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2民初5217号原告：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二部，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负责人：楚金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定春，上海天闻世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迪锋，上海天闻世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安徽省淮南市。法定代表人：张孟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仁文，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东，男。第三人：常州录安洲长江码头有限公司，注册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录安洲港区大道18号。法定代表人：周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平，男。原告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二部与被告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据被告申请依法追加常州录安洲长江码头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定春、董迪锋，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仁文、孙忠东以及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6,168,633.02元；2、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5,233,726.60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5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编号为YFHG-M-C-1307“煤炭供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40,000吨(数量可上下5％浮动)“同忻忧”煤炭，到岸含税基本价638.89元/吨，合同金额约为25,555,600元，并约定被告于2013年5月30日前交货，如不能按期按质按量交付货物，应承担全部货款20％的违约金，对于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仍应负赔偿责任。合同签订后，自2013年5月13日至2013年8月29日，原告先后向被告支付货款26,168,633.02元。但是被告一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交付货物。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催索，但被告置之不理。被告行为已构成合同违约，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辩称，1、合同明确约定被告应在2013年5月30日之前完成交货，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3年5月30日开始计算，至2015年5月29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本次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2、被告已按照合同的约定，按时、按质交付货物，且在分批收到原告货款后，分四批次指令第三人向原告转移货权，合同已履行完毕。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陈述，其接受原告指令装卸涉案货物。2013年5月，原告凭被告转移给原告的货权凭证自其处提走了货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合同解除函及快递单据证明内容的争议。对于该争议，本院以为，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将解除涉案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了被告，至于送达后是否产生法律效果，由本院在“本院认为”一节进行阐述。2、被告提交的2013年5月20日秦皇岛华正煤炭检验行出具的“检验报告”(复印件)、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港航货物(煤炭)交接清单”(复印件)、“船舶载运货物清单”、“水路货物运单”(复印件)的真实性、关联性争议。本院以为，除了“船舶载运货物清单”之外，其余证据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船舶载运货物清单”显示：“41,000吨”，起运港为“秦皇岛”、中转港为“常州录安洲”，到达港为“武汉10,000吨、赤壁5,000吨、岳阳10,000吨、重庆10,000吨、淮阴6,000吨”，被告不能举证分别在武汉、赤壁、岳阳、重庆、淮阴向原告交付了货物，或者由原告指令运至上述各地，故与本案争议焦点货物是否交付原告的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3、被告提交的第三人于2013年5月20日出具的“证明”、原告向第三人出具的“说明函”(复印件)的真实性争议。本院以为，该“证明”虽系原件，但由第三人单方制作，属于第三人单方陈述，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即使真实，第三人陈述“国电2”转运的货物运单收货人亦为被告；“说明函”仅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此，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4、被告提交的原告向被告出具的“确认书”(复印件)、“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争议。