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9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振织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龚珍娜，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龙芳，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远鸿，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市平利来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杏珍，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卜一奇，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汪俊晶，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振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嘉兴市平利来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利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平利来公司因要求振织公司支付尚余货款及利息而于2015年1月15日提起诉讼。平利来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开票日期为2013年5月27日至2013年11月13日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共14张，均记载名称为振织公司，货物名称为化纤布，规格型号为50D*50D。该批发票价税合计的总金额为1452483元。2.记账日期为2013年4月19日至2014年7月31日的《大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收账通知）》、《小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收账通知）》、《资金往来（收账通知）》共10张，均记载付款人名称振织公司，收款人平利来公司，附言均为货款。该批收账通知的总金额为880000元。经原审庭审质证，振织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平利来公司与其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无法证明平利来公司应其要求提供了型号为50D*50D化纤布。其确实有收到这些发票，事实上，这些发票是由于其与洪某有货物往来，即是其与洪某有货物买卖关系，但洪某无法开具发票，所以委托平利来公司代为开具发票，也就是说这些发票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货物买卖合同以及送货单。平利来公司与其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关系，14份发票的总金额应当是1452403元。对第2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确实有向平利来公司的账户支付过合计880000元，但是该款项是由于其欠洪某的钱，而洪某又欠平利来公司的钱，洪某指示其直接付款给平利来公司的账户。振织公司确认其已经按增值税发票的正常使用用途在税局办理了税额抵扣。振织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交了洪某于2015年3月9日出具的《证明书》，内容为：本人以泓劲纺织的名义与振织公司存在长期布料买卖关系，因我司不具备开具增值税发票资格，无法提供相应发票，因此我司委托平利来公司代开发票给振织公司；截至本证明书出具之日，平利来公司在本人的授意下，共向振织公司代开了数额为145240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由于我与平利来公司存在应付货款，因此曾委托振织公司代我向平利来公司的银行帐号汇过部分款项；截至本证明书出具之日，振织公司在我方的授意下，向平利来公司代付货款数额合计为880000元。经质证，平利来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是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原则上其不应作为证据质证，其次，其对该份证明书的三性均有异议，对振织公司的证明目的也有异议。据其了解，证明书中所涉的洪某是振织公司的相关业务人员，其与振织公司之间发生的化纤布货物买卖交易真实存在，通过其向原审法庭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以及振织公司付款凭证均足以说明其按照振织公司要求供应化纤布的事实及振织公司在收到货物后向其支付货款的事实，故双方之间货物买卖交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开票金额应为1452482.5元，取整后应为1452483元。在该案原审审理期间，原审法院根据振织公司的申请，准许证人洪某出庭作证。洪某称：2012年年底开始，其以现金方式与平利来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没有书面合同，结算以平利来公司要求时间支付；结算没有规定时间，结算后送货单其仍有保留；其与振织公司是合作买卖关系，将加工好的布卖给振织公司；其与振织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有签收送货单，现仍保留与振织公司之间的送货单；是其授权振织公司直接支付布料货款给平利来公司，从2013年至2014年5、6月份，共计80多万元；其与平利来公司、振织公司之间的交易有开具发票，其不具备开票资格，如果客户要就委托平利来公司去办开发票，其自己向平利来公司要货不用开票；欠平利来公司的货款通常由其自己支付，有时委托振织公司代为支付；委托开票、委托付款均是电话沟通，无书面手续；振织公司支付给平利来公司的款项属于其款项，其委托振织公司付款给平利来公司，付款方式写了货款，没有写明付款方是谁，但是每次都是三方确认；其所陈述没有直接证据；平利来公司、振织公司之间发生140多万元的货物往来关系，当时是其与平利来公司洽谈，其从来没有说明是振织公司的员工。平利来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为：1.