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最高法执监189号申诉人（利害关系人）：北京九城口岸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国，北京东卫（洋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北京市东卫（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负责人：袁桂军，该行行长。被执行人：北京京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红。被执行人:北京恒富广场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贻庭，该公司董事长。申诉人北京九城口岸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城口岸公司）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2018）京执复78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北京分行）与北京京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达公司）、北京恒富广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富广场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于2006年8月29日作出（2006）一中民初字第85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前门支行与京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与恒富广场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与建行北京分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京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建行北京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四千万元及利息；三、恒富广场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向建行北京分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判决生效后，建行北京分行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一中院以（2007）一中执字第129号立案执行。九城口岸公司向北京一中院提出书面异议称，北京一中院（2007）一中执字第129号执行案，至今未作出查封涉案房屋的裁定，也没有依据本案裁定要求行政机关协助执行，北京一中院以变更案号的方式，将（2005）一中执字第1544、1545号变更为含本案在内的14个案号，并向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签发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年10月30日查封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20号百富国际大厦的房屋（原为北京市朝阳区体育场东路18号，以下均简称为百富国际大厦）275套及地下人防车库，查封时间2015年10月30日至2018年10月29日。本案为独立的执行案件，与（2005）一中执字第1544、1545号案件没有任何关联，法院将（2005）一中执字第1544、1545号变更为14个案件的案号不符合规定，应该一案一号。更重要的是，相关法律只规定了查封、轮候查封及续封，而且都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及程序性要求，本案以变更案号的方式形成所谓的查封既不构成续封、也没有构成轮候查封，该协助执行行为违法。2005年初，九城口岸公司为购买百富国际大厦的涉案房产，与恒富广场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05年3月16日、2005年3月23日，九城口岸公司分两笔向恒富广场公司支付房屋总价款共计人民币18616614元，但因本案查封无法办理过户，因此九城口岸公司同上述违法行为存在重大利害关系。鉴于上述原因，九城口岸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异议复议规定）第五条第四款之规定，提出执行行为异议，请求确认本案中协助执行查封百富国际大厦地上22层25012508号房屋的执行行为违法。北京一中院查明，该院在执行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支行与北京里程广告艺术中心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依据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支行、北京里程广告艺术中心与恒富广场公司达成的协议及向该院提出的查封百富国际大厦全部在建房屋申请，该院于2005年12月5日作出（2004）一中执字第116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恒富广场公司所有的百富国际大厦全部在建房屋。2011年4月8日，该院在执行李春平与恒富广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作出（2005）一中执字第1544、154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该协助执行通知书替换了（2004）一中执字第116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明确了查封范围是百富国际大厦除裙楼106、110、113、202、302、402、502及1单元3001、1105—1108、2601、2608号房屋以外的全部房产。2015年10月30日，该院向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原案号为（2005）一中执字第1544、1545号；现案号为（2007）一中执字第128、129、710、1007、1450、1463号，（2010）一中执字第1193、1194、1195号，（2011）一中执字第1177号，（2012）一中执字第639、640号，（2015）一中执字第97、191号。我院对被执行涉及北京恒富广场开发有限公司系列案的法律文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我院依法以（2005）一中执字第1544、154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首先查封了被执行人名下房产及对应土地并续封至今，因办案需要，现调整案号为14件案号继续首先查封。”另查明，该院在执行李春平与恒富广场公司（2005）一中执字第1544、1545号合同纠纷一案中，恒富广场公司与李春平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该协议履行完毕后，该院于2008年5月23日2009年1月22日将上述两案予以执行完毕结案。北京一中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本案系北京高院指定该院执行的涉及被执行人恒富广场公司的系列案件之一，出于对该系列案件整体处理的考虑，在恒富广场公司所有的百富国际大厦一直处于该院查封状态的情形下，结合个案执行的需要，该院变更查封案号的执行行为，并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九城口岸公司所提执行异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北京一中院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8）京01执异69号执行裁定，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裁定驳回九城口岸公司所提执行异议。九城口岸公司不服，向北京高院申请复议，理由与异议阶段一致。