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781行初7号 原告义乌市可可美针织厂，住所地义乌市义亭镇稠义西路**。 负责人吴晓梅，厂长。 委托代理人郑剑锋，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住，住所地义乌市丹溪北路**/div> 法定代表人张敬土，局长。 分管负责人楼国军，原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远，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国清。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住所地义乌市县前街**iv> 法定代表人林毅，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小波。 委托代理人赵国中。 第三人义乌市展鸿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义，住所地义乌市义亭工业区v> 法定代表人鲍成华，经理。 原告义乌市可可美针织厂（以下简称可可美厂）与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原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义乌市人民政府、第三人义乌市展鸿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鸿公司）撤销税务行政决定一案，经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7行初44号行政裁定移送兰溪市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4月5日受理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依职权通知义乌市展鸿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鸿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7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可可美厂的负责人吴晓梅及委托代理人郑剑锋，被告原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分管负责人楼国军、委托代理人何远、孙国清，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陈小波、赵国中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展鸿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7）浙0781行初9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可可美厂的起诉。原告可可美厂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1月22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7行终218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7）浙0781行初9号行政裁定，由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7日以（2019）浙0781行初7号案号重新立案继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可可美厂诉称：2009年2月17日，展鸿公司因其法定代表人鲍成华重症肝病急需“肝移植”费用，拟将其公司名下的厂房土地转让给原告，双方签订的《房地产绝卖契约》约定：房屋“建筑面积1646.23平米，未确权面积约2600平米……建筑物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附着物、水电户口一并转让”；“成交价为850万元”；“本房过户改名的一切费用由买方承担”。由于该房屋建筑物大部分为未办理产权证的“未确权面积”，根据当时规定不能直接办理转让过户，故双方根据中介机构的建议，约定了“通过诉讼方式，凭法院裁定书办理过户”的过户方式。于是，买卖双方为了节省一点诉讼费并且让法院能尽快做出裁判文书（按规定，300万元以下案件可以简易程序判决），又于同日另行签订了一份转让价格为290万元的“阴阳合同”。随后，原告负责人吴晓梅于次日即持290万元的“假合同”起诉到义务法院要求过户，法院则在时任法官（吴晓梅的丈夫）徐云飞的协调下，于2月20日作出了办理过户的判决文书。再后原告即凭该判决书办理过户手续。在办理过户过程中，原告根据评估机构的估价，替法定纳税人“展鸿公司”缴纳了土地增值税等税款110余万元（计税依据为“评估总价437万元-已办证的房屋建筑物估价75万元-附属设施估价6万元-土地原值和契税约96万元-相关税款20余万元”，其中“未确权建筑面积”部分未予估价）。 2011年间，由于房地产价格出现了上涨，展鸿公司的鲍成华也完成了“肝移植”手术，于是就产生了“反悔”意图。于是： （一）展鸿公司先以290万元合同属于“虚假合同”为由，向检察院申请抗诉，要求撤销义乌法院2009年作出的“虚假判决”。法院最终通过再审撤销了该判决； （二）随后检察院和法院以“枉法裁判”为由，将徐云飞以及当时承办该案的金林响两名涉案法官分别判了刑。同时法院根据“义乌地税局佛堂分局”的《情况说明》认定，该“阴阳合同”导致了少缴税款230余万元； （三）再后被告地税稽查局于2015年1月对展鸿公司作出了“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相应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追缴展鸿公司各项税赋共计240余万元，滞纳金195万余元，并罚款115万余元。后被告并将“展鸿公司涉嫌逃税”一案移送公安经侦。 （四）由于原告及其负责人吴晓梅、徐云飞夫妻早已对六年多以来如此无休无止、错综复杂的纠葛不堪其扰，因此在报纸上看到对展鸿公司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后，就专程赶到杭州咨询律师，希望以合适方式“把展鸿公司应补缴的税款交掉”，尽早彻底了结这场“噩梦”。他们只是提出两点：一是地税部门在计算追缴“土地增值税”金额时仅对已办证的“房屋建筑物”价值进行了评估（未对“未确权面积”进行估价），导致税款金额计算错误（相差约150万元）；二是认为原告毕竟不是法定纳税人，即使有义务帮展鸿公司承担税款民事责任，也不应承担几百万元的“滞纳金、罚款”等应由展鸿公司自己承担的税法上的行政责任。但被告对此的答复：一是他们认定的追缴税款不会错；二是他们只是向展鸿公司追缴税款，并未将原告作为追缴或处罚对象，故原告无权就税款金额问题提出异议。 （五）再后2015年8月3日，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以原告负责人吴晓梅涉嫌与展鸿公司共同逃税为由，将吴晓梅予以刑拘。 在此情况下，原告只得于2015年8月24日自行委托评估机构对案涉房屋建筑物（包括未办证的面积3277多平米，以及厂区内道路、水泥地、配电设施等相关附属设施）2009年的价值进行重新估价。结果是，房屋建筑面积共计达4900多平米，价值为285万余元（比原估价高204万余元，其中未办证面积估价140万余元，基础设施估价47万余元）。同年9月8日，原告在根据地税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的金额向公安机关“退赃”230余万元（吴晓梅因此得以取保候审）后。