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55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118号B幢24-8，组织机构代码20293400-4。法定代表人谢安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邹俊，男，汉族，1971年12月21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代理人熊春霞，女，汉族，1992年1月18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住重庆市綦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锋，男，汉族，1982年9月29日出生，系璧山县永先建筑设备租赁站业主，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代理人刘建宇，重庆君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都建司）与被上诉人罗锋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4日作出（2014）璧法民初字第02299号民事判决。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5年10月26日、2016年3月1日进行了询问。江都建司的委托代理人熊春霞、邹俊、罗锋的委托代理人刘建宇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富利建司）作为甲方于2011年与作为乙方的江都建司签订了《施工承包协议》，约定将其承建的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一标段建筑安装工程（以下简称本案讼争工程）分包给江都建司，且双方对工程名称、工程承包方式、工程承包范围及分包工程内容等进行约定。在该协议的甲方落款处加盖有“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在乙方落款处加盖有“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且在其委托人代理人处有“孙学锋”签字确认。另，江都建司于2011年3月1日向广州富利建司出具的《授权书》中载明，“孙学锋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以本公司名义参加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工程项目的谈判、签订合同以及合同的执行、完成和纠纷处理，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本授权书于2011年3月1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且庭审中，江都建司称孙学峰系其项目部负责人。关于当事人双方是否存在租赁关系的问题。庭审中，罗锋为证明其与江都建司存在租赁关系，并举示了以罗锋为业主的璧山县永先建筑设备租赁站为甲方与江都建司为乙方于2011年5月16日签订的《物资租赁协议》（以下简称本案租赁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租金单价钢管0.012元/米.天，（十字、直接/旋转）扣件0.008元/套.天；维修费钢管0.1元/米，（十字、直接/旋转）扣件0.1元/套；赔偿费钢管、扣件按照市场价赔偿，T型栓0.6元/套。……乙方支付上下车费各10元/吨。租用1.5米钢管须租用1个以上扣件，归还时钢管扣件按比例搭配归还，所租物资如有损坏或遗失，按合同约定价格赔偿，赔偿金未支付完毕前，需赔偿的物资按本协议的租金给付方式向甲方支付租金损失。乙方每月月底向甲方据实给付租金、维修费等。如逾期给付，乙方每天按所欠金额的0.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负责人负连带责任，同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资，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在甲方落款经办人一栏有“吴伯荣”的签名字样，并加盖有“璧山县永先建筑设备租赁站”印章。在乙方落款的法定代表人一栏有“谢华安”的签名字样，在其负责人一栏有“刘红兵”、“罗德凯”以及“黄发勇”的签名字样，且加盖有“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且在工程项目一栏书写有“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一标段”。江都建司质证称上述租赁协议中的加盖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不是江都建司的印章，谢华安的签名也不是本人所签，江都建司未与罗锋签订租赁合同，刘红兵、罗德凯、黄发勇都不是江都建司员工。经江都建司申请，并经双方当事人确认鉴定单位，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对罗锋提交的2011年5月16日《物资租赁协议》中的乙方处所盖“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谢华安”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14年8月7日，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正[2014]物鉴字第75号文书物证司法鉴定意见，鉴定意见：1、检材落款日期为2011年5月16日的《物资租赁协议》上加盖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其文字内容相同的样本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公章印文。2、检材落款日期为2011年5月16日的《物资租赁协议》上“谢华安”签名字迹不是谢华安本人所写。一审法院依法向当事人双方送达了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江都建司对该鉴定意见予以认可，且该结论能够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罗锋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但不排除江都建司使用多枚印章的可能，也不能否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租赁关系。关于本案租赁协议的履行情况。罗锋向承租方提供了租赁物资。从2011年6月2日至2012年10月27日，罗锋共计提供钢管163902.7米、扣件111948套，且在其提交的39张（永先）租赁站发料单中有本案租赁协议中乙方负责人“罗德凯”或“ＸＸ勇”等的签字确认，且在上述发料单中记载了，车号为渝Ｂ×××××、渝Ｂ×××××、渝Ａ×××××，渝Ａ×××××、川Ｘ×××××等情况；从2012年4月22日至2013年11月29日，承租人共计退还钢管159048.4米、扣件93745套，尚有钢管4854.3米、扣件18203套未归还，且在罗锋提交的28张（永先）租赁站收料单中有“罗德凯”的签字确认；截至2014年4月25日，承租人应付罗锋租金等费用1114107.86元，其中包括上下车费14846.86元、维修费25279.34元及T型栓丢失赔偿费5556.6元，且在罗锋举示的50页永先租赁站租金结算表中的截至2013年12月25日的租金结算表中有“黄发勇”或“罗德凯”的单独或双人的签字确认。