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吉0284民初141号 原告：侯某，住吉林省磐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磐石市红旗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高某，住吉林省磐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磐石市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磐石市松山镇志成顺意农资商店。 经营者：高志成，男，1972年7月2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磐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磐石市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侯某与被告高某、磐石市松山镇志成顺意农资商店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被告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被告磐石市松山镇志成顺意农资商店的经营者高志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侯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种植回收合同合法有效，被告赔偿原告因此所造成的损失14,025.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高某与高志成为夫妻关系，2011年6月30日，被告高某出资成立了吉林省磐宇种业有限公司松山诚信分公司（以下简称诚信分公司），高志成于2018年1月17日成立磐石市松山镇志成顺意农资商店（以下简称顺意商店），两个单位在同一场所由其夫妻二人共同经营。2018年，高某、高志成以顺意商店的名义与松山镇的多个村社的农民签订了《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要求农民在其商店购买农资，合同第一条规定“种子和化肥甲方有偿提供，乙方自愿购买”，合同第五条规定由高志成结算，留的联系电话是高某和高志成的电话。签订合同时，所提供的合同为格式合同，对方仅有高某和高志成与原告签订，在原告提出甲方为什么还有黑龙江省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时，高志成夫妇提出到时找我们，什么时候收购稻子，种子和化肥款再从中扣除。因当时黑龙江省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参与合同的签订，公章也是复印上的，原告也不知道是否有此单位，复印的公章上没有企业编码。诚信分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被注销，合同上也没有诚信分公司的印章。被告为原告提供的水稻种子龙洋16号的价格为8.00元/斤，如原告当时在市场上购买其他水稻种价格为5.00元/斤，种植被告提供的水稻种每亩需播种15斤，种植其他水稻种每亩只需7斤。种子款每亩多投入85.00元（15斤×8元-7斤×5元）。但因被告在合同中约定收购数量每亩（667平方米）按1000斤收购（大亩约1500斤），保底价格3.20元/公斤（即每市斤1.60元），因此原告才购买其种子。秋收后因水稻不能长时间存储，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收购，而其拒收，为避免损失扩大，原告只能将水稻以1.05元/斤的价格卖出，共计卖了25,415.00元，按合同约定共计每亩少收入825.00元（1500斤×1.6元/斤-1500斤×1.05元/斤），由于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收购，导致原告损失14,025.00元（17亩×825.00元/亩）。如当年种植其他水稻每亩产量为1800斤，收购价格为1.40元/斤，照此计算原告的损失更大。原告找到被告要求赔偿，被告表示种子化肥款不要了，后被告顺意商店于2020年4月向法院起诉，要求原告给付种子化肥款，法院最终支持了被告的诉讼请求，但提出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收购水稻不予评判，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庭审中顺意商店认可卖给了原告种子，是合同的收购方主体，但以水稻不合格为由拒绝收购。综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予以支持原告诉请。 高某辩称，1.原告诉高某的主体错误，案涉合同甲方为黑龙江省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诚信分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应起诉以上两家公司，不应起诉答辩人。虽然现在诚信分公司已被注销，但根据法律规定因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分公司的一切社会活动及债权债务均应由总公司承担；2.双方签订的合同只规定了参考价格，没有确定水稻的实际收购价格；3.原告当时出卖的水稻价格应由评估机构作价，不应自作主张随意任意价格出卖；4.原告当年的水稻标准不合格，因双方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纯度为百分之九十九、净度百分之九十九、水分为百分之十六、出米率为百分之五十六，而且原告根据合同规定秋收时对合同内的水稻品种必须单独经营、储存，不准与其他品种混合，原告应提供这些方面符合合同要求的质检部门的鉴定依据，才能向被告主张权利。综上，原告诉讼的主体错误，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顺意商店辩称，1.原告所诉被告顺意商店主体错误，且漏列黑龙江省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案适格主体，原告作为乙方签订的《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中，甲方系黑龙江省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诚信分公司，且有两个公司盖章。