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江中法民二初字第5号原告：唐中红。委托代理人：李东海，广东信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俭强。委托代理人：许九天，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肇荣，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陆旭林。被告：岑志明。被告：李超然。被告：洪德伟。被告：阳春市阳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旭林。以上五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潘永媛，阳春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中红诉被告彭俭强、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阳春市阳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宝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20日、2014年3月31日两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唐中红的委托代理人李东海，被告彭俭强的委托代理人许九天，被告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阳宝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潘永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唐中红诉称：彭俭强在2013年2月4日与唐中红签订处理最终欠款的《协议书》时明确：截止于2013年2月28日，彭俭强共欠唐中红的借款款项为人民币7420万元，并同时签署了彭俭强转让其所持有阳宝公司的20％出资股权的其中10.77％予唐中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抵偿彭俭强所欠唐中红人民币7420万元的款项。因此，唐中红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规定已向彭俭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该项股权转让实已生效。2013年2月4日，彭俭强向阳宝公司及其股东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发出了上述股权转让的通知书后，唐中红与彭俭强、阳宝公司及其股东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多次接触磋商，但阳宝公司及其股东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至今仍不作出自身受让该项股权，或同意唐中红受让该项股权的任何书面回应，更拒绝到工商部门办理该项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彭俭强也不按协议“依法强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包括起诉不同意股权转让的股东，保证将出让的股权转让至乙方（即唐中红）的名下”。直至2013年7月17日，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3）佛城法民三初字546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彭俭强所持有阳宝公司的20％出资股权，造成了无法将上述彭俭强所持有阳宝公司的10.77％出资股权过户给唐中红。综上所述，彭俭强的行为造成了唐中红的巨大损失，须向唐中红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损失；彭俭强、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是阳宝公司的股东，其股东利益是体现在阳宝公司的全部资产（含销售收益、房产、土地使用权等）。因而，当彭俭强、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未能向唐中红作出赔偿时，阳宝公司应以全部资产（含销售收益、房产、土地使用权等）向唐中红赔偿人民币7420万元及从2013年3月1日起至赔偿付款日止的2％月利息和1％月回报。据此起诉请求：1、判决彭俭强向唐中红赔偿人民币7420万元及从2013年3月1日起至赔偿付款日止的2％月利息和l％月回报。2、判决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按其在阳宝公司的出资比例承担彭俭强向唐中红赔偿人民币7420万元及从2013年3月1日起至赔偿付款日止的2％月利息和1％月回报承担连带责任。3、判决彭俭强、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未能按唐中红上述请求作出赔偿时，阳宝公司以全部资产（含销售收益、房产、土地使用权等）向唐中红赔偿人民币7420万元及从2013年3月1日起至赔偿付款日止的2％月利息和1％月回报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唐中红在举证期限内举证如下：证据1、《协议书》1份，证明：彭俭强所欠唐中红的最终欠款数额，唐中红以应收彭俭强的欠款以抵偿其股权转款。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书》1份，证明：彭俭强将所持阳宝公司的10.77%出资股权转给唐中红；唐中红以应收彭俭强的欠款以抵偿其股权转让款；唐中红与彭俭强的股权转让实已生效；本案应由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证据3、《股权转让通知书》8份、律师函1份、《公证书》1份，证明：彭俭强于2013年2月5日将持有阳宝公司的10.77%出资股权转让给唐中红的事宜通知阳宝公司及其各股东。证据4、营业执照及阳宝公司章程各1份，证明：阳宝公司的企业工商登记情况。证据5、民事诉状及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书（摘录）各1份，证明：彭俭强所持有阳宝公司的20%出资股权于2013年7月17日被法院查封。原告唐中红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以下证据：证据6、范添财出具的《关于借款给彭炽辉及后转为彭俭强欠款转股的情况说明》1份、范添财身份证1份，证明：关于借款给彭炽辉及后转为彭俭强欠款转股的情况。