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辽01刑终173号原公诉机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彦国，男，1965年10月18日出生于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系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国内）营销总监兼营销总公司总经理，户籍地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现住沈阳市沈河区。因涉嫌贪污犯罪于2017年4月8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贪污、受贿犯罪于同年4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沈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白喜军，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王立新，辽宁鑫利律师事务所律师。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彦国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一案，于2018年12月20日做出（2018）辽0191刑初3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孙彦国不服原判，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孙彦国自2004年起任沈阳重型机器有限责任公司（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前身）销售处处长，负责本公司销售管理等工作；2009年11月担任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总经理助理，兼任该公司成套分公司总经理职务，负责成套分公司全部工作；2015年担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成套分公司总经理，兼任营销公司总经理、营销总监。在上述任职期间，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单位财物并收受他人财物。具体事实如下：（一）受贿罪部分1.被告人孙彦国利用职务便利，于2014年6月份收受河南郑矿机器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任某1内含人民币100,000元的农业银行卡一张。2.被告人孙彦国利用职务便利，于2014年底收受安徽双凤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某人民币80,000元。3.被告人孙彦国利用职务便利，于2016年春节期间收受鞍山市重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经理宋某人民币10,000元。4.被告人孙彦国利用职务便利，于2016年收受安徽凌宇电缆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叶某人民币50,000元。5.被告人孙彦国利用职务便利，于2017年春节期间收受辽宁冶矿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某1人民币100,000元。（二）贪污罪部分1.被告人孙彦国担任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主管财务工作的职务便利，其本人或让他人先后多次从本公司财务人员保管的账外资金中为自己支取人民币或者以虚假的发票让他人为自己报销的方式支取公款，除部分用于单位支出外，其余款项均被其个人占有并使用。具体支取事项及款项为：（1）2010年5月-2012年11月，被告人孙彦国让李某2以打报告请款或慰问款及让张某1等人以咨询费等形式，从本公司财务部长平某保管的账外资金中，支取人民币682,468元；（2）2014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人孙彦国授意李某2以虚开发票的方式，从本公司财务部长姚某保管的账外资金中支取公款人民币524,938.25元；（3）2014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人孙彦国授意李某2以虚开发票的形式，在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报销公款人民币640,935元。上述款项共计为1,848,341.25元，除595,000元被被告人用于公务支出外，其余款项人民币1,253,341.25元均被被告人个人占有使用。2.2010年末，被告人孙彦国利用职务便利，授意平某通过杨某2以签订虚假买卖合同，虚开发票方式套取公款人民币1,100,000元，其中孙彦国分得人民币858,000元，杨某2分得人民币242,000元。3.2016年2月至11月，被告人孙彦国与时任本公司综合部部长陈某1（另案处理）参加活动时看见有车辆优惠信息后，陈某1遂产生购买车辆的想法，并经与孙彦国沟通，孙彦国遂利用自己主管本公司财务工作的职务便利，授意陈某1可用本单位公款解决10万元购车费用。陈某1在得到孙彦国的授意后，利用自己经手本部门备用金的职务便利，于2016年2月26日以其本人及其部门员工陈某3、王某1的名义申请备用金人民币250,000元，并使用其中的人民币229,468.67元用于购买私家车辆。后自2016年3月至11月间，陈某1用真实发生的票据及购买的虚假票据共252,996元将上述备用金予以冲抵。其中陈某1用购买的虚假发票冲抵个人购车费用共计为81,585元。4.