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47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燕燕，女，汉族，1983年11月9日出生，住浙江省长兴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荣，男，汉族，1980年10月15日出生，住浙江省天台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松、曲书慧，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波，女，汉族，1962年6月9日出生，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翔、马进宝，上海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燕燕、陈荣因与被上诉人徐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曲书慧，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进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燕燕、陈荣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案涉款项系陈荣与徐波的女儿张帆共同经营公司的款项，且王燕燕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系借款且数额高达609万元的证据为陈荣签字的《还款计划》及在《还款计划》之前存在的一些转账，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认定609万欠款的成立，且存在矛盾。1.汇款凭证中仅有214万元是由本人账户汇出，且其中2016年8月22日汇出的款项没有汇入款项的卡号，其他款项是由案外人账户汇出的，包括被上诉人女儿张帆的账户、配偶张克喜从银行的贷款、张帆与陈荣合作经营的姿人（上海）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姿人公司”）会计李玉欣的账户，且除了汇款记录外没有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佐证，不符合民间借贷案件中对举证方责任的要求，一审法院笼统的说明这属于指示交付，却并未指明哪一项证据中的哪些内容能够证实存在指示交付。2.部分汇款并未汇入上诉人账户，包括张帆于2014年9月30日、10月8日、10月9日汇出的合计950000元的款项；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22日汇出的400000元。原判尚未查清这些款项汇入了谁的账户，是否与案涉借款具有关联性，就将上述汇款认为是汇入上诉人陈荣账户，系事实认定错误。3.案外人李玉欣是姿人公司的会计，张帆为了公司经营从银行贷款后汇入会计账户符合公司经营的习惯，而陈荣作为公司管理人员告知会计如何使用贷款也符合其身份，一审法院将该款项认定为被上诉人出借给陈荣的款项没有依据。《借款汇总》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没有出借人也没有借款人，不具有证明效力。4.案外人张克喜通过银行贷款汇入陈荣账户的140万元与本案无关联性。其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仅能证明款项的借款人为张克喜；款项的收款账户为陈荣的账户，至于为什么将款项汇入陈荣账户没有证据佐证，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是出借给陈荣的款项。微信记录并不能证明陈荣按月偿还贷款，只能证明因款项用于公司运营，作为股东之一帮另一位股东偿还部分利息。若如原判所述陈荣按月偿还利息，那借贷关系就发生在陈荣和银行之间，而不是陈荣和被上诉人之间。5.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存在矛盾，其在《银行明细》中将张帆尾号为2573及8186的工行账户视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陈荣出借款项的账户，但又在《工商银行明细、交通银行明细、农业银行明细、民生银行明细》中声称该两个账户是由陈荣控制。该两账户案涉数额2319000元，如按被上诉人的陈述，就是陈荣自己向自己出借2319000元，一审法院对矛盾证据没有质疑，将款项认定为上诉人的欠款，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6.《还款计划》并非陈荣或被上诉人书写，是案外人张帆书写后由陈荣与被上诉人签字。但未说明609万如何生成，被上诉人应将609万元形成方式明确说明，而不是随意找出一堆汇款凭证作为借款依据，且汇款中进入陈荣账户的仅有4445300元，并非一审法院所述658.8万元，亦远少于还款计划的数额。7.陈荣与张帆合作经营公司，双方存在大量的款项往来，陈荣亦曾向张帆汇出款项1300余万元。案涉款项是张帆作为股东用于公司运营的出资，不是出借给陈荣的款项。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仅以上诉人未能明确每一笔款项的性质为由否定上诉人的主张。如果被上诉人不认可款项系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资金往来，又无法说明上诉人为什么向其汇款，那么上诉人汇入被上诉人、张帆等人名下账户的款项就属于不当得利，应返还上诉人，这些款项的数额远超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数额。（二）上诉人王燕燕与陈荣之间不存在连带责任。