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1刑初191号公诉机关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被告单位河南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京广南路**江泰天宇国际**楼**，法定代表人于新安。2018年10月22日，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南省天之裕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田守领。诉讼代表人申庆国，男，1960年6月24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系该公司副总经理。辩护人顾肖佩，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于新安，男，1962年9月2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101051962********，汉族，大学文化，时任河南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郑州市金水区城东路**院**楼**。2017年12月8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5日被该局取保候审，2018年11月1日被逮捕。辩护人苏铭、雷浩，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贾遂柱，男，196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时任河南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财务科长，住河，住河南省新郑市17年11月29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5日被该局取保候审，2018年11月1日被逮捕。辩护人王磊、张亚乐，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付斌（曾用名：付杰），男，196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时任河南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住安，住安徽省太和县18年2月24日被太和县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抓获并临时羁押于太和县看守所，同年3月1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4日被逮捕。辩护人徐久灵、王亚伟（实习），河南久灵律师事务所律师。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郑检公一刑诉﹝2018﹞12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河南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被告人于新安、贾遂柱、付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12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静、杨兴民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河南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申庆国及辩护人顾肖佩，被告人于新安及辩护人苏铭、雷浩，被告人贾遂柱及辩护人王磊、张亚乐，被告人付斌及辩护人徐久灵、王亚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4月至9月，被告单位河南省万隆药业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被告人于新安、财务科长贾遂柱、业务员付斌伙同韩怀峰（另案处理），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从庆元五四中药材有限公司、庆元左溪志明中药材购销有限公司、庆元博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缙云县鑫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955份，并对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网上认证，增值税进项税均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经《国家税务总局郑州市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2016年4月至9月，从庆元五四中药材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92份，金额28838461.40元，税额4902538.60元，税价合计33741000.00元，上述取得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2016年4月至9月，从庆元左溪志明中药材购销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93份，金额28240384.12元，税额4800865.88元，税价合计33041250.00元，上述取得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2016年6月至9月，从庆元博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16份，金额21388023.32元，税额3635964.18元，税价合计25023987.50元，上述取得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2016年7月至8月，从缙云县鑫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54份，金