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赤商终字第39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罗某，男，197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现羁押于赤峰监狱。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内蒙古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6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北京市智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男，197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北京市智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乌丹镇古城街西段商务楼二楼。法定代表人：罗某，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周某2，女，198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内蒙古恒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周某1，原审被告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昌公司），原审第三人周某2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014）翁民初字第39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被上诉人王某1、周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原审被告乾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某，原审第三人周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某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罗某及周某2均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成为乾昌公司的股东，周某2所谓的1000万元的出资是其自己出资的，与周某1、王某1无关。二、2013年2月2日，被上诉人王某1、周某1、周某2、罗某虽作为甲方与原乾昌公司的股东签订了一份合同书，但该合同书没有实际履行，合同书中约定的为原股东隋某、王某2支付的780万元转让款及建设投资均是罗某筹资支付的，与王某1、周某1无关。自2013年2月2日的合同签订后二被上诉人根本未履行出资义务，周某2为二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是伪造的，一审法院将另一协议中的投资款认定为二被上诉人的出资款没有依据。公司的股东应以工商部门的登记为准，不应以实际履行的合同为准。被上诉人王某1辩称，工商登记不是股东资格认定的法定必要条件。罗某的股东资格不能对抗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周某1、王某1、罗某、周某2在2013年2月2日与于某、王某2、隋某签订的《合同》中的第十三条约定：罗某占50%，周某2占16.6666%的股权，王某1占16.6666%的股权，周某1占16.6666%的股权。该合同经赤峰市公证处（2013）翁证字第69号公证书确认，具有法律效力。乾昌公司为周某2出具的八枚收款收据及周某2为王某1、周某1出具的收款收据，均证明答辩人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且2012年10月6日的《合作开发经营补充协议》在先，2013年2月2日的《合同》在后，就同一项目，前后作出两种不同的约定，且合同当事人根本不一致，按照最新最近的原则，2012年10月6日的《合作开发经营补充协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请求维持原审判决。被上诉人周某1答辩意见与王某1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周某2辩称，有公证书证明二被上诉人和周某2各占16.6666%的股权。八枚收据和乾昌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能够证明周某2与被上诉人注入了1000万元投资款。2013年2月2日周某2、二被上诉人、罗某与乾昌公司原始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周某2已经成为公司股东，与上诉人所说的周某2是于2013年8月30日以股权转让的方式成为乾昌公司的股东不相符。如果没有出资则公司的原始股东隋某、王某2不能签合同。综上，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王某1、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某1、周某1在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2、判决原告王某1、周某1分别占有被告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16.6666%的股份；3、判决被告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10日内通过翁牛特旗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二原告办理股权登记手续；4、判决第三人周某2、罗某履行协助办理登记义务；5、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5月11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于某，公司股东：于某、出资800万元，赵志刚、出资1200万元。2012年9月4日，赵志刚将其名下的乾昌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王某2，公司股东变更为于某、王某2。后公司股东由2名增加为3名，即：于某、王某2、隋某。2012年9月29日至12月29日，二原告及第三人周某2交付出资款1000.00万元，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为周某2出具收据8枚，收据中注明”此款用于合作项目运营”。2013年2月2日，本案原告王某1、周某1和第三人罗某、周某2(甲方)与于某、王某2、隋某(乙方)签订了乾昌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同中约定：”一、鉴于乙方的于某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2%、王某2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6%、隋某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2%，这三位股东同意将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甲方；·······；十一、甲方同意给付乙方人民币1000万元。由于乙方中于某要求将220万元单独转给于某指定帐户或暂时不转此款，所以甲方只需要将剩余人民币780万元转入乙方指定帐户，就是等于履行本合同；······十三、甲方购买的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中：罗某占50%的股权，周某2占16.6666%的股权，王某1占16.6666%的股权，周某1占16.6666%的股权。”签订合同当日，第三人周某2为二原告各出具一枚收据，收据中注明：”今收到王某1人民币3333333元整，今收到周某1人民币3333333元整，此款系根据2013年2月4日(2013)翁证字第69号公证书公证的《合同》第十三条之约定的王某1用于购买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的16.6666%股权的出资款”。2013年8月30日，隋某、王某2将其名下的乾昌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第三人周某2，公司股东变更为于某、周某2。同年11月12日，于某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本案的另一第三人罗某，公司股东变更为罗某、周某2，二人各占公司股权的50%。上述公司股东变更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且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二原告主张其为被告股东，对此，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首先，从二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二原告及第三人周某2于2012年9月29日至12月29日期间，分八次向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交付出资款共计1000万元。2013年2月2日，二原告和周某2、罗某与案外人隋某、王某2、于某签订了乾昌公司股份转让合同，四人取得乾昌公司全部股份，同时明确二原告及周某2各占公司16.6666%的股权，罗某占公司50%的股权，这表明周某2、罗某一致同意将二原告与周某2合作经营的资金直接转化为对乾昌公司的出资款，并且周某2代表乾昌公司为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这充分说明二原告已经履行了对乾昌公司的出资义务，且这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次，虽然在乾昌公司的几次股东变更登记中均未记载二原告，二原告亦未出现在乾昌公司的股东会中，但从周某2在乾昌公司的股权份额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周某2在乾昌公司股权转让时仅占公司股权的16.6666%，后来二原告将与周某2合作经营资金转化为对乾昌公司的入股款后，周某2在公司中的股权变为50%，且直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这说明，二原告的股东身份实际是依附于周某2名下，系乾昌公司的隐名股东。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二原告已经履行了对被告乾昌公司的出资义务，被告乾昌公司就有义务履行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故二原告要求确认其具有乾昌公司股东资格、各占公司16.6666%的股份、并要求乾昌公司办理股东身份登记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要求第三人协助履行办理公司登记义务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罗某认为二原告并未实际履行乾昌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确定的出资义务、并非乾昌公司的股东的陈述意见，本院认为，二原告已经就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已完成了举证责任，且被告的股东之一周某2对二原告的主张不持异议，第三人罗某虽对此持否认态度，因未向本院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第三人罗某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王某1、周某1具有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各占公司16.6666%的股权；二、被告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二原告的股东身份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三、驳回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3年2月2日，罗某、周某2、王某1、周某1作为甲方，于某、王某2、隋某作为乙方签订合同一份，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第十三条约定：”甲方购买乾昌公司100%的股权，周某2占16.6666%的股权，王某1占16.6666%的股权，周某1占16.6666%的股权......”。罗某上诉称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二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出资，但该合同签订后，于某、隋某、王某2已依据合同约定取得了股权转让款780万元，变更后的股东亦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变更了登记，因此罗某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协议上有罗某、周某2及公司原股东于某、王某2、隋某等人签字，证明罗某对王某1、周某1作为乾昌公司股东是认可的，依据协议约定，王某1、周某1通过购买股权的方式成为乾昌公司的新股东，并各占16.6666%的股权。又因二被上诉人称已将出资款交给周某2，由其代表二人出资，周某2亦认可，罗某虽不认可上述事实，但未提交证据反驳该主张，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周某1、王某1具有乾昌公司股东资格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罗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罗某负担。邮寄送达费100元，由罗某、周某1、王某1、周某2、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各负担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丽丽审判员  雷 蕾审判员  韩尚达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乐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