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91民初114号 原告：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住广东省深圳市。 诉讼代表人：林园哲，该公司监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琼斯，广东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勇，广东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昇翰，男，1972年4月20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瑞，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斌，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加德美口腔门诊部。住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徐忠。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瑞，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斌，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深圳诺德齿科有限公司。住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宋小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祎，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筱宇，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被告蔡昇翰（下称被告一）、深圳加德美口腔门诊部（下称被告二）、第三人深圳诺德齿科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琼斯、吴小勇，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瑞、李斌斌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祎、张筱宇参加了庭前会议但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履行原告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并配合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原告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变更为涂宏文;2.判令被告一立即返还原告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许可证等证照;3.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00万元（注：以下币种未标注的均为人民币）;4.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2000元、律师费用6万元和公证费7000元（港币8960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3日，旭星亚太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旭星亚太公司）独资成立了原告，被告一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林园哲担任公司监事。2015年11月4日，原告独资成立了被告二（注册时名称为深圳加德美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被告一同时担任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长期以来，被告一利用职务便利，控制公司证照、印鉴及财务账目，并串通第三人恶意低价转让被告二，不当谋取利益侵犯公司财产。基于此，原告已就此事项召开股东大会并决议撤换被告一法定代表人职务，但是被告一罔顾公司股东会决议，拒不履行证照移交义务，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一、二共同辩称：一、本案系因公司股东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而引发。被告一、原告的诉讼代表人林园哲和案外人董昱彦均为台湾地区居民，林园哲与董昱彦为专业牙医，并在台湾开有牙科诊所。被告一长期经商，具有投资能力。故三人经协商达成一致，由被告一出资金，林、董二人出技术，在深圳经营牙科诊所业务。林园哲通过香港代理机构，购买了一家香港壳公司即旭星亚太公司，其本人担任旭星亚太公司的执行董事。旭星亚太公司的股权比例为被告一持股50%，林、董二人分别持股25%。旭星亚太公司于2014年11月在深圳独资设立了原告，再由原告于2015年投资设立了被告二。旭星亚太公司及原告除作为持股平台外，并无实际经营活动，实际经营的公司为被告二。因此穿透上述公司架构后，涉案公司的实际股东为被告一（50%）、林园哲（25%）和董昱彦（25%）。根据各投资人的约定，被告二经营所需的资金主要由被告一投入。被告一累计投入的资金为800万元以上，占诊所投资总额的八成以上。被告二开张经营后，经营情况不理想，逐年亏损，负债累累。三位投资人对后续的发展方向几经磋商无法达成一致。至2017年下半年，林、董二人在表达希望退股的意愿后相继退出公司经营，也不再到门诊部问诊。失去技术支持后，被告二的经营更加恶化，无以为继，只能做善后处理。牙科诊所项目的主要发起人林园哲与被告一无法就诊所项目的善后事宜达成一致，引发严重纠纷。双方已就投资诊所项目所产生的纠纷提起多个诉讼，本案亦为双方纠纷引发的诉讼之一。二、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存在明显的错误，依法应当驳回其相关起诉。(一)本案未履行监事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监事代表诉讼应当履行股东书面请求的前置程序，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前置程序，原告违反了该程序性规定，监事林园哲无权代表公司启动本案诉讼。（二）本案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已经超越了监事代表诉讼可以提起的诉讼范围。原告的上述两项请求实际上是在被告不认可的情况下，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并要求履行，即原、被告双方就原告公司决议是否有效发生了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公司监事仅在公司高管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法律并无授权监事可以代表公司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和公司证照返还之诉。