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8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溧阳市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溧阳市埭头工业集中区钢厂路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323678289N。法定代表人：王跃，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骥，江苏常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良军，江苏常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琪，男，1976年3月21日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超，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溧阳市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琪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9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恒久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苏0481民初9262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时至今日，恒久公司仍未取得案涉应收账款的交易资料。王跃和杨琪于2019年10月14日签署的《恒久公司股东商讨记录》，明确约定“杨琪要确保应收账款手续齐备（包括合同、结算单、还款协议、对方主体信息等），能够取得胜诉判决”。由此可见，在签署该份记录时，恒久公司并未取得案涉应收账款的合同、结算单、还款协议、对方主体信息等交易资料。正是因为恒久公司并没有取得，所以才会要求杨琪负责应收账款的对账和清收工作，才会要求杨琪确保交易资料齐全。反而言之，如果恒久公司己经取得，为什么还要求杨琪且杨琪也同意确保交易资料齐全呢？2、在双方2019年10月14日签署的《恒久公司股东商讨记录》前，应恒久公司要求，杨琪才于2019年1月26日和恒久公司签署了《结算收款汇总表》，只是确定了案涉应收账款的具体金额，并未向恒久公司移交任何交易资料。同时，该汇总表实质是杨琪与恒久公司内部确认的数据，并不能作为对外催收应收账款的凭据。而且，该汇总表连欠款主体都未明确，恒久公司也无法催收应收账款。3、为应对江苏兴源矿业有限公司诉恒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恒久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向杨琪发函，要求杨琪向恒久公司移交所有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收货单、发票、付款凭证、对账单等，杨琪收到函件以后未作表示。这说明在双方2019年10月14日签署的《恒久公司股东商讨记录》后，杨琪也没有向恒久公司移交案涉应收账款交易资料。二、杨琪在案涉期间全面负责恒久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负有提供应收账款资料的职责。1、2016年5月13日，公章正式移交给杨琪，并由杨琪出具了书面收条。公章对于一家公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公章的移交往往就代表了公司管理权的移交，这也说明自2016年5月起，杨琪实际享有了对恒久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杨琪本身就是恒久公司的股东，持有49%股权。作为参与实际经营的股东高管人员，杨琪对公司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明显强于非股东高管人员。2、恒久公司逐月提供了2016年6月至2018年7月的《费用报销单》和《付款凭证》，杨琪都是作为恒久公司“领导”、“单位负责人”签字核准相关费用报销和付款，且都是最终审批人。从付款内容来看，无论是小额的招待费报销和日用品置办，还是大额的设备款支付和原材料采购，都须杨琪签字批准，方可对外支付。事实上，不单是上述逐月提供的单据，在案涉期间内，恒久公司所有的财务凭证上作为最终审批人签字的都是杨琪，没有另一股东王跃的任何签字。这足以说明，另一股东王跃在案涉期间并未实际参与恒久公司经营，是由杨琪作为股东高管人员，全面负责和掌控着恒久公司的经营管理。3、恒久公司还分别提供了2016年5月、6月、12月、2017年6月、12月和2018年5月的工资单，其中，2016年6月的工资单上，明确载明了杨琪的职务是“总经理”。从金额来看，杨琪是所有在册人员工资最高的；从表格列名顺序来看，杨琪始终是排在所有人员的第一位；从人员组成来看，除了杨琪以外，其他在册人员都只是一般员工，且所有工资清单上均无另一股东王跃的名字。并且，从审批程序来看，工资单本身就需要杨琪的签字批准，才能发放工资，说明了用人管理也在杨琪的权限内，更加佐证了在案涉期间，杨琪作为股东高管人员，全面负责和掌控着恒久公司的经营管理。4、如前所述，2019年10月14日签署的《恒久公司股东商讨记录》明确约定“杨琪要确保应收账款手续齐备（包括合同、结算单、还款协议、对方主体信息等），能够取得胜诉判决”。这也说明恒久公司的工程业务也在杨琪的职责范围内，不然，杨琪为何要确保应收账款手续的齐备呢？