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8601民初1436号 原告：韩甫政，男，汉族，1962年2月7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苗，河北庶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法定代表人：赵春雷，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瑞洪，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顺善，公司员工。 被告：中国铁路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法定代表人：陆东福，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鹃，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森，公司员工。 原告韩甫政与被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北京局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以下简称铁路总公司）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甫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苗，被告铁路北京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瑞洪、魏顺善，被告铁路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鹃、张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韩甫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在火车票上明确具体的承运人；二、判决被告在火车票上明确增值税税率、税额和金额等相关信息；三、判决被告在火车票上套印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和发票专用章。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9日，原告从石家庄乘G6706高铁出发到北京，同日从北京乘G519高铁返回石家庄。原告因乘该两次高铁，分别从第一被告所属的北京西站和石家庄站取得两张火车票。第一被告给原告所出具的两张火车票上，既无承运人，又无增值税发票所应有的税率、税额和金额等相关信息，更没有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和发票专用章等。依据相关规定，火车票既是铁路旅客与承运人运输合同的基本凭证，又属于发票中的行业发票。原告因工作需要，乘火车并取得火车票是经常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原告作为旅客，在火车票上有明确的姓名等，然第一被告却在火车票上与原告玩起了捉迷藏。去年十一月份，全国十八个铁路局己全部改制成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此外又有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等这样的单位。原告乘火车坐的到底是哪个公司的？火车票上没有，上网查询大费周折之后，原告也只能是基本确定两张火车票所对应的高铁属于第一被告。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已于2017年11月19日起生效，自该日起营业税已从法律上成为历史，包括原火车票等在内的营业税类发票，自2017年11月19日起依法都应当变更成增值税类发票。因我国原营业税寓于商品和服务价格之中不分离，所以人们于营改增之前所见到的营业税类发票，包括火车票在内其票面上并无营业税税率和税额等信息，所以营改增之前的火车票上其“票款”只是一个独立的价税合计数据，并无税率、税额等信息。根据增值税发票使用规定等，我国实行的不论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是增值税普通发票，其票面上均有明确的税率、税额和金额等信息。原《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中规定，自2014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等营改增试点。按原国务院的决定和统一部署，2016年5月1日起全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被告有足足长达四年多的准备时间，因此其火车票不应该也没有理由滞后现有法律、法规等，甚至还与现有法律、法规等相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发票应当套印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第二十二条一款规定“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然原告所取得的火车票，并无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和发票专用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火车票属于格式合同，被告理应遵循公平原则依法给原告出具符合公平原则的火车票。然被告并未这样做，因此被告的火车票相对于原告既显失公平，又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规定。原告虽不是增值税的纳税人，但却实实在在为火车票价款中的增值税替第一被告掏钱买单。现原告需要在火车票上直接明了地知道，每张火车票的价款中为第一被告掏了多少钱买单增值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四章相关规定，原告支付票款接受客运服务，享有并承担取得合法发票的权利和义务。现原告所取得的火车票，明显不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原告有权在火车票上知情其增值税价税合计128.5元的票款中，其税率、税额和金额等相关费用信息。经查，G6706和G519高铁属于第一被告。又查，2015年6月25日起使用至今的营业税类火车票，由第二被告中国铁路总公司确定。综上。被告的火车票不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因此其既侵害了原告作为运输合同平等主体的民事权利，又侵害了原告取得合法发票的权利及消费者的知情权，所以原告特具状诉之。 被告铁路北京局公司认为：1、双方涉案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火车票具有双重性，既是合同文本又是行业发票，开具发票是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被告已经尽到所有义务；2、依照国家税务总局及相关规定，火车票本身就是报销凭证，无需再开发票，且火车票符合交易习惯，票面已经写明承运人；3、现有火车票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运输和邮政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发票及税控系统使用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76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七章44条的规定；4、侵权之诉不属于铁路运输法院管辖范围，本案应移送至非专属法院管辖审理。 被告铁路总公司认为：1、原告购买乘坐的G6706高铁和G519高铁，是与铁路北京局公司签订了铁路运输合同，铁路北京局公司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铁路总公司不是承运人，原告不应将铁路总公司列为被告；2、原告在庭审阶段将诉求变更为侵权之诉，不符合法律要求；3、其他同铁路北京局公司意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9口，韩甫政乘坐Ｇ6706号高铁从石家庄出发到北京，并取得了该车次车票。该车票记载的主要内容为：“Ｘ047159石家庄站Ｇ6706→北京西站检票：162018年5月9日07：30开14车11Ｆ号二等座￥128.5元限乘当日当次车132××××962＊＊＊＊3730韩甫政‘买票请到12306发货请到95306中国铁路祝您旅途愉快’20372310020509Ｘ047159石家庄售”。同日，韩甫政乘Ｇ519号高铁由北京返回石家庄，并取得了该车次车票。该车票记载的主要内容为：“Ｘ044752北京西站Ｇ519→石家庄站2018年5月9日14:05开10车12Ｂ号二等座￥128.5元限乘当日当次车132××××962＊＊＊＊3730韩甫政‘买票请到12306发货请到95306中国铁路祝您旅途愉快’21152310160510Ｘ044752北京西售”。2013年12月8日发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运输和邮政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发票及税控系统使用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76号）记载：“……（二）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所属运输企业（含分支机构）可暂延用其自行印制的铁路票据，其他提供铁路运输服务的纳税人以及提供邮政服务的纳税人，其普通发票的使用由各省国税局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有关行业特殊的经营方式和业务需求，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该行业的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的特殊需要，制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具体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本院认为，原告韩甫政作为乘客，其通过购买G6706号高铁和G519号高铁火车票的方式与铁路北京局公司签订了铁路旅客运输服务合同，原、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原告认为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侵害了其相关权利，故本案存在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的竞合。经本院释明，原告选择了侵权之诉。在此情况下，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应否承担侵权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一般侵权责任应当同时具备四个构成要件：行为人的行为违法；受害人确有损害事实；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首先，本案铁路旅客运输服务合同区别于其他合同的最明显特征即是标准合同，所谓标准合同，是基本内容和形式均由一方当事人为与多数人订立合同而事先制定，并在其经营或管理活动中反复使用，而作为另一方当事人（或单独、或者集体）不能对合同基本内容与形式作出任何变更的合同。本案的铁路旅客运输服务合同即是依据国家统一规定的客运规定订立的合同，承运人和旅客均不得就合同的条款进行协商。因此，铁路总公司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运输和邮政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发票及税控系统使用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76号）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印制火车票（标准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且本案原告并无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2013年第76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已经废止，或已不具有法律效力。另外，根据《铁路法》的相关规定，铁路运输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运输管理体制，且旅客车票仅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而非全部。其次，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损害包括财产损失、人身损害、非财产损失，本案原告的财产及人身均未受到损害，而非财产损失主要是精神损害或者社会评价的降低，对此，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其精神受到损害或社会评价被降低。因此，对本案原告而言，损害事实并未发生。尽管原告诉称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应当享有知情权，本院认为原告购买并接受的是铁路运输服务，而车票上已载明了服务的内容、规格及费用，即发车时间、起始和终到站点、车次、座别、价格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的规定。由此可见，被告在履行运输合同过程中并未侵害原告的权利，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其要求被告在火车票上明确具体的承运人，明确增值税税率、税额和金额，并在火车票上套印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和发票专用章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铁路法》第三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韩甫政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原告韩甫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50元，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张璐璐 审判员  李延军 审判员  刘如敏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尹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