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牡东民初字第174号原告:李秀英，女，1962年7月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昌军，黑龙江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牡丹江经济开发区城乡社区工作委员会胜利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兴隆镇胜利村。负责人：杨占坤，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刚，男，牡丹江经济开发区城乡社区工作委员会胜利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被告：王希凤，女，1953年11月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强，黑龙江建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贞军，男，1979年7月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强，黑龙江建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侦涛，男，1982年3月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强，黑龙江建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秀英与被告牡丹江经济开发区城乡社区工作委员会胜利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胜利村委会）、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8日、2015年12月1日、2016年5月23日、2016年5月24日、2016年9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秀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昌军，被告胜利村委会的负责人杨占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刚，被告李贞军及被告王希凤、李侦涛、李贞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强到庭参加诉讼。2015年5月29日至2015年8月26日公告期间。2015年9月28日至2015年11月30日、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5月22日、2016年5月24日至2016年9月13日双方申请庭外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秀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返还土地征收补偿款20905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李秀英是胜利村村民，1984年、1992年村里给原告李秀英和两个女儿分土地4亩。国家实行土地承包时，村里的土地以家庭承包形式承包，原告李秀英家的地、母亲张可兰的地、哥哥李宝民（已故）的地都在李宝民一本土地照上，村委会的土地台账上体现三家的五块地一共是19.6亩，李宝民家12亩，母亲张可兰3亩，原告李秀英家4亩。原告李秀英和母亲的地一直由李宝民耕种，国家的补助款也由李宝民领取，李宝民说给原告李秀英点补助费，但近三十年，李宝民一分也没给，原告李秀英也未计较。原告李秀英不在村里住，村里有什么变化也不知道，大概是李宝民听说要动迁，2010年李宝民一个人到村委会，私自把原告李秀英的地从土地台账上划出来，把村南大片地1.59亩，河东洼地1.65亩这两块不好的地划给原告李秀英，剩下的三块好地留给自己。2012年村里土地征用时，原告李秀英才知道自己的地被李宝民从台账上划出来两块，这两块地加一起只有3.24亩，还有0.76亩在李宝民土地台账里。村里的土地动迁，开发区按村委会登记在土地台账上的面积发放补偿费，在土地台账上只能看到3.24亩的土地是原告李秀英的，有0.76亩在李宝民的台账上，原告李秀英多次找到村委会，村委会在未经原告李秀英同意的情况下，把原告李秀英的地给划出来，而且还少了0.76亩，村委会有过错责任。原告李秀英要求村委会把0.76亩地划给原告李秀英，村委会找李宝民的儿子李贞军、李侦涛多次协商未果。原告李秀英母亲张可兰的3亩地因其去世而应由承包户内剩余成员（李秀英、郑俊、郑丽丽、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均分，每人约0.5亩。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尚侵占原告李秀英及郑俊、郑丽丽土地2.26亩（0.76亩+1.5亩），按征收标准92500元每亩计算，原告李秀英应得土地补偿款为209050元。故原告李秀英提起诉讼。被告胜利村委会辩称，胜利村委会根据会议记录，确定分地基数，但是与实际分地情况不符。胜利村村南有一块大棚地，是李宝民给李秀英要的，因为李秀英将该大棚地转手了并且签订了协议，转给了姓贾的案外人，后又转给了案外人杨志军，原告所述不属实。原告变更的诉讼请求认为原告应分土地5.5大亩没有事实依据，胜利村委会无从给付。原告主张的土地补偿款因为有争议还存在村里，但胜利村委会认为，因李宝民是承包人，所以应当发放给李宝民一家也就是发给被告王希凤、李侦军、李贞涛。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辩称，王希凤的丈夫李宝民与原告系亲兄妹关系。