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民终14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加凛，男，198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振润，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月，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翠娇，女，198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凤珠，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加凛因与被上诉人梁翠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18）粤0783民初3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加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梁翠娇返还林加凛人民币730696元以及自林加凛一审起诉之日起至梁翠娇返还本金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梁翠娇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林加凛举证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受到欺诈而错误转账给梁翠娇。2018年4月底5月初，有两位自称为JOHN和GOLDEN的外籍黑人分别去到林加凛在广州开设的店铺，向林加凛的业务员谢婷婷（英文名Lisa）表示，他们想与林加凛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表示他们有许多客户可以通过他们购买林加凛货物。起初JOHN和GOLDEN确实在跟Lisa沟通有关购货的事宜，在取得Lisa的信任后，他们告诉Lisa会让客户直接将汇款转给林加凛，但需要转至香港公司的银行账户，故都要求Lisa提供香港公司的银行账户。由于Lisa想促成这些业务，在Lisa向林加凛的财务经理珂文飘汇报之后，珂文飘将自己表哥在香港开设的香港伟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伟煌公司）的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发给Lisa，Lisa再将该账户发给JOHN和GOLDEN。之后，该香港的银行账户陆续受到一些美元转入的汇款，折算人民币超过100万元。然后，JOHN和GOLDEN都分别通过Lisa在林加凛处订一些货物，但货款总和少于香港银行账户收到的款项综合，于是他们提出将扣除货款后的剩余款项转至梁翠娇以及案外人CONSULTCAMTEC的银行账户，以供他们购买其他货物。JOHN和GOLDEN就是抓住Lisa和财务经理珂文飘欲长期建立业务关系的心理，使Lisa和财务经理珂文飘放松警惕，引诱Lisa和财务经理珂文飘通过林加凛的银行账户向他们指定的账户转账，导致林加凛向梁翠娇的银行账户共转出730696元。之后，香港伟煌公司接到汇丰银行的通知，告知之前转至香港伟煌公司的汇出行要求撤回汇款，故冻结了转入香港账户的款项，并要求香港伟煌公司退回汇款。同时有人在香港报警，说自己被诈骗，错误将款项转到香港伟煌公司的香港银行账户。之后，香港警方介入调查，香港伟煌公司的股东多次接受香港警察的调查，不胜其烦，加上因此此事件导致香港伟煌公司的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完全不能适用，香港伟煌公司最终不得不于2018年10月4日退回了四笔冻结的美元汇款。为证明上述事实，林加凛在一审期间提供了林加凛转账给梁翠娇的银行流水、林加凛员工Lisa与JOHN和GOLDEN的微信聊天记录、香港汇丰银行要求香港伟煌公司撤回转入四笔款项的《撤回汇款通知书》及其翻译件、香港律师向香港警察局发出的律师函及翻译件、公证证明书、报警回执，并在一审时申请了Lisa、珂文飘及林加凛公司实际操作转账的财务黄燕媚出庭作证。但一审认为林加凛转账给梁翠娇的第一笔款项发生在2018年5月30日，而香港伟煌公司被要求撤回的第一笔款项汇入时间为2018年6月16日，而剩余的几笔款项在金额上与卫信聊天记录也存在差异，故认为林加凛无充分合理的证据证明受到欺诈。对此，林加凛认为：首先案外人共向香港伟煌公司账户转账5次，其中第一次转账的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该次是通过香港账户转账，林加凛正是由于收到这笔钱，才于5月30日向梁翠娇账户转款，而香港伟煌公司被要求撤回的转款是后四笔，因此才会导致被要求撤回的第一笔款项的转账时间为6月21日。一审法院忽略了第一笔款未被要求撤回的事实，仅仅是单纯的对比林加凛第一次向梁翠娇转账的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香港伟煌公司被要求撤回款项中第一笔款的时间为2018年6月16日，就认为两次时间无法对应，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下表为几次转账的具体情况：香港账户收到转账时间林加凛向梁翠娇转账时间款项是否被要求撤回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否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六日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是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是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是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是骗子为了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往往在前期达成一些真正的交易，才容易使当事人放松警惕，这是骗子的惯用手法。