5、一审法院虽然认定了杨琪作为恒久公司高管人员的身份，却故意遗漏对杨琪职权范围的审查，作出杨琪不全面负责恒久公司经营管理的错判认定。虽然恒久公司在市监局备案的总经理是王跃，但并不代表杨琪就不能全面负责恒久公司的经营管理。换而言之，杨琪是否全面负责恒久公司的经营管理，应当根据杨琪实际行使的工作权限予以判定。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了杨琪的权限范围涵括了采购、财务、人事和工程业务等各方面，全面负责恒久公司的经营管理。同时，恒久公司也就8、9个人，如此小规模的企业，本身也不可能再去聘任其他分管各项业务的高管人员。而且，鲍源和滕秋华还是杨琪的亲戚。所以，杨琪在案涉期间不单是恒久公司高管人员，更是全面负责恒久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高管人员。6、事实上，杨琪能够成为恒久公司的股东，正是在于其有不错的业务资源。案涉应收账款都是形成于2016年5月至2018年7月期间（下称“案涉期间”），即杨琪负责经营管理的期间。在杨琪成为股东前，恒久公司并未实际对外开展工程业务。恒久公司所有工程业务均是由杨琪对外承接，工程项目合同的签订、完工和结算手续以及催要工程款等事项，也都是杨琪具体经办的。所以，杨琪还是工程业务的具体经办人。正是如此，杨琪才会签署确认《结算收款汇总表》，才会在《股东商讨记录》中承诺负责应收账款的对账和清收工作。另外，《结算收款汇总表》中也明确载明了部分工程款是直接支付到杨琪个人银行卡的。因而，向恒久公司提交案涉应收账款交易资料本来就是杨琪的工作职责。三、杨琪未能提供案涉应收账款交易资料，违反了勤勉、忠实义务。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高管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所以，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是法定义务，要求高管人员应当恪尽职守，认真履行，不能损害公司的利益。2、勤勉义务要求高管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当善意地按照合理谨慎人的标准，处理公司事务，尽到注意义务。案涉期间，杨琪全面负责原告的经营管理，具体经办了各项工程业务。按照一般常识，工程业务发生时，应当要及时签订书面合同；工程完工时，要及时地进行完工验收和结算；工程结算后，要及时地催要工程款。否则，一旦与客户产生纷争时，就会导致各自的权利义务无法明确。所以，从勤勉义务所要求的合理谨慎人标准来看，杨琪应当有理由相信保留好交易资料并移交给公司，是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经营措施。更何况杨琪不只是一般的高管人员，而是案涉期间原告级别最高的、实际行使了最终审批权限的唯一高管人员，还是恒久公司股东和具体业务经办人，对恒久公司有着更强更深的控制和影响，其所负有的注意义务要求更高。然而，杨琪却无视该经营风险的存在，至今没有向恒久公司移交任何的交易资料，显然违反了法定的勤勉义务。另外，因为不清楚杨琪到底有没有私留应收账款交易资料，所以恒久公司在庭审中认为：如果杨琪手上有这些资料而不移交给恒久公司，属于违反了勤勉义务。一审法院却断章取义、嚼文嚼字地以“如果被告手上有这些资料”的表述,认定恒久公司也不能肯定杨琪是否私自保管了这些资料，并凭此来否定恒久公司的主张，显属可笑之极。不管杨琪在负责工程业务时未制作应收账款交易资料，还是私留了应收账款交易资料，最终结果都是杨琪没有向恒久公司提供且恒久公司也未取得这些资料。无论是前述哪种情形，杨琪都是违反了勤勉义务。3、忠实义务要求高管人员在与公司存在利害冲突时，要保证最终实施的经营管理行为对公司公平，《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亦列举规定了违反忠实义务的具体情形。在庭审中，恒久公司曾向杨琪提问：截至到目前，诉请的应收账款中，可有客户支付给杨琪个人，而杨琪个人未移交给原告的情况。虽然杨琪的诉讼代理人回答没有，但鉴于工程业务都是由杨琪把持的客观事实，不排除存在所发问的情况。故此，在庭审后，恒久公司即向法院提出了书面调查取证申请，原本只需法院调查取证就可以查明与本案甚为关联的重要事实，一审法院收到后未作表态，却直接在判决书中载明不准许，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明。四、杨琪未能提供案涉应收账款结算资料，造成了恒久公司应收账款损失，应由杨琪予以赔偿。1、正是由于杨琪违反了勤勉义务，造成恒久公司未取得工程业务的交易资料，甚至连交易对象主体都不清楚，以致都不知道该向谁去主张债权。这就是恒久公司目前所处的困境，明知道有应收账款，但缺失交易资料，恒久公司不知道向谁去收，也不知道以何为凭。同时，在2019年1月26日的《结算汇总表》中，杨琪己经确定了应收账款的具体金额，也从未提出是因为交易对象是因为不具有偿债能力而不付款的抗辩。因此，恒久公司的应收账款及利息损失是客观存在的。2、造成恒久公司上述损失的原因在于杨琪未能履行提供案涉应收账款交易资料的义务。如果杨琪能合理履行其所负有的勤勉、忠实义务，向恒久公司提供完备的交易资料，恒久公司亦能通过合法手段催收应收账款；但杨琪未能向恒久公司提供完备的交易资料，也没有按约去和交易对象进行对账和催收，致使恒久公司几无可能获得清偿，彻底丧失了清收应收账款的能力和机会。故而，杨琪违反了勤勉、忠实义务，拒不提供完备的应收账款交易资料，是造成恒久公司应收账款损失的直接原因，应当由杨琪来承担赔偿责任。五、根据《恒久公司股东商讨记录》，向恒久公司提供案涉应收账款交易资料齐备，还是杨琪负有的约定义务；如有违反，理当赔偿。1、2019年10月14日签署的《恒久公司股东商讨记录》，约定“杨琪要确保应收账款手续齐备（包括合同、结算单、还款协议、对方主体信息等），能够取得胜诉判决”。