被告人孙彦国于2007年12月开始，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虚构自己所在的公司与相关业务公司签订采购合同需委托其亲属担任法人的公司作为代理的事实，采用将大部分款项转至以其亲属名义开具的银行卡上，再由自己控制此银行卡片内资金的手段予以套取公款。被告人除将其中部分款项用于单位支出外，其余款项均被其个人占有。具体事实为：（1）2007年12月，被告人孙彦国虚构沈阳重型机器有限责任公司与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签订磨煤机设备采购合同需委托成都瑞安机器有限公司作为代理的事实，套取公款人民币1,235,685元。（2）2008年5月，被告人孙彦国虚构沈阳重型机器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磨煤机买卖合同需委托成都鑫国泰机器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代理的事实，套取公款人民币1,200,000元。（3）2009年5月-7月，被告人孙彦国虚构沈阳重型机器有限责任公司与云南华电镇雄发电有限公司签订双进双出磨煤机合同需委托成都鑫国泰机器有限公司作为代理的事实，套取公款人民币1,679,600元。（4）2010年11月，被告人孙彦国虚构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成套分公司与沈阳科达洁能燃气有限公司签订80m圆形煤场堆取料机供货合同需委托成都鑫国泰机器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代理的事实，套取公款人民币576,000元。（5）2012年3月，被告人孙彦国虚构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与新疆业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2500t/d熟料生产线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需委托成都鑫国泰机器有限公司作为代理的事实，套取公款人民币1,200,000元，其中人民币600,000元已经支付，人民币600,000元尚未支付。（6）2013年5月，被告人孙彦国虚构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西藏天仁矿业有限公司签订设备供需合同需委托成都南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代理的事实，套取公款人民币212,560元。（7）2014年1月，被告人孙彦国虚构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西藏天仁矿业有限公司签订设备供需合同需委托成都南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代理的事实，套取公款人民币268,950元。（8）2015-2016年，被告人孙彦国虚构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华电国际物资有限公司签订2×600MW机组磨煤机买卖合同需委托成都南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代理的事实，套取公款人民币3,450,000元，其中人民币2,415,000元已经支付，人民币1,035,000尚未支付。上述被告人套取出的款项共计为8,187,795元，除5,064,690元被被告人用于公务支出外，其余款项3,123,105元人民币均被被告人个人占有使用。综上，被告人受贿犯罪数额共计为人民币340,000元；贪污犯罪数额共计为人民币5,558,031.25元。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交，并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证人任某1、吴某、宋某、叶某、李某1、平某、李某2、张某1、姚某、陈某1等人的证言、银行卡开户及取款材料、银行对账单及交易明细、合同书、记账凭证及票据、干部聘任职务呈报表、干部任免审批表、人口信息等书证以及被告人孙彦国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彦国身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骗取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又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又构成受贿罪。对被告人孙彦国应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被告人受贿犯罪中收受任某1、叶某、李某1款项共计250,000元系被告人在侦查机关因其涉嫌贪污犯罪对其讯问时，尚未掌握的情况下主动交待的，可以认定为自首，对其此部分受贿犯罪可从轻处罚；对其余受贿款项90,000元虽亦系被告人主动供述，但因其庭审中对此部分事实予以否认，故对此部分受贿数额不予认定自首。被告人系初犯，并能将受贿所得赃款予以上缴，量刑时予以考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认定被告人孙彦国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被告人孙彦国上交受贿所得赃款人民币三十四万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孙彦国贪污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五百五十五万八千零三十一元二角五分，依法追缴。上诉人孙彦国的上诉理由是：1.受贿罪量刑过重：⑴受贿罪有自首及主动退赃情节，绝大部分款项均用于公务支出，亦未谋取不正当利益，犯罪后果及社会危害性较小，应予以较大幅度减轻处罚。