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5]沈中行终字第6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昌建，男，199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在校学生，住址沈阳市皇姑区。委托代理人田卫红，女，196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沈阳市丰泽豆业有限公司经理，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唐敬杰，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中县公安局辽中镇东街派出所，住所地辽中县辽中镇东环街。法定代表人：黄茁茂，男，系所长。委托代理人：秦梦植，男，系辽中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晓春，辽宁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昌建因与被上诉人辽中县公安局辽中镇东街派出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沈高开行初字第29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唐敬杰，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秦梦植、刘晓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审查明，杨昌建于2015年4月23日2时，在红番区迪吧附近被带回至被告单位，经现场检测原告的尿液呈阳性。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作出沈公（辽）行罚决字[2015]第3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杨昌建给予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起诉来院。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之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及《沈阳市公安局关于对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实施交叉互打的暂行规定》第二项规定：“各分、县（市）局办理跨区涉毒违法案件，查获违法嫌疑人的，须经市局禁毒支队审核并代表市局指定管辖后，以办案单位所在分、县（市）局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依法适用行政强制措施。”本案违法行为地在沈阳市和平区，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案发当时口头指定由被告辽中县公安局东街公安派出所管辖，事后书面对该指定管辖进行批示，视为对被告职权的追认，被告对原告的行为具有管辖权。原告经过现场检测后，尿液呈阳性。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被告在未取得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对指定管辖的书面批示时，对原告进行处罚，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存在轻微违法，但其对原告的权利未产生实际影响，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应当确认被告的处罚行为违法。关于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杨昌建提出处罚决定事实认定错误，本院认为，关于处罚决定描述的第一起违法事实，公安机关当场作出尿液检测，呈阳性，且杨昌建的笔录认可其吸食毒品事实存在。关于处罚决定描述的第二起事实，从杨昌建的出入境记录显示，其当时并未在国内。庭审过程中，被告认可该起事实是原告自述的，并未进行核实，虽写在了处罚决定上，但该自述情况并未作为处罚的依据。根据被告处罚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中“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和《辽宁省公安厅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化标准》中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中“情节较轻”中的第3项为：“初次吸食毒品的”，以及被告最终对原告作出罚款人民币500元的处罚，能够看出被告对原告进行处罚时确未考量处罚决定所列第二起行为。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原审判决：一、确认被告辽中县公安局辽中镇东街派出所于2015年4月24日对原告杨昌建作出的沈公（辽）行罚决字[2015]第3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杨昌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辽中县公安局辽中镇东街派出所承担。宣判后，杨昌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吸食毒品的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严重违法法定程序，仅凭验尿板就认定上诉人吸食毒品是错误的。两位办案警官对上诉人进行刑讯逼供殴打（上诉人有刑讯逼供的证据）、诱供、串供，授意上诉人交代承认吸食且吸食毒品最少两次，否则还是继续进行拷打逼供，同时授意另一处罚人董天罡指证和上诉人一起吸食毒品二次，在二位警官的授意下上诉人和董天罡完成了笔录，笔录的时间、地点均不相符，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二起吸毒除了口供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根本不存在的。其中，2014年11月份在北行一家旅店吸食毒品那起，上诉人根本不在国内（上诉人有护照出入境记录佐证）。2015年4月23日凌晨2点那起也是根本不存在的。2015年4月24日星期五中午左右，时隔32小时上诉人在派出所打电话让家属交500元罚款，将罚款打到警官金彪个人建行账户上，至今没有给上诉人出具罚款收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将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放出，被扣留约36小时。2015年4月25日星期六上午，上诉人在其母亲的陪同下，去沈阳公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进行了验伤和血液、尿液检测，结果没有冰毒成分，当天晚上到被上诉人处要求对现场检测的样本进行实验室检测，被告知办案警官休息，周一早晨再来。4月27日，上诉人及家属找到被上诉人提出行实验室检测申请，被上诉人不予答复。上诉人提出复议申请并提出行实验室检测，被上诉人告知按照《吸毒检测程序规定》进行检测。2015年5月5日，上诉人及家属还有警官两人到被上诉人处取样，A、B样本上标签的签字不是上诉人所写（金彪警官在通话记录中承认是由办案民警代替签字的），标签上没有编号、没有采集的时间和地点。根本不是按照《吸毒检测程序规定》的程序和法律程序进行的，严重违法了《吸毒检测程序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即“采集的检测样本经现场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应当分别保存在A、B两个样本专用器材中并编号，由采集人和被采集人共同签字封存，在低温条件下保存，保存期为两个月”。上诉人及其家属怀疑该尿样根本不是上诉人的，要求先做DNA检测比对，被上诉人拒绝做此检测，并将冷冻成冰的A、B样本同时拿走，上诉人又提出异议，应将A、B样本分开进行检测（有录像为证）。被上诉人的上述做法，严重违反《吸毒检测程序规定》第十一条、第十四条关于实验室检测、实验室复检的规定。