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03民初1507号原告：彭继卫，男，土家族，1950年10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永顺县，系受害人彭卫东之父，原告：彭某，女，土家族，2006年10月30日出生，住址：湖南省永顺县，系受害人彭卫东之女，全国学籍号：L43312720062100025。原告：胡某3，女，土家族，1988年1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桑植县，系受害人彭卫东之妻，原告：胡某1，男，土家族，2013年11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桑植县，系受害人彭卫东之子，法定代理人：胡某3，女，土家族，1988年1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桑植县，系受害人彭卫东之妻，原告：胡某2，女，土家族，2015年9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桑植县，系受害人彭卫东之女，法定代理人：胡某3，女，土家族，1988年1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桑植县，系受害人彭卫东之妻，五原告共同诉讼代理人：彭再明，系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一：黄祖森，男，汉族，1972年5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被告二：闫改朝，男，汉族，1984年11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诉讼代理人：牛耕、牛杨杨，系山西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彭继卫、彭某、胡某3、胡某1、胡某2诉被告黄祖森、被告闫改朝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继卫、彭某、胡某3、胡某1、胡某2的诉讼代理人彭再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祖森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闫改朝的诉讼代理人牛耕、牛杨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12月17日，彭卫东与被告闫改朝外出找工作，当天下午17时左右，在被告黄祖森经营的大排档吃晚饭，被告闫改朝提出喝点小酒暖和暖和，吃饭喝酒中，被告黄祖森（大排档老板）过来又与彭卫东喝酒几杯，18时许，因彭卫东喝酒过量，由被告闫改朝将彭卫东送回出租屋，因无房屋钥匙，彭卫东坐在门口凳子上，而闫改朝在三轮车上睡着，21时许，待原告胡某3回家，发现彭卫东酒气熏天，手脚冰凉，口吐白沫，及时拨打120及时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为了处理彭卫东丧葬事宜，除了闫改朝适当支付丧葬费3万元外，另一被告黄祖森均不接受调解，其余费用经过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向贵院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一赔偿医药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处理事故支出的费用合计人民币186375.88元。2、请求判令被告二赔偿医药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处理事故支出的费用合计人民币186375.88元。3、要求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五原告为其诉请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户籍信息及村委会、派出所证明，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的事实；证据2，尸体处理的证明，证明尸体火化的事实；证据3，死亡医学证明，证明死者在白石医院死亡的事实；证据4，调解记录两份，证明原告家属死亡的事实；证据5，调解协议，证明被告二支付叁万元的事实；证据6，交通费票据，证明原告处理此次事故产生的交通费用；证据7，火化证，证明死者彭卫东的尸体在广东已经火化，支出3380元火化费用。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向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秋南派出所调取了胡某3、黄祖森、闫改朝三份《询问笔录》。被告一黄祖森答辩称：答辩人不应对被答辩人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答辩人与死者和闫改朝均不认识，不属朋友关系，事发当日是闫改朝与死者两人相约到答辩人打工的大排档用餐，死者进店用餐时身上已经有很浓的酒精味，闫改朝与死者用餐过程中，答辩人被拉过几次喝酒，答辩人都拒绝了，最后闫改朝和死者两个人一起拉答辩人喝酒，答辩人看见闫改朝和死者当时已是醉意朦胧，答辩人害怕其两人醉酒闹事，便前往劝告别喝酒了，在劝告的过程中，闫改朝和死者主张就惩罚答辩人喝一杯就结账离开，答辩人是外地人，为了糊口在外地打工，害怕客人闹事，所以就同意其两人要求喝了一杯酒，以示赔礼道歉而达到顾客不在其打工的大排档闹事的期望，答辩人按照闫改朝和死者的要求喝完一杯罚酒，两人又继续坚持买酒喝，答辩人不再继续卖给其两人。