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6民终44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晓，农民。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忠军，农民。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花，农民。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振祖，农民。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穆善章，山东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门曰益，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文，山东鹰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晓、杨忠军、刘桂花、常振祖因与被上诉人门曰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4民初10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蓬莱市人民法院重审作出的判决与原审判决如出一辙，原审判决与发回重审的判决，均有意回避本案属于高利贷这一基本事实，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全盘否定；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延伸引用，作出偏袒被上诉人的判决。二审中，上诉人补充上诉意见称，原审查明的事实不正确，上诉人不是投资葡萄酒，在2011年到2012年是种植葡萄。借款是从2011年12月18日到2012年11月28日，一共是借款18笔，本金是311600元，还款是从2013年4月7日到2014年5月13日，汇款18笔，一共是316500元。本金已经全部还清，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款项是高利贷，月息分别有5%、10%、15%，在总共陆续借款一年时间内光利息是35万。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打借条就是利息加本金，是被上诉人计算出来的数额663000元，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个对账单，是18笔借款一共是662200元，对账单是被上诉人自己写的，本金是312200元，利息是35万元，两数相加是662200元。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审原告门曰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依法偿还原告借款6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杨忠军和被告刘桂花系夫妻关系，被告杨晓系二人的女儿，被告常振祖与被告杨晓曾系同事关系。一审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杨晓与原告系朋友关系，被告因投资葡萄酒，自2011年始陆续向原告借款，陆续还款后，尚欠2013年借款663000元，并于2014年1月25日写下借条，原告将被告以前书写的借条均还给了被告，在原告向被告追索借款时，被告杨晓的父亲杨忠军、母亲刘桂花均认可该借款并在借条上签字，2014年6月20日被告常振祖自愿作为被告的连带保证人在借条上签字，被告杨晓出具借条后，陆续还款95400元，尚欠567600元未还，为此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杨晓、杨忠军、刘桂花给付借款567600元，被告常振祖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针对自己的主张提供借条四张用于证实被告借款和保证还款及常振祖担保的事实，并说明四张借条系针对同一款项而出具的；提供自己和妻子唐功兰的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四张用于证实自己借款的资金来源及转账付款给被告的事实。2014年1月25日的借条载明：“借条今借门曰益现金陆拾陆万叁仟元整。（66.300.00）杨晓（签字）2014年1月25日身份证：370684198610121441借款人杨忠军（签字）。”2014年5月9日借条载明：“4月12日还门曰益贰拾肆万元整（24000.00），如不归还以一中对面三楼抵押。杨晓（签字）刘桂花（签字）2014年5月9日。”未署日期的借条载明：“共欠门曰益人民币陆拾陆万元整。月底5月30日归还叁拾万元整。杨晓（签字）刘桂花（签字）。”2014年6月20日被告常振祖在2014年1月25日借条复印件的空白处载明：“2014年6月20日担保人：常振祖（签字）身份证：××。”针对借款的资金来源，原告指出唐功兰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中载明的2013年4月12日转支40000元、2013年4月18日现支20000元、2013年8月2日现支20000元（四笔各5000元）、2013年9月4日现支20000元（四笔各5000元）、2013年9月18日现支116038元、2013年11月13日现支10000元（两笔各5000元）、2013年12月20日转支10000元、2013年12月25日现支20000元（分别为六笔各3000元、一笔2000元）、2013年12月27日转支20000元；唐功兰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账户明细中载明的2013年5月25日取款10000元、2013年7月5日取款15000元、2013年8月6日取款40000元、2013年10月2日取款75000元、2013年10月23日取款90000元、2013年12月31日取款95000元；门曰益工商银行明细清单载明的2013年6月27日卡取50000元，以上款项共计651000元，系其借给被告的主要款项，余外所借款项系给付被告现金，并解释称2014年5月9日的借条上还款日期“4月12日”系笔误，应为“5月12日”，还款数额的小写“（24000.00）”也是笔误，应以大写“贰拾肆万元整”为准。