合同中答辩人不是合同的甲方，也未在合同主体上签字盖章，且答辩人只是与被告高某系夫妻关系，合同上虽体现答辩人经营者的名字，但也只是帮助结算并没有作出收购付款等任何意思表示，没有权利义务约定，所以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且该合同甲方为两个单位，原告只诉一个单位显然漏列主体，不利于查清本案客观事实；2.从该合同内容来看原告违背了收购水稻标准，合同第二条规定质量标准为纯度≥99%、水分≥16%、出米率≥56%均不符合规定，且按合同约定原告作为种植户应当做到单割、单拉、单打、单独储存，不得与其他品种混收混储，原告未按上述要求履行约定义务造成水稻不符合回收标准，应自行承担后果；3.另外原告请求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原告就诉请的损失应有法院委托的专门鉴定损失价款作为起诉依据，自己主观计算的损失数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计算依据的基础均无从考证如果均按群众主观臆想计算出多少作为损失数额，势必损害另一方利益也与法不符，扰乱社会秩序也给法院诉讼带来诉累，且原告应提供当年的水稻原物申请鉴定，从利己角度主观计算的损失没有证明力，故依法不能采信，且原告当年已出售了水稻有收益部分在起诉状中也未扣除，也就是说原告在收到当年水稻收益的同时，又额外按自己主观计算的所谓损失数请求赔偿，对答辩人来说显失公平，所以按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诉请不客观明确，法院无法查清事实，适用法律依法予以裁定驳回起诉，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8年4月1日签订的一份《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证明该合同为格式合同，该合同标注的甲方为黑龙江省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诚信分公司，但黑龙江省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是复印在合同上的，也没有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复印的章没有企业编码，系伪造。黑龙江省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合同的实际主体。诚信分公司的章为财务专用章，且不是该公司的印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故诚信分公司也不是合同主体。合同中规定乙方（侯某）种植水稻种子和化肥由甲方有偿提供，甲方以每公斤3.20元的价格收购该水稻，产量为每小亩1000斤（大亩为1500斤），由高志成结算，表明高志成为合同的实际履行方；2.磐石市人民法院（2020）吉0284民初458号民事判决书和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02民终115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顺意商店及其经营者高志成在签订合同时出售的种子，进而证明顺意商店及其经营者高志成是合同的实际履行人；3.2018年4月1日顺意商店农资销售信誉卡一份，证明原告在签订合同当日购买了农资，履行了合同义务。信誉卡上的电话号码与《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上标注有高志成名字的电话号码一致，表明了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和提供种子人，均为高志成所经营的顺意商店；4.磐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诚信分公司注销证明一份，证明诚信分公司已于2018年9月18日被工商部门注销；5.磐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个体工商户信息一份，证明顺意商店经营人为高志成，成立时间为2018年1月17日；6.移动电话短信息复印件2份，证明同样种植该水稻的农户陈建明向合同履行方高志成所留的两个电话号发信息，要求其收购水稻，如不收购将通过法律维权。表明原告已尽到通知义务；7.证人刘君龙证言，证明其与原告一同到顺意商店购买的种子和化肥，其本人也是在高志成家购买的水稻种子和化肥，到秋天后高志成没有去看粮，也没有回收，原告将种植的水稻以1.05元/斤的价格出售了，市场一般水稻的价格约1.40元/斤；8.证人谭明清证言，证明其与原告在一个村屯居住，原告购买顺意商店的种子时其在场，高志成当时说该水稻能达到亩产（大亩）1500斤，价格在1.60元/斤至1.70元/斤，但实际上水稻的亩产量和价格均没有达到该标准，水稻成熟后，高志成没有去看，也没有回收，原告以1.05元/斤的价格出售了该水稻，当时市场一般水稻的价格为1.40元/斤至1.50元/斤；9.证人秦臣辉证言，证明其以1.05元/斤的价格收购的原告的水稻，原告当年的水稻大约有23000斤至24000斤，当年收购市场一般水稻的价格大约在1.30元/斤至1.4元/斤。对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顺意商店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合同第二条是对成熟后水稻的质量要求，原告没有提供符合回收质量的水稻，故答辩人没有回收，且答辩人不是本案合同的主体，合同甲方没有答辩人的签字盖章，所以与答辩人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这份证据是顺意商店告诉原告偿还农资款案件的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证明顺意商店是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此份证据是答辩人起诉原告欠农资款的证据，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并不能证明答辩人是合同的履行主体，答辩人没有与原告签订过《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没有义务赔偿损失；对证据4、5没有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只是复印件，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是原告所发信息，不能证明原告所述证明内容；对证据7有异议，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与原告均有要求答辩人赔偿损失的目的，有感情倾向；对证据8有异议，证人与原告在一个村屯居住，有感情倾向，证明内容没有依据；对证据9有异议，证人与原告关系较好，有感情倾向，其证言有倾向性。