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06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新民，住湖北省洪湖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松山，住湖北省监利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祥明，住湖北省洪湖市。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伶娟，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叶文欣，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有鹏，住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和鸣，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娜，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因与被上诉人黄有鹏、吴和鸣、黄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院作出的（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2750号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徐某甲物流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12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经营范围为仓储服务、货运代理，现法定代表人为黄有鹏，公司股东为黄娜、黄有鹏。2004年10月27日，徐某甲物流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主要是原公司股东邵国新将所持公司的40%的股权以20万元价款转让给新股东贾某，吴某将所持公司的40%的股权以20万元价款转让给新股东贾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贾某占公司80%的股权，黄有鹏占公司20%的股权。2009年2月20日，徐某甲物流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主要是原公司股东贾某将其占有公司的80%的股权以40万元价款转让给新股东黄娜，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黄娜占公司80%的股权，黄有鹏占公司20%的股权。《佛山市徐某甲物流有限公司章程》第四条规定，徐某甲物流公司由2个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第十二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部分出资。股东向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第十五条规定，股东会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2014年2月11日，黄有鹏（甲方）与吴和鸣（乙方）签订《企业转让合同书》，记载有“为了将甲方企业发展壮大，甲方自愿将其所有的徐某甲物流有限公司转让给乙方经营管理。现甲、乙双方就转让事宜达成一致协议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一、转让条件：1.甲方将徐某甲物流广东至徐州专线转让给乙方后，甲方占股百分之二十，徐某甲物流盈利后按20%分红。甲方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2.乙方接手经营管理后每月按贰仟元标准发放李某文退休工资。二、受让条件：1.本合同生效后原徐某甲物流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乙方姓名。2.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将所有资源（客户资源、原企业租用场所、办公设施、提送货自有车辆、单证票据、装卸货设施、固定长途运输车资源、原工作人员信息档案等）一并移交给乙方。3.本合同生效后乙方有自主经营管理权，甲方不得参与经营管理。4.乙方所占百分之八十股份有自主分配权，甲方不得干涉……三、其他约定：…….2.甲方有义务协调原有与徐某甲物流有关联的关系。3.除徐某甲物流外乙方发展的其它业务与甲方无关。4.甲方有权将百分之二十的股权转让给直系亲属……”。该《企业转让合同书》有黄有鹏、吴和鸣的签名。经庭审质证，黄有鹏、吴和鸣对《企业转让合同书》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转让合同书主要是针对徐某甲物流公司广东至徐州专线业务的转让，而并非针对整个徐某甲物流公司的转让，吴和鸣也并未向黄有鹏支付过转让款，双方亦从未就盈利和亏损进行约定；第三人黄娜表示其作为占有徐某甲物流公司80%股权的股东，并没有签订任何股权转让合同，但对于徐某甲物流公司转让广东至徐州专线业务给吴和鸣的事实，其是知情且同意的。2014年2月20日，吴和鸣、杜新民、杜松山以及叶祥明共同签订《股东合伙协议书》，记载“为了共同发展物流事业，股东吴和鸣现将受让所得的徐某甲物流有限公司百分之八十的股份以入股合伙的形式出让给上述合伙人，现就股权分配以及经营管理等事宜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并共同遵守。……二、股权分配转让人黄有鹏占股份百分之二十（20%）、吴和鸣占股百分之三十（30%）、杜新民占股百分之二十（20%）、杜松山占股百分之十五（15%）、叶祥明占股百分之十五（15%）。三、股份出让条件杜松山、叶祥明各出资壹拾万元作为公司运作流动资金为股份受让条件。四、股东权利与义务……4.在公司启动初期如杜松山、叶祥明各出资的十万元资金不能满足公司运作需要时应当向其追加出资额，追加出资额最高限额每人不得高出五万元。5.杜松山、叶祥明应出的资金在本协议签字后三日内一次性打入指定的账户，该项资金由专人管理，不得挪作它用……六、风险承担规定除黄有鹏外其他股东按股份比例承担公司亏损风险。七、股东吴和鸣出任公司董事长职务，股东杜新民出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和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该份《股东合伙协议书》有吴和鸣、杜新民、杜松山以及叶祥明的按捺和签名。