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13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67号。法定代表人胡盛寿，院长。委托代理人宋静，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伟，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阜外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28号京润大厦14层。法定代表人刘兵，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魏镇胜，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阜外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28号京润大厦西楼14层1403室。法定代表人刘兵，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魏镇胜，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以下简称阜外医院）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阜外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外管理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阜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外投资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商）初字第08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周岩担任审判长，法官杜彦博、李诚参加的合议庭，并分别于2016年2月16日、2016年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阜外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宋静、周伟，被上诉人阜外管理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阜外投资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魏镇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阜外医院在一审中起诉称：阜外管理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17月，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营业期限至2053年7月17日。现有股东为阜外医院和阜外投资公司，其中：阜外医院持有阜外管理公司25%股权，阜外投资公司持有阜外管理公司75%股权。阜外管理公司公司治理长期处于僵局，严重损害股东利益。阜外医院多次与阜外投资公司商讨解散阜外管理公司，但最终未能通过协商方式形成有效的关于解散阜外管理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阜外管理公司两股东矛盾不可调和并导致公司僵局。阜外医院为国家三甲医院，是公益性事业单位；阜外投资公司为民营企业，主要业务是项目投资、投资咨询等。两股东因单位性质和业务迥异而对彼此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互不理解。2012年6月，阜外投资公司经拍卖成为阜外管理公司的大股东，两股东自始就缺乏人合基础。自阜外投资公司取得阜外管理公司股权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阜外管理公司未曾召开过一次股东会，亦未以其他形式形成过任何股东间有效的沟通意见。例如，根据阜外管理公司章程的规定，对于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需支付公司30%以上资产用于重组并购或其他投资目的、建立医疗分支机构等十四项重大事项，均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可通过，而阜外投资公司不与阜外医院协商，甚至不提供召开股东会协商讨论的途径。尤其是近两年来，以阜外管理公司或阜外投资公司的其他关联公司名义进行，且自称具有阜外医院授权的投资宣传、投资洽谈事件频发，侵犯了阜外医院的商标权，并严重损害阜外医院的品牌和声誉。2、阜外管理公司仅是一个空壳公司，且长期严重亏损。从阜外管理公司向阜外医院提供的几期财务报表来看，阜外管理公司一直持续亏损，从阜外管理公司201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来看，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阜外管理公司已经累计亏损5413212.06元，原本3000万元的净资产，已经亏损到-37339056.18元。从华夏银行借款纠纷案件的相关强制执行情况来看，阜外投资公司账户的资金已经被划转，其持有的阜外管理公司75%股权仍然被冻结，阜外管理公司账面仍存在2000余万元的借款记录，故阜外管理公司及阜外投资公司早就不具有继续经营的资金能力，如果阜外管理公司继续存续，只会使两股东的净资产继续负增长，对阜外医院的品牌和声誉也将产生不良影响。3、阜外管理公司的公司僵局通过其他途径已经无法解决。如前文所述，阜外医院己经在阜外管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等各级公司治理结构层面以及股东之间的直接沟通层面，努力争取改变公司僵局状况，但都未能奏效，由股东、董事等自行根据公司章程治理公司已经不能突破公司僵局。为避免阜外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困难继续恶化，阜外医院也曾与阜外投资公司协商，通过股权转让或股东自行解散公司等其他解决途径进行解决，但两股东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阜外管理公司的公司僵局状况通过其他途径已经不能解决。4、请求解散阜外管理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规定。阜外医院持有阜外管理公司25%的股权，具备提请公司解散诉讼的主体资格；结合阜外管理公司长期公司僵局的情况，阜外管理公司目前的状况已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解散公司的情形。为避免因阜外管理公司这一“独立法人”的空壳继续存续。故阜外医院诉至法院，请求法院解散阜外管理公司。阜外管理公司、阜外投资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2012年6月，阜外投资公司在与阜外医院沟通后经过拍卖成为阜外管理公司股东，双方在2012年7月24日签署新的公司章程。阜外投资公司成为阜外管理公司股东后，与阜外医院一直保持沟通并且相互信任，双方都发挥各自的优势，使阜外管理公司一直正常经营管理，目前持续发展。阜外管理公司成立至今，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者经营管理层没有存在失灵或矛盾及争议，公司董事及高管成员正常履行职责没有出现经营性或管理性障碍及困难。由于阜外管理公司的股东仅仅是两个法人单位，公司股东会主要是两个单位委派管理层组成。除办理工商变更手续需要召开股东会以外，双方都是通过召开董事会来决定重大事项，包括公司管理决策。阜外管理公司的董事有一半人员是阜外医院委派过来的，董事之间没有出现任何矛盾或冲突。阜外管理公司本身是投资经营管理的公司，目前处于投资建设阜外分院的阶段，经过公司董事会同意的项目有三亚项目和成都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在建工程，按照财务的规定并没有合并进来，公司财务报表上是亏损情况，合并报表之后阜外管理公司的资产远远超过负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规定，即使阜外管理公司长期亏损也不构成阜外医院提出公司解散的条件。如果阜外医院再不遵从双方商定的方案，单方要求解散阜外管理公司，阜外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业务活动以及对外投资项目都无法进行处理，并且面临很大的投资损失，而且阜外管理公司是国有资产，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都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阜外管理公司的成立以及阜外医院接受阜外管理公司25%的股权是经过医学院的批准并办理的产权登记手续。