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4民终8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蒋吉莲。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冬余。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某甲。法定代理人：蒋吉莲，系刘某甲母亲，身份情况同上。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某乙。法定代理人：蒋吉莲，系刘某乙母亲，身份情况同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胡蓓佶、孙溢翊，浙江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峰。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陆敏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海宁市登山协会。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海昌南路***弄**号*楼。代表人：邬杰炜，会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邬国良，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因与被上诉人高峰、陆敏强、海宁市登山协会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5）嘉海民初字第1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认定，2014年6月17日，海宁登山协会通过海宁奥林户外俱乐部发布6月28日、29日各一批溯溪大柳溪活动公告，公告的内容主要有：1、活动地点是浙江天台，活动性质为溯溪；2、预算费用为180元/人，费用包含来回车费、过路费、司机餐费、俱乐部公用物品损耗费、专项意外保险、向导或领队费用；3、海宁登山协会发布的活动都属于自助出行，产生的费用都属于AA制自行负担，与登山协会无关；4、参加人员按需配置防水背包、溯溪鞋、厚运动袜、遮阳帽、防晒霜、食品、防雨用品、泳衣等，俱乐部准备主绳、保险带、救生衣、急救药品等；5、特别声明，A、户外活动属于自助出行活动，对于活动中因个人因素和不可抗自然因素造成的事故和伤害，其他所有成员不负法律、经济和医疗责任……D、团队中的任何一个队员应该本着“尽力救助，风险自担”的原则参加这些活动，活动自身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和不可预见性，参加活动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个人因素导致的意外事故及法律责任，自己负责。原告蒋吉莲及其丈夫刘艳军看到上述活动公告后报名参加，并缴纳费用180元/人。后海宁登山协会将大柳溪溯溪活动改为九龙潭溯溪活动，地点也是浙江天台，费用未变。海宁登山协会曾组织行前会议，向参与者介绍溯溪等户外活动，也简单介绍了户外运动的风险和防范。2014年6月29日，刘艳军、蒋吉莲夫妇等二十几人一起前往浙江天台九龙潭进行溯溪活动，高峰、陆敏强系活动领队。当日下午13时许，刘艳军未采取安全保护措施从溪水中滑入水潭，后在水潭中因溺水而沉入水下，陆敏强发现后跳入水潭将刘艳军拉上岸，高峰、陆敏强和另外两名护士队员一起对刘艳军进行急救，做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另有队员拨打120、110，但最终刘艳军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天台县人民医院推断，刘艳军死亡原因系溺水致呼吸系统衰竭。高峰、陆敏强、刘艳军均系海宁登山协会会员。刘艳军于2014年5月1日入会，在海宁市登山协会处参与过几次户外活动，其在会员申请表中载明，所喜爱的户外运动包含登山、漂流、划船、露营、游泳、自驾车；刘艳军本人会游泳，其从溪水中滑入水潭时并未主动要求穿救生衣。蒋吉莲系刘艳军配偶，李冬余系刘艳军母亲，刘某甲、刘某乙系刘艳军与蒋吉莲生育的子女。另查明，蒋吉莲和刘艳军报名参加活动后，海宁登山协会为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附加险，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曾于2015年3月16日起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要求理赔，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给付保险理赔款300608.48元，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维持了该判决。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于2015年6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峰、陆敏强、海宁登山协会共同赔偿损失415806.9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高峰、陆敏强、海宁登山协会是否需要对刘艳军的死亡承担责任。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认为，海宁登山协会是活动的组织者，高峰和陆敏强是活动的领队，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高峰、陆敏强、海宁登山协会认为，本次活动是自助式的驴友户外活动，刘艳军本身会游泳，其在游泳过程中溺亡，其不存在任何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本案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高峰、陆敏强、海宁登山协会对刘艳军的死亡无需承担责任，理由如下：一、刘艳军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对自身行为与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有预见性并尽合理注意义务，刘艳军在参加溯溪这一户外活动时，应理性判断行为风险，其在溪水中滑入水潭以及在溪水中游泳时并未主动要求穿救生衣或采取绳索防护；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主张陆敏强提议进行滑水这一超出预估风险的行为导致了事故发生，但是当时约有四人滑入水潭，绝大部分队员是沿着溪水在岸边行走，且事发时蒋吉莲也在现场，其在（2015）嘉海民初字第806号案件庭审中表示“刘艳军滑入水潭后在游到对岸找鞋子过程中发生意外”、“刘艳军在水潭中正常游泳导致溺水，与滑水无关”，可见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是主张刘艳军因游泳溺亡，而非滑水。二、海宁登山协会系涉案九龙潭溯溪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但应有别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中“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海宁登山协会在组织涉案户外活动时，召开行前会议，介绍户外活动知识并告知户外活动风险及风险防范，已经尽到对风险的必要提示和告知义务；且，海宁登山协会也为参加活动人员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等，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也已经通过诉讼要求保险公司履行给付保险理赔款义务，故海宁登山协会作为活动组织者也已经尽到了一定的风险防范义务。