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4民终7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52年9月1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无职业，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1945年4月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六枝特区平寨四角田煤矿退休职工，住贵州省六枝特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女，1975年8月31日生，黎族，中专文化，工人，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4（曾用名刘某6），女，1977年9月20日生，初中文化，无职业，黎族，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李某，女，1950年12月20日生，黎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刘某5，女，1953年3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现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原审第三人：龙某1，男，1970年8月11日生，汉族，小学文化，无职业，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原审第三人：龙某2，女，1966年8月17日生，汉族，小学文化，无职业，居民，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龙某3，女，1973年8月12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贵州省晴隆县，现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刘某1、刘某2因与被上诉人刘某3、刘某4、第三人李某、刘某5、龙某1、龙某2、龙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424民初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刘某1、刘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农村宅基地属集体所有，是指宅基地的所有权属集体所有，而不是使用权，一审认定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不属于遗产范围适用法律错误。父母死亡后，宅基地由子女继承继续使用符合我国农村习惯。一审判决于法无据，且不符合情理。2、一审认为刘文元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将老房屋框架、墙出售属另一法律关系，出卖所得价款不属于杨启珍遗产继承范围，上诉人不服。上诉人认为老房屋框架、墙就是属于杨启珍的遗产，刘文元一人无权出卖，现二被上诉人刘某3、刘某4未放弃继承刘文元的遗产，就应替其父亲刘文元返还出卖老房屋框架和墙所得的760元。3、一审认为刘文元卖杨启珍土地所得3万元不属于遗产范围错误。农民的承包地转让费和征拨费依法归农民个人所有，刘文元出卖杨启珍土地的承包权所得的3万余元属于杨启珍的遗产，应由杨启珍子女继承。4、一审认为上诉人主张92棵树木属遗产要求继承分配无证据支撑，不尊重事实。上诉人一审已提交村委出具的证明，一审判决却不采纳。村委的证明是指大树，不包括小树苗，一审组织现场清点时连小树苗清点在内，故多一棵属正常现象，不能以此否认村委证明的效力。5、上诉人刘某1入伍前承包的土地不得违法收回流转，刘某1持有优抚证，有权选择回乡生产生活，对杨启珍的宅基地有继承权，一审对刘某1提交的相关证据均不采纳，上诉人对此不服。6、一审认为刘某4、刘某3、李某提出刘某1提交的证据有伪造嫌疑，但因该证据不属本案认定事实依据，故对是否伪造本案不作处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经村干部亲笔出具并加盖村委公章，合法有效，一审本应作为定案依据，却因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的质疑，而不采信，上诉人对此不服。若上诉人伪造证据，依法应追究上诉人的责任；若上诉人没有伪造，则一审应当采信。7、一审认定上诉人新增加的诉请与原诉请法律关系不同，不应受理，且杨启珍1990年去世，上诉人2014年才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应驳回诉讼请求。上诉人已接受继承，1998年刘文元卖老房框架和石墙的行为属侵权行为，诉讼时效期间应从1998年起算，至今不到20年。8、二上诉人属杨启珍第一顺序继承人，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等于剥夺上诉人的继承权，将杨启珍全部遗产判归刘某3、刘某4，但杨启珍是两位上诉人生养死葬，刘某3、刘某4及二人父亲刘文元未尽任何义务，一审判决违背了继承法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均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均未作陈述。原审原告刘某1、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二原告继承父母留下的空屋基一个，二被告继承其父亲刘文元所卖老房框架及石墙所得人民币760元；二、老人留下的现有老屋基左边楸树17棵，椿树13棵，右边楸树13棵，椿树28棵，前面楸树8棵，椿树13棵，合计92棵，平均分配；三、二被告之父刘文元出卖母亲土地所得3万余元由原告继承分配；四、诉讼费由原、被告各自承担一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父亲刘忠汉与母亲杨启珍系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顶云乡八角村村民，共生育有五名子女，长子刘某2、次子刘某1、三子刘文元、长女刘文兰、次女刘某5，该五名子女长大后，除刘文元外均已迁出顶云八角村。原告父亲于1957年过世，母亲于1990年过世，长女刘文兰于1970年过世，三子刘文元于2003年过世。刘文元系被告刘某4、刘某3的父亲、第三人李某的丈夫；刘文兰系第三人龙某2、龙某3、龙某1的母亲。现原告刘某1、刘某2以父母过世后遗留财产未分配为由诉至我院请求分割遗产。另查明：原告刘某1、刘某2于2014年以请求继承父母遗产为由诉至我院，我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二十年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上诉后中院维持原判。2015年，原告刘某1、刘某2申请抗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继承人间具有家庭关系且遗产尚未分割，应认定为共同共有，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共有人诉请提出分割共有物，不适用诉讼时效为由作出（2015）黔高民再终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安市民终字第182号民事判决、贵州省关岭县人民法院（2014）关民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我院重新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属于可继承的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本案原告刘某1、刘某2主张的遗产为空屋基，被告父亲刘文元卖老房子框架、墙所得的760元、卖土地所得3万元及父母种植的椿树、楸树92棵。原告刘某1、刘某2请求继承空屋基一个，该空屋基即是指原告母亲在世时居住的老房屋的宅基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不属于遗产继承范围。因此，关于原告请求继承空屋基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刘某1、刘某2主张刘文元将老房屋的框架、墙等作价760元卖与他人，审理中原告认为该款应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分配。