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衢柯商初字第69号原告：范斌。原告：金典控股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斌，董事长。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姜纪勇。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雅迪。被告：冯世丹。被告：冯晓。被告：上海富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世丹，董事长。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晔。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庄建伟。原告范斌、金典控股公司与被告冯世丹、冯晓、富程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3日、5月26日、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被告冯世丹、冯晓、富程公司于2015年5月26日申请对《款项确认书》、《专项尽调报告》中当事人的签名是否为原始书写形成进行鉴定。本院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5年8月5日向本院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范斌暨原告金典控股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姜纪勇、吴雅迪，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晔、庄建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斌、金典控股公司起诉称：被告冯世丹是被告富程公司的股东，占股38.09%，折合股份为1415.0435万股。2010年8月20日，原告范斌与被告冯世丹、富程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冯世丹将其持有的富程公司股权中的600万股以转让价6000000元转让给原告范斌。后原告范斌依约付款6000000元，但被告冯世丹未能将该600万股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范斌指定的第三方名下。2010年11月30日，范斌、浙江金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典资产公司）及被告冯世丹、富程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范斌、金典资产公司在2011年3月底前为富程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募集资金不少于30000000元，对外认购价不低于6元／股；范斌、金典资产公司应投资人要求为投资人对富程公司的投资提供担保；完成融资任务以及担保要求后，冯世丹自愿将其持有的222万股富程公司股权作为酬劳抵偿转让给金典资产公司。后范斌和金典资产公司按约履行融资任务及担保要求，但是冯世丹未能将其持有的222万股富程公司股权转让登记至金典资产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后因被告冯世丹未完成股权转让事宜，原告范斌、金典控股公司及被告冯世丹、冯晓、富程公司于2012年12月3日签订《解约协议》，约定：金典资产公司在注销前关于2010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所涉及或产生的权利义务已依法转移给金典控股公司；双方解除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及《协议书》，被告冯世丹承诺以7.8元／股的对价向原告范斌返还600万股股权的对应价款，向金典控股公司返还222万股股权的对应价款。被告冯晓对上述返还价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3年1月8日，被告冯晓向二原告出具《款项确认书》确认：已向原告范斌、金典公司支付了49140000元（对应股份630万股），剩余192万股的对应价款未付。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冯世丹应当按约履行付款义务，被告冯晓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富程公司作为受益方，未能向原告披露股权转让真实、全面信息，致使被告冯世丹未能将其持有的富程公司股份转让登记至原告或原告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应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冯世丹以7.8元／股向原告范斌支付10万股股权的对应价款78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被告冯世丹以7.8元／股向原告金典控股公司支付182万股股权的对应价款14196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被告冯晓、富程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冯世丹以7.8元／股向原告范斌支付70万股股权的对应价款546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被告冯世丹以7.8元／股向原告金典控股公司支付122万股股权的对应价款9516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年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被告冯晓、富程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冯世丹、冯晓、富程公司共同答辩称：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和融资奖励溢价法律关系。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解约协议》都是被告方的财务及公司被范斌控制期间作出的虚假材料。2014年，被告富程公司和案外人上海绿铭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铭公司）有个50000000元的购销合同纠纷仲裁案件，原告范斌系绿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海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仲裁委）裁决认定：富程公司、绿铭公司当时的基本账户等由范斌控制，绿铭公司汇给富程公司的50000000多元又被范斌以倒账方式转走，绿铭公司支付货款依据不足。本案原告认为被告已经支付49140000元股权对价款，不属实。被告认为：本案情形与上海仲裁委认定的50000000元被倒账的情形是一致的，该49140000元亦属于倒账走流水，冯晓和范斌之间的资金流水高达1.5亿元、都是倒账走流水；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及付款行为。另外，绿铭公司股东叶正尧于2013年9月10日向公安机关报案，认为范斌构成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罪。2013年11月11日，上海闵行公安分局以范斌涉嫌职务侵占罪立案侦查。