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6)渝05行赔终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春禄，女，汉族，1952年10月26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广福大道*号。法定代表人叶和平，局长。上诉人杨春禄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以下简称南岸区公安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渝0113行赔初2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朱春华、杨春禄原系夫妻，离婚后一直居住在一起。2014年9月5日上午，南岸区公安局弹子石派出所民警黎琦与协勤杨志辉根据工作安排，通知杨春禄至弹子石派出所，就房屋拆迁安置问题谈话并了解其诉求和困难。杨春禄当即随黎琦、杨志辉一同前往弹子石派出所，随后朱春华也赶到。弹子石派出所民警与杨春禄谈话约十分钟后，杨春禄同朱春华一道从弹子石派出所离开回家。曾庆玉1920年10月3日出生，系杨春禄母亲。2014年9月5日上午南岸区公安局民警通知杨春禄至派出所谈话时，曾庆玉居住在杨春禄家中并卧病在床。当日曾庆玉在杨春禄家中去逝。2014年9月6日凌晨，杨春禄曾电话告诉弹子石派出所其于2014年9月5日中午回家后看到母亲曾庆玉跌倒在地，不久便去逝的情况。2014年2月24日，朱春华向南岸区公安局提出信访，认为弹子石派出所违法传唤朱春华、杨春禄，致使其家中高龄老人丧失监护跌伤死亡，反映后未得到书面答复，要求分局督察支队作出书面答复。南岸区公安局受理后经调查，于2014年4月16日作出《处理信访事项告知单》，认为曾庆玉的死亡与民警行为无直接关系，该所在处置该事件中依法履行职责，符合相关规定，未发现违纪行为，反映问题不属实。2015年7月31日，杨春禄、朱春华信访事项向南岸区公安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该局承担国家赔偿951860元。2015年8月5日，南岸区公安局作出渝公南赔不受字（2015）002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杨春禄、朱春华的赔偿请求事项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决定不予受理。杨春禄、朱春华不服，遂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杨春禄认为南岸区公安局弹子石派出所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执行公务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致使其母亲曾庆玉丧失监护在家中跌伤死亡。杨春禄作为曾庆玉的继承人，有权向南岸区公安局提起赔偿申请。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的规定，南岸区公安局为赔偿义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南岸区公安局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法定职责。南岸区公安局针对2013年7月25日在南岸区弹子石发生的极端过激事件成立“7.25”专案组，通知杨春禄至派出所谈话的行为属其职责范围内工作，并无违法情形。2013年9月5日，曾庆玉在家中死亡，杨春禄称曾庆玉系跌伤死亡，对此死亡原因原告除本人陈述外，并无证据予以证明，对杨春禄称曾庆玉为跌伤致死的主张不予采信。为此，无论9月5日当日南岸区公安局系要求杨春禄一人至派出所，还是要求杨春禄、朱春华共同前往，曾庆玉的死亡与南岸区公安局对杨春禄的传唤行为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及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之规定，对杨春禄作为曾庆玉的继承人，要求南岸区公安局对曾庆玉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驳回杨春禄的赔偿请求。上诉人杨春禄不服，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错误认定朱春华到派出所的原因，南岸区公安局认为朱春华系自行到派出所，但拒不提交执法仪视频资料；2、原审法院认定曾庆玉卧病在床也缺乏事实根据；3、原审法院认定民警带离杨春禄、朱春华到派出所无违法情形，存在定性错误。南岸区公安局未出示传唤证，其带离系违法执行行为；4、《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曾庆玉的死因与跌伤有关，且因南岸区公安局的原因导致本案上诉人无法对死因举证，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曾庆玉死亡原因的举证责任。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曾庆玉死亡赔偿金951860元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南岸区公安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被上诉人南岸区公安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第六条“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拟证明南岸区公安局依职权进行对杨春禄的询问。2、南岸区公安局督察支队对张朴等干警的询问笔录、给南岸区公安局信访办的核查回复，拟证明办案民警行政行为合法，且曾庆玉死亡与民警行政行为无直接联系；3、受理及处理信访事项告知单、送达回证，拟证明南岸区公安局信访处置程序合法；4、行政赔偿申请书及户籍资料、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南岸区公安局作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以受理程序合法；被上诉人提供的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条。上诉人杨春禄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并举示的证据：1、社区证明，拟证明曾庆华于2013年9月5日午后在家跌伤去世；2、火化证、死亡医学证明书、有批注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拟证明曾庆玉死亡事实，经医院确认，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的死因并不是死者实际死亡原因；3、通话详单，拟证明杨春禄于2013年9月6日凌晨向南岸区公安局派出所报告，请求来家确认曾庆玉跌伤死亡的事实；4、证人沈仁富证言、信访受理通知单，拟证明朱春华于2013年9月16日对弹子石派出所对杨春禄、朱春华的违法传唤进行了投诉；5、处理信访事项告知单，拟证明南岸区公安局已确认2013年9月5日杨春禄与朱春华共同前往弹子石派出所、2013年9月16日凌晨，杨春禄电话向弹子石派出所报告曾庆玉跌伤死亡的事实。原审法院对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南岸区公安局提交证据真实、合法、有关联，予以采信；对杨春禄举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5中两份证明书真实、合法、有关联，予以采信，但证据2中死亡证明书中记载的死亡原因不予采信。经审查，以上证据已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并随案移送本院。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分析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据此，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该条第二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因此，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外，赔偿请求人对其提出的损害后果与赔偿义务机关实施的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赔偿请求人没有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对方提供的证据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杨春禄未提交能够证明其母死亡与南岸区公安局的传唤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有效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上诉人杨春禄要求被上诉人南岸区公安局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杨春禄的赔偿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春禄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春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 平审 判 员  封 莎代理审判员  何小莉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赖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