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8民终9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传永，男，1966年1月30日出生，满族，住营口市鲅鱼圈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艳秋，女，1964年7月25日出生，满族，住营口市鲅鱼圈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家鑫，系赵传永、李艳秋儿子，男，满族，1985年10月10日出生，住营口市鲅鱼圈区红旗满族镇东蓝旗村5号419。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秀丽，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曲素芳，女，1939年11月1日出生，住营口市鲅鱼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复，系曲素芳女儿，女，汉族，1968年7月29日出生，住营口市鲅鱼圈区。上诉人赵传永、李艳秋因与被上诉人曲素芳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2020）辽0804民初3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赵传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家鑫、姜秀丽，上诉人李艳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家鑫、姜秀丽，被上诉人曲素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传永、李艳秋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2020辽0804民初347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二、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部分一审判决将二上诉人赵传永、李艳秋所有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和地下补偿款认定为家庭共有财产显系认定事实错误。1、1999年7月30日，被上诉人的丈夫赵振希去世后，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分家另过。该事实不但被上诉人在庭审笔录中的自认，而且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和本院认为部分均有认定。摘录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第5页上数11行“？原告，你跟被告是分家另过，还是一起过答：早就分家另过，被告住我老房子，我在看护房住。”。一审判决“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在丈夫去世后到其承包地所建的看护房内独自居住至2018年土地被强迁。”。一审判决“本院认为：原告年届八十，在丈夫去世后独自居住经种土地、照顾弟弟，一直劳作到2018年土地动迁”。由此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并未与二上诉人一起共同生活，在赵振希去世后被上诉人是和其残疾的弟弟共同居住并照料其弟弟，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的投资、经营、收益等均各自独立，根本不存在用家庭共同财产投资或者混同经营、管理的事实。2、在2014年“被征收人”为“李艳秋”和“赵传永”的《征收补偿安置明细》中，二上诉人领取了补偿款602330元。该动迁款本与被上诉人无关，但被上诉人拿刀威胁二上诉人如果不给补偿款就要自杀。当时，鲅鱼圈区红旗镇东蓝旗村村长给二上诉人打电话，做二上诉人的思想工作，上诉人考虑到双方毕竟是母子关系，都是一家人，就给了被上诉人36000元（就是判决书中未确认的4万元），该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明。（1）2014年5月8日和5月22日，被征收人为李艳秋和赵传永的《征收补偿安置明细》项下记载的补偿项目具体为，“结果杏树332640元；梨幼树50400元；结果梨树（棚内取暖设备补偿）109200元；卷帘机2台10000元；幼葡萄35840元；櫻桃树1株48元；看护房13600元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补偿项目中，无论是葡萄树还是杏树、梨树，都是二上诉人自己投资栽种的，而补偿明细中的68㎡看护房是二上诉人自己出资盖的，主要是用于经营葡萄时使用，上述补偿款理应由二上诉人领取。（2）被上诉人享有的地上附着物（与其丈夫生前栽种的红富士结果树4株、结果桃树22株、结果李树41株、结果杏树1株”）已经在2013年12月8日的“征收补偿安置明细”中全部予以补偿，合计金额45000元。（3）被上诉人作为“被征收人”，在2018年10月30日的《征收补偿安置明细》中补偿的“拥挤户（或无房户）168m2109200元”、装修168m26720元、丼1眼5600元、厕所1个100元、大棚485m2145500元（含地下土地补偿款）”，合计金额267120元。在上述补偿中，168㎡的看护房被上诉人只享有49㎡，是早期在其丈夫去世前盖的，另外49㎡是政府给其弟弟盖的，其余部分都是二上诉人自己出资盖的，而补偿款却全部由被上诉人领取。