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民终8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普湾新区支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丰荣街道办事处中心路2段3号1-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82570896670E。负责人：李卫星，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钧，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舒，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立言，男，1960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楠，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联众海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沙包村商务大厦1010室。组织机构代码证56550119-5。法定代表人：王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辽宁健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沙包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44759942298T。法定代表人：王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刚，辽宁诚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聃聃，辽宁诚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沙包村商务大厦1032室。法定代表人：李林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刚，辽宁诚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聃聃，辽宁诚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哈尔滨广益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康顺街18号3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070015136M（1-1）。法定代表人：钟轶东，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大连长波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庄河市城关街道友谊委向阳路1段1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40933981R。法定代表人：吴明广，该公司总经理。李立言与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普湾新区支行（以下简称“长春农商行”）、第三人大连联众海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众公司”）、哈尔滨广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益投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5）大民二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长春农商行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7日作出（2016）辽民终1042号民事裁定，撤销（2015）大民二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发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重审期间，因长春农商行申请，一审法院依法通知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舶配套”）、大连长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波物流”）、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于2018年4月2日作出（2017）辽02民初226号民事判决，长春农商行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春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钧、刘舒，被上诉人李立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楠、第三人联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船舶配套和东北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刚到庭参加诉讼。广益投资、长波物流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立言一审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判令长春农商行返还购房款6634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自2012年11月2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计算至本案起诉的2015年6月26日为9,475,790元）；长春农商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11月，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达成房屋买卖口头合同，约定将于2013年7月，将其受让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群英楼作价122,895,282.14元转让给联众公司。同月，联众公司分多笔向长春农商行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013年7月1日，长春农商行与广益投资、联众公司签订正式《协议书》，约定广益投资受让长春农商行约定债权，作为对价，广益投资将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群英楼作价122,895,282.14元转让给长春农商行；联众公司同意向长春农商行购买广益投资转让给长春农商行的上述房产，并以122,895,282.14元作为对价；协议签署之日起3个月内，长春农商行指令广益投资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协议签订至今，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一直就不是长春农商行或广益投资，2015年2月11日，该房产又因买卖过户到另一位案外人（徐洪鑫）名下。2015年5月8日，联众公司因此决定解除上述合同，并将合同解除后长春农商行应当返还的122,895,282.14元债权中6634万元债权以及与该部分债权相关的权利一并转让给李立言。同日，联众公司委托李立言，代表该公司通知长春农商行及第三人广益投资：联众公司决定依法解除2013年7月1日《协议书》，要求长春农商行立即返还购房款，并赔偿违约损失；联众公司已经将合同解除后长春农商行应当返还的购房款122,895,282.14元债权中6634万元债权及与该部分债权相关的权利一并转让给李立言。现有事实表明，长春农商行无意履行交付房产的合同义务。联众公司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长春农商行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联众公司有权依法解除合同。李立言作为6634万元债权及相关权利的受让人，有权依法向长春农商行主张前述权利。长春农商行一审辩称,不同意李立言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李立言不是权利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联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海证实与其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是李传文的表姐，而李立言是男性。李立言所谓的权利来源不明。工商登记显示，船舶配套与联众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在签订四方《协议书》时是否存在王海滥用权利不明。东北亚公司与王海无任何关系，王海是否有权签章且东北亚公司的签章是否真实均不明。船舶配套、东北亚公司、李立言与联众公司的四方《协议书》及联众公司与李立言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均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无效协议。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广益投资于20l3年7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20l3年7月1日《协议书》约定了联众公司购买群英楼事宜。2013年10月22日广益投资、联众公司与长波物流签订三方协议，确认以抹账的方式，联众公司放弃群英楼过户的权利。李立言所主张的债权转让协议没有权利基础。本案涉嫌恶意诉讼。据李立言所述，其权利来源于船舶配套和东北亚公司，而该两公司在长春农商行处有贷款三亿余元尚未偿还。该两公司通过所谓的债权转让方式，企图将债权变相施加给长春农商行。联众公司明知其与长春农商行的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却为应付所谓的债权人李传文的表姐，向李传文出具了此份所谓的债权转让协议，涉嫌恶意诉讼，请求驳回李立言起诉。联众公司一审述称，不同意李立言的诉讼请求，理由同长春农商行的答辩意见。联众公司出具《债权转让协议》是由于李传文对王海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债权转让协议并非是联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广益投资一审述称，不同意李立言的诉讼请求，理由同长春农商行的答辩意见。船舶配套一审述称，不同意李立言的诉讼请求，理由同联众公司的答辩意见。长波物流一审述称，不同意李立言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本身与长波物流没有关系，案涉的房产已经处理完毕。东北亚公司一审未到庭，亦未具书面答辩。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21日、11月30日，第三人联众公司先后分四次向长春农商行转账支付共计122,895,282.14元。