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7民初10010号 原告(反诉被告)：陆国华，男，1970年2月1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 委托代理人：沈金华，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贇程，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余建松，男，1970年12月6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 委托代理人：沈金华，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贇程，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陈其，男，1969年12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 委托代理人：沈金华，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贇程，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何琪军，男，1972年7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委托代理人：焦伟云，上海焦伟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陆国华、余建松、陈其与被告何琪军合伙协议纠纷，本院于2016年6月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丁伟独任审判。同年7月，被告何琪军向本院提出反诉。2016年8月31日、同年10月10日，本案先后两次公开开庭。原告陆国华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余贇程，被告何琪军及其委托代理人焦伟云两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另，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期间，本案曾延长审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陆国华、余建松、陈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何琪军支付原告资产处置补偿款人民币1,350,000元(以下币种同，其中原告陆国华360,000元，原告余建松832,500元，原告陈其157,500元)。事实和理由：2006年7月，陆国华、姜照云、何琪军共同出资并委派何琪军为代表，拍得上海佳强化工有限公司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的工厂厂房。2010年3月，姜照云退伙，后由原告余建松、陈其出资入伙。2010年3月1日，三原告与被告何琪军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将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南首林赵路的原佳强化工厂进行资产分股，出资人股份分配如下，即何琪军百分之三十九、陆国华百分之三十九、余建松百分之十八点五，陈其百分之三点五,现有资产和经营租赁业务由陆国华负责。协议签订之后，各方按约履行。2015年11月5日，因松江区新浜镇综合综合治理需要，上海新浜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浜资产公司”)与被告签订《原新浜化工厂(何琪军)资产处置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资产处置费用合计6,646,496元，在签订协议之后的一周内新浜资产公司支付被告百分之五十，即3,323,248元，在被告清退之后，余下款项再由新浜资产公司付清。现，上述厂房已经腾退搬离完毕，且新浜资产公司也已将全部款项支付给被告。2016年5月10日，被告向三原告承诺，就新浜化工厂资产处置补偿款分配为陈其得157,500元，余建松得832,500元，陆国华得2,360,000元，三人共计补偿款金额为3,350,000元，以上款项新浜镇镇政府打到何琪军账上再由何琪军一并打到陆国华账上，逾期不给或少打，则陆国华与其他两人有权向当地法院起诉。截止至今，被告仅向原告陆国华账户转入资产处置补偿款2,000,000元，尚欠陆国华360,000元，余建松832,500元，陈其157,500元，因催讨未着，故涉讼。 被告何琪军辩称：三原告应得的补偿款金额3,350,000元被告无异议，但是被告实际已经支付原告2,250,000元(除了原告确认的之外，另有一笔是2016年2月、4月及同年5月支付的合计250,000元)。因此被告应当偿付三原告的实际金额为1,100,000元。故此，被告要求驳回三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 同时，被告何琪军反诉称：2006年7月，反诉原告何琪军与姜照云等共同出资并委派反诉原告为代表拍得上海佳强化工有限公司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南首的厂房。在2010年3月1日，反诉被告陆国华、余建松、陈其与反诉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资产分股的比例等。