额15397159.45元，税额2617517.35元，税价合计18014676.80元，上述取得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根据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转来的相关资料及具体业务调查情况，河南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取得上述四家公司共计9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出示了证人张某2、韩怀峰、宋某、魏义亮等人的证言，国家税务总局郑州市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账户银行交易明细，电子数据，被告人于新安、贾遂柱、付斌的供述及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单位河南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被告人于新安、贾遂柱、付斌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单位河南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其辩护人辩称：1、起诉指控被告人付斌系万隆公司的业务人员缺乏证据，其虚开行为与万隆公司及于新安、贾遂柱均无意思联络，万隆公司与付斌不构成共同犯罪，不应承担刑事责任；2、万隆公司无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故意，无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万隆公司主观上明知其接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虚开；3、万隆公司已经补缴税款，未给国家税款造成流失；4、万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均系自首，也应认定万隆公司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于新安辩解称，付斌不是万隆公司的业务员，其没有让付斌给其他单位虚开增值税发票。其辩护人辩称：1、起诉指控被告人付斌系万隆公司的业务人员缺乏证据，其虚开行为与万隆公司及于新安、贾遂柱均无意思联络，万隆公司与付斌不构成共同犯罪，不应承担刑事责任；2、万隆公司及于新安、贾遂柱无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故意，无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万隆公司主观上明知其接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虚开；3、万隆公司已经补缴税款，未给国家税款造成流失；4、于新安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贾遂柱对指控的事实当庭未提出实质性辩解。其辩护人辩称：贾遂柱只是万隆公司的财务科长，既不是该公司直接负责药品购销业务的主管人员，也不是直接实施开票行为的责任人员，不应当对万隆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付斌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其辩护人辩称：1、付斌具有自首情节；2、其系万隆公司一般工作人员，所起作用相对较小，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3、具有揭发他人犯罪的立功情节；4、万隆公司已全额补缴所逃税款。建议对其判处缓刑。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至9月，被告单位万隆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被告人于新安、财务科长贾遂柱、业务人员付斌伙同韩怀峰（另案处理），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从庆元五四中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四中药”）、庆元左溪志明中药材购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左溪志明”）、庆元博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远生物”）、缙云县鑫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弘医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955份，并对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网上认证，增值税进项税均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经《国家税务总局郑州市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2016年4月至9月，从“五四中药”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92份，金额28838461.40元，税额4902538.60元，税价合计33741000.00元，上述取得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2016年4月至9月，从“左溪志明”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93份，金额28240384.12元，税额4800865.88元，税价合计33041250.00元，上述取得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2016年6月至9月，从“博远生物”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16份，金额21388023.32元，税额3635964.18元，税价合计25023987.50元，上述取得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