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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height:17px;    padding-top:20px;    word-wrap:break-word;    word-break:break-all;}.format_Paragraph,.format_Conclusion{    text-indent: 2em;    font-size: 11pt;    margin-top:20px;    word-wrap:break-word;    word-break:break-all;}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兵10民终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凌燕，女，汉族，1975年11月16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 黑龙江省讷河市 。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青，新疆北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孝良，男，汉族，1959年5月15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 黑龙江省讷河市 。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睿，新疆新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晓华，女，汉族，1969年2月6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 黑龙江省讷河市 。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顺达，男，汉族，1970年8月9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 黑龙江省讷河市 。 上诉人孙凌燕与被上诉人马孝良、韩晓华、于顺达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巴里巴盖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1002民初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凌燕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巴里巴盖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1002民初37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付其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出资数额认定有误，导致对出资比例认定有误。二、基于明显不公平的举证原则，一审对合伙收入认定错误。 马孝良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 韩晓华未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意见。 于顺达未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意见。 孙凌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其分得与马孝良、韩晓华、于顺达合伙期间收益的四分之一，即75吨高粱，价值约180 000元。2.案件诉讼费由马孝良、韩晓华、于顺达承担。庭审中，孙凌燕变更诉讼请求为：1.要求分得300吨高粱的20%或者价值相等的人民币，按照每吨1600元计算为96 000元；同时对合伙期间的其他收入160 000元孙凌燕应分得20%，即32 000元，合计128 000元。2.诉讼费由马孝良、韩晓华、于顺达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初，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四人经口头协商，准备共同出资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一八四团合伙种植高粱。2018年3月20日、2018年5月1日，马孝良分别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一八四团八连管理委员会、王洪江签订了两份土地承包合同，合同载明的土地面积分别为300亩、2139亩，均为生荒地。2018年4月起，马孝良雇佣李成龙、马扶臣为四人承包经营的高粱地从事浇水、施肥、定苗等管理工作。2018年5月7日、5月10日，孙凌燕分两次向于顺达转账支付共计200 000元作为合伙出资。为方便生产经营，2018年5月22日，于顺达以其个人名义用30 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华泰圣达菲牌二手汽车作为合伙财产，并为该车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2018年6月1日，孙凌燕作为甲方、于顺达作为乙方、孙凌燕作为丙方、韩晓华作为丁方，四人共同补签了《合伙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四方共同出资承包耕地位于新疆农十师184团9连1－4、1－6、2－1计2139亩，其中甲方出资贰拾万元，乙方贰拾万元，丙方贰拾万元，丁方贰拾万元；四方的出资款项由甲乙丙丁四人共同签字确认，并出具出资收据；二、上述耕地由四方进行具体管理，管理费用每月元由四方共同承担；三、四方同意在合伙期间共同雇佣财会人员对合伙账目进行有效管理，并由四方共同承担财会人员的费用；四、对合伙期间的盈余由四方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配，亏损由四方按照投资比例进行承担；五、合伙期间在办理对外事务时每次超过一千元的费用支出必须由四方中的任何三方签字确认方有效，否则由实际支出人自行承担支出费用；六、四方均同意在条件成立时以甲方的名义对外成立万豪万亩高粱合作社，成立合作社后国家的各项政策补贴由四方共同享有，对外产生的权利由四方享有并承担；七、以上协议是四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自最后一方签字后发生法律效力。同日，四人共同在《合伙协议》上签字。四人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各自200 000元的出资义务。合伙资金用于对承包土地进行中耕、播种、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等农用物资及支付水费、清粮费等。按照协议约定，合伙期间应共同雇佣财会人员对合伙账目进行有效管理，并由四方共同承担财会人员的费用；但由于是短期雇佣且工资待遇低，未能雇佣到财会人员对合伙账目进行管理。实际种植过程中，主要由马孝良、于顺达对种植高粱进行经营管理，韩晓华、孙凌燕管理账目。由于种植成本超出四人预算，孙凌燕追加出资 30 000元，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各追加出资100 000元。 2018年8月23日，马孝良以10 000元的价格租赁了位于一八四团居仁小区13号楼4单元201室住宅一套用于生活，租赁期间为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4月30日。 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四人合伙种植的高粱成熟并进行了收割、清粮、入库，高粱产量共计306.98吨；并雇佣陈建新清粮；2019年4月4日，马孝良向陈建新支付清粮费8000元。 