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425民初626号 原告：林永科（曾用名林初柯），男，1953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原告：杨玉凤，女，196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占锦，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黄玉成（曾用名黄玉城），男，196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被告：陈博山，男，197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被告：林悦，女，1991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如耀（系被告林悦的父亲），住福建省大田县。 被告：林文贵，男，196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被告：黄美云，女，195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原告林永科、杨玉凤与被告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文贵、黄美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范美平审理。2019年4月18日，原告林永科、杨玉凤申请审判员范美平回避，本案转由审判员罗世辉审理，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永科、杨玉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占锦，被告黄玉成、陈博山、林文贵及被告林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如耀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美云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永科、杨玉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林悦、林加才、黄玉成、陈博山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文贵、黄美云承担。事实和理由：1997年11月28日，林永科作为甲方与林悦、黄玉成、林加才、陈博山作为乙方签订《房权押抵协议书》，约定甲方因生意需要向乙方借款一定数量的资金（具体数量以借条为准）无法按时偿还，自愿将房屋作为抵押物，甲方偿还借贷资金期限为3个月，到期未还，乙方有权对房屋进行处理。但林悦、黄玉成、林加才、陈博山在未与林永科结算的情况下，私自于1999年6月24日签订《协议书》对上述押抵房屋进行处分，约定：房屋归陈博山所有;宝山路150号第三层房屋归黄玉成所有;处分价款30000元;黄玉成、陈博山一次性向林加才、林悦付清应得款，林加才、林悦放弃房产处置权，房权归黄玉成、陈博山所有,并向县房管所审批办理有关手续。上述《协议书》严重损害了林永科、杨玉凤的合法权益：1.林悦、黄玉成、林加才、陈博山在签订《协议书》前未与林永科进行任何结算，且至今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林永科尚欠被告借款数额的事实;2.《协议书》中的买受人黄玉成、陈博山明确表示过从未向林永科出借过款项;3.该《协议书》中处分原告房屋的价款为30000元，远低于房屋的价值;《房权押抵协议书》约定“到期未还有权处理”的条款属于流押条款，属无效，故《协议书》也无效。且“有权处理”的意思仅为“授权代理”，而林悦、黄玉成、林加才、陈博山签订《协议书》是典型的自己代理，属于滥用代理权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该《协议书》为无效。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该《协议书》严重损害了林永科、杨玉凤的利益，依法应确认无效。 黄玉成辩称，1.林永科、杨玉凤不是本案诉争的《协议书》的当事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林永科、杨玉凤作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无权提起确认之诉，不是本案原告的适格主体，应裁定驳回其起诉。2.林永科因无力偿还到期借款本息，与被告签订的《房权押抵协议书》属于以房抵债协议，不是抵押合同，不存在流押条款，该《房权押抵协议书》并经大田县人民法院（2017）闽0425民初647号民事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诉争的《协议书》系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等债权人在《房权押抵协议书》的基础上，对其所享有的债权作出的内部约定与处分，符合法律规定，并未恶意串通损害林永科、杨玉凤的利益，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应驳回对黄玉成的诉讼请求。3.根据交易习惯，完成以房抵债后，债权人持有的借条等债权凭证已交由林永科、杨玉凤持有，借款数额应由林永科、杨玉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诉争的《协议书》当事人之一林加才早已过世，林永科、杨玉凤于20年后频繁启动诉讼程序，滥用诉讼权利，否认基本客观事实，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为维护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及民事诉讼制度的严肃性，也应裁定驳回其起诉。 陈博山辩称，1.