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21民初2500号 原告：曾绍良，男，196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乾勇，四川原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金堂三星制革厂，住所地成都市金堂县三星镇兰家店村。 法定代表人：张传德。 被告：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金堂县供电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迎宾大道一段1号。 负责人：孙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四川蜀都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斌，四川蜀都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赵德有，男，195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毅飞，四川蜀都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曾绍良与被告成都市金堂三星制革厂（以下简称“三星制革厂”）、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金堂县供电分公司（以下简称“金堂供电公司”）、第三人赵德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8年6月28日、2019年3月14日、2019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绍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乾勇，被告三星制革厂的法定代表人张传德，被告金堂供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杨成斌，第三人赵德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毅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绍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的损失1358600.07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告三星制革厂通过第三人赵德有雇请原告为其看护位于金堂县。2017年5月21日晚，原告在看护被告厂房时，天空在下小雨，原告在去厕所的路上，当行至变压器旁时，被变压器的高压电击伤。后由三星镇卫生院的120救护车送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治。出院后，经司法鉴定，原告双上肢因电击伤截肢，属二级伤残。电击伤原告厂内的10千状变压器属被告三星制革厂所有，但至今已停产多年未使用，被告金堂供电公司系为三星制革厂的供电方及电力的经营方，是变压器高压端的经营管理者，原告被高压电击伤，理应由两被告承担责任，后经多次协商未果。为了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三星制革厂辩称，制革厂从未请过原告来看护厂房，第三人也未告知其请过原告看护厂房，对原告受到的损伤及治疗事实当时不清楚，今年才知道。原告陈述的案涉变压器属本厂所有及电力供电的管理者属金堂供电公司无异议，原告的损伤是因其偷窃行为所致。三星制革厂不是经营者，对原告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金堂供电公司辩称，对原告的损伤后果不持异议，对诉称的受伤过程不清楚，也不认可，所称多次协商未果不属实，本公司是在接到起诉材料后才知道原告受伤。根据《高压供用电合同》的约定及《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发生伤害的变压器的产权人为三星制革厂，三星制革厂属经营者。金堂供电公司不是经营者，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原告主张的致伤地点不可能受到损伤，其损害系其故意所致，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金堂供电公司的诉请。 第三人赵德有述称，对原告的损伤后果无异议，但未请过原告看护厂房，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曾绍良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出诊登记表，证实事发当日原告受伤被120接送的情况； 2.现场照片2张，证实三星制革厂所有的击伤原告的变压器的情况及现场情况； 3.出院病情证明书，证实原告因电击受伤以及受伤情况以及治疗情况； 4．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出具的理赔相关资料，事发后原告找到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赔偿原告医疗费5000元，因原件及票据已提交保险公司，所以我方提交法庭的是复印件，医疗费票据11份，共计金额为66857.69元，证实原告医疗费的情况，还有61857.69元未报销； 5.鉴定意见书，证实原告因电击受伤，伤残等级为2级伤残，护理依赖为部分护理； 6.鉴定费发票1张，金额为1908元,； 7.原告安装假肢证明相关资料，证实了原告应当安装假肢，每次安装假肢费用为8万，根据其说明，应当进行3次安装，所以总费用是24万元； 8.原告赡养人口信息，证实其父母亲需要原告赡养以及其父母有9个子女，以及村委会的证明； 9.