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3民初2687号原告：陈伯杰，男，1983年2月5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蓉芳，广东旗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芷葵，广东旗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告：陈志铠，男，1982年5月2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曼罗兰，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育珊，女，199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被告：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木棆村畅旺大厦第****D901。法定代表人：黄育珊。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纯杰，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杨哲岳，男，1990年3月20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第三人：蓝崇文，男，1987年8月3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原告陈伯杰诉被告陈志铠、黄育珊、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雄健公司）、第三人杨哲岳、蓝崇文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刘冠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梁雪云、吉海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进行2018年6月6日、2019年5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陈伯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蓉芳、程芷葵，被告陈志铠的委托诉讼代表人罗曼罗兰，被告黄育珊、新雄健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纯杰，第三人杨哲岳、蓝崇文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中，原告陈伯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蓉芳、程芷葵，被告陈志铠的委托诉讼代表人罗曼罗兰，被告黄育珊、新雄健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纯杰，第三人杨哲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蓝崇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伯杰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陈志铠和第三人杨哲岳、蓝崇文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投资款300万元；3.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款项占用期间利息（以300万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7年10月17日起计算至款项本息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36308元）；4.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全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陈志铠是朋友关系，被告陈志铠与被告黄育珊是夫妻关系。2017年5月8日，被告陈志铠以进货洋酒为由向原告借款13万元，原告通过中英人民币找换行向被告黄育珊转账支付了116045元，另微信支付了3995元和现金支付了10000元给被告陈志铠，实际将借款13万元交付给被告陈志铠、黄育珊。后来被告陈志铠以洋酒货量增加为由不断向原告借款共计300万元。2017年9月初，被告陈志铠称库存的酒很难销售出去，短时间内没法归还300万元，且被告陈志铠不停游说原告投资入股，在大陆合作经营“雄健含片”业务，让原告将这300万元转为投资入股其经营的新雄公司，并同意让原告占股5%，共计500万元。原告出于对被告陈志铠的信任，在被告陈志铠提供了海关报关单和SGS的检测报告后，遂同意将被告陈志铠的借款直接转化为投资款。截止到2017年10月16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现金支付、第三人转账等方式多次向被告陈志铠、黄育珊支付款项共计400万元。2017年12月22日，被告陈志铠、黄育珊向原告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原告款项400万元。2017年11月11日，被告陈志铠为稳住原告，遂与原告和其员工即第三人杨哲岳、蓝崇文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两第三人也声称会投入500万元，更进一步取得原告的信任，另约定以被告新雄健公司作为项目的投资主体，其中原告投资500万元（扣除之前投入的400万元后）在2018年1月30日前50万元到位，其余50万元在2018年10月30日前到位。另两第三人的投资时间又在第三人自己持有的合同中另行约定，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前，但事实上直至原告起诉时，两第三人的投资款还未实际支付，实际只有原告支付的400万元已经到位。后原告通过查询了解到被告陈志铠提供的检测报告和海关报单均为虚假的，至此原告清楚自己可能被骗了。