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7民终16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景辉，男，1967年5月4日出生，汉族，工人，住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智广，辽宁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素艳，女，1959年6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黑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朋，辽宁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素梅，女，196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黑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朋，辽宁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佳，女，198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黑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玲，黑山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景明，男，196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黑山县。上诉人刘景辉、上诉人刘素艳、上诉人刘素梅因与被上诉人刘佳、原审第三人刘景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黑山县人民法院（2020）辽0726民初2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景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智广、上诉人刘素艳及其与上诉人刘素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朋、被上诉人刘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玲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刘景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景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采信、运用证据错误，用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系无效证据，故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缺乏证据，裁判缺乏事实依据和违反法律，该判决必须撤销改判。一、一审判决采信和运用证据错误。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1、2、3、5、6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主要案件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事实上证据1《赠与协议》是明显无效的，无法证明《赠与协议》是母亲丁国侠的真实意思表示，所谓的见证，首先所谓的见证机构不具备合法的见证资格，其次见证程序明显违法，一“赠与人”不在现场，二没有任何语音、影像资料或最起码的文字笔录证明，三不仅没有“赠与人”口述赠与的证据而且也没有授权他人办理及签字的任何证据。证据2《土地使用证》是发证机关违反法定程序颁发的，是应予撤销的（现在正在申请撤销中），无效的。证据3残疾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5证言，明显缺乏真实性，关于“房屋是刘佳、刘景明翻建的”证词明显超越该证人的知晓范围。因为原房屋是上诉人父母的，翻建时母亲在世而且有钱，有翻建经济能力，母亲翻建房屋，作为刘佳、刘景明只不过是帮助张罗、操作而已。不能把“张罗、操作”这个表象就断言“房屋是刘佳、刘景明翻建的”，如果是刘佳、刘景明翻建，则必须有翻建、重建审批手续，这是法定要件。证据6证人张双剑证言，首先缺乏真实性，因为证言与客观事实相矛盾，其次根本就不能证明村书记是否给刘素艳、刘素梅真的打了电话，反而根据村书记本人证实，村书记否认打过电话。可见，上述所谓的“证据”根本就不能认定任何案件事实，然而原审判决却对它们做出“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互相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的评价，显然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运用错误的证据，认定出错误的案件事实：一审判决认定“2014、2015年前后，原告刘佳及第三人刘景明将该房屋扒倒后重建……”实属无据认定，事实上是上诉人母亲翻建房屋，原告刘佳及第三人刘景明只不过是代为操办而己，否则上诉人等绝对不会准许的；一审判决认定“为此原告的奶奶将土地及房屋赠与原告刘佳，在2015年7月31日原告与奶奶丁国侠签订了赠与协议,……时任村书记李月义当场给被告刘素艳、刘素梅打电话，被告刘素艳、刘素梅表示没有意见，放弃继承，……”这些认定明显与事实相悖，完全不能成立，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母亲对宅基地、房屋赠与原告刘佳的事儿，更没有村书记李月义当场给被告刘素艳、刘素梅打电话的事儿，当时上诉人确实在一个什么材料上签过一个字，但当时说是刘佳要在老院子栽树，需要我签个字，根本没有人说是为母亲赠地、赠房签字。母亲丁国侠也从未向上诉人表示：将地、房送给刘佳及其他的人。更没委托、授权上诉人代表她办理赠与。可见一审判决的认定完全是无中生有。三、一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基于上述事实，表明没有任何事实和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父母的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归被上诉人刘佳拥有。特别是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认定或可以判定案涉房、地归被上诉人刘佳。而一审判决却裁判：“房屋归刘佳所有”显然违背事实和法律。鉴于上述理由，一审判决完全是错误判决，依法理应撤销改判。上诉人之上诉请求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一审之诉求应予驳回。刘素艳、刘素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赠与协议》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1.签订《赠与协议》时，登记在刘春江名下的91.80平方米的四间房屋已不复存在，对己不存在的财产无法赠与。城南村民委员会在明知房屋已不存在的情况下，违规在《赠与协议》上加盖公章，为被上诉人违规取得土地使用证提供了帮助。