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8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佳，男，198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伟，北京市京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严，女，1951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赵严之配偶），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标田，北京市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佳因与被上诉人赵严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44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赵严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赵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吴佳的合同义务约定明确，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责任义务，合同订约方已经对借款债权担保的约定进行了安排，二者已经做出明确区分，即便吴佳在保证人处签字，其承诺范围也仅限于监督和催收义务，而不能当然推定吴佳有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吴佳已如约履行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一审法院变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一）案涉《借款合同》中吴佳的合同义务约定明确，不属于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责任义务，且合同订约方已经对借款债权担保的约定进行了安排，二者已明确区分，吴佳不应承担保证责任。1.吴佳的合同义务约定明确，不属于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责任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的规定，保证责任是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而案涉借款合同基本条款第3条约定：“（保证人）若本合同项下保证人为两人或数人的（统称为‘保证人’），则每个保证人之间对本合同中的借款人、贷款人对合同的履行进行监督。并对借款人按照本合同及补充性三方协议中规定的本金及利息的按时偿还起到监督和催收，并监督贷款到账及时还款。”即吴佳的合同义务就是对案涉借款合同的履行进行监督，包括对监督贷款人贷款到账的义务、借款人及时偿还贷款义务和催收义务，并不包括担保法意义上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承担履行义务的保证责任义务，应当尊重其意思自治。2.合同订约方已经对借款债权担保的约定进行了安排。案涉借款合同基本条款第13条约定：“（担保方式）借款人提供的担保方式可以是抵押、质押和保证或这三种方式的组合，相关担保合同另行签署。”本合同中并不涉及担保的内容。3.在本案起诉之日前，赵严从未要求吴佳承担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责任，且吴佳也从未作出任何要为债务人承担担保法意义上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吴佳与赵严之间未另行签订担保合同，故吴佳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和人民法院在一审审理陆卫军、张培根股权转让纠纷再审一案[案件编号：(2018)最高法民再294号]时的认定均可以看出，法律允许第三人向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作出非担保法意义上保证责任义务的承诺，且即使第三人在保证人处签字也不能当然推定第三人有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吴佳在签署借款合同时已经明确吴佳的“保证人”义务，更何况合同订约方已经对借款债权担保的约定进行了安排，二者可以明确区分，故本案吴佳并无要承担担保法意义上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三）吴佳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尽到了监督和催收义务，不存在违反合同的情形。吴佳自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贷款期限届满之日已经采取电话、短信等合法方式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已经尽到了监督及催收义务，不存在违反合同的情形。二、即便一审法院认定吴佳根据案涉借款合同的约定应当承担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责任，该保证责任也已经过了保证期间，吴佳应免除保证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借款合同中并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应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二）案涉借款债权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为贷款期限到期日2015年3月30日，故保证期间应自2015年3月31日计算至2015年9月30日。（三）在上述保证期间内，赵严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吴佳承担保证责任，吴佳就案涉借款债权免除保证责任。