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陕06民终15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安市文物局。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路新洲小区。法定代表人裴小元，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曹林宜、高峰，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淑琴，女，汉族，1959年4月19日生，初中文化，延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工，现住延安市宝塔区东关正街**号院。委托代理人魏建都，男，1957年8月1日出生，汉族，延安市药监支队职工，现住延安市宝塔区东关正街。上诉人延安市文物局因与被上诉人王淑琴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6）陕0602民初1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延安市文物局的委托代理人曹林宜、高峰，被上诉人王淑琴的委托代理人魏建都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7月30日，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印发了延安市拆发（2007）20号【关于印发《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清凉山革命旧址维修开放工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将原告居住的房屋列入拆迁范围，该通知第三章第十五条第（二）项中载明：过渡期限按24个月计算，由拆迁人向公房使用人支付每月每平米7.5元的临时安置补助费，由公房使用人自行过渡，因拆迁人的责任，不能对公房使用人按规定过渡期限回迁的，按照《陕西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公房使用人增加临时安置补助费。原、被告遂于2008年4月11日签订了《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被告拆迁了原告的住房面积为64.72㎡，给原告支付了24个月的临时过渡安置补助费11649.6元、搬迁补助费647.2元、附属物补偿及家用设施拆装费732.7元，共计13029.5元，原告遂进行了自行安置。24个月的过渡期满后，因被告的原因，致使原告未能按期回迁。在原告找被告协商的情况下，被告又按每平米7.5元将安置补助费给原告发放至2013年10月，按每平米12元发放至2014年12月，从2015年1月起，被告再未向原告支付过安置补助费，现原告请求被告按照《陕西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请求被告支付逾期安置的安置补偿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已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被告辩称，其已向原告提供了周转用房，原告对此并不认可，被告也未提供确凿证据证实其主张，另外，在原、被告签订的《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也没有被告给原告提供周转用房的相关约定，故本院对被告的该答辩意见依法不予采信；对被告辩称的被告已经将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义务转移给延安市卫生局和延安市疾控中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原告称其对被告辩称的已将债务转移给延安市卫生局和延安市疾控中心一事并不知情，被告也未提供其将债务转移给延安市卫生局和延安市疾控中心，并征得原告同意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被告的该答辩意见依法也不予采信。本案中，在原、被告签订《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后，原告已按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已的义务，被告却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安排原告回迁，也未按协议约定向原告全额支付逾期回迁应付给原告的安置补偿费，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另外，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印发的延安市拆发（2007）20号【关于印发《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清凉山革命旧址维修开放工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设施办法》的通知】第三章第十五条第（二）项中载明：过渡期限按24个月计算，由拆迁人向公房使用人支付每月每平米7.5元的临时安置补助费，由公房使用人自行过渡，因拆迁人的责任，不能对公房使用人按规定过渡期限回迁的，按照《陕西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公房使用人增加临时安置补助费。《陕西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因拆迁人的责任延长过渡期限的，对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应当自逾期之月起按不低于原标准的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逾期超过六个月的，从第七个月起，每月按不要低于原本标准的三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延安市文物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王淑琴支付安置补助费65820.24元【其中2010年4月至2010年9月2912.4元（64.72㎡×7.5元×6个月），2010年10月至2013年10月35919.6元（64.72㎡×15元×37个月），2013年11月至2014年12月9513.84元（64.72㎡×10.5元×14个月），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17474.4元（64.72㎡×22.5元×12个月）】。案件受理费1446元，原告王淑琴已预交，实际由被告延安市文物局承担1446元，该款由被告延安市文物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向原告兑现案件款时一并支付给原告王淑琴。宣判后，延安市文物局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程序存在问题。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延安市卫生局和延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承接了上诉人在《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且市卫生局和市疾控中心在《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为被上诉人提供了过渡用房。对该重要事实，一审法院并未向市卫生局和疾控中心了解便否定了上诉人提供过渡用房的事实。《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市卫生局和市疾控中心符合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通知参加，属程序违法。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偿协议后，为解决被拆迁人的过渡住房问题，与延安市卫生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协调，将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被拆迁人安置在延安市宝塔区七里铺韩家窑则市疾控中心旧办公楼内居住，被上诉人对提供周转用房也予以认可，但认为市疾控中心收取了相关费用，故提供的周转用房应为“租赁”，一审法院在未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便对被上诉人提出的“租赁”一事予以采信，认定事实不清。三、市卫生局和市疾控中心承接了过渡费支付义务，被上诉人以实际行动对此予以认可。被上诉人未被及时安置的原因在于市卫生局而非上诉人，市卫生局为解决除市疾控中心职工外其他下属单位职工住房的问题，将安置方案及建设期限一推再推，导致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市疾控中心其他职工未能在协议确定的时间内安置，在被上诉人上访后，市政府才多次召开协调会，最终确定由市卫生局出面解决。市卫生局向市政府呈递的报告确认了由其作为赔偿主体，牵头解决被上诉人的临时安置过渡费等问题。2012年7月29日，延安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决定，被上诉人等人的过渡费由市财政局拨付，市卫生局履行了支付主体的义务。2015年2月，市财政局报市政府后向市卫生局拨付了相关资金，并由市卫生局、市疾控中心安排发放。被上诉人当庭承认曾二次从市卫生局、市疾控中心领取过渡费的事实。可见，市卫生局承接上诉人支付超期渡费，被上诉人以实际行动表示认可，所以无权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支付过渡费的义务。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王淑琴未提出答辩。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上述事实,有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文件、延安市卫生局、延安市疾控中心西北局旧址搬迁户过渡安置补偿明细表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在卷佐证。这些证据已经一、二审开庭质证、认证，具有证明效力。本院认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延安市卫生局和延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非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故与本案无关。上诉人认为延安市卫生局和延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符合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应通知其参加诉讼活动，上诉人的该主张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所以一审法院不通知延安市卫生局和延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加诉讼，程序并不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虽主张其为被上诉人提供了过渡用房，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律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通知将债务转移给延安市卫生局和延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被上诉人也不同意上诉人转移债务，因此，上诉人单方转移债务的行为是无效的。综上，上诉人延安市文物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费1445元，由上诉人延安市文物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晓元审判员  周俊杰审判员  牛 菲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南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