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4民终7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丘济平。上诉人（原审被告）：丘保明。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炳泉，系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振帮。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远峰，系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丘济平、丘保明因与被上诉人陈振帮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6日作出的（2016）粤1427民初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丘济平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2016）粤1427民初56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丘济平与丘保明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经股东会决议同意将公司增资至1000万元，丘济平将其所占的80%的股权转让给了丘保明，办理了转让手续，丘保明也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二、丘济平转让股权给丘保明时，不存在无法偿还陈振帮债务的情形。2011年4月30日，丘济平等股东将“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承包给连国伟时，企业一直被看好。2011年10月13日，丘济平与丘保明一起办理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手续，而连国伟是在2011年11月18日才告知丘济平“矿山公司”因地陷被停产。三、陈振邦不是适格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丘保明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2016）粤1427民初56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丘保明已足额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给丘济平，主要包括向蔡添明代偿丘济平210万元的债务、通过转账及现金等支付其余590万元给丘济平，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全面履行完毕。二、丘济平与丘保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在2011年10月13日，而陈振帮起诉丘济平是在2012年8月17日，丘济平与丘保明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存在转移财产的嫌疑。三、陈振邦不是适格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陈振帮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陈振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丘济平与丘保明于2011年10月13日签订的《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2、将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8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丘济平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13日，原告陈振帮与被告丘济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将陈振帮持有的龙岩市振邦矿山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矿山公司”）和龙岩市振邦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化工公司”）各25%的股权以7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丘济平，转让款分别于2011年5月15日、2012年5月15日、2013年5月15日前各支付250万元，该合同书由被告一丘济平及其妻子丘兰珍、儿子丘剑明共同签字确认。2010年10月10日，丘济平与案外人连国伟签订《龙岩市振邦矿山开发有限公司和龙岩市振邦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丘济平持有的“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各30%的股权以1404万价格转让给连国伟，双方进行了股权过户登记。2011年1月16日，陈振帮与丘济平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丘济平在“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持有的各30%的股权在清偿陈振帮股权转让款之前如将股权转让给第三方，必须经原告书面同意，且转让股权取得的款项必须首先付清陈振帮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约定丘济平以其持有的上述两公司各30%的股权为其履行原合同和本补充协议提供担保。但双方未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2011年3月17日，丘济平与福建省信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将丘济平所持有的“化工公司”20%的股权作为福建省信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工行武平支行的债务500万元及利息等作反担保，并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经一审法院对案外人连国伟询问，连国伟表示上述贷款已还清，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从工商登记资料来看，相关质押登记并未解除。2011年4月6日，丘济平与案外人钟林添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将被告一丘济平所持有的“矿山公司”20%的股权作为对钟林添300万元的债务及利息等作担保，并办理股权质押登记。2011年4月6日，丘济平与股东钟林添、黄银顺作为甲方，股东连国伟作为乙方，“铭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乙方连国伟承包“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的生产、经营、销售等所有事项，期限自2011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承包费用及支付方式为：自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30日为500万元；自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为1000万元；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为1200万元。乙方支付的承包费用按振邦公司各股东股份比例，乘以承包费用计算的相应金额汇入各股东账户，其中丘济平持股30%。连国伟承包经营几个月后，由于发生地面塌陷，当地政府于2011年9月9日发出《停产通知》。连国伟因为矿山发生事故而无法生产至今，未依照合同约定支付承包款。