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浙甬商终字第5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戚海舟。委托代理人：刘竞恺。委托代理人：毛晶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法定代表人：周建斌。委托代理人：程瑾。委托代理人：陈栋。原审被告：宁波市勇达纸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魁珠。原审被告：范建伟。原审被告：何魁珠。上述三原审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章学锋。上述三原审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陶旭峰。原审被告：张黎辉。上诉人戚海舟为与被上诉人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简称鄞州银行）、原审被告宁波市勇达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达公司）、范建伟、何魁珠、张黎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3）甬鄞商初字第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0年10月29日，戚海舟与鄞州银行的分支机构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中兴支行（以下简称中兴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自2010年10月29日至2013年10月29日期间内向勇达公司发放最高贷款限额为135万元的贷款，由戚海舟所有的位于宁波市江东区兰亭绿源小区24幢82号104室的房地产作抵押（房产权证号为：甬房他证江东字第T201010326**号）；在此期限和额度内，双方不再逐笔办理抵押登记，具体每笔贷款期限和利率以具体业务合同、借款借据为准。同日，张黎辉与中兴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自2010年10月29日至2013年10月29日期间内向勇达公司发放最高贷款限额为245万元的贷款，由张黎辉所有的位于宁波市江东区民安路625弄106号903室的房地产作抵押（房产权证号为：甬房他证江东字第T201010337**号）；在此期限和额度内，双方不再逐笔办理抵押登记，具体每笔贷款期限和利率以具体业务合同、借款借据为准。2012年10月30日，范建伟、何魁珠与中兴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承诺自2012年10月30日至2016年10月30日期间内为勇达公司向中兴支行的1085万元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上述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兴支行于2012年11月2日与勇达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并向勇达公司发放贷款32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6.5‰；合同到期日为2013年10月29日；还款方式为本金到期归还，利息按月付清。该合同第十条约定，借款人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构成借款人违约：（二）未按期偿还贷款本金或未按期支付利息或不按借款借据特别约定的还款方式归还贷款本息的；（八）卷入重大不利诉讼的。第十二条第（一）款约定，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有权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2.未按期归还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利率加收50%的罚息利率计收罚息；3.未按期偿还贷款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6.宣布本合同和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其他合同项下未偿还的借款的其他融资款项立即到期，立即收回未偿还款项。贷款发放后，勇达公司卷入了重大不利诉讼，于2013年6月27日被山东省齐河县人民法院查封了基本账户，自2013年6月21日起，勇达公司开始欠息。鄞州银行于2013年9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2010年10月29日，戚海舟与中兴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自2010年10月29日至2013年10月29日期间内向勇达公司发放最高贷款限额为135万元的贷款，由戚海舟所有的房地产作抵押。同日，张黎辉与中兴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自2010年10月29日至2013年10月29日期间内向勇达公司发放最高贷款限额为245万元的贷款，由张黎辉所有的房地产作抵押。2012年10月30日，范建伟、何魁珠与中兴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承诺自2012年10月30日至2016年10月30日期间内为勇达纸业向中兴支行的1085万元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中兴支行于2012年11月2日与勇达公司签订具体借款合同，并向勇达公司发放贷款32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6.5‰；合同到期日为2013年10月29日；还款方式为本金到期归还，利息按月付清。贷款发放后，勇达公司却卷入了重大不利诉讼，于2013年6月27日被山东省齐河县人民法院查封了基本账户并自2013年6月21日开始欠息。