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7行初87号 原告灵山县文利镇香山村民委员会下村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苏相景，组长。 委托代理人卢天秀，广西精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蒋旭华，广西精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灵山县灵城镇广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721008116008W。 法定代表人刘钦，县长。 委托代理人陈锡君，灵山县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梁业汉，灵山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钦州市永福东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7007852417279。 法定代表人谭丕创，市长。 委托代理人邓红，钦州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罗锴，广西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灵山县文利镇升平村民委员会大田面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林色南，组长。 委托代理人钟铭，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业旺，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灵山县文利镇香山村民委员会下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下村村民小组）因与第三人灵山县文利镇升平村民委员会大田面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田面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不服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灵山县政府）2018年4月15日作出的灵政处〔2018〕5号《关于文利镇香山村委会下村村民小组与文利镇升平村委会大田面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5号处理决定）及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钦州市政府）2018年10月19日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18〕55号《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55号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2018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灵山县政府、被告钦州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下村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苏相景及委托代理人卢天秀、蒋旭华，被告灵山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锡君、梁业汉，被告钦州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邓红、罗锴，第三人大田面村民小组的委托代理人钟铭、张业旺到庭参加诉讼，证人苏某1、苏某2出庭作证。审理期间因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扣除审限二十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灵山县政府依原告下村村民小组的申请，于2018年4月15日作出5号处理决定。该决定查明：下村村民小组（申请人，下同）与大田面村村民小组（被申请人，下同）争议的林地统称“棚（湴，下同）冲两边岭”，具体名称有金刚（江，下同）排、水蛇木岭（又称棚冲岭）、水磨岭，即在争议范围内，以棚冲垌为界，北向是金刚排岭和水磨岭，南向是水蛇木岭。争议范围的四至为：东以岭岐分水（经海拔高程120米、81.5米、121.7米山顶）为界，南以水蛇木冲为界，西以江坎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39公顷，地，地上主要附着物为湿地松中：金刚排、水蛇木岭林地的四至为：东以大坡麓上棚冲垌与大坡麓之间的岭岐分水沿岭顶分水至水磨岭顶再落水蛇木垌为界，南以水蛇木垌为界，西以江坎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33公顷；水磨岭林地的四至为：东以水磨岭岭岐分水为界，南以棚冲垌与大坡麓之间的岭岐分水为界，西以大坡麓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6公顷。金刚排、水蛇木岭在土改时是分给被申请人村民所有，合作化时期是由被申请人村民带入龙湾高级社，1962年“四固定”时是落实给被申请人所有，之后，一直由被申请人经营管理。1993年11月25日，被申请人与灵山县林业局共同联营种植湿地松，利用世行贷款造林，2006年6月1日，将利用世行贷款种植的湿地松转让给他人，2013年，又将棚冲口的林地承包给他人做厂场。水磨岭在土改时是分给申请人所有，合作化时期由申请人村民带入香山高级社，1962年“四固定”是落实给申请人所有，1964年4月2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申请人和茶坪冲生产队签订了《林权山界落实合约》，该合约内容明确了水磨岭属申请人和茶坪冲生产队共有。1990年，申请人与茶坪冲生产队内部将水磨岭划分，其中水磨岭分给申请人所有，之后一直由申请人经菅管理。1993年10月26日，申请人与灵山县林业局共同联营种植湿地松，利用世行贷款造林。2015年11月，被申请人将金刚排、水蛇木岭林地上的林木承包给他人砍伐，申请人上场阻止。2017年4月，申请人将水磨岭林地上的林木承包给他人，被申请人又上场阻止，因此双方发生纠纷。另查明：1964年4月2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申请人和茶坪冲生产队签订了《林权山界落实合约》，该合约约定的水磨岭明确给申请人和茶坪冲生产队共有，四至为：东至深冲岭脚长嘴岭车田坡软坳、南至深冲岭顶天水分流、西至大路江边，北至水磨江边，包括深冲岭。现争议的山岭已包含在该四至范围内。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申请人和茶坪冲生产队签订《林权山界落实合约》时，没有组织被申请人代表走山定界，没有征得被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也没有在该合约上签字。灵山县政府根据查明的上述事实认为：双方争议的金刚排、水蛇木岭林地，在土改时是分给被申请人村民所有，合作化时期由被申请人村民带入龙湾高级社，1962年“四固定”时落实给被申请人所有，之后一直由被申请人经营管理，权属从未作过调整，被申请人主张金刚排、水蛇木岭林地权属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依法应予以支持。争议的水磨岭在1962年“四固定”时是落实给申请人集体所有，后一直由申请人管理使用，申请人主张该岭的权属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支持，被申请人主张水磨岭的权属没有合法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申请人主张《林权山界落实合给》中约定的水磨岭界至范围的林地权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该界至范围包含了现争议的金刚排、水蛇木岭林地，而金刚排、水蛇木岭一直来是被申请人所有和管理，被申请人并没有在该《合约》中签字同意，林场也没有组织双方到实地走山定界，而基于民事平等主体之间的《合约》是不能处分被申请人的合法财产的，《合约》也不是林地行政确权行为，申请人以《合约》中约定的水磨岭界至范围主张权属，已超出了其享有的范围，依法不予支持。