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86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屠素萍，女，196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梅，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市场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南苑路15号。法定代表人：顾爱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强，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颖茜，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屠素萍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市场中心（以下简称大红门服装中心）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40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屠素萍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梅，被上诉人大红门服装中心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强、乔颖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屠素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大红门服装中心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所签《北京市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市场摊位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涉案租赁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而解除存在错误。因大红门服装中心于2018年5月30日以公告的形式通知包括我在内的商户关闭市场，导致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大红门服装中心的上述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赔偿责任。大红门服装中心诉讼中仅主张双方因情势变更而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不应超出当事人抗辩理由进行认定。合同的解除只有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和协商一致解除3种方式。本案双方未就解除合同进行过协商，更未签订过解除协议，不存在协商一致解除，而法定解除的条件仅包括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并不包含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而解除，双方在涉案租赁合同中并未将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约定为解除条件。一审判决认定的合同解除原因错误。2.一审判决未支持我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三条规定，即使存在“疏解”等政策因素影响，大红门服装中心也应按照合同向包括我在内的商户承担违约责任，其可以在承担责任之后就其所受损失依法定或者约定另行解决其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大红门服装中心无权以违约系第三人原因造成为由而主张免除违约责任。“疏解”并非强制、强迫，仅是影响合同履行的因素，但合同关系并不因此而当然归于消灭，当事人仍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大红门服装中心应本着契约精神通过与商户协商的方式解除合同，给予商户提前解除合同的适度补偿，如协商不成，在单方通知商户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就应承担违约解除的后果。大红门服装中心在发出关停公告前一直欺骗包括我在内的商户，称市场只是进行升级改造，并非搬迁，以致商户继续进货，扩大损失。其他市场疏解过程中，当地政府均指出属于产业疏解，责任方是产权人和企业，要求市场方与商户解除合同，最大限度保护商户利益。上述市场疏解时都给予商户不同程度补偿，但大红门服装中心在未与任何一家商户协商达成一致签署解除合同的情况下，直接发布闭市公告，侵犯包括我在内的商户利益。3.一审判决认定的剩余租金的金额、保证金和租金利息的计算存在错误。2018年5月30日市场开始关停工作，这是大红门服装中心违约的时间节点，剩余租金的退还应自翌日起算。一审判决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保证金和剩余租金自2018年5月31日起的利息，一审判决仅判决按照活期利率计算利息，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条，本案应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但一审法院并未适用本条款认定合同解除时间，而是错误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即便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一审法院也应根据双方履行情况，支持我要求赔偿损失和货物积压损失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对我主张的损失未予支持，不仅适用法律错误，还前后矛盾。三、一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进行判决。我起诉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合同解除后的剩余租金等，大红门服装中心一审答辩过程中也同意解除合同，但是一审法院判项中确认合同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超出我的诉讼请求。大红门服装中心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屠素萍的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合同终止或解除的原因都是首都非功能区疏解，并非我中心违约。由于已经履行的部分不存在恢复原状的可能，且我中心与屠素萍对于合同已经履行部分没有争议，因此无论是合同终止还是合同解除均无实质差异。合同终止或者解除的原因是首都非功能区疏解，并非一方违约行为导致，我中心提交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关停公告》对此有明确记载。2.双方租赁合同解除时间为2018年7月31日。我中心通过发通知的方式告知屠素萍涉案租赁合同将于2018年7月31日终止，虽然屠素萍未明确向我中心表示认可该终止日期，但自2018年5月30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其未向我中心提出异议，且屠素萍对双方合同解除并无异议。