林永科、杨玉凤不是本案诉争的《协议书》的主体，该《协议书》约定的相关权利义务未涉及二原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二原告无权对该《协议书》是否有效提起诉讼，林永科、杨玉凤不是本案原告的适格主体。2.二原告主张本案诉争的《协议书》无效，前提条件应当是《房权押抵协议书》为无效，但至今《房权押抵协议书》并未被认定为无效，因此，二原告绕开《房权押抵协议书》，直接请求确认本案诉争的《协议书》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林悦的答辩意见与黄玉成的答辩意见一致。 林文贵的答辩意见与黄玉成的答辩意见一致。 黄美云未作答辩。 林永科、杨玉凤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协议书》，证明林悦和林加才（甲方）、黄玉成（乙方）、陈博山（丙方）于1999年6月24日签订协议，对二原告的房产以30000元进行了处分。2.房屋权证，证明《协议书》中被处分的房屋的产权情况，林永科并不知道房屋产权的变更登记。3.《房权押抵协议书》，证明被告自认为的代理依据，该协议系抵押协议而不是以房抵债的协议，被告在上述《协议书》中也自认是抵押而不是押抵。4.税收完税证、契税完税证，证明被告处分原告两层房产的价款为30000元，远低于该两层房产的市场价格近170000元，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被告陈述的债权借款本金计400000元不予以认可，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原告也未收到被告返还的借条，是否有返还借条，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5.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再3号、4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林永科诉大田县国土资源局、大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陈博山、黄玉成房屋行政登记一案，被明溪县人民法院、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林永科提起的行政诉讼超过二年的法定起诉期限，裁定驳回林永科的起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6日作出上述行政裁定书，认为原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错误，予以撤销，并指令明溪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上述行政裁定书中认为虽然《房权押抵协议书》约定了“有权对房屋进行处理”，但“进行处理”的所指并不明确，就双方意思表示而言，尚不足以确定到期未清偿债务时，有权直接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基于此，林永科、杨玉凤庭审时对“有权对房屋进行处理”是否为流押条款，表示不明确。 黄玉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质证后认为：《协议书》系被告内部之间的约定，与原告无关。《房权押抵协议书》业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其系按规定缴纳税费。行政裁定书与本案无关。 陈博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质证后认为：《房权押抵协议书》系林永科书写的，若林永科未欠其债务，怎么可能将其列入该协议中，该协议业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该协议于1997年签订，其已居住于房屋20多年。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后，其缴纳了税费5000多元，变更登记后其才将借条还给林永科。《协议书》系被告内部之间的约定，与原告无关。行政裁定书只是指令再审，与本案无关。 林悦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质证后认为：《协议书》系被告内部之间的约定，与原告无关。林永科因各欠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借款本金100000元，合计40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无力偿还，将位于房屋交由被告处理。《协议书》中约定的处分价款30000元，系黄玉成、陈博山分别补偿给林加才、林悦各15000元，林加才、林悦放弃对房屋的处理权，与房屋的转让价款无关。《房权押抵协议书》业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行政裁定书与本案无关。 林文贵的质证意见与黄玉成的质证意见一致。 双方对林永科、杨玉凤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3月18日，林永科取得座落于大田县房屋的所有权证，该田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记载：产权来源为1996年12月翻建，层数7层，建筑面积1169.29平方米。 1997年11月28日，林永科作为甲方，林加才、林悦、黄玉成、陈博山作为乙方，签订《房权押抵协议书》，载明甲方因生意需要向乙方借贷一定数量的资金，无法按时偿还本金及利息，双方协商如下：一、甲方自愿将宝山路150号私宅第二、三层房屋押抵给乙方；二、乙方同意甲方将私宅宝山路150号楼第二、三层房屋作为抵押物；三、自本日(1997年11月28日)起甲方不得将宝山路150号私宅第二、三层房屋押抵给任何第三方；四、甲方将向乙方借贷资金及利息全部偿还后，乙方自行将抵押书交还甲方；五、甲方偿还乙方的借贷资金期限为三个月整(即到1998年2月28日)，到期未还，乙方有权对其押抵房屋进行处理。 