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08民终5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某1，男，彝族，1948年1月24日生，初中文化，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人，现住景东彝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某2，男，汉族，1966年9月21日生，初中文化，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人，现住景东彝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某3，男，汉族，1975年6月3日生，初中文化，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人，现住景东彝族自治县。上诉人夏某1因与被上诉人夏某2、夏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景东县）人民法院（2016）云0823民初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夏某1、被上诉人夏某2、夏某3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某1上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夏某2、夏某3将上诉人夏某1享有的被继承人余金秀之遗产（十一棵核桃树）平均分割给夏某1；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夏某2、夏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无证据证明却认定争议的核桃树在夏某2、夏某3土地之上。一审中，夏某1已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争议的核桃树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拍照、编号举证，明确了每棵核桃树的具体位置。夏某2、夏某3对该十一棵核桃树的状况并无异议，仅口头辩称核桃树在其土地上，但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核桃树在其土地上。相反，上诉人夏某1提交的证据上面核桃树位置明确，且明确说明了核桃树并不在夏某2、夏某3的土地上。一审法院却依据“没有证据证明”的说辞认定为事实，并依据该事实判决，系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错误采信与事实相矛盾的证人证言，并在证人未出庭的情况下依据该证人证言判决。争议的十一棵核桃树并非按照包产到户政策分给夏某2、夏某3，也并非按照树随地走的原则，因为有的核桃树并不在被上诉人的土地之上。包产到户政策所涉为耕地、相应土地，并未涉及之前就已存在并且由夏某2、夏某3管理的经济林木的包产到户。该十一棵核桃树先于包产土地存在，且并非全在包产土地之上，更不在夏某2、夏某3的包产到户土地之上。夏某1所提交的《调解笔录》能够明确证明十一棵核桃树并非在夏某2、夏某3的承包地之上。所以，不能够以包产到户政策划分该十一棵核桃树之权利。且十一棵核桃树属于被继承人生前的财产，没有证据证明其被集体征收过，且类似情况在乡村中的大量存在。一审法院依据“没有证据证明”与客观事实相矛盾的情况予以判决是错误判决。争议的十一棵核桃树本属于上诉人夏某1依法有权管理、经营、收益之遗产，无奈由夏某2、夏某3霸占收益多年，夏某1基于相信法律能够做出公正裁判之心提起诉讼，却不断遭遇枉法裁判，上诉后被发回重审依然遭遇枉法裁判。一审法院错误的对夏某1与夏某2、夏某3均认可的证据内容草率的予以否定，却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对本案的审理只是应付走过场，至今一审法官仍说不清楚十一棵核桃树的具体情况就枉下裁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对一审法院之错误审理予以纠正。上诉人亦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一审法院刻意回避的关于核桃树的真实状况，到核桃树下开庭审理并依法、公正做出正确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夏某1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夏某2、夏某3答辩认为：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夏某3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应是夏某3的父母（但在二审中，夏某3明确自己是实际拥有者，放弃此答辩意见）；二、夏某1的父亲嫁接的核桃并不止这十一棵，这些都是集体化时生产队领导安排的，嫁接好后属集体财产而不是个人财产，包产到户后，这些树和土地附着物再次划分给答辩人父母，并不是老人的遗产。在本组和其它小组农村地里也有夏某1父亲嫁接、栽种的核桃树，为什么夏某1不去主张？