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22民初2155号 原告欧振乐，男，197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传雄，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吕军，女，1970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隆海、王小英，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惠玲，女，197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元粦，福建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欧振乐与被告吕军、第三人黄惠玲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后，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闽0122民初1834号民事判决。被告吕军不服该判决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２月27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民终690号民事裁定，撤销连江县人民法院（2018）闽0122民初183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欧振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传雄、被告吕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英、第三人黄惠玲及其委托代理人游元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欧振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吕军偿还欧振乐1050000元及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时间自2018年4月28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吕军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起，吕军因投资急需资金周转陆续向黄惠玲借款1700000元多，后经黄惠玲多次催讨，吕军一直推脱不还。因黄惠玲尚欠欧振乐借款约1100000元，欧振乐与黄惠玲协商一致，由黄惠玲将对吕军上述借款中的1050000元债权转让给欧振乐，并于2018年4月12日签订书面转让协议。事后，黄惠玲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给吕军，吕军在收到通知书后，有与黄惠玲联系沟通，但就是不向欧振乐履行还款义务，并且一直拖延至今。 吕军辩称：一、本案为债权转让纠纷，债权转让成立的前提是该转让债权的基础法律关系合法有效，但本案黄惠玲与吕军之间不存在欧振乐所主张的合法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故本案债权转让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欧振乐的诉讼请求。根据欧振乐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黄惠玲转让的是其与吕军之间的借贷债权。黄惠玲与吕军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形成包括：其一借贷合同成立或者借贷合意的达成；其二借款事实的发生。黄惠玲以对吕军享有1700000元债权为理由转让该债权，欧振乐首先应举证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包括借贷双方的合意和借款交付的事实。根据欧振乐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黄惠玲与吕军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二、本案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黄惠玲与吕军存在借贷关系。欧振乐所提供的流水往来款中并未备注为借款，且借款之日起（黄惠玲主张为2008年）距今已十余年，从未有过支付利息记录，明显是不符合借款常理；转账流水只能证明吕军收到相应款项，该款项是基于投资关系发生并非借贷关系。欧振乐应就其主张的黄惠玲与吕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完成举证责任，但其和黄惠玲并未提供黄惠玲与吕军之间的借款合同以及借款合意达成的证据，故黄惠玲与吕军不存在借贷关系。三、本案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证人主体不适格，证人周某、蒋某与黄惠玲是朋友、同事关系，且和欧振乐一样都是黄惠玲的债权人，与正在进行的诉讼的法律关系及该案件裁判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证人不认识吕军，其根本不可能证实黄惠玲与吕军之间达成的是投资合意还是借款合意，故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四、黄惠玲转账给吕军的款项实为投资款，吕军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及黄惠玲出具吕军回购其股权的收条、双方短信往来记录足以证明该款项的性质为投资款并非借款。且按黄惠玲与吕军间的交易习惯，双方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均会出具书面凭证。 黄惠玲述称：黄惠玲与吕军确实存在民间借借贷关系，吕军分别于2008年、2014年向黄惠玲借款200000元、1500000元，因双方是好友关系未及时出具借条，后多次催讨未果。借贷关系有银行转账流水凭证以及证人周某、蒋某当庭证言证明。黄惠玲与欧振乐于2018年4月12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8年4年14日以邮寄方式向吕军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吕军于2018年4月15日本人签收。黄惠玲已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因此债权转让已经生效。至于吕军所述的投资关系不是事实，有新的证人出庭作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欧振乐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Ａ1.《债权转让协议》，证明黄惠玲与欧振乐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惠玲将其持有的吕军债权中的1050000元转让给欧振乐。Ａ2.平安银行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及中国建设银行ＤＣＣ历史流水清单，共同证明黄惠玲转账1050000元给吕军。Ａ3.《债权转让通知书》及顺丰速运快递单客户存根，共同证明黄惠玲将债权转让以书面形式告知吕军。Ａ4.证明（证人周某证言），证明黄惠玲因资金不足，向周某借款450000元转借给吕军。Ａ5.（2015）晋民初字第3777号民事调解书及（2015）晋新证字第344号法律文书生效证明书，证明黄惠玲尚欠欧振乐借款1100000元未还。Ａ6.证明（证人蒋某证言），证明黄惠玲因资金不足，向蒋某借款转借给吕军。 吕军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Ｂ1.《股权转让协议》，证明黄惠玲于2014年转账支付的1500000元为投资款，其股权由卢某代持。Ｂ2.《收条》，证明黄惠玲收到吕军购买股权款共计100000元，双方款项往来有书面凭证。Ｂ3.《短信往来》，证明吕军和黄惠玲之间的短信往来，黄惠玲于2014年转账支付1500000元为投资款，黄惠玲与吕军就该投资款的结算事宜一直在协商。Ｂ4.《借条》，证明黄惠玲于2013年向吕军丈夫程万**借款300000元，均有出具借条。 黄惠玲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Ｃ1.