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鄂民申247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大发，男，195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斌，湖北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随州市红旗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住所地湖北省随州市经济开发区吴家老湾村一组。法定代表人：何志国，该校校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随州市交通大道中段（市场开发经营管理局1-2楼）。负责人：詹海峰，该公司经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何迪，女，198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何志国，男，196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洪梅，女，196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胡随清，女，195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运秀，女，196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县，再审申请人张大发因与被申请人随州市红旗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以下简称红旗驾校）、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何迪、何志国、王洪梅、胡随清、杨运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3民终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大发申请再审称，（一）红旗驾校与张大发之间的企业内部业务承包，是企业的一种经营方式，这种承包不能改变双方的劳动关系。张大发系在执行职务工作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致第三人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应由单位承担责任，张大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原终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认定张大发与红旗驾校签订的《车辆承包和定点培训安全协议》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是合同纠纷，张大发与红旗驾校之间签订的上述协议是否有效，人民法院不应审查。并且无论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均不能改变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院审查查明，2014年3月24日14时许，在湖北省楚苑生态疗养院的练车场地内，杨运秀在进行驾驶训练时，将同在场学习驾驶的何迪撞倒并碾压，导致何迪损伤，张大发作为教练员，事发时，不在副驾驶座位上。何迪受伤后，分别在随州市中心医院及武汉同济医院治疗，住院220天，共用医疗费247617.97元。2014年10月30日，随州正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随州正义司法鉴定中心（2014）医鉴字第2570号司法鉴定书，结论意见为：（一）被鉴定人何迪脊髓损伤致完全性截瘫伴二便失禁属一级伤残；（二）被鉴定人何迪胸部损伤致多发性肋骨骨折属九级伤残；（三）在其生存期内属完全护理依赖；（四）前期医疗费应以临床治疗实际发生为准；（五）后续治疗费用（包括二次手术费用）拟定为38000元。2014年10月29日，武汉艾格美康复器材有限公司作出编号为武汉艾格美鉴字（2014）第186号残疾辅助器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结论意见为：1、被鉴定人需装配国产普及型髋膝裸足截瘫矫形器，目前价格为30000元整。另需配置：助行器，价格为328元，国产通用功能轮椅，价格为1200元；2、髋膝裸足截瘫矫形器和助行器、轮椅的使用年限为三年，在使用年限内需维修费用为其价格的10%；3、被鉴定人初次装配需住院装配和康复训练时间为15日左右；再次更换功能训练的时间为7天左右；4、以上辅助器具的更换次数，参照被鉴定人所在地人均寿命。红旗驾校是普通合伙企业，本案事故发生时，其合伙人分别为何志国、王洪梅、胡随清。何迪的经济损失有：残疾赔偿金497040元（24852元/年×20年）、护理费520160元（28729元/年×20年）、医疗费247617.97元、后期治疗费38000元。误工费25930.2元（43217元/年÷365天×定残前一日即219天）、残疾器具费563372元[（30000元+328元+1200元）×110%×16+矫形器12000元]、鉴定费3150元、交通费3000元（酌定）、被扶养人刘馨怡（2008年9月4日出生）生活费108426.5元（16681元/年×12年÷2人）、住院伙食补助费22000元（220天×100元/天）、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酌定），共计2058696.67元。2013年6月18日，红旗驾校为其所有的鄂S0675学教练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其中交强险的赔偿限额为122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为100000元，未投不计免赔险，按照保险条款约定，负事故全责的免赔全责的免赔率为20%。红旗驾校先行支付何迪医疗费332000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先行代为红旗驾校支付何迪保险理赔款50000元。以上款项合计382000元。湖北省交通运输管理局2010年8月3日向红旗驾校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许可该校从事驾校培训，有效期截止2016年7月31日。张大发与红旗驾校2012年11月19日签订《车辆承包和定点培训安全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红旗驾校向张大发提供鄂S0900学教练车培训学员，张大发向驾校交付有关费用；张大发培训学员引发的交通事故由其自行赔偿，与红旗驾校无关；双方合作期为三年。2014年3月24日，张大发用其持有的红旗驾校鄂S0900学教练车与红旗驾校教练金从军持有的红旗驾校鄂S0675学教练车互换，用以培训学员。张大发在使用鄂S0675学教练车培训学员过程中发生本事故。何迪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红旗驾校、张大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何志国、王洪梅、胡随清、杨运秀赔偿其经济损失共计2144303.47元。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2015年11月5日作出（2014）鄂曾都民初字第01821号民事判决：一、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五日内，向何迪支付保险金200000元[其中在交强险内赔偿120000元（即医疗费10000元、残疾赔偿金1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80000元（即100000元×80%）]，扣减已先予执行的50000元，应支付150000元；二、随州市红旗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何迪经济损失1858696.67元（即总损失2058696.67元－保险应赔偿200000元），扣减已支付的医疗费382000元（含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支付的50000元，随州市红旗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实际支付332000元），还应支付1526696.67元；三、驳回何迪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07元，由随州市红旗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负担。