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6)黔01刑终1012号原公诉机关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姚勇，男，1976年2月29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原系贵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贵阳高科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捕前住贵阳市观山湖区。2014年12月30日因涉嫌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刑事拘留，2015年1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贵州省修文县看守所。辩护人周志平，贵州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9692。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审理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姚勇犯贪污、受贿罪一案，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2015）修刑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姚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张嫄、蒋未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姚勇及其辩护人周志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一、被告人姚勇受贿的犯罪事实2008年9月，被告人姚勇任贵阳市技术进步服务中心副主任，2011年5月任贵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2009年年底，被告人姚勇与时任贵阳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政策与投资规划处处长周冰（另案处理）、时任贵阳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政策与投资规划处副处长屈艺（另案处理）共谋利用周某、屈某掌握企业申报专项资金的初审权等职权和影响力成立一家咨询公司，企业申请专项资金从中收取高额咨询费以谋利，并商定由非国家工作人员曾某（另案处理）参与共同出资，由曾某出面注册成立贵阳众和公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公司”），后曾某表示同意。被告人姚勇与周某、屈某、曾某为掩盖其股东的真实身份，分别以陈某（被告人姚勇弟弟）、吴某（周某母亲）、代正龙（屈某的朋友）、肖某（曾某妻子）的名义入股，所持股份比例分别为32%、30%、30%、8%。2012年11月18日后众和公司进行股份变更，变更后被告人姚勇与周某、屈某、曾某分别占有众和公司股份为28%、27%、27%、18%。其中，被告人姚勇的股份计算在曾某名下。众和公司成立后，被告人姚勇和曾祥林与到贵阳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政策与投资规划处申报国家专项扶持资金的企业和通过屈某所掌握的企业资料筛选的相关企业进行联系，承诺可以帮助企业做资料，并协调项目以获得国家专项扶持资金，但企业在获得补助资金后，要支付众和公司高额咨询费用。企业同意后，被告人姚勇与曾某便以众和公司名义与企业签订《项目服务合同》或《咨询服务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人姚勇将合同签订情况告知周某和屈某，并让周某和屈某关注与众和公司签订协议的企业。周某、屈某遂利用在申报项目资金过程中对企业项目资料初审权及其职位的影响力，协调国家、省、市相关部门的关系帮助与众和公司签订协议的企业申报项目扶持补助资金。自2009年至2014年期间，众和公司为贵州鑫益能陶粒支撑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益能公司”）、贵州龙膳香坊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龙公司”）、贵州光正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公司”）、贵州华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申请扶持资金，以收取高额咨询费之名收受贿赂233.3万元。后被告人姚勇分得67.42万元，所获赃款被其用于购买房屋及家庭支出。具体事实如下：1、2010年年初，屈某向某益能公司经理刘某1推荐众和公司为鑫益能公司申请国家、省、市扶持资金，并介绍被告人姚勇与刘某1认识。后双方签订了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由众和公司为鑫益能公司申请扶持资金，待鑫益能公司得到政府财政支持资金后向众和公司支付14%咨询费，双方签订了咨询服务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人姚勇将签订合同的内容告知周某和屈某，并安排曾某为鑫益能公司项目编写申报资料。在为鑫益能公司申报扶持资金的过程中，由于该项目没有得到环保部门的环评报告批复，从而影响该项目申报国家级扶持资金。为此，屈艺找到贵阳市政府办公厅、市环保局相关领导为鑫益能公司办理省环评报告，使鑫益能公司的申报资料达到要求并及时上报到国家工信部、发改委。