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2民初8566号原告：冯菁，男，197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玲，上海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英杰，上海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德平，男，196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杭炜，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纯峰，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韦逸康，男，1971年4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被告：上海创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罗德平(暨本案被告罗德平)。委托诉讼代理人：杭炜，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纯峰，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冯菁与被告罗德平、韦逸康、上海创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5月30日、2016年7月14日、2016年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玲、宋英杰，被告罗德平与上海创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诉讼委托代理人杭炜，被告韦逸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冯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归还结欠的借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8,000,000元；2.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截至2016年1月31日止的借款利息；3.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以28,000,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每月2%标准计算的利息；4.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律师费450,000元。本案审理期间，原告撤回第二项关于截至2016年1月31日止借款利息之诉讼请求，系对其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予以准许。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案外人上海腾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滔公司)的董事长，与被告罗德平、韦逸康系朋友关系。2014年11月至2016年1月14日期间，三被告以被告上海创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塔公司)经营需要为由，陆续向原告借款，本金金额总计40,000,000元。各方于2016年1月14日签订了《借款协议》，确认了上述借款事实与相应的利息计算标准。依据《借款协议》约定，三被告应当于2016年1月31日前归还全部本息。但截止2016年1月31日，三被告仅仅偿还了12,000,000元本金。经原告多次催讨，仍未偿还。故原告诉至法院，提起上述诉讼请求。庭审期间，对于各方存有争议的9,500,000元，原告另解释说明，其来源不是出借的本金，而是双方对于之前发生的利息、违约金、追讨债务损失等进行结算确认的金额，总计约12,000,000元，后经双方协商确定金额为9,500,000元，并同意转换为本金。借款协议中明确列明9,500,000元是本金，但被告罗德平事后反悔并进行了报案，经双方后又形成了2016年2月14日的协议书，再次确认了9,500,000元的来源。此外，2016年2月4日，被告罗德平归还了一部分款项，金额约12,000,000元，双方就此形成了补充协议，明确12,000,000元对应的款项是上述9,500,000元及2,500,000元本金，并确认剩余本金28,000,000元，以及重新调整利息起算时间和利息计算标准。被告罗德平辩称，其虽与原告存在借款关系，但其仅向原告借款11,550,000元，且截至2016年2月4日，其已经向原告还款14,073,000元，还清了所有本息，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不清楚了。原告与被告罗德平之间的借款并无借款协议，原告所称《借款协议》和《补充协议》是被告罗德平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被告罗德平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此外，原告所称2016年1月14日发生的9,500,000元借款不存在，被告罗德平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在建设银行开了账某，由原告打款给被告罗德平，再由被告罗德平的账某转账至原告指定的三个案外人账某。对律师费金额无异议，但被告罗德平不同意支付，也没有看到相应的付款转账记录。被告韦逸康辩称，所有与原告之间发生的借款，都是被告创塔公司的借款，系由其与被告罗德平商定后借款的。其是公司分管财务的，因此由其出面办理借款事宜。最初的借款本金为40,000,000元，后来确认本金是28,000,000元，这些借款金额都是其和被告罗德平在场与原告确认的。9,500,000元是针对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利息损失与原告损失，双方协商确定相应金额为9,500,000元，但对于9,500,000元的走账过程，被告韦逸康并不清楚。被告上海创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创塔公司与原告没有借款关系。