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3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传东，男，1982年6月2日出生，汉族，务工人员，住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辽宁明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瀚，辽宁明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奎强，男，196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务工人员，户籍地大连市普兰店区，现住大连市普兰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淑梅，女，1966年4月2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大连市金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阳彬，男，197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工程承包人员，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石传东因与被上诉人许奎强、杨淑梅、于阳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4民初5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传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石传东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之间并非委托合同关系，而是出国劳务中介合同(居间合同)。委托合同与居间合同的根本区别在于合同目的不同。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许奎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对去菲律宾工作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资数额做出了明确约定，上诉人并非委托三被上诉人代为处理事务，而是需要三被上诉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上诉人支付报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三被上诉人实现去菲律宾工作的目的，与第三方订立用工合同。许奎强在朋友圈发布的广告应视为要约，上诉人通过微信聊天作出承诺，双方达成一致，应认定合同成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行政法规)第7条规定“未依法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并办理登记，不得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由于三被上诉人无一具有出国劳务中介资质，因此该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自始无效。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5条错误。由于三被上诉人并不具有出国劳务中介资质，因此该合同自始无效，三被上诉人应返还上诉人支付的费用40000元。二、原审证据中“菲律宾转工作签的流程和样本”不应采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菲律宾转工作签的流程和样本”来源于互联网，不具有公信力，不应采信。关于菲律宾签证的相关事宜，应以菲律宾大使馆官方记载为准。原审判决基于该证据认定“三被上诉人无需为原告一步到位直接办理工作签证”错误。三、原审判决对上诉人身处菲律宾时的实际状况未能作出准确认定。原审判决中认定“原告自行回国”与事实不符，上诉人自行购买机票回国是客观事实，但该行为的自愿性应结合具体事实予以判断。上诉人在菲律宾滞留长达26天，在此期间并未与任何第三方签订劳动合同，食宿无人提供，旅游签证过期也无人提醒上诉人续签，无人为上诉人办理临时工作签证。通过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对上诉人当时所处的环境进行还原，上诉人在12月5日时，身处异国他乡，言语不通，孤身一人，并无同伴，居住在一间简陋的仓库，连基本的被褥都没有，身无分文，三餐无人管，签证过期，非法滞留，随时可能被警察带走，向三被上诉人求助，却被百般推诿，言语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选择回国是任何一个理性人都会做出的选择，因此上诉人回国并非自愿，而是因三被上诉人的过错所导致，三人未能协调好菲律宾用人方，三人违规为上诉人办理旅游签证，且不及时为上诉人办理续签，导致上诉人非法滞留，面临被逮捕的风险，三人的互相推诿，造成了上诉人极大的心理压力。各种原因交织混杂，逼迫上诉人做出了回国的决定，并非自愿，实属无奈。四、原审判决对于“旅游签转工作签”的相关情况并未作出正确认定。首先，原审判决认定“因此当时要订机票、订酒店，原告必然知道是旅游签”事实错误，“订机票、订酒店”与“原告知道是旅游签”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其次，菲律宾签证基于目的不同分为工作签证、旅行签证。虽然在现实中存在先办理旅游签证到达新加坡后再办理工作签证的情况，但并非“存在即合法”，签证申请人应如实填写出国目的，申请对应的签证，不应利用法律漏洞。《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得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商务、旅游、留学等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因此，旅游签转工作签虽客观存在，但属违法行为，即使上诉人明知该签证为旅游签，也不能改变该行为的非法性。原审判决中对于“旅游签转工作签”的行为，以上诉人明知为由认定该行为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存在错误。