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602民初997号 原告：韦龙，男，1979年2月24日出生，住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 被告：何文杰，男，1958年4月15日出生，住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逸，男，1990年8月30日出生，系何文杰之子。 原告韦龙诉被告何文杰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韦龙，被告何文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民事侵权责任；2.被告向原告公开在防城港日报登报赔礼道歉5次、在市卫计委向原告递交赔礼道歉书并口头赔礼道歉（经原告许可下，应有市卫计委见证人），并同时在港口区教育局和老干部局张贴道歉书5日，澄清事实，消除其言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3.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2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被告因与原告发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在原告催缴房租无果，被告以各种理由拖欠、谩骂的情况下，原告无奈只能诉至法院。审理期间被告利用原告母亲身体不适和妻子工作繁忙等对其有利的条件，通过递交所谓的证据捏造、编造各种黑材料至一审、二审法院，原告极度克制并再三忍让，没有与被告纠缠。原告在法院执行的过程中要求被告搬出原告房子时，被告百般诽谤原告，让法院、周边邻居对原告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 二审判决后，2018年3月27曰，被告得寸进尺，没有与原告沟通联系要履行判决事务。反而借故到市卫计委的办公室要求在见证人下履行还款（却无实际履行），实则是为了递交《答辩状》、《民事上诉状》空白处手写文字、《关于韦龙在〈民事起诉状>和提及的有关事项与事实真相不相符的说明》等语言攻击性强并捏造事实的黑材料以达到影响扩散的目的，原告单位在不了解情况下，将该材料形成了公民处理签并经领导签批，导致该捏造事实在单位形成了扩散。 2018年3月30日被告又跑到原告单位吵闹，原告告知其民事判决的事务应该私下解决。但被告继续吵闹，当原告用手机进行录像时，被告狠狠打掉原告的手机。（可就事实请法院派人向市卫计委职工李穆远地协助调查，由于其刚毕业被何文杰粗暴言行吓得不知所措。）周边科室为之侧目，干扰了单位的办公秩序，这都在该单位造成了极度恶劣的影响。至2018年4月13日被告一次都没有和原告沟通联系过履行判决事务，反通过联系原告单位领导借故履行判决，被告实则是通过干扰原告单位正常办公秩序，以期降低原告在单位领导的良好印象，后原告主要领导找其谈话并要其妥善处理。被告多次到原告的住所和单位进行骚扰并捏造严重损害原告名誉事实并公开播散，诽谤原告，影响了原告工作和生活，不仅使原告在单位社会及邻居中客观评价降低，给原告及家人精神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0条规定，原告“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被告践踏了原告及其家人的名誉权、健康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79条规定，被告要承担民事责任：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名誉损失。其具体诽谤事实如下：一、诽谤原告极无孝道，对父亲的死有直接原因。原告与被告租赁纠纷写着原告父亲于2011年8月2曰离世。就此被告大做文章，称其清楚记得原告父亲忌日为2013年暑假期间，在材料里贬损原告“孝龙竟不知道，竟然把其父亲提前了三年多，这在以孝的中华民族堪称典范”。“当天晚上十点钟,谁在五楼死，谁在一楼吐，孝子韦龙在哪里，又是谁把药锁在抽屉里，致使韦厚钊不药而亡，韦厚钊是人还是狗，如果韦厚钊是人，为何韦龙一点人性都没有”，将原告父亲嘲讽为狗，拿原告己故先父离世事件反复捏造有利于被告的事实，当成其泄愤的手段，并对原告先父进行了人格上的侮辱。