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29民初1250号原告：周桂芬，女，1972年3月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林，云南勇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负责人：余海军，该公司总经理。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777号昆钢大厦第12层A单元。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伟、朱俊峰，云南省上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周桂芬诉被告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锦泰财险云南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3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桂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林，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伟、朱俊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桂芬诉称，2018年11月11日，原告周桂芬从二手车市场购得原登记在王菊名下的玛莎拉蒂小型轿车一辆，当日便完成了车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车牌为云Ａ×××××号。该车变更登记后原告遂向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提出保险变更申请，请求将原车主投保的商业险保单（保单号为：202070103302018007997）所载明的保险权益变更为原告周桂芬，承保险种包括：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0000元）、机动车损失险（限额为158064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为每座200000元、不计免赔5272.63元,支付被告保险费43911.81元。被告同意了原告的申请并在其营业地点为其办理了批改手续，变更后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原告本人，保单约定的保险内容不变。2018年12月19日，原告的朋友李福永驾驶云Ａ×××××号车行驶至寻甸县凤龙湾路段时，所驾驶车辆驶离路面掉入水库，致驾驶员李福永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2018年12月21日，寻甸县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李福永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在第一时间内通知了保险人并积极配合保险人开展相关事故的调查工作，2019年1月17日，被告书面告知原告，经被告与车辆品牌服务站核实，云Ａ×××××号车已无修复价值。遂被告保险公司通知原告办理赔付事宜，原告向被告主张索赔请求后，被告答复只向原告赔付40余万元。原告认为，双方订立的商业险保险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赔偿金额，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对原告进行赔偿。为维护原告的保险权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的约定赔付原告的车辆损失158064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辩称，一、涉案车辆系已发生过交通事故的车辆，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变更被保险人时也未履行告知义务，违反《保险法》第五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之规定。其理由为：①该车原系丽江永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原车牌号码为：云Ｐ×××××），2017年12月22日在丽江永胜县大厂村发生交通事故，在此次事故中该车严重受损。事故发生后该车经原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等各方当事人认定，同意对该车以推定全损处理，期间签署了《保险事故车辆推定全损理赔协议书》和《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由此可确认以下事实：该车出险前完好状态的实际价值为998000元，时间限定在2017年12月22日前；原保险人与原车主一致同意不再对事故车辆进行修复并授权保险人将事故车辆交由第三方拍卖机构采用网上公开竞价方式拍卖处置，理赔的处理方式为先拍后卖；车主同意将保险权益转让给保险人。通过上述方式，车辆挂网后以211000元拍卖给王菊，原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扣除了211000元的残值后向原车主赔付了787000元。②从以上事实并结合机动车登记证的转移信息，可以确认：王菊隐瞒了该车发生事故致推定全损的事实。同时经过了解，王菊在锦大二手车交易市场专业从事二手车低价收购高价卖出工作。2018年10月31日，王菊向我公司办理车辆保险，隐瞒了该车发生事故致推定全损的事实，为该车投保车损险1580640元。同年11月1日王菊将该车出售给周桂芬（该车变更后的车牌为云Ａ×××××号），当天，原告向我公司申请变更被保险人为周桂芬，变更的过程中，王菊、周桂芬继续隐瞒了该车发生事故致推定全损的事实，因此，结合上述事实足以认定王菊与周桂芬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合同约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同时也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王菊作为专业二手车从业人员其明知事故车辆已发生推定全损的事实却与我公司订立商业车损险保险合同，主观上系故意隐瞒事实真相。二、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根据上述事实，因王菊作为二手车交易的专业人员存在故意不履行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对该车在保险期间发生的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原告周桂芬与出让人王菊向我公司申请变更投保人的事实，我公司予以认可。根据《财产保险合同条例》第九条规定，向保险人申请批改，经保险人同意并批改后保单持续有效，该财产保单转让完成，保险合同持续有效。财产保险单的转让是随着保险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而转移，其实质是基于保单索赔权债权的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债权转让的法律特征，其产生纠纷可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合同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我公司基于《保险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对王菊的抗辩权依法可以向周桂芬主张，故我公司有权对该车产生的事故损失不予赔偿，并不退还保费。