三、案涉借款合同的补充合同不能视为对案涉借款合同的变更，更不能视为将借款期限变更为随时履行，而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推定案涉借款合同未发生变更，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肆意解读合同、变更当事人权利义务，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合同的内容进行变更的，变更的内容应当明确，否则应当推定为未变更。（二）补充合同约定：“……鉴于乙方未还款的时间较长，甲方、乙方、丙方同意将此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保持至乙方全部履行借款合同各项条款后才能终止”并未就案涉借款合同的条款作出任何明确的变更，而且案涉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本就未约定终止日，即便不签订该补充合同，案涉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也应当保持至债务人全部履行合同各项条款前。（三）案涉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期限是明确约定的，而在补充合同中并未涉及借款期限变更的任何文字性表述，也没有约定案涉借款债权可以随时履行，应当视为案涉借款合同未发生变更。（四）赵严并未就案涉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变更为随时履行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赵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吴佳从未签署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的公证债权文书中所载借款合同，且该借款债权金额亦与案涉借款合同债权金额不同，二者并非同一债权。保证责任以主债权存在为前提，赵严并不能证明公证债权文书中所载借款合同的债权与本案为同一债权。案涉借款合同签订于2014年10月30日，贷款金额为1000万元，但赵严申请执行的公证债权文书中债权金额为1250万元，而债务人从赵严处实际取得的借款为1250万元，赵严陈述其中250万元本金为预先支付的利息属于虚假陈述，赵严并未提供1000万元的贷款，不存在贷款金额为1000万元债权，吴佳根本无须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仅凭其依职权调取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裁定书根本无法确定该债权是否与案涉借款债权为同一债权，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主债权是否存在的基础上，判令吴佳就公证债权文书中债权承担保证责任，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五、一审法院并未将其依职权调取的证据送达吴佳，亦未听取吴佳的意见，损害了吴佳诉讼权益，属于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调取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认定赵严作为申请执行人，依据北京中信公证处作出的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58329号生效公证书，申请对债务人潘某、薛丽进行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由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一审法院应当将上述证据送达吴佳，并听取吴佳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一审法院将该证据作为了定案的依据，一审法院违反规定，明显属于程序违法。六、赵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并严重侵害吴佳合法权益，已经构成虚假诉讼，二审法院应当予以制止，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移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赵严明知其为职业放贷人，累计向不特定对象放贷已达十余次，明知吴佳仅是作为见证人、监督及催收义务人而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人，明知吴佳并未在公证债权文书中所载借款合同中签字，明知公证债权文书中的借款合同与案涉借款合同并非统一债权等事实，仍采取虚构、捏造事实、隐瞒真实情况，提起民事诉讼，已经严重妨害司法秩序，并严重侵害吴佳合法权益，已经构成虚假诉讼，二审法院应当予以制止，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移送。对赵严的职业放贷行为，借款行为无效，吴佳不应承担责任。赵严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吴佳的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2014年，赵严通过刘某的爱人认识刘某，然后通过刘某认识吴佳，经吴佳的介绍认识借款人潘某，潘某为吴佳的朋友。因借款人潘某需要资金过桥，由吴佳带赵严到北京银行方庄一个支行，面见骆姓的女副行长，并向赵严出示了批准贷款8000万元的批贷函。赵严同意向潘某借款1000万元，并提出由刘某、吴佳作为保证人。鉴于此，2014年10月30日，形成涉案《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为潘某，贷款人为赵严，保证人为吴佳、刘某，该《借款合同》为刘某、吴佳提供。后因潘某未能履行债务，赵严于2018年7月26日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件于2017年4月4日以终结本次执行方式结案，执行裁定书认定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后，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2017年以后，赵严和刘某、吴佳协商，是起诉还是续签《补充合同》，将保证时效向后延，刘某同意续签合同，将保证期向后延长至2022年12月，吴佳不同意续延，形成本案。