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391民初896号 原告刘海蛟，男，198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任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明，女，1981年4月28日出生，汉族，系原告妻子，现住河北省任丘市。 被告张泽昌，男，1951年1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专，河北沃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海蛟与被告张泽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24日、2019年5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刘海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明、被告张泽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专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海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0000元及支付借款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30日，被告张泽昌向原告刘海蛟借款130000元整，承诺一周后一次性还清所借款项，并出具借条一份。借款到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还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张泽昌辩称，首先，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也未实际向被告支付过130000元款项，此外，被告还给原告出具过另外两张借条，金额分别为140000元及143000元，上述借条均不是真实的借贷关系；其次，本案诉争的借条形成的起因是原告与被告的儿子张伟有办卡纠纷，原告起初要求被告解决该争端，目的让被告为其儿子张伟的债务纠纷提供担保，此后，原告又以改期为由，让被告在借条上签字，偷梁换柱，变成了借条。 为支持其诉求，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借条，证明2017年11月30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30000元的事实，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 证据二、通话记录明细一份 证据三、通话记录资料及文字版一份，结合证据二证明原、被告借款前后达成一致，存在借款事实。 证据四、银行流水两份，证明出借人于振波在借款当月的银行流水是750000元，有借款能力，借款当天姜春歌从POS机取款130000元，证明借款事实。 证据五、于振波证人证言，证实被告跟其拿了130000元借款。 证据六、被告儿子张伟给原告提供的承诺书，证明原告方和被告儿子张伟之间存在办卡纠纷，张泽昌是见证人；2013年原告与被告女婿达成协议，原告将140000元借条交还给被告，上述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儿子张伟的纠纷金额是140000元，与被告提供的借条相符，而原告与被告的纠纷金额是130000元。 证据七、崔某2储蓄卡一张，证实崔某2所述与事实不符。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出具的证据一借条本身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该借条记载的内容不属实，原告和被告之间不具有真实的借贷关系，被告出具借条的起因是原告称被告儿子张伟为其办理可以套取资金的卡后未将套取的资金给原告而一再骚扰被告的正常生活，被告无奈出具借条，非被告本意；对证据二通话记录明细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不能反映双方具体的通话内容；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但是通话内容反映不出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通话时被告听信了原告的说辞才有的此次通话内容，后被告了解到，不存在套取资金的情况；对证据四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于振波是否有能力出借借款和是否实际出借了借款之间必然联系；对证据五不认可，庭审中原告陈述出借的130000元中有30000元是自有资金，100000元是于振波借款，但本案原一审法官与于振波电话联系时，于振波称130000元均是从其手中筹措，自相矛盾，不符合常理；对证据六经质证认为，被告不清楚被告儿子张伟是否给原告出具过承诺书，但是从该承诺书的内容来看，确实存在贷款业务争执，原、被告双方矛盾的根源产生于被告儿子与原告之间的办卡纠纷；涉及到卡的问题，原一审崔某2出庭时候，对来龙去脉做了表述，对于卡，被告不予多质证，以崔某2当庭陈述为准。 为支持其主张，被告张泽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承诺书，该承诺书系原告主动出具给被告的，但是未得到被告的认可，证明本案借贷关系及借条产生的起因。 证据二、2017年5月18日和2017年5月26日被告给原告出具的借条2张，证明因被告儿子张伟而产生的办卡纠纷，被告多次出具借条，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 证据三、长江道派出所接警记录一份，证明原告到被告家闹事，被告不得不报案的事实。 