除去罗锋自认截至2013年9月30日承租方已支付的租金等费用（包括部分租金、上下车费14846.86元、维修费24729.64元及T型栓丢失赔偿费5543.4元）70万元外，承租方截至2014年4月25日尚欠租金413544.96元、维修费549.7元及T型栓丢失赔偿费13.2元。江都建司质证称，对上述（永先）租赁站发料单、收料单及租金结算表均不予认可，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关于罗锋租赁物资是否用于本案讼争工程的问题。罗锋称其所供的钢管、扣件等租赁物资用于了江都建司承建的本案讼争工程，为此，举示了2014年7月6日周文勇出具的证明（载明了“我是车牌渝Ｂ×××××的驾驶员周文勇510283197903159359,2010年3月至2012年10月期间，我在永先租赁站和祥锋租赁站拉钢管、扣件等建筑物资到重庆江都建设集团公司承建的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项目，当时收货的有江都集团的黄发勇、罗德凯两个负责人。工地地址在江北区鸿恩寺，我一共拉了十几车物资到鸿恩寺保利江上明珠工地。以上情况属实”）及其驾驶证、渝Ｂ×××××机动车行驶证，唐某出具的证明（载明了“我是车牌渝Ｂ×××××的驾驶员唐某510232197003055415,2010年3月至2012年10月期间，我在璧山祥锋和璧山永先租赁站拉钢管、扣件等建筑物资到重庆江都集团公司承建的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项目，当时收货的有江都集团的黄发勇、罗德凯两个负责人。工地地址在江北区鸿恩寺，我一共拉了十几车物资到鸿恩寺保利江上明珠工地。以上情况属实”）及渝Ｂ×××××机动车行驶证附页，王某出具的证明（载明了“我是车牌渝Ａ×××××的驾驶员王某510232195507173918,2010年3月至2012年10月期间，我在永先租赁站拉钢管、扣件等建筑物资到重庆江都建设集团公司承建的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项目，当时收货的有江都公司的黄发勇、罗德凯两个负责人。工地地址在江北区鸿恩寺，我一共拉了三十几车物资到鸿恩寺保利江上明珠工地。以上情况属实”）及其驾驶证、渝Ａ×××××机动车行驶证附页，张从华出具的证明（载明了“我是车牌渝Ａ×××××的驾驶员张从华510232690813391,2010年3月至2012年10月期间，我在璧山县祥锋建筑设备租赁站和永先租赁站拉钢管、扣件等租赁物资到重庆江都公司承建的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项目，当时拉货的材料员是黄发勇、罗德凯。工地地址在江北区鸿恩寺上面，我共拉了十几车物资到他们工地。特此证明”）及其驾驶证、渝Ａ×××××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各一份予以证明，且罗锋申请的证人唐某、王某出庭证实，其出具的上述证明中陈述的情况属实。江都建司质证称，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是虚假的；对以上证人证言不认可，所陈述的是虚假的。另，江都建司辩称江都建司分别与重庆乾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中海建筑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九龙坡区中梁山唯尊建筑机具租赁站建立租赁关系，且上述公司或租赁站向江都建司承建的本案讼争工程提供钢管、扣件等租赁物资，为此，江都建司举示了2012年1月1日《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合同》1份、发货单9张、周材归还明细表6张、租金结算表3张，2011年6月5日《建筑周转物资租赁合同》1份、送货单8张、周材归还明细单9张、租金结算表14张，2011年9月27日《唯尊机具租赁站租赁合同》1份、发货单19张、周材归还明细清单12张、唯尊机具租赁站租金结算表18张予以证明。罗锋质证认为，江都建司方提供的上述证据是江都建司找相关公司补开的，均不是真实的，根据江都建司提供的三份合同及租金结算表，江都建司方向三个租赁站租赁物资产生的租金应该达到180万元，但是江都建司没有提供相关支付凭证，与事实不符。再则江都建司方提供的三家租赁公司租赁的钢管数量与其承建的工程量不匹配。从江都建司提供的三家租赁公司的送货单和归还单可以看出均是2011年和2012年初租赁的，而通过该组证据的票面来看显然是最近才补的。对于江都建司未举示上述租赁的相关支付凭证的问题，庭审中，江都建司称本案讼争工程的相关款项的支付等都是该项目负责人孙学峰负责，因此，江都建司无法举示相关支付证据，且罗锋也没有举示除广州富利建司支付的20万元材料款之外的其他支付凭证。同时查明，江都建司的项目负责人孙学锋（公民身份号码：50×××15）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62×××54以网上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1年11月29日、2012年4月27日、2013年1月30日向罗锋妻子左文凤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31×××56支付了10万元、20万元、20万元。庭审中，罗锋称左文凤系罗锋经营的璧山县永先建筑设备租赁站的财务。2013年9月30日，广州富利建司通过其名下的中国民生银行重庆加州支行账户11×××96以转账支票的方式向罗锋经营的璧山县永先建筑设备租赁站名下的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账户60×××15支付了20万元。罗锋称上述款项共计70万元系江都建司方向罗锋支付的租金等费用，其中江都建司通过其委托代理人孙学锋转账了50万元，并通过广州富利建司代江都建司支付了20万元。经罗锋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广州富利建司调取了2013年9月30委托支付函、资金安排表及2011年3月1日授权书等各一份，其中委托支付函中载明，“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兹委托贵公司支付我公司负责施工的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项目一标段工程2013年9月29日资金安排表工程款376.00万元整（大写：叁佰柒拾陆万元整，收款人及明细见资金安排表），其中人工工资113.00万元；钢管及塔吊租赁40.00万元；材料款70.00万元；项目部工资105万元；……”，在授权委托人落款处加盖有“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且在项目负责人处有“孙学锋”的签字确认，并在“孙学锋”下方书写有“50×××15”；资金安排表中载明，“17.璧山县永先建筑设备租赁站金额20万元，备注：钢管租赁；23.材料备用金、24.项目部工资，负责人：孙学锋，身份证号码50×××15，金额23万元、105万元，……以上合计376万元”，且在该表底部书写有“请贵司按以上明细支付。孙学锋2013.9.30”。