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4民终9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武市三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邵武市大埠岗镇河源村。法定代表人：林作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系福州新日鲜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永安市绿健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永安市上坪麻岭工业区。法定代表人：许玉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家城，福建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旌烨，福建商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福州新日鲜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保税区22号小区（自贸试验区内）。法定代表人：林作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谐福，系福州新日鲜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原审被告：林炎。上诉人邵武市三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源食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永安市绿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健食品公司”）、原审被告福州新日鲜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日鲜食品公司”）、林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永安市人民法院（2015）永民初字第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武市三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被上诉人永安市绿健食品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家城、罗旌烨，原审被告福州新日鲜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谐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林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源食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永安市人民法院（2015）永民初字第302号民事判决；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改判驳回绿健食品公司对三源食品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绿健食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作出“2014年7月19日至24日期间从绿健食品公司运送18L水煮笋至三源食品公司仓库”的事实认定存在严重错误。1.原审质证中，三源食品公司对绿健食品公司提交的第2组证据《产品出库单》提出明确质疑，该证据的被送货单位不是三源食品公司，而且还存在明显篡改痕迹，改组证据系伪造。原审判决仍然将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属违法。2.绿健食品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第3组证据《证明》系5位证人的证言，但这5位证人无正当理由均未出庭作证，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重大瑕疵，原审判决直接予以采信，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3.绿健食品公司在原审过程中提交的第4组证据《收货单》，在形式上属于个人草书的证人证言，而该证人未出庭作证，三源食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提出严重质疑后，原审法院未依法传唤证人，而是直接将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属于严重程序违法。二、原审法院在必须到庭的当事人林炎未到庭的情况下，未采取法定措施即径行缺席判决，属于严重程序违法行为。绿健食品公司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予以维持。绿健食品公司与三源食品公司于2014年7月13日签订《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协议签订后绿健食品公司从2014年7月19日至7月26日共销售给三源食品公司18L水煮笋及其制品15100罐。上述事实有《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5位驾驶员出具的证明及三源食品公司仓管员张星良签字的收货单及三源食品公司代表林炎签字的对账单为证。三源食品公司仓管员签字的收货单属于书证，并非三源食品公司认为的证人证言。2.三源食品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首先，三源食品公司与绿健食品公司签订了《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明确三源食品公司向绿健食品公司购买水煮笋。其次，绿健食品公司提供的10份《产品出库单》证明其向三源食品公司发货18L水煮笋15100罐，与三源食品公司仓管员张星良出具的7张收货单上的数量一致，绿健食品公司将货物交给三源食品公司仓管员张星良签收并无不当。第三，绿健食品公司委托运输货物的5位驾驶员的证言也证实绿健食品公司有将货物运送到三源食品公司，并且该证言与收货单及出库单完全相互印证。最后，三源食品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承认《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是林炎代表三源食品公司签订的，《货款往来明细账》虽然没有三源食品公司的公章，但是有林炎的签字确认，绿健食品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林炎代表三源食品公司，2014年7月21日至2014年11月5日，三源食品公司共支付货款321700元，第三方支付完全符合交易习惯和法律规定。三、原审判决程序合法。新日鲜食品公司辩称：其与绿健食品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与绿健食品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林炎未作答辩。绿健食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源食品公司、新日鲜食品公司及林炎立即支付绿健食品公司货款1753492.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按日千分之一计算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从2014年11月6日起，暂算至2015年1月12日的违约金为175349.4元，合计1928841.64元）；2.三源食品公司、新日鲜食品公司及林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绿健食品公司（供方）与三源食品公司（需方）于2014年7月13日签订一份《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协议约定，三源食品公司向绿健食品公司购买18L水煮笋，数量以实际发货为准，单价：A大1，87元/罐，B大1，86元/罐。需方验货后3—60天内分期分批结清货款，按规定时间未能付清货款每天加收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凭传真件确认，发生纠纷由签订地（即永安）法院裁决。协议签订后，绿健食品公司与三源食品公司在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尾处有加盖新日鲜食品公司林作俊个人私章。庭审中绿健食品公司陈述林炎系三源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作光及新日鲜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作俊的亲属，其之前就代表三源食品公司及新日鲜食品公司与绿健食品公司联系业务，该林作俊个人私章系被告林炎加盖后寄给原告的。2014年7月19日至7月26日，绿健食品公司共出具10份《永安市绿健食品有限公司产品出库单》，注明共发货18L水煮笋15100罐，收货单位为新日鲜。上述10份收货单均无三源食品公司及新日鲜食品公司的签名或盖章。2015年1月6日，证明人叶和锦、鄢宽剑、刘盛、康智生、谢执枫（送货驾驶员，仅部分）分别出具一份《证明》，证明其在2014年7月19日至24日期间从绿健食品公司运送18L水煮笋至三源食品公司仓库，货物由三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仓管员张星良接收，以上共计13100罐。2014年7月20日至7月26日，张星良共出具七份《收货单》，证明收到15100罐水煮笋。一审法院另查明，张星良是三源食品公司的仓管员。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买卖合同交易主体的问题，第一，《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明确写明需方为“三源食品公司”，且该协议结尾落款处仅盖了绿健食品公司和三源食品公司的公章及林作俊个人私章，并未加盖新日鲜食品公司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同时，绿健食品公司也不能证明林作俊个人私章系新日鲜食品公司加盖。