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82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益波，住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勤，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舸、唐满荣，均为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曾超雄。委托代理人：张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王伟雄，职务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祥冲，分别为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益波、刘勤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宣教中心）、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以下简称机电研究院）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4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益波、刘勤及其代理人唐满荣、被上诉人宣教中心代理人张宇、机电研究院代理人葛祥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益波、刘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协助刘益波、刘勤办理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得胜岗42之2号607房（穗房地证字第××号）、608房（穗房地证字第××号）产权转移登记至刘益波、刘勤二人名下；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证据认定和采信严重错误。无视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与证明的客观事实，无视客观事实的证明效力，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当。首先，一审法院认定刘绍文不是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第四建安工程处（以下简称工程处）的负责人及建设投资人错误。证据2《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局穗安监函[2008]279、353号及其附件》中可见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非常明确，由于宣教中心借用检测站的名义报建了涉案广州市东华西路综合楼，因此宣教中心与检测站在法律上是委托代理关系。其次，已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工程协议》由刘绍文实际履行，权利义务应由刘绍文享有；全面理解上述证据的内在联系可以证明刘益波的父亲刘绍文是涉案广州市东华西路的建设投资人；证据10也证明双方实际履行了约定，宣教中心认可“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的效力并受其约束。且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或对房产证原件交给刘绍文家庭使用超过20年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一审判决没有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仅因不合常理就作出判决，实际上是没有查明事实，对东华西路综合楼建设的历史状况不进行深入地了解。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请。对刘绍文的建设投资人身份和支付临迁费的事实认定不清，对广州市东华西路综合楼的建设单位、承包人和建设方式没有查明。三、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当，应适用《合同法》有关规定，将检测站盖章同意过户给刘绍文视为代理行为，法律责任由被代理人宣教中心承担，及涉案房屋应过户登记给刘绍文。四、对一审判决中几个关键问题的说明：1.首先，房产证原件属宣教中心所有，交付给刘绍文毫无疑义；其次，盖章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未规定一定要经办人签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权经常以永久使用权的名义出现，从《工程协议》第一条，分成给建设投资人的面积以办理永久使用权证明的方式出现。在多个房地产案例中均出现购买永久使用权的情况，实际是购买所有权；2.一审认为证据12、13《房屋产权证明材料》均为复印件，前后所盖的章字样不一致且不是备案登记的公章及没有具体经办人签名确认，事业单位处理国有资产应有严谨的流程是错误的分析。根据证据12、13，两枚印章均长时间多次使用，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是知晓的，在诉讼之前一直未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章效力的裁判观点，单位对本单位权利义务相关的印章的存在和适用是明知的，且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禁止印章的使用和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单位使用或者认可使用其非备案公章，其行为效力同样具有公示效力。对于使用或者认可使用非备案公章效力的单位，无权对其非备案公章的使用效力作出选择性认可。单位未经法定程序刻制公章对外一经适用即代表单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该两枚印章即使没有备案也同样具有法律上的公示效力。宣教中心在购买东华西路综合楼分成面积时投入不足，将这两套房产补偿给了刘绍文，根本没有将两套涉案房产纳入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账目，仅仅是在2017年内部审计时发现宣教中心名下有房而已。在此不应适用严谨流程做判断；3.一审认定证据20材料均不是检测站作出且章明显为后来加盖，不能认定“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为检测站所用章是错误的。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宣教中心借用检测站名义立项建设综合楼，在法律上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及受托人检测站的盖章代表的是委托人宣教中心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检测站的盖章代理行为宣教中心应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将不能办证的责任归结于刘绍文是错误的。