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再38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罗烈丁，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更新,广东一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法定代表人：彭仲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伟燕，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捷，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彭仲亚，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原审被告：彭仲放，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再审申请人罗烈丁、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大昌公司）、彭仲亚因与原审被告彭仲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20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已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粤民申888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烈丁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认为顺大昌公司对彭仲放的涉案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并未明确规定违反该规定的担保合同无效，该条款属于公司内部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二、顺大昌公司是典型的家族企业，彭仲放、彭仲亚两兄弟的父亲彭振彪，是家族的核心，顺大昌公司当时的另一股东彭振大是彭振彪的弟弟，另一股东彭治平是彭振彪的妹夫，在彭振彪为涉案借款协议加盖了顺大昌公司公章的情况下，且作为民间借贷行为不可能像银行借款制度那么健全，故罗烈丁没有理由非要顺大昌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罗烈丁起诉顺大昌公司要求归还借款之后，顺大昌公司偷梁换柱重新成立了现在的“深圳市顺大昌盛金属有限公司”，在原来“顺大昌”之后加上一个“盛”字，就把原来顺大昌公司的财产都转换成新的公司的资产，企图逃避法律责任。三、罗烈丁在本案中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该担保是经顺大昌公司的股东同意的，故顺大昌公司在担保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四、从社会整体交易秩序看，当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否则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顺大昌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彭仲放向罗烈丁偿还借款本金1522.5万元及相关利息，彭仲亚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虽然彭仲放、彭仲亚均未提出上诉，但是，顺大昌公司上诉的理由包括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彭仲放借款本金、还款、利息等问题不当，二审法院依法应当对该请求进行审理，而不应当以彭仲放、彭仲亚均未上诉而不予审查。二、罗烈丁以2013年9月18日至2014年5月18日期间向彭仲放转账的银行流水合计2440万元（根据银行流水实际为2470万元）主张彭仲放结算欠款2500万元，但是，在该期间，彭仲放同样向罗烈丁转账合计1081.05万元，因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借款有约定利息，涉案借款应视为无息借款，彭仲放向罗烈丁转账的所有款项依法应视为偿还本金。如果罗烈丁主张借款2500万元，罗烈丁还应向彭仲放转账支付1111.05万元[2500-(2470-1081.05)]，故罗烈丁主张结算欠款2500万元是不成立的。三、一、二审判决认定2014年5月19日以后彭仲放还款金额不当。1.根据银行往来流水，2014年8月6日彭仲放向罗烈丁转账200万元，一审判决遗漏该笔还款，二审判决认定“罗烈丁确认收到该笔款项”，“但罗烈丁主张并非还本案借款，而是还其他借款”，对此罗烈丁应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鉴于一、二审判决认定2014年5月19日以后彭仲放还款金额依据的是该份银行流水，理应将一审判决遗漏的2014年8月6日200万元认定为还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应视为没有利息。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期间，彭仲放每月向罗烈丁转账22.5万元不能认定为利息，应作为偿还本金予以扣减。3.彭仲放于2014年12月18日还款200万元、于2014年12月19日还款104.5万元、于2015年2月13日还款306万元、于2015年4月16日还款306万元，合计916.5万元应先视为对涉案借款的偿还，而不应按照罗烈丁的主张先抵扣向彭仲放支付的2014年11月20日、2015年1月20日、2015年3月17日各300万元的款项。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驳回罗烈丁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罗烈丁负担。