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王希凤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了土地，土地承包经营证书上显示承包人为李宝民，家庭人口显示为4人即本案三个被告与李宝民。当时确实存在原告有4亩（两个孩子一人0.5亩、原告3亩）土地挂在王希凤家台账上，由于当时耕种土地赔钱所以原告一直没有进行实际耕种。有一年原告结婚后回到村里没有地方住也没有生活来源，王希凤与李宝民将自家所有的一块大棚地1.64亩扣上大棚盖上房屋挖地窖交给原告居住经营。当时李宝民想要原告耕种她自己的土地来维持生活。由于原告表示种地赔钱不想耕种，所以李宝民说用这1.64亩的大棚地顶台账中原告土地4亩中的1.64亩。后来原告经营大棚十年后离婚了，离婚时将大棚地及地上的房屋、地窖一同转让给同村的村民贾元生。2011年左右村里土地要动迁，原告回来主张土地事宜，李宝民与原告到村里将大棚地在王希凤（李宝民）台账中剔除。在剔除大棚地后原告应当剩余2.36亩土地，由于土地分片无法按照该数字准确分割，故将村南大片地1.59亩和河东洼地1.65亩共计3.24亩土地转给原告，在动迁后原告也分得了上述土地的动迁款。三被告认为，在被告土地台账上体现的土地是由被告家庭进行共同承包的，只有原告挂在台账上的4亩是原告可以主张的权利，原告主张的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李宝民共有12亩土地不属实。三被告及李宝民的土地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可以证实共计21.27亩，原告有4亩土地，原告所主张的扣除其他土地剩余的均分，三被告认为没有法律依据。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原告李秀英所举证据一中2015年3月30日胜利村委会证明、证据二2013年1月23日胜利村委会证明、证据四中2016年4月18日胜利村委会证明、证据五证人宋建国证言一份，被告胜利村委会、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无异议。对于被告胜利村委会所举证据二土地补偿费发放明细十份、证据三2014年1月13日中俄科技信息产业园区征地补偿发放明细表一份，原告李秀英、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无异议。对于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所举证据二买卖大棚协议书，原告李秀英、被告胜利村委会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宗佐证。对原告李秀英所举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证据一，胜利村土地台账（胜利村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汇总表）一页、胜利村委会证明五份（出具时间分别为2012年12月13日、2013年1月3日、2013年8月28日、2014年8月11日、2014年9月1日）、牡丹江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社区警务二队出具的介绍信一份（第154号）。意在证明:1.胜利村土地台账记载李宝民名下有土地共计21.27亩（10.55+2.49+3.35+1.59+1.65+1.64），该土地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依法承包经营权归属土地承包经营户全体成员；2.原告李秀英和两个女儿在胜利村共分得口粮田4亩，李宝民及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在胜利村共分得口粮田12亩，原告李秀英一家地和李宝民的母亲张可兰在胜利村分得口粮田3亩，以上口粮田合计19亩，均记在李宝民的名下；3.村土地台账记载的21.27亩土地减去已转杨志军大棚地1.64亩以及合计口粮田19亩的差额0.63亩应属于承包户内成员共同享有；4.原告母亲张可兰在土地征收前死亡，其3亩口粮田应由承包户内剩余成员共同享有；5.李宝民在土地征收后去世，其土地征收补偿应有其份额；6.0.63亩加上3亩口粮田即3.63亩土地应由李秀英和两个女儿、李宝民及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7人平均分得；原告李秀英和两个女儿应得土地约1.5亩；7.原告李秀英和两个女儿在承包户内应有土地5.5亩（4亩口粮田+应分的1.5亩土地），现仅划转3.24亩（1.59+1.65），被告尚侵占2.26亩；8.村南大棚地1.64亩是在土地征收前从李宝民土地台账上转到杨志军土地台账上，该地与口粮田面积无关。被告胜利村委会对土地台账及介绍信无异议。对2012年12月13日证明无异议，村里分口粮田、土地、菜地，村里根据大队的情况不同分有2.35、2.75、2.66亩土地，人均分得土地不同。对2013年8月28日、2014年8月11日、2014年9月1日、2015年3月30日证明无异议。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对该组证据有异议，1.对台账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台账能够体现以李宝民为承包人的被告一家，共承包了土地21.27亩，其中有1.59亩的村南大片地及1.65亩的河东洼地转给了原告，因原告确有土地挂在李宝民的土地台账上，转给杨志军的1.64亩大棚地于1999年11月出售给同村村民贾元生，该大棚地是在李宝民生前转给原告的。是谁转到杨志军名下，三被告不清楚此事；2.