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1民初24015号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口支行，注册地上海市吴淞路XXX号。法定代表人丁兵，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上海王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仲琦，上海王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军，男，汉族，1963年12月30日出生，户籍地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XXX弄XXX号XXX室。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雷，上海市天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口支行诉被告曹军关于公司减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口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苏仲琦及被告曹军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口支行诉称：根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4月作出的(2002)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445号民事判决书，案外人上海曹氏企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简称“曹氏公司”)应归还原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安支行(下简称“延安支行”)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利息48,262.50元及逾期息，案外人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兴业公司”)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曹氏公司”及“兴业公司”未主动履行，“延安支行”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债务人缺乏可供执行的财产，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2月裁定终结执行程序。之后，“延安支行”所有业务包括债权债务划转给原告。现原告经查询发现，2010年6月15日“曹氏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减资700万元，其中股东即本案被告曹军减少其出资150万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同时，被告在工商部门公示的资料中承诺，未清偿的债务，由公司继续负责清偿，并由曹军提供相应的担保。对此，原告认为，“曹氏公司”在减资过程中，被告未通知原告，其减资行为降低了公司偿付能力，严重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故请求判令被告在减资150万元及利息(自2010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日止，以150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范围内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445号民事判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债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告曹军辩称：2006年9月“延安支行”免除“兴业公司”530万元的担保责任，可见，“曹氏公司”作为主债务人已清偿“延安支行”借款，否则，债权人不可能无故免除担保人的责任。另外，“曹氏公司”的减资程序合法合规，其股东不应承担相应责任。更何况，原告的诉讼时效已届满。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针对“延安支行”曾免除“兴业公司”530万元担保责任之情节，原告辩称，因“兴业公司”曾清偿了“曹氏公司”与“延安支行”其他借款合同中债务，为此，“延安支行”免除“兴业公司”本合同项下530万元的担保责任。庭审中原、被告围绕主张的事实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本案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03年4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4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曹氏公司”应归还“延安支行”借款1000万元、利息48,262.50元及逾期息，“兴业公司”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由“曹氏公司”及“兴业公司”分别负担。判决生效后，“曹氏公司”及“兴业公司”未主动履行还款义务，“延安支行”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债务人缺乏可供执行的财产，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2月裁定终结执行程序。2006年经上海银行总行调整，“延安支行”所有业务包括债权债务划转给原告。2010年6月15日“曹氏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减资700万元。其中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减少出资150万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同时，被告在工商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表示，公司已向债权人清偿了全部债务，公司未清偿的债务，由公司继续负责清偿，并由曹军提供相应的担保。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三项。其一、“曹氏公司”作为主债务人是否向“延安支行”清偿了债务；其二、“曹氏公司”减资程序是否存在瑕疵，从而导致其股东被告应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其三、原告的诉讼时效是否已届满。现就上述问题的解决及其法律适用分析如下：1、庭审中，被告主张“曹氏公司”已向“延安支行”清偿了债务，但未能提供直接的清偿凭证，而是出示了“延安支行”曾免除“兴业公司”530万元担保责任的资料，以此作为其主张的依据。然而，实践中债权人免除担保人部分担保责任，并不能当然得出“债务人已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之反向推论。况且，原告对“延安支行”免除“兴业公司”部分担保责任之原因已作了合理解释，因此，被告应对其主张继续承担举证责任。经本院反复释明，被告仍不能提供相关的支付凭证，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2、根据现行公司法之规定，股东负有按照公司章程切实履行认缴出资的义务，同时负有维持公司注册资本充实的责任。公司减资时应依法履行法定程序，确保公司债权人有机会在公司财产减少之前作出相应的权衡和行动。根据生效判决，“曹氏公司”减资前对“延安支行”所负的债务达1000余万元，但其减资未通知已知债权人“延安支行”，导致“延安支行”无从得知其减资情况，也无法提前要求其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因此，其减资程序存在瑕疵。被告关于减资程序不存在瑕疵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尽管公司法规定公司减资时的通知义务人是公司，但公司减资系股东会决议的结果，是否减资以及如何进行减资完全取决于股东的意志。本案中，包括被告在内的“曹氏公司”股东在明知公司对外所负巨额债务而未清偿的情形下仍旧通过股东会决议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并向工商登记部门出具虚假的情况说明，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损害了“曹氏公司”的偿债能力，故减资股东的行为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程序瑕疵的减资，对已知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则本质上造成同抽逃出资一样的后果，故在立法未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应比照抽逃出资的责任来认定减资股东在减资范围内对债权人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鉴于原告已承继“延安支行”所有债权债务，因此，被告应在减资150万元及利息(自2010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日止，以150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范围内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445号民事判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债权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庭审中，被告抗辩原告的诉讼时效已届满。由于原告的请求权基础在于，股东因抽逃出资对公司债权人负有的赔偿责任。而根据公司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只要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要求公司股东赔偿之诉，则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制。事实上，本案“延安支行”的债权已经生效判决确定，故原告要求被告作为股东承担赔偿责任之诉，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曹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减资人民币150万元及利息(自2010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日止，以人民币150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范围内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445号民事判决书中未执行到位的债权向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口支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3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9150元，由被告曹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澜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佳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九条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股东以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义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