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民终53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芬，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天宝，四川维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正礼，重庆礼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合川区总工会。社团法人周富勇，系该单位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华，重庆智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芬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合川区总工会（以下简称合川总工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2015）合法民初字第09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6日、2016年11月2日分别公开对本案进行了询问。李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天宝、谢正礼，合川总工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华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合川总工会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审判程序不合法。合川总工会立案时的诉讼请求时确认合同无效，其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法庭辩论终结后再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有合川区纪委的调查笔录，但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并没有出示该证据，也未质证。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充分。一审主要依据合川总工会原负责人邓某的证言，系孤证。合川纪函（2015）3号文主要是查明李芬是否有侵占国有资产，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等违纪行为，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三、合川总工会主体资格不适格。合川总工会集资建房的资金来源为职工集资，合川总工会没有出任何资金。合川总工会不是房屋所有人，也没有出任何资金，不享有任何权利，起诉李芬主体不适格。四、合川总工会关于李芬系挂名的说法不成立。其将价值几万的房屋挂名在李芬名下，没有上级的指示、文件，没有本单位集体研究的决定和相关会议记录。李芬在合川城区没有房屋，而单位正好有明显低于市场价的集资建房，其放着明显的利益不要，不符合常理。合川总工会作为地方工会组织，其挂名说法，本身就是违反国家国土房屋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不应当支持合川总工会弄虚作假，骗取国家行政审核的行为。合川总工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重庆市合川区总工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合川总工会于1999年使用自有土地使用权480平方米修建职工集资房16套。2000年5月竣工。当时参加集资的只有15名职工，办证时房管局因该房系集资建房不同意将剩余一套房屋登记在总工会名下。李芬于2001年7月调入合川总工会单位任副主席，为顺利办理登记，合川总工会在征求李芬意见，李芬明确表示不愿购买后，合川总工会提出将房屋挂名在李芬名下，李芬同意，李芬明确表示不愿购买后，合川总工会提出将房屋挂名在李芬名下，李芬同意。2001年7月19日，双方为办理房权证向房屋管理局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1999年1月8日的《合川市总工会职工集资建房协议》，因该协议只用于产权挂名，故协议中条款均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协议应为无效协议，为此特具状诉至贵院，请求：1、判决确认合川总工会与李芬签订的《合川市总工会集资建房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李芬承担。在审理过程中，合川总工会将本案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决确认合川总工会与李芬签订的《合川市总工会集资建房协议》不成立。一审法院确认事实：1998年，原合川市总工会（今重庆市合川区总工会即合川总工会）筹备在合川市交通街皂角院8号内的自有土地上修建职工集资房。