2006年9月1日始，由反诉被告陆国华与上海金枫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枫酿酒公司”)签订《仓库租赁合同》十份及补充协议，金枫酿酒公司合计支付租赁费用7,328,512元。因此，按照合伙比例反诉原告应当分红的金额为2,518,653元。此外，反诉原告还为合伙体垫付其他费用，经结算，反诉被告尚欠反诉原告各项费用2,115,353元未支付(以租金总额7,328,512元，减去租金366,425元，减去土地出让费504,000元所得6,458,087元乘以百分之三十九，得款2,518,653元，加上原告垫付的土地出让费280,000元，加上原告垫付的工资18,000元，加上原告代缴的罚款30,000元，加上宿舍部分的分红款18,700元，再减去原告已经取得的分红款750,000元)。故此，反诉原告请求判令：1、反诉被告陆国华偿付反诉原告合伙资产清理款及其他垫付款项合计2,115,353元；2、反诉被告余建松、陈其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6年10月10日的庭审中，反诉原告变更其原请求金额，即由合计款项2,115,353元，变更为1,809,353元。 反诉被告陆国华、余建松、陈其针对反诉原告陈国华的反诉，辩称：首先，就讼争厂房的合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06年6月至2010年3月1日，该阶段的合伙分配费用有具体的约定，且已经分配完毕；第二阶段，即2010年3月至2015年11月5日，该期间的四位合伙人是明确约定分配的利润金额，因为剩余的金额归原告陆国华的同时，其他厂房等所有的整修费用也由原告陆国华承担，利益的分配并非按照出资比例；其次，在租赁期间，土地租赁费等费用均是原告陆国华支付，现被告所称的承担之费用，其实是原告所付，或者有几次是被告拿了原告的钱付款；再次，反诉原告主张的垫付款不是事实，其所称的罚款等金额也均在补偿款中扣除，且反诉原告所称的仅得到750,000元的分配款也非事实。鉴于反诉被告均按约履行，故反诉被告认为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法院全部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01年8月3日，上海佳强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强化工公司”)取得沪房地松字(2001)第006786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房地产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屠家村，建筑面积3,784平方米。 2006年7月，陆国华、何琪军、案外人姜照云经商定(何琪军系陆国华之妻弟)，共同出资并委派何琪军为代表，竞拍佳强化工公司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的工厂厂房。同月17日，本院出具(2006)松执恢复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佳强化工公司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南首名下的厂房及设备以1,310,240元变卖给何琪军。 2010年3月，姜照云退伙，由余建松、陈其出资入伙。2010年3月1日，何琪军(甲方)、陆国华(乙方)、余建松(丙方)、陈其(丁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将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南首林赵路原佳强化工厂进行资产分股(2006年7月由何琪军为代表将该厂房拍卖所得，有法院裁决书)，出资人股份分配如下：何琪军百分之三十九、陆国华百分之三十九、余建松百分之十八点五、陈其百分之三点五；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厂房原有房屋建筑面积3,784平方米，后新建彩钢瓦结构面积约18,000平方米，总独用面积18,750平方米，有房产证为证；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现有资产已出租给上海市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作为酒仓库，所得租金分配如下，何琪军每年得200,000元，余建松每年得100,000元，陈其每年得20,000元，其余由陆国华所得，一切费用由陆国华负责办理，租金每半年分一次(3月1日-8月30日、9月1日-2月28日)，如租方解除租赁合同租金自动终止；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如现有资产每年维修费用超出16,000元，小部分由陆国华解决，超出部分陆国华有权向入股人按比例分摊，如遇意外，造成损失则商量再定；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现有资产和经营租赁业务一切由陆国华负责。协议还就合伙各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内容予以约定。在协议书的落款部分，分别由何琪军、陆国华、余建松、陈其签字确认。 2015年11月5日，何琪军作为乙方的授权代表与上海新浜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浜资产公司”，又称甲方)签署“原新浜化工厂(何琪军)资产处置协议”。