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24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洪明，XX年XX月XX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号XX室。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汇县汇灵塑料编织厂，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号。法定代表人王永彬，厂长。委托代理人张奇元，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南粮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弄XX号。法定代表人瞿陶然，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学文，上海永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粮食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XX大道XX号XX号楼XX室。负责人辛雅琴，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张奇元，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洪明与上诉人南汇县汇灵塑料编织厂（以下简称“汇灵编织厂”）、被上诉人上海南粮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粮购销公司”）、被上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粮食局（以下简称“浦东粮食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上诉人周洪明与上诉人汇灵编织厂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2444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30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周洪明、上诉人汇灵编织厂、被上诉人浦东粮食局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奇元、被上诉人南粮购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学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汇灵编织厂系原南汇县粮食局于1991年7月全额出资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996年至1998年期间，周洪明以个人内部风险抵押方式承包了汇灵编织厂，并实际担任该厂厂长。1999年1月20日，周洪明结束承包关系。随即，周洪明办理工作移交，并按原南汇县粮食局的要求，继续催讨承包汇灵编织厂期间的应收货款。后来，周洪明陆续催收到汇灵编织厂的款项共计735,825.24元。该笔款项经（2011）浦民二（商）再重字第3号判决处理，由周洪明返还给汇灵编织厂。周洪明于2000年2月21日因涉嫌贪污罪被刑事拘留，于2000年3月5日被依法逮捕，于2001年2月7日被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等。原审另查明，汇灵编织厂为周洪明缴纳了1993年1月至2002年9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其中，2000年和2001年的社会保险费系由周洪明自己支出。上海A厂为周洪明缴纳了2002年10月至2003年11月的社会保险。上海B厂为周洪明缴纳了自2003年12月起的社会保险。汇灵编织厂自2002年10月起停止经营。2015年4月20日，周洪明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汇灵编织厂支付1999年1月至2002年9月的工资245,295元及25%的经济补偿金61,323.75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4月24日作出决定，对周洪明的请求不予受理。周洪明不服该决定，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汇灵编织厂、南粮购销公司、浦东粮食局共同支付1999年1月至2002年9月的工资合计245,295元及拖欠该部分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合计61,323.75元；2.汇灵编织厂为其补缴2000年和2001年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3.汇灵编织厂、南粮购销公司、浦东粮食局共同按调整后的工资标准补足其1999年1月至2002年9月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差额。原审审理中，周洪明称从1999年初至今，其一直按照当时粮食局领导的要求催收应收款，并提供与案外人钱某某等人的对话录音及文字转写材料（载有钱某某称“当时找你谈，我是清楚的，前面也跟你讲过。你当时停下来的时候是叫你收应收款。后面情况变化了，企业也没有了，人也买断了，有的也转制了”等）、关于对汇灵编织厂厂长周洪明同志承包经营离任终结审计的报告（载有“债权债务以九九年一月二十日为划期”、应收账款1,110,193.43元中的净坏部分961,645.33元“应有周洪明同志负责清理收回，并建议在其个人垫付资金中给予扣除”等）、南汇县粮食局2001年1月9日的函（载有周洪明因涉嫌贪污罪被刑事逮捕，系初犯、偶犯等，“况且在经济往来中，还有一定的民事清算问题，故法院在量刑处理时，能否予以从轻处罚，便于及早清算”等）。汇灵编织厂、南粮购销公司、浦东粮食局均称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其余证据均为复印件；即使该组证据真实，也与本案缺少关联性。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周洪明于1999年1月前为汇灵编织厂正式员工。汇灵编织厂称周洪明于1999年初结束承包，并受到刑事追诉，双方劳动关系就此解除。经审查，周洪明承包汇灵编织厂为个人内部风险抵押承包，承包关系的结束不等于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周洪明于2001年2月因贪污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汇灵编织厂可以因此解除与周洪明的劳动关系，但从其仍继续为周洪明缴纳社会保险等事实可以看出，当时汇灵编织厂并未作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故汇灵编织厂关于双方劳动关系于1999年初解除的意见，不予采纳。双方均陈述汇灵编织厂于2002年底前后进行改制，但均未明确改制的具体日期，亦未提供改制的具体方案，故原审法院结合汇灵编织厂为周洪明缴纳社会保险的最后月份，酌情推定汇灵编织厂于2002年9月完成改制、周洪明不属于改制买断工龄的对象。之后，汇灵编织厂不再进行经营，但双方均无证据显示任何一方实施了终止劳动关系的行为，故双方的劳动关系实际上处于中止履行状态。现周洪明主张1999年1月至2002年9月的工资，未超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时效，汇灵编织厂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周洪明称1999年1月结束承包后按粮食局领导的安排，负责催讨应收款，并提供与钱某某等人的对话录音、关于对汇灵编织厂厂长周洪明同志承包经营离任终结审计的报告、南汇县粮食局2001年1月9日的函等证据加以证明。经审核，上述三份证据虽为电子证据或书证的复印件，但能够相互印证，并且与（2011）浦民二（商）再重字第3号判决认定的周洪明收到汇灵编织厂款项共计735,825.24元的事实相一致，故认定周洪明自1999年1月起，主要负责催讨应收款，汇灵编织厂应当支付相应的工资。考虑到在外催讨应收款不同于正常提供劳动、周洪明于2000年2月至2001年2月期间因刑事案件被羁押、汇灵编织厂于2002年10月停止经营等，原审酌情按当时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认定汇灵编织厂应当补付周洪明1999年1月1日至2000年2月20日、2001年2月8日至2002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合计14,926.75元。