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6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舜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XX园区XX路XX号。法定代表人朱建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高荣华，上海市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子建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号XX幢XX楼XX室。法定代表人刘德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张勤，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荣妹,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舜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恒公司）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6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舜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荣华，被上诉人上海子建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双方申请调解，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0年3月至4月，舜恒公司同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一系列购销合同，约定由A公司向舜恒公司提供商品混凝土。合同第三条均约定，购销合计货款金额为按实结算；第十条第8款均约定，当预拌混凝土原材料价格波动时，双方按市场信息价另行协商混凝土单价调整。购销合同中约定的最晚的供货期限为2011年4月。上述合同签订后，A公司于2012年7月1日同子建公司、舜恒公司签订《债权转让通知书》，将其对于舜恒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子建公司，三方约定即日起舜恒公司向子建公司履行合同的全部债权，给付全部所欠的商品砼款。舜恒公司在《债权转让通知书》上盖章，并由倪某某签名，确认同意转让。2014年9月27日、10月8日，舜恒公司同子建公司进行结算，签订四份对账单，确认舜恒公司欠付货款总额为5,002,917.50元（人民币，下同)。四份对账单分别对应盛姓、杨姓、谭姓、陈姓四名分包商。对账单上记载的盛姓分包商的最后供货时间为2012年7月（2011年9月至2012年7月的供货为合同之外的零星供货），杨姓分包商最后供货时间为2011年6月、谭姓分包商最后供货时间为2011年6月、陈姓分包商最后供货时间为2011年5月。倪某某在上述四份对账单上舜恒公司署名处均有签字，并且在对账单空白处均另行签字确认收到。对账单中，仅在谭姓分包商的对账单中，2012年2月工地一栏的“方量”项目下记载为“姚某某中介费”，金额为36万元。对上述对账单确认的货款，舜恒公司于2012年1月支付30万元，于2013年3月26日、4月18日共支付50万元，于2012年11月6日支付54万元，于2014年10月30日支付21.60万元，于2015年5月20日支付1,752,727元，于2015年9月21日支付50万元。之后，子建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舜恒公司支付拖欠货款1,194,190.50元；2、舜恒公司承担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分段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原审法院另查明，子建公司与舜恒公司双方的付款惯例为：双方签字确认付款凭单，由子建公司取得舜恒公司开具的票据并在票据复印件上签字，付款凭单则由舜恒公司保留。在双方认可的抵扣货款的款项中，54万元由舜恒公司于2012年11月6日出具项目请款单，用途为代付砼款；请款单所附票据存根上的签字人为陈某某，冯某某作为受款人于2015年5月20日签署付款凭单，付款用途为砼款；21.60万元由冯某某作为受款人于2014年10月30日签署付款凭单，付款用途为砼款；同日，舜恒公司出具项目请款单，用途为借款，请款单所附票据存根上的签字人为陈某某；1,752,727元由冯某某作为受款人于2015年5月20日签署付款凭单，付款用途为借款；2015年6月5日，舜恒公司向子建公司开具1,752,727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子建公司将此汇票于2015年6月9日向银行贴现。2015年9月21日，舜恒公司将50万元支票的原件返还给子建公司。涉案最后一笔供货时间为2012年7月。系争工程最后封顶时间为2011年3月。原审法院认为，舜恒公司同案外人A公司签订的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舜恒公司应当支付货款。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本案系争债权转让是否有效；第二，对账单是否为双方对于结算金额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其金额是否合理；第三，89万元是否应当抵扣；第四，利息损失应当如何计算。一、关于本案系争债权转让是否有效的问题。舜恒公司认为，根据《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A公司同子建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无效。首先，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为依照合同性质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现《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规定》并非法律，故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所规定的依据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形。