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71民初4号 原告：李振林，男，汉族，1966年3月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灯塔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茹云飞，辽宁三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法定代表人：单立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珅，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康健，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 法定代表人：刘伟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勇，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振林与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4）铁中民一初字第00034号民事判决书。李振林、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不服该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辽民终127号民事裁定书，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4）铁中民一初字第00034号民事判决，发回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重审。 本院于2018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振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茹云飞、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珅、梁康健，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崔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振林诉称：李振林系个体工商养殖户。2006年开始在灯塔市开办绒山羊种羊繁育羊场，经济效益一直很好。2012年4月，哈大铁路客运专线试运行以来，由于高铁线路距离羊场仅40余米，高铁列车经过羊场时产生的强大噪音、剧烈振动及电磁辐射，致使羊产生应激性反应，种羊大量流产，羔羊死亡，羊场不能正常经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700余万元。李振林曾多次找到沈阳铁路局及有关部门解决，沈阳铁路局也曾派人到羊场进行过登记、调查，但至今未给解决，李振林为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按照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确认经济损失，并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赔偿损失；2、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局公司）的答辩意见称：一、我方不是原告主张的侵权责任的赔偿主体。我方是受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在委托的权限范围内对客运专线进行运营管理，我方是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我方与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我方不同原告提起的侵权之诉的赔偿主体。二、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的养殖经营行为是行政许可行为，应当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后才能经营。原告李振林提供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系虚假的，其经营行为是违法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也是违法的利益。鉴定报告中所得出的损失属于非法利益的损失，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被告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大客专）的答辩意见称：一、本案“环境噪声污染”法律关系不成立。二、原告李振林主张的种羊流产死亡的损害事实不存在。原告起诉时，涉案羊场已经停止营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不能确认原告主张的损害事实存在。因无法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故不能证明因果关系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哈大高铁立项、环评批复、线路公布及征地拆迁、开工建设及建成通车在先，原告李振林的养殖场经营行为在后。四、原告李振林经营的养殖场不具有合法资质，属于非法经营，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五、结合本案事实，原告李振林涉嫌骗取国家铁路赔偿。 被告哈大客专于审理期间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中止审理申请书。申请人认为：李振林使用虚假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虚构事实，企图通过人民法院判决获取不法利益，涉嫌诈骗罪、虚假诉讼罪，为此向沈阳铁路公安处报案。沈阳铁路公安处于2018年9月14日向申请人作出《立案告知书》，已经就李振林涉嫌诈骗罪一案立案侦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中止本案审理。 本院认为，案涉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2013］编号辽Ｋ×××××号）涉嫌伪造，申请人无证据证明李振林参与伪造该许可证。申请人仅以刑事案件已经立案侦查为由，未举证证明存在影响民事法律关系认定的重合事实，因此申请人提出的中止诉讼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对于申请人提出的中止诉讼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召开了庭前会议，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于被告沈阳局公司、被告哈大客专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后并未提出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证据目录附后）。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原告李振林提供的证据： 1、购买种羊收据（5张）。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于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 2、辽宁省牛羊强制免疫档案簿，证明羊的存栏量以及逐渐死亡后的剩余数额。原告李振林称此证据由烟台街道办事处制作。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于真实性均有异议。沈阳局公司认为该档案簿没有盖章，故无法证明是辽宁省动物防控中心的档案。哈大客专认为无法证明羊的逐渐减少与哈大高铁的运行有关。 3、鑫路羊场养殖生产记录档案，证明自2012年3、4月份，即哈大高铁运行以来，养殖场的羊出现流产、死亡和淘汰现象，导致养殖场无法正常经营，以及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原告李振林称此证据系其单方制作。被告沈阳局公司认为此证据不具备客观性，属于后期统一制作。哈大客专认为该证据属于单方制作，羊的具体死亡原因不明确，对真实性有异议。 4、灯塔市鑫路羊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5、动物强制免疫证。 6、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证据4、5、6，证明李振林的鑫路羊场的合法性。被告沈阳局公司对营业执照、动物强制免疫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羊场取得合法手续的时间在2013年年末。 被告哈大客专对营业执照、动物强制免疫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哈大高铁自2006年开始征地，2012年12月1日正式通车，在此之后鑫路羊场的损失应由李振林自行承担。 7、灯塔市畜牧兽医局、灯塔市烟台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证明，证明羊场成立于2007年，自成立至2015年9月，本辖区内无动物重大疫情，鑫路羊场羊的死亡非疫情死亡。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羊场的成立时间在2010年2月4日，无法证明羊场成立的时间在哈大高铁运营之前，不能证明羊的死亡原因。 8、当地兽医诊断书。 9、兽医从业人员资格证。 证据8、9，证明2012年3月至10期间，鑫路羊场多次因羊群大批流产的原因来到兽医药店咨询，经连续多次出诊、解剖，未见其他疾病，初步诊断为应激过大引起的应激性流产。被告沈阳局公司对兽医从业人员资格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兽医从业人员资格证上的签字与诊断书上的签字不一致，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哈大客专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形式、内容均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 10、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 11、《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书》。 