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109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喻康，男，199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海，河北挺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羽贝卡服装服饰（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大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梦琛，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喻康因与被上诉人羽贝卡服装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羽贝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民初17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喻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海，被上诉人羽贝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喻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为喻康将货款53315元对应的货物退回羽贝卡公司；2、案件受理费由羽贝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20年1月20日，喻康向羽贝卡公司订购9万的产品，但羽贝卡公司却向喻康发送了价值143315元的产品，即羽贝卡公司向喻康多发了价值53315元的产品。2020年1月，武汉市暴发了震惊全国的疫情。为抗击新冠病毒的疫情，随后全市进行了封城，所有人员及物流进出都停止。在此期间，喻康发现了多寄来的产品，并及时与羽贝卡公司联系，但始终联系不上。安排退回多寄到的产品，却遇到武汉市全市封城，无法寄出。由于遇到特殊时期，全国都在抗击疫情；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使正常的行为受到了极大影响。同时，接着2021年1月，又发生了疫情。直到2021年3月9日，喻康通过物流的形式向羽贝卡公司退货，但遭到了拒收。在此过程中，喻康不存在过错，起因系羽贝卡公司的过错，即多发货物。本因喻康向羽贝卡公司只订货物9万元，而羽贝卡公司未经喻康同意，却单方面故意强行地多发5万多元的货物。一审法院对客观的事实没有认真的核实，只单方主观认定形成合作关系。喻康认为上述认定是不正确的，不客观的，应予以纠正。然而，事实上喻康发现多付的货物后，又积极主动联系羽贝卡公司并安排退货，但由于疫情的客观原造成无法退货。目前，所多发的货物仍在仓库中，其所多发的货物不是喻康所需要的的货物。庭审中，羽贝卡公司完全有必要收回多发的货物，而不是强行地推销自己的产品，从此可以看出羽贝卡公司缺乏诚意，而是通过强买强卖的手段嫁祸于人。二、一审适用法津错误。羽贝卡公司故意多发5万多元的货物在先，即双方只约定9万元的货物，喻康随后支付了货款。而喻康没有约定其余的5万多元货物，仅仅是羽贝卡公司单方的行为，并且喻康及时进行了处理，但羽贝卡公司拒绝接收。而审法院错误地认为：双方成立事实上的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全面履行。需要指出的是喻康对羽贝卡公司多付的5万多元货物，双方没有约定，而是一分钱一分货，即喻康支付9万元，购买9万元的货物，根本不存在其他约定，只是羽贝卡公司一方的所作所为。一审法院认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适用法律也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定支付利息是错误的。而一审法院强行判决支付逾期货款利息，于事实于法于约定是不符的。既然羽贝卡公司多付了货物，喻康将多付的货物退还羽贝卡公司即可，哪里存在逾期付问题。因而，支付利息的判决是错误的。四、诉讼费由羽贝卡公司承担。本纠纷案中，喻康没有过错。本案基本上事实清楚，即羽贝卡公司单方多向喻康多付货物，喻康将多付货物退回。而羽贝卡公司却规避事实和法律，强行索要货款，而不要求退还多付货物，这明明是霸王条款，显失公正公平。其故意行为法律是不应支持的，喻康不应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羽贝卡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喻康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对方订货时间是2019年11月，2020年1月22日就已经给了一部分货款，喻康上诉状中的内容书写有误，喻康主张只订购了九万元货物，根据我方在一审提交的供货单，可以看出不可能凑到九万元整的货物，喻康所述不属实。而且武汉因为疫情在2020年4月8日已经全面解封，喻康没有退货的行为表示，这之前也没有退货的意思表示。羽贝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喻康支付货款53315元；2．判令喻康支付利息（以53315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20日，羽贝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大勇与喻康的通话录音显示：赵大勇“没法过呀，兄弟呀”，喻康“都不好过啊，你这才五万块钱，那我五十万的也就只能结个两三万，意思一下，那怎么办呢，也没有办法”。2020年6月3日，赵大勇“我五万三千块钱”，喻康“我知道”。一审庭审中，羽贝卡公司称喻康通过电话及微信方式向羽贝卡公司采购价值145513元的产品，但喻康仅支付90000元。一审庭审中，喻康称2021年3月9日之前其致电赵大勇要求退货，但赵大勇不同意退货，羽贝卡公司对此并不认可，称喻康并未主张过退货，亦不会接受退货。一审法院认为，羽贝卡公司与喻康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其羽贝卡公司向喻康供货，喻康支付货款，双方成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全面及时履行。本案中，喻康认可收到羽贝卡公司供应的价值143315元的产品，其虽主张仅采购价值90000元的产品，但在收到产品后合理期限内并未及时将其所称的多发的产品退还给羽贝卡公司，结合喻康与赵大勇的通话录音，一审法院采信羽贝卡公司的主张，确认喻康向羽贝卡公司采购价值143315元的货款。现喻康仅支付90000元，故羽贝卡公司要求喻康支付货款53315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喻康收货后应及时支付货款，但其并未支付，构成违约，羽贝卡公司有权主张利息损失。羽贝卡公司主张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及计算标准均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喻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羽贝卡公司支付货款53315元；二、喻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羽贝卡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以53315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喻康与羽贝卡公司之间就诉争货物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其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本案中，喻康二审期间认可其收到价值143315元的货物，但上诉主张其仅仅采购了9万元的货物，剩余53315元的货物系羽贝卡公司多发的产品，故应当予以退回。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交充分证据佐证，未能提交或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喻康虽上诉主张其只订购了9万元货物，但是未能就此提交充分证据佐证，且从查明的事实看，其在2019年年底、2020年年初已经陆续收到了羽贝卡公司发送的价值143315元的产品，本案中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表明其在收到上述货物后的合理时间内就其主张的多发产品问题与羽贝卡公司进行过沟通或要求羽贝卡公司退货；且从羽贝卡公司提交的通话录音等证据看，在羽贝卡公司提出喻康尚欠五万多货款时，喻康并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采信羽贝卡公司的主张，确定喻康向羽贝卡公司采购价值143315元的货款，并根据喻康已付款情况，判令喻康还需支付羽贝卡公司剩余货款5331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喻康上诉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系羽贝卡公司多发货物，应予退回的意见缺乏充分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喻康上诉主张其因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办理退货一节，因本案中并无充分证据表明其在收到上述货物后的合理时间内就多发产品问题曾与羽贝卡公司进行过沟通或要求羽贝卡公司退货，故喻康现以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其无法办理退货的上诉意见，本院难以采信。因喻康在收到货物后未能及时付款，羽贝卡公司有权要求其支付逾期付款的损失，一审法院确定的利息损失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喻康上诉要求不支付相应利息损失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喻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2元，由喻康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法官助理  郭欣欣法官助理  霍思宇书 记 员  崔浩然-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