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4民终3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德云。委托代理人：徐传富，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久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河滨路388号3幢。法定代表人：褚国林，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郑诗贵、刘湘杰，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德云因与被上诉人嘉兴久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科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5）嘉南民初字第1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8日受理后，于同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德云及其委托代理人徐传福、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刘湘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久科公司为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汽车二厂车身装配中心提供设备并负责安装，2014年6月，久科公司将设备安装工作中的部分杂活发包给案外人周某。杨德云到上海市前去务工，经老乡介绍后受周某招用去做工，口头约定每日工资为170元，工资由周某发放。2014年6月11日，包括杨德云在内共5名云南务工人员受周某指派去抬钢板，杨德云不慎从高空坠落受伤。杨德云就医期间，因案外人周某无力支付杨德云的医药费，由久科公司垫付抢救所需医药费三笔共计10000元，该款由周某以经办人身份出具收条并言明转付医院。2015年3月，杨德云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确认久科公司、杨德云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5月仲裁委作出嘉劳人仲（2015）办字第726号裁决书：确认久科公司与杨德云在2014年6月2日至2014年6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久科公司对该仲裁裁决不服，于法定期间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4年6月，久科公司因上海市嘉定区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汽车二厂车身装配中心生产、安装设备的需要，将设备安装工作中的部分收尾工作和杂活发包给案外人周某，案外人周某从久科公司处获得承揽工作后，雇佣了杨德云为其工作。2014年6月11日，杨德云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因案外人周某无力支付杨德云的医药费，久科公司本着救人为主的原则，为杨德云垫付抢救所需医药费及生活费共计17000元。久科公司认为，杨德云系案外人周某的雇工，二者间系劳务关系，其与久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杨德云一审答辩称，其与久科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久科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关于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确认纠纷之诉，久科公司主张双方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杨德云主张双方间为事实劳动关系。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确定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鉴于杨德云是主张劳动关系成立的一方，故杨德云应当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文件]的规定，提供相应的证据。案经审理，首先，按照上述劳社部的文件，杨德云未对下列事项举证：1.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2.“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3.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4.考勤记录；5.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由此可见，缺乏证据表明久科公司、杨德云确立了劳动关系。其次，本案中久科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杨德云与案外人周某系雇佣关系，杨德云是周某的雇员，其从事劳务工作受周某的指派和管理；另一层关系是久科公司与周某系劳务承包关系这一点从周某和久科公司结算承包款的收条、转账凭证等证据可以得到印证。第三，杨德云方在庭审中强调周某的身份是久科公司的代理人，但对于周某是否得到授权或者构成表见代理仍然缺乏事实证据予以证明，而由周某经办的久科公司代付的杨德云医疗费和生活费10000余元，系久科公司单位出于救人理念的垫付款项，并不是工资。综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久科公司、杨德云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于杨德云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所受伤害，应当根据各方之间基础法律关系另案处理。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七条，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久科公司与杨德云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久科公司负担。一审判决宣告后，杨德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认定久科公司与周某之间系承包关系错误，久科公司无法提供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周某又未到庭佐证。同时，按照相关规定，久科公司即使将安装设备劳务发包给个人周某也是无效的，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久科公司承担。杨德云受伤后，久科公司将其送到医院治疗并支付了手术费近20万元。2014年7月28日第一次出院后，久科公司戴经理与小蒋在嘉定安亭一旅馆协商赔偿事宜，周某也在场。当时周某打电话给久科公司法定代表人褚国林，褚国林表示杨德云的事情与周某无关，由久科公司处理。但此次协商未能达成协议，久科公司为杨德云预定回昆明的机票，并支付了2万元生活费。2014年11月，小蒋另通知杨德云到上海做第二次手术并支付了9万元医药费，其后又支付了车旅费、生活费等。此后，双方仍然协商未果，杨德云才提起仲裁。一审歪曲事实，轻描淡写久科公司只支付了1万元医疗费、生活费。杨德云从事的工作属于久科公司工作范围，接受其管理，双方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久科公司与周某之间是对内关系，周某的一切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由久科公司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改判杨德云与久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久科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一、久科公司与周某之间系承包关系，承包合同并不一定要以书面形式订立。