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72民初1236号原告：深圳市鹏城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交汇处东南侧航天大厦A座2211。法定代表人：王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正卿，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凡，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穗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自编1#）1917房。法定代表人：谢经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鼎凯，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深圳市鹏城海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穗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凡，被告法定代表人谢经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周鼎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目的港无人提货垫付的费用损失45,043.87元及其自2018年8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运输2个集装箱的货物从广州黄埔港至英国费力克斯托（Felixstowe）。原告接受委托后即通过现代商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现代深圳分公司）向韩国现代商船有限公司（HyundaiMerchantMarineCo.,Ltd，以下简称韩国现代公司）订舱。涉案货物于2017年9月12日从广州黄埔港起运，10月7日运抵目的地英国费力克斯托港，但目的港无人提货。2017年12月，被告通知原告弃货。2018年7月，现代深圳分公司向原告发送目的港费用账单，原告于2018年8月31日如数支付了目的港费用85,043.87元。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4万元，剩余45,043.87元至今未付。被告答辩，1.被告在向原告提供补料信息过程中告知了托运人是菲美（香港）国际有限公司[Flymay(HK)InternationalCo.,Ltd，以下简称菲美香港公司]，并且根据原告的要求提供了加盖菲美香港公司章的电放保函和弃货保函，因此，原告在被告向其订舱时知道被告与菲美香港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被告以自己名义与原告订立的货运代理合同直接约束原告和菲美香港公司，原告应向菲美香港公司提出索赔。2.原告向被告索赔的依据不足。首先，承运人韩国现代公司在目的港无人提货的情况下应向托运人菲美香港公司主张本案费用，原告不应就该笔费用向承运人赔偿。其次，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韩国现代公司是有权收取目的港相关费用的主体，也没有证明发票的出具主体为有权收取目的港相关费用的主体，而且也没有证明韩国现代公司向发票的出具主体实际支付了费用。再次，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现代深圳分公司为韩国现代公司的合法代理方，有权代为收取目的港费用。另外，原告未能证明索赔金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3.原告将相关费用账单发给被告后，以对被告的案外货物不予电放为要挟被告支付4万元的押金，被告虽先支付了4万元，但对索赔金额提出异议并要求原告提供收费标准，被告自始至终未认可对原告索赔费用负责及费用的正当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28日，被告委托原告安排两票货物从广州黄埔港至英国费力克斯托港的订舱出运事宜，其向原告发送的订舱单托运人一栏空白。8月30日，被告向原告询问，菲美香港公司的名称中有香港两字可否做托运人，原告回复可以并请被告在补料时备注一下。8月31日，被告向原告提供的提单补料记载了托运人为菲美香港公司。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后，通过现代深圳分公司向被告指定的承运人韩国现代公司订舱托运。韩国现代公司出具的编号为YNGB1387338的电放提单副本记载：托运人为菲美香港公司，收货人为YellowshedLimitedT/AVistaUK，货运代理人为原告，起运港为广州黄埔港，目的港为英国费力克斯托港，2个集装箱号分别为GESU6422950、CAIU8617290，货物为3700箱果冻球，装船日期为2017年9月12日,运费预付。2017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涉案货物出运代理费用的账单，并要求被告向其发送加盖托运人章的电放保函彩色扫描件。庭审中，原、被告确认，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上述账单的费用。2017年10月20日，被告告知原告本案2个集装箱的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无法清关。12月4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告知其本案2个集装箱的货物运抵目的港后于9月27日电放,10月7号卸下,至今无人提货。同日，被告回复称客户确认弃货。随后，原告要求被告提供加盖托运人章的弃货保函，12月8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了加盖菲美香港公司章的弃货保函。2018年1月12日，原告收到的现代深圳分公司的邮件称，本案货物将会在英国销毁，产生的费用由原告负责，包括目的港的当地费用、滞期费、处置费用及其他。同日，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转发前述邮件，被告回复称，托运人说不会承担目的港的费用，应该由收货人负责。随后，原告告知现代深圳分公司托运人明确提出不会承担弃货费用。现代深圳分公司回复称因为无人提货，原告作为韩国现代公司的订舱托运人应承担弃货费用。2018年1月30日，原告收到现代深圳分公司的确认弃货处置费用以便开始弃货程序的邮件后，于次日转发给被告，被告回复客户再次声明不会付一分钱。2月1日，原告向现代深圳分公司确认弃货费用，请尽快安排处理。2月2日，原告告知被告，其已经先向承运人确认弃货费用，待具体的费用确定后会向被告主张。被告回复称请尽快给最终费用。随后，原告要求被告就弃货费用先支付4万元的押金，待最终费用确定下来后多退少补。2月5日，被告告诉原告不应该扣其案外货物，请原告让船东出具一份目的港无法找到收货人的声明。2月6日，被告向原告支付4万元，并请原告将其案外货物电放，原告确认押金到账就做电放。4月18日，现代深圳分公司告知原告本案货物已经在英国销毁，并向原告发送3张账单。