另据原告了解，“雄健含片”根本未取得相关的批准文号，也未取得QS认证，该食品根本不可能上市流通，被告虚构事实，导致原告做出错误的合作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原告与被告陈志铠和两个第三人于2017年11月1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依法应当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另外，《合作协议书》除原告投入了400万元外，第三人未投入任何款项，被告也未取得合法的销售雄健含片的许可和资格证，合作项目根本未实际履行，被告新雄健公司亦未登记原告和第三人的名字，且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关规定，原告也根本不可能作为内资企业即被告新雄健公司的股东，也不能作为该企业的隐名股东，否则亦都是无效的。2017年12月26日，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诈骗向东莞市常平派出所报案，后经派出所在2018年1月11日调解，原告同意在被告返还100万元之后，原告不再追究其诈骗的法律责任，刑事案件已作撤案处理。2018年1月12日被告付清了该100万元。原告认为，《合作协议书》是在原告被欺诈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意思表示，且依法报警，该《合作协议书》依法应当撤销，另外《合作协议书》实际并未履行，无论是被撤销或者确认未履行，被告均应当返还原告因《合作协议书》而取得的财产。另外，原告同意不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并未免除被告应当返还款项的责任。扣除被告已经返还的100万元，被告仍需向原告返还300万元。据此，为维护原告合法利益，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陈志铠辩称：一、原告陈述的多处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1.原告称的借款300万元给被告陈志铠与事实不符，双方不存在借款的事实，该金额与实际也不相符，是双方合伙做生意的其他款项；2.原告称的2017年6月29日，7月4日，9月6日向被告支付现金397822元，以及称第三人蓝崇文支付现金的部分与事实不符，被告陈志铠未收到该款项；3.原告向被告陈志铠支付的款项并不是原告主张的依据《合作协议》所支付的投资款，所有款项均为双方一起做其他生意的款项，期间原告与被告陈志铠和第三人之间多次进行分红；4.原告称向常平派出所报案，报案后刑事案件做撤案处理与事实不符，真实性是派出所并未受理此案，原告非法聘请收债公司无故限制被告陈志铠及家人的人身自由，被告陈志铠及家人被收债公司的人员拘禁在家中一星期后，被告陈志铠无奈报警，原告与被告陈志铠在派出所的调解室协商谈判而已。二、原告要求撤销被告陈志铠、第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案涉协议是签订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胁迫欺诈的情形，不属于《合同法》第54条可以撤销的法定事由。三、原告未按合作协议实际投资，其主张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根据《合作协议》投资500万元是以扣除“之前投入”400万元并在2018年1月31日支付50万元，在2018年10月30日前支付50万元的方式进行支付，这不是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常理和逻辑，首先，根据银行流水等凭证显示，包括2017年5月8日的借款13万元在内，原告转账的金额仅有3052818.58元，400万元的数字没有来由；其次，《合作协议》签订前，原告与被告陈志铠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非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根据2017年5月87日发生的13万元借贷证明双方很清楚借贷事实，需要签订借条等法律文书，如果双方后续又建立其他借贷关系，正常的逻辑是必然继续签订借贷的法律文书，在此基础上，如果没有建立借贷关系的法律文书，原告主张双方存在其他的借贷关系是不能成立，另外根据原告与被告陈志铠和第三人的款项往来显示，所有的转账金额都不是整数，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往来次数频繁，金额琐碎分散，刚好印证除2017年5月8日的13万元借款外，原告与被告陈志铠后续持续发生的款项往来均是合伙经营其他项目的款项，而非借贷款项。第三，原告凭没有支付凭证的收据主张支付了400万元投资款，与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支付方式不相符，根据收款收据显示，原告所称“支付”400万元的投资款是2017年12月22日，但实际情况是被告陈志铠出具收据，原告却没有支付400万元投资款。一方面原告主张400万元是前面的借款转化而来，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400万元借款存在的事实及有借款转投资款的事实，另一方面，原告主张2017年12月形成的400万元的收款收据是“扣除之前投入的400万元”，则再一次印证，之前的款项是投入而非借出，即原告与被告陈志铠在案涉的合作协议之外存在其他合作关系，不是借贷，而是合伙。被告黄育珊、新雄健公司辩称：1.被告黄育珊未参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其他合伙纠纷及合作事务，收据是被告陈志铠强烈要求被告黄育珊签的，但确实没有收到投资款，原告要求撤销投资协议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2.《收据》表明100万元是双方经营酒的款项，而不是原告称的投资款。3.公司注册后确实有在经营，所以应该是股东纠纷。第三人杨哲岳、蓝崇文辩称：两人只是被告的员工，与原告没有关系，没有实际出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陈伯杰称其与被告陈志铠、第三人杨哲岳、蓝崇文存在合伙关系。