罗锋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而江都建司对上述授权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2013年9月30委托支付函、资金安排表不予认可，并称江都建司未出具过委托支付函，上面加盖的印章也不是江都建司公司的印章。经罗锋申请，并经双方当事人确认鉴定单位，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对一审法院依法向广州富利建司调取的2013年9月30日《委托支付函》中加盖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分别与罗锋提交的2011年5月16日《物资租赁协议》上加盖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以及江都建司提供2008年备案公司印章是否系同一印章进行司法鉴定。2015年3月10日，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正[2015]文鉴字第21号文书鉴定意见，鉴定意见：检材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30日的《委托支付函》右下方授权委托人处加盖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其文字内容相同的两枚样本公章印文都不是同一枚公章印文。一审法院依法向当事人双方送达了该文书鉴定意见书。当事人双方对该鉴定意见均予以认可。庭审中，当事人双方确认目前钢管及扣件的市场价格为钢管10元/米、扣件3.8元/套。关于罗锋主张的违约金问题。庭审中，江都建司认为罗锋主张的每日按所未付租金的0.1%的违约金过高，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关于罗锋主张的律师费4万元的问题。庭审中，罗锋称其依据的是2014年3月25日代理人刘红兵代表江都建司向罗锋作的书面承诺中载明的承担律师费用的问题，律师费的计算标准是根据司法局的相关文件依法收取的，且举示了刘红兵于2014年3月25日出具的《承诺书》、重庆君毅律师事务所民事诉讼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发票、重庆市律师服务所收费标准各一份予以证明。江都建司辩称刘红兵无权代表我公司签任何东西，且双方无合同关系，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且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认为费用过高。罗锋诉称，2011年5月16日，罗锋经营的璧山县永先建筑设备租赁站与江都建司签订了《物资租赁协议》，协议约定罗锋租赁钢管、扣件给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用于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项目。协议对单价、付款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同时还约定：“如逾期给付租金、维修费的，每天按所欠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负责人负连带责任”。协议签订后，罗锋按约履行了出租人义务，而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却未能按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向罗锋支付租金。2014年3月25日，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罗锋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4年4月10日前支付拖欠罗锋的全部租金及赔偿未归还的物资，如未按时支付，自愿向罗锋承担违约赔偿及诉讼费、律师费等，且自愿承担违约损失赔偿不主张显失公平。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罗锋出具承诺书后，却未能按承诺支付租金及赔偿。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多次催收，罗锋仍拒不支付。综上，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故拖欠租金、物资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给罗锋造成了重大损失。为维护罗锋的合法权益，现特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至贵院，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于2011年5月16日签订的《物资租赁协议》；2、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罗锋截止2014年4月25日的租金413544.96元，且未支付赔偿费的租赁物资计付租金至赔偿费付清时止；3、江都建司立即归还罗锋钢管4854.3米、扣件18203套，如不归还则按钢管13元/米、扣件5元/套向罗锋支付赔偿费共计154120.9元；4、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立即支付罗锋维修费549.7元、T栓赔偿费13.2元，以上共计562.9元；5、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每月应付未付租金为基数从应付租金次日起向罗锋支付每日0.1%的违约金直至租金支付完毕时止；6、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罗锋支付因罗锋向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催收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40000元；7、由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江都建司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合同签字人员刘红兵不是公司员工，江都建司也不认识刘红兵，合同上面加盖的印章也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谢华安”也不是江都建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合同乙方落款处的罗德凯、黄发勇也不是公司员工，江都建司也不认识他们。且罗锋所举示的合同经鉴定与江都建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不一致，刘红兵没有公司授权与他们签订任何合同。且法院调取的相关材料中的印章不是公司印章，这些材料都不是真实的，据此，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律及实施上的租赁关系，江都建司不应该承担支付义务及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罗锋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江都建司在本案讼争工程中是否存在使用多枚印章的认定。