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甬鄞行初字第164号原告周亚忠，男，系原宁波市鄞州高桥新兴工艺编织厂负责人。委托代理人王晓华、乐柯南，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225号。法定代表人周义定，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刘涛，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剑明，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香军。委托代理人陈璐、张泽峰，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亚忠不服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6月5日作出的鄞人工认[2014]122号认定工伤决定，于2015年12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12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材料。因王香军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亚忠的委托代理人王晓华、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刘涛及委托代理人陈剑明、第三人王香军的委托代理人张泽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6月5日作出了鄞人工认[2014]122号认定工伤决定，该决定认定王香军与宁波市鄞州高桥新兴工艺编织厂之间于1999年8月至2001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宁波二院职诊字〔2014〕第030号××诊断证明书、浙（甬）卫职鉴（2014）-070号××鉴定书、浙卫职鉴字〔2015〕16号××鉴定书证明王香军患××（矽肺叁期）。宁波市鄞州高桥新兴工艺编织厂未安排王香军进行上岗、离岗体检及工作期间的例行体检，未提交证据证明王香军在离开宁波市鄞州高桥新兴工艺编织厂后在其他单位工作，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王香军所患××危害造成。根据以上事实，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认定王香军患××（矽肺叁期）为工伤。原告周亚忠起诉称：一、被告认定第三人患病与原宁波市鄞州高桥新兴工艺编织厂（以下简称新兴编织厂）有关，无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以下简称《××防治法》）于2002年5月1日才正式实施。在《××防治法》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对从事接触××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根据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甬民一终字第92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第三人与原新兴编织厂在1999年8月至2001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在《××防治法》实施之前，第三人与原新兴编织厂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适用《××防治法》。在《××防治法》颁布后，原新兴编织厂积极开展劳动者的体检工作，并根据××检测机构的处理意见，可以上岗的人员才能继续工作。宁波市鄞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后依法对原新兴编织厂工作场所进行多次检测，原新兴编织厂场所都是合格达标的。其次，被告认定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所患××危害造成，对于原告主张第三人患病与原告无关的主张不予采信，此说法不成立。根据第三人在仲裁申请书及民事案件起诉状中的自述，其自1993年开始就进入宁波市高桥工艺制品联营二厂从事拔草和烘草工作，厂长为周亚忠，1999年8月进入原新兴编织厂处工作。当时的宁波市高桥工艺制品联营二厂系集体企业，显然第三人在宁波市高桥工艺制品联营二厂及原新兴编织厂从事的工作完全相同，在先前的用人单位工作长达6年时间之久，从工作时间及当时的加工工艺、工作环境来看，遭受××危害更为严重，故第三人自述的事实无须原告举证，被告认为原告未举证的说法不成立。再次，被告认定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在离开原新兴编织厂后在其他单位工作，对于原告主张第三人患病与原新兴编织厂无关的主张不予采信，此说法亦不成立。从2002年到现在这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第三人是否到其他蔺草加工企业工作，或者说是否到其他还有××危害的企业工作，原告不得而知。原告没有任何权利和能力去调查了解第三人离开原新兴编织厂后的工作经历，现要求原告来承担举证责任极不公平。二、被告认为原告未提供第三人患病不符合工伤情形的证据材料，属于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系被告对法律的片面解读。首先，《工伤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的立法本意是在通常情况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唯一明确，用人单位就受伤本身事实无争议但不认为是工伤，才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就劳动关系本身就有争议，且第三人工作的用人单位根据既有的事实也并非一家，其离开后是否还在其他单位工作均无法确认，一味牵强地将举证责任加在原告身上，不符合法律的本意。其次，上述法律法规也明确授权被告可以根据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三、不能因为国家法律的滞后性要求一个小企业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法不溯及既往”是基本的法制原则，十多年以后，再用现在的法律要求原告承担工伤责任违背法制原则，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为此，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于2015年6月5日作出的鄞人工认[2014]122号认定工伤决定。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粉尘）作业工人体检汇总表》、宁波市鄞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卫生检验/检测报告》各1份，用以证明原新兴编织厂在2002年《××防治法》实施后，按照法律规定为工人进行上岗体检，并在2003年接受鄞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工作场所的检测，检测结果合格的事实。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首先，被告认定第三人××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新兴编织厂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第三人是在原新兴编织厂工作期间由该厂××危害造成其患××，原告并未在举证期间内提交充分、有效能够证明第三人××不符合工伤情形的证据材料。故被告依据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及所作的调查认定第三人××系工伤并无不当。其次，被告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在认定第三人在原新兴编织厂工作期间由该厂××危害造成其患××的事实基础上，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第三人的××（矽肺叁期）为工伤正确。再次，被告工伤认定的程序合法。被告在收到第三人工伤认定的申请后，积极履行行政职责，在第三人提交完备材料后立案受理；决定作出后，依法对双方进行了送达。综上所述，被告依法认定第三人××（矽肺叁期）为工伤的是事情清楚、结论正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1.甬鄞劳仲案字〔2013〕第859号仲裁裁决书1份，（2013）甬鄞民初字第1273号民事判决书、（2013）浙甬民一终字第927号民事判决书、（2014）浙民申字第578号民事裁定书、工商登记资料各1份，用以证明原新兴编织厂与第三人于1999年8月至2001年12月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2.