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4民特439号申请人：戴贤才，男，1971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申请人：北京凯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五路77号院1号楼201室。法定代表人：戴贤才，董事长。二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岸，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二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雅，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夏军伟，男，1969年7月1日出生，住Singapore。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萍，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新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戴贤才、北京凯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工集团）与被申请人夏军伟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戴贤才、凯工集团称，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作出的（2020）京仲裁字第2693号裁决书（以下简称仲裁裁决）；申请费由夏军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一）仲裁双方属于涉外民事关系，应当适用北仲仲裁规则的第八章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但北仲没有适用该规则。夏军伟长期居住在新加坡，根据中国的现行法律规定，夏军伟属于华侨，夏军伟与戴贤才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国际商事案件。北仲在仲裁该案时应当适用仲裁规则的第八章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北仲在仲裁时违反的法定程序为：违法指定答辩期限、违法指定选定仲裁员期限、未对夏军伟是否实际在国内国外居住进行核实，导致仲裁时未按涉外国际商事案件适用相关程序。（二）北仲在仲裁时还违反了其他法定程序：违法未收集、查证关于2000万元借款是否成立的关键证据；违法采信没有出庭参加质证的证人的证言。（三）北仲违法未对2018年2月13日签订协议中的保证条款的有效性进行审查，未对保证期间已届满的事实及证据进行核查，导致本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凯工集团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二、在仲裁程序中，夏军伟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一）夏军伟隐瞒了其常住在新加坡，仲裁时其不在中国境内居住的证据，导致仲裁案未能适用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影响到裁决结果的公正。（二）夏军伟不提供2014年7月16日第一份借款协议的2000万元借款支付凭证，且在陈述因销户超过五年不能自己去，而需要仲裁庭调取的情况下，也不申请仲裁庭调取，致使关系到该2000万元借款是否成立的支付凭证，缺失了关键性证据，导致仲裁庭错误认定了该2000万元借款的成立。（三）夏军伟的仲裁代理人在申请仲裁时，隐瞒了夏军伟长期侨居在新加坡的事实，导致北仲未对提交的委托律师代理仲裁的授权委托书进行必要审核，仲裁阶段，夏军伟的委托手续和代理律师的代理权限存在重大瑕疵，夏军伟未到京参加仲裁庭审，仲裁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效力存在重大瑕疵，其合法性未得到保障，从而夏军伟在仲裁全部程序中的行为效力存在重大瑕疵，且基于其重大瑕疵的仲裁行为的仲裁裁决存在重大瑕疵。三、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仲裁裁决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严重不利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夏军伟称，认可北仲作出的该仲裁裁决，不同意戴贤才、凯工集团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理由如下：首先，仲裁程序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仲裁程序中的授权委托书是夏军伟在国内签署的，即使仲裁程序中夏军伟提交的授权委托手续未经过公证不影响其效力。仲裁法及仲裁规则并未规定域外当事人提交授权手续需要进行公证，且北仲官方网站上商事仲裁常见问题答疑中第二十四条明确回复，境外当事人申请立案时提交的文件不强制要求进行公证认证，但如果仲裁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认为有必要进行公证认证，当事人则应予办理。仲裁过程中，仲裁庭未提出要求对委托手续进行公证，戴贤才及凯工集团答辩中也未提出任何异议。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仲裁程序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其次，夏军伟不存在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再次，仲裁裁决不存在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经审查查明：2018年2月13日，甲方（出借人）夏军伟、乙方（借款人）戴贤才、丙方（担保方）凯工集团签订《还款协议》。该协议第六条约定：因本协议发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所有争议，各方同意向北仲提起仲裁，按其现时规则仲裁。后双方就履行该协议产生争议，夏军伟依据上述《还款协议》中仲裁条款，以戴贤才、凯工集团为被申请人，向北仲提出仲裁申请，北仲于2020年5月8日受理了《还款协议》项下的争议仲裁案，案号为（2020）京仲裁字第1271号。该案适用该会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中的普通程序的规定。2020年11月30日，北仲作出（2020）京仲裁字第2693号仲裁裁决。另查，针对戴贤才、凯工集团向本院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本院就夏军伟仲裁过程中提交的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及该案适用的《仲裁规则》向北仲发出调查函。北仲回函称，夏军伟在该仲裁案立案时及仲裁过程中提交的其主体材料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夏军伟向该会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其为中国国籍，夏军伟未披露其居住于中国境外的信息。