3.屠素萍的损失主张没有任何依据。我中心并未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屠素萍未提交有关损失的任何证据。4.屠素萍于2017年11月26日将所租摊位转租给案外人刘爱平并与刘爱平签署转租协议，故疏解发生时屠素萍并未在摊位实际经营，不存在货物积压损失。根据屠素萍与刘爱平签署的《代收转租租金协议》可知，我中心在2017年就通过协议的方式尽可能规避屠素萍与刘爱平因疏解发生争议，防止刘爱平因疏解向屠素萍主张损失赔偿，各方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疏解知悉并认可合同有随时终止的风险。5.其他市场的情况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参考价值。6.我中心在得知商场关停的确切时间后，提前2个半月不间断张贴公告、通知，尽最大可能告知商户商场的关停计划。对于转租的摊位，一对一邮寄通知，并开放问询和沟通渠道。屠素萍有足够的时间对疏解作出反应，而屠素萍拒绝沟通，不办退款手续，在市场关停1年后以诉讼的形式主张本该在2018年7月就能拿到的保证金、剩余租期租金等。我中心曾通过邮寄方式催促屠素萍办理退款，但其未办理。屠素萍关于退还剩余租期租金的起算点和利息标准毫无依据。退还剩余租期的起算点应为2018年8月1日，屠素萍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刘爱平已经于2018年5月31日搬离涉案摊位，且我中心向刘爱平退还2018年8月1日起的剩余租金时，其未提出异议，故屠素萍主张的剩余租金起算点为2018年5月31日毫无道理。双方未约定在退还保证金时应支付利息，保证金在合同终止或解除时无息返还给商户符合商业惯例。剩余租期租金至今未退的原因在于屠素萍拒绝前往我中心办理退费手续，是屠素萍的过错造成的，其要求退还剩余租期租金时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毫无道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选择适用合同法没有问题。本案纠纷的事实全部在民法典施行前，合同解除也在民法典施行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且不论适用民法典还是适用合同法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并不存在“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效果。屠素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涉案租赁合同；2.判令大红门服装中心退还保证金3000元及利息损失1617元（以3000元为基数，自2008年1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11年，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9%计算，为1617元）；3.判令大红门服装中心退还我已支付的未履行期间的租金17760元及利息损失870元（租金自2018年5月31日至2019年1月14日，每日租金为77.54元，计算229日，为17760元；利息自2018年5月31日至2019年5月30日，暂计1年，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9%计算，为870元）；4.判令大红门服装中心退还代收款31500及利息损失1544元（以315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7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1年，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9%计算，为1544元）；5.判令大红门服装中心向我赔偿损失200000元（自2018年5月31日至2025年1月14日止，计算6年7个半月，每年30000元计算，7个半月按照20000元计算）；6.判令大红门服装中心赔偿我货物积压损失50000元；7.本案诉讼费用由大红门服装中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2月2日，屠素萍（承租方、乙方）与大红门服装中心（出租方、甲方）签订涉案租赁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承租摊位为商贸城三期市场摊位，该摊位为4层3D4329号摊位（以下简称涉案商铺），建筑面积约3.8平方米。第二条关于租赁期限约定为20年，自年月日开业之日计算。开业时间由甲方确定并以甲方正式通知为准。第三条关于租金标准、租金支付时间、方式约定为，租期第1至第5年租金标准为（按1个标准摊位计算，标准摊位面积为3.80平方米/摊）：第1至第5年每个标准摊位“每年租金”为18000元。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一次性支付甲方5年租金，共计90000元。第6年度起，每3年交纳1次租金，3年租金一次性交付。交纳租金的具体时间由甲方确定，以甲方通知为准。如果乙方未按照甲方（通知）规定时间、金额交纳租金，逾期视为乙方自动放弃对该摊位的继续承租权，甲方有权对该摊位另行处理，因此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和经济损失由乙方自负。每次收取租金时甲方有权根据经济发展及物价上涨情况，在上一次交费时年租金的基础上上调租金价格，每次年租金上调的幅度不超过上一次年租金的15%。第四条约定为，根据市场统一经营管理的需要，甲方有权决定各楼层的经营品种、范围，并有权根据市场经营情况进行调整，乙方应当无条件服从甲方对市场统一管理的要求。对乙方承租的摊位所属的楼层，甲方规定的经营范围为：西裤。甲方有权对本条前款约定的经营范围、种类作出统一调整，乙方应当遵守。乙方不得违反本条的约定进行经营活动，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如逾期不纠正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同。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第五条甲方的权利第4款约定为甲方有权根据市场经营需要，调整市场内部摊位的布局，因调整布局影响乙方摊位的使用或者需要拆除乙方摊位的，乙方须服从甲方安排。双方租赁关系终止，乙方须按实际租赁期限结清租金，甲方将剩余租赁期限的租金返还乙方；第5款约定为，甲方有权根据情况，单方面决定、调整商贸城三期市场的开、闭市时间。第十二条关于摊位的转租、转让约定为，乙方转租、转让摊位，须到甲方相关部门办理手续，并应交纳手续费，手续费标准按甲方规定。第十三条关于不可抗力约定为，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的，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确认租赁期限自2005年1月15日起计算；2010年之前每年租金标准为18000元，自2010年1月15日至2013年1月14日止年租金21400元，自2013年1月15日至2016年1月14日止年租金24610元，自2016年1月15日至2019年1月14日年租金28302元。上述合同签订后，大红门服装中心将涉案商铺交付给屠素萍使用，屠素萍于2008年1月2日向大红门服装中心支付保证金3000元。