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51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敏婷，女，198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岑静怡，广东容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柯国炎，男，198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冬梅，女，198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裕彬，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敏婷因与被上诉人柯国炎、江冬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5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敏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柯国炎、江冬梅的诉讼请求；2.纠正一审法院认定“梁敏婷当时事实上也没有就此事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查处，并利用了对方因害怕心理而缺乏正确判断能力签署《欠条》”的事实；3.纠正一审法院认定“江冬梅已支付的款项3万元可与柯国炎、江冬梅应承担的赔偿款一并结算”的事实；4.判令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柯国炎、江冬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审查及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有误。一审法院否定双方签订的《欠条》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却认定“梁敏婷当时事实上也没有就此事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查处，并利用了对方因害怕心理而缺乏正确判断能力签署《欠条》”的事实。试问梁敏婷没有欺诈、胁迫的行为，梁敏婷又怎能利用柯国炎、江冬梅因害怕心理而缺乏正确判断能力签署《欠条》呢？正如一审判决关于双方签订《欠条》时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所述，柯国炎、江冬梅有充足的时间考虑双方初步达成的调解赔偿方案，但其最终没有提出异议和拒绝，经过深思熟虑后，在达成调解赔偿方案的次日主动联系梁敏婷履行调解赔偿方案，自愿与梁敏婷签订《欠条》和《车辆移交证明》。事实上，梁敏婷在案涉交通事故当中属于受害方、被动方，而柯国炎、江冬梅属于过错方、主动方，梁敏婷在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前，根本不知道柯国炎酒后驾驶的事实，当时又如何就此要求有关部门查处呢？交通事故赔偿方案是由柯国炎、江冬梅方提出的，柯国炎没有什么害怕心理可由梁敏婷利用。梁敏婷当时是出于复杂事情简单化而了结案件，根本没有利用柯国炎、江冬梅因害怕的心理而与柯国炎、江冬梅签订《欠条》。况且，柯国炎的酒后驾驶、逃逸行为并不是梁敏婷说了不追究就可以了结事情，最终执法权、审查起诉权及审判权归于国家机关，梁敏不可能利用柯国炎、江冬梅的害怕心理。对于涉诉交通事故，梁敏婷根本没有行使、也没理由行使任何举报行为，但柯国炎依然受到法律制裁，其实柯国炎未受到法律的真正制裁（根据法律规定，酒后驾驶可能涉及危险驾驶罪，刑期为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暂扣或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等）。梁敏婷认为，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柯国炎酒后驾驶并逃逸，存在主要过错的事实，一审法院就应当对其加以制裁，不应让其任意妄为，否则将助长该违法行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为日后社会发生类似事件的发生埋下隐忧。至于赔偿数额与实际损失有出入，也是双方对自己民事实体权利的处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及当事人处分原则，柯国炎、江冬梅应当受《欠条》的约束，不得“出尔反尔”，随意反悔。从证据的角度来看，柯国炎、江冬梅不能举证梁敏婷利用柯国炎、江冬梅因害怕的心理而与柯国炎、江冬梅签订《欠条》，一审法院没有任何根据而认定该事实。梁敏婷在整件事上是受害方，却被蒙受诬蔑，二审法院应于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陈述。二、关于柯国炎、江冬梅支付3万元购车定金的问题，一审法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在没有查清事实前，妄断认定该3万元可与日后柯国炎、江冬梅的赔偿款一并结算的事实，二审法院应在调查取证后予以纠正。理由如下：柯国炎、江冬梅的不正当目的误导梁敏婷与其签署《欠条》，并主动支付相应款项。其中3万元购新车定金，是基于梁敏婷及柯国炎、江冬梅与佛山市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车辆买卖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而产生，现由于柯国炎、江冬梅的违约行为，该3万元购新车定金无法退回，一审法院没经过追加佛山市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第三人查明事实，妄断该3万元可与柯国炎、江冬梅日后的赔偿款一并结算，实属荒谬。