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5民终10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红茹。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地址本溪市溪湖区歪头山铁矿。法定代表人刘鹏飞，该信用社主任（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颖，该信用社工作人员。上诉人袁红茹与被上诉人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溪市溪湖区人民法院（2020）辽0503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红茹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本溪市溪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503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不当，所做裁判不公。一审法院认为“涉案500元取款凭证上是否为袁红茹本人签字与被告在办理该笔业务时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没有关联性”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资金安全负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被上诉人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为客户办理各项业务时应当勤勉尽责，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尽到一般的审核注意义务，被上诉人办理业务时若存在违规行为造成客户财产损失的，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客户的损失进行赔偿。上诉人于2020年1月份发现其2019年6月—8月期间的保险金出现异常，并多次到被上诉人处询问异常的原因，被上诉人仅敷衍答复保险金未到账，但事实上并不是保险金未到账，而是由于被上诉人的操作不规范或者其他原因导致2019年6月—8月期间的保险金进账记录与2018年的部分存取记录重叠在一起，印迹不清晰，并与正常2019年6—8月份保险金进账记录应呈现的位置位列前后两页，很难让人辨识发现。涉案500元的取款记录与2019年6—8月份保险金进账记录情况一样，重叠在一页内。然上诉人并未在2019年9月9日支取过钱，调出业务回单后发现签字也非上诉人本人所签，上诉人的钱被人冒领。在本案的业务办理中，被上诉人显然未做到勤勉尽责，违反了保障客户资金安全的基本保障义务，属于违约行为，对于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应当赔偿。其次，《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八条是关于金融机构办理大额取现业务时必须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免除金融机构也应当保障小额取现客户资金安全的义务，对于小额取现客户办理业务时，被上诉人仍应尽到一般的审查提示义务。本案上诉人使用的是存折，办理业务时必须到柜台办理，办理完毕后还必须在业务回单上签名，可以说双方属于面对面办理，被上诉人完全可以进行简单的审查提示义务，来保障小额取款客户的资金安全。最后，涉案500元业务回单上的签字确不是上诉人所签，上诉人在原审中也否认业务回单上的签字是本人所签，被上诉人作为资金交易安全保障义务方应当负有更重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作为规范化的金融服务机构，对客户办理业务的全过程有视频影像记录，并负有保存的义务，该证据查清本案真实的最直接证据，被上诉人属于提供该证据的义务主体。另外，涉案500元取款业务回单上面的签字确不是上诉人所签，被上诉人主张是上诉人委托其他人代取，被上诉人对此应当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裁判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补充：打官司的运输费200元、起诉书、上诉状费都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辩称，一、（1）根据辽农信联（2020）229号关于《辽宁省农村信用社现金出纳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八十七条，各营业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含）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元美金以上现金存、取款业务的，应当核对、核查、复印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第八十八条对自然人客户代理他人存、取现金的，人民币单笔5万元（含）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元美金以上现金存、取款业务各营业机构应当采取合理方式确认代理关系的存在，对被代理人采取客户身份识别措施时，应当核对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根据《辽宁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通存通兑业务操作规程（试行）》第十三条，客户办理支取业务必须提供活期存折（卡），客户口述支取金额。支取金额超过5万元（含），柜员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如为代理业务还需提供代理人身份证件，并在取款凭条客户信息栏中填写取款人和代理人信息。（2）没有法律、规章依据要求对于被上诉人支取的金额要审查本人身份的依据。根据银发〔2011〕11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三条第一项规定为个人存款人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支取业务的，银行应核对存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对于他人代理办理的，银行应严格审核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并留存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影印件。（3）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八条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应当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银行对于5万元以下的现金存取业务并没有审核识别客户身份的义务。二、本案为侵权纠纷（1）首先上诉人无法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该500元存在盗取行为，而该500元的支取记录只是因为操作不当导致相应记录打印到了上一页中。因为对于500元，银行没有审查是否是本人及代理人身份信息的义务，因此仅凭不是本人签字难以证明银行未尽资金交易安全保证义务存在盗取的侵权行为，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存在盗取的证据，不能排除上诉人委托他人代取的可能。（2）是否发生了袁红茹的确未获得500元的损害后果，袁红茹陈述的真实性无证据证实，损害的事实是真是假确定不了。（3）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究竟是上诉人自身将存折交给他人当天取款（取款记录打印字样可以证明）还是被他人冒领无法确认，因被上诉人视频监控在合理的留存期间内现已经无法调取到当天的情况，因此无法确认该事实。（4）袁红茹本人提出的签字不是本人签署问题，不代表银行存在过错，银行在小额取款时无核对是否是本人及代理人身份信息的义务，签字是不是本人签署与银行在办理该笔业务时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没有关联性。