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996号 原告：向东升，男，198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勇，四川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姝，四川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东泉，男，198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岳瑶，女，198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四川天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杜素琼，女，196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原告向东升与被告何东泉、岳瑶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案受理后，追加杜素琼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东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勇，被告何东泉、岳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第三人杜素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东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收入款1,503,221元；2、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利息以1,503,221元为基数，按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2016年11月2日到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2月至2014年6月期间，向东升、何东泉、杜素琼三人共同合伙，以金牛区鸿胜祥建设经营部（经营者岳瑶）名义向重庆明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都分公司（以下简称明龙公司）承建的“保利狮子湖”项目工地出售钢材，口头约定平均出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另外，岳瑶与何东泉是夫妻，岳瑶为金牛区鸿胜祥建设经营部经营者，该经营部于2014年7月9日被注销。 2016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何东泉算账，2014年2月至2014年6月期间，三合伙人共向保利狮子湖项目共计出售价值19,041,630元钢材，三股东平均应分6,646,553元，三人已分取4,088,332元。2016年11月8日，何东泉与向东升再次算账，进一步明确原告尚有2,563,221元未分配，由于被告在收到款后，未及时支付给原告，被告何东泉愿意再补偿原告34万元。截止到起诉之日，被告尚有1,503,221元未支付给原告，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何东泉、岳瑶答辩称，应当驳回原告全部诉请。现在还不满足分割合伙收益的条件，因为收货一方在结算协议签订后就未再持续向何东泉支付剩余钢材款了。对账单上的备注说明不是被告何东泉承诺要给原告钱，这只是三方对于该数额的确认，但不是承诺。这34万何东泉是承诺要给原告补充，何东泉也已经支付了，就包含在何东泉对账后又向向东升支付了140万之中。而向东升主张的600万元的差额，其中一部分是为了偿付在三人合伙供应钢材时因进货产生的欠款，另外还有一部分已经与向东升及前期一些合伙人进行了分配。2、我们三方2016年11月1日说的不是何东泉承诺给原告钱。因为没有结算，我们这里面还没有扣除税费、没有扣除送货单里头的差价。3、岳瑶没有参与这个事情，只是向东升、何东泉和杜素琼合伙挂靠二被告的个体工商户。岳瑶一直在家带小孩，没有参与经营。 第三人杜素琼辩称，在合伙之中的算账都不是自己做主，何东泉差向东升多少钱自己并不清楚。三个人确实一起做过一段时间生意，但是钱什么时候回来自己也没有管过。自己应该从何东泉处收多少钱也是和何东泉单独对账，因为三个人合伙终止后，自己还和何东泉合作过一段时间。 当事人围绕着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相关证据，原告向东升提交的当事人的身份证信息、金牛区鸿胜祥建材经营部信息表、送货明细、回款单、经营部借贷发生额以及被告何东泉、岳瑶提供的收条，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4年2月至2014年6月期间，向东升、何东泉、杜素琼三人共同合伙，以金牛区鸿胜祥建材经营部的名义向明龙公司承建的“保利狮子湖”项目工程出售钢材，口头约定平均出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2016年11月1日向东升与何东泉算账，2014年2月至2014年6月期间，三合伙人向保利狮子湖项目共计出售19,041,630元钢材，三股东应当平均分到货款为6,347,210元。根据回款单结算，向东升应收货款总金额为6,646,553元（6,347,210元＋299,343元），2014年7月8日至2015年9月7日明龙公司针对保利狮子湖项目钢材回款共计1,250万元，对于回收货款三股东每人已均分到4,083,332元，即向东升还有2,563,221元货款未收到。另外，向东升与何东泉确认，保利狮子湖项目已付款项中，应扣除的税费、因此前单价错误而与明龙公司对账所扣除的款项以及何东泉的垫资费用未被扣除。随后向东升去银行打印金牛区鸿胜祥建材经营部银行流水的过程中发现，金牛区鸿盛祥建材经营部在2014年7月8日收到明龙公司保利狮子湖项目钢材回款为700万元，而何东泉在回款单中2014年7月8日的回款为100万元。因此，向东升在2016年11月8日找何东泉再次协商，向东升与何东泉在回款单下的备注中再次达成以下共识：保利狮子湖项目中，未向向东升分配的货款为2,563,221元，该笔货款金额按照2016年11月1日所达成的算账协议不再做变动。另外向东升与何东泉双方还达成如下协议，保利狮子湖项目在2016年11月8日之后对何东泉如果有新的回款，何东泉将用首笔回款在2,563,221元之外，另外再补偿向东升34万元，剩余的货款则按人均出资部分分配。 在2017年1月26日，何东泉向向东升支付货款140万元。在此之后，何东泉再未支付向东升保利狮子湖项目的剩余货款，向东升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时，向东升曾请求对该合伙协议进行清算，庭审中，向东升撤回该诉讼请求，并认为何东泉应当按照其结算过后的承诺直接向向东升付款。