三、关于对周桂芬向王菊购买涉案车辆价值的认定问题。①该车曾经发生过重大事故并致推定全损，必定对车辆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无论如何该车发生本次事故前价值都不可能是保单上的1580640元。根据保险最大诚信原则，原告有义务向法院提供车辆在事故前真实价值的证据（如购车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等），但原告故意隐瞒不向法院提供，而是提供了2013年1月该车出厂时初次购买的发票，表明原告刻意隐瞒证明本案关键性事实的重要证据。②经我公司了解王菊向周桂芬出售该车时的价格为415000元，并且告知过周桂芬该车为事故车辆，在不考虑保险合同效力的前提下，该车事故前的实际价值依法应认定为415000元，其理由为：首先，财产保险赔付应遵循的核心原则为损失补偿原则，该原则指保险合同生效后，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被保险人有权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获得全面、充分的赔偿，以弥补被保险人由于保险标的遭受损失而失去的经济利益，但被保险人不能因保险赔偿而获得额外的收益。财产保险中，原告因为事故受损的经济利益应当为其支付购车款减去折旧，无论如何该经济损失都不可能超出购车款的范围。其次，王菊将该车出售给周桂芬的价格为415000元（我公司提供的证据已充分证实），该证据对于确认周桂芬的经济损失具有直接的、关键性作用，但现由原告所持有，结合原告的诉求，该证据内容不利于原告。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故法院应要求原告提供相关交易证据，否则应当推定被告的主张成立，即：该车售价为415000元。若原告不能提供涉案车辆交易证据，应当认定该车交易价格为415000元，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亦应为415000元。四、我公司为了查清本案关键性事实，涉案车辆的真实情况，申请法院调取关于周桂芬在购买该车时的真实交易记录，并申请对车辆损失进行鉴定，但法院均不予准许，我公司认为此举有违民诉法的规定，故再次申请调取本案的相关证据材料。另，本次事故经寻甸县交警大队认定为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我公司向寻甸县公安局提出控告“云Ａ×××××号车于2018年12月18日发生交通事故涉嫌保险诈骗案件”，经该局侦查终结，此次事故虽不能成立保险诈骗之事故，但我公司仍然保留对该事故的合理怀疑，如该事故成立保险诈骗，我公司仍将行使对责任人的刑事控告权。综上所述，我公司对因本次事故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予以拒赔，并不退还保险费。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1日，原告周桂芬从二手车市场购得原登记在案外人王菊名下的玛莎拉蒂小型轿车一辆，交易价格为415000元，当日原告与案外人王菊完成车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车牌为云Ａ×××××号。该车变更登记后原告遂向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提出保险批改申请，请求将原车主王菊投保的商业险保单（保单号为：202070103302018007997）所载明的保险权益变更为原告周桂芬，承保险种包括：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0000元）、机动车损失险（限额为158064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为每座200000元、不计免赔5272.63元。支付被告保险费43911.81元。被告同意原告申请并在其营业地点为其办理了批改手续，变更后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原告周桂芬本人，保单约定的保险内容不变。2018年12月19日，原告的朋友李福永驾驶云Ａ×××××号车行驶至寻甸县凤龙湾路段时，所驾驶车辆驶离路面掉入水库，致驾驶员李福永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2018年12月21日，寻甸县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李福永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向寻甸县公安局提出控告“云Ａ×××××号车于2018年12月18日发生交通事故涉嫌保险诈骗案件”，经该局侦查终结后作出该事故不能成立保险诈骗案件，达不到立案条件的侦查结论。另查明，涉案车辆玛莎拉蒂小型轿车初始登记车主为案外人丽江永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登记日期为2013年2月19日，新车购置价为2180000元，原登记牌照为云Ｐ×××××。2017年12月22日，该车在丽江永胜县大厂村发生交通事故受损。事故发生后该车经原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等各方当事人认定，同意对该车以推定全损处理，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与丽江永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司签署了《保险事故车辆推定全损理赔协议书》和《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约定原保险人与原车主一致同意不再对事故车辆进行修复并授权原保险人将事故车辆交由第三方拍卖机构采用网上公开竞价方式拍卖处置，后该车由案外人王菊竞价购买，经变更登记车牌号为云Ａ×××××。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就该车与王菊订立商业险保险合同，其中约定的车辆损失保险金额为1580640元，保险期间为：2018年11月1日零时起至2019年10月31日二十四时止。庭审中，原被告对以下事实无异议：①本次事故在审判时经寻甸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作出该事故不成立保险诈骗案件的侦查结论。②涉案车辆的新车购置价为2180000元，至本次事故发生时该车已使用近五年有余，针对原被告订立的商业险保险合同约定的车辆损失保险价值为1580640元，经本庭当庭询问，该价值为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且该价值系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确定的价值。③在办理商业车辆损失险批改手续的过程中，在原告周桂芬没有在场的情况下，被告也未申请第三方鉴定机构对保险车辆投保时的实际价值进行鉴定的情形下为原告办理了保险批改手续。至事故发生时原告只持有被告制作的格式商业险保险单及批改单，被告并未向原告交付该商业险保险条款。④在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商业险保险批单中并未明确记载免除保险人责任之条款，且也未在该批单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明确提示。