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江门市宝士制冷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江海区。法定代表人：李雪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赵剑客，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青岛东元精密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胶南市临港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杨清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严伟，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路芳，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门市宝士制冷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东元精密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5）江海法海民初字第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双方自2010年6月至2014年7月期间进行业务往来，宝士公司向东元公司购买回转式压缩机。双方曾签订一份《购销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至2012年9月30日，付款方式为当月25日结算，60天T／T电汇。同时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东元公司）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在甲方（宝士公司）按双方签认之承认书或同等文件要求正确保管、安装和使用的条件下，保证使用三年，如在此期间产品发生品质问题，乙方免费调换，若甲方未经乙方同意自行修理或委托他人修理，甲方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后果。”双方自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签订过4份订购计划单，约定不良品由东元公司按照实数量调换。且双方曾签订过一份《订购单》，注明“本单为购销合同之附件，故本栏内容空白，后续供需双方签认之订购单，本栏需全数正确填。条款：……5、发票类别：17%增值税发票。6、结算方式：当月25日结算，60天T／T电汇。……8、不良品由供方（东元公司）按实数量调换。9、违约责任：违约金最高不超过订单货款总金额的5%。”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的交易习惯为东元公司向宝士公司提供货物后向宝士公司开具相应货款的《青岛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于2014年6月14日对2014年3月4日至2014年5月23日期间的货款进行对账，并签订一份对账单。根据东元公司提交的《出库单》及《青岛增值税专用发票》，自2010年6月至2014年7月期间，东元公司向宝士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65513789.06元，宝士公司向江门市江海区国家税务局认证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64305317.07元，未经认证的发票编号分别为01122841、01122842及01677446号。其中发票编号为01122841号及发票编号为01122842号的发票金额均为596000元，该两份发票对应的货款经上述双方签订的对账单确认。发票编号为01677446号的发票金额为16471.99元。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宝士公司已向东元公司付款64338034元。双方交易终止后签订一份《质保金协议书》，内容为“……二、质保金额：甲方（东元公司）提供乙方（宝士公司）人民币二十万元作为质保金，此款金额双方协议，于乙方应付甲方2014年7月之应付款中扣留。三、质保期间：2014年7月31日起至2015年7月31日止。四、质保金结算返还：质保期届至后，除因甲方产品质量问题经乙方主张赔偿，扣除费用外，乙方应于质保期届至后十个工作日内将剩余质保金返还甲方。乙方对于主张甲方产品质量问题所扣除的质保金，应提交给甲方费用凭证、单据以做为扣除的依据……。”后东元公司认为宝士公司一直未付清货款，遂诉至法院。另查明：在本案诉讼期间，宝士公司另行起诉东元公司，要求法院处理双方之间的产品质量问题纠纷。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属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东元公司依据宝士公司的要求向宝士公司供应相应的货物，宝士公司收取货物，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宝士公司拖欠东元公司货款数的问题。根据东元公司提交的出库单、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认证结果通知书证明，宝士公司在收取东元公司货物后，东元公司向宝士公司开具相应的货款发票金额共计65513789.06元，其中宝士公司已申报抵扣的发票金额为64305317.07元，另两张金额均为596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货款，双方于2014年6月14日对账确认上述两份发票对应的货款为1192000元，故对于该两份发票对应的货款金额共计119200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鉴于国家税收的严肃性和税务部门的权威性，只要购买方将对方开具的发票申报抵扣，就应推定其已经实际收取了发票载明的货物。根据东元公司提供的出库单、对账单等证据及交易习惯，结合宝士公司收取东元公司开具的发票并已申报抵扣的行为，足以证明宝士公司自2010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23日期间，共收取东元公司交付价值65497317.07元的货物。