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71行终5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文斌，男，1985年9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花都区。委托代理人：江珍来，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谢瑞君，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公益大道兰花路。法定代表人：刘锦东，局长。第三人：广州精益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平山民营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欧阳卫民，董事长。上诉人邓文斌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花都区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粤7101行初324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25日，邓沛添与第三人广州精益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书约定期限自2012年9月25日起，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作内容为在精益大酒店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具体工作内容按照第三人的岗位职责要求执行，工作时间为每天8小时，每月工作26天。2017年12月31日21时左右，邓沛添入住精益大酒店310房。2018年1月1日中午12时许，精益大酒店工作人员禤志华到精益大酒店310房寻找邓沛添，发现邓沛添侧身睡在床上，呼叫10声左右无应答，于是打120和报警。警察和法医到达现场后发现邓沛添已死亡。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花山派出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死亡时间为2018年1月1日，死亡原因为猝死。2018年2月6日，第三人精益公司就邓沛添的死亡，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原告邓文斌(邓沛添儿子)在该申请表的“受伤害职工或其近亲属意见”栏签名。同时第三人还提交了《花都区职工工伤认定申请书》《工伤事故报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劳动合同书》《精益大酒店考勤记录表》《精益大酒店排班表》以及证人证言、证明、原告身份证明、第三人营业执照等材料。被告向第三人出具《受理回执》，决定受理第三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回执》载明受理时间为2018年2月11日。在2018年3月7日至2018年3月15日期间，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分别向精益大酒店的禤志华、李志斌、商秀芬、周德坚、梁姨、邓燕飞、王校辉等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2018年3月13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发出《关于协请配合工伤认定调查取证的函》，并指派工作人员到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对邓沛添死亡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向被告提供了由该分局花山派出所于2018年1月1日14时对禤志华所作的《询问笔录》。在《询问笔录》中，禤志华除陈述事发当日上午寻找邓沛添、发现邓沛添在精益大酒店310房内死亡的经过外，另还陈述：“2017年12月31日下午17时30分许，我和邓沛添和几个同事一起在清远市清新区山塘镇岗仔在李灿新娶媳妇的宴席吃饭。当时我们都喝酒了。吃完饭后我们就扶着邓沛添上车回广州市花都区花山精益大酒店。回到酒店我们就扶着邓沛添去310房休息了。”“邓沛添是2017年12月31日晚上大约21时回酒店进客房休息的，期间我没有见过他出来，也没有见过有外人进去。当时是我和保安几个人扶邓沛添上客房休息的，当时没有发现有异常举动。”“120到现场医生检查后说死者因呕吐物堵塞无法呼吸死亡”“死者平时有高血压，经常喝酒。”另外，第三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精益大酒店考勤记录表》记载了邓沛添2017年12月份出勤、休息的考勤记录；而《精益大酒店排班表》则排定邓沛添2018年1月份的出勤、休息日期。2018年4月8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8〕0019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邓沛添于2017年12月31日21时入住酒店310房，2018年1月1日中午12时左右被同事发现猝死在酒店310房。其情形不符合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认定工伤、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规定，不认定为工伤。该决定书于2018年4月12日直接送达第三人精益公司。现原告邓文斌不服，诉至法院。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因此，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具有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职权，有权依法对第三人精益公司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处理。各方当事人对邓沛添于2017年12月31日21时至2018年1月1日12时在精益大酒店310房内死亡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为：邓沛添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被告花都区人社局认定邓沛添于2017年12月31日21时入住酒店310房，2018年1月1日中午12时左右被同事发现猝死在酒店310房。其情形不符合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规定，不认定为工伤的决定，符合上述规定。