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浙01行终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阮晓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古荡派出所。法定代表人郭焱。委托代理人胡记良、章玮。上诉人阮晓宇因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行初字第2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9月5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古荡派出所（以下简称古荡派出所）作出杭西公（古）行罚决字（2015）1075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现查明，2015年8月31日9时许，因房屋拆迁问题，阮晓宇乘坐T110次火车到达北京市火车站，前往北京市非信访接待场所进行非正常上访，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经查，该阮晓宇曾于2015年3月10日前往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信访接待场所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并予以训诫。该阮晓宇的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阮晓宇警告的行政处罚。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向阮晓宇出具训诫书，训诫主要内容为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你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2015年3月12日，古荡派出所在工作中发现阮晓宇于3月10日前往北京市中南海附近非信访接待区域非法上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予以受案，并传唤阮晓宇进行询问。2015年8月31日，阮晓宇乘坐火车到达北京市火车站，被杭州市驻京办工作人员带至北京市久敬庄救助站。同日，古荡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任某向古荡派出所报案，古荡派出所予以受案。2015年9月1日，古荡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任某、古墩社区社工尹某等人将阮晓宇从该救助站送回杭州。2015年9月4日，古荡派出所传唤阮晓宇，对阮晓宇进行询问。2015年9月4日，古荡派出所对古荡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任某进行询问。2015年9月5日，古荡派出所对古墩社区社工尹某进行询问。古荡派出所接收了尹某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于2015年3月10日向阮晓宇作出的训诫书。2015年9月5日，古荡派出所告知阮晓宇，拟认定其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同时告知了陈述、申辩权。阮晓宇陈述了其申辩理由，古荡派出所制作了笔录。当日，古荡派出所作出杭西公（古）行罚决字（2015）10759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阮晓宇警告的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为当场训诫。阮晓宇不服，诉至法院。庭审中，阮晓宇明确，要求古荡派出所赔偿身体损害、失去工作等损失共5万元及精神赔偿15万元。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该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古荡派出所作为阮晓宇居住地公安机关，具有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古荡派出所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阮晓宇于2015年3月10日在中南海周边进行信访，于2015年8月31日前往北京市非信访接待场所进行非正常上访。根据《信访条例》（国务院令第431号）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据此，古荡派出所对阮晓宇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方面，从在案证据看，古荡派出所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调查程序，在作出处罚决定前作了事先告知，程序并无不当。阮晓宇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并要求赔偿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阮晓宇阮晓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阮晓宇阮晓宇负担。宣判后，阮晓宇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诉讼主体、资质完全错误，审判程序违规。1、古荡派出所只是一个公安派出机关，不具独立法人机构资格，根本没有法定代表人，其作出行政行为也只是履行被授权的职权，相关行政责任仍需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以下简称西湖公安分局）依法承担，更无独立行政赔偿财政权限。上诉人在立案初时，依法确定被告是西湖公安分局，一审法院却以派出所有权作出警告处罚决定为由，一再要求改被告为古荡派出所，否则拒绝立案，上诉人只能要求立案庭将被告对象是西湖分局、古荡派出所的二份起诉状并列提交。庭审开始时及时向法官陈述异议，法官枉法认定古荡派出所具有法人资格，有独立行政赔偿权限，强行列为庭审被告，其基本行政审判能力严重失常，也打下了本案枉法判决的伏笔。另，陈卓旻只是副所长，一审法院认定副职是单位负责人，如此缺乏行政管理基本概念，贻笑大方，请上级法院给予矫正，并给予业务指导。2、一审法院拒绝依法要求被上诉人原负责人程军到庭应诉，违反公安部公通字（2006）12号第14条明文确认治安处罚案件必须公安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要求，以行政诉讼法来否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特殊规定，明显存在审判能力缺失问题。3、一审法院拒绝证人到庭质证。被上诉人因所谓古荡街道办事处的报警行为，才立案、传唤、拘禁、最后对上诉人作出行政警告，被诉处罚决定书中明确作出处罚决定的依据是所谓的“证人证言”，因此本案审理中证人必须依法到庭进行质证。拒绝证人到庭明显严重违反人民法院的审判规则，审判程序明显不公。二、证据采信有误。