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黔0521行初71号 原告杨林林，男，198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代理人黎吉奎，男，1959年4月20日出生，住贵州省正安县。 被告金沙县大田彝族苗族布依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大田彝族苗族布依族乡大田村街上组。 法定代表人张华，乡长。 委托（特别授权）代理人王涛，贵州名城（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特别授权）代理人刘仁海，金沙县大田彝族苗族布依族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原告杨林林诉被告金沙县大田彝族苗族布依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金沙县大田乡政府）行政给付一案，于2019年2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于3月6日依法向原、被告邮寄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及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4月9日公开开庭与原告刘刚、王章印、罗发义、马春芬、***、郭怀元、黎吉奎、刘勇国和田梅诉被告金沙县大田乡政府行政给付九案进行了合并合理。原告杨林林及其委托代理人黎吉奎，被告金沙县大田乡政府委托代理人王涛、刘仁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2014年1月15日参加大田乡政府与金沙县圣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洋公司）的大田乡草山草坡万只黑山羊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平基爆挖运工程，该项目因圣洋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法定代表人喻常坤被捕，导致工程无条件停工。原告及所有参与该工程的其他施工队全部受害，至今工程款无法获得。从2014年7月2日起至2017年7月10日止，原告及其他施工队多次去县、市、省群体上访。2017年1月12日左右，贵州省信访局查明金沙县人民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未按相关规定在项目实施投资总额比例收取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遂作出督办意见，责令金沙县人民政府启动应急资金，由责任主体单位大田乡政府按工程总额的20%支付23家施工队的农民工工资。2017年7月中旬，原告按被告拟定的分配方案造表领取农民工工资，被告以受贿返还款为由强行克扣部分款项，使农民工不能足额领取工资。综上，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有悖法律规定，毫无依据强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单方拟定协议，采取乘人之危的手段，让原告签字，原告被动地签字才能领取农民工工资，该协议是无效的协议。综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贵州省信访局的督办意见，被告必须足额兑现支付农民工工资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严格执行贵州省信访局督办意见，足额支付按工程总额20%计算的农民工工资74715.34元给原告。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招商引资协议讨论专题会议专用签到笺、招商引资协议签发笺、大田乡草山草坡万只黑山羊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拟证明原告承包的工程是金沙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的工程，被告与金沙县圣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建设项目投资合作方。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中第一、二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第三项证据因未加盖大田乡人民政府的公章，对真实性不予认可。 2、农民工工资明细表。拟证明被告实际克扣了原告等共24家施工单位总金额93万元的工资。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表上体现的是被告垫付农民工工资的明细，同时该表体现93万元的资金已经先行领取，并在后续支付的款项中抵扣，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3、被告与各施工队签订的协议。拟证明原告等人在省政府上访后，根据上访督办意见双方签订了该协议，原告主体资格合法。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4、关于金沙县政府招商引资项目违法违规违纪三违赔偿问题的情况反映、相关责任人渎职问题的情况反映。拟证明原告等人从2014年7月24日—2017年7月，不下20次到信访局进行走访。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两份情况反映均是十原告单方面制作，且原告并未进行捺印，情况反映的内容不能证明相关人员渎职的问题，且原告所反映的部门并没有给原告进行答复，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5、“8.26”合同诈骗案追缴赃款分配方案计算表。拟证明原告上缴的工程保证金的总额。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方案并没有加盖金沙县公安局的公章，即使该方案计算表是真实的，但仅是针对缴纳保证金的返还，与原告请求支付农民工的工资无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6、关于圣洋农业公司划拨乡工作经费说明、金沙县纪委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原乡长韦正平和圣洋农业公司合作开发的情况，以及原副乡长黄秀龙受贿处理的情况。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情况说明有韦正平的字样，但是否是本人所写无法核实；对调查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情况说明及调查笔录中所反映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辩称，一、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答辩人并不是涉案工程的发包方，也不是项目业主，答辩人与原告及其所在的施工队并没有签订任何就涉案工程权利义务进行约定的协议，答辩人并不对原告及其所在施工队负有任何义务。因此，原告并不能请求答辩人按涉案工程总额的20%支付农民工工资；二、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首先，本案为行政给付纠纷，行政给付一般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供物质利益或者赋予其与物质利益有关的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义务，原告也不具有行政给付申请人的条件。因此，本案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项规定的情形，故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其次，本案属于答辩人受理的信访案件，答辩人在处理该信访案件过程中，本着公平、公正、平等协商的原则，从工程量核定到土石方单价的确定、工人工资支付等环节都是答辩人与原告平等协商的，且答辩人对所有协商的事项均全部履行完毕；最后，《金沙县圣洋公司信访事项化解处理协议书》是答辩人与相应的施工队所签订，即使答辩人需要支付农民工工资也是为了处理信访案件而为原告所在公司垫付，而不是答辩人所差欠原告的农民工工资。即使答辩人需要支付农民工工资，原告或其所在的施工队也应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进行，因此，本案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三、原告请求答辩人支付农民工工资无事实依据。在本案中，原告或其所在的施工队虽作为受害人，但答辩人并没有侵害原告的权利，双方经过协商签订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第5项规定，该协议是答辩人与各施工队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原告或其施工队所占的比例所应分得的资金，原告已在金沙县公安局处领取，并出具了相应的收款单。