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279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门市隆盛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建设路**之三第**部分。 法定代表人：黄维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怀生，广东融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逸城置业（江门）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东海路****/div> 法定代表人：许雄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怀生，广东融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卢永亮，男，1954年6月1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怀生，广东融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建和中心**v> 法定代表人：蓝晓寒，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江门市中环广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东海路** 法定代表人：林修，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江门市益丞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建设路**之三第**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卢永亮，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被告：江门市江海区中环广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东海路**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谢秀娟。 一审被告：江门汇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建设路**之三第**部分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曾家敏。 再审申请人江门市隆盛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盛公司）、逸城置业（江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城公司）、卢永亮因与被申请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广东公司），一审被告江门市中环广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投资公司）、江门市益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丞公司）、江门市江海区中环广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物业公司）、江门汇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入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50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隆盛公司、逸城公司申请再审称，有新证据证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东莞中行）对其构成欺诈并损害了其利益，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一项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初5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第三项、第四项；2.改判隆盛公司、逸城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权不承担清偿责任；3.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由被申请人负担。具体理由如下： （一）有新证据证明，东莞中行与中环投资公司恶意串通，改变《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对隆盛公司、逸城公司构成欺诈并损害其利益。因此，隆盛公司、逸城公司与东莞中行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无需再承担担保责任。 隆盛公司、逸城公司最近获得了新证据，包括：中环投资公司与益丞公司、江门市亿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元公司）签订的三份《借款协议》，中环投资公司向东莞中行出具的四份《提款申请书》，益丞公司给东莞中行的一份《授权书》，中环投资公司、益丞公司、亿元公司、东莞市和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民公司）、东莞市泓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峰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等新证据。新证据证明，东莞中行在与中环投资公司订立《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时，指使中环投资公司分别与益丞公司、亿元公司签订内容虚假的《借款协议》（倒签落款日期），虚构了中环投资公司分别对益丞公司、亿元公司负债41500万元、10400万元债务的事实。东莞中行还要求中环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提供的已经填写了付款日期、金额、收款人名称、收款银行、收款人账户、资金用途的《提款申请书》上盖章、签名，并依照《提款申请书》将案涉借款40000万元、10000万元分别转至益丞公司和亿元公司。