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民终6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东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老街。法定代表人：陈美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贝宁，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强，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小春，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洪培，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磊，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渡强，四川舟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东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小春、原审被告王磊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攀民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东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贝宁、李富强，被上诉人高小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洪培，原审被告王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渡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攀民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高小春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高小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判决载明王磊经传票传唤不到庭，进行缺席审理，但却出现了王磊的质证意见，且一审法院并未将王磊的质证意见及所提交的《关于大煤洞煤矿经济纠纷的相关情况说明》出示给其他当事人质证，有违民事诉讼法公开审理的原则。二、一审判决混淆王磊与东泰公司的身份与行为。王磊作为受让方，是否必须履行付款义务、转让方高小春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及是否有权向受让方王磊主张合同价款，是本案必须审查的事实，但一审判决刻意回避此点，而一味在论证担保人东泰公司的行为，导致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事实上，高小春作为转让人，有义务将股权过户给王磊，也有能力将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法人企业后将股权过户给王磊，而无需其他人同意或者配合，但高小春并未履行，因此，应当认定高小春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无权要求王磊支付合同价款。从2011年5月签订《煤矿股权转让合同》，至2012年3月王磊离开彝良县大煤洞煤矿（以下简称大煤洞煤矿），王磊在大煤洞煤矿的时间有10个月，并支付了500万元转让款，但王磊通过《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应享有的合同权利并未实现，且现大煤洞煤矿因不具备法人资格而不予审批采矿许可证，并被强制关闭，而政府部门只认可高小春是大煤洞煤矿的投资人，所有煤矿关停事宜均由高小春处理，《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已事实上无法继续履行，王磊对此并无过错。因此，一审判决王磊必须受让高小春的股权，必须支付17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于法无据，于情不通。三、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三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是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事实依据并不充分。一是2008年12月10日，申请工商部门核准“云南新东泰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是“ＸＸ军、高扬”，而不是“东泰公司、高小春”；二是一审判决既然认定ＸＸ军不是股权转让的交易对象，交易对象是东泰公司，则签订避税合同的主体应当是“东泰公司”，而ＸＸ军2011年4月10日签订的合同就不存在避税的问题；三是一审判决认定2011年4月10日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90万元明显偏低，但煤矿价格从2008年到2011年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大煤洞煤矿的作价却增加了5.3倍，明显不符合商业价值规律；四是高小春、王磊均称已支付500万元转让款，但在东泰公司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四、本案的案由应为“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所述“股权转让”实质是“采矿权分割转让”。高小春将大煤洞煤矿采矿权分割30%转让给王磊，其转让行为无效。综上，一审判决确有错误，请求依法改判。二审庭审中，东泰公司放弃了其关于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高小春答辩称：高小春与王磊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实质是对大煤洞煤矿相关企业资产的转让，即是对合伙企业的资产进行转让，而不是采矿权转让，该协议合法有效。上述协议签订后，已实际履行，王磊与另一合伙人东泰公司实际控制经营煤矿，是大煤洞煤矿的实际管理人和受益人，并认可高小春已退出大煤洞煤矿。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并没有约定需要在办理完煤矿转让手续后才支付转让款，因此，东泰公司关于高小春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无权要求王磊支付合同价款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磊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依法判决。