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5民初70号 原告贵州省毕节市乐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毕节市麻园路。 法定代表人王祖刚，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晓华，贵州文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毕节金河化工有限公司，住所毕节市七星关区鸭池镇头步桥。 法定代表人刘淑芳，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浩，公司员工。 原告贵州省毕节市乐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达公司）与被告毕节金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祖刚、委托代理人刘晓华，被告金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乐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是：1、由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146215.73元；2、由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243864.72元。3、由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原告方因诉讼造成的损失。其诉讼理由是：2015年3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由被告提供格式合同。合同确定了标的物名称、交货地点、到厂单价、质量标准及奖扣方式、交货方式、运输方式、运费负担、计量方法、包装方式及包装货物费用负担、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异议处理、结算方式及付款、违约责任、争议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受理等条款。同日，原告与被告另签《合同补充协议》，确定由原告提供当月供煤数量（宝筑兴达粉煤）按每吨350元17%的增值税票给被告，原告以当月合同结算金额除去增值税部分提供运输票给被告。原合同其他条款不变。同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又签订由被告提供的与3月20日相同内容的格式合同。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补充协议》，将3月1日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宝筑兴达粉煤变更为镇雄水洗粉煤，将原约定的每吨350元17%的增值税票变更为每吨360元17%的增值税票，其他条款相同。同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再次签订与3月1日、6月1日相同格式合同。同日，原告与被告再次签订《合同补充协议》，将镇雄水洗粉煤价格在原合同价格基础上每吨下调20元，煤炭到厂合同价格按590元/吨执行，原合同其他条款不变。在合同履行中，对原告提交的标的物，均按合同规定的验收标准、程序予以验收，并经原、被告双方派出的人员签字确认，未产生争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第九项约定，每月25日为结算付款期限，第十一项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项下的约定，向守约方支付总金额30%的违约金。2016年1月31日，原告方法定代表人王祖刚与被告方财务部门代表魏荣琴（原告供煤中对验收报告单代表被告财务部门签字）对账结算，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146215.73元，按合同约定，被告最迟不得超过2016年2月25日支付原告的货款。原告方多次与被告协商，要求被告履行合同的约定，支付原告货款未果，至今超过两月有余，已违约。故提出前述诉请。 被告金河公司答辩称，答辩人是湖北宜化集团2007年整体收购原毕节国有企业贵州毕化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成立的一家民营化工有限公司。答辩人自2007年投资收购时，共支付老毕化电费1033万元，支付企业改制费用5000万元，承担350余离退休人员的社保、福利、生活补贴发放，为毕节市脱贫共建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为毕节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目前根据毕节市委常委办公会2006年14号会议纪要精神，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明确答辩人实施停产关闭，公司员工放假失业近一年，生活困难，多次到公司闹事和上访，要求尽快落实相关安置待遇，公司维稳工作压力巨大。由于公司压力大，已有大半年没有发放工资，相关停产关闭工作依然要积极推进；同时也希望得到被答辩人及法院的支持和理解。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违约责任是不合理且不正确的。根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合同第九条明确约定了结算方式及付款：“货到验收合格后，根据买方企业管理部质量验收及报告单，两票结算；运费由卖方代收代付，其中每吨开17%的增值税票；每月25日前全额提供给需方，逾期处罚1万元。”因此，在合同履行期间，答辩人并没有违反付款的相关约定，反而被答辩人至今未向答辩人开全税票。二、被答辩人主张的合同总金额30%违约金畸高。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违约，并主张支付违约金1243864.72元。该违约金的主张，答辩人认为已经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且根据前述原因，答辩人没有违约，也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答辩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被答辩人主张的4146215.73元货款于法无据，其主张的货款及金额没有得到答辩人的验收和结算对账。 原告乐达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法人的主体资格适格及法定代表人情况。 被告金河公司质证认为无异议。 二、三份煤炭买卖合同及七份补充协议，证明原告被告之间煤炭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原被告就合同权利义务、价款变动、违约责任等作了明确约定。 被告金河公司质证认为无异议。 三、2016年1月31日对账说明复印件，被告财务总管与原告法人对账后确认的金额，证明原告被告之间煤炭买卖合同结算，截止2016年1月31日，被告共计欠原告货款、煤款及运费4146215.73元。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款项的金额，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如期支付煤款及运费，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金河公司质证认为，是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复印件上写的魏荣琴我不知道是谁。 