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6民终41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卓敏，女，汉族，1976年12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惠玲，女，汉族，1972年9月14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新良，男，汉族，1974年3月2日出生，住山东省单县。原审被告：佛山市祖云达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黄振艺。原审被告：区志勇，男，汉族，1972年12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原审被告：祝亮，男，汉族，1969年2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原审被告：黄振艺，男，汉族，1987年6月2日出生，住广西岑溪市。上诉人彭卓敏因与被上诉人王惠玲、刘新良及原审被告佛山市祖云达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祖云达斯公司）、区志勇、祝亮、黄振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5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彭卓敏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王惠玲、刘新良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王惠玲、刘新良于2016年8月31日曾以本案同一事由向原审法院起诉彭卓敏、区志勇、祖云达斯公司，案号为（2016）粤0605民初14434号（以下简称第14434号案件）。原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王惠玲、刘新良的全部诉讼请求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相应的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款关于“一事不再理”的规定，王惠玲、刘新良不得就同一争议事项再次起诉，原审法院也不得再次受理。原审判决明显违反前述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纠正。二、彭卓敏因未接到法院开庭通知，导致其未能参加本案一审诉讼。原审法院仅凭王惠玲、刘新良的单方陈述作出的认定有误。王惠玲、刘新良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主张货款的收款方是广州市国宁电器行（以下简称国宁电器行），该电器行与彭卓敏、区志勇、祖云达斯公司均无任何关系，彭卓敏、区志勇、祖云达斯公司均未收取过王惠玲、刘新良的任何款项，不应承担退款义务。三、王惠玲、刘新良提供的POS机外包装仅注明佛山市银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鼎公司），无法证明该设备与彭卓敏之间的关系，更不能证明王惠玲、刘新良所述的事实。四、刘新良为逃避欠付彭卓敏的债务，虚构证据和事实，浪费国家司法资源。刘新良在双方之间此前的多个诉讼案件中对其主张的22280元的陈述先后矛盾、说法不一，明显属于虚假陈述。五、王惠玲、刘新良一审提交的合作伙伴协议，除王惠玲的笔迹外，其余笔迹均不相同，明显存在刘新良后补的情况。即使该份协议真实存在，但因协议主体之一为银鼎公司，相应的权利义务亦应由该公司承担，与彭卓敏并无关联。王惠玲、刘新良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二、彭卓敏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审理的第14434号案件与本案诉讼的主体、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均不相同，完全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王惠玲、刘新良提起本案诉讼不构成重复诉讼，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三、彭卓敏在双方之间的多个诉讼中均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与诉讼，明显损害王惠玲、刘新良的权益并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依职权调查并确认如下事实：1.祖云达斯公司是彭卓敏采用不当手段变造形成，并未实际存在。2.国宁电器行与银鼎公司实际为同一主体。3.彭卓敏与区志勇之间的关系不明。4.彭卓敏与黄卫东之间的关系不明，其二人合意伪造王惠玲、刘新良的身份证、银行卡，骗取银行贷款并嫁祸与王惠玲、刘新良。5.王惠玲、刘新良遭受的诬陷、迫害、损失及误解均与彭卓敏的造假行为有关。四、因本案可能涉嫌犯罪，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移交检察院处理。五、经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经侦部门、南海区桂城公安派出所查证确认，区志勇支付给王惠玲、刘新良的22280元与本案纠纷无关。祖云达斯公司、区志勇、祝亮、黄振艺未作陈述。王惠玲、刘新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祖云达斯公司赔偿王惠玲、刘新良经济损失93600元[损失计算方法：以合同已扣费为基础，押金20000元+货款货物22000元（20台×1100元/台）+合约佣金损失48000元（1000元/月×12月/年×4年）+大机器实际损失（6台×600元/台=3600元）]；2.判令彭卓敏、区志勇、祝亮、黄振艺承担连带赔付责任；3.