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四终字第5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曾灿儿。委托代理人：吴凯、潘雪芬，均为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梅永生（WINGSANGMUI。委托代理人：耿爽、袁启恩，均为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灿儿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4）穗荔法民二涉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原告梅永生向一审法院诉称：梅永生是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南路××号的原产权人。2009年8月12日，梅永生在美国纽约委托曾灿儿代为管理出售上述房产。2009年9月，曾灿儿告诉梅永生已经以450万元成交价格与买家王某丁、王某丙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向梅永生支付了20万元定金。梅永生于9月14日回国抵达广州，曾灿儿向梅永生展示了一份4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诚意金收据及《保证书》复印件各一份，梅永生认为曾灿儿已经代理梅永生完成了交易金额为450万元的房屋买卖。2011年3月14日，梅永生在美国收到买家王某丁、王某丙的仲裁裁决书，才得知她们二人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主张梅永生承担违约金及赔偿损失213.16万元。通过仲裁的审理梅永生才知道当时曾灿儿通过中介广州美联港置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联公司”），与买受人王某丁、王某丙签订的是一份价值700万元而非4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因曾灿儿伪造一份450万元的合同造成梅永生没有履行与王某丁、王某丙之间的真实合同而产生违约，被仲裁委裁决承担违约金70万元及仲裁费12847元。仲裁裁决生效后王某丁、王某丙向越秀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目前该执行案仍在执行中，执行本金、债务利息、延迟履行金等共计90多万元。梅永生认为，曾灿儿的行为造成梅永生损失。曾灿儿在已经签订了700万元合同的情况下还伪造450万元合同欺骗梅永生，致使梅永生误以为真实交易金额是450万元，造成梅永生承担违约责任7128747元，房款差额损失250万元，房款差额至今产生利息703333元。这些损失属于梅永生直接的经济损失，应由曾灿儿向梅永生赔偿，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曾灿儿赔偿梅永生违约金损失712847元；2.曾灿儿赔偿卖房款差额损失250万元；3.曾灿儿赔偿卖房款差额损失的利息703333元（自2009年9月17日计至曾灿儿实际赔偿损失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4年4月17日为703333元）；4.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曾灿儿承担。梅永生提供了委托书复印件、房地产买卖合同复印件、收款收据、保证书、买卖合约复印件、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1年2月28日作出的（2010）穗仲案字第121号裁决书（以下简称“121号裁决书”）、（2013）穗越法执字第6680号执行通知书（以下简称“6680号执行通知书”）等证据材料，拟证明其诉称事实。上述证据材料中，委托书复印件显示：梅永生委托曾灿儿办理出售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南路××号房屋，售价在扣除税费、中介费后不小于450万元等。曾灿儿对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房地产买卖合同复印件显示以下内容：梅永生（卖方）向案外人王某丁、王某丙（买方）出售涉案房屋，价格为450万元，买方于2009年9月8日前支付20万元为定金，双方应于2009年9月30日前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取得房地产交易中心收缴证件收据后当天买方付清首期楼价款150万元，于交易过户完成当天付清楼价余款300万元，交易手续需在2009年10月1日前完成等，曾灿儿作为卖方委托人与王某丁、王某丙于2009年8月28日签名；该合同复印件共2页，每页背面均写有“房地产买卖合同复印件是由本人提交，本人声明此合同原件和梅永生的房屋买卖授权书原件均已遗失，固未能向梅永生交还”等字样，曾灿儿于2011年5月10日在以上文字的下方签名确认。曾灿儿质证认为：依据（2011）穗中法仲审字第94号民事裁定书，曾灿儿和王某丙、王某丁都陈述未签署这样一份买卖合同，曾灿儿也不确认在该复印件上签过这样的背书。收款收据载明曾灿儿于2009年8月28日收到王某丁、王某丙诚意金20万元。曾灿儿质证认为：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其从未签署过这样一份收款收据。保证书载明“王某丁、王某丙是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南路××号（买卖合约：（GZ）SA/11No:0050××）买卖交易中的买方，本人保证在2009年10月31日前不取回由中介方保管的上述交易中的诚意金20万元及不会单方面取消买卖合约”等，王某丁、王某丙在该保证书上签名确认，落款日期：2009.8.28。曾灿儿质证认为：保证书是王某丁所出具的，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无法发表意见。