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武邑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1122民初734号 原告：刘占军，男，1991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武邑县人。 原告：郭银霞，女，196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武邑县人。 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存才，男，武邑县人，系刘占军的继父，郭银霞的丈夫。 被告：刘洪树，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武邑县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向东，河北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振昌，男，194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武邑县人。 原告刘占军、郭银霞与被告刘洪树、刘振昌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银霞、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存才、被告刘洪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向东、被告刘振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占军、郭银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排除妨碍恢复原状；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郭银霞是刘彦顺的妻子，刘彦顺已去世，刘占军是郭银霞与刘彦顺的儿子。刘彦顺于2005年6月10日申请宅基地并取得合法宅基地使用权武集用（2005）字第91－101号使用证。原告刘占军于2008年4月7日申请宅基地并取得合法宅基地使用权武集用（2008）字第91－065号使用证。刘占军的宅基地在刘彦顺宅基地的前面。二原告的东邻刘洪树于2012年年底盖房垒院墙侵占了我们的宅基地，为此我们发生冲突，武邑县城关派出所对打人事作出处理，但是被告刘洪树侵占我们宅基地的房及院墙（已倒塌）侵占在我们的宅基地上，现在我们要盖房，找人要求被告刘洪树清走，但被告刘洪树承认侵占了我的宅基就是不清理走。 后二原告以刘振昌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刘振昌为共同被告。 被告刘洪树辩称，首先，原告刘占军的土地使用证不具有合法性，依法不能作为原告主张侵权的合法有效证据，2008年刘占军办理使用证时根本未满18周岁，依照土地管理法及河北省宅基地管理办法，依法不能取得土地证，故刘占军的土地证属于无效证件。第二，二原告诉状所称的事实根本与实际情况不符，被告刘洪树为刘振昌建造房屋及院落根本没有侵犯二原告所诉称的土地使用权，反而是原告无理阻拦刘洪树为刘振昌正常建房施工，刘振昌的土地使用权东西宽度，应当自刘彦文院落以西作为插尺点，向西丈量12米至刘振昌早年以前所种植的柳树边界，柳树边界以西是二原告具体的插尺地点并往西丈量到其使用证上的东西尺寸，视为原告土地使用证的项下土地，上述事实由村委会调查核实的刘振昌本人出具的陈述材料、刘占军和刘彦顺办理土地证时的村支书刘辰良证明材料作为证据。现在刘振昌房屋，刘洪树施工的西面南北院墙仅仅坐落于刘彦文院落西边8米处，是在刘振昌的宅基地以内施工，与二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影响不到原告的土地使用权。刘洪树为刘振昌所建的宅院西边的南北院墙坐落在其地下老墙基上。该院墙仍为刘振昌的宅基范围以内。刘振昌宅基地有无土地使用证与是否侵犯原告的宅基地使用权从法律上讲没有关联，重要的事实是看刘洪树为刘振昌建房施工的行为是否在二原告的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的空间以外，刘彦文房西12米开外，才是二原告宅基地的东边，显然施工地点不在二原告的宅基范围以内。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政府向土地使用权人颁发土地权属证书，从法理上讲，是对权利人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一种确认，不是对土地使用权的一种设立，作为刘振昌使用的宅基地来讲，他即使没有政府发证确认，但不排除他对自己的宅基地享有法律规定的土地使用权。原告所提供的两份土地使用证记载的东邻都是被告刘振昌，那么很显然从法律上印证了我方提到的土地权属证书是确认证书，不是设立权利证书的说法，也就是说，二原告的土地使用证确认其东邻刘振昌对他自己的宅基地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同时也确认了刘振昌宅基地以西才是二原告的合法土地使用权的东邻边界。我方能够提供经村民委员会调查确认属实的刘振昌的陈述以及刘辰良的证人证言，证实从刘彦文房西12米是刘振昌的宅基地使用权，12米以外是二原告的土地使用权的东边界插尺点，故原告诉称的侵权行为根本不存在。 被告刘振昌辩称：我那宅基地东边是在刘彦文的西墙边直至我种的柳树那，作为西边。刘彦顺垫宅基地时，他母亲说彦顺要垫大坑，你那树怎么办。