答辩人喝那一杯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在答辩人劝告顾客别喝酒而担心有不满的情绪借酒闹事，担心顾客误认为答辩人存在赶客的意思而缓和顾客的情绪，并没有要求与其两人喝酒，而是其两人故意刁难答辩人。综上，请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被告一黄祖森为其答辩未提交证据。被告二闫改朝答辩称：一、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原告诉状中称“闫改朝提出喝点小酒暖和暖和”，事实是彭卫东提议喝酒，但因答辩人不喝酒，彭卫东自酌一会儿后，大排档老板遂和彭卫东喝了几杯。吃饭的过程中，答辩人未对彭卫东进行劝酒行为，且在吃完饭后答辩人将彭卫东安全送到家中，答辩人与彭卫东吃饭过程中，对其喝酒行为尽到了提醒、劝阻、照顾、护送和通知义务。彭卫东因喝酒造成酒精中毒不幸身亡是十分遗憾的事情，但这是其自担风险的行为，不应认尽到“照顾、护送”的答辩人承担责任。二、答辩人已给付原告三万元补偿金。答辩人与原告于2018年12月21日在惠州市××区秋长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已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中写“彭卫东家属要求与闫改朝协商处理此事”，协议中约定：“1、本协议签订后，由闫改朝以现金形式给予彭卫东一次性人道主义救助金3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万元整）给胡某3、李冬梅、彭继卫、胡某1、胡某2；”，答辩人支付给原告的费用是出于人道主义及朋友情谊的补偿，而非法律要求的赔偿，这不能成为原告诬陷答辩人的理由。协议中还约定：“本协议签订以后，胡某3、李冬梅、彭继卫、胡某1、胡某2和其他彭卫东家属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要求闫改朝给予其他任何补偿，也自愿放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条规定再次证明答辩人给付给原告的是补偿，而不是赔偿；且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现原告反悔实属不诚信之举，违反诚信原则。故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二为其答辩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人民调解协议书；证据2，收据；以上证据证明补偿金和彭卫东家属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要求被告二给予其他任何补偿，也自愿放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证据3，彭卫东与被告二的微信记录，证明彭卫东约被告二找工作，但是没有找到工作，随后到被告一的饭店吃饭。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一质证意见如下：与被告二的质证意见一致。对三份询问笔录，被告一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三份询问笔录没意见。被告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第一，原告提供的户口本是复印件，没有原件，对复印件的真实性无法质证，结婚证也是复印件，没有原件，复印件根据法律规定是无法作为证据使用，派出所证明尽管加盖有公章，没有书写具体出证明的谁，根据法律规定，谁出具证明必须写明出具证明的办理人员的名字、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且也不能体现户口本、结婚证上的关系，另也不知道是谁出具的；证据2，尸体处理证明只能证明彭卫东的尸体进行了处理，对处理结果我方没有异议，但不能说明彭卫东死于饮酒过量；证据3，该证据上显示：“饮酒过量？”，医生是“刘洋”，且我方走访该医生，医生陈述不能证明彭卫东死于饮酒，因为医院并不是法定的鉴定机构，不能出具死亡死因证明，另两份出具的证明并无写明是谁出具的证明，且并无加盖日期，写明向谁出具证明，其中一份向凤凰新能源公司出具的证明，与本案无关，并不是向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据4、5，无异议；证据6，不能确切证明该费用是用于处理何事，且仅有一人是本案原告，且原告在当地租房居住，故交通费票据与本案无关，火化殡仪馆的票据无异议，证据7，无异议。对三份询问笔录，被告二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二的询问笔录无意见，对原告三胡某3的说法，“丈夫偶尔喝酒”、“经常喝啤酒和劲酒”，与本案情况有出入，原告三胡某3存在避重举轻，对被告一的笔录无意见。对于被告二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该协议不是全部原告的真实签名，代表全部原告的真实意思，体现不出来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证据3，该证据不符合证据三性原则，第一是复印件，第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三份询问笔录，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二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对被告一的询问笔录有异议，两被告陈述不一致，而被告二在公安卷的第二页称述，“又喝了几瓶百年糊涂酒”，被告一陈述“又喝了几小杯”，被告一陈述不属实，应当采信被告二的称述“喝了几瓶百年糊涂酒”。