2018年10月29日，四人合伙种植的位于一八四团八连5－1－4、5－1－6条田中的部分高粱地被羊群踩踏，经协商，李保国以北屯市中瑞牧业养殖有限公司代表人的身份与四名合伙人签订了一份《关于八连5－1－4和5－1－6高粱地纠纷商议结果》，双方约定北屯市中瑞牧业养殖有限公司以60 000元的价格购买上述两块条田用于放牧，付款时间为2018年11月5日前，放牧期间为2018年11月17日至次年春播前。 高粱收获季节，四人合伙种植的170亩高粱地被张赞（音）误收，张赞（音）为此向四人支付赔偿款85 000元。 为了便于存储收获的高粱，马孝良与宋雪鹏签订了一份库房租赁合同，以30 000元的价格租赁宋雪鹏位于一八四团绿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院内的两栋库房，租赁期限为2018年11月20日至2019年4月30日。 合伙结束后，马孝良将合伙期间购买的华泰圣达菲轿车以15 000元的价格出售。 2018年12月4日，双方当事人因合伙财产分配发生争议，孙凌燕向该院申请诉前保全，该院于同日作出（2018）兵1002财保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申请人马孝良、韩晓华、于顺达在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一八四团工业园区绿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仓库内的高粱75吨，期限为一年。2019年4月15日至5月9日，马孝良将收获的高粱全部出售，花费装车费4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孙凌燕与马孝良、韩晓华、于顺达经协商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出资经营在一八四团承包的土地。四人均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各自的出资义务。合伙期间因支出超出预算，四人分别追加了部分出资。在合伙终止后，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因合伙期间收割的高粱分配发生争议而诉至该院。该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一、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合伙经营所得财产是多少；二、合伙经营期间的支出数额及债权债务是多少；三、合伙期间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的出资数额如何认定；四、合伙终止后，合伙财产及债权债务如何分配，孙凌燕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 一、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合伙经营期间所得财产是多少：1.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在2018年合伙种植高粱，至当年年底，共计收割入库高粱306.98吨（部分高粱未进行清粮）。2019年4月15日至5月9日，马孝良将收获的高粱全部出售，并提供全国公路货物运输协议书复印件7份，证实其中200.14吨售价为1600元/吨，67.46吨售价为800元/吨，销售高粱所得价款共计374 192元；虽然孙凌燕对此不予认可，认为销售高粱的数量较2018年11月入库时306.98吨高粱减少39.38吨，损耗过高，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该损耗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同时，2019年5月7日《全国公路货物运输协议书》中载明67.46吨高粱销售收入共计53 968元，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均对该销售价格签字确认，孙凌燕对此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销售高粱的价格不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该院对四人合伙期间收获的高粱销售收入共计374 192元予以确认。2.四人合伙种植的部分高粱地被羊群踩踏，北屯市中瑞牧业养殖有限公司购买被羊群踩踏的两块条田用于放牧，该项赔偿款60 000元属于合伙期间收入；3.四人合伙种植的高粱被他人误收，支付的赔偿款85 000元属于合伙期间的收入；4.合伙结束后，马孝良将合伙期间购买的华泰圣达菲轿车以15 000元的价格出售，该款项属于合伙期间所得的财产。以上各项收入共计534 192元。 二、合伙经营期间的支出数额及债权债务是多少：按照协议约定，四人在合伙期间应共同雇佣财会人员对合伙账目进行有效管理，并由四方共同承担财会人员的费用；但由于是短期雇佣且工资待遇低，未能雇佣到财会人员对合伙账目进行管理。因此，合伙过程中，四人约定主要由马孝良、于顺达对种植高粱进行经营管理，韩晓华、孙凌燕管理账目。但因孙凌燕、韩晓华长期不在一八四团，因此，二人亦未能认真履行账目管理职责。在高粱收割后，四人对合伙种地期间的各项支出进行核对并制作了《184－9连种地明细表》，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对种地明细表载明的各项支出共同签字确认。虽然孙凌燕对部分费用的支出是否合理持有不同意见，但根据合伙协议第五条：“合伙期间在办理对外事务时每次超过1000元的费用支出必须由甲乙丙丁四方中的任何三方签字方可有效”的约定，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均在明细表上签字确认，符合双方协议约定，该院对明细表中载明的已经发生的第一项至第二十项支出予以采信；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对明细表载明的住宿饭费19 348元、机票火车票31 447元、工人生活费30 742元、水费453 486元等支出，经庭审另行协商，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重新确定上述各项支出数额分别为15 000元、25 000元、25 000元、428 486元，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对以上支出分别协商确定的数额从其约定；明细表出具时尚未支付的地租费、清粮费，孙凌燕对清粮费8000元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主张在2019年4月对所欠的地亩费275 850元予以支付，但其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银行交易明细单等证据不能相互印证，故该院对于该项支出不予认定。另外，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主张2019年4至5月间为销售高粱产生交通费、食宿费等支出14 000元，装车费4000元；孙凌燕对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主张的装车费4000元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交通费、食宿费等支出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且孙凌燕不予认可，该院对该项支出不予认定。综合上述各项支出数额，四人因种植、管理、收割、销售高粱等支出成本共计1 703 668元。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均未主张合伙期间存在债权债务。 