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2民终12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淑勤，女，1987年6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代理人：刘秋真，广东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关华杰，男，汉族，1979年5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代理人：黄思华，广东西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骆亚洲，广东刚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淑勤、关华杰因不当得利纠纷，双方均不服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5）肇端法民一初字第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关华杰与关慧茹是姐弟关系。2011年9月21日，关慧茹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向肇庆巿东景华府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景公司）分两笔每笔500万元合共1000万元。当日，东景公司及冯旺娣在该笔的电子回单上盖章签名确认“已收到关慧茹人民币壹仟万元正”。2012年1月14日，关慧茹（即甲方，下同）与东景公司（即乙方，下同）、肇庆巿鼎湖绿洲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即丙方，下同）、冯旺娣和邓巧嫦（即丁方，下同）签订《借款担保合同》载明：乙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甲方借款，由丙方、丁方共同作为担保人。经四方协商签订合同约定：甲方已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1160万元，借款期限为2个月，从2012年1月21日到2012年3月20日，月利息为4%，两个月利息共计92.8万元，乙方应在2012年2月20日前向甲方支付。还款期限届满后。由于东景公司不能按期归还借款，关慧茹向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东景公司偿还关慧茹借款本金1160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1月21日暂计至2013年12月5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违约金。该案在审理中，东景公司提出已分16笔归还部分本金及利息，合计人民币665.86万元，其中1笔款项系2012年3月19日，通过邓淑勤的账户转账到关华杰账户的40万元。该转账有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关慧茹对该笔款项不予确认，并否认委托方关华杰代收款项。对于该笔转入关华杰账户的款项，东景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属于归还借款。故邓淑勤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关华杰向邓淑勤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40万元及利息74399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2年3月20日计至2015年7月15日），其余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实际还清不当得利款项之日；二、由关华杰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肇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并认定邓淑勤受东景公司委托向关慧茹指定收款人关华杰还款的主张不成立。东景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维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庭审中，关华杰称涉案款项实际上是东景公司委托邓淑勤偿还东景公司所欠关华杰的借款，但由于双方的借款已履行完毕，故没有相关证据证明。邓淑勤对该说法予以否认。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关于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不当得利案件中，失利方无法就得利方无法定或者约定的理由这一消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基于证明责任分配的难易程度及公平原则，应由得利方就其获利有法定或者意定的理由承担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则应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于本案，邓淑勤基于代东景华府公司向关慧茹还款的目的将涉案款项汇入关华杰账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邓淑勤的转款行为不构成向关慧茹还款，该事实不能构成关华杰合法占有涉案款项的依据。关华杰称该款项是邓淑勤代东景华府公司向其归还的借款，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关华杰取得涉案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故其应将该不当得利款项返还给邓淑勤。邓淑勤要求关华杰支付不当得利的利息，应从不当得利构成之日起算，即邓淑勤知道权益受损时开始计算，且计算的标准应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型贷款利率的标准。由于不能确切邓淑勤从何时知道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其怠于行使权利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身承担，该院酌定关华杰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六个月以下（含六个月）短期贷款利率标准从邓淑勤起诉之日起（即2015年8月11日）向邓淑勤计付利息。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认定邓淑勤受东景公司委托向关慧茹指定收款人关华杰还款的主张不成立。邓淑勤应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才可能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邓淑勤于2015年8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华杰关于邓淑勤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淑勤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该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关华杰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淑勤返还40万元；二、关华杰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淑勤支付40万元的利息（利息以40万元本金为基准，自2015年8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六个月以下（含六个月）短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日止）；三、驳回邓淑勤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邓淑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关华杰应当偿还邓淑勤的利息计算标准部分错误，利息应从2014年12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六个月以下（含六个月）短期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款项还清日止。原审法院认为邓淑勤不知道权益何时受损，这是不正确的。邓淑勤是受东景公司委托，代东景公司偿还欠关慧茹的款项，东景公司在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后，已告知邓淑勤另行主张权利。