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391民初1448号原告：沈某某，男，1955年3月9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苏光品，广东衡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钟翠茜，广东衡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某，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某某，男，197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马成潭，广东广大（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深圳市新某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某某，男，197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马成潭，广东广大（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何某某，男，1963年8月5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张某某，男，197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马成潭，广东广大（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郑某某，男，197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代井波，广东凯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廖汉琴，广东凯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沈某某与被告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源公司）、第三人深圳市新某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某建公司）、第三人何某某、第三人郑某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23日、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苏光品、钟翠茜、被告某源公司、第三人何某某、第三人新某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成潭、张某某、第三人郑某某的委托代理人代井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某某诉称:经中间人介绍，郑某某知悉某源公司拟转让其拥有的、位于大亚湾澳头XXX、面积60985.5平方米的商住用地。郑某某了解用地的相关情况后，找到原告，希望与原告共同投资该土地开发项目。原告经实地查看并了解相关情况后，也看好该土地的开发前景和投资价值。因此，原告与郑某某达成一致，决定共同收购、投资该土地项目。因为原告的生意遍及深圳、北京、湖南等地，平时经常各地奔波忙碌，工作非常繁重，时间非常紧张，如果原告与郑某某就该项目共同与转让方协商并签订有关的合同文件，则原告基本无暇做到（因为有关合同的谈判磋商、合同文件的签署不是一次或两次能实现的，需要多次往返处理），鉴于原告与郑某某是老乡，又同是深圳潮汕商会的成员，因此，原告与郑某某商定，决定由郑某某与转让方磋商有关土地的转让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但是项目由原告和郑某某按照各50%的比例进行投资并享有相应的权益，待土地收购完成后，由共同组建的项目公司来经营、运作该房地产开发项目。经郑某某与某源公司的股东，即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协商，决定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实现对项目用地的收购，据此于2014年3月6日，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与郑某某签署了《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土地项目转让合同》。原告在该合同签署的前一天，即2014年3月5日向郑某某账户汇付了3000万元，郑某某按照合同约定，于2014年3月6日向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指定的深圳市新某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账户汇付了5000万元定金。根据《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的约定，郑某某需在2014年4月30日前向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支付1000万元，于是，2014年4月30日原告向郑某某账户汇付了500万元，随后，郑某某于2014年4月30日向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指定的深圳市新某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账户汇付了1000万元。按照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与郑某某签订的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在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5000万元定金后，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将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和相关银行印鉴交由转让方和受让方派出的代表共同监管，据此，双方将上述印章在深圳市建设银行开设保管箱托管，经各方一致同意，保管箱由新某建公司派出的代表秦理设定密码，由原告派出的代表游少云（原来派出刘鸿，后改为原告公司的财务人员游少云）设定指纹。启用印章需经各方同意，并由新某建公司的代表和原告的代表共同到建设银行开启保管箱。（注明：在上述印章共管后，因签署项目用地土石方工程合同，经各方同意，共同开启保管箱启用过公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为了维护和确定自己的权益份额，通过郑某某与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商议，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郑某某一致同意，由某源公司和新某建公司、何某某向原告作出并出具股东会决议文件。2014年5月20日，某源公司全体股东（即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作出了《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1、同意公司股东深圳市新某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公司63%股权分别转让给沈某某先生50%和郑某某先生13%;2、同意公司股东何某某先生将所持有的公司37%股权全部转让给郑某某先生持有；3、公司股东同意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剩余一亿元转让款项应于2014年7月30日前付至共管账户，但是，由于在2014年6月、7月，因新某建公司与案外人债权债务纠纷，导致新某建公司持有某源公司63%的股权分别被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和惠州大亚湾区人民法院查封冻结，使股权转让合同无法履行。2014年7月31日，郑某某通知原告：新某建公司与他人债权债务纠纷，通过调解已基本协商一致，这两天将会签署调解协议，并解除对股权的查封冻结，因此，剩下的一亿元转让款也要准备付给对方。据此，从2014年7月31日至2014年8月13日，原告分11笔，累计向郑某某支付了3900万元款项，这些款项按照郑某某的指示付至其指定的郑某某的公司“深圳市某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郑银波的银行账户（详见银行汇付款项的交易记录）。