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55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严小方，男，195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杭州市上城区。委托代理人：余合力、王欢，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淑云，女，193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杭州市下城区。委托代理人：姜志明，浙江天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勤锋，男，195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康莹，男，198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陆新华、陈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裘美玲，女，196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杭州市下城区。上诉人严小方、王淑云因与被上诉人谢勤锋、谢康莹、裘美玲房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民初字第1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严小方与裘美玲于1984年4月结婚，于1998年4月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家庭住址为庆春新村×幢×室，就财产分割双方约定居住房屋各一半。庆春新村×幢×室房屋为公房，于1999年底进行拆迁；拆迁安置时的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载明，户主为严小方，本市户口家庭成员为裘美玲（妻）、严某（子），分配房屋地点为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租用人为严小方。2001年，严小方通过房改购买了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购买该房屋的杭州市市区公有住房出售价格申报表记载购房人为严小方，配偶为裘美玲，夫妻双方工龄之和31年。2003年12月，严小方通过房改购买了昌化路×号×室房屋。2003年11月3日，卞某与严小方签订协议，约定：严小方将朝晖新村×幢×单元×室房屋视作二手房转让给卞某；卞某需向严小方支付购买该房款项98855.41元、补偿经济适用房指标地级差价损失费28068元；严小方在购买昌化路×号×室房改房时，由于手续上已超过严小方职级享受的房改房面积，但实际超标面积是卞某享受，超面积部分的购房款由卞某承担，约18000元（具体金额按房改部门审批的价为准）；卞某付清上述款项费用后，严小方应将朝晖新村×幢×单元×室房屋的产权证移交卞某；等等。同日，双方签订另1份协议，约定：卞某在领取单位发放货币分房补偿面积的款项时，必须同时付清严小方在转让朝晖新村×幢×单元×室房屋时未结算的货币分房补偿面积款30119.77元；等等。此后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由卞某占有使用。严小方于2013年7月左右起诉卞某，要求卞某支付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的租赁房屋费187200元；案号（2013）杭下民初字第1135号。2013年9月5日，严小方撤回起诉。严小方于2013年11月左右起诉卞某，要求卞某支付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的占用使用费；案号（2012）杭下立预字第1125号、（2013）杭下民初字第1732号。2014年3月5日，严小方撤回起诉。严小方以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作抵押，分别于2010年11月、2013年11月向银行借款86万元、100万元。严小方于2014年6月起诉卞某，诉讼请求为解除与卞某于2003年11月3日签订的2份协议书，要求卞某支付房屋损害赔偿费198900元；卞某提起反诉，反诉诉讼请求为继续履行双方于2003年11月3日签订的2份协议书，要求严小方将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的所有权办理过户、转移登记至卞某名下；案号（2014）杭下民初字第1217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9日开庭进行审理，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判决如下：一、驳回严小方的诉讼请求；二、卞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严小方购房款98855.41元、经济适用房指标地级差价损失费28068元、超面积部分的购房款项18000元和未结算的货币分房补偿面积款30119.77元，严小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配合卞某办理将杭州市下城区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变更登记至卞某名下的手续；三、驳回卞某的其他反诉请求。严小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案件现处于中止审理状态。