对于所有应支付的资金，答辩人已经支付完毕，原告或其所在的施工队不能再次请求答辩人进行支付。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和依据： 1、金沙县圣洋公司信访事项化解处理协议书、农民工资支付承诺书、信访罢访承诺书、支付凭证、领款单。拟证明应给付原告的工人工资，被告已经支付完毕，原告同意在金沙县公安局在案件侦办中暂行返还各施工队涉案的款项中扣除垫付农民工工资款项。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 2、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测绘项目合同书、情况说明、圣洋公司养殖场土石方测绘工作过程认证、测绘数据统计、金沙县公安局关于“8.26”合同诈骗追缴赃款分配方案。拟证明原告等人所在的施工队已共同委托田先军处理圣洋公司诈骗案后续遗留等相关问题，田先军、大田乡人民政府共同委托贵州神马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土石方测量测绘工作，田先军对贵州神马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的测绘结果无异议，并签字予以认可，对于金沙县公安局在办理涉案刑事案件中所追缴的赃款93万元已返还给各受害施工队。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 本院对以上各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第1组证据中的“大田乡草山草坡万只黑山羊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及第3组证据因无大田乡人民政府印章，形式不合法，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第4组证据系其向相关单位提出的反映材料，且与本案无关联，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第6组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的其余证据及被告的全部证据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特征要求，各证据间能相互印证，依法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4日,金沙县大田乡人民政府原乡长韦正平作为签约代表，与案外人金沙县圣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洋公司）签订《大田乡草山草坡万只黑山羊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双方约定该项目为金沙县农牧局的招商引资项目，项目投资约8000万人民币。之后，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施工队（负责人为张吉勇）等20余家施工单位在交纳了相应的保证金后，进场对该项目前期场平的土石方开挖工程进行了施工。施工过程中，因圣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喻常坤涉嫌合同诈骗，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致使该项目完全停工，施工单位工程款以及农民工工资未得到结算。金沙县公安局成立“8.26专案组”，在追缴赃款后先行将受贿款93万元返还受害施工队。由于原告等人的施工队相应的工程款以及农民工工资未得到结算，原告等人到省群众工作中心等进行信访。该中心建议金沙县人民政府启动应急资金，按照施工单位工程造价的20%垫付原告等施工队农民工工资。2017年1月22日，被告金沙县大田乡政府的刘仁海作为代表，与原告杨林林所在的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队负责人张吉勇等人签订《协议》，该协议对工程造价、支付农民工工资等相关事项作了约定。同年4月12日，被告委托贵州省神马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对圣洋公司的土石方进行测量测绘。2017年6月1日，该公司对各施工队的土石方量作出统计结果，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开挖的土石方量为278161.5立方米。2017年6月16日，被告金沙县大田乡政府的黄昌洪作为代表，与作为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队负责人的张吉勇签订《金沙县圣洋公司信访事项化解处理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垫付该公司施工队在圣洋公司土石方开挖工程中的农民工工资，被告垫付各相关施工队60万元农民工工资及金沙县公安局在案件侦办中暂行返还各施工队涉案的93万元受贿款在垫付农民工工资款项中扣除，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队出具了《农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及《息访罢访承诺书》，承诺将被告暂行垫付的农民工工资及时全额兑付给农民工，且每一个施工作业人员不再因圣洋公司土石方开挖施工建设问题到任何单位上访。2019年2月28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诉。 综合原、被告诉辩意见，并经双方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2、原告起诉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本案中，参与圣洋公司场平工程施工的是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队，而原告既不是作为该公司的代理人和具体施工负责人，其提交的证据材料也不能证明收到该公司的授权提起、参与诉讼。在此情形之下，涉及相关行政诉讼权利的行使，依法只能以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施工队的名义进行。而原告杨林林在本案中却以其公民个人身份即自然人身份提起行政诉讼，与本案的具体实际及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并不相符，不符合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定起诉条件，不具有法定的诉讼主体资格；其次，造成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或原告权益受损的加害人或侵权人系案外人圣洋公司而非被告，即被告作为政府招商引资项目的服务和保障部门，与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或原告权益受损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考量，被告在本案中并无向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或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的法定义务；同理，被告也并非施工工程的相对方，对于因圣洋公司拖欠的工程款，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施工队应当根据施工合同或施工事实的相对性主张权利，被告亦无支付原告所在施工队农民工工资的法定义务；再次，信访督办意见属信访工作机构对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向相关部门或单位提出的改进工作或处理建议的范畴，并非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依法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因此，被告垫付原告等所在施工队的农民工工资，一方面是基于原告等人的信访行为及省信访局的督办意见，另一方面是基于原告等人所在施工队的实际困难而为，并非被告的法定职责所在。综上，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根据省信访局的督办意见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74715.34元的起诉，因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及无相应的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当予以裁定驳回。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杨林林的起诉。 预收案件受理费1670.00元，全额退回原告杨林林。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家前 人民陪审员  曾忠媛 人民陪审员  范春艳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 助理  罗 单 书 记 员  马 莉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