本院以为，“确认书”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系被告出具给第三人，不能证明涉案货物到港的事实。上述证据均与货物是否交付原告的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5、被告提交的原告向第三人出具的“确认书”(复印件)、第三人出具的“货物放行证”(复印件)真实性、关联性的争议。本院以为，“确认书”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货物放行证”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原件，也是第三人单方制作，没有承运单位的签字盖章，无证明效力。上述证据亦与货物是否交付原告的事实没有关联性。因此，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6、被告提交的2013年5月28日的“提货联系函”(复印件)、“货权转让函”(复印件)、“放货通知单”(复印件)真实性的争议。本院以为，上述证据均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只能证明被告同意转移原告500吨货权的事实，“放货通知单”也是被告单方制作，不能证明第三人是否依据被告的证明已经放货的事实。因此，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7、被告提交的2013年5月30日的“提货联系函”(复印件)、“货权转让函”(复印件)、“放货通知单”(复印件)真实性的争议。本院以为，上述证据均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只能证明被告同意转移原告4,446吨货权的事实，“放货通知单”也是被告单方制作，不能证明第三人是否依据被告的证明已经放货的事实。因此，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8、被告提交的2013年7月26日的“货权转让函”(复印件)、2013年7月29日的货权转让函(复印件)真实性的争议。本院以为，上述证据均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是被告单方制作，也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证明效力。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9、被告提交的中信银行“交易明细电子凭证打印”(复印件)证据形式真实性的争议。本院以为，原告既然认可转账事实，可以用对应证据反驳其持有异议的该证据。然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支付凭证，与该组证据内容一一对应。故本院能够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在本案中予以采纳。10、被告提交的“结算单”(复印件)真实性的争议。本院以为，上述证据均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采纳。11、被告提交的“资金占用成本测算表”(复印件)真实性的争议。本院以为，上述证据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是被告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形式，没有证明效力。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12、被告提交的“担保函”(复印件)、“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说明函”、“情况说明”、退票的“函”(复印件)的真实性争议。本院以为，“担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在此无法确认上海云峰集团化工有限公司为原告担保的事实；“说明函”、“情况说明”虽然均为原件，但系被告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无证明效力；“函”系复印件，真实性与“担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同样无法确认。因此，上述证据本院无法予以采纳。13、被告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真实性的争议。诉讼中，本院依据职权调查，原告对于涉案增值税发票在税务机关进行了申报。因此，本院确认其真实性。14、被告提交的2013年8月23日原告的“发货通知单”(复印件)真实性、关联性的争议。本院以为，该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证据真实，所记载的货物品种为“小籽”，与涉案合同约定的交易标的“同忻忧”煤炭不一致，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此，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15、第三人提交的2013年5月20日的“委托书”(被告提供了委托书的复印件)的关联性争议。本院以为，该证据为原件，约定了原、被告之间交易标的交付的具体方式，系本案关键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16、第三人提交的“货权转让函”(复印件)的真实性争议。本院以为，第三人提交的4份“货权转让函”与被告提交的4份“货权转让函”是同一函件，内容一致，但与被告提交的同为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纳。17、第三人提交的原告向第三人出具的“说明函”(复印件)真实性争议。本院以为，该证据被告也作为证据提交，但均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18、第三人提交的原告出具的“发货通知单”(复印件)、第三人出具的“单证”(复印件)的真实性争议。