第二，本案系争的购销合同并不存在不得转让的性质，故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所规定的依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情形。第三，《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规定》系对于工程材料进行管理，而系争项目的最后供货时间为2012年7月，即《债权转让通知书》签订的同一月，故在A公司同子建公司转让债权时，供货已经完成。A公司向子建公司转让的是对于舜恒公司的债权，同《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规定》无关。舜恒公司在《债权转让通知书》上签字盖章，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舜恒公司认为本案系争债权转让无效的抗辩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舜恒公司应当按照购销合同的约定向子建公司支付货款，并赔偿子建公司由于延期支付货款而受到的损失。二、关于对账单是否为双方对于结算金额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其金额是否合理的问题。倪某某作为舜恒公司的工作人员，职务为舜恒公司副总，并在A公司及子建公司、舜恒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上签字，应当认定倪某某对于砼款结算是知情且具有砼款结算的职权。同时，在对账单上，倪某某在舜恒公司署名处和文件空白处两次签名，未有涂改。舜恒公司认为倪某某仅认可签收，且忘记划去签名的观点不符合常理。因此，舜恒公司对对账单不予认可的抗辩不具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关于货款金额，根据购销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双方对于合计货款的金额为按实结算，且第十条第8款约定，双方可根据市场信息价另行协商调整单价，因此即使双方在合同中预定了单价金额，也应当按照最终据实结算的金额为准。现双方依据各自的真实意思表示作出对账单对货款予以结算确认，应予以认可。关于舜恒公司认为子建公司存在延期交货的问题，子建公司为证明其观点，提供《商品砼签认单》，以其中记载的“房屋面”以及“结构”的记载作为封顶的确认，日期均在2011年3月，并未晚于购销合同约定2011年4月的供货期限。而舜恒公司作为工程的施工方，经原审法院释明，仍然未能提供工程封顶的依据，故根据证据规则，对于舜恒公司的相应抗辩不予采纳。综上，舜恒公司应当依据对账单记载的金额向子建公司支付砼款，并以此金额计付由于延期付款给子建公司造成的损失。三、关于89万元是否应当抵扣的问题。舜恒公司认为89万元已经为子建公司实际收取，并提供89万元的付款凭单以及姚某某、倪某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但89万元并非一次性支付，也非均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签收人也并不一致，故89万元是否为子建公司实际收取应当通过子建公司与舜恒公司之间的付款惯例予以认定。根据子建公司提供的冯某某的证人证言，子建公司与舜恒公司双方在签字确认付款凭单后，子建公司取得舜恒公司开具的票据，并在票据复印件上签字，而付款凭单由舜恒公司保留。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对于子建公司、舜恒公司双方均认可的21.60万元、54万元以及1,752,727元的支付形式均同时存在请款单以及付款凭单，或者同时存在票据存根以及付款凭单。此事实同冯某某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因此，双方的支付惯例中应当同时具备付款凭单以及票据存根。付款凭单本身仅为双方对于金额的确认，并不能单独标明相应款项实际支付完毕。姚某某同子建公司、舜恒公司均为朋友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证明89万元是否实际支付的事实，而倪某某亦陈述89万元实际支付的事实系其听说，因此也不能直接证明89万元是否实际支付的事实。对于89万元中2012年2月4日以及2012年5月17日的两笔15万元的款项，仅有付款凭单，且子建公司对其实际支付的事实不予认可，故不予采信。89万元中2014年1月22日的10万元为舜恒公司通过上海农商银行转账，收款人为陈某某。子建公司认为陈某某不能代表子建公司签收款项，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双方无争议的21.60万元以及54万元款项的支付中，票据存根上的签字均为陈某某，故在双方的支付惯例中，陈某某为双方认可的代收人。对于该10万元为子建公司实际收取的事实予以认可，该10万元的转账用途记载为代付砼款，故舜恒公司有权要求子建公司自应付货款中扣除该10万元。对于2014年1月29日的5万元、2013年8月30日的24万元以及2014年8月14日的20万元共计49万元的款项，舜恒公司虽然能够提供请款单以及付款凭单，但签收人为姚某某而非冯某某，同双方的付款惯例不符。根据姚某某的证言，其系子建公司、舜恒公司之间就系争项目的中介，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参与系争项目的工作，收取的费用为中介费，并非为砼款。于此形成对照的是，双方均认可的支付给姚某某以抵扣砼款的36万元，其付款凭单上的签字仍然为冯某某而非姚某某，对账单中也对于该36万元特别标注为“姚某某中介费”后才予以扣除，可见双方对于其他的姚某某收取的金额并未达成抵扣砼款的意思表示。因此，姚某某签收的上述共计49万元的款项不符合双方支付砼款的惯例，舜恒公司要求子建公司自应付货款中予以抵扣的主张不具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因此，舜恒公司要求扣除89万元中的10万元部分的抗辩意见，具有事实依据，予以采纳。现舜恒公司将子建公司开具的以其为收款人的50万元的支票原件返还给子建公司，子建公司同意将该50万元自货款中予以扣除。