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1民终762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陆昌化工（昆山）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开发区蓬朗蓬溪中路6号。法定代表人：邱辉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丁丁，江苏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沈阳大东陆昌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5号。法定代表人：刘亚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晓松，辽宁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昌化工（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昌昆山公司）与被上诉人沈阳大东陆昌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陆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5)沈铁西民三初字第02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关长春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赵卫、代理审判员王骞共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陆昌昆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丁丁、大东陆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晓松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昌昆山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所提供的发票，认为“发票只是确认双方买卖关系及货款的辅助证据，发票不能单独作为确定货款的依据，还要结合货物是否交付，是否与合同的货物价款相吻合等等”，认为上诉人主张发票全部给付了被上诉人，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此认定是错误的。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交易的时间为2008年至2013年。发票开具的起止时间也是从2008年至2013年双方确认的交易时间内，被上诉人也确认此时间内的交货，发票也全部给了被上诉人，因此发票可以证明双方往来货款4,856,582.5元事实。2.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货款明细表、送货单、合同，货款明细表虽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的，但是根据财务帐册上的记载制作的，明细中被上诉人已付款的记录凭证与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付款凭证除一笔外，其他都是吻合的，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未付款590,600元的事实；送货单及合同复印件可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并已交货的事实，每次送货并不是送至固定的地方，而是按被上诉人的要求交付至不同的地方，让固定的一个人签收明显不合常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相距远，不可能合同都是当面签署有公章的，双方用传真或邮件往来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二、一审判决认定证据前后矛盾。在判决审理查明部分对上诉人提供的发票作为证据已确认。但在认定部分又否定上诉人的发票的证据效力。前后矛盾，欠缺公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前后矛盾，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大东陆昌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存在伪造证据、隐瞒真相的不诚信行为。首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若干份《采购合同》的复印件用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从始至终上诉人都无法提供《采购合同》的原件，说明大部分《采购合同》系伪造，而事实上双方并没有签订过如此之多的书面合同，双方绝大部分是依靠电话的方式达成买卖化工原料的协议。上诉人提交给一审法院的送货单也有大部分为复印件，并且绝大部分没有被上诉人的签章确认，经被上诉人单位负责人鉴别，其中有签字的几张送货单也不是被上诉人单位的负责人亲笔签字，因此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也存在伪造的嫌疑。鉴于一审中上诉人的不诚信行为，其诉求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二、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实际货款总额。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只有少部分为原件，原件的大部分也无被上诉人签章确认，而送货单上更无单价的记载，因此无法证明其总货款为4,856,582.5元的主张。三、发票不能单独作为确认货款的依据。上诉人主张全部货款应为4,856,582.5元的依据是其向被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因此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单独作为确认货款的依据，上诉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例如对账单、送货单等来证明其主张的全部货款数额，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对账单，上诉人所提供的送货单也无法证明货款总额。因为时间跨度较大，被上诉人已无法确认是否全部收到了上诉人的发票，即便上诉人将发票全部交予被上诉人，也不能就此证明实际货款与票面金额一致。因为实际上企业之间在履行买卖合同的过程中往往会在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要求多开一些票面金额，以方便付款方报税，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也不例外的存在这种情形。因此单凭增值税发票的票面金额无法证明实际货款总额。结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依法予以维持。陆昌昆山公司一审诉称，2009年2月至2013年12月大东陆昌公司向其购买活性氧化锌等货物共计4,768,282.5元，大东陆昌公司给付4,177,682.5元货款，尚欠590,600元未付。请求判令大东陆昌公司立即支付陆昌昆山公司货款人民币590,600元；诉讼费由大东陆昌公司承担。第二次开庭时陆昌昆山公司将事实与理由变更为，2008年至2013年12月间大东陆昌公司在其处购货，总货款为4,856,582.5元，已经支付4,265,982.5元，尚欠590,600元未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至2013年间，陆昌昆山公司、大东陆昌公司之间多次达成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约定大东陆昌公司在陆昌昆山公司处购买活性氧化锌等货物，合同达成后多年间陆昌昆山公司数百次为大东陆昌公司发货，多年间被告也数十次支付原告货款。2014年1月后，双方再无新的业务发生。陆昌昆山公司自行统计从2008年双方建立买卖关系，到2013年12月最后一笔业务止，陆昌昆山公司累计供大东陆昌公司货款额为4,856,582.5元，大东陆昌公司总计支付陆昌昆山公司4,265,982.5元，累计尚欠590,600元未付。大东陆昌公司自行统计从2008年双方建立买卖关系到2013年12月最后一笔业务止，大东陆昌公司总计支付陆昌昆山公司4,265,982.5元，并主张现不欠陆昌昆山公司货款。双方合作多年均未对帐，双方均不能提供对帐单。陆昌昆山公司为索要货款于2015年10月20日起诉来院。