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72民初909号原告：王克胜，男，1957年1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东港市黄土坎镇李家岭村。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辽宁一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清，女，196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东港市黄土坎镇李家岭村。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辽宁一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连杰，女，198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东港市黄土坎镇李家岭村。原告：王慧琳，女，201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东港市黄土坎镇李家岭村。法定代理人：于连杰，女，198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东港市黄土坎镇李家岭村（系原告王慧琳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辽宁一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振五街117号。负责人：王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丽，女，197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东港市，系被告公司运营部负责人。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与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31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丽到庭参加了诉讼。2016年11月10日，本院依法通知王丹（已罹难）生母栾淑琴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本案诉讼，栾淑琴明确表示其不参加本案诉讼，亦自愿放弃一切实体及诉讼权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给付保险理赔款285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和原告王慧琳分别系失踪船员王丹的父亲、继母、妻子和女儿。王丹系案外人于修海所雇佣船员。2013年12月31日21时许，王丹随于修海所属的丹渔捕3045渔船出海作业。2013年10月12日，于修海以投保人于子钊的名义在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处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险，被保险人4人，共缴纳保费10600元，每人死亡责任限额285000元，保险期间为2013年10月12日0时起至2014年10月11日24时止。2014年1月6日，于修海按照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以往的要求，更换了包括王丹在内的被保险人名单。渔船出海作业后该船及船上8名船员均失踪。2014年5月4日，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了《东港市丹渔捕3045渔船失踪事件调查报告》及王丹已无生还可能的证明。2014年10月15日，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14）大海特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王丹死亡。2015年3月19日，王丹的保险受益人按照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的要求将索赔材料交给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3月23日，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做出了《理赔决定通知书》，以该起事故不在《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范围内为由拒赔。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至今也未予理赔。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认为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属于违约行为。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辩称，保险合同中将王丹更换为被保险人并对其投保的部分无效。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本案中，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为“于子钊”，“其与王丹的关系既不符合《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规定的特殊身份关系，也不符合该法第（四）项规定的劳动关系，因为“劳动关系”专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形成的劳动关系，受《劳动合同法》调整，而投保人于子钊不具备用人单位的资格，不受《劳动合同法》调整，所以，王丹并不是劳动者，另外，王丹是受雇于船东“于修海”，并出海作业，其与于修海形成劳务关系，与投保人于子钊没有任何关系，故，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合同无效。本案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以及保险金具体金额的条款，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该保险合同需经被保险人王丹的同意并认可，但投保人在2014年1月6日将被保险人王丹列为被保险人时，王丹已经出海数月并失联，保险合同并未经被保险人王丹的同意以及认可，故该保险合同无效。投保人更换王丹为被保险人的变更合同行为违反了《合同法》52条的规定，该合同无效。本案中，据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的《东港市丹渔捕3045渔船失踪事件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1月6日早8时，即与3045号渔船失去联系，此后多次联系无果。上述事实说明，投保人作为专业的捕鱼人在2014年1月6日早8时即知道渔船失联，被保险人王丹可能已经发生意外而死亡。投保人于子钊在此种情况下于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开业后（即8时30分后）即立即向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申请将王丹更换为被保险人明显是一种恶意欺诈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其欺诈行为符合《合同法》52条第（一）项的规定，因此，其将王丹变更为被保险人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王丹所在的“丹渔捕3045”号渔船所发生的失踪并导致王丹被宣告死亡的事故不是保险事故，不在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的保险范围内，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对于本案不具有保险责任，不应进行赔偿。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投保人于子钊所属的船号为：丹渔捕4096、4123。这说明：投保人与保险人就保险范围作出了特别的、明确的约定，投保人仅为该两艘船所发生事故而导致的人员伤亡进行投保，保险人的保险范围也仅限于该两艘船发生意外事故时所导致的船上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只有投保人于子钊本人的该两艘船发生意外事故时，才属于保险事故。而本案中发生意外事故的丹渔捕3045号渔船是于修海所有并经营的，与投保人于子钊没有任何关系，该船也未在保险合同中进行约定，因此，丹渔捕3045号渔船并不是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船舶，不在保险范围内，其发生的事故，也不是保险事故，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无需赔偿。