故请求判令：一、勇达公司立即归还鄞州银行贷款本金320万元，利息42293.33元（此利息暂计算至2013年8月20日），并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日；二、戚海舟在本金75万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张黎辉在本金245万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鄞州银行对戚海舟、张黎辉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范建伟、何魁珠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勇达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鄞州银行与勇达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是事实，并且有多笔借款，同时勇达公司也陆续有过还款。鄞州银行起诉时还款日期尚未届满，不符合起诉条件，鄞州银行仅凭勇达公司与第三方发生经济纠纷而认为其卷入了重大不利诉讼，依据不足。利息问题应以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为准。勇达公司有能力清偿债务，只是目前因一时资金周转困难，届时勇达公司一定履行自身应负的义务。张黎辉在原审中答辩称：张黎辉与鄞州银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鄞州银行与张黎辉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存在违规拆解授信额度、恶意欺诈的行为，请求法院确认该《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担保人在提供担保时肯定要考量债务人的偿还能力，如果债务人有巨额债务存在，担保人是不可能为之提供担保的。范建伟、何魁珠在原审中答辩称：答辩意见与勇达公司和张黎辉的意见一致。戚海舟在原审中答辩称：首先，编号为鄞银（中兴支行）最抵字第20100007314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系鄞州银行以欺诈手段取得的，应当予以撤销。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确系鄞州银行在有意隐瞒勇达公司的银行授信总额，并且故意拆解授信总额骗取抵押人担保的情况下误导戚海舟的，戚海舟作为担保人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才形成了这份《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并无法律效力，应予撤销。作为担保人来说，可以预见的仅仅是债务人即勇达公司的规模和大概的偿债能力，担保人也是由此评估自身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如果戚海舟一开始知道勇达公司在鄞州银行的真实授信额度高达1000万余元，而并非戚海舟所一直认为的只有区区70余万元，那么戚海舟是绝对不会同意签订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其次，鄞州银行起诉事实不清，刻意混淆了所谓“主合同”和“具体业务合同”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鄞州银行要求戚海舟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必须有其相对应的主合同。对此，戚海舟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从宁波市房地产交易中心调查取得的《最高额授信协议》以及确认书，该确认书已经清楚表明系以该《最高额授信协议》作为戚海舟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主合同。换言之，只有在该“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具体债权债务，包括借款、承兑等等融资业务，戚海舟才有承担担保责任的义务，这也是合同相对性的基本要求。鄞州银行起诉的借款合同与戚海舟担保的《最高额授信协议》毫无关联，仅仅因为鄞州银行在具体借款合同中的单方指定，就要求戚海舟以《最高额抵押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并无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何况从鄞州银行与戚海舟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对具体条款的陈述来分析，主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和具体业务合同，本就是互具独立性的不同概念，其中业务合同应当与主合同相关联，之后才具备担保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基础，而案件却并非如此，具体业务合同直接与《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关联，且鄞州银行实际发放给勇达公司的借款金额也远远超过鄞州银行与其签订的《最高额授信协议》约定授信金额，因此戚海舟对此借款根本无须承担担保责任。最后，勇达公司已经陆续向鄞州银行还款高达1000万元以上，即便涉案的借款合同与戚海舟有关，该债务也已经清偿完毕，戚海舟亦无须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戚海舟在原审中提起反诉，反诉请求为：撤销戚海舟与中兴支行签订的编号为鄞银（中兴支行）最抵字第2010000731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鄞州银行针对戚海舟的反诉请求答辩称：涉案借款担保合同在签订及办理有关手续时均符合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戚海舟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戚海舟引用的《商业银行统一授信制度指引》中所指的最高综合授信额度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最高额授信协议》并未出现综合授信额度这些概念字样，而且鄞州银行与借款人在办理抵押登记时签订《最高额授信协议》是针对抵押登记部门的要求而订立的。