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冀09民终47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好友，男，195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间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三女，女，195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间市。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尹建军，河北建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尹玉伟，河北建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知玲，男，196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沧州市。委托代理人：赵长松，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云超，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好友、李三女因与被上诉人李知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5）运民初字第1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好友及委托代理人尹建军、尹玉伟，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赵长松、王云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好友、李三女上诉请求：一、被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应当提供出充分的证据来证实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唯一一份直接证据是银行的转账凭证，而该转账凭证仅仅能够证明有打款的事实，不足以证实该款项系因借贷所汇出，也不具有排他的唯一性。二、被告原审中所提交的与被上诉人的短信记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出上诉人袁好友与被上诉人系合伙关系，其所打款项为合伙的投资。三、原审判决对双方的质证意见没有任何表述，对证据与案件的关联性也没有进行分析论述，判决结果从何而来令人一头雾水。四、原审中因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袁某1阻止上诉人提供的证人作证，且贿赂证人，因此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申请书一份，核实调取证据申请书一份，申请原审法院对证人刘某1、张某1进行调查或电话核实，并对袁某1的行为依据《民诉法》111条的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合法请求置之不理，没有任何答复，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特向贵院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清相关事实依法改判。李知玲辩称，1、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委托书、协议书及民事起诉状法院民事调解书都直接证明上诉人是林场的买受人，在2009年10月6日上诉人自己给园林场主姜伟付款70万元，上诉人是林场的产权人，林场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刘建国的证明也属于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为买林场向被上诉人借款，包括其中70万元预付款，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存款凭条、业务凭证、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都是直接证据，也是原始证据，并且相互印证，已经证明了借贷关系及借款的事实。2、双方没有合伙，上诉人说合伙没有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李知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李知玲与被告袁好友系从小一起长大的同村同学关系，与被告李三女系同门家族，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与二被告来往多，感情深，关系特殊，一直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信任。2009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原告和其内弟袁某1一起去二被告家中串门，在说话过程中，被告袁好友提出：他想在朝阳市北票市买个山（林场），已和一个叫姜伟的场主有了意向，但缺不少资金，着急的是先要付姜伟定金，还缺700000元左右，后续资金还差200多万元，问原告能否借给他周转，承诺一定尽快还，并提出用其住房做抵押。原告碍于双方关系和信任，再加上当时也有个项目，手里有些余钱，当即表示同意借钱给二被告，但未涉及具体数额，也未定还款期限。双方达成了口头借款意向。被告袁好友当时提出700000元定金着急付给姜伟，让原告尽快筹款，其他的看进展情况再联系原告筹措。基于约定，原告于2009年11月6日指示会计王红艳给被告袁好友指定的户名为姜伟（原告及王红艳均知姜伟是卖林场的场主，也知该款是买卖定金）的账户汇款700000元。2009年12月16日，被告袁好友和姜伟签订了“肥猪洼林场转让协议”。原告按被告的要求（汇款时间、数额、账户）分十次将1950000元汇至袁好友为户名的账户，上述十一笔汇款，由王红艳在坐落于沧州市运河区的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汇出，支付借款的行为在沧州市运河区完成。综上，原被告之间借款法律关系明确，二被告尚欠原告本金2650000元事实清楚，二被告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原告的利息损失。