买卖合约复印件显示，合约编号为（GZ）SA/11No:0050××，合约载明：梅永生、曾灿儿（卖方）向案外人王某丁、王某丙（买方）出售涉案房屋，成交价为700万元，卖方收取买方定金20万元，买方于2009年8月30日前支付20万元定金；双方应于2009年11月1日前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取得房地产交易中心收缴证件收据后当天买方付清首期楼价款210万元，于交易过户完成当天付清楼价余款490万元，交易手续需在2009年11月30日前完成；卖方逾期30天不按约定出售、过户登记该物业，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卖方应退回全部已收款并向买方支付成交价的10%作违约金等；曾灿儿作为梅永生的委托代理人与中介方美联公司、买方王某丁、王某丙于2009年8月28日签章。曾灿儿质证认为：对买卖合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曾灿儿自始至终只与王某丙、王某丁签署过这份700万元的买卖合同，也积极将签署合同的相关情况告知梅永生，不存在曾灿儿向梅永生隐瞒合同的情况。121号裁决书除查明梅永生签订《委托书》委托曾灿儿以不低于450万元出售涉案房屋，曾灿儿作为梅永生的委托代理人与王某丁、王某丙签订买卖合约约定以700万元出售涉案房屋等事实外，还查明：买卖合约签订当天，王某丁向美联公司支付了20万元诚意金；2009年9月17日，梅永生与案外人郑某签订《委托合同》，委托郑某办理出售涉案房屋、收取售房款、交易过户手续等事宜；2009年9月18日，梅永生（抵押人）与案外人洪某（抵押权人）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2009年9月18日第20090918号01合同的履行，梅永生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涉案房屋作抵押，洪某经审查，同意接受梅永生的房地产抵押，2009年9月18日，梅永生和洪某在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办理了抵押权登记；2009年10月14日，郑某作为梅永生的委托代理人与案外人余某、潘某、陈某、李某、禤某、黄某、林某、吴某等八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上述八人，成交价为352万元等，当日，上述八人与郑某就涉案房屋办理转移登记申请，涉案房屋现已过户登记在案外人余某、潘某、陈某、李某、禤某、黄某、林某、吴某名下。该裁决书裁决：梅永生向王某丙、王某丁支付违约金70万元，承担仲裁费12847元等。曾灿儿质证认为：对121号裁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曾灿儿在代理梅永生出售房屋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6680号执行通知书载明：121号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梅永生对该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未能自动全部履行，权利人向法院申请执行，令梅永生收到通知书后，立即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执行费等。曾灿儿质证认为：对6680号执行通知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梅永生主张的损失与曾灿儿无关，曾灿儿对此不存在过错。一审被告曾灿儿辩称：一、曾灿儿仅代理梅永生与王某丁、王某丙就涉案的人民南路××号房产签订了一份金额为700万元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二、曾灿儿接受梅永生的委托后，已尽职守责，尽到代理人的义务。三、曾灿儿没有收到过美联公司于2009年9月24日催促其办理涉案房产过户手续的函件。四、（2010）穗仲案字第121号仲裁裁决生效后，曾灿儿向梅永生支付了20万元作为补偿。五、梅永生要求曾灿儿支付卖房款差额及利息损失，没有依据。六、美联公司对本案梅永生受到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梅永生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梅永生的起诉状，梅永生自称2011年3月14日收到121号裁决书，了解到曾灿儿对其隐瞒了与王某丙、王某丁签署的买卖合同，对梅永生造成损失，但梅永生直到2014年5月17日才提起本案的诉讼，即使梅永生的诉讼理由和依据在法律上是成立的，梅永生的起诉也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曾灿儿提供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0日作出的（2011）穗中法仲审字第94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94号裁定书”）、（2009）南公证内经字第24706号公证书（以下简称“24706号公证书”）、广州仲裁委员会（2010）穗仲案字第121号案开庭笔录（以下简称“121号仲裁笔录”）等证据材料，拟证明其辩称事实。94号裁定书载明：梅永生以其对700万元的合同不知情，曾灿儿没有向仲裁庭提供450万元的买卖合同为由，申请撤销121号裁决。王某丙、王某丁辩称：她们没有签署450万元的合同。曾灿儿辩称：梅永生告诉曾灿儿，案涉房屋卖到450万元即可，曾灿儿委托美联公司放盘，美联公司梁经理后通知曾灿儿有买家愿意出700万元购买，曾灿儿与王某丙、王某丁签订了700万元合同，并挂电话告知了梅永生签订了700万元合同，但没有将700万元合同传真或邮寄给梅永生，9月8日，曾灿儿自己掏了20万元转账到梅永生的中国银行账户，9月10日左右，美联公司梁经理通知曾灿儿原买家不够钱，不买了，说有另一买家要450万元购买，曾灿儿将此事告知梅永生，梅永生考虑后同意了，并于9月15日回到广州。美联公司梁经理介绍郑某给曾灿儿，9月15日，曾灿儿介绍郑某和梅永生认识，之后，曾灿儿没有再和梅永生见面，发生什么事不清楚，后曾灿儿才知道梅永生在2009年9月17日撤销了对其委托。曾灿儿从未与王某丙、王某丁签订过450万元合同，只与其签订过700万元合同，更没有向梅永生提交过450万元合同复印件，该合同是梅永生伪造的。该裁定书裁定驳回梅永生请求撤销121号裁决的申请。梅永生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4706号公证书载明：梅永生于2009年9月17日与案外人郑某签订《委托合同》，委托郑某办理出售涉案房屋、收取售房款、交易过户手续等事宜；梅永生并出具《声明书》，声明：其于2009年8月12日签订的委托书，受委托人是曾灿儿，现声明终止委托书的一切事宜等。