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济民终字第28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明，男，196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代理人赵恩彬，山东康桥（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辉，男，195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济宁市任城区。原审第三人耿彦峰，男，成年人，住。上诉人刘桂明因其他债务纠纷一案，不服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4）任民初字第2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08年原告姨夫陈世喜委托原告询问济南的关系能否办理渔船建造证。原告找到了被告刘桂明。被告刘桂明同意协调此事，并于2008年10月13日和2009年7月9日收取了原告范辉送来的“办证款”5万元和3.8万元。后原告多次催被告刘桂明,至今被告刘桂明也未能办成渔船建造证。原告于2013年向被告刘桂明提出退回办证款，同年4月，被告刘桂明退还原告2万元，余款不再退还。原告于2014年6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刘桂明返还办证款88000元并赔偿损失。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返还办证款68000元，放弃其他损失的主张。另查明，案外人陈世喜于2008年6月19日作出“承诺书”，主要内容：“……发展渔业生产需要建造250千瓦渔船一对用于渔业捕捞作业，经与刘贵明先生协商达成议项，由刘先生协助办理渔船建造许可证。合法手续、验证完备后一次性支付服务费三万元，此承诺如不履行，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014年8月20日案外人陈世喜向原审法院出具证明一份，内容：“08年我外甥回家探亲时我问他能不能找到熟人办个渔船建造证，只要是办好验证手续合法完备，将办证费及好处费一次性付清。所以我外甥怎么办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给钱。特此证明。”原审法院认为，案外人刘世喜于2014年8月20日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其没有因委托办理渔船建造证事项预付给原告款。被告刘桂明向原告出具的“收到条”中明确书写“收到范辉办证款”，二者能够印证办证款8.8万元是由原告范辉出资的，故原告范辉在本案中享有诉权。被告刘桂明收取原告范辉8.8万元，并出具收条，承诺帮助协调办理渔船建造许可证，且案外人刘世喜承诺在验证完备后一次性支付服务费三万元，被告刘桂明也当庭承认在验证完备后提议支付一万元好处费。上述行为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项的费用，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原告主张交付被告的8.8万元是预付的办证款，与收条字面意思相一致，结合案外人刘世喜“承诺书”及被告刘桂明当庭认可的好处费，原审法院认为对作为受托人被告刘桂明的劳动报酬本案原、被告约定是另行支付的，故对原告上述主张予以采信。被告刘桂明没有按照原告的指示办理好委托事项，预收取的办证款8.8万元理应返还。被告刘桂明提供了第三人耿彦峰于2014年8月8日出具书面材料，欲证明第三人分两次收取了被告转付办证款8万元以及第三人协调关系花费两万余元。但因第三人未出庭确认，且“书面材料”的内容（我于2008年10月份，先后两次收到刘桂明为其朋友姨夫陈道喜办渔船捕捞证费用8万元，一次5万元、一次3万元……）与被告刘桂明当庭陈述（……收到的8.8万分别给了耿彦峰5万元和宋宜斌3.8万元）相矛盾。故对被告主张的上述事实不予采信。原告认可被告已返还的2万元，并要求被告刘桂明返还办证款6.8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刘桂明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第三人耿彦峰或者案外人取得了8.8万元，故对其主张本人不承担偿还责任以及应当由第三人承担偿还责任的辩解，均不予采信。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如果被告刘桂明认为其处理原告的委托事项垫付了了必要的费由，提供相关证据后可以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桂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范辉办证款人民币陆万捌仟元整（￥68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承担250元、被告刘桂明承担750元。宣判后，上诉人刘桂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查清事实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的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范辉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明显错误。案外人陈世喜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2008年，提议找人协助办理“渔船建造许可证”的是案外人陈世喜。案外人陈世喜才是委托人，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是中间人，是受托人。即使出资人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是代委托人即案外人陈世喜垫付，应由案外人陈世喜主张返还。2、原审判决简单地认定88000元预付的办证款是办理渔船建造许可证的费用，没有证据证明。事实上，88000元预付的办证款是上诉人刘桂明协助办理受托事务时的协调费而不是代收的办证款，对此上诉人刘桂明不应当返还。3、案外人陈世喜违法建船后，委托上诉人刘桂明协助办理渔船建造许可证。因委托事项违法导致无法办理，责任在案外人陈世喜。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没有请求判决解除委托合同关系，不能向其赔偿损失。但是原审法院却代被上诉人进行了选择，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原审判决没有对未完成请托事项的原因进行查明，对是否是被上诉人的过错也没有查清，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范辉未答辩。原审第三人耿彦峰未答辩。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被上诉人范辉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二、涉案的88000元预付款的性质以及是否应予返还；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从上诉人刘桂明出具的收条，及案外人陈世喜出具的证明内容来看，上诉人刘桂明确实从被上诉人范辉处收取了88000元费用，被上诉人范辉与案外人陈世喜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与本案上诉人刘桂明和被上诉人范辉之间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范辉以实际权利人为案外人陈世喜为由进行抗辩，证据不足。因此，被上诉人范辉在本案中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尽管被上诉人范辉否认涉案88000元款项是协调费，主张是办证费用，但依据常识、常理、常情，办证费用应依照相关办证部门的规程，依法向有关部门缴纳，并向办证人出具收费凭证。被上诉人范辉向上诉人刘桂明交付的88000元款项，应系用于托请的协调费用。原审判决将涉案88000元款项认定为办证费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被上诉人范辉为帮助自己的亲戚取得渔船建造许可证，本应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办理，而被上诉人范辉非但没有通过正当途径办理，却出钱托熟人拉关系以请客送礼的方式企图获取许可证，该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刘桂明与被上诉人范辉之间的托请行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刘桂明与被上诉人范辉之间托请行为无效后，上诉人刘桂明应当将基于该托请行为收受的88000元款项予以返还。针对第三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将上诉人刘桂明与被上诉人范辉的法律关系错误地认定为合法的委托合同关系，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委托合同关系的相关规定，对案件作出判决，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上诉人刘桂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壮男代理审判员  马 斌代理审判员  许贵梅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书 记 员  楚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