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26行初2号原告姜开敏，男。委托代理人吴昌伍，特别授权。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罗强，州长。委托代理人杨秀成，特别授权。第三人蒋维标，男。第三人蒋维炎，男。第三人锦屏县启蒙镇兴华村中华寨便形组。诉讼代表人蒋维标，组长。第三人锦屏县启蒙镇兴华村华洞寨林业四组。诉讼代表人龙昭文，组长。原告姜开敏不服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9年1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姜开敏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昌伍、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杨秀成、第三人蒋维标、蒋维炎、锦屏县启蒙镇兴华村中华寨便形组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锦屏县启蒙镇兴华村华洞寨林业四组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8〕136号《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锦屏县人民政府未对调处申请人提交的1984年《关于中华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和1986年《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线》进行查证属实，直接将其作为处理争议林权的依据违反了法定程序，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决定撤销锦府处字〔2016〕11号《关于对便形蒋家屋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由锦屏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姜开敏诉称：根据1984年《关于中华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和1986年《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线》，原告对争议山林地及林木权属证据充分，而第三人对争议山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不具有任何权属依据。本案已经黔东南中院、贵州省高院一二审生效判决约束，被告黔东南州政府未依照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复议依据，所作出的复议决定明显不当，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原告姜开敏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⒈《关于中华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限如下》及《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限》，证明中华寨与华洞寨山林界线经双方村民代表签字确认，并按此界线进行管理。⒉锦府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证明锦屏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正确。⒊州政府（2017）65号（2018）136号行政复议决定，证明州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错误的。⒋（2017）黔26行38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一审法院判决正确。⒌（2018）黔行终294号行政判决，证明二审法院判决正确。⒍法院专递邮件，证明原告收到复议决定的时间，起诉未超期限。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答辩称：本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锦屏县政府未对调处申请人提交的1984年《关于中华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和1986年《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线》进行查证属实，就直接将其作为处理争议林权的依据，属于违反法定程序，违反了《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本府予以撤销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⒈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26行初385号行政判决书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行终294号行政判决书。⒉黔东南府复议字[2018]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启动行政复议程序合法。⒊《关于对便形蒋家屋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锦府处字[2016]11号），证明锦屏县人民政府认定“在未被有权机关确认无效之前，是处理本宗权属争议的有效依据”。⒋《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清单》，证明锦屏县人民政府没有对1984年《关于中华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和1986年《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线》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审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蒋维标、蒋维炎、锦屏县启蒙镇兴华村中华寨便形组在庭审中陈述称：原告提交的1984年《关于中华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和1986年《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线》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在协议上签字的部分人员不是其本人签字，该份协议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地权属的有效依据。第三人蒋维标、蒋维炎、锦屏县启蒙镇兴华村中华寨便形组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证据。第三人锦屏县启蒙镇兴华村华洞寨林业四组未参加庭审也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及书面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的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1、2号证据、原告提交的4、5、6号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3号证据、原告提交的2、3号证据只能证明行政处理的结果。被告提交的4、5号证据系锦屏县政府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提交的文件，只能证明其参与行政复议并进行答复。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是中华寨与华洞寨之间达成的山林界线协议，与争议山有关联，人民政府经核实后可作为确定争议山权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锦屏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锦府处字〔2016〕11号《关于对便形蒋家屋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依法对“便形蒋家屋背”林地及林木权属作出了行政处理。本案第三人蒋维标、蒋维炎不服该处理决定并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黔东南州政府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7〕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锦屏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原告姜开敏及第三人华洞寨林业四组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作出（2017）黔26行初38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黔东南州政府作出的黔东南府复议字〔2017〕6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重作。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亦于2018年9月7日作出（2018）黔行终29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黔东南州政府重新处理并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8〕136号《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锦屏县人民政府未对调处申请人提交的1984年《关于中华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和1986年《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线》进行查证属实，直接将其作为处理争议林权的依据违反法定程序，再次撤销了锦屏县政府作出的锦府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书。原告姜开敏不服，遂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复议决定书。本院认为，依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㈢项、第㈥项之规定，尚未取得林权证的，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判决，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本案中原告姜开敏、第三人蒋维标、蒋维炎、中华寨便形组、华洞寨四组均未提供人民政府颁发的有效权属证书。在各方均未能提供有效权属证书的情况下，原告姜开敏提供的1984年《关于中华寨与华洞寨山林划分界线》和1986年《中华寨与华洞寨的山林划分界线》，经查证属实后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锦屏县政府在行政处理过程中依法对山林划界参加人龙华权、姜于锋进行调查询问，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现场勘查，结合争议现场地形地貌及土质，对划界协议中的地标物进行了确认，已尽到审慎负责的核实义务，以上事实有本院（2017）黔26行初385号行政判决书依职权调取并经质证的调查笔录、山场勘验、踏查笔录予以确认。第三人蒋维标、蒋维炎在行政处理、行政复议及一、二审行政诉讼过程中，均未能提供划界协议无效、违法或被撤销的证据。锦屏县政府以山林划界协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作出涉案处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被告黔东南州政府以锦屏县政府未对山林划界协议进行查证属实，直接将其作为处理争议林权的依据违反法定程序，据此撤销涉案处理决定明显不当，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㈥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作出的黔东南府复议字〔2018〕136号《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二、由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治安审判员  陈生燕审判员  罗安武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马立文书记员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