夫妻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存在因借贷产生的债务，且仅有三种情形，即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本案款项数额巨大，一定不属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汇入陈荣账户的款项也没有用于其夫妻共同经营的公司，不能作为共同生产经营；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款项汇入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而原判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成立是基于上诉人王燕燕在庭审中自认共同承担，但该自认不能成立。首先，代理人仅是对事实及证据的自认，不存在对权利放弃的自认，代理人也没有权利代替被代理人放弃权利，故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不构成对连带责任的自认。其次，代理人陈述该观点是为了强调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并不成立，而不是出于自认的目的。最后，王燕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并没有授权代理人“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9条的规定，代理人无权代替王燕燕承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徐波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原审判定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借款6087000元正确。1.张克喜、张帆系被上诉人的配偶及女儿，张帆在2016年时系上诉人陈荣公司的员工，姿人公司小股东。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通过其本人或家庭成员账户进行支付符合常理。除银行明细外，还有上诉人自2013年6月10日至2019年4月14日多次亲笔书写的借条、还款计划，可以认定借贷关系及借贷金额高达609万。2.被上诉人2016年8月22日汇入陈荣40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已写明系陈荣账号。3.借款汇总单据由被上诉人持有，结合本案的其他借条，银行明细，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条的规定，可以推知徐波就是陈荣的债权人。4.张克喜汇入陈荣账户140万元已很明确，陈荣如何使用不影响本案定性，且张克喜是为陈荣向银行借款，陈荣按月归还利息理所应当。5.被上诉人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其中张帆账户在一段时间确由陈荣控制，借款进入张帆账户就等于交付给了陈荣，银行明细已经说明问题。（1）2014年9月17日，徐波尾号2478账户转40万元给张帆之后，陈荣通过张帆账户于2014年9月19日转入自己账户。（2）2014年9月15日，徐波尾号8150账户转100万元给张帆之后，陈荣通过张帆账户分4笔转走，具体是2014年9月30日转账60万，2014年10月8日转账5万，2014年10月9日转账30万，2014年10月10日转账5万。（3）2015年5月26日，陈荣通过张帆银行卡汇入自己账户25万元的资金来源于2015年5月25日李硕颖尾号8993账户汇入的8万，2015年5月26日，徐波尾号8462账户分4笔汇入的17万。（4）2015年11月10日，陈荣通过张帆银行卡汇入自己账户45万元的资金来源于2015年11月5日，张克喜尾号1538账户汇入的40万元。6.还款计划系由陈荣签名，且与徐波、张克喜、张帆转入陈荣账户的银行明细一一对应。而陈荣转给张帆账户的款项，只是笼统的说是货款、公司利润，在姿人公司已经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哪里有利润，张帆也不是公司的控制人，哪里有货款，实际上系陈荣蓄意制造的1300万元交易记录，方便办理其出境需要。（二）上诉人王燕燕应与陈荣承担连带责任。二人系夫妻，上海利百吉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系陈荣与王燕燕，显属夫妻店。第三人李玉欣根据陈荣的指令，将借款转给上海利百吉实业有限公司，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可以认为系夫妻共同借款。徐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陈荣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09万元；2.被告王燕燕对被告陈荣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陈荣与原告的女儿张帆共同设立姿人（上海）化妆品有限公司，陈荣出资700万元、张帆出资300万元。自2013年起，原告、原告的女儿、原告的配偶、姿人公司的会计李玉欣多次向陈荣转账。2013年6月10日，陈荣出具《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徐波100万元，从2013年7月1日起利息每月壹万伍仟元整”；2013年9月1日，陈荣出具《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徐波人民币50万元整，月息按壹分伍计”；2014年11月16日，陈荣出具《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人民币80万元，利息每月3%”；2014年11月16日，陈荣出具《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人民币60万元，利息3%”；2015年1月23日，陈荣出具《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人民币35万元，利息3%每月”。