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233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曲建青，男，196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和亭，莱州沙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苏秀芝，女，1961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州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一浩，男，198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州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岩岩，女，198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州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殿明，男，193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秀芝，系张殿明儿媳妇。上诉人曲建青因与被上诉人苏秀芝、张一浩、张岩岩、张殿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3民初343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曲建青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下事实没有审清。1.既然张一浩没有代张福春经营厂子，那么张福春服刑期间的单据是怎么来的？2.既然张一浩称自己和曲建青有业务，为什么提供不出一份与曲建青有业务的证据？3.既然张一浩称自己经营厂子，为什么不到工商部门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村委又是怎么知道张一浩有厂子的？除了工商部门，村委是否有权利证明公民经商的情况？二、一审判决违背事实。1.张福春与张一浩是父子关系、与阎文良是朋友关系，三人可能存在恶意串通。2.曲建青与证人张某、任雪超非亲非故，二人所证实的事情完全属实，一审不予采信显失公平。3.苗某是本案的主要当事人，对于苗某在法庭上所做的陈述，一审在判决书中没有做任何评判，明显地漏审了案件事实。三、错误地裁判当事人资格。苗某是本案所涉案情主要经手人，而且也是莱州市人民法院（2015）莱州民初字第1188号案件的第一被告人，一审不应该准予张福春提出对苗某的撤诉，张福春提出对苗某的撤诉，完全是为了逃避案件的事实。因张福春所持单据，均是苗某签字，苗某必须参加本案的诉讼。被上诉人苏秀芝、张一浩、张岩岩、张殿明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狡辩，请求维持原判。一审原告张福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6771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申请撤回要求被告给付载明时间为2013年12月11日欠条款10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已予准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原莱州市土山镇鑫福机械制造厂个体经营者。被告多次购买原告装载机配件。一审审理中，原告向法院提供了由苗某签字的出库单9张、由谭开森签字的出库单1张。9份由苗某签字的出库单载明的时间、货物名称、数量、价格分别为：1、时间为2013年6月26日，货物名称为12带架子前头，数量为1套，价格为6200元；2、时间为2013年6月29日，货物名称为16带架子、25大臂前头，数量为1套，价格为6400元；3、时间为2013年7月4日，货物名称为16带架子、25大臂前头，数量为1套，价格为6400元；4、时间为2013年11月30日，货物名称为16带架子前头，数量为1套，价格为6800元；5、时间为2013年12月15日，货物名称为16带架子前头，数量为1套，价格为6800元；6、时间为2013年12月18日，货物名称为16带架子、20大臂前头，数量为1套，价格为6200元；7、时间为2013年12月22日，货物名称为10带架子前头，数量为1套，价格为5500元；8、时间为2014年1月6日，货物名称为16带架子前头，数量为1套，价格为6800元；9、时间为2014年1月11日，货物名称为16带架子、20大臂前头，数量为1套，价格为6200元；谭开森签字的出库单载明，2014年4月17日，被告收到原告合价为410元的配件。