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二中民六(商)初字第166号原告：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营业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主要负责人：王新浩，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宪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宗剑，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事务中心，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马浩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剑，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一川，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与被告上海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事务中心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宪英、范宗剑，被告委托代理人朱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1,646,321.44元，及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7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4年1月29日，被告与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汉唐证券”)、原告分别签署《委托国债投资协议书》、《委托国债投资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委托汉唐证券进行国债投资，投资金额为2亿元，汉唐证券应于次日将相当于被告委托资金本金和最低收益总和的资金20,396万元存入汉唐证券在原告处开设的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监管账户。同年1月30日，被告向汉唐证券上海中华路证券营业部划付2亿元国债投资本金款项。8月13日，被告要求终止国债投资，指令原告将委托资金本金及相应利息划付至被告账户。8月16日，原告通过汉唐证券预留的贷记凭证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账户向被告账户划付20,396万元。2007年4月5日、2014年1月28日、2014年10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机构部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专员办事处先后向原告发函，认定原告前述扣划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原告将扣划的20,396万元及相关利息归还至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以下简称“保护基金公司”)的账户。原告经多次交涉未果，于2014年10月17日向保护基金公司划付20,396万元。保护基金公司依据汉唐证券破产清偿率50.1636%计算受让该让渡债权所能获得的受偿分配款为102,313,678.56元(20,396万元*50.1636%)，并于2015年3月20日将该笔款项划入原告账户，至此造成原告损失101,646,321.44元(20,396万元—102,313,678.56元=101,646,321.4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证券公司对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拥有管理权，同时负有保证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完整的责任。任何针对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侵害行为，证券公司都有权并且有责任主张救济。当证券公司被责令关闭、进行行政清理后，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成立的行政清算组相应取得证券公司对保证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完整的权利和义务。被告指令原告从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监管账户划付20,396万元，系被告侵犯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共有人的合法权益，侵害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完整性。该过程中原告遭受损失，被告直接获得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被告应向原告赔偿损失101,646,321.44元及相应利息。被告辩称，1、本案中被告的主体不适格，原告与保护基金公司是债权转让关系，原始债权是保护基金公司对汉唐证券的债权，原告作为自愿的债权受让人应当向汉唐证券主张权利；2、2014年8月，依据三方约定终止投资协议并进行划款，被告合法取得20,396万元，对此三方均无异议，原告以此提起侵权诉请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3、被告向汉唐证券上海中华路证券营业部划付2亿元国债投资本金的账户系专款专户，原告及汉唐证券并未告知该资金账户是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且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可以用于结算与转账，被告基于协议约定接收转账款项并无不妥；4、汉唐证券应当在投资协议终止时返还被告委托资金的本金及相应收益，被告未从中额外获利，也未损害到原告的财产利益。