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3民终1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东路43号（3-4层），组织机构代码20855128-2。法定代表人余吉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许立，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玉杰，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咏梅，女，1970年6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代理人余中俊，重庆市涪陵区敦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李强，重庆万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公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咏梅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5）涪法民初字第01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项江陵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蔡伟、郭玉梅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涪陵公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立、罗玉杰，被上诉人刘咏梅的委托代理人余中俊、李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涪陵公交公司原名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刘咏梅与涪陵公交公司于2004年2月20日签订《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约定:刘咏梅自购渝G801**号25座客车，以涪陵公交公司的名义经营涪陵城公交车的客运，刘咏梅在经营中应依规定线路进行汽车客运经营，自负盈亏，承担在经营中的一切经济责任，涪陵公交公司对刘咏梅的行车、客运、安全、学习进行统一管理，经营期限为8年，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时向刘咏梅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运管费、税金、收缴企业服务费等费用共计3150元。合同签订后，刘咏梅购买渝G801**号25座客车投入涪陵城内公交营运。2004年1月起，重庆市交通征费稽查局涪陵所对刘咏梅的渝G801**号客车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实行减征，按包缴比例55%的标准收取，即养路费每月收取313.50元（570元／月×55%），客运附加费每月收取657.80元（1196元／月×55%），而涪陵公交公司每月向刘咏梅多收898.70元，59个月共多收53023元。刘咏梅曾于2010年12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13年10月18日裁定准许刘咏梅撤回起诉。刘咏梅又于2015年1月29日再次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涪陵公交公司退还其多代收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53023元。一审法院另查明：曾召佩（案外人）与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日作出（2009）渝高法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认定，曾召佩与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系挂靠经营合同，曾召佩系缴费义务人，享受减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主体是曾召佩所有的登记在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名下的渝G129**号客车，曾召佩作为该车的实际经营者和所有权人，有权享有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超比例收取曾召佩缴纳的规费应予返还，并判决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退还其在2004年1月至2007年5月期间多收取曾召佩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共计20458.10元。涪陵公交公司一审辩称：我公司按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收取费用，未多收取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我公司系合法经营主体和收取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的优惠对象，其优惠部分应归我公司所有，且刘咏梅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刘咏梅的主张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刘咏梅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刘咏梅与涪陵公交公司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名为经营合同，实为挂靠经营合同，系其自愿签订，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因系挂靠经营，刘咏梅所有的渝G801**号客车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均由挂靠经营者即刘咏梅承担。双方虽在合同中约定，由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刘咏梅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共计3150元，但因刘咏梅系缴费义务人，享受减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主体是刘咏梅所有的登记在涪陵公交公司名下的渝G801**号客车，刘咏梅有权享有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涪陵公交公司超比例收取刘咏梅缴纳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共计53023元，应由涪陵公交公司退还刘咏梅。涪陵公交公司抗辩其按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收取费用，未多收取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不予支持。涪陵公交公司辩解其系合法经营主体和收取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的优惠对象，其优惠部分应归其所有，因刘咏梅系缴费义务人，享受减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主体是刘咏梅所有的登记在涪陵公交公司名下的渝G801**号客车，故涪陵公交公司的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纳。涪陵公交公司主张刘咏梅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因双方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约定由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刘咏梅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双方一直未对代征费用进行结算，且刘咏梅曾两次起诉主张相关权利，故刘咏梅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涪陵公交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其从2004年2月起至2008年12月止向刘咏梅多收取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共计53023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6元，减半收取563元，由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负担。涪陵公交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咏梅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刘咏梅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其上诉理由主要是：其一、一审认定本案案由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是错误的，本案案由应为返还不当得利纠纷。被上诉人刘咏梅要求我公司返还超额收取的相关费用，符合返还不当得利的特征，且（2009）渝高法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即为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其二、被上诉人刘咏梅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分期履行的合同中诉讼时效应如何计算问题的答复》的规定，对分期履行合同的每一期债务发生争议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期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起算。本案讼争的合同属于分期履行合同，刘咏梅要求返还多收费用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分期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我公司举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刘咏梅最迟在2007年就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我公司多收养路费、客运附加费，我公司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况。