屠素萍还向大红门服装中心支付了截至2019年1月14日的租金，其中于2015年10月17日支付了2016年1月15日至2019年1月14日的租金（即摊位费）84906元。另查，2017年11月26日，屠素萍（甲方）与案外人刘爱平（乙方）签订协议，约定：甲方（转租出租人）将其承租的涉案商铺转租给乙方（转租承租人），转租期限自2018年春节开市至闭市，租金45000元。就租金支付问题，甲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处理：1.乙方将70%的租金即31500元，交给“市场”，由“市场”代甲方收取。2.“市场”分3次（即2018年8月31日前转付25%及利息；2018年11月30日前转付25%及利息；2019年1月31日前转付20%及利息）将代收的租金及利息（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转入甲方下列账号：北京农商银行。3.如因疏解原因，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与甲方的租赁合同，“市场”在收到乙方（与甲方）解除租赁合同的书面通知后，即有权代表甲方按照乙方的实际经营时间结算租金，由“市场”将代收租金的剩余部分直接退还给乙方，不足部分由甲方补足；甲方不得要求“市场”或者乙方承担任何责任或者赔偿任何损失。同时约定，就租金支付等问题，乙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处理：1.本文件签订之日，乙方应将30%的租金即13500元，支付给甲方；剩余70%的租金，交由“市场”代收，现金、刷卡均可，“市场”开具的收据编号：D17039362。2.“市场”付款给甲方的银行凭证或者对账单，作为转付给甲方租金的依据。3.如因疏解工作需要，乙方应无条件腾退摊位，并按照实际经营时间结算租金，并不得要求甲方或者“市场”承担任何责任或者赔偿任何损失。上述协议签订后，屠素萍将涉案商铺交付给刘爱平使用至市场因疏解而关闭。刘爱平于2017年11月26日向大红门服装中心转账支付代收租金31500元及保证金5000元。屠素萍与大红门服装中心均认可上述协议中约定的“转租期限自2018年春节开市至闭市”具体是指2018年3月6日至2019年1月25日。再查，2018年5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人民政府、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果园村村民委员会、大红门服装中心发出《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关停公告》，主要内容为：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商户：为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经研究现就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市场关停事宜，公告如下：1.自即日起，正式启动关停工作。2.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10日，接待商户咨询和答疑，地点：商贸城写字楼一层客服大厅。3.2018年6月11日-2018年6月30日，集中办理相关手续。请广大商户以维护首都发展大局为重，积极配合相关工作。2018年5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人民政府、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果园村村民委员会、大红门服装中心发出《关于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关停有关事宜的说明》，载明：“现将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疏解退费的具体问题说明如下：一、解约手续办理时间：2018年6月11日-6月30日，请商户携带身份证、租赁合同、交费凭证等前来办理。合同最终终止日期为2018年7月31日。二、2018年8月15日下午13:00市场正式关停。三、商户将摊位交还市场，并经市场确认后3个工作日内，市场退还相关费用。四、办理地点：商贸城写字楼一层收费大厅。”2018年7月10日，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人民政府、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果园村村民委员会、大红门服装中心发出《通知》，该通知载明“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商户：您好！为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经研究现就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市场关停事宜，通知如下：1.根据疏解工作部署决定，市场将于2018年8月15日下午13：00正式关停；2.请商户尽快到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办理相关手续；3.办理地点：商贸城写字楼一层收费大厅；4.请商户携带身份证、租赁合同、交费凭证等前来办理；5.咨询电话：010-67226658；010-67223900。请广大商户以维护首都发展大局为重，积极配合相关工作。”现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市场已关停，屠素萍与大红门服装中心均同意解除涉案租赁合同，因退还租金等事宜双方产生争议以致形成本案诉讼。一审审理中，大红门服装中心提交刘爱平签署的《确认书》及北京市农商银行丰台支行大红门商贸城分理处出具的《代理业务清单》，欲证明：其中心于2018年7月24日已将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的租金24571元扣除刘爱平尚欠水、电、管理等费用后的剩余款项22721元退还给刘爱平，同时给予刘爱平甩货期，刘爱平实际是2019年8月15日搬离商铺；刘爱平搬离商铺后，该中心于2018年8月15日向刘爱平退还保证金5000元。其中《确认书》的主要内容为：鉴于涉案商铺，转租出租人为屠素萍，转租承租人为刘爱平，转租承租人租金支付至2019年1月25日，就有关事项，转租出租人和转租承租人共同确认如下：1.转租出租人已收到2018年7月31日之前的全部转租租金；大红门服装中心（甲方）已将其代收的2018年8月1日-2019年1月25日期间的转租租金24571元退还给转租承租人。2.转租承租人尚欠甲方水、电、管理等费用1850元，应支付给甲方；转租承租人腾空摊位后，甲方将其交纳的保证金无息退还。3.转租承租人承诺在2018年7月31日前将摊位清空并直接返还给甲方，逾期未返还的，视为放弃摊位内全部物品的所有权，甲方有权自行清空并收回摊位，造成损失的，由转租承租人自行承担。4.自2018年8月1日起，转租承租人与转租出租人的租赁关系解除，双方无任何纠纷，转租出租人及转租承租人均不得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责任或者赔偿任何损失，不得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特此确认。屠素萍对此不予认可，认为首先大红门服装中心于2018年5月31日启动关停工作，故应从2018年5月31日起退还租金；其次，判令大红门服装中心代收的刘爱平的租金31500元应该退还给其本人，不应直接退还给刘爱平。