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607民初2863号原告梁向生，男，1954年4月8日出生，汉族，原襄阳县粮食局张家集镇粮管所职工，现租住于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区。委托代理人徐月英，女，24岁，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梁向生二儿媳。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代为变更或放弃诉讼请求，代为提起上诉，代收法律文书）。被告襄阳市襄州区粮食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襄州区粮食经管中心）。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号。法定代表人田玉林，主任职务。委托代理人卫樊、王波，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梁向生与被告襄州区粮食经管中心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曾诚独任审判，于2016年9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向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徐月英，被告襄州区粮食经管中心委托代理人卫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向生诉称，原告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襄州区张家集镇粮管所工作，先在张家集镇杨庄粮站担任站长，后降职到管沟粮站工作。1996年，因粮食部门生意不景气，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允许职工与单位签订停薪留职合同。2003年，原告患了轻微中风症，为方便治病，原告回原单位请示负责人王艳和粮食局破产办主任章天发，经同意在原单位工作住房暂住，并立有暂住协议，但解决住房的问题却不了了之，也正是因为住房问题牵出了一个十几年的谜团，即2003年由章天发代签的原告与单位所订立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2003年原告被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一事，单位始终未通知原告，原告之子梁艳军也只知道领取了18000元钱，并没有任何人说原告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签订了协议，更没说18000元是什么性质。事实上，原告当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无需他人代签，又没有原告的委托，故章天发代签的合同无效。请求本院判决宣告上述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无效。被告襄州区粮食经管中心辩称，1.原襄阳区张家集粮食购销公司的改制行为不是企业自身所能决定的，而是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主导的，故本案诉争的解除劳动关系事实，不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引发的争议，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受案范围；2.原告梁向生诉称《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的名字系章天发所签不属实，原告称起诉前才知道《解除劳动协议书》的内容也不属实，原告梁向生与原襄阳区张家集粮食购销公司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原告要求撤销或确认其为无效合同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襄州区粮食经管中心成立后，管理对象是经过重组以后的张家集粮油购销中心，而不是原襄阳区张家集粮油购销公司，因梁向生在2003年原单位改制后，并未重新被返聘上岗，故梁向生已与原襄阳区张家集粮油购销公司和后续经过重组的张家集粮油购销中心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与襄州区粮食经管中心更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以下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本院认证的情况：一、原告梁向生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襄阳市襄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襄州劳人仲不字（2016）15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用以证明本案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向本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仲裁不予受理是正确的。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协议上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而是原粮食局破产办主任章天发所签，解除劳动关系不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经当庭质证，被告认为原告不能证明该协议上的签名是章天发所签，原告可申请笔迹鉴定。开庭后原告梁向生向本院承认该协议上的签名是其长子梁艳军代签，被告对梁艳军签名也无异议。本院对《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该协议落款处的签名为原告之子梁艳军代签予以确认。二、被告襄州区粮食经管中心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中共襄樊市委、襄樊市人民政府襄发（2003）10号《关于加快市直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襄樊市襄阳区粮食局襄粮发（2003）40号《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购销企业改革意见的通知》”、“襄阳区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襄区体改（2003）03号《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购销企业改革意见的批复》”，用以证明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是政策原因，由政府主导，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一份，与原告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内容完全一致，但被告提交的协议书在落款处有两个公章、签名处有手印，原告提交的协议书却没有，用以证明原告的协议书在签字之时已开始持有，并非原告所言系近年在被告处复印；原告对其子梁艳军代签《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明知的，也是认可的。经质证，原告认可协议书落款处的签名是其子梁艳军代签，手印也是梁艳军代按的。本院对该协议落款处的签名为原告之子梁艳军代签、手印为梁艳军代按予以确认。证据三，领条两张，用以证明被告方已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当日向原告方退风险金5188.76元，另补偿基础补偿金1000元、工龄补偿金11811.24元，以上共计18000元。经质证，原告对其子梁艳军代领上述款项并代签名代捺印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证据四，“营业执照”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经质证，原告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根据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有效证据及一致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原告梁向生于1976年参加工作，先在原襄阳县双沟镇粮管所工作，后在原襄阳县张家集镇粮管所工作。1996年，因粮食部门生意不景气，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原告与单位签订了停薪留职合同。1998年，原襄阳县张家集镇粮管所变更为襄阳县张家集粮食购销公司，系原襄阳县粮食局主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粮油购销企业。