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3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衡逸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长兴岛经济区新港小学。法定代表人：琚德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靖宗，辽宁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辽宁骁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9号20层A、B、C、D、E号21层C号。负责人：梁晓，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相森，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关绍静，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衡逸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逸公司）与上诉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逸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给付衡逸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112,731,5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同期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即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计算至2018年8月31日为29,716,493.11元，要求按此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上诉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没有明确约定买卖价款的给付时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双方关于买卖价款的支付期限明确约定付款日期为2015年1月1日，故应从2015年1月1日起计算吉林银行大连分行逾期付款利息，而不是自2016年12月29日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首先，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承诺函》明确：“我行承诺于2014年12月31日前一周内与贵司共同到抵押登记部门办理撤销抵押登记手续，并保证在撤销抵押登记后一周内将全部《房屋所有权证》返回给贵公司。”“我行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则我行将按房屋抵押担保债权本息额为成交价，从贵公司处购买上述房产。”上述承诺包含承诺自身的成就期限，也包含成就后履行期限，属于双方对于付款履行期限的一致约定，意思表示明确而具体。其次，梁岩在《情况说明》中证实：“2014年12月31日前，由于我行自身原因未能将上述房屋办理解压（注：应为“押”）及归还上述房屋产权证，故衡逸公司在2015年1月期间向我行提出由我行依《承诺函》购买上述房屋并先后向我行出具四份律师函催告此事，本人均知晓，我行对此要求予以认可，但因我行资金原因没有及时向衡逸公司支付房款，所以我行提出会依《承诺函》约定履行购买上述房屋并承担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购房款期间按购房款总额承担银行贷款利息。”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第一，在2015年1月期间，衡逸公司已经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付款，实际上衡逸公司也多次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发送律师函催促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履行付款义务，梁岩作为时任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行长、负责人，对于衡逸公司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付款的事实予以认可。第二，2015年1月1日期限成就时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付款项未付的原因，并不是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的不认可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而是因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自身资金原因，由此可证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明知自己的付款期限，只是苦于资金短缺而不能依约付款。第三，梁岩作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时任行长、负责人，明确表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会依约承担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购房款期间的利息，该负责人的承诺是职务行为，应视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意思表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按照该承诺支付利息。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辩称：不同意衡逸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本身就是错误的，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没有购房价款的给付义务，利息无从谈起。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衡逸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衡逸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受理衡逸公司变更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在案件受理后当事人对于诉讼请求进行调整的，最晚应不得晚于法庭辩论终结。否则法庭辩论环节作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庭审理的单独程序就毫无意义，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明确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做出判决；除能够进行调解之外，当事人不得再行使其他诉讼权利。本案中，衡逸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后，两次变更诉讼请求，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均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法院在法庭辩论终结后两次允许衡逸公司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并予以审理，违反程序规定。二、衡逸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应予判决驳回。衡逸公司于2016年12月28日起诉立案，主张逾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算，但其后于2017年6月5日提出了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不再是给付之诉，而是变更为撤销之诉；至此，其2016年12月28日提出的给付之诉不复存在，该诉的法律效力一概消灭。再后，其于2018年8月21日再次变更诉讼请求，再次提出给付之诉，且其主张逾期支付购房款的利息仍为自2015年1月1日起算，即其认为2015年1月1日为购房款的给付时间。从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21日，其诉讼请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对于其请求应予以判决驳回。一审判决对此诉讼时效的认定实属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不当。1.一审判决认定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衡逸公司之间构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我国房地产管理法规定：“房地产转让的，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从以上规定看，我国法律对于房地产转让限定为要式法律行为，即必须签订书面转让合同且其中必须具备法定条款，否则合同关系不能成立。其次，单方出具的承诺书不能构成书面合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承诺书作为一方单独出具的文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书面合同外在表现形式；本案所涉承诺书从内容上更无法律规定的内在条款。