依法向被告市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2016年4月13日被告市政府作出“义政复决字（2016）第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告没有在“知道”被告地税稽查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后60日内依法申请复议，超过了法定申请复议期限，故决定“驳回原告（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浙江省高院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行政判决书》，责令被告市政府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017年1月14日，被告市政府重新做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即“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地税稽查局的“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 原告认为：一、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第二条第7项认定的“追缴土地增值税2094545.95元”金额依法应予据实变更。二、被告市政府重新作出的“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实际上既放弃了对事实的查明，也放弃了对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三、关于本案的级别管辖问题，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行政诉讼本应原则上由基层法院（义乌市）管辖一审。但鉴于本案特殊性（一是有关“义政复决字（2016）第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行政诉讼已由贵院一审并经省高院二审；二是与本案相关的系列案件都是由贵院审理或者由贵院指定管辖的；三是与本案相关的系列案件已历时长达八年，确属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疑难复杂案件），故原告认为应向贵院提起本案诉讼。综上原告认为，原告虽然在2009年与展鸿公司签订了一份290万元的“阴阳合同”，但本意主要只是为了办理房产过户走捷径（以便尽快付款给鲍成华用于肝移植），并非完全为了逃避纳税。即使该行为违法，也只能承担其应当承担的税款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并不能免除税务机关依法查明事实并据实认定”应追缴税款“的法定职责。因此，现诉请法院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变更被告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第二条第7项所认定的“追缴土地增值税”金额。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08年4月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证明案涉房屋在本次买卖前已存在未确权面积，由此印证2015年原告委托评估的房地产评估报告是原始的真实的。 2、2015年8月24日作出的房地产估价报告，证明第三页未确权面积是3277.43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238万余元，包括已办证的和未确权的，附属设施是47万余元，估价时点是2009年2月17日。第七页认定总价为850万余元的基础上作出的评估。第八页中对于1600多及3200多平米对建筑物的实际状况进行了具体描述，对47万余元的附属设施进行了具体描述。这份估价报告真实反映了案涉房屋建筑物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状况及真实价值，应当作为认定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的认定金额。 3、土地增值税审核计算表，证明被告一有审查确认扣除项目金额的职责。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辩称：一、可可美厂与被诉税务处理决定无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二、义乌地税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1.该税务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该税务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该税务处理决定符合法定程序。三、可可美厂要求变更《税务处理决定书》的诉请无充分、合理依据，不应得到支持：1、2009估价报告系由法定纳税主体展鸿公司自行提交的纳税申报材料，义乌地税稽查局有权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依法确认，并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的规定，按照2009估价报告提供的扣除项目金额计征土地增值税。2、2009估价报告已对涉案房地产未确权部分进行估价，不存在可可美厂所称的“未确权建筑面积部分未予估价”的情形。3、2015估价报告不足以证明2009估价报告结果有误，亦无法证明义乌地税稽查局计税扣除项目错误。只要已作出的结论符合程序性要求，即便再由不同的人员组成鉴定组重新鉴定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实体结论，也不能认为已作出的鉴定结论有问题。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待立案纳税人清册）、税收违法检举事项批办单、税务稽查任务通知单（待稽查纳税人清册）、税务检查通知书（送达回证）、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送达回证、调取账簿资料清单）、询问通知书（送达回证、询问笔录）、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延长税收违法案件审理时限审批表、关于义乌市展鸿纺织品有限公司案件的移送书（送达回证）、受案登记表、破案告知书、邮寄送达材料、送法公告（附：关于展鸿公司逃税案件处罚决定书送达有关情况的说明），证明被告经过了立案、税务检查、审理，从而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符合法定程序。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基本情况（工商）、税务登记证、涉案不动产权属证明，证明第三人展鸿公司为法定纳税义务人。 3、房地产绝卖契约、税务稽查签证、（2013）浙金民终字第114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涉案房地产成交价格为850万。 4、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意票据NO.5259142、0543418、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2001）0208858，证明土地出让金额为959686元（50000＋881734＋27952）。 5、浙国信房估（2009）第0120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证明扣除项目中的建筑物造价数额为81万元（75＋6）。附表中79页中未确权部分配套房屋价格为6万元，原告诉状中陈述与事实不符，第三人提交的材料中有未确权部分，不是原告称的没有未确权部分。 6、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完税证：××、04811528，证明纳税人已缴纳的税款为868014.85元。 7、刑事判决书（2012）金浦邢初字第328号、（2013）浙金邢二终字第13号，证明第三人展鸿公司隐瞒真实房地产转让价格、偷逃税款的违法行为。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辩称：被告作出的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法规适用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 2、补正行政复议通知书、邮寄凭证、申请人补正材料，证明被告依法通知原告补正的事实。 