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60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智丰，男，195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成都精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1号。法定代表人：李智丰，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中轻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下斜街二十九号西楼205室。法定代表人：刘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暐，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智丰、成都精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精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轻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北京中轻生产力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中轻中心）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32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中轻中心一审诉讼请求，支持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一审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轻中心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成都精进公司与中轻中心之间的合作，与李智丰无偿代理是各自独立的民事行为。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在一审期间以两份相互独立的《投资顾问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2012年3月20日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院长办公会决议（以下简称《增资决议》）和成都精进公司于2012年9月25日作出的《关于股票账户运行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为主要证据，证明中轻中心委托投资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即有《备忘录》约定、有承诺的双方法人合作阶段和2011年后没有合同约定、没有承诺的自然人无偿代理阶段。中轻中心在“两个阶段”均是以自己名义开立资金账户和股票账户，交付交易密码委托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进行投资管理。1．两份《备忘录》明确约定履行期限，且各自独立、互无关联。成都精进公司与中轻中心分别于2009年、2010年签订的《备忘录》具体约定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所得收益归于两家公司，“委托理财期限”为年初至年底一年。两份《备忘录》均因2010年12月29日中轻中心将资金撤离证券账户而终止。一审判决认定《备忘录》并未约定委托理财期限及最终款项支付期限是错误的。2010年4月8日，成都精进公司与中轻中心重新签订《备忘录》，中轻中心提高了合作条件，降低成都精进公司顾问服务费支付比例、要求以房屋产权作“保底”抵押。该《备忘录》签订后，中轻中心于2020年4月15日调入资金。因此，2010年《备忘录》与2009年《备忘录》并不相同。成都精进公司以房屋产权作“保底”，才产生了2010年《备忘录》。两份《备忘录》采用书面形式，均加盖有法人印章，缔约主体均为两家公司，因此，区别于2011年后形成的没有承诺、没有合同约定的自然人无偿代理，且两份《备忘录》之间因具体约定不同，构成互无关联的独立民事行为。2．李智丰无偿代理是独立的民事行为，与两份《备忘录》无关，且不能“对应”。2011年初，中轻中心认为行情好转，称班子研究决定委托运作证券账户，要给单位“谋福利”。李智丰对行情没有把握，没有建议中轻中心启动账户运行，在双方没有报酬支付、责任分配约定的情况下，中轻中心认可自然人代理，调入资金并交付证券账户交易密码。李智丰是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彩虹公司）职工，在工作岗位上代为投资管理，自2011年2月14日至2012年9月11日中轻中心通知“暂停”运行、资金撤离证券账户而终止。因中轻中心中途通知“暂停”运行而且迅速撤资，李智丰事前不知道其意图，此系中轻中心单方行为，而非双方约定终止。李智丰个人代理期间，2011年3月24日中轻中心依据《增资决议》自行增资，且当年年底没有将资金撤离证券账户，李智丰与中轻中心形成以中轻中心名义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代理和被代理关系，独立于成都精进公司与中轻中心签订的两份《备忘录》。3．没有合同约定的自然人受托代理，是委托人自己的行为。（1）中轻中心知道2011年1月1日《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开始实施，填补了法规空白，成都精进公司不具备法规所要求的行为能力，不能再与中轻中心之间存在类似签订《备忘录》的行为，只能由自然人代理。法律要求法人之间应以书面形式签订合同，中轻中心没有采取任何口头或书面合同形式，证明是中轻中心自己的投资行为，没有必要明确受托人义务和责任。（2）李智丰无偿代理期间，不具备合同约定应有的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合同的成立要件或合同要素。中轻中心依据《增资决议》“增资”，投入资金近千万元。中轻中心明知李智丰是企业工薪职工，没有风险承受能力和履约行为能力，也没有提出报酬要求。中轻中心也没有要求李智丰作出“保底承诺”。因此，中轻中心与成都精进公司和李智丰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合同约定。成都精进公司事后于2012年9月25日以法人名义作出的《说明》也不能改变当初李智丰无偿代理的既成事实。中轻中心主张无偿代理是有“保底承诺”的合同行为，但未能举证“承诺”存在，未能举证与《备忘录》有关联且能够“对应”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证券账户运行周期连贯，进而判决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因“保底条款”导致“合同”无效而向中轻中心返还李智丰个人无偿代理期间的本金，没有事实依据。二、法定代表人与自然人是不同主体，具有双重身份，在同一民事行为中，法定代表人和自然人的身份相互排斥。成都精进公司、李智丰是不同的民事行为主体。在成都精进公司与中轻中心签订《备忘录》阶段，成都精进公司是缔约人，李智丰以成都精进公司名义、代表成都精进公司，其自然人身份被法定代表人身份所吸收，即李智丰的行为是代表成都精进公司的职务行为，与李智丰本人无关。李智丰不能同时成为《备忘录》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操作股票账户的责任及利益均应归属于法人。在无偿代理期间，成都精进公司与中轻中心没有签订合同、没有权利义务约定，李智丰是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不代表成都精进公司，是其个人的民事行为，与成都精进公司无关。