庭审前，原告申请本院向寻甸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了本案刑事立案卷宗材料，该材料记载的内容为：1、事故发生后，被告向该局报案称：“云Ａ×××××号车于2018年12月18日发生交通事故涉嫌保险诈骗案件”，经该局侦查终结后作出该事故不能成立保险诈骗案件，达不到立案条件的侦查结论的事实；2、原告在向案外人王菊购买该车时的交易价格为415000元；3、王菊在出售给原告涉案车辆前，未向原告告知过该车已发生过交通事故的事实。庭审中，经本庭询问原被告，原被告均无异议。被告认为在公安刑事立案侦查时，原告已认可了对涉案车辆交易价格为415000元的事实，在此情况下，锦泰财险云南公司申请本院向原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调取涉案车辆及锦大二手车市场调取有关材料已无必要，遂向本院撤回要求调取证据的申请。上述事实，有本院依申请调取的寻甸县公安局刑事立案材料，有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驾驶证及行驶证、保险处理告知书、商业险保险单及批改单、身份证明、机动车销售发票、机动车初始登记证书，有被告提交的保险报案记录、现场查勘记录、保险事故车辆推定全损理赔协议书、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车辆拍卖表、售车协议、交强险及商业险保单、赔付计算表、商业保险条款、保险预付赔款申请书以及到庭各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予以佐证。本院认为，第一，案外人王菊与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被保险车辆由案外人王菊转让给原告周桂芬，周桂芬作为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了被保险人王菊的权利和义务，由于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已将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王菊作了明确说明，故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具有约束力。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出具保险批单，该行为属于对保险标的转让以及承诺继续承保的确认行为，并不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并未超出原有保险合同关系及其权利义务的范围，其对于保险标的的受让人周桂芬应当具有约束力。第二、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是否系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免除条款。根据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提交的商业险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第八条之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的除外。在本案中，该规定所定义的是指云Ａ×××××号车在2018年12月19日发生的保险事故，针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未通知保险人，致使本车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情形。并非定义所指事故车辆在发生了第二次事故时，车辆所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车辆已经发生过第一次事故的事实。故该条款所规定的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对原告无法律约束力。第三、如何认定投保人、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事故车辆已经发生了第一次交通事故，该车的实际价值发生贬损，保险人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庭审中查明原告周桂芬通过二手车交易市场购买其事故车辆，在交易时案外人王菊作为二手车的出卖人，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将不可避免的隐瞒交易车辆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买受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交易行为。庭审中亦查明周桂芬在购买该车时，案外人王菊并未向周桂芬明确告知交易车辆在出卖前已经发生过第一次交通事故的事实，因王菊的隐瞒行为导致了周桂芬做出了错误的交易判断，该隐瞒行为不能当然的强加于买受人，如买受人与出卖人共同串通隐瞒真实情况，导致保险人做出错误的承保决定，势必将按法律的有关规定追究两人的行为构成欺诈或者诈骗。根据寻甸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的经过与结果，本案中的投保人王菊及保单承继人周桂芬均不构成保险欺诈或诈骗，因此，在本案中原告周桂芬对于事故车辆已经发生过第一次交通事故，导致该车实际价值发生贬损的事实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情形，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亦无充分证据证实该情形，且在无证据证实的情形下，法律也不应苛求行为人对客观上无法知道的事实作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对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第四、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车辆已经发生过第一次交通事故的事实，如明知该事实仍然承保事故车辆，当保险事故发生后又以该事实系投保人隐瞒而拒赔，是否构成禁止反言？庭审中，被告提交了保险报案记录、现场查勘记录、保险事故车辆推定全损理赔协议书、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车辆拍卖表、售车协议，证实了涉案车辆玛莎拉蒂小型轿车初始登记车主为案外人丽江永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登记日期为2013年2月19日，新车购置价为2180000元，原登记牌照为云Ｐ×××××。2017年12月22日，该车在丽江永胜县大厂村发生交通事故受损。事故发生后该车经原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等各方当事人认定，同意对该车以推定全损处理，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与丽江永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司签署了《保险事故车辆推定全损理赔协议书》和《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约定原保险人与原车主一致同意不再对事故车辆进行修复并授权原保险人将事故车辆交由第三方拍卖机构采用网上公开竞价方式拍卖处置，后该车由案外人王菊竞价购买，经变更登记车牌号为云Ａ×××××。