四、煤炭验收报告单复印件和对账说明二份，证明原被告间分批次以验收报告单的形式，经各部门审批，最后经总经理审核，证明原告供货符合合同要求，原件均存放在被告处，财务报表上审核人员为魏荣琴，证明魏荣琴的身份为被告财务人员，其在对账说明上写的“已核对，确认”系职务行为。魏荣琴以财务人员的身份对相应数值进行核对，数值客观真实。 被告金河公司质证认为，对账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魏荣琴在上面没有写明具体东西，也没有写具体时间，可能是在空白页上面复印上去的。验收报告单是复印件，记载的时间与买卖合同2015年3月签订时间是背离的，其煤炭验收单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五、2015年1月至8月被告出具的原料煤验收报告单20页，其中2015年4月供货单位为宝筑的煤款和运费报告单是原件，证明煤款和运费总金额是11856647.79元，该组证据以本次提供的为准。证明：原被告间自2015年1月起存在煤炭供应合同法律关系，延续存在2015年前。魏荣琴在2015年1月至8月均以财务部主管的身份签字确认。验收报告单是经被告分层级审批核准的，在2015年1月至8月所欠原告的款项为11856647.79元。 被告金河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有待核实。对2015年4月供货单位为宝筑的煤款和运费的报告单原件无异议。 六、对账说明（2016年1月31日和2015年3月24日）二份及已付款凭证（原告表示三、四组证据中的对账说明以该组为准）。证明2015年3月24日的说明系被告财务主管魏荣琴在与原告核对后出具，魏的行为是代表被告的职务行为，对账说明上所涉款项客观真实，能确定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该说明上欠款金额11964207.66元加上2015年1至8月份的未付款，再扣除其已付19784639.72元，得出被告欠原告款项本金为4146215.73元。2016年1月31日的对账说明，结合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的凭证，获得4146215.73的欠款金额，佐证2016年1月31日的对账说明是真实的，是经过双方对账核实的。 被告金河公司质证认为，我公司所有的对账说明都要加盖公司财务对账专用章，魏荣琴以前是我公司财务主管，但已经辞职。付款凭证没有我公司的财务对账专用章，付款具体数额需要核实。 七、增值税发票13张，金额是12310805元和货运发票共10张，总计金额1700万，原件已经提交被告财务总管魏荣琴，并经其确认，证明原告所收19784639.72元已出具1700万元的发票。被告财务部门总管魏荣琴一直在接收相应材料，魏出具对账说明是在认真核实后履行职务行为，被告应当承担支付款项的义务。 被告金河公司质证认为无异议。 被告金河公司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工作发放表，证明魏荣琴自2016年2月开始已不是被告员工。 原告乐达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明没有其他记录确认，是被告单方制作的，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是被告规避责任制造的证据。对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持有异议，对关联性持有异议，真实性基础不存在，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根据质证情况，对各方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一、二组证据，被告无异议，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原告已经表示以第六组中的为准，故该组证据不予确认。第四组证据中的对账说明，原告已经表示以第六组中的为准，不予确认；煤炭验收报告单，全是复印件，不予确认。第五、六、七组，被告对第七组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五组中有原件的煤款和运费报告单无异议，对第六组证据，被告并未否定真实性，只是认为具体数额需要核实，对此，从原告无异议的煤款和运费报告单可以看出，魏荣琴系被告金河公司就煤款、运费方面的财务审核人员，虽然第五组证据中其他证据是复议件，但魏荣琴于2015年3月份签署的对账说明上载明的截止2014年12月31日的欠款金额加上第五组证据显示的煤款、运费结算金额，再减去原告自2015年1月份至2016年1月份收到的金额，刚好等于魏荣琴于2016年1月31日签署的对账说明载明的截止2016年1月31日的欠款金额，因此三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予以全部确认。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系被告方单方制作，不予确认。 本院结合各方陈述，根据审查认定的证据，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原告和被告于2015年之前就存在持续的煤炭供应关系。2015年3月1日，原告和被告签订《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将原告向被告供应的大水洞粉煤，由原告根据当月供煤数量按时向被告提供350元/吨17%的增值税票（大水洞粉煤）给被告；原告以当月合同结算金额除去增值税部分提供运输税票给被告。 2015年3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被告提供的格式《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煤炭，合同约定了标的物名称宝筑兴达粉煤，交货地点买方煤厂，到厂单价605元/吨（含税）；结算方式及付款为货到验收合格后，根据买方企管部质量验收报告单，两票结算，运费由卖方代收代付，其中煤款开17%的增值税票（具体以结算价为准），剩余开运输税票，每月25前全额提供给需方，逾期处罚1万元；违约责任为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项下的约定，向守约方支付本同总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合同还就质量标准及奖扣方式，交货方式，运输方式，运费负担，计量方法，包装方式及包装货物费用负担，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异议处理，争议管辖法院等事项作了约定。同日双方就二票结算签订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由原告根据当月供煤数量按时提供350元/吨17%的增值税票（宝筑兴达粉煤）给被告；原告以当月合同结算金额除去增值税部分提供运输税票给需方。 同年3月24日，被告公司财务人员魏荣琴和原告公司人员共同签署对账说明，内容为：“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被告应付原告煤款及运费共计11964207.66元，原告欠被告增值税专用发票8272104.79元，欠运输发票13651886.69元。备注：欠款金额包含所有调节基金1157293.5元及2012年7月份代付款20万元。” 同年4月1日，原被告双方就原告供应的大水洞煤炭，签订《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从4月1日起煤炭到厂合同价格按597元/吨执行。 同年5月1日，双方及原告供应的宝筑煤炭签订补充协议，从5月1日起将宝筑煤炭到厂合同价格调整为585元/吨。 