梅永生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他是基于曾灿儿提供的450万元买卖合同，按照曾灿儿指示做的。梅永生补充提交了（2011）穗中法仲审字第94号庭询笔录（以下简称“94号庭询笔录”）、保证书（复印件）、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于2011年6月10日出具的穗越公群（2011）290号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复印件（以下简称“信访告知单”）、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分别于2011年9月9日、2013年12月10日作出的09091931号、12100951号报警回执、2012年8月27日致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以下简称“美领馆”）求助函、致广州市人民政府市侨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侨办”）求助函等证据材料。94号庭询笔录除载明了94号裁定书载明的王某丙、王某丁、曾灿儿辩称事实外，还载明：郑某称因为曾灿儿介绍房源，所以给了30万元给曾灿儿，曾灿儿承认郑某给了曾灿儿30万元“喝茶费”等。曾灿儿质证认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内容与本案无关，曾灿儿没有否认过收到委托书的原件，没有否认在房屋成交后收到过案外人郑某的30万元，收款收据的签名以鉴定结果为准，且收款收据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保证书（复印件）载明：“本人曾灿儿是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南路××号（买卖合约：（GZ）SA/11No:0050××）买卖交易中的卖方委托代理人，本人保证在2009年10月31日前不会单方面取消买卖合约”等，曾灿儿在该保证书上签名确认，落款日期：09年8月。曾灿儿质证认为：不记得有没有签过，不认可其真实性。信访告知单载明陈某于2011年6月1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反映梅永生委托他人出售涉案房屋遭到诈骗，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等内容；09091931号、12100951号报警回执分别载明梅永生于2011年9月9日19时30分、2013年12月10日9时51分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等内容；两份求助函均载有梅永生称其于2009年间遭遇曾灿儿、郑某、洪某诈骗，其已向广州市公安局报案，请求配合跟进，维护其合法权益等内容。曾灿儿质证认为：信访告知单没有原件，不确认。对两份报警回执真实性确认，但报警上没有反映报警事项是否与本案有关,即使报警事项针对曾灿儿，也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致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和广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的求助函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但是无法确认美领馆、市侨办是否收到过此函件，且美领馆、市侨办不是中国的司法机关，无权管辖在中国境内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即使美领馆、市侨办收到过此函件，也不能中断本案的诉讼时效。曾灿儿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2009）穗仲案字第4259号仲裁申请书，拟证明梅永生诉称的存在450万元《房地产买卖合同》与事实不符；2.梅永生向某林借款900万元的借据、房地产抵押合同、他项权证登记申请书（设立抵押）、粤房地他项权证穗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书、房屋买卖合同、他项权证登记申请书（涂销抵押），拟证明涉案房屋售价由梅永生自行决定，其主张的价差损失与曾灿儿无关；3.美联公司收款凭证，拟证明王某丁等的诚意金由美联公司收取；4.收据，拟证明梅永生的太太已收到曾灿儿支付的20万元赔偿款；5.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穗中法仲审字第94号”案卷，拟证明郑某是经由美联公司介绍与曾灿儿联系，从而结识梅永生并取得梅永生委托，涉案房屋也是卖给美联公司介绍的买家，梅永生未能履行与王某丁等人的买卖合同，过错在于美联公司。梅永生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但与法院查清的事实不一致；对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确认；对于证据4，确认其于2011年4月6日收到曾灿儿付的20万元；证据5与本案无关。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曾灿儿申请，一审法院摇珠选定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对落款日期为2009年8月28日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复印件第一页和第二页两处“曾灿儿”签名的真伪和落款日期为2009年8月28日的《收款收据》上“曾灿儿”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曾灿儿为此缴纳了鉴定费23760元，并提供了有其签名的日期为08年04月10日的《社会保险费电子划卡缴费凭证》、日期为2010年5月13日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信息变更/销户申请表》、日期为2011年05月06日的《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医疗费用住院结算单》，并于2014年10月27日当庭书写了若干“曾灿儿”签名作为对比样本。