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302民初6590号原告：曹先进，男，1956年9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粒，贵州心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云焰，女，196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被告：顾庆银，男，194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遵义市地方税务局退休职工，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天辉，遵义市红花岗区舟水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曹先进与被告何云焰、顾庆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先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粒、被告何云焰、被告顾庆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天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先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原遵义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股东曹先进、何云焰”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的《承诺》；2、依法撤销“原遵义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股东曹先进”于2015年10月18日作出的《承诺》；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曹先进和被告何云焰系遵义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公司”）原登记股东，原登记中分别占九州公司72.5%和27.5%的股权。九州公司原开发的“九州大厦”项目，被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列为“问题楼盘”，后经政府招商引资，原告将九州公司的部分资产和股份转让给遵义市森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股东廖俊、邓建勇、黄君全。被告顾庆银是原九州公司债权人小组负责人，2015年9月，被告打印好要原告和被告何云焰给被告顾庆银和郑立志400万元辛苦费的承诺书，称已经掌握了九州公司的财务情况，财务情况对原告不利，被告若将这些财务信息公开或向司法机关举报，原告要坐牢。原告若不在承诺上签名按印，就要让原告坐牢。而且若原告不在承诺上签名按印就不再签名同意偿付20万元以下小债权人的债务和二期债务，让九州公司的债权人闹事，让债权人把原告闹到看守所去。尽管如此，原告仍然没有同意。后来，被告确实拒不签字同意按计划支付应支付的款项，而且被告何云焰先在承诺上签名按印后逼迫原告签名按印。原告为了按计划支付债务，维护社会稳定，被迫在被告事先制作好的何云焰已签名的承诺上签名按印，同时签了一份担保承诺。后来，发现二被告恶意串通、乘人之危，以威胁、胁迫、恐吓的手段，逼迫原告违背真实意思在承诺上签名。两份《承诺》的内容不仅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还严重侵害了原九州公司众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特提起诉讼，请予支持。何云焰辩称，原告现在不想兑现以前的承诺，是他想要赖账。2014年11月份我们就退出了九州公司，承诺是在2014年就承诺的，2015年的书面承诺就是当时我们的承诺，2015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股东了。原告之所以起诉是因为他不想兑现承诺，我并没有与顾庆银串通，原告所谓的视频资料是起诉后他不准顾庆银拿自己的资料产生的纠纷。二份《承诺》是同一天所签，其中曹先进单独签的一张是原告本人所为，不存在胁迫所签。顾庆银辩称，我作为九州公司自救委员会的成员，我做的工作就是文秘方面的，因为我为九州公司做了很多工作，原告就当着郑立志等人的面多次表态为了感谢我们要奖励我们。当时债权人也很多，因为我在债权人委员会，债权人有什么事都来找我，我做了很多工作才把局面稳定下来，当时工作组的组长张晓燕曾当着我们说过曹先进应该好好感谢我和郑立志，后面的组长孙昕也说过类似的话。2014年8月30日，原告没有告知何云焰向我和郑立志作出了承诺，就说当时没有钱先拿门面赠送给我们两人，到了2015年曹先进又告诉我们自己留了20几个门面，但是这20几个门面要拿给新九州公司卖，卖了把这笔钱拿给工作组，由工作组偿还债权人，由于门面要卖曹先进就告知我说这个门面得不到，曹先进就说把承诺重新签了到时候拿现金给我们，但是曹先进说如果拿现金就要经过何云焰同意，所以我就和郑立志去找了何云焰，这个时候何云焰才知道曹先进拿了门面抵给我们，何云焰也同意了，但是何云焰说这个钱要以后得到钱才拿得到，打好承诺后曹先进说不行，需要把以前赠送门面的承诺还给他，才给我们另外写承诺，曹先进又说要何云焰先签他才签，后来我找何云焰签了去找他，他就说要把时间往后面签，避免何云焰认为是我们合伙来套他，实际上曹先进签的“10月18日”就是9月28日这天，这是承诺的由来。