以上10份出库单货款合计为57710元。一审中，被告称，因苗某未到庭，由苗某签字的单据无法进行质证，究竟是不是苗某签字不能确定；谭开森签字的出库单，是原告给对换的三包件，不是欠条。被告还主张，已付款62160元，原告于2013年10月至2015年4月份服过刑，在服刑期间，与原告没有直接业务，完全是与原告的儿子张一浩及阎文良进行的业务，其中三笔款汇在张一浩卡上，另一笔款按原告妻子的要求汇在原告雇用的工人阎文良卡上；被告又称：在原告出事前，与原告结算了一笔３0000元的现金，原告出事前的业务双方全清，原告出事后，原告的儿子办理具体业务，形成了本案中所涉单据，涉案业务是与原告的儿子发生的，原告的儿子雇的送货人就是阎文良的儿子，因为是和原告的儿子发生的业务，货款打在张一浩的卡上，后原告的老婆说把款打在其儿子身上，儿子会乱花钱，要求被告以后打款打在阎文良的卡上。原告的老婆让把钱打给张一浩和阎文良，没有证据。对被告上述主张，原告均予否认。原告称：我与被告的业务大多是2013年的，2013年10月出事后我不在家，是我妻子继续经营与被告发生业务，2015年3月30日回家后，我一直向被告催要货款，但被告一拖再拖；我儿子张一浩也干装载机配件，被告打给张一浩的款是张一浩给被告供货的货款；阎文良不是我厂子的工人，被告给阎文良的款与我无关。一审中，被告主张已付款62160元，其中被告于2014年3月7日分两次汇在张一浩农行卡的货款19200元，于2014年5月5日汇在张一浩农行卡的货款13800元，张一浩在农行的卡号为62×××16；2014年5月22日被告汇在原告单位工作人员阎文良农行卡货款29160元，阎文良的农行卡号是62×××17；以上汇款的总额为62160元。原告提供了其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明细对账单，并申请法院调取交易明细。经法院查询，结果显示被告于2014年1月14日向张一浩转款10000元，于2014年3月7日向张一浩转款12800元，于2014年3月10日向张一浩转款8500元，于2014年5月5日向张一浩转款13800元，于2014年5月17日向阎文良转款13000元，于2014年5月20日向阎文良转款13000元。一审中，关于双方的交易情况，原告称将货物送到被告处后，由被告方工作人员在出库单上签字，以后原告持签字的出库单到被告处结算，被告付款后将相应的出库单收回，现原告手中持有的被告方工作人员签字的出库单均是被告尚未付款的。对此，被告则称原告方将货物送到被告处后，有的被告当即付清货款，付现钱的双方不形成单据，通过银行打款的就是本案所涉及的这些单据。在法院询问被告是依据什么打款给原告方时，被告称是依据张一浩手里的单据打的款，被告也记得有账。被告没有提供相关账目。2017年6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莱州民初字第1188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给付原告配件款57710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5月12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鲁06民终581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中，对双方业务的具体交易流程，原告主张，被告收货后如未即时清结货款，即由被告收货人员在原告所持相应出库单中签字，之后，原告持被告收货人员签字的出库单向被告索款，被告付款后，原告将相应付款数额的出库单交付给被告持有；对原告该主张，被告称其银行转汇的付款未收回相应出库单，对此，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重审中，原告又提供了张一浩、阎文良的当庭证言，就其主张的张一浩有独立的装载机结构件生产厂址提供了加盖莱州市土山镇东代古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代古庄村委”）公章、载有“村委主任：徐珂胜、出具人：会计闫文岗”内容的东代古庄村委书证及有徐珂胜签字、加盖东代古庄村委公章内容的徐珂胜村委主任当选证书复印件1份及2005年12月1日、2006年3月1日原告分别与东代古庄村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厂房租赁协议”复印件各1份。东代古庄村委书证载明：“证明张福春位于206国道旁边厂房一处，曾在该厂生产装载机结构件。张一浩曾在租赁村东头厂房一处，生产经营过结构件，时间2012年10月至2014年10月，该厂独立经营，核算。