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53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志，女，195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戚小毛，男，195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锦飞，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戚伟东，男，198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杨玉志、戚小毛因与被上诉人戚伟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3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玉志、戚小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戚伟东向杨玉志、戚小毛偿还借款1613000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不以在案证据为事实依据，单凭主观臆断。杨玉志、戚小毛与戚伟东虽为母子、父子关系，但确实为儿子偿还了大额债务，有资金来源和去向的证据，而且有法院作出的调解书、广州银行的还款协议佐证。借款事实并非单凭双方的陈述，而是有大量证据佐证，属于铁一般的事实。一审判决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为很可能是杨玉志、戚小毛出于对戚伟东的帮助，而进行的赠与，但实际上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借款。戚伟东的房产处于执行阶段，杨玉志、戚小毛希望参与分配，也对这一事实毫不讳言。正是处于执行阶段，杨玉志、戚小毛才迫不得已起诉戚伟东，与儿子对簿公堂。对于借款关系的认定,人民法院应综合全案证据，而非单凭毫无事实依据的猜测。作为债权人，杨玉志、戚小毛有权选择在执行阶段起诉儿子。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不能因为存在母子、父子关系而推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或者赠与。二、一审法院有条件仔细查明事实，却未依职权查明。一审开庭当日，杨玉志、戚小毛携带了大量银行流水、借款合同（代戚伟东偿还后索取）原件供一审法院核对，希望法院相信杨玉志、戚小毛的陈述，但一审法官当庭拒绝核对，也未进一步询问，其后在判决书中自相矛盾地认为杨玉志、戚小毛“证据不足”，也未对每一笔借款如何证据不足展开具体的说理。而且，杨玉志、戚小毛向案外人何珠的借款收据中有戚伟东的签字，可见戚伟东也确认存在借款关系，但一审法官在判后答疑中问杨玉志、戚小毛“戚伟东有没有签过字”，可见其根本没有仔细审查证据，而是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另外，假设一审法院怀疑杨玉志、戚小毛与戚伟东之间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本可依职权调查核实，甚至裁定杨玉志、戚小毛虚假诉讼。但杨玉志、戚小毛身正不怕影子歪，欢迎法院随时调查。三、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款项为赠与违背生活常识。杨玉志、戚小毛为了帮助儿子戚伟东，既是出于父母的爱，也是为了避免房产被执行，但不可能全部都是赠与。杨玉志、戚小毛从2016年开始帮戚伟东还钱，耗尽积蓄，甚至到处举债。在举债百万、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相信没有谁还会再赠与给儿子。假设杨玉志、戚小毛腰缠万贯，一审法院理解为赠与尚情有可原。实际上，戚伟东占二分之一的房产份额确实是杨玉志、戚小毛的赠与，因为当时杨玉志、戚小毛经济条件尚可。然而，杨玉志、戚小毛已经替戚伟东偿还了上百万欠款（在发生诉讼前），后来戚伟东又身陷连锁民间借贷诉讼，杨玉志、戚小毛不得不变卖资产和举债替戚伟东偿还，还款金额达5万至50万元不等。前后两部分的偿还都可以理解为“帮助”，但帮助有很多种形式，赠与是之一，借款当然也算一种。不能因为是帮助就当然地推定为赠与。法院应结合杨玉志、戚小毛的经济能力、还款金额、还款次数进行综合考虑。四、一审判决错误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假设父母帮助儿子还债的行为一概认定为赠与，估计以后没有父母愿意借钱给儿女（例如，买房、投资、嫁娶等等），也不会有儿女愿意借钱给父母，因为一旦帮助就被认定为赠与，借款人居然可以不用还钱。既然债权不受保护，没有谁还会出借。杨玉志清晰记得，在其年轻时为了买摩托车而向父亲借款打借条，这种做法在民间由来已久，因为大家普遍认为，虽然是父母的钱，但儿女已经成年，父母不再承担抚养责任，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一审判决推翻了群众的朴素认知，并教导儿女做老赖是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这种判决比“南京彭宇案”更可怕。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护杨玉志、戚小毛的合法权益。戚伟东答辩称，杨玉志、戚小毛上诉提及的事实和理由，与事实相符，戚伟东对此不持异议。杨玉志、戚小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戚伟东向杨玉志、戚小毛偿还借款16130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利息计算，自借款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戚伟东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玉志、戚小毛与戚伟东之间是父子、母子关系。