但原告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实该老房屋的权属证明等依据，根据审理中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该老房屋在1957年以前即由原告父母及五子女居住生活，原告父亲去世后也未对该老房屋进行遗产分配，该老房屋应属于母亲杨启珍、刘某1、刘某2、刘文元、刘文兰、刘某5按份共有财产；母亲杨启珍于1990年去世后，刘文元未取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将老房屋框架、墙出售，但刘文元的这一行为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出卖所得价款不属于杨启珍遗产继承范围。因此，原告关于刘文元卖老房框架和墙所得760元请求继承分配的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刘某1、刘某2主张刘文元卖母亲杨启珍土地所得3万元应继承分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不属于遗产范围；且原告刘某1、刘某2、第三人刘某5、龙某2、龙某3、龙某1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文元有出卖土地这一事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的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继承92棵树木，提供了村委出具的证明作为证据，但该证明上载明的树木情况与当事人在现场核对清点的树木情况不符，因此，村委出具的关于树木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老房屋范围内树木较多，无法核实树木的数量及树龄，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所有树木均是原告父母所种。因此，对原告认为92棵树木属于遗产要求继承分配的诉讼请求，没有证据支撑，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刘某5、龙某2、龙某3、龙某1请求继承可继承的财产，但由于原告父母未遗留可供继承的财产，因此对第三人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审理中，被告刘某4、刘某3、第三人李某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黔高民再终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中已明确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对被告刘某4、刘某3、第三人李某关于本案应适用诉讼时效予以驳回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审理中，被告刘某4、刘某3、第三人李某认为原告刘某1有伪造证据的嫌疑，但其认为有可能是伪造的证据不属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对刘某1是否伪造证据一事在本案中不作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1、刘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原告刘某1、刘某2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诉请的空屋基、卖老房屋框架及石墙所得760元、树木92棵、出卖土地所得3万余元是否应当作为遗产进行分配。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的空屋基，属于农村宅基地，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民以户为单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上诉人所称父母死亡后，宅基地由其子女继续使用，是基于子女作为该户成员的身份而享有的权益，并不是基于继承而享有的权益。上诉人已于1980年之前将户籍迁至设区的市成为城镇居民，不再属于争议宅基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一审法院认为宅基地不属于遗产继承范围，适用法律正确。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卖老房屋框架及石墙所得760元。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老房屋的所有权人是杨启珍，故其主张刘文元卖老房屋框架和石墙所得的760元应作为遗产分配，无事实依据，若上诉人主张刘文元私自出卖家庭共有财产，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此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主张的树木92棵。上诉人提交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写到刘忠汉、杨启珍留下的树木，现有楸树38棵，椿树54棵，合计92棵。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争议地上的树木进行清点时，刘某1、刘某2、龙某3清点的结果为椿树共50棵，楸树共26棵，砂树共17棵，该结果经龙某3、刘某4、刘某1、刘某2、龙某2签字确认。村委会出具的证据不仅树木的棵数与现场清点不一致，树木的种类也不一致，该证明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争议的树木生长在刘文元为户主承包的土地上，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争议地上的树木系其母亲种植，故其主张争议地上的92棵树木应作为遗产分割，无事实依据。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出卖土地所得的3万余元。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依法不得买卖，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父亲刘文元将杨启珍的承包土地转让他人，并取得3万余元，故其该诉请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驳回该项诉请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一审中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即为刘文元出卖土地所得的3万余元，一审法院已受理并依法作出判决，上诉人称一审认为法律关系不同不应受理且已过诉讼时效应驳回诉请，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刘某1称其属于持有优抚证的退伍军人，入伍前承包的土地不得违法收回流转，其有权回乡生产生活。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上诉人刘某1主张的是对杨启珍的遗产享有的继承权，农村土地及宅基地以户为单位承包、使用，不属于遗产继承范围，本案并不涉及刘某1是否有权回乡生产生活。上诉人所举的村委会1991年8月25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要求鉴定，因该证据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一审法院未准许鉴定，且未将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已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定书确认，上诉人无需另行举证证明，基于此一审法院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作进一步鉴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已明确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的原因在于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分割的财产属于杨启珍的遗产，一审判决并未剥夺二上诉人的继承权，其上诉所称将杨启珍遗产全部判归刘某3、刘某4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刘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刘某1、刘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阮 素 芬审判员 李 德 江审判员 陈 雯 贞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胡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