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4民特418号申请人：北京迷笛演出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20号A座18层A-18B。法定代表人：张同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永富，北京荟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瑾，北京荟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北京愉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6号4层402室。法定代表人：楼国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慧敏，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北京迷笛演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迷笛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愉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愉悦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12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迷笛公司称，1.请求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2020）京仲裁字第3215号裁决书；2.申请费用由愉悦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愉悦公司提出仲裁反请求的主要依据，也是仲裁裁决的主要依据，为一份盖有迷笛公司公章的《沧州迷笛音乐季事故金和解协议书》（落款日期2018年11月30日，以下简称《和解协议书》），要求迷笛公司返还其已经支付的所有费用，并赔偿其损失和预期收益，共计3579791元；其同时提交的证据还包括盖有迷笛公司公章的《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落款日期2018年9月23日）、《沧州迷笛北京愉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第三方支付款项明细》（落款日期2018年11月30日，以下简称支付款项明细）。《和解协议书》约定，乙方（迷笛公司）退还甲方（愉悦公司）已经支付的款项、甲方向第三方支付的款项、甲方的预期收益，合计：3579791元整。而支付款项明细内容为配合《和解协议书》，确认愉悦公司向第三方支付的款项共计1061982元。《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上对演出现场故障的描述与愉悦公司的《反请求申请书》相应部分完全一致。（一）迷笛公司从未向愉悦公司提供过上述三份盖章文件和合同，此前也从未见过该三份文件。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三份文件公章为真实，但均为“先印章后形成印刷体字迹”。虽有以上鉴定结论，仲裁裁决却以“公章为真实”为由，依据上述伪造文件，全面支持了愉悦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作为对三份伪造文件的佐证，愉悦公司的业务负责人朱某出具《签约经过说明》和《证人证言》并出庭作证，声称《和解协议书》系11月中下旬其与迷笛公司负责人单蔚单独电话联系见面商谈和起草（全程由单蔚在电脑起草），11月底12月初单蔚将盖章打印的协议和支付款项明细在小区花园内递交给他本人。但其始终无法提供准确时间。事实上，迷笛公司单蔚从未在2018年11月中下旬及12月初通过电话与朱某联系、见面协商“和解”事宜，更未起草、打印及盖章《和解协议书》及支付款项明细。此外，愉悦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涉案项目对接人高晓颖出具《情况说明》，谎称其从未收到过迷笛公司的空白盖章纸，并谎称“材料当天由赵某提交”。其本人未出庭作证。（二）三份文件记载内容与实际不符。迷笛音乐季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愉悦公司所称的“重大演出事故”。实际情况是，2018年9月22日、23日、24日，演出按计划如期举行。其中，9月22日现场音响设备意外故障，导致演出中断了一段时间，但及时排除，演出得以继续。广大乐迷给予了高度理解和支持，对现场故障排除和演出效果表示满意。有乐迷表示“这就是现场的魅力”。