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2627民初1305号原告：吴礼森，男，苗族，1946年8月5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杨启义，男，侗族，1957年10月21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杨兴付，男，侗族，1967年11月16日生，住天柱县。原告：周乐军，男，侗族，1959年3月18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杨启增，男，侗族，1963年2月26日生，住天柱县。原告：姚元模，男，侗族，1951年10月24日生，住天柱县。原告：周乐俞，男，侗族，1973年8月20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杨宗付，男，侗族，1951年3月7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杨世荣，男，侗族，1957年8月13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杨启标，男，侗族，1963年8月12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梁小珍，女，侗族，1976年9月17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杨启康，男，侗族，1953年1月1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杨兴福，男，侗族，1974年7月21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杨世楷，男，侗族，1978年11月11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欧兰红，女，侗族，1952年10月14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杨方明，男，侗族，1940年7月9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杨启恒，男，侗族，1957年8月29日生，住天柱县。原告：梁秋香，女，侗族，1959年9月7日生，住天柱县。原告：龙姣柳，女，侗族，1964年6月21日生，住天柱县。诉讼代表人：吴礼森，男，1946年8月5日生，苗族，住天柱县凤城镇和坪村高*组。诉讼代表人：杨启义，男，1957年10月21日生，侗族，住天柱县凤城镇和坪村高*组。诉讼代表人：杨启增，男，1963年2月26日生，侗族，住天柱县凤城镇和坪村高*组。委托代理人罗光有，男，1963年7月29日生，侗族，住天柱县。被告：天柱县凤城街道办事处新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和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杨思奎，男，1963年10月20日生，侗族，住天柱县，系村委会主任。被告：杨学猛，男，1968年7月21日生，侗族，住天柱县。被告：天柱县凤城街道办事处新和村高坡组。（以下简称高坡组）负责人：杨宗近，男，1972年2月8日生，侗族，住天柱县，系该组组长。被告：天柱县凤城街道办事处新和村和平组。（以下简称和平组）负责人：杨海，男，1977年3月6日生，侗族，住天柱县，系该组组长。被告：天柱县凤城街道办事处新和村桥头组。（以下简称桥头组）负责人：杨智闵，男，1968年11月12日生，侗族，住天柱县，系该组组长。原告吴礼森等19人诉被告杨学猛、新和村委会、高坡组、和平组、桥头组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诉讼代表人吴礼森、杨启增、杨启义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光有，被告杨学猛、新和村委会主任杨思奎、高坡组组长杨宗近、和平组组长杨海、桥头组组长杨智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礼森等19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新和村委会2014年12月16日在2014年2月11日被告杨学猛与被告新和村三个组签订的《土地造林合同》上签写的“属实”意见和盖章行为。2、确认被告杨学猛与被告新和村三个组2014年2月11日签订的《土地造林合同》无效。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的摸老背”的林地所有权人为××村，林地使用权人为高一、高二、桥一、桥二、和平一组五个组。（五个组又分为十个小组，并村后十个小组并为和平、高坡、桥头三个组）。被告杨学猛是高坡组人，曾为村支部书记，2014年2月11日未经原告同意就与十个小组的组长签订了《土地造林合同》，其行为实属恶意。2014年12月16日被告新和村委会在《土地造林合同》中签写了“属实”意见并盖章。原告得知后，从2014年12月16日起多次申请凤城（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纠正凤城镇新和村委会的“属实”意见和盖章行为。2016年8月16日原告收到凤城街道办事处的答复，告知原告要到法院诉讼解决。《土地造林合同》涉及林地的使用权属原告所在的三个（原为五个）村民小组共同共有，未经全体村民（即原告）共同同意，组长私自将林地承包给他人造林，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杨学猛辩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1、被答辩人的第一个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2、各组组长是代表组民向外行使权力的人，组长的意思体现了整体村民的意思。因此，本案中村委盖章和各组组长签字都是合法的。3、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才无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8条、第36条的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规定只是对集体组织内部行为的约束，法律并未明确违反该规定合同无效。4、该合同已履行，答辩人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履行合同。综上，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新和村委会、高坡组未提出答辩意见。和平组组长杨海辩称：我签合同是能代表我那组的，今天我们组没有一个人出庭，我不知道他们写的诉讼委托书是否真实，所以我不会作任何答复。桥头组组长杨智闵辩称：签合同的时候我还不是组长，并组的时候才当组长的，我没有权力签合同。