2016年7月至8月，从“鑫弘医疗”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54份，金额15397159.45元，税额2617517.35元，税价合计18014676.80元，上述取得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根据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转来的相关资料及具体业务调查情况，万隆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取得上述四家公司共计9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事实，有经法庭审理查明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被告人付斌供述，2016年前，其在网上看到万隆公司招业务员，就拨打了联系电话，之后到郑州和公司法人于新安面谈，于新安同意其入职，让其作为业务员代表公司和他人签订合同，如果和对方有货物往来，公司也满意，就正常合作，如果对方履行合同中没有货物往来，合作时就按开具发票金额的4.7%金额付给对方作为手续费；于新安还向其介绍了公司财务上的贾遂柱，涉及业务中的财务上的事情找贾遂柱办理。之后，其以万隆公司业务员的名义和其老乡韩怀峰合作，在2016年做了多单中药材业务，签订了多份中药材购销合同，韩怀峰提供的公司名称分别是“博远生物”、“五四中药”、“鑫弘医疗”和“左溪志明”，合同上四个公司的公章由韩怀峰负责盖，其负责盖万隆公司的印章。2016年上半年的一天，其在安徽省太和县和韩怀峰见面，商谈好万隆公司需要购买的中药材种类和数量，其拿出一份由万隆公司提供的格式购买合同，签订好后交给韩怀峰，韩怀峰拿走盖好对方公司的印章后再交给其，其再将合同寄给公司财务主管贾遂柱，公司审核后，贾遂柱盖上章再寄给签订合同的公司。此后其和韩怀峰以同样的方式签订了多份中药材购销合同。之后，其中一个公司将货发给万隆公司，但万隆公司认为货物质量不好，将货退回，后来再签订的合同就没再给其公司发过货。上述四家公司按照合同上的数额为万隆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时先由万隆公司向对方公司支付货款，对方公司收到后，将货款转到其提供的滕某农业银行卡上，其再将款转回贾遂柱提供的万隆公司会计张某2的个人交通银行卡上。因为公司实际上没有收到货物，就按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的4.7%付给对方手续费。手续费是其和韩怀峰商量好的，如果有货就发货，无货就按开具发票金额的4.7%交纳手续费，韩怀峰拿走4.2%，其拿走0.5%作为好处费。其从中得到了二、三十万元的好处费。其和韩怀峰签订了多少金额的购销合同及韩怀峰为万隆公司开具了多少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记不清了。于新安给其的待遇是每月底薪3500，工作成绩好年底有奖金，但因万隆公司认为其做的业务公司补税亏的太多，没给其发工资；其也没有和万隆公司签订用工合同，因为3个月试用期后才能签合同，但其工作一段时间后感觉不在行，就没有签订用工合同。后其在安徽省界首市准备和朋友王某1、张某1、彭向阳吃饭后去投案，刚走到饭店就被界首市开发区派出所民警抓获。2、同案人韩怀峰供述，其和付斌是安徽太和县老乡。2016年之前，付斌曾让其找一些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春节后，其在杭州住院，与医院外电子市场卖手机的魏义亮相识，熟悉之后魏义亮问其有没有挣钱门路，其就问魏义亮虚开增值税发票做不做，做的话先要注册公司，魏义亮同意了。后来魏义亮在浙江庆元县注册了“五四中药”、“博远生物”、和“左溪志明”，又在浙江缙云县注册了“鑫弘医疗”。其回到老家后就打电话给付斌说有朋友在浙江注册好几个公司，付斌说能开多少增值税发票他要多少。后来付斌买来进项票后，按其说的地址邮寄给魏义亮，付斌还让其在网上搜一些中药材的名字和价格，依照这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给其拿来合同和出库单的样本，其邮寄给了魏义亮，由魏义亮照着样本做。后来付斌让其往万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始付斌不放心款打去后回不来或者对方不开票，商定由其拿着这几个公司对公账户的U盾。每次付斌将要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告诉其，其转告魏义亮，魏义亮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出后，连同购销合同、出库单一起寄给其，其再寄给付斌，付斌检查把关后，再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购销合同、出库单一起送到万隆公司，一般是当月开好发票，下月按计划安排打款，由付斌将款打至万隆公司，万隆公司再分别打到“五四中药”、“博远生物”和“左溪志明”账上，再由其将款打至付斌提供的个人账户上。后来其把这几家公司账户的U盾交给付斌，由付斌自己来回转账。从2016年4月至9月期间，总共为万隆公司虚开了几百份增值税发票，票面总金额有1亿元左右。付斌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明知的,上述活动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来往，魏义亮注册的四个公司就是为了向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斌也知道没有货物来往。如果计算虚开增值税发票利润，至少有300万，如果计算货款，估计有亿元以上。开票后，付斌说给其和魏义亮票面金额4%左右的手续费，其总共得到有20多万的手续费。3、同案人魏义亮供述，2016年其伙同韩怀峰注册了几家公司，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五四中药”“博远生物”“左溪志明”开具的销售发票的受票方都是万隆公司。公司从来没有销售过任何货物给万隆公司，万隆公司给的税点是票面金额的3.8%-4.0%。具体都是韩怀峰联系的。缙云的公司中也有为万隆公司开过发票，也没有真实的业务往来。4、被告人于新安供述，万隆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是公司法人代表，负责全面工作，财务部负责人是贾遂柱。