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3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詹道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负责人蒋海金。委托代理人韦志滨、李彦儒。上诉人詹道雄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4）文民初字第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9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詹道雄，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韦志滨、李彦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6月4日，原告詹道雄在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为琼A322**轻型客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阳光商业机动车辆保险》。当日，原告詹道雄交纳交强险保险费1500元、商业机动车辆保险的第三者责任保险费774.41元。商业机动车辆保险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为1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3年7月23日零时至2014年7月22日零时止。2013年12月7日1时12分，原告詹道雄用13337610868号手机向被告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报告当日1时10分在文昌市文建路维嘉大酒店对面发生了交通事故，其投保的琼A322**车追尾碰撞了琼CF99**号宝马轿车，被告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工作人员问：“当时开车的人是谁呢？”詹道雄答：“开车的人是詹道雄啊。”庭审中，詹道雄又否认开车的人是本人，理由是当时听错了。文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警和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人员到达现场后，原告詹道雄与琼CF99**号车车主符江等人到现场附近酒店喝茶，未接受交警询问。交警经询问王晓丹，当场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00416号），认定2013年12月7日0时40分，王晓丹驾驶琼A322**轻型客车在文昌市文建路追尾碰撞符江琼CF99**号宝马轿车，造成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认定王晓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符江无责任。2014年5月21日文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证明，2013年12月7日0时41分左右，该车在文昌市文清大道电厂。在事发现场，被告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工作人员询问王晓丹，问：“您是琼A322**车于2013年12月7日凌晨在文昌市文建路追尾琼CF99**车驾驶员吗？”答：“是。”问：“您驾驶琼A322**车是从哪里出发，准备往哪里？几点出发？”答：“从清澜开往称心宾馆，0时40分出发。”2014年1月21日，被告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工作人员再次询问王晓丹，问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答：“2014年12月7日1时10分左右。”问：“请问本次事故发生前，您本人及琼A322**车在何处活动，怎么会在事故地点出现？”答：“本次事故发生前，我在文城电缆厂附近喝茶，在12月7日凌晨左右，不到凌晨1点，大概是12点刚过，接到詹道雄的车”，接着又注明“12点刚过是指12点50分左右”“事故发生时，本人开车，詹道雄在车后排坐，副驾驶座位有一位女性，姓名和电话不知道，是詹道雄的朋友。”事故发生后，符江的车辆到海南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修理，修理费为57070元，该费用由原告詹道雄支付。原告詹道雄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在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赔偿受损车辆修理费5707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詹道雄提交的《机动车辆保险简易现场报告书》、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海南宝翔行维修车辆报价、增项工作确认单、阳光商业机动车辆保险发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发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辆保险单、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被告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提交的报案录音、二次询问笔录、照片、海南省文昌市交通警察大队证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单、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单、缴费凭证、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詹道雄提交的文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内容不属实、不客观，原审不予认定。原审法院认为，1、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原告詹道雄和王晓丹都自称是事故发生时琼A322**车的驾驶员，那么，事故发生时，到底谁是琼A322**车的驾驶员？事故发生后，原告詹道雄向被告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报案，称当日1时10分在文昌市文建路维嘉大酒店对面发生了交通事故，被告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工作人员问：“当时开车的人是谁呢？”詹道雄答：“开车的人是詹道雄啊。”后来原告詹道雄又否认自己是该车的驾驶员，理由是听错了。从原告詹道雄的回答内容来看，原告詹道雄并没有简单的回答“詹道雄”，而是回答“开车的人是詹道雄啊。”因此，原告“听错”的理由不成立。王晓丹向交警报告的事故发生的时间“2013年12月7日0时40分”不准确，当时该车尚在文昌市文清大道电厂附近，也与王晓丹向被告工作人员报告的事故时间“1时10分”不一致；被告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工作人员二次询问王晓丹，王晓丹的回答前后矛盾，说明王晓丹不了解本次交通事故情况，在事故发生时，不是琼A322**车的驾驶员，该车的真正驾驶员是詹道雄。