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皖民终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岚。委托代理人：石耀，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德忠，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功春。委托代理人：徐从军，蚌埠市龙子湖区解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蚌埠市东方航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纪高，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靳忠，该公司法务。上诉人郑岚为与被上诉人孙功春、蚌埠市东方航运公司（简称东方航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9月7日作出的（2014）蚌民一初字第00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1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郑岚委托代理人石耀、徐德忠，孙功春及其委托代理人徐从军，东方航运公司委托代理人靳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7月17日，郑岚（甲方）与东方航运公司（乙方）签订一份《抵押借款合同》，合同载明乙方因经营需要向甲方借款100万元，月利率1.7%；借款期限一年，自2012年7月17日至2013年7月16日止（以乙方的借据为准），借款到期乙方应一次性还清借款；乙方自愿用其公司所有的皖蚌埠化018号散装化学品船一艘作抵押，甲方于船舶抵押权设立后提供借款，乙方收到借款后向甲方出具借据；抵押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和实现抵押权的各项费用；如借款到期乙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还款义务，应就未偿还的本金按照本合同第三条利率支付违约金；本合同经公证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乙方如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愿接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2年8月9日，安徽省蚌埠市众信公证处就郑岚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并赋予《抵押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该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2013年12月26日，蚌埠市众信公证处作出（2013）皖蚌众公证字第45681号执行证书，内容为：“申请执行人郑岚可持本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蚌埠市东方航运有限公司，执行标的为：本金人民币玖拾贰万元（920000.00）、违约金人民币柒万陆仟伍佰元（76500.00）（截止至二0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及申请执行人为实现抵押权所应支付的各项费用。”其后，郑岚向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查封东方航运公司的皖蚌埠化018号散装化学品船和皖东方2688号散装化学品船。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9日作出（2014）蚌执字第0002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东方航运公司所有的皖蚌埠化018号散装化学品船和皖东方2688号散装化学品船。在执行过程中，因孙功春提出执行异议，主张皖东方2688号散装化学品船为其所有。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皖东方2688号船舶所有权人虽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但系孙功春为从事经营活动而挂靠东方航运公司，该船舶实际所有人应为孙功春，据此作出（2014）蚌执异议字第0000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皖东方2688号船舶的执行。”原审法院另查明：2009年10月5日，孙功春（乙方）与兴化市临城船舶修造厂（甲方）签订一份《造船合同》，约定：产品名称机动钢质货船一艘，此船为来料加工，交船地点厂西码头，时间以材料到厂135个晴天计算，并约定了付款方法、违约责任等条款；其它特定条款还约定“此船底筋骨为T字型，外加9000元”等内容。同日，孙功春（乙方）与兴化市临城船舶修造厂（甲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经双方协商，乙方在甲方建造加工钢质货船一艘，此船底筋骨为T字型，合同中注明乙方为此付人民币九千元整（￥9000），此费用由甲方负责。上述《造船合同》和《补充协议》落款处，甲方均由郭某某签名并加盖兴化市临城船舶修造厂印章，乙方均由孙功春签名。船舶建造完工后，兴化市临城船舶修造厂按约定向孙功春交付船舶，孙功春亦已付清船舶加工费用。2010年6月25日，孙功春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一份《蚌埠市东方航运有限公司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简称《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主要内容为：孙功春现有钢质船一艘，船名皖东方2688，产权证书号28×××47，由东方航运公司管理经营，孙功春委托东方航运公司管理经营后，船舶所有权不变，自主合法经营，自负盈亏，债权债务自行承担；委托经营期限最少为五年，经营期限从合同签字之日算起；东方航运公司从合同签字生效后开始向孙功春收取服务费，按船舶吨位收取，每吨每月收取人民币壹元，此外双方还在合同中对船舶委托管理经营的其他权利义务和相关事项进行约定。皖东方2688号船舶一直由孙功春实际占有、使用和经营。委托管理经营期间，孙功春每年向东方航运公司交纳管理费1300元。原审法院再查明：根据蚌埠市海事部门船舶登记档案记载，2010年6月25日东方航运公司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安徽省蚌埠市地方海事局将皖东方2688号船舶所有权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至今未进行变更。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对皖东方2688号船舶执行后，郑岚遂于2014年8月2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许可执行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蚌执字第00029-1号执行裁定书中查封的皖东方2688号散装化学品船（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登记号码：28×××47）。孙功春原审辩称：郑岚的诉请程序违法，该案系实现船舶抵押权案件，其应向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另诉争的船舶系按照合同约定交由东方航运公司托管，船舶的所有权属于孙功春，郑岚要求执行该船舶侵犯了孙功春的权利，请求法院驳回郑岚的诉讼请求。原审庭审中，郑岚明确放弃其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同意由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东方航运公司原审辩称：皖东方2688号船主是孙功春，孙功春和东方航运公司是委托管理法律关系，船舶所有权不属于东方航运公司。