红旗驾校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均不服，分别向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2016年8月18日作出（2016）鄂13民终26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4）鄂曾都民初字第01821号民事判决；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向何迪支付保险金200000元[其中在交强险内赔偿12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80000元]，扣减已先予执行的50000元，还应支付150000元；三、随州市红旗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赔偿何迪661906.21元，张大发赔偿何迪661906.21元，随州市红旗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张大发相互对对方承担的赔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何志国、王洪梅、胡随清对红旗驾校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代随州市红旗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赔付的80000元，随州市红旗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已向何迪赔付的332000元，从随州市红旗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承担的上述赔偿义务中予以扣减；四、杨运秀赔偿何迪330953.11元；五、驳回何迪其他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607元，由何迪负担2000元，随州市红旗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张大发各自负担3300元，杨运秀负担20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234元，由随州市红旗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张大发各自负担3000元，杨运秀负担1834元，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中心支公司负担4400元。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张大发与红旗驾校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张大发根据其与红旗驾校2012年11月19日签订的《车辆承包和定点培训安全协议》主张其为红旗驾校的职员，而红旗驾校则主张双方为挂靠关系。从上述协议的文义理解，该协议为承包合同，即红旗驾校将其教练车培训业务发包给张大发经营，因此，该协议不能证明张大发为红旗驾校的职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该规定，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考量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上述成立劳动关系的实质构成要件。本案中，张大发未举证证明其工作过程中，受红旗驾校监督和管理或受红旗驾校有关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也未举证证明红旗驾校按期向其发放工资。张大发主张其与红旗驾校之间系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张大发与红旗驾校签订的《车辆承包和定点培训安全协议》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同法第八十条规定：“被许可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二）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红旗驾校取得驾驶员培训行政许可后，没有亲自经营而将行政许可经营的教练业务发包给没有获得行政许可经营权的张大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上述规定。故原终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关于“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认定张大发与红旗驾校签订的《车辆承包和定点培训安全协议》无效，并无不当。因上述协议效力的认定涉及张大发与红旗驾校的法律关系及双方过错的认定，从而涉及是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二审法院对上述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并无不当。因此，张大发关于“人民法院不应审查上述协议的效力，原终审判决认定上述协议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张大发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红旗驾校违反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擅自将其获得的许可事项发包给张大发，以及让张大发所带学员以自培名义参加考试，还有双方有关驾培行为由张大发对外承担责任的约定，均是企图规避作为驾驶培训机构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的行为。张大发的教练证2013年到期，红旗驾校知道或应当知道张大发的教练证2013年到期，但双方仍于2012年签订长达三年的承包合同，红旗驾校违法将其培训业务发包给张大发，以及张大发在非法的训练场培训学员的行为，均属违法行为。双方对于张大发的培训行为造成何迪受害均存在过错，红旗驾校、张大发均应对上述违法行为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关于“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红旗驾校、张大发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终审判决认定红旗驾校、张大发各自承担40%责任赔偿，红旗驾校、张大发对对方承担的赔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张大发关于“其与红旗驾校系劳动关系，其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终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大发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其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大发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邢 勇审判员 龚 璟审判员 邬文俊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吴雨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