因此仅凭承诺书确定双方构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该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因房屋买卖合同履行后，抵押权与所有权将发生混同，因此抵押权消灭，不再受物权法关于将抵押物转让价款提存或者提前清偿债务的规定。该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不当。首先，本案中如果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购买抵押物，仅发生抵押权与所有权同归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情况，而非权利混同，此与权利混同绝非同一概念。其次，衡逸公司主张购房款是基于案涉房屋抵押权的存在，如果抵押权已经消灭，衡逸公司自然无权主张购房款。主张购房款和抵押权存在是相互排除的关系，衡逸公司仅能取其一而主张。但一审判决既判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支付购房价款又判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抵押权消灭，是明显错误的。再次，如何理解抵押权和所有权发生混同？抛开上述观点，不动产所有权只有完成登记权利人才能够取得。在不动产所有权并未登记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名下时，无法适用所谓“混同”而判决抵押权先行消灭。3.一审判决关于购买价格的认定也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不应当以实际担保的金额确定购房价格，否则可能存在以极低的价格购买案涉房屋。此处一审判决忽略了极为重要且明显的法律问题，即如果案涉房屋所担保的债权的清偿，则其设立的相应的抵押权归于消灭，而无论是否撤销抵押登记，衡逸公司自然无权再以《承诺函》为依据主张抵押权因主债权清偿而消灭的部分的购买价款。因此，一审判决上述认定是错误的。4.一审判决认定利息的承担没有法律依据。因衡逸公司无权主张购房款，自然无主张利息之权利，一审判决确定的利息起算点和利率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庭审补充上诉理由：一审判决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原行长梁岩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据使用是错误的，梁岩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出庭作证，就其证明内容来看表明抵押担保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衡逸公司不主张抵押合同的意思表示瑕疵而主张抵押物的购买，显然也是错误的。如果抵押是有效的，则更加说明一审判决所称的抵押权与所有权混同是错误的。如抵押是无效的，那么是完全可以解除抵押登记的，所以一审判决对于此点的认定也是错误的。衡逸公司辩称：一、衡逸公司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衡逸公司最后一次提出变更诉讼请求是在2018年8月22日（并且与首次提出的诉讼请求仅仅只是计算数额上有变化），而本案恢复庭审重新开庭（即第四次开庭）是在2018年9月17日。衡逸公司提出变更诉讼请求时，本案尚在中止审理阶段，法庭辩论并没有终结，没有违反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二、衡逸公司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根据《承诺函》，衡逸公司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自2015年1月1日开始起算，且于2015年2月9日、2015年7月16日、2016年12月22日、2016年12月27日分别以发送律师函的方式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权利，并于2016年12月27日以诉讼的方式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权利，上述5次主张权利系依照法律规定而提出，均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需从中断事由终结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不管依据2年期间还是3年期间计算诉讼时效，衡逸公司均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权利，没有诉讼时效已过的情形。本案一直在诉讼中并未终结，谈不上重新起算的问题；在诉讼期间对诉讼请求的变更不会导致之前以起诉的方式中断诉讼时效效果的消灭，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此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对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均无不当，裁判结果正确。1.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承诺函》，对于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数量、价款均已达成一致。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物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据此，衡逸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对涉及合同的主要条款已经达成一致，且在经过协商后以《承诺函》这种书面形式固定下来，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按此履行义务。2.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一条并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使违反该条规定，也不会导致合同无效（何况本案中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承诺函》并不违背此项规定）。该条规定并不会影响双方买卖关系的成立及效力，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以此主张合同不成立显然错误。3.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承诺函》是有效的法律行为，应履行付款义务。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承诺函》的行为，完全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所规定的有效的法律行为，既然行为有效，则其理应按照法律行为所设立的法律关系，履行其义务。四、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以其享有抵押权为前提而主张的上诉意见没有依据。关于抵押合同如何认定，属于另案审理范围，其结果均不影响本案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五、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关于购买价格的主张，更没有依据。《承诺函》中关于价款已经有明确约定，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按约定支付价款。庭审补充意见：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庭审提出梁岩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补充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梁岩已经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初24号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诉衡逸公司金融借款案件中出庭作证，并经过法庭质证，双方已经发表了质证意见，故本案一审庭审中法院没有要求梁岩出庭，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梁岩作为当时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负责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客观真实，具有证明效力，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利息问题，坚持衡逸公司的上诉意见。衡逸公司起诉时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依《承诺函》向原告支付购房款112,731,500元；2.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向衡逸公司支付逾期支付购房款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13,527,792元（利息起算时间自2015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衡逸公司于2017年6月5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解除衡逸公司提供的17套房屋的抵押，返还17套房屋的产权证。