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2民初5687号原告：杨双喜，男，1976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东升，广东亿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晓芸，广东亿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曾华顺，男，197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为江西省丰城市，暂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红涛，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宇亮，男，197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为辽宁省沈阳市铁**，暂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名勇，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双喜与被告曾华顺、张宇亮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依法由审判员陈燕玲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17日主持庭前会议并于2019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东升、贾晓芸到庭，被告曾华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红涛、被告张宇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名勇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2200000元；3.判令两被告承担违约金100000元；4.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两被告与2018年7月16日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作期间原告持有东莞市乾盛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盛公司）50%的股权，依据该股权进行利润分配和亏损承担，并共同经营。原告于2018年1月2日现金支付两被告20000元，并于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9月17日期间，通过其本人及妻子杜春英的账户分9笔向两被告转款共计2180000元，以上共计2200000元投资款，但被告曾华顺却不依约定配合原告转让公司股权及移交经营权、管理权，而被告张宇亮并不实际持有该公司股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两被告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造成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据相关法律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曾华顺答辩称：1.原、被告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是各方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2.被告曾华顺已经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属于被告曾华顺的义务。3.原告在接手经营乾盛公司之后，已经将乾盛公司的所有资产变卖，经营场地已经退租，乾盛公司现在已经没有实体存在。4.原告诉请违约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张宇亮答辩称：1.原、被告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是各方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2.原告在接手经营乾盛公司之后，已经将乾盛公司的所有资产变卖，经营场地已经退租，乾盛公司现在已经没有实体存在。3.被告张宇亮已经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属于被告张宇亮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涉案协议书后，原告全部的按协议接受了乾盛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但为了便于经营，原告在乾盛公司经营的原地点重新注册了一家东莞市喜盈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盈公司），将乾盛公司的机器设备、人员、业务订单整体接收用于喜盈公司，现在原告方已经将与两个公司有关的机器设备全部变卖，人员也解散了，没有在经营。4.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涉案股权转让款，实际是2000000元，非2200000元，原告的证据中最后三笔款项20万元是原告在2018年7月16日后与被告一的其他转入款项，与股权转让款没有任何关系。5.原告签订了本案的协议书之后，不管是乾盛公司还是喜盈公司，都是由原告实际掌控经营管理，后续的资产处置也是由原告方单方处置的。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股份合作协议书、转账记录及明细清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被告曾华顺提交了项目合作协议书、收款收据等证据。