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7民终8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湛仕彩，男，196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委托代理人:李以锋，广东众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秀娟，女，195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荣锋，男，196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甲，男，197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法定代理人：范秀娟，女，1951年3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广东省阳春市。是黄甲的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顺，男，197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以上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甘扬辉，阳春市法律援助处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湛仕彩因与被上诉人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的（2016）粤1781民初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范秀娟是黄继业（曾用名黄计业）的妻子，黄荣锋、黄甲、黄顺是黄继业和范秀娟的子女。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与湛仕彩同是阳春市乙镇丙村委会丁村的村民。1984年，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以黄继业为户主在所在村集体承包土地8.97亩（其中水田5.67亩、旱地3.3亩），2000年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同样以黄继业为户主在所在村集体承包土地8.97亩（其中水田5.67亩、旱地3.3亩），并签订了《阳春市延长土地承包期合同书》，承包期限至2029年12月31日。黄继业签订延长承包合同后，将其户承包的责任田地全部流转给湛仕彩耕种，黄继业并在《阳春市延长土地承包期合同书》中的承包方栏中写上“此份合同转包给本村湛仕彩，时间叁拾年不变”。此后黄继业户的责任田地一直由湛仕彩耕种，公购粮任务也由湛仕彩完成。后来黄继业因病死亡。2014年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要求湛仕彩退回其家庭承包的责任田地，湛仕彩不同意退回，双方由此发生纠纷。纠纷发生后经阳春市乙镇人民调解委会调解，于2014年3月13日以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为甲方与以湛仕彩为乙方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2014年3月13日甲乙双方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属问题发生纠纷，3月13日召集当事人进行调解，经过依法、公正、自愿协商达成协议如下：1、原黄继业户的种粮直补由甲方领取；2、原黄继业户的位于戊垌的水田及屋背坑的旱地由乙方耕种，其它剩余部分由甲方耕种；3、2013年之前许卓伟、伍少辉、刘经珍三人租赁原黄继业户土地的租金由乙方收取；4、本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经庭审质证，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与湛仕彩均确认上述调解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且已按协议约定的内容去履行。2015年云湛高速公路征收了原黄继业户（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在2000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位于戊垌的责任田地，青苗补偿款已由湛仕彩领取，但双方当事人因征收土地补偿款由谁领取问题发生纠纷，此后经阳春市乙镇人民政府调解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为此，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于2016年3月1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与湛仕彩是承包合同关系。湛仕彩认为其与黄继业户（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的土地不是承包关系，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关系，湛仕彩为证明其主张成立提供了2000年《阳春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经营权证书中载明：承包经营户主湛仕彩，人口5人，承包土地面积7.63亩，其中水田6.21亩，旱地1.42亩。庭审质证时，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认为湛仕彩所提供的经营权证书没有载明土地的具体位置，且其承包的土地面积明显少于原黄继业户（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土地面积。原审判决认为：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与黄继业原是同一家庭成员，2000年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其家庭以黄继业为代表与村集体签订土地延长承包合同，实际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也是土地延长承包合同的主体，黄继业死亡后，现因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产生纠纷，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具有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的规定，本案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土地经营权流转而产生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故本案应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纠纷还是转让纠纷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和第四十一条“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的规定，从本案查明的情况来看，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的原户主黄继业在2000年与村集体签订土地延长承包合同后，在延长承包合同书中注明将土地转包给湛仕彩，虽然湛仕彩没有签名，但也足以说明黄继业当初的本意是将土地转包给湛仕彩经营，而不是转让给湛仕彩经营。同时在2014年因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要求湛仕彩退回土地时，双方在阳春市乙镇人民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签订的调解协议中也约定种粮直补由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领取，湛仕彩将承包原黄继业户（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的部分土地退回给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耕种。也进一步明确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与村集体的承包关系并没有终止，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与湛仕彩的关系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转包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作为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一项重要方式，法律规定了必须经发包方同意，而湛仕彩主张其与黄继业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但未能提供经村集体同意转让的证据加以证明，而其所提供的《阳春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所载明的土地面积明显少于原黄继业户所承包的土地面积，并未能涵盖原黄继业户（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所经营的土地面积，故湛仕彩以此来主张其与原黄继业户（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因此，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与湛仕彩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与湛仕彩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湛仕彩负担。上诉人湛仕彩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确认双方不存在转包关系，讼争土地的经营权主体属上诉人。