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18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刚，男，汉族，1962年3月22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友宪，系贵州贵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家平，男，汉族，1979年5月7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华，系贵州毕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姚廷净，男，汉族，1964年5月5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李刚因与被上诉人谭家平、原审被告姚廷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的（2018）黔0502民初4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友宪、被上诉人谭家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刚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2018）黔0502民初477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谭家平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李刚与谭家平之间成立承包合同关系无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事实部分：2013年3月10日，何翔与“前进客运业管委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取得分别隶属于毕节久安通达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上海白玉兰长途客运有限公司、毕节汽车运输公司长运分公司、浙江温州交运集团公司、新国线集团宁波客运分公司共计23辆长途客运汽车股权，所有权为各公司。同年11月7日，李刚、谭家平在内的23个自然人经过友好协商成立合伙组织并签订“合作协议”，经营毕节至浙江、毕节至上海、毕节至江苏长途客运业务，合伙经营客运车辆包括何翔所购23台班线车及李刚所购毕运司旅游车5台、久安通达大方公司旅游车3台，共计31辆车的股权，合伙组织名称为“浙江、上海、江苏长途客专线组”。2015年4月24日，李刚与原审被告姚廷净作为共同承包人，其他包括谭家平在内的股东作为发包人，欲将各自持有的股份发包给李刚和原审被告姚廷净，遂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甲乙双方都是毕节浙江、上海、江苏长运投资人。为了更好运作双方投资的长途运输事业，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一致并经全体股东同意，现就甲方共同出资购买的23台班线车辆承包给乙方独立经营”，《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后，合同履行期限尚未开始前（合同约定的履行开始期限为2015年5月1日，谭家平提出申请的时间为2015年4月24日），谭家平向李刚和原审被告姚廷净提出申请要求加入承包。首先，李刚与谭家平之间并不是承包合同合同关系，而是合伙关系，在2015年4月24日李刚与谭家平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后，谭家平随即向李刚和原审被告姚廷净提出申请要求加入承包车辆，且该申请提出的时间系在合同履行期未开始之前（合同约定的履行开始期限为2015年5月1日，谭家平提出申请的时间为2015年4月24日），从时间逻辑顺序来看，谭家平的后行为已经否认前行为，故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李刚向谭家平支付的并非承包金，系双方基于2013年签订合伙协议应分得的股份红利，包括李刚自己也在领取该费用。然一审法院未综合全案证据否认李刚提交的承诺书认定双方之间系承包关系及依据谭家平提供的银行流水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形下即认定该费用为承包费显然事实认定错误，且从一审法院对证据认定来看，多是描述为部分采信或适当采信，表明一审法院亦未对证据进行充分综合认定，且对李刚提交的承诺书关键性证据，一审法院以推理性的方式予以否认，对所有证据的证明效力是模糊不清的，固一审法院是在断章取义采信证据作出错误判决，应当予以撤销；其次，即便一审法院在谭家平未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形下牵强地认为李刚与谭家平之间成立承包合同关系，该合同亦应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及道路客运车辆运输的相关规定，未经道路运输主管部门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道路客运运输业务，不得挂靠或变相使用客运运输车辆挂靠从事客运运输业务，就本案而言，《承包经营合同》所涉23台客运车辆的所有权系毕节、浙江、上海、江苏等相关汽车运输公司所有，案涉23台客运车辆的经营权系相关运输公司向相关部门申请，由相关部门授权或批准运输公司从事客运业务，即经营权系运输公司享有，自然人是无权享有道路客运车辆经营权的，固谭家平是无权发包案涉23台客运车辆及经营权的，同时李刚也是无权经营的。据此该《承包经营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属于无效合同；谭家平主体不适格，其不具备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谭家平依据的是承包合同关系诉讼，那么，谭家平理应提供相关证据（机动车登记证书）证明案涉23台客运车辆系谭家平所有或共有，一审法院对该事实并未查清。《承包经营合同》涉及的23台客运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为上海、江苏、毕节等相关具有道路运输资质的各公司，经营权也属于该各公司，依据《民法总则》、《物权法》、《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谭家平在不享有和不能享有该案涉23台车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情况下，以自然人主体与李刚签订道路运输的承包经营合同于法无据。谭家平答辩意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我们是属于入股运输公司，也就是当时运输公司集资买车，以运输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由李刚承包浙江、上海的线路，根据双方签订的运输合同，李刚应该支付被上诉人的承包费。姚廷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谭家平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承包费22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5月起以每月所欠承包费为基数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诉讼请求补充说明：90000元是2016年5月至2017年7月期间的承包费，130000元是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承包费;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谭家平、李刚、姚廷净等人系浙江、上海、江苏长途运输车辆合作股东，2013年11月7日，包括原、被告在内的共28人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所有合伙人合伙经营管理车辆共计58辆，其中出资购股车辆31辆，承包经营管理车辆21辆，参股车辆6辆。股份23.325股，其中谭家平占0.5股、李刚2.35股、姚廷净1.9股。2015年4月24日，以原告谭家平作为合同甲方，被告李刚、姚廷净作为合同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经全体股东同意，同意将共同出资购买的23台班线车辆承包给李刚、姚廷净独立经营。