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03民初26号 原告：福建省新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石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3611254659F。 法定代表人：黄建辉，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秀清，福建凌龙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孙旭文，男，197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麟峰、陈晶晶，福建佘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黄梅芬，女，1976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 被告：黄振民，男，1949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 被告：黄振彬，男，195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 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才，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福建省新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威公司）诉被告孙旭文、黄梅芬、黄振民、黄振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闽0303民初85号民事判决，被告黄振民、黄振彬不服，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以（2018）闽03民终23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秀清，被告孙旭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麟峰，被告黄振民、黄振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才到庭参加诉讼。黄梅芬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孙旭文、黄梅芬共同偿还给新威公司货款1753264.82元（人民币，下同）及该款自2018年1月2日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判令黄振民、黄振彬对上述货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孙旭文、黄梅芬、黄振民、黄振彬承担。事实与理由：孙旭文长期与新威公司存在电子产品买卖的关系。为保证新威公司的货款安全，黄振民、黄振彬于2008年3月1日出具《担保书》一份，对孙旭文拖欠新威公司的货款金额承担担保责任。2017年9月20日，经新威公司与孙旭文对账结算，确认孙旭文截至2017年9月18日止尚欠新威公司货款1753264.82元，以上事实有《对账单》为据。同时，双方约定管辖地为新威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另查，黄梅芬系孙旭文妻子，上述债务发生在黄梅芬与孙旭文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对上述货款承担共同偿还义务。 孙旭文辩称，孙旭文截止2017年5月份尚欠新威公司1753264.82元是事实。孙旭文是福建省惠安县×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和惠安×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公司）的销售员，一直跟随×新公司的董事长黄振民、董事黄振彬从事销售工作。自2008年3月1日，应×新公司的要求，对于×新公司在全国的销售进行分组管理，由黄振民、黄振彬以个人名义出具了《担保书》。对于本案的货款，原先×新公司欠新威公司的货款是巨额的，不止本案的标的金额，后来陆续还款，现在尚欠1753264.82元。孙旭文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买卖行为，不应该承担还款义务。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故黄梅芬不承担任何责任，新威公司没有举证黄梅芬是孙旭文的妻子，也没有举证款项用于家庭生活开支，故请求驳回新威公司对黄梅芬的诉讼请求。 黄振民、黄振彬辩称，一、不同意新威公司要求孙旭文、黄梅芬偿还货款1753264.82元的诉求。理由如下:1.黄振民、黄振彬对新威公司与孙旭文之间就本案讼争的货物买卖关系及欠款金额是否客观真实均无法确认。2.孙旭文的母亲黄某1因股权纠纷于2016年3月9日向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人民法院（惠安县法院）起诉黄振民,该案于2017年10月11日经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市中院）终审结案。上述案件中,孙旭文的母亲黄某1一、二审均败诉。由此,孙旭文的母亲黄某1与黄振民成了矛盾对立面,双方也因此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3.孙旭文竟然在上述案件结案后的不久,即2018年1月2日,与黄振民成为共同被告,且黄振民被诉求为孙旭文的巨额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两个案件时间上的巧合及本案中黄振民被诉求的责任，均让黄振民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怀疑孙旭文与新威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结合新威公司提供的有关欠款事实证据中仅有一纸《对账单》,更增强了孙旭文与新威公司恶意串通意欲损害黄振民、黄振彬合法权益的可能性。4.黄振民、黄振彬被起诉的依据是2008年3月1日所出具的《担保书》,从《担保书》出具后至今已时隔10年之久。而这期间,新威公司从未向黄振民、黄振彬主张过任何担保权利。实际上,新威公司与黄振民早就该《担保书》的作废达成共识。5.在黄振民提出前述合理质疑下,新威公司应提供更充分的证据,如历年来的对账单、银行汇款凭证、发货单、物流单等来证实其与孙旭文之间就本案的货物买卖关系及欠款金额的客观真实性。二、新威公司诉求黄振民、黄振彬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理由是：1.黄振民、黄振彬的担保责任已得到新威公司的免除。黄振民、黄振彬在2008年3月1日所出具的“担保书”中明确了其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在被担保人货款不还的情况下方由担保人负责偿还货款”，该担保为一般保证，而非连带保证。从黄振民、黄振彬提供的多份刘某1签名的笔迹中可以认定担保作废通知书系刘某1本人签名，作为新威公司营销副总的刘某1代表公司与全国范围内的客户进行协商、确认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后果应由新威公司承担，故刘某1于2009年7月1日作出《担保作废通知》可以认定新威公司已免除了黄振民、黄振彬的担保责任。