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1民终1146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辽宁金秋肥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法库县十间房镇石砬子村。法定代表人:马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琼，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英，男，198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开原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建，辽宁诚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杜艳春，女，1962年2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开原市铁西区。上诉人辽宁金秋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英、杜艳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2016）辽0124民初17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关长春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赵卫、丁玉红共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金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微、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琼，高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建、杜艳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金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第三次供货的事实不予认定，理由为“因高英辩称第三次货物没有送到被告处，且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二被告收到第三次货物”。上诉人已经提供了送货时的《出货单》和事后双方对账形成的《辽宁金秋肥业—开原地区（2014-2015）年度出货明细》（以下简称“《出货明细》”），其上有被上诉人杜艳春签字，完全证明了送货、收货和价款的事实。而被上诉人辩称货物没有送到，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一审判决在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对其辩称的主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违反基本证据规则，错误地分配举证责任，进而错误地认定相关事实。二、一审判决对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适用法律错误。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出库单》中载明“逾期还款按月息15%支付违约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英签订的《销售合同》第五条第（5）项明确约定“甲方仓库保管员或法定代表人、业务经办人签名的送货回单均属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一审判决对违约金的认定完全违反合同约定和案件事实。《销售合同》中所称“送货回单”并未以书名号进行特定化限制、指定，其意思明显是指“送货凭证”，“出货单”就是送货凭证。《销售合同》中双方同意送货回单中的内容不需乙方签名即作为合同组成部分，这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自主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自2015年1月至5月共八次供货过程中，上诉人从未对该项内容提出异议，进一步证明《销售合同》和出货单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违背合同法的明确规定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杜艳春的身份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杜艳春与高英系母子关系，二人共同经营开原市铁西良种经销中心，且杜艳春在《出货明细》中明确作为欠款人签字，被上诉人杜艳春主张其仅作为经手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分配举证责任、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高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程序合法。一、通过一审两次庭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高英收到上诉人147号出货单所记载的货物。另外该出货单的联系人为杨经理即杨恒太，电话为1305080****。金秋公司其余出货单联系电话为高英1518411****。同时上诉人送货运输车辆都是上诉人雇佣，该出货单上的承运人也应该能够证明该批货运到什么地方。因为上诉人送货后由收货人在出货单白色单据签字确认收货，绿色单据是购货人留存的。被上诉人经多次查找未发现该批货物，后来了解到是发给双辽杨恒太的货物被金秋公司误记到高英处。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欲要求法院判决被上诉人给付货款其法定前提就是提供欠货款的证据，法院分配举证责任是正确的。二、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是上诉人单方意思表示，法院不支持是正确的。被上诉人并没有在送货回单上签字，也没有送货回单。