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6）鄂01刑终945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戚昌久，男，1944年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大专文化程度，户籍地武汉市江汉区。因本案于2015年4月9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周昶，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育红，女，1968年6月30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户籍地武汉市江汉区。因本案于2015年4月9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王万伟、刘丽伟，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戚昌久、徐育红犯挪用公款罪一案，于2016年6月12日作出（2015）鄂江汉刑初字第0138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戚昌久、徐育红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从义、张小艳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戚昌久、徐育红及其辩护人周昶、刘丽伟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国家邮政局自1999年5月1日起调整邮运管理体制，撤销邮电部邮政运输局及其六个大区分局，成立国家邮政局网路指挥调度中心，为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单位。被告人戚昌久先后担任邮电部邮政运输局中南区分局（中南区分局）副局长，国家邮政局中南区网路指挥调度中心（以下简称网路调度中心）主任。被告人徐育红先后担任中南区分局、网路调度中心会计、财务科长、主任科员。武汉中南邮运职工技协服务部（以下简称职工技协）系中南区分局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被告人戚昌久系职工技协的法定代表人。邮政运输局武汉汽配供应中心（以下简称汽配中心）是网路调度中心下属未经工商登记的部门。2000年至2002年，被告人戚昌久担任网路调度中心主任期间，伙同时任网路调度中心主任科员并具体负责财务职责的被告人徐育红，利用负责网路调度中心财务等事项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将网路调度中心、职工技协及汽配中心的公款出借给被告人戚昌久妻子苏某某及被告人徐育红父亲徐某某同为股东的私营企业恒邦公司进行营利活动，累计达人民币369.69526万元。挪用款项已于2006年还清。2015年3月，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反映被告人戚昌久将单位公款挪用给恒邦公司进行营利使用，同月20日，检察机关对该线索展开初查，并询问了负责财务的被告人徐育红等人，在询问过程中，被告人徐育红主动交待了伙同被告人戚昌久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同年4月9日，被告人戚昌久、徐育红被检察机关传唤到案。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一破案经过及归案情况说明证明，本案的案发经过及案件侦破情况。（2）书证二户籍资料证明，被告人戚昌久、徐育红的自然人身份情况。（3）书证三干部履历表、任职通知书证明，被告人戚昌久、徐育红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情况。（4）书证四国家邮政局《关于原国家邮政局中南区网路指挥调度中心财务移交有关问题的通知》、局长办公会纪要《关于中南区网路指挥调度中心移交等工作》等文件证明，中南区网路指挥调度中心为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单位。（5）书证五《信息查询报告》和《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证明，职工技协、汽配中心为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为网路调度中心的下属部门。（6）书证六武汉恒邦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的《信息查询报告》和《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证明，恒邦公司为私营企业。（7）书证七账户资金流水及相关凭证证明，被告人戚昌久、徐育红挪用网路调度中心、职工技协、汽配中心的公款借给恒邦公司进行营利使用，累计挪用款项合计369.69526万元的犯罪事实及款项部分归还情况；（8）书证八财务收据及收款凭证、银行进账单及存款凭证明，2003年恒邦公司归还网路调度中心25万元借款，2006年被告人戚昌久代徐某某归还网路调度中心25万元，共计归还50万元借款的事实及相关资金走向，至此，挪用款项全部还清。（9）证人证言一徐某某（恒邦公司法人代表）的证言证明，恒邦公司的股东有戚昌久以及网路调度中心、职工技协的职工以他们家属的名义入的股。恒邦公司与网路调度中心、职工技协、汽配中心有资金往来。恒邦公司的信盒业务需要的费用一般都是戚昌久以恒邦公司借钱的名义，将网路调度中心、职工技协、汽配中心的资金转到恒邦公司的账上，待信盒业务收款后，再将钱还回去。（10）证人证言二冯某1（原职工技协出纳）的证言证明，恒邦公司与职工技协、汽配中心有借款的业务，因为金额很大，所以借出的钱都必须通过戚昌久。徐育红知道恒邦公司找职工技协借款的事情，因为徐育红不定期过来看账。（11）证人证言三王某1（原职工技协出纳）的证言证明，徐育红是会计，现金支票是徐育红要其填写的。其取回的现金会交给徐育红或冯某2。（12）证人证言四冯某2（原网路调度中心出纳）的证言证明，中南区分局是由财政拨款单位。职工技协与恒邦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其做出纳的时候，会计是徐育红。