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1民终1194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北京街7号B（1-9/11-35层）（1808室）。法定代表人：程云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越，辽宁越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盘锦东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市府小区。法定代表人：陈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辽宁辽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平国际旅行社”）与被上诉人盘锦东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耕国际旅行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5）沈河民三初字第1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关长春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丁玉红、审判员赵卫共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法定代表人程云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越，被上诉人东耕国际旅行社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和平国际旅行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判令上诉人对本案的债务不承担责任，并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既未收到任何抵押款项，也未为被上诉人提供任何服务，并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本案的抵押款项由案外人吕笛取得，案外人吕笛作为陆一丰的代理人与上诉人的公司进行协商签证业务，上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只是证明上诉人的公司能够办理此业务及需要办理此业务需要16万元的抵押金。本案涉诉的款项被吕笛占有，因此本案的债务纠纷必须由案外人吕笛承担。二、一审判决诉讼程序违法。本案的结果与案外人吕笛有直接关系，故上诉人一审要求追加吕笛参加本案诉讼活动，但一审法院以无法联系到庭而不予准许。三、本案应中止审理。上诉人主张将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上诉人的请求。现上诉人已经将此案报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根据县刑后民的原则，本案应中止审理。四、本案一审诉讼程序违法，在本案中存在一事不再审的问题。本案先前盘锦市兴隆台区法院判决第二项已认定我方不承担给付责任，且该判决已写明向合同相对方另案诉讼，应当是指吕笛。先期判决判令我方不承担责任，后判决却让我方承担责任，前后判决行文相互矛盾，故本案一审判令我方承担法律责任有违法律规定。东耕国际旅行社辩称：我方服从原审判决。一、从我方原审期间提供的收款收据、发票、上诉人公司确认书等相关证据及吕笛与王爽的夫妻关系来看，吕笛以上诉人名义与我方进行业务往来已是多年形成的交易习惯，并且得到了上诉人的认可，进而我方也产生了这种信赖利益。因此，发生本案抵押款无法返还一事，实际上是上诉人的内部管理问题，与我方无关，并且不能以此来对抗我方的合法权益。二、涉及上诉人原审期间追加被告的行为，按照法律规定，申请追加的一方有义务找到相应的被追加人或提供准确的联系方式，以便人民法院进行相应的追加。但在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因此，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该责任不应由人民法院来承担。三、即使吕笛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也是上诉人的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其犯罪相对方即被害人应为上诉人，换句话说，吕笛是职务侵占了上诉人的公司利益或者公司财产。因此，与本案的民事案件没有任何关联性。四、兴隆台区人民法院所作的判决是上诉人不向孙微微承担责任，但是没有否认不向我方承担责任，或者承担返还押金的义务。从原审法院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本案的合同双方就是上诉人和我方，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委托关系。因此，一审程序不违法，综上，恳请贵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东耕国际旅行社起诉请求：2014年7月初，案外人孙微微委托原告为其本人及郑恩勇代办赴韩国自由行签证业务，并于7月4日将人民币20万元押金存入原告员工陆一丰的亲属杨占辉账户，随后，原告给孙微微出具了收据，确认收到该笔押金，由于原告须将该业务委托被告办理，因此，原告员工陆一丰于7月5日将其中的人民币16万元存入被告铁西分公司员工张莹莹账户，随后，被告给原告出具了金额为人民币16万元的收款收据，确认其收到该笔押金。同年9月5日，孙微微与郑恩勇出国，9月7日回国，回国后，孙微微找到原告要求返还押金，原告先将人民币4万元押金返还给孙微微，并随即联系被告沟通返还人民币16万元押金事宜，但被告却以其分公司的管理问题及各种理由搪塞，拒绝返还押金，在数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孙微微将原告诉至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要求返还人民币16万元出国押金并支付利息。为查清案件事实，原告追加了被告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为该案被告参加诉讼。经过审理，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最终判决原告返还孙微微出国押金人民币16万元，并支付利息及承担诉讼费用，但同时明确了原告在向孙微微履行义务后，可另案向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主张权利。2015年7月13日，原告依据该判决向孙微微履行了全部义务，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16万元及利息；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10600元；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从事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公司，2014年7月初，案外人孙微微委托原告为其及郑恩勇代办赴韩国自由行签证业务，2014年7月4日，案外人孙微微将人民币20万元押金存入原告公司员工陆一丰的亲属杨占辉的账户。2014年7月5日，陆一丰将该人民币20万元存入其招商银行账户，并于当日将其中的人民币16万元转入案外人张莹莹账户。2014年7月10日，原告给案外人孙微微出具收据，收款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收款事由为出国押金款，回团护照交给旅行社3至5个工作日返款。被告又给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一张，载明付款单位（交款人）为陆一丰，金额为人民币16万元，收款事由为二名韩国自由行押金，该《收款收据》盖有被告公司财务专用章，后张莹莹将人民币16万元汇至世纪旅行社，世纪旅行社给案外人孙微微等两人办理出国签证，案外人孙微微等两人于2014年9月5日出国，2014年9月7日回国，2014年9月28日，世纪旅行社退回押金人民币16万元到张莹莹账户，但张莹莹未将该押金人民币16万元退还原告或原告公司员工。