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20民初1790号原告：刘唯，女，1961年7月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张玉锋，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铧镡钢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刘唯。第三人：郑杰，男，1959年7月1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石门一路XXX弄XXX号。上列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剑瑜，上海豪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山东能源重装集团乾元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新泰市东都镇。法定代表人：周茂峰，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春雷，上海刘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晨荻，上海刘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邵冲，男，1963年4月21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北路XXX号B座702室。原告刘唯与被告上海铧镡钢铁销售有限公司、第三人郑杰、山东能源重装集团乾元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乾元公司”)、邵冲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6年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2016年3月1日，本院依法追加郑杰、山东乾元公司、邵冲为本案第三人。后本案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16年7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玉锋、被告及第三人郑杰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剑瑜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山东乾元公司委托代理人孙晨荻第二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邵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确认原告不是被告的股东。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底，原告偶然得知自己系被告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但原告完全不知晓被告的存在，也从未在被告设立时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上签署名字，更未对被告进行出资。原告认为，被告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工商注册文件均系他人假冒原告作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无效，故原告并非被告的股东。被告上海铧镡钢铁销售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郑杰共同辩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异议。被告系由第三人郑杰实际经营，原告确实不是被告的股东。第三人山东乾元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系被告的股东。围绕诉讼请求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具体包括：原告提交的被告工商内档资料、第三人山东乾元公司提交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法院”)庭审笔录、身份证复印件。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第三人山东乾元公司申请本院调取的普陀法院谈话笔录，因该证据来源于司法机关，具有较高的证明力，故本院予以采纳。基于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05年4月5日，被告铧镡公司成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成立时股东为原告、第三人邵冲及案外人乐某某，持股比例分别为40%、15%及45%。2005年5月12日，乐某某将其持有的被告5%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同日，第三人邵冲将其持有的被告15%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同日，被告就上述股权转让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股权变更登记，被告股权结构变更为原告持股60%、乐某某持股40%。2007年8月8日，乐某某将其持有的被告4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郑杰。同日，被告就上述股权转让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股权变更登记，被告的股权结构变更为原告持股60%、第三人郑杰持股40%(也即被告现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2008年10月13日，被告铧镡公司企业名称由“上海嬴冶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现企业名称，即“上海铧镡钢铁销售有限公司”。另查明：被告上述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均系由案外人胡雷达具体办理。2016年4月12日，针对被告的设立问题，普陀法院对胡雷达进行谈话，胡雷达确认：被告的设立系由上海庄行欧洲工业园区管委会(以下简称“欧洲管委会”)代为办理，原告、第三人邵冲及乐某某的签字均系由工作人员代为签署，但具体事宜是在收到原告、第三人邵冲及乐某某的身份证原件后再行办理，且该事宜是由主任案外人黄纪章交办。2016年4月15日，普陀法院对黄纪章进行谈话，黄纪章确认：第三人郑杰要求欧洲管委会代为办理被告铧镡公司的设立；其曾见过原告及被告郑杰；原告、第三人邵冲及乐某某的身份证原件系从原告和被告郑杰处取得。又查明：普陀法院已立案受理第三人山东乾元公司以原告等为被告的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普民二(商)初字第849号。再查明：原告与第三人郑杰曾系夫妻关系，现已离异。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享有被告的股东资格？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享有被告的股东资格。理由如下：第一，尽管被告工商内档资料上的签字非原告本人所签，但该事实并不能否定原告的股东资格。原因系：股东姓名登记系公司登记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即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即使原告并未真实出资抑或并未亲自签名，亦不能否定其股东身份，再加之，被告成立时，设立公司并不要求投资人必须到场，代办公司设立登记的情况比较普遍，工商登记材料中投资人的签字由他人代签的情况亦不在少数，因此，原告欲凭工商登记资料中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从而否定其股东资格，显然依据不足。原告认为，被告工商内档资料中使用的是其第一代身份证，而在被告注册成立之前，其已更换为第二代身份证，由此可知，原告对被登记为被告的股东并不知情。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工商内档资料中存有原告的身份信息，胡雷达作为代办公司设立人员亦确认曾取得原告的身份证原件，黄纪章更进一步确认曾见到原告与第三人郑杰共同至欧洲管委会办理被告设立事宜，且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身份信息确属通过非正常途径由胡雷达等人取得的事实，加之，第二代身份证的取得并不代表第一代身份证已遗失或失效，故本院有充分理由认定，原告自被告设立时即知晓其被登记为被告股东，原告的上述观点不能成立。第二，商事案件的审理应当贯彻商事行为的外观主义和公示原则。在公司股东资格认定方面同样应坚持上述理念，尤其是涉及公司之外商事主体的利益时更应如此。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公司债权人而言，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内容系其要求股东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从此角度而言，原告股东资格的确认与否关系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实现与否。诚然，商事主体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是认定股东资格的重要标准，但在公司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因股东资格产生争议时，应优先使用形式特征特别是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公司章程的记载来认定股东资格，以保护公司外部人的权利。就本案而言，即便原告不具有成为被告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作为股东被记载于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材料却是不争之事实，在外观上、形式上其完全具备被告股东的特征，第三人山东乾元公司对此有充分的理由予以信赖。若以原告不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为由而否定其股东身份，则可能导致许多已经确定的法律关系发生改变，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商法公示原则与外观主义原理相背。第三，原告自2005年被登记为被告股东后至今已逾十年的时间，而在该期间内，原告从未因被登记为被告的股东而提出过异议。但在第三人山东乾元公司向原告主张权利后，原告才提起本案诉讼，其目的显然不是为解决其在公司内部实质上是否具有股东身份的问题，而是意欲免除其个人基于股东身份产生的债务。在此情况下，法院理应首先保护善意债权人(即第三人山东乾元公司)对公司登记机关公示内容的信赖。综上分析，本院有充分理由认定，原告享有被告的股东资格，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三人邵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其行为系对原告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进行答辩权利的放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公告费950元，合计1030元，由原告刘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戴劲松审 判 员  高 磊人民陪审员  张山丽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刘旭斌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