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分别从刘咏梅每月向我公司缴纳相关费用的次日起各自计算两年，到刘咏梅就本案讼争事实第一次起诉时止，已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费用结算问题，一审以双方未结算为由认定刘咏梅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此外，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于2010年12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刘咏梅第一次起诉时间应为2010年12月30日,第一次起诉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其三、一审适用合同法是错误的，本案应适用返还不当得利的相关法律。其四、我公司系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包干缴纳优惠政策的享受对象，未多收取刘咏梅缴纳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其五、刘咏梅与我公司形成的不是挂靠经营关系，而是承包经营关系，渝G801**号客车系我公司购买的,刘咏梅无权享受政府给予该车的政策优惠。被上诉人刘咏梅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理由主要是：其一、涪陵公交公司与我之间的纠纷经过了多次审理，人民法院均将案由认定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而非返还不当得利纠纷。其二、我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所涉合同履行期间为8年，双方在这期间对代收的费用未进行结算，虽然我是按月缴纳相关费用，但诉讼时效不应分期计算。因双方未进行结算，故我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且关于取消养路费改革的时间是2009年1月1日，按这个时间点起算，我的起诉也未超过诉讼时效。其三、我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且承担了相关的费用，应为优惠政策的享受主体。涪陵公交公司确实存在多收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的情况，我一审举示的光盘可以证明涪陵公交公司未按国家规定收取上述费用。其四、渝G801**号客车是我购买的，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应由我享有。二审中，涪陵公交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涪陵公交公司与刘咏梅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该合同载明“对新增线路车辆，由甲方（涪陵公交公司）出资购车并办理客运车辆的一切合法经营手续及各种牌证，车辆产权、经营权等一切属于甲方所有。”2、涪陵公交公司与刘咏梅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刘咏梅自愿在其缴纳的渝G801**车辆安全风险抵押金中以14万元作价购买产权属于涪陵公交公司的渝G059**车辆。两组证据拟证明渝G801**号客车系涪陵公交公司购买，涪陵公交公司系该车实际产权人。刘咏梅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中载明的是新增车辆由涪陵公交公司购买，而本案的渝G801**号客车是以前的专线车，故该证据不能达到涪陵公交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2《协议书》载明的刘咏梅购买渝G059**号车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同时该证据一直由涪陵公交公司持有却在一审中不予提交，不应作为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一审中，涪陵公交公司对刘咏梅自购渝G801**号客车从事经营的事实并无异议。二审中，本院要求涪陵公交公司限期提交其购买渝G801**号车辆的凭证，但涪陵公交公司未予提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涪陵公交公司与刘咏梅于2005年5月13日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是：一、本案的案由如何确定。二、刘咏梅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渝G801**号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如何认定。四、涪陵公交公司是否应退还刘咏梅超比例缴纳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针对焦点一，本案中，涪陵公交公司因与刘咏梅签订本案所涉《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形成了车辆挂靠经营关系，刘咏梅按照合同约定向其缴纳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现刘咏梅诉请涪陵公交公司退还多收取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本案纠纷实质上是合同履行中双方对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同理解所发生的纠纷，故本案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为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一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并无不当。针对焦点二，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是督促权利人在合理期限内及时行使其诉权，使争议法律关系及时归于确定状态；系对故意怠于行使诉权的一种法律规制。经查，涪陵公交公司与刘咏梅于2005年5月13日签订的本案所涉《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约定的经营时间为8年，在双方约定的合同期限内，刘咏梅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呈持续状态。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本案中，刘咏梅陈述其是在曾召佩诉涪陵公交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被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日作出（2009）渝高法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后才知道其合同权利受到了实质的侵害。故基于以上两种理由，刘咏梅于2010年12月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鉴于该类型案件涉及人数多、社会影响大、政策性强等特点，在向有关部门争取协调处理和组织双方和解未果的情况下才于2013年10月18日裁定准许刘咏梅撤回起诉，即刘咏梅在此期间一直在主张相关权利，故刘咏梅于2015年1月29日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从涪陵公交公司的举证情况看，亦未发现刘咏梅故意怠于行使其诉讼权利或者明确表示放弃其实体权利的事实，故涪陵公交公司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分期计算，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针对焦点三，涪陵公交公司上诉认为渝G801**号客车系其购买、涪陵公交公司系该车的实际所有人，并举示了双方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和《协议书》为证，但两份证据载明的购买对象分别系新增线路车辆和渝G059**号客车，均不能证明本案渝G801**号客车系涪陵公交公司购买；同时，涪陵公交公司在一审中并未对刘咏梅主张该车系其自购从事经营的事实提出异议，亦未按本院要求提交涪陵公交公司购买该车的凭证，故本院对涪陵公交公司关于渝G801**号客车系其购买、涪陵公交公司系该车实际所有人的主张不予采纳。针对焦点四，因涪陵公交公司与刘咏梅之间系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刘咏梅经营的渝G801**号客车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均由挂靠经营者即刘咏梅实际承担，即刘咏梅系缴费实际义务人，则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享受减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权利主体也应是其经营的渝G801**号客车的实际车主，即刘咏梅有权享受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且本案所涉《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明确约定，涪陵公交公司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即是代收代征，则当有关职能部门对这两项费用实行减征时，涪陵公交公司向刘咏梅代收的这些费用金额理应作出相应的调减。从2004年2月起至2008年12月止，涪陵公交公司超比例向刘咏梅收取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应当退还。涪陵公交公司提出其系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的优惠对象，其不应退还超比例缴纳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涪陵公交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6元，由上诉人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项江陵代理审判员  蔡 伟代理审判员  郭玉梅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书 记 员  余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