经组织双方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灵山县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以下简称《广西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一、争议的金刚排、水蛇木岭林地所有权属被申请人大田面村民小组所有；二、争议范围内属于水磨岭林地所有权属于申请人下村村民小组所有。下村村民小组不服，向钦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8年10月19日，钦州市政府作出5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灵山县政府作出的5号处理决定。 原告下村村民小组诉称，一、原告提供的《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文利公社香山大队香山下村茶坪冲生产队林权山界落实合约》属于有效的确权证据，且能够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依法应当确权给原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下简称《广西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有：（二）农业合作化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时期，确定土地、林地权属归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材料；（七）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九）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调解协议。该合约是1964年4月2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原告和茶坪冲生产队签订，合约盖有灵山县人民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香山生产大队、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公章上的名称：广东省钦廉林场文利分场）的公章，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字和私章。当时的灵山县人民委员会即现在的灵山县政府，该份《合约》经过政府部门确认，是“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的，是合法有效的合约，属于能够确定山权林权的证据材料，也是本案确权应当依据的最主要证据材料。另外，根据《广西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一九六二年“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是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综合以上相关规定，可以认定该《合约》是“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的，应当作为确权处理的证据，两被告否定该份《合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灵山县政府认为第三人没有在《合约》上签字同意，该《合约》也不是林地行政确权行为，因此不支持原告的权属申请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首先，该《合约》涉及的土地历来都是原告的土地，原告村民通过在该土地上放火、灭荒、放牛、放羊、砍柴、打猎等方式进行有效管理，该土地与第三人毫无关系，且原告的土地与第三人的土地分界明显，不需要其参与签约确认，更不存在原告处分第三人合法财产的说法。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7553号裁判精神对此有明确论述，第三人有无签字不影响《合约》效力。其次，灵山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为该《合约》不是林地行政确权行为，这是明显的溯及既往，用现在的确权程序要求评价之前的行为，明显不当。在当年的法制条件下，对于山权林权等权属划分能有合约确定已殊为不易，更不用说以政府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等形式确定山林权属，并且该《合约》还有县、公社、大队三级政府的盖章确认，有完备的确权形式，属于政府部门在职权范围内做出的确权决定，是林地确权行为。因此，根据《广西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及1980年《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中第三章（二）关于证据问题。“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各项政策、规定、法律、法令，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对于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双方商定的协议，应当维护”的规定，该《合约》合法有效并且是确定本案权属的依据，灵山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否定该《合约》的效力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三、灵山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钦州市人民政府维持灵山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明显错误。（一）混淆地名且片面采信第三人的说辞。争议的土地实际上名为水磨岭，四至界限为：东至深冲岭脚长嘴岭车田坡软坳、南至深冲岭顶天水分流、西至大路江边，北至水磨江边，包括深冲岭。首先，该称谓在1964年4月22日签订的《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香山大队香山下村茶坪冲生产队林权山界落实合约》（以下简称下村组《合约》）已有明确记载，且有当时的灵山县人民委员会予以确认，有合法有效的文件予以证实。其次，该争议地的四至界限清楚明确，对争议地范围及名称，原告在申请确权的申请书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记述，但灵山县政府片面相信第三人的说辞，认定争议的水磨岭四至为：东以水磨岭岭岐分水为界，南以棚冲垌与大坡麓之间的岭岐分水为界，西以大坡麓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6公顷，明显的以点盖面，缩小争议的水磨岭范围，与下村组《合约》明确的水磨岭范围不相符。（二）灵山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予以证明。灵山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金刚排、水蛇木岭在土改时是分给第三人村民所有，合作化时期是由第三人村民带入龙湾高级社，1962年‘四固定’时是落实给第三人所有，之后，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这—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964年5月1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升平大队大田面生产队（即本案第三人）签订的《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文利公社升平大队大田面生产队林权山界落实合约》（以下简称大田面组《合约》）中详细记载了第三人大田面组在钦××林场××附近土地的范围。大田面组《合约》记载有地名河道岭，四至范围：东至天水分流，南至六路麓坳头，西至河道桐，北至水蛇木冲对上水蛇木岭顶。处理决定查明：“争议的林地统称‘棚（湴，下同）冲两边岭’，具体名称有金刚（江，下同）排、水蛇木岭（又称棚冲岭）、水磨岭，即在争议范围内，以棚冲垌为界，北向是金刚排岭和水磨岭，南向是水蛇木岭。”