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12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士达，男，1938年9月1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徐莲，女，1969年8月1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世德，女，1941年4月1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褚秉玮，男，1962年8月15日出生。原审被告徐士迎，男，1953年1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九道湾西巷10号原审被告兼原审被告徐士迎的委托代理人徐士逵，男，1944年6月12日出生。原审被告徐晨，男，1974年6月8日出生。原审被告周岳，男，1953年12月15日出生。原审被告兼原审被告徐晨、周岳的委托代理人徐欣，男，1970年6月22日出生。上诉人徐士达因恢复原状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12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7月，徐世德起诉至原审法院称：1994年经东城法院调解，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号院房屋共计6间由徐士达、徐世德、徐士迎、徐士逵占七分之六份额，徐×2、徐×3占七分之一份额。1999年1月27日徐×2病故，2014年11月经东城法院调解，周岳继承了徐×2的份额。2002年8月1日徐×3病故，2013年6月经东城法院调解对徐×3的份额进行了继承。2007年徐×1病故，2014年8月经东城法院调解对徐×3的份额进行了继承。现上述六间房屋现由我与徐士达、徐士逵、徐士迎、徐×3等人按份共有，并由徐士达、徐士逵、徐士迎实际居住。其中徐士达居住在南数两间西房，并在西房往东接出自建房。徐士达未经房屋规划部门批准，亦未经其他共有权人同意的前提下，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影响了我的权利。故诉至法院，要求徐士达将其在加盖在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南数两间西房东侧的自建房予以拆除。徐士达辩称：徐世德所诉的东城区×号院第1幢南数两间西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由我居住。由于居住条件紧张，1980年我将这两间西房往东延伸出来了，没有改变正式房屋的结构；1984年我向当时的东城区建委规划科将我的自建房屋报规划了；1980年我盖自建房时我父亲在世，他也表示同意，当时徐世德没来，徐士迎、徐士逵也同意；在该院盖自建房的不只我一个人，徐士迎和徐士逵也盖房了；现在我和我爱人年纪大了，如果法院判决我们拆房，我们两个老人无处居住。综上，我不同意徐世德的诉讼请求。徐士逵、徐士迎辩称：西房两间是徐士达在使用，我同意他在正式房外面接出自建房。希望能够通过调解的方法解决析产案件，把房子分开，那样就没有必要进行这个案件。周岳、徐欣、徐晨辩称：因为之前我们之间曾有分家析产的案件，因为徐士达改变了房屋结构导致不能析产，如果因为徐士达的自建房影响到析产，我们同意徐世德的意见。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徐世德、徐士达、徐士逵、徐士迎、周岳、徐欣、徐晨等人作为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内1号、6号房的共有权人，对房屋均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徐士达在使用涉案房屋期间，依托正式房屋向东接出自建房，并将正式房屋的东墙拆除，其行为已改变了涉案房屋的结构，影响了其他共有权人对共有物的权利，徐世德要求徐士达将涉案房屋恢复原状，理由正当，故法院判令徐士达重新砌立涉案房屋东墙，关于徐世德要求徐士达将正式房外自建房拆除的诉求，鉴于该自建房的存在并未减损房屋价值，亦未影响房屋主要结构，故对徐世德该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徐士达虽辩称其自建房屋经过规划审批，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法院对其辩论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判决：一、徐士达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在其使用的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内一号房南数第一间、第二间西房的原东墙位置重新砌立东墙；二、驳回徐世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徐士达不服上诉至本院称：1980年时我虽将两间西房往东延伸，没有改变正式房屋的结构；我自建房时向东城区建委规划科报规划；我盖自建房时我父亲在世，他也表示同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徐士逵、徐士迎表示虽然不同意原判，但未提出上诉。徐世德、周岳、徐欣、徐晨同意原判。