原告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650000元及自借款之日起至本案执行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知玲于2009年11月6日向姜伟转账700000元，2009年11月24日向袁好友转账500000元，于2009年12月3日向袁好友转账300000元，于2009年12月29日向袁好友转账200000元，于2009年12月31日向袁好友转账200000元，于2010年1月15日向袁好友转账100000元，于2010年1月29日向袁好友转账200000元，于2010年6月18日向袁好友转账100000元，于2010年7月15日向袁好友转账200000元，于2010年9月10日向袁好友转账100000元，于2010年9月18日向袁好友转账50000元。以上11笔转账共计2650000元。袁好友对李知玲向其以上转账共计2650000元无异议，但主张李知玲向其转款是因为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另查明，袁好友与李三女系夫妻关系。又查明，袁好友申请的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明其听村里人说李知玲与袁好友系合伙关系。袁好友申请的证人刘某1、张某2经本院通知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原被告双方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被告袁好友辩称原告袁好友向其转账是因为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人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在本案中，袁好友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李知玲按上述法律规定内容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且未登记字号，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且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证人张某2、刘某1未出庭作证，对其证人证言，不予采信。综上，被告袁好友关于其与李知玲之间系合伙关系的辩称，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原告李知玲向被告转账支付2650000元应认定为借贷行为。关于原告主张的借款利息。原告的证据是证人袁某1及王红艳的证人证言，因该二证人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且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与被告之间就借款约定了利息，因此，对其要求自提供借款之日计算借款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借款利息应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8月1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计算。被告袁好友与被告李三女系夫妻关系，且被告袁好友上述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李三女应当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袁好友、李三女共同偿还原告李知玲借款本金26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8月1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袁好友、李三女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围绕争议事实均提交新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的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以下几组证据：1、刘某1、张某3、袁某2等12名证人做的书面的询问笔录，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伙经营本案所涉及的位于辽宁省北票市的山林，也能证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转款项实际为投资款项。2、带有袁某1签字的用款计划表11份，证实袁某1作为被上诉人的内弟代理被上诉人进行山林管理的事实。3、证人高某与被上诉人的邮件往来信息书面打印版9页，用于证实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汇出了本案所涉及的投资款后也实际参与了本案所涉及山林的具体规划及筹备。4、证人袁某2、张某3、刘某1出庭作证，内容同询问笔录中的内容。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一、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1、曹浩的笔录不真实，不能证明合伙关系，他是上诉人二儿媳的亲舅舅，也是上诉人的树苗供应商，有利害关系，也未出庭，其是听袁好友说的合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2、蒋树生的笔录第一句就是诱导性发问，蒋树生与袁好友是亲连襟，其是听袁好友说的与李知玲合伙买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3、马宝军的询问笔录不真实，李知玲不认识。4、马铁良的询问笔录与袁好友从小住对门一起长大，关系特殊，与李知玲的父亲在八几年做生意有仇，近三十年不来往，在寻求打击报复，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5、周淑荣的询问笔录有异议，周淑荣是上诉人二儿媳大学老师的亲姐姐，因为该关系才到上诉人的山上工作，有利害关系，周淑荣与袁某1有通话录音，能证明上诉人指使做假证。6、闫冠林的询问笔录不认可，被上诉人根本不认识闫冠林，询问内容不真实。7、任国平的询问笔录不认可，任国平在说谎，有任国平的录音能证实他没有去过上诉人北票的山。