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87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光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光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云军，广东南方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候丽鹏，广东南方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泰利莱（苏州）超锋利研磨工具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SAVIOCONSOLINI，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钢，北京天驰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文良华。上诉人广东光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泰利莱（苏州）超锋利研磨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利莱公司）以及原审被告文良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泰利莱公司持有2011年12月27日其与光辉公司订立的《合同》，列明产品编号、产品描述、单位、数量、单价、总价，最终优惠价为521820元，此价格包含增值税、包装及运输费用，首付50%，余款3个月内付清。《合同》注明泰利莱公司方人员为罗岳南，并加盖有光辉公司印章及文三伯签名确认。泰利莱公司称《合同》签订当日即交货给文三伯，后泰利莱公司曾委托审计单位向光辉公司发出《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光辉公司盖章确认2012年12月31日所欠应收账款421820元。泰利莱公司提交了部分收款凭证，称罗岳南是其公司派驻广州的业务员，案涉《合同》的部分货款由罗岳南收取后汇至泰利莱公司账户；《合同》签订时，文三伯向罗岳南出示了光辉公司的公章，文良华是文三伯的儿子；2014年4月光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表示文三伯挂靠在光辉公司处经营，《合同》系文三伯自行签订，案涉产品由文三伯自用并已带走，故本案债务与光辉公司无关。文良华作为承诺人向某利莱公司出具《欠款证明和余款付款协议书》，写明“截至2014年1月20日止光辉公司共欠泰利莱公司机器设备款310000元，余款按以下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于04年2月30日付款伍万元正，于2014年10月1日付款贰拾陆万元正”。光辉公司否认知晓案涉交易，称既不知道泰利莱公司，也不认识文三伯、文良华，更没有向泰利莱公司支付过货款；否认《合同》及《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上光辉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提交了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作出的《刻章许可证》予以证明。泰利莱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对《合同》及《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上光辉公司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并依法选定鉴定机构。鉴定过程中，原审法院传票传唤光辉公司到庭配合鉴定工作，光辉公司未到庭，泰利莱公司遂撤回公章鉴定的申请。泰利莱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光辉公司、文良华连带支付货款310000元；2.光辉公司、文良华连带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73151.6元（从2012年3月28日起，暂计算至2014年9月30日，要求支付至债务被清偿之日止）；光辉公司、文良华承担该案诉讼费用。并于原审当庭补充：违约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因为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金，因此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同期利率标准利率上浮50%计算。原审法院认为：泰利莱公司持有盖有光辉公司印章的《合同》及《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光辉公司虽然予以否认，但在原审法院组织鉴定时，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配合鉴定工作，导致光辉公司的抗辩事由无法通过鉴定予以查明，依法应由光辉公司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对泰利莱公司提交的《合同》及《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予以采信，认定泰利莱公司与光辉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有效。《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反映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光辉公司尚欠泰利莱公司421820元，泰利莱公司主张光辉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现仍欠310000元，该款光辉公司应予偿还。《合同》约定余款3个月内付清，泰利莱公司主张自合同订立之日即2011年12月27日起3个月后即2012年3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上浮50%计算违约金，该部分违约金的性质属于逾期付款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文良华作为承诺人向泰利莱公司出具《欠款证明和余款付款协议书》，承诺分期支付欠款310000元，应当据此履行。泰利莱公司还主张文良华自2012年3月28日起对逾期付款损失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但《欠款证明和余款付款协议书》中并无约定，泰利莱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文良华与光辉公司的关系及文良华自2012年3月28日起承担逾期付款损失的依据。故对于文良华应承担的逾期付款损失，应以文良华的承诺为限，考虑到文良华承诺的第一期付款期限（04年2月30日）约定不明，原审法院酌定文良华应承担的利息损失自2014年10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上浮50%计付。文良华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光辉公司、文良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某利莱公司清偿货款310000元；二、光辉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某利莱公司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310000元为本金，自2012年3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付）；三、文良华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二项所确定的债务在自2014年10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泰利莱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40元，由光辉公司、文良华负担。判后，光辉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合同和全部材料所盖公章与光辉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相符，是光辉公司优先主动提出要求鉴定并提交公章备案书原件。公司法定代表人按照电话预约的时间内到达原审法院四楼摇珠现场并签到，摇珠完成后还询问工作人员是否摇珠完成即可离开，工作人员准予离开。原审法院称光辉公司未到场见证摇珠不符实。（二）原审判决称经传票传唤光辉公司未到庭配合鉴定工作不符实。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均无收到任何传票传唤，光辉公司主动提起鉴定不可能不配合鉴定工作。（三）光辉公司没有与泰利莱公司签订过本案合同，光辉公司以为摇珠程序已完成程序，大半年之后法院快递送达给光辉公司，但不知道中间的原因，退因写手机停机，这个快递退因是错误的，光辉公司不知道原审法院有送达过这个文书材料，后来原审法院就直接作出原审判决。原审法院认定光辉公司撤回鉴定申请是错误的，涉案邮件多次注明手机停机，手机停机不代表不能送达。原审法院在这份证据上没有仔细审查，快递人员也没有仔细送达审查投递程序，原审程序上有瑕疵。综上，光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泰利莱公司对光辉公司的诉讼请求；2.泰利莱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泰利莱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关于光辉公司的诉请：1.