2.判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向衡逸公司支付逾期支付房款产生的利息损失按承诺函约定的本金和利息约定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5年1月1日至实际解除17套房屋的抵押并归还房屋产权证为止。3.判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赔偿衡逸公司用于抵押房屋的贬值损失，以吉林银行最初抵押时评估价格与现在房屋价格差为损失计算依据。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15日作出（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裁定，以衡逸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应当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18年8月21日，衡逸公司向一审法院再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支付房屋买卖价款112,731,500元；2.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赔偿衡逸公司逾期付款损失,自2015年1月1日起，以112,731,500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款付清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向衡逸公司出具《承诺函》,主要内容为：“贵公司将位于长兴岛经济区的自有房产（明细详见附件）借给我行用于第三人在我行的借款抵押担保，我行与贵公司所签订的抵押合同已在房屋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我行承诺于2014年12月31日前一周内与贵公司共同到抵押登记部门办理撤销抵押登记手续，并保证在撤销抵押登记后一周内将全部《房屋所有权证》返还给贵公司。我行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则我行将按房屋抵押担保债权本息额为成交价，从贵公司处购买上述房产。”该承诺函还包含有两个附件，分别为抵押物明细和抵押物《房屋所有权证》。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该承诺函加盖公章和该分行负责人梁岩的印章。抵押物明细记载的房屋共计为17套，具体如下：1.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34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他项权证号为：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909.32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10,690,000。2.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32—1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744.18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8,750,000。3.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01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904.14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10,630,000。4.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39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422.68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4,790,000。5.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07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491.64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5,780,000。6.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29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244.76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2,880,000。7.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31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363.35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4,270,000。8.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61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422.09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4,960,000。9.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63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424.12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4,980,000。10.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24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344.02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4,040,000。11.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514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1147.46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9,530,000。12.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516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1427.28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13,170,000。13.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10-2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382.69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3,240,000。14.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12-2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255.87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2,220,000。15.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255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1193.35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10,510,000。16.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257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761.38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7,000,000。17.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出岫路367号，房屋权属证号为：大房权证长单字第××号，大房他证长单字第××号，建筑面积为74.36m2公建房屋；债权数额为￥880,000。案件审理过程中，衡逸公司提交了一份梁岩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如下：“本人现证实：我行在2014年6月因业务需要向衡逸公司借用17套房产，当时是以借用的形式取得上述房产，衡逸公司为配合我行的需要，应我行要求签订了担保合同用于第三人向我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此担保行为不是双方之间真实意图，我行对上述房屋的真实意图是借用。