该案适用北仲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的《仲裁规则》中普通程序的规定。受理该案后，北仲向戴贤才、凯工集团送达了答辩通知、夏军伟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夏军伟的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等主体材料，答辩通知中载明了该案适用的仲裁程序。戴贤才、凯工集团签收了上述材料，向北仲提交了戴贤才的身份证复印件、凯工集团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仲裁庭组成后，向戴贤才、凯工集团送达了组庭通知和开庭通知，组庭通知中再次载明了该案适用的仲裁程序。戴贤才、凯工集团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庭审，亦未对仲裁程序及实体问题提出书面意见。该案开庭后，戴贤才提交了《关于本人还款不应当“先息后本”的意见》，对该案实体问题发表了意见。凯工集团未提交材料。后该案仲裁庭依据在案材料作出裁决并送达各方当事人。另，本案审查期间，夏军伟向本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于2021年6月30日出具的两份公证书。两份公证书分别载明：夏军伟授权袁建新和胡萍作为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军伟声明称其在（2020）京仲裁字第1271号仲裁案中的授权委托书是夏军伟在中国国内签署，是夏军伟本人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七十条分别对撤销国内仲裁裁决以及撤销涉外仲裁裁决作出了不同的规定。由于当事人夏军伟的经常居所地为新加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五）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一）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五）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的其他情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案具有涉外因素，应当认定为涉外案件。本院将按照申请撤销涉外仲裁裁决审查程序对本案进行审查处理。关于撤销涉外仲裁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该法2017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戴贤才、凯工集团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理由归纳为：一是仲裁违反法定程序；二是夏军伟向仲裁庭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三是仲裁裁决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针对上述撤销仲裁裁决理由，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戴贤才、凯工集团提出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指向为，夏军伟长期居住于新加坡，其身份为华侨，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国际商事纠纷，故北仲在仲裁该案时应当适用《仲裁规则》的第八章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北仲对该案适用《仲裁规则》中的普通程序，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夏军伟以有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件、向代理人授权的授权委托书、仲裁申请等材料，向北仲提出仲裁申请，北仲在审查仲裁协议存在、争议无涉外因素的情况下，适用《仲裁规则》中普通程序的规定受理该案，未不存在违反《仲裁规则》的情形，亦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情形。其次，在仲裁过程中，夏军伟未表明其经常居住于中国境外。仲裁裁决作出后，夏军伟对仲裁过程及结果亦不持异议。在仲裁过程中，戴贤才、凯工集团应积极到参与仲裁，确保案件事实查明，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正当的权益。戴贤才、凯工集团如若认为该案应适用《仲裁规则》中的相关特别规定，应及时抗辩或主张，但戴贤才、凯工集团在收到仲裁通知等文件后，未到庭参与仲裁庭审，亦未举证证明其对该案应适用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提出过主张，故应视为对自身权利的放弃。此情形下，戴贤才、凯工集团在本案中以北仲未适用《仲裁规则》第八章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主张撤销该仲裁裁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戴贤才、凯工集团提出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本院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道德的一般利益。其主体具有社会公众性，内容具有普遍性。戴贤才、凯工集团与夏军伟之间的债权债务争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该纠纷属于私权利范畴，并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戴贤才、凯工集团以仲裁裁决不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理由主张仲裁裁决违背公共利益应予撤销，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戴贤才、凯工集团提出的夏军伟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的主张，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本院不予审查。关于戴贤才、凯工集团提出的仲裁庭违法未收集查证借款是否成立的关键证据、违法采信未出庭的证人的证言、未对保证条款的有效性进行审查、未对保证期间已届满事实及证据进行核查等主张均涉及仲裁庭对案件的实体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对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戴贤才、凯工集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戴贤才、北京凯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戴贤才、北京凯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冀 东审 判 员  朱秋菱审 判 员  于颖颖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靳贤泽书 记 员  郭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