因此，即使认定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达成的居间合同有效，三被上诉人以“旅游签转工作签”的违法形式为上诉人办理签证，且在上诉人到达菲律宾后未及时为当事人办理工作签证，导致上诉人滞留，并未实现合同约定的目的，仍应认定三被上诉人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三被上诉人应承担违约责任，返还费用并赔偿上诉人损失。许奎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淑梅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阳彬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石传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给付欠款40000元及各项经济损失15902元。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被告于阳彬在菲律宾有朋友需要中国工人，被告于阳彬将此用工信息告知被告杨淑梅，被告杨淑梅通过被告许奎强将原告介绍给被告于阳彬。原告给付被告许奎强40000元委托其办理出国工作事宜，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给原告办理工作签证。被告许奎强给付被告杨淑梅40000元，被告杨淑梅返还许奎强17000元，被告于阳彬未收取费用。其他费用用于办理原告签证、为原告购买机票及用于原告食宿。被告杨淑梅为原告办理了旅游签证，签证号码为EF9580000。据原告提供的菲律宾非移民签证申请表显示，原告的护照/旅行证号码为EF9580000、签发日期2019年10月4日、有效期至2029年9月4日，停留期14天、入境目的旅游。原告在该申请表落款处签字。原告持三被告为其办理的旅游签证于2019年11月9日登机，于次日到达菲律宾。被告于阳彬于原告之后到达菲律宾。被告于阳彬为原告安排了食宿。原告在被告于阳彬安置的酒店住宿一周，住宿费系被告于阳彬交付。被告于阳彬回国前给付原告740元钱。原告认可其在被告于阳彬安置的酒店住宿一周后，被告于阳彬找了一李姓人员安排原告住到一仓库。原告在菲律宾停留期14天届满后，自行办理了延长停留期手续，于2019年12月5日自行回国。原告自认，原告回国后，被告许奎强要求原告回菲律宾，承诺原告回菲律宾后为原告解决工作签证事宜，但原告未同意。2.据被告许奎强提供的菲律宾转工作签的流程和样板显示：菲律宾工作签证基本上都是先办理旅游签证，工人入境后公司拿着工人的护照去申请工作许可证，拿到工作许可证后，才能再申请工作签证，即工人本人一定要在菲律宾境内，才可以申请工作签证，而申请工作签证的时间，通常3个月到半年甚至更长都是有可能的。3.原告在第一次庭前会议时被告许奎强陈述：因为原告是皮口人，在原告的旅游签证办理下来之后、原告出国之前被告许奎强、原告、原告配偶、被告于阳彬、被告杨淑梅、案外人周刚一起在普兰店区见了面，见面时原告已经知道签证是旅游签了，因此当时要订机票、订酒店，原告必然知道是旅游签，当时原告问过被告于阳彬关于旅游签证的事，被告于阳彬当时和原告说了先办理旅游签证，到了菲律宾之后再转劳务签证（实为工作签证）。原告对被告许奎强的上述陈述予以认可。但在庭审过程中，原告称其出国登机时不知道其所持签证系旅游签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三被告是否构成违约及是否应返还出国费用和赔偿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告无据证明三被告须一步到位直接为原告办理工作签证及办理工作签证的期限，被告许奎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菲律宾工作签证可先办理旅游签证，工人到菲律宾后由用人单位申请工作许可证后再为原告申请工作签证。原告委托被告许奎强办理出国工作并给付委托费用，三被告共同为原告代办了菲律宾旅游签证且原告已到达菲律宾与用人单位接洽等待签订工作合同。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关于其出国登机时是否知道其所持签证系旅游签证一节前后陈述不一致，先称知情，后称不知情，但原告称其不知情不符合常理，且原告登机前在菲律宾非移民签证申请表上申请人处签字，该申请表中体现原告的旅行证号码为EF9580000、签发日期2019年10月4日、有效期至2029年9月4日，停留期14天、入境目的旅游。另原告在第一次庭前会议中对于被告许奎强陈述的“在原告的旅游签证办理下来之后、原告出国之前被告许奎强、原告、原告配偶、被告于阳彬、被告杨淑梅、案外人周刚一起在普兰店区见了面，见面时原告已经知道签证是旅游签了，因此当时要订机票、订酒店，当时原告问过被告于阳彬关于旅游签证的事，被告于阳彬当时和原告说了先办理旅游签证，到了菲律宾之后再转劳务签证”予以认可，视为原、被告双方均同意采取原告先持旅游签证到菲律宾后再转工作签证的方法。即使旅游停留期满，申请延长停留期系合法停留。但原告在申请延长停留期后不愿继续等待签订工作合同而自行回国且未与三被告协商，致使委托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即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致使委托事务不能完成，三被告不构成违约。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委托报酬40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进而原告对其自行回国产生的经济损失应自行承担。