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初112号 原告：施才斌，男，1971年10月28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峰，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劼，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476号、1482号1401-1415室。 法定代表人：邹宁，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璟玲，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施才斌诉被告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许峰，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璟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14,361.45元（以下币种相同）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基于对被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信任，根据被告的信息披露公告情况对被告股票进行投资。2014年12月23日，被告发布公告称，其收到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处罚决定书，被告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将对其2012年度及以后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属《证券法》第六十七条所述的重大事件，由此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违法行为。原告认为，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被告应承担对原告投资者的赔偿责任，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可认定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3年1月29日，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3年3月23日。现原告在该虚假陈述实施日至虚假陈述揭露日之间买入被告股票，并在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仍然持有或卖出，由此产生的投资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具有法定的因果关系。据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答辩称：对原告主张的损失不完全认同，应当承担的部分被告愿意赔偿。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依据本院采纳的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系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代码为XXXXXX。 2013年3月22日，被告发布了一份《风险提示公告》。公告内容如下：被告下属子公司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2月6日起陆续发生Z、Y、W三家日本客户应收账款逾期。截止2013年3月21日，三家公司共有1,6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6亿元）货款逾期。A公司在催讨的同时，已就该事项向贸易承保单位中国XX公司通报。另外，A公司重要供应商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因此案税务机关目前已暂停了A公司的出口退税业务，由此对A公司的业务可能造成重大影响。根据被告2011年年报A公司的营业收入180,419.16万元，占被告73.18%。上述事项对被告的影响正在评估确认中，被告将密切关注其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3年9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被告以及被告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发送《关于给予被告及董事长张某等有关责任人通报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称：经其查明，被告存在未及时披露重大事项的违规行为，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对被告以及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通报批评。关于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决定》中查明的内容与被告在上述《风险提示公告》中披露的内容基本一致，具体如下：“2013年1月26日，A公司的供应商B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骗取出口退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3月5日被批捕。1月28日起，A公司陆续发生日本Z、Y、W3家公司应收账款逾期。截至3月21日，三家公司共有1,675万美元货款逾期。上述三家日本公司均由B公司介绍给A公司，采购的是B公司的羊绒产品。税务机关因此案暂停了A公司的出口退税业务，对A公司的业务造成重大影响。A公司2011年的营业收入180,419.16万元，占被告2011年营业收入的73.18%。” 2014年12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监管局）作出沪[201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被告存在以下违法违规事实：2013年1月，被告重要控股子公司A公司的供应商B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骗取出口退税被告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从2013年1月底起与B公司相关的外商应收账款相继发生逾期。截至2013年2月15日，已有6笔货款计627.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905万元）逾期。A公司预计后续还可能有大额应收账款发生逾期。从2013年2月1日起，税务机关暂停对A公司出口退税，对已审核通过的退税款采取税收保全措施。A公司为被告主要控股子公司，A公司2011年的营业收入为18.04亿元，占被告2011年营业收入的73.18%。A公司发生的上述事件将对被告2012年度及以后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所述的重大事件。对于上述重大事件，被告没有及时披露，直至2013年3月23日才予以公告，并直至4月8日才发布因该重大事件导致公司2012年度经营业绩预亏公告。上海监管局认定，被告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关于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重大事件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违法行为。上海监管局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对被告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同时对直接负责人员也作出相应处罚。 本案审理中，原告主张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为2013年1月29日，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为被告发布风险揭示公告之日，即2013年3月23日，相应的基准日为2013年7月18日，基准价为人民币6.62元/股。 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实施日不予认可，认为2013年1月28日仅为应收账款发生逾期的日期，并无数据反映逾期金额足以导致被告应于次日披露。被告对原告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及基准日、基准价的主张均表示无异议。对原告主张的佣金及印花税按1‰计算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在计算投资差额损失时已将该部分佣金及印花税计算进去。 截至2013年1月29日，原告施才斌股票账户内有XXXXXX股票78,700股。自2013年2月20日起至2013年3月23日期间，原告施才斌共计买入XXXXXX股票186,600股，买入成交金额合计为1,525,731元，共计卖出XXXXXX股票111,600股，卖出成交金额合计为863,122.80元。2013年5月2日起至2013年7月18日期间，原告施才斌共计卖出XXXXXX股票119,300股，卖出总金额为828,500.70元。 原告认为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导致了原告的投资损失，故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确认其诉请金额包括两部分，其中，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214,147.30元，佣金及印花税损失两项合计人民币214.15元。 本院认为，上海监管局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关于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重大事件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违法行为，并对被告进行了行政处罚。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及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本院认为，被告存在不正当披露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其应就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关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本院认为，依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具体为两项，一是针对其全资子公司A公司1月底起陆续发生外商应收账款逾期的情况未进行及时披露；二是针对2月1日起税务机关暂停对A公司出口退税，对已审核通过的退税款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的情况未予以及时披露。鉴于上述两事项均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关于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的重大事件，故针对任何一个事项的未及时披露均构成不正当披露行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对本案所涉的上述应披露事项，被告应在自起算日起或者触及披露时点的两个交易日内进行信息披露。据此，只有在上述信息披露法定期限未予公告者，才构成若干规定第十七条所指的不正当披露行为，而法定期限的最后一个期日即为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本案中，行政处罚决定书虽对A公司发生应收账款逾期的时间未作详细表述，但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2013年9月6日所作的《决定》中对被告违规行为的查明，可以认定A公司陆续发生应收账款逾期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1月28日起，据此，被告应在两个交易日内即2013年1月29日前进行信息披露，否则构成信息披露违规。