关于解放军306医院是否存在过错，法院前往解放军306医院档案室调取了与患者毛伶相近时期患者的病历，解放军306医院对于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对病历资料中存在的瑕疵（如入院时间不一致、床号问题等）的疑问发表如下陈述意见：“1.患者入院后首个临时医嘱是“静脉抽血，执行时间6：00”，这是指次日凌晨6：00要执行的医嘱，而不是当天执行的医嘱。当时的军卫一号病历系统中，执行医嘱的时间不显示日期，只显示几点几分。（可以从同期陈畅住院号140120住院患者病历中得到证实）；2.关于原告患者床位的说明，军卫一号病历系统中，调整床位后打印出来的医嘱单、体温单，均全部显示最后调整过的床位号。一病区实际只有31张床位。患者一直住在神经内科一病区14床，2009年6月21日上午患者于神经内科一病区14床死亡后，14床又收了新病人。因原告患者死亡后需要办理各种相关手续，因此把原告患者名字从原有的14床调整到了并不存在的32床，这样不会给新入院的14床病人造成医嘱上的混淆。待办理完各种相关手续后由32床的位置进行医嘱单、体温单的打印，所以医嘱单、体温单出现的是32床。（可以从同期张树山住院号140134患者病历中得到证实）；3.关于青霉素的说明：药典最新规定，为保证用药安全皮试药液均应使用拟输液用药物的原液，即罗氏芬皮试，应从准备给病人输液的罗氏芬针剂中取出少量药液进行皮试。如果皮试阴性，继续用此支药物进行输液，如出现阳性反应，患者不能应用此药。北京市医保办规定：不得因为做皮试而给患者另外收取一支罗氏芬费用。但计价单中均会出现一支与罗氏芬同类型的低价标准药物：青霉素。因青霉素为同类抗菌素中最便宜的药物，不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故出现了实际用药均为“罗氏芬”的情况下，医保费用清单上出现1支注射用青霉素钠的费用。当时的医嘱处理均按照此种形式进行（可以从同期贺璐住院号134331病历中得到证实）；4.关于病历系统：随着时间的发展，军队医疗卫生系统逐渐实现电脑打印病历，部分摈弃手写病历，并逐渐向电子病历过渡。2009年我院使用当时军队医院统一要求的军卫一号病历模板，该模板为纸质病历向电子病历过渡阶段的书写方式，进行电脑打印病历。该模板设计有缺陷，医嘱用此系统进行打印，医嘱表格设计缺乏医护签字部位。我院医护人员按照此系统的要求书写病历，不存在隐匿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可以从同期陈畅住院号140120、张树山住院号140134病历中得以证实）”。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不认可解放军306医院上述意见，称解放军306医院系伪造病历，且均为电子病历，一搜索全部都能篡改。一审法院认为，医疗机构承担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并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本案中，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虽以申请司法鉴定的形式进行举证，但多家鉴定机构终止鉴定或不予受理本案鉴定。从鉴定机构回复意见看，患者未行尸检系阻碍本案鉴定的关键因素，现无证据表明解放军306医院对于患者未行尸检存在过错，故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难以认定解放军306医院对于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明显的过错行为或确定的因果关系，因此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主张解放军306医院支付各项赔偿，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鉴于解放军306医院在药品计价、病历书写方面存在瑕疵，此问题虽不是造成患者死亡的原因，但可以认为解放军306医院的诊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瑕疵，应就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进行适当补偿。综合考虑患者的病情、医院的诊疗过程以及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实际损失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解放军306医院向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支付补偿款6万元。判决：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补偿款六万元。二、驳回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745元，由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负担10445元（已交纳），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负担13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306医院对于患者毛伶的诊疗活动是否存在过错，以及上述过错与毛伶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而应否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涉案诊疗过程及患者的死亡结果均发生于2019年6月，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前，但举证责任属程