针对李智丰以成都精进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的事实，李智丰说明如下：1．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没有参与国有资产风险投资的主动意愿。李智丰于2009年3月接到中轻中心第一个电话，称其班子研究找人合作给单位“创收”，而此前李智丰没有与中轻中心任何人交流过有关股票市场的问题。2．股市风险难料，李智丰筹建成都精进公司时，中轻中心证券账户没有盈利，不能预料之后会绝对盈利而不亏损。李智丰于2009年6月开始筹建成都精进公司，7月份完成，8月初才与中轻中心签订《备忘录》，是因为李智丰个人是兼职、工作任务重、成都精进公司筹建较晚所致。3．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一直信任中轻中心“班子研究”的“表示”及其行为，认为双方合作经过中轻中心“班子研究”，愿意建立正常的法人合作关系。李智丰所在企业是知名民营企业集团，就职三十多年，工作任务重，如果中轻中心告知李智丰“班子研究”的真实情况，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不会接受委托，也不会拿房屋产权作“保底”抵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中轻中心主张在其与成都精进公司签订有《备忘录》有承诺的合同阶段，其与李智丰存在合同关系，又主张在李智丰无偿代理期间，其与成都精进公司之间是有承诺的合同关系，中轻中心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因此，不存在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均需返还中轻中心投资本金的事实依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2刑初793号《刑事判决书》证实，在成都精进公司与中轻中心合作期间，中轻中心委托成都精进公司炒股、双方签订“利润分配协议”即《备忘录》，成都精进公司是法人行为，而不是自然人行为。中轻中心将同一民事行为归属于不同民事主体，意在将成都精进公司和李智丰全部列为责任主体，以达到返还财产的目的。一审判决违背社会常识。三、《增资决议》证明，在李智丰无偿代理期间，中轻中心证券账户运行是其自己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按照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开展投资理财，所获收益归委托人所有，投资风险也应当由委托人承担，受托人仅在故意、重大过失或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证明，中轻中心是按照2012年3月20日院长办公会形成的《增资决议》于同年3月24日向其证券账户增资，是中轻中心基于行情判断、因为自身“谋福利”的需要而作出的决定。成都精进公司没有建议中轻中心重启账户运行或增资。中轻中心2010年提高了合作条件、扣留抵押房产证并获取《房屋产权抵押证明》，增资金额巨大。在2012年9月李智丰无偿代理被“暂停”后，证券市场行情好转，中轻中心不再委托李智丰，而是委托其他人实现大幅度盈利。李智丰不可能影响中轻中心的行为。中轻中心增资的账户是委托李智丰代理的证券账户，但是《增资决议》中没有委托代理内容，也不涉及成都精进公司和李智丰，证明“增资”是中轻中心自负盈亏的自主行为。《增资决议》证明，李智丰无偿代理期间，没有“保底”义务在内的任何承诺或约定，与中轻中心之间属于没有“承诺”的无偿委托关系，不存在“合同无效”事由，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不应承担中轻中心增资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由于李智丰与中轻中心没有任何形式的“承诺”和约定，李智丰代理并非有偿行为，中轻中心无权要求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返还投资本金。无偿代理期间的委托资产损失是股市行情处于低迷环境的正常风险所致，李智丰已经尽到善良管理人义务，在受托过程中没有过错。中轻中心未能举证证明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具有故意或有重大过失，未能举证证明《增资决议》是双方有“保底承诺”的合同约定，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不应承担返还财产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无偿代理期间系合同关系且因“保底条款”而导致“合同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判令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返还财产，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四、中轻中心要求返还财产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与中轻中心委托投资发生在2017年10月以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轻中心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二年。即使合同无效，中轻中心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应受二年诉讼时效的限制。一审判决认定中轻中心诉讼主张是“返还本金”的“给付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中轻中心在2010年底合同终止时就知道亏损的存在，长期扣留抵押的房屋产权证，证明中轻中心自知具有返还财产请求权，损失并非因本案合同被确认无效而产生，并非因合同的无效或者被撤销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是在合同无效后才知晓其具有返还本金请求权。合同被人民法院确认无效后，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应当适用关于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因此，其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双方行为终止时起算。《备忘录》明确约定“委托理财期限”自年初至年底为期一年，即至年底资金撤离证券账户时终止，约定“由乙方在年度末予以补足”“由乙方在年末时补足”“若年末结算时发生超过或少于应支付额，则在年末结算时多退少补”为“最终款项支付期限”。中轻中心资金撤离后，双方2010年签订的《备忘录》于2010年12月29日终止，其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应于2012年12月29日届满。无偿代理因2012年9月10日中轻中心通知中途“暂停”且2012年9月14日将资金撤离证券账户而终止，诉讼时效期间应自证券账户资金撤离、行为终止时起算，其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应于2014年9月13日届满。中轻中心依据2010年《备忘录》及《房屋产权抵押证明》通知成都精进公司将抵押房产出让变现。基于双方是正常的法人合作，成都精进公司予以配合。成都精进公司于2017年初将房产变现后归还中轻中心946200元时，双方均未提及中轻中心所诉“剩余部分”，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不存在重新确认“剩余部分”的意思表示。