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琼民再61号   抗诉机关：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聂怀春，男，汉族，1963年1月17日出生，住址：黑龙江省东宁市。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51号。   法定代表人：谭耀文，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林，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修纯，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黎永波，男，汉族，1970年3月24日出生，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   申诉人聂怀春与被申诉人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简称农科院）、原审被上诉人黎永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29日作出（2012）乐民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农科院不服，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3年3月20日作出（2013）海南二中民二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简称二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聂怀春与农科院均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均被驳回后，聂怀春向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于2016年7月5日以琼检民（行）复查[2016]4600000000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6）琼民抗10号民事裁定，决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国党、曾民出庭支持抗诉，聂怀春，农科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林、戴修纯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上诉人黎永波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月4日，聂怀春向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科院赔偿其经济损失1975050元（人民币，下同）。2.判令农科院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黎永波从广东省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香蕉生产实用技术》知悉，农科院从巴西香蕉组培苗变异之中经系统选出的优质、高产的抗枯萎病的新品种“农科一号”在重病区发病率只有6%，遂于2010年3月22日向农科院购买农科院研育的“农科一号”抗枯萎病香蕉苗10万株，同年8月11日补苗又购买约1万多株，同时也购买了农科院提供的农药，并支付了相应的款项。黎永波购买“农科一号”一级香蕉苗后即进行二级培育工作。   聂怀春向黎永波购买其经过二级培育的香蕉苗77000株，种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抱梅村委会第6村民小组承包的香蕉基地，并购买了农药（即黎永波向农科院购买的农药）配合使用。聂怀春于2010年6月27日通过黎永波胞弟黎永诗的银行帐号，转帐支付给黎永波种子款103200元；于2010年7月20日通过银行转帐支付给黎永波农药款8400元。但是，聂怀春种植的“农科一号”香蕉在成熟期却大面积出现枯萎病而死亡。聂怀春当时即联系黎永波多次向农科院反映此情况，要求农科院派员到现场察看以便提供相应的救援对策，但农科院均以各种理由拖延。聂怀春于是向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报案，并向乐东黎族自治县公证处申请保全现场及物证，公证员及聂怀春、海南省香蕉协会技术鉴定组对现场进行勘查和拍照。经海南省香蕉协会技术鉴定组于2011年2月25日鉴定并做出《香蕉枯萎病技术鉴定意见》，结论为：聂怀春所种植的整体香蕉枯萎病的株发病率已超过80%，感染的病属于由香蕉尖孢镰刀菌诱发的香蕉枯萎病。乐东黎族自治县公证处于2011年3月17日做出(2011)乐证字第32号《公证书》。聂怀春申请乐东黎族自治县价格认证中心对其种植的“农科一号”香蕉苗种植成本进行价格鉴定，鉴定结论为：确定价格标的在鉴定基准日的价格为28.5元／株。聂怀春及黎永波往返广州市寻找农科院协商赔偿问题未果，遂将农科院诉至法院。   另查明，第三人黎永波从事香蕉苗栽培销售多年。农科院为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抗枯萎病香蕉新品种“农科一号”及配套技术示范推广的科研事业单位，其“农科一号”香蕉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通过。农科院于2010年7月26日及29日分两次向黎永波邮寄农药，农药外包装上无商标、生产厂家、产址及联系电话。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归责原则，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构成要件包括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民事责任中应当将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认定的必备要件。   1、聂怀春种植的香蕉苗系黎永波向农科院购买的“农科一号”二级育苗。三方形成的法律事实是：聂怀春是消费者，农科院是生产者，黎永波是销售者。庭审中，聂怀春提供的书证证明黎永波有向农科院购买“农科一号”和农药的相关证明，农科院对此事实均予以认可；聂怀春向黎永波购买经黎永波二级培育后的香蕉苗提供了相关购买蕉苗证明，对此黎永波也予以认可。