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7民初6360号 原告：宜宾市新能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 法定代表人：周晓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泽芳。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 被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 法定代表人：詹纯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华。 被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方明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华。 第三人：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 法定代表人：方明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霞。 原告宜宾市新能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诉被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联上海分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审理。本院于同年5月17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后，根据中联上海分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租赁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6年8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顾泽芳，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华、第三人中联租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霞分别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经各方当事人申请，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延期审理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宜宾市新能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75.40万元；2.两被告支付利息损失(以75.4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0月20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事实和理由：新能源公司朋友郭某与被告中联上海分公司西南片区经理徐新城有合作关系。2012年初，徐新城以中联上海分公司的名义与郭某签订买卖协议，要求新能源公司担保并将款项支付给中联上海分公司。截止2012年10月19日，新能源公司陆续将购买设备资金175.40万元汇给中联上海分公司，其中2012年1月13日50万元是以工程款名义支付给徐新城个人(该50万元未在本案中主张)。2013年9月25日，中联租赁公司起诉周跃均与新能源公司后，新能源公司才得知郭某已自行向中联上海分公司支付了货款，周跃均与中联租赁公司的融资租赁协议与新能源公司无关，新能源公司不认识周跃均，也没有为其担保的事实，故新能源公司在该案中主张中联租赁公司退还或抵销新能源公司向中联上海分公司支付的175.40万元。但岳麓区法院认为新能源公司该付款与该案无关，应另行诉讼，新能源公司不服岳麓区法院判决，上诉，二审维持。新能源公司与中联上海分公司间并无合同关系，中联上海分公司收取新能源公司付款应属不当得利，遂起诉。审理中，原告新能源公司进一步明确：截止2012年10月19日，新能源公司通过公司或员工个人账户合计支付中联上海分公司75.40万元。 被告中联公司、中联上海分公司共同答辩称：不同意原告新能源公司的诉讼请求。1.新能源公司所述支付中联上海分公司的75.40万元确实收到，其中25.40万元系替债务人周跃均还款，针对2012年8月的合同的首付款，新能源公司为担保人；另50万元系针对郭某与中联上海分公司2011年12月的合同，新能源公司也是担保人。新能源公司代为付款均出具过相应证明。该些款项中联上海分公司收到后也转付给中联租赁公司；2.新能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 第三人中联租赁公司述称：同意两被告答辩意见。新能源公司作为担保人为郭某与周跃均的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担保。中联租赁公司也收到了中联上海分公司转付的相应款项。 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2012年8月22日，中联租赁公司与周跃均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及相关附件，约定中联租赁公司向周跃均出租总金额480万元的旋挖钻，租赁期自2012年8月25日起3年，每月25日前周跃均按租赁支付表支付约定租金，逾期支付加付复利计算的罚息，周跃均违约的，中联租赁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计收违约金等。同日，中联租赁公司购买了上述设备，周跃均确认收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设备。