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19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星杰，男，196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莱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英，女，198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莱阳市。系上诉人妻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松杰，男，1971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莱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鸿达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莱阳市富山路七里地村东。法定代表人：于函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波、姜红，山东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星杰因与被上诉人周松杰、山东鸿达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2017）鲁0682民初1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星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令二被上诉人立即偿还上诉人建工机械的销售提成款及额外销售款共计16023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判决认定2007年3月，被上诉人周松杰雇佣上诉人到枣庄跟着自己一起从事上述销售业务，2009年之前被上诉人周松杰每月向上诉人发放工资800元，2010年之后每月发放工资1000元，同时被上诉人周松杰还向上诉人承诺如效益好，每年年底会向上诉人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是错误的，没有依据。上诉人提交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各家需货方签订的各种塔机等产品的订货合同中清楚记载供货方是被上诉人鸿达公司，委托代理人为上诉人，被上诉人鸿达公司为上诉人发放的工作牌足以认定上诉人是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的一名销售业务员即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周松杰为了侵吞、贪污上诉人联系的需货方而产生的销售提成款，与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相互勾结、毫无任何法律依据的编造了上述谎言，一审法院不应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2、被上诉人周松杰一审中提交的转让协议是其自己事先预谋陷害上诉人，为了侵吞属于上诉人的钱财，事先打印好格式合同，被上诉人周松杰告知上诉人先在转让协议上签上名字，然后周松杰的比亚迪轿车就给上诉人。上诉人未细看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认为被上诉人周松杰系自己的亲弟弟未考虑什么就在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并让上诉人妻子也签了字。由于该协议书是被上诉人周松杰事先制作好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格式合同，依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规定，该协议书是无效合同。该无效的转让协议中只字未提上诉人将属于自己挣来的血汗钱也转让给被上诉人周松杰。该无效的转让协议中称：枣庄办事处所有的配件及物资设备全部无偿转让给上诉人也是错误的，因为被上诉人周松杰让上诉人签字时，该办事处已经没有任何配件及物资设备了。被上诉人周松杰辩称：一审被上诉人提供了详细资料，转让协议写明周松杰和上诉人的关系，上诉人是周松杰的工作人员，在周松杰的安排下进行一些工作。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鸿达公司辩称：鸿达公司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也不欠上诉人任何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星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立即偿还建工机械的销售提成款及额外销售款共计160392元；2、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周松杰系亲兄弟，被告周松杰系被告鸿达公司员工。2006年12月，被告周松杰在枣庄成立鸿达销售服务处，从事鸿达公司塔机等建工机械的销售业务。2007年3月，被告周松杰雇佣原告到枣庄跟着自己一起从事上述销售业务，2009年之前被告周松杰每月向原告发放工资800元，2010年之后每月发放工资1000元，同时被告周松杰还向原告承诺如效益好，每年年底会向原告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2011年4月5日，原告与被告周松杰签订转让协议，协议约定：1、被告周松杰将2009年购买的比亚迪轿车一辆（车牌号FDH019）以及枣庄办事处所有的配件及物资设备全部无偿转让给原告；2、枣庄办事处的业务及销售即日起由原告具体操作，被告周松杰可以协助，但不再承担投资责任；3、原告即日起，将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被告周松杰索取任何财物及款项；4、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后生效。原告及其妻子杨晓英、被告周松杰在协议落款处签字予以确认。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周松杰成立的枣庄鸿达销售服务处的相关业务即由原告接管，协议中所涉的比亚迪轿车亦由原告实际控制使用。2015年2月，因原告及其妻子与被告周松杰还存在其他难以调和的矛盾，被告周松杰将上述比亚迪轿车抢回，打算不再给原告。经公安机关处理，双方于2015年3月10日达成调解协议书，约定被告周松杰将上述比亚迪轿车交给原告，并协助原告过户。另查明，按照被告鸿达公司的销售管理规定，销售人员在销售成功后，公司会向其发放业务费，业务费主要包括电话费、路费、差旅费、市场开发费用、办事处员工工资等相关费用，除业务费以外，被告鸿达公司不再向销售人员发放其他任何费用。业务费具体计算模式为：如一台设备内控价为10万元，销售人员卖了15万元，如需鸿达公司开具发票，销售人员可得业务费数额为39000元（5万元*70%+10万元*4%），如不需鸿达公司开具发票，则多卖的5万元都归销售人员，同时销售人员还可得内控价10万元4%的业务费。除公司领导特批外，一般不会存在低于内控价卖货的情况，否则业务员需垫款。同时查明，根据原告提交的供货合同，原告在2009年2月至2010年5月受雇于被告周松杰期间，曾销售多台塔机及配件，客户将货款支付给原告后，原告均通过银行转款方式转给被告周松杰，由被告周松杰与被告鸿达公司进行结算。2011年被告周松杰将枣庄服务处转让给原告以后原告销售所得的业务费均已经结算清楚。现原告认为被告周松杰与被告鸿达公司结算完毕后，没有将其应得的2007年至2010年期间的业务费支付给自己，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看，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原告的身份定性，其是被告鸿达公司的直接销售人员，还是被告周松杰雇佣的工作人员；二是两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2007年至2010年期间的业务费。