该约定已经明确约定了杨琪的义务，即要向恒久公司提供齐备且能够取得胜诉判决的合同、结算单、还款协议、对方主体信息等交易资料。然而，恒久公司至今未取得这些资料，当然就可以判定杨琪并没有实际履行该约定义务，自然就要向恒久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认为该商讨记录只是具体工作计划，不能作为杨琪承担应收账款交易资料保管职责的依据，属于典型的胡裁乱判。判定是否约定了杨琪承担应收账款交易资料保管职责，应当以约定的具体内容为准。从约定的内容来看，《恒久公司股东商讨记录》白纸黑字载明杨琪要确保应收账款交易资料的齐备，这是非常明确且不会产生歧义的。另外，即便是“具体”工作计划，就说明约定的内容是明确、具体、可执行的，不存在一审法院瞎乱理解的意思。3、一审法院还避重就轻、混淆黑白，用“王跃派人配合”的约定来否定杨琪负有确保案涉应收账款资料齐备的义务，没有任何依据。在《恒久公司股东商讨记录》中，约定“王跃派人配合”的是杨琪负责应收账款的对账和清收工作，因为对账和清收均需要以恒久公司的名义去进行。但是，商讨记录中约定“杨琪要确保应收账款手续齐备（包括合同、结算单、还款协议、对方主体信息等），能够取得胜诉判决”时，并未要求“王跃派人配合”；并且从要求的资料类型来看，都是在进行工程业务时就应取得或制作的文件资料，而非是在对账和清收过程中才形成的。因此，一审故意混淆《恒久公司股东商讨记录》的约定内容，致使作出错误判决。六、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存在严重违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限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作出了具体界定。由此可见，适用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必须同时具备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特点，且为简单的民事案件。而本案显然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1、本案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属于公司法类型案件，不属于常见的民事纠纷类型。而且，从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案例来看，一审法院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只有区区四件。因此，本案不属于简单的民事案件。2、恒久公司各项诉讼请求所涉标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以上，而杨琪则答辩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因此，诉争双方争议巨大，不符合二百五十六条关于“争议不大”的认定，即“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无原则分歧”。3、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争议焦点来看，诉争双方对于杨琪是否全面负责经营管理恒久公司、杨琪是否负有提供应收账款交易资料的义务、杨琪是否违反了勤勉忠实义务、杨琪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等各方面均在针锋相对的观点,自然也不属于二百五十六条规定的“事实清楚”和“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民事案件。七、一审法院不准予恒久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1、根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同时，无论是民诉法还是其司法解释，对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期限并无强制性规定。除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而不予准许外，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予以调查收集。2、本案中，恒久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取杨琪银行卡交易明细，欲证明杨琪是否存在收取工程款而未交付给恒久公司的事实。恒久公司庭审后提出该调查取证申请，是因为在庭审中，恒久公司曾向杨琪提问：截至到目前，诉请的应收账款中，可有客户支付给杨琪个人，而杨琪个人未移交给恒久公司的情况。杨琪明确回答没有，但鉴于工程业务都是由杨琪把持的客观情况，不排除存在所发问的情况；如有，则直接证明了杨琪存在私留工程款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违反了忠实义务行为。因此，该调查取证申请既是属于恒久公司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也是与案件基本事实密切相关的。即使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断该证据是否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而决定是否采纳，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以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而不予准许。