经审理查明，坐落北京市东城区×号房屋6间系徐世德的外祖母孙××名下私产房。1957年6月，孙××之夫王××死亡。1961年11月，孙××死亡。文革中，上述房屋被公管。孙××夫妇生有一女王×1。王×1于1981年2月死亡，王×1之夫徐××于1984年2月死亡。徐××与前妻生有一女即案外人徐×2（徐××再婚时未成年），王×1与徐××夫妇有六个子女，即徐世德及徐士达、徐士逵、徐士迎与案外人徐×1、徐×3。1984年9月，国家落实私房政策，将孙××名下的私房6间产权予以发还。因孙××夫妇及王×1夫妇均已死亡，徐世德、徐×1、徐士达、徐士逵、徐士迎到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办理了（83）京东证北字452号公证书，公证继承了上述房产6间所有权。后依据继承公证，上述五人取得该房产6间所有权。1994年，徐×3起诉徐士达、徐世德、徐×1、徐士逵、徐士迎、徐×2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继承上述房产。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上述房产6间由双方共同继承，徐×3、徐×2占七分之一份额，徐士达、徐世德、徐×1、徐士逵、徐士迎占七分之六份额。上述七人于1995年8月取得上述房产共有权证。因徐×3于2002年死亡，其未婚无子女；徐×1于2007年4月死亡，之夫徐×4于1994年5月死亡，徐×1夫妇生有二子，即徐欣、徐晨。故徐世德于2013年起诉徐士达、徐士迎、徐士逵、徐晨、徐欣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法定继承。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徐×3享有的房产份额由徐世德、徐士达、徐士逵、徐士迎各继承七十分之一份额，徐欣、徐晨各继承一百四十分之一份额。2014年，徐欣起诉徐晨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法定继承。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徐×1享有的房产份额由徐欣继承。徐×2于1999年1月死亡，其夫周×生于1980年9月死亡，徐×2夫妇生有四个子女，即周×1、周×2、周岳、周×3。2014年，周岳起诉周×1、周×2、周×3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法定继承。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徐×2享有的房产份额由周岳继承。经原审法院现场勘验，徐士达使用的房屋为北京市东城区×号院第1幢南数两间西房，上述两间西房向东接出有自建房，接出部分东西宽3.5米。上述两间正式房西房两间东墙均已不存在，其中南数第一间西房正式房与自建房之间有玻璃隔断。1995年8月10日，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东字第11515号房产共有执照，载明东城区×号院1号西房三间、6号东房三间系徐×3、徐士达、徐世德、徐×1、徐士逵、徐士迎、徐×2名下，该房产证所附的房产平面图为1984年8月10日绘制。此后，房屋登记机关未就上述六间房屋颁发新的产权证。原审庭审中，徐士达向法院提交《北京中心城控规信息依申请公开-北新桥九道湾西巷10号》（受理编号1194号）文件，证明该政府信息公开文件附图中明显绘制了徐士达使用的自建房，故该自建房属于经过规划审批的房屋，徐世德及徐士逵、徐士迎、周岳、徐欣、徐晨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表示经过规划必须有规划许可证，且94年颁发的房产证及所附房产平面图中并未记载徐士达的自建房，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上述事实，有（1994）东民初字第2087号民事调解书、（2013）东民初字第06698号民事调解书、（2014）东民初字第10080号民事调解书、（2014）东民初字第13605号民事调解书、（2015）东民初字第02527号民事判决书、房屋产权证、勘验笔录、现场照片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徐世德、徐士达、徐士逵、徐士迎、周岳、徐欣、徐晨系东城区×号院内1号、6号房屋共有权人，徐士达在使用1号房南数第一间、第二间西房时，依托正式房屋向东接出自建房，并将正式房屋的东墙拆除。鉴于徐士达自建房时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且其行为已改变了涉案房屋的结构，影响了其他共有权人对共有物的权利，故原审法院判令徐士达重新砌立涉案房屋东墙并无不当。徐士达所提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徐世德负担35元（已交纳），由徐士达负担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徐士达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龙代理审判员李桃代理审判员王云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       春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