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39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佟某1（兼佟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女，194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才某（佟某1之夫），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慧，北京恒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佟某2，女，1950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4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69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述两位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颖，北京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位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蔚凡，北京百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佟某1、佟某2、刘某、张某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5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佟某1、佟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诉争房产及被继承人丧葬费、抚恤金按法定继承均等分割并将所对应价值支付给佟某1、佟某2。2.刘某、张某承担全部诉讼费、评估费等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应发回重审后予以纠正,本案佟某1、佟某2诉讼请求第2项是依法判决由佟某1、佟某2、刘某、张某平均分配被继承人佟某3单位发放的丧葬费、抚恤金。但一审判决中对此项诉讼请求未进行审理，未查明相关事实，未阐明不予支持的理由，完全忽略佟某2、佟某1的该项诉讼请求，属于严重程序违法事项，应发回重审予以查明相关事实并做出判决。本案中，购房交款凭证是一审法院确定诉争房产属于刘某的重要证据，但一审法院在明知刘某所提供的交款凭证39823元的金额与购房款46436元金额存在巨大差额的情况下，未对相关事实进行查证，并在明知负有举证责任的刘某所提供的证据缺失，所缺失的证据对认定案件事实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依然做出对举证不能一方有利的判决结果，有违程序公平公正原则，亦应当予以发回重审查明相关事实。涉案房屋原是国家工商总局分配给佟某3的公租房，房改开始，佟某3不仅参与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还具体参与了房屋平面测绘，购房价格核算，计算了工龄优惠，交了购房定金等。因佟某3患病瘫痪在床，房改手续都是刘某出面办理，她在办手续过程中，冒名顶替了佟某3的名义，涂改了发给佟某3的表格，刮去北京市房屋登记表中的佟某3改成刘某，其他表格也改填成刘某，更有甚者，竟冒充国家工商总局工作人员的身份填表，她本是新兴公司的职工，却在北京市房屋产权登記申请书的工作单位及职业栏中填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退休’字样。她用这些作假手段，造成了一种刘某独立购房的假象，我们就此曾向法官申明，但不被采信，仍作出刘某系独立购房的错误认定。依据建设部［建住房市函（1999）x号］复函的解释，涉案房屋应认定为佟某3与刘某夫妻共同购买，产权共有。二、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改判支持佟某1、佟某2全部诉讼请求。1.一审法院认定张某与佟某3之间形成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证据不足。独生子女证的形成日期为1979年11月，而张某是1969年3月14日出生，众所周知独生子女证应该是婚生子女适用，而张某并非佟某3与刘某婚生子，因此独生子女证所记录内容与实际有冲突，所记载内容是不真实的。并且单纯依据独生子女证，不能证明张某与佟某3之间形成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根据实质性审查的审判原则，张某与佟某3之间形成具有抚养关系继父母子女关系至少应当查明张某本人的九年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经历等更具有参考性的事实进行认定，而不能单单以一个无法核实其真实性的独生子女证予以推定。2.一审法院认定诉争房产属于刘某个人财产的证据不足。从庭审提供的证据看，诉争房产是1992年10月21日前由佟某3单位分配取得，1999年12月13日北京市房地产勘察测绘所测绘，2000年2月29日交纳购房款39823元，2000年3月2日签订《单位公有住房买卖契约》，2001年3月2日提交产权登记申请，2001年300712月17日发证。根据《单位公有住房买卖契约》第三条约定，签订契约后由单位到出售房屋所在地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测量、过户及产权登记手续，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双方按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费用。根据契约内容及测绘日期1999年12月13日，可以证明诉争房产是在1999年末开始根据国家工商局的房改政策即已经确定归属于佟某3所有，而《单位公有住房买卖契约》及后续房改手续均在诉争房产确定归属佟某3之后发生，佟某3于2000年2月2日死亡，证明诉争房产产权属于佟某3生前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属于刘某个人财产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综上，本案一审程序违法，不但遗漏诉争事实的审理查明程序，对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所提供证据缺失的事实还采取忽略态度，并且判决对诉争房产归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案件事实不清，应当予以纠正。