上诉人要求重新提取血液、毛发、尿液检测，被上诉人拒不同意；第二、被上诉人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录音来看，一审法院没有依法撤销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虽是单方面的，但是电话录音是真实再现，另一个视频录像，与被上诉人所录的是一样的，但是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被上诉人就上诉人提出针对尿样去沈阳市刑警大队进行实验室检测的当天，双方进行了录像，尿样封存、标签上没有编号、没有采集时间和地点，也没有上诉人的签字，怎么就此能够证实尿样是上诉人的。不能通过上诉人自己陈述笔录承认吸毒就此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对的。被上诉人没有执法权，滥用职权。2015年4月23日凌晨执法，没有任何授权跨地域管辖行使职权，本案在6月中旬开庭，时隔开庭两个月后让上诉人重新质证一个情况说明，另一个是呈请指定管辖报告书，显然是在庭审过后补签补办的；第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错误，应当适用本法第七十条第（三）、（四）、（五）项及七十五条、七十六条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辽中县公安局辽中镇东街派出所则辩称，第一、根据《沈阳市公安局关于对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实施交叉互打的暂行规定》沈公指发[2008]23号，被上诉人具有管辖权；第二、办案机关依法对违法人杨昌建是否涉毒进行了现场检测，同时对检测结果呈阳性及其享有的异议权履行了告知义务。调取了违法人董天罡及杨昌建的笔录，二人相互佐证共同吸食了冰毒。履行了行政处罚前告知被行政处罚人有陈述和申辩权，杨昌建对违法事实明确表示不陈述和申辩。履行了行政处罚后告知了其诉讼权利和起诉期限；第三、处罚的尺度准确。当时适用法律时考虑到杨昌建是学生初犯，对其适用较轻的处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昌建向原审提供的证据有：1、行政处罚决定书二份，证明原告与董天罡交代的时间地点不符合实际情况；2、沈阳市公安医院验伤报告书、照片、诊断书，证明刑讯逼供；3、中国医科大学验尿、验血单，证明血、尿根本没有冰毒成份，没有吸食毒品；4、医药费单据7张，证明检验所花费用；5、马来西来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在校学生证明，证明原告系在校生；6、签证费票据，证明签证所花2,500元；7、4-7月学费票据，证明学费已经交付，但因此事没能去上学而作废；8、护照复印件，证明2014年11月原告没有在国内居住；9、话费清单，证明被告没有在24小时内告知原告家属；10、受理申请复议申请，证明原告已经向辽中县公安局法制大队进行了复议；11、录像资料一份，证明所拿实验室检测的尿样不符合规定采集，不符合规定检测；12、通话录音及记录四份，证明尿液A、B样本为在违法、违规状态下采集的，不符合实验室检测和实验室复检的条件，不具有检测效力。辽中县公安局辽中镇东街派出所向原审提交的证据有：1、沈公（辽）受案字[2015]第435号受案登记表；2、行政处罚审批表；3、沈公（辽）行传字[2015]第122号传唤证；4、沈公（辽）行罚决字[2015]第3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5、通告知记录；6、询问杨昌建笔录；7、询问董天罡笔录；8、杨昌建人口信息表；9、沈公禁检字[2015]第301号现场检测报告书；10、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1、送达回执；12、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经庭审质证，原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杨昌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被诉行为，不作为证据使用；对于原告提供证据1中的董天罡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原告提供证据2-4、8-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5-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提供证据11-12，为原告单方采集的录音录像，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没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4，为被诉行为，不作为证据使用；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3、5-12，能够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予以采信。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认为，《沈阳市公安局关于对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实施交叉互打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二项规定：“各分、县（市）局办理跨区涉毒违法案件，查获违法嫌疑人的，须经市局禁毒支队审核并代表市局指定管辖后，以办案单位所在分、县（市）局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依法适用行政强制措施”。辽中县公安局辽中镇东街派出所在对杨昌建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时，并未获得市局禁毒支队审核并代表市局的指定管辖，被上诉人向原审提交的指定管辖报告书及情况说明两份证据均系在原审审理期间形成，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暂行规定》规定须以办案单位所在分、县（市）局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辽中县公安局辽中镇东街派出所能否有权以其自身名义作出处罚决定，原审判决对上述事实未予查清。故原审判决认定辽中县公安局辽中镇东街派出所对杨昌建的行为具有管辖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辽中县公安局辽中镇东街派出所认定杨昌建吸食毒品的主要证据包括杨昌建自认吸食毒品的笔录及沈公禁检字[2015]第301号现场检测报告书。现杨昌建有证据证明其笔录中所作的陈述并非全是事实，杨昌建又提供了沈阳市公安医院验伤报告书、照片、诊断书等证据，以证明其遭到过刑讯逼供。故杨昌建在笔录中所作的对自己不利的陈述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辽中县公安局辽中镇东街派出所对沈公禁检字[2015]第301号现场检测报告书所依据的尿液的提取是否严格按照《吸毒检测程序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即“采集的检测样本经现场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应当分别保存在A、B两个样本专用器材中并编号，由采集人和被采集人共同签字封存，在低温条件下保存，保存期为两个月”实施的。上诉人上诉称，其向被上诉人提出了进行实验室检测的申请，2015年5月5日，双方到被上诉人处取尿样，发现A、B样本上标签的签字不是上诉人所写，上诉人要求首先进行DNA比对，以确定该尿样确系上诉人本人的，由于被上诉人不同意，最后实验室检测没有成功。对于上述事实，原审判决均未予查清。综上，原审判决以辽中县公安局辽中镇东街派出所在未取得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对指定管辖的书面批示时，对杨昌建进行处罚的行为程序存在轻微违法，但其对杨昌建的权利未产生实际影响的理由作出判决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沈高开行初字第293号行政判决书；二、发回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给上诉人杨昌建。审判长  卢政峰审判员  陈桂艳审判员  白凤岐二〇一六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周 蓉本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