高小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磊、东泰公司连带支付高小春股权转让金1750万元，违约金875万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煤洞煤矿系高小春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2008年10月22日，大煤洞煤矿（甲方）与东泰公司（乙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一、甲方将持有的大煤洞煤矿50%股权作价7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二、以2008年11月1日作为双方股权转让基准日。三、大煤洞煤矿在基准日价值为1400万元人民币。四、甲方保证其合法拥有本协议项下转让的大煤洞煤矿，具有合法的资格和权利向乙方出售该股权；甲方保证转让的股权上无任何的留置、抵押、质押和其他第三人可能主张的权利。五、大煤洞煤矿净资产为1400万元人民币，转让后甲乙双方各自持有全部股权的50%。六、股权转让金支付方式及时间：……七、转让后股权结构形式。为使煤矿更好发展，拟将大煤洞煤矿进行变更登记，拟登记名称为“彝良东泰矿业有限公司”，双方各持50%股权，管理模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双方协商办法办理。如因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煤矿有形及无形资产不可变更，则以大煤洞煤矿为基础进行变更（变更法人代表及表述变更后双方各持有50%股权）……。合同签订后，高小春将所持大煤洞煤矿20%的股权转让给了刘勇，后刘勇又将该20%的股权转让给东泰公司，至此东泰公司持有大煤洞煤矿70%股权。2008年11月1日，东泰公司分别给马群龙、韩志凌、张卓昌出具任命书，任命上述人员担任“云南东泰矿业有限公司”的相关职务。2008年11月3日，大煤洞煤矿向彝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关于请求将我矿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请示》，申请将大煤洞煤矿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拟定名称为“云南东泰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在新公司成立后将现企业（大煤洞煤矿）予以注销。2008年12月10日，彝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发《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载明：同意预先核准“云南新东泰矿业有限公司”名称，该名称保留期六个月，至2009年6月8日止。2010年9月29日，昭通市煤炭工业局以昭煤复〔2010〕14号文向彝良县煤炭工业局作出《关于彝良县大煤洞煤矿矿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对大煤洞煤矿转让的资格资质条件资料进行审查审核，符合煤矿转让条件，同意煤矿矿权转让。2011年2月22日，东泰公司以东泰投资〔2011〕2号文件任命王应国为东泰矿业大煤洞煤矿经理。2009年至2010年间，云南新东泰矿业有限公司（筹）的一系列会议纪要反映出以云南新东泰矿业有限公司（筹）名义对大煤洞煤矿进行工作部署及总结。2011年5月8日，高小春出具委托书委托高扬全权办理大煤洞煤矿股权转让事宜，委托事项：1.代为签订大煤洞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及合同担保协议；2.代为签订股权转让有关文件。2011年5月11日，高小春（转让方）与王磊（受让方）签订《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方自愿将其持有的大煤洞煤矿3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价格为2250万元。转让金的支付方式为：1.合同签订之日受让方已付款500万元；2.2011年5月31日前付款500万元；2011年10月31日前付款750万元；2012年4月30日前付款500万元。双方同意在第一笔转让金支付给转让方后，由双方及原其他股东共同办理股权变更（备案）手续，各自按规定承担相应的税费。双方在违约责任中还约定：转让方违反合同条款应当按已付转让金50%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受让方实际损失超过约定违约金的，就超出部分受让方有权向转让方继续追偿；受让方违反合同付款条款，应按转让金应付而未付金额的50%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且迟延支付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否则视受让方严重违约，转让方有权终止合同，且不得退还受让方已付的转让金。东泰公司作为该合同的备案方在合同中作出声明，放弃本次股权转让标的的优先受让权，新股东按份享有股东权利，按份承担股东义务。2011年6月15日，东泰公司作出〔2011〕4号文《关于对王磊、王应国的任免决定》，聘任王磊为东泰矿业大煤洞煤矿经理，任期从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2011年6月24日，高扬作为监交人，王应国作为移交人，王磊作为接交人，形成了大煤洞煤矿证照、印章移交清单，上述清单表明东泰公司将大煤洞煤矿的包括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副本、煤炭生产许可证正副本、印鉴等手续移交给了王磊。2011年6月24日，东泰公司（甲方）、高小春（乙方）、王磊（丙方）签订《协议书》，载明：2011年5月11日高小春与王磊、东泰公司签订了《煤矿股权转让合同》，为保证合同的切实履行，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自愿为丙方作担保，如丙方未按约履行《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由甲方向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丙方自愿用所受让的大煤洞煤矿30%的股权向甲方提供反担保；3.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2011年9月9日，高小春致函王磊并东泰公司：“鉴于煤矿企业的特殊性，2011年5月11日我们签订《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后，我多次催促你们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现再次催促你们作变更。即日起我不再承担煤矿法人代表的责任。”ＸＸ军、王磊在该函件上签字确认。2011年11月11日，高小春致函东泰公司：“2011年5月11日高小春（以下简称我方）与王磊签订了《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2011年5月31日前、2011年10月31日前支付第2笔、第3笔股权转让款。现两笔股权转让金已到履行期限，期间我方多次催告王磊支付两笔转让金，但王磊不予支付。根据贵公司与我方及王磊于2011年6月24日签订的担保《协议书》，我方要求贵公司按以上担保协议承担担保责任，向我方支付以上股权转让金及违约金。”东泰公司在该函件上加盖了公司印章。