对2012年12月13日的证明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明的土地承包内容与被告持有的土地经营证书不符，因此其证明内容不真实。对2013年1月3日的证明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2010年李宝民本人到村委会将土地划给原告，前提是征得原告同意。对2013年8月28日的证明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明与被告将要出示的胜利村村委员证明矛盾，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2014年8月11日证明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1.64亩村南大棚地在土地动迁前从李宝民土地台账中转到杨志军土地台账中，何时发生、谁转走的三被告均不知情。因该土地已经让原告转让给贾元生，三被告也没有权利再去转让土地。对2014年9月1日的证明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大棚面积与口粮田面积无关，但当时王希凤家1.64亩大棚是顶原告的口粮田面积转让给原告的；3.对介绍信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所述的证明内容与介绍信证明的内容不吻合，介绍信只是体现了张可兰是胜利村村民于1989年死亡有四个子女。其他问题证明不了。本院认为，胜利村土地台账、牡丹江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社区警务二队出具的介绍信、2013年1月3日、2014年8月11日、2014年9月1日胜利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合法有效的书证，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012年12月13日、2013年8月28日胜利村委会证明中关于李宝民土地台账中有其母亲土地的内容，因被告王希凤、被告李贞军、被告李侦涛提供证据三2015年9月13日胜利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为：经过胜利村核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张可兰在李宝民的土地台账上有土地登记，原证明作废，并结合宋建国出庭证言，故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明中所记载的上述内容不予采信。2.证据三，原告女儿郑俊、郑丽丽出具声明两份、户口本复印件三张。意在证明：郑俊、郑丽丽是原告的女儿，二人自愿将所分口粮田及其他均分应得土地补偿款均转给原告，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2.26亩土地的补偿款。被告胜利村委会认为，郑俊、郑丽丽在村里每人只有0.5亩土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土地。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对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原告两个女儿有权将分得的0.5亩补偿款转让给原告，证明中所述的其他土地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此份证据是合法有效的书证，具有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故本院予以采信。3.证据四，2015年12月2日、2016年4月18日胜利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俞忠烈书面证言一份。意在证明：1984年胜利村第一轮土地承包以家庭联产承包的形式，二轮土地承包是一轮土地承包的延续，李宝民、李秀英、张可兰在胜利村均分得土地。因与李宝民在一个户，李宝民土地台账中包括张可兰的土地。被告胜利村委会对证明无异议。但认为胜利村是在1992年3月10日前调整完土地。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后1992年将死亡、嫁出去的女儿的土豆地、白菜地收回，口粮田保留。对证人证言有异议，2012年3月10日我村召开的会议俞忠烈参加了，会议记录中证实1992年进行小调整土地，会议记录中有俞忠烈的签字，故证人证言不属实。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由于该证人没有到庭无法进行质证，书面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明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明证实第一轮土地承包以家庭联产承包形式是事实，但所述的李宝英、李宝民的母亲在世就应分得土地这不是一个确定的证明，而是一种推测。该证明无法证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及李宝民的母亲是否在世，且明确表明村里台账中无法体现有原告及李宝民的母亲的土地，所以也无法证明原告及李宝民的母亲的土地在被告名下。本院认为，2015年12月2日胜利村委会证明不能证明在李宝民的土地台账上有李可兰的土地，故本院不予采信。