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7民初9353号原告:重庆市永商优质大枣果树开发研究所。住所地：重庆市西彭镇西园路56号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00107200011499。法定代表人：商德本，该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林，重庆巴渝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码：15001200310625318，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李大伦，男，汉族，1942年5月13日生，住重庆市渝中区。原告重庆市永商优质大枣果树开发研究所诉被告李大伦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市永商优质大枣果树开发研究所的法定代表人商德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林，被告李大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重庆市永商优质大枣果树开发研究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果园基地拆迁补偿费102640.80元，并从2016年11月21日起以102640.80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0年11月10日，原告与重庆大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田公司）签订《名特果树种植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和共享利润达成合作协议，期限为17年，从2000年11月10日至2017年11月10日；双方在共同投入的基础上无论盈亏，按各类品种果子的一切收入，原告分配销售收入的80%，大田公司分配销售收入的20%；协议期满时，种植地上的各类果树和建筑设施一律无偿转送给大田公司。同年12月1日，双方签订《果园合作补充合同》。2001年3月28日，原告在九龙坡区含谷镇公坪村签订了果园林地内修建构建筑物设施协议书，双方共同在九龙坡区含谷镇含湖村建设果园基地，以原告的名义对外经营。2011年3月12日，大田公司完成清算，并于同年3月18日在工商管理局注销登记，由李大伦承担公司未完结的债权债务。2016年11月，因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需要，政府批准征收九龙坡区含谷镇含湖村10社、15社的集体土地，果园基地中16.22亩土地属于征地拆迁范围，征地时，原告与大田公司的合同期限尚未届满，但是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6年11月21日擅自与重庆市高新区征地中心签订《征地企业拆迁补偿（助）协议》，重庆高新区征地中心补偿李大伦（大田公司）合计170333元，并已经支付。其中果园补偿97320元，果园构附着物补偿30981元，共计128301元。按照合同原告应分得102640.80元（128301元×80%）。2017年3月9日，重庆高新区征地中心信访答复原告已经于2016年11月21日与被告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并已支付了拆迁补偿款。原告遂于2017年3月以重庆高新区征地中心、李大伦为被告，要求法院确认《征地企业拆迁补偿（助）协议》无效，并要求按照《名特果树种植协议》约定的二八分成比例支付原告拆迁补偿费，该案经一审、二审认定不属于民事受案范围，故驳回原告的诉求，并同时释明重庆高新区征地中心向李大伦支付的170333元拆迁补偿款如何分配的问题，由原告依据其和李大伦之间的约定，另行主张权利。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讼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李大伦辩称：被告于2000年11月10日投入与原告合作的土地58亩系被告早在1997年向当地村社租用的700亩土地的一部分。被告租用土地的当年，将分属若干家人的承包土地统一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合并、整形。为便于使用，被告在该58亩土地上修建了8座钢架大棚，三条由上而下的深排渠，三条横向深水渠，高位粪池，高位水池，公路道路，九座小桥，水井及混凝土，三合土，条石，片石，砖砌的育苗电热温床等构附着物，投入合作时，规定合作使用，“甲方保证完好，有损坏时，甲方应保证无条件修复”。由此可见，该16.22亩地上的构附着物与被告投入合作的设施，合作无论何种原因终止，均属被告所有。原告无权要求分配国家给予原告投入设施的补偿。同样，被告在1997年向村社租用700亩土地时，已按合同约定向村社交付了果树青苗费，因此原告无权参与分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被告双方的合作协议明确规定：“如国家开发需要，本协议服从开发需要，共同终止”。协议终止的同时，现种植地上的各类果树和建筑设施，一律无偿转送给乙方。原告无视合同约定，要求参与分配没有依据。再则，此次征地涉及被告700亩租地中的37.235亩，而涉及原被告合作地只有16.22亩，补偿总金额共计170333元，原告不顾事实，要求按37.235亩地块的补偿来二八分成，完全属于无理取闹。何况，合作协议中明确专指共同生产销售的水果及树苗销售，即双方合作产出的产品销售收入的分配标准。原告要求二八分成没有任何依据，况且合同约定的并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应支付给被告的八座钢架大棚折旧费4万元，原告也一直拖着未支付。更有甚者，2014年8月20日，原告在被告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单方面将原被告合作的58亩土地以《果园承包管理协议书》的方式租给第三方朱永春经营，并规定每年收取朱永春3.5万元承包费。当被告得知情况后，原告只好将第一年的收入按所谓二八方式给了被告7000元，并声称：“今后每年9月1日前分配给你7000元就是了。”但是，从2015年到2016年11月，该地被征用16.22亩，原被告合同终止为止，朱永春所交的后两年承包费应为7万元，就是按二八分成，也该支付被告1.4万元，原告对后两年的承包收入分文支付给被告。希望法院判决原告支付原告上述5.4万元给被告。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经审理查明：2000年11月10日，重庆大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大田公司”）与原告签订《名特果树种植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达成合作协议。合作期为17年，从2000年11月10日到2017年11月10日。原告投入资金（种苗、技术等），大田公司投入土地约50亩，项目负责人为原告，项目协助推销人为大田公司。原告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以法人资格统一管理项目的全过程，大田公司以合作项目的名义从销售周边关系，市场开拓上积极工作。双方在共同投入的基础上无论盈亏，按各类品种果子的一切收入分成，原告分配销售收入的80%，大田公司分配销售收入的20%。原告在果树行间地里，用自己的资金生产的果苗，由原告所有，大田公司推销的果苗，按收入金额的20%分成，未推销的果苗由原告负责。项目总核算及销售收入由原告负责，包括对外签订合同协议，出具票据，售后服务，对外技术指导等工作，大田公司应知道总体的经营情况，为达此目的，双方每季度末参加一次联席会议，会议由原告主持，共同研究，决定生产经营中的重大问题。原告使用大田公司抽水设备及油料、电力等按规定计费，由原告支付大田公司，大田公司土地上原有道路、小桥、渠道等应由原告保证完好。