中轻中心无证据证明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放弃了“剩余部分”诉讼时效抗辩权。诉讼时效中断只能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归还中轻中心款项不能恢复“剩余部分”的诉讼时效。中轻中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期间无中断事由，没有导致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事实。中轻中心于2018年7月提起诉讼，其行使返还财产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其知道亏损发生之时而非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时起算，其返还财产请求权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五、中轻中心代表行为有效，全部投资损失应由中轻中心自己承担。中轻中心的行为是通过其代表人或代理人行使。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基于中轻中心“班子集体研究过”的表示、签订《备忘录》并盖有印章、证券账户资金调动以及顾问服务费的支付等事实，确信中轻中心代表人或代理人具有授权，并在此基础上与中轻中心缔结合同关系并形成无偿代理，以房屋产权作“保底”抵押并在事后将变现所得归还中轻中心，事后应中轻中心的要求作出《说明》。（2017）京0102刑初793号《刑事判决书》证实，中轻中心对外委托投资理财有权作出决定和书面授权的法人权力机构是院班子会，其产生的《决议》是内部授权文件。中轻中心院班子会决议决定委托成都彩虹公司，并依据《增资决议》向李智丰代理的账户增资，但《增资决议》中并无委托事项，该两项决议均与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无关。中轻中心违背院班子会议内部制约，与成都精进公司签订有“保底条款”的《备忘录》及委托李智丰无偿代理，均未经“院班子会议”授权。因此，中轻中心行为人没有代理权。法定代表人行为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该法定代表人行为无效。根据法律规定，无权代理及合同无效的后果应直接由中轻中心承担，应当依法追究中轻中心的法律责任。六、“保底条款”是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受欺诈而达成，受欺诈方不应承担财产返还责任。一审期间，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就中轻中心欺诈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一审法院仅以中轻中心“内部决策程序不影响以法人身份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效力”为由未予支持。一审法院回避欺诈事实，仅审查“保底条款”，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错误判定受欺诈方承担全部责任。1．“内部决策过程”产生的院班子会决议是“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张中轻中心“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未尽告知义务，违反法定先合同义务。先合同义务是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合同生效之前所发生的应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的法律义务，包括告知义务。中轻中心长期隐瞒的重要事实，包括在中轻中心“内部决策过程”中。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的规定，反诉中轻中心因未尽先合同义务存在民事欺诈行为，要求中轻中心退还以履行2010年《备忘录》为由诈取的房产变现款，而不是请求法院确认“以法人身份对外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效力”。2．中轻中心故意作出虚假意思表示、刻意隐瞒真实情况。（1）（2017）京0102刑初793号《刑事判决书》证实，院班子会决议是中轻中心“内部决策过程”存在的关键证据，中轻中心行为未经院班子会决定，且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对此并不知情。2009年4月13日《院班子会决议》决定委托的是另一家公司，而双方以房屋产权作抵押的《备忘录》是在2010年4月8日签订，决议形成在前，《备忘录》签订在后，中轻中心明知成都精进公司身份，但在收到《备忘录》文本及成都精进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时并未履行告知义务，致使双方签订以获取房屋产权抵押为目的的合同。（2）《增资决议》证明，中轻中心故意告知虚假情况。一审法院调取中轻中心《院班子会决议》和《增资决议》，发现《增资决议》确有院班子成员签字。中轻中心增资的对象是无偿代理的证券账户，该“决议”与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无关，证明中轻中心虚构事实，使李智丰误以为无偿代理经过其“班子研究”。（3）中轻中心以履行2010年《备忘录》为由，诈取房产变现款946200元。2016年底，中轻中心隐瞒重大关键事实，利用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对其虚假言行的信任，依据2010年《备忘录》中的“保底条款”和私下获得的《房屋产权抵押证明》，要求成都精进公司出售抵押房产，从而诈取变现款946200元。中轻中心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欺诈手段获取利益，以法人名义接收，中轻中心是民事欺诈主体。中轻中心一直扣留抵押房屋的产权证，成都精进公司并非自愿将抵押房产变现，且成都精进公司认可变现还款是双方法人之间的往来，与李智丰无偿代理无关。（4）因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信任中轻中心行为经过“院班子会”研究决定，2012年9月25日按照中轻中心要求以成都精进公司名义作出《说明》，是中轻中心隐瞒重大关键事实的欺诈行为的结果。3．“保底条款”不违法，是中轻中心欺诈和违规行为所致。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保底条款”无效，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签订的《备忘录》不针对第三人，“保底条款”没有损害国家、社会公众、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法律法规并无“保底条款”违法的规定，《备忘录》不存在违反法律效力性或禁止性规定导致无效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五种无效事由情形。“保底条款”因中轻中心欺诈行为产生，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有关欺诈的法律规定。七、一审法院无视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提交的证据，回避中轻中心的举证责任，对以下主要事实认定错误：（1）《说明》对于中轻中心证券账户分为两个阶段运行的事实作出了说明，即有《备忘录》约定、有承诺的合同阶段和2011年后没有合同约定、没有承诺的自然人无偿代理阶段。