证人未能出庭作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因原、被告一致认可李宝民的土地台账上有原告及两个女儿4亩土地的事实，故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2016年4月18日胜利村委会证明所记载的内容1992年5月26日胜利村没有给村民分配过土地、没有收回土地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对被告胜利村委会所举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证据一，2015年12月5日胜利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会议记录各一份。意在证明：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土地后1992年将死亡、嫁出去的女儿收回土豆地、白菜地，口粮田保留。1992年3月10日前调整完土地。原告李秀英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证明是根据后附的会议记录作出的，而会议记录是复印件。对证明问题有异议，1992年证人俞忠烈的证言可以证明没有收回土豆地和白菜地。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对此份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因原、被告一致认可李宝民的土地台账上有原告及两个女儿4亩土地的事实，故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对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所举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证据一，土地台账一份、土地经营权证书一份。意在证明：1999年2月10日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书体现的内容为承包户主为李宝民，家庭人口四人即户主和本案三个被告，承包期限1999年1月至2029年1月，承包土地面积为24.6亩，其中确有原告及两个女儿的4亩土地挂在王希凤家台账中，其中1.64亩大棚地、1.59亩村南大片地、1.65亩河东洼地都由被告分不同时间转给原告，共计转给原告土地面积为4.88亩。比原告及其女儿应分得的土地多给了0.88亩。原告李秀英对土地台账形式要件无异议，对土地经营权证书形式要件有异议，该证书内容记载的地块面积与土地台账不一致，应当以土地台账记载的为准。因土地经营权证与土地台账记载的不符，该证据是虚假的不真实。对证明问题有异议，登记在李宝民名下的土地非李宝民一家四口，有李宝民母亲和原告及两个女儿的土地，该土地只是登记在李宝民名下。被告胜利村村委会对此份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土地经营权证书不能证明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所要证明的问题，故本院对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土地台账与原告李秀英所举证据一一致，本院予以采信。2.证据三，胜利村委会2015年9月23日证明一份。意在证明：村委会撤销了于2013年8月28日出具的证明。原告李秀英对此份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明与2013年8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不符。张可兰是胜利村的村民在村里应当有土地，2015年9月23日出具的证明称其没有土地与事实不符。被告胜利村委员认为，1992年胜利村进行最后一次土地调整，调整土地张可兰去世情况下如何调整不清楚，所以不清楚张可兰的土地是否登记在李宝民的土地台账上。本院认为，结合证人宋建国的出庭证言，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2012年12月13日、2013年8月28日胜利村委会证明中关于李宝民土地台账中其母亲土地的内容不予采信。3.证据四，2012年6月20日胜利村委会证明一份。意在证明：李宝民将1.64亩大棚地、1.59亩村南大片地、1.65亩河东洼地分不同时间转给原告。原告李秀英对此份证据有异议，认为证明上加盖的公章是牡丹江市东安区兴隆镇胜利村村民委员会，2012年该公章已停止使用，且证明上的内容与土地台账不一致。被告胜利村认为，公章单位以前使用过，至于何时使用被告单位现公章的需要核实。本院认为，结合土地台账，能够证明在李宝民的土地台账上标注将1.64亩大棚地转杨志军，将1.59亩村南大片地、1.65亩河东洼地转给李秀英的事实，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秀英及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均是胜利村村民，李秀英与李宝民是兄妹关系。李宝民与被告王希凤有两名子女即被告李贞军、李侦涛，李宝民于2013年去世。1984年胜利村第一轮土地承包，每人分配2.5亩（大亩）土地，1989年2月9日，原告李秀英的女儿郑丽丽出生，1987年2月28日，原告李秀英的女儿郑俊出生。1992年胜利村二次调整土地，原告李秀英及女儿郑丽丽、郑俊两次共分得土地4亩（2.5亩+0.5亩+0.5亩+0.5亩），均登记在李宝民的土地台账上。1999年4月17日胜利村委会土地台账记载，李宝民这一农户共有土地21.27亩，其中南大架子10.55亩、道西下菜地2.49亩、村南大片地1.59亩、村南石头地3.35亩、河东洼地1.65亩、大棚地1.64亩。1999年2月10日李宝民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记载的土地与台账一致。大棚地与口粮田面积无关，1998年11月1日，原告李秀英将1.64亩大棚出售给贾元生，在土地征收前在李宝民的土地台账上1.64亩大棚地处记载转杨志军。