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龙商初字第131号原告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法定代表人周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婷婷，该公司法律事务室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宝雨，黑龙江广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成都市宏达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白江区工业集中发展区。法定代表人余仲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云珍，四川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欣，四川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成都市宏达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黄莉担任审判长、法官金雳、人民陪审员李红宇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2015年4月22日，本院根据原告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和其提供的担保对被告成都市宏达机械有限公司的财产予以查封。2015年7月，依据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本院通过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对本案所涉的两份《补充协议》的笔迹进行了鉴定。本院于2015年6月16日、2015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吴婷婷、李宝雨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云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起诉称，原、被告双方于2008年8月6日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被告在原告处购买数控落地铣镗床一套，机床总价款为8，100，000.00元。该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发货前买方付足合同总价的95%，款到发货；设备终验收合格后开始计算质保期，质保期一年，质保期满7日内付清5%余款。如不能按期付款，交货期后延。”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照约定将机床交付给被告，但被告尚欠405，000.00元货款（质保金）未给付。2014年4月10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对被告所欠的405，000.00元货款（质保金）的给付进行了约定，但被告仍未按约定履行给付义务。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给付质保金405，0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被告全部还清本息时止。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一、原、被告于2008年8月6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证明原、被告对该买卖机床的的型号、价格、交货时间及付款方式等进行了约定；二、《补充协议》二份及邮政快递回执单；三、《服务卡》；四、被告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及信息；五、《验收协议》；六、电话费交费票据，手机短信8条；七、原告申请的证人孙国波、魏晋、孙怀亮、温国庆、梁春雨出庭作证的证言。被告成都市宏达机械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在原告处购买的机床设备于2010年1月调试合格，于2010年2月1进行了验收。应于2010年2月11日开始计算质保期，质保期至2011年1月31日止。在2013年8月31日前，原告一直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直到2015年5月才向法院起诉，其诉讼时效早已超过。二、被告未与原告签过《补充协议》，原告提供的2014年4月10日的《补充协议》上加盖的“成都宏达机械有限公司”公章和“余庆”签字均系原告伪造，不能引起本案原告诉讼请求时效的中止和中断。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从成都市青白江区公安局调取的被告公司公章样本。本院依职权传唤余庆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双方当事人对以下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证据持有异议：原告提交的证据：两份《补充协议》及该《补充协议》对应的邮政快递回执单两份。其中一份协议没有标注日期，是2014年4月10日之前，原告公司工作人员孙国波带着已打印好的并加盖了原告公司公章的《补充协议》到被告公司商谈。被告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余庆作为乙方（被告成都宏达机械有限定公司）代表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并且对该机床维修后仍存在的质量问题及要求达到的标准进行了备注，该备注系余庆本人用手工书写。孙国波带着该份协议返回原告公司，将余庆备注的内容作为第三项又重新打印了2014年4月10日的《补充协议》并加盖原告公司公章，通过邮寄的方式寄给了被告公司。