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702行初7号 原告：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大窝口村委第三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龙方能，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龙世军，广西铭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星火大道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7020081129639。 法定代表人：柴淑忠，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李代俊，该镇司法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李凤卓，该镇综治办副主任。 被告：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钦州市钦南区金海湾东大街1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7020081147313。 法定代表人：胡颎，该政府区长。 委托代理人:宋志行，钦南区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文霞，广西金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龙宇平，男，汉族，1937年8月1日出生，住所地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第三人：龙拔礼，男，汉族，1938年6月25日出生，住所地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第三人：龙拔信，男，汉族，1943年1月17日出生，住所地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第三人：邓玉连，女，汉族，1956年6月12日出生，住所地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原告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大窝口村委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窝口第三小组)因不服被告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番坡镇政府）、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区政府）土地行政确权、行政复议决定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两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大窝口第三小组的法定代表人龙方能及其委托代理人龙世军，被告大番坡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代俊、李凤卓，被告南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宋志行、何文霞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龙宇平、龙拔礼、龙拔信、邓玉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大番坡镇政府于2018年8月8日作出钦南番政处字（2018）2号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为原告大窝口第三小组与第三人争议的扦猪叉岭在1985年时由原告分配给第三人做自留山管理使用，1986年原大番坡乡人民政府颁发了《自留山证》给第三人，第三人管理使用至征用前。2009年林改时再次明确由第三人使用，认为原告主张争议的扦猪叉岭是其集体管理使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为此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确认争议的扦猪叉岭林地使用权属第三人所有。原告大窝口第三小组不服向南区政府提出复议。2018年11月27日南区政府作出钦南政复决字【2018】14号复议决定，维持大番坡镇政府的处理决定。 原告大窝口第三小组诉称：①被告大番坡镇政府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被告认定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登记的对面坑全岭包含争议的扦猪叉岭的范围与事实不符。扦猪叉岭与对面坑岭是两个相互独立且四至界至十分清楚的山岭，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只记载有对面坑全岭，而该山岭范围与山权证登记的范围和现场四至界至严重不符合，对面坑全岭南面与扦猪叉岭北面是相连的，两岭南北以软坳对接，界至十分明确，两岭其他界至也是明确分开的，不存在界至模糊或重合的地方。被告认定2009年10月林改时大窝口村委会、大窝口村委会第三村民小组将扦猪叉岭的使用权签字确认给第三人是错误的。1987年至2008年期间，第三人龙拔信一直担任大窝口第三小组的小组长，是组长、会计、出纳集于一身，这期间将扦猪叉岭出租给他人经营，是原告村民小组的行为。