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皖民二终字第010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施周爱。委托代理人：石耀，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德忠，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兴刚。委托代理人：周建，安徽国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蚌埠市东方航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纪高，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靳忠，该公司法务。上诉人施周爱为与被上诉人李兴刚、蚌埠市东方航运有限公司（简称东方航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9月7日作出的（2015）蚌民一初字第00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1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施周爱委托代理人石耀、徐德忠，李兴刚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建，东方航运公司委托代理人靳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3月5日，施周爱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一份《抵押借款合同》，合同载明东方航运公司因经营需要，向施周爱借款148万元，月利率1.7%，借款期限一年，自2013年3月5日至2014年3月4日止（以东方航运公司的借据为准）。借款到期东方航运公司应一次性还清借款。东方航运公司自愿用其公司所有的皖东方166号散装化学品船（登记号码：28××78号）一艘作抵押。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施周爱于船舶抵押权设立后提供借款，东方航运公司收到借款后应向施周爱出具借据。抵押担保范围：借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和实现抵押权的各项费用。如借款到期东方航运公司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还款义务，应就未偿还的本金按照本合同第三条利率支付违约金。2013年3月18日，安徽省蚌埠市众信公证处为施周爱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出具了（2013）皖蚌众公证字第922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并赋予《抵押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该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2014年4月10日，安徽省蚌埠市众信公证处作出（2014）皖蚌众公证字第11817号《执行证书》，内容为：申请执行人施周爱可持本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东方航运公司，执行标的为本金148万元，利息14.97万元及申请执行人为实现抵押权所应支付的各项费用。其后，施周爱向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查封东方航运公司的皖东方166号散装化学品船、皖东方156号散装化学品船、皖东方108号散装化学品船。该院于2014年5月30日作出（2014）蚌执字第00077-1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东方航运公司所有的皖东方166号散装化学品船、皖东方156号散装化学品船、皖东方108号散装化学品船。在执行过程中，因李兴刚提出执行异议，主张皖东方108号散装化学品船为其所有，该院经审查认为皖东方108号船舶所有权人虽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但系案外人李兴刚为从事经营活动而委托东方航运公司管理经营所致，该船舶实际所有人应为李兴刚，据此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2014）蚌执异议字第0001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皖东方108号船舶的执行。施周爱对该执行异议裁定不服，遂于2015年1月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许可执行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蚌执字第00077-1号执行裁定中查封的皖东方108号散装化学品船。原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3月5日，原实际船舶所有人刘某将皖东方108号钢质硫酸船（挂靠东方航运公司）出售给李兴刚，商定价格为89万元。双方约定《船舶买卖合同》签订时，李兴刚预付定金20万元并办理船舶交接手续；2012年4月5日前付清余款，可转接借款，自转接之日起李兴刚应支付本息；刘某负责缴清挂靠公司一切欠缴管理费用、审核费用，并处理和本船有关的一切债权债务；涉及船舶抵押贷款由刘某负责偿还并将船舶抵押注销。同日，刘某在铜陵港将皖东方108号船舶交给李兴刚，双方签订一份《船舶交接证明》，证明人吕某、满某签字。2012年3月7日，李兴刚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一份《蚌埠市东方航运有限公司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简称《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合同约定：李兴刚所有的皖东方108号钢质船壹艘，由东方航运公司管理经营。李兴刚委托管理经营后，船舶所有权不变，自主合法经营，自负盈亏，债权债务自行承担。委托经营期限最少为五年，经营期限从合同签字之日算起。东方航运公司从合同签字生效后开始向李兴刚收取服务费，经双方协商按船舶吨位收取，即每吨每月收取人民币壹元。双方还对船舶委托管理经营的其他权利义务和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皖东方108号船舶转让后一直由李兴刚实际占有、使用和经营，李兴刚于2012年6月10日向东方航运公司交纳管理费5800元，于2013年6月6日向东方航运公司交纳管理费5800元，于2014年6月5日向东方航运公司交纳管理费8700元。原审法院又查明：2002年3月30日，东方航运公司与扬州市郊区汤汪交通船舶修造厂签订一份《扬州市郊区汤汪交通船舶修造厂加工协议书》（简称《加工协议书》），约定：造船总价款70万元，开工时间为2002年3月30日，交船时间为2002年6月30日。扬州市郊区汤汪交通船舶修造厂于2002年6月12日出具交接证明一份，载明皖东方108号船舶在该厂建造，并经扬州地方海事局检验合格，船款已结清。2003年12月1日，东方航运公司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安徽省蚌埠市地方海事局将皖东方108号船舶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李兴刚原审答辩称：施周爱的诉请程序违法，该案系实现船舶抵押权案件，其应向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起诉。本案船舶所有权属于李兴刚，李兴刚对作为执行标的的船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请求依法驳回施周爱的诉讼请求。原审庭审中，李兴刚明确放弃其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同意由原审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东方航运公司原审庭审中辩称：本案涉及的公证书存在严重瑕疵，不能作为依法许可执行的依据。