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3民终22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傅国余，男，197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地重庆市武隆县，现住云南省昭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永刚，重庆万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人（原审原告）：罗小刚，男，197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委托代理人：但盛刚，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傅国余与被上诉人罗小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6)渝0230民初1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由审判长项江陵，代理审判员郭玉梅、王梅组成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傅国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永刚，被上诉人罗小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但盛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傅国余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罗小刚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罗小刚在一审起诉中所称的4张借条和1张欠条，上面的签字的确是我书写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但借款的事实却并非是一审判决所述。首先前两笔借款是我们合伙做工程，是工地上差���动资金，罗小刚的垫支，并未实际支付，不属于民间借贷，只能算合伙投资纠纷，应当另行处理。其次，后三笔均是赌牌前后向罗小刚欠的赌资。这几笔“借款”属于因赌博产生的，赌博是违法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再次，“承诺书”是因我要求退还投资款，罗小刚等人不同意，要求我把以前的欠款还了再说。我怕所投入合伙工程的款项打水漂，才出具的承诺书。这个承诺书并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罗小刚答辩称：傅国余所说合伙债务不属实，我们签合伙协议是2015年6月份，而本案的欠款早的在2015年4月29日。前两笔借款如按傅国余所说，第一次就存疑，还会借第二笔吗？显然和常理不符。13000的借款，是我们共同去恭贺朋友乔迁之喜，在吃晚饭时，傅国余向我借的。吃完���饭我就走了。傅国余说是赌资也不属实。承诺书也不存在胁迫，是傅国余自己亲笔所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傅国余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原告罗小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傅国余从2015年4月29日起至2016年3月5日止，向我借款共计74000元，并出具借条五张。我均在借款当日将现金出借给傅国余。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傅国余偿还借款人民币74000元及其资金利息，利息分别从借款之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傅国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小刚与傅国余系朋友，亦系做工程的合伙人。傅国余因缺乏资金周转，从2015年4月29日起至2016年3月5日止，陆续向罗小刚借款共五次，借款金额共计人民币74000元，并出具借条四张和欠条一张。借条和欠条分别载明：“今在罗小刚处借取现金20000元（贰万元整）利息按每月0.015元计算，年底还清。如提前���，利息按实际时间计算。借款人：傅国余2015年4月29日”；“今借罗小刚借取现金30000元（叁万元整）每月利息0.02元计算，借款人：傅国余2015年7月1日”；“今在罗小刚处借取现金13000元（壹万叁仟元），借款人：傅国余2015年9月14日”；“今借罗小刚现金5000元（伍仟元整），借款人：傅国余2015年9月17日”；“今欠罗小刚现金6000元（陆仟元整），欠款人：傅国余2016年3月5日”。同日，傅国余向罗小刚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今我傅国余承诺三月底还罗小刚20000元（贰万元整），其余的按每月还5000元（伍仟元整），总款年底还清。承诺人：傅国余2016.3.5日”。傅国余借款后，未向罗小刚偿还借款本金，亦未支付资金利息。原审另查明：傅国余于2016年3月5日向罗小刚出具的“欠条”，实为借条，书写成“欠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争执的焦点是：1、傅国余是否向罗小刚借款的问题；2、如何认定本案借款的资金利息的问题。关于傅国余是否向罗小刚借款的问题。庭审中，傅国余在答辩时称“没有向罗小刚借款”，在质证时称“是傅国余书写和签的字，但是这几张借条和欠条其没有实际向罗小刚借款”，在接受法庭询问时称“第一笔即2015年4月29日和第二笔即2015年7月1日，没有实际向罗小刚借款……，其余的全部是在办公室打牌输的”，在法庭辩论时称“……1.3万元是当时在打牌，是违法行为，他是知道我参与的，如果借贷关系成立，包括后面的两笔也是因为打牌输了书写的欠条和借条，赌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从以上傅国余的表述可以看出，傅国余对借款数额较大的两笔借款事实予以否认，对数额较小的三笔借款事实虽不否认，但认为系打牌输了书写的欠条和借条。