经梁敏婷了解，佛山市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维修部门和销售部门的财务均独立，销售部门已多次明确答复该3万元不可转化或抵扣受损车辆的维修费用，既然如此，该3万元又如何与柯国炎、江冬梅的赔偿款一并结算呢？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纠正原审法院的错误。三、关于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一审法院只着眼于受损车辆表面数字上的损失计算，却没有考虑梁敏婷是受害方，没有任何过错的事实，也没有考虑梁敏婷为此事奔波劳累花费无数时间、金钱、精力和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等无形内在的损失。而一审法院未综合考虑所有客观因素，表面处事，二审法院应于纠正。梁敏婷认为，若该事是发生在柯国炎、江冬梅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显失公平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事实却发生在柯国炎、江冬梅存在主要过错，而且出于通过双方和解从而逃避被追究酒后驾驶等法律责任的不正当目的而利用梁敏婷，出尔反尔。一审法院认定显失公平，等同于放纵柯国炎、江冬梅的违法行为，有悖于法律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四、柯国炎、江冬梅出尔反尔、捏造事实，理由是：1.交通费事故案发时，柯国炎在交警的询问笔录陈述自己当晚聘请了代驾，代驾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而去，自己当时因害怕而驾驶肇事车辆而离去，还称自己报警了，但事实上当晚是柯国炎自己驾驶肇事车辆，发生事故后逃逸离去，并无报警。2.柯国炎、江冬梅在起诉状中陈述梁敏婷隐瞒车辆受损情况，其不知道梁敏婷受损车辆的实际损失，但其申请出庭的证人，即其弟弟柯某某却陈述证明梁敏婷与柯国炎、江冬梅调解时，梁敏婷已经告知受损车辆情况及损失大概1万多元的事实。3.一审开庭时，柯国炎否认自己在《欠条》和《车辆移交证明》签名，但又没有申请笔迹鉴定。4.在一审审理期间，梁敏婷与柯国炎、江冬梅在法院的主持下曾调解案件，柯国炎、江冬梅主动提出调解方案为：①3万元购车定金归梁敏婷所有；②在佛山市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修复车辆，所产生费用由柯国炎、江冬梅承担；③赔偿梁敏婷损失16000元。后梁敏婷主张在此基础上要求柯国炎、江冬梅另外赔偿车辆受损期间的停车费约3000元，经法官多次调解下，在梁敏婷最后接受以上调解方案后，柯国炎、江冬梅又再次反悔，浪费各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5.现柯国炎、江冬梅又反悔《欠条》。柯国炎、江冬梅以上种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二审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以使其得到应有的惩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柯国炎、江冬梅的诉讼请求，并纠正一审法院错误陈述。柯国炎、江冬梅辩称：梁敏婷上诉的请求、事实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已经对于本案的事实作出了具体的查明，并且依法作出了一审判决，该判决适用的法律以及已经查明的事实都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柯国炎、江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柯国炎、江冬梅与梁敏婷于2018年1月25日签订的《欠条》；2.梁敏婷向柯国炎、江冬梅还定金3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梁敏婷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1月23日晚，柯国炎驾驶粤X*****号小型客车行驶至路口时，与梁敏婷的丈夫尤某某驾驶梁敏婷所有的粤X*****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双方的车辆受损。柯国炎于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后经交警部门认定，柯国炎发生事故后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2018年1月24日，佛山市顺德区某价格鉴证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粤X*****号车辆受损出具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鉴定损失为11475元。江冬梅（柯国炎的妻子）于2018年1月25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因上述车辆损失产生的鉴定费716元给梁敏婷。2018年2月7日，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对柯国炎以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为由，对其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2018年1月24日，江冬梅通过电话主动联系梁敏婷，要求对柯国炎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协商和解，双方随后于当日晚上到一家茶坊商谈，江冬梅由柯国炎的弟弟柯某某陪同，梁敏婷亦叫来其亲友陪同。就梁敏婷车辆受损问题，谈判中曾提出赔一台新车给梁敏婷，同时将旧车置换给柯国炎。但当晚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和解协议。