②被告仅以第三人提交的自留山证作为本案依据，而忽略原告提交的山权证的证明效力是错误的。从时间上看，山权证登记在前，自留山证在后，山权证是钦州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证明力大于自留山证，如果两者不一致，应以山权证为准。③被告大番坡镇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在本案行政确权答辩期间，被告没有将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送达给原告，剥夺了原告提出质证的权利。从《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上显示，对面坑全岭的土地使用权有龙拔礼、龙拔信、龙拔超、龙拔宽、龙宇平、许少香、龙拔均，而被告仅确权给本案五个第三人，属于遗漏当事人。综上，被告大番坡镇政府作出和处理决定是明显不当，被告钦南区政府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也是违法的，请求依法撤销钦南番政处字（2018）2号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和钦南政复决字【2018】14号复议决定。 原告大窝口第三小组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山权证（证号：13-006-48），证明①对面坑全岭、扦猪叉岭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山岭，两个山岭的四至范围清楚，互不包含。 2．2016年6月13日的两份《证明》，证实对面坑全岭，扦猪叉岭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山岭，扦猪叉岭的四至范围清楚，原告与第三人是不存在争议的。 3．2011年9月30日大番坡镇林业站出具的《收条》，2017年7月10日大番坡镇大窝口村委会的《证明》，证明第三人至今没有林改权属证明，若有也是第三人伪造的或通过不合法程序取得的。 4．《证明》，证实在1985年争议的扦猪叉岭没有分给第三人小组，对面坑全岭四至范围以1981年《山权证》为依据，对面坑全岭没有包含扦猪叉岭在内，龙拔信在1987年-2008年担任队长，其收取租金是以队长名义代原告收取的，租金属于原告所有。2006年与龙拔论的租金诉讼中，龙拔信以原告名义在收取租金中支付案件受理费。 5．（2006）钦民二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证实龙拔信是队长，龙拔信在收取租金中支付该案件受理费。 被告大番坡镇人民政府辩称:①本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985年大窝口三队分配自留山时，把该队在1981年得以分配责任田的152人组成七个小组进行分配自留山，每个小组都是60亩，由七个小组进行抽签分山，抽签分配后，各小组之间没有异议，一直按当时分配的自留山管理到现在。争议的扦猪叉岭在1986年至1988年为荒残林管理，1989年第三人将扦猪叉岭上的林木卖给龙拔虎砍伐，1996年至2007年出租给苏万成种甘蔗，2009年10月林改时大窝口村委会及原告大窝口第三小组将争议岭使用权签字确认给第三人。以上事实有相关证人及书证证实。②本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处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大番坡镇政府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处理决定书，证实大番坡镇政府已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2.行政复议决定书，证实钦南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大番坡镇政府的处理决定； 3.申请书，证实第三人向大番坡镇政府提出申请处理请求； 4.答辩意见书，证实原告按程序提出答辩； 5.送达回证，证实镇政府按程序送达相关文书给当事人； 6.现场勘验笔录及勘验图，证实镇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界； 7.调解笔录及签到表，证实镇政府已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 8.对龙宇平、龙拔信、龙拔超、龙拔亮、龙拔廷、龙拔明、龙拔知、龙拔寅、龙拔琥、苏万成、龙方能、龙松能、龙拔实、龙拔禄、龙拔朝的调查笔录，证实：①1985年大窝口三队对本队自留山进行分配，全队分为7个小组，以山岭林木多少、远近搭配形式分配；②第三人所在的小组分得对面坑全岭、吊狗排岭，其中对面坑全岭包含扦猪叉岭在内；③争议岭叫扦猪叉岭；④1986年扦猪叉岭上为疏残林；⑤1989年第三人将扦猪叉岭上的林木卖给龙拔虎砍伐；⑥1996年至2007年第三人将扦猪叉岭租给苏万成种植甘蔗；⑦2009年9月第三人将扦猪叉岭租给张会鑑、韦雪英种桉树；⑧2009年10月林改时大窝口村委、大窝口三队将扦猪叉岭签字确认给第三人。 9.从大番坡镇林业站提取的大窝口三队的《山权证》，证实对面坑全岭、扦猪叉岭分别进行登记； 10.《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证实大窝口三队各小组山岭分配情况，第三人所在的小组分得对面坑全岭、吊狗排岭； 11.龙拔亮提供的《自留山证》，证实第三人所在的小组分得对面坑全岭、吊狗排岭，对面坑全岭的四至包含了扦猪叉岭，对面坑全岭的四至与自留山四至是不一致的； 12．