后来我和郑立志一起去找的曹先进，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找的，曹先进还是很感谢我的，因为为曹先进取得了上亿的资产；他们公司的财务我并不清楚，所以曹先进说我以财务有问题威胁他，这不是事实，曹先进说我的权利很大也不是事实，实际我只是协助工作小组工作，2009年的购房人和债权人闹得很凶，我的主要工作是为了维稳，重大决策是由工作组决定，凡是涉及到财务支出都是由工作组决定，我们只是经手一些审批程序，但是并没有决策权，所以原告说我的权利很大并不是事实。关于威胁胁迫，原告方并没有举证说明，原告也没有举证说明诉请中的理由，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曹先进与被告何云焰原系遵义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2009年，由于遵义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九州大厦”项目成为问题楼盘，在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九州时代维稳工作组组建后，遵义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通过表决方式，随即成立了九州公司自救委员会，案外人郑立志系委员会副组长之一，被告顾庆银系委员会成员之一。自2009年5月起至今，被告顾庆银每月工资2000元。2014年8月30日，原告曹先进在一书面承诺上签名，该承诺内容为“从2009年起至今，顾庆银、郑立志二人为帮助，推动解决九州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的遗留问题。一直长期的、尽力的、不计报酬的为解决九州的问题努力工作。为感谢顾庆银、郑立志二人多年来为解决九州公司问题而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帮助。待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住九州公司维稳工作组处理完九州公司的问题撤销、撤离后。我自愿将九州大厦后街道上属于我的九州大厦入门大厅的5号门面约为150平方米，无条件的赠送于他二人。并在维稳工作组撤离后30日内办理完毕赠送给顾庆银、郑立志名下5号门面的一切过户备案手续以此作为他二人多年来为九州公司付出的回报”。后该承诺并未兑现，原件已退回原告曹先进。2014年年底，遵义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收购。2015年9月，被告顾庆银与原告曹先进谈及以现金方式给付补偿的问题，原告曹先进以被告何云焰系公司财务为由，要求被告顾庆银先征得何云焰同意，被告顾庆银遂与被告何云焰沟通并取得同意。当月，原告曹先进向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九州时代维稳工作组组长郑昕反映何云焰同意支付顾庆银、郑立志报酬，要他同意并签字认可，郑昕询问曹先进是否需要工作组介入，曹先进表示不用。随后，2015年9月28日，被告何云焰在顾庆银提供的书面《承诺》上签字捺印，《承诺》内容为“承诺人：原遵义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股东曹先进、何云焰。在红花岗区维稳工作组的领导下，从2009年3月份起至今。顾庆银、郑立志二人为帮助解决九州公司的遗留问题，一直长期的尽心尽力的、加班加点的不计报酬的，为妥善解决九州公司的遗留问题而努力工作。为感谢顾庆银、郑立志二人多年来，为解决九州公司遗留问题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帮助。原遵义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股东曹先进、何云焰，自愿承诺支付顾庆银、郑立志二人肆佰万元人民币（400万元），作为他们多年来为九州公司工作付出艰辛劳动应得到的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支付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的方法和时间：待收购方支付原九州公司资产的资金款到银行帐上后，分三次支付完毕。第一期收购资金款到银行帐上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捌拾万元（80万元），第二期收购资金款到银行帐上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壹佰陆拾万元（160万元），第三期收购资金款到银行帐上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壹佰陆拾万元（160万元）。为减少支付程序，可由收购方分次直接支付他二人肆佰万元（400万元）人民币，在总收购款中减除。承诺人签字：何云焰，2015年9月28日。曹先进，2015年10月18日”。之后，原告曹先进也在该《承诺》上签字，并在签字当日又作出补充承诺，内容为：承诺人：原遵义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股东曹先进，如果我2015年10月18日承诺付给顾庆银、郑立志二人的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肆佰万元（400万元）人民币不能兑现，我自愿承诺将九州大厦后街街道上属于我的九州大厦入门大厅的五号门面约为150平方米，无条件地赠送于他二人。