3、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书、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行政复议延长审理期限通知书、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行政复议恢复审理通知书、吴晓梅和徐云飞的调查笔录、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证及相关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依法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并进行了审理的事实。 4、（2016）浙07行初141号行政判决书、（2016）浙行终894号行政判决书、邮寄凭证及查询单，证明被告作出义政复决字（2016）第67号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及收到（2016）浙行终894号行政判决书的事实。 5、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邮寄凭证及查询单，证明依法通知义乌市地方税务局提交答复、通知义乌市展鸿纺织品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的事实。 6、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凭证及查询单，证明被告依法作出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当事人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证据质证如下， 原告对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明力及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符合法定程序。税收违法检举事项批办单像原告所说，被告在立案以前，就向法院提交了认定金额及事实的情况说明，可见这些程序上不是为了查明事实，只是为了形式上的程序合法，属于未审先判。延长审限审批表都是后补的，不是属于程序瑕疵。案件移送书，被告作为税务机关理应知道一单将展鸿公司移交公安机关并将原告列为共同逃税的对象，但是在庭审中被告还说原告在税务上没有法律关系。邮寄送达材料及对省高院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一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办案，还说谎，1月12日在义乌市商报刊登的公告，不可能在1月12日送达报社的，可见被告说11号下午查询邮件未妥投是编造的事实。恰巧说明被告没有按照法定程序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对证据2、3、4、6没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估价报告的第二页中间部分明确说明评估总价437万，其中土地价格356万元，房屋重置成新价格75万，配套设施价格6万，房屋价格仅只160多方的价格，说明没有将未确权面积计算。第八页第二段，建筑物状况估价对象只是一幢四层房屋，没有包括其他的未确权面积。6万元的配套设施没有包括几千方的未确权面积。第十一页最后的结果，6万元只是配套的设施价格。但是被告试图证明6万元包括了未确权面积，6万元不能造出二千多平方米的房子，显然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判决书第三页及第四页，证明当时双方签订850及290万元的阴阳合同的目的，只是为了尽快过户及少交诉讼费。浦江法院判决的第四页第一段及第五页最后一行，证明被告一早在接到举报的二年前已经认定了追缴税款的金额232万余元。原告对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2、3没有异议，对证据4、5、6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对原告的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报告书第8页中间附属物及配套设施与2009的评估报告一致有未确权面积，附表中配套设施的评估价是20万，评估报告是用于抵押贷款，用于抵押贷款的房地产评估一般会在符合规定下适当提高价格，2008年4月时原告与第三人的交易还没有发生，相对是客观的，包含3700多平方的未确权面积的价格只有20万；对证据2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客观性及证明力有异议。2008及2009年的评估报告，评估机构具有一级资质，2015年的评估机构只有二级资质。三份评估报告判断，2009中评估报告总和3277.43平方米，原告提供的是3715.28，少了500平方，面积变化，只会让价格降低。面积变化可能是原告有不足之处，这份评估报告严重畸高。 对证据3审核不是说实地调查，是依据行政相对人提交的材料进行确认，原告是混淆了调查与审核的概念。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3质证意见与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与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各自对对方证据没有异议。 经合议本院对各方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的证据2、3、4、6予以确认，对证据1、5、7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的证据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3年9月30日，义乌市地税局稽查局接实名举报：展鸿公司于2009年2月将厂房转让给原告可可美厂时，故意隐瞒转让价格，逃避税费，要求查处。2015年1月4日，义乌市地税局稽查局对展鸿公司作出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义地税稽罚（2015）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5年1月12日通过《义乌商报》向展鸿公司公告送达上述决定书。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为认定第三人展鸿公司于2009年2月将厂房转让给原告可可美厂的成交金额为850万元，扣除已申报的各项税费，应补缴税费、滞纳金合计4432841.96元；其中决定书第二条第七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4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2、4、5、7条规定，追缴土地增值税2094545.95元。因该公司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义乌市地税局稽查局于2015年3月16日依法将该案移送义乌市公安局。2015年3月18日，义乌市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2015年8月3日，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以原告负责人吴晓梅涉嫌与展鸿公司共同逃税为由，将吴晓梅予以刑拘。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在《义乌商报》上公告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后不久，吴晓梅即知悉该公告内容。