为此，农科院以与聂怀春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和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为由提出抗辩，根据民事证据理论：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结合案件情况，判断聂怀春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农科院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根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认定聂怀春种植的香蕉苗为黎永波向农科院购买并经黎永波二级培育的“农科一号”，农科院为“农科一号”的生产者的事实。   2、农科院提供的种子与聂怀春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聂怀春种植的香蕉种苗系黎永波向农科院购买后经二级培育、而聂怀春向黎永波购买种植的，聂怀春种植的香蕉在成熟期大面积出现枯萎病而死亡的损害事实，该事实与黎永波向农科院购买的“农科一号”有因果关系。农科院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农科院承担不利后果。农科院以聂怀春购买、种植的不是“农科一号”，农科院选育的“农科一号”香蕉符合审定标准为由，辩解其不存在侵权行为，于法无据，其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   3、农科院无合法生产、经营种子的资格而向黎永波销售“农科一号”存在过错构成侵权。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六条“种子经营者应当建立种子经营档案，载明种子来源、加工、贮藏、运输和质量检测各环节的简要说明及责任人、销售去向等内容”的规定，农科院庭审中未能提供其种子经营的档案。农科院明知法律明文规定应当建立种子经营档案而不为之，存在过错；②第三十一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经营种子”的规定，农科院为抗枯萎病香蕉新品种“农科一号”及配套技术示范推广的科研事业单位，其“农科一号”香蕉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通过，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生产、经营种子。农科院未经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未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情况下生产、经营“农科一号”香蕉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关于种子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的禁止性规定，属无证生产和经营，存在过错；③农科院向黎永波出售三无农药亦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④农科院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向黎永波出售的行为没有过错，但农科院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向黎永波销售行为没有过错。农科院通过品种审定的“农科一号”审定其为抗枯萎病品种，但二次育苗不会改变种苗原本遗传性状，聂怀春所种植的整体香蕉枯萎病的株发病率80%，感染的病属于由香蕉尖孢镰刀菌诱发的香蕉枯萎病，据此认定农科院有过错，其抗枯萎病的审定与事实不符，农科院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综上，聂怀春以农科院侵权为由主张农科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予以支持；农科院以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为由提出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4、原告聂怀春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应当自行承担10%的财产损失。聂怀春在选购香蕉苗过程中，明知农科院没有生产、经营种子的资格而没有行使谨慎义务，明知黎永波提供的农药为农科院提供的三无产品而用于种植香蕉，造成财产损失其自身亦存在过错，应适当减轻农科院的责任，故聂怀春自行承担10%的财产损失。   5、赔偿直接经济损失的范围。侵权造成财产损害的，财产损害包括直接财产损失也包括合理范围内的间接财产损害。聂怀春向黎永波购买农科院无证生产、经营香蕉苗种植后感染枯萎病，财产损失应当按照直接损失计算为限，故聂怀春的财产损失应以海南省香蕉协会技术鉴定组于2011年2月25日鉴定并做出《香蕉枯萎病技术鉴定意见》为依据计算。因聂怀春所种植的整体香蕉枯萎病的株发病已超过80%，且聂怀春、黎永波购买的“农科一号”共计77000株，乐东黎族自治县价格认证中心对聂怀春种植的“农科一号”香蕉苗种植成本进行价格鉴定的鉴定结论为28.5元／株计算，聂怀春自行承担10%的财产损失。即聂怀春财产损失应为：77000株×28.50元×70%=1536150元，农科院应予全部赔偿给聂怀春。聂怀春主张财产损失赔偿按90%计算，没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遂判决：一、农科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赔偿财产损失费1536150元给聂怀春。二、驳回聂怀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575元，由聂怀春负担4500元，农科院负担18075元。   农科院不服，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相关农业资料显示，香蕉枯萎病，又称黄叶病。病菌随残体遗落土壤中营腐生生活。病害近距离主要通过病株残体、带菌土壤、耕作、病区灌溉水、雨水、线虫等方式传播；远距离通过带病菌的吸芽、土壤及二级苗传播。香蕉的各个生长期，从幼小的吸芽至成株期都能发病。香蕉与其它作物轮换种植是控制病害最有效的途径，可在1-2年的短期内就能有效减少枯萎病的发生程度。感病区不宜连种香蕉，应采用严格执行检疫制度、选栽无病种苗和抗病品种、隔离病区、毁灭病株、药剂防治等方式预防。目前还没有一种理想的防治香蕉枯萎病的化学药剂。