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112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长春建工新吉润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朝阳区铁塔路1900号。法定代表人：徐达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洲，吉林洲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巍，吉林洲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赵敬伟，男，197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伊通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明，吉林睿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丹，吉林睿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波，男，196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四光，吉林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春建工新吉润建设有限公司（下称新吉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敬伟、刘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5民初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吉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洲、方巍，被上诉人赵敬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明、张雪丹，被上诉人刘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四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吉润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吉0105民初90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赵敬伟对新吉润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案件诉讼费用由赵敬伟、刘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赵敬伟提供的2012年7月15日的《对账协议》实为2015年夏天签订。在（2015）二民初字第1755号案件庭审笔录第9页中，赵敬伟已经承认合同和对账单都是在同一天在自由大路上一家律师行签订的，而一审法院却认定是2012年7月份签订的，明显与赵敬伟的陈述矛盾。2.黑龙江省铁力市法院（2012）铁商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伊春市法院（2013）伊中商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等文书认定“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为新吉润公司使用属认定事实不清。从裁判文书上根本不能看出印章的形状、字体等外部特征，也就是说黑龙江法院提及的印章与本案印章是为同一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涉案印章根本不能确认与新吉润公司有任何关联。二、关于涉案“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的效力问题。从该印章的名头可以看出，技术资料报审章只能用于单位内部技术资料管理或报审施工资料，不能起到设立、变更、消灭债权债务的效力。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不具有对外使用功能的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根本就不属于新吉润公司的意思表示，对新吉润公司也没有任何效力。三、关于刘波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问题。首先，认定刘波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前提是刘波是否为新吉润公司的工作人员，而刘波根本不属于新吉润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与新吉润公司无关；其次，职务行为应当在职权范围内，从赵敬伟提交的证据看，刘波为乙方现场管理代表，根本没有权利代表新吉润公司购买钢材，超越职权范围的行为对新吉润公司没有任何效力；再次，赵敬伟是从事粮食生意时与刘波认识的，其应当知道刘波不属于新吉润公司的员工，在此情况下，作为材料供应商不严格审查刘波是否具有相应的采购权限存在严重过错。因此一审认定刘波属于职务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新吉润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对赵敬伟的钢材款没有付款义务。新吉润公司与赵敬伟之间并不存在钢材买卖关系。虽然赵敬伟在庭审中提交了《合同书》、《对账协议》，但上述协议是2015年刘波与赵敬伟补签的，而此时刘波早已与新吉润公司没有任何关联。虽然《合同书》和《对账协议》上加盖了技术资料报审章，但该章无论真伪都不具有对外缔结合同、结算的效力。