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21民初1045号 原告：四川省鸿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堂县竹篙镇人民政府办公大楼第四层楼。 法定代表人：梁开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珍，四川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欣，四川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钰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康宁街290号附6号1栋1层6号。 负责人：易进。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勇，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向远贵，男，1969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原告四川省鸿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锐公司）与被告四川钰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钰泰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12日立案后，原告于2018年4月16日申请变更案由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本院予以准许。审理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追加向远贵为本案第三人。因向远贵下落不明，需公告送达，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继续进行审理。本院分别于2018年3月19日、2019年4月16日、2019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鸿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欣、刘云珍，被告钰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向远贵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鸿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817907元及资金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从2016年2月1日起以381790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余款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6日，原告鸿锐公司与被告钰泰公司签订《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一份。原告鸿锐公司将甘孜县温泉大酒店的劳务工程分包给钰泰公司完成。劳务分包方式为：按建筑面积以劳务人工费、包周转材料、架管、架料、包塔吊、机械、机具、食宿、劳保用品、安全措施、租金的费用承包给被告钰泰公司。合同签订后，被告钰泰公司组织人员、机械等进厂施工，向远贵为被告钰泰公司在工地现场的劳务负责人。2014年4月27日，被告钰泰公司的现场代表向远贵以“四川省鸿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的名义与杨大金、钟景华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杨大金、钟景华钢管、扣件、钢模、角模、V型扣、顶拖给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使用。后因未按约向杨大金、钟景华支付租金，杨大金、钟景华于2016年1月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鸿锐公司，要求原告鸿锐公司支付租金费及维护费等费用。该案件由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118民初846号一审判决书，由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5民终5675号二审判决书，认定向远贵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判决原告鸿锐公司应向杨大金、钟景华履行付款义务。判决生效后，杨大金、钟景华二人向法院申请执行，重庆市永川区法院扣划原告银行存款3817907元。 根据原、被告双方所订《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的约定，被告负责劳务施工，工程的架管、架料等按约由被告负责完成。被告钰泰公司冒用原告鸿锐公司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名义与杨大金、钟景华签订《租赁合同》，并导致发生判决原告鸿锐公司承担向杨大金、钟景华付款的义务，而该费用本该由被告钰泰公司承担。因此，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望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钰泰公司辩称，甘孜县温泉酒店项目的实际施工人系熊明操而非原告，原告不具有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签订过劳务承包合同。原告诉状中所称的劳务承包关系不成立。而被告举出的证据充分证明原被告从未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向远贵、余顺勇不是被告员工，与被告也无任何业务关系，被告也从未向二人出具任何“委托书”。向远贵、余顺勇系原告公司工作人员，其身份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根本未履行原告所诉称的“劳务承包合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赔偿损失3817907元，而该款项系原告应支付他人的租金，而该租金与被告无关。退一步说，即使原告支付了他人租金，也可以在应付向远贵、余顺勇的工程款中扣除，扣除后原告也没有任何损失，绝无向被告主张权利的理由。 第三人向远贵未发表陈述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鸿锐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4年4月6日《劳务分包合同》两份，一份复印件，一份原件。