大窝口三队村民龙拔廷、村支书龙宇成出具的《证明》，证实扦猪叉岭在2009年林改期间已确认给第三人所在的小组，当时大窝口三队没有意见； 13．苏万成出具的《租用土地证明材料》，证实1996年至2007年第三人小组农户龙拔超把争议岭租给苏万成种植甘蔗； 14.龙拔虎出具的《伐木证明材料》，证实1989年第三人把扦猪叉岭上的松木卖给龙拔虎砍伐； 15．《林地承包合同书》，证实2009年第三人龙拔超把扦猪叉岭租给张会鑑、韦雪英种桉树； 16．大番坡林业站出具的《收条》、大窝口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2011年9月30日大番坡镇林业站收回大窝口村委林改期间所发的《山界林权证》； 17．林改资料，证实2009年林改时，大窝口村委、大窝口三队将扦猪叉岭使用权签字确认给第三人； 18．龙拔超的户口簿、证实龙拔超户已迁到大番坡镇星火大道45号，所以镇政府作出处理时确权给龙拔超妻子邓玉连。 被告钦南区人民政府辩称：大番坡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钦南番政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府维持该决定是正确的，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钦南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不服大番坡镇政府作出的钦南番政处字[2018]2号的行政处理决定，依法向钦南区政府提出复议的事实； 2、送达回证(2018年10月24日)，证明钦南区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原告大窝口第三小组提出的行政复议，并依法向当事人发出《提出答复通知书》，依法保障各方当事人的的行政复议的权利； 3、行政复议答辩意见书，证明大番坡镇人民政府依法提交了行政复议答辩意见书； 4、钦南政复决字【2018】14号复议决定书，证明钦南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复议决定； 5、送达回证（2018年11月28日），证明钦南区人民政府依法将复议决定书送达了各方当事人，且当事人已签收。 第三人龙宇平、龙拔礼、龙拔信、邓玉连没有作出陈述意见，也没有提供证据。 经开庭质证，被告大番坡镇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3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有异议，认为证据1《山权证》只能证明山岭所有权是原告的，不能证明山岭使用权分给哪一农户，使用权应以《自留山证》为准；证据4《自留山证》所登记的对面坑全岭范围已包含争议岭在内，第三人出租给别人种植是事实，承租人也承认是第三人小组出租的，租金交给第三人；证据5龙拔信是队长没有异议，对判决书也没有异议，但龙拔信队长以生产队名义交诉讼费，并不能说明是用争议岭的租金交付的。 被告钦南区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其中证据1-3与被告大番坡镇政府的意见一致，认为证据4是原告本村出具的证明，与第三人争议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5判决书所提及的争议地不是本案的争议地，租金并不是本案争议地收取的租金，不能证明龙拔信用本案争议地的租金支付受理费。 原告对被告大番坡镇政府提供的证据1、2、4、5、6、7、12、19、21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有异议。对证据3，原告认为被告大番坡镇政府将申请人龙拔超直接变更为邓玉连不当，《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的人数是7人，但被告只确权给4人，少了3人，被告剥夺了其他三人的知情权及陈述权，侵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对证据8，原告认为不能证实对面坑全岭包含扦猪叉岭，1989年第三人出租给龙拔琥是对面坑全岭，并非扦猪叉岭，1996年没有租给苏万成，苏万成不出庭作证，其出具的《证明》是伪造的，2009年第三人没有将扦猪叉岭出租给张会鑑、韦雪英种植，2009年10月扦猪叉岭没有列入林改范围，林改时没有将扦猪叉岭确权给第三人。这组证据被调查人全部是第三人同胞兄弟或同祖兄弟，调查问话顺序基本一致的，内容基本相同，是第三人提前串通一致说辞，被告大番坡镇政府的问话方式有偏向第三人，该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1987年-2008年龙拔信是原告的队长，集队长、出纳、会计于一身，龙拔信签字出租山岭的行为，只是代表原告出租山岭，不是代表第三人。对证据9，原告认为这些调查笔录中，除了被调查人龙拔寅外，其他人与第三人是兄弟关系，而且问话顺序和内容都是一致的，不应采纳，被调查人陈述“用抽签方式来分配并没有到山岭现场分配”可以证实《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及《自留山证》记录对面坑全岭是通过抽签得来的，由于分配人员没有到山岭现场进行分配自留山，导致记录对面坑全岭四至范围是错误的，该组证据不能证实扦猪叉岭由第三人租给苏万成、张会监、韦雪英种植。对证据10，原告认为龙拔琥种树的山岭是对面坑岭，不是扦猪叉岭；苏万成说在扦猪叉岭种植甘蔗，并不可信，因为没有租赁合同，苏万成也没有出庭作证，该证明不符合证据三性；1987年-2008年期间龙拔信担任第三村民小组的生产队队长、会计、出纳，其所签合同和收取租金都是代表原告签字的，并不是代表第三人。