另外，双方是赊销代理关系，即使按上诉人所述也应在被上诉人违约时使用，但双方并没有约定结算时间，因此被上诉人也没有违约行为。三、关于杜艳春身份问题，被上诉人认为该商店是高英投资并取得营业执照，高英就该商店对外承担一切责任。杜艳春虽然是高英母亲但并不能就想当然的株连，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杜艳春辩称：一审时已经提交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了，货没有到达我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金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肥料货款109,745元；二、判令二被告支付逾期利息19,754元（本金109,745元×15‰月息×12个月），并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秋公司是从事生产、经营销售复混肥料、生物肥料、腐植酸生态肥料的公司。2011年3月3日，开原市铁西良种经销中心成立，投资人系高英。该中心属于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是化肥、复合肥、复混肥的销售。该中心于2015年11月18日注销。在经营期间，高英作为负责人（乙方：开原市良种经销中心，未进行工商登记）与金秋公司（甲方）于2014年12月24日签订了《铁岭开原地区分经销商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在规定区域销售甲方的兴牌腐殖酸复混肥；同时约定了销售数量、运输方式、价款结算方式、双方的责任及义务、争议解决方式等协议条款。甲方签约代表是马晨阳，并加盖金秋公司公章；乙方签约代表是高英。另查明，2015年1月30日至2015年5月9日期间，金秋公司按照销售合同分八次向高英供应不同品名系列的肥料货物，具体如下（出货单上数据）：第一次，2015年1月30日，联系人高英，供应长效玉米专用肥、玉米专用肥、花生专用肥、水稻专用肥合计50吨，价款合计119,051元；第二次，2015年3月27日，联系人高英，供应玉米专用肥、长效玉米专用肥、花生专用肥、氮钾追肥、水稻专用肥、果树专用肥合计30吨，价款合计66,837元；第三次，2015年4月7日，联系人高英、杨经理，供应玉米专用肥、长效玉米专用肥、花生专用肥、氮钾追肥、水稻专用肥、土豆专用肥合计39.5吨，价款合计89,497元；第四次，2015年4月9日，联系人高英，供应玉米专用肥、长效玉米专用肥、氮钾追肥、水稻专用肥合计30吨，价款合计68,649元；第五次，2015年4月11日，联系人高英，供应长效玉米专用肥40吨，价款97,640元；第六次，2015年4月19日，联系人高英，供应长效玉米专用肥、花生专用肥、水稻专用肥合计43.75吨，价款合计105,074.75元；第七次，2015年4月26日，联系人高英，供应长效玉米肥、玉米专用肥合计25吨，价款合计59,942元；第八次，2015年5月9日，联系人高英，供应水稻专用肥8吨，价款17,040元。以上八张《出货单》经过与金秋公司开原地区（2014—2015）年度出货明细表及其他证据核对，确认以下事实：出货明细表中（按序号排列）第一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均与出货单列明的相应次数的货物销售吨数和核算价款相符合。第二次，出货明细表中销售的货物合计价款是66,842元与出货单中合计价款66,837元不符。原因是果树专用肥一项标注的单价不一样，该院认定以出货单为准（果树专用肥单价是2270元）即第二次货款合计66,837元。第三次，出货明细表中销售的货物品名与出货单中相符合，合计价款是85,557元，出货单中合计价款是89,497元，二者偏差较大。因高英辩称第三次货物没有送到被告处，且金秋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高英、杜艳春收到第三次货物。故对第三次货物总价款，该院不予认定。第四次出货明细表中销售的货物合计价款是68,599元与出货单中合计价款68,649元不符；原因是金秋公司在发货时将玉米专用肥和水稻专用肥的数量发错，玉米专用肥应发4吨，实际发了5吨；水稻专用肥应发5吨，实际发了4吨。出货单中记载的仍是应发的款项。出货明细表中对此做了正确调整，故第四次货物价款应以出货明细表中为准，货物价款合计68,599元。综上，金秋公司共分七次向高英供应肥料货物，累计数量为226.75吨，价款总计534,183.25元。高英收到肥料后陆续给付金秋公司肥料货款510,000元，尚欠金秋公司货款24,183.25元。上述事实，有当庭陈述，金秋公司提供的《铁岭开原分经销商销售合同》、开原地区（2014—2015）年度出货明细表、金秋公司出货单八张；高英提供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材料、出货单二张（原件）；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及转账交易明细清单、金秋肥业开原地区2013—2014年度销售明细表、水稻、玉米外包装复印件、国家复混肥料标准文件、姜华证人证言、姜洪广证人证言、孙守刚证人证言、出货单四张（复印件）等证据在卷，经庭审质证审查，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金秋公司与高英签订了兴牌腐植酸复混肥销售合同，金秋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供应肥料产品的卖方义务，高英作为买受方应当依据合同的约定及实际收到的肥料货物价值及时给付相应的货物价款。现在高英拖延给付金秋公司肥料剩余货款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履行给付金秋公司剩余货款24,183.25元的责任。关于金秋公司主张由高英、杜艳春支付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6年6月1日止的逾期利息19,754元（109,745元×15‰月息×12个月），理由是依据出货单中载明“逾期还款按月息15‰支付违约金”。根据金秋公司与高英签订的《销售合同》第五条第（5）项条款约定：甲方仓库保管员或者法定代表人、业务经办人签名的送货回单均属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本案中金秋公司所依据的出货单，不属于送货回单，因此不属于《销售合同》的组成部分。