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5民终26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梅，女，195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唐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河南奥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延庆，河南奥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卢西款，男，195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伟，河南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玉梅因与上诉人卢西款行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2021）豫0526民初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玉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上诉人卢西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伟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西款上诉请求：1.撤销滑县人民法院（2021）豫0526民初358号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代收货款11740.4元（不服金额是88632.7-11740.4=76892.3元）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滑县人民法院（2021）豫0526民初358号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应予以纠正。卢西款在本村从事经纪人的工作，多年前与刘玉梅夫妇相识，2019年开始，刘玉梅在卢西款处存放绿豆，双方约定，让卢西款代为管理，从中介绍他人购买，价格完全按照刘玉梅所定的价格出售。货款收回以后，卢西款抽取百分之一的中介费，收取百分之一的保管费，共计抽取两个点的费用。期间，刘玉梅共在卢西款处存放绿豆6车，合计款项306230元。以上为本案基本事实。据此，扣除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和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的中介费和保管费，下余部分就是上诉人应当支付的货款。通过一审调查，上诉人前后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合计289239元，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的中介费和保管费是6124.6元，故上诉人卢西款收回全部的货款之后，实际应当向刘玉梅支付的货款是11740.4元，一审法院仅仅根据被上诉人的账本记载，就认定上诉人的实际付款是211575元，与上诉人实际的付款情况不符。另外上诉人除了应当收取中介费一个点还有保管费一个点也应当从应支付的货款中扣除。对上诉人刘玉梅的答辩意见，1.刘玉梅上诉称双方是买卖关系答辩人赊购其绿豆的说法，与双方的实际交往事实不符。一审法庭审理中本案双方均认可刘玉梅将绿豆存放在卢西款处，由作为经纪人的卢西款联系买主，价格是刘玉梅定的价格，卢西款一分钱也不会加价。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认定双方形成的是行纪合同关系，判决刘玉梅支付中介交易费是合法有据的，刘玉梅在上诉状中否认自己在一审中认可的事实，谎称是卢西款重新定价出售涉案绿豆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2.关于双方账目往来的情况，根据给双方算账的会计结合有关证据，目前答辩人对刘玉梅的实际欠款不是刘玉梅诉称的197055元，也不是一审认定的88632.7元，而是11740.4元。综上，卢西款认为，刘玉梅上诉无理，应当依法驳回。刘玉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滑县人民法院（2021）豫0526民初3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卢西款支付上诉人货款197055元（不服金额108422.30元）或将该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经营绿豆，2018年，被上诉人赊购原告绿豆，陆续支付货款。截止上诉人一审起诉时，扣除被上诉人已支付的部分货款外，被上诉人还欠上诉人货款197055元，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欠货款88632.70元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将绿豆赊购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从新对绿豆定价，具体价格多少，被上诉人不让上诉人参与，被上诉人只按照他与上诉人约定的价格向上诉人结算，因此上诉人不应再向被上诉人支付交易费。对上诉人卢西款的答辩意见，刘玉梅将绿豆卖于卢西款，卢西款强行扣除交易费，双方之间更没有约定保管费，因此刘玉梅与卢西款不是行纪合同而是买卖合同，卢西款要求扣除保管费和交易费没有依据。刘玉梅与卢西款之间买卖的绿豆不止是六车，实际是自2018-2020年共交易了九车绿豆。卢西款在一审时也认可除了双方结算的六车绿豆外，还存在2018的一车绿豆及2020年238包一车的绿豆。但是其一直否认第九车249包的绿豆，实际卢西款欠刘玉梅的货款不是其称的一万多元，也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八万多元，而是刘玉梅起诉的十九万元。综上,卢西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刘玉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97055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经协商，原告将绿豆交给被告以自己定的价格出售，被告以每一元抽一分作为交易管理费作为报酬。自2019年开始原告经被告多次出售绿豆，2019年原、被告交易的一车绿豆，账目已结清。涉案双方交易共6车绿豆（不含濮阳王超拉走的两车共计238包，该238包绿豆款经卢西款手已结清）。被告提交的原、被告结算的2020年11月3号结算单显示：欠款305485元，付款217765元，下欠87720元。被告述称当天结算后，扣除720元费用，下欠的87000元为被告出具了欠条。原告对该结算单不予认可，但述称“11月3日算过账当天打个条是87000元，当天下午给我730元，等我回家又微信支付给我2960元，其他没有了”；因被告对已付款数额有异议，2020年12月7日，原、被告聘请卢某2、卢某1、卢某3对双方账目再次进行结算，被告提交的结算单显示：经结算，双方的“总绿豆款数”六车共计306230元，对该数字，原、被告均认可，但因原、被告述称的付款数字不一，结算没有最终结果。