特此证明东代古庄村民委员会（公章）2018年7月17日”。张一浩当庭作证称，2012年至2015年期间，证人经营装载机结构件，经营地点在自己所在村东，和原告不是一个厂子，原告的厂子在村东南206国道边上。曲建青是证人以前的客户；2012年曾给曲建青送过装载机结构件，具体系装载机大臂、大架子、座子、斗子，送了六七套左右，业务发生的终止时间记不清了，发生的业务货款在30000元左右；证人经营的特殊型号多，有时曲建青向原告要货，原告告知证人厂子有，曲建青就联系证人要货，证人就开车送货到曲建青处，曲建青的车间主任（证人称不知其名）在证人所带的出库单上签字，然后证人再持车间主任签字的出库单找曲建青结账；记忆中，曲建青已不欠证人的货款了；曲建青向证人的付款方式是：有时汇到证人银行卡上，有时付现金，具体曲建青付了几次款、汇款时间、次数、金额都记不清了，证人的送货单都未保留；以前不知曲建青与原告发生购销装载机前头架子的情况，在原告服刑期间，曲建青并无将应付原告的货款汇到证人银行账户的情况；阎文良是原告的好朋友，从未在原告和证人的厂子干过；关于阎文良是否替原告收过货款一事，证人表示不清楚；证人称，在原告服刑期间，阎文良在原告和证人的厂子都帮过忙，但不负责业务经营，好像在证人厂子代证人收过曲建青的货款，具体的收款数额记不清了，在原告厂子是否收过货款不清楚。经出示一审到中国农业银行调取的曲建青银行借记卡明细对账单，证人表示，对账单中载明的4笔曲建青所汇证人款项，是证人直接与曲建青发生购销业务的货款，该四笔款项不是付给原告的货款。阎文良当庭作证称，关于原告与曲建青购销装载机车头架子业务的情况不清楚。2014年原告服刑期间，听张一浩说曲建青欠原告的货款，具体欠多少不知道。证人未代原告收过曲建青的货款。经出示一审到中国农业银行调取的曲建青银行借记卡明细对账单，证人表示，对账单中载明的2笔曲建青所汇证人款项（一笔为2014年5月17日汇款13000元，另一笔为2014年5月20日汇款13000元），是张一浩与曲建青发生业务的货款，不是曲建青与原告所发生业务的货款，张一浩自己经营厂子，当时张一浩的银行卡让媳妇拿去了，因张一浩领着证人到过曲建青的厂子，张一浩就用证人的卡，让曲建青将货款打在证人的卡上；不清楚张一浩是否代原告收过曲建青的货款；原告服刑期间，证人在原告的厂子里耍过，但并不参与经营和代原告收取货款；张一浩和曲建青发生业务的时间记不清了，业务量不知道，证人仅是在那里耍，不参与经营；不知道曲建青是否欠张一浩钱，但听张一浩说曲建青欠原告的钱。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与张一浩系父子，存在利害关系，况且证人本人无营业执照，不能证明自己经营厂子，对法庭提问的问题，回答模棱两可，缺乏真实性，该证人不能说明与被告发生业务的流程，说不出被告的电话号码，不知道被告单位签字人员的名字，作了虚假的证明，对该证人证言建议法院不予采信；阎文良的证人证言，从头到尾明显存在虚假现象，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东代古庄村委书证及徐珂胜村委主任当选证书复印件真实性表示无异议，对书证内容不予认可，被告表示，己方于2018年8月7日找过徐珂胜，徐珂胜说是原告拿着打好内容的证明让村委盖章，村委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原告说没有涉及打官司的事，与村委无关，证明的事实完全按照原告的口述，原告隐瞒了情况，失去了证明的意义，证明称张一浩在村东租赁厂房，2012年10月至2014年10月独立经营核算，该内容完全超出了村委能够证明的范围，村委并不知道厂子经营是否独立核算，是否独立经营，应以营业执照、会计账目断定，该书证也没有证实张一浩和被告是否发生过业务，张一浩在村里是否有厂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张一浩、原告提供与被告有买卖关系的证据如出库单等，否则原告的主张就是假的，被告的企业从未有与张一浩或阎文良单独发生业务的记录，该二人与被告进行的业务都是代表原告。被告提供了己方与徐珂胜的手机通话录音光盘及录音内容书面证明材料、张某的当庭证言及张某、任雪超书证复印件各1份。被告称，张某、任雪超的书证复印件，已在中院庭审时进行了质证，张一浩没有厂子，其经营的是原告的厂子。录音通话中，被告询问村委是否向原告出具了1份书证，徐珂胜答：嗯；被告问：是否村委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出了这个证明？徐珂胜答：嗯；被告称：该证明把我给害了，能不能将该证明撤了？徐珂胜答：呵呵，这个证明开出了还能撤回来；被告要求再开个证明，证明村委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给原告证明这个事；徐珂胜答：呵呵，我们再出个这样的证明？