证明原、被告双方建立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被告方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向远贵作为被告方的代表在该合同上签字。合同第二条约定：“该工程原告按建筑面积以包劳务人工费、包周转材料、架管、架料、包塔吊、机械、机具、食宿、劳保用品、安全措施、租金的费用承包给被告。”根据该约定，证明原告将案涉甘孜县温泉大酒店的工程劳务分包给被告，且工程施工所需的架管、架料等机械器具由被告自行负责，合同约定的劳务费单价中已包含周转材料、架管、架料等机械器具费用； 2.2014年8月6日《委托书》一份。证明被告将甘孜项目劳务现场负责人由向远贵变更为余顺勇，2014年8月6日之前被告的劳务现场负责人为向远贵。说明2014年4月27日向远贵与杨大金、钟景华签订钢管、扣件《租赁合同》时，向远贵是被告在甘孜项目劳务现场的负责人。 3.（2017）渝0118民初846号民事判决书、（2017）渝05民终567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劳务承包合同》的向远贵系被告方派驻到案涉工地上的现场管理人。证明2：被告方的现场代表向远贵以原告方的名义于2014年4月27日与杨大金、钟景华签订《租赁合同》，“鸿锐公司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作为合同乙方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合同约定杨大金、钟景华向乙方提供了钢管、扣件、钢模、角模、V型扣、顶托（即架管、架料），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向杨大金、钟景华支付租金。证明3：法院认定向远贵代表原告与杨大金、钟景华签订《租赁合同》构成表见代理，即向远贵本无权代理原告与杨大金、钟景华签订合同，但相关行为让杨大金、钟景华相信向远贵有权代表原告。以此认定原告与杨大金、钟景华建立有《租赁合同》关系，并判决原告向杨大金、钟景华支付租金等义务。 4.（2016）渝0118民初102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杨大金、钟景华诉原告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杨大金、钟景华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法院于2016年2月1日冻结了原告的银行存款400万元。 5.（2017）渝0118执5241号结案通知书。证明杨大金、钟景华诉原告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扣划原告银行存款3817907元，该案件结案。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的约定，支付杨大金、钟景华架管、架料租金费用应由被告钰泰劳务公司承担，仅是因为被告方的现场代表向远贵以原告方名义与杨大金、钟景华签订《租赁合同》，导致原告方对外承担了本该被告方应承担的义务。 6.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证明甘孜项目的实际施工人熊明操在该案件中出示了2014年8月6日《委托书》的原件。并陈述向远贵是被告钰泰公司的代表，负责劳务分包合同的履行，不能代表原告鸿锐公司，也不能代表项目部。 7.2017年4月10日，甘孜温泉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熊明操签订的结算确认书。该确认书载明甲方即温泉酒店已付乙方工程款7870291元，其中温泉酒店付乙方的工程款就包含了原告应该支付给被告的劳务费，因此也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是实际履行了的，被告收取劳务费的方式只是由业主直接支付给被告的。向远贵在另案诉讼中也陈述业主方给劳务费付过一部分劳务费用的，原、被告所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是实际履行的事实。 8.（2015）金堂民初2870号案件民事起诉状、证据材料、庭审笔录，其中劳务承包合同在该案件进行了出示，与本案一致，在庭审笔录中作为签订合同的向远贵陈述了与本案被告系挂靠关系。在该案中，向远贵提供的委托书，当庭出示了原件一份，该委托书内容与重庆法院调取的委托书系同一份。 被告鸿锐公司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两份劳务合同中，对举示复印件劳务合同的三性不予认可，对举示原件的劳务合同，印章是鸿锐公司印章，但原告并未加盖公章，对该份合同的三性也不予认可。理由是，原告方的委托代理人李明并不是原告方的工作人员，原告方根本没有成立过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也未刻制项目部印章，不可能使用项目部印章与被告签订合同。对证据2，系复印件，三性均不予认可。同时该份复印件上的委托人是向远贵，并不是被告方，被告从未在该委托书上盖过章，被告对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同时该判决书上从未提及过被告，也没有提到向远贵是被告公司工作人员。从判决书第五页内容，向远贵签订租赁合同时，出具了原告方营业执照等资料，可以看出，如果向远贵不是原告方工作人员，他怎么会有原告方营业执照等全套资料。本案实际施工人是熊明操，不是原告。其次，向远贵作为工程现场负责人，是原告方的工作人员，与被告无关。同时在该两案审理过程中，如果觉得该费用应该由被告方承担，应该追加被告方为当事人，如果原告认为重庆两级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应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而不是向法院起诉被告方。对证据4、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对庭审笔录三性不予认可，理由是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并未参加庭审。对证据7，工程结算单是复印件，三性不予认可。该复印件载明的内容是甘孜温泉酒店与熊明操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不涉及本案被告，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是鑫红鑫公司与本案原告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鑫红鑫公司的陈述与被告无关，对于塔机租赁合同，承租方是本案原告，经办人签字是向远贵、余顺勇，原告方加盖了项目部印章，恰恰证明向远贵是原告方的人，代表原告方跟鑫红鑫公司签订的合同。