三天演出中合计退票仅9张，占全部预售票及现场票总数的（预售566张+现场出售246张，合计812张）的1.11%，而且正如通常情况，预售票占主要部分，受现场影响不大。因此所谓对售票的严重影响完全不是事实。此外，虽然合作协议上约定迷笛公司负责音响设备，但实际上，该音响设备提供商是由愉悦公司推荐的。与仲裁的认定和愉悦公司的陈述相反，愉悦公司在仲裁中提交的高晓颖与迷笛公司员工就消防等审批的微信沟通及迷笛公司补充证据可以看出，高晓颖确实是在为该演出办理当地手续。且主合同第二（一）1条明确规定了对方的“全力协助”义务，“甲方将利用自身的有效资源，负责与此相关的政府主要部门进行沟通……”愉悦公司作为演出主办方，利用地方关系的优势，办理部分证照在合同之内、情理之中，但其需要迷笛公司的盖章申请等文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其索要了迷笛公司的空白盖章纸。经迷笛公司办事人员韩某和赵某回忆，2018年8月3日，韩某派助理赵某与高晓颖一起前往河北省文化厅提交审批所需文件。与其他审批手续不同，因文化部门对演出的审核十分严格，需要报送的文件多达超过百份，因此出错的概率大一些，时不时会发生需要修改个别地方的情况，按照通常的做法，韩某为此次报批多准备了的空白盖章页（因时间较久，且当时迷笛公司两个项目同时在报批，故她难以回忆起准确数字）。但是当天，由于缺少消防资料及部分材料需报送河间县文化局的原因，文件未能被接收和成功提交。赵宇泽将所准备的全部材料，包括空白盖章页，一并交给了高晓颖，由其后续办理。赵某向韩某汇报后返京。韩某与迷笛公司负责管理印章的边翠敏的微信记录表明，2018年8月1日，韩某向边翠敏请示使用公章，边翠敏告知，在另一个项目中有119张空白盖章页没有使用，让韩某直接使用该空白盖章页即可。高晓颖否认其接受迷笛公司的材料及亲自去办理报批手续的事实，系属撒谎。高晓颖在证言中称2018年8月3日“材料于当天由赵某直接提交”，意即其没有接收和经手迷笛公司的资料。但在2018年8月3日当天，赵某将材料交给高晓颖后通过微信向韩某汇报了材料未能递交的原因，并告知将材料交给了“一起来的姐姐”即高晓颖。8月3日当日为周五，亦即高晓颖最早于周一即8月6日提交可报批文件。8月9日，高晓颖通过微信发给迷笛公司韩某一份河间市行政审批局未加盖公章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询问该份“国内乐队审批行不行？”该等时间完全吻合，也证明高晓颖在沧州当地办理前述报批手续。由此可见，高晓颖称赵某当天自行提交材料是在撒谎，故意否认其收取了迷笛公司材料并为迷笛公司办理审批的事实。以上证据互相印证，证明了迷笛公司将空白盖章纸交给愉悦公司用于办理审批手续之事实。《和解协议书》及清单的内容严重背离常理和商业逻辑，毫无“合理性”和“公平性”可言。如前所述，2018年8月22日现场音响故障并未导致三天的演出完全流产和失败，所以，所谓“重大事故”“重大损失”“严重影响后续售票”完全是愉悦公司故意渲染和扩大事实，不符合实际情况，实为其将作为主办方对市场的预期不足和市场推广失败而产生的经济损失进行转嫁。客观地说，该事故确为履行瑕疵，但绝不构成重大违约，更没有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该等履行瑕疵决定赔偿对方高达300余万元款项，这不完全符合商业逻辑和常理。在该项目中，迷笛公司已实际向演出的乐队和其他服务提供人员支付各项演出费用及垫付支出共计182余万元按照《和解协议书》履行将意味着迷笛公司将自行承担该182余万元实际支出并额外赔偿愉悦公司近200万元。换言之，迷笛公司在该项目中不仅没有任何收益，反而亏损370余万元。所谓“预期收益”也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是，愉悦公司在该项目中还与演出场地方“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景和镇丰尔庄园”签署了另一份《迷笛音乐季-旅游嘉年华合作框架协议》，向对方收取200万元的制作费。也就是说，愉悦公司在此项目中已经有200万元的收入，即便没有任何门票收入，愉悦公司在该项目中也完全没有任何损失。这更为直接的证明，迷笛公司不可能退回愉悦公司的全部款项，更不可能再给对方85万元预期收益。该合同系属朱某于2018年10月11日通过微信方式提供给迷笛公司业务负责人单蔚的。仲裁裁决直接以该合同“未盖章”为由对该证据未予采信，实为草率。该合同系属愉悦公司提供给迷笛公司，迷笛公司已经尽到初步举证责任，证明该证据已经签署，仲裁庭应当要求愉悦公司提供证据原件予以核对，如果愉悦公司拒不提供，仲裁裁决应按照证据规则直接认定该事实成立。但是，仲裁庭并未这样做，以至于该重要事实未能被查明。（三）《和解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和方式存在重大疑点，其真实性不应被认定1.《和解协议书》签订时间无法证明，此为查明双方是否真正签署《和解协议书》的关键细节，但是仲裁裁决未予查明。