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民终19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玉柱，男，1980年11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发林、黄柳青，均系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索迪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2号31层01、04、05单元。法定代表人：苏礼贤，该公司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冼健、尹瑛，均系广东豪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碧武，男，197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四川省华蓥市，现居住地：广东省开平市长沙区。上诉人韩玉柱、广州索迪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迪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代碧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开平市人民法院（2015）江���法民二初字第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韩玉柱上诉请求：1.判令韩玉柱无需支付货款135920.1元给代碧武；2.判令代碧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代碧武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韩玉柱拖欠货款135920.1元。在一审审理中，代碧武提供了2015年1月份至2015年5月份送货单及中国建设银行有限公司江门开平宝源支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记录，经韩玉柱统计，该货款总额为162021.82元，韩玉柱已向代碧武支付的货款为102135元，扣减之后，韩玉柱还应支付的货款为59886.82元。二、韩玉柱已向代碧武支付102135元。一方面，根据代碧武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有限公司江门开平宝源支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记录可统计出，韩玉柱已向代碧武支付102135元；另一方面韩玉柱在一���期间已经向银行申请打印该银行流水，但由于韩玉柱并非通过一家银行转账给代碧武故无法在一审期限内提供银行流水，现结合韩玉柱提供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韩玉柱已向代碧武支付102135元。综上所述，韩玉柱拖欠的货款并非135920.1元，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予以改判。二审期间，韩玉柱补充上诉意见称：代碧武提供了部分2014、2015年大多数无法确认年份的送货单及中国建设银行有限公司江门开平宝源支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记录，故若代碧武无法证明每份送货单的具体年份的，应认定为2014年与2015年的送货单。索迪斯公司辩称：一、根据韩玉柱的上诉状，韩玉柱承认是其拖欠代碧武的货款，涉案货款与索迪斯公司没有任何关联。这与索迪斯公司二审提供的韩玉柱与索迪斯公司员工董海的电话录音可以相互印证，索迪斯公司与代碧武所主张的欠款无关，无需承担连带责任。二、韩玉柱已经向代碧武支付绝大部分货款，韩玉柱所欠货款金额与代碧武主张的不符。纵然韩玉柱拖欠代碧武货款属实，索迪斯公司也无需对欠款负责。一审法院确认代碧武一审提供的送货单金额总计为166920.1元，而根据韩玉柱和代碧武一、二审期间提供的银行流水，2015年韩玉柱也多次向代碧武支付货款。即使韩玉柱拖欠货款，也并非代碧武主张的137825元，具体应由韩玉柱和代碧武对账确认。根据索迪斯公司提供的证据，索迪斯公司与韩玉柱之间不存在承包关系，其无需承担连带责任。索迪斯公司在接到本案一审应诉材料之后，委托公司员工董海多次找韩玉柱沟通了解案件实际情况，韩玉柱承认涉案的货款与索迪斯公司无关，是其与代碧武之间的纠纷，有索迪斯公司二审提供的录音为凭。综上所述，请求二审��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索迪斯公司亦提起上诉，并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二判项；2.依法改判索迪斯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代碧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代碧武故意歪曲、隐瞒事实，进行恶意诉讼。代碧武诉称的与索迪斯公司有关的事实和理由完全不属实。