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民提14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吉林吉源药业有限公司。住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史承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姝，吉林大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奥博，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崔明江，男，196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车传波，吉林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潘云才，男，1969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伟，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长春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南关区。法定代表人：崔明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车传波，吉林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吉林吉源药业有限公司（原吉林省宏源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源药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崔明江、潘云才、长春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四终字第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吉民申字第74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吉源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承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姝、孙奥博，被申请人崔明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车传波，被申请人潘云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伟，被申请人立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车传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源药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崔明江、潘云才与吉源药业公司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故资产处置利益分配条款应为无效条款，原审法院依利益分配条款予以判决系认定事实错误。1.依据双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崔明江、潘云才应向吉源药业公司提供借款740万元后再注入，但二人并未对吉源药业公司进行注资，也未参加吉源药业公司的实际经营，未承担因经营而产生的债务，故崔明江、潘云才与吉源药业之间实际为借款关系，双方约定的资产处置利益分配条款应为无效条款，而原审法院依利益分配条款判决吉源药业公司再给付崔明江、潘云才人民币150万元错误；2.立信公司作为贷款主体从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贷款1800万元后，又与吉源药业公司签订《贷款使用协议》，将此款交由吉源药业公司使用，最后该款实际由吉源药业公司向出贷银行履行了偿付义务，上述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应确认为无效，而二审法院以企业之间签订《贷款使用协议》中的约定定案错误；3.在《贷款使用协议》中双方关于由吉源药业公司给付崔明江“贷款动作费”的约定，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故该约定亦应为无效，二审法院认定其有效错误。（二）如前所述，立信公司将其从银行所贷款项交给吉源药业公司使用时，直接扣下了所谓的“贷款运作费”320万元违法，属于不当得利。而二审法院对立信公司得此款的利益予以支持错误。（三）吉源药业公司与崔明江、潘云才之间除本案诉争的借款关系，即借款、还款、还息外，无其他任何合作关系，而本案二审法院判决吉源药业公司给付崔明江、潘云才200万元利息，是在吉源药业公司替立信公司还清银行贷款本金1800万元及利息3142769.03元的基础上，再向崔明江、潘云才支付的利息，此款系崔明江、潘云才非法所得，应予返还。综上，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撤销本案二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崔明江、潘云才的诉讼请求，判决崔明江、潘云才立即返还吉源药业公司利息及贷款运作费合计520万元，并由相对方负担诉讼费用。崔明江辩称，1.吉源药业公司申请再审所主张的“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中规定的再审情形，故应驳回吉源药业公司的再审申请。此外，从双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名称上看，双方系合作关系。同时在履行过程中，崔明江、潘云才向吉源药业公司注入了资金，持有了吉源药业公司70%股份。从变更了法定代表人情况看，持有公司股份本身，就是参与了公司经营，不能因为股东未进行日常的具体经营活动，而否认其参与经营的事实，且是否参与经营，不是判断是否是合作合同的标准；2.不论《投资合作合同》还是《补充协议》，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二审法院判决吉源药业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再行给付崔明江、潘云才剩余合同义务款150万元正确；3.吉源药业公司在诉讼发生前自愿向崔明江、潘云才支付的200万元，系其履行合同的行为，而绝非其再审申请中所主张的所谓“利息款”。请求驳回吉源药业公司的再审申请。潘云才辩称，1.崔明江、潘云才与吉源药业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系合作关系，而非单纯的借款关系，借款行为只是合作内容的一项，是合作开始的第一步骤，其目的是希望吉源药业公司的资产被解封后，通过双方后续的合作行为，最终使资产被收购，并获得利益分配，崔明江、潘云才已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而且合作合同的内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2.根据双方《投资合作合同》约定的利润分配方式，吉源药业公司应当在企业被收购后，给付崔明江、潘云才利益补偿款。2011年吉源药业公司资产整体被长春经开区土地收集中心收储，收储补偿款总额5500余万元，吉源药业公司在领取上述款项后，未依合同约定向崔明江、潘云才支付利益分配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3.