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长中民二终字第054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委托代理人崔志波，益阳市资阳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罕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细辉。委托代理人曹樱，湖南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罕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罕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3）长县民初字第3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17日，罕博公司与益阳育英书店签订销售协议书，约定罕博公司向益阳育英书店供货《全效学习中考学练测》3000套，供货折扣26%，单套估价252元，并约定益阳育英书店“法人代表”（应表述为业主）刘某对合同相应债务承担连带法律责任，业务对接人员亦为刘某，该销售协议书中加盖“益阳育英书店图书专用章”并签署“刘某”。罕博公司另主张其之前与益阳育英书店于2011年6月26日签订一份销售协议书，罕博公司提供销售协议书及对账确认单证明，但销售协议书与对账确认单中无益阳育英书店印鉴或相关人员签名，销售协议书落款手写“益阳育英书店”并注明电话及传真号码0737-444****。2012年3月9日，罕博公司与益阳育英书店对账确认截止2012年2月29日，益阳育英书店尚欠货款490226.22元，该对账确认单中加盖“益阳育英书店图书专用章”并签署“刘向英”，罕博公司主张“刘向英”系刘某的姐姐。2012年6月10日经罕博公司结算，确认截止2012年5月31日益阳育英书店尚欠货款362373.64元。另查明，刘某于2009年5月1日承租益阳市康富北路452号门面，于2010年10月13日以其个人名义在益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登记字号为益阳市朝阳育英书店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出版物零售，经营场所位于益阳市康富北路452号，刘某联系电话为136××××9198。2013年12月27日，益阳市朝阳育英书店因歇业注销。罕博公司主张益阳育英书店系刘某经营，其起诉刘某主体身份明确，罕博公司并提交益阳市育英书店销售单、宣传单及中国移动缴费付款凭证主张益阳育英书店与益阳市朝阳育英书店系同一家书店，益阳育英书店印鉴所载明的手机号码、书店联系号码与工商登记中刘某的联系号码一致。刘某主张其经营的系益阳市朝阳育英书店，而非益阳育英书店，其被告主体身份不明确，刘某与刘向英非亲属关系，刘向英系刘某所经营书店2010年上半年的工作人员，手机号码136××××9198非刘某本人使用。刘某另主张罕博公司提交的销售协议书及房屋租赁合同中的“刘某”非其签名，并于本案诉讼中申请对罕博公司提交的销售协议书、个体工商户登记申请书、房屋租赁合同三份证据中“刘某”的签名笔迹进行同一性鉴定。2014年4月23日，刘某撤回该司法鉴定申请。原审法院认为：关于2011年9月17日签订的《销售协议书》，刘某主张该《销售协议书》中的签名非其本人，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故此，该院确认2011年9月17日的《销售协议书》合同双方当事人为罕博公司与刘某，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同双方当事人应依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2011年6月26日的《销售协议书》及2012年6月10日的对账确认单，无刘某签名及未加盖相关印鉴，不予认定。《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名称牌匾可以适当简化，但不得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在本案交易过程中，罕博公司有理由相信刘某经营的书店名称为益阳育英书店，而“益阳育英书店图书专用章”所附电话号码136××××9198用户为刘某，罕博公司亦有理由相信该印鉴系该书店印鉴，故此，可以确认益阳育英书店即为刘某个人经营的益阳市朝阳育英书店，该书店在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债务，应由个体业主刘某承担，刘某作为本案被告，主体身份明确。刘向英基于职务行为与罕博公司对账确认所欠货款，对2012年3月9日的对账单，予以认定，即刘某在2012年3月9日尚欠罕博公司货款490226.22元未付，而罕博公司在已确定对刘某490226.22元货款债权的情形下，在该债权金额范围内，主张根据2012年6月10日的结算结果，刘某仍有未付货款362373.64元，且刘某对该应付货款债务未提出金额上的异议，故对罕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对刘某的货款债权金额予以认定，刘某应向罕博公司支付所欠货款362373.6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该院判决如下：限刘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所欠罕博公司货款362373.64元。案件受理费6736元，由刘某负担。上诉人刘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刘某不是本案的当事人。罕博公司起诉的刘某是益阳市朝阳育英书店的业主，而与之签订合同的则是益阳育英书店的经营者。诉讼主体名称有异。且刘某对《对账单》、印章和签名均不认可。（二）原判决认定罕博公司362373.64元债权缺乏证据。1.原判决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履行合同的事实，应当认定双方没有实际履行合同。没有履行的合同不可能产生合同之债，因此，无法证明债权的来源和真实性；2.单凭《对账单》不能认定双方之间的债务。（1）在《对账单》上签字的是刘向英，不是刘某。不论“刘向英”是不是刘某的姐姐，其对已经成年的刘某均不构成法定代理权；（2）益阳市朝阳育英书店不是企业法人，而是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也没有设立任何形式的代理人，除刘某本人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职务行为；（3）罕博公司没有据以证实合同履行期限内“刘向英”与益阳市朝阳育英书店的职务或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能认定对账单上“刘向英”的签名是对刘某的合法代理行为；3、《对账单》于本案而言不具有证据的三性，属于认证错误。（三）原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采信证据违法。1.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货物的交付和货款的支付情况是合同履行不可或缺的证据，原判竟然不予查明，并且颠倒举证责任的分配。2.被上诉人所举证据3－2：即2011年9月17日“签订”的那份合同更是荒唐，文本是罕博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且罕博公司签订时间确有改动，刘某却没有签署时间，其签名和印章皆有伪造之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作出不利于罕博公司的解释。