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穗中法民四终字第6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金朗贸易有限公司。代表人：荘殊安。委托代理人：宋剑，广东广悦鸿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占璋，广东广悦鸿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市立伟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嘉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洪钢城，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岑青青，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金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朗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3）穗云法民三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原告金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诉称：广州市立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伟公司）于2011年起分别向某乙朗公司及丰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某公司）购买电子线路板，并与金某公司及丰某公司签订《采购单》，约定立伟公司购买产品的数量、单价、交货地址等事项。其中，金某公司、立伟公司共签订《采购单》11份，产品金额共计285446.98美元；丰某公司与立伟公司共签订《采购单》8份，产品金额共计114380.95美元，上述19份采购单产品金额合计399827.93美元。金某公司、丰某公司与立伟公司签订《采购单》后，均委托江苏同昌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同昌公司）生产产品并按立伟公司要求送货。但立伟公司收货验收后并没有向某乙朗公司及丰某公司支付货款，为此，江苏同昌公司以电邮的方式向某甲公司发送对账单，与立伟公司核对送货产品的数量和金额，立伟公司也于2012年6月15日以电邮方式回复并确认对账单，但至今仍没支付任何货款。此外，金某公司与丰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由金某公司受让丰某公司与立伟公司签订的上述8分《采购单》项下享有的114380.95美元的债权，并由丰某公司于2013年3月5日向某甲公司发送《通知》，告知立伟公司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及要求立伟公司于2013年3月11日前向某乙朗公司清偿货款114380.95美元，逾期将由金某公司向某甲公司追究相���清偿及违约责任。立伟公司收到《通知》后拒不理睬，经金某公司多次催讨仍然无果。立伟公司拖欠货款的行为已严重损害金某公司的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立伟公司向某乙朗公司立即清偿人民币2478784.44元；二、立伟公司向某乙朗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人民币121060.96元（利息自2012年6月16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货款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3年4月7日为人民币121060.96元）；三、本案受理费由立伟公司承担。诉讼中，经一审法院向某乙朗公司释明法律关系后，金某公司申请变更相应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其中，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立伟公司向某乙朗公司立即清偿人民币1769665.10元（即285446.8美元按2013年4月7日当日的汇率为人民币1769665.10元）；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立伟公司向某乙朗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人民币86428.39元（利息自2012年6月16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货款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3年4月7日为人民币86428.39元）。金某公司起诉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采购单11张及相应的发票、送货单、快递单，拟证明立伟公司收货的数量及金额；2.说明一份，拟证明江苏同昌公司受金某公司委托生产产品及送货给立伟公司的货物数量、金额；3.公证书一份，拟证明立伟公司以电邮方式告知江苏同昌公司送货地址的变更以及确认其欠付货款的金额。诉讼中，金某公司还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采购单8份及相应的送货单、快递单，拟证明除涉案争议的款项外，根据立伟公司的要求，江苏同昌公司受委托还曾向某甲公司交付了价值为298710.93美元的货物；2.证人证言一份，拟证明根据刘某乙本人的陈述，立伟公司提交的《委托书》上书写部分的文字、签名及指模均非刘某乙本���的签字和指模。一审被告立伟公司辩称：不同意金某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立伟公司经过核对以后，认为金某公司和江苏同昌公司向某甲该公司供货的货款是216671.43美元。二、立伟公司已经向某乙朗公司支付了5笔货款，总额已经达到221685美元。三、这11份的订货单中，金某公司和江苏同昌公司一直是延迟交货，造成了立伟公司跌价损失，影响了立伟公司的生产，由于立伟公司向某乙朗公司、同昌公司采购的是生产手机的产品，他们迟延交货，造成立伟公司生产跟不上，而手机的生命周期很短，造成产品的淘汰。且就立伟公司的跌价损失，双方有多次的沟通，金某公司与同昌公司很清楚立伟公司的损失。四、金某公司、同昌公司和立伟公司就货款及造成立伟公司的跌价损失问题，除了双方邮件的磋商外，还派了员工与立伟公司协商，由于立伟公司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该货款，基于该背景，三方达成了货款与损失抵清的协议，该协议签署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金某公司不能再向某甲公司主张货款。