后来，郑某某告诉原告：因项目用地开挖土石方工程遭当地村民阻挠，目前纠纷尚未解决，原股东（即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还在协调中（注：该纠纷最后在2014年8月28日才协调解决），并且按照合同约定应由原股东（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负责办理的项目用地《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注：原规划设计条件过期，申请延期或重新申办）到目前尚未办妥，因此，转让款先不支付给对方，待上述问题解决好了再付。原告同意郑某某的意见，并同意已汇付给郑某某的3900万元款项不用先退回给原告，待付款条件具备时由郑某某径行支付给转让方，至于原告按50%投资比例尚需补足的一点尾款，在向股权转让方支付剩余款项的付款条件具备时，由郑某某通知原告，原告随时补足。之后，原告忙于自己的生意，无暇对该项目收购及后续履行作过多关注，并一直以为股权转让方应配合履行的有关义务尚未完成，付款条件尚未成就。直至最近才知道：因郑某某迟延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项，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向大亚湾法院起诉郑某某，要求解除合同，没收定金。原告认为：原告对于《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项下的目标公司——某源公司享有50%的股权及相应的股东权益，原告对目标公司享有50%的股权已经某源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同意、认可，并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表决通过，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作出了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予以确认。原告按照股权转让合同和有关约定履行了支付转让款项的义务，至本案提起诉讼之日止，原告合计付出超过7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其中有6100万元已经由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确认收妥。原告对于目标公司享有的50%的股权，虽未经登记机关登记，但是，并不影响原告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根据《公司法》规定，股权转让是公司内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转让行为只要属于转让方与受让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不违反《公司法》设定的限制性条件（例如股权不存在瑕疵和转让限制、向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须经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不侵犯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等）的情况下，股权转让自转让方与受让方达成一致时股权转让行为即生效。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是在公司外部产生的行政管理行为，登记行为本身并不创设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只是一种宣示行为，经过登记的内容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原告认为：原告虽然委托郑某某与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签订有关股权转让合同，但是作为股权转让方的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均清楚股权的实际受让人是沈某某和郑某某，并且在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实际参与了合同的履行，派出财务人员监管目标公司的印章。郑某某虽受原告委托代表原告和郑某某本人与股权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转让的股权为100%股权，但是，郑某某所受让的股权实际是原告和郑某某各占50%，作为转让方的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也是已经书面确认的，并且原告已经履行了支付50%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因此，原告对目标公司——某源公司享有50%的股权，经过了相关当事人新某建公司、何某某、郑某某的确认、认可，真实、合法、有效。鉴于新某建公司、何某某、郑某某正在进行关于解除《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的诉讼，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同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l、请求依法判决确认原告对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享有50%的股权及相应的股东权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第三人新某建公司和第三人何某某共同辩称：一、沈某某不是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人，没有参与履行涉案合同，不是本案适格主体。1、沈某某不是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人。涉案的《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日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是由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即股权出让方）与郑某某所签署，新某建公司、何某某和郑某某才是该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人。郑某某也从来没有告知答辩人其受沈某某委托收购某源公司股权事宜。2、沈某某没有参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不享有合同权利，也没有履行合同义务。从答辩人与郑某某洽谈、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一直到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及郑某某逾期付款后商谈付款和解除合同过程中，答辩人与沈某某素不相识，沈某某从来没有出现过，郑某某也从来没有告诉过答辩人有关沈某某投资或受让涉案股权事宜。在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涉案股权转让款（定金5000万元、前期投入补偿款1000万元和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全部都是由郑某某向答辩人支付的，履行合同的所有环节都是由郑某某（或其代派）参与的，在郑某某逾期付款后，出面与答辩人商谈付款事宜的也是郑某某，答辩人一直也是向郑某某催收股权转让款和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二、涉案股东会决议并未实际履行，沈某某尚未取得某源公司股东资格，不享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1、《股权转让合同》的有效履行是《股东会决议》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否则，股东会决议只是一纸“空文”。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二项约定，答辩人配合郑某某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前提条件是郑某某将股权转让款1亿元付至双方开立的银行共管账户；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约定，如果郑某某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答辩人可以拒绝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因此，涉案股东会决议尚不具备履行的条件。