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2072民初3132号原告：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主要负责人：欧阳平，该厂经营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盛长，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伟，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秀丽，女，1976年4月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被告：于囡，女，1980年2月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上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与被告于秀丽、于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盛长、吴文伟，被告于秀丽、于囡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于秀丽、于囡连带支付原告货款87856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被告于秀丽、于囡系姐妹关系，两被告共同合伙在辽宁省沈阳市××北翰林路××时尚品牌广场2Ｃ043商铺经营服装批发买卖生意。原告与两被告之间一向有买卖服装的业务往来，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月结，业务往来期间，两被告每次支付给原告货款，均是通过原告负责人欧某在中山市沙溪镇开立的银行账户收取。2015年12月22日，原告负责人欧某经与被告于囡核对往来账，被告于囡确认：截止双方核对往来账之日，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478568元，并希望原告同意将历年业务往来期间库存的价值60万元的服装作退货折款处理，余款在退货后马上予以付清。被告于秀丽在双方业务往来电话通话中，亦确认其与原告之间发生买卖服装的业务往来的事实。经原告同意退货后，两被告共退货给原告折款60万元，剩余货款878568元并未马上付清给原告。后虽经原告多次向两被告催讨货款，但两被告均借故推诿，至今分文未付。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提供证据有：一、送货单、物流公司托运单，证明原告通过被告指定物流公司托运向被告供货的事实；物流公司的托运费用由被告支付的事实；原被告之间的服装买卖业务由原告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业务负责人欧某经手办理的事实；二、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打印，证明被告于囡向原告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业务负责人欧某在中山市沙溪镇开立的银行卡账户汇付部分服装货款24万元的事实；三、电话录音文字说明1、电话录音文字说明2（附录音光盘两张）、智能手机通话清单，证明截止2015年12月22日，被告于囡确认尚欠原告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货款1478568元的事实；被告于秀丽确认与原告发生服装买卖的业务往来，买卖双方在业务往来中都赚到钱的事实；四、送货单、物流公司托运单，证明原告于2015年2月至10月间通过被告指定物流公司托运向被告供货的事实；五、智能手机通话清单，证明原告负责人业务欧某于2015年12月22日与被告于囡电话沟通核对往来账的事实；原告负责人欧阳平于2015年12月31日与被告于秀丽电话沟通催讨服装欠款的事实；六、原告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的负责人欧阳平与被告于囡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明被告于囡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以及双方就服装的款式及价格进行约定的事实。被告于秀丽、于囡辩称，一、本案的诉讼主体错误，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上两被告是受雇佣于案外人黄文霞，黄文霞系五爱美博广场2C043、049、076、077的实际承租人，经营时间从2006年至今，所以被告于秀丽、于囡并不是本案的买卖合同主体，按主体错误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原告与黄文霞的服装买卖合同关系已经于2016年初终止，双方此后并无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在有业务往来期间并没有约定月结的付款方式，在2015年12月份由黄文霞返货给原告时对货款和货物已结算清楚，双方再无其他欠付货款或货物的事实，原告主张拖欠服装货款的事实不存在。被告对其辩解提交证据有：一、孙东革、于囡的建设银行流水，证明从2010年12月至2012年12月，黄文霞利用雇员孙东革的银行账户向欧某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从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利用于囡银行账户向欧某银行账户转账，可以证明雇主黄文霞分别雇佣孙东革、于囡等人，与原告进行业务对接，双方业务往来金额超过4千万元。原告在2014年之前并没有工商登记档案，黄文霞告知雇员对接的人仅仅是欧某，并没有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所以可以证明原告仅通过转账等职务行为确认被告主体资格系适用法律错误，诉讼的主体错误。二、黄文霞名下的2C043、049、076、077四个档口的租赁合同，2C043的租赁期间是从2011年8月至2016年8月，其他三个档口是用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证明原告诉状中主张具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系黄文霞，而并非本案被告。三、2016年9月至10月期间，黄文霞名下四个档口的租赁费及物业费的发票，证明买卖合同的主体是黄文霞，并非本案被告，黄文霞与本案被告是雇佣关系。四、2013年至2015年，黄文霞名下四个档口物业费及租金发票及出入人员证件工本费25元收据（25元是包括黄文霞在内的5人的证件的工本费），证明黄文霞系该买卖合同的主体，是实际的经营者，本案被告不适格。五、档口履约保证金收款收据的复印件，证明买卖合同的主体是黄文霞，本案被告不适格，因为该款项是履约保证金，该保证金于合约期满之时退还，因此原件由美博广场收回。六、黄文霞手写的情况说明及黄文霞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买卖合同的主体是黄文霞，双方是雇佣关系。证人欧某出庭提供证言称，欧某与原告的负责人欧阳平是合伙人，原告于2011年6月已办理工商登记，工商登记的经营者是欧阳平，但实际上欧某占有70％的股份，欧阳平占有30％的股份。在经营期间经营地址发生多次变更。欧某在交易中的收款等行为系代表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在2015年12月22日与于囡通话录音中，欧某与于囡进行结算，于囡确认欠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货款1478568元。经审理查明，原告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系个体户，于2009年5月11日在工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经营者欧阳平。原告称被告于秀丽、于囡系姐妹关系。