并在红花岗区维稳工作组撤离后30日内办理完毕赠送给顾庆银、郑立志名下五号门面的一切过户备案手续，以此作为他二人多年来为九州公司工作付出的回报。承诺人签字：曹先进，2015年10月18日”。2016年9月26日，郑立志出具《声明》，载明“关于声明放弃2015年10月18日原九州公司股东曹先进、何云焰的承诺，承诺给顾庆银和郑立志各200万元并用后排二楼的150㎡的经营房作担保的承诺。原九州公司债权人的债务都未解决，自己都很困难。明知道这不是承诺人的真实自愿的承诺，所以我本次放弃他给的承诺。我本人一开始就口头放弃，但今天特作书面声明。声明人：郑立志”。现原告曹先进向本院起诉请求撤销其签字《承诺》二份。原告曹先进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5年9月28日的《承诺》及2015年10月18日补充《承诺》，《承诺》说明兑现的前提条件为被告顾庆银加班加点不计报酬的工作，补充《承诺》说明在承诺明确的肆佰万元无法实现时，曹先进以150平方米营业房无条件赠予被承诺人，即该肆佰万元的性质属于赠与。被告何云焰对《承诺》及补充《承诺》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被告顾庆银认为该《承诺》由原告自愿作出，虽然补充《承诺》是赠与性质，但结合三份承诺来看，并不是赠与。鉴于双方对此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会议纪要及支付程序，其中会议纪要明确清偿债务流程之一是由九州公司原股东、现投资人、债委会、工作组等共同签字确认清偿债务对象，并交工作组备案，然后是由九州公司债委会牵头签署完善法律文书。而支付程序反映债权人委员会签字是支付的必经环节。顾庆银及郑立志即是代表债委会的参与人员。原告以此说明被告顾庆银签字是确认债权人及领取款项的必经环节。被告何云焰及顾庆银对会议纪要及支付程序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顾庆银签字只是确认债权人及支付程序的环节之一。由于双方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债务清偿协议书》47份（60号至106号），其中2015年9月16日及9月24日各签署1份，2015年10月签署5份（其中12日签署二份，13日、20日、29日各签署一份），2015年11月签署13份，2015年12月签署27份。该协议书的形成需有债权人及曹先进、何云焰、顾庆银、郑立志的签名，以及维稳工作组的签章。原告以此说明债务工作进行到2015年9月24日，顾庆银就暂停了签字确认债务的工作；被告何云焰单方面向顾庆银作出《承诺》后，顾庆银虽恢复债务确认工作，但消极懈怠，直至原告曹先进于2015年10月18日作出《承诺》前，仅签字确认了4位债权人的债权；曹先进于2015年10月18日签字后，债务清偿工作才重新启动。被告何云焰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顾庆银懈怠工作。被告顾庆银陈述分开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是避免债权人了解利息的情况出现分歧，故分批通知债权人来签字，而不存在懈怠工作的情况。由于双方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4、2015年4月20日，何云焰出具的《说明》，载明“赵杨军B-21D,总价310800元；赵义群B-23E，总价284513元，共计伍拾玖万伍仟叁佰壹拾叁元（595313元），从我的帐上应付款中转帐。特此说明，何云焰。2015年4月20日”。原告曹先进说明该证据由顾庆银提供。以证实何云焰担心其在工作组监管期间挪用购房尾款的事情被被告顾庆银检举揭露，与顾庆银恶意串通，胁迫曹先进签署承诺。被告何云焰的质证意见为该说明不会是顾庆银提供的，也不能证明其存在问题，其支付款项均通过曹先进签字；被告顾庆银质证意见为达不到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虽然双方对该说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说明内容与本案无关，更不能反映何云焰因此受到顾庆银要挟，故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5、2016年9月26日，郑立志出具《声明》，以证实郑立志作为被承诺人，在要求曹先进作出承诺之时，就明确知晓曹先进签名确认的承诺内容并非原告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并明确表示放弃。被告顾庆银质证意见为九州公司的经济在2008年确实很困难，但随着房价的提升，已经不差外债了。郑立志放弃的意思表示只能代表他自己。被告何云焰表示同意顾庆银意见。由于双方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6、监控视频资料，反映顾庆银、何云焰在接到法院传票后到九州公司办公室抢夺相关资料，其间，何云焰还说了二人是串通好的。被告何云焰对视频资料反映内容不持异议，表示之所以会说双方是串通好的，是由于顾庆银到办公室取材料时被无理阻止，并发生纠纷，其在气愤之下才说的，但并不是事实。被告顾庆银质证意见表示为向法院提供证据，所以到九州公司拿相关资料，结果原告的儿子不准，双方为此发生纠纷。