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2民终5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覃科贵，男，196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剑生，广西纵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姚心萍，女，1947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新权，广东正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市恒丰德昌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封开县河儿口镇榃甘龙昌千层峰水泥公司办公楼南边房屋。法定代表人：杨昌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文斌，该公司总经理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永昌，男，1969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新权，广东正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达庆，男，196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岑溪市。上诉人覃科贵因与被上诉人姚心萍、肇庆市恒丰德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物流公司）、陈永昌、陈达庆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封开县人民法院（2015）肇封法民一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因为肇庆市龙昌水泥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龙昌公司，陈永昌是实际控股人和法定代表人）拥有封府国用（2002）字第0478号土地使用权，所以覃科贵便与该公司、陈达庆、案外人梁玉宏于2009年9月26日签订了一份《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协议约定该土地使用权价款为4000万元亦即该土地股价，龙昌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33.33%的股权给陈达庆，转让土地使用权12.33%的股权给案外人梁玉宏，转让土地使用权21%的股权给覃科贵，陈达庆和覃科贵共需支付转让价款1333.2万元给龙昌公司。还约定，龙昌公司在收取股权诚意金200万元后即开始筹备建立新公司，当时暂名封开龙昌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注册登记的正式名称为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昌公司）。该公司的股东因案外人梁玉宏退出，而龙昌公司是合作方，故只有覃科贵和陈达庆两人。再后来，到2012年5月25日建昌公司的于2010年办理的封开县江口镇三元一路37号地块的盛世莲花小区（一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规划调整被封开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撤销，该公司便欲退出与龙昌公司开发房地产的合作。之后，覃科贵产生退股的念头，但建昌公司与龙昌公司的合作没有中止。经协商覃科贵与陈达庆、陈永昌、恒丰物流公司及姚心萍在2013年10月18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由姚心萍购买覃科贵在建昌公司的全部53.8%的股权，转让价为3200万元，分期支付，第一期签订协议当日支付500万，第二期在2013年11月10日前支付1200万元，第三期在2014年4月18日前支付500万元，第四期在2014年10月18日前支付剩余的1000万元。同时该协议约定由陈达庆、陈永昌、恒丰物流公司作姚心萍履行协议的担保，其中陈达庆以其在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应分得的个人财产、陈永昌以个人财产作保证担保，恒丰物流公司以其封府国用（2011）第0033号和封府国用（2011）第0034号两块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担保（需在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到封开县国土部门办理完成抵押担保登记手续）。该协议还约定本协议在姚心萍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达1700万元时生效。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陈永昌代姚心萍陆陆续续支付了1180万元（最后一期是在2014年2月17日付100万元），恒丰物流公司则没有办理完成抵押手续。陈永昌于2014年11月2日向覃科贵作出承诺书，承诺于2014年12月底前支付购股款200万元到300万元，于2015年1月底前支付购股款700万元到800万元。但陈永昌没有兑现诺言。覃科贵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姚心萍继续履行合同，支付股权转让款2020万元给覃科贵；2、姚心萍支付违约金6337042元给覃科贵；3、恒丰物流公司、陈永昌和陈达庆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姚心萍、恒丰物流公司、覃科贵和陈达庆承担。姚心萍在本案中对覃科贵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终止姚心萍与覃科贵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由覃科贵返还股权转让款1180万元给姚心萍；2、覃科贵以118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给姚心萍；3、覃科贵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覃科贵与陈达庆、陈永昌、恒丰物流公司及姚心萍在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成立的，但确实没有生效，因为该协议约定了生效条件，就是在姚心萍付足1700万元时该协议才生效。