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民再35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某，女，195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系周某之女，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静，女，198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星基，北京观妙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男，199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系刘某之姐，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某，男，197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灵秋，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晓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新疆金天鑫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前进西路2#院1#-2-201。 法定代表人：周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女，198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再审申请人周某、刘静、刘某（以下简称周某等三人）因与被申请人徐某、一审第三人新疆金天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天鑫公司）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鲁民终1811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452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刘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星基，再审申请人周某、刘某以及一审第三人金天鑫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被申请人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灵秋、邓晓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等三人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1811号民事判决，驳回徐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案涉《探矿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刘培友取得800万元有合同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1.案涉《探矿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二审法院认定探矿权未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转让，相应转让合同未经行政审批不生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刘培友虽然不是《探矿权转让合同》上记载的转让人，但可以认定其与金天鑫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刘培友收取案涉800万元探矿权转让款有合同依据。二审法院认定刘培友取得该80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徐某所主张的800万元款项由探矿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证据不足。徐某无任何书面合同佐证；证人李某、赵某均与徐某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的效力需要补强；在金天鑫公司未出庭，案件主要当事人刘培友已去世，且刘培友家属否认的情形下，不应仅依据上述证人证言直接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本案即便不被认定为借贷关系，徐某作为探矿权转让合同一方仍有途径寻求救济。（二）即便刘静、刘某应当偿还案涉800万元，也应仅在二人继承刘培友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二审法院判令刘静、刘某共同返还800万元，未限定在继承遗产范围内，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也超出了徐某的诉讼请求。徐某的诉讼请求为周某等三人在继承刘培友遗产的范围内对起诉的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法院判令周某等三人返还徐某800万元，客观上加重了刘静、刘某的责任，也超出了徐某的诉讼请求。 徐某辩称，（一）本案自2014年起诉至今，周某等三人从未提出过合同合法有效这一观点，金天鑫公司历次庭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查实金天鑫公司办公地址无此机构。2018年10月29日金天鑫公司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目前其大股东为周某，持股百分之九十五，是法定代表人，这一事实说明周某等三人与金天鑫公司的关联关系，或者说刘培友与金天鑫公司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周某等三人提出的认可《探矿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的说法是试图将刘培友偿还的800万元债务转嫁为一家空壳公司。