另外，大棚485㎡也是二上诉人的儿子出资建的。摘录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三次的庭审笔录第4页倒数第9行“？原告是否属实：地是我的，但是铁架子是我孙子投的。该部分补偿款理应由二上诉人领取，但在动迁时，被上诉人要求将大棚补偿款分其一半，二上诉人也同意了。（4）同样在2019年10月8日，被上诉人又领取了“补一期地下款22880元”。上述（2）、（3）、（4）项共计补偿款项335000元。被上诉人无论是前期与其丈夫建的看护房、打的井，还是后期新种的果树、添建的大棚以及其弟弟的往房等已在2018年10月30日的《征收补偿安置明细》中明确记载并已经全部补偿完毕，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服务中心以银行转账方式将上述款项转入被上诉人持有的个人银行卡里。被上诉人自认早已与二上诉人分家各自独立生活与事实是相符的，而“分家”就意味着无论是赵振希的遗产还是被上诉人自行添置的财产，双方均已分割完毕。因此，二上诉人无需再提供财产分割继承的相关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二上诉人投资添置的鸡棚、葡萄大棚等有被上诉人的份额与事实及现有的证据相悸。3、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2018年10月30日被征收人分别为赵传永、赵家鑫、赵家林的三份“征收补偿安置明细”的补偿金额共计1855200元。（1）这三份《征收补偿安置明细》项下记载的补偿项目具体为“鸡棚1464㎡含地下土地补偿款）878400元；大棚520㎡含地下土地补偿款）156000元；鸡棚1368㎡含地下土地补偿款）820800元”。（2）对于鸡棚的补偿款，被上诉人无权分割。因鸡棚是二上诉人投资建的，鲅鱼圈区红旗镇东蓝旗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10月9日出具的证明：“赵传永于2008年在赵振希的承包地上建养鸡场，养鸡场于2013年着火”。此次火宅造成鸡房所有的设施、设备全部烧毁，之后二上诉人又重新投资，经营五年后动迁。（3）对于鸡棚的地下补偿款也与被上诉人无关。根据“征收补偿安置明细”可以看出，鸡棚占地面积约4.2吉（包含二上诉人自行开垦的荒地），而该亩数正是包含在二上诉人及其儿子赵家鑫享有的土地承包份额之内，该部分地下补偿款也理应由二上诉人领取。4、2014年5月22日《征收补偿安置明细》中涉及的葡萄都是二上诉人后栽种的，之前被上诉人栽种的葡萄为了盖鸡棚子全部砍掉了，当时砍掉的葡萄根由被上诉人卖掉，所卖款项也归被上诉人所有。摘录一审的第二次庭审笔录第5页上数第13行“？原告，被告用地砍葡萄盖房子你是否同意答：我儿子我能不同意吗”。5、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出资5万元用于建鸡棚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案涉动迁的鸡棚第一次建的时间是2008年，2013年着火之后又重新建鸡棚。而在此时，被上诉人已经年近75岁了，退一步讲，即便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建鸡棚时有投资5万元，但由于鸡棚着火烧毁，所谓的投资也不复存在了，况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投资5万元的事实。如果被上诉人是在二上诉人第二次建鸡棚时投资5万元，那么，一审判决对于该事实的认定同样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款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之规定，因涉案补偿款系二上诉人共同投资增设的鸡棚、葡萄棚、梨树、杏树等附着物在土地被征收时获得的补偿款，二上诉人系涉案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权人，故补偿款应当归二上诉人所有。二上诉人认为，“被征收人”的主体是实际投资管理人，也是被征收财产（特别是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法院不能以“本院认为的观点”随意推翻房屋征收部门对于财产所有权主体的确认，房屋征收局是在充分调查并征求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即被征收人）的意见且在没有任何纠纷的情况下才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支付相应的补偿款。如果被上诉人认为房屋征收局将二上诉人认定为“被征收人”并将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支付给二上诉人错误，那么，被上诉人应该起诉房屋征收局或者房屋征收局要求二上诉人返还补偿款。但事实是，一审判决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二上诉人在2014年5月的两份《征收补偿安置明细》和2018年10月30日的三份《征收补偿安置明细》项下的地上附着物有被上诉人的投资份额，一审判决仅以“根据案情，可按原、被告家庭共有处理。”即判决“按份分割”。二上诉人认为，“谁投资、谁受益”才是本案依法分割动迁款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却枉顾事实、草率判决。第二部分1、一审判决认定动迁的土地中赵玉复享有0.7亩土地错误。