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48366号原告蔡永杰，男，1981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北京市。委托代理人柯友良，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XXX号XXX楼。委托代理人姚兰，女。委托代理人王巍，女。原告蔡永杰诉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黄宗琴独任审判，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黄宗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乐新祥、黄玉娟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柯友良、被告委托代理人姚兰、王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蔡永杰诉称，2014年夏，被告的关联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北京莆田企业商会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为北京莆田企业商会的会员单位及乡籍为莆田的个人提供办理个人信用卡等金融服务。在审核原告的个人信息、资信状况并要求某知名担保机构对原告在信用卡使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全部债务提供担保的基础上，被告向原告发放了人民币50万元信用额度的信用卡(有必要强调一点：在领取信用卡的时候，众多信用卡用户被被告强制要求接受购买黄金实物或保险或理财产品等无理要求)。已核定信用卡在正常合理使用一年有余后，被告突然擅自在2015年9月-12月之间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几乎所有信用卡办卡人的信用卡额度进行降额处理，并对超额债务一次性催收。被告此一刀切的严重违约行为造成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信用卡用户还款额度、还款方式、还款期间等的重大合同变更，猝不及防间造成众多信用卡用户大量逾期还款及征信不良记录的出现。时至今日，此严重违约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一直存续。原告认为，1、原告信用卡的授信额度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贷款，信用卡的透支利息、滞纳金、复利等应视为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八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贷款利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卡透支利息是否计算复利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8号)中“信用卡透支利息不应当再计算复利”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中关于“逾期贷款利息按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可知被告信用卡章程及领用合约中关于透支利息、滞纳金、复利计算等严重违反法律、规章规定，应确认为无效；2、被告作为依据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核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在信用卡使用过程中行使降低信用额度、更改还款方式、确定还款合理期限等应受到严格的监管及应符合严格的程序要求和证据要求，而被告未经任何前置审查程序，擅自降低原告的信用卡信用额度，构成违约，原告有权请求继续履行原合同。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第30条、31条、32条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以下简称《领用合约》)第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的合同约定无效；2、被告恢复原告信用卡初始的50万元信用额度并在合同期限(十年)内继续履行除诉请第1项条款无效后的合同；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辩称，1、原告要求恢复其信用卡额度，没有法律和合约依据。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发卡银行应当建立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制度。发卡银行从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持卡人本人、亲属、交易监测或其他渠道获悉持卡人出现身份证件被盗用、家庭财务状况恶化、还款能力下降、预留联系方式失效、资信状况恶化、有非正常用卡行为等风险信息时，应当立即停止上调额度、超授信额度用卡服务授权、分期业务授权等可能扩大信用风险的操作，并视情况采取提高交易监测力度、调减授信额度、止付、冻结或落实第二还款来源等风险管理措施”。《领用合约》第六条第3款，“如乙方有下述情形，甲方有权采取调低乙方授信额度或卡片级别、止付、冻结……将乙方列入不良信息名单、收回信用卡、终止信用卡等一项或多项风险管理措施：……(b)财务状况恶化，还款能力下降，或者在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或其他合法设立的信息库产生了不良征信记录；……”。根据2015年10月31日原告的《个人信用报告》，原告在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产生不良信用记录。截至2016年8月3日原告所持系争信用卡已逾期7期，根据《领用合约》第三条第4款“乙方应在到期还款日之前及时偿还欠款”，原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2、原告要求确认《章程》和《领用合约》部分条款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且与原告要求恢复额度的诉请没有关联性。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准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单利，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五，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此项利率调整而调整”，以及第二十二条，“发卡银行对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应当分别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5%收取滞纳金和超限费”。