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嘉盐执异初字第8号原告：朱佩宏，女，1969年5月12日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委托代理人：费锦江、邱泽豪，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盐三环绢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海盐县武原街道长安南路12号。法定代表人：赵建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钱建平，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传林，男，1961年8月16日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委托代理人：倪金木，浙江靖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佩宏与被告海盐三环绢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第一被告）、朱传林（以下简称第二被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于2015年12月28日起诉。本院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邱泽豪、第一被告委托代理人钱建平、第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倪金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佩宏诉称，第二被告受让浙江中达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的原股东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中达公司14.88%的股份。因第二被告资金紧张，与原告、金晓军、杨富高等人协商共同出资，原告出资473.4万元，占中达公司股份2.63%，由第二被告作为名义股东登记在册。原告与第二被告、杨富高为此签订了《共同投资协议》，原告于2011年4月22日协议签订当日，将款项汇入第二被告账户。另第二被告所持中达公司股权中的2.88%在合同中明确由朱佩宏、杨富高出资持有，另案当事人金晓军与第二被告也签订有共同投资协议，与原告与第二被告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内容可以相互印证。2013年7月19日，中达公司引入风投基金，变更了股权比例，变更后第二被告的持股比例从14.88%调整为13.53%，原告主张确认的股权比例也从2.63%调整为2.3912%。原告曾向中达公司主张股东变更登记，因中达公司有PE公司入股，在其双方协议中明确，股权在2014年10月1日前是不允许变更的，故原告始终未能实现自己的股东权益。原告与第二被告共同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视为合法之约定。故诉请法院判决：1、停止对第一被告查封的由原告实际出资的第二被告所持的部分股权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上述股权份额的查封。2、确认原告与被告朱传林签订达成的《共同投资协议》合法有效，并确认该被告的2.3912%股份归原告所有。3、判决第二被告朱传林协助和配合原告办理浙江中达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2.3912%股份过户登记。4、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被告海盐三环绢纺有限责任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存在以下问题：1、原告要求立即停止强制执行、解除查封，其应该以原告的股东资格能不能确认为前提；2、原告诉请所提出解除的股权是什么公司里的，诉状中没有表述；3、原告诉请法院要求对股权进行过户的请求不符合执行异议之诉的本质；4、最重要的一点是原告是否享有股东资格问题：（一）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资格的确认，应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相关法律文书，比如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股权证等法律文书上的股东为准。至今第一被告未看到原告主张的股东权利或者资格，在上述的法律上均没有出现。所以原告的股东资格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相关的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二）、原告与第二被告共同投资协议的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第一被告看到了原告的付款凭证，但其与协议的关联性无法确认。（三）原告长期作为隐名股东的理由不成立，第二被告资金紧张不是原告成为隐名股东的理由，因为第二被告可以少受让点股份，也可以由原告与第二被告同时出面。原告称2014年10月1日前不允许原告或类似于原告这类的隐名股东成为显名股东，但法院对该股权的查封是2014年12月22日，在二个多月时间里，原告也没有使自己成为显名股东。这说明原告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四）、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及相应判例，原告没有参与中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实际享受公司股东权益的，即使共同投资协议真实且履行了，仍然按原告与第二被告的债权债务关系来处理。（五）、2015年3月，原告在嘉兴市秀洲区法院有一股东资格确认诉讼，原告撤回了起诉。说明原告也知道股东资格无法确认。被告朱传林辩称，其与原告及案外人杨富高、金晓军分别签订了二份协议，这是事实，三人均支付了转让款。造成目前的状况的原因是第二被告资金链断裂出走之后形成的，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由法院裁决。原告为支持其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关于执行异议的（2015）嘉盐执异字第15号裁定书一份，是本案提起之依据。2、投资协议一份，证明第二被告所持中达公司14.88%的股份中，有2.3912%的股权份额归原告所有。原告系中达公司的隐名股东，其相应的股权份额由第二被告代持的事实；3、交通银行、工商银行本票各一份，证明原告向第二被告履行了出资义务4734000元的事实，二张本票分别为358000元、2376000元，合计2734000元，差额2000000元是因为原告的配偶是第二被告受让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所持中达公司股份的介绍人，而第二被告答应给原告的佣金；4、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一份，证明第二被告对其代持他人股份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第二被告之股份受让于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的事实，原告与第二被告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实为股权代持协议的事实；5、（2015）嘉秀初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起诉后，被告知道其主张的股权已被其他法院查封，需通过执行异议来解决。第一被告质证认为，1、对于法院执行异议的裁定书的三性没有异议；2、关于共同投资协议，对于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中达轴承公司与中达精密公司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协议中明确了第二被告作为唯一的授权人，但没有强调原告在公司里的股东地位；部门备案，说明原告只取得了债权，并非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3、对于二份银行本票，对交通银行的本票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没有原件。对工商银行本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即使原告所述的事实也只支付第二被告2734000元；4、对于秀洲区法院的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第二被告是认可投资关系的。