连国伟于2011年11月10日向各股东发出《解除〈承包经营合同〉通知书》，各股东确认于2011年11月12日收到该《通知书》，丘济平持有异议，后经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连国伟与黄银顺、丘济平、钟林添、铭丰集团有限公司于2011年4月6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于2011年11月12日解除。丘济平不服上诉，后经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9月28日，“矿山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其中，丘济平认缴900万元，占股45%；2010年10月19日，丘济平占股比例由45%变更为80%，2010年10月28日，丘济平占股比例由80%变更为30%，2011年4月8日，丘济平占股比例由30%变更为20%，至今丘济平的占股比例一直为20%。2009年12月2日，“化工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其中丘济平认缴700万元占股35%，2010年10月19日，丘济平占股比例由35%变更为70%，2010年10月28日，丘济平占股比例由70%变更为40%，2011年3月7日，丘济平占股比例由40%变更为20%，至今丘济平的占股比例一直为20%。2011年7月8日，丘济平与丘保明作出《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资至1000万元，其中丘济平出资800万元，认缴新增760万元，占股80%，丘保明出资200万元，认缴新增190万元，占股20%，并变更了公司章程，并于2011年7月12日办理变更登记。2011年10月13日，丘济平与丘保明作出《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将丘济平80%的股权以80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丘保明，将公司类型由有限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签订《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并于2011年10月14日办理变更登记。2012年8月17日，陈振帮将丘济平及其妻子丘兰珍、儿子丘剑明诉至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共同偿还股权转让款及相关利息。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7日作出判决：丘济平、丘兰珍、丘剑明应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支付陈振帮股权转让款7237500元及相关利息。此后陈振帮向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1年3月7日至2011年8月1日期间丘济平在“化工公司”的占股情况登记均为20%。2011年4月8日至2013年6月14日期间丘济平在“矿山公司”的占股情况登记均为20%。2010年9月20日，“矿山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均由丘济平变更为丘保明。一审法院认为，丘济平转让自己的股权的行为可能影响到其对陈振帮的偿债能力，陈振帮对此提起诉讼并无不当。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丘济平与丘保明之间订立的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陈振帮的利益。第一，丘济平转让股权给丘保明时的财产状况。从2011年3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丘济平在“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的股权发生变化，均减少至20%，且分别质押给了案外人福建省信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及钟林添，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分别（反）担保的债务为500万元及300万元，故陈振帮不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按照《股权转让合同书》的约定，丘济平在2011年5月15日前就应偿付对陈振帮的第一期债务250万元，因2011年9月份矿山公司停产，因此丘济平已不能通过收取预期的发包费用来实现对陈振帮债务的偿还。第二，丘保明曾任职龙岩市振邦矿山开发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对该公司的两股东，即陈振帮、丘济平之间转让公司股权及丘济平因此欠下陈振帮股权转让款750万元、之后一直未偿还而因此被陈振帮起诉的情况应是清楚的。第三，丘济平在易统贸易公司80%的股权的转让价格设置为800万元是否属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资至1000万元，从增资至转让仅3个月时间，该转让价款与出资认缴款一致，陈振帮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转让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款，故上述股权转让行为，不属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行为。第四，丘保明是否实际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800万元给丘济平。从丘济平及丘保明提供的证据来看：1、丘保明主张其于2011年8月2日通过替丘济平偿还蔡添明的债务210万元，提供《收据》一份，《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清单》一份，但丘济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蔡添明确实存在21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对上述主张不予认定。2、丘保明于2011年10月4日向中国工商银行的借款300万元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提供《收据》一份，《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一份。但上述证据只能证实丘保明向中国工商银行贷款300万元，并不能证实丘济平在2011年10月4日之前在中国工商银行有该笔300万元的贷款尚未偿还，故对上述主张不予认定。3、丘保明于2011年12月23日支付200万元给丘济平，提供《收据》并附有相关银行交易的历史清单，但不能确定该200万元是丘保明转账给丘济平的款项，该主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4、丘保明于2011年12月26日支付20万元给丘济平，提供《收据》一份，通过转账支付15万元、现金支付5万元，附有《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为证，对两被告主张该收据2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予以认定。丘保明于2012年1月10日支付40万元给丘济平，提供《收据》一份，有相关《个人业务凭证》相互印证，予以认定。5、丘保明于2012年1月16日支付30万元给丘济平，提供《收据》一份，相关《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但该清单来看，收款人的名称并未显示，即不能确定收款人为丘济平，故对上述主张不予认定。综上，丘保明只支付了小部分股权转让款60万元给丘济平，两被告应对已实际支付8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五、丘济平是否还有其他财产足以偿付对陈振帮的债务。