现在姚心萍才支付1180万元，所以该协议尚未生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姚心萍有没有恶意阻止该协议生效条件成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的规定，姚心萍购买覃科贵在建昌公司的全部53.8%的股权本来是为了盈利的，现在其放弃购买是放弃自己的利益，并不会损害覃科贵在建昌公司的股权。当初当事人设定附条件生效条款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覃科贵在建昌公司的股权的，当然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就是购买股权与否的主动权在另一方即姚心萍的手上。现在其放弃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其实，从这两条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当事人自愿是首当其冲的民事活动原则，意思表达自由是契约精神的支柱。所以姚心萍的选择应受法律保护，其选择的是使其与本案当事人所签的协议不生效。协议没有生效违约责任便无从产生，有效的只有争议条款。这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的明文规定的。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所以覃科贵应返还购股款1180万元给姚心萍。不过，对姚心萍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覃科贵存在过错，应不予支持。姚心萍认为覃科贵取得这购股款118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但是对照不当得利的概念，因为有《股权转让协议》这个法律上的原因是不构成的。至于覃科贵认为陈永昌关于支付购股款的承诺构成对姚心萍的表见代理的问题和姚心萍提到的目标公司不存在或就算存在也已停止营业的问题及建昌公司与龙昌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的问题，因为《股权转让协议》有生效条款的制约，无论这些问题情况如何，都不会对本案的处理产生妨碍。本案要处理的是《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和履行问题。效力问题上面已论述，履行问题因为姚心萍已通过其行为和在本案的反诉明确表示不再履行，也就是说该协议已被终止履行，该协议的目的已不会达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应予解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九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判决：一、解除覃科贵与陈达庆、陈永昌、肇庆市恒丰德昌物流运输公司及姚心萍在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协议解除后，覃科贵在该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天内返还1180万元购股款给姚心萍；三、驳回覃科贵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姚心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177486元，减半收取88743元，反诉受理费90800元，减半收取45400元，由覃科贵承担。上诉人覃科贵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未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分析、判断，完全凭主观臆断或姚心萍的陈述作出陈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覃科贵已向龙昌公司支付18454040元，除100万元是支付给龙昌公司的诚意金外，其余款项是覃科贵支付给建昌公司的。根据龙昌公司与陈达庆、梁玉宏、覃科贵于2009年9月26日签订的《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按合作四方《个从（应为人字）联名账户协议》的约定，当岭南公司（即后来的建昌公司）成立之日，乙方、丙方和丁方同意此共管账户内的所有资金由甲方（即龙昌公司）自由支配和使用。”也就是说覃科贵投入的款项全部给龙昌公司（即陈永昌）占用了。覃科贵投入的款项，覃科贵都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转账凭证、收据等，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不予认定，从而忽略覃科贵的巨大损失，一审判决反而认定不会损害覃科贵的权益。二、一审判决没有认定覃科贵被迫转让股权的事实。龙昌公司的陈永昌以公司土地为诱饵，骗取覃科贵投入巨额资金后，又拒绝与覃科贵合作开发，并将该土地一再抵押予他人，骗取巨额资金，覃科贵逼于无奈只能将建昌公司的股权转让出去，而接手的就是陈永昌的母亲姚心萍，这也完全是陈永昌所操控的。三、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姚心萍恶意阻止条件成就，反而认为当事人自愿是首当其冲的民事活动原则，而让覃科贵蒙受巨大的损失。如前所述，覃科贵投入巨资，陈永昌将款项占用后，又拒不与覃科贵合作开发，反而将该地块一再抵押予他人，骗取巨额资金。覃科贵无法合作开发才被迫转让自己的股份。名义上是转让给姚心萍，实际上是由陈永昌一手操作的，无论是合同条款的拟定，转让款的支付，抵押的设立，一再承诺付款等都是陈永昌去处理的，陈永昌的行为完全代表了姚心萍的行为。认定姚心萍恶意阻止条件成就有两个基本的事实：1、姚心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支付转让价款达1700万元时生效，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生效条件的合同，但该条件只要姚心萍按照约定，善意付款即可成就，即姚心萍负有单方促使合同生效的义务。因此姚心萍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履行合同，促使合同生效，不得违反约定，拖延付款对抗合同相对方，以使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自愿原则当然是民事活动原则，但不能随意自愿，否则就会扰乱市场秩序，无法进行民事活动。