在出货单中，高英未在上面签字确认，故金秋公司主张由高英、杜艳春按照出货单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根据法律规定逾期还款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为宜。关于金秋公司主张由杜艳春给付肥料货款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高英辩称杜艳春是开原市铁西良种经销中心员工，不应列为被告，其在2014—2015年度出货明细表中的欠款人处签名，仅作为经手人，不是债务人。因金秋公司未提出充足证据证明杜艳春是实际的经营者。故对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高英辩称，诉讼主体错误，金秋公司不应该起诉高英。本案高英投资经营的开原市铁西良种经销中心在存续经销期间与金秋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并实际履行。该中心虽然现在已经注销，但是依据法律规定，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关于高英辩称，在2014—2015年度出货明细中第三项即金秋公司供应的第三次货物没有送到，高英经多次查找未发现该批货物。金秋公司知道此情况后收取高英10,000元货款。对此已给付的10,000元货款，因高英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不予采信。关于高英、杜艳春辩称，金秋公司的肥料存在缺斤短两、质量不合格、欺诈、产品宣传不真实问题，并给用肥农户造成了重大损失，农户一直在要求赔偿损失。虽然农户出庭作证时均认为种植农作物造成减产的因素是施加了金秋公司的肥料，但客观上制约农作物生长的因素很多，例如阳光、土壤因素、是否需要其他肥料或农药以及耕种人的勤耕等因素。因此对于因金秋公司的肥料给农户造成了重大损失，该院不予认定。如有其他证据证明本辩称观点，依法可以另行诉讼。关于高英辩称，销售合同约定高英代理金秋公司销售“兴”牌复混肥而实际上金秋公司给其发来的肥料不是复混肥而是掺混肥。掺混肥比复混肥价格低100—200元每吨。对此辩称观点，因在履行《销售合同》时，金秋公司已经供应了相应批次肥料货物，高英实际已经接受了货物，并支付了大部分货款，依法应视为高英对金秋公司交付的实际货物的认可。关于金秋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金秋公司承诺由其承担部分受损，经双方同意高英又给金秋公司支付10,000元货款。因高英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另支付10,000元货款，故该院对此辩称观点不予认定。综上所述，该院为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经济秩序，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高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辽宁金秋肥业有限责任公司拖欠的肥料货款24,183.25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给付期限自2016年6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90元，减半收取1,445元，由辽宁金秋肥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185元；由高英负担26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金秋公司提供如下证据：《出库单》，拟证明：按双方的交易习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货的时候都是并车代送，被上诉人收货后单子并不返回上诉人，但上面有运送司机的签字，在电话和短信中沟通货物是否收到。每年5月份统一对帐。对帐时拿出货单及电话短信和微信沟通确认收货数量，形成对帐明细。证人刘峰出庭证明上诉人的业务经理陈静（身份证陈欣）让其给双辽一个姓杨的人送过两车货，在2014年及2015年3、4月份的时候分别送过两次，货肯定给一个姓杨的人送去了，卸到下午三点多，还因时间太晚耽误我再去配货给我们加200元运费。2013年左右上诉人也曾给双辽市场的杨恒泰送货一次，该次送货是被上诉人高英领证人刘峰去的。金秋公司通过证人证言拟证明：一、送货后没有客户签字回单需要返回上诉人。二、从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杨恒泰和被上诉人高英是分销商的关系，向杨恒泰送货就是送给被上诉人高英。被上诉人高英对《出库单》和证人证言质证认为：一、上诉人明确给吉林杨恒泰是在2015年3、4月份，只发生这一笔，证明本案诉争货物发给了杨恒泰，85,557元货物已经交给了杨恒泰并没有交给被上诉人高英。二、货到落地不签字这个不可能。被上诉人有之前留一联给金秋公司带回一联入帐。上诉人现在杜撰杨恒泰是被上诉人高英代理商事实。上诉人金秋公司另提供2013年12月21日、2014年4月18日、2014年4月28日的《出库单》三张及《出货明细》，拟证明：2013年至2014年其与被上诉人高英之间有11笔货物往来，其中有三笔货物也是送给双辽的杨恒泰，且被上诉人高英在对账付款时对送给杨恒泰的货物都予以承认。送货地点双辽，联系电话杨恒泰即本人电话1335235****，联系人为高英，且被上诉人在《《出货明细》中对由杨恒泰收取的三笔货物予以了确认并付款。所以诉争的第三笔货物由杨恒泰收货而被上诉人不认可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高英质证意见否认与杨恒泰之间有接货往来，在2015年以前高英确实帮助杨恒泰走过帐，当地有上诉人代理商，通过高英走过部分帐目，怕发生冲突，不是全部，退货都是杨恒泰与上诉人直接接触的。2014年之后再没有通过高英走过帐。本院经审查对上诉人金秋公司提供的《出库单》、《出货明细》及证人证言的效力予以认定。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结合二审期间上诉人金秋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本院除“第三次货物没有送到高英处，且金秋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高英、杜艳春收到第三次货物”这一事实外，其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诉争焦点为：一、案涉第三批85,557元货物被上诉人应否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二、上诉人主张按年利率18%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杜艳春应否承担连带给付货款及违约金责任。