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80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经纬图书发行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44号B楼3024号。法定代表人曹长泓，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博雷，辽宁公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新东方大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6号750室。法定代表人俞敏洪，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刘颜，男，1985年8月15日出生，北京新东方大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务专员。委托代理人李江，男，1977年8月12日出生，北京新东方大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区域经理。上诉人沈阳市经纬图书发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新东方大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15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1日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彧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谭峥、罗静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9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经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长泓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博雷；被上诉人新东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颜、李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东方公司在一审法院起诉称：2008年10月8日，新东方公司与经纬公司签订了《出版物经销合同》，就经纬公司经销新东方公司的图书事宜进行了约定。该合同约定，“经纬公司的赊账期限为6个月，即经纬公司须在新东方公司发货之日起6个月内，将双方对账确认的货款汇至新东方公司指定账户，经纬公司不应拖延承付或拒付。自2012年9月4日起至2013年4月11日止，新东方公司分批次向经纬公司发货共53批，经纬公司始终拖欠新东方公司货款。2013年3月10日经过双方对账，经纬公司书面确认拖欠新东方公司货款金额124185.05元。2013年11月27日经过双方对账，新东方公司书面确认经纬公司拖欠货款金额为138662.68元。之后经纬公司向新东方公司退还了部分货物，目前经纬公司拖欠新东方公司的货款金额为131987.53元，新东方公司多次催要无果，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经纬公司支付新东方公司货款131987.53元；2、经纬公司赔偿新东方公司未付金额的利息损失，自2014年5月15日起计付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3、经纬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经纬公司在一审法院答辩称：双方没有进行过对账，所以欠款金额无法确认，经纬公司不认可新东方公司所述的欠款金额，经纬公司只有欠款金额确定后才可支付货款。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0月8日，新东方公司（合同内简称甲方）与经纬公司（合同内简称乙方）签订《出版物经销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在辽宁省范围内销售甲方出版的图书。甲方应根据乙方确认可发品种的订数、按照乙方所提供的收货地址尽快安排发货，并在随货清单中注明乙方收货人姓名及联系方式，以保证货物顺利到达。甲方发货时，应附随货同行的发货清单（包含出版物的名称、定价、发货数量及发货折扣等资料），以便乙方验收。乙方收货后，应及时进行验收，发现货物与清单不符、货物残损等问题，乙方须在收货后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若发现外包装破损或其他污损，需与甲方委托的承运人共同拆包清点货损情况，同时保留经乙方收货人和承运人签字确认的实收货物情况清单，并于收货后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甲方在发货15个工作日内（以运输单为准）未收到乙方提出的货单不符、货物残损的书面通知的，视为双方一致认定该批图书发运无误，甲方可按照正常程序办理结算。乙方退货需征得甲方同意，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自行退货给甲方。乙方退（换）货前应先向甲方提供书面拟退（换）货清单，在清单中注明相关信息，清单可以传真或邮寄形式提供给甲方，甲方收到退（换）货清单后2－3个工作日内回复乙方退货处理意见。甲乙双方商定，乙方的赊账期限为6个月，即乙方须在甲方发货之日起6个月内，将双方对账确认的货款汇至甲方指定账户，乙方不应拖延承付或拒付。甲乙双方需每月进行对账，对账以发书清单为依据，每3个月进行一次书面对账（即“账户余额函证”），如任意一方认为对账单中所列数额不准确，可将认为正确的数额填写在对账单约定位置并说明理由，并在对账单上盖章签字（加盖公章或财务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由于一方不履行或不恰当履行本协议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直接损失。