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云06行终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彝良县龙海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法定代表人韦雄东，镇长。委托代理人何兴权，云南意衡（彝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饶正才，男，196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农民，住彝良县。原审第三人刘远才，男，195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农民，住彝良县。上诉人彝良县龙海镇人民政府与被上诉人饶正才土地行政确认纠纷一案，因上诉人不服永善县人民法院（2015）永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镇政府的代理人何兴权向本院提交了书面代理意见，现已审理终结。原审人民法院确认的事实是：1986年，彝良县龙海镇林业站提供树苗，原告饶正才在位于彝良县××××村河坝组高家老包地块内种植树苗。1992年7月20日，原告饶正才与第三人刘远才分别与彝良县××××村河坝组签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均记载有高家老包的地块名称，其中原告饶正才合同书记载的旱地面积为半亩，四至界线为东至地界、南至埂子、西至刘家屋基，北边的地界未进行填写；第三人刘远才合同书记载的旱地面积为1.5亩，四至界线为东至林边、南至刘家地界、西至梁子、北至王家地界。2010年12月12日，第三人持彝良县林业局发放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在高家老包地块内砍伐杉树，为此，原告饶正才与第三人刘远才为高家老包的旱地使用权及旱地内的林木所有权发生争议。2011年4月16日，彝良县龙海镇林业局、司法所和龙海村民委员会派员调查走访，至2011年4月19日彝良县龙海镇龙海村民委员会和2011年6月18日彝良县龙海镇司法所、林业站、龙海村民委员会两次组织调解未果。2013年4月6日，原告饶正才以第三人刘远才砍伐其所有的林木出售为由，向彝良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3年6月14日，彝良县人民法院以（2013）彝民初字第335号民事裁定书下达，认为原告饶正才与第三人刘远才争议系林木所有权争议，应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裁定驳回原告饶正才的起诉。2013年10月29日，彝良县龙海镇龙海村民委员会组织原告饶正才与第三人刘远才调解未果。2013年11月8日，原告饶正才通过邮政的方式，向被告龙海镇政府邮寄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争议处理申请书，要求对原告饶正才与第三人刘远才争议的高家老包地块的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进行调查处理，确定原告饶正才享有高家老包地块内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2014年7月11日，彝良县龙海镇龙海村民委员会再次组织调解未果。被告龙海镇政府至今未对原告饶正才与第三人刘远才诉争的旱地使用权及旱地内的林木所有权作出处理决定。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饶正才与第三人刘远才都是彝良县××××村河坝组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成员，在分别签订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上均有高家老包地块，该地块在原告饶正才与第三人刘远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记载的面积和四至界线不一致，争议的林木权属未有林权登记，在此情况下，实质属高家老包的土地应由谁来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属土地使用权发生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和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原告饶正才与第三人刘远才诉争土地经彝良县龙海镇龙海村民委员会等相关单位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原告饶正才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告龙海镇政府递交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争议处理申请书后，除彝良县龙海镇龙海村民委员会组织调解未果，被告龙海镇政府至今未予处理，属不履行法定职责，原告饶正才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告龙海镇政府应自受理土地权属争议之日起6个月内作出处理意见，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由于本案不属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就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履行所发生的纠纷，也不属于土地流转过程中相关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合同权利义务纠纷，故被告龙海镇政府认为本案属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及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履行了法定职责，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责令被告彝良县龙海镇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对原告饶正才与第三人刘远才争议的位于彝良县××××村河坝组地块名称为“高家老包”的土地权属依法作出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彝良县龙海镇人民政府负担。判决书送达后，镇政府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其上诉理由是：1、一审判决对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错误，饶正才与刘远才之间的土地纠纷实质是承包合同纠纷，该争议只能由当事人与发包方协商处理，而一审认为应由镇政府处理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是错误的，本案应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被上诉人饶正才及原审第三人刘远才未作答辩。被上诉人饶正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彝良县龙海镇龙海村民委员会的证明2份，证明争议林权的历史及权属登记依据，林木是饶正才栽种，属变相退耕还林，刘远才砍伐的林木归饶正才所有；2、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1份，证明龙海镇政府不处理饶正才的申请后，饶正才通过邮政的方式寄送林权争议申请书；3、彝良县龙海镇龙海村民委员会的介绍1份，证明争议林地经彝良县龙海镇龙海村民委员会调解未果，介绍到彝良县龙海镇司法所调解；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复印件1份，证明争议土地权属属饶正才使用；5、（2013）彝民初字第335号民事裁定书1份，证明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应由乡级人民政府处理；6、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争议处理申请书1份，证明饶正才从2013年7月30日起，一直要求龙海镇政府处理林权争议，至今未进行解决。经质证，镇政府认为饶正才提供的第1组证据，虽经政府及相关部门盖章，但争议的土地属耕地，应按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的规定处理；第2组证据证明饶正才寄出申请，但不能证明政府已收到申请；争议调解情况说明上有饶正才之妻签字捺印，结合第3组证据，刚好说明政府对争议地已按法定程序进行了处理；第4组证据证明争议地是耕地，政府只有调解的权力；第5组证的真实性无异议，饶正才与第三人刘远才争议的耕地，人民法院裁定要求政府处理，并未要求政府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第6组证据无异议，政府已对争议土地调解未果，第三人刘远才与饶正才之妻曾签名捺印。原审第三人刘远才认为，饶正才提供的第4项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高家老包是大地名，饶正才高家老包地块的四至界线为东至地界、南至埂子、西至刘家屋基，而北面未填写界线，饶正才的地块四至界线与其地块四至界线不重复，其未侵占饶正才的土地；对其余证据无异议。上诉人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情况说明、关于龙海村河坝组饶正才与刘远才耕地纠纷调解工作说明；2、龙海村关于河坝组饶正才与刘远才林地纠纷调解笔录、林地争议纠纷现场调解情况说明；镇政府以上述两组证据证明镇、村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多次组织饶正才与刘远才对争议的土地进行调解未果，镇政府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职责。经质证，饶正才认为，镇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镇、村两级组织未组织调解，都是单方面找他做工作；第三人刘远才对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审第三人刘远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证明刘远才承包的高家老包的地块四至界线为东至林边、南至刘家地界、西至梁子、北至王家地界。2、林木采伐许可证，证明刘远才砍伐林木时，也经相关部门批准。经质证，饶正才对刘远才提供的证据无异议；镇政府对刘远才提供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饶正才与刘远才因耕地发生争议，政府只有调解的权力，证据和政府作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关联性。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饶正才与镇政府及刘远才提供的证据，各方均无实质性异议，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各方提交的证据均予以采信。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审判程序合法，本院认证与一审法院认证一致，认定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审判决镇政府对饶正才与刘远才争议的“高家老包”土地权属作出处理是否正确。针对本案的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中，饶正才与刘远才因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发生纠纷，饶正才据此向镇政府提出林木及林地确权申请，镇政府作为争议双方所在地的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应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对饶正才与刘远才个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作出处理。一审据此判决镇政府对饶正才与刘远才争议的“高家老包”土地权属作出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彝良县龙海镇人民政府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金山审 判 员  吴蔚秋代理审判员  孟世松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钟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