诉讼费、诉讼损失由祖云达斯公司、彭卓敏、区志勇、祝亮、黄振艺共同负担。一审法院审理认定：银鼎公司于2011年11月25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祝亮。2013年11月21日，银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祝亮变更为区志勇，股东由祝亮、祝晓宇变更为区志勇、彭卓敏。2016年1月19日，银鼎公司名称变更为祖云达斯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区志勇变更为黄振艺，股东由区志勇、彭卓敏变更为黄振艺、陆新明。2014年6月14日，银鼎公司、彭卓敏（甲方）与王惠玲、刘新良（乙方）签订《合作伙伴协议》，约定：乙方受甲方委托为甲方代办银行卡收单商户拓展、商户服务业务，甲方按协议规定向乙方支付佣金；甲方需按约定向乙方支付相应分润，计算数据以甲方系统数据为准，分润累计至100元以上时给予结算，若当月不足100元则延期到下次结算；乙方提供的封顶特约商户每月刷卡达到500笔，甲方奖励乙方每笔3元；甲方以网银或电汇形式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向乙方支付上月分润；乙方在签署协议时一次性向甲方缴纳保证金2万元，并将保证金存入银鼎公司账户。王惠玲、刘新良于2016年9月2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祖云达斯公司、区志勇、彭卓敏的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第14434号案件），该院经审理认定：王惠玲、刘新良提交民生银行信用卡流水显示，其于2014年5月4日刷卡22280元至国宁电器行。王惠玲、刘新良持有机身印有银鼎公司字样的无线POS机。王惠玲、刘新良在该案中陈述：彭卓敏授权委托诸国威邀请刘新良到办公室，刘新良与王惠玲一起前往，当时彭卓敏、诸国威都在现场，因为诸国威保证给刘新良与王惠玲分润并提供实名代码，因此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现场盖章签名。当时王惠玲、刘新良支付了2万元保证金，并支付20台机器的款项22280元（每台机器1100元，20台机器价格是22000元，280元是充电器、流量卡），王惠玲一再要求彭卓敏签名，彭卓敏才同意签名，合同是一式两份。20台机器的款项是通过POS刷卡方式支付，后刘新良与王惠玲才发现刷卡单抬头是国宁电器行而非银鼎公司，刷卡后银鼎公司并未开具收据，刷卡单也没有提供给刘新良与王惠玲。付款当日（2014年5月4日）银鼎公司与刘新良有签订一份合同，2014年6月14日到了分润时间，银鼎公司拒绝分润，分润比例并未按原合同支付，后彭卓敏、诸国威、刘新良、王惠玲重新签订了案涉合作协议，原合同已经被销毁。该判决认为：根据《合作伙伴协议》，刘新良、王惠玲需要支付押金2万元，支付方式为向银鼎公司账户转账，刘新良、王惠玲称押金以现金方式支付，但该付款方式与合同约定不一致，与其在诉状中的陈述也不一致，而刘新良、王惠玲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银鼎公司确实收取了刘新良、王惠玲的现金，故对其主张已付押金的事实不予采信。至于刘新良、王惠玲主张要求退还机器款22000元，王惠玲、刘新良自述向国宁电器行支付的22280元即为向银鼎公司支付的款项，但其未能举证证明两者关系，再者该22280元于2014年5月4日支付，而合同签订日期则是此后的2014年6月14日，时间上并不相符，刘新良、王惠玲声称2014年6月14日是事后另签，原合同已撕毁，但对此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不能合理解释，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在刘新良、王惠玲不能证明其确实向银鼎公司付款购机的情况下，故对其主张返还购机款22000元不予支持。综上，刘新良、王惠玲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驳回刘新良、王惠玲的全部诉讼请求。刘新良、王惠玲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判决并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14日，广州市越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经振艺，截止至2018年5月14日在本局企业及个体登记数据库中未查到“广州国宁电器行”的记录。该局于同日出具《无资料证明》一份，内容为：经振艺，2018年5月14日在我局登记资料数据库中未查到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国宁电器行的登记资料。庭审中，刘新良、王惠玲陈述：其主张的20000元押金是在签订涉案合同的前一个月在祖云达斯公司仓库通过该司POS机支付，当时有给刷卡凭证的小票，但小票显示的收款方为国宁电器行。刘新良、王惠玲举证的5050元转账凭证的收款方是国宁电器行，该款项为20000元押金的一部分，剩余的14950元也是以刷卡的形式支付的。因祖云达斯公司出售予王惠玲、刘新良的20台机器均是伪劣产品，该机器应退还，因每台机器为1100元，故应合计退还22000元。祖云达斯公司承诺每台机器能有分润予代理商，分润在机器刷卡消费后才能产生，例如100元产生8分钱的利润。因机器没能正常运作，为伪劣产品，故不能正常刷卡使用，祖云达斯公司等又不能提供售后服务，导致王惠玲、刘新良的分润损失，故其主张合约佣金损失48000元。一审法院审查认为：祖云达斯公司向刘新良、王惠玲提供涉案POS机，在刘新良、王惠玲认为该机器存有质量问题且祖云达斯公司未提供售后服务的情况下，祖云达斯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所提供的产品是合格产品及已提供相关售后服务，故祖云达斯公司应向刘新良、王惠玲退回购机款。