（三）原告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与第三项诉讼请求所涉及的是不同事实和法律关系，所对应的案由也不相同，不应在本案中审理。如前所述，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对应的案由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第二项诉讼请求对应的案由为“公司证照返还纠纷”，第三项诉讼请求对应的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也就是本案的案由。案由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的，因此案由不同则法律关系不同，不应当在一个案由的案件中审理多个不同法律关系和不同案由的案件。三、本案所涉旭星亚太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或不成立。2017年12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未经旭星亚太公司股东会同意，应属无效或不成立。旭星亚太公司以及其下属的全资公司原告和被告二50%股权实际为被告一所有。变更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属于重大事项，应当由旭星亚太公司股东会审议决定，但被告一作为旭星亚太公司持股50%的股东并未收到相关会议通知，且该股东会并未实际召开。涉案的所谓“股东会决议”仅系林园哲个人意见，并未经过各股东讨论表决，因此应属无效亦或不成立。原告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本身缺乏基本的事实及理由支撑。四、被告一决定转让被告二的股权合乎公司现状，未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因此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转让具有必要性。被告二成立后长期亏损，截止至转让前已经亏损超过670万元，主要由被告一提供资金支持才勉强维持运营。至转让时，被告一累计以股东借款的方式为被告二运营垫付资金800余万元，被告二实际上已经负债累累，而且没有扭亏为盈的可能，选择转让势在必行。（二）转让具有现实紧迫性。被告二的经营以牙科诊疗服务为核心，具有很强的延续性，自成立之初即是围绕林医生和董医生而打造，现有客户也是冲着台湾医生来就诊。因此，林、董两人作为主要的技术力量对经营不可或缺。2017年6月，因为经营状况一直无法好转，董昱彦不再来门诊部坐诊，林园哲也减少了坐诊时间，每个月的坐诊时间总计在一周以内。2017年9月初和10月初，董、林二人纷纷提出退股，再无坐诊。林、董二人的离开造成大量医疗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大面积违约。众多客户极其不满，甚至采取了堵门、投诉、起诉、要求退费的方式进行维权，门诊业务实际已无法继续经营。同时，被告二的业主方也提出要收回物业、解除合同。这种情形每持续一天都会造成重大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因此立即寻求有经营能力的相对方来接手被告二的业务和未完成的医疗合同，是避免损失继续发生的唯一选择。（三）转让的定价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市场定价。在转让过程中，被告一向正夫口腔、第三人等多家机构提出交易意向，其中仅第三人表示愿意接手。双方定价的原则系依据门诊部主要固定资产（即设备）账面原值约为120万元，扣除资产的折旧，同时考虑受让方要继续为未完成的客户进行治疗（可能存在大量返工）、接收全体现有员工、场地租期仅剩两年、每推迟一个月转让将新增亏损20余万元等因素，交易作价60万元。该定价原则已经较好的反映了被告二当时的资产及业务情况，符合资产和债务（未完结的医疗合同）打包处置的一般原则，不仅没有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失，相反还尽可能的为公司挽回了损失。（四）原告已经出现股东僵局，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被告二持续亏损的问题，股东无法就解决长期亏损和后续经营达成一致。2017年11月，林园哲在未与被告一沟通的情况下，即以旭星亚太公司的名义向贵院提出强制解散原告，被贵院驳回。二审上诉后，深圳中院予以维持。而被告一作为公司股东和原告的执行董事至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前均不知情，也未参与案件诉讼。林园哲在未与被告一商议的情况下提出强制解散公司的行为，已经充分说明三个股东之间已经存在严重的矛盾。结合股东间的上述矛盾以及技术股东（林、董）与被告一股权比例相当的客观情况，原告已难以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因此，在三位股东已经无法通过股东会形成有效决议的前提下，由作为执行董事和主要垫付资金的被告一代表原告进行处置，符合原告的实际情况也符合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基本原则。五、原告对其所主张的被告一给公司造成100万元损失，既没有提出具体的事实及理由，也未提出任何证据，该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原告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擅自提出相关诉请，是滥用诉权的行为。这充分说明本案是原告在与被告一发生股东纠纷及其他民事纠纷（双方有另案债权债务纠纷正在贵院审理）后，为干扰正常诉讼的进展而采取的恶意诉讼的行为，这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导致被告一本人为此负担了本不该发生的不少费用和精力。综上，恳请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原告的不当起诉，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第三人陈述称：一、第三人从原告手中合法受让被告二的股权，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原告于2017年12月26日，将其持有的被告二公司100%的股权及登记于原告名下属于被告二公司的资产一并转让给第三人，转让对价为60万整，该协议对收购的前提条件、股权转让及对价、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均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依法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二、股权转让款是与被告一洽谈、盘点资产、员工，并综合机器设备的折旧率所定，该转让价款系市场价，并未过低。第三人接手前被告二处于长期亏损、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是被告一通知业界同行欲转让被告二。第三人受让后，不仅要继续治疗转让前被告二的一批在治疗期的患者，且还要承担每月11万余元的员工工资，第三人与被告一的股权转让款合理。