第二，绿健食品公司提供的证据也证明绿健食品公司是将货物发送至三源食品公司，并未将货物发送至新日鲜食品公司。从以上两点可以认定《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签订的主体是三源食品公司。关于三源食品公司尚欠绿健食品公司货款数额的认定问题，首先，绿健食品公司与三源食品公司签订了《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合同明确了三源食品公司为需方并向绿健食品公司购买18L水煮笋的事实；其次，绿健食品公司于2014年7月19日至7月26日出具的10份《永安市绿健食品有限公司产品出库单》，证明绿健食品公司共向三源食品公司发货18L水煮笋15100罐，与三源食品公司的仓管员张星良出具的七份《收货单》上确认的收到15100罐数量吻合。绿健食品公司虽未提供证据证明张星良接受三源食品公司委托代为收货，但张星良系三源食品公司的仓管员，绿健食品公司将货物交由其仓管员接受并无不当，且符合正常的交货方式；再次，绿健食品公司委托运送货物的驾驶员的证言也可证实绿健食品公司将货物运送至三源食品公司；最后，绿健食品公司提交的其单方制作的《永安绿健食品公司与邵武三源食品公司货款往来明细账》虽无三源食品公司的盖章确认，但该证据显示从2014年7月19日至7月26日共向三源食品公司发送18L水煮笋罐头15100罐，总货款1414215元，从2014年7月21日至2014年11月5日止三源食品公司共支付货款321700元。综上所述，绿健食品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从内容、数量上能够互相印证，据此可以认定绿健食品公司向三源食品公司发送18L水煮笋罐头15100罐。三源食品公司认为其出具的收货单是具有统一样式的《入库单》，是收货的唯一凭证，但《入库单》并不能排斥有三源食品公司仓管员张星良签字的《收货单》。价格虽是绿健食品公司单方制作，但该明细账内容极为详细，包含了具体日期、品名、规格、数量、单价、金额及已收款，与《永安市绿健食品有限公司产品出库单》、《收货单》及证人证言互相印证，可以证实三源食品公司尚欠绿健食品公司的货款为1414215元，扣除三源食品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321700元，三源食品公司尚欠绿健食品公司的货款为1092515元。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绿健食品公司与三源食品公司签订的《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为有效合同。绿健食品公司依约向三源食品公司发货，三源食品公司收货后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支付货款1092515元的民事责任。合同中虽然约定“需方未能付清货款每天加收千分之一的违约金”，但三源食品公司抗辩绿健食品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予以调整，由于绿健食品公司没有提供三源食品公司拖欠货款给绿健食品公司造成其他损失的证据，故三源食品公司拖欠货款造成绿健食品公司的损失应推定为利息损失。合同中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法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调整，最高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0%。对于三源食品公司的该抗辩主张，予以采纳。绿健食品公司自愿从2014年11月6日（三源食品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次日）起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且不加重三源食品公司的负担，予以准许，故三源食品公司应以拖欠的货款1092515元为基数，从2014年11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30%的标准计算支付绿健食品公司违约金至实际清偿日止。判决：一、邵武市三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永安市绿健食品有限公司货款1092515元，并以1092515元为基数，从2014年11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30%的标准支付永安市绿健食品有限公司违约金至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时止，期限内还款的，支付违约金至实际还款日止。二、驳回永安市绿健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1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7160元，由永安市绿健食品有限公司负担10864元，邵武市三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6296元。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三源食品公司及新日鲜食品公司对一审查明的“庭审中绿健食品公司陈述林炎系三源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作光及新日鲜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作俊的亲属，其之前就代表三源食品公司及新日鲜食品公司与绿健公司联系业务，该林作俊个人私章系林炎加盖后寄给绿健食品公司的”及“2014年7月19日至24日期间从永安市绿健食品公司运送18L水煮笋至邵武三源食品公司仓库，货物由邵武三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仓管员张星良接收，以上共计13100罐。”有异议，三源食品公司及新日鲜食品公司认为其并未收到相关货物。绿健食品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绿健食品公司是否有向三源食品公司供货及一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对此，本院根据本案事实和到庭各方当事人陈述分析认定如下：本院认为，2014年7月13日，林炎以三源食品公司的名义与绿健食品公司签订了《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并将加盖了三源食品公司公章的购销协议邮寄给绿健食品公司，三源食品公司对该购销协议上加盖的公章真实性没有异议。在绿健食品公司与三源食品公司的《货款往来明细账》上虽然没有加盖三源食品公司的公章，但是林炎在该明细账上签字确认，故绿健食品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林炎有权代表三源食品公司签订购销协议并进行对账。三源食品公司认为其没有授权林炎进行业务往来，故签订购销协议及在货款往来明细账上签字系林炎个人的行为，与三源食品公司无关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三源食品公司辩称《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上的公章系林炎盗用公司公章，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其辩解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查明，张星良在案涉当时系三源食品公司的仓管员，在证据形式上，张星良出具的7份收货单属于书证，绿健食品公司提供的10份《产品出库单》上虽未明确记载收货单位为三源食品公司，但是《产品出库单》上所记载的发货数量能够与张星良出具的7份收货单上所记载的收货数量一一对应，同时绿健食品公司提供的5位驾驶员的《证明》也可以与《产品出库单》及收货单相互印证。张星良系三源食品公司的仓管员，绿健食品公司委托送货的驾驶员将货物交由张星良签收，张星良出具收条给驾驶员，符合日常的交易方式，绿健食品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从内容上、数量上均能相互印证，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故本院可以认定三源食品公司已经收到涉案的笋罐货物，绿健食品公司已经履行了《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中提供货物的义务。三源食品公司认为绿健食品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存在瑕疵、证人未出庭就直接将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农副产品（笋罐）购销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三源食品公司没有收到货物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林炎经永安市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是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可以缺席判决。三源食品公司认为对于林炎只能拘传，不能适用公告送达和缺席判决，一审法院在林炎未到庭的情况下径行缺席判决，严重违法法定程序的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邵武市三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60元，由上诉人邵武市三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ＸＸ审 判 员  吴振泉代理审判员  陈姝玥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吴珺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