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赣07行初66号原告大余县左拔镇云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云山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曹雪平，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邹祯林，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曹人平，村民。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邱凌，县长。委托代理人吴伟虹，大余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廖小华，大余县林业局法律顾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冷新生，市长。委托代理人王建亮，赣州市政府法制办干部。第三人大余县樟斗镇樟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樟斗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刘场发，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黄光耀，男，1942年3月1日生，汉族，住大余县，村民。原告云山村委会不服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裁决、赣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曹雪平、委托代理人曹人平；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伟虹、廖小华；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建亮；第三人樟斗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刘场发、委托代理人黄光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6日作出余府字（2015）281号《关于左拔镇云山村委会与樟斗镇××村委会白果窝等山林所有权争议的处理决定》：一、争议区斜里龙勾窝（斜里大路窝、直窝）、海螺形（枇杷窝、过路窝、黄竹窝）2宗地，和报井孜（直窝里、楼梯窝）1宗地部分山林所有权归樟斗村委会，总面积约431亩。二、争议区崩岗窝（半光窝）、梅孜坝、打柴坑（棚背窝）、梨树窝（棕树窝）、竹弯里（安埂上）、石壁窝（石壁窝、直窝水）、社官背7宗地，和报井孜（荞子窝）1宗地部分山林所有权归云山村委会，总面积约432亩。云山村委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赣市府复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余府字[2015]281号处理决定。原告云山村委会诉称，1.原告能够提供林业三定、四固定、土地改革时期争议山场白果窝的全部所有权依据。第三人就土改时期的争议山场所有权证只能提供黄泽琪家的两处权属证明。因此，除黄泽琪家申请并经政府颁发了山林土地证的白果窝崩岗窝的两处山林外的白果窝其他山林都属于原告。2.真实有效争议也只限于黄泽琪家申请并经政府颁发了山林土地证的白果窝崩岗窝的两处山林，而非所认定的其他樟斗村委会提交名称不符、权源不备的800多亩。3.争议发生在2009年，而非赣州市政府认定的“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存在争议”。4.第三人出示的四固定、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证没有土改时期的合法权属依据，是发证错误，不能作为确权依据。5.白果窝坐落在原告的行政区域内，并且一直由原告方的村民经营管理。6.第三人出示的林权证照不能确定山场坐落在白果窝，两被告也未出示充分证据证实。7.被告适用法律错误。两级政府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法》认为原告及第三人对所争议山林均无法确认具体位置，因此作出“林权各半原则”的处理决定无事实法律依据。首先，林权各半的前提双方有明确的争议山林，在确定的争议范围内因为争议位置不清才能适用该原则，本案中，双方所争议的具体范围面积是多少并不清楚。两处理决定侵害了原告的利益，其次，权属各半，首先是四至位置确定，不能因为第三人在白果窝有两亩地的历史来源，在无其他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将原告的所有林权划400多亩给第三人，这点违反了事实法律规定。应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及《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22条等相关规定。