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3民终1866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东山。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仲利。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朵。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恒勇，江苏鸿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仲启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令明，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沭阳县潼阳镇潼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原沭阳县潼阳镇潼东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沭阳县潼阳镇潼东社区。法定代表人：李树林，该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文召，沭阳县潼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东山、仲利、刘朵因与被上诉人仲启严及原审被告沭阳县潼阳镇潼东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潼东居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5）沭民初字第01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东山、仲利、刘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仲启严一审的诉讼请求，并确认刘东山、仲利、刘朵于1997年取得了涉案5.7亩承包地的经营权，所在位置及四至分别为：南湖3.3亩，四至为：东邻仲崇才承包地、南邻铁路、西邻仲启斗承包地、北邻小河；北湖2.4亩，四至为：东邻仲启斗承包地、南邻二组、西邻仲崇信承包地、北邻仲启佩承包地。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刘东山、仲利、刘朵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在1997年前后均系潼东居委会成员，具有分得承包地的合法资格，且《落户人员花名册》也明确了刘东山、仲利、刘朵落户地址及原户籍地址均在原尹沟村7组的事实，而1999年并非只有刘东山一家三口办理农转非手续时，潼东居委会所有成员每人均交纳50元办理了该农转非手续。根据（2013）沭庙民初字第0845号民事裁定书及（2014）宿中民终字第1396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的内容，可以证明刘东山一家与仲崇才一家共同以参加“拾号头”的方式从潼东居委会承包了承包地，涉案土地并非由刘东山自仲启严处转包获得，也可证明潼东居委会于2011年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因仲启严没有参加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其也未参加潼东居委会组织的“拾号头”，其不可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仲启严与潼东居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为了应对全省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确权检查，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刘东山一家在1997年参与土地二轮承包时已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潼东居委会至今未与刘东山一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刘东山已于2015年3月向沭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潼东居委会与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报乡主管部门登记造册，但沭阳县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裁定刘东山按撤诉处理，刘东山现已对该案申请再审，且刘东山也已就潼阳镇人民政府出具的两份答复意见书向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三、刘东山一家具有潼东居委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于1997年参与土地二轮承包，已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即使刘东山及其家人当时不具有潼东居委会成员资格，但其实际上已承包了涉案土地，后刘东山取得了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就涉案土地取得的承包经营权也应认定为合法。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因（2014）宿中民终字第1396号民事裁定书已认定仲启严应通过法定程序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签订农业承包合同，并报乡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审核后登记造册，报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农村承包经营权证书，以明确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现一审法院受理仲启严对涉案土地提起的诉讼，已违反法定程序。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是以户为单位，仲启严不能代表其家庭，且仲启严也不能证明其现有家庭成员在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具有分得土地的资格，故仲启严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被上诉人仲启严答辩称，一、沭阳县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刘东山直至1999年才以农转非形式在潼阳镇落户，且（2013）沭庙民初字第0845号民事裁定书及（2014）宿中民终字第1396号民事裁定书中也查明刘东山的落户时间为1999年，故刘东山在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时不具有分地资格，且两份民事裁定书中也未认定潼东居委会将涉案土地分配给刘东山一家。二、仲启严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其作为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人及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承包人，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潼东居委会答辩称，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时，潼东居委会是严格按照沭阳县委、县政府的有关文件进行土地发包，是否分到土地的唯一依据是当时村民的户籍是否在潼东居委会，否则就不能分得承包地，而刘东山在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其户籍并未在潼东居委会，其参加“拾号头”也是以仲启严的名义，且其耕种的土地一直也是以仲启严的名义交纳相关费用。仲启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潼东居委会发包给仲启严的承包地面积为5.7亩，其中南湖3.3亩（四至为：东邻仲崇才、南邻铁路、西邻仲启斗、北邻小河）；北湖2.4亩（四至为：东邻仲启斗、南邻二组、西邻仲崇信、北邻仲启佩）；二、潼东居委会履行土地承包合同，将承包地交付给仲启严并办理相应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仲启严系潼东居委会居民（仲启严原系沭阳县潼阳镇尹沟村村民，后尹沟村与浦河村合并为潼东村），其一家三口人。1997年，沭阳县实行土地二轮承包调整，根据当时的政策仲启严家应当分得5.7亩土地，而潼东居委会将应当分给仲启严家的承包地交给了第三人刘东山家耕种，但该承包地一直登记在仲启严户下，上述承包地所在位置及四至为：南湖3.3亩，四至为：东邻仲崇才、南邻铁路、西邻仲启斗、北邻小河；北湖2.4亩，四至为：东邻仲启斗、南邻二组、西邻仲崇信、北邻仲启佩。2012年5月7日，潼东居委会与仲启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载明仲启严的承包地面积为4.2亩，位于南湖，四至为：东邻路、南邻崇兵、西邻路、北邻启传。2012年7月11日，沭阳县人民政府向仲启严颁发沭政农地承包权（2012）第01260201079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上记载的仲启严承包地亩数及四至与仲启严与潼东居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记载的内容一致。现仲启严以潼东居委会与其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与事实不符，要求确认潼东居委会发包给其的承包地为5.7亩及所在位置和相应四至，同时要求潼东居委会履行《土地承包合同》，将承包地向其交付。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土地是仲启严还是刘东山在1997年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仲启严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已足以证明其在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时享有在潼东居委会分得承包地的资格，且其按家中人口数量应当分得5.7亩承包地，而潼东居委会亦认可仲启严具有承包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并且潼东居委会还确认现刘东山家庭耕种的土地就是仲启严户下应当分得的土地。