新吉润公司对刘波的该行为没有授权或确认，因此《合同书》和《对账协议》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而在庭审中依据刘波提供的崔国振出具的书面凭证载明“收刘波进钢筋总量”字样，可以证明赵敬伟的钢材购买人实为刘波，理应由刘波承担付款义务。五、新吉润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涉案项目的钢材款，对外已经不欠任何钢材款。在案件审理期间，新吉润公司联系到涉案的白立军、芦晓清等相关人员核实该项目财务情况，证实刘波及其爱人牛淑兰已经从新吉润公司处领取款项达2600余万元，该笔钱款已经涵盖刘波的钢材款。新吉润公司已经将该份证据提交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既不质证，也不采纳，程序违法。而且新吉润公司也领着芦晓清等人向一审法院说明情况，但一审法院不予接待。结合崔国振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明新吉润公司根本不欠任何人钢材款。一审法院不查明案件事实，错误认定新吉润公司承担责任，已造成新吉润公司重复支付钢材款。综上，从本案的证据和事实足以看出刘波与赵敬伟恶意串通，虚假陈述，目的就是为了将钢材款给付义务嫁祸给新吉润公司，严重侵害新吉润公司的合法权益，对其行为不应予以支持。赵敬伟二审辩称，一、关于新吉润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对账协议》签订时间、黑龙江省三级法院裁判文书中所提及的印章与本案的印章有无关联、效力问题。赵敬伟提交的《对账协议》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15日，实为2015年夏天签订。一审在认定事实将此《对账协议》记录为“2012年7月15日，赵敬伟与长春建工新吉润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对账协议》”，一审判决并未论述此《对账协议》是2012年7月15日签订而非2015年夏天签订的。黑龙江省三级法院裁判文书中所提及的“长春建工新吉润建设有限公司宏泰分公司海域中央墅工程第一项目部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此印章为新吉润公司使用的印章，在第一项目部赊购材料时多次对外使用，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新吉润公司发生效力。不管黑龙江省三级法院裁判文书中所提及印章与本案印章是否为同一枚，因该印章多次对外使用，新吉润公司对此印章应承担责任。二、关于刘波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新吉润公司是否为钢材买卖合同相对人、其是否有付款义务问题，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再340号民事裁定已经对此作出认定，刘波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归于新吉润公司。三、关于新吉润公司上诉称其已经足额支付涉案项目的钢材款，对外已经不欠任何钢材款问题。刘波、崔国振等行为是公司的职务行为，款项是否拨付给工人等是公司内部管理行为，与赵敬伟无关。赵敬伟持有的《合同书》、材料接收员王健伟签字确认的销货清单、《对账协议》及新吉润公司已向另案张光临抵付一套房屋，均证实新吉润公司应对货款承担给付责任。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波二审辩称，一、关于《对账协议》的时间问题。刘波从未否认《对账协议》及《合同书》系2015年补签，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作出刘波属于职务行为的裁定时，依据的时间就是2015年，也就是说一审中关于该时间的认定并不直接对案件的判定产生实质影响。二、关于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的来源。新吉润公司认为本案所使用的印章与黑龙江省三级法院所使用的非同一枚。也就是说，新吉润公司承认其拥有和持有该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在确定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的前提是新吉润公司拿出原始印章，并且说明其持有的该印章数量、所在处及用途，否则该问题无法解答。关于该印章的效力已经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且依据该认定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一审法院均认定《对账协议》及《合同书》的效力及刘波系职务行为。三、关于刘波职务行为的认定。刘波的职务行为来源于合同的直接约定，对双方均产生法律效力，其权利的行使不仅仅限于对外联络，更应包括对项目工地产生的一切与施工建设相关事宜的处置、决定及对外联络，否则不能解释赵敬伟供应的钢材新吉润公司并未拒收，最终使用且已经完结。四、关于钢材供应相对人是否适格的问题。不能因为刘波与赵敬伟以前是否熟知，就断定其存在违反合同和法律的行为产生，这两者不存在任何直接和法律上的因果联系，且刘波与赵敬伟仅仅是知道而已，谈不上熟知。五、新吉润公司所谓的2600万元工程款已经全部支付钢材款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相反，就刘波所了解情况，该项目当年总投资为8000多万元，实际完成不足3000万元，有巨大的亏空和空间未完成，而赵敬伟的钢材就在未支付的工程款范围内，且刘波依据职权经手的所有钱款均与新吉润公司的会计白立军进行对账，双方钱票已经讫清。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赵敬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新吉润公司、刘波支付货款3688300元及利息320万元（2019年5月13日庭审中明确由新吉润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利息以3688300元为基数，按月利2%计算，自2015年9月16日起诉时起计算至欠款付清时止）；2.