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民终18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健林，男，196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新会水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冈州大道中138号。法定代表人：张钜源。诉讼代理人：邓根满，广东华法（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诉讼代理人：甘嫒玲，广东华法（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健林因与被上诉人广东新会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及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5）江新法会民初字第1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健林、被上诉人水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邓根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健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钟健林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水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滥用高盖然性裁量权对盖有水务公司水费收费专用章的收费单据，应予认定钟健林已交费的事实，而不予认定。一审判决书认为钟健林对其提供盖有水务公司水费收费专用章的《“三费”收费记录打印单》未能提供正式发票或者收据等佐证，无法证实钟健林已实际缴纳1944.75元。由此可见，一审随意增加钟健林举证责任和抬高举证门槛，一审对盖有“广东新会水务有限公司水费收费专用章”的单据视而不见，一审判决没认定该单据为收据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一审还认为钟健林银行存款余额不足以扣费从而认定钟健林一直也没有交费，其完全忽略钟健林是现金直接缴费给水务公司。二、一审判决查明钟健林不存在“擅自拆动、改移供水设施或水表位置”的违章用水行为，依理依法都应撤销水务公司作出的1000元罚款。况且，罚款只具有执法权的机关才可以作出，本案中水务公司不属于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也不属于具有管理城市供水职能的事业单位，其作出的1000元罚款没有法律依据支持，是违法的。至于一审判决认为水务公司发出的《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内容并非完全不实，退一步来讲，哪部分不实就撤销该不实部分，一审判决也应就此予以纠正，判决撤销违法罚款。水务公司作出欠交水费7777.07元，其中水费1023.02元，违约金3661.42元。水务公司主张违约金3661.42元明显高于水费1023.02的百分之三百，也是没有法律依据支持，是违法的，依法也应撤销水务公司主张欠交水费7777.07元。水务公司主张钟健林欠交水费7777.07元，是从2011年1月计至2015年6月共1023.02元。退一万步来讲，水务公司的主张，部分已超过诉讼时效，钟健林综合水务公司的反诉请求依法诉求判令水务公司根据水表度数计算收取未超过诉讼时效水费和相关费用，是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支持。三、三、一审判决审理名誉侵权有法不依，仅凭主观臆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一审判决依照该规定应支持钟健林一审第一项诉求，因为一审判决查明钟健林不存在《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所称的“擅自拆动、改移供水设施或水表位置”的违章用水行为，封表停水是水务公司所为，解除封表恢复供水也是水务公司，由此凸显水务公司主观恶意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行为不但违法，而且手段特别恶劣，将《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张贴楼梯口诽谤钟健林“擅自拆动、改移供水设施或水表位置”违章用水。一审判决认为张贴于楼梯口并未在广泛范围内使得钟健林的社会评价显著下降以致名誉受损。又忽略了同一楼道还有走亲访友来往宾客以及附近居民，况且，这样主观臆断不仅没有事实依据，也违反上述规定，依法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被上诉人水务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钟健林拖欠水务公司水费及相关政策性收费是正确的。钟健林以其持有水务公司盖有水费收费专用章的《“三费”收费记录打印单》就认为其已缴纳相关欠款是不成立的。水务公司对《“三费”收费记录打印单》的三性虽无异议，但并不认定其证明内容。钟健林之所以持有上述《“三费”收费记录打印单》，是因其一直拖欠水务公司水费及各项政策性收费，水务公司已因此多次向其催收，但钟健林一直以政策性收费不合法为由拒绝缴纳（钟健林曾就此提起诉讼，法院认定水务公司向其收取治安联防费是有法律依据的），并要求水务公司向其出示相关欠款的明细。水务公司应钟健林要求于2011年7月4日通过系统将钟健林的欠款记录打印出来并加盖水务公司的水费收费专用章，加盖水务公司的水费收费专用章仅表明本记录为水务公司出具而已，并不代表钟健林已缴纳了相关欠款。从《“三费”收费记录打印单》可以清楚地显示收费情况为“余额不足”，即钟健林尚未缴纳，且该打印单并没有显示“收据”、“收款人”、“收款日期”、“收款金额”和“付款人”等证明已收费的基本信息，根本不符合日常生活法则及商业惯例。同时，根据钟健林与新会区政府、水务公司行政复议纠纷案[（2015）江中法行初字第54号]的庭审记录可见钟健林称其从安装水表后水费一直从银行账户中扣除，没有交过现金。该事实也足以证明2011年7月4日钟健林并没有向水务公司以现金方式缴纳各项欠款。民事诉讼中，证据的使用并不能单单看证据的形式要件，更是探究其内容。钟健林认为《“三费”收费记录打印单》加盖了水务公司水费收费专用章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其已缴纳相关欠款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三费”收费记录打印单》完全没有显示钟健林已缴费的任何信息，相反洽洽证明钟健林欠款的事实。2、钟健林认为一审判决篡改其诉讼请求是无稽之谈。钟健林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再次明确为“撤销被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发生的欠交水费7777.07元和1000元罚款，判令被告根据水表度数计算收取未超过诉讼时效的水费。”“判令”与“要求”对于钟健林的诉讼请求来讲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根据双方提供的各项证据均能显示钟健林确实存在拖欠水务公司各项欠款的事实，水务公司在拥有合法收取水费及代收各项政策性收费的前提下，通过《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向钟健林催缴欠款是自身权利的行使，依法有据。3、水务公司不存在侵害钟健林名誉权的行为。纵观本案，水务公司之所以向钟健林发出《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的原因是钟健林存在拖欠水务公司水费及各项政策性收费，且存在擅自用水的情形，水务公司基于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向钟健林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催缴欠款并无不妥，且《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全文并不存在侮辱人格的内容。本案中，钟健林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名誉因此而受到损害或显著降低的事实。因此，水务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对钟健林名誉的侵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钟健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水务公司对捏造事实伪造虚假“擅自拆动、改移供水设施或水表位置”现场进行拍照取证栽赃陷害的侵权行为，书面向钟健林道歉；二、撤销水务公司捏造事实栽赃陷害作出的No0002485《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三、撤销水务公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发出的欠交水费7777.07元和1000元罚款，要求水务公司根据水表度数计算收取未超过诉讼时效的水费；四、本案诉讼费用由水务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水务公司成立于1994年7月25日，经营范围为“自来水供应以及相关给排水业务、给排水安装业务”。