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4民终12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仁彬，男，1970年5月6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兴亮，重庆汇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胜道，重庆渝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佩章，男，1974年8月26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玖彬，重庆云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江波，重庆云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重庆酉阳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酉阳自治县钟多镇桃花源南路457号，组织机构代码：71164801-4。负责人：陈歆，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斌，男，1970年2月27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双，重庆汇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万木乡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石刚，该乡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景霞，该政府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冉野，该政府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华，男，1959年9月14日出生，土家族，公务员，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刘仁彬因与被上诉人李佩章、国网重庆酉阳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酉阳县供电公司）、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万木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万木乡政府”）、李国华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渝0242民初1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4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由审判员何庆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黄飞、代理审判员郑斌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书记员吴遥祝担任庭审记录。上诉人刘仁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胜道，被上诉人李佩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玖彬、苏江波，被上诉人酉阳县供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斌、陈双，被上诉人万木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景霞、冉野，被上诉人李国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仁彬上诉请求：一、撤销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渝0242民初1141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由酉阳县供电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刘仁彬、李佩章节各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万木乡政府承担10%的责任；三、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酉阳县供电公司存在重大过错。一方面聘用无电工资格证的李兴章作为农电管理员，此过错之一。另一方面高压、低压线路混走同一根电杆，不符合电力线路安装技术规范，此过错之二。二、一审认定刘仁彬、李佩章系故意行为造成本次触电事故的事实证据明显不足。高压电致人损害事故中受害人故意行为应当符合下列情形：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为而引起的触电事故。一审所有证据中没有一份证据能证明受害人具有前述各种情形。本案中，上诉人是为了顺利完成万木乡政府发包的人蓄饮水工程水池工作，在被上诉人酉阳县供电公司委派的供电管理员的同意下搭电，在搭电过程中被上诉人李佩章触电受伤，故不存在故意行为之说。三、酉阳县供电公司的赔偿责任可轻但不可免。本案属高度危险作业致害，属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应由酉阳县供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该公司要减轻或者免除赔偿责任，应当举证证明受害人有故意行为，否则不能，一审判决曲解《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内容，认定上诉人刘仁彬、被上诉人李佩章故意行为所致，没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判决由酉阳县供电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显属错误。四、一审按75岁支持受害人李佩章残疾辅助器具费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结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十条之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赔偿年限最长不能超过二十年。李佩章现年42岁，其残疾辅助器具费只能支持至62岁，一审判决以75岁计算，多支持了13年，违背了公平原则。除此之外，上诉人刘仁彬对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费用予以认可。被上诉人李佩章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刘仁彬在明知私自搭电危险的情况下依然安排刘佳盾和李佩章去搭电，导致被上诉人李佩章触电受伤致残的事实认定清楚。