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沪0230行初75号原告施圣超，男，1949年2月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委托代理人周海荣(系施圣超亲家)，男，1951年6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委托代理人陈卫荣(由崇明县XX镇XX村村民委员会推荐)，男，1969年12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被告崇明县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法定代表人施卫东。委托代理人黄帅。委托代理人陈子龙，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市路政局，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法定代表人戴晓坚。委托代理人王奕威。委托代理人杨勇，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施圣超诉被告崇明县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崇明县房管局)、第三人上海市路政局拆迁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施圣超的委托代理人周海荣、陈卫荣，被告崇明县房管局的副局长朱佳欢、委托代理人黄帅、陈子龙，第三人上海市路政局的委托代理人王奕威、杨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7月12日，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要求其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并责令上海市公路管理处安置其房屋一套的申请，向原告施圣超作出答复，主要内容为：被告在进行调查处理后认为，拆迁人对施圣超户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认定事实清楚、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依据政策正确，未发现相关部门故意藏匿施圣超母亲名下50平方米的建房批复，致使动迁时未得到补偿安置的问题，原告的要求被告不予支持。原告对被告的答复不满，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施圣超诉称，原告的母亲陈某某于1995年4月26日病逝，生前系本县XX镇XX村XX队的村民。2006年，上海市公路管理处(现为上海市路政局)为建设长江隧桥工程需要，征用原告所在的集体土地，陈某某生前居住地也包括在内。2016年5月24日，崇明法院作出(2015)崇行初字第66号判决，在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的情况下，判令被告对原告的申请作出行政行为，但被告拿着极其不正常的理由还是拒不责令第三人安置原告房屋一套。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开具建房施工执照应以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及建房用地批复为前提，原告从来没有申请和其母亲合并开具建房施工执照，被告提供的编号为21号的建房施工执照发照落款日期为1990年10月5日，而原告母亲的建房用地批复通知的落款日期为1990年10月8日，故原告不可能和其母亲合并建房。《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沪府发(2002)13号文)第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被拆迁人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计户，拆迁补偿安置按户进行。而房地产权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的发证机关一般是区县一级人民政府，按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乡级人民政府仅有审批使用原有宅基地建房的权限。被告提供的编号为21号的建房施工执照，发照机构是乡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根本无权批准相关事项，更无权否定、撤销乡镇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被告提供的编号为21号的建房施工执照，系无权机构作出的，且无经办人、无原件可以核对，现在却被说成是建房批准文件，还以此为依据，补偿安置原告，明显错误。退一步说，就算被告的说法成立，原告和其母亲合并开具了施工执照，并确权103.7×2平方米，但在扣除原告母亲的25×2平方米后，原告只有76.3×2平方米，原告一家五口人，应安置面积为200平方米，加上原告母亲的50平方米，合计应为250平方米。如果被告认为以确权的103.7平方米安置原告，该房屋与原告的母亲无关，那么该房屋和原告的儿子一家三口也无关，按照当时规定原告儿子一家三口应安置120平方米，加上原告的安置面积，合计应为327.4平方米。总之，原告和其母亲各自有自己的建房批复，这两个批复合法有效、客观存在，原告和其母亲应当分别计户，第三人在拆迁过程中对原告进行克扣，被告理应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现被告非但不查处，反而助纣为虐进行放纵，故原告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撤销被告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的答复，判令被告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责令第三人上海市路政局安置原告房屋一套(有关层次、面积、价格等按同等相关规定办理)。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第XXXXXXX号陈某某户的用地批复通知一份，证明原告母亲陈某某有独立的建房批准文件，根据规定应当单独计户进行拆迁安置；2、施圣超等5人的户口簿复印件一份，证明2006年拆迁安置时，施圣超户的核定安置人口为5人，均为农业户口，按照当时政策，按照人口计算的话，施圣超户也应被安置200平方米，如果加上原告母亲的50平方米，原告户应安置面积250平方米，现施圣超户被安置到210平方米，因此其中并不包括陈某某的5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3、相关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两份，证明第三人作为拆迁人，在该两份协议中依据的是同一份宅基地使用证，也就是说，同一份宅基地使用证，分两户进行安置，既然一证可以两用，那原告和陈某某有两个建房批准文件，就应当分户进行安置；4、编号为21号的崇明县民房建筑工程执照存根2份，证明两份存根不相符，一份有印章，一份无印章，且两份存根上均无经办人签名，不符合形式要件，属于伪证，不能作为拆迁的依据；5、(2013)崇民一(民)初字第589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以证明施圣超户被核定的安置面积210平方米不包括对陈某某50平方米房屋的安置，原告作为陈某某的儿子，有权主张陈某某的拆迁利益；6、《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证明按照该规定，陈某某的50平方米应当独立计户进行拆迁安置，第三人对原告及陈某某的安置与该规定不符，属于违法，被告应当行使监督管理职责。