其中转至益丞公司在东莞中行虎门支行的16000万元，刚入账即刻被东莞中行直接扣划50766155.95元、49095003.58元至该行内设账户,改变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案涉三笔借款20000万元、15000万元、15000万元于2014年3月28日、4月2日、4月30日完成审批，对于如此巨款，东莞中行从2014年3月25日与中环投资公司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到完成审贷、付款全部流程，最短时间三天，最长时间35天，不符合常理。同时，东莞中行直接扣划50766155.95元、49095003.58元至内设账户，成功实现其早已成为死债的债权，也并非正常。这就证明是东莞中行与中环投资公司恶意串通并由东莞中行实际操控，改变了案涉借款的用途，对隆盛公司、逸城公司构成欺诈并损害了其利益。即使东莞中行是按照中环投资公司《提款申请书》的指示付款，但前述企业登记信息证明，中环投资公司与益丞公司、亿元公司以及和民公司、弘峰公司均不是关联企业，东莞中行对此事实是明知的；东莞中行对于中环投资公司虚构对益丞公司、亿元公司债务的事实也是明知的，因为三份《借款协议》的格式、印章加盖的位置等特征是一致的，而且没有付款凭证佐证。即使东莞中行是依据中环投资公司《提款申请书》的指示，将全部案涉贷款分别付至与益丞公司、亿元公司，并于2014年3月28日从当天汇至益丞公司的16000万元直接扣划49323564.34元、51220155.28元至其本行内设账户，清偿了和民公司和弘峰公司拖欠其的旧贷，明显与《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用于归还关联企业借款及银行借款”借款用途不符。且东莞中行在事后也未告知隆盛公司、逸城公司并征得其同意，亦构成对隆盛公司、逸城公司的欺诈并损害其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隆盛公司、逸城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无需再承担担保责任。而且，根据《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第五条关于借款人提款需满足“借款人须提交的证明材料包括关联企业借款合同和银行借款合同复印件”、“借款人已向贷款人提交董事会或其他有权部门同意签订和履行本合同的决议书和授权书”的约定，东莞中行还负有对案涉借款用途的监管义务。但东莞中行是在中环投资公司并未满足上述提款条件的情况下放款的，明显超出了预先设定的市场风险，也违背了隆盛公司、逸城公司提供担保时的真实意思，亦构成欺诈。原判决认为“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东莞中行是在未满足前述两项提款条件的情况下向中环投资公司付款”，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二）原判决对东莞中行是否履行了放款义务的事实没有查清，同时对东莞中行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不利后果的事实不作评判，有违司法公正。隆盛公司、逸城公司二审上诉时即主张，东莞中行未向法庭提交案涉借款的付款凭证，不能证明履行了放款义务，特别是不能证明其是按照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履行放款义务。隆盛公司、逸城公司作为担保人，对东莞中行是否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放款义务享有知情权，但原判决对该事实并没查清。二审庭审中，东莞中行辩称中环投资公司与益丞公司、亿元公司、和民公司、泓峰公司是关联公司，但却没有证据佐证。在庭审至第49分30秒的时候，审判长要求东莞中行在庭审后向法庭提交证明中环投资公司与上述公司之间是关联公司的证据，东莞中行迄今为止也没有向法庭提交该证据。依法应当判定东莞中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然而原判决竟然对东莞中行拒不举证的行为不作任何评判，更没有追究东莞中行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明显有违司法的公正。 （三）原判决以《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八条的约定作为东莞中行改变借款资金用途无须征得担保人同意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东莞中行提供的格式条款的约定不能对抗因主合同变更导致担保人法定免责的情形。隆盛公司、逸城公司与东莞中行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八条确实均约定，对授信额度使用期限进行延展的，需征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对《授信额度协议》/《授信业务总协议》其他内容或事项的变更，以及对其项下单项协议的变更或对单笔主合同的变更，无须征得保证人的同意。但是，《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东莞中行提供的格式条款，该约定并不能对抗因主合同变更导致担保人法定免责的情形。 卢永亮亦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一项和一审判决第三项；2.改判卢永亮对案涉借款其中转至亿元公司的10000万元和被东莞中行直接扣划的49323564.34元、51220155.28元不承担清偿责任；3.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由信达广东公司负担。具体理由如下： 原判决认定益丞公司是中环投资公司的母公司，并认定“是中环投资公司指示东莞中行将案涉贷款归还关联企业借款及银行借款，东莞中行并无过错”，与事实不符。东莞中行明知或应当知道中环投资公司虚构对益丞公司和亿元公司负有债务，而且其依据中环投资公司《提款申请书》的指示付款，明显与约定的借款用途不符，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首先，东莞中行没有证据证明益丞公司是中环投资公司的母公司，因为企业登记信息证明，益丞公司既非中环投资公司的母公司，也不是关联企业，益丞公司与中环投资公司各为独立法人。