1983年以被上诉人丈夫赵振希领名的从村里承包共8.56亩土地，当时有赵玉复的份额。1998年二轮承包时，当时赵振希并未去世，（赵振希是1999年7月30日去世，一审判决认定1998年7月30日去世错误）其还在《耕地承包合同》上签字。1998年的《耕地承包合同》承包人是赵振希、曲素芳；承包期限自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承包面积8.56亩。1987年赵玉复已经出嫁，并把户口迁到鲅鱼圈区转为城镇户口。而赵家鑫此时已出生（赵家鑫是1985年10月10日出生），事实上，二轮承包时的5个人只有赵振希、曲素芳、赵传永、李艳秋、赵家鑫，并没有赵玉复的份额。7鲅鱼圈区红旗镇东蓝旗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10月9日出具的证明：“赵振希于1998年承包的8.56亩土地其中含赵传永、李艳秋、赵家鑫各0.7亩。”。2、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开垦了承包地北边的部分荒地的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在其丈夫去世时已经61岁了（被上诉人1939年出生），加之早年就患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白内障等慢性疾病，除了生活能够自理外，根本没有劳动能力。而二上诉人正值青壮年，承包地北边的荒地当时是一个水沟，二上诉人用自家的车辆拉土将水沟填平，之后开始经营这块荒地，一审判决仅依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就认定荒地是由被上诉人开垦显然依据不足。3、一审判决认定二上诉人的儿子赵家鑫和赵家林都读书并在外地工作结婚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审的三次庭审笔录中，上诉人赵传永从未自认其两个儿子赵家鑫和赵家林都读书且在外地工作结婚。事实是，赵家鑫和赵家林目前均工作、居住在本地。特别是赵家林，在初中毕业后就没有继续读书，一直在家与二上诉人共同养鸡、经营葡萄等农作物，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纯属杜撰。二、一审判决将补偿款按照三份平均分割证据不足，如此判决显失公平。1、一审认定将案涉土地的补偿款认定为家庭共有财产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虽然被上诉人的丈夫去世了，虽然被上诉人现已年届八十，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在其丈夫去世后，被上诉人就理所当然地享有二上诉人投资、收益的家庭财产，况且一审判决也没有充分地证据证明“赵振希生前投入的地上附着物具体都有哪些项目，更没有有效证据证明被动迁的财产中有被上诉人的投资”，而被上诉人应得的补偿款已经全部领取。在赵振希去世后，被上诉人已经61岁了，其除了要照顾弟弟外，再无任何精力去添置、经营管理。一审判决认为“在土地动迁前期主要由原告进行管理，二被告作为儿子、儿媳，在生活和生产上都有帮助”的唯一证据是证人“吴文”的证人证言，而证人“吴文”没有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确认，按照法律规定，该份证言没有证明效力。2、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补偿款总金额3602330元证据不足，判决二上诉人返还1206376元错误。现有的书面证据能够证明二上诉人共收到补偿款2457530元。3、一审判决没有扣除赵家鑫和赵家林投资的铁架子和毡子等补偿款。三、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判决内容，以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从2018年案涉土地动迁至2020年5月15日（被上诉人起诉之日）这段时间，被上诉人的日常生活一直由二上诉9照顾，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二上诉人提出分割动迁款，双方相处的非常和谐。而本案之所以起诉的原因并不在被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三个女儿看到二上诉人领取这么多的补偿款，内心产生嫉妒，于是将被上诉人从二上诉人处接走轮流给被上诉人做工作，致使起诉二上诉人分割动迁补偿款。尽管如此，二上诉人考虑到毕竟不是被上诉人的本意，且被上诉人只有上诉人赵传永一个儿子，如果被上诉人同意的话，二上诉人仍然愿意继续赡养被上诉人。综上所述，二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不但违背客观事实、而且在认定的多个事实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判决二上诉人返还1206376元，该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了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综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依法支持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曲素芳辩称，赵玉复有地份，赵玉复户口转走了，盐场大队可以证明赵玉复口粮地还在东南区。大南地是我承包的，我在那里待了36年。