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民终6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官渡区官南路新南站*楼。法定代表人：孟德宽，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牟进军，男，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勇，云南王永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住所地：昆明市东风东路***号。法定代表人：杨禄森，该中心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凯，男，该中心法律顾问，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远航，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斯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以下简称途安中心）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1民初7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牟进军、许文勇，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远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威斯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不予确认《软件开发公司》的真实性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软件开发合同》、《联合办公协议书》、“工作联系函”以及2011年2月在两份“收条”上分别加盖过该枚印章，经云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五枚加盖印章均为同一枚印章所盖；被上诉人的理事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证明此印章是被上诉人在筹办过程中刊刻加盖的，故一审判决不能简单否决该鉴定。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杨禄森的签名，也在《软件开发合同》和《联合办公协议书》出现过。《软件开发合同》是上诉人草拟以后盖章再交由被上诉人盖章，被上诉人过了很长时间才将盖章、签字的合同返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是何时加盖印章，法定代表人是本人签字还是授权他人签字，上诉人并不知道，但这不影响合同的真实性及有效性。途安中心正式批准成立以前，已经按照《软件开发合同》的约定，要求威斯达公司向途安中心指定的旅行社发放电子密匙，并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证明该合同不仅是双方签订，而且已经实际履行。（二）按照途安中心与他人签订的协议作为判断威斯达公司应向途安中心收取的网络平台使用服务费的标准，是错误的，同时，上诉人也不认可办公经费按12%提取，其中的3%作为网络使用费。途安中心辩称：《软件开发合同》中的印章不是我方的，签字也不是我方法定代表人所签。对于《联合办公协议书》我方提交的版本与对方不同，可以证明对方用印不真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威斯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途安中心依照合同向威斯达公司支付2012年6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20日的网络平台使用费21422714.83元、逾期滞纳金2142271.48元，合计23564986.31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途安中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威斯达公司是一家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应用、维护及网络信息服务的企业，具有国际标准认证证书、国家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拥有软件名称为旅游服务信息系统、车辆保险管理系统、旅游信息综合管理系统的计算机著作权登记证书。2009年10月28日，云南省旅游局印发了云旅行管[2009]345号《云南省旅游局关于在我省开展旅游保险统保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提出为防范和化解旅游经营风险，保障旅游安全，该局决定在全省推行“云南旅游安全组合保险”，并实施行业统保。该通知提出由保险公司、旅行社协会、旅游车协会等为主体，吸纳有关医疗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等组织设立“云南省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有关重大旅游安全事故的风险防范和处置预案；通过建立救援、理赔等快速处理平台，负责有关旅游安全事故处理的统筹协调、应急救援、医疗救助和费用垫付，有关人员伤亡及善后事宜的处理”等与旅游安全保障和救援有关的工作。同日，云南省旅游局向省政府办公厅提交了云旅请[2009]348号《云南省旅游局关于成立云南省旅游安全协调工作委员会的请示》，提出为加强对旅游安全监管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加强对旅游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指挥和协调，拟成立云南省旅游安全协调工作委员会，下设云南省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作为云南省旅游安全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班子，统筹解决一些旅游安全救援问题。2010年，经云南省旅游局云旅行管[2010]94号“云南省旅游局关于同意昆明市旅行社行业协会等单位举办‘云南途安旅游保障救援中心’的批复”(2010年4月16日)同意，昆明市旅行社行业协会、威斯达公司等五家单位和个人向省民政厅申请注册成立“云南省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并于2010年6月21日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核准的业务范围为：提供旅游安全领域的服务；风险防范和处置预案；救援、理赔快速处理平台；安全保障产品设计、推广、培训；信息服务；协调服务。在云南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江泰保险经纪公司昆明分公司与云南省旅游局、旅行社行业协会、旅游汽车行业协会、部分旅行社、部分旅游汽车公司共同沟通后编写的《云南旅游安全组合保险统保方案介绍》中规定云南旅游安全组合保险实行集中统一的全行业“统投统保”，要求旅行社接待每个旅游团时，应登录“云南旅游服务信息网”××进行确认投保，并进行相应的统保费用的收取与支付。该网站由威斯达公司注册（获得《CNNIC中国国家顶级域名注册证书》），并由其运行、维护，及向平台客户端发放了电子密匙。途安中心成立后，该网站交由中心使用，威斯达公司继续为网络的运行和维护提供服务。