在国家发改委对该项目审核过程中，因该项目不完全符合专项资金扶持方向，被告人姚勇及时将此事告知周某，后由周冰与省发改委产业处相关领导协调，最终鑫益能公司的项目获得国家、省、市三级的技改专项资金720万元，并支付众和公司100.8万元咨询费。后被告人姚勇分得30.14万元。2、2010年4、5月的一天，屈某从产业政策与投资规划处拟定的一份贵阳市技改资金重点扶持企业的名单中筛选出贵州龙公司作为众和公司合作对象，并安排被告人姚勇和曾某去联系。后被告人姚勇和曾某通过贵州龙公司财务总监顾某联系该公司总经理徐某，被告人姚勇表示其在经贸委产业政策与投资规划处工作，众和公司可以为贵州龙申报相关扶持资金，申报成功前众和公司不收取任何费用，待贵州龙公司得到扶持补助资金后才按照一定比例支付众和公司咨询费，商谈后众和公司与贵州龙公司签订了咨询服务合同。后被告人姚勇告知周某和屈某与贵州龙公司合作一事，并安排曾某为贵州龙公司编写申报资料。2011年至2013年期间，贵州龙公司陆续获得省、市级项目补助资金350万元，并支付众和公司65万元咨询费。后被告人姚勇分得18.2万元。3、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姚勇和曾某找到光正公司办公室主任马某商谈为光正公司申请项目扶持资金的事宜。后双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由众和公司为光正公司编写资料并为其申报扶持资金补助，待光正公司得到扶持资金后再根据一定比例支付众和公司咨询费。后被告人姚勇将签订合同的情况以及合同内容告诉周某和屈某，并安排曾某编制资料。2011年10月，光正公司获得省发改委扶持资金150万元，并支付众和公司33万元咨询费。后被告人姚勇分得9.24万元。4、2010年5、6月，屈某安排被告人姚勇与曾某去找华某公司商谈申请扶持资金的相关事宜。被告人姚勇与曾某到华某公司与该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由众和公司为华某公司编制资料申请扶持资金，华某公司根据申请得到的扶持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支付众和公司咨询服务费。被告人姚勇将签订合同的情况以及合同内容告诉周某和屈某，并安排曾某编制资料。后华某公司获得230万元扶持资金，并支付众和公司34.5万元咨询费。后被告人姚勇分得9.66万元。二、被告人姚勇贪污的犯罪事实2008年10月，贵阳高科海泰咨询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后变更为贵阳高科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公司），该公司为国有控股公司。2010年8月底，贵阳华工工具厂、贵阳工具厂与一汽汽配厂准备合并为贵阳华工注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注塑公司），时任高科公司副总经理的被告人姚勇与华工注塑公司总经理蒋某商议，由高科公司为华工注塑公司“一汽汽配厂整体搬迁项目”申请扶持资金，待华工注塑公司获得扶持资金后，按照华工注塑公司获得扶持资金14%的比例支付高科公司咨询服务费，后高科公司与华工注塑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合同签订后，高科公司安排时任高科公司员工的曾某和冯某等人编写申报资料。2011年2月28日，曾某辞职离开高科公司，高科公司为华工注塑公司编制资料的工作交由冯某负责。2011年5月，为了能将华工注塑公司支付给高科公司咨询服务费占为己有，被告人姚勇与周某、屈某、曾某共谋，以众和公司与高科公司签订“共同服务协议”的方式，将华工注塑公司支付给高科公司咨询服务费转到众和公司名下进行私分。后被告人姚勇安排曾某制作了一份虚假的“共同服务协议”到高科公司盖章。2012年1月，华工注塑公司获得国家扶持资金1035.5万元,并按合同约定，支付给高科公司218万元咨询费。高科公司根据虚假“共同服务协议”将所得咨询费的百分之七十即152.6万元支付给众和公司。后被告人姚勇和曾某、周某、屈某四人将该款私分,其中被告人姚勇分得48.832万元。原判认为，被告人姚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周某、屈某及无业人员曾某成立众和公司，利用周某、屈某在申报国家项目资金过程中对企业项目资料初审权和职位影响力以及协调国家、省、市相关部门关系的职务行为，利用众和公司为鑫益能公司、贵州龙公司、光正公司、华某公司申请扶持资金的名义，以咨询费之名收受贿赂款233.3万元，其中被告人姚勇分得67.24万元；且被告人姚勇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周某、屈某骗取国家资金152.6万元，其中被告人姚勇分得48.832万元。其行为已触犯刑律，分别构成受贿罪和贪污罪。被告人姚勇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庭审中虽然提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其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并无异议，量刑时依法给予从轻处罚。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姚勇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60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40万元，总和刑期十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100万元；二、被告人姚勇贪污犯罪所得48.832万元继续追缴，发还高科咨询有限公司；受贿犯罪所得67.24万元继续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姚勇以“对事实没有意见，但认为不构成犯罪，应是违纪行为；在贪污犯罪中签订合同在前，资金是半年后才到位的；请求宣告无罪。”