协议签订后，如因特殊需要终止协议时，一方必须提前半年通知另一方，因终止造成的损失，造成方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如国家开发需要，本协议服从开发需要，共同终止。协议期满终止时，现种植地上的各类果树和建筑设施，一律无偿转送给大田公司。同年12月1日，双方又签订《果园合作补充合同》，约定大田公司另投入8亩土地及已建1年的8座钢架大棚。8座钢架大棚价值40000元，原告每年向大田公司缴纳4000元折旧费，到10年折旧完毕，该大棚归原告所有，原告保证完好使用，若有损失，由原告按残值赔偿，若自然损失不能保证使用期时，大田公司不要求赔偿。重庆大田实业有限公司在2008年被工商部门依法吊销了公司营业执照。2011年3月12日，大田公司进行了清算，明确了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公司剩余资产已按股东出资比例由全权股东李大伦享有（注：公司如有未完结的债权债务，由李大伦个人承担），公司如有遗留问题和法律责任，由全体股东共同承担。2011年3月18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准予重庆大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注销登记的通知书。2016年11月21日，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甲方）与李大伦（重庆大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乙方）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助）协议》，确认征收被告李大伦（重庆大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租用地37.235亩（菜地21.016亩，成片果园16.22亩），共计补偿构附着物170333元，其中对地坝、条石、竖石、碎石、泥结路面等补偿30981元，菜地附着物补偿42032元，成片果园补偿97320元，上述款项已支付给了被告李大伦。另查明：2014年8月20日，原告与案外人朱永春签订《果园承包管理协议书》，原告将与被告合作的果园基地承包给朱永春，由朱永春每年向原告支付果子费35000元。之后朱永春缴纳了一年的费用35000元，原告支付给被告7000元。2017年7月，原被告双方及第三方唐伟在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含谷派出所达成治安调解协议书，主要载明：2017年4月至7月期间，鑫源农机公司在原被告双方合作的果园地上进行拖拉机强化试验，对果园树苗及土地造成破坏，由鑫源农机赔偿各项损失8000元。随后，鑫源农机支付原告8000元，原告向被告支付了16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合作协议书、补充合同、民事判决书、拆迁补偿协议、确认表、清理表、果园承包管理协议书、治安调解协议书、收条、转账凭证等主要证据在卷为凭，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与重庆大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名特果树种植合作协议书》、《果园合作补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由于重庆大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已被注销，且其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由被告李大伦承担，故被告李大伦系本案适格被告，即原告与重庆大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被告李大伦承担。第一，拆迁补偿款的权属归属问题。根据合同约定，双方合作期限自2000年11月10日至2017年11月10日，原告诉请的拆迁补偿款发生在2016年11月21日，故仍在双方合作期间，相应的被征收的果园补偿款仍属于原被告双方所有。至于被告抗辩称“如国家开发需要，本协议服从开发需要，共同终止，协议终止的同时，现种植地上的各类果树和建筑设施，一律无偿转送给乙方”。本院认为，双方合同约定的“如国家开发需要，本协议服从开发需要，共同终止”情形，应当是双方合作的全部果园地被征收，但本次只征收了双方合作果园地58亩中的16.22亩，剩余果园地的合作期限尚未届满。而对于合同约定的“协议期满终止合同时，现种植地上的各类果树和建筑设施，一律无偿转送给乙方”，即在双方合作期限2017年11月10日届满后，才符合该条无偿转送给乙方的情形。故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即本次拆迁补偿款涉及双方合作果园地的部分应属于原被告双方所有。第二，拆迁补偿金额的确定问题。根据附作物清理表，总金额为170333元，其中地坝、条石、竖石、碎石、泥结路面等补偿30981元，菜地附着物补偿42032元，成片果园补偿97320元。被告抗辩称其在双方合作前即修建了公路道路，九座小桥，水井及混凝土，三合土，条石，片石，砖砌的育苗电热温床等附作物。首先，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进行证明；其次，在双方合作期间，果园由原告在负责管理，故原告在长达十几年的管理经营过程中修建相应的构附着物也符合实际。因此，对于本次拆迁补偿款中，属于双方合作果园地的补偿款金额应认定为128301元。第三，上述认定的138301元如何分配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合同约定的是分配方式为销售收入由原告分得80%，由被告分得20%，但是从原告转租给朱永春后收取的承包费及治安调解协议书中的赔偿款，双方均是按照原告分得80%，被告分得20%的方式进行的分配，双方并未提出异议，即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分配惯例，不仅仅限于销售收入，对于其他收入也是参照此种分配方式。因此本院认为此次拆迁补偿款也应当参照双方的分配惯例进行分配，即由原告分得102640.80元（128301元×80%）。第四，至于原告请求被告参照月利率2%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在合作期间如发生征收所产生的补偿款如何支付及何时支付，因此对于原告该项诉求，没有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提出的8座钢架大棚折旧费4万元及2015年和2016年转包给朱永春的销售收入14000元的问题。第一，钢架大棚折旧款已经法院审理后作出生效判决，不管原告是否支付被告都应当按照执行程序的规定进行处理。第二，对于原告转包给朱永春所应当支付给被告14000元的问题，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朱永春未缴纳2015年和2016年的承包费，因此在原告未收到上述款项前上述费用属于共同债权，原告没有义务支付给被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大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市永商优质大枣果树开发研究所拆迁补偿款102640.80元；二、驳回原告重庆市永商优质大枣果树开发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2354元，减半收取为1177元，由被告李大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员 邓晓光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肖仁杰书 记 员 周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