当时由于被告罗德平、韦逸康结欠原告借款款项，原告拘禁被告罗德平要求其交出被告创塔公司的公章，因此，原告提交证据中加盖的被告创塔公司公章是原告私盖的，并非是被告创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律师费金额无异议，但被告创塔公司不同意支付，也没有看到相应的付款转账记录。原告冯菁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证据，包括：1.2016年1月1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一份，证明三被告向原告借款40,000,000元，且该协议确认该借款为三方共同借款；2.《补充协议》一份(庭审证据9与证据2系重复提供)，证明原告与三被告确认了借款本息与还款计划，以及双方确认被告偿还了12,000,000元，该12,000,000元包含了9,500,000元费用和2,500,000元本金，因此，结欠的借款本金28,000,000元；3.转账凭证一组，证明原告已实际交付所有借款；4.律师费发票一组，证明涉案律师费的具体金额；5.2014年11月17日至2015年8月14日期间签署的借款协议一组，以及2016年3月10日被告创塔公司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一份，证明涉案借款系三被告共同借款，《借款协议》确认的借款金额为30,500,000元，另加上9,500,000元，借款总额为40,000,000元；6.2015年9月11日借款协议书、银行账某流水一组，证明被告另向原告借款2,000,000元，其于2015年9月17日归还的2,000,000元以及2015年9月18日转账的10,000元与本案无关；7.被告创塔公司与案外人上海诚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一份、汇款凭证一组，证明被告创塔公司对案外人诚利能源、腾滔科技还款与本案无关；8.2016年2月14日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原来的借款本金为30,500,000元，并确认了9,500,000元的具体来源，该9,500,000元是各方对截止签订协议之日的利息、违约金、债权人追讨债务支出等费用的结算金额。被告罗德平、创塔公司围绕其抗辩理由与事实共同向本院提交证据，包括：1.收条、委托保管物品清单一组，该证据系原告财务人员林燕出具的，证明原告收到被告创塔公司公章、银行U盾等材料，被告罗德平被原告拘禁；2.开户信息、银行对账单一组，证明原告出借给被告罗德平的9,500,000元是虚假的，只是通过被告罗德平账某走账，款项均回到了原告控制的其他账某；3.被告罗德平与原告资金往来情况一份，证明被告罗德平已经归还原告14,073,000元，还清了全部本息；4.被告创塔公司转账往来四份，证明原告非法控制了被告创塔公司的银行U盾，非法将被告创塔公司资金1,954,060元划给实际由原告控制的公司；5.2016年2月2日被告罗德平报案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被告韦逸康与原告串通诈骗被告罗德平，原告曾于2016年1月暴力殴打被告罗德平，并强迫其签署了一系列借款协议，被告罗德平还被迫交出被告创塔公司公章、U盾等物品，走账也是受原告胁迫。因此，2016年1月之后形成的协议都不是被告罗德平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争议较大且与本案所需查明事实有关的证据，包括：对原告证据1、8，被告罗德平、创塔公司对合法性有异议，但其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作出合理解释，且证据与本案所需查明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证据4，虽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关联性无法确认，原告对于实际付款之证明力亦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证据5、6，虽被告罗德平、创塔公司对部分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对相应款项进行核实，且与本案所需查明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证据7，真实性与关联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罗德平、创塔公司提供的证据4，真实性与关联性无法核实确认，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月15日，原告(出借人、甲方)与被告罗德平(借款人、乙方)、韦逸康(借款人、丙方)、创塔公司(借款人、丁方)签订《借款协议》(编号F01号)一份，约定乙、丙、丁为共同借款人，共同向甲方借款40,000,000元，借款利息以2.5%每月计算。甲方已于2014年11月至2016年1月30日期间以银行转账形式出借了本金30,500,000元，余下本金9,500,000元将于2016年1月30日前汇至乙方或丙方账某。协议另约定，借款人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向甲方偿还全部借款及利息。该《借款协议》附本金交付明细确认书一份，列明2014年11月17日至2016年1月14日期间，甲方向乙方、丙方账某共计汇款40,000,000元，其中，2016年1月14日当日所涉金额9,500,000元。2016年2月14日，原告(出借人、甲方)与被告罗德平(借款人、乙方)、韦逸康(借款人、丙方)、创塔公司(借款人、丁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丙、丁为共同借款人，共向甲方借款30,500,000元。各方对上述借款的利息、违约金、滞纳金以及债权人为追讨债务所支出的费用等进行结算确认，暂计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止，上述各项费用总计9,500,000元，由丁方以位于上海市奉贤区的房产作价予以偿还。此外，各方确认，乙方因借款事宜向公安机关报案行为系沟通不畅所致，各方之间系正常债权债务纠纷。事后，原告(出借人、甲方)与被告罗德平(借款人、乙方)、韦逸康(借款人、丙方)、创塔公司(借款人、丁方)另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在2016年2月14日《协议书》基础上，达成补充协议“一、因在近期乙、丙、丁已归还4000万借款中的1200万元，故四方明确借款本金余额为2800万元。