2、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当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需的股东会决议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内容条款不一致时，应当以股权转让合同内容条款为准。涉案股东会决议是答辩人应郑某某的要求出具的，《股东会决议》文本也是由郑某某撰写和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中的拟进行工商登记的受让人（包括“沈某某”）也是由郑某某安排的股份代持人。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七条约定“双方确认本合同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愿，双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在相关政府部门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时所签署的有关协议、合同或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与本合同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合同约定为准”，股东会决议仅仅作为将来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所需文件之一，其内容与股权转让合同不一致时，应当以股权转让合同为准，即受让股权一方为郑某某，而不是沈某某。沈某某仅仅是郑某某指定的其受让股份的（部分）代持人，而非股权转让合同中的股权受让人。3、涉案股东会决议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实际履行，郑某某、沈某某均未取得股东资格，也没有履行过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股权转让双方首先应受到《股权转让合同》的约束，股东会决议虽然出具，但因郑某某没有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双方尚不具备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某源公司章程修改也没有（对股东）进行修改，郑某某（包括其指定的代持人沈某某）尚未取得股东资格，至今也没有行使过股东的权利，也没有承担过股东的义务，某源公司股东仍然是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这种与股权转让合同存在矛盾的股东会决议，是不具备履行的客观条件和法律效力的。三、沈某某向郑某某支付的款项不能证明系沈某某向答辩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沈某某支付的款项与股权转让没有关联性，沈某某与郑某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与答辩人无关，与答辩人与郑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无关。1、答辩人与沈某某没有合同关系，答辩人不知道沈某某与郑某某之间是否存在受让某源公司股份的相关约定，即使有约定，该约定对答辩人也不具有法律效力。2、沈某某诉称其向郑某某（包括郑某某公司财务郑银波）支付过7600万元就是其向答辩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金钱是种类物，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明该款是沈某某向答辩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更无法排除沈某某与郑某某之间存在其它经济往来或业务关系。3、沈某某向郑某某付款的时间、金额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应付款时间、金额无法对应，足以证明沈某某所述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不符合生活常理。沈某某在起诉状中诉称其受让50%的股份并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但其付款的对应的时间、金额却无法证明其履行了“受让方”的合同义务。沈某某向郑某某付款的时间、金额与郑某某向答辩人付款的时间、金额，以及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郑某某应付款的时间、金额存在较大的差距和矛盾，且前后无法自圆其说。四、本案与贵院正在审理的答辩人与郑某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2015）惠湾法民二初字第407号】的审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答辩人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沈某某本人已经作为第三人参与了(2015)惠湾法民二初字第407号案件的审理，如果该案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沈某某的诉讼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在（2015）惠湾法民二初字第407号案件尚未审结前，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或直接予以驳回。五、沈某某利用其与郑某某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制造股权转让的连接点，在违背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在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况下，以股权转让纠纷另案提起本诉，查封答辩人名下股权，滥用诉权，恶意阻止答辩人将来转让股权。因沈某某滥用诉权给答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答辩人将保留向沈某某主张赔偿损失的权利。被告某源公司同意第三人新某建公司及何某某的答辩意见。第三人郑某某辩称：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没有异议，但对原告将郑某某列为被告有异议，郑某某不是股东会决议的出具人，也不是原告诉请的相关权利义务的履行人，不应将郑某某列为本案被告。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2、新某建公司工商查询资料、何某某、郑某某的身份证。证明三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3、《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及某源公司的工商查询资料。证明原告经郑某某与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即何某某、新某建公司协商，决定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实现对项目用地的收购，据此郑某某与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于2014年3月6日签署了该份合同；4、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某源公司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决议新某建公司所持有的某源公司63%股权分别转让给原告50%和郑某某13%，何某某所持有的某源公司37%股权全部转让给郑某某。即全体股东均知晓并已书面确认原告是某源公司50%股权的受让人，对某源公司享有50%的股权；5、原告名下的银行流水。证明原告自2014年3月5日至2014年11月4日合计向郑某某及郑某某指定的第三人汇付了人民币7600万元的款项，用于按时支付原告作为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50%股权的实际受让人应承担的股权转让款。郑某某已支付给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的人民币6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绝大部分是原告实际支付的，原告已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6、民事起诉状、大亚湾法院开庭传票。