如果担保人需要了解被担保人的负债情况，担保人应当自行向被担保人了解，而且借款人的真实负债情况也只有借款人才知道，因为借款人也不是只能向某一家银行或者只能向银行借款，还有可能采取民间借贷的方式，所以戚海舟诉称受其误导，误以为勇达公司的最高负债只有135万元，故才为勇达公司担保的理由不成立。戚海舟所提供的《最高额授信协议》本身也仅是发生在借款人与其之间，故该协议本就可以不提供给抵押人，法律、法规、规章也并未设定义务要求银行对担保人告知被担保人总的负债情况，《最高额授信协议》的签订并不会对担保人产生相应的误导，让担保人误以为被担保人的总授信额度只有其担保的额度，故不存在其以该授信协议拆解授信额度来骗取担保的情况。签订抵押合同系抵押人自愿的行为，各抵押人仅以自己所提供的抵押财产，在约定的担保额度内承担担保责任，也就是说抵押人在设定抵押时就能够预见到一旦借款人出现违约，抵押权人就会行使抵押权，可能对抵押财产所造成的法律后果，这个后果及风险并不在于借款人负债总额是多少，而在于担保人在办理担保手续时设定了多少担保责任，故担保人称如果戚海舟知道借款人的授信额度高达1000万元，绝不会为借款人担保理由不成立。戚海舟主张撤销合同也并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所规定的情形，涉案抵押合同合法有效。请求驳回戚海舟的反诉诉讼请求。勇达公司、张黎辉、范建伟、何魁珠对戚海舟的反诉请求无异议。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鄞州银行与勇达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由于勇达公司涉及诉讼，无法按期支付利息，鄞州银行按约提前收贷，并无不当。鄞州银行与范建伟、何魁珠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法确认有效，范建伟、何魁珠应在1085万元范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戚海舟、张黎辉与鄞州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分别以其房产为勇达公司的借款提供总额为135万元和245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并且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故抵押权依法设立，抵押人理应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鄞州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款项分别在各自最高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鄞州银行有权与抵押人对抵押物协议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上述担保人提供的担保，在合同中约定均为本金，还应对本金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及鄞州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款项承担担保责任。鄞州银行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鄞州银行与戚海舟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在期限和额度内，双方不再逐笔办理抵押登记，具体每笔贷款期限和利率以具体业务合同、借款借据为准，故戚海舟主张撤销合同并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所规定的情形。《最高额授信协议》的签订并不会对担保人产生相应的误导，使担保人误以为被担保人的总授信额度只有其担保的那些额度，故不存在鄞州银行以该授信协议拆解授信额度来骗取担保的情况。戚海舟的诉讼请求与法律规定不符，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勇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鄞州银行借款320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42293.33元（暂计算至2013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范建伟、何魁珠对勇达公司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在最高额本金10850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勇达公司进行追偿；三、鄞州银行对戚海舟提供的抵押物（房产权证号为：甬房他证江东字第T201010326**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的价款在最高额本金75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四、鄞州银行对张黎辉提供的抵押物（房产权证号为：甬房他证江东字第T201010337**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的价款在最高额本金245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五、驳回戚海舟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2738元，由勇达公司、戚海舟、张黎辉、范建伟、何魁珠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475元，由戚海舟负担。戚海舟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程序违法。原审立案后迟延了一个多月至2013年10月12日才将相关诉讼材料送达给戚海舟，剥夺了戚海舟应诉的大量时间，而且，何魁珠、张黎辉是通过鄞州银行委托代理人陈栋收到相关诉讼材料的。戚海舟收到诉讼材料时，原审法院已决定于当月23日开庭审理本案，未给予戚海舟答辩期限，戚海舟提出延期开庭申请后，原审法院才另行确定开庭时间。