诉讼费、保全费由新吉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绿地地产集团长春海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新吉润公司（乙方）针对“绿地海域·中央墅”项目1-2、2-2地块所有栋号的建筑安装工程，包括地下工程、主体工程、内外装饰工程、水暖电气安装工程、零星工程等，政府性指定的项目不列入承包范围签订《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协议明确甲方现场管理代表高春亮，乙方现场管理代表为刘波。2011年4月1日，新吉润公司为崔国振出具《聘书》，聘任崔国振为新吉润公司绿地集团“中央墅”项目工程一部经理，此聘任自2011年4月1日至项目工程结束为止。赵敬伟与案外人张光临（另案原告）自2011年4月30日起至2011年11月24日止向新吉润公司绿地集团“中央墅”项目工程供应钢材，送货单共计28份。其中，赵敬伟自2011年4月30日起至2011年10月6日止向新吉润公司供应钢材，赵敬伟供应的钢材数量为706.976吨，货款金额为3689330.95元，货物由工地现场材料员王健伟签收。2012年6月21日，新吉润公司绿地集团“中央墅”项目工程一部经理崔国振以长春“绿地海域·中央墅”A区12幢1单元401号房屋抵顶欠张光临钢材款130万元。2012年7月15日，赵敬伟与新吉润公司签订《对账协议》，内容为：2011年因建设海域中央墅A区需用钢材，在赵敬伟处多次购买钢材并支付部分货款，现新吉润公司仍欠钢材款3688300元，该欠款新吉润公司同意在2个月内结清，如发生争议双方同意在对账地人民法院解决，如逾期付款以实际欠款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承担逾期利息。赵敬伟签字，新吉润公司加盖“新吉润公司第一项目部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同时“绿地海域·中央墅”现场管理代表刘波签字。2015年，赵敬伟、张光临（甲方，销售方）与新吉润公司（乙方，购货方）针对上述买卖合同关系补充签订《合同书》，但合同签订时间标注为2011年4月1日。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各种建筑钢材约2500吨，实际发生量以供货单或欠据为准，工地为海域中央墅A区工地；甲方送货，运费甲方承担，收货人（工地材料员）王健伟；货款支付方式：赊账，每批货到工地，货款在60天内结清；违约责任：甲方应按乙方要求供货，乙方应按期付款，否则违约方需承担应供货额或欠款额的1%违约金或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同时守约方有权终止合同。甲方由赵敬伟、张光临签字，乙方由“绿地海域·中央墅”现场管理代表刘波签字，同时加盖新吉润公司第一项目部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2012）铁商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伊中商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黑高民申三字第166号民事裁定书对新吉润公司在其承建“绿地海域·中央墅”期间合同中加盖的“新吉润公司第一项目部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作出认定，此印章为新吉润公司使用印章。一审法院认为，赵敬伟与新吉润公司之间形成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依据《“绿地海域·中央墅”项目1-2、2-2地块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建筑材料中钢材由新吉润公司提供，工程项目材料员王健伟在收货单中签字，证明其所签字确认的钢材全部由其接收，用于涉案工程。刘波并非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刘波为新吉润公司现场管理代表的身份向赵敬伟购买钢材，该钢材用于案涉工地，新吉润公司并未表示反对，且以一套房屋（长春绿地海域·中央墅A区12幢1单元401室）抵顶钢材款，应视为新吉润公司对刘波代表新吉润公司购买钢材行为的认可，刘波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归于新吉润公司。赵敬伟、案外人张光临提供28份送货单，证明其将钢材送至绿地中央墅工地，向新吉润公司主张钢材款，现赵敬伟与张光临已将各自所供应钢材分列出来并各自向新吉润公司主张权利索要钢材款，本案中新吉润公司向赵敬伟出具《对账协议》，明确新吉润公司仍欠钢材款3688300元，表示对欠款同意在2个月内结清，如逾期付款以实际欠款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承担逾期利息。后赵敬伟与新吉润公司针对上述欠款补签合同，其中违约责任约定，违约方需承担应供货额或欠款额的1%违约金或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应认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属实。