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苏民辖终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布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双七路南侧金座嘉园11幢1502号。法定代表人：刘翠云，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BUHLERAG（中文名称布勒公司，又名布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卡尔文•葛礼德（CalvinGrieder）。上诉人合肥布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设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BUHLERAG(以下称布勒公司)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4民初28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在审理布勒公司与合肥设备公司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过程中，合肥设备公司在答辩期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合肥中院）审理。理由：1、本案为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标案件司法解释）确定案件管辖。该解释对侵犯商标纠纷案件管辖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在与一般规定不一致时，应当适用该特别规定。该解释第六条规定，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产品储藏地或被告住所地均位于安徽省合肥市，本案应由合肥中院管辖。2、产品销售地不属于侵权结果发生地。首先，布勒公司举证仅为宣传网页，并不能证明合肥设备公司将相应产品销往江苏省常州市，更不能证明其所谓的侵权商品是否存在，据此认定涉案商品销售地无事实依据。其次，《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1998）明确指明，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产品销售地显然不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另，从管辖制度设置的价值目标来看，应当遵循两便原则，既方便当事人参与诉讼，也便于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如果销售地可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则几乎所有商标侵权案件都可以以此来选择管辖法院，地域规则也就形同虚设，也背离了侵权行为地规则的立法原意，更不利于人民法院高效审理案件、查清案件事实以及案件当事人参加诉讼。综上，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合肥中院审理。布勒公司一审答辩称，1、常州市是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和侵权结果的发生地。布勒公司在合肥设备公司的网站上发现，合肥设备公司于2010年2月27日将一台定量包装机销售给溧阳市龙渔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溧阳龙渔公司），布勒公司到现场进行调查，并请公证员出具（2016）宁南证民内字第17978号公证书，证实溧阳龙渔公司确实从合肥设备公司购买了侵权产品，而该公司位于溧阳市××镇工业集中区，属于常州市范围。该设备必须现场进行安装调试才能实现机器的正常使用。合肥设备公司至溧阳龙渔公司对侵权产品的安装和调试，属于销售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常州市属于合肥设备公司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合肥设备公司将侵权产品销往常州市后，布勒公司商标的声誉在常州受到了损害，产品的销量也受到了影响，常州市就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2、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定案件管辖，该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常州既是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也是侵权结果发生地，因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综上，合肥设备公司的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均在常州，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确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经法定程序公证证明，合肥设备公司于2010年2月27日将一台定量包装机销售给溧阳龙渔公司，因此，溧阳龙渔公司所在地应当认定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溧阳龙渔公司住所地在一审法院管辖范围内，故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合肥设备公司认为，商标案件司法解释为特别规定，应当适用该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发布于2015年2月3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明确规定了侵权行为地法院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件享有管辖权，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该认定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对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而提起的民事诉讼具有管辖权，故合肥设备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合肥设备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合肥设备公司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将本案移送至合肥中院管辖。理由如下：1、无证据证明常州市为产品销售地。（2016）宁南证内字第17978号公证书的内容只证明溧阳龙渔公司内有台“定量包装机”，并不能直接推定该定量包装机是由合肥设备公司制造、销售。此外，在被控侵权产品制造完成时，侵权行为就已完成，侵权行为实施地应为被控侵权产品的制造地，显然涉案产品的制造地并非常州市。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适用“新法优于旧法”原则。“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适用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法和旧的一般法之间，或新的特别法和旧的特别法之间。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属于一般规定，而商标案件司法解释属于对商标权纠纷适用的特别规定，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商标案件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根据该规定，本案应由合肥中院管辖。根据法律规定，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应由制定机关裁决，本案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一致，应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决，一审法院无权对具体法律的适用作出认定。3、一审法院认定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产品销售地明显错误。合肥设备公司作为被控侵权产品的生产者只实施了生产行为，其将生产的产品分销各地，是生产行为的后续行为，不能以产品分销地确定生产者的侵权行为地，何况布勒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产品是合肥设备公司销售的。布勒公司二审答辩称，1、常州溧阳市是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首先，布勒公司提交的公证书已经确认被控侵权产品销售至常州的事实，且被控侵权产品的面板和铭牌均明确显示系合肥设备公司生产。合肥设备公司将产品销售至溧阳，必须派员工到现场进行安装和调试才能实现机器的正常使用。合肥设备公司到常州对侵权产品进行安装、调试的行为，属于销售行为的一部分，故合肥设备公司在常州从事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应认定常州是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其次，合肥设备公司将被控侵权产品销售至常州后，布勒公司在常州的声誉受到了损害，布勒公司在常州的的产品销量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常州市系侵权行为产生的直接结果发生地。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确定管辖。商标案件司法解释第六条并没有排除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具有管辖权，其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并不冲突。即使两个规定可能存在冲突，也应当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本解释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因商标案件司法解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故应不再适用。综上，合肥设备公司的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均在常州，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本案管辖，请求驳回上诉。本院经审查认为，合肥设备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及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中，布勒公司主张其在中国注册“”、“布勒”、“BULE”等八个商标，合肥设备公司使用“hfbule.com”域名，并在其生产的同类产品及官方网站上使用“布勒”、“”等标识的行为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布勒公司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合肥设备公司向溧阳龙渔公司销售了被控侵权产品，常州市为被控侵权产品的销售地，故一审法院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管辖本案，并无不当。合肥设备公司在上诉中还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明确侵权结果发生地可以作为侵权案件的管辖连接点，一审法院适用该规定确定本案管辖权并无不当。综上，合肥设备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合肥布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曹美娟代理审判员  刘 莉代理审判员  刘 燕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易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