使用通知书恰恰证明是原告方在使用塔机，对劳务承包合同、委托书，与前述质证意见一致，对于内部承包协议，只能证明鸿锐公司没有进行施工，而是以内部承包的方式承包给了熊明操，对于笔录中向原告的陈述只是单方面陈述，人民法院也未予认可，同时原告在该案中陈述案涉项目部印章是熊明操私刻的，人民法院认可的是向远贵是原告的员工。庭审笔录中，鸿锐公司也明确对劳务承包合同上所加盖的公章予以否认，同时在劳务承包合同签字的李明，也否认其身份。 被告鸿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甘初字42号。证明甘孜县温泉酒店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是熊明操，不是本案被告，原告方也未就该工程进行任何实际出资，所以原告方不可能与被告方签订劳务合同，原告方也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2，钰泰公司章程及社保缴费明细。证明向远贵、熊明操不是钰泰公司的股东，也没有在钰泰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与被告无任何关系。 证据3，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15）金堂民初字287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方明确向法庭陈述案涉项目印章不是其雕刻的，涉案的甘孜温泉酒店所有的权利义务都是熊明操享有而不是鸿锐公司，鸿锐公司没有履行过案涉项目的义务，既然鸿锐公司都没有履行义务，就不可能与被告签订劳务承包合同。 证据4，承诺书、甘孜县治安大队证明、金堂县治安大队证明、受案回执。承诺人是熊水静，其证明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的印章是她本人刻的，与鸿锐公司无关。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印章未在甘孜县、金堂县公安局申办，原告在知晓他人私自刻了项目部印章后向金堂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报案。 证据5，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15）金堂民初字第2870号案件第一次庭审笔录。第八页内容证明被告所举示的第4组证据均是鸿锐公司提供。 证据6，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15）金堂民初字第2870号案件第二次庭审笔录。鸿锐公司明确提出就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鸿锐公司没有成立相应的项目部，也没有项目章，项目章是没有得到鸿锐公司授权的，是熊明操私刻的，同时鸿锐公司明确向法庭陈述劳务承包合同上的签字是谁其不清楚，李明不是受鸿锐公司委托，审判长询问鸿锐公司与向远贵、钰泰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没有，鸿锐公司明确回答没有，所以鸿锐公司根本没有和钰泰公司签订任何合同，鸿锐公司向本法庭提交的与钰泰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根本不成立。 证据7，（2018）川0121民初2696号案件庭审笔录。该案是农民工起诉鸿锐公司的案子，在该案法庭调查过程中，农民工均陈述他们在工地做活是向远贵和余顺勇喊去的，工资也是他们二人在发，钰泰公司从未有过任何工作人员到现场。对原告方举示的委托书，余顺勇明确说是向远贵委托他，与钰泰公司无关，余顺勇也陈述其根本不认识钰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 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甘孜温泉酒店项目的工程实际的权利义务人是谁，与原告基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向被告主张权利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原告已经为被告应承担的义务买了单，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义务。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向远贵是不是被告的股东并不影响其是否能够代表被告。是否购买社保并不是判断向远贵与钰泰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的唯一依据，而事实上在原告所提交的合同以及委托书足以证明向远贵系钰泰公司的员工，是钰泰公司在案涉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向远贵的行为代表被告钰泰公司。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判决书中向远贵和余顺勇都作为诉讼主体参与了诉讼，判决书能够证明向远贵和余顺勇与钰泰公司存在法律关系，同时也证实了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案涉劳务承包合同，而不是被告所称的向远贵和余顺勇是原告的员工。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是对于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管加盖在原告和被告合同中的公章是否是鸿锐公司或者是其他人私刻，但是该劳务合同中加盖了钰泰公司的公章，而且原告也认可与被告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务承包合同关系是成立的，改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三性认可，在笔录中，向远贵陈述，签订劳务合同是向远贵和鸿锐公司，他是以钰泰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并且说明他是挂靠在钰泰公司，他也陈述了他有与钰泰公司签订的挂靠劳务合同，和挂靠在钰泰公司名下的合同。同时向远贵还提到了原告所出具的委托书，也能够印证原告提交的委托书是真实性，笔录内容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劳务合同这一事实，并且向远贵的身份是代表钰泰公司。对证据6，三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这是鸿锐公司与其他人的案子，也是由代理人代为陈述，不能否认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务合同这一事实，原告与被告是否签订了劳务合同应当根据证据予以认定，在该笔录中，余顺勇再次陈述向远贵就是挂靠在钰泰公司，而不是鸿锐公司。