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4民终11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关军，男，1970年4月12日出生，满族，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会,辽宁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新,辽宁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世勇，男，1968年3月3日出生，满族，住新宾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宝,辽宁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水木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宾满族自治县大四平镇皇木厂村。法定代表人：吕鹏坤，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玲,辽宁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鹏坤，男，1989年10月14日出生，满族，住新宾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松，男，1975年2月18日出生，满族，住新宾满族自治县。上诉人关军因与被上诉人吕世勇、抚顺水木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水木缘公司）、吕鹏坤、杨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原由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20）辽0422民初808号民事判决，关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作出（2020）辽04民终1026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3日作出（2020）辽0422民初808号民事判决，关军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关军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玉会、被上诉人吕世勇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宝、被上诉人水木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鹏坤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玲、被上诉人吕鹏坤和杨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水木缘公司和被上诉人吕世勇、吕鹏坤、杨松共同给付上诉人欠款27万元；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含案件保全费2020元。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吕世勇合伙经营食用菌加工厂，后更名为水木缘公司，股东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吕世勇之子吕鹏坤、李旭，吕世勇为实际经营者。后关军于2015年退出经营。2017年5月2日实际经营人吕世勇将上诉人关军持有的股份登记在吕鹏坤(39%)杨松(企业会计1%)名下。至2018年2月9日，吕世勇核定上诉人关军共投资59万元，并出具退伙协议书，承诺分期还款。该协议是真实有效的，被上诉人均应按协议履行。水木缘公司依法登记为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及实际经营人应对上诉人的股份转让承担给付责任。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公司经国家机关依法登记，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吕鹏坤、杨松登记为股东，即为法律意义上权利义务承担者，就应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吕鹏坤、杨松接受了我的转让股权，其必须承担还款义务。吕世勇即是原始股东，也是实际经营人，又是与上诉人退伙协议的签订人，其应承担给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3.《合伙企业法》第44条第2款规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53条规定：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根据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被上诉人水木缘公司也应当对上诉人退伙款承担返还责任。4.保全费原审法院未予处理。吕世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称食用菌加工厂更名为水木缘公司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工商登记只能认定水木缘公司是新设公司，而不是更名。2.是水木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不是吕鹏坤、杨松。上诉人在2018年2月9日退出经营并和我签订退伙协议，该协议没有杨松、吕鹏坤签名。对二人无约束力。3.吕鹏坤、杨松均是我的持股人，并非真正意义的股东，股份转让协议。对二人均无约束力。上诉人的诉请，突破退股协议的相对性、突破公司法规定。4.上诉人一审未请求保全费，应视为放弃。水木缘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上诉人2017年5月2日股权变更登记后，即不是我公司股东，我公司对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个人债务不承担给付责任。2.食用菌加工厂与我公司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二者均非合伙企业，不受合伙企业法调整。上诉人对我公司性质认识错误，请求我公司承担责任，法律适用错误。3.我公司不是由食用菌加工厂变更登记设立的，食用菌加工厂注销时所剩资产不能等同于我公司成立时股东投入资产，我公司不是加工厂的延续，经营场所不同。食用菌加工厂是大四平村，我公司经营场所是黄木厂村，公司章程明确体现的是股东货币出资而非实物出资。上诉人作为我公司原股东，让我公司承担其与吕世勇之间的出资转让回款不能给付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4.上诉人与吕世勇等人之间的纠纷属于公股东之间因股权转让发生的债权债务纠纷，与公司无关。债务不应由公司负担。吕鹏坤辩称，本案和我没关系，我没有经营公司。上诉人和吕世勇合伙的时候，让我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帮忙贷款。关于股东问题我不清楚。杨松辩称，此案与我无关。当时吕世勇为了公司贷款让我应名持有股权，其实是假的，我没有股权。关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吕世勇、吕鹏坤、水木缘公司给付投资款27万元，承担逾期付款期间欠款利息(从2018年7月起到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2.判令第三人杨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吕世勇、抚顺水木缘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5日，关军与吕世勇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关军，乙方：吕世勇。第一条，双方自愿合伙经营食用菌加工厂，总投资为300万元，甲方投资150万元，乙方投资150万元，各占投资总额的50%。第二条，本合伙依法组成合伙企业，由甲方负责办理工商登记。第三条，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为十年。”关军、吕世勇在合伙人处签字。2013年5月29日，食用菌加工厂经注册成立，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关军。后由于资金不足，另一合伙人李旭加入，并由关军、吕世勇、李旭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关军和吕世勇合伙共同经营新宾满族自治县水木缘食用菌加工厂，后因资金不足找到李旭，李旭同意投入资金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经过关军和吕世勇、李旭协商同意给李旭20%股份。关军和吕世勇共占80%股份，三人共同经营食用菌加工厂。”关军、吕世勇、李旭在合伙人处签名捺印。2014年4月17日食用菌加工厂注销。