2014年11月6日，严小方与裘美玲签订财产约定书，内容包括：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原系严小方和裘美玲的共同财产，1998年4月2日双方经协议离婚；2014年11月6日双方在房管局现场约定上述房屋所有权归严小方一人所有，裘美玲自愿放弃该套房屋的产权；等等。2014年11月6日，严小方与王淑云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约定：严小方将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转让给王淑云；转让总价50万元，王淑云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天内将全部房款支付给严小方，双方房款自行交割；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严小方将房屋交付给王淑云；等等。2014年11月7日，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王淑云。2015年1月30日，王淑云向严小方支付50万元购房款。2014年11月至2015年7月期间，严小方对由卞某占有使用的朝晖四区×幢×单元×室进行了门锁更换，占有了该房屋，并将该房屋交付给了王淑云。王淑云系裘美玲的母亲，其户籍地址原为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二区×幢×单元×室，与严小方、裘美玲为同一户，其中严小方为户主，王淑云、裘美玲与户主的关系分别为岳母、妻。2015年9月18日，王淑云将户口迁至朝晖四区×幢×单元×室，王淑云现居住于此。现谢勤锋、谢康莹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一、判决确认严小方与王淑云签署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二、如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则请求撤销严小方与王淑云签署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三、判令王淑云及严小方立即将杭州下城区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腾空并返还给谢勤锋、谢康莹；并判令王淑云与严小方将杭州下城区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产权恢复登记至严小方名下。原审法院认为，2014年11月6日，严小方与王淑云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将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转让给王淑云。但是第一，在此之前就该房屋严小方已于2013年-2014年期间3次起诉卞某，前2次起诉已撤回起诉，第3次起诉的（2014）杭下民初字第1217号案件于2014年9月9日开庭进行审理，在该房屋转让合同签订后不久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即就（2014）杭下民初字第1217号案件作出判决，判令严小方配合卞某办理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至卞某名下的手续，而严小方将房屋转让给王淑云妨碍了判决生效后的执行。第二，涉案房屋10余年间一直由卞某占有使用，卞某占有使用该房屋有与严小方签订的2份协议作为合法依据；严小方与卞某又因涉案房屋涉讼，严小方起诉要求解除与卞某签订的2份协议书而卞某反诉要求继续履行；因此，除非严小方在该案件中胜诉，否则其无法合法地向买受人交付房屋，严小方在（2014）杭下民初字第1217号案件判决前转让卞某合法占有的房屋，意图损害卞某的利益。第三，裘美玲与严小方离婚后仍以夫妻的名义购买房改房，二人的户籍十多年来仍为同一户、二人的关系在户籍信息中仍记载为夫妻，至少应认定二人在离婚后仍有较多联系；裘美玲又主张涉案房屋其亦有份额，王淑云又系裘美玲的母亲，因此对严小方与卞某之间就涉案房屋的诉讼情况，王淑云应当知情。综上原审法院认为，严小方与王淑云于2014年11月6日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王淑云、严小方应将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的产权重新登记至严小方名下，王淑云应将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返还给严小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原由卞某合法占有，严小方以更换门锁的暴力手段强行占有了该房屋，卞某有权要求返还。因此，对谢勤锋、谢康莹要求王淑云、严小方腾空并返还杭州下城区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至于谢勤锋、谢康莹与严小方之间就2003年11月3日签订的2份协议解除或履行产生的争议及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的最终归属，应待（2014）杭下民初字第1217号案件的二审结果确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严小方、王淑云于2014年11月6日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二、严小方、王淑云将杭州市下城区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的产权登记至严小方名下，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履行完毕。