同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又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到厂单价为618元/吨（含税），标的物镇雄水洗粉煤，其余内容以双方3月20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一致。同日，双方就二票结算签订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由原告根据当月供煤数量按时提供360元/吨17%的增值税票（镇雄水洗粉煤）给被告；原告以当月合同结算金额除去增值税部分提供运输税票给被告。同年8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从8月10日起镇雄水洗粉煤到厂合同价格按610元/吨执行；同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从9月1日起镇雄水洗粉煤到厂合同价格按590元/吨执行。 同年9月1日，原告和被告再次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标的物为青龙粉煤，到厂单价为555元/吨（含税），其余内容与双方于同年6月1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一致。 2016年1月31日，被告公司财务人员魏荣琴与原告公司人员共同签署《对账说明》，内容为：“截止2016年1月31日，被告应付原告煤款及运费共计4146215.73元；原告欠被告增值税专用发票1492700.89元，欠运输费发票1195633.38元。” 另原告明确其第3个诉讼请求指的是被告承担诉讼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主张的货款及违约金应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首先，被告认可的2015年4月份的宝筑的煤款和运费的报告单原件（记载内容有到货数量、单价、结算吨位、结算总金额）显示，财务部审核意见栏由魏荣琴签署，这说明被告公司对外进行煤炭买卖交易，日常均由魏荣琴负责作出财务部审核意见，且被告也认可魏荣琴系被告公司财务主管的事实。对于被告提出的魏荣琴已经辞职的抗辩理由，《对账说明》签署于2016年1月31日，而被告自称的魏荣琴辞职时间是2016年2月，且还没有合法的证据能够予以证明，故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本案中魏荣琴和原告方签署的《对账说明》，其内容系原被告之间就账务、税票的核对，显然属于被告公司财务部职责范围，魏荣琴签署《对账说明》自然属职务行为，其后果对被告有约束力。其次，原告提供的第六组证据证中的2015年3月24日签署的《对账说明》上载明的截止2014年12月31日的欠款金额加上原告第五组证据（其中只有一部分系原件）显示的结算金额，再减去原告认可的自2015年1月份至2016年1月份收到的金额（原告提供了付款凭证，并对其中的差异作出了合理说明），刚好等于魏荣琴于2016年1月31日签署的《对账说明》载明的截止2016年1月31日的欠款金额，可见这几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这证明2016年1月31日的《对账说明》是经过仔细审核后做出的。现被告否认《对账说明》确定的欠款金额的真实性，但被告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能引起对《对账说明》确定的欠款金额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基于前述两点，2016年1月31日的《对账说明》的内容所明确的事实高度可能，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应当确认《对账说明》的内容所明确的事实真实客观。 基于此，结合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就结算方式及付款，违约责任约定的内容，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评判如下：对原告主张的货款4146215.73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双方《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凭两票（即增值税发票、运输发票）结算，所以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前提是提供足额的增值税发票、运输发票。根据2016年1月31日《对账说明》，被告欠付的货款为4146215.73，现原告尚欠增值税专用发票1492700.89元，运输费发票1195633.38元，该部分对应的货款为2688334.27元，该部分款项原告无权要求被告立即支付，仅能要求被告在其开具足额发票后支付；对于另外1457881.46元，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立即支付。 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1243864.72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一方违反本合同项下的约定向守约方支付本同总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因当事人前后签订多个独立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总金额无法明确，因此在计算违约金时只能以被告违约未付的金额作为计算基数。从前述第1点可知，被告仅就未支付1457881.46元构成违约，对未支付2688334.27元，因原告尚未开具足额发票，不构成违约。因此，违约金仅能以1457881.46元为基数计算即：437364.438元。对于被告辩称30%的违约金过高的理由，没有证据证明，不予支持。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仅支持437364.438元。 综上，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仅在上述范围内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毕节金河化工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贵州省毕节市乐达商贸有限公司货款1457881.46元；被告毕节金河化工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且原告贵州省毕节市乐达商贸有限公司向其开具1492700.8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1195633.38元的运输费发票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货款2688334.27元。 二、被告毕节金河化工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贵州省毕节市乐达商贸有限公司违约金437364.43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9531元，由原告贵州省毕节市乐达商贸有限公司承担32000元，被告毕节金河化工有限公司承担17531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被告各承担2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 可 审判员 陈红梅 审判员 徐 洪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詹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