本院认为，通过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已经知道承保车辆发生过第一次交通事故的事实，对于已经知道该事实仍然对事故车辆进行承保，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该公司行为构成禁止反言，禁止反言的构成条件为：一、保险人一方，包括保险代理人对一项重要事实的错误或虚假陈述；二、投保人（被保险人）对该项陈述的合理依赖；三、如果该项陈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将会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危害或损害。结合本案分析，被告作为云Ａ×××××号车的商业险承保公司，在承保时已然知道该车发生过第一次交通事故的事实，为隐瞒该事实向投保人作了虚假陈述，导致投保人对车辆保险情况的合理依赖，在投保车辆发生事故后又以虚假陈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为抗辩，已然损害了投保人的保险利益，故本案中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已构成反言，系法律所禁止。第五、本案事故车辆的保险金额的确定问题。保险金额的确定方式及其与保险价值的关系直接影响到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所承担的保险责任。所谓保险金额，是指一个保险合同项下保险公司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即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实际投保金额，同时又是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的计算基础，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对保险价值的估价和确定直接影响保险金额的大小。本案中，锦泰财险云南公司与周桂芬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被保险车辆的保险金额为1580640元，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公司应当在保险金额范围内履行赔付义务。对于本案保险金额的确定方式，庭审中，锦泰财险云南公司陈述在案外人王菊投保时是系统自动折旧后生成的数额，同时，王菊及原告周桂芬亦认可该数额已经过折旧而产生。锦泰财险云南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从业机构，具备专业的保险知识和专业的保险从业人员，其对涉案车辆的使用年限、车况应当是清楚的，在王菊投保时，该公司以1580640元的标准收取了保费，周桂芬也在购买车辆时向王菊支付了含保费的车辆价值，在保险公司出具保险批单时亦同意将保险标的转让给周桂芬，此时，周桂芬对涉案车辆发生车损时所能从保险公司得到的赔偿数额因保险公司对保险金额的确定而产生了合理信赖和期待。故本案的保险金额应为1580640元。第六、本案的保险合同是否属于定值保险合同？定值保险合同在现行保险法律法规中并无明确界定，但从保险理论与保险实务经营来看，判定保险合同是否为定值保险合同，主要是看保险条款对赔偿处理的约定，即是否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价值或者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如果是定值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即确定保险标的的价值，结合本案来看，依据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关于保险金额的规定：“保险金额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由投保人与保险人根据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后的价格协商确定或其他市场公允价值协商确定。折旧金额可根据本保险合同列明的参考折旧系数表确定”。由此可知：1、该条款约定的保险金额以车辆投保时的实际价值为准，而非车辆出险时的实际价值；2、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并不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通过评估方式确定，而是按照保险条款约定的折旧方式进行计算。也就是说，虽然合同双方没有直接约定被保险机动车保险价值的具体金额，但是约定了保险价值的计算方式。具体到本案，本院当庭向原被告询问，涉案车辆的实际价值系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确定的价值，被告对此无异议。另，该保险条款均未载明系不定值保险合同，故本案的保险合同属于定值保险合同。最后，审查该定值保险合同是否属于超额保险，不是看保险金额有没有超过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而是看保险金额有没有超过双方约定的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结合上述分析，保单中所载明的保险金额系原被告双方根据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车辆的保险价值，故本案不存在超额保险之情形，其投保车辆的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一致。第七、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提出的涉案车辆应按转让时的交易价格计算其实际价值的抗辩意见是否成立？根据上述分析，在被告提交的保险条款中未明确约定“交易价格”系涉案车辆的计算方式，而是依据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后的价格协商予以确定，本案被告锦泰财险云南公司亦当庭陈述涉案车辆系在案外人王菊投保时按被告提供的保险电子计算系统自动折旧后生成的数额，因此，该数额应确定为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后的价格产生，且作为投保人及保险承继人的王菊与周桂芬默认同意该价格，该价格系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的结果，故被告提出的该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为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第二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商业车辆损失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周桂芬车辆损失1580640元。二、驳回原告周桂芬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020元，减半收取9510元，由被告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判决生效后的两年内。审判员  范天赋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法官助理舒玉鸿书记员王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