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54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士雷，男，1975年5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宋士雷之妻），女，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雁，北京安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小年，男，1976年4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审第三人：北京筑诚兴业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大灰厂村西北侧2号。法定代表人：杜兴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倩，女，北京筑诚兴业混凝土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宋士雷因与被上诉人汪小年、原审第三人北京筑诚兴业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9民初4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士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或依法改判支持宋士雷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到案件正确、公正判决。1.一审法院共组织召开庭前会议四次，均由法官助理主持，完成了包括询问案件事实、组织举证质证（包括证人）、辩论及最后陈述等全部庭审程序。2020年11月17日，经传票到庭后依然为庭前会议，三方均对该操作表示明显不解并提出异议，审判员在庭审一个半小时后匆匆赶到并仅用5分钟将庭审形式化进行，未对案件事实进行任何一句实体审理。2.宋士雷于2021年4月25日被再次通知开庭，到庭后得知全部合议庭人员均非此前的人员，且因审限已至，一审法院匆忙进行庭审，并于4月27日草率判决。在庭审中确定的宋士雷提交的5份证据，一审法院仅记载4份，其他1份关键证据判决书未予提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宋士雷合法权益。不当得利要件中的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是指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并不是要求取得权利或财产的当时也无合法依据。本案中，汪小年取得20万元的合同保证金是基于两个公司间混凝土买卖合同，汪小年应将该款交至兴业公司，但汪小年私自将款项截留拒绝交至兴业公司并拒绝返还给宋士雷，汪小年获得该项利益无法律上的依据，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汪小年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兴业公司述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宋士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汪小年返还宋士雷20万元及上述款项自2018年6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付清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2日，宋士雷向汪小年尾号为8893的银行卡中转入200000元。宋士雷主张，其系北京京西鼎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西公司）业务经理且挂靠京西公司，以京西公司名义自兴业公司采购混凝土，双方之间的交易流程为宋士雷将货款以保证金的形式转给汪小年与兴业公司业务经理牛某，后兴业公司为京西公司提供混凝土，双方公司之间进行结算后，再将宋士雷转账的货款予以返还。但宋士雷于2018年6月12日转给汪小年的20万元，汪小年并未转给兴业公司进行货款结算，亦未退还宋士雷。为证实其主张，宋士雷提交以下证据：1.转账记录，证明宋士雷及其配偶张某自2017年9月15日至2018年6月12日期间转给兴业公司站长汪小年及其公司业主经理牛某保证金共计1495625元，汪小年及兴业公司自2018年1月19日至2018年1月22日退回宋士雷账户共计1295625元。经质证，汪小年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兴业公司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称转账记录中出现了两张卡，其中尾号为1688的卡，汪小年曾在其他案件中称该卡由兴业公司使用，但从未说过尾号为8893的卡由兴业公司使用，不认可该卡由兴业公司使用。2017年3月至2018年7月期间，是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公司）承包兴业公司资质期间，相关财务往来，都是新奥公司具体实施，汪小年、牛某均是新奥公司派驻到兴业公司经营搅拌站，二人代表新奥公司，如果有收款是新奥公司经营过程中产生，与兴业公司无关。2.民事调解书，证明京西公司与兴业公司之间的混凝土买卖合同纠纷经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调解作出民事调解书，且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双方现无债权债务关系。