诉争的船舶系李兴刚所有，东方航运公司仅对船舶享有经营权，施周爱申请执行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借款系马纪高个人办理，应由马纪高个人承担。请求依法驳回施周爱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船舶所有权属于动产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对于船舶所有权的变动应当遵循交付生效的规定，即以交付作为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至于船舶所有权登记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依上述规定，船舶登记的法律作用，旨在于取得公信和对抗效力，并非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基于登记的公信作用，船舶登记在证据规则上产生权利推定的效果，即若无相反证据推翻登记内容，登记的船舶所有权人可推定为船舶的真正所有权人。但就本案而言，东方航运公司显然并非皖东方108号船舶的真正所有权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皖东方108号船舶原系刘某所有，2012年3月5日，刘某将该船舶卖给李兴刚并已实际交付，李兴刚亦支付了购船款，并于2012年3月7日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挂靠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从事经营，应认定李兴刚已依法取得该船舶的所有权。对上述事实，有李兴刚与刘某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李兴刚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的《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李兴刚向东方航运公司交纳管理费的收据，李兴刚向刘某付款的银行转账记录，刘某、满某、吕某证人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确认。虽然地方海事部门的船舶登记具有一定公信效力，但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该登记行为并非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在本案存在证明船舶所有权实际归属的相反证据，且东方航运公司对李兴刚的船舶所有权人身份明确认可的情况下，应认定李兴刚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皖东方108号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李兴刚。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14号文件，即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予以强制执行的请示》的答复意见载明，“如果有证据证明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船舶系基于船舶实际所有人与被执行人的挂靠经营关系，实际所有人与船舶登记所有人即被执行人不一致的，不宜对该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本案中，施周爱作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中的债权人，其有权申请法院对东方航运公司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但鉴于皖东方108号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系李兴刚，而非东方航运公司，故施周爱无权诉请对皖东方108号船舶继续执行。此外，关于李兴刚取得的船舶所有权对施周爱的债权是否具有对抗效力的问题。由于施周爱属于一般债权人，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其请求权行使的对象系东方航运公司，而非李兴刚；其次，该债权请求权的内容系偿还债务，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物权，故施周爱对皖东方108号船舶不享有物权请求权，即其无权以善意第三人的身份直接对皖东方108号船舶主张物权。因此，施周爱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不足以对抗李兴刚的船舶所有权。至于施周爱主张的皖东方108号属于化学品船，挂靠经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问题，属于行政管理权限，不在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综上，施周爱主张许可执行（2014）蚌执字第00077-1号执行裁定查封的皖东方108号散装化学品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施周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67元，由施周爱负担。施周爱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李兴刚不是案涉船舶所有权人。1、案涉船舶修造人是东方航运公司。船舶档案反映，2002年3月30日，东方航运公司与扬州市郊区汤汪交通船舶修造厂签订一份《加工协议书》，造船总价款70万元，开工时间为2002年3月30日，交船时间为2002年6月30日。扬州市郊区汤汪交通船舶修造厂于2002年6月12日出具一份交接证明，载明船舶在该厂建造，并经扬州地方海事局检验合格，船款已结清。2003年12月1日，东方航运公司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安徽省蚌埠市地方海事局将皖东方108号船舶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从登记情况看，案涉船舶来历清楚，没有发生任何变更事项，该档案在证据中证明力最强，任何有疑点的证据均不能与其对抗。2、原审判决没有查明李兴刚与刘某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真实成立，以及刘某是否曾为案涉船舶的所有权人，因此不能证明李兴刚已经取得案涉船舶所有权。3、李兴刚与刘某之间不存在船舶出售款的收支关系。李兴刚举证其交给刘某购船定金15万元，但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是银行转账回单，转出人与转入人均不清，且与李兴刚自认的船舶转让价款差距过大，不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4、李兴刚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管理费收费等证据与船舶档案发生矛盾，不应被采信。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作为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虽然该法没有采用登记成立要件主义，而是采用登记对抗要件主义，但该登记对抗并非原审所认为的逻辑，即“登记无法对抗实际所有人，进而延伸至债权请求权不足以对抗船舶实际所有权人。”船舶作为特殊动产的登记对抗，是指任何第三人都可以以所有权转移没有登记为由，而否定其物权变动的效果。这里的第三人，既包括物权法上的善意第三人，也包括对登记予以充分信赖的一般债权人。因此，即便认定案涉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由于未经公示不具有完全的民事效力，不能产生对抗施周爱的物权效力，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许可执行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蚌执字第00077-1号执行裁定书中查封的皖东方108号散装化学品船，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李兴刚、东方航运公司承担。