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宜川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陕0630民初330号原告:袁卫红，男，1968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宜川县。原告：李邦娥，女，1946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宜川县。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树森，陕西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宜川县丹州镇党湾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宜川县丹州镇。法定代表人：袁爱民，系该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延林，陕西嘉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卫红、李邦娥与被告宜川县丹州镇党湾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党湾村委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卫红及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树森、被告党湾村委会法定代表人袁爱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延林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李邦娥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卫红、李邦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林木损失费，以鉴定为准；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85年4月27日，党湾村民委员会经多次会议研究决定，将大碑子渠承包给本村村民原告的父亲袁孟奎，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三十年，大碑子渠的树木由袁孟奎本人栽植。”袁孟奎去世后，该承包地一直由原告袁卫红管理。2016年5月，被告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要求309国道一标段项目部施工，309国道一标段施工经过原告的承包地，损坏杨槐树20万余棵、松树1000棵，原告林木损失费以鉴定为准；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拒不支付。现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当庭补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不是承包，而是将杨槐树折价出售给原告的父亲、李邦娥的丈夫，诉状中称损坏杨槐树20余万棵是8公分以上的，8公分以下的损失约18万左右。被告党湾村委会辩称：1、原告不享有本案诉争财产的所有权和相关权益，无权提出诉讼，并非本案适格主体；2、答辩人不存在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存在受损的事实；3、根据原告所诉双方签订的合同已自然终止，合同期内双方均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及终止合同后相关义务，因此答辩人的义务随着合同的终止而消失，原告主张答辩人承担赔偿林木费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4、原告当庭将承包关系变更为买卖关系，答辩人认为折价出售的约定违反《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原告并非财产所有权人，应属无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1、��告提供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原件一份，证明原承包人袁孟奎有四个子女，其他三个女儿放弃继承权，所以以袁卫红和袁孟奎的妻子李邦娥为主体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继承权的说明书只是说明原告兄弟姐妹之间与其父亲遗产的继承情况，遗产继承只能继承合法的本人的财产，不能将集体财产作为遗产继承，同时与本案的主体财产所有权人无关。本院认为，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证据能够证明袁孟奎的三个女儿放弃继承其父亲的遗产，对该证据予以认证。2、原告提供的1985年4月27日合同书原件一份，证明按照合同约定所栽植的树木的所有权属于袁孟奎，因为栽植的杨槐树是折价出售给袁孟奎，同时袁孟奎有补栽的树木，并约定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合同内容约定明确。