一、吴佳应该承担保证责任。吴佳上诉称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无法律根据。第一，赵严和潘某在本案发生借贷之前并非相识，而是通过刘某、吴佳的介绍相识，案涉借款金额高达1000万元，且无担保抵押物品，赵严要求刘某、吴佳提供保证责任属于人之常情；第二，案涉的《借款合同》是刘某、吴佳提供，按通常理解，刘某和吴佳在保证人处签字，刘某和吴佳均应承担保证责任。对于《借款合同》基本条款“3.（保证人）若本合同项下保证人为两人或数人的（统称为保证人），则每个保证人之间对本合同中的借款人、贷款人对合同的履行进行监督。并对借款人按照本合同之补充性三方协议中规定的本金及利息的按时偿还起到监督和催收，并监督贷款到账及时还款”但该条款保证人的责任不影响保证人的还款保证责任，应视为保证责任的加强、补充，和保证责任并不冲突。该条款并不能排他性的否定保证责任的存在；第三，在潘某无力还款时，赵严向吴佳、刘某催要，要求吴佳和刘某分别还款或续签担保合同，2019年3月1日吴佳曾通过微信让赵严去提起诉讼，然后他和刘某分别还款，同时表示还款后向潘某追偿。吴佳现根据借款合同基本条款3而排除己方承担保证责任无法律根据，2017年10月27日的《补充合同》进一步予以佐证。二、案涉《借款合同》未过保证期间。2014年10月30日，赵严和潘某、吴佳、刘某签订《借款合同》，贷款期间为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3月30日止（共计5个月）；2017年10月27日，四方又签订《补充合同》，约定变更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保证至潘某全部履行借款合同各项条款后才能终止。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赵严于2018年7月26日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视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8年7月26日，而赵严就本案起诉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未超出2018年7月26日后的二年保证期间。吴佳上诉称本案超过保证期间无法律根据。三、本案案涉款项1000万元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的公证债权1250万元为同一债权。吴佳上诉称本案案涉款项1000万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的公证债权1250万元不是同一债权，不能成立。赵严于2014年10月30日和潘某、吴佳、刘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出借1000万元，贷款期间为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3月30日止，贷款利息为月利率5.1%。2014年10月3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金额为1250万元（本金1000万元，利息250万元）。2014年10月31日赵严向潘某汇付1000万元。一审中，赵严已向法庭予以说明，赵严实际向潘某出借1000万元，余款250万元属于预期利息，经一审法院予以查明，本案案涉款项1000万元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的公证债权1250万元为同一债权。综上，吴佳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根据。吴佳通过介绍赵严出借资金给潘某而获利，在潘某无力偿还借款时，刘某愿意承担继续保证责任，而吴佳却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实属不当。赵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佳给付赵严借款本金500万元以及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日开始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2.判令诉讼费用由吴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4年10月30日，潘某作为借款人，与作为贷款人的赵严以及作为保证人的吴佳、刘某三方签署了案涉借款合同。该合同具体条款表中，再次明确了三方主体各自的身份。借款合同要素处约定贷款金额为10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3月30日止，贷款利率为月利率5.1%，按月结息到期一次还本，逾期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的2倍。潘某在该页落款处的“借款人（签署）”后签字，赵严在“贷款人（签署）”后签字，吴佳与刘某则在“保证人（签署）”后签字。签署日期均为2014年10月30日。此外，借款合同基本条款第3条约定：若借款合同项下保证人为两人或数人的（统称为“保证人”），则每个保证人之间对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贷款人对合同的履行进行监督。并对借款人按照借款合同及补充性三方协议中规定的本金及利息的按时偿还起到监督和催收，并监督贷款到账及时还款。二、一审庭审中，赵严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27日的补充合同，而吴佳则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7年2月7日的补充合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份合同文本内容完全一致：“甲方与乙方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具体条件见借款合同），丙方为保证人。合同规定2015年3月30日偿还此笔借款，乙方至今未予偿还本金及大部分利息。鉴于乙方未还款的时间较长，甲方、乙方、丙方同意此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保持至乙方全部履行借款合同各项条款后才能终止”。