《章程》和《领用合约》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亦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原告理应遵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卡透支利息是否计算复利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8号)已失效；而且，被告针对逾期还款持卡人收取的利息并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中所指的逾期贷款罚息，且该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人民币各项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计息和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原告提供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章程》、《领用合约》，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中《章程》第30条、31条、32条及《领用合约》第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的合同约定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应确定无效；证据2、信用卡及对账单复印件，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证据3、《公证书》，证明涉案担保公司与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建立战略合作协议，主要为莆田籍的同乡申请办理被告信用卡提供担保服务，根据《公证书》第6页担保公司兴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信用卡业务，目前只受理莆田市的在京居民，必须有三人以上互保，并提供相应的车子房产证明，才有可能办理大额信用卡，说明针对的服务对象是莆田籍的同乡，目前合作办理信用卡业务的只有浦发银行一家，合作的卡只有背面有莆田logo的尊上白金信用卡，还有新开发的吉利白金信用卡。所有原告办理的都是尊上白金信用卡；《公证书》第7页，办理成功后，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支付担保费才能开卡，如果是20万元的额度，要缴纳4%的担保费；《公证书》第21页，浦发北分领导来洽谈合作新项目，图片上有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的相关领导和公司洽谈的照片，说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公证书》第23-29页，说明原告在办理申请领取信用卡的过程中，上海浦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是全程参与的，说明被告对相关情况是熟知的。被告对原告上述证据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合约关系，不能证明原告所述约定无效，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执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国家行使利率管理职权，第二十三条规定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五，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卡银行对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应分别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5%收取滞纳金和超限费，这些条款有相应法律依据的，没有违法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法定无效的条款，应该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而且这些条款也是银行业的惯例，也是向银监会备案的条款，关于这些费用收取标准的内容在原告申请卡时已加粗的方式提醒了原告，原告在申请信用卡时签字确认过，原告在领用卡时尽到注意义务并且对这些条款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即使原告认为这些标准过高应该法院予以调整的问题，而不是合同条款无效的问题；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被告在搜索了担保公司的页面，发现网站处于维护状态，而且也是担保公司的单方表述，不能代表浦发银行。被告提供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原告申请表，证明原告在申请表上签字，同意并遵守《章程》和《领用合约》的全部条款；证据2、《章程》，证明根据第8条，申请人在申请表上签字确认即表示同意遵守申请表中各项规定并遵守《章程》和《领用合约》的约定；证据3、《领用合约》，证明根据第六条第3款，原告出现还款能力下降，在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或其他合法设立的信息库产生了不良征信记录等情形，被告有权采取调减原告授信额度等风险管理措施；证据4、2015年10月31日原告的人行《个人信用报告》，证明被告在贷后管理中发现原告存在他行贷款逾期的不良征信记录，还款能力下降，存在违约风险；证据5、原告信用卡账单，截至2016年8月3日逾期金额668,786.01元，证明原告所持被告信用卡已出现多次逾期，已构成违约，且与上述信用报告显示的还款能力下降的情况相互印证，原告要求恢复额度缺乏依据。原告对被告上述证据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原告本人签署的，但被告没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进行合理提示原告风险和义务，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令》第37条第4款，申请表上对文字进行了缩减，只是填空式的进行抄录，没有向原告充分说明风险；对证据2、3的意见同证据1；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报告时间在查询时间之后，对内容也不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降低额度是被告违约，关于利息、滞纳金的计算违法。