刘新良、王惠玲在（2016）粤0605民初14434号案中的陈述，其支付了20台机器款项22280元（每台机器1100元，20台机器价格是22000元，280元是充电器、流量卡），根据银行流水显示，该款项的收款方为国宁电器行，但经工商查询，并未能查询国宁电器行的工商登记信息。法院认为，依据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关系，祖云达斯公司、彭卓敏作为《合作伙伴协议》的一方，也是货物的收款方，现其未能举证证明该22280元的去处，也未举证证明其与国宁电器行之间的关系，为此，祖云达斯公司、彭卓敏应退还货款22280元至刘新良、王惠玲。王惠玲、刘新良主张小机器及大机器货款合计25600元（22000元+3600元）超出22280元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刘新良、王惠玲主张区志勇、祝亮、黄振艺承担退回货款的连带责任，因无相关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刘新良、王惠玲主张退回押金20000元，因其未举证其已支付该款至祖云达斯公司、彭卓敏等人，另其在第14434号案与本案中的陈述不一，在前案中其陈述该20000元是以现金支付，而在本案中其又陈述是转账支付。虽然《合作伙伴协议》约定刘新良、王惠玲应支付20000元押金，但并不意味着签订了该协议刘新良、王惠玲就已支付该款项。为此，对于刘新良、王惠玲主张祖云达斯公司、彭卓敏等人退还该款项，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至于王惠玲、刘新良诉请的合约佣金问题。根据《合作伙伴协议》的约定，王惠玲、刘新良依其业务完成情况可享有一定利润，且利润的结算应符合约定条件。由于王惠玲、刘新良对其完成约定业务的具体情况未能加以举证证明，故无法认定王惠玲、刘新良享有可分配利润。另外，王惠玲、刘新良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就利润分配的具体数额及时间另行达成一致。为此，对于刘新良、王惠玲主张的合约佣金问题，法院也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祖云达斯公司、彭卓敏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回款项22280元予刘新良、王惠玲；二、驳回刘新良、王惠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6.5元，由刘新良、王惠玲负担1779.5元，祖云达斯公司、彭卓敏负担357元。彭卓敏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第14434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及一、二审判决书复印件、（2016）粤0605民初10207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及一、二审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刘新良、王惠玲已就本案诉求在前述两案中主张过权利并被受案法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证据2.本案一审庭审笔录复印件1份，拟证明刘新良对涉案款项的陈述与其在10207号案中的陈述不一致。王惠玲、刘新良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人口信息查询表、佛山市人民检察院的受理通知书及回执单各1份、微信截图2页、股权转让合同2份、南海区举报接受登记表、账单说明、报警回执、承诺书、证明、收条、短信截图、报案材料、信访介绍信、企业注册备案资料、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佛山市南海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理告知书、股权转让协议签名（盖章）确认书、手机短信送达告知书、名片影印件各1份，拟证明彭卓敏恶意诉讼，请求法院查明其真实身份并判令其向王惠玲、刘新良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祖云达斯公司、区志勇、祝亮、黄振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彭卓敏向本院申请对涉案合作伙伴协议中“彭卓敏”签名的真实性及刘新良签名的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认为，经审查，王惠玲、刘新良在本案中向祖云达斯公司、彭卓敏、区志勇等主张权利，本案的当事人及诉讼标的与14434号案件实质性相同，且本案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14434号案件的裁判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王惠玲、刘新良的起诉构成重复诉讼，依法应当驳回起诉。原审判决对本案进行实体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本院上述的认定，彭卓敏及王惠玲、刘新良二审提交的证据已无审查认定的必要，故本院不再作审查认定并对彭卓敏关于司法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572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惠玲、刘新良的起诉。一审受理费2136.5元，由一审法院退还王惠玲、刘新良；彭卓敏预交的二审受理费2136.5元，由本院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钟学彬审判员  蔡成中审判员  何美健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黄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