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75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冠尧，男，1956年10月29日出生，满族，住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连胜，男，1952年2月7日出生，汉族，系沈阳乾赫泡塑制品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住址：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润林，男，194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上诉人郭冠尧因与被上诉人刘润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4民初1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冠尧的上诉请求：请求贵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理由：我方于2020年12月15日收到判决书；同月17日收到该判决书补正的裁定书。原判决没有依照民诉法第7条“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规定，审理本案；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作为判决认为的主要事实错误；也没有依照该法第八条“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规定，却断章取义混淆视听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郭冠尧返还刘润林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审在审理过程，违反法定审理程序，不敢归纳争议焦点、不敢在判决书包括民诉法第152条规定的“争议的事实和理由”内容、不敢在判决书体现举证质证对判决结果有实质性影响基本事实的内容；偏袒刘润林，达到了刘润林举证不能而胜诉的目的。我方在坚持判决书p2(以下简称p2)最后自然段开始至判决书p6(以下简称p6)第1自然段结束的辩论意见基础上，结合判决书错误，整理归纳以下意见：一、由判决刘润林胜诉的结果，验证了审判长程娇涉嫌枉法判决。刘润林今年3月7日书写起诉状并附6份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基于其起诉时向法院递交的6份证据都不能作为证明对起诉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民间借贷事实根据，及行使诉讼权利时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能够确认刘润林不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不符合民诉法第13条之规定，无权处分自己诉讼请求的权利，法院应依法驳回刘润林的诉讼请求。但由于程娇干预了当事人的民事自治原则，偏袒刘润林，违法审理本案并判决本应驳回刘润林诉讼请求的败诉案胜诉。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25条之规定，“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情形，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虽然第三次开庭由三人组成合议庭审理结案，但程娇在审理过程中并没有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案6月10日、9月2日、12月8日三次传唤当事人到501法庭参加开庭审理本案。前两次是程娇一人主持开庭。程娇为了达到偏袒刘润林胜诉的目的，掩盖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前两次开庭违反最高法院关于开庭审理录音录像的规定，不仅没有录音录像而且当事人电脑没有庭审记录内容显示。每次开庭都有下一个案件等候开庭，迫使当事人在不能详细核对庭审笔录的情况下签字确认。尤其是程娇故意将501法庭开庭改到406法庭并不通知我方。我方准时到达501法庭后，给程娇打电话询问无果，程娇故意不接电话；在得知改至406法庭消息后必然迟到。我方到法庭后，发现程娇正在与刘润林核对证据，并指出刘润林提供证据严重的错误问题。此时，程娇让我方看证据。我方对照起诉状看完6份证据后，否认了全部证据的证明力，并发表了质证意见。该6份证据牛头不对马嘴，不仅没有任何数据能与起诉状本金标的额851525元对应，而且其中：5份证据合计100万元；另1份证据模具3.6万元、煤款2万元、原料28.925万元、6月份电费8万元、5月份电费6万元，计算合计应为48.525万元，该证据书写合计224925元。上述明细数额与p6最后自然段体现的明细数额相同。如果计算48.525万元的数据按224925元计算，6份证据总计为1224925元，多出起诉状851525元诉请额37.34万元。由此证明刘润林违背诚信原则，少交37.34万元标的额的诉讼费。但有程娇袒护，刘润林不仅不用补交诉讼费，而且不用承担该标的的诉讼费风险，享受该标的额诉讼无风险特权。经过程娇的变通，让刘润林每次开庭都不断的增加证据凑数，延迟法庭辩论的进行，以达到举证期限的合法性。判决结果把851525元多余的数额减掉，再增加新的数额，变更为844925元。实际上刘润林要求郭冠尧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没有变、主张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民事行为的效力也没有变，不属于严格诉讼法意义上的诉讼请求的变更。这样的变更案例，只要法官不偏袒，是不会在中国的法庭上存在!在程娇的操纵下，无论刘润林胜败，增减标的额诉讼都零风险。庭审结束，根据刘润林当庭陈述年息利率2分与起诉状一致的情况，我方对庭审笔录只粗略核对刘润林关于利息利率的陈述意见，发现庭审笔录将刘润林真实意思表示的每年利率2分改成每月利率2分，就在庭审笔录最后一页上书写补充更正上述笔录记录的利率错误内容后签字。但程娇发现更正的文字，以我方“迟到没有听到刘润林之前陈述内容”为由，把该页作废，让书记员重新打印更正页后让我方重新签字。我方指出第一、我方到庭后程娇正与刘润林核对证据，并未开庭；第二、我方亲耳听到刘润林陈述利率每年2分，可以让刘润林再次确认；第三、当事人有权核对庭审笔录对实际发言内容记录错误予以补正。刘润林当时未对我方意见提出异议。程娇更不可能让刘润林重新确认其利率内容。因为刘润林不知道如何变更自己的陈述，只能由程娇替自己做主。我方依法、依据请求程娇维持原页笔录，被拒绝。我方无奈只能依法拒绝对重新打印页签字，并提出应由三人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程娇作出“本案简易程序审理，可以独任法官审理”的回应。判决书主文故意遗漏上述庭审笔录内容，但事实是不会灭失的!二、刘润林本案重复诉求另案无纠纷的款项应在本案诉讼请求款项中扣除。