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2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炽波，男，197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兆钳，男，195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卲子洪、杨满军，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永城，男，195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代理人：何小康，男，1958年7月9日出生，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刘炽波、刘兆钳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山民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为，梁永城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借据及借条，梁永城与刘炽波、刘兆钳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刘炽波、刘兆钳应当对梁永城的借款予以清偿，梁永城称刘炽波、刘兆钳分别于2012年3月20日借款500000元［（2014）穗花法山民初字第204号］，2012年7月18日借款1000000元［（2014）穗花法山民初字第205号］，2012年9月19日借款500000元［（2014）穗花法山民初字第206号］，2013年3月27日借款600000元［（2014）穗花法山民初字第204号］，刘炽波、刘兆钳对上述借款均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有约定借款利息及利息的计算方法。梁永城认为刘炽波、刘兆钳借款时，双方口头约定以总借款为每个月4%计付利息，刘炽波、刘兆钳也一直有偿还每个月104000元（总本金为2600000元）的利息，直到2013年12月1日起才无故拖欠本金和利息。刘炽波、刘兆钳否认双方对利息有约定，认为之前的还款是对本金的偿还，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还款数额和还款方式。刘炽波、刘兆钳向梁永城借款，双方成立借贷关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可适用借款合同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并未要求借款合同一定要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其他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对于口头约定利息，如果当事人一方以实际行动对利息进行确认及偿还，应视为双方明确约定利息。本案中，梁永城提供支票，及欠利息确认书证明与梁永城当时向刘炽波、刘兆钳借款时约定了利息4分，上述证据佐证证明双方对利息的约定，及刘炽波、刘兆钳应当对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利息偿还。刘炽波、刘兆钳无故拖欠梁永城借款，应履行还款义务，对于梁永城起诉请求刘炽波、刘兆钳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梁永城要求刘炽波、刘兆钳按借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付清款日止，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于2014年6月18日作出判决：刘兆钳、刘炽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归还借款5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所欠款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从2013年12月1日起算至付清款项日止）给梁永城；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0元，保全费3020元，由刘兆钳、刘炽波负担。判后，刘兆钳、刘炽波不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梁永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庭审对刘兆钳、刘炽波所提供的证据无依法组织质证。一审庭审过程中经法庭的许可，刘兆钳、刘炽波在庭后补充提交关于刘兆钳已偿还部分涉案借款的证据--转账凭证。但该证据在向法庭提交后，法庭并无采取书面或口头的方式通知涉诉双方对此证据依法进行质证。更甚在无对该证据组织质证的前提下，凭空捏造：“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转账凭证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原被告中曾发生多次借贷行为，转账凭证的还款是对其他借款的还款及部分是利息，具被告在庭审对欠息确认，已承认本金与利息，应以利息确认书为准”的质证意见。二、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讼争借款是无息借贷。首先，梁永城诉称与刘兆钳、刘炽波的借贷约定月利息为4％与事实不符。在一审庭审中梁永城向法庭所提供的分别在2012年7月17日由刘兆钳出具的“证明”一份。从“证明”的内容上均无显示刘兆钳、刘炽波与梁永城之间对该笔涉案借款有明确约定或意思表示为月利息为4％。而且，借贷双方在形成借贷关系事实前后亦从未就涉案借款的利息、利率等约定达成过任何协议（包括口头协议）。