因此，不管2018年5月29日第一笔转账款项是否撤销，都无法影响案外人JOHN和GOLDEN对林加凛实施诈骗的定性。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林加凛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转账金额，与林加凛提供的银行要求撤回的几笔转账的金额不一致。但该不一致是由于案外人通过其他国家的账户转至香港账户，在该转账过程中扣除手续费后，香港账户实际收到的欠就少于转出时的金额，故存在金额不一致的情况，但该不一致属于转账时的正常扣费，一审法院因该金额不一致就认为香港伟煌公司被要求撤回的款项与林加凛向梁翠娇转账的款项之间没有关联性，属于事实认定个错误。再次，香港伟煌公司的香港账户的四笔转入资金被撤回的事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但被撤回的具体金额与林加凛转账给梁翠娇的具体金额不存在关联性。林加凛只要证明自己被欺诈而做出的错误意思表示，继而错误转账至梁翠娇的银行账户，就有权撤销自己错误的转账行为。二、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认定林加凛无权向梁翠娇主张撤销转账的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认为林加凛受欺诈要求撤销法律行为的主张，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向案外人JOHN和GOLDEN主张。但林加凛认为，首先，林加凛与案外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双方没有订立合同的合意，在该行为中也不存在对等的权利义务，一审不应机械的套用合同法，强行认定林加凛与案外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也不应机械的适用合同中的相对性原则。其次，林加凛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该条文的范围为所有民事法律行为，之所以没有限定只有合同行为才能撤销，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多类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并非所有的法律行为都属于订立合同的行为，故不能认定只有合同才能撤销。而本案中林加凛代为将多出的贷款转至梁翠娇的行为，仅是一个代为转账的法律行为，并非成立了合同关系。即使是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也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并未强制受欺诈方必须向做出欺诈行为的一方要求撤销。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林加凛请求撤销转账行为后，梁翠娇收到的转账即为没有法律依据的不当利益，取得不当利益的一方为梁翠娇，林加凛要求梁翠娇返还不当利益合法合理，主体适格。另外，梁翠娇以其个人账户接收涉案款项，梁翠娇是林加凛转账行为的受益方以及转账行为的向对方。林加凛针对的是转账给梁翠娇的行为提起撤销，因此，本案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三、林加凛有权撤销转账的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撤销后导致梁翠娇取得的款项构成了不当得利，林加凛应当依法返还。林加凛与梁翠娇之间没有任何的经济来往，林加凛向梁翠娇转账是因为受到案外人JOHN和GOLDEN的欺诈，林加凛有权撤销该转账行为，林加凛撤销转账行为后，其向梁翠娇支付的款项就是林加凛的损失，梁翠娇取得该款项的依据因被撤销已经消灭，故梁翠娇取得该款项不再有任何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该款项属于梁翠娇的获益，至于梁翠娇基于何种原因将该款项使用或处分，均不影响林加凛在事实上已收到该款项，即不影响梁翠娇已获益的事实，同时梁翠娇认为在撤销了转账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梁翠娇获得转账款的行为构成了不当得利，依法应当返还。综上所述，林加凛与梁翠娇之间没有任何经济来往，梁翠娇无权取得林加凛因受欺诈而错误转账的款项。林加凛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类似电信诈骗，林加凛有权直接要求对方返还资金，而不需要将中间骗子找出，实践中存在大量案例均支持直接要求对方返还资金。电信诈骗案件与本案的唯一区别可能是其通过不同手法骗取当事人信任使当事人错误将款项转给完全无关的相对方，而本案是通过微信方式，与电信诈骗无区别。二、本案涉及两个行为，一是梁翠娇所称由JOHN和GOLDEN委托林加凛付款的行为，梁翠娇认为是委托关系产生的付款行为，而两一个行为是林加凛向梁翠娇转账的行为。对于行为一，梁翠娇称的委托代付关系不成立，JOHN和GOLDEN其意思表示并不是真正委托林加凛向梁翠娇支付款项，而是通过这种名义上的委托代付实施诈骗，因此JOHN和GOLDEN与林加凛在处理转账的时候从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于第二个行为，林加凛向梁翠娇转账，林加凛针对的是转账行为提出撤销，一审法院将两个行为混为一谈，混淆他们的性质，认为林加凛是撤销委托行为，进而作出错误判决。