呵呵，你这样的找找俺村会计，他能这么办？他俩个挺好的……。张某书证复印件载明：“……我于2013年秋天至2015年在阎文良家开货车，阎文良和他儿子阎焕康在张福春厂子上班，张福春抓进去后，阎文良协助张福春老婆和他儿子张一浩经营厂子，阎文良自己的车都不管了，车有事我们都是电话联系，每天拉着张福春老婆收账处理关系，听阎文良说修车和开工资等费用都是把张福春厂里拿。以上所述属实2018.4.5张某（手印）”。任雪超书证复印件载明：“……我于2007年至2017年在沙河安顺钢材上班，从2012（年）开始，送钢材到张福春厂子至2015年，一开始由张福春在收货单上签字，后期特殊情况张福春不在，由他儿张一浩和他老婆签字，张一浩自己没厂子，都是给张福春经营管理厂子。以上所述属实2018.4.1任雪超（手印）”。张某当庭作证称，其与被告系朋友关系，2014年至2015年期间，证人给阎文良开过一年左右时间的车；当时阎文良和他儿子在原告的厂子干活，当时原告可能出了点事；2018年4月5日，证人向曲建青出具过1份书证即被告当庭所提供的相应书证，书证中的内容都是事实；原告与被告发生业务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不清楚张一浩与被告是否发生过业务及张一浩是否有自己经营的厂子，很多年前，证人曾听阎文良说他在原告厂子里干，阎文良当时拉着原告妻子出去要钱。经质证，原告认为，张某当庭证言、书证说阎文良父子在原告厂子上班没有依据，证人称听阎文良说拉着原告妻子出去要钱、处理关系，证明不了阎文良在原告厂子上班；对任雪超的书证表示，原告根本不认识任雪超，原告家有两个厂子。重审中，被告还提供了载明时间为2014年3月6日的出库单1份及己方记载的流水账1本，被告称，该出库单于被告通过网银支付给原告涉案业务款项12800元后收回，其他通过银行汇款方式付款的出库单均未退回，也从未向原告追索过相应已付款的出库单；流水账中的其中3页中标注红色笔迹的内容记载了与原告发生涉案业务的情况。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出库单表示无异议，称是原告妻子退给被告的；被告提交的流水账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没有写明数量、钱数，也没有记载原告的名字，无法确认上述记载的货品是原告供应的，因此，不能作为依据，另外，流水账上记载的钱数颠三倒四，根据被告支出的流水账记载，被告主张原告供应100000元的货，但已付款120000元，不合常理，被告这是凑数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由苗某签收货物的9份出库单，被告认可系己方发生的购销业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由谭开森签收货物的1份出库单，明确载明了货物的名称及价款，被告主张，该出库单载明的货物是原告更换的三包件，不是欠条，原告不予认可，该出库单内容不能反映被告的相应主张，被告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对被告的该抗辩主张，法院依法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针对原告服刑期间形成的涉案部分出库单，被告的相应业务是与原告发生还是与原告的儿子张一浩发生？被告主张的付款及法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中载明的被告转汇给张一浩、阎文良的款项是否该二人代原告所收被告所付涉案出库单相应业务的款项？对双方业务的交易流程，原告主张，被告收货后如未即时清结货款，即由被告方收货人员在原告所持相应出库单中签字，之后，原告持被告方收货人员签字的出库单向被告索款，被告付款后，原告将相应已付款数额的出库单交付给被告持有，即原告所持的有被告方收货人员签字的出库单应为双方购销业务发生后的债权债务凭证。对原告该主张，被告称其银行转汇的付款未收回相应出库单，但重审中，被告提交2014年3月6日出库单时，主张该出库单货款的付款方式是银行转汇，被告前后主张，存在矛盾之处，且被告对己方该抗辩主张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被告该抗辩主张，法院依法不予采纳。本案中，原告持被告方收货人员签字的出库单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主张已付款，应对该出库单相应货款是否已足额给付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称相应货款已经付清。