对此，梁永城在一审庭审中也无证据提供以证明该笔涉案借款有约定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1条规定，刘兆钳、刘炽波与梁永城之间的借贷是无息借贷，刘兆钳、刘炽波在借款约定期限内不支付利息。其次，退一万步言之即使刘兆钳、刘炽波与梁永城之间对涉案借款有口头约定利息为月利息4％，并如梁永城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刘兆钳、刘炽波已经支付于2013年11月前的全部利息。然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刘兆钳、刘炽波与梁永城之间对涉案借款利率的约定属于高额利率，对于超过法定利率上限部分，依法应不予保护。对超过法定利率的多给付部分，应视为归还借款本金。但一审判决却在无任何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的前提下作出：对于口头约定利息，如果当事人一方以实际行动对利息进行确认及偿还，应视为双方明确约定利息……的错误认定。而且，在作出上述利息约定的错误认定后，对超过的法定利率既无依法予以调整又无对超过法定利率的已多给付利息部分在借款本金中依法予以抵减。3、刘兆钳、刘炽波已偿还部分涉案借款。刘兆钳、刘炽波与梁永城之间除发生本案涉案借款外，还向梁永城分别于2012年3月20日借款500000元、2013年3月27日借款600000元［（2014）穗花法山民初字第204号］，2012年7月18日借款1000000元［（2014）穗花法山民初字第205号］。对上述借款刘兆钳、刘炽波在各笔借款的约定期限届满后，委托梁婉嫦、李锦明（是刘炽波的亲属），广州嘉仕达酒店有限公司（是刘炽波经营的物业）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梁永城指定的收款人古金文、梁国文（是梁永城的子女）从2013年1月至2014年4月期间，共计偿还借款1118000元。然而，一审判决对刘兆钳、刘炽波所提供的证据却置若罔问，完全置客观事实于不顾，偏听、偏信梁永城的片面之词，强行对刘兆钳、刘炽波已偿还部分涉案借款的事实，作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还款数额和还款方式的错误的认定。三、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判决刘兆钳、刘炽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付逾期利息。对此，刘兆钳、刘炽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是对民间借贷利率明显高于银行利率，由法院调整为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法律适用。而对于逾期利息计付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规定：“……，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而非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付逾期利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实属是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强行作出严重侵犯刘兆钳、刘炽波合法权益的错误判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该错误的判决，查明本案的事实，重新作出合理合法的判决。被上诉人梁永城答辩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刘兆钳是刘炽波的父亲，与梁永城为朋友关系。2012年9月19日，刘炽波向梁永城借款，出具《借据》，内容为：“刘炽波因资金困难与梁永城借到人民币50万元正，大写伍拾万元正。于2012年12月18日归还。由刘兆钳本人用房产权、农村集体用地证打包。担保物位于田美村新都花园8栋别墅。借款人在没有还清借款，不得转让或用于第三人担保。否则视为诈骗，并负担所有的法律责任。梁永城有权追究借款人和担保人的经济及用该房产抵押抵债的权利。此借据与2012年7月17日新华街田美村村委会证明借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立此为据。借款人：刘炽波。担保人：刘兆钳。”2014年3月19日，刘炽波出具《欠利息确认书》，内容为：“刘炽波、刘兆钳向梁永城借款总额为￥260万元，在2013年12月1日起没能支付利息，每月利息为￥104000元（大写：拾万零肆仟元）该利息借款人明确何时还，签字确认。”诉讼过程中，刘炽波、刘兆钳主张其已归还借款本金1118000元。对此梁永城不予确认，主张刘炽波、刘兆钳所还款项均为利息。二审庭审时，刘炽波、刘兆钳为证明其已还款，提供了以下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的个人业务凭证6张，时间及款项往来分别是：2013年1月9日，刘炽波转款24000元给梁永城；2013年1月31日，刘炽波转款50000元给梁永城；2013年3月19日，李锦明转款650000元给梁永城；2013年9月6日，古金文转款100000元给梁婉嫦；2013年9月18日，古金文转款20000元给李锦明；2013年10月21日，刘炽波转款74000元给梁国文。2、中国工商银行的存取款一体机对账单7张，时间自2013年2月8日至10月25日，付款账号、收款账号部分隐藏，未显示付款人及收款人信息。刘炽波、刘兆钳称付款账号为刘炽波，收款账号为梁永城。3、2013年8月30日银行进账单，出票人为广州嘉仕达酒店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威皇木器厂，金额为56000元。