吉源药业公司与崔明江签订《终止协议书》，约定吉源药业公司一次性给付崔明江、潘云才利润分配款350万元后终止原合作合同的履行，终止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吉源药业公司已支付了200万元，崔明江、潘云才起诉要求返还余款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吉源药业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立信公司辩称，由于吉源药业公司资金不足，才以立信公司名义贷款，所贷1800万元款项直接交给吉源药业公司使用了，由于立信公司对其中300万元做了担保，因此，立信公司获得320万元报酬即合同中约定的“运作费”是正当的，故应驳回吉源药业公司的再审请求。崔明江、潘云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吉源药业公司给付崔明江、潘云才利益分配款5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吉源药业公司负担。吉源药业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决崔明江、潘云才返还利息款人民币200万元；2.判决立信公司返还贷款运作费人民币320万元，崔明江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崔明江、潘云才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17日，崔明江、潘云才（甲方）与吉源药业公司（乙方）签订《投资合作合同》，约定：“一、甲方负责先期向乙方借款人民币800万元，其中崔明江、潘云才二人各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对乙方资产进行解封，解封以后，乙方的产权证和土地证由甲方暂时保管，然后由甲方负责注资350万元对乙方进行增资扩股，完成宏源公司注册后，由甲方负责利用乙方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贷款额度为1800万元，贷款期限为2-3年。1800万元贷款到位后，乙方需将前期借款800万元偿还给甲方，并付给甲方利息15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由乙方偿还，运作贷款所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二、根据甲、乙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甲方拥有宏源公司70%的股份，双方约定甲方不享有对宏源公司的总资产70%的分配权，乙方原有资产只作为甲方投资的担保。当企业被整体处置（被征用或出让）时，双方按以下方案进行利益分配：1.企业出让价值在5000万元以下，甲方分得总出让价值的15%；2.企业出让价值在5000万元整，甲方分得总出让价值的20%；3.企业出让价值在5000万元至6000万元之间，甲方除分得5000万元的20%以外，超出5000万元以上部分甲方分得30%；4.企业出让价值超过6000万元，甲方所得分配总和为5000万元的20%+1000万元的30%+超出6000万元部分的40%；5.如果在合作期限内吉源药业公司没有被征用，乙方有权出让企业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甲方分得出让价值的10%。三、甲方不承担乙方的债务，乙方原有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自己承担……六、企业完成改制后，甲方原则上只对现有资产负责保护性管理，不掺入企业的经营，企业由乙方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企业经营中的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由经营而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该《投资合作合同》签订后，崔明江、潘云才共向吉源药业公司提供借款740万元（崔明江、潘云才各提供370万元）将其资产解封，但崔明江、潘云才未按约定向吉源药业公司注资350万元。2009年12月24日，崔明江、潘云才（甲方）与吉源药业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一、《投资合作合同》中甲方主体为自然人崔明江、潘云才，由于贷款主体改为立信公司（本案第三人），乙方只作为贷款担保人。为了运作贷款的需要，需将乙方70%的股权暂时转让给立信公司，立信公司投资人兼法人代表崔明江承诺，立信公司实际上不持有乙方70%的股份，贷款到位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立信公司将70%的股份从乙方企业撤出，将乙方股权结构改为史某甲占45%、史某乙占35%、崔明江占20%，崔明江所持有的20%的股权按《投资合作合同》不享有宏源公司总资产20%的分配权。该股权结构保持到宏源公司资产处置完毕，双方按《投资合作合同》履行义务以后终止，崔明江撤出全部股份……三、贷款到位后，甲方在1800万元贷款中扣除前期借款和15万元利息以及贷款运作费，剩余款项在3个工作日转入乙方指定账户……”该《补充协议》签订后，第三人立信公司（系崔明江个人独资公司）向银行贷款1800万元。贷款到位后，立信公司（甲方）与吉源药业公司（乙方）于2010年2月12日签订《贷款使用协议》，约定：“一、由于贷款主体为甲方，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规定，甲方在将贷款付给乙方时应扣除如下款项：1.前期借款740万元；2.运作贷款所发生的费用360万元；3.前期借款利息15万元；4.支付刘某借款110万元。扣除以上款项合计1225万元后，剩余款项575万元转入乙方指定账户……四、本协议作为《投资合作合同》的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贷款使用协议》签订后，立信公司从贷款中扣除1225万元，并将余款575万元给付吉源药业公司。2011年7月13日，崔明江（甲方）与吉源药业公司（乙方）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向甲方借的1800万元，其中用乙方资产抵押向银行借贷1500万元，甲方担保向银行借款300万元，现乙方已经将所有借款及其利息还清。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由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人民币350万元作为加分个人所得的借款全部利息；二、此项资金在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将工商的相关更还手续办理完毕，由乙方负责将利息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四、本协议履行完毕，双方原来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贷款使用协议》和《变更法人代表协议书》全部终止，今后乙方企业再出现任何变更，包括出让和政府征用，甲方不再享有利润分配，也无权干预乙方企业行为。”该《合同终止协议》签订后，吉源药业公司给付崔明江利息200万元，崔明江将其中100万元交给潘云才。另查明，吉源药业公司资产已被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整体收购，补偿价格为5500万元。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2011年12月8日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尚欠吉林省宏源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土地收储补偿款1431.8980万元。再查明，2013年被告吉林省宏源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吉源药业有限公司。