原告述称被告已付款109175元，被告不予认可；被告提交微信等主张已付款289239元，原告也不认可。审理中，原、被告均认可双方交易的记账方式是根据原告的记账册，原告提交的记账册倒数第二页显示：“老卢帐合计211837﹣470”、“打条87000﹢730，11、3号”，最后一页显示：“卢打条87000元微转730”、“311235﹣211575=99660、找99660元”。记账册记载的双方最后被告付款数字是211575元。但该数字中，显然已扣除11月3日支付的730元，但不包括交易管理费及2020年12月4日支付的296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经协商，原告将绿豆交给被告，被告以自己的名义按照原告说的价格进行出售，然后从货款中扣除交易管理费的方式支付取得报酬，双方交易行为符合行纪合同的特征；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一、关于11月3日的87000欠条问题，原告述称：“2020年10月份，被告再次购买原告一车绿豆，被告通过微信、银行将该车货款支付原告。2020年10月29日，被告又购买原告一车绿豆，被告再次违约未支付货款87000元，2020年11月3日被告出具欠条”，首先，被告对上述的事实不予认可，原告对“2020年10月29日，被告又购买原告一车绿豆”存在的事实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其次，原告述称该车绿豆为249包（每包100斤），每斤价格3.7元，原告述称的该车绿豆的总数额与欠条中87000元的数字不符；原告认可“11月3日算过账当天打个条是87000元”的事实，且其记账册倒数第二页显示：“打条87000﹢730，11、3号”，也印证其自认的“11月3日算过账且当天打个条”的事实。再次，原、被告双方交易是以原告记账册为依据，记账册上不显示存在该249包绿豆的任何记载。且双方经卢某2等人结算的结果明确写明也是“总绿豆钱数”，且证人卢某2、卢某3、卢某1也证实，当时就算了这6车绿豆，没有提其他交易，被告所欠原告款仅包括六车绿豆。审理中，原告认可卖给濮阳王超的绿豆是分两车拉走的，不排除原告述称的2020年10月份及2020年10月29日卖给被告的两车绿豆就是经被告手卖给濮阳王超分两车拉走的绿豆是同一事实，且原告对王超第一车绿豆也未提供具体日期；故原告对11月3日的87000元欠条是被告所欠另一车绿豆款，未提交充分证据；二、关于被告所欠原告绿豆款数额问题。2020年12月7日，原被告聘请卢某2等人结算，除原、被告已结清的交易款外，涉案的六车绿豆总款数为306230元，双方均予以认可；1.原告主张被告已付款196175元，该数字与本案相关证据不符且被告不予认可。被告主张已付款289239元，因原、被告除涉案六车绿豆外还存在其他交易，该数字包括2019年已支付的一车绿豆款数及已支付原告的卖给濮阳王超绿豆等款项。双方主张的上述数字均不能证明是涉案付款数字。2.原、被告均认可涉案交易的记账方式是被告在场由原告记账，而本案双方多次结算均是根据原告的记账册结算的，本案也没有其他记账材料。3.被告提交的2020年11月3号双方结算单上付款数字是217765元，原告记账册记载的付款数字是211575元，该记账册数字加上被告应扣除交易费3062.30元及另付的2960元，二者相差仅167.70元，故原告提交的记账册应作为本案结算付款数额的依据。4.根据原告记账册所记载被告付款数211575元，加上原告应付1％交易费3062.30元，再加上2020年12月4日被告支付的2960元，被告实际已付款数字为217597.30元。综上，原、被告六车绿豆交易数额为30623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款217597.30元，被告应支付原告的绿豆款数为88632.70元（306230元﹣217597.30元）。故原告关于被告支付绿豆款88632.70元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欠款利息可自原告主张权利之日即2021年1月7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原告其他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卢西款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刘玉梅欠款88632.7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1年1月7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刘玉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20元，保全费1505元共计3625元，原告刘玉梅负担1995元，被告卢西款负担163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刘玉梅主张其不应当支付上诉人卢西款交易费，上诉人卢西款对此不予认可，刘玉梅所提供的账本关于其与卢西款的交易中多次提到有“交易费”，且一审庭审中刘玉梅也陈述“被告卖出去扣除交易费剩的就是我的钱”，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存在交易费并无不当。刘玉梅主张卢西款欠付其货款197055元，该货款包括未结清货款的总价值为306230元的六车绿豆款和出具欠条87000元的一车249包的绿豆款，上诉人卢西款对此不予认可。一审中，刘玉梅关于249包绿豆货款的陈述为每袋100斤、每斤3.7元即249×100×3.7=92130元，与其持有的欠条87000元不符；刘玉梅关于该249包绿豆的交易时间陈述分别为2020年10月29日、2020年8月底，该交易时间不能确定；关于该249包绿豆交易内容，刘玉梅所提供的账本上无任何记录；综上，上诉人刘玉梅对11月3日的87000元欠条属于249包绿豆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卢西款支付的289329元绿豆款。卢西款在一审中称238包绿豆系收到刘玉梅六车绿豆中的最后一车，但结算清单中显示最后一车为44包，而不是238包，且清单中六车绿豆款共计306230元，也不包含238包绿豆款。故双方的结算清单中仅是对六车绿豆的货物进行结算，不包括238包绿豆。而卢西款支付给刘玉梅的289329元货款中包括该238包绿豆款，因238包绿豆款双方已经另行结清，故应从卢西款支付给刘玉梅的289329元绿豆款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结算清单及刘玉梅提交的账本等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认定的卢西款已支付的货款及尚欠刘玉梅的货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玉梅、卢西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12.00元，由刘玉梅负担2468.00元，卢西款负担174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学海审判员  赵红艳审判员  江松涛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张国天书记员楚世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