王丹并未在保险合同期间内死亡，故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没有保险责任，不应赔偿。投保人“于子钊”与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所签订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2013年10月11日至2014年10月10日，宣告王丹死亡判决即（2014）大海特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是2014年10月15日作出并生效的，也就是说，王丹的死亡时间是2014年10月15日，其死亡的时间并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内，其死亡时，保险合同已经过期失效，所以，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不具有保险责任，无需赔偿。综上所述，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的诉讼请求违背事实真相，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对保险业务专用发票及更名批单、海事事故调查报告、宣告死亡判决书、同一起事故失踪船员家属作为受益人对被告提起诉讼的一、二审判决书、死亡注销证明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实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证明了发生事故的渔船为丹渔捕3045渔船，并非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丹渔捕4096和4123渔船，投保人是案外人于子钊而非案外人船主于修海，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与案外人于修海没有保险合同关系，失踪船员的死亡时间应当按照海事事故调查报告上载明的1月6日的时间为准，因而，该起事故不属于保险范围，虽然有同类的案件经过一、二审且已经生效，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也予以赔偿，但并不能说明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认可同意法院的裁判。本院认为，事故报告是海事行政机关对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近亲属王丹所在渔船海事事故调查所做的认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通过庭审质证以及同一起海事事故同一份保单当中的失踪船员的保险受益人提起的诉讼的生效判决来看，投保人于子钊只是受船东于修海指派以自己的名义办理的保险，渔船权属以及保费缴纳均是船主于修海，真正的投保人应该是于修海。因而，船主于修海与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形成保险合同关系。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的近亲属王丹的死亡时间应当以生效的宣告死亡判决书为准。同一起海事事故的索赔案的判决业已生效，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且已经全额履行，在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没有提出其他再审等程序并对此已经改判的前提下，上述生效裁判具有既判力。综上，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0月10日，案外人于修海指派其侄子案外人于子钊作为投保人在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处投保了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合同号为130017916000001和130017916000002。合同载明，投保团体名称和联系人均为于子钊，被保险人数为4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责任限额和免赔额每人伤亡责任限额共计为285000元。保险期限自2013年10月11日起至2014年10月10日止。保单生成时间为2013年10月10日。两份保险合同特别约定条款内包括所属渔船号为丹渔捕4096、4123等所有内容均非投保人于子钊书写和签名。合同上签名也非投保人于子钊所写。2013年10月14日，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为投保人于子钊出具保险合同送达回执，告知责任免除条款已进行了重点说明等，但，该回执上投保人于子钊签字均非其亲自所为。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为投保人于子钊开具两张保险业专用发票，分别载明收取4600元和6000元。2013年12月31日21时许，涉案的“丹渔捕3045”号渔船出海作业，受害人王丹与其他3名被保险人做为该船船员也一同出海。2014年1月6日，投保人于子钊将上述两份保单附带的被保险人名单内的刘士成、秦连贵、于学峰、赵希洪替换为戴忠波、王丹、关伟、王洪全。但该批单上投保人于子钊的签字也非其所写。同日，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为投保人于子钊出具保单服务批单，同意被保险人的更换。渔船出海作业后该船及船上8名船员均失踪。2014年3月24日，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了《东港市丹渔捕3045渔船失踪事件调查报告》。同年10月15日，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14）大海特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王丹死亡。2015年3月19日，包括本案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在内的同起事故罹难者家属向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提起索赔申请。同年3月23日，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作出拒赔通知。同年10月8日，关伟（已罹难）家属曹振兰对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提起诉讼，本院依法作出（2015）大海商初字第5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给付曹振兰保险理赔款285000元。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6）辽民终374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对该案已经全部履行完毕。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至今未对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予以理赔。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主张，于子钊系船主于修海侄子，帮助其打理生意。于子钊与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所签订的两份《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均是受于修海指派，并代表其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涉案渔船的船主于修海委托其侄子于子钊办理船员团体意外伤害险，于子钊完全按照于修海的指示和要求办理，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没有对案外人于子钊是否具有渔船和雇佣船员进行审查，而是由其业务员代替签字办理保险合同。由此可知，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明知于子钊是为涉案船主于修海办理所雇佣船员的保险业务，而在于子钊声称没有于修海身份证的情况下，直接用于子钊的名义办理了涉案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于子钊登记有涉案渔船，也不能证明于子钊雇佣了包括受害人王丹在内的其他船员，也无证据证明于子钊系为其自己所雇佣船员办理保险。于子钊自己并不拥有涉案渔船，在办理上述保险过程中，所缴纳的保险费均是船主提供，其只是为船主代办上述保险，因而，本案的投保人应当是船主于修海。