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5民初17185号原告：陈薇，女，汉族，1990年1月3日出生，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原告：叶宇松，男，汉族，1990年9月17日出生，住址广州市天河区，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廖育强、陆金裕，均为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杏纯，女，汉族，1991年3月21日出生，住址广州市海珠区，被告：高乔，男，汉族，1985年4月26日出生，住址广州市海珠区，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马莉、何音，均为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薇、叶宇松诉被告陈杏纯、高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薇、叶宇松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廖育强、陆金裕，被告陈杏纯、高乔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马莉、何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6年4月开始，由于案外人陈晓敏称长期需要资金作过桥垫资业务，原告一与被告一商量以合作方式共同多处凑钱提供给陈晓敏，并从中获取利息。被告一与原告一均称呼案外人陈晓敏为老板。在2017年6月份期间，陈晓敏曾因未能及时回款，导致出现过回款危机，但最终陈晓敏得以资金解决，此后，原告一和被告一继续保持与陈晓敏的合作关系。2018年4月份，原告一和被告一发现陈晓敏未能及时将垫资款归还，被告与原告共同商量如何处理回款事宜，因涉及数额巨大，原告一由于款项问题导致精神一度崩溃。2018年4月13日，被告一和被告二得知从陈晓敏处回款几率较低，于是无理要求精神状态处于崩溃下的原告一代陈晓敏归还被告出借的款项。被告从2018年4月15日起到2018年4月16日凌晨期间，两被告通过胁迫、欺骗、诱导等手段，逼迫和蛊惑原告签署借条，期间，被告二堵在两原告家中逼迫本不知情的原告二父母签借条，原告二父母苦苦哀求被告二离开其家里，原告二父亲因重大疾病刚出院回家休养而忍受不了被告二的强迫导致要跳楼自杀，由于原告二母亲从阳台上强拉下原告二父亲而避免悲剧发生。原告二为使父母不受胁迫和干扰，同时在被告二发誓要“闹到单位、大家都不好过”等威胁的情况下签了涉案借条。2018年4月15日当天晚上原告一一直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突然收到被告一的微信，告知原告一只要配合被告二签订借条后，才能让被告二离开原告二父母家，而且被告一会从被告二处取走借条还回原告的。当晚为了息事宁人，为了父母不至于被逼跳楼产生悲剧，原告无奈只能在借条上签名。原告在被告拟定好的借条签名后，两被告更是变本加厉，进一步要挟原告出卖房子向其还债，被告一也根本没有将借条取回还给原告。两被告凭借借条威逼原告还款，并把该受胁迫而签订的借条所谓的债权转让给被告二的母亲郭光，事后郭光依据该胁迫的借条将原告起诉到法院，要求原告还款。被告一非常清楚借条上的的款项实际是被告一和原告一共同各自凑钱给陈晓敏垫资过桥使用的合作款，而非原告一向被告一借款，从而还将陈晓敏购买公寓而注册的公司进行变到两被告实际控制人的名下。事后，由于被告凭借借条多次威胁和骚扰原告，无奈之下，原告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员村派出所报案求助，但至今仍未将被告手中的借条予以撤销收回。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只能依法诉请法院撤销涉案借条。请求判令：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被告签署的打印日期为2018年4月14的借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48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经过反复多次确认的。被答辩人于2018年4月14日向答辩人出具480万元《借条》前，已经主动向答辩人出具了两份欠条，分别为2017年12月1日的260万元《欠条》和2018年4月12日220万元的《借条》，2018年4月14日的480万元《借条》只是对之前的借款和欠条进行的再一次确认。2017年12月1日，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借款，并主动向答辩人出具《欠条》，答辩人于2017年12月1日向被答辩人账户转入100万元、100万元、60元（合计260万元）。被答辩人也按照《欠条》约定，于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月31日、2018年3月4日及2018年3月31日向答辩人支付了利息78000元／月。同时依据该借款，双方办理了房屋抵押手续，被答辩人将其房屋抵押给了债权转让人郭光。2018年4月12日，经过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对账，确认了被答辩人还欠220万元的本金未还，被答辩人又主动向答辩人出具了220万元的《借条》。2018年4月14日，因被答辩人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该两笔款，因此答辩人合法行使自己的债权，与被答辩人沟通后，被答辩人又出具了一份总数为480万元的《借条》，该份借条系对之前的借款和欠条进行的再一次确认。而之前的两笔借款均有《借条》以及对应的转账凭证予以佐证，借贷关系真实存在且合法有效，答辩人系被答辩人的债权人。