经质证，汪小年对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称不知道此事；兴业公司对民事调解书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该民事调解书涉及的是兴业公司与京西公司之间的业务，与本案中20万元没有关联性，20万元是转到汪小年的个人账户。3.通话录音及书面材料，证明经宋士雷配偶张某与兴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兴发电话联系，杜兴发称宋士雷于2018年6月12日转入汪小年账户的20万元，汪小年并未交给兴业公司参与结算。经质证，汪小年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进入该卡中的款项可能是工程款，该卡进出款项都是用于兴业公司正常经营，该卡由兴业公司财务掌握，至于宋士雷转入的钱公司用途其不清楚；兴业公司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可，称该录音中杜兴发称20万元并未转兴业给公司，是转到汪小年个人账户，其个人使用，与兴业公司无关。汪小年辩称其系兴业公司站长，负责日常经营活动，其名下尾号为8893的银行卡于2017年3月27日至2018年10月、11月期间由兴业公司财务掌握。为证实其主张，汪小年提交以下证据：1.尾号8893的银行卡自2017年4月以来的交易明细，证明交易明细中无个人交易记录。经质证，宋士雷对交易明细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第一，从转账记录中可以看出，该卡向汪小年个人多张卡内大量转入现金，不认可该卡由兴业公司掌握，但即便该卡真如汪小年所言存放在兴业公司，其个人也与兴业公司的财产发生混同；第二，汪小年于2017年3月27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任兴业公司的站长，更与新奥公司合伙承包兴业公司，故汪小年作为实际经营者，应由其实际掌控该卡；第三，根据新奥公司与兴业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约定，在合作承包期间，关于财务等遗留问题，全部由汪小年承担责任。兴业公司对交易明细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2017年3月27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系新奥公司承包其公司期间，汪小年作为新奥公司的授权人和投资人与新奥公司合伙经营兴业公司的搅拌站，在2018年7月15日之后，汪小年与杜兴发合伙承包经营搅拌站，故汪小年作为实际承包人，主张该卡由兴业公司掌握没有依据，且该卡中有多笔转入汪小年个人卡的往来，该卡实际由汪小年掌握，宋士雷向汪小年主张2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2.申请证人于某出庭作证，其出庭作证时称，其于2018年8月8日至2018年11月初期间就职于兴业公司，任财务经理，其从原财务处接收汪小年的北京农商银行卡，该卡在其任职期间在其手中，但其不清楚其任职之前，该卡是什么时候到原财务处的，卡号其不清楚，其管理该卡期间兴业公司并未使用该卡进行过交易。经质证，宋士雷对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证人的入职时间是在2018年8月8日，其入职后，卡内余额仅50元，且证人称在其掌握卡期间，公司未进行交易。证人陈述汪小年只有一张卡归兴业公司保管，还不确定卡号，在汪小年打印的交易明细中可以看出数笔款项都是转至汪小年个人卡上，即便该卡在兴业公司财务处，也与其他卡发生了混同。兴业公司认为证人系汪小年招聘，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没有证明效力。宋士雷主张的20万元是在2018年6月12日转到汪小年账户的，时间是在证人入职之前，证人只能证明其入职期间的情况，对其入职前的情况不清楚，对卡的使用情况也不清楚。2018年7月兴业公司与新奥公司解除承包合同后，汪小年和杜兴发承包，公章等都交给了他们，证人是汪小年和杜兴发雇佣的，不认可是兴业公司的财务经理，且对证人提交的交接单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交接单上没有写具体卡号，证人也不确定卡号是多少，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3.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证明另案裁判文书可以证实尾号为8893的卡由兴业公司使用，用于日常经营活动。经质证，宋士雷对裁判文书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根据判决书的认定内容，在2017年3月27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汪小年与新奥公司合伙承包了兴业公司，在此期间，汪小年作为承包人、站长以及实际经营者，实际掌控公司经营，所以无论该卡是否由其本人或者财务使用，都是可以由汪小年实际掌控的，故判决书无法证明汪小年想要证明的内容，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兴业公司对判决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判决书涉及的纠纷中，除了转账记录还有加盖兴业公司财务章的收据，判决书并没有认定尾号为8893的卡是由兴业公司使用，只是法院根据证据优势的规则作出的判决，汪小年主张该卡由兴业公司使用没有依据，对裁定书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另查，在吴荣付起诉兴业公司、汪小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06民初8394号民事判决书。