2、姚心萍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覃科贵的合法权益。陈永昌不但把控了建昌公司的财务、办公室，也将建昌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拿走。覃科贵为此已向封开县公安局河南派出所报案。姚心萍的行为是由陈永昌操控的，目的就是占有覃科贵的款项，取得覃科贵应得的利益，是恶意阻止条件成就的行为，视为条件已成就，合同生效。四、一审判决将未生效（实际上已生效）的合同等同于无效的合同更是荒唐，未生效的合同是等待条件的成就而生效，而不是无效合同。本案中，股权转让合同因姚心萍不正当阻止条件，应视为条件已成就，合同已生效。退一万步说，及时付款未达到1700万元，但陈永昌在2014年11月2日向覃科贵承诺：于2014年12月底前支付购股款200万元到300万元，于2015年1月底前支付购股款700万元到800万元。如前所述，陈永昌的行为实际上是代表姚心萍的行为，表明双方是要继续履行合同的，双方对合同是认可的，也表明双方已认可了合同的生效。即使姚心萍没付够1700万元，合同也没有约定就此失效，更不能因此而认定此为无效合同而判令覃科贵返还姚心萍的转让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覃科贵的诉讼请求（即姚心萍继续履行合同，支付股权转让款2020万元给覃科贵。姚心萍支付违约金6337042元给覃科贵。恒丰物流公司、陈永昌和陈达庆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姚心萍、恒丰物流公司、覃科贵和陈达庆承担。被上诉人姚心萍答辩称：一、覃科贵与姚心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1、《股权转让协议》的目标公司不存在。覃科贵与姚心萍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1条约定：“转让方（甲方）给受让方（乙方）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53.8%股权…”，由此可见，覃科贵与姚心萍约定转让股权的目标公司是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而从覃科贵在一审所提交的证据七“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覃科贵占有53.8%股权的公司是“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而非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这两间公司的名称不同。覃科贵却未能提供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立的证据，说明《股权转让协议》的目标公司即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由于标的物不存在，故协议无效。2、《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退一步来说，假设覃科贵与姚心萍约定转让股权的目标公司即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视为“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11条：“本协议一式捌份，于受让方（乙方）向转让方（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达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整（￥17，000，000.00）时生效”，当姚心萍支付股权转让款达到1700万元时，合同才生效。按此约定，姚心萍有权选择支付股权转让款1700万元令合同生效，亦有权选择不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1700万元令合同未生效。因此，该合同条款赋予了姚心萍对生效条件是否成就的自主选择权。由于在协议签订后，姚心萍发现建昌公司经营期限为2009年11月25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而今该公司经营期限已经终止，也没有经工商登记续期，属于既无证，也不经营状态，姚心萍有正当合理理由怀疑该公司发生重大经营困难而无法达到合同的交付条件，亦未能达到双方订立合同的期望，因此姚心萍不支付股权转让款1700万元来促成合同生效是合情合法的。3、《股权转让协议》处于成立而未生效状态，覃科贵无权要求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覃科贵与姚心萍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盖章仅是合同成立阶段，是双方当时意思达成合意的表现，但因《股权转让协议》是附条件生效合同，合同虽然成立，但未产生约束双方履行合同的法律效力。现在，姚心萍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1180万元，未达到合同的生效条件，所以《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不能产生约束双方履行合同条款的权利义务。对于是否支付1700万元令协议生效是姚心萍自主行使的权利，并不受覃科贵约束。因此，覃科贵无权要求姚心萍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由此可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覃科贵的上诉理据不足。1、覃科贵认为“一审判决无视覃科贵已向龙昌公司支付18454040元的基本事实”是错误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转让方是覃科贵，受让方是姚心萍，抵押人是恒丰物流公司，保证人是陈永昌，上述各方当事人与龙昌公司无丝毫关系。况且，龙昌公司与姚心萍是两个不同的人格主体，前者为企业法人，后者为自然人。姚心萍既不是龙昌公司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员工，两者毫无关系。2、一审判决没有认定覃科贵被迫转让股权事实清楚，并无不妥。