8、高某的询问笔录不认可，高某说李知玲去考察不真实，高某是在徐水的大午集团企业学习会上认识的双方当事人，在2009年3月袁好友想发展农业项目，联系高某，高某邀请李知玲一起去玩，是和袁好友一起去的，因为袁好友没有提供邮箱，李知玲就提供了邮箱替袁好友接受高某的邮件，高某也没有说袁好友和李知玲是合伙。9、杨兵臣的询问笔录不认可，被上诉人陪袁好友去郑州玩时见过杨兵臣，袁好友介绍说是他亲姑表弟关系，其他内容都不真实，均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未出庭的九份询问笔录，证人应该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这些询问笔录均是听袁好友说的，不能证实袁好友和李知玲之间存在符合合伙条件的合伙关系，也不能证明他们之间存在口头合伙关系，更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是如何合伙的。二、用款计划原件中有袁某1和其他人签字，只能证明袁某1作为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履行工作职责，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袁某1代表被上诉人进行管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袁某1是李知玲的内弟，同时也是袁好友当家，是受袁好友雇佣给袁好友打工，袁好友给其发工资。三、对上诉人提交的邮件往来打印版复印件因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刚才被上诉人代理人也提到了被上诉人曾为袁好友提供过邮箱，代收邮件，但是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是否是该邮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因为高某的询问笔录也没有说双方是合伙，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从证据看只是转李知玲和袁好友，不能证明是上诉人转李知玲，李知玲是否收到不能证实，从内容看没有任何字眼证实涉及本案的合伙事宜，不能证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四、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1、袁某2与上诉人是叔侄关系，存在利害关系，袁某2的大女儿、二女儿均在袁某2的公司有股份，并且还在那里工作，实际上是袁某2与李知玲在2006年见过一次，不存在2009年在沈阳吃饭说合伙的事，袁某2的证言不真实，涉嫌做伪证。2、张某3是上诉人的同学，在2010年与李知玲因为租李知玲的房交房租发生冲突，并于李知玲的工作人员进行殴打，以致于报警，张某3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真实。3、刘某1与袁好友是合作关系，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真实，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三个证人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出资及出资比例、金钱由谁掌管，不能证明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关系。被上诉人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几组证据：1、刘某2的证明、照片、询问笔录，刘某2曾经是上诉人林场的管理人员，在2016年4月4日由辽宁合意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他进行了询问，刘某2也写了证明，在一审阶段在提交刘建国的证明时，辽宁律师的执业证已经提交，证明上诉人指使刘某1作证，刘某1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刘某1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李瑞章与李知玲通话录音及书面材料，证明马铁良与李知玲家有仇，存在利害关系，马铁良所说不真实，询问笔录不真实。3、周淑荣与袁某1的通话录音及书面材料，证明袁好友贿买周淑荣做假证，举证不合法，询问笔录不真实。4、袁某2与李知玲的通话录音及书面材料、照片，袁某2二女儿袁二霞与李知玲的通话录音及书面材料，证明袁某2与李知玲只是在2006年见过一次，当时不存在袁好友买山的事情，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袁某2的询问笔录不真实。5、任国平与李知玲的通话录音和书面材料，证明任国平没有去过袁好友的北票的山，询问笔录不真实。6、小赵庄派出所报案的证明一份，证明张某3与李知玲在2010年5月份产生很大的矛盾，张某3与李知玲的工作人员厮打以致报警，张某3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有意报复，询问笔录不真实。7、北票市泉巨永林果服务站出具的林权登记台账公示表，证明肥猪洼林场的林权是袁好友个人所有，与李知玲无关。8、北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辽宁亨孚生态林木专业合作社工商信息查询，证明在林场的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是袁欢，林场的经营与产权与李知玲无关。9、证人王某、袁某1、郭某出庭作证，证实山是由袁好友管理，并听说过袁好友向李知玲借钱的事。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该证据的获取时间在2016年4月4日，在一审开庭前，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交该份证据，因此，该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对该证据我方认为不应采纳，同时，该份证据的出具人刘某2没有任何特殊情况，也未到庭，说明情况，也无法证实其真实性，而且该份证据中载明上诉人在一审前贿买刘某1，而一审开庭证人刘某1恰恰未出庭，这与上诉人贿买证人是相矛盾的，而证人刘某1在二审出庭当庭陈述了事实经过，与证人刘某2的证明也是相悖的。