2014年11月11日，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出具穗司鉴1401017****××号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认为：《房地产买卖合同》第一页复印件、第二页复印件和收款收据上的“曾灿儿”签名与曾灿儿提供的样本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的。梅永生对鉴定意见书予以确认，曾灿儿不同意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但没有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也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此外，梅永生确认其于2009年9月8日收到曾灿儿支付的定金20万元，于2009年9月17日收到由郑某付的430万元，共450万元。双方均确认，121号裁决作出后，曾灿儿向梅永生支付了20万元给梅永生作为补偿。庭审中，梅永生称，其第1项诉讼请求的依据是：仲裁裁决梅永生赔偿案外人王某丙、王某丁违约金的金额700000元，承担仲裁费用12847元，共712847元。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及当庭陈述，结合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一、已经生效的121号裁决查明了以下事实：梅永生于2009年8月12日签订《委托书》委托曾灿儿以不低于450万元出售涉案房屋；曾灿儿于2009年8月28日作为梅永生的委托代理人与王某丁、王某丙签订买卖合约约定以700万元出售涉案房屋，并约定于交易过户完成当天付清楼价余款490万元，交易手续需在2009年11月30日前完成；买卖合约签订当天，王某丁向美联公司支付了20万元诚意金，2009年11月16日，美联公司向王某丁、王某丙退回了20万元诚意金；梅永生于2009年9月17日与郑某签订《委托合同》，委托郑某出售涉案房屋；郑某于2009年10月14日作为梅永生的委托代理人与案外人余某等八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上述八人并于当日办理转移登记申请，涉案房屋现已过户登记在案外人余某等八人名下；该裁决书裁决梅永生向王某丙、王某丁支付违约金70万元，承担仲裁费12847元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一审法院对该裁决书查明的以上事实均依法予以确认。二、曾灿儿虽然不同意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但其没有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也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依法予以采信。鉴定意见书认为《房地产买卖合同》第一页复印件、第二页复印件和收款收据上的“曾灿儿”签名与曾灿儿提供的样本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的，该结论即是认定成交价为450万元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第一页复印件、第二页复印件上的“曾灿儿”签名和载明收到王某丁、王某丙20万元诚意金收款收据上的“曾灿儿”签名均是曾灿儿本人所写，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曾灿儿向梅永生提供了成交价为450万元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复印件和载明收到王某丁、王某丙20万元诚意金的收款收据。三、根据当事人陈述和94号庭询笔录，一审法院确认梅永生就出售涉案房屋收取了曾灿儿自行支付的20万元和郑某支付的430万元，共450万元，郑某将涉案房屋售出后向曾灿儿支付了30万元“喝茶费”，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1年2月28日作出121号裁决后，曾灿儿于2011年4月6日向梅永生支付20万元作为补偿。四、根据6680号执行通知书、94号民事裁定书，信访告知单、报警回执、求助函等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梅永生收到121号裁决书后，没有履行该裁决确定的义务，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0日作出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梅永生的申请；案外人陈某于2011年6月1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反映梅永生委托他人出售涉案房屋遭到诈骗，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梅永生分别于2011年9月9日、2013年12月10日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梅永生曾于2012年8月27日向美领馆、市侨办求助等。一审法院认为：梅永生系美国国籍，本案应按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处理。本案当事人没有就本案争议选择管辖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是合同纠纷，曾灿儿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本案当事人也没有约定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发生在中国内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一、关于曾灿儿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情况梅永生委托曾灿儿代为出售涉案房屋，曾灿儿接受委托后，双方成立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曾灿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忠实履行合同义务，及时向梅永生如实报告委托事项的处理情况。