甲方（贷款人）处有赵严的签字，乙方（借款人）处有潘某的签字，丙方（保证人）处有刘某、吴佳的签字。赵严主张该合同签署时间为2017年10月27日，吴佳则主张该合同签署时间为2017年2月7日。三、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认定赵严作为申请执行人，依据北京中信公证处作出的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58329号生效公证书，申请对潘某、薛丽进行强制执行。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58329号公证书确定：一、被执行人为潘某、薛丽；二、执行标的包括：1.借款本金，人民币壹仟贰佰伍拾万元整（12500000元）。2.借款利息，自2015年3月31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3.违约金，自2015年3月31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二计算。借款利息、违约金，总计不超过年利率24%。三、责任范围，潘某、薛丽作为借款人，应就上述债务向赵严承担清偿责任。权利人于2018年7月2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6日立案执行。该案于2019年4月4日以终结本次执行方式结案，且执行裁定书认定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后，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截止至本案一审庭审辩论终结之时，没有证据显示该案已经恢复执行。四、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就案涉借款合同与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58329号公证书的关系，赵严表示该公证书对应的借款合同即为本案案涉借款合同。在本案借款合同项下，赵严实际向潘某出借1000万元，余款250万元属于预付利息。且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潘某没有向赵严清偿任何借款本息。就刘某与吴佳二人承担保证责任范围，赵严表示因刘某和解态度较好，积极与赵严协商还款，因此赵严同意仅在500万元本金及其产生利息范围内向刘某主张保证责任；为避免日后执行冲突，赵严同样同意仅在剩余500万元本金及其产生利息范围内向吴佳主张保证责任，此后亦不再就另一半500万元本金向吴佳主张保证责任。此外，赵严自认刘某已经向其清偿50万元，但抵扣对象尚未明确。五、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吴佳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潘某、刘某作为共同被告；吴佳还向一审法院申请查明2014年10月30日至今潘某的还款情况、潘某名下房屋的查封情况以及（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案件所涉1000万元借款的执行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应当确认为吴佳是否应就案涉10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其利息承担保证责任。对此争议，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就主债务内容及其履行期限，应当从2014年10月30日借款合同开始认定。该借款合同认定主债务本金为1000万元，利息为月利率5.1%，逾期后利率加倍；借款期限为2014年10月31日起至2015年3月30日为止。就上述内容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进行对比，能够认定二者之间并无冲突。此外，一审法院注意到（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案件中认定本金数额为1250万元，该数额与案涉借款合同记载本金数额并不一致。但是结合赵严本人所作自认，能够将1250万元中的250万元本金认定为预先支付的利息，因此仅应以1000万元为限认定案涉借款合同的出借本金。其次，就案涉补充合同的性质与法律效果，一审法院分析如下：虽然赵严与吴佳就该合同实际签署日期各执一词，但双方所提交合同文本内容完全一致。根据该合同记载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实际上达成了为案涉借款展期的变更合意。具体而言，该补充协议确认了案涉借款合同本金与大部分利息并未偿还的事实，且该补充协议约定三方“同意此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保持至潘某全部履行借款合同各项条款后才能终止”。上述文字表述并非严谨的法言法语，因此应当从并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普通公众的视角对该约定进行解释。据此，一审法院认为潘某、赵严、吴佳与刘某四人作出上述约定的真实意思是继续履行借款合同中的原有条款，直至潘某全部还清欠付借款本息为止。在此情况下，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视为借款期限约定不明，因此潘某可以随时返还，赵严亦可催告潘某在合理期限内偿还借款本息。第三，就吴佳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节，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与补充合同中，吴佳均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确认。虽然借款合同第3条对保证人的职责另有约定，但该约定与通常理解下保证人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并不冲突。换言之，该约定并不能排他性地否定保证责任的存在。据此，在案涉借款合同关系中，吴佳应当作为保证人承担相应保证责任。而在借款合同与补充合同中，对吴佳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并未作出约定。