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民再91号抗诉机关：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上海越俊钢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月罗路338号宝钢商务大厦综合楼412室。法定代表人：余志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余永毛，男，196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浙江省绍兴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高吉山，男，1957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申诉人上海越俊钢管有限公司（简称越俊公司）与被申诉人余永毛、高吉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松民再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松原市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向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吉检民（行）监【2015】2200000003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6）吉民抗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邹儒林、刘儒铭到庭。越俊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志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高吉山到庭参加诉讼，余永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2013）松民再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项、（三）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提出抗诉。理由如下：（一）再审判决所采信的重要证据是伪造的。本案再审过程中，人民法院将“原乾安石油公司材料员刘泊书面证明”、“我院（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乾安石油公司副经理张龙调查笔录材料”两份材料作为认定越俊公司使用余永毛120.6吨油管的重要证据，进而作出判决，但经检察机关调查，刘泊与王炳荣（张龙）均为高吉山提供的证人，以乾安公司科员身份出具证明的刘泊并非乾安石油公司的员工，其并未在该公司工作过，根本不知道120.6吨油管的相关情况。再审法院调查过程中“张龙”也并非张龙本人，而是王炳荣冒用“张龙”身份“欺骗”法院调查人员所作。宁江区人民检察院已经以被告高吉山涉嫌妨害作证罪向宁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由此可见，（2013）松民再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将以上两份虚假证据作为重要依据，进而作出判决，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二）再审法院认定越俊公司余志明签字认可高吉山的代为购买余志明油管，系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009年9月17日，高吉山给余永毛出具付款证明一份，写明，“今有王总盛鑫公司12月底之前，给余志明（越俊公司）付中由余志明分两次给余永毛油管付清，共计¥759780元。高吉山。2009.9.17”，越俊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志明在该证明底部写明，“等高吉山来钱付实际吨位。余志明”。据此书证，法院认定越俊公司认可高吉山的代为购买余永毛油管，依据不足。余志明签字“等高吉山来钱付实际吨位”这一内容，含义模糊不清，并不能必然地推定为确认行为。另外，此份证明所载的付款金额为759780元，而法院根据此证据判决越俊公司付862290元货款，亦依据不足。（三）再审法院认定越俊公司使用余永毛120.6吨油管，系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定松原市中院进行再审时，所附的（2013）吉民申字第1957号意见书中明确指出松原市中院应对乾石公司收到J55油管的时间、批次、吨数、标识、型号，高吉山收到余永毛J55油管的时间、批次、吨数、标识、型号等问题进行查明，以明确乾石公司收到的J55油管是否包含余永毛的油管，但这些问题再审法院均未查明。余永毛、高吉山主张越俊公司使用余永毛J55油管120.6吨，其主要依据2007年4月23日、24日上海铁路局货物运单、检斤单及高吉山收货证明及上海宝勋石油管业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油管型号、件数、重量等书面证明为证。但该证据标注为“钢材”，无法确定是否为乾石公司所需的J55油管，也无法证明高吉山向乾石公司支付的J55油管中含有此批油管。越俊公司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认为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高吉山辩称，一是我有余志明发给我的货物，再一个是我发出的货物余志明必须承认，拉的余永毛的货物。余永毛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余永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越俊公司按照其法定代表人余志明和高吉山给出具的付款证明和收条给付货款862290元（7150元/吨×120.6吨），并给付从2012年3月29日（即起诉之日）始按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到货款给付时止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10日，越俊公司与乾安石油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安公司）签定了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由越俊公司向乾安公司供应400吨钢管，钢级为J55，规格型号为73.02*5.51。该合同出卖人处盖有越俊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处有高吉山的签字。合同履行中，越俊公司让其销售员高吉山在余永毛处购买钢管120.6吨。2008年6月20日，高吉山给余永毛出具收条一枚，写明：“收余永毛钢管120.6吨，价格开票7150元/吨，不开票6300元/吨”。2009年9月17日，高吉山给余永毛出具付款证明一份，写明：“今有王总盛鑫公司12月底之前，给余志明（越俊公司）付，由余志明分两次给余永毛钢管付清，共计759780元”。越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志明在该证明底部签字写明：“等高吉山来钱付实际吨位”。