按照国有资产相关规定，阜外医院解散公司前置程序是必须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批准。没有经过上级批准，阜外医院不能单方解散阜外管理公司。综上，阜外管理公司不具备法定解散和现实解散的条件。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7月17日，阜外管理公司成立，原股东为御川（北京）国际医学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川国际公司）和阜外医院（原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2012年6月1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一中执字第1703-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御川国际公司持有的阜外管理公司出资额2250万元、占总出资额75%的股权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阜外投资公司所有。……买受人阜外投资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财产管理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2012年7月24日，阜外管理公司2012年第2次股东会决议，决定修订公司章程。阜外管理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公司股东为阜外投资公司和阜外医院，其中，阜外投资公司出资数额为225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75%，阜外医院出资数额为75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25%。第十五条规定：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第十七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将会议时间、地点、议程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每六个月或十二个月召开一次，每一个会计年度至少召开一次。有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代表提议或者三分之一以上董事、监事提议，可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第十八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第二十一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三）审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七）制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2012年度内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显示，阜外管理公司负债总额为85366216元。2014年9月30日阜外管理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负债合计为113524062.75元。2014年10月31日阜外管理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负债合计为113967633.76元。2014年11月30日阜外管理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负债合计为114265469.87元。2014年12月31日阜外管理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负债合计为111900029.89元。2013年10月9日，阜外医院向阜外管理公司发出通知，要求于2013年11月10日前召开股东会会议，并要求阜外管理公司按照章程的规定将股东会会议时间及地点通知阜外医院。2014年1月24日，阜外管理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并形成了一致的董事会决议。一审法院另查明，自2012年7月24日召开股东会至今，阜外管理公司未再召开股东会。阜外管理公司投资在建的项目有三亚项目和成都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阜外管理公司董事会有7名董事，其中有3名是阜外医院委派人员，董事长是刘兵。监事1名，是阜外医院委派人员。在未召开股东会期间，公司董事会和监事、及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均未积极行使自己的职权提议召开股东会。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本条是关于出现僵局时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规定。根据本条规定，解散公司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在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2）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3）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一、有关诉讼主体：阜外医院在阜外管理公司所持股比例为25%，其提起对该公司解散之诉的诉讼主体适格。二、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因公司僵局产生的公司解散请求权的行使存在以下三方面要件：一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二是，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三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因此，只有上述解散公司的构成要件均已客观成立后，方符合公司解散之法定标准。虽然，阜外管理公司出现了负债，但负债对于公司经营来讲，是一种正常现象，“公司亏损”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公司亏损”并不能当然构成公司僵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是指因股东间或者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的有效运行失灵，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加会议而无法有效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和认可，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公司的一切事务处于一种瘫痪状态。这种状态需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才应当解散公司。2014年1月24日，阜外管理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并形成了一致的董事会决议，说明阜外管理公司董事会并未长期冲突。本案中，依据当事人的陈述，主要涉及的是持续二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的股东会僵局问题。而这里的无法召开是指应当召开而不能召开，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无人召集或者召集之后没有股东出席股东会。就此，通过法庭的审理，可以确认阜外管理公司自2012年7月24日后，至今未召开股东会。