屠素萍主张因大红门服装中心违约解除合同，故要求该中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保证金、租金及代收租金的利息损失；另要求大红门服装中心赔偿因合同解除造成其无法通过转租获得的损失200000元；并赔偿货物积压损失。但屠素萍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损失，同时认可其本人没有货物积压，亦未向案外人刘爱平（即次承租人）支付过损失费用，上述主张的损失数额为估算。大红门服装中心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屠素萍与大红门服装中心签订的涉案租赁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2018年5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人民政府、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果园村村民委员会、大红门服装中心发出《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关停公告》及《关于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关停有关事宜的说明》已告知市场商户，为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市场需要进行疏解关停，合同最终终止日期为2018年7月31日，2018年8月15日下午13:00市场正式关停，商户将摊位交还市场，并经市场确认后3个工作日内，市场退还相关费用。因此，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市场于2018年8月15日因疏解非首都功能而关停。在此情况下，大红门服装中心系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关停市场，双方之间就涉案商铺签订的涉案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现市场已关停，合同已解除，屠素萍要求退还保证金3000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依据现有证据，屠素萍将涉案商铺转租给案外人刘爱平使用至疏解闭市，刘爱平签署《确认书》确认于2018年8月1日起解除租赁关系，大红门服装中心已将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代收转租租金退还给刘爱平，屠素萍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涉案商铺的实际使用人刘爱平在2018年5月31日前已搬离并腾退涉案商铺，故屠素萍要求大红门服装中心退还自2018年5月3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的房屋租金，缺乏依据，法院难以支持。屠素萍要求退还未履行期间租金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即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月14日期间），法院予以支持。现双方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原因解除，在合同解除后，因双方产生争议导致保证金及剩余租金尚未退还，故屠素萍要求偿付保证金、未履行期间租金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屠素萍主张的代收款及利息一节，法院认为，屠素萍与案外人刘爱平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如因疏解原因，刘爱平有权单方面解除与屠素萍的租赁合同，大红门服装中心有权代表屠素萍按照刘爱平的实际经营时间结算租金，由大红门服装中心将代收租金的剩余部分直接退还给刘爱平，屠素萍不得要求大红门服装中心或者刘爱平承担任何责任或者赔偿任何损失，同时约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代收租金的利息。现大红门服装中心已将刘爱平未履行期间（即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1月25日止）的代收转租租金24571元退还给刘爱平。故屠素萍要求大红门服装中心返还代收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其中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即大红门服装中心代收款项31500元扣除已退还给刘爱平的24571元，剩余6929元应当返还给屠素萍，同时应按照协议约定以6929元为基数支付自2017年11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另，对于已退还刘爱平的款项24571元，应按照协议约定以24571元为基数向屠素萍支付自2017年11月26日起至大红门服装中心退还刘爱平上述款项之日2018年7月24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因双方合同解除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原因，屠素萍要求大红门服装中心赔偿损失及货物积压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屠素萍与北京市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市场中心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日签订的《北京市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市场摊位租赁合同》于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解除；二、北京市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市场中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屠素萍保证金3000元及利息（以3000元为基数，自二○一八年八月一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三、北京市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市场中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屠素萍剩余租金12949元及利息（以12949元为基数，自二○一八年八月一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四、北京市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市场中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屠素萍代收款利息57.09元（以24571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五、北京市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市场中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屠素萍代收款6929元及利息（以6929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六、驳回屠素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已经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且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已经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屠素萍称由于大红门服装中心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故其主张保证金利息的起算点为2008年1月3日，即其交纳保证金的第二天。