自2010年以来，原告与两被告之间一向有买卖服装的业务往来，原告通过被告指定物流公司向被告送货，而被告支付原告货款均是通过原告负责人欧某在中山市沙溪镇开立的银行账户收取。2015年12月22日，原告负责人欧某经与被告于囡在电话中核对往来账，被告于囡确认：截止双方核对往来账之日，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478568元，并希望原告同意将历年业务往来期间库存的价值60万元的服装作退货折款处理，余款在退货后马上予以付清。被告于秀丽在双方业务往来电话通话中，亦确认其与原告之间发生买卖服装的业务往来的事实。经原告同意退货后，两被告共退货给原告折款60万元，剩余货款878568元并未马上付清给原告。上述货款原告多次催讨未果，遂提出前述诉求。诉讼中，原告对货款的结算提供欧某（通话手机号码：139××××2199）与于囡（通话手机号码：188××××7798）于2015年12月22日的通话录音记录予以证明，该录音记录的文字内容记载双方对账过程及退货情况，其中第5页记载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478568元。原告对双方交易的事实提供托运单、送货单，付款记录，欧阳平与于秀丽的通话录音（2015年12月31日）及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其中付款记录中付款方由被告于囡转账给欧某；欧阳平与于秀丽的通话录音的文字内容记载双方买卖交易情况及欧阳平催款事实，微信聊天记录则记载欧阳平与于囡就服装的款式及价格进行沟通的事实。被告则称于囡、于秀丽受雇于黄文霞，于囡的付款行为系受黄文霞委托付款，真正的交易主体系黄文霞，且黄文霞对涉案交易的货款已结清；并对原告提供的录音资料及微信聊天记录存疑，提出要对录音资料等电子资料申请鉴定。但庭后被告在指定期限仍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申请鉴定材料。关于证人欧某证言，被告认为欧某是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的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掌握原告的所有业务往来与金钱交易，与原告具有绝对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人，其证言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另查明，被告在诉讼中确认于秀丽、于囡系姐妹关系，黄文霞是于囡、于秀丽的母亲，孙东革是于秀丽的丈夫。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焦点有：一、买卖交易主体确定问题；二、被告是否存在拖欠货款及拖欠货款的金额认定问题。关于买卖交易主体确定问题。本案中，交易的卖方主体由欧某参与，在送货单上也注明“欧某厂”，欧某提供证言证明其系代表原告履行合同权利与义务，并证明本案债权的主体系原告。本院对欧某证言予以采纳，对被告关于证人证言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本院认定本案原告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系适格主体。对买方主体问题，被告辩称系受黄文霞雇佣履行职务行为，黄文霞也出具证明双方雇佣关系，并提供档口租赁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交易的主体系黄文霞。本院认为，首先，在交易过程中，交易的付款方系被告于囡及于秀丽的丈夫孙东革，付款金额多达四千万以上，黄文霞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款项。其次，原告提交的送货单、托运单记载收货方客户为于囡，录音资料及微信聊天记录记载原告与于囡、于秀丽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对服装的款式、价格、结算、催款等进行沟通的事实，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黄文霞有参与交易；虽然被告对上述证据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最后，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被告均无证据证明提及到其受雇于其他第三人包括黄文霞，仅在交易结束后甚至在本案庭审中才提交证据证明黄文霞存在，并对雇佣的事实提交黄文霞出具的《情况说明》，但该《情况说明》作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证明力也难以确认；而且两被告与黄文霞存在母女关系。综上，结合黄文霞与两被告的特殊身份关系，就现有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而言，尚不足以证明于囡、于秀丽与黄文霞存在雇佣关系，被告的抗辩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本案交易主体的买方系被告于囡、于秀丽。关于被告是否存在拖欠货款及拖欠货款的金额认定问题。本案中，原告为主张两被告截至2015年12月22日尚欠原告服装货款1478568元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欧某与于囡的通话录音资料，并提交了送货单、托运单、通话清单、欧阳平与于秀丽的通话录音等证据予以佐证。质证中，被告以手机通话录音中，无法核实谈话人是否是两被告为由，否认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根据该规定，原告提供的录音资料以合法手段取得，并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被告对原告的证据提出异议，并提出要申请鉴定，但在指定期限未提交书面鉴定申请材料，无法证明录音资料存有剪辑、更改或他人等疑点。另外，庭后于囡本人向本院提交证据原件时，注明联系方式与录音资料对方的联系方式一致。因此，被告对录音资料记载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并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而原告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本院确认其证明力，认定被告拖欠原告货款1478568元的事实。因原告主张双方在结算时已确认退货60万元折抵部分欠款，被告至今仍拖欠货款878568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辩称黄文霞返货给原告时对货款和货物已结算清楚，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被告于囡、于秀丽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于囡、于秀丽收货后，未及时支付货款，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和违约责任。故原告诉请被告于囡、于秀丽支付尚欠的货款87856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于囡、于秀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支付货款87856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5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652元，由被告于囡、于秀丽负担（原告已预交，执行中由被告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蒋豫波审判员  黎 妙审判员  陈玉珍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迪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