对于舜恒公司抗辩要求予以抵扣的2012年1月16日的30万元中的10万元部分，子建公司予以认可并同意扣除，故对舜恒公司该项抗辩意见予以采纳。综上，舜恒公司应当返还子建公司货款为1,094,190.50元。四、关于利息损失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货款应当在结构封顶六个月内均付。子建公司认为系争项目下最晚的封顶时间为2011年3月，而舜恒公司则认为封顶时间应当为最后一次供货的时间即2012年7月。子建公司为证明其观点，提供《商品砼签认单》，以其中记载的“房屋面”以及“结构”的记载作为封顶的确认，而舜恒公司作为工程的施工方，经释明仍然未能提供工程封顶的依据，故根据证据规则，对于舜恒公司的相应抗辩不予采纳，从而将封顶时间确认为2011年3月。因此，舜恒公司的付款时间应为2011年9月，并应当自2011年10月起计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由于舜恒公司在2015年5月19日向子建公司支付了1,752,727元，且货款涉及合同约定的货物以及盛姓分包商在2011年9月至2012年7月的合同之外的零星供货两部分，而该零星供货不适用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因此对于货款的利息损失应当以2011年9月后的第一个月即2011年10月以及2015年5月19日为时点分别计算。经原审法院释明，子建公司明确以6%的年利率计算利息损失。该利率并不高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也未不当加重舜恒公司负担，于法不悖，予以采纳。舜恒公司要求将54万元的抵扣时点确定为2012年11月6日，但子建公司认为应当以2015年5月20日为抵扣时点。根据查明的事实，54万元的请款单以及支票存根的时间为2012年11月6日，虽然付款凭单的时间为2015年5月20日，但根据双方交付惯例，应当以2012年11月6日为付款时间。1、对销售合同约定的货物产生的货款的利息损失的计算。根据对账单的记载，舜恒公司应付货款为5,002,917.50元，扣除2012年1月16日的30万元、2012年11月6日的54万元、2013年3月26日以及4月18日总计支付的50万元、2014年11月4日的21.60万元、2014年1月22日的10万元、2011年9月后零星供货的金额358,477.50元，故按照销售合同约定的零星供货之外舜恒公司应付货款为2,988,440元。因此，合同约定的货物产生的货款的利息损失应当计算为：以2,988,440元为基数，按6%的年利率，自2011年10月1日计算至2012年1月16日；以2,688,440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17日计算至2012年11月6日；以2,148,440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7日计算至2013年4月1日；以1,648,440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2日计算至2014年1月22日；以1,548,44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23日计算至2014年11月4日；以1,332,44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5日计算至2015年5月19日。2、对于2011年9月后零星供货的货款的利息损失的计算。子建公司同意自零星供货的最后供货时间起计算利息损失。由于零星供货的最后时间为2012年7月，故该部分货款的利息损失应当自2012年8月1日起计算。因此，对于零星供货的货款的利息损失，应当以358,477.50元，按6%的年利率，自2012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15年5月19日。3、对于2015年5月20日之后的货款的利息损失的计算。截止至2015年5月20日，货款应当为剩余货款以及零星供货的货款共计3,346,917.50元（2,988,440元+358,477.50元），扣除当日舜恒公司交付的1,752,727元的汇票金额，剩余货款应当为1,594,190.50元。因此，2015年5月20日之后至2015年9月21日的货款的利息损失应当以1,594,190.50元为基数，按6%的年利率，自2015年5月20日计算至2015年9月21日。现子建公司自行认可计算至2015年9月20日，予以认可。自2015年9月21日起的利息损失，应当以1,594,190.50元扣除50万元即1,094,190.50元为基数，按6%的年利率，自2015年9月21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舜恒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子建公司欠付货款1,094,190.50元；二、舜恒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子建公司按6%的年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2,988,440元为基数，自2011年10月1日计算至2012年1月16日；以2,688,440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17日计算至2012年11月6日；以2,148,440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7日计算至2013年4月1日；以1,648,440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2日计算至2014年1月22日；以1,548,44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23日计算至2014年11月4日；以1,332,44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5日计算至2015年5月19日；以358,477.50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1日计算至2015年5月19日；以1,594,190.50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0日计算至2015年9月20日；以1,094,190.50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1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8,695.3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4,347.65元，由子建公司负担1,599.35元，舜恒公司负担12,748.