首先，对己方该主张，被告未提供已付款的相对应出库单，被告自己主张的付款次数、时间、金额与法院查询结果亦不尽一致；且按被告自认，至本案起诉时，被告并未向原告索要已付款相对应的出库单；对被告主张的如此大额的付款，被告未向原告索取相应出库单，亦未让收款人出具其他方式的收款凭证，双方显与情理不符。其次，被告主张，2013年11月之后的涉案出库单业务是与代原告继续经营的张一浩及原告的工人阎文良发生的，张一浩雇用阎文良的儿子送货，被告应原告妻子的要求将货款汇给张一浩和阎文良，所转汇给张一浩和阎文良的款即是对涉案出库单业务的付款。对被告该主张，原告明确不予认可，主张张一浩有自己的厂子，与原告经营地点不一致，张一浩经营的是自己厂子的业务，并未在原告服刑期间代原告与被告发生涉案出库单业务，亦否认阎文良系原告的工人。虽然经法院查询，2014年1月14日至5月20日期间，被告确实转账到张一浩、阎文良账户款合计71100元，但原告否认与本案所诉业务有关，主张系张一浩与被告发生的业务款项，张一浩与原告的经营活动分离，对此，原告提供了张一浩、阎文良的当庭证言、租赁合同及村委证明予以证明，张一浩、阎文良当庭作证时均明确表示，法院查询的被告转汇到该二人账户的款项系被告与张一浩直接发生业务的款项，被告虽对该二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张一浩、阎文良代原告与被告发生本案业务及代收货款的充分证据，综合上述分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对原告的主张，法院依法予以认定；被告的抗辩理由，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欠款57710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判决：被告曲建青给付原告张福春配件款5771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3元，由原告张福春负担251元（已交纳），由被告曲建青负担1242元，限被告曲建青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一审法院。二审中，因张福春去世，其继承人苏秀芝（张福春之妻）、张一浩（张福春之子）、张岩岩（张福春之女）、张殿明（张福春之父）作为被上诉人参与诉讼。在二审庭审调查中，被上诉人苏秀芝称“自己在家务农，张福春自己一手经营的厂子，在张福春入狱服刑期间是苏秀芝在家里经营的，现在张一浩做了3年的塑料买卖，做塑料买卖之前是与张福春在一起做机械买卖，对张福春入狱服刑期间是否与上诉人发生过业务表示时间太长记不得了。”张一浩对苏秀芝的说法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张一浩称“一开始跟着父亲张福春干，后来在村里自家另一个工厂自己干装载机配件，干了一年左右，加工完的配件基本是给张福春，也有自己卖的一部分，对于厂子里的工人都有谁、张一浩是否与上诉人之间单独发生过业务往来、是否记得上诉人曾给过款、在2013年6月26日至2014年4月17日期间是否给上诉人供过货，以及经营期间是否独自与上诉人之间发生过业务往来，张一浩均表示因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后张一浩又称收到了上诉人给付的相关款项，但是该款项是张一浩自己经营的厂子的货款，当时上诉人欠被上诉人家很多钱，张一浩给上诉人送货。”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讲有异议，称“张一浩对本案事情什么也不了解，我从来没跟张一浩发生业务，只是在张福春入狱前张一浩找我去说他父亲有事，需要用钱来走关系，让我给他1万块钱。张福春的妻子对本案事情了解的比较多，从张福春入狱之后张福春妻子和儿子共同来经营厂子，给我供了部分货，后期因为质量问题就终止了。终止供货后我把所有货款陆续给付清，其中有张一浩的账号和阎文良的账号，都是张福春的妻子指定的，张福春出狱后到我处拿了一张10000元的欠条向我要钱，我说这个欠条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欠的，当时根本没有提货款这回事，当时苗得全跟张福春要过出库单，张福春说付过钱的不会有问题，就一直没给。我们俩就是因为这10000元的欠条发生的矛盾，到最后张福春拿出苗得全签字的出库单诉至莱州市人民法院。对苏秀芝讲的有异议，苏秀芝讲她在家务农，又讲张福春入狱时她又在经营，回答的问题前后自相矛盾。张一浩在一审重审中说给我供过货，结果现在问他又说什么都不知道，张一浩作为一审证人，做的是伪证。”上诉人提供了证人苗某出庭作证，证实其付给张一浩货款的部分的供货情况。张一浩称：对证人没有印象，证人好像接收过张一浩送的货，记不清是否见过证人。我没有给上诉人送过货，都是工人阎雷送的，我只负责要钱。