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2民终34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滕立新，男，197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现住黑龙江省龙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章威，黑龙江滨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禹棚，男，1986年7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威，黑龙江鹤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滕立新因与被上诉人王禹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民法院（2017）黑0221民初3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立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禹棚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禹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龙江县人民法院在重审过程中对事实认定以偏概全，对吴国仁诈骗王禹棚犯罪事实及刑事判决中责令退赔等环节在重审判决中没有认定。重审判决中认定：“2013年3月22日债务人吴国仁涉嫌合同诈骗被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建华分局立案侦查。但该案件立案并非因本案原告王禹棚报案。”但在原二审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吴国仁《刑事判决书》中第九起犯罪事实中，是由李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经公安机关询问滕立新、王禹棚并对吴国仁讯问后，确认民事案件中争议的100万元与李某1控告吴国仁诈骗犯罪的100万元是同一事实，因此，吴国仁被立案侦查与李某1、王禹棚的报案有直接关系。在重审判决中，虽然援引吴国仁刑事判决中对于罪名和刑期的认定，但是对于《刑事判决书》中第九起吴国仁诈骗王禹棚的犯罪事实没有援引。虽然从表面上看，刑事判决中的事实与民事判决中的事实几乎相同，但是，最重要的区别就体现在上诉人滕立新给王禹棚出具借据和收条的行为性质。因此，在刑事案件原始卷宗中吴国仁、王禹棚及滕立新等人的陈述将对案件性质产生直接影响。吴国仁一案刑事判决中，第三判项“对被告人吴国仁违法所得人民币17,623,978.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该部分事实对本案有重要影响，首先吴国仁是本案中王禹棚损失的直接责任人，且在公安局补充侦查过程中，滕立新、李红伟、李某1等人也将滕立新出具借条等事实予以陈述，分别计入笔录，在人民法院吴国仁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也将此笔录作为证据予以出示，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中直接判决责令吴国仁退赔，也就没有认定债务转移的事实成立，也没有认定滕立新保证事实的成立；其次，该退赔的判项事实将直接影响本案王禹棚是否还向滕立新主张的权利。因此，重审判决中没有将退赔的判项作为事实认定，也是原审法院在逃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对刑事判决中判决退赔后，受害人不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规定的规避；二、重审程序违法，滕立新在重审过程中书面向人民法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但重审法院既没有调取相关证据也没有说明理由，对案件事实有直接影响的刑事案件卷宗没有调取，导致重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2018年9月20日滕立新向重审法院递交书面《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人民法院依法调取1、（2015）齐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2、（2015）齐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案件中涉及吴国仁诈骗王禹棚100万部分的卷宗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书证：吴国仁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吴国仁的讯问笔录、被害人王禹棚、李某1询问笔录、滕立新询问笔录以及其他相关证人的询问笔录等）。但重审法院只是依职权调取了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黑02执82号裁定书一份以及对吴国仁的调查笔录一份，对滕立新提出调取的（2015）齐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案件中涉及吴国仁诈骗王禹棚100万部分的卷宗材料根本没有调取，在重审判决书的证据中也没有体现。滕立新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调取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因（2015）齐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系吴国仁和赵文江，滕立新在刑事案件中没有被认定为被害人，所以没有权利调取刑事案件的卷宗档案，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滕立新书面申请调取的第二项就是涉及吴国仁诈骗王禹棚100万部分的卷宗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书证：吴国仁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吴国仁的讯问笔录、被害人王禹棚、李某1询问笔录、滕立新询问笔录以及其他相关证人的询问笔录等），此部分正是滕立新及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保存在齐齐哈尔中级人民法院的卷宗档案。