对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一，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有责任就其主张向法庭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有证不举或举证不能的，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第一，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实其在收回货款后将货款转汇给被告周松杰，由被告周松杰与被告鸿达公司进行业务费结算的事实，如原告确为被告鸿达公司的直接销售人员，按常理其无需委托被告周松杰，而应与被告鸿达公司直接进行业务费的结算。庭审过程中原告虽称被告鸿达公司的**总裁曾告知其不应把货款转给被告周松杰，而应直接转给公司，但无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第二，被告周松杰提交的2011年4月5日的转让协议，可以与原告当庭所作的“被告周松杰确实给我发放过费用，但是市场开发经费，2009年之前每月固定800元，2010年以后每月1000元”、“2011年转让协议签订以后的业务费确实都给我了”等陈述以及两被告当庭所作的三者之间关系的陈述相互佐证，再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调解协议书，足以证实2011年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周松杰即将枣庄鸿达销售服务处转让给原告且双方已实际履行该协议的事实，由此应认为被告周松杰关于系自己雇佣原告，因原告系自己亲哥哥，故后来将上述服务处转让给原告，原告与被告鸿达公司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的主张更为贴近客观事实，更加具有可信度。第三，原告虽提交了工作牌、供货合同等证据欲证实自己系被告鸿达公司的直接销售人员，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从事的本就是被告鸿达公司建工机械产品的销售业务，原告受雇于被告周松杰，依然可以持有上述供货合同及工作牌，由此，应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系被告鸿达公司直接销售人员的主张。综上，法院有理由相信原告为被告周松杰雇佣的工作人员，而非被告鸿达公司的直接销售人员。基于此，因两被告之间已就相关业务费结算清楚，现原告要求被告鸿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对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二，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本案中，被告周松杰提交的2011年4月5日的转让协议落款处有原告及其妻子杨晓英以及被告周松杰的签字确认，应认为该协议系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又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亦未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益，故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基于上述协议约定，在被告周松杰按协议履行完转让轿车及配件、物资设备等义务后，原告自签订协议的即日起即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被告周松杰索取任何财物及款项，而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周松杰已将协议中的轿车交付给原告，原告也接收了相关的配件及物资设备，同时实际掌控了枣庄地区相关的销售业务，并得到了之后应得的业务费，由此应认为被告周松杰已将上述转让协议中的义务履行完毕，按协议约定，原告不应再以任何理由向被告周松杰索取任何财物及款项，现原告又起诉要求被告周松杰向其支付2007年至2010年期间的业务费，违反协议约定，缺乏法律依据，故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六十四条及其他相关民事法律法规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星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4元，由原告周星杰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暂住证、浙江移动通信电话业务受理卡、手机持机证、在杭州签订的两份合同，鸿达公司各年宣传样本、产品价格表、书面证明两份，证明上诉人1998年就在鸿达公司杭州办事处工作，一直是鸿达公司的销售人员，并不是周松杰的雇佣人员。对此，周松杰表示上诉人提交的不属于新证据，不同意质证。鸿达公司主张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和鸿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或者劳务关系，也证实不了上诉人是鸿达公司杭州办事处的人员，代理销售并没有区域限制，上诉人是受周松杰雇佣的，鸿达公司不和上诉人结算提成款。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在于上诉人是否是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的销售人员；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支付2007年至2010年期间的业务费，理由是否正当，法院应否支持。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是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的销售人员，被上诉人周松杰及鸿达公司均不认可，对此，上诉人未能提供与被上诉人鸿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的合同，亦未能提供被上诉人鸿达公司为其发放工资的证据，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系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的员工。且上诉人所销售的产品收回货款都是转给被上诉人周松杰，由被上诉人周松杰与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结算，如果上诉人确系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的直接销售人员，应直接与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结算，无需由他人代为结算。一审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认定上诉人曾系被上诉人周松杰所雇销售被上诉人鸿达公司产品的工作人员，不是被上诉人鸿达公司的直接销售人员，并无不当。另一方面，上诉人认可其主张的2007年至2010年的涉案业务费鸿达公司已与周松杰结算完毕，故其再向鸿达公司主张该项权利，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周松杰一审提供的2011年4月5日的转让协议有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亦未侵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一审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主张该协议属于格式合同，上诉人未仔细阅读，该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于无效协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二审不予支持。该协议约定，上诉人不应再以任何理由向被上诉人周松杰索取任何财物及款项，现上诉人又要求被上诉人周松杰向其支付2007年至2010年期间的业务费，违反协议约定，缺乏法律依据，二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5元，由上诉人周星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燕华审判员  栾建伟审判员  于 青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长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