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1282民初1831号原告：张某，男，199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安徽省阜阳市人，住阜阳市颍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群，安徽儒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分公司，所住地：界首市人民路27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82704987739E。负责人：姚启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某，男，汉族，1971年11月15日出生，安徽省界首市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分公司综合管理部员工，住安徽省界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翔，安徽卫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某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分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伟群，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某、王鹏翔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电信业务费110588.91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3月10日起计算至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2、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对原告的罚款40000元整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2月1日起计算至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交纳的押金25000元整；上述三项合计人民币壹拾柒万伍仟伍佰捌拾捌元玖角壹分整（175588.91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系被告在泉阳镇、舒庄镇营业厅及卖场的负责人，2018年因违规操作冲减个人、单位手机话费，被界首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皖1282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构成犯罪，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经界首市人民法院认定原告用于实际冲减用户应缴纳的电信业务费用应为人民币96911.09元，而原告在此之前按照被告的要求共向被告退还的费用为人民币207500元，对于原告向被告多退出的费用人民币110588.91元，被告应当返还。二、原告违规操作在被告单位内部查处尚未立案之前，被告于2014年12月26日在内部网站发文，对原告进行罚款人民币40000元，原告当即缴纳人民币10000元，剩余罚款由被告于2014年9月份一2015年1月份，每月从原告代办费中扣款人民币6000元，累计从原告应得代办费中扣款人民币30000元，合计人民币40000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没有罚款权，被告所收取的罚款属于酬金范围，应当予以返还。三、原告在被告工作期间向被告缴纳人民币25000元的押金，现因原告已不在被告处工作，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押金未果，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被告没有取得原告上述电信业务费、罚款以及押金的法律依据，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并通过律师事务所发出律师函要求返还，被告对此置之不理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特提起诉讼。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分公司辩称：一、原告涉嫌诈骗一案，由被告报案至界首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经被告核实，原告违规操作套取费用为207500元。在侦查阶段，原告自愿且积极主动向被告退出该套取款项。二、原告退出套取的款项后，被告于2015年4月17日向界首市公安局出具“关于张某案情况说明”。鉴于原告“已主动退还已发现涉嫌诈骗款项，考虑到张某只有22岁，比较年轻，经分公司研究，决定再给张某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原告的行为表示了谅解。据此，被告认为，原告向被告退还207500元，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自愿退出该款，被告才向侦查机关提出谅解的书面材料，为司法机关对原告判处缓刑提供必备条件。因此，不存在被告不当得利的问题。三、原被告之间存在合同法律关系。从双方签署的“电信营业委托代理协议”看，原被告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法律关系。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第（3）项约定，被告作为甲方有权对作为乙方的原告进行管理、指导、监督稽核、检查和考核处理。甲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均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据此，被告认为，原告违反合同约定，被告依据自己的内部规章制度对原告作出罚款40000元的决定并无不当。审判机关对被告的内部规章制度不宜作出司法确认。且被告仅对原告违规行为的处罚进行通报，并未实际收取罚款，原告有义务向法庭提供已收取其40000元罚款的证据。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其罚款40000元，法院不应支持。四、原告向被告缴纳押金或履约保证金，也是原告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根据被告的内部规章制度应当履行的义务。不存在被告不当得利的问题，且原告应当提供其缴纳押金或履约保证金25000元的依据，来证明被告不构成不当得利的证据。综上，被告认为，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其不当得利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界首市人民法院（2018）皖1282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被告单位出具的两份说明”，用于证明被告收取原告退赃款20.75万元，以及界首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实际应退脏款96911.09元的事实。被告有异议，认为虽然判决书确认原告诈骗数额为96911.09元，但经被告核查原告套取的金额为20.75万元，且原告系自愿主动缴纳，不存在不当得利；认为被告之所以出具关于原告案情的说明，就是因为原告自愿主动向被告缴纳了套取的金额20.75万元，否则被告不会向原告出具这个说明。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为书面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2.原告提供的“处罚通知截图一份”，用于证明被告在内部通知中对原告进行罚款4万元，原告首次上缴罚款1万元，余款分五期从代办费中扣除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通知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和被告的内部规章制度，对原告做出的罚款决定，该罚款并无不当；原告提供的只是一个通报，该通报的罚款40000元，原告并没有向被告缴纳4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该份证据，结合界首市公安局《刑事侦查》中调查笔录，可以证明原告缴纳40000元罚款的事实，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3、原告所提供的“律师函”，用于证明原告向被告发出了律师函，被告收到律师函后对律师函中所确认的应返还电信业务费110588.91元、罚款40000元、押金25000元的事实未提出异议，因此被告应按原告诉求返还财产。