被告公司收到后，在该份《补充协议》上加盖了公章、并签上了“余庆”名字后又通过邮政快递返还给原告公司。快递单回执上内容一项有“协议书”字样。以上证明原告公司直到2014年一直都在就该设备与被告公司进行协商，所以不存在超诉讼时效问题。被告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第一份《补充协议》没有被告公司盖章，余庆与被告公司无关，从始至终不是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被告公司的股东，不能代表被告公司任何行为，且余庆签名也不是余庆本人所为。对第二份《补充协议》亦不认可，乙方处的公章不是被告公司的，公章和余庆的签字都是伪造的，该份证据不能形成原、被告之间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没有提供快递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投递记录，单凭快递单无法证明快递回执投递情况。快递邮寄内容是不是《补充协议》也无从考证。因余庆不是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行为没有法律约束力且签字本身也是伪造的。所以，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提交的证据：《服务卡》一份，证明原告已经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了维修机床的义务，张文作为被告公司的代表在服务卡上签了字。《服务卡》最下面有梁春雨，孙怀亮，温国庆，魏晋的签字。这几位都是原告公司的售后服务人员，他们去被告公司维修机床后，将维修内容记载在了《服务卡》上。被告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张文是谁被告也不清楚，他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服务卡上也没有被告公司的盖章，梁春雨，孙怀亮，温国庆，魏晋也没有去被告公司维修过机床。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及信息，证明被告的股东是余仲章和余庆，余庆出资6，000，000.00元。这个公司的前身是成都宏达机械设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就是余庆。被告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尽管余庆是股东，在公司设立时也担任过法定代表人职务，但在原、被告双方签订机床买卖合同时却不是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被告公司行使权利。原告提交的证据：《验收协议》两份，证明设备的验收时间。被告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无异议，这也说明了验收时间是2010年2月1日，质保期2011年1月31日届满，质保金应在2011年2月7日前支付，诉讼时效计算两年应该是到2013年2月7日，在此期间原告没有向被告主张权利，因此原告诉讼时效已过了。原告提交的证据：余庆电话费缴费收据及手机短信记录，其中孙国波与余庆之间的短信往来共四个，时间分别为2014年4月22日、2014年4月26日。孙国波与张文之间的往来短信四个，时间分别为2014年4月26日、2014年6月26日。移动公司手机话费单显示13708231164是余庆使用的手机号码，余庆用该手机号将张文的手机号码发送给原告公司驻外清欠办项目负责人孙国波，此后都是张文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的工作人员具体联系维修机床事务，张文就是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以上可以说明，2014年4月份、6月份，原告公司一直就该设备的维修和余款给付问题与被告公司联系，所以本案诉讼未过时效。被告质证意见为，对余庆和张文的身份没有异议，公司负责人余仲章对短信内容并不知情。短信反应的是对质量问题和维修问题进行处理，没有反应出付款问题，被告公司也没有做出付款的行为。原告申请的证人孙国波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问题是，孙国波系被告公司驻成都市清收欠款办公室项目负责人。孙国波曾多次到被告公司催讨该设备质保金。2014年4月10日原告公司与被告公司达成了《补充协议》，协议内容为，原告公司维修设备后，被告公司先支付200，000.00元质保金，剩余的欠款于该设备运行六个月后再支付。该协议内容是通过双方多次磋商达成的。在此期间被告公司项目负责人余庆多次提出维修方案，2013年年末双方达成了初步意见。原告公司将其整理打印成文字并盖章后，由孙国波拿到被告公司确认。在余庆办公室，余庆就《补充协议》上第二项如何维修问题在协议书空白处手写了补充内容。孙国波将该份《补充协议》拿回原告公司，原告公司按照余庆的意见重新修改了《补充协议》，并盖章后邮寄到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在此协议上签字、盖章后又邮寄回原告公司。此后，原告公司按照协议派人去被告公司维修，孙国波与余庆也多次通电话，联系具体维修时间和人员安排。余庆出国不在公司时就告知孙国波与张文联系，并将张文的电话联系方式用手机短信发给孙国波。签订合同及后期设备维修等往来磋商事宜都是余庆负责的。孙国波到被告公司催款，被告公司门卫和工作人员也都是让其找余庆，每次也都是余庆接待的。《补充协议》签订后孙国波去催过两次款，第一次余庆出国不在公司，第二次是2014年10月份，这是孙国波最后一次见到余庆。余庆对其的答复为：“得去了解一下维修的情况，如果维修完毕就付款。”但后来再找余庆就联系不上了。被告质证意见同原告提交的证据六。原告申请的证人魏晋出庭作证的证言。魏晋系原告公司钳工，2014年5月17日到7月份这段时间，魏晋与原告公司的职工孙怀亮、温国庆作为原告公司的维修人员一直驻在被告公司维修设备。维修过程中孙怀亮、温国庆有时会离开，但是基本上魏晋都在。设备修好并运行一段时间后被告公司负责人张文在服务卡上签了字。服务卡上的内容是魏晋书写的，魏晋的签名也是魏晋本人所写。