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在2000年初已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讼争土地的经营权主体，依法应予保护。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上诉人一家因外出创业并购房居住，其户的责任田无人耕作、丢荒。1999年底至2000年初，第三次土地承包调整时，被上诉人的原户主黄继业（时任丙村委会干部）将其户下的8亩多责任田，流转转让给上诉人，经本村即丁村民小组同意，并由丙村委会报乙镇府及阳春市人民政府备案并确认后，向上诉人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的来源清楚，程序合法，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由黄继业一手代办理，作为村干部，黄继业完全知道并懂得为上诉人办理该证，就是将其户承包的土地流转转让给上诉人，由湛仕彩作为该责任田的经营权主体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故该转让行为是属实的，并非转包行为。二、关于《阳春市延长土地承包期合同书》中，承包方一栏所书的“此份合同转包给本村湛仕彩，时间叁拾年不变”的字样问题，上诉人既不清楚该字是谁写，更没有在合同书上签名确认，故原审认定“……但也足以说明黄继业当初的本意是将土地将转包给被告经营，而不是转让给被告经营”是片面的、错误的。三、关于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问题，上诉人认为：基于经营权主体仍属持证的上诉人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作出一些补助利益上的让步，是可以接受的，况且之前双方关系一直较好，但原审判决据此作出认定：“……也进一步明确原告与村集体的承包关系并没有终止，原告与被告的关系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转包关系”，这是错误的。该调解书并没有对讼争土地的权属作出主体否定或变更的认定，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主体并未变更或撤销，应依法予以保护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综上可见，上诉人已经合法的程序取得《阳春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发包方确立了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被上诉人）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答辩称：一、从第一次承包到第二次和第三次承包，讼争的土地承包使用权都属被上诉人。在第三次承包后，被上诉人将讼争的土地转包给上诉人承包，有2000年1月1日的阳春市延长土地承包期合同书为凭；2014年3月13日，双方经阳春市乙镇调解委员会调解，从上面清楚看到，讼争的土地使用权属被上诉人。二、现因云湛高速公路征收属被上诉人承包的责任田，因补偿款71400.1元双方发生纠纷。由于该土地是被上诉人转包给上诉人，土地补偿款应归被上诉人，青苗补偿款归上诉人(上诉人已经领取)，但上诉人认为承包范围之内的2.342亩征地补偿款71400.1元其有份没有依据。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三十九条、四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在2000年与集体签订土地延长承包合同后再将该土地转包给上诉人承包经营，而不是转让给上诉人，在延长承包合同书中注明将土地转包给上诉人。同时，在2014年，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退回土地时，双方在阳春市乙镇人民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签订的调解协议中也约定种粮补贴款由被上诉人领取，并将部分承包的土地退回给被上诉人耕种，进一步明确被上诉人与村集体的承包关系并没有终止，双方的关系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转包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必须经发包方同意，但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是转让关系。就经营权证而言，上诉人的经营权证为7.63亩，其中水田6.21亩；旱地1.42亩，而被上诉人承包的土地8.97亩，其中水田5.67亩；旱地3.3亩，如果是转让给了上诉人，其的经营权证亩数应大于被上诉人的亩数，但该经营权证记录承包的亩数小于被上诉人亩数，且没有座落位置和四至，无法确定田地的位置。故上诉人的经营权证是无效的。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上诉人主张涉案的土地是被上诉人的原户主黄继业转让给其承包经营，其主要证据是其于2000年间领取了该土地的《阳春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且多年来由其缴交该田地的公购粮；而被上诉人主张该土地是转包给上诉人的，其主要依据是其提供的《阳春市延长土地承包期合同书》上载明该土地是转包给上诉人，且双方在调解时明确了该土地的种粮补贴归被上诉人，即确认了被上诉人是原承包方，该土地是转包给上诉人的。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同一个村集体组织的村民，对本案讼争土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由被上诉人一家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双方无异议，对此事实可以确认。上诉人认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其所在的村对承包土地进行了小调整，而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按当时的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政策，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期时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上诉人主张其所在村对承包的土地有小调整，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在的村在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期时有小调整。故对上诉人该主张应不予采纳。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阳春市延长土地承包期合同书》与该土地实际仍应由其承包的事实相吻合，而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土地在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期限时，被上诉人一家放弃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或所在村将该承包土地调整给上诉人承包，上诉人仅以该合同上没有其签名，主张原审据该合同认定事实错误的理据不足，应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提供的该合同上明确载明涉讼土地的承包人是被上诉人的原来户主黄继业，由被上诉人原来的户主黄继业将该土地转包给上诉人,时间三十年不变，该合同反映双方是转包关系；同时，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一家的原户主黄继业将该责任田转让给其经营，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让行为经过原来发包方同意，其上诉主张该土地是原承包户的户主黄继业转让给其承包，其与发包方形成新的承包关系的理据不足，应不予采纳。上诉人提供的《阳春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未明确载明上诉人承包土地的届至，承包田亩数比被上诉人一家原来承包的责任田地的田亩数少，该经营权证并未能涵盖原黄继业户（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方）所经营的土地面积，故湛仕彩以此来主张其与原黄继业户（范秀娟、黄荣锋、黄甲、黄顺）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理据不足，应不予采纳。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纠纷后，双方于2014年3月13日在阳春市乙镇人民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签订的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明确约定种粮直补由被上诉人领取，湛仕彩将承包原黄继业户（被上诉人一方）的部分土地退回给被上诉人耕种。种粮直补款归被上诉人一方，也反映了被上诉人一方仍为该土地的承包方。综合分析上述的证据，应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属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转包关系。故上诉人上诉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其是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主体的理据不足，应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湛仕彩的上诉理据不足，应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湛仕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衡勋审判员  何桂霞审判员  姜玉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冯梅瑰詹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