原告工作关系证明，证实原告在金堂上班，证实其伤残等级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 三星制革厂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无意见，对证据4.5.6.7.8.9不清楚； 金堂供电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无意见，,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照片只反映了变压器的位置，但是原告称其在变压器旁受伤没有反映出原告受伤的具体位置。证据3合法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该诊断书中患者主述部分对事发经过的描述与其诉称的事实是矛盾的，另外医院诊疗小结为电击伤，并未明确为高压电所致，原告诉称由被告承担高度危险的无过错责任，首先应举证电击伤为高压电所致。证据4无异议，具体金额按票据结算。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5、7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因为护理依赖鉴定是在未安装假肢的情况下作出的，安装后对护理依赖会产生重大影响，应待安装假肢后重新进行护理依赖鉴定。且安装假肢应有相应证据说明原告需要安装假肢的次数，假肢费用应按照现行【川高法（2001）320号】文件进行确认。对证据8无异议，但证明力不足。对证据9三性不予认可，务工证明未提交主体资料，无具体经办人，也无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单等其他证据相印证，且时间只写明了4个多月，不能证实原告收入来源主要来自城镇。 第三人赵德有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无意见，对证据3.4.5.6.7.8.9不清楚。 三星制革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程ⅩⅩ的书面证人证言，其证实了原告曾经在三星制革厂偷东西； 2.工资表，证实我厂只请了第三人来守厂。 3.金堂县环境保护局（金环保发[2012]56号）文件、金堂县人民政府公文处理单，证明三星制革厂因环境污染问题被县政府批准关闭，三星制革厂自县政府批示下发前已停止生产。 曾绍良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程ⅩⅩ的签字无异议，但对程ⅩⅩ在材料上所述的原告偷东西的内容有异议，对其陈述原告被变压器烧伤的事实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事实上系第三人请原告帮其晚上看守厂房。对证据3无异议；金堂供电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材料内容中陈述原告是为了偷东西爬到变压器上被烧伤的内容不发表意见。关于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3无异议；第三人赵德有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均无异议。 金堂供电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三星派出所接警登记表，证实原告在事发后的第一次陈述为自己摔伤并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与其在医院的主述、法院阶段的诉称及当庭陈述都不一致，证明原告在本次诉讼中有不诚实信用的行为； 2.现场勘查照片4张，证明原告上卫生间的路线不会经过变压器，变压器架设符合安全技术标准； 3.高压电供电合同，证明原告诉称的变压器产权归制革厂所有，且合同约定的维护和管理责任属于制革厂； 4.电费结算协议，证明金堂供电公司与三星制革厂之间存在供用电关系； 5.产权分界示意图，证明产权分界点； 6.企业信息查询通知单，证明三星制革厂并未注销。 7.电费发票，证明三星制革厂在2013年7-8月份还在用电。 曾绍良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当时原告并未报案，是第三人去公安报案陈述的，且第三人陈述的内容因为有利害关系所以是虚假的。关于证据2现场勘查照片4张，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因为该照片是事后拍摄的，事发当时还堆有树枝。证据3高压电供电合同中约定由制革厂维护有意见。对电费结算协议无异议，对产权分界示意图有异议，10千伏的分界点不应当划归给制革厂。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三星制革厂在该时间还在用电。 三星制革厂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4无意见，对证据5，当时该厂有一定污染，是县政府出具文件关闭了该厂，当时这条电线是川锅厂的，因川锅厂改制，将该条供电线路及设施转给供电局，转给供电局的过程中制革厂已经关闭了。关于产权分界的问题，供电局没有告知过制革厂，也没有商量过；对证据6有异议，制革厂是注销了的。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当时制革厂是出租给他人的，2012年县政府关闭通知下发之前制革厂就已经停止生产，所产生的电费系变压器及线路的损耗，出租人搬出后，就未使用金堂供电公司的电了，而是搭接的金堂红十字医院的电，时间应该是2012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 第三人赵德有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无意见，对证据3.4.5.6不清楚。