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南法民二初字第654号原告（反诉被告，下称原告）：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于龙，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黄灼、陈叔华，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下称被告）：台山市得宝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负责人：邓栓林。委托代理人：汪天可、陈嘉颖，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之元公司）就诉被告台山市得宝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11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根据植之元公司的申请，作出(2015)穗南法民二初字第653、654、65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得宝公司价值600000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予以实施（其中涉及本案保全金额为20万元）。审理过程中，得宝公司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合并审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皓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植之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叔华及得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天可、陈嘉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植之元公司起诉称：2014年12月19日双方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GKGB141216），约定植之元公司按每吨单价2260元/吨的价格向得宝公司销售300+/－10%吨玉米酒糟粕，2015年6月1日至6月30日交货；违约金为合同总金额的20%。植之元公司依约履行合同，已经多次要求提货，但得宝公司一再推诿，拒不履行付款提货义务。得宝公司已经违反合同约定。故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所涉合同；2、植之元公司没收得宝公司定金67800元；3、得宝公司向植之元公司支付赔偿金277800元及利息（利息以227800元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得宝公司承担。植之元公司明确第3项诉讼请求赔偿金包括：1、价差损失213000元［（2260元/吨－1550元/吨）×300吨＝213000元］：因得宝公司不依约提货付款，植之元公司最终在2015年11月参照市场价每吨1550元向案外人转售案涉货物；2、逾期付款利息11958.81元（以合同总价678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4.53%计算，从逾期提货起算日2015年7月1日起至植之元公司起诉之日）；3、滞港费52841.91元。得宝公司答辩称：同意解除涉案产品销售合同，但不同意没收定金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植之元公司违约，没有履行交货义务。得宝公司反诉称：涉案合同（合同号为GKGB1216）为得宝公司与植之元公司于2014年12月19日签订的玉米酒糟粕买卖合同，约定于2015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交货300+/－10%吨，同时合同中约定具体交货日期和数量由卖方决定，卖方应提前一天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通知买方。鉴于双方以往交易惯例，植之元公司应在货物出港、到港时向得宝公司出具商函，列明交货涉及的合同、货物、日期、数量，得宝公司依照商函内容作提货准备。而直到涉案合同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得宝公司从未收到植之元公司的任何关于提取涉案合同货物的商函。因此，植之元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没有在约定的期间履行交货义务，亦未曾书面告知得宝公司是否有不可抗力情形致使无法按期交货。植之元公司行为已经给得宝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造成诸多不良影响。得宝公司为及时降低经营风险，依据合同中“任何一方未按约定履行合同，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按合同总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守约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或解除合同”的条款，于2015年7月2日通过传真向植之元公司发出公函，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收取的合同定金。