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1民终107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君，女，1984年1月17日出生，满族，住沈阳市浑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照，辽宁化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浑南区社区工作者协会，住所地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13号。法定代表人：常越，该协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溪，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君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浑南区社区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社区工作者协会）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20）辽0112民初576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君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是否受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判断一个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应首先认定案件本身基本事实所成立的法律关系，如案件事实成立的法律关系是现行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则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从本案的基本事实出发，本案的纠纷为社区工作者与社区工作者协会在劳动报酬、失业金等劳动保险待遇、经济赔偿金、加班费、待通知金等方面产生的纠纷，这与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请一致，因此，如要判断本案是否属于劳动争议案件，须详细分析本案是否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实质性标准。依据法律规定，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实质性标准为：一、双方均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二、劳动者实际提供劳动；三、用人单位实际发放工资报酬；四、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的管理。本案中，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均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一方面，根据国家社会组织登记官网查询显示，被上诉人社区工作者协会的社会组织类型为“社会团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之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之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并且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社区工作者岗位协议书》在协议书的开头也载明甲方即被上诉人为用人单位，因此，被上诉人作为“社会团体”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另一方面，上诉人作为社区干事，根据2018年4月施行的《沈阳市社区工作者管理考核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一条之规定，社区干事是通过公开招聘并签订劳动合同的社区工作人员，按照劳动合同管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一条的规定，劳动合同是约定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合同。上诉人作为一个通过公开招聘并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并且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社区工作者岗位协议书》在协议书的开头也载明乙方即上诉人为劳动者，因此，上诉人理所当然符合劳动者的主体资格。2.本案被上诉人实际提供劳动。在原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岗位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等证据，被上诉人承认上诉人在其分配的汪家街道汪家社区实际工作，并且已经实际提供劳动达四年之久，且梁君一直未变动过工作岗位。3.用人单位实际发放工资报酬。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社保证明、住房公积金证明等材料，均可证明被上诉人社区工作者协会为梁君发放了工资及法律规定的劳动福利。原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4.上诉人接受了被上诉人分配的工作岗位的管理。依据双方签订的《社区工作者岗位协议书》，虽然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名称为“岗位协议书”，但是依据法律规定，合同名称并不能决定合同的性质，只有合同的内容才能认定合同的性质。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五条劳动纪律中约定，上诉人应服从被上诉人的管理和教育，因此，上诉人一直接受被上诉人的管理。5.2018年最新施行的《沈阳市社区工作者管理考核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一条之规定：社区工作者应签订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处理。一方面，被上诉人原审裁定所依据的2011年施行的《沈阳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的规定应属于旧法，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按照新颁布施行的法律为准，因此，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排除适用的情况下，本案应适用新的法规，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另一方面，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社区工作者岗位协议书》第一部分及第五条的规定，“双方除受旧法《沈阳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管理外，同时应受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制”。目前，新法已经施行，协议书约定的其他法律法规当然包括《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因此，本案是关于财产关系的纠纷，当然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6.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非行政管理关系。行政管理关系是指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控的因行政活动而形成或产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而在本案中，上诉人作为通过公开招聘考试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其与进行公务员考试或者参公的事业单位不属于同一性质；并且，被上诉人也属于社会团体，并不是行政机关，如果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属于行政管理关系，那么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应由行政法来规定，但是，本案显然缺乏这一依据。在原审中，被上诉人援引《沈阳市浑南区社区工作者管理考核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二款“社区工作者管理和考核由区委组织部门宏观统筹，区民政局具体实施”的规定，继而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为行政管理法律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原因是：第一，该管理考核实施细则在新的《沈阳市社区工作者管理考核办法》实施后属于旧法；第二，该款规定的“社区工作者管理与考核由区民政局具体负责”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有劳动管理的义务，但是并未说明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第三，社区工作者作为社区的工作人员，而社区和被上诉人社会工作者协会并不是政府机关，我国最低一级的行政机关为乡级政府，而社区工作者并非政府工作人员，被上诉人的主张显然违背法律规定和经验法则。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律关系符合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之规定，本案应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应受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被上诉人主体完全适格。众所周知，民事诉讼中被告是否适格，是指与原告是否属于在同一争议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或者被告是否是与原告属于连带主从法律关系的主体。判断主体是否适格，需审查是否与本案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直接利害关系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权或人身权或者其他权益直接遭到他人的侵害或者直接与之发生权利、义务归属的争执。1.