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2324民初402号 原告：刘如彪，男，197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被告：新疆塞外红枸杞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广东地乡政府**底商。 法定代表人：胡献利。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健，新疆初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如彪与被告新疆塞外红枸杞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如彪，被告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如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2018年的田间管理劳务费48000元；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人2018年的剩余劳务费71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索要劳务费往返的交通费5000元；合计：124000元；4.本案诉讼费及送达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11日，原、被告双方微信联系，口头达成两千亩棉田管理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将位于昌吉市××镇的两千亩棉田承包给被告管理，按产量每公斤0.75元收取管理费，原告即草拟一份协议，微信传给被告，该协议第6条约定：在管理期内如出现天灾或其他意外，造成减产或绝收，大老板应发给承包人工人工资，按天计算，一天150元计算；该协议第8条约定：管理者按大老板的安排，积极投入人力，在管理期内所有请零工的钱由大老板出，秋后算账扣除；该协议第9条约定：在管理期内，每月预支生活费、生活用具和其他种地必须用的机械由大老板提供。被告对此协议并无异议。2018年3月27日，原告即带领民工从博乐来到昌吉开始履行协议。因缺水干旱等不可抗拒等因素，秋收造成棉田减产。棉田在原告管理期间，被告共支付原告现金89000元，至秋收结束尚欠工人劳务费71000元以及原告应得的工资48000元。现在被告拒付原告工资及工人剩余劳务费，原告曾找昌吉榆树沟镇司法所调解，但无果而返，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合作社辩称，对被告将2000亩棉田承包给原告管理的事实认可，双方口头约定管理费为按产量每公斤0.75元计算，包括一切人工费用。原告刘如彪在管理期间未尽到勤勉义务，导致棉花大量减产，每亩减产100公斤以上。因原告本人缺岗，导致棉田在需要规范管理时节，由被告自己联系工人，支付了大量的劳务费，给被告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被告方保留要求原告赔偿的诉权。在整个承包期间，被告方向劳务人员杨玉英通过微信转账支付361820元，现金支付263000元，向原告支付93000元，还预支费用23290元，费用计71万余元，远远超出了按每公斤0.75元计算的费用。原告主张的费用计算不明确，要求被告支付交通费也无事实根据，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合作社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微信聊天截图一份，拟证实：原告与被告通过微信达成了委托合同，且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后期因井水不够，河水供不上导致棉田减产的事实。 被告合作社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质证称原告未提交完整的截图，把8月2日部分内容删除，该证据是一份有瑕疵的证据，无证明效力。原告所称棉花干旱并非不可抗力引起，且没有只有400亩地缺水，系因原告管理原因造成。 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被告的意见，被告认可有400亩棉花缺水，本院确认有部分棉花缺水的事实，但该证据不能证实缺水的原因。 2.4张照片，拟证实，于2018年8月17日-18日上午12点-13点左右，通过手机拍摄4张照片证实了600亩地严重缺水的事实。 被告合作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实其所管理的棉田。 原告提交的照片不能反映拍摄的时间、地点，本院依法不予确认。 3.昌吉市榆树沟司法所调解协议一份，拟证实，原告与被告存在承包关系，后经司法所调解的事实。 被告合作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可以证实双方存在委托关系，认可协议中被告法人已向原告支付89000元的事实。 该证据系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4.微信截图一张，拟证实，2018年3月11日原告草拟的包管理条件，通过微信发给被告法定代表人胡献利的事实。 被告质证称，原告将包管理的条件通过微信发给被告法定代表人胡献利的事实存在，但通过胡献利的回复，双方仅谈到了第一条，原告提出按每公斤0.9元支付，胡献利答复过高，后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每公斤0.75元。