对于原审公章的鉴定没有进行是由于光辉公司拒不配合提供相关检材，因此导致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2.光辉公司称原审提供了印鉴公章的式样，本案合同是2011年12月签订，对于光辉公司提供的印鉴式样恳请合议庭审查识别时间。综上，光辉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原审被告文良华无答辩。经审理查明：泰利莱公司持有2011年12月27日的《合同》，列明产品编号、产品描述、单位、数量、单价、总价，最终优惠价为521820元，此价格包含增值税、包装及运输费用，首付50%，余款3个月内付清。《合同》注明泰利莱公司方人员为罗岳南，并加盖有光辉公司名称的印章及文三伯签名确认。泰利莱公司称《合同》签订当日即交货给文三伯。泰利莱公司现持有《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原件，内容为2012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RMB421820元”。该《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加盖有光辉公司名称的印章。泰利莱公司提交了部分收款凭证，称罗岳南是其公司派驻广州的业务员，案涉《合同》的部分货款由罗岳南收取后汇至泰利莱公司账户；《合同》签订时，文三伯向罗岳南出示了光辉公司的公章，文良华是文三伯的儿子；2014年4月光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表示文三伯挂靠在光辉公司处经营，《合同》系文三伯自行签订，案涉产品由文三伯自用并已带走，故本案债务与光辉公司无关。文良华作为承诺人向泰利莱公司出具《欠款证明和余款付款协议书》，写明“截至2014年1月20日止光辉公司共欠泰利莱公司机器设备款310000元，余款按以下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于04年2月30日付款伍万元正，于2014年10月1日付款贰拾陆万元正”。光辉公司否认知晓案涉交易，称既不知道泰利莱公司，也不认识文三伯、文良华，更没有向泰利莱公司支付过货款；否认《合同》及《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上光辉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提交了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作出的《刻章许可证》予以证明。泰利莱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对《合同》及《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上光辉公司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并依法选定鉴定机构。鉴定过程中，原审法院传票传唤光辉公司到庭配合鉴定工作，光辉公司未到庭，泰利莱公司遂撤回公章鉴定的申请。二审中，泰利莱公司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核实其向光辉公司开具的涉案增值税发票是否已抵扣退税。本院依职权向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发函核实。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于2016年8月5日回函表示：发票代码3200111620，发票号码分别为00147826、00147827、00147828、00147829、00147830的五张发票，查询日期截止2016年8月8日，未查询到认证抵扣记录。光辉公司对此质证表示无异议。泰利莱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认证抵扣是发票持票人自行权利的范畴，若其未提交抵扣，税务机关无法核查，没有认证抵扣不代表光辉公司没有收到上述5张发票。另查明：光辉公司提交《印章鉴定申请书》申请对泰利莱公司提供的《合同》上的购买方公司印章印文是否与光辉公司的印章印文一致进行鉴定。本院依法提起鉴定程序，经摇珠选定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为本案鉴定机构。2016年11月3日，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穗司鉴1601009060013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泰利莱公司提供的《合同》和《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上的名称为光辉公司的印章印文与光辉公司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光辉公司质证表示对鉴定结果的三性均无异议。泰利莱公司质证称对鉴定报告的三性无异议，但考虑到相应检材均有原件，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院认为：根据原审庭审笔录记载的内容可知，泰利莱公司在原审申请司法鉴定，光辉公司在原审阶段已经提供了用于鉴定比对的公章样本，原审法院也根据双方意愿摇珠选定了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作为本案鉴定机构。本案在原审阶段已经具备通过鉴定查明案件事实的条件。原审法院却以某次传唤光辉公司未到庭为由，中止鉴定程序，并判令光辉公司承担不利后果显属不当。二审光辉公司重新申请鉴定，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已经提交法院的检材和样本，依法重新启动鉴定程序。现经二审组织鉴定，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明确出具鉴定意见表明涉案《合同》和《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上名称为光辉公司的印章印文与光辉公司同时期备案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此外，经本院依职权向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核实，泰利莱公司所开具的5张涉案发票亦未有任何认证抵扣记录。在泰利莱公司无其他证据证明光辉公司知晓并参与涉案交易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泰利莱公司与光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泰利莱公司提交的《合同》及《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有文三伯的确认，其子文良华作为承诺人向泰利莱公司出具了《欠款证明和余款付款协议书》，原审法院依据前述事实及证据认定文良华应向泰利莱公司承担清付货款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责任，于理于法有据，并无不当。但如上所述，《合同》所盖并非真实的光辉公司印章，光辉公司与本案债务并无关联，原审法院判令其与文良华共同承责，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实属不妥，本院依法予以改判。至于文三伯、文良华是否涉嫌冒用光辉公司印章向第三方进行合同诈骗，是否构成刑事犯罪，均不属于本案的调处范围，泰利莱公司可另案主张权利或依法向公安机关举报。本案系因文良华向泰利莱公司购买机器设备后未及时支付货款引致，且涉案《合同》与《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两份证据系由其提供给泰利莱公司，其应保证该两份证据上签章的真实性。现因公章真伪不明引致二审诉讼，司法鉴定也确认了《合同》与《往来账项询证函—审计用途》上加盖的所谓光辉公司的印章非备案印章。故文良华应就此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审诉讼费及鉴定费应由文良华承担。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对原审判决予以改判。上诉人光辉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82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8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文良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泰利莱（苏州）超锋利研磨工具有限公司清偿货款310000元；三、文良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泰利莱（苏州）超锋利研磨工具有限公司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31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10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付）；四、驳回泰利莱（苏州）超锋利研磨工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0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40元，鉴定费5300元，均由原审被告文良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东劲审判员  陈舒舒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谢佩君杜梦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