三、合伙期间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的出资数额如何认定：在合伙协议中，四人约定各人出资200 000元用于经营位于一八四团九连的耕地，四人均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各自的出资义务。按照合伙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四方出资款项应由甲乙丙丁四人共同签字确认，并出具出资收据，但实际合伙期间，四人并未按此约定执行。在合伙经营期间，种植的实际投入超出了各方的预期，为保障高粱正常生长、收割、存储，原告追加出资30 000元，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各追加出资100 000元。对于合伙期间追加的出资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认为属于向合伙事务的借款，孙凌燕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其性质应当属于合伙出资。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在追加出资前没有对该款项的性质明确约定，追加出资后也没有签订补充协议。鉴于四名合伙人均追加了出资，且追加的出资均用于承包土地种植高粱各项花销，本院对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追加的出资确认为增加的合伙出资。 四、合伙终止后，合伙财产及债权债务如何分配，孙凌燕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本案中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签订合伙协议的目的是共同出资经营一八四团九连的2139亩土地，当年秋收后，因合伙支出及收益分配发生纠纷，四名合伙人均未提出在2019年继续承包土地合伙经营，故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间的合伙协议已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 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签订的合伙协议第四条约定：“对合伙期间的盈余由四方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配，亏损由四方按照投资比例进行承担。”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四合伙人种植的高粱销售收入、他人误收高粱赔偿款、羊群踩踏、啃食高粱赔偿款及变卖车辆收入合计534 192元，为了种植、管理、收割、存储、销售高粱发生的各项支出为1 703 668元，合伙各项收入减去支出的成本后，合伙亏损1 169 476元。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亏损由四方按照投资比例进行承担。在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追加出资后，合伙出资共计1 130 000元，其中孙凌燕出资230 000元，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各出资300 000元，四人所占合伙比例分别为20.35%、26.55%、26.55%、26.55%，四人分别应承担亏损237 988.37元、310 495.88元、310 495.88元、310 495.88元。在合伙已经亏损1 169 476元、各合伙人应承担的亏损额已经超过其实际出资数额的情况下，孙凌燕要求分割高粱销售款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双方约定，该院不予支持。庭审中，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亦未提出合伙期间存在债务并要求孙凌燕对合伙期间的债务共同承担的反诉请求，故该院对于孙凌燕、马孝良、于顺达、韩晓华合伙期间是否存在债务、债务应当如何分配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孙凌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 860元，由孙凌燕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审核上诉人孙凌燕与被上诉人马孝良、韩晓华、于顺达合伙种植高粱期间的盈亏情况，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伙种植高粱期间的总收入为534 192元、总成本支出为1703 668元，符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认定。上诉人认为总收入应为651 168元无相应的证据证明不能成立。由此可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伙种植高粱期间存在较大亏损。 上诉人在一审起诉要求对合伙收入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涉及到双方当事人在合伙期间的共同出资额，本案中共同出资额对是否能对合伙收入进行分配存在较大影响，如按1703 668元总成本确定共同出资额，则上诉人所占比例是13.5%（其个人出资额230 000元÷共同出资额1703 668元），可以对合伙总收入534 192元按13.5%的比例进行分配；如按一审法院认定的总出资额1130 000元，则总成本1703 668元中扣除共同出资额 1130 000元，还有多支出的成本573 668元，应先以合伙财产534 192元进行抵偿，在此情况下，只存在39 476元债务，已没有可用于进行分配的合伙财产。 因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是，双方当事人合伙种植高粱期间，共同出资金额是1 130 000元还是1 703 668元。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各出资200 000元，四方的出资款项由甲乙丙丁四人共同签字确认，并出具出资收据”。在合伙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因实际投入超出了预期，上诉人追加出资30 000元，三被上诉人各追加出资100 000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出资总额为1 130 000元正确。上诉人认为合伙总成本 1 703 668元，应全部认定为合伙出资额，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在合伙经营期间，扣除投入的 1 130 000元，还多支出的573 668元成本，性质应认定为被上诉人一方垫付款。因此，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应承担的亏损额已经超过其实际出资数额为由，作出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亦予以认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凌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2 860元，由上诉人孙凌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蓝文瑜 审 判 员  徐 雷 审 判 员  刘文胜 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 法官助理  毛文冰 书 记 员  张 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