该刑事案件部分的笔录能够客观完整的反映案件事实。重审法院仅仅依据在服刑中的吴国仁的笔录认定保证法律关系，明显是在断章取义，只有刑事案件的卷宗可以客观真实的反映当时的情况。因此，重审法院在没有依上诉人申请调取刑事案件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做出保证法律关系的认定，明显是程序违法导致的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三、重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保证法律关系缺乏证据及法律依据。首先，从客观事实上讲，滕立新为王禹棚出具的是一份借据和一份收条，借据和收条上没有体现任何与吴国仁相关的信息，因此，在龙江县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王禹棚的诉讼代理人和人民法院都将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直至第一次庭审后才将案由更改为债务转移纠纷。其次，从借据、收条本身根本无法可以推断出滕立新是为吴国仁的债务关系提供保证。依据担保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从借据和收条本身所记载的内容，根本不包括担保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内容。第三，滕立新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不具备保证合同的构成要件。是否构成保证法律关系，应当分析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客观行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形成主要基于双方的意思表示，重审法院仅仅依据吴国仁的陈述：“如果不能偿还欠款由滕立新负责偿还。”就单纯的认定保证法律关系明显错误。仅仅从该表述，仍然可以推断出是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如果真的是保证的意思，那么完全可以由滕立新为王禹棚出具有关保证意思表示的字据，恰恰因为滕立新出具的是借据和收条，才使得本案的法律关系由吴国仁和王禹棚之间的民间借贷，转变为该债务由滕立新承担，债务转移的法律关系成立。而且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从本案的客观事实和行为分析，滕立新都不具备保证的意思表示，仅能够反映出其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重审法院对于保证法律关系的认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四，重审判决中没有对滕立新是否具有撤销权进行论述。本案中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就是上诉人给王禹棚出具借据和收条的时候，吴国仁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滕立新不知道吴国仁的欠款涉嫌诈骗犯罪。那么在吴国仁刑事判决生效之后，滕立新才真正知道吴国仁的欠款是其诈骗行为所导致的。因此，滕立新与吴国仁、王禹棚之间债务转移法律关系的形成就存在受吴国仁的欺诈成分，也就是滕立新如果知道吴国仁的欠款涉嫌诈骗犯罪，那么肯定不会做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滕立新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受到欺诈，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滕立新在刑事判决生效后的庭审中随即表示了行使撤销权。但重审法院对于撤销权的行使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论述，也是重审适用法律错误的表现。总之，重审法院认定保证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从案件客观情况反映出的证据，借据和收条正好是债务转移的表现，而根本没有做出保证的意思表示。重审法院枉屈上诉人的意思表示错误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审理中，滕立新补充上诉意见为：一、滕立新签字的《借条》上有明显的“担保人签字”的位置，但滕立新签字的位置是在“借款人”处，明显是不具有吴国仁保证的意思表示；二、在王禹棚没有变更请求权基础的情况下，重审法院擅自变更请求权基础已经属于违法。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更换正确的请求权基础，如原告经释明后继续行使错误的请求权基础，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在审理中没有行使释明权，将王禹棚基于债务转移基础上主张的请求权擅自变更为保证合同的请求权，属于程序违法，应当予以纠正；三、应当在王禹棚明确请求权基础的前提下进行实体审理，即本案到底是属于债务转移纠纷还是保证合同纠纷只能二选一，不应当存在请求权滥用，甚至是人民法院帮助选择的情况发生。王禹棚二审答辩意见为：本案从滕立新向王禹棚出具借条之时起便产生了债权债务的转移，同时根据合同法规定，债务转移经债权人同意，其转移生效。根据当时签署借条时的实际情况，债权人在场，债务人在场，滕立新在场，滕立新为债权人出具借条经债权人同意该债务即为转移生效。同时，根据债务人吴国仁意思表示，滕立新的到场不仅有债务转移的行为，同时其代表了担保行为，吴国仁表示在其不能还钱时由滕立新代为还款，这一表示也有担保保证的意思，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吴国仁意思表示作出判决也符合吴国仁内心意思及当时的事实情况。