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聂怀春种植的感染香蕉枯萎病的香蕉苗是否确系农科院出售给黎永波的“农科一号”蕉苗；二、农科院是否向聂怀春销售其无证生产的假农药，与香蕉枯萎病造成的损失是否有关联关系；三、对聂怀春种植香蕉所遭受香蕉枯萎病的损失，农科院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以及责任比例如何确定。   对于第一个争议的焦点。黎永波受聂怀春的委托，向农科院购买“农科一号”种苗，进行二级培育后，出售给聂怀春，有黎永波向农科院转款的凭证、销售证明及聂怀春向黎永波付款的相关证明予以佐证，可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农科院否认聂怀春遭受香蕉枯萎病的香蕉苗为其培育销售的“农科一号”，对此，农科院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反驳主张，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聂怀春所主张的其种植的香蕉为农科院销售的“农科一号”香蕉种苗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农科院的该项主张不具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对于第二个争议的焦点。聂怀春称农科院向其提供了无证生产的假农药，给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首先，聂怀春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从农科院处购买了假农药。其次，目前还没有一种理想的防治香蕉枯萎病的化学药剂，聂怀春也没有举证证明香蕉染病造成的损失与农药的使用有直接关联。鉴于香蕉枯萎病的病理特征，不能当然推定使用农药即能减轻或治愈香蕉枯萎病，故对聂怀春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第三个争议的焦点。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本案中农科院系“农科一号”的生产者，聂怀春作为消费者选择向生产者请求赔偿，具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农科院作为种子的生产及经营者，未办理种子生产及经营许可证即进行“农科一号”香蕉种苗的生产及经营，也未按规定建立种子生产档案，载明生产地点、生产地块环境等信息，其存在管理上的过错。一审法院根据农科院的过错程度认定其应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此外，《海南省香蕉组培苗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为防止香蕉疫病传入我省，禁止从岛外疫病区调运香蕉种苗进岛。确需从外省调入香蕉组培苗的，调入单位或个人须持有香蕉种苗经营许可证、产地检疫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资料，报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调入我省”。黎永波从广东省的农科院购买调入“农科一号”袋装苗，未持有香蕉种苗经营许可证、产地检疫证书，未报海南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黎永波的经营行为也存在过错。   农科院及黎永波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过错，导致无法排除聂怀春种植的“农科一号”香蕉苗在农科院培育的袋装苗阶段和黎永波对二级苗的培育期间未感染香蕉枯萎病病菌。此外，根据香蕉枯萎病的病征，其不完全由种苗携带病菌造成，又与灌溉水源、土壤、耕作以及种植者的生产管理水平等因素均有关联。聂怀春的蕉园已连续种植三年，在其不能证明种苗携带病菌的情况下，排除自身的生产管理水平等因素，将其蕉园发病原因全部归责于农科院，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对农科院的过错程度认定不清，责任的划分比例不当，予以调整，根据农科院在生产和经营香蕉苗的过程中存在的过错，并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农科院对聂怀春的损失以承担次要即20%的责任为宜，根据2011年2月25日海南省香蕉协会技术鉴定组所做出的《香蕉枯萎病技术鉴定意见》，因聂怀春所种植的整体香蕉枯萎病的株发病率已超过80%，聂怀春向黎永波购买的“农科一号”共计77000株，乐东黎族自治县价格认证中心对聂怀春种植的“农科一号”香蕉苗种植成本进行价格鉴定的鉴定结论为28.5元／株，按照80%发病率算，聂怀春的财产损失共计1755600元（28.5元／株×77000株×80%），农科院对该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为351120元（1755600元×20%）。综上，农科院的上诉请求部分不成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结果不当，该院予以纠正。遂改判：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农科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赔偿聂怀春财产损失费351120元；三、驳回聂怀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5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575元，共计45150元，由农科院负担13134元，由聂怀春负担32316元。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在认定侵权责任时，举证责任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农科院应承担“农科一号”香蕉种苗具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举证责任，二审判决对此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聂怀春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表明：①聂怀春向黎永波购买种植的香蕉种苗系黎永波向农科院购买后经二级培育的香蕉种苗。②聂怀春种植的香蕉因大面积出现枯萎病而死亡（海南省香蕉协会技术鉴定组于2011年2月25日鉴定并做出《香蕉枯萎病技术鉴定意见》，结论为：聂怀春所种植的整体香蕉枯萎病的株发病率已超过80%，感染的病属于由香蕉尖孢镰刀菌诱发的香蕉枯萎病）。