为由提出上诉。庭审中，上诉人姚勇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不构成受贿罪。理由：姚勇的职务不可能为四家公司提供服务；利用屈某、周某职务的事实不清；众和公司从成立到开展咨询服务并收取相关费用的行为合法，不构成犯罪，仅是违纪行为；2、不构成贪污罪，即使构成犯罪也应是职务侵占。理由：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构成要件；认定侵占高科公司152.6万元资金错误，因为该项目申报资金获得从业务承接、一级资质机构的挂靠及项目申报后协调服务均由姚勇及众和公司完成，因此应是高科公司与众和公司之间各占50%款项较为合理，即43.6万元；3、姚勇具有自首情节。”出庭履行职务的公诉人提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众和公司成立的目的清楚，姚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国有控股公司负责人，有利用职务便利做事行为。原判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的出庭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原判决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所列证据已在开庭时当庭举证、质证，复经本院审查属实。在二审期间，上诉人姚勇及其辩护人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所列证据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姚勇提出“对事实没有意见，但认为不构成犯罪，应是违纪行为”、辩护人提出“不构成受贿罪。姚勇的职务不可能为四家公司提供服务；利用屈某、周某职务的事实不清；众和公司从成立到开展咨询服务并收取相关费用的行为合法，不构成犯罪，仅是违纪行为；且四家公司支付的咨询费中仅有23.7万元来源于申报的市级政府扶持资金”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有上诉人姚勇的供述、同案犯周某、屈某、曾某的供述、证人强某等人的证言，以及相关书证，证实：第一，上诉人姚勇因为在贵阳高科咨询有限公司工作时知道可以为企业申报资金拿回扣，上诉人姚勇遂伙同周某、屈某、曾某成立众和公司，目的就是可以利用周某、屈某掌握企业申报专项资金的初审权等职权和影响力来谋取利益，实际上是众和公司为这些公司申报政府专项补助资金，专项补助资金申请下来后，这些公司拿提成给众和公司，是掩盖受贿行为的一种作案手段；第二，在实际的初审中，周某、屈某也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对申报的项目进行了关照，屈某供认“在众和公司接到项目申报资金业务后，通过曾某或姚勇告诉我哪些项目资料属于众和公司所做的，我就会加以关注，对于这些项目，存在问题的我会给区县工信部门的打招呼，让他们把项目直接上报；发现项目缺少一些材料时，我会主动协调补齐材料；在给众和公司所接的项目提评价意见时我会强调其优点，对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地方绝口不提，因相关行业处室对项目熟悉程度差，提不出反对意见，或知道也不愿提。在资金拨付过程中，我会要求郭丽尽快安排对有关企业的进度检查，给区县工信部门打招呼让他们检查不用太认真，协调财政尽快将资金拨付到企业等。鑫益能公司的项目申报的是市、省、国家级的专项资金，在申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的重大项目专项资金过程中，鑫益能公司的该项目还差省环保厅出具的项目环评报告批复，正常情况下要2至3个月才能完成该省级环评报告批复，但申报截止时间只剩20多天了，我通过找到时任市政府办公厅的副秘书长唐某、市环保局副局长刘某2，协调省环科院、环保厅，将本来需2至3个月才能完成的省环保批复在20天内拿到了，帮鑫益能公司的该项目争取在最后一刻上报到了国家工信部、发改委。最终，鑫益能公司得到了国家、省、市三级的技改专项资金支持；2010年，众和公司给华某机械公司做的机械冷加工生产线异地改扩建项目申报市资金，我看项目资料是齐备的，但项目建设内容包含了大部分2008年获支持的项目（汽车铝合金零部件生产线异地技改项目）内容，基本上是重复申报，但由于是众和公司做的项目业务，我在提意见时只提了该企业是市政府领导高度关注，要求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建议给予支持，对项目建设内容含2008年项目内容只字不提，该项目顺利获得市50万元资金支持；2010年，众和公司给华某机械公司还做有汽车铝合金零部件生产线异地技术改造项目，该项目通过我们工信委中小企业处上报到省中小局获得省资金140万元。2011年，众和公司给华某公司做汽车关键零部件异地改扩建项目申报市资金，其实也是改个名字重复申报，但我在提建议时片面强调项目是省观摩会拟观摩重点项目、企业发展快等，对其重复申报性质仍闭口不提，使该项目顺利获得市20万元资金支持。众和公司是怎么与这些公司签订协议，我不清楚，只是有时姚勇或曾某会告诉我哪些项目是众和公司做的，我在今后审查项目材料提出建议时会提高这些项目的优势，争取获得有关专项补助资金支持”，周某也供认“姚勇给我提到想成立一家像贵阳高科咨询公司一样的咨询服务公司，我也同意，我还给姚勇讲最好把屈某也喊着一起搞这样的公司，因为我和屈某的工作就是负责对企业申报有关技改补助资金进行初审并提出支持与不支持的建议，企业申报资金都会过我们投资处的初审，我们投资处熟悉每年技改补助资金的政策方向，我让屈某进来和我们一起搞公司，一是屈某对全市的企业都比较熟悉，掌握企业的情况；二是投资处对企业申报的项目基本上都是由屈某在负责初审并提出建议（支持或不支持），再把他的建议报给我审查。