丘济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还有其他财产足以偿还对陈振帮的债务，且实际从一审、二审、再审至本案重审期间，丘济平均未再偿付股权转让款给陈振帮。2011年7月，丘济平在未偿付陈振帮欠款723万多元的情况下，将其与丘保明共有的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进行大幅增资，由原来的50万元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其中丘济平增资投入760万元加上原来的40万元计800万元注册资本，形成丘济平的最主要财产，同年10月份，丘济平将该80%的股权转让给丘保明，而丘保明未实际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且丘保明在明知丘济平对外欠债723万多元及在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无生产收益及主要财产已质押给他人，故两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转移丘济平的主要财产的行为，该行为导致丘济平的偿债能力大幅受挫，损害了陈振帮追偿债权实现债权的权益，两被告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是属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两被告之间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丘保明因转让合同取得的财产即丘济平的80%股权应予以返还给丘济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丘济平与丘保明于2011年10月13日签订的《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二、丘济平、丘保明应将“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8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丘济平名下。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0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围绕丘保明是否向丘济平支付了8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两上诉人申请证人蔡添明出庭作证，主张由丘保明在2011年8月2日代替丘济平向蔡添明偿还了210万元债务，属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提供案外人温崇文于2016年9月7日出具的《证明》及《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查询清单》，主张在2011年12月23日，丘保明委托温崇文转账支付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提供《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查询清单》，主张丘保明于2012年1月6日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给丘济平。被上诉人陈振帮质证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与蔡添明之间的债务的真实性，丘保明支付给蔡添明的210万元时间是2011年8月2日，股权转让时间是在2011年11月，该款项与本案无关联；对上诉人提供的温崇文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温崇文应出庭作证是否存在委托转账的事实；对丘保明提供的2012年1月6日转账30万元给丘济平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本案的《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是两上诉人于2011年10月13日签订的，而丘保明转账210万元给蔡添明是在2011年8月2日，即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两个多月前，丘保明就先支付了210万元股权转让款，这于常理不符；虽然丘保明主张有丘济平出具的《收据》载明属于购买股权的订金，但据在卷笔录显示，丘保明承认，其与丘济平在本案中出具的6份《收据》实际书写时间与收据上载明的时间不一致，也承认上述《收据》都是本案起诉之后才补写的，因此，该《收据》载明的内容不能反映客观事实，故对丘保明主张已经支付21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2、丘保明在原一审、二审、再审至本案重审时，均主张是其通过银行转账向丘济平支付200万元，从未提出委托温崇文之事；在无法证明付款方为丘保明的情况下，至本案二审时却提出委托温崇文转账，并提供一份署名为温崇文在二审期间出具的委托证明，因丘保明前后的说法自相矛盾，温崇文又未能到庭作证，故对丘保明于2011年12月23日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丘济平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3、丘保明主张于2012年1月6日支付30万元给丘济平，据其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查询清单》及《中国工商银行的介质信息查询》显示，账号为6222＊＊＊＊9的银行卡户名是丘保明，其在2013年6月24日前使用，后由银行换卡，该账户于2012年1月16日向丘济平转账30万元，对该笔款项，本院予以认可。综上，丘保明共支付股权转让款90万元，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依职权向广东省蕉岭县国家税务局调取了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在2011年7月至12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2011年度的纳税情况记录表，显示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在2011年7月至12月的增值税纳税零申报，2011年度的纳税金额为零。丘济平、丘保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丘保明称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没有实际进行经营，所以向税务部门提出零申报。陈振帮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仅能推断出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自2011年7月起至2012年1月期间未进行任何商业活动，但并不代表该公司没有资产。本院认为：本案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丘济平与丘保明之间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的无效行为。本院认为，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系“恶意串通”的无效行为，理由如下：一、丘济平明知本案争议的80%的股权属其当时可偿还债务的主要财产，转让后无其他财产可供偿还。本案股权转让时，丘济平对陈振帮的750万债务已经形成，但据丘济平提供的证据，其当时可供履行债务的主要财产：1、“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的股权，但其均只占20%，且已经分别质押给了案外人；2、“矿山公司”的承包款，但在2011年9月“矿山公司”被停产，连第一期的承包款也无法收取；3、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80%的股权。