③乐东黎族自治县价格认证中心对聂怀春种植的“农科一号”香蕉苗种植成本进行价格鉴定的鉴定结论为28.5元／株计算。④农科院宣称“农科一号”抗枯萎病香蕉苗是“优质、高产、抗枯萎病品种”，在巴西蕉枯萎病发病率超过60%的蕉园种植，平均发病率为6.8%；在海南省不同地方四个农户种植的“农科一号”枯萎病发病率分别为20%、30%、5%和0.1%”。聂怀春在海南种植的“农科一号”香蕉枯萎病的株发病率超过80%，与农科院对“农科一号”性能的介绍明显不符。在此情况下，聂怀春有理由怀疑“农科一号”存在缺陷。而农科院依法应当对“农科一号”产品具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农科院不仅未举证“农科一号”产品存在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法庭调查的证据反而进-步表明“农科一号”品种只是通过广东省农业厅的审定，未办理种子生产及经营许可证，也没有产地检疫证书、种子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即进行“农科一号”香蕉种苗的生产及经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三条“商品种子生产应当执行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子检验、检疫规程”、第三十一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经营种子”、《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的相关规定，属无证生产和经营。对于一般的香蕉种苗而言，在三年连种的蕉园上种植感染枯萎病概率会较大，与水源、土壤、生产管理水平也有关，但作为本身就是抗枯萎病品种的“农科一号”，理所当然让消费者相信其足可以抵制导致枯萎病发作的常见因素。何况农科院自己也宣称即使在巴西蕉枯萎病发病率超过60%的蕉园种植，平均发病率也仅为6.8%。在农科院不能举证其生产和出售给聂怀春的“农科一号”香蕉种苗合格，黎永波的二次育苗已损害了“农科一号”合格种苗遗传性状的情况下，应认定农科院生产和出售给聂怀春的“农科一号”香蕉种苗存在产品缺陷。综上，二审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认定错误，对“农科一号”香蕉种苗存在产品缺陷并未认定，存在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问题。（二）二审仅认定农科院存在管理上的过错，对“农科一号”香蕉种苗存在产品缺陷的重大过错未认定，判决其承担次要的20%过错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中对于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均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是指损害结果出现后，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人应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无须就侵权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举证，侵权行为人也不得以其没有过错主张减轻或免除侵权责任。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事由只能由法律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聂怀春有权向生产者农科院主张产品侵权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经营者赔偿后，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经营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农科院作为种子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其依法应对聂怀春的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进行赔偿。农科院对此损失应负主要责任。二审判决其承担20%的过错责任，适用法律错误。聂怀春在选购香蕉苗上有一定的过失，但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表明其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判决农科院承担70%的财产责任，二审改判承担20%，过于悬殊，有损法律尊严。综上提出抗诉，请求再审。   聂怀春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   农科院答辩认为，（一）本案无任何证据证明聂怀春种植且发病的香蕉苗是“农科一号”或全部是“农科一号”品种，法院推定错误，农科院不是本案产品的生产者，一、二审法院未查清这一事实，错误判决农科院承担生产者的责任。（二）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聂怀春种植的香蕉感染枯萎病，海南省香蕉协会没有组织实施鉴定的资格，鉴定方法也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技术要求，得出的结论不具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二审法院对于侵权责任后果的认定存在错误。（三）即使聂怀春种植的香蕉患枯萎病出现减产，但发病与多种因素有关，不能完全归责于种苗是否抗病，截至目前，世界上尚没有哪一种香蕉品种在枯萎病区种植能绝对不发病。一、二审法院没有查清致病因素，也没分清主次因素。（四）黎永波既没有生产许可证，也没有经营许可证，从岛外引种也没有提前办理审批程序，黎永波是本案最大获利方，法院未进一步划分黎永波应承担的责任，对农科院不公平。（五）聂怀春作为多年从事香蕉种植的种植户，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六）对于聂怀春主张的损失数额，农科院也不认同，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依据不足。综上，虽然农科院不认同二审处理结果，但还是尊重二审判决并履行了判决结果。希望再审作出公正判决。   