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238民初1271号原告：王家科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家科，男，1980年4月23日出生，汉族，粮农，重庆市巫溪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招（系王家科之父，特别授权），男，195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巫溪县人。被告:王定元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定元，男，194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巫溪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红兵（系王定元的女婿），男，1967年6月21日出生，汉族，重庆市巫溪县人。被告：巫溪县古路镇白家村6社。代表人：张宗富，系该社社长。被告:巫溪县古路镇白家村。法定代表人：鲁胤斌，系该村村委会主任。原告王家科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王家科承包户）与被告王定元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王定元承包户）、巫溪县古路镇白家村6社（以下简称白家村6社）、巫溪县古路镇白家村（以下简称白家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24日立案后，于2016年6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9月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家科承包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招、被告王定元承包户代表人王定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红兵、被告白家村6社代表人张宗富、被告白家村法定代表人鲁胤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家科承包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巫农仲案（2016）第2号仲裁裁决；2.确认被告王定元农村承包经营户与被告巫溪县古路镇白家村6社、巫溪县古路镇白家村签订的“CQ3XXX7《巫溪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关于“庙包”地块的发包约定无效；3.被告巫溪县古路镇白家村、巫溪县古路镇白家村6社立即就上述土地与原告王家科农村承包经营户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4.被告王定元农村承包经营户向原告王家科农村承包经营户返还地块名称为“庙包”的土地。事实和理由：1981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王家科作为家庭成员参与承包了巫溪县古路镇白家村6社名为“庙包”的土地。当时的原则是以户为单位，按人口计算。原告王家科承包户按三个半人口承包的土地，被告王定元承包户按五个半人口承包的土地。原告王家科承包户位于“庙包”的承包地的面积约为六、七分地，四至边界为：东与张绍辉土地临界；南与张德生土地临界；西与敬老院坎临界；北与张绍贵土地临界。具体经办的有张宗银、张宗林、张绍琴等人。1986年左右，王定元因建房需要取土，其便与王家科的父亲王定招协商从王定招的承包地中取土，取土位置与敬老院坎临界，取土后形成了一个“凹地”，也就是原、被告争议的地块之一。1989年左右，王定招用除开“凹地”外的土地与张绍辉位于张宗林屋后的土地进行互换，该“凹地”则借给被告王定元承包户耕种。2015年初，原告王家科承包户要求被告王定元承包户归还位于“庙包”的土地，但其拒绝归还。原告王家科承包户委托王定招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其后得知该宗土地已由巫溪县古路镇白家村6社另行发包给了被告王定元承包户。2016年4月18日，巫溪县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作出“巫农仲案（2016）第2号《仲裁裁决书》”，但该裁决书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事实认定上的错误表现为：1、对争议土地的四至边界认定错误，其实际四至边界为“东与张绍辉土地临界；南与张德生土地临界；西与敬老院坎临界；北与张绍贵土地临界。2、王家科的父亲王定招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没有申报争议地块，并不等于原告王家科承包户放弃了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法律适用上的错误表现为：1、被告王定元承包户在答辩时认可争议土地在土地承包到户时由原告王家科承包户承包经营，而今该土地已登记在被告王定元承包户名下，但其在仲裁过程中并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有土地流转的事实，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应由被告王定元承包户承担不利后果。2、根据相关规定，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实际上是对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延包，原、被告间并无土地流转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也应由被告王定元承包户承担不利后果。被告王定元承包户辩称，1983年，王定元因建房需要取土，便用承包经营的自留地与王定招承包经营的“庙包”地块中的一部分进行互换。互换后，该土地一直由被告王定元承包户在耕种。二轮土地延包时，巫溪县人民政府向被告王定元承包户颁发了“CQ3XXX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被告王定元承包户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有效期限截至2028年6月30日。巫溪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巫农仲案（2016）第2号《仲裁裁决书》”的裁决意见是公正的，请求人民法院对该仲裁裁决书予以采信，驳回原告王家科农村承包户的诉讼请求。被告白家村6社辩称，2008年进行登记时，土地信息是由农户自行填写的。白家村时任社长为冉龙科，现任社长是2010年才上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现任社长上任后发放的。被告白家村辩称，2008年进行土地确权颁证时，白家村6社原社长冉龙科将所有社员召集到家中，由社员自行描述土地位置、四至界限，白家村委会根据农户的描述和冉龙科收集的信息进行汇总，然后再将资料上交到农委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至今已有八年之久，原告王家科承包户在颁证当时并未反映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载明的地块和四至界限有问题，原、被告之前也未就争议土地发生过纠纷。白家村委会并不存在过错。当事人围绕争议的事实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家科系王定招之子，王定招与王定元系同胞兄弟。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定元为建造其土木结构房屋，与王定招协商从其耕种的“庙包”地块上取土。取土结束后，该土地一直由被告王定元承包户在进行耕种。王家科及其胞弟王家学分别成家立业后，王定招、王家科、王家学等人通过家庭协商的方式，将原由其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划分给王家科、王家学承包经营，并分别取得了相应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据王家科承包户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其承包地块的其中一块为“地块名称：庙包上；确认面积（亩）：0.1；四至：东以王定元田坎为界，南以张绍贵田坎为界，西以敬老院为界，北以张德三田坎为界；二轮延包面积（亩）：0.05”。据被告王定元承包户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其承包地块中的其中一块为“地块名称：庙包上；确认面积（亩）：0.36；四至：东以罗传亮田坎为界，南以张绍辉田坎为界，西以王定召田坎为界，北以张绍辉田坎为界；二轮延包面积（亩）：0.2”。据被告白家村6社社长张宗富介绍，“庙包”为一个地名。该集体经济组织中凡是在“庙包”取得承包土地的农户，其承包经营权证中关于其在该处所取得的土地的地块名称均被表述为“庙包”。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不是行政诉讼，仍是民事诉讼，即以原来仲裁时的对方当事人为被告。在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仲裁裁决自动失去效力，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而不是撤销仲裁裁决。因此，本院对于原告王家科承包户的第1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此可以看出，生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是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则是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凭证。本案中，原告王家科承包户主张其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但其并未能举证证明其曾就诉争土地与被告白家村6社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也未能提交相应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以证明其对诉讼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综上，鉴于原告王家科承包户未能提交足以证明其系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土地承包合同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证据，本院对于原告王家科承包户的第2项、第4项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如前所述，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生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因此，既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未实际取得承包经营权时，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那么集体经济组织是否与其成员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亦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因此，对于原告王家科承包户的第3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家科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原告王家科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钟华明代理审判员  邓乾树人民陪审员  卢祖真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向得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