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3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广军，男，197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恒，山东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强，男，197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夫堂，山东信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雨衡，山东信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凤菊，女，1968年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海英，男，196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彦，山东自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广军、杨国强因与被上诉人赵凤菊、程海英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民初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广军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民初26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民初26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案涉房产属被上诉人所有于法无据，被上诉人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1、庭审中，原审被告提出，其与被上诉人不认识，和证人李某熟识，向李某借过钱，也通过证人李某（李某和被上诉人系亲属关系）借过被上诉人的钱，签署契约也是用自有房产担保债务的履行，打消被上诉人和李某的顾虑，交付房产证的行为也不能推论出案涉房产买卖的结论；杨国勇和杨国强是亲兄弟属实，但他们均是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因杨国勇收了李某的钱就认定是房款吧，杨国勇和李某是否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合同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杨国强怎么知道和了解，让杨国强来举证他们是否存在着上述关系不是吹毛求疵吗，举证不出就得出结论杨国勇收的款就是案涉房款的一部分，法律依据何在？2、即使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但根据第四条约定，签订协议时杨国强享有全部产权，其出售的仅是房产的一半，契约签订后，被上诉人仅有一半的产权，但被上诉人并未支付全部房款，且房产没有分割，杨国强仍享有全部房产的权利。3、被上诉人手中持有杨国强母亲的户口本，这是怎么回事，上诉人不清楚，杨国强本人也不清楚，是杨国勇（因诈骗、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被判刑19年，现被羁押于菏泽监狱）的所作所为还是有其他的目的，我们各方均没有搞清楚，但一审法院却将没有搞清楚的这一情况强加于杨国强举证不能，是对自己司法权的主观臆断，没有任何逻辑和证明。4、案涉房产从买卖关系成立到被上诉人到法院诉讼经过了10多年，均没有要求杨国强办理过过户手续，假设真的存在案涉房产买卖行为，可能存在不要求过户行为吗，不是原告的原因，请问一审主审法官，是谁的原因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不要求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虽然被上诉人提出因拆迁房产主管部门冻结了案涉房产的过户，但被上诉人提出证据证明了吗，包括社区和房产主管部门的证明，答案是没有，一审主审法官又是如何认定不是被上诉人的因素了呢。5、案涉房产是李某在管理，但不能忽略李某和被上诉人的直系亲属关系（李某执行异议中是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并提交了关系证明），双方相互串通、相互作证这一基本事实主审法官为啥视而不见，却认定了李某收钱行为是购房行为，李某放弃权利也得到了法院的认可，如果李某是独立的与双方毫无瓜葛还是这个裁判结果吗，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定该条事实。6、李某在牡丹区法院确认之诉、中院执行异议、中院执行异议之诉中均参与了庭审且和被上诉人有亲属关系，他对此案件的熟知程度更甚于被上诉人，其他证词也是根据他的陈述所出具，他的证词和其他人的证词均不可信。综上，认定案涉房产属被上诉人所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不公正、不公平，明显偏袒一方当事人，而损害了其他两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二、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民初268号案件审理程序违法。1、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民初268号案件在立案时，被上诉人赵凤菊就在牡丹区法院提出了同样的请求、事实和理由，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民初268号案件开庭时，上诉人代理人根据民诉法的规定提出了被上诉人系重复立案，应当依法驳回起诉，一审法院查明了该事实，却依然进行了审理，该案开庭15（具体日期不详）天左右，被上诉人提交了撤诉裁定，在案件重复起诉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是驳回起诉，而没有规定等待第一次起诉的案件有了结果后再进行裁决，程序显然不当。