刘彦顺的母亲是我婶子，我跟他母亲说往西垫我没意见，别埋起我的柳树，垫宅子的时候，刘彦顺已经结婚了，那年春节，我给刘彦顺母亲拜年的时候，她听见我去了，当时我婶子跟我说：“我当时没在场，他们把你树埋起来了，后来我怕你不愿意，我让刘彦顺用钩机把树周围都挖开了半截”。到2012年秋后我刨树的时候，有四五棵大柳树，我那柳树是我1956年种的。西院北头有朝正北的大木门，大门外边以西有我一间半的碾坊，碾坊多少米我记不清了，碾坊北边与刘彦文后院子的北墙皮齐着，大门里边西边有一间装草的屋子与我大门并排着，装草的屋子以南有一间车棚，车棚与我装草的屋子东边齐着，中间有一个夹道，车棚以南是我的猪圈，猪圈以南靠西面是一棵大槐树，猪圈南面有围墙，从北边大木门到南边围墙边有40米长。我现在垒的院墙和盖的房子西面在刘彦文房子院墙西面8米处，原先我的草房和大木门在刘彦文院墙西边8米处，我这次垒的院墙和盖的房没有占刘彦文的宅基地。在我院墙以西还有一个平台，平台1.5米宽，南北40米长，再往西是斜坡，离我1.5米的平台再往西2.5米是我种的柳树，也就是说从我草房再往西4米是我种的柳树，我和刘彦顺垫宅基地时说好了，他往柳树以西垫宅基地。2012年我刨树的时候，那宅基地上还留有树坑。刘彦顺垫宅基的时候，我那大木门和草房没有了，1963年闹洪水冲倒了，成了平地，那柳树一直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2年。我从应该是住到1961年左右，我是1963年前走的。现在这房子是刘洪树给我盖的。盖的房子没有侵占二原告的土地使用权，西边地方还多着呢。65周岁以上的人们都知道。我那宅基地上的建筑是1963年闹水冲倒的。 原告又称，刘洪树是给刘振昌盖的房子。刘振昌如果认为他有使用权，他应该拿出他的土地使用证，刘振昌的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18条第3款、第45条、第77条，违反了物权法第28条至30条、第153条。刘振昌说的以柳树为界不是事实，没有说过以柳树为界，刘振昌说的房子在1963年以前已经全部拆除了，1963年前就是一块空白地。刘振昌说的刘彦文的房子存在，刘彦文房子外边都是空白地，1963年以前就是空白地。刘振昌说的2012年刨柳树的事有。被告垒院墙、盖房是2012年被告刘振昌春天刨柳树后随着的事，刨柳树以前那里除了三棵柳树就是一片空地，当时那还有郭银霞的一个猪圈，紧挨着刘彦文家房西，刘洪树用钩机把猪圈拆除了，为这事捣乱。刘振昌说的地方从1963年到2012年一直是空地，这猪圈垒了好多年了，除了猪圈什么都没有。我要求被告将院墙和盖的房子拆除、清走，恢复成平地，不要求垒猪圈。我们没有约定过以柳树为界，被告说的不符合事实。刘振昌没有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两本集体土地使用证，一本刘彦顺的，一本刘占军的；提交河北武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土地丈量证明及丈量时的手机视频，共同证明二原告有土地使用证，从现在被告刘振昌盖房的东边胡同插尺往西量14米以外是郭银霞的宅基地，证明二原告宅基地的插尺点，东南点南边是大街，东边是胡同，胡同西边和大街北边交点往西14米；东北点从刘彦文房东北角往西量14米与大街的交点。经被告刘洪树质证，认为原告提交的刘占军的土地证，该证是无效证据。对刘彦顺的宅基证真实性没有意见，对原告提交的武邑县经济开发区土地丈量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首先丈量时，被告刘振昌并未到场，工作人员称已到樊庄村对刘振昌进行过调查，但没有提供对刘振昌的询问笔录或其他相应材料予以佐证。况且刘振昌当庭表明其宅基东西宽度是指从刘彦文西墙皮向西丈量12米、南北长度41米，这与该证明所记载的刘振昌所谓的东西宽度13米、南北长度16米根本不一样，况且丈量证明上没有丈量人的签字，没有出具证明的相关书写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字，没有人对其真实性负责，并且该丈量证明出证机关为武邑经济开发区，其既不是法定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也不是原告刘占军、刘彦顺的土地证发证时的丈量参与人或者见证人，所以该证明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具有证明力。经被告刘振昌质证，认为丈量时其不在场，插尺的地方不对，对土地丈量证明和视频不认可，不是差一点，是差的很大，少了一个宅子，其找过开发区，开发区承认量错了。刘振昌对原告提交的两个宅基证真实性都认可。 原告对其提交视频补充说明，当时丈量土地时有开发区的土地所所长杜学礼、执法大队队长周鹏，还有开发区政府的其他工作人员，六七个人。被告刘洪树认为，首先从事实讲，该录像并没有对所谓的勘验调查进行完整录像，当时进行调查是被告刘洪树在场，所谓勘验人员要求刘洪树签字时，刘洪树明确说明刘振昌没有参与该次调查，勘验调查的东西向插尺点根本不对，所以我（刘洪树）根本不能签字，这也是原告所提供的丈量证明上只有原告方签字的情况。原告所提供的该录像除了不具备上述所说的客观性以外，不具有合法性及关联性，首先调查勘验必须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第二，从录像内容可以看出，所谓的丈量勘验过程，是丈量人员与原告代理人共同商议的情况下确定的所谓插尺及丈量核定工作，有违公平，也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合法性，第三，丈量人员非专业人员，没有提供丈量计量的专业证书，而且也不是土地使用证发证机关的法定工作人员，其不具有身份上的合法性，其所谓的丈量结果不具有合法性，所得的结论是非法、无效的结论。另外，原告所提到的所谓工作人员并未到庭作证，其身份的真实性被告方不能予以认可，况且被告刘振昌提到其向新区反映该次丈量失误损害了刘振昌的合法权益，相关的新区工作人员承认丈量错误。 