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常民终字第14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嘉奇。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阳。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培军、姚海生，江苏鼎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学理。上诉人姚嘉奇、徐阳因与被上诉人刘学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4）新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情况：姚嘉奇、徐阳诉称，两人系夫妻，徐阳通过朋友认识了言杰及刘学理。2010年11月，言杰打电话给徐阳，说刘学理想向徐阳借钱，并提供了刘学理的银行卡号，当时商定月息2分，未约定借款期限。后姚嘉奇于当月17日通过其建行卡向刘学理的农行卡转账70万元，将该款借给刘学理。刘学理从次月开始支付利息至2012年9月，共计30.8万元。但此后刘学理就再未支付利息，也未归还本金，两人多次催要未果，发现刘学理正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刘学理立即归还借款本金70万元；2、刘学理支付利息21万元；3、诉讼费、保全费由刘学理负担。刘学理辩称，2010年11月17日，因其工作单位江苏旺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达公司）急需用钱，本人便打电话给言杰，请他帮忙调借70万元，言杰就找了徐阳，以前徐阳也通过言杰借过几次钱给旺达公司，有借款协议为证。因旺达公司急需用钱，当天下午，本人怕私人跨行转账到不了帐，所以就让徐阳把钱转到其农行卡上，再由其转到旺达公司的农行账户，后姚嘉奇将该款转到其银行卡上，本人收款后当天就转到旺达公司账户上，并出具借款借据，通过言杰转交给徐阳。此前，旺达公司尚欠徐阳借款50万元未归还，故共计借款120万元。后徐阳更换了金额为120万元的借据。徐阳凭此借据于2013年9月委托社会上的人到旺达公司要账，围堵老板致其不能正常办公，为此事还报警过，徐阳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其持有借条，但现在却拒不提供，本人要求姚嘉奇、徐阳提供借条。第一笔借款发生后，本人就一直为旺达公司向徐阳支付利息，因为旺达公司要上市，支付如此高额的利息无法通过审计，所以一直是从其个人账户支付利息的，本人把钱转给言杰，言杰再通过其亲属的个人账户转给徐阳。姚嘉奇、徐阳与本人之间没有借款关系，实际的借款人为旺达公司，本人是旺达公司的财务经理，只是借贷双方的介绍人和借款手续的经办者。故请求法院驳回姚嘉奇、徐阳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17日，姚嘉奇通过其建行账户转账70万元至刘学理农行账户，刘学理于当日将该款转账至旺达公司账户。此外，2010年2月5日，姚嘉奇的父亲姚建忠、徐阳的母亲祁爱英分别汇款60万元、90万元至旺达公司账户，后旺达公司归还了100万元，剩余50万元未归还，该笔借款的利息均支付至徐阳的银行卡上。自2010年6月起至11月止，徐阳的银行账户内每月进账10600元（即50万元的利息），自2010年12月起至2012年8月止及2012年11月、12月、2013年2月，徐阳的银行账户内每月进账24600元（即120万元的利息），其中后三个月的三笔款项，由旺达公司账户转入，其余均为刘学理安排从其他个人账户转入。另有2012年的9月29日、10月9日、11月1日、11月5日、2013年的2月8日、4月15日，旺达公司账户分别转入2万元、4600元、2万元、4600元、17900元、24000元至徐阳的账户。原审又查明，姚嘉奇、徐阳系夫妻。刘学理系旺达公司财务经理。刘学理向旺达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为2011年8月10日的100万元、2012年6月1日的50万元，与诉争的70万元无关。祁爱英、姚建忠向旺达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为，2010年2月5日的本金50万元，利息自2013年4月起计11个月、按月息2%计算，本息合计61万元，另外100万元已于2010年4月12日归还，姚嘉奇、徐阳表示不清楚该100万元的具体还款方式，而在同一日，刘学理账户向徐阳账户转入100万元。原审还查明，2012年9月11日，徐阳委托许伟至旺达公司催要借款，后旺达公司员工报警，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龙虎塘派出所对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林秉师、徐阳、许伟、刘学理均做了询问笔录。