（2）《说明》不涉及中轻中心证券账户2011年的运作主体，不存在无偿代理期间既是成都精进公司行为、又是李智丰行为的表示。事后成都精进公司以法人名义作出的《说明》不能改变李智丰无偿代理的既成事实。（3）《说明》中载明的“2011年账户继续运行”，并不证明中轻中心与成都精进公司“有承诺”的合同行为“继续运行”，仅指中轻中心证券账户本身在继续运行。（4）《说明》中“加大操作力度”等事实上是李智丰的表示。成都精进公司因2011年初实施《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而受到限制，不能从事受托理财的行为。八、中轻中心自始知道合同因欺诈和违规行为而无效，其诉讼时效期间亦应自行为发生时开始计算。“保底条款”是欺诈行为产生的结果，欺诈行为才是本案合同无效的根本原因。中轻中心委托理财的行为没有获得内部决策程序授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强制性规定，存在无权代理、表见代表和表见代理事实。中轻中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隐瞒真实情况，未尽先合同义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根据经国务院同意的《关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国有企业可以投资股市，但是不得炒作股票。中轻中心应当知道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回避欺诈和违规事实，错将“保底条款”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由此判定受欺诈方承担全部返还责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保底条款”虽然显失公平，但不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不损害国家利益，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备忘录》中因欺诈行为产生的“保底条款”没有法律约束力，是无效民事行为，“保底条款”部分无效。九、李智丰无偿代理期间，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没有返还财产义务。在2011年2月14日至2012年9月11日期间无偿代理阶段，李智丰以中轻中心的名义、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从事代理行为，资金规模、代理期限、“暂停”操作、账户撤资、撤销账户指定交易等均由中轻中心决定，权利义务直接归于中轻中心，中轻中心应对李智丰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返还财产的对象是指“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并未因该合同取得财产，中轻中心的诉讼标的是委托代理期间产生的投资损失，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与中轻中心之间没有合同、没有“保底条款”约定，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没有返还义务。中轻中心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具体理由如下：一、中轻中心与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是连续、连贯的，既不存在时间上的中断，也不存在主体上的变更。根据涉案两份《备忘录》、李智丰和成都精进公司出具的《说明》、（2017）京0102刑初793号《刑事判决书》、刑事案件讯问笔录以及一审法院调查的内容，均可以充分说明中轻中心自2009年起持续委托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进行股票投资理财，期间从未中断，也不存在先委托成都精进公司后委托李智丰个人的受托方主体变更。前述证据具体可以证明：1．合同签署前，李智丰个人宣称自己操作股票投资经验丰富、收益可观，能够至少保本年化10%投资收益。在此前提下，中轻中心才委托李智丰进行股票投资。李智丰自2009年4月即开始实际操作中轻中心股票账户。2．直到2009年7月底，双方拟第一次分配股票收益，李智丰方才设立并使用成都精进公司这一法人主体与中轻中心签署相关委托理财合同，以便于走账开票。双方书面追认了年化10%收益、保本以及超出10%收益部分的分配原则等约定，也明确了委托理财是自“2009年起”。而此前和此后中轻中心股票账户始终由李智丰一个人实际控制和实际操作。3．2009年和2010年签署的《备忘录》均未约定委托截止日期，双方在2010年重新签署《备忘录》的原因并非是2009年合同到期，而是因为双方变更了分配比例，除分配比例等外，两份备忘录内容基本完全一致。因此，2010年备忘录没有所谓到期终止一说，自2010年后委托方和受托方一直履行的就是该份备忘录。4．《说明》明确陈述了中轻中心自2009年起委托李智丰及成都精进公司进行股票投资理财的完整过程，其中委托投资理财的行为自始是连贯、持续、没有中断的。“2011年账户继续运行”“进入2012年”“资金暂时退出”等表述充分证明该合同并未在2010年末终止，不存在中轻中心2011年起与李智丰个人另行成立委托关系之类的表述，故本案中，委托理财合同的双方主体并没有发生变更，均为李智丰和其签约工具成都精进公司，且股票账户的实际操作人自始即为李智丰个人。5．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中受托方割裂为2011年前是成都精进公司、2011年后是李智丰个人毫无事实依据，并与涉案证据相矛盾，特别是《说明》最后一段，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明确表示：“乙方因自身原因未能履行承诺和相关责任”“恳请甲方给予再次运行机会”等，表明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对补足本金的合同义务始终是明知且认可的。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如此陈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故意规避合同中约定的补足本金义务。二、李智丰和成都精进公司均是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方，就本金返还义务均应承担责任。（2017）京0102刑初793号《刑事判决书》确认中轻中心实际就是委托李智丰个人炒股；一审法院调查的内容亦明确李智丰个人自始控制和操作中轻中心股票账户。此外，虽然本案中书面委托理财合同系成都精进公司与中轻中心签署，但成都精进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09年7月22日，股东为李智丰及其妻子高燕，注册资本金仅为3万元。李智丰作为股东、法人、执行董事实际控制成都精进公司，且本案中均由李智丰一人控制和操作受托账户和资金。显而易见，李智丰是在接受了中轻中心委托后，为了走账才成立了成都精进公司，该公司就是李智丰用于与中轻中心签约走账的工具。同时，委托理财中分配之相关收益已由其实际取得。上述事实符合股东滥用法人独立人格的情形，符合《全国法院特别是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所述人员、财产、业务的人格混同，过度控制和支配、注册资本金显著不足等规定，故即使成都精进公司是委托理财受托方，李智丰亦应就成都精进公司全部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中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和“民事欺诈”行为，也不存在房屋抵押。