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按照现有书证证实，本案的实际的法律关系也应为是一种债权债务的转移，也就是说滕立新将该笔债务进行了承接。同时在双方签订借条后，滕立新向王禹棚履行了偿还利息及本金的相关法律行为，双方签订书面借条后，滕立新用其名下的银行卡向王禹棚支付相关本金及利息，这属于完成债务承接后的还款义务。根据滕立新提出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问题，本案属于民事案件，虽然存在着民刑交叉，因滕立新的债务承接即生效并且履行的条件下，已经将吴国仁的刑事案件排除在本案之外，当中不再涉及吴国仁的权利义务。因此，一审法院只对出条当时吴国仁情况的调查足以说明案件本身的问题，不再需要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诈骗及非法集资案件中，刑事部分成立并不排除民事部分的司法解释规定，本案适用该司法解释，吴国仁是否构成犯罪，并不影响本案债权债务转移的成立。同时该债权债务转移的生效履行时间均在吴国仁犯罪之前，更不涉及刑事案件部分。滕立新认为其签署的借款行为是合同法规定的乘人之危、胁迫，王禹棚认为该说法无证据支撑，在无证据证明滕立新所签订的相关手续并非其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该手续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滕立新的上诉请求。据王禹棚了解，吴国仁将土地、资产、耕种设备都交给了滕立新耕种和保管、接管。王禹棚一审诉讼请求：要求滕立新偿还1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庭审过程中，王禹棚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滕立新支付起诉以后的利息计算至给付之日止，利息计算标准为年利率2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禹棚与证人周某系夫妻关系，与证人李某1系亲属关系。债务人吴国仁与滕立新只是认识，与证人李某2系亲属关系。2012年12月11日，债务人吴国仁在王禹棚处借款200万元，并由赵文江、李某2、吴国龙、孙成、吴祥担保，因王禹棚委托其表哥李某1代为办理相应此事，王禹棚给付借款后，债务人吴国仁向李某1出具了200万元借据，并与李某1签订了水稻抵押合同。2012年12月下旬，债务人吴国仁一直未能还债务，王禹棚便以李某1作为原告将债务人吴国仁及五名担保人诉至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法院。在诉讼中，王禹棚于2013年1月23日将债务人吴国仁找到其办公处，要求债务人吴国仁尽快还款。后债务人吴国仁留于该处，并于2013年1月24日通过李某2找到滕立新，因滕立新与王禹棚的朋友许文东有过交往，所以滕立新答应李某2帮助从中斡旋，滕立新与许文东联系后，见到了王禹棚和债务人吴国仁，滕立新向债务人吴国仁了解借款情况，债务人吴国仁告诉滕立新，其从王禹棚处借200万元（实际收款195万元），用稻子做抵押。后经三人协商，债务人吴国仁通过亲朋筹措先还款40万元。滕立新为王禹棚出具了一笔100万元的借、收据和一笔50万元的借、收据。后债务人吴国仁，滕立新一同离开其办公处。2013年1月25日，又由他人代债务人吴国仁还款10万元。2013年2月3日，李某2给滕立新50万元，滕立新将钱存在自己的账户里后，并于2013年2月7日将50万元取出交给李某1。此后王禹棚将先前其出具的50万元借据退给滕立新。2013年1月28日，滕立新按150万元本金，向王禹棚偿还了一个月的利息7.5万元。2013年2月2日滕立新按100万元本金向王禹棚偿还一个月利息5万元。此后滕立新未向王禹棚偿还过本金及所谓利息。2013年3月22日债务人吴国仁涉嫌合同诈骗被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建华分局立案侦查。但该案件立案并非因本案王禹棚报案。2013年4月15日，李某1向建华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追加滕立新为该案被告。2014年4月25日，建华区人民法院以李某1不能提供当事人准确送达地址为由，裁定驳回李某1起诉。2014年5月7日，王禹棚将滕立新诉至龙江县人民法院。2015年10月15日，齐齐哈尔中级人民法院（2015）齐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案件判决书判定债务人吴国仁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6年12月20日，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无法查找到被执行人吴国仁有可供执行财产，（2016）黑02执8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院（2015）齐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的执行。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保护。债务人吴国仁通过李某1在王禹棚处借款一事双方均无异议，故王禹棚在本案中的主体地位适格。滕立新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应如何确定，首先滕立新与债务人吴国仁无特殊关系，其主张债务人吴国仁受到不法侵害，其迫于形势才向王禹棚出具的借据，一审法院认为守法公民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见到他人遇到不法侵害时，应通过合法途径帮助他人，而非凭借一己私力以出具的借据的方式解决，此行为与见义勇为或被他人胁迫无法相并论，其辩解内容与常理相悖，其参与本次纠纷应属自愿行为。（2015）齐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吴国仁供述内容为滕立新向王禹棚承诺，如果不能偿还欠款由滕立新负责偿还，该供述应系事件中最接近原始的表述。王禹棚、滕立新在签订借据和收据时系通过合法的表象，以借款的方式覆盖滕立新保证吴国仁能如期偿还借款的真实意图，以此在吴国仁不能偿还借款时通过诉讼向滕立新主张权利，该形式应系变项的一种保证，且应为连带保证责任。滕立新2013年1月24日出具借据时应系最高债权额担保，因2013年1月25日又有其他人代债务人吴国仁偿还借款10万元。