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穗中法���民终字第6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智君，男，198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委托代理人：卢柏康，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树荣，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委托代理人：廖远峰，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卢智君因与被上诉人潘树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增城市人民法院（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卢智君原系案外人湛俊钊的员工，由于潘树荣与湛俊钊之间存在废旧塑料业务合作关系，进而潘树荣、卢智君两人于2008年开始相识。潘树荣陈述卢智君因与他人经营河砂生意需要资金周转，经湛俊钊介绍，卢智君向潘树荣借款200万元。对此，潘树荣提交了有潘树荣、卢智君共同签名、捺印确认的《借条》和《收据》各一份，《借条》的内容为：“现今潘树荣借给卢智君人民币200万元，借款种类为现金，自2011年4月29日至2011年7月29日，期限为3个月，利率为每月2%，利息共计人民币120000元，全部本息定于2011年7月30日一次性偿还，若逾期还款，借款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现双方于2011年4月29日签订借条，款项随即借出，借条经双方签名后立即生效，特立此借条为证。”《收据》的内容为：“现今收到潘树荣人民币200万元正，特立据为证。上述《借条》的签名、捺印处没有载明立具日期，而《收据》的签名、捺印处载明的立具日期为2011年4月29日。对于涉案借款的具体发生过程，潘树荣陈述如下：2011年4月28日晚上，潘树荣、卢智君通过电话达成了借款的一致意见，潘树荣要求卢智君事先打印好借条和收据，约定第二天在双方见面并先收取��项后再签名确认。2011年4月29日早上11点，卢智君开着一台凌志吉普车来到潘树荣经营的广东省增城市正兴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兴公司）在增城市荔城街的办事点（位于增城市荔城街塘园中路西六巷），潘树荣用红蓝编织袋将200万元现金交付给卢智君，卢智君再签了借条和收据交给潘树荣收执。另外，潘树荣还陈述本案系由于卢智君急需用钱，且潘树荣身边正好有收到的货款现金，所以才以现金方式向卢智君交付借款，交付的现金大部分是10万元一捆的，其余是一万元一叠的。对于潘树荣陈述的上述事实，卢智君的意见是：案外人湛俊钊系卢智君的老板，潘树荣也算是卢智君的老板。2011年4月29日，潘树荣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些货物货不对板，有些业务上的单据需要卢智君签名确认，后来卢智君就去了。卢智君见到了潘树荣，在潘树荣的安排下，卢智君在很多单据上签了名，但是卢智君对是否在涉案借条和收据中签名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当时单据很多，卢智君觉得好象也曾经在空白的纸上进行了签名。但当天卢智君没有收过潘树荣任何款项。当时，双方见面和签订单据的地点与潘树荣所述的地点基本一致，且卢智君当天也是开凌志车过去的。庭审中，潘树荣还主张借条、收据上的签名都是当天签名的，不存在事后补签的情况，双方在当日办理借款手续时，除潘树荣、卢智君之外，没有其他人在场。而卢智君则确认其在业务单据上进行签名时，大多数情况下不需加按指模。另外，对于本案的借款事实，案外人湛俊钊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卢智君原是本人的员工。本人从事服装生意并开拓欧洲服装市场，因卢智君熟悉多国证言，故一直由其负责欧洲的市场业务。之后，我开拓废旧废料业务。由卢智君在���洲联系货源后，转卖至国内。其中潘树荣是我们的客户之一。2011年4月期间，卢智君提出因与同学合作做河砂生意，向我提出借款。因我当时没有资金，故介绍卢智君向潘树荣借款，事后得知其向潘树荣借款200万元。借款后，潘树荣主张卢智君分别于2012年9月10日、9月25日、10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共向潘树荣归还了30万元的借款利息，并提交了相应的银行交易明细凭证为证。对此，卢智君确认其在上述时间向潘树荣汇转过30万元，但否认款项性质为借款利息，主张汇转上述款项的事由系卢智君为报答潘树荣带其进入到废旧塑料贸易行业并赚取了相应利润的恩情。另查，潘树荣系正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4月25日，正兴公司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兹有我广东省增城正兴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在2011年3月25日至2011年4月27日收到货款现金320万元正，潘树荣借用公��现金200万元正。另外，潘树荣还提交了一份正兴公司与广州市和富塑料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正兴公司于2010年12月、2011年5月、2011年7月、2011年11月期间的《广州电子缴税回单》以及正兴公司从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银行帐户流水明细，证明正兴公司经营正常，有充足的经营资金，并一直有大额的资金往来。