本案中，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多次提到的2012年3月20日《增资决议》中并没有向涉案证券账户增加注资的内容，而是中轻中心增加注册资本金的内部决议。而所谓的《院班子会决议》是向成都彩虹公司提供500万元借款的决议。上述两份决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也不涉及任何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由此推导出的无权代理和欺诈行为。同时，中轻中心的证券账户始终由李智丰控制和实际操作，注资也是根据李智丰指令进行，并不存在中轻中心自己参与操作的情形。2010年《备忘录》虽然有以不动产作为抵押的表述，但实际上双方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并未设立。李智丰偿还中轻中心的94．6万元是否是其卖房款，与中轻中心无关。因合同无效李智丰应承担返还受托财产的义务，中轻中心无义务退还该笔款项。四、涉案《备忘录》中保本条款无效，从而导致整个委托理财合同无效，李智丰和成都精进公司作为共同受托方应当返还中轻中心委托财产并赔偿损失。涉案《备忘录》中的保本条款，一方面通过保证投资本金免除了投资者应承担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其以保本的承诺引诱投资者，以此获取资金和交易报酬，故该条款严重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和资本市场投资领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基本原则，从而扰乱了金融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和委托关系中责任承担规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之情形，故应属无效条款。鉴于该条款为案涉委托理财合同之目的条款和核心条款，不能独立作为无效部分，因此保底条款无效则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从而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李智丰和成都精进公司作为受托方应当返还中轻中心委托资产，即投资本金。签约前，李智丰自称其有10年以上股票投资经验，且投资收益可观。中轻中心基于对李智丰的人身信赖与专业信赖才签署委托理财合同。《备忘录》第一条和第四条等表述表明：李智丰拥有丰富的股票投资经验，其理应明知股票投资属于高风险投资，极可能存在损失本金风险，但仍作出保底承诺，促使中轻中心签订委托理财合同，且李智丰和成都精进公司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始终进行独立的操作，故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应对中轻中心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赔偿中轻中心投资本金对应的利息损失。五、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本案中双方签署的备忘录既没有约定委托理财截止时间，也没有约定最终款项支付具体期限。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合同存在无效情形后向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释明，中轻中心从而要求返还本金和支付利息的诉请是基于合同无效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该权利自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之日才产生，自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当庭拒绝返还之日才起算诉讼时效，故本案不存在已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中轻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偿还中轻中心本金5443540．68元；2．判令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向中轻中心支付逾期利息（以5443540．68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2010年4月8日签订的《备忘录》第二条中“由于乙方的研究成果致使该账户年度收益率为零以下，则零以下的部分由乙方在年度末予以补足。”的条款为无效条款；2．中轻中心退还成都精进公司946200元售房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签订《备忘录》的相关事实2009年8月8日，中轻中心（甲方）与成都精进公司（乙方）签订《备忘录》，约定2009年起，甲方确定乙方为其在招商证券开立的证券账户的投资策划顾问。一、甲方采纳乙方的投资策划研究成果并首先运用于开立在招商证券账号为52807798（B882068781）的证券账户，甲方不接受乙方以外的结构和个人的研究成果或建议运用于该账户。该账户起始现金资产500万元。二、由于乙方的研究成果致使该账户年度收益率大于10%，则10%以上部分的80%作为顾问费支付给乙方；由于乙方的研究成果致使该账户年度收益率为零以下，则零以下的部分由乙方在年度末予以补足（即该账户资产小于500万元的部分，由乙方在年末时补足）。三、该账户资产收益率大于10%部分的80%（即550万元以上的80%），甲方可分次支付给乙方，乙方向甲方提供正式发票；若年末结算时发生超过或少于应支付额，则在年末结算时多退少补。四、由于该账户的主体为甲方，此项投资顾问的确定及其顾问费用的支付，并非委托投资理财的结果；由于乙方系职业投资研究和咨询机构，在进行宏观经济或行业经济研究时，其研究范围自然会涉及某一些行业的某一类上市或未上市经济实体。……2010年4月8日，中轻中心（甲方）与成都精进公司（乙方）签订第二份《备忘录》，约定2010年起，甲方确定乙方为其在招商证券开立的证券账户的投资策划顾问。第二条变更为：由于乙方的研究成果致使该账户年度收益率大于10%，则10%以上部分的60%作为顾问费支付给乙方；由于乙方的研究成果致使该账户年度收益率为零以下，则零以下的部分由乙方在年度末予以补足（即该账户资产小于500万元的部分，由乙方在年末时补足或先期以不动产作抵押，该不动产为“蓉XXXX号”证书原件，该抵押品有效抵押时限1年，即2010年4月8日至2011年4月7日）。第三条变更为：该账户资产收益率大于10%部分的60%（即550万元以上的60%），甲方可分次支付给乙方，乙方向甲方提供正式发票；若年末结算时发生超过或少于应支付额，则在年末结算时多退少补。庭审过程中，李智丰认可其以成都精进公司的名义与中轻中心签署了上述两份《备忘录》。二、关于涉案证券账户内资金情况的相关事实2009年4月9日，中轻中心将999970元资金汇入牛卡号为52807798的招商证券账户内，中轻中心称该笔款项于2009年4月20日以100万元转出。2009年4月15日，中轻中心将500万元资金汇入牛卡号为52807798的招商证券账户内。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笔款项系2009年签订的《备忘录》项下款项。2009年9月23日，中轻中心自涉案证券账户中取出150万元。2009年12月18日，中轻中心自该证券账户内取出500万元。2009年12月29日，中轻中心自该证券账户内取出1694588．25元。2010年4月15日，中轻中心将100万元资金汇入涉案证券账户内。次日，中轻中心将400万元资金汇入涉案证券账户内。