3、即便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只有当事人在作出判决前未能提供证据的，才由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恒久公司诉讼代理人于2020年4月15日就邮寄了书面调查取证申请，一审法院是在2020年6月19日才做出判决的。所以，一审法院认为以恒久公司在庭后提供调查取证申请而不予准许，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恒久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致使作出错误裁判，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改判支持恒久公司的上诉请求。杨琪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反复陈述，被上诉人仅仅是作为上诉人的生产负责人，并不负责整个公司的经营管理。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并没有任何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其他正式的任命或者委托手续可以证明。2、即使认定被上诉人属于公司的高管，那么被上诉人也只是正常履行职责。3、由被上诉人经手的相关工程业务以及生产情况的所有资料均由上诉人公司的专门人员（办公室及财务）保管。相关经营交易资料并不直接由被上诉人保管，因此也不存在由被上诉人交还公司的情况。4、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结算收款汇总表》等资料是上诉人财务人员制作，说明相关的交易资料均保管在公司，否则财务不可能制作如此详细的完整汇总表。因此不管被上诉人是否被认定为公司高管，都是在尽职尽责地履行其职务。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且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跃是上诉人的大股东，同时也是执行董事，是上诉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经营管理者。如果真如上诉人所述，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存在如此多的问题，王跃对公司的管理不闻不问，那么应当成为第一或者主要责任人来承担公司损失的也是王跃，而非杨琪。恒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恒久公司公章和合同章各一枚；2、判令被告赔偿应收账款损失9802259.73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10%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50000元，保险费用14703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因在一审过程中恒久公司取得了公章和合同章，故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恒久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成立，股东为王跃、杨琪，二人持股比例分别为51%、49%，王跃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杨琪为公司监事。2019年1月26日形成的《溧阳市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结算收款汇总表》载明的栏目有：施工工程名称、结算金额、估算金额、合计金额、收款时间、收款方式、余款应收、备注说明，根据该汇总表统计“余款应收”为14691216.43元,冷亚飞作为统计财务在该汇总表签名，被告杨琪在该汇总表注明”结算金额无误”。恒久公司认为，该收款汇总表证明杨琪确认截止2019年1月26日在负责经营期间尚有应收款项14691216.43元，同时从该汇总表载明的内容看，其中施工工程名称，恒久公司不清楚具体的应收账款的主体；收款的方式也五花八门，有承兑、现金、对公转账、对私转账还有三方转账和挂账，证实了杨琪在负责经营期间管理混乱，同时该汇总表由于无法体现具体的欠款主体和结算资料，导致恒久公司无法启动应收账款的法律催收手续。在该汇总表之后累计回款4888956.7元，现有9802259.73元无法收回。杨琪认为，从该汇总表可以看出公司经营期间账目是非常清楚的，每一笔都在汇总表上有所体现；另外，该汇总表是由财务会计冷亚飞根据公司和客户之间的合同和结算手续制作完成，合同对于欠款人都有清晰的记载，付款方式也是公司经营中的常见的付款方式，不能证明杨琪负有管理职责并应当承担责任。杨琪签字确认的是结算金额，而非剩余欠款，结算以后客户又陆续支付了500万元左右，只要双方通力合作，货款回笼应该没有太大问题。2019年10月14日，恒久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商讨记录》，载明：“本公司股东王跃、杨琪经过充分协商，就公司经营遇到的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股东王跃认为：杨琪如果想对外转让股权，我愿意接受，价格在350万元，但是杨琪要负责公司应收账款（约977万元）、应付账款（大概400多万元）的对账和清收工作，我可以安排人去配合。