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黔毕中民终字第1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永琴，女，1952年9月12日生，汉族，务农，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廷艳（又名刘廷义），男，1981年12月25日生，汉族，务农，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代理人王诗全，男，汉族，1941年6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上诉人杨永琴与被上诉人刘廷艳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杨永琴不服大方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9日作出的（2014）黔方民初字第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诉称:2004年5月26日，原告与被告的父亲刘厚安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刘厚安将其地名为唐友余家土、刘正明家一环的两处承包地转让给原告，原告支付土地转让费1700元。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按约给付了转让费，刘厚安将土地交付原告管理使用。2007年刘厚安去世后，被告即以其在土地转让协议书上签名捺印是被其父亲逼迫所为为由，拒绝承认该协议。2011年，被告将已转让给原告的面积为1000平方米的土地强占去耕种，并将原告栽植于该土地中的桃树全部毁坏。2013年10月19日，被告又将已转让给原告耕种的另一块地侵占。原告认为自己与刘厚安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是自愿的，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土地转让协议有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原审查明：原告杨永琴与被告刘廷艳均为大方县小屯乡法启村三组村民。2004年5月26日，原告杨永琴与被告刘廷艳的父亲刘厚安（已故）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刘厚安将其地名为唐友余家土（刘厚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地名长干子，四至界限详见勘验笔录，2011年后由被告使用）、刘正明家一环（刘厚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该地登记，四至界限详见勘验笔录）的两处承包地的使用权永久性转让给原告，原告支付转让费1700元。该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给付了转让费，刘厚安将土地交付原告管理使用。2013年11月，被告将原告种植于上述土地内的油菜、桃树毁坏，引发双方纠纷。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与刘厚安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原告杨永琴与被告的父亲刘厚安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原告与刘厚安设立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的合同，其是否有效，取决于原告与刘厚安的行为是否合法。由于该协议仅约定土地使用权转让，确定刘厚安是否对涉及转让的两处土地享有权利，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关键。对于涉及转让的地名唐友余家土的土地，经本院现场勘验，与刘厚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地名为长干子（面积0.15亩）的四至界限相符，可以认定刘厚安对该地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与刘厚安转让的另一处土地即该协议上载明的刘正明家一环的土地，刘厚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无该地的登记，地块使用权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刘厚安将地名为唐友余家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原告，应当取得该地的发包方大方县小屯乡法启村村民委员会的同意。由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刘厚安将唐友余家土转让给原告时已得到发包方的同意，故该地转让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该协议中有关该地转让的约定内容应属无效。关于该协议中转让地名为刘正明家一环土地的约定，因刘厚安对该地是否具有合法的使用权不明确，原、被告因该地发生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综上，原告与刘厚安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关于地名为唐友余家土的约定条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部分约定条款应当无效。对于地名为刘正明家一环的土地的约定条款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原告请求确认该协议有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永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杨永琴负担。杨永琴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涉案土地转让协议有效，被上诉人应当停止对上诉人土地使用权的侵害，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被上诉人无权提出上诉人与其父刘厚安土地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请求，合同只约束合同当事人，合同外的第三人无权对合同提出诉请。二、虽然涉案土地转让协议没有经过村委会盖章同意，但村委会和村民都一直知道，且村委会的证明和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记录都表明村委会不仅知道该协议还明确表态支持该协议的办理。这属于村委会的事后追认，事后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也应当认定为同意。三、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与刘厚安转让的另一处土地即该协议上载明的刘正明家一环的土地，刘厚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无该地的登记，地块使用权不明确。……对于地名为刘正明家一环的土地的约定条款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于理无据。被上诉人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答辩理由：土地承包系采用家庭承包方式，答辩人作为涉案土地承包家庭的内部成员有权对涉案土地的承包转让行为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涉案土地转让协议应当无效。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的焦点：涉案土地转让协议效力如何，被上诉人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土地转让协议效力如何，被上诉人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涉案土地转让协议涉及两块土地的转让，关于地名为刘正明家一环的土地未登记于刘厚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属于土地使用权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涉案土地转让协议关于地名为刘正明家一环的土地条款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一审法院未予审理该部分合同条款正确，关于该条款涉及的土地权利，上诉人可以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对于涉案土地转让协议关于地名为唐友余家土的土地，根据一审法院的现场勘验笔录，及刘厚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登记内容，可以确认刘厚安对该地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院仅审理涉案土地转让协议关于地名为唐友余家土的土地转让条款的效力。上诉人诉称涉案土地转让协议经发包方村委会事后追认视为其同意，该协议应为有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协议需要发包方村民委员会的同意才能生效，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发包方的同意是一种审批权，不经审批不能推定其同意，认定发包方同意必须以发包方的明示为依据，故上诉人关于村委会的事后追认应认定为同意的诉称没有法律依据，其诉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系适用于权利人追认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情形，不应适用于本案土地转让审批情形。且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大方县小屯乡法启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载明的内容【根据协议，兹有我村三组村民刘后（厚）安（已去世）于2004年5月26日自愿将自己的两块地（一块是唐有余家土，一块是刘正明家一环土）转让给本村本组村民杨永琴耕种。转让费1700元，当事人杨永琴讲，当时刘厚安以及刘厚安长子刘廷义在转让协议上签字并盖手印。特此证明】，该证明只是见证了涉案协议的签署情况，并未有明确字样表明该村委会同意涉案协议。故上诉人的该诉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上诉人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上诉人一审以被上诉人刘廷艳为被告诉来一审法院请求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父亲刘厚安）所签订的涉案土地转让协议有效。涉案土地转让协议系上诉人作为乙方与被上诉人的父亲刘厚安作为甲方签订，协议尾部还有被上诉人的签印。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显示承包户为刘厚安一家人口3人，根据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规定，涉案土地系刘厚安一家3口共同承包，刘厚安在本案起诉前已经去世，其相应的权利义务由其法定继承人继受。且被上诉人在协议上签印，其也是协议当事人。故被上诉人是本案适格被告，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诉称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诉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杨永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可审判员  朱莉审判员  唐琳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詹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