第一被告认为这种认可不能成为支持原告证明对象的证据；5、对（2015）嘉秀初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二被告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基本没有异议。第二被告受让股份是2011年7月11日，相应的股份变更工商登记也在7月份完成。后来中达轴承公司名称变更为中达精密公司。对二份银行本票及收到没有异议，但差额2000000元，情况比较复杂，涉及三个人，帐现在没有确认，请法院予以审核确认。针对二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进一步说明，2011年7月11日，第二被告与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了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浙江中达轴承有限公司的14.88%的股份。因为增资，所以第二被告所持股份比例变更为13.53%。而原告在共同投资中的比例从2.63%变化了2.3912%。浙江中达轴承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1日更名为浙江中达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本院认证认为，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与本案也具有关联性，本院也予以确认。经本院审理查明，2011年8月15日，原告与第二被告、杨富高签订共同投资协议，协议约定：协议的基础是第二被告于2011年与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投资中达公司的承诺书，该承诺书为本共同投资协议的基础和附件；三方一致同意以第二被告的名义与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承诺书》，原告与杨富高为隐名股东，享受第二被告投资中达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共同投资的标的为《承诺书》约定的中达公司的14.88%的股权（作价26784000元），其中原告出资4734000元，拥有中达公司股权2.63%，原告与杨富高按实际出资额享有相应股权比例；原告、杨富高同意第二被告作为共同投资体的唯一全权授权代表，处理并协调投资过程中的相关一切事宜，授权时效直至法律和中达公司共同许可进行股权分割或转让为止。协议签订后，2011年4月18日、12月13日，原告分别支付给第二被告投资款2376000元、358000元。2011年7月4日，第二被告与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了其持有的中达公司的全部股份。2011年8月22日，中达公司工商登记股东记载中载明第二被告成为股东，持股比例为14.88%。2013年7月19日，工商变更登记为13.53%。浙江中达轴承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1日更名为浙江中达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另查明，第一被告因与倪跃军、朱传林、浙江瑞银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至本院。2014年10月16日，本院作出（2014）嘉盐商初字第1127号民事调解书，协议载明：一、倪跃军欠第一被告借款本金8700000元、并按月息2%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承担第一被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66000元，上述款项由倪跃军于2014年12月31日前付清；二、朱传林、浙江瑞银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诉讼过程中，本院于2014年12月22日作出（2014）嘉盐商初字第1127-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第二被告在中达公司的股权。该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未自觉履行。第一被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5年2月6日立案执行。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原告对本院查封的第二被告所持中达公司的股权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2015）嘉盐执异字第1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认为：对股权的权利人的判断标准，应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判断，也即以登记为准。现中达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中自然人投资情况一栏中有第二被告的登记信息，但没有原告的记载。因此，本院查封第二被告在中达公司的股权，并无不当。故原告的异议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原告对该裁定不服，遂诉讼来院。本院认为，一、首先原告是否成为实际意义上的隐名股东效力尚未确定。首先，原告与第二被告共同投资协议约定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是明确的。在第二被告所购买中达公司股份的出资额中，有2734000元系原告所出也是事实。但该份协议仅是原告与第二被告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只能证明原告参与了第二被告对中达公司的投资，但不能必然得出只要原告参与了第二被告的投资就一定是中达公司隐名股东的结论。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意思表示经过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或默认。第二、原告实际上无权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仅在与第二被告的约定中，委托第二被告作为其授权代表参与公司管理事务。第三，在本院查封第二被告股权前，原告就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也未经司法裁决确认。综上，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证据表明，原告尚不是真正意义上中达公司的隐名股东，至少隐名股东的效力尚未得到确认。二、即使原告系中达公司的隐名股东，对外是否能够对抗法院的查封执行。首先，所谓隐名股东在法律意义上，更多是针对显名股东而言。意即，当其权益受到显名股东及公司侵犯时，其根据与显名股东或公司的相关协议文件，来确认或主张自己的实际股东权利。但却没有对抗案外人查封显名股东所持股权的依据和理由。其次，既然自己有实际股权对外公示的股东为显名股东的，必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当显名股东因经济权益纠纷受到追偿时，必然会形成其工商登记的股权来承担对外责任的后果。对此种结果的可能发生，原告事前是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但其对这种结果的发生是认可或放任的。本案中第二被告因与第一被告发生纠纷，而被查封其在中达公司的股权，这种结果也是合乎常理和法律规定，也是在原告可以预期的范围中。第三、根据法律规定，本院根据债权执行文书对工商登记在第二被告名下的中达公司股份的查封也是合法有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公示的信息判断。”所以，即使原告是实际意义上的隐名股东，在本院查封第二被告所持中达股份前原告未得到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权法律文书的。对本院对该股权的查封和执行，原告均无对抗的实体权利。综上，法院根据工商登记所记载的名称查封第二被告在中达公司的股权合法有据，并可以根据已生效法律文书对其进行执行。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佩宏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由原告朱佩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钱加政人民陪审员  王水明人民陪审员  陆林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张琴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