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佟某1、佟某2全部诉讼请求。刘某、张某辩称，不同意佟某1和佟某2的请求，抚恤金和丧葬费在庭审中已经进行了审理，其明确放弃了抚恤金和丧葬费的诉讼请求，所以不存在严重违法。我们认为一审审查的涉案房产是刘某的个人财产，我们认为是合法合规的。刘某、张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关于刘某向佟某1、佟某2、张某每人支付折价款218241元的判项，改判驳回佟某1、佟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佟某1、佟某2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与评估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查明或回避了本案下列重要事实，导致做出错误判决，理应改判。（一）一审法院回避了对本案至关重要的遗嘱问题，径行按法定继承的方式对本案做出了裁判，严重侵害了刘某、张某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继承人佟某3生前于1998年3月3日亲自书写了自书遗嘱，遗嘱内容清楚表明被继承人佟某3的一切财产均应归上诉人刘某所有，该遗嘱具有被继承人的亲笔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同时根据刘某、张某一审向法院提供的证据，虽被继承人佟某3于1993年曾因患脑梗塞等疾病住院，并因疾病导致肢体无力，书写能力下降，但根据首都医学院宣武医院出具的病历显示，被继承人佟某3在出院时“神清”“语利”，是能够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思，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充分的认知与了解，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该遗嘱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遗产应按照遗嘱继承办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审理查明部分对该遗嘱部分进行了叙述，但对遗嘱的效力未作出任何认定与评判，对是否采信或为何不采信也未进行任何说明，不顾事实情况直接以法定继承的方式对案件作出了裁判，要求刘某向佟某1、佟某2支付折价款，该判决严重损害了刘某的合法权益，贵院理应予以改判。（二）一审法院未查明佟某1、佟某2真实身份，在未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仅凭一份年代久远的调解书便确认了佟某1、佟某2的继承人身份极不严谨，且尚不足以排除被继承人与佟某1、佟某2是否确系父母子女关系的合理怀疑。一审中，双方对被继承人是否为佟某1、佟某2的生父存在巨大争议。佟某1、佟某2只有一份于1963年出具的模糊不清的调解书与卷宗材料可证明被继承人与佟某1、佟某2是父母子女关系，无户籍信息，血缘关系证明等材料，调解书及其卷宗材料显示佟某3与石某（佟某3前妻，已去世）原系夫妻关系，并育有两女。但就调解书中所记载的两女，佟某1、佟某2并没有提供证据可以证明上述子女与本案佟某1、佟某2一一对应。也就是说，尚没有证据证明佟某3为佟某1、佟某2的生父、石某为佟某1、佟某2的生母。无法排除是否与他人形成收养关系。一审法院在未真正查明佟某1、佟某2身份信息的情况下，仅凭佟某1、佟某2单方面所提交的调解书及卷宗材料便认定了佟某1、佟某2的继承人身份，以法定继承的方式要求刘某向佟某1、佟某2支付高额折价款，判决结果没有事实依据，贵院理应依法查明事实真相并改判。（三）本案诉讼时效事实上已经过，一审法院未对诉讼时效进行主动审查，且在刘某、张某已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也未在一审判决中作出任何回应，回避了诉讼时效这一关键问题。本案案涉房屋为刘某个人所有，且一审判决也对刘某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进行了确认，因此房屋并非各继承人共有，同样，本案也并非继承人要求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案涉房屋物权变动时间为2000年，佟某1、佟某2在诉状中称：“自老人去世后多次与被告协商继承房屋、存款等未果，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证明其早已知悉该权利状况，但被上诉人直到2018才提起诉讼，早已因超出规定的诉讼时效而损失胜诉权，贵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结果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理应改判。（一）一审判决认定的被继承人工龄所对应的财产性利益金额未列明计算公式与依据，也未对夫妻共同财产部分进行划分，工龄所对应的财产性利益与房屋现值并无关联性，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在房改政策中，职工的工龄优惠具备财产性利益的属性，可以作为已故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出具的《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中的成本价购房的实际房价公式所列，对于案涉房屋最终购买价格的确定，是结合了单位职工夫妻双方工龄计算而来，案涉房屋成本价格为：1485元/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21平方米，阳台面积7.54平方米，故该房屋的整体成本价为190，881.9元，结合职工夫妻双方工龄共83年及其余固定计算系数后实际房价为46436元，故夫妻双方工龄合计共折合房价144445.9元（190881.9-46436），其中被继承人佟某3工龄为46年，其工龄所对应的财产性利益应为80053.8元（144445.9-83x46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同时对被继承人佟某3的工龄与刘某婚姻期间重合部分，该部分财产性利益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继承时应首先一分为二，对属于被继承人佟某3个人的部分佟某1、佟某2才享有继承权。