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106民初16728号原告：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27号第七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1549967873。法定代表人：曾挺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宜亭，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乾晋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月新南路8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0113000859958。法定代表人：郭兴球。被告：广州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16号财富广场东塔30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50767X3。法定代表人：高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琪，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剑，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中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吉浦路545－551号111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794540358H。法定代表人：宋某某。原告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与被告上海乾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晋公司）、广州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上海中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告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李宜亭，被告中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琪、宋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乾晋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被告中琦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逾期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信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乾晋公司赔偿损失29500000元，并赔偿自库存单出具之日（即2012年3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17年1月17日为8409630.56元；上述款项合计37909630.56元；2．被告中远公司、中琦公司对被告乾晋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9月9日，“中远公司钢‘财’速贷仓”（以下简称中远速贷仓）仓库主管金某某代表中远公司与我公司签订《仓储服务协议》，约定由中远公司为我公司提供钢材仓储服务。被告中琦公司向我公司出具《担保函》，允诺对仓储服务协议项下中远公司的义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仓储服务协议》签订后，我公司与佛山市中佳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佳公司)、广州市泱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泱钢公司）分别签订《供销合同》，约定我公司分别向中佳公司和泱钢公司购买钢材合计16000吨，金额为69600000元。2012年3月26日，我公司在向中远速贷仓主管金某某确认中佳公司和泱钢公司确有总计16000吨的钢材存放在中远速贷仓后，将共计70000000元的汇票分别背书给中佳公司和泱钢公司。同月27日，金某某代表中远速贷仓向我公司出具了确认货权从中佳公司和泱钢公司转移给我公司的《库存单》（其中，中佳公司11500.817吨、泱钢公司4500.104吨）。然而，2012年8月，我公司根据上述库存单到仓库盘点，却无法找到相应货物。后宋某某、金某某等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并认定我公司因无法提取库存单中的钢材导致的实际损失为29500000元。我公司通过该案才知晓，中远速贷仓是由被告乾晋公司与中远公司合作成立，金某某任职的乾晋公司为讼争钢材的实际仓储人，故应对我公司无法提取库存单中的钢材所造成的前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赔偿自库存单出具之日（即2012年3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中远公司允许乾晋公司以其名义对外经营，故应就前述损失与乾晋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琦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起诉，望判如所请。