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裁 定 书（2016）晋民申12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田艳，女，1971年7月30日生，汉族，榆社县人，现住山西省榆社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榆社县就业指导中心。住所地：山西省榆社县东开街*号。法定代表人：郝建文，该中心主任。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榆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山西省榆社县东升街*号。法定代表人：贺一非，该局局长。再审申请人田艳因与被申请人榆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榆社县就业指导中心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晋中中法商终字第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再审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田艳的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本案一审、二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劳动关系成立，继续履行合同、补发工次、支付赔偿金、恢复各项社会待遇；3、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田艳与被申请人榆社县就业指导中心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有效是错误的。1、再审申请人田艳与被申请人榆社县就业指导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再审申请人田艳是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正式录用职工，1990年2月经榆社县劳动局审批，田艳被录用为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农民合同制工人，并签订了劳动合同，1991年3月转正定级。1993年6月，被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正式录用为全民合同制工人，并签订了五年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1993年6月10日至1998年6月10日。1998年8月14日，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更名为榆社县劳动就业局。人员编制定为7人，其经费实行差额预算，定项补贴（现超编人员也暂参照执行，由财政预拨）。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原来设立的职业介绍所这个科室，1998年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更名为榆社县劳动就业局后还有这个科室·，同时挂榆社县劳动就业中心的牌子，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2003年市委下发文件，撤销榆社县劳动就业局，成立榆社县职业介绍服务中心，2008年又更名为榆社县就业指导中心。综上所述，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更名为榆社县劳动就业局再更名为榆社县就业指导中心，本案中，田艳与榆社县就业指导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主要证据有：（1）1990年2月19日田艳与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2）1993年6月10日田艳与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3）榆社县榆编发（1998）8号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4）榆社县人社局于2006年7月26日《关于田艳同志要求恢复工作的情况说明》；（5）《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机构编制工作落实中发的5号文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编办[1992）12号）；（6）《劳动人事部关于劳动服务公司若干问题的意见》（劳人培[1982）12号）；（7）山西省就业服务局机构介绍；（8）山西省晋中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属有关事业机构编制的批复》（市编发[2002]55号）。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3条：”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可知，被申请人榆社县就业指导中心应当承继原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的所有权利义务，再审申请人在原一审、二审法院起诉的被告主体适格。原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田艳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2、被申请人榆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并非订立劳动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不是用人单位，本案中，劳动合同的双方分别是再审申请人田艳和被申请人榆社县就业指导中心，因此，《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对劳动者田艳没有法律效力，有通知书予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13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二被申请人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榆社县劳务汽车修理厂为劳动合同当事人一方，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退一步讲，榆社县劳务汽车修理厂既然不是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一方，那么就没有权利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原一审、二审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就认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有效是错误的，请求贵院依法审查后予以纠正，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原一审、二审法院在当事人未提出仲裁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主动适用仲裁时效的规定进行判决是错误的。再审申请人田艳因放假不发工资，不能工作多年来不间断找有关部门解决，相关领导答应解决。但到2014年4月，榆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书面答复表示不予处理，应当认定为仲裁时效中断。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本案中，原一审、二审被申请人榆社县就业指导中心、榆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均未针对仲裁时效进行答辩，且原审法院在法庭调查时，也没有将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列入争议焦点，为何原一审法院在判决时突然主动适用仲裁时效己过驳回田艳的诉讼请求呢?原一审法院主动适用仲裁时效己过作出判决，原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审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这样的判决怎能让人心服口服，又怎能做到依法公正？更重要的是，解除合同通知书应当是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一方签发，榆社县劳务修车修理厂不是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请贵院予以确认其违法行为并撤销解除合同通知书。三、原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本案中，原一审法院在法庭辩论阶段，审判长只是说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却没有让再审申请人进行法庭辩论，原二审法院审判长就没有进行法庭辩论程序，违反了法定程序，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41条：”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二）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答辩；（三）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或者答辩：（四）互相辩论。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九）项的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院认为，1、1990年2月，田艳与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招用田艳为农民合同制工人。1993年6月，田艳与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订立劳动合同，招用田艳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合同期限从1993年6月10日至1998年6月10日。期限届满即终止执行。1998年8月14日，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更名为榆社县劳动就业局。2002年，榆社县劳动就业局撤销。2012年6月，榆社人社局给田艳下发了汽车修理厂与田艳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2、再审申请人田艳与榆社县劳动服务公司于1993年签订了5年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至1998年6月10日。而后来再订立合同，2012年6月，田艳收到《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否收到侵害，而于2014年5月9日申请劳动仲裁，已过仲裁时效。田艳收到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签字、办理了社会保险，并领取了经济补偿金。且企业改制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驳回了再审申请人田艳的诉讼请求。3、二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田艳于2012年6月19日收到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领取了劳务汽修厂企业改制所发放的5280元经济补偿。此时再审申请人田艳应当知道其权利是否受到侵害，是认可解除合同劳动关系的。2012年6月19日应视为本案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而再审申请人田艳于2014年5月9日向劳动部门申请劳动仲裁已显然超过了一年的仲裁申请期限。再审申请人田艳未按照法定期限内行使权利，丧失了胜诉权，故一审二审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田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再审申请人田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田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姬芳审判员王春生代理审判员吴娟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