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4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春，男，1968年4月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治亮，辽宁尊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闻文，辽宁尊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景盛，男，1962年10月2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垚，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春因与被上诉人赵景盛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10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在两起晃客事故中均存在重大过错，其行为已经超出法律赋予的职权或者雇主的授权范围内，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返还上诉人为其垫付的款项。一、被上诉人已经自认导致姜某受伤的根本原因系后车追尾，真正的责任人应当为后车，但是在发生上述交通事故后，被上诉人并未报警，其行为显系故意。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20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曾亲自书写过一份答辩状提交给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其中关于该起事故发生的原因，作为当事人的被上诉人的描述为“当天我开车正常运行时后车括(刮)在我开的车后玻璃上，当时车就停下来了，产生了晃客的事情，这起事故我不应该承担责任”，根据被上诉人的上述描述可知，发生该起事故的原因为后车追尾，真正的责任人应当为后车。然而，被上诉人却在明知的情况下，不仅不报警处理，反而私自将车辆开离现场，导致责任无法认定，使得真正的责任人没有受到处罚承担赔偿责任，反而给上诉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明显是故意而为之。因此，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行使追偿权。二、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已经自认其分两次共计为姜某自行垫付53000元住院费用，其中垫付的4000元亦为其自行垫付，并非白玲垫付，因此一审法院仅根据白玲转给被上诉人4000元就径行认定上诉人知晓事故的发生并垫付了伤者的医疗费显系错误。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一份银行流水，其中记载白玲向被上诉人银行账户转账4000元，但是该份转款的用途并未进行标注，虽然数额与被上诉人为姜某垫付的医疗费相同，但是并不能就此证明白玲在事故发生时便已知晓，同时结合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自认的4000元为其个人为伤者垫付的陈述，完全可以证明白玲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并不是白玲为姜某垫付的医疗费。以上内容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签署《承诺书》时向上诉人隐瞒了其在职期间所发生的案涉两起事故，上诉人对案涉两起事故根本不知情，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按照《承诺书》中约定的内容向上诉人返还诉请款项。三、被上诉人在案涉的两起事故中均未报警，而是私自将驾驶的公交车开离事故现场，其行为显系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无论是在沙河口区还是中山区发生的事故，被上诉人不仅擅自挪动车辆、撤离事故现场，更是未立即报警处理，也没有在事后报警，被上诉人的行为不仅与法不符，被上诉人的行为完全可以认定为故意，上诉人依法可以向被上诉人追偿。赵景盛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肖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垫付款共计人民币66929.11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肖春系辽Ｂ×××××号701路公交车的承包人,其从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承包了案涉车辆,被告赵景盛在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期间担任该车的驾驶员。2018年4月25日,被告赵景盛出具《承诺书》,载明“辽Ｂ×××××车在2018年4月25日下午5点前无任何交通事故,晃客违章等事情,如有由驾驶员赵景盛承担,于车主无关和车主肖春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被告赵景盛驾驶辽Ｂ×××××号车辆期间,乘客姜某于2017年4月28日在该车内摔伤,乘客林斌于2017年5月2日在该车内摔伤。2018年12月17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202民初563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赔偿原告林斌32503.86元;二、被告赵景盛对被告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被告英大财产公司按86250.34元对原告林斌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诉讼费5269元(含案件受理费2749元，公告费2520元)由被告联营公司、被告赵景盛共同承担。”2019年6月25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04民初202号民事判决:“一、第三人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赔偿原告姜某医疗费55209.42元;二、第三人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赔偿原告姜某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营养费6000元、护理费10800元、鉴定费2440元、复印和鉴定照相费136.8元、急诊用品费270元;三、第三人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赔偿原告姜某误工费16980元;四、第三人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赔偿原告姜某交通费300元;五、第三人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赔偿原告姜某伤残赔偿金81174元;六、驳原告姜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66元由第三人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负担。”原告提供了签章为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的《扣款通知》和《情况说明》。其中，注明日期为2020年6月15日的《情况说明》载明:“701路辽Ｂ×××××(0918)车,承包人为肖春，实际经营人为白玲。2017年,该车有两起车内伤人事故均诉至法院，因涉及赔偿金额较大，在701路承包合同期满时暂扣车辆风险抵押金10万元及燃油补贴款114856元。具体情况如下:1、2017年5月2日，该车在运营时发生晃客事故,伤者林斌诉至法院，按照生效判决书应支付林斌包括医疗费、鉴定费、案件受理费等共计37772.86元;2、2017年4月28日，该车在运营时发生晃客事故，伤者姜某诉至法院,按照生效判决书应支付姜某包括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鉴定费、案件受理费等共计178176.22元;该案保险理赔返款149019.97元。针对以上两次生效判决，伤者林斌、伤者姜某索要赔偿款项，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22日、2019年7月24日向承包人肖春、实际经营人白玲下达了《扣款通知》，为避免逾期支付产生加倍债务利息，由公司先行垫付赔偿款，并从暂扣的车辆风险抵押金及燃油补贴款、保险理赔款中扣除;保险理赔款剩余147927.12元已以现金支票的形式发放至实际经营人白玲手中。”原告提供了一份被告签字的付款清单，显示2017年1月20日至2018年4月25日期间，被告每月20日前后从原告处签字领取6000元左右的款项。