为此，原告云山村委会诉请：1.撤销赣州市人民政府赣市府复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大余县人民政府余府字（2015）281号《关于左拔镇云山村委会与樟斗镇××村委会白果窝等山林所有权争议的处理决定》；2.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赣市府复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余府字【2015】281号处理决定。3、赣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法律文书送达回证。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林业三定时期以一九六三和一九六四年山林权执照为基础予以发证。原告出示了1982年余林证字第002423号山林执照，载①白果窝、②白果窝斜里、③白果窝打柴坑、④白果窝棕树坑四宗地，没有提供四固定时期相应的山林执照，政府经调查，也未查找到四固定时期相应的证照。原告提供的1964年落实表3份12宗地，座落小地名和四至与1982年余林证字第002423号山林执照四宗地的小地名和四至完全不符。第三人提供了1982年余林证字015486、015487、015488三张山林所有权执照10宗地，与其提供的1964年余横字第382、383号山林所有执照相对照，其中9宗地座落小地名、四至完全相符，另一宗地“左拔海螺形”，座落小地名一样，四至描述不一样。第三人提供了1964年山林落实表一份10宗地，座落小地名和四至与其提供的1964年余横字第382、383号山林所有执照10宗地的座落小地名、四至完全一致。2、原告提供了⑴、1982年余林证字第002423号山林所有执照存根，载①白果窝，东天水界东坑大队山，南左古下队自留山巧坑里右黄芬自留山凿树坑，西天水朱公坑，北天水蕉坑。②白果窝斜里，东天水大队山，南天水大队山，西天水大队山交界，北坑口以进。③白果窝打柴坑，东坑口以进，南天水大队山，西天水大队山交界，北坑口以进。④白果窝棕树坑，东坑口以进，南天水大队山，西天水朱公坑陈坑里交界，北水田。原告认为4宗地从巧坑里窝口处大坑水以进，包括了白果窝所有的山林，面积约1800余亩。核实执照描述的四至，与其指认四至范围不相符，调查后也不能确定执照上这4宗地应该包括的具体四至范围，但可确认原告有山林在白果窝。⑵、原告提供的1964年落实表3份12宗地，和本府在县档案馆寻找的1964年落实表5份7宗地，共19宗地。原告认为这19宗地应在1982年山林执照4宗地的四至范围。由于落实表四至描述大部分是过去的人名，原告无法指认每一宗地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调查大量的相关人员也无法确定1964年落实表中每一宗地的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⑶、原告出示五份土地证，这些土地证四至涉及黄泽义、黄芳洲、陈大发、王正义、曹圣连、黄恩炎、钟秀峰、黄光彩、曹登冰、曹圣评、曹圣岚、蔡良蓉等人的山。工作人员调查了土地证老业主和界址所涉人名的亲属黄香庭、黄光海、黄江伟、曹福建、曹人仕、曹炳南、王东、陈昌寿、彭美莲、曹小平等人，以及曹书果、曹圣萍、黄光耀、黄云霞、王海洋、黄平生、曹文清、曹人峰等相关人员，无法确定这些土地证的具体四至。3、第三人出示⑴、1982年3张山林执照10宗地，与林业局档案室查找到的1982年相应山林落实表相符。由于执照上每宗地的四至至少有一面与人名（左拔乡解放初期的人名）交界，调查核实左拔大量的相关人员及其后代，都不清楚自家在土改时期的山林位置和四至，所以无法确认第三人每一宗地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⑵、第三人提供的1964年余横字第382、383号山林所有执照所载10宗地，与其提供的1964年樟斗大队落实表所载10宗地四至一致。与第三人提供的1982年执照10宗地对比，两个时期的执照有9宗地地名四至相符，有1宗两个时期山林执照地名都是“左拔海螺形”，但描述的四至不一样，第三人认为是一种笔误，应以1964年山林执照为准，可认定这种说法。但也无法确认具体位置和四至。⑶、第三人土地证载的2宗地，经调查，界址所涉王姓山、曹姓山、黄泽海山无法确定，所以不能确认该证宗地的具体范围。二、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出示了5份土地证、1964年落实表3份和1982年山林执照，土地证和落实表无法确定具体位置，提供林业三定时期执照4宗地，核实执照描述的四至，与其指认四至范围不相符，调查后也不能确定执照上这4宗地应该包括的具体四至范围，但可确认原告有山林在白果窝。第三人提供了土改时期、四固定时期和林业三定时期白果窝山林权属依据，但难于确认每一宗地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只能说明第三人有山林在白果窝。也就是说，双方提供的证照都有山林在争议区，但四至不清楚。