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民终11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子华，男，汉族，1952年12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敬，男，汉族，1974年5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娜，广东法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霞，广东法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文辉，男，汉族，l985年5月3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文健，男，汉族，1988年6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果乐，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一鸣，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文聪，男，1999年9月21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淑英，女，1972年4月3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吟，广东华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一鸣，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负责人：黄荣天。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雁，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金兰，女，汉族，1958年10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陶子华、陈敬因与上诉人赵文辉、赵文健、赵文聪、钟淑英、原审被告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下称“天高所”）、原审第三人陈金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3民初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子华、陈敬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赵文辉、赵文健、赵文聪、钟淑英在继承赵超云就（2011）江中法民一初字第21号案从台山市川岛镇人民政府（下称“川岛镇政府”）收回的工程款的遗产范围内，向陶子华、陈敬支付报酬288.4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2017年12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涉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赵文辉、赵文健、赵文聪、钟淑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陶子华、陈敬无完全履行约定的合同义务是认定事实错误。陶子华、陈敬已依约履行协助义务，赵超云也因此收回工程款。陶子华、陈敬与赵超云签订《协议书》后，恪守协议书的约定，为协助赵超云追偿川岛镇政府收回工程款一事，根据赵超云的要求向天高所支付赵超云因追偿前述工程款所需的律师费30万元。2012年10月23日，（2011）江中法民一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鉴于赵超云担心前述工程款追偿过程中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出，为确保该判决的顺利执行，其与陶子华、陈敬签订《补充协议书》，再次确定双方的合作提成比例并明确“已将本金利息收回，原协议及本补充协议即告终结”。陶子华、陈敬多年来为赵超云追偿前述工程款多次与律师、法院、川岛镇政府进行沟通，与天高所律师一同到川岛镇政府催收工程款、进行协商，为赵超云顺利取得前述工程款尽一切可能的努力，恪守合同精神。但由于陶子华、陈敬是自然人，有别于律师，不可能在相关执行文书中留下曾协助处理的痕迹。且根据其一审提供的《告知函》可知，陶子华、陈敬与天高所就追讨工程款事宜一直保持联系，这也是陶子华、陈敬履行协助赵超云追讨工程款的表现。赵文辉、赵文建共同答辩称：不同意陶子华、陈敬的上诉意见，具体以赵文辉、赵文建的上诉状以及庭审答辩意见为准。赵文聪、钟淑英共同答辩称：陶子华、陈敬的上诉应当予以驳回，具体理由与我方上诉状一致。天高所陈述称：陶子华、陈敬与赵超云签订合同，约定了其所履行的是协助义务。实际上陶子华、陈敬已经履行了支付30万元的义务，也与我所代理律师保持联系沟通，也曾与我所律师及法院的经办法官及工作人员，到川岛镇政府协调等等。这一系列的协助义务均已履行，故二审法院应当依据陶子华、陈敬所履行的协助义务，作出合法合理的判决。赵文辉、赵文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陶子华、陈敬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论述说理前后矛盾，既认为陶子华、陈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又判决其可获得协议约定的50%报酬，缺乏法律逻辑性且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陶子华、陈敬无法就其是否已经根据协议约定为追回工程款提供协助义务说明任何情况或提交证据，故一审判决认为陶子华、陈敬既无法明确说明其具体实施何种协助行为，亦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赵超云追讨工程款的过程中起到实质性的协助作用，故陶子华、陈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后又判决陶子华、陈敬可获得合同约定的50%报酬，这显然是毫无逻辑性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另外，一审判决的50%报酬比例无明确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也无说明50%报酬的计算方式。