后我和姚勇一起和屈某商量，屈某也同意了。众和公司成立后，我知道光正制药、贵阳华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贵州鑫益能陶粒支撑剂有限公司、贵阳新天光电科技公司等公司通过众和公司做过项目资金申报，但具体是怎样谈的、怎样做的和怎么收这些公司的费用我不清楚。我只是在对这些项目申报材料提评审建议时会提高这些项目的优势，争取获得技改资金支持。”；屈某、周某的供述与上诉人姚勇及曾某的供述内容能互相印证。上诉人姚勇与周某、屈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其工作职责是为企业申请专项资金服务，同时也为国家相关专项发展资金负责，但他们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利益，造成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得到国家专项扶持资金，而符合条件的企业反而得不到国家专项扶持资金，其行为不但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也给社会公平管理秩序的建立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涉案的鑫益能公司、贵州龙公司、光正公司、华某公司在之前都不同程度的申请过扶持资金，均未成功，这些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在知道姚勇、周某等与众和公司的关系后，以咨询费的形式给众和公司好处，利用姚勇、周某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达到获得扶持资金的愿望，这实质上就是上诉人姚勇等国家工作人员伙同曾某在经济往来中，违返国家规定成立众和公司，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企业服务，收取所谓的“咨询服务费”，实际上就是以成立名义上的公司掩盖受贿的罪行，这已不再是简单的违纪行为。这些项目在向省级和国家级申报政府扶持资金时，屈某、周某的初审权、建议权、评审建议是向上报送材料的重要环节之一，在逐级上报申请过程中，屈某也请求相关人员协调帮忙，且四家公司返给众和公司的“咨询服务费”也不仅仅只是市级单位的扶持资金，这些企业最后从省级、国家级所得扶持资金也都按约定比例支付了众和公司“咨询服务费”。故上诉人姚勇及其辩护人所提以上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姚勇提出“在贪污犯罪中签订合同在前，资金是半年后才到位的；请求宣告无罪”、辩护人提出“不构成贪污罪，即使构成犯罪也应是职务侵占。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构成要件；认定侵占高科公司152.6万元资金错误，因为该项目申报资金获得从业务承接、一级资质机构的挂靠及项目申报后协调服务均由姚勇及众和公司完成，因此应是高科公司与众和公司之间各占50%款项较为合理，即43.6万元”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有周某供认“一汽汽车配件厂的蒲总咨询我申报项目资金，最后我给他说去找高科咨询公司的姚勇，并把姚勇的联系电话给了他，过后，我还打电话给姚勇，给姚勇说一汽汽车配件厂的蒲总可能会和他联系关于做项目咨询的事，不要到时蒲总找到了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过后姚勇给我讲过，他和一汽汽车配件厂的对接好了，帮该厂做异地搬迁项目，还说获得的补助资金很大，把这项目搞到众和公司来做，我就叫姚勇自己去处理就行”；曾某供认“为贵州华工注塑有限公司申报政府项目补助资金这个项目是高科公司为华工注塑公司申请的，华工注塑公司与高科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我和姚勇都还在高科公司工作。2011年5、6月，姚勇去负责筹建贵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了，也就是他也离开了高科公司。在姚勇离开高科公司后的一天，姚勇叫我制作一张众和公司与高科公司共同服务华工注塑公司的这个项目的协议，2011年3月6日，甲方贵阳高科咨询有限公司与乙方贵阳众和公司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共同服务协议书》是我和姚勇离开高科公司后才补签的。为华工注塑公司申请扶持资金是高科公司做的，众和公司没有参与，众和公司得到的这152.6万元应该是属于高科公司的。我们是利用了高科公司管理上的漏洞才将这152.6万元转到众和公司的。众和公司从高科公司得到的152.6万元被我们四人分了”；证人濮某的证言“2010年华工与高科签订了咨询合同，由高科为华工编写资料并申报资金，后2011年11月华工得到国家扶持金1千多万元”；证人冯某的证言“2010年10月份高科公司就已经接得有华工注塑公司的业务。关于贵阳高科咨询有限公司和贵阳众和公司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这份协议是在2012年1月份时，曾某拿来找高科公司结款时，我才看到的，之前我一直没有看到过。我在高科公司给华工注塑公司只编写了一汽搬迁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资金申请报告，我没有和众和公司签订此共同服务协议，该份协议上签订的时间是2011年3月6日，那时候是姚勇在主持高科公司的工作。