刘东山提出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涉案承包地系潼东居委会分配给刘东山家庭耕种，并提供了七组证据予以证实，但刘东山出示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在1999年以农转非形式落户在潼阳镇派出所辖区，不能证明刘东山在1997年土地承包时就在潼东居委会处落户的事实，故认定涉案承包地系仲启严在1997年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关于潼东居委会是否已向仲启严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问题。仲启严曾于2013年6月5日诉至沭阳县人民法院，要求刘东山返还涉案承包地，在该案庭审中仲启严陈述涉案承包地系其同意给第三人刘东山使用，直到2012年自己想耕种才向刘东山索要。而仲启严在本案中对其上述陈述仍不持异议，且陈述在土地二轮承包时，潼东居委会已经将涉案承包地向其交付，而潼东居委会提出在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其根据仲启严的要求，将仲启严应当分得的承包地直接向刘东山交付，应视为指定交付，故应认定潼东居委会已经向仲启严履行了承包合同的义务，其已将涉案土地交付给仲启严。综上，仲启严与潼东居委会于2012年5月7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载明的土地面积、所在位置及四至与实际不符，应当以仲启严实际分得的承包地面积、位置及四至确定双方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权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仲启严与潼东居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所在位置及四至分别为：面积5.7亩，其中南湖3.3亩，四至为：东邻仲崇才承包地、南邻铁路、西邻仲启斗承包地、北邻小河；北湖2.4亩，四至为：东邻仲启斗承包地、南邻二组、西邻仲崇信承包地、北邻仲启佩承包地；二、驳回仲启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潼东居委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东山、仲利、刘朵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材料收据一份，旨在证明刘东山、仲利、刘朵于2016年7月29日以沭阳县潼阳镇人民政府为被告向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沭阳县潼阳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潼阳镇人民政府关于仲启严土地确权申请的答复意见》、《关于仲启严上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被上诉人仲启严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原审被告潼东居委会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刘东山、仲利、刘朵以沭阳县潼阳镇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但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刘东山、仲利、刘朵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已经收取了其对沭阳县潼阳镇人民政府提起行政诉讼时所提交的材料，但与本案无关。二审中，刘东山申请本院向中共沭阳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调取沭阳县人民政府曾批示要求其对刘东山因涉案土地纠纷信访一事进行的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中共沭阳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贵院来沭阳县委农工办调取仲启严与刘东山之间土地纠纷调查结果，因我办2013年调整办公室及调查刘东山信访件的当事人李树广科长已办理退休手续，现材料丢失。”仲利另申请本院向沭阳县公安局潼阳派出所就1999年潼东居委会所有集体成员均通过每人交纳50元的方式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一事进行调查核实。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1.仲启严要求确认其于2012年5月7日与潼东居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位置及四至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2.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关于第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本案中，仲启严主张其与潼东居委会于2012年5月7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载明其承包地亩数、四至与其在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实际分得的承包地亩数、四至不一致，并要求确认该《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所在位置及四至。潼东居委会作为涉案土地的发包方，其认可在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应发包给仲启严的承包地四至与仲启严本案中主张的承包地四至一致，且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发包给仲启严的承包地的地块与2012年发包给仲启严的地块没有变化。潼东居委会与仲启严作为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中载明的发包方与承包方，现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据此，可以认定仲启严与潼东居委会于2012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载明的土地面积、所在位置及四至与实际不符，应当以仲启严实际分得的承包地面积、位置及四至确定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故对于仲启严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刘东山、仲利、刘朵则辩称其对于仲启严要求确认的涉案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成立，而刘东山、仲利、刘朵并未与潼东居委会就涉案土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故刘东山、仲利、刘朵虽自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时起实际占有涉案承包地至今，但仍不能认定其对于涉案土地已经实际取得承包经营权。即使刘东山、仲利、刘朵在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时系潼东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因其未就涉案承包地与潼东居委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其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故仲利申请本院调查核实潼东居委会成员于1999年均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一事，该调查结果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对于仲利的该项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第二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仲启严曾以刘东山为被告向沭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东山返还涉案5.7亩承包地并给付承包费，沭阳县人民法院以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作出（2013）沭庙民初字第084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仲启严的起诉。仲启严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4）宿中民终字第139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而仲启严在本案中是要求确认其与潼东居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位置及四至，本案中的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与上述案件均不一致，本案系确认事实之诉，故仲启严并不符合重复起诉的情形，刘东山、仲利、刘朵上诉称一审法院不应受理本案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刘东山、仲利、刘朵另主张仲启严以其个人名义主张家庭承包经营权，其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因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承担义务，但家庭承包经营权由家庭全体成员共同处分并不合理，也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习惯做法。承包经营权等证书上记载、承包合同上签字的农户代表人所进行的处分，对全体家庭成员具有约束力，其处分行为有效。仲启严作为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承包方代表，其有权代表其家庭提起诉讼，故仲启严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对于刘东山、仲利、刘朵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东山、仲利、刘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刘东山、仲利、刘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芳远代理审判员  王冬冬代理审判员  李志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四日法官 助理  孙 笑书 记 员  袁海燕第11页/共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