李兴刚辩称：1、皖东方108号散装化学品船舶属于李兴刚所有。李兴刚与刘某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船舶交接证明、转账凭证、刘某等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案涉船舶系李兴刚出资购买的事实。2、案涉船舶虽然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但李兴刚提交的《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管理费收据等证据可以证明李兴刚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该登记并没有改变船舶的所有权属。3、东方航运公司向施周爱借款，与李兴刚无关。李兴刚保留要求施周爱赔偿损失的权利。4、原审判决在查明李兴刚系将案涉船舶挂靠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经营事实的情形下，认定不能对案涉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东方航运公司庭审中答辩称：1、刘某原系案涉船舶的所有权人，李兴刚与刘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李兴刚依约取得案涉船舶所有权。2、李兴刚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双方没有改变船舶所有权的性质。3、原审判决基于李兴刚与东方航运公司的挂靠经营关系，依法不予支持施周爱的诉请，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各方当事人所举证据与原审相同，相对方的质证意见也同于原审，本院认证意见与原审一致。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船舶权属应当如何认定；施周爱请求法院许可执行案涉船舶应否支持。（一）关于案涉船舶权属问题。施周爱主张案涉船舶修造人为东方航运公司，亦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其所有权人应为东方航运公司，李兴刚则主张其因船舶买卖从刘某处取得案涉船舶所有权，仅挂靠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经营。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船舶登记并不是物权生效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亦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上述法律规定表明，船舶作为特殊的动产，其物权设立和转让的生效要件仍为交付，而登记仅具有公示对抗效力，在利害关系人提出相反证据否定登记内容以证明其为真正的权利人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其次，李兴刚诉讼中提交的《船舶买卖合同》、《船舶交接证明》、部分付款凭据原件、《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管理费的收据和证人刘某、吕某、满某证言等证据，可以证明案涉船舶系李兴刚从刘某处通过购买方式继受取得，案涉船舶虽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但一直由李兴刚占有、使用和经营，李兴刚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上述证据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印证，且从证据的形成时间上看，除2014年6月5日东方航运公司出具的收取管理费《收据》外，其余书证均在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蚌执字第00077-1号执行裁定书作出之前已客观存在，故能够作为定案依据。施周爱在没有提交相反证据反驳上述证据情况下，仅凭海事部门船舶登记的档案资料主张案涉船舶所有权为东方航运公司，并据此主张上述证据不应采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最后，东方航运公司对李兴刚系案涉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不持异议，认可双方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即船舶登记所有权人与权属主张人李兴刚之间并不存在产权争议。施周爱主张李兴刚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存在串通行为，但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李兴刚与东方航运公司系挂靠经营关系，涉案的皖东方108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李兴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施周爱请求法院许可执行案涉船舶应否支持问题。案涉皖东方108号船舶虽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为李兴刚，双方仅为挂靠经营关系，而施周爱对该船舶并不享有物权权利，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基本原则，施周爱请求许可执行案涉船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施周爱上诉另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的“第三人”不仅包括物权法上的善意第三人，也包括对登记予以充分信赖的一般债权人，故即便认定案涉船舶所有权人为李兴刚，也仅在李兴刚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产生效力，对施周爱不产生对抗效力，也不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本院认为，无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其前提条件均在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过程中适用，故两法规定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应为与登记物权人进行物权交易而对该标的享有物权的相对人，保护的是第三人的物权权益，而非一般债权。本案中，施周爱是要执行东方航运公司的财产来满足其债权的实现，但施周爱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并未就案涉船舶进行物权方面的交易，施周爱对案涉船舶并不享有物权权益，其无权以第三人的身份直接对案涉船舶主张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规定并不存在冲突，故施周爱以原审判决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为由主张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施周爱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467元，由施周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霍 楠审 判 员  徐旭红代理审判员  卢玉和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苏 萍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