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25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高华，身份证地址：重庆市潼南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代珍，身份证地址：重庆市潼南县。委托代理人：朱昌盛，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延兵，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全玉，身份证地址：四川省盐亭县。委托代理人：黄学辉，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法律服务所职员。上诉人刘高华、陈代珍因与被上诉人李全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原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3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高华、陈代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全玉要求支付40000元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全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本案的关键证据“欠条”真假未辨，不能单独作为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证据。1.李全玉提供的“欠条”证据，关键的第一行“欠建业贷款43000元”第二行“欠建业贷款四万叁仟元整”、第四行“2015.1.14”与陈代珍所书写的第三行“7-15已付3000元”、第五行“刘高华”的笔迹不一致，并非陈代珍所书写，李全玉在一审时对此也予以承认。2.一审庭审中我方对于“欠条”证据的真实性予以了否认，也就该证据的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提出了疑问，并且就该证据的真正用途是付款凭证的主张作出了说明，一审法院未予以注意。第一，从该“欠条”各行文字书写位置的布局看，第一行、第二行、第四行书写时间明显在第三行和第五行之后，在原付款凭证的基础上添加伪造的痕迹明显。第二，如果该“欠条”是真实的，陈代珍应当亲自将欠款数额写成40000元（大写肆万元）。第三，我方亲笔所写的内容显然是一份付款凭证，“7-15已付3000陈”明白无误地表明持有该凭证者在（2013年）7月15日已经支付陈代珍3000元款项，因持有者发现书写者并非经营者刘高华本人，且“陈”是一个不确定的代号，所以拿回来要求陈代珍加上“刘高华”名字以防今后争讼，李全玉正是利用书写者陈代珍两次签字字体颜色的不一致而轻易伪造了“欠条”证据。3.一审庭前、庭中和庭后主审法官都主持过调解，刘高华自始至终都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纠纷，坦陈双方存在五金件电镀加工合同纠纷。因李全玉为我方电镀加工的五金件不合格造成了我方的损失，双方就质量与加工费问题存在很大争议，在李全玉多次组织社会闲散人员上门威逼未果之后才伪造了“欠条”证据，我方对于“欠条”的真实性是予以否认的。（二）在“欠条”证据真假莫辨的情况下，李全玉应该就其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提供其它有效证据予以佐证，而李全玉不能提供。1.按照狮岭镇皮具相关行业的交易习惯，大多买卖合同双方不会签订买卖合同，但供方会制作供货清单让需方签字确认以防争议，李全玉应该能够提供供货清单。李全玉从事的是五金电镀加工和五金件的加工零售业务，同我方经营的五金件一样都是为皮具加工企业提供配件，因此40000元的五金件不是一个小数目，李全玉不可能不保留供货单。李全玉不能提供，只能说明一审陈代珍、刘高华与李全玉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纠纷。2.从李全玉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看，我方经营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华某五金店已于2013年11月20日登记注销，且我方没有登记注册“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华某五金门市部”，一审我方主张“欠条”（实为付款凭条）上面陈代珍所书写的“7-15已付3000”中的“7-15”代表2013年7月15日更为合理可信。李全玉提供的上述证据只能作为对其主张不利的证据，不能作为对其主张有利的佐证。（三）李全玉在一审诉讼中只提供了一份真假莫辨的“欠条”证据，该证据不被我方认可，其他证据与证明双方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欠条”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关联性，一审法庭却认为李全玉提供的证据充分，显然是基于主观臆断的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庭在李全玉不能举证证明“欠条”真实性及陈代珍、刘高华，李全玉双方存在真实买卖合同纠纷的情况下，错误地要求陈代珍、刘高华证明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纠纷，是错误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李全玉应该就其诉讼主张举证，且举证在对方有异议（或存在虚假诉讼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况下应该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在我方对李全玉提供的单薄证据予以否认且该证据真实性确实存疑的情况下，李全玉应该就其主张继续提供其它有效证据说服法庭，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买卖合同纠纷中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审法庭对我方的要求是错误地，有偏袒偏信之嫌。李全玉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高华、陈代珍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审判决。李全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高华、陈代珍清偿拖欠李全玉的货款40000元及延付利息（从立案之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2、刘高华、陈代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华某五金店（以下简称华某五金店）是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为刘高华，实际由刘高华、陈代珍共同经营，该五金店已于2013年11月20日登记注销。2016年3月10日，广州市花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明一份，证实2016年3月10日经电脑检索，在广州市花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资料数据库中未查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建业电镀厂”的企业（个体）开业登记资料。同年4月20日，该局出具证明一份，证实2016年4月20日经电脑检索，在广州市花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资料数据库中未查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华某五金门市部”（以下简称华某五金门市部）的企业（个体）开业登记资料。现李全玉持有欠款字据一张，主张刘高华、陈代珍拖欠其货款40000元。