4、李锦明证词：本人李锦明分别在2013年3月19日应刘炽波的要求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汇款方式汇入金额65万元至户名梁永城（账号62×××14）的账户内；2013年9月18日汇入金额2万元至户名古金文（账号62×××16）的账户内，用于偿还刘炽波、刘兆钳借梁永城的借款。5、梁婉嫦的证词：本人梁婉嫦2013年9月6日应刘炽波的要求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汇款方式汇入金额10万元至户名古金文（账号62×××16）的账户内，用于偿还刘炽波、刘兆钳借梁永城的借款。6、广州嘉仕达酒店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本公司在2013年9月6日应刘炽波的要求出具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金额为56000元至收款人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威皇木器厂（账号581010120101090000325）的账户内，用于偿还刘炽波、刘兆钳借梁永城的借款。7、广州嘉仕达酒店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李光甜。证人李锦明、梁婉嫦、广州嘉仕达酒店有限公司均未到庭作证。梁永城质证意见：对上述中国工商银行的转账凭条均不予认可，因与本案无关，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二审庭审时，梁永城自述：刘炽波、刘兆钳是经营酒店的，在装修酒店过程中不够钱，向其借款。一审诉讼过程中，梁永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要求查封刘炽波、刘兆钳价值500000元的财产。一审法院作出（2014）穗花法山民初字第20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查封梁永城所有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海关西街2号房产；二、查封刘炽波、刘兆钳500000元的财产。本院认为，刘炽波、刘兆钳向梁永城借款，有《借据》为证，双方均无异议，双方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现刘炽波、刘兆钳未能及时归还借款，梁永城诉讼主张刘炽波、刘兆钳返还，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刘炽波、刘兆钳尚欠梁永城借款本金是多少；2、双方借款有无约定利息，如有，利息如何计算。一、关于刘炽波尚欠梁永城借款本金的认定问题。本案中，刘炽波、刘兆钳主张其已经归还部分借款本金，而其在《欠利息确认书》中进一步明确刘兆钳、刘炽波借款总额为260万元，却未明确记载已归还本金的数额，如刘炽波、刘兆钳已归还部分借款本金，却只与梁永城确认欠付的利息而不明确欠付或已归还的本金，有悖常理。刘炽波、刘兆钳虽在二审诉讼中提供了6张中国工商银行的个人业务凭证、7张存取款一体机对账单，但因上述单据显示的款项仅有两笔50000元和24000元直接由刘兆钳账户汇入梁永城账户，且均发生在刘炽波2014年3月19日出具《欠利息确认书》之前，其余款项并非发生在刘炽波、刘兆钳与梁永城之间，不具有证明刘炽波、刘兆钳向梁永城支付款项的证明力。证人李锦明、梁婉嫦、广州嘉仕达酒店有限公司均未到庭接受质询，证人证言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予以审查。综上，本院认为刘炽波、刘兆钳主张其已返还部分借款本金的意见，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采纳梁永城的主张，确认刘炽波于2012年9月19日向梁永城所借款项本金500000元未归还。刘炽波应依法履行还款义务，刘兆钳作为担保人，应承担刘炽波上述债务的担保责任。二、关于双方借款有无约定利息，如有，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刘炽波在2014年3月19日出具《欠利息确认书》中明确其在2013年12月1日起没能支付利息，且每月利息为￥104000元，据此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需付利息，结合刘炽波、刘兆钳也曾向梁永城支付利息这一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借款存在利息的约定，并无不当，本院对刘炽波、刘兆钳主张其与梁永城之间的借款并未约定利息的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欠利息确认书》的内容可以推算出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远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的四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梁永城起诉主张刘炽波、刘兆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向其支付借款利息，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刘炽波、刘兆钳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4400元，由上诉人刘炽波、刘兆钳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贾震华审 判 员  练长仁代理审判员  陈嘉贤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邓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