被告张宇亮提交了企业信息查询结果、证人证言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查明主要事实如下：一、关于协议的签订情况2018年7月16日，原告为甲方，被告曾华顺、张宇亮为乙方签订一份《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三方就现有经营项目股份事宜签订本协议，主要内容包括：（一）公司名称为东莞市乾盛集装箱有限公司，合作时间自2018年7月16日至2028年7月16日；（二）经协商，三方分别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甲方持有50%股份、乙方曾华顺持有30%股份、乙方张宇亮持有20%股份，在2018年7月16日至2028年7月16日期间公司经营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及债务按上述持股比例分担；（三）由杨双喜出任公司总经理兼职总财务，对公司日常生产管理事务负责；公司每月20日由总经理负责出具上月财务报表，并对上月盈亏对共同投资人进行结算；（四）协议第五条“其他权利义务”具体包括，三方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处置公司的股份及资产；三方不经协商，不得从公司中抽回出资额；公司不能再经营时，合作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三方各自的股份比例承担；如无法继续经营或三方同意结束经营时，按三方所持有股份比例进行资产清算；三方在合作期间，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能单独在东莞市范围内从事与本公司相关经营项目，如有违反则按违约处理，违反方需按所持有公司股份作为赔偿另一方损失；（五）违约责任中约定，三方自愿提供其在公司所持有，向其他另一方提供担保，各方承诺在其违约并造成其他投资人损失的情况下，以上述财产向其他投资人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六）补充协议：2018年7月16号前乾盛车箱厂帐按原有比例分配曾华顺45%、张宇亮30%、杨双喜25%，2018年7月15日前面的签的合同无效；在上述手写的补充协议内容下方打印内容为“本协议为此经营项目的最终协议，此前签订的有关此合作项目的合同合约经本协议签字生效后均无效，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及两被告分别在协议上签名。原告及两被告对上述《股份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亦确认该协议是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协议，但双方均没有提交此前的协议供法庭核实。对于未能提交此前的协议的原因，各方的说法不一。原告主张：在该《股份合作协议书》之前，大约在2018年1月左右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该协议在两被告处，原告未持有该协议。被告曾华顺表示：除了上述《股份合作协议书》之外，曾华顺与原告没有签订过其他书面协议，也没有其他三方协议，实际上曾华顺转让10%股份（作价800000元）给原告的时间是2018年4月，到了2018年7月时，由于环保检查严格，公司的经营清淡，两被告也很少到乾盛公司，原告要求管理公司并要求每月从公司的款项中领取12000元作为工资报酬，但两被告不同意，经三方协商后由曾华顺再转让15%股份、张宇亮再转让10%股份给原告作为管理费用，这部分是无偿转让的，不另外计算转让款。被告张宇亮则表示：原告与被告张宇亮曾在2018年1月2日时签订过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转账的记录可以印证，故张宇亮在2018年1月2日向原告转让15%的股权，相应对价为1200000元（即每股80000元），在2018年4月8日前已全部履行完毕；张宇亮还表示，直到2018年5月7日原告又向被告曾华顺购买10%的股权，相应对价为800000元，在2018年7月4日前也已全部履行完毕，至于涉案的股权转让是0元，双方之所以在2018年7月16日重新以协议的形式约定股权比例，是鉴于原告想取得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及要求支付薪酬，故该协议并未约定需支付股权转让款，是两被告无偿出让部分股权以作为原告经营管理应得的报酬。对于该《股份合作协议书》是否约定后续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问题，双方说法亦不一致：原告称，该协议书只是一份预约合同，不符合正式合同的要式要求，公司的全体股东并未出现在协议上，两被告向原告称李乾儿不配合股份转让手续，两被告在做李乾儿的工作，能够说服其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被告曾华顺称，双方当时约定的是原告做乾盛公司的隐名股东，购买股份后不需要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原告也见过李乾儿，知道其已不持有乾盛公司的股份，故两被告并无义务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被告张宇亮称，张宇亮从购买乾盛公司的股份时已经知道李乾儿不是公司的实际股东，原告向张宇亮第一次购买15%的股份时也知道该事实，双方从未约定需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告只是隐名持股。二、关于转让款的支付情况2018年1月2日、2018年2月8日、2018年3月30日、2018年4月8日、2018年5月7日、2018年7月4日，原告分别向张宇亮转账支付了80000元、300000元、600000元（该款为原告的妻子杜春英代付）、200000元、200000元、600000元，合计1980000元。2018年7月16日、2018年9月17日（两笔），原告分别向曾华顺转账支付了100000元、50000元、50000元，合计200000元。原告主张上述合计2200000元均为涉案股权的全部转让款，原告已全额支付。两被告分别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曾华顺对原告关于全额付款的主张不予确认。三、关于乾盛公司的后续经营情况被告曾华顺称，其在2018年7月16日已将乾盛公司整体移交给原告经营管理，此后曾华顺再无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一直都是原告在经营。被告张宇亮表示不清楚公司的经营情况，因为张宇亮于2017年12月1日与曾华顺签订过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并从曾华顺处取得了45%股权，但未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管是曾华顺经营期间还是原告经营期间，张宇亮从未参与乾盛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告确认其接管了乾盛公司，但认为没有人将乾盛公司的财务资料移交给原告，且两被告收到原告的股权转让款之后便失踪了，原告无奈之下才申领了东莞市喜盈集装箱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继续经营乾盛公司，实际上喜盈公司是空壳公司，只是为了便于乾盛公司继续营业，后在2019年春节后一个月左右乾盛公司因欠债及供应商上门闹事便停止了经营。原告还称，在其经营乾盛公司期间曾经清理过一部分债权债务，但因接管之前原告未参与相应事务，故乾盛公司的很多纠纷原告均无法处理。