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6日原告蔡永杰(乙方)向被告(甲方)申请办理信用卡并填写申请表，在申请表正面“声明及签署”部分第7条抄录“我已阅读申请材料，知晓本信用卡信息，愿遵守领用合约及申请表所列全部条款。”并在主卡申请人处签署姓名“蔡永杰”。《领用合约》前言约定“乙方在申请表上签字或使用信用卡时，即视为乙方已理解和接受《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个人卡)章程》”和本合约，并同意受其约束。”第二条信用卡的使用第6款约定“甲方给予乙方的授信额度仅供乙方在本合约允许的范围内使用，不得被视为一项不可撤销的信贷承诺。”第7款约定“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的资信状况、用卡情况或风险信息等，对乙方的卡片等级或授信额度进行调整，并通过短信、对账单等形式通知乙方……”第四条利息和收费第2款约定“乙方非现金透支交易自记账日起至甲方规定的到期还款日间为免息还款期。……乙方在到期还款日当日截止时间前偿还当期对账单的全部款项的，即可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无需支付非现金透支交易的利息。如甲方未在到期还款日当日截止时间以前收到乙方根据账户对账单中所规定的当期余额的全额还款，乙方须支付全部非现金透支款项自记账之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照每日0.05%的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或允许的该等其他利率计付的利息。利息由交易记账日起以实际欠款金额及实际欠款天数计算，按月计收复利，年利率以日利率乘以当年实际天数计算。”第3款约定“乙方还款未达到当期对账单列明的最低还款额时，除按上述约定的计息方法支付利息外，还应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按月支付滞纳金。……最低还款额金额以对账单显示金额为准。”第5款约定“乙方超过甲方核准的授信额度使用信用卡，不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应支付超过授信额度期间所有透支欠款按甲方相关规定计收的利息和费用。如乙方超过甲方核准的授信额度使用信用卡，应支付超出授信额度部分5%的超限费。如乙方在临时调高授信额度期限届满前未归还超额部分欠款，或因甲方收取利息、费用等原因导致超过授信额度的，均属于超过授信额度使用信用卡。”第六条第3款约定“如乙方有下述情形，甲方有权采取调低乙方授信额度或卡片级别、止付、冻结……将乙方列入不良信息名单、收回信用卡、终止信用卡等一项或多项风险管理措施：……(b)财务状况恶化，还款能力下降，或者在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或其他合法设立的信息库产生了不良征信记录；……。”第八条附则第4款约定“本合约与章程、申请表、业务收费项目表以及其他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文件(包括用卡指南等)构成甲乙双方间完整的协议。”第6款约定“乙方确认，甲方对本合约中有关免除或限制甲方责任的条款、甲方单方面拥有某些权利的条款、增加乙方责任或限制乙方权利的条款，已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乙方注意并已经按照乙方的要求对相关条款进行了说明。”《章程》第三十条约定“信用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五，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此项利率调整而调整。”第三十一条约定“持卡人还款未达到本行要求的最低还款额时，除按上述计息方式支付利息外，对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还须按月支付5%的滞纳金。滞纳金收取金额上限不超过透支本金。”第三十二条约“持卡人应在本行核定的信用额度内用卡，如经持卡人授权开通超信用额度用卡服务，一旦超出本行核定的信用额度用卡时，须将超额部分资金全额还清，同时须支付按超出额度部分的5%的超限费。”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发放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信用卡，额度为50万元。2015年10月31日被告调取的原告《个人信用报告》(银行版)显示，原告名下共计1笔贷款、2张信用卡发生逾期。据此，被告将系争信用卡的额度降至25万元。另查明，《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1999年3月1日)第二十条规定“贷记卡持卡人非现金交易享受如下优惠条件：(一)免息还款期待遇。银行记账日至发卡银行规定的到期还款日之间为免息还款期。免息还款期最长为60天。持卡人在到期日还款日前偿还所使用全部银行款项即可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无须支付非现金交易的利息。(二)最低还款额待遇。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前偿还所使用全部银行款项有困难的，可按照发卡银行规定的最低还款额还款。”第二十一条规定“贷记卡持卡人选择最低还款额方式或超过发卡银行批准的信用额度用卡时，不再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应当支付未偿还部分自银行记账日起，按规定利率计算的透支利息。贷记卡持卡人支取现金、准贷记卡透支，不享受免息还款期和最低还款额待遇，应当支付现金交易额或透支额自银行记账日起，按规定利率计算的透支利息。”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卡银行对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应当分别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5%收取滞纳金和超限费。”第二十三条规定“贷记卡透支按月记收复利，……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至五，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此项利率调整而调整。”《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建立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制度。发卡银行从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持卡人本人、亲属、交易监测或其他渠道获悉持卡人出现身份证件被盗用、家庭财务状况恶化、还款能力下降、预留联系方式失效、资信状况恶化、有非正常用卡行为等风险信息时，应当立即停止上调额度、超授信额度用卡服务授权、分期业务授权等可能扩大信用风险的操作，并视情况采取提高交易监测力度、调减授信额度、止付、冻结或落实第二还款来源等风险管理措施”。