原告陈伯杰提交的《合作协议书》显示2017年11月11日，陈伯杰、陈志铠、杨哲岳、蓝崇文共同签订该《协议书》，约定四人共同投资并注册新雄健公司，陈伯杰、杨哲岳、蓝崇文各出资500万，各占总出资额的5%，并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利润，共担风险，该三人共同委托陈志铠作为代表人投资日常事务。陈伯杰称其共向陈志铠支付了400万元的投资款，并就此提交如下证据：1.2017年5月8日由陈志铠出具的《借条》，内容为陈志铠向陈伯杰借款13万元。2.陈志铠、黄育珊于2017年12月22日出具的《收款收据》，内容为收到陈伯杰400万元，附注为“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3.陈伯杰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中英人民币找换行汇款收据》、银行转账记录等显示其共向陈志铠、黄育珊转账支付共计3052818.58元，陈伯杰主张其另通过现金方式向陈志铠、黄育珊支付947181.42元。4.蓝崇文出具的《代付款证明》、《证人证言》载明蓝崇文代陈伯杰向陈志铠支付了“雄健含片”入股款200万元，具体为：⑴2017年7月14日向陈志铠转账100万元；⑵2017年7月19日向陈志铠转账289176.22元；⑶2017年7月27日向陈志铠转账90136.75元；⑷2017年7月27日向陈志铠转账2020元；⑸2017年8月2日向陈志铠转账49035.61元，其余款项通过现金支付给陈志铠。蓝崇文还称陈伯杰共向陈志铠、黄育珊支付款项400万元用于合作经营项目。陈伯杰主张陈志铠、黄育珊已向其返还案涉款项中的100万元，仍有300万元投资款未返还。陈志铠、黄育珊确认收到陈伯杰转账的3052818.58元，但否认收到陈伯杰支付的现金947181.42元，且称收到的3052818.58元是双方合伙经营红酒的款项。另外，该二人称新雄健公司成立后确实有经营“雄健含片”的业务，相关款项也已经投入天猫、淘宝、阿里巴巴等平台销售及运营支出，新雄健公司否认参与了陈伯杰主张的雄健含片的合作事项。三被告就此提交《公司注册资料》、《租赁合同》、《租赁保证金收据》、阿里巴巴推广费用票据、参展申请及相关支出票据等。新雄健公司系于2017年10月12日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其唯一股东为黄育珊。陈伯杰主张陈志铠、黄育珊、新雄健公司对其构成欺诈，主张应撤销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理由系雄健含片属于药品，无法在大陆地区销售，陈伯杰系在被欺诈的情况下签订该《合作协议书》，另外陈伯杰系台湾居民，新雄健公司系内资公司，无法委托大陆居民代为持股，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代持股无效。陈伯杰提交的《SGS测试报告》显示，2017年8月28日至2017年9月4日，“超微量工业安全实验室”出具《测试报告》，测试结果为“雄健含片”含有“3-酮基加保扶”等310种成分及定量极限。陈伯杰称该测试报告系被告方为与其签订合同提供的虚假的检测报告。陈伯杰提交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询记录》并主张“雄健含片”并无相关的批准文号。经本院向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函后，该局回复单凭现有资料无法认定雄健含片是否为药品。以上事实，有《借条》、《合作协议书》、银行兑换单、银行交易明细、代付款证明、证人证言、《SGS测试报告》、《海关报告单》、《收据》、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协助判断“雄健含片”是否为药品的复函》、《公司注册资料》、《租赁合同》、《租赁保证金收据》、阿里巴巴推广费用票据、参展申请等相关支出票据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是涉台合同纠纷，关于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应当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双方并未书面约定适用的法律，案涉的《合作协议书》的履行地在中国大陆，故本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作为本案争议适用的准据法。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经查，案涉《合作协议书》系陈志铠与陈伯杰、杨哲岳、蓝崇文所签订，内容明确写明为“合作投资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项目”，并约定了各方的持股比例。陈伯杰称成立新雄健公司目的是为了推广销售“雄健含片”，陈志铠虽然抗辩其与陈伯杰间存在合作红酒经营生意，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明该关系之存在，且陈志铠庭审中亦确认其有和陈伯杰共同运营推广销售“雄健含片”项目，并提交针对“雄健含片”项目运营支出的证据，故本院认定案涉《合作协议书》系各方为推广销售“雄健含片”而签订的书面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药品进口，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经审查确认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方可批准进口，并发给进口药品注册证书。”第四十条规定：“药品必须从允许药品进口的口岸进口，并由进口药品的企业向口岸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海关凭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进口药品通关单》放行。无《进口药品通关单》的，海关不得放行。”另结合《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可知，进口的保健食品应当取得产品注册证。本案中虽无法判断案涉“雄健含片”为药品还是保健食品，但是在中国大陆不论是进口药品还是进口保健食品都需要获得相关部门的行政审批并取得许可证后方可销售。