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0104民初3027号 原告：郑锦容，女，196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皮慧英、赵小丽，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曹荣华，男，196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被告：曹荣德，男，196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被告：曹荣来，男，197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时颖，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锦容与被告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锦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丽、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时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锦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立即共同向原告返还购房款45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三被告立即共同向原告赔偿信赖利益损失2818689.5元（信赖利益损失＝拆迁安置补偿款6537379元／2-转让价45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三被告支付原告因本案维权支付的律师费38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11年11月1日，原告郑锦容与被告母亲徐宝英（2016年2月23日因疾病死亡注销户口）、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2011）仓民初字第2739号］，协议载明：“徐宝英在2011年11月5日前返还郑锦容借款本息450000元（包括本金380000元与利息70000）。如逾期未清偿，则按未清偿本金的1.5分月息计算利息，直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曹荣德、曹荣来、曹荣华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011年11月29日，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郑锦容与徐宝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签订一份《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徐宝英将其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岭房屋（产权人：徐宝英，产权面积303.76平方米）的一半即151.88平方米（含四楼无产权部分）以价值450000元抵给郑锦容，由郑锦容永久使用，永久占有。当时该房屋价值尚达不到450000元，因被告一家无力还债，原告照顾到被告一家实际困难，才购买该房屋。自协议签署之后，原告便接管了本讼争房产，并收到徐宝英一家移交的房产证、钥匙及相关发票原件，并投入四十万余元进行装修，一直入住使用直至拆迁长达6年多的时间。因被告等人见房价上涨，见利忘义，否认已出售房屋的合同效力，欲占有三百余万元的拆迁款，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只好于2018年6月29日向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房屋的确权之诉。该案经审理后，一审法院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变更土地使用权人，违反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基本属性，认定合同无效，并作出（2018）闽0104民初2845号判决书。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闽01民终469号］。虽然原告不服原一、二审判决，但该判决已经生效，原告只好按合同无效来追究被告的缔约过失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因此，在《执行和解协议书》被认定无效后，被告基于该合同取得的450000元购房款应予返还。同时，被告的单方过错，其应当承担原告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即原告的信赖利益损失：原告因信赖被告能诚信履行双方所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同意购买讼争房，为解决交接前房屋存在的漏水问题，原告重新对房屋做防水处理、室内装修、加盖顶篷等，先后投入了四十几万装修材料费、十几万人工费，累计达六十余万元。且错过了另购房屋、享受房价暴涨的机会，现因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原告未能实现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直接获得拆迁安置利益，原告需多支付数倍的费用重置同类型房屋，以上均属于信赖利益的损失。鉴于讼争房屋坐落的土地已经被列入征收范围，被告已经签订草签了房屋补偿协议，本案房屋的拆迁安置利益已确定为6537379元。原告购买的一半房屋，本可获得该拆迁款的一半，故原告参照拆迁实施方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标准，来主张信赖利益的损失是比较合理的。因此，被告应赔偿原告因合同无效后所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2818689.5元（拆迁安置补偿款6537379元／2-转让价450000元）。 被告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辩称，一、原、被告双方从未就房屋买卖进行磋商，也从未就房屋买卖达成过任何的共识，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首先，本案中原告支付给徐宝英的450000元款项系借款而不是购房款，对于该款项的性质在本案起诉前双方均未有任何的异议，原告也是以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向人民法院起诉，仓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仓民初字第2739号民事调解书也明确确认了原告对徐宝英享有的债权性质，即该450000元款项系借款本金而不是原告在本案中所谓的购房款；其次，在徐宝英未能及时还款后原告与徐宝英等人私下于2011年11月29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徐宝英将福州市仓山区房屋的一半即151.88平方米抵债给原告，从该和解协议的性质上来看也是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而衍生的以物抵债，是徐宝英等人作为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其目的在于消灭债权债务，性质上与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买卖合同完全迥异；最后，在以物抵债的《执行和解协议》因违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一、二审法院确认无效后，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而在本案中徐宝英及各被告基于《执行和解协议》获得的财产就是原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那么应当返还的也应当是借款本金及利息。而且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1民终469号民事判决书也明确指明“因协议无效，且诉争房屋所使用的土地已被政府依法征收，现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拒绝以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履行债务，郑锦容可就旧债务主张权利”，可见双方之间原基础法律关系民间借贷而不是买卖合同，因此原告在主张原债务时也仅能要求各被告返还相应的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而不是其凭空杜撰的所谓购房款。二、鉴于《执行和解协议》系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无效的，原告在协议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均存在重大过错，原告要求各被告赔偿信赖利益损失无任何的法律依据，各被告也无须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首先，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104民初2845号民事判决书及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1民终469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双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为无效合同，合同被确认无效系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原告方应当知晓并遵守的，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签订协议前应当知道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其次，在协议签订后的六年时间里，上述房屋因违法转让而无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但原告从未向各被告提出过任何的异议，也从未要求被告退还借款，可见原告系明知法律是明令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房屋且也应当知道合同无效可能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情况下，却企图通过以物抵债的合法形式来达到其非法占用农村宅基地并牟取暴利的目的。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执行和解协议》被认定无效原告存在重大过错，且其过错责任明显大于各被告，故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三、退一步来说，即使对于《执行和解协议》无效双方都应负有一定责任，但合同无效而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其根据在于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一般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包括缔约费用、履行的费用及合理的间接损失。