当时我行为了向衡逸公司保证借用房屋后能够及时归还，特向衡逸公司出具了《承诺函》，确认上述房屋借用时间为半年，即到2014年12月31日止，为保证《承诺函》的有效性及可信度，我行承诺如不能于2014年12月31日前将上述房屋解除抵押归还上述借用房屋产权证，则由我行购买上述房屋，即自2015年1月1日起我行与衡逸公司关于上述借用房屋由借用关系转变为房屋买卖法律关系，并由我行以借款人的借款本金及借用半年期间的借款利息作为购买上述房屋的总价款。2014年12月31日前，由于我行自身原因未能将上述房屋办理解压（注：应为押）及归还上述房屋产权证，故衡逸公司2015年1月期间向我行提出由我行依《承诺函》购买上述房屋并先后向我行出具四份律师函催告此事，本人均知晓，我行对此要求予以认可，但因我行资金原因没有及时向衡逸公司支付购房款，所以我行提出会依《承诺函》约定履行购买上述房屋并承担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购房款期间按购房款总额承担银行贷款利息。直至2016年年底衡逸公司一直在与我行沟通协商，包括与现任行长沟通协商，但均因我行自身原因未能按《承诺函》之约定向衡逸公司支付购房款及迟延履行的利息。”梁岩出具《承诺函》时系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负责人。一审法院认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向衡逸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承诺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有效。衡逸公司接受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承诺函，并明确表示同意该承诺函的内容，因此，在衡逸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间成立以承诺函记载为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承诺函约定的内容履行，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承诺函》的约定，在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不能在2014年12月31日前一周内撤销抵押登记手续并保证在撤销抵押登记后一周内将全部《房屋所有权证》返还给衡逸公司的条件下，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当按照房屋抵押担保债权本息额为成交价，从衡逸公司处购买案涉抵押的17套房屋。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未能在承诺的期限内撤销案涉房屋的抵押登记，因此，应当按照约定的抵押担保债权本息额购买案涉房屋。双方间关于买卖的意思表示确定，标的物明确，价款也有明确的约定，双方间自约定的条件成就之日起，成立关于案涉17套房屋买卖的合同关系。由于该约定中并未明确约定买卖价款的给付时间，在双方就给付时间存在争议的条件下，鉴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并不认可双方间的买卖关系，因此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不可能在此前受领房屋，故不宜以交付标的物时间作为房屋价款的同时给付时间，而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从衡逸公司主张之日起计算给付合同价款。衡逸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起诉前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明确主张履行的确切时间，因此，应当以衡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作为主张权利的时间。尽管衡逸公司在诉讼中曾经变更了诉讼请求，但其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系在本案中止过程中，因为中止审理，本案需要等待另案的处理结果，因此，案件并未达到法庭辩论终结，故衡逸公司再次变更诉讼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照准。衡逸公司最后一次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与其起诉时的诉讼请求相比，除因为时间经过而在利息上有所增加外，基本请求并无变化，因此，不存在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的诉讼时效已过的问题，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提出的超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本案衡逸公司变更了诉讼请求，其变更后的请求的内容与此前的诉讼请求(中止审理时的诉讼请求）并不一致，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当初中止审理的处理结果已经并不一致，本案处理结果与衡逸公司和吉林银行大连分行间抵押合同的效力以及实现问题不再具有先后顺序关系，不应再继续中止审理。因此，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提出的中止审理的理由亦不成立。关于购房款具体金额的计算，根据衡逸公司提供的抵押物明细，该明细表中明确记载了案涉17套房屋分别担保的债权数额，该数额总计金额为108,500,000元。尽管根据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提供的情况说明记载，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起诉衡逸公司行使抵押权的案件中，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衡逸公司承担的债权金额为10849万元，该金额与上述金额相差甚微，本案采用明细表记载的金额更为合理。至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提出的该金额应当为实际担保的债权金额而不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金额为准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承诺函》的约定，案涉房屋担保的债权金额明确，其所约定的价格通常理解应当以明细表注明的金额为准。其次，如果以实际担保的债权金额确定买卖价格，则在实际担保金额极低的条件下存在以极低的价格购买案涉房屋的可能，该可能的存在将显然导致不公的后果，与出具《承诺函》的本意相悖。综上，案涉房屋理应以明细表记载的债权金额作为《承诺函》中所记载的抵押担保债权本金。同时衡逸公司主张案涉房屋担保的债权利息至2014年12月31日为4,231,500元,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作为担保债权的债权人以及贷款人，理应明知该期间的债权利息，其并未提供证据否定衡逸公司前述利息计算，因此，一审法院对衡逸公司主张的利息金额予以确认。综上，根据《承诺函》的约定，案涉房屋抵押担保债权本息额应当为112,731,500元，该金额即为本案买卖合同的成交价格，也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当向衡逸公司给付的购房款金额。关于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时，案涉房屋上尚存在抵押权一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系案涉房屋的抵押权人，其在《承诺函》中作出的自己购买抵押房屋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显然同意转让），故抵押权的存在对本案买卖合同效力不发生影响。由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系案涉房屋的抵押权人，买卖合同生效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同时成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抵押权与所有权将发生混同，因此，抵押权将因此而消灭，故此，自买卖合同生效之时起，衡逸公司已经不需要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约束将价款进行提存或者提前清偿债务，可以直接受领房屋买卖价款。此外，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向衡逸公司出具《承诺函》的目的显然在于避免因为不能在约定时间内解除案涉房屋上设定的抵押权而给衡逸公司造成损失，所以通过购买案涉房屋的方式避免衡逸公司损失的发生，如果买卖房屋的价款仍然需要提存或者提前清偿，则与不解除抵押权效果并无二致，故依《承诺函》的约定，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显然也放弃了对于买卖价款进行提存或者以该款提前清偿的权利。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当向衡逸公司给付案涉房屋的价款。至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衡逸公司间另案进行的关于行使抵押权的诉讼，无论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均不对本案买卖合同的效力发生影响，亦不对价款的给付发生影响。即使抵押合同无效，《承诺函》约定的条件仍然成就，双方间仍然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亦应给付衡逸公司案涉房屋的价款。