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18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元梅，女，194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尊阳，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易玲，系张元梅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敏，男，1957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强，浙江弘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序塘，男，1933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能地，浙江文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元梅为与被上诉人张文敏、张序塘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2018）浙0726民初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 张元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委托张序塘出卖涉案房产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判决作为推论依据的事实有：1、上诉人收到5000元房款；2、上诉人将讼争房屋的房产证交给张序塘保管；3、徐某、张某的证言；4、1994年9月2日的《卖屋绝契》；5、上诉人回浦江未提出异议。这五项自身的真伪都尚需证据来证明。如徐某的证言，她是张序塘的配偶，若张序塘为无权代理，必将承担赔偿责任，她的证言能客观真实吗？上诉人都不知道房屋被卖提什么异议？5000元房款在那个年代相当一个普通职工全年的收入，怎么连个收据都没有？甚至没有无利益关系的第三人旁证？纵观全案，没有一份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存在口头委托的证据；房子就这么没了，两个操作者的责任却被撇的干干净净，一审法院可谓用心良苦。如果这种风气得不到遏制，谁还敢安心外出？物权登记还有何用？其次，关于1999年4月12日由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街道办事处第二十四居民委员会出具的附有证明书的《委托书》的问题，“委托书”中既没有张元梅本人的身份证信息，也无张元梅本人捺印（上诉人已证明“委托书”中“张元梅”的签名系他人伪造），更没有公证机关的公证认定，仅凭一个“居委会公章”，就认定张序塘享有代理权，任意处置上诉人房产实在是太过儿戏！二、张文敏缔约时主观上不具有善意。首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张文敏知道1999年4月12日涉案房屋的市场价为1.8万元，却以5000元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虽一审判决以94年《卖屋绝契》作为理由，但这份绝契同样缺乏证据证明张序塘享有代理权而无效。其次，被一审法院规避的事由，一审时，上诉人曾先后三次向法院提出委托书中“张元梅”的签名极有可能是张文敏自己伪造，并要求笔迹鉴定，却被一审法院刻意忽略。上诉人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张文敏在办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时签署的“浦江县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房地产买卖契约附件一”、“浦江县房屋所有权转移证”中“张文敏”的字迹与委托书中“张元梅”的字迹极其相似，尤其是“张”字。在一审第三次开庭时，审判长向张文敏询问委托书中“张元梅”是否为其签署，张文敏的回复是时间太久记不起来，这不符合正常逻辑，但一审法院对此只字不提，欲盖弥彰太过明显。一审法院将西固区福利路街道办事处第二十四居民委员会公章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错误的，违反了证据规则的规定。本案中主张有权代理的是张文敏和张序塘，证明有权代理的主张应该由他们进行举证。综上，一审在无证据证明存在委托，张序塘又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下，认定1999年4月12日《房地产买卖契约》有效，缺乏法律依据，名下房产在上诉人未出具任何书面凭证的情形下易主，任人鱼肉不够，还要背负不诚信的污名，太不公平，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也请二位被上诉人扪心自问是否心安。 张文敏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第一，张元梅上诉内容，仅仅是张元梅个人理解观点及推断，张元梅上诉状涉及三个问题：房屋买卖、价格问题、委托书真实问题，一审已作详细说明及阐述；第二，张元梅关于公章的举证责任的观点不符合实际；一审法院在双方对公章的举证责任已进行说明，且张元梅在一审开庭时候也是同意对公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定由张元梅承担公章真伪的举证责任，也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驳回张元梅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张序塘述称：支持张文敏的答辩意见。张序塘与张元梅是兄妹关系，如果不是委托，张序塘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处理。