2、第一次庭审后，法院主动追加赵风菊的丈夫参加诉讼，显然赵凤菊的丈夫并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原告，在其本人不主动要求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法院依职权追加，程序不当。3、在第四次通知当事人质证时，一审法官主动向被上诉人释明请求是否变更、追加诉讼请求，追加请求“是否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法官该行为明显与民事诉讼程序和法官法对法官的要求相悖，法官要中立、客观、独立审理案件，民事诉讼不告、不理，而不是为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帮助当事人想办法、出主意，案件的审理结果也印证了上诉人的猜测，被上诉人立案时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法官主动释明的请求得到支持，当事人不能不怀疑法官和当事人的关系、利益。综上三点，一审程序不当，法官的行为不当。三、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民初268号民事判决书适用《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排除执行，明显于法无据。一审法院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首先，杨国强否认买卖契约的效力，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双方是买卖关系，虽有外在表现形式的书面契约，但是属于买卖还是属于借贷的担保无法认定。其次，杨国强认可李某占有该房产，但不认可被上诉人占有房产，虽然李某认可，但从其亲属关系、利益出发，该认可不足采信；再次，被上诉人并没有足额支付全部款项，且被上诉人交付所谓的剩余房款行为并没有得到法院（包括执行法官和审判法官）的授意或者要求，是自己算了算自己的小算盘后，交至法院的对外公开账户，这种交款行为不能认定是法院的要求，是为了达到上述司法解释的要求而私自为之，不然牡丹区法院审理确认之诉、执行异议审理为啥不交付？执行异议之诉立案、开庭为啥不交付？执行异议审理将结束再交付。上诉人咨询了执行法官和审理法官均明确解释从未要求过，即使现在执行法官仍不知交款的情况。最后，前已提过，如果被上诉人真购买了房产，在多达10多年的时间里，为啥被上诉人不要求办理房产证？被上诉人解释的是房产部门冻结了该社区过户手续，为啥这一陈述理由，没有房产部门出具的证明，也没有该社区出具的证明，还没有社区所属的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其将户籍迁入该社区，就能认定没有办理过户登记不是因为被上诉人的原因吗；杨国强说过不配合吗？政府下过文或者出具过证明吗？其将户籍迁入该社区就没有其他因素吗？因此，一审法院适用该法律条款于法无据。综上，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民初26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依据没有证据支持，该案给上诉人的感觉是法院主导了该案的举证，案件的审判是为被上诉人服务，证据不足，适用法律的依据不足。据此，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公正、公平、公开审理此案，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杨国强对孙广军的上诉没有意见。杨国强上诉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2017）鲁17民初26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涉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房产不属于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1、一审认定2004年10月17日的买卖契约实为程海英与杨国强购买涉案房屋的合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更没有契约中所有购买人的认可，故一审判决采用推定的方式认定案涉房产属于程海英和杨国强共有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认定赵凤菊就案涉房屋50%的产权享有阻却执行的权益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赵凤菊虽与杨国强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但该契约第4条明确了在签订该契约前杨国强享有全部产权，杨国强约定的是将房产一半卖给赵凤菊，剩余一半仍属于杨国强所有。但该契约签订后，赵凤菊并没有按照约定支付款项。故杨国强对涉案房产仍享有全部权利。其次，赵凤菊一审举证的收条、证明等均是在签订买卖契约之前形成。且内容部分系赵忠胜、杨国勇出具，杨国强出具的收条不是房款收条，这些证据均与2007年的契约没有关联，不能证明赵凤菊支付给了杨国强购房款。再次，一审庭审后、质证几次后，程海英、赵凤菊却又将23.6万元交付给了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竟然又接受了该笔款项并认可该款为房款，属于明显违法。该笔款项的缴纳不但证明了程海英、赵凤菊没有全部支付房款，更印证了一审法院强制双方进行交易。违背了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剥夺了杨国强对2007年合同的解除权利。