城南村民委员会违规加盖公章的行为属于滥用职权。2.赠与协议上丁国侠本人并没有签字，丁国侠本人是否授权原审被告刘景辉代为签字无任何证据，因此原审被告刘景辉代替丁国侠在《赠与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证据证明丁国侠当时身体有残疾。即使是丁国侠本人签字也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因为其无权将宅基地及房屋产权赠与上诉人，其属于无权处分行为。3.根据证人证言，司法所一名工作人员在明知丁国侠不在场，由刘景辉代签，不能确定丁国侠本人及其他共有人是否同意的情况下，仅加盖了司法所公章工作人员未签字，进行了见证，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因此该赠与协议无效。4.2014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第143号《司法部决定废止和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规定，司法所进行见证所依据的法律《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有限制地开展见证工作的通知》已经废止，因此司法所无权开展见证业务，其对《赠与协议》进行见证无法律依据。5.《赠与协议》特别约定双方签字司法见证立即生效，现司法所存在违法、违规见证行为，《赠与协议》自然无效。6.原审法院认定，时任村书记李月义在签订《赠与协议》时当场给上诉人打电话，说上诉人没有意见，放弃继承，纯属无稽之谈。经与李月义本人核实，其当时根本就没有给上诉人打过电话。7.上诉人从来没有将宅基地及房屋产权赠与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如果要赠与，也赠与不到被上诉人名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赠与协议》合法、有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1975年刘春江建了四间房，1984年刘春江出资在原址翻建了四间砖石结构平房，该房屋的产权证及土地使用证至刘春江去世前一直登记在刘春江名下。2014年，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在有自己审批的宅基地的情况下，未经上诉人的同意，未经审批私自将刘春江名下的四间房屋扒倒后重建为五间北京平房，其中部分出资来源于丁国侠的征地补偿款。2015年在办理土地使用证换证手续时，被上诉人、第三人、原审被告、城南村委会、司法所恶意串通，违法违规办理赠与协议，城南村委会出具虚假证明，被上诉人据此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上诉人对于将土地使用证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的情况并不明知，2020年上诉人在知悉其父亲的房屋要动迁后，曾拿着城南村委会的介绍信到房产部门查询，房屋仍登记在其父亲刘春江名下。之后被上诉人主动给上诉人刘素艳打电话，双方就补偿款的分割达成了协议,被上诉人一次性给付上诉人5万元，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不存在上诉人放弃继承权的问题。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将刘春江名下的房屋非法拆扒翻建的行为，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其侵犯的是物权，如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恢复原状是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的。被上诉人将房屋翻建行为并不直接导致上诉人权益受损，被上诉人将上诉人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房屋所有权时才直接侵犯了上诉人的权益，因此本案根本就不涉及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综上，请求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刘佳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主张房屋非被上诉人所有，主要依据就是登记在刘春江名下的房屋，三上诉人认为是刘春江所有的，但实际上的情况是2014年-2015年被上诉人刘佳将房屋翻建后，登记在刘春江名下的房屋所有权已经发生了变更，三上诉人主张该房屋是其母亲翻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该房屋翻建时投资约30万元，翻建时丁国侠也就是三上诉人的母亲已经76岁，丁国侠是一个农民，既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生活来源，所以三上诉人主张是其母亲出资翻建没有任何证据也与客观事实不符，正因为是被上诉人刘佳翻建，所以丁国侠才将房屋及土地赠与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刘景辉所陈述的其签字的意思是院内栽树，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刘景辉明确认可在一个材料上签字，而该材料就是案涉的赠与协议，《赠与协议》内容清楚明确，所以也足以证明上诉人刘景辉对此事实是清楚的也是认可的，更是其母亲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在此之后不论是上诉人刘景辉还是其母亲丁国侠从未对此提出异议，该《赠与协议》无论其见证行为是否合法，但是《赠与协议》证明的是赠与行为而不是见证行为，赠与的行为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所以是有效的，而且该《赠与协议》村委会加盖了公章，更加能够证明其真实性，三上诉人主张《赠与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5年全县都在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作为上诉人的刘素艳、刘素梅仍在该村附近村落居住，都不远，所以每家也都在此期间办理了土地使用证，所以对被上诉人办理土地使用证的事实都是明知且认可的。本案的房屋翻建之时，刘春江名下的房屋已经不存在，也就是遗产已经不存在，三上诉人此时就应该知道权益被侵犯，而三上诉人从未提出继承权纠纷，也能够证明房屋及土地赠与给被上诉人三上诉人是知情并同意的，也就是他们已经放弃了房屋的继承权，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完全正确的，本案发生的原因是2020年初，案涉房屋动迁才发生了纠纷，所以三上诉人此时才主张继承权是超过法律时效的。被上诉人同意给上诉人5万元的录音是因为房屋登记在刘春江名下，如果没有三上诉人的签字动迁手续无法操作，为了尽快办理动迁手续，被上诉人同意给其五万元，但是不能据此认定三上诉人仍有继承权，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调解、和解时达成的调解、和解笔录，不能作为不利证据。