宣教中心的真正的建设单位，是由于宣教中心资料不足导致无法办证。宣教中心二审答辩称其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刘益波、刘勤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宣教中心请求驳回刘益波、刘勤的上诉请求。因为刘益波、刘勤的上诉状中所述事实和理由与涉案房屋没有任何关联，而且涉案房屋是登记在宣教中心名下，根据不动产登记的公示主义，宣教中心对涉案房屋享有合法的所有权。宣教中心认为刘益波、刘勤陈述的事实和理由、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是其所有，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益波、刘勤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维持。机电研究院二审答辩称其同意宣教中心的意见，另补充：1.刘益波、刘勤提交的证据与涉案房屋无关联性。刘益波、刘勤提交证据材料不是机电研究院作出的，且公章明显为后来加盖的。刘益波、刘勤没有证据证明刘绍文与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存在挂靠关系，未能证明刘绍文继受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在工程协议中的权利义务。2.刘益波、刘勤提交的两份关键证据，即房屋产权证明材料均为复印件。上述材料内容是对涉案房屋产权作出的处分，但是并非财务事宜，而上面加盖财务专用章的行为，显然与常理不符，并且国有企业或者管理国有资产的国有事业单位对财产的处分有严格的审批程序，所以机电研究院认为应当依法驳回刘益波、刘勤的上诉请求。刘益波、刘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路得胜岗42之2号607房（穗房地证字第××号）、608房（穗房地证字第××号）产权转移登记至刘益波、刘勤二人名下；2.判令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勤与刘益波为姐弟关系，刘益波、刘勤的父亲刘绍文于2012年2月12日去世，母亲冼桂清于2005年9月30日去世，刘绍文的父亲刘火娣、邬七妹均先于刘绍文去世。刘勤、刘益波为刘绍文的继承人。1999年4月12日，广州市劳动保护宣传教育中心更名为广州市职业技术培训中心，于2002年1月22日更名为广州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2002年3月，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变更单位名称为广州市特种设备监察检验所，2007年6月15日更名为广州市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2014年5月5日更名为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涉案房屋海珠区江南大道中得胜岗42之2号607房、608房现登记在广州市劳动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名下。以上事实，有刘益波、刘勤提供的《广州市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档案查询表及更名批复、简介》、《死亡医学证明》、《户口注销证明》、《田心村委会证明》、《刘绍文档案资料》、《户籍亲属关系》、《广州市不动产查册登记表》及双方的陈述为证，足以认定。另查明：刘益波、刘勤主张宣教中心（原名广州市劳动保护宣传教育中心）曾是机电研究院（原名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的上级领导单位，均为时广州市劳动局的下属单位。1988年至1994年期间，宣教中心用机电研究院的名义立项建设业务、住宅综合楼（东华西路38号-44号业务综合楼）。该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委托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第四建安工程处）实施，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第四建安工程处是东华西路38-44号综合楼的投资建造人，有权处理约定分成给报建单位之外的其余面积。刘益波、刘勤的父亲刘绍文是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第四建安工程处的实际经办负责人之一，是该工程处的实际承包人、建设投资人。刘益波、刘勤为了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穗安监函【2008】279、353号及其附件》、《工程协议》、《附件8：东华西路38号住房分配情况》、《购房协议》、《购买商品房计划申报表》、《收款收据》、《办理产权协议书》、《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支付凭据》、《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建设工程报建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93穗城规东片建字第138号）等证据。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从证据中，未能反映出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的隶属关系，也未能反映出刘绍文是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第四建安工程处的负责人及实际承包人、建设投资人；刘益波、刘勤称刘绍文为东华西路38-44号业务综合楼的建设投资人，原有住户的临迁费由刘绍文支付，为对刘绍文垫资拆迁原址房屋的进行补偿（性质属于兴建综合楼的征地拆迁成本），宣教中心以机电研究院的名义同意将部分房屋产权（包括涉案两房屋）改为刘益波、刘勤的父亲刘绍文名下，而且将房产证的原件和涉案房屋交付给了刘益波、刘勤的父亲刘绍文。刘益波、刘勤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崔绍源与刘绍文的函件》、《涉案房地产证内页》、《涉案房屋房地产证原件》、《房屋产权证明材料》、《居住证明》为证。《房屋产权证明材料》有两份，内容一样，记载：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房屋产权证明材料如下：兹证明如产权证原由刘绍文同志在东华西路拆迁建筑时为工作方便，有些户住户由刘绍文支付住户补偿后交出原住房由刘绍文接管，今后原房子由刘绍文处理，待我单位拆迁对产权人房子产权人取得原有产权办理产权证清还原有产权人后，刘绍文同志才为工作完成，刘绍文部份房屋产权原由检测站办理产权名称才改为刘绍文同志名下，现如下名字由刘绍文收托，如下房权证有:穗房地证第0947855号、第0947864号、第0947861号、第0947856号、第0947862号、第0947858号、第0947857号、第0947860号、第0947868号、第094867号、第254859号、第254858号。