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前述500万元款项系2010年签订的《备忘录》项下款项。2010年8月16日，成都精进公司向中轻中心出具《通知函》，载明：“由于今年宏观调控力度偏大，行情把握困难，为了尽快扭转账户亏损，加大操作力度，实现年前扭亏，商请贵中心为证券账户注资壹佰万元人民币以资操作，从注资时间起120个交易日止。”2010年8月19日，中轻中心将100万元资金汇入涉案证券账户内。2010年12月29日，中轻中心自涉案证券账户内全部资金共计4053813．07元取出。2011年2月14日，中轻中心向涉案证券账户内再次汇入4053813．07元。2011年3月24日，中轻中心将500万元资金汇入涉案证券账户内。2012年9月14日，中轻中心将涉案证券账户内资金3568730．20元取出。2012年9月25日，中轻中心将涉案证券账户内资金410．87元取出。至此，中轻中心将涉案证券账户内资金全部取出。庭审中，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认可中轻中心在2010年《备忘录》项下一共向该账户汇入了1100万资金，但不认可中轻中心于2010年8月19日将100万元资金汇入涉案证券账户内，主张有一笔100万元转账发生于2011年之后。李智丰及成都精进公司认可中轻中心陈述的其他资金转入转出情况及对应的时间及金额。2012年9月25日，成都精进公司出具《说明》，载明：2009年9月，中轻中心（甲方）与成都精进公司（乙方）确定将甲方开立在招商证券账号为52807798的股票账户应用乙方对证券金融市场的研究成果并启动运行，由于大势稳定向上，当年账户实现盈利359万元，甲乙双方以319万元为基数进行了分配，乙方共分配2155000元，甲方共分配1038000元。2010年4月，甲乙双方确定再次开启股票账户的运行。但由于大势开始下行，至年末资金总值为4053800元。2011年账户继续运行，甲方注入资金共计600万元，以加大动作力度，希望能尽快扭亏。但由于大势仍未能好转，运作十分困难，至年底时，账户资金仅为463万元。进入2012年，市场环境更为严峻，加之重仓品种信息披露不规范等，账户运作难度更大，屡遭重创，至2012年9月12日，账户资金仅为356万元，损失十分惨重。2012年9月10日，甲方通知乙方暂停运行，所余资金暂时退出市场，等待市场走稳，选择有利时机再恢复运行。乙方虽尽努力，但结果令人痛心，且由于甲方的充分信任而深为内疚。乙方因自身无力未能履行承诺和相关责任，恳请甲方在适当的时机给予再次运行的机会，乙方将加强行业分析和投资标的调研，以更大的努力，力争弥补损失。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称《说明》中的收益分配实际应为向成都精进公司分配了2153500元。三、关于李智丰和成都精进公司的相关事实成都精进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22日，注册资本为3万元，股东为李智丰和高燕（李智丰之妻），其中李智丰出资21000元，持股比例为70%，高燕出资9000元，持股比例为30%。四、关于本案涉及的其他事实2017年1月4日，李智丰向中轻中心李凤山发送短信称：“李处，卖房子的钱还没有到齐，齐了我就打过来。您看可以写个收条吗？……”李凤山回复：“生产力中心收到可给你公司开收据。”2017年1月6日，李智丰向中轻中心汇款946200元。庭审中，中轻中心称上述款项系李智丰向中轻中心偿还的本金；李智丰则称其系代成都精进公司向中轻中心偿还上述款项。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一审法院查明情况，虽然《备忘录》载明之甲方为中轻中心，乙方为成都精进公司，但中轻中心主张李智丰和成都精进公司系《备忘录》之共同受托方，李智丰在庭审中亦认可其以成都精进公司的名义与中轻中心签署了上述两份《备忘录》，虽然李智丰辩称其和涉案《备忘录》无关，认为其未和中轻中心签订书面合同或达成口头约定明确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报酬支付和风险责任，没有“保底承诺”，但上述抗辩意见与其认可以成都精进公司的名义与中轻中心签订《备忘录》之陈述意见自相矛盾，且在本案中已查明李智丰设立成都精进公司本身即为与中轻中心签署《备忘录》之用，故一审法院对李智丰前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在《备忘录》对应之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项下，委托方为中轻中心，受托方为李智丰和成都精进公司。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与中轻中心形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双方应共担风险，共享利润，但两份《备忘录》却均明确约定“由于乙方的研究成果致使该账户年度收益率为零以下，则零以下的部分由乙方在年度末予以补足（即该账户资产小于500万元的部分）”，由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给中轻中心保本之承诺，该约定属于保底条款，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及委托关系中责任承担的规则，亦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和资本市场规则，应属无效约定。因保底条款系委托理财合同的目的条款和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故保底条款无效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相应权益恢复至合同订立时的状态，即由受托人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向委托人中轻中心返还委托资产，并支付相应的利息。结合本案查明情况，在2009年期间，中轻中心共向涉案证券账户中投入本金500万元，但该账户起始资金并非500万元，自2009年4月9日汇入了999970元，自2009年4月20日取出100万元，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认可上述资金转入转出的对应情况，故中轻中心自涉案证券账户中多转出的30元应自其理财本金中扣除，即中轻中心在2009年实际投入本金为4999970元。2009年9月23日，中轻中心自涉案证券账户中取出150万元。2009年12月18日，中轻中心自该证券账户内取出500万元。2009年12月29日，中轻中心自该证券账户内取出1694588．25元。至此，中轻中心将涉案证券账户内资金全部取出。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中轻中心在2009年向成都精进公司分配收益金额为2153500元，故一审法院确认2009年度中轻中心在取回本金4999970元之外自涉案证券账户中额外取得了1041118．25元。2010年起，中轻中心共向涉案证券账户中投入本金1100万元（不包括2010年12月29日中轻中心自涉案证券账户内取出4053813．07元又于2011年2月14日向涉案证券账户内再次汇入4053813．07元），至2012年9月14日，中轻中心将涉案证券账户内资金3568730．20元取出。2012年9月25日，中轻中心将涉案证券账户内资金410．87元取出。至此，中轻中心将涉案证券账户内资金全部取出。故2010年之后，中轻中心共自涉案证券账户中实际支取3569141．07元。2017年1月6日，李智丰向中轻中心汇款946200元。故结合上述资金往来情况，一审法院确认在委托理财期间，中轻中心共计投入本金15999970元，共计取回资金10556429．32元（4999970元+1041118．25元+3569141．07元+946200元=10556429．