一审法院认定索迪斯公司在经营普利司通（开平）高机能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普利司通”）食堂期间，将采购食物的业务发包给韩玉柱经营，认定自2013年开始代碧武与索迪斯公司和韩玉柱两人发生业务往来，系事实认定错误。（一）与索迪斯公司存在采购合同关系的是案外人清远市润博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博公司”）。索迪斯公司与案外人普利司通公司签订《餐饮服务协议》，在普利司通食堂场所为普利司通公司提供日常餐饮服务，合同���限从2013年10月8日起至2016年10月7日止。为履行与普利司通公司的《餐饮服务协议》，索迪斯公司与具备食品生产及流通许可等资质的案外人润博公司合作，由润博公司向索迪斯公司提供食材，双方签订了合同。2014年12月1日，索迪斯公司和润博公司续签《供货协议（食品采购）》和《﹤供货协议﹥补充协议（食品采购）》，约定由润博公司向索迪斯公司供应海鲜、蔬菜、水果、坚果、点心等，最终货物订购以索迪斯公司向润博公司发出的订货验收单为准，由润博公司按照订货验收单上记载的货物名称、品质、规格、数量、价格、送货时间、送货地点向索迪斯公司提供货物，合同有效期至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合同签订后，索迪斯公司和润博公司开始按照合同约定采购货物，具体流程是：1、索迪斯公司以书面或电子形式向润博公司递送《订��验收单》（GRN：GoodsReceivingNote），索迪斯公司最终的订货需求以索迪斯公司向润博公司发出的《订货验收单》为准，《订货验收单》上记载的货物名称、品质、规格、数量、价格、送货时间、送货地点等。2、润博公司收到《订货验收单》无异议的视为接受并同意所有内容。如有临时变动，由索迪斯公司直接和润博公司代表电话沟通。3、送货及验收：润博公司自费通过适运车辆将索迪斯公司所需货物按照《订货验收单》记载的时间运送到索迪斯公司指定的收货地点并负责装卸。润博公司的代表将《送货单》和索迪斯公司出具的《订货验收单》交给索迪斯公司核对，收货后，索迪斯公司仓管在《订货验收单》上签名入库，同时《送货单》由索迪斯公司主管签名后退回润博公司。4、对账开票及付款：每月底，润博公司按照索迪斯公司的要求提供资料，索迪斯公司依据《订货验收单》等完成对账，润博公司根据经索迪斯公司确认的对账单开具发票，索迪斯公司在收到金额正确、合法有效的发票后向润博公司支付货款。索迪斯公司向润博公司采购货物截止至2015年5月31日即终止，且索迪斯公司已经付清全部货款，润博公司也已向索迪斯公司开具了发票。索迪斯公司并没有拖欠任何货款。也就是说，索迪斯公司仅和润博公司之间存在采购合同关系，不可能也没有和任何没有资质的个人签订过采购合同。（二）索迪斯公司与韩玉柱之间没有承包关系，索迪斯公司与代碧武之间亦无任何关系。代碧武一审的主要证据即《送货单》206份、录音U盘及短信，均无法证明代碧武与索迪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一审法院仅凭代碧武的陈述与韩玉柱的自认即认定索迪斯公司与韩玉柱存在承包关系，缺乏事实依据。索迪斯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证明索迪斯公司仅与润博公司之间存在采购合同关系，索迪斯公司没有将采购业务发包给任何个人，包括韩玉柱。不排除代碧武与韩玉柱相互串通，将索迪斯公司裹挟入本案诉讼中，以达到令索迪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目的。2、《送货单》并非代碧武与索迪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如前所述，自2013年开始，索迪斯公司是与润博公司而不是与代碧武或韩玉柱签订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后，在最开始第一周，是韩玉柱（其身份是润博公司的监事）拿着索迪斯公司开出的《订货验收单》以及润博公司一方的《送货单》代表润博公司送货到索迪斯公司经营的普利司通食堂，之后一直到2015年5月31日，均是由代碧武代表润博公司送货，每次送货除《订货验收单》、润博公司的《送货单》外，还有润博公司的《检测报告》，以证明其所送��蔬菜农药残留抽检合格，上有代碧武的签名。每月月底结算后，索迪斯公司和润博公司根据交易习惯对账，润博公司开发票，索迪斯公司向润博公司支付货款。因此，索迪斯公司所收的货物是润博公司根据采购合同所送的货物，韩玉柱和代碧武给索迪斯公司送货的行为仅是代表润博公司送货，并作为润博公司送货的经手人在《送货单》上签名，并非代碧武或韩玉柱与索迪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索迪斯公司经营普利司通食堂，这是代碧武和韩玉柱都予以承认的事实，润博公司所供应货物按约定是直接发货到普利司通食堂，而索迪斯公司作为食堂经营者，其员工签收货物的行为并不代表索迪斯公司与代碧武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仅仅证明索迪斯公司在普利司通食堂收到了向润博公司采购的货物，索迪斯公司也确认收到货物，但索迪斯公司已经向���博公司支付了货款。（三）即使是润博公司在未告知索迪斯公司的情况下，将采购合同项下的业务发包给韩玉柱或代碧武，或是韩玉柱承包润博公司业务后再向代碧武采购，不管润博公司、韩玉柱、代碧武之间实际是何种关系，均与索迪斯公司无关。韩玉柱或代碧武代表润博公司将货物送至索迪斯公司经营的食堂，在该种交易模式中，与索迪斯公司存在采购合同关系的是润博公司，但索迪斯公司已将与润博公司交易的货款全部结清。