案件审理过程中，卢智君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于2013年9月17日提交了一份鉴定申请书，请求对涉案借条和收据上“卢智君”的签名、指模以及“卢智君”的签名与借条、收据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之后，卢智君又于2013年10月29日向提交了一份撤销鉴定申请书，向法庭申请撤回上述鉴定申请。同时，卢智君又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两份新的鉴定申请书，其中一份鉴定申请为请求对于潘树荣和卢智君进行司法心理测试，另一份鉴定申请���请求对涉案借条上潘树荣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另外，卢智君在原审法院第二次开庭结束后，还提交了一份鉴定申请书，请求对涉案收据的内容是否存在多次打印形成或复印形成进行鉴定。又查，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卢智君以潘树荣涉嫌诈骗为由于2013年11月7日向公安机关报案，但至今公安机关仍然没有立案受理上述刑事报案。以上事实，有潘树荣、卢智君的陈述，以及借条、收据、证明、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查询、情况说明、购销合同、广州电子缴税回单、银行帐户流水明细、鉴定申请书等证据为凭。被上诉人潘树荣在原审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卢智君向潘树荣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从2011年4月29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每月2%计算）；2、卢智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潘树荣、卢智君的诉辩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潘��荣、卢智君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涉案借贷关系。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因素对涉案200万元借贷关系的真实性进行分析和考量：从涉案证据的证明力来看。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重要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本案中，潘树荣提交了有卢智君签名、捺印的《借条》和《收据》，卢智君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其不对《借条》、《收据》中“卢智君”的签名、指模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申请司法鉴定，且公安机关至今亦未对卢智君所述潘树荣伪造、变造证据实施诈骗的报案进行立案受理，故在卢智君不能提供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该《借条》、《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卢智君提出《借条》、《收据》均为半张纸进而得出涉案借款事实不存在的结论，显然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从涉案款项发生的原因及前后过程来看。首先，潘树荣、卢智君从2008年就开始相识，双方关系密切，均从事废旧塑料贸易业务，卢智君亦称潘树荣为老板，再结合案外人湛俊钊出具的情况说明，原审法院认为卢智君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潘树荣借款并不违反一般常理。其次，原审庭审中，双方对于2011年4月29日二人见面的时间、地点以及卢智君当时所驾驶的车辆等事实的陈述能够相互吻合，且潘树荣就涉案借款当天以现金交付的原因和现场交付的细节所作的说明和解释亦不存在明显不合常理之处。相反，卢智君虽否认向潘树荣借款，主张潘树荣因业务需要让其在大量单据上签名，且有可能在空白的单据上签了名，致使潘树荣利用其签名的空白单据伪造或变造涉案借条和收据，但上述主张缺乏相关证据的支持，卢智君在空白单据上签名的行为也明显与其年龄、学识、职业所应具有的法律��识和风险意识不符。另外，由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并捺印系民间借贷的一般习惯，而在签署大量业务单据时一般不会采取捺印的确认方式，且卢智君在庭审中亦确认在单据时，其大多数情况下也不用按指模，只需签名即可。故原审法院认为潘树荣所主张的客观事实较卢智君所主张的客观事实更为可信。再次，卢智君于2012年曾分三次向潘树荣汇转30万元，潘树荣主张上述款项系卢智君支付的借款利息，而卢智君则主张上述款项系其报达潘树荣恩情而给付的款项。