三、严小方、王淑云将杭州市下城区朝晖四区×幢×单元×室房屋腾空返还给谢勤锋、谢康莹，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严小方、王淑云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宣判后，严小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第三条第五款第七项要求“对有争议的证据，应当写明争议的证据名称及人民法院对争议证据认定的意见和理由；对有争议的事实，应当写明事实认定意见和理由。”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严小方对谢勤锋、谢康莹提交的大部分证据的三性是有异议的，但一审法院并未在判决书中写明争议的证据及对这些争议证据的意见。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并未对这些证据的三性进行分析。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严小方与王淑云不存在恶意串通，原审法院判令《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适用错误。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判定严小方与王淑云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但原审判决对上述认定的说理均是通过法官的间接推断得出的，即从现有证据支持的前提事实，得出推断事实。因此，严小方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法院认定的前提事实是否真实存在；第二，从前提事实是否能必然推断出推定事实。原审法院在说理部分的前两个理由，均是想证明严小方存在损害卞某利益的恶意，但原审法院认定的前提事实是不成立的且前提事实也不能必然推断出推定事实。首先，严小方与王淑云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的时间早于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下民初字第1217号案件判决书的作出时间，严小方不可能预知案件的最终结果，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转让行为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严小方之所以会在2014年11月期间将涉案房屋转让，是基于王淑云在前述时间有购房的需求且其支付的对价合理才出售给王淑云。其次，关于“卞某因2003年签订的购房协议享有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权利，除非严小方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下民初字第1217号案件胜诉，否则其无法合法地向王淑云交付房屋”的推断，严小方认为，第一，双方于2003年签订的购房协议明确先付款后过户，但自协议签订后至起诉前的这11年期间，严小方早期多次向卞某催收房款，但卞某一直未支付，后期严小方多次要求卞某腾退涉案房屋，卞某一直强行占有，其早已由最开始的有权占有转变为无权占有。第二，严小方在下城区人民法院案件未作出判决前仍然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当然享有合法处置房屋的权利，根本不存在原审法院中所谓的其无法合法地向王淑云交付房屋的说理。原审法院不能因上述两个理由认定上诉人存有恶意。原审法院说理部分的第三个理由，主要是基于户籍信息及严小方前妻是王淑云之女。对此，严小方认为，自己与裘美玲早已于1998年4月离婚，婚后联系甚少，且其早已有男友并一直与之生活二十多年。后因裘美玲未能在杭州购买房屋，为解决其落户问题，才一直未将裘美玲从户籍中迁出。原审法院不能仅凭户籍信息就认定严小方与裘美玲在离婚后仍有较多联系，两者没有直接、必然的因果联系。裘美玲对严小方涉案的事实是不明知的，原审法院更不能因为王淑云是裘美玲的母亲就直接推断王淑云对于严小方与卞某之间就涉案房屋的诉讼情况是明知的，这两者之间也没有直接、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均不成立，严小方与王淑云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二）原审法院判令涉案房屋返还至谢勤锋、谢康莹的法律依据适用错误。原审法院依据《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占有的不动产或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判令涉案房屋返还至谢勤锋、谢康莹。对此，严小方认为适用上述法条的前提是涉案房屋已被严小方侵占，并且谢勤锋及谢康莹是有权占有。但本案中，这两个前提均不成立。按照原审法院逻辑，2003年签订购房合同后，买受人卞某因多年未支付房款且不愿腾退成为了有权占有者，而无过错方所有权人严小方则成了无权占有者，这明显违背法律公平正义原则。综上，请求：1、撤销（2015）杭江民初字第134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谢勤锋、谢康莹承担。针对严小方的上诉，谢勤锋、谢康莹共同答辩称：一、本案合同是否无效，取决于严小方与王淑云是否构成恶意串通，而本案多项事实证明，严小方与王淑云存在恶意串通。1、恶意串通是一种内在的主观状态，任何第三方是无法直接知悉一个人主观上是在想什么的。因此，判断被告严小方与王淑云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只能通过外在的客观事实来推定。