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88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1，女，2010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上诉人兼郑某1法定代理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8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士伟，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2，男，200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理人：乔某，女，198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宙，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当事人（原审被告）：郑某3，男，193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退休，住江苏省如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5，男，1979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华阴市。上诉人王某、郑某1因与被上诉人郑某2，原审被告郑某3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66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郑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郑某2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郑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赠与合同于2011年5月3日成立并生效错误。《离婚协议书》自始至终都没有写明“无偿过户”或“赠与”字词，一审法院根据自己臆想随意在“过户”前脑补出“无偿”两个字，将郑某4的一种模糊不清的意向强行认定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赠与关系，随意处分郑某4的巨额财产，侵犯了王某、郑某1作为郑某4合法继承人的权利。二、一审判决认定基于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方便时”只是对办理过户期限进行的限定是错误的。就×室房屋，自始至终都不存在赠与法律关系，“方便时”不是对办理过户的期限进行的限定，只是一种虚假表示或者最多仅表明一种意向，没有法律约束力，与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方便时”没有区别，具体实施“方便时”后面的事项需要双方再行协商确定，从郑某4和乔某签订《离婚协议书》的用词、签订背景及后续各方的行为可以轻易得出。首先，《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其他房产归属的用词都非常明确，而对于×室房屋没有约定所有权归属，没有使用“赠与”词语，只有模糊的“方便时过户过郑某2名下”，郑某4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学过法律，文学功底深厚，深知用词严谨的重要性，却在《离婚协议书》关于×室房屋的处置写得模糊，这表明郑某4并没有明确的赠与意思。其次，“方便时”不是对办理过户的期限进行的限定，是在强调这是一种意向而非强制法律义务。郑某4在与乔某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除珠海一套房产之外，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均归女方，乔某最大限度分割了夫妻共同财产，而×室房屋属于郑某4的婚前财产，郑某4有充分的处分权，不因为结婚离婚而改变，乔某即使离婚也无法分得任何产权，这在郑某4和乔某都是清楚的，因此双方都在头脑清醒、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写下了“方便时过户过郑某2名下”的模糊条款，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于郑某4来说，不会构成强制义务；于乔某来说后续向郑某4持续索要生活费用埋下一个理由。这也是《离婚协议书》签订后郑某2及其法定代理人乔某在长达五年时间里没有向被继承人郑某4主张的原因。最后，《离婚协议书》签订后各方的行为也佐证了郑某4没有赠与涉案房屋给郑某2的意思表示。《离婚协议书》于2011年5月3日签订，郑某4于2017年8月30日去世，中间长达六年时间里郑某2及其法定代理人乔某均未向郑某4主张涉案房屋过户；同时根据郑某2庭审中陈述，双方一致确认，郑某4去世前每年多次回北京，且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中，显然郑某4还需要涉案房屋居住，将房屋赠与郑某2显然不方便。三、过户需要存在基础的法律关系，离婚协议关于过户的法律关系没有明确，一审法院认定赠与没有法律依据，即使认定为赠与，也因第四款而解除，一审法院认定的赠与关系也已解除。郑某2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王某、郑某1的主张不认可。郑某3述称，郑某4明确表示×室房屋留给郑某2。郑某2、乔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某、郑某1、郑某3配合将北京市朝阳区×室的房屋所有权过户至郑某2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室房屋登记在郑某4名下，交房时间为1999年7月26日。2003年4月16日，乔某与郑某4结婚。2011年5月3日，郑某4与乔某因两地分居，自愿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如下：一、双方婚后育有一子郑某2，郑某2与女方共同生活，男方有权随时探望，郑某2的生活教育事宜由男女双方共同给解决，男方每年提供给女方十八万元作为女方与郑某2的生活费，郑某2教育、旅游、运动等个人成长费用由男方负责；二、1．