然而植之元公司收到该公函后置之不理，于2015年10月31日发函得宝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之后双方再发函交涉均未达成结果。综上，植之元公司违约并恶意提起诉讼，其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故反诉请求判令：1、解除涉案《产品销售合同》；2、植之元公司双倍返还合同定金共135600元给得宝公司；3、诉讼费用由植之元公司承担。植之元公司对反诉答辩称：对第一项反诉请求没有异议。不同意第二项反诉请求，因得宝公司主张没有依据。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9日，植之元公司和得宝公司签订四份《产品销售合同》（编号分别为GKGB141213、GKGB141214、GKGB141215、GKGB141216）。四份合同均约定，得宝公司向植之元公司购买300吨（+/-10%）玉米酒糟粕，单价2260元/吨，交提期限分别为2015年3月1日至3月31日止、2015年4月1日至同年4月30日止、2015年5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止和2015年6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止（本案案涉合同编号为GKGB141216，约定交提日期为2015年6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止），具体交货日期和数量由卖方决定；卖方应提前一天以卖方认为合适的方式通知买方；自卖方通知之日起，七天内必须提完，否则由此产生的滞港费（400元/柜/天）等相关费用由买方承担；交货地点为黄埔或南沙集装箱自提；交货方式为自提，买方派出提（收）货人员必须手持买方盖章确认的派出司机（或者提货人员）的驾驶证、身份证及车辆行驶证、授权委托书原件等作为提货要件；款到发货；合同签订后一个工作日内买方支付合同金额的10%作为定金，定金在最后一笔货款中冲抵；买方在卖方发货之前必须付清货款；若货物自清关放行后超过15日买方仍未付清货款，按国内银行借贷利率记付占用卖方资金费用；任何一方未按约定履行合同，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按合同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守约方有权选择要求继续履行或解除合同；买方违约的，已付定金及保证金不予退还，定金及保证金不足以支付违约金或者实际损失的，卖方有权另行追偿。2015年1月26日，得宝公司通过银行向植之元公司转账支付了170万元，其提供了《兴业银行网上回单（往账）》，显示金额为170万元，用途为货款，得宝公司主张其中包括了案涉合同的定金，植之元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2015年7月2日，得宝公司向植之元公司（东凌集团电话号码）传真《公函》一份，函称因植之元公司未履行编号GKGB141214、GKGB141215、GKGB141216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得宝公司通知解除合同并要求植之元公司退回定金。同年10月31日，植之元公司发函给得宝公司，称经多次催促得宝公司未依约履行编号GKGB141214、GKGB141215、GKGB141216的《产品销售合同》的提货义务，要求得宝公司于2015年11月7日以前完成涉案合同项下的货物提取并支付货款，否则没收定金及要求承担违约金并赔偿损失。2015年11月3日，得宝公司向植之元公司邮寄《违约通知并合同解除重申函》。2015年11月4日，植之元公司再次发函给得宝公司，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得宝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另查明，诉讼中，双方对植之元公司在交易期间是否曾通知得宝公司取货存有争议。得宝公司主张双方交易惯例为书面商函通知提货，其提交了双方于2014年11月3日签订的《进口高粱代理合同》，以及日期为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月20日的《商函》拟予证明。《进口高粱代理合同》约定的交易标的物为美国进口2号红高粱，装运船期为2014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美湾港口装出，目的港为黄埔港或麻涌港。《商函》内容为植之元公司通知“客户”船期为2014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的合同项下货物的大船已到港清关，通知客户提货。得宝公司提供自行制作的《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送货记录表》（下称《记录表》）显示，得宝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3月25日、3月28日、4月11日、4月12日、4月29日、5月3日分别提货，合计提货312.445吨，对应合同编号GKGB141213。得宝公司称该合同对应货物的提货是同时使用商函和电话的通知方式，但没有提供商函或者电话记录以证实。植之元公司确认《记录表》中记载的得宝公司提货日期，但是主张编号GKGB141213合同约定的货物在提货期（2015年3月）即已到货，并已告知得宝公司，得宝公司系按照自己的进度提货，案涉合同均是当月履行当月通知提货。双方均确认植之元公司在通知提货时双方并未明确系履行哪一份合同。植之元公司则主张案涉交易的标的物玉米酒糟粕的性质及港口费用与高粱不同，不适宜通过书函方式通知提货，故采取QQ方式通知提货。就该主张，植之元公司提交了经公证的QQ聊天记录及证人庞某、江某的证言。植之元公司主张其员工江某使用号码为531860544、昵称“笑看风云”的QQ（以下简称Q1），得宝公司负责洽谈业务的员工使用号码为329067044的QQ（以下简称Q2）。