2001年的6、7月份，恒邦公司找中南区分局借了两笔钱，很快就还了。是徐某某找戚昌久借钱周转。款项的借出、归还一般都是其经手的。（13）证人证言五魏某（原中南邮政运输局原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明，中南邮政局的经费由国家全额拨款，徐某某成立了恒邦公司。徐育红是负责财务的，资金上的往来其不清楚。（14）证人证言六牛某（恒邦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恒邦公司的信盒业务是徐某某和戚昌久到北京去申请到的，具体过程其不清楚。（15）证人证言七李某1（北京市邮政公司重点工程办主任）的证言证明，网路调度中心的所有经费都是国家邮政局划拨。戚昌久将网路调度中心的经费借给恒邦公司使用的事情其不清楚。（16）证人证言八朱某（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工会常务副主席）的证言证明，网路调度中心的开支是报账制，经费都是从邮政总局划拨。戚昌久没有权利将网路调度中心的公款借给私营公司使用。（17）证人证言九王某2、涂某、王某3（均系原调度中心职员）的证言证明，徐育红是职工技协的会计，徐育红的父亲徐某某成立了恒邦公司，其单位与恒邦公司公共同经营信盒业务，（18）证人证言十吴某、张某、李某2的证言证明，恒邦公司归还25万元，后戚昌久又归还了25万元的事实。（19）被告人戚昌久的供述证明，职工技协和汽配公司是中南分局和网路调度中心注册成立的。网路调度中心、职工技协及汽配中心的大额支出都需其签字同意。恒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徐育红的父亲徐某某，其以爱人苏某某的名义参了股。恒邦公司向网路调度中心、职工技协、汽配中心借过钱，每次借钱都是徐育红跟其讲后，经其同意借出，这些借的钱都还了，没有付利息。（20）被告人徐育红的供述证明，恒邦公司与网路调度中心、职工技协及汽配中心有资金往来，一方面恒邦公司的法人是其父亲，同时戚昌久也参股了恒邦公司，并且这个信盒的业务实际上也是戚昌久在操作，所以恒邦公司要借钱戚昌久肯定也同意，戚昌久同意后都会跟其说恒邦公司要借多少钱，其就会安排出纳具体去操作转账的事情。原审认为，被告人戚昌久、徐育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挪用公款人民币369万余元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戚昌久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育红犯罪以后，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所参与的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戚昌久、徐育红在案发前已将挪用款项全部归还，均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戚昌久、徐育红均还具有多次挪用公款量刑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戚昌久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被告人徐育红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上诉人戚昌久的上诉理由：1、2009年6月19日在接受侦查机关调查时主动如实供述借款给武汉恒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事实，后在接到举报被通知调查的过程中也如实供述了事实，应构成自首。2、一审认定挪用公款数额有误，其除了知晓2000年8月30日借出的50万外，对其他借款事项并不知晓。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支持其上诉理由。上诉人徐育红的上诉理由：1、一审对其身份及工作职责认定错误，其没有财务审批、监督的权限职责，且其只对85万元金额知情，该款项是戚昌久通知其让其转告出纳转款的，其只负责传话，没有发挥实质作用，没有挪用公款的职务便利；2、一审对369.69526万元的用途及使用性质认定错误，该笔金额用于信盒业务，而该业务属中南网路指挥调度中心挂靠在武汉恒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支持其上诉理由，认为上诉人徐育红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在二审中发表的出庭意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国家邮政局自1999年5月1日起调整邮运管理体制，撤销邮电部邮政运输局及其六个大区分局，成立国家邮政局网路指挥调度中心，为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单位。网路调度中心于2002年撤销，全部划归湖北省邮政管理局。上诉人戚昌久先后担任邮电部邮政运输局中南区分局副局长，网路调度中心主任。上诉人徐育红先后担任中南区分局会计、财务科长、主任科员、网路调度中心主任科员。职工技协系1992年12月14日注册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系中南区分局。上诉人戚昌久系职工技协的法定代表人。汽配中心是网路调度中心下属未经工商登记的部门。这两个单位均系网路调度中心下属单位，系两块牌子，一套人马。2000年至2002年，上诉人戚昌久担任网路调度中心主任期间，伙同时任网路调度中心主任科员并具体负责财务职责的上诉人徐育红，利用负责网路调度中心财务等事项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将网路调度中心、职工技协及汽配中心的公款出借给上诉人戚昌久妻子苏某某及上诉人徐育红父亲徐某某同为股东的私营企业武汉恒邦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公司）进行营利活动，累计达人民币369.69526万元。挪用款项已于2006年还清。