案涉“雄健含片”并无任何许可销售证，也无法证实其有进口通行证明，不能证实其属于合法的进口药品或保健食品，故该“雄健含片”不具备在中国大陆销售的资质，所以陈志铠、陈伯杰、杨哲岳、蓝崇文为销售“雄健含片”而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属于我国《合同法》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属于无效。至于陈伯杰主张其受到欺诈，《合作协议书》属于可撤销的意见，由于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受到欺诈，系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陈伯杰主张其向陈志铠、黄育珊共支付400万元。陈志铠、黄育珊仅确认收到陈伯杰转账的3052818.58元，否认收到陈伯杰主张以现金支付的947181.42元。本院认为，陈志铠、黄育珊向陈伯杰出具的《收款收据》上明确载明收到陈伯杰400万元，并载明为“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另外，第三人蓝崇文亦确认陈伯杰向陈志铠、黄育珊支付了400万元的投资款，故结合现有证据及证言，本院采信陈伯杰的主张，认定陈志铠、黄育珊收到陈伯杰关于新雄健公司的投资款400万元。各方均确认陈志铠、黄育珊已向陈伯杰偿还100万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认定陈志铠、黄育珊尚持有陈伯杰300万元的投资款。至于陈志铠抗辩其收到的款项属于其与陈伯杰经营红酒生意的款项，现仅有陈志铠于2018年1月11日出具的《协议书》、《收据》上有一些指向不明的零星记载，并无其他充分、确切证据予以佐证，证明力明显不足，无法对抗陈志铠、黄育珊出具的《收据》的证明效力，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结合前述法律可知，案涉《合作协议书》属于无效的情况下，陈志铠、黄育珊应当将其收到的款项返还给陈伯杰。至于本案双方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本院认为，作为长期在大陆生活的台湾居民，不论是陈伯杰还是陈志铠一方都应当知道在大陆进行药品、保健品的进口销售必须取得相关的审批并获得许可证照，故案涉的《合作协议书》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在考虑以下因素：陈伯杰的持股比例（5%），陈志铠主要运营该项目，针对案涉项目已支出的大概费用，陈伯杰的履约行为，陈志铠在诚实信用方面的表现等，本院认定陈伯杰就其过错承担10万元的责任，故陈志铠、黄育珊应当向陈伯杰返还290万元。陈伯杰另要求陈志铠、黄育珊返还案涉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计算时间应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18年1月18日起计算为宜，对陈伯杰超过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黄育珊抗辩其并未参与“雄健含片”项目的经营，不应承担责任。经查，黄育珊用其账户收取了陈伯杰的部分投资款，并与陈志铠共同向陈伯杰出具《收据》且载明收到的款项系新雄健公司的运营款项，以及新雄健公司的唯一股东就是黄育珊，故可以认定黄育珊亦参与了“雄健含片”的合作项目，应当承担返还责任。至于新雄健公司的责任，由于新雄健公司仅是陈伯杰与陈志铠、黄育珊等人合作项目的载体，并非合伙的相对方，新雄健公司亦无直接收取陈伯杰的款项，故其无需承担返还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志铠、黄育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陈伯杰返还29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前述款项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月18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伯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1090元，由原告陈伯杰负担622元，由被告陈志铠、黄育珊负担30468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陈伯杰、被告陈志铠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黄育珊、东莞市新雄健贸易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 冠审判员 吉海燕审判员 梁雪云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莫秀波袁佩欣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药品进口，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经审查确认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方可批准进口，并发给进口药品注册证书。”第四十条：“药品必须从允许药品进口的口岸进口，并由进口药品的企业向口岸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海关凭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进口药品通关单》放行。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4.《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十条：保健食品应当依法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并取得产品注册证。取得产品注册证的保健食品应当使用国家食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保健食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