后兴业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2民终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生效民事判决书查明，2017年3月27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新奥公司承包经营兴业公司名下的混凝土搅拌站，汪小年系该站站长，负责搅拌站的日常经营。2017年3月27日至2018年9月26日期间，汪小年与新奥公司存在合伙关系。本案审理中，经释明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宋士雷坚持认为其作为京西公司代表，汪小年作为兴业公司站长，在双方公司对于买卖合同价款进行结算后，汪小年不退还宋士雷作为合同保证金向其转账的2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坚持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由此产生的纠纷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中，宋士雷自述其挂靠于京西公司期间，因建筑工程施工以京西公司名义与兴业公司建立买卖混凝土合同关系，2018年6月12日向汪小年账户转款20万元系按混凝土买卖的交易流程给付的合同保证金，此时系新奥公司承包经营兴业公司名下混凝土搅拌站期间。据此，宋士雷转款至汪小年账户20万元并非无“任何原因”的没有法律依据，宋士雷与汪小年之间不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虽经释明，宋士雷坚持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主张汪小年返还2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此，宋士雷提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宋士雷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证据。二审期间，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一审中，宋士雷提交了京西公司于2020年11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宋士雷自2016年起至今在我公司担任建筑工程的施工负责人。宋士雷以我公司名义与兴业公司就买卖混凝土的价款已结算并履行。2018年6月12日宋士雷转至汪小年账户的20万元，系宋士雷的个人债权，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主张相关权利。”二审中，兴业公司明确未使用过宋士雷在本案中主张的20万元，该20万元并非是付给兴业公司的工程款，是宋士雷个人向汪小年转款。2019年11月14日，兴业公司诉京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该案中，兴业公司主张京西向其支付货款1414952.5元、违约金及利息。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二审中，兴业公司明确京西公司与兴业公司之间的混凝土买卖合同纠纷已经履行完毕，宋士雷支付至汪小年尾号为8893号的银行卡中的20万元，并未算作京西公司向兴业公司支付的货款，而且不存在宋士雷个人付款但是以京西公司的名义向兴业公司支付的情形。二审中，各方均认可宋士雷曾向牛某转账1145625元，张某及宋士雷向汪小年的银行卡中转账35万元。宋士雷认可牛某已将收到的宋士雷转账在当天或次日转入汪小年的银行卡中。汪小年的银行卡曾于2018年1月19日向宋士雷转账70万元，于2018年1月22日向宋士雷转账95625元。汪小年称不清楚，前述两笔款项为何种款项，但称系新奥公司承包兴业公司期间由财务人员进行的转账。2018年1月22日，兴业公司分5笔（每笔10万）向宋士雷转账50万元，汪小年称该款项系业务往来，极有可能是退款。上述汪小年以及兴业公司向宋士雷转账共计1295625元。汪小年称其名下尾号为8893的银行卡在新奥公司承包兴业公司之前就已经办理了网银，新奥公司承包兴业公司的期间为2017年3月27日至2018年7月16日之间。汪小年称其与新奥公司之间存在合伙经营兴业公司的协议，但合伙人不止其一个人；汪小年是新奥公司承包兴业公司期间新奥公司委派的总负责人，牛某是经营负责人，汪小年是牛某的上级，牛某系其副职。二审中，汪小年明确宋士雷个人与其之间没有业务关系。兴业公司明确宋士雷个人与兴业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关系，宋士雷代表京西公司与兴业公司所有的款项最终均由京西公司自身支付，宋士雷个人未代京西公司向兴业公司付款。宋士雷称，其每次向兴业公司购买混凝土时，根据牛某的指示将预付款打入汪小年或牛某的个人账户，兴业公司之后向京西公司发货，发货完成后，京西公司向兴业公司付款，然后汪小年或兴业公司再把宋士雷个人付的钱退还给宋士雷。汪小年称，宋士雷每次购买混凝土的时候先联系牛某，根据牛某的指示将预付款打给汪小年的卡或者兴业公司的账户，兴业公司发货后，京西公司向兴业公司付款，京西公司付款后再由汪小年的卡或兴业公司的账户给宋士雷退垫的款项。