再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再审中，农科院对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如下异议：1、认为二审判决认定聂怀春购买的种子是“农科一号”错误；2、对海南省香蕉协会的鉴定资质及鉴定方法有异议，进而认为鉴定结论不应被采纳，否认涉案香蕉苗系感染枯萎病死亡；3、对乐东黎族自治县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中香蕉苗的单价有异议，认为与实际单价不符，据此认为价格鉴定基本数据错误，不应采信；4、遗漏认定黎永波未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二次育苗未经过检验、检疫等事实；5、认为二审判决认定农科院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未建立种子生产档案；种苗未经检验、检疫等错误。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认为，关于农科院提及的五个有异议的事实，（一）关于聂怀春购买的种子不是“农科一号”的主张，农科院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海南省香蕉协会的鉴定资质及鉴定方法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海南省香蕉协会的鉴定资质及鉴定方法确与有关规定不一致，但本案香蕉园现场已不复存在，没有再行鉴定的条件，而海南省香蕉协会技术鉴定组的鉴定结论是由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海南省植保植检站、海南省土壤肥料站多位专家一起经过现场察看、调查、诊断、查阅资料和质询后形成的鉴定意见，应予采信。农科院在聂怀春、黎永波反映香蕉苗染病并多次要求派人查明原因的情况下，怠于回应、不积极参与病因的调查，对鉴定结论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二审判决认定聂怀春种植的香蕉苗系感染枯萎病死亡并无不当。（三）关于香蕉苗的单价问题。再审庭审中，聂怀春承认其向黎永波购买“农科一号”香蕉苗的单价为1.6元/株，对于价格鉴定中关于香蕉苗的单价为2.2元/株，其解释系补苗的原因。本院认为，价格鉴定是对聂怀春损失的鉴定，香蕉苗单价与购苗成本不是一个概念，尚有补苗及运费的支出，不能因此得出价格鉴定数据错误的结论。（四）关于黎永波有否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二次育苗是否经过检验检疫等问题。再审调查中，黎永波承认其未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从岛外引进香蕉种苗未向有关部门报备，将二次培育的“农科一号”香蕉苗销售给聂怀春前亦未经检验、检疫，未取得相关检验、检疫证书。（五）关于农科院的种子生产、经营资格等问题。再审另查明，农科院2007年6月15日取得（穗）农种经许字（2007）第32号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2年6月15日。根据2001年《广东省主要农作物范围规定》，香蕉不属于广东省主要农作物，无需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又根据2006年12月海南省农业厅《关于确定香蕉为我省主要农作物的通告》，香蕉属于海南省主要农作物。又查明，根据原审卷宗材料，农科院二审中提供了该院自行记录的涉案香蕉品种的采芽记录、相应的华南农业大学的《植物病毒检验报告单》、种苗出货检验记录等并经庭审质证。但未提供涉案香蕉苗的检验、检疫证书。   二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再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二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适当，未认定“农科一号”香蕉苗存在产品重大缺陷是否有误。二、二审判决判定农科院承担20%的过错责任，是否适用法律错误。   （一）关于二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适当，未认定“农科一号”香蕉苗存在产品重大缺陷是否有误的问题。   关于二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适当合理。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因产品质量责任引发的侵权纠纷一般情况下在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实行部分举证责任倒置，即生产者应当对产品质量责任存在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但该规定并不是完全免除了产品使用者的举证责任，产品使用者对于自身诉求仍然应当承担适度的举证责任（或者称为初步的举证责任）来证明产品存在缺陷，且产品缺陷与损害事实之间存有因果关系，然后才由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举证证明自身可以免责的举证倒置责任。因此，本案中，申诉人聂怀春应就产品存在缺陷及该缺陷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农科院应当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二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农科一号”香蕉苗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原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完成情况及法律后果的认定是否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诉讼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聂怀春除提供了购买种苗的相关证据及鉴定作为证据之外，没有进一步举证证明“农科一号”香蕉苗存在质量问题或者产品存在缺陷，而根据农科院提供的证据，农科院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其选育的“农科一号”香蕉苗通过广东省农业厅的审定，但由于农科院未按规定建立完善的种子生产档案（仅有采芽记录、《植物病毒检验报告单》、种苗出货检验记录），未载明生产地点、生产地块环境等信息，亦未提供检验检疫证书，由于农科院经营管理中存在过错，二审判决认定无法排除“农科一号”于袋装苗阶段未感染病菌，上述认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聂怀春认为“农科一号”产品存在重大缺陷，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   退一步，即使无法排除“农科一号”种苗携带病菌，聂怀春也未能就“农科一号”产品存在缺陷与其损失之间存在唯一直接因果关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导致聂怀春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是种植的香蕉苗感染了枯萎病。