经庭审质证，黄有鹏、吴和鸣对《股东合伙协议书》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认为上述协议书只是针对徐某甲物流公司某条物流专线业务的转让，第三人黄娜表示其作为占有徐某甲物流公司80%股权的股东，从未签订任何股权转让合同。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为证明其已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379358元，提供了《收据》四张，其中：1.2014年4月30日的《收据》记载“今收到叶祥明股金139000元”的字样；2.2014年4月30日的《收据》记载“今收到杜某股金133000元”的字样；3.2014年5月21日的《收据》记载“今收到杜新民股金50000元某收现金30000元杜新民开支11400+8340杜新民付现金杜某260”的字样；4.2014年5月31日的《收据》记载“今收到杜某股金57358元”的字样。上述四张《收据》上均加盖有“佛山市徐某甲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底部会计处显示为王某。经庭审质证，黄有鹏对上述《收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表示其和徐某甲物流公司均未收到上述款项，徐某甲物流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实际由叶祥明保管；吴和鸣、黄娜均表示其对上述《收据》均不清楚，亦没有收到过上述款项。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还提交2014年10月31日的《欠条》一份，记载“今收到杜某现金伍万零壹佰叁拾柒元正￥50137元（其中：3-8月工资17300元；6-8月垫付流动资金32837元）”的内容，该《欠条》上加盖有“佛山市徐某甲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黄有鹏、证明人“王某”的签名。庭审中，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表示杜某为杜松山的儿子，由其代杜松山缴纳相关股权转让款项，《欠条》实际为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向徐某甲物流公司投资的款项；黄有鹏则认为《欠条》是为了证明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开设新商铺所花费的款项，而并非用作向徐某甲物流公司投资。诉讼中，黄有鹏申请王某作为证人出庭，原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王某当庭表示，其因经黄有鹏介绍进入徐某甲物流公司担任会计，前后仅做了一个月的时间；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提交的四张《收据》均是其根据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的要求开具的，但并未真实收到相应款项，财务专用章也是杜松山的儿子杜某和叶祥明的儿子叶某保管的，并非其加盖的，其离职后所有的账本和流水账均交给杜某；对于《欠条》是因为有相关的凭据和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的相互印证，其就在证明人处签名确认了。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提交了黄有鹏与叶祥明、黄有鹏与案外人（承包人）之间的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版录音内容，拟证明黄有鹏私自将徐某甲物流公司转让给他人，经庭审质证，黄有鹏对该段录音内容无异议。此外，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还提交了徐某甲物流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区长红某投资有限公司之间于2014年3月25日签订的《物流铺位租赁合同》及《收据》三张（款项共计33344元），拟证明黄有鹏在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外增设营业点。经庭审质证，黄有鹏和吴和鸣均认为该租赁合同实际由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与佛山市南海区长红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因对方要求由徐某甲物流公司签名，故是黄有鹏代为签字的。2014年12月23日，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委托广东广某律师事务所向徐某甲物流公司、黄有鹏发出《关于敦促履行相关义务的律师函》，要求其于2015年1月15日前协助委托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按照合同约定将公司的所有资源、银行账号等移交给委托人，将公司移交给委托人经营管理，并将所收取的公司运费交还给委托人。此外，吴和鸣提供了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记载“合伙人杜新民、吴和鸣、杜松山、叶祥明与黄有鹏合同纠纷现提出诉讼，无论诉讼结果如何吴和鸣不承担任何责任。吴和鸣有责任提供身份证和委托合同手续”的内容，该《承诺书》上有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的签名确认。以上事实，有《企业转让合同书》《股东合伙协议书》《收据》《欠条》《租赁合同》、证人证言、录音资料、律师函、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确认黄有鹏与吴和鸣之间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书》无效；二、确认吴和鸣与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之间签订的《股东合伙协议书》无效；三、黄有鹏、吴和鸣和黄娜连带返还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已支付的投资入股款409495元及利息，利息以投资款409495元为本金，从2015年1月16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企业转让合同书》的性质。根据黄有鹏与吴和鸣之间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书》记载：“黄有鹏将徐某甲物流公司广东至徐州专线转让给吴和鸣，黄有鹏占股20%，徐某甲物流公司盈利后按20%分红……吴和鸣所占80%股份有自主分配权，黄有鹏不得干涉”等。