对账和清收工作不能完成的，应当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股东杨琪认为：让王跃派人配合我对账，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对账工作，其他的我没有异议。鉴于此，双方商定具体工作计划如下：1、双方准备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转让协议内容在双方之前商定的基础上，争取在本月20日前完成协议签署工作。2、杨琪负责应收账款的对账和清收工作，王跃派人配合，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杨琪要确保应收账款手续齐备（包括合同、结算单、还款协议、对方主体信息等），能够取得胜诉判决，对于手续不全而造成的坏账，不能超过应收账款的10%。3、就杨琪负责经营期间的应付账款，由双方确定，由公司配合办理手续，对超出双方确定范围的，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应收账款收回后，优先清偿应付账款。2020年春节前，如果应收账款回收金额不足以支付公司应付账款的，各方股东按比例向公司垫资支付。4、其余事项，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股东签名栏由王跃、杨琪分别签名。恒久公司认为，该记录证明杨琪确认由其负责应收账款的对账和清收工作，并确保应收款手续资料齐备，否则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被告杨琪在负责管理公司期间，有相关的工程业务款项需要对账签收，如果被告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没有对相关的业务做好相关的业务手续，甚至连相关的合同、客户主体都搞不清，说明被告违反了高级管理人员最起码的勤勉义务；如果被告手上有这些资料，但是在原告多次催要的情况下，没有移交给原告公司，也说明被告违反了起码的忠诚义务。杨琪认为,该记录并未明确杨琪要负责应收账款的对账和清收工作，双方开股东会形成的意见就是商讨今后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且相互配合完成对账工作和包括今后向客户主张货款的事宜。从原告提供的应收账款汇总表，可以知道公司财务部门有详细的客户资料以及结算资料，不存在被告不移交相关材料给原告的情形，更不存在有违反勤勉和忠诚义务的情形。原告恒久公司为证明被告杨琪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提供2016年6月至2018年7月费用报销单和付款凭证以及2016年12月、2017年6月、2017年12月、2018年5月工资单，这些单据“领导批示”、“单位负责人”、“企业主管”栏由“杨琪”签名。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原告公司领导和单位负责人签署付款或费用报销，足以说明被告是原告公司的最高经营负责人，且从2016年6月份的工资单看明确载明被告职务是总经理。被告认为，原告公司工商登记明确王跃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告提供的上述单据只能证明被告在作为生产厂长的过程中正常履行职务的行为，而所有的工资发放单和报销单，除了被告需要签字以外，还必须有王跃招聘并指派到公司上班的财务人员冷亚飞、雍丽琴的签字。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恒久公司公章和合同章，原告提供被告于2016年5月13日出具的《收条》1份，该收条载明：“今收到溧阳市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壹枚”，证明被告持有该公章并自2016年5月就实际负责原告公司的经营管理。被告认为，接收公章是为了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收到公章以后交给了办公室主任滕秋华，现在由公司员工鲍源保管。公司成立以后，被告就负责生产，财务上都是由王跃招聘人员负责，故相关的印章都由财务和办公室保管。原告对此认为，被告在成为原告股东前，公司没有任何经营活动，因为被告具有工程业务，才成为原告股东，客观上王跃在公司不管事，由被告全面负责原告公司一切经营管理，除生产以外，还包括业务洽谈、业务承接、工程款回收以及公司日常管理。至于被告称公章现在在公司员工鲍源手里，原告不清楚，据原告所知，鲍源系被告亲戚，这也佐证了原告公司的经营管理系由被告全面负责和实际控制，被告是原告公司的总经理、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8月19日，9月2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王跃先后发函被告，就江苏兴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公司）与原告之间诉讼要求被告提供原告公司印章、与兴源公司的全部交易文件包括合同、收货单、发票、付款凭证、对帐单等；2019年12月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王跃再一次发函被告称，兴源公司与原告之间的诉讼法院已判决原告败诉，现准备提出上诉，要求被告提供原告公司公司章、法人章、营业执照等章证原件，以便办理上诉手续，提交原告公司所有应收、应付帐款资料，与兴源公司的全部交易文件包括合同、收货单、发票、付款凭证、对帐单等，逾期原告将追究因此造成的损失。