被告对周亚忠所作的调查笔录、周亚忠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对第三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宁波二院职诊字〔2014〕第030号××诊断证明书、浙（甬）卫职鉴字（2014）-070号××鉴定书、浙卫职鉴字〔2015〕16号××鉴定书、××鉴定资料接收单、××鉴定有关事项告知书各1份，用以证明第三人患××（矽肺叁期），用人单位为原新兴编织厂的事实；3.《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第二款，用以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所适用的法律正确；4.《工伤认定申请表》、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第三人授权委托书、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再审申请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及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工伤认定中止申请书、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决定书的送达回证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合法。第三人王香军陈述称，被告认定第三人工伤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及法律依据作如下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2，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第三人所患××是在原新兴编织厂工作时形成。本院认为，宁波二院职诊字〔2014〕第030号××诊断证明书、浙（甬）卫职鉴字（2014）-070号××鉴定书、浙卫职鉴字〔2015〕16号××鉴定书均明确认定第三人诊断为××的用人单位为原新兴编织厂，原告主张第三人所患××并非在原新兴编织厂形成，但未提供证据佐证，对原告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作为法律依据提供的证据材料3，第三人无异议，原告认为，第三人于2001年12月后已离开原新兴编织厂，《工伤保险条例》于2003颁布实施，本案中不应适用上述法律依据。本院认为，被告作出涉案工伤认定决定时间为2015年6月5日，其适用该法律依据正确，对该组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4，原告与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和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粉尘）作业工人体检汇总表》是在2002年8月5日出具，与本案无关，《卫生检验/检测报告》无法证明原新兴编织厂工作场所环境检测合格。本院认为，《（粉尘）作业工人体检汇总表》载明的是其他职工的体检汇总，无法证明第三人患病与原新兴编织厂无关，《卫生检验/检测报告》只是载明原新兴编织厂工作场所气样中矽尘浓度，并无任何检测结论，不能证明原新兴编织厂工作场所环境达标，本院对被告和第三人的主张予以采信，对原告主张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王香军于1999年8月进入原新兴编织厂，从事拔草烘草工作，于2001年12月离职。2014年3月18日宁波市第二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诊断第三人患××（矽肺叁期），用人单位为原新兴编织厂。原告对该××诊断证明书不服，向宁波市××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宁波市××诊断鉴定委员会于2014年12月19日出具浙（甬）卫职鉴字（2014）-070号××鉴定书，维持宁波市第二医院原诊断结论，原告仍不服，向浙江省××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浙江省××诊断鉴定委员会于2015年3月16日出具浙卫职鉴字〔2015〕16号××鉴定书，维持宁波市××诊断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2014年4月22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同日予以受理，因原新兴编织厂不服（2013）浙甬民一终字第927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就涉案××诊断证明书向上级××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被告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后被告恢复工伤认定程序，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于2015年6月5日鄞人工认[2014]122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第三人患××为工伤。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新兴编织厂因歇业于2015年1月23日已注销工商登记，其负责人为周亚忠。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故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对依法取得××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而根据《××防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对××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鉴定。××诊断争议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组织××诊断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当事人对设区的市级××诊断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本案中，对于第三人××诊断，浙江省××诊断鉴定委员会已作出最终的鉴定结论，即王香军患××（矽肺叁期），用人单位为原新兴编织厂。因此，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足以推翻浙江省××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的情况下，被告以此职业鉴定书作为依据，以原新兴编织厂作为用人单位，确认第三人患××为工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对于原告主张《××防治法》于2002年5月１日起施行，原新兴编织厂与第三人从2001年12月起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不能根据《××防治法》的规定要求原告对第三人进行岗前、岗中和离岗体检，并由此认定第三人所患××的用人单位为原新兴编织厂。本院认为，第三人××诊断证明书出具日期为2014年3月18日，认定工伤决定作出时间为2015年6月5日，故本案适用2001年出台并于2011年修订的《××防治法》。本案中，因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第三人在原新兴编织厂工作与其患××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依据鉴定机构出具××诊断鉴定书，认定第三人××（矽肺叁期）为工伤，并无不当。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亚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亚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50元；如通过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通过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未在上诉期限内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作放弃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寿 涛人民陪审员  吴丽君人民陪审员  孙建华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代书 记员  吴 丹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章：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第五十三条当事人对××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鉴定。……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四）患××的；……第十九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