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68501号原告：上海林伟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顺通路XXX号XXX楼XXX室。法定代表人：刘付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上海市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方富，男，1975年2月9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原告上海林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林伟公司)与被告杨方富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被告杨方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原告无需支付被告：1、2015年11月工资人民币8,000元、2016年1月工资差额2,134元、2016年3月工资差额670元、2016年5月工资8,000元、2016年6月工资4,000元；2、2015年12月8日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1,272.73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与原告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系案外人赵某某在百姓网上发布广告招聘而来，由案外人赵某某与其约定每月收入并安排具体工作内容。百姓网发布的招聘广告未经任何审核，且所留联系方式亦是案外人赵某某的手机号码；原告从不对被告进行任何形式的管理与考勤，也不对被告进行任何的具体业务的指示，因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人身附庸关系，被告是案外人雇某的从事运输业务的人员，与原告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而且被告驾驶的车牌为鲁Q9XXXX的车辆系兰陵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兰陵公司)的车辆，系案外人赵某某向兰陵公司租赁得来，而原告公司的车辆均为沪牌车辆，根本不可能与被告之间产生任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另外，案外人赵某某以其自己的车队承包了原告公司的部分物流业务，故其雇某被告时当然也会承担原告公司的部分运输业务。由于赵某某与原告公司业务结算周期较长，故赵某某委托原告公司法人代表通过其个人账户转账支付被告的部分款项，目的也是为了让赵某某雇某的人员能及时拿到相应的劳务收入。为此，仲裁以原告法定代表人转账来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依据，与事实不符。原告因此而提起诉讼。被告杨方富辩称，被告是通过百姓网上原告发布的招聘信息至原告的办公场所进行面试后于2015年11月8日进入原告处工作，上面留的联系人是赵经理。被告在原告处上了七个月的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刘付兰也支付了被告五个月的工资，因此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工作期间，被告的工作内容是由原告处的调度以及法定代表人的丈夫彭志强等都通过短息的方式来安排；赵某某也是原告处主管车辆的驾驶员；被告驾驶的车辆车头是鲁牌的车头，但挂车均是原告公司的车辆，且由于原告提供的挂车都是超长超宽的车辆，因此交通处罚单上受处罚的也是原告公司的车辆。后被告要求原告提供合规的车辆给被告驾驶，并最后工作至2016年6月2日，后一直等待原告安排车辆和工作，但原告一直未再安排，故被告于2016年6月20日向赵某某等人电话提出不干了。另外，被告在工作期间，原告规定，如发生小的交通事故导致车辆维修费用，原告不同意报保险理赔，而是直接在被告工资中扣除，被告对此曾提出异议，但原告不予同意。2016年5月开始，原告公司规定多劳多得，故该月被告工资超过8,000元。综上，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被告杨方富通过百姓网所发布的招聘信息至原告林伟公司位于本市嘉定区安亭镇众百路XXX号的实际经营地面试。该招聘信息显示的岗位为厢式半挂驾驶员，薪资水平8,000元，公司名称为上海林伟物流有限公司，联系人赵经理等。后被告经面试在原告该办公场所从事货运司机驾驶员工作。2015年12月1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刘付兰向被告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到062驾驶员杨方富2015年11、8日到12、7日工资8,000元，作为押金。林伟物流”。2016年1月15日、2月14日、3月4日、4月6日以及5月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刘付兰又分别向被告银行卡中转账支付8,000元、5,866元、8,000元、7,330元以及8,850元。被告在上述办公地址工作至2016年6月2日止。2016年6月4日，被告与赵某某签订“证明协议”，载明：“今杨方富收到林伟物流有限公司因车厢超长、超宽扣分处理共赔偿贰仟元整(小写2,000.00元)。杨方富把鲁Q9XXXX车的违章处理完毕(2015年11月8日到2016年6月2日止)，以后双方互不再干扰。”该协议赵某某的落款签名前注明“林伟物流”，杨方富的落款签名前注明“劳动者”。2016年6月25日，被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1、支付2015年11月工资8,000元、2016年5月工资8,000元、6月工资4,000元；2、支付2016年1月工资差额2,134元、2016年3月工资差额670元；3、支付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的双休日加班工资26,057元、2016年1月1日节假日加班工资1,101元；4、支付2015年12月7日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2,404元；5、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000元；6、支付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6月20日房屋租金2,800元。