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7民终3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举。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金柱。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孙传龙，江苏华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大伟。委托代理人隋新明、赵坚，江苏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兆林。上诉人王文举、陈金柱因与被上诉人王大伟、刘兆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东海县人民法院（2014）连东民初字第01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文举、陈金柱及其委托代理人孙传龙，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隋新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兆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大伟一审诉称，2013年6月19日，刘兆林向其借现金3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期限、违约条款等。王文举、陈金柱自愿为该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现借款到期，找刘兆林等人索要未果。请求判令刘兆林、王文举、陈金柱连带返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刘兆林一审辩称，借款是否属实，王大伟举证后再予质证，利息的要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质证时称借条上的签名是本人所签，但由于书写内容是格式化及所填内容是王大伟手写，无法证明本人收到该借款。王文举、陈金柱一审共同辩称，一、王大伟称答辩人自愿为该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与事实不符，请求予以驳回，撤销二答辩人的担保人身份。去年六七月份，刘兆林因帮朋友家孩子转学的事情约我喝酒，接着有约了王文举，到饭店后不久，原告王大伟来了，事先我们都不认识王大伟。喝完酒走出饭店，二答辩人喝的有点多，这时刘兆林突然提出向王大伟借叁万元急用，让我们给证明一下，因当时我们已明确表示不给任何人担保借款，并且王大伟也和陈金柱说“陈哥，没事，就是让你证明一下，刘兆林借我钱，没有其他事情”，基于这种情况，二答辩人才在借条上签名，时隔近一年，王大伟突然说我们为刘兆林向其借款30万担保，在接到王大伟电话时，陈金柱当时就给予了否定。在之后的陈金柱与王大伟、刘兆林的电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只是证明人，不是担保人，王大伟刘兆林也承认了这一点，后来王大伟出尔反尔，竟在诉状中说自愿担保三十万。与事实严重不符，请求人民法院驳回王大伟请求。理由是，根据《合同法》第二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在陈金柱、王文举已明确声明不给任何人借款担保的前提下，王大伟强行说陈金柱、王文举是担保人，违背了合同法之规定，根据《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签借条当晚，主合同当事人明确说是让陈金柱、王文举证明刘兆林借王大伟三万块钱，可事隔近一年，王大伟单方提出陈金柱、王文举为刘兆林借王大伟三十万块钱担保，明显是欺诈行为，违背了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然而王大伟与刘兆林两人在陈金柱、王文举酒喝多的情况下，乘人之危，趁二人防范意识丧失，诱骗陈金柱与王文举签字，实施侵权行为，违背了《合同法》的公平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原则。王大伟请求判令刘兆林、王文举、陈金柱连带偿还借款三十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属无理请求，恳请法院予以驳回。事实与理由：去年当晚签字时，刘兆林明确的说是借王大伟三万块钱，让王文举与陈金柱给证明一下，当时王大伟也在现场，对于刘兆林说的借款三万元的数据予以默认，但事隔近一年，王大伟突然提出王文举、陈金柱是为刘兆林向其借款三十万元担保，这违背了《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存在欺诈行为，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理由是，根据《合同法》第三章第五十二条，有下列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以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1)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并且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1)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事实是主合同当事人事先串通商量好借款事宜，故意对陈金柱、王文举隐瞒事实，主合同当事人以证明刘兆林借王大伟三万元钱为由，且债权人王大伟当时说就是证明一下，名字随便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2)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事实前面已陈述，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主合同债务人采用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事实很清楚，当晚王大伟在场，刘兆林告诉陈金柱与王文举证明其向王大伟借款三万块钱，王大伟予以默认，这说明王大伟是知道事实真相的。