朱某声称其11月中下旬通过与单蔚“电话与当面洽谈”确认和解协议内容及金额，11月底12月初单蔚将盖好章的和解协议及清单在小区花园递交给他，但是其始终无法提供其与单蔚见面商谈及交接合同的准确时间。该事实并非无法证实。任何一个机主均可以向移动通讯服务商查询6个月内的通话记录。而本案中，愉悦公司2019年2月14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反请求，朱某2019年3月3日作出上述证人证言。也就是说，当时朱某完全可以查询并向仲裁庭提交自己2018年11月中下旬至12月初与单蔚的通话记录，证明其约谈双方见面及递交合同的时间。但是其自始至终没能提供该等准确时间，并且没有也没敢提供其通话记录。事实是，2018年11月中下旬至12月初，朱某从未与单蔚电话联系过，因此其不可能提供出在此期间其与单蔚通过电话的证据。2.该《和解协议书》的签署方式完全违背双方此前的沟通方式，对此异常，愉悦公司和朱某的证人证言没有给出任何合理解释。因微信沟通之便利性，双方主要交流都是通过微信进行的，大到合作协议的商谈、沟通文本内容，小到帐篷内外询问是否在；而且朱某和单蔚虽然同住一个小区，但是两人微信记录显示，即便在小区里的咖啡厅商谈，俩人也不断微信沟通见面时间、是否到达之类的信息，甚至在通电话之前，双方会通过微信询问“起了吗？”“和你通个电话”，然后再电话沟通【见附件九：《公证书》（2018年12月份单蔚与朱某的微信沟通记录）】，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民众互相沟通的主流方式。但是奇怪的是，关于《和解协议书》及确认清单该等重要文件及商谈见面，双方任何人员之间没有进行过任何微信沟通，对于该等大额赔偿，双方没有任何讨论，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甚至一反以前通过微信互约见面的习惯，朱某声称其均通过电话约见单蔚商讨及联系单蔚亲自在小区花园将文件递交给他，这一系列才做十分蹊跷神秘，完全违背双方此前的沟通方式，也违背普通人的通常沟通方式。为什么11月中下旬双方没有任何关于《和解协议书》的微信沟通记录？为什么朱某放弃此前双方的沟通方式改为完全通过电话及单独约见与单蔚沟通？朱某和愉悦公司没有给出任何合理解释。3.迷笛公司公章管理人员边翠敏在2018年9月21日至9月24日期间一直拿着公章在演出现场，高晓颖于2018年9月21日和9月22日还与其微信联系为两份文件加盖了公章；在此情况况下，2018年9月23日使用空白盖章纸制作《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且双方完全没有就其进行任何联系和沟通，不符合常理。迷笛公司公章管理人员边翠敏在2018年9月21日至9月24日期间一直拿着公章在演出现场。2018年9月21日—9月24日边翠敏与高晓颖的微信沟通记录表明：9月21日，高晓颖联系在现场的边翠敏为一份安保文件加盖了公章；9月22日其又联系边翠敏为《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事件说明及应急解决方案》（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22日）（该份文件愉悦公司在仲裁中也提交给了仲裁庭）【见附件八】加盖了公章。在9月22日盖章之前，迷笛公司边翠敏与张雨薇就《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事件说明及应急解决方案》的文稿进行了沟通并定稿，该定稿内容与附件八一致。那么：（1）为什么9月23日在公章在现场的情况下要使用现成的公章纸制作《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落款日期：2018年9月23日）？（2）为什么迷笛公司出具了一份《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事件说明及应急解决方案》（落款时间：2018年9月22日，先墨后章），还要就相似的内容再出具一份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23日《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先章后墨），而且该说明添加了大量极其不利于迷笛公司的描述？（3）为什么双方就9月22日文件进行了盖章沟通，却没有任何就9月23日文件盖章的沟通记录？这些疑点，愉悦公司均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和证明。4．单蔚系迷笛公司业务负责人，但迷笛公司当时的董事长为张黎薇。对于该等关系到公司生死的高达300余万元的大额赔偿，单蔚为什么要一个人做主，与朱某单线联系，还神秘地采用直接电话面谈甚至上门的方式？对此，朱某和愉悦公司同样没有给出合理解释。5．在仲裁程序之前，愉悦公司从来没有向迷笛公司提及《和解协议书》及其他两份文件，从未向迷笛公司索要款项，违背常理。