借款系马纪高的个人借款，因抵押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抵押权不成立。请求法院不许可郑岚申请强制执行。原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皖东方2688号船舶所有权人如何认定，郑岚是否有权要求许可执行皖东方2688号船舶。船舶所有权属于动产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对于船舶所有权的变动应当遵循交付生效的规定，即以交付作为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至于船舶所有权登记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依上述规定，船舶登记的法律作用，旨在于取得公信和对抗效力，并非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基于登记的公信作用，船舶登记在证据规则上产生权利推定的效果，即若无相反证据推翻登记内容，登记的船舶所有权人可推定为船舶的真正所有权人。但就本案而言，东方航运公司显然并非皖东方2688号船舶的真正所有权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皖东方2688号船舶系孙功春出资建造。船舶完工后，孙功春于2010年6月25日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挂靠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从事经营，应认定孙功春已依法取得该船舶的所有权。上述事实，有孙功春提供的《造船合同》及《补充协议》、孙功春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的《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孙功春向东方航运公司交纳管理费的收据、法院调查郭某某的谈话笔录、皖东方2688号造船流水记录及兴化市临城船舶修造厂的《造船合同》空白文本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确认。虽然地方海事部门的船舶登记具有一定公信效力，但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该登记行为并非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在本案存在证明船舶所有权实际归属的相反证据，且东方航运公司对孙功春的船舶所有权人身份明确认可的情况下，应认定孙功春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皖东方2688号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为孙功春。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14号文件，即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予以强制执行的请示》的答复意见载明，“如果有证据证明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船舶系基于船舶实际所有人与被执行人的挂靠经营关系，实际所有人与船舶登记所有人即被执行人不一致的，不宜对该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本案中，郑岚作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中的债权人，其有权申请法院对东方航运公司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但鉴于皖东方2688号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系孙功春，而非东方航运公司，故郑岚无权诉请对皖东方2688号船舶许可执行。此外，关于孙功春取得的船舶所有权对郑岚是否具有对抗效力的问题。由于郑岚属于一般债权人，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其请求权行使的对象系东方航运公司，而非孙功春；其次，该债权请求权的内容系偿还债务，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物权，故郑岚对皖东方2688号船舶不享有物权请求权，即其无权以善意第三人的身份直接对皖东方2688号船舶主张物权。因此，郑岚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不足以对抗孙功春的船舶所有权。至于郑岚主张的皖东方2688号属于化学品船，挂靠经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问题，属于行政管理权限，不在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综上，郑岚关于许可执行（2014）蚌执字第00029-1号执行裁定书中查封的皖东方2688号散装化学品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65元，由郑岚负担。郑岚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孙功春不是案涉船舶所有权人。1、案涉船舶修造人是东方航运公司。船舶档案反映，2009年6月18日，东方航运公司与兴化市临城船舶修造厂签订一份《船舶修造合同协议书》，约定东方航运公司委托兴化市临城船舶修造厂制造钢制船一艘，开工日期是2009年6月6日，周期约200天，总价款150万元，并约定了配备的主要设备和付款方式。兴化市临城船舶修造厂于2010年6月18日与东方航运公司签订了《船舶交接证明》。2010年6月25日，东方航运公司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登记所有权人为东方航运公司。从登记情况看，案涉船舶来历清楚，没有发生任何变更事项，该档案在证据中证明力最强，任何有疑点的证据均不能与其对抗。2、孙功春提供的《造船合同》及《补充协议》不能证明其取得涉案船舶所有权。两份合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船籍档案中的《船舶修造合同协议书》和《船舶交接证明》相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证明力显然无法高于海事管理部门的船籍档案。3、孙功春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双方之间形成的《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管理费收据等证据又与船舶档案发生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郭某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被采信。郭某某的身份无法得到有效证明文件的证明，其不能作为兴化市临城船舶修造厂的法定代表人提供证言。原审法院更不能依据其提交的空白合同书就认定孙功春的《造船合同》的证明力高于海事部门的船舶档案。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作为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虽然该法没有采用登记成立要件主义，而是采用登记对抗要件主义，但该登记对抗并非原审所认为的逻辑，即“登记无法对抗实际所有人，进而延伸至债权请求权不足以对抗船舶实际所有权人。”船舶作为特殊动产的登记对抗，是指任何第三人都可以以所有权转移没有登记为由，而否定其物权变动的效果。这里的第三人，既包括物权法上的善意第三人，也包括对登记予以充分信赖的一般债权人。