曾灿儿在其代梅永生与王某丁、王某丙签订了成交价为700万元的《买卖合约》，没有收取王某丁、王某丙20万元诚意金的情况下，现有证据却证实其向梅永生提供了成交价为4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和载明收取了王某丁、王某丙20万元诚意金的收款收据，结合郑某将涉案房屋售出后向曾灿儿支付30万元“喝茶费”的事实，可知曾灿儿显然没有忠实履行合同义务，且存在重大过失。梅永生称其因曾灿儿告知涉案房屋的原成交价为450万元，并据此委托郑某出售涉案房屋、收取曾灿儿和郑某支付的450万元房款的陈述符合逻辑，又有曾灿儿向其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和收款收据予以佐证，且从日常生活经验分析，梅永生在得知涉案房屋能以700万元成交的情况下却仅收取450万元房款，显然有违常理，故一审法院对梅永生的以上陈述予以采信。曾灿儿称其曾向梅永生报告了成交价为700万元的《买卖合约》，但其没有将作为卖方应当持有的《买卖合约》交给梅永生，反而向梅永生提供了成交价为4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曾灿儿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履行了报告义务，故一审法院对曾灿儿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二、关于梅永生所遭受损失的情况梅永生在曾灿儿未如实告知《买卖合约》的情况下，委托郑某出售涉案房屋，郑某接受委托后另行将涉案房屋出售，致使梅永生客观上不能履行《买卖合约》从而构成违约，广州仲裁委员会因此作出121号裁决书裁决梅永生向王某丁、王某丙支付违约金70万元并承担仲裁费12847元，共712847元，此为梅永生因其不能履行《买卖合约》而遭受的损失之一。从梅永生于2009年9月17日委托郑某出售涉案房屋并收取郑某430万元款项的事实可知，梅永生同意以450万元的价款出售涉案房屋并能够按约定的时间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若曾灿儿如实向其告知了价款为700万元的《买卖合约》，依常理，梅永生当然愿意以700万元的价款出售涉案房屋并能够按约定的时间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因曾灿儿未如实告知《买卖合约》，导致梅永生委托郑某出售涉案房屋并且仅收取了曾灿儿和郑某支付的450万元房款，根据121号裁决书查明的事实可知王某丁、王某丙要求履行价款为700万元的《买卖合约》，若梅永生能履行此《买卖合约》，则可获得700万元房价款，二者差额为250万元，此为梅永生遭受的可预见的损失。因曾灿儿未忠实履行合同义务且存在重大过失，导致梅永生遭受以上损失，二者存在因果关系，作为能够辨认自己行为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曾灿儿在其不向梅永生提供价款为700万元的真实的《买卖合约》、告知梅永生涉案房屋原成交价为450万元并提供价款为450万元的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之时，就应当能够预见到梅永生将因此遭受以上损失，故梅永生要求曾灿儿赔偿以上损失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曾灿儿于2011年4月6日向梅永生支付了20万元，其还需向梅永生赔偿的款项包括违约金损失50万元、仲裁费损失12847元和房屋差价款250万元，房屋差价款的计算方式如下：因《买卖合约》约定交易手续需在2009年11月30日前完成，王某丁、王某丙于交易过户完成当天付清楼价余款，若《买卖合约》能够如期履行，则梅永生最迟应当能够于2009年11月30日收齐700万元房款，故250万元房屋差价款利息应当从2009年11月30日起开始计算，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差价款支付之日止。根据梅永生提供的信访告知单、报警回执、求助函等证据材料，可以认定梅永生曾委托他人于2011年6月1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报案、梅永生本人曾分别于2011年9月9日、2013年12月10日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曾于2012年8月27日向市侨办求助，市侨办作为广州市人民政府主管全市侨务工作的工作部门，有权协调处理涉侨投诉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梅永生的以上行为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曾灿儿虽主张梅永生提起本案诉讼超出诉讼时效，但梅永生对诉讼时效中断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曾灿儿没有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曾灿儿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曾灿儿一次性向梅永生赔偿违约金损失50万元、仲裁费12847元；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曾灿儿一次性向梅永生赔偿房屋售价的差价损失25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09年11月30日起计至赔偿款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梅永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曾灿儿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7933元、保全费5000元、司法鉴定费23760元，均由曾灿儿负担。判后，曾灿儿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一审判决认定曾灿儿违反受托义务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依据梅永生提供的金额为4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及委托鉴定机构对该复印件背面“曾灿儿”签名进行鉴定的鉴定意见书认定曾灿儿代梅永生与王某丁、王某丙签订了成交价为700万元的《买卖合约》后，却向梅永生提供了成交价为4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没有忠实履行合同义务，且存在重大过失。