3.认定刘某与本案的牵连性证据均属牵强。（1）刘某手机号码的登记不是实名制，不能据此认定实际使用该机的就是刘某；（2）工商登记资料只能证明刘某是益阳市朝阳育英书店的业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图书专用章》是没有备案的印章，该证据三性均有瑕疵；且该印章是否归刘某所有没有相关证据佐证。该组证据的唯一连接点就是一个电话号码136××××9198，而该号码的登记证据就是一张话费收据；（4）原判采信证据总是在关键点使用“有理由相信”来判断，而不用证说话，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认证原则；（5）在举证方面明显偏袒罕博公司。本案原本适用独任审判形式，但为了给罕博公司弥补证据不足的机会，在并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以转换普通程序的方式变相延长举证期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罕博公司答辩称：（一）罕博公司的证据已经充分证实了与罕博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申请表上的益阳育英书店的刘某与本案刘某是同一人。因此，双方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二）益阳只有一家朝阳育英书店，益阳育英书店与罕博公司签订的协议上盖的专用章上的名称只是书店的简写，且刘某进行了认可，后期的对账单盖有同样的章。因此，双方债权债务清晰明确。上诉人刘某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三份企业注册登记资料，拟证明有三家同样的益阳市朝阳育英书店。被上诉人罕博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2004年登记的育英书店已于2006年3月3日注销，另外一家育英书店成立的时间为2014年1月21日。本案刘某与罕博公司发生合同关系时间为2011年到2012年期间，因此不能达到刘某的证明目的。两家书店均与本案无关，只有一家有关。本院经审查，认证如下：刘某提供的三份企业注册登记资料只有一份与本案有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确认。被上诉人罕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银行流水单，拟证明从2011年3月2日到2011年11月16日刘某向罕博公司指定账户汇入了购书款，双方有经济往来。证据二：批销单和货运单，拟证明从2012年2月4日至2012年5月18日期间，刘某向罕博公司购书数量的情况以及罕博公司将刘某所购书籍已交付的事实。证据三：2011年10月10日的对账单，拟证明截止2011年10月5日，刘某累计欠款148660.8元。上诉人刘某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罕博公司提供的证据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本院经审查，认证如下：罕博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对其原审提交的证据进一步佐证，本院确认其证明力。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综合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与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刘某是否系本案适格的当事人；（二）原判决认定刘某欠罕博公司货款362373.64元是否有依据；（三）原审采信证据是否恰当。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评定如下：（一）关于焦点一。刘某上诉认为，其不是适格的当事人。本院认为，其一，刘某虽主张2011年9月17日签订的《销售协议书》中的签名、印章不属实，但其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二，根据《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名称牌匾可以适当简化，但不得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本案中，虽《销售协议书》上的益阳育英书店图书专用章与刘某个人经营登记的益阳市朝阳育英书店不一致，但根据上述规定，个体工商户名称可以适当简化，且“益阳育英书店图书专用章”所附电话号码136××××9198用户为刘某。综上分析，2011年9月17日签订的《销售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之规定，原审认定刘某为本案适格当事人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焦点二。刘某上诉认为，2012年3月9日的对账单不具有证据的三性，不能作为认定刘某欠罕博公司货款362373.64元的依据。本院认为，虽刘某对该对账单上刘向英的签名不予认可，但该对账单上加盖有“益阳育英书店图书专用章”，且所附电话号码136××××9198用户为刘某，相互印证，罕博公司主张刘向英系基于职务行为签订对账单的可信度更高，该对账单具有真实性，原审将该对账单作为认定刘某欠罕博公司货款362373.64元的依据并无不妥。刘某上诉认为，单凭《对账单》不能认定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销售协议书》、对账单，结合其他相关证据，原审认定双方已实际履行买卖合同并无不当。综上，刘某关于原判决认定刘某欠罕博公司货款362373.64元没有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焦点三。刘某上诉认为，原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采信证据违法。本院认为，根据焦点一、焦点二的论述，罕博公司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具有高度盖然性，能认定刘某系本案适格当事人、买卖合同成立并已实际履行等相关事实，而刘某对签名、印章有异议，又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原审举证责任分配、采证据并无不妥。此外，原审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将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审理并无不当，刘某上诉认为原审法院以此变相给罕博公司延长举证期限无事实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刘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736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豪杰代理审判员  张芳芳代理审判员  姜 文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陈俊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