2012年2月8日，东泰公司法定代表人ＸＸ军出具《说明》，载明：因大煤洞煤矿与郭元斌签署了大煤洞煤矿合作建设协议书，鉴于实际控股股东东泰公司（占70%）、股东王磊（占30%），大煤洞煤矿法人在更换中，由此委托法人高小春代上述两股东在该协议上签字，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上述两个股东负责。2011年5月12日，云南省彝良县公证处出具（2011）云彝证字第52号公证书，载明“高小春、ＸＸ军、王磊于2011年4月10日在彝良县签订了《彝良县大煤洞煤矿转让合同》，三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协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协议上三方当事人的签名、印章、指印属实。”该公证书所附《彝良县大煤洞煤矿转让合同》内容为：签约时间2011年4月10日，签约主体大煤洞煤矿（甲方）、ＸＸ军（乙方）、王磊（丙方）。合同约定，鉴于甲方在大煤洞煤矿合法拥有100%的股权，该企业于2006年5月20日在彝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由甲方独资设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298万元。现甲方有意转让大煤洞煤矿100%股权，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在大煤洞煤矿拥有的70%的股权，丙方同意受让甲方在大煤洞煤矿拥有的30%的股权。……股权转让的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1.甲方同意以2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其在大煤洞煤矿拥有的7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以9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30%的股权转让给丙方，乙、丙两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2.乙、丙两方同意以下列方式将合同价款支付给甲方。乙、丙两方同意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将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价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合同生效的条件和日期：本合同由双方合法代表签字、盖章，并经彝良县公证处公证后生效。高小春在转让方签名并加盖大煤洞煤矿印章，ＸＸ军在乙方处签名，王磊在丙方处签名。东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原为ＸＸ军，后变更为陈良。大煤洞煤矿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已于2013年3月22日到期。云南新东泰矿业有限公司最终未能完成工商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高小春与王磊签订有2011年4月10日《彝良县大煤洞煤矿转让合同》与2011年5月11日《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哪一份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为双方实际履行；二、本案的合同性质；三、2011年5月11日《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一、关于双方争议的2011年4月10日《彝良县大煤洞煤矿转让合同》与2011年5月11日《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哪份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为双方实际履行的问题。高小春认为，2011年4月10日《彝良县大煤洞煤矿转让合同》为办理工商登记而使用，非反映双方真实意思的合同，对双方不产生真实合同效力。东泰公司则认为，2011年4月10日《彝良县大煤洞煤矿转让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属真实意思表示，但因属非法转让采矿权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4月10日《彝良县大煤洞煤矿转让合同》虽为公证合同，但并非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其一，该合同约定内容与事实相悖。一是该合同的签约主体与事实不符。该合同签约主体之一为ＸＸ军，而实际的受让方之一是东泰公司，并非ＸＸ军。二是合同转让标的与事实不符。该合同约定“转让大煤洞煤矿100%股权，ＸＸ军受让大煤洞煤矿的70%的股权”，事实上当时高小春已将70%的“股权”转让给东泰公司，高小春实际拥有30%“股权”而非拥有100%的“股权”，也无法转让70%的“股权”给ＸＸ军。三是转让给王磊的30%的“股权”价款约定为90万元，而查明事实高小春转让给东泰公司的50%“股权”价款为700万元，该90万元明显偏低，且与王磊已给付高小春500万元不符。其二，各方实际履行的是2011年5月11日所签订的合同。一是公证合同、2011年5月11日合同均存在的情况下，2011年6月24日东泰公司与高小春、王磊签订的《协议书》，载明“为保证2011年5月11日高小春与王磊、东泰公司签订《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的切实履行，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担保的是2011年5月11日协议，说明2011年5月11日的协议为三方认可并需要履行。二是2011年9月9日、2011年11月11日高小春致东泰公司、王磊的函件，东泰公司、王磊予以签收，该函件所督促履行的亦为2011年5月11日的合同。三是王磊在接受询问中，明确陈述公证合同是为了避税而签订，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1年5月11日的合同。综上，可以认定2011年5月11日《煤矿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为双方实际履行。二、关于本案的合同性质，即高小春与王磊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属何类型合同的问题。大煤洞煤矿系高小春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股权，因此本案不属于股权转让纠纷。庭审中，高小春、东泰公司双方认可是将大煤洞煤矿资产作价后分割为各等份，东泰公司与高小春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质是转让个人独资企业的资产份额。故此次转让后，大煤洞煤矿实质成为东泰公司与高小春合伙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而高小春与王磊之间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股权问题，系高小春将自己的30%的资产份额转让给王磊，因此本案应为其他合同纠纷。