《对账协议》与《合同书》对违约责任均进行约定，赵敬伟自愿调整要求新吉润公司自2015年9月16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给付拖欠钢材款的利息，因各期间贷款利率均不相同，结合双方之间合同约定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新吉润公司应自2015年9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但最高不能超过年利率24%）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对新吉润公司提出《对账协议》与《合同书》中加盖印章不是其公司行为，对此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2012）铁商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伊中商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黑高民申三字第166号民事裁定对新吉润公司在合同中加盖的“新吉润公司第一项目部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作出认定，认定该印章为新吉润公司在其承建“绿地海域·中央墅”期间使用印章，故新吉润公司对该印章发生的法律后果应承担法律责任。新吉润公司提出其已将该项目的材料款、工程款拨付给项目负责人崔国振，及有部分款项拨付给刘波，公司不能重复给付钢材款的主张，因崔国振与刘波均系其公司职员，款项的拨付是其内部管理行为，与赵敬伟无关，现尚欠赵敬伟钢材款3688300元未给付，有《对账协议》与《合同书》及其公司已向张光临抵付房屋一套证实，新吉润公司应对崔国振、刘波履行职务行为拖欠赵敬伟的货款承担给付责任。另对新吉润公司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因新吉润公司基于对赵敬伟的欠款，于2015年补签《合同书》，对此事实，双方均认可，赵敬伟于2015年9月16日起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给付拖欠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赵敬伟的起诉不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新吉润公司的这一主张无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新吉润公司给付拖欠赵敬伟钢材款3688300元，此款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二、新吉润公司给付欠赵敬伟钢材款3688300元的利息，自2015年9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给付至欠款付清时止，此款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三、驳回赵敬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0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新吉润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新吉润公司提供了白立军的银行流水明细5页，借款凭证、收条5枚（其中一枚有刘波及其妻子牛淑兰的签字，另外4枚有牛淑兰的签字），用以证明新吉润公司向刘波的妻子牛淑兰支付26265730元，其中白立军直接向牛淑兰转款7736397元。新吉润公司陈述上述证据来源于案涉工程项目宏泰分公司的会计账本。刘波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一审法院已经要求新吉润公司在七天内提交账本明细，新吉润是否提交，刘波并不知晓，如已经提交，此次提交属于重复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如未提交，则放弃了举证的权利；而且票据数额不符，应由新吉润公司内部进行核算。针对新吉润公司提到的向刘波的妻子牛淑兰支付26265730元款项的问题，刘波予以否认，并陈述经朱荣泰及新吉润公司宏泰分公司许可，以牛淑兰签订借条的形式，便于监管资金的使用和发放，但个人没有取得任何钱款，所签字的借条的钱款均由白立军审核后向三个项目部实际发放；2011年总计拨付工程款3413万元，新吉润公司向牛淑兰账户转账9900397元，以借款形式支付160万元，总计11500397元，剩下款项是通过白立军转出去的，票据不经我方。为证明上述主张，刘波提交了上述11500397元的款项支出相应凭证，及白立军于2012年12月24日出具的内容为“一部、二部、三部2011年7月25日甲方拨款至2012年12月，柒次拨款共计3413万，原始票据白立军全部收回，总款3413万工程款已全部拨付，一部、二部、三部钱票讫清，以上无误”的收条，并提供了新吉润公司按照工程款5%向其支付佣金1706500元的明细。经审查新吉润提供的向牛淑兰转款的7736397元转款明细包含在刘波认可的并提交法庭的向牛淑兰账户转账9900397元的明细中。新吉润公司对刘波提供的11500397元款项的支出凭证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本院调取牛淑兰、崔国振、刘波的相关银行流水明细以及其提交的白立军银行流水明细中的转账对手信息，以查明牛淑兰、崔国振是否向赵敬伟支付过钢材款。本院依上述申请调取了银行流水信息。调取的银行流水信息显示：一、刘波于2012年2月26日向白立军转款15万元；白立军于2011年10月22日至2012年8月31日向刘波转账8笔，共计2120278.64元，分别为2011年10月22日20万元、2011年11月19日3万元、2011年12月31日90万元、2012年1月20日250394.59元、2012年1月21日48300元、2012年1月21日491584.05元、2012年2月20日15万元、2012年8月31日5万元。对上述款项往来，刘波主张2011年10月22日的20万元、2011年11月19日的3万元系支付佣金；2011年12月31日的90万元为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已经向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张海发、孙尚海、王作全等人支付，并提供相应票据；2012年1月20日的250394.59元、2012年1月21日的48300元、2012年1月21日的491584.05元为刘波与新吉润公司宏泰分公司合作参与吉林特钢工程（围墙）项目的账目往来，与案涉工程无关，并提供新吉润公司与吉林特钢有限公司就该工程的审核汇总表及竣工验收材料予以证实；2012年2月20日的15万元、2012年8月31日的5万元以及刘波于2012年2月26日向白立军转款的15万元系刘波与白立军之间的个人借款，与案涉工程无关。