至于润博公司是否违反采购合同约定，将采购合同项下的业务发包给韩玉柱或代碧武，或是韩玉柱承包润博公司业务后再向代碧武采购货物以履行润博公司向索迪斯公司交货的义务，均与索迪斯公司无关，索迪斯公司不对润博公司或韩玉柱的行为负责。与代碧武存在合同关系的是韩玉柱，而非索迪斯公司。《送货单》及韩玉柱向代碧武付款的银行流水是二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不能以货物的流转方向而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来判定合同的相对人。代碧武收不到货款应向韩玉柱或润博公司追讨，与索迪斯公司无关。二、一审法院认定索迪斯公司在经营普利司通食堂期间，将采购食物的业务发包给韩玉柱经营，从而判决索迪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根据索迪斯公司二审提供的一系列证据，索迪斯公司和韩玉柱之间不存在承包关系，索迪斯公司是向润博公司采购食品，而韩玉柱和代碧武均是润博公司的代表。并且一审判决并无具体说明依据法律法规哪一条判决索迪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我国，连带责任主要是基于合伙、担保、联营、承包等合同关系或代理行为、上下级间的关系而产生，被分散规定在《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司法��释之中。法律的规定已很明确，连带责任指向的范围和对象都是特定的，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的，不能随意判定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索迪斯公司就韩玉柱所欠代碧武货款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的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索迪斯公司的利益。韩玉柱辩称：对于索迪斯公司与润博公司是否存在供货关系，韩玉柱不清楚。韩玉柱向普利司通公司的食堂供货是索迪斯公司将该食堂采购食物的业务分包给韩玉柱所致。针对上诉人韩玉柱、索迪斯公司的上诉请求，代碧武辩称：一、韩玉柱的上诉理由违背事实，缺乏依据。韩玉柱在一审答辩及上诉意见中均认为银行交易明细中显示其已经支付的货款为102135元，但未提供任何计算方式计得该结果。韩玉柱认为2015年1月份至5月份送货单对应的货款为162021.82元，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二、索迪斯公司否认与代碧武之间关系违背客观事实。（一）代碧武不清楚韩玉柱、索迪斯公司与润博公司的实际关系，代碧武向韩玉柱、索迪斯公司提供蔬菜、肉类、厨具等货物，且索迪斯公司的员工宁波、占林霞在送货单上签收，因此，索迪斯公司清楚代碧武的送货情况，代碧武与韩玉柱、索迪斯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证据确凿。（二）从代碧武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可知，宁波作为索迪斯员工于2015年1月28日向代碧武支付货款27610元，如果索迪斯公司与代碧武没有业务往来，则其员工宁波为何向代碧武支付货款，明显与索迪斯公司所述其每月和润博公司对账结算相互矛盾，索迪斯公司以此推脱责任逃避付款义务严重侵犯代碧武的合法权益。（三���代碧武与润博公司实际无任何关系，代碧武并非润博公司的员工或代表润博公司送货，实际上也无任何证据证明代碧武与润博公司存在关系，索迪斯公司对选择供应商有非常严格的资质要求，不可能凭空认为代碧武代表润博公司而贸然签收货物。代碧武一审时提交的送货单证据也证明了索迪斯公司签署的是代碧武的送货单，而非润博公司的送货单，因此，索迪斯公司称代碧武是代表润博公司送货缺乏依据。（四）索迪斯公司以其是从事餐饮服务及综合后勤管理的全球领军企业为由，否认其拖欠货款的事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索迪斯公司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能以其与润博公司、韩玉柱的内部责任分配对抗代碧武。���韩玉柱、索迪斯公司所述观点不成立。实际上，韩玉柱与索迪斯公司之间是承包关系，代碧武依法完成提供货物的义务，但韩玉柱、索迪斯公司相互推诿并拖欠代碧武货款，已严重侵犯代碧武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代碧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韩玉柱、索迪斯公司支付代碧武货款13782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韩玉柱、索迪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索迪斯公司与普利司通（开平）高机能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司通公司”）签订一份《餐饮服务协议》，由索迪斯公司全面经营管理普利司通公司食堂（含食品原料采购），经营管理期限自2013年10月8日至2016年10月7日。