其后还恶意编造原告母亲的话语：谢淑宾常叹：“没有韦龙固执和大意，我老韦还不会。”，并不遗余力地进行道德谴责和贬损“感慨前朝成败事，扪心自问品与行”、被告“真是感愤莫明”，还进一步做诗“老子百姓儿公仆,生育何曾计辛苦，韦龙固意厚钊死，淑宾梦醒难成苦”、“救父之仇杀父恩，人妖颠倒诉讼横。善行天佑恶行殃。善恶到头总有报。前世未修今世狂，机关算尽聪明误”进行攻击和污蔑。直接污蔑原告父亲是因为原告锁药所害，将原告的形象和名誉推崩到道德深渊。事实被告在原告母亲收房租都躲起来的人，此时却能深入了解原告家事，其捏造原告锁药不给父亲服用的事实，向不明真相的外人宣传后，别说是道德谴责了，这意味着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啊，完全触犯刑法。居然原告母亲都不知道这回事（详见原告母亲证人证言）。事实上原告是学医出身，对父母有高血压非常谨慎，不但要求他们长期服用高血压药还交待其不要吃胆固醇过高的食物，平时原告的医保卡（现为社保卡）等物品均给母亲保管，何锁之有。原告的工作在几年来得到自治区和市里的认可，获得自治区的嘉奖，所牵头的卫生项目也获得国家奖励（详见原告获取自治区嘉奖的文件和证件）。二、诽谤原告不顾家、不赡养老人的事实。被告在材料里写到其一家“担心原告1谢淑宾自己居住（原告2韦龙经常不在家），因此决定继续租住原告房子”，通过刻意编造原告经常不在家的事实，因为不在家，原告母亲自己居住，没人照顾,但被告一家才租住照顾，逻辑关系多么明晰，既将原告又一次捏造为不念母亲养育之恩，放在社会属于被唾弃的逆子，也进一步美化了被告一家美德。在2011年周边房租多上升1800元的时候，因为其经常拖延房租,原告母亲不想租给被告，被告没办法去问周边邻居寻租，周边人知道被告极不守信用没理睬他（一是经常久拖房租，二是将港口公务员小区房子一屋二卖，被害人找上门来闹事，原告母亲帮处理后方才平息，但此事弄得路人皆知），被告无奈只能故作姿态，认原告母亲做妈（原告母亲才大他十来岁，怎么做他妈哟，为了能租房他什么都能做)。原告念在被告在其父亲过逝时帮过忙，原告母亲几次问被告要求提升房租，是原告韦龙念其有帮忙之恩（这成为他道德绑架的工具），劝慰其母亲未提房租，为此母子还绊了不少嘴。但后来原告母亲一个70多岁的老人去催交房租，经常遇到被告故意不开门、不接电话也不告诉原因，让老人只能无耐坐在其门口的台阶上干等，等到中午被告的家人才愿出来。出于无奈，原告的母亲才将收房租及水电事宜交给原告韦龙处理。当原告母亲知道被告恶意拖欠房租、水电，并谩骂的情况下授权原告起诉被告。事实上原告在2014年才举家搬到金海湾小区，之前又没有租住过别的房子,每个月要还月供，更别说去外面租住，且原告跟母亲关系从小到大都很好，更不可能抛开母亲去外面租住（详见原告母亲谢淑宾、原告妻子证人证言），不知被告如何知道原告母亲是一个人住。且原告母亲2013年不幸摔倒半瘫在床，均未见在材料里标榜深明大意的被告上门看过一天，从来没有到原告家一次，如果他上过门应该不会把这段给遗忘，恰恰是原告守在老人左右尽心照顾。由于单位搬到了红树林大厦，有时还要骑电摩托来回港口，风吹日晒，甚至由于下雨摔伤，都没有埋怨。2017年，原告母亲心肌梗死病危抢救，是原告不眠不休的照顾，试想一个不知道孝顺的人会不顾一切去照顾自己的母亲。三、恶意捏造原告酗酒贪杯的丑恶形象。被告在材料里对原告母亲叫其来帮忙进行了粉饰和美化，其在材料里说打了59个电话给原告（原告母亲仅用被告手机打了两个电话，试问一个连续打59个电话的手机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原告当时手机因开会时调成静音，开完会去了当时未婚姻妻子的家将包放在客厅，并未喝酒（在十八大后，党和国家倡导并要求干部不能酗酒,且原告平时不酿酒）。但被告描述原告“喝酒己多”，“在一楼卫生间又吐又拉”、还引用了令狐安的诗“愧见公仆醉生死”、“举杯把盏”,己经把原告污蔑为不顾国家干部形象、不执行国家有关规定酿酒贪杯之流。随后，被告在其材料里编造“被告何文杰外出至海珍路购买新鞋并为韦厚钊整理遗体。因原告2韦龙迟迟未归，原告1谢淑宾又情绪激动，被告一家遂一直陪伴在原告1谢淑宾身旁，直至韦厚钊去世三个多小时后，原告2韦龙才一身酒气的回到家中”。在另一份材料又写到“本人连夜直到海珍路帮其买了一双出西口走天路的新鞋，回到一楼时己十时多，适遇韦龙坐三轮车回来了。”