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舜恒公司负担。判决后，舜恒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子建公司对四名分包商制作四份对账单说明砼款需要各分包商分别确认，而倪某某并非舜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取得舜恒公司代理权，且倪某某仅在对账单上签署“收到”字样，并没有确认对账单上的金额，故倪某某对于砼款结算并不知情且不具有结算的职权，并且，对账单记载的砼款单价及金额不符合购销合同的约定，因此，子建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不应作为双方结算砼款的依据；姚某某领款时形成的请款单、票据存根、付款凭单及冯某某在事后于2015年5月20日签名的付款凭单，以及姚某某的证言互相印证，再结合双方确认的由陈某某领取的54万元和21.60万元亦没有按照原审认定的付款惯例履行付款手续，故姚某某领取的79万元亦应在应付砼款中扣除；对账单记载的最后供货时间为2012年7月，故应以2012年7月作为确定结构封顶的时间节点，原审法院将封顶时间认定为2011年3月，并自2011年10月起算利息损失不当。据此，舜恒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子建公司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子建公司答辩称：四份对账单系双方结算的依据，应予认定；子建公司与姚某某不存在中介关系，支付凭证与舜恒公司主张的中介费金额及用途不能对应，故舜恒公司主张扣除79万元缺乏依据；原审法院认定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据此，子建公司不同意舜恒公司的上诉请求，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舜恒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A公司承诺书及分包商杨某某情况说明各一份，以证明舜恒公司提供的四份对账单上载明的单价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砼款的依据；2、付款通知单两份，以证明姚某某分别于2012年2月14日及2014年5月17日向舜恒公司领取各15万元，对此，舜恒公司内部曾办理过相应的请款手续。子建公司经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中的购销合同及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可，而该合同亦约定价格市场波动可调整，本案应以双方签署的对账单作为结算依据；关于第2组证据，付款通知单所记载的内容与舜恒公司之前提供的请款单的内容重叠，其改用付款通知单不合常理；舜恒公司之前提供的请款单均载明公司抬头及编号，而付款通知单上没有上述内容；两笔大额款项以现金方式支付违反了现金管理规范，且与舜恒公司在本案中其他财务操作方式不同；即使付款通知单系真实，舜恒公司完全有能力在原审中提供。因此，子建公司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舜恒公司提供的第1组证据无法推翻舜恒公司与子建公司双方签署的四份对账单，故不予认定，而对于第2组证据付款通知单，与舜恒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其他证据可互相印证，亦与本案争议事实相关，故予以认定。子建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姚某某分别于2012年2月14日、2014年1月29日、2014年5月17日从舜恒公司处领取现金15万元、5万元及15万元，又分别于2013年8月30日、2014年8月14日从舜恒公司处领取支票24万元及20万元，共计79万元。子建公司工作人员冯某某于2015年5月20日签署付款凭单，该凭单记载，付款用途为砼款（姚某某代领）北块，分包代付，金额为89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有三：第一，四份对账单是否可作为双方结算砼款的依据；第二，舜恒公司主张的由姚某某领取的79万元是否可认定为本案已付砼款；第三，舜恒公司所欠砼款的利息损失应如何计算。关于第一项争议，涉案四名分包商对应的四份对账单上均由倪某某在舜恒公司签章处签字确认，而倪某某作为舜恒公司的副总经理，且在本案债权转让通知书上代表舜恒公司签字，故可认定子建公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倪某某有权代表舜恒公司在对账单上签字以确认砼款，而倪某某的签字行为对舜恒公司具有约束力。因此，原审法院以四份对账单的金额作为双方结算砼款的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舜恒公司关于倪某某不具有结算的职权及其仅确认收货并非确认金额的辩称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关于第二项争议，舜恒公司认为子建公司工作人员冯某某于2015年5月20日签署的金额为89万元的付款凭单，可证明子建公司对姚某某收取的79万元及陈某某收取的10万元予以确认，故该款项应从欠付砼款中扣除；子建公司则认为，该89万元系舜恒公司当时尚可以安排开具的汇票金额，故子建公司据此出具付款凭单，而后舜恒公司并未实际支付该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舜恒公司提供的请款单、付款通知单、付款凭单、支票存根及姚某某的证言等证据可互相印证，证明姚某某从舜恒公司领取89万元的事实（其中10万元由陈某某代领，原审法院认定为已付砼款）；更为关键的是，子建公司经办人员冯某某于2015年5月20日签署付款凭单，确认收到由“姚某某代领砼款”89万元，子建公司将该付款凭单原件交舜恒公司，应视作子建公司确认已收到该89万元；并且，在双方无争议的已付砼款中，由陈某某另代收的一笔21.60万元及三笔合计54万元，亦均由子建公司于事后出具付款凭单予以确认，可见双方之间存在由第三方代收，之后再由子建公司签署付款凭单予以确认的惯例。