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5民终20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六盘水市吉信达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六盘水市水城县发箐乡发箐村。组织机构代码：78018698-4。 法定代表人齐达，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周乐，贵州济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先美（又名黄英），女，1968年2月19日生，汉族，工商户，小学文化，贵州省威宁县人。 委托代理人安辉，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玉芬，女，1957年12月21日生，汉族，农民，小学文化，贵州省威宁县人，住威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洁（系朱玉芬之子），男，1983年12月30日生，汉族，农民，高中文化，贵州省威宁县人，住威宁县。 朱玉芬和陈洁的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牛德全，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锦新，男，1948年9月15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贵州省人，现住六盘水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银，男，1993年3月30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六盘水市吉信达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信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先美及原审被告朱玉芬、陈洁、王锦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6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黄先美诉称：2015年5-6月份，我向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合计6224.41吨原煤销售给被告王锦新、朱玉芬和陈洁，交货地点为联星洗煤厂，我的部分业务委托我女婿范竹青办理。王锦新、朱玉芬和陈洁挂靠六盘水市吉信达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王锦新、朱玉芬和陈洁于2015年5月30日、6月25日、7月30日三次与我结算，累计欠我煤款923,562元，于2015年8月支付了200,000元后，尚欠723,562元至今未付。我多次追索未果，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连带支付我的欠款723,562元。 原审被告王锦新辩称：一、我与原告之间没有买卖关系。2015年4月，朱玉芬和唐银出资购买原煤在联星洗煤厂经营洗煤业务，因为他们都不懂洗煤，而我掌握洗煤技术，就想拉我入伙。由于我没钱出资，他们就说付我工资让我帮他们，工资多少没有约定，说亏了不要我负责，我和唐银、朱玉芬是熟悉的，就同意他们帮他们洗煤了。我和朱玉芬、唐银之间的关系不具备合伙的基本条件，因此我不是合伙人。我之所以在结算清单上签字，是因为我知道煤炭的质量才签的，我不是实际的原煤购买人。二、在经营过程中，所有的收支都由朱玉芬经手，由朱玉芬负责。2015年9月10日，朱玉芬与唐银签订了退款协议书，双方商定由朱玉芬退还唐银投资款356,000元，之前所有经营的债务由朱玉芬负担，我作为证人在朱玉芬与唐银达成的退款协议上签字。三、唐银委托我帮他收回356,000元的投资款，2015年12月13日，我和朱玉芬共同给胡梅出具了便条，便条中明确胡梅从应付给朱玉芬的货款中直接付给我240,000元，我再将这240,000元转给唐银。这张便条上还明确了一个事实：“所有在经营中债权债务由朱玉芬自负，与我和唐银无关”。黄先美以证人身份在便条上签字，黄先美又作为债权人，证明她同意债务由朱玉芬清偿，与我无关。综上，欠款是由朱玉芬造成的，应由朱玉芬承担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对我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朱玉芬、陈洁辩称：一、本案与陈洁无关。二、本案中先是王锦新与唐银合伙，朱玉芬于2015年4月30日才加入的，口头约定每人投资200,000元，王锦新只投资60,000元。为了保证煤炭质量，朱玉芬要求黄先美先通过吉信达公司从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后再将煤转过来。履行方式为：朱玉芬与吉信达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并委托原告到吉信达公司办理一切事宜。但原告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合同，只有6月份的250,000元符合约定，其他的煤炭是原告私下从别的渠道购进，这些煤炭的质量无法保证，来源不合法，也不能提供由优能公司开具给吉信达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这导致转卖出去的煤炭无法收回货款。也就是说我们之间的买卖除了250,000元的煤炭其他都是违反约定的。三、我们之间的买卖违反约定，也违反法律规定，导致煤炭质量达不到第三方的要求，我们无法向第三方索要煤款。四、从法律上讲，我们和原告只能是中介人，我们都不具备煤炭经营的资格。只能以企业的名义从事煤炭经营，款项的支付也只能通过企业以公对公的方式进行，否则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本案中，如果原告煤炭来源合法，也只能是销售煤炭的企业向我们主张权利，黄先美不具备供货方的原告主体资格。五、王锦新是本案的合伙人，煤炭质量是由王锦新把关，王锦新有与原告串通的可能性。