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崔明江、潘云才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吉源药业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03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崔明江、潘云才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4100元，由吉源药业公司负担。潘云才、崔明江、吉源药业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潘云才、崔明江上诉请求：1.判决吉源药业公司给付崔明江、潘云才利益分配款5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吉源药业公司负担。吉源药业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崔明江、潘云才立即返还利息及贷款运作费合计520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崔明江、潘云才全部负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本案中所涉《投资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贷款使用协议》、《合同终止协议书》中孙某某均作为“委托代表”签字。二审庭审中，崔明江明确表示从未委托过孙某某作为其委托代理人。立信公司为崔明江作为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的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吉源药业公司是否应给付崔明江、潘云才利益分配款550万元的问题。崔明江主张依据《合同终止协议书》其应该享有550万元中的75万元。潘云才主张其应该享有的475万元利益分配款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依据《合同终止协议书》享有的75万元，第二部分是依据双方之间的《投资合作合同》第二条第三项的约定，其应该享有575万元的利益分配款，本案中仅主张400万元。因此，本案必须首先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合同的性质、效力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梳理和认定。1.关于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投资合作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增资扩股、协助贷款、分配利益、改制、变更法定代表人等众多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虽然合同中约定了崔明江、潘云才向吉源药业公司借款800万元，但双方之间的合作范围和内容远非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所能涵盖，因此应认定《投资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性质为合作合同。《投资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系双方约定所成，符合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2.关于《贷款使用协议书》的性质和效力问题。《贷款使用协议书》是双方合作项目中的重要一环，从内容看是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投资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落实和补充。该《贷款使用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立信公司与银行之间的贷款已经全部结清本息，因清偿而终止，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该《贷款使用协议》是吉源药业公司与立信公司之间关于1800万元贷款资金如何使用的约定，该协议本身既与银行的贷款行为无关，又与立信公司取得银行贷款的金融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无涉。因此，吉源药业公司主张该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转贷牟利”的非法目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贷款使用协议》虽然是吉源药业公司与立信公司签订的，但实际履行的是崔明江、潘云才与吉源药业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义务。且立信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立信公司的营业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及销售，而吉源药业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立信公司系以资金融通为常业的企业。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立信公司与吉源药业公司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是为了盘活吉源药业公司的产业，目的仍旧是为了生产经营，这种行为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该《贷款使用协议》应认定为有效。3.关于《合同终止协议书》的性质和效力问题。合同终止协议书中有崔明江、孙某某、史某甲、史某乙的签字和吉林省宏源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系现在的吉源药业公司）的公章。孙某某在委托代表一栏中签字，庭审中，崔明江明确表示其从未委托过孙某某作为代理人。虽然潘云才不承认孙某某系其委托代理人，但结合《投资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贷款使用协议书》中的签字情况来看，孙某某均作为委托代表签字，潘云才对有孙某某签字的多份合同均表示认可。尤其是在《补充协议》中，仅有孙某某作为委托代表的签字，而没有潘云才的签字，而潘云才对该份《补充协议》也予以认可。因此，可以认定在《合同终止协议书》中孙某某是作为潘云才的委托代理人签字的。更为重要的是，吉源药业依据《合同终止协议书》支付潘云才、崔明江“加分利息”200万元，潘云才对于其收取了其中崔明江代转的100万元这一事实亦无异议。且二审庭审中，潘云才明确表示其依据《合同终止协议书》向吉源药业主张75万元的利益分配款，以上行为应该认定是潘云才对于《合同终止协议书》的自认行为，潘云才对于其是《合同终止协议书》一方当事人及该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事实是知晓并认可的。另外，一审法院于2012年8月6日对崔明江制作的询问笔录以及本次二审庭审中崔明江对诉讼请求的说明均显示，崔明江依据《合同终止协议书》起诉的诉讼请求只有75万元，剩余的75万元利益应归属于潘云才。崔明江作为合同当事人及本项目中潘云才的合伙人，其对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的陈述亦对以上认定提供了佐证。因此，《合同终止协议书》是对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全部合作行为的最终清算，是对双方当事人整体合作项目中利益分配问题的最终约定。该《合同终止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吉源药业提出的《合同终止协议书》是《贷款使用协议书》的从合同，该协议书应属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因此，吉源药业公司应给付崔明江、潘云才依据《合同终止协议书》主张的利益分配款150万元，潘云才主张的剩余400万元利益分配款，不予支持。