2015年3月，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反映上诉人戚昌久将单位公款挪用给恒邦公司进行营利使用，同月20日，检察机关对该线索展开初查，并询问了负责财务的上诉人徐育红等人，在询问过程中，上诉人徐育红主动交待了伙同上诉人戚昌久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同年4月9日，上诉人戚昌久、徐育红被检察机关传唤到案。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举证、质证，并经二审审核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戚昌久诉称有自首情节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经查，检察机关于2009年6月19日对上诉人戚昌久调查网路中心50万元资金的事实，上诉人戚昌久没有如实陈述事实。2015年3月，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反映上诉人戚昌久将单位公款挪用给恒邦公司进行营利活动后在检察机关掌握线索所针对的事实后，上诉人戚昌久没有自动投案，不能认定为自首。故上诉人戚昌久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戚昌久诉称一审认定挪用公款数额有误，其除了知晓2000年8月30日借出的50万外，对其他借款事项并不知晓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认为认定其挪用公款369万余元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戚昌久干部任免呈报表证实其2000年任网路调度中心主任；其在检察机关多次供述，网路调度中心、技协和汽配三个机构的支出都需要经过其签字；检察机关将收集到的进账单、转账支票、恒邦公司还给职工技协、汽配中心和网路调度中心的票据共计369.69526万元一一与上诉人戚昌久核对，戚昌久都表示认可，转给恒邦公司的支票上均盖有上诉人戚昌久的私章；另外，多名证人及上诉人徐育红均证实上诉人戚昌久及其亲属均参与了恒邦公司的信盒业务，上诉人戚昌久对此也不否认，其应当知道其单位借钱给恒邦公司资金的事实。原审认定挪用公款数额369万余元的证据确实、充分。故上诉人戚昌久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徐育红诉称自己只是一个报账员，网路调度中心是报账单位，无财务审批、监督的权限职责，技协和汽配有独立财务，对技协和汽配转出去的钱不知情，其只对网路中心的85万元金额知情，该款项是戚昌久通知其让其转告出纳转款的，其只负责传话，没有发挥实质作用，没有职务便利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以及其辩护人认为其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徐育红在网路调度中心任主任科员时，系网路调度中心的报账员，但是报账员只是徐育红工作的一部分，徐育红实际上是网路调度中心的财务负责人，且对其下属单位技协和汽配的财物有管理和监督的职责。书证证实上诉人徐育红系网路调度中心主任科员；技协注册资金为邮政部邮政运输中南区分局和湖北省邮电工会拨贷，其财务工作由分局指派财务人员办理，且技协、汽配转账支票、电汇申请书均盖有上诉人戚昌久、徐育红的印章；多名证人证言和上诉人戚昌久的供述均证实，上诉人徐育红系单位负责财务工作的；上诉人徐育红在检察机关也曾交代，其在网路调度中心担任主任科员，负责综合，包括财务的事实；其还供述“每次戚昌久跟其说恒邦要借钱的事情，其再具体操作财务上的手续，让出纳具体转账”。虽然网路调度中心及其上级单位没有相关文件证实上诉人徐育红的具体工作职责，但以上证据均能证明上诉人徐育红实际上系网路调度中心的财务负责人，对其下属单位技协和汽配的财务负有管理和监督的职能且对网路中心、技协、汽配转给恒邦公司的每一笔钱应该是知情的。故上诉人徐育红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以及辩护人认为其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徐育红提出一审对369.69526万元的用途及使用性质认定错误，该笔金额用于信盒业务，而该业务属网路调度中心与武汉恒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经查，没有相关书证证实网路调度中心与武汉恒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联合经营信盒业务。上诉人戚昌久多次供述借钱给武汉恒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均没有开会，也没有请示上级领导，是其个人决定的；上诉人徐育红在检察机关也供述没有参加过关于信盒业务和借钱给武汉恒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会议；多名证人的证言能证实，知道和参与过信盒业务，上诉人戚昌久为此还给大家发加班费的事实。二审中，有证人书写证明，证实信盒业务系网路调度中心开会研究决定的，但是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采信。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网路调度中心与恒邦公司联合经营信盒业务。故上诉人徐育红提出该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亦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戚昌久、徐育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挪用公款人民币369万余元，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在法定刑幅度内。上诉人戚昌久、徐育红的上诉理由和二上诉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艳审判员 梅欣荣审判员 曾 琳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万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