所以被上诉人也不具备主观过错；因此，仅凭签字非本人无法证明该500元存在被冒领的情况。三、被上诉人陈述的过程不属实，如无存折和密码，无法支取相应存款，存款被支取，说明上诉人没有履行妥善保管存折和密码的责任。或者存在让他人代取或者由知道存折和密码的近亲属代取的可能。四、同时，存折上已经打印有2019年6月至8月保险金取款的支取记录，说明相应500元支取时是凭存折支取的，存折是一直在上诉人本人手中，没有丢失，不具备被他人冒领的可能性，实践中也普遍存在非本人支取存折内存款的情形，不能因此认定是由银行原因导致该500元被冒领。综上，被上诉人认为（2020）辽0503民初1414号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应当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望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查明事实：袁红茹参加新农保险在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处开户，作为新农保划扣存折。2020年1月19日，袁红茹在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处取新农保时发现2019年6月至8月共计3个月保险金没有到账，存折上没有记录，询问银行工作人员称社保局未打钱。2020年4月21日再次询问回答仍是未打钱。经查询，社保局每月都是主动将保险金打入，同时2019年9月9日袁红茹卡内的500元被人取走，而取款凭证上的签字也不是袁红茹本人签字，属于被人冒领。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没有尽到职责，（没有当时监控视频），故诉至法院，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不同意袁红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现金业务的，应当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对自然人客户所取款项未达到人民币5万元的，金融机构无需核对客户有效身份证件。本案中，2019年9月9日，袁红茹账户30×××81内取款金额500元。对于该笔业务，取款人仅需提交存折和输入密码，金融机构即可予以办理。对于取款凭证上是否为袁红茹本人真实签名，金融机构并不负责审核，因此，涉案500元取款凭证上是否为袁红茹本人签字与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在办理该笔业务时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没有关联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袁红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交通费80元，因没有正式票据，本院不予支持。应该指出的是，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作为服务行业，对客户的投诉要耐心、细心，认真去解决问题，不要敷衍了事，望改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袁红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袁红茹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向本院提供2份新证据：1.袁红茹案涉存款帐户2018年1月份至2020年6月份存款账户交易明细查询及打印单，拟证明案涉争议款项155元和500元分别于2018年4月5日、2019年9月9日从上诉人袁红茹存款帐户中被取走。2.袁红茹案涉存款帐户2018年4月5日取款凭条，拟证明案涉争议款项155元由袁红茹本人于2018年4月5日取走。袁红茹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2019年9月份我没有取钱，而且签名也不一样。2.2018年4月5日我没有取款，我是2018年3月28日取的。对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二审提交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的查询内容与袁红茹在一审中提交的存折记录情况在时间、交易金额、存支情况、账户余额等信息方面均能一一对应相互印证，且无其他证据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反驳，故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取款凭条中记录的交易金额、交易时间、交易余额等信息与证据1及袁红茹在一审中提交的存折记录情况相互比照，三者记录信息一致，且袁红茹对其2018年4月5日没有取款，2018年3月28日取款的主张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纳。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袁红茹参加新农保险在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处开户，作为新农保划扣存折。2019年9月9日，袁红茹账户显示在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处取款500元，打印记录为2019年6月、7月、8月入账各150.57及当日取款500记录，该4项记录重叠打在袁红茹存折的正常位置的前一页2018年记录上。以上四项记录与袁红茹账户银行流水记录一致。袁红茹称该500元非本人提取，于2020年6月到法院起诉。本院认为：关于袁红茹主张500元款项被盗取一节，袁红茹在一、二审反复强调的2019年9月9日业务凭证/回单中的签字非本人签署，对于案涉金额的取款业务，在上诉人持有存折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未作核对、核查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不违反金融机构相关行为管理规定。案涉业务取款凭证/回单中的其他信息“读取方式：磁条输入”，可以认定此次取款是通过存折进行，而袁红茹在一、二审过程均未表示存折出现过遗失、被盗等情形。二审中，本溪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表示案涉款项的提取必须提供存折和密码，二者缺一不可，袁红茹对此亦未表示异议。另上诉人袁红茹提出的案涉存折中关于“20190621至201909009”的记录打印先于“20180425至20181026”的记录的主张，上诉人未提供证据支持，亦有悖常理。被上诉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铁矿信用社对此解释为“当时柜台柜员是新员工，操作失误，打印交费记录时，操作失误交易记录把第二页的内容打到了第一页上了”、“由于操作失误导致2019年的明细打到2018年的页面上，2019年9月9日上诉人取款系统自动会补充未打印的明细，对于已打印明细，系统会预留出已打印的位置，所以上诉人存折上会有一段空格”，对比袁红茹案涉存折账户存款交易明细查询、取款单和案涉存折记录情况，三者记录信息完全一致，能够印证被上诉人的解释，且袁红茹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袁红茹500元款项被盗取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未保存监控视频一节，被上诉人对于营业出口的监控影像保存时间亦未短于《辽宁省农村信用安全保卫工作管理规定》要求的30天的管理规定。综上所述，袁红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袁红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政久审判员  许 晶审判员  孙 燕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王旭东书记员乔慧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