虽然邓淑勤没有证据证明东景公司具体的告知时间，但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两次邮寄该民事判决书给东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情况可知，东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第一次己收到该判决书，并告知邓淑勤另行主张权利，但时间太久，不能确认日期。然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次邮寄的回执快递单上的邮戳日期可以看出是2014年12月4日。根据《民事诉讼法》“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的规定，（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日期最迟应为2014年12月4日。所以，邓淑勤的权益受损之日最迟应为2014年12月4日，利息的计算日期最迟也应从2014年12月4日起计算。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利息计算欠妥当，上诉请求改判原审判决第二项为：关华杰应向邓淑勤返还的利息从2014年12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六个月（含六个月）短期贷款利率计算，直至款项还清日止，并由关华杰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对于邓淑勤的上诉，关华杰庭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邓淑勤主张关华杰归还款项及利息没有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邓淑勤的请求。上诉人关华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遗漏了诉讼主体。一审期间，邓淑勤诉称，关慧茹与东景公司、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由关慧茹借款1160万元给东景公司，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作为保证人等。关慧茹将1000万元支付给东景公司后，邓淑勤受东景公司的委托，代东景公司向关慧茹归还上述《借款担保合同》的项下借款。后因关慧茹与东景公司、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受诉法院认定邓淑勤向关华杰转账的40万元不属于归还关慧茹的借款。邓淑勤从而提起本案不当得利纠纷诉讼。可见，本案起源于关慧茹与东景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关慧茹与东景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与本案具有直接的联系。为查明本案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分清是非，原审法院应依法追加关慧茹、东景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但原审法院在审理期间中没有追加关慧茹、东景公司为第三人，遗漏了诉讼主体，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二、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期间，理据不足。（一）本案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从邓淑勤支付款项给关华杰之日（2012年3月19日）起至其起诉之日（2015年8月），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关杰华在一审期间已就诉讼时效提出抗辩，故邓淑勤已丧失了胜诉权。（二）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首先，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有相应的规定。本案邓淑勤自支付涉案款项给关华杰之日（2012年3月19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2015年8月），期间邓淑勤没有就涉案款项的相关问题向关华杰提出任何要求，没有向关华杰主张权利或送交主张权利文书，邓淑勤也没有提起诉讼。其次，在（2014）肇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案和（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案中，当事人分别为关慧茹、东景华府、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关华杰与邓淑勤不是上述两个案件的当事人，在上述两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均没有提及关华杰和邓淑勤的任何事宜，没有通知关华杰和邓淑勤出庭作证，关华杰和邓淑勤也没有就该两案表达任何主张。关华杰和邓淑勤作为（2014）肇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案和（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案的案外人，上述两案件并不能构成邓淑勤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的规定，本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邓淑勤是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原审判决中认定“邓淑勤应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才可能知道自己的利益收到损害”。可见，原审法院只是单方面推定认为邓淑勤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关华杰认为，一审法院的单方推定行为，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关华杰是不公平的。三、原审判决对本案争议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邓淑勤在起诉状中的陈述及其提交的网银交易凭证可知，涉案款项系邓淑勤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主动支付关华杰的。也就是说，邓淑勤通过主动给付的法律行为直接减损了自己的财产利益，其将涉案款项支付给关华杰是有明确的原因的，也不存在认识错误。因此，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应由受损方（即邓淑勤）证明受益方（即关华杰）的受益没有合法根据，而不应由受益方（即关华杰）证明其受益有合法根据。原审法院以证明责任分配的难易程度及公平原则，认为举证责任应由关华杰承担，对关华杰而言也是极为不公平的，本案的举证责任应由邓淑勤承担。但根据邓淑勤提供的（2014）肇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并以其中法院认定的内容“对于东景华府公司、鼎湖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答辩提出的剩余8笔转入关华杰账户的款项，应承担举证责任，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属于归还借款，故本院不予确认”这一句话就拟证明本案所涉款项属于关华杰的不当得利，显然是邓淑勤对前述判决书内容的理解错误，前述判决书那句话的内容并非在实体上认定邓淑勤支付给关华杰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因此，邓淑勤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得不当利益；在一方受益的同时他方同时受到损失；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受益无法律上的依据。本案中，从邓淑勤提供的证据可知，涉案款项系邓淑勤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主动支付给关华杰的，不存在认识错误。而邓淑勤提起本案诉讼，是由于东景公司、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在（2014）肇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案和（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案中“涉案款项40万元为邓淑勤代替东景华府归还关慧茹的借款，并由关慧茹委托关华杰代收”的抗辩意见未得到支持。