第四，一审认定的8.9万元是给李某出具，从该欠条的形式上看是欠李某款项，与程海英、赵凤菊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却将合同的双方强制变更给了赵凤菊、程海英与杨国强，显然违背了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第五、李某在第一次开庭时参加了旁听，一审法院又将其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明显违法。崔同文未出庭作证，证言不应采信。二、一审程序违法。一审起诉时原告为赵凤菊，而在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却追加了原告程海英。上诉人认为，程海英不是必须参加的共同诉讼人，追加其为原告程序违法。综合以上，上诉人认为一审相关证据不能证明赵凤菊、程海英支付了购房款，但一审法院采用毫无逻辑的推理认定相关事实，明显错误。被上诉人的一审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补充：1、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条、借条，无论是从收款人、收款数额，收款性质都不足以证明已经付清了涉案房款。2、2018年9月10日，一审法院明确告知双方不再接受任何证据，但2018年10月17日，一审法院却又接受了被上诉人缴纳的房款凭证，显然一审法院自相矛盾，明显违法。赵凤菊、程海英对孙广军、杨国强上诉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贵院依法维持原判。二、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答辩人对案涉争议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案涉房产所有权归二原告所有。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法院查封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房屋买卖合同。2004年10月17日，菏泽市牡丹区东城办事处仓房社区居委会作为甲方与乙方程海英、杨登忠、李某、李效峰（李洪生）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永丰路中段路东仓房居委会房地产一宗（占地图显示院落面积为1652.238平方米）及所有附着物以30万元出售给乙方终身为业，另约定了付款方式、配合义务及违约责任等。”2007年3月9日，答辩人赵凤菊、被答辩人杨国强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契约约定：“甲方杨国强（原仓房居民委员会和李效峰、李某、杨登忠、程海英买卖契约合同内容）”；第四条约定“甲方杨国强将以房地产的一半以人民币陆拾万元售卖给乙方赵凤菊（包括地面附着物），乙方同意以人民币陆拾万元买进；另约定“杨国强房产证是杨国强与程海英共有财产”。证明人李效峰（曾用名李洪生）、崔同文、赵忠胜、李某签字。同时结合被答辩人、案外人杨国勇、赵忠胜等出具的收条、被答辩人向案外人李某出具《证明》（今欠李某现金捌万玖仟元正、房地产各一半、房产证为准）、案外人赵忠胜出具《收条》（今收到房子款贰拾贰万元正（￥220000元））可以证明答辩人与答辩人形成买卖房屋的书面合意。且答辩人已经实际交付相应数额的房款，在法院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双方存在真实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2、答辩人在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屋。根据原审提供的房屋出租合同得知：案外人李某（系答辩人姐夫）、崔同文对外出租房屋。被答辩人认可李某占有、管理、使用案涉房屋，李某认可其代二答辩人参与翻建并出租、管理案涉房产。案外人崔同文认可代二原告出租、管理案涉房产，故李某、崔同文是代二答辩人管理涉案房屋。因此，李某、崔同文系代二答辩人出租、管理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为二答辩人，二答辩人在案涉房屋被查封前已经合法占有并对外出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3、答辩人已支付部分价款并将剩余价款按照要求交付执行。二答辩人为购买被答辩人50%的产权向被答辩人杨国强支付28.9万元购房款，被答辩人的哥哥杨国勇收款7.5万元，并自愿将23.6万元交付至原审法院，作为被答辩人的资金用于执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4、未能办理过户并非答辩人原因导致。答辩人为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积极将户籍迁至房产所在地仓房社区，且案涉房屋即将面临拆迁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故案涉房产不能办理过户并非答辩人的原因导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笫二十八条第四款。因此，二答辩人对案涉房屋的权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全部要求，二答辩人享有对案涉房屋的实体权益并且能够排除强制执行。（二）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l、根据本案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二答辩人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这一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原审法院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定待证事实存在符合《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2、原审法院程序合法。