2.《还款协议》第六条已明确担保作废的约定。黄振民、黄振彬在2008年3月1日出具《担保书》的背景是新威公司原与×达公司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赊销计算器、电子钟的购销关系。×达公司在郑州、沈阳、石家庄等地都设有常年销售点,2005年左右,孙旭文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模式，内部独立承包了×达公司在沈阳销售点的日常经营。2008年初,经与新威公司协商后,新威公司同意由孙旭文取代×达公司，以孙旭文个人名义与新威公司继续保持沈阳销售点购销关系,而×达公司此前欠付的货款则由孙旭文负责偿还。新威公司为了保证该部分货款的正常回收,就要求黄振民、黄振彬为孙旭文取代×达公司之前所欠的货款承担担保责任。孙旭文接手后就还清了上述欠款。于是,新威公司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刘某1在2009年7月1日以传真形式向黄振民发出书面《担保作废通知》,明确告知黄振民,其为各地经销商在新威公司处的担保字据一律作废,不生效。2010年7月30日,新威公司向惠安县法院起诉×达公司,要求偿还货款774399.09元。后经调解,新威公司同意×达公司以68万元作为最终结算金额。2010年9月9日,新威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某1以传真形式向×达公司发出书面《证明》,确认上述和解方案,并再次表明“收到该笔68万元货款后,将‘原64组’(注“原64组”是新威公司内部对黄振民、黄振彬的一种销售分组别称)所担保的各地证明作废,另将原件归还”。2010年9月20日,新威公司在收到×达公司支付的68万元后向惠安县法院撤回起诉。但此后,新威公司并未将黄振民出具的担保书原件归还给黄振民。2014年5月17日,新威公司与黄振民、黄振彬因其他货款结算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由于此前新威公司一直未将黄振民出具的担保书原件还给黄振民。因此,在本还款协议第六条中又再次特别约定“黄振民、黄振彬支付新威公司600万元货款后,黄振民及其公司原签署的各地担保证明书作废,并把原件全部归还给黄振民、黄振彬。”后黄振民、黄振彬依约向新威公司支付了6O0万元货款。2014年9月19日,新威公司向黄振民、黄振彬发出书面《证明》,证实其已经收到黄振民、黄振彬的6O0万元货款。但此后,虽经黄振民、黄振彬多次催要，新威公司仍旧未将黄振民出具的担保书原件归还给黄振民。以上充分说明了黄振民、黄振彬在该“担保书”中所担保的货款并非是《担保书》出具之后至今孙旭文的未付货款,而是《担保书》出具之前孙旭文的未付货款。正是基于此,在孙旭文已经偿还了相关欠款后,新威公司才连续3次向黄振民、黄振彬确认,黄振民、黄振彬所出具的《担保书》已经作废失效的事实。综上，黄振民、黄振彬的担保责任已得到新威公司的免除。3.孙旭文已还清本案讼争《担保书》所指的货款。新威公司在没有履行归还《担保书》原件的情况下,又以此为据恶意起诉黄振民、黄振彬,有违诚信原则,也加重了其与孙旭文恶意串通意欲损害黄振民、黄振彬合法权益的可能性。综上，请求驳回新威公司对黄振民、黄振彬的诉讼请求。 黄梅芬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新威公司对黄振民、黄振彬的答辩意见补充说明：1.新威公司并未授权副总刘某1作出任何免除黄振民、黄振彬担保的意思表示，黄振民、黄振彬主张刘某1有签署相关证明，新威公司对此不知情，也不认可；2.从新威公司与黄振民、黄振彬签署的《还款协议》可以看出，新威公司免除其担保责任的条件是黄振民、黄振彬应在三个月内（即自2014年5月17日起至2014年8月17日止）按期支付600万元和50万元的还款，但其并未按期履行（其中的50万元于2014年8月22日支付，已履行完毕；600万元的最后一次付款是2014年9月18日，已履行完毕），所以其主张担保责任已经免除不能成立；3.黄振民、黄振彬出具《担保书》的背景是新威公司一直是与黄振民、黄振彬往来的，后来2018年3月份黄振民、黄振彬把部分业务分给其亲戚孙旭文、曾焕周等人，由孙旭文、曾焕周等人直接与新威公司往来，因新威公司对孙旭文、曾焕周的信任度不高，所以要求黄振民、黄振彬对孙旭文、曾焕周的所有业务进行担保。 孙旭文对黄振民、黄振彬的答辩意见作补充说明如下：×达公司旗下有5个销售网点（沈阳、郑州、西安、昆明、石家庄），主要依赖新威公司垫货。截止2008年3月份，×达公司累计拖欠新威公司3000多万元货款。为了稀释债权，分摊至各个销售点的销售员，孙旭文所在的沈阳点负债的款项是5441548.9元，因为之前盈利不错，所以孙旭文作为沈阳点的销售员，接受沈阳点的债务由其个人承担，并由黄振民、黄振彬提供担保。黄振民、黄振民提供的《还款协议》载明的内容是与本案无关，其中第六点是“黄振民及其公司原签署的各地担保证明书作废”，本案的担保人是黄振彬、黄振民，与该条款约定是不吻合的。 黄振民、黄振彬对孙旭文的答辩意见作补充说明如下：黄振民、黄振彬对孙旭文主张其系×达公司、×新公司员工持有异议，×达公司、×新公司的企业信息公示报告足以证明这两家公司在法律上是不同的主体，孙旭文提供的证据也能证明其仅与×达公司存在社保缴纳的挂靠证明，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达公司、×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新威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 1.2017年9月份对账单一份，欲证明孙旭文截止2017年9月18日尚欠新威公司货款1753264.82元； 2.被担保人为孙旭文的《担保书》一份，欲证明黄振民、黄振彬对孙旭文拖欠新威公司的货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曾焕周、孙旭文2009年1月份的欠款明细一份，欲证明在2009年1月份，孙旭文结欠新威公司700多万元的事实； 4.新威公司《营业执照》及负责人身份证明、孙旭文、黄梅芬、黄振民、黄振彬的《人员基本信息》各一份，欲证明：新威公司、孙旭文、黄梅芬、黄振民、黄振彬的诉讼主体适格； 5.被担保人为黄某1、黄某2的《担保书》二份，欲证明《担保书》签订的背景为2008年3月黄振民、黄振彬对64组各个地方的点分开由其亲戚各个人负责，并由黄振彬、黄振民对各个点提供担保，证明同一时期黄振民、黄振彬也有为黄某1、黄某2担保，并非黄振民、黄振彬此前陈述的只为曾焕周、孙旭文担保； 6.《中国农业银行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一份，欲证明惠安×达公司68万元的税费54400元于2014年10月16日才支付，故新威公司在收到税费后才予以开票，不存在违约。 孙旭文质证认为，对新威公司提供的证据1《2017年09月份对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008年3月1日黄振民、黄振彬出具《担保书》之前，×新公司、×达公司欠新威公司巨额货款，通过各地的销售归还货款。沈阳销售点的欠款已由孙旭文通过销售归还了大部分，目前还欠新威公司货款170多万元。对证据2《担保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当时孙旭文是销售员，所以由×新公司、×达公司的高管黄振民、黄振彬进行担保，所欠货款应由×新公司、×达公司承担，目前还尚欠新威公司货款170多万元。对证据3曾焕周、孙旭文2009年1月份欠款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新公司、×达公司与新威公司存在巨额欠款的事实。