在仲裁程序之前，即便是迷笛公司向其催款，愉悦公司从未向迷笛公司提及《和解协议书》及支付款项明细，更从未向迷笛公司追索《和解协议书》上约定的款项。愉悦公司也从未提交过与此有关的证据。这也显然违背常理。（四）《和解协议书》等其他形式上的严重不合情理之处经鉴定，《和解协议书》等三份文件系属先盖章后打印内容；朱某声称《和解协议书》和支付款项明细系迷笛公司方面自行打印盖章。1.值得注意的是，朱某所做的描述并不包含任何赶时间等情节。根据常识，因打印好的盖章纸印章位置固定，将内容与盖章位置相匹配十分不便，盖章纸通常只用于外出办事时无法携带公章但须以备急需的特殊情形；而且，由于印章保存于公司，在非前述特殊情形外，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先准备好盖章纸再打印内容，人为制造如此不便和麻烦；况且有鉴于公章的重要性，通常的操作均为先打印内容，再经过内部审核、盖章申请等流程再行盖章。迷笛公司也不例外，公章有专人保管和控制使用。2.日期早于该两文件两个月的《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落款日期：2018年9月23日）也是先章后墨。一个公司如此频繁地在不同时间不同文件上使用相同的非正常盖章方式，而且均并非无法携带公章的外出办事情形，实在有违常理。3.与以上相矛盾的是，落款日期分别为2018年9月23日的《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和2018年11月30日的《沧州迷笛音乐季事故金和解协议书》印章位置基本相同，盖章方式基本相同；从肉眼可见，该两个章很像系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加盖的。综上，仲裁裁决所依据的《和解协议书》《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落款日期2018年9月23日）、支付款项明细系属伪造证据，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二、愉悦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一）愉悦公司隐瞒了与场地提供方的合作协议且其已经收到200万元制作费之事实。该份证据对于揭示涉案伪造合同违反常理、违反公平原则具有关键作用。愉悦公司的业务负责人朱某于2018年10月11日通过微信方式提供给迷笛公司业务负责人单蔚一份愉悦公司与演出场地方“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景和镇丰尔庄园”（以下简称丰尔庄园）签署的《迷笛音乐季-旅游嘉年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朱某在微信中自述该合同履行过程中有一些愉悦公司垫付的“车费、餐费，还有一部分安保费用”丰尔庄园没有向其支付。也就是说，该合同已经签署且其他内容已经得到履行。但是，在仲裁过程中，愉悦公司对这份与丰尔庄园合同完全予以否认，也并没有给出合理的反证。且朱某的证言对此事进行了故意隐瞒。愉悦公司之所以要隐瞒这份与丰尔庄园合同，是因为该份合同对其极其不利，即愉悦公司通过与丰尔庄园的合同，巧妙地转嫁了全部风险，且已经从丰尔庄园取得了200万元“制作费”。这份与丰尔庄园的合同内容和愉悦公司与迷笛公司签署的合作合同内容几乎完全相同（连合同名称也完全相同），只是将合同中的“甲方”变成了丰尔庄园，自己变成“乙方”。也就是说，愉悦公司在与迷笛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同时，又与场地提供方丰尔庄园签订了该合同，一边向其收取200万元制作费。另一边向迷笛公司约定支付“制作费”60万元+演出费120万元（以实际发生为准）；并将其在与迷笛公司约定应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费用约定由丰尔庄园承担，从而将其与迷笛公司的合同中应承担的几乎全部义务通过这份合同转移给丰尔庄园。从约定的付款条件（合同签署后2个工作日和第二次报批完成后各100万元）和朱某与单蔚的微信记录可见，愉悦公司很可能已经收取了丰尔庄园200万元制作费。此外，对于安保费用、餐费、食宿费等实际支出，该合同也约定由丰尔庄园承担，亦即1、单就“制作费”而言，愉悦公司通过向丰尔庄园收取“制作费”200万元，向迷笛公司支付了166万余元。通过这一项，愉悦公司已经赚取近34万元。2。餐费。食宿费用等杂费，根据其与丰尔庄园的合同约定，应由丰尔庄园承担。（二）通过对比，《和解协议》和《向第三方支付款项明细》在内容上明显违反常理的不合理性和违反公平原则之处就显而易见了：《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主要分为三项：A.退还愉悦公司已经支付的166万余元制作费和演出费；B.赔偿愉悦公司的支出106万余元；C.赔偿愉悦公司预期收益85万元。1.