第1、2、3、7、8、9的内容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第4、5、6条，胡献利并不认可，且原告发的内容是说“你看一下，行不行”，从这可以看出，只是原告征求胡献利的意见，胡献利没有回复并不能说是认可。原、被告关于棉田管理的沟通从2018年2月就开始了，从3月9日的聊天记录中，原告提到两个人，其中一个叫刘强，原告称刘强有管理经验，胡献利等着刘强来谈判，之后也没有来，也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就开始了双方的协议。对原告要证明的除每公斤0.75元的费用外的其他问题被告均不认可。 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刘如彪提交该份证据待证事实本院结合被告合作社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综合认定。 5.证人朱新风出庭作证称，2018年4月25日，原告刘如彪雇佣证人在昌吉市榆树沟的棉花地里干活，每月工资5000元，要长期干，周记伟给过1000元工资，直到开庭时也未结算剩余的工资，刘如彪称无钱支付。棉田里草多，且有干旱的情况，严重干旱的只有一部分。一共五个人管理2000多亩地，干旱的有600亩地，因周记伟把水接出去浇番茄地了，所以造成了棉田的干旱。刘如彪在管理期间离开过但不清楚具体离开过多久。 原告刘如彪对证人无异议。被告对证人证言不认可，认为证人朱新风与原告刘如彪有利益关系，证人不能证明其长期在地里干活，也不能证明棉田缺水的原因究竟是不可抗力还是原告管理不当造成的。 证人朱新风虽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但其陈述棉田存在干旱情况与被告陈述一致，对陈述一致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证人陈述棉田中草多与本案中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相关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证人的其他陈述无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确认。 6.证人唐广忠出庭作证称，原告刘如彪找证人干活，原告一直拖欠其工资，故到法庭来作证。原告口头承诺每个月给2000元工资，但只在4月给了一点，后来就说没有钱再未支付过工资。一共有五个长工，加刘如彪一共是六个人。棉田中草很多，几个人根本拔不过来，后来原告还雇佣了很多人来拔草，每次浇完水都要拔草。棉田生产用的机械都是老板出，证人不认识老板。证人干活的棉田和周围其他棉田中的棉花长势差不多。 原告刘如彪对证人证言认可。被告对证人证言不认可，认为证人在作证过程中受到他人的干扰，只认可证人受雇于原告以及每月2000元工资的事实认可，但对证人称长期在地里干活、棉田里的棉花和周围其他棉田的长势差不多的陈述不认可。 对原、被告均认可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人陈述棉田里的棉花与周围其他地块的棉花长势相当的陈述无相关证据证据，因证人与原、被告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合作社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原告刘如彪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26张微信截屏打印件，拟证实：双方之间就棉田管理达成的口头协议，确定管理费按每公斤0.75元计算，在棉田管理期间，原告多次缺岗，回家处理私事，导致了棉田管理跟不上，最后给被告造成了重大减产损失的事实，原告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因其拔草、除草剂、施肥等管理不善导致棉田减产，关于合同内容的沟通，被告法人仅仅认可管理费按照每公斤0.75元来结算。 原告刘如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依法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2.微信转账明细单14页、记账本照片打印件、欠条一张，拟证实被告合作社向杨玉英等微信转账支付工资总计361820元，另外支付工人工资263000元，原告预支23290元。被告还支付了拔草的劳务工资497168元、打顶劳务工资104565元、扣苗劳务工资23460元。 原告刘如彪对该组证据认可，该组证据系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2月，原告刘如彪与被告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胡献利通过微信协商关于原告管理被告棉田的相关事项。2018年3月11日，原告刘如彪将管理被告合作社棉田的条件通过微信发给被告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胡献利。内容为：“1.包管理按亩产量，每公斤付九角钱管理费。2.包括从耕地打药开始到棉花停水为止。3.期间所有的人工费用在其中。4.每亩地在管理期内，如果打顶人工费超过50元，超出的由大老板承担。5.在打药后，田间拔草费用超过50元，多余的由大老板承担。6.在管理期内如果出现天灾或其他意外，造成减产或绝收，大老板应该发给承包人工资，按天计算，一天一百五十元计算。7.管理期间打药这块，大老板提供打药机器，管理者出工。8.管理者按大老板的安排，积极投入人力，按时完成工作，在管理期内所有请另(零）工的钱，由大老板出，秋后算账扣出。9.在管理期内，每月预支生活费、生活用具和其他种地必须用的机械由大老板提供。这是我和刘强商量后的结果，你看看能行吗？刘如彪，2018.3.11”。原告刘如彪于2018年3月12号在微信上询问胡献利：“你看了有啥想法？”