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新都民初字第05728号 原告成都同成泰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浆。 法定代表人黄某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严某某，女，1976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冯某某，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厂，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工业东区。 法定代表人杨某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石某某，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卢某某，女，197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系该公司员工，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成都同成泰电气有限公司（简称同成泰电气公司）与被告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厂（简称旭光电器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15年11月24日受理后，于2016年1月12日在第六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同成泰电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严某某、冯某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旭光电器厂代理人石某某、卢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同成泰公司诉称，原告与被告系长期商业合作货款，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9月4日进行对账以确认来往明细账目。截止2013年6月30日被告需要向原告支付309880元。2013年9月2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被告有义务向原告支付货款余额51200元。2013年10月16日，原、被告签订合同，被告从原告处购买“过电压保护器”，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21850元。2013年10月25日，原、被告签订合同，被告向原告处购买“PT及多功能柜”，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110000元。该两项合同签订后，原告均以按照合同约定发货，合同所涉产品由被告验收，原告也按合同约定向被告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自对账后，被告曾向原告支付三次款项合计250000元，分别为2013年9月28日被告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原告100000元，2013年11月6日被告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50000元，2015年2月5日被告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原告100000元。故被告至今仍应向原告支付款项合计242930元。原告多次催款，但被告至今未支付，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合计242930元；二、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利息从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书确定被告给付之日止）；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被告旭光电器厂辩称，2013年5月22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原告没有实际履行，且原告不能提供“送货单”，故被告不应支付158000元，“当前明细账”上总额309880元中应扣除该款项，而为151880元。且对利息的计算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成都同成泰电气有限公司与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厂往来当前明细账”。核对的账目是发生在2013年6月30日之前的往来买卖交易，双方认定金额为309880元。且其上有原告同成泰电气公司与被告旭光电器厂的印章，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4日。“当前明细账”中于2013年6月21日发生的178000元中158000元货款，被告不予认同。该笔货款的《购销合同》于2013年5月22日签订。合同第一条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于2013年6月5日送价值75000元的全套消弧柜、价值83000元的全套消弧柜（含铜排），共计158000元货物。原被告又分别于2013年10月16日、2013年10月25日签订了《购销合同》（总金额21850元）、《购销合同》（总金额110000）。《购销合同》第九条约定“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开票付90%，预留10%质保金，一年内交付”；《购销合同》第一条约定交付时间为2013年11月13日；第九条约定“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预付30%，生产完毕交货后，供方开具增值税发票（17%）需方挂账，设备运到现场后二个月之内支付65%，5%质保金质设备投入运行后壹年内支付”。2012年8月28日，长沙基文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电器厂书写一份“委托书”。内容为：我公司现委托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厂代我公司支付给成都同成泰电气有限公司货款余款伍万壹仟贰佰元整（51200元），（长沙基文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欠成都同成泰电气有限公司的含质保金的货款余额）。“委托书”上有原告、被告、长沙基文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三方的印章。2013年9月26日，被告向原告书写“收据”一份，其上写到：今收到成都同成泰电气有限公司转交委托书原件壹份，委托书内容为：长沙基文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厂代长沙基文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给成都同成泰电气有限公司货款余款伍万壹仟贰佰元整（51200元），委托时间为2012年8月28日，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厂同意按照委托书内容代付货款，委托书原件由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厂保存。“收据”上有被告财务专用章，签收人为李某某。对账日之后，被告向原告共支付了250000元货款。 以上事实，有成都同成泰电气有限公司与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厂往来当前明细账、委托函、收据、《购销合同》、《购销合同》、《购销合同》、四川增值税发票4张、成都同成泰电气有限公司产品发货单一份、宁夏天瑞热能制供有限公司传真一份、收据3张、银行承兑汇票3张、中国银行客户交易通知单1张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对于其他事实及证据，原被告之间没有分歧。本案的主要的分歧点或焦点为：2013年9月4日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核对签订的“成都同成泰电气有限公司与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厂往来当前明细账”中，有一笔日期为2013年6月21日的借方本位币金额178000元货款。该货款分两笔，一笔为158000元，一笔为20000元。而当事人所争议的是158000元的货款。该货款是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5月22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的标的物价值总额。原告认为其已经向被告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当前明细账”没有错误，且双方已经核实，并有印章，被告应支付货款；被告则认为原告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原告不能提供“送货单”，故不应支付这笔货款。本院认为，“当前明细账”虽系原被告双方确认核实的，但被告对上述款项予以否认，并要求原告提供“送货单”，表示原告若能提供“送货单”，被告第二天就支付货款。但原告声称没有“送货单”，且无法提供。虽有《购销合同》，但没有“送货单”，且买受人不认可，原告又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之规定，本院对“当前明细账”中的158000元不予支持。扣除158000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309880－158000＋51200＋21850＋110000－250000=84930元。关于原告诉请的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利息从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书确定被告给付之日止）。原、被告之间的《购销合同》均是在2013年签订的，根据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第九条之约定，被告将全部货款支付给原告不应迟于2015年11月24日（本案收立案日期）。而被告截止2015年11月24日尚欠原告货款84930元。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因未能及时归还货款所产生的利息。虽然原、被告双方所签合同中并未约定利息计算方法，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即买卖关系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赔偿违约金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尚欠货款利息的，应参照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赔偿违约金的标准进行计算，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本院支持原告关于利息（从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书确定被告给付之日止）的诉请，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成都同成泰电气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4930元； 二、被告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厂向原告成都同成泰电气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从2015年11月24日起，至货款本息付清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940元，由被告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厂负担（此款原告已垫付，被告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付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辟江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日 书记员  马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