二、劳务承包不是法律上的概念，承包合同不禁止将业务发包给个人，杨德云主张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三、杨德云企图以久科公司善意为其支付医药费等得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不正确。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德云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中，针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杨德云提出以下异议：一、久科公司并非将部分杂活发包给周某，而是将主体安装部分让周某带人去做。二、杨德云并非是周某招用的。杨德云去干活是因为周某说有活干，就跟着去了。工资也不是周某发的，是周某从久科公司领来后代发的。三、杨德云就医期间第一次的医疗费将近20万元，都是久科公司垫付的，并非一审认定的只有1万元。四、补充如下事实：杨德云第一次出院后，久科公司法定代表人跟史某表示这个事情由公司承担，其后又给了杨德云2万元生活费。久科公司对一审认定事实异议认为一审认定久科公司垫付的医药费1万元是指周某经手的医药费，实际杨德云第一次费用用了将近20万元，都是久科公司付的。除上述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二审庭审中，久科公司未提供证据。杨德云则申请证人史某、周某出庭作证。证人史某在庭中陈述，他与久科公司的戴惠明经理认识，曾帮他介绍过一些人去邯郸干活。这次是因为久科公司在上海大众生产线的钢平台设备安装人手不够，所以戴经理让他找些人来做钢平台的设备安装，他就介绍了周某去做。周某也是通过朋友认识的。这中间他没有一分钱好处，他也没有拿出钱来过。他没有参加具体干活，不认识杨德云，也不是久科公司的员工。杨德云出事后，周某打算不干了，要久科公司把费用结掉。久科公司就写了份收条，让周某签字，他也作为见证人在收条上签了字。杨德云第一次出院后，他跟周某、戴经理在上海协调，打电话给久科公司总经理褚国林。褚国林讲这事让他不要插手，由公司来承担。杨德云质证称，认可史某证人证言。久科公司质证称，不认可久科公司叫史某去招募人员的说法，很多事情史某都是猜测，他只是一个介绍人的身份。至于周某怎么招人、薪水怎么样他都是不清楚的。证人周某庭中陈述，久科公司的戴经理叫史某招人做钢结构平台安装，史某就找到他。他就在上海叫了13个人。其中杨德云是通过杨德云的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他没有承包这个工程。在现场他受戴经理、小蒋管理。杨德云则听他指挥，他把事情安排好，杨德云就去干。他们是从4号开始做的，杨德云受伤后，就不做了，他也把叫的工人全部带走了。和久科公司结账时，久科公司出了收条，他为了拿钱没办法就在这张收条上签了字。但他不是做杂活的，是做安装的。他没有安装的资质，但他会安装，以前也安装过。收条上5万元是工资、伙食费、车费，杂七杂八算出来的。工资是按大工小工算的，其中他的工资最高，是一天300元。5万元中有3000多是他的工资。杨德云不是熟练工，所以是170元一天。杨德云的工资他已经给杨德云了。在那里干活时，他和工人们都住在久科公司提供的宿舍里。但来回车费、还有吃饭都是他提供的。杨德云受伤后他没拿出过一分钱医药费。经他手的有1万元，是给杨德云家里的开支生活费，全部给了杨德云的母亲。杨德云质证称，无异议。久科公司质证称，周某讲的有一块是事实，比如工人工资、所有开支确实是周某负责。但杨德云在跟久科公司代理人的谈话中说过他一直是跟着周某干活的，这次也是跟着周某过来，工资170元一天也是周某开给他的。经审理，本院对上述两位证人证言的认证意见为，有关史某的证人证言，根据其陈述，其仅系周某与久科公司间的介绍人，而周某与久科公司之间究竟如何商谈，他未参与且也未在现场工作。故其无法证明周某承包的究竟是主体安装工程还是搬运杂活。有关周某的陈述，其陈述的杨德云现场系受其指挥一节，杨德云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外，有关人员工资、开销都是他负责一节，杨德云和久科公司均没有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至于他与久科公司之间究竟是承包关系还是提供劳务关系，具体从事的是主体安装工程还是杂活，以及他与杨德云之间究竟是提供劳务关系还是仅仅是介绍杨德云到久科公司工地干活的普通工友关系，涉及本案争议焦点，且与其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因为如果他与杨德云之间系提供劳务关系，则其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有关双方当事人异议部分事实，经查，周某与久科公司之间、杨德云与周某之间究竟是何种法律关系涉及双方争议事项，将于判决理由部分阐述。有关久科公司已付医药费部分，一审认定的1万元只是周某经手的部分。全部医药费均由久科公司支付。除此之外，久科公司还付过杨德云2万元生活费。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在工地现场，杨德云受周某指挥。杨德云和周某招用的其他工人平时与周某一起住在久科公司提供的宿舍里，但来回工地的通勤和伙食全由周某安排。杨德云受伤后，周某及其招用的工人就停止了工作。2014年6月13日周某与久科公司进行了结账，收取了久科公司5万元。收条载明“今收到嘉兴市久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在上海大众二厂BDC钢结构平台杂活承包款：人民币伍万元整。以上费用以全部结清领款人：周某（指印）史某（指印）日期：2014年6月13日卡号（22×××78，姓名周某农业银行身份证320423197302154615”（其中“以上费用以全部结清”及签名、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系手写字体，其余为打印字体）。之后周某就撤走了其招用的全部工人。据周某陈述，他们是从2014年6月4日开始工作的。收条中的5万元包括工资、伙食费和车费等。其中有他个人的工资3000多元，是按每天300元算的，是他们中最高的。庭审中，杨德云认可周某已将其工钱全部付清。二审又查明，杨德云住院期间的全部医药费均由久科公司支付，其中通过周某经手支付的有1万元。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具有人身依附性和组织（人格）从属性。其中人身依附性使其区别与一般以劳动为标的的民事合同关系，如承揽、运输、委托、居间等合同关系，而组织（人格）从属性则使其区别与雇佣关系。本案杨德云系周某招用，工资由周某确定并发放，在工地现场受周某指挥，通勤、伙食等亦由周某提供。而周某并非久科公司的员工，从事后双方结账行为来看，双方是一种具体经济利益的合同关系，其招用杨德云并指挥其工作等等行为并非履行职务行为。故杨德云与久科公司间既不存在人身方面的依附性，也不存在组织（人格）方面的从属性。其主张确认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久科公司支付杨德云医药费和生活费一节，不能作为认定久科公司与其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而有关杨德云陈述久科公司总经理曾电话承诺由久科公司负责赔偿其损失，仅涉及赔偿事宜，与本案所争劳动关系的确认无关。本案对此不作审查。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应予维持。杨德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杨德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坤审 判 员  倪勤代理审判员  周倩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苏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