三、关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2008年10月22日，高小春与东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将大煤洞煤矿变更登记为“彝良东泰矿业有限公司”，双方各持50%“股权”，后东泰公司通过收购刘勇从高小春处转让而来的20%“股权”，在大煤洞煤矿拥有70%“股权”。2009年至2010年间，高小春与东泰公司亦按照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以云南新东泰矿业有限公司（筹）名义对大煤洞煤矿进行工作部署及总结，管理模式按公司运作。虽然东泰公司与高小春约定的“彝良东泰矿业有限公司”因故未能设立，但此时的大煤洞煤矿已成为事实上的合伙企业，东泰公司、高小春分别持有70%、30%的合伙份额，只是尚未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后高小春与王磊签订协议，将其30%的资产份额转让给王磊，由王磊与东泰公司实际合伙经营，高小春退出合伙，东泰公司作为合伙人在《煤矿股权转让合同》上签章同意高小春将其30%的合伙份额转让给王磊并签订《协议书》自愿为王磊提供担保。从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不论是高小春与东泰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还是后来高小春与王磊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均是转让的大煤洞煤矿内部合伙人的合伙份额，而案涉采矿权属于大煤洞煤矿，且至今仍属于大煤洞煤矿，并未对外转让、变更，高小春转让自己的合伙份额经过了合伙人东泰公司的同意。因此，《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因《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从东泰公司的系列会议纪要可以看出，东泰公司已经将大煤洞煤矿纳入了东泰公司的管理范围，结合王磊与大煤洞煤矿所签承包经营煤矿的《目标责任书》、《关于对王磊、王应国的任免决定》、2011年6月24日的大煤洞煤矿证照、印鉴移交清单及2012年2月8日东泰公司法定代表人ＸＸ军出具的《说明》载明“……鉴于实际控股股东东泰公司（占70%）、股东王磊（占30%），大煤洞煤矿法人在更换中，由此委托法人高小春代上述两股东在该协议上签字，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上述两个股东负责”的内容足以说明，案涉大煤洞煤矿的相关证照由东泰公司、王磊持有，大煤洞煤矿由王磊、东泰公司经营，高小春不仅向王磊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且大煤洞煤矿已经成为由东泰公司占70%，王磊占30%并由东泰公司和王磊实际控制经营的合伙企业，高小春、王磊均认可王磊已经向高小春支付500万元转让款，故《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款为2250万元，王磊至今仅支付了转让款500万元，王磊未按时足额付款的行为构成违约，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向高小春承担支付余款1750万元和支付违约金的责任，而东泰公司应依据2011年6月24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向高小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王磊、东泰公司取得对大煤洞煤矿的实际经营管理权后，经高小春催告，既不积极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也未积极对采矿手续予以及时延续，导致大煤洞煤矿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于2013年3月22日到期，现已经丧失有效的采矿手续，王磊、东泰公司的行为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其抗辩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至于高小春主张的违约金，因高小春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东泰公司亦提出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调整，故以高小春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对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高小春股权转让金175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1年6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分档计算的资金利息；二、东泰公司对王磊承担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三、驳回高小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3050元，由王磊和东泰公司连带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2014年10月29日，彝良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2014年度关闭煤矿（矿井）的公告》，载明：根据《云南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方案调整及煤矿关闭工作的通知》（云煤整顿办〔2014〕21号）和《昭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2014年度煤矿关闭工作的通知》（昭政办发〔2014〕149号）要求，对大煤洞煤矿等7家煤矿进行关闭。二、2014年11月8日，彝良县人民政府与大煤洞煤矿签订《彝良县整顿关闭煤矿协议》，载明：大煤洞煤矿于2014年11月15日前予以关闭，并予以积极支持配合政府整顿关闭煤矿工作；大煤洞煤矿关闭后，彝良县人民政府给予奖励性补助资金933.95万元，大煤洞煤矿不得再以其他任何理由提出与煤矿相关的补偿请求。大煤洞煤矿在该协议上加盖印章，何东作为大煤洞煤矿的委托代理人签字。东泰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2008年11月1日，东泰公司分别给马群龙、韩志凌、张卓昌出具任命书，任命上述人员为‘云南东泰矿业有限公司’的相关职务”这一事实有异议，认为上述任命并不是东泰公司作出的，而是云南东泰矿业有限公司筹备组所作出的。针对东泰公司提出的异议，经本院审理查明，上述任命书是以云南东泰矿业有限公司（筹）、东泰公司、大煤洞煤矿名义作出的，高扬作为云南东泰矿业有限公司（筹）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东泰公司加盖公章。