途安中心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签订的合作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途安中心按全省旅行社委托昆明市旅行社行业协会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行社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附加超赔责任保险（云南地区）”保费的7%提取救援中心联合工作经费，该经费的使用范围包括威斯达公司电子网络平台服务费用。与此类似的，在途安中心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签订的《2011云南旅游安全组合保险联合办公经费划拨协议》中约定联合办公费用的提取比例为12%（从各旅游企业购买的保险费用中按比例由保险公司提供），其中包含威斯达公司电子网络平台服务费。2012年8月6日，威斯达公司就途安中心拖欠2010年度及2011年1月至2012年5月31日网络使用费事宜分别向官渡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经审理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2)官民二初字第327号、32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如下事实：1.威斯达公司与途安中心在事实上建立了网络服务合同；2.根据《2011年度云南旅游安全组合保险统保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鉴于共保分出的技术问题，将商业车损险及其他车险业务、机动车损失险（涉及交强险，不低于50万的商业三者险……）从组合保险中删除；3、根据途安中心于2011年6月22日向威斯达公司出具的《2010年办公经费收取明细》：2010年中心按保费的7%向保险公司收取办公经费，其中的2%为网络使用费；根据途安中心2012年5月4日向威斯达公司出具的《2011年办公费收取明细》：2011年中心按保费的12%向保险公司收取办公经费，其中的3%为网络使用费。2012年、2015年途安中心又分别与当时参与共保的保险公司签订了《2012云南旅游组合保险相关费用划拨协议》、《关于云南旅游组合保险项目联合办公经费收取比例及方式的备忘录》，约定了办公经费的收取比例、计算公式。具体为：2012年旅行社责任险联合办公经费=（企业缴费总额-企业保证金-云南旅游安全应急保障储备金-国家统保示范项目）×12%;2012年云南旅游汽车承运人责任保险及其他车险联合办公经费=（签单保费总额-代理手续费防灾费培训费等-云南旅游安全应急保障储备金）×12%。2013至2014年度旅行社责任险联合办公经费=（企业缴纳保费总额-全国统保示范项目保费-旅游企业防灾防损费-旅游安全应急储备金）×12%;2013至2014年度游客人身意外险联合办公经费=保险公司实收保费×12%;2013至2014年度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联合办公经费=（企业缴纳保费总额-旅游企业防灾防损费-旅游安全应急储备金）×12%。2015年旅行社责任险运营费（即联合办公经费名称的变更）=（企业缴纳保费总额-旅游企业防灾防损费）×10%;2015年游客人身意外险运营费=保险公司实收保费×12%;2015年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运营费=（企业缴纳保费总额旅游企业防灾防损费）×10%。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分别出具说明：从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在其各自参加旅游组合保险的时段内，各保险公司承保的云南省旅游组合保险中的旅行社责任险和游客人身意外险通过平台出单，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的承保出单工作由保险公司直接与各家旅游汽车公司对接，不通过网络平台，车辆其他商业险没有纳入旅游组合保险框架协议中，并详细列举了历年收取的保费以及支付的办公经费情况。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列举了2013年2月前支付联合办公经费的情况，并说明其在2013年至2015年未参加云南旅游组合保险项目。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云南康辉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昆明中北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云南南方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昆明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昆明国旅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昆明新风情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昆明亚大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昆明观光假期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昆明联合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昆明交运经贸有限公司、云南省交通旅游总公司分别出具说明：各公司旅游车辆投保的云南旅游组合保险中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均由各公司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不通过云南旅游服务网网络平台投保，所产生的保费也由各公司直接支付给承保的保险公司。2015年12月31日，威斯达公司代理人申请云南省昆明市中衡公证处对提取和固定其在互联网上浏览、查询、截屏及打印云南旅游服务信息网(网址××)相关页面的过程及内容进行证据保全公证。该公证处受理后，由公证人员检查上网所使用的电脑及连线设备后，在该电脑上进行了相关操作，对在相应网站上进行的操作过程和内容，使用截屏、复制、打印和存储的方式进行了提取及固定，并根据保全过程制作了《现场工作笔录》。威斯达公司据此主张通过网络平台收取的保费金额。途安中心就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之间发生的相关收支项目委托昆明鸿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专项核查。2016年4月11日，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鸿润会事专核字[2016]第017号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专项核查报告，核查结果如下：（一）途安中心在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期间收到各保险公司支付的联合办公费12248218.57元；（二）途安中心在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期间实际支付给各保险公司的旅行社责任险和游客人身意外险89725272.96元；（三）途安中心在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期间共支付给威斯达公司的网络使用费1552460.38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就双方之间是否成立软件开发与服务合同的问题。