二答辩人赵凤菊与程海英系夫妻关系，案涉房屋系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二人可就案涉房屋共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追加程海英为原告参加诉讼程序合法。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答辩人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被答辩人的诉请于法无据，请贵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孙广军称，1、同意杨国强的上诉意见，一审判决确实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情况。2、该上诉从另一个角度补正了孙广军的上诉意见。赵凤菊、程海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停止对位于菏泽市牡丹区××办事处××路东侧产权证号为鲁菏市字第××号房产的执行；依法确认案涉房产归原告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6日，本案被告孙广军起诉本案被告杨国强偿还借款60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菏民三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判决杨国强偿还孙广军600万元及利息。孙广军申请执行（2015）菏民三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作出（2015）菏执字第65-3号执行裁定，查封杨国强名下位于菏泽市牡丹区××办事处××路东侧的房产一处（产权证号鲁菏市字第××号）。执行过程中，赵凤菊就该房产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该房产属其所有，应停止执行。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2017）鲁17执异3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赵凤菊的异议请求，赵凤菊、程海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并确认归其所有。2004年10月17日，菏泽市牡丹区东城办事处仓房社区居委会作为甲方与乙方程海英、杨登忠、李某、李效峰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约定：甲方将永丰路中段路东仓房居委会房地产一宗（占地图显示院落面积为1652.238平方米）及所有附着物以30万元出售给乙方终身为业，另约定了付款方式、配合义务及违约责任等。2007年3月9日，杨国强与赵凤菊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约定：杨国强将永丰路中段东房地产及地上附着物一宗一半的产权以60万元出售给赵凤菊，房地产款项一次性付清；占地图显示院落面积同2004年10月17日协议，房产总面积以杨国强房产证为准1441.26平方米。协议内有“杨国强房产证是杨国强与程海英共有财产”内容。李效峰、崔同文、赵忠胜、李某作为证明人在协议上签字。审理中，赵凤菊提交收条、证明等共五张：①杨国强出具的为2005年11月28日“今收贰拾万元整杨国强”。②杨国强于2005年10月15日出具的一份证明，载明“今欠李某现金捌万玖仟元整，房地产各一半，房产证为准”。对此，李某证明其代原告与杨国强共同翻建案涉房产，翻建中杨国强少出资8.9万元，故杨国强出具该证明，该8.9万元作为赵凤菊购买杨国强案涉房产50%产权时支付的房款。③案外人杨国勇（杨国强与杨国勇系兄弟关系）于2006年1月、3月、4月出具的收条两份、借条一份，分别载明收到现金五万元、壹万伍仟元、借到现金壹万元。④赵忠胜于2005年10月26日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房款贰拾贰万元整”。以上共计58.4万元。原告主张剩余1.6万元系现金支付。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赵忠胜与被告杨国强之间有何特殊关系及其支付给赵忠胜的款项即为支付杨国强的案涉房款，另无法提供现金支付杨国强1.6万元的相关证据，故其自愿将22万元及1.6万元交付一审法院用于偿还杨国强所欠债务，并已实际汇入一审法院账户。案涉争议房产于2000年11月24日登记在杨国强名下，证载房产位于“东城永丰路东侧”、设计用途为商业，产权来源系1987年自建。原告称该房产证虽载明颁发时间为2000年，实际办理时间晚于2000年，是为了节省契税而更改了时间。杨国强称其个人以2004年10月17日协议中程海英、杨登忠、李某、李效峰四人名义签订上述契约，自仓房社区购买案涉房产，故案涉房产登记在其名下。杨国强未就案涉房产于2000年即办理产权证，而又于2004年10月17日签订购买协议做出解释。另，杨国强自认其与程海英、赵凤菊不认识，但杨国强未对为何以不认识的程海英名义签订2004年10月17日协议及自己母亲户口本由原告赵凤菊持有给予合理解释。对于2007年3月9日协议，杨国强称因欠李某款项，应李某要求与赵凤菊签订该契约作为欠款担保，并将房屋所有权证交付李某保管，房产也由李某负责对外出租。杨国强未就其与李某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提供证据，也未就2007年3月9日协议中所附案涉“房产系杨国强与程海英共有财产”及出具给李某的证明中“房地产各一半”作出合理解释。原告提交的出租合同显示李某、崔同文对外出租房屋，被告杨国强虽不认可出租合同出租的房屋即为案涉争议房屋，但认可案涉房屋由李某占有、管理、使用。双方均未就案涉争议房屋所有权证的交付提供证据。