六、原告所诉723,562元的货款，应当减去应退还给朱玉芬的92,795.74元，诉讼标的额应为630,587元。综上，由于原告在履行合同中违反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导致我们无法向购煤的第三方主张权利，该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唐银辩称：我不具备被告的主体资格，本案与我无关，我于2015年9月10日已与朱玉芬签订了退款协议书，协议写明我已经退出，之前的债权债务均由朱玉芬负责。 原审被告吉信达公司辩称：一、原告诉称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不是事实，我公司只与朱玉芬有煤炭买卖关系，与其他人没有法律关系。二、我公司只与朱玉芬产生250,000元的煤炭买卖关系，对原告陈述几被告欠750,000元的煤炭款，我公司不知情，也与我公司无关。 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黄先美于2015年5至6月向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原煤销售给被告王锦新、朱玉芬和唐银，交货地点为威宁县猴场镇联星洗煤厂，原告部分业务委托其女婿范竹青办理。双方交易方式为边交货，边结算，边付款。被告王锦新、朱玉芬分别于2015年5月30日、2015年6月25日、2015年7月30日与原告结算并写下结算清单，原告黄先美、被告王锦新、朱玉芬分别在结算清单上签字。其中2015年7月30日的结算清单最后三栏注明“到7月30日止，甲方朱玉芬、王锦新欠乙方黄先美923,562元，乙方欠甲方税票款92,795.74元”。被告于2015年8月支付200,000元，再除去92,795.74元的税票款后，现尚欠原告煤款630,766.26元人民币。 另查明：2015年5月27日、5月28日、6月26日，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销货单位给购货单位吉信达公司出具了1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票据备注栏注明黄先美（范竹青）姓名，19张增值税发票上共计销售原煤为5323.54吨。2015年6月5日、6月11日，吉信达公司与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250,000元的煤炭供销合同，合同约定煤炭单价为270元?吨，吉信达公司于合同签订当日履行了打款义务。 再查明：2015年9月10日，唐银与朱玉芬签订了《退款协议书》，协议书上载明“原朱玉芬、王锦新、唐银三人合伙在联星洗煤厂洗煤，经三人协商，唐银自愿退出投资股份，由朱玉芬退还唐银投资款356,000元，之前所有经营中的债权债务由朱玉芬自负，与唐银无关”。 原审认为：被告王锦新在本案涉及的合伙关系中投入了60,000元，并在与原告的结算清单上签字，应为该案向原告购买原煤的合伙人，对被告唐银称王锦新是其聘请的工作人员的陈述不予采信。唐银在第一次开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以及第二次庭审中均表明自己是合伙人，也应为本案买卖中的合伙人。而在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中均不能体现陈洁为合伙人，且在《退款协议书》上明确载明“朱玉芬、王锦新、唐银三人合伙在联星洗煤厂洗煤”。故本案中向原告购买原煤的合伙人应为朱玉芬、王锦新及唐银。虽然唐银与朱玉芬签订的《退款协议书》上载明“唐银退出投资股份，之前的债权债务由朱玉芬一人负担”，但此协议是被告之间的内部协议，不能对外对抗债权人。从原告提交的三份结算清单可以认定原、被告的买卖是边交易、边结算、边付款的，不应存在质量问题。故原、被告之间发生交易的事实清楚，原告黄先美有追索债权的权利，朱玉芬、王锦新和唐银应履行付款义务。对于吉信达公司与朱玉芬签订的《买卖合同》、《补充合同》和《授权委托书》，原告黄先美不认可、王锦新、唐银也不知情，故不予以采信。吉信达公司确实与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了250,000元的煤炭交易。除了这250,000元的交易外，原告提交的19份增值税发票上均注明购货单位为吉信达公司，吉信达公司受挂靠的事实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故在本案中，吉信达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提交的2015年7月30日结算清单最后三栏注明“到7月30日止，甲方朱玉芬、王锦新欠乙方黄先美923,562元，乙方欠甲方税票款92,795.74元”。原告称923,562元是价税合计，不应当减去，但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支撑，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应当在欠款总额中减去92,795.74元。再从欠款中减去被告已支付的200,000元，被告朱玉芬、王锦新、唐银尚欠原告黄先美的煤款为923,562-200,000-92,795.74=630,766.2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朱玉芬、唐银、王锦新共同给付原告黄先美煤款630,766.26元人民币，并由吉信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18元由被告朱玉芬、唐银、王锦新、吉信达公司承担。 上诉人吉信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决第一项，即“由吉信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与优能公司发生的250,000元交易是上诉人同优能公司之间的正常买卖行为，有《煤炭购销合同》及上诉人打款凭据为证，一审将此认定为朱玉芬等人的挂靠行为没有任何依据；二、对于被上诉人提供需19份增值税发票，虽然载明购货单位是上诉人，但上诉人从未同意过被上诉人开具这19份发票，是被上诉人利用被委托人的身份，私自冒用上诉人名义向优能公司购买煤炭。上诉人并不知晓该19份票据的来龙去脉，上诉人从未持有过该19份发票就是最好的证明。