二、李佩章的行为是一个履行工作行为，是受其雇主刘仁彬的指派而实施，李佩章不存在故意重大过失，一审判决让受害人李佩章的自担责任比例过大。三、万木乡政府承担的责任比例过轻，且应与其他责任人承担共同连带责任；被上诉人李国华与酉阳县供电公司应当对本次事故担责。四、一审判决对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认定及适用法律正确。我国侵权责任法没有对残疾辅助器具费的支持年限作明确规定，该费用的支出为“积极损害”，不能采用抽象的20年之概算而出，该费用按20年标准支持有失公平正义，按照平均寿命确认残疾辅助器具费可以避免受害人的后期风险。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对损失的认定合理、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虽有不妥之处，但答辩人予以尊重和接受。被上诉人万木乡人民政府辩称，上诉请求以及理由没有异议。但是针对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李国华辩称，首先，赞同上诉人刘仁彬所提出的上诉请求及其理由。其次，李国华不是本案的主体，一审认定答辩人无过错正确。被上诉人酉阳县供电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刘仁彬虽然提出了用电需求，农电员李兴章到场明确告知，水池附近全是高压线不能碰，需用电找专业电工安装。刘仁彬没有接受李兴章的意见，擅自指派李佩章等人搭电，致使本案触电事故的发生，其行为明显属于故意为之。上诉人刘仁彬的行为违法，既属于盗窃电能的行为，也属于扰乱供电秩序的行为。二、保护电力设施是实行电力管理部门、公安部门、电力企业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原则，且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从事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行为人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保护电力设施而是故意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导致触电事故的发生，其后果应由行为人自行承担。综上，酉阳县供电公司对本次触电事故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李佩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刘仁彬、万木乡政府、李国华、酉阳县供电公司连带赔偿李佩章残疾赔偿金（包含被抚养人生活费）301764元、交通费764元、误工费21600元、护理费7200元、后续医疗费6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432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99600元、鉴定费4200元等合计881466.05元；二、由刘仁彬、万木乡政府、李国华、酉阳县供电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李国华通过万木乡政府，以刘仁彬的名义，承包了该乡万木村5组的“人畜饮水水池工程”。同年10月，李国华通过万木村领导联系酉阳县供电公司万木村供电管理员，洽谈用电事宜。供电管理员同意供电并告知刘仁彬用电时，他们可派人搭电，但需要收取费用。2015年10月29日下午，李国华在现场安排工作当天把蓄水池底浇筑完成，并指示原告及刘佳盾前往搭电。原告和刘佳盾接受安排后，到10KV丁铺线167号电杆处搭电，搭电过程中原告被电击伤。原告受伤后分别在酉阳县人民医院、重庆西南医院住院治疗，并于2016年1月15日出院，共住院76天。其伤经鉴定：1.右肘上截肢属V（5）级伤残；2.后期医疗费约需60000元；3.假肢配置费一次需42800元，其更换周期为5年；4.误工时限暂计算为180日、护理时限为90日。住院治疗期间李国华、刘仁彬共同承担了部分医疗费用。综上，李国华以刘仁彬的名义承包工程，李佩章在现场按其二人指令为其提供劳务活动；万木乡政府将人畜饮水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酉阳县供电公司在电力运行中未对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进行合理有效的安全监管及防范。由于以上诸当事人的共同过错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故应当由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万木乡政府一审辩称，万木乡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万木乡政府在本案中无过错行为，李佩章的损害结果与己无任何法律的关联性；李佩章本人在本案中有重大过失。刘仁彬一审辩称，自己与李国华不是合伙关系，李佩章搭电受伤是受刘仁彬指示安排，并且其受伤后李国华送其到重庆西南医院治疗也是刘仁彬委托李国华的。李国华一审辩称，自己与刘仁彬不是合伙关系，李佩章受伤当天，自己到现场是受刘仁彬之邀请去参观工程现场，并且未指令安排李佩章搭电，自己送李佩章到重庆西南医院治疗也是受刘仁彬的委托。请求驳回李佩章对李国华的诉讼请求。酉阳县供电公司一审辩称，酉阳县供电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因李佩章的受伤系其故意行为所致,根据《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属于免责行为。请求驳回李佩章对酉阳县供电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0日，为了解决万木乡万木村公共服务中心饮水问题，万木乡政府与刘仁彬签订了《人畜饮水项目施工承包合同》，合同中双方就工程建设主要内容及要求、建设工期、工程项目承包价、付款方式、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之后，刘仁彬雇请李佩章、陈茂发、刘佳盾（系刘仁彬之子）为其修建该工程。2015年10月28日，刘仁彬通过万木村支部书记李治明联系农电工李兴章洽谈接电事宜，李兴章到施工现场后就对刘仁彬说：“你们修水池附近全是高压线不能碰，你们要用电的话，大不了就是给安装工人200元工资，我安排专业农电工给你们安”。刘仁彬当时也同意。2015年10月29日，在修建人畜饮水水池现场，刘仁彬安排李佩章和刘佳盾到10KV丁铺线167号电杆处搭电，李佩章就用竹杆在高压线上搭电，搭电过程中李佩章被电击伤。李佩章受伤后由李国华送往酉阳县人民医院后抢救，由于病情严重，立即由酉阳县李溪中心卫生院救护车送往重庆西南医院住院治疗，经西南医院诊断为：高压电击伤8%（Ⅲ°）头部、右上肢、右足、左上下肢、左侧肩胛部。李佩章于2016年1月15日出院，共住院76天。刘仁彬支付医疗费、救护车费共计人民币126753.30元。