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本院组织原、被告到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共同查阅（2017）渝0118民初846号案件卷宗，并调取了该案的庭审笔录、熊水静公章移交记录、甘孜县公安局证明、金堂县公安局证明、张如东、庄正洪、熊明操、杨大金、钟景华、鸿锐公司的答辩意见、书面意见。 原告对本院调取证据，对庭审笔录三性无异议，笔录中载明熊明操提出委托书的情况，熊明操是案涉工程总的施工人，向原告、余顺勇是被告作为劳务方的现场负责人。对案件其他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熊明操的质证意见，明确说了劳务方面是大包给钰泰公司。重庆案件中对向远贵的身份没有认定，只是从表见代理制度认为其行为对鸿锐公司构成表见代理。 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对庭审笔录的合法性认可。但对笔录中记载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因钰泰公司没有参加庭审，对庭审中证据无法核实。对于答辩状，陈述的内容无异议。对于庄正洪的陈述无异议。对于熊水静的公章移交证明无异议。对于熊明操的书面质证意见，记载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杨大金、钟金华、熊明操的答辩意见不予认可，与庭审调查审核的内容不一致。对于鸿锐公司的代理意见，他们写的很清楚，承担责任的主体应该是向原告等人。其他公安机关相关证据材料无异议。 2018年8月24日，原、被告对重庆市永川区法院案卷宗材料中的委托书进了质证，双方一致认可案涉委托书原件保存于该卷中。被告对委托书中加盖的公章是否是被告的公章提出异议。后被告就该委托书上公章真实性申请鉴定。本院委托四川光明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8年11月27日，四川光明司法鉴定所通知鉴定需要提交与送检检材落款时间（2014年8月6日）尽量相近，作为鉴定比对样本。本院向原、被告进行了告知，原、被告均表示无法提供对比样本。2018年12月12日，四川光明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发出“关于不能开展司法鉴定的说明”，表示：经材料审核，因鉴定申请方不能提供案前原始印文样本，由于样本材料不充足，为此，该所不能开展鉴定。 根据当事人的的举证、质证及陈述，本院对双方举示的证据认定如下： 对于原告举示的证据1，对原告仅提供复印件的劳务分包合同，被告否认签署该合同，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原件的劳务分包合同，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被告否认出具该委托书，而从委托书形式来看，委托书抬头落款均是钰泰公司，委托书内容又是向远贵委托余顺勇，不符合委托书出具要求及一般常理，而从委托书来源，是熊明操在重庆市永川法院庭审中提交，本院无法确定是否是钰泰公司出具，不予采信；对证据3、4、5、6、8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7，系复印件，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予采信。 对被告举示的证据1、2、3、4、5、6、7，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4年3月28日，熊明操以鸿锐公司的名义与甘孜县温泉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泉投资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修建位于甘孜县的“甘孜温泉大酒店”项目。同年7月26日，熊明操与鸿锐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约定其包工包料承包“甘孜温泉酒店”项目，所有税费、租赁等均由熊明操自行承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后，同年4月熊明操即购买材料、组织资金和人员对工程进行了施工，并设立四川省鸿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以下简称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并雕刻了项目部印章，在日常建设活动中使用。2015年9月24日，鸿锐公司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温泉投资公司，熊明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院作出（2015）甘民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该院查明：案涉工程于2014年11月6日修建至主体封顶后停工，但工程并未修建完毕合同验收。工程从开始施工至主体完工均由熊明操个人组织人员并出资，鸿锐公司并未对工程进行任何实际出资，在工程施工期间，鸿锐公司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并向熊明操的儿子和现场管理人员出借了部分款项。该院认为，熊明操借用资质签订合同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无效合同。该案中温泉投资公司对取得已完成工程依法应返还，因所完成工程均由实际施工人熊明操出资完成，因此温泉酒店应返还的对方是实际投入财产的熊明操。判决驳回鸿锐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4年4月6日，向远贵以钰泰公司名义，与温泉酒店项目部签订《施工劳务承包合同》，合同首页载明甲方为鸿锐公司，乙方为钰泰公司，合同甲方签字人为李明，并加盖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印章，签字在温泉酒店项目部印章之下，乙方签字人为向远贵，并加盖钰泰公司合同专用章，签字在印章之上。合同首页甲方、乙方名称为手写。《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约定：二、承包方式与要求。该工程甲方按建筑面积以劳务人工费、包周转材料、架管、架料、包塔吊、机械、机具、食宿、劳保用品、安全措施、租金的费用承包给乙方。要求承包队伍具备劳务承包资质，主要工种要有上岗证书，并且编制人员花名册交甲方存档备查。六、付款方式与工期。1、该工程乙方队伍进场后，其先期费用由乙方负责，从开工之日至酒店主楼建筑主体封顶，按总工程量70%为支付标准，15日内支付劳务费75%（工程量*70%*75%=支付劳务费）。框架完成后每月按完成工程量的75%支付劳务费，办完工程结算3个月内付至劳务费的97%。余款3%一年内付清。此后，向远贵多次以甘孜温泉项目部名义对外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各类建筑设备。 