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杨民一(民)初字第9108号原告徐俞文，女，198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代理人俞运凤(原告徐俞文之母)，女，195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原告徐俞文。委托代理人赵耀兵，上海郭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莱里德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李建江，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沈伟亮，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俞文诉被告上海莱里德服饰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芩菲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徐俞文及其委托代理人俞运凤、赵耀兵，被告上海莱里德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沈伟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俞文诉称，原告于2006年4月18日入职被告的前身福建宝德服饰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宝德上海办事处)工作一向勤恳，被告却于2015年5月22日开具退工单辞退原告。因此，首先原告入职被告处已有9年，其次被告以原告经常迟到、2015年4月旷工满7天、给公司造成损失为由辞退原告，没有合法理由。因为，公司作息时间是9：30-17：30，原告没有迟到，被告所称未上班的8天系病假并非旷工，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原告给其造成损失，并且，辞退原告所依据的《考勤管理办法》未经民主程序，故被告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月工资是人民币5,500元(本案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2015年3月10日开始的工资被告始终未付，被告曾于2015年4月10日向原告发放3月工资，但因其擅自扣款故原告未领取。此外，原告对自负加金470.46元的金额不持异议，但自2013年1月起个人自负加金部分被告系直接在发放工资时扣除，无需另付。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止于2014年4月29日，此后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合同，故应承担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请要求：1、确认原、被告于2006年4月18日至2015年5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9,000元；3、被告支付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拖欠工资11,000元；4、被告支付2014年4月30日至2015年5月22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6,000元。被告上海莱里德服饰有限公司辩称，宝德上海办事处与被告无关，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双方自2007年8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2015年5月11日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故上述期间是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处上班时间是9：15，可以宽容至9：20，但原告经常迟到许久，为此被告曾两次发邮警示，但其拒不改正，2015年4月又有8天无故不上班，扣除女职工休息日1天，至2015年5月11日原告旷工满7天，且原告不及时交付与客户往来的发票，上班时还自营微商业务，给被告造成损失，故被告按《考勤管理办法》的规定辞退原告，系合法解除。原告月工资是合同约定的3,500元，被告按月足额发放，被告代为缴付的个人自负加金部分由原告另行支付被告，原告2015年4月10日之前的工资被告已足额支付，2015年4月11日至5月11日期间的未付工资3,500元，扣除7天旷工工资及加金自负470.46元的余额计1,903.1元，被告同意支付。双方最后一份合同约定期限届满顺延一年，合同期系至2015年5月29日，故不存二倍工资之责。被告亦不服仲裁裁决,诉请要求确认被告不支付原告：1、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5月11日工资2,152.1元；2、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0元。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6年4月入职宝德上海办事处工作，负责办事处工作的是李建江，即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于2007年3月7日注册成立。2007年8月2日原、被告签署《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合同期是2007年8月1日至2008年7月31日，岗位是业务员……。后原告曾于2008年7月31日签署《劳动合同续签记录》，其上明确合同自2008年8月1日续签为无固定期，但落款没有被告印章或签字。2013年4月30日原、被告签署《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合同期自2013年4月30日至2014年4月29日，岗位是业务员，被告按月支付劳动报酬3,500元，每月10日发薪……。此外，该合同第八条手写内容有：期满无异议合同期顺延一年，落款盖章签字处上方手写内容有：公司按基本工资交四金，基本工资将随国家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个人应承担四金的部分，按月定时交公司财务。对上述两处手写部分，原告认为系被告事后添加，但不申请鉴定。审理中，原告另提供《借款人个人收入证明》1张，称系为原告买房贷款之需由被告开具，该证明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3日，并有被告印章，签发人签有施荣兴(被告员工)及李建江姓名，言明：原告已连续在本单位工作4年，近一年内平均月收入为税后5,000元。对此，被告不予认可，认为并非被告真实印章、签字亦非二人本人签署，但不申请鉴定。审理中，原告另提供《收据》4张，4张均盖有宝德上海办事处印章，其中2011年及2013年的2张另有被告印章，内容反映的是原告交纳2012年12月之前社保金、公积金等自负金额。