本院以为，“发货通知单”均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相应的出库凭证“单证”没有记载的收货单位原告的签字盖章，系第三人单方制作，没有证明力。本院注意到，其中：(1)一份日期为2013年7月30日的700吨“发货通知单”(货物品种：煤)对应的“单证”记载：计划吨位700，结案吨位784.30；(2)一份日期为2013年8月2日的3,100吨“发货通知单”(货物品种：煤)对应的“单证”记载：计划吨位3,100，结案吨位2,870.52；(3)一份于2013年8月10日由陈国峰书写的“出库单”(复印件)言明原告出2,000吨煤，后补发货指令单。同日的一份2,000吨“发货通知单”(货物品种：煤)对应的“单证”记载：计划吨位2,000，结案吨位1,866.50；(4)一份日期为2013年8月13日的500吨“发货通知单”(货物品种：煤)对应的“单证”记载：计划吨位500，结案吨位38.40；(5)一份日期为2013年8月15日800吨的“发货通知单”在货物品种一栏记载：“伊泰4#”。其对应的“单证”计划吨位800，结案吨位记载为790.40；(6)一份日期为2013年8月23日700吨的“发货通知单”在货物品种一栏记载：“三八块”。其对应的“单证”计划吨位650，结案吨位记载为538.28；(7)一份日期为2013年9月6日8,170吨的“发货通知单”在货物品种一栏记载：“俄罗斯混煤”。其对应的“单证”计划吨位4,100，结案吨位记载为4,080.86；(8)一份日期为2013年9月11日4,000吨的“发货通知单”在货物品种一栏记载：“沫煤”。其对应的“单证”计划吨位4,000，结案吨位记载为3,978.30；(9)一份日期为2013年9月11日8,550吨的“发货通知单”在货物品种一栏记载：“沫煤”。其对应的“单证”计划吨位5,000，结案吨位记载为4,996.12；(10)一份日期为2013年10月24日500吨的“发货通知单”在货物品种一栏记载：“三八块”。其对应的“单证”计划吨位500，结案吨位记载为469.60；(11)一份日期为2013年11月5日1,235吨的“发货通知单”在货物品种一栏记载：“三八块”。其对应的“单证”计划吨位1,235，结案吨位记载为1,146.56。上述11份出库的“单证”，均没有“单证”上记载的收货单位即原告的签字盖章。况且，上述11份“发货通知单”记载品种为“煤”的仅为6,300吨，其它品种均书写明确，不是合同约定的“同忻忧”煤炭，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本案查明事实为，2013年5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编号为YFHG-M-C-1307“煤炭供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40,000吨(实际交货数量可由＋－5％浮动)“同忻忧”煤炭；2013年5月30日前交货；常州录安洲长江码头到岸交货；常州录安洲长江码头有关的港务事宜及费用由原告负责，被告负责租船运输本合同煤炭并承担海运费用，除海运费用外船舶相关的一切费用(含滞期费)均由原告承担，自货物越过装运港船舷后风险及货物保险费等费用均由原告承担；实际装船数量以装船港港务局港航交接水尺计数为准；质量以双方认可的具有国家煤炭质检资格的秦皇岛华正煤炭检验行在装船时进行采样化验，检验费由被告支付，并以此化验结果作为结算依据；到岸含税基本价638.89元/吨(如遇煤炭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协商确定)；实行含税煤价一票结算，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在3个工作日内，应向被告支付本批次煤炭总货款的20％作为保证金(5,100,000元)，被告收到保证金后，该合同生效；被告收到全部煤款后向原告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原告需在被告支付煤款后25日内结清全额货款，如被告没有按期收到全额货款则视原告违约，保证金不予返还，被告有权扣留并自行处理及出售该批次煤炭，并终止合同；由于原告违约给被告造成损失的，由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不能按期按质按量交付货物，应承担全部货款的20％的违约金，对于给原告方造成损失仍应负赔偿责任。2013年5月13日，原告支付被告5,238,898元，对应支付凭证摘要一栏记载：“保证金”。2013年5月20日，被告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第三人作为丙方共同书立一份“委托书”。该份委托书记载：“兹有｀国电2＇轮第1308航次，从秦皇岛港装船，煤炭数量41,010吨。甲方委托乙方办理该船在常州录安洲长江码头有限公司货物调入的相关手续，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约定：1、甲方确保在规定期限内将全部货物销售给乙方，如乙方在双方约定期限内未能结清煤款，甲方有权自行处理货物。2、该船货物在码头调入调出及堆存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3、该船货物到港后数质量盈亏由乙方负责，由乙方负责筛选，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4、甲方货物到港后，堆放到乙方在丙方租赁的场地内。5、该船货物进入场地后货权仍为甲方，调出时需有甲方出具相关证明，丙方才可放货出港。2013年5月28日，原告支付被告317,265元。同年5月30日，原告支付被告2,257,220元。同年6月19日，原告支付被告1,500,000元。同年6月24日，原告支付被告2,200,000元。同年6月25日，原告支付被告800,000元。同年7月2日，原告支付被告1,300,000元。同年7月12日，原告支付被告1,660,000元。同年8月1日，原告支付被告10,748,692.30元。上述汇款凭证摘要一栏均记载：“货款”。同年8月29日，原告支付被告146,557.72元，对应汇款凭证摘要一栏均记载：“往来”。上述款项(包括保证金)合计26,168,633.02元。之后，原告在对堆放于第三人码头的煤炭进行清理过程中，发现涉案合同的交易标的没有交付。故其于2015年8月3日向被告发送“解除合同告知函”，告知被告解除合同，要求返还货款。被告于同年8月6日收受。因无结果，遂涉诉。