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112行初9号原告刘丽，女，汉族，1944年6月6日生，云南省姚安县人，中专文化，身份证登记地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委托代理人：龚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龚某，女，汉族，1973年3月6日生，云南省楚雄市人，大学本科文化，住址同上。原告徐子珂（曾用名徐沁），女，汉族，2000年5月25日生，云南省楚雄市人，学生，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龚某，与原告徐子珂系母女关系。被告云南省司法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000015100311J。负责人：商小云，厅长。地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219号。委托代理人：刘凌，云南会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杨蕊华，云南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调研员，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刘丽、龚某、徐子珂要求撤销被告云南省司法厅（以下简称省司法厅）作出的司法认定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龚某，被告云南省司法厅委托代理人刘凌、杨蕊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丽、龚某、徐子珂诉称，徐某系原告刘丽之子,龚某之夫,徐子珂之父,生前系云南省楚雄监狱的干警。徐某于2015年12月2日因心源性猝死后,刘丽、龚某、徐子珂就省司法厅于2O16年1月15日作出的云司政(2016（9号《关于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决定，该案经两审终审,2018年8月31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1行终123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主文部分已载明:“《抚恤办法》第十条规定:人民警察死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确认为因公牺牲:(一)在执行任务或者在上下班途中,由于意外事件死亡的,(二)被认定为因战、因公致残后旧伤复发死亡的，(三)因患职业病死亡;(四)在执行任务中或者在工作岗位上因病猝然死亡,或者因医疗事故死亡的;(五)其他因公死亡的。”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5年10月19日上午,徐某到楚雄××××区上班时突发疾病,后被同事送到楚雄州医院住院治疗,后因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于2O15年12月2日死亡,该事实符合上述情形之一。该判决按照上述理由,撤销了省司法厅于2016年1月15日作出的云司政(2016)9号《关于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决定。2018年10月30日,省司法厅作出的云司政（2018)134号《关于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被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适用相同的法律,作出与原行为相同的认定,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侵犯了原告方的合法权益,故恳请人民法院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依法撤销被告云南省司法厅作出的云司政(2018)134号《关于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被告省司法厅辩称，一、被告具有对徐某同志进行因公牺牲或者病故认定审查确认的职责和权限。根据《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警察因公牺牲,由所在单位的县级以上政法机关审查确认,由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复核,实施监督。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因公牺牲,由省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审查确认,由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复核,实施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监狱和司法行政戒毒场所人民警察因公牺牲,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查确认,由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复核,实施监督。第十二条人民警察除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情形以外,因其他疾病死亡的,确认为病故。人民警察非执行任务死亡,或者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照病故对待。人民警察病故,由所在单位的县级以上政法机关确认”。据此,被告具有对徐某同志进行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确认的职责和权限。二、原告的申请不符合《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规定的情形,徐某同志的死亡性质不属于因公牺牲。徐某同志生前系楚雄监狱医院教导员。2015年徐某同志多次住院:2015年5月9日在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O15年5月18日出院,诊断为急性心力衰竭；2O15年1O月19日,徐某同志被诊断为急性心力衰竭,当天下午入住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19天后于2015年11月7日出院;2015年11月20日楚雄州人民医院出具《转院证明》,2015年11月30日，楚雄州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转院(转诊)介绍信》,2015年12月1日徐某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住院治疗,2015年12月2日3点03分被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诊断为限制心肌病(可能性大)、心脏扩大、心律失常等。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亡原因:心源性猝死。在本次认定过程中,原告提交了要求将徐某同志死亡性质确定为因公牺牲的《申请》,以及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4终278号《民事判决书》、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O1行终123号《行政判决书》、楚雄州公安局《关于确定赵家富同志因公牺牲的决定》等材料,但无徐某同志死亡属于医疗事故的证明材料。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4终27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楚雄州人民医院在提供诊疗服务中存在不足,承担40%的赔偿责任,但并未认定徐某同志死亡属于医疗事故。三、被告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依据充分、适用规定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十条规定，经过对上报相关材料的审核,仍然无材料证实徐某同志的死亡属于该规定因公牺牲的情形。根据楚雄州人民医院住院病案首页、出院记录、转院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诊断证明书(死亡患者专用)等证据证实徐某同志系因其他疾病死亡。根据《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十二条，被告经审核上报的相关材料及申请,并通过专题会议研究认定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做出《关于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四、被告作出《关于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并不属《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中“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情形。首先,被告作出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的事实及理由,与此前作出的云司政[2016]9号《关于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其次,被告重新作出《关于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的基础材料,与此前作出的云司政[2016]9号《关于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相比,也有所不同。