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8行终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六，男，瑶族，1958年11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八，男，瑶族，1965年3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三民，广东湘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沿江路。法定代表人：韦承荣，镇长。出庭应诉负责人：韦东南，副镇长。委托代理人：陈百贤，广东贤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双龙路。法定代表人：冯红云，镇长。委托代理人：成龙珠。委托代理人：温福荣，广东金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邓二，男，瑶族，1968年3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邓昌龙，男，瑶族，1981年2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系邓二的弟弟。上诉人邓六、邓八因与被上诉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田镇政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连山县政府）及原审第三人邓二林木所有权处理决定行政纠纷—案，不服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2018）粤1803行初1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六、邓八及其委托代理人杨三民；被上诉人吉田镇政府的出庭应诉负责人韦东南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百贤；被上诉人连山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成龙珠、温福荣；原审第三人邓二及其委托代理人邓昌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3月23日，被上诉人吉田镇政府作出吉府决字〔2018〕002号《关于理双合（理相合）一幅林地林木权属争议案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将争议的林木所有权确认归原审第三人邓二所有。上诉人邓六、邓八不服，向被上诉人连山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6月11日，被上诉人连山县政府作出山府行复〔201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吉田镇政府作出的上述《处理决定》。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邓六、邓八与第三人邓二的父亲邓壹是兄弟关系。与第三人邓二均是1974年从连南瑶族自治县迁居移民到现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大旭村民委员会新寨小组的村民居住、生活。现第三人邓二的父亲邓壹已故。争议的林木所属林地坐落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大旭山林场地名叫“理双合”又叫“理相合”。该林地的四至是：东至原去永丰赶集路，南至擂木双，西至三棵竹边止，北至邓六林地边止。面积约0.672亩，树种：杉树。现争议的林木已全部被砍伐，所属林地现为荒地。涉案林地所有权人是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大旭山林场，该林场持有山府林证字（2014）第山府证字第240800002号《林权证》，该证将地名“大旭山林场”面积40932亩的林地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的所有权、森林或林木的使用权都登记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大旭山林场所有。并注明“林权证四至范围内有林农的个人自留山，面积不包括自留山。”原告邓六、邓八，第三人邓二对争议的林木与所属林地均没有权属证明文件。2016年4月11日，第三人邓二提供经多名村民签名的《关于“擂木双边”林木权属的证明书》权属证据，向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申请林木采伐。经申请、设计、现场勘察、公示等程序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于2016年7月21日颁发采字[2016]0721040《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给第三人邓二，该证记载：采伐四至：东至檑木双，南至邓八，西至邓八，北至路，树种：杉木，权属：集体，林权证号240800001，采伐面积约0.1公顷，蓄积12.7立方米。之后第三人邓二对争议林地的林木进行了采伐。该证与争议的林木所属林地四至范围表述不一致，但两原告与第三人确认争议的林木就是采伐的林木，被告吉田镇政府现场勘察制作的《邓六与邓二在理双合林木纠纷现场图》亦确认争议的林木就是第三人邓二采伐的林木。从被告吉田镇政府制作的《调查笔录》调查所知，除争议的林木外，周边的山林林木已由两原告以“砍大留小”的方式全部砍伐后再造，是尚未完全成材的杉木。在被告吉田镇政府的调查中，第三人邓二的父亲承认是其于2016年4月叫儿子邓二申请砍伐争议的林木。原告邓六、邓八对第三人邓二对争议的林木的进行采伐行为不服，为此产生纠纷。原告邓六遂向被告吉田镇政府申请确权处理。被告吉田镇政府通过调查，认为林地权属清楚，原告邓六没有林地使用权属的证据，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吉府决〔2017〕02号《林权争议不予受理决定书》，对原告邓六的申请不予受理。原告邓六不服，向被告连山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连山县政府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山府行复〔2017〕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吉田镇政府作出的上述不予受理处理决定。原告邓六、邓八以被告吉田镇政府未作出书面决定为由，仍然要求吉田镇政府处理双方的纠纷。于是被告吉田镇政府于2017年11月13日组织双方、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吉田镇政府、大旭山林场、大旭山村民委员会的相关人员到现场勘查，制作了《现场勘察记录》、《邓六与邓二在理双合林木纠纷现场图》、《林木争议范围图》等。2017年11月17日，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吉田镇政府司法所、大旭山林场的相关工作人员到争议地进行现场勘查和技术鉴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出具《吉田镇大旭村民委员会新寨村民小组理双合采伐林地林木鉴定书》、《杉木年轮鉴定证明》，鉴定争议地林木的平均林龄约为36年。2017年12月27日，原告邓六、邓八再次向被告吉田镇政府递交《调处山林纠纷申请书》，请求将四至范围“东至理双合人行小路，南至擂木双边，西至邓六林地，北至邓六林地边”面积0.672亩的林木所有权确权归其所有。