据此，以《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一条以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之规定，对争议区作出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白果窝山林所有权争议的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争议山场经过县政府依法作出了处理决定，经赣州市政府复议处理，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反应了本案的事实。2、调处申请书、情况反应、1982年山林所有权执照、自留山申报表、山林落实表、土地证，证明申请人向县政府提出调处申请，提供了山林权属依据。3、答辩状、1982年山林执照、1964年执照、山林落实表、土地证，证明樟斗村按程序进行了答辩，并提供了相关权属依据。4、现场指认图，证明县调处办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现场勘查。5、申报表三份、落实表，证明云山村1982年山林执照案涉宗地四至界址与申报表四至相符；樟斗村1964年执照案涉宗地与落实表四至一致。6、调查笔录、调解笔录，证明调处办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按程序进行了调解。7、证明、授权委托书各一份，证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及授权委托情况。8、示意图，证明争议区域还在处理，双方均不能进行民事活动。9、送达回证《回执》，证明依法送达了法律文书。10、《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证明做出处理决定有法律依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辩称，一、赣市府复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调处期间原告和第三人均提供了林业三定时期、四固定时期和土改时期争议山场白果窝山林所有权依据，但均未能指认执照记载的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经查阅相关资料和调查大量相关人员也未能确定执照记载的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只能确认原告和第三人都有山林在争议范围。原告签订的山林租赁合同能够证明2001年其对山场经营管理的事实，但该山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直存在争议，该事实无法证明其对争议山场的山林所有权。根据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及《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争议山场白果窝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原告主张插花山林权应归证据确凿、理由充分的一方所有，因该规定适用的是跨县的山林权属争议，不适用于本案。综上，市政府维持了大余县人民政府余府字〔2015〕28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二、复议程序合法。市政府于2015年12月14日受到复议申请，当日审查后便进行了立案，并将受理通知书及时送达了相关当事人。复议期间，市政府派员到争议山场进行调查和协调。争议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山场的四至界址进行了指认。鉴于本案案情较复杂，市政府对案件依法延期了30日，并将延期通知书及时送达了相关当事人。2016年3月10日，市政府依法作出了赣市府复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决定，并将复议决定书及时送达了相关当事人。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赣州市府复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2、赣州市府复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3、赣州市府复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4、赣州市府复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EMS快递单。以上四份证据共同证明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按照法定程序依法作出了处理决定，并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给当事人。第三人樟斗村委会述称，1.争议山场自光绪31年起就由第三人村民原业主黄文彪等五兄弟经营管理，土改期间、四固定、林业三定时期大余县人民政府将山场确权给第三人方，四至界址清楚，我方村民进行经营管理，无争议。