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赣0829民初1272号原告：刘爱民（受害人刘桂根之妻），女，1968年7月19日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原告：王会珍（受害人刘桂根之母），女，1933年8月29日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原告：刘艳琴（受害人刘桂根之女），女，1988年7月15日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护士，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原告：刘艳玲（受害人刘桂根之女），女，1990年5月26日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职工，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原告：刘诚（受害人刘桂根之子），男，1991年9月7日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职工，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雄，江西安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巢礼发，男，1968年11月16日生，汉族，江西省万载县人，个体户，住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敏根，江西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浏阳市三信出口礼花厂，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枨冲镇新南村。代表人：袁善斌，该厂投资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守明，浏阳市远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刘翔，男，1980年2月6日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原告刘爱民、王会珍、刘艳琴、刘艳玲、刘诚与被告巢礼发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巢礼发认为其所出售的礼花弹系浏阳市三信出口礼花厂（以下简称三信礼花厂）生产，该厂将礼花弹出售给自己是非法行为；另外，礼花弹的实际购买人是刘翔，其不具有购买资质，且购买后又未妥善管理和使用，致使没有燃放资质的刘桂根进行燃放，因此，三信礼花厂和刘翔对刘桂根的死亡均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故申请追加二者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通知二者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爱民、刘艳玲、刘诚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雄，被告巢礼发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敏根，被告三信礼花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守明，被告刘翔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双倍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219137元，其中丧葬费52137元（26068.5元×2）、死亡赔偿金1060000元（530000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50000元×2）、交通费2000元（1000元×2）、误工费5000元（2500元×2）；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2月20日，受害人刘桂根与刘翔、刘小文开车至宜春市万载县被告巢礼发处购买了一箱（每箱24发）礼花弹以及一些鞭炮和烟花，价格861元，被告开具了一份销货清单。2016年2月22日晚，刘桂根等人将礼花弹拿出来燃放。因为礼花弹上没有燃放说明，刘桂根等人就研究燃放方法，确定燃放方法后开始燃放。一开始燃放还比较顺利，在刘桂根燃放到倒数第三个礼花弹时，礼花弹发生爆炸，刘桂根当场被炸身亡。事后，原告向安福县赤谷乡派出所以及万载县安监局报案。原告与被告巢礼发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果。原告认为被告巢礼发销售的礼花弹系三无产品，存在严重缺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巢礼发应双倍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被告巢礼发辩称，我认可出售礼花弹的事实。礼花弹为特殊商品，生产、运输、仓储、销售、购买、燃放等对其都有严格的规定。刘桂根对礼花弹的危险性是一目了然的，因为礼花弹是５英寸的，非常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监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和《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的规定，礼花弹必须由具有燃放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燃放，刘桂根在明知自己没有燃放资质的情况下进行燃放明显存在过错，故应减轻我的赔偿责任。礼花弹系被告三信礼花厂所生产，我一共从那里购买了80箱，在没有开具购买证的情况下，该厂将礼花弹出售给我是非法行为，因此，三信礼花厂对刘桂根的死亡均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从年龄来看，刘桂根本人是不可能会购买这种礼花弹的，礼花弹的实际购买人是刘翔，其不具有购买资质，且购买后又未妥善管理和使用，致使没有燃放资质的刘桂根进行燃放，因此，刘翔对刘桂根的死亡存在过错，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过高，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调整。原告要求双倍赔偿无法律依据。原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条款理解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原告可要求双倍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礼花弹本身的价款，而不是其遭受的全部损失的双倍。原告及刘桂根在案发时属于农村居民，故应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赔偿。被告三信礼花厂辩称，涉案礼花弹不是本厂生产和销售的，本厂是正规厂家，不会生产三无产品，因为一旦发现会立即吊销许可证。万载县安监局扣押的礼花弹是5英寸的，而本厂只能生产小型礼花，直径是不能超过3英寸的，不可能生产５英寸的礼花弹。因此，本厂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刘翔辩称，礼花弹是我和刘桂根、刘小文一起开车去万载县被告巢礼发处买的，我们各自买各自的，钱也是各自出，燃放也是各自玩，其中我分了12个，刘桂根分了7个，刘小文分了5个，当时被告巢礼发也没有说要具有燃放资质的人才能购买，也没有问有没有燃放过。