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辽01民终7846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调解书)除确认郭冠尧偿还刘润林垫付的本金基建款84万元和电费270662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2%计算以外，双方当事人无其他纠纷的涉诉款项，在本案中出现，均应扣除。判决书p8(下称p8)第1自然段以“被告抗辩垫付模具款84925元、替郑秋平偿还利息6万元系重复起诉，因另案判决书和调解书仅处理2016年6月6日欠据第二项电费，其他并未涉及，原告本次起诉并非重复起诉”为由，作出“对被告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的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具有法律效力。该认为理由的内容空口无凭只强调“原告本次起诉并非重复起诉”，而对我方原审提供调解书证据及(2019)辽民初12932号案(下称12932号)刘润林起诉状(以下简称另案起诉状)证据的举证发言避而不谈，忽略了我方提供证据反驳刘润林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的权利。首先，没有p6和判决书p7(以下简称p7)认定的上述事实根据。因p7认定调解书的事实没有模具款、郑秋平利息款、处理二项电费纠纷事实。又因12932号判决书不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也无人举证判决书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则“因12932号判决书和调解书仅处理2016年6月6日欠据第二项电费，其他并未涉及，原告本次起诉并非重复起诉”的认为理由不能成立，不存在处理电费，其他并未涉及的事实。其次，p7认定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再无其他纠纷”的事实，足以证明12932号案已经调解结案，刘润林放弃了该案起诉状的其他项主张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其本案重复诉求，无权推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确认的事实。p7“垫付模具款84925元、替郑秋平偿还利息6万元”就是另案起诉状第2页刘润林诉称的内容。虽然12932号判决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我方原审提供的另案起诉状是刘润林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对刘润林承认事实的拘束力，受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再无其他纠纷”的法律约束力。故应驳回判决书否定我方抗辩的认为，支持我方原审对刘润林本案诉讼请求包括模具款84925元、郑秋平利息6万元的抗辩。三、我方诉讼时效抗辩事由成立，应当驳回刘润林的诉讼请求。p8第2自然段以“原告因欠款多次起诉，并未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为由，作出对被告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的认为，不仅没有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根据，而且“并未诉讼时效”也不等同未超过诉讼时效。在判决书中没有刘润林本人主张的上述理由。反之，我方在原审以刘润林起诉状“郭冠尧借款……至今一分未还，已达五年之久，故起诉”的事实，作为认定刘润林超过诉讼时效起诉的事实根据，以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为法律依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事由成立，理据充分，并不是p8无凭无据对我方认为的所谓“抗辩理由”。虽然刘润林陈述“原告曾2019年起诉，当时与被告对账，被告签了字，当时记载了所有的欠款，所以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并不能作为对我方诉讼时效抗辩后，证明本案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或延长的法定事由。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起诉多少次，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p6没有认定刘润林陈述“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而与本案有关联性的事实是刘润林向法院提交的本案起诉状之日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我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事由是成立的。再结合刘润林提供的p6借款单证据还款期限为2015年3月底，即诉讼时效的起始日期为2015年3月底的事实，与刘润林自诉的五年后起诉的事实相互印证，又基于刘润林向法院递交的证据都不能作为证明对我方诉讼时效抗辩后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事实的根据。按照民法总则第188条“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刘润林向法院提起诉讼必然超过三年。法院应支持我方诉讼时效抗辩，依法驳回刘润林的诉讼请求。四、判决以混淆法律关系的事实，作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的说理认为根据，支持刘润林民间借贷诉讼请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我方现根据已知判决认定的事实及认为，可以推定：刘润林与郭冠尧虽是多年朋友关系，不排除存在极少数额与郭冠尧个人债权债务纠纷，但主要是郭冠尧所在企业与刘润林的纠纷。刘润林主张的债权起因，主要是由租赁法律关系引起，且基本是案外人履行企业职务行为与沈阳市远望机械制造厂法定代表人刘润林履行职务行为的纠纷。因刘润林与郭冠尧是由租赁厂房而相识，基本上不存在个人使用大量现金的事实，所以不是民间借贷纠纷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如果刘润林以租赁法律关系提起诉讼，郭冠尧必然以租赁法律关系应诉，以澄清、查清债权债务的因果关系事实，解决双方争议。刘润林以“被告以生产调转资金不足及工人开资急用等理由从2014年8月27日起，以不同的时间及形式借款”为由，诉求郭冠尧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1.证明了本案借款用途是企业2.