二审法院依据各方提交的证据结合金天鑫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的事实，认定刘培友收取800万元没有合同依据认定事实正确。鉴于周某等三人与金天鑫公司的关系，其提出的新观点不应被采纳。（二）《探矿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并不影响刘培友收到800万元款项的基本事实以及在刘培友死后，刘静将遗产作出处理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本案《探矿权转让合同》的认定并不冲突。（三）在本案之前的四次庭审中，刘静对是否继承遗产已经作出了明确表示，刘静及另两方申请人表示接受遗产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该遗产在刘培友去世后6天内由刘静进行了处理，因此遗产是否分割并不影响周某等三人承担返还800万款项的义务。（四）800万由探矿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刘培友收取了800万元但没有支付任何对价，原审也无法核实刘培友与金天鑫公司的关系，因此法院判决周某等三人在收到刘培友遗产范围内返还该800万，在刘培友去世后刘静从刘培友的账户转移1180万，并将刘培友的账户销户，因此原审判决清楚。金天鑫公司在周某等人的控制下，其在本案中所做的表述应当有相应的证据，否则不能作为法院的裁判依据。 金天鑫公司述称，同意周某等三人的意见。 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某偿还徐某借款8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800万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偿付全部借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2.周某等三人在继承刘培友遗产的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由周某等三人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8月16日，徐某通过其银行账户（账号62×××16）向刘培友银行账户（账号62×××17）转款800万元。2010年8月20日，第三人金天鑫公司（甲方）与徐某（乙方）的委托代理人赵某签订《探矿权转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1.乙方自愿购买甲方所持有的《新疆吐鲁番市喀拉哈达吾台克铜多金属矿》，图幅号：Ｋ45Ｅ004023，证号：Ｔ6512009062031261；《新疆吐鲁番市喀拉哈达吾台克一带铜多金属矿》，图幅号：Ｋ45Ｅ004023，证号：Ｔ65120090402027998；《新疆吐鲁番市七泉湖镇一带铜多金属矿》，图幅号：Ｋ45Ｅ004023，证号：Ｔ65120090502029873。甲方保证该探矿权属无争议。2.甲方收到乙方的全款后（800万元），即把探矿权证原件交与乙方。并保证该探矿权证真实、合法、有效。3.甲方只出让现有的探矿权，不给乙方做任何的保证及承诺。自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生效之日起，所有风险都与甲方无关，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4.自本合同签订后，今后对该探矿权证进行年检、核查等所需费用均由乙方全部承担。经查，金天鑫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的股东为李澎、窦同东，法定代表人为李澎，勘察许可证号Ｔ6512009062031261、Ｔ65120090402027998、Ｔ65120090502029873的三个探矿权证现登记在金天鑫公司名下。另查明，刘培友系周某的丈夫，刘静、刘某系两人的子女。刘培友于2013年6月4日因病去世。刘培友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周某等三人。 关于上述800万元款项转入刘培友银行账户之后，刘培友是否将该款项交付给金天鑫公司的问题，周某等三人表示不知情，经一审法院释明，其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刘培友已经将该800万元款项交付给金天鑫公司。2013年6月10日，刘静自刘培友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9）取款10528935.37元。同日，刘静自刘培友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7）取款282308.48元。上述款项合计10811243.85元。同日，刘静将上述款项中的1080万元存入刘某农业银行账户（15×××13），另外11243.85元存入周某银行账户（账号62×××16）。2013年6月19日，刘静存入刘某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3）3100945元，存入刘某农业银行账户（账号15×××12）77万元。同日，刘静将刘某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3）内300万元转入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农业银行账户（账号15×××79），个人申请业务申请书用途栏内备注“投资”。 关于案涉800万元的性质，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有争议。徐某主张上述800万元款项的性质系借款，关于具体借款经过，其在一审庭审中作如下陈述：徐某和刘培友原本不相识，之前双方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后来通过李某介绍，刘培友称其有探矿权证想转让，价格为800万元。