二、丁方名下(已抵押给平安银行)的位于奉贤区浦卫公路的商业用房在一个月内过户于甲方名下，但在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后，丁方可在950万价格幅度下回购。三、考虑到上述房产现价并不到950万元，故以其冲抵2800万中的多少比例，有待进一步商榷。四、上述2800万借款以月息2%计算，从2016年2月1日开始，每月月底之前利息支付违约，甲方有权随时追索全部本息……”。2016年1月25日，被告罗德平将被告创塔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原件、其个人的身份证原件以及名下建设银行卡U盾等交由原告代为管理。另查明，2014年11月12日，原告向被告韦逸康账某汇款转账4,000,000元；同年12月9日，原告分两笔款项，向被告韦逸康账某汇款转账5,000,000元与1,000,000元；同年12月19日，原告向被告韦逸康账某汇款转账5,000,000元；2015年5月22日，原告向被告罗德平账某汇款转账4,775,000元；同年6月1日，原告分别向被告罗德平账某汇款转账2,865,000元，向被告韦逸康账某汇款转账1,962,666元(1,920,000元＋42,666元)；同年6月4日，原告向被告罗德平账某汇款转账1,910,000元；同年6月19日，原告向被告罗德平账某汇款转账1,000,000元；同年7月7日，原告向被告韦逸康账某汇款转账300,000元；同年7月17日，原告向被告罗德平账某汇款转账1,000,000元；同年8月14日，原告向被告韦逸康账某汇款转账1,200,000元；其中，共计向被告罗德平账某汇款转账11,550,000元，向被告韦逸康账某汇款转账18,462,666元，共计30,012,666元。此外，原告向被告罗德平出借了现金450,000元，向被告韦逸康出借了现金38,000元。2016年1月14日，被告罗德平于建行上海吴泾支行进行了开户，原告向被告罗德平该账某汇款转账3,000,000元，即刻转出至案外人李某账某；原告随即向被告罗德平该账某转账3,000,000元，即刻转出至案外人冯某账某；原告再次向被告罗德平该账某汇款转账3,500,000元，即刻又转账至案外人马浚账某。被告罗德平该账某于2016年5月24日终止，未进行其他交易。庭审中，原告确认案外人李某、冯某与马浚与原告系朋友关系。再查明，2015年6月25日，被告创塔公司向冯菁账某转账转账63,000元。2015年9月17日，被告罗德平向冯菁账某转账2,000,000元；同年9月18日，被告罗德平向冯菁账某转账10,000元；2016年1月26日，被告罗德平向冯菁账某转账1,920,000元；同年2月4日，被告罗德平分四笔共向冯菁账某转账10,000,000元(2,000,000元＋2,000,000元＋800,000元＋5,200,000元)；同年2月23日，被告罗德平向冯菁账某转账43,000元。上述金额共计1,4036,000元。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当事人各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协议书》与《补充协议》等文件之效力；二、若上述《借款协议》、《协议书》与《补充协议》等文件合法有效，则相关款项性质与具体金额如何认定；三、上述款项确定后的相应责任主体。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被告罗德平提出，其与原告之间的借款并无借款协议，《借款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其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抗辩理由；被告创塔公司则提出，其与原告没有借款关系，因被告罗德平被原告拘禁而交出被告创塔公司公章后，原告私盖了被告创塔公司公章的抗辩理由。对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罗德平与创塔公司对于上述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银行账某信息与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但一方面，账某信息与询问笔录均反映出原告与被告罗德平之间确有借款关系；另一方面，询问笔录是被告罗德平之单方陈述，在其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其行为并非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甚至受到了原告的威胁与胁迫，因此，被告罗德平与创塔公司上述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相反，从本案原告已经提供的《借款协议》、《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以及借款协议与转账凭证来看，证据所载的被告罗德平签名与创塔公司印章本身均属真实，在被告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上述抗辩理由，且未能进一步作出其他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应视为被告知晓协议所列权利义务之风险与负担，所涉签名与印章对被告罗德平与创塔公司具有约束力。此外，被告韦逸康虽对实际借款人与款项性质的认识提出不同意见，但对于借款事实之发生均予以确认。因此，本院认为，原、被告所签订之《借款协议》、《协议书》、《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认为实际出借给三被告40,000,000元，其中，9,500,000元系双方核算确认的利息、违约金、补偿款等款项，并经双方同意确认转为本金；而被告罗德平认为原告实际向其出借12,000,000元，18,500,000元系出借给被告韦逸康个人，9,500,000元则仅是被告罗德平受胁迫的走账，并非实际的借款；被告韦逸康表示，本案所涉借款都是被告创塔公司的借款，系由其与被告罗德平商定后借款的，借款本金为40,000,000元，后确认仍欠本金28,000,000元，其中，9,500,000元是针对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期间原告的利息损失等。