二、赵超云与陶子华、陈敬系一种合作投资关系，陶子华、陈敬未能履行合同协助义务且未能为追回工程款提供实质性协助工作，不应获得协议报酬。陶子华于2011年11月14日与赵超云签订《协议书》、2012年12月5日签订《补充协议书》，两份协议均约定陶子华、陈敬获得报酬的前提是为追回工程款提供协议工作，但其均未协助赵超云成功向川岛镇政府追回执行款，实际上是在天高所、陶子华、陈敬均无法为赵超云追回款项后，赵超云转而委托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为其追讨回款，且赵超云已向该所支付律师费。陶子华、陈敬与赵超云系一种合作投资关系，既然陶子华、陈敬无法履行合同义务，亦无权获得合作分成，故应驳回陶子华、陈敬的诉讼请求。赵文聪、钟淑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陶子华、陈敬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陶子华、陈敬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有效期。陶子华、陈敬诉请的报酬及逾期利息依据的是其与赵超云于2011年11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及2012年12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而《协议书》第3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的有效期限为判决书生效后自案件申请执行，法院受理之日满十八个月之日止”。根据该约定，2014年6月25日已达到“法院受理之日满十八个月之日止”的期限，自此，陶子华、陈敬与赵超云的《协议书》因有效期满而终止，此后赵超云收回的工程款自然与陶子华、陈敬无关。另《补充协议书》仅对提成方式作补充约定，并未对《协议书》的有效期限作出变更约定。而一审判决却以“《补充协议书》约定《协议书》中对陶子华、陈敬提成的比例仍有效”为由，不支持赵文聪、钟淑英关于《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已经有效期满终止的观点。一审判决蕴含的意思即其认为《补充协议书》对《协议书》的有效期限作出变更约定，变更后《补充协议书》无限期“有效”。一审判决的该认定明显是对《补充协议书》的错误解读。就《补充协议书》的该约定，结合后面“当经陶子华、陈敬协助总实际收回的款项达到3500万时，赵超云同意拿出300万元与陶子华、陈敬共管。当实际收回款超过3500万元时，每收回一笔赵超云同意无条件从共管的300万元中支付超过3500万元实际收回数的50%给陶子华、陈敬。当陶子华、陈敬将共管的300万元收完后，其不再收取超赵云的任何费用”的约定，联系上下文来理解，得出该条的意思是原提成比例不变，但补充约定当收回款项超过3500万元时，超过部分的比例为50%，并以共管的300万元为限。显而易见，所谓“对陶子华、陈敬提成的比例仍然有效”，并非取消或变更《协议书》关于有效期的约定，而是在强调原提成比例不变，为后面增加关于超过3500万元部分提成比例的约定做好铺垫。如果确实要变更《协议书》的有效期，也应当表达为“《协议书》一直有效，不再受十八个月的有效期限制”，而不是“提成比例”仍然有效。两种表述中主语明显不同。二、一审判决在无证据证明川岛镇政府在2016年2月至2016年6月已实际向赵超云支付42万元的情况下，径自认定该部分工程款应计报酬，明显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川岛镇政府“自2016年2月份至2016年6月份向赵超云共支付了42万元(10.5万元/月×4个月)”，然而并没有证据显示川岛镇政府在该期间已经实际支付了42万元。与该认定相关的，仅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江门中院”）于2016年3月8日出具的《江门中院（2012）江中法执字第4号执行案件》案情介绍中所称的“本案截至2016年2月10日止，川岛镇政府共向赵超云支付的款项为6270000元（其中自2015年8月开始，有川岛镇政府每月向赵超云支付105000元）”，而江门中院的该统计也仅仅是截至2016年2月10日止，至于2016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实际付款情况，江门中院尚未核实，陶子华、陈敬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仍认定川岛镇政府在2016年2月至2016年6月已实际向赵超云支付42万元，明显缺乏证据支持。三、一审判决关于“陶子华、陈敬的主张并无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是错误的。如上所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已经于2014年6月25日因有效期满而终止，赵超云与陶子华、陈敬的合同关系即告终结，而陶子华、陈敬于2017年12月才起诉主张报酬，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均不应支持。然而，一审判决由于错误认定《补充协议书》变更了《协议书》的有效期约定，继而作出陶子华、陈敬全部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的错误认定，依法应予纠正。四、陶子华、陈敬并未为赵超云执行回任何款项，一审判决认定陶子华、陈敬有权按赵超云所有收回的工程款计收报酬错误。