对证据4、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 黄振民、黄振彬质证认为，对新威公司提供的证据1《2017年09月份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孙旭文的母亲和黄振民有利益冲突关系，黄振民与孙旭文母亲在惠安县法院的案件审结不久，就有了本案的诉讼，这可能存在新威公司与孙旭文恶意串通，且新威公司没有提供历年来的对账单、银行流水等证据佐证交易的真实性。孙旭文不是×新公司的销售员，担保书出具之后与新威公司的所有交易都是在新威公司与孙旭文个人之间发生的，与×新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所以对账单指向的就是孙旭文本人，而不是×新公司。黄振民、黄振彬要求新威公司提供历年来的对账单、银行汇款凭证、发货单、物流单等证据来佐证本案的真实性，新威公司有责任保存好这些材料作为证明。对证据2《担保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所体现的担保责任是一般担保责任而非连带责任，仅凭这一点应该驳回新威公司对黄振民、黄振彬的诉讼请求。担保的金额和期限没有明确，从客观事实上也可以看出是《担保书》出具之前，×新公司与新威公司之间的关系已转化为孙旭文与新威公司之间的对接关系。《担保书》出具之后，孙旭文已经还清了原×新公司欠新威公司的货款。基于孙旭文已经还清原×新公司与新威公司的货款，新威公司曾三次承诺要将《担保书》归还给黄振民、黄振彬，但是均未履行承诺，反而将其作为本案的证据。对证据3即2009年1月份的欠款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4新威公司《营业执照》及负责人身份证明、孙旭文、黄梅芬、黄振民、黄振彬的《人员基本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6费用确系支付税点54400元(68万元×8%)。 本院经审查认为，黄梅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又未书面提出异议并提交证据，视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新威公司提交的证据1、2、4、6的真实性经当庭质证确认，该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新威公司提交的证据3欠款明细表系其单方制作，且黄振民、黄振彬予以否认，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不予审查。 孙旭文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孙旭文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孙旭文诉讼主体适格； 2.孙旭文《个人历年缴费明细表》（社会保障码：350521197304××××）一份，欲证明孙旭文是×达公司的销售员，×达公司为孙旭文缴纳社保。 新威公司质证认为，对孙旭文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文本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不清楚。 黄振民、黄振彬质证认为，对孙旭文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文本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仅凭该份缴费明细不能证明孙旭文与×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孙旭文未提供×达公司向其发放工资的相关凭证及劳动合同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实际是因为孙旭文与×达公司的老板是亲属关系，孙旭文仅是在短期内挂靠在×达公司缴纳社保、医保；因×达公司并非本案的诉讼主体，本案讼争的《担保书》亦是孙旭文以其个人名义向新威公司出具的，孙旭文的《个人历年缴费明细表》与×达公司无关，故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从证据2可以看出，2012年6月份开始孙旭文未再挂靠×达公司缴纳医社保，而是由其个人缴纳。 本院经审查认为，孙旭文提交的证据1客观真实，内容合法，本院予以采信。孙旭文提交的证据2文本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自2007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达公司为孙旭文缴纳部分时间的社保，但不足以证明孙旭文是×达公司销售员的主张。 黄振民、黄振彬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担保作废通知》（传真件）一份，欲证明：（1）孙旭文取代×达公司并独立于×达公司以其个人名义与新威公司继续保持沈阳销售点购销关系前，×达公司此前欠新威公司的货款已由孙旭文负责偿还完毕。2009年7月1日，新威公司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刘某1以传真的形式向黄振民发出本书面通知，明确告知黄振民，其为各地经销商在新威公司处的担保字据一律作废，不生效。（2）上述《担保作废通知》是在前两次新威公司已经承诺担保作废之后，再次重申要将担保书作废的又一次声明。黄振民的公司并未向新威公司出具担保书，“黄振民及其公司”这个表述有误，实际是黄振民、黄振彬为其他人作为担保。黄振民、黄振彬给新威公司汇款600万元之后，新威公司也没有再次重申如果没有在三个月内还款，新威公司要求黄振民、黄振彬担保继续有效的声明； 2.向惠安县法院调取的（2010）惠民初字第2××7号案件的诉讼材料（含起诉材料及撤诉申请书、证据、通知）一组、《证明》（新威公司副总经理刘某1出具，只有刘某1的签名没有公司的印章，在惠安县的卷宗中没有）一份，欲证明：（1）新威公司于2010年7月30日向惠安县法院起诉×达公司，要求偿还货款774399.09元。后经调解，新威公司同意×达公司以68万元作为最终结算金额。2010年9月9日，新威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某1以传真形式向×达公司发出书面《证明》，确认上述和解方案，并再次表明“收到该笔68万元货款后，新威公司将黄振民、黄振彬所担保的各地证明作废，另将原件归还”。2010年9月29日，新威公司在收到×达公司支付的68万元后撤回起诉；（2）新威公司向惠安县法院提交的证据当中（卷宗124页）的关于退换货与折价《通知》，该通知的落款有新威公司的公章和刘某1的签字，刘某1的签字与黄振民、黄振彬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中的“刘某1”的签字完全吻合，足见黄振民、黄振彬在本案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刘某1”即为新威公司的代理人身份，并且该《通知》的抬头与传真号码也与黄振民、黄振彬在本案提供的证据完全一致；（3）新威公司有能力提供完整的足月对账单，但在本案中其并未向法庭提供自2008年3月起至今孙旭文的其他对账单；（4）2010年9月9日刘某1向黄振民、黄振彬发出《证明》之后，新威公司于2010年9月29日就向惠安县法院申请撤诉，以此可以说明新威公司是对刘某1作出的意思表示进行追认； 3.《还款协议》一份、银行汇款凭证六份、2014年9月19日《证明》一份，欲证明：（1）新威公司与黄振民、黄振彬于2014年5月17日因其他货款结算签订一份《还款协议》。在该《还款协议》第六条中又再次特别约定“黄振民、黄振彬支付新威公司600万元货款后，黄振民及其公司原签署的各地担保证明书作废，并把原件全部归还给黄振民、黄振彬。”