他们之间的买卖是张序塘接受张元梅委托后实施的法律行为。 张元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张文敏于1999年4月12日与张元梅名义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元梅一直在甘肃省兰州市工作居住，系第三人张序塘的妹妹，张文敏系张元梅的外甥（张元梅姐姐的儿子）。1994年9月2日，张序塘以张元梅委托人的名义将登记在张元梅名下的坐落于浦江县浦阳镇城北小东门巷76号房屋以5000元的价格出卖给了张文敏，并在亲邻见证下出具了1份《卖屋绝契》，张序塘在立卖屋契委托代理人处签了字并盖了指印，在场的亲邻十二人也在《卖屋绝契》的鉴证人处签字盖印。张文敏当即将房款5000元交付给了张序塘。1999年，张文敏为了办理该讼争房屋的过户手续，在取得由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街道办事处第二十四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并附有加盖了证明单位“西固区福利路街道办事处第二十四居民委员会”公章的《委托书》后，与张序塘于1999年4月12日签订了1份《房地产买卖契约》，后在浦江县房管处办理了该讼争房屋的房地产过户手续，取得了该讼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期间，张元梅曾数次回浦，但未提出异议。2010年7月15日，因该讼争房屋拆迁，张文敏取得坐落于浦江县的房屋及房屋权证。2018年1月2日，张元梅以该讼争房屋的房屋买卖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起诉于该院，形成本案诉讼。起诉后，经张元梅申请，该院于2018年4月25日依法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对1999年4月12日的《委托书》上“签名盖章”栏“张元梅”签名字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7月24日做出浙千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落款日期为“1999年4月12日”的《委托书》上“签名盖章”栏“张元梅”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张元梅为此预付鉴定费4400元。一审庭审中，该院根据证据规则，要求对1999年4月12日的《委托书》下方的证明书中的“西固区福利路街道办事处第二十四居民委员会”的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的张元梅在第二次庭审结束后七日内向该院提出书面鉴定申请。张元梅于2018年9月2日向该院书面申请，要求对《委托书》下方的证明书中的“西固区福利路街道办事处第二十四居民委员会”的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该院依法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因张元梅未在指定期限内预交鉴定费，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2月17日向该院发函终止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一、张元梅有否委托第三人将其名下的坐落于浦江县浦阳镇城北小东门巷76号房屋出卖给张文敏的问题。该院根据张元梅长期工作生活在甘肃省兰州市将讼争房屋的房产权证交给第三人保管的事实，结合证人徐某、张某的证言，张文敏与第三人张序塘的陈述与1994年9月2日的《卖屋绝契》所记载的内容相符，再加上张元梅在该房屋出卖后数次回浦未提异议的事实，推定张元梅是知晓第三人将讼争房屋出卖给张文敏并予以认可的。特别是1999年4月12日由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街道办事处第二十四居民委员会出具的附有证明书的《委托书》，该《委托书》虽经鉴定“委托人”处的签名并非张元梅本人签名，但该《委托书》系由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街道办事处第二十四居民委员会出具，且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街道办事处第二十四居民委员会为该《委托书》进行了证明，《委托书》下方的证明书证明了委托事项的真实性，并在证明书中加盖了证明单位“西固区福利路街道办事处第二十四居民委员会”的公章，有理由相信该《委托书》所委托的事项，即张元梅委托第三人“房屋转让”是张元梅真实意思的表示。故该院认定张元梅曾口头委托，并于1999年4月12日书面委托第三人将讼争房屋出卖给张文敏的事实。二、第三人以张元梅委托人的名义于1994年9月2日出具的《卖屋绝契》、与张文敏于1999年4月12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房屋买卖的实际时间为1994年9月2日，签订《卖屋绝契》时有十二位亲邻在场并在《卖屋绝契》的鉴证人处签字盖印，不具有欺诈、胁迫及恶意串通等情节，且张元梅亦未能提供张文敏及第三人有欺诈行为的相关证据。从合同内容履行来看，约定房屋总价格为5000元且张文敏已履行完毕。该5000元价格是1994年的房屋价格，虽然张元梅提供了该讼争房屋在1999年办理过户手续时的评估价格为1.8万元，但由于评估时间与实际卖房时间相差五年，该评估价格与实际卖房价格不具有可比性，且张元梅、张文敏及第三人均为近亲，该院认为5000元的房价在当时应属合理的。而张元梅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张文敏明知第三人没有代理权而与之签订合同，张文敏主观上为善意且无过错。且本案房屋买卖发生在二十多年前，期间张元梅曾数次回浦探亲游玩，张元梅诉称对房屋买卖不知情，与常理相悖。现张元梅诉请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与法律精神相悖。