三、第三人已向原告支付所有的股权转让款，原告也配合第三人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股权转让标的已交付至第三人手中，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60万元，第三人分4次转账支付，2017年12月28日转账10万元，2018年1月3日转账20万元，2018年1月4日转账20万元，在股权转让当月，第三人为原告垫付开支共计31,151.29元，扣除该项开支后，第三人于2018年4月1日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尾款68,848元。原告诉求被告一和被告二损害公司利益，第三人并未作出有损原告利益的事宜，本案原告与二被告间的诉争与第三人无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详见附录的证据目录清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各方无异议的事实： 1.2014年2月19日，旭星亚太公司成立，股东及持股比例分别为蔡昇翰持股50%、林园哲持股25%、董昱彦持股25%，林园哲为该公司唯一董事。 2.2014年11月3日，旭星亚太公司独资设立了原告，并由林园哲任监事，被告一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3.2015年11月4日，原告独资设立了被告二（当时名称为深圳加德美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由被告一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李宏超任监事。 4.2015年12月7日，被告二的监事由李宏超变更为林园哲。 5.2017年12月7日，由旭星亚太公司签章、林园哲签字形成了《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原告股东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1.决定免去被告一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职务，选举涂宏文（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码：03491975）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2.责令被告一立即将公司印鉴（包括公章、财务章、银行预留印鉴、印鉴卡等）、营业执照、财务账册及财务凭证、银行开户许可证等全部资料，移交给涂宏文（或其指定的第三人）；3.责令被告一在本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三日内完成上述资料的移交，并签署移交清单，否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6.2017年12月12日，旭星亚太公司向林园哲发出《代表公司诉讼申请书》，内容为：“因加德美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蔡昇翰利用职务便利，控制公司证照、印鉴（包括公章、财务章、银行预留印鉴、印鉴卡等）、账目及财务收支等，谋取公司利益，长此以往势必加重原告负担，影响原告正常经营；林园哲先生作为原告监事有义务对董事、高管的行为进行监督，并有权代表公司就董事、高管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基于此，我司作为原告股东郑重向监事林园哲先生提出申请：请求林园哲先生履行监事职责，代表原告对其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蔡昇翰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诉讼，并追索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7.2017年12月26日，被告一代表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包括：双方一致同意，第三人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受让原告持有的被告二100%的股权，原告同意将其所持有的被告二10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包括登记于原告名下的属于被告二的资产；双方同意，此次交易对价为60万元，其中2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40万元用于为被告二偿还专项债务；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第三人及受让后的被告二须承担转让前未完成的医疗服务。但在工商部门存档的另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基本一致，股权转让价格为2元。 8.2017年12月28日、2018年1月3日、2018年1月4日、2018年4月1日，案外人宋小敏于分别向被告一转出10万元、20万元、20万元、68,848元，合计568,848元。第三人陈述，第四期应付款为10万元，扣除被告二于收购前产生的材料及其他款项31,151.29元，实付为68,848元。 9.2018年1月17日，被告二的股东由原告变更为第三人，总经理、执行董事由被告一变更为徐忠，监事由林园哲变更为宋小敏。2018年1月26日，被告二更名为现名称。 10.庭审中，被告一确认原告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银行开户许可证均在被告一处。 11.林园哲与广东利人律师事务所签订编号为（2018）粤利人律民代字第0608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前期律师办案费6万元，代理费在本案终结后（包括解散、清算、案外和解及撤诉等），林园哲按取得旭星亚太投资有限公司、或原告、或被告二的股权款、或投资收益、或赔偿款的实际金额的18%一次性支付。2017年10月25日，林园哲向广东利人律师事务所转账6.8万元。 12.2018年8月10日，由林园哲交纳了公证费港币8960元，当日1港币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1：0.87131元。 13.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提交已经支付保全担保费2000元的相关凭证。 二、双方对二被告是否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100万元有争议，证据如下： 1.2017年5月22日，被告一与林园哲、董昱彦签订《协议书》，约定了关于旭星亚太公司、原告及被告二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事项，其中第3条约定：各股东已确认股权转让之前，原股东投入不少于1000万元。 2.