本院认为，依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交易标的“同忻忧”煤炭是否交付。涉案合同记载的交易标的为“同忻忧”煤炭40,000吨(+-5％浮动)。委托书记载的关于货物交付的内容有以下几点：1、“国电2”轮第1308航次从秦皇岛港将41,010吨煤炭装船运至第三人处，由被告委托原告办理调入货物的手续；2、该船货物到港后，堆放到原告在第三人租赁的场地内；3、该船货物进入场地后货权属被告，调出时凭被告出具的证明，第三人放货出港。依据委托书载明的上述交付内容，即使原告在第三人处接收了交易标的，被告与原告之间也没有完成货物的交付，原告仅是受委托办理调入，因为货物进入场地后货权仍属被告。因此，被告的转移货权证明以及由原告签字盖章的第三人的出门证相结合，才是交付凭证。从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来看，“货权转让函”、“发货通知单”、“单证”共同构成了涉案买卖合同的交货凭证。现四份“货权转让函”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但在从被告出具后最终到达第三人，中间缺少与原告的交接痕迹，所以也不能与全部为复印件的“发货通知单”相互印证。诉讼中，被告认为该些复印件均为传真件的复印件。本院以为，就传真件作为诉讼上的一种证据方式而言，它具有较为特殊的表现形态与认定方式。这是因为，凡是发送的传真件，传真件的原始件只能留在发传真的人手中，而接受该传真的人手中收到的只是该传真件的复制件，并且，传真机上装载的传真纸是一种特殊品质的纸张，该纸张上显现的字迹不利于长期保存。从技术角度上而言，传真机在发送传真件的过程中实际上发挥着一台复印机般的功能，只是传真纸与复印机上所使用的复印纸存在品质上的差异。正是因为传真件这一特殊品质与表现形态，使得传真件作为一种书证在被利用上与普通书证具有较大差别。通过传真机发出的传真件本身不具有原始件的特征，因此，传真件不能作为适格的检材，从而无法通过鉴定的方式来对该传真件的真实性与否作出判断。可见，当一方当事人将传真件作为一种证据方式时，就要求查明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将相互发送传真作为表达其意思表示的载体与方式，如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交换的名片、发送的产品目录、广告、刊物等媒介当中是否载明有传真号码等信息资料，这些信息资料可作为有关当事人将发送传真作为其意思表示的表达方式的证据。庭审中，被告、第三人均认为当事人之间往来绝大部分为传真方式，但没有证据予以证实。而最关键的第三人出具的用于其装卸码头出库的所有“单证”(不可能为传真件)，竟然都没有原告方的签名或盖章。本院难以认定货权已经转移至原告的事实。另外，发货通知单(均为复印件)以及一份日期为2013年8月10日的手写出库通知单记载了经办人为陈国峰。而对于陈国峰身份的举证，因原告否认其为原告员工或委托代理人，所以，相应举证责任在于被告和第三人。现被告及第三人均举证不能，本院在此无法认定陈国峰的身份。退一步来说，即使陈国峰是原告在第三人处的现场员工或委托代理人，若干份发货通知单亦不可能均采用传真方式通知第三人，用于货物出库的“单证”也没有陈国峰签名。因此，41,010吨“同忻忧”煤炭已经交付的事实无法认定。本院还注意到，被告提交作为证据的“船舶载运货物清单”原件显示涉案货物的中转港为“常州录安洲”，到达港为“武汉10,000吨、赤壁5,000吨、岳阳10,000吨、重庆10,000吨、淮阴6,000吨”，与被告强调的在第三人处交付完毕显然也存在矛盾。该证据恰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为何涉案“单证”没有原告方的签名或盖章的原因。由此，原告支付全额货款以及收取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不能证明被告交付了货物。至于被告认为原告解除合同函件送达被告的时间是2015年8月6日，但合同约定2013年5月30日前交货，至2015年5月29日，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故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以为，原告与被告解除涉案买卖合同，原告行使的是解除权。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无论是法定期限还是约定期限，在性质上都属于除斥期间。因双方对此并无约定，合同法上除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期间规定为一年外，其他合同的法定解除期间没有类似规定。因此，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违约不交付货物，原告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行使法定解除权，而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涉案合同已经解除。故在合同解除后，被告有返还货款和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义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返还原告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二部货款26,168,633.02元；二、被告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原告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二部违约金5,233,726.6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8,811.80元，由被告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贸易二部。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亦兵人民陪审员  王 莹人民陪审员  曹瑞娟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徐若瑶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