被告乾晋公司未作答辩。被告中远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信达公司起诉我公司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信达公司在仓储合同纠纷案件中起诉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我公司，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信达公司以仓储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请求与其实际成立仓储合同关系的乾晋公司承担责任；我公司与信达公司没有签订《仓储服务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故信达公司在仓储合同纠纷案件中起诉要求我公司与仓储人乾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信达公司在本案主张的损失已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处理，信达公司再提起民事诉讼重复请求赔偿，应予以驳回。信达公司就本案主张的损失已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中琦公司、乾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宋某某、金某某等人因此被抓捕且被判决承担刑事责任。在生效的（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8号刑事裁定中，法院认定：与信达公司进行本案交易的乾晋公司、中琦公司、泱钢公司、中佳公司等均是宋某某、金某某设立和实际控制的企业，宋某某、金某某通过这些企业对信达公司实施合同诈骗，导致信达公司损失；法院判决：将已扣押、冻结中琦公司等的款项和公安机关继续追缴的违法所得发还信达公司。鉴此，信达公司本案请求的损失是宋某某、金某某等人合同诈骗所导致，乾晋公司、中琦公司、中佳公司、泱钢公司均只是宋某某、金某某等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载体，我公司与宋某某、金某某等人及上述载体没有共同实施行为，不存在与宋某某、金某某等人及上述载体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现信达公司被诈骗的损失已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和《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的规定，信达公司再起诉请求民事赔偿，应予以驳回。2．《库存单》项下钢材客观上不存在，信达公司也没有办理过钢材入仓存储手续，故不存在“无法提取库存单中钢材造成的损失”案涉仓库在2012年3月既没有《库存单》所记载“D”、“A”、“F”等编号的钢材。也没有泱钢公司的钢材；因此，信达公司提交《库存单》项下钢材是虚构的，根本就没有存储在案涉仓库中。同时，该《库存单》记载钢材没有对应的信达公司《货物进仓单》，不符合《仓储服务协议》约定的钢材入仓流程，不能反映信达公司已根据《仓储服务协议》将钢材存储到案涉仓库中；且该《库存单》没有“原货主”泱钢公司、中佳公司的确认，即使在表面形式上也不能作为转移钢材权属的凭证。既然钢材没有实际入仓存储，则当然也不存在“无法提取钢材造成的损失”。生效刑事裁判明确认定：信达公司29500000元损失是宋某某、金某某等人“以欺骗方式与信达公司进行钢材购销业务”所导致，因此，如果确实要从民事合同角度认定损失，则该损失也是信达公司履行与泱钢公司、中佳公司《钢材购销合同》所导致，并非履行《仓储服务协议》所导致的损失。信达公司根据《仓储服务协议》起诉请求赔偿损失29500000元，不符合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3．我公司没有允许乾晋公司以我公司名义对外经营，信达公司请求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我公司从没有允许乾晋公司使用我公司名义对外经营。我公司和乾晋公司签订的《速贷仓合作协议》是双方合作开展“速贷仓物流平台”业务（以下简称速贷仓）的内部协议，该协议中没有任何关于我公司同意乾晋公司使用我公司名义对外经营的约定，且客观上在进行案涉钢材买卖交易时信达公司也不知道有该协议的存在。本案《仓储服务协议》《库存单》均是犯罪分子伪造，我公司对此完全不知情，更没有从信达公司案涉交易中获取任何利益。因此信达公司要求我公司与乾晋公司、中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法律依据。4．信达公司在钢材买卖交易中被诈骗是其自身过失所导致。信达公司存在疏于核查金某某身份的明显过失。信达公司与我公司从未曾有过任何业务往来，我公司从没有对外表示或认可过金某某有权代表我公司。根据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信达公司是在与中琦公司进行交易过程中通过宋某某介绍认识金某某，但信达公司却没有向我公司进一步核实金某某的身份，仅凭金某某提供的一张可随意印制的名片即自以为金某某是我公司职员，显然缺乏依据。