覃科贵转让股权是出于自愿的，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曾与姚心萍经过多次友好协商，正如《股权转让协议》开头语所述：“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持有的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53.8%股权转让给乙方持有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信守”覃科贵认为其是被迫转让股权，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后也没有向有关部门报警，也没有将姚心萍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退回，覃科贵认为是被迫转让股权纯属子虚乌有。3、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姚心萍恶意阻止条件成就事实清楚，理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的规定，姚心萍购买覃科贵在建昌限公司的全部53.8%的股权本来是为了盈利的，现在其放弃购买是放弃自己的利益，并不会损害覃科贵在建昌公司的股权。当初当事人设定附条件生效条款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覃科贵在建昌公司的股权，当然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就是购买股权与否的主动权在另一方即姚心萍的手上。现在其放弃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其实，从这两条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当事人自愿是首当其冲的民事活动原则，意思表达自由是契约精神的支柱。所以，姚心萍的选择应受法律保护，其选择的是使其与本案当事人所签的协议不生效。协议没有生效违约责任便是无从产生，有效的只有争议条款。这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合同无效、被撤销或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的规定。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股权并没有办理变更登记到姚心萍名下，现仍由覃科贵享有及支配，所以覃科贵并无任何损失。事实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转让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3.8%股权，而覃科贵提交工商登记资料的公司是建昌公司，凭该《股权转让协议》是不能把覃科贵在建昌公司占有53.8%股权转让给姚心萍的。为此，覃科贵应返还购股款1180万元给姚心萍。4、未生效的合同亦即为无效合同。附条件生效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合同虽然成立但因生效条件未成就而未生效。未生效的合同其条款没有法律效力，无法律效力的合同即为无效合同。另外，陈永昌承诺支付股权转让余款只代表其个人设想，因没有姚心萍的授权而不能视为代理姚心萍实施承诺，对姚心萍无法律约束力。事后，也没有经姚心萍追认，姚心萍也不知道、也未履行过陈永昌的承诺。综上，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二审法院驳回覃科贵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恒丰物流公司答辩称：一、覃科贵错误地将其案外投资归为本案损失，企图混淆视听。覃科贵错误将其支付给龙昌公司的项目合作诚意金和支付给建昌公司，后建昌公司按照相关合作协议的规定支付给龙昌公司作项目合作资金等款项归为其损失，显然是错误的。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而不是项目合作纠纷，覃科贵的上述投资行为并非本案涉案事实，与本案无关；且龙昌公司也并非本案主体，龙昌公司与覃科贵之间的经济往来纠纷与本案无关。此外，覃科贵称龙昌公司及陈永昌侵占了其资金，但从覃科贵提交的证据来看，这些资金都是覃科贵自愿按照其与龙昌公司的签订的协议支付给龙昌公司的，并不能看出龙昌公司及陈永昌有恶意侵占的行为。综上，覃科贵将其及建昌公司支付给龙昌公司的项目合作款归为其在本案中的损失是错误的，是其企图混淆视听的一种无理说辞。二、覃科贵将其自愿签订的协议说成被迫转让股权，显然是违背事实的。1、覃科贵再次将错误与本案无关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行为强行拉扯进来，企图勉强地为其不合理的诉求提供一丁点理由。这些主体与事件都与本案无关。此外，覃科贵与龙昌公司之间的合作能否继续并不是其是否将建昌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姚心萍的决定性因素，如果项目合作无法再继续，完全可以通过解除合作程序维护其权利，也可以转让给其他个体，并没有人强迫其一定要转让给姚心萍。现在，姚心萍已经明确表示要解除协议，而覃科贵依旧诉求姚心萍继续购买股权，如此看来，更像是覃科贵强迫姚心萍购买股权。2、恒丰物流公司股东姚心萍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与案外公司的股东陈永昌是否为母子，既不影响其是否受让建昌公司股权，也不影响覃科贵是否将其在建昌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姚心萍，更不能错误的将姚心萍和陈永昌视为同一主体。3、一审判决认定覃科贵“欲退出与龙昌公司开发房地产的合作……产生了退股的念头”是有依据且正确的。按照一审庭审中陈永昌提交的证据和其答辩来看，2012年覃科贵与龙昌公司合作的房地产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相关部门撤销等原因导致项目无法顺利开展才是覃科贵退出合作、转让股权的根本原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没有错误。三、覃科贵错误的将姚心萍按照双方自愿签订的协议赋予的权利合法中止履行协议的行为说成了姚心萍恶意阻止条件成就。1、覃科贵与姚心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在自愿协商的前提下签订的，协议中的所有条款都是双方协商之后自愿订立的，因此，协议第11条的规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覃科贵所说的“违背诚信原则”。