关于返还166万余元制作费和演出费和85万元预期收益赔偿：由以上分析可知，愉悦公司从丰尔庄园获取200万元制作费，用于向迷笛公司支付制作费和演出费。但是如果迷笛公司退还其已经支付的166万元的制作费和演出费，则实际上意味着，愉悦公司无偿享受迷笛公司提供的全部演出服务，另一方面还获得丰尔庄园为该演出支付的“制作费”200万元。显然，愉悦公司将获得不当得利。根据迷笛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迷笛公司就该项目实际向乐队和其他服务人员支出182万余元，扣除愉悦公司支付的166余万元，该项目已经亏损约16万元，迷笛公司工作人员的劳务成本和服务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换句话说，如果返还愉悦公司支付的166万余元，对于迷笛公司而言，就意味着迷笛公司自掏腰包182万余元，免费为愉悦公司提供整个演出服务！至于85万元预期收益赔偿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了——迷笛公司不仅自行承担巨额费用免费提供演出，还要给接受免费服务的一方支付“利润”。如此约定有违常理，更无从谈及“公平”。2.关于餐费、食宿费用等杂费：愉悦公司与丰尔庄园的合同明确约定该等费用由丰尔庄园承担，那么为什么迷笛公司要再来承担一次该等费用？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抛却该《向第三方付款明细》中明细项目的明显不合理之处不谈，很显然，愉悦公司由此获得向丰尔庄园和迷笛公司的双重债权，这将导致其获得不当得利。由此可见，该份与丰尔庄园的合同，直接揭示了涉案伪造的《和解协议》内容极端不符合商业常理、严重违反正常逻辑。对于该份与丰尔庄园的合同，迷笛公司已经举证证明该合同系属朱某提供给单蔚，已经尽到初步举证责任证明愉悦公司持有该特定证据。愉悦公司却故意否定和隐瞒，而该隐瞒的证据足以影响到仲裁裁决对“合理性”的判断。可以说，“公章真实”和“内容合理”的认定，是仲裁裁决的全部基础，二者缺一不可。而推翻了“合理性”，仲裁裁决的公正性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项“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仲裁裁决应予撤销的规定，愉悦公司隐瞒与丰尔庄园的合同，足以影响本案公正裁决，仲裁裁决应予以撤销。愉悦公司称，一、本案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撤裁情形，故应驳回迷笛公司的全部请求。二、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合法有效，迷笛公司利用撤裁程序中止执行，达到其剥离、转移资产的目的。三、仲裁庭审中迷笛公司的证人韩某、赵某的证言相互矛盾。迷笛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愉悦公司无关，无法证明其将加盖印章的空白纸交给了高晓颖，相反在高晓颖协助办理备案时，需要修改及补充内容均找迷笛公司重新补充盖章，迷笛公司也未提过高晓颖持有其加盖印章的空白纸可以自行修改或补充，足以证明高晓颖不可能持有其盖有印章的空白纸。四、从单蔚与朱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愉悦公司与迷笛公司一直在协商该事件，主办方一直要求赔偿，单薇也说不行就再重新帮他们办一场小型音乐节，足以证明该事故的影响程度及损失，故仲裁庭的认定符合事实。经本院审查查明，2018年12月28日，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迷笛公司向该会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以及愉悦公司与迷笛公司签订的《迷笛音乐季-旅游嘉年华合作框架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定及有关法律规定，受理了上述双方当事人之间因上述协议引起的争议仲裁案。该案适用自2015年4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中简易程序的规定。