同日，被告一、林园哲、董昱彦与嘉利资本有限公司（吴宏恩）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嘉利资本有限公司有意投资旭星亚太公司并透过购买被告一持有的200,000股，每股10元；因个人其他生意繁忙，被告一有意辞任旭星亚太公司和原告、被告二的法人地位并同意确认由林园哲担任；被告一同意并承诺创始人（被告一、董昱彦、林园哲）在本协议签署前对旭星亚太公司和子公司【泛太平洋（深圳）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原告、被告二以及未来旭星亚太公司在中国境内成立的全资和非全资公司】的总出资（包含有发票、没发票以及海外采购）投入不少于1000万元，其他股东（林园哲、董昱彦）及吴宏恩在签订本协定之前对此已经进行了确认并认可；受让方一次性于2017年5月27日之前向被告一支付对价。 上述《协议书》及《投资合作协议》均未履行。 3.2017年9月4日，董昱彦通过邮件方式向被告一、林园哲表示，希望由被告一将其股份买回，并退出。2017年10月10日，林园哲通过微信向被告一表示：“经过这阵子的考虑，我决定退出加德美经营，退股客户的部分，大部分我已经完成治疗，剩下的都是基础治疗，加德美现有的医生都可以完成。” 对该事实的认定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定。 三、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 1.2018年8月10日，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麦家荣出具《唯一董事决议证明》，该证明书第三条内容为：根据经该公司的唯一董事亲自在本人面前做出及签署的书面决议，该公司的唯一董事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及该公司之组织章程细则的有关规定，于2018年8月10日以书面决议方式通过以下决议：1.该公司批准、同意及授权委托律师作为原告股东请求原告监事林园哲代表原告向被告一、被告二及第三人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诉讼的诉讼活动；2.该办理损害公司利益诉讼的代理权限为……；3.该公司同意委任该公司唯一董事林园哲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该公司签署、加盖印章（如需）、发出及交付有关办理损害公司利益诉讼事宜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起诉书》《申请书》《通知书》及其他文书；4.本公司同意本公司唯一董事林园哲作为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公司签署、加盖印章、发出及交付的2017年12月7日《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2017年12月12日《代表公司诉讼申请书》。该证明书第四条内容为：“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及该公司之组织章程细则，该公司上述唯一董事所作出的上述董事决议对该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为办理该公证支付公证费港币8960元，麦家荣律师行于2018年8月17日出具了该笔公证费的收据。 2.香港《公司条例》第622章第461条“董事的作为的有效性”规定“（1）任何以董事身份行事的人的作为，均属有效”，第86条“章程细则的效力”规定：“（1）在符合本条例的规定下，公司的章程细则一经根据本条例或某《旧有公司条例》注册，即（a）在（i）该公司与每名成员之间；及（ii）任何成员与每名其他成员之间，作为盖上印章的合约而具有效力；及（b）须视为载有该公司及每名成员均会遵守该等章程细则的所有条文的契诺。” 3.旭星亚太公司章程规定：《旭星亚太投资有限公司的组织章程大纲及组织章程细则》第8条（a）规定：“不论本章程有何规定，如公司只有一名董事，董事开会的法定人数将为一人。”第9条规定：“由所有董事署名的董事局书面决议，将被视为有效及发生效力，如同董事会议已被召开及已举行。”第16条规定：“董事局是被委托作为公司的一般管理事务及经营生意，并拥有全权作相关行动及事情，并在其认为有需要时代公司订定合约及聘书，另有权聘请，免除，或暂停任何行政人员，文员，会计，代理，工人及其他雇员。”第17条规定：“除本章程细则及其他明文赋予董事权力及权限外，董事可行使公司在大会上的权力及作出有关行动及事情，但必须符合条例（第三十二章），本章程细则及不时公司在大会上所订立的规则。董事在该等规则未订立前，所作的一切行动，不会因该等规则的订立而变为无效”。 4.原告的公司章程第二条规定，股东会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通过股东决议行使下列职权：（七）对公司增加、减少或者转让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第十四条规定，执行董事由股东委派及撤换；第十五条规定，执行董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十六条规定，执行董事对公司股东负责，行使下列职权：（1）执行股东的决议。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股东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被告一是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具有涉港涉台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之规定，原告系在我国大陆登记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原告的监事代表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相关的诉讼程序及适用的实体法律均应以我国大陆地区法律为准据法，但涉及香港有限公司的股东、董事权利事项时，应适用香港的公司法规范。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2017年12月7日的《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二、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即原告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否属于监事代表诉讼的审理范围、本案的三项诉求可否合并审理;三、被告一是否低价转让被告二给原告造成100万元的经济损失；四、原告主张的其他各项费用是否应由被告承担。对此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一、关于2017年12月7日形成的《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的认定问题 2017年12月7日的《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是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从被告一更换为涂宏文，且要求被告一将公司印照等经营凭证交还公司。二被告主张上述股东会决议未经原告的唯一股东即旭星亚太公司股东会同意，应属无效。理由是原告的股东旭星亚太公司有三名自然人股东，分别是被告一、林园哲和董昱彦，而2017年12月7日的《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只有林园哲一名股东的签名，不能代表三名股东的共同意志。