原告可可美厂不服上述《税务处理决定书》，于2015年9月8日向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4月13日，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作出义政复决字（2016）第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可可美厂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可可美厂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经一审二审，浙江省高院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2016）浙行终894号行政判决，责令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017年1月14日，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重新做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维持了被告地税稽查局的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原告可可美厂不服，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9年2月17日，第三人展鸿公司将其公司名下的厂房土地转让给原告可可美厂，双方签订《房地产绝卖契约》，主要内容为：房屋“建筑面积1646.23平米，未确权面积约2600平米……建筑物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附着物、水电户口一并转让”；“成交价为850万元”；“本房过户改名的一切费用由买方承担”。同日双方又签订一份转让价为290万元的虚假合同。为了房地产土地增值税和交易纳税提供参考，经第三人展鸿公司的委托，浙江国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同年2月20日作出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涉案的房地产在估价时点的市值参考价为人民币437万元，房地产估价报告第8页附属物及配套设施：厂区内场地已硬化，有未登记一层混合结构厂房和门卫房，另有不锈钢电动门和一台315K**变压器，第13页注明未确权房屋及围墙等配套设施6万元。后原告可可美厂为办理房产权属变更登记，以第三人展鸿公司的名义，以评估价人民币437万元为纳税基数，缴纳各项税费1114919.85元，其中缴纳土地增值税868014.85元。后原告可可美厂于2009年6月24日、2012年1月9日先后向义乌市国土资源局、义乌市建设局领取涉案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书。第三人展鸿公司因与原告可可美厂对《房地产买卖契约》中约定房产过户改名的一切费用由可可针织承担，双方当事人就是否包括税费等问题的纠纷，展鸿公司于2014年6月1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1月8日，浦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金浦民初字第77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过户的一切费用应包括双方当事人须缴纳的税款，涉案税款应由可可美厂承担，该判决已生效。2015年8月24日原告可可美厂自行委托评估机构对案涉房屋建筑物2009年的价值进行重新估价。 在庭审后，原告可可美厂向本院申请要求对涉案房产中未确权房屋及附属设施的重置成新价值进行重新评估，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7行终218号行政裁定，原告可可美厂与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中，追缴土地增值税2094545.95元是否正确，对此本院认为，一、2009年浙江国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的浙国信房估（2009）第0120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中已提及未确权部分的房屋，并非是估价对象的遗漏。二、原告可可美厂诉称中涉及的未确权部分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在各文书中表述不一致，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该部分建筑未经规划审批，无权属证书，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未经依法登记领取权属登记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同时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建设部联合发布的《房地产估价规范》第3.0.2条规定遵循合法原则应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使用、合法处分为前提估价，涉案的未确权建筑物属于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浙国信房估（2009）第0120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未对其作出评估符合法律规定。三、未确权的建筑物有使用价值，该使用价值依附合法房地产一并转让，在客观上能提升合法房地产的价格，但未确权的建筑物因不具有合法性，其后续尚有诸如没收、拆除或者补办手续等法律风险，原告可可美厂在接受涉案房地产的转让时，明知并予以接受，其包含税负风险在内的法律风险应由原告可可美厂自行承担。四、原告可可美厂于2015年2月20日单方委托义乌至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对未确权建筑物作出的价值评估，不足以认定（2009）第0120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存在不当。五、原告可可美厂作为买方与第三人展鸿公司签订的“房地产绝卖契约”中约定“本房过户改名的一切费用由买方承担”，只是一种民事上的对税款额承担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定纳税义务不得转移，因此并不发生纳税义务转移的法律事实，第三人展鸿公司是本案涉案税款的法定纳税人，浙国信房估（2009）第0120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是其自行提交的纳税申报材料，被告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依法确认，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按照该估价报告提供的扣除项目金额计征土地增值税。在接举报查明实际成交价后，重新计征土地增值税，扣除已缴纳的土地增值税，决定向第三人展鸿公司追缴土地增值税2094545.95元事实清楚。综上，原告要求变更被告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第二条第7项所认定的“追缴土地增值税”金额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义政复决字（2017）第25号），维持义地税稽处（2015）1号税务处理决定实体处理正确，程序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义乌市可可美针织厂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义乌市可可美针织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云峰 审 判 员  陈子薇 人民陪审员  冯美琴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程怡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