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黔毕中民初字第120号 原告陈建新，住所浙江省桐乡市。 委托代理人张学峰，浙江百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俞国锋，浙江百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盛联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城关镇城南文化休闲中心7栋5层。 法定代表人陶冶，系公司董事长。 被告胡永明，住所浙江省桐乡市。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罗川，贵州盛联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员工。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维革，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建新与被告贵州盛联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胡永明股权转让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建新的委托代理人张学峰，被告贵州盛联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联公司）和被告胡永明的委托代理人罗川、王维革，被告胡永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建新的诉讼请求是：一、判决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880万元，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33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的1.5倍暂计算至2014年5月30日。此后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样标准计算）；二、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其理由和事实是：2008年开始，原告、被告胡永明及徐明根、祝祖清等人共同出资，在贵州境内投资收购煤矿。2008年，原被告等人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收购了贵州省赫章野马川车浪水井湾煤矿（以下简称水井湾煤矿），原告先后出资1500多万元，占煤矿的16.5%的股权。为便于煤矿集团化经营，原告被告等人还在贵州成立了被告盛联公司，原告占股14%。2013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水井湾煤矿余下全部股权及盛联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被告胡永明，转让价格为1000万元。被告分二次支付转让款，第一次在取得第一笔银行贷款后三天内支付600万元，2013年12月30日前付清余下的400万元。但被告胡永明至今只支付过120万元。原告认为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被告已经办理了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理应按协议书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被告久拖不付已经构成违约。被告盛联公司在转让协议上盖章，理应与被告胡永明共同承担付款义务。请依法判决。 被告胡永明答辩称，原被告双方2013年7月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及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是对陈建新持有的盛联公司14%的股权及其在水井湾煤矿的全部投资权益，该投资权益的转让并未经过其他合伙人（显名、隐名）的同意，是双方私下达成，14%的股权是陈建新代水井湾煤矿持有的，协议签订前，双方早已达成共识，2013年2月被告胡永明代替陈建新偿还其欠徐建其等五人的借款880万元，后被告又支付了约150万，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被告盛联公司答辩称，除与被告胡永明答辩一致外，补充：原告代水井湾煤矿持盛联公司的股份，现水井湾煤矿没有进入盛联公司，故原被告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属于空买空卖。 原告陈建新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股份转让协议，证明原、被告订立协议于2013年7月1日，有两个证明人，二被告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双方确定了股权转让价款，盛联公司在协议上加盖公章。转让价格是1000万元，其中盛联公司的股份是980万元，煤矿的投资还有余款，故转让款是1000万元。下面签字是胡永明亲自所签，原告和胡永明都按了指印。 被告胡永明、盛联公司质证认为，股份转让协议上的字不是本人所签，要申请鉴定。注册时陈建新没有出资，因而转让只是空转，双方并没有约定转让价款，没有约定额外补偿。对股权转让协议，也申请鉴定。公章是盛联公司的。 2、盛联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盛联公司的成立情况和组织机构及章程、公司高管任职书，证明盛联公司成立情况。任职报告及出资、银行询证函，证明公司成立时原被告都是公司原始股东，各自所占出资情况及缴纳出资款的证明书，证明股东的出资到位，原告出资980万元，占14%。本案的股权转让经公司股东会会议同意，转让价款是原告将14%全部转让给被告，作价980万元，约定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和违约责任。盛联公司成立后已开始煤矿的整合经营。股权转让协议书（0704-2）是原被告同时到贵州省工商局当面签署。 被告胡永明、盛联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我方当事人说是空转空卖，是炒作煤矿，工商注册的内容都是根据省工商局的要求编制出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0704-2）中，胡永明的签字和手印及公司公章是伪造的。 3、合作协议，证明股份转让协议中提到的水井湾的煤矿包含原告在内的很多投资者与胡永明签订的投资协议，其中涉及本案1000万元转让款中还有20万元是由于本协议转接过来的。 被告胡永明、盛联公司质证认为，对第3号证据无异议，但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 被告胡永明为支持自己的抗辩，提交了以下证据： 银行汇款回单复印件，证明胡永明代替陈建新向金炜力、张海伟、潘建平、徐明根、徐建其偿还陈建新欠上述五人的借款880万元，用于抵扣股权转让款。 原告陈建新质证认为，该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符合证据要件，不仅是复印件，还是自行组合，对三性均不认可，没有证据效力。 被告盛联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 本院根据被告胡永明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股份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名和手印是否系胡永明的签字和手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毕节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黔毕检司文鉴字（2016）02号《文、痕检验鉴定书》。