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03民初439号原告：吕荣寿，男，1965年10月15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个体户，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被告：周赟，男，1968年2月2日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个体户，住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小强，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周华隆（荣），男，1956年12月27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第三人：吴素燕，女，1962年10月2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原告吕荣寿与被告周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8）赣11民终19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7）赣1103民初356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追加周华隆（荣）、吴素燕为本案第三人，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荣寿、被告周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小强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周华隆、吴素燕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荣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0元，利息自2004年6月1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7年6月15日930,000元，扣除已归还30,000元，应归还本息合计1,200,000元，此后利息按月利率2%算至本息还清日止；2、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4年被告经他叔叔周华荣、婶婶吴素燕介绍向原告借支现金人民币300,000元（其中4月7日100,000元，6月15日200,000元）。言明1年归还，但到期之后以种种理由一拖再拖，避而不见，直到2017年4月30日在杭州火车东站被找到，重新补写借条，当时通过被告婶婶吴素燕经手归还30,000元，再三言明在2017年8月底之前归还余款，可被告至今未还。原告吕荣寿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7年4月30日被告出具的借条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30万元，约定月息2分的事实；2、2010年11月6日出具给吴素燕的50万元借条及2016年10月21日吴素燕出具的委托书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30万元；3、汇款单三份，证明吕荣寿、吴素燕、周华荣共向被告汇款50万元；4、原一审庭审笔录证人虞某出庭证词一份，证明其与两个亲戚及原告在杭州东站碰到被告，一起到车站派出所处理借款情况；被告也打电话叫他叔叔、婶婶从上饶赶到杭州东站；叔叔、婶婶骂了被告，说被被告害惨了；被告当场自愿出具了借条给原告，并从银行取了3万元还给原告。被告辩称：1、原告主体不适格；2、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借款关系。被告周赟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被告在建设银行的账户资料原件一组，证明被告的账户为12×××62，与借条的账户相差一个字“7”，进一步证实被告有意多写一个“7”，以此证实被告是受原告胁迫所写借条；2、吴素燕所出具的收据复印件一张，证明2017年4月30日，被告向吴素燕归还3万元整，进一步证实吴素燕与被告形成了借款关系，被告与原告没有形成借款关系，否则被告就会向原告归还3万元，原告就会向被告出具3万元的收据；3、原一审庭审笔录中证人洪某出庭作证的证词,内容为：我与被告约好在杭州东站碰头。在东站时，原告及另外三个人不让被告走，说有经济上的问题，当时被告不认可；原告四个人就一直跟着被告，原告与被告手挽着一起走到派出所；民警说是经济纠纷，所以不管，但在场；我还买了饭给原、被告吃，被告还打电话给他叔叔、婶婶；他叔叔、婶婶到了以后，我就走了；过了几天，与被告见了面，但没有聊这个事。被告欲通过该证人证词证明在火车站出具的借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原告及其雇请的人员威胁被告出具的。第三人吴素燕在手机通话中向本院述称，你们法院要将“追加当事人通知书”撤回去，并强调其夫妻不会到庭，但以2016年10月21日出具的委托书为准，委托书上已写得很清楚明白了。第三人周华隆未作答辩。吴素燕、周华隆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1的质证意见：账户中多写的“7”，是因为被告书写错误，是被告自己涂改后，加盖了手印；当时被告写借条时，是在派出所民警与被告的叔叔、婶婶在场的情况下写的，被告并且当时也作了还款承诺，是不存在胁迫情况的；对被告的证据2，是为了便于结账，才由吴素燕写了收据，当时被告的叔叔骂了被告后，被告作出了还款计划；这3万元是在杭州东站派出所民警的调解下还的，不是还给吴素燕的，是还给我的；原告借款时，是被告与他叔叔、婶婶及我在被告叔叔家里，四人协商好，统一写一张借条给被告婶婶，借款金额50万元，其中我有30万元，吴素燕、周华荣20万元；在委托书上，被告婶婶吴素燕也说明了这个情况；对被告的证据3有异议，被告当时出具借条是自愿的，并且是在派出所内出具的，不存在胁迫行为。