后黄振民、黄振彬依约向新威公司支付600万元货款。2014年9月19日，新威公司向黄振民、黄振彬发出书面《证明》，证实其已经收到黄振民、黄振彬的600万元货款；（2）新威公司在庭审中陈述“2014年8月22日被告支付50万元系偿还还款协议第六条中的50万元”是错误的，实际上该50万元是用于偿还该协议中600万元的一部分。从黄振民、黄振彬提供的银行流水进行统计累加就可得出600万元的构成，实际上协议中第六条所指的50万元并非指向其他欠款，该50万元系本《还款协议》第五条中所指的新威公司应向黄振民、黄振彬开具的发票，并按8%收税点，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同意新威公司仅需向黄振民、黄振彬开具50万元的税票（已于2014年11月4日开具，按协议应在2014年8月17日前开具，在还款协议履行中，新威公司已先违约；货款600万元的税票至今未开具），因此还款协议中第六条的相关表述有误，从《还款协议》的总体内容可以还原该协议的基本内容，并且新威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黄振民、黄振彬单独尚欠该50万元货款的证据，对此原一审庭审中新威公司对黄振民、黄振彬上述陈述予以确认，在《还款协议》履行中，新威公司已先违约；（3）由于新威公司的违约导致黄振民、黄振彬略微迟延付款，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新威公司仍赋予黄振民、黄振彬在三个月内付款所享有的全部合同权利及货款折价及支付奖金，因此新威公司是认可黄振民、黄振彬仍然有在协议约定的限度内履行，故该还款协议第六条约定的担保书作废仍然是条件成就；（4）该《还款协议》第六条的担保作废实际上不是关于讼争担保的重新约定，是黄振民、黄振彬要求新威公司对此前刘某1所作的两次声明的再次确认，而且黄振民并没有以“黄振民及其公司”的名义向新威公司另行出具担保； 4.（2016）闽0521民初2084号《民事判决书》、（2017）闽05民终3760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欲证明：孙旭文的母亲黄某1因股权纠纷于2016年3月9日向惠安县法院起诉黄振民的×达公司，该案于2017年10月11日经泉州市中院终审结案。此案中，孙旭文的母亲黄某1与黄振民成了矛盾对立面，双方也因此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故黄振民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怀疑孙旭文与新威公司恶意串通的可能； 5.福建省惠安县×新电子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欲证明：（1）×新公司于1996年6月13日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2）×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黄振民，股东出资情况：1996年6月10日黄振民（300万元）、黄振彬（50万元）、黄振汉（50万元）、黄振东（50万元）、黄振华（10万元）、黄振亚（10万元）、黄秀华（10万元）、黄某1（10万元）、曾文育（10万元）；2014年9月7日黄振民（490万元）、黄振华（10万元）； 6.惠安×达电子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欲证明：（1）×达公司于1999年4月27日成立，注册资金220万元；（2）×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黄振民，股东系香港××企业有限公司；（3）黄振民系×达公司执行董事；黄光明系×达公司监事；（4）×新公司与×达公司是不同的法律主体，黄振彬并非该两家公司的股东或法人； 7.《通知》一份，欲证明：（1）2019年2月22日，新威公司向各地经销商发函称销售副总刘某1离职；（2）刘某1一直以来均为新威公司销售负责人，并代表公司对外活动； 8.孙旭文与×达公司于2005年2月6日签订的《合同书》一份，欲证明：（1）2005年开始，孙旭文就开始与×达公司实现内部承包协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孙旭文与新威公司独立发生业务关系后，黄振民、黄振彬所担保的对象就是出具《担保书》时×达公司沈阳销售点结欠新威公司的货款；（3）既然是自负盈亏，黄振民、黄振彬就没有理由为孙旭文的后续经营债务承担无限额、无限时的担保责任。新威公司所称的担保责任严重违背了出具担保书的各方的出发点及根本意思表示；（4）可以反驳孙旭文辩称其是×达公司、×新公司员工的主张，双方当时签订的合同书就是独立的承包公司，且协议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承包以后的债务不能再增加，故黄振民、黄振彬所承担的担保责任对应的债务就是业务交接前遗留的债务，而非承接后发生的无限债务； 9.《出库单》三份、《通知》五份、《致函》三份，欲证明：从新威公司所保留的部分文件中可见：（1）2016年3月份，新威公司发货给黄振彬的《出库单》中，刘某1在《出库单》上均有签字确认；（2）2007年8月至2013年10月间，在新威公司发给黄振民、黄振彬的所有与经营业务有关《通知》中，不但有新威公司的公章，同时还有刘某1的签字确认；（3）《致函》中内容显示，2008年10月至2016年3月间，刘某1一直代表新威公司与黄振民、黄振彬进行业务往来的沟通与对接、确认签字，刘某1构成有效代表人身份，其所签署的文件对新威公司形成约束力；（4）本组全部证据中“刘某1”的签字字体与黄振民、黄振彬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证据1、证据2中的关于免除担保责任声明、证明、通知中“刘某1”的签字字体完全一致，足以证明刘某1签字的真实性以及其代表新威公司所签署的文件对新威公司形成约束力；（5）由于新威公司与黄振民、黄振彬之间的地理距离相距甚远之缘故，各方的往来文件绝大部分都是以传真形式体现；依照法律规定，传真件即为原件；（6）新威公司认为黄振民、黄振彬提供的证据是复印件，其实这些证据都是传真件的原件，依照法律规定，传真件具有原件的法律效果，且从黄振民、黄振彬提供的证据可见，书证中的纸张颜色及纸质都是有年份印迹的，并不是复印件，故而，新威公司如果对真实性不认可，应申请对该书证是否为传真原件进行司法鉴定； 10.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一份及《福建增值税专用发票》六份，欲证明：（1）黄振民、黄振彬所提供的证据3中的《还款协议》第六条约定了新威公司应开具的68万元税票（税点为8%，六张税票合计金额为734400元），但新威公司并未在协议约定的3个月内（即2014年8月17日前）开具并交付给黄振民、黄振彬，该税票直到2014年11月3日才开出。而68万元的货款黄振民、黄振彬早在惠安县法院（2010）惠民初字第2××7号案件中新威公司撤诉前就已经向新威公司支付完毕，新威公司早就应该开票给黄振民、黄振彬的。正因如此，在《还款协议》中黄振民、黄振彬才再次要求新威公司必须要尽快开具，但新威公司仍然拖延不开，并最终导致黄振民、黄振彬延迟支付600万元的货款；（2）在各方都没能严格履行该《还款协议》第六条约定义务的情形下，该条款对各方都不应具有约束力，并成为制约对方之依据；（3）《还款协议》的第五条不能成为约束彼此的条款，因为对方也违约了，没有在协议约定的三个月内向黄振民、黄振彬开具68万元的税票，所以才导致黄振民、黄振彬未能按时付款，所以不能断章取义，片面理解协议内容，说黄振民、黄振彬没有按时付款而败诉； 11.