被告吉田镇政府于2018年1月4日正式受理后，进行了多方调查，结合前期的现场勘查，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于2018年3月23日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十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等规定，作出涉案处理决定，将争议的林木所有权归第三人邓二所有。原告邓六、邓八不服，向被告连山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连山县政府经过受理、立案、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举行听证会等程序后，于2018年6月1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涉案复议决定，维持了吉田镇政府的上述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被告吉田镇政府制作的《调查笔录》中，原告邓六、邓八认为争议的林木原是集体所种，是1979年落实责任制时通过抽签形式分配所得的林木，当时林木已有4.2米长，8到10厘米口径大。原告邓六、邓八在在行政处理过程中，提供一份抓阄写有“儿成合路上，峰山凹冲”字据，且该份证据上写明此字据是“1983年生产队分木抽签的签是李金寿所写的”，但李金寿在调查过程中否认此字据是其本人所写。原告邓六、邓八在行政处理过程中，提供一份1993年9月10日取得的《造林砍山许可证》证据，该（005）《造林砍山许可证》记载：村别：新寨村，姓名：邓八，鉴定人：盘登朝，砍山原因：承包集体造林，地点：理相合擂木双头，面积约22，造林期限：93年冬季，备注：简种松木。该《造林砍山许可证》是大旭山林场出具，注明各林农必须明确“山权、林权、砍伐权、产品销售权”统一在场部。凡是集体及个人需要进行开荒造林的一律经场部进行统一规划，做到凭证开荒砍伐、运输林木。原告邓六、邓八在诉讼过程中，还提供二份《造林砍山许可证》证据，分别是原告邓六于1992年10月4日取得的（008）《造林砍山许可证》，造林期限是92年冬季；原告邓八于1992年11月17日取得的（017）《造林砍山许可证》，造林期限是92年冬季。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林木所有权处理决定纠纷。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需要审查的是被告吉田镇政府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及被告连山县政府作出的涉案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本案中，原告邓六、邓八及第三人邓二对争议的林木所属林地的地名、四至范围、面积及林木现状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从杉木的生长规律来看，杉木成材需要一定的时间。经相关职能部门鉴定，争议的林木是杉木，平均林龄约为36年，如果在1992年、1993年冬季开始开荒造林，到2016年林龄只有23-24年左右，可以确定不是原告邓六、邓八在1992年、1993年取得大旭山林场《造林砍山许可证》后所造林种植的林木。因此，原告邓六、邓八以《造林砍山许可证》为证据认为争议的林木归其所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从被告吉田镇政府制作的《调查笔录》所知，原告邓六、邓八认为于1979年时争议的林木已有4.2米长，8-10厘米口径大，结合两原告认为争议林地于1974年前由李达（理达）新寨生产队在理双合（理相合）山场上植树造林经营管理的意见，那么争议的林木的林龄应该约为42年左右，与实际林龄差距出入较大。因此，原告邓六、邓八认为争议的林木是原集体种植通过抽签分配所得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从被告吉田镇政府于2017年11月13日组织各方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制作的《邓六与邓二在理双合林木纠纷现场图》可以得知，争议的林木所在林地西至边上种有三棵竹，东至是去永丰赶集的人行小路，从当地群众种树习惯来看，符合划分界线的标识。除争议的林木外，周边的山林林木是尚未完全成材的杉木。从以上两点分析，争议的林木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结合被告吉田镇政府在调查过程中被调查人的身份、年龄结构，历史情况，经营现状等综合分析，被告吉田镇政府认定争议的林木是第三人邓二的父亲邓壹在1978年至1981年种植与事实比较相符。争议的林木由第三人邓二的父亲邓壹委托第三人邓二以自己名义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因此被告吉田镇政府作出涉案处理决定，将争议的林木确认归第三人邓二所有并无不当，符合《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十）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的规定，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被告吉田镇政府在涉案处理决定中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十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等规定，实际上应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吉田镇政府适用法律、法规存在表述不当，应予纠正。由于对实体处理不存在影响，本院对涉案处理决定不予撤销。被告连山县政府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有关复议程序的规定进行了受理、审查，确保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涉案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吉田镇政府作出的上述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但其未对被告吉田镇政府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的不当进行纠正，存在瑕疵。综上所述，原告邓六、邓八请求撤销被告吉田镇政府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及被告连山县政府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两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六、邓八的诉讼请求。