被告周赟对原告证据1的质证意见：该借条不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是原告及其所请的人员威胁被告在杭州东站所打的借条；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借款30万元的法律关系，原告也没有将30万元转给被告的账户；在该借条中，被告有意在自己的账户上多写一个“7”，以此来区别该借条是受原告胁迫所写；如果被告与原告在2004年就存在借款关系，那么被告不可能在2004年不向原告出具借条，因此对该借条请求法院不予采信；对原告证据2的质证意见：该委托书可以进一步证实被告与原告没有任何借款关系，形成借款关系的主体是被告与吴素燕；吴素燕出具委托书，只能代表委托的主体是吴素燕，作为原告起诉的主体仍然是吴素燕；诉状中列明的3万元，也是归还吴素燕，不是归还原告；对原告证据3的质证意见：这些流水反应的主体是被告与周华荣，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对原告证据4的质证意见：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本身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人所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证人并不清楚原告与被告是否发生了借款关系；被告归还3万元给吴素燕进一步证实被告是与吴素燕形成借款关系，还钱也是还给吴素燕，并不是还给原告，证人所陈述的证词不应该得到法庭的采信。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1，被告虽有异议，但经本院审查，该证据内容明确、具体，且是在杭州火车东站的派出所内出具，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是受原告胁迫所写，被告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的证据2，被告虽有异议，但经本院审查，50万元的借条及吴素燕的委托书，内容清楚明白，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的证据3，被告虽有异议，但该3份汇款单能反映2004年4月7日、4月30日、6月15日通过周华荣向周赟分别转账20万元、10万元、20万元，合计50万元，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原告的证据4，被告虽有异议，但其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结合其他证据，认定被告在杭州火车东站派出所内自愿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并到银行取款3万元交给吴素燕，吴素燕将3万元交给吕荣寿。被告的证据1，原告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要待证的事实，被告银行卡账号数字正确，从账号前面有括号来看，账号写完后应该有后括号，故在账号最后一处形似“7”的涂改根本不是被告刻意辩解的多加一个“7”，而是一个后括号“）”，故本院对被告欲证明的事实不予采信；被告的证据2，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已当庭予以确认；被告的证据3，原告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待证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基于上述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俩第三人是夫妻，又是被告周赟的叔叔和婶婶。第三人周华荣与原告吕荣寿是同一银行系统的上、下级单位人员。2004年3月1日，被告因在上海做生意需要资金，找其叔叔周华荣、婶婶吴素燕借款。周华荣、吴素燕就找原告吕荣寿一起凑足50万元借给被告，其中吕荣寿30万元，周华荣、吴素燕20万元。该50万元由周华荣于2004年4月7日、4月30日、6月15日分别汇给被告周赟20万元、10万元、20万元。2010年11月6日，被告向吴素燕出具了一张50万元的借条，约定自2004年3月1日起按年利率30%计算利息。因被告借款后一直未还，原告准备起诉被告，但因借条上是吴素燕的名字，吕荣寿便找到吴素燕。2016年10月21日，吴素燕向吕荣寿出具《委托书》，载明：“2004年3月1日，周赟来到上饶向吕荣寿、周华荣、吴素燕借款伍拾万元整，其中吕荣寿叁拾万元，周华荣、吴素燕夫妇贰拾万元。经4人协商，借款借据出借人写吴素燕的名字。此借款至今未还。现吕荣寿（身份证号码）提出为追回其叁拾万元要求起诉周赟（身份证号码：），为使吕荣寿能以出借人身份起诉周赟，按吕荣寿的要求，本人委托吕荣寿起诉周赟归还其叁拾万元借款和利息。委托人：吴素燕（身份证号码：）。2016年10月21日。”此后，原告多次电话联系被告，被告一直未与原告见面。2017年4月30日，原告与三名朋友在杭州火车东站碰到被告周赟，双方共同到杭州东站派出所协商。被告电话通知了叔叔周华荣、婶婶吴素燕，周华荣、吴素燕赶到杭州。在周华荣、吴素燕的协调下，将50万元借据分开，由被告周赟向原告吕荣寿出具了一张30万元的借条，约定月利率25‰,按年结息。