另，李某系原告的姐夫；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提交李效峰（李洪生）、崔同文、李某共同署名的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04年下半年，李效峰（李洪生）、杨登忠与李某、程海英共同购买仓房社区出售的案涉房屋，并于2004年10月17日签订协议。李效峰、杨登忠作为代表在协议上签字，二人代表李效峰、杨登忠、杨国强、赵忠胜；李某、程海英作为代表在协议上签字，代表李某、程海英、崔同文。双方各占一半的产权，后经双方翻建和扩建共十七间房屋。因杨国强户籍在仓房社区，2005年就将房屋登记在杨国强名下，为节省费用，将登记时间提前为2000年。后因李效峰、杨登忠代表的杨国强一方急需用钱，将该方所占案涉房屋一半的产权转让给李某、程海英、崔同文，分批收取60万元转让费，房产证原件一并交付，并由李某、程海英、崔同文对外出租。此时，该房屋全部产权已经全部属于程海英、李某、崔同文所有。2007年，杨国强之所以与程海英的妻子赵凤菊签订转让协议，是因为赵凤菊正在办理户籍转入仓房社区的手续，如此便于办理房产过户，因为仓房社区一直处于开发状态，有关过户手续冻结，故案涉房屋过户手续没有办理。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调查李某、崔同文，李某认可其代二原告与杨国强共同翻建案涉房产，并在赵凤菊购买杨国强所占50%产权后代为管理涉案房产；崔同文认可其仅代二原告出租、管理案涉房产。李某、崔同文并不就案涉房产主张权利。李某、崔同文另证实程海英与杨国强以各占案涉房产50%产权共同购买案涉房产，后赵凤菊购买杨国强所占50%的产权。关于房产过户问题，原告称为了方便办理案涉房产过户手续，赵凤菊将其户籍迁至被告杨国强所在社区，并持有杨国强母亲的户口本原件，后杨国强母亲补办新的户口本。2017年8月3日，赵凤菊、程海英就案涉房产在牡丹区人民法院起诉杨国强、李燕，并于2018年1月26日撤诉。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2015）菏执字第65号执行案中被执行人杨国强反对原告的异议，故本案中杨国强应列为被告。另，原告虽曾就案涉房产在牡丹区人民法院起诉杨国强，但已撤回起诉，并不影响本案诉讼，故被告要求驳回原告起诉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二原告就案涉争议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案涉房产是否归二原告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一、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程海英与被告杨国强于2004年10月19日以各占50%的产权共同购买案涉争议房产，程海英就其中50%的产权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理由如下：1、2004年10月17日房屋买卖契约实系二人购买案涉房屋的合同。原告提交的2004年10月17日买卖契约虽载明案涉争议房产系李效峰、李某、杨登忠、程海英自仓房居民委员会购买，但李某认可实为程海英与杨国强共同出资购买，且与2007年3月9日房地产买卖契约中备注案涉房产为“杨国强房产证，杨国强与程海英共有财产”相互印证，亦与杨国强出具的证明中写明“房地产各一半”相互印证。代表杨国强在2004年10月19日协议上签字的李效峰出具情况说明，证实杨国强与程海英共同出资购买案涉房产。杨国强自称其以李效峰、李某、杨登忠、程海英名义购买案涉房产，即案涉房产与杨登忠无关。杨国强自认与程海英不相识，其不能就为何及如何以不认识的程海英名义签订买卖契约作出合理解释，故对杨国强辩称其以上述四人名义购房的主张不予采信。2、杨国强与程海英以30万元价格购买案涉房屋并实际占有使用。2004年10月17日契约载明其以30万元自仓房居委会购买案涉房屋。李某、李效峰等都证实杨国强与程海英购买案涉房屋后进行翻建。杨国强在翻建过程中因少出资8.9万元而出具了欠款8.9万元的证明。3、程海英、杨国强共同购买案涉房屋后登记在杨国强名下，实际出资人为程海英、杨国强，双方各占50%的产权。二、赵凤菊就案涉房屋50%的产权享有阻却执行的权益。理由如下：1、杨国强于2007年3月9日与原告赵凤菊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原告赵凤菊以60万元购买杨国强就案涉房屋所占50%的产权，代表杨国强在2004年协议上签字的李效峰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对此也予以认可。2、被告杨国强认可案涉房产被查封前已交付李某实际管理使用，李某认可其代二原告参与翻建并出租、管理案涉房产。结合原告持有案涉房屋房产证的事实，综上足以认定原告在案涉房屋被查封前已合法占有并对外出租。3、原告为证明其就购买杨国强一方所占案涉房屋50%产权向其支付了60万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收条、证明等共计58.4万元，并主张1.6万元系现金支付。其中，杨国强个人出具的收条、证明共计28.9万元。被告杨国强对其出具证明中的8.9万元不予认可，但该证明载明欠8.9万元、房地产各一半，亦与李某所证实程海英、杨国强共同翻建案涉房屋时杨国强因少出资8.9万元而出具该证明，并将该8.9万元作为赵凤菊购买杨国强50%产权时支付的房款相互印证，故该8.9万元予以认定为赵凤菊支付杨国强的房款。被告对杨国勇出具收条的7.5万元不予认可，但杨国强与杨国勇系兄弟关系，原告给予合理解释，且原告持有收条原件，被告杨国强也未就原告与杨国勇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提供证据，故对杨国勇收款7.5万元应予认定。原告提交赵忠胜所出具收到房款22万元的收条及原告所主张现金支付1.6万元，被告均不予认可，即便上述两笔款项不能得到认定，二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也自愿将23.6万元交付一审法院，作为杨国强的资金用于执行。