之后，原审法院于2014年2月11日组织过一次庭审，但戚海舟未收到任何通知，也不知晓在该次庭审中原审法院告知到场的当事人本案由原审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2014年2月12日，戚海舟收到本案转为合议庭审理及改期开庭的通知，得知本案将于当月26日本诉、反诉合并审理，但此时戚海舟仍不知道合议庭组成人员。直至此次庭审时，原审法院才告知戚海舟合议庭组成人员并询问回避事宜。戚海舟表示异议后，原审法院又另行择日开庭。2014年4月24日，戚海舟的委托代理人收到原审法院短信通知，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未告知组成人员），举证期限延长半个月，但戚海舟正准备继续举证时，次日，竟收到了原审民事判决书。原审法院违法送达且怠于履行告知义务，其公正性令人怀疑。戚海舟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案外人蒋继宏、楼军浩、王威为勇达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时备案的相关资料，勇达公司也申请调取鄞州银行留存的总额为1085万元的《最高额授信协议》，该两项申请均关系到本案重要事实的认定，但原审未加任何说明，口头对戚海舟的申请不予准许，对勇达公司的申请更是视而不见。原审法院的该做法剥夺了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导致了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本案在原审审理过程中，范建伟曾经提出过管辖异议，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同时，范建伟对与本案有关的另六起案件的管辖也提出异议，在范建伟对原审法院的驳回裁定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查期间，原审法院违法准许鄞州银行撤回起诉。之后鄞州银行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在二审审查管辖异议期间，一审法院对案件是否有管辖权处于待定状态，无权准许撤诉。从上述行为来推断，原审法院并不处于中立。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戚海舟是在鄞州银行出示了其与勇达公司的编号为鄞银（中兴支行）抵授字第20100007314号的《最高额授信协议》的情况下，与鄞州银行签订编号为鄞银（中兴支行）最抵字第20100007314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该两份合同约定的授信、借款和担保的期间均为2010年10月29日至2013年10月29日，勇达公司在鄞州银行最高融资限额为135万元。同日，三方还签署确认书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合同为《最高额授信协议》。但在本案进入诉讼后，戚海舟才发现在其担保期间内，勇达公司在鄞州银行的融资高达1000多万元，《最高额授信协议》也远不止一份，总额度也有1000多万元，如果戚海舟早知道这一情况，就绝不会同意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应依法予以撤销。戚海舟为证明其系受到鄞州银行欺诈，向原审提供了大量证据。但戚海舟从宁波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查询而来的编号为鄞银（中兴支行）抵授字第20100007314号的《最高额授信协议》和确认书，原审认为系复印件，其真实性难以认定，无视上面盖有宁波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印章以及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的规定。蒋继宏、楼军浩、王威的房产证系复印件，戚海舟依法向原审提出调查取证申请，原审违反程序不予调取并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直接导致事实认定不清。勇达公司申请调取鄞州银行留存的总额为1085万元的《最高额授信协议》，根据原审对真实性已经确认的中兴支行副行长毕一君的录音，毕一君承认鄞州银行存在总额为1085万元的《最高额授信协议》，这说明编号为鄞银（中兴支行）抵授字第20100007314号的《最高额授信协议》自然已被取代，如鄞州银行拒不提供，原审应作出对鄞州银行不利的推定，但原审对此只字未提，也使得该事实无从查明。即使编号为鄞银（中兴支行）最抵字第20100007314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戚海舟也无须承担担保责任。该《最高额抵押合同》为编号为鄞银（中兴支行）抵授字第20100007314号《最高额授信协议》项下借款提供担保。原审认定中兴支行根据上述合同于2012年11月2日与勇达公司签订具体借款合同，应由鄞州银行证明具体借款合同相对应的是编号为鄞银（中兴支行）抵授字第20100007314号《最高额授信协议》项下具体业务合同，但鄞州银行不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而且在原审庭审中认为并不对应，故戚海舟无须承担担保责任。编号为鄞银（中兴支行）最抵字第20100007314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债务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可循环使用额度，也明确了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系为编号为鄞银（中兴支行）抵授字第20100007314号《最高额授信协议》项下借款提供担保。原审否定多份《最高额授信协议》的存在，使得《最高额抵押合同》可以直接对应具体借款合同，免除了鄞州银行的举证责任。按照正常理解及商业银行授信的相关规定，同一时期，银行对同一客户只能给予一份最高额授信，现鄞州银行对勇达公司的授信有多份，只能是最前一份或最后一份有效，其他应被视为放弃，这样，戚海舟亦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戚海舟在原审中也已经举证证明了在2012年11月至2013年6月勇达公司至少已经归还鄞州银行1125万元，如果勇达公司最高额授信只有135万元的话，勇达公司早已还清债务，戚海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原审法院以双方发生多笔借款为由不予认定是完全错误的。