2、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2013年6月4日，原告詹道雄在被告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为琼A322**轻型客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阳光商业机动车辆保险》，原、被告之间已形成保险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本次事故中，原告詹道雄存在隐瞒琼A322**车真正驾驶员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仿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六条规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原告詹道雄存在调包顶替琼A322**车真正驾驶员、隐瞒事故真正原因的行为，该行为属于“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导致文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第004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事故的真实情况，未能对事故原因作出准确认定，因此，被告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对原告詹道雄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造成的第三者财产损失不承担保险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詹道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3.38元，由原告詹道雄负担。上诉人詹道雄上诉称：(2014)文民初字第6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存在隐瞒琼A322**车真正驾驶员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依据是报案的电话录音和报案时间中认定发生交通事故时的驾驶员是詹道雄，而不是王晓丹。判决书认定上诉人隐瞒了这次事故中琼A322**车真正驾驶员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理由是上诉人詹道雄在报案时回答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工作人员的问话时说自己是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再者王晓丹对事故发生的时间的陈述先后不一致，予以否认事故发生的驾驶员是王晓丹，而是詹道雄。上诉人认为，交通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及时向文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及投保单位报了警。交警及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也及时到达事发现场，上诉人已经向交警人员回答了琼A322**车有3人在乘坐，并且3人均在现场。在现场的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有权利也有义务向上诉人了解当时车上多少人在乘坐？车上人员是否喝过酒或者吸过毒？谁在驾驶？是否存在酒驾或毒驾？驾驶人员是否取得与驾驶琼A322**车相符的驾驶证？也有权利请求交警部门查明以上问题。况且上诉人詹道雄与王晓丹取得的驾驶证准驾车型与琼A322**车相符，也没有酒后驾驶或毒驾的迹象。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时，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如对交警人员确认驾驶人员有异议，应当当场提出。若不接受其意见，可事后向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提出复核。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存在调包顶替琼A322**车真正驾驶员、隐瞒事故真正原因的行为，属于“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导致文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第004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事故的真实情况，未能对事故原因作出准确认定。上诉人认为，事故发生后，交警人员和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均已到场并勘查了现场，对符江、上诉人和琼A322**车上乘坐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已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存在驾驶员调包证据不足。判决书认定，王晓丹反映的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先后不符，与上诉人在回答被上诉人的电话询问，便认定上诉人存在调包顶替琼A322**车真正驾驶员、隐瞒事故真正原因的证据不足。由于本案认定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故该民事判决书应予以撤销。2013年12月7日凌晨，王晓丹驾驶上诉人投保的轻型客车在文昌市文建路（维嘉国际大酒店所在路段），追尾撞了一辆宝马车（琼CF99**），之后上诉人通过电话向所投保的被上诉人报告了发生交通事故，并要求被上诉人派出人员勘查现场。经被上诉人的人员赶赴现场勘查，被上诉人对受损车辆琼CF99**的受损部位进行核实，之后受损车辆开到海南宝翔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修理，上诉人为此支付了57070元的修理费用。基于以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2014)文民初字第654号民事判决；二、判令被上诉人在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向上诉人赔偿受损车辆修理费57070元；三、承担本案的一审受理费及二审的诉讼费用。被上诉人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答辩称：1、答辩人与被保险人詹道雄就被保险车辆琼A322**签订了保险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应受合同及法律的保护和约束。根据答辩人报案录音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琼A322**车的驾驶员为詹道雄，与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琼A322**车驾驶员王晓丹不符。2、根据答辩人提供关于王晓丹的《现场询问笔录》，问：您驾驶的琼A322**车是从哪里出发，准备往哪里?几点出发？王晓丹答：从清澜开往称心宾馆，0时40分出发。与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不符。交警大队作出的第004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琼A322**车驾驶员王晓丹并非事故发生时的实际驾驶员，该份认定书不能作为法院的定案根据。3、根据交警大队的《证明》与我司查勘人员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证实琼A322**车驾驶员王晓丹并非事故发生时的实际驾驶员。该证明证实2013年12月7日0时41分左右，在文昌市文清大道电厂卡口照片察看，其琼A322**号红色车，驾驶员为四十至五十岁男性，戴透明眼镜，身穿黑色无领上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此外，我司查勘人员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证实琼A322**驾驶员王晓丹并非戴透明眼镜，身穿黑色无领上衣，与事故发生时的实际驾驶员不符。应当作为相反证据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法院的定案根据。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的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守信原则。答辩人认为，琼A322**车的投保人、被保险人詹道雄在本交通事故中存在隐瞒琼A322**车实际驾驶员的事实，根据答辩人的报案录音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琼A322**车的驾驶员为詹道雄本人，其行为违背了该原则。