第三,被告对徐某同志死亡性质重新作出认定的规章依据,仍然只能适用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综上,被告作出《关于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依据充分、适用规定正确且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省司法厅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云南省司法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2、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司法厅主要责任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节选）；3、《关于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云司政[2016]9号）；4、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云01行终123号；5、《云南省楚雄监狱关于徐某同志病故认定的请示》（楚狱发[2018]68号）；6、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住院病案首页（2015年5月第1次）；7、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出院记录；8、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住院病案首页（2015年11月第2次）；9、转院证明；10、转院（转诊）介绍信；11、中国医学科学阜外医院住院病案首页；12、中国医学科学阜外医院诊断证明书；1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14、家属通知书；15、申请；16、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4民终278号民事判决书；17、《关于确定赵家富同志因公牺牲的决定》；18、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住院病案及病程记录；19、死亡医学证明；20、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公牺牲抚恤金申请表；21、《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关于认定徐某同志病故的报告》（2018-8）；22、专题会议纪要；23、《司法行政系统认定人民警察病故呈报表》；24、《关于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云司政[2018]134号）。经质证，三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1-4份证据及第6-13份证据无异议；对第5份、第14份、第21-24份证据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第15、16、17、18、19、20份证据的三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原告刘丽、龚某、徐子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方身份证、户口册、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2、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行终123行政判决书复印件；3、被告云南省司法厅作出的云司政（2018）134号《关于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复印件。经质证，被告对三原告提交的第1份证据三性认可；对第2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3份证据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证据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规定，本院对上述三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交的第1-14份及第6-13份证据，形式、来源合法，三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第17-20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三原告有异议的其它证据，均系被告在作出认定时的材料，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三原告提交的证据，形式、来源合法，本院予以确认。综合三原告、被告庭审陈述，双方举证、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如下法律事实：原告刘丽系徐某母亲、龚某系徐某妻子、徐子珂系徐某女儿。徐某生前系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监狱医院教导员，属公务员。徐某于2015年5月9日到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楚雄州医院）住院治疗，于2015年5月18日出院，诊断为急性心力衰竭。2015年10月19日上午，徐某楚雄××××区上班突发疾病，后被其同事送至楚雄州医院诊治。徐某被诊断为急性心力衰竭于当天下午入住楚雄州医院治疗，住院19天后于2015年11月7日出院。2015年11月20日，楚雄州医院出具《转院证明》，以本院治疗困难，建议徐某转至上级医院进行进一步诊治。2015年11月30日，楚雄州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向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出具《转院（转诊）介绍信》，载明：徐某患有心肌病、肥厚性非梗阻性疾病，需转至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入院接受诊治。2015年12月1日，徐某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住院治疗，于2015年12月2日3点03分被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诊断为限制型心肌病（可能性大）、心脏扩大、心律失常等。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亡原因：心源性猝死。刘丽、龚某、徐子珂与楚雄州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经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4民终278号确认楚雄州医院对徐某提供的医疗服务存在不足，判决楚雄州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2016年1月11日，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治部向云南省司法厅政治部人事警务处报《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关于认定徐某通知病故的报告》，并附《司法行政系统认定人民警察病故附表》。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1月15日，经云南省楚雄监狱、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治处、云南省司法厅政治处认定，徐某系患心肌病，因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死亡，认定徐某系病故。2016年1月15日，被告省司法厅向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治处出具《关于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载明：决定确认云南省楚雄监狱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三原告对上述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经本院审理后，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不服，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楚雄州医院对徐某提供的医疗服务，经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存在过错，判令该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以春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过错鉴定意见书为依据作出徐某的死亡不符合“因医疗事故死亡”的认定，违反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被告省司法厅以楚雄监狱提供的楚雄州医院病案首页、出院记录、转院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阜外医院诊断证明书（死亡患者专用）等证据材料，在没有证据材料确认徐某的死亡与医疗事故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得出徐某的死亡不属于因公牺牲的情形、系其它疾病死亡的结论，确认徐某同志的死亡性质为病故，无事实依据。