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丰民初字第15401号原告：杨秀清，女，1963年4月19日出生。原告：刘建华，男，1962年10月21日出生。原告：刘小雷，男，1989年7月21日出生。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印，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秀水，男，1965年10月10日出生。被告：杨秀泉，男，1959年11月9日出生。被告：张树萍，女，1962年1月1日出生。被告：杨贺辰，男，1988年7月1日出生。被告：杨秀红，女，1964年5月13日出生。被告：袁元，女，1987年12月1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春光（系袁元之父），1962年11月7日出生。被告：杨春雨，女，1986年3月2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系杨春雨之夫），1988年11月27日出生。被告：杨秀兰，女，1958年5月10日出生。原告杨秀清、刘建华、刘小雷与被告杨秀水、杨秀泉、张树萍、杨贺辰、杨秀红、袁元、杨春雨、杨秀兰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秀清、刘建华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印，被告杨秀水、杨秀红、杨春雨、杨秀兰、袁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春光到庭参加诉讼。杨秀泉、张树萍、杨贺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秀清、刘建华、刘小雷诉称：王传芬与杨成绪系夫妻关系，杨秀河（已去世）系两人之长子，杨秀泉系次子，杨秀清系次女，杨秀红系三女。杨秀清与刘建华系夫妻关系，刘小雷系两人之子。杨秀泉与张树萍系夫妻关系，杨贺辰系两人之子。杨秀红与袁元系母女关系，杨春雨系杨秀河之女。王传芬与杨成绪均系北京市工具厂的职工，北京市崇文区花市××78号系单位分配给王传芬的职工宿舍，后来转变为公管房继续由王传芬承租。杨秀清自出生一直在崇文区花市××78号，直至1988年与刘建华结婚，甚至连婚生子刘小雷出生，也从未离开此居住地。由于家里子女多，而且都达到结婚年龄，为了解决住房紧张，父亲杨成绪多次向单位申请增加住房。1982年，工具厂有在慈云寺的职工宿舍中分给住房一处。杨秀河、杨秀泉都是在慈云寺居住多年结婚至今，而杨秀清、杨秀红则一直在崇文区花市××78号居住。1992年崇文区政府决定对花市地区进行危房改造，原告居住在公租房也在拆迁改造内。由于承租人系母亲王传芬，所以父母多次告知我们，78号房屋拆迁补偿没有我们这些子女的份，为了获得提前搬家奖，让我们这些居住在此的子女尽快搬走，为了不影响父母获得提前搬家奖，加之原告对父母说的房屋拆迁没有子女份深信不疑，原告一家只好提前搬家离开花市××78号。1994年拆迁安置房交付时，母亲获得两套一居室、一套两居室，由于当时案外人杨秀河已经离婚，且婚生子女判归母亲抚养，就与父母共同居住一套两居室，同意杨秀泉一家居住一套一居室，而另一套一居室被父母出租，后来王传芬将出租的一居室收回，改由杨秀河居住，同意杨秀清一家暂时与自己共同居住两居室。杨秀河去世后由其前妻贾丽明和被告使用。2003年10月，经母亲同意将该两套两居室的承租权变更为杨秀清名下。2009年11月，母亲王传芬又以变更承租人自己并不知情为由，起诉杨秀清及相关单位，要求确认变更后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最终因指纹磨损严重，无法做出鉴定结论，法院推定合同无效。原告只能搬出另行租房，而王传芬将该房屋出租他人居住。2014年初。原告杨秀清从相关单位得知，自己一家三口属于花市××78号拆迁共同安置人，王传芬名下所获得的安置房屋，原告有权使用。房屋拆迁时，母亲王传芬所说的“没有儿女的份”是故意欺骗自己，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2014年5月，杨秀清设法得到当时由杨秀河代表所有拆迁安置人于危旧房改造办公室签署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和安置分户调查表，安置协议书明确记载原告一家属于拆迁安置对象，依约应当获得回迁安置房屋。分户调查表记载，由于父亲杨成绪名下有（慈云寺）居住房屋，故母亲不再享有拆迁安置人待遇，不再分配安置房。根据救命安置人的家庭状况，应获得一居室两套、两居室一套为宜。故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杨秀清、刘建华、刘小雷有权居住、使用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501号房屋（以下简称石榴园501号房屋）；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杨秀水辩称：原告所述均不属实，刘建华的户籍地并非丰台区石榴园而是崇文区富贵园，刘小雷户籍是自2013年由富贵园迁入石榴园的，是在王传芬不知情的情况下弄得。杨秀清自结婚后就搬走了，更没有在涉案房屋内生孩子，而一居室从来没有出租过，杨秀清与王传芬共同居住在两居室根本不存在，杨秀清系在王传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承租权变更至其名下。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杨秀泉、张树萍、杨贺辰未到庭。被告杨秀红辩称：501号房屋系由拆迁安置而来，我没有住房，石榴园的大屋由我和母亲居住，原告在父母生病时在房屋居住过，这个房子我想物归原主。被告袁元辩称：我经常不在家，具体情况不了解。