上述事实有陆昌昆山公司、大东陆昌公司的陈述，有陆昌昆山公司提供的部分送货单，有陆昌昆山公司提供的发票、银行入帐单，有大东陆昌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上述证据经质证和该院审查，该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主张合同关系成立且履行一方要对此负有举证责任。陆昌昆山公司主张总供货额为4,856,582.5元，对此陆昌昆山公司负有举证责任。陆昌昆山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有货款明细表一份，因大东陆昌公司提出该明细表是由陆昌昆山公司单方制作未经大东陆昌公司对帐认可，无法证明陆昌昆山公司的主张，该院支持大东陆昌公司的主张。陆昌昆山公司只提供了部分送货单，并且所提供的部分送货单部分未能提供原件，部分未经客户签名盖章，送货单均未注明单价，所以该院对大东陆昌公司主张该送货单不能证明其欠陆昌昆山公司货款590,60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陆昌昆山公司所提供的19份合同，因均为复印件，对大东陆昌公司主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主张，该院予以支持。对陆昌昆山公司所提供的发票，该院认为，发票只是确认双方买卖关系及货款的辅助证据，发票不能单独作为确定货款的依据，还要结合货物是否交付，发票是否交付了大东陆昌公司，是否与合同的货物价款相吻合等等。陆昌昆山公司主张发票全部给付了大东陆昌公司，举证责任在陆昌昆山公司。对陆昌昆山公司所提供的银行入帐单共61页复印件，因大东陆昌公司无异议，且大东陆昌公司认可付款额，该院对该证据确认。案件审理中，释明双方是否审计，因双方均未提出，所以该院按现有证据确认。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06元，由陆昌化工（昆山）有限公司承担。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陆昌昆山公司提供传真《采购合同》、《产品订货单》原件18份，拟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大东陆昌公司存在持续的货物往来关系，交易流程是先签合同后发货再开具增值税发票，然后结算。被上诉人大东陆昌公司对该18份《采购合同》、《产品订货单》传真原件质证意见如下：该证据中有15份（2012年03月08日，2012年4月20日，2012年6月19日两份，2012年07月16日两份，2012年09月10日，2012年10月29日两份，2012年11月29日，2012年12月03日，2013年1月11日，2013年03月01日，2013年08月10日，2013年9月1日）无法体现是传真原件，因为该十五份证据上没有传真机号码以及日期，其中2013年8月10日、2013年9月1日连复印的被上诉人公章都没有，不具有法律效力，另外三份合同（2013年03月29日、2013年4月1日、2013年7月22日）并没有如同上诉人所说是用传真机的热敏纸打印，该三份合同也应当是复印件，并且该三份证据没有上诉人单位的公章原件，因此认为该三份证据也是复印件。本院经审查18份《采购合同》、《产品订货单》，虽然上述《采购合同》特别注明传真件和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2013年8月10日、2013年9月1日的《采购合同》复印件缺乏被上诉人公章，不能认定其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采购合同》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上诉人陆昌昆山公司二审另提供2009年至2011年的《发货单》，拟证明增值税发票项下的货物，被上诉人大东陆昌公司已经实际收到。被上诉人大东陆昌公司对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有异议，其中编号为10000730的《发货单》不是该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系另一家公司的送货单，与本案无关；编号为10000037《发货单》不是该公司工作人员签字，对该发货单不认可，在该单据上签字的人被上诉人不认识。其余编号为10000213、10004711、10005495、10004896、10004897、10000700、121204003、10000554、10002771共9份《发货单》上无收货人签字，被上诉人对上述《发货单》证据原件不予认可。经本院审查陆昌昆山公司已提供的53份《发货单》中，有7份是复印件，有原件的46份，即使有原件的46份《发货单》中还有9份没有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有的签收人员被上诉人大东陆昌公司不予认可，故本院对陆昌昆山公司提供《发货单》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对案件争议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诉争焦点为：依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和交易模式，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应否作为双方的结算凭证，上诉人主张的货款590,600元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关于上诉人出具的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双方货款数额的结算凭证问题。本案中，陆昌昆山公司上诉要求大东陆昌公司给付590,600元的依据是双方合作期间滚动供货、滚动付款的交易习惯，增值税发票是经双方财会人员对账无误后由上诉人开具并由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签收，且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与买卖合同约定的金额是相互对应的，彼此之间有关联性，故增值税发票应当作为双方的结算凭证予以确认。对此情节，大东陆昌公司抗辩主张由于该公司管理不是很正规，且因双方合作愉快，其订货数量是与上诉人电话沟通，均通过电话要货，被上诉人报货后由上诉人记账，上诉人的大区经理给被上诉人经办人员打电话，每次供货时不一定要上诉人提供增值税发票，是到一定数额才开一次，经核实货物已经到了，被上诉人就给上诉人打款，有先打款有后打款，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结算凭证，应当与《发货单》等供货凭证相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发票管理制度，增值税发票是财务凭证和税收凭证，通常应当以真实的买卖合同交易为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故本案衡量上诉人陆昌昆山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据实结算凭证的关键在于案涉增值税发票是否存在与现实交易相分离的可能。本案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双方从2008年开始买卖活性氧化锌等货物，滚动供货、滚动付款。其中2009年至2011年双方主要是通过电话沟通订货，按照陆昌昆山公司主张与被上诉人大东陆昌公司之间的交易惯例，其一审向法庭提交的增值税发票都应当附有《发货单》，现上诉人陆昌昆山公司主张有7张《发货单》已经无法找到不能提供，经本院审查上诉人陆昌昆山公司能够提供《发货单》中有7份系复印件，有9份《发货单》上没有被上诉人方签字，另有数份《发货单》上的签收人员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对上述《发货单》存在的问题，上诉人陆昌昆山公司没有给出合理解释。上诉人另行提供的《采购合同》、《产品订货单》也存在缺少被上诉人大东陆昌公司的公章等证据瑕疵，故本院无法认定增值税发票项下的货物已经实际运送给被上诉人收货。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上诉人陆昌昆山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大东陆昌公司抗辩提出的增值税发票存在虚开或多开的合理怀疑，故对上诉人陆昌昆山公司提出以全部增值税发票作为结算凭证索要590,600元货款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06元，由上诉人陆昌化工（昆山）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关长春审 判 员  赵 卫代理审判员  王 骞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刘伟娜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