综上，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因认定事实有误，导致处理不妥，判决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0112行初146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省司法厅作出的云司政（2016）9号《关于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并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决定。宣判后，云南省楚雄监狱政治处于2018年9月19日向三原告送达《家属通知书》，通知家属尽快将徐某通知涉及抚恤相关材料提供至该单位，最终依照《人名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办理。2018年9月25日，三原告向云南省楚雄监狱领导提出书面申请，申请监狱按照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以因公牺牲为理由上报徐某的死亡性质。并提交了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书及楚雄市公安局对赵家富申报因公牺牲的申报材料及抚恤发放材料（认为赵家富与徐某同属人民警察，治疗经过相同，适用相同的文件，楚雄市公安机对赵家富的情况作出了因公牺牲的决定，并通过了楚雄州民政部门的审批。相同情况应相同对待并处理，不应区别对待）。2018年10月11日，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向省司法厅政治部人事警务处出具了《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关于认定徐某通知病故的报告》，对徐某基本情况、病故情况及现实表现书面说明，最终认为徐某同志符合确定为人民警察病故的条件。2018年10月24日，经省司法厅政治部主任主持召开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关于徐某同志死亡性质的情况，作出《云南省司法厅政治部专题会议纪要》，会议经讨论一致同意：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并及时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的时限内，根据本次会议讨论结果作出书面决定发至省监狱管理局。2018年9月29日，云南省楚雄监狱作为呈报单位，意见为建议确定为病故。2018年10月8日，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治处作为审核机关意见为：徐某同志拟符合确定为人民警察病故的条件，建议确定为病故。2018年10月30日，省司法厅政治部认定意见：同意。2018年10月30日，被告省司法厅作出《关于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作出重新审核情况，1、徐某同志在省楚雄监狱工作24年，思想政治坚定，拥护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监狱工作方针，努力钻研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管理能力；严守财经纪律做好监狱资产审计、财务审计，干部离任审计工作；严格教育管理警察队伍，引导警察爱岗敬业；主动掌握犯情，自觉做好犯罪思想教育转化。干一行、爱一行，勤于奉献，务实工作，表现较好，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2、徐某同志2015年10月19日当天来上班时发病后送楚雄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1月7日出院。同年11月30日楚雄州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开具徐某同志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转院治疗的介绍信，12月1日到该院治疗，12月2日凌晨去世。3、根据徐某同志住院病案材料、《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可排出职业病死因。4、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4民终278号认可楚雄州人民医院在提供诊疗服务中存在不足，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未认定徐某同志死亡属于医疗事故，其家属也未提供相关医疗事故文书。5、2018年9月19日省楚雄监狱向徐某同志遗嘱送达了书面《通知书》，希望家属补充提供相关材料证据。但至今家属未提供新的证明材料，仍然申请将徐某同志的死亡性质确定为因公牺牲。作出认定结论，根据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的通知》（民发[2014]101号）第十二条规定，结合前述实际情况，现决定：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现三原告对上述决定不服，起诉来院要求撤销。本院认为，本案系公民不服行政执法机关对其作出的行政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及本院管辖；被告所作出的《关于重新认定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对三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三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根据《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以下简称抚恤办法）第六条：“各级政法机关的政治工作部门负责办理人民警察抚恤优待的具体工作。各级政法机关的政治工作部门应当严格管理伤亡人民警察的有关材料，按烈士、因公牺牲、病故、伤残分类建立档案，长期保存。”及第十一条：“人民警察因公牺牲，由所在单位的县级以上政法机关审查确认，由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复核，实施监督。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因公牺牲，由省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审查确认，由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复核，实施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监狱和司法行政戒毒场所人民警察因公牺牲，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查确认，由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复核，实施监督。”之规定，被告作为云南省司法行政机关，依照上述规定，有权对徐某死亡性质进行审查确认，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三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2016）9号《关于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本院审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上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撤销了本院一审判决，作出了要求被告重新进行认定的判决结果。被告在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后，于60日内重新作出了《关于重新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对该决定，本院认为，被告在作出决定前，楚雄州监狱政治处向三原告送达了《家属通知书》，要求家属提供涉及抚恤相关材料，向楚雄州监狱要求重新提供相关报审材料，并进行了讨论研究，程序合法。在此次重新作出认定决定过程中，三原告未提供新的相关的抚恤材料，被告亦未收集到新的认定材料，被告重新作出认定决定所依据的材料，与2016年作出的《关于确认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基本一致，依据上述材料所作出的认定事实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的事实：被告省司法厅以楚雄监狱提供的楚雄州医院病案首页、出院记录、转院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阜外医院诊断证明书（死亡患者专用）等证据材料，在没有证据材料确认徐某的死亡与医疗事故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得出徐某的死亡不属于因公牺牲的情形、系其它疾病死亡的结论，确认徐某同志的死亡性质为病故，无事实依据的事实不一致，故本院对被告作出的《关于重新认定徐某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应予以撤销，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云南省司法厅作出的云司政（2018）134号《关于重新确认徐志明同志死亡性质为病故的决定》，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决定。本案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云南省司法厅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会敏人民陪审员  李玉明人民陪审员  李沙佧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郭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