另，大红门服装中心认可一审判决其退还的保证金利息、剩余租金利息及剩余代收款利息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屠素萍认可对于其主张的货物积压损失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损失为转租收取的租金差价收益。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双方订立涉案租赁合同的时间系2004年，市场关闭时间在2018年，屠素萍起诉本案的时间是2019年，因此，按照上述规定，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处理本案，是正确的。关于涉案租赁合同解除原因。屠素萍认为合同解除原因系因大红门服装中心违约所致。大红门服装中心抗辩系因落实政府“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要求，导致双方合同继续履行的基础丧失，不得已而解除合同。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是众所周知的一项政府工作，且大红门服装中心也就其主张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佐证。在此情况下，屠素萍所持合同解除原因显然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所签涉案租赁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而解除，是正确的。关于合同解除时间问题。屠素萍主张的涉案租赁合同因大红门服装中心违约而解除的主张不能成立，其坚持以本案起诉状送达时间为合同解除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同时，根据大红门服装中心提供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关停公告》及《关于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关停有关事宜的说明》，其已明确告知市场商户，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三期”市场需要进行疏解关停，合同最终终止日期为2018年7月31日，市场也已于2018年8月15日实际关闭；另，根据大红门服装中心与屠素萍转租商户刘爱平签署的《确认书》确认的合同终止日期、大红门服装中心向刘爱平退款时间及金额，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租赁合同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是适当的，并未超出当事人诉辩范围。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因涉案租赁合同已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市场也已关闭，屠素萍交纳的保证金，以及剩余租赁期限内的租金，大红门服装中心均应退还。屠素萍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计算的退还租金数额错误一节系因其对退还租金的起算时间持有异议，因屠素萍不能举证证实其转租商户刘爱平于2018年5月30日已退租离场，且大红门服装中心提供的刘爱平签署的《确认书》也证实刘爱平实际离场时间，故屠素萍要求大红门服装中心退还自2018年5月3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无法支持。同理，屠素萍主张的租金利息起算时间，亦不能成立。屠素萍上诉要求支付保证金利息，保证金系为了保证合同履行，其主张从交纳保证金的第二天开始计算保证金利息，缺乏依据，本院无法支持。至于屠素萍主张的代收款及利息，因屠素萍与转租商户刘爱平在所签协议中明确约定，如因疏解原因，刘爱平有权单方面解除与屠素萍的租赁合同，大红门服装中心有权代表屠素萍按照刘爱平的实际经营时间结算租金，将代收租金的剩余部分直接退还给刘爱平，屠素萍不得要求大红门服装中心或者刘爱平承担任何责任或者赔偿任何损失，同时约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代收租金的利息。因大红门服装中心已将刘爱平未履行期间（即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1月25日止）的代收转租租金24571元退还给刘爱平，现屠素萍要求大红门服装中心返还全部代收款及相应利息，显无依据。一审判决判令大红门服装中心将代收款项剩余部分6929元返还给屠素萍，并承担以6929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1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是适当的。同时，一审判决还判令大红门服装中心对于已退还刘爱平的款项24571元，以24571元为基数，向屠素萍支付自2017年11月26日起至大红门服装中心退还刘爱平上述款项之日2018年7月24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符合协议约定，且大红门服装中心表示认可，本院不持异议。屠素萍坚持认为应当支持其按照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的主张，显然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屠素萍主张的两项损失，实际包括转租收取的租金差价收益和货物积压损失。其中转租租金差价收益属于预期利益损失，现合同提前解除并非因大红门服装中心违约所致，其此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至于货物积压损失，除上述理由外，屠素萍认可其并未实际经营，不存在货物积压问题，亦未就此提供证据，本院对其主张的损失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屠素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94元，由屠素萍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 松审判员 王军华审判员 刘慧慧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 荧书记员 韩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