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91民初9499号原告（反诉被告）：夏大男，男，1955年3月22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苏州。原告（反诉被告）：徐根妹，女，1956年3月9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瑛，女，1980年12月11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苏州，系两原告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修虎，男，1979年8月20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苏州市吴中区，系两原告女婿。被告（反诉原告）：戴迎春，男，1981年5月15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平，北京市隆安（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球，北京市隆安（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夏大男、徐根妹诉被告戴迎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谢淑敏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诉讼过程中，被告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受理并合并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案分别于2018年11月26日、2019年5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庭审，原告夏大男（第二次）及夏大男、徐根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瑛、李修虎（第二次），被告戴迎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与被告戴迎春于2018年6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戴迎春按合同支付房屋价款的20%违约金62万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戴迎春承担。事实和理由：本人与徐根妹系苏州工业园区凤凰花园22幢1204室房屋所有权人，于2018年6月委托女婿李修虎出售该房产。2018年6月16日，经房好多中介介绍，我女婿李修虎与戴迎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合同前戴迎春一再强调是要为孩子买学区房，并以资金紧张为由要求办理资金托管的时间宽限到8月底，并愿意交付10万元定金，随后戴迎春又随口说他名下有若干房产，万一到时他名下房产未及出手，在没有购买资格的情况下可不可以由他亲人代买，这样定金也不会亏了，我方见戴迎春如此诚心买房也就随口答应了。签订合同后我方就等着按照时间节点和戴迎春一起办理交易手续了，至于他所说的由他人代买也只能是极端情况，不太可能出现，也没有在意。不料戴方并不是诚心买房，他于我方签订合同4天后便在58同城、各房产中介等网络媒体上私自以明显高于原合同的价格兜售该套房产，意图从中赚取差价。各中介对此早已知晓，但我方对此炒房行为并不知情。直至2018年8月17日晚，其他中介电话过来核实我方是否愿意转卖，本人电话刚好被我女婿李修虎接到，才知乙方要倒卖该套房产，在中介的提醒下才知道合同上添加了一句手写看不清也读不懂的字。我方对所加的字表示怀疑，因为正常情况下李修虎不太可能签订一份既看不清又看不懂价值200多万的合同，并且字的旁边也没有双方的签字。因那句添加的字涂改严重，无法看懂，李修虎主动联系房好多中介，中介解释那句话为“允许乙方更改购买人”的意思，后中介说乙方已找好第三方购买人，我方这才知道戴迎春是炒房而不是买房。我方尽管认为这种倒卖行为违背了签订合同时约定，但因心里没底，无奈之下还是答应与戴方及第三方购买人见面。2018年8月30日，戴迎春带着其所找的新买主前往木读大运城与李修虎商谈重新签订合同的事。此前，中介强调新买主坚持要与李修虎重新签订买卖合同以保障双方利益。但我方认为，一是戴迎春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反合同法第6条及第42条第二项，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采取欺骗手段，以买学区房为名行炒房之实，明显说谎，明显违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炒房行为也是国家和苏州重点打击的对象，如我方配合戴迎春则就是助封为虐，充当帮凶；另据戴迎春讲他与我方签订合同后又购买了一套别墅，与签订合同时戴迎春所称“资金紧张”明显不符。二是戴迎春明显违反合同法第7条、52条第四项，戴迎春实际上并不是为自己孩子购买学区房，而是以10万元套牢一套260多万元的房产，变相囤积房源：坐地起价，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三是戴迎春的做法明显违背常理，戴迎春声称因资金紧张不再购买该房，但戴迎春不仅不为此赔付违约金，反而要求我方按照他所指定的价格卖给他所指定的人，明显强买强卖。果真如此的话，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反而无权选择房屋购买人，也无权决定房屋价格，明显不合常理；四是戴迎春的阴谋从法理上也行不通，我方如若与新买主签订新合同必须要先与戴迎春解除原买卖合同，否则将构成一房多卖，但戴迎春不同意，导致新合同也无法签订；五是戴迎春明显违背当初约定，签订合同时戴迎春一再表示其就是要为孩子购买学区房，而由亲人代买也只是极端情况才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是为了保全定金，其也从未说过要赚取差价。