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苏09民终40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连生，男，1959年10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东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越，江苏月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台市天锋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东台市台城北关路64号。法定代表人：储晓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锡官，东台市新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高连生因与被上诉人东台市天锋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锋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21）苏0981民初71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连生上诉请求：1.撤销原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并判令被上诉人提供其公司成立至今的董事会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2.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一审简易程序两次开庭后，于2021年3月29日通过电子送达的方式，向当事人送达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21年4月1日开庭的通知，后来并未实际开庭。上诉人认为，电子送达的内容已显示组成合议庭审理，其对外的行为表明本案已适用普通程序的合议庭审理，而一审裁定却以简易程序的独任审理方式作出，程序违法。（二）上诉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身份，其与姚某无股权转让合意。1.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股东与公司之间证明股东身份的证明文件应当是股东名册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本案股东名册和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上诉人均为股东，应当认定上诉人具有股东资格。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七条解决的是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比如受让人已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已变更登记、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或隐名股东与公司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但可以对持股期间的文件行使知情权。退一万步讲，即使上诉人的股权转让已成立，上诉人也可对转让之前的公司会计账簿行使知情权，而不应全部驳回起诉。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七条规定，否定上诉人的股东身份，未领会立法本意，适用法律错误。3.股权转让需要工商变更登记、变更登记须有股权转让协议，姚某作为公司高管应当明知。天锋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之间转让部分或者全部出资时，需具报告经董事会批准后办理”，上诉人与姚某没有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也没有向董事会出具报告要求转让股权。（三）天锋公司以上诉人未提供股东身份证明和出资证明为由，拒绝上诉人行使股东知情权，无法律依据。1.按照《公司法》规定，股东名册是公司必须备置的记载股东个人信息和股权信息的法定簿册，为公司持有。股东行使知情权时，只要提供身份证，公司即可将其与股东名册校对属实即可，无需股东再行提供其他证明文件。如身份证信息与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一致，即可推定具备股东资格。而出资证明书仅是股东对抗公司证明其已经履行对公司的出资义务的凭证，如果出资证明书与股东名册记载不一致，以股东名册为准。2.《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内容要素。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入股交款时出具的收据不具有出资证明应记载的要素，依法不能认定为出资证明。姚某持有上诉人的交款收据，只是作为代领抵还借款的分红的依据。（四）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拟证明上诉人不具有股东身份的主要证据认定错误。1.姚某出具的请求受让上诉人股权的申请，上诉人不予认可。该申请系诉讼后与被上诉人串通形成并由姚某补充出具，并非2007年6月5日出具。在2021年3月12日一审庭审中，法官问被上诉人就上诉人主张股权给姚某有何意见，被上诉人称“现在才知道”，该回答可以证明本案诉讼前，被上诉人并不知道上诉人与姚某之间股权争议，从而佐证姚某出具的2007年6月5日向被上诉人请求受让股权的申请，属于诉讼期间造假的证据，一审法院不应采信。2.被上诉人提交的《发放工资结算表》中载明上诉人工资，但签字代领人为姚某，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仍将上诉人列为股东，只是姚某签字代为领取了上诉人应得的分红（抵还上诉人所欠姚某借款），不能证明上诉人已将股权转让给姚某。3.《证人证言公证书》只能证明该证言内容系该证人本人所陈述，但对该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不具有证明力，且该证人未到庭，未经上诉人当庭质证，对本案股权已转让没有证明力。4.关于姚某的证言，姚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姚某为被上诉人高管，对被上诉人有实际控制力，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姚某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姚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依据。一审法院应当将姚某追加为第三人，而不应允许其作为证人出庭。（五）股东知情权纠纷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知情权纠纷中直接对股东的资格争议进行认定，除非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原则上只应对股东身份进行形式审查，本案中，无论从形式要件，还是实质要件，上诉人具备股东身份。1.工商登记显示上诉人从公司创立至今仍是股东，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均以上诉人为股东。2.即使从2008年开始，姚某代上诉人领取分红，但在其后的2011年7月18日股东大会决议上，仍然出现上诉人的签名，同时并列出现姚某的签名，佐证上诉人股权没有转让。（六）一审裁定称对被上诉人内部而言，上诉人起诉时已不具有股东资格，与事实不符。1.在2021年3月12日一审第二次开庭时，被上诉人称对上诉人与姚某的股权事宜，被上诉人不持态度，不偏向，以及应由上诉人与姚某协商是股权流转还是借款抵押。2.在姚某代上诉人领取分红两年后，即2011年7月18日股东大会决议上，上诉人的签名、姚某的签名与其他股东的签名同时出现在股东大会决议上，由此可以证明，姚某代领分红后，被上诉人、其他股东均认可上诉人的股东资格。上述事实说明在被上诉人及其股东仍然认可上诉人的股东资格，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起诉时已不具有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并无依据。（七）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中，法官的询问内容有偏袒被上诉人及姚某的倾向。综上，一审程序违法，裁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天锋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实质是股权确认关系，上诉人认为股东知情权纠纷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股东知情权纠纷中直接对股东资格进行认定。