彭仲亚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以彭仲亚未上诉从而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彭仲放向罗烈丁偿还借款本金1522.5万元及相关利息，彭仲亚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顺大昌公司已提起了上诉请求包括驳回罗烈丁“要求彭仲放偿还1522.5万元及利息；要求顺大昌公司及彭仲亚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应对此进行审理。二、二审判决认定“彭仲放应向罗烈丁偿还借款本金1522.5万元及相关利息”，对彭仲放借款金额、还款金额的认定与事实不符。1.罗烈丁主张2014年5月19日的案涉借据(2500万元)是彭仲放对欠罗烈丁2500万元款项的结算文件，是不成立的。罗烈丁没有向彭仲放指定账户支付2500万元，案涉借据主文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生效。案涉借据右下方手写的“此合同时间2013年9月18日转此合同”不能认定为系欠2500万元借款的结算。一、二审判决不应忽略彭仲放在2014年5月18日以前向罗烈丁的账户偿还1081.05万元的事实。如果罗烈丁主张借款2500万元，罗烈丁还应向彭仲放转账补差1111.05万元[2500-(2470-1081.05)]。2.一、二审判决认定2014年5月19日以后彭仲放还款金额不当。根据罗烈丁与彭仲放之间的银行往来流水，2014年8月6日彭仲放向罗烈丁转账200万元，一审判决遗漏该笔还款，二审判决认定“罗烈丁确认收到该笔款项”，理应将一审判决遗漏的2014年8月6日200万元认定为还款。3.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期间，彭仲放每月向罗烈丁转账22.5万元不能认定为利息。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应视为没有利息。彭仲放于2014年12月18日还款200万元、于2014年12月19日还款104.5万元、于2015年2月13日还款306万元、于2015年4月16日还款306万元，合计916.5万元应先视为对案涉借据借款的偿还，而不应按照罗烈丁的主张先抵扣向彭仲放支付的2014年11月20日、2015年1月20日、2015年3月17日各300万元的款项。综上所述，2014年5月19日罗烈丁没有向彭仲放支付2500万元，应当以彭仲放实际欠款认定借款金额；2014年5月19日以后彭仲放已向罗烈丁还清本案案涉款项。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驳回罗烈丁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罗烈丁负担。针对罗烈丁的再审申请，顺大昌公司辩称：一、其没有为原审被告彭仲放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涉案借据上的公章及“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字样为彭仲放私自加盖并书写，顺大昌公司没有为原审被告彭仲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二、罗烈丁未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和审查义务，存在过失，并非善意相对人，不构成表见代理，顺大昌公司不应对其承担担保责任。彭仲放并不具备以顺大昌公司名义提供担保的权利外观，罗烈丁对彭仲放代理权的信赖不合理，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存在明显过失，不能认定为善意。在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除了公司加盖公章这一通常体现公司意思表示的外观形式之外,尚需要具备“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这一实质性要件,即该公司的保证行为必须通过其股东会的决议行为予以明示。综上，二审判决顺大昌公司对涉案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法院驳回罗烈丁再审申请。针对罗烈丁的再审申请，彭仲亚答辩意见与顺大昌公司一致。针对顺大昌公司和彭仲亚的再审申请，罗烈丁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顺大昌公司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查明本案事实。罗烈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彭仲放、彭仲亚、顺大昌公司偿还罗烈丁借款1400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1.5%自2015年6月19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计至起诉之日为84万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彭仲放、彭仲亚、顺大昌公司承担。后罗烈丁变更上述诉讼请求为：一、判决彭仲放偿还罗烈丁借款本金1522.5万元及支付截止至2016年8月17日利息315万元；二、判决彭仲亚支付利息，以借款本金1522.5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8日起按月利率1.5%自2016年8月18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判决彭仲亚、顺大昌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8日，作为出借人的罗烈丁与作为借款人的彭仲放及作为担保人的彭仲亚签订《借据》，约定彭仲放向罗烈丁借款300万元，款项转入彭仲放指定账户（收款人彭仲放，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住房城市建设支行，账号43×××29），借款期限1个月，自2014年5月18日至2014年6月17日；彭仲亚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如彭仲放无法偿还，彭仲亚需偿还以上款项。顺大昌公司在该《借据》上盖章，同时署明“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5月19日，罗烈丁向彭仲放指定的上述账户转账300万元。