刘佳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登记在刘春江名下的房屋归刘佳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刘春江家建了砖石结构的四间平房，该房屋登记在刘佳的爷爷刘春江名下，1995年换发房照时该房屋继续登记在刘春江名下。2004年12月12日刘春江去世。2014、2015年前后，刘佳及刘景明将该房屋扒倒后重建，房屋由原来四间砖石结构平房变成了砖结构的五间北京平房。2015年在刘佳办理土地使用证时由于该房屋仍登记在刘佳的爷爷名下，为此刘佳的奶奶将土地及房屋赠与刘佳，在2015年7月31日刘佳与奶奶丁国侠签订了赠与协议，由于丁国侠年纪大身体有残疾，由丁国侠次子刘景辉代笔签的赠与协议并按手印。时任村书记李月义当场给刘素艳、刘素梅打电话，刘素艳、刘素梅表示没有意见，放弃继承，在赠与协议上黑山县城南村民委员会与司法所法律服务站均加盖单位公章。包括该房屋所在的共计412.1平方米的土地办到了刘佳名下，黑山县人民政府为刘佳办理了黑集用（2014）第10706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由于刘佳所在的村上房屋登记已经在黑山县建设工业园区时就已冻结，为此刘佳一直未能办理房照。一审法院认为，2004年12月12日刘春江去世，刘春江的法定继承人刘景明、刘素艳、刘素梅、刘景辉均在办理土地使用证及赠与协议时表示放弃自己应继承的份额，同意将坐落在黄家壕村登记在刘春江名下的村宅基地及房屋产权赠与刘佳。刘佳与丁国侠之间签订的《赠与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且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规定的各方的权利、义务明确，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刘佳已经实际占有并翻建该房屋，该房屋应归刘佳所有。刘佳主张刘素艳、刘素梅、刘景辉继承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也可以佐证刘素艳、刘素梅、刘景辉当初放弃了继承的事实。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诉讼时效为三年，在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起之日起计算，在刘佳将房屋翻建后，土地部门将该宅基地及该院落内宅基地外的土地使用权一并登记在刘佳名下时，刘素艳、刘素梅、刘景辉均清楚的知道，均没有主张继承权，继承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刘佳翻建房屋时计算，现所有证人均证明房屋翻建已经超过五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继承权的诉讼时效。综上，刘素艳、刘素梅、刘景辉主张没有将房屋赠与刘佳的辩解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登记在刘春江名下的坐落在黄家的房屋归刘佳所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素艳、刘素梅、刘景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素艳、刘素梅提交了如下证据：四张照片，拟证明在刘景明的名下有一块宅基地，都是树没有建房子，所以案涉房屋不是刘景明翻建的。2020年11月29日刘素艳与李月义的通话录音，拟证明一审认定李月义给我们打了电话不属实。本院在二审中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刘佳质证意见：照片不是二审新的证据，不能证明拍摄的时间地点，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是否有宅基地应以宅基地证为准。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李月义清楚的表示都忘记了，不能证明上诉人想证明的问题。而且从该录音中能够体现对赠与的事情刘素艳是知道的。本院经审查认为，照片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认定。通话录音中证人李月义一再表示时间长忘记了，并无明确陈述，故仅凭此证据不足以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赠与协议》是否有效，案涉房屋是否应确认为被上诉人刘佳所有。关于《赠与协议》效力问题。经查，该《赠与协议》中除甲乙双方签字按印外，司法所法律服务站及黑山县城南村民委员会亦加盖公章。对于赠与人（甲方）丁国侠签字系上诉人刘景辉代签的事实，刘景辉虽辩称因被上诉人刘佳要在老院子栽树，需要我签个字，才在一个材料上签字，但该《赠与协议》中记载内容明确，刘景辉签字时应为明知，故其此项抗辩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纳。《赠与协议》中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签字司法见证立即生效。甲、乙、见证机关各执一份，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补充协议”，因此，司法所法律服务站作为见证机关在协议中加盖公章的行为系按照协议约定予以见证，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结合被上诉人刘佳在一审中提交的相关经办人及证人的证明，应认定此《赠与协议》系在相关见证机关以及村委会的见证下形成，合法有效。关于刘素艳、刘素梅、刘景辉主张其并未放弃继承，丁国侠无权将宅基地及房屋产权赠与上诉人刘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本案被继承人刘春江2004年去世后继承开始，至2014年-2015年翻建房屋以及2015年7月《赠与协议》形成之前，三上诉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曾经主张过继承权。按照三上诉人的陈述，其对翻建房屋以及《赠与协议》的签署均知情，则在2020年12月被上诉人刘佳提起本案诉讼之时提出继承权的主张已经超过了继承法规定的2年时效以及民法总则规定3年一般时效。故原审法院对三上诉人的此项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关于案涉房屋是否应确权给被上诉人刘佳的问题。本案现已查明，案涉房屋所在土地使用权为被上诉人刘佳所有，案涉房屋一直由刘佳及其家人居住使用，房屋翻建时，房产证记载的所有权人刘春江已经去世多年，刘春江妻子丁国侠将房屋赠与刘佳，但由于当地政策原因刘佳未能办理所有权登记。因此，原审法院根据以上案件事实认定房屋应归刘佳所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素艳、刘素梅、刘景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素艳、刘素梅、刘景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鸣审判员 韩晓武审判员 安剑凌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周雨薇书记员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