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丹思皮革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艳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何家毅，广东政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温翠婷，广东政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胜军。委托代理人：吕文勇，广州市越秀区大东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代理人：关杰滨，广州市越秀区大东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广州兆亿皮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本成。上诉人广州市丹思皮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思公司）因与被上诉张胜军、原审第三人广州兆亿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第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丹思公司与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边公司）素有交易往来，由丹思公司向中边公司提供皮革材料。丹思公司提供的客户名称为“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的2013年5月应收往来对账单显示，该对账单除记载了日期、单据编号、单据类型、应收金额、实收金额、应收余额外，还载明：“经核对后，贵司与丹思公司往来情况如下……截止到本月底共欠货款601679元，请贵公司予以核对，并在确认后填写以下确认表回传我司……”。该对账单下方的确认表中记载有两行内容，第一行内容为“……5月会计数60408元，已核实，5月余额600447元”，该内容下方有一个签名，但由于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第二行内容为“实际600447元正”该内容下方有张胜军的签名。丹思公司另提供2013年3-5月的销售单39张，该些销售单记载有出货日期、商品编号、数量明细、单价及金额，其中大部分的客户名称为“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兆亿皮具）”，收货人则为梁某、何某、温某、杨某、刘某等十余人。原审庭审中，丹思公司主张上述销售单上的收货人均为张胜军指定丹思公司送货的客户，同时主张“中边公司”未经工商登记，其根本不认识兆亿公司，一直与其交易的是张胜军本人，并明确表示不要求追加兆亿公司为该案被告。丹思公司另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广州市花都区狮岭亿利达手袋厂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该情况说明的内容包括“我厂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以‘亿利达’名义对外进行经营活动。2013年3月22日及4月5日，张胜军以‘中边贸易’名义与我厂订立加工合同，约定我厂采用包工不包料的形式为张胜军生产手袋一批。合同签订后，我厂收到张胜军安排丹思公司送来的皮革原料一批，并由我厂的负责人刘某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2013年4月，我厂按约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并将全部手袋成品交付给张胜军。上述合同所约定的货物是张胜军个人向我厂订购的，我厂并未为其他任何个人或公司生产上述货物，张胜军亦未向我厂表示其代表任何个人或公司与我厂签订上述加工合同。货物交付后张胜军向我厂支付了部分加工款（20万元人民币）。”同时，丹思公司还提供了订单号为H20130421及MB-022的订单合同2份，该2份合同记载的厂家均为亿利达，订货公司均为中边贸易，张胜军在“甲方代表签字”处签名，刘某在“乙方代表签字”处签名。原审庭审中，丹思公司主张由于张胜军是兆亿公司介绍其认识的，为了方便区分谁是介绍人，所以在客户名称后用括号备注“兆亿皮具”，同时认为即使张胜军与兆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但张胜军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向丹思公司提示其是代表兆亿公司行使权利，其提供的聘用书等文件对丹思公司没有法律效力。原审庭审中，张胜军陈述“中边公司”是兆亿公司的子公司，后来由于工商登记的问题，“中边公司”没有成立。张胜军主张其只是兆亿公司的员工，负责进行业务的洽谈工作，从丹思公司提供对账单及销售单上可以明显看出丹思公司一直知晓与其进行交易的是兆亿公司。张胜军提供的兆亿公司出具的聘用书载明：“现有广州兆亿皮具有限公司，特聘用张胜军（××）为广州兆亿皮具有限公司业务主管：代表广州兆亿皮具有限公司对外的材料采购、客户接单、外发加工、产品开发、财务对账等相关业务，工资按总产量金额2%提成，聘用期为（2013年1月5日到2014年1月5日止）”，张胜军在该聘用书上作为受聘人签名捺印，兆亿公司作为聘用单位加盖公章。张胜军持有的兆亿公司工作证编号为026，职务为业务主管，该工作证上有张胜军的照片及兆亿公司的印章。