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晋08民终17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应县未亿群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大黄巍乡颉庄村。 法定代表人：韩仁贵，系该社负责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臧天利，男，197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应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云珍，女，1978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保平，山西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亮山，山西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新胜，男，197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临猗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红梅，女，1968年8月9日出生，汉族，山西省临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保泽，山西省临猗县郇阳市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王飞，男，1980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猗县。 原审被告：庞永生，男，197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鹤壁市浚县。 原审被告：鲁晓智，男，197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 原审被告：吕志永，男，196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应县。 原审被告：刘玉梅，女，1967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西省应县。 上诉人应县未亿群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未亿群合作社）、臧天利、韩云珍因与被上诉人史新胜、史红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1民初1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未亿群合作社、臧天利、韩云珍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临猗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1民初1506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无责任。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出现的死猪问题与上诉人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涉嫌虚假、恶意诉讼。(1)被上诉人方出现的死猪问题时,并未第一时间联系我方,而是在一个月后才通知上诉人,且被上诉人在一审审理举证时并未举出死亡证明,也没有确诊死猪死因的证据,故死猪数量不清,死亡原因不明,没有证据证明猪的死亡与疫情有因果关系,在生猪卖出这么长时间以来,任何饲养不当或食物中毒都可能导致该后果,这就是说原判认定的事实、死猪死亡原因与我方未做检疫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我方没有过错,因此判决我方承担部分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特别是兽医站的证明根本就是一个伪证,应作为非法证据依法排除,因为他是怎么监督的,既没有诊断病历,也没有合法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报告,特别是对猪的死亡原因都没有准确结论,因此被上诉人有涉嫌虚假诉讼的可能。(2)上诉人与吕志永及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并没有书面买卖合同,也没有约定由我方承担饲养风险,故我方在生猪卖出后不承担饲养不当带来的风险。2、原告起诉主体错误,我方作为被告不适格。一审判决经审理认定的上诉人未亿群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是错误的。上诉人先于2020年2月26日收到吕志永打来的30000元定金,后于2020年2月29日收到其打来的490660元购猪款,按照交易习惯达成买卖合同,故买卖合同交易的双方为上诉人与吕志永,我方与被上诉人并不相识,也不知道被上诉人的存在,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合同约束的买卖双方为上诉人与吕志永,对第三人不发生合同效力,故被上诉人并没有资格起诉我方。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判适用的法律条款与本案事实没有因果关系,特别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中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检疫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认为上诉人未对涉案动物申报检疫而应当承担主要的瑕疵担保责任,该认识是有偏颇的。