而且需要指出，与刑事诉讼不同，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对抗，采用的是优势证据规则与高度盖然性规则。2、本案中严小方的恶意非常明显,是可以通过相关事实直接推定的。因为就同一套房屋，严小方先后订立了两份转让合同，在前一份合同也就是严小方与卞某签署的转让合同并未解除的情况下，严小方又与他人另行签署转让合同，一房两卖，这本身就存在恶意。虽然严小方曾于2014年6月起诉要求解除与卞某的合同，但法院并没有作出解除合同的判决，而且当时卞某已经提出了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并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反诉请求，严小方作为一个有正常认知能力的人，应当很清楚如果其将房屋过户给了第三方，那么在那个案件中卞某提出的诉请将因为“事实上不能履行”而无法得到支持，因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或事实上不能履行；……”，所以，在法院还没有作出解除合同的生效判决之前，严小方擅自转让涉案房屋，恶意特别明显。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严小方在（2014）杭下民初字第1217号案件判决前转让卞某合法持有的房屋，意图损害卞某的利益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3、本案中诸多证据可以证明王淑云在房屋转让事项上存在恶意，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至少可以说，本案证据已足以证明王淑云存在恶意属于较高概率事件。（1）从身份关系讲，王淑云与严小方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严小方与王淑云的女儿裘美玲原系夫妻，双方育有一子，两人虽于1998年离婚，但离婚不离家，根据离婚档案及户籍信息，两人原住址均在庆春新村×幢×室，但现在户口均在景芳二区×幢×单元×室，其中，严小方是户主，同户的还有儿子严某，岳父裘宝德、岳母王淑云，户籍信息上，王淑云与户主严小方的关系仍显示为岳母。事实上，王淑云是在2015年9月18日才将户口迁至案涉房屋。但不管以上婚姻或户口如何变动，但严小方是严某的父亲、王淑云是严某的外婆，这一层身份关系是不会变的，仅从这一点来讲，两人就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对于严小方已将房屋转让给卞某一事，王淑云应处于明知或应知状态，明知或应知严小方已将房屋转让给卞某，却仍与严小方签署案涉合同，即属恶意。（2）严小方与卞某的合同在2003年即已签署，在案涉合同签署之前，围绕前一份合同及案涉房屋，自2013年开始，严小方已经与卞某发生过三次诉讼。根据卞某原代理律师的反映，每次诉讼，裘美玲均作为旁听人员参与庭审，其对严小方与卞某之间因案涉房屋发生纠纷一事非常清楚，事实上，按照裘美玲与严小方的离婚约定，案涉房屋虽然对外来讲是严小方的，但根据他们两人内部的约定是两人共有的，可以讲，严小方与卞某所签转让合同的履行与否，也关系到裘美玲的切身利益，裘美玲对此不可能不知情。那么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王淑云对于实际也涉及到她女儿切身利益的发生在严小方与卞某因房屋转让而发生的一系列纠纷不可能不知情。（3）在案涉合同订立时，严小方与裘美玲还同时签署了一份财产约定书，这份约定书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约定案涉房屋原系严小方与裘美玲共同财产，二是约定双方在房管局现场约定案涉房屋所有权归严小方一人所有，裘美玲自愿放弃该套房屋的产权。裘美玲这么做显然是为了配合严小方将房屋过户至王淑云名下，以帮助严小方逃避在前一份合同项下的义务。那么对于同样也是在房管局现场共同办理过户手续的买受人王淑云来讲，她对于这套房屋是其女儿书面约定放弃所有权才过户至其名下的事实，以及对于裘美玲为什么要签署这样一份文件的原因不可能不知情。（4）根据严小方三次诉讼的诉状及第三次诉讼的一审判决，可以知道，从2001年起，案涉房屋就一直被卞某一家居住占有，卞某一家的生活用品也一直放置在案涉房屋内，后来案涉房屋才被严小方强行占有。换句话讲，在案涉合同订立前，作为买受人的王淑云对涉及重大利益的房屋买卖从未到现场查看过。以上说明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房屋交易。（5）从案涉合同的约定内容看，很多在正常房产交易中应该约定的内容都没有约定。比如受让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转让方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产权登记的约定及违约责任等等，这些涉及买卖双方最重要的条款，在这份合同中，均显示为“无”。此外，屋内存有大量卞某的设施设备、装饰装修及物品，但在严小方与王淑云签署的合同附件1即《房屋附属设施设备、装饰装修、相关物品清单等具体情况》中均显示为“无”。（6）从交易价格看，案涉房屋面积为48.35平方米，约定的转让总价为50万元，即单价为每平方米10341元，转让价格明显畸低；从本案证据看，严小方曾在2010年11月以案涉房屋作为抵押物银行贷款86万元，在2013年11月以案涉房屋作为抵押物银行贷款100万元，这从一个侧面案涉房屋的合理市场价格要远高于该交易价格；更有说服力的是，根据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的记载以及被告提供的契证，案涉房屋的计税价格为736856.9元，而根据杭州市的规定，杭州市房屋转让实行最低计税价格管理，最低计税价格都要比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高出将近50％，可想而知，与正常市场价格相比，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格明显偏低。