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72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岳，男，1982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龙，黑龙江东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慧，黑龙江东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太子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利民经济开发区广州路6号。法定代表人：李云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斌，四川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岳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太子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子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2020)黑0109民初4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慧，被上诉人太子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2020）黑0109民初4575号民事判决书；2.对原审判决认定支持被上诉人635711.79元货款及利息不服，依法对本案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实为被上诉人的员工而非经销商，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属诉讼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乳品行业为特殊的食品行业，对相应资质和证明要求非常严格，上诉人不具备批发销售乳制品的资格，市场销售行为、供货行为均为被上诉人实施，上诉人联系洽谈也是以被上诉人名义进行，向商家出示的也是被上诉人的相关产品资质，上诉人实为被上诉人的员工而非被上诉人的经销商。相关欠款明细载明欠款主体为福满家及安岳华赢，而上诉人并不是以欠款人身份在欠款明细上签字，“陈岳”签字处亦没有“欠款人”字样。事实上，上诉人因负责向福满家及安岳华赢销售被上诉人的产品，其仅是以见证人的身份签字，上诉人的签字仅是作为员工向被上诉人对相关销售情况的汇报。福满家及安岳华赢所欠款项应由被上诉人自行向客户清收，而不能要求员工承担代还款项的风险和责任。原审法院仅仅依据一张欠条，便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的经销商，缺少事实基础，更无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起诉的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欠条与欠款明细为总分关系而非并列关系，且欠条亦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胁迫下签署的，不应具有法律效力。案涉三张欠款明细的签署时间为2017年8月21日、2017年8月25日。其中2017年8月21日金额为97238元《福满家欠款明细》载明“此金额有异议，未核算”。2017年8月25日金额为126505.5元《福满家欠款明细》载明“剩余未卖完产品退回，金额按照实际销售金额核算”。2017年8月25日金额为342086.29元《福满家、安岳华赢欠款明细》载明“314887元系窜货金额，用收到的窜货补齐”。足以证明三张欠款明细所载欠款金额均存在异议部分，并不是对最终欠款金额的确认。经过与福满家、安岳华赢进行对账，最终确认福满家、安岳华赢两家共计欠款总额为167120元。因此上诉人于2017年8月28日以见证人身份出具欠条一张，且该欠条亦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胁迫下签署，上诉人的证人可以证明这一事实。从签订时间来看，三张欠款明细出具的时间均在欠条之前；从金额上看，除去有异议的金额部分，剩余实际金额与欠条所载金额相差无几；从形式上看，之前签订的均为欠款明细，只有最后一份为欠条。足以证明欠条与三份欠款明细并非为并列关系，欠条实际上是对三张欠款明细的总结，是经过与福满家、安岳华赢详细对账后除去有异议部分对欠款金额的最终确认。故即便是福满家、安岳华赢的欠款金额亦仅为欠条载明的金额，而不能简单的将所有欠款明细及欠条的金额相加。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意忽略这一关键事实，在上诉人多次强调这一事实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仍对此不予审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3.原审法院将金额有异议部分的举证责任强加于上诉人属适用法律错误，且有失公允，且没有认清两份欠款明细的本质，作出该认定于法无据有失公平。首先，2017年8月25日金额为342086.29元的欠款明细，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窜货事实的存在，也不能证明该安岳和福满家窜货的对应责任是什么，更不能证明上诉人认可承担该窜货的替代赔偿责任，无法证实左下方签字内容与所谓欠款明细的因果关系。最重要的是，“用收到的窜货补齐”是上诉人设定的前提条件，而并不是一种允诺。一审法院完全错误解读了手写部分话的内涵及与打字部分内容的内在联系。在被上诉人对欠款实际金额未能充分举证的情况下，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能以推定的方式进行认定。其次，2017年8月25日金额126505.5元的欠款明细，明确写明为福满家欠款明细，不能直接认定成为上诉人欠款，手写部分内容属于待确定的内容，而不是确定金额的欠款，应另行对账进行核算，而不能直接将举证责任归于上诉人，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太子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成立。虽然一审未认定有异议的97238元属于欠款事实，但上诉人未提供充分的证据给予证明，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买卖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反而上诉人在第一次一审开庭中出示的本人银行流水显示，只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记录，而无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工资和其他费用的记录。上诉人付款的时间，均在本案欠条之前。欠款明细与欠条形成时间是同一天而并非是上诉状所称的欠条在欠款明细之后形成，他们之间不是总分关系，是并列关系，如果按欠款明细提出上诉人所称有异议的，那么就仅剩3万余元，与欠条的金额也不相符。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欠款明细及欠条的抬头都标明了是欠款或欠条，上诉人只对其中一笔金额为97238元欠款提出了异议，对其余金额均未提出异议，只是对其履行债务的方式做了一个选择，一个是用窜货补齐，但现在上诉人已经没有经销太子乐产品，事实上已经不能用窜货补齐，应当对价给付。金额为126505.5元的欠款，注明的是未卖完产品退回，按照实际销售金额核算，上述金额发生在2017年，如当时用剩余产品现在已经过期了，也是上诉人不可能履行，且上诉人也未及时退回，因此目前已不存在用这种方式来履行债务，本案欠款金额是明确的，与退货和窜货没有直接关联，双方经核算已经认可上述金额，如上诉人对金额有异议，应当在2017年8月25日签字时就应当提出。欠条是上诉人本人书写，应履行还款义务，故上诉人请求不成立，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请。