被告崇明县房管局辩称，根据《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六条的规定，区、县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原告的被拆迁房屋属于拆许字(2006)第10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故被告具有作出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上海市公路管理处于2006年5月31日，同原告签订了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在签约后认为，拆迁人在对其补偿安置过程中，未对其母亲名下房屋实施补偿安置，致使其利益受损，故向被告申请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责令拆迁人安置其房屋一套。被告经审核，于2015年9月7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向崇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5月24日判令被告对原告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被告根据法院判决重新处理。2016年7月12日，被告在调查后作出书面答复并送达原告，因此被告所作答复程序合法。1988年12月10日，XX镇人民政府核发《申请建房用地批复通知》，批准原告拆迁老屋45平方米，增建35平方米，住房建成后合计占地面积80平方米。原告母亲的原翻原建住房用地申请，于1990年9月28日得到镇政府的批准，同意建造建筑占地为2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0平方米的房屋，并于1990年10月8日取得建房用地批复通知，该建房用地批复通知是对原告母亲原翻原建住房用地申请的确认，并非另外再次核准建房用地。1990年10月5日，根据原告的建房用地批复和原告母亲已批准的原翻原建住房用地申请，原告和其母亲合并开具了施工执照，建筑面积为210平方米，后房屋建成。1992年5月，上海市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时，确认原告户的房屋建筑占地面积103.7平方米，该确权面积中已包含了原告母亲的房屋面积。2006年，因上海长江隧桥主体工程建设之需，原告的房屋被动迁，动迁时原告母亲已故。拆迁人以原告户取得的建房施工执照作为计户和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依据，确定原告户计一户，认定有效建筑面积为210平方米，并以此为准按房屋拆迁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补偿安置。原告户与拆迁人经协商达成了一致，于2006年5月31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已履行完毕。(2013)崇民一(民)初字第5894号民事判决书中对原告与其母亲的遗嘱财产分配也予以确认。XX镇人民政府对原告母亲的建房用地批复通知作出了说明，与答辩人的答复意见一致。综上，被告认为被告所作答复意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依据证据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崇明县房管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1、《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规定，结合《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六条的有关规定、《房屋拆迁许可证》一份，证明被告具有作出相关答复意见的法定职权；2、原告向被告提交的申请一份、被告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及其送达回证各一份、行政判决书一份、被告出具的答复意见及其送达回证各一份，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3、申请建房用地批复通知、农村居民原翻原建住房用地申请表、崇明县民房建筑工程执照存根、申请原地原面积翻建住房用地批复通知、农户宅基地实际确权表、上海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3)崇民一(民)初字第5894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对施圣超户相关情况复查复核的回复各一份，证明被告所作答复意见符合相关事实。第三人上海市路政局述称，第三人作为拆迁人和原告签订了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并已经履行完毕，其中不存在违法事实，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被告和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4、5、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和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及其送达回证、行政判决书、答复意见及其送达回证等程序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申请建房用地批复通知、上海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3)崇民一(民)初字第5894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农村居民原翻原建住房用地申请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交的崇明县民房建筑工程执照存根认为和原告方提交的不一致，被告方提交的无印章，原告方提交的有印章，且上面无经办人的签字，因此被告提交的该份证据属于伪证，不能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对被告提交的申请原地原面积翻建住房用地批复通知，原告认为该份证据不应当由政府保管，应当交给申请人，现由政府提供，更说明政府和第三人在拆迁过程中藏匿了该份文件，且该通知落款时间为1990年10月8日，因此施工执照只能在此之后，1990年10月5日的施工执照和该批复无关；对农户宅基地实际确权表的真实性表示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XX镇政府出具的关于对施圣超户相关情况复查复核的回复，原告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如果勉强属于证人证言，应当进行当庭质证，该回复的内容和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相矛盾，基层人民政府应当具有公信力，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4、5、6及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疑，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3虽来源真实，但和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施圣超系已故的陈某某的儿子。