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702民初1187号原告：高玉凤，女，1985年10月8日生，汉族，无业，住昌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文，山东泰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泳，男，1969年12月15日生，汉族，潍坊汉华永基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住济南市历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德超，潍坊奎文三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高玉凤与被告刘泳、潍坊汉华永基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华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8）鲁0702民初94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刘泳不服该判决，向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鲁07民终62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德超均到庭参加了诉讼。重审庭审中，原告口头申请撤回对汉华公司的起诉，本院依法口头裁定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应为原告实缴的注册资本金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13日，原告决定入股被告汉华公司，并将500000元注册资本金汇入被告汉华公司职工宋建非账户，宋建非代收后，于2016年7月18日汇入被告汉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刘泳个人账户。但经原告查询，被告刘泳收到原告500000元后，没有为原告实缴在汉华公司5%的股份500000元，相应股权的注册资本金，仍然属于认缴状态。被告刘泳在收到本该实缴的注册资本金后，没有用于实缴，没有办理工商登记的实缴验资，应予以返还。被告刘泳辩称，涉案50万元系原告高玉凤受让被告刘泳在汉华公司5%股权的转让金，而非注册资本金。原告与被告刘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被告刘泳已将5%的股权转让给了原告，且已在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该股权转让已完成，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至于注册资本金是实缴还是认缴并不影响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因此，原告所诉不实，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并阐述了证明目的。1、提供2016年7月13日银行转账凭证2份，原告支付给汉华公司的实缴注册资本金50万元，付款方式是从原告招行账户汇入公司经理宋建非工行账户7万、从原告工行账户汇入宋建非工行账户43万元。该款项是原告实缴的注册资本金。2、2016年12月9日，原告与被告刘泳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中第2条转让股权交割期限及方式为：转让金于2032年4月1日前以货币支付。证明：上述50万元不是股权转让金，而是应实缴的注册资本金。3、2018年1月22日，被告与汉华公司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汉华公司总经理宋建非收到原告的50万元是原告实缴的注册资本金。宋建非收到该款后没有转入公司账户，而是转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泳个人账户，事后刘泳没有将该注册资本金实缴。4、高玉凤与汉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泳，高玉凤爱人于复洋与汉华公司总经理宋建非的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证明：二人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管理人员均认可该50万元是股本金，即应实缴的注册资本金。5、本案二审期间，被告提交的收款收据一份，被告以该证据证明其将包括原告50万元在内的200万元以汉华公司的名义投资山东融华投资有限公司，但并未实际投资，款项并未支付。所以该证据可以证明该50万元是应当属于公司的钱，而不是刘泳个人的钱；不是刘泳个人的钱，就不是股权转让款。同时，假设该收款收据及其代表的投资是真实的，可以证明刘泳没有将应当实缴的50万元注册资本金实缴，而是挪作他用，所以，应当予以返还。6、汉华公司自成立至今的全部工商档案一宗，该档案记载：1、2012年3月22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万元，缴纳方式为实缴；2、2013年12月18日，公司注册资本金由10万元变更为50万元，缴纳方式为实缴；3、2016年8月17日，公司注册资本金由5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缴纳方式为认缴。4、2016年10月20日，股东由刘泳、宋建华变更为刘泳、宋建华、宋建非、宋志明，新增宋建非、宋志明；2016年12月9日，股东由刘泳、宋建华、宋建非、宋志明变更为刘泳、宋建华、宋建非、宋志明、王东、许恩宁、高玉凤、刘书龙，新增王东、许恩宁、高玉凤、刘书龙；两被告做这一系列注册资本金变更，尤其是最后一次变更增资1000万元，是为了原告等人入股公司，并实缴注册资本金做的准备。7、汉华公司自2013年至2016年在工商局备案的资产状况信息，证明：汉华公司每年的资产情况，2013年为9.47万元；2014年为45.3万元；2015年为42.6万元；2016年为37.33万元。