另据房好多中介讲乙方戴迎春具备购房资格，新买主和戴迎春也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与戴迎春所说“没有购房资格情况下由亲人代买”明显不符；六是戴迎春明显侵权，戴迎春在仅仅签订购房合同后便在网上公开兜售他人房产，并由此引发房东不断受到他人电话骚扰，为一己私利，损害他人利益；七是该合同涉嫌导致一房多卖，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商品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二项，每份房屋买卖合同中甲乙双方应是确定的唯一的，如果“允许乙方随意改变购买人”，那么合同的乙方就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元性，会导致事实上的一房多卖。一份房屋买卖合同要么交易，要么解除，即使更改购买人原合同也必须先解除。八是戴迎春的做法明显有失公平，合同法第5条和第54条规定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否则可以请求撤销，戴迎春不是有资质的房产中介，他本身就炒房，由他来重新指定购买人，新购买者的资质及信誉根本无法保障，如若新购买人资质不够或信誉不良等，则会严重损害我方利益，对我方不公。当日，戴迎春甚至以与我方共同分配差额来诱使我方配合其炒房，我方当场予以严词拒绝。为此，我方坚持由乙方戴迎春或在其能够证明没有购房资格的情况下由其亲人来进行资金托管，如若戴迎春不愿再买，我方承诺可以协商解除原合同，并退还戴迎春定金，但戴迎春坚持要我方按他所指定的价格卖给他所指定的人，配合他炒房，拒不进行资金托管。戴迎春见我方不肯就范，声称“要用10万元拖着甲方近260多万房产”，并叫嚣“即使法院一审判了甲方赢，乙方也要上诉，故意拖着甲方房产不能交易”。8月30日后我方屡次提醒中介和戴迎春进行资金托管，但戴迎春仍拒不履行。9月7日后，中介也强调戴迎春只能自己买或其直系亲属买，不得转卖他人，但戴迎春仍拒绝进行资金托管。此外，不知戴迎春通过何种途径获取了我电话号码及家庭住址，9月27日晚对我进行电话及短信骚扰，9月29日中午又伙同他人至我家上门骚扰，惊吓我们老人与孩子，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生活。按原合同，一方逾期进行资金托管超过15天，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追究对方违约责任。截至目前，乙方已逾期近40多天，构成违约，严重损害我方利益，我方可以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并要求戴迎春承担违约责任。请求贵院判如所请。本诉被告戴迎春辩称，第一个，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违约。原告女婿李修虎在和被告签订合同的时候，双方已经明确在合同里面已经明确在不影响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允许乙方改变购买人，因为房屋买卖属于大宗的商品交易，而且涉及到政策性的影响，房子本身也存在了很多的功能，如子女的入学被告在购买该房屋的时候是为了通过买房解决小孩的入幼儿园的入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它能够通过其他的途径得到解决的话，那么也可能就不需要再投巨额资金重复购买。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才有这一约定。而且事后被告也积极的去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也寻找到了这个意向买房人，但是因为原告的拒绝，所以违约责任不在于被告，而恰恰在于原告。第二个涉案合同本身存在问题，在这个权限上存在问题。因为这个原告的女婿未向被告出具合法的授权委托书。在原告提供的证据里面微信聊天记录9月29日，其中还在纠结这个事情，说他们不需要提供的。但是作为一个原告的女婿本身不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他只是一个代理人，代理人的话在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是应该要得到权利人的授权而，且合同上原告夏大男的签名也非他本人所签。基于这种情况，被告在该房屋买卖中间不构成违约。同时，我们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反诉原告戴迎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两反诉被告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偿协议内容，将坐落于苏州工业园区顺驰凤凰花园22幢1204室房屋交付并过户给反诉原告。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16日，经房好多中介介绍，两反诉被告的女婿李修虎与反诉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两反诉被告将其名下共同共有的苏州工业园区顺驰凤凰花园22幢1204室房屋出售给反诉原告，并于同日签订了《补偿协议》，明确约定该房屋价款为人民币266.5万元，付款方式约定为贷款支付。反诉原告向李修虎支付购房定金人民币10万元，并向中介支付中介费人民币17975元。李修虎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其并未提供有两反诉被告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且故意不提供两反诉被告的真实信息。由于房屋属于大宗商品，涉及金额巨大，该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偿协议均系李修虎签名，其中夏大男的名字亦属李修虎代签。由于两反诉被告未到场且未提供书面的授权委托书，而另一个房屋所有人徐根妹并未在房屋买卖协议书签字。