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23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红柳，女，1988年2月23日出生。委托代理人王佳，北京奉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领天英才（北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107号A座418室。法定代表人王一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雪青，女，1987年8月2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和畅路6号。法定代表人王沛德，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藏克兰，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杰，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红柳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15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曹红柳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佳，被上诉人领天英才（北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天英才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李雪青，被上诉人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绫致时装公司）之委托代理人藏克兰、王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11月，曹红柳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2010年10月24日与领天英才公司签有劳动合同，以劳务派遣形式在绫致时装公司工作，岗位是导购，我工作至2014年4月。领天英才公司、绫致时装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支付加班费等。为此双方发生争议，我离职。我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起诉要求领天英才公司、绫致时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向我支付：1、2010年10月至2014年4月期间延时加班工资125941.8元；2、2010年10月至2014年4月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2965.52元；3、2011年和2014年未休年休假工资8069元；4、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750元；5、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787.2元；6、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958元。领天英才公司、绫致时装公司共同辩称：曹红柳于2014年4月2日离职，但其提出仲裁申请的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其所有诉求均已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曹红柳作为销售岗位人员先后执行不定时工时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其主张加班费应承担举证责任。曹红柳在职期间的年假均已休完。同意向曹红柳支付未缴纳农民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补偿金，不同意曹红柳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曹红柳与领天英才公司是劳动关系，与绫致时装公司是劳务派遣关系，领天英才公司对曹红柳的给付义务，绫致时装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领天英才公司、绫致时装公司同意支付曹红柳主张的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补偿金787.2元，予以准许。农民合同制工人缴纳失业保险满一年解除劳动合同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费，自曹红柳2010年10月开始工作至2011年6月不足一年时间，故曹红柳主张该期间未缴纳失业保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不予支持。曹红柳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加班事实，且不能证明领天英才公司、绫致时装公司给其降薪，另离职单与离职证明上的离职原因相互矛盾。同时，劳动争议案件申请仲裁的时效期为一年，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曹红柳于2014年4月2日离职，且不能证明在离职后一年内曾就其诉讼请求向领天英才公司、绫致时装公司主张权利或有其他时效中断的情形，其于2015年4月17日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故对曹红柳主张延时加班工资、法定节日加班工资、未休年假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均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领天英才（北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向曹红柳支付二○一○年十月至二○一一年六月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补偿金七百八十七元二角；二、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对于上述第一项领天英才（北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负担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曹红柳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决后，曹红柳不服，上诉至本院称，我从绫致时装公司离职，但领天英才公司并未与我办理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手续，故我的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包括我在内的多名员工于2014年6月向绫致时装公司主张过权利，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请求二审改判支持我原审提出的关于加班工资、未休年假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领天英才公司、绫致时装公司均同意原判。经审理查明：领天英才公司（甲方）与绫致时装公司（乙方）签订有《劳务派遣协议》，载明甲方将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派往乙方工作，甲方与派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履行劳动合同义务，并收到乙方支付的派遣费用后为派遣员工提供相关服务；乙方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劳动保护，为派遣员工支付劳动报酬等；协议期限自2007年12月1日起，至派遣员工的派遣期限中最迟到期的派遣期满止。其间，领天英才公司、绫致时装公司分别就企业执行特殊工时制度事项办理了行政审批手续。其中，2009年至2013年9月批准为销售岗位均执行以年为实行期限的不定时工作制，自2014年2月审批为销售岗位执行以年为计算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制。领天英才公司自2010年10月与曹红柳签有劳动合同，并派遣曹红柳到绫致时装公司工作。双方于2013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载明：本合同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甲方（领天英才公司）派遣乙方（曹红柳）工作的用工单位为绫致时装公司，乙方担任销售岗位工作，工作地点为北京；用工单位安排乙方执行综合计算工时方法，甲方和用工单位对乙方实行的休假制度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甲方委托用工单位代发乙方工资，月工资按职（岗）位工资标准执行，且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甲乙双方按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用工单位解除或终止乙方用工关系，甲方同时解除、终止本合同……；绫致时装公司的员工手册、年休假制度、请假制度、年终奖金发放制度为本合同的附件。曹红柳在绫致时装公司销售岗位工作至2014年4月2日，其工作和休息时间由所在销售岗位团队自行排班调剂。绫致时装公司按月向曹红柳支付由保底、岗位津贴、表现奖、提成等项目构成的月工资。曹红柳为农业户籍人员，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期间，领天英才公司未为曹红柳缴纳农民合同制工人养老、失业保险。后，领天英才公司已为曹红柳办理参缴了北京市企业职工基本社会保险统筹。曹红柳于2014年7月1日签署的《员工离职单》中，在辞职原因处填写为“工资降”，离职日期处填写为“2014年4月2日”。2014年9月18日，绫致时装公司给曹红柳出具的《证明》，载有“曹红柳由于个人原因离职，离职时间2014年4月2日，且已于2014年7月10日办理完毕离职手续”。2015年4月17日，曹红柳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绫致时装公司、领天英才公司支付工作期间的加班工资、未休年假工资、未缴社会保险补偿、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8月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15）第1826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曹红柳的全部申请请求。曹红柳不服该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诉讼中，曹红柳主张其在绫致时装公司工作期间存在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及法定节日工作的情况，且2011年和2014年年假未休。另，曹红柳主张其与多名员工曾于2014年6月前往绫致时装公司主张权利，并有110接处警记录。领天英才公司、绫致时装公司对曹红柳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及附件、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帐单、工时制度审批表、员工离职单、离职证明、110接处警记录、仲裁裁决书在案为证。本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领天英才公司与曹红柳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派遣曹红柳在绫致时装公司工作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止，绫致时装公司解除或终止曹红柳用工关系，领天英才公司同时解除、终止本合同。曹红柳在绫致时装公司工作至2014年4月2日离职，且其在2014年7月补办离职手续时签署的《员工离职单》中亦确认离职时间为2014年4月2日，由此可以认定曹红柳应当知道其与领天英才公司劳动合同因其2014年4月2日离职而解除。曹红柳于2015年4月17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已超过一年的仲裁申请时效期间。现曹红柳以领天英才公司未予其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为由，主张其请求不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2014年6月4日的110接处警记录不足以证实曹红柳向领天英才公司、绫致时装公司主张相关权利，故曹红柳上诉称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现绫致时装公司、领天英才公司对于曹红柳提出加班工资、未休年假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各项请求均不予认可，故曹红柳坚持其各项请求，本院难以支持。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领天英才（北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后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曹红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洁代理审判员  庞妍代理审判员  李昂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余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