，胡献利回答：“看了，有点偏高。”胡献利于2018年3月16日回复“7.5元（应为0.75元）怎么样？你能管好吗？”刘如彪回复：“你放心，我找的人一起管，没有问题，七毛五有点紧啊，管好了你可以给奖励啊！”胡献利回复：“可以。”刘如彪回复：“好的，我给朋友联系，说好了，可就要开始去了呀！”“现在出发了。带了四个人。坐的小车”。胡献利回复：“好吧”。 原告刘如彪带人开始管理棉田，棉田面积总计2000亩。在原告刘如彪管理棉田期间，因棉田管理需要，被告合作社雇佣工人干活向杨玉英等微信转账支付工资总计361820元，另外支付工人工资263000元，向原告刘如彪预付89000元。收获后，共收棉花480330公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刘如彪与被告合作社关于管理棉田的报酬是如何约定的；2.被告合作社应当支付给原告的报酬是多少；3.原告主张的5000元交通费是否实际产生且应当由被告承担。 对于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原告刘如彪将具体确定的内容书写下来后通过微信发给被告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胡献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要约的构成要件。胡献利作为被告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其做出行为应为被告合作社的意思表示，其在收到要约后提出每公斤0.9元过高，并提出每公斤0.75元，应视为重新发出的要约，原告刘如彪表示接受应视为对新要约的接受。原告刘如彪接受后询问“好的，我给朋友联系，说好了，可就要开始去了呀！”“现在出发了。带了四个人。坐的小车”。胡献利回复：“好吧”，胡献利未对刘如彪提出的其他条件表示否定，但用了“可以”、“好吧”的词汇，肯定的意思表示明确，即原、被告之间已经通过刘如彪发出要约，合作社提出新要约，刘如彪承诺，合作社再次确认的方式达成了合意，双方之间的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生效后，合同当事人应当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对于争议焦点2，原告刘如彪与被告合作社达成的合意关于报酬的约定是明确的，即棉花收获后按每公斤0.75元支付报酬，打顶和拔草费用原告刘如彪每亩承担100元，如出现天灾或其他意外，造成减产或绝收，被告合作社应该发给工人工资。2018年，原告刘如彪管理的2000亩棉田共收获棉花480330公斤。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存在天灾或其他意外，故应当按收获棉花每公斤0.75元计算，再减去打顶和拔草的费用。按此方法计算为160247.5元。被告合作社已经向原告刘如彪支付的89000元应当扣除，扣除后为71247.5元。 对于争议焦点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刘如彪主张因索要报酬产生了交通费5000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被告合作社提出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打顶和拔草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其已经多支付40多万元，不应再向原告支付费用的答辩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合作社还提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计算方式不明确，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庭审中，本院询问原告刘如彪，其称主张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合计119000元系应支付给自己和应当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即应当由被告合作社支付的管理棉田的费用。虽然原告刘如彪未提出具体的计算方式，但其要求被告给付金钱的诉讼请求是明确的，其提出主张的事实依据是履行了原、被告之间的合同。且经本院审查，被告合作社仍负有向原告刘如彪支付金钱的义务。故本院对被告合作社的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刘如彪的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原告刘如彪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合并计算后的合理部分为71247.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新疆塞外红枸杞种植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如彪支付管理棉田劳务费71247.5元； 二、驳回原告刘如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780元，由原告刘如彪负担1183元，被告新疆塞外红枸杞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159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敏 人民陪审员  阳佩玲 人民陪审员  王玉贤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