2009年，原告将我方白果窝山场租赁他人，为此发生纠纷。2.政府处理决定没有事实求是，各打五十大板，我们也不服该决定，但是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为了减轻政府部门的工作压力和及时解决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所有我们没有提起复议，但政府在分配上不合理。3.原告称其一直经营管理争议山场，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我们才是一直经营管理该争议山场。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维持政府的处理决定。第三人樟斗村委会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赣州市政府赣市府复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大余县人民政府余府字【2015】281号白果窝山林权属处理决定。3、申请报告一份，证明第三人要求上级处理争议山场权属纠纷。4、竞标会议记录，证明其不合法。5、大余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款收据，证明其不合法性。6、土地房产所有权示意图、登记存根。7、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8、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四立分关。9、樟斗村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10、授权委托书一份。经质证，原告云山村委会对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两级政府作出了相关处理决定；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三中除1953年黄泽琪所有的土地证无异议，对其他均有异议；对证据四中云山村委会的指认图（P62-P64）三性无异议，其他均有异议；对证据五中第三人的申报表我方不予确认，其他均予确认；对证据六的第一份调查笔录的三性无异议，对第二、三份笔录的三性有异议，对调解笔录的三性有异议。对证据七、九、十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八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第三人樟斗村委会对被告大余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不持异议。原告对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的复议程序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复议结论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樟斗村委会对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不持异议。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赣州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樟斗村委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第三人提交的十组证据的相关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一、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四、五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据六中的示意图不予确认，对其土地证存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八不予认可；证据九、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两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九组证据为规范性文件，非行政诉讼的证据，其余证据为调处程序中当事人提交的材料或调取收集的证据，能够与其他当事人的陈述、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对其复议程序的合法性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各方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可。