立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汇款通知及其翻译本，拟证明立伟公司已向某乙朗公司支付货款221685美元；2.联络函及其公证书，证明金某公司及江苏同昌公司迟延交货导致立伟公司巨额损失；3.形式发票公证书及其翻译本，拟证明立伟公司的关联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巨额订单因金某公司与江苏同昌公司迟延交货而无法履行，最终只能清仓处理，导致巨额损失；4.委托书，拟证明因金某公司、丰某公司及江苏同昌公司原因造成立伟公司经济损失，经协商后损失与未结货款相抵清，各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5.企业登记资料，拟证明江苏同昌公司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立伟公司于2011年底开始分别向某乙朗公司及丰某公司购买电子线路板，并与金某公司及丰某公司签订采购单，约定立伟公司购买产品的数量、单价、交货地址等事项。其中，金某公司、立伟公司共签订采购单11份，采购产品金额共计285446.98美元。采购单签订后，金某公司委托江苏同昌公司生产立伟公司所订购的产品并向某甲公司送货，同时与立伟公司就货款账目进行核对。2013年3月20日，金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建华向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公证处申请对其个人所有的n××n＿××@163.com的邮箱中的七封邮件进行保全证据公证。2013年3月26日，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公证处出具了（2013）扬江证民内字第929号《公证书》。从《公证书》中的内容来看，2012年6月15日17：52一份电子邮件载明：发件人为“立伟电子采购毛毛”，收件人为“同昌某生”，附件标题为“金某（同昌）美金截止2012年6月余额对账”；该邮件附件为两份对账清单，其中一份显示的对账金额为727327.08美元，另一份显示的对账最终余额为396487.48美元。立伟公司曾委托CCK（香港）有限公司通过大众银行（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付款，收款帐户名为“金某贸易有限公司”，分别于2012年2月21日支付64000美元、于2012年2月22日支付22000美元、于2012年3月12日支付64000美元、于2012年3月14日支付71652美元，合计支付金额为216671.43美元。立伟公司委托代理人毛瑞艳于2013年7月3日向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对电子邮箱（m××o2008@126.com）中相关邮件内容进行保全证据。2013年7月5日，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出具（2013）粤广广州第134351号《公证书》，从公证书中记载的发送记录来看，邮箱m××o2008@126.com即毛某确于2012年6月15日向收件人“同昌某生”发送“对账”；同时，其还于2012年5月23日19:37及5月25日16:14两次向“同昌某生”发送“联络函”，第一份联络函中载明“仅此一款就直接给我司造成了120万人民币的损失，所以现在经我司领导决定，由贵司承担10万美金的损失”；第二份联络函载明“现在客户让我们处理18000台整机，现在与贵司进行协商，我司能否出货”。立伟公司确认毛某为其员工，并使用邮箱m××o2008@126.com与金某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2012年8月14日，江苏同昌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该司财务部经理刘某乙前往立伟公司处收取所有货款，金某公司和丰某公司在该《委托书》上也加盖了印章。在《委托书》的下方，有手写“货款已低清”、“本公司同昌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同立伟电子有限公司低清”等文字及“刘某乙”签名，并印有三个手指模。立伟公司称上述文字和签名均为刘某乙所写，指模也是刘某乙的，可以证明立伟公��与金某公司的货款已经结清。金某公司则认为上述文字和签名均不是刘某乙所写，指模也不是刘某乙拓印上去的，并出示“刘某乙”的证人证言一份。但是，金某公司并未申请刘某乙出庭作证，也明确表示不申请对《委托书》上手写的文字、签名和指模进行司法鉴定。以上事实，有采购单、公证书、汇款通知、委托书、企业登记材料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金某公司以其与立伟公司之间签订的采购合同、邮件对账单等为据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立伟公司向其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利息，因金某公司系在中国香港登记成立的企业，故本案依法应认定为涉外买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系经批准具有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且立伟公司住所地位于一审法院辖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对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产生的争议，应当适用行为发生时的有关法律规定；如果行为发生时相关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纠纷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之后，应依据该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未能就处理涉案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作出一致选择，而涉案买卖合同的购买方即立伟公司的住所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案涉外买卖合同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最密切联系，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买卖合同争议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金某公司、立伟公司所签订的采购单等单证均采用书面形式，