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104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乔学东，男，196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宝胜，北京市时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鑫通顺陆路通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平谷大街51号。法定代表人：尉连柱，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金山，男，198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鑫通顺陆路通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柱，北京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乔学东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鑫通顺陆路通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通顺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7民初1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乔学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鑫通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鑫通顺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鑫通顺公司申请仲裁未超过仲裁时效没有事实根据。2020年5月13日，因鑫通顺公司拒不支付乔学东工资，乔学东申请鑫通顺公司劳动仲裁案（案号：京平劳人仲字【2020】第416号）第一次开庭。当时只是询问该案的案情，并未正式开庭审理也未形成仲裁庭审笔录。此过程中鑫通顺公司也未向乔学东主张赔偿其损失。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2020年5月13日仲裁庭第一次开庭时鑫通顺公司向乔学东主张赔偿其损失，该认定并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乔学东赔偿鑫通顺公司5万余元赔偿金没有合同依据。一审判决依据乔学东与鑫通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及附件中的约定作出上述判决。但乔学东与鑫通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并没有事故损失赔偿的约定。仅该《劳动合同书》第二十三条“本合同的附件如下另附鑫通顺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乔学东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鑫通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乔学东赔偿其经济损失87972.12元（包括（2019）京0117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赔偿金196540.4元、诉讼费2993元，以及修车费4750元、停运损失88957元，以上共计293240.4元，按30％计算后为87972.12元）；2．乔学东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乔学东于2016年1月23日入职鑫通顺公司，担任公交车驾驶员一职，双方于2016年2月10日签订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连续两次续订，最后一次续订合同于2019年1月31日终止。劳动合同第二十三条及其附件第八条中约定：“乙方（乔学东）要严格遵守《北京鑫通顺陆路通客运服务有限公司管理指导手册》中的相关规定，否则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并视情节严重追究其法律责任及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鑫通顺公司管理指导手册中载明：“发生死亡事故负同等责任以上的，解除劳动合同并起诉到人民法院追究事故全部损失30%的赔偿责任。”2018年9月19日，乔学东履职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其驾驶的车辆由北向南行驶时，与前方同方向推着三轮车行走的行人秦仲华身体及其推行的三轮车接触，造成两车损坏，秦仲华及三轮车乘车人秦思宇受伤，秦仲华经抢救无效死亡。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此事故乔学东负主要责任，秦仲华负次要责任，秦思宇无责任。就此次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9）京0117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内容如下：一、安心财保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7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秦立坤、秦立亚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15804.26元；二、鑫通顺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秦立坤、秦立亚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96540.4元；三、驳回秦立坤、秦立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5元，由秦立坤、秦立亚负担662元，由鑫通顺公司负担2993元。如不服该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鑫通顺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收到该判决书，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另查，乔学东于2019年12月31日就其与鑫通顺公司劳动争议提起仲裁，因新冠肺炎疫情开庭延期。2020年5月13日，仲裁庭第一次开庭。庭前调解阶段，鑫通顺公司主张用乔学东应赔偿鑫通顺公司的损失折抵其欠付乔学东的工资，但协商未果，鑫通顺公司于2020年6月1日向平谷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乔学东支付因其发生交通事故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87972.12元。仲裁阶段，乔学东提出了时效抗辩，2020年7月29日，平谷区仲裁委以鑫通顺公司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鑫通顺公司的仲裁请求。鑫通顺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具体诉请如前所述。再查，经一审法院向平谷区仲裁委调查，平谷区仲裁委立案大厅疫情期间一直开放，不存在因仲裁委原因不予立案的情况。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民事判决书、修车费发票、维修施工单、劳动合同书及附件、鑫通顺陆路通客运服务有限公司管理指导手册、调查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鑫通顺公司的仲裁申请是否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二、乔学东是否应向鑫通顺公司给付赔偿金；三、损失金额的确定问题。争议焦点一，鑫通顺公司仲裁时效是否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即便修车费及停运损失是在车辆修理完毕后鑫通顺公司才确认知晓，就本案诉求中的修车费及停运损失，时效最迟也应该在鑫通顺公司主张的车辆修理完毕次日即2018年11月5日开始起算。（2019）京0117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偿金及诉讼费用追偿问题，时效应从该判决书生效之日开始起算，鑫通顺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收到（2019）京0117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书，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则该判决书最早于2019年5月15日生效，故鑫通顺公司与乔学东就该案赔偿款追偿问题申请仲裁的时效最早从2019年5月15日起算一年后届满。综上，如无时效中止、中断情形，鑫通顺公司在2020年6月1日申请仲裁主张以上权利，超过仲裁时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鑫通顺公司对因疫情无法立案而存在中止事由的主张负举证责任，现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且与一审法院向平谷区仲裁委核实内容不符，故一审法院对其所持因疫情仲裁时效中止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乔学东基于同一劳动争议纠纷申请仲裁并不成立鑫通顺公司时效中断的事由，故关于鑫通顺所称的仲裁时效因乔学东申请仲裁而发生中断的主张不予采信。