因此，原审法院确认宝士公司收取东元公司价值65497317.07元（64305317.07元＋1192000元）的货物。对于东元公司开具的金额为16471.9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东元公司未提供相应的向宝士公司交付对应货物凭据，且该发票未经宝士公司申报抵扣，故对于该发票所载明的货物金额，原审法院不予认可。庭审中，东元公司确认双方交易期间，宝士公司向东元公司支付货款共计64338034元。宝士公司辩称，宝士公司支付的货款中还应包含借款利息27618.35元及质保金200000元，共支付货款64565652.35元（64338034元＋27618.35元＋200000元）。宝士公司主张其已支付东元公司款项中的4000000元是东元公司向宝士公司的借款，由此产生借款利息27618.35元，应将该利息冲抵宝士公司拖欠东元公司的货款。对于宝士公司的上述主张，由于其未举证证明其向东元公司支付的4000000元是东元公司向宝士公司的借款，且东元公司称该4000000元是宝士公司向东元公司支付的货款，故对于宝士公司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200000元质保金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质保金协议书》，该200000元是东元公司向宝士公司提供的质保金，且宝士公司已另行起诉东元公司，请求法院处理双方之间的产品质量纠纷，故对于宝士公司要求将该200000元质保金作为宝士公司向东元公司支付的货款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东元公司庭审中的自认及宝士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审法院确认宝士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为64338034元。宝士公司共收取东元公司价值65497317.07元货物，扣除其已支付的货款，尚欠东元公司货款1159283.07元。故对于东元公司要求宝士公司支付拖欠货款1139848.0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也没有超出原审法院认定的范围，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宝士公司反诉诉称其向东元公司支付货款64565652.35元，应退回其多支付的货款。原审法院认为，由于宝士公司主张的已支付货款中包含其主张的借款4000000元的利息27618.35元及质保金200000元，故对于宝士公司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东元公司利息损失问题。根据双方曾签订的《购销合同》、《订购计划单》及《订购单》显示，双方约定结算方式为当月25日结算，60天T／T电汇，违约金最高不超过订单货款总金额的5%，对于东元公司要求宝士公司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1月16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本金1139848.08元，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超出双方对违约金约定的计算标准，也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应予支持。关于宝士公司辩称其曾因东元公司提供的产品存在不良品，遂向东元公司退货，故对于退货的不良品应在货款中予以扣除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订购计划单》及《订购单》显示，双方对于不良品约定的处理方式均为：由东元公司按照不良品的实际数量进行调换。东元公司亦向原审法院提交出库单，证明东元公司对宝士公司的不良品存在换货的情况。对于宝士公司提交的退货单，由于部分退货单注明系不良品退货，且所有退货单中的单价及金额部分为手写，而其他内容则为电脑打印书写。庭审中，东元公司对于宝士公司提交的退货单中手写部分不予认可，认为宝士公司是在东元公司在退货单上签字后自行书写的。故对于宝士公司要求应扣除退货单中退货的金额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鉴于双方曾签订书面合同及订购单约定对于不良品的处理方式为用其他产品进行调换，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亦存在用其他产品调换不良品的交易习惯，且宝士公司提交的退货单中单价及金额部分为手写，而退货单的其他内容为打印，故仅依据宝士公司提交的退货单无法认定退货单中载明的退货是不良品调换中的退货还是需扣除货款的退货，且宝士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已另行起诉，要求法院处理双方之间的产品质量问题，故在本案中，对于宝士公司要求在拖欠东元公司货款中扣除不良品退货货款944084元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宝士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货款1139848.0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从2015年1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应付清款之日止，以1139848.08元为本金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给东元公司；二、驳回宝士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15059元、反诉受理费12786.40元，合计27845.40元，由宝士公司负担。上诉人宝士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原审法院认为东元公司供货数额的主要证据由两部分组成：已申报抵扣的发票及另两张未抵扣的发票。