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15民初3413号 原告：唐旭琳，女，1986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智明，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定健，男，194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温江区，系原告唐旭琳之父，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杨汉萍，女，194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温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珊，四川环蜀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唐旭琳与被告杨汉萍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旭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智明、唐定健、被告杨汉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旭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800,000元及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3日起按月利率百分之二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为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9日起按月利率百分之二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为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告因经商的需要，于2012年4月22日与原债权人唐定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向原债权人唐定健借款人民币200,000元（该合同签订的同时己付给被告）。被告又于2012年9月22日向原债权人唐定健借款100,000元，被告在此份《借款合同》上标注了“增加10万元（壹拾万元）共计叁拾万元正2012.9.22杨汉萍”（该款于标注同时已付给被告）。双方约定月息按借款金额的2%计付，借款期限为24个月，如未按时还清借款本息，其期限延长至借款本息还清时止，每月结付利息一次。该笔借款本金被告分文未还，利息已付至2015年1月22日，尔后再未支付。原债权人唐定健先后于2015年7月30日、2017年7月26日向被告发送了两次《催收欠款通知》，并电话联系了被告，被告电话称钱收到了就还原债权人唐定健，但后无果。被告2012年12月8日与原债权人唐定健又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向原债权人唐定健再借款人民币500,000元（签订该合同的同时已付给被告），借款月息按借款金额的2%计付，借款期为2年，每月结付利息一次，若被告不能按时付息，所欠利息按新的借款纳入本金，按原本金利率计息，若被告不按合同履行还款义务，还应按未履行部分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付违约金。该笔借款本金被告分文未还，利息已付至2015年1月8日，尔后再未支付。2019年2月2日，原债权人唐定健与原告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两笔借款共计捌拾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转给了原告，由于被告联系不上，债权转让人唐定健于2019年2月26日通过《成都晚报》公告通知送达给被告《债权转让协议》。由于被告拖欠借款本息拒不支付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虽经原债权人唐定健及原告的多次催还仍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望判如所请。 被告杨汉萍辩称，第一，因原告当庭变更了利息计付的时间，与客观事实不符，被告要求新的举证期。第二，被告除应付利息外多支付的金额209,208元应视为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应予以扣除。第三，原告主张的金额与事实不符，本案借款金额应为300,000元。2012年4月22日和2012年9月22日两次借款合计300,000元属实，2012年12月8日借款500,000元不属实，被告并未收到该笔借款。被告与原债权人之间存在多笔借款，每笔均有相应的借条或合同，原债权人于2012年11月4日支付给被告的60,000元与2011年12月8日支付的20,000元均系其他借款，被告已偿还，上述两笔借款与本案无关。原债权人于2012年4月22日转账支付给张竹的40,000元，系原债权人与张竹之间的经济纠纷，被告并未委托张竹收取该笔借款。原告提交的大量取款凭证，均缺乏证据证实这些取款交付给了被告，且原告的两次催收通知仅催收了300,000元，从客观逻辑来说，被告借款500,000元不属实。第四，2012年9月22日借款原告主体不适格。登报公告并未公告该笔借款债权的转让信息，原告未尽到法定的债权转让的告知义务，该笔借款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第五，被告支付借款300,000元的利息截止时间是2015年1月23日，原告主张利息起算时间有误。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杨汉萍因经商需要向原债权人唐定健借款，唐定健于2012年4月22日支付给杨汉萍200,000元现金，并于当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每月结付利息一次，借款期限为24个月，若杨汉萍未按时还清借款本息，借款期限延长至借款本息还清时止。2012年9月22日，唐定健转账100,000元至杨汉萍指定的张竹的农商银行账户上，当日杨汉萍在上述《借款合同》上标注“增加10万元（壹拾万元）共计叁拾万元正2012.9.22杨汉萍”。杨汉萍于2012年5月22日、6月21日、7月23日、8月22日分别通过张竹的成都农商银行账户，每月经个人汇划方式向唐定健转账4,000元，4笔转账合计16,000元。杨汉萍通过成都农商银行，于2012年10月22日、12月24日、2013年1月22日、2月21日、3月22日、4月27日、5月23日、6月20日、7月23日、8月23日、9月22日、10月25日、11月26日、12月24日、2014年1月23日、2月24日、3月25日、4月23日、5月23日、6月23日分别从杨汉萍或张竹的账户经个人汇划方式，每月向唐定健转账6,000元，20笔转账合计120,000元。从2012年5月22日至2012年8月22日期间，杨汉萍以借款200,000元为基数，通过张竹的成都农商银行账户每月向唐定健支付4,000元利息，合计16,000元；从2012年10月22日至2014年6月23日期间，除2012年11月外，杨汉萍以借款300,000元为基数，通过其本人或张竹的农商银行账户，每月向唐定健支付6,000元利息，合计120,000元。杨汉萍共计向唐定健支付136,000元利息后，再未每月支付利息6,000元，也未归还借款本金300,000元。唐定健于2015年7月30日、2017年7月25日先后两次向杨汉萍发送了《催收欠款通知》，向其催收300,000元借款。 