2、根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答辩人对出《借条》事宜均十分清楚，被答辩人所称的叶宇松父亲跳楼事宜，是因为生气被答辩人对外举债2000多万才一时想不开，与答辩人无关，并且在前两次出具借条时，还主动向答辩人表示“我给老高也写一个”、“你打个欠条明天我签吧”、“要签的”等自愿出具《借条》的言论，不存在任何欺骗、胁迫、诱导的情形，也不存在有重大误解和的情况，被答辩人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借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存在答辩人所述的合作关系。1、答辩人不认识所谓的老板陈晓敏，也不清楚被答辩人与陈晓敏之间的关系和具体操作流程。通过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银行转账可知，答辩人并无直接跟陈晓敏联系，答辩人也不认识陈晓敏，答辩人是直接转账给被答辩人，也是被答辩人直接向答辩人还款和结算利息，双方的借贷关系明确，并不存在被告方所称双方合作跟陈晓敏做过桥垫资业务的事。后陈晓敏出了问题，答辩人还帮助被答辩人想办法，让她去起诉陈晓敏。2、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也不符合合作关系的特征。依据《中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个人合伙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为，一是合伙是以合伙协议为成立前提的，二是合伙人必须共同出资，三是合伙必须由合伙人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享利润，四是合伙人对合伙债务负连带责任。被答辩人称双方系合作关系，但双方既无合作的书面协议，也没有这样的意思表示，并且双方也没有共同追究结果并享有结果，表明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并非合作关系。3、被答辩人也多次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向答辩人表达借款意向、如2017年1月19日称“我给你转了5，我把那天跟你借来应急的先还你”、2017年5月3日称“跟你借一下，晚点钱来了再一次给你可以吗”、2017年5月26日“你手里有10万吗？先借我一下，有个人一直催我钱”、2017年11月29日称“你那里有两三万吗借我一下”、2017年12月24日称“大姐，能不能再去凑3-5万来借我用一下”、2019年9月23日称“能不能找你婆婆借个9万”、2018年3月22日称“借我3万块”等，从以上表述可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是借贷关系。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答辩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所陈述事实不符，也完全无法证明存有任何“逼迫、欺骗、诱导”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答辩人也应当承担不利的举证责任。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答辩人方于2018年4月25日向贵院先行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被答辩人在完全知悉本案的情况下，毫无事理由及法律依据的另外提起诉讼，导致原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止审理，企图利用法律程序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明显，客观上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其他当事人的诉累，已经妨碍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综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借条系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律规定中可以予以撤销借条的情形。因此，请求贵院能够尽快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存在频繁的转账记录，原告称双方为合作关系，2018年4月14日书写的《借条》是两原告出于被告高乔的威胁、陈杏纯的欺骗、诱导，在两原告不情愿且存在重大误解下被迫签署，被告不予认可，认为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签订《借条》不存在威胁、欺骗、诱导及重大误解等情形。被告为证明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了2018年4月14日的《借条》、2017年12月1日的《欠条》、2018年4月12日的《借条》及《不动产登记证明》及银行流水为证。2018年4月14日的《借条》记载：截至今日，叶宇松（身份证）、陈薇（身份证，共自高乔（身份证）、陈杏纯（身份证）处借到人民币4800000.00元（肆佰捌拾万元整）。应在2018年4月12日前无息归还本金。逾期部分按同期银行利率4倍支付利息（活期）。借款人除应归还本金外，还应支付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含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违约派生的实际费用等）任何一方均可向债权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借款人负有对上述借款的本金及实行债权的全部费用连带担保责任，直到债务全部偿还为止。