被告杨晓对原告提供的四张借条和四张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质证称四张借条系在原告的强迫下出具的，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只能证明原告及其妻子唐功兰的款项存取情况，无法证明将款项借给被告。另被告认可原告借钱给自己是通过现金和银行转账的方式给付，且主要是现金方式给付，给付现金是原告通过银行取款后将现金交付自己，自己再给原告出具借条，双方是陆续借款陆续还款。但辩称自己只是自2011年12月18日至2012年11月28日期间分18次向原告借款共计311600元，自2013年4月7日至2014年4月17日已偿还了17笔共296500元，四张借条是原告强迫自己和父母书写的，借条上的663000元是本金加利息累计的数额，本金是309200元，利息是340000元，存在高利贷的违法行为，自己归还的款项也没有扣除，因此不应受法律保护。另主张原告强迫自己出具借条时，自己曾经向蓬莱市小门家派出所报案；对2014年5月9日的借条上所写的还款日期和还款数额的小写数字不认可是笔误，辩称是因原告让自己这么写的。经一审法院调查蓬莱市小门家派出所未有被告的报案记录，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自己报案的事实。被告常振祖认可在2014年1月25日杨晓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上填写了“2014年6月20日担保人常振祖××”的字样，但辩称杨晓在1月25日出具借条后以要还原告借款为由向自己借款，因自己觉得杨晓给原告出具的借条上的借款数额比较大，就同意帮杨晓去跟原告调解，因自己当时在外地，在2014年6月份回来后就跟原告进行调解，后原告找了两个小伙要挟自己在借条复印件上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名，因自己是被胁迫在借条上签字，所以对自己担保人的身份不认可。被告常振祖对自己受胁迫签字的事实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杨晓针对上述的辩称理由提供原告门曰益退回的杨晓书写的借条18张、还款的银行回单17张、原告和其朋友出具的对账单3张，证实自己于2011年12月18日至2012年11月18日向原告借款和之后还款的事实以及之前借款累积利息的事实。17张银行回单分别为：2013年4月7日汇入唐功兰45000元；2013年7月23日汇入唐功兰21600元；2013年9月8日转入唐功兰55000元；2013年10月18日汇入唐功兰10000元；2013年11月1日汇入唐功兰10000元；2013年11月16日汇入唐功兰29500元（三笔分别为：10000元、9700元、9800元）；2014年1月4日常振祖汇入唐功兰30000元；2014年2月19日汇入唐功兰50400元（六笔分别为：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3000元、7400元）；2014年3月1日转入门曰益40000元；2014年5月13日转入唐功兰5000元。对账单载明19次借款，本金和利息累积共计819400元。被告对对账单解释称19笔借款中有三笔（第1、12、18笔）借款不存在，扣除这三笔款205000元，可算出借原告本金309200元、利息341400元，共计650600元，因此原告才强迫自己出具了663000元的借条，该对账单第一张是原告书写，第二张和第三张是原告朋友书写。原告对18张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质证称这些借条是被告2013年之前的借款，已经偿还了，且自己借给被告的款项远不止被告提供的，自己主张的是2013年至2014年的欠款；对17张银行回单真实性无异议，质证称双方是陆续借款陆续还款，所以双方银行账号上可以显示原告出借款项的取款日期和被告还款的取款日期很多都是相近或者交叉，认可被告于2014年1月25日出具借条后又还款95400元，同意该已还款项从借款总额中扣除。对对账单3张不认可，质证称该对账单不是自己书写的，与自己无关。被告要求对第一张单据进行笔迹鉴定，但在法院限期内未提交鉴定申请和预交鉴定费用。另查对账单上没有原告签字，也无法证明三张对账单的连续性。因被告杨晓不认可自2013年1月1日之后还向原告借过款项，原告为了证明2013年之后又支付过借款，申请法院对原告妻子唐功兰的银行卡2013年4月12日和2013年12月27日两笔转账款项60000元的交易对头进行查询，经查询上述两笔款项均转账到被告杨晓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中（账号为62×××13）。被告杨晓对查询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上述两笔款确实是转入自己的银行账户内，但辩称该两笔款60000元是原告购买自己的葡萄酒款，但对自己上述辩称意见及给付原告葡萄酒的事实未提供证据证明。因原、被告各执己见，致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借款，并向原告出具借条，双方形成借款合同关系。被告只认可自2011年12月18日至2012年11月28日期间分18次向原告借款共计311600元，辩称2013年之后再未有借款事实，但通过原告提供的唐功兰银行账户明细可查询到2013年4月12日和2013年12月27日两笔款项均转账到被告杨晓的银行卡上，可以确定2013年之后原告还有支付借款的行为，被告虽辩称上述两笔款项系原告支付的购酒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认可借款以现金和银行转账两种方式给付，且主要是以现金方式给付，因此原告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可以证明其借款的资金来源和款项交付的事实。被告辩称因2013年之前的借款利息过高，原告强迫自己出具借条，自己已将借款还清，并提交原告出具的一张对账单及原告朋友出具的另两张对账单为证予以证明自己出具借条的数额依据，但对账单上的总数额为819400元，被告解释的数额为650600元，均与借条上663000元的数额不符，被告要求对第一张单据进行笔迹鉴定，但在法院限期内未提交鉴定申请和预交鉴定费用，应视为放弃鉴定申请。