故即使佟某1、佟某2具有继承人身份，其也只能对该80053.8元中属于被继承人佟某3个人的部分享有继承权。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并未对上述财产性利益进行区分，直接按继承人人数对整体划分了份额。（二）一审判决对案涉房屋价值的《鉴定报告》与《咨询意见书》予以采信是错误的，程序违法的《鉴定报告》与《咨询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案涉房屋现值的鉴定，根据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第33条：鉴定开始之前，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签署承诺书。承诺书中应当载明鉴定人保证客观、公正、诚实地进行鉴定，保证出庭作证，如作虚假鉴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等内容。故鉴定机构应当根据上述规定签署承诺书并作为鉴定报告的必要内容提交，但本案中鉴定人所出具《鉴定报告》中均未附有该承诺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该咨询意见书对如何确定购买时的市场价值并未作出细致说明，缺乏参考依据、测算标准，所得出的咨询结果不应做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之一。对上述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刘某、张某曾两次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但对刘某、张某所提涉及程序违法事宜及事关鉴定结果是否真实可靠的计算依据、数值、系数等实质性问题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均未予以回应，并采信了该《鉴定报告》与《咨询意见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之一，判令上诉人向佟某1、佟某2支付高额折价款，显然有失公平，贵院理应改判。（三）一审判决判令刘某、张某承担部分评估费用错误，且完全不存在评估的必要性。本案中的案涉房屋为刘某的个人财产，诉争的真实对象为被继承人佟某3工龄所对应的财产性利益，而该财产性利益的数额在被继承人去世时便已确定，完全无需对刘某个人财产进行评估鉴定。且该评估鉴定是由佟某1、佟某2单方面提起，刘某、张某明确表示过不同意评估鉴定的意见。但刘某、张某所提涉及程序违法事宜及事关鉴定结果是否真实可靠的计算依据、数值、系数等实质性问题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均未予以回应，并采信了该《鉴定报告》与《咨询意见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之一，判令刘某向佟某1、佟某2支付高额折价款，显然有失公平，贵院理应改判。（三）一审判决判令刘某、张某承担部分评估费用错误，且完全不存在评估的必要性。本案中的案涉房屋为刘某的个人财产，诉争的真实对象为被继承人佟某3工龄所对应的财产性利益，而该财产性利益的数额在被继承人去世时便已确定，完全无需对刘某个人财产进行评估鉴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判决，判决结果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了刘某、张某的合法权利。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真相并依法改判。佟某1、佟某2辩称，第一、关于遗嘱刘某在前几次庭审中均没有出示，存在伪造的可能，遗嘱的笔记混乱，日期不清，根本不具备遗嘱完整的形式。另外关于内容上，并没有写到涉案的房屋，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第二、关于佟某2和佟某1与被继承人的父女关系，我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包括法院的审理卷宗以及相应的照片、证人证言等等。都可以证明父女关系。第三、关于时效问题，对于所有权确认并不存在所有权。时效不存在超时效的问题。关于工龄对应的权益，按照北京高院的司法解释，工龄对应的权益本身可以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关于鉴定报告咨询意见书均没有任何违法之处，一审法院认定的金额，我们认为鉴定报告中所体现的房屋价值符合事实。评估费用正常情况下，应该按照遗产分割比例，进行分担，请求驳回刘某、张某的上诉请求。佟某1、佟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由双方按照法定继承均等分割比例共同继承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楼506号的房屋，由刘某向我们支付相应折价款；2.依法判决由原被告平均分配被继承人佟某3单位所发放的丧葬费、抚恤金；3.判决刘某、张某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佟某3与石某（已亡）原系夫妻关系，已离婚，我们是二人的女儿。后佟某3与刘某再婚。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楼506号房屋，原系被继承人佟某3所属单位分配且居住使用之房屋。1998年期间，被继承人佟某3与刘某以成本价购买了上述房屋。2000年2月2日，被继承人佟某3去世。之后，我们多次与刘某协商继承房屋、存款，以及分配被继承人佟某3单位所发放的丧葬费、抚恤金等事宜。