该公司请求确认：一、北京一中院于2011年4月8日以（2005）一中执字第1544、154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替换（2004）一中执字第116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百富国际大厦房产的执行行为违法；二、北京一中院于2015年10月30日以原案号（2005）一中执字第1544、1545号调整为现案号为14个案件的案号，继续首先查封部分房屋的执行行为违法，并撤销对涉案房屋的查封。北京高院经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北京一中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北京高院另查明，九城口岸公司就北京一中院查封的百富国际大厦的部分房屋，又提出了案外人异议，请求解除对涉案房产的查封。在该案外人异议被北京一中院裁定驳回后，九城口岸公司提起了案外人异议之诉，由北京高院进行二审审理。北京高院认为，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既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又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排除执行异议进行审查，审查该异议的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即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排除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提出案外人异议。案外人、当事人对案外人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认为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九城口岸公司既作为利害关系人对房产的查封提出执行行为异议，又作为案外人对涉案房产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并进而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应当依照案外人异议及异议之诉程序进行审理。对九城口岸公司提出的执行行为异议，该院不再予以审查。对其提出的执行复议，亦应当终结审查程序。故裁定，一、撤销北京一中院（2018）京01执异69号执行裁定；二、终结（2018）京执复78号案件的复议审查程序。九城口岸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诉称：（一）北京一中院在相关执行案件均执行完毕的情况下，未及时解除查封，而是以替换案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维持查封，该行为违法，本案应当认定为轮候查封，不产生续封的效力。（二）在执行行为异议、案外人异议及案外人异议之诉过程中，北京高院均未对北京一中院执行行为违法性进行审查判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三）北京一中院违法查封行为纠正后，所有有效的查封或轮候查封，均在其办理房屋入住手续（2007年6月）之后，其要求完全排除执行解除查封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北京高院的相关判决应予撤销。综上，请求确认北京一中院变更查封案号的执行行为违法并予以纠正，对诉争房产停止执行并解除查封。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北京高院、北京一中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1.对九城口岸公司在本案中提起的异议、复议请求应否予以审查；2.本案对案涉房产的查封是否溯及前案查封的效力;3.本案查封案涉房产何时发生法律效力。关于第一个焦点。尽管九城口岸公司已经基于其买受人的实体权利在另案中提起案外人异议及案外人异议之诉，但其在本案中的异议、复议请求，主要针对的是执行法院查封行为是否合法、本案替换案号的查封是否溯及前案查封的效力等问题，系利害关系人对具体执行行为合法性提出的异议，而非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提出排除执行的实体争议，其目的是纠正违法的执行行为，既不是消除实体争议的原因或结果，也不为实体争议的解决所吸收。因此，本案异议应依照异议复议规定第八条第二款“案外人既基于实体权利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又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与实体权利无关的执行行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和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之规定进行与实体权利无关的执行行为异议的审查。北京高院依照异议复议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认为对九城口岸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应当在实体争议中解决而不应在执行中审查，对其提出的执行复议亦应当终结审查程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关于第二个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作出裁定，并送达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第三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并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四）债务已经清偿的……”。据此，如果（2004）一中执字第1162号案以及（2005）一中执字第1544、1545号案执行完毕、债务获得清偿，则应当依法对该三案查封的案涉财产解除查封，不解除查封，不仅可能损害相关权利人的权益，也可能妨碍其他在先进入执行程序案件的执行，进而扰乱执行顺位；本案如果要对前三案曾经查封的财产进行查封，则应依法作出裁定并送达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以及相关协助执行人。针对九城口岸公司就本案对案涉财产的查封行为合法性提出的异议，北京一中院、北京高院本应审查本案查封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但是其均未对此进行充分审查，应当依法重新审查并作出裁定。关于第三个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裁定书副本一并送达协助执行人。查封、扣押、冻结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时发生法律效力。”据此，本案中，执行法院对案涉房产的查封应以该院向房管登记部门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查封法律文书时发生法律效力。执行法院变更查封案号的做法不能发生将案涉房产的查封效力向前溯及的法律效果，不能以此方式将（2004）一中执字第1162号案等前案的首封效力延续至本案的查封。执行法院以系列案整体处理为由，通过变更案号的方式让本案查封产生溯及力的做法欠缺法律依据，应予纠正。综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执复78号执行裁定；二、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执异69号执行裁定；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2007）一中执字第129号案中，对案涉争议房产的查封，应当在作出查封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后，自送达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四、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2007）一中执字第129号案查封行为的合法性重新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审判长  向国慧审判员  于 明审判员  毛宜全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魏丹书记员贾婧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