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3民终36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司珊媚，女，198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梦华，天津尚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天津尚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宝君，男，196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娜平，天津奕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增辉，男，1971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琪，北京德和衡（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司珊媚因与二被上诉人李宝君、刘增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1）津0116民初3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司珊媚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由二被上诉人返还款项597051元，并以597051元为基数，按年息15.4%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费用全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转至刘增辉名下及指定账户名下的款项597051元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该返还。根据不当得利的规定，本案上诉人转至刘增辉名下及指定账户的款项，导致刘增辉受益，上诉人受损；刘增辉的受益与上诉人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经李宝君介绍才认识的刘增辉，也是基于对李宝君的信任才向刘增辉转账，借钱给刘增辉。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录音等证据，刘增辉出具的欠条写明的也是上诉人的姓名。基于欠条的存在，刘增辉才具备取得利益的合法依据，但是二被上诉人在未通知上诉人的情况，私下恶意串通，擅自撕毁借据，意图逃避债务，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此时刘增辉就丧失了取得该利益的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2.一审法院关于认定刘增辉对于案涉款项的占有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准确。上诉人是基于刘增辉向其借款才将相关款项转至刘增辉的名下及指定账户，但刘增辉本意是向李宝君借款，当时上诉人的转账行为出现了重大误解，如果上诉人当时知晓刘增辉本意，并不是向上诉人借款，也就不会向刘增辉转账。基于此，上诉人转账行为损害了自身利益，李宝君、刘增辉构成了不当得利，应予返还；3.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后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李宝君在庭审中的陈述没有相关事实依据，属于虚假陈述。李宝君、刘增辉均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一审庭后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组织了二被上诉人进行了质证。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司珊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宝君、刘增辉：1．返还款项597051元，并以597051元为基数，按年息15.4%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及其他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6日，原告司珊媚向刘增辉转账49104元，附言红柳林运费，向王晓杰转账三笔分别为50000元、50000元、28216元，共计128216元，附言煤款；2019年6月7日，原告向王晓杰转账三笔分别为50000元、50000元、26877元，共计126877元，附言红柳林煤款；2019年6月7日，原告向刘增辉转账48695元，附言运费，原告向刘增辉转账48373元，附言红柳林运费；2019年6月8日，原告向王晓杰转账三笔分别为50000元、50000元、27406元，共计127406元，均附言红柳林煤款；2019年6月10日，原告向刘增辉转账18222元，附言运费；2019年6月12日，原告向王晓杰转账63460元，附言红柳林煤款，曹家滩煤款，向刘增辉转账4938元，附言曹家滩运费；2019年6月17日，原告向王晓杰转账86719元，附言曹家滩＋红柳林煤款，原告向刘增辉转账55610元，附言煤款运费，原告向高秋英转账49012元，附言冠子沟混块款；2019年6月19日，原告向刘增辉转账51074元，附言红柳林运费；2019年6月28日，原告向王晓杰转账131121元，附言红柳林煤款，原告向高秋英转账49868元，附言冠子沟煤款，原告向刘增辉转账21920元，附言冠子沟运费；2019年6月30日，原告向刘增辉转账166436元，附言运费；2019年7月9日，原告向王晓杰转账200000元，附言红柳林煤款；2019年8月1日，原告向王晓杰转账200000元，附言神木煤款。上述转款合计1627051元。刘增辉认可收到上述款项，王晓杰、高秋英的账号系其指定收款账户。2019年6月11日，赵英杰向原告转账100000元，附言司珊媚红柳林原煤款；2019年6月17日，赵英杰向原告转账200000元，附言司珊媚神木煤款；2019年6月19日，赵英杰向原告转账30000元，附言司珊媚红柳林煤款；2019年6月30日，赵英杰向原告转账150000元，附言司珊媚红柳林煤款；2019年7月9日，赵英杰向原告转账200000元，附言司珊媚神木红柳林煤款；2019年8月1日，赵英杰向原告转账200000元，附言司珊媚榆林煤款；2019年9月9日，赵英杰向原告转账50000元，附言司珊媚付欠煤款；2019年10月2日，赵英杰向原告转账20000元，附言司珊媚欠煤款；2019年10月23日，赵英杰向原告转账20000元，附言司珊媚神木煤款；2020年1月3日，赵英杰向原告转账20000元，附言司珊媚煤款；2020年4月12日，赵英杰向原告转账20000元，附言司珊媚；2020年5月2日，赵英杰向原告转账20000元，附言司珊媚神木煤款。