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民再115号抗诉机关：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于秀珍，女，195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洪钧，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翟慧，女，197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阳，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柳红光，男，196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辰，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于秀珍因与被申诉人翟慧、柳红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五终字第227号民事判决，向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吉检民监[2015]2200000017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6）吉民抗3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孙思嘉、冯文娟出庭。申诉人于秀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洪钧、被申诉人翟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阳、被申诉人柳红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五终字第226号民事判决超出上诉人上诉请求裁判，存在程序违法，理由：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柳红光、翟慧分别偿还于秀珍借款15万元，翟慧提出上诉，上诉要求二审法院撤销其承担15万元债务，二审法院应围绕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主张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应予确认，这亦是民事诉讼尊重当事人处分原则的应有之义。因柳红光对与于秀珍间借款合同成立并已履行的事实无异议，且其已经与翟慧解除了婚姻关系，故二审法院应对柳红光与于秀珍之间的借款行为予以确认，而不宜直接判决驳回于秀珍的诉讼请求。综上，原审判决超出上诉人上诉请求裁判，存在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抗诉。于秀珍称，在一审、二审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庭审过程中，柳红光对借款事实以及公证书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借款关系成立与事实是完全相符的，而二审法院却完全驳回了于秀珍的诉讼请求，退一步讲，如果翟慧不认可借款关系，因柳红光认可借款关系的存在，且现在柳红光已经与翟慧解除了婚姻关系，那么完全可以认定柳红光与于秀珍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应判决柳红光承担全部债务的给付责任，而不应该直接判决全部驳回于秀珍的诉讼请求，何况于秀珍与翟慧、柳红光之间的借款完全是真实的，有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而且于秀珍提供借款凭证的时间与柳红光、翟慧购买房屋及大额还贷的时间是相吻合的，柳红光、翟慧未能提供其购买房屋支出资金来源，从而说明于秀珍所主张的债权债务真实存在。请求撤销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五终字第227号民事判决，改判柳红光、翟慧给付于秀珍借款3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柳红光辩称，同意与翟慧共同偿还欠于秀珍的全部债务。翟慧辩称，该借款是于秀珍与柳红光之间伪造的《借条》，没有《借条》原件，所以翟慧不同意偿还借款，认为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五终字第22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于秀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柳红光与翟慧连带给付于秀珍欠款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柳红光与于秀珍系亲属关系，柳红光、翟慧原系夫妻关系，其二人于1993年10月12日登记结婚。柳红光、翟慧因感情破裂于2009年10月12日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双方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新锦路18号卓锦万代小区别墅XX号房屋未能进行分割（因房屋贷款尚未偿还完毕）。柳红光、翟慧于2006年8月以按揭贷款的方式购买了上述房屋，房屋总价款为2732532.87元，2006年9月26日交首付款832532.87元，交契税、维修基金约13万元，银行按揭贷款190万元，利息为月利率4.845‰，贷款期限20年，自2006年8月25日起至2026年8月25日，每月偿还贷款13490.10元，房屋装修总计支出492886.30元，装修期间为2006年10月至2007年12月，该房屋柳红光从2006年11月入住至2013年6月，支出物业费168908.68元，期间柳红光4次提前还款811647.91元，即2006年11月11日提前还款275891.41元，2007年4月2日提前还款352899.78元，2007年12月19日提前还款104223.64元，2008年3月19日提前还款78633.08元，该房屋2007年12月18日至2008年12月17日对外出租，每半年租金9万元。庭审中，翟慧承认双方于2008年6月开始分居。翟慧当庭提供了由其单位北京爱立信通信系统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于2006年7月27日出具的工资证明复印件，证明翟慧本人年收入28万元，以及由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人事处于2006年7月17日出具的柳红光年收入为18万元工资证明复印件，柳红光认为，该两份证据是为达到贷款购房条件开据的不真实证明，柳红光当庭提供了从2005年9月29日至2010年11月13日工资还贷存折，该存折显示工资从每月2317元至4000元、5000元不等，个别月份有10000元收入，翟慧当庭未能提供其所陈述的柳红光名下在工商银行存款130万元及兴业银行柳红光名下理财产品25万元、外汇1600余元，合计160万元存款的任何书面证据，也未提供本人工资存折及收入明细，翟慧陈述2007年4月2日提前还款352899.78元，来源为双方年终奖10万元，柳红光给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车间改造工程设计费20万元及住房公积金4万元，但未能提供书面证据，翟慧所述2008年3月19日提前还款78633.08元，来源为双方年终奖的7万元，未能提供书面证据，柳红光提供的工资还贷存折显示，2007年3月31日存入354000元，2007年4月2日还贷350843.98元，2006年10月9日存入2笔合计116408.50元，10月11日存入10000元，同日还贷270992元和4898.74元，该房屋已于2010年7月19日提前偿还贷款完毕。