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3民终12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毕泗喜，男，1957年8月15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毕胜，男，1988年4月3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洪文，男，1969年2月3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范雷，北京市天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毕泗喜因与被上诉人张洪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31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陈敏光担任审判长，法官高娜、法官赵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毕泗喜及其委托代理人毕胜，被上诉人张洪文及其委托代理人范雷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洪文在一审中起诉称：2010年左右，张洪文和毕泗喜达成口头协议，合伙承包劲松桥东华腾园小区西门停车场，各出资3000元，后毕泗喜每月给付张洪文2000元直至2015年4月，但未与张洪文结算合伙收益，经与毕泗喜协商，毕泗喜承诺给付张洪文合伙收益30万元，并出具欠条1张，承诺给付日期为2015年5月27日至2015年6月3日，但至今未付。故张洪文诉至法院要求毕泗喜给付30万元，支付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8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并要求毕泗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毕泗喜在一审中答辩称：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亦不存在合伙关系，欠条是毕泗喜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所出具，故毕泗喜不同意张洪文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7日，毕泗喜为张洪文出具欠条1张，内容为：“今有毕泗喜欠张洪文30万元，还款日期为2015年5月27日至2015年6月3日还清，欠款自愿还清。”该欠条内容及指纹均系毕泗喜本人出具。毕泗喜称该欠条系其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所出具，但就此未提交证据。关于张洪文和毕泗喜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各执一词，张洪文起诉书中称双方系借贷关系，主张还款30万元及利息，一审庭审中称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合伙关系，其主张的系合伙收益，并称起诉书系律师拟写，其对借条和欠条概念并不知悉；毕泗喜称其曾于2010年左右向张洪文借款3000元，此后其每月给付张洪文2000元，已经给付张洪文十多万元，且出具欠条后又给付张洪文5000元，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并称其承包了劲松桥东华腾园小区西门停车场，但与张洪文无关。经询，张洪文称其共给过毕泗喜3000元。张洪文起诉时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在一审庭审中，张洪文称其和毕泗喜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合伙关系，并称具体案由由法院进行认定。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张洪文于2010年左右给付毕泗喜3000元，该3000元系合伙出资还是借贷，双方存在争议，如果是借贷关系，毕泗喜自2010年开始已每月给付张洪文2000元多年，为何又出具金额为30万元的欠条，显然不符合常理；虽然本案无书面合伙协议，但考虑到毕泗喜已以每月2000元的标准给付张洪文多年，后又出具欠条，故其欲证明为合伙出资具有较高盖然性。据此，法院将本案案由调整为合同纠纷。关于本案欠条，系毕泗喜本人出具，且其并无证据证明曾受到胁迫，故法院认为该欠条足以证明毕泗喜对欠付张洪文30万元的认可，张洪文主张系合伙收益，法院不持异议。毕泗喜称出具欠条后曾给过张洪文5000元，但就此未举证证明，法院不予采信。故张洪文诉至法院要求毕泗喜给付30万元，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张洪文主张的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毕泗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张洪文30万元；二、毕泗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张洪文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8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毕泗喜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毕泗喜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毕泗喜与张洪文不存在合伙关系。2010年毕泗喜为了承包经营停车场，向张洪文借款3000元，该3000元不是张洪文与毕泗喜的合伙经营的出资款。停车场系毕泗喜自己经营，与张洪文无关，所借3000元也早已还清。所以，双方不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二、一审证据不足，“欠条”所载内容不是毕泗喜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首先，“欠条”出具地点系张洪文在北京的住所，当时现场有双方当事人、张洪文的妻子和另外一名与张洪文熟悉的男子。毕泗喜体弱多病、势单力薄，不排除有被威胁的可能性。其次，“欠条”中30万的数额也明显不合理，根据市场实际情况，毕泗喜经营停车场一年的收入才几万元，怎么可能会有30万元的收益分给张洪文呢？除此之外，张洪文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张洪文针对毕泗喜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服从一审判决，对毕泗喜的上诉请求均不予认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毕泗喜的上诉请求。本院于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如下事实：一审诉讼期间，毕泗喜陈述其自己乘坐公交车去张洪文家，在张洪文家书写欠条，事后没有报警。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张洪文提交的欠条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声明及本院查明之事实，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以及毕泗喜向张洪文出具的欠条是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毕泗喜主张，张洪文于2010年向其出借3000元，在其经营停车场期间，毕泗喜以工资的名义每个月给付张洪文2000元，双方不存在合伙经营停车场的协议；停车场停止经营后，毕泗喜在张洪文的胁迫下出具了本案欠条。张洪文主张，张洪文于2010年给付毕泗喜3000元，作为经营停车场的出资，双方关于合伙事宜系口头约定，双方约定合伙收益扣除管理费后均分，在经营期间，毕泗喜每个月给付张洪文工资2000元；停车场停止经营后，毕泗喜自愿与张洪文达成协议，给付张洪文应得的合伙收益30万元。关于3000元，毕泗喜主张是欠款，但毕泗喜在此之后每个月给付张洪文2000元工资，如是欠款则毕泗喜应有能力清偿完毕，而毕泗喜却长达数年时间未行清偿，于常理不符，故本院认为该3000元为张洪文经营停车场的出资更为妥当。关于合伙收益的分配，现毕泗喜无证据证明其经营停车场的收益情况，而在结束经营后毕泗喜又向张洪文出具了欠条，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合伙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毕泗喜向张洪文出具的欠条是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诉讼期间，毕泗喜陈述其自己乘坐公交车去张洪文家，在张洪文家书写欠条，事后亦没有报警。毕泗喜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出具欠条时受到胁迫，故其关于受胁迫出具欠条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毕泗喜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毕泗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毕泗喜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敏光代理审判员高娜代理审判员赵纳二〇一六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祖 志 贤 书   记 员 李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