现被告并未在上述时间节点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院据此认定，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应当为原告主张的2013年1月29日。 关于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被告对原告主张的2013年3月23日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在2013年3月22日自行发布的《风险提示公告》中对A公司发生应收账款逾期和被税务机关暂停出口退税业务的情况进行了披露，其披露的事项与上海监管局在其后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其未予及时披露的事项具有高度对应性，该公告在性质上属于对其此前虚假陈述行为的自行更正，公告中披露的相关内容已具备足够的警示强度以提醒投资者重新判断股票价值，故可以将上述公告的发布作为认定虚假陈述揭露日的依据。原告主张以公告发布次日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对此本院认为，虚假陈述被揭示或被更正是要对证券市场发出警示信号，提醒投资人重新判断股票价值，进而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鉴于该公告的发布是在2013年3月22日收市后，投资人在获悉公告内容后已无法在当日根据重新做出的价值判断交易股票，因此公告发布后影响的是其后交易日的股票市场价格，结合上海监管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作出的“被告对重大事项没有及时披露，直至2013年3月23日才予以公告”的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争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为2013年3月23日可予确认。 根据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股票，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的，可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对原告发生于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至更正日之间的买卖股票行为，如果原告在该期间的证券买入平均价与其卖出平均价或基准价之间存在差额，则差额部分属于投资差额损失，被告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问题，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第三十二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关于买入证券平均价格的确定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所指的买入证券平均价格，系指投资人买入证券的成本，由此，投资人在虚假陈述被揭示之前，即揭露日之前卖出股票而收回的相应资金，属于投资人提前收回的投资成本，应当在总投资成本中予以扣除。此外，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已持有的系争股票，相应股数应当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卖出股数中先行剔除。 本案中，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虚假陈述更正日期间，共计买入XXXXXX股票186,600股，买入成交金额合计为1,525,731元，共计卖出XXXXXX股票111,600股，卖出成交金额合计为863,122.80元。实施日之前，原告持有XXXXXX股票78,700股，该股数应当按照上述期间内卖出股数的先后时间顺序予以扣除。根据被告提交的原告证券持有变动记录，扣除后，原告的卖出总金额应当自2013年3月6日卖出25,100股中的1,801股开始往后计算，总计255,339元。据此，原告的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为人民币8.27元/股，即{（1,525,731元-255,339元）÷[186,600股-(111,600股-78,700股）]}。虚假陈述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原告卖出119,300股，卖出总金额为828,500.70元；剩余34,400股，截至基准日未再卖出。故原告的投资差额损失应按原告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卖出证券平均价格（119,300股）及基准价（34,400股）之间的差额，再乘以原告卖出及继续持有的证券数量分别计算后相加，即{[（8.27/股-6.94元/股）×119,300股]+[（8.27/股-6.62元/股）×34,400股]}=215,429元，原告主张的投资差额损失为214,147.30元，本院以原告诉请金额为限予以判决。 除上述投资差额损失外，依照若干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被告还应对原告的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印花税以及相关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其佣金及印花税损失，并明确该两项损失以投资差额损失为基数，按1‰的标准计收。被告对原告的计算方式和标准予以认可，但认为原告计算投资差额损失所依据的数据已包含佣金及印花税。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投资差额损失的认定，均系按成交价计算，故原告的佣金及印花税损失为215.43元，原告诉请主张赔偿214.15元，本院以此金额为限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应当就其虚假陈述行为向原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共计214,361.4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条、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及第三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施才斌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及印花税损失共计人民币214,361.45元。 如果被告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15.42元，由被告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冬梅 代理审判员  周 欣 人民陪审员  陈炳良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凌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条 【自愿、有偿、诚实信用原则】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 【临时报告制度】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下列情况为前款所称重大事件： （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 （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 （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 （七）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 （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九）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十一）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十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 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包括： （一）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 （二）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 （三）证券承销商； （四）证券上市推荐人； （五）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 （六）上述（二）、（三）、（四）项所涉单位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五）项中直接责任人； （七）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 对于重大事件，应当结合证券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七十二条及相关规定的内容认定。 虚假记载，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将不存在的事实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的行为。 误导性陈述，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或者通过媒体，作出使投资人对其投资行为发生错误判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陈述。 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当记载的事项完全或者部分予以记载。 不正当披露，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 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 （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 （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 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 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 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 （一）投资差额损失； （二）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 前款所涉资金利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 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 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 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 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 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一）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１００％之日。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