被告高某对上述原告所提交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3、7与本人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故无质证意见；对证据4、5没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当庭提供电子证据或电信方面的证据，应有电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据作为佐证，否则并不能证明电信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8有异议，证人本人不是当事人，只凭主观想象随意编造亩产而已；对证据9有异议，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高某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1.证人彭松杰证言，证明其作为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源公司）的代表，在2018年秋天来看过水稻，其来过4次，因水稻水分偏高，其公司与高志成说1.45元/斤回收，但高志成回复说种粮农民不同意；2.证人董殿生证言，其是龙源公司负责化验的，哪一年记不清了，当时和彭松杰去挨家看的水稻，但水稻水分大，不能收，年前年后用测水仪测了两次水。对被告高某提供的证据，原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证人所述不属实、不客观，其对高志成报价1.45元/斤收购，但原告不知情；对证据2证人证言的客观性有异议，其本人对是哪一年的事都记不清。因调查本案事实的需要，本院在庭外对彭松杰和高志成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当庭予以出示：1.彭松杰的询问笔录，证明龙源公司与顺意商店之间有水稻回收合同，但与种粮农户间没有合同，龙源公司对顺意商店与种粮农户间的合同不知情；2.高志成的询问笔录，证明高志成自认顺意商店也是《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的合同甲方。原被告对该两份询问笔录均没有异议。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供的证据磐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诚信分公司注销证明一份、磐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个体工商户信息一份、本院对高志成及彭松杰的询问笔录各一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就真实性没有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供的《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一份、磐石市人民法院（2020）吉0284民初458号民事判决书、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02民终1156号民事判决书、顺意商店农资销售信誉卡，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移动电话短信息复印件2份，该证据系复印件，且原告没有出示原始载体，本院不予确认；2.证人刘君龙证言，因该证人于当年与原告一同在顺意商店购买的农资，也存在水稻回收问题，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该证言本院不予确认；3.证人谭明清、秦臣辉证言，以上两位证人证言证明的原告出售水稻价格、当年普通水稻市场价格、原告当年水稻产量等内容，因只有证人证言证明，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本院不予确认；4.证人彭松杰、董殿生证言，以上两位证人证言证明的到种粮农户家看过水稻，因水稻质量不符合要求未回收等内容，因只有证人证言证明，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且证人不能确定去原告处检验过水稻，故本院不予确认。 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高某与顺意商店的经营者高志成为夫妻关系。2011年6月30日，诚信分公司成立，高某系该分公司负责人，高志成于2018年1月17日注册成立顺意农资商店，两个单位在同一场所由其夫妻二人共同经营。2018年4月1日，侯某在该商店内与高某、高志成签订了《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该合同为高某和高志成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标注的甲方为黑龙江省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诚信分公司，乙方为种粮户侯某。但合同上没有加盖诚信分公司的公章，黑龙江省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为“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字样，且该公章为复印件。该合同要求乙方使用的种子和化肥由甲方有偿提供，乙方自愿购买，收购保底价为每公斤3.20元，随市场价格可以临时调整，在双方协商认可的交易价格收购数量每亩（小亩）按1000斤收购。