汇灵编织厂为独立法人，周洪明要求南粮购销公司、浦东粮食局就上述拖欠的工资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周洪明于2000年2月21日至2001年2月7日期间被羁押，现要求支付该段期间的工资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周洪明要求支付上述拖欠的工资25%的经济补偿和赔偿金，但未举证证明已就上述拖欠工资事宜要求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查处，故不予处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汇灵编织厂为周洪明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并作了缴纳，故周洪明要求汇灵编织厂补缴2000年和2001年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补足1999年1月至2002年9月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差额的请求，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故该两项请求，均不予处理。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南汇县汇灵塑料编织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周洪明1999年1月1日至2000年2月20日、2001年2月8日至2002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合计14,926.75元；二、驳回周洪明的其余诉讼请求（除不予处理部分外）。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周洪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请。上诉人汇灵编织厂、被上诉人南粮购销公司、被上诉人浦东粮食局则均不接受上诉人周洪明之上诉请求。上诉人汇灵编织厂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汇灵编织厂不支付上诉人周洪明1999年1月1日至2000年2月20日、2001年2月8日至2002年9月30日的工资14,926.75元。上诉人周洪明亦不接受上诉人汇灵编织厂之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周洪明对原审查明之“汇灵编织厂自2002年10月起停止经营”提出异议，称上诉人汇灵编织厂是2003年4、5月份粮食局整体改制的时候才停止经营的。汇灵编织厂对此不予认可。经查，一则周洪明对其主张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则周洪明与汇灵编织厂在原审中均陈述汇灵编织厂于2002年底前后进行改制，但均未明确具体日期，结合汇灵编织厂为周洪明缴纳社会保险至2002年9月，原审酌情推定汇灵编织厂于2002年9月完成改制，并无不妥；三则周洪明该项异议是否成立并不影响本案最终处理结果，故本院对周洪明该项异议不作确认。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汇灵编织厂和被上诉人浦东粮食局对原审查明之“周洪明办理工作移交，并按原南汇县粮食局的要求，继续催讨承包汇灵编织厂期间的应收货款”提出异议，称上诉人周洪明催讨应收货款并非按照粮食局的要求，而是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并基于周洪明自己的利益需求。周洪明对此不予认可。经查，周洪明提供“关于对汇灵编织厂厂长周洪明同志承包经营离任终结审计的报告”、与钱为刚等人的对话录音、南汇县粮食局2001年1月9日的函予以证明，该三份证据能相互印证，且与（2011）浦民二（商）再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周洪明催收到汇灵编织厂货款735,825.24元相印证，故对汇灵编织厂和浦东粮食局该项异议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汇灵编织厂补充事实称，1.1998年1月至同年12月31日原南汇县粮食局和上诉人周洪明签订的内部风险承包经营合同第6条第6项约定，承包时与承包结束进行审计及清产核资及债权债务的清理，以列出的清单为准；2.2004年1月9日，汇灵编织厂已经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周洪明对上述两节补充事实均予以认可。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周洪明提供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上海XX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6年8月15日出具的“上海B厂社会保险费专项审计报告”；2.原南汇县粮食局于2002年10月8日出具的上海市职工退工通知单。上诉人汇灵编织厂、被上诉人浦东粮食局、被上诉人南粮购销公司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另查明，原审法院作出（2011）浦民二（商）再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后，周洪明、浦东粮食局、汇灵编织厂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28日作出（2014）沪一中民四(商)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周洪明要求上诉人汇灵编织厂支付其1999年1月至2002年9月工资的主张，第一，汇灵编织厂称周洪明于1999年初结束承包，双方劳动关系就此解除，不应支付周洪明工资。对此，根据在案证据，周洪明1999年1月前系汇灵编织厂正式员工，其承包汇灵编织厂为个人内部风险抵押承包，承包关系的结束不等于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结合汇灵编织厂为周洪明缴纳社保至2002年9月，汇灵编织厂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此之前曾向周洪明表达过终结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故对汇灵编织厂之意见不予采纳。第二，根据在案证据，周洪明在结束承包后主要负责催讨汇灵编织厂的货款，且已生效文书认定周洪明催收到汇灵编织厂货款735,825.24元，考虑到催收货款不等同于正常劳动、相关期间周洪明被羁押、汇灵编织厂于2002年10月停止经营等情形，原审法院酌情按当时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判决汇灵编织厂支付周洪明部分期间工资，并无不妥。周洪明要求汇灵编织厂支付其被羁押期间的工资，无依据，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汇灵编织厂称周洪明之诉请已过时效之主张，虽汇灵编织厂已于2002年10月停止经营并于2004年1月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双方均无证据证明任何一方实施了终止劳动关系的行为，原审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自2002年10月起处于中止履行状态，并无不当。现周洪明主张1999年1月至2002年9月工资，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汇灵编织厂称周洪明之诉请已过时效之意见，不予采纳。故对汇灵编织厂要求不支付周洪明相应期间工资之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周洪明要求南粮购销公司、浦东粮食局支付其工资以及要求汇灵编织厂、南粮购销公司、浦东粮食局共同支付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之请求，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周洪明要求汇灵编织厂补缴2000年和2001年养老保险以及要求汇灵编织厂、南粮购销公司、浦东粮食局补足相应期间养老保险差额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予处理。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可予维持。上诉人周洪明与上诉人汇灵编织厂之上诉请求（不包括不处理部分），本院均不予支持（不包括不处理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人周洪明、上诉人南汇县汇灵塑料编织厂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周洪明、上诉人南汇县汇灵塑料编织厂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鸿代理审判员  顾颖代理审判员  王骥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陆慧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