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用人单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社区工作者岗位协议书》中，协议在开头约定的用人单位甲方即载明为社区工作者协会，协议在开头约定的劳动者乙方即载明为梁君，协议第二条约定：“被上诉人根据工作需要，分配上诉人从事社区工作，在正常情况下，上诉人必须完成工作任务，在双方未经协商变更协议中确定工作岗位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不得变更上诉人工作岗位”；协议第三条约定：“被上诉人根据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法规、标准，提供劳动保护设施和必要的工作条件”；协议第四条约定：“被上诉人按月申报，财政委托银行以货币形式支付给梁君”；协议第五条约定：“被上诉人依据法律法规对社区工作者实施管理”。根据前述约定，被上诉人承担了分配上诉人工作和工作任务、管理梁君、为梁君开工资等责任，其完全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义务，并且在实际的管理、开资、缴纳保险中，被上诉人亦作为实际的义务主体，实施了上述行为。重要的是，在原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给上诉人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更能证明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用人单位，有直接利害关系。2.被上诉人作为民事协议的主体不能以行政区划调整为理由摆脱民事责任。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是与被上诉人合同存续期间的劳动报酬等权利，索要的并不是合同解除后的报酬，并且，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用人单位，与上诉人签订了民事性质的《社区工作者岗位协议书》，将其列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从2016年至2020年一直为上诉人发放工资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分配工作岗位与工作任务，这是岗位协议书赋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民事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双方之间形成了劳动法律关系，不因行政区域调整而消灭。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2017年4月就成立了沈抚新区，行政区划进行了划分，但是，从2017年4月至今，上诉人一直在被上诉人分配的工作地点工作，一直为上诉人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从未因为所谓的行政区划调整而对民事责任的履行提出过异议。被上诉人于2020年为上诉人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该证明书与《社区工作者岗位协议书》共同证明双方一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事劳动法律关系。原审中，被上诉人一直声称其自2019年3月开始是受沈抚新区的委托来发放工资和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及法律规定并且违反其的自身行为逻辑。原因：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成立民事法律关系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以自身与另一方签订了所谓托管协议为由，将自身义务转让给第三方，那么，被上诉人自身与第三方达成的义务转移协议，在没有得到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更何况被上诉人于2020年还向上诉人出具证明书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第二，如果是沈抚新区委托发放及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应以沈抚新区的名义来发放及解除劳动合同，而不是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但在事实上，工资报酬与社保的缴纳均为被上诉人的名义发放，最重要的是，解除劳动合同还仍然是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解除，这不符合委托法律关系的规定，即使是隐名代理，在沈抚新区未行使介入权承担责任之前，即便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披露沈抚新区的存在，上诉人对自身权利主张的对象亦有选择权。第三，被上诉人声称其为上诉人等人发放的工资等最终费用由沈抚新区承担，但是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反而提供的证据均显示相关支出为被上诉人支出。因此，本案中，被上诉人属于适格的被告主体，原审法院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沈阳市浑南区社区工作者协会辩称，同意一审法院裁定。另外与上诉人同批的社区工作者郑美虹与上诉人同时间段提起诉讼，中院已经做出2021辽01民终8088号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梁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社区工作者协会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49050元、2020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3758.62元、加班费186176元、2020年1月至3月应发工资（含绩效工资）12400元、失业金19005元、代通知金5450元、中级职称应补工资2000元，补缴2020年2月、3月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梁君是由社区工作者协会按照《沈阳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聘用的社区工作者，该办法已经明确规定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和解聘后的具体救济途径，梁君的工作性质、福利待遇以及管理形式均不同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情形，梁君、社区工作者协会之间的纠纷并非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梁君工作的沈阳市浑南区汪家街道经过区域规划调整后，社区工作者协会不再对该区域内的社区工作者行使管理权，社区工作者协会与梁君之间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社区工作者协会的被告主体身份已经不适格。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一款（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梁君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0元，退还原告梁君。二审中，梁君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5份新证据。证据一，辽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证据二，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据三，《情况说明》；证据四，沈阳市社会工作师登记系统截图；证据五，关于聘任2019年浑南区食品安全协管员的通知。用于证明：汪家街道在2020年及之前都一直为浑南区管辖范围，受浑南区的管理。社区工作者协会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他证据未提供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全部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我方于一审时提交的委托管理协议已经能证明汪家街道于2019年1月1日即归沈抚新区管理，此为行政区域的划转，仅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推翻该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梁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沈阳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六章“社区工作者的退出”第四十四条规定：“社区工作者对考核结果和罢免、解聘等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应在接到相关决定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街道办事处提出复议申请。街道办事处在接到申请后，应在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将复议结果通知申请人。”第四十五条规定“社区工作者对复议结果仍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结果通知书三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同级政府民政部门提出申诉。同级民政部门应在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将复核决定通知申诉人。同级政府民政部门的复核决定为最终裁决。”本案中，梁君应聘的社区干事属于《沈阳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通过招聘、享受政府补贴的社区专职干事”，其对解聘等决定有异议的，应按照上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选择救济途径。梁君与社区工作者协会之间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梁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孙卓审判员  赵卫审判员  李娜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法官助理刘振书记员张鑫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