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而损害国家利益或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亦不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该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自成立时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应按合同约定恪守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从金某公司、立伟公司双方举证的两份《公证书》来看，一审法院对立伟公司于2012年5月23日发邮件要求金某公司就一款产品赔偿10万美金以及于2012年6月15日与金某公司工作人员对账“最终余额396487.48美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金某公司所主张的欠款双方是否已经结清？即对2012年8月14日《委托书》上的文字、签名和指模如何认定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金某公司承认刘某乙为江苏同昌公司的财务部经理，且其向某甲公司收取货款是受金某公司、丰某公司及江苏同昌公司三方的委托，故刘某乙有权代表金某公司、丰某公司及江苏同昌公司与立伟公司核对账目，在其核对账目的权限内有权根据交易情况增减货款。虽然金某公司否认《委托书》上手写文字、签名为刘某乙所书写，指模也非刘某乙所印，但是，金某公司并未申请刘某乙出庭接受法庭质询，其所出具的证人证言存在疑点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且金某公司在一审法院明确释明后仍坚持不申请对刘某乙的文字、签名和指模进行相应的司法鉴定，而金某公司完全具备要求刘某乙作为证人出庭并进行司法鉴定的条件，其放弃上述权利的行为必然导致其举证不能，故一审法院对《委托书》上手写内容、签名及指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立伟公司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根据《委托书》的内容来看，立伟公司与金某公司、丰某公司及江苏同昌公司的货款已经抵清。虽然《委托书》上手写的是“低清”，但根据前后文意该字句的意思应为“抵清”，即“抵扣完了”的意思。即使立伟公司并未明确罗列出抵清“最终余额396487.48美元”的证据，但金某公司承认其有延迟交货的事实，且立伟公司也多次向某乙朗公司发出联络函要求赔偿损失扣减货款，电子产品作为时效性比较强的产品，其更新换代比其他产品要快，金某公司提供配件迟延往往会导致立伟公司生产的成品无法销售而进行折价、清仓处理，立伟公司对此也相应提供了部分证据证明，故金某公司同意赔偿立伟公司的损失抵清货款的可能性也是相应存在的。因此，一审法院确认金某公司、立伟公司之间的货款经双方协商同意已经结清，金某公司要求立伟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无理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金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5元，由金某公司负担。判后，金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立伟公司拖欠金某公司的货款从未抵销。首先，立伟公司提交的《委托书》不能作为认定其与金某公司之间的货款已抵销的依据。该《委托书》上“货款低清”、“本公司同昌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同立伟电子有限公司低清”语意不明，主体与本案货款的债权人金某公司也不对应，根本没有说金某公司与立伟公司之间的货款已抵销，不能就此轻率认定金朗公司与立伟公司之间的货��已经抵销。其次，立伟公司主张货款与损失抵销，其应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其确实存在损失、该损失与货款金额相当以及该损失是金某公司直接造成的。但立伟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根本不足以证明其确实存在损失，即使立伟公司存在一定损失，其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损失与货款相当并足以抵销货款，且该损失是金某公司直接造成的，立伟公司主张货款与损失抵销的逻辑基础并不存在，其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二，根据立伟公司自认的事实，金某公司的货款与立伟公司的损失不可能完全抵销。根据金某公司提交的《公证书》中立伟公司发给江苏同昌公司的《联络函》，立伟公司已经确认拖欠货款的总金额并提出了按九折支付的付款方案。这与立伟公司在庭审中所称的“损失与货款抵销”的主张明显矛盾，可见立伟公司声称的所谓损失根本不可能与货款总金额相当，也印证了立伟公司关于“损失与货款抵销”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遗漏了这一重要事实，请求二审查明后依法予以改判。第三，立伟公司拖欠金某公司货款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金某公司提交的采购单、送货单、发票及货运单等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金某公司向某甲公司交付了285446.98美元货物的事实，立伟公司至今未向某乙朗公司付款。其次，金某公司提交的证据《公证书》中，有一份是立伟公司发回给江苏同昌公司的对账单，立伟公司在该份对账单中明确确认拖欠金某公司和丰某公司的货款总金额为401174.93美元。还有一份是立伟公司发回给江苏同昌公司的《联络函》，立伟公司在该函中明确确认尚欠货款总金额为401118.93美元，再次印证了立伟公司拖欠金某公司和丰某公司货款的事实。综上所述，立伟公司拖欠金某���司货款285446.98美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立伟公司立即向某乙朗公司清偿货款人民币1769665.10元；2.立伟公司向某乙朗公司支付自2012年6月16日起至货款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3年4月7日为人民币121060.96元）；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立伟公司负担。被上诉人立伟公司辩称：首先，金某公司在一审已确认案涉《委托书》上显示的金某公司、丰某公司及江苏同昌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江苏同昌公司的财务经理刘某乙经合法授权，有权代表金某公司、丰某公司及江苏同昌公司与立伟公司达成货款与损失相互抵销的协议，立伟公司与金某公司之间的债务已被抵销。