即灵山县政府查明争议地最南方的山岭是水蛇木岭，根据大田面组《合约》的记载，大田面组在该争议地附近的土地范围为“北至水蛇木冲对上水蛇木岭顶”，水蛇木冲即水蛇木岭南面的山谷，而“至”就是到且不包含，故根据大田面组《合约》，结合下村组《合约》及处理决定查明的四至范围，可以确定第三人大田面组的土地北边的界限就是水蛇木冲且不包含水蛇木冲，与原告所有的水磨岭的南面分界明显，不存在交叉重叠。1993年10月，原告与灵山县政府世行项目办、文利乡联营林场签订营造湿地松速生丰产林合同书，在“水磨岭”四至范围内的金刚派、大坡岭、旱冲岭、谷斗岭、尖峰岭、石碑岭等林地上共同种植湿地松。该合同书有文利乡联营林场、香山村公所的盖章，是合法有效的合同，能够证明金刚派、大坡岭、旱冲岭、谷斗岭、尖峰岭、石碑岭等林地均为原告所有。2006年4月20日，原告与本地老板黄乃旭依法签订《山林转让合同》，将凤凰头纸厂一带、金刚排一带牧牛岭山林转让给其经营、砍伐，这一事实也能够证明原告所主张的林地属原告所有。大田面组《合约》也盖有灵山县人民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香山生产大队、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的公章，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字和私章，也是合法有效的合约，属于山权林权的确权证据。下村组《合约》和大田面组《合约》对争议土地已经有明确的记载，灵山县政府的处理决定没有依据这两份合法有效的证据，也没有依据原告灵山县政府世行项目办、文利乡联营林场签订营造湿地松速生丰产林合同书等书面证据，而是以“金刚排、水蛇木岭在土改时是分给第三人村民所有，合作化时期是由第三人村民带入龙湾高级社，1962年‘四固定’时是落实给第三人所有，之后，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这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论述来作出处理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灵山县政府把侵权行为当做经营管理事实，并以此认定争议地权属归第三人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灵山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1993年11月25日，第三人与灵山县林业局共同联营种植湿地松，利用世行贷款造林，2006年6月1日，将利用世行贷款种植的湿地松转让给他人，2013年，又将棚冲口的林地承包给他人做厂场。”当时林业局与本案第三人签订合约时，原告并不知晓，之后开始种植及承包行为原告多次到政府反映情况而得不到解决。因为原告的青壮年大多在外打工，无法组织人手阻止这一侵权行为，但是灵山县政府把这一侵权行为当做第三人的经营管理行为，并以此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第三人侵占原告的山地林地不能视为第三人对山地林地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也不能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四）原告在争议地有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1953年土改后，“水磨岭”四至范围内的水磨大岭、深冲岭、车田坡大岭、到麓、大坡岭、金刚派、湴冲等一带山岭，系分给原告村民放牧、砍柴、打猎、摘山油茶和橄榄以及种植木薯、番薯以及三角麦等农作物的地方，农业合作化时期以上山岭仍然由原告带入香山高级社并继续经营管理，种植农作物，金刚派、湴冲山岭脚下一带的水田也由原告村民继续耕种。1964年“四固定”后，原告村民继续使用“水磨岭”争议地，进行有效的经营管理并收益。1992年，原告与灵山县政府世行项目办、文利乡联营林场签订营造湿地松速生丰产林合同书，在“水磨岭”四至范围内的金刚派、大坡岭、旱冲岭、谷斗岭、尖峰岭、石碑岭等林地上共同种植湿地松，共同分配收益。文利乡林业站还先后聘用原告村民苏相朝、苏镇为护林员，看护管理整个“水磨岭”四至范围内湿地松，一直以来没有其他生产队提出权属异议。且该岭的林业管理费也一直由原告村民领取，相关单据和文件保存在文利乡林业站，原告在申请确权时已经提出，但灵山县政府没有调查核实。2011年5月灵山县林业局项目办与灵山县文利镇黄乃旭签订的《湿地松活立木处置协议书》，也将大坡岭、金刚派、湴冲等一带所属“水磨岭”四至范围内的林木明确给原告分成收益，也能够证明涉案争议地权属归原告的事实。2005年9月11日原告与灵山县檀圩镇黄业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在“水磨岭”四至范围内的大坡金刚派岭嘴生产队土地建设造纸厂，承包金分别为水田、坡地200元／年、荒地60元／年，承包期叁拾年。原告每年农历春节前十天均收到承包金，其他村组一直没有提出过异议。该厂所在的大坡金刚派岭嘴属于金刚排的一部分，现在还有厂房存续，被告灵山县政府没有到实地查勘就枉下决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对于原告在争议地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原告已经提供相关证据及线索，灵山县政府没有依法调取，在没有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灵山县政府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广西调处条例》第二条规定，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单位之间发生的土地山林水利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纠纷（以下筒称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的调解、处理适用本条例。该条例2002年9月27日在广西××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2013年9月26日在广西××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西暂行条例》属于新法，应当优先适用而灵山县政府没有适用，属于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另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一条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作变通规定的，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广西调处条例》作为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的单行条例，属于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二）被告对《广西暂行条例》第四条理解存在偏差。该条例第四条规定，集体的山权林权，在一九六二年“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本案中下村组《合约》盖有灵山县人民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香山生产大队、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的公章，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字和私章。