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087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晓超。委托代理人陈然，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乐。委托代理人李俊，上海汇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翼泰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晓超。上诉人陈晓超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4）嘉民二（商）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晓超【其同时也是原审被告上海翼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翼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然、被上诉人高乐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11月14日，翼泰公司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嘉定分局核准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原登记股东为案外人陈某某（认缴出资30万元，持股比例60%）及案外人高某某（认缴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40%）二人。2002年10月23日，高乐与陈某某签订股份转让书一份，约定陈某某将翼泰公司所有的股权转让给高乐，同时将翼泰公司资产及南翔镇永乐村开发区一块土地（土地面积26.0094亩）共按30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高乐；签订协议后，高乐应在2002年10月31日前支付陈某某101万元，其余200万元在2002年11月30日前付清。如有一方违约应赔偿另一方经济损失10万元；陈某某在收到100万元后协助高乐办理投资人及法人代表变更手续等。后该股份转让书项下的土地未办理过户，该土地以及土地上所建房屋目前仍登记于翼泰公司名下。2002年11月25日，陈晓超与陈某某签订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陈某某将其名下翼泰公司60%的股权作价30万元转让给陈晓超。2003年5月9日，案外人叶某某与高某某签订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高某某将其名下翼泰公司40%的股权作价20万元转让给叶某某。嗣后，陈晓超、陈某某以及叶某某、高某某在工商部门办妥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目前，翼泰公司经工商登记的股东为：陈晓超（认缴出资30万元，持股比例60%，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某某（认缴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40%）二人。2009年3月20日，高乐、陈晓超、叶星财、郑元永四人签订《上海宝冠包装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冠公司”）、上海翼泰电子有限公司、宝安公路、新川沙路北街生产队马东工业开发区（广福村）（以下简称“新川沙路项目”）资产投资与房屋租赁股份合作章程》（以下简称“《股份合作章程》”）一份，约定：四人自愿组合，自筹资金并以股份形式投入，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入股分红（企业工商登记的股东投资比例为对外使用，投资与结算比例按该合作章程执行）。股份合作设置总股本900万元，每股10万元，共90股。其中高乐认购68股，叶星财认购10股，陈晓超认购10股，郑元永认购2股。股份合作地址：南翔镇惠平路XXX号、田旺路XXX号、新川沙路8786弄、宝安公路2400弄。在《股份合作章程》落款处，由高乐、陈晓超、叶星财、郑元永四人签字确认，并由宝冠公司、翼泰公司加盖公章确认。高乐认为，按照《股份合作章程》的约定，高乐对于包括翼泰公司在内的四个合作项目均持有75.6%的股权，而陈晓超则应持有11.1%的股权。目前，陈晓超在翼泰公司工商登记显示的股权比例为60%，与实际不符。高乐为了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登记在陈晓超名下的翼泰公司60%的股权中的48.9%为高乐所有；二、判令翼泰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将陈晓超名下翼泰公司48.9%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高乐名下，由陈晓超予以配合。一审案件受理费由陈晓超负担。原审中，叶某某表示，工商登记中显示的登记在其名下的翼泰公司40%的股权并非其所有，其仅为翼泰公司名义上的股东，从未参与公司事务。叶星财、郑元永则均表示，按照《股份合作章程》约定，其二人在翼泰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为11.1%、2.2%，其股权份额系隐于叶某某名下，不在本案中主张相关权利。同时，叶某某、叶星财、郑元永对于将高乐登记为翼泰公司显名股东均表示无异议。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受让翼泰公司股权的主体是陈晓超，还是由高乐、陈晓超、叶星财、郑元永四人组成的合作体；二、如受让翼泰公司股权的主体系由高乐、陈晓超、叶星财、郑元永四人组成的合作体，则高乐要求将其登记为翼泰公司显名股东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翼泰公司及陈晓超认为，翼泰公司的股权结构应以工商记载为准。现陈晓超系经工商登记的持股60%的股东，故其持股份额明确。为此，陈晓超提供了其与陈某某签署的转让协议书、收条、验资报告等证据为证。