为了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反诉原告多次向李修虎催要有两反诉被告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但李修虎均予以拒绝，认为其无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在本诉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才明确表示其于2018年委托李修虎出售房屋。故反诉原告认为，其与两反诉被告授权的李修虎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房屋买卖的相关协议真实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应予以履行。反诉被告夏大男、徐根妹辩称，其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要办理网签资金托管时，对方表明不办理，找别人买，我方当时是要求被告买是同意的，并之后催促其办理资金托管，但其未去办理，故其再主张继续履行合同是过了时限，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责任是戴迎春。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夏大男（出售方、甲方）与戴迎春（买受方、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顺驰凤凰花园22幢1204室房屋，建筑面积为125.96平方米出售给乙方，价款为310万元，房款支付方式为贷款支付。该协议附补充协议，约定买卖双方约定地2018年8月30日前共同前往房屋登记机构办理资金托管手续。补充协议手写备注第十条，其中夏大男处的合同载明为：“在不影响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允许乙方“购改”购买人。其中戴迎春向本院提交的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手写备注第十条，载明为：“在不影响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允许乙方“改变”购买人”。(其中，夏大男处的合同第十条“购改”二字系本院根据手写字迹推定，具体无法确认二字具体意思)。2018年6月16日，夏大男（出卖方、甲方）委托李修虎与戴迎春（买受方、乙方）签订补偿协议，约定买卖双方签订了苏州市工业园区顺驰凤凰花园22幢1204室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的成交价为人民币310万元，未包含该房产的空置及附属设施设备费，现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约定：乙方同意接受上述房屋附属设施设备、装饰装修、相关物品、家具家电，乙方另补偿甲方人民币10万元，该笔款项乙方于2018年6月16日前或签约当日支付给甲方定金人民币10万地，另甲方承诺于领证领款当日退还乙方43500元作为装修补偿款。甲乙双方承认甲方转让上述物业标的价款为成交价及补偿费用的总和，两者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分离，合计人民币2665000元。原告委托李修虎（甲方）与苏州房好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服务方）签订二手房买卖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向服务方支付各项服务费2万元。针对上述委托事项，原告提交了夏大男、徐根妹于2018年6月1日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兹有李修虎，系夏大男、徐根妹的女婿，因夏大男、徐根妹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故委托女婿李修虎为代理人，全权处理苏州市工业园区顺驰凤凰花园22幢1204室买卖的相关事宜。2018年6月16日，李修虎出具收条，确定其代夏大男收到戴迎春支付的房屋定金5万元。另外，双方共同确认原告合计收到定金10万元。以上事实，由当事人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补偿协议、定金收条、二手房买卖服务合同、授权委托书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予以证实。针对房屋买卖合同签订过程，夏大男、徐根妹陈述，2018年4月19日，我方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不打算卖房子的，因为李修虎在链家挂过房子，6月16日中介王健说有人看上了涉案房屋，我说我不愿意去，王健强调说买主诚心，就让我去中介，按照中介的要求带了材料和被告谈，谈好了价格和交易时间，最后被告提了一下，担心没有购房资格，房子多处理不掉，定金也比较多，万一没有购房资格定金拿不出来，到时候由我亲人代买，李修虎说反正是你买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他反复强调要买学区房，担心中学上不了。然后双方就签订了合同，合同是中介起草的，李修虎就签订了名字，当时还问中介没有带授权委托书有无问题，中介说没有问题，被告也没有提异议，中介费先付了。签完合同后，原告就等走流程，到了6月20日，中介朋友发截图说涉案房子为何又挂出来了，当时我以为是之前的没有下架，后来7月5日中介又发了一个截图，到8月17日接到一个电话，问房子愿不愿意卖，我方说已经卖了，那个电话里的人说合同里有句话说可以卖的，让我回去看合同，我就回去看合同，合同有涂改，我看不懂这句话，我就联系中介，中介说可以换购买人，中介就说到时间办手续，说到时候换了一个人，要重新签订合同，到8月30日对方就带人到木渎协商换人买的事情，我方是要求要么自己买，要么与原告解除原购买合同，与新购买人重新签合同，这也是新购买人要求的，新合同价款是2775000元，是被告和新买家签订合同，被告要求原告原价卖给新买家，我方不支持这一行为，这是炒房，当天下午新买家就主动退出了，新买家也觉得不踏实。后来就中介在之间协调，后协商不成。