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州民二终字第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湘中，男，1957年10月18日出生。委托代理人田园，男，湖南生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地建集团湘西工程公司。地址：吉首市人民南路*号。法定代表人杜胜东，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汤云海，男，湖南金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湘中与被上诉人湖南地建集团湘西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地建集团”）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上诉人戴湘中不服古丈县人民法院（2014）古民初字第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戴湘中及其委托代理人田园，被上诉人地建集团的委托代理人汤云海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地建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杜胜东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2年3月1日地建集团与古丈县建设局就古丈县红砂溪廉租房二期边坡防治工程签订了施工合同。同年4月15日地建集团就该工程成立了项目部，公司员工黄晓波为该项目部项目副经理，之后为该项目的实际负责人。2013年7月30日黄晓波与戴湘中就该工程中的锚杆锚索施工签订了书面施工协议，双方约定该部分工程按均价230元／米结算。戴湘中进场施工后，因其有偷盖地建集团项目部公章等不服从管理的行为，双方发生纠纷，而后终止了协议的履行。同年12月25日黄晓波与戴湘中在杨绍军主持下，双方进行结算，并签订了“保证书”，该保证书明确了黄晓波与戴湘中已结完所有工程款，双方已无任何债务问题及纠纷，此后戴湘中却以各种理由向地建集团提出各种要求。另查明，2013年12月30日，地建集团以书面决定的形式，对黄晓波与戴湘中于2013年7月30日及12月25日签订的“锚杆锚索施工协议”及“保证书”均予以确认，黄晓波的行为视为公司行为。因戴湘中在签订“保证书”后仍以各种理由向地建集团提出各种要求，为此地建集团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与戴湘中签订的“保证书”合法有效。原审认为，地建集团以书面形式对黄晓波与戴湘中签订的施工协议及保证书予以追认，黄晓波的上述行为应视为地建集团与戴湘中签订的有关协议。从保证书约定的内容看，实际是地建集团、戴湘中双方签订的结算协议。本案的焦点是该保证书是否合法有效。经庭审举证、质证，戴湘中不能证明其在签订保证书时受到胁迫等情况，是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形下所签订的，且代表其参与对账的杨学宏当庭陈述了当天是在公平、公正友好协商的情形下，双方对账后才签订的保证书。故该保证书应是双方对自己民事权利予以处分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其他无效情形，应予以确认。戴湘中在举证期满后提出反诉，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在举证期届满前提出”的规定不相符合，故对戴湘中提出的反诉请求不与本诉合并审理，戴湘中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黄晓波代表地建集团与戴湘中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的保证书合法有效，依法予以确认。案件受理费80元，由戴湘中负担。戴湘中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判决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受理上诉人的反诉请求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诉状后，在开庭之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规定，上诉人可以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二、上诉人戴湘中与被上诉人地建集团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的《保证书》无效。1、《保证书》内容违法，该工程属于违法转包合同，该保证书是对违法转包合同结果的确认，其内容违法。通过一审法院调查，该工程是由被上诉人以296万元中标后，又以256万元转包给上诉人的，被上诉人已经从中谋取非法利益40万元。上诉人在施工过程中，多次遭到被上诉人的殴打，在上诉人作了220多万元工程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仅支付工程款约106万元，随即被被上诉人赶出了工地。2、保证书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是被胁迫签订的。上诉人为结算工程余款，多次找到被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威胁下，签订了涉案《保证书》。3、《保证书》的内容极不平等，剥夺了上诉人的全部利益，首先逼迫上诉人承认双方不存在债务问题，同时要上诉人戴湘中认可扣除39.97个百分点，在被上诉人已经收取了40万元的转包费后，还要扣除上诉人近40%的工程款，于法无据，于情理不合，一审法院认定该保证书是自愿、平等的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地建集团口头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审理过程程序合法，并无任何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34条，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当天才提出反诉申请，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应该认定为放弃该项权利。2、上诉人称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工程转包合同，但被上诉人并未见过该份合同，双方约定的只是劳务分包，不是工程转包。3、签订的劳务保证书就是结算书，签订的工程款结算书时，通过一审法院的审理查明，双方的结算是在公平的情形下进行的，并且对账人员是上诉人叫来的，结算对账后双方才自愿签订的协议，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形。所以，该份保证书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文书。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且当事人没有提出实质性异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2、涉案保证书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的规定，上诉人戴湘中在一审中，作为案件的被告，其提起反诉的时间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经查明，上诉人戴湘中并未在一审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反诉请求。虽然上诉人戴湘中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规定，其有权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本院审查认为，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均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属于法律位阶平等的同位法。但是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基本原理，本案的情形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法律规定；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2条明确规定：本院过去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根据该规定，上诉人戴湘中在一审中提起反诉的时间应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提出；第三，为了尽早确定诉争焦点，减少当事人诉累，降低诉讼成本，法律明确规定了提出反诉的法定程序，各方当事人应当遵照执行。至于保障当事人的诉权，法律已赋予上诉人另行起诉和进行答辩、抗辩的权利，上诉人戴湘中并未因不能在一审中提起反诉而丧失自己的诉权，其依然能够独立、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诉请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保证书是否真实合法有效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地建集团对其公司员工黄晓波与上诉人戴湘中签订的保证书进行事后追认，即该保证书应视为上诉人戴湘中与被上诉人地建集团之间所签订的书面合同。现上诉人戴湘中主张涉案保证书系无效合同的诉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上诉人戴湘中必须就合同无效的事实和理由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在本案中，首先，上诉人戴湘中虽然自称保证书的签订是受胁迫，但并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其次，被上诉人地建集团向法院申请证人杨学宏、杨绍军出庭，证明保证书的签订，双方是在公平、友好协商的环境下签订的。且证人杨学宏受上诉人戴湘中的朋友委托，帮助戴湘中与地建集团对账结算，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推定，证人杨学宏应站在维护戴湘中利益的立场上，而杨学宏在一审出庭作证时证实，签订保证书时，双方是在公平、友好协商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证人杨学宏的证言应该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现场情况；第三，该保证书的内容与形式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没有存在其他无效情形，该保证书的签订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6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的规定，上诉人戴湘中的上诉请求只有其自我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而本院对上诉人主张的“保证书无效”的观点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戴湘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礼乐代理审判员  李华华代理审判员  曾浩恒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舒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