而子建公司关于其系根据舜恒公司拟安排开具汇票的金额而出具付款凭单，以及其签署付款凭单时未见“姚某某代领”字样的辩称意见，与本案其他证据所反映的付款事实有悖，亦不符合商事交易结算的一般惯例，故本院难以采信。基于上述理由，本院对舜恒公司该上诉理由予以采信，该79万元应从其应付砼款中予以扣除，舜恒公司尚应向子建公司支付砼款304,190.50元。关于第三项争议利息计算问题，原审法院根据涉案购销合同的约定及供货的实际情形，将欠款利息损失分为购销合同约定货物货款的利息损失（计算至2015年5月19日）、2011年9月后供货货款的利息损失(计算至2015年5月19日)，以及2015年5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损失三部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舜恒公司认为应以2012年7月作为确定结构封顶的时间节点，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据此，本院根据另查明的舜恒公司的付款事实，将原审法院认定的利息损失作相应调整。综上所述，根据舜恒公司二审提供的新证据及本案另查明的舜恒公司的付款事实，本院对舜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并对原审判决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6913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上海舜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上海子建建材有限公司欠付货款人民币304,190.50元；三、上诉人上海舜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上海子建建材有限公司按6%的年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具体分段计算如下：以人民币4,644,440元为基数，自2011年10月1日起计算至2012年1月15日止；以人民币4,344,440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16日起计算至2012年2月13日止；以人民币4,194,440元为基数，自2012年2月14日起计算至2012年11月5日止；以人民币3,654,440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6日起计算至2013年4月1日止；以人民币3,154,440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2日起计算至2013年8月29日止；以人民币2,914,44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30日起计算至2014年1月21日止；以人民币2,814,44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22日起计算至2014年1月28日止；以人民币2,764,44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29日起计算至2014年5月16日止；以人民币2,614,44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7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13日止；以人民币2,414,440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4日起计算至2014年11月3日止；以人民币2,198,44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4日起计算至2015年5月19日止；以人民币358,477.50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15年5月19日止；以人民币804,190.50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0日起计算至2015年9月20日止；以人民币304,190.50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如果上诉人上海舜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695.3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14,347.65元，由被上诉人上海子建建材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0,692.95元，上诉人上海舜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3,654.7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上诉人上海舜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647.71元，由上诉人上海舜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072.14元，被上诉人上海子建建材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0,575.5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耿斌审判员  刘 雯审判员  季伟伟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陈天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