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4民初1677号原告：上海金亚工贸开发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余XX，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XX，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占健明，上海联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嘉定区文化馆，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李X，该馆馆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志红，上海久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艳玲，上海久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金亚工贸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金亚工贸公司)与被告上海市嘉定区文化馆(以下简称嘉定文化馆)间联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周莉独任审判，于2016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院依法转为合议庭，由审判员张晓霞、代理审判员周莉、人民陪审员王玉祥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余XX、委托诉讼代理人王XX、占健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志红、贺艳玲两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房屋拆迁补偿费300万元。事实与理由：1994年初，上海金亚工贸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余XX经朋友介绍，认识当时的嘉定区文化馆办公室主任姚X，姚X称文化馆要找合作伙伴开办舞厅。之后，原告在文化馆的邀请下，于1994年8月28日与被告签订一份《舞厅合作经营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文化馆旧舞厅作价60万元，作为文化馆的投资；原告投资现金60万元，对旧舞厅进行改建和装修，双方合作经营，利润按约定比例分成。该协议除双方当事人盖章外，且由嘉定区文化局盖章见证，文化馆馆长钱XX签字。1994年11月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小食堂卡拉ok厅合作经营协议》，协议约定：由原告单独投资，对文化馆的旧仓库进行改建，并在仓库和卫生间上面加建第二层楼房；建成后，仓库下层74平方米作为共同经营小食堂(后命名迷你酒吧)之用，上层160平方米作为共同经营卡拉OK厅之用。这样，原告又投资了74万元，改建和新建了卡拉OK厅和迷你酒吧等楼房设施。如此，原告与文化馆合作经营的第三产业，共有三个项目：交谊舞厅、卡拉OK厅、迷你酒吧。1999年11月10日，上海嘉定文化娱乐总汇与原告签订一份风险共担的《协议书》，对三个项目的合作经营重新作了约定，该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以上三个项目，如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中止，或因市政动迁需要，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风险共担原则，协商解决善后事宜，或易地重办该项目，或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但如若国家给予补偿，则应双方各得赔偿金的50%。”至2003年，文化馆要落实政府“办实事工程”，文化馆全部建筑要重新装修，要求原告从梅园路搬出，待装修后再回搬。但原告与文化馆双方就搬迁的损失承担无法达成一致，拒绝搬迁。文化馆采用拆窗扒门的方式，让原告无法经营，无奈之下，原告只得将交谊舞厅搬至他处，搬迁费用39万元也自掏腰包。原来的“卡拉OK厅”、“迷你酒吧”二个项目虽未搬迁，但难以经营。待文化馆装修完成，其对原告交谊舞厅“回搬”的承诺却迟迟不予兑现。直至2013年3月底，嘉定区政府进行旧城区改造，涉及到政府动迁，将文化馆从梅园路XXX号迁至塔秀路XXX号，并将旧馆的所有建筑及资产移交给嘉定区国资公司处理。国资公司于2013年将梅园路文化馆原有的建筑全部拆除，其中包括原告投资140多万元建造的“交谊舞厅、卡拉OK厅、迷你酒吧”三处共300多平方米的房屋。根据双方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各得50%的赔偿金”，原告应获得300万元的国家补偿金。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原告没有相应诉由。原告将嘉定文化馆列为被告，诉讼主体错误，原被告于1994年8月28日和9月4日签订舞厅合作经营协议书及卡拉OK厅经营协议，但1999年11月10日原告与上海嘉定娱乐文化总汇签订协议书一份，就该三个项目的经验进行了重新的约定，从协议内容看，应由嘉定文化娱乐总汇继受原合同归属于被告的权利义务，并在此基数上与原告就原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变更，故被告不再是合同相对方，被告于1999年11月11日起与此事无关联，原告将其列为被告失当。