丘济平将其在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80%的股权全部转让后，必然影响陈振帮的债权的实现。二、丘济平多次违反约定，一直逃避履行债务。1、2010年5月13日，陈振帮与丘济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750万元转让款分三期偿还，其中第一期债务为2011年5月偿还250万元，债务到期时，丘济平未清偿。2、2011年1月16日，丘济平、陈振帮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若丘济平转让其持有的“化工公司”和“矿山公司”的各30%的股权，应首先清偿陈振帮债务，但在2011年3、4月间，丘济平先后转让“矿山公司”10%股权、“化工公司”20%股权，股权转让后也未清偿陈振帮债务。3、在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丘济平却出资760万元对属其与丘保明所有的、原本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的公司进行大幅增资，在三个月后即转让全部80%股权给丘保明，该80%的股权的转让之后，其仍然未履行债务。三、丘保明明知股权转让行为会损害他人利益。丘保明曾任龙岩市振邦矿山开发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对当时同为该公司的股东陈振帮、丘济平之间转让股权及丘济平一直未清偿陈振帮750万元之事应当是了解的。四、丘保明未实际支付对价，与丘济平有共同利益。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虽然丘济平、丘保明将80%的股权价格设置为800万元，无证据显示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但丘保明提供的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其支付了90万元，其余大部分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在此情况下，丘济平在本案起诉之后才补写多份《收据》，力证丘保明已经支付了800万元，无视其中的巨大差额，对于《收据》记载内容的不客观之处，两人均未作出合理解释。因丘济平与丘保明属父子关系，有共同利益，丘保明在此处的身份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股权购买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实际支付了对价，可以推定股权转让双方的心态均是故意的。五、本案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是直接损害了陈振帮的合法权益。丘济平将股权转让给了丘保明后，已无其他财产可供偿还债务，事实上也导致陈振帮对丘济平的巨额债权至今一直无法实现，丘济平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债务的履行，减少了支出，可以认定为谋取了利益。因此，丘济平与丘保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综上所述，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丘济平负担200元，丘保明负担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庆浪审 判 员  叶自辉代理审判员  曾柳青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朱 棋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稿（2016）粤14民终776号签发（签名）：年月日核稿（签名）：年月日核稿（签名）：年月日校对清样（签名）：年月日核稿（签名）：年月日拟稿（承办人签名）：年月日发：当事人及代理人（2）份、原审法院（6）份、自存（10）份共印25份上诉人（原审被告）：丘济平，男，1957年4月2日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朝阳东路莲芳园二十六幢404房。公民身份号码：441427195704020016。上诉人（原审被告）：丘保明，男，1980年4月20日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朝阳东路莲芳园二十六幢404房。公民身份号码：440181198004205153。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炳泉，系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振帮，男，1955年10月25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路121号经纬楼701号。公民身份号码：440301195510253815。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远峰，系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丘济平、丘保明因与被上诉人陈振帮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6日作出的（2016）粤1427民初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丘济平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2016）粤1427民初56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丘济平与丘保明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经股东会决议同意将公司增资至1000万元，丘济平将其所占的80%的股权转让给了丘保明，办理了转让手续，丘保明也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二、丘济平转让股权给丘保明时，不存在无法偿还陈振帮债务的情形。2011年4月30日，丘济平等股东将“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承包给连国伟时，企业一直被看好。2011年10月13日，丘济平与丘保明一起办理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手续，而连国伟是在2011年11月18日才告知丘济平“矿山公司”因地陷被停产。三、陈振邦不是适格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丘保明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2016）粤1427民初56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丘保明已足额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给丘济平，主要包括向蔡添明代偿丘济平210万元的债务、通过转账及现金等支付其余590万元给丘济平，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全面履行完毕。二、丘济平与丘保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在2011年10月13日，而陈振帮起诉丘济平是在2012年8月17日，丘济平与丘保明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存在转移财产的嫌疑。