原告则主张，旭星亚太公司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依据香港法和该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公司的唯一董事林园哲可以代表该公司对原告作出指令，故上述股东会决议是原告的股东会决议，不是原告股东的股东会决议，故属于原告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该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第二项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第五十条规定，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名执行董事，不设董事会，执行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第六十一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所列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国大陆只有一名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股东会和董事会，只设一名执行董事同时兼任公司经理，而该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并更换公司董事。本案中，旭星亚太公司为原告的唯一股东，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有权更换原告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而根据原告的公司章程第十五条之约定，原告的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既原告的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约定，可以作出更换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的决议。现争议的核心在于原告股东即旭星亚太公司的公司意志，是由旭星亚太公司的股东会还是旭星亚太公司的唯一董事行使。而旭星亚太公司是于2014年2月19日在香港依据香港《公司条例》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故该公司股东、董事的权利义务依法应由香港法决定。 本院依据互联网公开资料查询可知，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条例》第461条“董事的作为的有效性”规定：“（1）任何以董事身份行事的人的作为，均属有效”，第86条“章程细则的效力”规定：在符合本条例的规定下，公司的章程细则一经根据本条例或某《旧有公司条例》注册，即作为盖上印章的合约而具有效力。《旭星亚太投资有限公司的组织章程大纲及组织章程细则》第8条（a）规定：“不论本章程有何规定，如公司只有一名董事，董事开会的法定人数将为一人。”第9条规定：“由所有董事署名的董事局书面决议，将被视为有效及发生效力，如同董事会议已被召开及已举行。”第16条规定：“董事局是被委托作为公司的一般管理事务及经营生意，并拥有全权作相关行动及事情”。第17条规定：“除本章程细则及其他明文赋予董事权力及权限外，董事可行使公司在大会上的权力及作出有关行动及事情，但必须符合条例（第三十二章），本章程细则及不时公司在大会上所订立的规则。董事在该等规则未订立前，所作的一切行动，不会因该等规则的订立而变为无效。” 故根据旭星亚太公司《组织章程大纲及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林园哲作为旭星亚太公司的唯一董事对于公司的一般管理事务及经营生意有权作出决定，由其作出并署名的书面决议将被视为有效并发生效力。而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622章第86条“章程细则的效力”的规定，《组织章程大纲及组织章程细则》被视为是反映全体股东共同意思表示的基本法律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具有约束力。故虽然被告一持有旭星亚太公司50%的股权，是大股东，但根据香港法律及该公司《组织章程大纲及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作为唯一董事的林园哲才有权代表公司作出意思表示。故本院对林园哲签名、加盖旭星亚太公司印章的《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代表公司诉讼申请书》的效力予以确认。 综上，2017年12月7日《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原告的唯一股东即旭星亚太公司唯一董事出具的决议，依据香港法律规定，该唯一董事可以代表旭星亚太公司行使公司事务管理权，故其作出的决议对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关于原告的起诉涉及的程序性问题 （一）原告提起的诉讼是否违反监事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 二被告主张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未履行监事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的股东旭星亚太公司认为被告一作为原告执行董事执行职务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因此于2017年12月12日向林园哲发出了《代表公司诉讼申请书》，请求林园哲先生履行监事职责，代表原告对被告一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诉讼，并追索原告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旭星亚太公司作为原告的股东，已经依照法律规定向监事林园哲发出书面请求，该书面请求文件于2018年8月10日依法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在公证文件中依法对2017年12月12日的《代表公司诉讼申请书》效力进行了确认，故由原告监事林园哲提起的监事代表诉讼符合法定前置程序。二被告主张旭星亚太公司请求林园哲代表原告诉讼的《代表公司诉讼申请书》非原告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问题在第一个争议焦点已经评判不再赘述，本院对二被告该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是否包含在本案可诉范围内的问题 本案中，二被告共同抗辩称，首先，原告提出的第一、二、三项诉讼请求分属不同案由，分别为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以及损害公司利益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不同案由反映不同的法律关系，三项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不同，不应当在同一个案件处理。