同时，案涉仓库位于顺德××××从镇世海钢材物流中心，该物流中心集中了大量的钢材贸易企业和仓储物流企业，但我公司在该物流中心没有挂牌对外经营，信达公司仅凭案涉仓库标识有“中远速贷仓”即认为金某某有权代表我公司洽谈、签订合同，显然缺乏谨慎；更严重的是，在金某某名片上清楚记载其经营地址是“世海钢材物流中心阳光花园A座西212”，该地址在世海钢材物流中心的企业指引铭牌中明确反映是乾晋公司的经营场所，信达公司到世海钢材物流中心时已查看过该指引铭牌，却没有对金某某身份产生合理怀疑，明显存在疏于审查的过失。信达公司未尽到核验买卖标的是否真实存在的义务。信达公司与中佳公司、泱钢公司签订的《供销合同》所约定钢材规格与乾晋公司提供《库存单》记载钢材规格存有诸多不同（合同约定钢卷规格为厚度4.75－11.75㎜、宽度1500㎜，而库存单涵盖厚度2.5－19.5㎜、宽度1250㎜或1500㎜等不同规格的钢卷）；且案涉仓库在2012年3月没有《库存单》所记载“D”、“A”、“F”等编号的钢材，也没有泱钢公司的钢材。因此，如果信达公司在与中佳公司、泱钢公司交易时能到现场核验货物，或者要求查验中佳公司、泱钢公司对钢材的《货物进仓单》《货物出仓单》，甚至只要稍审慎纠问为何《库存单》上没有原货主的盖章确认，则都有可能及时发现骗局、避免被骗。但信达公司在交易时完全没有履行现场验货的必要手续，仅是电话联系金某某确认有货物之后即进行交易，导致最终被骗。信达公司签订、履行《仓储服务协议》未尽到基本的审慎注意义务。信达公司与我公司从没有过任何业务往来。在签订《仓储服务协议》前，信达公司既没有向我公司核实接洽人的身份，也没有按通常商业惯例要求接洽人出具有权代表我公司洽谈、签订合同的授权委托书；《仓储服务协议》不是在我公司办公经营场所签订而是由犯罪分子伪造盖章后邮寄给信达公司；《仓储服务协议》上除了犯罪分子伪造的我公司字样印鉴外没有任何联系人员信息，落款处也没有任何人员签名。以上可见，信达公司在签订《仓储服务协议》时没有尽到基本审查义务。同时，在实际履行中，金某某等人没有按照《仓储服务协议》约定办理钢材入仓手续、出具《货物进仓单》，而是直接出具《库存单》，此完全不符合《仓储服务协议》约定的货物入仓流程；作为规范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我公司在合同履行中不可能如此随意更改履行流程，但信达公司对此仍没有产生合理怀疑，显然缺乏基本审慎。信达公司在钢材买卖融资交易各个环节均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刑事裁判认定：信达公司与中佳公司、泱钢公司签订《供销合同》是受中琦公司指定，合同条件完全由中琦公司确定，货款汇票也直接交给中琦公司员工叶仁天而不是支付给供货方。可见，信达公司在案涉交易中只与中琦公司的人员联系，交易上下游完全被中琦公司把控，信达公司没有按照通常商业习惯和基本审慎原则履行必要审查义务，疏于核查交易相对方的主体资料，没有对交易中明显的漏洞予以察觉追究，没有发现中琦公司“自买自卖”的骗局，一步步落入宋某某、金某某等犯罪分子的诈骗算计中，最终导致损失。综上所述，信达公司的起诉缺乏事实、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中琦公司未作答辩。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8号刑事裁定，查明事实：中琦公司于2006年12月1日成立，主要从事钢材贸易及货物仓储等业务，宋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朱春云、顾雅英分别担任中琦公司采购部经理和副经理，中琦公司以公司股东或中高层管理人员名义后先成立了泱钢公司、粤营公司、中佳公司、乾晋公司等多家公司，上述公司的人员、财务均由中琦公司实际控制。2011年8月3日，宋某某指使乾晋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中远速贷仓，仓库位于佛山市顺德××××从镇**区，双方分别派出人员在中远速贷仓进行业务管理。仓库由乾晋公司租赁，中远公司收取监管费，乾晋公司收取仓储费。中远公司负责中远速贷仓的管理、监督货物的进出仓，乾晋公司负责对货物日常保管，并按照中远公司出具的入库通知单和出库单据办理货物入库和出库手续。金某某、占春梅分别担任乾晋公司驻中远速贷仓的负责人和统计员。中远速贷仓成立后，为便于骗取款项、宋某某指使他人私刻“中远公司合同专用章”和“中远公司乐从钢材项目部业务专用章”交给金某某，并指使他人为金某某印制“中远速贷仓仓库主管”名片。中琦公司于2011年已经出现严重的资金紧张。宋某某明知中琦公司无还款能力，仍决定并指使他人，以欺骗方式与信达公司进行钢材购销业务。2012年3月，宋某某代表中琦公司与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信达公司签订了《保兑仓业务三方合作协议书》，约定中琦公司向信达公司购买货物，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为中琦公司提供授信融资支持，中琦公司在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交付21000000元保证金后，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向其开出面额700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中琦公司在授信到期日或到期前七天内，未足额备付或归还所欠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款项，信达公司须在承兑汇票到期日前将所欠款项划至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指定账户。