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民终46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官胜，男，汉族，1975年2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北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蓓蕾，女，汉族，1982年4月17日出生，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四川省邻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法定代表人：袁世昌，总经理。上诉人官胜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煤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廖鸣晓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邓山主审，与代理审判员张薇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8日、10月24日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依法延长审限2个月。官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蓓蕾到庭参加了审理。幸福煤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官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官胜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法律规定，与劳动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的，用人单位应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承担不利后果。2、本案官胜与幸福煤业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书》、工资表都由幸福煤业公司保管，官胜未保留。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一致，也未对证人陈述提出异议。3、官胜工资金额并非完全按照《聘用合同书》约定标准计算而来，而是因幸福煤业公司决定关闭后，不能正常营业，经济困难的前提下，双方协商确定的所欠工资金额，并未高于约定标准，没有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可能性存在。官胜举示的欠条、承诺书、兑现表及证人证言均能客观、充分反应幸福煤业公司欠官胜工资情况，幸福煤业公司未举示其保管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幸福煤业公司二审未作答辩。官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幸福煤业公司支付官胜：1.2005年2月至2006年3月期间工资10万元；2.2013年1月至2015年4月期间工资差额149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官胜具有矿长资格证书。2013年4月28日，官胜与幸福煤业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书》，约定幸福煤业公司聘用官胜为副董事长（兼职技术负责人），期限从2013年4月28日至2018年4月28日止，官胜（保底）年薪22万元，支付方式为签订合同之日由幸福煤业公司预付官胜10万元，以后每年春节开班前支付该款，每月支付官胜酬金1万元，每年安全奖金8万元，如果官胜工作出色，按官胜每工作满一年增加5万元年新工资，直到官胜年薪满50万元为止。2013年5月10日，何友莲通过自己账户向官胜转账支付10万元。何友莲出具《说明》，内容为：因本人为幸福煤业公司出纳，经董事长袁世昌同意，于2013年5月10日从本人农行账户向官胜转款10万元整，此款为工资款。幸福煤业公司及袁世昌向官胜出具了欠条及《承诺书》各一份，欠条载明“今欠到官胜工资100000元。注：官胜于2005年2月至2006年3月在幸福煤业有限公司兼职技术工作工资”，落款日期为2006年4月2日；《承诺书》载明“因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欠到官胜工资款100000元，现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承诺于2015年至2016年内还清该欠款（分别于2015年还欠款6万元，2016年还欠款4万元），如果未按时还清该欠款，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5日。2015年7月1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作出《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度关闭幸福煤业公司等两家煤矿企业的决定》，主要内容为：幸福煤业公司、重庆渝北区大盛镇东兴煤矿等两家煤矿企业已于2014年11月初按要求停止井下采掘作业，提前进入了关停状态；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煤矿关闭工作的通知》（渝府办[2014]43号）精神，经企业自愿申请，并经区政府研究，决定2015年度再对大盛镇辖区的幸福煤业公司、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东兴煤矿等两家煤矿企业实施关闭。