2016年2月29日，经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1.李佩章右肘上截肢属V（5）级伤残；2.后期医疗费约需60000元；3.假肢配置费一次需42800元，其更换周期为5年；4.误工时限暂计算为180日、护理时限为90日。李佩章支付鉴定费用4200元。刘仁彬已支付李佩章工资200元。李佩章之母周必梅生于1936年9月16日，其有5个子女。李佩章之长女李某1生于2004年10月10日，次子李某2生于2009年10月21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及责任划分；二是赔偿标准和范围问题。综合评述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是触电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交通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中，刘仁彬既未按照用电程序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也未征得酉阳县供电公司的同意，私自指示李佩章在10KV丁铺线167号电杆处搭电，其行为主观上具有故意。李佩章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无电工资格作业的情况下，明知10KV高压线具有危险性，而私自在10KV丁铺线167号电杆处搭电，其行为主观上具有故意。由于李佩章的损害是由刘仁彬和李佩章故意行为所致，故酉阳电力公司依法不承担责任。刘仁彬作为雇主，李佩章为其提供劳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刘仁彬对于李佩章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李佩章对损害的发生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可以减轻赔偿责任。万木乡政府作为人畜饮水工程发包方，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建筑资质的刘仁彬个人，存在选任过失，对李佩章触电事故存在一定的过失，故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李佩章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李国华与刘仁彬之间系合伙关系，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李佩章与李国华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故李国华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综上，根据李佩章触电事故造成的多方原因力大小，主观过错程度及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确定刘仁彬承担60%的责任,李佩章在本案中承担30%的责任，万木乡政府承担10%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李佩章因触电事故造成的损失，其赔偿范围和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结合重庆市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和受诉法院所在地收入标准予以确定。李佩章合理损失确定如下：1.残疾赔偿金301764元（25147元/年×20年×0.6）,2.误工费14400元（180天×80元/天），原告未提供误工收入证明，故按当地受入标准计算；3.护理费9000元（90天×100元/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3800元（76天×50元/天）；5.后续医疗费60000元；6.交通费：从原告提供的交通费发票审查，原告提供的四张从酉阳至黔江、黔江至酉阳的车票金额143元，与本案无关，不予支持；李佩章另提供的五张酉阳至重庆、重庆至酉阳的车票金额615元，符合证据三性，故交通费本院支持615元；7.残疾辅助器具费299600元（以平均年龄75岁计算，7次×42800元/次）；8.被扶养人生活费：周必梅18279×5÷5×0.6=10967.4元、李某118279×7÷2×0.6=38385.9元、李某218279×11÷2×0.6=60320.7元；9.医疗费、抢救费126753.30元，已由刘仁彬支付；10.鉴定费4200元；11.李佩章主张精神抚慰金，李佩章虽是触电受伤，但其主观上存在故意，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不予支持。综上，李佩章的合理损失共计为929806.30元（包含刘仁彬已支付医疗费126753.30元），刘仁彬应承担557883.78元(929806.30×60%);万木乡政府应承担92980.63元(929806.30元×10%);李佩章的其他损失自负。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李佩章触电事故的损失，由被告刘仁彬赔偿557883.78元，扣除已赔偿126753.30元，被告刘仁彬还应赔偿431130.48元;由被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万木乡人民政府赔偿92980.63元。上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二、驳回原告李佩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0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403.50元，由原告承担721.05元，由被告刘仁彬承担1442.10元，由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万木乡人民政府承担240.35元，退还原告4085.95元。二审中，上诉人刘仁彬认为，一审判决就李兴章到施工现场对刘仁彬说“你们修水池附近全是高压线不能碰，你们要用电的话，大不了就是给安装工人200元工资，我安排专业农电工给你们安”的事实不属实外，对一审判决确认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本案的事实争点在于，作为酉阳县供电公司驻万木乡的农电工李兴章是否同意或允许刘仁彬在事故发生电杆上架线施工。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仁彬举示如下证据：证据1.事故现场167号电杆照片一张，拟证明事故现场167号电杆上高压、低压混杆，存在技术过错；证据2.李佩章出院证，证明其在2016年1月15日出院；证据3.相关票据。拟证明李佩章住院期间所花费用没有纳入损失范围认定；证据4.证人刘佳盾、陈茂发当庭作证，拟证明事故发生前一天，农电工李兴章到现场，随便指了方向，说施工急用电就自己搭。