2014年5月19日，作为出借人的罗烈丁与作为借款人的彭仲放及作为担保人的彭仲亚签订《借据》，约定彭仲放向罗烈丁借款2500万元，款项转入彭仲放指定账户（收款人彭仲放，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住房城市建设支行，账号43×××29），借款期限1个月，自2014年5月18日至2014年6月17日；彭仲亚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如彭仲放无法偿还，彭仲亚需偿还以上款项。顺大昌公司在该《借据》上盖章，同时注明“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借据》载明“此合同时间2013年9月18日转此合同”。再查，罗烈丁除2014年5月19日向彭仲放转账300万元外，还于2013年9月18日向彭仲放的上述账户转账2000万元，于2013年12月23日转账300万元，于2014年2月11日转账70万元，于2014年2月22日转账20万元，于2014年3月6日转账50万元，于2014年11月20日转账300万元，于2015年1月20日转账300万元，于2015年3月17日转账300万元，该期间罗烈丁向彭仲放转账共计3640万元。罗烈丁主张彭仲放向其借款共计3700万元，其中2800万元有借据（即本案所提交的2500万元及300万元的借据），另有900万元无借据（罗烈丁分三次向彭仲放各转账300万元）。罗烈丁同时称，彭仲放已偿还2014年5月18日的借款300万元、2014年11月20日的借款300万元、2015年1月20日的借款300万元、2015年3月17日的借款300万元，主张彭仲放仍欠2014年5月19日借款2500万元的本金1522.5万元未偿还。罗烈丁及彭仲亚、顺大昌公司确认的《银行流水清单》显示2014年5月19日以后彭仲放向罗烈丁转账款：2014年6月17日42万元、2014年6月26日250万元、2014年6月26日150万元、2014年6月27日100万元、2014年7月17日37万元、2014年8月5日200万元、2014年8月18日31.75万元、2014年9月17日27万元、2014年9月23日300万元、2014年10月17日23.25万元，2014年11月17日22.5万元、2014年12月17日22.5万元，2014年12月18日200万元、2014年12月19日104.5万元、2015年1月17日22.5万元、2015年2月13日306万元、2015年2月13日22.5万元、2015年3月18日22.5万元、2015年4月16日306万元、2015年4月18日22.5万元（分四笔转账）、2015年5月18日22.5万元、2015年6月17日22.5万元、2015年6月19日30万元、2015年6月19日20万元、2015年7月6日50万元，共计2357.5万元。罗烈丁主张上述每笔转款金额为22.5万元共计180万元的款项为彭仲放按月利1.5%支付借款1500万元的利息，其余2177.5万元为偿还借款，仍欠罗烈丁借款本金1522.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一、2014年5月18日的300万元《借据》是否包含在2014年5月19日2500万元《借据》中；二、本案的借款总金额；三、按月支付的22.5万元是否为利息；四、尚欠借款金额；五、罗烈丁与彭仲放是否有约定1500万元的借款利息；六、顺大昌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焦点一，2014年5月18日的300万元《借据》是否包含在2014年5月19日2500万元《借据》中。彭仲亚、顺大昌公司主张该2014年5月18日的300万元的借款经罗烈丁与彭仲放结算，已包含在2500万元的借款中。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罗烈丁与彭仲放银行交易往来时间久、金额大，交易频繁，作为借款人的彭仲放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前述300万元的借款经结算后包含在2500万元的借款中，同时到庭的彭仲亚、被告顺大昌公司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前述300万元的借款经结算后包含在2500万元的借款中；其次，彭仲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对账后又重新出具新的《借据》，收回对账前的《借据》符合完全民事行为能人的认知能力，对其法律后果也应知的，重新出具借据不收回原借据不符合生活常理；最后，罗烈丁提交了2013年12月23日2000万元、2014年2月11日70万元等相关转账凭证证明其于2014年5月18日前向彭仲放转账2000多万元，也印证了关于2500万元《借据》的由来。综上，罗烈丁已举证证明300万元及2500万元系相互独立的两笔借款，彭仲亚、顺大昌公司虽不认可，但未提交任何证据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确认300万元未包含在2500万元借款中。关于焦点二，本案的借款总金额。罗烈丁主张彭仲放向其借款3700万元，但其仅提交2800万元的《借据》，对于2014年11月20日的300万元、2015年1月20日的300万元、2015年3月17日的300万元，共计900万元的款项，罗烈丁没有出具借据。彭仲亚、顺大昌公司认为该900万元非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该900万元罗烈丁主张已偿还，根据生活常理，对已偿还的借款作为出借人不持有借据符合生活逻辑，由于没有证据证明罗烈丁与彭仲放之间存在其他的交易往来，且对于罗烈丁因何向彭仲放转账该900万元，顺大昌公司及彭仲亚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对于该900万元，一审法院采信为借款，罗烈丁与彭仲放对该借款无利息约定，且已偿还。关于焦点三，按月支付的22.5万元是否为利息。罗烈丁主张该款为借款利息。罗烈丁与彭仲放、顺大昌公司确认的《银行流水清单》显示，自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彭仲放每月向罗烈丁转账22.5万元，8个月共计180万元，由于彭仲亚、顺大昌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彭仲放因何按月等额有规律地向罗烈丁转账，对此彭仲亚、顺大昌公司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彭仲放的该转款金额、转款规律符合民间借贷关于利息支付交易习惯，故，一审法院采信该八笔22.5万元的款项系彭仲放支付给罗烈丁的利息。