原审法院以宝士公司在税务部门《认证结果通知书》为依据，认为“鉴于国家税收的严肃性和税务部门的权威性，只要购买方将对方开具的发票申报抵扣，就应推定其已经实际收取了发票载明的货物”，而认证只是确认增值税发票的真假，只有通过认证的发票才能抵扣。认证的过程很简单，只需要将发票准备好，拿到申报大厅，由税务工作人员将发票信息扫入系统，由系统自动进行比对，就可以确认发票的真假，并不对是否已经收到货物进行核查。也就是说税务机关的《认证结果通知书》，只能认定东元公司开出的发票不是假的，可以抵扣。因此，在买卖双方交易往来频繁的过程中，发票的抵扣并不能代表已经实际收货。2、在买卖合同中，出卖方的主要义务是交付货物，是否交付需要提供相应的送货收货签收等，本案中东元公司作为出卖方向法庭提交了142份出库单（部分未签收），以及160份增值税发票。经反复核对160份发票，其中，东元公司未提供货物的有15单，分别如下：发票号00071016（日期：2010／11／23；价款：310000.01元）、00168520（日期：2011／01／22；价款：409200.00元）、00168537（日期：2011／01／26；价款：8000.00元）、01677382（日期：2011／12／28；价款：65280.00元）、01677438（日期：2012／02／08；价款：195840.01元）、01204484（日期：2012／07／13；价款：1150400.00元）、01204485（日期：2012／07／13；价款：857279.99元）、01204505（日期：2012／07／30；价款：348000.00元）、00379895（日期：2013／03／12；价款：210960.00元）、02111867（日期：2013／03／28；价款：224277.99元）、00942788（日期：2013／05／31；价款：73440.00元）、01628645（日期：2013／06／20；价款：97920.00元）、00810355（日期：2013／07／10；价款：584000.00元）、00708917（日期：2013／10／22；价款：190720.00元）、00708923（日期：2013／10／29；价款：77777.00元），金额合计2836417.12元。既然发票项下无货物交付，就不能按发票收货款。因双方在交易往来中一直未进行过结算，庭审就是双方结算的过程，但法庭并未对所有证据进行整理分析，没有对出库单与发票进行逐一核对，未考虑双方往来交易的多次性，依然在宝士公司不认可全部收货的情况下，简单粗暴地将已抵扣增值税发票及另外两单货物相加，致使得出的结论与事实不符，计算结果竟然比东元公司起诉的数额还要多，可见，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3、经统计，下列计算得出宝士公司不但不欠反而多支付货款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已收取货物即已抵扣发票金额64305317.07元①，未抵扣退票1192000元②，经宝士公司比对未收到货物2836417.12元③，上述①＋②-③=实际收货62660899.95元④，原审法院认定宝士已付款64338034元-④=多付货款1677134.05元。可见，即便是用东元公司的证据也可以得出宝士多付款的事实。二、原审判决完全与司法解释相背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该司法解释否定了增值税发票抵扣对收货的证明力，要求卖方另行举证证明交货义务完成。而原审法院则完全相反，未对发票项下货物进行核实，查明真像，而草率地作出了错误判决。三、关于退货部分，本案所主张的退货是已经退回东元公司的货物，与宝士公司的另外一宗案件毫无关系，判决书中对这一项的处理过于草率。1、宝士公司在反诉中要求退还的退货款187924元是指2014年4月之后的退货，东元公司的证据证明最后一次补不良货品是在2014年3月。也就是说之后完全未对退货进行处理。2、退货单中手写的价格，并不影响退货事实的存在。货物型号价格都有相应时段价格做参考，可以不认定手写的价格数额，但不能因此否定退货的事实。3、比照东元公司提货的补不良记录，共1959台，而宝士公司共退货3225台，相差1266台（包括反诉的656台）。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请求：1、撤销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5）江海法民初字第10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2、驳回东元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并判决东元公司退还宝士公司多支付的款项1677134.05元，以及退货款187924元。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东元公司承担；被上诉人东元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关于宝士公司拖欠东元公司货款数额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法有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1、原审法院认定东元公司向宝士公司交付价值65497317.07元的货物的依据，并非只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认证结果。事实上，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认证结果外，原审法院认定的依据还有东元公司在原审所提供的出库单、对账单等证据材料以及双方在长达五年的交易中形成的交易习惯。宝士公司在本案原审庭审中和上诉时一再以“发票的抵扣不代表已经实际收货”否认收到部分已抵扣发票所涉货物，完全不符合本案客观事实，这是明显的故意断章取义，其狭隘、片面地将案件的各个证据孤立的理解、分析，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并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2、从宝士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已确认收到货物的出库单来看，出库单上显示的数量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物数量是对应的；同时，宝士公司确认的出库单的送货时间，基本都是在东元公司开具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间之前。