QQ聊天记录显示：Q2在Q1备注名称为“台山得宝”，Q1与Q2于案涉交易发生前已互为QQ好友。（2016）粤广海珠第2222号公证书反映2015年3月3日至2015年4月2日期间的聊天记录，可见Q1曾于2015年3月17日、20日、23日至27日、31日主动询问Q2是否需要安排玉米酒糟粕送货及提货，Q2有应答并曾主动询问能否提货，其中3月17日Q2表示月底之前全部提完，Q1则回复只能暂时先给6个货柜，Q2表示同意。该期间双方有对账，Q2有向Q1发送付款记录（2016）粤广海珠第2223号公证书反映2015年3月31日至2015年7月2日期间的聊天记录，可见Q2曾于4月2日、3日、8日、28日主动询问Q1是否有玉米酒糟粕可提货，Q1曾答复可提货，关于提货数量双方互有提出并得到对方确认；4月29日Q2表示玉米酒糟粕3月份300吨还剩两个柜，要求先将定金扣减出来付款，Q1表示同意。5月25日Q2主动询问玉米酒糟粕是否有货，Q1确认后由Q2确定提货数量，5月26日和27日Q1通知提货，Q2表示暂时不提。2015年6月双方无聊天记录。7月2日14点11分，Q1通知Q2可提货，Q2未有回复。上述期间Q2有向Q1发送付款记录。上述聊天记录未有显示在本案案涉合同交提货物期间（2016年6月）植之元公司通知得宝公司提货的内容，植之元公司主张案涉合同系在2015年5月底通过QQ通知提货，2015年6月没有再通过QQ通知，并在6月份派代表直接与对方沟通协商，而对方表示不提货，但植之元公司对该主张没有提供证据，得宝公司对此也予以否认，同时也否认曾使用Q2与对方进行磋商及交易。证人庞某出庭述称：其系植之元公司谷物运营部销售员，植之元公司与得宝公司曾有高粱、玉米酒糟粕等货物的交易，其负责与得宝公司等客户的交易沟通；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植之元公司人员通过QQ或电话方式通知得宝公司提货，但得宝公司未提货；得宝公司2015年7月1日发函要求解除合同后，其大概于同年7月20日联系得宝公司采购总监倪晓峰协商；玉米酒糟粕是玉米副产品，因2014年我国对美国进口玉米有限制，故该期间价格较高，2015年我国解除限制，故价格开始下降，2015年年初价格为2400元左右，在2015年6月时价格为1600元多，在2015年11月价格为1500元多；高粱和玉米酒糟粕是不同货物，装运方式不同，高粱是大船散装、数量大且确定，一船有五万吨，港口费用可以减免，故允许到货后逐一书面通知不同客户提货，而玉米酒糟粕一般采用集装箱运输、数量相对较少，具体放行时间不确定，港口费用较高，在报关放行后要马上通知客户取货，故没有采用书面形式通知，采取较为灵活的QQ方式或电话方式通知并要求客户马上回复。江某出庭作证述称：其系植之元公司员工，负责玉米酒糟粕、高粱等货物提货、交货方面的对接工作；玉米酒糟粕到货后其主要通过QQ方式通知得宝公司，得宝公司的付款凭证、对账单、提货委托书等均以QQ方式发送给植之元公司；双方沟通过程中其使用Q1、得宝公司人员使用Q2。江某关于高粱与玉米酒糟粕装运方式及通知提货方式差异的主张与庞某的陈述一致。再查明，2015年11月24日，植之元公司与南宁市菲赛迪农牧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植之元公司向该公司销售玉米酒糟粕600吨，每吨单价1560元，交提期间为2015年11月25日至2015年11月30日，交货地点为港口散装自提，款到发货；2015年12月2日及2015年12月11日，该公司向植之元公司支付货款780000元及420550元。2015年11月26日，植之元公司与广东顺德广顺饲料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植之元公司向该公司销售玉米酒糟粕1000吨，每吨单价1550元，交提期间为2015年11月27日至2015年12月15日，交货地点为港口散装自提，款到发货；2015年12月14日，该公司向植之元公司支付货款775000元，2016年1月4日，该公司向广州东凌贸易有限公司支付757795元。植之元公司主张该757795元亦属其与广东顺德广顺饲料有限公司合同项下的货款。2015年11月27日，植之元公司与北海市德峰饲料厂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植之元公司向该公司销售玉米酒糟粕600吨，每吨单价1560元，交提期间为2015年11月27日至2015年12月10日，交货地点为港口散装自提，款到发货；2015年12月2日，该公司向植之元公司支付货款936000元。2015年11月27日，植之元公司与海南华星饲料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植之元公司向该公司销售玉米酒糟粕600吨，每吨单价1560元，交提期限为2015年11月27日至2015年12月10日，交货地点为港口散装自提，款到发货；2015年12月10日该公司向植之元公司支付960000元。植之元公司主张当时玉米酒糟粕市场单价约为每吨1550元，并提交了经公证的中国汇易网“2015年中国广东进口DDGS现货价格走势图”的网页拟予证明。该价格走势图反映2015年1月5日至12月5日期间的玉米酒糟粕现货价格情况，其中2015年1月5日约2500元/吨，2015年4月5日约2220元/吨，2015年5月5日约2100元/吨，2015年11月5日、12月5日约1550元/吨。为证明案涉货物的到货时间及数量，植之元公司还提交了其与广州市侨益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侨益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及《2015植之元玉米酒糟粕到货表》。《代理协议》显示植之元公司曾委托侨益公司办理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包括玉米酒糟粕在内的进口货物的码头作业、报关报检等工作。