签写服务卡的地点是在被告公司维修设备车间张文办公室。张文签名系张文本人亲自书写，孙怀亮、温国庆两人的名字系魏晋代签。被告质证意见为，服务卡没有被告公司的盖章，被告公司对形成过程毫不知情。原告申请的证人温国庆出庭作证的证言。温国庆系原告公司钳工。2014年5月份其与魏晋、孙怀亮去被告公司维修设备并修好了。被告质证意见为，服务卡没有被告公司的盖章，被告公司对形成过程毫不知情。原告申请的证人孙怀亮出庭作证的证言。孙怀亮系原告公司电器工段工人，2014年5月17日与魏晋、温国庆去被告公司维修设备，此期间一直都是在和被告公司的张文沟通联系。被告质证意见为，服务卡没有被告公司的盖章，被告公司对形成过程毫不知情。原告申请的证人梁春雨出庭作证的证言。梁春雨时任原告公司驻成都片区人员调度职务。2014年5月17日梁春雨接到原告公司的电话称因魏晋等三人第一次上被告公司不知道地点所以让其领着魏晋、孙怀亮、温国庆三人到被告公司厂家门口，并给了张文的联系电话。梁春雨将三人领至被告公司后离开。设备维修完毕签字时，魏晋给梁春雨打了电话询问服务卡上是否需要被告公司盖章。梁春雨向原告公司总部请示，原告公司指示：“不盖章有签字也可以。因以前在成都的类似业务也遇到过只签字不盖公章的情形。”故服务卡上只有张文的签字，没有让被告公司盖公章。被告质证意见为，服务卡没有被告公司的盖章，被告公司对形成过程毫不知情。被告提供的证据：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公安局调取的被告公司从2006年至今所使用的公章，法定代表人一直是余仲章，而不是余庆。证明原告提交的《补充协议》上的公章是伪造的。原告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补充协议》是被告公司加盖了公章邮寄给原告公司的，即使公章和余庆的签名是伪造的，那也是被告公司自己弄假造成的。《补充协议》上有被告股东，该设备项目负责人余庆的签字，无论公章与公安机关备案的是否相同，也都是被告公司自己的问题。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时，合同上法定代表人写的是余庆，被告公司也并没有提出过异议，余庆无论在《工业品买卖合同》上签字还是在《补充协议》上签字都是能够完全代表被告公司的行为。经本院庭审审查，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依职权传唤余庆到庭，其证言内容为，余庆职务系成都市宏达机械有限公司经理，负责工业品采购。余庆称，本案所涉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其在委托代理人处签的字，该案所涉的机床设备也是其负责购买的。合同文本是原告打印的，法定代表人余庆肯定是打错了，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余仲章也就是余庆的父亲。余庆当时的职务是负责采购的经理。至于当时签订合同时是否对法定代表人的名字提出过异议，因为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合同签订后余庆并没有参与过设备维修。当后期听说设备有缺陷，余庆还质问过原告公司签合同的负责人，说过他们设备有缺陷不地道，但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应该是设备安装后不久。2014年4月10日的《补充协议》不是余庆签的，也不知道这个协议。另一份协议，乙方代表处余庆二字也不是其签的，至于协议下方空白处备注的三行手写字体是不是其写的，因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孙国波到公司找过余庆，余庆称其只负责订立合同，质量问题不在其管理范围内。所以让孙国波去找被告公司负责设备的组长张文。13708231164是余庆的手机号，至于2014年4月22日及2014年4月26日由此手机号码给孙国波发出的短信，因余庆当时在国外，也记不清楚了。原告的质证意见为，2014年4月10日前的《补充协议》余庆说不是他签的不符合事实。短信内容也表明了：机床设备的售后维修余庆实际上也都参与了。要求对2014年4月10日之前《补充协议》上余庆的签名及手写协议内容是否是余庆笔迹进行鉴定，以鉴定结果为准。被告质证意见为，以余庆所说为准。要求对2014年4月10日《补充协议》上余庆的签名是否真实进行笔迹鉴定。原告申请笔迹鉴定的齐（科文）鉴字（2015）第15011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补充协议》下方乙方代表处‘余庆’的签名字迹和下边用碳素笔书写的备注……（更换新型齿轮箱）等三行字迹均是余庆本人书写”。原告质证意见为，认可该鉴定意见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在整个机床设备的买卖过程中，余庆一直是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公司办理相关事宜（包括签订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等）。通过该鉴定结论，再结合原告公司提供的短信及其它书证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公司2014年仍在向被告公司索要欠款的事实，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被告质证意见为，对该《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该结论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该份协议书上没有被告公司的公章，只有余庆的签名，余庆既不是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获得过公司的授权，所以其签字本身对宏达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二、机床设备已于2010年2月1日进行了终验收，被告公司应于2011年2月8日前支付质保金，诉讼时效应从2011年2月9日开始计算两年至2013年2月8日届满，原告在2015年5月份才起诉，故诉讼时效已过。