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案件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认定下列案件事实：一、2011年3月1日，大煤洞煤矿（ＸＸ军签字并加盖大煤洞煤矿印章）与高扬签订了《东泰矿业彝良县大煤洞煤矿二Ｏ一一年目标责任书》，载明：工作期限至2012年底（以2012年春节放假时间为截止日）；考核指标任务为全年采原煤5万吨、上缴利润150万元。2011年4月15日，东泰公司与高扬签订《劳动合同》，聘请高扬为东泰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12月6日，高扬向东泰公司提交《辞职申请》，辞去东泰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二、2011年5月20日，大煤洞煤矿（高杨签字并加盖大煤洞煤矿印章）与王磊签订了《东泰矿业彝良县大煤洞煤矿二Ｏ一一年目标责任书》，载明：工作期限自2011年5月20日至2014年5月20日；考核指标任务为采原煤30万吨，并向大煤洞煤矿上缴纯利润2000万元；交接（移交）手续约定，双方现场对煤矿现有的设施设备、库存原煤进行核查登记，办理移交手续。同时还对双方权利义务、考核利润上缴计划、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1年6月15日，东泰公司以东泰投资〔2011〕4号文件，解聘王应国东泰矿业大煤洞煤矿经理职务，聘任王磊为东泰矿业大煤洞煤矿经理，任期从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三、大煤洞煤矿在申办延续采矿权时，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以“采矿权人营业执照为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请变更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提交变更及延续申请”为由，对大煤洞煤矿提交的申请作出2014第022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高小春与王磊实际履行的合同是否是双方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二、高小春与王磊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及效力；三、王磊、东泰公司应如何承担责任。一、关于高小春与王磊实际履行的合同是否是双方于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的问题。首先，大煤洞煤矿作为转让方（投资人高小春签字）虽于2011年4月10日与受让方ＸＸ军、王磊签订《彝良县大煤洞煤矿转让合同》，约定高小春以210万元的价格将其在大煤洞煤矿拥有的70%股权转让给ＸＸ军，以90万元的价格将30%股权转让给王磊，且该合同于2011年5月12日经彝良县公证处进行公证，但该合同的签订时间不仅在高小春与王磊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之前，且受让方为ＸＸ军和王磊两名自然人，明显与2008年10月22日大煤洞煤矿与东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东泰公司的任命书、高小春给东泰公司的函件及2012年2月8日东泰公司法定代表人ＸＸ军出具《说明》的内容相悖，因此，该合同明显不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在公证合同、2011年5月11日合同均存在的情况下，2011年6月24日东泰公司与高小春、王磊签订的《协议书》，载明“为保证2011年5月11日高小春与王磊、东泰公司签订《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的切实履行，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担保的是2011年5月11日协议，说明2011年5月11日的协议为三方认可并需要履行；同时，2011年9月9日、2011年11月11日高小春致东泰公司、王磊的函件，东泰公司、王磊予以签收，该函件所督促履行的亦为2011年5月11日的合同，且王磊明确认可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1年5月11日的合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三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是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东泰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三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是2011年5月11日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事实依据不充分，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案涉高小春与王磊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及效力问题。关于高小春与王磊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问题。首先，案涉协议虽约定高小春将其持有的大煤洞煤矿30%的“股权”转让给王磊，但由于大煤洞煤矿系高小春投资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高小春虽在此前已将其持有的大煤洞煤矿70%的“股权”转让给东泰公司，双方并约定共同组建有限公司，但高小春与东泰公司最终并未组建成立有限公司，至高小春与王磊签订案涉《煤矿股权转让合同》时，大煤洞煤矿仍属高小春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股权，因此，案涉合同性质并非股权转让。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七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大煤洞煤矿属高小春投资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虽然大煤洞煤矿所涉采矿权登记在大煤洞煤矿名下，但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大煤洞煤矿名下财产包括采矿权，均由投资人高小春依法享有，因此，高小春转让其享有的大煤洞煤矿财产（包括采矿权），实质上涉及到采矿权主体的变更，因此，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关于“除按照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之规定，案涉高小春与王磊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实为采矿权转让合同。关于高小春与王磊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之规定，转让采矿权应当经依法批准。同时，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经批准转让采矿权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案涉高小春与王磊签订的《煤矿股权转让合同》依法应当经批准生效。