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7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京海，男，1951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现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学东，山东平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娟，女，195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系上诉人刘京海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芮加忠，男，1951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现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展，山东君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昌国，男，195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莱州市。上诉人刘京海因与被上诉人芮加忠、原审被告李昌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7）鲁0683民初4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京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刘京海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背离事实，于法无据。1、本案中上诉人刘京海没有向被上诉人芮加忠借款的基础和理由。刘京海与芮加忠既是同一小区的邻居，也是好朋友，芮加忠手中有闲钱，有通过向外放贷收息的理财想法，而刘京海与原审被告李昌国是朋友关系，李昌国在海上从事养殖，需要资金流转，在此种情形下，经刘京海介绍，促成李昌国向芮加忠借款，给其支付利息。刘京海夫妻系退休工人，无生意买卖，平日靠退休金过着平淡生活，日常不需要大的资金支出，故刘京海没有向芮加忠借款使用的基础和理由。2、刘京海没有参入李昌国与芮加忠之间钱款交付，也没有使用借款，认定为共同借款人错误。通过庭审已查明，借款交付是李昌国与芮加忠及芮加忠的女儿在农信社办理，直接转入李昌国账户。刘京海没有参与钱款交付、没有使用借款的事实，芮加忠在庭审中已予认可。上诉人刘京海年纪大，不懂法律常识，当时出于好心为李昌国与芮加忠之间的借贷作介绍人，在芮加忠要求其在由李昌国出具的借条上签字时，没有标注为介绍人或见证人，但这改变不了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只是李昌国一人的事实，一审判决仅仅依据刘京海在借条上有签字，即认定是共同借款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从2014年2月24日李昌国出具第二张借条来看，刘京海标注为见证人，芮加忠认可刘京海作为见证人在借条上签名，可以充分证实在整个借贷过程中，刘京海就是见证人或介绍人。而上诉人刘京海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材料也证实对于刘京海是李昌国与芮加忠双方借贷关系中见证人、介绍人的身份，芮加忠并没有提出异议，反而在录音中是明确认可的。一审判决认为录音中双方并没有清晰明确的关于借款经过的谈话内容，该录音证据不足证实刘京海的主张，这样的认定是不正确的，也与录音所证内容相悖。4、被上诉人芮加忠通过与李昌国结算，于2015年11月18日接受了李昌国个人出具的借款本息汇总借条，一方面，芮加忠是同意并认可李昌国个人给其出具总的借款手续，可证实他认可借款人只是李昌国个人；另一方面，在借条中已明确注明，“此借款条是累计之前的两张借条加利息的数额，为以后算账原两张借条暂存于芮加忠处”。从中可看出之前的两张借条，只是作为双方算账的凭单，已经丧失作为借贷凭证（证据）的法律效力。5、芮加忠在本次诉讼之前从没有向刘京海主张过权利，且有5、6次都是让刘京海陪同前去扇贝养殖场找李昌国追要借款或到莱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追究李昌国的法律责任，但从没有向刘京海追要借款。一审支持芮加忠的2013年2月6曰的借条上，有借期一年的约定，于2014年2月5日到期，到芮加忠2017年7月4日起诉刘京海，已过去长达3年零5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内芮加忠从没有找刘京海要求偿还借款。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被上诉人认可刘京海只是介绍人、见证人，而并非借款人的事实。退一步讲，就是认定刘京海应承担责任，也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已丧失胜诉权。故一审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错误明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芮加忠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确实是将款项出借给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二人，上诉人是共同借款人，对本案借款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审被告李昌国既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芮加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66249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因资金紧张于2013年2月6日和2014年2月24日分别向原告借款25万元和25000元，后被告未偿还任何借款，又于2015年11月18日给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人民币叁拾陆万陆仟贰佰肆拾玖元（366249元）”。现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未付任何钱款，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具状诉至一审法院，望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芮加忠与被告刘京海系朋友关系，原告经被告刘京海介绍与被告李昌国相识。2013年2月6日，二被告向原告借款25万元，并给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其中载明：“今借到芮加忠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250000.00），借期一年，借款期间以李昌国的鲁Ｆ×××××号奔驰车壹辆作抵押。李昌国、刘京海，2013年2月6日。”2014年2月24日，被告李昌国向原告借款25000元，并给原告出具了借条一张，其中载明：“今借到芮加忠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借期壹年，于2015年2月24日还清。李昌国，2014年2月24日。刘京海见证人。”后经催要，被告李昌国于2015年11月18日给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其中载明：“今借到芮加忠人民币叁拾陆万陆仟贰佰肆拾玖元整（366249元）。