襄阳县撤县设区后，原襄阳县张家集粮食购销公司又变更为襄阳区张家集粮食购销公司。2003年开始，原中共襄樊市委、襄樊市人民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市直国有企业改革若干意见》（襄发（2003）10号文件），要求对市直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原襄阳区人民政府根据市委、市政府文件精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的批复》（襄区体改（2003）03号文件），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包括原襄阳区张家集粮食购销公司在内的相关国有粮食企业统一与所属员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与全部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职工买断工龄，对部分已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符合条件者予以返聘，返聘职工在缴纳上岗保证金并签订新的聘用合同后，重新上岗。2003年10月23日，原襄阳区张家集粮食购销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梁向生签订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基础补偿金1000元、工龄补偿金11811.24元；若乙方购买甲方住房，乙方应一次性付清房款，乙方如租用甲方住房，应提前半年缴纳租金，并按时足额缴纳水、电、收视费等费用，否则甲方有权收回住房；乙方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后，即成为社会自然人，所发生的一切事务与甲方无关；协议从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不得违约。落款处甲方加盖了公章，因原告梁向生当时在鄂州市，故乙方为梁向生长子梁艳军代签的“梁向生”，并代按了手印。同日，甲方向乙方退风险金5188.76元，另补偿基础补偿金1000元、工龄补偿金11811.24元，以上共计18000元，乙方向甲方出具领条两张，领款人处为梁向生之子梁艳军代签的“梁向生”，并代按了手印。《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签订后不久，原告梁向生罹患高血压中风，意识模糊，思维迟钝，近几年略有好转。为方便治病，原告曾于2003年回原襄阳区张家集粮食购销公司请示负责人和粮食局破产办主任章天发，要求在工作住房内暂住，但未获原襄阳区粮食局批准。2007年12月，包括改革后的原襄阳区张家集粮食购销公司在内的原襄阳区粮食局主管的16家粮食购销企业因严重资不抵债，无法继续生存和发展，根据国务院和省、市政府关于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精神，上述16家粮食购销企业向原襄阳区粮食局申请停止经营。2008年8月，原襄阳区粮食局向襄阳区工商局出具停止经营的粮食企业注销手续，并办理了注销登记，上述16家企业开始进行重组。经重组后，原16家粮食购销企业成为各地的粮油购销中心，只负责管理当地原粮食购销公司资产，不再进行粮食购销业务；原粮油购销公司返聘职工通过入股筹资注册成立民营粮油购销企业，租赁原国有粮食购销公司的资产进行经营，向当地粮油购销中心交纳租金。2009年3月10日，经原襄阳区人民政府同意，原襄阳区粮食局出资设立襄阳区粮食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主要职责是监督管理包括重组后的张家集粮油购销中心在内的全区所有国有粮食企业的资产和债务，行使出资人职能，对营运收入和资产处置收益，主要用于弥补历史亏损。2012年12月20日，原张家集粮油购销中心等16个粮油购销中心被注销，债务由原襄阳区粮食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承担。襄阳区改名为襄州区后，原襄阳区粮食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也相应改名为襄州区粮食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原告梁向生于2016年8月11日向襄阳市襄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襄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同日出具“襄州劳人仲不字（2016）15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仲裁申请。原告又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本院判决宣告上述《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无效。本院认为，原告梁向生之子梁艳军于2003年10月代其与原襄阳区张家集粮食购销公司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其子梁艳军虽然没有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但作为原告之子，原告当时又在外地，且该协议属格式合同，签订协议的人员较多，故作为合同相对人的原襄阳区张家集粮食购销公司有理由相信梁艳军享有代理权，同时该协议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即便没有代理权，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签订后至今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原告梁向生在早已知道其子代其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领取了18000元补偿金的情况下，没有再向有关组织主张过权利，在此期间，原告以个人名义缴纳了养老保险，并办理了退休手续，视为原告以自己的行为对《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予以了追认。原告现要求确认《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为无效合同，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梁向生诉称其本人既不知道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也不知道其子代为领取的18000元钱是什么性质。经查，原告梁向生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复印件，该复印件经当庭比对，与被告调取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在落款处并不相同，说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复印件并非如原告所说从被告处复印，而从原告之子于2003年10月签订合同时留存的原件上进行复印的可能性更大；从被告提交的由原告梁向生之子代其签署的两张领条上，已经明确领取的内容是基础补偿金、工龄补偿金及退还风险金，上述三项金额共计18000元，梁向生本人也认可其在很早就已经收到了上述18000元，上述事实足以证实梁向生本人早就明确知道劳动关系被解除并收到了用人单位支付的解除劳动补偿金等各项费用，原告诉称的内容不符合事实。被告襄州区粮食经管中心辩称，本案纠纷属国有粮食企业根据上级政府的有关政策进行改制所引起，应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不属人民法院主管民事案件的范围。经查，原襄阳区粮食局呈报襄阳区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得到批复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粮食购销企业改革以置换职工身份为重点，改革企业用工制度，采取经济补偿的办法全员置换职工身份，从而解除原有的劳动合同关系，可以看出，本案属于企业内部的改革，而非政府主导的企业改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且本案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因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或者终止引发的纠纷，故属于本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被告的该辩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向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梁向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曾诚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胥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