戚伟东因欠下多起高利贷，并被多个出借人向法院起诉和申请强制执行，戚伟东与其母亲杨玉志共有的房产正在法院司法拍卖过程之中。现杨玉志、戚小毛以用自有积蓄、向外举债的方式，代戚伟东归还了部分高利贷，这些款项是属于戚伟东向杨玉志、戚小毛的借款，戚伟东应当归还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杨玉志、戚小毛补充陈述：戚伟东向外欠了很多高利贷，甚至是“套路贷”，为替戚伟东还债，杨玉志、戚小毛将自己积蓄借给戚伟东去还款，甚至向外借款，也是用于给戚伟东去还款。这些款项虽然没有让戚伟东写下借条，但都属于戚伟东向杨玉志、戚小毛的借款。现房产正在司法拍卖之中，希望通过起诉后由法院裁判，参与房产拍卖款的分配，以便归还部分向外举债的借款。庭审中，戚伟东补充陈述：在2016年开始，我因参与足球赌博，向外借了很多高利贷，甚至是“套路贷”。杨玉志、戚小毛是我父母，他们确实用积蓄、向外举债等方式帮我归还了部分借款，这些款项是属于我向杨玉志、戚小毛的借款。现我仍欠多个出借人的款项，大约本息合计200多万元，在法院的诉讼案件有10多件，部分涉及“套路贷”的，公安部门正在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戚伟东对杨玉志、戚小毛起诉的借款事实、借款金额等均无异议，但鉴于杨玉志、戚小毛与戚伟东之间的亲缘关系，故一审法院对杨玉志、戚小毛与戚伟东之间借款关系的成立并生效进行审查。戚伟东作为借款人而引起的民间借贷诉讼，在一审法院有21件，部分已经进行强制执行程序。结合戚伟东涉及多起诉讼、执行案件，戚伟东与其母亲杨玉志共有的房产正在法院司法拍卖过程之中等情况，杨玉志、戚小毛作为戚伟东的父母虽然存在用自己积蓄，甚至可能以向外举债等方式替戚伟东归还部分借款的行为，但并不足以证实款项的性质是借款，款项很可能是杨玉志、戚小毛出于对戚伟东的帮助，而进行的赠与，且杨玉志、戚小毛起诉的目的是希望参与房产拍卖款项的分配。因此，杨玉志、戚小毛主张借款关系成立并生效的证据不足，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杨玉志、戚小毛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七十条第四项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玉志、戚小毛的诉讼请求。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受理费9659元，由杨玉志、戚小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杨玉志、戚小毛围绕上诉请求提交（2018）粤0604民初5311号民事调解书一份、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打印件两张。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戚伟东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予确认。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关于杨玉志、戚小毛与戚伟东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符合当事人达成借贷合意和款项完成交付的两要件，二者缺一不可。本案中，虽然杨玉志、戚小毛与戚伟东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但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款项交付当时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此其一。其二，本案所涉借款为1613000元，除向周铭灼（戚伟东的另案债权人）还款500000元、缴纳该案诉讼费3805元以及代还戚伟东广州银行信用卡欠款45000元外，杨玉志、戚小毛无法提交案涉其他款项的资金往来凭证，不能证明余下一百多万元款项如其所述确已通过现金方式完成指示交付。其三，戚伟东自认仍拖欠多人借款，而其作为借款人已多次被起诉至法院，其中一审法院受理了21件民间借贷诉讼，部分案件已经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其四，戚伟东对杨玉志、戚小毛陈述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及一、二审举证均未作任何抗辩，与戚伟东在同期或早前其他民间借贷诉讼中的表现截然不同。其五，杨玉志、戚小毛是戚伟东的父母，双方对案涉借贷事实无任何争议且愿意调解，本可由双方协商解决而无需通过诉讼确认，然双方却坚持诉讼并要求法院出具生效法律文书。其六，本案起诉之时正值戚伟东与其母亲杨玉志共有的房产被法院司法拍卖期间，杨玉志、戚小毛自认起诉目的是参与该房产拍卖款项的分配。据上分析，考虑杨玉志、戚小毛与戚伟东之间的身份关系并结合戚伟东目前已身涉多起借贷案件，本案仅凭杨玉志、戚小毛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二人与戚伟东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玉志、戚小毛的诉讼主张，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玉志、戚小毛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318元，由上诉人杨玉志、戚小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绮云审 判 员 袁秋华审 判 员 莫志恒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车 驰书 记 员 邓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