2021年4月1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20）京仲裁字第3215号裁决书，仲裁庭的主要意见为：就《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沧州迷笛音乐季事故和解协议书》和《沧州迷笛音乐季北京愉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第三方支付款项明细》的真实性而言，关于《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沧州迷笛音乐季事故和解协议》和《沧州迷笛音乐季北京愉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第三方支付款项明细》上迷笛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和朱墨时序问题，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上述三份材料上迷笛公司印文是真实的，印文与所交叉的印刷体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盖章后形成印刷体字迹。鉴于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仲裁庭对上述鉴定意见予以认可。关于《沧州迷笛音乐季事故和解协议书》的签订过程，迷笛公司称其因为办理手续需要，曾给愉悦公司若干张盖了迷笛公司公章的空白纸，并申请证人韩某和赵某出庭作证。证人韩某称，其将装有盖了迷笛公司公章的空白纸及其他材料装在牛皮纸袋中交给赵某，由其与愉悦公司员工高晓颖一同前往河北省文化厅递交材料；韩某亦称，公司正常情况下不允许提供盖了公章的空白纸，但特殊情况可以申请，申请有内部程序，正常会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申请，本次属于特殊申请。证人赵某称，2018年8月其受迷笛公司委托与愉悦公司员工高晓颖一同从北京前往河北省文化厅递交演出报批材料，但因消防方面等文件缺漏最终未能完成报批，于是其将包括盖了迷笛公司公章的空白纸在内的全部材料转交给了愉悦公司员工高晓颖。仲裁庭注意到，愉悦公司对迷笛公司的前述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迷笛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员工曾就空白材料盖章的情况留下所谓“特殊申请”的记录，相反，本案合同约定迷笛公司负责完成本次音乐季所需之所有相关的申请文件的申报审批工作并获得相关的许可，与证人的前述证言相矛盾，因此仲裁庭对迷笛公司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难以采信。愉悦公司为证明《沧州迷笛音乐季事故和解协议书》签订过程，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证人朱某称，其与迷笛公司员工单蔚同住一个小区，演出出现事故后，其与迷笛公司员工单蔚一直在协商解决，最后双方通过电话约好时间，由单蔚拿着盖了迷笛公司公章的《沧州迷笛音乐季事故和解协议书》与其在小区楼下的花园进行交接。仲裁庭注意到，对于愉悦公司的前述证人证言迷笛公司不予认可，愉悦公司亦未提交朱某与单蔚沟通及约定交接事宜的微信、电话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仲裁庭对愉悦公司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亦难以采信。但仲裁庭注意到，迷笛公司认可2018年9月22日演出时出现了现场设备故障，导致演出中断，迷笛公司亦认可实行了给予9月22日购票乐迷9月23日、9月24日赠票的行为，仲裁庭认为该行为会影响票务收入，根据本案合同约定票务收入的分配比例是愉悦公司70%、迷笛公司30%，票务收入的减少进而会对愉悦公司利益产生影响。迷笛公司主张迷笛公司与愉悦公司主办本次演出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第三方支付的制作费2000000元，但其提供的证据5并没有甲乙双方的签字或盖章，愉悦公司亦不予认可，故仲裁庭对迷笛公司的该主张难以采信。在迷笛公司提供的设备出现故障，导致演出中断的情况下，仲裁庭认为《沧州迷笛音乐季事故和解协议书》的签订有其合理性，其中的交易安排不存在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情形。在《司法鉴定意见书》对迷笛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的情况下，仲裁庭认可《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沧州迷笛音乐季事故和解协议书》及《沧州迷笛音乐季北京愉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第三方支付款项明细》的真实性。关于迷笛公司的仲裁请求及愉悦公司的仲裁反请求，因仲裁庭对《沧州迷笛音乐季事故和解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沧州迷笛音乐季事故和解协议书》的约定清理本案合同剩余事项。