但是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不能构成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因此，邓淑勤不能仅凭上述两民事判决书中认定邓淑勤的转款行为不构成向关慧茹还款的事实从而提起本案诉讼，因为该事实不能构成邓淑勤提起本案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基础。原审法院认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邓淑勤的转款行为不构成向关慧茹还款，该事实不能构成关华杰合法占有涉案款项的依据”。但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该事实同样不能构成邓淑勤提起本案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基础。所以，原审法院认为关华杰收取邓淑勤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关华杰认为一审程序违法，遗漏了诉讼主体，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驳回邓淑勤的诉讼请求。对于关华杰的上诉，邓淑勤庭审答辩称，关华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二审期间，邓淑勤提供一份交纳公告费的银行收款收据复印件，拟说明关华杰在一审期间故意拖延时间，从而产生了公告费。关华杰并无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对于邓淑勤提供的上述收据，关华杰认为其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对其不予认可。庭审期间，关华杰向法庭提交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及端州区人民检察院的《答复函》，申请本院到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区分局经济侦查大队调取肇端检举报控申控复字（2016）6号案的调查材料。本院另查明，本院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的（2014）肇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在该案审理的过程中，东景公司提出已分16笔款项分别归还所欠关慧茹的部分本金及利息。其中1笔款项为2012年3月19日，通过邓淑勤的账户转账40万元到关华杰的账户。对于该笔转账，邓淑勤于2014年2月10日出具《证明》，载明：受东景华府房地产公司委托，其于2012年3月19日通过网银向关华杰账户转账40万元，以上款项是代东景华府房地产公司向关慧茹归还2012年1月14日的《借款担保合同》项下借款的。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邓淑勤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关华杰退还其向关华杰转账的40万元款项及利息损失，故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关华杰取得邓淑勤转账的4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如果构成不当得利，该如何计算利息；二、原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一、关于关华杰取得邓淑勤转账的4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如果构成不当得利，该如何计算利息的问题。（一）邓淑勤基于受东景公司的委托，基于代东景公司向关慧茹还款的目的将款项汇入关华杰的账户中，由于邓淑勤转账40万元是代履行行为，邓淑勤对其代履行义务的行为性质是清楚的，因此，只有关华杰有理由相信该笔款项是关华杰代其姐关慧茹收取，关华杰的领受行为才具有合法性。但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认为“关华杰是关慧茹的弟弟，东景华府公司主张关慧茹委托其弟关华杰收取涉案还款，关慧茹对此予以否认，东景华府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关慧茹委托关华杰收取涉案还款，故对东景华府公司认为关慧茹委托其弟关华杰收取涉案还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即该判决认定邓淑勤转款给关华杰的行为不构成向关慧茹还款。因此邓淑勤基于还款目的而转账给关华杰不能构成关华杰取得款项的合法依据，即关华杰丧失了取得款项的依据。邓淑勤已就其损失与关华杰获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了举证责任，关华杰虽主张其收取款项是基于东景公司委托邓淑勤偿还东景公司欠关华杰的借款，但是对于其该主张，关华杰直至二审庭审结束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关华杰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关华杰取得40万元的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应当予以返还给邓淑勤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利息计算问题。邓淑勤上诉称东景公司的代理人在第一次收到（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时已告知邓淑勤另行主张权利，但邓淑勤直至2015年8月11日方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其怠于履行权利的消极后果，应当由邓淑勤自行承担。故对邓淑勤上诉称应从2014年12月4日起计算相应的利息，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关华杰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邓淑勤是基于代东景公司偿还借款的目的而转账，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认定邓淑勤受东景公司委托向关慧茹指定收款人关华杰还款的主张不成立。邓淑勤应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才可能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故原审判决不予支持关华杰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原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关华杰上诉称本案属于遗漏当事人的情形，应当追加关慧茹、东景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争议的双方为邓淑勤、关华杰，关慧茹与东景公司之间的纠纷已经法院作出判决，关华杰要求追加第三人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关华杰在庭审过程中提交申请，要求本院调取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的规定，故对关华杰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原审判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中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应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瑕疵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本院予以纠正后维持原审判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邓淑勤、关华杰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8576.78元，由关华杰承担8416元，由邓淑勤承担160.7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蔡红茂审 判 员  李小冬代理审判员  吕翠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谢煌霖第1页共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