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公平、公正的基础上综合新浜镇土地减量化实施意见就资产处置、搬迁等事宜达成协议，其中有证建筑面积3784平方米*665元即2,516,360元，无证建筑面积193,61平方米*120元即2,323,320元，原浆黄酒搬迁费3,784平方米*274元即1,036,816元，52万坛原浆黄酒的部分损耗及二次处理费770,000元，上述合计6,646,496元。上述款项的付款方式为：资产处置协议签订后一周内甲方支付乙方百分之五十，计3,323,248元，乙方于2016年6月1日之前全部搬迁清退，甲方支付乙方另外的百分之五十即3,323,248元(其中770,000元支付给金枫酒业公司)。在该协议中，乙方向甲方承诺在2016年7月1日之前、设备、人员以及相关的物品全部清退，如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全部搬离清退，甲方向乙方收回预付款3,323,248元的本金及收取违约金，违约金自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之日开始，违约金每天按千分之三计算。协议签署之后，厂房已搬离清退完毕，新浜资产公司亦按协议约定偿付全部款项。 2016年5月10日，原告何琪军一份便笺纸上书写“原新浜化工厂资产处置补偿款分配如下”，具体内容为：陈其应得15.75万元、余建松应得83.25万元、陆国华应得236万元，三人共计补偿款335万元，并且还附：以上款项新浜镇镇政府打到何琪军账上后由何琪军一并打到陆国华账上(或各自提供账号),逾期不给或少打,陆国华和其他二人有权向当地法院起诉,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由何琪军一人负责。2016年5月13日及同月16日，何琪军在上海农商银行松江新城区支行的账户，各向原告陆国华的账户转入1,000,000元，合计2,000,000元。 审理中，原告陆国华为证明(本诉部分)其于2016年2月3日、4月22日及5月1日收取的250,000元并非偿付的新浜资产公司的补偿款，而是清偿的原告陆国华与被告之间的其他借款，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何亚芳、何玉芳(两人均系被告何琪军的姐姐)的情况证明及证明人的身份资料，该证明写明：从2006年6月投资原佳强化工厂后改造为酒仓库出租给上海金枫酿酒有限公司开始，至2010年3月和何琪军结账，何琪军总共欠陆国华550,000元，有原始账单为证；2、何琪军与陆国华的短信聊天记录及(2016)浙嘉誉证民内字第5605号公证书一份，证明从双方短信的对话内容可以看出被告存在欠款的具体情况，由于抵扣和陆续的还款，所以欠款金额在减少。被告何琪军对于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被告何琪军认为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如果有则应由原告提供借条。 审理中，原告陆国华为证明(反诉部分)在合伙期间，合伙体的对外支出均是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由陆国华承担的问题，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收据、收款凭证一组(原件)，证明日常的水电等开销均是由陆国华承担；2、2016年7月29日，新浜资产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内容为新浜资产公司从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收到何琪军合同租赁费280,000元；3、土地租赁费发票一组，证明多年的土地租赁费均是由原告支付，发票中部分由陆国华签字；4、短信聊天记录及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被告要求原告支付2015年的土地租赁费，但事实上土地租赁费是截止至2014年；5、银行转账记录及明细，证明原告依约向被告分配合伙所得，并且还曾带被告支付60,000元的购车款；6、工资支付证明一份，以证明公司员工仅是收到2006年7月至8月由被告支付进场期间的工资、补贴计6,000元，之后至2016年2月的工资全部由原告支付。被告何琪军对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是被告认为，发票名称写明为被告，且费用的经办人也是被告，发票是被告支付后归入公司。至于银行转账中被告收到的金额并非原告所述的金额，原告的计算有重复，被告实际收取的是1,280,000元。 反诉原告何琪军为证明其还可以主张合伙利润，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陆国华作为代表人与金枫酿酒公司签订的仓库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书，证明在签订合伙协议时，原告并未告知实际的租金数额；2、2016年7月4日，新浜资产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以证明被告每年向新浜资产公司缴纳土地租赁费；3、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罚款收据一份，证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罚款，也由何琪军代为缴纳；4、银行交易明细单，证明除原告认可的2,000,000元之外，被告还分别于2016年2月3日、同年4月22日、同年5月1日，计250,000元。原告对于上述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是原告认为合伙人在签订合伙协议时已经知晓租金的实际金额，且250,000元是被告归还其与陆国华之间的个人借款。 