其次，本案是监事代表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51条并未授权监事可以代表公司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和公司证照返还之诉，据此认为原告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与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不符，应驳回相应起诉。对此本院认为，二被告的抗辩理由看似符合法律规定，但本院综合以下理由不予采纳： 1.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并非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虽然该请求是内容是要求被告一履行2017年12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该诉请的裁判基础包含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判定，但该诉求不能直接确定为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原告请求被告一履行股东会决议，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属于原告请求被告一履行特定的行为以改变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属于变更之诉或曰形成之诉，而非确认之诉，应确定为公司登记变更之诉。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公司证照返还，也是请求被告一履行特定的行为。而本案的第三项诉请，也就是立案时确定的本案案由“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损害赔偿之诉，是一种给付之诉。该三项诉求均是请求被告一履行一定的行为或金额给付，并非在一个案件中绝对不可以合并审理，目前现有的法律、司法解释对此并无禁止性规定，故本院对该三项诉讼请求一并处理，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2.原告通过监事代表诉讼主张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本案为监事以公司名义提起的诉讼，是一种直接诉讼而非派生诉讼，除在提起程序上与普通的公司直接诉讼有所区别，在其他方面并无本质区别。在正常的公司诉讼中，应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公章）代表公司启动诉讼程序。法律之所以规定可以由公司监事提起诉讼，通常情况下是因为公司按照民事诉讼法提起诉讼的条件受现实情况的限制。在本案中，被告一为原告现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并持有公司公章，而原告的第一、二项诉请是免除被告一法定代表人职务且要求被告一协助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交出公司印章及证照，但被告一对原告的该两项诉请均持不认可的态度。此时对于该决议的执行已经陷入僵局，原告通过监事诉讼主张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如果人民法院不支持该诉讼形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难以保障。 3.原告通过监事诉讼主张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看似限定了监事只有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给公司造成损害、需要赔偿的情况下才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下列职权：（一）检查公司财务；（二）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三）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五）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六）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监事是公司中常设的检查机关的成员，负责检查公司的财务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执行情况，以及其他由公司章程规定的监察职责，防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滥用职权，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深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监事职责及设立监事代表诉讼的立法本意，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监事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有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的职责，这种纠正也应当包括可以通过诉讼的程序进行。而此处的损害公司利益应做广义的理解，并非限制在需要赔偿损害的情形下，也应包括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并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反之，如不赋予监事或股东可以代表公司对类似损害行为进行诉讼，仅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允许监事或股东代表公司进行损害赔偿的给付之诉，则当公司的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做出其他损害行为时，公司无法提起相应的诉讼保护自身权益。故本院认为在公司法定代表人拒绝履行公司登记变更手续时，人民法院应该允许监事代表公司请求该法定代表人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返还公章、执照等经营凭证。故对本案监事代表原告提起的本案第一、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准许与第三项诉讼请求合并审理。 综上，原告的股东旭星亚太公司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可以代表原告股东的意志，被告一作为原告的执行董事，依据原告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执行股东的决议。