邓六、邓八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2018）粤1803行初字第110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撤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的吉府决〔2018〕02号《关于理双合（理相合）一幅林木权属争议案的处理决定》及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的山府行复〔201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令由被上诉人吉田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确权调处决定书，将涉案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确认归两上诉人所有；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认为，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803行初110号行政判决书，存在部分事实认定及证据采信错误，从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因此也侵害了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两上诉人不服，要求依法撤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理双合（理相合）一幅林木权属争议案的处理决定》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山府行复〔201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重新将争议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归两上诉人所有。1.关于争议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使用权问题。争议的林地所属林地坐落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大旭山林场地名叫“理双合”又叫“理相合”，该林地四至范围：东至原去永丰赶集路，南至擂木双，西至三棵竹边止，北至邓六地边止；面积：0.672亩，树种：杉树。早在1974年前属李达（理达）新寨生产队经营管理，该生产队在理双合（又称理相合）山场（包括争议林地）上种植造林（主要种植杉木）。1979年新寨生产队采取分片管理时，通过抽签形式，两上诉人取得争议林地理双合山场的管理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而第三人邓二的父亲邓壹抽签取得位于鸡婆笼的一幅山场的管理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1983年新寨生产队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并以责任山的形式再次确定给各农户承包经营。因此，两上诉人实际取得了理双合面积为22亩山场的经营管理权，其中就包括争议地0.672亩山场在内。两上诉人自1979年抽签取得理双合山场（包括争议林地）后，对该山场进行不间断的管理已近40年，并多次对该山场的林木进行疏伐和补种，一直以来第三人邓二及其父亲邓壹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主要证据有：证据（一）大旭山林场根据新寨生产队（现新寨村民小组）分片管理和划分给邓八的责任山的规定，于1993年9月10日向邓八出具《造林砍山许可证》可以证实涉案林地归邓八所有。证据（二）1979年分山时，邓六、邓八参加生产队分片管理抽签抽到理双合路上的山场及林木的捡勾凭证。证据（三）2017年11月13日，由镇司法所、村委会干部、大旭山管理处代表去到现场绘制的理双合林地林木纠纷现场图，四至范围与第三人邓二持有的《连山县集体森林采伐设计书》和《广东省林木采伐许证》记载的四至界线完全不一致，以上三份证据均可以证实涉案林木归邓八、邓六所有，与第三人邓二无关。被上诉人吉田镇政府在处理本案时，本应依据最原始的证据进行认定，但其在没有合理、合法的证据排除邓八、邓六提交的大旭林场1993年出具的《造林砍山许可证》及1979年分片管理的检勾证明的证明效力的情况下，笼统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予以排除其证明效力，这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吉田镇人民政府在本案中以第三人邓二提交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和连山县林业局在2017年11月17日作出的《杉木年轮鉴定证明》两份材料作为木案确权的关键性定案依据是明显错误的。其一，第三人提交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四至范围与争议现场的四至范围完全不一致，无法证明第三人持证的林地就是争议林地。其二，杉木年轮的鉴定，平均为36年，这也不能推断邓八、邓六无经营事实，恰恰相反，可以证明邓六、邓八的实际经营期限超过了36年之久。由于林地一直是疏伐，造成林木年轮不一致也是正常的现象。况且第三人邓二对上诉人之前的林地疏伐行为从来都没有提出过异议，也是一直默认邓八、邓六的实际经营管理和拥有林木所有权的事实。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吉田镇政府在作出林地调处《决定书》时，查明事实清楚，认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为由，对被上诉人吉田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予以认可和维持，这是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吉田镇政府错误的确权行为错误支持，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二、邓二在争议林地无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的相关证据。1.1979年新寨生产队采取分片管理时，通过抽签形式，第三人邓二的父亲邓壹抽签取得位于鸡婆笼的一幅山场的管理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而理双合是由邓八邓六抽签抽到的。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于2016年7月21日颁发采字[2016]0721040《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给第三人邓二，该证记载：采伐四至：东至檑木双，南至邓八，西至邓八，北至路，树种：杉木，权属：集体，林权证号240800001，采伐而积约0.1公顷，蓄积12.7立方米。之后第三人邓二持证对争议林地进行了采伐。但该《采伐许可证》与争议的林地四至范围完全不致。依此《采伐许可证》也足以证实，邓二在现争议山场无林地使用权，更无林木所有权。第三人邓二虽持《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但却未按采伐许可证记载的四至范围进行采伐，而是到两上诉人邓六、邓八所有的林地进行盗砍，其行为属侵害邓六、邓八财产权。如果第三人邓二按《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四至范围规定砍伐，就无争议，现在问题是第三人邓二没有按照砍伐证记载的范围进行砍伐，被上诉人吉田镇政府确认定第三在涉案林地上的砍伐行为有效，原审法院也支持被上诉人田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理双合（理相合）一幅林木权属争议案的处理决定》将争议的林木确认归第三人邓二所有并无不当，为合法砍伐，这是原审法院对本案审查事实不清，从而作出错误的一审判决。