被告对此称，公章由办公室鲍源保管，收到原告函件后发短信给王跃让他找办公室盖章。该案的对帐手续都在公司财务，支付情况其不清楚。本案审理过程中，鲍源向原告交付案涉公章和合同章各一枚，原告撤回该项诉讼请求。庭审后，原告为查明被告是否存在收取工程款而未交付给原告的事实，申请法院调取被告银行卡交易明细。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本案原告在起诉时就应当就其主张及时提供证据，而其在庭审前及法庭辩论终结前也未向法院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故其在庭审结束后提出调取被告银行卡的申请，法院不予准许。基于原告的请求权基础，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需要在三个方面加以判断：一、被告是否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二、被告是否违反了勤勉义务；三、原告是否由于被告的行为造成了损失。一、关于被告在原告公司身份的认定。根据原告提供的原告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和公司章程，虽然被告为原告公司的监事，但根据原告提供有关费用报销单、付款凭证、工资单被告在“领导批示”、“单位负责人”、“企业主管”栏有签名，能够证明被告参与原告公司的管理，可以认定其为原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公司法意义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二、关于被告在本案中是否有违反勤勉义务的行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义务，是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使职权、作出决策时，必须以公司利益为标准，不得有疏忽大意或者重大过失，以适当的方式并尽合理的谨慎的注意，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权益纠纷中，首先应推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已经尽到了勤勉义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勤勉义务的举证责任由公司承担。对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义务的判断应当采取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标准或称为重大过失标准。即只有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公司存在损失，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过失与公司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才构成违反勤勉义务。而本案中，根据《溧阳市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结算收款汇总表》载明的内容，尽管该汇总表不能全部体现欠款主体，但被告只是在该汇总表注明”结算金额无误”，不能证明该汇总表由被告且由其保管的结算资料制作；至于结算资料，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掌握有关结算资料，且原告也认为“如果被告手上有这些资料”，也就是说原告也不能肯定被告私自保管有关结算资料；再者，原告在起诉状中称被告为原告公司副总经理，在庭审中又称被告为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原告公司的运营管理，但在其提供的公司企业登记资料中，已明确王跃为公司总经理，在被告否认其全面负责原告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下，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对公司的运营负有全面管理之责，也不能证明被告违反勤勉、忠诚之义务。关于王跃和被告签订的《股东商讨记录》，只是双方对公司应收、应付账款制定的具体工作计划，尽管该份文件的工作计划明确由被告负责应收账款的对账和清收工作，但同时也明确了需由王跃派人配合，双方应互相配合，不能证明被告全面负责原告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被告对原告公司的相关业务资料负有保管之责，也不能证明被告违反勤勉、忠诚之义务。本案究其实质，是原告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原告公司应制定诸如公章使用、业务资料保管、财务等公司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王跃作为公司总经理，应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被告应根据相应的授权履行其职责，双方应相互配合，使公司走上健康发展之轨道，而原告公司目前之状况，系由管理混乱所形成，且没有证据证明系由被告作为高级管理人员不当履行职责所造成，故原告认为被告违反勤勉、忠诚之义务，法院不予采信。三、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公司存在损失。