（此借款条是2013年2月6日和2014年2月24日两张借条加利息累计的数额，为以后算账原两份借条存于芮加忠处）。李昌国，2015年11月18日。”审理中，原告提交了上述3份借条，经当庭质证，被告李昌国未到庭应诉，亦未答辩和提供任何反驳证据；被告刘京海对2013年2月6日的借条上的“刘京海”签字没有异议，但称该借款是当时刘京海作为见证人签的名字，并非借款人，借条中涉及的25万元，事实是当时谈的借款本金20万元，计算一年的利息5万元，合计25万元，由借款人李昌国给原告出具了借条，之后，原告与李昌国拿着借条去办理了交付款手续，被告刘京海不清楚原告到底交付给李昌国款项数额，原告应该对此提供交易明细或其他证据来证明交付款项的情况；对2014年2月24日的借条中“见证人刘京海”这六个字没有异议，这个款项当时是原告拿了2万元的现金交付给了李昌国，出具条的时候计算了一年的利息5000元，由李昌国给原告出具了这张借条，被告刘京海在此条中表述很清楚，就是一个见证人，证明双方发生借款的情况；对2015年11月18日的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借条是原告与李昌国和刘京海三方共同在一起的时候，李昌国对2013年和2014年两张条的借款数额及利息做了累计，合并之后给原告出具了借条，从该借条可以证实，本案所涉借款均与被告刘京海无关，刘京海也没有在该借条上签字，原告以此借条说只证实双方的本金及利息情况，被告不认可。关于2013年2月6日的借款交付情况，原告认可借款本金是20万元，一年的利息为5万元，被告将本息合计为原告出具了25万元的借条。同时，原告主张，原告及其女儿芮伟玲、被告李昌国一起到农信社，原告带了10万元的现金，原告的女儿芮伟玲直接在该农信社取了10万元，然后将20万元交给李昌国后，李昌国将借款20万元直接存到了该银行。后原告和被告李昌国共同到了被告刘京海家中，由二被告给原告出具了借条。被告刘京海则称是先出具了借条，后原告和被告李昌国办理资金交付被告刘京海没有参与，对于资金交付情况不清楚。原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原告女儿芮伟玲的取款凭证2份、被告李昌国的存款凭证1份，上述凭证显示，原告女儿芮伟玲于2013年2月6日15：27：45取款5万元，同日15：29：18取款5万元，同日15：31：26被告李昌国在该行存入现金20万元。上述凭证经当庭质证，被告刘京海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对原告主张的交付情况不认可，因为自己对于款项交付没有参与。对于该笔借款，原告主张是二被告共同借款，被告刘京海则坚称自己只是见证人，被告刘京海提供了2017年7月10日被告刘京海夫妻与原告的谈话录音一份，被告刘京海认为该录音可以证实被告刘京海只是借款的见证人。经质证，原告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在该录音中原告并没有对被告诱导性发问发表意见，对被告所说的内容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被告为了逃避债务，对原告进行诱导性的发问后进行录音，这样的录音材料不能成为被告逃避债务的依据。被告刘京海在借款条上签字，证明被告刘京海就是其中的债务人之一，这样的书证是最有效的证据，被告为逃避债务所录制的录音材料不能否认书证，其证据效力也不可能高于书证。关于2014年2月24日的借款，被告刘京海称借款本金是20000元，计算了一年的利息5000元，由被告李昌国给原告出具了25000元的借条。原告则称是以现金方式交付了借款本金25000元，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关于2015年11月18日的借条，被告主张原告提供的借条不完整，该条的上半部分被原告裁剪掉，原告认可，并称该条的上半部分是被告李昌国计算借款利息的计算过程，当时原告认为没有什么用，所以撕掉了。原告当庭提交了该条的上半部分，经质证，被告刘京海对该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被告李昌国在该条上记载的计算过程可以推算出，关于2014年2月6日的借款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6日至2015年11月6日按21个月，按年息25%计算出利息为87500元；关于2015年12月24日的借款以2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24日至2015年11月24日按9个月，按年息25%计算出利息为3749元；即250000元+87500元+25000元+3749元=366249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了借条3份，并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其女儿芮伟玲的取款凭证2份、被告李昌国的存款凭证1份，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刘京海对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被告李昌国未到庭应诉，亦未答辩和提供任何反驳证据，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应承担对已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以认定本案事实。被告刘京海主张2013年2月6日借款的借款本金为20万元，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间的利息为50000元，即借款年利率为25%，因此出具了25万元的借条，对此原告认可，结合2015年11月18日借条中被告李昌国关于利息的计算过程的内容，足以认定。关于该笔借款的交付，原告主张原告及其女儿芮伟玲、被告李昌国一起到农信社，原告带了10万元的现金，原告的女儿芮伟玲直接在该农信社取了10万元，然后将20万元交给李昌国后，李昌国将款直接存到了该银行，其主张与原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原告女儿芮伟玲的取款凭证2份、被告李昌国的存款凭证1份吻合，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主张二被告系该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有二被告共同签字的借条为证，应予认定。被告刘京海主张其只是该笔借款的见证人，但其在借条中并未注明，被告刘京海虽提供了其夫妻二人与原告的谈话录音一份，但该谈话录音时间系在原告起诉之后，且该录音中双方并没有清晰明确的关于借款经过的谈话内容，该录音不足以证实其主张，被告刘京海的该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故原告要求二被告共同偿还该笔借款，理由正当，证据充分，应予支持。被告刘京海主张2014年2月24日借款的借款本金为20000元，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间的利息为5000元，即借款年利率为25%，因此出具了25000元的借条一份，对此原告虽予否认，但关于25000元的资金交付并未提供证据，结合2015年11月18日借条中被告李昌国关于利息的计算过程的内容，应当认定该笔借款本金为20000元。