上诉人与吕志永之间的买卖合同,并无特别约定,则在生猪交付时,生猪的所有权转移,接受货物的一方为“货主”,故应由“货主”吕志永办理申报检疫手续,与上诉人无关。 史新胜、史红梅答辩称：首先,答辩人与上诉人的生猪交易是在原审各被告共同交易下完成的,整个交易的任何信息都是一审被告王飞提供的,生猪当天拉回来时就不断出现死猪现象,答辩人多次通过王飞联系上诉人反映这一情况都被无情阻隔,无奈答辩人才提起诉讼,何来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其二,上诉人是本次生猪交易的实际出卖方,该出售的货物为动物或动物产品,应受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作为一个养殖专业合作社,出售生猪不但未提供检疫证明,反而在出售后隐瞒各种事实,百般抵赖,存在明显恶意,主观、行为均存在过错,难道不应承担责任?其三,答辩人起诉上诉人主体适格,虽然交易通过其他人都只是款项流转,但答辩人是直接从上诉人的养殖场购买的生猪,上诉人未亿群养殖专业合作社是这批生猪的生产商,既是实际的出卖方,其作为被告完全适格。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判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鲁晓智陈述称：我是拉猪中间负责打款的，我不应该承担责任。 史新胜、史红梅原审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各被告共同退还二原告购猪款720000元及利息，并赔偿二原告运费8400元；二、依法判令各被告承担饲料款、兽药款17410元。 原审查明：二原告合作从事生猪养殖。2020年2月27日，王飞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仔猪信息，联系方式17603592333（王飞手机号码），刘武奎（史新胜的朋友）看到信息后截图转发给史新胜，史新胜与王飞电话联系了解仔猪信息。2月28日早上，史红梅与王飞电话约定购买仔猪事宜（仔猪地大同方向、数量、价格），并通过微信给王飞支付定金50000元。王飞与庞永生联系约定“2月29日应县未亿群合作社拉猪”。王飞联系晋M晋Ｍ×××××车，并与原告约定运费支付方式。当晚史新胜和王飞乘坐晋M晋Ｍ×××××车前往应县拉仔猪。2月29日中午到达未亿群合作社，在场人还有庞永生、鲁晓智、藏天利等人，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因生猪过大而停止交易，实际交易仔猪233头，结算730000余元，经协商按720000元付款。史新胜通过手机银行给王飞转账50000元，让田宏健等5人给王飞转账520000元（田宏健100000元、荆文彪50000元、李桃100000元、陈站军70000元、王全红200000元），王飞让史新胜扫码支付100000元（史新胜、荆波微信各转庞永生50000元）。3月1日生猪运回临猗，史新胜支付运输费8400元。 3月3日，二原告向辖区北景畜牧站反映情况，从朔州购买233头仔猪且仔猪有死亡现象；3月5日，北景畜牧站来原告养殖场了解情况后，要求做好消毒和观察工作；3月9日，北景畜牧站工作人员来现场实地察看，要求在养猪场东边深坑监督深埋处理，并用白石灰、火碱消毒，截止4月12日监督处理213头。3月31日，临猗县农业农村局给运城市农业农村局汇报《关于应县未亿群养殖专业合作社涉嫌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动物需协查的请示》；同日，运城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给朔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发出《关于应县未亿群养殖专业合作社涉嫌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动物需协查的协查通报》；4月1日应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立案审查，未亿群合作社涉嫌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动物的行为。5月26日北景畜牧站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记载内容“临猗县北景乡畜牧兽医站自2020年3月1日至今，共监督北景乡石家庄村史新胜猪场无害化处理死猪213头，所处理死猪均未佩戴动物免疫标识”。 涉案生猪交易资金流向情况为：王飞实收原告620000元，安排史新胜给庞永生转账100000元，王飞给庞永生实际转账523000元，庞永生给鲁晓智转账570000元，鲁晓智给孙长海转账536000元，孙长海给刘玉梅转账486120元，刘玉梅又给臧天利转账670660元，臧天利3月1日转付给韩云珍500000元。当事人对涉案法律关系及资金事宜持各种意见，具体为：原告称各被告均经手购猪款，共同配合完成仔猪交易，是出卖人，与各被告是买卖关系；王飞称其认识庞永生，不认识其他被告，史新胜查看仔猪，与我商定价格，我与其他中间人商定价格，价格多方商定后，史新胜选猪，我收到原告的款项后，扣除经济费、手续费后全部转给庞永生；庞永生称王飞给我打电话客户要猪，我联系了李岩，李岩说要付定金，王飞支付定金后，我又转发给李岩，我只联系介绍，不认识原告，在场结算时，王飞给我转账500000余元及微信两个50000元，转账过程中扣除介绍费和服务费共50000元左右；鲁晓智称其和李岩是合伙，当时在场，坐在车上，没有参与，负责转款和沟通，庞永生给我转款570000元，扣除费用12000余元后，转给孙长海（猪经纪人）584961元（不包括扣除的费用）；孙长海未到庭未陈述；刘玉梅和吕志永称王亚琴联系吕志永说有人买猪，就联系了臧天利，吕志永只是介绍，没有参与原告选猪和拉猪，孙长海给我转了486120元，另一个人给我定金50000元，扣除中间费45460元，转给臧天利490660元；未亿群合作社和臧天利及韩云珍称我们和吕志永交易，其他人不认识，3月27日收到吕志永定金30000元，拉猪时臧天利收到吕志永转账款490660元（包括定金）。 