《银行汇款凭证》一份，欲证明：（1）《还款协议》第五条中所指的“2010年9月13日已回款的资金68万元需要增值税发票，同意按8%收税点”，据此算出的税金为68万元×8%=54400元，也即黄振民向新威公司支付了该笔税金。此时黄振民共向新威公司支付了68万元+54400元=734400元的款项，新威公司收到以上两笔费用后随即向黄振民开出了共计734400元的税票；（2）《还款协议》第六条中“及第五点的50万元三个月付清后”，实际上就是指黄振民应向新威公司付清的税点，当时黄振民、黄振彬急需50万元的税票，故协议中就先按50万元来表述。但后来黄振民实际已向新威公司支付的是68万元的发票税点，远超协议约定额50万元；（3）新威公司认为协议第六条中表述的50万元是黄振民还应支付的货款，但结合庭审中新威公司先陈述该条款50万元系黄振民应支付的600万元货款中的一笔，而后又当庭改变说辞，将该条款50万元理解为系《还款协议》中第一条“石家庄黄振民负责还款人民币伍拾万元”，可见其说法的随意性及故意曲解协议内容的正确解读；（4）黄振民、黄振彬所提供的税票及付款凭证可以相互印证以上事实并可证明《还款协议》第六条中“及第五点的50万元”系指协议第五条中额税点费用而非货款。 新威公司质证认为：对黄振民、黄振彬提供的证据1《担保作废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上没有新威公司印章，新威公司也没有授权任何人出具该通知，所以不能证明黄振民、黄振彬的主张。对证据2中的惠安县法院（2010）惠民初字第2××7号起诉资料《起诉状》及惠安县法院一审卷宗第102-113页新威公司提供的证据、惠安县法院《传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该案第114页-127页证据是黄振民向惠安县法院提供的，并非新威公司向惠安县法院提供的，该组证据也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中的《撤诉申请书》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对黄振民、黄振彬所提出的2008年有其所称刘某1签字的通知，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通知应以加盖公章为准，因此其主张其所提供的所谓有刘某1签字的2009年7月1日《担保作废通知》的传真件并不能代表新威公司的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其主张。2010年9月9日《证明》没有原件，不能证明黄振民、黄振彬陈述的事实，该份《证明》上也没有新威公司的印章，新威公司也没有授权任何人出具过该证明。对证据3中的《还款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还款协议》第六点中约定“黄振民、黄振彬支付新威公司600万元货款后，黄振民及其公司原签署的各地担保证明书作废”不是针对本案黄振民、黄振彬的担保书作废；即使约定担保作废，黄振民、黄振彬归还货款的最后时间是2014年9月18日，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付清，未满足担保书作废的条件，故没有生效。该组证据中的银行汇款凭证无异议，该两笔货款都在超过约定的时间支付的。对《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新威公司确实有收到600万元，用于抵扣石家庄销售点的货款，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黄振民、黄振彬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汇款，其中的50万元于2014年8月22日支付、600万元的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在2014年9月18日。黄振民、黄振彬陈述的三个月内付清的50万元是税票变更的，不是事实，协议第六点表述的第五条的50万应是协议中第一点由石家庄黄振彬负责还款50万元的款项。新威公司认为该协议中所对应的担保作废条款不是针对本案的黄振民、黄振彬的担保作废约定，即使有包含本案的担保作废的约定，但就该《还款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因黄振民、黄振彬没有按时归还款项，因此，担保作废的条件不成就。对证据4两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新威公司对此不知情，新威公司与孙旭文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双方的经济往来是从2008年一直保持下来的，同时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孙旭文与黄振民、黄振彬之间是亲戚关系。对证据5×新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6×达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刘某1此前每次活动都是代表公司，只能证明刘某1是新威公司的员工，其负责的是销售事宜，并非其个人所有作出的意思表示均代表公司。对证据8《合同书》，由于该《合同书》不是黄振民、黄振彬与新威公司签订的，真实性应由孙旭文来确认，新威公司无法确认；另外，从该《合同书》可以看出，孙旭文是承包沈阳销售点的，而黄振民、黄振彬作为×达公司的大股东，是要抽回扣的。该《合同书》明确的事实是经营的货物绝大部分是新威公司的产品，经营的经费绝大部分是新威公司的资产，因此，可以判定黄振民、黄振彬提供担保的意思是孙旭文与黄振民、黄振彬是至亲关系，而且孙旭文也是公司的股东之一，且新威公司也是一直与×达公司有交易往来，孙旭文所负的债务大部分是之前黄振民、黄振彬经营期间所负债务的累计，所以黄振民、黄振彬才提供担保。对证据9中《出库单》三份、《通知》五份，均不是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三份《致函》因是复印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原件亦与本案无关，也无法确认是否为刘某1的笔迹，且从上述材料看，刘某1仅仅是负责销售相关的沟通，并无权作出取消担保责任如此重大的决定。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黄振民、黄振彬的主张。对证据10中的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一份及《福建增值税专用发票》六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黄振民、黄振彬主张的对《还款协议》第六条的理解有异议，该协议第六条600万元和50万元三个月内付清是指该协议第一条的货款600万元和第一条“由石家庄黄振彬负责还款人民币伍拾万元”在三个月内（即2014年8月17日）付清后，黄振民及其公司原签署的各地担保证明书才能作废，并把原件全部归还乙方。其次，50万元于2014年8月22日付清、600万元的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在2014年9月18日，即在2014年8月17日之前均未付清约定的款项，故没有达到双方约定的解除黄振民担保的条件。新威公司不存在违约，根据协议第五条的规定，黄振民、黄振彬应支付68万元8%的税点然后由新威公司开具发票，而黄振民、黄振彬于2014年10月16日才向新威公司支付了54400元税费，新威公司于2014年11月开具了68万元加上54400元税费（发票金额合计为734400元）的发票，不存在违约。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应以新威公司提供的该组证据的证明对象为准。 