该合约就是“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的土地，依据《广西暂行条例》第四条，该争议地理应属于原告，被告倾向性的适用该条规定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灵山县政府作出的5号处理决定以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55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特请求：1、撤销被告灵山县政府作出的5号处理决定；2、撤销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55号复议决定；3、依法确定争议的“水磨岭”所有权归原告集体所有（经释明变更为“由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下村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灵山县文利镇香山村委会证明，证明村民小组组长身份； 2、灵山县文利镇香山村委下村村民小组组长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村民小组组长身份情况； 3、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文利公社香山大队香山下村、茶坪冲生产队《林权山界落实合约》，证明“水磨岭”的四至范围，该合约有相关部门盖章，是明确的权属依据，充分证明争议地是原告所有； 4、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文利公社升平大队大田面生产队《林权山界落实合约》，证明第三人的河道岭四至范围，河道岭与水磨岭相接但不重叠； 5、灵山县文利乡（镇）联营林场同香山村公所下村（生产队）联营营造速生丰产林合同书； 6、山林转让合同（原告与黄乃旭签订）； 7、湿地松活立木处置协议书（灵山县林业局项目办与黄乃旭签订）； 8、苏某1等人的证明； 9、土地承包合同（原告与檀圩镇沙井路020号黄业全签订）、收据、造纸厂图片等； 上述5-9证据证明原告在“水磨岭”经营管理事实； 10、香山村委下村、茶坪冲村民小组图示，证明“水磨岭”四至范围； 11、升平村委大田面生产队河道岭示意图，证明“河道岭”四至范围。 被告灵山县政府对证据1、2、4没有异议；证据3是平等主体民事行为，但是签订的时候将别人的山岭进行划分，应该有山岭所有者同意才能划分，没有山岭所有者同意就私自划分，该合约是无效的；证据5是原告私自管理行为，没有效力；证据6也是原告私自行为，没有效力，对原告对水磨岭的经营管理没有异议；证据7是发包原告的水磨岭范围，和其他争议地没有关联；证据8不符合证据规则；证据9是原告私自发包行为，没有效力；证据10、11，是原告自己制作的图纸，不能证明原告证明内容。 被告钦州市政府、第三人大田面村民小组同意灵山县政府的质证意见。 证人苏某1出庭作证证明，其曾担任过香山大队的民兵营长，参加过土改、合作化工作，土改时香山和升平不是同一个高级社，香山和升平没有合并过，争议的金刚排、水蛇木岭以及水磨岭是分给下村队，由下村队经营管理的。 证人苏某2出庭作证证明，双方争议的山岭名称是金刚排，金刚排包含在水磨大岭范围内；水磨大岭周围是茶坪冲队和下村队的，以前茶坪冲和下村是同一个队的；水磨大岭原是茶坪冲经营管理；水蛇木冲在金刚排里面；其在2018年6月6日没有写过证明材料给原告（原告向苏某2出示2018年6月6日的证明材料后，苏某2承认是其所写）；其听讲过土改的情况，不得参加“四固定”工作。 原告下村村民小组质证认为，第一个证人（苏某1）见证了各个特定时期水磨岭范围进行划分，证明水磨岭包含了现争议林地，争议林地划分给原告所有，一直是由原告经营管理；第二个证人苏某2证明了水磨岭包括金刚排等，也就是争议林地的范围，争议林地一直是原告经营管理，证明争议林地是归原告所有。 被告灵山县政府质证认为，苏某1说到“四固定”情况是失实的，其说的原告和第三人没有合并过是真实的，土改、合作化原告和第三人是不同的大队公社，各自带入社是不同的；苏某2在2018年6月6日写的证明材料说“四固定”走山定界情况，出庭作证又说不知道“四固定”，其证言是失实的。 被告钦州市政府同意灵山县政府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大田面村民小组同意灵山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同时补充认为，苏某1是香山大队的，其说香山与升平没有合并过，但其书面证明材料说参加过1964年合约的走山定界，明显失实，其说担任过香山大队民兵营长没有证据证实；苏某2对“四固定”的情况一概不知，其所作的证言没有证明效力。综上，两位证人证言没有事实依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灵山县政府辩称，一、5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一）答辩人接到被答辩人提出的林地确权申请后，依法进行立案并将有关立案受理文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之后组织争议双方现场勘验并签字确认争议林地的四至范围、面积、地、地名及地上附着物情况双方提供依法收集了有关书证及依法调查有关知情人，根据《广西调处条例》规定依法组织双方调解，在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作出了5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林地权属确定给第三人所有。(二）根据争议范围进行调查取证并查明：争议林地统称“棚（湴，下同）冲两边岭”，具体名称有金刚（江，下同）排、水蛇木岭（又称棚冲岭、下同）、水磨岭，即在争议范围内，以棚冲为界，北向有金刚排岭和水磨岭，南向是水蛇木岭。争议范围的四至为：东以岭岐分水（经海拔高程120米、81.5米、121.7米山顶）为界，南以水蛇木冲为界，西以江坎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39公顷。地。地上主要附着物为湿地松中：金刚排、水蛇木岭林地的四至为：东以大坡麓上棚冲垌与大坡麓之间的岭岐分水沿岭顶分水至水磨岭顶再落水蛇木垌为界，南以水蛇木垌为界，西以江坎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33公顷；水磨岭林地的四至为：东以水磨岭岭岐分水为界，南棚冲垌与大坡麓之间的岭岐分水为界，西以大坡麓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6公顷。金刚排、水蛇木岭在土改时是分给第三人村民所有，合作化时期是由第三人村民带入龙湾高级社，1962年“四固定”时落实给第三人所有，之后，—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1993年11月25日，第三人与灵山县林业局利用世行贷款造林共同联营种植湿地松，2006年6月1日，第三人将利用世行贷款种植的湿地松转让给他人，2013年，又将棚冲口的林地承包给他人做厂场；水磨岭在土改时是分给被答辩人村民所有，合作化时期由被答辩人村民带入香山高级社，1962年“四固定”落实给被答辩人所有，1964年4月2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被答辩人和茶坪冲生产队签订了《双方林权山林落实登记表》，明确了水磨岭属被答辩人和茶坪冲生产队共有，1990年，被答辩人与茶坪冲生产队内部将划分山岭，其中水磨岭分给被答辩人所有，之后一直由被答辩人经营管理。1993年10月26日，被答辩人与灵山县林业局利用世行贷款造林共同联营种植湿地松。2015年11月，第三人将金刚排、水蛇木岭林地上的林木承包给他人砍伐，被答辩人上场阻止，2017年4月，被答辩人将水磨岭林地上的林木承包给他人砍伐，第三人又上场阻止，因此双方发生权属纠纷。另查明：1964年4月2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被答辩人和茶坪冲生产队签订的《双方林权山林落实登记表》约定以水磨岭为主岭的范围明确给被答辩人和茶坪冲生产队共有，四至为：东至深冲岭脚长嘴岭车田坡软坳、南至深冲岭顶天水分流、西至大路江边，北至水磨江边，包括深冲岭，现争议的山岭已包含在该四至范围内。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被答辩人和茶坪冲生产队签订《双方林权山林落实登记表》时，将权属第三人的金刚排、水蛇木岭划给被答辩人所有，但没有组织第三人代表走山定界，没征得第三人同意，第三人也没有在该合约上签字。另外，第三人与钦廉林场签订了《双方林权山林落实登记表》是在1964年5月12日，是在被答辩人与钦廉林场签订合约之后。（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广西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一九六二年‘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是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可参考合作化时的权属或现管范围，确定山权林权。”二、被答辩人所提出的几个观点是错误的。(一）被答辩人认为《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文利公社香山大队香山下村茶坪冲生产队林权山界落实合约》是有效的确权证据的说法是错误的。