证据7、网络下载页面1份，证明：彭炽辉是进出中国大陆生意商人，需要大量资金周转。证据8、《借条》1份，《划款单》1份、彭炽辉身份证1份，证明：唐中红（生意合伙人）按彭炽辉指令借付给彭炽辉美元1000万元。证据9、《借条》1份，《划款单》5份、彭炽辉身份证1份，证明：唐中红（生意合伙人）按彭炽辉指令借付给彭炽辉港币6270万元。证据10、《收据》22份，证明：彭炽辉向唐中红出示其将上述借款的款项投入阳宝公司的地产项目。被告彭俭强答辩称：一、彭俭强与唐中红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彭俭强与唐中红并不认识，没有向唐中红巨额借款的信用基础。彭俭强长期在加拿大，不可能分身到国内向唐中红借款。二、彭俭强签署的三份文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署，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从文件的签署过程上看，彭俭强是因为其父亲被迫还债，为救父亲才被迫签署的。彭俭强是在签约前一天被其父亲叫回国内，按其父亲彭炽辉的说法必须要签署文件，否则会出问题。彭炽辉在今年三月被同居女人杀死，死后被放赌债的人前来追讨欠款，目前已提起诉讼的欠款总额超过三个亿，全部都是以合法的民间借款形式掩盖非法赌资交易的事实。另外，从文件的内容上看，文件中陈述2013年1月10日唐中红、彭俭强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不是事实。文件中描述的彭俭强投资阳宝公司以200万元也与事实不符，且三份文件均签署于同一日期，所有文件是唐中红单方制作，并要求彭俭强无条件签署，彭俭强并未对文件内容进行任何修改，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胁迫事实的存在。三、依据法律规定，唐中红仅仅凭两份协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实际发生了借款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唐中红、彭俭强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关系，主要理据有二：其一，唐中红起诉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实际上是以股抵债，而其主张作为基础的债权不存在，则以股抵债的协议无须履行。按照双方2013年2月4日签署的《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甲乙双方截止2013年2月28日彭俭强欠唐中红款项总额为7420万元，而唐中红却未出具实际已支付彭俭强上述借款的证据，包括款项的资金来源，支付的时间、地点、金额、次数等付款过程的证据，甚至未提交《协议书》中所提及的2013年1月10日所签订的另一份《协议书》。其二，本案的法律性质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不能单凭具有借条性质的协议来评判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而是要对整个案件进行综合评析。唐中红凭两份有明显瑕疵的协议来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显然并不充分。四、本案的背后隐藏着为赌博而放债的事实，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本案基本事实不清，不能证明彭俭强为本案借贷法律关系的借款主体，应依法驳回唐中红请求彭俭强支付欠款的诉讼请求。被告彭俭强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证据。被告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答辩称：一、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虽然收到唐中红送达的股权转让通知书、律师函、以及关于股权转让通知书回复的复印件，但在应诉之前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仍然没有收到唐中红与彭俭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而且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当时向彭俭强核实股权转让的时候，彭俭强却回答并无此事。况且唐中红从来未曾与彭俭强到阳宝公司要求办理股权转让，导致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至今无法确认股权转让的真实性、合法性。既然有人提出要求股权转让，那么并非每一个人拿一张《协议书》就可以随便办理，对于此是否真实的股权转让，必须要经过核实，因此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行为。二、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收到股权转让通知书后，立即到阳春市工商局办理过户手续和索要相关的申请资料，当时工商局答复称办理股权转让必须由转让方与受让方持本人的身份证一同到工商局工作人员前签订转让《协议书》，以及在申请书上签名按指模才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当时已经将工商局的答复告知了唐中红，同时也要求唐中红与彭俭强尽快到阳春市办理此事。因此唐中红诉称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拒绝到工商部门办理该项股权转让过户手续纯属虚构。三、股权转让协议书显示签订的时间在2013年2月4日，而禅城法院冻结彭俭强的时间在2013年7月17日，从时间上就足以证明股权未能过户是唐中红没有及时办理造成。所以，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不同意唐中红的诉讼请求，请法庭依法驳回唐中红对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的起诉。被告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证据。被告阳宝公司答辩称：一、唐中红以阳宝公司及其他股东没有配合其与彭俭强之间转让20％股权过户，造成2013年7月该股权被佛山禅城法院查封为由，起诉要求彭俭强赔偿7420万元及利息，并要阳宝公司及其他四名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显然，若彭俭强依法提出转让股权要求，则会自动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并不需要其他股东的积极配合。