而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且存在合理的间接损失。1、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相关的房屋装修票据均为系原告单方制作，所有的款项往来均无汇款凭证及相应的发票，仅仅是些真实性、关联性无法查明的送货单、收条等凭证，而且居然有大量的票据显示送货、收款时间系发生在原告接收房屋之前（即2011年11月29日前），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实际发生费用。2、信赖利益所产生的合理间接损失，原则上不得超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应当预见的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所可能造成的损失。房屋的所有权至始至终未发生物权变动，合同无效后，郑锦容负有返还房屋义务，故不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为多少，都不能作为郑锦容的损失予以认定。而原告所谓的因错过了另购房屋、享受房价暴涨的机会更是无稽之谈，双方在签订协议的时候，谁也无法预测到房价会涨还是会跌。原告是否错过另购房屋被告也无法得知，况且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与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联系，具有福利性和保障性功能。国家明令禁止城市居民购买农村住宅的目的就是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个别人通过低价收购农民的住宅来谋取房价暴涨的收益。3、虽然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但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指引作用，试想，本案中如果原告所谓的信赖利益得到了满足，那是否意味着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肆意购买农村宅基地，因为即使买卖被认定无效那也可以以信赖利益受到损失为由来主张权利，这对于购买宅基地的城市居民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失，而造成的后果就是卖地的农民丧失了基本的保障，农村土地的基本性质的发生了改变，国家法律形同虚设。况且根据原生效的调解协议，原告在恢复执行后，仍可主张原债务的本金以及相应的利息，加上原告在占有房屋期间将房屋进行出租所得租金，其损失已完全等到填补，因此不存在其他的信赖利益损失。四、原告为主张案涉房屋的拆迁权益又以买卖合同纠纷之由再次提起本案诉讼，属于民事诉讼法上一事不再理之情形，依法应予以驳回。贵院做出的（2018）闽0104民初2845号判决书已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及其拆迁补偿归属做出了认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闽01民终469号判决亦维持了贵院做出的判决。本案原告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之由提起请求赔偿购房款及信赖利益损失的金额与原诉求要求享有该房屋因被依法征收而享有的房屋拆迁补偿款的金额完全相同，且拆迁权益被解除冻结之后就立马提起本诉并继续申请冻结拆迁权益可以看出，其提起本案的诉讼请求实际上与前诉一样，仍然是为案涉房屋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权益而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款：“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之规定，被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购房款；原告在协议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均存在重大过错，各被告也无须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支付了相应的费用及存在合理的损失，即使其损失也可以在对原调解协议恢复执行中得到填补，不存在有其他额外的损失；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诉讼，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驳回起诉。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郑锦容与徐宝英（2016年2月23日因疾病死亡注销户口）、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徐宝英在2011年11月5日前返还郑锦容借款本息450000元（包括本金380000元与利息70000元）。如逾期未清偿，则按未清偿本金的1.5分月息计算利息，直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曹荣德、曹荣来、曹荣华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上述协议生效后，由于徐宝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等人未按协议约定偿还借款本息，郑锦容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郑锦容与徐宝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于2011年11月29日签订一份《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徐宝英将其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房屋（产权人：徐宝英，产权面积303.76平方米）的一半即151.88平方米（含四楼无产权部分）以价值450000元抵给郑锦容，由郑锦容永久使用，永久占有。徐宝英承诺上述抵债房产之房屋所有权，使用权永久性让给郑锦容（即郑锦容拥有该房产的房屋所有权，永久使用权），徐宝英有义务协助郑锦容办理上述抵债房产的未完成的各项手续，并承诺上述抵债房产未来如遇拆迁，无论拆迁后获得相关的房产安置，还是获得货币补偿全部归郑锦容所有。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作为担保人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2018年6月19日，郑锦容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登记于徐宝英名下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的房屋“其中151.88平方米的产权面积”归郑锦容所有（该房屋产权面积共计303.76平方米，产权证号：榕仓Ｓ字第×××号），并确认郑锦容按上述产权比例享有该房屋因被依法征收而享有的房屋拆迁补偿。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闽0104民初2845号民事判决，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约定的以部分房屋所有权抵偿债务的行为，实质上变更了土地使用权人，由于郑锦容自始至终均非盖山镇跃进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述抵偿债务行为，变更了土地使用权人，违反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基本属性，应当认定无效，郑锦容不得依据无效的《执行和解协议书》主张房屋的所有权以及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故判决驳回郑锦容的诉请。郑锦容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闽01民终469号民事判决，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约定的以部分房屋所有权抵偿债务的行为，实质上变更了土地使用权人，违反了法律规定，双方之间的协议应认定为无效。《执行和解协议书》是徐宝英等作为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其目的在于消灭债权而非单纯的房屋买卖，在郑锦容未曾就案涉房屋进行产权登记的情况下，该和解协议书并不能引起房屋权属的变动。以物抵债协议有契约之性质，当事人必受契约之约束，故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时，应先请求新债务即以物抵债协议的义务，当新债务不能履行、无效或撤销时，始能就旧债务请求。郑锦容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书》请求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等人履行债务，因协议无效，且讼争房屋所使用的土地已被政府依法征收，现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拒绝以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履行债务，郑锦容可就旧债务主张权利，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书》是徐宝英等作为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其目的在于消灭债权而非单纯的房屋买卖，郑锦容主张的450000元亦非购房款而系徐宝英于调解协议中确认的借款本息，即《执行和解协议书》欲消灭的债权。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时，应先请求新债务即以物抵债协议的义务，当新债务不能履行、无效或撤销时，始能就旧债务请求。现《执行和解协议书》已经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且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拒绝以讼争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履行债务，郑锦容可就旧债务主张权利，而该旧债务已经本院（2011）仓民初字第273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郑锦容可就调解书确认的债务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郑锦容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33254元退还原告郑锦容，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郑锦容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灵婧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林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