太子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岳向太子乐公司支付货款732949.79元及利息；3万元从2017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4万元从2017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4万元从2017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57120元从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565829.79元从2019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732949.79元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岳是太子乐公司经销商，负责太子乐公司在安岳、华赢两个地区的产品代理销售。陈岳长期从太子乐公司提货，双方未签订书面供货合同，而是不定期以对账单的形式进行对账。2017年3月9日的安岳华赢对账单显示截至3月，陈岳欠款456805.30元。2017年8月25日，经双方核算，陈岳出具欠款明细三张，分别为：福满家欠款明细合计97238元，并标注“此金额有异议，未核算”，福满家、安岳华赢欠款明细合计342086.29元，并标注“314,887元为窜货金额，用收到的窜货补齐”，福满家欠款明细（欠南充办）货款合计126505.50元，标注“剩余未卖完产品退回，全部按照实际销售金额核算”。当是陈岳出具的欠据载明：“陈岳欠太子乐公司货款167120.00元，分三个月（9月、10月、11月）还清，8月还三万后，每个月还四万。”之后，陈岳未用窜货补齐货款，亦未向太子乐公司给付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太子乐公司主张陈岳给付货款732949.79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陈岳虽主张其与太子乐公司之间为劳动关系，但并未举示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先等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从双方存在的长期合作关系及对账单可以判定，陈岳仅是太子乐公司的经销商身份，而并非公司员工。陈岳从太子乐公司提货，应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关于欠款金额的认定问题。金额为97238元的欠款明细标注“此金额有异议，未核算”，说明双方对货款需要进一步的对账，以明确欠款数额，该证据尚不能作为太子乐公司主张欠款的最后凭据，对太子乐公司主张的该笔欠款数额不予支持。金额为342086.29元的欠款明细为陈岳本人签字，虽标注“314887元系窜货金额，用收到的窜货补齐”，但陈岳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已经用窜货补齐货款，故其应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对太子乐公司主张的该笔欠款予以认定。金额为126505.5元的欠款明细标注“剩余未卖完产品退回，全部按照实际销售金额核算”，陈岳并未举证已经将剩余产品退回，故应按欠款明细载明的欠款数额给付货款，对太子乐公司主张的该笔货款，予以认定。陈岳主张欠款明细的欠款主体为福满家和安岳华赢超市，陈岳是作为证明人的身份予以签字确认，与事实不符。欠据载明陈岳欠货款167120.00元，陈岳虽主张欠据系在受胁迫情况下出具的，但其事后并未报警，仅凭庭审笔录中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受到胁迫，对太子乐公司主张的该笔欠款予以认定。综上所述，对太子乐公司主张的陈岳欠货款数额予以部分支持635711.79元。欠款明细中并未约定给付时间，也未约定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对于太子乐公司起诉后的利息部分应予支持。太子乐公司提起诉讼之时为2019年8月1日，法院支持的欠款明细数额为468591.79元，该部分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167120.00元欠据约定了还款时间，自还款日期届满即2017年12月1日起，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哈尔滨太子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货款635711.79元；二、被告陈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哈尔滨太子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欠货款的利息，以468591.79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金额16712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哈尔滨太子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30元，由被告陈岳负担10157元，由原告哈尔滨太子乐乳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973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从本案双方当事人存在的长期合作关系及对账单等证据显示，陈岳从太子乐公司处提货，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商品买卖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本案案由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陈岳主张乳品行业为特殊的食品行业，陈岳不具备批发销售乳制品的资格，其系代表太子乐公司实施销售行为，实为太子乐公司员工，而非经销商。陈岳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陈岳在原一审、二审及重审及本次二审共计四次审理中，均未举示劳动合同或能够证明与太子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其他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陈岳从太子乐公司提货，应当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法律关系定性准确，案件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关于欠款金额的认定问题。陈岳于2017年8月25日出具的金额为342086.29元的欠款明细为陈岳本人签字，虽标注“314887元系窜货金额，用收到的窜货补齐”，但陈岳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已经用窜货补齐货款，故其应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金额为126505.5元的欠款明细标注“剩余未卖完产品退回，全部按照实际销售金额核算”，陈岳并未举证已经将剩余产品退回，故应按欠款明细载明的欠款数额给付货款，陈岳于2017年8月25日出具的欠据载明陈岳欠货款167120.00元，陈岳主张该欠据系在受胁迫情况下出具的，但其事后并未报警，陈岳举示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受到胁迫。上述欠款明细和欠条系陈岳与太子乐公司经对账后同一天所出具，从双方的对账事实和证据看，不应是总分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陈岳欠太子乐公司货款数额635711.79元事实清楚，并无不当，陈岳应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逾期付款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陈岳给付太子乐公司货款635711.79元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陈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57.00元，由上诉人陈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书杰审判员  荆 丛审判员  王琦玮（）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赵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