本合同有效期自2008年9月1日起至2009年9月1日止，合同有效期届满，双方均未提出终止合同的，合同有效期顺延至双方任何一方书面提出终止合同之日为止。该合同签订后，新东方公司和经纬公司履行各自合同义务。2013年3月10日，经纬公司在新东方公司提供的《函证账户余额》上盖章确认：截止2013年2月28日尚未结算的货款是124185.05元。从2013年2月28日到同年4月11日，新东方公司又向经纬公司供书38636.48元，经纬公司向新东方公司退书9003元。2013年3月6日、同月14日、同月15日、同年4月3日、同月7日，经纬公司分别向新东方公司支付书款5000元、8000元、3000元、1540元、4300元，现经纬公司尚欠新东方公司书款131978.53元未付。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出版物经销合同》、《函证账户余额》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新东方公司与经纬公司签订的《出版物经销合同》为买卖合同性质，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新东方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经纬公司未依约向新东方公司支付全部书款，应属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一审法院已确认未付书款是131978.53元，故对于新东方公司要求经纬公司支付书款131987.53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予以驳回。对于经纬公司辩称双方未对账，无法确认欠款金额一节，因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符，故一审法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沈阳市经纬图书发行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北京新东方大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书款十三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元五角三分及相应的利息损失（以十三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元五角三分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自二○一四年五月十五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北京新东方大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沈阳市经纬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决后，经纬公司不服，上诉称：能够指向经纬公司拖欠货款事实的证据仅为新东方公司提交的2013年3月10日的《函证账户余额》（证据2），而另一份2013年11月27日的《函证账户余额》（证据3）所载内容与证据2完全相反。在一审法院庭审期间，经纬公司多次表示证据2与事实不符，但一审法院先入为主以证据2为前提，对本案进行全部事实及法律推理，未审先判得出的结果自然与事实相违背。两份《函证账户余额》均已标明收件人为曹长泓，但仅有证据3的签署人是收件人本人，而证据2系他人代签。事实真相是，曹长泓让付晓辉向新东方公司订货，而新东方公司的业务员李江告知付晓辉因其公司制度调整（为配合该公司上市需要），现在订货必须签署该文件，付晓辉误以为是订货用的手续因而就一并签名盖章。新东方公司为了使付晓辉产生误解，在文件当中并未使用“对账单”、“欠款明细”、“应收（付）账款”等常用名称，而是使用了“《函证账户余额》”以蒙骗经手人，这显然是一个普通人根本无法了解真实含义的名称。而事后在第二份《函证账户余额》当中，曹长泓本人即在“上述金额不符”一栏上亲自签名并盖章，此节可以证明经纬公司对于前一份《函证账户余额》当中的金额并不认可，即双方对于款项尚存在争议。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当庭向曹长泓转交了经纬公司提交的往来对账单，对账单详细记载了各批次货物的名称、日期、数量及单价，其总额即为本案全部应付款。而经纬公司持有的以往向新东方公司付款的全部转账凭证及收据，其总额即为本案的全部已付货款。显然，要查明本案事实，只要做个减法即可，应付总额减去已付总额即为真实的欠款余额。如该余额与证据2所载一致，则欠款事实存在，如不一致，则证据3所载即为事实，证据2则系付晓辉在李江的误导下签署，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经纬公司的上诉要求是：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在本院庭审过程中，经纬公司口头补充上诉意见称：在新东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以及在一审法院判决书当中均载明新东方公司要的是2012年9月4日之后的53批货款，现经纬公司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该53批货款已经全额支付完毕。因此，经纬公司已经不欠新东方公司任何款项。新东方公司在向本院提交的书面答辩状当中称：新东方公司要求经纬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合法正当。经纬公司主张的仅凭证据2不能认定欠款事实的理由不能成立。证据2为新东方公司提交的《函证账户余额》，经纬公司在“上述金额证明无误，本人确认上述贵公司账簿金额与本公司账目相符”处加盖了公章确认。在文件上加盖公章是公章的正常使用，属于公司的意思表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公司承担，而与公章的具体使用人无关。因此，经纬公司提出的公章由付晓辉持有并盖章，而非经纬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并盖章的理由不能成立。新东方公司所属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已于2006年在美国纽交所整体上市，新东方公司不可能告知经纬公司因筹备上市而需要经纬公司配合盖章。