索迪斯公司在经营管理该食堂期间，将采购食物转包给韩玉柱经营。自2013年起，代碧武一直与韩玉柱、索迪斯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代碧���向韩玉柱、索迪斯公司供应蔬菜、肉类等货物到普利司通公司食堂，由韩玉柱向代碧武支付货款。2015年1月至5月，代碧武先后向韩玉柱、索迪斯公司供应了蔬菜、肉类等货物共计货值166920.1元，代碧武认为至2015年10月韩玉柱、索迪斯公司仍欠其货款137825元没有付清，经催讨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20日向代碧武询问，代碧武表示在2015年1月至5月的货款中仅支付过1月份的部分货款，其中2015年4月17日转账支付16000元、2015年5月15日转账支付1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韩玉柱承包了索迪斯公司经营食堂的食物采购业务而向代碧武购买了蔬菜、肉类等货物，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韩玉柱辩解其与代碧武是合伙关系，双方合作承包索迪斯公司经营普利司通公司食堂的采购食物，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审法院对其该辩解主张不予采纳。关于代碧武供货货款总额。代碧武提供的2015年1月至5月的送货单共206单原件，该送货单上有索迪斯公司的管理人员宁波、占林霞等人签单，应以该送货单确定代碧武在2015年1月至5月供应���物货款额为166920.1元。韩玉柱辩解代碧武送货单货款总额为162021.82元有误，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韩玉柱支付货款数额。韩玉柱辩解其已支付货款102135元给代碧武，但没有提供相关支付凭证证明，也无说明该货款何时支付，原审法院对其该项辩解主张不予采信。代碧武经原审法院询问称韩玉柱先后在2015年4月17日、2015年5月15日向其转账16000元、15000元为支付2015年1月的货款，属其自认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故韩玉柱尚欠代碧武2015年1月至5月货款为135920.1元（166920.1元-16000元-15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韩玉柱收取代碧武货物后未及时付清货款，代碧武请求韩玉柱支付货款，依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代碧武请求支付货款不当，应以原审法院核定为准。韩玉柱辩解其欠原告货款额为59886.82元，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韩玉柱因承包索迪斯公司经营食堂的食物采购业务而向代碧武采购蔬菜、肉类等货物，该货物由索迪斯公司员工签收并用于索迪斯公司经营的食堂，韩玉柱本案中所负代碧武的货款债务因韩玉柱与索迪斯公司的承包关系而发生，索迪斯公司应当对韩玉柱在本案中所负货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代碧武请求索迪斯公司支付货款，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索迪斯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韩玉柱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135920.1给代碧武；二、索迪斯公司对韩玉柱第一判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代碧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56元，由韩玉柱、索迪斯公司负担3014元，代碧武负担4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索迪斯公司提供的证据，该等证据均形成于本案起诉之前并由索迪斯公司持有，并不属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亦不符合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的规定情形，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2.对于韩玉柱提交的银行卡客户交易表，该证据已由代碧武作为一审证据向法院提交，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3.对于代碧武提交的2014年12月送货单以及其与李观兰进行对帐的短信记录，该等送货单以及短信记录均反映了韩玉柱、代碧武之间业务往来，与本案审理的事实相关，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该等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关于“索迪斯公司在经营管理该食堂期间，将采购食物转包给韩玉柱经营”以及“自2013年起，代碧武一直与韩玉柱、索迪斯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代碧武向韩玉柱、索迪斯公司供应蔬菜、肉类等货物到普利司通公司食堂，由韩玉柱向代碧武支��货款。