综上，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为证明原、被告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原告范斌及金典资产公司按约履行义务，被告冯世丹未按约将822股权转让给原告范斌和金典资产公司，后金典资产公司将合同权利义务概括性转移给金典控股公司，原、被告签订《解约协议》约定被告冯世丹应按照每股7.8元的价格向范斌、金典控股公司支付该822股对应价款，但冯晓实际支付范斌及金典控股公司49140000元（折合股份630万股）、尚余192万股的对价未付之事实；向本院提供2010年8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11月30日的《协议书》、2012年12月3日《解约协议》各一份，2012年5月17日的《协议书》及金典资产公司的工商企业注销证明各一份，被告冯晓于2011年1月10日出具的《收款账户确认书》及2011年4月13日范斌转账给冯晓2900000元的凭证二份、2011年4月13日农业银行特种转账凭证（2500000元）、2011年6月9日工商银行600000元付款凭证各一份，2012年11月6日《专项尽调报告》一份，被告冯晓于2013年1月8日出具的《款项确认书》及2012年12月26日的银行贷记凭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回单、汇款业务凭证复印件各一份。三被告对该证据质证认为：1、《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解约协议》中被告方的签字、盖章属实，但双方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是虚拟交易；金典资产公司和范斌也没有履行募集资金等义务；2、对银行凭证本身均没有异议，被告是收到过6000000元，但又被原告倒账倒走了，范斌实际上并没有支付6000000元，另外49140000元的款项也不是股权转让款、是往来款，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倒账走流水；3、对2012年5月17日《协议书》及金典资产公司的工商企业注销证明没有异议；4、《款项确认书》、《专项尽调报告》中当事人的签名是复制、变造形成，三被告申请对当事人的签名是否为原始书写形成进行鉴定。对于被告的鉴定申请，本院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5年8月5日向本院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冯晓”签名字迹均系黑色墨水笔书写形成。三被告因此支付鉴定费50000元。原、被告对该鉴定意见书及鉴定发票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三被告为证明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未经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外资股东欧瑞斯的确认之事实；向本院提供签订协议时的富程公司章程一份。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富程公司章程质证认为：真实性不能确认，且该章程中并无一票否决权的规定，不能否定本案股权转让的合法性。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相互印证，银行业务凭证、《专项尽调报告》等证据证实被告方认可范斌交付6000000元、范斌和金典资产公司为富程公司募集资金总额52150000元的事实；被告提供的富程公司章程中并无欧瑞斯对重大事项有一票否决权的记载，故本院对被告该反驳主张不予采信，本院对原告该组证据予以认定。三被告为证明绿铭公司股东叶正尧向上海公安机关报案、闵行分局对范斌涉嫌侵占公司资产一案予以刑事立案，原告范斌控制金典公司、绿铭公司并曾经一度控制富程公司、冯晓的银行账户，并指示方芳、詹詇铄、陈健利用虚假合同通过冯晓银行账户进行倒账走流水，资金高达1.5亿元之事实；向本院提供了绿铭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上海公安局报案回执单、立案告知书、仲裁裁决书、2012年12月5日富程公司交接单、冯晓银行账户明细回单复印件一份，电子邮件打印件二十一份，报告书附银行汇款记录复印件一组。二原告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1、对绿铭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上海公安局报案回执单，立案告知书复印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叶正尧跟范斌产生矛盾到公安报案，这是股东之间的矛盾，与本案无关；2、对于仲裁裁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裁决书没有涉及本案股权纠纷，且原、被告与绿铭公司是不同的主体，绿铭公司确实存在走账，但与本案没有关联；3、对交接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并不知道陈健是什么身份，该证据与本案无关；4、对于电子邮件，詹詇铄是被告富程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他们之间的走账是为了免房租，其走账的内容不包括本案的股权转让款，与本案无关；5、对于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6、报告书是会计师事务接受富程公司的单方面委托进行制作的，报告中数据的完整性不能确认，报告书的尾页记载着“只是执行商定程序并不构成审计或者审阅”，故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原告为反驳被告的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供了绿铭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股权转让决议复印件，上海仲裁委的开庭笔录复印件及富程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上海金涧股权投资中心（以下简称金涧公司）的银行流水明细及网上下载的普陀区人民政府通知复印件一份，《借款协议》复印件三份及网上下载的电子回单四份；证明詹詇铄是富程公司的董事；范斌与富程公司、冯晓之间有多笔借贷关系；当时是为了避免房租才从金涧公司走账。三被告对绿铭公司提供的该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詹詇铄并不是富程公司的员工，是投资人派到公司进行监管的；对金涧公司及政府通知、借款协议及回单复印件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富程公司交接单系复印件，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故该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认；仲裁裁决书虽涉及了双方的款项往来，但其认定的事实主要是针对绿铭公司与富程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及是否支付货款，与本案关联性欠缺；绿铭公司股东叶正尧报案称范斌侵占绿铭公司资产等，公安机关所立的范斌涉嫌侵占公司资产案件，亦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且原、被告之间除本案所涉纠纷之外，另有其他经济往来；再者，被告冯世丹亦出具确认书对49140000元系《解约协议》中股权对价的性质进行确认，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方的上述证据并不能证实被告主张的本案所涉及49140000元系倒账走流水、双方之间是虚拟交易的待证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范斌系原告金典控股公司及金典资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冯世丹、冯晓系父子关系，被告冯世丹系被告富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9年富程公司成立时，冯世丹持有富程公司38.09%股权。