因而彭俭强股权被禅城法院限额查封563万元纯粹是唐中红与彭俭强之间的原因，以及唐中红怠于行使要求彭俭强依法提出股权转让请求并到工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的权利，及怠于行使起诉彭俭强的权利所致。因此，阳宝公司及其他股东并无任何妨碍唐中红受让取得股权的行为，彭俭强股权被禅城法院查封更与阳宝公司及其他股东无关。二、彭俭强股权被禅城法院查封后，唐中红完全可向法院提交563万元担保，就能在彭俭强配合下办理股权过户。而且该情形下唐中红与何杰霖的共同损失仅是563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因而唐中红与何杰霖无法取得股权的损失只能认定为563万元且由彭俭强赔偿，与阳宝公司及其他股东无关。因此，唐中红主张其损失按转让股权价款计，并要求阳宝公司及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唐中红起诉其损失按转让股价款计，并要求阳宝公司及其他股东与彭俭强连带赔偿是错误的；对所查封阳宝公司的财产应予立即解封，并责令唐中红赔偿阳宝公司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被告阳宝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证据；但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授权委托书3份，证明：彭俭强借给阳宝公司的资金来源于向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分行融资。证据2、《银行进账单》5份及《电汇凭证》1份，证明：阳宝公司已偿还了83736995.26元给彭俭强。经庭审质证，被告彭俭强对原告唐中红所提交的前述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3均有异议，在关联性方面，证据1、2明确了借款总额，但未能向法庭提交借贷实际发生过程的证明，不能从实际上证明借贷关系是否已经发生。在真实性方面，其一，彭俭强与唐中红从未发生借贷关系；其二，从协议内容看，可以证明本案的借款另有其人（可能是彭炽辉），且借款人没有得到彭俭强的授权，其中本金、利息的计算由借款人与唐中红约定的，与彭俭强无关；其三，证据1-3是由唐中红起草并要求无条件签署，彭俭强没有机会修改，其中内容与事实显然不符，从另一角度证明被胁迫的事实。另外，上述证据在合法性上也存在问题。对证据4没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因法院查封而无法实际获得股权的主张并不成立；刘锦标起诉彭俭强是因为彭俭强继承了其父亲彭炽辉的遗产，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彭俭强的责任是在所继承的价值范围之内，从实际上讲并不会损害彭俭强的其他权益，包括彭俭强被法院所查封的股权。对证据6，该证据是范添财出具的，范添财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该证据并不具备客观性，该证据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亦不能说明本案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7，该证据来源并不具备客观性，也不能证明彭炽辉因生意周转需要流动资金。证据8借条是复印件，不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据8、9，该证据中的划款单并没有付款给彭炽辉本人，或按彭炽辉的指令支付到相应帐户，因此证据8、9不能证明彭炽辉已实际收到了证据所列的所有款项。对证据10，是彭俭强支付到阳宝公司的相关款项，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向银行贷款后转付，该证据与本案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性。被告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阳宝公司对原告唐中红所提交的前述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其在该协议书签订时均不在场，不确认是否有该《协议书》，由法院依法审查，且该《协议书》对其没有任何约束力。对证据2，可以证明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阳宝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当事人，且签订该协议时其均不在场，唐中红与彭俭强也没有将该协议书向其告知，因此无法确认协议书签名的真实性。另外，阳宝公司的注册资金是100万元，不是200万元。该协议书提及彭俭强的出资额与实际出资额不符，彭俭强共出资20万元，不是1个多亿，转让价值明显比该股权的实际价值高。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收到的律师函、通知书以及一份答复，这些都是复印件，无法确认是彭俭强本人签名，该证据只能证实唐中红通知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阳宝公司关于彭俭强将该股权转让的意向，从这一证据可以证明唐中红与彭俭强均没有告知已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事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从该证据直接证明阳宝公司的注册资金是100万元，彭俭强占股20%，实缴货币出资是20万元。对证据5，可以证明禅城法院并非处分彭俭强的股权，而是冻结该股权；对于该案件是否已经审结，唐中红也没有提供证据，不能确认彭俭强要承担为父亲还债的责任。对证据6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存在质疑：1、集团公司注册的名称没有明确，且证人没有提供股东持股证明；2、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举证规则；3、该证据内容称彭炽辉将款投入阳宝公司不属实。对证据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8，其不知彭炽辉向唐中红借款之事，无法证明唐中红已将借款1000万美金交给彭炽辉，更无法证明彭炽辉将该款投入到阳宝公司。对证据9，其不知情，无法证明唐中红已将借款7420万元交给彭炽辉，更无法证明彭炽辉将该款投入到阳宝公司。对证据10，收据只能证明阳宝公司是向彭俭强和李婉慧借款，阳宝公司并非向彭炽辉借款。