由于该合同并未经国土资源部门批准，且案涉大煤洞煤矿已被政府部门依法实施关闭，案涉《煤矿股权转让合同》事实上已不可能继续办理转让审批手续，因此，该合同确定不能生效。三、关于王磊、东泰公司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关于王磊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案涉《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确定不能生效，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造成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即应当恢复到未签订合同的状态。但由于合同签订后，王磊已支付了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经营了煤矿，获取了煤矿相应的收益，且现大煤洞煤矿已被政府实施关闭，在此情形下，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已经无法恢复原状，因此，案涉《煤矿股权转让合同》虽确定不能生效，但王磊基于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不能返还。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签订《煤矿股权转让合同》时约定的转让价款，应当是双方基于煤矿当时的财产状况及价值而协商确定的，能够反应煤矿的价值；同时亦考虑到合同确定不生效后各方损失的认定存在很大困难。为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及时了结本案纠纷，本院确定王磊按合同约定的价款折价补偿高小春。鉴于王磊已支付高小春500万元，现王磊还应向高小春支付折价补偿款175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承担资金利息。关于东泰公司应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东泰公司、高小春、王磊签订《协议书》的约定，东泰公司自愿为王磊作担保，如王磊未按2011年5月11日《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履行，由东泰公司向高小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协议书》性质为保证合同，即东泰公司对王磊基于案涉《煤矿股权转让合同》项下对高小春所欠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于案涉《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确定不能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关于“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之规定，案涉保证合同即《协议书》亦不具有法律效力。东泰公司不应基于该《协议书》对王磊在《煤矿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由于保证人东泰公司在此之前已实际享有大煤洞煤矿70%份额，对高小春作为大煤洞煤矿的投资人转让煤矿资产（包括采矿权）未经国土资源部门审批的情况完全知晓，且其亦作为案涉《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的备案方在合同中明确声明新股东按份享有股东权利、按份承担股东义务，而该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双方及原其他股东共同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事实上各方均未在合同签订后及时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手续。因此，东泰公司在本案中亦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关于“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关于“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之规定，东泰公司应对本案中王磊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东泰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攀民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四川东泰投资有限公司对王磊承担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驳回高小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攀民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王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高小春股权转让金175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1年6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分档计算的资金利息”为：王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高小春支付彝良县大煤洞煤矿折价补偿款175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1年6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利息；三、四川东泰投资有限公司对王磊不能清偿高小春本案债务的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并在承担了赔偿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赔偿责任范围内向王磊追偿；四、驳回高小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3050元，由王磊负担138440元，四川东泰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46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6800元，由四川东泰投资有限公司负担50720元，高小春负担760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述蓉代理审判员  蒲 杨代理审判员  兰 娟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李悦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