⑵李某1给付款项实为购车差价款，并非受贿款项。⑶上诉人被羁押之初存在被疲劳审讯情况，在此期间对上诉人不利的供述未予排除。2.贪污犯罪数额认定不准确，导致量刑过重：⑴关于账外资金支取及发票报销部分，公诉机关起诉金额是1,761,341.25元，在公诉机关并未追加的情况下，原判将该数额扩大至1,848,341.25元错误；对于部分已有证据证明用于公务支出的金额，原判未依法采信；对于部分真实发生的开具正规发票的消费款项，原判未依法予以扣除；有50万元发票无证据证明系购买。⑵关于代理费部分，8,187,795元代理费需上交税费约50万元，还有购买大米等用于公务支出款项应予扣除。⑶有多个证据证实上诉人购买大米用于答谢客户的事实存在，且有证据已被侦查机关调取，而因侦查机关无法找到上述证据不予认定该项支出，属事实认定错误。⑷韩某受上诉人指派给中盐吉蓝泰氯碱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某3夫妇30万元答谢费应从贪污数额中扣除。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原判关于受贿罪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行贿人的证言与上诉人的供述不一致，不能相互印证，而且上诉人在侦查机关所做的供述属非法证据，应予排除。其中收受李某110万元的钱款系车辆抵顶款，而非受贿款。2.上诉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钱款均用于单位支出，其行为性质为违反财经纪律行为，不宜认定贪污犯罪。且原判所认定的贪污款项没有将其他用于公务支出的部分进行扣减，导致贪污数额计算不准确，量刑过重：⑴关于平某的账外资金问题，下列费用系用于单位支出，不应认定上诉人贪污：①从账外资金中向矿冶设计院刘某3支付设计费2万元。②给印度公司ATUL购买手机花费3998元。③给西藏天仁矿业总经理刘某45万元。④答谢沈阳煤炭设计院购买购物卡8万元。⑤2011年从张某1支取的咨询费中支取3万元给平塑公司刘某5购买手表一块。⑥给员工购买大米花费13.8万元。⑦给李某2补助11万元，此外在姚某担任财务经理期间，又为李某2补助15万元，共计26万元。⑵姚某账外资金和李某2虚开发票部分，以下费用均用于单位支出，不应认定为贪污：①在姚某账外资金中，签订钼矿选场球磨合同时奖励刘某2所在部门5万元。②给客户锦州新华龙公司张某4经理礼金5万元。③给四川冶金设计院张某5费用4万元。④有合理的宴请招待费用包括购买红酒款56,790元。⑤有发票40,177元系出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不应认定为贪污数额。⑥兴隆大天地购物发票12,577元系李某2为单位购买用于公务招待的款项，一审已予以扣除，但没有相应扣减。⑦从吕福森处购买的发票系用于给员工发大米的支出，该部分票据的票面金额是140,372元，需给吕福森8%-10%税点，实际约为12万元。⑧2014年至2016年在筷道大连渔港、大谊园、黎明酒店、潮州城等饭店的消费合理费用约40万元。⑶关于原判认定上诉人以签订虚假买卖合同、虚开发票方式套取公款1,100,000元，该部分款项上诉人用于给客户购买大米，系公务支出，不应认定为贪污。且上诉人实际没有得到全款，应以实际取得款项来据实认定。⑷陈某1购车款认定为贪污与事实不符，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系营销公司总经理，有对优秀员工奖励的权力，陈某1符合奖励条件，不应将其购车款认定为贪污数额。⑸原判认定第四起贪污犯罪事实中，有大量用于公务支出的费用没有扣减，包括：①通过韩某给中盐吉蓝泰氯碱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某330万元。②刘某1所在的销售二部答谢用户和相关设计院费用493,400元。③在昆钢项目中，给予相关人员费用25万元。④为答谢客户购买蛤蟆油花费20万元。⑤给客户购买大米花费126万元左右。⑥9,822,795元代理费用代理公司均出具了正式发票，含税费约50万元，应予扣减。3.关于量刑，①在受贿罪中，上诉人无索贿行为，在收到款项后用于公务性支出，且现已将款项全部上缴，量刑时可酌情考虑。②上诉人在公司工作多年，主管营销工作，为了单位经济效益采用了一些违规方法，其目的和动机是为了单位利益，主观故意不明显，可酌情从轻处罚。出庭检察员的出庭意见是：原判认定的五起受贿犯罪事实，系在侦查机关不掌握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动供述，上诉人在原审期间及二审中推翻原有供述没有事实依据。虽上诉人辩解受贿款项用于公务支出，但依据法律规定，受贿后赃款的用途不影响受贿罪认定。关于原判认定的贪污犯罪事实，上诉人对通过职务便利套取公款并无异议，虽其辩解钱款均用于公务支出，但辩护人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均不能充分证实相关款项系从原判认定的哪一笔犯罪数额中为了哪一个项目具体实际支出；所虚开发票部分，亦证实不了相关费用系为公务真实支出。故原判认定事实正确，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孙彦国贪污、受贿犯罪的事实、证据与原审判决认定相同，本院审理过程中未发生变化，本院依法均予确认。上诉人孙彦国的辩护人在本院审理中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证人韩某于2017年9月27日在侦查机关所做证言，证实2008年左右，中盐吉兰泰氯碱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某3和其妻子来沈阳时，孙彦国拿了一个袋子让他给杨某3送过去。袋子里是现金，不超过30万元。2.证人孙某1（孙彦国哥哥）于2019年3月5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2008年末孙彦国称要答谢客户让其在本溪市桓仁镇帮助购买蛤蟆油，共给其现金20万元。