2016年4月至9月，挂靠其公司的业务员付杰（化名付斌）从“五四中药”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291份，价税合计33741000元，从“博远生物”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份，价税合计29439075元，从“左溪志明”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295份，价税合计33041250元。上述发票的货物名称是中药材，购销合同应该有，但其没有见，具体贾遂柱知道。万隆公司在此过程中没有收到任何货物，但支付的有货物款项，是通过公司在交通银行郑州铁道支行所开的对公账户支付给对方的，之后万隆公司完成了对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和抵扣。付斌是在2015年前后找到其商量挂靠万隆公司做中药材生意，经多次商谈，由付斌挂靠万隆公司自行做生意，公司收取付斌以公司名义销售货物的销售额的1.5%的管理费。后来因为其怀疑付斌做的业务有问题，不让付斌以万隆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货物并开具发票，付斌以生意做不成为由让公司赔偿损失，其就让贾遂柱和付斌谈，最后约定公司按照他交付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金额的4%多点进行了赔偿，金额约有200多万。其公司没有收取过付斌的管理费。付斌挂靠公司做生意的资金自筹，通过万隆公司汇入对方公司，对方公司为万隆公司开具发票，经万隆公司认证、报税和纳税，如果销售货物，公司按照规定收取管理费，实际上付斌未销售过货物，公司也未支付过管理费。具体财务上的往来和手续由其安排贾遂柱负责。发票由付斌交来后，公司当时不知道是虚开的，就做了认证抵扣。2016年底公司查账时发现问题，其就去郑州市二七区税务局询问，税务人员让其单位赶快查一下补税。因为万隆公司只有付斌一人经营中药材，其就让公司将付斌经手的发票全部找出来核对，后其给付斌打电话让他去补交税款，或者把税款给万隆公司，由万隆公司替交，但付斌也没解决。后来万隆公司主动与郑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沟通，要求补交税款，并收到郑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要求补交税款的通知，公司及时去做了笔录，详细说明了情况，稽查局让其等通知补交税款，截止2018年5月10日，万隆公司已经将从“博远生物”“五四中药”“左溪志明”“鑫弘医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后的税款全部补缴完毕。4、被告人贾遂柱供述，其是万隆公司财务科长，受法人代表于新安直接领导。万隆公司于2016年6月至9月从庆元“博远生物”开出发票226份，价税合计29439075元;2016年4月至9月从庆元“五四中药”开出发票291份，价税合计33741000元;2016年4月至9月从庆元“左溪志明”开出发票295份，价税合计33041250元。另外还有2016年7月至8月付斌从缙云县“鑫弘医疗”虚开发票154份，价税合计18014676.8元。上述发票均系已经离职的公司业务部负责人付斌所开，交给公司财务科，由其安排对发票的记账、认证和抵扣工作。公司开始不知道这些发票是虚开的，后来查账时发现这些发票均无真实的货物交易，即与上述公司中止业务，并督促付斌解决。2017年上半年，万隆公司已将这些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补缴了税款。上述发票的货物名称都是中药材，部分有购销合同，但都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公司通过设立在交通银行郑州铁道支行的对公账户分别支付货款，货款都是付斌通过滕某的账户打给公司垫付的。付斌是公司法人代表于新安介绍给其的，说付斌是公司新聘请的业务负责人员，如果付斌有具体业务，要其和付斌接洽，付斌不和公司的业务部牵连，只对于新安本人负责，付斌给万隆公司开具的发票和汇款，都是于新安安排其办理的。付斌在万隆公司做生意要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他从哪个公司购进货物，需要公司汇款时，公司会要求付斌自筹资金打到公司，公司再通过对公账户向对方公司汇款。付斌是用帐号户名为滕某的账户将货款打到万隆公司会计张某2的个人交通银行卡上。该卡由张某2使用，为万隆公司另一账户，用于公司的账目往来。张某2对外汇款都是其安排的。付斌寄给其的购销合同，是由万隆公司办公室主任马红霞负责盖章，但其每次都向于新安汇报。付斌邮寄给其时，只有合同没有其他材料，销货单位货物出货单和增值税发票另外寄给其，时间也不固定，入库单是虚假的，但是款项支付凭证是真实的。申报时也不需要入库单和款项支付凭证，只需要扫描抵扣联，在网上申报。其向于新安汇报后，安排财务人员根据增值税发票内容，包括品种、数量、金额等内容，制作的入库单。5、证人张某2证明，其作为万隆公司财务科现金出纳，负责公司对外业务资金的往来。其名下的交通银行卡（尾号为69×××99）是应公司要求、用其个人身份证办理并使用的，用于公司对个人账户的资金往来。公司的对公账户是在交通银行铁道支行开的户（账号尾号为24×××69），用于公司对其他单位的对公账户的资金往来。2016年7月至9月，万隆公司通过对公账户转入“博远生物”“五四中药”“左溪志明”的款项都是财务科长贾遂柱安排其打的货款，并有贾遂柱拿的有于新安和贾遂柱签名的费用条子证明。所汇的款项是由滕某账户汇入其个人名下的交通银行卡内，再由公司对公账户支付的，其记录下收现金、补货款和付电给对方公司的情况，需要时，经对公账户和其名下的账户互相对账，即知钱的出处和去处。滕某和其之间的资金往来也是贾遂柱安排的。6、证人方某证明，其于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在万隆公司做发票认证员，期间公司所有的发票都是其认证的，包括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是由财务科长贾遂柱将票和出库单交给其，其核对后将每张发票扫描后发给二七区国税局的税务系统，税务系统审核无问题后通过认证，之后其将发票交给财务人员宋某做会计凭证。“博远生物”、“五四中药”、“鑫弘医疗”、“左溪志明”给万隆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贾遂柱交给其进行认证的，认证材料缺少发票的入库单和款项支付凭证，贾遂柱说不用其管，只管认证，其就按贾遂柱的安排做了认证。