关于证据7，本人自2008年到三星制革厂，约2012年10月就未使用金堂供电公司的电，而是搭接金堂红十字医院的电，仅看守照明用。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制作了现场勘测图，各方当事人在场签字确认。同时，依法对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医务科工作人员胡冬芳、门卫向继调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各方当事人对本院依法制作的询问笔录均不持异议。此外，根据金堂供电公司的申请，对曾绍良是否系高压致伤，依法进行了鉴定，当事人协商选择的上海电力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对前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不持异议，金堂供电公司、三星制革厂、赵德有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无异议，对结论有异议：1.鉴定事实，根据现场勘查，结合原告陈述的致伤地点，他不可能是高压受伤。考虑申请对原告受伤地点是否能够导致高压受伤进行鉴定。2.根据国家电网电力安全工作规程：6.6.2有二附表……10KV及以下安全距离是0.7米以上，在10KV以下的活动范围是0.35米，故原告在此地点不能受高压致伤。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一、曾绍良举示证据的认定 各方对证据1.2.4.6.8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对证据3、5、7，虽然金堂供电公司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该证据因系相关职能部门出具，且金堂供电公司又无相关证据支持，故应予采信。 二、三星制革厂举示证据的认定 各方对三星制革厂举示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应予采信。 三、金堂供电公司举示证据的认定 各方对金堂供电公司举示的证据1.2.3.4.5.6.7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应予采信。 此外，本院依法制作的现场勘测图，因各方当事人一致现场确认，予以采信；各方当事人对上海电力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予以采信；本院依法制作的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医务科工作人员胡冬芳、门卫向继调的询问笔录，因各方均无异议，应予采信。 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5月21日19时50分前，一不知名路人告知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门卫向继调称：隔壁三星皮革厂有人被锁在里面，帮忙去开一下。因向继调在三星皮革厂养鸡，持有该厂钥匙，向继调当即到三星皮革厂用钥匙打开厂门，发现曾绍良两只手受伤，于是问曾绍良怎么受伤的，曾绍良回答：不知道怎么受伤的。向继调进厂查看后说：你可能是电击伤的。后向继调用曾绍良的手机向“120”报案，并将曾绍良从厂区里扶至厂外对面靠近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围墙外路口（路灯下）的石头上坐下，整个过程曾绍良能回答向继调所问的问题。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急诊出诊登记表载明：2017年5月21日19时50分，该院工作人员何ⅩⅩ接到电话号码为151××××0045的电话，告知有人烧伤。2017年5月21日19时54分，医生伍ⅩⅩ、护士徐ⅩⅩ在该院门口对伤者（姓名：曾绍良）进行紧急处置，2017年5月21日19时58分，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用“120”救护车将曾绍良送到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后因技术条件所限，曾绍良被送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烧伤外科住院治疗。金堂县公安局三星派出所接（报）处警登记表载明：接警时间为2017年5月21日23时30分，报案人为第三人赵德有。处警情况：报案人赵德有来所报称，2017年5月21日18时许，其舅子曾绍良于下午受伤后120已将曾绍良送往县医院治疗，其伤者身上的伤怎么形成的不知情，曾绍良家中有房子，临时住在皮革厂，住了1个月左右，民警联系其家属，曾绍良女儿告诉赵德有妻子，曾绍良自己摔伤的。报案人签字确认，民警联系其女儿，其女儿称，曾绍良是自己摔伤，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2017年5月23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出具出院病情证明书，载明的入院时间：2017年5月22日。同时载明如下内容：1.出院诊断：全身多处电击伤。2.诊疗小结：专科情况：创面集中于左胸部双上肢、右侧大腿，双上肢部分创面见皮肤、皮革样改变，双手苍白、冰冷，屈曲畸形……急诊行双上肢切开减压术……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可见血管栓塞明显，左前臂肌肉夹心样坏死，右上肢肌肉坏死，肌束无收缩。经全科讨论，患者目前辅助检查及体征支持点街上诊断，病情危重，患者家属强烈要求放弃治疗，自动出院。3.出院医嘱及建议：建议当地医院继续治疗。