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4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清华，男，1968年8月18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沈明华，男，1963年4月21日出生，阜宁县沟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启红，男，1962年10月2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李波，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田润苏，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男，1967年7月5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李苗苗，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清华、戴启红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10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陈清华之委托代理人沈明华，戴启红之委托代理人李波、田润苏，陈永及委托代理人李苗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6月，陈永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陈清华原来是朋友关系，陈清华因扩大经营经济困难，曾经先后向我借款约70余万，后陈清华偿还了10万元，并向我出具金额为60万元的借条，约定利息自行商定，并承诺于2012年5月4日前还款。后陈清华到期未偿还欠款，我与陈清华于2012年6月18日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委员会达成调解，陈清华于2012年12月27日前一次性给付我利息20万元，若到期未履行仍按原28万利息的基础计算利息。2012年8月23日我与陈清华到人民法院诉前调解自愿达成调解协议，陈清华于2012年9月10日前一次性偿还我本金60万元及2012年5月4日至2012年9月10日的利息14万元（每月3500元），以上共计74万元。此后因多次催要未果，2012年9月我向丰台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将陈清华名下房屋进行了查封保全，庭审中我与陈清华在丰台法院就相关债务达成了调解，但在法院执行过程中，我发现陈清华已经将自己名下的房屋抵押给了戴启红。我认为陈清华与戴启红为表妹夫关系，相关债务并不存在，属于恶意串通，躲避偿还债务，其行为已经侵害了我的合法利益。请求判令陈清华与戴启红所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无效，并撤销其在北京市丰台区星河苑1号院15号楼2层1-201号房屋设立的抵押登记手续。陈清华辩称：首先陈永所述的相关债务为虚假债务，此前，为了方便陈永为我讨要工地欠款，我曾经给陈永写过多份空白的委托书，但是陈永利用这些空白委托书，给我恶意制造了很多债务。陈永正在执行的那个法院调解书是虚假的，我当时并没有委托别人参加诉讼，对此并不知情。但我与戴启红之间的债务是真实的。自1992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我陆续向戴启红借款，2006年第一次结算后确认我合计欠戴启红93.5万元，2007年结算后确认我又欠戴启红本金70万元，利息58.8万元，此时合计欠款222.3万元。此外，1993年到2011年10月期间，我还欠陈××230万，该笔款项是戴启红帮我还的，分别是2011年戴启红通过银行汇给陈××60万元，2012年戴启红分二次汇给陈××170万元，之后陈××的债权转给了戴启红。最后我与戴启红就债务达成协议，打了一个450万的欠条，并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综上，不同意陈永的诉讼请求。戴启红辩称：我与陈清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存在的。相关抵押登记成立的时间位于陈永向陈清华主张债权之前，不存在所谓的恶意串通。陈永之前曾陈述，陈清华自己也认可陈永与陈清华之间的相关债务为虚假债务，相反，陈清华在庭审中已经明确表示陈清华与我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我确实是向陈清华提供了借款，只不过按照陈清华的要求把相关钱款汇给了陈××。现在我可以提供相关的转账记录作为佐证。综上，不同意陈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当属于无效合同。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陈清华与戴启红之间的抵押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因此该份合同所涉及的债务是否真实存在是本案的焦点问题。陈清华作为债权人，有义务向法院陈述相关债务的具体情况。现陈清华在庭审中仅仅说明债务的大略金额，不能就相关债务发生的时间、金额、用途等基本情况进行陈述，且其在本次庭审中的陈述与之前的执行笔录也存在多处矛盾，陈清华就此亦不能自圆其说。故法院认为，陈清华作为债务人，负有证明其与戴启红之间的抵押登记所涉及的债务真实存在的举证责任。现陈清华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其相关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戴启红虽就借条所涉及的部分债务提供转账凭证，但是相关借款并非直接汇给债务人，且其部分汇款时间与陈清华所述借款时间存在矛盾，相关款项的资金流向也与陈清华所述的借款资金流向不符，故戴启红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相关抵押合同所涉及的债务真实存在。