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30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侯玉玲，女，196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中科可来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退休员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娟，北京名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炯，男，197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上海市长宁区，实际居住地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168弄31号E座1007。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上海骏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侯玉玲因与被上诉人胡炯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58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玉玲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胡炯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实施回购义务之主体为胡炯，胡炯应在回购期限内按照协议约定向侯玉玲回购其持有的股份。1.《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可转让期间”属于履行期限。《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即自取得因定向发行产生变更的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营业执照之日起往后第7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第一个交易日后的30天内，为甲乙双方约定的可转债期间，由乙方实施回购。”这一条有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协议的履行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二是条件满足后，应由胡炯主动实施回购，履行相关义务。因此，条款中“可转让期间”实际指的是胡炯实施回购履行支付转让价款等义务的履行期限，若胡炯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履行相应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即自取得因定向发行产生变更的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营业执照之日起往后第7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第一个交易日后的30天内，为甲乙双方约定的可转债期间，由乙方实施回购。”根据该条的约定，负有回购履行义务的主体是胡炯，胡炯应在回购期限内按照协议约定向侯玉玲回购其持有的股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不符。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回购期限为30天，因公司股票暂停转让而发生顺延，顺延后的期限亦应为30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为顺延后的回购期限为21天。1.《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即自取得因定向发行产生变更的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营业执照之日起往后第7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第一个交易日后的30天内，为甲乙双方约定的可转债期间，由乙方实施回购。”根据该约定，回购期限应为30天。2.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导致公司股票暂停转让，回购期限应予以顺延，顺延后的回购期亦应为30天。一审法院认定顺延后的回购期限为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30日，回购期限为21天，不足30天，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公司股票自2017年9月1日被暂停转让开始至2020年2月25日被终止挂牌时止，期间有三次被强制恢复转让，三次恢复期间分别为2018年4月10日到2018年5月2日，2018年8月30日至2018年9月2日，2019年4月10日至2019年5月5日。在2017年9月1日后，侯玉玲通过面谈、电话、短信等方式要求胡炯在股票恢复转让后即办理股票转让事宜，胡炯均拒绝履行回购义务，甚至在知晓侯玉玲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其履行回购义务之事实后，胡炯仍拒绝履行回购义务。侯玉玲在股票暂停转让期间，已向胡炯提出履行股票回购义务之请求，胡炯应在公司股票恢复转让期间内履行回购义务。胡炯拒绝履行之行为导致股票不能如约转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胡炯承担。胡炯辩称，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的时间，那么就应当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进行履行，如果是因为各方面的因素无法回购那么就等于不可履行，所以侯玉玲就再没有权利要求胡炯继续履行。不同意一审判决所说的在协议回购期内因双方原因致使股权转让可以顺延到首次交易恢复期，因为股票是价格不断变化的，如果是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首次恢复交易期与后来的价格不一致，再按照原来的价格回购显然有失公平，双方约定股权转让的期间就是基于股票价格的不确定性，所以双方锁定了股权转让的期间，超过了该期间双方就不再履行。因此，胡炯不认可一审判决的理由，但是认可一审判决的结果。侯玉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炯支付股权转让款75万元及违约金30万元；2.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6日，胡炯（受让方、乙方）与侯玉玲（出让方、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针对定向发行新增的股权），约定以下主要内容：可来博公司（标的公司）为新三板挂牌企业，股本总数800万股；甲方作为标的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持有标的公司股份27.5万股，持股比例为3.4375％；甲方愿意参与公司首次定向增发融资，就增发融资后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根据标的公司实施首次定向增发的股票发行方案（发行价格2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2000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4000万元），甲方愿意以2元/股，认购30万股，合计出资人民币60万元；关于甲方通过股票定向发行新增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在标的公司完成股票定向发行全套程序，即自取得因定向发行产生变更的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营业执照之日起往后第7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至第一个交易日后的30天内，为甲乙双方约定的可转让期间，由乙方实施回购；在甲乙双方约定的可转让期间内，乙方以2.5元/股收购甲方本次认购的股份30万股，合计人民币75万元。双方通过新三板交易软件完成股份协议转让。如约定转让日当天二级市场交易价格高于2.5元/股，甲方可不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股权，甲方根据当时市场行情自行选择在二级市场抛售，不视为乙方违背收购承诺；在甲乙双方约定的可转让期间内，如甲方愿意按2.5元/股转让给乙方，乙方不同意收购，视为乙方违背收购承诺；违约金按甲乙双方本次协议转让金额的总数计算，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款项。