对证据11，原告认为这组证据调查笔录人数只有5人，除第三人外原告的成员约230人，调查人数有失公平、公正，被告的做法明显偏向第三人一方。对证据13、14，原告认为1.登记表及自留山证出现涂改，属于无效证件，依法不应当采纳，表与证南、西界至不相符，登记表对面坑全岭南界至“石球埠田边”至与镇政府提供《现场勘截图（补充）》的扦猪叉岭南界至“山心尾塘边”不一致，自留山证南界至内容无法分辨；2.“山心尾塘边”不在扦猪叉岭南界至，而在对面坑全岭正东面，其位置跨过大窝口村委第五村民小组的山岭，与扦猪叉岭南界至相差甚远；3.2017年9月20日，原告与第三人签字《现场勘验笔录》确认扦猪叉岭南至“大埇村人田边”，而此界至与“山心尾塘边”又不相符，两地相差较远；4.2017年9月20日《现场勘验笔录》确认扦猪叉岭东南西北界至范围并没有包含在《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自留山证》登记的对面坑全岭东南西北界至范围内；5.“山心尾塘边”在镇政府提供的证件（表）是找不到地名的，原告不认可，所以原告在《现场勘截图（补充）》上拒绝签字。6.《山权证》在1981年颁发，《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自留山证》是在1985年至1986年颁发的，由于分配时以山岭名称为抽签的，而不是以山岭范围为抽签的，因此当《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自留山证》四至范围与《山权证》四至范围相冲突时，应当以1981年《山权证》上登记的对面坑全岭的四至范围为准，该范围没有包含扦猪叉岭。对证据15，原告不认可龙拔廷向镇政府提交的2016年6月13日《证明》，龙拔廷是第三人的同祖兄弟，在2016年6月13日出具了两份《证明》，两份证明内容不一致，被告大番坡镇政府采纳的那份证明存在伪造虚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龙宇成的《证明》原告认可，认为这份证明证实扦猪叉岭还没有分配，扦猪叉岭是单独的山岭，与对面坑全岭没有关联。对证据16、17、18，原告认为苏万成《租用土地证证明材料》只有一份复印件，没有出庭作证，没有原件加以核实，不予认可。龙拔虎《伐木证明材料》和之前的调查笔录有冲突，之前的调查笔录龙拔琥认可承包对面坑全岭，但这份证明却是承包扦猪叉岭，是矛盾的，龙拔琥没有出庭证实，不应采纳。《林地承包合同书》不能证实出租山岭的名称，不能证实出租的是扦猪叉岭。对证据20，原告认为由于当时扦猪叉岭存在争议，在2009年林改时没有将扦猪叉岭列入林改范围，所以被告镇政府认为原告将扦猪叉岭签字确认给第三人是错误的。对证据22，原告认为主体合法，但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是不当。 被告钦南区政府对被告大番坡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及被告大番坡镇政府对被告钦南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大番坡镇政府提供的证据3，该调处申请书说明大番坡镇政府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而作出确权决定的，被告大番坡镇政府在事后作出的决定书中将龙拔超变更为邓玉连，是基于龙拔超所在农户的户主已变更为邓玉连，而本案争议的土地是以农户为单位，邓玉连户与龙拔超户实为同一户，只是户主名称变更而已，权利义务不发生变化，故被告基于变更事实而将申请人龙拔超变更为邓玉连并无不当，故该证据可以采纳。对证据8，是本案争议一方当事人作出的对自己有利的个人意见，需要其他证据进一步证实，故不作为单独认定事实的证据。对证据9、10、11，这11名被调查人反映的基本相同的事实是原告村民小组于1985年或1986年期间将生产队的山岭进行分配到各小组，当时以抽签方式分配，没有到现场划界至，第三人分得对面坑全岭和吊狗排岭，争议的山岭名叫扦猪叉岭，曾租给苏万成、张会鑑等人使用，对这些相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13、14，《个人自留山登记表》与《自留山证》分别记载的对面坑全岭的四至情况有矛盾，且且表和证均存在涂改，不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15至18、20至21，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作为本案查明事实的参考依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5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作为查明事实的参考依据。 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的扦猪叉岭、对面坑全岭属原告大窝口第三小组的山权范围，原告持有的《山权证》对这两个山岭的四至及面积分别进行了登记，其中记载对面坑全岭的四至为：东至扦猪叉尾直到叉口，南至对面坑尾软坳，西至本岭田边，北至独田坑口至尾分水为界，面积合计80亩。扦猪叉岭四至为：东至本岭叉口，南至大埇村人田边，西至对面坑尾，北接对面坑，面积合计15亩。1985年原告以组为单位对辖区山岭进行自留山分配，每组分得自留山约面积60亩，当时以抽签方式分配，没有到现场划界至。第三人所在组有7户，分别为龙拔礼、龙拔信、龙拔超、龙拔宽、龙拔平、许少香、龙拔均，《社员自留山分配表》上记录第三人所在组分得对面坑全岭和吊狗排岭，面积共60亩，其中对面坑全岭面积40亩，吊狗排岭20亩。《社员自留山分配表》上注明对面坑全岭的四至为：东至旱坑大埇田边，南至石球埠田边，西至山心尾山塘边，北至石球窝铁藤叉。