《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近亲属王丹生前受雇佣于船主于修海，于修海指定的涉案船舶船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办理人员于子钊到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订立了保险合同，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收取了保费并出具了保单，该合同虽然载明投保人为案外人于子钊，但是，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知道于子钊为船主于修海办理保险业务，且主动为其代签名字以及免责条款等事宜，该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对于修海和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应承担的义务。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主张涉案保险合同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据此认为，投保人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因而无效。本案于子钊作为船主于修海的隐名代理人为其办理所雇用船员的团体意外险。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亦没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或者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业务员还积极为其代写免责条款和署名，因而，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主张该合同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本院认为，保险合同作为格式条款合同，应符合诚信原则，在订立合同过程中，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作为保险经营的专业机构，对于保险利益如何合法取得的规定以及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的规定是明知的，相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同地位，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在合同订立时具有专业方面的优势，其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应依最大诚信原则，明确提醒、告知并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据法律规定及保险条款约定履行书面同意与确认手续。但本案中的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保险办理人员并未履行法定义务，只是向于子钊收取了保费，亦未要求其在团险投保确认函上签名，更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明确告知并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履行书面的同意手续及被保险人应在保险合同上亲笔签名。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在合同订立后收取了相应保费，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其仅以本次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而作出拒赔决定，并以涉案保险合同无效为由提出抗辩，应认定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对于涉案保险合同存在的瑕疵负有过错，有违最大诚信原则。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还主张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没有《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保险利益而主张涉案保险合同无效。而本案真正的实际的投保人为船主于修海，于修海作为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近亲属王丹生前的雇主，对王丹具有雇佣关系，就保险合同而言，具有保险利益。于子钊虽然登记在保险合同上，但是其只是代理于修海办理保险，因而，该保险合同依法有效。综上，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关于涉案保险合同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单和保险条款上均注明涉案保险为团体意外保险，所附带的被保险人名单上也没有注明被保险人应属何渔船，不能更改服务渔船等禁止性规定。团体意外保险的含义是投保人为其所雇用的船员办理保险，所有参保的被保险人作为一个团体参加保险。至于何船员在何条渔船上没有作出明确约定。保险合同上特别条款也没有对此予以注明，只是写了投保人于子钊和丹渔捕4096和4123。况且，这个特别约定也非投保人书写，对实际投保人于修海也没有约束力。在海事事故调查报告中，明确载明，本案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的近亲属王丹确属失踪船员之一。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也对包括王丹在内的4名被保险人的更改出具了同意的批单。因而，更改被保险人已经生效。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主张王丹被宣告死亡时间超出保险期限，因而不予理赔。本院认为，海上事故具有不确定性和调查处理的周期，若是按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下落不明的船员，要满四年方可宣告其死亡。所有的一年期的保险合同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理赔。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海事事故处理的情况复杂、期限漫长，本案发生海事事故时保险期限就过去二个多月，就算适用特别规定，宣告死亡公告仍需三个月，加上审理等时间，要想在一年的保险期限内完成宣告死亡的赔偿很难实现，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以此主张受害人被宣告死亡日期超过保险期限而不应予以理赔，不符合法律精神和公序良俗，本院不予支持。受害人王丹系船主于修海所雇佣船员，登船出海后，经于子钊与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联系与他人进行了更换批改，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已予以认可。海事事故报告已经确认，本案受害人王丹系该涉案渔船上失踪后被依法宣告死亡的8名船员之一。就海事事故报告而言，在结论部分，根本没有确切认定该起海事事故准确的发生时间或者受害人的失踪和死亡时间。2014年1月6日只是船主于修海陈述联系不上涉案渔船的时间，失联并不等同于失踪，更不能代替海事事故部门确认了事故发生时间。《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而且与本案属同一起海事事故的失踪船员的近亲属对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提起诉讼，经一、二审判决生效后，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判决给付义务。本案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近亲属王丹发生保险事故，被告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亦应当履行给付保险金的合同义务。拒不给付应属违约。综上，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保险金28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74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2787元，由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负担，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王克胜、原告李清、原告于连杰、原告王慧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蕾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毕崇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