林秉师在询问笔录中称，“徐阳于2010年共借款120万给其，月息3分，自2012年起改为月息2分。”许伟在询问笔录中称，“2013年9月11日13时许，徐阳找到我让我帮她讨要债务，写了份委托书给我，还把借条的复印件给了我”、“我去要旺达厂林总欠徐阳的120万元债务”。徐阳在询问笔录中称，“2010年2月5日通过常州新北区农业银行的言杰，我借钱（120万元，月利息是2分）给常州旺达纸业（通过旺达财务经理刘学理办的手续），2012年9月18日钱已到期，而且中间旺达纸业也没有付过利息，当时我去要了好多次，他们一直往后推，就是没有要到钱，后来说公司要破产了，没有钱，所以这个钱我一直没有要到”、“许伟要我给他一份借款的复印件，我就把事先复印好的借条复印件给了许伟”、“本人徐阳现委托许伟讨要旺达纸业2010年2月5日欠徐阳的120万元的债务”、“加上利息，现在旺达纸业还欠我140万左右，我现在只想要回我的120万元的本金，利息也没指望要了，所以就没有再要了”。刘学理在询问笔录中称，“2013年9月11日下午15时许，当时徐阳带着6个沭阳人到我们旺达纸制品包装厂找我们老板林秉师，徐阳跟我们讲，她委托刚刚的那几个沭阳人中的一个收取我们老板欠徐阳的债务，然后徐阳就离开了”、“因为我们老板林秉师欠徐阳的钱，因为现在资金还不上，所以他们就过来要钱”、“本金是120万元，利息不知道多少”。原审再查明，2013年10月5日，姚嘉奇、徐阳、刘学理等人就诉争款项进行协商，姚嘉奇、徐阳作了录音，录音中徐阳问“就是说我的名字当时给你了钱之后还是以你的名字、名义借给公司的”，刘学理回答“是的”，徐阳问“不是以言杰的名义，还是以你的名义”，刘学理回答“不是”，后姚嘉奇、徐阳问到为何利息是2分，而不是林秉师所说的3分、4分时，刘学理回答说老板要求控制在3分以内，不能太高了。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姚嘉奇、徐阳主张其与刘学理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除证明将款项实际交付给刘学理外，尚应证明双方间存在借贷合意。现姚嘉奇、徐阳提供的转账凭条可以证明将70万元交付给刘学理；在借贷合意方面，姚嘉奇、徐阳为证明其主张，提供1、录音一份，证明刘学理承认前述款项系由自己借给旺达公司；2、旺达公司破产管理人工作报告，证明刘学理将钱借给了旺达公司；3、通话记录，证明其与言杰、刘学理曾频繁通话，正是因为受了他们的欺骗，才委托许伟去旺达公司催款，实际借款人仍是刘学理。但录音仅能明确姚嘉奇、徐阳的钱是通过刘学理而非言杰打给旺达公司，并不能证明姚嘉奇、徐阳的钱是借给刘学理的；刘学理向旺达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与诉争款项无关；徐阳诉称的受欺骗一事并无证据予以证实。刘学理系旺达公司的财务经理，在收到姚嘉奇、徐阳的款项当日即将该款转至旺达公司账户；此后在支付利息时，也一直由刘学理安排从案外第三人的个人账户转至徐阳的账户，且包含了之前姚嘉奇、徐阳父母出借给旺达公司的50万元的利息在内，此后旺达公司也从自己的账户支付了几笔利息；旺达公司在归还姚嘉奇、徐阳父母的100万元借款时，也是通过刘学理的账户转给徐阳的，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认定刘学理用自己的账户收款、安排支付利息、归还本金等行为，均系履行职务行为。徐阳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其借给旺达公司120万元、将借条复印件给许伟并委托其前往旺达公司催款，许伟也提及持借条复印件受托催款，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林秉师亦认可向徐阳借款120万元的事实，而姚嘉奇、徐阳除父母借给旺达公司的50万元外，并无其他款项出借给旺达公司，仅有诉争的70万元，故对刘学理辩称该款并非出借给自己而是借给旺达公司的辩解意见，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姚嘉奇、徐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900元，由姚嘉奇、徐阳负担。上诉人姚嘉奇、徐阳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学理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其与刘学理之间无借贷合意错误。其原审时提交的录音材料可以证明是刘学理借给旺达公司的钱，而不是其借给旺达公司的钱。2、原审法院认定其将款项借给旺达公司而非刘学理是错误的。