2010年，李宝民到胜利村委会将3.24亩土地转给原告李秀英，其中村南大片地1.59亩、河东洼地1.65亩，在李宝民的土地台账上村南大片地1.59亩、河东洼地1.65亩处标注转给李秀英。李宝民这一农户台账上体现的五块土地，其中南大架子10.55亩土地于2011年12月被征收，土地补偿费553875元（每平方米52.5元），以及征地奖励费422000元（每平方米40元），已被被告李贞军领取。道西下菜地2.49亩土地于2011年12月被征收，土地补偿费130725元（每平方米52.5元），以及征地奖励费99600元（每平方米40元），已被被告王希凤及李贞军领取。台账上体现已转给李秀英的村南大片地1.59亩于2011年12月被征收，土地补偿费83475元（每平方米52.5元），以及征地奖励费63600元（每平方米40元），已被原告李秀英领取。台账上体现转给李秀英的河东洼地1.65亩未被征收。村南石头地3.35亩分别于2009年12月被征收584平方米，土地补偿款29434元（每平方米50.4元），由被告李贞军领取；于2011年8月被征收30平方米，土地补偿款1512元（每平方米50.4元），由被告王希凤领取；于2014年1月被征收2736平方米，土地补偿款143640元（每平方米52.5元），奖励费109440元（每平方米40元），青苗费44160元（青苗占地面积2944平方米，每平方米15元），合计297240元，由村干部刘会云代为领取。已存入被告李贞军银行账户内。原告女儿郑丽丽、郑俊自愿将分得土地转给原告李秀英。结合2015年9月23日胜利村村委会出具证明以及证人宋建国的出庭证言，能够证明经胜利村委会核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李宝民的土地台账上有原告母亲张可兰的土地。本院认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是指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国家依法定程序征收后，因国家依法给予失地者的补偿费用而发生的纠纷。原告李秀英认为原告及其女儿的土地被征收，获得土地补偿的权利受到侵害，要求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返还土地补偿款，故本案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关于原告李秀英要求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返还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制度下，作为家庭成员之集合的农户是承包经营权的唯一主体，本案中，原告李秀英及其女儿与李宝民、被告王希凤、被告李贞军、被告李侦涛为同一农户，共同承包经营土地。2010年，李宝民将3.24亩土地从台账中转给原告李秀英，原告李秀英尚有0.76亩土地在李宝民作为农户代表的土地台账上。被告村委会以及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没有证明划出土地经过李秀英及其女儿认可并同意。2013年李宝民去世后，李宝民为代表的农户所承包的土地，由其他成员继续承包经营。2009年12月村南石头地、2011年8月村南石头地、2011年12月道西下菜地、南大架子地、村南大片地、2014年1月村南石头地被征收进行安置补偿时，原告李秀英及女儿郑丽丽、郑俊仍有0.76亩土地登记在李宝民名下的土地台账上。现原告李秀英以及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对于将村南大片地1.59亩、以及河东洼地划给原告李秀英没有异议，剩余土地均已征收，土地补偿款已被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领取，且2014年土地补偿款村委会已存入被告李贞军账户内，故本院对原告李秀英要求被告王希凤、李贞军、李侦涛返还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返还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具体数额，本院认为，李宝民名下村南石头地于2009年12月、2011年8月、2014年1月被征收，李宝民土地台账中含原告李秀英0.76亩土地，应返还原告李秀英土地征收补偿款64436元【（29434元+1512元+143640元+109440元）÷3.35亩×0.76亩】。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李秀英要求被告王希凤、被告李贞军、被告李贞涛返还土地征收款6443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付，超过部分本院不予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一款（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希凤、被告李贞军、被告李侦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李秀英征地补偿款人民币64436元；二、驳回原告李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36元，由原告李秀英负担3025元，由被告王希凤、被告李贞军、被告李侦涛共同负担141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许 永审 判 员  李艳萍人民陪审员  武 军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王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