据此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认定吴佳对案涉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对于保证期间，如前所述因潘某、赵严、刘某与吴佳四人已经对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期限协商一致后变更为随时履行。因刘某、吴佳二人亦在补充合同上签字确认，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该变更对刘某、吴佳二人同样产生法律效力。而在此情况下，应当将“甲方、乙方、丙方同意此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保持至乙方全部履行借款合同各项条款后才能终止”一句按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进行解释，即“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而就主债务履行期，因赵严在2018年7月26日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就潘某、薛丽申请强制执行，应视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8年7月26日（未考虑合理宽限期），而赵严向一审法院起诉吴佳的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并未超出2018年7月26日后二年的保证期间。据此，本案案涉保证期间并未届满，吴佳仍应对案涉主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而对于本案中吴佳提出的各项申请，一审法院逐一回应如下：对于吴佳申请追加刘某、潘某为被告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案涉借款的性质，潘某是主债务人，刘某、吴佳二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就债务性质而言属于连带之债。因此债权人有权选择任一或全部债务人同时主张债务，无须在同案中将全部债务人作为必要共同被告追加；对于吴佳调查取证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裁定书已经就案涉主债务的履行结果作出认定，在该案并未恢复执行的情况下，仍然应当以该案文书作为主要依据。况且吴佳作为保证人，亦有主动查明债务人履行债务结果的证明责任，该项证明责任并非法院依职权应当主动调查取证的内容。关于查封与执行情况，（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裁定书已经一一载明，不再赘述。综上，吴佳应继续就案涉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裁定书已经对主债务内容、执行经过与结果作出认定，在该案并未恢复执行的情况下，应当以前述执行裁定书作为认定主债务内容的法律依据。具体而言，因四倍同期贷款利率外加日万分之二的已经超过年利率24%的上限，一审法院认定应当以年利率24%计算利息。而起算利息的时间点亦应以2015年3月31日起计算。据此，主债务人与保证人应当在（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案件确定的给付金钱义务范围内，以1000万元本金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清偿借款本金1000万元以及自2015年3月3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1000万元本金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但因赵严明确表示仅向吴佳在500万元本金及其产生相应利息的范围内主张按份连带责任一节，一审法院认为赵严作为债权人，将吴佳与刘某二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由连带共同保证变更为按份共同保证，该意思表示并未加重吴佳与刘某二人本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属于债权人自行放弃部分债权，一审法院亦不持异议。对于按份共同保证，就刘某已偿还50万元的抵扣对象，并不能改变本案中吴佳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此外，就日后执行回款抵扣对象，若未来实际从潘某处执行到可清偿财产，应将执行案款二等分后同等减轻吴佳、刘某二人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吴佳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裁定书确定的主债务人潘某、薛丽追偿。据此，判决：一、吴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赵严借款本金500万元以及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31日起计算至上述本金实际清偿之日为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产生的利息；二、吴佳履行判决主文确认第一项给付金钱义务后，有权向潘某、薛丽进行追偿；三、驳回赵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吴佳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为支持己方主张，吴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赵严同借款人潘某、薛丽所签并进行公证的借款合同及公证书[（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58329号]、证据2.赵严同借款人潘某、薛丽就公证借款合同申请出具的执行证书[（2017）京中信执字01125号]，证明赵严与借款人潘某、薛丽实际履行的1250万元公证借款合同与本案涉诉的1000万元借款合同不具关联性，且吴佳在因诉看到公证借款合同和执行证书前，不知晓该份实际履行的1250万元公证借款合同的内容，也并未参与该合同的订立过程，不应对此合同承担任何义务；证据3.