刘润林诉求郭冠尧偿还2014年10月9日借款20万元没有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为认定郭冠尧该日借款的事实根据，且与当年8月27日开始借款的事实相矛盾；3.郭冠尧同年11月14日向厂房出租人刘润林借款20万元(以下简称借款①)证明租赁法律关系，否定了民间借贷事实；4.郭冠尧2015年2月16日签字的借款单证据虽与刘润林陈述的借款时间及20万元金额一致，但并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郭冠尧欠出租人刘润林租金，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以下简称借款②)；5.刘润林2017年1月26日书写的郭冠尧向其借款10万元，是让张德仁经手签字确认郭冠尧借款，且没有证据证明资金的来源及用途，故不能确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下简称借款③)；6.刘润林诉求郭冠尧偿还84.925万元(以下简称借款④-1)不仅没有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为认定该借款数额的事实根据，而且刘润林自认是原材料和煤的欠款，否定了民间借贷事实；7.郭冠尧2016年6月6日签字的三项汇总内容的欠据，其中郑秋平偿还利息6万元(以下简称借款④-2)没有该项资金来源和发生时间及郭冠尧收到借款的事实；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第9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五种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的规定。该证据证明了刘润林给郑秋平利息，郭冠尧并未收到该笔款。故不能确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且也不能确定刘润林、郭冠尧、郑秋平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只有基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一方当事人才能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也才能涉及到违约责任的承担。但是本案4份证据都不能证明涉诉民间借贷合同有效，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由刘润林的陈述和举证的证据充分证明判决在错误认定二最高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第16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根据上述规定，由前述刘润林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借款4份证据及陈述事实和刘润林举证的证据都不能证明借款合同成立的事实，更不能证明借贷的真实情况。据此，可以确认本案纠纷不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调整范畴。(三)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根据这一规定，结合我方前已述及的事实和理由，我方在原审依法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理据充分情况下，判决仍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本案，非法保护刘润林合法权益，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五、前已述及的刘润林提供的借款4份证据不能证明借款合同成立，不能证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不再赘述。我方坚持前已述及意见的基础上，对判决没有依照民诉法第63条“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定案，却作为刘润林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根据进行判决的错误，归纳整理意见如下：(一)p6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郭冠尧已收到刘润林借给现金事实的根据。因为刘润林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现金的来源。根据前已述及的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和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刘润林与郭冠尧借款合同未生效，属于待定合同。但依据合同法第197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借款合同是法律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特殊合同。基于借款合同的特殊地位，本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本案，显属适用法律错误。案无另有约定的情形，不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借款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以下按p6认定如下的顺序，分别叙述，不再单独叙述借款合同效力的内容。(二)p6认定2014年10月19日借款20万元，经案外人富玉溪向原告出具借据的事实不能作为p2刘润林以“2014年10月9日被告向原告借款20万元，被告出具借据一份，原告以现金方式给付，当时是在银行取出来的，时间太长了，是否可以调出凭证不清楚”为由，请求郭冠尧偿还上述20万元的事实根据。1.没有证据作为认定郭冠尧或者富玉溪9日借款的事实根据。2.该借据与郭冠尧无关，是乾赫公司设备用款的借据，且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3.刘润林p2诉称：“时间太长了，是否可以调出凭证不清楚”的主张，不能证明刘润林在银行取出来20万元现金的事实，应负有举证责任的自己承担不利的后果。由此也佐证了我方诉讼时效抗辩事由成立，而刘润林丧失了诉讼时效期间内请求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机会。(三)认定借款①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能作为p2刘润林以“2014年11月14日通过现金方式给付20万元，是原告租厂房的钱”为由，请求郭冠尧偿还20万元的事实根据。1.该借据借款人富玉溪是刘润林的债务人。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刘润林没有对郭冠尧的债权。