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只有陶子华、陈敬经努力协助收回的工程款，赵超云才应向其支付报酬。而一审判决既然已认定陶子华、陈敬“无法明确说明其具体实施了什么协助行为，其亦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赵超云追讨工程款的过程中起到实质性的协助作用”，就应当认定陶子华、陈敬不符合《协议书》约定收取报酬的条件，并依法驳回其无理请求。然而，一审判决却转而认定陶子华、陈敬可得合同约定的50%的高额报酬，唯一的理由就是陶子华、陈敬曾出资30万元。事实上，《协议书》约定陶子华、陈敬出资30万元作为投资款，并强调该30万元的性质为投资款，不再返还给陶子华、陈敬。可见，陶子华、陈敬出资30万元属于投资行为，明显区别于协助行为。出资30万元并不等于可以收取报酬，只有经陶子华、陈敬采取实质协助行为而收回的工程款，陶子华、陈敬才有权就该部分收取一定的报酬，但事实上陶子华、陈敬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协助行为，其无权收取任何的报酬。故而，一审判决支持了陶子华、陈敬50%的报酬请求，显然是错误且不公平的。陶子华、陈敬针对赵文辉、赵文建、赵文聪、钟淑英的上诉意见共同答辩如下：第一，涉案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应按照确定的比例计提报酬。根据《补充协议书》确定原《协议书》的提成比例仍然有效，本金利息收回原协议及本补充协议才终结。也就是说《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至今有效。陶子华、陈敬依据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主张具体报酬并没有过诉讼时效。赵超云至今仍未全额收取川岛镇政府的工程款。第二，陶子华、陈敬已经依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履行协助义务。最主要的是支付30万元的费用。本案中，陶子华、陈敬为协助赵超云追偿工程款与律师、法院、川岛镇政府的人员进行沟通，并就催收工程款进行协商，为赵超云取得工程款尽一切可能的努力，恪守合同精神。天高所陈述称：与之前发表的意见一致。原审第三人陈金兰没有到庭，也没有提交书面陈述意见。陶子华、陈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赵文辉、赵文健、赵文聪、钟淑英、天高所在收取川岛镇政府的2600万元工程款范围内向陶子华、陈敬支付《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报酬288.45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288.45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赵文辉、赵文健、赵文聪、钟淑英、天高所负担。一审法院判决：一、赵文辉、赵文健、赵文聪、钟淑英在继承赵超云就（2011）江中法民一初字第21号案从川岛镇政府处收回的工程款的遗产范围内，向陶子华、陈敬支付报酬（截至2017年11月份，报酬为125.975万元；其余报酬以川岛镇政府自2017年12月份起实际支付的工程款的2.5%计算）及利息（利息以125.975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2017年12月6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陶子华、陈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987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4876元（已由陶子华、陈敬预交），由陶子华、陈敬共同负担14938元，由赵文辉、赵文健、赵文聪、钟淑英共同负担19938元。陶子华、陈敬多预交的诉讼费用19938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赵文辉、赵文健、赵文聪、钟淑英共同向一审法院补缴诉讼费用19938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赵文聪、钟淑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港民商事纠纷。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处理本案，各方当事人上诉中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在二审中仅围绕陶子华、陈敬及赵文辉、赵文健、赵文聪、钟淑英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赵文辉、赵文健、赵文聪、钟淑英是否应按照赵超云与陶子华、陈敬所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向陶子华、陈敬支付涉案合作合同的报酬以及支付比例和数额？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对一审认定陶子华、陈敬与赵超云分别于2011年11月14日、2012年12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而对于陶子华、陈敬是否已履行约定的协助赵超云追讨工程款的义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有效期是否已届满及陶子华、陈敬的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等问题，各方当事人各持己见、说法不一。陶子华、陈敬上诉称其已履行协助赵超云向川岛镇政府追讨工程款的义务，应依约足额取得报酬，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天高所出具的《告知函》予以证实；而赵文聪、钟淑英则认为陶子华、陈敬出资30万元属于投资行为，并未实际协助赵超云收回工程款，不符合《协议书》约定收取报酬的条件；赵文辉、赵文健亦认为陶子华、陈敬与赵超云是合作投资关系，且陶子华、陈敬未能履行协议义务且未能为追回工程款提供实质性协助工作，不应获得报酬。