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2民终227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姚秀书，女，1983年11月15日生，汉族，重庆市巫山县。委托代理人：杨坤（特别授权），重庆智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一审被告）：重庆巫山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中才，行长。委托代理人：李苇（特别授权），该公司职工。委托代理人：魏鑫（一般授权），重庆岱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秀书与被上诉人重庆巫山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巫山县人民法院(2016)渝0237民初2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秀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损失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中无任何证据证明卢新景、刘靖晟是中银富登银行总行监察人员，实际上该二人是中银富登银行西单分行的职工，不具备调查资格，其调查形成的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从调查笔录的内容上看，也未表明调查人员的身份，调查程序不合法，上诉人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迫于压力、威逼而在笔录上签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且在诉讼中当庭予以否认，被上诉人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存在上诉人违规放贷的事实；3、王明作为被上诉人的副行长，分管信贷工作，在其离职审计报告中载明其任内无违规违纪情形，而上诉人被控违规的两笔贷款发生在王明任内，相对应地，也可说明上诉人并无违规行为；4、上诉人已对贷款资料的真实性进了核实，在2015年5月移交贷款之间，两笔贷款并未发生逾期，至于之后的逾期和客户挪用资金，不能归责于上诉人；5、根据规定，所有贷款的最终审批权和贷款发放权是行长负责，所有的责任应由行长承担；6、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梁某和邓某的贷款未追回以及给单位造成了损失，且在2016年3月23日作出处理之前该两笔贷款并未逾期；7、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苇并不是其职工，不具备代理资格，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答辩称：1、卢新景、刘靖晟具备调查资格，我行委托主发起行即中国银行承担我行的审计监察职能，完全符合银监会的监管要求，其调查形成的笔录可作为证据使用，且企业内部调查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调查；2、上诉人一直声称其接受调查时受到了威逼胁迫，被限制人身自由，但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在事后并未向有权机关控告，在诉讼中才提及，意欲否定其亲笔签字确定的笔录，不应得到支持；3、王明的离职审计报告结论不能代表这一期间客观上没有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未发现”不等于“不存在”、“没有”，之后又发现了违规的事实，就要按规定处理，与审计报告的公信力无关；5、上诉人是否怀有身孕与本案争议事项无关，即便其有孕，我方也可依法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关系；6、上诉人在其签署违规行为处罚通知书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对于文书上载明的内容应有十分清楚的认识，签字即代表认可相关内容，其违规行为是否客观上造成了严重后果并非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7、行长对于贷款发放的最终决定权不影响岗位职工履职所应承担的责任，上诉人系相关贷款业务的主要经办人，对其违规经办的业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姚秀书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重庆巫山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36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6月20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3年6月20日至2016年4月7日，姚秀书职务为客户经理。2016年3月23日，被告向姚秀书下达了《员工违规行为处理通知书》，载明由于姚秀书在借款人梁某的贷款中，明知是“借壳”贷款而未按规定披露，仍叙作贷款，以及明知存在共同经营人而未列为共同借款人；在借款人邓某的贷款中，提供虚假材料，忽视重大风险隐患的行为，根据《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行适用版）第8.1条第（一）、（二）、（六），第8.3条第（一）、（四）项，第8.6条第（二）项的规定，给予其辞退的处分。同日，被告向姚秀书下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姚秀书在上述两份通知书回执上签字确认。2016年4月8日，姚秀书向巫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1.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辞退处理决定；2.依法恢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3.支付申请人被辞退期间的工资收入每月3800元，并为申请人补缴辞退期间的五险一金；4.支付申请人2015年度的花红，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巫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同年6月30日作出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另查明，2016年3月11日，在中银富登银行总行监察人员卢新景、刘靖晟与姚秀书的谈话记录中，姚秀书承认了在审查梁某、邓某的两笔贷款中有失职和违规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姚秀书作为被告单位的客户经理，应严格遵守单位规章制度，在发放贷款的过错中，尽高度审慎义务，但姚秀书在对梁某及邓某的贷款发放中，未严格审查，亦未实地查看，致使其发放的贷款至今未收回，给单位造成了巨大损失。被告单位依据其内部规章制度，单方与姚秀书解除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亦无需为此支付经济补偿金。姚秀书诉称谈话记录不是其真实意思，是在单的胁迫下才签字的，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姚秀书称被告单方解除合同时其怀有身孕，其解除合同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因当时姚秀书还只是宫内早早孕，胚芽组织尚不可见，用人单位不可能知晓其已经怀孕。且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在女职工怀孕期间不得与其解除合同并不包括因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情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四十二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姚秀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姚秀书负担。本院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提交，上诉人姚秀书对于一审中的2016年3月11日的两份谈话笔录的证据效力，以及2016年3月23日的《员工违规行为处理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两份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力均予以否认，被上诉人则针对性的持相反意见。对于一审查明的双方无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先行予以确认。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姚秀书在经办梁某、邓某的贷款过程中，是否存在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而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姚秀书在经办梁某、邓某的贷款过程中严重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对此积极事实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为此提供了2016年3月11日的两份谈话笔录、2016年3月23日的《员工违规行为处理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两份证据。从上述书证文本反映的内容看，均有姚秀书本人对于被控违规事实的签名确认。姚秀书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对于其签名确认的相关文本内容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应有清楚的认知。姚秀书现完全否认上述书证的内容和效力，认为其签字是在受胁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即便2016年3月11日的两份谈话笔录因在程序上、形式上存在瑕疵或违法而证据效力不足，但在之后的2016年3月23日的《员工违规行为处理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姚秀书签名确认的内容也无相反证据能够予以否定。比较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力更大，上诉人姚秀书欲否定被控的违规事实，则举证不足。综上分析，本院亦只能认定上诉人姚秀书被控违规事实的存在。基于对此关键事实的认定，被上诉人解除与姚秀书的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上诉人姚秀书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则不能成立。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姚秀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姚秀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柯  言审 判 员 肖  毅代理审判员 杜 抗 洪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书 记 员 欧阳星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