该合同第一条约定“从2015年5月1日开始，乙方每月5日前向甲方支付每辆车承包金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23台车每月共计承包金肆拾陆万元整(460000元)”、第二条约定“承包期2015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第七条约定“乙方每月超过5号不支付当月租金，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所租车辆，并有权要求乙方支付未交租金直到租金交完为止”、第十三条约定“承包期内乙方所交纳的租金由甲方按甲方入股比列进行分配，乙方不得有任何要求”。《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将车辆承包经营权交付被告，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4月之前的承包费，此后也支付了部分承包费。被告每月应支付原告的承包费依据入股比例计算为9860元（460000元÷23.325股×0.5股），2016年5月至2018年8月，被告应付原告承包款276080元（9860元/月×28个月），其间，被告于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支付原告60000元（每月支付7500元），被告尚欠原告承包款276080元-60000元=216080元未付，原告诉至本院。原审法院认为，谭家平基于全体股东同意将共同出资购买的23台班线车辆承包给李刚、姚廷净独立经营的一致意见，分别与李刚、姚廷净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原告已履行了交付车辆给被告独立经营的义务，被告应当按合同约定支付承包费，故对原告请求支付所欠承包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欠付原告承包费为216080元，应支付原告。原告主张被告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支付从2016年5月起以每月所欠承包费金额为基数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刚举承诺书欲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但该承诺书的内容并没有改变此前承包关系，并且，从被告后续向原告支付款项的事实可看出，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期间，被告固定每月支付原告7500元，刚好与《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按月支付承包费相吻合（只是未足额），如果双方是合伙关系，就需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收益需结算后支付，在各合伙人未结算的情况下，被告不可能每月主动按照固定金额向原告支付收益，因此双方应是承包关系。被告姚廷净虽然提出申请退出承包，但只是其单方意思表示，达不到退出承包的法律效果。故对两被告的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李刚、姚廷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谭家平承包费216080元；二、驳回谭家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75元，由李刚、姚廷净负担。二审期间，李刚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6份（复印件）、《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23份（复印件）、《情况说明》1份（复印件），欲证明长途客运车辆只有企业具有车辆线路经营权及所有权，涉案23辆车车辆线路经营权及所有权属企业；提交了《安全隐患通知》3份（复印件）、《函》1份（复印件）、《证明》2份（复印件）、《通知》2份（复印件）、《情况说明》1份（复印件），欲证明合伙人之间发生纠纷，车辆手续被抢号牌被撬，涉案车辆所有权人的企业通知停运，谭家平等人签名“解除李刚承包人资格”；《证明》5份（复印件），欲证明涉案车辆线路牌、营运证、行驶证、车钥匙等均收回；《客运车辆及其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2份（复印件），欲证明长途客运车辆只是企业具有发包权，涉案承包期限时间与所谓《承包经营合同》不符。谭家平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原审能够提交，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我不质证，而且这些证据都达不到他们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李刚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李刚和姚廷净已经履行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义务，未予认证，不作为证据使用，装卷备查。本案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谭家平、李刚、姚廷净等人系浙江、上海、江苏长途运输车辆合作股东，2013年11月7日各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所有合伙人合伙经营管理车辆共计58辆，其中出资购股车辆31辆，承包经营管理车辆21辆，参股车辆6辆。所有出资购车股东28人，股份23.325股，其中谭家平占0.5股，李刚占2.35股，姚廷净1.9股。经全体股东同意将共同出资购买的23台班线车辆承包给李刚、姚廷净独立经营。2015年4月24日，以谭家平作为合同甲方，李刚、姚廷净作为合同乙方，正式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将浙江、上海、江苏长途运输车辆承包给李刚、姚廷净经营，合同约定承包费为每辆车承包金贰万元整(20000元)，承包期2015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合同履行中，李刚、姚廷净欠被上诉人承包费216080元未支付，一审法院判决李刚、姚廷净支付被上诉人承包费21608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认为李刚与谭家平、姚廷净之间并不是承包合同合同关系，而是合伙关系，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与双方签署的承包经营合同内容相悖，但不影响其内部承包的效力，上诉人主张李刚与谭家平之间成立承包合同关系为无效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范调整的是纵向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不调整本案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关系，本案谭家平主张权利的基础并非是客运车辆的经营权，而是合伙人内部之间的股权利益，系客运车辆经营权的派生权利，不影响由运输公司享有的客运车经营权。上诉人主张谭家平主体不适格、其不具备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成立，谭家平系28名个人合伙的合伙人，也是与李刚、姚廷净《承包经营合同》的发包人，上诉人主张《承包经营合同》涉及的23台客运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为上海、江苏、毕节等相关具有道路运输资质的各公司，经营权也属于该各公司，但不影响李刚、姚廷净依《承包经营合同》履行其约定的支付义务。综上所述，李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50元，由李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 川审 判 员  张 雄审 判 员  刘光全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法官助理  成 梅书 记 员  张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