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三、四与本案审查的行政行为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五可以证明2014年第三人对白果窝部分山场存在租赁的事实，但无法证明租赁山场的具体界址，也不能直接作为确权的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第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争议山场坐落在大余县××××镇云山村白果窝，共涉及10宗地，总面积约863亩，为竹林或阔叶次生林，小地名分别为：①斜里龙勾窝（斜里大路窝、直窝），四至为：东斜里大路窝与枇杷窝山埂、南山埂、西天水（朱公坑交界）、北天水（樟斗蕉坑村山林交界）,面积118亩；②海螺形（枇杷窝、过路窝、黄竹窝），四至为：东海螺形与打柴坑山脊、南山埂、西斜里大路窝与枇杷窝山埂窝水、北天水（与樟斗蕉坑山林交界），面积173亩；③报井孜（直窝里、楼梯窝、荞子窝），四至为：东天水（樟斗赖东坑山林交界）、南荞子窝窝水直上山顶、西山埂、打柴坑坑水、北天水（樟斗蕉坑村山林交界），面积170亩；④崩岗窝（半光窝），四至为：东斜里坑水、南斜里坑水流至白果窝房屋坑水、西山埂、北山埂，面积91亩；⑤梅孜坝，四至为：东山埂、南山脊、西山脊直下山窝（坑水）、北打柴坑坑水流至白果窝老屋坑水，面积57亩；⑥棚背窝，四至为：东天水（樟斗赖东杭山林交界）、南山脊、西小山窝、北棚背窝窝水直上天水，面积70亩；⑦梨树窝（棕树窝），四至为：东窝水、南山埂、西天水（与朱公坑交界）、北山埂，面积46亩；⑧竹弯里（安埂上），四至为：东山埂、南山足、西山埂、北山脊，面积21亩；⑨石壁窝，四至为：东山埂、南坑水、西窝水（山埂）、北山脊，面积81亩；⑩社官背，四至为：东山足、南山埂、西山脊、北山埂，面积36亩。解放前夕，黄恩炎（又名黄泽羲）、黄泽琪、黄泽仁、黄泽信、黄泽义、黄泽善、黄泽富、黄泽贵、陈大发、陈必义等农户在白果窝居住，后陆续迁出白果窝，其中黄姓有7户迁到樟斗镇××村居住，陈姓有2户和黄姓2户迁到左拔乡圩镇和其他地方居住。因山场存在争议，在林改期间争议双方均未取得林权证。2012年7月9日原告云山村委会就白果窝争议山场向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提出调处申请。调处期间，原告云山村委会提供了如下证据：1、1982年余林证字第002423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载小地名：①白果窝，四至为：东天水界东坑大队山、南左古下队自留山巧坑里右黄芬自留山凿树坑、西天水朱公坑、北天水蕉坑，面积150亩；②白果窝斜里，四至为：东天水大队山、南天水大队山、西天水大队山交界、北坑口以进，面积600亩；③白果窝打柴坑，四至为：东坑口以进、南天水大队山、西天水大队山交界、北坑口以进，面积500亩；④白果窝棕树坑，四至为：东坑口以进、南天水大队山、西天水朱公坑陈坑里交界、北水田，面积500亩。2、1964年云山大队山林权调整落实申报表3份，载小地名：①打柴坑，四至为：东河垅、西天水、南黄泽琪山、北曹圣岚山，原业主曹圣坪；②白果窝石壁石，四至为：东天水、西河垅、南中（钟）全才山、北曹圣仑山，原业主曹登元；③白果窝打柴坑，四至为：东小河、西天水、南黄恩炎山、北黄恩炎山，原业主曹书美；④白果窝水井头，四至为：东蔡忠诚山、西河垅，南王正义山、北陈大发山，原业主曹书论；⑤白果窝直坑里，四至为：东黄恩炎山、西曹登冰山、南河、北天水，原业主曹书许；⑥白果窝斜里，四至为：东黄恩炎、西天水、南天水、北王正义山，原业主曹书连；⑦白果窝大竹山，四至为：东王正义山、西陈大发山、南天水、北河垅，原业主曹书连；⑧白果窝蒲扇劈，四至为：东圳弦、西天水、南中（钟）全才山、北王正义山，原业主曹书连；⑨打柴坑直坑里，四至为：东天水、西路、南曹圣岚山、北蔡良春山，原业主曹登冰；⑩打柴坑直坑里，四至为：东曹圣评山、西黄恩炎山、南黄恩炎山、北天水，原业主曹登冰；?打柴坑，四至为：东曹圣评山、西黄恩炎山、南黄恩炎山、北天水，原业主曹登冰。?直坑里，四至为：东曹圣评山、西黄恩炎山、南黄恩炎山、北天水，原业主曹登冰。3、土改时期第二区云山乡二村居民黄吉祥、钟桂娣持有的第0166号土地证，载小地名打柴坑，四至为：东天水垅、南曹登冰山、西曹圣评山、北天水。4、第二区云山乡居民曹登冰、黄戊娇持有的第0175号土地证，载小地名：①打柴坑屋背，四至为：东天水、南曹圣岚山、西路、北蔡良蓉山；②打柴坑直坑，四至为：东曹圣评山、南黄恩炎山、西黄恩炎山、北天水。5、第二区云山乡居民曹圣岚、曹书美、曹人金、刘乙娣、谢素英持有的第0176号土地证，载小地名：①打柴坑横窝，四至为：东小河、南黄恩炎山、西天水、北黄恩炎山；②打柴坑入口，四至为：东天水、南黄恩炎山、西河、北曹登冰山；③打柴坑河垅劈，四至为：东小河、南曹圣评山、西天水、北黄恩炎山。6、第二区云山乡居民陈必义持有的第0182号土地证，载小地名：①白果窝，四至为：东黄泽义田、南黄芳洲田、西路堪、北陈大发田；②梅子坝，四至为：东圳堪、南王正义田、西黄泽义田、北王正义田；③中（棕）树坑，四至为：东河、南山足、西山足、北河；④白果窝：东陈大发土、南路、西陈大发土、北陈大发土；⑤白果窝：东天水、南屋背、西陈大发竹山、北陈大发竹山。