至于案涉房屋的交付以及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属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权利，其在本案并未提出房屋的交付以及存在质量或者其他方面瑕疵责任，因此，对于该权利可能构成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审查，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可以将来另行主张合同项下的权利。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未能及时向衡逸公司给付购房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可以自逾期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同期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给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综上所述，衡逸公司的请求，部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照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衡逸公司购房款112,731,500元；二、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衡逸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以112,731,5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同期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给付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确定的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衡逸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3,096元（衡逸公司已预交），由衡逸公司负担11,242.75元，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负担661,853.2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递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衡逸公司提交两份新证据：证据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初2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包括本案涉及的17套公建房屋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没有按照其《承诺函》将房屋解除抵押登记并返还给衡逸公司，进而证明截止到目前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仍然没有归还房屋的意思表示，应该按照《承诺函》支付购房款并承担利息损失。证据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终166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中，本院认为记载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衡逸公司就案涉17套房产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有意就案涉17套房产向衡逸公司出具《承诺函》，明确记载案涉17套房产是衡逸公司借给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用于第三人在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借款抵押担保。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二审庭审中明确确认《承诺函》系其银行出具，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就案涉17套房产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该按照案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形成的法律关系效力也应该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认定，一审判决在明知《承诺函》存在的情况下，没有做出任何分析就认定最高额抵押的效力，并以衡逸公司已就《承诺函》作为独立合同先于该案提出独立诉讼为理由在该案中对17套房产的优先受偿权问题不予以处理。为此裁定发回重审。该裁定书也认定了案涉17套房产是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借用。关于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应该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结合案涉证据重新进行认定。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质证意见：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根据发回重审的裁定，目前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对案涉房屋是否存在抵押权还需要进一步审理，该审理结果将对本案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最终法院认定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对案涉房屋无抵押权，则案涉《承诺函》中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借用目的没有达到，尽管有抵押登记也视为毫无效力，即已经实现与解除抵押登记同样的法律效力。衡逸公司所主张的房屋买卖也就失去了前提条件。所以，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申请法院中止对本案的审理，等待发回重审案件的审理结果。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一审法院曾于2017年6月15日作出（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其理由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分别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衡逸公司以本案所涉及的房屋向其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衡逸公司在本案中于2017年6月5日变更的诉讼请求第一项是否成立，应当以前述另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衡逸公司之间订立的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是否享有抵押权是本案处理的前提，同时该事实对衡逸公司可能实际发生的损失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2018年8月22日，衡逸公司再次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恢复本案审理后，并于2018年9月17日重新开庭，并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2017年5月18日，一审庭审笔录（第二次）记载：衡逸公司提供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原行长梁岩出具的《情况说明》，并提出由于2017年5月17日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辽02民初25号案件庭审中，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已经对《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予以认可，当天梁岩行长也到庭准备作证，但基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对《情况说明》完全认可，所以经法院同意没有再另行出庭。对此，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对《情况说明》有异议，认为本案与衡逸公司陈述的25号案件是两个不同的案件，因此不能以另一案件庭审情况和举证情况来为本案举证进行说明。另外衡逸公司陈述的上述情况并没有在本庭予以举证说明。有鉴于此，一审法院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释明：在庭后3日内以书面方式向本庭确认，衡逸公司对第25号案件与《情况说明》证据有关的陈述是否属实，逾期提交法庭将作为对吉林银行大连银行不利的推定。庭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并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衡逸公司变更诉讼请求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第二，衡逸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第三，双方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及合同价款、利息如何确定。