阳宝公司向彭俭强所借的资金并非唐中红交给彭炽辉的借款。佛山建行贷款已逾期，彭俭强委托阳宝公司将借款直接偿还给佛山建行，还款额为83736995.26元。因阳宝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经股东会议决定每股增加集资275万元，彭俭强占股20%，还应支付集资5500万元，但彭俭强至今未投入分文。因此，阳宝公司不但没有欠彭俭强借款，反而是彭俭强拖欠阳宝公司的集资。如果唐中红取得彭俭强的股份，那么其应当履行股东增加投资的义务，按每股增加集资275万元计付给阳宝公司。原告唐中红对被告阳宝公司所提交的前述证据质证如下：对阳宝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彭俭强对被告阳宝公司所提交的前述证据质证如下：阳宝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证明的内容与唐中红举证所证明关于投入阳宝公司的资金来源是不同的。被告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对阳宝公司所提交的前述证据质证如下：同意阳宝公司的意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结合庭审质证和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庭审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案件事实：彭俭强在阳宝公司占有20%的股份。2013年2月4日，彭俭强（甲方）与唐中红（乙方）经协商一致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一、甲、乙双方同意取消双方于2013年1月10日所签订的《协议书》。二、甲、乙双方确认，截止于2013年2月28日甲方共欠乙方的借款款项为人民币7420万元。三、甲、乙双方确认，甲、乙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规定，乙方以其应收甲方的欠款人民币7420万元，抵偿应付甲方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420万元……。四、如果在2013年2月28日后，甲方未能完成办理将阳宝公司的股权转让至乙方名下，或未能将收到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所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项交付给乙方，则甲方要按欠款数额以每月2%的利率向乙方计付利息，及应按欠款数额以每月1%的比例向乙方支付占用资金回报。……”。同日，彭俭强（甲方）与唐中红（乙方）还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其中约定：“……。甲方将其占阳宝公司其中10.77%的出资额（已出资人民币54923077元，相等于10.77%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一、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为：1、甲方将已向阳宝公司的出资人民币54923077元（相等于10.77%的股权）以人民币7420万元转让给乙方。2、乙方以其应收甲方的欠款人民币7420万元，抵偿应付甲方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420万元。二、甲方保证对其转让给乙方的股权用于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四、违约责任：……。2、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甲方应赔偿给乙方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广东信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东海以受彭俭强委托的名义，向阳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旭林寄送了《律师函》1份，向陆旭林交付了关于阳宝公司股东彭俭强向何杰霖、唐中红转让股权的《股权转让通知书》、《关于股权转让通知书回复》等相关文件，同时要求陆旭林将前述文件相应转送给阳宝公司岑志明、洪德伟、李超然等其他股东。上述邮寄过程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公证处公证，该公证处于2013年3月26日出具了（2013）粤江新会第002009号《公证书》。阳宝公司、陆旭林、岑志明、洪德伟、李超然等收到前述文件后没有向唐中红作出回复。之后，彭俭强所持有的阳宝公司20%的股权因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3）佛城法民三初字546号案已被冻结。至今，彭俭强仍未将前述的阳宝公司股权过户至唐中红的名下。另查明：唐中红与彭俭强在诉讼中均确认涉案以股抵顶的债务是彭俭强之父彭炽辉所欠。诉讼期间，唐中红解释其本案的诉求并不以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为基础，其主张赔偿7420万元是因彭俭强不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义务所造成的损失，且该数额尚未包括利息损失。彭俭强起初提出涉案债务为赌债的质疑，后来又表示2013年2月4日的《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其父亲彭炽辉因受到胁迫而要求其签订的，其并不清楚事情的全部过程。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原告唐中红以彭俭强未能依约履行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关于“以股抵债”的约定，将彭俭强持有阳宝公司10.77%的股权过户至唐中红名下为由，起诉主张彭俭强赔偿损失，并要求阳宝公司及其他股东对彭俭强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显然，唐中红前述所主张与彭俭强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故本案宜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虽然前述《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形成是基于唐中红与彭俭强间以前发生的借款事实为基础，但双方当事人在本案是因前述协议所约定的“以股抵债”的履行问题发生纠纷。