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东元公司与宝士公司在长期交易中已形成这样的交易习惯：即宝士公司先向东元公司发送“订购计划单”，东元公司根据该“订购计划单”生产，再由东元公司向宝士公司送货，宝士公司收到货物后，由东元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东元公司向宝士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开具的发票的金额、货物数量，都是根据宝士公司收到的一批次或者多批次货物的数量来开具的，不存在东元公司未送货就向宝士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从客观事实来看，宝士公司收到东元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从没有因东元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和数量与东元公司实际送货数量不吻合而提出过任何异议，说明东元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数量与其送货的数量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多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而这一事实恰恰证实宝士公司是确认收到了发票所涉货物；而宝士公司在确认已收到发票所涉货物后即到国税局申报认证并抵扣，此认证、抵扣行为再次证实宝士公司确认收到了发票所涉货物的事实。3、宝士公司通过否认未收到部分发票所涉货物而主张向东元公司多支付了几百万的货款，显然不符合常理。而且，宝士公司在主张多付货款时，其多付数额在本案审理的不同阶段，其主张不断在变化。比如，在宝士公司提出反诉时，宝士公司在反诉状上主张多付货款2158675元，而在本案中宝士公司却又主张多支付货款1677134.05元。宝士公司若真的多付了几百万元，其不可能这么随意地变更其主张的数字，其财务理应计算出一个准确、客观的数据。特别是东元公司与宝士公司交易结束后，东元公司不再送货给宝士公司，宝士公司还陆续多次向东元公司付款，这显然与宝士公司在原审中所主张的预付款、多付款是自相矛盾的。据上可见，原审法院认定东元公司向宝士公司交付价值65497317.07元的货物，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证明；反之，宝士公司诉请东元公司退还其多支付的款项1677134.05元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且不符合常理。故原审法院关于宝士公司拖欠东元公司货款数额的认定，事实清楚，合法有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二、一审法院对宝士公司诉请退货货款的主张不予支持，事实清楚，合理、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1、根据宝士公司与东元公司在交易中所签订的《购销合同》、《订购计划单》及《订购单》等显示，双方对于不良品处理方式的约定均为：东元公司按照不良品的实际数量进行调换，而非宝士公司所主张的退货退款。2、东元公司提交的部分出库单证实，实际交易过程中，东元公司对宝士公司的不良品是采取换货方式处理的客观事实。3、宝士公司提交的退货单，退货单价和金额都是手写的，明显是宝士公司因为本案诉讼而自行书写上去的；而退货单上打印体部分显示的“不良品退货”，也不能证实双方交易中对于不良品是采取退货后退款的方式处理，只说明存在不良品退货。而事实上，不良品退货后，东元公司都是以调换同类产品或其他产品给宝士公司而冲抵宝士公司退回的不良品的价款，并不存在退货即退款的事实。据上可见，宝士公司诉请退货货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完全合理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宝士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宝士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5）江海法礼民初字第165—1号民事裁定书1份，拟证明本案争议的200000保证金已在另案起诉并中止审理，该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东元公司对该民事裁定书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200000元质保金应当在本案中进行处理。东元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供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东元公司主张宝士公司支付货款1139848.0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依据是否充分。该问题实际上也包含了宝士公司的反诉请求即主张东元公司退还多付的货款1677134.05元及退货货款187924元的依据是否充分。一、关于宝士公司主张东元公司退还多付的货款1677134.05元的问题。首先，宝士公司在原审阶段主张多付货款的金额为2158675元，依据是宝士公司从2014年3月至5月共收货价值7363279元，而宝士公司从2014年3月25日至同年10月8日共支付货款9521954元，从而多支付了2158675元。宝士公司在二审阶段主张多付货款又变更为1677134.05元，依据也变更为认为其中有15张增值税发票没有实际交付货物，货款金额共2836417.12元，以增值税发票总金额减去未交货发票金额2836417.12元，得出应付货款总数为62660899.95元，而宝士公司已支付总款64338034元，从而多支付了1677134.05元。宝士公司主张多付货款的金额、依据在原审阶段和二审阶段的陈述不一样，存在较大疑点。况且，双方之间的交易时间长，交易次数频繁，东元公司开出的每一张增值税发票并不一定对应每一批次交货，而宝士公司每一次支付货款也不是对应每一批次交货。根据双方这种不规范的交易情况，东元公司难以就其中的某一张增值税发票提供相对应的交货凭证进行举证。