对于被告二提交的证据，被告一质证意见如下：没有意见。本院经过审查，结合庭审调查对五原告提交的证据作出如下认定：对证据1-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三份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被告二提交的证据作出如下认定：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根据惠阳区秋南派出所对闫改朝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2018年12月17日下午12时左右，彭卫东（本案受害人）微信找被告闫改朝一起出去找工作，两人碰面后，彭卫东告知闫改朝刚在家里喝了一瓶劲酒。因没找到工作，彭卫东在秋南医院附近的一小店打麻将，闫改朝看到彭卫东拿了两瓶劲酒，边打麻将边喝，把两瓶劲酒喝完了。2018年12月17日下午17时左右，彭卫东与被告闫改朝到大排档吃饭。吃饭时，彭卫东又喝了一瓶二两装的劲酒，黄祖森也喝了几小瓶百年糊涂酒，喝完彭卫东已经很醉了。18时左右，闫改朝开着电动三轮车将彭卫东送回出租屋，因没有钥匙无法进门。彭卫东就在三轮车里睡觉。20时左右，彭卫东妻子胡某3回来，闫改朝与胡某3把彭卫东扶进家里，进到家里，彭卫东就一直在吐，随后胡某3打电话给彭卫东的哥哥。21时左右，胡某3拨打了120，彭卫东的哥哥来到后打电话报警。医生到来后抢救了半个小时左右抢救无效死亡。根据惠阳区秋南派出所对黄祖森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2018年12月17日下午17时左右，二名男子（以下叫A、B男子）开着一辆三轮电动车过来大排档吃饭，当时看他们两人都喝了酒。吃饭时，B男子说他们一人来一瓶百年糊涂，B男子自行去拿了两瓶百年糊涂（可能是2两装的），两瓶喝完后，又去拿了两瓶百年糊涂（可能是2两装的），一直喝到傍晚六点左右，黄祖森发现B男子有点醉了，叫他不能再喝了。A男子就说B男子没事的，黄祖森看到B男子在乱叫，就拿了一瓶百年糊涂酒过去，和B男子每人半杯酒，叫B男子喝完了就回去，B男子就将那半杯酒喝完了，A男子就开三轮电动车送B男子走了。根据惠阳区秋南派出所对胡某3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胡某3陈述：“2018年12月17日晚上20时20分，我从惠阳××秋长街道办白石村凤凰新能源厂下班回到家里，发现一辆三轮车在我家里门口，我走近一看，发现我丈夫在三轮车上面躺着，好像睡觉了一样，这时一名男子走过来，那名男子走过来后，就问我是否是彭卫东的老婆，我就说是，我就问那名男子我丈夫彭卫东怎么回事，那名男子就说是我丈夫喝醉酒了，我就问那名男子我丈夫什么时候喝酒的，那名男子说是下午五、六点喝的，于是我就开门了，那名男子就将三轮车推进房间里，我发现我丈夫的嘴里很多呕吐物，我就将我丈夫嘴里的东西搞干净，我就把他身上擦了，我怕丈夫有什么事，我就打电话给彭卫东的哥哥了，我就说要将丈夫送到医院，那名男子就说没事，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抬不动我丈夫，我摸了下我丈夫的脉博，发现都没有了脉博，我就跑出门口去卫生站问医生，医生说他们那里不收这喝醉酒的，我又回去家里了，我怕我丈夫出事了。约到21时04分度，我就打了120，过了不久120的医生就来了，来到后马上抢救我丈夫彭卫东，医生抢救了一下就叫我打电话报警，说我丈夫可能不成了，不久彭卫东的哥哥到了我家，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就打电话报警了，不久派出所的民警也到了现场，抢救了半个小时后，医生就说我丈夫彭卫东抢救无效死亡了，经过就是这样。”。惠阳白石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死亡原因为：1、呼吸停止2、酒精中毒？2018年12月21日，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秋南派出所的《尸体处理证明》载明“彭卫东因喝醉酒嘴里吐白泡，报120后救护车到现场抢救无效已死亡，经公安机关相关部门调查，已排除他杀。……。”。另查明，2018年12月21日，被告二闫改朝与原告在惠阳××秋长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如下：1、本协议签订后，由闫改朝以现金形式给予彭卫东一次性人道主义救助金3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万元整）给胡某3、李冬梅、彭继卫、胡某1、胡某2；2、本协议签订以后，胡某3、李冬梅、彭继卫、胡某1、胡某2和其他彭卫东家属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要求闫改朝给予其他任何补偿，也自愿放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协议签订当天，被告闫改朝支付了3万元给原告。再查明，原告彭继卫是彭卫东的父亲，其育有四个孩子。彭卫东与其前妻育有一女彭某，原告胡某3是彭卫东的妻子，双方育有两小孩，为儿子胡某1及二女儿胡某2。