鄞州银行对此应举证证明还款的具体去向，在没有约定具体归还哪笔款项时，应根据先后顺序优先归还到期债务。特别指出的是，楼军浩归还了150万元后，鄞州银行自行单方面放弃其抵押担保责任，其他担保人也应当相应减轻担保责任。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无视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民法基本原则和银行主管部门关于授信的强制性规定，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债务清偿的规定，作出了错误判决。原审判决还存在多处错误。原审判决表述的鄞州银行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为戚海舟在本金70万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但判决主文要求戚海舟承担的本金却为75万元，超出诉讼请求。戚海舟仅在本案中承担部分责任，原审要求戚海舟连带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没有依据。另外，原审判决对证据的表述也存在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撤销戚海舟与鄞州银行签订的编号为鄞银（中兴支行）最抵字第20100007314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并驳回鄞州银行对戚海舟的全部诉讼请求。鄞州银行答辩称：一、原审诉讼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有两次开庭均因程序问题导致无法审理恰恰能证明原审法院对程序合法性的重视，原审诉讼时间较长正是戚海舟等滥用诉讼权利所致。原审中，各方当事人曾有意向进行庭前调解，故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何魁珠、抵押人张黎辉才会到鄞州银行来，原审法院基于当事人愿意调解的前提才让其拿走起诉状副本先行协商。之后因其他当事人并未如约前来而导致未能调解。戚海舟的相关诉讼材料系由原审法院送达，鄞州银行的撤诉也仅是为了节省诉讼时间，希望同本案当事人另行协商，鄞州银行的善意系被戚海舟断章取义利用。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戚海舟曲解《最高额授信协议》，鄞州银行并没有欺诈戚海舟。在进行抵押权登记时，登记部门要求登记一个最高额主合同，而最高额主合同的金额为最高额抵押担保的金额，登记部门对主合同只要求初次登记，不要求对之后发生的主合同债权每次都登记，这与最高额抵押登记的简化目的是吻合的。在同一个时间段里既然允许存在多个最高额抵押权，自然也就允许存在多个与最高额抵押权相对应的最高额主合同。这也属于行业登记惯例。鄞州银行不需要、也没理由在登记时欺诈担保人。鄞州银行最高额授信协议中“授信”的概念并非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内部对客户的综合统一授信，仅仅是指在某一笔最高额抵押权设定期间，银行根据该笔最高额抵押合同，向借款人提供的循环融资服务。因为不一定只担保借款业务，还可能担保承兑或者其他业务，故使用了“授信”一词，该授信协议实际上也仅为登记所需，其与最高额抵押期间发生的主合同处于并列地位。戚海舟认为同一时间内银行对同一客户只能存在一份最高额授信协议，是曲解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中所称的授信，是指商业银行对其业务职能和分支机构所辖服务区及其客户所规定的内部控制信用高限额度，从这句话文义就可以看出，该授信是指商业银行内部对客户风险的管理，不体现在对外与客户签订合同中。最高额抵押本身就意味着在一定期间内抵押人可能会担保不特定的多笔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其特点就是在约定的期间，只要不超过抵押人担保的额度，抵押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不管主债权是依据借款合同还是最高额授信协议，只要额度不超过抵押人担保的限额，抵押人均要承担抵押责任，如果只能有一份主合同，即意味着最高额抵押权在设定时主合同债权就要确定下来且是唯一的，这就变成了普通的抵押合同，而这是不符合法律对最高额抵押的规定。虽然鄞州银行在实际操作中对应了多笔主债权，但戚海舟仍然仅以自己所提供的抵押财产在约定的担保额度内承担担保责任，这既未超出戚海舟自愿设立抵押时的预期，更未因此加重其担保负担。戚海舟认为鄞州银行拆分了1000多万元的授信额度，并通过私自录音的形式截取了和毕一君的通话内容，用以证明存在一份汇总的最高额授信协议，由此得出鄞州银行骗取了戚海舟担保的结论，显然与事实不符。勇达公司能够向鄞州银行借款，也有可能向其他银行或者他人借款，其债务数额处于动态，故勇达公司在鄞州银行的债务额度并不能成为抵押人是否同意抵押的决策依据。法律法规也并未规定在设定抵押时，抵押权人有义务告知抵押人债务人在抵押权人处的总债务额度。戚海舟在为勇达公司提供抵押之前，就要对抵押担保的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对借款人的状况作出一个综合判断，戚海舟去登记部门办理抵押前，必定已经是同意作担保。在电话录音里，毕一君称对勇达公司有1000多万元的授信，但毕一君所说的是鄞州银行对勇达公司有1000多万元的内部授信额度，并不是戚海舟所谓的有一份授信合同。由于鄞州银行与勇达公司不存在总的最高额授信协议，故鄞州银行不可能予以拆分。如果鄞州银行真想拆分授信额度，也不可能在同一天办理多笔抵押登记，使抵押人之间有可能相互交流，从而知道勇达公司存在多个抵押人担保的债务，戚海舟可以在登记部门看到其他最高额授信协议，自然也不存在鄞州银行欺诈一说。戚海舟的丈夫原系勇达公司法律顾问，以戚海舟的房产为勇达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是有偿的，在借款人出现危机时，其已通过各种方式来补偿其可能要承担的担保损失，张黎辉系勇达公司的副总，各方的特殊关系也使戚海舟、张黎辉理应比鄞州银行更了解勇达公司。