且我并没有参与合同的讨论，当时杨学猛叫我去他家吃饭，吃完饭了他拿合同给我签，我就签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的摸老背”的林地所有权人为天柱县凤城街道办事处和坪村（林权证上的所有权人是和平村，并村后名称变更为新和村），林地使用权人为该村高一、高二、桥一、桥二、和平一组五个组。该五个组又分为和平一组、桥二组、高二（1）、高二（2）、高二（3）、高二（4）、桥一（1）、桥一（2）、高一（1）、高一（2）十个村民小组。2012年并村后上述十个村民小组合并为桥头、和平、高坡三个组，被告杨学猛与上述十个村民小组组长签订了《土地造林合同》。2014年2月11日2014年12月16日新和村委会在合同上签署了“属实”意见，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该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承包期限为四十年，承包期满仍未砍伐完的林木，需继续借土养木的，按合同利益规定分成，承包期内土地所有使用权归乙方所有。甲方只有林木分成权。经济植物，园林、采石、花木树种、放养野生动物，旅游度假开发收入全归乙方所有。”合同签订后，被告杨学猛于2014年12月26日开始请村民造林，2015年4月造林完毕。2016年新和村高一等五组村民以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未经村民同意，应属无效为由，向村委会和凤城街道办事处请求撤销村委会签写的“属实”意见和盖章行为。2016年9月5日向本院起诉，诉请如前。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组长是否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2、与被告杨学猛签订合同的十个人是否都是十个村民小组的组长，以及合同内容是否经双方开会协商。3、本案《土地造林合同》是否有效。4、是否撤销被告新和村委会在《土地造林合同》上签写的“属实”意见和盖章行为。本院认为，一、组长是否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村民小组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是依法独立对外享有民事权利和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组长是代表组集体对外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其依组集体对外从事民事活动的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二、与被告杨学猛签订合同的十个人是否都是十个村民小组的组长，以及合同内容是否经双方开会协商的问题。原告方在庭审中称合同签订时桥一（1）组的组长是杨珠江，高一（2）组的组长是杨宗近，杨智闵和杨秀湄并不是组长，无权签订合同。经庭审查明，小组长是该小组村民自己推选的，并未报村委会备案，2013年林工商公司发钱时代表该组领钱的人是杨智闵和杨秀湄，再根据2015年7月8日新和村委会的证明，合同签订时杨智闵和杨秀湄均为组长。为此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桥一（2）组长周乐奎称签订合同时他并不在家，合同和会议纪要上的名字都并非本人所签。经查，合同上周乐奎的名字是其弟弟周乐钱代签，但合同签订后周乐奎到被告杨学猛处领取了合同，并补签了名字，且他在领取合同时并未提出异议。为此，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对本案《土地造林合同》效力的认定。原告认为，《土地造林合同》涉及林地的使用权是原告所在的三个（原为五个）村民小组共同共有的，组长未经全体村民共同同意，就与被告杨学猛签订了造林合同，实属恶意行为，该合同应当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该司法解释，合同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是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仅是为了行政管理和纪律管理需要所规定，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决定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为此，原告起诉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和坪村桥头等五个组作为林地使用权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杨海等作为各组的代表人，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合同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合同存在无效的情形。为此，本院认定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造林合同》有效。该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承包期限为四十年，承包期满仍未砍伐完的林木，需继续借土养木的，按合同利益规定分成，承包期内土地所有使用权归乙方所有。甲方只有林木分成权。经济植物，园林、采石、花木树种、放养野生动物，旅游度假开发收入全归乙方所有。”本院认为，将林地用于采石和旅游度假开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承包方应当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规定，其协议内容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四、新和村委会在《土地造林合同》上签写的“属实”意见和盖章行为是否撤销的问题。原告称村委会未充分调查了解，就在合同上签署了“属实”意见和盖章，请求本院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为此，村委会是否签字和盖章并不影响本案合同的效力，本院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杨学猛与被告新和村和平组、高坡组、桥头组（原为十个村民小组）于2014年2月11日签订的《土地造林合同》有效，该合同第二条关于采石、旅游度假开发的约定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学猛与被告新和村和平组、高坡组、桥头组（原为十个村民小组）于2014年2月11日签订的《土地造林合同》第二条关于采石、旅游度假开发收入全归乙方所有的约定无效。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志连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纪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