证据10、11，证明沈阳局公司与哈大客专具有本案被告主体资格。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该两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沈阳局公司认为其与哈大客专是委托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委托关系应由委托方承担法律责任。沈阳局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被告哈大客专不同意沈阳局公司的观点，认为沈阳局公司应承担责任。 12、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大博环鉴［2016］第001号）。证明鑫路羊场周围的噪音超过声测标准，存在噪声污染。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与高铁运营具有关联性。 13、《土地转包协议》、灯塔市万宝桥街道办事处山岳堡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证明2007年1月28日，李振林与崔成硕签订《土地转包协议》，并经该村委会同意。双方协议中所确定的承包地块就是李振林现在经营的鑫路羊场的场地，双方签订协议后，李振林于2007年2月入住经营羊场。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于真实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且根据该转包协议约定的土地面积，与鉴定报告中确定的养殖场所的面积不一致，认为不能证明李振林养殖场与该转包地块有关联性，该组证据与本案环境污染损害责任无关。 14、来访问事项告知单。证明原告李振林因噪声污染行为主张过权利。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李振林上访的事实，不能证明其他问题。 15、《动物疫病检验报告》、两份临床诊断。证明羊的死亡原因非因疫情所致，是由外部环境刺激造成。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其目的。哈大客专认为两份证据不能相互佐证，且与本案无关联性。相关内容与数据可以表明动物死亡在先，高铁运营在后。 16、《责任保证书》。被告沈阳局公司认为此份责任保证书的责任人并不是本案当事人，因此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性质，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未经过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村民委员会不是政府机构，其出具的证明材料不具备公文书证的要件，因此不具备证明力。被告哈大客专对此证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17、《核准开业登记通知书》。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只是变更的登记通知，无法证明羊场的成立时间。 18、《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于加盖了公章的档案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19、《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及附件。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认为无原件核对，故对真实性有异议，要求原告李振林提供原件予以核对，认为复印件上没有加盖工商机关的档案查询公章。 20、山岳堡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证明原告李振林开始养殖行为的时间。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于此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认为山岳堡村民委员会不是行政机关，其出具的《证实》性质属于证人证言，作为证人的山岳堡村民委员会未出庭接受法庭各方当事人询问，该证实不具有证据效力。李振林经营的养殖场的具体位置不能确定是土地转包协议约定的位置，因此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李振林自2007年2月开始经营养殖场。 本院经合议庭评议后对原告李振林举证的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 证据1，该组购买收据不属于专业正规发票，且从形式上存在收据上的编号前后相接，而开具的时间顺序上存在后开具的收据编号排列在先开具的收据编号之前的情况，李振林不能作出此种情况存在的合理解释，因此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此组收据的真实性提出的异议成立，不能确定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证据10、11、12、14、17、18，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 证据16，本院认为，《责任保证书》的签订双方与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无直接法律关系，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性，故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本院不予采信。 证据8、9、15，本院认为，原告李振林提供的书证复印件均于当庭与原件核对无误，并经过法庭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两被告对于原告李振林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因此本院确认原告李振林提供的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证据8、当地兽医诊断书；证据9、兽医从业人员资格证；证据15、《动物疫病检验报告》、两份临床诊断的证明力。 证据2、3、4、5、6、7、19，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举证证明标准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两被告反驳该证据，需要提供证据来否定其“三性”，或者否定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本案中两被告未能提供证据反驳或推翻原告李振林举证证明的待证事实，因此应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故对于两被告针对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能提出反证证明的原告举证证据2、辽宁省牛羊强制免疫档案簿；证据3、鑫路羊场养殖生产记录档案；证据4、灯塔市鑫路羊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据5、动物强制免疫证；证据6、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证据7、灯塔市畜牧兽医局、灯塔市烟台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证明；证据19、《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及附件，本院予以采信。 证据13、证据20，本院认为，《土地转包协议》上有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捺印，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并加盖了灯塔市万宝桥街道办事处山岳堡村民委员会的公章，说明该村委会对于李振林与崔成硕转包土地的行为予以确认。证据20，灯塔市万宝桥街道办事处山岳堡村民委员会的证实，虽然属于补充证据，在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但是在《土地转包协议》上加盖灯塔市万宝桥街道办事处山岳堡村民委员会公章的行为，与该证实内容相互印证，因此两份证据可以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待证事实，虽然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于此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提出异议，但未能提出有效证据反驳或推翻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因此本院对《土地转包协议》、灯塔市万宝桥街道办事处山岳堡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予以采信。此组证据可以证明李振林于2007年1月28日与崔成硕签订土地转包协议，并于协议签订后在此地块开始建立养殖场的事实。 二、被告哈大客专于本案第二次庭审中当庭提交《新建铁路哈大客运专线沈阳至哈尔滨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部分节选复印件，该复印件上没有环保部档案管的印章。哈大客专认为以此证据可以证明涉案铁路线段竣工验收后通过了环保部门的环保测评，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环保指标。原告李振林认为该复印件应有环保部档案管的印章以证明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被告沈阳局公司对此证无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原件因篇幅或者体积过大而不便提交的”可以提交复印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印件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被告哈大客专虽声称该证据原件保存在环保部档案管，其无法取得证据原件，但其提供的复印件上未加盖取证部门的印章予以证明证据来源的合法性，被告哈大客专当庭提出申请法院前往证据保存机构调查核实证据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被告哈大客专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此份证据系第二次庭审时当庭提供，所提供的证据无原件予以核对，原告李振林对此证据提出的异议成立，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三、（2014）铁中民一初字第0003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调查取证证据： 1、灯塔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科长刘华昌的询问笔录。