2016年10月26日，侯玉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可来博公司支付投资款60万元。侯玉玲证券帐户显示：2017年4月26日成交30万股可来博股票。2018年4月9日，可来博公司发布关于股票恢复转让的公告，载明：可来博公司由于无法在2017年8月31日之前披露2017年半年度报告，因此，依据…的相关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强制停牌，…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4月10日开市起恢复转让。2018年5月21日，可来博公司发布关于补发公司股票暂停转让进展的公告的声明公告，载明：可来博公司因未能在2018年4月30日前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根据…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1日开市起被暂停转让。2018年8月29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可来博公司股票被强制恢复转让的提示性公告，载明：…可来博公司未主动申请股票恢复转让，股转系统将于2018年8月30日开市起强制可来博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恢复转让。2019年4月9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可来博公司股票被强制恢复转让的提示性公告，载明：由于可来博公司未能在2018年8月31日之前披露2018年半年度报告，依据…的相关规定，可来博公司自2018年9月3日起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强制停牌，可来博公司已于2018年10月30日披露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可来博公司被强制停牌的事由已消除。…可来博公司未主动申请股票恢复转让，股转系统将于2019年4月10日开市起强制可来博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恢复转让。2019年5月6日，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可来博公司未按期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暨公司股票被暂停转让的公告，载明：可来博公司未能于2019年4月30日之前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根据…的有关规定，可来博公司股票自2019年5月6日开市起被暂停转让，直至按规定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后恢复转让。若可来博公司在2019年6月30日前仍未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存在被强制终止挂牌的风险。2020年2月13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关于作出终止可来博公司股票挂牌决定的公告，载明：可来博公司未能按照规定时间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根据…的规定，我司于2020年2月13日对可来博公司作出终止其股票挂牌的决定。诉讼中，侯玉玲称其与胡炯分别于以下时间和方式针对案涉股权转让事宜进行过沟通联系：1.股权转让期前以电话方式联系；2.股权转让期内，乘飞机到上海与胡炯面谈；3.张英于2018年7月21日、22日与胡炯的短信联系。针对电话联系方式，侯玉玲未提交证据，胡炯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针对面谈联系方式，侯玉玲仅提供了订购飞机票的订票信息，胡炯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侯玉玲所要证明的事项。针对张英的短信截图，侯玉玲表示无法提供原始载体，胡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侯玉玲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诉讼中，侯玉玲与胡炯均承认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可转让期间为2017年9月1日-2017年9月30日。侯玉玲亦承认在上述可转让期间，可来博公司的股票被暂停转让。一审法院认为，胡炯与侯玉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遵守协议的约定。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股权回购的时间、价格，故双方应在约定的回购时间内以约定的价格通过约定的方式进行回购。在协议约定的回购期限内，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可来博公司股票暂停在股转系统中转让，故回购期应相应予以顺延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期后首次恢复交易期内（即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在上述顺延回购期限内，侯玉玲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向胡炯提出过股权转让，现侯玉玲请求判令胡炯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既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亦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侯玉玲主张的违约金，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侯玉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侯玉玲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即侯玉玲发送给胡炯的一份2018年7月24日发送到“180XXXXXXXX”的短信记录，载明“现在我们三个人都已经跟你说明白了，打电话你不接，发微信和短信告知你了。我们会用我们的方式，找到你，上上海公司或跟踪到你家，另一方面用法律武器保护我们。我们现在可以等，等到股市可以进行买卖了，请你必须给我们兑现承诺。”证明侯玉玲以短信的方式要求胡炯在恢复交易期间履行回购义务。但侯玉玲表示，因为手机更换无法提供原始载体，只能提供以前的截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胡炯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鉴于胡炯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侯玉玲亦未能提供该份证据的原件，不符合证据采信的基本规则，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双方对于合同约定期限内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无法履行时，回购期限可否顺延并未达成合意，故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经过后，侯玉玲要求胡炯继续履行回购义务并无合同依据；其次，即使回购期限可以顺延，侯玉玲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曾在有效期限内向胡炯提出过回购主张；再次，侯玉玲虽主张胡炯系回购义务发起人，其怠于履行行为导致案涉股票不能如约转让，应承担不利后果，但侯玉玲亦未就其主张提举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未支持侯玉玲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侯玉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0元，由侯玉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陈 实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晓桐书 记 员  李连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