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陶子华、陈敬与赵超云就合作追讨涉案工程款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由陶子华、陈敬向天高所支付30万元，作为赵超云委托天高所的律师服务费，该30万元赵超云无需返还；陶子华、陈敬还需协助赵超云向川岛镇政府追讨工程款，并由赵超云向陶子华、陈敬支付提成报酬。本案中，陶子华、陈敬虽称其有参与涉案执行案件的协商和沟通，但一审庭审中却无法明确说明其实施协助行为的具体内容，且从天高所出具的《告知函》内容来看，也只是天高所单方向陶子华、陈敬告知涉案案件的进展情况，不足以证实陶子华、陈敬在追讨涉案工程款过程中起到了实质性的协助作用。而对于陶子华、陈敬实际出资30万元用于支付律师服务费的事实各方均予确认，且天高所实施的代理行为对赵超云最终能追回工程款也确实起到了根本性作用，故一审法院根据陶子华、陈敬只履行了出资30万元的合同义务而并未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协助义务的实际履行情况，酌定赵超云及其继承人应按合同约定报酬的50%支付给陶子华、陈敬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陶子华、陈敬认为其已完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以及赵文辉、赵文健、赵文聪、钟淑英主张陶子华、陈敬并未实际协助赵超云收回工程款的意见，理据均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有效期是否已届满的问题，赵文聪、钟淑英上诉认为《补充协议书》仅对提成方式作补充约定，并未对《协议书》的有效期作出变更，故因《协议书》的有效期满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经查，虽然《协议书》约定了有效期，但其后《补充协议书》约定《协议书》中对陶子华、陈敬提成的比例仍有效，且对于陶子华、陈敬协助下已将本金利息收回，原协议及本补充协议即告终结，陶子华、陈敬的权利义务即告结束。即在涉案工程款的本金及利息全部收回前，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并未终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相关约定仍然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赵超云及其继承人仍应按《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向陶子华、陈敬支付报酬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赵文聪、钟淑英主张《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有效期满的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陶子华、陈敬的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赵文聪、钟淑英称陶子华、陈敬于2017年12月起诉主张报酬已超诉讼时效。鉴于川岛镇政府向赵超云所支付的涉案工程款属于债之分期付款，且各方均确认至今仍未履行完付款责任，在陶子华、陈敬可主张的债权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陶子华、陈敬先行主张的部分债权并无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赵文聪、钟淑英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赵文聪、钟淑英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川岛镇政府在2016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已实际向赵超云支付42万元缺乏依据的问题。经查，在另案（2013）江中法执字第4号案中，本院确认截至2016年2月10日，川岛镇政府共向赵超云支付的款项为627万元（其中自2015年8月开始，由川岛政府每月均向赵超云支付10.5万元），并且赵文聪、钟淑英在一审庭审中亦确认川岛镇政府多年以前已按照惯例向赵超云支付生活费，故一审法院认定自2016年2月起至2016年6月川岛镇政府每月向赵超云支付10.5万元，共计42万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据此以及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和所确定的50%的提成比例计算赵超云应向陶子华、陈敬支付的报酬数额准确，本院予以维持。赵文聪、钟淑英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陶子华、陈敬及赵文健、赵文辉、赵文聪、钟淑英的上诉请求理据均不足，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876元（已由陶子华、陈敬预交14938元、赵文健、赵文辉预交29876元、赵文聪、钟淑英预交29876元），由陶子华、陈敬负担14938元，赵文健、赵文辉、赵文聪、钟淑英负担14938元。赵文辉、赵文健多预交的22407元由本院予以退还；赵文聪、钟淑英多预交的22407元由本院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拥军审判员  陈 炜审判员  杨维国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邓少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