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8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凯凯，男，1983年4月28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红雪，北京众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景梅，女，198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红雪，北京众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红娟，女，1966年5月4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嘉麟，北京杨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爽，北京杨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常建国，男，1961年4月3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诉人常凯凯、上诉人吴景梅因与被上诉人叶红娟及原审第三人常建国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14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后因案情复杂，本案由独任审理转为合议庭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凯凯及其与上诉人吴景梅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红雪，被上诉人叶红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嘉麟，原审第三人常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凯凯、吴景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驳回叶红娟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叶红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涉案赠与合同应当早在2015年订立时就获得了叶红娟的认可。（一）常凯凯、吴景梅一审提供的刘某的证人证言证实，涉案赠与合同订立时，叶红娟在场且未表示异议，该证人证言与常凯凯、吴景梅及常建国的陈述相互印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在有法律规定、约定或交易习惯时，也能以沉默表意。”家庭成员之间的赠与关系并非一般的财产关系，具有其特殊性。本案中，无论是在订立赠与合同时还是在赠与行为发生时，叶红娟均未表示过异议，而且父母在子女结婚时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符合我国的民间习惯和善良风俗，是家庭传承的一部分。因此，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应当认为叶红娟在2015年赠与合同订立时是认可的。（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涉案赠与合同订立时，叶红娟在场并未表示异议，常凯凯基于继母与继子之间的关系，有理由相信叶红娟对该赠与是认可的。二、叶红娟明知且同意涉案赠与行为，却谎称常建国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而主张合同无效，不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且违背公序良俗。（一）叶红娟早就明知常建国向常凯凯、吴景梅赠与涉案钱款的事实，却谎称其是在离婚诉讼中才得知，并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实质上是因与常建国离婚，而对赠与行为的反悔，目的是为了在离婚诉讼中多分财产。叶红娟的该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严重侵害了常凯凯及吴景梅的合法权益。（二）涉案赠与行为发生在2015年，且该赠与行为符合我国的善良风俗。叶红娟为在与常建国的离婚诉讼中多分财产而主张赠与合同无效，会破坏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甚至影响常凯凯及吴景梅的正常生活。若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判思路，那么父母中任何一方均能以自己不知情为由向子女主张赠与合同无效，这不仅会导致两个家庭的财产关系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还可能成为子女离婚时转移财产的合法事由，更会让子女的婚姻关系成为父母离婚时争夺财产的牺牲品。因此，叶红娟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不应得到支持。三、即便赠与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判决常凯凯、吴景梅向叶红娟返还财产也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更超越了叶红娟的诉讼请求。（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即便合同无效，也应当将法律关系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由常凯凯、吴景梅向常建国返还涉案钱款。如果叶红娟对涉案钱款主张其他权利，则属于其他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处理。（二）叶红娟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涉案赠与合同无效，并未要求常凯凯及吴景梅向其返还涉案钱款，一审判决内容超越了叶红娟的诉讼请求，具有明显错误。叶红娟辩称：不同意常凯凯、吴景梅的全部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中，证人刘某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赠与行为未经过叶红娟的同意，赠与行为应属无效。首先，证人刘某所作证的内容全部不属实，叶红娟不认可该证言的真实性；其次，证人刘某是常建国的母亲，常凯凯的奶奶，其与常凯凯、吴景梅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再次，父母不赠与子女钱款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常建国未经叶红娟同意的赠与行为就应当无效；最后，叶红娟对于常建国赠与常凯凯、吴景梅钱款的事实确实不知情，常建国在与叶红娟婚姻存续期间向常凯凯、吴景梅赠与房屋首付及装修款的行为属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该行为既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又未经叶红娟的同意，损害了叶红娟的利益，侵犯了叶红娟的财产权益，该赠与行为应认定为无效。二、叶红娟有权要求常凯凯、吴景梅返还款项。夫妻财产是共有，任何一方都享有所有权，所以叶红娟有权利要求返还。现叶红娟与常建国仍为夫妻关系，两人均有权持有夫妻共同财产，向叶红娟返还与向常建国返还是一样的，故常凯凯及吴景梅应当向叶红娟返还赠与的全部款项50万元。常建国述称：不服一审判决，同意常凯凯、吴景梅的上诉意见。在2018年叶红娟和常建国离婚的时候，叶红娟知道常建国给常凯凯及吴景梅钱款，现在叶红娟反悔了，叶红娟陈述不真实。叶红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常建国赠与常凯凯、吴景梅50万元财产的赠与合同无效；2.