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民终字第37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灵增，男，1938年11月12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小妹，女，1945年8月20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1，男，2011年8月19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法定代理人钟银芝，1991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泸溪县，系江某1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2，女，2013年12月25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法定代理人钟银芝，1991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泸溪县，系江某2的母亲。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江明炳，1987年10月6日出生，侗族，公民身份号码5226271987********，住贵州省天柱县兰田镇公闪村杨柳组，系江灵增、杨小妹的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华强，男，1967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如方，男，1963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原审被告江河清，男，1976年4月20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原审被告ＸＸＸ，男，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武隆县。上诉人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江某2因与被上诉人赵华强、吴如方，原审被告江河清、ＸＸＸ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泗民初字第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吴如方系在本地从事农民自建房拆房工程的包工头。2015年3月5日，赵华强为甲方与吴如方为乙方签订《拆房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拆除旧房。拆除要求：拆到平地为止，有关材料按甲方指定地点堆放（但不要超过20米），五孔板30元/块、红砖0.30元/块，拆完由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拆房款，不得拖欠。乙方在拆房施工中，甲方负责为乙方买好保险，安全责任由乙方负责。拆房日期：2015年3月16日，甲方提供中餐。吴如方承包拆房工程后，将拆房工程以红砖0.25元/块、五孔板20元/块的价格将工程交由ＸＸＸ施工，并将拆房协议交给ＸＸＸ。ＸＸＸ又叫了江河清、死者江某3等12人实施拆房，按照红砖0.25元/块、五孔板20元/块来做，江河清、江某3等人按照每天180元和200元核算，如果有利润的，给ＸＸＸ一点烟钱。2015年3月19日，拆房工程开始。2015年3月22日，江某3在拆房过程中不慎摔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杭州市西湖区双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未能达成协议。2015年4月17日，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江某2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判令：赵华强、吴如方连带赔偿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江某2死亡赔偿金7570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18397元、丧葬费22256.50元，合计1197673.50元；本案诉讼费由赵华强、吴如方承担。另查明，死者江某3，1984年7月20日出生，系农业户籍，长期在杭州从事拆房工作。江灵增，1938年11月12日出生，杨小妹，1945年8月20日出生，系江某3的父亲、母亲，农业户籍，育有二个子女。江某1，2011年8月19日出生，江某2，2013年12月25日出生，均系江某3的子女，农业户籍，事故发生前由江某3与钟银芝共同抚养。原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各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赵华强、吴如方、江河清、ＸＸＸ之间的法律关系、江某3与吴如方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及赵华强、吴如方、江河清、ＸＸＸ是否存在过错。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雇佣关系是一方提供劳务，受雇主指派从事一定的劳动，接受劳务一方支付相应报酬的一种合同关系。雇佣关系以劳务给付为标的，只要一方按照要求提供劳务，雇主即应支付报酬。而承揽关系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为给付报酬的依据。本案中，赵华强与吴如方签订《拆房协议》，将旧房拆除工作承包给吴如方，工作成果为房屋拆除至平地止，报酬以拆下的建筑材料折抵，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承揽关系。赵华强作为定作人，只有在定作、指示或选任过失的情况下，对承揽人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赵华强不存在定作、指示过失，其选任的吴如方长期从事拆房工作，有相应的建筑施工技能，符合《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规定的村镇建筑工匠的要求，亦不存在选任过失。故赵华强在本案中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吴如方在承揽拆房工程后，并未自己组织工人拆房，而是将拆房工程交由ＸＸＸ进行，吴如方从中赚取差价。ＸＸＸ和吴如方之间并非按照提供的劳务计算报酬，而是按照完成的工作成果（拆除房屋）为计算报酬的依据，劳动工具亦由ＸＸＸ提供，故ＸＸＸ与吴如方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吴如方与ＸＸＸ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转包法律特征，应认定为转包关系。吴如方辩称其代表ＸＸＸ与赵华强签订合同，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又辩称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ＸＸＸ，亦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ＸＸＸ从吴如方处转包拆房工程后，组织江河清、死者江某3等人实施拆房工作，按每天180元和200元核算，有利润就给被告ＸＸＸ“一点烟钱”。ＸＸＸ与死者江某3等人之间的关系更符合雇佣的法律特征。ＸＸＸ作为雇主，应对雇员在从事雇佣工作中死亡承担过错责任。现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江某2不要求ＸＸＸ承担责任，而坚持以江某3与吴如方之间构成劳务雇佣关系，要求以雇员身份要求吴如方承担雇主责任，并要求赵华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江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80元,由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江某2负担。宣判后，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江某2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赵华强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与事实不符。赵华强将自己房屋拆除工程交由吴如方承包，一审认定系承揽关系，该认定是错误的。吴如方向赵华强提供的是劳动过程，而非劳动成果。依照合同法第264条规定，如果是承揽关系，定作物应当实际存在并有相应价值，而拆房工程没有最终的定作物进行交付，故本案认为承揽关系有失偏颇，认定为建设工程承包关系更为妥当。二、赵华强将房屋拆除工程交由无拆房资质的吴如方存在过错。吴如方虽多年从事房屋拆除业务，但没有取得相应的资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50条规定“房屋拆除应当有局部保证安全条件的建筑施工单位承担，由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对安全负责”，《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村镇建筑工匠必须取得县级村镇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村镇建筑工匠资格证书，方可承担规定业务范围的村（居）民住宅建设施工任务。”赵华强所拆除房屋高达三层，非二层以下或层高8米以下低层建筑，故对其拆除应依据建筑法及浙江省相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赵华强在发包拆除工程时未尽到必要的审慎义务，将拆房工程交由无资质的吴如方施工，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三、吴如方在自己无施工资质的情况下承包拆除房屋工程，之后将工程转包给无资质的ＸＸＸ，也存在不可推卸的过错，也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赵华强、吴如方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显然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柳江某2菁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诉人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柳江某2菁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赵华强辩称：赵华强与吴如方签订了承包合同，并购买了保险合同，拆房施行的是“以料代工”，赵华强不需要在场监督，也不需要再向承包人支付款项。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赵华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吴如方辩称：上诉人认为吴如方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吴如方除认识ＸＸＸ外，从未与其他施工人员相识，包括死江某3秀，此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所有施工人员是由ＸＸＸ和江河清组织，拆房工具也是江河清购买，拆下的材料也是江河请放到吴家村的租住房内。由于吴如方江某3秀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务关系，因此上诉人要求吴如方承担相应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吴如方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审被告江河清、ＸＸＸ在二审中未作答辩，也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赵华强与吴如方签订《拆房协议》，约定赵华强委托吴如方拆除旧房，要求拆到平地为止，赵华强按五空板30/块、红砖0.3/块向吴如方支付拆房款，双方之间符合承揽的法律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赵华强与吴如方之间系承揽关系，并无不当。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柳江某2菁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赵华强、吴如方系承揽关系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吴如方长期从事农村拆房工作，有相应的拆房技能，赵华强委托吴如方拆除其旧房，在定作、选任上并不存在过失，故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柳江某2菁认为赵华强在选任拆房施工人员时存在过错，要求赵华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吴如方在承揽拆房工程后，将拆房工程转包给ＸＸＸ，其转包行为并不存在过错，故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柳江某2菁要求吴如方承担相应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80元，由江灵增、杨小妹江某1柳江某2菁负担（本院准予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志军审 判 员  韩 昱代理审判员  王 超二〇一六年三月二日书 记 员  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