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民终8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印奇，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超，河北正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晓光，河北尅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戴尔曼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天晖中街56号1栋25楼2503号。法定代表人：史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军，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大章，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步强，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印奇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戴尔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尔曼公司）、曾大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3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印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超、付晓光，被上诉人戴尔曼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辉，被上诉人曾大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步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印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戴尔曼公司和曾大章共同向李印奇支付合作收益余款9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没有证据证明李印奇的收益应由戴尔曼公司和曾大章负责清偿。事实上，李印奇与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之前，已经为该公司与成都万科成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做了大量工作，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之后也已经依约履行了主要义务。虽然戴尔曼公司及曾大章不是《项目合作协议》的签约主体，但在《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2-4F）之主体变更补充协议》签订后，各方于2014年8月29日签订了《备忘录》，该《备忘录》上有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宇的签字认可，《备忘录》中的史柳霞系曾大章的妻子、戴尔曼公司法定代表人史伟的姐姐，因此，应当认为，各方已通过《备忘录》的形式确定了李印奇的固定收益，《备忘录》中约定由史柳霞向李印奇支付900万元款项，即是对戴尔曼公司与曾大章向李印奇支付900万元固定收益的认可。（二）一审判决未查清曾大章与史柳霞的关系；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与李印奇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终止后，双方对债权债务如何处理；杜宇与曾大章是否协商一致将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转移给曾大章这三项事实。事实上，杜宇系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印奇有理由相信杜宇能够代表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处分债权债务，因杜宇对曾大章实际控制的成都曙光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享有债权，杜宇将该债权的一部分转让给李印奇以折抵杜宇所代表的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因此，李印奇才同意在《备忘录》中不再要求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向其履行支付固定收益的义务，并同意终止双方的《项目合作协议》。史柳霞系曾大章的妻子，在史柳霞未在场的情形下，《备忘录》约定以史柳霞名义向李印奇支付900万元，李印奇有理由相信该约定系曾大章本人的意愿。（三）按照《备忘录》的约定，李印奇已经免除了杜宇所代表的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张凯也已经免除了李印奇的全部债务，《备忘录》已经被部分履行，曾大章应当对其签约行为负责，应当按照《备忘录》的约定承担相应的义务。戴尔曼公司辩称：（一）戴尔曼公司未与李印奇签订过协议，没有经济往来，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不应向李印奇承担还款责任。（二）曾大章并非戴尔曼公司的股东，其行为不能代表戴尔曼公司，其与李印奇的纠纷与戴尔曼公司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大章辩称：（一）李印奇与曾大章没有合同关系和法律关系，李印奇无权向曾大章主张权利。李印奇仅基于《项目合作协议》与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形成了项目合作的合同关系，李印奇只能向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主张相应的权利。（二）李印奇仅依据2014年8月29日《备忘录》而主张固定收益不能得到支持。一是《备忘录》系孤证，李印奇并未提交任何李印奇与曾大章之间有过基础法律关系的证据，且《备忘录》并未约定曾大章应向李印奇支付固定收益。二是《备忘录》涉及的宋兆林、杜宇、唐都能、成都曙光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史柳霞、戴尔曼公司均未签字确认，且《备忘录》的内容仅是议题，并没有形成一致性意见。三是《备忘录》并未实际履行，《备忘录》约定由史柳霞向李印奇出具900万元欠条，史柳霞并未出具欠条。四是曾大章系被胁迫在《备忘录》上签字，《备忘录》所记载内容不真实，所形成的债务虚假。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印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戴尔曼公司、曾大章共同支付李印奇项目合作收益余款900万元；由戴尔曼公司、曾大章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13日，案外人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与李印奇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针对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成都市成华区万科钻石广场项目裙楼2-4层商业项目，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与李印奇订立本协议；合作内容为成华区万科钻石广场项目裙楼2-4层商业的投资、销售、经营管理等；合作期限为2012年5月22日起至该项目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与李印奇双方完成收益分配止；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合作项目的全部出资（包括但不限于购房款、装修款、销售和招商相关营销费用及前期经营管理费用等，但不包括资金财务成本），以及项目的招商策划和销售、后期的经营管理；李印奇负责项目的前期的市场调研、项目策划、经济分析等有关项目的所有工作和费用，并根据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协助并确保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与合作项目物业开发商之间各项合同的签订、付款时间及购房主体的变更、房屋交付、项目融资及产权办理等事项，并保障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包括不限于项目商业平面优化、物业装修施工、提前开业、营销推广等同物业开发商的良好沟通，确保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当合作项目实现利润，并扣除相应投资成本及相关税费后，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李印奇双方按如下比例对净利润进行分配，分配后该合同自动解除，分配比例为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70%，李印奇30%；当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选择将合作项目物业所有权进行转让时，在项目转让完成并实现收益后，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李印奇双方以实际成交价格减去实际发生成本和全部依法应缴税费后确定项目利润，并按上述约定比例进行分配。