故该院认定第三人以张元梅委托人的名义于1994年9月2日出具的《卖屋绝契》、与张文敏于1999年4月12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合法有效。综上，张元梅以第三人无权处分为由，要求确认第三人与张文敏于1999年4月12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合同无效的主张，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元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鉴定费4400元，由张元梅承担。 本案二审中，张元梅未提交新证据，但张元梅认为张文敏不仅具备伪造签名的动机，客观上也是伪造签名后费80元，鉴定费4400元，合计4480元，由张元梅承担。的最终获利者，《委托书》中“张元梅”的签名与张文敏同时段的笔迹十分相似，“张元梅”的签名由张文敏冒签的可能性极大，要求对《委托书》中“张元梅”的签名是否为张文敏所写进行笔迹鉴定。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即使《委托书》中“张元梅”的签名为张文敏所写，也不能据此认定张序塘系无权代理、张文敏亦非善意，故该鉴定申请于本案审理并无实质性意义，本院对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张文敏和张序塘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张元梅在本案诉讼中主张1999年4月12日的《房地产买卖契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张序塘系无权代理，张文敏缔约时亦非善意，诉请确认《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而张文敏则辩称张元梅早在1994年就委托张序塘将争议房屋出卖给其，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房地产买卖契约》、《卖屋绝契》的真实性及效力问题。对此，本院根据相关证据和诉讼中已查明的案件事实，评析如下：第一，虽然讼争房屋原登记在张元梅名下，但在1994年9月2日，张序塘作为委托代理人出具了关于讼争房屋的《卖屋绝契》，从内容看，该契约对房屋的权利人、状况、出售原因、房屋四至等作了详细的描述，并有张某等十二位亲邻作为鉴证人签字捺印，出具过程可谓甚为审慎，亦符合农村房屋买卖传统习俗，故难以认定张文敏受让诉争房屋并非善意；由于契约对于购房款的支付有“其款一次当面付清”的约定，按当时的交易习惯，除非契约中有分期履行的特别约定，一般都是写好契约即付清房款，考虑本案各方当事人系近亲，房屋买卖已逾20年的事实，要求被上诉人提供5000元收条，并不符合客观实际。综合上述情况，结合原审在卷证据，以及诉争房屋买卖时张元梅常年居住甘肃、路途遥远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张元梅曾委托张序塘将诉争房屋出售给张文敏的事实，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第二，经查，张序塘与张文敏于1999年4月12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应系当时为了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而补签，该契约虽非张元梅本人所签，但所附的《委托书》下方的证明书处加盖了“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街道办事处第二十四居民委员会”的公章，张元梅对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张元梅，并无不妥，然在一审法院启动鉴定程序后，张元梅未在指定期限内预交鉴定费，导致鉴定终止，张元梅也未提供其他具备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证明该公章系伪造，故应当认定上述公章的真实性，故此，即使《委托书》上“签名盖章”栏“张元梅”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也不能否定委托事项的真实性，可推定委托张序塘出售诉争房屋应系张元梅真实意思表示；第三，张元梅作为诉争房屋的原所有权人，理应及时关注房屋动态，而直至诉争房屋拆迁，张文敏居住管业该房屋十余年，期间张元梅数次回浦江，但从未就该房屋主张过权利，可进一步印证房屋已转让给张文敏之事实；另，张元梅在本案诉讼中称自己在二十余年时间中始终对其哥哥张序塘将其名下房屋出售给外甥张文敏的情况一无所知，称张文敏“借用”诉争房屋数十年，其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在全面客观审核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基础上，确认《卖屋绝契》、《房地产买卖契约》的效力，并无不当，张元梅诉请确认《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既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有损交易安全，一审驳回张元梅的诉请，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同。 综上所述，张元梅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张元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耘 审 判 员  楼 晋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何亚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