2.p2刘润林自称该20万元“是原告租厂房的钱”。由此证明：(1)租金是企业的钱，证明不是民间借贷关系；(2)该款是租赁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刘润林应另案主张权利。(四)认定借款②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能作为p2刘润林以“2015年2月16日借款20万元是通过原告租厂房的现金给付。”为由，请求郭冠尧偿还20万元的事实根据。理据内容同前述(三)的2.所述。(五)认定借款③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能作为p2刘润林以“2017年1月26日借款10万元是通过现金方式给付。”为由，请求郭冠尧偿还10万元的事实根据。该借条是刘润林书写后让张德仁经手签字确认郭冠尧借款，且没有证据证明资金的来源及用途，故不能确定刘润林与郭冠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六)认定借款④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能作为p2刘润林以“被告拖欠原告的原材料和煤总计84.925万元，2016年6月6日借款欠据第一项及第三项原告替被告向郑秋平还的利息6万元。”为由，请求郭冠尧偿还6万元和84.925万元的事实根据。1.借款④证据充其量就是1个汇总内容。郭冠尧2016年6月6日签字的三项汇总内容的欠据，没有发生费用年度的单项原始凭据，不能确定其真实性；没有明细项凭据，漏洞百出，其中p6显示的模具款84925元(模具36000元、煤款2万元、原料28.925万元)胡编乱造，不具有真实性。2.刘润林诉求郭冠尧偿还84.925万元不仅没有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为认定该借款标的额的事实根据，而且刘润林自认是原材料和煤的欠款，否定了民间借贷的事实；3.由于借款⑤单项84.925万元的出现，判决书显示变更本金其中项合计为：20+20+20+6+84.925=150.925(万元)比变更本金844925元，也就是判决郭冠尧给付刘润林的借款本金多出664325元。如此凭空捏造的数据暴露了借款④证据的虚假性，绝对不能作为认定判决结果的数据根据。4.借款④-2仅是借款④欠据其中的一项，只体现了“郑秋平利息6万元”八个字，不能证明刘润林陈述的“原告替被告向郑秋平还的利息6万元。”、不能证明刘润林与郭冠尧存在该6万元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不能证明该项资金来源和发生时间，但可以确定郭冠尧没有收到6万元借款的事实；不符合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第9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五种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的规定、不能证明刘润林偿还郑秋平利息是否具有代位权法律关系、不能确定刘润林、郭冠尧、郑秋平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但能确定与郭冠尧没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5.只有基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一方当事人才能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也才能涉及到违约责任的承担。故刘润林不具有向郭冠尧主张偿还借款④90.925万元借款债权!六、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借款②证据是未经他人经办涉及郭冠尧自己经手签字的唯一真实意思表示的借款凭据，具有真实性，也是涉诉郭冠尧借款直接债务的唯一证据，但该证据并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应为法庭没有查清该借款单涉及本案的郭冠尧借款事实，不属于认定涉诉郭冠尧的事实错误，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我方原本进行调解，承担该借款单20万元的债务责任，但刘润林不同意调解，失去了该20万元胜诉债权的机会。除证据借款②证据涉及郭冠尧外，其它借款①-④证据涉及的事实相对于郭冠尧而言，都是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因为审理本案应当对刘润林诉讼请求郭冠尧偿还借款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除借款②证据涉及郭冠尧借款事实外，对于刘润林提供的其他证据都不是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向郭冠尧主张本案借款债权的事实根据，而认定与涉诉郭冠尧借款事实无关的定案依据，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七、判决郭冠尧给付刘润林借款利息属于严重错误。1.判决偿还本金错误必然导致给付利息错误。2.刘润林变更计算利息基数各项合计150.925(万元)比判决利息计算基数844925元多出664325元，且未在1813-1号裁定书对1813号判决书存在笔误中予以补正。故出现利息计算基数相差甚大的矛盾，故缺乏事实根据，必然导致给付利息错误。3.判决按月利率2%计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2条“起诉状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我方以刘润林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明确表示计息利率为2分/年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年利率2%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在原审多次对利率月息2%提出抗辩。庭审中刘润林并未对我方抗辩提出异议。4.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29条规定：“当事人在庭审中对其在审理前准备阶段认可的证据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成立的，可以列入争议焦点进行审理”。判决没有依据这一规定，指令刘润林说明将年利率2%变更为月利率2%的理由、没有按法定审理程序将此争议列入争议焦点进行审理。刘润林当庭也不可能说出年利率2%变更为月利率2%的理由，审判长也不可能按争议焦点审理本案。这一结论符合逻辑推理的必然性法则。因为刘润林没有对起诉状计息年利率2%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审判长诱导性以变更诉讼请求为由将年利率2%变更为月利率2%进入判决书。