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为证明其诉称，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委托国债投资补充协议》、《监管协议》、《资金存管协议》，证明三方协议约定被告将委托资金划入汉唐证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空港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空港支行”)开设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浦发银行空港支行对其进行监管；2、《贷记凭证》(编号AHXXXXXXX)，证明2004年1月30日被告划付2亿元至汉唐证券账户内；3、《关于终止委托国债投资协议的函》二份、《贷记凭证》(编号AHXXXXXXX)，证明2004年8月13日被告分别向汉唐证券和浦发银行空港支行发送了要求浦发银行空港支行从汉唐证券账户内划转20,396万元至被告账户的函件，8月16日浦发银行空港支行按被告要求划转了款项；4、《关于纠正违法违规扣划汉唐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行为的函》(证监风险办[2007]104号)、《关于尽快退回不当扣划的原汉唐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函》(机构部部函[2014]133号)、《关于敦请尽快还原汉唐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函》(深证专函[2014]158号)，证明中国证监会先后三次向原告发函，认定原告根据被告指令划付20,396万元侵犯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共有人的合法权益，要求原告划回上述款项；5、《特种转账借方传票》，证明2014年10月17日原告按照证监会公函要求代替被告将20,396万元资金划至保护基金公司账户；6、《债权让渡协议》、贷记通知，证明2015年3月16日原告与保护基金公司签署协议，原告获得受偿分配款102,313,678.56元，该款于2015年3月20日划入原告账户；7、《关于敦请上海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尽快归还我行垫款的函》，证明原告于2014年12月23日发函要求被告归还上述垫付款项。为证明其辩称，被告提供以下证据：1、《委托国债投资协议书》、《委托国债投资补充协议》，证明被告与汉唐证券达成将2亿元资金委托汉唐证券进行国债投资的协议；原、被告与汉唐证券三方签订补充协议，为确保委托的资金和收益安全，在投资协议生效前将20,396万元存放在指定账户内，原告承诺进行监管，汉唐证券授权原告可凭其预留贷记凭证从监管账户划款；2、《监管报告》二份、《贷记凭证》，证明原告对账户进行监管且保管已预加盖汉唐证券、原告印鉴的贷记凭证；委托资金购入相应国债。针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各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4年1月29日，被告(甲方)与汉唐证券(乙方)签订《委托国债投资协议书》，约定甲方以合法拥有的资金2亿元委托乙方进行国债投资管理，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提供国债代理投资服务，甲方应在2004年1月30日前将委托资金全额划至双方确认的甲方指定资金专用账户，投资期限为1年，自资金划至指定账户之日起至第二年相应日期之前一日止。同日，被告(甲方)、汉唐证券(乙方)、浦发银行空港支行(丙方)三方签订《委托国债投资补充协议》，约定为保证《委托国债投资协议书》的顺利实施，丙方愿意接受甲方委托对运营资金的安全进行监管；乙方应于2004年1月30日将相当于甲方委托资金本金和最低收益总和的资金，即20,396万元存放在丙方开设的专户内，乙方承诺在协议期满或因协议提前终止双方未就相关事宜达成最终协议，并将相应资金交付甲方前，保持该账户内资金不变，丙方承诺在相应期间内有效监管该账户，确保账户内资金符合协议约定；当因乙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严重的财务危机、涉及诉讼保全)致使专户内资金的完整性遭受严重威胁时，甲方有权与乙方就事态进行讨论，讨论后若甲方的疑虑仍无法消除，而乙方又无法以让甲方满意的方式确保委托资金的安全，甲方可通知乙方提前终止协议，并仍有权足额收回委托资金本金及相应期间的收益；乙方授权丙方，当协议提前终止乙方未按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向甲方支付资金时，凭乙方预留在丙方的贷记凭证将监管资金从该专户内划至甲方指定的资金账户。丙方承诺不受理乙方可能对上述资金的完整性和凭丙方预留票据进行资金划付的能力受到损害的任何业务；本协议作为丙方特种转账划款依据。乙方自愿接受前述各条约定，无任何异议，并放弃抗辩权利；丙方在资产监管期内，每季向甲方提供资产监管报告；因丙方责任造成无法将资金足额划至甲方指定账户的，丙方应承担相应支付责任。同时，浦发银行空港支行(甲方)、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乙方)与汉唐证券(丙方)签订《监管协议》，约定丙方根据《委托国债投资补充协议》授权下属上海中华路证券营业部在甲方开设账号为076389-XXXXXXXXXXXXXXXXX的监管专户的同时，已经在乙方处开设账号为99000-XXXXXXXXXX的保证金专户，并同意将后者纳入《委托国债投资补充协议》的监管范围。1月30日，被告向汉唐证券上海中华路证券营业部在浦发银行空港支行开设的076389-XXXXXXXXXXXXXXXXX账户划付2亿元款项。