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沪02民终79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於桂堂，男，1952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立，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汀，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章如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家顺，上海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池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浩。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伟敏，上海市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於桂堂因与被上诉人宜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优公司”)、被上诉人上海池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池优企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4民初461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於桂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汀、被上诉人宜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家顺、被上诉人池优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伟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於桂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裁定本案由一审法院(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管辖。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法院对于诉讼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将股权转让关系同合伙关系混淆。於桂堂系基于《关于有限合伙持有份额转换协议》(以下简称《转换协议》)所建立的股权转让关系提起诉讼。根据《转换协议》，於桂堂与宜优公司、池优企业原先建立的合伙合同关系已消灭，故本案的涉诉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合同而非合伙合同。其次，一审法院对于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在未经法庭调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认定“原告将出资款入伙程优合伙企业……程优合伙企业再以合伙企业名义入股重庆高山公司”，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与《转换协议》的目的和本意相悖，且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於桂堂的女儿於殊与上海程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程优企业”)签订的投资文件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转换协议》并未约定仲裁条款，基于股权转让关系，应适用被告所在地管辖的原则，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其裁定驳回起诉存在错误。宜优公司辩称：於桂堂与宜优公司、池优企业于2015年6月19日签订的有限合伙投资文件，其中约定有仲裁条款。2015年10月21日，於殊与宜优公司、程优企业签订的有限合伙投资文件也约定了仲裁条款。本案是管辖权争议，重点是程序问题，而於桂堂的上诉请求更多涉及实体方面，故其上诉请求不应当在本案中审理。《转换协议》只有依靠投资文件才能得以履行，而投资文件对管辖权有仲裁约定，故双方争议应当由上海仲裁委员会管辖。於桂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池优企业辩称：宜优公司是池优企业以及程优企业的基金管理人，《转换协议》是於桂堂与宜优公司签订的。2015年6月19日投资文件中的《合伙协议》虽有池优企业盖章，但对于协议如何产生池优企业并不清楚，该协议是池优企业的合伙人俞文婷操作的，另一合伙人王浩对此并不清楚。池优公司对本案的管辖权不发表意见，请求法院根据现有证据依法裁决。於桂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宜优公司向於桂堂返还投资款19.6万元(币种为人民币，以下同)；宜优公司向於桂堂支付利息(计息本金为19.6万元，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时间自立案之日起至实际判决之日)；池优企业对上述诉请承担连带责任；宜优公司、池优企业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9日，於桂堂与宜优公司、池优企业共同签订有限合伙投资文件一组，约定由於桂堂认购池优企业20万元的资金。同时，该有限合伙投资文件项下《合伙协议》的第十三条约定，因该协议引起的及与该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解决。2015年10月21日，於桂堂的女儿於殊与宜优公司、程优企业签订有限合伙投资文件一组，约定程优企业的投资目标：为全体合伙人从重庆高山通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现为重庆高山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高山公司”)的股东获得该公司的股份；於殊认购总金额为19.6万元。同时，该有限合伙投资文件项下《合伙协议》的第十三条约定，因该协议引起的与该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解决。於殊确认上述《合伙协议》系其代其父亲於桂堂所签订。2015年10月21日，於桂堂与宜优公司签订《转换协议》，约定宜优公司同意按照程优企业协议，将重庆高山公司股份转让给於桂堂。该协议另约定，於桂堂在协议生效之日起，即默认自愿放弃原基金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并从池优企业退伙。一审法院认为：就於桂堂与宜优公司签订的《转换协议》及於桂堂女儿与程优企业签订的有限合伙投资文件的内容看，前后两份协议不可分割，且《转换协议》的履行依赖于程优企业的有限合伙投资文件。根据程优企业的《合伙协议》约定，於桂堂将出资款入伙程优企业，於桂堂成为程优企业合伙人后，程优企业再以合伙企业名义入股重庆高山公司。虽然於桂堂否认委托其女儿与程优企业签订有限合伙文件，但根据《转换协议》约定，於桂堂自愿将购买的池优企业的份额20万元转换成宜优公司持有的重庆高山公司股份，宜优公司也同意按程优企业协议，将重庆高山公司股份转让给於桂堂。可见，於桂堂应当知晓其原投资池优企业的20万元转换投资到另一家合伙企业程优企业中，且其应与程优企业另行签订相关合伙投资文件方能实现其获得重庆高山公司股份的目的。另一方面，於桂堂女儿於殊也确认其系代於桂堂与程优企业签订有限合伙投资文件。故於桂堂应当受程优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文件的约束。此外，本案诉争的投资款纠纷，缘起于於桂堂与宜优公司、池优企业间签订的有限合伙投资文件，而该投资文件亦约定有仲裁条款。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於桂堂仅提供《转换协议》，而撇开与池优企业、程优企业之间的合伙关系，显属不当。鉴于於桂堂与池优企业、程优企业间签订的《合伙协议》均约定了仲裁条款，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故本案应当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法院对本案并无管辖权。本案不符合受理条件，应当裁定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於桂堂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转换协议》另约定，於桂堂自愿将购买的由宜优公司管理的池优企业的份额20万元转换成宜优公司持有的重庆高山公司的股份，股价按4.9元/股计算，合计折算为肆万股，差额部分为0.4万元，将在2个工作日内汇至於桂堂指定的账户。2015年10月21日，於桂堂的女儿於殊与宜优公司、程优企业签订有限合伙投资文件中的《合伙协议》第6.1条“投资目标”约定：“本有限合伙投资目标为全体合伙人从重庆高山通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现重庆高山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获得该公司的股份。在合伙企业投资封闭期内，为合伙企业代持标的公司的股份，并在开放期内向全体合伙人转让标的公司的股份。”本院认为：於桂堂并未否认2015年10月21日有限合伙投资文件的真实性，但认为该文件系其女儿於殊与宜优公司、程优企业签订，和本案没有关联，然於殊本人已向一审法院明确表明其系代於桂堂签署。而从2015年6月19日池优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文件、2015年10月21日《转换协议》及2015年10月21日程优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文件的签署时间及内容分析，各方的法律关系始于於桂堂向池优企业投资20万元；之后，通过签订《转换协议》明确，於桂堂从池优企业退伙，将前述20万元中的19.6万元转换成宜优公司持有的重庆高山公司股份，宜优公司按程优企业的协议将重庆高山公司股份转让给於桂堂；同时，於殊代於桂堂与宜优公司及程优企业签署认购程优企业19.6万元基金份额的投资文件，文件明确投资目标系为全体合伙人从重庆高山公司的股东获得该公司的股份。前述过程显然表明两组投资文件及《转换协议》具有前后关联性。基此，一审法院以2015年6月19日、10月21日的有限合伙投资文件(合伙协议)中均约定有仲裁条款，於桂堂应当知晓其原投资池优企业的20万元转换投资到程优企业中应与程优企业另行签订相关合伙投资文件方能实现其获得重庆高山公司股份的目的，於殊也已确认其系代其父於桂堂与程优企业签订有限合伙投资文件，於桂堂应当受程优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文件的约束为由，认定本案应当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并据此裁定驳回於桂堂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於桂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系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 蔚审 判 员  邵美琳代理审判员  何 云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张蒙蒙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