原告对该对账单不予认可，对账单上没有原告签字，也无法证明三张对账单的连续性，且被告也无法证明对账单系原告书写，因此一审法院对三张对账单不予采信；另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自己受胁迫所出具借条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对被告该辩称理由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本案情况，原告提供证明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一审法院对被告出具给原告的借条真实性予以确认。四张借条为同一笔借款，被告杨晓在2014年1月25日、2014年5月9日及未署日期的借条上均以借款人签名，被告杨忠军在2014年1月25日的借条上以借款人的名义签名，被告刘桂花在2014年5月9日及未署日期的借条上以借款人的名义签名，并约定给付日期，虽然2014年5月9日的借条上归还日期4月12日早于借条的出具日期，小写数字与大写数字不一致，借条本身存有瑕疵，但原告解释为笔误，应为5月12日，数额以大写数字为准，结合其他三张借条，可以认定该借条的真实性，因此被告杨晓、杨忠军、刘桂花应认定为共同借款人，对该借款承担共同偿还义务。被告常振祖在借条上以担保人的名义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常振祖虽辩称自己是受到原告强迫才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但对上述辩称理由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被告常振祖对上述债务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认可被告在出具借条后偿还了95400元，该款应从借款数额中扣除，因此被告的借款金额应为567600元。被告杨忠军、刘桂花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被告杨晓、杨忠军、刘桂花欠原告门曰益借款5676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应给付。对原告要求被告杨晓、杨忠军、刘桂花给付借款567600元，被告常振祖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的辩称理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晓、杨忠军、刘桂花给付原告门曰益借款567600元，上述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常振祖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四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负担324元，由四被告负担9476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关于涉案借条的出具过程，被上诉人称，2014年1月25日，被上诉人领了一个女的，叫孟翠玲，是上诉人杨晓的朋友，到杨晓的宿舍跟杨晓要钱，杨晓说确实拿不出钱，杨晓把欠条对了对，打了一个663000元的总条给被上诉人；2月份杨晓领着她父亲杨忠军到被上诉人家去了，杨忠军说他替杨晓把钱还上，杨忠军又在1月25日借条上签了名；2014年5月9日被上诉人跟杨晓要钱，杨晓的母亲又写了一张借条，杨晓和她母亲在上面签的字；5月30日被上诉人到杨晓母亲家要钱，刘桂花就又打了一个借条；2014年6月份的时候，常振祖说他本人有些地要卖，他替杨晓把钱还上，他当担保人，常振祖又在借条上签了担保人和名。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是高利贷，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打的借条663000元是2011年12月18日到2012年11月28日18笔借款的利息加本金；被上诉人不认可，称涉案663000元的借条是2013年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多笔借款汇总的条，借款663000元是本金，没有利息。对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中，原则上债权人应对借款合同的订立和借款交付两个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2013年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多笔借款，最后汇总成663000元的涉案借条，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借条四张用于证实上诉人借款和保证还款及常振祖担保的事实，本院二审中，被上诉人具体阐述了该四张借条的出具过程；关于借款交付的问题，被上诉人原审中提供了四张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用以证明其借给上诉人杨晓的主要款项来源，上诉人亦认可被上诉人借钱是通过现金和银行转账的方式给付，且主要是现金方式给付，且经原审法院查询，被上诉人妻子唐功兰的银行卡2013年4月12日和2013年12月27日两笔款项60000元均转账到上诉人杨晓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中。故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完成了对借款合同订立和借款交付两个事实的举证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是高利贷、上诉人是受被上诉人胁迫打的借条，但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上诉人主张其在已经向被上诉人偿还本金的情况下，又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本金加利息的663000元的欠条，与常理相悖。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杨晓、杨忠军、刘桂花、常振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 勇审判员 罗春光审判员 刘 腾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