第1张账单是SchallenbergInternationalLimited于2018年2月7日签发，就韩国现代公司委托处理的本案2个集装箱货物收取费用2442.54英镑，具体收费项目和金额为港口卫生局代表韩国现代公司(PortHealthAgencyonbehalfofHMM)25英镑、清关费(CustomsClearance)50英镑、港务局费用(PortAuthorityCharges)57.10英镑、港口卫生不合规费用(PortHealth-Non-compliantfee)114.80英镑、货物在70仓拆箱费用(CargoDevanat70Shed)2037.84英镑、费力克斯托港口从码头运至70仓费用(PortofFelixstowe-ShuntfromTerminalto70Shed)78.90英镑、费力克斯托港口从70仓运至承运人仓库费用(PortofFelixstowe-MTShuntfrom70ShedtoCarrierStock)78.90英镑。第2张账单是SchallenbergInternationalLimited于2018年2月16日签发，就韩国现代公司委托处理的本案2个集装箱货物收取检验费(examinationfee)108.25英镑。第3张账单是SuffolkCoastalNorseLtd于2018年3月14日向韩国现代公司签发，就2018年2月19日和2月26日收集和处置本案2个集装箱果冻球收取6930英镑。2018年7月10日，原告收到的现代深圳分公司的电子邮件称，本案2个集装箱货物的弃货产生费用总额为9480.79英镑，其中操作费用（handlingcosts）2442.54英镑，检验费(examinationfee)108.25英镑，处置费（disposalfee）6930英镑。该邮件所附的付款通知书记载，现代深圳分公司代表韩国现代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签发该通知书，YNGB1387338号提单项下弃货货物产生附加费9480.79英镑，折合人民币81,018.89元。同日，原告通过QQ将上述账单情况告诉了被告，被告询问是否确认货物已经销毁并要求原告提供所有的费用账单的凭证。7月27日，原告收到现代深圳分公司的第2份付款通知书记载，现代深圳分公司代表韩国现代公司于2018年7月27日签发该通知书，YNGB1387338号提单项下弃货货物产生目的港文件费（docfeeatdestination）35英镑、设备转运费（equipmenttransfercharge）140英镑、卸货码头操作费（THCindischarging）270英镑、卸货港码头安全费（TSCfordischargingport）26英镑，共计471英镑，折合人民币4024.98元。8月13日，原告向被告发送账单，并要求被告在8月底前支付扣减4万元的剩余费用。8月14日，被告通过QQ向原告要求提供目的港收费标准和依据。8月31日，原告向现代深圳分公司支付了85,043.87元。另查明，现代深圳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为韩国现代公司自有或经营的船舶揽货、缮制和签发海运提单、收取或汇寄运费，签订服务合同。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纠纷。本院认为，本案是一宗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涉案货物从中国广州运往英国费力克斯托，因目的港无人提货产生纠纷，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双方当事人当庭明确表示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院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被告以自己名义委托原告代为办理本案所涉货物的海上运输相关事宜，并向原告发送书面订舱单，原告接受委托后，将货物交给被告指定的承运人经由海路运输至目的港，原、被告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被告是委托人，原告是受托人。原、被告对彼此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并无异议，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享有权利，履行义务。被告主张该合同直接约束原告和菲美香港公司，在案证据显示被告以自己名义向原告发送订舱单时托运人一栏空白，其在补料前询问因菲美香港公司名称中含有香港两字可否做托运人，在原告告知可以的情况下，被告将菲美香港公司记载为托运人，但被告未提供菲美香港公司的注册登记材料以证明菲美香港公司真实存在，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系菲美香港公司处理有关事宜的代理人及原告在与被告订立合同时知道被告与菲美香港公司存在关系，因此，被告关于其与原告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直接约束原告和菲美香港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其向现代深圳分公司支付的费用是否属于为完成委托事项而支出的合理、必要的费用。根据现代深圳分公司向原告提供的账单记载，85,043.87元包括操作费用、检验费、处置费、目的港文件费、设备转运费、卸货码头操作费、卸货港码头安全费，其中操作费用又含7项收费项目，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韩国现代公司向出具操作费用、检验费、处置费账单的主体实际支付了相应费用，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目的港文件费、设备转运费、卸货码头操作费、卸货港码头安全费等4个收费项目在货物滞留目的港期间为何会产生以及应该由谁收取。关于原告是否向有权收取费用主体实际垫付其主张的费用。原告通过现代深圳分公司向韩国现代公司订舱，实际承运本案货物以及在目的港处理弃货事宜的主体是韩国现代公司。现代深圳分公司并非目的港有权收取弃货相关费用的主体。现代深圳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中与费用有关的事项仅限于为韩国现代公司自有或经营的船舶收取或汇寄运费，并未包括代韩国现代公司收取运费之外的其他费用，没有证据证明韩国现代公司曾委托现代深圳分公司代为收取本案弃货相关费用，亦无证据显示韩国现代公司已经收到本案货物弃货相关费用。因此，原告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支付费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付款对象的正确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被告赔偿45,043.87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鹏城海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477元，由原告深圳市鹏城海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非非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彭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