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粤7101行初2075号 原告：曾超杭，男，197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梁演枨，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南路**。 法定代表人：赵超文，该街道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郑萃婷。 委托代理人：侯承超。 原告曾超杭不服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信息公开答复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超杭诉称，原告为花都区新华街新街村四和四队人。1995年5月，四和经济社四和四队经全体村民会议决议，集体出资兴建村民公寓，曾超杭经抽签分配获得涉案的集资楼B幢701房，并已支付房款取得了该房的所有权、使用权，该房屋一直未办理房地产权证书。后申请人将涉案房屋以人民币6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梁根全。由于广清城际轻轨交通项目建设，2016年4月涉案房屋被征地单位拆除，同时征地单位已经将涉案房屋的所有征地补偿发放至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村村民委员会托管，征地补偿包括:1、“拆一补一”安置房间，奖励停车位一个；2、补偿及奖励金额人民币43908元；3、过渡性住房补贴人民币19200元；4地段性补助金人民币100000元。后新华街道办于2018年3月却私下与梁根全签订了《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并向梁根全发放上述各项补偿。曾超杭与梁根全之间因补偿的纠纷，业经花都区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已确认梁根全非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村四和经济合作社的社员，两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无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在合同被认定无效后，自此无效，涉案房屋的使用权人、所有权人仍应为申请人曾超杭，并未发生任何变化。而被告在未经法院有效判决确认为梁根全的情况下，与梁根全签订了《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的行为本属违法行为。后原告自2018年起多次通过信访、投诉的形式要求被告作出合理解释，并于2018年6月21日向被告申请了信息公开，但被告均不予答复，并作出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花新信[2018]136号）。后原告不服，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申请对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花新信[2018]136号）进行复查，区政府于2018年10月22日依法作出《关于曾广森信访复查事项的处理意见》（花府信访复查[2018]219号），要求被告重新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花新信[2018]136号）作出处理。期间，原告又于2018年10月16日向被告递交了相关的《信息公开申请书》。后被告于2018年12月18日针对原告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书》作出《事项处理意见书》（花新信[2018]276号），并以单独回复原告父亲曾广森的形式，认定曾广森非涉案房屋的利害关系人为由，驳回了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曾超杭属上述房屋征收拆迁的利害关系人，而曾广森作为原告父亲，系与原告一同前往信访的个人，原告于2018年10月16日依法向新华街道办递交的《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该项目拆迁征收等相关审批文件、征地补偿方案，以及新华街道办与梁根全之间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合同》。该申请书中，申请人以及所涉纠纷的当事人均为原告曾超杭，然而新华街道办却作出只针对本人父亲曾广森作出回复。并以原告父亲非利害关系人为由，不予公开新华街道办与梁根全之间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我们认为新华街道办的做法，属于行政不作为。第一，新华街街道办的答复时间超过法定的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目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第二，新华街道办不将曾超杭列为申请人，只列曾广森为申请人并针対曾广森的情况作出的答复，属故意错列的行为。申请人本为曾超杭，曾广森作为曾超杭的父亲，属于申请过程中为便于提交相应材料而同列为申请人的情形，故新华街的答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的花新信[2018]276号《事项处理意见书》并判决被告重新对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开申请作出答复。 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辩称，一、申请信息公开事项的经过及处理。1、曾广森与原告曾超杭曾于2018年6月21日向花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提出信访事项。花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当天出《群众信访转送告知单》，将该信访事项转交新华街道办事处处理。2、我方在收到区政府的转办通知后，即受理了曾广森与原告曾超杭提出的信访事项。并于2018年7月9日向两人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花新信[2018]136号)，答复为：一、关于要求公开拆迁补偿协议问题，“经向广州北站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拆迁补偿协议属于个人隐内容，不经合同签订各方同意，不予对签订合同方以外人员进行公开”。二、关于执行法院判决问题，“该问题不属信访受理问题”。三、关于村干部和街道工作人员违纪问题，“该问题属纪检监察部门职能，根据《信访条例》规定，不属信访受理范围，建议你们搜集相关证据材料向纪检监察部门反映。”3、曾广森与我方曾超杭收到我方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花新信[2018]136）号后，曾广森个人对该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不服，于2018年10月16日向花都区人民政府提出了复查申请，曾广森的复查请求：“对新华街道办、新华村委、梁根全签订的拆迁安置合同信息”。花都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0月22日出具了《关于曾广森信访复查事项的处理意见》（花府信访复查[2018]219号），撤销我方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花新信[2018]136号），并要求我方答复曾广森的复查请求。4、我方事后于2018年11月12日向曾广森出具《受理告知书》，受理了曾广森的信访事项，并告知将在60日内办结答复曾广森。5、2018年12月18日，我方向曾广森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花新信[2018]276号），答复如下：“1、请求我街公开广清城轨交通项目拆迁征收的相关审批文件。