东莞中行迄今没有按照二审合议庭审判长要求提交证明中环投资公司与益丞公司、亿元公司、和民公司、泓峰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证据，东莞中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东莞中行策划和操控案涉借款的使用，应对案涉借款被改变用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本案的新证据足以证明，东莞中行指使中环投资公司与益丞公司、亿元公司签订虚假《借款协议》，虚构债务；东莞中行2014年3月28日发放第一笔案涉借款前，要求中环投资公司在其提供的《提款申请书》上加盖公司印章和由法定代表人签字，还要求益丞公司在其拟定好了的《授权书》加盖公司及财务印章，实际策划和操控了对案涉借款的使用。因此，东莞中行应对案涉借款被改变用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即使东莞中行是依据中环投资公司《提款申请书》的指示付款，但东莞中行明知中环投资公司虚构对益丞公司、亿元公司负有债务，而且其依据中环投资公司《提款申请书》的指示付款，明显与约定的借款用途不符，且发放贷款后既未向中环投资公司提出异议，也没有告知卢永亮并征得卢永亮的同意，亦构成对卢永亮的欺诈并损害了卢永亮的利益。如果说卢永亮当时是益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推定卢永亮对于东莞中行将案涉40000万元转入益丞公司的事实知情，但并不能因此认定卢永亮对东莞中行将案涉10000万元转入亿元公司知情。东莞中行指使中环投资公司与亿元公司订立虚假《借款协议》，虚构中环投资公司对亿元公司负债10400万元，并在未告知并经卢永亮同意的情况下，于2014年4月30日将案涉借款10000万元转至亿元公司，恶意串通借款人改变了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对卢永亮构成欺诈并损害卢永亮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卢永亮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卢永亮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东莞中行还负有对案涉借款用途的监管义务。东莞中行在中环投资公司并未满足提款条件和明知中环投资公司改变借款用途的情况下放款，市场风险明显超出了卢永亮的预先设定，也违背了卢永亮提供担保时的真实意思，对卢永亮构成了欺诈，原判决认为“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东莞银行是在未满足前述两项提款条件的情况下向中环投资公司付款”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2014年3月25日，东莞中行在与中环投资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隐瞒和民公司和泓峰公司已经停业且无任何清偿能力的事实，骗取益丞公司与其订立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东莞中行将其享有对和民公司和泓峰公司的债权，以截止订立该《债权转让协议》日的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等合计的总额为对价转让给益丞公司。2014年3月28日，东莞中行在发放第一笔贷款前夕，要求益丞公司在其拟定好的《授权书》上加盖益丞公司印章及公司财务章，授权东莞中行从益丞公司在东莞中行设立的账户上直接扣划债权转让款。东莞中行随即将案涉借款16000万元转至益丞公司在东莞中行设立的账户，并当即从中扣划50766155.95元、49095003.58元至其行内设账户，以欺诈手段实现了其早已不能实现的债权，把其不能实现的债权风险转嫁给益丞公司。 原判决以《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八条的约定作为东莞中行改变借款资金用途无须征得卢永亮同意的理由不能成立，东莞中行提供的格式条款的约定不能对抗因主合同变更导致担保人法定免责的情形。 本院经审查认为，2014年3月25日、2015年6月19日、2015年9月28日和2015年11月23日，东莞中行（贷款人）与中环投资公司（借款人）分别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编号：GDK476790120140085号）、001号《补充协议》、002号《补充协议》和003号《补充协议》，约定东莞中行向中环投资公司提供借款5亿元，借款期限120个月，借款用途用于归还关联企业借款及银行借款。2014年3月25日和2015年9月28日，东莞中行分别与益丞公司、中环物业公司、逸城公司、卢永亮、隆盛公司、汇入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益丞公司、中环物业公司、逸城公司、卢永亮、隆盛公司、汇入公司对中环投资公司在2014年3月25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签署的借款等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担保债权额为本金5亿元及项下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等。2014年3月25日，东莞中行分别与中环投资公司、逸城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环投资公司、逸城公司对中环投资公司在2014年3月25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签署的借款等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2014年3月28日、2014年4月2日以及2014年4月30日，东莞中行分别向中环投资公司发放借款2亿元、1.5亿元及1.5亿元，共计发放借款5亿元。自2015年11月23日开始，中环投资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以及归还本金。 在本案中，东莞中行是贷款人，中环投资公司是借款人，双方对于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和三份《补充协议》以及东莞中行向中环投资公司发放了5亿元贷款的事实，均表示认可。虽然再审申请人提出上述款项的支付并没有转款凭证，但其在再审申请中又主张东莞中行发放上述贷款是与中环投资公司恶意串通，没有尽到审查职责将款项转至无关联关系的其他公司，未经保证人同意擅自改变用途。一方面承认东莞中行已经发放贷款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提出认定发放贷款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东莞中行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发放了贷款，是否擅自改变款项用途的问题。