三、夏某1在包产到户以前就住在安乐村并有了承包地，其虽然赡养了其母亲余金秀一段时间，但其余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夏某2赡养的，余金秀过世后，也是夏某2安葬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夏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保护其遗产继承权，判决夏某2、夏某3将其享有的余金秀的遗产（十一棵核桃树）按份额分割给夏某1；一审诉讼费用由夏某2、夏某3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永福与余金秀系夫妻，二人生育了夏正方（已于1995年去世，系被告夏某2之父）、夏正云、夏正英（2008去世）、夏正莲、夏某1五个子女，夏永福与刘贵秀又生育了夏正才（被告夏某3之父）。夏永福和刘贵秀先后于1972年和l981年去世，余金秀后来在夏正方家生活居住至2003年去世，期间其儿子夏正方于1993年先于其母去世，其三女儿夏正英于2008年去世；夏正方生育了7个子女：夏朝英、夏朝忠、夏朝珍、夏某2、夏朝会、夏朝玲、夏朝进；夏正英生育了6个子女：罗正昌（已故）、罗正琼、罗正兰、罗正福（已故）、罗正云、罗正录（已故）。经本院询问，余金秀的继承人（包括代位继承人和转继承人）均表示如果涉及余金秀的遗产分割，均愿意放弃继承权。本案争议的十一棵核桃树原系夏永福为集体嫁接，夏永福去世后，包产到户期间，集体将栽种有该十一棵核桃树的土地划分给了夏正方和夏正才两户，其中1、3、7、8、10、11号树位于夏正方的承包地和自留地上或地隔界上，2、4、5、6、9、号树位于夏正才的承包地和自留地上或地隔界上（核桃编号详见原告提交证据A2），根据当时分地“树随地走”的原则，争议的核桃树一直由夏正方（夏正方去世由夏某2）、夏正才两户管理、收益。另查明，包产到户划分土地时，余金秀已经七十多岁，与夏正方生活，户主为夏正方，夏某1在包产到户前已经到落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夏某1主张的十一棵核桃树是否为余金秀的遗产。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核桃树虽系余金秀之夫嫁接，但在包产到户之前，核桃树是集体的财产，夏永福仅仅是为集体嫁接，包产到户后，土地由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划分后，地上原有的林木等也都自然由承包户管理收益。本案涉案的十一棵核桃树便是在包产到户期间跟随土地划分给夏正方、夏正才两承包户的，其时，夏永福已经去世，余金秀已经七十多岁，在夏正方家居住生活，余金秀并不是独立的承包户，以此可以推断，核桃树并不是余金秀生前的个人财产，故夏某1所诉的十一棵核桃树并非余金秀遗产，对于夏某1要求分割遗产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夏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00元，由原告夏某1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夏某1向本院提交四份证据。证据一、本人陈述，欲证明所争议的十一棵核桃树，并不全部在夏某2、夏某3两户的地上；证据二、证人费某1的证言，欲证明夏永福所嫁接的核桃树就在解释前集体安排夏永福去嫁接的，没有被没收过，在其承包地有四棵核桃树，所占的位置不属于夏正才的承包地，但是树的管理权属于夏家的。证据三、证人夏某4的证言，欲证明所争核桃树是其父亲夏永福去嫁接的，应由其兄弟姐妹继承，在他们地里的才有两棵，并没有将树变更为集体财产。证据四、证人费某2的证言，欲证明树就夏永福去嫁接的，在不能种粮食的地方，到了承包的时候，原来的老树的处理原则是谁栽种的就归谁管，夏正芳承包地与我承包地交界处有两棵，但树的管理权还是夏家的。针对夏某1提供的四份证据，夏某2、夏某3质证后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夏某2提供了《农村集体土地顺延承包合同书》，夏某3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欲证明所争议的核桃树在二人的承包地或自留地上。针对夏某2、夏某3二人出具的证据，夏某1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夏某1出具的四份证据，证据一是其个人陈述，不能作为证据提交；证据二、三、四，证据形式不合法，不予采纳。夏某2、夏某3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结合本案的其它证据予以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夏某1的父亲夏永福虽然在包产到户以前为所争议的十一棵核桃树进行过嫁接，但是因为当时是集体生产，核桃树是集体所共同拥有的财产，且夏永福嫁接的核桃树不限于这十一棵，其他小组、其他村也有夏永福嫁接的核桃树，故不能因夏永福为这十一棵核桃树进行过嫁接，就得出夏永福嫁接过的核桃树就是夏永福财产，从而得出就是夏永福（余金秀）遗产的结论。至于夏某1提出所争议的十一棵核桃树有好几棵不在夏某2、夏某3承包地上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所争议的11棵核桃树在不在夏某2、夏某3的承包地上与本案的遗产纠纷无关联性，亦不能得出不在二人承包地就是属于余金秀的遗产的结论。综上所述，夏某1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0元，由上诉人夏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雷斯祺审判员  张相云审判员  杜绍斌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姚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