2015年1月至5月，代碧武先后向韩玉柱、索迪斯公司供应了蔬菜、肉类等货物共计货值166920.1元”的事实部分不予认可外，对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另查明：自2013年起，代碧武一直与韩玉柱发生业务往来，代碧武根据韩玉柱的指示向索迪斯公司承包经营的利司通公司食堂配送蔬菜、肉类等货物，由韩玉柱向代碧武支付货款。2015年1月份至5月份，代碧武根据韩玉柱的指示向索迪斯公司交付蔬菜、肉类等货物的价值合计为167620.54元，其中2015年1月份交付的货物总值为35257元，2015年2月份交付的货物总值为24998.02元，2015年3月份交付的货物总值为42187.62元，2015年4月份交付的货物总值为32910.20元，2015年5月份交付的货物总值为32267.70元。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韩玉柱拖欠代碧武的货款金额是多少；2、索迪斯公司应否对涉案货款承担偿还责任。关于韩玉柱拖欠代碧武的货款金额是多少的问题。韩玉柱以代碧武提交的2015年1月份至5月份的送货单的总货款为162021.8元，且其于2014年12月3日至2015年7月30日期间已向代碧武支付102135元为由，主张其拖欠代碧武的货款为59886.82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涉案2015年1月至5月的货款总额。根据涉案2015年1月份至5月份的206份送货单中记载的货款金额统计可知，2015年1月到5月的货款总额应为167620.54元，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韩玉柱主张其根据代碧武一审提交的206份送货单统计出的货款总额为162021.82元，系其对送货单金额的计算有误，本院不予确认。至于韩玉柱二审期间抗辩称代碧武提交的上述206份送货单应认定为2014年与2015年的送货单的问题。韩玉柱在其提交的上诉状中已承认代碧武在一审中提供了2015年1月份到2015年5月份送货单并称该货款总额为162021.82元，二审庭审期间，韩玉柱却改称代碧武提供了部分2014、2015年大多数无法确认年份的送货单，若代碧武无法证明每份送货单的具体年份的，应认定为2014年与2015年的送货单，其于二审期间作出的陈述与上诉状中所述意见相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韩玉柱虽在二审庭审期间对其在上诉状所述的意见表示反悔，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且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申请对涉案送货单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此，对于韩玉柱的该项抗辩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法认定代碧武于一审期间提交的206份送货单为2015年1月份至5月份期间的送货单。其次，关于韩玉柱已偿还涉案2015年1月至5月货款的情况，代碧武确认韩玉柱已于2015年4月17日以及5月15日合计偿还涉案货款31000元，但抗辩称韩玉柱于2014年12月3日至2015年3月23日以及2015年7月30日支付款项并非偿还涉案货款。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韩玉柱于2015年4月17日以及5月15日偿还涉案货款31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存有的争议的其他款项，具体分析如下：对于韩玉柱于2014年12月3日支付的28430元款项，本案中，韩玉柱、代碧武均确认从2013年开始进行涉案交易，并于2015年上半年结束，可见，在涉案2015年1月至5月发生交易之前，双方已有业务往来，而代碧武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是发生于2015年1月至5月期间，韩玉柱于2014年12月3日支付款项时，涉案交易尚未发生，韩玉柱亦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预付货款的约定或交易习惯。相反，韩玉柱在庭审中均陈述由索迪斯公司结算后其再支付货款给代碧武，从未提及预付货款的情况，因此，韩玉柱主张2014年12月3日的货款是偿还涉案2015年1月至5月的货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于韩玉柱于2015年2月16日、3月5日以及3月23日支付的三笔合计39450元的款项，代碧武抗辩称该三笔款项是韩玉柱偿还2014年12月份的货款并提供了2014年12月份的55张送货单以证明其主张。从代碧武提交的2014年12月份送货单看，送货单均载明收货单位为“普利司通”，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有“宁波”或“占林霞”的签名，与涉案2015年1月至5月送货单反映的情况相一致，并且该55份送货单均载有货物名称、数量、单价、金额等详细内容，其格式与涉案2015年1月至5月的送货单亦基本一致，索迪斯公司对上述55份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由此可初步证明，代碧武已向普利司通公司的食堂交付上述55份送货单所记载的货物。