另查明，未亿群合作社于2012年10月25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养殖肉羊、猪、牛、禽类，韩仁贵系该合作社股东及董事长，臧天利系该合作社股东及实际控股人，臧天利与韩云珍系夫妻关系。吕志永与刘玉梅系夫妻关系。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及各被告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二、各当事人是否履行合同权利义务，原告的损失应否赔偿；三、原告的损失如何计算。一、原、被告及各被告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各当事人争议较大，争议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或居间合同。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原告与王飞手机联系后，王飞告知原告大同方向的仔猪，原告已知王飞不是猪仔的出卖方；（二）各当事人相邻相识，相邻外不认识，相互默契让未亿群合作社的猪转移于原告，并最终收到原告支付的付款；（三）王飞、庞永生、鲁晓智、孙长海、刘玉梅的资金流向上看出，上家收款扣除本人费用（信息费、服务费）后，余款转下家；（四）王飞、庞永生、鲁晓智、孙长海、吕志永积极参与促成原告与未亿群合作社交易，交易环节缺一不可。根据本案中的特点结合各当事人的陈述，可知原告需求仔猪，未亿群合作社出售仔猪，王飞得知原告需求仔猪信息后，与庞永生、鲁晓智、孙长海、吕志永共同分享信息，将买卖双方联系起来促成交易后获得部分佣金的行为。虽然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但是结合当事人之间的微信记录、付款凭证及各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未亿群合作社以实际的行动完成买卖人应履行的义务，王飞、庞永生、鲁晓智、孙长海及吕志永以实际行动完成居间人应履行的义务。故认定原告与未亿群合作社系买卖合同关系，王飞、庞永生、鲁晓智、孙长海及吕志永是原告与未亿群合作社的共同居间人。二、各当事人是否履行合同权利义务，原告的损失应否赔偿。本案仔猪死亡后，畜牧站及时监督对仔猪采取深埋方式进行无公害处理，畜牧站未出具仔猪死亡原因证明材料，未亿群提供2020年3月8日应县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未亿群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的证明及猪血样检测报告证明所出售生猪合格，但未提供涉案交易生猪合格证明。各方当事人对此难以提供有利证据证明，在原因已难以查明的情况下，本院从整个交易流程中各方存在的违约行为、瑕疵担保、风险承担、减损义务及举证责任对各方应承担的责任进行综合认定。被告未亿群合作社作为实际的出卖人，对出售的标的物符合质量要求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检疫法》第四十二条“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现场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实施现场检疫的官方兽医应当在检疫证明、检疫标志上签字或者盖章，并对检疫结论负责”及第四十三条“屠宰、经营、运输以及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的动物，应当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应当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国家政策严格生猪养殖、经营、运输等环节的监督，未亿群合作社未对涉案动物申报检疫，其出售未经检疫合格的仔猪，应当承担主要的瑕疵担保责任；被告臧天利作为未亿群合作社的实际控股人，又参与仔猪交易，交付款又进入个人账户，应与未亿群合作社共同承担责任；被告韩云珍虽未参与生猪买卖行为，但其作为臧天利妻子，收到臧天利转账500000元，与臧天利有经济利害关系，与涉案交易有关，应与未亿群合作社共同承担责任。二原告作为买受人和养殖户，明知省内调运猪仔，应提前三天向辖区乡镇兽医站申报，同意后方可调运，仔猪落地后24小时内向辖区乡镇兽医站检疫证明等材料，二原告购买未经检疫涉案仔猪，自身也未及时依法检验，且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买回仔猪按照合理方式饲养，出现病情后采取了合理的防治措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认定其接受标的物存在一定瑕疵风险的责任及造成一定损失扩大的责任；王飞、庞永生、鲁晓智、孙长海及吕志永作为共同居间人，有如实报告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王飞等人代收价款并收取各自报酬中，还有以下几个事实：（1）王飞收取原告233头仔猪价款720000元；（2）2020年4月13日应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核查情况中记载“…通过与生猪经纪人吕志永联系，平均每头2000元，总计486000元…”；（3）应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对藏天利的询问笔录中记载“问：你出售的生猪买家谁？