2010年8月20日，原告范斌与被告冯世丹、富程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冯世丹将其持有的600万股富程公司股权以6000000元的转让价转让给原告范斌；在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完毕后，冯世丹应当按照范斌的书面通知及时将600万股股权转移登记至范斌或范斌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原告范斌、被告冯世丹在该协议上签名，被告富程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2011年1月10日，被告冯世丹向原告出具《收款账户确认书》一份，载明：本人特指定冯晓作为接收本人转让600万股股权对价6000000元的指定收款方，范斌将6000000元转让款转入冯晓账户，视为本人已收到范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原告范斌于2011年4月13日二次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冯晓2900000元、2500000元，于2011年6月9日通过金典资产公司经银行转账交付给冯世丹600000元，合计6000000元。被告冯世丹未能依约办理600万股股权转移登记手续。2010年11月30日，范斌、金典资产公司、冯世丹、富程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金典资产公司在2011年3月底前为富程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募集资金不少于30000000元，对外认购价不低于6元／股；投资人要求范斌、金典资产公司为投资人对富程公司投资进行担保的，范斌、金典资产公司同意根据投资人的要求提供担保；完成融资任务及担保要求后，冯世丹自愿将其持有的222万股富程公司股权作为酬劳转让给金典资产公司。后范斌、金典资产公司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但被告冯世丹未能依约办理222万股股权的转移登记手续。2012年5月17日，金典资产公司与金典控股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金典资产公司将其与冯世丹、范斌、富程公司于2010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后续签订的补充协议等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金典控股公司。金典资产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将工商部门办理企业注销登记。2012年11月6日的《专项尽调报告》载明：2.1公司外部融资流入：金典／股东投入52150000元（含金蕊5450000元）；2.1.1股东投入（金典募集）52150000元（含范斌6000000元）。被告富程公司股东冯世丹、冯晓、任书颖在该《专项尽调报告》上逐页签名。2012年12月3日，原告范斌（乙方）、金典控股公司（丙方）及被告冯世丹（甲方）、冯晓（戊方）、富程公司（丁方）签订《解约协议》，载明：鉴于1、甲乙丁方于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600万股富程公司股权；2、甲乙丁方及金典资产公司于2010年11月30日签署《协议书》约定甲方应向金典资产公司转让222万股富程公司股权，作为金典资产公司及范斌为丁方融资及担保的酬劳；3、金典资产公司已依法注销，在注销前将其关于2010年11月30日的《协议书》所涉权利义务转给给丙方，各方对此已充分知悉并予以同意；4、因甲方目前无法按乙、丙方要求分别将600万股和222万股股权登记至乙、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故甲方提出终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协议书》。基于以上事项，现各方自愿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有意单方提出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及《协议书》，乙方、丙方及丁方对此予以同意；2、各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协议书》自本解约协议生效之日解除；3、因甲方无法按乙、丙方要求将822万股登记至乙、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故甲方同意将该822万股按照7.8元／股计算出来的金额向乙方、丙方返还该822万股对应的价款；戊方对甲方应返还的价款向乙方、丙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协议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各方产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在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2012年12月26日，被告冯晓向方芳的银行账户转账交付21299900.67元。2013年1月5日，被告冯晓转账给范斌13000000元，转账给金典控股公司7800000元。2013年1月6日，被告冯晓转账给范斌704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49139900.67元。原告范斌认可收到款项41340000元，原告金典控股公司认可收到款项7800000元，合计49140000元。2013年1月8日，被告冯晓出具《款项确认书》一份，载明：冯晓已于2012年12月26日、2013年1月5日和2013年1月6日按照《解约协议》的约定向范斌及金典控股公司支付了49140000元（按照7.8元／股计算，该价款对应630万股，还有192万股对应的价款未付）。2013年9月30日，范斌在该《款项确认书》中注明：范斌和金典控股公司同意将本确认书中192万股中的20万股的权利和义务不可撤销地转让于虞磊珉，请按照本确认书约定内容向虞磊珉授予或履行与20万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二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明确：该20万股权利是从原告范斌享有的70万股权利中转出去的；此外，其还发函要求被告富程公司将原告金典控股公司享有的122万股权利中转出120万股权利登记到贺云冲、阮少茜、施服斌名下；因上述要求一直没有得到富程公司的确认，贺云冲等受让人还在和富程公司确认、尚未向被告主张，故原告来主张该权利。另查明：原告范斌亦系绿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被告及绿铭公司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2013年9月10日，绿铭公司股东叶正尧到上海市公安机关报案，认为范斌构成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罪。2013年11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作出立案告知书，载明：叶正尧于2013年9月10日报案的范斌涉嫌职务侵占案一案，我局审查认为符合刑事立案条件，决定立案。2013年10月，富程公司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请求绿铭公司履行协议，支付25000000元。在该案件中，绿铭公司抗辩称已付50130000余元；富程公司认为该50130000余元系倒账走流水。