本案中值得注意的是，勇达公司并未提起上诉，而借款人对其所负债务情况及其债务项下的担保是最清楚的，勇达公司未上诉恰恰印证了本案原审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勇达公司愿意提供任何本属于其企业内部的情况，也尽量从有利于抵押人的角度进行陈述，也说明了借款人与抵押人的关系不一般。鄞州银行与戚海舟之间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重大误解、未显失公平，更没有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况，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鄞州银行与勇达公司签订的主合同金额大于戚海舟的担保金额，法律并没有禁止。勇达公司欠款的金额共计725万元，其中贷款39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垫款335万元，是证据充分的，勇达公司对此也无异议。戚海舟认为部分金额不符合先后归还顺序，这是由于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在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时已经一一对应，具有特定化的特征，扣划保证金属于事先约定的行为，故并不存在违规还款情形。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勇达公司答辩称：对戚海舟提出的程序问题没有异议。起诉状原审法院没有和勇达公司联系过，是鄞州银行直接送达的。六起相关案件的撤诉，鄞州银行也没有和勇达公司沟通、协商过。实体问题，房屋登记部门备案材料是能够反映鄞州银行告知担保人拆解后的授信额度的，但在实际授信额度与担保人签字的授信额度不一致的情况下，鄞州银行还应当告知担保人实际授信额度为多少。勇达公司已陆续还款1000多万元，也多次提出要和鄞州银行对账，鄞州银行有义务举证。1085万元的《最高额授信协议》是存在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范建伟、何魁珠答辩称：与勇达公司答辩意见一致。张黎辉答辩称：张黎辉系为勇达公司扩大再生产提供担保。张黎辉提供担保的时候只知道勇达公司有245万元的最高额授信，勇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魁珠、鄞州银行都是这样说的，何魁珠、鄞州银行合起来欺骗了张黎辉。如果张黎辉知道勇达公司有这么多借款，张黎辉是不会担保的。同意戚海舟的上诉意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二审中，勇达公司、范建伟、何魁珠、张黎辉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戚海舟向本院申请调取鄞州银行与勇达公司签订的1085万元的《最高额授信协议》以及蒋继宏、楼军浩、王威为勇达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时备案的相关资料。该《最高额授信协议》因勇达公司不能提供，鄞州银行又否认存在，本院无法调取。蒋继宏、楼军浩、王威备案的相关资料，鄞州银行在二审中主动提供，亦无调取必要。鄞州银行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开票时间为2012年12月13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两份及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承兑清单各一份，开票日期为2012年11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四份，开票日期为2013年6月2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及银行承兑汇票清单、承兑清单各一份，开票日期为2013年6月1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各一份，开票日期为2013年6月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各一份，开票日期为2013年6月5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各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两份，开票日期为2013年4月2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各一份，开票日期为2013年3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各一份，开票日期为2013年3月1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两份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各一份，开票日期为2013年3月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及承兑协议、承兑清单各一份，开票日期为2013年1月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两份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各一份，开票日期为2012年12月13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两份，开票日期为2012年11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四份，结合楼军浩代勇达公司偿还由其抵押担保的150万贷款的现金缴款单、还款凭证及证明，用以证明勇达公司尚欠鄞州银行的金额共计725万元，其中贷款39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垫款335万元，本案借款没有归还；2.