同日，汉唐证券上海中华路证券营业部亦向该账户划款400万元。期间，浦发银行空港支行分别于1月30日、5月31日出具两份《监管报告》，明确截至2004年5月31日，汉唐证券账户内2.4亿元资金没有发生转移，被告证券专户共购入总金额为192,358,176.74元的国债，账户余额为822,192.56元，用于划转汉唐证券银行账户内资金的唯一银行凭证存放在浦发银行空港支行，并由专人妥善保管。上述账户，于6月30日转出2亿元，7月1日转入2亿元，7月13日转出131万元。2004年8月13日，被告分别向汉唐证券、浦发银行空港支行发送《关于终止委托国债投资协议的函》，要求根据三方签订的《委托国债投资补充协议》的规定，终止与汉唐证券于2004年1月29日签订的《委托国债投资协议书》，足额收回委托资金本金及相应期间的收益，从汉唐证券在浦发银行空港支行开立的账户内划取20,396万元至被告银行账户。8月16日，浦发银行空港支行通过汉唐证券预留的贷记凭证，从上述账户划转20,396万元至被告账户。2007年4月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向原告发送《关于纠正违法违规扣划汉唐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行为的函》，认为因与汉唐证券理财纠纷，浦发银行空港支行于2004年8月16日扣划汉唐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20,396万元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扣划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精神及《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属于违法违规行为。限期原告对扣划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予以划回，划回相关资金后，可依法向汉唐证券清算组主张债权。2014年1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监管部向原告发送《关于尽快退回不当扣划的原汉唐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函》，要求原告尽快退回不当扣划的被处置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2014年10月15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向原告发送《关于敦请尽快归还原汉唐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函》，载明：2004年1月29日，被告于汉唐证券签订《委托国债投资协议书》，约定2亿元资金进行为期一年的国债投资。同日，浦发银行空港支行作为资产监管人与双方签订《委托国债投资补充协议》，约定汉唐证券应于2004年1月30日将相当于被告委托资金本金和最低收益总和的资金20,396万元存放于其在原告开设的专户内。2004年1月30日，被告将2亿元委托资金存入其在汉唐证券上海中华路营业部开设的账户，并全额购入国债。2004年8月16日，在得知汉唐证券可能发生资金危机消息后，浦发银行空港支行从汉唐证券上海中华路营业部在其开设的银行存款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XXXX)划走未到期2亿元委托国债投资的本息共计20,396万元至被告账户。上述扣划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商业银行扣划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侵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影响了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为加快风险处置进程，保护客户交易的顺利进行，保护基金公司对上述扣划形成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缺口先行垫资收购，待上述资金退回后即返还给保护基金公司。原告应尽快将扣划的20,396万元原汉唐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及相应利息归还至保护基金公司专用帐户。归还上述资金后，可就相关债权参加破产清算事宜与保护基金公司、汉唐证券破产管理人协商，获取相应的清偿财产。2014年10月17日，原告向保护基金公司划付20,396万元，注明其他应收及暂付款。2015年3月16日，原告(甲方)与保护基金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让渡协议》，就汉唐证券在甲方20,396万元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款归还、乙方向甲方进行债权让渡、返还受偿分配款等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乙方将已向汉唐证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总垫资债权中相当于20,396万元部分的债权及该让渡债权的受偿分配款转让给甲方，由甲方享有该让渡债权的受偿分配款及让渡债权对应的后续破产清偿分配所得。截至2015年2月16日，汉唐证券破产清偿率为50.1636%，以20,396万元为计算基数，甲方获得受偿分配款为102,313,678.56元。债权让渡后，乙方继续参与汉唐证券的破产清算，其他对应的分配款项，均需在收到日后七个工作日内划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直至汉唐证券的破产程序全部完成时自动终止。3月20日，保护基金公司将102,313,678.56元款划入原告账户。另，2003年12月30日，浦发银行空港支行(甲方)与汉唐证券上海中华路证券营业部(乙方)签订《资金存管协议》，乙方选定甲方为其存管银行，同意在甲方开立一个(且只能开立一个)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并在该账户中存放相对稳定数额的存款资金。