因此，即便认定案涉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由于未经公示不具有完全的民事效力，也只能在孙功春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成立，不能产生对抗郑岚的物权效力，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许可执行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蚌执字第00029-1号执行裁决书中查封的皖东方2688号船，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孙功春、东方航运公司承担。孙功春辩称：1、郑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之前郑岚认可孙功春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嗣后又称船舶是东方航运公司，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郑岚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船主孙功春无关。2、挂靠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的皖东方2688号船是船主孙功春全额出资购买，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是孙功春挂靠经营的方式，但不改变船舶所有权的性质。孙功春购买的船舶，在物权没有发生变动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船舶只能属于孙功春所有，任何人无权占有。3、基于挂靠经营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不能对案涉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东方航运公司答辩称：1、孙功春系案涉船舶所有权人，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是挂靠经营关系。2、马纪高以东方航运公司名义借款损害了郑岚的利益，应当由马纪高自行承担。3、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皖东方2688号船舶权属应当如何认定；郑岚请求法院许可执行案涉船舶应否支持。（一）关于案涉船舶权属问题。郑岚主张案涉船舶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其所有权人应为东方航运公司。孙功春则主张该船由其出资购买，并挂靠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经营，船舶的所有权仍归孙功春。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船舶登记并不是物权生效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亦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上述法律规定表明，船舶作为特殊的动产，其物权设立和转让的生效要件仍为交付，而登记仅具有公示对抗效力，在利害关系人提出相反证据否定登记内容以证明其为真正的权利人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其次，结合当事人陈述及举证情况，可以证明案涉船舶系孙功春购买，案涉船舶虽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但该船舶一直由孙功春占有、使用和经营，双方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上述事实，有孙功春提供的《造船合同》及《补充协议》、《船舶委托管理经营合同书》、东方航运公司出具的《收据》和原审法院对郭某某的谈话笔录、调取的皖东方2688号造船流水记录及兴化市临城船舶修造厂的《造船合同》空白文本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为书证或为法院调取制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印证，且从证据形成时间上看，除部分按年度交纳的管理费收据及原审法院制作的谈话笔录外，其余证据均在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蚌执异议字第00003号执行裁定书作出之前已客观存在，故能够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郑岚在没有提交相反证据反驳上述证据情况下，仅凭海事部门船舶登记信息主张案涉船舶所有权为东方航运公司，并据此主张上述证据不应采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最后，东方航运公司对孙功春系船舶的实际所有人不持异议，认可双方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船舶登记所有权人与实际权利人孙功春之间并不存在产权争议。郑岚主张孙功春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存在串通行为，但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孙功春与东方航运公司系挂靠经营关系，涉案的皖东方2688号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为孙功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郑岚请求法院许可执行案涉船舶应否支持问题。案涉皖东方2688号船舶虽登记在东方航运公司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为孙功春，双方仅为挂靠经营关系，而郑岚对该船舶并不享有物权，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基本原则，郑岚请求许可执行案涉船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郑岚另上诉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为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该法第九条的“第三人”不仅包括物权法上的善意第三人，也包括对登记予以充分信赖的一般债权人，故即便认定案涉船舶所有权人为孙功春，也仅在孙功春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产生效力，对郑岚不产生对抗效力，也不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本院认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其前提条件均在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过程中适用，故两法规定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应为与登记物权人进行物权交易而对该标的享有物权的相对人，保护的是第三人的物权权益，而非一般债权。本案中，郑岚是要执行东方航运公司的财产来满足其债权的实现，但郑岚与东方航运公司之间就案涉船舶并未进行物权方面的交易，其对该船舶并不享有物权权益，故其无权以第三人的身份对抗孙功春的物权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规定并不存在冲突，故郑岚以原审判决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为由主张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郑岚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65元，由郑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霍 楠审 判 员  徐旭红代理审判员  卢玉和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姚 璐附：本裁判文书涉及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