证人苗某称：“我在曲建青处负责收货和产品售后服务，所以必须要弄明白谁给我们供货，我未从张一浩手中接过货，也不存在张福春和张一浩各自独立经营两个厂子分别供货的事，我收到的都是张福春的货。莱州沙河那一块的惯例是关系不错的我今天把款打过去，以后把出库单带过来就可以，一般关系就是把条拿来，我才把款打过去。有时候张福春不过来，委派司机过来，这些款都付了，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是找我要款，我给曲建青打电话让他把款打过去，再给对方打电话让他查一查是否收到款。曲建青不是第一次付款没有收回条。张福春活着的时候，曲建青通过网银转账后，我给张福春打电话核实让他找时间将条送过来。”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不认可，称“证人说的都是不真实的，要货都是曲建青向张福春要货，要什么我们就给送什么。钱的事苗某说的不算，张福春都是向曲建青要钱，拿着条去给曲建青条就给打钱，不给条就不打钱。苗某说的都是胡说八道，我不认识这个人。”本院经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偿还货款的证据是由苗某签字的2013年6月26日至2014年1月11日出库单9张及由2014年4月17日谭开森签字的出库单1张。上诉人认可收到这些货，谭开森签字的出库单是给被上诉人对换的货，主张其按照被上诉人苏秀芝的指示已将张福春的货款打到被上诉人张一浩及案外人阎文良账户的款共计71100元，其与张福春之间发生的货款基本两清，不再欠张福春货款。对此被上诉人认可收到上诉人所主张的已给付的货款，但主张上诉人所付货款是基于上诉人与张一浩之间存在的供货关系给付张一浩的货款，张一浩与张福春独立经营两个厂子，上诉人已给付的货款与张福春无关。因本案所涉货款系张福春服刑期间所发生的，双方对所供货物是张福春还是张一浩所供、上诉人给付张一浩及案外人阎文良的款共计71100元应否从被上诉人主张的货款中扣除主张不一。被上诉人作为与收款方相关的一方应对供货方是谁提供证据证实。二审中，被上诉人苏秀芝认可自己在家务农，张福春自己一手经营的厂子，张一浩与张福春在一起做机械买卖，在张福春入狱服刑期间是苏秀芝在家里经营的。张一浩对苏秀芝的说法没有异议，称一开始跟着父亲张福春干，后来在村里自家另一个工厂自己干装载机配件，干了一年左右，加工完的配件基本是给张福春，也有自己卖的一部分，后又称收到的上诉人给付的款是张一浩自己经营的厂子的货款。对于被上诉人张一浩是否为独自经营厂子以及其是否与上诉人之间有业务往来，因被上诉人张一浩的前后说法自相矛盾，亦无证据证实，对被上诉人张一浩的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独立的供货关系、所收货款与张福春无关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苗某的证人证言虽不认可，但不能提供予以反驳的证据，本院认为，苗某作为上诉人的员工，其证言能够合理阐明上诉人与张福春之间的供货、交易习惯的基本情况，本院予以采信。综观被上诉人一审所提证据不能证明张一浩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独立的供货关系，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结合被上诉人苏秀芝、张一浩二审中所作的陈述及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对2013年6月26日至2014年4月17日期间的货款是发生在张福春与上诉人之间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此认定系张一浩与上诉人之间发生的业务错误，应予以纠正。被上诉人认可收到的上诉人打到被上诉人张一浩及案外人阎文良账户的款共计71100元，应从上诉人所欠张福春57710元的货款中扣除，故上诉人不再欠张福春货款，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综上，一审法院所作判决，应予撤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3民初343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苏秀芝、张一浩、张岩岩、张殿明对上诉人曲建青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42元，由被上诉人苏秀芝、张一浩、张岩岩、张殿明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刘 腾审判员  付景波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