三方合作协议签订后，宋某某明知前述钢材为中铁柳州公司所有、中琦公司库存钢材不足的情况下，仍指使朱春云以中琦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与信达公司商谈由信达公司向泱钢公司、中佳公司购买钢材；朱春云明知中琦公司及下属公司在中远速贷仓根本没有足够库存的情况下，仍与信达公司商定由泱钢公司、中佳公司向信达公司提供16000吨钢材，信达公司再将所购钢材销售给中琦公司。中琦公司以700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向信达公司购买钢材，信达公司则在取得钢材货权后将承兑汇票背书给泱钢公司和中佳公司。合同签订后，信达公司循例验货，朱春云则陪同信达公司人员到中远速贷仓进行验货；金某某、顾雅英、占春梅明知中远速贷仓大部分钢材不属于中佳公司、泱钢公司或中琦公司所有，金某某隐瞒其属乾晋公司员工的身份，仍冒充中远公司速贷仓主管的身份指引信达公司对前述钢材进行验货，顾雅英代表中琦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钢材《供销合同》，并与金某某、占春梅制作虚假的《中远物流佛山中远速贷仓库存单》，在库存单上盖虚假的中远公司印章，伪造库存单上的钢材编号，谎称16000吨钢材已经由中佳公司、泱钢公司转给信达公司。信达公司将700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泱钢公司和中隹公司，由朱春云等人代表泱钢公司、中佳公司收取，该款项亦由中琦公司使用，2012年8月8日，信达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在中远速贷仓无法找到《中远物流佛山中远速贷仓库存单》中所列钢材，即向金某某交涉。宋某某随后指使金某某、顾雅英、占春梅于8月9日向信达公司重新出具一份虚假的库存单。合同约定期满，中琦公司仅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支付了部分款项，因泱钢公司、中佳公司在中远速贷仓实际无钢材库存，导致信达公司无法提取库存单中的钢材。在信达公司的催促下，中琦公司于8月18日背书了一张金额为90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给信达公司。信达公司接到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偿付通知后，于9月21日为中琦公司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支付款项38500000元。至案发，造成信达公司实际损失29500000元。并判决：“……扣押的中琦公司320516.21元人民币及冻结欧矿公司在农行上海友谊支行03×××86账户上的款项，按比例发还给被害单位信达公司、大宇公司；继续追缴本案的违法所得，发还给被害单位信达公司、大宇公司……”。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现已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8号刑事裁定认定宋某某、朱春云、顾雅英、金某某、占春梅犯合同诈骗罪，同时认定：“中琦公司主要从事钢材贸易及货物仓储等业务，宋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朱春云、顾雅英分别担任中琦公司采购部经理和副经理。中琦公司以公司股东或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名义先后成立了泱钢公司、粤营公司、乾晋公司、中佳公司等多家公司，上述公司的人员、财务均由中琦公司实际控制。2011年8月3日，宋某某指使乾晋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中远速贷仓，……中远速贷仓成立后，为便于骗取款项，宋某某指使他人私刻‘中远公司合同专用章’，和‘中远公司乐从钢材项目部业务专用章’交给金某某，并指使他人为金某某印制‘中远速贷仓仓库主管’的假名片……”，并判决：“……扣押的中琦公司320516.21元人民币及冻结欧矿公司在农行上海友谊支行03×××86账户上的款项，按比例发还给被害单位信达公司、大宇公司；继续追缴本案的违法所得，发还给被害单位信达公司、大宇公司……”。因此，本案原告信达公司作为合同诈骗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被告人赔偿非法占有的款项已通过刑事程序进行处理，依法应由有权机关作为赃款进行追缴、退赔。中琦公司、泱钢公司、粤营公司、乾晋公司、中佳公司等系宋某某等被告人直接控制并作为犯罪工具使用，刑事判决亦已经对中琦公司、欧矿公司财产作出冻结、发还处理。没有证据证明中远公司与宋某某等被告人有共同诈骗的犯意联络，故中远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综上，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信达公司的起诉应予驳回。被告乾晋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被告中琦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逾期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作缺席裁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 扬人民陪审员  胡雪军人民陪审员  叶曼玲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林洁玲书记员庞慧明陈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