被告是在一直在五楼陪着原告母亲时还能准确听到一楼声响，知道是原告回来并火速跑下来呢？还是买鞋回来时适遇碰到呢？估计自己也编造得矛盾和混乱了。事实原告当时是骑电摩托回车，非编造的那样打三轮车。被告继续编造在原告回家后，其全程陪同观察，“还在外面候着。”在一楼厕所留意原告又呕又拉，又火速跟随其到五楼，并编道“大厅里平躺着死去的父亲，小餐桌上原封不动地摆放着一青二白的饭菜。他先是责备母亲为什么不按时给父亲吃药，此时的韦母己泣不成声。韦龙本能地奔向房间书桌，嚎啕着从抽屉中将父亲的救命药从西边的窗口狠狠地砸下去。”编造得无以为复。被告把什么细节都记录下来了，还在其材料“精准无误”的描述了原告在烂醉的情况下所谓举动，深刻而成功的将原告塑造成了一个不顾国家形象，不顾老百姓疾苦，不顾父亲生死、酗酒贪杯的丑恶的形象。事实是，当时原告因为电话静音导致了不能及时抢救父亲，未能与父亲见最后一面，深深的自责（包括现在）并亲吻了故去的父亲，为在殡仪馆冰棺的父亲不睡不眠守了三天，包括父亲的后事、墓地都是原告一人经手，每年清明还回柳州操办扫墓事宜，因为原告为独生子，这些原告母亲、妻子和死亡通知书可以为证。被告为了进一步贬损原告的人缘及人品，又说没有亲朋好友去给原告父亲送行，表明原告人品差，但原告父亲单位不在本地，父亲火化时原告两个舅来送行，原告的好友、市卫生局分管领导吴洁副局长也慰问，嘘寒问暖也要告诉被告吗？可见，被告借故捏造事实贬损原告人品的用意昭之若然。四、被告其他捏造事实。原告由于与被告在民事纠纷里搜集证据被描黑成一个处尽心机，“机关算尽”人。试想，三个壮年的人和一个身形巨大的妇女围住一个抱一岁不足的婴儿，家长会怎么处置，对方强拦强围的欲抢夺材料，稍有不慎孩子将会被其摔伤在地的可能，有录像为证，己经构成了限制人身自由，但被告不疲的将原告合法搜集材料污蔑成“蜕变成恶魔”，当时还下着小雨，事后原告孩子还发烧了好久，生者父母心，这不算限制人身自由那还怎么算是？危及到一个弱小生命的健康了，他才不满一岁啊，此材料虽然己构成民事侵权，但原告也没有追究。二审判决结束被告置法律不顾、置原告正常生活、工作不顾，置一个行政单位正常的办公秩序不顾，在完全违背事实的情况下，捏造事实到处恶意毁坏原告名誉,通过到单位信访等形式弄一堆主观恶意评价、捏造事实的材料来恶意中伤原告。将原告人设为一个“不孝、人品坏，烂酒，不诚信”的人，到处散播，严重影响原告正常的生活、工作。“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原告己是不惑之年的人，不需要向别人展示或证明什么，赡养老人是原告应承担的责任，但被告以孝道的名义上纲上线进行污蔑，是何居心？试想一个单位领导和同事看了这些材料会对当事人还会有什么良好的映象，极大的贬损了原告社会评价。 综上所述，被告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国家培养多年的老干部，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为一个民事纠纷，不顾事实，处尽心机，歪曲捏造所谓原告私人家事，对庭审中向一、二审法院散播，且被告在二审判决后，故意绕过原告及其家人，充分利用其退休有时间的有利优势，借故要履行民事判决（实际根本没有履行之意），到原告的住址附近和单位，向原告邻居、单位同事和领导散播，不知收敛，严重践踏原告的人格并毁坏其一向良好的名誉，导致了严重和不可挽回的后果，为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现根据《民法通则》第101条、120条以及《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恳请贵院依法判决，追究侵害人的法律责任，维护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 被告辩称，名誉侵权在主客观方面具备以下要件：（一）行为人客观上存在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体现为披露、散布虚假事 实；（二）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对于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侵权之诉，在主观过错方面的考察，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恶意为标准，没有实际恶意的行为，即使确实损害了公众人物的名誉，也不应认定为侵权。