诉讼中，原告以精益大酒店24小时营业，邓沛添负责该酒店采购及日常事务管理，其工作时间为不定时工作制，其死亡时间属于工作时间，以及邓沛添死亡地点精益大酒店310房为其工作岗位为由，认为邓沛添的死亡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应视同为工伤。一、关于邓沛添死亡时间是否属于工作时间的问题。从现有的证据材料可知：其一，邓沛添与第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明确约定邓沛添的工作时间为每天8小时，每月26天。《精益大酒店考勤记录表》亦明确记录邓沛添2017年12月份出勤27天，证实并非如原告所主张的邓沛添的工作时间为不定时工作制。其二，原告提出第三人精益公司对总监以上高管人员均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但并没有提供第三人精益公司内部相关规定等材料予以证实。也未提供证据证实第三人曾就邓沛添或者总监以上高管人员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进行备案。其三，庭审时，原告对于被告提交的禤志华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事实未予以否认。从禤志华在《询问笔录》的陈述可知：2017年12月31日，邓沛添在清远市参加宴席并饮酒后，由他人扶着上车。当日21时左右回到精益大酒店后，也是由他人扶着进入310房休息。且多名职工均陈述在2017年12月31日21时至2018年1月1日12时此段时间，均无见到邓沛添参与工作，或者因工作却联系不上邓沛添。因此，被告花都区人社局认定邓沛添死亡时不属于工作时间，并无不当。二、关于邓沛添死亡场所是否是工作场所的问题。从案件现有证据可知，有员工证实邓沛添的办公室在精益大酒店二楼，精益大酒店310房只是提供给邓沛添住宿。邓沛添有时住宿在精益大酒店310房，有时也回家住。禤志华陈述事发当日其进入精益大酒店310房时，邓沛添是睡在床上的，也证实精益大酒店310房只是供邓沛添住宿、休息之用。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精益大酒店310房为邓沛添的办公场所，且邓沛添平常均在精益大酒店310房上班处理酒店事务。因此，不能认定邓沛添的死亡场所就是其工作场所，进而认定其死亡时在工作岗位。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根据事实作出邓沛添不在工作岗位死亡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邓沛添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规定，不能适用此项规定而视同工伤。原告在庭审中提出被告于2018年2月11日受理工伤申请，却在2018年4月12日才送达《工伤认定决定书》，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属程序违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被告于2018年2月11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于2018年4月8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并于2018年4月12日送达《工伤认定决定书》，并未违反《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不构成程序违法。综上所述，原告邓文斌提出撤销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8〕0019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文斌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邓文斌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邓沛添死亡时间不属于工作时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颠倒。（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上诉人花都区人社局认为邓沛添的死亡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死亡而作出不属于工伤的行政行为，应该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邓沛添的死亡时间不属于工作时间。根据现有证据，法医对邓沛添的死亡时间没有作出具体的认定，只是在2018年1月1日12时左右被发现死亡，退一万步而言，即便邓沛添的工作时间不是不定时，参照朝九晚五的上班时间，邓沛添可能是在上午九点以后死亡，而被上诉人却无法举证证明邓沛添死亡的具体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被上诉人认为邓沛添不是在工作时间死亡缺乏证据支持。而一审法院持与被上诉人同样的观点认为邓沛添不是在工作时间死亡，显然过于武断。（二）原审判决认为“且多名职工均陈述在2017年12月31日21时至2018年1月1日12时此段时间，均无见到邓沛添参与工作。”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断章取义，既然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邓沛添是在精益大酒店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而且从其他员工的笔录可以得知，公司决定总监级别以上的人员均须住宿酒店，并每人配套了一间房间，以便可以随时处理酒店发生的应急事件。另外，因酒店在2018年1月1日即元旦有酒席，邓沛添须在该日凌晨至早上去黄沙水产市场采购海鲜，邓沛添当晚在公司安排的酒店310房间住宿，为了次日能起早一点去采购海鲜。从花都去黄沙，按照路程不堵车的情况下基本需要一个小时以上，而且加上元旦节假日更需提前前往采购。所以，邓沛添2017年12月31日入住310房间更是为了方便履行工作职责，为了公司的利益。因此，不能以邓沛添不在办公室就视为不是在工作时间。邓沛添在这种情况下住酒店，且基于其这种职位的特殊性，其他员工当然看不见他在办公室上班，以此否认邓沛添在工作时间死亡，显然逻辑错误。（三）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司法实践中，涉及到工作时间的审理，仲裁员、法官均会审查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及实际履行的工作时间。实践中仲裁、法院均会以劳动者的实际履行为准。