借款人：叶宇松、陈薇，日期2018-4-14。原陈薇所签借条（同等金额）作废。原告认可借款人处签名为原告所签，但对该借条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双方陈述该借条是在2018年4月16日凌晨所签，借条是被告于2018年4月14日就事先打印好。两原告主张从未向两被告表达过借款意向，双方也从未建立过真实的借贷关系，原告叶宇松也从未知晓陈薇与陈杏纯之间具有该几笔往来账。两原告在借条上签字是出于被告高乔的威胁、陈杏纯的欺骗、诱导，并在两原告不情愿且存在重大误解下被迫签署，该借条的签署是在陈薇、陈杏纯两人合作出资出借给借款人陈晓敏后，而且是在被陈晓敏诈骗款项后未能收回损失时，双方并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签字。2017年12月1日的《欠条》记载：今欠到高乔（债权人）人民币2600000即贰佰陆拾万元整，每月以3%的利息返回，我将每月提前一日准时将3%的款项（即人民币78000元整）转入指定账号，并承诺本金人民币2600000随时可以取回，并在三天内到账，如不兑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追究责任。特此立据。欠款人：陈薇，身份证：，日期：2017年12月1日。原告对欠条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承认该欠条由陈薇所签，但原告叶宇松毫不知情，该欠条与原告叶宇松无关。2018年4月12日的《借条》记载：今借到高乔、陈杏纯人民币共计2200000元（贰佰贰拾万元整），汇至我指定账户（陈薇、刘禹敏），约定于2018年4月12日与本金同时还清。借期利息为1%每月。借款人：陈薇，身份证号：。2018年月日(没有填写具体月日)，双方均表示为2018年4月12日所签。原告对该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可该借条为原告陈薇签署，但该笔款原告叶宇松毫不知情，与原告叶宇松无关。原告陈述，该借条是陈晓敏诈骗一事案发后，即陈杏纯和陈薇知道陈晓敏处资金可能无法归还后，陈薇精神崩溃，在2018年4月12日晚住在陈杏纯家中，高乔威胁陈薇所签的借条，因此陈杏纯在微信中向陈薇道歉，同时也由于陈薇实际上没有向高乔借款，因此陈薇也没有必要收回借条。陈杏纯说是帮陈薇保护财产，签份借条，日期暂空缺，有需要时拿出来起诉，可以帮陈薇保护部分财产。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的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3202616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记载：证明权利或事项：抵押权，权利人（申请人）：郭光，义务人：陈薇，坐落：天河区员村四横路蒲林街36号502房…。双方确认郭光为被告高乔的母亲。并确认办理抵押登记时间为2018年4月14日。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抵押登记的抵押权人为郭光，而不是被告，原告从未拖欠郭光任何费用，根本不可能真实的将房产抵押给郭光，这是因为陈薇、陈杏纯两人合作出资借给陈晓敏被诈骗后，当时陈晓敏处资金无法归还，陈杏纯说帮陈薇保护其财产，因此骗得陈薇信任，让陈薇将房屋抵押给并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的第三人郭光以保护财产。原告方同时提供了2018年3月8日陈薇与郭光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被告当庭陈述2017年12月1日向原告分三次分别转入100万、100万和60万，共计260万；第二笔2018年3月6日2万，3月8日22万，3月21日2万，3月21日还款6万，共计欠款20万，2018年3月11日借款四笔，分别是100万、50万、100万、100万，共计350万，同日原告还款150万，3月17日还利息4.5万，这一段时间借款对账后欠本金200万，两笔加起来是220万，并形成了220万的借条。最后一次借条的480万是两次欠款加起来。原告对被告陈述的上述转账金额和时间均予确认并确认2017年12月1日的《欠条》及2018年4月12日的《借条》中本金的总额与2018年4月14日的《借条》的本金总额一致。原、被告为证明各自的主张，提供了一系列《微信聊天记录》为证，经审查微信聊天内容，并不能排除原、被告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可能性，也不能直接证明在签署2018年4月14日《借条》是存在威逼、欺骗、重大误解等情形。被告高乔在签订《借条》后，虽有使用过不当语言，但不能反映出签订《借条》时的存在该情况。原告陈述被告当面言语恐吓，不让原告回家，威胁要找公安抓原告控制原告使原告失去人身自由，原告出于害怕才签的《借条》，另外，除了胁迫外，借条的内容所述的金额也是显失公平。原告叶宇松当庭陈述，2018年4月15日晚上九点多，被告高乔在叶宇松楼下拦住叶宇松不让其回家，凌晨一点多，因叶宇松的父亲身体情况而且受不了高乔的恐吓，想跳楼，求了高乔很久，高乔才答应让叶宇松回家。后来高乔跟着叶宇松回家，叶宇松先回家，高乔后上门，是叶宇松家人开的门，高乔上门时并没有吵闹，只是一直赖在叶宇松家不肯走。被告当庭陈述，2018年4月15日，高乔到达叶宇松楼下，但并没有进屋，是原告陈薇在凌晨1点左右在微信叫高乔上家中商量。另查明：原告陈薇曾在银行工作；原告叶宇松是一名监狱警察，已经工作4年。原告称被逼签订借条后，又被骚扰和逼迫还钱，原告陈薇于2018年7月21日到派出所报警，并提供了报警回执。