序问题，依据“实体从旧、程序从新”这一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公认的法则，本案所涉医疗损害责任的举证责任应适用上述法律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本案中李宝树等四上诉人要求306医院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应举证证明该医疗机构存在过错，且与毛伶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此李宝树等四人虽以申请司法鉴定的形式进行举证，但在原一审以及发回重审后的一审程序中，一审法院曾先后六次分别委托五家鉴定机构对此进行鉴定，但相关鉴定机构均终止鉴定或不予受理本案鉴定，致使本案未能通过鉴定方式查明上述争议事实。就此，李宝树等四上诉人提出306医院存在伪造、篡改病历情形，应推定其存在医疗过错并承担赔偿责任，对该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李宝树等上诉人提出306医院提交病历材料显示入院时间记载不一、入院方式上记载矛盾、首个临时医嘱执行时间与入院时间不符、患者床位号变化等问题，据此证明上述病历系经过事后篡改。对于李宝树等人所提上述异议，306医院均逐一作出了解释，结合毛伶的具体诊疗过程，上述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一审法院前往306医院档案室查阅调取了与毛伶住院相近时间其他患者的病历，上述其他患者病历的记载亦基本可以佐证306医院的陈述，故据此尚不足以认定病历虚假。其次，李宝树等四上诉人主张306医院所提供的相关病历中无医护人员签字，该医院辩称其所使用的当时军队医疗统一要求的军卫一号病历模板中医嘱表中缺乏医护签字部位，此虽不能作为医护人员未在医嘱单中签字的正当理由，但并不能因病历书写上存在瑕疵即直接推定病历虚假，且李宝树等人亦认可此前毛伶在306医院住院治疗的相关病历中亦无医护人员签字，再结合此前李宝树等人起诉306医院医疗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中，亦曾同意以306医院所提交病历作为医疗事故鉴定的鉴定依据材料，该案中医疗事故鉴定部门作出本病例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后，其撤回了起诉的相关情况，本院认为，在本案中，并无充分证据证实306医院所提病历存在伪造、篡改病历情形，李宝树等主张推定军队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并承担赔偿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患者毛伶计价单中出现青霉素的问题。如前述所述306医院做出了相应解释，且同时期其他患者病历情况亦使其上述解释得到佐证，再结合此前医疗事故责任鉴定分析意见中明确病程中未发现青霉素过敏的表现等本案证据情况，现不足以认定306医院为患者使用了青霉素，进而现有病历存在虚假的情况以及患者的死亡与青霉素的使用存在因果关系。关于丹参使用问题，现并无证据证实患者毛伶存在丹参过敏的情况，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丹参的使用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关于未能尸检的责任问题。本案发回重审前的一审过程中，因李宝树等对306医院提供的病历真实性存在质疑，不同意以此作为鉴定依据，导致鉴定难以进行，从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重新委托鉴定的情况来看，未能进行尸检亦是阻碍本案鉴定的重要因素，306医院所提相关病历中载明病人家属拒绝尸检，李宝树等上诉人虽对病历真实性予以否认，但如上述所述，并不能依据病历书写的瑕疵否定其真实性。同时，结合双方陈述及主治医生出庭作证的陈述等在案证据所呈现的毛伶去世后医患双方的交流情况，以及家属很快将死者火化等本案具体情况来看，尚不足以证明患者死亡时家属对死亡原因提出质询，以及306医院未对尸检进行必要告知，换言之，不能证实306医院对于患者未进行尸检从而导致其死亡原因不能查明存在重大过错，进而认定其应对患者的死亡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本案中现有证据虽不足以认定306医院对患者毛伶的死亡存在明显过错，以及上述过错与其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李宝树等上诉人要求306医院就此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考虑到306医院在药品计价及病历书面方面的瑕疵，并综合患者病情、诊断过程及李宝树等人损失等因素，酌情判决306医院向其补偿6万元，属合理裁量范围，本院不持异议。李宝树等主张一审程序错误，其所提相关事项均不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其据此主张对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上文论述中已经作涉及，在此不再予以赘述。综上所述，李宝亭、李宝山、李宝凤、李宝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45元，由李宝树、李宝山、李宝凤、李宝亭共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存义审 判 员  赵 霞审 判 员  薛 妍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  杨俊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