双方签订的《出版物经销合同》第五条第3款已经明确约定：“甲乙双方需每月进行对账，对账以发货清单为依据，每3个月进行一次书面对账（即账户余额函证）”。可见，根据合同的约定，新东方公司向经纬公司提供的此函证就是用于对账，而非其他目的。尽管经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证据3函证的“上述金额不符”一栏盖章，但是在上述合同第五条第3款约定：“如任意一方认为对账单中所列数额不准确，可将认为正确的数额填写在对账单约定位置并说明理由，并在对账单上盖章签字”。经纬公司并未填写其认为正确的数额，也未说明理由。证据2和证据3两份函证截止计算的时间不一致，必然出现金额差异。经纬公司对于证据3的不认可并不能否定其对证据2的认可。证据3载明截止2013年8月31日，经纬公司尚欠新东方公司货款138662.68元，但由于经纬公司在此前进行了退货和支付了几笔货款，导致此金额不正确，应以一审法院查明的131978.53元为准。此外，经纬公司提出的其欠款金额应以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应付款明细为准的主张不能成立。经纬公司提出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付款凭证及收据的总额为本案的全部已付款，但付款凭证所载金额的支付时间均是2007年以前，且付款账户均不是新东方公司的账户，故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新东方公司请求驳回经纬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在本院庭审期间，经纬公司提交20张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回执（金额共计136795.6元）以及新东方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提交的经纬公司往来对账单用以证明经纬公司已经全额给付新东方公司2012年9月4日至2013年4月11日期间所发53批货物的货款。新东方公司则称：其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对账单仅作为一审法院审理此案的参考，并未作为证据提交。在经纬公司提交的20张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回执当中，仅有5张回执所对应的付款时间发生在2013年2月28日之后，涉及金额21830元，剩余15张回执所对应的付款时间均发生在2013年2月28日之前，该部分涉及的款项已经冲抵经纬公司此前应向新东方公司支付的货款。另，庭审中，新东方公司称双方自2003年始即存在业务往来，经纬公司则称双方自2001年始即存在业务往来。诉讼中，双方均认可依据《出版物经销合同》的约定，双方业务往来采取的是定期对账、滚动结算的方式。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还有本院的开庭记录、对账单、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回执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系2013年3月10日所形成《函证账户余额》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就此节，本院认为：新东方公司与经纬公司在签订的《出版物经销合同》当中已经明确约定“甲乙双方需每月进行对账，对账以发书清单为依据，每3个月进行一次书面对账（即账户余额函证）…..”该约定表明，经纬公司于2013年3月10日在《函证账户余额》上签章确认时即已明知该函证的用途为对账之用，现经纬公司以该函证是用于新东方公司上市之用以及该函证未使用“对账单”、欠款明细”、“应收（付）账款”等字眼，误导经纬公司经办人付晓辉在该函证上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确认《函证账户余额》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基于该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在2013年2月28日之后继续存在供货、退货以及经纬公司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核实、认定经纬公司尚欠新东方公司货款131978.53元正确。关于经纬公司其他上诉理由一节，本院认为：在本院庭审期间，经纬公司虽提交20张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回执用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然上述20张回执当中仅有5张回执所对应的付款时间发生于2013年2月28日之后，剩余15张回执所对应的付款时间均发生在2013年2月28日之前，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认可双方业务往来采取的是定期对账、滚动付款的结算方式，而经纬公司又自认其自2001年始即与新东方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关系，因此本院无法确认上述15张回执所对应的款项系给付新东方公司在起诉状当中所述的53批货物的款项，亦即经纬公司所提交的15张回执无法对抗新东方公司提交的《函证账户余额》的证明力。综上，经纬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其上诉要求，本院难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一千四百七十元，由沈阳市经纬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二千九百四十元，由沈阳市经纬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彧代理审判员  谭峥代理审判员  罗静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康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