傅国余对其借款事实的表述意见明显不一致，有意搪塞借款事实。对于打牌的问题，傅国余陈述自己在其办公室和几个朋友以及罗小刚在场打牌的事实，罗小刚亦认可打牌时借给傅国余13000元。原审法院认为，罗小岗、傅国余及几个朋友一起在办公室打牌，并非在公共场所聚赌，傅国余亦未提供赌具、赌额、赌博方式或已被确认为赌博行为的证据，只是陈述打牌这一事实。一般来说，民间中俗称的打牌，具有兴趣性、娱乐性、偶然性。罗小刚即出借人打牌时借给傅国余13000元，主观恶性不大，且非严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故，罗小刚在打牌时向傅国余出借现金13000元，不认为系出借赌资，应认定系民间借贷的民事法律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的主张均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作为傅国余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向罗小���出具借条和欠条并未受到威胁，与罗小刚确立了债权债务关系，应当知道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傅国余虽然抗辩未向罗小刚借款，但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傅国余向罗小刚出具借条和次数共达五次，数额较小，结合罗小刚的支付能力，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且傅国余已通过承诺书的方式对所欠罗小刚的债务予以确认。故，罗小刚陈述现金支付74000元给傅国余的事实予以采信，认定本案借款本金金额为74000元。关于如何认定本案借款的资金利息的问题。傅国余于2015年4月29日、同年7月1日分别向罗小刚出具的借条中，分别约定月利率0.015元（即年利率18%）、0.02元（即年利率24%），其约定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对于其余三笔借款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亦未约定逾期利率。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规定，罗小刚起诉要求债务人偿还借款，其主张权利的行为视为向债务人催告的行为。故，罗小刚主张该三笔借款的资金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偿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其请求予以支持。综上，傅国余向罗小刚借款，并出具借条和欠条，同时作出承诺书。傅国余未按约定、承诺的期限向罗小刚偿还借款，罗小刚诉请傅国余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并支付资金利息，理由正当，于法有据。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清楚，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傅国余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向罗小刚偿还借款人民币74000元及其资金利息（对2015年4月29日的借���20000元，按年利率18%计算。对2015年7月1日的借款30000元，按年利率24%计算。以上两笔借款分别从借款之日起至偿清之日止；对2015年9月14日的借款13000元、2015年9月17日的借款5000元、2016年3月5日的借款6000元，以上三笔借款资金占用利息均从2016年5月11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2010元，减半收取1005元，由傅国余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从借贷的合意看，借条或借据通常是判断自然人之间形成借贷合意的主要证据。傅国余对罗小刚提供的四张借条和一张欠条，真实性��持异议，仅认为所涉借款均是合伙项目资金和赌债，其没有收到资金。但傅国余在没有收到借款款项的情况下，前后五次向罗小刚出具借款借条，且2016年3月5日还出具还款承诺书，有违常理。傅国余5次出具借条，并出具还款承诺书，且不否认其亲笔书写，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罗小刚已向傅国余交付了借款。故原审法院认定罗小刚与傅国余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已实际履行，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维持。至于傅国余上诉提出，双方之间的借款系赌博形成的债务，双方借贷关系属以“民间借贷”的合法形式掩盖“赌博债务”的非法目的，因傅国余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傅国余上诉还提出，罗小刚未实际支付借款，借款是合伙之间正常的经济来往，与傅国余无关，该主张同样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从2015年4月29日、7月1日傅国余分别出具的两份《借条》中明确约定了利息来分析，显然与民间借贷更为符合。因此，仅凭傅国余的陈述，并不能推翻双方民间借贷的效力，故对该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其合伙结算的问题应当另行处理。综上所述，傅国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元，由傅国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项江陵代理审判员  王 梅代理审判员  郭玉梅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余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