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72民初2886号原告：潘林付，男，196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委托代理人：彭明星，江苏周海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春华，男，197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委托代理人：季军，启东市吕四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刘水林，男，1957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委托代理人：庄波，上海福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潘林付为与被告唐春华、被告刘水林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彭明星律师，被告唐春华委托代理人季军，被告刘水林委托代理人庄波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6年2月15日至6月15日，原告受被告刘水林的雇佣到被告唐春华所有的“苏启渔01399”渔船上工作，约定工资为人民币3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至2016年7月底，原告共收到被告唐春华支付的工资20000元，余款唐春华以“苏启渔01399”渔船系承包给被告刘水林，工资应由刘水林支付为由拒不支付。原告认为，原告受刘水林的雇佣，到唐春华的渔船工作，刘水林作为雇主应支付工资，唐春华作为船舶所有人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工资10000元，确认原告的上述债权对“苏启渔01399”渔船享有优先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唐春华辩称，原告系由刘水林雇佣，唐春华与刘水林存在承包关系。原告向刘水林索要工资无果，便找到作为船主的唐春华要求支付工资。原告的所有工资已由唐春华与之结清，不再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水林辩称，刘水林也是唐春华的雇员，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两被告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1、2016年7月4日，吕四港镇社会矛盾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所做的调查笔录3份，被调查人分别是刘水林、袁井妙和原告，用以证明原告系受刘水林的雇佣，到唐春华的渔船上工作，约定工资为30000元。被告唐春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3份调查笔录所述并非真实情况，唐春华系将“苏启渔01399”渔船承包给刘水林，船员系刘水林雇佣。被告刘水林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确认系其在调解中心所做的笔录，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反而证明了原告的工资均由唐春华支付，原告与刘水林不存在雇佣关系。本院认为，该组材料系刘水林、袁井妙和原告为了向唐春华讨要工资在调解中心所做的笔录，应属于单方陈述。在笔录中刘水林提到“唐春华叫我上‘苏启渔01399’渔船做船老大，唐春华叫我找工人，我说了大洋港工资标准，经唐春华当时认可后我就找工人了”；袁井妙提到“刘水林老大电话通知我去‘苏启渔01399’渔船上任大副，并且让我再叫上几个人，刘老大跟我谈好上半年工资35000元，先后从启东市秦榆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榆水产）财务领取了三次工资共7500元”；原告提到“袁井妙在路上遇见我，问我愿不愿意去‘苏启渔01399’渔船上打工，我当时表示同意，我跟袁井妙谈及工资，袁井妙说跟刘老大说好了，工资30000元，之后我从秦榆水产财务领取了两次工资共12000元”。现原告将上述笔录作为证明原告系受刘水林雇佣、到唐春华船上工作、约定工资为30000元的证据，对该证据材料，被告唐春华对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刘水林对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材料尚不足以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需提交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对该组材料的证明力不予认可。2、唐春华与周桂荣的谈话录音，用以证明2016年6月底，周桂荣向唐春华说明船员工资为30000元，唐春华并未否认。两被告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录音不能证明唐春华认可工资金额为30000元。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单方面提供，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被告唐春华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及被告刘水林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2016年7月20日经原告签字确认的《苏启渔01399船2016年上半年员工工资全部发放表》（以下简称《工资全部发放表》）、领款凭证及《证明》，用以证明经协商，被告唐春华已经向原告发放了全部的工资。原告对于该组证据中原告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于工资已经全部结清的事实不予确认，认为《工资全部发放表》上手写内容、领款凭证上“已清”、“已全部结清”等内容均系被告唐春华在原告签字后添加的，原告签字时并没有上述内容。《证明》系原告在唐春华的胁迫、欺骗下所签，唐春华当时声称签署该《证明》的目的仅为了证明刘水林和唐春华之间的承包关系，如果原告不签字，当时不让原告离开。被告刘水林对《工资全部发放表》、领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被告唐春华的待证事实，但对《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刘水林与唐春华不存在承包关系。本院认为，被告唐春华提供的该组证据为原件，原告对其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内容可依据证据的记载综合判断，对其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认可。