王禹棚、滕立新签订借据及收据后债务人吴国仁通过滕立新向王禹棚偿还欠款，故此其行为不符合债务的转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王禹棚在本案中借款时对债务人吴国仁犯罪行为并不知情，滕立新出具借据的行为应系其自愿行为，并应归结于常识性认识错误，其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债务人吴国仁在王禹棚处借款200万元，但王禹棚先行扣除利息5万元，债务人吴国仁实际收到195万元，根据法律规定前述借款本金应以实际收到为准。滕立新主张后期所还款项虽经其手，但资金非来源于他，一审法院认为后期的给付现金62.5万元并不改变其保证性质。关于利息问题，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对口头约定5分利一事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该约定违反法律规定，故该约定应为无效约定，滕立新给付的所谓利息的12.5万元也应按偿还本金计算，滕立新应就剩余的82.5万元承担保证义务。在诉讼中，王禹棚要求滕立新给付本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其双方之前约定的高额利率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调整为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时间自2014年5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滕立新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禹棚承担保证责任给付欠款82.5万元,并以前述欠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5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向王禹棚支付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滕立新负担诉讼费12050元，保全费4645元，由王禹棚负担诉讼费1750元、保全费355元。二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依据滕立新的上诉意见，本院调取了（2015）齐刑二初字第2号被告人吴国仁犯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一案的刑事卷宗中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包括：2012年12月11日吴国仁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一份（卷宗内该借条标明：此复印件由李某1向公安机关提供，与原件相符）、同日李某1与吴国仁签订的抵押合同及质押借款合同各一份，2015年10月13日对吴国仁讯问笔录一份、2015年1月30日对吴国仁讯问笔录一份、2015年1月23日对滕立新询问笔录一份，2015年2月1日对王禹棚及李某1询问笔录各一份。滕立新质证意见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吴国仁2015年10月13日的讯问笔录第二页，这个也是第一次开庭时候审判长询问过的，吴国仁回答“当时他给我扣了一宿，给我打蒙了，当时说先还100万，我凑了50万，还差50万，滕立新说我回家过完年能还，给我担保那50万，其他当时也记不清了。”吴国仁只说了滕立新给他担保50万，而这50万已经清偿完毕，即使是担保关系也不存在了。此笔录里面讯问吴国仁“滕立新当时到底给你出过几张条”，吴国仁回答“时间太长记不清”，在审判员宣读过李某1、李某2和王禹棚的陈述后，吴国仁回答“那应该是我记错了，以开庭时说的为准，他们几个人说的内容应该是真的。”，由此可见，吴国仁对于本案争议的100万元认同李某1、李某2和王禹棚的陈述。再根据这三个人的陈述，李某12015年2月1日的讯问笔录第二页最后两行问“在滕立新给王禹棚出具借条时吴国仁是怎么说的”，李某1回答“当时我没注意吴国仁说什么，我只听滕立新说吴国仁的欠款他负责”。在案卷中有一张2012年12月21日的借条，该借条是李某1在2013年4月16日报案当天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该借条的格式和滕立新出具给王禹棚的借条格式相同，此借条上借款人是吴国仁，此外还有担保人赵文江、李某2等5人，之后相关涉案人员都承认该借条的100万元和滕立新本案争议的100万元是同一笔钱。如果滕立新在本案中是保证人的身份，完全可以在该借据担保人上的位置签字即可，没有必要重新出条，但是事实上滕立新重新出具借条的行为就应当视为债务承担，将100万元的债务由滕立新进行承担。所以原审中认定滕立新是保证人的法律关系是错误的。此借条后面还附有抵押合同和质押合同，而且两个合同的日期与借条是同一天，合同中约定1740吨水稻作为担保，正是由于吴国仁虚构了1740吨水稻的事实才构成刑事犯罪，滕立新也是相信吴国仁存在1740吨水稻才进行债务承担。刚才提到的借条和两份合同的签订日期和滕立新出具借条的日期仅相隔一个多月，时间相隔比较近，更能够体现滕立新债务承担的意思。王禹棚质证意见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从上述证据可以看出吴国仁在找到滕立新时候双方沟通既有担保的意思表示，也有债务承接的意思表示，是两个含义。根据吴国仁的供述“滕立新来为我担保，同时如果还不上钱由滕立新代为偿还”，根据在场其他人员证实滕立新的表述吴国仁的债由我来承担，这就说明在本案中会存在两个法律关系，是按照吴国仁的意思认定，还是按照滕立新自述及书面证据进行认定，换句话说担保行为当中也有一种行为是债务人出具欠条后担保人介入重新又出具一份欠条，但债务为同一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后出条的人按照意思表示为担保人，但其形式上来讲是一种债的承接，结合本案综合考虑该两法律关系，担保方式的成立与债务承接的成立，均可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从证据本身来看借款日期为2012年12月11日，而滕立新出条日期为2013年1月24日，间隔时间内正因为债权人发现吴国仁可能会无法履行到期债务，要求其提供担保人或债务承接人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因吴国仁的不懂法或因当事人对法律知识了解的淡薄，在其形式上出现了法律上的偏差或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综合全案考虑，王禹棚认为担保关系也是成立的，同时结合书面证据认定为债务承接也是有法律依据的，请求法庭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予以确认。