银行转账，证明黄惠玲于2014年分别向吕军转账450000元、970000元、80000元共计1500000元，其与吕军存在借贷关系。Ｃ2.证明（证人周某、蒋某证言），证明黄惠玲因资金不足，向周某与蒋某借款转借吕军。Ｃ3.证人卢某证言，证明其通过黄惠玲和吕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经质证，吕军对证据Ａ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债权转让的基础法律事实不存在，该债权转让无效；对证据Ａ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该款项性质，该款项为投资款；对证据Ａ3有异议，认为快递存根未显示吕军签收，且是否送达不影响债权转让的无效；对证据Ａ4、Ａ6有异议，认为吕军不认识证人，不能证明吕军与黄惠玲存在借款合意。对证据Ａ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黄惠玲对欧振乐提供的证据无异议。欧振乐对证据Ｂ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该协议与黄惠玲之间的关系；对证据Ｂ2三性有异议；对证据Ｂ3有异议，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对且短信举证不符合举证规则；对证据Ｂ4有异议，真实性无法核对，认为证据随意性大，其证明对象前后矛盾。黄惠玲对证据Ｂ1、Ｂ2、Ｂ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Ｂ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欧振乐对黄惠玲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吕军对证据Ｃ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投资款；对证据Ｃ2有异议，认为两证人均不认识吕军，不能证明黄惠玲与吕军形成借款合意；对证据Ｃ3有异议，认为证人卢某是黄惠玲朋友，可信度不强。经审查，欧振乐提供的证据Ａ1、Ａ2、Ａ3、Ａ4、Ａ5、Ａ6，吕军提供的证据Ｂ1、Ｂ2、Ｂ3及黄惠玲提供的证据Ｃ1、Ｃ2、Ｃ3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吕军提供的Ｂ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3月12日，经黄惠玲介绍，吕军与卢某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吕军将其在蒙古国的金矿的10%股权以3000000元转让给卢某，黄惠玲在协议底部落款处写下了“余款需在2014年4月10日到位”。2014年3月14日，黄惠玲通过周某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为：62×××36）向吕军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62×××89）转账450000元。黄惠玲于2014年3月17日分别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卡号为：62×××18）、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为：62×××33）向吕军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62×××89）转账970000元、80000元。2015年9月6日，欧振乐因与黄惠玲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诉至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后该案经该院以（2015）晋民初字第377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结案，调解协议内容为“一、被告黄惠玲同意支付原告欧振乐借款75万元，该款于2015年10月20日前还款；二、被告黄惠玲同意支付原告欧振乐自2015年8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该民事调解书于2015年10月12日生效。之后，黄惠玲未归还欧振乐借款本息。2016年６月15日、2017年３月20日、2017年４月17日和2017年5月16日，黄惠玲向吕军出具四份《收条》，收到吕军购买蒙古金矿股权款共计100000元。从2017年起，黄惠玲多次向吕军发送短信，要求就其向吕军转账的1000000多元签订协议，其中主要内容有“下周我会让律师拟一份协议，我们三个（卢某、吕军、黄惠玲）把协议签了，不可能我一百多万转出去，手里连个协议都没有”、“股权协议拿回来是合理合法的”等。2018年4月12日，黄惠玲与欧振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惠玲将拥有的吕军债权中的1050000元转让给欧振乐等内容。2018年4月14日，黄惠玲通过顺丰速运向吕军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吕军其于2018年4月12日将吕军欠其1700000元借款中的1050000元转让给欧振乐，告知吕军直接向欧振乐偿还1050000元债务。吕军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未向欧振乐履行债务。 本院认为，关于黄惠玲通过银行转账及黄惠玲通过周某由银行转账给吕军的1500000元是否可认定为双方是借贷关系问题。诉讼中，吕军提交了证据证明黄惠玲向其转账的1500000元是投资款，而不是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从举证责任主体上看，在吕军提交证据后，欧振乐、黄惠玲仍负有举证证明存在借贷合意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一方仅以转账凭证主张与对方是借贷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排除亦不能直接认定相关款项性质为借款，而另一方的抗辩和举证情况使得主张借贷关系一方所主张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若其不能进一步证明借贷关系存在，依据民事诉讼证据的原则，应认定其举证不足以证实与对方形成借贷关系。同时，根据对吕军抗辩的证据审查，从黄惠玲在卢某与吕军的协议落款处亲笔书写“余款需在2014年4月10日到位”，及黄惠玲四次收到吕军购买蒙古金矿股权款100000元，以及双方之间短信往来的有相关“股权”内容，可判断黄惠玲与吕军之间存在有股权关系的可能性。此外，从黄惠玲与吕军的经济往来看，在黄惠玲2014年向吕军转账后，黄惠玲于2016年、2017年四次收到吕军股权款合计100000元，均向吕军出具了《收条》。故黄惠玲陈述吕军未向其出具借条“因为双方是好友关系当时没有及时出具借条，事后多次催讨未果”的述称，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黄惠玲在吕军举证抗辩后，不能进一步证明其与吕军存在借贷关系，即黄惠玲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吕军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因黄惠玲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是吕军合格的债权人，故欧振乐通过其与黄惠玲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以此主张行使其对吕军的债权的法律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欧振乐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4250元，由欧振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锦生 人民陪审员  朱敏健 人民陪审员  孙永光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张炎梅 书 记 员  郑巧生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