32元），鉴于涉案《备忘录》系无效合同，故中轻中心要求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返还剩余本金5443540．68元（15999970元-10556429．32元=5443540．68元）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5443540．68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轻中心自愿以2013年1月1日作为利息损失起算节点，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认为《备忘录》的签订系基于中轻中心刻意隐瞒重大关键事实，使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产生认知错误而签订，但中轻中心以法人身份签署了涉案《备忘录》并实际交付了相应理财款项，其内部决策过程并不影响在本案中以法人身份对外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效力，故一审法院对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的相应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认为其与中轻中心的合作分为2009年、2010年与成都精进公司有“利润分配协议”的阶段和2011年初至2012年9月李智丰自然人无偿代理阶段的抗辩意见，并无相应证据支持，相反，在成都精进公司出具的《说明》中写明“2011年账户继续运行”“2012年9月10日，甲方（中轻中心）通知乙方（成都精进公司）暂停运行”等表述均表明涉案账户运行周期为连贯周期，故一审法院对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的前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认为涉案证券账户亏损是中轻中心错误判断形势、在不当时机入市，又在不当时机指挥“暂停”且资金永久退出市场所致，中轻中心应承担相应责任，但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的前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认为《备忘录》中显失公平的“保底条款”并非双方合意，是中轻中心提出的协议签订的前提条件而被动形成，不是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的主动意愿，但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的前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因《备忘录》并未约定委托理财期限及最终款项支付期限，故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以所谓中轻中心通知暂停运行涉案证券账户的日期即2012年9月11日作为中轻中心在本案中主张的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期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理，一审法院对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主张中轻中心要求成都精进公司返还本金的诉讼时效于2012年12月31日届满的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结合本案查明情况及李智丰向中轻中心李凤山发送的短信内容，李智丰明确知晓其向中轻中心汇款946200元的用途系弥补涉案证券账户内亏损，且李智丰的上述汇款行为与中轻中心内部决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故李智丰、成都精进公司以不当得利及缔约过失为由要求中轻中心退还其946200元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亦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一审法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北京中轻生产力促进中心与李智丰、成都精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09年8月8日和2010年4月8日订立的《投资顾问备忘录》无效；二、李智丰、成都精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中轻生产力促进中心返还本金5443540．68元；三、李智丰、成都精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中轻生产力促进中心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5443540．68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四、驳回李智丰、成都精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李智丰、成都精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补充查明，2009年4月13日，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作出《院班子会决议》（2009年第5号），内容为：考虑到我院与成都彩虹的长期良好的合作与信任关系，决定借500万元给成都彩虹短期融资，借期8个月，预期收益10%。2012年3月20日，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作出院长办公会决议（2012年第1号），内容为：同意北京中轻生产力促进中心增加注册资金250万元（原注册资金50万元，增资后至300万元，资金全部由我院自筹）。2017年12月21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2刑初793号《刑事判决书》，其中载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邴旭卫在担任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提议并通过领导班子决定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自有资金委托成都彩虹电器公司理财，而实际委托成都精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智丰炒股，双方签订利润分配协议。李智丰炒股盈利后，于2009年11月16日、2010年1月7日两次给予被告人邴旭卫好处费共计人民币43万元，邴旭卫将其用于个人理财。2014年10月7日，被告人邴旭卫在得知其本人被举报并被司法机关调查的消息后，将人民币43万元退还李智丰。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2016年12月8日对邴旭卫的讯问笔录中，邴旭卫陈述称：“家电院指定下属全资子公司中轻中心账户作为理财账户”“从2009年到2012年之间3年多的时间里，只有2009年盈利了大概265万元，最终实际亏损不到300万元。按合同，李智丰应补回亏损部分，家电院资财处一直扣着李智丰委托理财质押的房产证，资财处还负责督办对李智丰的催款工作。”本院另查明，北京中轻生产力促进中心于2021年6月21日名称变更为北京中轻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中轻中心与成都精进公司分别于2009年8月8日、2010年4月8日签订两份《备忘录》，约定中轻中心确定成都精进公司为其涉案证券账户的投资策划顾问，并且采纳成都精进公司的投资策划研究成果运用于该证券账户，同时约定了该账户年度收益率大于10%以上部分的收益分配比例及该账户年度收益率零以下的部分由成都精进公司在年度末予以补足。