对上述款项，新吉润公司则认为除佣金外，其余款项不排除刘波向张光临、赵敬伟支付过钢材款。经查，2011年11月19日的3万元及2012年2月20日的15万元在刘波举证的支付5%的佣金明细中。二、白立军于2011年至2012期间共向牛淑兰转账9900397元，数额与刘波提供的证据相吻合。其中牛淑兰于2011年8月23日向案外人赵敬辉（赵敬伟哥哥）转款18万元。刘波主张该18万元系案涉工程二部钢材款的给付；新吉润则主张该18万元为赵敬辉代赵敬伟收取的钢材款项；赵敬伟则主张该款项与其无关。三、崔国振于2011年7月25日向赵敬伟转款50万元。新吉润公司主张该50万元系案涉钢材款；赵敬伟则解释称在2015年补签合同时，该50万元作为2011年至2015年期间未支付钢材款的利息补偿，故该50万元未计算在货款本金中。本案审理过程中，新吉润公司认可白立军的会计身份，除其已提供的上述白立军的银行流水明细5页，借款凭证、收条5枚外，未提供案涉工程项目其他记账凭证。在本次二审庭审中，新吉润公司申请了该公司第一分公司原经理芦晓清出庭作证。芦晓清向法庭陈述：海域·中央墅项目工程原由朱荣泰负责（新吉润公司宏泰分公司），2012年5月份，因该项目管理不善，农民工闹事，徐达泉总经理找到芦晓清，要求其接手该项目；芦晓清接手该项目后，在2012年底将项目部的“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收回，如果盖章，需要先经过芦晓清的批准；《对账协议》和《合同书》上加盖的“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不是其加盖的，因为盖章都有芦晓清的签字和批语。新吉润公司对芦晓清的证言完全认可，并认为芦晓清的证言能够证明刘波和赵敬伟在一审中陈述的“芦晓清同意后加盖印章”不属实。刘波则质证认为，2012年芦晓清既然已经将公章收回，已经排除刘波和任何钢材供应商直接接触该章的可能，各方均认可对账协议及合同书上的公章是2015年加盖的，那么公章只能是芦晓清或公司加盖；另外芦晓清陈述对另案原告张光临有印象，考虑到年龄及时间因素，芦晓清有遗忘的可能，但双方必然见过面，甚至有过深入接触，才能形成印象，双方如果不是因为钢材款是没有任何理由进行见面。赵敬伟不认可芦晓清的证言，认为芦晓清与新吉润公司有利害关系，其所述没有加盖公章不属实。其后，新吉润公司找到崔国振并出庭陈述：其是第一项目部施工负责人，项目部施工前是刘波介绍的，刘波提点，三个项目部的钢材都由刘波负责进料，钢材款也是由刘波从崔国振的工程款里扣除，每个月拨工程款的时候，前期有两次是崔国振转到刘波夫妻名下，后期直接把钢材款扣除，剩下的转款给崔国振；崔国振与新吉润分公司之间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弄没了，2012年6月初崔国振离开项目部，与新吉润公司没有结算，关于钢材款与刘波也没有结算，每次拨付工程款前扣除钢材款需要崔国振签字确认；王健伟是崔国振雇佣的人员，钢材由她签收；内容为“自2011年4月5日至2011年11月24日，收刘波进钢筋总量：2079.05T，总价款：10719666.00元，¥壹仟零柒拾壹万玖仟陆佰陆拾陆元整。收料材料员：王健伟”的书面材料上的“崔国振”签字像其签字，但不确定，因为崔国振的签字习惯都是签下边，而且钢材的量不可能这么多，比崔国振实际的施工量都大；每次来款刘波夫妻留下后是否给付钢材款崔国振不清楚，钢材款不应由崔国振支付，应当由刘波支付。新吉润公司认为崔国振当庭陈述基本属实，从他在第一项目部所任职务来看，其证言具有充分证明力，证人明确阐述了钢材每次采购款项都有刘波夫妇直接从财务领取，第一项目部对外不欠任何钢材款项，根据合同相对性，本案钢材款证人也明确表明应由刘波负责。刘波则认为崔国振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甚至存在工程欠款及未结算的问题，本身应当属于诉讼当事人身份，不应当属证人身份，其所述证言因自身利害关系存在严重倾向性，不排除做假证；崔国振在发表意见过程中涉及关键问题如合同、账目及关键的数字一概不清楚，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其作证的唯一目的就是将本应由新吉润承担的债务推给第三人刘波，无任何其他的实质意义，其对事实的描述与庭审中已取得的银行账目对账单、会计的相关证言及对账单据基本都不相符；崔国振作为一部的负责人其对自身的身份陈述自相矛盾，一会说自己是承包人，转而又以项目经理身份自居，又不承认聘书的存在，可见该其陈述无法得到有效认定，建议法庭以核实现有有效证据为准。赵敬伟质证认为新吉润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新吉润公司给崔国振下发了项目部经理聘书，崔国振是新吉润公司的工作人员，崔国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崔国振也因相关工程款项涉嫌刑事犯罪，即使其出庭作证，其证言大部分都不是事实；崔国振承认王健伟是其收料员，王健伟出具的销货清单应该作为本案的结算依据，新吉润公司因木材款项作为被告发生诉讼，新吉润公司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被黑龙江省三级法院作为材料款印章对外使用予以认定，崔国振当庭陈述的技术资料专用章只是作为报审资料使用与事实和黑龙江省三级法院认定的事实不符；赵敬伟出示了王健伟签字的销货清单及加盖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的《合同书》、《对账协议》，及有王健伟和崔国振签字的收条证明已经收到了赵敬伟的钢材，崔国振当庭表示其收条的签字记不清了，但其未提供书面证据证明签字不是其所书写；另外崔国振提到应由其确认签字后再由公司财务结算相关款项，那么崔国振签字的材料应该在新吉润公司处保存，新吉润公司对此应提供证据，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相关款项已全额支付给赵敬伟，新吉润公司应承担给付货款和利息的责任。