关于焦点四，尚欠借款金额。一审法院上述确认彭仲放向罗烈丁借款3700万元，根据罗烈丁的陈述，2014年5月18日的300万元借款及2014年11月20日300万元、2015年1月20日的300万元、2015年3月17日300万元，共计1200万元的借款，罗烈丁主张已偿还，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彭仲放按月支付的22.5万元，8个月共计180万元的款项，一审法院上述已确认为利息，该项应在彭仲放自2014年5月20日以后向罗烈丁转账的2357.5万元金额中予以扣除，余款977.5万元〔2357.5万元-（300万元+900万元+180万元）〕再抵扣借款本金，据此核算彭仲放仍欠借款本金1522.5万元（2500万元-977.5万元）。故，罗烈丁主张彭仲放偿还借款本金1522.5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五，罗烈丁与彭仲放是否有约定1500万元的借款利息。罗烈丁称尾数没有计算利息，罗烈丁与彭仲放仅约定以借款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罗烈丁与彭仲放于2014年5月19日签订的《借据》虽未约定利息，上述一审法院查明彭仲放自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按月向罗烈丁支付利息，也即彭仲放自2014年11月17日向罗烈丁支付第一笔利息22.5万元时，彭仲放应欠罗烈丁1500万元以上的借款本金，依据2014年11月17日前一审法院确认的借款2800万元及《银行流水清单》收付款情况核算，截止至2014年11月17日，彭仲放向罗烈丁借款2800万元，彭仲放向罗烈丁转账共计1161万元，此时彭仲放仍欠罗烈丁2014年5月18日、5月19日借款本金1639万元（300万元+2500万元-1161万元），该金额与罗烈丁陈述1500万元本金较相近。其次，彭仲放基于何原因自2014年11月起支付罗烈丁22.5万元利息，双方是否存在本案之外的其他借款，对此彭仲亚、顺大昌公司未举证证明，基于此时彭仲放仍欠罗烈丁本案的借款，故一审法院采信该利息为支付本案的借款利息，采信罗烈丁的主张双方约定彭仲放以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即每月22.5万元支付罗烈丁借款利息。关于罗烈丁主张彭仲放以1522.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自2016年6月18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由于彭仲放自2014年11月17日至2015年6月17日每月支付罗烈丁利息22.5万元，罗烈丁在庭审时主张彭仲放于2015年6月17日支付利息22.5万元，期后未再支付利息，由于彭仲亚、顺大昌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后支付利息情况，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一审法院采信，故彭仲放支付罗烈丁利息，以双方口头约定的以本金15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每月1.5%×12个月）自2015年6月18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彭仲亚的担保责任。彭仲亚作为担保人在罗烈丁与彭仲放于2014年5月19日签订的2500万元的《借据》上签名、捺印，《借据》均约定如借款人无法偿还，担保人需偿还借款，双方未约定担保方式，根据双方的庭审陈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确认彭仲亚对彭仲放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双方在《借据》未约定保证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由于罗烈丁与彭仲放就2500万元的借款未约定担保期限，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借款本金1522.5万元仍在保证期限内，故彭仲亚对彭仲放仍欠罗烈丁借款本金1522.5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彭仲亚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彭仲放追偿。关于利息，由于彭仲亚作为担保人签名的《借据》未约定借款利息，至于彭仲放后来与罗烈丁约定的以借款本金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支付借款利息，由于该利息约定彭仲亚不确认，罗烈丁亦未举证彭仲亚同意并愿意承担担保责任，罗烈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罗烈丁主张彭仲亚对该借款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焦点六，顺大昌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顺大昌公司主张其作为见证人在两份《借据》上盖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两份《借据》上未有“见证人”字眼，如顺大昌公司为见证人应特别注明，顺大昌公司主张的作为见证人在《借据》上盖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借据》右下方显示的为甲方依次下方为乙方再为丙方，而根据两份《借据》抬头的内容，甲方为出借人，乙方为借款人，丙方为担保人，而顺大昌公司所盖的章盖住的系乙方及丙方，显然顺大昌公司非作为出借人或借款人在该处盖章，应作为丙方盖章，而丙方系担保人。据此，一审法院确认，顺大昌公司对彭仲放的向罗烈丁借款300万元、250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上述确认彭仲放现欠罗烈丁2500万元中借款本金1522.5万元，与一审法院前述确认被告彭仲亚应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同理，顺大昌公司对彭仲放所欠借款本金1522.5万元承担连带责任。