一、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提及“诽谤原告极无孝道，对父亲的死有直接原因”。事实上被告并没有说原告的直接原因导致其父亲死亡，其父亲病发时，谢淑宾（原告的母亲)马上寻药，原告的母亲说放在抽屉外的药已经用完了，抽屉内的药韦龙已上锁取不到。综上，是原告已经锁住父亲的药使其父亲没有得到及时用药，这是导致其父亲死亡的原因之一。其父亲亡故直至遗体运走这一段时间，被告一家人自始至终在现场，亲眼所见死者身上无布盖，身下无席垫，饿死无祭品，灵堂欠烛香。韦龙有无孝道，不言自明。这个场景印证一句歌词：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这完全是事实，被告并没有散布虚假事实的行为。二、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提及“诽谤不顾家、不瞻养老人的事实。”被告并没有说原告不顾家、不瞻养老人。而是知道韦厚钊（原告的父亲）病发时，原告在喝酒（当被告见到原告时，发现原告一身酒气），原告父亲病危时谢淑宾（原告母亲）在呼救，原告不在场，当原告十点多回到家时，其父亲已经死亡。谢淑宾在上次庭审出庭作证时谎称韦龙八点多一些回到家，这个时间段正是110警察在现场验证韦厚钊死亡，如果韦龙在场的话，亲属签字一栏一定有韦龙的签字，这一虚假行为法庭只要通过市110指挥中心查一查便水落石出。被告只是说清一种事实，并没说原告不顾家，不瞻仰老人。至于被告租住原告房屋的租金、水电费等事宜属于正常的租赁关系，因为房租是预交的，被告从来没有拖欠房租且按规定的方式缴纳水电费，港口区法院和市中院已作出公正判决。三、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提及“恶意捏造原告酗酒贪杯的丑恶形象。”被告并没有丑化原告形象，原告父亲死亡时，被告一家三口做了三件事：（1)拨打120联系医生进行现场抢救。（2)拨打110报警到场进行死亡验证和备案。(3)通过市委组织部和市卫生局领导寻找在市卫生监督所工作的韦龙（韦龙两个电话一个关机，另一个无人接听），先后拨打电话50多次，其中拨打韦龙电话计40多次。本人和妻子覃莉提醒谢淑宾及时换穿新衣服，但韦家竟没有一双新鞋，本人连夜赶到海珍路帮其买了一双亡灵人走西口的新鞋。回到楼下时已十时多，适遇韦龙坐三轮车回来了，原告一身酒气，蹒跚着在一楼卫生间又吐又拉。本人只能在外面候着。此时，本人思绪万千，联想到两年前读到《中华诗词》杂志上刊登曾任中央第十巡视组组长令狐安同志的一首诗：收看《焦点访谈》有作“惭闻百姓多饥色，愧见公仆醉死生。感慨前朝成败事，扪心自问品与行”。再结合眼前现状，不由灵感一闪，脑海里成诗一首云：老子百姓儿公仆，生育何曾计辛苦。韦龙固意（固执和大意）厚钊死，淑宾梦醒难成哭。韦龙气喘喘地从一楼爬至五楼，入门即惊呆了：大厅里平躺着死去的父亲，小餐桌上原封不动地摆放着一青二白的饭菜，父亲粒米未进在饥饿中病逝了。他先是责备母亲为什么不按时给父亲吃药，此时的韦母已泣不成声。原告本能地奔向房间书桌，嚎啕着从抽屉中将父亲的救命药从西边的窗口狠狠地砸下去。这个过程本人于2017年5月13日上午在康晨小区原租房四楼对港口区法院韦崇涛法官，虞兵兵书记员陈述，当场的韦龙哑口无言，默认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完全是事实，何来捏造之说。四、关于原告说的捏造其他事实。原告说被告围堵现场，纯属污蔑事实，当时在场有被告的儿子何俊逸、被告的妻子覃莉和被告的外甥沈丕术。在原告要求搬离物品时才通知外甥沈丕术其过来帮忙，没有对原告一家老小有强拦强围行为，韦龙拨打110报警时本人不在现场，以上有韦龙和蒋艳蓝精心制作的光盘录像为证。原告称被告在原告工作单位的行为有损坏其名誉之嫌，被告为了避免出现再次纠纷，只能在有证人的前提下兑现被告的付款事宜，所言所举均以事实为依据并征得一、二审法官同意后进行的。被告只留有材料在卫计委办公室，给领导看以便协调，没有上送任何请示和报告。2018年3月30日上午，被告到卫计委恰好主任在市政协开会了，纪检组组长也在市里开会。后来被告与卫计委办公室指派人员到原告办公室找到原告，交接未果，被告回到办公室回复，还给纪检组组长发了一条交接未果的信息。九朝天子命，七代状元才。