2017年8月31日，陈荣出具《借款汇总》，确认借款金额为599万元。2019年4月14日，原告与被告陈荣达成《还款计划》，载明“借款人陈荣自2013年起，分数笔共同向出借人徐波借款总金额609万元，至今一直分文未还，现做出如下还款承诺：自2019年6月起，每月25日最少还款1万元，限五年之内还完所有余额为止”。原告为证明向被告陈荣转账的金额，提供了相应的银行转账明细。原告诉请的金额组成为：自2013年4月4日至2016年8月22日，原告本人向陈荣转账合计214.5万元；原告的女儿张帆向陈荣转账合计225.3万元；2013年11月5日原告的配偶张克喜从兴业银行贷款140万元，并采取受托支付的方式将款项汇入陈荣账户内；2015年7月23日原告的女儿张帆从兴业银行贷款79万元，采取受托支付的方式将款项汇入姿人公司会计李玉欣账户内，李玉欣听从陈荣的指示将款项分别汇至不同案外人。关于被告陈荣向原告及其原告女儿张帆、案外人李玉欣转款情况如下：2014年11月15日至2019年6月30日，陈荣向原告转款合计1431999元，其中2019年6月30日转款金额为3000元；自2013年8月3日至2018年4月19日，陈荣向原告女儿张帆转款合计10017689元；自2015年6月10日至2016年5月20日，陈荣向李玉欣账户转款2299729.66元。被告自述转款的性质为部分是归还张帆给公司垫付的运营款，部分是货款，部分是公司利润。另查，被告陈荣自2014年至2017年向姿人公司汇款为19170817元。再查，被告陈荣、王燕燕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5年8月设立上海利百吉实业有限公司。被告在庭审中自认，如认定被告应承担还款责任，二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借款数额的确认。根据原告提交的借条、借款汇总、还款计划，结合原告及其女儿、配偶向陈荣转账的银行转账明细、贷款合同及受托支付凭证，可以认定原被告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关于借款金额的认定：原告女儿张帆、原告配偶张克喜出借的部分，通过借条、还款计划、双方短信、微信记录可以确认，张帆、张克喜的出借行为应是指示交付，被告确认的金额中亦包括上述二人的出借额，鉴于三人的亲属关系，由借条、还款计划的持有人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现原告共计向陈荣转款214.5万元，张帆转款225.3万，上述款项合计439.8万元，应予确定；关于张克喜通过银行贷款的140万元，因该笔款项直接采取受托支付的方式由银行直接汇入陈荣账户，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认，陈荣按月偿还该笔贷款的利息，故该笔款项应是对陈荣的出借款项；关于张帆通过银行贷款的79万元，该笔款项直接采取受托支付的方式由银行直接汇入姿人公司会计李玉欣的账户，李玉欣听从陈荣的指示将款项分别支付给案外人。陈荣在出具的《借款汇总》中，已将该笔款项确认为借款，鉴于李玉欣在姿人公司的地位，该笔款项应视为出借给陈荣的款项。上述转账金额合计658.8万元，均发生在陈荣出具《还款计划》之前，因《还款计划》确认的借款金额少于实际转账金额，一审法院确认未还的借款额为609万。关于被告还款数额，被告在出具《还款计划》之前，共计向原告、张帆、张克喜、李玉欣转款13746417.66元，陈荣陈述上述款项包括公司运营款、货款、公司利润，未能明确上述转款的性质，具体数额，亦未明确是否包括对原告的还款数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陈荣向原告等人转款远超借款数额后，仍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应视为确认尚欠付的借款总金额。经查，在出具《还款计划》后，陈荣仅向原告转款3000元，应在还款总额中予以扣除，陈荣未能按《还款计划》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其行为已属违约，应依法承担还款责任。故被告应偿还原告借款总额为6087000元（6090000元-3000元）。关于陈荣举证向姿人公司汇款，用以证明张帆等人向陈荣的转账应为对公司的出资。关于对姿人公司出资的问题，已有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原告等人的款项均汇入陈荣个人账户内，不应认定为对公司的出资。关于被告王燕燕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因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王燕燕自愿同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陈荣、王燕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徐波借款本金6087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43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陈荣、王燕燕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被上诉人徐波提交来源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股东知情权纠纷判决书中确定向股东张帆提供的姿人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在该组证据第16页、第17页、第20页、第21页等处有上海市闵行区税务局征税专用章的印记，且有姿人公司的公章及骑缝章，可以证明该组证据来源于上海市闵行区税务局，且该组证据中姿人公司的公章及骑缝章与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证据二十）中的公章一致，该二组证据可相互印证，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依据充分。