我只是普通的消费者，我没有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辩称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户口本，可以证实原告及刘桂根为农村居民，家庭住址在农村。原告提供的销货清单虽然是后来补写的，但结合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可以证实2016年2月20日，刘翔和刘桂根、刘小文一起开车到万载县被告巢礼发店里购买了一箱（每箱24发）5英寸礼花弹以及一些鞭炮和烟花，价格共计861元。原告提供的安福县赤谷乡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虽无经办人员签名，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刘桂根于2016年2月22日晚（正月十五元宵节）因燃放礼花弹当场被炸身亡，本院对该死亡证明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万载县安监局询问笔录，笔录中被告巢礼发陈述其在湖南省浏阳县青草镇三信礼花厂共计批发了80箱礼花弹，该厂老板姓罗。被告三信礼花厂质证后认为本厂的住所地在湖南省浏阳市枨冲镇新南村，而被告巢礼发陈述的厂址与事实不符，故这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万载县安监局询问笔录为被告巢礼发的个人陈述，在被告三信礼花厂不予认可又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其不能证明被告巢礼发卖给刘桂根等人的礼花弹是从被告三信礼花厂批发的。原告提供的死亡现场照片以及礼花弹、礼花弹包装箱照片是事故现场照片，可以证实刘桂根因燃放礼花弹被炸身亡的事实以及涉案礼花弹是5英寸的，包装箱箱体文字印刷为英文，无中文警示说明和中文标明的“专业燃放”字样、厂名，还剩余两个礼花弹未燃放。原告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房产证、水费发票、电量电费情况说明虽可证明位于安福县平都镇富瑞浅水湾华庭苑14栋1单元602房为刘桂根所有，但不足以证明刘桂根生前及原告在此居住。被告巢礼发提供的通话录音中，被叫方是否为罗仁不明确，且被叫方未明确认可涉案礼花弹是被告巢礼发从被告三信礼花厂批发的，故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被告巢礼发提供的隐患整改责任牌照片显示被告三信礼花厂法人代表为罗仁，而被告巢礼发提供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被告三信礼花厂投资人为袁善斌，在被告三信礼花厂不予认可又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该照片不足以证明罗仁为被告三信礼花厂的负责人或代表人，故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被告三信礼花厂提供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本院将结合全案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巢礼发在宜春市万载县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2016年2月20日，受害人刘桂根和刘翔、刘小文一起开车至万载县被告巢礼发店里购买了一箱（每箱24发）5英寸礼花弹以及一些鞭炮和烟花，价格共计861元。2016年2月22日晚（正月十五元宵节），刘桂根等人将礼花弹拿出来燃放。在刘桂根点燃倒数第三个礼花弹时，礼花弹发生爆炸，刘桂根当场被炸身亡。另查明，根据2015年2月4日发布的GB195942015《烟花爆竹礼花弹》国家标准，其中附录C（规范性附录）缺陷类别细分中将无“专业燃放”字样、级别、型号、生产厂名等划分为缺陷名称之一。涉案礼花弹包装箱箱体文字印刷为英文，无中文警示说明和中文标明的“专业燃放”字样、厂名。被告三信礼花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袁善斌，住所地在湖南省浏阳市枨冲镇新南村，经营范围为烟花类：礼花弹（A）级生产（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3年4月18日）；礼花类（小礼花，B）级、组合烟花类（B、C）级、喷花类（B、C、D）级（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2014年1月21日至2017年1月20日）。刘桂根生前及原告为农村居民，家庭住址在农村。刘桂根生于1965年7月22日。江西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1139元／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2137元／年，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2849元/年（90元/天）。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即各被告对于受害人刘桂根的死亡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原告的各项诉请是否合理以及能否适用双倍赔偿。一、关于各被告对于受害人刘桂根的死亡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且要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礼花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为此，礼花弹包装上应当具有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国家制定的礼花弹标准也为强制性标准。本案中，原告的损失，系刘桂根在点燃倒数第三个礼花弹时，礼花弹发生爆炸，刘桂根当场被炸身亡所致。该礼花弹包装箱箱体文字印刷为英文，无中文警示说明，本身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其也无中文标明的“专业燃放”字样、厂名，不符合礼花弹国家强制性标准，且点燃后不能正常升空，系缺陷产品。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本案中，原告可以要求该礼花弹的销售者进行赔偿。被告巢礼发为涉案礼花弹的销售者，其认为被告三信礼花厂为该礼花弹的生产者，而被告三信礼花厂予以否认。根据被告巢礼发提供的通话录音，被叫方是否为罗仁不明确，被告巢礼发提供的隐患整改责任牌照片显示被告三信礼花厂法人代表为罗仁，而被告巢礼发提供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被告三信礼花厂投资人为袁善斌，原告提供的万载县安监局询问笔录也仅为被告巢礼发的个人陈述，在被告三信礼花厂不予认可又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罗仁为被告三信礼花厂的负责人或代表人。即使罗仁为被告三信礼花厂的负责人或代表人，通话录音中被叫方未明确认可涉案礼花弹是被告巢礼发从被告三信礼花厂所批发，庭审中被告三信礼花厂也自始未认可。另外，被告巢礼发也未提供销货清单或者发票等其他证据证明涉案礼花弹是其从被告三信礼花厂所批发。因此，原告及被告巢礼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涉案礼花弹是被告巢礼发从被告三信礼花厂所批发。故被告三信礼花厂不应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由于被告巢礼发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故其应当承担本案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刘翔辩称虽然礼花弹是其和刘桂根、刘小文一起开车去万载县被告巢礼发处买的，但他们是各自买各自的，钱也是各自出，燃放也是各自玩，其中被告刘翔分了12个，刘桂根分了7个，刘小文分了5个。