证人王某2关于发票认证程序的证言与方某的证言一致。7、证人李某1证明，2016年其在万隆公司质量管理部工作期间，该部门没有在公司仓库验收过从博远生物”、“五四中药”、“鑫弘医疗”、“左溪志明”等公司购进的中草药药品。8、证人申庆国证明，其系万隆公司股东、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行政和后勤工作，公司的对外资金往来和开票业务由财务科负责，由公司法人代表于新安直接管理。9、证人李某2证明，其系万隆公司股东。公司财务科长是贾遂柱，万隆公司的发票报销程序是由业务员代表公司和客户签订购销合同，进货后，业务员拿着对方公司的出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随货同行单，先到综合部，综合部办理入库手续，开入库单，之后综合部将以上单据交财务部。10、证人张某3证明，其虽系万隆公司财务总监，但不负责财务的具体事项，财务科由科长贾遂柱负责全面工作，公司的票据报销都由贾遂柱审核签字，宋某负责财务的核算后出财务报表。11、证人刘某证明，其系万隆公司业务部经理。公司业务员在其处登记的人员中中没有叫付斌的，其也没有见过付斌。12、证人宋某证明，其是万隆公司会计，2016年4月之前负责记账，5月之后是李青君做的记账凭证。其之前供述“五四中药”“博远生物”“左溪志明”开具给万隆公司的发票记账是其做的是因为受财务科长贾遂柱让其说的，其就按自己的记账程序说了假话。13、证人朱某证明，其系浙江丽水市国税局稽查局工作人员。2016年10月，丽水市局在排查中发现包括“五四中药”“左溪志明”“博远生物”在内的六家公司存在疑点，经调查发现“五四中药”的法人代表魏义亮聘用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接受方系万隆公司。缙云县也有魏义亮通过同样的方式注册并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公司。14、证人滕某证明，其与付斌系亲家，2016年4、5月份，应付斌要求，其使用自己的身份证在安徽界首市办理了一张农业银行卡交给付斌使用。15、证人李某3、王某1、张某1均证明，2018年2月24日（正月初九），付斌分别约其三人吃饭，当天下午5点多，在安徽界首市“八里河鱼”饭店，付斌说自己业务上出点事，准备投案自首，还没来得及说因为什么，派出所民警即赶到，将付斌带走。16、国家税务总局郑州市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郑税稽处[2018]44号）、涉嫌犯罪案件情况调查报告，证明万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及金额，其中：2016年4月至9月，从“五四中药”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92份，金额28838461.40元，税额4902538.60元，税价合计33741000.00元，上述取得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2016年4月至9月，从“左溪志明”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93份，金额28240384.12元，税额4800865.88元，税价合计33041250.00元，上述取得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2016年6月至9月，从“博远生物”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16份，金额21388023.32元，税额3635964.18元，税价合计25023987.50元，上述取得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2016年7月至8月，从“鑫弘医疗”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54份，金额15397159.45元，税额2617517.35元，税价合计18014676.80元，上述取得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于取得的当月进行了抵扣；根据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转来的相关资料及具体业务调查情况，河南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取得上述四家公司共计9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从包括上述4家公司共11家公司取得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83179310.27元依法追缴，除去已申报补缴的67205546.31元外，还应补缴增值税15973763.96元及相应的滞纳金。17、郑州市二七区国家税务局和郑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五四中药”“左溪志明”“博远生物”“鑫弘医疗”开具给万隆公司的9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税额共计15956886.01元）均已网上认证完毕。万隆公司截至2018年4月10日已补缴税款合计13339368.66元。并有相关凭证在卷作证。郑州市二七区国家税务局2018年5月10日开具的税收完税证明，证实万隆公司于2018年5月9日补缴税款2617517.35元。上述证据证明万隆公司已补缴完全部税款。18、“五四中药”“左溪志明”“博远生物”“鑫弘医疗”的记账凭证及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营业执照，与万隆公司分别签订的质量保证协议书、购销合同，万隆公司向嵩山路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述四个公司给万隆公司开具发票的情况。19、滕某的银行卡（尾号为86×××75）的交易明细，证明2016年7月4日至8月10日该卡与“左溪志明”“五四中药”“博远生物”和张某2、韩怀峰、付杰、贾遂柱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该卡已于2017年12月26日销户。