乙方开立该账户应通过甲方向证监会提出报备申请，在获得证监会账户备案回执之前，乙方不得使用该账户。但以现有保证金账户作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的，则除外。本院认为，结合各方的诉辩意见，对各争议焦点逐一分析如下：1、关于主体资格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在破产程序中退回了部分资金，接受了破产清偿，因清偿不足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原告认为损失是因为依据被告的指令进行划款产生的，即自己的损失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有权作为适格主体，提起本案诉讼。至于时效，本案并非合同诉讼，而是侵权之诉，故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自损失明确之日起计算。本案中，破产程序的清偿时间、清偿结果表明，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关于扣划行为的性质认定。原告认为依据法律的规定以及监管部门的认定，不能扣划。而被告认为依据其与汉唐证券的《委托国债投资协议书》以及三方之间的《委托国债投资补充协议》，其有权依约定要求足额收回资金。本院认为，同一行为，因为涉及多个主体，可以产生不同的性质认定，关键点在于从证据分析不同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在监管部门视角中，这种扣划行为是原告私自扣划了交易结算资金，构成偏颇性清偿，其所针对的是原告的行为。原告作为存管银行，知晓账户及资金的性质，其主观意图能够被证明，故应退回并申报债权。而在被告视角中，完全是依约行使权利。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知晓相关账户及资金的性质，被告仅仅是发出指令要求足额收回资金。如果原告认为这种合同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则应直接拒绝而不是履行协议。因此，在缺乏被告主观意图的情况下，无法从监管部门对原告行为的认定和要求来进而认定被告也实施了侵权行为。3、原告履行监管协议的行为存在过错。本院认为，为履行《委托国债投资协议书》时所开的账户，原告及汉唐证券并未告知被告该资金账户是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委托国债投资协议书》还约定，原告承诺在相应期间内有效监管该账户，确保账户内资金符合协议约定。但实际上，原告于2004年1月30日、5月31日分别出具两份《监管报告》，明确“截至2004年5月31日，汉唐证券账户内2.4亿元资金没有发生转移，被告证券专户共购入总金额为192,358,176.74元的国债，账户余额为822,192.56元，用于划转汉唐证券银行账户内资金的唯一银行凭证存放在浦发银行空港支行，并由专人妥善保管”后，发生了账户内资金被划转的情况。这些行为表明被告是未知情的无过错方，原告并未尽到有效监管责任，过错在于原告。被告依约要求足额收回资金，并无过错。4、被告再行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已经失去。在本案中，本院额外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本案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则被告则无法再行获得救济。因为如果当时原告不进行扣划行为，则被告当时就会发生损失，发生损失之后，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被告当时有可能会从以下几方面获得救济。一是对相关国债行使取回权。原告出具给被告的《监管报告》载明，被告的证券专户共购入总金额为192,358,176.74元的国债。如果这些国债是真实存在的，则根据相关的司法规则与实践，被告有权主张取回权，从而避免了或者大大减少了损失。二是被告对原告提起监管不当诉讼。如果上述国债是根本不存在的，则原告是在未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下故意欺骗被告，这种行为构成侵权。即便不存在上述出具《监管报告》的行为，因原告承诺在相应期间内有效监管该账户，确保账户内资金符合协议约定，如果因汉唐证券挪用行为，被告资金受到损失，则原告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这样被告的损失亦不会发生。考虑到上述原因，本院认为当时原告的扣划行为，为了是避免自身的责任，而不是与被告故意串通去获得破产法上的偏颇性清偿。现原告的行为已经规避了自身的责任，如果判决本案被告赔偿原告，则被告因诉讼时效或证据灭失等原因已经无法另行起诉原告要求赔偿，这对于被告是极不公平的。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张足额取回资金不存在过错，原告扣划资金给被告的行为，为的是避免自身的责任。原告的诉请，实际上是请求无过错的被告去赔偿有过错的原告，有悖于情理法，故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二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0,031.61元，由原告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符望审判员  金冶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煜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第三条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七十一条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