双方争议的金刚排、水蛇木岭林地，在土改时是分给第三人村民所有，有《土改证》证实，合作化时期由被第三人村民带入龙湾高级社，1962年“四固定”时落实给第三人所有，而在1964年4月2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被答辩人和茶坪冲生产队签订合约时，被答辩人、茶坪冲生产队、国有钦廉林场与第三人均是平等主体，基于民事平等主体之间的合约是不能处分第三人的合法财产的，该合约虽然盖有灵山县人民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香山生产大队、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的公章，但该合约不是林地行政确权行为，当时也未进行走山定界，所以被答辩人以该合约中约定以水磨岭为主岭界至范围主张现争议的林地权属，已超出了其享有的范围。(二）被答辩人对5号处理决定中“水磨岭”的四至理解是错误的。本案争议的林地统称“棚冲两边岭”，具体名称有金刚排、水蛇木岭、水磨岭。即在争议范围内，以棚冲垌为界，北向有金刚排岭和水磨岭，南向是水蛇木岭，其中上述争议的“水磨岭”是整个水磨岭的其中一部分，即四至为：东以水磨岭岭岐分水为界，南以棚冲垌与大坡麓之间的岭岐分水为界，西以大坡麓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6公顷”部分是属于整个水磨岭其中的一部分，只是双方当事人在现场勘验时主张权属并签字确认的整个水磨岭的其中一部分。整个水磨岭权属属于被答辩人所有，故答辩人在5号处理决定已将该属于水磨岭的其中一部分确认给被答辩人所有，并不是被答辩人所说的“以点盖面，缩小水磨岭的范围”，这其中的一部分四至肯定与1964年4月2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申请人和茶坪冲生产队签订的合约中以水磨岭为主岭的四至描述不一致。（三）关于被答辩人提及的1964年5月12日第三人与钦廉林场签订的《双方林权山林落实登记表》问题的理解是错误的。金刚排、水蛇木岭林地，在土改时是分给第三人村民所有，有《土改证》证实，合作化时期由第三人村民带入龙湾高级社，1962年“四固定”时落实给第三人所有。钦廉林场与被答辩人于1964年4月22日签订的合约，将第三人的金刚排、水蛇木岭划给了被答辩人，从签约之日起，对钦廉林场而言，金刚排、水蛇木岭已属被答辩人所有，而在同年的5月12日钦廉林场又与第三人签订合约，钦廉林场自然不会又再将金刚排、水蛇木岭划给第三人。事实上，钦廉林场、被答辩人、第三人都是平等主体，钦廉林场没有权利将第三人的林地划给被答辩人所有。如果是第三人先与钦廉林场签订合约，之后被答辩人又与钦廉林场签订合约，因第三人的合约中有“除上表所划给生产队管理外，其余山地及天然林归钦廉林场管理”这句话，则金刚排、水蛇木岭权属先由第三人转移给钦廉林场，然后由钦廉林场转给被答辩人才成立。经与钦廉林场核对，金刚排、水蛇木岭也不在钦廉林场的经营范围内。(四）被答辩人称5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是错误的理解。被答辩人认为《广西调处条例》属于新法，应当优先适用而没有适用，故5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答辩人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是适用于政府处理山林权属纠纷的职权，引用《广西暂行条例》是处理本案的实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西暂行条例》《广西调处条例》之间对处理本案不存在着优先，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是法律，是全国人大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广西调处条例》是地方性法规，是广西人大制定的，只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条例是法律名称而不是法律种类，我国法律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法律覆盖层面上，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地方法规&rarr治条例→单行条例，故《森林法》应优于《条例》，因此被答辩人的理解是错误的。(五）被答辩人对《广西暂行条例》第四条的理解是错误的。《广西暂行条例》第四条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一九六二年“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是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可参考合作化时的权属或现管范围，确定山权林权。被答辩人提及的是钦廉林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合约，既然是合约就是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就不是政府行政调整行为。灵山县人民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香山生产大队是作为鉴证机关，而不是政府的行政确权行为。综上所述，5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请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灵山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适用的规范性文件： 1、申请书、答辩书、各种通知书、送达回证、法人代表、调解签到册及记录、处理决定及附图，证明本案办理的程序合法； 2、钦政复决字〔2018〕55号，证明灵政处〔2018〕5号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 3、现场勘验笔录及附图，证明争议双方对争议的林地名称、四至、面积及地表情况已进行确认； 4、第三人提供的《人口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证明争议的林地在土改时是分给第三人所有； 5、第三人提供的原告的《人口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证明争议的林地在土改时不属于原告所有； 6、原告提供的第三人与钦廉林场1964年5月12日签订的《双方林权山林落实登记表》，证明第三人与林场签订的合约是在原告与钦廉林场签订之后； 7、第三人提供的关于争议林地的《承包合同》、协议书，证明现争议的林地第三人的经营管理事实； 8、原告提供的争议林地的《承包合同》，证明原告对争议林地的经营管理事实，但属于违法占用； 9、原告提供的苏相朝等8个证言记录，证明水磨岭属原告所有； 10、原告提供的原告与钦廉林场1964年4月22日签订的《双方林权山林落实登记表》，证明原告与林场签订的合约是在第三人与钦廉林场签订之前； 11、余瑞金证言，证明争议的林地称金刚岭、棚冲岭，争议的林地及岭下的水田在“四固定”时是落实给第三人所有，争议的林地一直是第三人管理，水磨岭在争议的林地附近； 12、莫胜清、林时芳证言，证明争议的林地称金刚岭、棚冲岭，争议的林地及岭下的水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是第三人所有，争议的林地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争议双方在土改、合作化时不同土改区、高级社，原告属香山土改区、高级社，第三人属龙湾土改区、高级社，原告与林场签订合约时第三人没有人参加； 13、余瑞月证言，证明争议的林地称金刚岭、棚冲岭； 14、杨升祖、余瑞珣证言，证明水磨岭属原告所有，争议的林地不在水磨岭范围，是在水磨岭的西向，争议的林地一直是第三人管理； 15、苏学芬证言，证明争议的林地土改时是分给第三人村民林大国，一直是第三人管理； 16、余瑞璋证言，证明争议的林地一直是第三人管理； 17、林色南证言，证明争议的林地为棚冲岭，争议的林地不在水磨岭范围，四固定后争议的林地由第三人管理； 18、苏相朝、苏显立证言，证明争议的林地的东边界至是至深冲岭顶，从而证实争议的林地争议的林地不属于水磨岭； 19、黄龙胜证言，证明争议的林地钦廉林场从来没有经营管理过，争议的林地一直是原告管理使用，从来没有其他生产队去管理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20、苏镇证言，证明争议的林地称水蛇木岭，不是水磨岭，水磨岭在争议林地的东北方向，争议的林地只是水磨岭的山脉连带下来，距水磨岭有一公里远，争议林地上的林木是属政府的世行林，而其称是原告种植与事实不符； 21、苏显胜证言，证明水磨岭在争议林地的东北方向，争议的林地只是水磨岭的山脉连带下来； 22、苏相松证言，证明争议的林地的东边界至是深冲岭顶，从而证实争议的林地不属于水磨岭，争议的林地在土改时香山土改区没有进行分配，争议的林地上的林木时属于世行贷款造林的湿地松； 23、《森林法》《调处条例》、桂发〔1982〕36号选摘，证明适用法律准确。 