原告主张公司的应收账款，根据《股东商讨记录》所订的工作计划，只要双方相互配合，完全可以向相对方进行主张，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应收帐款损失。故原告主张被告应赔偿应收账款损失9802259.73元,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50000元，保险费用14703元，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溧阳市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434.5元（已减半收取），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45434.5元,由原告溧阳市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恒久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与黄全民（138××××2802）电话录音及整理的书面内容3页，与吕超（186××××5988）电话录音及整理的书面内容1页，欲以证明杨琪实际负责恒久公司经营管理，特别包括工程业务联系及回款，并掌握合同和结算资料的事实。同时，经黄全民反映，2019年1月26日签署统计表时黄全民尚欠的884130元己由杨琪私自收取，吕超则表示只认杨琪，也只会和杨琪结算付款。2、对冷亚飞的调查笔录2页，从冷亚飞的陈述来看，恒久公司实际参与经营管理的人员只有八九个人左右，除了杨琪外，其他的人都不负责工程业务，故杨琪一再否认自己负责工程业务，称自己只是生产厂长，显然与客观事实相违背。上述笔录可以证明杨琪实际负责恒久公司经营管理，特别包括工程业务联系及回款，并掌握合同和结算资料的事实。3、2017年1月冷亚飞手写账目1页，可以反映出杨琪享受了总经理车贴和公司利润4%奖励，欲以证明杨琪实际负责恒久公司经营管理，是恒久公司总经理的事实。4、2017年2月来新工程应收款汇总表和2017年2月至2018年2月工程收入与支出表，共5页。在这两张表格上杨琪都是以总经理的身份签字确认的，欲以证明杨琪实际行使总经理的职权。二审中，杨琪未提交新证据。对于恒久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杨琪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电话录音和冷亚飞的调查笔录，如果是证人证言，则应由证人出庭作证。故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疑。即便内容真实，那么该三份证据也不能达到上诉人所要证明的目的。黄全民在陈述中认为与其相关的业务有杨琪联系过，还有其他人联系过，不完全是杨琪联系的，在该份证据书面整理的内容第三页“有的我们给他打过去，他打款不打到杨琪账上”、“有转账，但不转给他，转给别人的”、“我不跟他个人往来”这些内容也充分反映了黄全民认为其与杨琪的联系中，杨琪均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转账的款项也并没有进入杨琪个人账户，因此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吕超所要表达的意思也都是其是跟杨琪联系的业务，但是认可杨琪是代表上诉人公司的职业行为，也认为付钱的时候是需要付到上诉人公司的。对于冷亚飞的笔录，冷亚飞是由王跃直接招录进公司的，其与王跃存在利害关系。故对于调查笔录和所谓的手写账目均不予认可。手写账目中并没有杨琪的签名，完全是随意书写、随意涂改，没有任何的证明效力。对于2017年2月来新工程应收款汇总表和2017年2月至2018年2月工程收入与支出表，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首先，上述材料不属于新证据；其次，上述材料仅是公司内部做账用，杨琪在上述材料上签名，仅是履行其作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行为，不能因为签名在“总经理”处就认为杨琪是总经理。公司的经营管理负责人或者总经理的任命应该履行法定的程序并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恒久公司的经营管理负责人及总经理应是王跃，而非杨琪。二审中，恒久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了如下异议：1、“原告恒久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成立，股东为王跃、杨琪”的表述不准确，恒久公司在2015年1月15日成立时股东并没有杨琪，是在2016年7月12日经过工商变更后，恒久公司的股东才是王跃（51%）、杨琪（49%）。在杨琪成为股东以前，恒久公司并没有实际经营，所有的工程业务是在杨琪成为股东之后才实际开展的。2、“王跃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这句话只能反映恒久公司对外的登记信息，实际上在2016年5月到2018年7月，王跃都没有实际参与经营管理，恒久公司实际是由杨琪负责全面工作、行使总经理职权的。3、针对2019年1月26日形成的《溧阳市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结算收款汇总表》，整个统计表一审法院没有进行深入的查实，统计表的收款时间这一栏最早的收款时间是2016年6月27日，最晚的是2018年9月22日，这和上诉人主张杨琪负责经营管理的期间是一致的。且整张统计表根本没有体现具体欠款客户的主体信息，也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谁欠了统计表所列的款项。