证明该中心工作人员于2012年8月20日、2013年2月10日，到李振林养殖场调查过死羊原因，当时看到大量死羊，并在现场进行了诊断、化验，排除疫病等重大疾病死亡原因。但灯塔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未向法院出书面证明材料。李振林、沈阳局公司对此笔录无异议。哈大客专对此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调查人的答复内容有异议。 2、调取灯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万宝桥管理所（灯塔市鑫路羊场）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明鑫路羊场成立于2010年2月4日。李振林、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此证据无异议。 3、灯塔市烟台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及养殖户调查表，证明李振林2009年3月至2014年12月19日的山羊存栏量。李振林、沈阳局公司对此证据无异议，哈大客专认为法院未经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无法律依据，对于证据形式、内容均持异议。 4、取自灯塔市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关于成立灯塔市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各方当事人对此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法院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保留依职权调查的权力，这也是法院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必要的职权。高速铁路的建设运营行为即涉及到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且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相关焦点事实争议激烈，因此受理法院认为该案“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职权调查取证，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5、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大博环鉴［2016］第001号），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李振林对鉴定报告无异议。沈阳局公司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鉴定报告依据的鉴定材料提出异议，认为鉴定中心对于李振林养殖场2013年以前的违法经营利益进行鉴定不适当。哈大客专对鉴定报告有异议，对于鉴定报告签字确认的鉴定人的资质存在质疑，并对鉴定报告的鉴定过程及依据的送鉴材料的真实性均提出异议，认为该鉴定报告不具有合法性。 关于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大博环鉴［2016］第001号），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的认证意见： 本院认为，对于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当待证事实涉及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情况下，该当事人负有申请的义务。原告李振林于法定期限内向受理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受理法院经审查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准许其鉴定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在当事人申请鉴定时，鉴定人的确定有当事人协商和人民法院指定两种方式，在确定鉴定人的过程中，因各方当事人协商不成，由受理法院指定鉴定机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且受理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系受理法院在有资格的鉴定人中确定，故受理法院准许当事人鉴定申请及指定鉴定机构的程序合法，于法有据。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在庭审过程中提出的（2014）铁中民一初字第00034号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存在法院强行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强行指定鉴定机构的质疑不能成立。 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大博环鉴［2016］第001号），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作出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机构具有鉴定资质，参与鉴定的鉴定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予的鉴定人资质，具有针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的资质，其组成人员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准许鉴定申请后已经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各方当事人参与选定鉴定机构，选定鉴定机构后及时制作通知书向各方当事人送达，进行现场鉴定时，要求各方当事人在指定时间内共同前往现场进行现场踏勘，并制作通知书向各方当事人送达，通知书中已经明确告知当事人“如无故缺席，视为放弃诉讼权利”的法律后果。各方当事人均派出人员参与了现场踏勘，于现场踏勘时，对于鉴定人身份、鉴定过程、送鉴材料等与鉴定内容及鉴定结论相关的事项均未提出异议。因此，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在庭审中提出的针对鉴定机构、鉴定人的资质提出的质疑，针对鉴定人现场踏勘时，其鉴定行为以及依据的鉴定材料的真实性提出的质疑不能成立。 在诉讼证明的过程中，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证明活动为本证，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本证进行反驳的证明活动为反证。故被告沈阳局公司、哈大客专对于其提出的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无效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两被告举证证明了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所依据的材料之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存在重大造假嫌疑，但未能举证证明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在已经明知李振林提供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系虚假材料的情况下继而出具严重失实的鉴定结论的事实。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关于“弄虚作假”的法定情形的规定。两被告对于已经作出的鉴定结论持有异议但未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定情形，故不能达到推翻《鉴定意见书》合法性的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其主张，确认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大博环鉴［2016］第001号），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合法有效。 因原告李振林于（2014）铁中民一初字第00034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向法院提交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2013］编号辽Ｋ×××××号）有重大造假嫌疑，且在本案重新审理过程中，原告李振林撤回此份《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再作为证据向法庭出示。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中依据该许可证作出的损失认定数额发生变化。 本院向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发出《通知书》，在《通知书》中要求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对于《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是否对鉴定结论产生直接影响，即对于羊场实际损害事实、噪声污染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定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等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解释。