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行申26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许山河。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海南省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号。法定代表人：刘赐贵，该省省长。委托代理人：余浩，海南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科员。再审申请人许山河因与被申请人海南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海南省政府）撤销信访回复函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琼立一终字第21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许山河申请再审称：一、海南省政府制定的《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是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规章，该规章第一、二条表明“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海南省政府所设立的奖项，该评奖规章第六条规定“由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建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省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负责评奖的日常工作”，证明海南省政府是授权（委托）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海南省社科联）评选“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所以，海南省社科联是有权依据海南省政府制定的评奖规章第六条的授权对获奖作者进行认定的组织。正是因为海南省社科联有权对获奖作者进行认定，所以，2009年它以琼社科函（2009）8号文认可我为获奖作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总主编。2013年它又以琼社科函（2013）3号文（以下简称3号回复函）不认可我为该书总主编。因此，二审裁定中“省社科联并非是有权依法对获奖作者进行认定的机关或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对获奖作者进行认定的组织”，是无视海南省政府制定的评奖规章第六条对海南省社科联授权的错误认定。如前所述，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海南省政府所设立的奖项，因此，评选该奖项是海南省政府的行政行为，而3号回复函不认定我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总主编是依据海南省政府的授权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只要是行政行为，就具有强制力，而且与用何种方式实施无关。海南省社科联认可或不认可我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总主编的行政行为，可以用琼社科函（2009）8号文致函海南师范大学的方式实施，也可以用3号回复函致函海南省信访局的方式实施，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实施，都不影响它的强制力，所以，二审裁定中“该回复函既非向上诉人作出，未抄送上诉人，对上诉人不具强制力，不具可诉性”，也是错误的认定。我的主管单位海南师范大学至今都不认可我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获奖作者，所持理由就是3号回复函不认可我，所以，二审裁定认为该回复函对我不具强制力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认定。二、二审裁定中“省社科联向省委群众工作部和省信访局作出的3号回复函无可诉性”的认定，无法律依据。法律上内部行政行为才无可诉性，但因为海南省社科联和海南省信访局既无隶属关系，也无监督关系，所以它们之间的函复不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因此是可诉的。二审裁定中“（3号回复函）既非省政府作出或受省政府委托所作出，省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是无视海南省政府制定的评奖规章第六条的错误认定。3号回复函虽然不是海南省政府所作出，但它是海南省社科联受海南省政府的委托所作出的。海南省政府制定的评奖规章的第六条规定证明海南省政府把所有评奖的日常工作，都委托给了海南省社科联。3号回复函不认可我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总主编，就是属于它的“日常工作”，包含在海南省政府委托海南省社科联“负责评奖的日常工作”之内，无需海南省政府另外出具委托书。如果要求每一项评奖的日常工作都要有委托书才算是受委托，这是无视海南省政府评奖规章第六条的错误主张。由于3号回复函是受海南省政府评奖规章第六条的委托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委托的行政机关海南省政府是适格被告。综上所述，海南省社科联是有权依据海南省政府制定的评奖规章第六条的授权对获奖作者进行认定的组织，3号回复函依据海南省政府的授权作出的不认可我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总主编的行政行为具有强制力，因此具有可诉性；3号回复函不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它是受海南省政府制定的评奖规章第六条的委托作出的，海南省政府是适格被告，二审裁定驳回我上诉的理由全都是错误的。海南省政府提交意见称：一、海南省政府不是适格被告。从2003年海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至海南省社科联向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海南省信访局出具3号回复函止，本案涉及三个法律关系。一是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与不特定相对人行政奖励法律关系。在该法律关系中，作出海南省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行为的主体是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而不是海南省政府。二是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版权处确认《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作者的行政法律关系，行政主体是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版权处。三是海南省社科联向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海南省信访局出具的3号回复函，作出该函的主体是海南省社科联，而不是海南省政府。综上所述，在三个法律关系中，海南省政府均不是行政主体。许山河依据海南省社科联的3号回复函起诉海南省政府更是不妥，因为海南省社科联不是受海南省政府委托作出的该函。二、3号回复函不具有可诉性。3号回复函是海南省社科联向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海南省信访局作出情况说明的内部工作函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复函》（（2005）行立他字第4号）规定：“一、信访工作机构是各级人民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授权负责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海南省社科联向信访部门反映工作情况的函，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不具有可诉性。请求驳回许山河的再审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海南省社科联开展评奖活动及其日常工作是否属于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海南省社科联是海南省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其具体任务包括“负责组织全省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及社科先进学会的评奖工作”等。《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系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联合颁布的政府部门文件，其既不是海南省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有关规定，“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决定”、“由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或者自治州州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的政府规章，也非海南省政府将行政职能授权给社会组织行使的委托文件，而是政府部门对社会团体进行规范的规范文件。即海南省社科联不是行政机关，也非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进行评奖活动的组织，其评奖活动亦非受政府委托，因此海南省社科联涉案评奖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海南省社科联向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海南省信访局作出的3号回复函自然亦不属于行政行为，对该回复函不服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许山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许山河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李 伟审 判 员  汪治平审 判 员  于 泓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胡 瑜书 记 员  赵 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