高乐则认为，其与陈晓超、叶星财、郑元永四人的合作体才是受让翼泰公司股权的主体。为了方便工商登记，才将陈晓超、叶某某登记为翼泰公司的股东。但实际股东及持股比例均应以四人签订的《股份合作章程》的约定为准。为此，高乐提供了《股份合作章程》、高乐与陈某某签订的股份转让书、支票存根、收条等证据材料。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工商登记记载的信息对外具有公示公信作用，仅对外部产生相应的对抗效力。就公司内部关系而言，翼泰公司及陈晓超提供的证据材料均系来自工商部门的备案档案，但在内部股东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备案档案无法反映翼泰公司内部真实的股权结构情况。具体而言，高乐与翼泰公司原股东陈某某签订转让协议书在前，陈晓超与陈某某、叶某某与高某某签订转让协议书在后。根据翼泰公司及陈晓超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翼泰公司及陈晓超均认为高乐收购的是翼泰公司的资产，收购价格为301万元，而并不包括翼泰公司的股权。如若依照翼泰公司及陈晓超所言，在翼泰公司全部资产被高乐收购后，陈晓超再以30万元的价格受让“一无所有”的翼泰公司60%的股权，显然不符合一般商事主体理性的投资选择。而实际上，高乐与陈某某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不仅约定收购翼泰公司资产（包括南翔镇永乐村土地使用权），还包括了翼泰公司的股权。嗣后，南翔镇永乐村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所建房屋仍登记于翼泰公司名下。故高乐与陈某某签订的这份转让协议书实质上是收购翼泰公司包括股权在内的整体资产。故对于翼泰公司及陈晓超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其次，《股份合作章程》系高乐、陈晓超、叶星财、郑元永四人签订的内部协议，该章程已明确四人合作的范围是包括翼泰公司在内的四个合作项目，并明确了四人的内部份额，以及约定了工商登记的投资比例为对外使用，投资与结算比例按该章程执行等。由此可见，该份章程实质是对包括翼泰公司在内的四个合作项目的内部股权比例作了明确的约定，而高乐享有的所有项目的股权比例均为75.6%。故对于陈晓超辩称的，其享有的翼泰公司60%的股权权益如不足《股份合作章程》约定其所应享有的权益的，其仍对《股份合作章程》项下的权益享有利益的意见，不予采信；再次，鉴于高乐、陈晓超、叶星财、郑元永四人均明确，四人合作共同投资包括翼泰公司在内的四个项目的出资已实际到位。故从出资角度看，高乐实际以合作投资的形式履行了支付其受让翼泰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综上，翼泰公司的内部股权结构应以高乐、陈晓超等四人签订的《股份合作章程》的约定为准，翼泰公司股权受让的主体应当为由高乐、陈晓超、叶星财、郑元永四人组成的合作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实际出资人请求办理工商变更进行显名登记的，应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从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情况看，翼泰公司另一显名股东叶某某对将高乐的股权进行工商显名登记不持异议。从实际出资情况看，翼泰公司的四名实际出资人中，叶星财、郑元永对将高乐的股权进行工商显名登记亦不持异议。故高乐请求将其隐名股东身份在工商登记中显名登记的要求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应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股权争议实则为翼泰公司内部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的名实之争。根据查明的事实显示，现登记于陈晓超名下的翼泰公司60%的股权，其中的48.9%应为其他股东所有。现其他两名隐名股东放弃向陈晓超主张其名下多余的股份，故高乐作为翼泰公司75.6%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向陈晓超主张相应的股权，可予以确认。另外，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在实际股权份额与工商登记不一致的情况下，高乐为更好地维护其股东权益，要求翼泰公司向工商局申请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合法有据，可予支持。同时，陈晓超作为翼泰公司48.9%股权的名义出资人，应配合办理上述股权变更手续。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作出判决：一、确认现登记于陈晓超名下的翼泰公司48.9%的股权归高乐所有；二、翼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将陈晓超名下的翼泰公司48.9%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高乐名下的相关手续，陈晓超应予以配合。一审案件受理费4，967.50元，由翼泰公司及陈晓超共同负担。原审判决后，上诉人陈晓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涉案《股份合作章程》并非明确的、一对一的指向翼泰公司这一个项目，而是笼统的对包括翼泰公司在内的四个项目做出的约定。故《股份合作章程》中对于各出资人的出资义务以及持股比例的约定并不必然适用于翼泰公司。陈晓超当时向合作体投入100万元资金时，把资金交给了高乐和叶某某，由他们负责具体处理。故合作体将资金投入到翼泰公司时完全可能存在其他比例的可能性，即不能排除陈晓超的100万元全部投入到了翼泰公司中去。基于目前翼泰公司工商登记显示陈晓超持有60%的股权，故陈晓超有理由认为其对于翼泰公司投资了100万元，并相应的获得了翼泰公司60%的股权。对于《股份合作章程》中的另外三个项目则可以不再享有权利；2、高乐主张其出资301万元购买了翼泰公司的股权及资产，但根据目前高乐提供的证据，只能显示其付款190余万元。故基于高乐的实际出资不到位，其在翼泰公司的持股比例也不明确。