本案中，公司对总监以上的高管均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其中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员工的调查笔录中可看出邓沛添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再者，无论从其工作性质还是按照常理，其上下班时间也是不固定的。一般凌晨三四点钟就出发去采购海鲜，而有时候宴席结束才可以下班，因酒店属于24小时营业的场所，与其他一般单位的营业性质不同，因此决定了邓沛添等高层的工作性质也与其他行业有所区别，且邓沛添属于酒店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和经理，其职位决定了其随时需要应对酒店发生的一切大小事务，所以其工作时间也是不固定的，这也符合现实中的普遍实际情况。虽然公司没有就不定时工作制向劳动行政部门备案，但是公司高管实际履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生命权远远大于其他权利，不能因为公司的违法行为而阻却劳动者享有的法定权利。二、一审法院认为邓沛添的死亡不是在工作岗位死亡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法律理解错误。（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已经将“工作场所”替换为“工作岗位”，是法律规范对工作地点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行申6467号案中也明确提到只要职工为了单位的利益，工作岗位不应仅仅拘泥于公司的工作场所，相对于“工作场所”而言，“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二）精益大酒店总经理禤志华在询问笔录中称“公司因工作需要安排一间310房给邓沛添休息，邓沛添平时有时回花都家，有时因工作情况会留住酒店的310房住宿”，可知邓沛添有时为了工作会住310房，该询问笔录是被上诉人作为证据提交的，且双方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另外，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对酒店几名员工的调查笔录可知，因酒店在2018年1月1日即元旦这天有酒席，邓沛添须在该日凌晨至早上去黄沙水产市场采购海鲜，邓沛添当晚在公司安排的酒店310房间住宿。因此，310房不仅仅是邓沛添个人住宿所需，而且还存在需要随时处理酒店事务的作用，同样属于履行职责之需。邓沛添属于酒店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和经理，其职位决定了其随时需要应对酒店发生的一切大小事务，此职务的性质决定了其工作岗位可能在平时的工作场所，也理所当然延伸到公司安排的宿舍。邓沛添当晚因公入住酒店310房，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不惜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假如当晚邓沛添住宿在家中，在其发病后得到家人的帮助及时送医院救治，或许不至于丧失生命。《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明确了为了保证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制定本条例。根据工伤认定倾向性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原则，被上诉人认为邓沛添的死亡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死亡与立法精神不符。邓沛添为了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为了公司的利益选择在宿舍住宿并准备或者已经出发采购海鲜，而就在这一瞬间却突然猝死应视同工伤死亡。因此，本案无论从合法、合理的人性角度，均应将邓沛添的死亡认定为工伤。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依法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8〕001942号工伤认定决定并对精益公司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工伤认定，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花都区人社局对原审判决无异议。原审第三人精益公司对原审判决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认定职工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应以满足工作时间、场所或工作岗位、工作原因等因素作为前提条件。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已经就邓沛添死亡的时间、地点不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也非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或者突发急病死亡的事实履行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举证义务。上诉人虽认为邓沛添死亡的时间和地点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及邓沛添是在履行其工作职责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或者突发疾病导致死亡，但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均属其主观判断，其并未就所主张的事实提供相应证据，明显不能推翻原审第三人的举证。被上诉人根据其调查所取得的证据，认为邓沛添不构成工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上诉所提对“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或岗位”、“是否履行工作职责”等方面的异议，原审判决已经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充分阐述了意见，本院同意原审判决意见，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邓文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玮审判员 余树林审判员 金 霞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张丽敏书记员苏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