顺大昌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彭仲放追偿。对罗烈丁主张顺大昌公司对借款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彭仲放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理应承担相应消极答辩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缺席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彭仲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罗烈丁借款本金人民币1522.5万元及支付利息（以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自2015年6月18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彭仲亚、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对判决第一项中的借款本金1522.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彭仲亚、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彭仲放追偿；三、驳回罗烈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彭仲放、彭仲亚、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840元（罗烈丁已预交），保全费5000元，合计115840元，由彭仲放、彭仲亚、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承担。顺大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一初字第2571号民事判决，驳回罗烈丁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罗烈丁承担本案诉讼费。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二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法院确认以下事实：1、罗烈丁确认于2014年8月6日收到彭仲放的转款200万元，但主张该款项并非还本案借款，而是还其他借款；2、顺大昌公司的股权于2014年6月20日发生变更，变更前的股权为：彭仲放40万元（40%）、彭治平30万元（30%）、彭振大30万元（30%），变更后的股权为：彭振彪40万元（40%）、彭治平30万元（30%）、彭振大30万元（30%）。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审判决彭仲放向罗烈丁偿还借款本金1522.5万元及相关利息、彭仲亚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彭仲放、彭仲亚对此均未提出上诉，应视为两人对该判项的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顺大昌公司的保证责任问题，涉案两份《借据》上均盖有顺大昌公司的公章，并同时注明“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字样。顺大昌公司虽辩称该公章系彭仲放私自取出后加盖，但该事实属于其对公章的内部管理制度范畴，顺大昌公司亦未提出公章系彭仲放私自加盖的相关证据，故其对公章加盖行为的程序违法性抗辩不能对抗该公章在《借据》上加盖而产生的法律效果，对顺大昌公司的该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两份《借据》形成时，彭仲放是顺大昌公司的股东，故顺大昌公司盖章行为的性质属于公司为其股东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责任的情形。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也就是说，在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除了公司加盖公章这一通常体现公司意思表示的外观形式之外，尚需要具备“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这一实质性要件，即该公司的保证行为必须通过其股东会的决议行为予以明示。结合上述法律规定第三款关于“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的规定，可知该条法律规定调整的是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其他公司股东利益的平衡关系。由于公司对外担保属于纯负担义务行为，公司并未因该担保行为获得对价利益，且保证行为很可能基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优势表决权而在其他股东不知晓的情况下直接实现。为防止公司成为优势表决权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单方实现或增进个人利益的工具，并防止其他股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股东权益受损，上述法律才做如此规定。在公章之外设定了股东会决议这一必要公示事项，并进一步规定了股东会决议时的当事股东回避原则，既保障了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也彰显了公司的人格独立原则。另一方面，从债权人角度而言，其在向债务人提供借款时，处于风险控制的优势地位，能够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借款人资质、偿还能力以及担保是否有效等情况进行合理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来决定是否向债务人提供借款。