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真实性的问题，合同中的盖章是宜川县党湾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1987年11月24日六届人大二十三次会议通过，1988年6月1日起试行，本合同签订于1985年，合同签订时没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没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更不会出现村委会的公章，所以对真实性提出质疑；合法性问题，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集体所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不得买卖，非法转让，即使这份合同是真实的，折价出售和买卖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规定；对关联性问题，本案诉争的是财产损害纠纷，原告应提供财产所有权证明，财产损害的行为和结果等证据，一份单纯的合同并不能证明侵权的存在，即使依照合同约定三十年期限已到，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三十年之内涉案的树木由本人袁孟奎栽植、管理、收益，合同到期后，收益权��然消失，本案原告与涉案林木没有任何权属关系。本院认为，经和签订合同的时任会计袁新平核实，该承包行为是经过召开村民大会通过的，但合同是后来补签的，公章也是其本人亲自加盖，故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证，但合同并未明确约定期满后林木权的归属，原告也未提供相关证据印证合同期满后林木归其所有，故对该合同的证明目的不予认证。3、原告提供的视听材料一份（当庭播放光盘），证明没有损坏以前林木的原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这个视频只反映不明区域的林木的情况，并不能证明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同时也不能证明原告有何权益受到损害及被告实施何行为致原告权益受损。本院认为，该视听资料并不能证明是哪一个区域的林木情况，也不能证明原告有何权益受到损害，故对该证据的真实��、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证。4、原告提供的210国道延安过境姚店至三十里铺二级公路建设工程征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中第八页54条杂树的计算标准，并称如果不需要鉴定，原告认可这个标准。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补偿标准是针对国境路建设的一个文件，并不能证明原告权益受损的事实和结果，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所涉林木并无关联，故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证。5、被告提供的情况说明原件一份，证明1985年党湾村大队将集体林地向社员承包的情况，当年大队一致研究决定，承包期限为30年，合同到期后全部无偿交回村集体，由集体收回，2014年合同到期后，村集体出示公告，说明合同到期，收回集体林地，被告与各承包人双方无争议，履行合同义务完毕。原告对情况说明真实���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情况说明只有党湾村委员会的盖章，是谁起草的，谁参与的，没有法人的签名，只是村委会组织的一个说明，村委会不是一个个人也不是自然人，组织没有能力知道这个事实，这份情况说明是虚假的，情况说明中合同到期全部交回村集体和合同中三十年内由本人管理、收益（没有说三十年后交回集体）的内容是冲突的，是不一致的，但是对情况说明中1985年给袁孟奎承包的三十年及承包地点和范围以及到期的期限的事实、落款处村委会的盖章都是认可的；本院认为，宜川县丹州镇党湾村民委员会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其向法庭出具的情况说明应视为当事人陈述，该情况说明中原告认可1985年给袁孟奎承包的三十年及承包地点和范围以及到期的期限的事实、落款处村委会的盖章，法庭予以认定。6、补偿协议复印件一份（原件存放于宜川县丹州镇财政所），这份协议说明关于公路征地占用土地补偿的详细内容，公路局占用被告村委员会土地补偿款、青苗补偿等总计11.3462万元，原告陈述的损失林木是虚无的，是不存在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补偿协议与本案无关，涉及本案的林木是不包括在补偿协议之内的林木。法庭当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证。被告申请证人王路、张长来、袁新平、袁兵来出庭作证，证人当庭接受原、被告和法庭的质询。证人王路出具证明一份并当庭陈述，他当时是党湾村第一小队队长，中央有政策荒山荒破要给村民承包，承包时都是林地，都是社员统一栽的。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经过大队研究通过的，大队研究承包期是三十年，到期后要交回大队，树不够的要补齐再给大队交回来。原、被告之���签订的合同承包期限为30年。当时说合同期满后交回大队，大队另行处理，原来袁孟奎也说过到期后，大队给他说合同期满后交回大队就行。承包费30年760元。证人张长来出具证明一份并当庭陈述，其在证明中称1985年袁孟奎承包大碑子渠荒山槐树林是同其他社员一样对待，到期后按政策进行延包或者重新承包，由30年后的村党组织、行政村组织召开社员大会进行决定。其当庭陈述他是时任大队支部书记，当时承包荒山荒破时，开了支部会、队委会、党员会和村民大会（最少一次）他都参与了，签订合同时是否参与忘记了。1985年给袁孟奎承包土地是林地，是党湾大队全体社员栽的树，包括两个小队。当时约定承包期是30年，承包费一次性交清，利害在30年之内是承包人的，30年期满后他也记不清了怎么说的。当时是按政策来的，政策没有说，他也没考虑，当���还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我说按政策来就行，也没有考虑30年满后权属的问题。