被告杨春雨辩称：三原告应该是在该房屋住过，具体多久不清楚，我经常不在家，我希望对诉讼请求能实事求是。杨秀兰辩称：当时拆迁时确实有原告的份额，但拆迁以后房屋特别脏乱，原告说不住那里，后来母亲王传芬住在5层，如果原告当时要这个房屋，我母亲不会搬的。经审理查明：王传芬与杨成绪系夫妻关系，两人生育子女杨秀河（已去世）、杨秀泉、杨秀水、杨秀兰、杨秀红、杨秀清。杨春雨系杨秀河之女。杨秀清与刘建华系夫妻关系，刘小雷系两人之子。杨秀泉与张树萍系夫妻关系，杨贺辰系两人之子。袁元系杨秀红之女。1992年12月9日，崇文区东花市危旧房改造办公室（拆迁人，甲方）与王传芬（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拆除乙方住址崇文区花市××78号（以下简称78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二间，居住面积24.5平方米，有正式户口七人，应安置人口九人，分别是（亲缘关系及年龄）：次子33、次子媳30、孙4、次女29、次女婿29、外孙3、三女28、外孙女5、长子37。过渡置到石榴庄小区四层、三层各壹套，为石榴庄小区703-6-501（即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501号，以下简称石榴园501号）贰居一套、石榴庄××202（即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602号，以下简称石榴园602号）。1991年8月17日的分户调查表显示户主王传芬（户主）、杨秀泉（次子）、杨秀清（次女）、杨秀红（三女）、杨秀河（长子）、袁元（外孙女）、刘小雷（外孙）。1994年，王传芬与北京房修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1999年4月2日，王传芬、杨秀清、杨秀红、袁元等人户籍迁至石榴园501号；另，杨秀泉、张树萍、杨贺辰户籍迁入石榴园602号。2013年1月31日，刘小雷户籍迁至石榴园501号。2003年11月3日，杨秀清与北京房修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石榴园南里物业管理处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王传芬对上述合同有异议，并诉至本院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2009年11月18日，本院作出判决确认上述合同无效；2010年6月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12月7日，杨秀河去世。2016年4月5日，王传芬去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杨秀清称其自出生一直在崇文区花市下二条78号，后其与刘建华结婚亦一直在此居住，后拆迁后一并搬入石榴园501号居住，后在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后只得另行搬出。杨秀红认可杨秀清上述意见。杨秀泉、张树萍称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杨秀水对杨秀清的主张不认可，称其自婚后未在石榴园501号居住。另，杨秀清提交书面说明一份显示：2015年1月23日关于石榴园的房子二楼（1居）是国家分配给杨秀清的6楼（1居）室杨秀泉的5楼（2居）是杨秀红和杨秀河的特证明。杨秀水、杨秀兰对上述说明不认可，杨秀河提交病例称杨秀清曾伤害母亲，杨秀红称杨秀水未曾赡养母亲。上述事实，（2008）丰民初字第7324号民事判决书、（2010）二中民终字第7030号民事判决书、开庭笔录、结婚证《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石榴园501号房屋系公有住房，根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分户调查表等现有证据来看，杨秀清、刘建华、刘小雷作为上述协议中所载明的被安置人，其相应的拆迁安置权益应当得到保护，而诉争的石榴园501号房屋系由上述协议书中78号房屋拆迁而来的安置房屋，杨秀清、刘建华、刘小雷作为35号房屋的被安置人，在拆迁过程中与被拆迁人一同被安置石榴园501号房屋一套，故三人对安置房屋有权居住、使用。另，杨秀清、刘小雷的户籍亦迁入石榴园501号房屋，且亦能佐证杨秀清及其家人亦在该房屋内居住的事实。综上所述，杨秀清、刘建华、刘小雷主张有权居住、使用石榴园501号房屋，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另，关于杨秀清、杨秀水等人所述其母亲王传芬对该房屋处分的意见，因该房屋系公有住房，并非其母亲王传芬的个人财产，故其母亲去世后既不属于遗产，故该意见不在本案考量范围内。本院另需说明的是，关于该房屋的承租权，亦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内，双方另行主张解决。杨秀泉、张树萍、杨贺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杨秀清、刘建华、刘小雷有权居住、使用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南里××501号房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原告杨秀清、刘建华、刘小雷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静人民陪审员  洪啟国人民陪审员  白选民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书 记 员  李 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