以上证据经被上诉人李佩章质证，对证据1-2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证据3中的车票不能证明系因李佩章所花费，故其关联性不应采信；认为证据4即刘佳盾、陈茂发的证实与一审庭审中所作证实内容不符，不应予以采信。经被上诉人万木乡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所证明内容属实，曾经也发生过类似事故，也与酉阳县供电公司协商过。对其余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李国华质证认为，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据3的费用问题不清楚，对证据4不发表意见。被上诉人酉阳县供电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3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也没有说明一审中没有出示而在二审中出示的理由。认为证据1即照片较为模糊，不能证明当地的情况，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认为证据2即出院证与本案无关联；认为证据3即车票等与李佩章的质证意见一致；认为证据4即证人刘佳盾、陈茂发的证实与一审庭审中的作证内容有出入，证人陈茂发与刘仁彬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刘佳盾系刘仁彬之子，系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应采信。以上证据，经本院审查，证据1即现场照片，各方对该照片所证明的事故发生地167号电杆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照片显示167号电杆上下各一档电线，下面的一档电线为三根线。本院审查认为，照片所显示的线路究为高压线还是低压线，仅凭该照片不能识别，须结合全案其余证据予以确认；证据2即李佩章出院证，其上加盖有“西南医院收费专用章（住院部）”，出院时间为2016年1月15日，与一审判决认定的时间相同，该证据客观、真实；对证据3即2016年1月15日由重庆至酉阳的汽车票4张计金额为440元、收据4份计金额为2797元。本院审查认为，该车票究为李佩章及其护理亲属所购，还是为刘仁彬本人所购，无从证实，且在本案中作为受害人的李佩章并没有主张该次车费损失。对于刘仁彬举示的其他证据，包括购买生活用品222元、房屋租金1100元（押金400元）、生活费1000元、买护理垫、大便器75元等。本院审查认为，以上收据除生活费1000元有收款人的签名外，其他收据难以认定收款人。且以上证据本应在一审中出示而没有出示，其责任在上诉人刘仁彬。且刘仁彬对本案中一审判决就除残疾辅助器具费外的所有损失认定无异议，故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4即刘佳盾、陈茂发证实，刘佳盾证实“28号我们到的时候，农电工开车下来问我们是不是接电，我父亲说是，他说他忙，就随便给我们指了方向，说我们急用电就喊我们自己搭。”证人陈茂发证实“电工下午过来就说他忙，你们急需用电，两边挂都没有问题。第二天我们需要用电了，农电工就没有来，就说我们挂就是。”同时，二证人在一审庭审期间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两证人证言均没有提及农电工于事故发生的前一天到场情况。以上证据是否客观真实，需结合全案一、二审证据作综合评定。一审庭审中，当审判人员问“在接线的时候，有没有找农电工跟你说过在哪儿接电？”上诉人刘仁彬回答“农电工28日的时候给我说，喊我买的电线，农电工指的方向和我们后来搭的电的方向不同，农电工没有具体说在哪儿搭电”（一审卷P54-55）。一审庭审中，酉阳县供电公司举示了农电工李兴章的证实，拟证明事故发生前刘仁彬找过李兴章要求搭电施工，但没有具体接电地方、费用落实，后来就没有下文，直到知道事故发生。该证据经上诉人刘仁彬一审质证，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一审中，刘仁彬也举示了农电工李兴章的证实一份，拟证明农电工李兴章事后收取了200元，李兴章是事故发生片区的管理员。该证据经酉阳县供电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高压线上是不能直接搭线的，李佩章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经本院审查，酉阳县供电公司在一审中所举示的李兴章证实，系酉阳县公安局万木派出所向李兴章调查收集所得，李兴章证实“事发前一天，刘仁彬来找到我接洽用电的问题，我当时就给他说，‘你们修水池这地方随近全是高压线，点都不能碰，你们要用电的话我就直接给你们联系，从王临岸家接出来就是，大不了就是给安装工人200元工资’。他当时也答应了，我当时有急事就留了电话给刘仁彬，说‘你们要安电的时候联系我，我叫专业农电工来给你们安装就是’，说完就走了。过了几天，我一直没有接到他的电话，10月底的一天，我就听说刘仁彬为了节约200元工资，私自叫工人从高压线上搭电，造成一个工人被烧伤。”一审中，李佩章举示了其代理人向农电工李兴章收集的调查笔录一份，李兴章证实，“进场之前我们村的村长李章国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来修水池，要用电，叫我来看一下。我就到现场去了，看见施工队的沙子、材料才拉到工地，我也忙着抄表，就对施工队的讲，你们今天才到，开不了工，你们要用电随时打我电话，我派个电工来帮你们接电，我说你如果打电话叫我派人来，你们应拿200元工资，说了我就走了，后来施工队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也告诉过他们叫他们不要乱接，因为周边都是高压，都很危险。”证人还证实，事故发生后，村长打电话给证人，经证人安排了一个电工到现场接电，电工从施工老板处领取了200元工资。经本院审查，公安机关于事故发生后向涉案农电工李兴章调取了证据，受害人李佩章也委托其代理人向李兴章收集了证据，李兴章所作证实内容大致相同。同时，该证据经一审质证，上诉人刘仁彬对李兴章的证实内容表示无异议。故对于被上诉人李佩章、酉阳县供电公司举示的证人李兴章证实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同时，二审中，上诉人刘仁彬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刘佳盾、陈茂发所作证明内容与李兴章证明内容矛盾，也与刘仁彬在一审中的认可李兴章证实的质证意见相佐。同时证人刘佳盾、陈茂发在一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证明内容中没有关于农电工李兴章的相关问题，故不排除二证人在二审阶段对相关事实的证实系在上诉人刘仁彬指使、授意下为之的可能。综上，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刘仁彬所申请的证人刘佳盾、陈茂发在二审中所作证明的客观性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刘仁彬关于自己在事故发生地直接从电线杆上搭电系在酉阳县供电公司农电工李兴章同意的事实不成立。