其次，即使不论主体问题，从合同内容看，双方间建立承包关系，期限至2003年6月16日，双方间承包关系在此时间结点已经终了，原告无论基于怎样的理由主张合同权利都已过诉讼时效。再者，原告依据联营协议书上第三条约定向被告主张300万拆迁补偿费毫无根据，双方间承包关系至2003年6月16日结束，此后三个项目与原告无关，被告未得到拆迁补偿，原告诉请的300万无依据，被告移址是在2013年，合同结束长达10年，与原告无关。合同约定的前置条件未成就，原被告和原告与嘉定文化娱乐总汇之间是承包关系，不适用最高法的联营司法解释，请求驳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4年8月28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一份上海市嘉定区文化馆舞厅合作经营协议，协议约定，双方以合作形式改建甲方院内的舞厅，甲方舞厅及设施的固定资产作为合作投入(折价60万)，乙方出资60万为吊顶、重铺地面、音响、灯光、照明及改建前后边的耳房等新扩充投入。合作期限为八年。嗣后，原告对舞厅进行了改建。并开始经营舞厅。1994年11月2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一份嘉定区小食堂卡拉OK厅合作经营协议，协议约定由乙方出资，对甲方办公楼西头仓库进行改造，对仓库屋顶以上和小剧场北头卫生间屋顶以上进行第二层土建工程承建，改造、承建后，下层仓库部分74平方米作共同经营小食堂之用，上层两部分共160平方米作共同经营卡拉OK厅之用。合作期限为八年。嗣后，原告共计新建了160平方米用于经营卡拉OK厅，将仓库部分改建用于经营迷你酒吧。1999年11月10日，上海嘉定文化娱乐总汇(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自1999年11月12日起至2003年6月16日止，乙方对该舞厅实行独立的经营管理，梅园卡拉OK、迷你酒吧原承包费用仍维持不变，卡拉OK每年乙方商家上交甲方贰万肆仟元，酒吧每年上交壹万元。协议第三条约定，以上三个项目如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中止，或因市政动迁需用，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风险共担的原则，协商解决善后事宜，或是易地重办该项目，或给予适当的经济赔偿，但如若国家给予补偿，则应双方各得补偿金的50%。协议下方盖有上海嘉定文化娱乐总汇公章及原告公章、上海市嘉定区文化馆工作人员姚强签字。嗣后，原告独自经营舞厅、卡拉OK、迷你酒吧。2003年10月之后，原告将舞厅搬至菊园，卡拉OK、迷你酒吧均停止经营，原告与被告未再签订任何协议，也未就联营或承包进行结算。2009年，嘉定区人民政府对嘉定图书馆、文化馆进行改址新建，对原图书馆、文化馆实行房屋置换的拆迁政策。2013年，原嘉定镇梅园路XXX号的嘉定文化馆土地及房屋移交给上海嘉定新城发展有限公司，现涉案房屋已经拆除。另查明：2001年，嘉定区文化馆对嘉定镇梅园路XXX号进行产权登记，其中，2001年图纸的1号楼北侧对应电视录像楼，2号楼对应游艺厅，3号楼对应办公室。1号楼电视录像楼北侧和3号楼办公室西侧对底楼进行了翻建工程及加建二楼工程，即卡拉OK厅及迷你酒吧2号楼游艺厅扩建作交谊舞厅。1号楼原设计图纸显示是454平方米，登记为453.86平方米。2号楼原设计图纸显示是268平方米，登记为370平方米。3号楼办公楼原设计图纸显示是597平方米，登记为607.26平方米。2005年，嘉定镇梅园路XXX号的产权人变更为上海市嘉定区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再查明：上海嘉定文化娱乐总汇1993年4月6日设立，国有企业，股东为上海园葡贸易经营部，法定代表人为余XX。被告确认上海嘉定文化娱乐总汇为被告设立的公司。本院认为，根据1999年协议，双方的联营关系于2003年6月结束，原告也确认2003年或者2004年原告已经停止了三个项目的经营，此时双方应对联营期间的财产进行结算，若原告认为其应对其改建或新建的房屋享有相关权益，应当及时向被告主张，现已过十多年之久，原告的诉讼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再者，即使原告的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请也难以得到支持，根据2001年嘉定镇梅园路XXX号的产权信息，仅有2号楼游艺厅的面积与原设计图纸出入较大，即使2号楼游艺厅登记的扩大面积就是原告所扩建的舞厅部分，根据1999年协议中约定，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善后事宜，或是易地重办该项目或给予适当的经济赔偿，舞厅的经营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在菊园重办该项目，那么，就不存在另一种给予适当的经济赔偿的选择，另外卡拉OK厅、迷你酒吧从产权信息上看，并没有显示原告所改建或扩建部分，那么原告也无权要求国家补偿款。并且涉案嘉定镇梅园路XXX号根据政府安排实行了房屋置换的拆迁政策，被告实际未获得任何拆迁补偿款，那么原告也无法基于1999年协议各得50%国家补偿款的约定向被告主张权利。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金亚工贸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上海金亚工贸开发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晓霞代理审判员  周 莉人民陪审员  王玉祥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贡 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