在上述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包括债权人在内的任何人均不得以不知晓该法律规定而仅凭公司公章来主张自己对股东会决议的审查义务为善意。本案中，罗烈丁作为债权人，对顺大昌公司为涉案两份《借据》提供保证而加盖公章时的股东即为债务人彭仲放的事实是明确知晓的，在此情况下，其应当同时要求彭仲放提供顺大昌公司同意以公司资产为其个人债务提供连带保证的股东会决议。这是其与顺大昌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而罗烈丁并未提交该股东会决议，顺大昌公司亦主张其从未就为彭仲放的涉案债务提供保证召开过股东会并形成同意保证的决议，故仅凭顺大昌公司在涉案两份《借据》上加盖的公章，不能认定为是该公司的法人意思表示。在罗烈丁不能提供顺大昌公司同意保证的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顺大昌公司的公章及其愿意承担保证责任的表述对顺大昌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顺大昌公司对彭仲放的涉案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顺大昌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二审法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对不成立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导致处理结果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一初字第257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一初字第257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一初字第25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彭仲亚对本判决第一项中的借款本金1522.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彭仲亚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原审被告彭仲放追偿；四、驳回罗烈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840元（罗烈丁已预交），保全费5000元，合计115840元，由彭仲放、彭仲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840元,由罗烈丁负担55420元，由彭仲放、彭仲亚负担55420元。本院再审查明，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5月19日，罗烈丁作为出借人与彭仲放作为借款人签订的借款2500万元的《借据》上载明：“款已收到彭仲放”。签订上述《借据》时，罗烈丁知道顺大昌公司的股权架构，其未要求提供顺大昌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此时顺大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彭治平。再审期间，罗烈丁针对顺大昌公司、彭仲亚提出的彭仲放于2014年8月6日还款200万元的问题，庭后补充提交了《情况说明》称，该笔200万元的款项是帮彭仲放过账，罗烈丁根据彭仲放的指示将200万元转给陆河县科顺公司，当天彭仲放将该200万元还给罗烈丁，并提交其名下中国光大银行62×××27账号的2014年8月6日的对账单作为佐证。该对账单显示，2014年8月6日罗烈丁向陆河县科顺公司转出200万元，同日收到彭仲放转来200万元。对此，顺大昌公司及彭仲亚认为，2014年8月6日彭仲放向罗烈丁转账200万元是归还本案借款，应以银行流水清单为依据，罗烈丁支付给陆河县科顺公司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更无证据证明系受彭仲放指示。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从罗烈丁与顺大昌公司及彭仲亚申请再审的意见及答辩意见看,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彭仲放尚欠的借款金额，尚欠借款是否有约定利息，以及顺大昌公司是否应对彭仲放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关于焦点一，彭仲放尚欠的借款金额问题。2014年5月19日，彭仲放与罗烈丁签订《借据》，约定向罗烈丁借款2500万元。该《借据》载明：“款已收到彭仲放”、“此合同时间2013年9月18日转此合同”。彭仲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对签订借据且注明“款已收到”产生的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识，且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彭仲放签订借据系受胁迫，再结合2013年9月18日至2014年5月18日期间罗烈丁向彭仲放转账的情况，一、二审法院认定彭仲放借到罗烈丁款项2500万元并无不当，顺大昌公司及彭仲亚主张该期间彭仲放未收到罗烈丁2500万元借款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顺大昌公司、彭仲亚申请再审提出一审判决遗漏2014年8月6日彭仲放向罗烈丁转账还款200万元，二审未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经查，一审诉讼中彭仲放、顺大昌公司及彭仲亚均未提交2014年8月6日彭仲放向罗烈丁转账200万元的有关证据，而彭仲亚提交的双方确认的《银行流水清单》也没有2014年8月6日彭仲放向罗烈丁转账200万元的记录，故顺大昌公司、彭仲亚申请再审主张一审判决遗漏认定该笔转账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后，借款人彭仲放、提交《银行流水清单》的担保人彭仲亚也未对此提出上诉，二审庭审中彭仲亚也对一审认定事实表示没有异议。虽然顺大昌公司上诉有提出该笔还款，但罗烈丁主张该笔款项系还其他款项，再审中罗烈丁提交了其名下账户2014年8月6日的对账单证明其主张。