经审查，本院调取的经崔国振确认的其名下的银行账户明细中没有其向刘波夫妻的转款记录，新吉润公司亦不能提供崔国振所陈述的补充协议。刘波、赵敬伟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陈述《对账协议》和《合同书》系在2015年补签。新吉润对《对账协议》和《合同书》不予认可。同时新吉润公司对于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承担逾期利息提出异议，认为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上述约定违反法律规定。除上述所述事实外，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绿地海域·中央墅工程系由新吉润公司承建，根据新吉润公司与绿地集团签订的《“绿地海域·中央墅”项目工程1-2、2-2地块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建筑材料中钢材一项由新吉润公司提供。赵敬伟供应的钢材由该工程项目材料员王健伟接收，用于案涉工程。虽然案涉钢材由刘波购进，由第一项目部使用，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波或第一项目部已足额支付钢材款，新吉润公司作为案涉钢材实际使用项目的承包人，一审认定其向赵敬伟支付剩余钢材款并无不当。至于新吉润公司主张其已经足额支付案涉工程的钢材款，对外已经不欠任何钢材款一节。首先新吉润公司未就钢材款单独支付一事提供直接书面证据予以证明。其次，从白立军向刘波出具的内容为“一部、二部、三部2011年7月25日甲方拨款至2012年12月，柒次拨款共计3413万，原始票据白立军全部收回，总款3413万工程款已全部拨付，一部、二部、三部钱票讫清，以上无误”的收条来看，案涉工程3413万元工程款的原始票据已被新吉润公司认可的其分公司会计白立军收回，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供的账目凭证未超出3413万元工程款范围，未直接体现支付钢材款内容。若新吉润公司认为3413万元工程款中有其直接或通过白立军、刘波、牛淑兰支付的钢材款，应由新吉润公司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最后，从本院依据新吉润公司申请调取涉案人员的银行流水明细来看，除崔国振于2011年7月25日向赵敬伟转款50万元外，没有新吉润公司主张的白立军、牛淑兰、刘波直接向张光临、赵敬伟转款的记录；崔国振出庭陈述的事实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新吉润公司关于已经足额支付案涉工程的钢材款的主张，因其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新吉润公司应向赵敬伟支付钢材款的数额问题。如上所述崔国振于2011年7月25日曾向赵敬伟转款50万元，对此事实赵敬伟在本案以往审理过程中从未提及，且在本院向赵敬伟询问“除抵账房屋外，崔国振是否向你支付过钢材款”时，赵敬伟予以否认。现赵敬伟在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形下主张该50万元系2011年至2015年钢材款利息难以令人信服，不予支持。故该50万元应从其主张的3688300元钢材款中扣除。关于钢材款逾期支付利息标准问题。赵敬伟要求新吉润公司按照月利2%支付利息，新吉润公司对《合同书》、《对账协议》中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约定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赵敬伟的陈述，《合同书》、《对账协议》均系在2015年补签，而据刘波所述，此时工程已经结束，其在2011年年末即不再担任工地现场管理代表，故此时刘波已无对外代表新吉润公司签署合同的权利，“长春建工新吉润建设有限公司宏泰分公司海域·中央墅工程第一项目部技术资料报审专用章”在没有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亦无权代表新吉润公司对外作出支付利息及违约责任约定的意思表示，因此《合同书》、《对账协议》关于利息及违约责任的约定对新吉润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但新吉润公司未能在应付货款时足额支付货款，应给付供货人相应损失。在赵敬伟未提供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应付货款时间及损失的情况下，本院酌定逾期支付钢材款利息自赵敬伟起诉之日即2015年9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钢材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因新事实的出现导致一审法院认定钢材款数额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5民初901号民事判决；二、长春建工新吉润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赵敬伟钢材款3188300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钢材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赵敬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010元，二审案件36306元，共计66316元，由长春建工新吉润建设有限公司负担39572元，赵敬伟负担26744元；保全费5000元，由长春建工新吉润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华子琳审判员  吕玉玉审判员  魏 岚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王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