威斯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签订于2009年10月15日的《软件开发合同》一份，但途安中心对该合同上的“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的印章（无备案登记号）及法定代表人“杨禄森”的签名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为此，威斯达公司提交云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云南公正[2015]文鉴字第1092号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10年15日《旅游组合保险联合办公协议书》、《软件开发合同》、2011年1月27日《工作联系函》、2010年12月31日、2011年2月23日两份《收条》上六枚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针对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鉴定中用于比较检验的检材非经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途安中心对2011年1月27日《工作联系函》、2010年12月31日、2011年2月23日两份《收条》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而上述文件上也没有途安中心负责人或相关工作人员的签字，以及其他内容或特征可以用于证实检材的来源。同时，途安中心对2009年10年15日《旅游组合保险联合办公协议书》的用章行为也有异议，在没有专业检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协议是否是先签字后用印这一事实不能做出判断。故该鉴定虽可以用于证明上述六枚印章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但仍不能直接、排他地指向该印章是途安中心所有和使用的。其次，对2009年10月15日的《软件开发合同》上“杨禄森”的签字，经法院释明，威斯达公司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以普通公众的一般注意力观察该签字，从文字布局、字体字型、运笔特征等方面明显与2009年10年15日《旅游组合保险联合办公协议书》及2010年4月16日《注册成立“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申请报告》上杨禄森的签字不同。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途安中心虽提出直至2010年3、4月份左右才确定了“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这一名称，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以该名称从事民事活动的情况，但2009年10年15日《旅游组合保险联合办公协议书》的合同抬头明确了丙方为“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而途安中心对该协议书中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并无异议，足以说明在其正式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之前，至少从2009年10月15日起途安中心就已经在使用“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这一名称开展民事活动了，但尽管如此，由于2009年10月15日的《软件开发合同》上印章的使用，特别是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存疑，故一审法院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现有证据，双方就软件开发和服务事宜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通过途安中心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签订的合作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途安中心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签订的《2011云南旅游安全组合保险联合办公经费划拨协议》约定的内容，以及途安中心在庭审中的自认和一直以来实际支付网络使用费的行为，可以确认威斯达公司与途安中心之间事实上存在向其提供有偿的网络平台服务的合同关系。二、就途安中心应如何支付网络使用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网络使用费的给付并无书面约定，但一直以实际付款行为践行合同，故一审法院将依据既往给付在双方之间形成的交易惯例，还原双方合同内容并确定网络使用费的提取范围和计算比例。首先，针对网络使用费的提取范围。威斯达公司在诉状中关于网络使用费应根据“通过云南旅游服务网收取的各类保费”的总额按一定比例提取的主张，并无合同约定和交易惯例。在现有证据中，网络使用费首次明确于途安中心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签订的合作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中，该补充协议第一条“提取费用的规定”第2项中，界定了提取的联合工作经费的使用范围包括“威斯达公司电子网络平台服务费用”，在其后的《2011云南旅游安全组合保险联合办公费用划拨协议》中也做出同样说明。《2012云南旅游组合保险相关费用划拨协议》和2015年《关于云南旅游组合保险项目联合办公经费收取比例及方式的备忘录》中虽未再对办公经费的使用范围做出界定，但根据当事人双方的给付行为来看，网络使用费仍是办公经费的组成部分。从途安中心与共保体成员确定的办公经费提取方案及其使用范围来看，至少可以说明以下问题：1.途安中心作为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其经费是按各旅游公司缴纳的保费按比例由参与共保的保险公司提供的；2.威斯达公司为途安中心提供的网络平台服务是有偿服务，网络使用费在办公经费中占据一定比例；3.网络使用费并不与通过网络平台收取的保费直接挂钩，一方面历年的办公经费都有具体的提取公式；另一方面，在本案威斯达公司所诉期间，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没有通过网络平台投保和支付保费，但仍然纳入了办公经费的提取范围，也就意味着威斯达公司同样可以从这部分办公经费中收取到相应比例的网络使用费。故，从前述文件对网络使用费的界定和以往的交易惯例来看，当事人诉争的网络使用费应直接从途安中心收取的办公经费中分割，而无需考虑具体的保险项目是否利用网络平台建立保险关系、收取相应费用。根据途安中心提交的专项核查报告，在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之间中心收到的联合办公经费为12248218.57元。其次，针对网络使用费的计算比例。2010年，途安中心按保费的7%向保险公司收取办公经费，其中的2%为网络使用费；2011年，途安中心按保费的12%向保险公司收取办公经费，其中的3%为网络使用费。