林加凛认为双方没有达成合意，不存在委托代付关系，无需撤销委托代付行为，林加凛直接撤销的是转账行为。三、退一步说，即使梁翠娇能够举证证明其将涉案款项以现金方式交给了JOHN和GOLDEN，但梁翠娇仍需承担出借银行账户导致林加凛损失的连带责任。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上述法律规定明确规定了出借人将自己银行账户出借给另一人导致林加凛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被上诉人梁翠娇辩称，一、林加凛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到案外人JOHN和GOLDEN的欺诈。林加凛撤回的依据是香港汇丰银行的《撤回汇款通知书》。该通知书没有任何的强制执行力，也不是司法机关指定要求撤回。根据林加凛陈述，案外人JOHN和GOLDEN与林加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林加凛已经交付货物，委托香港伟煌公司收取货款本来属于合法的收入，且已实际收款，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可以说，香港伟煌公司收取所有的款项都是合法无瑕疵的。至于香港伟煌公司因何自愿退回该四笔款项，梁翠娇认为香港伟煌公司的转款是其自愿撤回，是其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与案外人无关，与林加凛无关，更不存在欺诈。二、林加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主张撤销，是对法律的曲解。首先，梁翠娇不了解案外人与林加凛的经过，也无从了解，但就从证据上看本案不存在欺诈行为，因此适用该法律规定就存在错误。其次，该法律规定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是指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本案中，转账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转账人及收款人之间没有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根本不认识，而且该转账也没有使得林加凛与梁翠娇之间产生民事法律关系，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在本案中，委托付款是一个民事行为，是民事主体案外人JOHN和GOLDEN与林加凛通过真实意思表示，将款项转入梁翠娇的账户中的，所以，如果林加凛仍然认为存在欺诈，其可以撤销委托付款行为。那么就应该向其委托人撤销。三、构成不当得利是基于没有合法依据，而非基于法律行为的撤销。本案是不当得利的纠纷，如林加凛主张撤销，应另案起诉。四、本案中，梁翠娇不构成不当得利。第一，林加凛不存在损失，所有证人证言都可以证明，林加凛是收到案外人JOHN和GOLDEN的付款后，再将款项支付给梁翠娇的。其不存在任何损失。退一万步讲，就算林加凛接受JOHN的委托付款后，林加凛没有收到JOHN的任何款项，其也只能向JOHN主张权利，不能向梁翠娇主张权利。第二，林加凛不存在获益。梁翠娇收取款项后，已经将款项取现支付给JOHN，梁翠娇在一审期间已经提交了聊天记录证明，一旦款项到账，JOHN就会来到梁翠娇店铺等待，梁翠娇到附近银行取现后交给案外人，也提供了证人予以证明。第三，梁翠娇收取款项是基于委托收款关系，而非没有合法依据。第四，即使林加凛存在损失，也并非梁翠娇导致，而是案外人导致，与梁翠娇没有因果关系。梁翠娇补充答辩意见：一、如林加凛认为本案是电信诈骗案件，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本案是民事案件，不属于审理电信诈骗案件范围，而且林加凛认为梁翠娇收取了金钱，属于种类物，而不属于特定物，不是说东西到了谁家就能从谁家拿回来。二、林加凛没有证据证明其收到了欺诈，本案中，案外人JOHN和GOLDEN将款项支付至林加凛账户，林加凛已经确认收到后，再将款项支付给梁翠娇。因此，从转账流程看，林加凛没有任何损失。林加凛一审时多次提到其与案外人之间存在真实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且林加凛将货物交付给案外人，案外人支付款项给林加凛，该笔交易已经结束，而林加凛收取货款是合法而无瑕疵的行为，至于后期香港的银行要求撤回案外人支付给林加凛的货款，该要求不合理。林加凛自行对该不合理的要求没有进行维权，而直接将款项撤回，就是对其自身财产的处分，与梁翠娇没有关系。三、林加凛陈述其与案外人没有达成委托付款合意，但与其委托付款的转账付款行为相矛盾。如果没有合意，应当将多收取的款项原路退回给案外人，而不是接受案外人的委托或指示，将款项支付给梁翠娇，委托付款合同并不是要式合同，不需要签订书面合同才能成立。四、林加凛提到出借账户造成损失需要赔偿，是对法律的误解，接受第三方委托代为收款，与出借账户是两回事，出借账户是指将账户密码交由第三方使用和控制，梁翠娇只是代为收取款项，并不属于出借，不适用林加凛陈述的法律规定。五、林加凛陈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8条的前提条件应包含两个，一是存在欺诈，二是其撤销的必须是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不存在欺诈，另转账并非民事法律行为，仅仅是一个普通行为。