但是，就股东会是否属于无法召开问题，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及阜外管理公司章程的规定，阜外管理公司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一审庭审中各方均认可，阜外管理公司董事会有3名董事及监事是由阜外医院委派的，且阜外医院亦系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不召集召开股东会时，阜外医院委派的监事及阜外医院均可以行使职权召集召开临时股东会。而本案中，阜外医院虽然在函件中谈到过召开股东会，但阜外医院及其委派的监事并未实际召集过股东会。因此，阜外管理公司未能在前述期限内召开股东会，阜外医院本身负有责任，其未能证明系因对方的拒绝参加会议而无法有效召集，故并不应被认定为已经形成股东会僵局。该种情况并不能被视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即阜外医院并未穷尽自行解散的途径。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阜外管理公司及阜外投资公司表示不同意解散公司，阜外管理公司仍处于正常营业状态，阜外管理公司投资的三亚项目和成都项目亦都在正常运行，为职工按时交纳社会保险金和发放工资。就阜外管理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问题，阜外医院并未向法院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阜外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鉴于上述理由，法院认为阜外医院提起的要求解散阜外管理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如阜外医院有证据证明阜外管理公司或阜外投资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存在损害阜外医院股东利益情形，可依据公司法有关维护股东及公司相关权益的规定另行提起诉讼解决，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诉讼请求。阜外医院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阜外管理公司股东会自阜外投资公司成为大股东后就一直僵局，一审判决认定阜外管理公司超过两年未召开股东会，却又认定阜外医院对未召开股东会负有责任并据此得出“股东会未形成僵局”的错误结论，这是导致本案一审判决出现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一审判决认定“阜外医院及其委派的监事并未实际召集过股东会”、“阜外管理公司未能在前述期限内召开股东会，阜外医院本身负有责任，其未能证明系因对方的拒绝参加会议而无法有效召集”、“该种情况并不能被视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即阜外医院并未穷尽自行解散的途径”。该认定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司法解散制度之立法本意。阜外管理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阜外医院和阜外投资公司是其仅有的两位股东，其中阜外医院持股25%，阜外投资公司持股75%。阜外管理公司章程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司及其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开展的任何项目均不能以任何理由使用“阜外”品牌，也不能以“阜外”的品牌进行对外宣传。阜外品牌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商标、标识等。股东会审议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需支付公司30%以上资产用于重组并购或其他投资目的、建立医疗分支机构等多达十四个事项，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可通过。可见阜外管理公司具有明显的人合性特征，上述经营决策事项均需两股东协商进行，若股东间达不成一致意见，则阜外管理公司根本无法作出有效的经营决策。而事实上，自阜外投资公司成为阜外管理公司股东后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从未做出过任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那些依据公司章程应当提交股东会审议并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事项，作为大股东的阜外投资公司完全无视阜外医院的存在，股东会机制在阜外管理公司早已失灵。在提起本次上诉前，阜外医院通过查询工商底档才刚刚获知：阜外管理公司于2015年8月即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又背着阜外医院将其持有的北京阜外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股权转出，有关转让价格、转让方式等没有与阜外医院进行任何沟通。正如2013年12月阜外管理公司入股北京阜外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时一样，阜外医院都是经过自主调查之后才得知。而且，正是由于阜外管理公司的入股，北京阜外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才由原中振国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更名而来。可阜外管理公司的该项投资行为并未得到阜外医院的同意，被投资企业使用“阜外”品牌更没有得到阜外医院的书面授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大股东操控公司恣意妄为，小股东的权利根本不能得到任何保护，而股东会完全是形同虚设。所以一审判决得出的“股东会未形成僵局”之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一审判决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描述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是指因股东间或者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的有效运行失灵，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加会议而无法有效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或认可，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公司的一切事务处于一种瘫痪状态。”接着给出的结论是“这种状态需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才应当解散公司”。对照本案，经过“华融普银”基金、“哈尔滨分院项目”等事件后，阜外管理公司的两个股东之间信任全无，矛盾早已无法调和。阜外医院曾多次发函要求解散公司，均被大股东拒绝。也就是说，即便阜外医院能够按照判决书所指导的，按照法律规定提起召集股东会程序，也只能是提出解散公司这唯一提案而绝无其他可能，但这一提案，作为大股东的阜外投资公司又坚决不同意，这样的状态完全符合上文“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之情形。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将公司在大股东掌控下实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合法，实际上有很多以公司名义作出的行为都是侵犯小股东权益、违背公司章程的做法。小股东无法提起一次又一次的诉讼追究公司和大股东的违约责任，那样做除了浪费司法资源并不能实现让公司和大股东诚信遵守公司章程的目的。一审判决将“未召集股东会”理解为“未穷尽其他途径”，阜外医院认为，自行解散公司的提案根本无法通过，转让股权又无法操作（阜外医院为事业单位，股权转让须在产权交易所进行，如果没有公司和另一股东的配合，难以转让），目前只剩下司法解散这最后一种途径。非要召开一次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股东会才叫“穷尽其他途径”显得过于机械，也违背了公司解散制度的立法初衷。2、一审判决认定“就阜外管理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问题，阜外医院并未向法院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是对另一事实的认定不清。