对于此后网络使用费在办公经费中所占的比例，双方均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在威斯达公司所诉期间，办公经费的提取比例多数情况下为12%，故一审法院依照双方以往惯例确定其中的3%为网络使用费，则途安中心在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之间应当支付威斯达公司的网络使用费为3062054.75元(12248218.57元×0.25)。最后，针对途安中心已付费用。对此，威斯达公司提供了其根据发票等相关凭证自行统计的结果，而途安中心提供了昆明鸿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核查报告予以证明，二者数据存在差异，由于途安中心提供的数据系依法独立承担注册会计师业务的中介服务机构通过核对、检查、询问、汇总计算得出的，具有更高的证明力，故一审法院对该专项核查报告提供的核查结果予以采信，即确认威斯达公司所诉期间途安中心向威斯达公司支付的网络使用费共计1552460.38元。由此，途安中心尚欠威斯达公司网络使用费1509594.37元。至于，威斯达公司主张的逾期滞纳金，因无当事人双方约定以为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第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网络使用费人民币1509594.37元：二、驳回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9624.93元，由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48451.18元；由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负担人民币11173.7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针对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途安中心已付费用的确切金额，组织双方当事人对帐的结果是：途安中心实际支付给威斯达公司人民币1260000元。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上述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途安中心已付网络使用费为1260000元，一审认定的途安中心向威斯达公司支付的网络使用费共计1552460.38元错误，应予以纠正。（二）威斯达公司和途安中心各自提交了所持有的《联合办公协议书》的“原件”，经对比，两份协议上丙方印章明显不同，上诉人提交的《联合办公协议书》上使用的途安中心印章（无备案登记号）；被上诉人提交的则使用了途安中心开办期间使用的印章（有备案登记号），但双方均主张自己所持的合同上的印章真实。威斯达公司认为“联合办公协议书上使用的途安中心的印章与威斯达公司提交的《软件开发合同》的印章是同一枚，以此证明《软件开发合同》上印章的真实性。然而，途安中心提交的《联合办公协议书》上丙方的印章是带有备案登记号的印章，途安中心认为自己只有这枚印章。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上述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途安中心是否曾使用过无备案登记号的临时印章，依现有证据尚不能判断。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威斯达公司对其上诉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威斯达公司主张按2009年10月15日的《软件开发合同》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然而，（1）途安中心法定代表人“杨禄森”的签名不真实；（2）《软件开发合同》中途安中心的印章没有备案登记号，与途安中心的印章（有备案登记号）存在明显区别；（3）途安中心对于《软件开发合同》的内容亦不认可，《软件开发合同》没有骑缝章，与印章不在同页的其它合同文本也同样无法确定真实性。鉴于上述理由，二审法院认为，基于现有证据，难以确认2009年10月15日的《软件开发合同》的真实性。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威斯达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要以《软件开发合同》的真实性得到确认为前提，但据上述分析，《软件开发合同》的真实性难以确定。双方提交的证据均能反映途安中心向威斯达公司实际支付过网络使用费，故，一审法院基于威斯达公司与途安中心存在有偿使用网络平台服务的事实，认定双方存在其他形式的合同于法有据。在案证据显示，途安中心于2011年6月22日向威斯达公司出具的《2010年办公经费收取明细》：2010年途安中心按保费的7%向保险公司收取办公经费，其中的2%为途安中心支付给上诉人的网络使用费；根据途安中心2012年5月4日向威斯达公司出具的《2011年办公费收取明细》：2011年途安中心按保费的12%向保险公司收取办公经费，其中的3%为途安中心支付给上诉人的网络使用费。途安中心提交的证据证明其在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途安中心按保费的12%向保险公司收取办公经费，此期间途安中心收到各保险公司支付的联合办公经费总数为12248218.57元，其中的四分之一（即12%中的3%）为应支付给上诉人的网络使用费，即3062054.75元。本院认为，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在《软件开发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作为本案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交易惯例，采纳途安中心对于提取范围和计算比例的证据并无不当。三、经二审查明，一审所确定的途安中心已支付的网络使用费有误，经双方当事人核对后一致确认：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途安中心已向威斯达公司支付的网络使用费共计1260000元。由此，途安中心尚欠威斯达公司网络使用费应为1802054.75元。综上所述，威斯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是一审判决对于所诉期间途安中心已向威斯达公司支付的网络使用费认定确有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1民初7号民事判决；二、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网络使用费人民币1802054.75元；三、驳回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人民币159624.93元，由昆明威斯达科技有限公司各负担人民币148451.18元；由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各负担人民币11173.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云南途安旅游安全保障救援中心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邓 玲审 判 员  杨凌萍代理审判员  陈 姣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罗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