对此，本院综合考量以下因素：第一，从2016年1月1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内容来看，双方确认,自2014年11月起至2016年1月30日期间，原告已出借本金30,500,000元，剩余本金9,500,000元将于2016年1月30日前汇付；而结合《借款协议》所附交付明细确认书列明之内容，除去原告最后于2016年1月14日分三笔向被告罗德平汇款9,500,000元之外，其实际出借金额为30,500,000元，且并无2016年1月30日当日汇付事实之客观情况，可见当时原告实际出借的本金金额为30,500,000元，约定的借款利息计算标准为每月2.5%，并未将2016年1月14日之款项计入在内。第二，从2016年2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来看，双方对款项性质与金额进行了确认，即计算至协议签订之日止，“借款的利息、违约金、滞纳金以及债权人为追讨债务所支出的费用”总计9,500,000元；而借款人应于2017年2月13日前偿还的本金金额为30,500,000元。可见当时双方合意确认的借款本金金额为30,500,000元，另9,500,000元系截止至2016年2月14日的利息、违约金等各项费用。第三，从《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原告确认被告已归还款项12,000,000元;双方以此为债权凭证，确认将上述第二项所列前期借款本金30,500,000元及所产生的利息、违约金等9,500,000元，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确认后期借款本金仍结欠28,000,000元，自2016年2月1日起按月息2%的标准支付利息。对于原告在庭审中补充说明，该12,000,000元还款针对的系9,500,000元利息与2,500,000元本金的主张，一方面，与原告诉状列明事实与庭审之初的意思表示相悖；另一方面，协议确也未作明确界定与指向,仅以“本金28,000,000”的表述无法判断还款性质。第四，从2016年1月14日原告分三次向被告罗德平汇款总计9,500,000元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原告在庭审中确认，该笔款项与《借款协议》、《协议书》、《补充协议》所列明的款项均是指向同一笔款项，故其性质并非另行单独出借的款项，应当依据上述第一至第三项所列明之情况加以判断；另一方面，该笔款项从进出帐流水看，由原告转账至被告罗德平账某后，直接由被告罗德平又转账至原告指定的其朋友的账某，且被告罗德平的该账某无其他交易记录，故不能仅以款项进入过被告罗德平之账某而认定其已经实际收到了该笔款项，而应结合上述第一至第三项所列明之情况加以判断。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中，双方前期借款的总计金额为30,500,000元，双方于2016年2月14日以《协议书》及以此为据的《补充协议》作为新的债权凭证，确认将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的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系双方对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予以准许，但鉴于一方面，双方的借款金额系累计形成，之前并无其他关于复利计算的约定或确认重新结算的债权凭证；另一方面，双方约定月息2.5%的利息计算标准也超过了年利率24%的计算标准，另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出借人一并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的总计不得超过年利率24%，故对于双方确认的“借款的利息、违约金、滞纳金以及债权人为追讨债务所支出的费用”总计9,500,000元中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具体金额，第一，前期借款本金部分，一方面，双方通过《借款协议》、《协议书》、《补充协议》等均已确认，原告实际出借金额为30,500,000元;另一方面，除去2016年1月14日原告转账至被告罗德平账某的9,500,000元，原告提供了相应的实际支付凭证，证实共计向被告罗德平账某转账11,550,000元，向被告韦逸康账某转账18,462,666元，共计30,012,666元，加之原告主张被告罗德平收到其出借的现金450,000元，被告韦逸康收到其出借的现金38,000元，合计金额为30,500,666元(原告表示取整计算为30,500,000元)，与上述《借款协议》、《协议书》、《补充协议》等确认的金额一致。故本院确认双方前期借款本金金额为30,500,000元。对于被告韦逸康提出其未收到过现金38,000元的抗辩理由，一方面，各方多次对本金金额进行过确认，其在庭审中对于本金金额亦予以肯定；另一方面，本金交付明细中确认的2015年6月1日实际交付金额为2,000,000元，与实际转账金额(1,962,666元)、现金金额(38,000元)相吻合，另结合被告罗德平确认其收到过出借的现金450,000元，印证双方之间对于小额款项确有现金交付之交易习惯，在被告韦逸康未能对其抗辩理由进一步提供证据或对已签署材料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对其上述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双方于2016年2月14日确认，截止当日，被告罗德平、韦逸康与创塔公司共计归还借款12,000,000元。对于被告罗德平提出其实际已归还14,073,000元的抗辩理由，一方面，被告罗德平主张之款项全部发生于2016年2月14日之前，故其于2016年2月14日对之前款项计算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上述14,073,000元之中，原告对发生于2015年6月25日的63,000元，发生于2015年9月17日、18日的2010,000元作出了合理解释，且发生于2015年9月17日、18日的2010,000元与2015年9月11日出借时相应的银行流水对应，因此，在被告罗德平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对其2016年2月14日之《协议书》确认行为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其上述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后期借款本金部分，双