上述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8月18日作出裁决，裁令原告支付被告2015年11月工资8,000元、2016年1月工资差额2,134元、2016年3月工资差额670元、2016年5月工资8,000元、6月工资4,000元以及2015年12月8日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51,272.73元，而对被告其余请求未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提起本诉讼。另查明，被告在上述期间从事驾驶员工作中，其驾驶的主要是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其中所驾驶的牵引车车牌号为鲁Q9XXXX，所驾驶的半挂车则为不同的沪牌车辆。被告工作期间，因在高速公路路肩上行驶、违规变道以及所驾驶的机动车载货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等而受到交警部门的处罚。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被告驾驶的上述鲁Q9XXXX车辆系登记在兰陵公司名下，其他沪牌挂车则为原告公司所有的车辆。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兰陵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赵某某与该公司签订的《车辆运输承包协议》，该协议约定赵某某向该公司承包了鲁Q9XXXX等山东牌照车辆，赵某某按每年每辆5.5万元向该公司支付承包费等，以证明被告所驾驶的鲁Q9XXXX等山东牌照车辆系赵某某向兰陵公司承包的车辆，被告系赵某某个人或兰陵公司雇某，并非原告的员工；2、赵某某与原告签订的《运输业务承包协议》，以证明赵某某承包了原告的部分物流运输业务，赵某某提供的车辆为挂车的车头(牵引车)，来托运原告公司的挂车；3、赵某某的庭审证言，以证明被告系赵某某个人雇某，并非原告雇某的员工。赵某某在庭审中作证称，百姓网上的招聘广告是其发布的，当时以原告公司名义发布是因为其有五部短驳车辆承包给原告公司，其在原告处干活，因此就用原告名义进行了招聘；被告是其招聘进来的，被告的工资也是由其面谈确定的，被告的工作也由其安排；被告工作的地点在众百路XXX号，该地点同时挂了原告公司和兰陵公司两块门牌；因证人的五部车辆都是挂靠在兰陵公司名下，证人为兰陵公司工作，属兰陵公司员工，当时不用兰陵公司名义而用原告公司名义发布招聘信息是为了便于应聘人方便寻找；被告当时入职时证人就告知过所开车辆时兰陵公司的车，且当时车辆行驶证都交给被告；证人因为没有财务人员，故委托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付兰代为发放证人手下招用的员工的工资，并代收货物损失的押金，证人每年会和刘付兰结算一次；原告承包了证人的五部车辆，双方签订过车辆承包协议，原告每年支付证人5.5万元承包费，同时证人也为原告安排车辆调度的事情；证人是以兰陵公司名义承揽运输业务，送的货也是兰陵公司承接的货物，证人并不承接原告公司的业务，证人运输时车头有时会挂原告的车辆，有时会挂兰陵公司的车辆；兰陵公司是卖车的，证人购买车辆后就将车辆挂靠在兰陵公司名下，证人每年交给兰陵公司2,000元挂靠费，证人与兰陵公司之间仅是车辆挂靠关系，但并未签订过挂靠协议；证人手下共招了包括被告在内的五个驾驶员，被告每月工资为8,000元，有时工资少于8,000元是因当时约定被告如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车辆损坏发生2,000元以下维修费，该费用不进保险，而由驾驶员自己承担；证人为原告管理调度，原告每月也支付证人5,000元的管理费用，该钱款由原告的会计支付；刘付兰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彭志强是刘付兰的丈夫，也是原告公司的老板，华磊、彭丽也是原告的员工，都是调度管理员，华磊是管理济南线路的，证人和彭丽是管理北京线路的调度；原告为联系方便制作了电话联系表，被告也在该联系表上；被告最后工作到2016年6月2日，后来被告打电话来说不来工作了，因此证人就通知了原告公司的刘付兰、彭志强、彭丽等人，让他们不要再给被告安排调度车辆。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1、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表示在仲裁之前从未看到过该两份协议，而赵某某本身就是原告处管理车辆调度的经理，赵某某也未告知过车辆的挂靠及承包情况，被告所驾驶的挂车上均有林伟物流的标志以及彭志强的联系电话，原告处的办公地众百路XXX号确实是挂有原告和兰陵公司两个牌子。对赵某某的证人证词，原告无异议，被告则表示，关于被告工作是由原告安排、所驾驶的挂车均是原告的挂车，运输的业务也是原告的业务几方面不认可证人的陈述外，证人的其余陈述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1、2均为赵某某所签，但其中所约定的内容与证人赵某某的陈述也不尽一致，故对该两份证据材料本院不予确认；而对赵某某的证词，除被告不予认可的部分外，其他内容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酌情认定。被告为证明其主张，也还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公司的通讯联系表，以证明赵某某是原告处管理车辆调度的经理，同时该联系表上还有老板娘刘付兰、老板彭志强以及调度华磊、彭丽等人的电话；2、原告公司调度华磊、彭丽以及公司老板彭志强、经理赵某某给被告安排工作的手机短信，以证明被告平时的工作均是原告公司安排；3、被告与刘付兰于2016年1至3月期间以及2016年4至6月间的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以证明被告曾多次向刘付兰催讨工资，说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4、被告送、提货的照片，其中有一张运送苏菲卫生巾的送货单显示承运人是彭志强，承运公司为林伟物流，证明被告是在为原告公司工作。