从协议第11条的规定来看，如果没有该条款协议签订时就己生效，覃科贵早就应该将其股权转至姚心萍的名下，而不是当前收了钱却不用转股权的状态，由此可见，该条款实际上应该是为了维护覃科贵的利益而制定的，覃科贵应当遵守。2、从实际情况来看，覃科贵至今都没有转让任何一股股权到姚心萍的名下，而姚心萍却已经于2014年2月前支付给覃科贵共计1180万元，覃科贵并没有任何损失，反而白白使用了1180万元两年多（也就是获益）；而姚心萍钱花了，股权却还没有得到一股（损失），且协议解除后己支付的1180万元几时可以收回还是未知数。以此，姚心萍在自己已经遭受损失且有可能遭受更大损失，覃科贵没有损失而获利的情况下，选择中止本来有利于自己的协议，使其自由处分自身权益的合法权利，应予以支持。3、覃科贵在没有合理理由上诉的情况下多次混乱牵扯案外主体及案外事件，可见覃科贵能够对一审判决提出质疑的地方也就这些无理的观点。四、一审判决并未将未生效合同等同于无效合同，是覃科贵恶意编造。1、一审判决首先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11条的规定以及姚心萍至今只支付了1180万元给覃科贵，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然后依据姚心萍的反诉诉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未生效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股权转让协议》应予以解除；最后依据“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判决覃科贵向姚心萍返还1180万元。由此可见，一审判决并未将未生效合同等同于无效合同，是覃科贵恶意编造。2、陈永昌与姚心萍是独立的主体，陈永昌在没有姚心萍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对外作出的任何民事行为，姚心萍都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此，陈永昌在没有姚心萍授权的情况下代姚心萍向覃科贵所作出的承诺不应视为姚心萍有继续履行协议的意思表达。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驳回覃科贵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陈永昌答辩称：同意姚心萍的答辩意见。被上诉人陈达庆没有到庭参与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股权转让协议》第8条第（1）点约定：“受让方（乙方）未能按期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按到期未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2.5倍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受让方（乙方）承诺放弃调低违约金权利。”姚心萍通过陈永昌账户向覃科贵分数笔转账：2013年10月18日支付500万元；2013年12月6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12月11日支付100万元；2014年1月21日支付130万元；2014年1月23日支付150万元；2014年1月24日支付100万；2014年2月17日支付100万元。合共1180万元。至起诉之日止姚心萍除支付上述款项外，再没有向覃科贵支付过剩余股权转让款。覃科贵在二审期间确认违约金起算时间如下：2013年12月6日支付了100万元，延期27日；2013年12月11日支付了100万元，延期1个月；2014年1月21日支付了130万元，延期2个月10日，同意按2个月计算；2014年1月23日支付了150万元，延期2个月12日，同意按2个月计算；2014年1月24日支付了100万元，延期2个月13日，同意按2个月计算；2014年2月17日支付了100万元，延期3个月；1200万元应付款到起诉之日未支付520万元，延期23个月；2014年4月18日应付500万元，到起诉之日延期1年6个月；2014年10月18日应付1000万元，延期1年。总计违约金为3734335.63元。再查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6个月以内（含）贷款基准利率变化情况如下：2012年7月6日，5.6%；2014年11月22日，5.6%；2015年3月1日，5.35%；2015年5月11日，5.1%；2015年6月8日，4.85%；2015年8月26日，4.6%；2015年10月24日，4.35%。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6个月～1年（含）贷款基准利率变化情况如下：2012年7月6日，6%；2014年11月22日，5.6%。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各持己见，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本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定性准确，应予确认。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一、《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生效；二、违约责任如何划分。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生效的问题。首先，覃科贵与姚心萍、恒丰物流公司、陈永昌、陈达庆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目标公司不存在。但覃科贵与陈达庆、梁玉宏和龙昌公司合作成立的公司为建昌公司，覃科贵亦客观上持有建昌公司的股权份额，同时庭审中，恒丰物流公司亦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实质就是建昌公司。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目标公司实为笔误，应为建昌公司。其次，《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依法成立。再次，《股权转让协议》第11条约定：“本协议一式捌份，于受让方（乙方）向转让方（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达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整（￥17，000，000.00）时生效”。