该认定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每月支付3份利息，但实际上其拿到的70万元利息都是按月息2分结算的。刘学理实际是以自己名义借给旺达公司，从中赚取利息差价。3、原审法院没有查明刘学理与旺达公司之间的交易记录，也没有查明旺达公司同期财务账册上的债权债务，导致对本案整个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刘学理的借贷行为，如果就是代理公司的行为，刘学理作为公司的财务经理，其岗位职责和账务纪律规定都要求他不得从事违法的资金拆借活动，同时作为经营主体旺达公司向社会不特定的人拆借资金，也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人的事项违法而进行代理活动的，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代理人和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刘学理的行为是违法代理行为，依法应当由刘学理和旺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刘学理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姚嘉奇、徐阳提供的录音材料存在剪辑情况，故该录音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存疑。本人系旺达公司的财务经理，旺达公司为方便资金的调拨、使用，将其农行账户专用于公司财务，故姚嘉奇、徐阳的钱打进其农行账户等于打进旺达公司账户；资金的借还及利息高低，均由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决定，本人只是履行财务经理职责进行具体操作。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除了讲到从徐阳那里借到的款项总共为120万元外，还讲到从2012年开始利息改成2分的，这与利息支付情况相符。二审中，上诉人姚嘉奇、徐阳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中的“2010年11月17日，姚嘉奇通过其建行账户转账70万元至刘学理农行账户，刘学理于当日将该款转账至旺达公司账户。”的表述有异议，称刘学理确实于当时将70万元转账到旺达公司账户，但不是将涉案的70万元转账到旺达公司账户。还有原审法院没有查明刘学理与旺达公司之间的所有资金往来记录以及旺达公司同期该笔债务是否在账目报表上有所反映。二审中，上诉人姚嘉奇、徐阳提交旺达公司向其出具的120万元借条一份，并陈述是刘学理从旺达公司处拿到该借条后交给姚嘉奇、徐阳的，姚嘉奇、徐阳只好将该借条收下作为凭证；其父母之前向旺达公司出借50万，还有讼争的70万元，后来旺达公司就合并成一张借条，实际出借人主体是不相符的。被上诉人刘学理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以及上诉人姚嘉奇、徐阳对该借条的陈述予以认可。根据上诉人姚嘉奇、徐阳的申请，本院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分行和旺达公司调取了刘学理与旺达公司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和2009年10月至2013年6月旺达公司与刘学理之间的核算项目明细账及原始凭证1份（即2010年11月17日汇款回单），上诉人姚嘉奇、徐阳经质证认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银行交易明细可以证明：1、2008年至2011年，刘学理和旺达公司之间的往来总账共计有6亿多元，这说明刘学理和旺达公司之间的违法代理行为早就存在。旺达公司将刘学理的个人银行账号作为公司账号使用，违反了相关的财经纪律规定，且旺达公司利用刘学理的账号大量进行非法民间借贷行为，属于明显的违法代理行为。2、2010年11月17日，姚嘉奇、徐阳将70万款项汇给刘学理当天，刘学理尾号为119的农行账户上共转出账目三笔，除了汇给旺达公司70万元以外，还汇给另外两个案外人共计32.5万元。据此，不能当然认定刘学理汇给旺达公司的70万元就是姚嘉奇、徐阳汇给刘学理的70万元。核算项目明细账和原始凭证可以证明：旺达公司并未认可姚嘉奇、徐阳为70万元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从核算项目明细账第5页可以看出，2010年2月5日祁爱英、姚建忠（姚嘉奇、徐阳的父母）在借给旺达公司150万元时，旺达公司财务上有相应的记载，明确注明为祁爱英、姚建忠借款。而在刘学理向旺达公司账户汇出70万元后，旺达公司并未注明姚嘉奇、徐阳为出借人。