无论是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国家公务员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活在地上，活在天底下，活在人群中，对照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本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掉过链子。韦龙在房屋租赁《民事起诉状》（2017桂0602民初343号）和《民事上诉状》（2017桂06民终962号）中使用大量的虚假材料，其无理诉求得不到港口区人民法院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支持后内心泄愤，一意孤行再三状告。作恶之可怕，不在于被人发现，而在于自己知道；行善之可嘉，不在于别人夸赞，而在于自己安详。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据理而争，问心无愧。事实最有说服力，正义总会战胜邪恶，不义之人始终受到惩罚。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以证据本身载明的事实为准。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原告诉被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桂0602民初434号）在本院立案审理，经本院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至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结束时，被告在法院写了《法庭上赠韦龙诗二首》，1.“救父之仇杀父恩，人妖颠倒诉讼横，预借法庭神圣地，天道法理倩人评”，释义：反目成仇韦龙不择手段地上告父亲的救命，好人和坏人相互颠倒诉讼横在眼前，想借法庭这块公平、正义、圣洁的地方，天道和法理请人们去评说。2.“光盘一个鞋一双，前世未修今世狂，机关算尽聪明误，善行天佑恶行殃”，释义：“光盘一个”即韦龙和蒋艳蓝（韦龙的妻子）为了提起诉讼而预谋制作的的一个光盘，其中最重要的是除夕那天，四人围堵韦龙一家欲抢夺房租水电签字材料；“鞋一双”即韦厚钊去世时谢淑宾（韦厚钊的妻子）拜托何文杰到海珍路市场为亡灵者买的一双鞋，二者在思想、精神境界有云泥之别。二审期间，被告在向法院递交的《关于韦龙在和提及的有关事项与事实真相不相符的说明》中载有以下内容：1、韦厚钊（韦龙的父亲）死于何年何月，孝子韦龙竟然不知道，竟然把其父亲死亡期提前了三年多，这在以孝为先的中华民族堪称典范；2、联想到两年前读到《中华诗词》杂志上刊登曾任中央第十巡视组组长令狐安的一首诗“惭闻百姓多饥色，愧见公仆醉死生。感慨前朝成败事，扪心自问品与行”。再看看韦厚钊和韦龙这对“百姓和公仆”，一个在五楼饿死，一个在一楼烂醉，真是感慨莫明。不由灵感一闪，成诗一首云：老子百姓儿公仆，生计何曾计辛苦。韦龙固意厚钊死，淑宾梦醒难成哭。韦龙气喘喘地从一楼爬至五楼，入门即惊呆了：大厅里平躺着死去的父亲，小餐桌上原封不动地摆放着一青二白的饭菜，父亲粒米未尽在饥饿中病逝了。同时，被告在《民事上诉状》的空白处写有“当天晚上十点钟，谁在五楼死，谁在一楼吐，孝子韦龙在哪里？又是谁把药品锁在抽屉里，致使韦厚钊不药而亡，韦厚钊是人还是狗，如果韦厚钊是人，为何韦龙一点人性都没有”。 2018年3月27日，被告以履行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判决书需要见证人在场为由，在未与原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到原告的单位将载有上述内容的《民事上诉状》、《关于韦龙在和提及的有关事项与事实真相不相符的说明》等诉讼材料递交给原告的单位，原告的单位将原告与被告的纠纷作成文件处理签，呈单位领导审批。 