三、陈振邦不是适格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陈振帮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陈振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丘济平与丘保明于2011年10月13日签订的《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2、将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8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丘济平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13日，原告陈振帮与被告丘济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将陈振帮持有的龙岩市振邦矿山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矿山公司”）和龙岩市振邦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化工公司”）各25%的股权以7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丘济平，转让款分别于2011年5月15日、2012年5月15日、2013年5月15日前各支付250万元，该由被告一丘济平及其妻子丘兰珍、儿子丘剑明共同签字。2010年10月10日，丘济平与案外人连国伟签订《龙岩市振邦矿山开发有限公司和龙岩市振邦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被告一丘济平持有的“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各30%的股权以1404万价格转让给连国伟，双方进行了股权过户登记。2011年1月16日，陈振帮与丘济平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丘济平在“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持有的各30%的股权在清偿陈振帮股权转让款之前如将股权转让给第三方，必须经原告书面同意，且转让股权取得的款项必须首先付清陈振帮全部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约定丘济平以其持有的上述两公司各30%的股权为其履行原合同和本补充协议提供担保。但双方未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2011年3月17日，丘济平与福建省信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将被告一丘济平所持有的“化工公司”20%的股权作为福建省信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工行武平支行的债务500万元及利息等作反担保，并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经一审法院对案外人连国伟询问，连国伟表示上述贷款已还清，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从工商登记资料来看，相关质押登记并未解除。2011年4月6日，丘济平与案外人钟林添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将被告一丘济平所持有的“矿山公司”20%的股权作为对钟林添的债务300万元及利息等作担保，并办理股权质押登记。2011年4月6日，丘济平与股东钟林添、黄银顺作为甲方，股东连国伟作为乙方，“铭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乙方连国伟承包“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的生产、经营、销售等所有事项，期限自2011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承包费用及支付方式为：自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30日为500万元；自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为1000万元；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为1200万元。乙方支付的承包费用按振邦公司各股东股份比例，乘以承包费用计算的相应金额汇入各股东账户，其中持股丘济平30%。连国伟承包经营几个月后，由于发生地面塌陷，当地政府于2011年9月9日发出《停产通知》。连国伟因为矿山发生事故而无法生产至今，未依照合同约定支付承包款。连国伟于2011年11月10日向各股东发出《解除﹤承包经营合同﹥通知书》，各股东确认于2011年11月12日收到该《通知书》，丘济平持有异议，后经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连国伟与黄银顺、丘济平、钟林添于2011年4月6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于2011年11月12日解除。丘济平不服上诉，后经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9月28日，“矿山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0万变更为2000万元，其中，丘济平认缴900万元，占股45%；2010年10月19日，丘济平占股比例由45%变更为80%，2010年10月28日，丘济平占股比例由80%变更为30%，2011年4月8日，丘济平占股比例由30%变更为20%，至今丘济平的占股比例一直为20%。2009年12月2日，“化工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其中丘济平认缴700万元占股35%，2010年10月19日，丘济平占股比例由35%变更为70%，2010年10月28日，丘济平占股比例由70%变更为40%，2011年3月7日，丘济平占股比例由40%变更为20%，至今丘济平的占股比例一直为20%。2011年7月8日，丘济平与丘保明作出《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资至1000万元，其中丘济平出资800万元，认缴新增760万元，占股80%，丘保明出资200万元，认缴新增190万元，占股20%，并变更了公司章程，并于2011年7月12日办理变更登记。2011年10月13日，丘济平与丘保明作出《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将丘济平80%的股权以80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丘保明，将公司类型由有限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签订《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并于2011年10月14日办理变更登记。2012年8月17日，陈振帮将丘济平及其妻子丘兰珍、儿子丘剑明诉至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共同偿还股权转让款及相关利息。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7日作出判决：丘济平、丘兰珍、丘剑明应于判决生效后10内共同支付陈振帮股权转让款7237500元及相关利息。此后陈振帮向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1年3月7日至2011年8月1日期间丘济平在“化工公司”的占股情况登记均为20%。2011年4月8日至2013年6月14日期间丘济平在“矿山公司”的占股情况登记均为20%。2010年9月20日，“矿山公司”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均由丘济平变更为丘保明。一审法院认为，丘济平转让自己的股权的行为可能影响到其对陈振帮的偿债能力，陈振帮对此提起诉讼并无不当。