24、“三大纠纷”案件讨论会议纪要，证明5号处理决定已经灵山县政府集体导论决定。 原告下村村民小组对证据1除了5号处理决定外其他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现场勘察没有原告村民小组长签名确认，没有对争议林地四至面积等确认，5号处理决定程序不合法；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钦州市政府应当撤销而不是维持；证据3有异议，该现场勘察笔录没有详细记载当事人双方对于争议林地地名四至面积等陈述，对于各方对争议林地称呼不同也应当记录，而不是只记录大的面积争议地的称呼，原告方参加现场勘验的组长没有在笔录上签字确认，其他两位签字的人员不能代表原告，这份勘验笔录不产生法律效力；证据4的“三性”有异议，土改分的田地是已经开发的土地，农民是拥有所有权的，公社化运动废除私有变为公有，根据国发〔1980〕135号文第三部分第二段，该清册不是本案确权的依据，且清册有涂改，其真实性是存疑的；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土改时原告并没有分山权，也不知道第三人私分山权，争议林地一直是原告管理使用；证据6的“三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证明第三人与钦廉林场签订的合约是在原告与钦廉林场签订合约之后，并且没有将争议林地登记在合约中，第三人对争议林地不享有权益，合约明确规定争议山地归原告所有，第三人没有提出异议；证据7中《联营营造速生丰产林合同书》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第三人管理的事实，恰好证明争议林地不属于第三人；《林权转让合同》《场地租用协议书》等三性都有异议，第三人签订上述合同时，原告不知情，第三人处置原告的林地属于侵权的行为，不能将侵权行为认定为经营管理事实；证据8没有异议，证明原告对争议林地有经营管理事实；证据9“三性”没有异议，这些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争议的水磨岭一直是原告经营管理，证人陈述水磨岭四至和合约描述的四至是一致的，水磨岭四至包含争议山岭；证据10的“三性”没有异议，登记表记载的水磨岭四至明确，且有灵山县委员会等单位的公章以及其他当事人的私章签字，属于能够确定山林山权的证据材料，也是本案确权应当依据的最主要证据材料；证据11-13的“三性”都有异议，证人与第三人有利益关系，证言可信度不高，且有些证人证言没有书证相互印证，不能作为确权的证据；证据14“三性”有异议，第一个证人不清楚水磨岭的范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二个证人对双方争议的山岭四至不清楚，对争议山岭的经营管理陈述只是个人判断；证据15“三性”有异议，证人不清楚争议山岭“四固定”时固定给哪一方；证据16“三性”有异议，证人不清楚争议山岭“四固定”时落实给谁，也没有参与1964年合约的走山定界，不清楚争议山岭的权属；证据17“三性”有异议，证人是第三人组长，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证言没有书证予以印证，可信度不高；证据18“三性”没有异议，苏相堂参与了1964年合约的签订，参与走山定界，证实争议山岭是水磨岭的一部分，“四固定”后水磨岭是一直原告和茶坪冲的牧牛地，原告和茶坪冲分开后是原告的所有岭地，另一个证人证明争议林地“四固定”后一直是原告经营管理；证据19“三性”没有异议，证明了争议山岭是落实给原告的，一直是原告管理；证据20“三性”没有异议，证实了争议山岭是水磨岭的一部分，“四固定”是落实给原告，一直是原告经营管理，1992年世行办贷款种植湿地松时，还给原告当过护林员；证据21“三性”没有异议，证明了争议山岭“四固定”是落实给原告，一直由原告经营管理；证据22“三性”没有异议，证人证明了争议山岭是水磨岭一部分，“四固定”时落实给原告，一直由原告经营管理，第三人没有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23“三性”没有异议，但灵山县政府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优先适用《森林法》等新法。对灵山县政府的讨论会议纪要“三性”没有意见。 被告钦州市政府对灵山县政府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大田面村民小组对证据8有异议，原告签订的承包合同违法；证据18-22有异议，这些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对灵山县政府提交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钦州市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55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答辩人受理被答辩人下村村民小组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将《提出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送达灵山县政府；向被答辩人及第三人发出《关于征求行政调解、和解意愿的通知》，各方均收悉；在法定期限内对灵山县政府作出5号处理决定的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审查，作出维持的决定，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该复议决定书。二、答辩人作出的55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经审查查明，争议的林地统称“棚（湴，下同）冲两边岭”，具体名称有金刚（江，下同）排、水蛇木岭（又称棚冲岭）、水磨岭，即在争议范围内，以棚冲垌为界，北向是金刚排岭和水磨岭，南向是水蛇木岭。争议林地的四至：东以岭岐分水（经海拔高程120米、81.5米、121.7米山顶）为界，南以水蛇木冲为界，西以江坎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39公顷。地。地上主要附着物为湿地松中，金刚排、水蛇木岭林地的四至：东以大坡麓上棚冲垌与大坡麓之间的岭岐分水沿岭顶分水至水磨岭顶再落水蛇木垌为界，南以水蛇木冲为界，西以江坎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33公顷；水磨岭林地的四至：东以水磨岭岐分水为界，南以棚冲垌与大坡麓之间的岭岐分水为界，西以大坡麓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6公顷。争议的金刚排、水蛇木岭林地在解放后土改时分给第三人村民所有，合作化时期由第三人村民带入龙湾高级社，1962年“四固定”时落实给第三人所有。之后，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1993年11月25日，第三人与灵山县林业局共同联营种植湿地松，利用世贷款造林。2006年6月1日，将种植的湿地松转让给他人。2013年，又将棚冲口的林地承包给他人做厂场。因此水磨岭的四至范围不包含金刚排与水蛇木岭在内。被答辩人诉称的水磨岭的四至界限仅在其与钦廉林场文利分场签订的《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香山大队香山下村茶坪冲生产队林权山界落实合约》中有记载，而该《合约》的签订各方均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在合约签订时没有经第三人同意，第三人也没有在该合约上签字，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合约不能处分第三人的合法财产，该合约虽然盖有灵山县人民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香山生产大队、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的公章，但该合约不是林地行政确权行为，当时也未进行走山定界，所以申请人以该合约中约定的水磨岭界至范围主张现争议的林地权属，已超出了其享有的范围。因此，该合约中处分他人合法财产的部分无效，即在该合约中关于水磨岭的四至界限不准确，不能作为“水磨岭的范围包含金刚排、水蛇木岭”的合法依据。答辩人认为，土地行政确权，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纵观本案的证据可知，在以上各时期都系第三人所有。