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68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某，女，198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雷，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8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7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应山城区。上诉人蒋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2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45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蒋某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王某1、王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王某1、王某2之间系亲属关系，双方为了维护王某1的利益而存在恶意串通，主观意图明显。2.王某2无固定职业，亦无稳定收入，其没有多余的资金可出借给王某1。在一审法官询问王某2是做什么职业的，其明确回答是“修脚师”。3.王某1出具的借条都显示是“现金借到”。大额借款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最为便捷安全，王某1、王某2之间多笔100万元、50万元这样的大额借款都是现金给付，而不选择更便捷安全的银行转账，也没有提供明确的提现渠道，明显有悖于交易习惯。王某1在法庭上陈述其从王某2处借款是用于偿还其他借款，但其并没有证据证明还给何人。另外王某2也没有证据证明资金来源，一审法院对此能够合理排除怀疑情况下，并未排除。4.王某1、王某2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有借款利息，但未见王某1支付利息。5.双方办理抵押登记的时候，案涉房产市场成交价是1500万元，而彼时已经有北京银行690万元贷款和案外人的100万元借款，王某1、王某2设立抵押债权1200万元，明显高于抵押物即案涉房产市场价，有违日常交易习惯。就此蒋某提交了新证据。6.蒋某与王某2之间的录音证据能够明确证明王某2为帮助王某1规避债务，恶意串通，虚设1200万元抵押权。录音中王某2明确提到这1200万元抵押权是王某1一手操办，并且抵押的所有资料都交给了王某1的大姐王慧玲，其对此知之甚少。一审中，王某1、王某2也认可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但一审判决并未体现。7.蒋某与王某1的姐姐之间的录音也能证明王某2为帮助王某1规避债务，恶意串通，虚设1200万元抵押权，并且亲口承认王某2将所有办理抵押的资料交给了她。一审中，王某1、王某2也认可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一审判决未进行认证。8.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及亲属间借款的交易习惯，法律虽然不禁止亲属间因借款办理抵押登记，但现实中亲属间因借款而办理抵押登记的也是相对少见现象。即便是亲戚间正常借款情况下，出借人在向借款人出借钱时，必定要详细了解借款人的情况，包括借款人的诚信度、偿还能力、财产状况、借款原因及用途等，且是涉及上千万元的借贷。更何况出借人仅仅是一名无固定职业的修脚师，其经济情况不可能任由王某1随时借款，对抵押一事却知之甚少，这有悖常理。第二，一审判决未对证据进行认定，系程序违法。一审时法官多次无故走出法庭，造成法庭没有连续性，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第三，一审判决书错误明显，缺乏严谨性。一审判决书第五页第三自然段“本院认为，蒋某与王某2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如王某25年内未归还500万元现金”，此两处的“王某2”应为“王某1”。王某1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蒋某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王某2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蒋某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某1、王某2签订的所涉北京市朝阳区×路×号×幢×号房产（不动产权证编号：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号，以下称×号房屋）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无效，王某2对该套房产不享有抵押权。2.判令王某1、王某2办理相应的抵押权注销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蒋某与王某1于2012年10月登记结婚，2016年3月24日在民政局登记离婚。双方在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中有如下约定：出售××号房屋所得房款500万元用以购买×号房屋，以借款名义借给男方5年内未归还500万元现金，该房产归女方收回。2015年12月13日，王某1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将××号房屋出售，成交价514万元。2016年3月19日，王某1作为购房人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号房屋，成交价1200万元。王某1于2016年6月17日登记为×号房屋所有权人。2019年5月21日，王某1在×号房屋上为其堂兄王某2设立了一般抵押权登记，担保债权数额为1200万元。双方办理抵押登记时在登记机关备案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不动产登记专用）》约定：主债权金额为120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为2019年5月1日至2034年4月30日。在本次抵押之前，该房屋上分别已于2016年7月4日、2019年1月3日设立了两个抵押权。王某1提交其与王某22019年4月8日签署的《借款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王某2累计向王某1授信借款总额度为1200万元，王某1可根据需要不定期不定金额向王某2提款；王某1在首次提款前将其×号房屋抵押给王某2。王某2提交王某1给其出具的《收条》、《借条》，证明其向王某1提供借款的情况。蒋某提交其与王某2、王某1的大姐王慧玲的通话录音，证明王某2是配合王某1办理虚假抵押，目的是规避债务。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蒋某与王某1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如王某15年内未归还500万元现金，×号房屋归蒋某收回。如确实存在蒋某所称王某1与王某2恶意串通在×号房屋上设立抵押权登记的情况，确会导致蒋某无法收回该房屋，损害蒋某的财产权利，蒋某有权起诉要求确认王某1与王某2办理抵押登记时签署的相关合同效力，王某1、王某2所称蒋某没有诉权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蒋某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可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王某1在未按《离婚协议书》约定向蒋某归还500万元的情况下，将×号房屋多次抵押，给蒋某按《离婚协议书》行使权利制造了法律障碍，王某1的上述行为存在过错，应就其过错行为承担相应后果。但考虑到×号房屋所有权证系在蒋某与王某1离婚后取得，登记的产权人为王某1一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王某2存在与王某1恶意串通损害蒋某财产权利的主观故意。蒋某亦未举证证明涉案合同存在其他法定无效事由，蒋某要求确认王某1、王某2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无效，王某2对该套房产不享有抵押权并要求王某1、王某2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蒋某负担（已交纳）。本院二审期间，蒋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2019年3月至2019年12月份蒋某与卖房中介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2019年××堡房地产成交价在1500万元左右，抵押给银行690万元，抵押给黄某100万元，按市场成交价也就只剩下700万元左右，所以2019年5月份王某1抵押给王某21200万元，显然是为了规避债务，虚构抵押债权。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某1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聊天记录可以造假，证明不了与本案有关。王某2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不认可蒋某的证明目的。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是否应认定王某1与王某2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构成恶意串通而无效。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某种行为将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而故意共同实施该行为。本案中，蒋某主张王某1与王某2签订《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构成恶意串通，损害蒋某的利益，因此合同应认定无效。从本案一审、二审查明的情况来看，王某1在未按其与蒋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约定，向蒋某归还500万元的情况下，将×号房屋多次抵押，给蒋某按《离婚协议书》行使权利制造了法律障碍，王某1的上述行为显然存在过错，王某1应就其过错行为承担相应后果。但对于王某2而言，目前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某2存在明知其与王某1签订《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会损害蒋某的财产利益，仍与王某1恶意串通签订合同的主观故意。故蒋某主张确认王某1、王某2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抵押合同》因恶意串通而无效，缺乏充分依据，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蒋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印龙审 判 员 何灵灵审 判 员 周艳雯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法官助理 仵 霞法官助理 高玉珠书 记 员 席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