但2020年5月13日仲裁庭第一次开庭，鑫通顺公司在庭上向乔学东主张追偿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鑫通顺公司向乔学东主张权利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此时，就（2019）京0117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偿金及诉讼费用追偿请求仍在时效期内，因此发生时效中断，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鑫通顺公司于2020年6月1日申请仲裁未超过仲裁时效。但此时，就修车费及停运损失请求已经超过时效，乔学东亦不同意给付，故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后果。争议焦点二，乔学东是否应给付鑫通顺公司赔偿金。本案中，鑫通顺公司与乔学东签订劳动合同，系雇主与雇员的劳动关系。乔学东作为公共交通运输的从业人员，负有安全驾驶的谨慎注意义务，其在驾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致人伤亡的严重后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其为主要责任，故其对事故发生负有重大过失，鑫通顺公司已向涉案交通事故的受害方秦立坤、秦立亚给付了相应的损害赔偿，因此享有向被告乔学东追偿的权利。此外，鑫通顺公司与乔学东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及附件中约定的事故损失赔偿的责任比例为事故全部损失的30%，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综上，鑫通顺公司主张的损失赔偿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对鑫通顺公司依劳动合同约定向乔学东主张的损失赔偿予以认可。争议焦点三，损失金额的确定问题。因双方对（2019）京0117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赔偿金额196540.4元、诉讼费2993元无争议，一审法院不再赘述。对于涉案车辆维修费用，双方对车辆损害范围、车损产生的期间存在争议。乔学东认为涉案车辆仅为轻微剐蹭，车前大灯无需更换，鑫通顺公司主张的修车费过高。对此鑫通顺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修车内容与此次事故损害一致，且在能够证明交通事故车辆损害的情况下放弃进一步举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乔学东认可的车损情况，酌定涉案车辆维修费为1500元。对于涉案车辆的停运损失，鑫通顺公司的计算方法与实际情况不符，客观上有备用车辆代为运营，考虑到替代运营的相应成本，一审法院酌定停运损失为2000元。综上，乔学东应按照30%约定比例赔偿此事交通事故其给鑫通顺公司造成的损失。（2019）京0117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款及诉讼费未超过仲裁时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修车费及停运损失超过了仲裁时效，且乔学东在仲裁阶段便提出了时效抗辩，故鑫通顺公司该项诉求法院不予支持。故，乔学东应共计向鑫通顺公司赔偿59860.02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乔学东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鑫通顺公司赔偿金59860.02元；二、驳回鑫通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乔学东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20年7月8日的仲裁庭审笔录；证据2，（2020）京0117民初4583号民事判决书，此为本案第一次一审的判决书，均用以证明并没有鑫通顺公司主张2020年5月13日向乔学东提出追偿交通事故损失的事实。鑫通顺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鑫通顺公司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依法补充查明，根据2021年4月8日本案一审庭审笔录第6页倒数第7行记载，乔学东表示：“5月13日仲裁开庭调解说，我欠的8万多，从我工资里扣，我不同意。”另，乔学东在《劳动合同（协议）附件》尾部手写“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协议）附件中的内容已阅读，同意遵守上述规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鑫通顺公司就（2019）京0117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偿金及诉讼费用追偿请求的仲裁申请是否已经超过仲裁时效；2.乔学东是否应向鑫通顺公司给付赔偿金及相应金额。关于争议焦点一，鑫通顺公司就（2019）京0117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偿金及诉讼费用追偿请求的仲裁申请是否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20年5月13日仲裁庭第一次开庭，鑫通顺公司在庭上向乔学东主张追偿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鑫通顺公司向乔学东主张权利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此时，就（2019）京0117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赔偿金及诉讼费用追偿请求仍在时效期内，因此发生时效中断，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鑫通顺公司于2020年6月1日申请仲裁未超过仲裁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乔学东是否应向鑫通顺公司给付赔偿金及相应金额。本案中，鑫通顺公司与乔学东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建立劳动关系。乔学东作为公共交通运输的从业人员，负有安全驾驶的谨慎注意义务，其在驾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致人伤亡的严重后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其为主要责任，故其对事故发生负有重大过失，鑫通顺公司已向涉案交通事故的受害方秦立坤、秦立亚给付了相应的损害赔偿，因此享有向乔学东追偿的权利。此外，鑫通顺公司与乔学东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及附件中约定的事故损失赔偿的责任比例为事故全部损失的30%，结合乔学东在该次交通事故中的过错，该赔偿比例并不存在不公平、不合理之处。乔学东已表示“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协议）附件中的内容已阅读，同意遵守上述规定”，现又主张劳动合同（协议）附件《北京鑫通顺陆路通客运服务有限公司管理指导手册》未经民主程序指定故不同意遵守，本院不予采信。乔学东主张其与鑫通顺公司之前的劳动合同因鑫通顺公司欺诈订立，应属无效，但其并未对此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且其还在另案中根据该劳动合同主张过工资，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损失金额，双方对（2019）京0117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赔偿金额196540.4元、诉讼费2993元无争议，本院不持异议。对于涉案车辆维修费用，双方对车辆损害范围、车损产生的期间存在争议。乔学东认为涉案车辆仅为轻微剐蹭，车前大灯无需更换，鑫通顺公司主张的修车费过高。对此鑫通顺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修车内容与此次事故损害一致，且在能够证明交通事故车辆损害的情况下放弃进一步举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乔学东认可的车损情况，酌定涉案车辆维修费为1500元并无不当。对于涉案车辆的停运损失，鑫通顺公司的计算方法与实际情况不符，客观上有备用车辆代为运营，考虑到替代运营的相应成本，一审法院酌定停运损失为2000元亦属妥当。综上所述，乔学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乔学东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龚勇超审 判 员 孙承松审 判 员 杜丽霞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 郭妍子书 记 员 刘 鸽书 记 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