方于2016年2月14日以《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重新约定将本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基于上述已确认前期借款本金为30,500,000元、已还款金额为12,000,000元，以及上述已阐明之理由，本院确认后期借款本金应为25,369,852.02元[30,500,000元＋6,869,852.02元－12,000,000元；其中，利息部分6,869,852.02元，以2014年11月12日4,000,000元为例，截止至2016年2月14日，借款期限共计460天，按照年利率24%计算(4,000,000元×460天×＜24%÷365天＞＝1,209,863.01元)，利息金额为1,209,863.01元；再以2014年12月9日6,000,000元为例，截止至2016年2月14日，借款期限共计433天，按照年利率24%计算(6,000,000元×433天×＜24%÷365天＞＝1,708,273.97元)，利息金额为1,708,273.97元，以此类推，逐项计算。此外，2015年5月22日、6月1日、6月4日的本金，在双方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结合双方已确认的本金交付明细、被告罗德平确认已收到现金借款450,000元之客观事实，以及转账支付凭证载明之金额，本院确认上述各期本金分别为5,000,000元(转账4,775,000元＋现金225,000元)、3,000,000元(转账2,865,000元＋现金135,000元)与2,000,000元(转账1,910,000元＋现金90,000元)]。第四，后期借款利息部分，原告要求自2016年2月1日起按照月息2%的比例计算利息，一方面，对于利息计算周期，鉴于双方已就前期借款本息结算至2016年2月14日，故2016年2月1日至2月14日部分不应重复计算利息；另一方面，对于利息计算标准，双方约定按照月息2%的比例计算，系对其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予以准许，故应当支付以25,369,852.02元为本金，自2016年2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每月2%比例计算的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主张三被告系共同借款人；被告罗德平认为其与原告之间仅存在12,000,000元的借款关系，被告韦逸康认为其系职务行为，实际借贷关系发生于原告与被告创塔公司之间，被告创塔公司则认为其与原告之间并无借贷关系。对此，本院综合考量一下因素，第一，被告罗德平、韦逸康、创塔公司均以“借款人”身份与原告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书》与《补充协议》；第二，被告罗德平、韦逸康均以个人账某实际收取了原告出借的款项；第三，被告罗德平、韦逸康虽具有被告创塔公司股东、法人、执行董事等身份与职务，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借款与收款行为系依公司决议执行公司事务或受公司委托执行公司事务；第四，就被告罗德平、创塔公司提出并非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而进行了签名与盖章，如上所述，在被告罗德平、创塔公司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抗辩意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罗德平、韦逸康、创塔公司共同归还借款本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被告罗德平、韦逸康、创塔公司应当共同归还原告冯菁借款25,369,852.02元，并支付以25,369,852.02元为本金，自2016年2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每月2%比例计算的利息。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450,000元之诉讼请求，一方面，原告仅提供了发票，但未能提供聘请律师合同与实际付款凭证；另一方面，发票显示的付款人为案外人腾滔公司，并非原告，故对于律师费的具体约定与付款情况无法核实，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件受理费与财产保全费，本案系三被告未能依约还款而引起的纠纷，相应的责任理应由被告负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罗德平、韦逸康、上海创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冯菁归还借款人民币25,369,852.02元；二、被告罗德平、韦逸康、上海创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冯菁支付以人民币25,369,852.02元为本金，自2016年2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标准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冯菁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1,800元，由被告罗德平、韦逸康、上海创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罗德平、韦逸康、上海创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上述案件受理费与财产保全费由被告罗德平、韦逸康、上海创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直接向原告冯菁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章国栋人民陪审员  邢美新人民陪审员  郯志英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徐若瑶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6gt;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