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应当认定中轻中心与成都精进公司在2009年和2010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委托人为中轻中心，受托人为成都精进公司。自2011年后，虽然双方当事人未再签订书面委托理财合同，但是成都精进公司在2012年9月25日出具的《说明》中表述，涉案证券账户2011年继续运行，直至2012年9月10日中轻中心通知暂停运行，所余资金暂时退出市场，同时表示因自身无力未能履行承诺和相关责任，恳请中轻中心在适当时机给予再次运行的机会，力争弥补损失。结合2011年、2012年涉案证券账户的实际运行情况，应当认定中轻中心与成都精进公司在2011年以后形成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在继续履行2010年签订的《备忘录》。成都精进公司和李智丰上诉提出，涉案委托理财合同分为有合同约定的法人合作阶段和没有合同约定的自然人无偿代理阶段，该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因双方当事人在涉案《备忘录》中约定由成都精进公司负责补足中轻中心年度投资本金，该约定具有保底条款的性质，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以及委托关系中责任承担的规则，亦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和资本市场规则，应属无效约定。因保底条款系金融类委托理财合同的目的条款和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故保底条款无效导致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成都精进公司和李智丰上诉提出，签订涉案《备忘录》中的保底条款系中轻中心隐瞒重大关键事实，实施民事欺诈的结果，并且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分别于2009年4月13日作出的《院班子会决议》、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的《增资决议》以及（2017）京0102刑初793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其主张。对此，本院认为，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作出的上述决议属于其内部决策，不影响中轻中心以其法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并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成都精进公司和李智丰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中轻中心在签订涉案《备忘录》的过程中对成都精进公司实施了欺诈行为，因此，对于成都精进公司和李智丰提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成都精进公司和李智丰以中轻中心实施民事欺诈行为为由，要求中轻中心返还其已支付的946200元售房款的反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相应权益应当恢复至合同订立之时的状态；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在涉案委托理财合同履行期间，一直由成都精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智丰实际独立操作涉案证券账户，中轻中心共计向该证券账户投入资金15999970元，取回资金10556429．32元，差额部分为5443540．68元。在涉案委托理财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成都精进公司应当将该部分投资本金返还给中轻中心。因中轻中心对于涉案委托理财合同无效亦存在过错，故对于中轻中心要求成都精进公司支付上述投资本金的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智丰应否与成都精进公司共同返还中轻中心诉请的上述投资本金的问题。首先，李智丰系成都精进公司的控制股东，其以成都精进公司的名义与中轻中心签订委托理财合同，本人实际操作涉案证券账户，并且实际享有成都精进公司所取得的收益。其次，李智丰作为股东设立的成都精进公司注册资金仅为3万元，而成都精进公司基于涉案委托理财合同受托管理的资金合计高达近1600万元，李智丰实际投入的资本数额与其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匹配。综合上述事实，应当认定李智丰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李智丰应当对成都精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成都精进公司和李智丰针对中轻中心的诉讼请求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经审查，首先，中轻中心与成都精进公司就2011年和2012年履行的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具体的委托期限。其次，根据原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院长邴旭卫在检察机关接受讯问时所做的陈述，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资财处一直扣留李智丰用于抵押的房屋产权证，资财处还负责督办对李智丰的催款工作。结合成都精进公司和李智丰举证证明李智丰于2017年1月将成都精进公司用于抵押的房屋出售，并向中轻中心汇款946200元的事实，应当认定中轻中心并未怠于向成都精进公司和李智丰主张权利，中轻中心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323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3234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驳回北京中轻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李智丰、成都精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62293元，由北京中轻生产力促进中心负担15284元（已交纳），由李智丰、成都精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4700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反诉案件受理费6631元，由李智丰、成都精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8917元，由李智丰、成都精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53640元（已交纳），由北京中轻生产力促进中心负担1527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欣审 判 员  王 楠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