仲裁庭认定：绿铭公司在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2月7日期间汇给富程公司50130000余元，后由富程公司分别转给金典控股公司和范斌，绿铭公司已支付50130000余元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故裁决绿铭公司支付预付款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三被告于2015年5月26日申请对《款项确认书》、《专项尽调报告》中当事人的签名是否为原始书写形成进行鉴定。本院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5年8月5日向本院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冯晓”签名字迹均系黑色墨水笔书写形成。三被告因此支付鉴定费50000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解约协议》是真实交易还是虚拟交易，原、被告之间有关6000000元及约49140000元的资金往来是否倒账走流水。对此，本院分析认为：1、原、被告对《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解约协议》中当事人的签名、盖章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2、原告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已按约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6000000元的义务。该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冯世丹出具的《收款账户确认书》、被告冯世丹、冯晓等签字的《专项尽调报告》及原告范斌和原金典资产公司转账交付的6000000元银行凭证予以证实。上述证据内容相互印证，多次表明原告范斌支付了6000000元股权转让款。3、原告范斌、金典资产公司在签订《协议书》后已按约履行义务。该事实由被告冯世丹、冯晓等签字的《专项尽调报告》及原、被告签订的《解约协议》予以证实。4、原告方履行合同义务后，被告方未能履行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双方为此签订《解约协议》，后被告方交付款项约49140000元。该事实由《解约协议》及被告冯晓出具的《款项确认书》和原告提供的银行凭证予以证实。5、被告虽主张上述6000000元及约49140000元的款项系原告方倒账走流水，但其提供的反驳证据《仲裁裁决书》、《立案告知书》等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发生在绿铭公司与原、被告之间，仲裁委认定50000000余元是往来款，认为绿铭主张货款的依据不足，并没有对该款项的用途作出明确认定。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和本案的关联性欠缺，不具有针对性，并不能证明被告的抗辩主张。6、反观原告的证据，三份协议之间相互印证，且与原告提供的银行凭证及被告方签署的《款项确认书》、《专项尽调报告》等证据环环相扣，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综上，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解约协议》真实有效，被告冯晓代冯世丹履行了支付630万股股权对价的义务，尚有192万股股权对价未付，二原告享有该债权。其中，原告范斌享有70万股股权对价，被告金典控股公司享有122万股股权对价。《合同法》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本案中，二原告虽享有192万股股权对价的债权，但原告范斌已转让了20万股股权对价的权利，原告金典控股公司已转让了120万股股权对价的权利。体现在以下事实中：1、原告方在《款项确认书》中注明“范斌和金典控股公司同意将本确认书中192万股中的20万股的权利和义务不可撤销地转让于虞磊珉，请按照本确认书约定内容向虞磊珉授予或履行与20万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后原告明确该20万股权利是从范斌的70万股权利中转让出去的。2、原告在庭审中又主张其“发函要求富程公司将120万股权利转让登记到贺云冲、阮少茜、施服斌三人名下”，并明确该120万股权利是从原告金典控股公司享有的122万股权利中转出去的。综上，原告范斌对被告冯世丹所享有的债权尚余50万股股权对价；原告金典控股公司对被告冯世丹所享有的债权尚余2万股股权对价。二原告虽主张转让给虞磊珉20万股债权未通知债务人，但其在《款项确认书》中明确注明“不可撤销地转让于虞磊珉”、且被告在庭审中已就此向原告提出抗辩，故本院认为未经受让人同意、原告不可撤销该债权转让。对于另外120万股股权：原告陈述称其“发函要求富程公司将120万股转让登记到贺云冲、阮少茜、施服斌三人名下”，因该债权转让已通知债务人，现原告又以贺云冲等三人还在和富程公司确认为由，要求由原告来主张该债权。本院认为，未经受让人同意，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原告该主张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还要求被告冯世丹自2013年1月9日起支付股权对价款的利息。本院认为，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原、被告在《解约协议》中对股权对价款的付款期限未作明确约定，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以自起诉之日起算为宜。原告要求被告冯晓对冯世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原、被告在《解约协议》中约定“冯晓对冯世丹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原告该主张，符合双方约定，本院对原告该诉请予以支持。原告还主张，被告富程公司未能向原告披露信息、应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原告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冯世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范斌50万股股权对价款3900000元及其利息损失（自2015年1月7日起，以39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冯世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金典控股股份公司2万股股权对价款156000元及其利息损失（自2015年1月7日起，以156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被告冯晓对上述第一、第二项判决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冯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冯世丹追偿。四、驳回原告范斌、金典控股股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709元，由原告范斌、金典控股股份公司共同负担93115元，由被告冯世丹、冯晓共同负担2959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鉴定费50000元，由被告冯世丹、冯晓、上海富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引儿审 判 员  徐露露人民陪审员  聂毛头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书 记 员  高 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