刘某态度冷淡，置之不理。我们认为，刘某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刘某在一审法院辩称，佟某1、佟某2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被继承人佟某3留有自书遗嘱，该遗嘱合法有效，对被继承人遗产应按照遗嘱继承处理。张某是佟某3的法定继承人，我与佟某3再婚时，张某仅8岁，与我们共同居住，佟某3为张某申请了独生子女证，具备明确的想形成抚养关系的意思表示。我不认可佟某1、佟某2与佟某3是父女关系，我于1977年经人介绍与佟某3相识，多次与其本人和介绍人确认佟某3离异无子女的情况下，于1978年结婚。后来知道佟某3有一个干女儿叫佟某1，系佟某3堂兄弟的女儿，有时来京出差为方便接待照顾，所以认作干女儿，并以父女相称。本案被上诉人佟某1曾来家中看望过佟某3，但从未听说过佟某2也没见过。虽然佟某3的人事档案中有一个叫佟某1的女儿，也并不是本案被上诉人佟某1，因为佟某1是1945年出生，而佟某3的前妻佟石氏是1935年出生，1945年时仅十岁，不可能生育子女。假设二人为佟某3的亲生女儿，且未与他人形成收养关系，享有法定继承权的情况下，本案需要确定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即需要确定夫妻健在一方在房改购房中，使用了已故配偶工龄购买的房屋，是否存在已故配偶一方的产权份额。房改发生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所以房屋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应是健在一方的个人财产，是我的个人财产。佟某1、佟某2无权要求继承和分割，法院对要求继承的诉求应予以驳回。使用已故配偶工龄折抵房款的，只能对工龄福利进行继承，经我测算该部分为80053.8元。综上，本案应按遗嘱继承办理，佟某1、佟某2的原告身份问题存疑，即便具有继承人身份，我和张某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作为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佟某1、佟某2作为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张某在一审法院辩称，佟某3与刘某再婚时我八周岁，我由二人抚养长大，1979年11月，佟某3与刘某作为父母，为我申请了北京市独生子女证，双方形成了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我是佟某3的法定继承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佟某3与刘某于1978年1月23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刘某与前夫于1975年12月离婚，二人之子张某归刘某抚养。佟某3于2000年2月2日死亡。1963年8月31日，佟某3与前妻石某经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中记载：佟某3，三十七岁，石某，四十一岁，男十三岁、女十七岁时由父母包办结婚，并生育女孩二名，经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婚生女二名，长女佟某1十九岁，次女佟某2十三岁，归石某抚养。佟某1、佟某2提交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1962年民字第784号案件全部卷宗材料，其中石某在答辩中提到我先后生有四个孩子（其中二人死亡），现有长女，年19岁学生，二女，年13岁学生；佟某3在1963年2月接受法院询问时称，“我有两个孩子，大女孩，18岁，在长春实验中学读书，二孩子，14岁，上小学，均是女孩子。”刘某和张某对卷宗材料和调解书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中“佟某3”与本案被继承人佟某3是同一人，二人的年龄明显不符。佟某1提交照片两张，其一为佟某1及其子女与刘某的合影，刘某对该照片真实性认可，但佟某3告知其离异无子女，故佟某1与佟某3没有血缘关系；其二为佟某3与佟某1子女的合影，刘某表示对该照片中是否为佟某3本人不能确定。张某主张其与佟某3夫妇共同生活，与佟某3形成具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为此提交其本人的独生子女证和住房证，显示1979年佟某3与刘某作为父母为张某申请了独生子女证，1992年住房证上家庭人口记载为3人，其中一子。佟某1、佟某2对上述材料真实性均认可，但不认可张某与佟某3共同生活，且佟某3还有两个女儿，发放独生子女证不符合相关政策。2000年2月29日，刘某交纳购房款39823元。2000年3月2日，刘某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签订《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买卖契约》，购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号楼5层506号房屋（以下称涉案房屋），房屋总价款为46436元。购房时使用了佟某346年与刘某37年的工龄优惠，2001年12月17日，刘某取得涉案房屋房产所有证。刘某主张涉案房屋为佟某3去世后购买，且佟某3去世时未遗留任何财产，缴纳的购房款系向亲属借款，房屋应为其个人财产。佟某1、佟某2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涉案房屋系佟某3生前所在单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分配，应为其与刘某的共同财产，为此提交《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评估日期为1999年12月）和《房地产平面图》（测绘日期为1999年12月13日），时间均为佟某3在世时，且根据房价计算表和买卖契约，实际售房款为46436元、维修基金3154.58元、手续费232.18元，但刘某仅提供了一张票据，与实际房款相差近一万元，实际上该差额系佟某3在世时交纳。刘某、张某对上述两份材料真实性认可，但刘某表示仅在佟某3去世之后缴纳过一次购房款。