双方婚后存款归女方所有；2.双方婚后珠海房产归男方所有，威海房产归女方所有，威海乔丽丽名下房产由男方负责还款，并提供装修费用；3．女方与郑某2生活在男方名下北京房中，方便时过户过郑某2名下，男方名下两台小汽车所有养车费用由男方负责，女方有使用权；三、双方婚后无共同债权，如有债务归男方负责偿还；四、男方不再组建家庭，如男方以后组成家庭将一次性补偿女方五百万元；如乙方再组家庭，男方将只提供郑某2成长费用。2017年8月30日，郑某4去世。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离婚协议书中载明的“女方与郑某2生活在男方名下北京房中，方便时过户过郑某2名下”中“北京房”即为×室房屋，但关于“方便时过户过郑某2名下”如何理解，郑某2、郑某3与王某、郑某1持不同意见。其中，郑某2称因郑某4与乔某离婚时，郑某2年龄尚小，且郑某4因工作原因经常回北京并居住在×室房屋，“方便时”就指郑某2年龄大些、郑某4不忙时。郑某3称“方便时”是郑某4对郑某2的一种保护，等郑某2年龄大些，有独立行为能力时再过户。王某、郑某1则称“方便时过户过郑某2名下”是一种虚假表示，“方便时”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方便时去看你”等用词没有区别；如“方便时”指代郑某4回京时或不忙时，郑某4离婚后多次回京，很多时候也是清闲的，“方便时”的早已成就，郑某2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方便时”的真实含义只有郑某4知道，但据郑某4的姐姐侯智平所说，“方便时”指郑某4挣到和北京房产一样价值的钱时，但因郑某4离世该条件无法成就；且结合郑某4的文化程度及离婚协议书中对其他房产归属的明确约定，关于×室房屋郑某4没有提到“赠与”，说明郑某4没有将×室房屋赠与郑某2的意思表示，即使如郑某2所说郑某4承诺把房子给郑某2，这只是一种意向，并非法律义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郑某4的继承人为王某、郑某1、郑某2及郑某3。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无偿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受赠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郑某4在离婚协议书中明确，乔某与郑某2生活在郑某4名下×室房屋，“方便时过户过郑某2名下”。“过户”虽非法律概念，但社会生活中公众对其约定俗成的认知即为变更产权人。本案中，郑某4自愿将其名下的婚前财产×室房屋无偿过户给郑某2，郑某2在离婚协议书签订时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乔某作为郑某2的法定代理人表示接受，即郑某4与郑某2就×室房屋的赠与达成合意，赠与合同于2011年5月3日成立并生效。基于赠与合同已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方便时”只是对办理过户的期限进行的限定。本案各方当事人并未对“方便时”应做何种解释达成明确且一致的认识，即办理过户的期限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因×室房屋现登记在赠与人郑某4名下，而郑某4已去世，郑某4的继承人应配合办理过户。故郑某2作为受赠人有权要求王某、郑某1、郑某3配合将×室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判决：王某、郑某1、郑某3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配合郑某2将郑某4名下的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室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郑某2名下。一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王某、郑某1、郑某3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无偿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受赠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郑某4在离婚协议书中明确，乔某与郑某2生活在郑某4名下×室房屋，“方便时过户过郑某2名下”。“过户”虽非法律概念，但社会生活中公众对其约定俗成的认知即为变更产权人。本案中，郑某4自愿将其名下的婚前财产×室房屋无偿过户给郑某2，郑某2在离婚协议书签订时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乔某作为郑某2的法定代理人表示接受，即郑某4与郑某2就×室房屋的赠与达成合意，赠与合同于2011年5月3日成立并生效。基于赠与合同已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方便时”只是对办理过户的期限进行的限定。本案各方当事人并未对“方便时”应做何种解释达成明确且一致的认识，即办理过户的期限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因×室房屋现登记在赠与人郑某4名下，而郑某4已去世，郑某4的继承人应配合办理过户。故郑某2作为受赠人有权要求王某、郑某1、郑某3配合将×室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王某、郑某1主张《离婚协议书》自始至终没有明确“无偿过户”或“赠与”，一审法院认定无偿过户系错误，郑某4生前并没有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等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某、郑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上诉人王某、郑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玄明虎审 判 员  万丽丽审 判 员  沈 放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卢圆圆法官助理  陈亢睿法官助理  向 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