因幸福煤业公司关闭清算，幸福煤业公司制作了《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历年拖欠煤矿职工工资第一批兑现表》（以下简称兑现表），其中记载幸福煤业公司欠官胜2013年1月至2015年4月工资145750元及工龄工资3750元，共计149500元，该表由袁世昌（作为法定代表人）、官胜（作为技术负责人）、杨秉洪（作为矿长）签字。官胜举示了袁世昌与幸福煤业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出具的《委托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幸福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袁世昌现委托官胜前来代收煤矿资金460000元，该资金由官胜保管及代开支煤矿所需的费用。官胜还举示了其制作的收支明细，其中显示收入项目包括2014年8月30日江某打款到账30万元，9月3日田鑫打款到账15万元，9月11日、9月25日、9月30日、10月13日、10月29日、11月8日江某分别打款到账3万元、2万元、2万元、5万元、5500元、2000元，以上共计577500元；支出项目包括办事、报销、借款等各项费用，最终结余为负。支出项目中工资部分为2014年9月3日“发放6-7月份职工工资”272341元以及2014年9月5日“袁世茂代领袁世开工资”15000元。2015年11月10日，官胜向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政府出具了《承诺书》，主要内容为：本人于2013年1月至2015年4月在幸福煤业公司务工，截止本承诺书签署之日，幸福煤业公司尚欠本人工资169229元。庭审中，官胜陈述了以下内容：2013年5月10日何友莲转账给官胜的10万元系幸福煤业公司根据《聘用合同书》约定向官胜预付的工资；幸福煤业公司按6500元/月的标准扣除生活费后向官胜发放了2014年6月、7月工资，以及2015年2月发放了春节过节费3000元左右；关于兑现表中的欠工资金额，是在煤矿关闭后，袁世昌找官胜协商称不按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起初袁世昌提出支付10万元工资官胜不同意，后来增加到14万元，另外还有按每年加一个月工资计算的9500元，不清楚9500元如何计算的；关于江某支付给官胜的资金，是官胜根据袁世昌的委托收款，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和代为开支煤矿所需费用，在官胜举示的收支明细上有记载，官胜还垫资了一部分（即收支明细显示为负的部分），但收支项目所对应的工资表、票据和单据等资料在官胜交给幸福煤业公司的会计后被袁世昌、王文杰等人提走，现官胜无法找到。幸福煤业公司申请了证人江某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证人江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5年1月25日至4月13日期间我担任幸福煤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4月18日幸福煤业公司煤矿关闭前主要由我负责处理煤矿相关事务；我给官胜的账户打款共计537500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和煤矿的启动资金，是根据袁世昌与我及官胜等五位矿长形成的借款协议书、《承诺书》来履行的，袁世昌还出具了委托书，委托我处理煤矿所涉及的经济事宜；2014年8月30日我向官胜打款后，在9月1日、9月2日左右我到矿上看到官胜及杨秉洪在发工人工资并登记，但不清楚工资发了多少，有工人告诉我所发的是2014年6月、7月工资；2014年12月30日后，因幸福煤业公司煤矿没有生产，对官胜实行的是每月工资3000元；我任职期间曾于2015年2月16日向官胜转账发放了过节费3000多元。一审法院认为，官胜要求幸福煤业公司支付工资的依据是幸福煤业公司出具的欠条、《承诺书》及兑现表，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能否根据上述证据来确认幸福煤业公司欠官胜的工资金额。因制作兑现表时幸福煤业公司已被政府关闭，关闭后涉及财产清算，而工资将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受偿，故幸福煤业公司应当审慎核算所欠工资金额，否则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首先，对于官胜所称的2005年2月至2006年3月工资10万元，虽由幸福煤业公司出具了欠条和《承诺书》，但就常理而言，在官胜所称的2005年2月至2006年3月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如用人单位一直不予发放工资，一般劳动者早已因用人单位存在过错而离职，而官胜不仅在未发工资情况下工作了一年多，而且在幸福煤业公司拖欠大量工资的情况下，直至其所称2013年回到幸福煤业公司煤矿工作约七年时间内一直未通过劳动仲裁、诉讼方式主张过权利，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对于官胜所称的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工资149500元，兑现表记载的金额为工资145750元和工龄工资3750元，与《聘用合同书》约定的工资计算方式不对应，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该工资金额的计算依据，结合官胜陈述该金额系与袁世昌协商确定的情况可见，该兑现表所依据的工资标准和确定的金额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不能反映幸福煤业公司欠官胜工资的真实情况。