《沧州迷笛音乐季事故和解协议书》明确约定演出事故之后由迷笛公司继续执行，所有费用均由迷笛公司独立承担，票房收益归迷笛公司所有，迷笛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前退还愉悦公司向迷笛公司支付的款项1667809元，支付愉悦公司已向第三方实际支付的各项花费共计1061982元，支付愉悦公司预期收益850000元。故对于迷笛公司的仲裁请求，仲裁庭不予支持。对于愉悦公司要求迷笛公司返还已付款项1667809元、迷笛公司支付愉悦公司各项费用1061982元、预期收益850000元的仲裁请求，仲裁庭予以支持。关于迷笛公司向愉悦公司支付的律师费80000元的仲裁反请求，愉悦公司向仲裁庭提交《委托代理合同》及支付凭证。仲裁庭注意到，虽然支付凭证显示迷笛公司只实际支付了10000元律师费，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愉悦公司需按照仲裁标的的5%支付律师费，签订合同后愉悦公司于开庭前先支付10000元，仲裁结案后愉悦公司另行支付剩余律师费，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以及根据仲裁规则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愉悦公司要求迷笛公司支付80000元律师费的仲裁反请求，仲裁庭予以支持。仲裁庭裁决：（一）驳回迷笛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二）迷笛公司向愉悦公司返还款项1667809元；（三）迷笛公司向愉悦公司支付各项费用1061982元；（四）迷笛公司向愉悦公司支付预期收益850000元；（五）迷笛公司向愉悦公司支付律师费80000元；（六）本案本请求仲裁费……。本院认为，本案是当事人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上述规定是人民法院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本院根据上述规定，对迷笛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论述意见如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一）该证据已被仲裁裁决采信；（二）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三）该证据经查明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违反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迷笛公司主张《和解协议书》《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支付款项明细系伪造的证据，其应就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迷笛公司的证人与其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无法根据其证言便得出愉悦公司持有盖有迷笛公司公章的空白纸的结论；鉴定结论能够证明《和解协议书》《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支付款项明细确系先盖章后成文而形成，但由此并不足以证明是愉悦公司所为，更不能证明三份文件系伪造而成，即便综合迷笛公司提交的上述所有证据，均不足以得出《和解协议书》《沧州迷笛音乐季9月22日突发事件情况说明及解决方案》及支付款项明细系伪造的唯一性结论。其以上述三份文件系伪造为由请求撤销仲裁裁决，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迷笛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愉悦公司与案外人确实存在框架协议，其次，该框架协议与迷笛公司在仲裁中主张三份文件系伪造也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迷笛公司主张的情形不符合上述“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其以此为由请求撤销仲裁裁决，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北京迷笛演出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北京迷笛演出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冀 东审 判 员  于颖颖审 判 员  朱秋菱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刘 鹏书 记 员  龙思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