共壹拾贰本。落款2001年12月8日，盖“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筹建处财务专用章”，上述文字包括章均为复印。该材料后盖有“刘绍文”字样的章，落款时间2008.4.28。另一份材料内容一样，也为复印件，包括三个章，盖“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筹建处财务专用章”为复印的章，一个盖的不清晰，另一个为“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字样的章，并盖“仅供刘绍文适用，再复印无效”字样的章，落款时间为2001年12月15日。没有加盖“刘绍文”字样的章。《涉案房地产证内页》中608房房产证上标明：“由刘绍文居住使用”（手写），1996年5月22日，加盖“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字样的章，607房房产证上标明：“由刘绍文居住使用”（手写），1996年5月22日，加盖“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字样的章，“由刘绍文居住用和处理外租”。落款1996年5月23日，加盖“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字样的章。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不予确认上述事实。刘益波、刘勤为证明机电研究院曾使用“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及“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筹建处财务专用章”，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予以证明。包括《回迁通知（邓淑妍）》、《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大楼筹建处收支凭证》、《（2008）越法民三初字第1216号民事判决书》、《（2008）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042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明机电研究院多次使用“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筹建处”的章。另外，刘益波、刘勤又提供了《冯东给伍市长的报告》、《关于免缴土地有偿使用费的请示》、《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的复函》，均显示加盖“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字样章，并加盖“仅供刘绍文本人用不能对外用，再复印无效”字样的章。机电研究院表示从未使用过“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的字样的章。上述三份证据材料均不是机电研究院作出的，章明显为后期加盖。再查明：刘益波、刘勤称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将涉案房屋交给刘益波、刘勤居住使用已经二十余年，从未要求返还，涉案房屋为刘益波、刘勤的唯一住房，提供了涉案房屋房产证原件、《居住证明》、《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等为证。宣教中心称为历史遗留问题，人员更迭，没有及时回收。刘益波、刘勤称，根据工程协议的约定，建好的房屋由刘绍文负责缴纳税费办证，由于工程建设资料有部分遗失，刘绍文无法给拆迁户办理产权证，合同义务没有完成，所以宣教中心直没有给刘绍文办理过户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涉案两房屋登记在宣教中心名下，宣教中心依法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刘益波、刘勤称宣教中心以机电研究院的名义立项、报建业务综合楼，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第四建安工程处是东华西路38-44号综合楼的投资建造人，有权处理约定分成给报建单位之外的其余面积。刘益波、刘勤的父亲刘绍文是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第四建安工程处的实际经办负责人之一，是该工程处的实际承包人、建设投资人，在该工程中支付了临迁费等，宣教中心以机电研究院的名义将涉案房屋交给刘绍文作为补偿。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刘益波、刘勤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绍文为工程处实际承包人、建设投资人的证据，也没有提供实际支付临迁费的证明，故刘益波、刘勤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关于刘益波、刘勤主张权利的两项关键证据及依据该证据的主张，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刘益波、刘勤提供涉案房屋房产证原件，主张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将涉案房屋交给刘绍文，刘绍文为实际所有人。房产证原件显示的字样为“由刘绍文居住使用”、“由刘绍文居住用和处理外租”，没有明确涉案房产为刘绍文所有。该字样后没有具体经办人签名，刘益波、刘勤也不能明确是谁向其交付了房产证。故刘益波、刘勤的主张不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二、关于本案的关键证据《房屋产权证明材料》：1.该两份材料均为复印件，上面盖的章有复印的章及后来加盖的章，前后所盖的章字样不一致，而且所盖的章并不是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备案登记的公章及没有具体经办人签名确认。事业单位处理国有资产应有严谨的流程，刘益波、刘勤的主张不合常理。2.刘益波、刘勤主张机电研究院长期使用“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筹建处财务专用章”及“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字样的章，机电研究院予以否认。根据刘益波、刘勤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的是机电研究院曾使用过“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筹建处”的章及“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筹建处财务专用章”。