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晋02行初9号原告胡某，男，196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偏关县。被告偏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偏关县新关镇塔梁街。法定代表人曲某，县长。被告偏关县公安局，住所地偏关县新关镇护宁路。法定代表人郑某，偏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某，偏关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刘某，偏关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副队长。原告胡某诉被告偏关县人民政府、偏关县公安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赔偿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某诉称，原告于1996年5月30日，1996年11月3日，因家庭琐事遭到偏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无理由的，违反法定程序的，使用武器、警械实施的，殴打、辱骂、虐待和非法拘留等。遭受枪逼拷打，拳砸脚揣，扭发磕碰，绳捆棍击，水泼烟烫等行为共达9个多小时，导致原告数次昏死，遍体鳞伤（致伤残)。在其身体极度不支的情况下，为掩盖非法行为，被告偏关县人民政府再次违反法定程序,未经法定专门精神病鉴定机关和程序，缺乏有法律效力鉴定意见情况下,指使偏关县公安局、政法委等,于1996年11月25日至2000年2月，将原告关入忻州市荣军精神病院强制医疗，实质性地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监禁和精神药物等伤害。而事实上原告并非精神疾病，不需要接受强制关押，也无需为其指定监护。但由于偏关县委、政府和公安局对原告长达三年多的精神病院强制关押，使其产生了药物依赖。之后偏关县政府为掩盖非法行为安排虚假诉讼，出台错误判决，迫使原告继续接受强制医疗。有关行政部门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制造了虚假病退手续，致使原告被迫丧失工作，失去生活来源,陷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绝境。制造出执法机关为“精神病人”处理过此事的假象。使得原告求告无门,无法通过正常程序行使正当权力，追索赔偿，家人因此遭到近百次报复迫害，本人再遭多次精神病院关押，留下多种不愈病根。直至2018年3月，县政府公开联席会议纪要，公开认错!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2018）09行终35号行政判决，才赋予原告诉讼权力、能力。原告认为:1.偏关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了非法使用武器、警械，殴打、辱骂、虐待，非法拘留，非法关押，非法医疗等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造成公民身体伤害的行为。2、原告被县人民政府和公安关入精神病院11月后,非法诊断为精神病，“被精神病”诊断:其一不是法定机构作出，不具法定程序，不是法定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二诊断结论错误，完全与事实不符。3、县政府安排诉讼所作2000偏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是虚假错误，自相矛盾的。判决说申请人曾委托过诉讼是虚假的!判决为申请人指定监护是错误的!将虚假错误、自相矛盾判决强加于人,非法剥夺原告诉讼权力!致使原告始终不能明白，权利是否受到侵犯?问题是否已经解决?解决的程序（方法)是什么?4、偏关县委政府于2018年3月15日公开的信访联席会议纪要，对自身错误所做定性。法院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2018）09行终35号行政判决，赋予了原告申请国家赔偿、进行诉讼的权力。5、依据《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6条、第7条、第32-35条，原告有理由要求被告对原告遭受的非法使用武器、警械，非法殴打、辱骂、虐待;非法拘留;非法精神病院关押，非法精神药物医疗等。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侵害造成的损失给予国家赔偿。且其因此丧失工作机会，家庭破碎,生活长期困难，精神遭到沉重打击，应给予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两被告共同侵权，均负有赔偿的责任。现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1、请求确认被告偏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使用武器、警械，对原告实施殴打、辱骂、虐待，造成原告身体伤害的行为违法。2、请求确认被告偏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非法拘留，非法剥夺原告人身自由行为违法。3、请求确认被告偏关县人民政府指使县公安局，将原告关入忻州精神病院,剥夺人身自由,使用精神药物强制医疗，造成原告身体伤害的行为违法。4、请求责令被告偏关县人民政府和县公安局依据《国家赔偿法》共同赔偿原告所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医药费153万元、误工费93万元、限制人身自由赔偿487000元；精神损失费88万元、其他60万元。被告偏关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偏关县人民政府不是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认为偏关县人民政府指使县公安局将原告关入精神病院、剥夺其人身自由，并对其身体造成伤害，没有任何在案证据予以佐证，其理由是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只有在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侵犯时，相关国家机关才有可能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偏关县人民政府没有对原告作出任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政决定，也没有实施过任何针对原告人身的违法行为，故偏关县人民政府并不是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本案已经超过法定时效。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原告起诉状中所称，在2000年2月以后就恢复自由。而时过十九年后，才申请国家赔偿明显超过两年请求国家赔偿时效。综上原告诉讼请求的基础是偏关县公安局对其进行非法羁押、限制人身自由导致其产生损失，该事实与偏关县人民政府无关，偏关县人民政府没有对原告作出任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政决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申请国家赔偿已经明显超过时效。被告偏关县公安局答辩称，1、偏关县公安局在执行公务中致胡某伤残是因强制传唤胡某等人时，胡某抗拒民警执法导致，城关派出所民警未对原告胡某实施过殴打、辱骂、虐待等行为，偏关县公安局在执行公务过程中致胡某身体造成伤害的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2、1999年11月4日，偏关县公安局对原告胡某殴打王利平的行为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3、偏关县公安局将胡某送到忻州地区复退军人康复医院住院治疗并非受到偏关县人民政府指使，是因原告胡某拘留执行期满，但拒不回家，并于此前4天不吃不喝，11月22日，偏关县公安局将原告胡某送入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胡某因情绪狂躁，有毁物等行为，为防止发生社会危险，11月25日原告胡某转入忻州地区复退军人康复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的一切费用由偏关县公安局支付。4、2000年1月5日偏关县人民法院（2000）偏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偏关县公安局民警在执行公务中致胡某伤残，应承担赔偿责任。偏关县公安局赔偿胡某继续治疗费174000元，该判决已执行完毕。公安局民警执行公务是法定职责，并非政府指使所为，胡某依据《国家赔偿法》提出由偏关县人民政府、偏关县公安局共同赔偿的请求是无理诉求。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二）海关处理的案件；（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四）其他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按照上述规定，原告胡某起诉被告偏关县公安局，请求法院确认被告偏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使用武器、警械，对原告实施殴打、辱骂、虐待，造成原告身体伤害的行为违法；确认被告偏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非法拘留、非法剥夺原告人身自由行为违法一案，本院不具有管辖权。关于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偏关县人民政府指使县公安局，将原告关入忻州精神病院,剥夺人身自由,使用精神药物强制医疗，造成原告身体伤害的行为违法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偏关县人民政府以及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关于原告请求责令被告偏关县人民政府和县公安局依据《国家赔偿法》共同赔偿原告所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失的主张。经查，山西省偏关县人民法院（2000）偏民初字第1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已经作出由偏关县公安局对胡某进行赔偿。现原告继续要求偏关县公安局给予赔偿，属重复主张。行政赔偿的基础是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本案中，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偏关县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且行政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故原告请求被告偏关县人民政府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项和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胡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胡某。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琴审判员 杨 彬审判员 李志钢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