7、第二区云山乡二村居民王正义、吴招娣、曾福建婆持有的第0183号土地证，载小地名：①斜里柞树坑，四至为：东河、南曹圣连山、西天水、北天水；②斜里枇杷窝，四至为：东黄恩炎山、南黄恩炎山、西曹圣连山、北钟秀峰山；③斜里大路窝，四至为：东黄光彩山、南河、西天水、北天水；④蕉坑过路窝，四至为：东天水、南刘大清山、西路、北陈德风山；⑤半光窝，四至为：东黄恩炎田、南黄光彩山、西天水、北河垅；⑥李（梨）树窝，四至为：东黄恩炎山、南河、西黄恩炎山、北天水；⑦枇杷窝，四至为：东河、南黄光彩山、西天水、北黄恩炎山；⑧石壁窝，四至为：东陈大贵山、南山足、西山足、北天水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在该县林业局档案室查找到原告1982年山林权调整落实申报表1份，表中记载白果窝、白果窝斜里、白果窝打柴坑、白果窝棕树坑，这4宗地的四至分别与1982年原告余林证字第002423号山林所有执照存根中的白果窝、白果窝斜里、白果窝打柴坑、白果窝棕树坑的四至一致。另查找到左拔公社云山大队1964年落实表8份，有3份与原告提供的相同，另5份载7宗地，其中载⑴社官背，原业主曹云典，东其德山，西天水，南天水，北山足。⑵龙勾窝，原业主黄集明，东芳禄，西大河，南中埂，北天水。⑶白果窝，原业主陈正义，东天水，西大发山，南屋背，北大发山。⑷白果窝，原业主曹文明，东大路，西正义山，南天水，北恩炎山。⑸白果窝，原业主王甲妹，东曹文材山，西黄风西山，南天水，北河。⑹白果窝，原业主曹书许，东吉祥山，西恩炎山，南河垅，北天水。⑺白果窝，原业主黄芳明，东山足，西光彩山，南天水，北芳州山。原告提供的1982年余林证字第002423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所载的白果窝、白果窝斜里、白果窝打柴坑、白果窝棕树坑4宗地，与大余县林业局保存的原告方1982年山林落实表记载的地名和四至一致，但原告对该4宗地的现场指认范围不能与执照所载四至吻合，无法确定每一宗地的具体范围。县档案局保存的1964年左拔公社云山大队山林权调整落实申报表8份这19宗地记载的四至大部分涉及过去的人名，原告也无法指认每一宗地的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调查大量相关人员也无法确定每一宗地的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原告提供的原业主陈必义（2份）、曹圣岚、曹登冰、黄吉祥等人的5份土地证，这些土地证四至涉及黄泽义、黄芳洲、陈大发、王正义、曹圣连、黄恩炎、钟秀峰、黄光彩、曹登冰、曹圣评、曹圣岚、蔡良蓉等人的山，但这些人都已过世，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调查了这些人的亲属黄香庭、黄光海、黄江伟、曹福建、曹人仕、曹炳南、王东、陈昌寿、彭美莲、曹小平等人，以及曹书果、曹圣萍、黄光耀、黄云霞、王海洋、黄平生、曹文清、曹人峰等相关人员，均无法确定这些土地证的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第三人提供了如下证据：1、1982年余林证字第015486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载小地名：①左拔报井孜，四至为：外以装天窝曹姓山、内以出两条河空合江对中埂、上以大埂天水，面积85亩；②左拔梨树窝，四至为：外以曹圣平（评）纸扇辟对中、内以王正义山、上以大埂天水，面积75亩。2、1982年余林证字第015487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载小地名：①左拔打柴坑，四至为：进坑左手以曹圣平（评）大垇窝直下、右手以进到大窝里曹圣平（评）山为界、上以大埂天水，面积120亩；②左拔石壁窝，四至为：进坑左手边外以陈大发山中埂、内以王正义山中埂、上以大埂天水，面积140亩；③左拔海螺形，四至为：外以石堪中埂、内以棚背中埂、上以大埂天水，面积150亩；④左拔梅孜坝，四至为：外以陈大发中埂、内以曹圣兰杂山纸扇劈直下（棚坪对半）、上以天水，面积80亩。3、1982年余林证字第015488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载小地名：①左拔社官背，四至为：外以上石堪中埂、内以棚背中埂、上以大埂天水，面积150亩；②左拔崩岗窝，四至为：外以王正义山窝心、内以王正义上第二只石墩中埂石壁、上以大埂天水，面积100亩；③左拔竹湾里，四至为：外以曹书辛山暗埂车井乌直上、内以王甲妹山荒田石角上中埂、上以大埂天水，面积80亩；④左拔斜里龙勾窝，四至为：外以龙勾窝进右手自己山窝心直上到埂、内以曹圣连埂上天水、上以大埂天水，面积95亩。4、1964年余横字第382号山林所有执照，载小地名：①左拔社官背，四至为：外以上石堪中埂、内以棚背中埂、上以大埂天水；②左拔梅孜坝，四至为：外以陈大发中埂、内以曹圣兰什山纸扇劈直下（棚坪对半）、上以天水；③左拔崩岗窝，四至为：外以王正义山窝心、内以王正义上第二只墩中埂石劈、上以大埂天水；④左拔竹湾里，四至为：外以曹书辛山暗埂车井乌直上、内以王甲妹山荒田石角上埂、上以大埂天水；⑤左拔斜里龙勾窝，四至为：外以龙勾窝进右手自己山窝心直上到埂、内以曹圣连埂上天水、上以大埂天水。