证明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在明知原告对于某源公司享有50%股权的情况下，擅自单独向郑某某提起诉讼，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没收定金等，其诉讼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新某建公司及何某某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不能够证明其证明内容，相反该证据证明了原告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人，不是股权受让方，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合同明确约定涉案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郑某某一个人，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也由郑某某向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支付，至于郑某某履行完股权转让合同的付款义务后对其受让的股权如何处置与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无关，并且目前涉案的股权尚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仍然登记在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名下。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该股东会决议应当结合其形成的背景进行综合判断，该决议不是某源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决议当中的原告的名字是在郑某某指定的将来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时候的股权代持人，该股东会决议执行的前提条件是郑某某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在股权转让合同没有得到有效履行的情况下该股东会决议是不具备履行的条件，也没有履行的法律效力。而且原告也没有按照该决议向新某建公司或者何某某支付任何的股权转让款，因此该股东会决议不能改变郑某某与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按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相应的义务的规定。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其中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单有缺失，不完整，造成其支付的银行流水信息不全面、不客观。其中原告浦发银行的流水单和第二页仅证明原告分别于2014年3月5日对外支付了3000万元，于2014年4月30日对外支付了500万元，至于收款方，该流水单并没有反映，没有收款人的姓名及账号信息等，第3、4、5页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缺少了第1、2、3、6、7页，选择性提供了第4、5、8页，即原告可能隐瞒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交易对方的资金往来情况，建议法庭要求原告补充提交。且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向尾号为9938的账户支付了43132667元，但是在原告的诉请当中却遗漏了三笔款项，其中一笔是2014年8月1日的50万元，第二笔是2014年8月29日752667元，第三笔是2014年10月30日的88万元，上述支付的款项不能证明与涉案的股权转让款有关，而且在郑某某最后向新某建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款项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以后，原告还陆续向上述账户支付款项，足以证明原告与上述账号当中的持有人之间有其他的经济往来和业务关系。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同时证明407号案与本案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标的是相同的，主体也是相同的，但原告刻意向法院隐瞒了其作为第三人参加上述案件的事实，又以同样的案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属于滥用诉权，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补充质证意见：1、证据没有连续性，工行鸿翔支行流水缺少1、2页。2、没有证据证明银行流水与本案有关系，工行鸿翔支行流水勾画的十三笔用油笔标注郑银波、钟满珍，不知道是谁，与本案有何关系。3、证据里工行黄贝支行银行流水勾画的收款方不知道是谁。4、工行鸿翔支行同样的账户尾号为9938的收款账号向原告的8861账号汇款3笔共250余万元，不知道对方想证明什么。被告某源公司同意第三人新某建公司、何某某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第三人郑某某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何某某、新某建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居间服务协议》。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在居间人的撮合下签署的，在洽谈、协商、签署居间合同时已经明确股权受让方为郑某某，沈某某当时并没有出现；2、《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3、《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证明沈某某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沈某某与股权转让方新某建、何某某不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合同约定的股权受让方只有郑某某，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沈某某从来没有出现过，新某建、郑某某不认识沈某某，也没见过沈某某，郑某某也没有告诉过新某建、何某某其与沈某某共同受让某源公司股权事宜。双方在合同第七条中还特别约定，在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过程中所签署的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与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合同内容条款为准；4、付款凭证。证明郑某某分别于2014年3月6日向新某建支付股权转让定金5000万元；于2014年4月30日支付前期投入补偿款人民币1000万元；2014年6月10日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0万元，共三笔款项6100万元，最后一笔支付的时间是2014年6月10日，此后未再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上述款项均是郑某某名下支付，也就是说履行股权转让合同项下付款义务的是郑某某，而不是沈某某，郑某某也从来没有说过代沈某某支付上述款项；5、《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二）。证明在郑某某严重违约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在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后1年多的时间，在新某建、何某某与郑某某在签署《补充协议（二）》时，对各方履行股权转让义务情况进行总结及重新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时间、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等重要事项，涉及对原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重要事项进行变更时，沈某某也没有出现和参与，股权受让方也只有郑某某，至此，郑某某也没有告诉过新某建、何某某，其与沈某某共同受让某源公司股权事宜；6、付款申请。