2012年12月8日杨汉萍与唐定健又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杨汉萍向唐定健借款人民币500,000元，借款月利率为2%，每月结付利息一次，借款期限为24个月。杨汉萍通过成都农商银行，于2013年4月16日、5月8日、6月8日、7月8日、8月8日、9月9日、10月10日、11月11日、12月10日、2014年1月8日、2月9日、3月11日、4月8日、5月9日、6月9日分别从杨汉萍或张竹的账户经个人汇划方式，每月向唐定健转账10,000元，15笔转账合计150,000元。从2013年4月16日至2014年6月9日期间，杨汉萍以借款500,000元为基数，通过其本人或张竹的成都农商银行账户，每月向唐定健支付利息10,000元，合计150,000元。此后杨汉萍再未每月向唐定健支付利息10,000元，且未归还借款本金500,000元。2016年12月8日，唐定健在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通过电话向杨汉萍催收500,000元借款，杨汉萍表示拿到钱就归还唐定健借款本金，由于资金周转困难，不再支付利息。 2019年2月2日，唐定健与唐旭琳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唐定健将上述两笔借款共计800，000元的债权本金及利息、违约金转让给唐旭琳。2019年2月26日，唐定健在《成都晚报》上登报公告《债权转让通知》，载明：“杨汉萍，你分别于2012年4月22日和同年12月8日与我签订借款合同向唐定健借款两笔。其债权转让给唐旭琳并签订转让协议。因你失联，又不知你的住处。特登报通知。” 庭审中，原告唐旭琳因起诉时有笔误，明确主张的利息为：以30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当事人双方身份信息、借款合同2份、2019年11月22日打印的成都银行交易明细（账号：6510××××1518）、2011年3月26日-2030年6月7日成都农商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账号：6223××××1020）、2019年12月9日打印的中信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账号：6226××××8271）、催收欠款通知2份、（2016）川成蜀证内民字第44403号公证书及其附件光盘、债权转让协议、《成都晚报》2019年2月26日公告的债权转让通知等证据在案佐证，经庭审调查核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杨汉萍在唐定健处借款800,000元，杨汉萍未予偿还借款800,000元，且未支付相应利息的事实客观存在。唐旭琳与唐定健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依法成立，唐旭琳与杨汉萍之间的法律关系系基于债权转让产生的法律关系，杨汉萍理应向唐旭琳履行付款义务。第一，杨汉萍经本院两次传票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其提供的答辩状仅是其本人陈述，庭审前及庭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杨汉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要求给予举证期限，唐旭琳在庭审中已阐明支付利息的时间是笔误，并作了补充说明，故杨汉萍要求给予举证期限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第二，杨汉萍与唐定健除本案所涉借款外，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杨汉萍自称张竹与唐定健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因此，并不能从唐定健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得出杨汉萍向唐定健多支付了209,208元的结论，杨汉萍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唐定健返还了借款本金。杨汉萍抗辩多支付金额抵扣借款本金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第三，唐定健于2016年12月8日与杨汉萍的通话中，杨汉萍并未对500,000元借款本金提出任何异议，表示会归还借款本金，合同永远有效，足以认定杨汉萍向唐定健借款500,000元的事实客观真实存在。第四，唐旭琳提供的唐定健成都农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时间系2011年3月26日至2020年6月7日期间，2014年6月23日后再无杨汉萍通过个人汇划方式向唐定健转账6,000元的记录，且杨汉萍无证据证明其支付借款300,000元的利息截止时间是2015年1月23日，杨汉萍抗辩支付利息截止时间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第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唐旭琳主张杨汉萍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及支付利息计算方式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第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关于“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是为了避免债务人重复履行、错误履行债务或加重履行债务的负担。上述规定并未限制通知的形式，只要债权人实施了有效的通知行为，债权转让就应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首先，成都晚报是在成都市内公开广泛发行的报纸，债权人唐定健在该报纸上登报公告通知债务人杨汉萍债权转让的事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债权人已将债权转让的事实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对杨汉萍发生法律效力。其次，唐定健公告了2012年4月2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上标注了2019年9月22日的借款，系该借款合同的补充条款，这两笔借款应认定为一个整体，对该借款合同的转让通知应视为对300,000元借款的转让通知，2019年9月22日的借款转让对杨汉萍发生效力。最后，通知的形式并非限于书面通知，本案中，债权受让人唐旭琳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并提交了债权转让凭证，杨汉萍签收了唐旭琳的起诉状副本，应视为唐旭琳以起诉形式通知了杨汉萍债权转让事宜，上述借款的转让对杨汉萍发生效力。故，唐旭琳要求杨汉萍给付债权80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杨汉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唐旭琳800,000元及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被告杨汉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李**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何 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