孙旭文质证认为：对黄振民、黄振彬提供的证据1、2、3、4与孙旭文无关，孙旭文对真实性不清楚。对于证据5、6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因为涉及股权纠纷，所以对该两组证据的股权情况不清楚，同时该两组证据证明×新公司与×达公司的地址是一致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8《合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是×达公司为了便于管理及鼓励销售，×达公司才作出了《合同书》，主要的内容体现在第8点，是利用鼓励销售的手段，是对孙旭文销售的一种管理，不能证明黄振民、黄振彬提供该组证据所要证明的证明对象。孙旭文原来系×达公司的员工，与×达公司是内部承包关系，孙旭文的行为本质上是职务行为。对证据9《出库单》三份、《通知》五份、《致函》三份，均与孙旭文无关，所以不清楚；对证据10中的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一份及《福建增值税专用发票》六份，同意新威公司的质证意见，但不能证明黄振民、黄振彬所要证明的证明对象；对证据11与孙旭文无关，所以不清楚。 本院经审查认为，黄振民、黄振彬提供的证据2中的向惠安县法院调取的（2010）惠民初字第2××7号案件的诉讼材料（含起诉材料及撤诉申请书、证据、通知）、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10、证据11的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系，可以作为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证据1、证据2中的《证明》、证据8、证据9文本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应结合本案争议焦点做进一步分析认定。 本案庭审过程中，到庭各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异议：1.黄振民、黄振彬于2008年3月1日向新威公司出具《担保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本人决定担保，被担保人孙旭文欠福建省新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货款金额（以福建省新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对账单为准）。如被担保人货款不还，则由本人负责偿还货款，直至货款全部还清为止”。2.2014年5月17日，新威公司与黄振民、黄振彬签订《还款协议》。之后，黄振民、黄振彬分别于2014年6月12日还款100万元、6月17日还款100万元、7月18日还款50万元、8月6日还款100万元、8月22日还款50万元、9月18日还款200万元共计600万元。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当事人对下列事实有争议，根据到庭双方诉辩情况，并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并分别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本案讼争货款是否实际存在，即新威公司主张的本案讼争货款1753264.84元及该款自2018年1月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 新威公司认为，孙旭文欠货款的事实清楚，有对账单为据，孙旭文对该对账单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孙旭文辩称是职务行为，因未得到×达公司的认可且自2008年开始黄振民、黄振彬即把公司的部分业务分流给在各地的至亲，由孙旭文等人直接与新威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故而新威公司要求孙旭文、黄梅芬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要求黄振民、黄振彬要对之前及之后的欠款均承担担保责任。 孙旭文认为，本案讼争货款1753264.82元是2008年之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孙旭文经过努力一直在还款，孙旭文截止2017年5月份尚欠新威公司1753264.82元是事实，但其是履行职务行为。 黄振民、黄振彬认为，在庭审中新威公司自认2008年3月1日之前所欠的货款已经清偿完毕，本案所欠的讼争货款是在2008年3月1日之后发生的。因为本案讼争的买卖关系及货款真实性不能确定，且孙旭文母亲黄某1因股权纠纷曾起诉过黄振民，孙旭文的母亲与黄振民矛盾对立，股权纠纷与本案诉讼时间相近，故怀疑本案存在恶意串通之嫌。 本院认为，孙旭文于2017年9月20日在讼争《2017年09月份对账单》上签名，确认共欠新威公司货款1753264.8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孙旭文对新威公司提供的《2017年09月份对账单》及所记载的截止到2017年9月18日尚欠货款1753264.82元并无异议，该对账单“买方”一栏亦有孙旭文签名并按捺指印，故孙旭文应认定为涉案货物的买受人，本案的买卖合同双方是新威公司与孙旭文，新威公司已经履行完供货义务，孙旭文依法应向新威公司支付所欠货款。黄振民、黄振彬主张存在虚构债务和恶意串通，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故黄振民、黄振彬的上述辩解及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案讼争货款未约定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孙旭文经新威公司起诉催讨后仍未能履行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现新威公司要求买受人偿还尚欠的货款1753264.82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月2日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本案讼争债务的承担主体问题 1.关于孙旭文是否应承担归还本案讼争货款的责任问题 新威公司认为，孙旭文欠货款的事实清楚，有对账单为据，且孙旭文对欠款事实予以承认。 孙旭文认为，其系×新公司、×达公司的销售员，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应由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黄振民、黄振彬认为，本案系虚构债务，应驳回新威公司的诉求。 本院认为，在评述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时已确认孙旭文系涉案货物的买受人。孙旭文辩称其系×新公司、×达公司的员工，其系履行职务行为，但孙旭文提供的证据不足予证明其主张，且黄振民作为×新公司、×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予以否认，因此，孙旭文的该辩解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孙旭文作为买受人，应当向新威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 2.