2019年3月24日，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关于对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通知书〉中相关问题的说明》，作出补充说明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对于哈大高铁客运专线产生的噪音对李振林所经营的灯塔市鑫路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其他相关事实及送检资料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真伪不能推翻《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结论；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损失计算方法有一定影响，损失的计算方法和损失数额，以本《说明》为准。 本院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该《说明》，并于庭审中进行了质证。原告李振林对于此份《说明》无异议，两被告对于此份《说明》的性质提出异议，认为该《说明》不属于重新鉴定结论，不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人民法院可以不重新鉴定。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关于对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通知书〉中相关问题的说明》，以书面形式解释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并不影响鉴定报告中关于因果关系以及对于种羊流产事实的鉴定结论，该许可证仅针对损失赔偿标准及具体赔偿金额产生影响，并已经纠正并重新核准赔偿标准，计算了损失数额。被告哈大客专向法庭提出鉴定人出庭的申请，经法庭准许，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派出两名鉴定人杨某、刘某1出庭接受法庭及各方当事人的询问，就此部分专业性问题当庭作出明确解答，并由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可以视为是对原鉴定结论的重新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在法庭上提出的意见及作出的专业知识的解答，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合本案的审理情况，该鉴定结论合法有效，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 原告李振林于2007年1月28日与崔成硕签订《土地转包协议》，该协议约定崔成硕自愿将其剩余年限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李振林经营。双方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灯塔市万宝桥街道办事处山岳堡村民委员会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2007年2月，原告李振林进入到双方协议中所确定的承包地块灯塔市距沈营公路650米处建立灯塔市鑫路羊场开始绒山羊种羊养殖。 2010年2月4日，李振林办理“灯塔市鑫路羊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场所为“灯塔市”，经营范围及方式为“养饲业”，执照有效期至2014年2月4日。2013年12月19日李振林申请变更个体工商户登记，于当日取得变更后的“灯塔市鑫路羊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13年12月17日，涉案羊场取得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灯塔市鑫路羊场”于2014年5月1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目前状态为“吊销，未注销”。 2007年８月23日，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正式开工建设。2008年５月19日，灯塔市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建设领导小组成立。2012年4月，哈大铁路客运专线进行动态实验。2012年10月８日，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全线试运行。2012年12月１日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正式开通运行。原告李振林经营的灯塔市鑫路羊场距离哈大铁路客运专线边界62米。哈大铁路客运专线进行动态实验后，原告李振林经营的羊场出现母羊流产、羔羊死亡的情况。灯塔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科科长刘华昌于2012年8月20日、2013年2月10日到李振林家两次，确认羊场母羊有流产、死胎、大量死亡情况，通过现场诊断、化验室化验排除疫病等重大疾病死亡原因。2013年李振林向铁道部反映因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噪音造成羊场损失问题。铁道部于2013年7月30日向李振林作出来访事项告知单，告知其反映的因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噪音造成损失等问题，按照《信访条例》“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请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2014年11月24日，李振林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沈阳铁路局赔偿直接损失1,700万元。2015年３月13日，李振林申请追加哈大客专为本案被告。 根据李振林的申请，本院委托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对哈大铁路客运专线运营对涉案羊场的噪声污染进行测试。2016年7月25日，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羊场进行了环境噪声测试。2016年９月5日，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噪音司法鉴定报告》，鉴定意见：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附录Ｃ噪声敏感建筑物监测方法要求，对灯塔市鑫路羊场西墙外１米处测试点进行环境噪声测试，测试结果：昼间噪声测试３次，等效声级（Leq）分别为67.8dB（A）、66.0dB（A）和68.4dB（A），昼间突发噪声最大声级（Lmax）为99.0dB（A）；夜间噪声测试1次，等效声级为59.7dB（A），夜间突发噪声最大声级（Lmax）为83.0dB（A）。 在鉴定异议期内，哈大客专对《噪音司法鉴定报告》提出异议，认为：1．报告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防治污染法》及《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对象不包括动物，羊场不属于噪声敏感建筑物；2．李振林所主张损害发生时车辆通车时长和频率与测试时差异较大，现场周边车辆影响及该监测数据中是否排除其他动物突发噪音未见有说服力说明及依据；3．报告中有多处不规范之处，如：未附监测单位资质，监测结果无测量人、校对人、记录人签字，测量时间应为时间段，而非时间点。 针对哈大客专提出的异议，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书面解释：1．现场笔录已经明确本次鉴定方仅对涉案羊场环境噪声进行测试，选择测试点由双方指定认为是噪声影响较大的敏感点作为测试点。鉴定中心依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规范和要求进行测试，仅对其测试的环境噪声质量负责，不负责对其噪声测试的使用对象和声环境功能区类别进行评价；2．鉴定方对测试现场周边环境已勘察，鉴定方要求申请人、被申请人、法院三方人员现场跟踪监督，在噪声测试全过程中已避开包括周边现场人员及其他动物的突发性噪音影响，根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方法，噪声测试人员每次噪声测试对其背景噪声都进行了相应测试，对噪声测量值修正结果作出判定（噪声测量值与背景噪声值的差值大于10dB时，噪声测量值不做修正）；3．鉴定方提供的“噪声现场监测原始记录”上已有测试人、当事人、复核人签字，测量人和记录人为同一现场测试人员；监测单位具备监测资质，具有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15061205B023），噪声测试人员具有辽宁省环境监测实验中心颁发的“环境监测人员技术考核合格证”，具备技术人员持证上岗要求，测试设备经技术检定并颁发检定合格证书，测试设备在检定合格有效期内使用。另外，测量时间为每次噪声测试的开始计时点，并在“噪声现场监测原始记录”上已记录测量时长为１小时。根据哈大客专申请，鉴定人刘某2出庭接受质询。博爱司法鉴定中心收取李振林鉴定费用12万元，李振林垫付鉴定人出庭费用2,000元（实际已按两名鉴定人出庭垫付费用4,000元，需由鉴定中心退还李振林2,000元）。 根据李振林申请，本院委托河北省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对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对李振林所经营的灯塔市鑫路羊场产生的噪音是否与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及损失数额进行鉴定。2017年8月28日，河北省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涉案羊场损害的发生不能排除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产生噪声对涉案羊场造成不利的影响因素；根据畜牧养殖的技术规范和行业内多数专家认可的应激反应影响判定方法，判断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对李振林所经营的灯塔市鑫路羊场产生的噪音与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应具有因果关系；2．