另外，王大伟明确的说了，担保人就是受害者，见不到钱的，就是刘兆林还他钱，他也不要，就要我们两个人还，这让我充分怀疑他们是恶意串通，对我们实施诈骗的证据，否则怎么会这样说，陈金柱、王文举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字的，当然也就构成主合同当事人共同串通实施诈骗的可能。因此陈金柱、王文举恳请人民法院撤销陈金柱、王文举在王大伟与刘兆林借款合同中的保证人的身份，还陈金柱、王文举一个清白，还法律一个公正。王大伟请求诉讼费由刘兆林、王文举、陈金柱承担，明显是违背了事实，因为陈金柱、王文举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以此项请求与陈金柱、王文举无关。以上所述事实有电话录音及谈话录音和证人证言为证，最后，为了维护司法公正，维护陈金柱、王文举的合法权益，陈金柱、王文举已经把此事报公安局经案大队，请求公安机关进行维权并恳请法院给我们公正的判决。经一审查明，刘兆林向王大伟借款，王文举、陈金柱担保，并分别作为借款人、担保人在内容如下的借条上签名：“借条今借到王大伟现金（人民币）300000元整（大写）叁拾万元正。1、借款期限为12个月，360天。2、借款日期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6月19日，保证到期一次性还清，不得拖欠，否则本人愿罚10000元作为违约金。3、借款利息：借款人确认自愿按江苏常熟银行（东海县分行）同期贷款四倍支付利息。4、如逾期不还，借款人自愿每日承担借款本金3‰计算滞纳金支付给出借人，并承担出借人追讨借款二产生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交通费和相关损失的一切费用。特别约定担保人（保证人）责任：1、担保人（保证人）确认自愿为借款所约定的所有条款，借款金额、还款时间、为借款人履行还款连带责任、违约责任及承担越位偿还先行垫付责任。2、特别约定：担保人的担保期限为两年，两年内借款人还清所有款项，担保责任自动解除。3、如借款人或担保人不按照履行还款义务的，对借款人或担保人出具的抵押物，从违约之日出借人有权将抵押物作为违约赔偿及相关费用。如所引起的纠纷或民事责任，全部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4、如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向东海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借款人：刘兆林（签名）身份证：3207051980012600172013年6月19日担保人：王文举（签名）陈金柱（签名）2013年6月19日”。上述借条中，出借人的名字、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人姓名、金额、日期均为手写体；尾部的借款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落款日期、担保人的姓名、落款日期均为手写体，其他包括刘兆林、王文举、陈金柱签名前的“借款人”、“担保人”在内的所有内容均为打印字体。在审理过程中，王文举、陈金柱提供了1、陈金柱与王大伟两次通话录音；2、王文举与刘兆林的通话录音；3、陈金柱与刘兆林的通话录音，以证明其答辩观点。对于1、王大伟质证称，不能证明30万元是3万元，我没有认可；这次内容不涉及本案借款。刘兆林均表示真实性无异议，由法庭裁决。对2、王大伟称真实性无异议，录音中刘兆林一直承认是30万元，证明借款是30万元。刘兆林称是真实的。对3、王大伟称真实性无异议，因为是陈金柱与刘兆林的通话，所涉及的款项多少与我无关，也不能对抗我所举的书证。刘兆林称真实性无异议。一审认为，本案当事人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应该有明确的认识，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刘兆林向王大伟借款，逾期未还，应当承担继续履行还款的义务。关于借款的利息，双方约定利息、滞纳金、违约金等超过了法定的最高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宜。王文举、陈金柱作为担保人，均在借条上签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抗辩称系作为证明人证明3万元借款，但借条中的担保条款系打印字体内容非常明确，且其签名位置前面的打印字体亦为“担保人”而非证明人；此外，王文举、陈金柱举证的录音证据从证据的效力看明显低于作为书证的有其作为担保人签名借条的效力，不能否定其担保的事实；从内容上看，也不能证明其答辩意见中的观点，故其抗辩事由不能成立，应依法承担担保责任。王文举、陈金柱称也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没有举证证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相关证据。王文举、陈金柱作为担保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担保范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保证人应当对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王文举、陈金柱应当对王大伟享有的主债权及利息等相关费用承担担保责任。一审遂判决：一、被告刘兆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大伟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借款利息计算如下:自2013年6月19日起，按照本金30万元，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被告王文举、陈金柱对上述刘兆林的还本付息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三被告连带负担（已由原告垫付，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与上述款项连带支付给原告）。