5、1964年余横字第383号山林所有执照，载小地名：①左拔报井孜，四至为：外以装天窝曹姓山、内以出二条河垅合江对中中埂、上以大埂天水；②左拔梨树窝，四至为：外以曹圣平（评）纸扇劈对中、内以王正义山、上以大埂天水；③左拔打柴坑，四至为：左手以进曹圣平（评）山大垇窝直下、右手以进到大窝里以曹圣平（评）山为界、上以大埂天水；④左拔石劈窝，四至为：进左手边外以陈大发山场中埂、内以王正义中埂、上以大埂天水；⑤左拔海螺形，四至为：外以自己木梓山窝中埂、内以陈大发山。6、1964年樟斗大队山林落实表1份10宗地，载小地名：①左拔社官背，四至为：外上石堪中埂为界、内棚背中埂为界、上以大埂天水；②左拔梅孜坝，四至为：外以陈大发山中埂为界、内以曹圣兰什山纸扇劈直下为界纸棚坪对半、上以天水为界；③左拔崩岗窝，四至为：外以王正义山窝心为界、内以王正义上第二只墩中埂石壁为界、大埂天水为界；④左拔竹湾里，四至为：外以曹书辛山暗埂上车井坞直上为界、内以王甲妹山荒田角上埂孜为界、大埂天水为界；⑤左拔斜里龙勾窝，四至为：外以龙勾窝进右手自己山窝心直上到埂为界、内以曹圣连埂天水为界、上大埂天水为界；⑥左拔报井孜，四至为：外以装天窝曹姓山为界、内以出两条河垅合江对中中埂为界、上大埂天水为界；⑦左拔梨树窝，四至为：外以曹圣平（评）山纸扇劈对中为界、内以王正义山为界、上大埂天水为界；⑧左拔打柴坑，四至为：左手以进内以曹圣平山大坰窝直下为界、右手以进到大窝里以曹圣平山为界、上大埂天水为界；⑨左拔石壁窝，四至为：进左手边外以陈大发山中埂为界、内以王正义山中埂为界、上大埂天水为界；⑩左拔海螺形，四至为：外以自己木梓山窝中埂为界、内以陈大发山为界。7、黄泽琪、黄光明、黄光耀、卢芳梅、钟素莲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载小地名：①左拔白果窝崩岗窝，四至为：东河垅、南王姓山、西天水、北王姓山；②左拔白果窝崩岗窝，四至为：东曹姓山、南河垅、西黄泽海山、北天水。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在该县林业局档案室查找到第三人方1981年山林权调整落实申报表2份，其中载左拔报井窝、左拔梨树窝、左拔打柴坑、左拔石壁窝、左拔海螺形、左拔社官背、左拔梅孜坝、左拔崩岗窝、左拔竹湾里、左拔斜里龙勾窝，这10宗地的四至分别与第三人方1982年余林证字第015486、015487、015488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中的左拔报井孜、左拔梨树窝、左拔打柴坑、左拔石壁窝、左拔海螺形、左拔社官背、左拔梅孜坝、左拔崩岗窝、左拔竹湾里、左拔斜里龙勾窝的四至一致。第三人提供的1982年余林证字第015486、015487、015488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所载的左拔报井孜、左拔梨树窝、左拔打柴坑、左拔石壁窝、左拔海螺形、左拔社官背、左拔梅孜坝、左拔崩岗窝、左拔竹湾里、左拔斜里龙勾窝共10宗地与林业局保存的樟斗村委会1981年山林落实表所载的10宗地，地名及四至描述一致，但执照上记载的每宗地四至至少有一面与左拔镇解放初期的人名交界，大余县政府调查核实左拔镇大量相关人员及其后代，均无法确定每一宗地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其提供的1964年余横字第382、383号山林所有执照所载10宗地，与其提供的1964年樟斗大队落实表所载10宗地地名及四至记载一致，并且与其提供的1982年执照所载的10宗地有9宗地地名及四至相符，其中一宗地小地名为左拔海螺形，1982年四至为：外以石堪中埂、内以棚背中埂、上以大埂天水；1964年四至为：外以自己木梓山窝中埂为界、内以陈大发山为界，四至表述不一致；第三人认为是一种笔误，应以1964年山林执照为准，但也无法确认上述10宗地的具体位置和四至范围。第三人提供的土改时期黄泽琪等人持有的土地证记载的2宗地，界址所涉王姓山、曹姓山、黄泽海山无法确定，也无法确定土地证所载宗地的具体范围。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受理原告方调处申请后，进行了调查取证、现场勘查踏界，因双方争议较大，调解不成，2015年9月6日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根据山林权各半以及便于经营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作出余府字（2015）281号处理决定：一、争议区斜里龙勾窝（斜里大路窝、直窝）、海螺形（枇杷窝、过路窝、黄竹窝）2宗地，和报井孜（直窝里、楼梯窝）1宗地部分山林所有权归被申请人，总面积约431亩。具体是：①斜里龙勾窝（斜里大路窝、直窝），四至：东斜里大路窝与枇杷窝山埂，南山埂，西天水（朱公坑交界），北天水（樟斗蕉坑村山林交界），面积118亩；②海螺形（枇杷窝、过路窝、黄竹窝），四至：东海螺形与打柴坑山脊，南山埂，西斜里大路窝与枇杷窝山埂、窝水，北天水（与樟斗蕉坑山林交界），面积173亩；③－1报井孜（直窝里、楼梯窝），四至：东天水（樟斗赖东坑山林交界），南楼梯窝窝口南面埂水直上山顶，西山埂、打柴坑坑水，北天水（樟斗蕉坑村山林交界），面积140亩。二、争议区崩岗窝（半光窝）、梅孜坝、打柴坑（棚背窝）、梨树窝（棕树窝）、竹弯里（安埂上）、石壁窝（石壁窝、直窝水）、社官背7宗地，和报井孜（荞子窝）1宗地部分山林所有权归申请人，总面积约432亩。