再查明，截至2016年7月21日原告尚欠被告利息668,786.01元。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蔡永杰签订的申请表、《领用合约》、《章程》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有效，双方当事人理应恪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收取利息、滞纳金有无标准和依据；二、被告可否降低原告信用卡的额度。一、关于被告收取利息、滞纳金有无标准和依据的争议焦点。对此，原告认为，原告信用卡的授信额度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贷款，信用卡的透支利息、滞纳金、复利等应视为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八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贷款利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卡透支利息是否计算复利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8号)中“信用卡透支利息不应当再计算复利”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中关于“逾期贷款利息按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可知被告信用卡章程及领用合约中关于透支利息、滞纳金、复利计算等严重违反法律、规章规定，应确认为无效。被告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卡透支利息是否计算复利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8号)已失效，且被告针对逾期还款持卡人收取的利息并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中所指的逾期贷款罚息，且该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人民币各项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计息和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应否遵守领用合约的约定。原告认可在《申请书》右边上部“蔡永杰”签名系原告本人所签并抄录知晓全部条款，显示原告在申请之时，已阅读该申请书背面的《领用合约》及《领用合约》中所提及的《章程》，因此，原、被告之间建立的系争信用卡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其次，《章程》、《领用合约》中关于利息、滞纳金是否违反相关规定。本院将《领用合约》中关于收费项目和标准与《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一一核对，未发现违规条款，本案收取利息、滞纳金及其计收标准的约定符合现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合法有效。该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制订，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系争领用合约据此所作约定应属合法有效。虽然本案合同是被告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时未与贷记卡申请人协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格式条款，但对于利息、滞纳金的条款是基于贷记卡自身性质的收费约定，不属于免除或者限制持卡人责任的条款。系争领用合约虽系格式条款，但其中被告依照相关管理规定收取利息及滞纳金的约定属商事行为中正常的收取对价及违约责任约定，并不存在加重持卡人责任、排除持卡人权利的情形，亦不具备其他法定无效情节，且原告在签署系争领用合约后，持续使用信用卡期间对此亦未提出异议，故原告关于该《领用合约》、《章程》部分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八条系对银行贷款利率做规定，与本案贷记卡透支利息无关；最高人民法院虽未明文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卡透支利息是否计算复利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8号)，但因该批复作出的依据是《信用卡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鉴于该暂行办法已经于1999年被废止，故对原告认为银行收取信用卡复利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主张，本院亦无法予以支持。同时，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滞纳金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滞纳金并非同一法律概念，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对于违约责任约定以滞纳金的方式予以承担，属当事人对于其权利义务的自行处分，并无显失公平之处，故被告依约收取滞纳金并无不当。二、关于被告可否降低原告信用卡的额度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在签约并办理信用卡后，即应按双方合同约定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被告作为发卡行，通过银行间风险信息共享机制了解到原告在其他银行有贷款逾期还款的情况下，有权依据《领用合约》第六条第3款的约定，认为原告的还款能力下降、资信情况恶化，因而依合同约定调整原告的信用额度。而无论原告的信用额度调整与否，原告对于透支款项仍应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因此，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请无法支持。此外，原告于庭审中表示若合同部分条款无效不能成立，也不要求解除合同，故本院对合同是否解除不在本案中处理。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永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蔡永杰负担50元(原告已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宗琴人民陪审员  黄玉娟人民陪审员  乐新祥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张 峥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