综上，法院对陈清华、戴启红所作的相关债务真实存在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鉴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相关债务真实存在，故陈清华与戴启红所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应属于无效，相关抵押登记应当予以撤销。若陈清华、戴启红之间尚有其它未处理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另行提起诉讼。陈清华认为陈永所要求执行的债权为虚假诉讼，可向有关部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综上，法院对陈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11月判决：一、陈清华、戴启红之间所签的抵押借款合同无效。二、陈清华、戴启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前往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管理局办理撤销北京市丰台区星河苑1号院15号楼2层1-201号房屋的抵押权登记手续。判决后，陈清华、戴启红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或裁定驳回起诉。二人主要上诉理由为：一、陈清华与戴启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有效；二、陈永与陈清华之间并无真实的74万元债权债务关系，陈永非适格原告。陈永同意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29日，陈清华与戴启红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双方在该份合同中约定因甲方（陈清华）资金周转原因，向乙方（戴启红）借款人民币450万元，借款期限：2012年1月26日至2017年1月25日，抵押为一般抵押，如到期未还款双方自行解决。合同签订当日，陈清华与戴启红就丰台区星河苑1号院15号楼2层1-201号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戴启红领取了该房屋抵押权的他项权证。另查，2012年11月8日，陈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清华偿还欠款74万，原审法院于2012年11月23日出具民事调解书。陈永之后就此提起执行。在执行期间，执行法官发现相关房产存在抵押情况。因此，执行法官于2013年6月17日前往戴启红单位进行调查。在该份谈话笔录中，戴启红表示，从1993年、1994年开始，陈清华开始陆陆续续向其借款，总计约三百多万，具体数额记不清了，上述款项以现金方式借出，相关借款没有做过公证，只打过借条，后来一并打了一张450万元的总借条。2013年7月30日，陈清华、陈永到法院接受调查，在该份笔录中，陈清华并未否认其与陈永存在的债务关系，执行法官要求陈清华自己详细陈述关于房屋抵押的事情。陈清华当时做了如下陈述“该抵押于2011年3月9日设立，我向戴启红借款连本带息共计450万元，钱是陆陆续续从1992年借的。2011年3月份借给我100万，5月份借给我50万，七月份是100万，这是由戴启红借给陈××，再由陈××转给我的。”庭审中，原审法院询问陈清华，为何其在执行法官处表示是戴启红通过陈××将钱借给陈清华，而在本次庭审调查中却变为戴启红代替陈清华向陈××还款，资金流向正好矛盾；而且按照陈清华自己在上述笔录里的陈述，涉及陈××的借款时间发生在2011年，但是按照戴启红的陈述，其于2010年即开始替陈清华向陈××还款。陈清华在庭审中以自己曾经中风，很多事情记不清为由，未回答法官的相关问题。后原审法院要求陈清华详细叙述相关借款情况，陈清华仍以自己曾经中风为由，未正面回复法官的询问。陈清华在庭审中一直表示其从1993年、1994年开始陆陆续续向戴启红借款，但是未能就上述主张提供证据。再查，陈永就一份由陈清华签字的打印证明提起司法鉴定，经鉴定机构鉴定，确认上面的签字为陈清华所签。陈清华也认可签字的真实性，但是其强调，陈永是利用其之前给陈永写的空白委托书伪造了该份证明，证明上“仅供人民法院调解、诉讼、执行使用”的表述可以佐证该项主张。上述事实，有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条、执行谈话笔录、抵押借款合同、房屋抵押登记申请表、他项权证、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陈清华与戴启红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但双方在此前就该笔债务的陈述出现多处矛盾，现双方均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笔借款真实存在。无借款事实的发生却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不排除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的存在损害了陈永作为陈清华债权人的利益，现陈永主张陈清华与戴启红所签抵押借款合同无效，存在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陈清华及戴启红主张陈清华与陈永之间调解书不真实，但是陈清华在执行笔录中并未否认该笔债务存在，故本院对二人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据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告费260元，由陈清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陈永履行）。鉴定费6260元，由陈永负担（已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陈清华负担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戴启红负担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陈清华负担35元（已交纳），由戴启红负担3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刁久豹代理审判员周梦峰代理审判员李淼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