上述转款合计1030000元。原告认可系刘增辉的回款。另，刘增辉提交的与李宝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2019年6月6日，刘增辉：“转王晓杰农卡红柳林煤款341吨/376元计128216元”，李宝君回复：“收到”，刘增辉：“转刘增辉农卡341吨/144元计49104元红柳林运费”。2019年6月7日，刘增辉：“转王晓杰农卡红柳林煤款126877元，转4216农卡48695元”，刘增辉：“转4216卡48373元付红柳林运费”。2019年6月8日，刘增辉：“转王晓杰农卡神木红柳林煤款127406元”。2019年6月10日，刘增辉：“转4216卡18222元付红柳林运费”。2019年6月12日，刘增辉：“转王晓杰农卡红柳林原煤款134.98吨/372元计50212元，转王晓杰农卡曹家滩原煤款34.06吨/389计13249元，合计63460元。转4216卡曹家滩运费34.06吨/145元计4938元”。2019年6月17日，刘增辉：“李哥收到款后按以下安排转高秋英农卡冠子沟混块款134.65吨/364元计49012元农卡6228480636326686061，转王晓杰农卡曹家滩煤33.5吨/378元计12,663元曹家滩煤99.6吨/382元计38047元，红柳林煤33.44吨/354元计11837元，红柳林煤67.9吨/356元24172元，合计86719元，转刘增辉农卡55610元付以上原煤运费”。2019年6月19日，刘增辉：“转刘增辉农卡229.62吨/140元计32146元，137.16吨/138元计18928元，合计51074元付红柳抹运费”。2019年6月28日，刘增辉：“付王晓杰农卡红柳林煤款229.62吨/356元计81744元，137.16吨/360元计49377元，合计131121元，转高秋英农卡冠子沟块煤款137吨/364元49868元，转刘增辉农卡付运费冠子沟块运137吨/160元，计21920元”。2019年6月30日，“李哥以上是6月30号止到的货给你安排了15万元你收到款后转刘增辉农卡166436元付运费（1147.84吨/145元红柳林1018.8吨曹家滩129.04吨运费都是145元/吨）”。2019年7月9日，刘增辉：“转王晓杰农卡200000元付红柳林煤款”。2019年8月1日，刘增辉：“转王晓杰农卡200000元付神木煤款”。李宝君通过微信向刘增辉发送了原告的银行卡信息，该银行卡号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中用于向刘增辉及其指定账号转账的银行账号一致。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在李宝君的介绍下向刘增辉出借款项共计1627051元，后回款1030000元，尚余597051元未偿还，因借据被毁且李宝君、刘增辉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刘增辉对剩余款项597051元缺乏占有的合法依据，案涉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刘增辉应予返还，因系李宝君介绍，故要求李宝君承担连带责任。李宝君辩称双方不存在介绍借款关系，其与原告原系同居关系，在同居期间，原告作为李宝君的财务人员，负责管理李宝君的日常财务管理，李宝君与刘增辉存在业务关系，本案原告向刘增辉转账款项系应李宝君指示收付款，原告每笔转账均注明了具体用途，且逐一向李宝君汇报，故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刘增辉辩称所收款项系基于同李宝君之间的垫资原煤交易，与原告无关，不构成不当得利关系。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刘增辉对于案涉款项的占有是否具有合法根据，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本案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原告向刘增辉及其指定账户所转款项均载明了具体名目，未显示有借款字样，且与刘增辉所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时间、名目、金额相互对应，足以证实刘增辉所收取款项的性质并非原告所称借款，原告主张的介绍借款关系缺乏事实根据，不能成立；刘增辉辩称的垫资原煤交易具有相应证据证实，刘增辉所收款项并非毫无根据，原告并未进一步举证证实刘增辉收取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刘增辉对案涉款项承担返还责任，李宝君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司珊媚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72元，减半收取4886元，保全费3505元，由原告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期间，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宝君、刘增辉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是否应当返还司珊媚涉诉款项及利息。围绕争议焦点阐述如下：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司珊媚主张刘增辉、李宝君构成不当得利，其向刘增辉出借款项，部分回款，尚未偿还的余款构成不当得利。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司珊媚应就借贷合意及出借事实，以及刘增辉占有款项没有法定和约定依据负有举证责任。然，审查司珊媚提交的证据，其向刘增辉多笔转账款项中，每笔转账均注明了具体用途，均为具体货款，并无证据显示为借款，且与刘增辉提交的聊天记录证据内容能够对应。因此，司珊媚主张刘增辉占有未返还的款项没有法定或约定依据，构成不当得利，李宝君因系介绍人，故应承担连带责任，证据均不足，一审法院对司珊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司珊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72元，由上诉人司珊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福群审判员  李冬梅审判员  刘继永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魏雅莹书记员杨学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