具体是：③－2报井孜（荞子窝），四至：东山顶、天水（樟斗赖东坑山林交界），南荞子窝窝水直上山顶，西打柴坑坑水，北楼梯窝窝口南面埂水直上山顶，面积30亩；④崩岗窝（半光窝），四至：东斜里坑水，南斜里坑水流至白果窝房屋坑水，西山埂，北山埂，面积91亩；⑤梅孜坝，四至：东山埂，南山脊，西山脊直下山窝、坑水，北打柴坑坑水流至白果窝老屋坑水，面积57亩；⑥棚背窝，四至：东天水（樟斗赖东杭山林交界），南山脊，西小山窝，北棚背窝窝水直上天水，面积70亩；⑦梨树窝（棕树窝），四至：东窝水，南山埂，西天水（与朱公坑交界），北山埂，面积46亩；⑧竹弯里（安埂上），四至：东山埂，南山足，西山埂，北山脊，面积21亩；⑨石壁窝，四至：东山埂，南坑水，西窝水、山埂，北山脊，面积81亩；⑩社官背，四至：东山足，南山埂，西山脊，北山埂，面积36亩。原告对大余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赣州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了赣市府复字（2015）1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大余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字（2015）281号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2016年10月20日本院组织的询问过程中，原告方认可第三人林业三定时期1982年余林证字第015486，015487,015488山林所有权执照所载的“梨树窝”、“打柴坑”、“石壁窝”、“梅孜坝”、“社官背”、“崩岗窝”、“龙勾窝”七个山场地名，原告方村民在争议区域白果窝也有相同的地名称谓。本院认为，《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双方都无证据的，人工林的山权、林权均归造林一方所有，天然林或荒山荒地，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本案中，争议双方对争议区域大地名“白果窝”的称谓一致，均能出示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执照主张权属。原告方持有的林业三定时期002423号执照所载的山场为“白果窝”、“白果窝斜里”、“白果窝打柴坑”、“白果窝棕树坑”；第三人方持有的林业三定时期015486，015487,015488号执照所载的山场为“左拔梨树窝”、“左拔打柴坑”、“左拔石壁窝”、“左拔梅孜坝”、“左拔社官背”、“左拔崩岗窝”、“左拔龙勾窝”以及“左拔报井孜”、“左拔海螺形”、“左拔竹湾里”。对照原告方的现场指认图，原告方对其林业三定时期上述山场的指认不能与山场四至相吻合，原告方虽出示了四固定时期、土改时期的证照，但因时间跨度较长，山场四至中涉及人名、老业主，原告方不清楚具体界址，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经调查也无法确定每一宗地的具体范围。同样，第三人对其持有的争议山场林业三定时期、四固定时期、土改时期证照所载山场四至中涉及的人名、老业主，不清楚具体界址，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经调查也无法确定每一宗地的具体范围。但从双方执照所载的山场地名、四至并结合当事人的指界以及调查笔录，可以认定双方出示的林业三定时期执照所载的上述山场位于争议山场“白果窝”。因此，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作出处理决定，将争议区域进行划分，确定权属，该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受理复议申请，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复议决定并送达当事人，其复议程序合法，结论正确。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大余县左拔镇云山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大余县左拔镇云山村村民委员会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费（收款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账号：14×××42，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象南广场支行），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小光代理审判员  王丽琼代理审判员  高 霞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代理书记员  管燕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