庭审中，黄有鹏、吴和鸣和第三人黄娜均表示《企业转让合同书》系针对徐某甲物流公司广东至徐州专线转让事宜而签订，而并非针对徐某甲物流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虽然该份合同书上仅有黄有鹏的签名确认，其作为徐某甲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之一，无权单方就徐某甲物流公司经营事宜以其个人名义对外转让公司业务或股权，但因第三人黄娜表示其对于该份《企业转让合同书》中关于将徐某甲物流公司广东至徐州专线业务转让给吴和鸣经营的事实是知情且同意的，故原审法院对该份《企业转让合同书》中关于徐某甲物流公司将广东至徐州专线业务转让给吴和鸣经营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该份《企业转让合同书》中关于转让徐某甲物流公司股权的内容应属无效。其次，关于《股东合伙协议书》的性质。虽然吴和鸣与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签订《股东合伙协议书》，并约定有“……股东吴和鸣将受让所得的徐某甲物流有限公司百分之八十的股份以入股合伙的形式出让给上述合伙人……”的内容，但至本案诉讼发生时止，该份协议书未经徐某甲物流公司的股东黄有鹏、黄娜的确认，吴和鸣亦并非徐某甲物流公司的股东之一，其无权将徐某甲物流公司的股份受让于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由此可见，吴和鸣与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签订的《股东合伙协议书》亦应属无效。再次，关于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要求返还入股款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实际参与了徐某甲物流公司的管理和经营，虽然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提交了相关《收据》拟证明其支付的投资款项，但上述《收据》中加盖的是“佛山市徐某甲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各方当事人均对上述《收据》中加盖的“佛山市徐某甲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表示认可；举证期限内，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向黄有鹏、吴和鸣或黄娜支付了相关款项，且黄有鹏、吴和鸣和黄娜均否认其收取了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的相关款项，证人王某亦表示其在开具相关《收据》时并未实际收取相关款项，故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证实相关投资款项实际是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支付给徐某甲物流公司的，故对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要求黄有鹏、吴和鸣和黄娜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409495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为此向徐某甲物流公司支付的投资款项，可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判决如下:一、确认黄有鹏与吴和鸣之间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书》中关于转让徐某甲物流公司股权的内容无效；二、确认吴和鸣与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签订《股东合伙协议书》无效；三、驳回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442元，由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共同负担。上诉人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在参与经营期间，在佛山营业点为徐某甲物流拉业务，佛山的档口租金、水电、人员工资等均由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承担，同时还要垫付给负责运输货物的公司30%的运费。另外方面，徐州营业点负责徐州档口的租金、水电、人员工资等，支付70%的运输公司运费，由徐州营业点收取散户顾客100%的运费。以上是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参与徐某甲物流的经营模式，并且也是大多数零担物流公司的经营模式。徐州方面收取客户运费之后，黄有鹏控制公司的经营，将散户收货人支付的运费据为己有，同时又拒绝按照《股东合伙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不移交对公账户、巧言哄骗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不断开展工作，不断拉业务，不断垫付运费等，之后拒绝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查看账册的请求，不予配合进行徐州收取的100%营业款的结算和合理调剂或分配，也不近行工商登记的变更等等，严重违约，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也想过将股金转账于徐州物流公司的对公账户进行投资入股的支付方式，可是黄有鹏不提供账号给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二、在庭上，黄娜在第二次开庭时说股权转让不知情，只是听说有几个人来经营，第三次开庭她又讲，她对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进公司来经营是知情的，但辩称她同意转让专线，不同意转让公司。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当庭予以否定，多次声明徐某甲物流只有一条专线，该专线就是徐某甲物流的所有经营内容，转让专线即转让徐某甲物流公司，并且以往的参与经营中从未讲过只转让专线这种说辞，否则，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早就不干了，更不会投钱经营佛山的发货点。