且一审中被上诉人承认货款是其自行从个人账户汇到优能公司，并不是上诉人支付，整个发货过程也是被上诉人自行完成，上诉人并没有参与。因此，这19份发票只能证明优能公司以吉信达公司为购货单位向被上诉人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而不能证明上诉人知晓并同意被上诉人的这些行为。三、朱玉芬等三名被告也否认挂靠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及优能公司购买煤炭的事实。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同朱玉芬等三名被告存在关系。三、被上诉人提供并持有优能公司开具的、购货单位为上诉人（备注为范竹青）的发票，以及被上诉人以上扩人名义向优能公司支付货款并发货的事实，恰好证明是被上诉人挂靠上诉人从优能公司购买煤炭，然后卖给朱玉芬等人。且2015年7月30日结算清单注明“乙方（黄先美）欠甲方税票款92,975.74元”，更证明了被上诉人欠朱玉芬等人税票款的事实。综上，是被上诉人擅自挂靠上诉人，从优能公司购买煤炭后，再卖给朱玉芬等人，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是被上诉人一方的共同诉讼人。 被上诉人黄先美答辩称，我与朱玉芬等人之间买卖关系成立，双方存在交易情况，最后双方对交易的货款进行结算，结算的下欠货款清楚、明确，该交易事实原审法院依法审理判决由朱玉芬等人承担，吉信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朱玉芬、陈洁答辩称，首先，同意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第二、黄先美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应由优能矿业公司作为原告起诉，请求地驳回黄先美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锦新、唐银未进行答辩。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吉信达公司与被上诉人朱玉芬等人是否存在挂靠关系。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黄先美认为上诉人吉信达公司与被上诉人朱玉芬等人存在挂靠关系，主张上诉人吉信达公司对朱玉芬等人差欠的煤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但被上诉人黄先美提供的《结算清单》只能证明朱玉芬、王锦新及唐银与被上诉人黄先美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且朱玉芬等人仍差欠黄先美煤款630,766.26元；而被上诉人黄先美提供的19张增值税发票上均注明销货单位为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购货单位为吉信达公司，该证据也只能证明上诉人吉信达公司向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煤炭5,323.54吨的事实，同时该证据与被上诉人朱玉芬提供的《煤炭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能相互印证，证明被上诉人朱玉芬与上诉人吉信达公司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增值税发票上备注栏注明“威奢黄先美”或“威奢范竹青”等内容，但通常情况下备注栏的内容是根据客户的要求而打印，且增值税发票上的备注与被上诉人黄先美自己陈述“购货方是吉信达公司，实际向优能集团购买煤炭的是黄先美”的内容恰好吻合，反而证明被上诉人黄先美以上诉人吉信达公司的名义向贵州优能（集团）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煤炭的事实。故根据被上诉人黄先美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得出被上诉人朱玉芬与上诉人吉信达公司之间具有挂靠关系的结论，一审仅凭被上诉人黄先美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即认定被上诉人朱玉芬与上诉人吉信达公司具有挂靠关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上诉人黄先美应对该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吉信达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6民初1048号民事判决； 二、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玉芬、唐银、王锦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清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先美煤款人民币630,766.26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先美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518元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玉芬、唐银、王锦新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036元由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先美承担。 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于自动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雄 审判员 张 晶 审判员 朱 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周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