被上诉人认为，知情权建立在股权的基础之上，股权不能确认就谈不上享有知情权，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公司是股东的，存在一定的商业机密。上诉人在入股初期已通过转让方式将股资收回，且该股资他人已通过正式方式领取股红和可能承担相应的风险。上诉人没有资格查询公司的决议和簿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不愿将公司可能存在的损害股东利益的财务状况示人而拒绝查询，上诉人的猜测没有依据。上诉人提出该股权是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和股权流转这是两个法律关系。民间借贷需要的是借贷合意、抵押形式和抵押期限、利息的约定等，上诉人凭空编造，有虚假诉讼的嫌疑。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高连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天锋公司提供自2005年8月30日成立至今的董事会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产状况变动表、财务状况说明表、利润分配表、纳税申报表）、会计账簿（含总账、各自明细账、往来账、现金日记账、银行日记账、固定资产卡片明细表、原始凭证、银行对账单交易明细等），供高连生查阅，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锋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30日，注册资本106万元。其中，高连生、姚某系经工商登记的发起人股东，认缴额分别为2万元、4万元，实缴金额分别为2万元、4万元。2005年8月4日，东台市驻苏东食品公司改革工作组向高连生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按照苏东食品公司台城企业深化改革实施方案，今代收高连生同志报名缴纳的人民币壹万圆整。待改制新企业成立时，此款作为对新企业出资的一部分转交给新企业。2005年8月18日，东台市苏东食品有限公司向高连生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高连生同志缴纳的新企业第二次投资款壹万元。待新企业注册登记后，此单据连同上次收据一起，换发新企业收据。现该两份收据原件由姚某持有。天锋公司提交的由姚某书写的署期为2007年6月5日的申请载明“公司董监会：因高连生对自己所投股份不想参股，加之需要钱用，自愿将股份转给我，我同意接收，请董监会批准。注：收据已收回”。2008年9月16日，天锋公司向股东发放2007年和2008年分红，其中，登记在高连生名下的股权分红2400元由姚某签字领取。审理中，高连生、姚某均陈述自2008年起高连生名下的股权分红均由姚某领取。2020年12月27日，高连生向天锋公司邮寄申请一份，载明：“本人系天锋公司的原始股东。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公司应当将每一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于第二年3月31日前送交给股东。但公司于2005年8月30日设立后，至今未向本人送交过一份财务会计报告，也未通知本人领取过股东分红。公司经营过程中，因拆迁也曾处置过公司固定资产，但对相关处置情况，本股东全然不知。因此，为了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知晓公司财务状况，依照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特向公司提出申请，申请查阅复制公司设立至今的公司会计账簿、股东会议记录、董事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请予允许！”2021年1月15日，天锋公司向高连生进行回复，载明：“你的申请收悉，你在该申请中指责公司未向你提交财务会计报告，未通知本人领取过股份分红等，公司认为：2005年公司成立后，你从未参加公司的任何活动，也未关心过公司的经营状况。你提出申请，公司答复如下：该申请查阅目的不明确、也未提供股东的身份证明和出资证明书。公司无法满足你查阅的要求”。另查明，高连生于2005年8月11参加天锋公司股东大会。自天锋公司成立至今，未参与天锋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高连生要求查阅天锋公司董事会决议等资料而产生的股东知情权纠纷。股东知情权系公司股东享有的基本权利，该权利依附于股东身份。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高连生起诉时是否具有天锋公司的股东资格。关于股东资格的审查，在针对公司外部关系时，需要审查是否登记于股东名册、进行工商登记等形式要件。在针对公司内部关系时，则需要结合股东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等实质要件进行综合判断。本案属于高连生与天锋公司的内部关系，高连生作为天锋公司的发起人股东，缴纳了2万元认缴出资额，其股东身份虽然进行了工商登记，但工商登记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内并非法定的确认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根据天锋公司提交的收据、发放工资结算表、申请报告、公证书、姚某的证人证言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能够证明高连生已将其在天锋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公司股东姚某，姚某持有高连生缴纳股资的收据，并自2008年起实际领取案涉股权分红，高连生未参与天锋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故，对天锋公司内部而言，高连生起诉时已不具有天锋公司股东资格。高连生关于其向姚某借款2万元，并将案涉股权出资收据抵押给姚某的陈述，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规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本案中，高连生起诉时不具有天锋公司股东资格，且未对其在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提供初步证据予以证明。故，高连生的起诉应予以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高连生的起诉。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股东行使知情权的前提是其具有公司的股东资格，如果申请行使股东知情权的主体不具有被申请公司的股东资格，则无权行使股东知情权。本案中，上诉人高连生主张自己有被上诉人天锋公司股东身份的证据为公司发起人名录、公司章程、第一次股东会议决议、注册资本实收明细表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现金存款凭证等，并认为这些资料均显示上诉人为公司的股东且是公司发起人。从本案查明的情况来看，上诉人高连生虽然是被上诉人天锋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但高连生已将其股资款收据交由姚某持有。高连生主张是向姚某借款而用该收据进行抵押的，但其该主张并未得到姚某的认可，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高连生的该主张不予采信。且上诉人高连生仅在公司成立之初参加了第一次股东大会，之后从未参加过被上诉人天锋公司的任何生产经营以及管理活动，十几年时间对公司情况不过问，对公司每年分红多少并能够偿还姚某多少借款也不关注，而且在十几年后才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明显有违常理。被上诉人天锋公司一审中提供了姚某于2007年6月5日向公司出具的书面申请，与公司原会计蒋晴华的证言相印证。故一审法院认定高连生起诉时已不具有天锋公司股东资格，并无不当。上诉人高连生上诉提出一审相关程序问题，不影响本案的实质性处理。故上诉人高连生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高连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周永军审 判 员 陈素娟审 判 员 胥 霞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 丁 莉书 记 员 杜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