综上所述，从上述几个方面都足以证实原审法院对本案查明事实不清，作出错误的维持裁判，是应予纠正的。为此，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撤销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803行初110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的吉府决〔2018〕02号《关于理双合（理相合）一幅林木权属争议案的处理决定》及连山壮族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的山府行复〔201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判令由被上诉人吉田镇政府重新作出将涉案林地使用权归于上诉人邓八、邓六所有的处理决定，以维护上诉人邓六、邓八的合法权益，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吉田镇政府答辩称：一、清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803行初字110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邓六、邓八请求撤销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803行初110号行政判决书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认为争议的林木是1979年抽签分得，抽签分林木时杉木已有4.2米长，尾径8厘米到10厘米，小的杉木直径4.2米也有4厘米。（P86）1993年9月10日砍伐“理成合”的林木，但留下与邓二争议的一小幅林木（P87）邓八的笔录陈述与邓六的基本一致（P89－90），以此推算1979年的杉木应已种5年以上，到2016年树龄应在42年以上，判决书的认定事实正确（判决书P20）连山林业局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的《杉木年轮鉴定证明》鉴定为36年、37年、35年平均林龄为36年，与上诉人陈述的杉木来源的树龄差距较大，因此其主张林木的所有权属上诉人所有证据不足。三、对邓二取得争议林木所在的林地范围内的砍伐证四至范围虽然在东、南、西、北的方向上称的与邓六、邓八称的东南西北不一致，但砍伐证的附图已标明就是争议林木的位置，而且邓六、邓八也承认砍木的范围就是林木争议的范围，从闭合线看，砍伐的四至闭合线与争议林木范围的闭合线是一致的，邓六、邓八认为砍伐的四至表述与其认为的四至表述不一致，认为不知道砍伐证砍伐的范围是争议的林木范围，因此在砍伐证公示时没有提出异议的说法不成立。（P18－P26）四、邓六、邓八提出争议的林木属其所有的证据不足。邓六、邓八方提出争议的林木属其所有的书证有抓阄的“签”和“造林砍山许可证”共二份（P59、P29）（1）抓阄的“签”设时间，没四至范围，李金寿也否认其写的，认为是1983年写的“签”，但邓六、邓八笔录承认是1979年分山抽的“签”，时间相矛盾，因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认定，无法证明争议的林木属其所有的事实。（2）“造林砍山许可证”的证据只证明邓六、邓八在“理双合”、“擂木双”两个地方造过林，造林面积为22亩，但没有造林四至，无法证明争议的林木就是他们造的林，再说93年造的林到2017年是24年，与鉴定的平均木龄为36年不相符，邓六、邓八的笔录（P85－P92）也承认争议的林木是1979年抽签分的木，与93年造林无关，不能证明争议的林木属其所有。以上二份证据无法得出争议的林木属邓六、邓八所有。五、争议的林木属第三人邓二所有证据充分。（1）现争议的林木是邓二父亲邓壹所种，有新寨村村民李二、李某、房四、房三、李延安、李一、邓三、邓昌禄、邓先辉、李志强、李寿安、唐三妹予以证实。（2）树龄鉴定，平均树龄36年与邓壹（邓二父亲）所说的争议的林木是1980年至1981年所种相符，与证人李某讲的也相符。（3）砍伐证公示时没人提出异议。综上所述，邓六、邓八主张的争议的林木属其所有证据不足，争议的林木属第三人邓二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清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803行初110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请求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清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803行初110号行政判决书，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连山县政府答辩称：一、清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清新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原告、被告、第三人进行陈述，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当庭进行了质证，审理各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查明案情，作出维持吉田镇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和本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判决。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存在部分事实认定及证据采信错误”的问题。二、我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是通过法定程序，经过认真审查核实，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府根据上诉人的复议申请，按照法定程序，对上诉人和吉田镇政府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查明：上诉人对争议林木没有权属依据；第三人依法办理的砍伐证中登记的四至范围形成的闭合线与争议林木所在地点的闭合线一致；吉田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府根据行政复议有关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维持吉田镇政府《处理决定书》的复议决定，依法将《复议决定书》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因此，本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吉田镇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的吉府决字〔2018〕02号《处理决定》和本府作出的山府行复〔201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原审法院作出的（2018）粤18的行初字110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邓二陈述称：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的吉府决定〔2018〕02号《关于理双合（理双合）一幅林木权属争议案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的山府行复〔201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及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803行初110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确凿，实体处理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两被答辩人全部上诉请求。