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42条“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的规定，刘润林起诉状就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对刘润林诉求计算利息的利率2%/年行为具有拘束力。5.判决除544925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计算外，其他阶段利息计算都是按月利率2%计息，即年利率24%是错误的。(1)最高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指出：“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降低实体利率水平，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规定：“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第32条又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根据上述规定，2019年8月20日之前贷款基准利率已经不再适用，适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可以确认判决利息计算利率24%/年与现行最高法院规定相悖。刘润林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05%/年，4倍为16.2%/年；但判决否认了刘润林起诉状利率2%/年的事实，于2020年本案开庭后，变更为24%/年，则应以开庭后变更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2020年4月20日之后市场报价利率均为3.85%/年，4倍为15.4%/年。本案开庭均在4月份以后，判决确认的24%/年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必然是错误的。6.根据合同法第2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除借款③证据20万元、借款③证据10万元有支付利息约定外，其它均无约定的均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借款②③证据都不具备借款合同生效和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条件，没有必要去计算利息。7.判决认定的利息计算基数的数据没有事实根据，更没有刘润林自己计算的利息数额来源数据，在没有明确利息基数、没有计息开始计息时间，由法官计算的数据，超出了法官的审理职权。八、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只依照法律三条，即合同法205-207条。该三条法律相对于本案并不重要，因为本案不具备借贷法律关系；而涉及本案要件借款合同效力和借贷法律关系的法律却不去寻找条款。除前已述及的适用法律错误外，依照合同法第205条判决全部本金支付利息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判决对于刘润林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民间借贷事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民间借贷事实主张，没有借款纠纷法律构成要件证据，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刘润林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请法院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公平公正作出裁判。刘润林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刘润林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为:偿还2014年至今借款851525元，变更为本金844925元及利息(按照月利2分，从借款之日起开始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20万元从2014年10月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其中10万元2017年1月2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其中20万从2014年11月14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其中20万元从2015年2月1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其中6万元从2015年4月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其中849250元从2014年8月27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要求被告偿还从2014年至今为止所借用人民币851525元及利息857297元，共计170882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因经营周转多次向原告借款。2014年10月19日借款20万元，经案外人富玉溪向原告出具《借据》；2014年11月14日借款20万元，经案外人富玉溪向原告出具《借据》；2015年2月16日借款20万元，被告郭冠尧向原告出具《借款单》，确认还款时间2015年3月底，月息2分；2017年1月26日借款10万元，被告郭冠尧向原告出具《借条》，确认一个月内偿还本金，每月利息2000元(月息2%)。2016年6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据》，确认被告欠原告现金如下：1、模具款84925元(模具36000元、煤款2万元、原料289250元)；2、六月份电费8万元、五月电费6万元；3、郑秋平利息6万元，注明此条可作为借条处理。其中第二项电费，原告曾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郭冠尧偿还租用厂房垫付基建款84万元及利息、垫借电费27.0662万元及利息及诉讼费，2019年11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辽0104民初1293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7月23日出具(2020)辽01民终7846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调解：郭冠尧于2021年7月22日之前偿还刘润林借款(基建款)84万元及利息(2015年4月20日至2019年6月20日，按照年利率2计算)、借款(电费)本金270662元及利息(2018年8月3日至2019年6月30日，按照年利率2%计算)；如郭冠尧未按期还清上述款项，则郭冠尧另行给付自2021年7月22日起的欠款利息，利息标准由原年利率2%改为年利率24%标准给付，直至欠款本息还清为止；双方当事人再无其他纠纷。