1999年6月24日，林悦、林加才作为甲方，黄玉成作为乙方，陈博山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甲、乙、丙三方曾借贷资金给林永科经商，林永科将坐落于宝山路150号私宅第二、三层房屋抵押给甲乙丙，并约定至1998年3月28日止，若林永科无力偿还借贷资金，则甲乙丙有权对其抵押的房屋进行处理。事至今日，林永科仍无法偿还借款，据抵押协议和房地产法律法规规定，三方对抵押物进行处分，经三方协商，具体处分如下:宝山路150号私宅第二层房产归陈博山所有；宝山路150号私宅第三层房产归黄玉成所有；处分价款3万元；乙、丙方一次性向甲方付清应得款，甲方在收款后即放弃对房产的处置权，房权归乙、丙方所有，并向县房管所审批办理有关手续。 1999年6月25日，黄玉成、陈博山申请办理房屋登记，并缴纳相关税费，其中，房屋的契税计税金额为169264元、营业税的计税金额为30000元。2000年4月21日，大田县人民政府向黄玉成颁发宝山路150号第三层、发证字号03264的房屋所有权证，向陈博山颁发、发证字号03263的房屋所有权证。 林加才于2007年6月去世，黄美云、林文贵分别系林加才的妻子、儿子。 2017年4月5日，林永科、杨玉凤诉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文贵、黄美云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1.林永科、杨玉凤与林悦、黄玉成、陈博山、林加才于1997年11月28日签订的《房权抵押协议书》未生效；2.上述《房权抵押协议书》中的“到期未还，乙方有权对其押抵房屋进行处理”的条款无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林永科以大田县国土资源局、大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为被告，分别以黄玉成、陈博山为第三人提起房屋行政登记诉讼，要求撤销黄玉成、陈博山的房屋所有权证。明溪县人民法院以林永科提起的行政诉讼已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林永科不服，提起上诉，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同样理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4月27日，本院作出（2017）闽0425民初64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林永科、杨玉凤的上述诉讼请求。 2019年4月2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行再3号、4号行政裁定，裁定：一、撤销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4行终7号行政裁定、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2017）闽0421行初13号行政裁定；二、指令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本案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如下： 一、关于林永科、杨玉凤是否为本案原告的适格主体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可见第三人若认为他人恶意串通签订的合同损害其利益的，可以主张合同无效。本案中，林永科、杨玉凤虽不是《协议书》的相对人，但该《协议书》约定处分的系林永科、杨玉凤所有的房产，林永科、杨玉凤基于被处分的房产认为损害其利益的，有权提起诉讼确认该《协议书》是否有效，因此，林永科、杨玉凤系本案原告的适格主体，对被告关于林永科、杨玉凤不是合同相对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辩解，不予支持。 二.关于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是否恶意串通签订《协议书》，并损害林永科、杨玉凤利益的问题。 林永科、杨玉凤认为该《协议书》系恶意串通签订的并损害其利益主要指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签订该《协议书》以30000元价格处分了房屋，该两层的房屋当时市场价格近17万元，被告在未与林永科进行债权债务结算的情况下，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处分其房产，系恶意串通并损害了其利益。林永科、杨玉凤对被告主张债权借款本金为400000元及借条已返还给林永科的事实不予认可，并认为被告对上述事实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行政裁定书也认为“有权对房屋进行处理”尚不足以确定有权直接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各被告的主要辩解意见为《协议书》系在《房权押抵协议书》的基础上订立的，《房权押抵协议书》业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故被告并未恶意串通签订《协议书》。被告债权中借款本金为400000元，办理房产变更登记后已将借条原件返还给林永科，林永科、杨玉凤应对债权债务数额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协议书》中约定的处分价款30000元系被告内部之间对债权处分进行补偿的约定，与该两层房屋的价格无关，黄玉成、陈博山按有关规定缴纳了税费，故《协议书》未损害林永科、杨玉凤的利益。 本院认为，关于林永科、杨玉凤在诉状中主张黄玉成、陈博山明确表示过从未向林永科出借过款项的问题，黄玉成、陈博山对此予以否认，且黄玉成、陈博山系签订《房权押抵协议书》的相对人，林永科、杨玉凤对该事实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林永科、杨玉凤的陈述，是否具有恶意串通并损害其利益，系指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恶意串通签订《协议书》以30000元的价格处分了的房屋。