1、拒绝认定采信上诉人提供的3份补充证据，明显不当。补充证据1，因被上诉人2015年3月12日非法24小时传唤、拘禁，未依法提供取暖设备，造成上诉人身体被故意伤害的事实。因此，否认了被上诉人的违法性，否认了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补充证据2，北京高院的判决书，不但证明所谓北京警方的告诫书只是普通的告知书、宣传单，更证明北京警方正规告诫书是有正式编号的，而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北京警方告诫书根本没有编号，更没有依法载明上诉人违法事实和经过，是伪造证据的事实，一审法院加以否定是完全错误的。补充证据3，恰恰证明被上诉人2015年3月12日非法传唤上诉人的处理结果，证明上诉人3月份没有所谓北京违法上访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加以否定是完全错误的。一审法院故意不认定采信该3份证据的目的，就是割裂上诉人完整的证据链，为自己违法认定事实，枉法作出判决创造条件。2、一审法院故意隐藏了上诉人当庭提供的3份重要法律依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公通字（2013）25号《关于公安机关处理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浙江省公安厅浙公办（2014）153号《适用﹤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碍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的若干意见》。该3份被上诉人上级机关的法规，是被上诉人依法处理上诉人北京上访和办理手续行为的指导性文件和依据，庭审中上诉人就具体相关法规针对案件各环节一一作出解释，法官曾当庭表示庭后对应认真研究，向上诉人索要了复印件。而在原审判决书中一审法院不但故意隐藏这3份法规存在的事实，而且故意回避了这3份法规对本案的直接指导作用，为其枉法判决“门户洞开”，这是彻底的司法腐败行为。3、一审法院全面认定采信被上诉人违规伪造的证据1至证据13，完全无视上诉人庭审中强有力的质证意见，无原则地加以认定采信，解释理由十分牵强附会，这是一审法院司法傲慢的集中体现。对证据14，被上诉人自己败露和前面所谓证据的矛盾点，又故意加以剔除，如此为被上诉人枉法匠心独造，让上诉人惊叹不已，见证了什么叫司法腐败，其必须承担历史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完全错误，刻意站边选队，适用法律条错误，完全丧失司法公正立场。基于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诉讼主体、资质、证据的枉法认定，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作为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具有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是完全错误的。1、一审法院所运用的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9条第1款的前提必须有三个前置条件：（一）违法事实的发生和存在；（二）案发地公安机关及时受理、查获并向居住地公安机关办理移交手续。（三）指定管辖，由案发地公安机关与户籍地公安机关的共同上级---国家公安部指定本案管辖机关，并履行相关报批程序。而本案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供所谓上诉人2015年8月31日在北京某地违法事实的证据，也无被北京任何公安机关查获登记记录，公安部指定管辖程序，后续向被上诉人移交所谓违法行为的事实证据，庭审中上诉人已对此阐述了具体意见。一审法院仍一意孤行，断章取义运用该条款，这不是故意的司法腐败，强奸民意，就是对法律条款的运用明显认知缺失，业务能力低下。2、一审法院认定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就应判定上诉人2015年3月10日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并无非法信访的事实。国务院、国家信访局、国家公安部、国家邮政总局没有“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邮局邮寄信件行为属非法信访”的特殊规定和明确告示，这完全是被上诉人在违法自我杜撰，蒙骗善良的人民群众。4、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北京警方告诫书给予上诉人一联的原件，伪造痕迹十分清晰，也无上诉人2015年8月31日何时、“前往何地”、有何违法行为的基本要件证据。一审法院依据《治安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上诉人作出认定判决是完全错误的，更况且上诉人2015年3月份中南海邮寄事实与8月份北京火车站被违法截访事实是两个独立事件，一审法院依从被上诉人意见，故意混为一谈，明显违反人民法院审判规则。5、一审法院认定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4，就应认定被上诉人提供无主体资格的证据8、证据10的伪造事实，本应推翻被上诉人整套所谓处罚依据结论，作出正确的判决。综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杭西行初字（2015）第228号行政判决书，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古荡派出所答辩称，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罚得当，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因此，古荡派出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案涉处罚决定系古荡派出所依其法定职权作出，因此古荡派出所系本案适格被告。阮晓宇上诉认为，本案应以西湖公安分局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根据北京市公安机关的训诫书等证据，能够确信上诉人阮晓宇于2015年3月10日在中南海周边进行信访。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鉴于中南海的特殊性及阮晓宇上述事实，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并处以警告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得当，程序亦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阮晓宇负担。审 判 长  吴宇龙代理审判员  廖珍珠代理审判员  蔡维专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朱俊杰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