基于对李某的信任，也考虑到该探矿权转让价格比较低，徐某便同意出资购买，并向刘培友支付了800万元的转让款，之后又委托赵某与金天鑫公司签订了转让合同。但是后来发现该探矿权证是虚假的，徐某便向刘培友主张返还该800万元的转让款，也通过中间人李某催要过。但刘培友称没有现金，待其再将探矿权证转让之后，便将转让款返还给徐某。但是刘培友一直没有予以返还。后来，徐某拿着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07地质队（以下简称107地质队）盖章的协议原件找到刘培友，对刘培友说其已经知道探矿权证涉及的技术资料是虚假的事实，如果刘培友不对800万元款项负责，徐某将向公安机关报案，刘培友才承诺该800万元算是借款，并由其本人负责偿还。关于探矿权证转让合同的签订问题，徐某称当时签订合同以及转款事宜都是与刘培友联系的，合同也是刘培友提供的，放在李某处，后来徐某委托赵某到李某处签的合同。关于合同相对方为何是金天鑫公司，徐某称当时刘培友解释，三个探矿权证都在金天鑫公司名下，刘培友应当是中间人。 周某等三人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对案涉8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不知情，但根据徐某提供的证据来看，其认可该800万元款项系探矿权转让款，但不认可该款项系借款。周某等三人于一审庭审中对案涉800万元转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辩称有可能是业务往来等。经一审法院释明，周某等三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800万元款项的性质。 经徐某申请，一审法院传唤证人邵某出庭作证。邵某称：2010年，徐某对邵某说他有两个矿产资料，想委托邵某找两个专家去新疆考察。后来邵某通过朋友介绍在济南市找到了一个工程师，按照徐某提供的矿产资料，他们一起去了新疆吐鲁番，并与当地人员进行了联系。经考察，情况很不理想，专家称邵某带的矿产资料与现场实地考察的结果不一致。下山后，邵某就与徐某电话沟通，给他汇报说怀疑矿产资料是虚假的。后来邵某又去了当时负责勘探的107地质队，该队主办人刘少华称当时确实没有对矿产进行考察，材料仅是编写的。回来后，邵某把情况都告诉了徐某。2011年，徐某又让邵某去了一趟新疆，与刘少华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及三个探矿权证的履行合同。邵某还称，其对徐某与刘培友之间的借款关系不是很清楚，但是听徐某提到过。 经徐某申请，一审法院传唤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赵某称：2010年8月上旬，原枣庄市工商局副局长李某与我联系，说他的亲戚刘培友手里有三个探矿权证想转让，价格是800万元，因赵某与李某是好朋友，其称这个价格很合算，且是他的亲戚，没有问题。基于对李某的信任，赵某找到了徐某，他是赵某的老乡，也是合伙人。两人经过商量决定由徐某出资将探矿权买下来。之后赵某就通过李某找到刘培友要他的账号，赵某把账号告诉了徐某。2010年8月16日，徐某将钱转到了刘培友的个人账户。2010年8月20日，刘培友在李某的办公室将转让合同拿来让赵某签，赵某受徐某的委托，去了李某的办公室，看到了金天鑫公司盖章的合同，上面有李澎的签字，于是以个人名义签了这份合同。签完合同后，徐某就安排邵某到新疆对探矿权的勘探作下一步工作。到了新疆以后，没有找到探矿权的地址，又通过资料显示是107地质队，一行人找到了此勘探队，他们自己承认其所出具的资料并没有进行实地勘察，是虚构的。邵某回来后向徐某汇报，徐某找赵某商量，说刘培友是诈骗。两人就找其要钱，经多次催要，刘培友以各种理由推脱。之后又找到了李某，李某把刘培友叫到办公室说明了情况，要求刘培友退款。刘培友称他当时没有钱，并承诺他再想办法将此探矿权卖出去，如果卖不出去想办法将钱给我们。又过了一段时间，徐某通过了解，得知私自转让矿权是非法的，非常害怕，又找到赵某和李某，赵某与李某一起找到了刘培友，赵某当时也比较急，对刘培友说：“你这是诈骗，不还钱的话我就去公安局报警。”刘培友说：“你不要太心急，这笔款就算是我借你的，我在菏泽有一个煤矿，可以打包一起卖掉。”后来赵某就不再理刘培友，一直在向李某要这笔钱。2013年6月份得知刘培友去世，徐某很着急，跟赵某商量称先要一部分钱也可以，所以就找到李某，李某就与刘培友的家人联系。李某对赵某说，刘培友的家人一开始也愿意还这笔钱，但最后没有谈成。 经徐某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对李某进行了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调查笔录载明：“李：前段时间，你们法院开过一次庭，我也写了一个证明信，因我的腿粉碎性骨折过不去。我和刘培友是亲戚关系，他是我的丈母哥，应当说我的话是客观的。我对这个事实是比较了解的。大约在2010年8月份，我在枣庄市工商局工作，刘培友和我在单位碰见了，我拉着刘培友在办公室坐坐，刘培友对我说有没有熟人、朋友愿意做矿证生意，说生意效益好。过了几天后，我给刘培友介绍了徐某的老总，也就是赵某，他们两人在赵某公司见的面，具体说的时候我不在场，不清楚。后来不久，徐某让我问刘培友要账号，我向刘培友要了账号后给了徐某。后来知道徐某向刘培友的账户打了800万元。后来他们签了探矿权的转让合同，合同是刘培友先签的，再给我转到徐某公司让他们签。签完之后把合同分开给他们两家。后来赵某公司派出了5个人到新疆去考察采矿权证的事，带队的是邵某，具体细节他知道。去了后，邵某给我打电话说没有找到采矿的地方，二是找了采矿证的制作人员了解，他们说大部分材料是假的。之后赵某很生气，找到我，让我带着找刘培友，说一是矿找不到，二是矿证材料虚假，这个矿他不要了，你要退给我800万元钱。两个人谈崩了。之后多次调解未果。再后来我通过咨询得知私下买卖矿证是违法行为，赵某知道后又让我带其找到刘培友谈退款一事未果。刘培友讲我一定帮你转让出去，让你挣钱。后来刘培友给我讲，赵某心太急，万一转不出去我再退给他钱，这点钱根本不算回事。后刘培友因病而故，赵某又找到我让与刘培友家人联系，商谈退款事宜未果。审：赵某公司的名称叫什么？你是如何认识的？李：叫枣庄市宝隆实业有限公司，我当工商局长时他去办公室认识的。审：转账是以谁的名义？李：具体不清楚。审：案涉款项刘培友是如何支配的，合同是谁签的，双方当事人是谁？李：不清楚款的去向。合同问题赵某那里有合同，具体我记不清楚。审：刘培友的具体身份是什么？李：退休之前是枣庄市市中区政协的一名科级干部。