关于黄梅芬是否应对本案讼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 新威公司认为，孙旭文与黄梅芬是夫妻，是家庭经营，故本案讼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黄梅芬应承担还款责任。 孙旭文认为，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买卖行为，不应承担还款义务，且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黄梅芬不承担任何责任，新威公司没有举证黄梅芬是孙旭文的妻子，也没有举证款项用于家庭生活开支，故请求驳回新威公司对黄梅芬的诉讼请求。 黄振民、黄振彬认为，本案系虚构债务，应驳回新威公司的诉求。 本院认为，新威公司未举证证明黄梅芬与孙旭文系夫妻关系及本案债务系用于孙旭文与黄梅芬家庭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新威公司要求黄梅芬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黄振民、黄振彬是否应当对本案讼争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 新威公司认为，黄振民、黄振彬应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是：1.黄振民、黄振彬所主张的刘某1于2009年7月1日出具的《担保作废通知》、2010年9月9日的《证明》，真实性无法确认。假设2009年7月1日的《担保作废通知》（根据《担保作废通知》页面顶端显示传真日期为2009年1月17日，故可以推知《担保作废通知》作出的时间应为2009年1月1日）是真实的，则2010年9月9日不必再出具《证明》，且2010年9月9日的《证明》中还要求公司转账须另加8个税点，更没有必要2014年5月17日双方还签订《还款协议》，对担保证明书作废的条件再作约定。黄振民、黄振彬解释称后面的免除担保责任的的一系列说明是对前面免责事项的重申，但新威公司认为若仅为了重申，则黄振民、黄振彬没有必要加重自己的义务。因此，新威公司对前面二份刘某1出具的免责的材料真实性存疑。2.即使为真，刘某1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刘某1是新威公司销售方面的负责人，关于销售价格变动的通知、货物的供应等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事项其是有权进行沟通的，但对于免除担保责任这样关系公司重大利益的决定显然不是其所能代表的，新威公司亦从未授权其作出该意思表示，黄振民、黄振彬所举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新威公司认为刘某1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也没有加重黄振民、黄振彬的责任。3.从形式上看，2009年《担保作废通知》、2010年《证明》是单方出具的，《担保作废通知》是致送黄振民一人，内容也只针对黄振民；而《证明》中要求公司转账须另加8个税点，×达公司并未按约履行，至2014年《还款协议》签订之后才支付该税点，因此，《证明》中所述的作废条件也未达成，进一步证明了担保作废一说不成立。4.再退一万步说，即使《担保作废通知》、《证明》存在，但新威公司与黄振民、黄振彬于2014年5月17日重新签署了《还款协议》，还款协议第六条对于担保作废的条件已经作了重新的约定，显然也应按双方确认的重新约定的条件进行。而黄振民、黄振彬未按约定的时间支付600万元和50万元，因此，作废的条件亦不成立，黄振民、黄振彬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孙旭文认为，本案出具的担保书有两个人，《还款协议》中免责的对象只有一个黄振民，《担保书》与《还款协议》不是约定同一个事实，故黄振民、黄振彬应承担责任。《担保书》载明的内容是“如果担保人不还”，而不是“不能还”，所以黄振民、黄振彬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黄振民、黄振彬认为，新威公司当庭自认，《担保书》中的货款实际上是黄振民、黄振彬在2008年3月前所欠的货款，因此该《担保书》中担保人所担保的实际上就是原担保人所欠的新威公司的货款，由于新威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案讼争款项是由2008年3月1日之前所欠货款的累计或者是两者具有相应的关联性，因此，新威公司据此要求黄振民、黄振彬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证据不足。新威公司当庭承认其与孙旭文在4年前停止销售往来，欠款290多万元，虽然新威公司否认还款期限，但是新威公司有向孙旭文主张债务的举动，孙旭文也陆续还款，即使担保没有撤销，担保人的担保期限也早就过期，其他的参照答辩意见。综上，《担保书》签订时已经对所欠货款进行结算，也是对担保金额的固化，而且根据庭审中新威公司的自认，《担保书》所指向的货款即2008年3月1日之前所欠的货款已经清偿完毕。因此，应驳回新威公司对黄振民、黄振彬的诉求。 本院认为，2008年3月1日，黄振民、黄振彬向新威公司出具《担保书》，新威公司对此无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可以认定黄振民、黄振彬与新威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依法成立。该《担保书》中记载“如果被担保人货款不还，则由本人负责偿还货款，直至货款全部还清为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新威公司与黄振民、黄振彬之间的担保协议，在债务人孙旭文无法偿还时，担保人才需要承担还债责任，是一般保证，故新威公司要求黄振民、黄振彬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黄振民、黄振彬提供的证据1《担保作废通知》主要记载“TO振达黄振民您在我司担保64组各地经销商字据至今日一律作废，不生效”，但结合2010年《证明》、2014年5月17日《还款协议》的内容，黄振民、黄振彬在后续继续履行担保义务，故黄振民、黄振彬主张2009年的《担保作废通知》作出后就已免除黄振民、黄振彬担保责任的辩解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结合双方签订的讼争《还款协议》的第六条约定“以上第一点的货款600万元及第五点的50万元三个月内付清后，黄振民及其公司原签署的各地担保证明书作废，并把原件全部归还乙方（黄振民、黄振彬）。”黄振民、黄振彬在三个月内付清上述650万元免除担保责任，是一个附条件的法律行为，该延缓条件旨在使得免除担保责任暂时不生效，只有在条件成就时，方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条款。虽然黄振民、黄振彬未能按时在约定的三个月内即2014年8月17日之前付清约定的款项，但该第六条所载明的内容并未明确约定黄振民、黄振彬若未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付清600万元和50万元的情况下该免责条款不能生效，因该《还款协议》格式系新威公司提供，在双方对合同生效条件理解不同的情况下，依法应作出有利于黄振民、黄振彬这一格式合同相对方的解释，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核心为黄振民、黄振彬付清600万元和50万元则免除黄振民、黄振彬的后续担保责任，该第六条的约定应认定为若黄振民、黄振彬未向新威公司付清600万元和50万元的情况下，该条款不能生效。