合同同时规定了回收水稻的质量标准，回收由高志成结算，合同上的联系电话是高某和高志成的电话。签订合同后，侯某在顺意商店赊购了17亩（大亩）土地所用的种子、化肥等农资并进行耕种，秋收后，合同标注的甲方两家公司以及顺意商店、高某均没有对侯某的水稻予以回收，为减少损失，侯某将水稻在市场上予以出售。2020年4月，顺意商店向法院起诉，要求侯某给付种子化肥款，法院支持了顺意商店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一、关于合同主体的问题。该《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从形式上看，甲方标注的是黑龙江省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诚信分公司，乙方为侯某。但合同中，甲方标注的黑龙江省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为“五常市龙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字样，且印章是复印件；诚信分公司没有加盖公章，红色印章为其他公司，不是诚信分公司印章。依据合同本身形式内容无法确定合同甲方，另外本院到龙源公司对其业务员彭松杰进行询问，其称龙源公司与顺意商店之间签订了水稻回收合同，但顺意商店与农户间签订的合同，龙源公司不知情，故龙源公司不是该合同主体。诚信分公司的负责人是高某，该分公司2018年9月18日已注销。该合同中，诚信分公司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也没有负责人签字，故不能认定诚信分公司是合同甲方。因该合同为高志成提供，合同签订地也是高志成所经营的顺意商店内，合同约定的甲方提供种子化肥等主要义务是由顺意商店履行的，在本院对高志成询问时，其自认顺意商店也是合同甲方。因此，综合该合同签订地点、签订人、实际履行的情况和高志成的自认，应当认定顺意商店为《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即实际的合同甲方。高某作为自然人，合同上没有体现其为合同甲方，也没有高某的签字，且没有证据证明高某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故不能认定高某为合同主体。 二、关于顺意商店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是由顺意商店提供的格式合同，约定了回收的价格和回收水稻应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问题。顺意商店称当年水稻的水分太大，所以没有回收，但就这方面的证据仅有两个龙源公司的业务人员出庭作证，证实去过农民家里看过水稻，但不能确定去过侯某处检验过水稻。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顺意商店到侯某处进行过检测水稻质量的事实。顺意商店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中虽没有约定检测水稻质量负责方，但根据常理判断及格式合同的不利提供方解释的原则，应由顺意商店负责水稻质量检测。现顺意商店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侯某的水稻进行过质量检测，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回收，构成违约。 三、关于侯某实际损失的问题。本案中，侯某在顺意商店没有回收水稻的情况下，为减少损失，将水稻在市场上自行销售。其损失数额，侯某提供三名证人证明该水稻当年以1.05元/斤的价格出售，并依据该出售价格与回收水稻的保底价格差计算其损失。本院认为，因侯某实际出售水稻的价格仅有证人证言予以证明，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且侯某出售水稻的价格与购销双方协商、出售时间等因素均有关联，依此价格差计算损失，不客观亦不公平。关于侯某损失的数额，因客观上已无法进行鉴定，但侯某将该水稻在一般市场上销售，依据市场上普通水稻的价格与合同约定的保底回收价格差酌情认定其损失更为适宜。庭审中，侯某称当年市场普通水稻的价格为1.40元/斤至 1.50元/斤，顺意商店称当年市场普通水稻的价格为1.30元/斤，因双方对该事实的陈述不一致，本院认为应按照有利于赔偿责任方的陈述予以采纳，即采纳侯某的陈述，普通水稻的价格为1.40元/斤至1.50元/斤。通过庭审中双方的陈述及合同中约定的亩产数量应为每亩（大亩）约产1500斤水稻，合同约定保底回收价为1.60元/斤。综上，本院酌情认定侯某的损失数额按0.15元/斤，每亩（大亩）1500斤计算较为适宜，其损失数额为3,825.00元（0.15元/斤× 1500斤/亩×17亩）。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侯某与作为合同实际履行人的顺意商店签订的《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但顺意商店未按照合同约定对侯某种植的水稻进行检测和回收，构成违约，其对侯某由此产生的损失应予以赔偿。高某不是合同主体，故不负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侯某与磐石市松山镇志成顺意农资商店于2018年4月1日签订的《绿色水稻种植收购合同》有效； 二、磐石市松山镇志成顺意农资商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赔偿侯某损失人民币3,825.00元； 三、高某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四、驳回侯某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2.00元，由侯某负担110.00元，磐石市松山镇志成顺意农资商店42.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玥 人民陪审员  李伟东 人民陪审员  佟 红 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杨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