覃科贵、姚心萍、陈永昌和恒丰物流公司均认为该条件的设定是覃科贵出于保护自己股权而进行的附条件约定，即覃科贵为了避免将其建昌公司的股权份额转让给姚心萍，而姚心萍却没有支付足额对价的情况而作出的约定。姚心萍应当积极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分期付款的约定向覃科贵支付相应款项，促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及履行。最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分期支付的计划，陈永昌亦向覃科贵作出《承诺书》，积极促使《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和履行。如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和《承诺书》的付款约定，至本案起诉之日止《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已成就并履行完毕。但因为姚心萍和陈永昌并没有依约履行，致使《股权转让协议》的条件未成就，该违约责任在于姚心萍和陈永昌。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的规定，姚心萍和陈永昌没有依约依时向覃科贵付款，阻碍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应视为条件已经成就，因此，覃科贵与姚心萍、恒丰物流公司、陈永昌、陈达庆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条件未成就而未生效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覃科贵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姚心萍提出要求解除其与覃科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姚心萍的提出解除合同的抗辩理由不符合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情形，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违约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如上所述，姚心萍和陈永昌逾期付款致使《股权转让协议》未能依约依时生效，视为条件已经成就，该违约责任在于姚心萍和陈永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姚心萍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向覃科贵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姚心萍已通过陈永昌账户向覃科贵支付股权转让款达1180万元，剩余款项至今仍未支付，已构成违约，覃科贵要求姚心萍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2020万元理据充分，应予支持。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8条第（1）点“受让方（乙方）未能按期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按到期未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2.5倍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受让方（乙方）承诺放弃调低违约金权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姚心萍并未提出需要调整违约金的抗辩，本院对于其双方关于违约金约定的标准是否过高问题不予审查。姚心萍应依合同约定的按到期未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2.5倍的标准向覃科贵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具体违约金计算如下：①至2013年12月5日止，共拖欠1200万元股权转让款，违约金从2013年11月11日起计算至2013年12月5日止，即1200万元×5.6%÷360天×25天×2.5倍＝116666.67元；②至2013年12月10日止，共拖欠1100万元股权转让款，违约金从2013年12月6日起计算至2013年12月10日止，即1100万元×5.6%÷360天×5天×2.5倍＝21388.89元；③至2014年1月20日止，共拖欠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违约金从2013年12月11日起计算至2014年1月20日止，即1000万元×5.6%÷360天×41天×2.5倍＝159444.44元；④至2014年1月22日止，共拖欠870万元股权转让款，违约金从2014年1月21日起计算至2014年1月22日止，即870万元×5.6%÷360天×2天×2.5倍＝6766.67元；⑤至2014年1月23日止，共拖欠720万元股权转让款，违约金按2014年1月23日计算1天，即720万元×5.6%÷360天×1天×2.5倍＝2800元；⑥至2014年1月24日止，共拖欠620万元股权转让款，违约金按2014年1月24日计算1天，即620万元×5.6%÷360天×1天×2.5倍＝2411.11元；⑦至2014年2月16日止，共拖欠620万元股权转让款，违约金从2014年1月25日起计算至2014年2月16日止，即620万元×5.6%÷360天×23天×2.5倍＝55455.56元；⑧至2014年2月17日止，共拖欠520万元股权转让款，违约金从2014年2月17日起计算至2014年4月18日，即520万元×5.6%÷360天×61天×2.5倍＝123355.56元；⑨至2014年10月18日止，共拖欠1020万元股权转让款，违约金从2014年4月19日起计算至2014年10月18日止，即1020万元×6%÷360天×183天×2.5倍＝777750元；⑩至2015年10月14日止，共拖欠2020万元股权转让款，从2014年10月19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止（2015年10月14日），即（2020万元×5.6%÷360天×34天×2.5倍＝267088.89元，2020万元×5.6%÷360天×99天×2.5倍＝777700元，2020万元×5.35%÷360天×66天×2.5倍＝495320.83元，2020万元×5.1%÷360天×48天×2.5倍＝343400元，2020万元×4.85%÷360天×59天×2.5倍＝401404.86元，2020万元×4.6%÷360天×50天×2.5倍＝322638.89元，合计共：267088.89元＋777700元＋495320.83元＋343400元＋401404.86元＋322638.89元＝2607553.47元）。