原告提交轻伤害案件和解书一份和关于武邑县民刘洪树、郭银霞争执（打架）一事调解书一份，证明2012年刘洪树用钩机、铲车把郭银霞家的猪圈推到大坑里，为这事打架了。经被告质证，被告刘洪树认为，首先，就原告举证该证据所提出的证明观点与本案没有关联，第二，该证据仅能证实原告所说的证明观点，不能证实原告所主张的其土地使用证东面的具体插尺点的位置，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被告刘振昌认可真实性。 被告刘洪树提交经村民委员会盖章的刘振昌的陈述以及刘辰良的证人证言，证实从刘彦文房西12米是刘振昌的宅基地使用权，12米以外是二原告的土地使用权的东边界插尺点，原告诉称的侵权行为根本不存在。经被告刘振昌和原告质证，刘振昌认可证明上的签字是其本人签的，对两份证明均认可。原告不认可证明，也不看证明。认为，第一，出具证明的人年龄小不知道当时情况，比我大的人都不知道。刘振昌说的不是事实，刘振昌说他有使用权，他要拿出法律依据，刘振昌说的房子是他父亲的，他那房子早就扒走了，他不能继承空白地。 本院经审查，对原告提交的刘彦顺和刘占军名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轻伤害案件和解书、关于武邑县民刘洪树、郭银霞争执（打架）一事调解书，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河北武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土地丈量证明，经核实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视频证据因不完整，不予确认。对被告刘洪树提交的委会盖章的两份证明，因一份为被告刘振昌的陈述属当事人陈述，一份为刘辰良的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均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彦顺是郭银霞的前夫，后刘彦顺去世。刘占军是刘彦顺和郭银霞的儿子。刘振昌原系武邑人，后迁居武邑镇樊庄。2005年6月10日刘彦顺取得武集用（2005）字第91-10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证载附图显示：南北长15米，东西宽16米，北邻大街，东邻刘振昌，南邻大街，西邻大坑。此证记载的集体土地位于。2008年4月7日原告刘占军取得武集用（2008）第91-065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证载附图显示：南北长15米，东西宽16米，北邻大街，东邻刘振昌，南邻空地，西邻大坑。此证记载的集体土地位于。两次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时，证载的东邻刘振昌地上无建筑物，刘振昌无集体土地使用证。2012年因被告刘洪树为刘振昌在盖房垒院墙，郭银霞与刘洪树发生矛盾。2019年1月17日武邑县经济开发区曾到协调处理过二原告宅基地的插尺点及丈量问题，当时郭银霞和刘洪树在场，刘振昌不在场，并书写了丈量证明，在丈量证明上郭银霞签字，刘洪树、刘振昌未签字。丈量证明的内容为：“曹存才反应（映），武邑县郭银霞与刘洪树宅基纠纷多年。经武邑县经济开发区工作人员走访调查，刘洪树所盖宅基为刘振昌的宅基地。我单位又派工作人员到樊庄调查刘振昌，刘振昌讲述，此宅基地南北16米，东西13米多。2019年1月17日在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开发区工作人员丈量刘振昌宅基地东西14米以西为郭银霞宅基。”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主张的被告刘振昌无集体土地使用证建房垒院墙违法问题和被告刘洪树主张的刘占军名下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合法性问题，均属相关行政部门职责，双方应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处理，不属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二原告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均注明东邻为刘振昌，而刘振昌处为空地且无集体土地使用证；原告提交的土地丈量证明上记载的刘振昌讲述的宅基地尺寸与刘振昌当庭陈述的尺寸南北相差20多米，刘振昌东面从何处开始丈量没有指明具体的插尺点，故依此丈量证明也无法确定二原告宅基地的插尺点。原告的插尺点问题属土地确权问题，应由相关行政部门解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原告要求二被告清理走所建的房子和院墙，应当举证证明自己对二被告所占的宅基地有合法的使用权。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充分证实二被告侵占其集体土地使用权，即原告无法证实其与本案涉及的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郭银霞、刘占军的起诉不符法定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郭银霞、刘占军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晓霞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吕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