经庭审质证，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表示该联系表不是原告制作，但上面所载的彭志强、刘付兰以及赵某某的第一个电话号码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他人并非原告公司员工，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材料2中显示的彭志强的尾号为“5788”的手机号发送的短信内容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他人因并非原告公司员工，故其短信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上述证据材料3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里面与被告谈话的并非刘付兰的声音，但原告不申请对该录音中的声音是否是原告法定代表人刘付兰的声音进行比对鉴定；对上述证据材料4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挂车是原告处的挂车，该批货物也确实是原告公司承揽的运输业务。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否认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1系其公司制作，但原告申请的证人赵某某在庭审证言中确认该联系表并表示该表系原告公司制作，故原告的上述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该证据材料本院予以确认；同理，虽原告不确认被告上述证据材料2中的华磊、彭丽是原告公司员工，故不确认该两人的短信内容，但该意见亦与原告申请的证人赵某某在庭审中所确认的华磊、彭丽均是原告员工的陈述相左，且该短信内容中所显示的华磊、彭丽的手机电话号码与上述联系表中所记载的该两人的手机电话号码一致，故本院对该证据材料亦予以确认，并采纳被告所称的其工作是由原告处安排的主张。对被告上述证据材料3，原告虽不确认电话录音中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声音，但又拒绝申请对该录音中的声音进行比对鉴定，故本院依法推定该录音的真实性，并根据该录音内容确认被告曾多次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催讨工资的过程。对被告上述证据材料4，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系案外人赵某某雇某。对此虽然原告提供了赵某某与原告公司签订的《运输业务承包协议》以及与案外人兰陵公司签订的《车辆运输承包协议》，但如上所述，该两份协议因与赵某某本人的庭审证言陈述不尽一致，本院未予采纳。同时，从原告申请的证人赵某某的证言中可以看出，虽然赵某某确认系其面试了被告并确定了被告的工资标准，但证人亦确认其自己本身也为原告提供车辆调度管理工作，且原告每月支付其5,000元工资，因此并不能据此就确认赵某某面试招聘被告就是为证人本人雇某，而并非为原告招聘雇某，且证人所陈述的在网上以原告名义发布招聘信息的理由过于牵强，本院实难采信。至于证人所称其是兰陵公司的员工，以及其与兰陵公司仅是车辆挂靠关系的陈述本身就存在矛盾，本院难以采纳。为此，原告仅以赵某某的证言来证明被告系赵某某雇某或兰陵公司雇某，与原告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缺乏证明力，本院难以采纳。相反，从本院所确认的事实以及本院所确认的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综合判断分析，被告所驾驶的挂车系原告公司的车辆，从事的运输工作亦是原告公司的物流业务，且工作由原告公司相关人员安排，工资亦由原告法定代表人支付，上述事实已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因此本院采纳被告的主张，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从被告的主张及原告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欠条可以确认，被告自2015年11月8日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而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基于被告确认其在原告处最后工作至2016年6月2日，且从其与“林伟物流”的赵某某于2016年6月4日签订的协议看，双方一致确认自该日起“双方互不再干扰”，故本院据此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6月4日解除。因原、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且从本院认定的证据中可确认被告的月工资标准为8,000元，故原告应依法支付被告2015年12月8日至2016年6月4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共计47,272.70元。至于被告在职期间的工资差额，原告扣押被告2015年11月8日至12月7日的工资作为押金于法无据，应予补发；且原告在被告工资中扣除车辆交通事故的维修费的做法亦于法无据，亦应补足。至于原告法定代表人于2016年5月5日支付的8,850元，因原告未对超过工资标准8,000元之外的部分作出说明，故本院采纳被告意见，确认超过8,000元之外的该850元系被告多劳多得的工资报酬，不纳入被告已收到的约定工资中结算。结合被告的工作周期以及原告法定代表人已支付给被告的工资以及被告在原告处最后工作至2016年6月2日的事实，经本院核算，原告应支付被告2015年11月8日至2016年6月2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共计17,713.10元。原告要求不予支付被告工资差额以及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的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上海林伟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杨方富2015年11月8日至2016年6月2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共计17,713.10元；二、原告上海林伟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杨方富2015年12月8日起至2016年6月4日止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47,272.7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小勇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亚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