并向本院提出要求调取报警笔录的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署明日期为2018年4月14日的《借条》是否符合撤销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中，原告陈述要求撤销《借条》的原因是受到被告的胁迫、欺骗、诱导，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分析如下：一、署明日期为2018年4月14日的《借条》是2017年12月1日的《欠条》以及2018年4月12日《债条》的再次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只是针对2018年4月14日的《借条》，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前两次的《欠条》、《借条》存在胁迫、欺骗、诱导、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告当庭认可被告方的转账金额以及转账时间，也于2018年3月8日与案外人郭光（被告高乔的母亲）签订了《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在分别确认签订《欠条》和《借条》的前提下，再次签订《借条》后却认为金额显失公平，有违常理，而且，原告陈薇曾为银行工作人员，对于资金往来的处理能力理应强于普通人，原告的主张难以让人信服。从原、被告之间的一系列行为及跨度的时间看，原告对签订《借条》是有清晰的理解，双方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更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二、根据双方陈述，只能证明2018年4月15日晚被告高乔与原告叶宇松在叶宇松楼下有过协商，虽然时间上为几个小时，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高乔使用了强迫手段不让原告叶宇松回家；被告高乔凌晨1点后进入原告家中也是应原告陈薇微信要求，且是原告家人主动开门让其进屋，进屋后也没有吵闹，也无法反应出被告高乔使用武力等极端手段。从凌晨1点多进屋到凌晨2、3点签订《借条》，时间跨度2个小时左右，该时间在合理范围，并不能体现出被告高乔使用了威胁手段。另外，原告叶宇松是一名狱警，从身体素质、法律常识、心理素质等方面判断，被告高乔一人前往原告处协商，原告称被告高乔使用了威胁手段，原告及家人在胁迫的情况下签了《借条》不合常理，被告高乔的行为更接近于一般债权人合理的维权行为，故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三、原告称被告陈杏纯以保护原告陈薇的财产为由，采取了欺骗手段，骗得原告陈薇签署了一系列《欠条》、《借条》、《抵押合同》等，虽然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关于被告陈杏纯与原告陈薇关于保护自身财产的记录，但该些记录并没有直接反应出是针对本案的涉案的《抵押合同》、《借条》等，更反映不出具有欺诈性质。四、原告在签订《借条》后，没有及时报警或者是起诉，而是在时隔三个月后才报警，报警的理由是签订《借条》后受到被告的骚扰和逼迫，并不是反映签订《借条》之前或之时的情况，本院认为与撤销理由无关。原告提供的关于被告高乔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高乔虽然有过不当言论，但无由直接证据证明其采取过实际行动，而且言论是发生在签订《借条》之后，可认为是追债的过激行为，但并非等同于其使用了威胁手段逼迫原告签订《借条》。综上所述，原告两人均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能清晰的辨别自身行为，特别是一个曾为银行职员，一个为警察，在处理本案纠纷过程中比一般人更有优势，在不排除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的前提下，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常理，故原告请求撤销2018年4月14日的《借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陈薇于2019年2月20日向本院提交了关于调取被告陈杏纯名下银行流水记录及调取2018年7月21日其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员村派出所报案时的报案笔录的《调查取证申请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秘密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关于报警笔录，虽然保管于公安部门内，但该笔录不属于司法解释九十四条规定的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范围，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被告陈杏纯的银行流水，本院认为其已经提交其与本案当事人的流水情况，其与案外人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故该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薇、叶宇松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5200元，由两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龚 锋人民陪审员  林佩霞人民陪审员  何少芬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袁 宇彭丽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