故赵凤菊购买杨国强所占案涉房产50%产权的款项支付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被告杨国强虽称其因欠付李某款项，应李某要求与赵凤菊签订2007年3月9日买卖契约，但并未对其与李某之间的款项往来提供证据，即便与李某有款项往来，也无法解释与赵凤菊签订契约之间的逻辑关系。4、赵凤菊为办理案涉房产过户手续，积极将其户籍迁至房产所在地仓房社区，案涉房产虽未办理过户登记但没有证据证实系原告的原因。综上，赵凤菊与程海英系夫妻关系，二人可共同就案涉房产主张权利，即二原告就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不得执行案涉房产。因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属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对原告要求确认案涉房产归其所有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赵凤菊、程海英就登记在杨国强名下房产证号为鲁菏市字第××号的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停止对该房产的执行；二、驳回原告赵凤菊、程海英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被告杨国强负担4900元，由原告程海英、赵凤菊负担49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中，杨国强提交一份新证据。2004年9月杨国强用其三婶（黄爱贞）的名义贷款25万元，用该款项缴纳给了仓房社区房款25万元，另外的5万元是用现金缴纳，证明购房款全部由杨国强自己缴纳（复印件）。赵凤菊、程海英质证认为，这两张证据是复印件，没有证明效力。从内容看，不能得出是杨国强交付仓房社区30万元这一结论，因为上面记载的贷款人是黄爱贞，附记房地产抵押金额是55万元，和本案仓房社区所卖的房价不吻合。所以这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孙广军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因为该证据在银行留有底单。抵押金额是55万元，实际贷款金额是25万元。这份证据是其在执行异议案件中提交的。杨国强主张该证据来源系从中院执行异议案件的卷宗中复印得来。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为复印件，杨国强并未在本院限定的时间内提交加盖一审法院印章的复印件或银行出具的原件，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故，对杨国强基于该证据所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根据孙广军、杨国强的上诉与赵凤菊、程海英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外人赵凤菊、程海英对涉案房产享有的实体权利是否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就本案而言，首先，关于案涉房产房款的支付问题。按照双方的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房地产款项一次性付清”，经一审查明，赵凤菊并没有付清涉案房款，虽然赵凤菊、程海英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主动将剩余款项23.6万元交至一审法院账户，但交付所谓的剩余房款行为并没有得到一审法院的授意或者要求，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项“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的情形。其次，2007年3月9日，杨国强与赵凤菊即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赵凤菊、程海英没有举证证明办理涉案房产过户存在其他客观障碍，也没有举证证明没有办理涉案房产过户是因为对方的原因。按照《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房地产款项一次性付清”，虽未约定付款时间，但至涉案房产被查封时，赵凤菊并没有付清涉案房款，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综上，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驳回赵凤菊、程海英请求依法确认案涉房产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应当予以维持；但一审法院支持赵凤菊、程海英关于停止对位于菏泽市牡丹区××办事处××路东侧产权证号为鲁菏市字第××号房产的执行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孙广军、杨国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民初26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赵凤菊、程海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程海英、赵凤菊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程海英、赵凤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栾建德审判员  李守军审判员  张 豪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赵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