证据四、证人黎某、崔某1、崔某2证言，证实本案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承诺书经质证认为，承诺书原件在原告手中，2017年6月底，通过崔某2，崔某2当时说和被告儿子张伟协商，要将欠卡的款项归还给一种卡的公司，后经过协商，案件报案处理，被告方归还承诺书原件，原告归还140000元借条；至于被告所述的办卡纠纷与本案有关，被告也知情，被告当年答应为其儿子清偿借款，协商未果，被告方归还承诺书原件，原告归还140000元借条，2017年6月底被告儿子张伟的事情就已经协商完毕；原告拿回承诺书，被告明确表示被告儿子张伟的事情其不再过问，这就是为什么承诺书原件在原告手中的原因。对证据二经质证认为，5月18日，被告是在出具承诺书后给原告出具的140000元借条；对5月26日的借条不认可，原告并未见过这张借条，且两个案件均不涉及143000元的数额。对证据三经质证认为，在第二次庭审中，要求当事人到场，被告当庭表示不认识原告，说原告带着黑社会对其进行威胁，才出具的借条，法官让被告出示报警记录，但调取的报警记录只能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有经济关系。对证据四中的崔某2证人证言，不予认可，首先崔某2与被告是直系亲属，崔某2是整件事情的关键，被告儿子张伟办卡或者被告借款全部与崔某2有关，且当时被告所写的承诺书也是受崔某2的指使写下的，当时崔某2给了原告一张崔某2本人的储蓄卡，其协商的意思是将钱转到他本人的银行卡中，然后归还一种卡的公司，这个卡现在在原告手中。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确认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具有真实性，但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二至证据七与本案关联性不够，不予确认。被告的证据一至证据四中的崔某2证言具有证据真实性且与案件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证人黎某与崔某1未出庭作证，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2017年5月18日，被告张泽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借款金额140000元，并承诺房屋出售后一次性还清（六月初）；2017年5月26日，被告张泽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借款金额143000元，承诺待房屋出售后，2017年6月初给付刘海蛟；2017年11月30日，被告张泽昌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借款本金130000元，承诺一周后还清。 另查，原告刘海蛟曾因与被告儿子张伟的办卡纠纷向被告方出具过承诺书一份，承诺书写明：“因张伟办卡，下卡20万贰拾万元整，收手续费7万元柒万元整，给刘海蛟13万拾叁万元整，期限以过1年，电话不接。所以家人同意先支付刘海蛟13万元拾叁万元整，待三年后……如卡已经办下来些协议无效”。 复查，于振波2017年10月1日—2017年12月1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号（账号：62×××72）支出的总金额为375652.72元，存入金额375618.30元。原告提交的于振波的分户账共一页，交易明细时间为2017年11月20日至217年11月26日。2017年11月30日，姜春歌通过ＰＯＳ机自其个人账号向秦皇岛隆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消费130033元。 再查，2018年2月7日，双方因纠纷曾报警，长江道派出所对此次报警进行了处理。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的借款事实是否存在。首先，2017年5月18日至2017年11月30日，被告张泽昌三次向被告出具借条，借款金额分别为140000元、143000元、13000元不等，原告庭审中自述其曾与被告儿子张伟存在办卡纠纷，2017年5月18日出具的欠条涉及办卡纠纷，原告曾向被告出具的承诺书同时印证了原告与被告儿子之间存在办卡纠纷，在原告与被告直系亲属存在纠纷的情况下，原告再次向被告出借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原告对借款来源的陈述前后矛盾。原告在原审的庭审中当庭陈述给被告的130000元借款中有自己家里的30000元，后提供于振波的证言证明130000元完全是从于振波处所借，于振波向原告出借借款是因原告向其抵押了长安睿骋轿车一辆（车牌号冀Ｇ×××××），原告的关于借款构成的陈述，前后存在矛盾。第三，关于借款的流转，原告未能提供其将相关款项交付给被告的有效凭证。关于本次的借款本金，根据原告陈述，于振波的现金来源于与于振波有合作关系的姜春歌从秦皇岛隆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ＰＯＳ机消费的130033元，上述款项在于振波、姜春歌、原告、被告之间流转，均为现金支付方式，无其他证据进行作证，且证据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信。被告张泽昌抗辩此借条是因其儿子张伟与原告之间因办卡产生纠纷，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且提供了证人崔某2的证言、刘海蛟出具的承诺书、自己出具多个借条、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被告的此项主张予以采信。原告的理据明显不足，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本院对原、被告之间存在借款事实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海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原告刘海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柴国权 人民陪审员  张连科 人民陪审员  邹 晗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