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越俊公司给付原告余永毛货款862290元，并自2012年3月29日始至付款日止按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被告高吉山不承担付款责任。被告越俊公司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22元，由被告越俊公司负担。越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驳回余永毛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高吉山给余永毛出具了收到钢管的收条，还有货单和检斤单足以证明余永毛的120.6吨钢管确实发到了松原。高吉山把此批钢管代替越俊公司给付了乾安公司，而且乾安公司的货款都已给付了越俊公司，所以越俊公司与余永毛之间已形成了买卖关系，越俊公司应该给付余永毛此笔货款。虽然越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志明否认高吉山购买余永毛的钢管是替其公司垫付给乾安公司的，但余志明在高吉山给余永毛出具的付款证明的底部签字写明“等高吉山来钱，付实际吨位”却是一种认可行为，表明越俊公司同意支付此笔货款。二审中越俊公司所举证据主要证明余志明的签字确认是在精神状态有问题或是在他人胁迫的情况下签字的，极力否认在付款证明上的签字效力，但是越俊公司所举的证据，都证明不了余志明是在被他人胁迫或者是精神状态有问题的情况下签字的，而越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志明自己提供的证人，即余志明的妹夫项国飞出庭作证称，他与余永毛、余志明、高吉山一起吃饭，商量过给付余永毛钢管款的事情，可见余志明是知道用余永毛钢管垫付给乾安公司一事的。因此，对于越俊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22元，由上诉人越俊公司负担。越俊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3）吉民申字第1957号民事裁定，指令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越俊公司再审请求：驳回余永毛诉讼请求。再审法院认定事实：余永毛于2007年4月23日发往松原钢管121吨，由高吉山接货并保存在高吉山货场。2008年4月10日，由证人王炳荣联系乾安公司与越俊公司签定购买400吨钢管《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出卖人处盖有越俊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处有高吉山的签字。合同履行中，因越俊公司存放高吉山处钢管不够，就将余永毛存放在高吉山处的120.6吨钢管补齐至402.5吨后由高吉山和余志明送至乾安公司，乾安公司在2010年5月至11月期间将货款付给越俊公司。再审法院认为，余永毛于2007年4月从上海发往松原钢管121吨并保存在高吉山货场事实存在，有上海铁路局货物运单检斤单及高吉山收货证明及上海宝勋石油管业安装有限公司出具的油管型号、件数、重量书面证明为凭。2008年4月乾安石油公司与越俊公司签定购买400吨油管《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出卖人处盖有越俊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处有高吉山的签字，该合同能够证明高吉山是越俊公司该买卖油管履行合同的代理人。2010年10月乾安公司财务部书证证明油管已经收到并已经将该笔货款全部付给越俊公司，该书证证明合同已经履行终结。在越俊公司与乾安公司合同履行中，因越俊公司存放高吉山处油管不够，高吉山将余永毛存放其处的120.6吨钢管补齐至402.5吨后由高吉山和余志明送至乾安公司。该事实有原乾安公司材料员刘泊书面证明、有本院对原乾安公司副经理张龙调查笔录材料、有高吉山于2008年6月20日给余永毛出具收到油管120.6吨收条一枚、有越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志明在高吉山给余永毛分期付款证明书上签字认可购买余永毛的油管的书证一份为凭。以上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链条，故越俊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余永毛货款的义务。对于高吉山是否超越越俊公司授权其代为销售钢管代理权的行为，认为高吉山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曾以越俊公司的代理人身份与松原地区多家石油公司签订销售钢管买卖合同，虽然该期间高吉山代为越俊公司购买余永毛油管超越授权，但是高吉山是为了越俊公司的利益而为，并且越俊公司无证据证明高吉山与余永毛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越俊公司利益的行为。在余永毛主张货款时，越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志明签字“等高吉山来钱付实际吨位”可视为对高吉山的代为购买油管的认可。诉讼中，越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志明否认用余永毛的油管履行乾安公司的合同，但是越俊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越俊公司该辩称不予支持。对于越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志明在付款证明上签字是否存在精神状态问题及他人胁迫情况，余志明的妹夫项国飞出庭证言可以证明余志明的签字时在与高吉山、余永毛、项国飞等共同就餐商量而为，无任何人相威胁，并且无精神障碍医疗方面的证明，故对越俊公司的辩称不予支持。综上，二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该院判决：维持本院（2013）松民一终字第351号民事判决。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庭审中，越俊公司未提交新证据。高吉山提交五份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据1.越俊公司发给我的油管吨数，证明他发给我多少吨；证据2.我售出的吨数，这两份证据证明我多卖出去的钢管就是余永毛的，是我的会计统计的；证据3.J55油管货单，用油管换套管的货单，2006年12月到2007年4月左右，证明余志明发来的油管多、套管少，在他发来的油管吨数之内；证据4.十份账本账页，是我自己的账本，从我会计手里复印出来，证明我收到653吨货，售出664.9吨，另加余永毛120吨。证据5.越俊公司发给我的货单与铁路的计量单一组，证明越俊公司给我少发了70吨油管及套管。越俊公司对以上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发货是真实的，但数量不对。发给高吉山的钢管数量是656.405吨，而高吉山说是653吨。高吉山对此表示认可越俊公司说的数量。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是高吉山的会计写的，内容也不对。对金福公司油管49.68吨，发票是发给豫桥公司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包括金福公司48.63吨，第三次是24.97吨，没有给松原钻井公司油管65.2吨销售。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是高吉山自己写的，没有证据证明。