2003年1月27日，钟健林向水务公司提出申请，为其坐落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侨乐路3号2座508房屋开户装表，钟健林在《用户须知》上签名，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从其银行账号31×××21中代向水务公司支付如下费用，包括本户水表计量的水费及由水务公司代政府收取的污水处理费、工业用水附加费等有关政策性收费；由水务公司代政府收取的小街小巷保洁费、垃圾清运费、治安费。至2011年12月份，钟健林的账户31×××21余额为1894.72元，水务公司认为钟健林累计应缴纳的费用包括水费169.51元、排污费88.20元、垃圾费890.75元、治安费1010元，共2158.46元，钟健林的账户不足以扣取上述费用，水务公司遂以钟健林欠费为由于2011年12月23日对其房屋作欠费封表处理。经钟健林向有关部门投诉后，水务公司于2011年12月26日重新为钟健林安装水表恢复供水。2015年7月22日，水务公司向钟健林发出No0002485《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要求钟健林结清欠款7777.07元，并以钟健林于2011年12月23日擅自拆封水表违反《供水管理规定》第4条“擅自拆动、改移供水设施或水表位置”的规定，处用水违约金1000元。钟健林认为水务公司发出《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的行为已侵害其合法权益，遂于2015年12月2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1992年12月新会区政府批准会城街道办从1993年起每年二月份前，委托水务公司和建行从建行储户委托收费账户中一次性收取保洁费、垃圾清运费、治安联防费，且按照2000年11月6日新会人民政府的通知，上述三项费用必须同时缴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时案由为供用水合同纠纷，案经审理，钟健林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要求水务公司就其侵权行为书面道歉，该诉求为侵权之诉，而钟健林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为双方在履行供水合同过程中权利义务纠纷而引起的，应属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民事案由规定》的通知“同意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属于主从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以主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但当事人仅以从法律关系起诉的，则以从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不属于主从法律关系的，则以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均为诉讼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的规定，本案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案由应为供用水合同纠纷及名誉权纠纷。钟健林与水务公司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供用水合同关系，并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供用水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按照法律的规定以及双方之间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钟健林认为其已于2011年7月4日向水务公司缴交现金1944.75元，已结清2011年7月前的有关费用，其银行账户亦足以扣取其后的费用，但水务公司并未扣取，则视为水务公司放弃收取的权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钟健林对其现金缴费的情况仅提供盖有水务公司水费收费专用章的《“三费”收费记录打印单》证明，而未能提供正式发票或者收据等佐证，该打印单无法证实钟健林已实际缴纳1944.75元，水务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原审法院对钟健林的该主张不予采信。钟健林认为其已于2011年7月4日缴交1944.75元，可见截至该日，钟健林拖欠水务公司的费用至少为1944.75元。结合钟健林提供的银行存折，其账户在2011年6月的余额为893.54元，2011年9月的余额为1893.54元，均少于1944.75元，同年7、8月份也没有任何存取的记录，由此可推定钟健林该存折的银行余额并不足以扣费，其后，钟健林也一直没有交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该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钟健林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无论水务公司主张的各项收费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水务公司在拥有合法收取水费及代收垃圾费、污水处理费、治安费资格的前提下，通过《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向钟健林催缴上述费用并无不妥。至于水务公司主张的因钟健林存在“擅自拆动、移动供水设施或水表位置”的行为而应支付用水违约金1000元的问题，因水务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佐证，原审法院对钟健林违章用水的情况不予采信。但即使钟健林不存在上述行为，从钟健林实际欠费的情况分析，水务公司发出的《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内容并非完全不实，该通知书张贴于楼梯口，知晓该通知书内容的人一般限于同一楼道出行的人员，该通知书并未在广泛范围内使得钟健林的社会评价显著下降以致使钟健林名誉受损，故一审法院对钟健林要求水务公司书面道歉的诉求不予支持。而钟健林提出要求撤销水务公司作出的《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及撤销水务公司要求收取水费7777.07元、罚款1000元的行为的请求，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示公平的”的规定，不属于可撤销的范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可以对对方行使权利提出意见，但钟健林并非收费的主体，至于是否收费、如何收费应由水务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故对于钟健林提出的第二、第三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钟健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钟健林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确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供用水合同纠纷及名誉权纠纷。针对钟健林的上诉请求，分析如下：第一，关于钟健林请求水务公司书面道歉的问题。《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仅张贴于钟健林住所的楼梯口，知晓该通知书内容的人一般是同一楼道出行的人员，该通知书并未在广泛范围内使得钟健林的社会评价显著下降以致使钟健林名誉受损。一审法院对钟健林要求水务公司书面道歉的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第二，关于钟健林请求撤销《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的问题。《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仅仅是水务公司主张钟健林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构成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单方意思表示，通知书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钟健林请求撤销《违章用水处理通知书》缺乏法律依据。第三，关于钟健林要求水务公司根据水表度数计算收取未超过诉讼时效的水费问题。本案中，水务公司并没有就收取水费提出诉讼请求，故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钟健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钟健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