何云焰当时是说过双方是串通好的，但明显是气话，本案是否有串通的情节，应看先后三次承诺的形成是否存在串通。由于双方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顾庆银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成立九州公司自救委员会的会议纪要、资金拨付明细表及顾庆银代九州公司拟定文书部分汇总，以说明顾庆银只是九州公司自救委员会成员之一，也只是资金拨付环节的参与人之一，决策权在于工作组，并在工作期间为九州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原告曹先进质证意见表示对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原告所指被告顾庆银懈怠工作主要是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同时，小额债务清偿也不需要工作组认可。九州公司对于顾庆银的工作是认可的，发给顾庆银的工资也高于九州公司员工。由于双方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2014年8月30日承诺书复印件，被告以此证实曹先进在2014年就作了承诺，和九州公司没有关系，与何云焰也没有关系，不存在顾庆银与何云焰恶意串通的情形。原告曹先进质证意见为该承诺作出是实，但由于承诺金额系约定以物抵债的佣金，已由收购方森科公司确认并支付，故原件已收回，与本案承诺无关。由于双方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孙昕的情况说明，反映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九州时代维稳工作组组长郑昕对顾庆银及郑立志在自救委员会的工作态度及成绩是肯定的。曹先进曾于2015年9月先后二次向其反映何云焰同意支付顾庆银、郑立志报酬，并联合顾庆银、郑立志以做债权人反方面工作威胁曹先进，要曹先进同意支付顾庆银、郑立志报酬时，孙昕询问曹先进是否需要工作组解决，曹先进不同意工作组介入，在曹先进要求孙昕在报告上签署意见时，孙昕签署了建议曹先进向相关部门报告，依法依规处理的意见。原告曹先进质证意见为当时向孙昕组长反映情况是事实，但也表示若孙昕组长不能帮忙处理就代为保密。并可说明曹先进在承诺签订前后都在为撤销该协议做工作。由于双方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故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主张二被告恶意串通、乘人之危，以威胁、胁迫、恐吓的手段，逼迫原告违背真实意思在《承诺》上签名的情形是否存在。关于原告主张二被告恶意串通，由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撤销二份《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的规定，可得知可撤销合同的法定情形中并不包含恶意串通的情形，由此，被告何云焰与顾庆银是否恶意串通对《承诺》可否撤销并不产生影响。故本案《承诺》可否撤销，应当以原告有无受到胁迫、是否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来判断，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６９条“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的内容，原告应当提供其受到胁迫的依据，现原告以被告顾庆银在2015年9月16日至10月18日期间仅签字确认四份《债务清偿协议书》来证实顾庆银以此方式向原告施压，以达到逼迫原告签字的目的，由于在2015年9月16日至10月18日期间仅产生四份《债务清偿协议书》的情况不能必然说明是顾庆银因个人私利所导致，况且在2015年9月16日前正常签署了59份《债务清偿协议书》，故不能以此认定被告顾庆银以拒绝签字的方式，意图向原告施压。另外，被告何云焰先在《承诺》上签字也不能产生曹先进必须签字的后果。何况，《债务清偿协议书》的确认进度是否必然导致债权人闹事，以及曹先进会进看守所的后果也不得而知，由此，原告提供依据不能证实被告顾庆银有胁迫曹先进签字的言语及行为。关于被告顾庆银是否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乘人之危，其定义为行为人利用对方当事人的急迫需要或者危急处境，迫使对方违背本意接受于其明显不利的条件，并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情形。而本案《承诺》是单务合同，原告并不能从中获利，接受对其明显不利的条件也无从谈起，故本案亦不存在顾庆银乘人之危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告曹先进主张二份《承诺》系其受胁迫、对方乘人之危所作的情形并不存在，故其主张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６９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先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曹先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莫红梅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