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以我与高吉山签字的账本为准。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的内容有异议，火车站的数量少了是不对的，我每一次发货给高吉山，他亲笔签名，没有提出异议，到仓库是抽查过的，来的数量是不少的。对高吉山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越俊公司对证据1、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但该两份证据不影响原审事实认定。证据2、证据3、证据4均为复印件，越俊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且证据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3、证据4是高吉山单方出具的，缺乏证明力，不予采信。本院向乾安公司调取三份证据，证据1.2008年4月10日工业品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据2.乾安公司2008年5月14日原始凭证报销单复印件一份，记载2008年5月5日油管入库金额为1745641.06元，税额296758.94元；证据3.器材验收入库单，记载入库油管金额1745641.06元，与证据2内容吻合。余永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参加询问，视为放弃质证权利。越俊公司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合同是对的，我发给乾安公司的402.52吨油管、15车都在这些票据里。高吉山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票据里有余永毛发的120吨油管，还有虚开的40吨，已经经刑事案件处理。越俊公司承认虚开的40吨发票是其开具的，但称数据是高吉山提供的。本院对以上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对原审法院调取的两份证据“原乾安石油公司材料员刘泊书面证明”、“我院（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乾安石油公司副经理张龙调查笔录材料”，高吉山承认是假的，并有生效刑事判决为证，可以认定该两份证据系伪造。经本院调查并经当事人确认，为履行工业品买卖合同，2008年5月5日乾安公司接收了油管，入库单和原始凭证报销单显示入库金额为1745641.06元，税额296758.94元（其中有40吨油管越俊公司、高吉山承认是虚开的，但与本案无关）。入库单和原始凭证报销单上没有油管产地、标识、批次、型号等信息。余永毛主张货款8622902元是按照开票价格7150元/吨计算的，高吉山和越俊公司在本案庭审中表示没有实际开票。对此，余永毛在一审庭审中称“按发票要钱，发票还没开。”法官询问“原告，你们说的开票是开给谁”余永毛答“发票开给上海越俊，我们同意给越俊开发票”。余永毛主张按照开票价格给付货款，但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开票”的具体含义和相关证据。审理查明其他事实与原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原审判决依据的“原乾安石油公司材料员刘泊书面证明”、“我院（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乾安石油公司副经理张龙调查笔录材料”两份证据是否真实；（二）越俊公司与余永毛之间是否形成买卖120.6吨钢管的合同关系，高吉山与余永毛之间购买钢管的行为是否是高吉山代表越俊公司的职务行为；余永毛是否将钢管送至乾安公司，乾安公司是否实际收货；越俊公司是否同意向余永毛给付120.6吨钢管的货款，货款金额是多少。（一）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检察机关第一项抗诉意见原审法院调取并采信的两份证据“原乾安石油公司材料员刘泊书面证明”、“我院（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乾安石油公司副经理张龙调查笔录材料”系伪造，理由成立。（二）高吉山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曾以越俊公司的代理人身份与松原地区多家石油公司签订销售钢管买卖合同，虽然高吉山的代理权限不包括为越俊公司购买油管，但是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看，高吉山是为了越俊公司能够按时履行与乾安公司的买卖合同为越俊公司利益而为的行为，且在余永毛主张货款时，越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志明在2009年9月17日高吉山给余永毛出具付款证明上的签字“等高吉山来钱付实际吨位”，该行为可视为对高吉山代为购买油管的追认，故高吉山代越俊公司购买余永毛钢管的行为可认定为职务行为。2009年9月17日高吉山给余永毛出具的付款证明、余志明在该付款证明上写“等高吉山来钱付实际吨位”并签字、余永毛发往松原钢管的铁路货运检斤单、王炳荣的证人证言、2008年6月20日高吉山给余永毛出具的收条及余志明妹夫项国飞的证人证言，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越俊公司与余永毛之间购买120.6吨钢管的合同成立并已经实际履行，越俊公司同意给付余永毛货款759780元。付款证明并非本案认定事实的唯一依据，原审法院结合上述其他证据，认定越俊公司认可高吉山代为购买余永毛钢管、越俊公司认可应付货款759780元并无不当。2008年6月20日高吉山给余永毛出具的收条上写明“收余永毛钢管120.6吨，价格开票7150元/吨，不开票6300元/吨”，经核实，越俊公司在付款证明中认可的759780元=不开票单价6300元/吨×120.6吨。因余永毛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开票的含义及已经实际开票，越俊公司与余永毛也并未对最终以哪个价格作为结算依据作出约定，故原审按照余永毛的主张按照开票单价计算应付货款862290元缺乏事实依据，抗诉机关认为原审判决越俊公司付862290元货款依据不足的理由成立。按照越俊公司在付款证明中的确认，越俊公司应给付余永毛货款金额应为759780元。综上所述，原审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2012）宁民初字第1215号民事判决、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松民一终字第351号民事判决及（2014）松民再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二、上海越俊钢管有限公司给付余永毛货款759780元，并自2012年3月29日始至付款日止按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三、驳回余永毛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22元，由上海越俊钢管有限公司负担10950元，余永毛负担14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 岩审 判 员  陈大为代理审判员  侯 佳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四日书 记 员  孙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