张胜军提供的2013年5月应收往来对账单内容与丹思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一致，同时其还另行提供了2013年3月及4月的应收往来对账单，该2份对账单与5月的对账单记载的事项相同，“本月应收余额”与下一月份对账单上记载的“上月期初余额”一致，对账单下方的确认表中也均记载有张胜军核对后的金额及签名。该2份对账单记载的客户名称均为“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兆亿皮具）”。2014年7月8日，兆亿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现因广州市丹思皮革有限公司在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起诉张胜军（身份证号：××）以广州市中边贸易有限公司名义定货，欠货款人民币600447元正未付一案，特证明广州市中边贸易有限公司（未注册）是广州兆亿皮具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张胜军为广州兆亿皮具有限公司聘请的业务主管，广州市丹思皮革有限公司所诉未付货款（人民币600447元正）及所产生的利息全部由广州兆亿皮具有限公司承担”。张胜军另提供了亿利达皮具厂的订单合同、雅辉彩印胶袋对账单及订购单、鼎胜皮革商行的购销合同、宝麦皮具厂的订单合同，拟共同佐证“中边公司”其实就是兆亿公司。其中，亿利达皮具厂的订单合同载明的订货公司为“中边贸易”，刘某在“甲方代表签字”处签名，王某在“乙方代表签字”处签名，其上并加盖了兆亿公司公章；雅辉彩印胶袋对账单及订购单、鼎胜皮革商行的购销合同、宝麦皮具厂的订单合同上记载的客户或购货方均为“中边贸易（兆亿皮具）”，均有张胜军的签名。2014年5月21日，丹思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张胜军价值600447元的财产。原审法院于2014年5月22日作出（2014）穗花法立保字第1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张胜军价值600447元的财产或银行存款。丹思公司于2015年1月9日向原审法院请求继续查封张胜军价值600447元的财产。原审法院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82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张胜军银行存款600447元或查封等值的其他财产。丹思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为：1.张胜军向丹思公司支付货款600447元及利息45015.5元（以600447元为本金，从2013年6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日万分之二点一暂计算至原诉讼起诉之日，利息为45015.5元）;2.案件的诉讼保全费用及诉讼费用由张胜军承担。原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张胜军对涉案皮革交易是否负有付款义务。涉案交易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丹思公司用于记录双方交易内容的销售单上的客户名称绝大部分记载为“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兆亿皮具）”。2013年5月应收往来对账单上记载的客户名称为“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但同年3、4月的应收往来对账单上记载的客户名称均为“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兆亿皮具）”，该2份对账单与5月的对账单具有形式上的一致性和内容上的连贯性。涉案销售单及应收往来对账单从形式和内容上看，应为丹思公司自行制作，丹思公司主张其不认识兆亿公司显然与事实相悖，而整个交易过程中持续在客户名称后用括号备注介绍人亦不合常理。且涉案应收往来对账单上记录有实收金额，但丹思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张胜军曾向其付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丹思公司另提供广州市花都区狮岭亿刘达手袋厂出具的《情况说明》及2份订单合同，拟证明张胜军以“中边贸易”的名义与“亿利达”签订的合同所约定的货物是张胜军个人订购的，张胜军未向该厂表示其代表任何个人或公司。对此，张胜军提供了“亿利达”与“中边贸易”签订的1份订单合同予以反驳，亿刘达手袋厂的个体经营者刘某在该合同的“甲方代表签字”处签名，而“乙方代表签字”处除了王某的签名，还加盖了兆亿公司公章。因此，亿刘达手袋厂称其交易对象名为“中边贸易”，实为张胜军，其不知兆亿公司的存在，显然与事实相悖，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综观该案件案情，用于记录涉案交易事实的销售单及对账单上均明确反映丹思公司知晓兆亿公司的存在，实际交易中，卖方为明确交易主体而在销售单及对账单上备注实际交易主体比备注介绍人更符合常理。