参照现行标准和生产实践经验，按涉案羊场基础建设的实际情况，推算羊场的基础母羊可存栏量应在450～568只，司法鉴定人分析认为，该羊场存栏500只基础母羊较为合理。根据涉案羊场养殖承载能力，结合辽宁绒山羊生长特性，按照500只基础母羊，9个月为一个生产周期，产羔率115%，羔羊成活率97%的标准，计算涉案羊场在2012年4月～2013年12月期间内（2.3个生产周期）正常羔羊可存栏量约为1283只。司法鉴定人分析认为，妊娠期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率以60%进行计算较为合理。2012年4月～2013年12月期间的妊娠期母羊流产以及羔羊死亡的数量以实际勘验的冷藏保存的死胎羊头和羔羊羊头的数量800只作为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的损失进行计算。该阶段羊场未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销售羊只应当按照商品羊的市场参考价格进行计算：800×1,000元/只＝80,000元。2014年1月～2014年12月，涉案羊场已经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销售羊只应当按照种羊的市场参考价格进行计算。该阶段损失包括受到噪声损害造成妊娠期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的损失以及基础母羊失去种用价值全部淘汰成商品用成年羊的损失：妊娠期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数量为500只×115%×97%×1.3个周期×60%≈435只；妊娠期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的损失为435只×5,500元/只＝2,392,500元；500只基础母羊失去种用价值淘汰成商品用成年羊的损失为500×（8,600－2,000）元/只＝3,300,000元。综上，司法鉴定人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方法，核算涉案羊场损失约为6,492,500元。 在鉴定异议期内，哈大客专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认为：1．河北省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产生噪音与涉案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缺乏有效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国家发改委立项在先，涉案羊场经营在后。鉴定人认为涉案羊场2007年建场到2012年2月底没有出现批量母羊流产和羔羊死亡等异常现象，2012年３月至４月起开始出现大量流产和羔羊死亡的损害事实属于鉴定人的片面说法，系鉴定人在没有任何现场记载有效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主观片面结论，依据鉴材有严重瑕疵；2．鉴定人推算羊场损失数额6,492,500元不能成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振林冷藏保存的羊头系2012年至2014年底涉案羊，鉴定人的推算没有依据。 针对哈大公司提出的异议，河北省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书面答复：1．《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一条鉴定意见应是科学的、合理的。司法鉴定意见是基于司法鉴定人现场勘验、询问了解情况以及涉案羊场与哈大铁路客运专线直线距离、委托人提交的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噪音司法鉴定报告》，参照相关标准和行业内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判断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产生的噪音与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应具有因果关系。理由如下：（1）根据绒山羊生物学特性分析，绒山羊胆小，神经敏锐，对外界反应敏感，容易产生应激反应。受到噪音侵害，产生应激反应后，母羊极易出现流产或不孕，羊只生长缓慢，容易多发疾病，严重的可引起死亡；（2）涉案羊场与哈大铁路客运专线直线距离约62米，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规定的相关要求；（3）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在动态验收、试运行及通车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一定噪音，噪声最大声级超过《种羊舍区、场区、缓冲区环境质量》（DB/T428-2007）规定的限值要求，该噪声可引起畜禽应激，会对畜禽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4）自2007年至2015年9月，涉案羊场当地未发生能够导致批量妊娠期母羊流产以及羔羊死亡的重大疫情。本鉴定不对“哈大高铁客运专线国家立项在先，涉案羊场经营在后”的事实进行任何判断。针对的仅是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与涉案羊场的直线距离和产生噪音的事实。鉴定过程中，鉴定人不仅通过现场勘验、现场询问，而且走访了解当地养殖情况和市场价格，鉴定人反复论证才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羊场现场存在的基础建设设施、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与涉案羊场的直线距离和产生噪音、灯塔市畜牧局出具的《证明》等材料均是本次鉴定过程的重要鉴材。本次鉴定司法鉴定人并未将《养殖户调查表》《生产记录档案》《诊断书》直接作为鉴定材料使用。本鉴定意见是按照现场勘验和询问了解情况以及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动态验收、试运行、通车运行等基础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辽宁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参照《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NY/T682-2003）、《辽宁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辽宁绒山羊》（GB/T4630-2011）、《绒山羊生产技术规范》（DB/T398-2006）、《种羊舍区、场区、缓冲区环境质量》（DB/T428-2007）、《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SF/ZJD0601001-2014）等技术标准和行业内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2．《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条鉴定意见是参照相关标准和行业内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基本能够反映和体现涉案羊场受损害后的一般经济损失。《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按一般养殖技术和经验，根据涉案羊场的基础设施规模，对涉案羊场在正常养殖生产情况下因受噪音侵害造成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鉴定。为科学公正进行损失鉴定，司法鉴定人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受损害的持续区间，结合本案鉴材看，涉案羊场受损害发生的时间在2012年4月至2014年12月底期间；（2）涉案羊场的实际生产能力情况，从涉案羊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看，该羊场的基础母羊数量为500头比较合理，羊群中公羊所占比例为1：20-1：30。按照一般养殖技术产羔率115%，羔羊成活率97%，生产周期9个月计算，涉案羊场正常可存栏量约为1245只左右，未超过《养殖户调查表》显示的最大存栏量；（3）羊受到噪音侵害产生应激反应后，会对畜禽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容易造成羊群生产性能降低、免疫力下降、抵抗力减弱，妊娠期母羊出现流产，羊只生长缓慢，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死亡；（4）关于羊场性质的说明，涉案羊场为种羊场，于2013年12月27日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5）在损失计算时还应考虑羊只受到噪声刺激后，为救治需增加的药物、人工等投入成本因素。综上，司法鉴定人认为：凭现有的养殖技术和经验，无法确定母羊淘汰的具体时间与数量，因此，按停止养殖行为的2014年12月底进行统一淘汰处理。另外，除种公羊在羊群中所占比例较小，没有单独计算外，羊只受噪音损害产生应激后的救助措施也没有计算在内。本次损失核算的范围主要是妊娠期母羊流产、羔羊死亡和基础母羊淘汰的损失。从涉案羊场的基础设施规模，参照相关标准推算基础母羊数量为500头，妊娠期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率60%计算其一般损失也比较合理，现场勘验时羊场有冷藏8**只羊头，这与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率60%对比也较为合理。本次鉴定中，损失价格是参照《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中的相关要求，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询问等方法，对羊只的市场参考价格进行询问了解，并以该羊场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时间分阶段对涉案羊场进行鉴定。涉案羊场为种羊场，虽然在取得该证之前繁育的新生羊从技术上讲也应该为种羊，作为自繁自育使用，但依据相关法规规定，在没有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前，不得生产经营。因此，在损失计算时，取得该证之前的新生羊只按商品羊处理，取得该证之后的新生羊只按种羊处理。根据哈大公司申请，鉴定人杨某、何某出庭接受质询。