戴迎春陈述，6月份我小孩确实需要学区房，当时看了很多房子，房价波动较大，当时也没有看上涉案房屋，因为对房价比较迷茫，但也有这个需求，就签订了涉案房屋。签订合同时，我提出了签订合同的人和房产证上的人不一致，他向我出示了夏大男的身份证和房产证，和李修虎本人身份证和结婚证，说是女婿，中介说没关系，后面能够补。合同中有一条说房产所有权人同意的，说如果所有权人不同意，代理人承担责任，所以同意的。之后我方多次要求给委托合同，但对方都没有给。签订合同时，我方特别强调如果学区解决就不需要这个房子，所以就说签订了我也认，但是可能转给我的朋友，他也说没有问题，我说合同上必须写，所以合同上手写加了可以变更购买人。原告方说不管谁买，只要把钱给原告方。后来学区解决了，我又有认识的中介，中介打电话问，就把房子挂出去了。后来找到了买家，跟买家谈的是按照原合同价格。我就打电话问中介王健，王健说没有问题，合同有约定，王健多次联系李修虎，李修虎就没有表态，到了8月2底约定了原告到木渎协商，新购买人和中介都过去的。原告方一开始是配合的，后来我的要求是直接变更购买人，原告方拒绝直接变更购买人，要解除跟我的合同，后来又说这是无效合同。后来新买家同意主动给我8万元作为感谢费。原告针对其诉请主张，还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8月30日约定办理网签当天，李修虎、戴迎春、新买家的母亲、原告与被告的中介人员王健、戴迎春与新买家的中介等人的谈话录音，该通话录音中李修虎表示“那我要跟他重新签合同前原合同是不是要解除”、“合同上说允许乙方更改购买人，但没说允许甲方更改购买人”，戴迎春表示：“我们是在原合同的基本上，不改变原合同”，李修虎表示：“不影响原合同的情况下，就是要卖给你，你是乙方”、“合同的乙方是戴迎春，而不是戴迎春或其他人”，李修虎询问：“你为什么在网上以你的名义去卖我的房子”，戴迎春表示：“因为后面又订了一套房子，一个礼拜以后订的”；9月17日与中介王健的谈话录音，李修虎表示“当时他说名下房产较多，实在买不了了，我让亲戚朋友去买，这句话你有没有印象”，王健表示：“他没有说转卖，他没有说转卖吃差价”。证明被告与我方签完合同后，在网上以高于合同成交价20万出售涉案房屋，是炒房，后我方要求解除与被告合同、与新买家重新签订合同，被告不同意。9月6日与戴迎春的短信聊天记录，短信内容为：“戴迎春先生，我是卖你房子的房东，按合同约定八月三十日前您需要办理资金托管，目前您已逾期，提醒您早日办理”。9月6日-10月10日与中介王健的微信聊天记录，9月6日，李修虎表示：“请转告戴迎春按合同要求尽快办理资金托管，逾期不办后果自负”。中介回复：“我跟他说一下”，李修虎表示：“你跟他说即使是3万也是你们中介反复和我协调的成果，是我私下作主（家人肯定是不同意），如果他出尔反尔那就由他起诉，最终结果他肯定败诉，因为从司法上讲他的愿望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戴那边什么情况，怎么没有回音呢，资金托管的时间过了那么久了戴迎春到底还要不要买呢”。9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健表示：戴说，您这边不是卖方本人，您这边签一个委托书，手写一遍，他怀疑您这边炒房”，李修虎表示：“他啥意思，就说这合同无效”、9月13日，李修虎表示“委托书我一直有的，只是当时你们中介没通知我带过去，签合同时你们中介说没有关系，乙方也没有因此拒绝签订合同，而是签订了合同。这个委托书不影响资金托管。如果实在要看这个委托书，我可以给你们中介看。关于授权委托书一事，授权委托书本来就有，通常是要在签订合同前查看。9月14日我方也曾告知中介可以到大运城这边现场来看，可能中介认为没有必要就没来。9月17日，我方与戴及中介再次于中介公司见面，但均没有提出要看授权委托书一事。现我方也没有义务再提供授权委托书，但如中介和戴执意要看，我方还是同意戴及中介于2018年9月29日（15时至16时50分）、2018年9月30日（10时至16时）一起到木渎大运城现场查看，逾期不候”。10月9日，王健表示，“您这边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拿一下委托书”。李修虎表示：“这两天太忙，没来得及回你，叫你们来拿你们不来，9月30那天晚上要送给你没空，打电话给戚占苏他也没空”。戴迎春对上述谈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谈话录音可证明原告对于直接转手给新买家是认可的。且原告与中介的谈话可证明原告对于合同中载明可变更购买人是认可的，也知晓的。另，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可证实原告直到9月29日也没有提交授权委托书，原告从没出现过，被告也是基于对交易本身安全的考虑，要求出具授权委托书或出具书面声明表示对这个合同的效力的认可，直到我方收到诉状的时候才知原告方是授权李修虎出售这个房子的。戴迎春针对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其与王健在9月10日至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戴迎春表示：“原房东年龄并不大，即使不方便，我们也可以去他家里，卖房是大事，怎么可能始终不露面，让一个外地人卖房，而且还没有授权委托书”、“合同有约定，他是同意的，你们也是同意”、“我现在只要他提供原房东授权委托书”。证明其一直要求提供授权委托书，李修虎一直未提供。另，戴迎春提交了一份2018年9月，李修虎向其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我方认为其解除是没有理由的，要求继续履行。原告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这个房子本来就李修虎和其老婆的，只是用李修虎的岳父也就是原告夏大男的名义，中介当时说没事的，只需要李修虎代签的，直到9月10日，戴迎春突然说要授权委托书，而且说我是炒房的什么的，我没当回事，根据我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证明后来我也说可以来看委托书的，但他一直没来看。原告对解除合同通知书真实性予以认可。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通知王健到院说明情况，王健表示，签合同时戴迎春表示怕自己没有购房资格，万一自己买不了，可以让亲戚朋友来买，所以在合同上写了补充协议第十条，允许买方改变购买人。