被告巢礼发辩称礼花弹的实际购买人是被告刘翔，是刘翔在购买后未妥善管理和使用，致使刘桂根进行燃放导致事故的发生，故被告刘翔应承担过错责任。本院认为，被告巢礼发对该辩称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现有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刘翔在本案中存在过错。因此，被告刘翔不应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安监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第二点规定，礼花弹等A级产品由生产企业直接向经公安机关批准燃放的单位销售或供出口；安监总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零售经营者应当向批发企业采购烟花爆竹，不得采购、储存和销售礼花弹等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因此，礼花弹（A级）燃放应当经公安机关批准并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本案中，刘桂根燃放的礼花弹是5英寸的，属A级礼花弹，其燃放礼花弹未经公安机关批准，其也并非专业燃放人员，并且燃放礼花弹系高度危险行为，涉案礼花弹非常大，刘桂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该礼花弹的危险性，其疏于安全注意义务，对自身损害存在明显过错，故可以减轻被告巢礼发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对于原告的损失，由被告巢礼发承担60%较为合理，原告应自负40%。二、关于原告的各项诉请是否合理以及能否适用双倍赔偿。由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桂根生前及原告居住在城镇，且原告无证据证明刘桂根的主要收入也来源于城镇，鉴于刘桂根生前及原告为农村居民，家庭住址在农村，故原告的死亡赔偿金、误工费应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赔偿。原告诉请的丧葬费应按照江西省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即52137元÷2=26068.5元。由于刘桂根死亡时未满六十周岁，故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江西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即11139元／年×20年=222780元。原告诉请的交通费无交通费票据，但考虑到交通费确系必要开支，本院酌定为500元。原告诉请的误工费应按照江西省上一年度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2849元/年（90元/天）计算，误工天数以三天为宜，误工人数不包括原告王会珍外应计算为4人，故误工费应核定为90元/天×3天×4人=1080元。因此，原告的各项合理物质损失共计250428.5元，被告巢礼发应承担60%，即150257.1元。刘桂根因礼花弹发生爆炸，当场被炸身亡，给原告心理上造成极大的痛苦，对于原告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被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本院酌定为2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款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本案中，涉案礼花弹包装箱箱体文字印刷为英文，无中文警示说明和中文标明的“专业燃放”字样、厂名，这些均属于可视的外观缺陷，被告巢礼发作为礼花弹的零售经营者，明知存在这些明显的外观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致使本案事故的发生。因此，原告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原告的诉请实为所受损失一倍的惩罚性赔偿，这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巢礼发辩称原告可要求双倍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礼花弹本身的价款，而不是其遭受的全部损失的双倍，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巢礼发应赔偿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共计150257.1元，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并应赔偿原告所受损失一倍的惩罚性赔偿，即150257.1元+20000元=170257.1元。被告三信礼花厂、刘翔不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巢礼发赔偿原告刘爱民、王会珍、刘艳琴、刘艳玲、刘诚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共计150257.1元；二、被告巢礼发赔偿原告刘爱民、王会珍、刘艳琴、刘艳玲、刘诚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三、被告巢礼发赔偿原告刘爱民、王会珍、刘艳琴、刘艳玲、刘诚惩罚性赔偿金170257.1元；以上一、二、三项合计340514.2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被告浏阳市三信出口礼花厂不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五、被告刘翔不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72元，由原告刘爱民、王会珍、刘艳琴、刘艳玲、刘诚负担9365元，被告巢礼发负担640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 辉代理审判员  刘忠瑜人民陪审员  梁燕萍二〇一六年十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书 记 员  张 钰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四十二条?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第四十七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五十一条经营者有侮辱诽谤、搜查身体、侵犯人身自由等侵害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权益的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3、《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五）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裸装的食品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以不附加产品标识。第四十六条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