该字据共五行字，内容为：“欠建业货款43000元”（第一行），“欠建业货款肆叁仟元整”（第二行），“7－15已付3000陈”（第三行），“2015.1.14”（第四行），“刘高华”（第五行），其中在第一、二行的字上加盖有“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华某五金门市部”的印章。该字据第一、二、四、五行字是蓝色笔迹，第三行字是黑色笔迹，第三、五行字是陈代珍签写。诉讼中，刘高华、陈代珍对李全玉主张的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其欠李全玉货款的事实存在异议，并主张陈代珍所签写的两行字是持有该证据的相对方已向陈代珍支付3000元的凭证，并不是欠款凭证。这是由于持有方建业电镀厂向某五金店购买了共3000元的五金成品，在建业电镀厂支付3000元货款后，要求陈代珍出具付款凭证，所以陈代珍在上面写上“7-15已付3000陈”。持有者在拿到陈代珍所写的“7-15已付3000陈”的字据后，经营者发现只有“陈”字，而且“陈”并不是华某五金店的经营者，所以拿回陈代珍处重新注明，陈代珍在原出具的支付凭证上签上“刘高华”作为凭证。伪造该欠款凭证者，就是利用陈代珍所签写的字迹不同，将该支付凭证篡改成欠款凭证。刘高华、陈代珍并表示其并未以华某五金门市部名义进行经营，对于华某五金门市部的印章不予认可，其不知道李全玉与建业电镀厂的关系，也不清楚建业电镀厂的经营人是谁。并认为对于李全玉所说的货款问题，即使双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但是也会有送货单，但李全玉并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与刘高华、陈代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全玉对刘高华、陈代珍所述陈代珍出具的是收条的主张不予确认，并认为欠条原件在其的手上，而且其已证明建业电镀厂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所以欠条的持有人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欠条的形成是在2015年1月14日，其将货物交付给刘高华、陈代珍，刘高华、陈代珍出具欠条，欠条由刘高华、陈代珍的员工签写，当时欠条只有第一、二、四行，其表示要求老板签名，所以陈代珍就在欠条上签了“刘高华”，后来陈代珍支付3000元后，就直接在欠条上写明“7-15已付3000陈”。对于双方的买卖关系，李全玉认为其已提供了欠条予以证明。李全玉并确认双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付款时间按照市场惯例是在2015年1月底结算。诉讼中，刘高华、陈代珍主张刘高华、陈代珍经营的华某五金店与建业电镀厂存在五金电镀加工关系及建业电镀厂曾某高五金店购买五金货物，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全玉对刘高华、陈代珍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诉讼中，李全玉与刘高华、陈代珍一致确认上述字据中“7－15”是指7月15日，但李全玉主张是2015年的7月15日，刘高华、陈代珍则主张是2013年的7月15日。刘高华、陈代珍确认其二人为夫妻关系，其上述经营行为是共同经营行为。刘高华对陈代珍在欠款字据上代签其名字的行为没有异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李全玉，刘高华、陈代珍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高华、陈代珍是否欠李全玉货款。对此，李全玉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高华、陈代珍欠其货款40000元，提供了陈代珍签具的欠款字据为证。刘高华、陈代珍对李全玉提供的欠款字据表示异议，认为陈代珍签写的只是建业电镀厂的付款凭证，李全玉出具的欠款字据为经篡改伪造，并认为刘高华、陈代珍经营的华某五金店与建业电镀厂存在五金电镀加工关系及建业电镀厂曾某高五金店购买五金货物等反驳主张，但均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李全玉对其上述主张提供了陈代珍出具的欠款字据予以证明，且对欠款字据的形成作了相应解释，亦提供了广州市花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证实2016年3月10日经电脑检索，在该局登记资料数据库中未查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建业电镀厂”的企业（个体）开业登记资料，其作为该欠款字据的持有者，对其主张刘高华、陈代珍尚欠其货款40000元的事实，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述货款，李全玉确认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其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对付款时间、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亦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交易习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该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刘高华、陈代珍确认其二人为夫妻关系，其经营行为是共同经营行为，刘高华对陈代珍在欠款字据上代签其名字的行为没有异议，故李全玉要求刘高华、陈代珍支付货款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欠款的利息，应为李全玉因刘高华、陈代珍逾期付款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李全玉要求刘高华、陈代珍从立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款日止，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刘高华、陈代珍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40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以4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付清款日止）给李全玉。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刘高华、陈代珍负担。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李全玉向刘高华、陈代珍主张40000元货款是否成立的问题。李全玉在原审期间提交了欠款字据一张向刘高华、陈代珍主张货款40000元,刘高华、陈代珍确认该字据上“刘高华”的签名是陈代珍代签，虽刘高华、陈代珍对上述欠款字据提出异议，并认为该欠款字据实质上是李全玉经营的建业电镀厂向某五金店购买共3000元的五金成品，在建业电镀厂支付3000元货款后，陈代珍出具的付款凭证，该字据除“7-15已付3000元陈”、“刘高华”之外其他都是篡改伪造的，但刘高华、陈代珍并未提供李全玉经营的建业电镀厂向某五金店购买共3000元的五金成品等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判令刘高华、陈代珍向李全玉支付货款40000元及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刘高华、陈代珍的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刘高华、陈代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小琳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茹艳飞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苇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