证明该公司资产在上述股权转让时不足40万元，其2016年的股权转让虽然其标价其认缴出资5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为50万元整，但是其根本不具备该转让价值，只是为了增资扩股方便原告等实缴注册资本金之目的。但是，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在收取原告实缴注册资本金之后，增资扩股完毕，并没有将原告的50万元注册资本金实缴。所以，应当予以返还。即使是股权转让，应当对公司资产股权价值进行评估。2016年转让时公司总资产仅为37.33万元，且出让人未实缴注册资本金，所以其5%的股权价值不足2万元，如果是以50万元出卖的股权的溢价超出25倍之多，完全不符合交易规则，所以其根本不属于股权转让。被告对上述证据依次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2016年7月13日银行转账凭证2份；2、2016年12月9日，原告与被告刘泳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对这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的50万元系股权转让金而非注册资本金。3、2018年1月22日，被告与汉华公司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证明原告的50万元系原告转让被告刘泳拥有的汉华公司5%股份的股权转让金，是原、被告双方对汉华公司5%股权的商定价格，是原告获得股权受让资格的对价。4、高玉凤与汉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泳和总经理宋建非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原告认可汉华公司5%股权的价值，该50万元系股权转让金，并非注册资本金。5、本案二审期间，被告提交的收款收据一份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汉华公司对外具有投资项目，其股权具有相应的交易价值。6、汉华公司自成立至今的全部工商档案一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其增资扩股并不必然需要实缴注册资本金，而且也不妨碍其股权进行转让。7、汉华公司自2013年至2016年在工商局备案的资产状况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资产情况并不代表汉华公司的股权交易价值，股权价值包含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因此，工商局备案的资产状况并不能代表其股权的实际价值。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均为有效证据。至于双方在证明目的上的分歧，本院将在下文中作出认定。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并阐述了证明目的。原告与被告刘泳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内容：因原告缺乏资金向被告刘泳询问当时的股权价值，要求向他人转让其拥有的股权。证明：原告在转让该股权时，明知该股权具有相应的交易价值，原告向被告支付的50万元系股权转让金。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份证据中原告陈述是入股公司，如果被告刘泳将50万元注册资本金实际缴纳，公司股权肯定具有交易价值。但是事后得知该50万元注册资本金并未实际缴纳。被告一直隐瞒未实际缴纳的事实。本院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的，能够证明相关事实，为有效证据。以上证据均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13日，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网上交易系统和招商银行潍坊分行网上交易系统，分别向案外人宋建非账户转款43万元、7万元，共计50万元（以下简称涉案款）。2016年12月9日，原告与被告刘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出让方（被告刘泳）在汉华公司的认缴出资50万元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5%）依法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原告），转让价格为人民币伍拾万元；2、转让金于2032年4月1日之前以货币支付；3、出让方在汉华公司涉及本次所转让股权的权利和义务全部由受让方承接。当日公司通过了新章程，并在该章程第六条中将原告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予以确认，即原告以货币认缴出资50万元人民币，占总资本的5%。2016年12月23日被告汉华公司进行了股东发起人的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原告作为被告汉华公司股东，其认缴出资额为5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5%，认缴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出资时间为2032年4月1日。2017年4月20日，原告给被告刘泳发微信，表示急需用钱，被告刘泳回微信称，“能理解！但公司是没有退股本金一说的-尤其是现在。”2018年1月23日，原告与宋建非互发微信，其中有原告发的“你把高玉凤打给你的50万元打回来什么事都好说，谁挣钱都不容易”的话，也有宋建非发的“那是入股的股本金，这都是谁都知道的”之语。原告于2018年1月9日将案外人宋建非诉至本院，要求宋建非偿还借款50万元。2018年1月22日，被告刘泳和汉华公司共同出具证明一份，主要内容是：“宋建非在2016年期间担任潍坊汉华永基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于2016年7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收款方式，代收四位新增股东……高玉凤入股款50万元，占汉华公司5%的股份……。”