阜外投资公司凭借着对阜外管理公司的完全控制，罔顾阜外管理公司章程中不得以任何理由使用“阜外”品牌的规定，在阜外医院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3年10月设立了北京阜外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以该公司为主体，同时打着阜外管理公司的旗号与哈尔滨相关政府部门接洽设立阜外医院哈尔滨分院事宜。在成都，又再次打着阜外医院的旗号发行“华融普银基金”，涉嫌非法募集资金高达人民币38亿元。这两个事件均是以阜外管理公司为连接点，致使阜外医院多次被利用。阜外医院不能再容忍他人借“阜外”之名处处行骗，在给阜外医院造成严重声誉影响的同时让更多的民众被欺骗而蒙受巨大损失。一审判决过分强调公司维持原则，过严限制公司解散条件，对阜外医院提供的多达十几项的证据仍评价为不充分，阜外医院认为该认定不符合事实，有失公允。更重要的是，如果放任阜外管理公司继续存续下去，受损失的不仅仅是阜外医院，更有可能发生类似“华融普银基金”事件使更多的百姓遭受损失。3、一审判决“另查明，……阜外管理公司投资在建的项目有三亚项目和成都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该事实认定存在错误。“成都项目”并非阜外管理公司的一项投资，一审法院却在审理查明部分直接确认阜外管理公司在建项目有两个，属于对事实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从查询的工商档案来看，成都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有限公司于2010年设立，其股东为成都阜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有100%股权。而成都阜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股东为厦门阁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北京阜外开联颐年投资有限公司，双方各占有50%的股权。成都阜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设立之后发生了多次股权变更：第一次是2010年4月，股东变更为阜外管理公司与北京阜外开联颐年投资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权。第二次是2011年11月，股东变更为吴慧添与阜外管理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权。第三次是2011年12月，股东变更为北京阜外开联颐年投资有限公司与阜外管理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权。第四次是2012年2月，股东变更为北京阜外开联颐年投资有限公司与阜外投资公司，截至目前，股东又变更为阜外投资公司与陈千里。成都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有限公司2015年又将股东由成都阜外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泰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就是说，带有“成都阜外”字样的这两家公司均与阜外管理公司无关联。一审时，阜外医院也曾向法院提交过一份《阜外管理公司关联方结构图》，该图也能看出阜外管理公司与成都这两家公司不再有股权关系。阜外管理公司与阜外投资公司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阜外管理公司在成都有投资的证据。因此，判决书上所列成都项目应予删除。另外，由上述所谓的“成都项目”股东频繁变更来看，这两次变更过程中，阜外管理公司与大股东同样违背公司章程，与阜外管理公司参与、退出北京阜外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样，对阜外医院连最基本的通知都没有，完全无视阜外医院的存在，这也再次证明了股东之间的僵局状态。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驳回阜外医院诉讼请求的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阜外医院认为，阜外管理公司的现状应当可以同时适用该条第一款第（一）、（二）、（四）项。也就是说，即使在适用第（一）项时存在阜外医院未召集股东会的程序瑕疵，根据该条款第（二）项“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和第（四）项“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这一兜底规定，也应当足以支持阜外医院解散阜外管理公司的请求。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综上，阜外医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散阜外管理公司。阜外管理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阜外医院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阜外医院的上诉请求。多年来阜外管理公司一直在正常运营，双方没有发生任何争议，若阜外医院有异议，可以提出召开股东会，阜外医院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诉理由，阜外管理公司不同意解散公司。阜外投资公司二审陈述称：同意阜外管理公司的意见。本院二审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2年7月24日形成的阜外管理公司章程第十四条第（五）项、第（六）项规定：股东承担下列义务：（五）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不以任何实质性资产投入管理公司，亦不以“阜外”的品牌投入公司。……（六）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为公司提供医疗技术使用权（阜外医院在国家专利局注册的自用医疗技术等涉及知识产权的除外），包括心血管病医疗方面的技术支持、心血管病方面医疗技术人员的培训，以及相关的医院管理人员。第十五条规定：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或监事的报告；（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十）修改公司章程；（十一）股东向公司借款；（十二）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十三）需支付公司30%以上资产用于重组并购或其他投资目的；（十四）建立医疗分支机构。以上所有事项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可通过。股东会会议对其余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另查，2013年12月1日形成的北京阜外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程第六条、第七条显示，北京阜外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股东为沈力、阜外管理公司和北京鑫萃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沈力出资数额为1800万元，阜外管理公司出资数额为600万元，北京鑫萃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数额为600万元。2015年8月19日形成的北京阜外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程第六条、第七条显示，北京阜外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股东为沈力和北京鑫萃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沈力出资数额为1800万元，北京鑫萃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数额为1200万元。