曾灿儿认为一审的上述认定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该4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是由梅永生提供的，其至今无法提供合同原件。王某丁、王某丙在（2011）穗中法仲审字第94号案中也否认曾签署过该450万元的合同。2.梅永生的代理人一审时承认该4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背面的文字除“曾灿儿”的签名外，其余都是梅永生的妻子所写，一审并未就该合同复印件的来源及背面文字的形成过程要求梅永生的妻子出庭接受质询。3.曾灿儿在本案及（2011）穗中法仲审字第94号案中都坚称，仅就涉案房屋与王某丁、王某丙签订了成交价为700万元的《买卖合约》，从未签署过上述金额为4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更未向梅永生提供过该450万元的合同复印件，曾灿儿也不认可对该合同复印件背面“曾灿儿”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鉴定结论。4.梅永生提供的450万元合同复印件背面文字的签署日期为2011年5月10日，此时点应为王某丁、王某丙要求梅永生承担不履行700万元的《买卖合约》的违约责任的仲裁裁决生效，曾灿儿主动向梅永生支付了20万元的补偿款之后。故该450万元的合同复印件本身无法证明曾灿儿在梅永生于2009年售出涉案房屋前，曾将450万元的合同复印件交给了梅永生。5.根据（2011）穗中法仲审字第94号案的庭审笔录，梅永生、曾灿儿及郑某曾协商共同分担对王某丁、王某丙的违约金70万元，曾灿儿于2011年4月6日向梅永生支付了20万元，梅永生与郑某之间未能就分担损失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据此不能排除该450万元的合同复印件是梅永生伪造的，目的在于转嫁损失。第二，曾灿儿对梅永生遭受的损失没有过错，一审判决曾灿儿对梅永生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对曾灿儿不公平。1.梅永生已于2009年9月17日解除了对曾灿儿的委托，另委托郑某出售案涉房屋，最终该房屋也是由郑某出售给了余某等八人。自2009年9月17日之后，曾灿儿没有再过问、参与案涉房屋的买卖事宜。2.曾灿儿通过中介机构美联公司与王某丁、王某丙就案涉房屋签订了成交价为700万元的《买卖合约》后，已及时将有关情况告知了梅永生，并在王某丁、王某丙支付了20万元定金给美联公司后，向梅永生垫付了20万元定金。后因美联公司告知曾灿儿，因王某丁等资金不足而放弃购买，并介绍郑某与曾灿儿联系，提出以450万元购买案涉房屋。曾灿儿也如实向梅永生作了汇报，梅永生表示同意，曾灿儿遂在梅永生回到广州后介绍其与郑某认识。郑某在（2011）穗中法仲审字第94号案的庭审中也承认是美联公司介绍其与曾灿儿认识，并通过曾灿儿认识梅永生，案涉房屋最后的买家也是美联公司介绍的。根据上述事实，曾灿儿对梅永生未能履行与王某丁、王某丙的700万元《买卖合约》并无过错。3.梅永生主张的250万元差价损失与曾灿儿无关。一方面，案涉房屋是由郑某最终卖出的，且梅永生在委托郑某后曾以案涉房屋抵押向案外人洪某借款900万元。而郑某将案涉房屋卖给余某等八人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上记载的交易价格为352万元，梅永生在本案中又称其从郑某处收到430万元。由此可知，梅永生委托郑某出售案涉房屋的真实价格存疑，其在本案中主张所谓的差价损失，实为其与郑某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与曾灿儿无关。另一方面，即使一审认定的曾灿儿向梅永生提供了4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的事实成立，由于该合同的买方仍是王某丁等二人，梅永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应与王某丁等进行交易。由于王某丁等坚称仅签订过成交价为700万元的合同，且一直愿意履行，故在实践中根本不可能发生250万元的差价损失。梅永生在本案中主张的250万元差价损失，正是由于案涉房屋没有出售给王某丁等造成的。4.根据梅永生提供的《委托书》，曾灿儿代理梅永生出售房屋为无偿代理，一审在无证据证明曾灿儿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要求曾灿儿对梅永生未能履行700万元《买卖合约》的违约金、250万元的价差损失和利息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违反了合同法的公平原则，损害了曾灿儿的合法权益。第三，一审遗漏了主体，违反了法定程序。梅永生主张的损失是其在委托售房过程中产生的，其除了委托曾灿儿外，还委托了郑某。梅永生在委托郑某的同时解除了对曾灿儿的委托，案涉房屋最后也是由郑某卖出，梅永生也曾向有关部门投诉称遭到曾灿儿、郑某及洪某的合谋诈骗，故为查明事实及分清责任，应追加郑某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曾灿儿在一审时申请追加郑某为共同被告，但一审未采纳，也未依法裁定驳回申请，违反了法定程序。第四，梅永生的起诉已过了诉讼时效，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梅永生曾于2012年8月27日向广州市侨办求助，但梅永生并无投递记录等证据证明已将求助信函发给了广州市侨办，且广州市侨办并不具有解决华侨在国内进行商品房买卖纠纷的职责，梅永生的行为在法律上不能产生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其在本案的主张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第五，一审放纵梅永生偷逃巨额税款，损害了国家利益。梅永生委托郑某出售房屋，在房管局备案的合同记载交易金额仅为352万元，而其在签订合同前以案涉房屋抵押向某林借款900万元，并承认从郑某处收到房款430万元。这些事实说明在案涉房屋转让过程中，存在偷逃税款的违法行为，应就其偷税行为向有关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但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损害了国家税收利益。