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共同饮酒行为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一般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应适用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为：（1）侵权行为；（2）损害的事实；（3）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4）行为人有过错。一般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应由受害人对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成立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告方作为彭卫东死亡事件的受害人，应当对被告方实施了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及被告方存在过错等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彭卫东在大排档与闫改朝一齐吃饭、喝酒后回到家中死亡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彭卫东的死亡与两被告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本案的焦点所在。本院认为，首先，从喝酒起意来看，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事发当天，是彭卫东与被告闫改朝一齐出外找工作后相约到大排档吃饭，彭卫东、闫改朝与黄祖森不是朋友关系，双方相互并不认识。不存在是被告闫改朝、黄祖森组织饭局，主动邀请彭卫东参加的情形；其次，从喝酒的过程来看，从闫改朝、黄祖森在公安局做的询问笔录来看，彭卫东在到达大排档吃饭前就已经喝了一定量的酒，且没有证据显示在吃饭的过程中，两被告存在劝酒、恶意灌酒，导致彭卫东陷入危险境地的情形。而彭卫东作为成年人，其个人的酒量的大小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是否饮酒过量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即使是再熟悉的人也很难准确判断。在此情况下，彭卫东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的危害。再次，彭卫东与闫改朝作为朋友，一齐吃饭、喝酒，两人之间有相互劝诫、照顾的义务。根据胡某3、黄祖森、闫改朝的询问笔录可知，彭卫东醉酒后，闫改朝骑电动三轮车将彭卫东送回家，因没有钥匙进门，闫改朝一直陪同彭卫东，直到彭卫东的妻子回来后，与彭卫东的妻子将彭卫东扶进房间，闫改朝并没有对醉酒后的彭卫东放任不管，由此可以看出闫改朝已经尽到了谨慎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闫改朝必须预料到彭卫东会发生死亡的后果且要闫改朝履行更高的照顾义务，这已经突破了合理的行为自由以及对自己行为后果的合理预期，超出了一般理性人在社会正常交往时所负有的谨慎义务的程度，对正常的社会交往没有好处。另，黄祖森与彭卫东并不认识，其与彭卫东之间没有法律关系，没有法定的救助义务。最后，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无法确定彭卫东最终的死亡原因，没有证据显示彭卫东的死亡与两被告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综上，原告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彭卫东的死亡结果与两被告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对原告要求两被告对彭卫东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黄祖森、闫改朝作为共同饮酒的参与者，虽无过错，但根据公平原则，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确定黄祖森对原告承担10000元的补偿责任，闫改朝对原告承担30000元的补偿责任。庭审时查明，事发后，闫改朝已支付了原告3万元，其补偿责任已履行完毕，无需再另行支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一黄祖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彭继卫、彭某、胡某3、胡某1、胡某2支付补偿款10000元。二、驳回原告彭继卫、彭某、胡某3、胡某1、胡某2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891元（原告彭继卫、彭某、胡某3、胡某1、胡某2已预交2297元），由原告彭继卫、彭某、胡某3、胡某1、胡某2负担6708元，由被告一黄祖森负担18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志锋审 判 员  黎海燕人民陪审员  王 艳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胡 敏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公平责任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