由于上述款项发生在立具借条、收据之后，本案中也没有证据显示潘树荣、卢智君之间除涉案借贷事实之外还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且卢智君对于款项性质的上述解释明显过于牵强亦缺乏合理性，故原审法院采纳潘树荣的上述主张，而对卢智君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从涉案借款的资金来源来看，潘树荣系正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树荣陈述涉案借款系其从正兴公司所收的货款中借用而来的，并提交了购销合同、广州电子缴税回单、银行帐户流水明细等证据证明正兴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资金往来情况，上述证据亦显示正兴公司经营正常，其银行帐户亦持续存在大额的资金往来，故原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正兴公司当时具有涉案款项的出借能力。另外，卢智君在审理过程中先后提出三份鉴定申请，请求对潘树荣和卢智君进行司法心理测试、对涉案借条上潘树荣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涉案收据的内容是否存在多次打印形成或复印形成进行鉴定。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三项鉴定申请的提出均超出了原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中所指定的期限，且在卢智君不能提交任何初步证据证明涉案借条和收据存在伪造、编造的情况下，上述鉴定亦明显缺乏必要性，故原审法院对上述鉴定申请均不予受理。综合上述因素，原审法院认定潘树荣、卢智君之间存在真实的涉案借贷关系。潘树荣有权要求卢智君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现由于卢智君在借款后未按约定期限偿还借款，仅支付了借款利息30万元，故潘树荣起诉要求卢智君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从2011年4月29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付），理据充足，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上述应付利息的总额中应扣除卢智君已支付的利息30万元。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卢智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从2011年4月29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月利��2%的标准计付，但利息总额应扣除卢智君已支付的30万元）给潘树荣。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080元，由卢智君负担。上诉人卢智君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发现有虚假诉讼嫌疑的，要及时依职权或者提请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查清事实真相。经查证确属虚假诉讼的，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就潘树荣与卢智君的关系来看。虽然两人认识多年，但始终是“老板”和“工人”的关系，在卢智君不能提供财产抵押或第三人担保的情况下，潘树荣就轻易借巨款人民币200万元给一名工人（卢智君），对一名生意人来说，显然不合常理。就支付能力及交易习惯来看。潘树荣虽是“广东省增城市正兴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本人可向公司借款而转借卢智君，但从潘树荣提交的证明其有借款能力的证据看，始终不能证明该公司有能力拿出现金200万元借给第三人，如，证据《购销合同》虽有签订但没证据证明已履行，证据“广州电子缴税回单”中没有案涉时间2011年3、4月份的回单，而证据《银行账号流水明细》中显示，公司在2011年5月3日前的银行存款一般为67万元左右，即使偶有大金额款项转入，也在当天马上转出的。而最能证明公司资金收支情况的《出纳账册》，潘树荣或公司一直没能提供。因此，自始至终，潘树荣都无法证明其有支付巨款200万元现金的能力。二、无论从《借条》、《收据》本身来看，到潘树荣所陈述的借款过程，都存在重大的瑕疵，都是潘树荣伪造的。该《借条》、《收据》的纸张均约为半张A4纸大小，并非日常生活所使用的标准规格用纸，且两份证据并非同一张纸裁剪而来。就其文字的布局来看，特别是《收据》，其“交款人”三字与“现今收到潘树荣人民币贰佰万元正，特立据为证”的行与行间距及“收款人”三字的间距不一致，“收款人”三字与“现今收到潘树荣人民币贰佰万元正，特立据为证”均为同一正常的打印模式，而“交款人”三字明显与“收款人”的打印模式不同，所以，该《收据》存在两次打印，明显与常理不符，是伪造的。就《借条》而言，是没有签署签订日期的。一份借款人民币200万元的借条，竟然没签订日期，明显也不合常理。潘树荣所述借款过程也有悖常理。潘树荣在庭审中称借款时只有他与卢智君两人在场，没有任何第三人，整个过程约为30分钟，两人先到潘树荣办公室攀谈了20分钟后，一起走到潘树荣的车旁，由潘树荣拿出用蓝白编织塑料袋装好的现金200万元，交给卢智君，卢智君只是每捆10万元地清点了捆数，没有一百元一百元地细点，整个取款及清点过程约为10分钟，卢智君就拿钱开车离去。人民币200万元现金就这样交收完毕，未免太儿戏了，与日常的交易习惯不符。三、即使卢智君真的借了潘树荣现金200万元，因在《借条》及《收据》中均没有先支付利息后归还本金的约定，因此，该30万元应当视为归还本金，而不应作为利息。四、一审程序错误。