被答辩人依据与钦廉农场文利分场签订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主张争议地的权属，因《合约》处分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部分无效，不能作为土地来源合法的证据。灵山县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注：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有权对被答辩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灵山县政府根据第三人对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各个时期的归属以及管理使用事实，将争议地处理归第三人集体所有，符合确权规定。综上所述，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的55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请贵院予以支持。 被告钦州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钦州市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钦政复受字〔2018〕37-1号、37-3号），证明钦州市政府根据原告的申请受理了行政复议并告知第三人； 2、提出答复通知书（钦政复受字〔2018〕37-2号）、行政复议答复书、灵山县政府处理决定（灵政处〔2018〕5号），证实钦州市政府已按程序要求灵山县政府作出书面答辩，履行了复议机关的义务； 3、关于征求行政调解、和解意愿的通知，证明钦州市政府已按程序征求原告及第三人是否同意调解； 4、钦州市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延期通知书（钦政复延字〔2018〕16-1号、16-2号、16-3号），证明钦州市政府已按程序通知各方当事人延期作出复议决定； 5、钦州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钦政复决字〔2018〕55号），证明钦州市政府已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 6、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回执单、委托书、律所函、证明本案相关文书已合法送达给各方当事人。 原告下村村民小组对证据1、3、6没有异议；证据2答复通知书没有异议，但是对行政复议答复书、5号处理决定有异议，认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合法，适用法律错误；证据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是2018年6月15日受理的，但是钦州市政府在2018年10月19日才做出复议决定，已经超过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期限； 被告灵山县政府、第三人大田面村民小组对钦州市政府的证据没有意见。 第三人大田面村民小组口头述称，关于争议林地来源，争议林地有两个山岭，一个叫金刚排，一个叫水蛇木岭，自土改合作化是第三人管理所有，“四固定”是固定给第三人管理使用。在管理事实方面，1993年11月25日，第三人与灵山县林业局利用世行林贷款共同在争议林地种植湿地松，后转让承包他人。从1993年至今，争议林地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使用收益，根据确权的依据和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桂发〔1982〕36号文第4条），本案争议林地土改合作化“四固定”都是属于第三人管理使用所有，被告灵山县政府通过立案调处查明搜集相关材料，主要材料来源于灵山县档案局，有土改的清册证明争议林地在土改时属于第三人村民所有，灵山县政府经过调处，搜集充分证据，足以证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林地属于第三人所有，灵山县政府作出本案处理决定将争议林地依法确权给第三人所有，从本案的实体处理和程序都是正确的，原告不服处理决定向钦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钦州市政府通过立案审查后，作出了维持了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钦州市政府复议程序和复议决定实体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也是正确的，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大田面村民小组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综合认证如下：被告灵山县政府的证据1、2能证明灵山县政府受理、调查、调解、决定、送达等程序性问题，予以采信；但证据1中的5号处理决定、证据2是本案审理的行政行为的载体，不属于证据范畴；证据3有争议双方当事人村民小组长或村民代表签字确认，能证明争议林地的位置、四至、面积及附着物情况，予以采信；证据4仅能证明“四固定”前第三人村民林大邦在水蛇木岭有自管地1亩、第四组在金江排岭有保管山岭2亩，但不能证明争议岭地在土改时全部分配给第三人村民，对灵山县政府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6能证明1964年第三人与钦廉林场落实山界林权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7、8能分别证明第三人、原告各自对部分争议地的经营管理事实，予以采信；证据9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形式要求，不予采信；证据10能证明1964年原告、茶坪冲生产队与钦廉林场落实山界林权的情况，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22证人调查笔录认为争议的林地土改、“四固定”是落实给第三人、争议林地一直是第三人管理的部分证言因只是概括性的陈述，不具体、不明确，且证人之间的陈述相互矛盾，不予采信。被告钦州市政府的证据能够证明钦州市政府在复议阶段已经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决定、送达等程序，予以采信；原告下村村民小组的证据1、2能证明原告村民小组长的身份，予以采信；证据3、4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予以确认；证据5、6以及证据9中的《土地承包合同》能够证明原告对部分争议林地的管理、收益事实，予以采信；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8苏某1等人的证明材料陈述事实不具体，且与灵山县政府提供的其他证人的调查笔录相互矛盾，不予采信；证据10、11是原告单方制作，被告灵山县政府、钦州市政府、第三人不认可，不予采信;证人苏某1的证言中关于金刚排岭、水蛇木岭、水磨岭是分给下村队部分指的是“四固定”时期还是钦廉林场拨给下村队的不明确，不予采信；苏某2的证言不具体、不明确，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下村村民小组与第三人大田面村民小组争议的林地统称“棚（湴，下同）冲两边岭”，包括金刚（江，下同）排、水蛇木岭（又称棚冲岭）、水磨岭。在争议范围内，以棚冲垌为界，北向是金刚排岭和水磨岭，南向是水蛇木岭。争议范围的四至为：东以岭岐分水（经海拔高程120米、81.5米、121.7米山顶）为界，南以水蛇木冲为界，西以江坎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39公顷，地，地上主要附着物为湿地松中：金刚排、水蛇木岭的四至为：东以大坡麓上棚冲垌与大坡麓之间的岭岐分水沿岭顶分水至水磨岭顶再落水蛇木垌为界，南以水蛇木垌为界，西以江坎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33公顷；水磨岭林地的四至为：东以水磨岭岭岐分水为界，南以棚冲垌与大坡麓之间的岭岐分水为界，西以大坡麓为界，北以大坡为界，面积6公顷。金刚排、水蛇木岭在土改时，部分分给第三人村民。