另外，旺达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对于姚嘉奇、徐阳的债权申报，旺达公司不予认可，而对于祁爱英、姚建忠申报的债权，予以认可。这进一步证明了旺达公司不认可姚嘉奇、徐阳为涉案款项的实际出借人。被上诉人刘学理经质证认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当时为了旺达公司上市，银行忌讳企业向个人借高利贷，所以就用其个人账户作为旺达公司账户代收款。关于70万元，姚嘉奇、徐阳于2010年11月17日下午3点40分从其建行账户汇入本人农行卡，本人是当天下午4点08分收到后就转给旺达公司，因此，这笔款项就是姚嘉奇、徐阳借给旺达公司的70万元；当时70万元是打到其银行卡上的，银行回单显示是本人名字打到旺达公司的，当时本人也出具70万的借条给言杰，而祁爱英、姚建忠的钱是直接打给旺达公司的；申报债权是债权人自己的权利，可以全部申报，也可以部分申报；姚嘉奇、徐阳申报债权时，未把120万元的借据拿出来。二审中，被上诉人刘学理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在庭审中陈述：“2007年2月至2014年4月1日其在旺达公司工作，担任财务主管，因旺达公司破产，现不在旺达公司工作了。刘学理在旺达公司担任资金主管，类似于公司出纳，公司账目上都会开具一个个人和公司间的往来明细账目，因为公司的一些资金往来会挂到公司员工个人账户上，旺达公司既有向银行借款，也有向小额信贷公司借款，为了方便向银行借款，公司就把向小额信贷公司的借款挂在了像刘学理等员工的个人账户上。旺达公司从2007年本人到公司之前就开始筹备上市了”。被上诉人刘学理经质证认为，证人说其是资金主管兼出纳不是事实，其只是资金经理，不是出纳，对证人的其他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诉人姚嘉奇、徐阳经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存疑，因为证人与刘学理之前有工作关系。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对于原审查明的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姚嘉奇、徐阳是与刘学理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还是与旺达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姚嘉奇、徐阳主张其与刘学理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认为其原审时提交的转账凭条和录音资料可以证明双方之间有交付凭证和借贷合意。但是，1、姚嘉奇、徐阳自认其提交的由旺达公司向其出具的120万元借条中包括讼争的70万元，且该借条出具后，旺达公司依约支付了部分利息。2、根据公安机关对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林秉师所作的询问笔录，再结合本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旺达公司的核算项目明细账及原始凭证，足以证明讼争的70万元已列入旺达公司的往来明细账，该款项系旺达公司所借。因此，姚嘉奇、徐阳是与旺达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审法院认定讼争的70万元的借款人是旺达公司而非刘学理并无不当。二审中，姚嘉奇、徐阳又主张刘学理赚取利息差价，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且刘学理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纳。姚嘉奇、徐阳还主张刘学理明知旺达公司向社会不特定的人拆借资金是违法行为，仍从事代理活动，应与旺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刘学理是旺达公司的财务经理，刘学理收款、安排支付利息、归还本金等行为，系履行公司职务行为，而非代理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不相符合。综上，姚嘉奇、徐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由上诉人姚嘉奇、徐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飞审判员 张 斌审判员 罗希夷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许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