后来戴迎春另外买了个房子，找了个买家，新买家出的价比原合同高，戴迎春表示差价要跟房东分成，戴迎春想要五万块补偿，房东还是不愿意签，房东表示要么戴迎春继续买，要么解除合同，当时戴迎春不同意买，因为合同约定了可以变更其它购买人，当时李修虎有授权委托书的，给我出示了原件的，但是没给我，双方没谈拢，后来又约定李修虎和戴迎春到中介办公室谈了一次，没有谈妥，李修虎一直坚持要戴迎春买，戴迎春说要授权委托书，戴迎春也没表示不买。李修虎在2018年9月26日发了一个解除合同通知给我的，我转给了戴迎春，戴迎春说是房东违约，因为李修虎同意改变购买人的。夏大男、徐根妹对该谈话笔录、戴迎春对该谈话笔录均予以认可。另，本案审理过程中，在第一次庭审即2018年11月26日，戴迎春向本院提起反诉，当庭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后向本院邮寄了反诉状，要求反诉被告退还定金支付违约金，后又寄了一份反诉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就反诉起求的变化，戴迎春表示，其一开始就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后不希望与原告纠缠，就提出要不解除合同，后又考虑到自身家庭需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偿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就合同附件第十条如何认定，本院认为，该条款从原、被告提供的合同原件显示，原告方留存的合同该条款“购改”二字无法直接推定是更换，但是根据原告提交的其与王健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修虎向王健说，戴迎春曾表示名下房产较多，实在买不了了，让亲戚朋友去买”，结合合同附件第十条的约定，应当推定原告对于在不影响原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允许戴迎春更换购买人是认可的。但该条款直接改变了合同相对方，即合同履行主体，就新的合同相对方如何参与原合同的履行双方并无明确约定；另，根据庭审调查可确认戴迎春在签订本房屋买卖合同后直接将涉案房屋通过中介与案外人签订了新的房屋买卖合同，本院认为，结合现有证据及双方合同，无法推定双方对该种履行方式达成了一致意见，戴迎春以该条款明确约定为由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在此基础上，根据庭审调查，原告方在8月30日与戴迎春及新买家的沟通过程中、及2018年9月6日分别向中介、被告发送的微信、短信中，均表示要求戴迎春本人继续履行合同，办理网签手续，在原告方主张解除合同前，从双方及与中介的聊天记录中显示，戴迎春未有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按合同约定办理网签的意思表示。就其在此期间坚持要求李修虎出示授权委托书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安抗辩，本院认为，不安抗辩权是指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中，应先履行义务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有难以给付之虞时，在对方当事人未履行或未为合同履行提供担保之前，有暂时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结合本案庭审，一方面，授权委托书是否提供并不影响双方去办理网签手续，未有确切证据证实李修虎系未经授权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另一方面，从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与案外人签订新合同沟通协商过程中及与中介方的沟通过程中，未有证据显示原告明确对李修虎作为授托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提出异议，且夏大男、徐根妹亦确认对李修虎的授权，故被告的不安抗辩主张不成立，戴迎春构成违约，夏大男、徐根妹主张解除合同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而戴迎春在夏大男、徐根妹因戴迎春的违约事实主张解除合同后再提起反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就夏大男、徐根妹主张的违约金，本院认为，违约金应当与实际损失相适应，本院结合夏大男、徐根妹实际损失、戴迎春违约情节，酌情认定戴迎春支付夏大男、徐根妹违约金10万元，该款项与戴迎春已付给夏大男、徐根妹的定金10万元直接抵扣完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依法确认夏大男、徐根妹与戴迎春于2018年6月16日就苏州工业园区顺驰凤凰花园22幢1204室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偿协议》解除；二、驳回本诉原告夏大男、徐根妹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戴迎春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本诉被告戴迎春负担，此款已由本诉原告预交，由本诉被告戴迎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本诉原告夏大男、徐根妹；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040元，由反诉原告戴迎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谢淑敏人民陪审员  秦晓明人民陪审员  蔡 勇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马金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