韩玉柱在庭审中承认从2013年开始已要求代碧武向普利司通公司食堂运送涉案货物，双方合作至2015年上半年才结束，并且在涉案业务中其仅与代碧武一人进行合作，2014年12月处于双方的业务合作期间，由此可依法认定代碧武于2014年12月份向普利司通公司食堂供交付货物的行为是因代碧武与韩玉柱与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韩玉柱应对2014年12月份产生的货款承担偿还责任。虽然代碧武提交的上述55份送货单中大多数未注明具体的年份，但编号为1071007、1071012的送货单分别载明日期为2014年12月3日、2014年12月5日，日期记载为12月1日至23日期间的送货单的编号与上述2014年12月3日、2014年12月5日送货单的编号相近，且基本呈现出按照日期的先后顺序而排列的规律，编号为1069624的送货单亦载明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日期记载为12月24日至31日期间的送货单的编号与该2014年12月30日送货单的编号完全相连并且编号的排列顺序与日期的先后顺序一致，索迪斯公司对于代碧武主张上述55份送货单为2014年12月份的送货单的事实，亦未提出异议。韩玉柱虽然对上述55份送货单的形成时间不予认可，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根据证据优势规则，结合现有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代碧武提交的12月份送货单发生于2014年的��律事实发生的盖然性明显高于12月份送货单发生于其他年份的法律事实发生的盖然性，因此，本院依法认定代碧武二审提交的55份送货单为发生于2014年12月。根据代碧武二审提交的2014年12月份的送货单可统计出当月的货款总额为39459.20元。现有证据显示，韩玉柱于2015年2月16日、3月5日、3月23日分别向代碧武转账支付款项10000元、20000元、9450元，三笔款项均系在2014年12月之后支付且合计金额恰好为39450元，与韩玉柱应付的2014年12月份的货款金额相吻合，其支付时间也符合双方之间的在对账后再付款的交易习惯相符。韩玉柱虽主张上述三笔款项是支付涉案2015年1月至5月货款，但均未能说明具体偿还哪笔货款，并且支付凭证亦未明确是偿还涉案货款，本案中亦无证据证明韩玉柱在2015年2月16日之前已向代碧武清偿2014年12月份的货款。因此，2014年12月份的送货单、韩玉柱的银行���水交易以及代碧武的陈述能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可证明韩玉柱于2015年2月16日、3月5日、3月23日支付给代碧武的39450元系偿还2014年12月份的货款。对于韩玉柱于2015年7月30日支付的3255元款项，代碧武抗辩称该笔款项是韩玉柱偿还2015年6月份的货款并提供了其与案外人李观兰（手机号：151××××3804）之间的短信记录予以证明。从代碧武与151××××3804的手机号码使用人之间的短信记录看，该号码使用人曾于2014年12月26日就普利司通公司的食物报价事宜与代碧武联系并要求其提供报价，2015年4月8日至6月15日期间向代碧武发送了1月份至6月份期间每一月份的货单成本的内容，其显示1月份至6月份的货单成本金额分别为：36458元、24998元、42188元、32910元、32271元、3255元。查明事实显示，2015年1月份至5份代碧武交付的货物总值分别为35257元、24998.02元、42187.62元���32910.20元、32267.70元。经对比可知，2015年4月8日至6月15日期间的短信记录显示的2月至5月份的货单成本金额与涉案2015年2月至5月份货款的金额相一致，其显示的1月份的货单成本金额与涉案2015年1月份的货款金额相近。同时，韩玉柱庭审中承认代碧武送货到普利司通公司后会委托案外人李观兰与代碧武进行对账，可见韩玉柱与李观兰是相互认识的，且韩玉柱具备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强的能力举证证明李观兰实际使用的手机号码、涉案短信记录的真伪以及李观兰与代碧武对账的真实情况，但在本院明确要求其提供上述信息的情况下，韩玉柱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以反驳涉案短信记录的真实性。虽然代碧武未能提供直接的证据证明151××××3804手机号使用人为李观兰，但代碧武提供了短信记录的原始文件予以核对，并且短信记录的内容与涉案送货单、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均能相互��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本院对代碧武提供的其与151××××3804手机号之间的短信记录的真实性以及关联性均予认可。上述短信记录显示2015年6月份的货单成本为3255元，索迪斯公司庭审中亦承认代碧武于2015年6月份仍向普利司通公司食堂运送货物，由此可初步证明，2015年6月份，韩玉柱与代碧武之间存在货值为3255元的交易，韩玉柱于2015年7月30日支付的3255元与2015年6月份的金额完全一致。