新威公司承认已受领了该第六条约定中所载明的相关款项(其中：50万元于2014年8月22日付清；600万元的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在2014年9月18日)，虽然黄振民、黄振彬的延迟履行有瑕疵，但并未构成根本性的违约，故可以认定本案讼争《还款协议》第六条依约已发生效力。新威公司关于讼争《还款协议》第六条未发生效力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现新威公司要求黄振民、黄振彬对讼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本院对本案主要事实认定如下： 孙旭文与新威公司之间存在买卖电子产品的关系，孙旭文向新威公司购买电子产品。2008年3月1日，黄振民、黄振彬向新威公司出具《担保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本人决定担保，被担保人孙旭文欠福建省新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货款金额（以福建省新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对账单为准）。如被担保人货款不还，则由本人负责偿还货款，直至货款全部还清为止.”。2017年9月20日，经新威公司与孙旭文对账，孙旭文签署《2017年09月份对账单》，确认共结欠新威公司货款1753264.82元。对账之后，经新威公司催讨，孙旭文未还款致纠纷，新威公司于2018年1月2日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新威公司系商品的出卖人，当事人对此无异议，予以确认。根据孙旭文签署的《2017年09月份对账单》以及到庭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可以确认孙旭文系货物的买受人。孙旭文辩称其系×新公司、×达公司的员工，其系履行职务行为，主张其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但孙旭文提供的证据不足予证明其主张，且黄振民作为×新公司、×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予以否认，因此，孙旭文的上述辩解及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孙旭文作为买受人，应当向新威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新威公司与孙旭文之间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式，现新威公司要求孙旭文偿还货款1753264.82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月2日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新威公司未举证证明黄梅芬与孙旭文系夫妻关系及本案债务系用于孙旭文与黄梅芬家庭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新威公司要求黄梅芬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黄振民、黄振彬向新威公司出具《担保书》，新威公司对此无异议，黄振民、黄振彬与新威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依法成立。《担保书》中陈述“如果被担保人货款不还，则由本人负责偿还货款，直至货款全部还清为止。”，该担保应认定为一般保证。《还款协议》第六条约定免除黄振民、黄振彬担保责任的条款，系附条件合同条款，黄振民、黄振彬在2014年9月份已付清该条款约定的款项，且新威公司也予以受领了上述约定的款项，根据协议双方的合意，其在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后即免除担保的条件成就，黄振民、黄振彬的迟延履行没有构成根本违约，并不影响《还款协议》免除其担保责任的条款的生效，故可以认定新威公司在黄振民、黄振彬于2014年9月18日还清约定的款项后即免除了黄振民、黄振彬的后续担保责任。因此，新威公司要求黄振民、黄振彬对本案讼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黄振民、黄振彬关于新威公司与孙旭文恶意串通、虚构本案债务的辩解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黄梅芬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孙旭文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福建省新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货款1753264.82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月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福建省新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579.5元，由孙旭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莹桓 人民陪审员  郑锦萍 人民陪审员  李荣春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肖 婷 附：与本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申请执行提示 一、与本案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 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 （一）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 （二）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 （三）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前款规定的权利的。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 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二、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 （三）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 （四）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 （五）违反限制高消费令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第八条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 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并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 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