上诉人王文举、陈金柱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以及案件受理费用承担部分予以改判，驳回王大伟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起诉，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其理由为，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正确，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本案中王文举、陈金柱作为担保人，均在借条上签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抗辩称第作为证明人证明3万元借款，但借条中的担保条款系打印字体内容非常清楚，且其位置前面打印字体亦为“担保人”而非证明人。上述事实不清，其理由为：首先，作为格式化条款借条，是被上诉人王大伟事先制定好了并填写好了，和被上诉人刘兆林商量好了的，对于其中重大事项和关于担保的条款，事先并没有和上诉人共同商定，而是由被上诉人王大伟自已制定，并在上诉人丧失防范意识的情况下，上诉人当时明确表示不给任何人作担保的情况下，诱骗上诉人签名，两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是要上诉人证明刘兆林借王大伟三万元，在2014年5月份的通话中都有明确提到，时隔一年，王大伟单方把借条改成三十万元，明显存在经济诈骗行为。其次，东海县法院判决上诉人负连带清偿义务，适用法律错误。两上诉人是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不应承担清偿债务责任；其三，一审法院程序不合法，导致了上诉人的抗辩与取证处于不利地位。二、一审判决两上诉人连带清偿债务以及连带支付一审诉讼费用有失公允，请求二审予以改判；三、本案案情复杂，一审适用简易程序不当。四、王大伟与刘兆林于2014年6月24日同样手段，对东海县海陵路小学老师刘中强实施了经济诈骗，也是利用朋友的信任，刘中强当即报警，该案最后调解，撤销担保人刘中强的担保人身份，联系到我们的案子，两被上诉人利用同样的手法，法院却判决上诉人连带清偿债务，无法体现法律的公正。五、上诉人要求对上诉人在“担保人”处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对“300000”中的最后一位“0”的大写“拾”字样进行形成时间鉴定，以维护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王大伟答辩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上诉人当庭补充的上诉意见，答辩如下：1、上诉人在借条上的担保人处亲笔签名，足以证明其为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一审认定二上诉人为担保人事实清楚。2、关于30万元借款的形成，一审法院也已经查清。3、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条上签字就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后果。其对是否明知当天付款金额未有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诉人王文举、陈金柱为证明其上诉主张，提供2016年3月8日本案上诉人陈金柱和案外人刘中强的通话录音证据一份，证明：1、本案被上诉人王大伟、刘兆林二人曾用本案同样的手段将四万元变成四十万元骗取案外人刘中强签字作担保的事实；2、刘中强报案后，刑警大队分别对王大伟和刘兆林都做了调查笔录后，合同主债权人放弃了对担保人刘中强的担保责任的追究；3、刘中强因有顾虑不能出庭作证，但在录音中详细表述被骗担保的过程，以及如何报案、如何摆脱责任的全过程。该录音证据经当庭播放，被上诉人王大伟质证认为：1、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知道录音中的讲话人就是刘中强以及其所讲的是否是事实。从本质来说上诉人引用刘中强的谈话来证明相关事实，刘中强应属证人身份，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双方质询。2、从电话录音中无法证实被上诉人采取与刘兆林串通的方式骗取担保的行为，作为当时另一笔借款的担保人刘中强，其谈话只是一面之词，没有相关部门就恶意串通的行为进行确认，也没有得到王大伟和刘兆林的认可，因此该证据证明效力不足；3、退一万步讲，即使王大伟和刘兆林在刘中强的事情上存在欺诈，也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本案中上诉人也是受欺诈而在担保人处签字。针对被上诉人王大伟的质证意见，上诉人王文举、陈金柱质辩认为：1、关于本案本次录音的真实性，由于本案王大伟、刘兆林均未到庭，无法核对录音内容，上诉人要求对王大伟、刘兆林均作为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出庭，因为本案两审借款合同的主要当事人均未出庭不利于本案真实情况的查明；2、录音中，即使没有将王大伟与刘兆林如何串通的细节说的很详细，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刘兆林确是作为债务人欺骗刘中强，而王大伟知情，其本人是该事的操作者。在本院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王大伟为证明其款项已经交付，提供一份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户名是王大伟，起止日期为2013年5月1日到2013年6月30日。证明刘兆林签借条之前被上诉人多次从银行取款的事实。由于被上诉人从事理财工作，所以现金流很大，家中常备现金。