2017年5月26日，曾绍良入住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入院诊断：电击伤，右上肢坏死、左前臂坏死……。2017年6月21日，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出具住院病人出院病情证明书，载明的内容有：2017年5月28日，急诊静吸复合麻醉下行左上肢肘以下水平截肢、右肩关节离断术……。2017年6月21日，经相应治疗，患者一般情况可，左上肢残端及右肩关节组织形成，分泌物较多，肉芽新鲜，刺激后出血较多。患者要求出院，向患者交待出院后创面有感染风险，甚至全身感染危及生命，患者家属表示理解仍坚持出院。出院医嘱及建议：1.正规医疗机构继续治疗，左上肢残端、右肩关节手术治疗封闭创面。2.正规医疗机构创面继续换药。3.创面愈合后防疤治疗……。2017年12月29日，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曾绍良损伤程度为二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为部分护理依赖。产生鉴定费1908元。2019年1月26日，上海电力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经推断，曾绍良的临床表现符合被高压电电击致伤的特点。产生鉴定费1350元。金堂供电公司提交的四川省电力公司模拟电费发票共计四份，载明金堂县三星制革厂的电费情况为：2012年11月，2900.81元。2012年12月，1074.17元。2013年1月，968.10元。2013年8月，710.31元。金堂供电公司提交的2013年8月四川省成都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载明的电费金额与前述四川省电力公司模拟电费发票一致，均为710.31元。 同时查明，一、金堂县环境保护局文件（【2012】56号）载明，该局于2012年5月17日向金堂县人民政府请示关闭三星制革厂等八家污染企业。2012年5月18日，金堂县人民政府主管领导作出同意关闭前述八家污染企业的批示，三星制革厂随即关闭。2012年7月31日，三星制革厂与金堂供电公司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该合同载明与本案权利义务相关内容包括：二、供用电方式和合同履行地点2.主供电源：供电人以10ΚＶ电压，从10ΚＶ三镇路五爱村支5＃杆“Ｔ”接向用电人供电。4.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合同履行地点。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具体供电接线方式和产权分界点见附件《供电接线及产权分界示意图》。八、供电设施维护管理责任1.经供电人、用电人双方协商确认，供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及产权分界点设在10ΚＶ三镇路五爱村支5＃杆“Ｔ”接点向用电人负荷侧延伸0.5米处。5＃杆属于供电人。分界点电源侧供电设施属供电人，由供电人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负荷侧供电设施属用电人，由用电人负责运行维护管理。5.在供电设施上发生的法律责任，根据事故性质以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或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界点为基准划分。九、约定事项1.供电人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对用电人的用电情况进行检查，用电人应当予以配合。……6.用电人资产重组、产权转让、申报破产倒闭、关闭或经营方式重大调整变化时，应提前60日书面告知供电人，双方协商变更或中止供用电合同。9.供电人的用电检查人员知悉差点任务时，应向用电人出示《用电检查证》。11.用电人不用电时，应向供电人提出申请，并办理销户断电手续。十、违约责任1.供电人违约责任（1）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供电人不承担违约责任：Ｆ）第三人过错造成的。2.用电人违约责任（7）用电人不用电又未向供电人提出申请，并办理销户手续，造成安全事故的，由用电人承担一切责任。三、根据各方确认的金堂县气象局出具的事发当天前期状况证明、现场勘测图、现场照片及当事人陈述，三星制革厂坐落的变压器位置与曾绍良指认的受伤地点相距2-3米，安装变压器的石墩距地面的高度约2米，受伤地点堆有树枝，当天天气情况：24小时降雨量为5.9㎜属小雨。变压器的输出端（三相）已剪短（被剪断处距接线处约0.2米），变压器的输入端带电且在变压器的上方距地面的高度约2.5米以上，三星制革厂未使用动力电，仅搭接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的220Ｖ低压电源供照明使用。四、《电力安全工作规程》6.2一般安全技术措施6.2.1进行地电为带电作业时，人身与带电体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得小于表6.1规定，表6.1规定的10ΚＶ安全距离为0.4米。五、2017年9月22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出具《理赔通知书》，载明的相关内容为：以曾绍良为被保险人在该公司投保了国寿附加绿舟意外费用补偿医疗保险、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国寿附加绿舟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该保险公司经核定，分别支付5000元、72000元、810元理赔保险金。其中，曾绍良提交的医疗费票据系事故发生后向保险公司提交的理赔相关资料，保险公司对曾绍良进行了理赔，赔偿曾绍良医疗费5000元，原件及票据共11份，金额为66857.69元。