河北省农业司法鉴定中心收取李振林鉴定费用36万元，李振林垫付两名鉴定人出庭费用6,000元。 本案在重新审理过程中，因原告李振林撤回《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本院向河北司法鉴定中心发出书面《通知书》，要求鉴定单位针对《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对于《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鉴定结论中关于因果关系及相关损失的鉴定结论是否具有决定性影响进行专业说明，对李振林鑫路羊场实际经济损失做出解释说明。 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关于对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通知书〉中相关问题的说明》，分析说明： 一、从养殖技术分析，是否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对于哈大高铁客运专线产生的噪音对李振林所经营的灯塔市鑫路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不会产生影响，该证对鉴定结论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具体说明如下： 关于“哈大高铁客运专线产生噪音与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是司法鉴定人根据涉案羊场与哈大高铁客运专线之间的直线距离以及哈大高铁客运专线运行产生噪音的事实进行的综合判定。无论依据《种羊场舍、场区、缓冲区环境质量》中规定的“舍区≤60dB，场区≤70dB和缓冲区≤75dB”的技术要求，还是依据《无公害食品畜禽场环境质量第3部分：羊场环境质量》中规定的“羔羊≤60dB，成羊≤70dB”的技术要求，噪音可以引起涉案羊场种羊产生应激反应，造成种羊流产、死亡等不利影响。 二、在其他相关事实及送检材料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真伪不能推翻《司法鉴定意见书》中“五、（一）和五、（二）1.2.3”的鉴定结论。具体说明如下： 《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哈大高铁客运专线通车运行产生的噪音是否与羊场种羊流产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技术分析”详见《说明》第一部分。 《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关于“辽宁绒山羊养殖技术要点”“涉案羊场基础母羊的可存栏量”“涉案羊场妊娠母羊及羔羊死亡率的分析”采用的是常规养殖技术，该技术均适用于种用绒山羊和商品用绒山羊的养殖。 三、依据相关法规规定，从事种畜离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因此，在涉案羊场未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对损失的计算方法有一定影响，具体如下： 在实践中，养殖户在未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购买种羊进行自繁自育的养殖活动是客观存在的。涉案羊场在引进基础母羊时为种羊。作为自繁自育使用；其基础母羊无论是否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都具有种用价值。故《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基础母羊淘汰的损失以6,600元/只计算是合理的。 新生羊只的损失，如涉案羊场未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在损失计算时，应不再考虑其是否为自繁自育的种用价值，应以商品羊的价格（1,000元/只）进行计算较为合理。 计算以上两项的损失数额为：500只×6,600元/只＋1235只×1,000元/只＝4,535,000元。 另查明，2005年国家发改委对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项目批复立项，2006年9月5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针对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公司筹备组《关于报送〈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作出《关于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批复中称：该项目符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措施及投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同意筹备组进行项目建设；项目运营后要适时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根据结果增补、完善防噪措施；按照《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GB12525-90），距铁路外轨中心线30米处的噪声应达到昼间70分贝、夜间70分贝的铁路边界噪声限值标准，应结合工程征地和城市规划对30米以内已有的居民住宅进行改造、迁出或改变使用功能。对30米以外预测超标的噪声敏感建筑物，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拆迁、改变建筑物使用、设置声屏障、安装通风隔声窗等措施，确保达到相应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2007年7月，辽宁省发展改革委与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公司筹备组签订《新建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辽宁省境内拆迁实施协议》，确定辽宁省发展改革委代表辽宁省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辽宁省境内的拆迁工作。沿线市政府为本市拆迁工作的组织主体、协调主体、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2012年10月10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向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作出《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承诺做好哈大客运专线相关征迁工作的函》，提出辽宁省将克服一切困难，按照哈大客运专线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要求，结合工程征地和城市规划对哈大客运专线30米以内的居民住宅进行改造、迁出或改变使用功能；对哈大客运专线30米以外预测超标的噪声建筑，区别不同情况，与哈大建设公司配合，分别采取拆迁、改变建设使用功能、设置声屏障、安装通风隔声窗等措施，确保达到相应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同时，负责妥善处理项目运行环境影响带来的信访问题。 在（2014）铁中民一初字第00034号审理过程中，合议庭要求李振林说明死亡羊只的处理情况，李振林提出羊死后，羔羊羊头和胎体保存在灯塔市天福农贸市场冷库中，羔羊身体李振林自行作无害化处理。该案承办法官到灯塔市天福农贸市场冷库中实地查看，冷库中存有大量冷冻羔羊羊头和胎体。庭审中，哈大客专和沈阳局公司认为冷冻的羔羊羊头和胎体是李振林单方保存，不同意以此计算损失数量。河北省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组织双方当事人对灯塔市天福农贸市场冷库中保存的冷冻羔羊羊头和胎体进行勘验，确定冷冻羔羊羊头和胎体约800只。 还查明，哈大客专于2007年8月10日成立，由沈阳铁路局、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哈尔滨铁路局）、辽宁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投资有限公司、吉林省交通投资开发公司、黑龙江省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作为铁道部、辽宁省人民政府、吉林省人民政府、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的出资人代表设立，依法注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根据公司章程，哈大公司作为哈大铁路客运专线项目的企业法人对项目资金筹措、建设实施、工程建设、生产经营、债务偿还和资产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2012年10月30日，哈大客专与沈阳铁路局签订《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书》，协议约定：哈大客专完全拥有投资所形成的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及设备、设施等各项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筹资建设、经营管理及债务偿还的责任主体。哈大客专将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的运输组织、运输设施、运输移动设备、运输安全生产等铁路运输工作以及与铁路运输工作密切关联的铁路用地管理、旅客延伸服务、物业等业务委托沈阳铁路局管理。 再查明，2017年11月13日，沈阳铁路局名称变更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本院认为，根据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起诉状及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李振林在案涉地点养殖绒山羊的时间；（二）原告李振林养殖的绒山羊种羊流产死亡的事实是否存在；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与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三）两被告是否应当承担李振林损失的连带赔偿责任；（四）原告李振林经济损失的确定标准及具体金额。 （一）关于原告李振林何时开始在案涉地点养殖绒山羊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土地转包协议》、山岳堡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可以确认2007年2月原告李振林进入到案涉地块灯塔市距沈营公路650米处建立养殖场开始绒山羊种羊养殖的事实。法律并不禁止农户自繁自育的养殖行为，养殖户在未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时，通过购买种畜禽进行自繁自育的行为客观存在，其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虽然原告李振林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时间与其养殖绒山羊的时间不同步，但其养殖行为与办证行为系处于一个连续状态下的相连行为，具有一定关联性，不能因此否定其先于办理相关证照前的种畜禽养殖事实客观存在。 被告哈大客专虽然提供证据证明国家对哈大高铁立项的时间以及征地拆迁行为的推进时间，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仅与高铁建设过程中因拆迁征地等行政行为引发的事实具有关联性，不能否定原告李振林作为养殖户于2007年已经在灯塔市开始养殖种畜禽的事实。故被告哈大客专提出的此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开通运营后，原告李振林的损害事实是否存在；案涉高铁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与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各方当事人应当负担的举证责任等问题。本案系因噪声污染引起的侵权责任纠纷，原告李振林对于其所受到的损害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因此其针对此部分事实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提出鉴定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尽到了其应负的举证责任。根据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的鉴定结论，可以证明原告李振林养殖的绒山羊种羊流产死亡的损害事实存在，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李振林提供的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大博环鉴［2016］第001号），证明了案涉的哈大客运专线在运营过程中噪音超过声测标准，存在噪声污染。提供的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关于对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通知书〉中相关问题的说明》，证明了被侵权人李振林的损害事实，证明了哈大客运专线在运营过程中产生噪音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造成了李振林实际经济损失的事实。因此原告李振林尽到了该条款规定的举证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被告哈大客专未能举证证明哈大客运专线在建设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噪音没有造成李振林养殖场中的种羊因应激性反应流产死亡的损害结果的可能性，也不能证明哈大高铁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不会传播影响到李振林的养殖场的事实，无法举证证明李振林的养殖场发生的损害是在哈大高铁建设运营前即已经发生的事实，以及可以推翻司法鉴定结论中关于因果关系成立的鉴定结论的其他法定情形。 原告李振林向法院申请鉴定，对其负有举证责任的损害事实及具体的经济损失等相关事实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被告为反驳李振林所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而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李振林实际经济损失等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且未向法庭申请重新鉴定，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 （三）关于两被告是否应当承担李振林损失的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两被告签订的《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书》的约定，被告沈阳局公司与被告哈大客专之间系委托运输管理关系，被告哈大客专完全拥有投资所形成的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及设备、设施等各项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筹资建设、经营管理及债务偿还的责任主体。本案系因哈大客运专线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污染而引起侵权责任纠纷，故被告哈大客专作为本案的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李振林提出的要求被告哈大客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沈阳局公司提出的其不是本案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本案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李振林提出的要求沈阳局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原告李振林经济损失计算标准及具体金额的确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农户的饲养种畜禽行为的监督管理机构是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上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国家赋予的对于农户饲养种畜禽的行为作出违法认定以及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李振林2007年2月开始养殖绒山羊后，至取得灯塔市羊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动物防疫条件许可证》期间，存在非法养殖经营获利行为，或者李振林的鑫路养殖场被当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为非法养殖并受到行政处罚的事实。《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于李振林经济损失的鉴定标准是按照农户自繁自养畜禽的商品价格而非种畜禽的市场价格计算，即鉴定结论中对于李振林的经济损失的计算结果中未包括种畜禽的市场经营利益，因此被告认为原告李振林在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之前的绒山羊养殖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其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及《关于对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通知书〉中相关问题的说明》对李振林鑫路羊场实际经济损失作出了分析说明和损失金额的核算。 本院认为，该鉴定结论中计算得出原告李振林经济损失包括该羊场存栏基础母羊淘汰的损失和新生羊只的损失这两项的损失，分为（2012年4月－2013年12月、2014年1月－2014年12月）两个时间阶段进行计算。 司法鉴定人分析后得出的该羊场存栏500只基础母羊的结论是在有相关基础证据的前提下通过现场踏勘后及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的结论，本院认为此部分鉴定结论因有证据支持，故较为合理。因未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基础母羊淘汰的损失以商品价格即6,600元/只计算，故基础母羊淘汰的损失共计3,300,000.00元，根据鉴定结论以及鉴定人于庭审中接受各方当事人及法庭质证时的解答，本院对基础母羊淘汰的损失计算结论予以支持。 新生羊只的损失，2012年4月－2013年12月期间的妊娠期母羊流产以及羔羊死亡的数量以实际勘验的冷藏保存的死胎羊头和羔羊羊头的数量800只作为母羊流产及羔羊死亡的损失进行计算，销售羊只应当按照商品羊的市场参考价格进行计算：800只×1,000元/只＝800,000.00元。这部分损失系依据以实际勘验的冷藏保存的死胎羊头和羔羊羊头的数量800只作出，有证据支持，本院对此部分损失计算结论予以支持。 2014年1月－2014年12月，鉴定部门以500只基础母羊为计算基础推算出2014年全年的新生羊只的损失约为435只。根据鉴定人于庭审中接受各方当事人及法庭质证时的解答，羊场新生羊只数量是依据相关数据推算得出。 原告李振林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要求对羊场经济损失的赔偿请求，在2016年11月9日庭审过程中自述其所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部分计算至2014年4月，庭审后变更为2014年8月，所主张的经济损失的赔偿范围仅为2014年1月－8月，但是李振林未能举证证明其于2014年1月至8月间仍然存在实际养殖行为，也未能举证证明此期间存在损害事实，故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诉讼后果。