关于变更诉讼请求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经查，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曾于2017年6月15日作出（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在中止审理期间，衡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其诉讼请求与其起诉时的诉讼请求基本相同，只有利息计算起止时间的差异，且在法院恢复审理重新开庭审理之前提出，本案审理尚未庭审辩论终结，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无不当。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承诺函》约定，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履约期限届满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前，期限届满次日起衡逸公司分别多次不间断地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发送律师函主张权利，对此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时任行长梁岩在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表示认可，并提出会依《承诺函》约定履行购买上述房屋并承担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购房款期间按购房款总额承担银行贷款利息。该《情况说明》为书面证人证言，已在其他相关案件中提交，证明事项相同，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一审法院释明后无据否定其在另案中已对《情况说明》予以认可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据此采信《情况说明》并无不当。因此，上述证据证明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始终同意履行《承诺函》约定的购买房屋并支付约定利息的意思表示，本案具有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情形。至2016年12月28日一审法院立案，衡逸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的时间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案件中止审理期间，不存在变更诉讼请求重新计算诉讼时效问题。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关于衡逸公司最后变更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及购房价款、逾期利息问题。通常情况下，金融借款中的贷款方为了保证银行信贷资金安全，化解贷款风险，需要由借款人提供担保，以保证债权能够得以实现，尽可能的降低风险指数。而本案并非借款人提供担保。综合《承诺函》出具的背景、载明的内容及时任行长出具的《情况说明》，均可证明《承诺函》出具的原因系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为了能使第三人在其行办理借款业务，由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面向衡逸公司借用衡逸公司房屋用于借款抵押担保，以达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开展业务需求的目的。承诺内容中并未含有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时由衡逸公司履行偿还义务或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衡逸公司基于对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承诺的信赖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提供了房屋相关手续并配合办理了抵押登记备案，其行为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或担保。衡逸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之间的合意及行为，以承诺函的形式作出确认，双方权利义务明确，符合要约和承诺的法律特征，即形成了合同关系。双方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按照承诺内容履行各自的相关义务。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承诺函》不属于书面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既未按约定期限向衡逸公司返还房屋所有权证，也未按约定支付衡逸公司房产价款的行为，系对衡逸公司构成违约，应赔偿由此给衡逸公司造成的损失。关于房屋购买价格，《承诺函》中对房屋价格为抵押担保债权本息的表述清楚，时任行长在《情况说明》中也作了清晰确认，即借款本金及借用本金期间的利息，该债权数额具体明确，可以认定为房屋买卖的成交价。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一审判决认定的房屋价格影响其债权数额的主张并无依据。关于利息计算。因《承诺函》中约定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履行返还房屋所有权证的期限为2014年12月31日止，否则将购买案涉房屋，虽然未标明付款起算日期，但购房之约是在不履行返还房屋所有权证之后履行的行为，时间也应随着前述行为届满期限次日起算，对于此节时任行长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可知，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承诺函》之后承诺按约定履行购买案涉房屋并承担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购房款期间按购房款总额承担银行贷款利息。”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不同意承担购房款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衡逸公司提出逾期利息应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的上诉理由充分，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提出的抵押权的认定对本案的影响以及抵押权与所有权关系问题。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承诺于2014年12月31日前一周内撤销抵押登记并在撤销抵押登记后一周内返还房屋所有权证，意思表示明确。因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未能履行前述承诺，衡逸公司有权依据《承诺函》主张购房款及逾期利息。而案涉17套房屋的所有权因购买行为转移至抵押权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法律后果，抵押权是否有效，是否消灭，系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另外法律关系所争议内容，即衡逸公司基于房屋借用后转为房屋买卖法律关系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金融借款法律关系中的抵押权的影响。因此，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衡逸公司要求给付购房款的权利应基于案涉房屋抵押权的存在为条件，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衡逸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6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大连衡逸房屋开发有限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以112,731,5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同期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给付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确定的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3,096元（大连衡逸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17,069.50元（大连衡逸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已预交111,612元，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已预交605,457.50元），由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维良审判员  郭玉兰审判员  唐云涛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