六、2018年1月3日，成都长亭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出具《伤残人员假肢安装诊断证明书》，载明：曾绍良适宜安装国产普通适用性上臂肌电手，基本参考价格80000元。其中，18岁以下，按每5年更换一次；18——50岁之间，按每7年更换一次；50——70岁按按每9年更换一次。成都长亭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26日取得四川省民政厅批准的假肢和矫形器生产装配资格认定，并取得假肢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许可证。七、曾先发，男，1932年12月15日出生。郑术云，女，1934年3月14日出生。曾先发、郑术云系曾绍良父母，均居住于四川省金堂县，曾先发、郑术云共生育包括曾绍良在内九个子女。八、2017年四川省相关的统计数据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227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为11397元。九、曾绍良使用的手机号码为151××××0045。十、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与三星制革厂之间仅间隔一条乡村水泥路。 庭审中，曾绍良对损伤的发生，认可自身存在过失，应承担的责任由法院确定。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如下事实：三星制革厂自相关部门下发关闭通知后就未进行生产。 对当事人有争议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一、曾绍良受伤的时间、地点的认定。 曾绍良陈述：受伤的时间为2017年5月21日晚约19时，受伤地点为三星制革厂变压器与厕所之间，距变压器约2-3米。三星制革厂、第三人赵德有认为，曾绍良应系为了偷东西爬到变压器上被电击伤。金堂供电公司认为，根据现场勘查，曾绍良陈述的致伤地点不可能被高压致伤。根据国家电网《电力安全工作规程》规定，10KV及以下安全距离为0.35米，因此曾绍良不可能在此地点被高压致伤。同时，还向本院申请对曾绍良陈述的受伤地点能否受到高压电击伤及触及高压电的方式进行鉴定。本院认为，根据金堂县三星镇卫生院出具的对曾绍良进行救治处置记录、送曾绍良在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急救、四川华西大学附属医院治疗的相关记录、现场勘测图、现场照片、证人证言、第三人陈述、本院依法制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认定曾绍良系在三星制革厂被高压设施致伤，但根据《电力安全工作规程》规定，三星制革厂变压器系10ΚV级变压器，故曾绍良所述受伤地点不能成立，应当在距包括变压器在内的高压设施0.4米以内致伤。曾绍良陈述的受伤时间能够成立，即2017年5月21日19时左右，但所述致伤地点不能成立，其致伤地点应在距变压器在内的高压设施0.4米范围内。 二、曾绍良居住在三星制革厂相关事实。 三星制革厂安排的值守人员为第三人赵德有，赵德有自2012年1月至曾绍良受伤时一直从事守护三星制革厂工作。赵德有系曾绍良姐夫，自2017年春节起，曾绍良晚间在赵德有从事三星制革厂守护的值守房居住。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损伤系高压电致伤，系特殊侵权案件，即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高度危险作业责任主体为经营者。高度危险作业的经营者，应当是对高度危险设施拥有支配权并享有运行利益的人。本案系高压电致人损害案件，电能必须具有一定载体才能存在，包括高电压变压器、高电压电力线路及高电压相关电力设施等。同时，电能经发电、输电、用电在一个闭锁网络内同时运行。通常情况下，发电、输电、用电属于不同主体，电能相关载体在电能运行不同阶段也属于不同主体。鉴于电能的特殊性，在高电压致人损害案件中应根据谁对高度危险作业设备拥有支配权并享有运行利益，来认定高电压的经营者。本案中，事故触电点在三星制革厂与金堂供电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的供用电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分界点三星制革厂一侧包括变压器在内的高压设施0.4米范围内，发生触电事故的变压器及其余高压设施属于在三星制革厂，且该电力设施可以通过向金堂供电公司提出申请，与金堂供电公司的供电线路断开或销户。三星制革厂是以其电力设施为载体利用电能进行生产活动，享受运行利益。虽然，事故发生时，三星制革厂因环境污染（排污超标）问题停止了生产，但三星制革厂与金堂供电公司在《高压供用电合同》中对停电、销户进行了明确约定，即出现上述情况，三星制革厂应提前60日向金堂供电公司申请。审理中，三星制革厂并无证据证明已向金堂供电公司申请停电或销户。而金堂供电公司对属于三星制革厂的用电设施不享有控制、支配的权利，金堂供电公司也无权在不具备合同约定停电的前提条件下，无故停止向三星制革厂供电。故，三星制革厂作为用电企业是涉案高压电力的经营者，是本案的责任主体，金堂供电公司不是本案中的经营者，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依法不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关于被告三星制革厂、被告金堂供电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高压电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本案中，因三星制革厂未举示证明曾绍良的损伤系其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证据，故不能免除经营者三星制革厂的赔偿责任。