丹思公司在涉案交易中有明确的收款行为，但未能举证证明谁是实际付款人，且兆亿公司明确表示张胜军仅为其聘请的业务主管，该案件中，张胜军向丹思公司进行材料采购，向亿利达手袋厂等其他经营者进行外发加工，均属于兆亿公司的授权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故对涉案皮革交易负有付款义务的应为兆亿公司，原审法院对丹思公司要求张胜军支付涉案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丹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54元，财产保全费3522元，合计13776元，由丹思公司负担。判后，丹思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依法应予以改判。一、与丹思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张胜军而并非兆亿公司。2013年6月6日张胜军向丹思公司所出具的《应收往来对账》中，明确记载了交易的相对方为“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下面落款人的签名正是张胜军。经查询，“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其产生的债务应当由货物的实际购买人也就是张胜军承担。二、原审法院以一部分送货单上记载“兆亿皮具”四字，而认定涉案货物交易的相对方是兆亿公司，此推论不符合逻辑。兆亿公司是经过合法登记的企业法人，若丹思公司确实与兆亿公司进行交易，无需多此一举在送货单及《应收往来对账》上注明客户为“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之所以将客户记载为“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原因在于丹思公司认定的交易相对方只有张胜军一人，丹思公司是基于对张胜军的信任才产生该案的交易。据此可知，开始确定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方是张胜军而并非兆亿公司。三、即使张胜军与兆亿公司之间存有聘用协议，该聘用关系也不能作为拒绝支付货款的依据。张胜军向原审法院递交了一份《聘用书》，用以证明该案的货款实际上是兆亿公司所购买的。但该《聘用书》只是张胜军与兆亿公司双方的内部协议，张胜军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采购本案货物时将自己作为兆亿公司雇员的身份告知丹思公司，因此张胜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张胜军从原审至今，都没有证据证明中边公司与兆亿公司是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丹思公司认为这些证据是单方制作的，不能证明两者的关联关系，在中边公司没有工商登记的情况下，将第三方兆亿公司作为该案承担责任方是不恰当的。且丹思公司于原审提出对张胜军与兆亿公司之间劳动关系是否真实予以鉴定，在2013年1月就存在这个形成时间，原审法院没有采纳没有进行鉴定。丹思公司还认为，如果劳动关系是真实存在的，双方应有劳动报酬记录及购买社保的凭证。张胜军对此没有进行举证来证明双方之间有存在劳动关系。此外，如果按原审法院的认定，丹思公司是与兆亿公司发生货物买卖关系，那么多年的交易往来中，双方应该存在通过公账货款转款及开具相关发票的客观事实。但丹思公司看到的都是张胜军个人与丹思公司之间的货款交易往来，并没有通过公账如发票来进行交易，这与正常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相违背。在丹思公司提供的确定双方之间最后的一个对账单里面，是由张胜军最后签名的，并没有关于兆亿公司的任何说明。兆亿公司也从来没有在双方的对帐单上盖过章，都是张胜军个人的签名。中边公司是贸易性质的中介，而兆亿公司是货物相对应的买方或卖方，所以不能把中边公司所有的行为结果都纳入到兆亿公司，这两个主体在皮革买卖里是不同的。张胜军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以中边公司的主体对外，因此张胜军属于中介，在中边公司不存在的情况下，就由张胜军来承责。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张胜军向丹思公司支付货款600447元及利息45015.5元；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张胜军承担。被上诉人张胜军答辩称：不同意丹思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一、张胜军曾在原审时提供过由兆亿公司出具的证明，这份证明已说明中边公司未注册，是兆亿公司的子公司，张胜军为兆亿公司聘请的人员。二、丹思公司称曾要求对张胜军提供的聘用书进行鉴定，张胜军对此并不知情，也没有收到过法院的通知，张胜军对鉴定的工作愿意配合。三、丹思公司称中边公司是中介，正好说明其对中边公司和兆亿公司之间的关系是知情的，张胜军并未称中边公司是中介公司，所以丹思公司陈述其不知道张胜军是中边公司的员工不是事实。四、丹思公司隐瞒了由谁付款的证据，导致本案事实含糊。对于丹思公司提交的最后一张对账单，既然有对账的签名就应该有清晰的发货单据。原审法院已要求提供，但丹思公司拒不提供。只有那些单据最能反映本案履行付款义务的主体。原审第三人兆亿公司未答辩。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丹思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以下事项作鉴定：1.《聘用书》中的签字、捺印、印章形成的时间先后、时间间隔；2.《广州兆亿皮具有限公司订单合同》甲乙两方代表签字处的签名和日期的字迹、印章形成的时间先后、时间间隔。