20、张某2的账户（尾号为69×××99）开户信息及从2016年4月1日至8月20日的交易明细和对手信息，张某2提供的交通银行电子回单，证明该卡与万隆公司账户和滕某账户的资金往来情况、万隆公司与“五四中药”“左溪志明”及滕某等之间的交易信息。21、“五四中药”“左溪志明”“博远生物”的对公活期存款交易明细报表，分别证明上述公司与万隆公司和滕某的资金往来情况。万隆公司资金汇入上述公司后，上述公司经转入款全额或大部分转至滕某账户。22、万隆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及营业执照分别证明，万隆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5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新安，股东包括于新安、申庆国、薛志忠、赵玉彬、李某2，公司有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2018年10月22日，经二七区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南省天之裕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田守领。23、万隆公司2016年6月采购明细、采购验收入库单、商品销售明细，2016年4-12月工资表，证明2016年6月万隆公司未从涉案公司采购货物，无涉案公司货物入库；万隆公司正常经营，除虚开增值税发票外，还有其他业务；工资表上没有付斌。24、于新安、贾遂柱、韩怀峰分别辨认被告人付斌就是付杰，韩怀峰辨认出付斌就是与其一起为万隆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付斌。有辨认笔录在卷。25、抓获经过和临时羁押证明证实：2018年2月24日17时许，太和县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民警在安徽省界首市旭东路八里河饭店将付杰抓获，同日21时将付杰羁押于太和县看守所。2017年12月8日，于新安到嵩山路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投案；2017年11月28日15时，贾遂柱经嵩山路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警电话通知到案。26、付斌的在押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健康体检通知书、现场检测报告书，于新安、贾遂柱的入所健康体检表。证明付斌的基本情况（用名付杰）和被抓获时进行健康体检及毒品检测呈阴性的情况；于新安、贾遂柱入所健康检查未见外伤。27、付斌的户籍证明、常住人口信息登记表和违法犯罪嫌疑人身份及前科情况查询表证实：付斌出生于1969年12月26日，住安，住安徽省太和县大庙集镇双李村委会付庄村**法犯罪记录；其登记于新疆岳普湖县阿其克乡玛江库木村7组881号、登记姓名为付杰的另一个户籍因双重户籍已被该所在地派出所注销。于新安、贾遂柱的户籍证明及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证实了二被告人的年龄及无违法犯罪记录的情况。28、另有受案登记表、受理案件经过、嵩山路公安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相关请示在卷。本院认为，被告单位万隆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被告人于新安、财务科长被告人贾遂柱、业务人员被告人付斌，违反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万隆公司、被告人于新安、贾遂柱、付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清楚、罪名成立，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单位万隆公司及被告人于新安的辩护人分别提出付斌的虚开行为与万隆公司及于新安、贾遂柱均无意思联络，不构成共同犯罪；万隆公司及于新安、贾遂柱无犯罪故意和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付斌供述，其经与于新安商谈，于新安让其作为业务员，代表万隆公司和他人签订合同，如果有货物往来，公司也满意，就正常合作，如果履行合同中没有货物往来，就按开具发票金额的4.7%金额付给对方作为手续费。被告人贾遂柱供述，付斌不和万隆公司的业务部牵连，只对于新安本人负责，付斌给万隆公司开具的发票和汇款，都是于新安安排其办理的。付斌邮寄给其的购销合同，只有合同没有其他材料，销货单位货物出货单和增值税发票另外寄给其，时间也不固定，入库单是虚假的，但申报时不需要入库单和款项支付凭证，只需要扫描抵扣联，在网上申报。其在向于新安汇报后，安排财务人员根据增值税发票内容，包括品种、数量、金额等内容，制作入库单。证人方某证明，其在担任万隆公司发票认证员期间，公司的发票均由其进行认证，其中“博远生物”、“五四中药”、“鑫弘医疗”、“左溪志明”给万隆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贾遂柱交给其进行认证的，认证材料缺少发票的入库单和款项支付凭证，贾遂柱说不用其管，只管认证，其就按贾遂柱的安排进行了认证。证人李某1证明，万隆公司质量管理部在2016年没有验收过从”博远生物”、“五四中药”、“鑫弘医疗”、“左溪志明”等公司的购进的中草药药品。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万隆公司及于新安、贾遂柱对于付斌的无真实的货物交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是明知的，并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认证和抵扣，其行为与付斌的虚开行为构成共同犯罪，且最终到达了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故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关于辩护人提出万隆公司已经补缴税款，未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故该辩护意见成立。