三、事发时高峰、陆敏强及其他队员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救助义务，陆敏强将刘艳军从水潭中救起后，高峰、陆敏强以及其他两位护士队员共同采取急救措施，做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并拨打110、120，虽然最终刘艳军仍因抢救无效死亡，但是高峰、陆敏强以及其他队员均已尽到了伙伴救助义务。综上，高峰、陆敏强、海宁登山协会无需对刘艳军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对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80元，减半收取1240元，由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负担。判决宣告后，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1.高峰、陆敏强、海宁登山协会组织的全部户外活动均带有经营和盈利的特性，与驴友的纯“AA”制有很大不同，理由是：（1）活动以海宁奥林户外俱乐部和海宁登山协会名义共同发布；（2）户外活动定期组织，线路重复；（3）团费固定缴纳，无实际结算退款；（4）报名费均汇入高峰个人账户；（5）每次均派领队带队，且领队成员相对固定并收取费用；（6）活动前2天退出，需扣除活动费用。2.海宁奥林户外俱乐部虽不是经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或企业，但有固定的工作地点，有固定的微信公众号，有固定的以高峰为名义行使的收款账户，有固定的领导成员，非常频繁的发布户外活动信息，享有每次活动的盈利，可以认为俱乐部是一群以固定的主要成员为核心的相对固定的组织，高峰和陆敏强作为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应当享受并承担俱乐部的权利和义务，所以，高峰、陆敏强、海宁登山协会均为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高峰、陆敏强需要承担的不仅仅是伙伴救助义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有组织的户外活动应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的“其他社会活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群众性活动”范畴。九龙潭溯溪活动期间正值江南梅雨季节，水位上升，水温特别凉，与室内泳池环境差异极大，哪怕会游泳的人滑入水潭后也极容易发生抽筋等突发事件，能及时实施有效的救助显得非常重要。从斜坡冲入水潭的水流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靠近石壁一侧形成强烈的漩涡，使得陆敏强一直无法靠近刘艳军出事地点，由此可见高峰、陆敏强、海宁登山协会在预防措施的落实上确实存在不到位的地方，作为专业户外活动组织者，如果事前刘艳军身着救生衣或绳索防护，是完全可以浮上水面或及时拖上水面的，所以高峰、陆敏强、海宁登山协会在活动强度的选择及事先预防措施的落实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的诉讼请求。高峰、陆敏强、海宁登山协会在二审中答辩称，第一，本次纯粹是户外活动，属于自助出行，没有任何盈利，费用都是根据实际支出的费用平摊，多余部分则退回，不属于盈利活动。第二，驴友活动本身就是冒险活动，公告中也讲明“后果自负”。第三，组织者没有任何过错。本案是在活动的最后滑到水潭，基本没有危险性，领队第一个下来，刘艳军是第四个，并且一发现刘艳军有异常，领队与两位医护人员马上参加救助，已经尽到了救助义务。第四，所谓“其他社会活动组织”是指不是行政部门但依据法律或行政机关的授权从事一定行政活动的单位，而根据国务院群众性活动的管理规范，“群众性活动”是指有关部门组织的一千人以上的活动，而本案是驴友自助活动，不需要审批，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因此，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与同类案件的判决结果一致，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另外，上诉人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在二审中补充了以下三个事实：1.虽然公告内容中费用是AA制，但其实是固定收费，是经营性的活动；2.刘艳军当时是没有主动要求穿救生衣，但是随团的救生衣不是每人一件；3.其是事发后才知道登山协会的存在，当时所有人报名参加的是奥林户外俱乐部的活动，人身意外伤害险的投保人也是奥林户外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不是登山协会的成员。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户外溯溪活动系通过“海宁奥林户外俱乐部”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内容中注明“必须申请成为海宁登山协会会员方可参加”，公告中也公示了海宁市登山协会的许可证号，高峰、陆敏强是海宁登山协会会员，而刘艳军也填写了入会申请表，因此，海宁登山协会是活动组织者，上诉人称事发后才知道海宁登山协会，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活动公告，案涉活动属于自助出行，产生的费用“属于AA制自行负担”，“预算费用”180元每人，而海宁登山协会依法不得从事营利活动，其组织会员自费参加登山活动，不足以证明活动具有盈利性，故上诉人称案涉活动是经营性活动，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上诉人称救生衣并非每人都有，也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亦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案涉户外活动是海宁登山协会发起和组织会员二十余人参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群众性活动，海宁登山协会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案涉活动公告中明确告知了“溯溪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请充分考虑自身情况，谨慎报名”、“自助出行”、“产生的费用都属于AA制自行负担”、“本次活动为自发自愿的活动，请自我做好保护措施”等等，刘艳军作为一名成年人，在报名参加时应当知晓本次活动的性质和危险性，而且顺溪流滑入水潭是其自己选择，其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在活动过程中，海宁登山协会召开了行前会议，为参加人员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准备了绳索、救生衣等器械物品，已经尽到了一定的风险告知和防范义务；在事发时，高峰、陆敏强等也积极施救、报警，履行了相应的救助义务，因此，海宁登山协会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起诉要求海宁登山协会、高峰、陆敏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80元，由蒋吉莲、李冬余、刘某甲、刘某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 灿审判员 杨海荣审判员 王世好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林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