另外我在2011年11月份开始主持高科公司工作后，我们高科公司也没有和众和公司签订过该份协议。因此我不清楚这份协议是谁代表高科公司与众和公司签署的。尽管姚勇于2012年初辞去了副总经理职务，但姚勇作为贵阳市中小服务中心的主任，仍然是我们高科公司股东方的负责人，我还是要听他的安排的。”；上诉人姚勇的供述“2011年5月份，工信委正式下文任命我到贵阳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当负责人，冯某担任高科公司的负责人。2011年5月份后，屈某给我说一汽配件厂的这个项目已经报上去了，我就给屈某说这个项目是高科公司和华工注塑公司签订的，如果这个项目获得扶持资金，那众和公司就一分钱都得不到，这样我们四个也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我、周某、屈某、曾某就商量以众和公司的名义与高科公司签订一份虚假的“共同服务协议”，协议的大概内容是一汽贵州汽车配件厂异地搬迁项目由高科公司和众和公司共同来完成。众和公司和高科公司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分华工注塑公司支付高科公司的咨询服务费，这个比例是众和公司占70%，高科公司占30%，我记得当时屈某还说为什么不是二八分，而是三七开。我说按照高科公司内部规定，总经理只能决定三七分的比例，二八分的比例必须要董事长同意签字。商量好后，我就安排曾某拟写“共同服务协议”合同，曾某拟好后就拿着合同去找高科公司管公章的孙恋盖章，由于当时我已经离开高科公司，而合同签订的时间为我离开高科公司之前，所以孙恋还打电话问我知不知道这件事，我在电话中告诉她这个项目就是高科公司和众和公司一起完成的，叫她盖章就行了。后来华工注塑公司按合同将200多万元打到高科公司的账上，由于我、周某、屈某都不方便去找高科公司要这笔钱，所以我们决定冒一点风险，派曾某拿着虚假的“共同服务协议”去找冯某，要求高科公司按照共同服务协议的内容支付众和公司咨询服务费。当时高科公司的董事长黄冬梅还问我高科公司和众和公司之间有没有这份协议，我说一汽这个项目是两个公司一起去做的，有这回事的，并请她安排办理。后来，高科公司就按照虚假的共同服务协议支付给众和公司100多万元”；以上证据证实，华工注塑公司“一汽汽配厂整体搬迁项目”系高科公司承接的项目，高科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上诉人姚勇系高科公司负责人，曾某系高科公司员工，该项目完成后，高科公司应得218万元。上诉人姚勇安排曾某制作了一份虚假的“共同服务协议”到高科公司盖章，根据该协议，以众和公司名义套取高科公司咨询费152.6万元，并由被告人姚勇等四人将该款按比例私分。上诉人姚勇利用在担任高科公司负责人的职务便利期间，通过虚假的“共同服务协议”骗取高科公司152.6万元金额，虽然资金到位时上诉人姚勇已辞去高科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但其仍作为贵阳市中小服务中心的主任，仍然是高科公司股东的负责人，高科公司主持工作的人员还是要听其安排。一汽申报项目早期由尚在高科公司的曾某参与负责编写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2011年2月份曾某辞职后，该项目余下的工作全部由高科公司的冯某负责，本案中2011年3月6日出现的虚构的“共同服务协议”，从时间上来看，此时具有双重身份的曾某已离开高科公司，不知在实质上是由谁代表众和公司共同参加该项目申报服务的，由此可见服务协议内容并不真实。上诉人姚勇在该桩犯罪中，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虚构服务协议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综上，上诉人姚勇及其辩护人所提的以上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辩护人提出“姚勇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侦查机关传上诉人姚勇到案前，已掌握上人姚勇的犯罪事实，只是其中一桩犯罪事实定性改变，其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自首情节。故该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姚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周某、屈某及无业人员曾某成立众和公司，利用周某、屈某的职务便利，为企业申请扶持资金，以咨询费之名收受贿赂款人民币233.3万元，其中上诉人姚勇分得67.24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上诉人姚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周某、屈某、曾某骗取国家资金152.6万元，其中上诉人姚勇分得48.832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均应依法处罚。上诉人姚勇一人犯数罪，应对其实行数罪并罚。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姚勇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公诉人提出的出庭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戴峥嵘代理审判员  陆 燕代理审判员  马 丽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汪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