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应该是为了证明公司的运营情况，但被上诉人是要证明他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二十的公章的真实性，是证据二十的补强证据。上诉人一审中已经陈述，公司管理公章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加盖过该公章，行政人员对此不知情，不排除是被上诉人用公司之前盖过公章的空白纸张填写的内容，内容本身不真实。其次，该证据没有日期，不知道是何时制作的，证据二十和被上诉人之前的陈述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打款的账户是一样的账户，也就是这两个账户是被上诉人自己向自己借款，本身就是矛盾的，证据二十是虚假的，补强证据也没有意义。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7月24日，从李玉欣尾号6170银行账户向上海利百吉实业有限公司尾号5891的银行账户转款44.8万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上诉人陈荣自2013年6月起向被上诉人徐波出具了多份借条，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多次借款的事实，并均约定有3%的月利率；同一时期，被上诉人徐波及其配偶、女儿，以及姿人公司的会计李玉欣等人亦多次向上诉人陈荣转账。2017年8月31日，上诉人陈荣向被上诉人徐波出具了《借款汇总》，确认双方之间至此时期的借款金额为599万元。2019年4月14日，双方之间又达成了书面的《还款计划》，进一步确认上诉人陈荣自2013年起，分数笔共向徐波借款总额609万元，且分文未还，并做出了相应的还款承诺。虽然上诉人陈荣与被上诉人徐波的女儿张帆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关系，被上诉人提供的向陈荣出借款项的银行流水亦无法做到与《借款汇总》或《还款计划》中所确认的借款金额一一对应，但因双方之间借贷期间长达数年，亦约定有相应利息，且被上诉人徐波提供的借贷流水支付金额已超过《还款计划》所确认的欠款金额，故最后确认的借款金额无法与原始支付凭证做到一一对应情有可原，不能因此否认上述证据所证实的双方借贷关系。上诉人陈荣提供的在其出具《还款计划》之前向被上诉人徐波或其女儿等人转账的凭证，亦不足以证明系偿还《还款计划》所确认的尚欠借款金额，原判认定双方之间尚欠借款金额仅应减去上诉人陈荣出具《还款计划》后向被上诉人偿还的3000元正确。对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借款关系不存在或已全部清偿等上诉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于案涉巨额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由被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王燕燕与陈荣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王燕燕与陈荣的共同意思表示，而原判认定双方夫妻共同债务成立的理由仅是上诉人王燕燕在庭审中自认共同承担，但经查王燕燕本人并未参加原审庭审，其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亦无“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特别授权，故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9条的规定，原审诉讼代理人的该承认行为应无效。但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王燕燕与陈荣于2005年8月共同设立了上海利百吉实业有限公司，且本案所涉的出借款项中，亦有2015年7月23日张帆向姿人公司会计李玉欣账户转入79万元后，2015年7月24日李玉欣根据陈荣的指示将44.8万元汇入了上海利百吉实业有限公司账户，故应认定该部分借款用于了王燕燕与陈荣夫妻共同经营，应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陈荣、王燕燕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陈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徐波借款人民币6087000元；三、上诉人王燕燕对上述判决第二项陈荣所欠债务中的448000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四、驳回上诉人陈荣、王燕燕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被上诉人徐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443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9430元，由上诉人陈荣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443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陈荣、王燕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杜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