（7）从后一份合同的履行情况看，合同约定房款支付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即2014年11月6日起7日内，约定交房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根据前述约定，正常交易模式应是先付款，后交房，再办理过户，而实际的履行情况却是，双方签署合同当日即办理了过户手续，并于次日完成房产过户，房款延期至2015年1月30日才支付，至于房屋交付，实际更是延至2015年7月左右才以强行占有的方式完成所谓的“交付”。以上诸多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违背正常房屋买卖交易习惯的事实及相应证据，足以认定王淑云对严小方此前已将房屋转让给卞某一事是知情的，其并非善意第三方。4、司法实践中，合同签署主体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交易价格偏低，交易行为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房屋交易习惯等，只要具备以上情形之一，就可以认定合同双方恶意串通（详见附件），而本案中具备前述各种情形。二、涉案合同既已被认定为无效，则原审判决判令严小方、王淑云将房屋产权登记至严小方名下，并将房屋腾空并返还给谢勤锋、谢康莹于法有据。1、根据本案协议书等证据，结合严小方的陈述，可以明确，卞某原对房屋的占有使用完全合法。尽管严小方已提起了解除合同的诉请，但需要指出，即便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合同，则也是判决之日解除，因此在没有生效判决作出解除合同的判决之前，卞某及其继承人对涉案房屋的占用使用均为合法。2、而反观严小方及王淑云，严小方在一审庭审时已经承认涉案房屋并不是卞某交付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找了开锁师傅换锁后占有的，而王淑云占有房屋的合法依据即其与严小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由此可知，严小方及王淑云对房屋的占有均为非法。3、原审已认定涉案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为恢复原状、返还原物。基于涉案房屋产权已从严小方登记至王淑云名下，并且原一直由原告占有使用的房屋也已被严小方及王淑云强行占有，故原审判决第二、三项于法有据。三、原审判决未并违反法定程序。1、民诉法上的违反法定程序，应当是指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法律文书的格式、内容也不属于程序的范畴。2、而本案中，严小方、王淑云在上诉中对于原审程序的指责实际均属对判决书行文内容的指责，其所引用的规定也都不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甚至严小方提出该指责所引用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实际只是法院系统的一个内部指导性文件，而且该规范第九条第二款也规定了“对于裁判文书正文内容、事实认定和说理部分，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合理确定”。针对严小方的上诉，王淑云发表意见认为，同意严小方的上诉意见。针对严小方的上诉，裘美玲发表意见称：案涉房屋裘美玲有一半的所有权，至于严小方要把房屋卖给领导还是同事，其并未告知过裘美玲，裘美玲是不知情的。裘美玲认为严小芳与王淑云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王淑云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王淑云在购买房屋时，该房屋已经成为空置房，没有人居住，之后王淑云装修居住，不存在卞某在该期间实际占有使用房屋的事实。二、原审法院未将提交证据是否采纳以及三性进行说明，违反相关规定。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严小方提起诉讼是正当合法行为，没有法律规定在诉讼中的房屋限制交易；卞某与严小方虽然签订过买卖合同，但是严小方没有支付过购房款，且该房屋是空置房；王淑云是小学文化，已经82岁高龄，无法知晓该房屋正在进行诉讼。三、王淑云和严小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主体合法，并交纳了相关税费和购房款，交付房屋时房屋是空置房。针对王淑云的上诉，谢勤锋、谢康莹答辩称：答辩意见同对严小方上诉的答辩意见。针对王淑云的上诉，严小方答辩称：同意王淑云的上诉意见。针对王淑云的上诉，裘美玲答辩称：同意王淑云的上诉意见。二审中，严小方提交：1、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记录，拟证明谢勤锋、谢康莹在一审庭审中关于除了涉案房屋没有其他住房的陈述是虚假的；2、EMS回单，拟证明严小方在长期催告卞某支付房款无果后向浙江省纪委反映过卞某强行侵占房屋的事实；3、公有住房出售价格申报表，拟证明严小方在1999年最后一次实物分房中就享有了昌化路房屋，谢勤锋、谢康莹一审时提交的证据21《关于卞某诉严小方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查封房产的报告》中的关于严小方在2001年需先交出涉案房屋才能获得昌化路房屋的陈述是虚假的；4、浙江省省直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请申报表、省直单位住房补贴支取清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储蓄存单，拟证明卞某已根据职级完全享受了房改面积，无权再享受分房政策，谢勤锋、谢康莹一审时提交的证据21《关于卞某诉严小方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查封房产的报告》中的关于涉案房屋是上诉人置换给卞某的说法是虚假的；5、调查笔录，拟证明卞某在未支付任何房款的情况下长期非法侵占房屋，严小方将涉案房屋转让给王淑云不具有恶意。