对该证据，上诉人王文举、陈金柱质证认为：对该交易明细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联性，也与本案被上诉人在原审的答辩观点有冲突。就其明细单来看，每次支出的数额均很小且密集，与本案的30万元无法建立任何联系。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以现金支付30万元借款的观点，因为从时间、次数、金额均不能与30万产生联系，相反反映了被上诉人王大伟经营理财公司的细节过程。针对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被上诉人王大伟进一步质辩主张：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被上诉人为民间放贷人，从上诉人的角度来看被上诉人从事理财，因此家中常备现金属正常。因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举证的上述证据，不影响一审查明的事实，故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部分，予以确认。同时，根据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结合一审判决，本院将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归纳为：1、涉案借款30万元是否已经交付；2、是否有证据证明本案王大伟和刘兆林存在恶意串通、隐瞒事实，欺诈担保人的情形。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涉案借款30万元是否已经交付。本院认为，因本案借款借据上明确借款为现金交付，故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涉案30万元的直接交付事实。但依据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及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则，对于现金交付的借贷关系中所涉的借据，既可以作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也可以作为款项已经交付的证据。本案被上诉人王大伟在一审审理中提供了其与借款人刘兆林、担保人王文举、陈金柱签名的借条一份，证明其向刘兆头林借款且所涉款项30万元已实际交付的事实。在本案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王大伟进一步提供了其个人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起止日期为2013年5月1日到2013年6月30日在交易明细单，证明其个人不但从事民间理财事务，且在刘兆林借款期间其银行流水能够证明其具备对外出借大额款项的能力。同时，结合在一审审理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与借款人刘兆林的录音通话记录材料也可以看出，借款人刘兆头在录音中认可其向被上诉人王大伟借款30万元的事实。故本院认为，在现有的证据条件下，一审认定涉案借款30万元实际交付，符合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一般判断逻辑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并无不当。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是否有证据证明本案王大伟和刘兆林存在恶意串通、隐瞒事实，欺诈担保人的情形。上诉人王文举、陈金柱在一、二审中均抗辩主张本案出借人王大伟和借款人刘兆林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隐瞒真实借款情况，从而造成担保人对借条上签名所涉及的法律后果造成误判，具体表现为：担保人系在喝酒较多情况下，经王大伟、刘兆林说服，认为系在一张借款3万元的借条上签名证明借款事实，因此，本案借款既不是借条所显示的3万元，担保人签名处也没有明确标明“担保人”字样。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表示该30万的借条形成系在“30000元”后添加“0”，在“叁万元”中间添加“拾”所形成，借条项下王文举、陈金柱前“担保人”也系后添加。同时，上诉人在二审审理中向本院提供了陈金柱和案外人刘中强的通话录音证据一份，证明本案被上诉人王大伟、刘兆林二人曾用本案同样的手段将四万元变成四十万元骗取案外人刘中强签字作担保的事实，证明本案借条形成系王大伟、刘兆林二人的惯用手法。对此，本院认为，通过当庭播放录音可以得出，王大伟、刘兆林确实与案外人刘中强之间因担保事实产生争议，但从刘中强在录音中的表述来看，刘中强所担保的借条确系添加形成，刘中强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而本案中的借条既无添加的痕迹，也没有通过技术鉴定确认存在添加的事实，因此，即使案外人刘中强担保的借条存在添加也不能必然证明本案借条也系添加形成。根据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的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王文举、陈金柱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借条系添加形成或王大伟、刘兆林隐瞒事实欺骗担保人的事实存在，其为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王文举、陈金柱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上诉人王文举、陈金柱已预交），由王文举、陈金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安述峰审判员  谭晓春审判员  王 霞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马书悦法律条文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