证据2，首先被上诉人无法证实该份录音与李知玲通话的相对方为李瑞章，也没有取得李瑞章的书面确认材料，或申请李瑞章当庭出庭确认上述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因此，首先我方认为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即便被上诉人能够证实该录音的真实性，但该份录音系被上诉人在未取得李瑞章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录制，不具备合法性；该份录音中所记录情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即便按照该份录音中李知玲所称事项，李瑞章的回复也是“还有什么仇，这么多年了”，即该份录音中所涉及的事项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的质证意见同证2，在该份录音中袁某1提到“我所说的东西可不是咱俩通话所说的那个”，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存在违规接触证人并诱导证人的情况，不符合法律规定。证据4与袁某1的录音真实性、合法性的质证意见同证据2、3，在该份录音中袁某2也明确提到双方的见面是在2009年，而并非2006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之前的开庭中我方已经申请了证人袁某2出庭作证，但被上诉人并未当庭就上述事宜与证人进行核实，反而在证人退庭后提交了与证人的录音，造成了该份录音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因此，该份录音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证据4中与袁二霞的录音同样对真实性、合法性同上述录音材料。该录音的相对方为袁二霞，非本案的当事人，也非本案的证人，其所述也并不代表袁某2的观点，因此，对证据“三性”均提出异议。证据5与任国平的录音，同样真实性、合法性质证意见同此前证据。证据6小赵庄派出所证明，首先该证据并未记录本案证人张某3与李知玲存在冲突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根据该份证明只能证明张某3曾与物业管理金晶发生过矛盾，且事由系琐事，并未涉及李知玲，且该证中记载是张某3不要求追究其责任，自愿调解处理，因此，该份证据无法证实张某3与李知玲存在任何利害关系。证据7、8两份证据即便能证实其真实性，也无法排除存在着其他合伙人或股东的可能性。证据7、8法人或管理人写的是袁好友不足为奇，因李知玲不在山上管理，由刚出狱袁某1在那里工作，李知玲不能在山上参加劳动，也从来没有在山上进行劳动，李知玲借助我的管理能力对山上的筹划和规划来投资这个山，我有手机短信可以证明，试想李知玲不能在山上参加劳动，其为了安排刚出狱的袁某1在山上作为他的代表，借助袁好友的管理能力和规划经验，我俩才口头协商山上的所有管理文件均不署名李知玲，一审中我不否认产权证和林权证是我或我家人的名字，署名我们名字也并不违法。上诉人针对王某、袁某1、郭某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申请的王某、袁某1二位证人所陈述的证据均不具有真实性，理由如下：1、袁某1的身份是被上诉人的内弟与被上诉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对袁某1的证言已经进行了否认，其次王某与袁某1是狱友，也是通过袁某1介绍去北票山上工作，王某的证言也不具备真实性。王某和袁某1之间的证言相矛盾，王某在陈述中说起在山上全面负责管理工作，工作人员有二十多个人，但袁某1陈述只有四人。在合理性方面，袁好友的大儿子是经过专业的国外的管理培训教育人员，袁好友为何放着这样的人不用而用两个刚刚出狱的人员管理山，因此，两个证人的证言既缺乏真实性也与常理相违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外，两位证人的当庭陈述存在矛盾还体现在根据王某的陈述，其负责全面管理人员和采购，两位证人中王某所当庭陈述的出狱时间是2000年，而袁某1提到的是2009年出狱，并且两人均表示差不多时间同时出狱，但时间相差甚远。根据袁某1的陈述上诉人是因为王某的文字好而雇佣其去山上，而王某却称其在山上负责人员管理，二者明显相悖。证人郭某向法庭陈述事实时使用的措辞是从双方叙述看其依稀记得，即其本身说法是矛盾的，其无法证明所证明事项的获得途径，其次，根据郭某的证言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时间是2009年9月的一天中午，地点是上诉人所住小区附近的饭店，在场人员包括本案双方当事人及郭某，而根据被上诉人的民事起诉状及证人袁某1在一审所作的证言，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钱的时间是2009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地点是在上诉人家中，而在场人员是双方当事人及袁某1，二者的陈述是完全矛盾的，上述两份证言也完全可以证实李知玲一方在编造事实。证人郭某曾经是被上诉人的司机，应认定证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不能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李知玲于2009年11月至2010年9月分11次向上诉人袁好友及姜伟共计转账2650000元，对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上诉人主张以上款项系被上诉人李知玲向其支付的合伙投资款，但双方之间并无书面合伙协议，被上诉人对此并不认可，根据上诉人一、二审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经营的事实，因此，上诉人主张双方系合伙关系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袁好友、李三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0元，由上诉人袁好友、李三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齐桂苓审判员  刘晓莉审判员  付 毅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李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