民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中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本案中，林加凛与梁翠娇转账时并未达成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并不认识，转账后也没有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因此转账既然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属于不能撤销的行为。本案中，另有委托付款行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林加凛应当向案外人即委托人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六、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如林加凛主张撤销行为，应当另行起诉。如另行起诉，当事人应当是案外人JOHN和GOLDEN，而不是梁翠娇。林加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梁翠娇返还730696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起至返还本金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梁翠娇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30日，林加凛通过银行转账155660元给梁翠娇；2018年6月19日，林加凛通过银行转账87835元给梁翠娇；2018年6月29日，林加凛通过银行转账12056元给梁翠娇；2018年7月12日，林加凛通过银行转账75145元给梁翠娇；2018年7月20日，林加凛通过银行转账400000元给梁翠娇，上述五笔款项合其730696元。林加凛于2018年10月12日提起诉讼认为因为受到案外人JOHN、GOLDEN的欺诈，导致错误转账给梁翠娇，林加凛有权撤销转账给梁翠娇的法律行为，梁翠娇没有合理、合法的依据取得林加凛支付的款项，应予返还，遂引起诉讼。另查明，林加凛为广州市鸿新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翠娇与吴锦富为夫妻关系，吴锦富为广州市越秀区鸿天汽配经营部的经营者。林加凛与梁翠娇之间除上述涉案的五笔银行转账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和债权债务。香港伟煌公司出具《唯一董事书面记录》决议：“基于该公司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于2018年6月16日、2018年6月21日接收的两笔款项14427.01元美金、1864.90元美金，以及2018年7月6日接收的两笔款项11993.70元美金、151968.73元美金，被汇出行撤销。香港汇丰银行基于汇出行的请求对公司银行账户进行冻结并要求退回上述款项。该公司已于2018年10月4日办理退款手续。由于该公司银行账户接收款项后并被撤销的事件关系到该公司以及该公司在中国大陆关联人员林加凛被诈骗的事实，因此，该公司决议对香港汇丰银行的四封信件、律师向警察局发出的律师信以及送达回执等材料进行公证，并提供给林加凛在中国大陆进行诉讼之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一、林加凛可否对涉案转账的730696元予以撤销？二、梁翠娇取得由林凛代为支付的730696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梁翠娇于2018年5月30日至2018年7月20日期间分五笔收取了林加凛支付的合共730696元，上述款项支付的原因为案外人向林加凛提供了梁翠娇的银行账户，由梁翠娇代收支付给案外人的款项。上述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林加凛可否对转账行为予以撤销的问题。林加凛认为其支付的原因是因为通过香港伟煌公司收取的款项有多于与案外人JOHN、GOLDEN交易应收的货款，才将多出的款项在案外人JOHN、GOLDEN的指示下转账代付到梁翠娇的账户，但代付后发现通过香港伟煌公司收取的款项被汇出行撤回，受到了欺诈，因此其代案外人支付给梁翠娇的款项也应被撤回。首先，林加凛转账支付给梁翠娇的第一笔款项发生在2018年5月30日，而香港伟煌公司被香港汇丰银行要求撤销的第一笔款项汇入时间为2018年6月16日，而剩余的几笔款项在金额上与其提供的微信记录也存在差异，因此林加凛陈述的情况无法提供充分合理的证据证明。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根据上述规定，若林加凛认为案外人JOHN、GOLDEN对其实施了欺诈行为，需要撤销其与JOHN、GOLDEN之间的收款后委托付款的合同关系，须与合同相对方JOHN、GOLDEN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行权。林加凛与梁翠娇不存在合同关系，林加凛未通过诉讼或仲裁确定JOHN、GOLDEN是否对其实施了欺诈导致他们之间的合同无效，合同未被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的情况下，直接以梁翠娇为被告请求撤销代JOHN、GOLDEN转账支付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不予以支持。关于梁翠娇取得由林加凛代为支付的730696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任何人不得基于他人之损失而获得利益”，其目的是为了矫正财产变动中失衡的利益关系。