对此，被告认为加盖宝德上海办事处印章的2张与己无关，并称不知何故另2张也有宝德上海办事处印章。2012年12月3日原告在被告出具的《考勤管理办法》最后一页签字，该管理办法明确：工作时间为9：15-12：15，13：00-17：30；以前月第10日至本月第9日作为考勤期间；采用考勤机签到，无正当理由不签到且事后不及时补办缺勤或请假手续的，视具体情况按迟到、早退或旷工处理；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经批准后可作病假处理，治疗时间2天以上的，应提供二级甲等或市级及以上医院证明材料；无故缺勤且事后不及时补办请休假手续的，以旷工论；旷工以0.5天为单位计算，旷工不计发工资；月度考勤期间，迟到累计3次以上记旷工0.5天，迟到5次以上记旷工1天并书面警告，年度内2次书面警告的、月度考勤周期内累计旷工7天以上的，构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累计工作10年以下且本单位连续工作5年以上的，病假期间基本工资按本人日岗位工资的80%发放……。对此，原告认为自己签字时只看了所签的最后一页内容。被告则列举证人朱某某到庭作证，证人陈述：原告2006年入职福建宝德上海办事处工作，当时系经证人招聘面试，办事处负责人是李建江，后李建江脱离宝德上海办事处自行成立被告，将证人及原告等员工带至被告处工作；《考勤管理办法》由李建江打印好并当着全体员工的面宣读，之后每个人签字，无人提异议；员工上班迟到情况较为严重，上班可以迟延至9：20但没有9：30上班之说；原、被告的其余争议自己不清楚。原告认为证人所述部分不真实，并非当众宣读，而是在签收工资时要求员工签字，且证人系被告员工，有利害关系。被告采用考勤机指纹考勤。被告处考勤记录记载原告2015年2月25、26，3月2、4、5、9日上班时间在9：21至9：52期间，被告认为系迟到，李建江于2015年3月13日向原告发出电子邮件，内容是：上月原告累计迟到6次，已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请切实改进等内容。原告收到并回复“好的”。被告处考勤记录记载原告2015年3月11、12、19、26、30、31，4月7日上班时间在9：21至9：39期间，被告认为系迟到，李建江于2015年4月17日再次向原告发出电子邮件，内容是：上月原告累计迟到8次，已连续两个月严重违反规章，特别提醒，公司有权就此作进一步处理，请引起重视等内容。原告收到并于2015年4月20日回复，内容是：很惊讶，早上迟到的理由是交通事故，并请问上月扣工资的理由。被告处考勤记录记载原告2015年4月15、16、22、23、27、28，5月7、8日未上班，认为扣除女职工1天休息日故系旷工7天，李建江遂于2015年5月13日上午口头告知原告“不要再来上班”，双方为此发生争执，当日下午原告交出门禁卡等物品后离开。审理中，原告认为考勤记录系被告单方编录，不排除编造，无法证明记录的时间与北京时间一致，且被告处惯例上班时间是9：30，其他员工上班比原告更晚，原告从未因迟到受到过处罚，邮件中所称“好的”表示收到并非认可，被告所称的旷工7天系病假，原告均已递交病假单。经查，原告先后于2015年4月15日、4月22日、4月27日至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向本院提供的相关病历记载前两次诊断病情是急性咽炎、休2天，后一次是鼻炎、休2天。对上述数日所涉病假单，被告称从未收到，原告称曾以短信、电子邮件方式向李建江请假，但未提供相应佐证。经查，原告先后又于2015年5月7日、5月11日至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该院分别开具《病情证明单》，诊断病情是角膜上皮脱落及结膜炎，分别建议休2天。上述数日所涉病假单，被告称系于仲裁审理期间见到，虽就病历、病假单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原告从未履行请假手续，在被告作出辞退决定之前从未见到病假单，原告则称病假过后于2015年5月13日上班时曾向被告递交，但被告不收。2015年5月14日原告去信被告，言明：李建江怒吼原告不要再来上班，逼迫原告无法正常上班，要求给予一个明确的书面说法。原告并在该日起的数十日内与亲属共同至被告处，期间双方曾发生争执并有报警记录。2015年5月26日原告签收被告出具的《员工辞退通知书》，该通知书落款时间具2015年5月14日，内容是：2015年2月及3月原告每月累计迟到6次以上，在教育、发函后，4月又累计旷工7天、迟到2次，近一年内类似情况屡次发生，故已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同时，原告的工作经常受内部人员和外部客户的投诉，给公司造成损失，故按《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2、3点的规定，决定自2015年5月11日起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在13日口头通知的前提下，今日特书面告知，原告应在10天内办理交接及退工手续。另，被告出具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落款时间具2015年5月22日，明确：原告自2008年2月1日进单位，于2015年5月11日合同解除。被告采用现金方式发放工资。原告主张月工资5,500元，每月均有签收，2015年3月10日收到最后一笔即2015年2月10日至3月9日期间的工资5,500元。被告主张原告月工资3,500元，并非每月只是时有签收，向原告发放的最后一笔工资是2015年4月10日发放的2015年3月11日至4月10日期间的工资3,000元，扣除的500元是每月应由原告自负的加金部分。审理中，被告提供部分月份工资签收表，并称因大部分内容相同故每月系复印前月表格、更改月份后交每位员工签字，原告对其上自己的签字不持异议，但认为系复印件，并以被告在仲裁期间提供的2015年1月签收表与庭审中提供的不一致为证，认为系其伪造，被告就此解释称不一致之处在于“4瞿优”，瞿优于2015年入职，名字覆盖原已离职的“4许丽莉”，因瞿优工资实际已收到故没有必要再改。2015年7月7日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工资11,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9,000元、2014年4月30日至2015年5月22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1,500元，并确认原、被告于2006年4月18日至2015年5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上述仲裁委于2015年11月6日出具杨劳人仲(2015)办字第605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原、被告于2007年8月1日至2015年5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5月11日工资4,055.2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0元，不支持其余请求。