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1民初19713号原告：北京安鑫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方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雷，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婧，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智华金泉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竺曼莉，该公司董事长。被告：竺曼莉，女，1947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涛，上海林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渊(被告竺曼莉之子)，男，198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原告北京安鑫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智华金泉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华金泉公司”)、竺曼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9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先后于2016年9月5日、10月8日、1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雷、2名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渊、欧阳涛均三次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婧参加第二次及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2名被告签订的《增资协议》；2.请求判令2名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300万元及以300万元为基数、自实际付款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原告法定代表人方力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监事袁渊系同学关系。2014年8月11日，袁渊以自然人独资方式设立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4年11月3日，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竺曼莉。2015年年初，袁渊以投资返券网、苏宁股东红包等项目为由动员方力对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增资。因袁渊一直催促注资以便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开展业务，方力通过个人账户于2015年3月8日、3月25日向被告智华金泉转款200万元。2015年3月24日，原告公司成立，方力系原告公司发起人股东之一，亦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原告及2名被告签订《增资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增资300万元，其中105,263元计入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注册资本，2,894,737元计入被告智华金泉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原告持有被告智华金泉公司5%的股权。2015年4月20日，原告向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转账100万元，同时，方力确认，其此前向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支付的200万元亦系原告向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的增资。原告完成出资义务至今，虽经多次催告，2名被告一直拒绝履行约定及法定义务。原告认为，2名被告未办理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原告对外非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股东，没有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未变更公司章程、未出具股东决定、未将原告载入股东名册，亦未召开股东会，原告对内亦无法行使股东权利。而且，被告智华金泉公司一直将原告的投资计入公司其他应付款项目，此亦表明2名被告不认可原告具有被告智华金泉股东身份。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对外投资设立上海智控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控金融公司”)，从未告知原告。袁渊系公务员，其在被告智华金泉公司任监事违反公务员法。《增资协议》签订之前袁渊所称的股货仔、股东红包项目均未注册商标。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对其办公地址语焉不详，亦未进行年度审计。2名被告的上述违约行为致使原告成为被告股东、行使股东权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提起本案诉讼。2名被告对原告所述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设立、股东与法定代表人变更以及原告完成300万元出资的事实均无异议。2名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1.原告系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寻找的天使投资人。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确认原告已缴纳其认缴的增资，对原告股东身份认可，且认为其已经行使股东权利，包括：原告与此后新增的投资人又签订了3份《增资协议》，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工作人员袁渊一直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方力沟通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的项目进展情况。目前，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已经完成“股货仔”商标的注册，“股东红包”商标注册的申请被驳回，但“股东红包”与“股货仔”实际系同一项目的两个名字，考虑到“股货仔”名字存在负面信息，故将该项目名称变更为“股东红包”，公司目前运营的APP之一便名为“股东红包”。此外，公司目前还运营了另一个APP名为“研值”。上述情况，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均已告知原告。2.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确实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不影响原告股东权利的行使。原告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了解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程序，亦应当知晓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增资未办理变更登记，但从未提出异议。而且，原告就由其作为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股东抑或原告股东方力作为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股东存在犹豫，此亦影响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3.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的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报表确实将增资款计入公司其他应付款项目，目前资产负债表已将增资款调整至实收资本或资本公积。原告缴纳的增资款均用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经营，并未挪作他用，原告股东身份并不因此受到影响。4.由于新增的股东位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股东会召开确实比较困难，但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工作人员袁渊均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将公司业务进展告知各股东。5.智控金融公司发起人股东为被告竺曼莉及案外人王某某，因王某某与智控金融公司发生纠纷，要退出智控金融公司，被告智华金泉公司2016年1月14日受让了王某某持有的智控金融公司0.5%股权，原告的权利并未因此受到影响。6.袁渊已辞去公务员工作，辞职后即全面管理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此不影响原告权利的行使。7.为了节省办公成本，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工作人员在租用的居民楼中办公，亦未制作年度审计报告,但每月制作资产负债表等。上述情形并不影响原告《增资协议》目的的实现，不存在协议解除的法定情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存有异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智华金泉公司为证明原告行使股东权提供了3份《增资协议》。原告认为该3份《增资协议》与本案所涉《增资协议》均系倒签，且系同时签署，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难以采信。根据该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1月8日，原告及2名被告签订《增资协议》，约定原告根据被告智华金泉公司估值6,000万元增资，原告投资300万元后，105,263元计入被告智华金泉注册资本，2,894,737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原告持股5%。2015年2月6日，原告、2名被告以及案外人崔天龙签署《关于上海智华金泉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协议载明，原告及被告竺曼莉系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合法有效股东，崔天龙向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投资200万元后，42,965元计入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注册资本、1,957,035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该次投资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股权结构为：被告竺曼莉93.1%、原告4.9%、崔天龙2%。后，原告、2名被告、崔天龙以及案外人杨大同签署《关于上海智华金泉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协议载明，原告、被告竺曼莉及崔天龙系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合法有效股东，杨大同向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投资100万元后，21,699元计入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注册资本、978,301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该次投资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股权结构为：被告竺曼莉92.169%、原告4.851%、崔天龙1.98%、杨大同1%。其后，原告、2名被告、崔天龙、杨大同及案外人方红再次签署《关于上海智华金泉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协议载明，原告、被告竺曼莉、崔天龙、杨大同系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合法有效股东，方红向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投资550万元后，90,414元计入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注册资本、5,409,586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该次投资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股权结构为：被告竺曼莉88.48224%、原告4.65696%、崔天龙1.9008%、杨大同0.96%、方红4%。