刘益波、刘勤提供《冯东给伍市长的报告》、《关于免缴土地有偿使用费的请示》、《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的复函》，虽显示加盖“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字样的章且加盖“仅供刘绍文本人用不能对外用，再复印无效”字样的章，但上述三份材料均不是机电研究院作出且章明显为后来加盖的，具体如何形成，刘益波、刘勤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刘绍文确实在该工程队工作，亦不能排除刘绍文因工作便利私盖该章的可能性，故不能认定“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字样的章为机电研究院所用的章。3、假设材料真实，但材料上显示所盖的章为机电研究院的，但涉案房屋为宣教中心所有，机电研究院无权直接处分宣教中心的财产。4、假设材料真实且机电研究院有权处理涉案房产，该材料也明确约定了刘绍文的义务，只有刘绍文履行完义务后才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刘绍文名下。根据刘益波、刘勤陈述，建好的房屋由刘绍文负责缴纳税费办证，由于工程建设资料有部分遗失，刘绍文无法给拆迁户办理产权证，合同义务没有完成。刘绍文已经去世，已经不可能履行义务。故刘益波、刘勤依据该证据的主张缺乏依据，不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刘益波、刘勤共同负担。经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刘益波、刘勤向本院提交：证据一、收支凭证，拟证明刘益波、刘勤的父亲刘绍文是东华西路综合楼的承包人。刘绍文出资113000元对林奕群等住户的258平方米原址房屋进行了补偿，这些住户领取货币补偿后，其原址房屋产权归属刘绍文所有。对此事实，机电研究院已经盖章确认。证据二、证明，拟证明刘益波、刘勤的父亲刘绍文是东华西路综合楼的承包人，负责拆迁承建等工作，对东华西路综合楼的建设进行了实际出资。证据三、收据，拟证明刘益波、刘勤的父亲刘绍文以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发了海珠区宝岗路仁厚直街10号宝岗大楼项目，刘益波代替父亲支付土地出让违约金10000元。宣教中心质证对三份证据的三性都不予确认。除了刚才机电研究院陈述的质证意见外，对补充证据二的内容上所反映的五套房子都不是涉案的房屋，看不出来与涉案房屋存在关联性。机电研究院质证对三份证据的三性都不予确认。证据一中手写的金额明显不对，最大的10万元，在前面用手写壹佰壹拾叁万元很儿戏。收支凭证上注明须加盖公章及签票人签字，而证据中根本没有加盖正式公章。证据中手写为壹佰壹拾万叁仟，与下面小写的113000.00元金额不一样，明显不相符。对证据二的三性不予确认。机电研究院认为筹建处财务专用章应该是假的，合情理的是，既然有了这个证明，为什么又在复印件上盖同样的的章。筹建处跟复印件的章也不怎么像，也有差别。这是明显后来刻的。对证据三，与涉案房屋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刘益波、刘勤的上诉请求与宣教中心、机电研究院的答辩意见，分析如下：根据刘益波、刘勤一审提交的《房产证》原件可知，涉案两房屋为宣教中心所有，房屋的《房产证》原件上手写注明为“由刘绍文居住使用”、“由刘绍文居住用和处理外租”，并没有明确涉案房产为刘绍文所有。该手写部位另加盖了“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而刘益波、刘勤据以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房屋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上除加盖“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同时加盖了“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筹建处财务专用章”。现刘益波、刘勤主张机电研究院曾使用“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及“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筹建处财务专用章”，机电研究院一审虽予以否认，但根据刘益波、刘勤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的是机电研究院曾使用过“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筹建处”的章及“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筹建处财务专用章”。虽然如此，但刘益波、刘勤提交的两份《房屋产权证明材料》均为复印件，落款处盖章为“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筹建处财务专用章”，上述材料内容是对房屋产权作出的处分，并非财务事宜，如此加盖财务专用章的行为显然与常理不符。刘益波、刘勤另提供《冯东给伍市长的报告》、《关于免缴土地有偿使用费的请示》、《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的复函》，虽显示加盖“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业务综合楼财务专用章”字样的章，但上述三份材料均不是机电研究院作出且公章明显为后来加盖的，具体如何形成，刘益波、刘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与原广州市劳动安全卫生检测站于1991年12月28日签订的《工程协议》约定，涉诉大楼除机电研究院要回的面积外其余面积及回迁安置面积均为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负责安排处理。而刘益波、刘勤主张其父亲刘绍文当时承包了长城公司第四建设处，借用长城公司的名义与机电研究院签订工程协议，工程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全部由刘绍文履行，但刘益波、刘勤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刘绍文与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存在挂靠关系，未能证明由刘绍文继受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在前述协议中的权利义务。据此，本案刘益波、刘勤所述其父亲取得涉案两房屋的事实及证据，均不足以被法院采信，一审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益波、刘勤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刘益波、刘勤负担18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审判长  郑怀勇审判员  韩志军审判员  谭红玉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颜旭怀邱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