以上事实,由原告陆国华、余建松、陈其提供的协议书、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资产处置补偿款分配协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围绕三原告与被告在庭审中就本、反诉中的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主要在于以下两大方面，以下部分本院逐一分析： 一、本诉中，被告何琪军已经偿付原告的补偿款金额问题。 三原告与被告于2010年3月1日，以订立书面合伙协议的形式约定各项合伙事宜。2015年11月，合伙事宜中所涉及的标的房屋，因地方政府的综合治理需要而于2016年5月拆迁。因此，三原告与被告的合伙关系已于2016年5月解除。2016年5月10日，被告何琪军向三原告出具补偿款处置协议。庭审中，被告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现双方争议的关键点在于被告实际已经履行的补偿款究竟是2,000,000元还是2,250,000元。为此，被告向本院提供转账记录一组。由该组证据显示，原、被告所差异的三笔款项合计250,000元，分别是发生于2016年2月3日的100,000元、同年4月22日的90,000元、同年5月1日的60,000元，收款人均为原告陆国华。对此，原告陆国华认为，款项确实收到，但上述款项并非是被告偿付的补偿款，而是被告清偿之前向原告的借款。同时被告提供短信记录及两位证人的证言作为反驳证据。 本院认为,对于被告何琪军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理由是，一，本案中由何琪军出具的字据可知,其向三原告作出补偿承诺的时间点是2016年5月10日,在该时间点之后,被告分别于2016年5月14日支付1,000,000元、2016年5月16日支付1,000,000元。为此，在双方的短信记录中体现，“我们三个人总共335万你总共打了200万剩下的你打算什么时候打，想再打多少”(系原告陆国华提问)，而在被告何琪军的回复语言中，并未否定该金额，而只是说“晓得，事情要做好”。若除上述2,000,000元之外，被告还支付其他款项，完全应该在双方的短信交流中体现；二、争议的250,000元款项发生的时间点是2016年2月、4月及同年5月1日，均早于何琪军承诺补偿的时间点，如果之前被告确已履行补偿内容，则也应在补偿承诺书中予以扣除，或者在补偿承诺中备注说明，然而该承诺书中也未能体现；三、同样，由双方的短信记录可以看出，原告陆国华与被告何琪军之间有其他经济的往来，故此以双方的这种特殊关系，不能简单的以之前发生的转账汇款当然推定为补偿款履行。综上，被告关于实际履行补偿款金额为2,250,000元的辩解意见，证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因此在本诉中，被告尚应偿付三原告补偿款为1,350,000元(即3,350,000元减去2,000,000元)。 二、反诉中，反诉原告何琪军是否有权按照百分之三十九的合伙出资份额,分配相应的租金收益。 本案中的合伙涉及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6年6月至2010年3月1日，该阶段的合伙人是陆国华、何琪军及案外人；第二阶段是2010年3月至2015年11月，该期间的四位合伙人即是本案的当事人。现反诉原告主张的合伙利润实际跨度近十年。其主张上述利润的前提是认为在实际分配中未能按照出资份额计算，故要求补足分配。对此本院认为，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现有资产已出租给上海市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作为酒仓库，所得租金分配如下，何琪军每年得200,000元，余建松每年得100,000元，陈其每年得20,000元，其余由陆国华所得，一切费用由陆国华负责办理，租金每半年分一次(3月1日-8月30日、9月1日-2月28日)”，也就是合伙各方明确约定每年的分配金额，而并非按照出资份额进行分配。本案中，仅凭被告何琪军提供的两份土地租赁费发票，尚不能否定陆国华在合伙期间履行管理合伙资产的事实。结合陆国华提供的付款记录等证据，本院认为反诉被告已经按约履行相关义务，故反诉原告无权要求按照合伙出资份额进行再分配，故其相关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何琪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反诉被告)陆国华、余建松、陈其补偿款人民币1,350,000元。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何琪军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 如果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95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8,47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861.50元，合计诉讼费人民币25,336.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何琪军负担(已付人民币11,861.50元，余款人民币13,4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丁 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宋珣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