被告曾华顺在庭前会议中主张，乾盛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税务章、对公账户在2018年7月16日签订了协议书后已经移交给了原告；在2019年5月29日的庭审中，曾华顺又称上述公章等材料并未移交给原告，原因是原告向曾华顺购买了乾盛公司的股份，未向曾华顺支付转让款，但原告也已经实际接管了乾盛公司的人员、机器设备、原材料、公司的应收账款等资料，公司的经营还在继续。四、关于公司登记的情况乾盛公司系于2016年4月19日经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曾华顺，登记的股东为李乾儿、曾华顺，两人分别持股50%。喜盈公司系于2018年8月13日经核准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为原告杨双喜。五、其他问题原告表示合同中没有违约金，是原告酌情请求的，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原告并无向两被告主张过解除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另，本院根据原告关于财产保全的申请，依法作出（2019）粤1972民初56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曾华顺银行存款11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并予以实施。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的焦点：一、原告要求解除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及退还2200000元，是否有充足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原告主张两被告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其请求是否合法有据。关于焦点一。首先，根据原、被告于2018年7月16日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中关于“本协议为此经营项目的最终协议”等内容可见，该协议并非预约合同，而是正式的协议，且针对该经营项目实际上双方此前应有过其他协议，但双方均未提交给本院审查，故本院仅能结合本案证据对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根据手写的“补充协议”内容可见，双方约定在2018年7月16日前曾华顺持股45%、张宇亮持股30%、原告持股25%，再结合协商后的持股比例，双方签订该《股份合作协议书》的其中两个目的包括：一是确认2018年7月16日前双方股份转让的比例，二是确认曾华顺减持15%股份、张宇亮减持10%股份、原告增持25%股份。但双方未针对此次增减股份明确约定对应的转让款及支付期限。原告给被告张宇亮的款项均为签订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之前所支付，即实际上在签订该协议之前双方已在履行此前的股权转让协议。其次，乾盛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向社会公示，原告也清楚地知道乾盛公司登记的股东为李乾儿、曾华顺，在李乾儿仍被登记为乾盛公司股东、各方又未取得李乾儿配合的情况下，原告不可能被登记为乾盛公司的显名股东，原告对此显然是能够预判的，但其仍然同意多次在绕过李乾儿的情况下单独与两被告缔结股权转让协议，实际支付了多笔款项、接管乾盛公司并进行经营管理。在原告及两被告签订的最后一份《股份合作协议书》中仅确认了最终的股份比例，同样未载明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约定。故在双方已实际履行但从未明确约定需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具体何时进行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应视为原告及两被告未约定需要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对两被告关于原告只是作为隐名股东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在商业社会实践中，隐名股东大量存在，在双方对隐名持股的法律后果予以充分衡量后自行决定以该种形式持股，系当事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处分，当事人亦需承受以该种形式持股所带来的法律风险。原告以两被告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主张两被告违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曾华顺、张宇亮是否持有乾盛公司100%股份的问题。《股份合作协议书》显示原告共受让的股份比例为50%，而目前曾华顺登记的持股比例为50%，不少于约定转让的股份比例，故原告主张两被告无权处分，本院不予采纳。另关于原告主张两被告未及时提供公章、财务章、税务章、对公账户等经营所需的材料给原告并导致原告无法经营乾盛公司的问题。被告曾华顺确认未及时将上述资料交给原告用以经营乾盛公司，但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的日期为2018年7月16日，原告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随即成立喜盈公司接管乾盛公司的业务；虽曾华顺迟延交付相关资料的行为属实，但不足以认定该行为属于根本违约。原告据此要求解除《股份合作协议书》，理据不充分，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主张解除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书》并退还全部转让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未有证据显示原告及两被告对违约金条款作出约定，故原告主张两被告支付违约金10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双喜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收取受理费12600元（已减半）、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杨双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燕玲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何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