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11民终115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朱利军，男，1976年5月8日出生，汉族，职工，住青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足飞、项礼，浙江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叶伟丽，女，197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经商，住青田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詹桂琴，女，196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青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章隆，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占桂伟，男，197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经商，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现住青田县。上诉人朱利军因与被上诉人叶伟丽、詹桂琴，一审被告占桂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田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1民初2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利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项礼、被上诉人叶伟丽、被上诉人詹桂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章隆及一审被告占桂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利军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年底之前是被告履行该约定的时间”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对于“该笔借款等叶伟丽、占桂伟房屋盖好，酒席摆掉付现金叁拾万元正，剩余二十万元在后十个月付清”的法律性质如何评价，上诉人认为该条款应视为附履行期限的条款，并且存在约定不明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可以由双方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履行期限是根据盖房屋以及摆酒席为确定时间的基点，是可以根据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履行的期限。在本案中，涉案的50万元债务是双方原有债务在法院执行过程中调解形成的，当时被上诉人的履行能力明显不足，而借条中写明“该笔借款等叶伟丽、占桂伟房屋盖好，酒席摆掉付现金叁拾万元正，剩余二十万元在后十个月付清”，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当时债务人的履行能力，以及需要盖房子、摆酒席的情况，说明当时双方讲好是给了债务人一个比较长的履行期限，因此，即使对履行期间作出认定，也应以上诉人起诉的时间点为履行期限为宜。2、更何况，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上诉人最早于2014年底前都有催讨，那么根据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以及最高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在保证责任期限内，债权人要求部分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视为对全体保证人主张过权利。也就是说，上诉人在2014年底前已经向占桂伟俩夫妻进行了催讨，应当视为已经向另一保证人主张过权利。既然主张过权利，那么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对案涉两保证人就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显然上诉人起诉时诉讼时效并未届满，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也就造成了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判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叶伟丽辩称：我赞同一审法院的判决，上诉人从来没有向我催讨过。在一审时，我只是说过赞同上诉人向占桂伟催讨过。被上诉人詹桂琴辩称：一、原判对叶伟丽的陈述表述有错误，叶伟丽当时只陈述赞同占桂伟的意见，而没有说上诉人向其催讨过。一审判决书表述上诉人在2014年12月及之前曾数次向两被告催讨是错误的，经被上诉人方了解一审法官也是认可该表述错误的，正准备纠正。二、本案属履行期限不明，上诉人于2014年12月之前就向原审被告占桂伟多次催讨，占桂伟已明确拒绝履行，根据最高院关于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担保人的保证期限应从2014年12月份开始计算，而在2014年12月份之后六个月内上诉人从未向答辩人和叶伟丽催讨过，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超过保证期间，答辩人和叶伟丽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最高院的批复，但该批复仅是针对承担了保证责任的连带保证责任人行使追偿权的纠纷，不能适用于本案。而且即使上诉人向叶伟丽催讨过，该批复效力也不适用于詹桂琴。四、答辩人在案涉借款中其身份是见证人，答辩人已在一审中陈述过。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被告占桂伟述称：我同意一审法院的判决。2014年12月份对方确实叫过我还款，当时我表示已经还了很多钱，现在没能力再还了，我已明确表示不还款。一审原告朱利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占桂伟立即偿还原告借款50万元；2、被告叶伟丽、詹桂琴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该院作出（2011）丽青船商初字第215、216、217、218号调解书，四份调解书确认被告占桂伟、叶伟丽共计需向原告朱利军偿还140万元欠款，调解书生效后被告占桂伟、叶伟丽按约履行了35万元债务，后因没有按约履行，原告向该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两被告履行了55万元债务，尚欠原告朱利军50万元。2013年9月5日，被告占桂伟、叶伟丽及詹桂琴另行向原告朱利军出具一张50万元的借条。借条上载明“该笔借款等叶伟丽、占桂伟房屋盖好，酒席摆掉付现金叁拾万元正，剩余贰拾万元在后十个月付清”。被告詹桂琴在担保人叶伟丽下方处签名。现原告主张被告占桂伟偿还50万元借款，被告叶伟丽、詹桂琴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从本案审理及双方当事人答辩的情况看，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被告詹桂琴是担保人还是见证人；二是本案是否系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三是对借条上载明的“该笔借款等叶伟丽、占桂伟房屋盖好，酒席摆掉付现金叁拾万元正，剩余贰拾万元在后十个月付清”的法律性质如何评价。