次日，柯国炎、江冬梅、梁敏婷签订一份《车辆移交证明》，载明:梁敏婷于2018年1月25日将粤X*****号小汽车委托柯国炎拿去豪车会维修，修好时间为2018年1月29日前。之后，《车辆移交证明》又于2018年1月26日加注“约定过户日为2018年1月29日，因小车粤X*****已交由柯国炎维修，在此期间因该小车（粤X*****）所产生的一切交通事故和法律责任与梁敏婷无关”。此期间，梁敏婷、江冬梅于2018年1月25日一起到佛山市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由梁敏婷向该公司订购日产新骐达轿车一台，江冬梅通过银行刷卡代梁敏婷向该公司预付购车款30000元，该公司出具证明证实订购车辆的总金额为123000元，已支付30000元，还未支付尾款人民币93000元。江冬梅、梁敏婷另于当日签署《欠条》一份，载明：柯国炎在2018年1月25日于佛山市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日产新骐达赔偿给梁敏婷，日产新骐达总金额为人民币123000元，柯国炎已付定金30000元，还欠尾款93000元，约定于2018年1月28日前付清尾款。柯国炎当天随后也在上述《欠条》中签名。此后，柯国炎、江冬梅没有支付欠条中约定的款项93000元，并起诉要求撤销上述《欠条》。另查明，关于双方当事人就事故赔偿问题的协商过程，证人柯某某出庭作证时作出如下陈述：“……发生交通事故第二天，我（柯某某）与江冬梅去交警中队找车主协调，刚开始双方达成说将车辆修好，再进行一定补偿，到了晚上，车主说要找其一位亲戚再谈，一位叫三叔的亲戚，具体名字我不清楚，双方约了到大良新桂南路伯乐居谈，在场的人有我、江冬梅、梁敏婷及其丈夫以及一个叫三叔的人，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谈判过程中将之前的方案推翻了，叫三叔的人说若不谈的话就追究柯国炎的刑事责任，柯国炎会受到很严重的刑事制裁，江冬梅听到后哭了。后梁敏婷提出赔一台新车给其，将旧车给柯国炎，受伤的医疗费由柯国炎承担，当晚并没有签订协议。第二天，梁敏婷约江冬梅去看车就下订单，因为没有同款车辆，要求按照看中的车辆进行购买，若不同意购买就追究柯国炎刑事责任，江冬梅害怕紧张就同意付了定金。……事故第二天，梁敏婷在交警中队定损，告知我方定损大概10000多元，后江冬梅说若同意撤案，可以赔偿一部分。到了晚上就推翻了之前的调解方案。”又查明，本案审理期间，一审法院根据梁敏婷的申请依法委托佛山市某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粤X*****号车辆的维修费及贬值损失进行鉴定，该公司出具鉴定意见认为被鉴定车辆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79335.45元，维修费鉴定金额为12898元，维修后的贬损值为4641.12元。还查明，梁敏婷此前于2018年2月1日另案起诉柯国炎、江冬梅要求赔偿事故损失并经一审法院受理，案号为（2018）粤0606民初3019号。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柯国炎、江冬梅与梁敏婷双方于2018年1月25日所签订的《欠条》是否应予撤销？对此，一审法院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关于《欠条》的内容。签订《欠条》后双方还另签订一份《车辆移交证明》，根据《欠条》、《车辆移交证明》载明的内容及双方的陈述，双方实际是约定由柯国炎赔偿123000元给梁敏婷购买新车，同时梁敏婷在事故中受损的车辆归柯国炎所有。在柯国炎只支付30000元尚欠93000元的情形下，立下《欠条》进行确认。（二）签订《欠条》时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柯国炎、江冬梅主张其签订该《欠条》不知道车辆受损的鉴定结论，梁敏婷故意隐瞒车辆维修费鉴定结论并利用柯国炎饮酒逃逸等心理害怕因素，故其两人是在受到欺诈、胁迫的情形下签订《欠条》，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江冬梅是在事发后主动约见梁敏婷进行商谈，2018年1月24日晚当面会谈时江冬梅亦有亲属陪同，且会谈后的次日江冬梅又与梁敏婷一同前往订购新车并亲自代为支付款项30000元，随后江冬梅、柯国炎先后在《欠条》中签名，双方还在2018年1月26日就受损车辆的交接问题签订《车辆移交证明》，江冬梅于此期间还向梁敏婷支付车辆损失鉴定费，完全可以了解事故车辆损失鉴定情况，江冬梅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柯某某作证时亦述称梁敏婷告知过车辆定损一万多元，对此部分证言应予采信，虽然柯某某在作证时另陈述梁敏婷一方参与协商人员有使用恐吓性言词，鉴于证人柯某某是柯国炎的兄弟，存在利害关系，对于此部分明显不利于梁敏婷的证言因无其他证据印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但无论在商谈过程中梁敏婷一方参与协商人员有无使用带有恐吓性的言词，柯国炎、江冬梅均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双方协商的和解方案是否合理，对不合理的要求予以拒绝，但江冬梅在多次见面并签订上述《欠条》、《车辆移交证明》的过程中，并未提出异议和拒绝，并曾为梁敏婷支付购车款30000元，故签署《欠条》并非因受到对方胁迫或欺诈，柯国炎、江冬梅现以上述《欠条》是在受到胁迫、欺诈情形下作出，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三）关于《欠条》的约定是否属显失公平。