潘某账号为×××的工商银行账户（赵严同借款人潘某、薛丽的公证借款合同中指定的收款账户）的银行流水，证明赵严向潘某实际转账金额为1250万元，与前述公证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一致。同时，公证处依据公证的借款合同所出具的执行证书中，明确核定赵严出借金额为1250万元。本案诉涉的1000万元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证据4.赵严同潘某及薛丽的借款合同公证证书[（2015）京中信内民证字30620号]（借款金额200万元）、证据5.赵严同潘某及薛丽的公证借款合同[（2015）京中信内民证字107016号]（借款金额120万余元）、证据6.赵严同潘某及薛丽的公证借款合同[（2015）京中信内民证字108258号]和（2016）京中信执字00894号公证执行书（借款金额300万元）、证据7.赵严同潘某及薛丽的公证借款合同[（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69772号]（借款金额600万元）、证据8.赵严同案外人高飞借贷纠纷的裁判文书截图、证据9.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复印件，内容涉及赵严同案外人周星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证据10.赵严同案外人郭丹的转账记录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1561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终3397号民事裁定书截图，通过证据4-10证明，赵严应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其两年内至少向5名不同的自然人、单位出借资金10笔以上，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53条中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条件。赵严对上述证据认为，认可证据1-3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对于证据4、6、7、8、9、10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郭丹、高飞都是吴东的朋友，周星是刘某的朋友，赵严不构成职业放贷人。为支持己方主张，赵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潘某的证言，证明潘某的借款过程，及涉案1000万元借款与公证《借款合同》中的1250万元为同一笔债权；证据2.刘某的证言，证明涉案1000万元借款与公证《借款合同》中的1250万元为同一笔债权，刘某修改了《借款合同》中有关保证的条款定义；证据3.赵严和吴佳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吴佳要求赵严去起诉，吴佳和刘某分别还钱，然后由吴佳和刘某向潘某主张还款。在2019年3月1日吴佳与赵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如下内容：赵严：唉，真难！五年了。吴佳：直接告吧，官司一判，我跟刘某分别还钱，然后我们再找老潘要钱。到时候就是我们跟老潘之间的事了。先把您二位解脱出来。有多少钱先还多少钱。隔着您二位，我也不好跟老潘直接动手……；证据4.南京银行转账凭证3张，证明250万元来自于潘某，公证《借款合同》中的1250万元与涉案1000万元借款为同一笔债权。吴佳对上述证据认为，潘某应到庭作证，刘某的证言不可信，无法确认刘某是否出于真实目的而提供证言，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吴佳仅是出于考虑赵严年事已高而说的安慰的话，对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吴佳还向本院提交了落款处显示有潘某签名的手写的《证明》，内容提及赵严提供的2021年2月4日的有潘某签字的书证，有大量不实陈述。赵严向本院提交了其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交的《个人信用报告》，显示其本人名下无贷款记录。就上述证人潘某出具的两份内容有矛盾的书面证言，潘某本人未能到庭陈述。证人刘某到庭作证，称：刘某和吴佳是同事。吴佳与潘某早就认识，为了开展业务，吴佳把潘某介绍给了刘某。因潘某贷款需要过桥资金，找到吴佳，吴佳就找到了刘某，刘某找到了赵严。公证借款合同中的1250万元，是有1000万元的本金和250万元的利息，便于今后执行，与涉案《借款合同》中的1000万元是一回事。涉案《借款合同》是刘某找来的版本，封面首页和具体条款表都有保证人一项，赵严表示必须要有保证人为她的债权作担保，没有保证人对借款的担保，赵严不会同意放款。吴佳表示让刘某改一下合同，那意思刘某明白，想规避担保责任，刘某思想深处也有不想承担责任的意思，是在签之前改的《借款合同》基本条款的第3条保证人条款，并没有就此向赵严进行说明。1000万元借款到期后，潘某因房子被恶意抵押，银行贷款没下来，赵严和爱人吴东非常着急，几乎每一两个星期就找刘某和吴佳要钱，叫刘某和吴佳想办法还钱。2015年至2017年三年间从未间断过。赵严向刘某和吴佳提出保证人时效问题，协商后于2017年10月27日签订了《补充合同》，刘某和吴佳在保证人处签了字，没有再提监督和催收了。2018年刘某和吴佳就分开了。到2019年9月2日刘某与赵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二》，刘某承认承担保证人的连带保证责任，吴佳没签该合同。吴佳对证人刘某的上述陈述认为，与事实不符，是刘某对吴佳提出来保证人条款不要写这么重，最早一版的合同是吴佳从网上下载下来的，明确写保证，当时潘某为了整理院子，如果不能签约会影响后续的发展，吴佳提供的合同版本最终没有用，后来又重新修改的，最后签约的是刘某从小贷公司找来的版本。吴佳是听刘某说的已经和赵严说过修改保证条款的过程，吴佳未就此与赵严进行核实。赵严认为证人刘某的陈述符合事实，并认为如果不是刘某、吴佳担保，赵严不可能出借涉案款项，如果刘某、吴佳只是督促还款的责任是违背常识的，刘某、吴佳是糊弄了赵严。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从行文格式上看系打印文本，包括“一、借款合同具体条款表”“二、借款合同基本条款”两部分构成，其中在“一、借款合同具体条款表”中以表格方式列明了本案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等合同要素，并在该列表下方有“本借款合同签署位置”，潘某作为借款人、赵严作为贷款人、吴佳和刘某作为保证人分别在此处签字确认。