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是：一方获得利益；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林加凛支付730696元的原因是因为案外人委托其汇款，林加凛与案外人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梁翠娇收取730696元的原因为案外人向林加凛提供了梁翠娇的银行账户，由梁翠娇代收款项，梁翠娇与案外人存在另一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梁翠娇因委托收款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而林加凛如果因处理委托汇款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可另行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综上所述，梅加凛受案外人委托转账给梁翠娇730696元，梁翠娇因而取得该730696元并非无法律根据。因此，对林加凛要求梁翠娇返还730696元及利息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林加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53元（此款已由林加凛向一审法院预交）、财产保全费4173元（此款已由林加凛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预交），由林加凛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依法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林加凛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关于林加凛向梁翠娇转账行为是否可撤销的问题。林加凛认为其转账730696元给梁翠娇的原因是通过香港伟煌公司收取的款项有多于案外人JOHN、GOLDEN交易应收的货款，才将多出的款项在案外人JOHN、GOLDEN的指示下转账代付到梁翠娇的账户，但代付后发现通过香港伟煌公司收取的款项被汇出行撤回，受到了欺诈，因此其代案外人支付给梁翠娇的款项也应被撤回。林加凛划款至梁翠娇账户的行为，是林加凛代案外人JOHN、GOLDEN划款的民事法律行为，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民事主体是林加凛与案外人JOHN、GOLDEN。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规定，林加凛主张撤销其划款至梁翠娇账户的行为，其应向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对方即JOHN、GOLDEN主张撤销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林加凛直接以梁翠娇为被告请求撤销代JOHN、GOLDEN支付的行为，合法有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梁翠娇取得林加凛支付的730696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获得利益而致使他人受到损害的事实，其构成要件包括：1.一方获得利益；2.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3.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中“无法律根据”要件具体包括自始欠缺合法依据或嗣后丧失合法根据两方面的情形。本案中，林加凛陈述其是受案外人JOHN、GOLDEN的指示将730696元款项划入梁翠娇的账户，而梁翠娇陈述其是受案外人JOHN、GOLDEN的委托代收相应的款项，林加凛与梁翠娇的陈述能够相互对应，足以认定林加凛、梁翠娇二人均是受案外人JOHN、GOLDEN的委托进行代付代收，林加凛支付730696元款项至梁翠娇账户具有法律根据。林加凛主张其支付730696元款项至梁翠娇账户是基于JOHN、GOLDEN的欺诈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梁翠娇系不当得利，但其提交的香港汇丰银行的函件、香港伟煌公司委托律师向香港警务处区域香港岛总区中区警署发出的律师函以及其向广州市公安局的报警回执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案外人JOHN、GOLDEN的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致使涉案委托支付款项的合法原因消灭。综上，林加凛支付730696元款项至梁翠娇账户的行为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林加凛该项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林加凛要求梁翠娇返还730696元及利息的请求，合法有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林加凛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53元，由林加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梁宇俊审判员谢敏忠审判员肖文文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陈咏珏书记员沈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