审：合同的出让人是谁？李：上面盖了公章，也有签名。审：刘培友去世后，其家人是否愿意退款？李：愿意退款，但仍旧未果。” 2014年9月22日，一审法院传唤周某本人到庭接受调查，调查中周某作以下陈述：周某与刘培友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共生育两子女，即刘静和刘某；刘培友生前在枣庄市市中区政协任经科委主任，同时也做点生意；周某不认识徐某和赵某，其认可李某与刘培友系同村亲戚关系；刘培友生前生意很多，但周某从不过问，也不知道徐某向刘培友转款800万元一事；周某和刘培友的夫妻共同财产只有两套房产，一套是枣庄市市中区荣华里1号楼3单元301室，另一套是枣庄市市中区兴安街141号，这些房产至今都没有继承分割，周某愿意依法继承刘培友的遗产；刘培友去世之后没有留下遗嘱；刘培友去世之后，其名下的银行账户（账号62×××17）被周某她们销户了。 关于刘培友的遗产范围，徐某表示其现掌握的遗产为案涉诉讼保全的房产，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证据。另查明，依照徐某的申请，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枣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周某等三人银行存款85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并据此查封周某之夫刘培友名下位于枣庄市市中区的房产（房产证号00××63），位于枣庄市市中区（房产证号18××08）；查封刘某名下位于济南市市中区1号天泰太阳树5号楼1-1502、1-113（房产证号：中166802、166803）。 一审庭审中，周某等三人主张除上述调查中周某所称的两套房产系周某和刘培友的夫妻共同财产之外，刘培友别无其他遗产，刘培友去世后没有留下遗嘱。周某等三人均表示对刘培友的遗产还没有进行继承分割，并均要求依法继承刘培友的遗产（刘静在一审庭审中曾主张不继承遗产，但在一审后来的庭审中又改变主张，称同意继承刘培友的遗产）。 一审法院认为，金天鑫公司经合法传唤未能到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徐某与刘培友之间是否存在80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徐某主张其与刘培友之间成立800万元借贷关系，依法应对借贷合同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徐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转款凭证、《探矿权转让合同》、《探矿权申请登记书》等证据仅能证明李某、刘培友作为探矿权转让合同的中间人，由徐某委托赵某与金天鑫公司签订探矿权转让合同，并由徐某向刘培友银行账户转款800万元作为转让款的事实。而对该800万元转让款如何转变为刘培友向徐某的借款，徐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没有书面证据证实，其虽提交李某的书面证言，并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也依职权对李某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调查笔录，但因李某系本案探矿权转让的中间人，赵某系徐某的合伙人并代理徐某签订了探矿权转让合同，均与徐某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且证人李某未出庭作证，因此上述证人证言的效力需要补强。同时，本案在合同相对方金天鑫公司未出庭，案件主要当事人刘培友已经去世，其家属对此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仅依据上述证人证言也无法直接认定徐某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一审重审期间，徐某仍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对上述证人证言予以补强。据此，徐某关于其向刘培友转账的800万元转让款已转变为刘培友向其借款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其关于周某等三人应向其承担偿还上述借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亦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徐某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01民初291号民事判决：驳回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徐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徐某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庭进行了质证。证人李某作证称：2010年，刘培友到我办公室的时候，恰好赵某到我办公室找笔用，我就介绍刘培友和赵某认识了。刘培友问我赵某是干什么的，有无实力，我说赵某干的不错。过了一段时间，刘培友又找我，让我介绍赵某给他认识。后来，在一天下午，刘培友就和我去了赵某公司，之后刘培友和赵某进行协商。又过了较长一段时间，徐某给我打电话，让我联系刘培友，让刘培友提供一个账号，徐某要买探矿权证，之后我就打电话告诉了刘培友。因为这件事是我介绍的，我就了解了一下，刘培友说徐某花800万元买了3个探矿权证。过了几天，刘培友拿着买探矿权证的合同到了我办公室，让我看了看，我看差不多，刘培友就盖了金天鑫公司的公章，当时赵某没有签字。刘培友盖完章就放到我那里了，我又联系赵某过来签了字。签完字后，赵某就把他那份合同拿走了。剩下的这份是我送给刘培友的。后来，赵某派人带着ＧＰＳ定位仪和工程师去新疆找矿没有找到，问我是不是受骗了，我让他们不要着急。再后来，他们说安排邵某找到做探矿权证资料的人了，说资料的数据不实，且对此有录音。所以，我又找到刘培友，刘培友说对方说的不是真的，说他不会造假。徐某和赵某认为上当受骗了，多次找到作为中间人的我。关于找不到矿的问题，我认为是客观存在的。