故被告一应配合原告向工商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涂宏文的商事登记变更手续，至于该申请能否通过工商管理部门的审批，由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理。同时，被告一应将其占有的原告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许可证返还给原告。 三、关于二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100万元经济损失的问题 （一）被告一转让原告持有的被告二100%股权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被告一、林园哲和董彦昱依据相关法律设立旭星亚太公司，旭星亚太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原告，原告设立全资子公司被告二。虽然被告一是持有旭星亚太公司50%股份的大股东，但被告二设立后就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重大事项决定由股东作出。被告一欲将原告持有的被告二100%的股权对外转让给第三人，故应当先由被告二的股东即原告作出同意出让被告二股份的决议，被告一作为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才可以执行该决议。关于原告的公司意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原告章程第十二条之规定，应由原告的股东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包括公司的经营方式和投资计划。即原告的股东旭星亚太公司才有权决定是否出让被告二的股份、以多少价格出售，而非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一）作为执行董事有权自行决定。但被告一在未取得被告二的股东（即原告）决议的情况下，利用其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及保管原告公章、证照的便利自行向第三人转让原告持有被告二的100%股权，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原告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关于被告二转让价格的认定 在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工商资料中存档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持有被告二100%股权作价2元转让给第三人。原告主张被告一低价转让被告二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利益。但二被告主张，股权转让是委托中介机构办理，《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价格是随意写的，不是真实的股权转让价格，实际转让方和受让方另行签署有详细的股权转让协议。 第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案外人宋小敏于2017年12月17日、2018年1月3日、2018年1月4日、2018年4月1日分别向被告一转出10万元、20万元、20万元、68,848元，合计568,848元，与被告一及第三人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约定的交易对价60万元及第三人陈述为原告垫付31,151.29元相互印证，本院认定被告二转让的实际价格为60万元。 （三）关于原告主张的100万元经济损失是否成立的问题 原告主张被告一恶意低价转让被告二的损失远远超过100万元，诉请的100万元仅是部分损失，理由为：按照2017年5月22日被告一与林园哲、董昱彦签订的《协议书》及被告一、林园哲、董昱彦与嘉利资本有限公司（吴宏恩）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被告一、林园哲、董昱彦一致认定被告二当时总的价值不低于1000万元，该1000万元确定的依据为被告一向案外人转让20%的股权作价200万元、公司的设备投入是300万元、装修花费为250万元、牙科经营许可为特许经营的证照，至少100万元才能取得。二被告则提交了六组21份证据，以证明被告二长期亏损转让具有现实紧迫性，而内部股东不愿意接手，二被告只能在参考主要资产残值的基础上结合多种因素以合理价格转让被告二。原告则对二被告单方制作的清单文件不予认可，对二被告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经过庭审调查，原告承认上述《协议书》《投资合作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且协议中确认的是创始人（股东）对原告及子公司投入不少于1000万元。其次，由董昱彦发至微信群中的“被告二财务清算和审计作出的明细表”中所列的装修金额为250万元、设备投入为150万元且大部分没有发票，同时董昱彦说:“现在要做Auditreport至少要能把钱花去哪里列出来，然后再想办法把估值放大”、“我们账是无法拿给投资者看的，一定要经过美化”，由此可知设备投入和装修投入均未达到原告主张的金额，而1000万元也为估值。因此，上述协议中所载的1000万元不能作为被告一转让被告二时确定市场价值的依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原告主张被告一赔偿因转让被告二给其造成的损失，需举证证明被告二被转让时的市场价值，且该价值高于转让价格。原、被告双方均未对被告二的财产状况进行审计、未对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原告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损失，故本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主张被告一低价转让被告二应赔偿损失100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本案诉讼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公证费应如何承担的问题 （一）关于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的负担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规定：“既有财产性诉讼请求，又有非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按照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标准交纳诉讼费。有多个财产性诉讼请求的，合并计算交纳诉讼费；诉讼请求中有多个非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按一件交纳诉讼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原告的诉请包含了财产性的诉讼请求和非财产性的诉讼请求两部分，经过本院审理支持了原告针对被告一的第一项、第二项非财产性的诉讼请求，未支持原告第三项属财产性的诉讼请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适用的为普通程序，原告非财产性诉讼请求对应的诉讼费100元应由被告一负担，而财产性诉讼请求对应的诉讼费13,700元应由原告自行负担。 