根据相关农业资料，香蕉枯萎病有水源、土壤、种源、风、农具以及人等多种传播途径，在香蕉的各个生长期，都有可能感染病菌。采取香蕉与其它作物轮换种植是控制病害最有效的途径，目前还没有一种理想的防治香蕉枯萎病的化学药剂。本案中，聂怀春的蕉园已连续三年种植香蕉，前两年已经发生过小规模的香蕉枯萎病，在明知第三年继续种植香蕉极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枯萎病的情况下，未采取最有效的作物轮作的方式控制病害，且在引进新品种之前没有进行小面积测试，仅靠选用抗病种苗希望能控制香蕉枯萎病的发生，聂怀春自身对病害的发生存有侥幸心理，对损失的产生存在过错。同时其在选购香蕉苗过程中，未要求一级育苗及二级育苗商提供检验检疫证书，明知黎永波没有两证，未行使谨慎义务也具有过错。其次，本案还存在黎永波二次育苗及销售的过程，黎永波作为二级经销商，未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其培育的二级种苗出售前未经检验、检疫，不排除二次育苗、运输过程种苗感染病菌的可能。第三，香蕉枯萎病的感染，除种苗本身携带病菌外，还与农户的耕作方式、栽培技术、田间管理、土壤、水源条件、气候等因素有密切关系。本案中，聂怀春仅提供香蕉感染枯萎病的鉴定，无法得知致病的原因，不能排除二次育苗、栽培管理技术及土壤、水源等自然气候条件致香蕉苗染病的可能性，聂怀春亦未对黎永波提出权利主张。退一步，即使无法排除“农科一号”香蕉苗本身携带病菌，聂怀春也未能就该缺陷与其损失之间存在唯一直接因果关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因此，聂怀春并没有完成自身应负的初步举证责任。   （二）关于二审判决判定农科院承担20%的过错责任，是否适用法律错误问题。   纵观农科院一、二审及再审中提供的证据材料，农科院始终未能向法庭提供其完善的种子生产档案、相关检验、检疫证书，不排除其出售给黎永波、聂怀春的“农科一号”袋装种苗携带病菌，还存在向聂怀春出售三无农药情况，农科院对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另外，需指出的是，农科院作为科研单位，明知目前世界上尚无绝对抗枯萎病的香蕉品种，且没有一种理想的防治香蕉枯萎病的化学药剂，却对《香蕉生产实用技术》宣传“农科一号”品种在香蕉枯萎病重灾区发病率只有6%的内容未作正确解释，确会使人对于产品抗病性是否达到那么高比例产生合理怀疑。农科院称《香蕉生产实用技术》一书对“农科一号”在重灾区发病率的表述并非农科院所作，但该书是一本科普类著作，结合农科院提交的证据，该表述明显来自于广东省农业厅品种审定通知中对“农科一号”品种特征特性的简介。在黎永波向农科院购买种苗时，没有证据显示农科院对此问题向购买者作出了明晰、清楚的介绍。诚然，香蕉枯萎病的发生会受到灌溉水源、土壤、栽培技术等因素影响，即使合格健康的种苗也不能保证种植后一定不染病，但是作为严谨的科研院所、种苗繁育单位，应当对发病率的问题，向购买者作出客观、科学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正确栽培技术以及防止感染枯萎病的注意事项。在聂怀春、黎永波反映香蕉苗染病后亦应积极主动地做好后续服务工作，给予最大程度的指导，这关乎种苗购买者的知情权能否得以实现，也是种苗销售者应承担的责任。而本案农科院在聂怀春种植的香蕉苗发生枯萎病，聂怀春、黎永波要求查明原因的情况下，农科院作为香蕉种苗的一级培育者、销售者，未积极参与病因的查明、协商事情的解决，所表现出的不应有的怠于回应的态度，以及事实上的不作为，既是对纠纷的回避，也导致农科院诉讼至今仍对聂怀春种植的品种、病因等持有异议。对此农科院应承担相应责任。如前所述，涉案香蕉苗感染枯萎病，聂怀春、黎永波、农科院均存在过错。对本案损失，各方应平均承担1/3赔偿责任。因聂怀春一审起诉时未要求黎永波承担赔偿责任，系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照准。根据鉴定结论计算，本案中聂怀春的财产损失共计1755600元（28.5元／株×77000株×80%），农科院对该损失承担1/3即33.33%的赔偿责任为585141.5元（1755600元×33.33%）。   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部分有理，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但对农科院承担损失的比例分配略有不当，应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javascript:SLC(98761,153))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海南二中民二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变更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海南二中民二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赔偿聂怀春财产损失费585141.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5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575元，共计45150元，由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负担13134元，由聂怀春负担3231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 艳   审 判 员 郑 船   审 判 员 王显芳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赵晓青   书 记 员 李一帆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