振织公司支付其化纤布货款57248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36543.5元（以货款572483元为本金，从2013年11月14日起至振织公司实际履行之日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振织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案中，平利来公司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交了上述《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大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收账通知）》、《小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收账通知）》、《资金往来（收账通知）》加以证明。振织公司虽对其抗辩主张提交了洪某出具的《证明书》，但洪某在本案中作证称委托开票、委托付款均无书面手续，其所陈述没有直接证据。洪某也没有对其陈述的事实举证。因此，振织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振织公司对平利来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确认其收到该发票并支付过880000元给平利来公司及已经按增值税发票的正常使用用途在税局办理了税额抵扣。因此，平利来公司、振织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振织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已经支付尚余货款给平利来公司，故平利来公司要求振织公司支付货款572483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有理，应予支持。鉴于平利来公司均没有举证证明双方存在货款支付期限的约定，故平利来公司要求振织公司从2013年11月14日起计付利息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利息应从平利来公司起诉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振织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572483元，并从2015年1月15日起至清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付该款的利息给平利来公司；二、驳回平利来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90元，由平利来公司负担593元，振织公司负担9297元。该案受理费已由平利来公司预付，平利来公司同意振织公司在履行该判决时将应负担的受理费直接支付给平利来公司。判后，振织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在认定该案振织公司与平利来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的问题上，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仅依据平利来公司提交的双方间银行转账记录及对应发票就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是缺乏依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但平利来公司至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因此原审判决证据不足。二、振织公司在原审中已穷尽了举证责任，将该案货款对应的真实交易方作为该案证人参与了原审庭审，经过原审庭审质证，也证实了该案货款对应的真实交易方应当为平利来公司与证人洪某，而非振织公司与平利来公司，而原审法院却因证人洪某的作证无书面手续对其陈述不予采信。事实上，平利来公司与洪某之间的买卖交易书面手续由其双方掌握，振织公司无法取得该案真实交易的直接证据，因此关于该案交易的书面手续证据不足不应当为振织公司的举证责任，而应当由法院直接向平利来公司及洪某调取，振织公司不应当为该事实的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三、振织公司在原审庭审中也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原审法院向税务机关依法核实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买卖关系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也曾电话告知振织公司方已向税务局了解情况，但并未反馈给振织公司，也未将核实情况记载于原审判决书中。因此振织公司申请法院依法向税务局核实相关事实以查明案件真相。综上，振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平利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平利来公司承担。被上诉人平利来公司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振织公司应立即支付欠付的货款及应的利息损失，振织公司此次的上诉显然是在故意拖延履行债务的时间，其上诉理由均无法成立。一、双方间有关化纤布交易事实清楚存在，从送货、开票、付款、抵扣等的交易环节来看，均可清楚证实双方间的买卖关系。二、关于振织公司提出的洪某的身份问题。首先，平利来公司方认为从双方整个交易过程来看，洪某是有权代理上诉人进行交易；其次，即使洪某无权以振织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但基于振织公司的付款、抵扣等其他交易行为表明，振织公司对洪某的交易行为进行追认，构成表见代理。对于洪某是以振织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该事实洪某与振织公司在原审是进行确认了的。三、如果按振织公司的上诉逻辑，即现有的整个送货、开票、付款、抵扣等交易细节，还均不能证明双方间存在交易的，那么所有的买卖关系均可以通过买受人与案外第三人如同振织公司与洪某来否定所有的买卖关系的真实性。因此平利来公司认为振织公司的上诉理由均无法成立，恳请依法驳回振织公司的上诉请求。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振织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洪某证明书；2.平利来公司向洪某发货的部分发货单；证据1、证据2证明本案所涉货款是平利来公司与洪某之间因货物买卖而产生的，振织公司仅接受洪某的委托将应付款支付给平利来公司，并由平利来公司开具发票。振织公司与平利来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关系；3.调查取证申请书，证明振织公司已穷尽举证方式，恳请法院依法向有关部门核实本案所涉发票的交易情况以查清本案的事实；4.