2012年5月22日，成都万科成华置业有限公司与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约定：鉴于万科置业公司以出让方式获取成都成华区建设路国土证：CH010（211）：2011-36号建设用地并进行商业地产开发，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有意在万科置业公司进行商业开发的上述地产项目中，以定造并购买部分商业物业的方式与万科置业公司进行合作；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定造的物业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万科钻石广场项目裙楼2-4层。该协议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2012年11月26日，万科置业公司、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戴尔曼公司三方签订《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2-4F）之主体变更补充协议》，约定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将《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的全部权利与义务概括转移给戴尔曼公司，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在本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已支付的费用，在本补充协议签订后，视为已代戴尔曼公司支付，戴尔曼公司与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之间自行结算上述费用的清偿；万科钻石广场项目2-4F商业后续《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的签订以及后续房款的支付，由戴尔曼公司全部承担；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为戴尔曼公司履行合同、后续《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的签订、以及各类款项的支付等各项义务，向万科置业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8月29日，李印奇、张凯、杜宇、曾大章签订《备忘录》，议题为：一、杜宇借款给唐都能的500万元直接转化为居间费，杜宇把借条还给唐都能，此费用为杜宇代成都曙光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居间费，在曙光大厦写字楼的结算过程中，由成都曙光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将上述款项无条件一次性补偿给杜宇，结算时多退少补；二、由曾大章向张凯出具900万元欠条，确定2015年2月28日前委托某公司支付900万元给张凯，支付时代扣2%（18万元）的个人所得税；三、由史柳霞向李印奇出具900万元欠条，确定2014年10月31日前委托某公司支付500万元给李印奇，2015年2月28日前再委托某公司支付400万元给李印奇，支付时代扣1%（9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四、以上收款方均开具收据，不提供发票；五、上述各方法律文件签署的同时，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与李印奇于2012年11月13日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双方书面确认终止，并声明上述合作协议的内容与戴尔曼公司无关。2014年9月4日，刘惠向张凯出具《欠条》，载明刘惠因某项目，尚欠张凯现金882万元，已经代扣相关税费；刘惠承诺于2015年2月28日前支付张凯882万元；如刘惠未按上述期限支付款项，则按照所欠款项金额的10%支付违约金。曾大章、成都曙光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自愿为刘惠上述所欠款项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一审法院认为，李印奇起诉主张戴尔曼公司及曾大章向其支付项目合作收益余款900万元，但其提交的《项目合作协议》系李印奇与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戴尔曼公司及曾大章并非协议签订主体，不能证明戴尔曼公司及曾大章存在和李印奇进行项目合作的意思表示，且李印奇提交的《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2-4F）之主体变更补充协议》、《备忘录》及《欠条》等证据亦无法证明戴尔曼公司及曾大章需向李印奇支付项目合作收益余款900万元。李印奇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将其在项目中应获得的收益固定为2300万元，并由戴尔曼公司及曾大章负责清偿，但李印奇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戴尔曼公司及曾大章均不予认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李印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李印奇主张戴尔曼公司及曾大章支付其项目合作收益余款90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二、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印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李印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作为本案的定案事实。二审另查明，曾大章与史柳霞系夫妻关系。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戴尔曼公司、曾大章是否应当共同向李印奇支付项目合作收益余款900万元。关于戴尔曼公司是否应当向李印奇支付项目合作收益余款的问题。本院认为，李印奇与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只能约束合同相对人李印奇与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对戴尔曼公司并不具有约束力。《万科钻石广场商业定造及预约买卖合作协议（2-4F）之主体变更补充协议》并未有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将其在《项目合作协议》中的义务转让给戴尔曼公司的内容。本案唯一一份有戴尔曼公司和李印奇名字同时出现的合同《备忘录》上并没有戴尔曼公司的签字，且《备忘录》第五条明确载明其所涉合作协议的内容与戴尔曼公司无关。综上，李印奇提交的证据并未显示戴尔曼公司与李印奇之间有任何的合同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李印奇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李印奇向戴尔曼公司主张权利，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曾大章是否应当向李印奇支付项目合作收益余款的问题。李印奇以《备忘录》第三条的约定，即“由史柳霞向李印奇出具900万元欠条，确定2014年10月31日前委托某公司支付500万元给李印奇，2015年2月28日前再委托某公司支付400万元给李印奇，支付时代扣1%（9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向曾大章主张权利，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该条约定的文义解释，是约定由史柳霞向李印奇出具欠条，并不是为曾大章设定义务，不能直接解读为曾大章作出了由其向李印奇支付900万元款项的意思表示。第二，李印奇主张，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基于《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应当向其支付合作收益款，曾大章通过签署《备忘录》的方式同意承担该笔债务。对此，本院认为，《项目合作协议》的签约主体是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和李印奇，曾大章不是合同签约主体，该合同对曾大章不具有约束力，曾大章并不基于《项目合作协议》负有向李印奇支付合作收益款的义务。《备忘录》上并无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签字确认，且《备忘录》的内容亦未涉及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与李印奇之间就《项目合作协议》结算事宜的明确约定，更没有关于由曾大章承担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对李印奇的债务的约定。李印奇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基于《项目合作协议》而对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通过《备忘录》予以确定，也不能证明曾大章基于该《备忘录》而作出了同意承担成都慧谷科技有限公司对李印奇所负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李印奇主张曾大章应向其支付900万元合作收益款，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印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第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李印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述蓉代理审判员  邓长玉代理审判员  何 杉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李悦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