在第三人龙宇平持有的《自留山证》上，登记对面坑全岭的四至与《社员自留山分配表》上的四至中，西边和南边方向相反，其他方向相同，《自留山证》登记的西边和南边存在涂改，四至范围已超出原告的山权范围，包含到其他村民小组的山岭在内，边界不清。1989年第三人把对面坑全岭和扦猪叉岭的林木出卖给龙拔虎砍伐。1996年至2007年期间，龙拔超、龙拔信将扦猪叉岭出租给苏万成种甘蔗。2009年林改时大番坡林业站调取了一份《林权边界确认表》，上面有大窝口村委盖章和负责人龙才能签名。后因林权存在争议，林业部门一直未对争议岭发放林权证。2017年7月13日，第三人向被告大番坡镇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确认对面坑全岭扦猪叉岭使用权属于第三人所有。2017年9月20日，被告大番坡镇政府召集原告和第三人到争议岭现场，对扦猪叉岭的位置和四至进行勘验，勘验结果：扦猪叉岭位于大窝口××东北面约2.5公里，四至范围:东至本岭叉口，南至大埇村人田边，西至对面坑尾，北接对面坑。原告和第三人均在现场勘验笔录和权属界址图上签名。事后，被告又制作了一份《现场勘界图（补充）》，在图中将对面坑全岭和扦猪叉岭的四至按自留山证登记的四至名称进行标示，但原告拒绝在该补充图纸上签名。2018年1月31日，被告大番坡镇政府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大番坡镇政府遂作出[2018]2号处理决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扦猪叉岭是否属于原告分配给第三人的自留山？ 第三人的自留山来源于1985年原告对本村山岭进行分配所得，从当时的《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和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看，第三人分得的自留山只有对面坑全岭和吊狗排岭，没有扦猪叉岭。第三人认为自留山证登记的对面坑全岭的四至范围包含了扦猪叉岭，故认为自留山范围应当包含扦猪叉岭在内。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原告已于1981年取得了本村山岭的山权证，该山权证分别对“对面坑全岭”、“扦猪叉岭”“吊狗排岭”等山岭的名称和四至进行了登记，“对面坑全岭”和“扦猪叉岭”两岭相邻，但各自独立，各自四至清楚，界至明确，从实地看，两岭界至分明，没有重叠，原告及第三人对山权证的登记内容和发证程序均无异议，双方于2017年9月20日到现场勘验并签字确认的扦猪叉岭的四至也与山权证的四至相符，因此该山权证可作为证明扦猪叉岭林权界至的合法有效凭证。从山权证登记的范围看，对面坑全岭并不包含扦猪叉岭。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与原告的山权证关于对面坑全岭的四至登记不一致，但该自留山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该证记录的四至与双方于2017年9月20日到现场勘察并签字确认的四至严重不符，从实地现场看，该四至已明显包含其他村民小组山岭范围在内的大片林地，边界不清；第二，该证对四至的描述存在多次涂改，且与个人自留山登记表记载的西南两向矛盾；第三，大部分证人证实当时自留山分配只是随机抽取，没有到现场指认界至，登记存在随意性。因此，该四至不能作为认定对面坑全岭范围的依据。而且，在自留山分配前，对面坑全岭于1981年山权登记时四至范围已十分明确，自留山的范围源于山权范围，被告因自留山登记范围扩大而倒推对面坑全岭包含扦猪叉岭是欠妥的。对于管理使用问题，第三人取得的自留山是基于村集体分配，应当在分配的范围内进行合法经营，第三人分得的自留山是对面坑全岭和吊狗排岭，如超出这两岭范围，即有使用事实，也不能认定为合法使用，更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对于2009年10月林改时大窝口村委、大窝口村委会第三村民小组（即原告）将争议岭使用权签字确认给第三人的问题，山岭属于原告村民小组所有，大窝口村委无权将山岭签字确认给他人，原告于1985年进行自留山分配后，没有变更或进行再分配，如要变更，也应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决定。2009年林改时，林业部门对林权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因林权存在争议，林业部门一直未发放林权证，故被告从林业站提取的2009年的《林权边界确认表》仅是一份调查材料，不能作为争议地权属纠纷确权的定案依据。 综上，本院认为，第三人分配所得的自留山是对面坑全岭和吊狗排岭，被告认为对面坑全岭包含争议的扦猪叉岭并将扦猪叉岭的林地使用权确认为第三人所有，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告请求予以撤销，本院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钦南番政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 二、撤销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钦南政复决字【2018】14号复议决定； 三、由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玉娟 人民陪审员  罗 能 人民陪审员  梁旺家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陆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