1964年4月2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原告和茶坪冲生产队签订《林权山界落实合约》，约定将水磨岭拨给原告和茶坪冲生产队共同所有，作为群众牧地使用。该合约所附的《双方协议山林落实登记表》记载水磨岭的四至为：东至深冲岭脚长嘴岭车田坡软坳，南至深冲岭顶天水分流，西至大路江边，北至水磨江边；备考栏记载：包括深冲岭。现争议的山岭已包含在该四至范围内。1993年11月25日，第三人与灵山县文利乡（镇）联营林场签订《联营营造速生丰产林合同书》，将争议的水蛇木及其他山岭入股参加联营，共同利用世行贷款种植湿地松。2006年，第三人（甲方）与文利镇苏显健（乙方）签订《林权转让合同》，将棚冲垌（北边以岭顶天水分流为界）至河道尾路边为界的林木转让给乙方。2013年，第三人（甲方）与余献贵（乙方）签订《场地租用协议书》，将棚冲口岭嘴约2亩地租给乙方修建安装铁矿加工设备。1993年10月26日，原告与灵山县文利乡（镇）联营林场签订《联营营造速生丰产林合同书》，将争议的金刚排及其他山岭入股参加联营，共同利用世行贷款种植湿地松。2006年4月20日，原告（甲方）与黄乃旭（乙方）签订《山林转让合同》，将金刚排一带等在内的山林转让给乙方。2005年9月，原告（甲方）与黄业全（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将大坡金刚排岭嘴约5亩地发包给乙方建造纸厂。后因争议双方各自将争议林地上的林木发包给他人问题引发纠纷。2017年9月16日，原告向被告灵山县政府提交《林地确权申请书》，申请依法确定争议的水磨岭（四至界限为：东至深冲岭脚长嘴岭车田坡软坳，南至深冲岭顶天水分流，西至大路江边，北至水磨江边，包括深冲岭）所有权归原告所有。2018年4月15日，灵山县政府作出5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被告钦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8年10月19日，钦州市政府作出55号复议决定，维持灵山县政府作出的5号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1964年5月1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文利公社升平大队大田面生产队（即现第三人大田面村民小组）在灵山县人民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监证下，签订《林权山界落实合约》，落实国家与集体的林权山界，明确将牛角沙岭、山台岭、河道岭、罗伞岭、斗冲岭拨给大田面村所有，作为大田面村群众用地，大田面村的其他山地属于钦廉林场所有由林场管理。 本院认为，被告灵山县政府作出5号处理决定的主要证据不足：一、否认1964年4月2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原告和茶坪冲生产队签订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不足。1964年4月2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原告和茶坪冲生产队签订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是原告主张争议岭地权属的主要证据，被告灵山县政府认为合约签订主体钦廉林场处分了第三人大田面村民小组的合法财产（水蛇木岭和金刚排岭）而否认该合约作为定案的依据。经查，该合约由灵山县人民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监证并加盖印章，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及代表，文利公社香山大队及代表，香山下村、茶坪冲生产队代表也加盖印章，各方当事人对合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两被告在没有查清钦廉林场拨给原告和茶坪冲生产队的“水磨岭”包含的范围在签订合约时权属是否已经转移给钦廉林场的前提下，认定钦廉林场处分了第三人的合法财产而否认合约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不足。二、认定争议岭地土改时分给第三人村民、“四固定”之后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证据不足。被告灵山县政府政府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主要是《人口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合同和证人证言等。经查，这些证人证言都是概括性的证明争议岭地是由第三人经营管理，但不能证明经营管理的具体位置以及采取什么方式经营管理，且与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均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人口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仅能证明“四固定”前第三人村民（第四组）在争议的水蛇木岭、金江排岭分别有极少的自管地（1亩）、保管山岭（2亩），不能证明争议林地在土改时全部是分配给第三人村民。而灵山县政府、原告提供的《联营营造速生丰产林合同书》《场地租用协议书》《土地承包合同》等书证，证明第三人曾将争议的水蛇木岭入股联营种植湿地松，将棚冲口岭嘴出租给他人；原告曾将争议的金刚排岭入股联营种植湿地松，将大坡金刚排岭嘴出租给他人的事实。三、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的时间为2017年4月证据不足。本案第三人村民小组长林色南、升平村委会陈车头村民小组长在接受调查时均证明2006年双方发生争议；原告提供的2006年4月20日与黄乃旭签订的《山林转让合同》也说到棚冲垌两边排一带的山林与第三人有争议。第四，1964年5月12日，国营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文利公社升平大队大田面生产队签订《林权山界落实合约》，明确将牛角沙岭、山台岭、河道岭、罗伞岭、斗冲岭等五个山岭拨给大田面村所有，大田面村的其他山地属于钦廉林场所有，由林场管理。该合约由灵山县人民委员会、灵山县文利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监证并加盖公章，钦廉林场文利分场及代表、文利公社升平大队及代表、大田面生产队代表也在合约加盖公章或私章，各方当事人对该合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灵山县政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争议的水蛇木岭和金刚排岭包含在拨给大田面村所有的五个山岭范围内前提下，将争议的水蛇木岭和金刚排岭权属确认给第三人和钦廉林场文利分场与第三人自愿达成的合约不相符。 综上所述，被告灵山县政府作出5号处理决定的主要证据不足，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55号复议决定维持灵山县政府作出的5号处理决定也属于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均应予以撤销；原告下村村民小组的诉讼理由及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2018年4月15日作出的灵政处〔2018〕5号《关于文利镇香山村委会下村村民小组与文利镇升平村委会大田面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二、撤销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2018年10月19日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18〕55号行政复议决定； 三、由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对原告灵山县文利镇香山村民委员会下村村民小组与第三人灵山县文利镇升平村民委员会大田面村民小组的林地权属纠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灵山县人民政府、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宁 盛 审判员 韦乐熙 审判员 钟凌意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谢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