此外，导致李佩章触电事故发生的电流究系高压电还是低压电问题。虽然双方于对事故发生的丁铺线167号杆的两档线路究是两档均为高压，还是一档高压线一档低压线的事实各执一词：上诉人刘仁彬、被上诉人万木乡政府认为是一高一低两档线，而酉阳县供电公司认为两档线均是高压线。但不可否认的是，首先，双方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李佩章系高压电致伤的事实没有异议，其次，各方承认李佩章用竹杆所搭的线路为丁铺线167号杆上的较低档电线。故涉案致伤李佩章节的电线系两档线中较低的一档，且为高压电的事故应予确认。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点为：一是本案中酉阳县供电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其责任大小；二是李佩章所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是否过高。本院围绕该争点问题评述如下：一、关于酉阳县供电公司是否担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由此可知，对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受害人故意是法定的也是最不具争议的免责条件。受害人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情形：直接故意，即受害人明知其行为后果会导致损害后果，而追求或者希望损害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受害人明知其行为可能导致损害后果，而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实践中，故意包括自杀或自伤、从事与高度危险作业有关的犯罪活动。受害人的故意作为免除加害人责任的条件，应由加害人证明受害人的故意，证明其故意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结合本案，上诉人刘仁彬在施工过程中需用电，明知受害人李佩章不具有专业的电工资质，擅自指令李佩章在高压电杆线上搭电，而受害人李佩章明知自己没有电工基本知识，接受了刘仁彬的指令，在高压电杆上搭线接电，造成本案触电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李佩章受伤的后果虽不是刘仁彬、李佩章所积极追求，但二人对于事故的发生却采取放任的态度，故其行为应当认定为间接故意，属于免除酉阳县供电公司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赔司法解释）第十一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知，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所确立的是过错责任，即劳务关系（包括雇佣关系）中，如果发生了提供劳务者受损的情形，需根据劳务用工者及劳务提供者在过错来确定赔偿责任；而人赔司法解释第十一条所确立的是无过错责任，即只要发生雇员受损的事实，即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而不问雇员本人是否有过错。由于侵权责任法优于人赔司法解释的适用，故实质上人赔司法解释第十一条所确立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已经被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所确立的过错责任所替代。本案中，李佩章受雇于刘仁彬并从事劳务活动中，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能力和智识应当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对自己能为与不能为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力。但在接受刘仁彬的错误指令后，在明知自己没有基本的电力知识和电工技能的情况下进行作业，并导致自身身体受损伤有明显的过错。故一审判决减轻雇主刘仁彬的相应责任并无不当。二、关于李佩章所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问题。首先，我国法律并未对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计算年限予以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该条一方面规定了残疾辅助器具费的标准，即不高配也不低配，按普通通用器具的标准配备。另一方面，就其更换周期，一般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但该条并没有就具体期限作明确要求。人赔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是在超过确定的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外，在赔偿权利人继续主张情况下，对于确需继续配制残疾器具的，应当支持五至十年，但没有就残疾辅助器具费的具体年限作出限制性规定。其次，残疾辅助器具费的性质有别于残疾赔偿金，不能笼统适用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方法进行确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是遭受残疾的受害人为了修复其受损的肢体、器官功能，达到弥补其生活自理和生产劳动缺陷所实际支出的费用，属于必要的支出性损失，为“积极损害”。残疾辅助器具费的发生具有必然性，除残疾者生命消亡外，该费用不可消灭，应将其定性为残疾者及其家庭的实际损失。其三，按照平均寿命确认残疾辅助器具费更能体现公平正义，也可以避免受害人的后期风险。结合本案，如果按照二十年计算残疾辅助器具费，则受害人该费用的计算年限至六十五岁即告终止，而其生命消灭的可能性不可预知，其逾越六十五岁后仍必然依赖于残疾辅助器具进行生活，如果得不到支持，则该费用必然由自己负担，有失公平。按照平均寿命计算该项费用，则可以避免或者减轻该损失。综上，一审判决按照平均寿命75周岁支持李佩章残疾辅助器具费并无不当。上诉人刘仁彬要求参照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计算二十年残疾辅助器具费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仁彬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5元，由上诉人刘仁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庆华审 判 员  黄 飞代理审判员  郑 斌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吴遥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