再次，从幸福煤业公司在2013年5月10日支付官胜工资10万元，以及官胜认可幸福煤业公司按6500元/月标准发放了2014年6月、7月工资及2015年春节的过节费3000余元的情况可见，幸福煤业公司至少已支付了官胜一部分工资，且实际支付的标准与《聘用合同书》约定的标准不一致，同时证人江某也陈述2014年12月30日后对官胜实行的是3000元/月的工资标准，可见《聘用合同书》约定的工资标准不能作为计算官胜实际应得工资的依据。最后，官胜自己举示的收支明细显示其收到江某、田鑫转入的款项577500元，但其举示的委托书授权其处理的款项仅为46万元；此外，即使收支明细记载支付工资287341元属实，在缺乏相应工资表及相应票据等资料相印证的情况下，亦无法确认该工资款项以及之外的其他款项中实际用于支付官胜工资的金额，进而也无法确认幸福煤业公司尚欠官胜的工资金额。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欠条、《承诺书》及兑现表中记载的金额系幸福煤业公司实际欠官胜的工资金额，对官胜要求幸福煤业公司支付工资2495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官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42元，减半收取2521元，由原告官胜负担。二审确认事实，2015年11月10日，官胜向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政府出具了《承诺书》，主要内容为：本人于2013年1月至2015年4月在幸福煤业公司务工，截止本承诺书签署之日，幸福煤业公司尚欠本人工资249500元。政府关闭幸福煤业公司，幸福煤业公司有上报“关闭小企业基本情况表”，政府对幸福煤业公司的关闭奖补资金。另双方对（2015）渝0112民初59号案庭审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该笔录显示，幸福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借款人录音谈话中载明，双方达成协议，由借款人通过其他人向幸福煤业公司索要工资报酬的形式索取借款。官胜二审中称，因幸福煤业公司关闭时向政府上报的工资有水分，所以幸福煤业公司不愿意举示真实的工资表。本院二审确认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即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本案中，第一，官胜主张249500元工资，仅有幸福煤业公司出具的《欠条》和《兑现表》载明的金额，以及《承诺书》和双方在法庭上的陈述，没有工资表、考勤记录、职工花名册等证据予以佐证。且幸福煤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及《兑现表》时，均未反映之前欠条载明时间段仍欠有官胜工资，而《承诺书》和《兑现表》载明的欠款时间段又有重叠，无法区分所载欠款是否存在包含关系。官胜陈述与袁世昌协商确定金额的情况可见，《兑现表》所依据的工资标准和确定的金额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不能真实反映幸福煤业公司实际欠官胜工资的情况。第二，官胜陈述，幸福煤业公司从2005年2月至2006年3月拖欠工资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如一般劳动者早已因用人单位存在过错而离职，而且在幸福煤业公司拖欠大量工资的情况下，2013年官胜又回到幸福煤业公司煤矿工作约七年时间，仍拖欠其工资而一直未通过劳动仲裁、诉讼方式主张过权利，明显违背生活常理。第三，虽《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但在幸福煤业公司长期拖欠工人工资，数额较大的情况下，工资表找不到了，明显违背任何正常企业基本经营管理的惯例。且官胜二审中称，因幸福煤业公司关闭时向政府上报的工资有水分，所以幸福煤业公司不愿意举示真实的工资表。在双方知晓幸福煤业公司关闭，未核实真实工资表情况下，协商确定所欠工资金额，即向官胜出具欠大额工资的《欠条》、《承诺书》和《兑现表》，不具有正当性。且官胜自己举示的收支明细显示其收到江某、田鑫转入的款项577500元，但官胜举示的委托授权其处理的款项仅有46万元，并缺乏相应工资表及相应票据等资料相印证。官胜却称该款项中未实际用于支付官胜工资的金额，不符合常理，进而也无法确认幸福煤业公司真实尚欠官胜的工资金额。第四，因工资将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受偿；政府关闭幸福煤业公司要支付关闭奖补资金；另（2015）渝0112民初59号案庭审笔录显示，幸福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借款人录音谈话中载明，双方达成协议，由借款人通过其他人向幸福煤业公司索要工资报酬的形式索取借款。综合来看，本案《欠条》、《承诺书》和《兑现表》及双方的上述陈述，涉及可能损害国家或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适用当事人自认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官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幸福煤业公司拖欠官胜249500元工资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对官胜该事实及相应的诉讼请求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官胜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42元，由官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廖鸣晓审 判 员  邓 山代理审判员  张 薇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书 记 员  江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