审理中，佟某1、佟某2申请对涉案房屋购买时市值和房屋现价值进行评估，法院依法委托北京国盛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称因房屋购买于2000年3月，价值时点太过久远，其公司数据库及相关网站均查不到当时的市场成交数据，故无法对购买时市值进行评估，仅能对现价值进行评估，并于2020年9月14日出具《房地产市场价值司法鉴定评估报告》，确定涉案房屋在价值时点2020年9月11日的市场价值为903.35万元（已扣除上市交易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法院依法委托北京京评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购买时房屋市值进行询价，该公司于2020年9月18日出具《咨询意见书》，确定房屋于2000年3月基准日期时的市场价值为63.8万元。佟某1、佟某2对上述结论均无异议。刘某、张某对报告书提出异议，评估公司逐一予以回复，刘某、张某对异议回复亦不予认可，认为法院未组织双方协商确定鉴定人而直接委托，且鉴定人没有签署承诺书，属于程序违法；报告中对于计算的具体依据、数值、系数均未明确，且不同面积房型均与涉案房屋存在较大差距而无法作为参考依据，二鉴定人未对房屋内部进行考察即作出评估结果，不具备参考价值。刘某主张佟某3于1998年3月8日留有自书遗嘱，内容为“我的一切财产均归我的爱妻刘某所有，夫佟某3，1998.（3.三.8）三月八日”。佟某1、佟某2对该遗嘱不予认可，认为遗嘱的书写存在不连贯，不能证明佟某3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日期书写也有补充、更改，遗嘱内容也没有表达去世后财产归刘某的意思表示。刘某提交佟某3于1993年住院病案，证明佟某3患有脑梗塞，导致其于1998年立遗嘱时书写字迹有改变，但根据当时的出院志记载，佟某3出院时神清、语利，具有立遗嘱能力。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房屋、储蓄、生活用品和其他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父母、配偶、子女。其中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案中，佟某1、佟某2提交的卷宗材料和调解书能够确认二人系佟某3与石某婚内生育子女，在佟某3再婚后佟某1与佟某3、刘某均有来往并提交了合影，佟某1、佟某2作为佟某3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关于刘某、张某提出的年龄不符问题，因卷宗中没有出生日期或身份证件的记载，当事人年龄均系自述，上世纪初叶，我国出生登记制度并不十分完善，实际年龄与户籍登记不符的情况时有出现，刘某、张某主张佟某1、佟某2之父佟某3并非本案被继承人佟某3，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张某的继承人身份，法院认为，刘某与前夫离婚时，法院判决张某由刘某抚养，刘某与佟某3再婚后不久就为张某申请了独生子女证，此后共同生活直至张某成年，张某与佟某3之间形成了具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法院认为，刘某在购买涉案房屋时虽然使用了佟某3的工龄，但一般而言，工龄优惠是指在房改时售房单位根据购房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前的工龄给予的工龄折扣，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的特有产物，具有很强的政策属性，并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涉案房屋系佟某3去世后，刘某以其个人名义购买，应当属于刘某的个人财产。即便使用了佟某3的工龄优惠，亦不能改变涉案房屋为刘某个人所有的事实。现佟某1、佟某2主张房屋系佟某3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并要求对属于佟某3的部分予以继承分割，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按照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房时，依国家有关政策折算已死亡配偶一方工龄而获得政策性福利的，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的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已死亡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本案中刘某购买涉案房屋时，折算了佟某3的工龄，对于该部分价值，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根据房价计算表中公式计算，不使用佟某3工龄所得房价与实际购房价格之差即因佟某3而获得的工龄优惠福利。对于刘某、张某对评估报告提出的异议，法院在鉴定评估前已向双方告知鉴定机构的确定方式，并组织填写了意见表，法院委托评估程序合法，对于鉴定人未入户勘验一节，系因刘某、张某不予配合导致评估人员无法入户，法院对于房屋格局及设备设施情况向双方进行询问，双方均表示同意以陈述标准作为鉴定依据，若因未入户勘验导致评估结果与实际价值存在一定差异，该后果应当由刘某、张某自行承担。经法院计算，佟某3工龄所对应的财产价值应为872964元，由刘某、张某、佟某1、佟某2均等继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号楼506号房屋归刘某所有；二、刘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佟某1、佟某2、张某折价款每人218241元；三、驳回佟某1、佟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佟某1、佟某2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录音两段，证明目的是涉案房屋的全部购房款已经交齐，刘某仅提供了部分收据，差额部分在佟某3生前缴纳。并且涉案房屋是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出售给本单位工作人员佟某3，是佟某3刘某夫妻共同购买，并非刘某一人购买，佟某3对房屋具有所有权。