刘某乙作为证人在一审未出庭接受质询，其证言不应被采信。金某公司在一审表示不对案涉《委托���》上刘某乙的书写内容、签名及指模进行鉴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金某公司向某甲公司交货的金额为216571.43美元。因金某公司、丰某公司及江苏同昌公司延迟交货，给立伟公司造成严重的跌价和汇率损失，该损失金额远超过立伟公司应付的货款金额，双方基于该事实才达成了有关货款与损失抵销的协议。一审已对立伟公司的有关损失进行了认定，不存在金某公司上诉主张的一审遗漏重要事实的问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金某公司在一审中表示对立伟公司提交的证据4《委托书》上打印部分内容及金某公司、丰某公司和江苏同昌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委托书》上书写部分内容、签名及指模的真实性都不确认，这并非��某乙本人所为。金某公司、丰某公司和江苏同昌公司确实曾委托刘某乙向某甲公司收取案涉货款，但刘某乙只是临时被聘用催讨货款，其并非该三公司的正式工作人员，该三公司也未授权刘某乙与立伟公司签署有关货款抵销的文件。而且该《委托书》书写部分内容意思不明确，不能证明立伟公司关于货款与损失相抵销的主张。本案二审过程中，金某公司申请对立伟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4《委托书》中显示的“货款已低清”、“本公司同昌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同立伟电子有限公司低清”、“刘某乙”等手写文字是否为刘某乙亲笔书写及加盖的指模是否为刘某乙的进行司法鉴定。为查明案情事实，本院经审查同意了金某公司的鉴定申请，并依法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本院委托后，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倾向认为日期为“2012—8—14”的《委托书》上“货款已低清”、“本公司同昌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同立伟电子有限公司”、“低清”、“刘某乙”笔迹与委托单位提供的刘某乙样本笔迹为同一人所写。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同日向本院出具《退案说明函》称，该中心在鉴定过程中发现《委托书》上的指印无可辨识纹线，没有鉴定条件，故决定对该指模是否为刘某乙所留予以退案，并退还该事项的鉴定费用3360元。针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金某公司质证称，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检验方法不规范，报告中未列明检验方法，检验技术手段不明确，检验结果不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不能仅凭有错别字就认定是同一人书写，鉴定人也没有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金某公司在二审已提交证据证明刘某乙并非江苏同昌公司的员工，委托书也未授权其核对账目、增减或抵销货款，且委托书的主体是江苏同昌公司，并非金某公司，并未注明金某公司与立伟公司之间的货款抵销。对该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立伟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首先，该鉴定结论是专业鉴定机构作出的，对该鉴定结论无异议。其次，委托书已写明刘某乙为江苏同昌公司的财务部经理，金某公司、丰某公司与江苏同昌公司为关联公司，委托书加盖了三公司的印章，该三公司委托刘某乙到立伟公司处收取账款，其当然具有核对账目、增减或抵销货款的权限。金某公司在二审中预交了委托鉴定费人民币9672元。本院认为：金某公司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本案为涉港买卖合同纠纷，依法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审理。讼争双方在一审未共同选择解决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案涉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实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一审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经查明，金某公司主张立伟公司向其购货后，尚余人民币1769665.10元的货款未支付，要求立伟公司支付该笔货款及逾期付款的利息。立伟公司辩称因金某公司存在延迟交货的情形并给其造成了损失，主张上述未付的货款已抵销了因延迟交货造成的损失。立伟公司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2年8月14日，加盖有金某公司、丰某公司及江苏同昌公司印章的《委托书》拟证实其上述有关抵销的主张。该《委托书》写明刘某乙是江苏同昌公司的财务部经理，金某公司在一审中也确认其与立伟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后，实际是委托江苏同昌公司生产立伟公司订购的产品并由江苏同昌公司直接向某甲公司送货，同时与立伟公司就货款账目���行核对。故一审认定刘某乙作为江苏同昌公司的财务部经理，在受托与立伟公司进行对账时，有权根据实际交易情况增减货款，符合商事交易的实践和惯例。虽然该《委托书》是由江苏同昌公司出具，但同时加盖了金某公司、丰某公司的印章，金某公司对该三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在二审中又经委托鉴定机构鉴定，该《委托书》上的手写字迹为刘某乙所写，一审据此认定刘某乙作为金某公司、丰某公司及江苏同昌公司的受托人与立伟公司就货款与延迟交货损失经协商作了抵销处理，双方的货款已结清，因此驳回金某公司要求立伟公司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金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771元，委托鉴定费人民币9672元，都由上诉人金朗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玉宝审判员  罗 毅审判员  王汇文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合安丁涵璐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