被答辩人以相同且业经两级人民政府，以及人民法院处理，没有新证据、没有新事由，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其目的在于拖延时间，属于滥用诉讼权利，请二审法院驳回两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并对两被答辩人的滥用诉讼权利之行为依法作出处理。1.《处理决定》是根据答辩人之父邓壹所种植管护的经营事实，认定争议林木所有权是答辩人所有，是合理、合法的，被答辩人诉称根据其持有的1993年9月10日《造林砍山许可证》，以推定其对争议林木享有所有权是没有法律、事实依据的。根据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审理查明的事实，1993年9月10日《造林砍山许可证》中所列地点是理相合擂木双头，面积约22亩，未有明确的四至范围，根本不能证实争议林木所在地属于被答辩人砍山范围。本案争议林木是答辩人之父邓壹约在1979－1981年期间开荒所种，该事实根据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于2016年7月21日，依法依规作出的[2016]0721040第№00992876，编号4418251160721040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足以证明。2.被答辩人诉称其通过检勾取得争议山场林木、林地的管理使用权，从1979年以及1983年该山场的林木均属于被答辩人所有，是扭曲、捏造事实。根据两级人民政府，以及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依法认定的事实，被答辩人用以证明其享有争议林地权属上记载的签名是李金寿，但是经与李金寿确认权属证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字。同时，该字条中没有四至范围根本不能证明被答被人对争议林地享有所有权。3.两级人民政府就本案的争议作出《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前，对被答辩人诉称的所有理由均作了详细的现场调查、走访，已尽审理、查明之责，所作出的决定程序合法、完全符合事实。一审法院对两被答辩人的一审诉求也依法作了充分的审理查明和认定。综上，被答辩人滥用诉讼权利，其全部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法律依据。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除原审查明原审第三人邓二的父亲邓壹已故与事实不符外，其他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不服林木权属处理决定行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当围绕被诉行政行为及上诉人上诉请求进行全面审理。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吉田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的吉府〔2018〕002号《处理决定》和被上诉人连山县政府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的山府行复〔201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关于被诉行政行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本案中，争议双方对争议林木均没有政府颁发的有效权属凭证，鉴于此，按照第三条：“林权争议的调处，应当遵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尊重历史、兼现实，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第十条：“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十）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规定，确定涉案林木的权属，应结合争议双方对涉案林木林地管理使用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来予以认定。本案中，上诉人认为涉案的林木是1979年抽签分得，抽签分得之时杉木已有5.2米长，8－10厘米口径大，以此推算1979年的杉木应已种5年以上，到2016年树龄应在42年以上，其提供的《造林砍山许可证》中的造林时间是1993年，到2017年是24年。而经相关职能部门鉴定，争议的杉木平均林龄约为36年。因此，上诉人陈述的杉木来源与实际的树龄差距较大，其主张林木的所有权属上诉人所有证据不足。原审第三人邓二的父亲邓壹表述争议的林木是在1980－1981年所种，从吉田镇政府调查情况综合分析，吉田镇政府认定争议的林木是第三人邓二的父亲邓壹在1978年至1981年种植与事实比较相符，且争议的林木由原审第三人邓二的父亲邓壹委托原审第三人以自己名义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在办理该证公示时间内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故涉案林木所有权属归原审第三人所有更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吉田镇人民政府依据上述事实，经组织双方调解达不成协议后，从尊重历史，兼顾现实，作出被诉决定，符合上述规定，程序合法，原审判决予以维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对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确认。另，邓壹本应列为本案当事人，但鉴于邓壹本人及其几个儿子均证实是邓壹把涉案的林木分给邓二个人所有，故不把邓壹列为当事人也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两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正当程序，本院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两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要求维持原判的答辩意见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邓六、邓八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小康审判员  赖爱红审判员  林士嵛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芫霜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