后案外人孙微微就返还押金问题诉至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5年6月9日，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兴民二初字第0002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旅行回国后，被告东耕公司退还不了原告事前交付的16万元押金构成了违约。旅游合同因其性质兼具其他合同类型，本案中被告东耕公司即使是委托被告和平公司办理原告的出国签证或被告和平公司再委托其他旅游经营者办理此项业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免除不了被告东耕公司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的义务。被告东耕公司向原告履行义务后可向其合同相对方另案主张权利”，遂判决“一、被告盘锦东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孙微微出国押金16万元，并自2014年9月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二、被告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不承担给付责任”。判决生效后，原告履行了判决书确定金钱给付义务，2015年7月13日，孙微微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盘锦东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依照盘锦市兴隆台区法院（2015）兴民二初字第00021号民事判决书向我支付的出国押金返还款16万元整（壹拾陆万元整）及利息7100元整（柒仟壹佰元整）和案件受理费3500元整（叁仟伍佰元整），共计：170600（拾柒万零陆佰元整）”。一审庭审中，原告提供案外人汪晓玲于2014年10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本人汪晓玲，工作用名小米，原为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铁西分公司员工，工作内容为办理出境旅游及签证等业务，本人于2014年8月初离职。在离职前，我办理了盘锦客人孙微微、郑恩勇赴韩国签证，办理时间为2014年6月10日，由于旅行社没有签证合同，办理业务时，我提供给客人收据一张，并按公司规定，收取客人押金壹拾陆万整，该款转入原公司财务张莹莹招商银行卡内，此业务，我们委托辽宁世纪国际旅行社办理，所以，于次日又将此押金壹拾陆万元全款转入世纪国旅账户，该押金承诺于客人按期返回国内后三个工作日内返还。客人孙微微、郑恩勇于2014年9月返回国内，并按要求于9月26日将护照及收据邮寄回来，此时本人已离职两个月，并在离职前将世纪国旅开据的收据交于辽宁和平国旅铁西分公司老板吕笛手中，世纪国旅要求退还押金时提供收据及客人护照，但吕迪将收据丢失，如要取出押金，只有委托当时汇款人、原财务张莹莹本人亲自前往。2014年9月28日，本人拿着公司负责人吕笛亲笔签名的委托书找到原财务张莹莹（张莹莹已于2014年7月初离职）一同前往世纪国旅取回押金，由于我与张莹莹都已离职，我们无权将此公款私下直接返回客人或用作其它，我和张莹莹于2014年9月30日约见吕笛，将现金壹拾陆万元整如数返还公司，张莹莹手写一张收条，要求吕笛签字并画押，双方无异议后我们一同离开。我告知负责人吕笛已承诺客人将此押金于2014年10月8日返还客人，吕笛表示答应，当时在场有本人汪晓玲、原财务张莹莹及其爱人、原公司业务陶伟及其爱人，均可证明”。被告对此证据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被告提供张莹莹卡号为6227000730720305544的建设银行卡交易明细，该交易明细显示卡号为6227000731660099949的吕笛银行卡自2013年1月10日至2014年6月12日期间以月为周期，多次向张莹莹银行卡转入人民币1500元，被告主张该款项为吕笛给付张莹莹的工资，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欲证明的问题。另，被告提供《收条》复印件一份，认为该《收条》系吕笛出具，该《收条》载明“今张莹莹退还授吕笛委托代收盘锦两名客人孙微微、郑恩勇韩国自由行抵压金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整。吕笛确认收到此款，双方无异议。特此证明。2014年9月30日”。本案第一次庭审后，张莹莹到一审法院接受询问，称其受雇于吕笛，收取陆一丰汇款人民币16万元押金后，将该款项汇至世纪国旅，后由世纪国旅归还到其银行卡内，其取现后交给吕笛。一审另查，本案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提供2013年7月26日发票一张、2013年10月17日发票两张、2014年8月7日发票一张，上述发票均为服务业-旅游业发票，均盖有被告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款人处均载明为“吕迪”。另，原告提供《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确认书》两份，内容多为格式条款，系原告招揽顾客后拼入被告旅行社的相关情况，确认书标注了张莹莹七个具体银行账户及“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农业银行北市支行对公账户：193001040018769；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铁西分公司兴业银行沈阳南塔街支行对公账户：422110100100009598”。被告对此证据不予认可。一审再查，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铁西分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9日，经营范围为：为设立社招徕游客并提供宣传咨询服务，负责人为王爽，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王爽与吕笛系夫妻关系，但目前无法有效联系吕笛到庭。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原告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自助终端客户凭条、招商银行户口交易明细表、招商银行转账业务凭条、收款收据、（2015）兴民二初字第00021号民事判决书、情况说明、收条、发票、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确认书复印件，被告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户口交易明细表、收条复印件等证据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关于本案原、被告是否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第一，虽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收款事由”明确载明为“二名韩国自由行押金”，能够体现出双方约定由被告处理二名游客赴韩事宜并收取押金人民币16万元，虽该《收款收据》载明“付款单位（交款人）”为陆一丰，但陆一丰来院接受询问称其为原告公司工作人员，代表原告汇款，故，本案权利义务主体应为原、被告，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第二，《收款收据》虽由吕笛交付原告，但原告提供的2013年7月26日、10月17日、2014年8月7日多张发票均盖有被告公司财务专用章，收款人处均载明为“吕迪”，能够证明吕笛以被告名义长期、多次同原告就旅游有关事宜进行磋商、交易，并收取款项，且原告知晓并认可该情况，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同吕笛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