另查明，原告的母亲、妻子出具的证言证言显示，原告孝顺父母，并无将父亲的药锁住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2、如被告构成侵权，应如何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前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本不涉及原告的家事，但是被告应诉该案时，在一审、二审审理过程中，写了《法庭上赠韦龙诗二首》、《关于韦龙在和提及的有关事项与事实真相不相符的说明》，内容载有“救父之仇杀父恩，人妖颠倒诉讼横，预借法庭神圣地，天道法理倩人评”、“光盘一个鞋一双，前世未修今世狂，机关算尽聪明误，善行天佑恶行殃”、“韦厚钊和韦龙这对“百姓和公仆”，一个在五楼饿死，一个在一楼烂醉，真是感慨莫明。不由灵感一闪，成诗一首云：老子百姓儿公仆，生计何曾计辛苦。韦龙固意厚钊死，淑宾梦醒难成哭。”等等字句，并将上述材料递交给法院。之后，被告又以履行判决书需要见证人为由，将上述等材料及《民事上诉状》（空白处写有对原告有负面评价的字句）递交给原告的单位，原告单位工作人员将此事作成文件处理签，呈单位领导批示。本院认为，被告在《法庭上赠韦龙诗二首》、《关于韦龙在和提及的有关事项与事实真相不相符的说明》、《民事上诉状》空白处旁白所写的部分内容，将原告描述成为一个将父亲的救命药锁住，导致其父不药而亡的不孝子。但被告对于自己的上述言论，并无证据予以证实。相反，原告的母亲、妻子作为当事人，其所出示的书面证言证言证明了原告孝顺父母，并无锁药的事实。综上，在以孝顺为传统美德的中华民族，被告在无确凿依据的情况下，将原告描述成一个不孝子，且明知该言论会对原告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仍将该言论予以传播，应认定被告的行为属于捏造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的规定，本院认定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的第一项诉请主张被告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内容并不具体而明确，本院不予支持。考虑被告的言论的影响范围，为了消除影响，被告应在防城港日报登报向原告赔礼道歉（内容须事先经人民法院审查）。防城港日报的影响范围已涉及防城港市卫计委、港口区教育局和老干部局，则被告无需在防城港市卫计委、港口区教育局和老干部局再次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因被告的言论已经超出了对个人的正常评论，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告的精神痛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规定，本院酌定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较为适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何文杰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防城港日报登报向原告韦龙赔礼道歉（赔礼道歉的内容须事先经人民法院审查）； 二、被告何文杰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韦龙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三、驳回原告韦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250元，由被告何文杰负担。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履行期限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500元（收费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农行防城港分行营业室，账号：20×××13）。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凌枝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覃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