具体分析如下：1、江都建司于2011年3月1日向广州富利建司出具的《授权书》（加盖有“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中载明，“孙学锋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以本公司名义参加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工程项目的谈判、签订合同以及合同的执行、完成和纠纷处理，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且庭审中，江都建司称本案讼争工程的相关款项的支付等都是由该项目负责人孙学峰负责；2、一审法院依法向广州富利建司调取的加盖有“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的2013年9月30《委托支付函》中有江都建司的项目负责人孙学锋的签字确认；3、对于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渝法正[2014]物鉴字第75号文书物证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渝法正[2015]文鉴字第21号文书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因当事人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上述鉴定意见可证实渝中区公安局于2008年6月3日出具的《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中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本案租赁协议中加盖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公章印文，且2013年9月30日《委托支付函》右下方授权委托人处加盖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也与上述两枚公章印文都不是同一枚公章印文。据此，一审法院可认定江都建司在本案讼争工程中存在使用多枚印章的情况。二、当事人双方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认定问题。其分析如下：其一，根据本案的证据及双方到庭陈述，可认定江都建司实际承建了本案租赁协议中载明的“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一标段”工程；其二，江都建司已向罗锋实际支付了70万元的租金等费用。其理由如下：1、江都建司于2011年3月1日向广州富利建司出具的《授权书》中载明，“孙学锋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以本公司名义参加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工程项目的谈判、签订合同以及合同的执行、完成和纠纷处理，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且庭审中，江都建司方称本案讼争工程的相关款项的支付等都是由该项目负责人孙学峰负责；2、江都建司的项目负责人孙学锋通过其个人账户向罗锋妻子左文凤支付了共计50万元；3、2013年9月30日，本案诉讼工程的分包方广州富利建司依据加盖有“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且有江都建司项目负责人孙学锋签字确认的2013年9月30委托支付函及其资金安排表向罗锋经营的璧山县永先建筑设备租赁站支付了20万元，且上述资金安排表中载明了“17.璧山县永先建筑设备租赁站金额20万元，备注：钢管租赁”。据此，在江都建司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孙学锋作为江都建司承建的本案讼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通过其个人账户或委托广州富利建司向罗锋支付的租赁费等款项，应视为江都建司向罗锋实际支付了租金等费用共计70万元。再结合罗锋举示的39张（永先）租赁站发料单中记载了渝Ｂ×××××、渝Ｂ×××××、渝Ａ×××××，渝Ａ×××××等车牌号，且罗锋举示了周文勇出具的证明及其驾驶证、渝Ｂ×××××机动车行驶，唐某出具的证明及渝Ｂ×××××机动车行驶证附页，王某出具的证明及其驾驶证、渝Ａ×××××机动车行驶证附页，张从华出具的证明及其驾驶证、渝Ａ×××××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各1份，以及唐某、王某出庭证实了“2010年3月至2012年10月期间，从璧山县永先租赁站将钢管、扣件等租赁物资拉到江都建司承建的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项目”等，应认定江都建司实际将罗锋的钢管、扣件等租赁物资用于了其承建本案讼争工程，且已支付了罗锋部分租金等费用这一事实，故，罗锋与江都建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关于江都建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问题。虽然罗锋举示的2011年5月16日《物资租赁协议》中“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与江都建司在公安机关的备案公章不一致，但江都建司在本案讼争工程中实际使用多枚公章，且当事人双方实际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在江都建司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应按本案租赁协议来履行较为适宜，即本案租赁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双方应当依法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租赁协议签订后，罗锋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提供租赁物资的合同义务，江都建司先后共计租用罗锋钢管163902.7米、扣件111948套，已付租赁费用70元（含部分租金、上下车费14846.86元、维修费24729.64元及T栓丢失赔偿费5543.4元），截至2014年4月25日尚欠租金413544.96元、维修费549.7元及T型栓丢失赔偿费13.2元，钢管4854.3米、扣件18203套未归还。对于江都建司未按照约定按期给付罗锋租金等费用，按照租赁协议约定，作为出租方的罗锋有权解除租赁协议，并要求其支付租金、维修费、T型栓丢失赔偿费、退还租赁材料等，故罗锋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以及要求江都建司支付截至2014年4月25日的租金、维修费、T型栓丢失赔偿费及退还租赁物资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罗锋主张的后续租金，一审法院认为，应以未退还钢管、扣件为基数，以双方租赁协议约定的日租金钢管0.012元/米、扣件0.008元/套，从2014年4月26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时止计算，较为适宜。