故亦应以工商登记为准；3、本案应当追加叶某某以及叶星财、郑元永共同参加诉讼而未追加，存在程序错误。综上，认为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高乐的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高乐答辩称：1、高乐、陈晓超、叶星财、郑元永四人通过签署《股份合作章程》，约定四人组成合作体，共同对包括翼泰公司在内的四个项目进行投资，并约定了各自的出资比例。同时，也约定了企业工商登记的股东投资比例为对外使用，投资与结算比例按合作章程执行。故高乐以《股份合作章程》为依据提出的原审诉讼请求具有合法依据；2、高乐已向陈某某付清301万元作为收购翼泰公司股权及全部资产的对价，从而使四人合作体目前可以共同享有翼泰公司名下的股权及土地权利。仅仅是由于时间过长目前只找到了部分付款凭证而已；3、叶某某、叶星财、郑元永在原审中有的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有的出具了书面情况说明对事实予以了说明，他们对高乐的诉讼请求也表示同意，故前述人员无需作为案件当事人参加诉讼。故认为原审判决并无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翼泰公司的意见与陈晓超一致。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原审庭审中，陈晓超表示，其对于《股份合作章程》中约定的其他三个项目即宝冠公司、宝安公路、新川沙路项目虽然在工商登记上不是股东也没有股权，但按照《股份合作章程》约定其也应当享有相应比例份额。按照《股份合作章程》总的来算，其确实是11.1%的投资。但认为具体到翼泰公司这个项目有可能就不是11.1%了。二审庭审中，陈晓超又表示，其交付合作体的100万元均应视为投入到翼泰公司的投资款，故其已经相应的取得了翼泰公司60%的股权，工商登记的记载就是事实。其他三个项目其不再享有权利。高乐则表示，合作体中的四个个人按照《股份合作章程》约定的投资份额对四个合作项目均享有相应的权利。本院认为，本案最主要的争议焦点为：陈晓超提出的，因《股份合作章程》的指向并不单一、明确，故翼泰公司这一项目可不受《股份合作章程》的约束，而应以翼泰公司目前工商记载的股东构成和股权比例为准这一主张，是否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认为，涉案《股份合作章程》中明确约定，高乐、陈晓超、叶星财、郑元永四人签订的是针对宝冠公司、翼泰公司、宝安公路、新川沙路项目此四个项目的资产投资与房屋租赁股份合作章程。并约定四人自愿组合、自筹资金并以股份形式投入。总股本900万元，每股10万元，共90股。其中高乐认购68股、陈晓超和叶星财分别认购10股、郑元永认购2股。股份合作地址亦与前述四个项目一一对应，分别为：南翔镇惠平路XXX号、田旺路XXX号（即翼泰公司注册地）、宝安公路2400弄及新川沙路8786弄。另约定，企业工商登记的股东投资比例为对外使用，投资与结算比例按该合作章程执行。前述内容约定明确，表述清晰，并不至让人产生理解歧义。根据约定的内容显示，前述四人组成的合作体共同对四个项目进行投资，并对于四个项目均按照约定的认购股数和比例进行投资及取得利益。故本院认为，涉案《股份合作章程》明确指向了宝冠公司、翼泰公司、宝安公路、新川沙路项目此四个项目。其中约定的四人投资、分红的比例亦应共同适用于该四个项目。且收购翼泰公司的行为发生在先，《股份合作章程》的签署在后，如果各方对于其中某一项目的投资比例存有异议，也不可能再以《股份合作章程》的形式予以固定。故本案不存在陈晓超所述的，翼泰公司可以不受《股份合作章程》的约束，另存在其他投资比例情形的事实。至于翼泰公司工商登记的内容，无论从工商登记仅作为对外的公示公信作用而不一定反映公司内部股权结构的法律角度抑或从涉案《股份合作章程》自身的明确约定（企业工商登记的股东投资比例为对外使用，投资与结算比例按该合作章程执行）这一事实角度分析，均无法作为判断翼泰公司真实股东及股权比例的唯一依据。基于此，陈晓超认为涉案《股份合作章程》指向不明以致翼泰公司可以不受该章程的约束，而仅依照工商记载的内容确定股东身份及股权比例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此外，陈晓超自身对于除翼泰公司项目以外的其他三个项目是否还享有权利一节，亦存在理解模糊及前后表述矛盾的情形。而合作体中的另外三人即高乐、叶星财、郑元永则均明确表示，四个个人对于四个项目均按照《股份合作章程》约定的比例享有权利。基于此，陈晓超的抗辩理由亦难以成立。至于陈晓超另称，因高乐目前所提供的其向陈某某收购翼泰公司资产时的付款凭证总额仅为190余万元，低于高乐所述的301万元，故高乐对于翼泰公司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况，进而将会影响高乐的持股比例，故仍应以工商登记为准，确认陈晓超持有翼泰公司60%的股权一节，本院认为，首先，陈晓超及翼泰公司在原审中均认可当时收购翼泰公司时的价款是301万元，而陈晓超共计向合作体交付的投资款项为100万元，故无论怎样计算，陈晓超均不可能持有翼泰公司60%的股权；其次，四个个人对于各方均已按照《股份合作章程》约定的款项共同向四人合作体出资的事实并不持异议，故高乐对于合作体的出资同时也即是在对包括翼泰公司在内的四个合作项目的出资。故不能仅以目前高乐提供的凭证金额欠缺而判断高乐对于翼泰公司即出资不实；最后，即便高乐存在未全额支付301万元翼泰公司收购款的情形，也不必然影响《股份合作章程》中约定的高乐的投资认股比例。故陈晓超的此节抗辩理由亦不成立。对于陈晓超另主张本案应当追加叶某某、叶星财、郑元永共同参加诉讼一节，本院认为，前述三人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且三人在原审中已分别以出庭作证及出具书面情况说明的方式向法院说明了事实经过，故原审法院未追加前述三人参加诉讼，并无程序错误。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67元，由上诉人陈晓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炜代理审判员  杨怡鸣代理审判员  王 曦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王乐轶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