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丘济平与丘保明之间订立的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陈振帮利益的合同。第一、丘济平转让股权给保明时的财产状况。从2011年3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丘济平在“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的股权发生变化，均减少至20%，且分别质押给了案外人福建省信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及钟林添，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分别（反）担保的债务为500万元及300万元，故陈振帮不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按照《股权转让合同书》的约定，丘济平在2011年5月15日前就应偿付对陈振帮的第一期债务250万元，因2011年9月份矿山公司停产，因此丘济平已不能通过收取预期的发包费用来实现对陈振帮债务的偿还。第二，丘保明曾任职龙岩市振邦矿山开发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对该公司的两股东，即陈振帮、丘济平之间转让公司股权及丘济平因此欠下陈振帮股权转让款750万元、之后一直未偿还而因此被陈振帮起诉的情况应是清楚的。第三，丘济平在易统贸易公司80%的股权的转让价格设置为800万元是否属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资至1000万元，从增资至转让仅3个月时间，该转让价款与出资认缴款一致，陈振帮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转让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款，故上述股权转让行为，不属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行为。第四，丘保明是否实际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800万元给丘济平。从丘济平及丘保明提供的证据来看：1、丘保明主张其于2011年8月2日通过替丘济平偿还蔡添明的债务210万元，提供《收据》一份，《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清单》一份，但丘济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蔡添明确实存在21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对上述主张不予认定。2、丘保明于2011年10月4日向中国工商银行的借款300万元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提供《收据》一份，《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一份。但上述证据只能证实丘保明向中国工商银行贷款300万元，并不能证实丘济平在2011年10月4日之前在中国工商银行有该笔300万元的贷款尚未偿还，故对上述主张不予认定。3、丘保明于2011年12月23日支付200万元给丘济平，提供《收据》，并附有相关银行交易的历史清单，但不能确定该200万元是丘保明转账给丘济平的款项，该主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4、丘保明于2011年12月26日支付20万元给丘济平，提供《收据》一份，通过转账支付15万元、现金支付5万元，附有《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为证，对两被告主张该收据2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予以认定。丘保明于2012年1月10日支付40万元给丘济平，提供《收据》一份，有相关《个人业务凭证》相互印证，予以认定。5、丘保明于2012年1月16日支付30万元给丘济平，提供《收据》一份，相关《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但该清单来看，收款人的名称并未显示，即不能确定收款人为丘济平，故对上述主张不予认定。综上，丘保明只支付了小部分股权转让款60万元给丘济平，两被告应对已实际支付8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五、丘济平是否还有其他财产足以偿付对陈振帮的债务。丘济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还有其他财产足以偿还对陈振帮的债务，且实际从一审、二审、再审至本案重审期间，丘济平均未再偿付股权转让款给陈振帮。2011年7月，丘济平在未偿付陈振帮欠款723万多元的情况下，将其与丘保明共有的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进行大幅增资，由原来的50万元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其中丘济平增资投入760万元加上原来的40万元计800万元注册资本，形成丘济平的最主要财产，同年10月份，丘济平将该80%的股权转让给丘保明，而丘保明未实际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且丘保明在明知丘济平对外欠债723万多元及在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无生产收益及主要财产已质押给他人，故两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转移丘济平的主要财产的行为，该行为导致丘济平的偿债能力大幅受挫，损害了陈振帮追偿债权实现债权的权益，两被告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是属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两被告之间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丘保明因转让合同取得的财产即丘济平的80%股权应予以返还给丘济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丘济平与丘保明于2011年10月13日签订的《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二、丘济平、丘保明应将“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8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丘济平名下。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0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围绕丘保明是否向丘济平支付了8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两上诉人申请证人蔡添明出庭作证，主张由丘保明在2011年8月2日代替丘济平向蔡添明偿还了210万元债务，属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提供案外人温崇文于2016年9月7日出具的《证明》及《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查询清单》，主张在2011年12月23日，丘保明委托温崇文转账支付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提供《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查询清单》，主张丘保明于2012年1月6日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给丘济平。