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一、何东泉未支付给向东升的货款是否应扣除税费、因此前单价错误而与明龙公司对账所扣除的款项以及何东泉的垫资费用；二、何东泉向向东升支付剩余货款是否存在支付条件，乃至条件是否成就；三、岳瑶是否为应当对该笔货款承担责任。 关于何东泉未支付给向东升的货款是否应扣除税费、因此前单价错误而与明龙公司对账所扣除的款项以及何东泉的垫资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在2016年11月1日，向东升与何东泉所签的对账单中，明确了何东泉还有2,563,221元货款未支付给向东升的同时，也表明了之前支付给向东升的4,083,332元时，并未对相关税费、明龙公司扣除的款项以及何东泉的垫资费进行扣除。但是，在2016年11月8日，何东泉与向东升达成的新的协议中载明：“保利工地向东升前期货款共计2,563,221元，货款金额按照算账协议不作变动……”该约定是对2016年11月1日约定的变更属于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且未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因此，应当依据何东泉与向东升所达成的新的协议，向东升之前的货款2,563,221元不应再包含税费等一系列其他费用。 关于何东泉向向东升支付剩余货款是否存在条件，乃至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向东升与何东泉2016年11月8日签订的协议中载明“……另于2016年11月8日协商如下：何东泉在此作出承诺，另外补向东升340,000元（大写：叁拾肆万元正），此笔款项于保利项目2016年11月8日之后首笔回款给向东升单独提出给予支付……”原告代理人称，向东升在打印了金牛区鸿胜祥建材经营部的银行流水后发现明龙公司在2014年7月8日转给金牛区鸿盛祥建材经营部保利狮子湖项目的钢材款为700万元，而被告何东泉对2014年7月8日的回收款隐瞒了600万元，只将100万元拿出供三合伙人分配。因此，向东升再次找到何东泉协商该事，何东泉签订新的协议承诺在收到明龙公司的首笔回收款之后会给予向东升34万元的补偿。被告代理人辩称，何东泉之所以会承诺补向东升34万元，是因为向东升声称自己经济困难，而2014年7月8日收到的700万元里面只有100万元属于三合伙人，其余的600万元中的一部分已经分配，而另一部分则应当抵扣合伙时购货而产生的欠款。本院认为，根据二人在2016年11月8日签订的协议内容，双方对于补偿的34万元确实约定了前提条件为何东泉收到明龙公司的回收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本院认为，现向东升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何东泉已从案外人明龙公司处收到了700万元的回款，而何东泉否认该款属于全部合伙人，此时，何东泉应当就自己主张的事实充分进行举证，即何东泉应当证明其收到的款项中仅有100万元属于合伙人，但何东泉向本院提交的账本等证据不足以证明600万元应当用于抵扣合伙时进货的欠款，而何东泉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已于向东升等其他所谓的前期合伙人分配过600万元中的一部分，故何东泉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同时，在双方的对账中，每一笔款项的进出均有记载，唯独600万元的部分没有记载，而如果按照何东泉的说法，其完全应当在实际对账时将上述600万元的分配或使用情况进行记录。另外，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在2014年2月26日至2014年6月30日间，何东泉未和除向东升、杜素琼以外的人合伙向保利狮子湖项目提供钢材。且何东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任何条件的前提下，仅以向东升声称其经济困难即向其多补34万元的行为无任何实质证据予以证明也不符逻辑。综上所述，本院认定，何东泉在2014年7月8日收到的明龙公司的全部700万元的钢材款都属于向东升、何东泉及杜素琼三人合伙应收款。也就是说，按照何东泉结算的数据，在2016年11月8日何东泉与向东升签订协议以前，何东泉就已基本收回对明龙公司保利狮子湖项目的钢材款。而在此情况下，何东泉在2016年11月8日协议中所附条件是确定已经发生的，所以为支付34万元附加的条件无效，但条件无效并不导致何东泉的承诺无效，即何东泉已收取了其在与向东升合伙期间应当从明龙公司收回的钢材款，其理应按照承诺补偿向东升34万元。另外，针对2,563,221元货款，根据向东升与何东泉2016年11月8日签订的协议，应当解读为，对该笔货款的支付并没有以何东泉收回明龙公司的回收款为前提条件，即便是以此为条件，如前文所述，该所附条件根本一早就已经发生且确定，所以何东泉在该协议中所附条件无效。因此，何东泉向向东升支付2,563,221元的钢材款以及34万元的补偿款都不以明龙公司向何东泉支付回收款为条件。而在2017年1月26日，何东泉已经向向东升支付了140万元，因此，何东泉仍应支付的剩余款项为1,503,221元。同时，本院在确定双方就款项支付的时间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向东升请求何东泉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岳瑶是否应当对该笔货款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何东泉与岳瑶属于夫妻关系，向东升、何东泉和杜素琼三人合伙与明龙公司合作是以金牛区鸿胜祥建材经营部的名义进行的，而岳瑶又是金牛区鸿胜祥建材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被告代理人以岳瑶对何东泉与向东升、杜素琼合伙事宜未参与且不知情的理由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本院认为何东泉应付给向东升的钢材款属于何东泉与岳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故本院确定岳瑶应当对何东泉欠向东升的钢材款承担共同清偿的责任。 综上所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何东泉、岳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五日起向向东升支付1,503,221元； 二、驳回向东升的其他诉讼请求。 何东泉、岳瑶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16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何东泉、岳瑶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康宁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邓 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