被告提供了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4月28日，案外人白玲向被告赵景盛尾号为6793的银行账户转款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25日期间,原、被告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包关系;第二,原告是否有权向被告追偿损失66929.11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期间,被告赵景盛作为辽Ｂ×××××驾驶员,按月领取报酬，接受原告方的指示、管理,双方之间的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点,被告赵景盛在此期间驾驶车辆的日常工作系执行职务行为。原告称其与被告之间是承包关系与事实不符。首先,原告在提起诉讼时已自认双方是雇佣关系,在庭审中又称双方为承包关系,前后所述矛盾且原告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签订过书面的承包协议或达成了事实上的承包合意。其次,从原告提交的付款清单中可以看出,被告在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期间按月领取工资,每月领取工资的时间在20日前后,每月领取工资的金额在6000元左右。被告领取工资的时间和金额均有一定的规律性,可以认定被告收款款项的性质为劳动报酬。故，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期间,被告与辽Ｂ×××××号车辆的承包人之间是雇佣关系。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追偿权是指权利人基于法定或者约定事由，替代义务人承担后，对义务人享有追回自己经济损失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无权向被告追偿损失66929.11元。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被告赵景盛是在执行职务即驾驶车辆过程中造成的他人损害，而该行为并未超出法律赋予的职权或者雇主的授权范围，因此应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向被告提起追偿权诉讼，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在两次乘客受伤事件中存在着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能认定被告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未尽到基本的忠实、勤勉和注意义务，因此其要求被告承担损失,依据不足。其次，虽被告在离职时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承诺所驾驶的车辆在2018年4月25日下午5点前无任何交通事故、晃客违章等事情，如有由驾驶员赵景盛承担。但是，从现有证据可以看出,两次事故均发生在被告离职前近一年的时间，伤者也在被告离职前将发包公司即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诉至法院,原告方表示其完全不知情，也不符合常理。且从大连市公共汽车联营公司向原告作出的两份《扣款通知》内容可以看出，原告方对上述两案是知情的。另外，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伤者姜某于2017年4月28日乘坐被告驾驶的公交车受伤,被告赵景盛向伤者垫付了医疗费4000元,而从被告提交的交易明细清单可以看出,姜某受伤当日,白玲向被告赵景盛银行账户转款4000元,足以认定原告方在事故发生时便知晓并垫付了伤者的医疗费。因此,《承诺书》中所载明的内容,应理解为被告赵景盛在离职时承诺,除原告已知悉的事故外无有隐瞒、无其他事故的发生。最后,被告获取的劳动报酬是基于其所付出的劳动,被告从事公交车驾驶,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该数额并不高于当地公交车驾驶员的收入标准,被告也未参与车辆运营收入或相关补贴的分配,原告将车辆运营的风险转嫁给被告承担，显然也违背公平原则。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肖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74元(原告已预付),减半收取787元,由原告肖春负担;剩余787元,退回原告肖春。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被上诉人在另案中的答辩状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认定事实内容表述也没有异议，但不认可《情况说明》中的内容作为事实认定。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评析如下：被上诉人在另案的答辩状，并非本案的书面证据，且因系被上诉人在另案中的陈述，不构成本案中的自认，因此，本院在本案中不采信该答辩状。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内容表述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一审已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本院二审补充查明：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2民初5633号民事判决在该案事实中认定“2017年5月2日，联营公司701路驾驶员赵景盛驾驶辽Ｂ×××××公交车，自中山广场向绿城客运站方向行驶至人民广场路段时，原告在车内摔倒受伤……”。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202号民事判决在该案事实中认定“2017年4月28日6时40分左右，原告姜某乘坐被告赵景盛驾驶的辽BK-2788号701路公交车，该车由绿波小区站向解放广场方向行驶，车辆行驶至沙河口区法院门前时，赵景盛因躲避其他车辆急刹车，使原告在车内倒地摔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双方之间系雇佣关系、被上诉人在提供劳务中发生两起致他人受伤事件均不持异议，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在该两次乘客受伤事件中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据此上诉人可否向被上诉人行使追偿权。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故意或重大过失是指雇员实施的侵害行为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在两次乘客受伤事件中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显然是指被上诉人对其在驾驶车辆过程中采取急刹车的行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非在事故发生后的处理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上诉人所称的“发生上述交通事故后，被上诉人未报警，其行为显系故意”则与雇员致人损害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与本案所涉故意或重大过失无关。而从生效的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2民初5633号民事判决和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202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上看，该两份生效的判决书均未认定被上诉人在驾驶过程中所采取的急刹车的行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上诉人亦未提交被上诉人采取急刹车的行为存在故意与重大过失的证据,且被上诉人作为司机在驾驶车辆中对路面上出现的一些状况采取急刹车也是一般人的通常采取的措施，其行为并不欠缺一般人具有的起码注意,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在案涉两次乘客受伤事件中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并无不当，继而驳回肖春的诉讼请求正确。至于《承诺书》的问题，虽然《承诺书》中确实载明了“辽Ｂ×××××车在2018年4月25日下午5点前无任何交通事故,晃客违章等事情,如有由驾驶员赵景盛承担”，但根据生活常理，被上诉人作为雇员在发生事故后不可能不向雇主报告，且在姜某受伤事件事发当日白玲即向赵景盛转款4000元，而该月的劳动报酬又已发放完毕，数额又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劳动报酬的数额相差甚远，上诉人更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并非垫付姜某医疗费，显然，上诉人应当知晓晃客事件，因此，一审对《承诺书》中的内容理解为“被告赵景盛在离职时承诺,除原告已知悉的事故外无有隐瞒、无其他事故的发生”正确，上诉人再依据《承诺书》主张赔偿没有道理。综上所述，肖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4元（上诉人肖春已预交），由上诉人肖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王家永审判员  王 歆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