被告刘水林未提供证据材料。本院查明：2016年2月，原告经人介绍到被告唐春华所有的“苏启渔01399”渔船上工作。原告称被告刘水林与其约定的工作时间为2016年2月15日至6月15日，工资为30000元。工作期间，原告先后从唐春华为法人代表的秦榆水产财务领取了工资12000元。2016年7月4日，为追讨剩余工资，包括原告、被告刘水林、袁井妙在内的数人向调解中心申请调解处理。被告刘水林向调解中心陈述“唐春华叫我上‘苏启渔01399’渔船做船老大，唐春华叫我找工人，我说了大洋港工资标准，经唐春华当时认可后我就找工人了”；案外人袁井妙向调解中心陈述“刘水林老大电话通知我去‘苏启渔01399’渔船上任大副，并且让我再叫上几个人，刘老大跟我谈好上半年工资35000元，先后从秦榆水产财务领取了三次工资共7500元”；原告向调解中心陈述“袁井妙在路上遇见我，问我愿不愿意去‘苏启渔01399’渔船上打工，我当时表示同意，我跟袁井妙谈及工资，袁井妙说跟刘老大说好了，工资30000元，之后我从秦榆水产财务领取了两次工资共12000元”。2016年7月20日，原告从唐春华处领取了8000元，并在《工资全部发放表》和领款凭证上签字。《工资全部发放表》上记载，原告工资标准为20000元，已领取工资12000元，实得工资为8000元，2016年上半年工资已全部结清。领款凭证上记载“苏启渔1399号工人潘林付结算2016年上半年工资（已清）计人民币8000元，已全部结清”。同时，包括原告在内的十人在被告唐春华出具的内容为“兹2016年上半年苏启渔01399号船全部船工工资及债权债务全部结清，但结算工人工资之事是经政府调解中心及原苏启渔01399号船全体船工一致要求代刘水林支付2016年上半年他租用苏启渔01399号船期间的工人工资，全体船工一致证明”的《证明》上签字并捺印。另查明：“苏启渔01399”渔船系钢质刺网渔船，于2014年9月30日登记在被告唐春华名下。本院认为：本案系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有关书面合同，各方亦确认本案中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因此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只能从现有的证据来综合判断。各方当事人对于原告于2016年2月至6月在被告唐春华所有的“苏启渔01399”渔船上工作，并从唐春华处领取了部分工资一节事实均无异议，因而，原告与被告唐春华之间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可以认定。原告既主张其系被告刘水林雇佣，刘水林作为雇主应向其支付工资，同时又主张被告唐春华作为船主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因此，原告应当提交能证明其诉请主张成立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称系受被告刘水林雇请上船工作，刘水林与其约定工资标准为30000元，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且与其在调解中心所作陈述内容不一致。而刘水林在调解中心调处时，系作为追讨工资一方，其所作陈述的核心意思在于其系帮唐春华找工人的，但刘水林所称与唐春华谈定工资标准一节事实并无相应证据佐证，仅是刘水林单方陈述而已。本案中，当刘水林作为被告被起诉后，其更是辩称工资虽由其与原告商谈，但其系帮唐春华找人上船工作，工资由唐春华支付，与其无关，其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唐春华辩称其与刘水林存在承包关系，原告系刘水林雇佣。但唐春华未能提交有关承包关系的有效证据，刘水林对承包关系亦不予认可，且船员工资由唐春华支付。基于三方陈述不一致，且缺乏有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原告与刘水林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刘水林以雇主身份支付其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系在被告唐春华所有的“苏启渔01399”渔船上工作，这一事实各方均无异议。但原告并未与被告唐春华直接确定工资标准，原告称工资标准由被告刘水林与其谈定，但与其在调解中心所作陈述不一致，原告也并无证据证明唐春华对该工资标准予以确认。因工资问题，原告曾要求调解中心介入进行调处。2016年7月20日，原告从被告唐春华处领取了工资8000元，并在《工资全部发放表》、领款凭证上签字。原告称《工资全部发放表》除了原告签名外，其余手写内容均系唐春华事后补写，本院注意到该发放表的抬头为“苏启渔01399船2016年上半年员工工资全部发放表”，该抬头并非手写内容，且意思十分明确，何况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签字的内容事先予以充分了解，也应当知道签字的法律后果，如原告所述属实，其签字时工资标准、减已付工资、实得工资栏内容为空白，其理应拒绝签字。原告的上述异议既缺乏证据证明，也与常识不符。原告称领款凭证上“已清”、“已全部结清”等内容均系被告唐春华事后补写，本院注意到领款凭证上领款事由为“苏启渔1399号工人潘林付结算2016年上半年工资”，领款事由已经明确记载了领款的用途，而原告所异议的“已清”、“已全部结清”等内容并非判断原告工资是否结清的唯一标志。况且，包括原告在内的十名船员于领款的同一天，在证明“2016年上半年苏启渔01399号船全部船工工资及债权债务全部结清”的《证明》上签字并捺印。原告虽称签字系受唐春华的胁迫、欺骗，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而且《证明》上同时有十名船员签字并捺印，胁迫、欺骗一说难以认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应当知道其签字捺印行为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所提异议的理由，因缺乏有效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鉴于现有的证据，原告要求被告唐春华支付其剩余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进而原告要求确认上述债权对“苏启渔01399”渔船享有优先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林付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5元，由原告潘林付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琼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谢亦周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