阜外管理公司认可未就上述购入股权及售出股权召开股东会，称因阜外投资公司与阜外医院高层对此进行过沟通交流，双方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故没有召开股东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阜外医院提交的《阜外管理公司章程》、（2008）一中执字第1703-2号执行裁定书、阜外管理公司2012年第2次股东会决议、函件、签收表、通知、2012年度内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财务报表、审批表、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函件及签收表、股权转让协议书、阜外投资公司关联方结构图及关联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章程修订案、三亚阜外心脑血管康复中心有限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表及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工商备案的三亚项目公司章程、北京阜外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程，阜外管理公司、阜外投资公司提交的阜外管理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上述规定既是公司解散纠纷案件受理的形式审查依据，也是判定公司是否符合解散条件的实体审查标准。根据该规定，解散公司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二是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三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本案中，阜外医院持有阜外管理公司25%的股份，因此其具备提起解散阜外管理公司诉讼的主体资格。关于阜外管理公司是否符合解散条件，本院作如下分析：阜外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阜外医院主张阜外管理公司存在上述条款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情形，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是指公司已经持续两年以上应当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客观上不能召开，主要表现为“无人召集”或者“召集后没有一个股东出席会议”两种情形。本案中，阜外管理公司自2012年7月24日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以来，股东会一直处于无人召集的状态，持续时间已超过两年。但是，根据阜外管理公司章程的规定，阜外管理公司的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阜外医院虽然于2013年10月9日通知要求阜外管理公司召开股东会，但无人召集，在此情况下，阜外医院有权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其委派的公司监事召集或者由其自行召集，但其并未召集。因此，阜外医院对阜外管理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亦负有一定的责任，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阜外管理公司客观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是指公司在召开了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情况下，股东之间由于意见分歧且互不退让，导致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本案中，阜外管理公司未召开股东会，因此尚不涉及股东表决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比例的问题。阜外医院主张，依据阜外管理公司章程的规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需支付公司30%以上资产用于重组并购或其他投资目的、建立医疗分支机构等十四个事项，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可通过，若股东间达不成一致意见，则阜外管理公司根本无法作出有效的经营决策。阜外医院还主张，阜外管理公司两个股东之间的矛盾早已不可调和，即使阜外医院提起了召集股东会的程序，其提出的唯一提案也只能是解散阜外管理公司，而阜外投资公司又坚决不同意，因此符合“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指的是已经持续两年以上时间不能做出任何一项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两年必须是现实中已经发生且持续的两年，阜外医院所称若股东间达不成一致意见，则阜外管理公司根本无法作出有效的经营决策只是一种推断，并未实际发生，更不涉及持续两年以上的问题。另外，阜外医院所称解散阜外管理公司的提案只是召开股东会之后可能涉及的提案之一，即使该提案不能获得通过，也不能得出“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的结论。因此，阜外医院的上述两项主张均不能作为解散公司的依据。阜外医院主张，阜外管理公司违反公司章程，在未征得阜外医院同意、未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的情况下买卖北京阜外创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股东会机制在阜外管理公司早已失灵。对此，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是由股东共同制定的，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若阜外医院认为阜外管理公司及其大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在实际经营中存在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损害了阜外医院的股东利益，其可以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另行提起诉讼解决，因此阜外医院的该项主张亦不能作为解散公司的依据。阜外医院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兜底规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阜外管理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阜外医院主张，阜外管理公司、阜外投资公司违反阜外管理公司章程的规定，滥用“阜外”品牌，严重损害了阜外医院的声誉。对此，本院认为，因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导致的股东利益受损，是指股东的投资利益受损。因阜外管理公司、阜外投资公司滥用“阜外”品牌导致的阜外医院声誉受损，损害的并非阜外医院作为阜外管理公司股东的投资利益，因此不能作为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理由，阜外医院可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另行主张权利。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为阜外医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阜外管理公司符合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解散条件，故对其要求解散阜外管理公司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阜外医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岩代理审判员杜彦博代理审判员李诚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曹       颖       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