判令常凯凯、吴景梅向叶红娟返还常建国赠与的现金50万元；3.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保全费由常凯凯、吴景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叶红娟与常建国为夫妻关系，二人于1995年7月17日结婚。常建国系常凯凯父亲，叶红娟系常凯凯继母。2016年，常建国分两次共赠与常凯凯、吴景梅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该行为应全部无效，而非部分无效，故相应的赠与合同无效。本案中，常凯凯、吴景梅及常建国辩称双方未签订书面赠与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赠与合同为不要式合同，现赠与行为已经发生，故本案所涉赠与合同系口头形式订立，故对常凯凯、吴景梅及常建国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常凯凯、吴景梅、常建国辩称叶红娟在赠与行为发生时在场，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上述辩解和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常建国赠与常凯凯、吴景梅50万元的赠与合同无效，合同方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常凯凯、吴景梅应返还受赠的50万元。叶红娟要求常凯凯、吴景梅赔偿其因诉讼支付的律师费、交通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常建国于2016年向常凯凯、吴景梅赠与50万元钱款的赠与合同无效。二、常凯凯、吴景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叶红娟钱款50万元。三、驳回叶红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常凯凯、吴景梅提交了两组证据：1.（2019）京0111民初7810号民事裁定书及该案的谈话笔录；2.（2019）京0111民初25311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的谈话笔录、开庭笔录。共同用以证明：1.在该两次诉讼中，叶红娟和常建国均未提出赠与常凯凯及吴景梅50万元的事项。在法院询问双方是否有其他夫妻共同财产时，叶红娟及常建国均回答除2002年双方共同购买的经济适用房和14万元左右的存款外没有其他共同财产；2.通过该两次诉讼的谈话笔录，综合叶红娟一审提交的（2020）京0111民初9027号案件2020年9月24日开庭笔录第5页的记录，叶红娟在没有看到常建国银行流水的情况下，在常建国没有提及50万元赠与的前提下，叶红娟陈述常建国给常凯凯及吴景梅购买伊林郡的房子，充分证明叶红娟对常建国的赠与知道且同意赠与。叶红娟对前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2019）京0111民初25311号案的笔录可以显示叶红娟不知道原来有七、八十万元的存款被常建国私自处分了，后来在2020年常建国第三次起诉的时候，常建国说存款赠与常凯凯、吴景梅，叶红娟才提起了本案诉讼，该证据充分显示叶红娟之前对于赠与不知情。常建国对前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本院经审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依据前述证据及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当事人陈述，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常建国与叶红娟之间存在三次离婚诉讼，均为常建国起诉离婚。第一次起诉时间为2019年3月份，常建国于2019年3月19日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9）京0111民初7810号民事裁定，准许常建国撤回起诉。第二次起诉时间为2019年10月份，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京0111民初2531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常建国的诉讼请求。在该次诉讼过程中，叶红娟于2019年10月17日的庭前谈话中称双方有存款，估计有七、八十万元。在2019年11月4日的开庭审理过程中，常建国称双方有存款14万元，叶红娟不认可，认为存款应该比14万元多。第三次起诉时间为2020年，该次诉讼2020年9月24日的开庭笔录显示，常建国称其工资卡余额11万元，叶红娟对此不认可。叶红娟在该次开庭中另称：“给儿子在伊林郡买的房子、车子，都是我们的钱”，常建国称：“这是赠与，首付30万加装修20万共50万元，跟被告商量了，现在房子贷着款呢。车子没有。”后常建国撤回该次起诉。在二审审理期间，常凯凯、吴景梅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申请其奶奶刘某出庭作证，同时提交刘某出具的《证词》，上载：“我是刘某……我是被告常凯凯的奶奶，吴景梅是我的孙媳妇，我也是常建国的母亲，叶红娟是我的儿媳妇。我孙子想买伊林郡的房子之前，跟我儿子儿媳妇还有我都是商量过的，我儿子和儿媳妇都是非常支持的，而且他们两个都说过可以给他们一定的经济帮助。我证明常建国和叶红娟一同给过我孙子常凯凯钱，给过两次我都在场，给钱的地点都是在我们住的行宫家里的客厅，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共是五十万（具体金额是他们给钱时候听他们说的）”，用以证明50万元赠与常凯凯、吴景梅时，叶红娟在场，叶红娟知道且同意常建国将50万元赠与常凯凯、吴景梅。本院认为，刘某与本案的当事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通知刘某出庭作证无必要，故对常凯凯、吴景梅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常建国将涉案款项赠与常凯凯、吴景梅时叶红娟是否知情并认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当事人并未提交可以直接证明叶红娟对赠与明确表示同意的证据，故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叶红娟对赠与知情并认可”是否“具有高度可能性”，而常凯凯、吴景梅对前述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在本案中，常凯凯、吴景梅提交的证据主要为当事人陈述、与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等，综合前述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叶红娟在赠与发生时知情并同意，且即便叶红娟事后知情也不能据此推定叶红娟同意赠与。因此，常凯凯、吴景梅的相应上诉请求现缺乏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难以采信。对于涉案款项的返还问题，因现阶段常建国与叶红娟仍在婚姻存续期间，涉案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判决常凯凯、吴景梅向叶红娟返还相应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常凯凯、吴景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常凯凯、吴景梅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君审 判 员  潘 伟审 判 员  周 维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洪 靓书 记 员  赵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