《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用于归还关联企业借款及银行借款。关于企业的关联性，益丞公司与中环投资公司在上诉中已经明确陈述，中环投资公司是益丞公司的子公司。而益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是卢永亮。在实际发放贷款过程中，东莞中行是按照中环投资公司的要求将款项转给了中环投资公司、益丞公司和亿元公司。因此，原判决认定东莞中行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不缺乏证据证明。 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是东莞中行与中环投资公司恶意串通，签订虚假借款合同，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损害保证人利益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再审申请人作为新证据提交的中环投资公司与益丞公司签订的两份《借款协议》、中环投资公司与亿元公司签订的一份《借款协议》，载明的内容是2007年9月9日、2012年9月11日、2013年4月11日双方之间存在的36000万元、5500万元、10400万元借款及利息、借款期限、违约责任及纠纷处理办法，三份《借款协议》本身并不能证明其所载内容是虚假的；再审申请人提出三份《借款协议》签订日期是倒签的，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作为新证据提交的还包括四份中环投资公司给东莞中行出具的《提款申请书》和益丞公司给东莞中行出具的一份《授权书》，记载的内容分别为申请东莞中行将案涉贷款转至中环投资公司、益丞公司、亿元公司和益丞公司要求东莞中行将款项转至和民公司、泓峰公司的内容，显示的都是中环投资公司和益丞公司给东莞中行的转款指令。至于再审申请人其他作为新证据提交的中环投资公司、益丞公司、亿元公司、和民公司、泓峰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记载的内容都与东莞中行和本案贷款、担保无关。因此，再审申请人作为新证据提交的《借款协议》、《提款申请书》、《授权书》和企业登记信息，所载内容均不足以证明本案中存在东莞中行与中环投资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隆盛公司、逸城公司和卢永亮合法权益的事实，不足以推翻原判决。 关于原判决判令隆盛公司、逸城公司和卢永亮承担担保责任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案涉《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第五条关于“提款条件”第4项约定，借款人于提款前3个银行工作日，向贷款人提交书面提款申请及有关借款用途证明文件，办理相关提款手续，包括关联企业借款合同和银行借款合同复印件；第5项约定，借款人已向贷款人提交董事会或其他有权部门同意签订和履行本合同的决议书和授权书。上述约定对借款人提取款项确实规定了一定的条件，但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东莞中行是在未满足前述两项提款条件的情况下向中环投资公司放款。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所称的主合同变更，是指主合同变更的后果加重了保证人的担保责任的情形，而案涉《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第五条第4、5项约定的“提款条件”即便未成就，也属于事实上双方当事人对于提款条件进行了变更，这种变更也不会加重保证人的担保责任，不能由此免除保证人的担保责任。案涉保证人隆盛公司、逸城公司、卢永亮与东莞中行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八条均约定，对授信额度使用期限进行延展的，需征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对《授信额度协议》/《授信业务总协议》其它内容或事项的变更，以及对其项下单项协议的变更或对单笔主合同的变更，无需征得保证人的同意。即使本案中实际贷款用途与约定用途相比较存在着部分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也不影响相关的保证人在最高额保证额度内承担责任。另外，《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是用于归还关联企业借款及银行借款，东莞中行根据中环投资公司的指示偿还了其他公司的部分银行贷款后，中环投资公司取得了对其他公司的债权。该借款用途是在中环投资公司的母公司益丞公司意图和恒辉集团进行重组的背景下所约定的，作为保证人的益丞公司及益丞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永亮等对该借款用途不可能不知情。因此，《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虽然规定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但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东莞中行和中环投资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相关保证人利益的情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就是用于归还关联企业借款及银行借款，借款人中环投资公司指示东莞中行将案涉贷款归还相关企业的借款，东莞中行并无过错。原判决认定案涉主合同、保证合同和抵押合同有效，判令隆盛公司、逸城公司、卢永亮承担担保责任，也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综上，隆盛公司、逸城公司、卢永亮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江门市隆盛工贸有限公司、逸城置业（江门）有限公司、卢永亮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云飞 审判员  张能宝 审判员  何 波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马赫宁 书记员舒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