新能源公司与中联租赁公司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周跃均履行上述《融资租赁合同》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后因周跃均拖欠中联租赁公司租金，中联租赁公司起诉。2013年9月17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2013)岳民初字第03324号案件(以下简称“岳3324号案”)受理，经审理，岳麓区法院判决：解除中联租赁公司与周跃均间《融资租赁合同》，合同项下旋挖钻归中联租赁公司所有，周跃均予以返还；周跃均支付支付中联租赁公司到期租金XXXXXXX.14元，罚息94421.99元；新能源公司对周跃均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新能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6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岳3324号案审理中，中联租赁公司确认：2012年8月22日之后，新能源公司向中联上海分公司打款653974元，为新能源公司代周跃均支付，中联上海分公司也确认该款项属于中联租赁公司。 2012年7月28日，周跃均向中联租赁公司出具《提前发货申请函》，言明：本人与中联租赁公司协商拟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旋挖钻两台，因工程紧急，申请提前发货，旋挖钻首付款653964元，发货前已付40万元，首付欠款25.3964万元在2012年12月30日前付清，等等。2012年8月22日，周跃均在湖南长沙签收了旋挖钻设备一台。2012年8月22日，中联上海分公司转账支付中联租赁公司周跃均租赁设备首付款653964元。 本节事实有新能源公司提供的岳3324号和(2014)长中民二终字第03713号民事判决书，中联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提前发货申请函》、设备签收单、转账凭证等书证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在案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二、2011年12月26日，案外人郭某与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银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协议》，约定郭某选定租赁物，交银租赁公司提供融资支持，郭某按《租赁支付表》确定日期支付租金，否则支付罚息；首期款包括首期租金、履约保证金、管理费、保险费、抵押费等，在本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郭某付清所有应付款前，租赁物所有权归交银租赁公司；等等。后交银租赁公司与中联上海分公司签订《机械设备产品买卖合同》，约定购买型号ZR280A-1旋挖钻两台，总金额930万元，设备以融资租赁方式销售，实际承租人郭某；首付5%，收到首付款后发货；等等。后交银租赁公司、中联租赁公司与郭某签订《三方补充协议》，约定：交银租赁公司为郭某提供融资租赁服务，中联租赁公司作为保证人，为郭某所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中联租赁公司受交银租赁公司委托作为融资租赁业务管理人；三方同意，中联租赁公司代交银租赁公司向郭某收取首付款；等等。在相应的“首期款明细表”中明确郭某应在5各工作日内分别支付两台设备的首期款633,754.50元和632,254.50元。在此之前，郭某向中联上海分公司出具《提前发货申请函》，言明：本人与中联租赁公司协商拟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旋挖钻两台，因工程紧急，申请提前到2011年12月20日发货，旋挖钻首付款合计126.6009万元，发货前已付50万元，首付欠款76.6009万元在2012年2月29日前付清，等等。2011年12月30日，中联上海分公司转账支付中联租赁公司郭某租赁设备首付款1,054,234元。 本节事实有中联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融资租赁协议》、《三方补充协议》、《机械设备产品买卖合同》、《提前发货申请函》及付款凭证等书证及各方陈述证明，新能源公司虽对上述书证不能确认，但该些书证与当事人间陈述可相互验证，符合证据要件，且新能源公司亦陈述对郭某的签字认可，故本院采纳上述证据并确认本节事实。 三、2012年4月13日，新能源公司工作人员蒋文君支付中联租赁公司15万。同年4月27日，蒋文君出具“代付款证明”，言明该15万元专为代郭某支付购买旋挖钻的货款，本人(本单位)因此产生一切纠纷与中联上海分公司无关。 2012年4月24日，新能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棠支付中联上海分公司20万元。 2012年5月30日，蒋文君支付中联上海分公司10万。同年6月28日，蒋文君再出具“代付款证明”言明该10万元专为代郭某支付购买旋挖钻的货款。 2012年5月30日，蒋文君支付中联上海分公司5万，附言“旋挖按揭款”。同年6月28日，蒋文君亦出具“代付款证明”言明该5万元专为代郭某支付购买旋挖钻的货款。 2012年10月11日，周晓棠支付中联上海分公司15万。 2012年10月18日，周晓棠支付中联上海分公司10万，汇款附言载明“按揭款”。 2012年10月19日，新能源公司支付中联上海分公司4,000元。同日，新能源公司出具“代付款证明”言明该4,000元专为代周跃均支付购买旋挖钻的货款。 审理中，周晓棠、蒋文君出具“说明”，言明二人以个人名义向中联上海分公司付款均系代新能源公司支付；中联上海分公司确认，上述前四笔款项合计50万元，系新能源公司代郭某支付的首付款；后三笔款项合计25.40万元，系新能源公司代周跃均支付的首付款；新能源公司陈述郭某与新能源公司间存在业务往来，周跃均与郭某是合作关系，新能源公司在融资租赁中确实为该二人提供担保。 