1999年，经相关部门批准，同意原合川市总工会使用自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480平方米，作为修建职工全额集资房，计划建筑总面积2070平方米/16套。1999年1月，原合川市总工会分别与参与集资建房的15名职工签订了《合川市总工会职工集资建房协议》，协议约定造价为每平方米398元，按楼层不同上下浮动。1999年5月，该集资建房由合川二建司五处开工承建，2000年5月竣工。截止2001年6月，参与集资的15名职工将所购房款分7次交市总工会，剩余的合川市交通街皂角院8号1栋1-2号的房款49754.4元无人购买。在办理房产证和国土证时，原合川市总工会想将该房登记在其单位名下，但是由于当时政策原因无法办理到单位名下。2001年7月，李芬通过公招调入原合川市总工会任副主席。合川总工会征求李芬意见是否愿意购买该房屋，李芬表示不愿意购买后安排将产权登记在李芬名下。后原合川市总工会与李芬补签了《合川市总工会职工集资建房协议》（协议落款时间1999年1月8日）。签订协议后，后原合川市总工会支付了涉案房屋的集资建房款。2001年7月19日和8月，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和国土证办理在了李芬名下。后该两证一直由合川总工会保管至今，且该房屋一直由合川总工会管理使用至今。2014年12月25日，李芬以“补交集资建房款”的名义将49644元汇入合川总工会总工会账户，提出按当时的集资价补交房款，并收回该房的使用权。2015年1月4日，合川总工会向李芬发出了无标题的通知一份，该通知主要内容是“……由于我单位现在还在未决定将该房卖给你，因此，我单位决定将此款项退还给你……”。2015年3月24日，李芬起诉合川总工会要求腾退房屋等，现该案一审法院正在办理过程中。2015年11月18日，合川总工会起诉至一审法院，其诉请如前。一审另查明，合川总工会向合川区纪委提交了《重庆市合川区总工会关于一处国有资产（工会资产）流失的情况报告》，合川区纪委对相关人员调查后，作出了复函（合川纪函[2015]3号文）。合川区纪委认为：1998年合川市总工会筹建职工建房时，李芬尚未调入总工会，不具备集资建房的资格，该房实际出资人为总工会。由于特定时期的历史原因，2001年7月由组织安排将产权登记在李芬名下，且该房权证和国土证从办理之日起，至今一直由总工会管理。因此，李芬不存在侵占总工会财产的事实。至于2015年12月25日，李芬以补交集资房款为由将该房使用权真正归属自己名下的做法，我们认为属于个人行为，不属于利用职权侵占之列。因此，对于合川市交通街皂角院8号1栋1-2号权属争议问题，建议双方协商处理或依法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对于涉案房屋，合川总工会在办理房产证和国土证时最初想将该房登记在合川总工会名下，但是由于当时政策原因无法办理到合川总工会名下。后来李芬通过公招调入合川总工会单位。合川总工会征求李芬意见是否愿意购买涉案房屋，李芬表示不愿意购买。事实上合川总工会也未对李芬采取全额集资。由于特定时期的历史原因，才将产权登记在李芬名下。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合川总工会与李芬之间并没有真正达成李芬参加合川总工会的住宅楼集资建房的合意，从而一审法院认定合川总工会与李芬双方签订《合川市总工会职工集资建房协议》的这一民事法律行为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于合川总工会要求确认合川总工会与李芬签订的《合川市总工会集资建房协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重庆市合川区总工会与李芬签订的《合川市总工会集资建房协议》不成立。一审案件受理费1074元，由重庆市合川区总工会负担.二审中，合川总工会申请证人邓某出庭作证。邓某陈述其在1998、1999年合川总工会集资建房期间任合川总工会主席。当时合川总工会共15人参与集资建房，共有16套房子。因办证问题，多出的一套房子必须集资出去。在李芬调入合川总工会后，合川总工会考虑将该套房屋给李芬。邓某去征求李芬意见时，李芬明确表示不要。为了办证，总工会研究，决定将房屋登记在李芬名下，产权属于合川总工会，等产权证办理下来后再处理该房屋。邓某又找李芬，明确告知产权属于总工会，房产证办下来后由总工会保管，李芬也同意了。之后邓某调离合川总工会，在调离的时候把这件事向下任总工会主席吴科全作了说明。邓某同时陈述，当时参与研究的合川总工会工作人员有邓某、董成华、袁小平，当时的合川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刘爱民也参加会议并作了记录。会议记录应当保存在合川总工会。针对证人邓某的证言，李芬质证认为其证言部分真实，部分虚假。邓某陈述李芬不愿意买房不真实，陈述李芬同意挂名不真实，陈述不清楚集资建房和市场建房价格差距不真实，其他陈述基本都是真实的。合川总工会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本院认为，证人邓某作为合川总工会当时的主席，应当清楚单位集资建房时的具体情况，对其证人证言中李芬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认定。对于李芬有异议的部分，本院结合本案其他相关证据予以综合分析认定。