原、被告均不服，分别具状来院，因被告起诉于后，故该案合并于本案一并处理，原、被告各自诉请如上所述。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就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证明的不利后果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原、被告就涉案各节事实均存争议，本院就此作如下认定。关于原、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争议。原告主张2006年4月18日至2015年5月22日，被告主张2007年8月1日至2015年5月11日，本院认定系2007年3月7日至2015年5月11日。因为第一，宝德上海办事处与被告系两个独立主体，原告入职该办事处工作不能视为入职被告；被告于2007年3月7日成立，藉此获得用人资格；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开始，劳动合同的约定与实际用工不同的，以实际用工为准；被告自行提供的证人作证称，被告成立后李建江将原告等员工带至被告处继续工作，结合全案事实，应予认定原告入职被告系在2007年3月7日。第二，2015年5月11日是被告确认辞退原告之日，辞退通知及退工证明对此亦作明确，故当日是双方劳动合同解除之日。第三，2015年5月14日至同月22日期间，原告虽称每日到达被告处，但没有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原告向被告提供劳动或被告实际对原告有用工行为，故该期间双方不存劳动关系。须说明，李建江作为宝德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同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在被告成立时，安排原告至被告处持续工作，此处用人单位的变更非因原告之故，期间双方未有结算劳动关系或经济补偿，原告现离职被告，在计算补偿金等费用时，主张2006年4月18日至2007年3月6日在宝德上海办事处的工作期间算入被告处的连续工作年限，本院应予支持。关于被告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争议。被告以经常性迟到、旷工满7天、给被告造成损失，即以原告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造成损失为由辞退原告，上述理由成立的则系合法解除，反之则违法。首先应予说明，被告执行的《考勤管理办法》其主要内容于法不悖，且经原告签字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人关于规章形成经过的证言，原告虽有异议但无反证反驳，所称的签字时只看到最后一页的说法不足为信，故该管理办法可以作为被告的内部管理依据。第二，被告以考勤记录为证认定原告于2月、3月期间经常迟到，且认为对此已作两次书面警告，然被告依考勤机记录所作的考勤清单未交原告等员工确认，现原告不认可其真实性，故该记录仅系单方证据，原告虽收到并回复两次邮件，但邮件内容未能反映原告对迟到事实的承认，故被告以迟到为由依据不充分。第三，被告认定7天旷工，然经核实所涉之日均有医院开具的证明单建议休息，有挂号就医、病历记录、病情证明等为证，故应认定原告未上班系有合理理由，并非无故，《考勤管理办法》关于二级甲等或市级医院相关规定，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且即便如被告所述，原告存在未及时交付病假单之情，亦不能排除原告未上班系因患病之因，故被告以旷工论没有依据。第四，被告主张原告严重失职、造成损失，须就失职行为、失职行为的严重性、损失存在等事实提供证据佐证，被告所称及举证均未能证明如上主张成立，故以此为由系依据不足。因此，被告辞退原告的理由不成立，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于原告月工资的争议有二，一是数额，二是欠付时间。第一，被告主张3,500元/月系有合同为据，被告并提供部分经原告签字的签收单对应，经核实所涉签收单均系原件，且被告就签收单形成的解释尚属合理，本院应予采纳。虽然，被告未就其不认可原告提供的收入证明提供证据补强，本院不采信其辩称，但是，考虑到此类购房贷款收入证明往往与真实不符，具有不确定性，故仅凭该份证明尚不足以认定原告主张的5,500元成立。因此，原告月工资应以3,500元计。第二，原告在职期间最后一笔工资发放时间是原告主张的2015年3月10日，还是被告主张的2015年4月10日，就此争议双方均未提供有力证据。结合被告于2015年4月20日回复的邮件内容，即原告于当日询问被告上月扣工资的原因，故应认定被告主张的事实成立。因此，2015年4月10日至2015年5月11日期间的未付工资，被告理应给付，所称的扣除旷工7日工资不成立，本院结合《考勤管理办法》关于病假期间按日工资80%发放的相关条款核算应付数额。此外，原告表述自2013年1月起被告每月发放工资时直接扣除个人自负加金部分，被告亦主张在应付工资中扣除原告自负加金470.46元，故本院应予准许。经核算，被告应付原告2015年4月10日至2015年5月11日的工资为2,965.17元。关于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争议。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上有“期满无异议合同期顺延一年”的约定，原告主张该手写内容系被告事后添加，却无证据印证，亦不申请鉴定，故本院不采纳。被告关于合同期顺延至2015年5月29日的辩称成立，故无需承担原告主张的2014年4月30日至2015年5月22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徐俞文与被告上海莱里德服饰有限公司于2007年3月7日至2015年5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上海莱里德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俞文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59,500元；三、被告上海莱里德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俞文2015年4月10日至2015年5月11日期间未付工资2,965.17元；四、原告徐俞文要求被告上海莱里德服饰有限公司支付2014年4月30日至2015年5月22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6,000元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生效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元，由被告上海莱里德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芩菲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丝丹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