该证明还确认，宋建非于2016年7月18日，将收取的包括涉案50万元在内的200万元入股款转入被告刘泳工商银行账户。此后，被告刘泳以涉案款为股权转让款为由据为己有。被告刘泳和汉华公司一直未办理原告的实缴验资登记，原告获悉此情况后，要求被告返还涉案款，遭被告拒绝，双方形成纠纷。另查，汉华公司自2012年4月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刘泳，公司经营范围为：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家居用品、日用百货、健身器材、化妆品、床上用品、针纺织品、工艺品。该公司最初注册资本为10万元（实缴），2013年12月18日注册资本变更为50万元（实缴），2016年9月5日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其中被告刘泳认缴700万元，限期2032年4月1日缴足）。2016年10月20日，股东由刘泳、宋建华变更为刘泳、宋建华、宋建非、宋志明，新增宋建非、宋志明；2016年10月26日，被告刘泳认缴出资额由700万元变更为660万元。2016年12月9日，股东变更为刘泳、宋建华、宋建非、宋志明、王东、许恩宁、高玉凤、刘书龙，均为认缴出资，其中原告认缴出资额为50万元，占全部出资的5%，被告认缴出资变更为460万元，占全部出资的46%。汉华公司章程也规定，所有股东的出资均为认缴出资，缴纳出资期限为2032年4月1日。汉华公司在工商部门公示的信息显示，2014年度资产总额为45.3万元，2015年度资产总额为42.6万元，2016年度资产总额为37.33万元。本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进行了实际履行，依照该协议，汉华公司为双方办理了认缴（非实缴）股权变更登记，依照该协议，原告的股权转让金尚未到缴纳期限。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交付被告的涉案50万元，究竟是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的股权转让金，还是原告投资汉华公司的入股款，前者属于支付股权转让金，后者则是实缴出资。首先，在被告刘泳和汉华公司共同出具给原告的证明中，明确写明涉案50万元是入股款。其次，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在原告及其丈夫与被告及宋建非的微信往来显示，原告一直以为是股金，被告和宋建非则仍然表示涉案款为股本金。第三，原告向宋建非汇入涉案款的时间是2016年7月13日，宋建非转入被告账户的时间是2016年7月18日，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6年12月9日，晚了近五个月，因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双方的意思表示都是涉案款为入股款（或股本金），所以原告不可能未卜先知提前数月就缴纳协议约定的转让金；该协议第二条还约定“转让金于2032年4月1日以前以货币支付”，应理解为尚未支付转让金，可是此时涉案款早已到被告手中数月了，因此，说涉案款为股权转让款不符合逻辑；如果涉案款为股权转让金，那么转让协议应当说明转让款已交，或者涉案款为股权转让金等，但是该协议只字未提涉案款，也无溯及以往的意思表示。可见协议没约定涉案款为股权转让款。第四，2016年度（当年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汉华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7.33万元，5%的股权价值仅为1.86万元，正常情况下，很难想象原告以50万元购买不足2万元的股权。第五，认缴出资是专业术语，从法律性质上说，认缴出资额是待出资额，就是承诺出资额，实际上没有出资，一般公众并不了解。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刘泳系汉华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作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出让人，有义务告知原告（受让人）认缴出资的上述法律意涵，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该项义务。总之，涉案款应当认定是原告的入股款，而不是所谓股权转让款。被告关于涉案款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答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由于涉案款是原告的入股款，因此，双方虽然签订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但是双方争执的核心问题，是被告占有涉案款50万元是否合法。而不是股权转让本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涉案款为入股款，原告向被告交付涉案款的目的是向汉华公司投资入股，而被告刘泳未将涉案款交付汉华公司作为原告的实缴出资，致使原告该目的未能达成，其占有涉案款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将涉案款返还原告。至于涉案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金，如期限届满原告不支付，被告认为有必要可另行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涉案款50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泳返还原告高玉凤入股款5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11820元，由被告刘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洪林人民陪审员  杜建立人民陪审员  刘武修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代书 记员  潘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