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3民终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1，男，1953年5月14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程×2，女，1956年7月8日出生。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欣，北京市众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3，男，1978年6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女，1983年4月1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俞虹，北京市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程×2、程×1因与被上诉人姚××、程×3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43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8月，程×2、程×1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们俩系夫妻关系，姚××与程×3是系我们的儿子、儿媳，姚××与程×3于2007年10月24日登记结婚。2007年我们俩购买北京市朝阳区××2107号房屋，该房屋虽然登记在姚××、程×3名下，但全部费用均由我们出资，我们为真正产权人，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北京市朝阳区××2107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归我们俩所有。程×3在原审法院辩称：同意程×2、程×1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是程×2、程×1出资购买的。姚××在原审法院辩称：不同意程×2、程×1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是我与程×3共同购买的。程×2、程×1只是部分出资，没有全额出资。在我与程×3结婚前，程×2、程×1的汇款均为对程×3的赠与。后程×3将涉案房屋50%的份额赠与了我。我与程×3结婚后，我们履行了按揭贷款的还款义务。婚姻存续期间程×2、程×1还向我与程×3有过赠与。根据房产证，涉案房屋是我与程×3的共有财产。本案实际是因我与程×3之间的离婚诉讼引发的，程×2、程×1的本诉目的实际是帮助程×3独占涉案房屋。不论从利益或血缘关系，程×3的陈述均不应采信。经审理查明：程×2、程×1系夫妻关系，程×3系程×2、程×1之子，姚××系程×2、程×1之儿媳，姚××、程×3于2007年10月24日登记结婚。姚××、程×3之间离婚诉讼正在法院审理中。本案庭审中，程×2、程×1称自2007年5月20日至2010年7月19日分10笔汇款给姚××，共95.8万元，委托其替程×2、程×1购买涉案房屋，双方已达成口头协议，为此提交汇款凭证，具体为：1.2007年5月20日汇款10.7万元，2.2007年6月6日汇款6000元，3.2007年6月20日汇款30万元，4.2007年6月21日汇款9万元，5.2007年8月4日汇款4万元，6.2007年9月29日汇款2万元，7.2008年7月7日汇款20万元，8.2009年2月18日汇款1万元，9.2010年3月15日汇款1.5万元，10.2010年7月19日汇款17万元。程×3均予认可。姚××不予认可，表示前5笔汇款是在姚××、程×3婚前，程×2、程×1对程×3的赠与，用于支付涉案房屋首付款和中介公司过户费；第6笔汇款是结婚定金，与购房没关系；第7笔汇款是姚××、程×3婚后，程×2、程×1赠与姚××、程×3的出资，用��偿还购房贷款；第8笔汇款是程×2、程×1给孙女以贺孙女出生，与购房无关。第9笔汇款是程×2、程×1给孙女的压岁钱，与购房无关。第10笔汇款是程×2、程×1赠与姚××、程×3的出资，用于偿还购房贷款。程×2、程×1还提供了吴×1、吴×2、程×4的证人证言，主要证明程×2、程×1借用姚××名义出资购房，曾汇款给姚××。此外，证人周×、张×出庭作证，证明程×2、程×1与姚××、程×3达成口头的借名买房约定，由程×2、程×1借用姚××的名义出资购房，产权人归出资人即程×2、程×1所有。周×称其已与程×2、程×1认识多年，为程×2、程×1提供开车代驾服务；张×称周×是其爱人，程×2、程×1与姚××、程×3商谈婚姻购房事宜时，随程陪同服务。程×3均予认可。姚××表示吴×1、吴×2、程×4未出庭，不予质证；周×、张×与程×2、程×1存在利害关系，且家庭内部讨论婚姻购房大事，并无外人在场。另查明，2007年5月22日，姚××、程×3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姚××、程×3共同购买涉案房屋，上述房产由姚××、程×3按份共有，产权份额为姚××、程×3各占50%；由姚××持《房屋所有权证》，由程×3持《房屋共有权证》；鉴于姚××、程×3共同拥有该房屋产权，并共同申请贷款，姚××、程×3同意将上述房产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2007年5月24日，北京市公证处为上述《协议书》出具（2007）京证内字第××号公证书。2007年6月13日，姚××、程×3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签订《楼宇按揭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姚××、程×3为购买涉案房屋贷款60万元。2007年6月29日，姚××、程×3与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涉案房屋，房屋总价为人民币70万元。当日，朝阳区地方税务局开具契税完税证和发票，纳税人和付款人均为姚××、程×3。2007年7月3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颁发涉案房屋的京房权证朝私07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姚××，共有人为程×3，共有份额为50%。对于上述事实，程×2、程×1认为《协议书》、《公证书》在先，《房屋买卖合同》在后，颠倒程序，严重违背法理。程×2、程×1还提交房屋登记表两份，称一份为姚××、程×3离婚诉讼中姚××提供，一份为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档案管理中心调取，两份登记表中姚××、程×3名字的位置明显不一致，姚××篡改房屋登记表从而取得公证处的公证。程×3称没见过房屋登记表，也没在上面签过字。姚××称房屋登记表由房屋登记部门填写，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房屋是否由程×2、程×1出资购买以及程×2、程×1是否与姚××达成过约定，由姚××替程×2、程×1购买涉案房屋。首先，程×2、程×1并×与涉案房屋的原产权人签订过房屋买卖合同，也未向涉案房屋原产权人支付过购房款。其次，程×2、程×1诉称购房出资已全部汇款给姚××，并约定由其替程×2、程×1购买涉案房屋。对此，程×2、程×1的主要证据是汇款凭证和证人证言。对于证人证言，其中三位证人并×出庭作证，另二位证人虽出庭作证，但与程×2、程×1存在利害关系，故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低；对于汇款凭证，缺乏证据证明汇款性质和用途均属于购买涉案房屋。在无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法院无法确认程×2、程×1与姚××达成过汇款给姚××，由姚××替程×2、程×1购买涉案房屋的约定，程×2、程×1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对于程×2、程×1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程×2、程×1所有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0月判决驳回程×1、程×2的诉讼请求。判决后，程×1、程×2不服，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上诉至本院称：我方并不存在赠与涉案房屋的事实，我方系借姚××名义购房，借名买房的事实成立，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我方的原审诉讼请求。姚××同意原判。程×3亦不同意原判，但未提出上诉。本院审理中，姚××表示姚××、程×3与王××2007年6月29日签订的房屋总价为7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系为交税所签，房屋实际购买价为98万余元。程×1、程×2表示对此不清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部分与原审查明事实无异。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协议书、公证书、汇款凭证、证人证言、���屋买卖合同、按揭贷款合同、房屋所有权证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所查事实及双方二审的诉辩称意见，本案二审双方的争议焦点为：程×1、程×2是否存在借姚××名义购房的事实。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所查事实，在程×1、程×2给姚××所汇的10笔汇款共95.8万元中，除去姚××不认可的3笔款项共4.5万元，虽然其余91.3万元可以认定系程×1、程×2用于购买涉案房屋的相关费用，但首先程×1、程×2出资与房屋所有权归属并不等于同一问题，其次，程×1、程×2提供的出庭证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证明力较弱，并不足以证明程×1、程×2系借姚××名义购房，再结合姚××与程×3协议约定双方共同购买并按份共有涉案房屋，及��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姚××、共有人为程×3的事实，本院难以认定程×1、程×2存在借姚××名义购房的事实，故程×1、程×2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综上，程×1、程×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6690元，由程×1、程×2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3380元，由程×1、程×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贵代理审判员  江锦莲代理审判员  陈亢睿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黄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