（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3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现有同类生效判决认定，认证抵扣增值税专用票的事实并不能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依据；5.平利来公司以传真形式出具给洪某的对账单，证明平利来公司与洪某之间是独立交易的，并不构成平利来公司所称的表见代理；6.振织公司与洪某交易对账单，证明振织公司与洪某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振织公司依洪某的要求将款项支付给平利来公司以履行付款义务，并取得相应发票；7.传真号码百度搜索的网页打印件，证明证据5确实是由平利来公司出具给洪某的。平利来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对于洪某证明书、发货单、调查取证申请书、民事判决书及传真形式对账单：这几组证据平利来公司已在庭前询问中发表了质证意见。在此基础上，平利来公司强调，如按振织公司的主张，发货单、传真形式对账单上至少应有平利来公司或负责人的签章。第二，对于振织公司提供的其与洪某之间的交易账单：因该份证据是振织公司与案外人洪某之间形成的，故平利来公司对其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均无法确认，且该份证据与本案审理的平利来公司、振织公司之间诉争的化纤布交易无任何关联性。第三，对于传真号码百度搜索的网页打印件：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均存在异议，对振织公司的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网页所显示的内容平利来公司从未发布过也未见过，与平利来公司无任何关联。经振织公司申请，2016年1月11日，本院依职权分别向浙江省嘉兴市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国家税务局发函，请求调取平利来公司就本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事宜向辖区税务机关提交的买卖合同、送货单等账目备案材料复印件，以供核查本案事实。2016年1月19日，浙江省嘉兴市国家税务局复函表示：“据查，案涉嘉兴市平某来纺织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无需提交买卖合同、送货单。故本局无法提供上述材料。”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国家税务局复函表示：“经系统核查显示，该企业（平利来公司）所属2015年3月增值税未申报，税源管理部门在4月申报期间依法进行催报催缴，实地进一步核查，原经营地址已人去楼空，法人代表无法联系，不知去向，无法履行纳税申报义务。税源管理部门按规定于2014月29日，将其列入非正常管理，属非正常户状态。……经多方努力，联系上原财务陈志铭（离职），并前来我局政策法规科协助调查。财务人员了解陈述，该户企业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公司老板经营不善，大额货款被骗无法收回，生产设备40多台喷丝织机被材料供应商强拆抵债，无法经营，职工工资自2014年至今也未支付，老板躲债至今失联；故无法按贵院请求，了解还原事实真相，同时无法调取与案件申请人有关的购销合同、送货凭据等相关材料。”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平利来公司与振织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振织公司应否向平利来公司支付货款余款。平利来公司为证明其和振织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振织公司尚欠余款未付，提供了其出具给振织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和振织公司的付款记录为证。振织公司辩称，其并非平利来公司的交易相对方，只是受案外人洪某的委托，向平利来公司付款。为此，振织公司于原审阶段提供了洪某的证人证言、洪某出具的证明书，于二审阶段又提供了其认为是平利来公司向洪某发货的部分发货单、平利来公司以传真形式发给洪某的对账单、振织公司与洪某交易的对账单以及传真号码百度搜索的网页打印件等证据。本院认真审阅了振织公司的证据，逐一分析如下：首先，对于振织公司所主张的代付款关系，除了洪某的证言外，振织公司和洪某以及平利来公司之间并无任何书面协议能够证明此种代付关系的存在。其次，振织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虽然有平利来公司的名称，但所载地址系“江苏省吴江市盛泽东方市场8区2幢53号”，并非平利来公司的地址；并且，该送货单上并无平利来公司的签章，对该送货单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再次，振织公司提供的所谓平利来公司和洪某的对账单，并无平利来公司任何有效签章确认，传真件上所标注的传真号码虽经振织公司上网查询为“平利来纺织”所有，但并未直接指向“嘉兴市平利来纺织有限公司”，且该传真号区号为“0512”显然并非浙江省嘉兴市的电话号码，而属于江苏省苏州市和吴江市的区号。因此，本院无法确认上述证据与平利来公司的关联性。最后，振织公司提供的其与洪某之间的对账单，系其双方内部形成，并不具有约束平利来公司的效力。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振织公司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和对抗平利来公司的主张，故对振织公司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的“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系对买卖合同双方就是否已履行供货义务发生争议时的处理规则。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平利来公司已履行供货义务并无异议，而是对合同当事人及付款义务人产生了争议，因此振织公司援引上述法律规定进行抗辩理据不足。综观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然平利来公司提供的证据更具有证明力。原审法院依据证据优势规则，判令振织公司向平利来公司支付货物余款及利息并无不当。至于振织公司和洪某之间的内部关系，振织公司可另案向洪某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振织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68元，由上诉人广州振织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东劲审 判 员  陈舒舒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书 记 员  谢佩君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