合计：116666.67元＋21388.89元＋159444.44元＋6766.67元＋2800元＋2411.11元＋55455.56元＋123355.56元＋777750元＋2607553.47元＝3873592.37元。由于覃科贵在二审期间确认违约金为3734335.63元，其主张金额少于实际计算金额，没有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及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属于当事人的自行处分权，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由陈达庆、陈永昌、恒丰物流公司作姚心萍履行协议的担保，其中陈达庆以其在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如前所述，即建昌公司）应分得的个人财产、陈永昌以个人财产作保证担保，恒丰物流公司以其封府国用（2011）第0033号和封府国用（2011）第0034号两块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担保（需在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到封开县国土部门办理完成抵押担保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在协议中各方均无对担保的顺序作出明确约定，因此，覃科贵可以自主向各担保人主张各自的担保责任。陈达庆应在建昌公司应分得的个人财产为限为姚心萍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永昌对姚心萍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丰物流公司提供的封府国用（2011）第0033号和封府国用（2011）第0034号两块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存在瑕疵，没有办理抵押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是否办理抵押权登记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无论抵押人是否违反办理抵押登记的义务，根据区分原则，只要抵押合同有效，债权人就可以要求抵押人承担抵押合同上的担保义务。因此，仍应以封府国用（2011）第0033号和封府国用（2011）第0034号两块土地的价值为限为姚心萍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陈达庆、陈永昌、恒丰物流公司无需承担相应的担保清偿责任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覃科贵主张陈达庆、陈永昌、恒丰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理据部分充分，部分不充分，对于理据充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和请求的其他问题，本院不作审查和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虽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致使实体处理不当。上诉人覃科贵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五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封开县人民法院（2015）肇封法民一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二、姚心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覃科贵支付2020万元及违约金3734335.63元。三、陈达庆应在封开县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分得的个人财产为限在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达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姚心萍追偿。四、陈永昌在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永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姚心萍追偿。五、肇庆市恒丰德昌物流有限公司以封府国用（2011）第0033号和封府国用（2011）第0034号两块土地的价值为限在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肇庆市恒丰德昌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姚心萍追偿。六、驳回覃科贵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姚心萍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8874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5400元，由覃科贵负担8704元，姚心萍负担1254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0472元（本院已预收二审案件受理费268286元，退回47814元给覃科贵），由姚心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任喜跃审 判 员  徐俭玲代理审判员  梁达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书 记 员  周伟航第1页共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