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0581行初6号 原告金志刚，男，1973年10月19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东阳市。 被告常熟市环境保护局，住所地常熟市海虞北路52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东,局长。 出庭负责人屈春山，该局主任科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凤鸣，江苏奚凤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鲍宗春，男，1980年11月22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和平，江苏崇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金志刚诉被告常熟市环境保护局、第三人鲍宗春不履行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法定职责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志刚、被告常熟市环境保护局出庭负责人屈春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凤鸣、第三人鲍宗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和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第三人鲍宗春从2006年起在常熟开办染色厂从事无证非法染色经营，被告当年就发现第三人存在非法排污行为，并对第三人作出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但第三人利用非法所得打通关系，致使工商、环保部门在其无证经营的十多年时间里，共同纵容包庇第三人非法排污、非法经营事实存在。直到2012年，原告与第三人发生加工产品质量纠纷，才发现第三人无证经营染色企业。为此，从2012年起，原告一直不断向工商、环保等政府部门及市长热线、省纠风办电台进行举报。由于被告和工商部门在10多年长期渎职不作为，严重误导常熟服装城商户以为第三人是合法正规的印染企业，导致原告60万元的货物被第三人欺骗加工染色报废。如果被告在2006年时就对第三人违法行为进行取缔，原告就不可能被第三人骗取加工报废并造成损失，原告损失完全是被告和工商部门长期不作为造成的，理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故起诉要求依法确认被告未依法履行行政查处的不作为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将第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移交公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判令被告因行政不作为给原告造成80万元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答辩称，一、金志刚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54条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一）原告的身份证明材料以及有效联系方式；（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四）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从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只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是和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金志刚既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1.金志刚不是行政行为相对人。根据金志刚在本案中的陈述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看，其认为第三人开设的常熟市宗春服装水洗厂存在无证非法排污的违法行为，要求答辩人履职并依法查处，即本案所涉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应当是答辩人与水洗厂，金志刚不是本案所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2.金志刚也不是案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首先，答辩人履职或不履职对水洗厂的查处，其结果和金志刚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其二，水洗厂在案涉行政行为中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和金志刚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其三，金志刚所述的因水洗厂违法经营致其染色加工物报废损失，纯系金志刚与水洗厂之间的民事纠纷，系民事法律关系，完全不同于答辩人与水洗厂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性；其四，金志刚所述的所谓加工损失及应由水洗厂赔偿的事实，未有证据证实，即使其有证据证明因水洗厂过错导致其财产损失，也是双方之间因加工承揽民事法律行为所致，而非所谓的行政不作为所致，金志刚与本案明显没有利害关系；其五，金志刚无权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出现此种情形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应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是自然人金志刚。（二）金志刚向常熟市便民服务中心投诉答辩人未履行相应职责的行为，并不能导致其在本案中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其一，金志刚确有向便民服务中心反映案涉相关问题，答辩人也已经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其二，金志刚没有提供答辩人拒绝其投诉要求履职的相关事实；其三，如果金志刚能够提供答辩人拒绝其要求履职的依据，那也只有在金志刚能够提供因答辩人拒绝其请求侵害的是属于金志刚自己的主观权利的情况下，金志刚才与该不作为行为产生了利害关系。但纵观本案基础事实，作为投诉人金志刚和被举报投诉的水洗厂的所谓违法经营事项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和直接的利害关系，其基于举报投诉事项而提起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缺乏请求权基础。所以，公民依法享有举报权和投诉权，但并不一定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金志刚虽然实施了举报投诉的行为，但仍然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二、金志刚起诉已过诉讼时效。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第4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根据起诉人金志刚在本案中的陈述，其早在2012年就已经知道所谓的水洗厂无证排污经营的事实，且也于2013年开始所谓的投诉，即根据金志刚的说法，其早在2012年就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答辩人对水洗厂依法处理，答辩人此时就应该依法履职，而金志刚认为答辩人没有履职，没有对水洗厂依法查处。那么，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金志刚早应该提起诉讼，但金志刚没有及时提起诉讼，而是到了2019年2月才提起本诉，早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因此，即使起诉人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但也超过诉讼时效，也应驳回金志刚的起诉。综上所述，起诉人金志刚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同时，即使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依法驳回起诉人金志刚的起诉。 第三人述称，金志刚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不是适格的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主张80万元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认为第三人犯非法排污罪，是侮辱人格，建议法院对原告适当教育。 经审理查明，根据原告金志刚提供的证据材料反映，2012年原告金志刚与第三人鲍宗春因加工染色质量问题发生纠纷，引起民事诉讼，要求第三人赔偿约60万元的损失。之后，原告金志刚于2013年12月17日向常熟市便民服务中心投诉，反映常熟市虞山镇宗春服装水洗厂经营范围与营业执照不符。同年12月18日，常熟市便民服务中心作出意见，请虞山镇会同环保局、工商局加以核实，协调督促，妥善处理。2015年1月10日，原告金志刚再次向常熟市便民服务中心投诉，反映宗春服装水洗厂常年无证染色生产，非法超高排污，严重危害公共健康，但该厂至今仍在生产，有10年的逃税现象，希望环保、税务、工商部门严格执法。期间，原告与第三人因加工染色质量问题多次发生诉讼。后原告以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导致原告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而对于行政机关接到投诉后的处理，投诉人是否可以起诉问题，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二是投诉的目的在于维护投诉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本质上是受害人之诉，只有主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人才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而原告资格的判断首先要看起诉人主张什么权利。 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起诉证据材料，仅能反映其对鲍宗春所开办的水洗厂因无加工染色的经营范围和污染情况等向常熟市便民服务中心进行了投诉举报，并认为因被告未尽查处职责，误导原告被骗加工染色布料报废而致损失，要求被告赔偿。从起诉证据看，其与水洗厂产生纠纷之后才投诉举报，同时其所谓的财产损害是因与水洗厂之间加工承揽民事法律行为所致，而非所谓的行政不作为所致，其与本案明显没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故不具备本案适格原告主体资格。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金志刚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邵卫刚 人民陪审员  张允炯 人民陪审员  张红培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王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