2.被告智华金泉公司为证明其公司正常运作提供了合同及银行收款或付款凭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中有银行凭证相对应的合同的真实性可予认定，并据此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及2016年，被告智华金泉公司与案外人上海海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先后签订2份《业务合作协议》，约定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工作人员以案外人上海海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名义进入客户项目从事软件开发、测试类工作，协议签订后，上海海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多次向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2015年4月13日，被告智华金泉公司与案外人北京沃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签订《APP开发服务合同》，委托北京沃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制作股东红包UI、UE设计和IOS/安卓APP版本项目开发。合同签订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向北京沃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开发费用。2016年5月9日，被告智华金泉公司与案外人苏州协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委托苏州协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研值IOS版APP开发。合同签订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向苏州协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3.根据本院确认真实性的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还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3月至2016年6月，原告法定代表人方力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工作人员袁渊通过微信沟通关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运作情况，所谈及的项目包括：股货仔、股东红包、研值。另外，2016年6月1日之前，双方微信记录并未涉及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增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2016年6月1日，方力要求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尽快提供营业执照、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等材料，袁渊表示马上办理相关手续。2016年6月4日，袁渊告知工商变更登记需要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等材料，方力表示不需办理了。本案审理中，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要求原告依据案涉《增资协议》配合其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增资的变更登记手续，但原告表示不愿意继续履行协议，坚持要求解除案涉《增资协议》。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以被告违约致使其无法行使股东权、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请求确认《增资协议》解除并要求2名被告退还已支付的增资款，故本案系合同纠纷。针对原告所主张的《增资协议》解除的理由，本院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工商登记仅具有对外的公示公信效力，并非设权性登记，不会产生权利义务的变化。就本案而言，尽管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目前未办理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原告对外尚未登记为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股东，但在公司内部，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办理增资工商登记与否对原告依《增资协议》所享有的权利并无直接影响。原告的合同目的是否难以实现应当根据其基于《增资协议》行使权利的情况进行认定。而且，原告系有限责任公司，其应当知晓公司增资工商登记的相关流程，亦应当知晓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未办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但根据袁渊与方力的微信记录，2016年6月1日之前，原告法定代表人方力并未对工商登记未办理提出异议。而原告于2016年6月1日要求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提供营业执照等之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于2016年6月4日即告知原告提供办理增资工商登记的相关材料，但原告未予配合。对于原告不配合办理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增资工商变更登记的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第二，案涉《增资协议》明确约定了原告投资金额、增资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注册资本及原告的股权份额，本案审理中，被告智华金泉公司亦再次提交载明原告股东身份的股东名册。本院还注意到，案涉《增资协议》签订后，原告以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股东身份与2名被告以及此后陆续加入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的投资者又签订了3份《增资协议》，后续3份《增资协议》均载明两名被告确认原告股东身份以及股权份额。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及案涉《增资协议》签署时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的唯一股东——被告竺曼莉在协议签署时及此后公司运营过程中均确认其投资份额，确认原告已完成对其认缴增资的缴纳，并认可原告依《增资协议》所享有的权利。尽管被告智华金泉公司2016年6月之前制作的资产负债表及其他财务报表未将原告投入的增资款计入实收资本及资本公积项下，但资产负债表及其他财务报表仅反映公司在一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原告根据资产负债表及其他财务报表推断两名被告否认其股东身份的观点难以成立。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审理中，原告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税务资料以证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未将原告投入的增资款计入实收资本及资本公积项下，在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对上述情况予以确认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的申请不予准许。第三，如上所述，案涉《增资协议》签订后，原告以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股东身份参与后续3份《增资协议》的签订。另根据方力与袁渊的微信记录，袁渊一直就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运营情况，包括：股货仔、股东红包、研值等项目与方力进行沟通，亦听取方力的意见。而且，根据本院认定的被告智华金泉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案涉《增资协议》签署前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业务持续开展。尽管案涉《增资协议》及后续3份《增资协议》签订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未组织全体投资人召开会议，但在原告参与公司重大事项、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沟通无障碍，且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投资人会议未召开尚不构成对原告权利行使的实质影响。第四，原告称，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未进行“股东红包”的商标注册，未完成其承诺，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本院认为，《增资协议》未涉及“股东红包”以及其他项目，更未对项目的进展进行约定，而根据案涉《增资协议》的签订时间、原告提供的“股东红包”产品介绍所载明的完成时间以及袁渊与方力的微信记录，“股东红包”的进展系在双方当事人签订《增资协议》、原告完成投资后，袁渊告知方力被告智华金泉公司项目情况时提及，此非《增资协议》签订前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对原告的承诺。在原告无证据证明2名被告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被告智华金泉公司项目无法开展的情况下，被告智华金泉公司项目运作的成败及顺利与否均属商业风险，原告以被告智华金泉公司未完成“股东红包”商标注册为由请求确认案涉《增资协议》解除有悖于合同目的，于法无据。第五，原告认为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工作人员袁渊系公务员，影响案涉《增资协议》的履行。本院认为，袁渊是否系公务员仅涉及袁渊本人是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的运作无直接关联，且根据袁渊与方力的微信记录，原告至迟于2015年4月16日即知晓袁渊的身份而未提出异议，其在本案中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增资协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被告智华金泉公司虽未将其2016年1月14日受让王某某所持有智控金融公司股权的情况及时告知原告，但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受让该股权对其投资人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此外，被告智华金泉公司实际办公地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及未制作年度审计报告，均不影响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经营，亦不影响原告权利行使。综上，尽管被告智华金泉公司的运作及管理不甚严谨、规范，但原告所述上述情形均未实质性影响原告行使案涉《增资协议》项下的权利，亦不足以造成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本案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情形，原告要求确认《增资协议》解除、要求2名被告返还增资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安鑫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6,189元，由原告北京安鑫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邵宁宁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叶 虹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