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根据答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詹道雄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五条第六款的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本案中，琼A322**车的驾驶员存在调包顶替的违法行为，正是由于其故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行为导致交警大队作出的第004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能全面、客观反映事故的真实情况以及对该起交通事故的性质、形成事故的原因作出认定。因此，该份认定书不能作为法院的定案根据。琼A322**车的投保人、被保险人詹道雄存在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的违法行为，其违法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本案经过一审法院的审理，认定被保险人詹道雄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答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期间双方均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证据的认证意见与一审一致。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被上诉人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工作人员对王晓丹做的现场询问笔录中，王晓丹被问到：“您驾驶琼A322**车是从哪里出发，准备往哪里？几点出发？”答：“从清澜开往称心宾馆，0时40分出发。”又查明，二审庭审中，詹道雄认为过了电厂卡口后的十字路口有监控摄像头，但其不同意向法院申请调取有关资料。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一、谁是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的真正驾驶员。二、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应否承担本案的保险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上诉人詹道雄通过电话向被上诉人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报险，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该报险录音，二审开庭时本院当庭向双方当事人再次播放了报险录音，录音清楚记录詹道雄的报险经过。该录音声音清楚，对话过程完整，经庭审各方质证，詹道雄对录音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该录音资料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该录音中，被上诉人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工作人员问“开车的人是谁”，上诉人詹道雄明确回答：“开车的人是詹道雄啊”。对此，本院认为，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当时的问题是清晰而明确的，即“开车人是谁？”而詹道雄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此也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开车人是詹道雄啊”，在这一问一答中，不存在意思表示模糊，或者容易给对方造成误解的情形。事后詹道雄以“听错了”来否认自己在向保险公司报险时自称为事故发生时驾驶员的自认，其理由不能成立。至于文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该交通事故作出了第004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王晓丹为事故车驾驶员问题，由于文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员是在接警后才到达现场，仅根据当时在场的王晓丹的陈述作出记载并按简易程序处理，并无发生交通事故时的录像或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予以佐证。而且，根据保险公司录音记载，詹道雄报警时间是2013年12月7日1时12分，詹道雄自称发生事故时间是2013年12月7日零时40到50分，发生事故后，其让对方车主报警，后即向朋友查询保险公司电话，接着向保险公司报险，可见，詹道雄向保险公司报险时是距离事故发生最近的时间，足以反映当时詹道雄向保险公司报险的真实情形。在詹道雄的报险录音与交警队的《事故认定书》记载事实不一致的情况下，报险录音系事故车主和在场当事人詹道雄的自认，更真实可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的规定，现有詹道雄的报险录音可以推翻交警队的《事故认定书》中关于驾驶员的认定，对该《事故认定书》依法不予采信。另外，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文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证明：经从文昌市公安局调取的文昌市文清大道电厂卡口照片察看，在2013年12月7日0时41分左右，涉案车辆通过文昌市文清大道电厂卡口时驾驶员为四十至五十几岁男性，戴透明眼镜，身穿黑色无领上衣。上诉人詹道雄在二审庭审认可该证明中的驾驶员即是其本人，但辩称通过卡口后才借车给王晓丹，并由王晓丹驾驶后才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对此詹道雄未能提供证据佐证，亦不同意向法院申请调取有关资料，上诉人詹道雄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尽管上诉人詹道雄在二审中提供王晓丹出庭作证，但王晓丹系詹道雄的朋友，与詹道雄有亲近关系，其证言的可信度不高，无法推翻詹道雄在报险录音中的自认以及文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卡口照片证明，其证言亦不予采信。据此，詹道雄报险录音资料和文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卡口照片《证明》互相验证，形成证据链条，其证明效力更高，足以认定在事故发生时，该车的真正驾驶员是上诉人詹道雄并非王晓丹，詹道雄在本案中存在隐瞒琼A322**车真正驾驶员的行为。关于争议焦点二，由于上诉人詹道雄存在隐瞒琼A322**车真正驾驶员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规定以及上诉人詹道雄与被上诉人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六款“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约定，投保人詹道雄存在伪造事故现场驾驶员的行为，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免赔条件，因此，被上诉人阳光保险海南分公司对上诉人詹道雄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造成的第三者财产损失不承担保险责任。综上，上诉人詹道雄的上诉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6.76元，由上诉人詹道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雪茹代理审判员  林芝静代理审判员  邱 甜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周忠胜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审核：李雪茹撰稿：李雪茹校对：周忠胜印刷：李惠玲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0月21日印制（共印28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