柳红光于2006年10月1日向于秀珍出具借条，记载：今向老姨于秀珍筹借人民币30万元，借期暂定5年，借款人柳红光，2006年10月1日。柳红光同时向另案原告于某某四次借款合计为130万元，分别是2007年3月30日向于某某借款350000元，2006年12月12日借款350000元；2006年7月20日借款300000元；2006年8月5日借款300000元（用于购房首付款），以上借款均注明为借期5年。2009年12月22日于秀珍及另案于某某同柳红光一起前往吉林省长春市忠诚公证处对借款行为进行公证，该公证处于同日分别以（2009）吉长忠诚证民字第1042号、第1038号、1039号、1040号、1041号公证书对借款进行公证，公证书记载：兹证明前面的影印件内容与于秀珍、于某某持有的借条原件相符并加盖公章。另查，2012年9月13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2011）朝民初字第15546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确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2010）朝民初字第044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柳红光、翟慧共同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商务中心区支付债务，柳红光已单独支付994614.38元，翟慧同意承担该款的一半497307.19元。一审法院判决：(一)柳红光、翟慧分别偿还于秀珍借款15万元；(二)驳回于秀珍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7820元，由柳红光、翟慧各自承担3910元。翟慧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翟慧无需向于秀珍偿还借款15万元。二审认定事实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一审时于秀珍没有出示30万元的借条原件,二审开庭前翟慧申请对借条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认为借条原件的形成时间和借条所载明的时间不一致。但于秀珍称借条原件已经丢失，无法提供。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于秀珍主张柳红光和翟慧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其借款30万元，但翟慧对此借款不予认可，故于秀珍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借款事实真实发生。2009年12月22日于秀珍和柳红光前往吉林省长春市忠诚公证处对借条进行公证，但公证书只能证明于秀珍所持有的借条原件与公证书所附借条复印件内容一致，不能证明借条的形成时间，从而无法证明借条的真实性，而翟慧对借条的形成时间提出异议，于秀珍又一直不能提供借条的原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翟慧关于借款事实不真实存在的主张，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仅依据借条的公证书就认定柳红光和翟慧向于秀珍借款30万元的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该院判决：(一)撤销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13）宽民初字第12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于秀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保全费20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于秀珍负担。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再审认为，于秀珍起诉本案，要求柳红光和翟慧连带给付其欠款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主张该欠款系柳红光和翟慧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其借款，于秀珍为证明此借款事实的存在，向人民法院提供了2009年12月22日于秀珍和柳红光前往吉林省长春市忠诚公证处《借条》进行公证的公证书，该公证书记载：“兹证明前面的影印件内容与于秀珍持有的《借条》原件相符”，并未证明《借条》原件形成的时间。在翟慧对于秀珍主张权利的《借条》形成的时间提出异议后，于秀珍为证明其主张，有义务提供《借条》原件，鉴定该《借条》是否为柳红光与翟慧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形成，但至今于秀珍仍未能举出《借条》原件。特别是《借条》的落款时间为2006年10月1日，于秀珍系在柳红光与翟慧于2009年10月离婚后才去公证，如当时于秀珍持有《借条》原件，可直接持原件向法院主张权利，而于秀珍先到公证机关公证原件与复印件相符后，再持复印件向法院起诉，有悖常理。原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形，以于秀珍不能证明借条的形成时间，从而无法证明借条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于秀珍要求判令柳红光和翟慧连带给付于秀珍欠款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至于柳红光个人对涉案借款的认可，因其与于秀珍之间对此并无争议，柳红光可自行向于秀珍清偿，人民法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于秀珍主张柳红光与翟慧在婚姻存续期间向其借款30万元的事实无法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五终字第22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丽艳代理审判员  岳 航代理审判员  李 丽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书 记 员  姜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