本院经摇珠选定了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为受理本次鉴定事宜的中介机构。该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11月20日向本院发函表示，经鉴定人初审，对于本案的鉴定事项有如下意见：“1.对《聘用书》中签字与之对应的指印形成的先后顺序;广州兆亿皮具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与之对应的聘用单位的打印字迹，以及书写日期等形成的先后顺序；对《广州兆亿皮具有限公司订单合同》中，乙方代表签名和印章印文的形成的先后顺序，同意受理；2.对签字、印文盖印、打印字迹之间的间隔时间，因受技术条件限制，无法接受委托。”本院将函件复印件送达双方，双方均未提出异议。2015年12月23日，该司法鉴定所作出如下鉴定意见：“《聘用书》中‘广州市兆亿皮具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最先盖印，打印字迹其次，书写日期字迹在打印字迹之后。《聘用书》中签字字迹书写在前，指印按印在后。《广州兆亿皮具厂有限公司订单合同》中，最先打印彩色文字，其次是乙方代表签名，最后盖印‘广州市兆亿皮具有限公司’印章印文。”经开庭质证，丹思公司表示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的三性没有异议。1.关联性方面，从先有红色印文再打印黑色文字的鉴定结论来看，已说明该《聘用书》是先有了盖有印文的空白纸再编辑排版打印文字，最后填写手写字迹，因此并非兆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结合张胜军一直使用中边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而中边公司并不存在工商登记的事实，以及本案的鉴定，丹思公司认为张胜军的行为应构成刑事犯罪属于伪造证据，构成伪证罪，故提请法院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进行审查。3.即使这个聘用书是有效的，张胜军至今也没有举证证明其出示过该聘用书，兆亿公司有授权其与丹思公司交易。张胜军质证表示：1.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双方争议的是张胜军与兆亿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双方都同意鉴定《聘用书》形成时间的差异。鉴定意见书虽反映了形成的先后顺序，但没有反映鉴定对象的形成的时间间隔，也不是鉴定证据的产生时间，这份鉴定意见书依法应当不予采纳，应当重新进行鉴定。2.对于鉴定的经过，张胜军有权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聘用书》是由兆亿公司所提供给张胜军签署，其形成的顺序与张胜军无关，不能认定为张胜军制造伪证。2014年7月8日，兆亿公司曾提供一份证明，即证明了张胜军与兆亿公司、中边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而且也承认了由兆亿公司承担货款。张胜军当庭提交了《申请书》，请求重新鉴定《聘用书》的形成时间。本院依职权提起补充鉴定程序，2016年2月23日，该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发函表示：1.关于鉴定《聘用书》落款“受聘人身份证号码、日期、聘用单位”处的签字、捺印、印章的墨迹形成时间的委托事项；2.关于鉴定《广州兆亿皮具有限公司订单合同》落款“甲方代表签字”与“乙方代表签字”处签名、日期的字迹、印章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及时间间隔的委托事项，均受检材条件及现有文检技术的限制，无法对上述两项作出准确的鉴定意见，故不予受理。本院将上述函件复印件送达双方，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在于，张胜军是否为丹思公司的交易相对方，应否就涉案欠款承担清偿责任。张胜军主张中边公司系兆亿公司的子公司，但经审查，中边公司未经工商登记，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张胜军的上述主张显然无证据支持。张胜军还主张其系兆亿公司的员工，系受兆亿公司的委托以中边公司的名义与丹思公司进行交易，并提供了《聘用书》证明其在2013年1月5日至2014年1月5日系受雇于兆亿公司。但根据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聘用书》系先盖印后打字，即兆亿公司的公章最先盖印，该文件系先有了一份盖好印文的空白纸，然后编辑排版打印文字，再填写有关的手写字迹。虽然因条件限制无法鉴定《聘用书》的具体形成时间，但上述《聘用书》的形成方式显然不符合常理，本院有理由对该份《聘用书》的生成原因、生成时间是否属实、所载内容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而张胜军亦当庭表示除《聘用书》外，并无社保缴纳记录、个税缴纳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其与兆亿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此亦不符合常理。此外，张胜军也不能证明在与丹思公司交易的过程中有向对方出示过授权委托材料，表明其行为系受兆亿公司委托的职务行为。