《2015植之元玉米酒糟粕到货表》由侨益公司出具，载明2015年期间植之元公司进口玉米酒糟粕的数量、目的港、预计到港时间、商检申报日期、海关申报及放行日期等，并显示2015年4月、5月、6月各月份的到港玉米酒糟粕分别有约2000吨至3000吨（毛重）。植之元公司称该数量货物约一半由其自用，另一半销售给得宝公司等客户。植之元公司主张案涉合同约定滞港费按每日每柜400元计付，每柜货物约重25吨，自逾期提货之日起计至植之元公司起诉之日止为710400元，还提供了其与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港口作业长期合同》，拟证明滞港费已实际发生。本案中，植之元公司明确按52841.91元主张滞港费。又查明：本院受理的植之元公司起诉得宝公司、广州市得农饲料有限公司、江门市得宝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佛山市大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11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所涉《产品销售合同》均约定植之元公司向各案被告销售玉米酒糟粕，合计数量为2670.13吨，交提期间在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上述案件植之元公司均主张各被告逾期未提货构成违约，其于2015年11月向前述案外人转售所涉货物，故要求各被告承担赔偿差价损失等违约责任。以上事实，有植之元公司、得宝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相关陈述附卷为据。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案涉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庭审中，双方均表示同意解除案涉合同，因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合同逾期未履行的责任在于植之元公司还是得宝公司；二、违约责任的承担。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关键问题是植之元公司是否已依约履行通知提货的义务。案涉合同明确约定交货日期、交换数量及通知提货方式均由植之元公司自行决定。得宝公司主张双方存有商函通知提货的交易习惯，但其就该主张提交的证据显示双方交易的标的物为高粱，与本案交易的玉米酒糟粕属于不同品种。庭审中，植之元公司已对高粱及玉米酒糟粕的装运方式、运货数量、通知提货方式的差别及原因作出合理解释。而且植之元公司与得宝公司于2014年12月19日同日签订四份《产品销售合同》，对应交提货物期间从2015年3月延续至2015年6月共4个月，该期间的交易习惯应是连续统一的。但得宝公司反诉时主张双方交易习惯仅是通过商函通知提货，后又主张编号GKGB141213合同系植之元公司通过商函或电话方式通知提货，前后陈述不一，而且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本院对得宝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但是，即使根据植之元公司提供的QQ聊天记录反映，在案涉合同交提期间内（2015年6月份）植之元公司并未有通知得宝公司提货的事实。植之元公司主张已经于2015年5月底就案涉合同的提货通知了对方，但该主张与其陈述的有关当月提货当月通知、通知时未明确是针对哪份合同提货的内容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其又主张2015年6月直接与得宝公司协商但后者表示不提货，植之元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其提供的证据难以证实自己的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其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案涉合同逾期未履行的原因系植之元公司没有履行通知的义务，责任在于植之元公司。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合同约定，植之元公司应就违约行为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责任。本院对得宝公司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即植之元公司应当双倍返还定金135600元。对于植之元公司要求没收定金、得宝公司赔偿相应损失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台山市得宝饲料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9日签订的编号为GKGB141216的《产品销售合同》；二、原告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台山市得宝饲料有限公司双倍返还定金135600元；三、驳回原告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3278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反诉受理费1506元由原告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 皓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任瑞雪刘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