证明在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2014年6月10日，新某建向郑某某申请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0万元，即郑某某为合同相对人和股权受让方；7、2014年9月25日关于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函。证明郑某某违约后，新某建、何某某通过书面函件告知郑某某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将股权转让款付至共管账户，即合同相对人为郑某某；8、2015年7月31日通知函。证明郑某某违约后，新某建、何某某通过书面函件告知郑某某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否则按合同约定解除合同，没收定金，并要求郑某某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上述函件也是发给郑某某的，即合同相对人为郑某某；9、2015年8月11日律师函。证明在郑某某严重违约逾期付款的情况下，新某建、何某某通过委托律师向郑某某发函，要求与郑某某立即解除合同，没收定金，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也就是说，从股权转让合同签署至双方最后函件往来，承受和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偿协议义务的均为郑某某；10、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证明沈某某在新某建、何某某诉郑某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已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又以股权转让纠纷提起诉讼，属于滥用诉权，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驳回。补充证据：11、收款收据。证明新某建公司收到了郑某某支付的股权转让定金等款项6100万元，新某建公司向郑某某开具了相应的收款收据。12、保管箱租用协议。证明签署该保管箱租用协议的游少云是代表郑某某，与新某建公司的代表李荣德于2014年4月18日在建行罗湖支行租用了保险箱用于保管某源公司的公章等印鉴，游少云签署该协议和办理相关手续时，原告的名字尚未出现，股东会决议还没有出具，足以说明了游少云是郑某某的代理人，而非原告的代理人。原告对何某某、新某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因为原告不清楚这个事实，与原告无关。对证据2、3、4、5、6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我方认为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证明内容。对证据7、8、9的三性不予认可，因为与原告无关，原告也不清楚。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我方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是原告滥用诉权和一事再理，因为原告在作为第三人参加的诉讼当中是作为没有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的，所以与本案没有冲突。对被告当庭补充提交证据11、12当中的6100万元的收据没有异议，对保管箱租用协议有异议，我方认为被告据此证明游少云是郑某某的代理人是错误的，因为游少云是原告公司的财务人员，他的行为都是受原告的指派和委托去完成的，当然是原告的代表。郑某某对何某某、新某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因为这份协议是新某建公司与案外人签订，与郑某某无关。对证据2、3、4、5、6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签约付款是郑某某，不代表实际履行人就全部是郑某某本人，与新某建公司、何某某出具的股东会决议矛盾。对证据7、8、9的三性均有异议，郑某某没有收到上述通知。对证据10没有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2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协议的乙方游少云是原告的员工，恰好证明原告对新某建公司、何某某和郑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具有权益和关联性。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6日，新某建公司、何某某与郑某某签订了一份《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主要内容有：一、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甲方）作为转让方，郑某某作为受让方（乙方），甲方持有某源公司100%的股权（其中新某建公司63%的股份，何某某占37%的股份）；二、某源公司名下拥有位于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澳头洗马湖商业与居住用地一块，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为惠湾国用（2011）第13210300590号，某源公司对项目用地拥有100%份额的土地使用权；三、甲方将项目用地全部使用权以转让某源公司100%股权的形式转让给乙方；四、转让价款为150000000元，付款方式为，本合同签订生效后于2014年3月7日前，乙方支付定金人民币5000万元至甲方指定账户。乙方依约付清转让定金人民币5000万后，双方将对某源公司的相关印鉴（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在深圳建设银进行共管。该项目的前期报建、规划设计等事宜甲方指派专人协助办理。2014年7月15日前，乙方将余款人民币壹亿元整付至新某建公司开立的银行账户，此账户由双方共管。该共管账户由新某建公司与郑某某到双方认可的银行共同开立，郑某某留私章，新某建公司留财务章。在乙方支付前述人民币壹亿元整至共管帐户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积极配合郑某某准备好某源公司股权变更手续的全部申请文件并向惠州大亚湾区工商行政部门递交相关文件。乙方取得某源公司的100%股权在惠州大亚湾区工商部门股权登记回执当日，双方将共管账户中人民币壹亿元整解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双方约定余款人民币壹亿元整的最迟支付时间2014年7月30日。在合同签订的当日，新某建公司、何某某与郑某某签订《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双方约定：双方确认某源公司的股权及项目用地转让价款总计人民币壹亿柒仟万元整，即在原合同约定的项目用地转让价款外，乙方另支付甲方人民币2000万元整作为乙方对甲方前期投入的补偿款。付款方式为在2014年4月30日之前，乙方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整至甲方在原合同中指定的账户，剩余人民币1000万元整作为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期后事项的保证金。2015年6月18日，新某建公司、何某某与郑某某签订《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二），双方约定：一、双方共同确认如下事实：1、乙方己按原协议约定向甲方前后共支付款项人民币6100万元整（其中合同定金人民币5000万元、前期投入补偿款人民币1000万元整、代支付股权转让居间费用人民币100万元整），尚欠甲方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900万元和前期投入款人民币1000万元整，上述款项已符合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目前由于乙方资金紧张原因尚未支付。2、甲方己按原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并妥善处理了乙方提出的附加处理事项。