征地补偿方案等，我街以附件形式给你，……，你不是信访内容及房屋的利害关系人……因该协议及个人隐私内容，……不予对签约方以外个人……公开相关资料”。6、2019年1月7日，曾超杭向我方提出了同样的《信息公开申请书》,我方已经于2018年7月9日对此作出了书面答复意见。我方已经于2018年7月9日对此作出了书面答复意见，而且曾超杭本人对该答复并没有提出复查或行政复议。因此于2019年1月10日向其出具《不再受理告知书》。二、我方所作出的答复行为程序合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无不当之处。1、针对我方所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我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规定，告知了我方答复时间，并按时对我方提出的申请作出了书面答复。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的相关规定，我方所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属于公开征地拆迁中被拆迁户个人所获补偿款数额的个人隐私事项，在没有被拆迁户同意情况下，如果私自公开他人个人隐私的话，有可能造成他人损失，我方在征求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梁根全意见时，梁根全明确表明不同意向第三人公开其房屋征地拆迁补偿合同的内容。因此，我方依据该条例的规定及尊重梁根全的个人意愿，对曾广森不予公开申请的信息内容符合规定，并没有不当之处。3、曾超杭在收到我方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花新信[2018]136号），并没有向花都区人民政府提出复查请求，只有曾广森一个人提出了复查申请。对此，我方只针对曾广森提出的复查请求作出信访答复并无不当。曾超杭因为没有提出复查申请及行政复议申请，视为对原告所作出的信访处理事项无异议。因此，曾超杭在本案中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不符，法院依法应予以驳回起诉。4、曾超杭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于2019年1月7日向我方提出相同的信访请求，我方因为已经向其作出了书面答复，因此不再受理该相同的信访申请合法合理。综上所述，我方对原告作出的答复程序合法且答复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所提出的复查请求没有法律法规支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所有诉求。 经审查，2018年6月21日，原告曾超杭与案外人曾广森向广州市花都区信访局提交信访投诉件，诉求为：一、要求被告公开与梁根全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及回迁等有关材料；二、执行法院裁定；三、问责新华村支部书记为何绕过四和经济社私自加盖四和经济社公章（无经济社主任签名）；四、详查此案新华街道办司法所工作人员及村支书滥用权力的情况。同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花都区政府）作出花访[2018]459号《信访转办函》，将原告与曾广森的信访材料转给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要求被告按规定处理。 2018年7月9日，被告作出花新信[2018]136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答复原告及曾广森如下：“一、关于要求公开拆迁补偿协议问题。经向广州北站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拆迁补偿协议属个人隐私内容，不经合同签订各方同意，不以对签订合同方以外人员进行公开。二、关于执行法院判决问题。该问题不属于信访受理范围。三、关于村干部和街道办人员违纪问题。该问题属纪检监察部门职能，根据《信访条例》规定，不属于信访受理范围，建议你们搜集相关证据材料纪检监察部门反映。” 2018年10月16日，曾广森不服上述《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向花都区政府提出复查申请，据曾广森填写的信访事项复查申请表显示，信访人姓名为曾广森，在特别声明一栏声明人签名及申请表落款处申请人签名均为曾广森一人。 2018年10月22日，花都区政府向被告作出花府信访复查[2018]219号《关于曾广森信访复查事项的处理意见》，其中称：“经审查，信访人的诉求属于应当适用信访程序以外其他法定程序解决的事项，但你街以信访处理意见代指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行政履职行为不当，本府决定撤销你街信访处理意见，请按照国家信访局《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答复信访人，同时将处理结果反馈区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区信访局）。”同日，花都区政府向曾广森作出花府信访复查[2018]219号《处理意见告知书》，告知曾广森称：“关于你反映的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本府已撤销新华街的信访处理意见，并要求该街根据国家信访局《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的规定对你的诉求进行分类处理。有关处理结果，新华街道办将直接答复你。” 2018年12月24日，被告依照花都区政府的复查意见向曾广森作出花新信[2018]276号《事项处理意见书》，回复曾广森称：“你于2018年10月31日通过来访反映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的处理结果不服，要求申请复查，经认真调查核实，作出处理意见（或答复）如下：1、您请求我街公开广清城际轻轨交通项目拆迁征收单位相关审批文件、征地补偿方案等，我处以附件形式，请查阅附件。2、关于要求公开拆迁补偿协议问题，根据您所提供的资料以及我们调查核实，您不是信访内容提及的利害关系人。因该协议涉及个人隐私内容，除征得签约各方同意或相关公检法部门申请配合调查外，我处不予对签约各方以外的个人或单位公开签约的相关资料。”原告不服该答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本案中，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向曾广森作出的花新信[2018]276号《事项处理意见书》，但该处理意见书是基于曾广森提出信访复查请求，花都区政府就曾广森的复查申请作出信访复查意见后，被告根据复查意见的要求对曾广森作出的答复，原告并非复查程序的启动主体，被告作出的涉案处理意见书亦非对原告作出，且在该处理意见书中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进行处理与设定。因此，原告与本案所诉的处理意见书缺乏利害关系，其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不适格，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至于花都区政府作出信访复查处理意见后，被告应否对原告作出新的答复的问题则与本案所诉的处理意见告知书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不构成原告与涉诉处理意见告知书存在利害关系的充分依据。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曾超杭的起诉。 原告预付的本案受理费50元，在本裁定书生效后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 徐 星 审判员 屈玲红 审判员 汤 倩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邓鸿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