关于辩护人提出于新安、贾遂柱及万隆公司均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于新安系主动投案，贾遂柱系办案民警电话通知到案，二被告人归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和万隆公司的犯罪事实，二被告人均构成自首，同时于新安作为万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万隆公司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万隆公司也构成自首。故该辩护意见成立。关于于新安及辩护人提出的付斌不是万隆公司的业务员，于新安没有让付斌给其他单位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虽然三被告人对付斌是否是万隆公司业务员的供述不一致，但三人对于付斌作为万隆公司的代表与他公司签订合同均不持异议，且从实际情况看，万隆公司将他公司为其所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认证和抵扣，足以认定万隆公司及于新安、贾遂柱对于付斌对外代表万隆公司的身份是认可的，对于付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也是明知的，付斌是否是万隆公司的业务员并不影响对三被告人行为的最终认定，故该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关于贾遂柱的辩护人提出，贾遂柱既不是万隆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直接实施开票行为的责任人员，不应当对万隆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贾遂柱作为万隆公司的财务科长，受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新安的指使，安排人员为开具给万隆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和抵扣，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共同犯罪，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关于付斌的辩护人提出付斌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李某3、王某1、张某1的证言均证实，付斌确已在准备投案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应视为自动投案，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构成自首，故该辩护意见成立。关于付斌辩护人提出付斌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其系代表万隆公司，让他人为万隆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其在共同犯罪中应系从犯，故该辩护意见成立。关于付斌的辩护人提出付斌具有揭发他人犯罪的立功情节，经查，辩护人当庭虽出具了盖有郑州市第三看守所印章的证明，但经核实，第三看守所未查到关于付斌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相应材料，不能认定付斌构成立功，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规定，单位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本案中，被告单位万隆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数额达1500余万元，数额巨大，应依法对万隆公司判处罚金，被告人于新安作为万隆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贾遂柱作为万隆公司的财务人员、被告人付斌作为万隆公司的业务人员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于新安作为万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允许被告人付斌让他人为万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系主犯；被告人贾遂柱系受于新安指使，安排财务人员，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和抵扣；被告人付斌系经于新安同意，代表万隆公司，具体实施让他人为万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二被告人可认定为从犯，可从轻处罚。被告人于新安主动投案，被告人贾遂柱接电话通知到案，被告人付斌确已准备投案时被抓获，三被告人均属于自动投案，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均构成自首，可减轻处罚；被告单位万隆公司亦构成单位自首，可从轻处罚。万隆公司已补缴全部税款，未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可对三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河南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缴纳）二、被告人于新安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羁押期间取保候审的，刑期的终止日顺延，即自2017年12月8日起至2026年10月3日止。）三、被告人贾遂柱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羁押期间取保候审的，刑期的终止日顺延，即自2017年11月29日起至2024年9月23日止。）四、被告人付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23年2月23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  李传芳审判员  宁 伟审判员  王新茹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申策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