韩玉柱虽主张2015年7月30日支付的3255元是支付涉案2015年1月至5月的货款，该金额与涉案的每月货款金额均无法对应，且韩玉柱亦无法说明3255元具体系支付哪笔货款，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结合现有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代碧武主张的2015年7月30日支付的3255元系韩玉柱偿还2015年6月份货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依法认定该事实。综上，韩玉柱上诉主张2014年12月3日至2015年3月23日以及2015年7月30日支付的款项系偿还涉案2015年1月至5月的款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前文所述，涉案2015年1月至5月的货款总额为167620.54元，韩玉柱已支付的货款金额为31000元，韩玉柱仍应向代碧武支付的货款金额为136620.54元，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索迪斯公司应否对涉案货款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代碧武以韩玉柱与索迪斯公司存在承包关系，并且索迪斯公司的员工签收了涉案货物，其与索迪斯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主张索迪斯公司应承担涉案货款的偿还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买卖合同只能约束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不能约束合同之外的第三方。首先，代碧武请求索迪斯公司支付货款的理由是韩玉柱与索迪斯公司存在承包关系，但代碧武未能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虽然韩玉柱在一审期间以至二审庭审阶段均坚称其本人与索迪斯公司之间存在承包关系，但在索迪斯公司于二审期间提交了索迪斯公司与案外人润博公司签订的合同、发票、有代碧武签名及润博公司盖章确认的检测报告、韩玉柱与索迪斯公司员工之间的通话录音等证据后，其在二审庭审后提交的书面情况回复中却改称代碧武挂靠有资质的润博公司并以润博公司的名义与索迪斯公司签订合同、开具发票、收取货款，韩玉柱是润博公司的监事，由韩玉柱扣除部分费用后再向代碧武支付货款，该陈述内容与其一审以及二审庭审阶段的陈述完全相反，韩玉柱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同时，韩玉柱作为润博公司的监事以及直接向代碧武支付货款的当事人，其理应清楚知道本案的事实及涉案交易的经过，但其本案一、二审阶段却作出前后矛盾的陈述，其行为严重违背了诚信实用的原则。综上，对于代碧武主张韩玉柱与索迪斯公司存在承包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从韩玉柱、代碧武对涉案业务往来所作的陈述可知，涉案货物买卖系由韩玉柱直接联系代碧武而形成，代碧武系根据韩玉柱的指示将涉案货物运送至普利司通公司食堂，并且由韩玉柱委托案外人与代碧武进行对账，货款也是由韩玉柱本人或委托他人支付给代碧武，由此可见，索迪斯公司从未就涉案货物买卖业务向代碧武发出要约，涉案货物买卖业务是由韩玉柱与代碧武两人进行协商并在二者之间达成合意。本��中也没有证据证明韩玉柱系以索迪斯公司的名义与代碧武进行涉案交易，即使代碧武根据韩玉柱的指示向索迪斯公司交货，也仅仅是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依指示向第三方交付的问题，并不导致第三方产生支付货款的义务。因此，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索迪斯公司与代碧武之间存在设立涉案买卖合同的合意。虽然索迪斯公司的员工宁波曾向代碧武支付款项，但代碧武在庭审中亦承认宁波支付的款项系代韩玉柱支付，由此可见，宁波的个人付款行为与索迪斯公司无关。故对于代碧武主张其与索迪斯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代碧武诉请索迪斯公司承担涉案货款的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韩玉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索迪斯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开平市人民法院（2015）江开法民二初字第605号民事判决；二、韩玉柱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136620.54元给代碧武。三、驳回代碧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56元，由韩玉��负担3029元，代碧武负担2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56元，由韩玉柱负担1340元，代碧武负担1716元。本院多预收的3056元退回给广州索迪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