证人袁新平出具证明一份并当庭陈述，他是时任党湾村会计。他村里按照原来1982年大政策承包荒山荒坡，原来的大队和两个小队队长多次开会讨论的，按照中央农村经济政策承包责任到户，荒山荒坡拍卖到户，最后都是树折价，地没有折价，承包期限是30年，就没有涉及30年到期后的事。当时都没有人要，卖土地是违法的，就把杨槐树以合同的形式折价出售给袁孟奎，当时合同是他起草的，也是这样写的。实际是确定承包费的高低，当时没有标准算承包费。证人袁兵来当庭陈述，他是时任党湾村主任。当时接公社会议精神和县上的文件，不能集体管理树木，村里开了会后，他村共有五大片，当时村民根据个人的眼光和经济状况报名，袁孟奎就要求要大碑子渠这块林地，就把这块林地就折价给了袁孟奎，当时还有队干部去把四至指清，四至以内由袁孟奎管辖，社员会上宣布了30年期限到期后，根据国家的政策由当时的村组织决定如何处理。当时的会议记录说的非常详细，但现在会议记录不知道在不在了，当时是说不管是属于经济林还是用才林，这30年满了后如果有采伐必须给补植上，再根据国家政策和当时的村委会决定处理，是收回还是给原告延包，由30年后的村委会决定。760元是给队上补偿一点林木折价费，因为任何私人和个人没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他记得是本村的社员还适当照顾了一点，至于人家本人是怎么收益是人家自己的事情。原告对证人王路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王路是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没有实际参与签订合同的过程，所以证言中到期后无偿交回大队决定与合同中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与袁新平和张长来的证言是相互矛盾的，王路作证时说30年承包期限原告予以认可，应以合同内容为准，所以不能证明30年期满后所有树木都归被告；对张长来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张长来整个作证过程中没有说实话，张长来是当时的村支书，却不知道村里是否有章子，原告问张长来收益问题，也没有说实话，但是在出具的证明中，称到期后再进行延包、重新承包，由30年后的村委会召开社员大会进行决定，但没有说在承包期间的收益如何，与王路的证言相互矛盾，张长来说他写的证明是照着袁新平的证明和袁卫红的诉状和合同写的，所以这份证明与合同内容不一致，是虚假的，张长来的证言没有还原案件的事实；对袁新平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袁孟奎是二队的村民，袁新平当时任二队队长，是袁新平起草的合同，当庭核实也是袁新平亲自盖的章子，袁新平还说30年期满后说了一句公平话，交回队里对于承包个人有点吃亏，所以林木应该由原告砍掉；对袁兵来的质证意见与王路的意见一致。被告认为证人出庭作证符合证据形式要求；不管是证人证言还是证人陈述的不一致，出现记忆偏差，但是证实了共同的事实，一是当时是为了发包林权，以树林折价形式表现林权的价值，也就是林地的承包费；二是合同期限是30年，30年之内的收益是承包人，不管是责权利益还是投资管理，是由承包人负责，30年期满后合同到期，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自然终止，即是合同法要求也符合四位证人证实的内容；三是四位证人包括合同相关条款都明确证实到期后是要林和地统一交回村集体；四是既然交回村集体，那所有权是村集体，收益、处分权也归村集体，所以本案原告对涉案林地没有任何权益；五是承包人在30年之内承包期间是否收益，如何收益，不是本案的焦点，也不是本案的重点，是承包人自负其责的商业条款的约定，所以袁新平在作证时强调要交回村集体，至于个人是吃亏还是便宜是个人眼光问题，包括张长来的证言说就是责权利相一致，符合合同本意，四位证人包括三份证言真实、有效，能够还原当时承包合同的事实。本院认为，证人张长来出具证明的内容与其当庭陈述不相吻合，故对张长来的证言不予认证；证人袁新平、袁兵来的证言，谈及当时签订合同时没有考虑30年合同期满后权属问题，期满后如何处理由时任村委会决定，故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1985年4月27日，原告袁卫红父亲李邦娥丈夫袁孟奎与被告党湾村委员签订合同��，约定将大碑子渠栽植杨槐树折价出售给本村村民袁孟奎。合同约定：“一、四址：从大桥内侧至沟顶（现栽的树木为界，沟两边以两队种地俭棱为界）；二、沟内的树木所有权属袁孟魁，由其本人补栽管理（一队坝地仍然归一队所有，本人和队上谁也不许占有，社员种地两侧刮沃土，但不能损坏他人树木）；三、三十年之内大碑子渠的树木都由本人栽植、管理、收益，土地权属集体所有”。合同期满后，经被告党湾村委会研究决定并于2015年5月22日张贴公告，收回袁孟奎等六户承包的林地。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二原告提供的合同书对合同期满后林木所有权的归属并未作出明确约定，且二原告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对其财产实施了侵权行为，故对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林木损失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卫红、李邦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90元，由二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孟晓宜审 判 员  张玉丽人民陪审员  王新民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袁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