在一审时，原审法院在没有通知卢智君的情况下，就以��告形式送达，及至开庭前几天，才正式电话通知卢智君到法院签收传票，在没有给予十五天的法定答辩期限的情况下，就开庭审理，因此，原审程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应予撤销，潘树荣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应当予以驳回。故请求本院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潘树荣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潘树荣承担。被上诉人潘树荣辩称：第一，不同意卢智君的上诉请求，卢智君的上诉状中陈述的理由是没有任何陈述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卢智君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二，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卢智君到底有无收到涉案的200万元，在卢智君签借条的收据上载明的内容已经可以证实卢智君已经收取了款项，而���潘树荣在一审的时候已经提交了借款的来源，之后潘树荣向卢智君进行追收，卢智君也向潘树荣还了30万元的利息。综上，现有证据已经形成完成的证据链，可以证实卢智君确实收到涉案的200万元借款。二审查明，原审法院2013年4月15日立案受理本案后，于2013年5月10日向卢智君邮寄送达应诉材料，因“收件人不露面”而退件，原审法院于2013年6月26日在人民法院报向卢智君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卢智君于2013年9月5日签收原审法院开庭传票及证据等诉讼材料，在签名处注明“不需要15天的答辩期”。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卢智君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在没有给予十五天法定答辩期限的情况下开庭审理本案，但经本院审查，原审法院依法向卢智君送达应诉材料，卢智君自愿放弃���辩期，故原审法院在审理程序上并无错误。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潘树荣与卢智君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潘树荣为证实双方的借款关系，提交有卢智君签名、捺印的《借条》以及《收据》为证，卢智君辩称系在空白纸上签名、捺印，但从《借条》、《收据》的行文布局以及签名位置来看，签名与打印字体间布局紧凑，且在空白纸上签名又捺印，亦不符合日常生活习惯，而卢智君对签名、指模的形成时间并未申请司法鉴定，亦未能提交其他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借条》、《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从双方对借款过程的陈述来看，双方相识多年，关系密切，均从事废旧塑料贸易业务，有互相借款的可能，而对于2011年4月29日见面的部分细节，双方在陈述上亦能吻合，潘树荣亦提交一定证据证明其资金来源及对外借款的出借能力；第三，卢智君是完全行为能力人，结合其年龄及职业背景，完全应知晓其在《借条》、《收据》上签名、捺印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而其称未有真实借款关系，却立下金额巨大的《借条》、《收据》交潘树荣收存，事后未提异议也未采取其他措施保护自身权益，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及常理；最后，卢智君分别于2012年9月10日、9月25日、10月30日向潘树荣转账支付30万元，潘树荣主张该款为归还利息，卢智君称该款为答谢款，但其分三次给付的行为与其主张的款项性质，明显缺乏合理性，亦其他证据可以佐证，而该款发生于《借条》、《收据》订立之后，原审法院合理采信潘树荣的主张，并无不当，该还款认定为归还利息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借条》、《收据》具有直接证明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的效力，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借条》、《收据》记载的借款金额可作为认定双方的借款金额的依据，原审法院据此确认卢智君向潘树荣借款20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亦认同，在此前提下，潘树荣诉请卢智君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利息，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以维持。卢智君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80元，由上诉人卢智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灯代理审判员 汪 婷代理审判员 庄晓峰二〇一四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徐施阮谢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