赵某他们说资料造假，双方闹的很僵。刘培友是我对象本家的哥哥，一个村同宗同族，但已经很远了，只是都姓刘，已经出五服了。我和刘培友都在枣庄工作，感觉很近，有走动、有来往，我叫刘培友二哥。我作为证人，无论为哪一方作证，都是实事求是的，一点也不作假。这时，徐某要报警，我劝他不要报警，妥善解决，后来没有报警。我的一个在国土资源部工作的学生潘辉到枣庄来检查工作，我就问潘辉探矿权证能买卖吗？潘辉说探矿权证不能私下交易，这是违法行为。此时，在理上，我倾向于徐某和赵某了。我干工商已经30多年了，在枣庄市工商局任副局长，如果交易探矿权证是违法的，我认为就应当终止。于是我就找到刘培友，让刘培友妥善解决这件事。这时，刘培友态度有转变，说用其他办法给徐某和赵某把钱找回来，其实就是用其他办法补偿徐某和赵某。刘培友采取的措施是：江苏省东海县有一个矿，让徐某和赵某去看看，可以无偿转让给他们，我也跟着去了，并取了样。但后来一看这个矿的探矿权证过期了，刘培友办延期也没有办成。后来，刘培友说微山县还有一个煤矿，可以给徐某和赵某，并找到南方的买家。但南方商人一看煤层在湖底下，就没敢要，这件事也不了了之了。之后，刘培友找了枣庄市山亭区境内的一个铁矿，说要把铁矿给赵某和徐某，说前期投入由赵某和徐某投，生产时，给赵某、徐某51%的股份，刘培友49%的股份。但后来经专家看，矿产主要在一个村的下面，开矿需要迁村，要很大的资金，徐某和赵某没有这么大的实力，这件事也不了了之了。为了这件事，徐某和赵某找我找了几十次。一直拖到2012年腊月二十四、五（那时我被借调到了台儿庄古城管委会任总经理）。这天早上，我给刘培友买了烟和茶叶到了刘培友办公室，又谈到徐某和赵某这件事，让刘培友想办法。刘培友拿出一个资料复件印，上面有省政府副省长夏耕的签字，资料显示在济宁市境内有一个煤矿，储量2亿吨。刘培友说2013年5月份就开工，能赚5、6个亿，说不但要还徐某、赵某的钱，还让他们再赚一些。这些话我都告诉了徐某和赵某，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再以后我得到消息，刘培友就因病去世了。因为那时我腿粉碎性骨折，我坐在轮椅上参加了刘培友的葬礼，并去二楼见了刘培友妻子。这时，徐某和赵某更着急了，没过几天就找我。徐某和赵某说，刘培友去世了，关于800万元的问题，他们愿意少要一些。我就此给刘培友妻子周某打了电话，告诉她徐某和赵某愿意让一部分钱。周某说她认账，但要求过了“五七”之后。赵某和徐某都同意。后来，远远超过“五七”了，我找周某，周某让我找刘静。刘静对这件事认账，但说她没有那么多钱，让赵某和徐某多让一些。这件事从2013年5月份一直联系到2013年秋天，刘静说她一分钱也没有，可以把她的宝马车给徐某，这件事没谈成。2013年秋天，我因病住院。这期间刘静的律师用刘静手机给我打电话，说其受刘静委托愿意给钱，但必须签订钱到事了的协议。我说可以，并立即给徐某和赵某打电话，但从那天至今，一直没再有动静。后来，徐某告诉我他要起诉了。此时，我给刘静打电话，告诉刘静徐某他们要起诉了，问刘静是否还需要我协调，刘静当时态度不好，并挂了电话。之后，我们没有再联系过。 周某等三人对以上证人证言质证称：对于证人证实我方曾经表示认账、愿意还款、希望徐某放弃部分还款数额的表述，不予认可，我方没说过这些话。 本院二审认为，证人李某的证言与其向一审法院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和在一审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基本一致，周某等三人未提交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李某证言中除周某等三人提出异议部分以外的内容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800万元应否认定为刘培友借款并由周某等三人予以返还。 本案存在一个基本的事实，即2010年8月16日徐某向刘培友银行账户转款800万元。从银行流水显示，该款项一直在刘培友银行账户内，处于理财状态，直到2012年8月21日才转走。可见该款项并没有转入金天鑫公司账户。周某等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培友将800万元款项交付给了金天鑫公司。2013年6月4日刘培友去世后，同年6月10日，刘静自刘培友两个账户内取款合计10811243.85元。徐某为证明800万元探矿权转让款转为刘培友个人借款，除提交《探矿权转让合同》外，还提交了与该探矿权证相关的技术资料一宗、107地质队提供的协议原件一份，和证人赵某、邵某、李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等予以证明。周某等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徐某与刘培友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根据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可以认定刘培友在收到800万元款项之后，并未将该款项交付给金天鑫公司，而是一直由其个人占有使用。周某等三人在一审中亦认可该800万元为探矿权转让款项，但对转为借款不予认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40日内，作出准予转让或者不准转让的决定，并通知转让人和受让人。准予转让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自收到批准转让通知之日起60日内，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有关费用后，领取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成为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不准转让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说明理由。”可见，探矿权未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转让，相应转让合同未经行政审批不生效。案涉金天鑫公司与徐某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合同未经行政部门审批，相应的探矿权证现仍登记在金天鑫公司名下。 