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石传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98元，由原告石传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再次提交了一审中已经提交过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微信朋友圈，并对一审认定的第二节事实有异议，同时认为一审第一节事实中遗漏“原被告还协商了工资待遇、休息时间等”事实；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尽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但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鉴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且一审认定的第一节、第三节事实与这些证据并不矛盾，本院不再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评判；虽然从微信聊天记录中能够反映出石传东与许奎强谈论了工资待遇、休息时间等事宜，但许奎强并非劳动用工一方，其仅仅是告知具体的用工信息而已，因此，对上诉人提出的“还协商了工资待遇、休息时间等”事实不予补充；因许奎强提供的菲律宾转工作签的流程和样板的材料来源于互联网，不具有证明力，不能据此认定案件事实，一审依据这些材料认定了第二节事实不妥。综上，本院除对一审认定的第二节事实不予认定外，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二审补充查明：杨淑梅自认收取“中介费”8000元，并支付了前往菲律宾的机票费用3000元和签证费1500元，其余15000元应该转给于阳彬。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该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根据该两条法律规定，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与居间合同中的居间人在与第三人从事民事活动中所处的法律地位不同、从事的具体民事行为的内容也不同，前者在与第三人从事民事活动中以委托人名义介入到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中办理属于委托人的事务，而后者仅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介绍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约，并不介入到合同关系之中。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上看，三被上诉人虽然告知上诉人用工信息，看似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但三被上诉人不仅仅提供了用工信息，还代为办理了签证、购买机票以及到菲律宾后住宿等上诉人应当完成的事务，而且并未将用工单位介绍给上诉人，由上诉人本人与用工单位协商并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显然，三被上诉人已经介入到上诉人与用工单位合同的签订过程之中，三被上诉人的行为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关于委托合同定义的规定，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正确，上诉人关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系居间关系的上诉意见没有法律依据。至于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中的哪一个人之间系委托关系，从三被上诉人在从事委托事务中的所起作用上看，三者相互协调共同来完成上诉人的出国劳务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九条的规定，三被上诉人应为共同受托人对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既然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关系，被上诉人也自认委托事务是办理工作签证。然而，在履行过程中，三被上诉人仅为上诉人办理了旅游签，尽管三被上诉人称“先办理旅游签，到菲律宾后再转办工作签”，且上诉人也在旅游签证申请表上签字，但毕竟在该旅游签证期限届满前工作签证仍未办理，三被上诉人未完成上诉人委托事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一十条关于委托人任意解除权和受托人交付财产义务的规定，上诉人以自行回国的行为解除了委托合同并要求三被上诉人返还已经收取的委托费用，有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显然不妥，对此，本院予以纠正。鉴于上诉人在旅游签证申请表上签字，应当视为知晓“先办理旅游签，到菲律宾后再转办工作签”的约定，其也存在一定过失，因此，其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误工费等经济损失，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委托费返还的数额一节，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已经实际支出的必要费用应当扣除，就现有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酌定必要费用15000元，因此，三被上诉人应当返还委托费25000元。综上所述，石传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4民初5614号民事判决；二、许奎强、杨淑梅、于阳彬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石传东委托费25000元；三、驳回石传东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8元（石传东已预交），由许奎强、杨淑梅、于阳彬负担212.5元，石传东负担38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96元（上诉人石传东已预交），由被上诉人许奎强、杨淑梅、于阳彬负担425元，上诉人石传东负担77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王家永审判员  王 歆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书记员  连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