证人任某2（桓仁栋宇土特产商店店主）于2019年3月5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孙某1于2008年冬在其店内购买蛤蟆油花费7万元。证人张某2（桓仁镇居民，孙某1同事）于2019年3月5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2008年冬天，看见孙某1在看守所库房晾蛤蟆干。证人杨某1（桓仁镇居民，孙某1同事）于2019年3月5日出具的证实材料，证实2008年冬帮助孙某1买蛤蟆扒蛤蟆油，孙某1共花费十余万元。证人刘某1（沈阳重型营销公司营销二部部长）于2018年4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09年与孙彦国摆放广东铁路投资公司人员时，孙彦国购买礼品东北特产蛤蟆油。辩护人出示上述证据材料用以证实孙彦国为答谢客户购买蛤蟆油花费约20万元。3.证人孙某1于2019年1月29日出具的证实材料，证实受孙彦国委托帮助其收大米。证人倪某（桓仁县古城镇洼泯甸子居民）于2018年1月25日出具的证实材料，证人徐某（桓仁县村民）于2019年1月28日出具的证明材料，均证实曾帮助孙某1收大米。证人郭某（沈阳迈达运输有限公司经理）于2019年3月5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其公司曾为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成套分公司向客户发运过大米。证人张某3（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营销部部长）于2019年3月14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人张某1（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于2019年3月18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人陈某2（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营销四部副部长）于2019年3月19日出具的证实材料，证人任某3（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营销部部长）于2019年3月15日出具的证实材料，证人周某1（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七部部长）于2019年3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人冯某1（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陈某1（成套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证言及2010-2013年购买大米明细表，均证实公司曾给客户用大米答谢，具体大米用量由孙彦国采购。证人冯某2（西南电力设计院工作人员）于2019年3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孙彦国为表示感谢曾给西南电力设计院发放大米。证人田某、周某2、黄某（均系四川省冶金设计研究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孙彦国在2010年前后的三年春节期间，给该单位相关人员发放东北大米约100袋共计5000斤左右。辩护人提交上述证据材料用以证实孙彦国购买大米的费用从代理费中冲抵了126万元，从杨某2合同中冲抵了85.8万元。4.书证请款报告及收条复印件、证人刘某1（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营销部部长）于2018年11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08年8月15日集团销售公司销售二部曾向集团公司打报告请示，为相关项目答谢有关人员，需要费用49.34万元，孙彦国于同年8月20日报请冯某1批示，冯某1于同年10月14日签字同意支出该笔费用，刘某1于同年8月15日签写了收条证实收到该笔现金493,400元。证人冯某1（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2019年3月5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系其本人签字同意支出该笔费用，但该笔费用具体如何支出其记不清楚。证人洛林（北方重工集团销售公司会计）于2019年3月27日出具的证言，证实请款报告中的49.34万元不是从销售公司财务支出。5.证人冯某1于2019年5月21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其担任沈阳重型机械集团副总经理期间，单位中标昆钢扩建项目。孙彦国曾向其汇报过为取得该项目需答谢有关人员，需要答谢费30万元。6.证人李某2（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办公室职员）于2018年6月14日出具的说明，证实孙彦国曾让其给矿冶设计室刘某32万元。证人陈某2于2019年4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1年孙彦国花费8万元购买购物卡送给沈阳煤炭设计院相关人员。证人孙某2（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销售工作人员）于2019年4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1年1月孙彦国送给西藏天仁矿业刘某4总经理5万元。证人李某3（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业务六部副部长）于2019年4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2年孙彦国送给印度SALL钢铁商务顾问人员手机一部价格约4000元。