综上，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梅永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梅永生负担。被上诉人梅永生辩称：不同意曾灿儿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梅永生为美国籍，本案为涉外民商事纠纷。讼争各方未选择解决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案涉委托合同的实际履行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一审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一审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及曾灿儿对梅永生遭受的损失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根据讼争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其在本案一、二审期间陈述的事实，可以认定梅永生于2009年8月12日与曾灿儿签订《委托书》，委托曾灿儿以不低于450万元的价格出售案涉房屋。之后曾灿儿以梅永生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王某丁等签订了交易价格为70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但现无证据证实曾灿儿向梅永生披露或提供了该70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现有证据却反映曾灿儿向梅永生提供了显示其与王某丁等签订的交易价格为4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另查明案涉房屋实际出售后曾灿儿还收取了郑某支付的30万元“喝茶费”。又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上述4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上显示的曾灿儿的签名属实，曾灿儿虽对该鉴定结论提出质疑，但至今无任何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鉴定结论。由上可知，曾灿儿在履行受托义务时显然违反了民事活动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受托人对委托人应履行的诚实报告义务。因曾灿儿的不诚信行为导致梅永生未能履行与王某丁等签订的交易价格为70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案涉房屋实际以450万元的价格另行售出，梅永生另外还需根据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0）穗仲案字第121号裁决向王某丁等支付违约金70万元并承担仲裁费12847元。上述交易价格为70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与实际出售价格450万元之间的差价损失250万元及梅永生应承担的（2010）穗仲案字第121号裁决义务等都是曾灿儿在履行《委托书》约定义务时的不诚信行为及重大过失所致。即使如曾灿儿所言其是无偿接受梅永生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一审认定曾灿儿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曾灿儿上诉主张一审对造成梅永生损失的原因认定错误及其不存在过错等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是否遗漏诉讼主体的问题。本案为梅永生主张其与曾灿儿签订委托合同后，因曾灿儿未诚实履行合同义务，且存在重大过失，给其造成了损失而产生的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梅永生有权向曾灿儿主张赔偿损失。至于梅永生与郑某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则属另一法律关系，一审未依曾灿儿的申请追加郑某参加本案诉讼，并不构成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曾灿儿关于一审遗漏诉讼主体，构成诉讼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梅永生的主张是否过了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梅永生在一审提交的信访告知单、求助函、报警回执等证据材料，其本人或委托他人曾于2011年6月1日、9月9日、2012年8月27日、2013年12月10日向相关公安机关及广州市政府侨务办公室等单位主张权利，证实其并未消极或怠于主张权利，其于2014年5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对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和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另外，本案处理的是梅永生与曾灿儿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至于梅永生在出售案涉房屋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偷逃税款的违法行为，不是法院依职权应予受理审查的范围，曾灿儿有权自行向相关税务主管部门举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曾灿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933元，由上诉人曾灿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玉宝审判员  罗 毅审判员  王汇文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合安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