4、对于“2019年10月14日，恒久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商讨记录》”，一审法院虽然进行了内容的罗列，但没有根据该记录的内容对本案事实进行认定，主要体现在（1）该记录明确载明应收账款的金额是977万元，这和上诉人主张的应收账款损失的金额是一致的。（2）对记录单中所载明的“王跃派人配合”，一审法院进行了断章取义的认定，该记录明确约定杨琪要确保应收账款的手续齐备，包括合同、结算单等。这些交易资料都是在工程业务开始前和履行过程中所应取得的文件资料，不在王跃派人配合的范围内。这是杨琪应当要承担的义务。5、一审法院遗漏了上诉人提供的2016年5月和6月的工资单这两份证据材料，其中在2016年6月的工资单上明确载明杨琪的职务是总经理，同时上诉人提供该组证据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被上诉人的高管身份，更重要的是为了证明被上诉人的权限，无论是财务审批，还是人事工资的发放，都需要被上诉人的最终核准。直接能说明被上诉人全面负责恒久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而且这些单据所体现的期间和上诉人主张杨琪负责经营管理的期间也是一致的。6、一审法院认为收条只是为了证明上诉人要求返还公章和合同章。其实不然，提供收条的另一个证明目的也是证明被上诉人接管了公司的印章，佐证了被上诉人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所以一审事实认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综合考虑上诉人提供的全部证据之间互相印证的关联性。杨琪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首先，对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定义，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第（一）项明确，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本案中，杨琪在质证时自认系公司的副总经理，结合杨琪在公司付款、结算、工资发放等单据上签字的行为，应可认定杨琪属于恒久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适格主体。其次，关于杨琪是否违反勤勉义务、损害公司利益应予赔偿的问题。本院认为，公司高管开展工作，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内部也应该制定内控合规的相关规章制度，明晰各类人员的职责权限，规范履职行为。本案中，恒久公司的业务流程管控、财务管理制度，确实存在混乱、不规范的问题，但该问题系公司内部治理问题，不可直接归咎于杨琪履职违反勤勉义务。且从损害后果是否确定发生的角度，自《溧阳市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结算收款汇总表》形成后，恒久公司自认已累计回款4888956.7元，故恒久公司主张因该汇总表无法反映应收账款主体导致剩余款项即为损失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股东商讨记录》，明确的是账款清收计划及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杨琪要确保应收账款手续齐备”的约定，是将能够取得胜诉判决所需证据材料的提供义务明确给杨琪，并以此及清账结果作为杨琪股权转让的条件，该约定不能得出“杨琪自认在签署该记录时即掌握上述手续材料而未提交给恒久公司、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事实认定结论。再次，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在恒久公司举证不充分、不能达到其诉讼请求的证明标准的情况下，一审采用简易程序在法定审限内审结、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用，未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并无不当。对于一审未准予调取杨琪银行卡流水的问题，恒久公司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调查申请，且亦未能提交初步证据使法官产生杨琪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合理怀疑，从而该调查的正当性不能成立，故一审的处理亦无不妥之处。综上，恒久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杨琪在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规章的规定，实施了损害恒久公司利益的行为。恒久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恒久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869元，由溧阳市恒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佳审判员 王 星审判员 张 梅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周嘉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