证人梁某1于2018年5月15日出具的证明，证实2011年孙彦国送给中煤平朔集团刘某5手表一块。证人李某2于2018年3月24日、2019年1月27日、2019年3月3日在律师询问笔录和调查笔录中所做证言，证实孙彦国曾给其补助款20余万元及购大米花费20万元。7.证人刘某2（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部长）于2019年2月28日出具的证明，证实2015年因与新华龙公司签订钼矿选场球磨合同，孙彦国奖励其部门5万元。证人刘某2及乔某1（原北方重工集团公司成套公司副总经理）于2019年2月28日出具的证明，证实为加速锦州新华龙公司项目签约，送给该公司张总礼金5万元。证人乔某2（原北方重工集团公司营销总公司副总经理）、孙某3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2年，孙彦国送给四川冶金技术研究院张某54万元。证人陈某1在侦查机关所做证言及于2019年3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为答谢客户购买红酒花费56,790元。8.外地发生费用票据，证实孙彦国出差在外地为公务支出费用40,177元；兴隆大天地等购物发票，证实孙彦国为公务支出12,557元；从吕福森处购买的发票，证实该发票用以冲减给员工买大米的款项共计140,372元；宴请客户发生的餐费，证实孙彦国为公务支出约40万元。9.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文件复印件《关于重组设置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框架的决定》，证实根据北方重工集团公司组织架构，成套公司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计）盈亏的经济实体；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文件复印件《关于领导及二级机构分工调整的通知》，证实孙彦国的任职及分工情况。辩护人提出上诉两份文件证明孙彦国有权对员工进行奖励。本院认为，上诉人孙彦国身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骗取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其又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行为又构成受贿罪。对上诉人孙彦国应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上诉人在侦查机关因其涉嫌贪污犯罪对其讯问时，主动交代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收受任某1、叶某、李某1钱款的受贿犯罪事实，对此部分受贿犯罪可认定为自首，可予以减轻处罚。上诉人将受贿所得赃款予以上缴，量刑时可酌情予以考虑。关于上诉人所提其在2017年4月6日至4月8日期间被侦查机关疲劳审讯，有罪供述属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行贿人证言与上诉人供述不一致、不能相互印证且上诉人有罪供述属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审期间已召开庭前会议对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排除非法证据事由进行了审查，现上诉人及辩护人也均未提交侦查机关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相关线索或材料，故对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收取李某1给付的10万元钱款为购车差价款，并非受贿款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李某1的证言及上诉人的主动供述材料能够证实上诉人收受李某110万元贿赂款的事实，且期间双方公司亦有业务往来。上诉人所称此款为车辆买卖差价款的辩解没有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原判对受贿犯罪量刑过重，上诉人有自首及主动退赃情节，绝大部分款项均用于公务支出，亦未谋取不正当利益，犯罪后果及社会危害性较小，应予以较大幅度减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原判综合考量上诉人部分受贿犯罪系自首、部分赃款用于单位公务支出及将受贿所得赃款予以上缴等情节，已对上诉人受贿犯罪予以了减轻处罚，量刑并无不当，故对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的第一起贪污犯罪事实中，数额认定不准确，所认定犯罪数额高于公诉机关指控数额，且对于部分有证据证明用于公务支出金额和已开具正规发票真实发生的消费款项未予扣除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关于该起贪污犯罪事实，证人平某、姚某、李某2、张某1等人的证言、账外资金记载凭证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从平某、姚某保管的账外资金中支取及以虚假发票报销款项共计1,848,341.25元，上诉人对此事实无异议。关于该部分款项中为单位支出部分，原判已认定上诉人给领导班子成员发放2016年度奖金230,000元、给李某2看病补助200,000元、用于单位去欧洲考察费用165,000元，共计595,000元不计入上诉人贪污犯罪数额，认定该起贪污犯罪数额为1,253,341.25元。