2006年5月19日，原崇明县房屋土地管理局核发了拆许字(2006)第10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对上海市公路管理处因上海长江隧桥工程主体工程(XX镇段)项目建设，需拆迁的南至XXXX、北至XXXXXXXXXXXX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予以批准拆迁。原告及其母亲生前居住房屋所在地位于上述被批准拆迁范围内。2006年5月31日，施圣超户与上海市公路管理处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5年8月31日，原告以其母亲陈某某的50平方米房屋未得到拆迁安置，相关部门故意克扣为由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被告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责令上海市路政局安置施圣超房屋一套(有关层次、面积、价格等按同等相关规定办理)。被告收到原告的申请后，于2015年9月7日作出沪(崇)房管拆字[2015]第1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对原告的申请不予受理，并于2015年9月9日送达原告。原告对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服，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以原告的申请已经超过房屋拆迁期限和房屋已灭失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和原告申请的监督管理事项不符，适用法律错误，故于2016年5月24日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沪(崇)房管拆字[2015]第1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判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原告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2016年7月12日，被告重新作出答复，告知原告对其申请的事项不予支持，并于次日将答复送达原告。原告对被告的答复不满，遂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的答复，判令被告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责令第三人安置原告房屋一套。本院认为，现行《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征收集体土地后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规定办理”，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提出的申请所涉地块已经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故应当适用原《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沪府发[2002]13号)。依据原《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和《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区、县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因原崇明县房屋土地管理局在机构改革中已被撤销，其房屋拆迁管理职责，由被告行使，故被告具有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被告在(2015)崇行初字第66号行政判决书发生效力后，依据判决内容，在对原告申请的事项重新进行调查后，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并送达原告，程序并无不当。审理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三人对原告户的安置是否合法，其中是否存在藏匿克扣行为。原告认为第三人根据编号为21号的崇明县民房建筑工程执照安置原告户，遗漏了对其母亲陈某某50平方米房屋的安置，且该建筑工程执照无印章、无经办人签字，应为无效，原告母亲有独立的建房批准文件，该批准文件发生在上述编号为21号的崇明县民房建筑工程执照的发照日期之后，和该建筑工程执照无关，原告母亲应当另行计户安置，第三人故意藏匿克扣，被告作为监管机关，应当予以纠正；被告则认为原告和其母亲陈某某虽然各自单独取得过用地批复，但在建房时已经合并申请建房施工执照，施工执照核定的面积系合并后的面积，房屋建成后，在1992年宅基地确权发证时，原告和陈某某确权在一本宅基地使用证上，虽之前有两个用地批复，但在宅基地确权时合二为一，陈某某户不再单独存在，之前的批准文件已经被后面的发证行为变更，应当以在后的宅基地使用证为准，考虑到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第三人按照210平方米安置原告户，并和原告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无不当之处，原告要求对陈某某另行计户安置补偿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人认为其和原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建房应当领取建房施工执照，从原告领取的施工执照上看，已经将陈某某的面积计算在内，故第三人按照施工执照上的面积进行安置，并无不当。对此本院认为，农村村民建房，应在依法取得建房用地审批和建筑施工许可后方可进行，本案原告和其母亲分别取得建房用地审批，并在1990年10月5日获得编号为21号的崇明县民房建筑工程执照，虽该执照的开具日期先于原告母亲获得的用地批复通知3日，但其发生在原告母亲申请建房用地获批之后，且面积和两份建房用地批复之和相符，结合(2013)崇民一(民)初字第5894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该执照系原告和其母亲建房获得的建房施工许可，虽原告指出政府机关提供的两份编号相同的执照一份有盖章，一份无盖章，不应当被采信，但从两份执照的内容来看，上面填写的申请人、占地面积、建筑面积等内容均相同，并不影响第三人和原告之间对安置面积等内容的协商，且在1992年进行宅基地确权时，陈某某并未单独确权，原告也未能提供陈某某单独的宅基地使用证，在2006年拆迁时，陈某某已经死亡，不符合单独计户进行补偿安置的条件，被告在经过调查后认定拆迁人在对原告户的拆迁补偿安置中依据正确，未发现克扣藏匿行为，对原告的申请不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并无不当。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施圣超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施圣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庞 芸代理审判员  宋永强人民陪审员  张 兵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陈云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