王淑云向本院提交：6、残疾证，拟证明王淑云迁出户口的原因；7、证明，拟证明王淑云户口于2013年6月21日从望江嘉园西园×幢×单元×室迁出事实；8、居住证明，拟证明裘美玲未与严小芳共同居住，没有较多联系；9、装修款收条以及装修材料和人工清单，拟证明王淑云购买时该房屋空置，卞某已不居住，并且王淑云已进行装饰。谢勤锋、谢康莹向本院提交：10、昌化路×号×室的房屋权属信息，拟证明这套房子系严小芳、裘美玲所有，产权登记时间为2004年3月31日。裘美玲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针对严小方提交的证据，谢勤锋、谢康莹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这套房子是非住宅，在卞某住院期间已经被卖掉用于支付医疗费；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里面的材料是什么是无法从信封中看出来的；对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朝晖新村及昌化路的房子，在签订的协议中有明确约定；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卞某、严小芳是2003年签订合同的，关于嘉兴房屋的相关证据是在2008年；对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王淑云、裘美玲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各方对于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3、5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针对王淑云提交的证据，谢勤锋、谢康莹认为：对证据6残疾证提供的原件是2009年的，而复印件是2005年的，故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8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无经办人签字；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严小方、裘美玲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各方对于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8、9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针对谢勤锋、谢康莹提交的证据10，严小方、王淑云、裘美玲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各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严小方与王淑云之间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裘美玲与严小方离婚后，仍以夫妻名义购买案涉房屋，且严小方在与王淑云签订案涉合同的当天，严小方与裘美玲签订了财产约定书，故王淑云作为裘美玲的母亲，应该知晓案涉房屋的状况；其次，严小方在（2014）杭下民初字第1217号案件中要求解除其与卞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而该判决至今未生效，故严小方与王淑云签订案涉合同时，严小方与卞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并没有解除，该行为显然侵害了卞某的利益。据此，原审法院确认案涉合同无效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本案中，案涉合同被确认无效，原审法院判令案涉房屋的产权重新登记至严小方名下并无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本案中，严小方与卞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并未解除，且严小方亦陈述案涉房屋已经交给卞某居住，故卞某实际占有居住在案涉房屋中，原审法院据此判令王淑云将案涉房屋腾空并返还给谢勤锋、谢康莹并无不当。关于程序问题，原审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系一审法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分析认证后形成，其未将该认证过程写在法律文书上并不构成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形。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严小方、王淑云各负担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宇审 判 员 陈 艳代理审判员 丁 晔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袁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