因此，张胜军主张其为兆亿公司的员工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还注意到，丹思公司提交的2013年3-5月份的39张销售单显示，大部分客户名称为“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兆亿皮具）”，部分为“广州中边贸易有限公司”、“中边贸易（国盛皮具）”、“中边贸易（美狄斯）”、“中边贸易（洛维皮具）”、“中边贸易（致越皮具）”，收货人则为梁某、何某、温某、杨某、刘某等十余人。张胜军对此作出的解释为，因中边公司系兆亿公司的子公司，丹思公司在客户名称后括号备注的“兆亿皮具”即表明丹思公司一直知晓与其进行交易的是兆亿公司。但张胜军却无法就部分销售单的客户名称为何备注为其他公司作出合理解释。退一步说，如与丹思公司直接交易的是兆亿公司，那么销售单上客户名称直接写“兆亿皮具”显然更为合理。因此，丹思公司主张上述销售单上的收货人括号里所注明的客户均为张胜军指定其送货的客户更符合常理，更具有说服力。另外，张胜军提交了亿利达皮具厂的订单合同、雅辉彩印胶袋对账单及订购单、钉胜皮革商行的购销合同、宝麦皮具厂的订单合同，拟共同佐证“中边公司”即兆亿公司。但上述合同及单据，均显示仅有张胜军签名而未盖有兆亿公司或中边公司的公章。本院认为，即使张胜军确属兆亿公司员工，但对外签署合同却从不加盖公司公章显然不符合商事交易常理。虽然张胜军另行提交鉴定的亿利达皮具厂与中边公司的订单合同中盖有兆亿公司的公章，但反观丹思公司提交的亿利达皮具厂与中边公司之间订单号为H20130421、MB-022的两份订单合同，均仅有签名而未盖有公章。张胜军虽主张其持有的盖有兆亿公司公章的订单合同系于2012年11月加盖公章，但并无证据证明。关于上述订单合同的鉴定意见亦无法确认公章的形成时间，仅能认定公章为最后加盖，故本院有理由对该公章是否确为签署合同当时加盖、是否确为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产生合理怀疑。最后，本院注意到，张胜军虽然提供了加盖有兆亿公司公章的《聘用书》和证明，但兆亿公司一审、二审经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应诉。上述《聘用书》和证明是否系兆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得知。原审法院以此认定兆亿公司为丹思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并否定张胜军的付款义务显属不当。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双方对涉案交易存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张胜军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中边公司与兆亿公司存在合法关联性，也不能证明自身行为系兆亿公司授权的职务行为。现有证据亦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张胜军系以中边公司的名义长期对外交易，而中边公司未经工商登记，没有合法的工商主体资格，张胜军系与丹思公司实际发生交易的相对方，理应承担涉案欠款的清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负有付款义务的涉案交易相对方为兆亿公司显然理据不足，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中边公司与丹思公司往来对账单均记载有张胜军核对后的金额及签名，双方亦当庭确认涉案销售单及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故丹思公司根据双方最后一次的对账主张拖欠的货款金额为600447元，符合事实，并无不当。而经签收的销售单均显示还款日期为10天，张胜军拖欠货款亦实际造成了丹思公司的可期利息损失，故丹思公司上诉仅就上述货款主张45015.5元的利息并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合理合法，亦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此外，在现有证据指向下，如果兆亿公司坚持认为中边公司就是其所属的子公司，所欠的涉案货款及利息全部应由其自身承担，那么，其可在本案诉讼外向张胜军主动偿还或由张胜军向其追偿，本案对此不做调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丹思公司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829号民事判决；二、张胜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丹思皮革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00447元及利息45015.5元；三、驳回广州市丹思皮革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254元、财产保全费3522元，由被上诉人张胜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254.62元、鉴定费19503元，由被上诉人张胜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东劲审判员  叶建伟审判员  陈舒舒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书记员  谢佩君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