兴业公司称，过程是宋士雷个人将预付款打到兴业公司账户，兴业公司发货，京西公司付完全部款项后，兴业公司再把宋士雷个人预付的款退给宋士雷。二审中，宋士雷称其个人打给汪小年账户或者牛某的款项，类似于预付款或保证金，因为兴业公司担心京西公司不付款，这个款项最终要退回来，所以未走兴业公司的账。宋士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20年9月27日。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依据前述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一、一方取得财产性利益；二、另一方受有损失；三、得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没有法律根据。其中，“没有法律根据”的具体形态包括：（一）自始欠缺给付目的；（二）为实现特定目的而给付，但该目的未能实现的；（三）给付目的消灭的。本院认为，就宋士雷主张的其于2018年6月12日向汪小年的尾号为8893号的银行卡转入的20万元，相对于汪小年而言构成不当得利，理由如下：一、兴业公司认可宋士雷个人与其之间没有业务关系，从兴业公司陈述的与宋士雷发生交易的过程来看，兴业公司认可在京西公司向其支付完混凝土款之后，宋士雷个人支付的款项应当退还给宋士雷。本案中，兴业公司明确京西公司已经向其支付了所有的混凝土款，且混凝土款中并不包括宋士雷个人支付的款项，京西公司亦明确表示不对前述20万元主张权利。二、汪小年亦认可宋士雷个人与其之间没有业务往来。从汪小年的陈述来看，宋士雷个人打入汪小年账户以及兴业公司账户的款项，在京西公司支付完毕混凝土款后，亦要退还给宋士雷。三、宋士雷及其妻子共计向汪小年个人账户汇入1495625元（含汇入牛某账户后，再转入汪小年的账户部分），而汪小年个人账户在2018年1月19日向宋士雷转账70万元，于2018年1月22日转账95625元。结合，汪小年所述的新奥公司承包兴业公司的期间为2017年3月27日至2018年7月16日之间；汪小年是新奥公司承包兴业公司期间新奥公司委派的总负责人的陈述，兴业公司在2018年1月22日向宋士雷转账的50万元，可以视为在汪小年的指示下所进行的转账。四、除宋士雷主张的于2018年6月12日向汪小年转账的20万元以外，宋士雷或张某向汪小年以及牛某的转账均在2018年1月22日前，而汪小年本人或者其指示兴业公司在2018年1月22日前已将宋士雷此前预付的款项退还完毕。前述汪小年本人或者其指示兴业公司向宋士雷退款的行为，与宋士雷、兴业公司、汪小年陈述的京西公司通过宋士雷与兴业公司发生交易的流程及最终要向宋士雷个人退款状况相符。五、宋士雷、兴业公司、汪小年均陈述了京西公司通过宋士雷与兴业公司发生交易涉及的宋士雷个人支付的款项均最终要向宋士雷个人退款，宋士雷参与的涉及兴业公司的交易相对方均为京西公司，并非宋士雷个人。京西公司关于宋士雷代表京西公司与兴业公司所有的款项最终均由京西公司自身支付，宋士雷个人未代京西公司向兴业公司付款的陈述亦可印证各方陈述。因此，宋士雷个人支付的款项均应退还给宋士雷。六、从汪小年的抗辩主张来看，其认为宋士雷主张的款项系新奥公司承包经营期间的，其本人没有使用，应在结算后由新奥公司或兴业公司退还。但是汪小年并没有指出宋士雷未结算的具体款项，亦未对此提出证据证明。由于汪小年与新奥公司存在合伙经营兴业公司的情况，汪小年系新奥公司委派至兴业公司的总负责人；汪小年名下尾号为8933的银行卡与其本人其他银行卡之间存在频繁交易，亦与兴业公司之间存在频繁交易，并且存在POS消费；并考虑该卡系汪小年个人卡，结合于某的证言内容，以及该卡办理网银的时间，本院认为尾号为8933号银行卡应由汪小年个人实际支配。综上，本院认为结合三方陈述的宋士雷参与混凝土交易的交易流程以及所起的作用，汪小年曾向宋士雷退款的情况，并综合本案庭审情况，宋士雷在2018年6月12日向汪小年转账的20万元，相对于汪小年可以构成不当得利。结合本案的特定事实以及前述论述，本院认为汪小年个人银行卡收取宋士雷20万元，该卡由汪小年实际支配，在京西公司支付完毕兴业公司全部混凝土款后，且宋士雷个人与京西公司以及汪小年均无业务关系的情况下，应退还宋士雷。汪小年与新奥公司或者兴业公司就此20万元的最终负担问题可另行解决。宋士雷主张从2018年6月12日起计算前述20万元的利息损失，并无法律与事实依据，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确定从宋士雷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其利息损失。综上所述，宋士雷的上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9民初4358号民事判决；二、汪小年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宋士雷20万元；三、汪小年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宋士雷利息损失（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宋士雷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汪小年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汪小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 睿审 判 员  唐述梁审 判 员  张 静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任可娜书 记 员  段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