二、关于崔明江、潘云才是否应返还吉源药业公司利息款200万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吉源药业公司主张其支付给崔明江、潘云才的“加分利息款”200万元是贷款1800万元的利息，但其在庭审中不能说明该“利息”的计算标准、起止时间和具体依据。因此，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依据本案一系列合同的性质、约定的内容和前后关系，吉源药业公司已经支付给崔明江、潘云才的200万元所谓“加分利息款”，实际是对双方合作项目利益的最终分配款的一部分，吉源药业公司关于崔明江、潘云才返还其200万元利息款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三、关于立信公司是否应返还吉源药业公司贷款运作费320万元，崔明江对立信公司的该项返还义务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吉源药业公司在与立信公司签订的《贷款使用协议》中明确约定了给付立信公司360万元贷款运作费，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理应按约定履行，且该360万元已经履行完毕，因此，吉源药业公司要求立信公司返还其中的320万元并要求崔明江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保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一）维持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长经开民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吉源药业公司的反诉请求；（二）撤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长经开民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驳回崔明江、潘云才的诉讼请求；（三）吉源药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崔明江、潘云才人民币150万元；（四）驳回崔明江、潘云才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3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5300元由吉源药业公司负担18718元，由才能将、潘云才负担36582元；一审反诉费24100元，由吉源药业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8500元，由吉源药业公司负担13718元，由崔明江、潘云才负担36582元，由吉源药业公司负担48200元。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1.虽然双方于2009年12月17日签订《投资合作合同》约定：崔明江、潘云才负责先期向吉源药业公司借款人民币800万元，对吉源药业公司资产进行解封，解封以后，吉源药业公司的产权证和土地证由崔明江、潘云才暂时保存再向吉源药业公司注资350万元对其进行增资扩股后，负责利用吉源药业公司的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贷款额度为1800万元，贷款期限为2-3年。1800万元贷款到位后，需将前期借款800万元偿还给崔明江、潘云才，并给付利息15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由吉源药业公司偿还，运作贷款所发生的费用由吉源药业公司承担。依上述约定，崔明江、潘云才的义务是首先应该先借给吉源药业公司资金800万元后，再行投入资金350万元。但在履行过程中，崔明江、潘云才只向吉源药业公司提供借资740万元，未再履行另行扩股注资。由此可见740万元是在双方间履行的借款行为，而对此借款双方已约定了给付利息15万元。2.双方于2009年12月24日《补充协议》，约定：“一、《投资合作合同》中甲方主体为自然人崔明江、潘云才，由于贷款主体改为立信公司（本案第三人），乙方只作为贷款担保人。为了运作贷款的需要，需将乙方70%的股权暂时转让给立信公司，立信公司投资人兼法人代表崔明江承诺，立信公司实际上不持有乙方70%的股份，贷款到位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立信公司将70%的股份从乙方企业撤出，将乙方股权结构改为史某甲占45%、史某乙占35%、崔明江占20%，崔明江所持有的20%的股权按《投资合作合同》不享有吉源药业公司总资产20%的分配权。该股权结构保持到吉源药业公司资产处置完毕，双方按《投资合作合同》履行义务以后终止，崔明江撤出全部股份……三、贷款到位后，崔明江、潘云才在1800万元贷款中扣除前期借款和15万元利息以及贷款运作费，剩余款项在3个工作日转入吉源药业公司指定账户……”此合同的约定改变了原《投资合作合同》的关系，约定了以立信公司向银行贷款1800万元。实际上是借名贷款。3.贷款到位后，立信公司按与吉源药业公司于2010年2月12日签订的《贷款使用协议》，除将上述协议中约定的款项扣除，余款全部给付了吉源药业公司。虽然该协议中约定的“运作贷款所发生的费用360万元”欠妥，但立信公司为帮助吉源药业公司活化资金付出了很多劳动，此费用的约定包含劳务费性质，原审法院对此部分予以支持并无不当；4.2011年7月13日，崔明江与吉源药业公司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中约定吉源药业公司一次性支付给崔明江、潘云才人民币350万元作为加分借款利息等。该《合同终止协议》中已明确双方之间为借款关系，如前所述，崔明江、潘云才2009年12月17日借给吉源药业公司740万元，吉源药业公司于2010年2月17日全额返还，并支付15万元利息。双方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书》再行约定“加分利息”350万元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此约定应为无效。由于此款崔明江、潘云才已收到200万元，对此应予返还。综上所述，二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四终字第486号民事判决及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长经开民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二、崔明江、潘云才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吉林吉源药业有限公司200万元；三、驳回崔明江、潘云才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吉林吉源药业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本案崔明江、潘云才已交付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03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300元，共计115600元，由崔明江、潘云才负担；吉林吉源药业有限公司已交付的一审反诉费24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20元，共计72300元，由吉林吉源药业有限公司负担44492元，由崔明江、潘云才负担2780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丽艳代理审判员  岳 航代理审判员  李 丽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书 记 员  贾云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