被告有异议，认为律师函没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律师函是一种非官方文件，是律师对某一事实以法律尺度和判断，向对方作出的告知，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故本院对被告所提异议予以采信。4、被告提供的“界首市人民法院（2018）皖1282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卷宗材料164-169页‘电信营业委托代理协议’”，用于证明：（1）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2）根据“协议”的约定，被告负责制订和修改业务处理流程和操作规程、业务管理规定、财务管理要求、营业点营业服务实施细则及营业点服务质量检查考核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并据此对乙方（原告）进行管理、指导、监督、稽核、检查和考核处理。原告有异议，认为被告不具有罚款的资格，罚款不具有合法性。5、被告提供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文件、中国电信界首分公司工作通报”，用于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罚款40000元的处罚，系正当行为，符合双方签订的协议和被告的内部规章制度。原告有异议，认为通报系被告单方面制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通报中对原告所扣划的金额不能体现，且罚款与法律相抵触。6、被告提供的“刑事卷宗材料第159页‘关于张某案情况说明’、第160页‘说明’”，用于证明原告向被告退出207500元，系双方协商的结果，是原告自愿、主动退出，被告根据原告的退款情况，为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实际上是谅解书，为原告判处缓刑提供条件。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从该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对罚款40000元已经履行完毕，且被告不具有罚款的资格，罚款不具有合法性；对两份“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达不到被告所说的系双方协商的结果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于上述4、5、6证据经审查认为，其所反映的罚款40000元及原告退出207500元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待后综合评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张某系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分公司在泉阳镇、舒庄镇营业厅及卖场的负责人。2015年3月原告张某因涉嫌诈骗案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5年4月17日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分公司向侦查机关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立案后张某已主动退还已发现涉嫌诈骗款项，考虑张某只有22岁，比较年轻，经我分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再给张某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2016年4月8日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分公司再次向侦查机关出具说明，内容为“于2015年3月3日收取张某违规操作，套取费用7万元；于2015年3月9日收取张某违规操作，套取费用9万元；于2015年3月10日收取张某违规操作，套取费用4.8万元；后经稽核核实退张某500元。总计收取张某违规操作，套取费用20.75万元。”2018年原告张某因涉嫌诈骗，被界首市人民法院（2018）皖1282刑初25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该判决书认定原告张某用于实际冲减用户应缴纳的电信业务费用应为96911.09元。另查明，原告张某因违规操作在被单位内部查处时，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分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在内部网站发文，对原告进行罚款人民币40000元。原告当即缴纳人民币10000元，剩余罚款由被告于2014年9月份一2015年1月份，每月从原告代办费中扣款人民币6000元，累计从原告应得代办费中扣款人民币30000元，合计4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向被告方支付的207500元中除刑事判决书认定的96911.09元数额外的部分是否构成不当得利？2、罚款40000元是否应予返还？3、原告主张返还押金25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关于原告支付的超出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数额部分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本案中，在侦查期间，原告因违规操作套取费用而向被告缴纳了超出刑事判决所认定的犯罪数额的款项，原告为此认为被告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给付不当得利的核心要件是给付欠缺目的。本案中，首先，原告的给付具有明显的目的，在民事上消除了其侵权之债，在刑事上获得了被告的宽恕以便得到从轻、减轻刑罚的机会。其次，因为原告的主动退款，被告放弃了侵权之债请求权，而且还向侦查机关提交了给予原告张某“改过自新机会”的建议，同时法院在刑事判决中也将其主动退赔作为从轻刑事处罚的依据。因此，原告的给付目的已经实现，被告的所得不构成不当得利。故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罚款40000元是否应予返还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财产的处罚只能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除非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否则无权罚款。本案中，被告未提供其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依据，故其对原告的罚款缺少法律依据，为此，原告主张其返还4000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返还押金25000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因原告未提供相关其交付押金25000元的证据，故对其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某人民币40000元。二、驳回原告张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12元，由原告张某负担3012元，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分公司负担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应 欣审 判 员  焦东亚人民陪审员  张永灵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赵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