原告质证认为，无异议；二被告质证认为，我们申请对是否是胡永明本人签名及捺印是否是其本人所为进行鉴定，但鉴定报告仅对胡永明的签字进行确认，对捺印部分未予说明，该报告存在瑕疵，申请进行重新鉴定。另本院庭前询问被告是否要申请鉴定人员出庭，被告表示不申请。 本院对本案证据认定如下： 对鉴定报告：该鉴定报告已经明确表明手印不具备鉴定条件，并非如被告所说未对捺印部分予以说明，故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对被告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也不予支持。 对原告方提交的证据：证据1，股份转让协议经鉴定确系胡永明签字，且胡永明在第二次庭前会议中认可签订了该协议，故对该协议予以确认。证据2，除股权转让协议外，其余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经鉴定确系胡永明签字，且胡永明在第二次庭前会议中认可签订了该协议，故予以确认。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 对被告胡永明提交的证据，没有原件核对，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水井湾煤矿系合伙企业，登记的合伙人为：付英、付祖金、潘金平、祝祖清。案外人徐明根、徐建其、潘建平、朱振强、顾建军、陈建根、沈建林、沈伟国、周益江，原告陈建新对煤矿进行投资，2012年10月3日，前述案外人、原告陈建新及水井湾煤矿登记的合伙人祝祖清以水井湾煤矿名义和被告胡永明签订《合作协议》，委托胡永明办理水井湾煤矿与贵州盛鑫矿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的合作意向事宜。该《合作协议》附得有徐明根、徐建其、潘建平、陈建新、朱振强、顾建军、陈建根、沈建林、沈伟国、周益江、祝祖清签字的《赫章县水井湾煤矿实际股东投入明细表》，该表载明前述人员各自的股份比例、实际投资金额，其中载明原告陈建新的股份比例为12%，实际投资额为1284.125万元。《合作协议》签订后，并未到实际履行。 2013年7月1日，原告陈建新（甲方）和被告胡永明（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水井湾煤矿及盛联公司的股份及法人资格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总金额为1000万元整，款项支付方式，2013年第一笔款取得后3天内支付600万元；2013年12月30日前支付400万元，以上约定双方共同遵守，不得违约，如任何一方违约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司法程序解决。”被告盛联公司在协议上盖章。2013年7月4日，陈建新与胡永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其第一条载明：“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陈建新占被告盛联公司14%的股权，根据原公司章程的规定，陈建新应出资980万元，实际出资980万元。现陈建新将其占公司14%的股权，作价980万元转让给胡永明。胡永明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7天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陈建新。”该协议书载明了其他内容。被告盛联公司在该协议书上加盖公章。之后，原告、二被告在工商部门办了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 截止原告提起诉讼，被告胡永明支付了原告转让款120万元。 原告以被告欠付转让款为由，诉来本院。 另外，庭审中，本院询问原告主张股权转让款的依据，原告称：“依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省工商局登记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证明人、盛联公司工商登记变更和股权转让协议、水井湾煤矿合作协议，综合证明1000万的股权转让款，最终依据是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本院询问各方股份转让协议中涉及水井湾煤矿，转让的是股份还是采矿权，原告称：“不是采矿权，就是投资的隐名股权，主要是盛联公司的股权，不涉及水井湾煤矿的采矿权，20万元是水井湾煤矿的投资的钱。投资协议只是投资积累的投资额，与采矿权及股权份额无关，当时20万元他愿意接受。只在股份协议里面约定，没有单独的这2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在庭审中还提到：水井湾煤矿总共以20万元转出。1000万是水井湾煤矿的投资权益的转让。1000万的股份转让协议，对应的是野马川的投资权益，是否能进盛联是胡永明自己的事。被告不能证明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就应当承担支付责任。本院询问原告，为何股权转让协议是7月4日，股份转让协议是7月1日，原告称：“是在7月1日就谈好了，登记的时候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所以就是7月4日。”本院询问原告水井湾煤矿转让部分，约定转让价款是多少，原告称“水井湾煤矿的投资份额与盛联公司的股权及法人资格一并作价1000万元。” 双方一致确认，原告持有的水井湾煤矿的投资份额、盛联公司股权及法人资格一并作价1000万元。原告陈建新和被告胡永明签订股份转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时，陈建新系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陈建新法定代表人职务被免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份转让协议》效力应如何认定；二是原告主张转让款及利息应如何认定。 对于焦点一：对于《股份转让协议》，因陈建新和胡永明一致确认，水井湾煤矿的投资份额与盛联公司的股权及法人资格一并作价1000万元，且《股份转让协议》确系该二人所签，故可以认定《股份转让协议》系陈建新和胡永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告的逻辑是《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1000万元，其中20万元是陈建新在水井湾煤矿的投资份额的转让款，剩余980万元是陈建新在被告盛联公司的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其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其庭审中的意见以及其代理人的代理词的核心理由是认为《股份转让协议》1000万元对应的主要标的是陈建新在水井湾煤矿的出资份额，《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为了工商登记的需要签订的。对此，本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陈建新和胡永明之间的真实性意思表示，理由是：一、付款时间不论对于《股份转让协议》还是《股权转让协议书》书均是十分关键的内容，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980万元的付款时间与《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完全不同，原告起诉状明显体现出，原告认可的是《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若《股权转让协议书》也系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则与《股份转让协议》及原告认可的付款时间相矛盾。