大队里葡萄园现在动迁了，房子也是我自己盖的。吴文的证词是假的，大队也可以证明，邻居也可以证明。土地是我自己经营的，我纳了12年税。上诉人赵传永、李艳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动迁补偿款2097852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丈夫赵振希共生育三女一子。1983年以赵振希领名在鲅鱼圈区家庭承包土地8.56亩。赵振希与原告在村内有住宅平房，夫妻在承包地栽种葡萄、打井、建看护房。原告的三个女儿先后出嫁后，赵振希于1998年7月去世，其领名承包的土地继续由原告经营管理。鲅鱼圈区委会证实赵振希领名承包的8.56亩土地中有二被告各0.7亩、二被告的长子赵家鑫0.7亩、原告和其三女儿赵玉复各0.7亩。原告在丈夫去世后到其承包地所建的看护房内独自居住至2018年土地被强迁。村里帮助原告五保户的弟弟也在承包地里盖了两间看护房居住由原告照料到去世，其去世后看护房与原、被告的附着物一并被动迁。原告经过村里同意开垦了承包地北边的部分荒地。在原告经营期间，二被告有时到地里帮忙，后二被告砍伐了原告栽种的一部分葡萄树，在原葡萄地上盖了鸡棚，原告帮助建鸡棚投资5万元，被告赵传永及家人还架设了葡萄大棚等。老树淘汰后，原、被告又栽种了一些新葡萄苗。原告夫妻的老宅前后两趟房一直由二被告一家人居住，原告动迁后回到老宅前趟房西二间房居住至本案起诉前，二被告居住在前趟房东三间房，后趟房仍由二被告使用。2014年，原告经营的部分葡萄地被中泰彩铝项目动迁，地上附着物有葡萄及葡萄架、葡萄暖棚、棚内卷帘机、葡萄、井、看护房、坟，分别以二被告为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安置明细，其中被告李艳秋领取补偿款36120元、被告赵传永领取补偿款566210元，合计602330元。2018年，原、被告剩余的全部承包土地被滨海工业园新信达项目强制动迁，共取得动迁补偿款及奖金300万元，全部由二被告领取。以上两次动迁，全部补偿款360233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动迁的土地系原、被告家庭共有的承包地。原告在丈夫去世后独自到承包地里的看护房居住。在土地动迁前期主要由原告进行管理，二被告作为儿子、儿媳，在生活和生产上都有帮助，故原告明知其葡萄树能够动迁补偿仍然无偿砍掉一部分，让出土地给二被告盖鸡棚，并出资5万元用于建鸡棚。本案诉争的被动迁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既有前期原告与其丈夫建的看护房、打的井、搭建的葡萄架和葡萄树等，也有原告独自居住期间开垦的荒地、新种的果树、添建的设施，原告弟弟的住房等，还有后期二被告一家添置的鸡棚、葡萄大棚等。被告方在庭审中自认其两个儿子赵家鑫和赵家林都读书然后在外地工作结婚，故参与该宗土地生产经营的人口在原告丈夫赵振希去世后，主要有原告与儿子、儿媳即二被告三人。而原告的女儿赵玉复享有0.7亩土地，在土地动迁后可以得到地下补偿16800元(每亩土地地下补偿24000元)其将该份额让与原告，被告的长子赵家鑫享有的0.7亩承包地也有16800元地下补偿款。综合案情，对被告方提出赵家鑫在葡萄树上架设铁架子有投入的问题，可视为二被告方的家庭投入部分。本案中原告丈夫赵振希生前投入的地上附着物部分，由原告与二被告在赵振希去世后的二十余年中实际占有、收益，混同管理，原、被告双方未提供证据证明有过分割继承的意思表示，根据案情，可按原、被告家庭共有处理。故案涉土地的补偿款亦按原告、二被告家庭共有进行按份分割为宜，即扣除赵玉复和赵家鑫的每人16800元共33600地下补偿后，剩余部分原告享有三分之一。二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原告应分得的份额及赵家复的地下补偿款1206376元【(3602330元-33600元)÷3+16800元】。对二被告庭审中提出的曾经给过原告4万元的答辩意见，因原告否认，且无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对其他答辩意见，因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亦不予采信。原告年届八十，在丈夫去世后独自居住经种土地、照顾弟弟，一直劳作到2018年土地动迁，其享有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动迁补偿款是理所当然的，希望二被告抛开以往的嫌隙，妥善处理家庭纠纷，在原告有生之年亲情和睦。判决如下：一、被告赵传永和李艳秋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曲素芳返还土地补偿款120637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20元，原告负担1563元，二被告负担1565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争议事实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赵传永、李艳秋上诉称房子，地上附着物，农作物归其所有，但是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20元由上诉人赵传永、李艳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丽丽审判员  唐晓葵审判员  盖世非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李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