二审中，李芬认为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关于李芬不愿意购买涉案集资房、涉案集资房系工会支付的房款部分有异议。认为李芬当时愿意购买集资房，且涉案集资房不是工会支付的。二审查明，合川总工会认为涉案房屋价格应当为600多元每平方米，李芬亦认可合川总工会当时要求其按照每平方米600多元价格支付房款。李芬在二审询问中陈述其于2002年3、4月份找工会按照协议支付房款，但工会拒收，要求按照门市价格（600多元）收款。李芬同时陈述，双方就房屋价格产生争议后，工会说不要算了，如要就按照门市价格支付。李芬还陈述，其一直在等涉案房屋是否形成门面，如果形成门面，就愿意按照600多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支付房款。二审还查明，和涉案房屋楼层相同，位置相近的另一套房屋，被合川总工会当时工作人员周长征以每平方米628元的价格集资买走。二审另查明，合川总工会与李芬在一审庭审中均认可，双方签订的落款时间为1999年1月8日的《合川市总工会职工集资建房协议》，真实的签订协议时间为2001年7月左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川总工会与李芬于2001年7月左右补签的《合川市总工会职工集资建房协议》，合川总工会认为该协议只是为了办证需要，将房屋挂名在李芬名下而签订，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不成立。李芬认为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为房屋挂名而签订。双方分歧较大。由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该协议究竟是否成立。综合本案审理情况，2001年7月左右双方签订集资建房协议是一个事实。协议签订后，根据李芬的陈述，单位要求其按照每平方米600多元价格支付房款，其要求按照协议价格支付房款，双方由此就价格产生争议，故其一直没有履行支付房款的义务。关于该价格争议，双方均认可与涉案房屋楼层、位置相同的另外一套集资房，也是以每平方米600多元的价格被合川总工会职工集资买走，故合川总工会要求李芬按照600多元每平方米支付集资房价款，要求并非无理。由于李芬与合川总工会签订的集资建房协议系事后补签，且使用的是之前的格式条款，房屋价格条款也是打印上去的，故可以认定该价格约定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就涉案房屋价格并未达成一致。此结论亦能与李芬的陈述互相印证。该房系2001年7、8月份办理的房产证和国土证，也即在双方签订协议后不久就办理了房屋产证。如前所述，既然双方尚未就房屋价格达成一致，且李芬尚未支付集资房款，那么为什么合川总工会仍然向李芬履行房屋的过户手续。对此，李芬并未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显然，在双方没有就涉案房屋价格达成一致，且李芬不是挂名的情况下，合川总工会没有理由在李芬还没有支付房款的情况下即履行该协议，将该房屋过户给李芬。从这一事实来分析，双方签订该协议，以及合川总工会据此将涉案房屋产权办至李芬名下，只是为了挂名办理房产证的可能性较大。这一认定也与证人邓某的证人证言基本吻合，表明邓某的证人证言是基本真实的。房产证办理后，产权证一直由合川总工会保管，房屋一直由合川总工会支配使用的事实，以及李芬并未就此主张权利或提出异议的事实，亦能与合川总工会关于协议仅是为了挂名办理房产证的陈述进一步相印证。李芬一方面陈述双方签订集资建房协议的意思表示真实，一方面又认可双方未就房屋价格达成一致，与其关于办理房屋产权证是履行协议的陈述明显矛盾。出让方办理房屋产权证、交房房屋与受让方按约定房屋价格支付价款的合同条款均是集资建房协议的主要条款甚至是核心条款，前者是出卖人的主要义务，后者是买受人的主要义务。在核心条款未达成一致，买受人未履行主要义务时，正常情况下出卖人根本不可能履行将房屋过户给买受人的义务。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合川总工会关于双方签订协议并办理产权证，仅仅是为了挂名办理产权证的陈述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李芬关于签订协议后办理产权证是正常履行协议的行为之陈述疑点较大，可能性较低。从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的规定来看，尽管双方签订了集资建房协议，但由于双方就是否李芬是否参与集资建房、价格等条款未达成一致，也没有证据表明事后双方已经达成了合意，故从要约的发出到承诺的完成这一合同成立必须经历的完整环节，双方并没有形成合意。由此，可以进一步认定双方之间关于涉案房屋的集资建房协议尚未成立，对合川总工会关于双方之间所签集资建房协议未成立的诉请应予支持。综上，李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4元，由李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瑜审 判 员  赖生友代理审判员  闫信良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董昫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