授权书一份、宁波市房屋抵押权登记询问表两份、转账借方传票三份，结合证据1中开票日期为2013年6月5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各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两份，开票日期为2013年4月2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各一份，开票日期为2013年3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各一份，用以证明该三笔还款虽未依照贷款到期先后顺序还款，但鄞州银行系依据勇达公司的指示还款，并注销蒋继宏、何魁珠相应的抵押权证，具体经办人为勇达公司会计陈海君；3.鄞州银行与蒋继宏、楼军浩、王威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和《最高额授信协议》各一份，用以证明同一时期确实存在多个最高额抵押和授信情况，但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戚海舟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还款用途有异议。证据里所有的还款双方均未约定具体的还款用途。开票日期为2013年6月2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及银行承兑汇票清单、承兑清单，开票日期为2013年6月1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开票日期为2013年6月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开票日期为2013年6月5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开票日期为2013年4月2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开票日期为2013年3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及承兑清单、承兑协议中的还款应提前归还先到期的涉诉借款。开票日期为2012年11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也应优先归还戚海舟抵押担保的借款。楼军浩归还的150万元，是鄞州银行单方面放弃楼军浩的抵押责任，其他担保人应当按照比例相应减轻担保责任。证据2中转账借方传票只能显示鄞州银行在当天从勇达公司账户上扣划了所载金额，不能看出是经过勇达公司同意或者协商的结果，两张询问表没有显示与银行承兑汇票有关联性，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能够证明鄞州银行存在违规操作。勇达公司、范建伟、何魁珠、张黎辉同意戚海舟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均在庭审中与原件进行了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2能够证明勇达公司归还的不是涉案借款，勇达公司未依照贷款到期先后顺序归还的款项也系鄞州银行根据勇达公司指示收取。证据3能够证明在同一时期鄞州银行对勇达公司另外存在多个最高额授信。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在戚海舟、张黎辉与中兴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履行期间，鄞州银行对勇达公司另外存在多个最高额授信。本院认为：鄞州银行与勇达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戚海舟、张黎辉与鄞州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分别以其房产为勇达公司的借款提供总额为135万元和245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并约定勇达公司根据主合同约定可循环使用上述融资额度，在勇达公司没有归还涉案借款的情况下，鄞州银行有权与戚海舟、张黎辉对抵押物协议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由于《最高额抵押合同》已经对抵押担保的最高额度予以明确，《最高额授信协议》的签订并不会导致抵押人义务的增加，故鄞州银行以拆解授信额度来骗取担保的依据不足，戚海舟主张撤销《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楼军浩等归还的款项不属于涉案借款范围内，戚海舟、张黎辉不能相应减轻担保责任。原审已按照规定提前告知戚海舟合议庭组成人员询问回避事宜并给予戚海舟答辩期限，戚海舟、何魁珠、张黎辉等人已收到相关诉讼材料，戚海舟的举证期限也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故戚海舟上诉所称的原审的程序问题并未使戚海舟的权利实际受损。原审法院准许鄞州银行撤回其他案件起诉也与本案无关。原审判决在表述鄞州银行第二项诉讼请求时确为要求戚海舟在本金70万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但鄞州银行在原审庭审中已经明确表示戚海舟承担的本金为75万元，故原审民事判决书所述应属笔误，本院予以纠正，但该笔误不属于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的范畴。综上，戚海舟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2738元，由被上诉人宁波市勇达纸业有限公司公司、原审被告范建伟、原审被告何魁珠负担，上诉人戚海舟在767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原审被告张黎辉在25068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475元，由上诉人戚海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上诉人戚海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文海代理审判员  袁 方代理审判员  郑益康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代书 记员  林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