而吴佳作为己方承担责任的合同依据“基本条款3.（保证人）”的相关约定与赵严签字页并未在合同同一页上。根据吴佳以及证人刘某所述《借款合同》的签订过程可以看出，涉案《借款合同》系作为保证人的刘某提供，但吴佳也曾提供过其他《借款合同》的文本，并且吴佳和刘某对其中“基本条款3.（保证人）”的内容共同进行了修改，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就该修改内容部分提醒赵严注意并进行说明。故本院认定涉案《借款合同》为保证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法律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为保障债权的实现，是债权人与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的通常原因和目的。而按照吴佳的理解，涉案《借款合同》“基本条款3.（保证人）”所约定的“若借款合同项下保证人为两人或数人的（统称为‘保证人’），则每个保证人之间对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贷款人对合同的履行进行监督。并对借款人按照借款合同及补充性三方协议中规定的本金及利息的按时偿还起到监督和催收，并监督贷款到账及时还款”的约定将保证人的义务限定在“监督和催收”范围内，根本无法保障赵严债权的实现，完全背离了保证的法律意义及目的和功能，该有关“保证人”义务的内容免除了吴佳的保证责任，是对赵严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限制，排除了赵严在保证合同中作为债权人的主要权利。因《借款合同》系保证人提供的格式合同，且经保证人修改的保证责任条款既未向赵严提醒注意和说明，又存在排除赵严主要权利的情形，本院认定《借款合同》中的“基本条款3.（保证人）”所约定的内容应为无效条款。故吴佳以该条款约定为由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因《借款合同》对吴佳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并未作出约定，故吴佳依法应对案涉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涉案《借款合同》1000万元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案件中认定本金数额为1250万元的关系问题，结合赵严本人所作陈述、证人刘某证言内容以及赵严所提供的转账凭证等，将涉案《借款合同》中1000万元本金计算预先支付的利息后与本金1000万元累计为1250万元，约定为公证的借款合同中的本金金额，该解释具有合理之处，因此一审法院以1000万元为限认定涉案《借款合同》的出借本金，并无不当。吴佳上诉提出涉案《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赵严与潘某履行的是本金金额为1250万元的经过公证的《借款合同》，缺乏依据，且与吴佳在之后与赵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所述意见不符，本院对吴佳此项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关于保证期间的问题，本院认为，赵严、潘某、吴佳、刘某在《补充合同》中明确约定“鉴于乙方（即潘某）未还款的时间较长，甲方、乙方、丙方同意此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保持至乙方全部履行借款合同各项条款后才能终止”，各方当事人已事实上达成了有关涉案《借款合同》展期的合意，即各方继续履行《借款合同》直至潘某全部还清欠付借款本息为止。其中，对潘某的履行期限未作限制，潘某可以随时返还，赵严亦可催告潘某在合理期限内偿还借款本息。《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赵严在2018年7月26日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就潘某、薛丽申请强制执行，应视为此时主债务履行期届满，赵严向一审法院起诉吴佳的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并未超出保证期间。吴佳提出了赵严的诉讼请求超出保证期间的上诉理由，但基于本院上述认定，以及吴佳在2019年3月1日的其与赵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愿意承担还款责任的意见，本院对吴佳的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吴佳上诉还提出，赵严系职业放贷人，但经本院在北京法院数据分析平台查询检索，并未发现有吴佳上诉提出的与赵严出借款项相关事实之外的其他案件信息，并结合赵严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记载内容，本院认为吴佳此项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吴佳申请本院调取赵严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本院不予准许。至于吴佳提出一审法院未将依职权调取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执7116号执行裁定书送达吴佳，亦未听取吴佳的意见，程序违法。因吴佳已于本院审理过程中对此表达了己方意见，且此项上诉理由并不能有效支持其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吴佳在500万元本金及其产生相应利息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吴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吴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珊审 判 员  石 磊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