2017年，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受理钟景华、杨大金诉鸿锐公司、熊明操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作出（2017）渝0118民初84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2014年4月27日，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与杨大金、钟景华签订租赁合同，合同加盖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印章，向远贵作为项目负责人，庄正洪、余顺勇作为材料员在合同上签字。向远贵生病后委托余顺勇对工地进行管理。该院认为，向远贵的行为对鸿锐公司构成表见代理，鸿锐公司系租赁合同当事人，应当承担给付租赁费、返还租赁物的义务，判令鸿锐公司支付钟景华、杨大金钢管、扣件、顶托等租赁费1714759元，并从2016年1月2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返还钟景华、杨大金钢管49305.10元、扣件36454套、顶托603套，若逾期不能退换，则折价1253340元予以赔偿，案件受理费37670元、保全费5000元，由鸿锐公司负担。鸿锐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鸿锐公司的上诉，并作出（2017）渝05民终5675号民事判决，驳回鸿锐公司的上述，维持原判。上述判决生效后，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对鸿锐公司依法进行执行，划拨鸿锐公司银行存款3817907元，判决内容执行完毕，该院作出（2017）渝0118执5241号结案通知书，告知案涉当事人（2017）渝0118执5241号执行案件执行完毕，于2017年12月27日结案。 另查明，在（2015）金堂民初2870号案件庭审中，向远贵称是挂靠钰泰公司，有挂靠合同，但未向法庭提交。余顺勇与向远贵均认可二人是合伙关系。在（2017）渝0118民初846号审理中，熊明操等人称向远贵挂靠钰泰公司。在上述二案的庭审中，鸿锐公司均称项目部印章是熊明操私刻，鸿锐公司后收回印章，收回印章之前使用印章的行为与其无关，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上签字的李明鸿锐公司不认识，也未受其委托。在（2018）川0121民初2696号庄正洪诉钰泰公司、余顺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中，该案原告庄正洪及该工地工人，均称是向远贵叫去打工的，不清楚劳务公司情况，没有见过钰泰劳务公司的人。余顺勇称是与向远贵合伙，挂靠不是其办理，不清楚钰泰公司。 本院认为，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达成合意是合同成立生效的前提，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关于案涉《施工劳务承包合同》是否成立生效的问题。首先，从鸿锐公司意思表示方面。案涉合同加盖的是甘孜温泉酒店项目部印章，签字人为李明，项目部印章并非鸿锐公司雕刻，鸿锐公司在2015至2017年的法院审理中均否认该印章效力，而签字人李明身份不明，鸿锐公司也否认委托其签订案涉合同。据此，签订案涉施工劳务承包合同并非鸿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合同签订后至2017年期间，鸿锐公司也并未有追认的意思表示。其次，从钰泰公司意思表示方面。向远贵代表钰泰公司签字，但对于向远贵与钰泰公司的关系，虽然其在其他案件审理中自述是挂靠钰泰公司，双方签订挂靠合同，但并未提交法庭，故，之前的案件审理中一直未对向远贵与钰泰公司的关系进行确认。本案中，鸿锐公司与向远贵也未向法庭提交有关证据证明向远贵挂靠钰泰公司，对原告主张向远贵挂靠钰泰公司，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也未提交钰泰公司委托向远贵签订案涉合同的相关证据，或其他能够证明向远贵与钰泰公司关系的相关证据。原告提交的“委托书”，结合重庆永川法院及本院（2015）金堂民初2870号案件审理及认定情况，该委托书实际是向远贵出具给余顺勇，原告主张该委托书是钰泰公司出具的，钰泰公司提出抗辩，并申请鉴定，因双方均无法提供该委托书形成时间接近的对比材料，鉴定机构无法进行鉴定。本院认为，根据委托书内容、形式及前述其他案件查明认定的事实，并不能直接认定该委托书是被告钰泰公司出具，该举证不能的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且作为向远贵的合伙人余顺勇也称不清楚钰泰公司情况。纵观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签订及履行的全部过程，仅有该合同中加盖的钰泰公司合同专用章与钰泰公司形成联系，且劳务承包合同明显反映出印章加盖在先，手写内容及签名在后，不能确定合同内容是钰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案涉《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的签订，并非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不成立。原告的主张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即使认定《施工劳务承包合同》成立并生效，根据合同相对性，案涉工程系熊明操挂靠鸿锐公司承包，实际施工人为熊明操，温泉酒店项目部的成立、项目部印章的刻制均是熊明操实施，且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的签订也是以项目部的名义签订，鸿锐公司作为被挂靠方，对于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并未参与，其与案涉工程实际施工相关的权利义务应当依据其与熊明操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来确定，而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其他人主张。原告垫付了钟景华、杨大金的租赁费，也应当根据内部承包合同向熊明操主张权利。原告主张钰泰公司承担其支付的钟景华、杨大金的租赁费、违约金等费用，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四川省鸿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7344元，由原告四川省鸿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欧 莉 审 判 员  唐诗进 人民陪审员  杨代清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贾明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