该借条注明：“一、吕荣寿叁拾万元加周华隆贰拾万元，总共伍拾万元整人民币统一由周华隆汇给本人指定账户周yun（12×××62）；二、借款时间是2004年4月7-6月15日，因借款人未能及时归还，现重补写借条。借款人周赟。身份证号，2017年4月30日于杭州火车东站派出所”。随后，被告从银行取出3万元，交给吴素燕，由吴素燕出具了收据“今收到周赟归还原借支款计人民币叁万元整。用于归还吕荣寿借款。”之后，被告未再还款，经原告催取无效，原告诉至本院。另查明，2006年元月23日，经公安机关批准，“周华荣”名字更改为“周华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二、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三、2017年4月3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是否受原告胁迫、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原告的诉讼主体问题。2017年4月30日，被告周赟向原告吕荣寿出具了借条，原告凭此借条起诉被告，符合《合同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故原告的诉讼主体完全适格。二、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1、原告提供的三份汇款凭证表明，其叔叔周华荣汇入周赟上海建行账户（12×××62）共计50万元，被告承认该事实，并于2010年11月6日向吴素燕出具了借条；2、2016年10月21日吴素燕向原告出具的《委托书》，载明了借款经过，明确了50万元中有30万元是吕荣寿的款项，明示由吕荣寿自行向被告主张归还其30万元借款及利息；3、被告应该明知50万元的借款中有30万元是原告的，这从2017年4月30日周赟出具的借条“备注一”中得到印证，周赟出具该借条是在周华隆、吴素燕在场协调的情况下出具的，表明周华荣、吴素燕也同意从原借据中将吕荣寿的30万元分割出来，由被告另行向原告出具借款凭证。基于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三、被告向原告出具30万元的借条是否存在胁迫行为，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作如下分析：1、被告出具该借条是在杭州火车东站派出所里，既有派出所民警在场，也有被告的叔叔、婶婶在场，若有胁迫行为，被告可当场报警；2、双方的证人证言，均证明原告及朋友没有过激的言行，此后，被告也没有向其朋友谈过受胁迫的事，被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原告有胁迫行为，仅仅把账号后面的一个括号“）”辩解为有意多加的一个数字“7”，显得十分牵强，显然不能作为受胁迫的证据。假如被告认为该借条系受胁迫出具，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撤销，故本院对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3、借条内容详尽，足以表达其真实意思。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定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时不存在胁迫行为，对被告提出的受胁迫抗辩不予采信，认定该借条系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原告的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出具的借条、第三人吴素燕出具的《委托书》，已经可以认定被告借到原告借款30万元未还，故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30万元，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该借款实际发生时间是2004年4月7日至6月15日，故原告主张从2004年6月15日开始按月利率2%（年利率24%）计算利息，未超出原、被告之间对利率的约定，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支持。本案借款本金300,000元，按年利率24%从2004年6月15日起算至2017年6月14日止的利息为936,000元，减去已经支付的30,000元，被告尚欠利息906,000元，但原告主张该时段的利息为900,000元，故差额部分视为原告主动放弃。本案第三人周华隆、吴素燕是否要向被告主张其余20万元借款及利息，完全属于第三人自己的权利，第三人不到庭主张该权利，本院在此不作处理。被告借款后长期拒不归还，还想尽办法、虚构事实、编造理由进行非理性抗辩，浪费司法资源，理应受到谴责，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周赟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归还原告吕荣寿借款本金300,000元，利息900,000元，合计人民币1,200,000元。2017年6月15日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24%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被告周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俞文清人民陪审员  郑招明人民陪审员  叶琼莹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王丽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