同日，水木缘公司注册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该水木缘公司在企业工商档案中显示，法定代表人为吕世勇之子吕鹏坤，由股东吕鹏坤、关军、李旭出资设立，自然人股东吕鹏坤出资总额60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占出资总额的40%，出资到位时间：2024年10月16日前；自然人股东关军，出资总额60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占出资总额的40%，出资到位时间：2024年10月16日前；自然人股东李旭，出资总额30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占出资总额的20%，出资到位时间：2024年10月16日前。但该水木缘公司实际上是由关军、吕世勇、李旭经营，吕鹏坤只是显名股东，代吕世勇持股，其未实际投资，亦未参与管理、经营。2017年5月2日，水木缘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将关军的股权58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9%)转让给吕鹏坤，同意将关军的股权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转让给杨松，同意将李旭的股权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转让给吕鹏坤。抚顺水木缘公司股东变更为吕鹏坤(占注册资本的99%)、杨松(占注册资本的1%)。之后，吕鹏坤、杨松实际是显名股东，二人代吕世勇持股，该水木缘公司实际由吕世勇经营。2018年2月9日，关军、吕世勇签订退伙协议，协议约定：2014年4月15日吕世勇、关军合伙投资建设水木缘公司，并投入生产，经营期间因多种原因，双方商定，该厂由吕世勇继续经营，关军退出，经双方核定，关军共投资59万元。由吕世勇分期退还关军，现商定分期还款期限如下：1.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退还27万元。2.余29万元于2020年4月中旬还清。吕世勇、关军在退伙协议上签字。退伙协议约定的于2018年11月1日给付27万元，吕世勇未能履行。一审法院认为，关军、吕世勇、李旭合伙经营食用菌加工厂，后为扩大经营规模，将合伙企业食用菌加工厂注销，利用原食用菌加工厂设施、租赁土地使用权等，注册了水木缘公司。三合伙人对原合伙企业资产的占有，以新成立的水木缘公司按比例持有股权的形式存在。公司股东为吕鹏坤、关军、李旭，吕鹏坤持有股份40%，关军持有股份40%，李旭持股20%，但各股东均未对公司实际注资。吕世勇以其子吕鹏坤的名义隐名持有股份。2017年5月2日该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将关军持有的40%股权以转让的方式，转为由吕鹏坤持有39%，由杨松持有1%，将李旭持有的20%股权以转让的方式，转为由吕鹏坤持有，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但该转让协议并没有支付相应对价。吕鹏坤、杨松在本次股权变更中是显名股东，而吕世勇是实际投资人，是隐名股东，之后水木缘公司的经营人实际是吕世勇。关军虽否认当时的股权转让行为未经其同意，但在2018年2月9日签订退伙协议时，关军明确同意退出公司的经营，作为公司股东，其退出公司经营的方式应视为是股权转让，是对2017年5月2日股权变更登记的追认。而其与吕世勇协商的退款数额，则应视为其与吕世勇对股权转让价格重新进行了议定。受让方吕世勇虽然没有登记为股东，但其将受让的股权以其儿子吕鹏坤显名股东持有39%，以其会计杨松显名股东持有1%，对此关军是明知的，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故出让方关军与受让方吕世勇达成的协议名为退伙协议，实质内容则是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关军已实际退出公司经营并已不再是股东身份，吕世勇则应按协议约定支付价款，其到期未履行付款义务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军要求吕世勇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协议约定给付时间为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故逾期之日应为2018年11月1日。另外，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率应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关军退出公司经营已经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实现，其要求水木缘公司承担退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吕鹏坤、杨松作为公司显名股东，代吕世勇持股，二人未投资，亦未参与经营，也未参与关军与吕世勇《退伙协议》的签订，对此关军也是明知，故关军要求吕鹏坤、杨松承担退款责任同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一、吕世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关军其应于2018年给付的股权转让款27万元，并以实际尚欠的数额为本金，从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从2019年8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二、驳回关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吕世勇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50.00元，由吕世勇承担，此款随上述款项一并付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微信图片以证明吕鹏坤参与水木缘公司的经营，对上诉人的债务应承担责任。上诉人提交诉讼费收据，以证明其在一审交纳了本案的保全费用2,020.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原审法院认定相同。另查明，在工商注册登记的档案中显示，2017年5月2日，二被上诉人吕鹏坤和杨松分别与上诉人关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受让上诉人关军在水木缘公司的39%和1%的股权，二被上诉人吕鹏坤和杨松分别在协议上签字。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股权转让协议与水木缘公司的法律关系；2.被上诉人吕鹏坤和杨松与案涉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3.各被上诉人应对股权转让承担的法律责任。股权转让是股东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体现的是股东在公司的权利的转让，所形成的转让款为出让股权的股东和受让股权的股东之间因股权转让所形成的债务，并非公司的法律行为，故也不是公司所负债务，股权转让款的给付责任主体应为股东而非公司。上诉人请求水木缘公司给付股权转让款，于法无据，一审对此没有支持正确。有限责任公司在工商登记的股东权利，具有对外公示的法律效力。登记的股东法律上对公司持有股份份额，对公司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等股东权利。工商注册登记的档案中显示，二被上诉人吕鹏坤和杨松在上诉人转让股权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说明二被上诉人参与了股权转让的法律行为，其在工商登记为公司股东，实际取得公司股权，应对所取得的股权支付相应的兑价。被上诉人吕世勇代二者与上诉人签订退伙协议实为股权转让协议，二股东被上诉人参与股权转让签订协议并实际接受股权，是用行动对股权转让兑价的认可。鉴于本案被上诉人吕世勇在退股合同中的承诺，根据民事法律诚实信用原则，本案应由被上诉人吕世勇承担主债务责任，被上诉人吕鹏坤和杨松对本案被上诉人吕世勇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杨松有给付责任的请求，应将杨松列为本案被告，一审将杨松列为本案第三人错误，应予以纠正。保全费2,020.00元为本案实际发生，一审未予判定属漏判，对上诉人的该项请求应依法予以支持。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辽0422民初808号民事判决；二、加判：吕鹏坤在39/40、杨松在1/40范围内，对本案吕世勇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00元，一审案件保全费2,020.00元，均由吕世勇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 丽审判员 韩 雪审判员 李雪慧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法官助理李献忠书记员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