在《企业转让合同书》与《股东合伙协议书》中约定转让的是徐某甲物流的股份，在所有的往来文件、缴款单据、费用确认性质的单据、双方谈话以及庭审的说辞，均指向的是股权，均指向整个公司的利润分配，也是写明的公司的全部盈利，可以看出来，均是指“股权转让”。三、应认定黄有鹏与吴和鸣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书》以及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与吴和鸣签订的《股东合伙协议书》的性质。本案的所有文件的草拟签署，收据的书写等，因为参与人不是专业人士，用词用语不规范，其法律关系和性质，只能从一系列行为、和文件资料进行综合判断，这次股权转让，实际上是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性质的行为。首先，关于《企业转让合同书》的性质。在《企业转让合同书》中明确写明“转让徐某甲物流有限公司转让给乙方经营管理”，“乙方所占百分之八十股份有自主分配权，甲方不得干涉。”从以上内容显示，《企业转让合同书》为徐某甲物流公司股权转让的合同。其次，关于《股东合伙协议书》的性质。在《股东合伙协议书》中记载：“为了共同发展物流事业，股东吴和鸣现将受让所得的徐某甲物流有限公司百分之八十的股份以入股合伙的形式出让给上述合伙人……”“转让人黄有鹏占股百分之二十(20％)、吴和鸣占股百分之．三十(3O％)、杜新民占股百分之二十(20％)、杜松山占股百分之十五(15％)、叶祥明占股百分之十五(15％)。”从以上内容显示，《股东合伙协议书》实质上是股权的再次转让。所以，从双方的往来文件以及录音等均显示购买的是股权，并非写明“转让专线”，且对方均认可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提交法庭的录音资料的真实性。黄娜对徐某甲物流的经营包括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入股参与经营是知情的。四、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向法庭提交了四份股金收据及一份欠条，由于对方否认其收取了以上款项，证人王某表示在开股金收据时看了单据之后，再开具收据的，其本人实际上没有收取股款，也没实际收取以上款项。首先，对方否认其收取了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的股权转让款，证人王某表示在开股金收据时也没实际收取以上款项，是正常的，因为股权转让款都已经支付到徐某甲物流支付运费和日常开支里了。如果没有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在佛山营业点的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收入，收货点哪里可以源源不断的有散户顾客的运费收入呢?其次，黄有鹏对徐某甲物流的经营是知情，并且参与其中。2014年5月，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退出徐某甲物流，杜某跟王某把账本及其他资料打包封存在佛山经营点。后来在2014年8月的时候，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回去取账本等资料，但是佛山经营点己被黄有鹏强制接管，不肯向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交出账本等资料，只愿意与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证人王某、杜松山的儿子一起结账，以徐某甲物流的账本、收支凭证为基础做了一份财务报表(见补充提交的证据十《徐某甲物流3—8月财务报表》)，由王某经手清点计算并且进行统计，大家都在那份报表上签名，并盖上佛山市徐某甲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以示确认。报表上佛山经营点所有的支出几乎都是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垫资的。所以，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主张的股款最终还应以徐某甲物流的账本为准。最后，从2014年2月到2014年5月，是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在经营管理徐某甲物流的佛山的经营点，但是对方都没向佛山经营点支付过任何款项，可是佛山营业点，需要垫付发往徐州的货单运费的大概30％，佛山的经营点只是偶尔有一些回单可以收一些运费，其余的支出都是靠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垫资，且依据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提交上诉状时补充提交的《徐某甲物流3-8月财务报表》这上面有黄有鹏的本人签字，其是确认的。综上，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二审请求判令：1、原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同意，但是其中的判决理由错误，请认定黄有鹏、吴和鸣违约并且承担相关责任。2、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三项，黄有鹏和吴和鸣支付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实际支付的409495元股金及利息(利息以股金总额409495元为本金，计算从2015年1月16日起至黄有鹏、吴和鸣支付齐全全部款项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3、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由黄有鹏和吴和鸣承担。被上诉人黄有鹏、吴和鸣、黄娜均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二审提交徐某甲物流3-8月财务报表，拟证明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与黄有鹏、王某、杜某一起结算徐某甲物流2014年3-8月的经营中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徐某甲物流在佛山有费用发生，上面也有黄有鹏及会计的签字，黄某鹏认可佛山经营点的支出情况，可证明其有投资、有参与经营，只是没有进行股权交割。但同时佛山是负利润，在徐州有收入。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对徐州经营点的费用收支情况不予认可，要去查看账册，徐州点被黄有鹏控制，不配合查账。