对于钢管、扣件的赔偿标准的认定问题，本案租赁协议中约定了钢管、扣件的赔偿费按市场价计算，且庭审中，当事人双方确认目前钢管及扣件的市场价格为钢管10元/米、扣件3.8元/套，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钢管按10元/米、扣件按3.8元/套来计算赔偿款较为适宜。罗锋主张的违约金部分，江都建司未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租金，已经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违约金的计算依据，租赁协议约定“如逾期支付，乙方每天按所欠金额的0.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而江都建司认为该约定过高，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未提交证据证明江都建司违约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综合考虑本案合同约定、江都建司欠付租金的期限及金额等因素，酌情主张违约金82000元。对于罗锋要求江都建司支付律师费4万元的问题。本案中，罗锋举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当事人双方就罗锋向江都建司催收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由江都建司承担这一事项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据此，对于罗锋要求江都建司支付律师费4万元的诉请，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1、罗锋与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16日签订的《物资租赁协议》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2、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次日给付罗锋租金413544.96元、维修费549.7元及T型栓丢失赔偿费13.2元，共计414107.86元以及后续租金（以未退还钢管、扣件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日租金钢管0.012元/米、扣件0.008元/套，从2014年4月26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3、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次日退还罗锋钢管4854.3米、扣件18203套，如不能退还，则按照钢管10元/米、扣件3.8元/套标准计付赔偿款给罗锋；4、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次日给付罗锋违约金82000元。5、驳回罗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82元，减半收取4941元，由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限江都建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交纳于一审法院立案庭；罗锋预交的9882元待本判决生效后予以退还）。江都建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1、上诉人在本案诉争工程中没有使用多枚印章，上诉人也没有实际使用租赁物资，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2、孙雪峰不是项目的负责人，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罗锋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江都建司为承建“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一标段”工程与罗锋签订了《物资租赁协议》。该协议尾部加盖了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关于上诉人是否使用了多枚印章。在一审中，经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向广州富利建司调取的《委托支付函》加盖有“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渝中区公安局于2008年6月3日出具的《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中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本案租赁协议中加盖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都不是同一枚公章印文。结合江都建司于2011年3月1日向广州富利建司出具的《授权书》（加盖有“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中载明，“孙学锋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以本公司名义参加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工程项目的谈判、签订合同以及合同的执行、完成和纠纷处理，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且在一审庭审中，江都建司称本案讼争工程的相关款项的支付等都是由该项目负责人孙学峰负责。同时，孙学锋作为江都建司项目负责人曾通过个人帐户向被上诉人的妻子左文风转账50万元，被上诉人罗锋称该款项是孙学锋支付的租金，上诉人未能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孙学锋与罗锋有其他经济往来，从而否定被上诉人的这一说法。客观上罗锋提供的钢管、扣件等租赁物资确实用于了江都建司承建的本案讼争工程，且孙学锋已支付了罗锋部分租金等费用，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罗锋与江都建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故对二审中，上诉人要求对委托付款函上孙学峰是否是其本人签名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故江都建司作为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应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82元，由上诉人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付永雄审 判 员  肖怀京代理审判员  陈 娟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唐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