结合罗烈丁与彭仲放之间除了本案借款之外还有其他款项往来，及彭仲放、顺大昌公司、彭仲亚一审中未提交该笔转账记录的诉讼行为来看，二审法院未采纳顺大昌公司的主张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彭仲放尚欠罗烈丁的借款是否有约定利息问题。诉讼中，罗烈丁称其与彭仲放约定尚欠的借款本金1522.5万元的尾数不计利息，双方仅以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对此，顺大昌公司、彭仲亚则主张双方未约定利息。虽然涉案《借据》未约定利息，但一、二审法院查明的彭仲放自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每月向罗烈丁支付22.5万元，根据彼时彭仲放欠罗烈丁1500万元以上的借款本金的事实来看，正好符合罗烈丁所述的以15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金额，且顺大昌公司及彭仲亚对为何按月等额有规律的转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再结合民间借贷支付利息的交易习惯来看，一、二审法院采信罗烈丁的主张，认定彭仲放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期间每月支付给罗烈丁的22.5万元为利息，依据相对比较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两份《借据》、双方确认的《银行流水清单》及双方陈述的情况，认定彭仲放尚欠罗烈丁借款本金1522.5万元及自2015年6月18日起以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的标准计算的相应利息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三，顺大昌公司是否应对彭仲放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问题。涉案两份《借据》上均盖有顺大昌公司的公章，并注明“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字样。涉案两份《借据》形成时，彭仲放是顺大昌公司的股东，顺大昌公司盖章行为的性质属于公司为其股东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责任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法律已将公司为股东担保的行为予以明文规定，已具有公开宣示效力，合同相对人理应知晓并遵守该规定。也就是说，在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除了公司加盖公章这一通常体现公司意思表示的外观形式之外，尚需要具备“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这一实质性要件。本案中，罗烈丁作为债权人在接受担保时，明知顺大昌公司的股权架构，而未要求彭仲放或顺大昌公司提供顺大昌公司关于同意为彭仲放个人借款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而顺大昌公司亦辩称其为彭仲放涉案借款提供担保没有经股东会决议同意，故二审判决认定顺大昌公司为彭仲放个人向罗烈丁借款提供担保无效，罗烈丁诉请顺大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并无不当。但对于担保无效，罗烈丁对其未就担保是否经顺大昌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履行审查义务存有过错；顺大昌公司虽辩称该公章系彭仲放私盖，但该问题属于其公司对公章的内部管理范畴，即使违反其公司规定也不能对抗对外的法律效力，故顺大昌公司对造成担保无效也存有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因以借款本金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付利息系彭仲放后来与罗烈丁约定的，《借据》上未有记载，而顺大昌公司不确认，罗烈丁亦未举证证明顺大昌公司对此有提供担保，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顺大昌公司依法对利息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顺大昌公司仅对原审判决彭仲放及彭仲亚连带偿还罗烈丁借款本金1522.5万元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罗烈丁申请再审的部分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顺大昌公司、彭仲亚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本院驳回其再审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20268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20268号民事判决第二、四项；三、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对彭仲放及彭仲亚连带偿还罗烈丁借款本金1522.5万元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四、驳回罗烈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84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15840元，由彭仲放、彭仲亚、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840元,由罗烈丁负担55420元，由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负担55420元。审判长  林修凯审判员  黄湘燕审判员  杨 靖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钟阳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