第三，该协议是一个磋商过程中的一份非正式文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被告申请笔迹鉴定的齐（科文）鉴字（2015）第150114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4年4月10日的《补充协议》上乙方代表处‘余庆’的签名非余庆本人所写”。原告质证意见为，虽然鉴定意见中的结论是“余庆签名字迹倾向于否定意见”，但该份《补充协议》乃是被告公司通过快递方式邮寄给原告公司的。从公平合理角度上讲，该协议上加盖公章及签字的行为均系被告公司所为与原告公司无关，该鉴定费用亦应由被告公司承担。被告质证意见为，对该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从鉴定结论得知“余庆”签字非本人所写，所以该《补充协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被告有理由怀疑，该协议上的公章和余庆签名都是原告为达到胜诉的目的刻意仿造的。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原、被告双方于2008年8月6日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被告在原告处购买价款为8，000，000.00元的数控落地铣镗床一套。双方在合同中对验收交货及付款时间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定将机床交付给了被告，现被告尚欠405，000.00元货款（质保金）未给付。双方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对所欠的405，000.00元货款（质保金）的给付时间进行了约定。被告方承诺在机床设备维修后支付质保金，但至今所欠余款仍未支付。另查明，2014年4月余庆与孙国波的多次通过短信联系机床维修事宜，补充协议上余庆的手写内容为余庆本人书写，原告直至2014年曾多次向被告公司催要过货款及维修设备的事实存在。被告称双方之间没有《补充协议》存在，原告至始至终从未向其催讨过欠款，也未对其机床设备进行过维修，与事实不符。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首先，余庆是被告公司股东并担任经理职务，负责该机床设备的采购，也参与了该机床设备的售后维修及给付尾款的协商工作。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应视为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买卖合同的诉讼时效从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开始计算，一般为两年。在此期间，曾有过催收记录，诉讼时效可以从这个时间开始重新计算两年。在买卖合同后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对货款交付时间作了重新约定，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本案中，从质保期结束至2014年4月份，原告仍在向被告索要质保金，故被告所提的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原告要求被告给付405，000.00元货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第三，债务人应按照约定的期限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未按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利息。本案原告并未与被告明确约定支付货款的具体时间，原告公司可自其主张权利之日即2015年3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要求被告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第四，关于被告申请的2014年4月10日的《补充协议》笔迹鉴定费用。被告坚称协议上手写部分的内容及余庆签字不是余庆本人书写，被告公司没有张文这一员工，被告未曾派驻过工作人员到其单位进行设备维修。结合鉴定结论、短信记录、服务卡上张文签字、证人证言等，可以得出被告故意向法院作虚假陈述这一事实。其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应予谴责。虽然鉴定意见中的结论为“余庆签名字迹倾向于否定意见”，但该份《补充协议》是被告公司通过快递方式邮寄给原告公司的（有快递回执为证），故被告公司应该就明知该协议上签名为假却仍要求鉴定的行为负责，故原告要求被告方承担所有鉴定费用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成都市宏达机械有限公司给付原告齐齐哈尔市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备余款即质保金405，000.00元及利息22，275.00元（该利息以405，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3月24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24日，此后利息顺延至本、息全部给付之日止）上述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立后即执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75.00元，保全费2，545.00元，鉴定费14，200.00元由被告成都市宏达机械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黄 莉审 判 员  金 雳人民陪审员  李红宇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陈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