原告要求借款人被告李昌国偿还借款本金20000元，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刘京海在该笔借款的借条中已明确注明自己系见证人，故原告要求被告刘京海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所涉两笔借款的借款利率均为年利率25%，根据以上规定，对超出年利率24%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0日判决：一、被告李昌国、刘京海共同偿还原告芮加忠借款本金20万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付款的同时，给付原告以借款本金2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2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被告李昌国偿还原告芮加忠借款本金2万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被告付款的同时，给付原告以借款本金2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94元，由被告李昌国、刘京海共同负担6362.50元，由被告李昌国负担431.50元，均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一审法院。保全费1770元，公告费820元，共计2590元，由被告李昌国、刘京海共同负担，此款原告已交纳，限二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将款付给原告。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仍坚持其是本案借款的介绍人和见证人，对本案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并申请法院调取被上诉人芮加忠向公安部门报案的笔录，本院依法到招远市人民检察院调取了莱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于2017年7月28日对上诉人刘京海、被上诉人芮加忠所做的询问笔录各一份，经质证，上诉人对该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主张芮加忠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11月18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一起找原审被告李昌国，当时三人同场，李昌国重新打了条，被上诉人并没有要求上诉人在该条上签字，充分说明上诉人不是共同借款人，该笔录还能证实被上诉人一直找李昌国要钱，而不是找上诉人要钱，更说明上诉人不是共同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该笔录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在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是虚假的，也就说涉案两笔款项被上诉人是出借给李昌国的。被上诉人对该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询问笔录内容有异议，主张被上诉人到公安部门报案是上诉人让其去的，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讲李昌国的所有债权人都到公安部门报案备案，然后被上诉人跟上诉人去的，公安部门并没有立案，询问笔录记录的并不是很详细，实际是2015年11月18日上诉人带着被上诉人找到原审被告李昌国，但是李昌国为被上诉人计算利息写利息条时，上诉人已提前离开现场，后被上诉人找上诉人签字，上诉人一直没有在该条上签字，被上诉人作为七十多岁且做过脑部手术的老人，对担保人及债务人概念并不能明确区分，但从该份笔录中整体内容看，如果没有上诉人的承诺及在借条上签字及承诺拿房产证作抵押，被上诉人不可能将巨款出借给陌生人，被上诉人并没有明确表示免除上诉人的还款责任。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就自己主张的事实再未能提供其他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上诉人是本案2013年2月6日借款的共同借款人，还是介绍人或者见证人；二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是2013年2月6日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向法院提交了2013年2月6日借条一份予以证实，上诉人对2013年2月6日借条上上诉人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也认可被上诉人出借款项20万元的事实，但主张其在该借条上签字是作为介绍人和见证人签的字，该借款是原审被告李昌国个人借款，对此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虽向法院提交了其夫妻二人与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一份，以及在二审中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各一份予以证实，因该通话录音中并没有清晰明确的关于借款经过的谈话内容，也没有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是2013年2月6日借款的介绍人或者见证人的明确陈述；被上诉人在公安询问笔录中只是对借款及要款经过的陈述，并没有上诉人是2013年2月6日借款的介绍人或者见证人的明确陈述，上诉人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虽有上诉人是证明人的陈述，因该笔录是上诉人单方陈述，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材料及被上诉人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本院不能认定上诉人是2013年2月6日借款的介绍人或者见证人。原审被告李昌国于2015年11月18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上虽没有上诉人签字，但原审被告李昌国出具该借条时并没有将2013年2月6日借条收回，也未在该借条上注明2013年2月6日借条作废，故2015年11月18日的借条不能否定2013年2月6日借条的效力，不能认定为对2013年2月6日借条上的借款人作了重新变更，根据上诉人在2014年2月24日借条作为见证人的签字，可以认定上诉人对借款的介绍人和见证人的概念有明确清晰的认识，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在2013年2月6日借条上没有明确标注其是介绍人或者见证人，认定上诉人是2013年2月6日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并无不当，所作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的制度。诉讼时效的适用以当事人提出抗辩为前提，人民法院不能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其是本案借款的介绍人和见证人，未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中又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94元，由上诉人刘京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栾建伟审判员  张燕华审判员  于 青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王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