原告为保证其财产性诉讼请求部分可以执行，申请本院对被告价值100万元的财产进行保全并支付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2000元未提交支付证明，在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100万损失的诉讼请求未获支持的情况下，上述两项费用应由其自行负担。 （二）关于律师代理费6万元的负担问题 二被告认为该代理合同所涉律师代理费包括了解散、清算、案外和解及撤诉等事宜的所有费用，原告无法证明本案律师费在这6万元中具体占比是多少。且委托代理合同应是于2018年1月签署，律师费发票于2018年8月3日开具，不符合律师费收取的正常流程。 委托代理合同前言部分已明确约定该委托合同针对的委托事项为甲方（林园哲）因其代表本案原告诉本案被告、第三人损害公司利益等纠纷一案，并无体现包含其他涉诉案件及纠纷解决的费用。原告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与原件核对无异，且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原告已为本案支付6万元律师代理费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的规定，不涉及财产的民事、行政诉讼收费标准为3000-20000元/件，因此本案中原告支付的律师费中最高额为2万元为其支付的必要的诉讼费用，可以由被告一负担。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原告提供的公证材料所证实的内容证明了本案关键事实，是其必要的、合理的支出，本院予以保护。林园哲交纳了公证费港币8960元，按照2018年8月10日的1港币兑换0.87131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为人民币7907元，应原告仅请求支付7000元，本院予以支持。 以上费用均应由被告一承担，原告请求被告二共同承担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款、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蔡昇翰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原告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向公司登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变更为涂宏文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二、被告蔡昇翰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返还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许可证； 三、被告蔡昇翰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2万元、公证费7000元； 四、驳回原告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负担13,700元，由被告蔡昇翰负担1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加德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加德美口腔门诊部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蔡昇翰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 亮 人民陪审员  黄耀武 人民陪审员  李 强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怡扬 书 记 员  詹惠婷 附： 一、原告证据目录清单 证据1.工商登记信息； 证据2.代表公司诉讼申请书； 证据3.股东会决议； 证据4.协议； 证据5.投资合作协议（2017年5月22日）； 证据6.2017年5月28日蔡昇翰、林园哲、董昱彦三股东微信群聊记录； 证据7.股东会决议； 证据8.股权转让协议书（2018年1月16日）。 二、被告证据目录清单 第一组证据：加德美门诊部长期亏损，主要靠答辩人垫资才勉强运营，转让加德美门诊部具有现实必要性。 证据1.2017年5月3日，公司财务向股东发送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3月损益表的邮件记录及附件； 证据2.2017年7月12日，公司财务向股东发送2017年1-6月损益表的邮件及其附件； 证据3.2017年8月3日，公司财务向股东发送2017年7月损益表的邮件记录； 证据4.加德美门诊部在2017年1-11月的效益表； 证据5.2017年5月28日股东群微信聊天记录。 第二组证据：2017年7月，技术股东逐步退出加德美门诊部的经营，门诊部经营难以为继，转让具有现实紧迫性。 证据6.加德美齿科门诊部宣传册； 证据7.加德美齿科门诊部微信公众号中医疗团队介绍； 证据8.客户因更换主治医师而上门闹事的图片及和解协议； 证据9.客户因更换主治医师与公司发生诉讼的起诉状、传票等资料； 证据10.公司人员与客户沟通办理退费补偿的微信记录 证据11.公司员工与蔡昇翰微信记录（沟通为客户重新治疗）； 证据12.公司员工与蔡昇翰微信记录（沟通林医生拉走老客户）； 第三组证据：全体股东均提出退出公司，公司处于没有股东愿意接手的状态，对外转让是唯一可选的方案 证据13.股东董昱彦要求退出公司的邮件记录； 证据14.股东林元哲要求退出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 证据15.2017年10月21日，答辩人向其他股东发送的邮件。 第四组证据：因股东双方存在较大矛盾且持股比例相当，股东间已不可能按照正常程序议事，因此，答辩人就门诊部股权转让事宜只能单独决策。、 证据16.旭星亚太、加德美科技及加德美齿科门诊部的股权关系图； 证据17.解散之诉一审裁定书； 证据18.解散之诉二审裁定书； 第五组证据：答辩人在参考主要资产残值基础上，结合多种因素以合理价格将齿科门诊部转让，不仅及时止损，也妥善解决了人员安置、客户移交等工作，未侵害公司利益 证据19.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清单及部分发票； 证据20.公司员工向答辩人发送的邮件记录（未完成的客户订单）； 证据21.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附件。 三、第三人证据目录清单 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 证据2.银行流水； 证据3.2017年12月（加德美）支出明细； 证据4.支付股权转让款明细。 四、原告补充证据目录清单 证据1.公证文书（含代表公司诉讼申请书及股东会决议）； 证据2.公证费用支出； 证据3.委托代理合同； 证据4.增值税发票； 证据5.原告公司章程； 证据6.旭星亚太公司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