被上诉人陈振帮质证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与蔡添明之间的债务的真实性，丘保明支付给蔡添明的210万元时间是2011年8月2日，股权转让时间是在2011年11月，该款项与本案无关联；对上诉人提供的温崇文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温崇文应出庭作证是否存在委托转账的事实；对丘保明提供的2012年1月6日转账30万元给丘济平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本案的《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是两上诉人于2011年10月13日签订的，而丘保明转账210万给蔡添明是在2011年8月2日，即早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两个多月前，丘保明就先支付了210万元股权转让款，这于常理不符；虽然丘保明主张有丘济平出具的《收据》载明属于购买股权的订金，但据在卷笔录显示，丘保明承认，其与丘济平在本案中出具的6份《收据》实际书写时间与收据上载明的时间不一致，也承认上述《收据》都是本案起诉之后才补写，因此，该《收据》载明的内容不能反映客观事实，故对丘保明主张已经支付21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2、丘保明在原一审、二审至本案重审时，均主张是其通过银行转账向丘济平支付200万元，从未提出委托温崇文之事；在无法证明付款方为丘保明的情况下，至本案二审时却提出委托温崇文转账，并提供一份署名为温崇文在二审期间出具的委托证明，因丘保明前后的说法自相矛盾，温崇文又未能到庭作证，故对丘保明于2011年12月23日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丘济平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3、丘保明主张于2012年1月6日支付30万元给丘济平，据其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查询清单》及《中国工商银行的介质信息查询》显示，账号为62×××89的银行卡户名是丘保明，其在2013年6月24日前使用，后由银行换卡，该账户于2012年1月16日向丘济平转账30万元，对该笔款项，本院予以认可。综上，丘保明共支付股权转让款90万元，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依职权向广东省蕉岭县国家税务局调取了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在2011年7月至12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2011年度的纳税情况记录表，显示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在2011年7月至12月的增值税纳税零申报，2011年度的纳税金额为零。丘济平、丘保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丘保明称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没有实际进行经营，所以向税务部门提出零申报。陈振帮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仅能推断出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自2011年7月起至2012年1月期间未进行任何商业活动，但并不代表该公司没有资产。本院认为：本案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丘济平与丘保明之间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的无效行为。本院认为，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系“恶意串通”的无效行为，理由如下：一、丘济平明知本案争议的80%的股权属其当时可偿还债务的主要财产，转让后无其他财产可供偿还。本案股权转让时，丘济平对陈振帮的750万债务已经形成，但据丘济平提供的证据，其当时可供履行债务的主要财产：1、“矿山公司”和“化工公司”的股权，但其均只占20%，且已经分别质押给了案外人；2、“矿山公司”的承包款，但在2011年9月“矿山公司”被停产，连第一期的承包款也无法收取；3、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80%的股权。丘济平将其在蕉岭县易统贸易有限公司80%的股权全部转让后，必然影响陈振帮的债权的实现。二、丘济平多次违反约定，一直逃避履行债务。1、2010年5月13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750万元转让款分三期偿还，其中第一期债务为2011年5月偿还250万元，债务到期时，丘济平未清偿。2、2011年1月16日，丘济平、陈振帮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若丘济平转让其持有的“化工公司”和“矿山公司”的各30%的股权，应首先清偿陈振帮债务，但在2011年3、4月间，丘济平先后转让“矿山公司”10%股权、“化工公司”20%股权，股权转让后也未清偿陈振帮债务。3、在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丘济平却出资760万元对属其与丘保明所有的、原本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的公司进行大幅增资，在三个月后即转让全部80%股权给丘保明，该80%的股权的转让之后，其仍然未履行债务。三、丘保明的身份可认定为其明知股权转让行为会损害他人利益。丘保明曾任龙岩市振邦矿山开发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对当时同为该公司的股东陈振帮、丘济平之间转让股权及丘济平一直未清偿陈振帮750万元之事应当是了解的。四、丘保明未实际支付对价，与丘济平有共同利益。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虽然丘济平、丘保明将80%的股权价格设置为800万元，无证据显示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但丘保明提供的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其支付了90万元，其余大部分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在此情况下，丘济平在本案起诉之后才补写多份《收据》，力证丘保明已经支付了800万元，无视其中的巨大差额，对于《收据》记载内容的不客观之处，两人均未作出合理解释。因丘济平与丘保明属父子关系，有共同利益，丘保明在此处的身份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股权购买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实际支付了对价，可以推定股权转让双方的心态均是故意的。五、本案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是直接损害了陈振帮的合法权益。丘济平将股权转让给了丘保明后，已无其他财产可供偿还债务，事实上也导致陈振帮对丘济平的巨额债权至今一直无法实现，丘济平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债务的履行，减少了支出，可以认定谋取了利益。因此，丘济平与丘保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综上所述，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丘济平负担200元，丘保明负担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肖庆浪审判员叶自辉代理审判员曾柳青二○一六年月日书记员朱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