关于第三批85,557元货物被上诉人应否给付货款问题。为证明案涉《出货明细》第三批货物二被上诉人已经实际收到该货，金秋公司提供《出库单》、《出货明细》及证人刘峰证言。虽然被上诉人杜艳春对《出货明细》上的签字并不否认，但抗辩主张是因为当时没有细看，每年交易都是这样，上诉人整理好后告诉我是过往帐，让我签个字，后来我儿子高英说第三项这个货没有收到，我跟上诉人沟通了，金秋公司承认把货送到双辽市场的杨恒泰了，实际当天没有发生交易，是2015年4月7日送的货，因当天有汇款，杜艳春认为签字表示给汇款了。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金秋公司二审提供2013年至2014年与被上诉人高英之间有三笔货物也是送给双辽的杨恒泰，且被上诉人高英在《对帐明细》中对由杨恒泰收取的三笔货物予以了确认并付款，结合被上诉人高英自认与杨恒泰是姑舅兄弟关系，诉争的第三批货物虽由杨恒泰收货但是按被上诉人高英的向第三人交付的指示，该货物应视为高英已经收到。故对被上诉人杜艳春提出第三批货物没有实际收到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现《辽宁金秋肥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原地区2013—2014年度出货明细》的证明效力实质为对帐结算，其中包括第三项货款85,557元被上诉人杜艳春已经签字确认，综合上述证据，被上诉人高英应承担给付该笔货款85,557元的责任。对金秋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故被上诉人高英应当给付上诉人金秋公司的肥料货款数额为24,183.25元+85,557元=109,740.25元。关于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问题。上诉人金秋公司根据《销售合同》第五条第（5）项明确约定“甲方仓库保管员或法定代表人、业务经办人签名的送货回单均属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出库单》中已载明“逾期还款按月息15‰支付违约金”，故应由二被上诉人按照年利率18%给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本院认为，违约责任问题作为合同的主要条款，一般应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直接约定，本案虽然《销售合同》规定了送货回单均属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但上诉人提供的《出库单》上并无二被上诉人的签字确认，故无法判定就“逾期还款按月息15‰支付违约金”这一违约责任，双方之间进行了充分的合意，且二被上诉人对此作出同意违约责任要约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以并无二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出库单》作为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依据，显失公平，本院不予支持。现一审法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被上诉人杜艳春应否承担给付货款责任问题。本院经审查2014年12月24日双方签订的《铁岭开原地区分经销商销售合同》，虽然合同首部乙方为开原市良种经销中心，但开原市良种经销中心并未进行工商登记，合同尾部并未加盖开原市良种经销中心的公章，高英作为签约代表签字确认。由于被上诉人高英与杜艳春系母子关系，无法区分合同乙方是高英单独经营还是高英与杜艳春共同经营，现被上诉人杜艳春在《辽宁金秋肥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原地区2013—2014年度出货明细》欠款人处签字确认，应当视为对案涉货款的债务加入，故杜艳春应对案涉货款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对金秋公司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2016）辽0124民初17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2016）辽0124民初17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高英、杜艳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共同给付辽宁金秋肥业有限责任公司拖欠的肥料货款109,740.25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给付期限自2016年6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三、驳回辽宁金秋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辽宁金秋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如高英、杜艳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2890元，减半收取1445元，由辽宁金秋肥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60元；由高英、杜艳春负担11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90元，由辽宁金秋肥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20元，由高英、杜艳春负担23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长春审判员  赵 卫审判员  丁玉红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唐 娜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