鉴定结论中关于2014年全年新生羊只损失只是在理论上进行的测算，因原告李振林未能举证证明此期间的损害事实，该测算没有事实依据，故对于《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计算得出的435只新生羊只的损失，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确认原告李振林的经济损失共计410万元（330万元＋80万元＝410万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被告哈大客专作为产生噪音污染的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资产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及债务偿还的责任主体，对噪声污染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李振林提出要求污染者赔偿因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振林经济损失410万元； 二、驳回原告李振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7,247.00元，由原告李振林负担17,647.00元，由被告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9,600.00元。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用12万元，河北省农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用36万元，合计48万元由被告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出庭费用2,000元、河北省农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两次出庭费用14,000.00元（6,000元＋8,000元），合计16,000.00元，由被告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法院已经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23,800.00元，返还原告李振林66,553.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姚志刚 审判员  张 放 审判员  曹英伟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马妮 书记员李浩（代） 附案件证据目录： 原告李振林举证证据： 1、购买种羊收据（5张）。 2、辽宁省牛羊强制免疫档案簿。 3、鑫路羊场养殖生产记录档案。 4、灯塔市鑫路羊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5、动物强制免疫证。 6、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7、灯塔市畜牧兽医局、灯塔市烟台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证明。 8、当地兽医诊断书。 9、兽医从业人员资格证。 10、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 11、《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书》。 12、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大博环鉴［2016］第001号）。 13、《土地转包协议》、灯塔市万宝桥街道办事处山岳堡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 14、来访问事项告知单。 15、《动物疫病检验报告》、两份临床诊断。 16、《责任保证书》。 17、《核准开业登记通知书》。 18、《机读档案登记资料》。 19、《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及附件。 20、山岳堡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举证证据： 《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书》 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举证证据： 1、《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哈尔滨至大连铁路客运专线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发改交运［2005］2736号 2、《关于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铁路客运专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06］445号 3、《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承诺做好哈大客运专线相关征迁工作的函》辽政办［2012］67号 4、《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书》 5、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工商营业执照 6、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 7、《动物防疫条件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2010年第7号令）》 8、《哈大铁路客运导线建设开通时间网上资料》 9、《动物条例审查办法》 10、听证告知书、听证通知书及听证送达回证、哈大快客（灯塔段）失地农民听证签到簿 11、哈大快客（灯塔段）征地公告。 12、《建设工程征地协议书》。 13、《新建哈尔滨至大连铁路客运专线初步验收报告》 14、《关于合作建设哈大铁路客运专线的协议》 15《辽宁省境内征地实施协议》 16、《辽宁省境内拆迁实施协议》 17、《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18、鑫路羊场的《营业执照》 19、《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20、《灯塔市人民政府公文处理单》、哈大客专经开函［2018］41号《哈大客专公司关于确认相关证照的函》及附件、灯农经函［2018］12号《关于〈哈大客专公司关于确认相关证照的函〉的回复函》及附件 21、《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 22、《绒山羊流产的原因及综合防治措施》 23、《浅析绒山羊发生流产的病因及防治措施》 24、《营养不良是造成柴达木绒山羊流产的又一重要原因》 法院调取证据： 1、灯塔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调取的笔录。 2、灯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万宝桥管理所调取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灯塔市鑫路羊场） 3、灯塔市烟台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及养殖户调查表 4、《关于成立灯塔市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5、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大博环鉴［2016］第001号） 6、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冀农司［2017］农鉴字第198号） 本案审理中援引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污染者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单行法的规定；相关环境保护单行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第六条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第七条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 第九条当事人申请通知一至两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或者污染物认定、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等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当事人未申请，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进行释明。 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提出的意见，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五条被侵权人起诉请求污染者赔偿因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人身损害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本解释适用于审理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民事案件，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 （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涉及身份关系的； （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 （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 （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人、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于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鉴定申请的，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符合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在询问当事人的意见后，指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 第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 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