再说，宝士公司主张没有实际交付货物的15张增值税发票分别是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开出的，至宝士公司在本案上诉期间提出异议的时间间隔2年至5年不等，开出发票这么长时间且已向税务部门申请抵扣，宝士公司均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不符合常理。其次，双方之间的交易于2014年5月23日终止，双方对2014年3月4日至2014年5月23日期间发生的货款进行了结算，该期间货款共7363279元，而宝士公司主张从2014年3月25日之后共向东元公司支付货款9521954元。既然双方已经明确最后3个月的货款金额的情况下，宝士公司还会多付200多万元不符合常理。相反，表明宝士公司当时认可该付款部分为支付2014年3月4日之前的货款。再次，双方在交易终止后曾签订一份《质保金协议书》，约定东元公司提供200000元作为质保金，此款在宝士公司应付东元公司2014年7月之应付款中扣留。按照常理，双方在签订该协议前应该已对宝士公司应付东元公司的货款进行初步预算，但是宝士公司不但没有提出金额2836417.12元的增值税发票没有实际交付货物的异议。相反，其在签订该协议后还继续支付了货款200多万元给东元公司。宝士公司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其上述行为若不是为了履行买卖合同的义务，而是毫无缘由地多支付巨额货款，其主张并不能令人信服。况且其并不能对其行为和主张之间的真实性作出合理的陈述。综上所述，宝士公司主张已多付货款给东元公司的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驳回其主张退还多付部分货款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宝士公司主张退货货款187924元的问题。如前所述，宝士公司主张已多付货款给东元公司的理由不充分，结合宝士公司主张的退货是发生在2014年4月至7月期间，其在双方签订《质保金协议书》时以及往后的多次付款时均没有对此退货提出异议或是主张扣减货款，再结合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及订购单约定对于不良品的处理方式为用其他产品进行调换且双方在此前的交易过程中一直使用其他产品调换不良品的交易习惯以及该退货单上的时间已被涂改等事实，可以采信东元公司的主张即已通过调换其他产品的方式对该部分退货进行了处理。故宝士公司主张退货货款187924元的理由不充分，原审判决驳回其该项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东元公司主张宝士公司支付货款1139848.0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根据东元公司提交的出库单、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认证结果通知书证明，宝士公司在收取东元公司货物后，东元公司向宝士公司开具相应的货款发票金额共计65513789.06元，其中宝士公司已申报抵扣的发票金额为64305317.07元。如前所述，宝士公司主张已多付货款给东元公司的理由不充分。相反，宝士公司在双方终止交易且已对最后3个月的交易进行对账结算后支付给东元公司的货款远远超过最后3个月的总货款的事实，结合东元公司提供的部分出库单、对账单等证据以及送货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交易习惯，再结合宝士公司收取东元公司开具的发票并已申报抵扣的行为，可以认定宝士公司已收取上述发票金额为64305317.07元的货物。另两张金额均为596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货款，双方于2014年6月14日对账确认上述两份发票对应的货款为1192000元，故对于该两份发票对应的货款金额共计1192000元，应予确认。原审法院认为只要购买方将对方开具的发票申报抵扣就应推定其已经实际收取了发票载明的货物，该阐述理由虽然存在瑕疵，但其确认宝士公司收取东元公司价值65497317.07元（64305317.07元＋1192000元）货物的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东元公司确认双方交易期间，宝士公司向东元公司支付货款共计64338034元。宝士公司辩称其支付的货款中还应包含借款利息27618.35元及质保金200000元，即共支付货款64565652.35元（64338034元＋27618.35元＋200000元）。原审法院对宝士公司该付款主张不予采纳的理由充分，从而认定宝士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为64338034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宝士公司共收取东元公司价值65497317.07元货物，扣除其已支付的货款，尚欠东元公司货款1159283.07元。故东元公司要求宝士公司支付拖欠货款1139848.08元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没有超出原审法院认定的范围，应予支持。东元公司要求宝士公司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1月16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本金1139848.08元，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超出双方对违约金约定的计算标准，也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然在阐述理由方面存在瑕疵，但处理结果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39.24元，由江门市宝士制冷电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代理审判员  刘 蕊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书 记 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