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55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锦锋，男，1985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国斌，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禅城区裕贤针织厂，经营场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经营者：陈朝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泽扬，广东元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锦锋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裕贤针织厂（以下简称裕贤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26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裕贤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锦锋偿还货款459227元及利息（以459227元为本金，自立案之日起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周锦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判决：周锦锋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459227元及以该货款金额为本金从2018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予裕贤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94.20元，由周锦锋负担。周锦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周锦锋无需向裕贤厂支付货款本金459227元及承担相应的利息；2.判令裕贤厂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以周锦锋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周锦锋系东莞市靖xx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xx公司）的员工，进而判令周锦锋对案涉债务承担支付义务，属认定事实不清。首先，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以及审判实践，认定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首要证据就是劳动合同。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参照工资支付凭证、社保参保证明、工作证、服务证、考勤记录及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也可以确定劳动关系的存在，对前述证据材料的审查应采用相对较宽松的原则，而不是苛求劳动者提供所有的证明材料才加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有效成立。其次，周锦锋提供的劳动合同、支付工资的银行流水等证据足以证明劳动关系的有效成立。本案中，为了证明周锦锋与靖xx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周锦锋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周锦锋提交了与靖xx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靖xx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世合代公司向周锦锋发放工资的银行转账交易流水，周锦锋已经完成了法律规定的举证义务。第二，一审法院判令周锦锋对案涉债务承担支付义务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且有违公平原则。首先，周锦锋在本案中购买产品、在对账单及欠条上签名，是代表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如上所述，周锦锋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本案交易发生时，周锦锋与靖xx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周锦锋采购货物及在对账单及欠条上签名，是代表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企业法人对他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很显然，涉案欠款不应由周锦锋承担偿还义务。其次，涉案买卖发生时，裕贤厂也明知是与周锦锋的用人单位发生交易。从裕贤厂在本案起诉时提交的数份厂码单、对数单等证据的内容可以看出，客户名称处明确写明“靖xx布行”，且事后双方在对账时对账单上也明确写明“靖xx”。很明显，裕贤厂是明确知悉与其发生买卖关系的交易主体是靖xx公司，而不是周锦锋，否则在客户名称栏及对账单上列明的应该是周锦锋的名称，而不可能是“靖xx布行”。既然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不是周锦锋，货物也不是由周锦锋收取，受益人也不是周锦锋，所以，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裕贤厂要求周锦锋对案涉债务承担支付义务，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理。最后，裕贤厂要求周锦锋对涉案债务承担支付义务有违公平原则，更会给周锦锋带来严重伤害及沉重的打击。周锦锋作为靖xx公司的员工，凭借向公司提供劳动而换取报酬，虽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讨债也应当找对真正的欠债者，而不应牵涉、累及无辜的人员，这样不仅不利于纠纷的解决，而且还将严重破坏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使无辜人员无端受累。裕贤厂辩称：一、裕贤厂的主体适格。裕贤厂工商登记注册的名称为“佛山市禅城区裕贤针织厂”,而本案中，裕贤厂所提交的厂码单的名称为“佛山市裕泰针织厂码单”“佛山市华顺针织厂码单”。裕贤厂经营场所处的名称实为“裕泰”，但在公司注册登记的过程中已无法注册“裕泰”二字，故登记注册为“裕贤”。从“佛山市裕泰针织厂码单”上的抬头地址与裕贤厂营业执照上的地址的同一性，抬头电话与裕贤厂经营者的电话的同一性可知，“佛山市裕泰针织厂”即为裕贤厂，裕贤厂为本案的适格主体。二、周锦锋的主体适格。裕贤厂提交的对账单及欠条均有周锦锋本人的签名，而周锦锋也对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暂且不论周锦锋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这一实体问题，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均足以认定周锦锋为本案的适格主体，程序合法。三、周锦锋承担责任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裕贤厂提交的“厂码单”“对账单”“欠条”及周锦锋的一审当庭陈述，足以证明该买卖行为及欠款金额的真实性。而周锦锋上诉认为其为履行职务的行为，裕贤厂不予认可，理由如下：（一）周锦锋提交的劳动合同与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要素不符，双方也并未约定劳动时间、地点、基本工资、社保等认定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周锦锋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仅有2015年12月，与劳动合同的时间段无法对应，转账金额仅有两笔大额均为10万元，周锦锋收款后不久即转出，且转出的收款对象雷同，金额较大。经一审法官的询问，周锦锋拒绝追加案外人作为共同被告，其提交的证据疑点重重。（二）即便劳动合同真实，也无法证明周锦锋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全国企业中存在“靖xx”二字的企业有数十个，更何况“靖xx布行”与“东莞市靖xx纺织品有限公司”也存在明显区别，裕贤厂从未知悉靖xx公司的存在，得知的周锦锋经营场所位于佛山市桂城，也非东莞。（三）周锦锋确认支付过3万元给裕贤厂，但辩称为代替案外人支付。周锦锋无法提交靖xx公司委托周锦锋付款的任何证据。况且，根据周锦锋提交的转账记录及一审的陈述可知，靖xx公司向周锦锋转账的款项，周锦锋几乎已全部转出，在周锦锋称靖xx公司欠其款项的情况下，周锦锋以自身的财产代靖xx公司支付给裕贤厂，不具备合理性。（四）裕贤厂提交的对账单最下方显示“丰盛（靖xx）周锦锋”，该六字均为周锦锋本人所写，周锦锋强调了“丰盛”二字，“靖xx”二字非主要，这一现象与周锦锋的抗辩又存在出入。周锦锋出具的欠条应当作为本案最主要的证据，其明确记载了周锦锋本人与裕贤厂交易并且欠款的事实，周锦锋抗辩“欠条”系胁迫下出具，但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五）在存在欠条这份证据的情况下，无论周锦锋是否以本人的名义与裕贤厂交易往来，周锦锋向裕贤厂出具欠条的行为及欠条记载的内容，足以认定周锦锋为本案的责任承担主体，即周锦锋或为债务人本人，或为债务承受人，无论如何，周锦锋应当向裕贤厂偿还本案欠款。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皆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周锦锋是否为本案买受人，即周锦锋与裕贤厂的交易行为是否为代表靖xx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案中，对数单系由周锦锋个人签署确认，且周锦锋在其出具的欠条中明确载明布料货款为周锦锋所欠，并附有周锦锋的身份证号码，并无关于周锦锋系代表靖xx公司进行交易的任何表述。周锦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出具对账表的法律后果应有认知，应对其签字确认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周锦锋上诉主张其行为属职务行为，但其提交的交易流水显示其收取靖xx公司的款项特点为大额、少次、不规律，不符合工资报酬发放的常理，其虽提交了《劳动合同》为证，但无其它证据加以印证，不足以证明周锦锋的交易行为系代表靖xx公司的职务行为。据此，周锦锋未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证实其关于本案买受人为靖xx公司的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在现有证据基础上已可以查清案件基本事实，本院对周锦锋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同意；周锦锋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周锦锋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88.4元，由上诉人周锦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燕芝书 记 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