本节事实有新能源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中联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银行电子回单、“代付款证明”等书证，及各方陈述在案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就周晓棠支付中联上海分公司的三笔款项，中联上海分公司亦提供相应三份“代付款证明”的传真件，新能源公司对其上“周晓棠”签名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新能源公司与中联上海分公司均确认，新能源公司于2012年4月13日至同年10月19日间向中联上海分公司支付75.40万元。新能源公司主张中联上海分公司取得该些款项没有合法根据，而且在岳3324号案件中，生效文书也未从新能源公司责任中扣除，构成不当得利；中联公司与中联上海分公司则主张该些款项系新能源公司代周跃均与郭某支付的融资租赁款，由其代收，而且新能源公司本案主张过了诉讼时效。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新能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是中联上海分公司收到系争75.4万元有无合法根据。本院逐一分析裁断如下： 一、新能源公司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就系争75.40万元付款，新能源公司在岳3324号案件通过抗辩方式提出过主张，认为应从其担保责任中扣除，但生效裁判文书未采纳该抗辩意见。该案生效文书作出之日为2014年9月16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新能源公司主张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至少也应为该案生效文书作出之日，至新能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2年期限，故中联公司与中联上海分公司关于超出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二、系争75.40万元应为新能源公司代周跃均与郭某支付的融资租赁款，中联上海分公司代为收取存在合法根据，不构成不当得利。该75.40万元分为两部分，2012年4、5月所付的50万元和2012年10月所付的25.40万元。 就2012年10月所付的25.40万元。首先，在岳3324号案件审理中，中联租赁公司已确认新能源公司向中联上海分公司打款653,974元，为新能源公司代周跃均支付，并确认收到该款项在其主张的应付租金中予以扣除。该25.40万元应包含在中联租赁公司所确认的653,974元，即该25.40万元已经生效文书认定和处理，新能源公司再次主张并无依据；其次，新能源公司确实为周跃均所签《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担保，其付款是为履行担保责任。中联上海分公司收款是代中联租赁公司收取，对此中联租赁公司亦予确认，中联上海分公司收款并非无合法根据；最后，从新能源公司转账附言及所出具的“代付款证明”也可推定该款项的性质是新能源公司代周跃均支付的融资租赁费。虽然其中两笔款项对应的“代付款证明”是传真件，新能源公司对其上“周晓棠”签字不认可，但结合付款时间、转账附言及周跃均所出具《提前发货申请函》等的相互印证关系，可得出上述结论。就该25.40万元，新能源公司应向周跃均追偿，中联上海分公司不承担返还的责任。 就2012年4、5月期间所付的50万元。首先，除2012年4月24日周晓棠支付的20万元外，新能源公司工作人员均出具“代付款证明”，明确所付款项系代郭某支付的旋挖钻货款，该表述可认为系新能源公司对郭某债务的加入。而郭某确实为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通过出租人交银租赁公司向中联上海分公司购买旋挖钻，中联租赁公司作为作为融资租赁业务管理人。中联上海分公司也确实向中联租赁公司公司转付了融资租赁首付款，中联租赁公司亦予确认，中联上海分公司收款并非没有合法根据；其次，审理中，新能源公司确认其与郭某间存在业务关系并为郭某提供担保，新能源公司代郭某付款应在情理之中。新能源公司虽主张郭某已自行向中联上海分公司支付了货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难以采信；最后，就2012年4月24日周晓棠支付的20万元，中联上海分公司亦有提供相应的“代付款证明”，新能源公司虽对其上“周晓棠”签字不认可，但该付款发生在新能源公司认可的其他付款时间中间，“代付款证明”内容、形式与其他的“代付款证明”一致，也可与郭某所签相关《融资租赁协议》、《三方补充协议》、《提前发货申请函》所载内容相互印证。本院有理由相信，该20万元亦是新能源公司代郭某所付的融资租赁费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因此，该50万元，新能源公司应向郭某追偿，中联上海分公司亦不承担返还责任。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新能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虽未超出诉讼时效，但其不能证明被告中联上海分公司收取其款项没有合法依据，新能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宜宾市新能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340元，减半收取5,670元，由原告宜宾市新能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虞增鑫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黄浩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