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不存在任何需要先履行的合同义务。3、甲乙双方尚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和交接手续。二、鉴于原协议的履行情况和乙方的实际情况，双方同意上述协议项下款项适当延长，但乙方保证并承诺在2015年7月30日前向共管账户（双方已开立）支付人民币10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同时乙方在2015年7月30日前向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己出具委托付款函）支付前期投入补偿款人民币700万元（委托支付的人民币700万元，由乙方按甲方的委托付款函与收款人协商支付），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10900万元。上述款项如逾期支付，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按上述款项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三、甲乙双方必须在人民币10200万元款项到达共管账户后3个工作日办理股权变更的所有材料，共同向惠州市大亚湾区工商行政部递交申请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在取得工商行政部门出具的申请股权变更登记回执当日，乙方应当无条件配合甲方将共管账户内的款项人民币10200万元整解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四、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上述款项人民币10200万元后5今工作日协助办理股权公司的各项交接手续。五、原协议约定内容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签订后，因郑某某未按补充协议（二）履行付款义务，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于2015年7月31日向郑某某发出通知函，通知郑某某在收到本通知函之日起5日内按补充协议（二）履行相应付款义务，否则将按双方2014年3月6日签订的《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第五条、条六条之约定解除合同，没收定金，并要求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此后，郑某某仍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广东广大（深圳）律师事务所马成潭律师受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委托于2015年8月11日向郑某某发出律师函，主要内容是因郑某某逾期仍未付款构成严重违约，自收到本函之日起，立即解除双方签订的《惠州市某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2014年5月20日，某源公司出具一份《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一、同意公司股东新某建公司将所持有的公司63%股权分别转让给沈某某50%和郑某某13%；二、同意公司股东何某某将所持有的公司37%股权全部转让给予郑某某持有。三、公司股东同意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股东新某建公司、何某某分别在决议上签字盖章。新某建公司和何某某于2015年8月11日委托律师向郑某某发出律师函后，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5）惠湾法民二初字第407号，请求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等。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原告对被告某源公司享有50%的股权及相应的股东权益，根据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本案的案由应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虽然原告在起诉状中将新某建公司、何某某及郑某某作为被告，但根据上述规定，某源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应当是被告，新某建公司、何某某及郑某某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应当是第三人。判断原告是否取得某源公司股东资格，实体上应当是其是否依法履行了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股权，形式上应当是原告是否以某源公司股东的身份记载于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名册、或者经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登记以及原告是否实际以某源公司股东的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以股东的身份记载于被告某源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经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登记，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实际以某源公司股东的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原告是否依法继受了被告某源公司50%的股权。原告提交的某源公司股东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虽然确认新某建公司将其持有的某源公司的63%的股权中转让50%给原告，但该股东会决议仅是被告某源公司股东决议的内部文件，不是原告和某源公司及其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从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来看，也未确定股权转让的价格、转让款的支付、股权的变更登记等事项，无法确定转让方和受让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看，该股东会决议不能作为独立的股权转让合同。郑某某和新某建公司及何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股权受让人是郑某某，原告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作为被告郑某某的合作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以隐名的方式与郑某某共同受让某源公司的股权。那么，原告的权利义务应当依据郑某某和何某某及新某建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来确定。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双方确认尚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和交接手续，需郑某某将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至共管账户之后，双方共同向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郑某某在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签订后，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尚未依法继受取得被告某源公司的股权，在此情况下，原告当然也未依法继受取得被告某源公司50%的股权。综上所述，原告请求判决确认原告对被告某源公司享有50%的股权及相应的股东权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421800元，由原告沈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朱会东审判员  古朝晖审判员  谢学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何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