合法利益的情形，因此，吕笛向原告交付案涉《收款收据》并非是偶发情形，而是形成了一定的交易模式，使原告产生了一定信赖利益，原告有理由相信吕笛有权代表被告进行磋商、交易，构成表见代理，应视为原、被告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虽被告抗辩认为“先票后款”长期、普遍、客观存在，但所谓的“先票后款”并非交易习惯，且“先票后款”本身即违反财务会计制度有关规定，不利于交易相对方客观准确了解交易主体，极易扰乱交易秩序，被告以“先票后款”抗辩公司不存在责任的理由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虽案涉人民币16万元的款项从银行交易记录方面看最终收款方为张莹莹，并非被告，且张莹莹来院接受询问称其受雇于吕笛，并主张以现金形式将人民币16万元交付吕笛，但目前无法有效联系吕笛到庭，被告仅提供载有“吕笛”签字的《收条》复印件，无法证明吕笛是否为本案权利义务主体，且能够接受原告委托处理游客赴韩事宜业务的主体应为公司、企业或分支机构，不应为个人，同时，考虑到吕笛妻子王爽为被告铁西分公司负责人，客观上为吕笛以被告名义同原告进行磋商、交易提供了便利，结合被告将《收款收据》交付吕笛的情形，能够综合认定案涉人民币16万元系被告公司管理问题，不能产生对抗原告信赖利益的效力，故，应当认定原、被告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关于原告主张返还人民币16万元以及给付利息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原告所交付的人民币16万元性质系押金，两名游客已回国，依约应予返还，且经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判决，原告已经返还案外人孙微微，故，被告应当返还原告该人民币16万元。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的问题，原告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赔偿案外人孙微微经生效判决确定的利息人民币710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00元，合计人民币10,6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告应当赔偿。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利息的问题，鉴于被告逾期返还原告押金人民币16万元确给原告造成损失，原告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应予支持，故利息应自原告实际返还案外人孙微微押金之日即2015年7月13日起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人民币1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盘锦东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人民币16万元；二、被告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盘锦东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利息（以人民币16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3日起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被告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盘锦东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损失人民币10,600元；四、驳回原告盘锦东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710元，由被告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提交了立案告知书及受案登记表、旅行社行业惯例复印件，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与被上诉人东耕国际旅行社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首先，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向案外人吕笛提供了本案加盖其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其次，吕笛与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爽是夫妻关系，其为被上诉人东耕国际旅行社出具了加盖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并办理了委托业务；再次，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与被上诉人东耕国际旅行社之前业务往来中加盖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财务专用章发票的收款人处均载明为“吕迪”。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与被上诉人东耕国际旅行社之间业务往来情况、吕笛的身份及吕笛出具的加盖了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认定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与被上诉人东耕国际旅行社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主张吕笛为被上诉人东耕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主张一审法院应追加吕笛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与案外人吕笛之间的具体关系，并不影响其对外应对被上诉人东耕国际旅行社之间承担责任问题，一审法院不予追加，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关于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提出本案应中止审理的问题，因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已经认可其提供给案外人吕笛加盖其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并鉴于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与被上诉人东耕国际旅行社之间的业务往来关系，程云科被诈骗案是否认定并不应当影响本案委托合同的效力，故本案并不存在必须中止审理的事由。关于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主张本案构成一事不再理的问题，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并未对本案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与被上诉人东耕国际旅行社之间的纠纷进行审理，本案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形。综上，上诉人和平国际旅行社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10元，由上诉人辽宁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长春审判员  丁玉红审判员  赵 卫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唐 娜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