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1.《协议书》系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依据《房权押抵协议书》中“到期未还，有权对房屋进行处理”的约定订立的，因此，无法直接认定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订立《协议书》在主观上具有恶意。2.根据林永科与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于1997年11月28日签订的《房权押抵协议书》，虽然该《房权押抵协议书》对债权债务的金额未予明确，但可以证实双方存在因借贷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林永科、杨玉凤对被告主张债权有借款本金400000元予以否认，现原、被告双方也未对债权债务的金额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根据被告的陈述，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后已将借条等债权凭证返还给林永科，说明变更登记后，被告不再向林永科主张债权，故对被告而言，应视为被告与林永科的债权债务已结清。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签订《协议书》获取的利益系对林永科债权的实现，该债权的实现系通过处分林永科用于抵押或押抵的房产方式，则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处分房产以对抵对林永科的债权，是否如原告所述该两层房屋价值当时市场价格近17万元，而以30000元的价格被处理，即对抵的债权仅为30000元，对抵的债权远低于房产的价值？被告辩解《协议书》中“处分价款30000元”的约定系债权人内部之间的补偿，而不是指对林永科的债权仅为30000元。那么《协议书》签订时或变更登记前，双方的债权债务金额是否为30000元？首先，林永科作为债务人同意提供房屋作为抵押或押抵，因双方对债权债务金额均未能举证证明，视为林永科认可该两层房屋的价值与其债务的金额具有一定的相当性，一般而言，若所负债务金额不超过其中一层的房屋价值的，债务人无需再提供另一层房屋作为抵押，另根据林永科、杨玉凤关于该两层房屋当时市场价格近17万元的陈述，故无法认定双方签订《房权押抵协议书》时债权债务的金额为30000元或少于30000元。其次，自于1997年11月28日签订《房权押抵协议书》至于1999年6月24日签订《协议书》期间，林永科作为债务人是否有偿还全部或部分债务，林永科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林永科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无法认定上述期间双方的债权债务的金额有所减少。第三，根据林永科、杨玉凤提供的契税完税证、税收完税证，可以证实黄玉成、陈博山变更登记时缴纳房屋契税的计税金额为169264元、营业税计税金额为30000元，其中营业税根据1999年的税收政策，营业税系按房屋销售价减去原价的差额计征。故依据《协议书》中约定的“处分价款30000元”及营业税的计税金额为30000元，无法认定签订《协议书》时，林永科与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之间的债权债务的金额为30000元。综上，林永科、杨玉凤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签订的《协议书》系以房屋处分了双方的债权或债务30000元的事实，也无法认定对抵的债权或债务金额远低于被处分的房产的价值，因此，林永科、杨玉凤关于《协议书》系恶意串通签订的并损害其利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签订的《协议书》处分了合同以外第三人林永科、杨玉凤的房产，林永科、杨玉凤若认为该《协议书》系恶意串通签订的并损害其利益的，有权提起诉讼确认该《协议书》是否有效，故林永科、杨玉凤于本案系适格主体。《协议书》系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依据《房权押抵协议书》中“到期未还，有权对房屋进行处理”的约定订立的，故无法直接认定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订立《协议书》在主观上具有恶意，且林永科、杨玉凤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协议书》签订时，双方的债权债务金额为30000元，故也无法认定《协议书》中约定的“处分价款30000元”及营业税的计税金额为30000元系黄玉成、陈博山、林悦、林加才以房屋处分了双方的债权或债务30000元的事实。因此，对林永科、杨玉凤主张《协议书》系恶意串通签订的并损害其利益，应确认《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黄美云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主动放弃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林永科、杨玉凤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计275元，由林永科、杨玉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世辉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吴羽欣 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