合同无效，但无效的过错方在对方。黄娜、黄有鹏共同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徐州那边也是要支付车费、房租、人工等，顺德这边也有预付款、回单结账，两边是有支出收益的。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并无支付40多万元，因我方已将专线给了吴和鸣去经营，其与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与黄有鹏无关。黄有鹏作为公司法人，才会在财务报表上签名。吴和鸣质证称：不清楚该些数据，4月份其已经离开公司。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杜新民、杜松山、叶祥明是否有权取回其所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关于《企业转让合同书》、《股东合伙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即使徐某甲公司的股东黄有鹏与吴和鸣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书》约定转让的是徐某甲公司的股权，另一个股东黄娜对该部分股权享有法定的优先受让权。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黄娜放弃了该优先受让权。则《企业转让合同书》亦因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而归于无效。因此，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企业转让合同书》并无不当。至于吴和鸣与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签订的《股东合伙协议书》，基于吴和鸣并无取得徐某甲公司的股权，其自行将徐某甲公司的股权对外转让属无权处分行为，该行为并未得到徐某甲公司其他股东的追认，因此，该份合同亦为无效。本案经原审法院审理，判令确认黄有鹏与吴和鸣之间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书》中关于转让徐某甲物流公司股权的内容无效；确认吴和鸣与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签订《股东合伙协议书》无效。对于该两项判项，涉案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据此，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不能基于无效合同取得徐某甲公司股东的身份。关于《企业转让合同书》转让的标的物问题。该份合同虽然有甲方自愿将其所有的徐某甲公司转让给乙方经营管理的字样，但是在具体条款中约定转让的是广东至徐州的专线。诉讼中，该份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亦确认转让的实为广东至徐州的专线业务，并非对徐某甲公司的转让。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亦并无证据显示吴和鸣有效受让了徐某甲公司的股权。徐某甲公司另一股东黄娜也确认其知情的是广东至徐州的专线业务。事实上，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与吴和鸣签订《股东合伙协议书》之后亦非就整个徐某甲公司参与经营。以上事实可以印证黄有鹏、黄娜、吴和鸣关于转让的标的物实为广东至徐州的专线业务的主张。至于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要求退回股权转让款项的问题。首先，《股东合伙协议书》约定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应各出资10万元作为公司的运作流动资金，如若不足，之后再追加出资额；并无关于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向黄有鹏、黄娜、吴和鸣个人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约定。其次，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提交收据证明付款的情况，但并无提交款项支付方式的证据，且经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明开收据时并无收取款项。再次，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亦认可其投资已经物化为徐州收取的运费收入。该陈述可以证明其三人将款项投入了经营当中，并没有向所谓股权出让方支付。因此，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要求黄有鹏、黄娜、吴和鸣返还款项理据不足。诉讼中，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提交了徐某甲物流3-8月财务报表，加盖了佛山市徐某甲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其上有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黄有鹏的签名。此外，二审庭审中，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亦认为其参与经营的是广东到徐州的线路。黄有鹏、黄娜则认为就广东到徐州的线路，各方成立合伙。基于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并无受让徐某甲公司的股权，但其实际参与了该公司广东到徐州线路的经营。因此，黄有鹏认为各方就该项目存在合伙关系符合案件的事实。则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就其投入的款项应以合伙关系予以主张，而非在本案中以股权转让款项的性质提出主张。至于各方合伙关系的处理，不属本案处理范围，本案不予审理。综上，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上诉理由理据不足，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42元，由上诉人杜新民、叶祥明、杜松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张朝晖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罗永娟尤志华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