合法的民间借贷受到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提供借据、借条、欠款单、欠据原件，能够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因被告未能返还借款844925元，应负违约责任。关于借款利息，因2014年10月19日借款20万元、2014年11月14日借款20万元、垫付模具款84925元、替郑秋平偿还利息6万元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时间，应自2020年3月19日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5年2月16日借款20万元、2017年1月26日借款10万元约定利息、还款日期，按月利息2%，给付至实际给付之日。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到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提供借据、借条、欠款单、欠据原件，能够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因被告未能返还借款844925元，应负违约责任。关于借款利息，因2014年10月19日借款20万元、2014年11月14日借款20万元、垫付模具款84925元、替郑秋平偿还利息6万元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时间，应自2020年3月19日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5年2月16日借款20万元、2017年1月26日借款10万元约定利息、还款日期，按月利息2%，给付至实际给付之日。关于被告抗辩垫付模具款84925元、替郑秋平偿还利息6万元系重复起诉，因(2019)辽0104民初12932号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和(2020)辽01民终7846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仅处理2016年6月6日《欠据》第二项电费，其他并未涉及，原告本次起诉并非重复主张，故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抗辩时效问题，原告因被告欠款多次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郭冠尧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润林借款本金844925元；二、被告郭冠尧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润林借款利息(以本金544925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2020年3月1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本金2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5年2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本金1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7年1月26日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180元，由被告负担。二审中，郭冠尧提交新证据：起诉状两份、借款单一份，证明在另案郑秋平起诉郭冠尧和刘润林一案中已经开庭，刘润林提出对笔迹进行司法鉴定，我方认为刘润林应该属于保证人，不属于借款人，刘润林仍然坚持司法鉴定，郑秋平对我方给刘润林垫付6万元本金及利息不认可，因郑秋平不予认可，所以我方也不予认可。郭冠尧、刘润林是共同还款人，要求其二人共同还清标的额款。刘润林质证意见：我方没意见，借款单真实性有异议，借款单中我的签字已经申请鉴定，案件还在审理中，案件在大东法院。上诉人主张的6万元与本案无关。本院二审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借款本金。刘润林为证明郭冠尧尚欠款项844925元，向一审法院递交了借据、借条、欠款单、欠据原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能够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郭冠尧主张不存在借款事实及重复诉讼均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刘润林本次诉讼提供的证据及诉请的款项性质与郭冠尧主张的前次调解的款项均不一致。故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认定郭冠尧尚欠款项844925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诉讼时效。郭冠尧因尚欠刘润林的款项，从2014年至2017年连续出具债权凭证，直至刘润林2019年因要求郭冠尧返还垫付的基建款及电费诉讼至一审法院。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刘润林对于涉案款项一直在主张权利，郭冠尧主张案涉款项超出诉讼时效与常理不合，且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借款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本案的立案时间为2020年3月19日，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2015年2月16日借款20万元、2017年1月26日借款10万元均明确约定月利息2%，故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利率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20180元，由郭冠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 猛审判员 郭 文审判员 邰越群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法官助理李飞书记员赵明川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人，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