现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除595,000元外，还有1,369,042元系为单位支出，即：向矿冶设计院刘某3支付设计费2万元；给印度公司ATUL购买手机花费3998元；给西藏天仁矿业总经理刘某45万元；答谢沈阳煤炭设计院购买购物卡7.75万元；给平塑公司刘某5购买手表一块支取3万元；给员工购买大米花费24.8万元；给李某2补助26万元；签订钼矿选场球磨合同时奖励刘某2所在部门5万元。给客户锦州新华龙公司张某4经理礼金5万元；给四川冶金设计院张某5费用4万元；为答谢客户购买红酒费用56,790元；出差过程中发生且有发票证实的费用40,177元；李某2为单位购买用于公务招待物品且有发票证实的费用12,577元；为公务支出并有发票证实的餐饮费用40万元；从吕福森处购买发票税费3万元。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给刘某3、刘某4、刘某5、张某4、张某5及印度公司和沈阳煤炭设计院钱款及购买物品，并没有该相关人员及单位的证言予以证实，亦无相关发票或收据予以佐证钱款的来源和去向，认定上诉人所套取公款中有上述支出证据不足；关于所提给李某2补助，原判已结合李某2的证言等证据，认定给李某2看病补助20万元并从犯罪数额中予以了相应扣减，不应再行扣减；关于所提给员工购买大米，结合卷宗现有的平某等人的账外资金凭证中显示的李某2等人有购买大米支付款项入账记录，及庭审中上诉人供述给员工买大米以福利费名义入账的事实，不能认定此款项系从上诉人所套取公款中支出，故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减；关于所提给公司部门奖励费，仅有证人刘某2证实，并无证实上诉人从上述账外资金中及以虚假发票报销款项中支付该款的实际证据予以印证；关于所提为公司公务实际支出招待费和餐费等费用，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通过此方式套取公款，并无充分证据证实上述费用系为公司公务真实支出；关于所提从吕福森处购买发票的税费，属上诉人为实施贪污而支付的犯罪成本，不应从认定的犯罪数额中扣除。故综合上述情况，对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应从原判认定的贪污数额中扣减上述款项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的第二起贪污犯罪事实中，上诉人所得款项85.8万元用于给客户购买大米，系公务支出，不应认定为犯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及上诉人所提原判认定的第四起贪污犯罪事实中，上诉人给客户购买大米花费144.2万元应予扣减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所提该起事实中上诉人给客户购买大米花费126万元应予扣减的辩护意见，经查，虽有证人证实上诉人为公司客户购买过大米，但对如此大量数额的购买均未能提供相关购买凭据及证实大米来源和去向的充分证据，所提交大米明细表真实性亦无法认定，故对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的第三起贪污犯罪事实中，上诉人作为营销公司总经理，有对优秀员工奖励的权力，不应将陈某1购车款认定为贪污数额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另案陈某1的供述、上诉人本人的供述以及相关书证均能证实，陈某1系以备用金名义借出此笔公款用于购买私人车辆，后以虚假票据冲抵由上诉人审批后核销。现并无充分证据证实此款系给陈某1个人的嘉奖或补助，故对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的第四起贪污犯罪事实中，相关税费、购买大米费用等用于公务支出的款项未予扣除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关于该起贪污犯罪事实，证人王某2等人的证言及相关银行流水信息、账户信息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以虚假代理合同套取相关费用共由上诉人所在单位实际支出8,187,795元，上诉人对此事实无异议。原判已认定其中共计5,064,690元为单位支出，不计入上诉人贪污犯罪数额，认定该起贪污犯罪数额为3,123,105元。现上诉人提出除5,064,690元外，还有3,125,400元系为单位支出，即：通过韩某给中盐吉蓝泰氯碱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某330万元；刘某1所在的销售二部答谢用户和相关设计院费用493,400元；在昆钢项目中给予相关人员费用25万元；为答谢客户购买蛤蟆油花费20万元；给客户购买大米花费144.2万元左右；代理公司出具正式发票税费约44万元。关于给杨某3钱款，并无杨某3证言予以证实，也无该款从上诉人以代理费名义获取的钱款中支出的相关证据；关于答谢费，辩护人所提交的请款报告及收条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认定；虽有证人冯某1证实曾审批过该数额的费用支出，但对该钱款实际用途和去向均未予证实；关于在昆钢项目中给予相关人员费用，辩护人仅提交证人冯某1的证言证实孙彦国曾向其汇报为答谢昆钢扩建项目中的有关人员而需要答谢费30万元，此证言证实的答谢费数额与上诉人所提关于该项目共花费答谢费25万元的数额相矛盾，且上诉人及辩护人也未提交该款及为答谢客户购买蛤蟆油的款项系从上诉人以代理费名义获取的钱款中支出的相关证据；关于代理公司出具正式发票的税费，现并无证据证实上诉人向相关个人或单位实际支付了相关款项，且如前所述，为实施犯罪而支付的成本也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故综合上述情况，对上诉人及辩护人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温晓霞审判员  彭 聪审判员  宋永政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高宝鑫书记员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