一、关于被告詹桂琴是担保人还是见证人的问题。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被告詹桂琴主张自己系见证人而非担保人，但从借条的内容及行文格式上看，“詹桂琴”名字签署在“担保人：叶伟丽”的下面，很明显应该是担保人，如若是见证人完全可以在“詹桂琴”名字前，写明“见证人”字样，故被告詹桂琴主张系本案借款见证人的意见，不予采信，被告詹桂琴应为借条上的担保人，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二、本案是否系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法院做出的已生效的（2011）丽青船商初字第215、216、217号调解书中，只涉及本案被告占桂伟及叶伟丽，218号调解书中只涉及本案被告占桂伟。执行过程中，被告占桂伟及叶伟丽偿还了部分款项，后通过自愿协商，就剩余欠款50万元债权达成新的还款协议，约定了还款期限，并由上述调解书中不涉及的案外人即本案被告詹桂琴作为担保人，共同出具了借条，故可认为是对原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该份协议系原、被告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且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及损害国家、第三人合法权益，理应有效，具有可诉性，并不违背一事不再理之原则。三、对借条上载明的“该笔借款等叶伟丽、占桂伟房屋盖好，酒席摆掉付现金叁拾万元正，剩余贰拾万元在后十个月付清”的法律性质如何评价。原、被告双方约定的该条款系有效条款。本案中，因在“等房屋建好后”的问题上双方存在“盖在何处”、“盖几层”、“何时盖好”的分歧，因此实际无法具体确定该条款约定的还款时间，故该条款实为一约定不明的还款期限，该条款不以确切的年月日来界定期限，而是以作出一个行为的时点来确定期限，因此该期限依附于该行为的履行情况，是一个变数。由于“等房屋盖好后”是一个不明确的时间概念，因此属于当事人对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鉴于被告坚持认为其还款义务并未产生，故原、被告之间已不可能就履行期限达成补充协议，也无法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结合庭审中原告自述“借条出具后，曾经多次向被告催讨，而且最早于2014年底之前都有催讨过”，因此可认为2014年年底之前是被告履行该约定的时间，担保人的保证期间也应该从2014年年底之后开始起算，故作为担保人的被告詹桂琴抗辩称，保证期间已经过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占桂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前偿还原告朱利军借款50万元；二、驳回原告朱利军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被告占桂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朱利军提供了结婚登记表一份，待证一审被告占桂伟和被上诉人叶伟丽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叶伟丽及詹桂琴、一审被告占佳伟经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对上诉人朱利军所提供的前述证据，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叶伟丽与一审被告占桂伟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詹桂琴与一审被告占桂伟系姐弟关系；二审中，两被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均陈述：由于拟盖房屋的土地有争议不能办理审批手续，到目前为止尚未取得建房许可；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借条系由各方当事人自愿签署，体现了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法，应认定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叶伟丽在案涉借条担保人栏处签名；被上诉人詹桂琴在案涉借条担保人栏、被上诉人叶伟丽签名处下方签署自己的姓名，原判依据案涉借条的内容及行文方式，认定两被上诉人均为案涉借款的保证人有其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现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朱利军向两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保证期间，虽然上诉人朱利军在一审庭审中回答被上诉人詹桂琴方提问时，确实有过在2014年底前有向一审被告占桂伟催讨过借款的陈述，但其在回答后续提问时亦明确陈述“已经跟她（詹桂琴）讲过，她说她会跟弟弟讲”，该陈述属一个有机整体，不能仅截取部分作为依据从而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同时，从两被上诉人所提交的书面答辩状来看，至本案诉讼时其仍认为案涉借条约定的房屋还未盖、酒席未摆掉从而还款时间确实未到，在此情形下即使在2014年上诉人朱利军有向债务人催讨借款，但由于前述争议的存在也不应认定该催讨行为已产生案涉债务相关时效起算的后果，故原判认定从2014年年底起就应开始计算保证人的保证期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案涉借条约定“该笔借款等叶伟丽、占桂伟房屋盖好，酒席摆掉付现金叁拾万元正，剩余贰拾万元在后十个月付清”，对于该“房屋盖好”后付款的约定，由于案涉当事人在达成合意时，被上诉人方并未取得相关职能部门的建房许可，故该“房屋”能否盖好系属将来客观上不确定的事实，因此前述约定应认定为付款条件而非付款期限。时至案涉借条出具后数年的今日，债务人方仍然未能取得相关建房审批手续，应视为由于债务人方的原因导致案涉当事人所约定的付款条件不能成就，故上诉人朱利军现要求一审被告占桂伟偿还借款，并由两被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利军要求两被上诉人承担案涉借款连带保证责任的上诉主张，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青田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1民初21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青田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1民初21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被上诉人叶伟丽、詹桂琴对前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均由一审被告占桂伟、被上诉人叶伟丽、被上诉人詹桂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永红审 判 员  程允平代理审判员  黄 维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代书 记员  陈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