因此，彭俭强主张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涉案的《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均为唐中红、彭俭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保护。彭俭强虽然提出前述协议是遭受胁迫而签订，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应采纳。此外，虽然彭俭强在诉讼初期曾提出涉案以股权所抵顶的债务为赌债的质疑，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后又表示对涉案欠款债务的情况不清楚，显然与之前的质疑相互矛盾；况且唐中红也补充了款项出借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借款的交付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院对彭俭强就《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的异议不予支持。《协议书》约定“彭俭强、唐中红双方确认，截止2013年2月28日彭俭强共欠唐中红的借款款项为人民币7420万元。彭俭强、唐中红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规定，唐中红以其应收彭俭强的欠款人民币7420万元，抵偿应付彭俭强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420万元。如果在2013年2月28日后，彭俭强未能完成办理将阳宝公司的股权转让至唐中红名下，或未能将收到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所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项交付唐中红，则彭俭强要按欠款数额以每月2%的利率向唐中红计付利息，及应按欠款数额以每月1%的比例向唐中红支付占用资金回报。”等内容。由于彭俭强未能依约在2013年2月28日前将其所持阳宝公司的股权过户到唐中红名下，其显然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唐中红在诉讼中没有提出解除涉案《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张或请求，并明确表示前述的主张并不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为前提，至此唐中红仍享有要求彭俭强将涉案股权予以过户的合同权利，故以涉案股权所抵顶的借款债务本金7420万元尚未能当作唐中红的损失；况且唐中红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损失7420万元。因此，唐中红主张彭俭强赔偿7420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唐中红所主张的利息及占用资金回报，因该两项费用所约定的给付利息过高因该两项费用所约定的计付利率过高，且涉案以股抵债的基础债务为民间借贷性质，根据公平原则，本院确定前述两项费用合并则应以742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息的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从2013年3月1至起计算至2014年10月31日止。至于之后的利息及占用资金回报，唐中红可按照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涉案协议中所出现的新情况另行依法救济。关于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及阳宝公司应否对彭俭强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因本案股权转让发生在唐中红与彭俭强之间，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及阳宝公司对彭俭强转让其在被告阳宝公司的股权并未提出相反意见，涉案股权未能顺利、及时过户至唐中红的名下是因彭俭强违约所致，没有证据足以证明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及阳宝公司对此存在过错。因此，唐中红主张陆旭林、岑志明、李超然、洪德伟及阳宝公司对彭俭强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彭俭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应以742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息率的4倍从2013年3月1日起计算至2014年10月31日止向原告唐中红合共支付利息和占用资金回报款项。二、驳回原告唐中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12800元，由原告唐中红负担247680元，被告彭俭强负担16512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唐中红负担；本案及（2013）江中法民二初字第6号案的鉴定费共81605元，由原告唐中红负担43941元。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二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一份，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时，需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收款人：代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费，账号：44058701012000265，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创展中心支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08号创展大厦首层。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仍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李立辉审判员  徐 闯审判员  叶毅贞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