本案中，柯国炎因发生事故后主要是造成梁敏婷的车辆受损，经佛山市顺德区某价格鉴证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鉴定维修费损失为11475元，经一审法院重新委托鉴定确定的维修费损失为12898元，维修后的贬损值为4641.12元，鉴定意见认为被鉴定车辆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79335.45元，如柯国炎发生事故后随即及时赔偿上述维修费、贬损值合计17539.12元后基本即可弥补梁敏婷的车辆损失，而双方签订《欠条》是约定柯国炎赔偿123000元并取得梁敏婷当时评估价值为79335.45元的事故车辆，即柯国炎、江冬梅实际承担赔偿的是两者之间的差额43664.55元，明显远超出签订《欠条》时因事故产生的损失，江冬梅作为柯国炎的妻子，认为柯国炎饮酒后驾车发生事故且驾车逃逸的情形，存在害怕被进一步追究责任甚至被予以刑事处罚的害怕心理，本案中虽无证据证实《欠条》是在受到欺诈、胁迫情形下作出，但交警部门当时仍在对柯国炎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违章行为进行查处，从柯国炎、江冬梅仍签订明显不利于其本方的《欠条》来看，柯国炎、江冬梅对其发生事故后应承担的责任缺乏正确认识，有想通过双方和解从而逃避被追究饮酒驾车等法律责任的不正当企图，虽然对其基于不正当目的而实施的行为应予以谴责并承担相应过错责任，但梁敏婷当时事实上也没有就此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查处，并利用了对方因害怕心理而缺乏正确判断能力签署《欠条》，《欠条》所约定的债务对于柯国炎、江冬梅显失公平，故柯国炎、江冬梅要求撤销，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江冬梅代梁敏婷支付的30000元购车款应否退还？江冬梅代梁敏婷支付的30000元购车款只是当时双方约定的赔偿款中的一部分，对于除支付30000元之外，柯国炎、江冬梅另立《欠条》确认还需支付款项93000元，故《欠条》被撤销后只是意味着梁敏婷不能再根据《欠条》约定的数额支付余下的赔偿款，并不意味着签署《欠条》前已支付的30000元需由梁敏婷返还，如前所论述，江冬梅当时是基于不正当目的而主动代梁敏婷支付30000元购车款作为事故赔偿款的一部分，对于《欠条》的签署存在主要过错，该《欠条》撤销后，梁敏婷仍有权要求另行计赔本次事故给其造成的损失，并有权根据柯国炎、江冬梅的过错对《欠条》被撤销给其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梁敏婷已另案提起诉讼，故江冬梅已支付的款项可与柯国炎、江冬梅应承担的赔偿款一并结算，柯国炎、江冬梅在未作结算之前即要求退还上述30000元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柯国炎、江冬梅要求撤销案涉《欠条》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但在双方因交通事故产生的赔偿问题未予处理的情况下即在本案中要求返还30000元款项，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案涉《欠条》被撤销，主要过错在于柯国炎、江冬梅，由此产生的诉讼费用应由柯国炎、江冬梅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柯国炎、江冬梅与被告梁敏婷于2018年1月25日签订的《欠条》；二、驳回柯国炎、江冬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75元，由柯国炎、江冬梅负担；鉴定费5000元，由柯国炎、江冬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围绕梁敏婷的上诉主张，本院二审争议的焦点和审查的范围为涉案《欠条》是否应予撤销及柯国炎、江冬梅已付的3万元购车款的处理问题。本院对争议焦点分析如下：关于涉案《欠条》应否撤销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江冬梅在涉案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主动联系梁敏婷协商处理柯国炎因交通事故造成损失赔偿问题，协商过程中双方均有协同各自的亲属参与协商。协商的次日，江冬梅为梁敏婷交付了购买新车的3万元购车款，并与梁敏婷签订了《车辆移交证明》《欠条》，确认尚欠车辆购车款尾款93000元。此外，江冬梅其间还向梁敏婷支付了车辆损失鉴定费。从上述柯国炎、江冬梅与梁敏婷协商、签订《欠条》的过程来看，柯国炎、江冬梅与梁敏婷之间存在多次见面协商，柯国炎、江冬梅应对协商有充分的认识，其主张是受到胁迫、欺诈而签订《欠条》并无有效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柯国炎、江冬梅有关受胁迫、欺诈要求撤销《欠条》的主张，处理正确。但从《欠条》内容来看，无论是从事故发生后当事人自行委托所作车物损失价格鉴定，还是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事故车辆所作的损失鉴定结论，事故车辆维修后并考虑贬损值的价格，与购买一辆新车的价格确实存在较大差距。考虑到双方签订《欠条》时，柯国炎刚发生交通事故不久并仍处于被交警部门查处的情形，容易对签订合同内容产生不正确的认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欠条》所涉条款显失公平，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涉案《欠条》应予撤销。关于柯国炎、江冬梅已付的3万元购车款的处理问题。涉案《欠条》为双方当事人确认柯国炎尚欠梁敏婷93000元而作出，《欠条》的撤销并不影响柯国炎、江冬梅已向梁敏婷支付的损失款3万元。本案为撤销之诉，而梁敏婷已另案诉讼要求柯国炎、江冬梅赔偿事故损失，故一审法院认定对柯国炎已付的赔偿款在另案中一并处理，更符合侵权法律关系之处理，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相应地，梁敏婷向本院申请向车辆销售公司调查3万元购车款如何处理及向交警部门调取交通事故的询问笔录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梁敏婷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梁敏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黄燕芝书 记 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