答：我只与经纪人吕志永联系，不知买家是谁”；（4）原告在涉案中除了王飞外不认识其他当事人，也不知道其他当事人的身份。可看出，居间人未告知交易中真实的出卖方和买受方身份，隐瞒出卖方和买受方涉案仔猪交易单价，未告知其他居间人身份，故居间人未尽如实告知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刘玉梅是吕志永妻子，虽然个人账户有资金流向，但其行为是吕志永的授意，且未参与涉案仔猪交易，不应承担责任。三、原告的损失如何计算。原告购回仔猪发现死亡现象后，及时向辖区畜牧站反映情况，畜牧站工作人员监督对死猪进行深埋处理，并汇报有关部门，被告辩称原告的死猪是否从应县未亿群合作社购买，且北景畜牧站没有检疫职能，应提供死猪死亡原因证明，怀疑证据不真实。本案结合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各方的陈述及证据，以及购买、发病时间等现实情况，认定本案所涉死亡仔猪系原告从被告未亿群合作处购买，北景畜牧站系县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派驻兽医机构，有负责辖区动物检疫及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的实施、指导、监督职责，畜牧站工作人员参与、监督死猪深埋处理，并出具书面材料证实，被告对畜牧站材料提出异议，但该材料来源系原告向本院申请依法调取，该材料是畜牧站工作人员记录，原告看后属实签名，宣读后让原告签字，原告死猪数量认定213头。原告的死亡猪的损失，参照原告购买时的数量和价款平均计算即658197元（720000元÷233头×213头）；原告主张的运输费8400元，有交易记录及当事人陈述，能够相互印证，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原告主张饲料款、兽药款17410元，因不符证据形式要件，不予支持，原告的损失共计666597元。综上所述，根据各方存在的违约行为、瑕疵担保、风险承担、减损义务及举证责任综合认定，出卖人、买受人及居间人各承担原告损失的三分之一，即被告未亿群合作社、臧天利赔偿222199元，被告王飞、庞永生、鲁晓智、吕志永、孙长海赔偿222199元，二原告的其他损失自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应县未亿群养殖专业合作社、臧天利、韩云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史新胜、史红梅222199元；二、被告王飞、庞永生、鲁晓智、吕志永、孙长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史新胜、史红梅222199元；三、驳回原告史新胜、史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84元，保全费3520元，共计14604元，二原告负担4868元，被告应县未亿群养殖专业合作社、臧天利、韩云珍负担4868元，被告王飞、庞永生、鲁晓智、吕志永、孙长海负担4868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未亿群合作社、臧天利、韩云珍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及是否应当对被上诉人史新胜、史红梅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未亿群合作社、臧天利、韩云珍称其作为被告不适格，但根据本案现已查明事实，原审被告王飞、庞永生、鲁晓智、孙长海、吕志永将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史新胜、史红梅联系起来促成交易后获得部分佣金，在此期间买卖标的物即233头仔猪并未进行交付，而是在商谈好价格后由被上诉人史新胜在王飞等人的陪同下直接到上诉人未亿群合作社处将仔猪拉走，原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认定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史新胜、史红梅之间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正确，三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三上诉人所提案涉死猪数量不清、死亡原因不明，没有证据证明猪的死亡与疫情有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经查，未亿群合作社未对涉案动物申报检疫，其出售未经检疫合格的仔猪，原审法院认定其应当承担主要的瑕疵担保责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史新胜、史红梅所购买仔猪死亡的数量，系在其辖区北景畜牧站监督下深埋处理仔猪213头，原审法院在仔猪死亡原因难以查明的情况下，从整个交易流程中各方存在的违约行为、瑕疵担保、风险承担、减损义务及举证责任对各方应承担的责任进行的综合认定，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故对三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三上诉人所提其余上诉理由，缺乏充分事实依据及法律根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未亿群合作社、臧天利、韩云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33元，由上诉人应县未亿群养殖专业合作社、臧天利、韩云珍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智勇 审判员  张山平 审判员  解和吉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