证据二、佟某1单位个人档案，证明佟某1、佟某2与佟某3的父女关系。证据三、照片，证明目的佟某1与佟某3的合影，证明目的是佟某1、佟某2与佟某3的父女关系。张某未成年时并没有与佟某3共同生活。佟某393年分到住房与张某共同生活时张某已经24岁。刘某、张某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这几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关于两端录音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关于照片涉及到的内容，一审提交过，外人也不能证明身份问题。关于调查取证申请书也不认可。本院认为佟某1、佟某2提交的录音证据无法核实真伪，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个人档案、照片等和一审其他事实结合，能够进一步真实身份关系的存在。根据佟某1、佟某2的申请，本院调取了涉案房屋全部登记档案。刘某、张某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证意见：该登记档案内容不影响本案对房屋所有权的认定。二审中，刘某、张某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查，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第一，一审法院对各当事人身份关系的认定是否准确；第二，涉案房屋是否是佟某3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三，一审法院未处理遗嘱是否正确；第四，一审法院对工龄补偿认定是否正确；第五，一审法院对被继承人丧葬费、抚恤金未予处理是否正确；第六，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分别予以评述。第一，本案中，刘某、张某对佟某1、佟某2是否系佟某3与石某婚内生育子女提出质疑。就此，佟某1、佟某2提交了相应法院卷宗材料和调解书作为证据，根据该证据内容，能够判断佟某3婚姻中确实生育了佟某1、佟某2，且亦有照片予以辅助证明，故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已经能够证明佟某1、佟某2身份，刘某、张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张某的身份问题，本院认为，一方面刘某与前夫离婚时，张某由刘某抚养，且刘某与佟某3为张某申请了独生子女证，此足以证明张某与佟某3之间形成了具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因此，佟某1、佟某2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第二，涉案房屋系佟某3去世后，刘某与相关单位签署《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所购买，该房屋也登记于刘某名下，故应为刘某的个人财产。虽然佟某1、佟某2在诉讼中反复主张该房屋的测绘以及部分价款支付等发生在佟某3去世之前，但该些主张均改变不了刘某正式签约并取得房产证系在佟某3去世之后的事实，因此，涉案房屋应属使用了佟某3工龄，但权属应归属于刘某。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认同。第三，涉案房屋使用了死亡配偶工龄，由于购买房改房享有的工龄优惠具有人身属性且具有财产性质，属于财产权益，故可以在折算后进行继承分配。但是，由于本案张某提交的遗嘱日期是1998年，立遗嘱时该工龄所对应的财产价值并没有客观发生，故而不应认为遗嘱处分的财产涵盖被继承人去世后产生的工龄优惠。当然，如果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此时应考虑该遗嘱继承问题，但如上所述，该房屋并非佟某3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一审法院未处理该遗嘱并无不当之处。第四，就本案的工龄价值折算，应按照（已死亡配偶工龄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购买公房时房屋市值）×房屋现值的标准核定。本案一审审理中，法院已就房屋价值进行鉴定，虽然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持有异议，但鉴定机关进行了答复，刘某、张某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鉴定结论丧失客观性，故该鉴定意见应该予以采纳。依据鉴定意见并结合上述计算标准，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核定的数额准确。第五，对于被继承人丧葬费、抚恤金等，佟某1、佟某2佟某1、佟某2在一审中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刘某认可的数额较少的费用，根据本案情况不再予以分配，如果相关费用予以明确后，当事人可另行主张。第六，本案为继承纠纷，对于死亡配偶工龄折算的财产价值在分配之前属于继承人共同共有，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刘某、张某所提之诉讼时效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佟某1、佟某2、刘某、张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另外，一审法院对评估费用等分配亦无不当之处，本院不再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30元，由佟某1、佟某2负担8606.5元（已交纳），由刘某、张某负担3923.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何 锐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钟家正书 记 员 闫文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