关于该800万元的性质，徐某起诉时诉讼请求是作为借款主张权利，但在一审庭审中，徐某也提出“刘培友收到款项的事实客观存在，其在目前没有履行相关合同的情况下或者在合同有可能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其有义务归还或返还这8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在当事人对法律关系的性质有争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对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得利，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本案中，刘培友收到徐某转账的800万元后，未支付给金天鑫公司。即使徐某所主张的该800万元由探矿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证据不足，刘培友取得该800万元没有法律根据，本院认定其性质属于不当得利，那么，该800万元亦应当返还给徐某。 案涉800万元债务发生于刘培友与周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经一审法院释明，周某未能举证证明该债务存在法律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的除外情形，故应认定为刘培友和周某的夫妻共同债务。现在刘培友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徐某主张由周某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经查明，刘培友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周某等三人，三人均表示愿意依法继承刘培友的遗产，但同时主张刘培友的遗产尚未进行分割，徐某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刘静、刘某已经继承刘培友遗产的事实。鉴于2013年6月10日刘静自刘培友农业银行账户取款10528935.37元分别存入刘某、周某账户等情况，周某等三人应当对刘培友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徐某主张800万元应当由周某等三人返还，证据理由相对较为充分；周某等三人认为不应返还，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徐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出（2017）鲁民终181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民初291号民事判决；二、周某、刘静、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内返还徐某800万元；三、驳回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均由周某、刘静、刘某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2018年10月29日，金天鑫公司股东由李澎、窦同东变更为周某、杨淑芹，其中周某占股95%，杨淑芹占股5%，周某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徐某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两项：判令周某偿还徐某借款800万元，主要理据是该笔借款是周某与刘培友的夫妻共同债务；判令周某等三人在继承刘培友遗产范围内对借款8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要理据是周某等三人继承了刘培友的遗产。该两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徐某主张的其与刘培友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徐某应对其与刘培友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徐某认为案涉800万元借款系不再履行《探矿权转让合同》后，刘培友同意将该款转化为借款，主要证据是邵某、李某和赵某的证言，邵某出庭作证时称对徐某与刘培友之间的借款关系不清楚，只是听徐某提过；李某出庭作证时仅提及刘培友同意用其他办法补偿徐某和赵某，未提及同意将案涉800万元转化为借款；赵某出庭作证称刘培友说过如果卖不出去就算为借款。据此，直接指向案涉800万元款项性质转化为借款的只有赵某的证言，因赵某系徐某的合伙人，与徐某有利害关系，故其证言难以采信，徐某现有的举证，不足以证实其与刘培友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案中，徐某没有明确提出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请，二审基于刘培友取得案涉800万元属不当得利，判决周某等三人返还800万元，超出了本案审理范围，而且民间借贷中偿还借款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法律关系成就的前提上存在根本矛盾，二审裁判理据及结果欠妥，依法予以纠正。徐某如认为案涉《探矿权转让合同》应予解除，相关当事人有义务返还探矿权转让费，可另循法律途径救济。 综上所述，周某等三人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7）鲁民终1811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民初291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均由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翠真 审判员  崔志芹 审判员  冯 波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