二、原告庭审的陈述疑点重重，具体表现为：1、本院问原告主张股权转让款的依据是什么，原告的回答（具体内容详见事实认定部分）表明最终依据是《股份转让协议》，但《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若《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书》才应当为最终依据；本院询问原告为何《股份转让协议》是7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7月4日，原告称“7月1日已经谈好了，登记的时候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提前谈好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期限应当与7月1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期限一致才合理，但两者完全不一致。2、原告称水井湾煤矿的投资份额转让价款为20万元，但原告自己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在水井湾煤矿投资了1284.125万元，占股份比例12%，投资金额与转让价款之间异常悬殊，有悖常理。三、原告陈述前后矛盾。原告在出示《股份转让协议》时提到“1000万元中，盛联的股份转让价款是980万元，水井湾煤矿的投资转让还有余款，故转让款是1000万元。”表明原告此时认为20万元是水井湾煤矿的投资转让款的余款。在之后的审理过程中，原告又提到陈建新在水井湾煤矿的出资份额总共以20万元转出，表明此时原告又认为20万元是总共的出资份额转让款而不是余款。随后原告又提出1000万元是野马川水井湾煤矿的投资权益的转让，表明此时原告又认可了《股份转让协议》中的1000万元转让价款对应的是水井湾煤矿的出资份额。最后原告又提到陈建新在水井湾煤矿的投资份额转让的对价是20万元，表明此时原告又重新认为20万元是总共的水井湾煤矿出资份额的转让款。不难看出，原告的陈述前后矛盾。综上，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真伪不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股权转让协议》不是陈建新和胡永明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股权转让协议书》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对于《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合作协议》、《赫章县水井湾煤矿实际股东投入明细表》表明了案外人徐明根、徐建其、潘建平、陈建新、朱振强、顾建军、陈建根、沈建林、沈伟国、周益江、赫章县野马川车浪水井湾煤矿登记的合伙人祝祖清共同出资投资水井湾煤矿，明确了各投资人的出资额以及份额（即《赫章县水井湾煤矿实际股东投入明细表》所称的股份比例），这些人之间系合伙关系。同时，水井湾煤矿工商登记的是付英、付祖金、潘金平、祝祖清进行合伙。胡永明签署了《合作协议》，这表明胡永明对两个合伙关系都是知晓的，据此，可以认定《股份转让协议》中，陈建新转让的是其和徐明根、徐建其、潘建平、朱振强、顾建军、陈建根、沈建林、沈伟国、周益江、赫章县野马川车浪水井湾煤矿登记的合伙人祝祖清形成的合伙关系中的合伙份额。据此《股份转让协议》包括了合伙份额转让，在不能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无法将《股份转协议》中股权转让和合伙份额转让分别分离出来单独考量，因此整个《股份转让协议》都应当按照合伙的有关的法律规定予以评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的规定，原告和被告胡永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需经和原告合伙的其他合伙人同意，但截止本案庭审结束，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和胡永明之间的转让行为取得了全体合伙人同意，也无证据证明其通知了全体合伙人。在此情况下，是否就可以依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的规定确认《股份转让协议》无效呢？本院认为不能，理由是：假设合伙人和其他人在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时，并未告知其他合伙人，而是签订转让协议之后才将转让事宜告知了其他合伙人，其他合伙人同意，此种情形下，转让协议有效是没有争议的。那么在签订合同后至其他合伙人作出决定前，转让协议效力如何？若机械的适用前述第51条的规定，则这期间转让协议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应确定为无效，这就发生了一个悖论，即合同无效后可以通过后续行为让合同效力死而复生，简单来说就是用合同无效后发生的事实来认定合同有效，完全不符合法律逻辑。因此，对外转让合伙份额的转让协议在签订后至其他合伙人作出决定前，不能认定为无效协议。从第51条的规定可知，转让协议效力完全取决于全体合伙人的意志，同意则有效，不同意则无效，因此，在全体合伙人未作出决定前，应认定转让协议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这样才能确保转让协议的最终法律效力与其他合伙人的意志相统一。本案中，对于双方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双方均无证据表明其他合伙人已经作出了决定，因此，《股份转让协议》尚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据此，对于原告称《股份转让协议》有效的理由和被告称《股份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均不予支持。 对于焦点二：从焦点一的论述可知，原告据以主张股权转让款（从原告诉状可知其包含了原告陈建新在水井湾煤矿的合伙份额、盛联公司股权以及法定代表人资格的转让款）及利息的《股份转让协议》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效力待定状态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法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若能够在《股份转让协议》被依法终止前，取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的，可以再行起诉要求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对于被告以已经为原告代付了880万元债务为由辩称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的理由，因不论该理由是否成立，原告现在都不能向原告主张转让款，故不再评判。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建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5810元，由原告陈建新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 可 审判员 陈红梅 审判员 徐 洪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詹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