关于曾绍良是否有过失以及过失程度问题，首先，曾绍良在审理中自认存在过失。其次，曾绍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案涉变压器带电且系高压电，靠近其周围有触电的危险。再次，三星制革厂坐落的变压器位置与曾绍良指认的受伤地点相距2-3米，安装变压器的石墩与地面的高度约2米，带电变压器输入端的电缆在变压器的上方，距地面的距离在2.5米以上。根据《电力安全工作规程》载明的内容，曾绍良在变压器周围行走是不可能被高压致伤的，其损伤必然系靠近带电高压设施0.4米以内所致。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曾绍良对致伤过程不真实的陈述，曾绍良的致伤主要原因，系其无正当理由靠近带电的高压设施所致。曾绍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案涉变压器带电且系高压电，靠近其周围有触电的危险却仍靠近带高压电力设施，对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应当据此减轻经营者的赔偿责任。综合本案案情实际，曾绍良对损害后果应当承担80%责任，三星制革厂承担20%责任。 关于原告损失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对原告的损失分析评判如下：关于残疾赔偿金的标准。曾绍良主张，其收入来源于城镇，其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因其提供的工作关系证明及工资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其主张因无证据证明不应支持，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关于残疾用具费。根据成都长亭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出具《伤残人员假肢安装诊断证明书》，更换三次假肢，每次80000元，曾绍良主张240000元。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交通工伤伤害意外等人身损害事故中伤残人员安装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川高法（2001）320号】规定，假肢或辅助器具的总使用年限按70年计算，即以伤残人员定残之月起，连续计算至其70周岁。其中定残时年龄在18岁以下的，其假肢或辅助器具每五年更换一次；18（含18岁）-50岁，按每7年一次50（含50岁）-70岁，按每九年更换一次；使用年限计算至70岁时，所产生剩余年限不足9年的，按更换一次计算。曾绍良定残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出生时间为1967年7月7日，定残时已50岁，故适用每九年更换一次，按照前述规定，应当更换三次。故，原告的损失确认为：住院时间为30天（2017年5月22日——2017年6月21日），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500元（30天×50元／天）。住院期间护理费为2400元（30天×80元／天），出院后的护理费为：374010元【37401元（2017年四川省居民服务行业平均工资）×20年×50%（部分护理依赖）】，因曾绍良仅按2016年四川省居民服务行业平均工资36218元主张，故确认为362180元。交通费，根据曾绍良在几个医院治疗及伤情实际，酌定为1500元。营养费为600元（30天×20元／天）。医疗费，曾绍良举示的医疗费票据金额为66857.69元，曾绍良作为被保险人（受益人）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投保了国寿附加绿舟意外费用补偿医疗保险、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国寿附加绿舟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该保险公司经核定，分别支付5000元、72000元、810元理赔保险金。根据法律规定，曾绍良产生医疗费用不能获得重复赔偿，故对前述保险公司支付的5000元医疗费、810元住院费用应当扣减，即医疗费确认为61047.69元（66857.69元－5000元医疗费－810元住院费）。鉴定费为3258元（1908元＋1350元）。伤残赔偿金为220086元（20年×12227元／年×90%），被扶养人生活费6331.67元（5年×11397元／年×90%）÷9。误工费为1005元（30天×12227元／年）÷365天。残疾器具费240000元（3次×80000元／次）。精神抚慰金，根据案件实际酌定为20000元。以上合计损失为：916017.19元。根据本院上述确定的责任承担比例，三星制革厂应赔偿曾绍良183203.44元（916017.19元×20%），其余损失由曾绍良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市金堂三星制革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曾绍良183203.44元； 二、驳回原告曾绍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514元，由成都市金堂三星制革厂负担 2514元，原告曾绍良负担6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诗进 人民陪审员  唐德鲁 人民陪审员  肖红美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斯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