同时补充一点根据证据体现，滕立新签订合同时出具借条借据及履行还款义务时，其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于欺诈胁迫等法定事实及理由，其所签订的相关法律文书及书面证据应属于有效。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二审审理查明，2013年1月24日，滕立新为王禹棚出具了两张借条及相应收据，一笔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另一笔为50万元。出具借条后，滕立新自认于2013年1月28日、2月28日分两次将李某2给其的共计12.5万元利息款还给了王禹棚；于2013年2月7日用李某2给其的50万元从自己账户取出交给李某1，此后王禹棚将其出具的50万元借条退给滕立新。在滕立新为王禹棚重新出具借条后，债务人吴国仁并未将其向李某1出具的原始借条抽回，该借条于2013年4月16日由李某1提供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核对原件后将复印件入卷存档。2015年10月15日本院作出（2015）齐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吴国仁犯诈骗罪及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违法所得人民币17623978元依法予以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其中对王禹棚诈骗金额认定为95万元。该判决生效后，滕立新于2016年3月31日本案原二审庭审中提出了基于该刑事判决的认定，吴国仁案涉借款系诈骗犯罪，并判决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表示对滕立新为吴国仁出具借条的行为可以撤销。该刑事判决生效后，因无法查找到被执行人吴国仁有可供执行财产，本院于2016年12月20日裁定终结刑事判决的执行，至今王禹棚未获得刑事退赔款。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不再赘述。本院认为，经本院已生效的（2015）齐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认定的吴国仁犯合同诈骗罪的第九起犯罪事实中，案涉借款系由李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经公安机关询问滕立新、王禹棚并对吴国仁讯问后，确认本案争议的100万元与李某1控告吴国仁诈骗犯罪的100万元是同一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即为2013年1月24日滕立新为王禹棚出具借条和收据的行为性质及引发的法律后果，滕立新应否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滕立新出具的借条和收据载明，借条系打印的格式文本，借条中有独立的“担保人签名”之处，但滕立新却在“借款人”处签名按印，体现了滕立新同意以借款人身份，承担原债务人吴国仁所负案涉债务的意思表示，并不具有为吴国仁债务提供担保的明确表示。在其为吴国仁借款重新出具借条后，吴国仁所出具的原始借条并未抽回，仍为债权人所持有，且从实际履行体现，滕立新出具借条后所还款项均系吴国仁提供，因此，并未因滕立新同意承担债务而取代原债务人吴国仁、使吴国仁脱离原始债务关系，滕立新为王禹棚出具借条、收条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原始债务发生转移，应认定构成民法上的债的加入，即并存的债务承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借款人的借贷行为虽已为生效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但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该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本案吴国仁以出具借条的合法方式掩盖其非法目的，王禹棚与吴国仁之间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而债的加入的前提是原始债务应为合法债务，结合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基于吴国仁案涉原始债务关系无效，滕立新对吴国仁借款系诈骗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为承担吴国仁债务而与王禹棚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亦应无效，滕立新不应承担返还案涉借款本息义务。但根据上述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及滕立新自认的事实，滕立新在出具借条后所还款项均非其本人所有，系代吴国仁交付给王禹棚，故王禹棚无需将滕立新交付的62.5万元返还。综上，滕立新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民法院（2017）黑0221民初324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禹棚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171元，均由王禹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磊审判员 谢英新审判员 吴 琦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李 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