2013年7月1日，长春农商行（甲方）与第三人广益投资（乙方）、联众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被告）享有对大连实德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大连实德塑料建材有限公司、大连汉森物资储运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到期债权本金122,895,282.14元、罚息及利息到期债权，甲方拟将该到期债权及该债权之附随担保权利全部转让给乙方（广益投资），甲方拟转让到期债权价格为122,895,282.14元；乙方同意受让甲方上述债权，作为该债权转让之对价，乙方拟将其享有控制权、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群英楼共计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独立的商服房产转让给甲方，甲乙双方同意该房产作价122,895,282.14元；丙方（联众公司）同意购买乙方受让甲方债权而转让给甲方的房产，并以122,895,282.14元作为购买甲方房产之对价；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七日内，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122,895,282.14元房产价款，甲方向乙方出具将上述房产过户给丙方的指令，乙方应于3个月内协助丙方办理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使丙方成为房产的所有权人；甲方在收取丙方支付的房产转让价款后，应给乙方开立债权转让收据；本协议各方无权单方变更或解除本协议；若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严重影响各方权利义务之情势，导致本协议项下各交易无法实际履行或履行会导致显失公平之结果的，经协议各方协商并取得一致同意的，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所约定内容履行义务的，应当向协议其他方承担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全部损失、支付违约金即继续实际履行协议等……”该《协议书》中还约定了三方其他一些权利义务。该《协议书》签订后，协议中房屋一直未过户至联众公司名下。2011年10月29日，李立言（甲方）与船舶配套（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李立言将自有资金借给船舶配套用于经营，借款金额2500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自2011年10月31日起至2011年11月30日止，并指定了汇入账户。李立言于2011年10月30日-31日分六笔向该指定账户转账汇款2500万元。后双方签订《补充合同》，协商同意将该笔借款期限延至2013年10月30日止。2014年船舶配套向李立言作出《还款计划书》，表明截止2014年6月15日，该公司确认尚欠借款本金2500万元，利息934万元，并承诺于2014年6月30日前一次性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如果未能在还款期限内偿还全部借款本息，除继续承担拖欠借款期间的借款利息（按借款合同利率，即月息百分之三计算）以外，还承担因主张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王海与李立言签署《保证协议书》，约定王海对船舶配套截止2014年6月15日拖欠贷款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934万元（包括后续利息和主张权利发生的费用等）向李立言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2013年5月21日，李立言（甲方）与东北亚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李立言将自有资金借给东北亚公司用于经营，借款金额1200万元，借款期限两个月，自2013年5月21日起至2013年7月20日止，并指定汇入账户。李立言以东北亚公司和王海为被申请人，向大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2014年11月13日作出[2014]大促字第693号仲裁调解书，确认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三方一致确认东北亚公司欠李立言借款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5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律师费20万元，仲裁费用102,727元；东北亚公司承诺于2015年1月13日前还清上述款项；王海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5年5月6日，联众公司（甲方）与李立言（乙方）签订《协议书》，鉴于前述两笔借款及利息（截至2014年6月15日尚欠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934万元，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432万元）截至2015年4月30日，借款人仍未还款。甲方作为上述债务人的关联人，自愿为上述债务人履行主合同向乙方提供担保。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协议，主要内容：联众公司确认，至2015年4月30日止，船舶配套欠李立言借款本金、利息4184万元；东北亚公司欠李立言借款本金、利息1992万元。联众公司自愿向李立言为船舶配套和东北亚公司的上述借款合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及主张权利而发生的各项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协议签订日两年。2013年7月1日，联众公司与广益投资、长春农商行签订三方协议，联众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购房价款，但是该房产至今没有过户到甲方名下。联众公司同意以上述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群英楼为船舶配套、东北亚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向李立言提供抵押担保，并于联众公司获得上述房产后3日内办理相关抵押担保登记手续。4.如果自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联众公司没有取得该房屋产权并向李立言提供抵押担保，联众公司同意李立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代位向长春农商行、广益投资行使联众公司的合同权利，用以偿还上述债务。该协议上联众公司、船舶配套、东北亚公司加盖印章，李立言和王海分别签字，其中王海的签字有三处。2015年5月8日，李立言与第三人联众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2013年7月1日，甲方（联众公司）与长春农商行、广益投资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甲方向长春农商行支付122,895,282.14元，长春农商行将其受让广益投资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群英楼作价122,895,282.14元转让给甲方。约定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过户手续，并保证办理变更登记并使甲方成为该房产所有权人之前，不对该房产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让或处置。协议签订后，甲方按照约定支付了房屋价款122,895,282.14元，但是上述房产至今没有过户到甲方名下。三方协议签订至今，合同义务方不但未能按约定及时履行过户义务，群英楼所有权人已多次发生变更，且变更主体均为案外人。由于合同义务方的根本违约行为，致使甲方无法履行对乙方的债务。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债权转让协议：甲方决定解除与长春农商行、广益投资签订的上述三方协议，要求长春农商行立即返还购房款122,895,282.14元，并赔偿因其违约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甲方将对长春农商行上述返还购房款122,895,282.14元债权中6634万元债权以及与该部分债权相关的权利一并转让给乙方（原告），由乙方通过诉讼、非诉或其他方式向长春农商行主张相关权利；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取代甲方成为该6634万元债权与该部分债权相关的权利的债权人；甲方将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将解除三方协议的决定及债权转让情况通知长春农商行、广益投资；同时甲方也授权乙方就甲方上述债权转让及解除合同决定通知长春农商行、广益投资；……8.附件：解除合同及债权转让通知书。”同日，联众公司向李立言出具了《解除合同及债权转让通知书》，主要内容为：“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普湾新区支行、哈尔滨广益投资有限公司：2013年7月1日，我公司与你二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我公司向长春农商行支付122,895,282.14元，长春农商行将其受让广益投资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群英楼作价122,895,282.14元转让给我公司，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过户手续，并保证办理变更登记并使我公司成为该房产所有权人之前，不对该房产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让或处置。协议签订后，我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房屋价款122,895,282.14元。但是上述房产至今没有过户到我公司名下。三方协议签订至今，合同义务方不但未能按约定及时履行过户义务，群英楼所有权人己多次发生变更，且变更主体均为案外人。上述行为表明，合同义务方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鉴于上述事实，我司特作出以下通知：解除我司与你二公司2013年7月1日签订的《协议》，农商行须返还我司支付的购房款122,895,282.14元，违约方赔偿由此给我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我公司与李立言就上述债权达成‘部分权利转让协议’，将上述返还购房款122,895,282.14元债权中6634万元债权以及与该部分债权相关的权利一并转让给李立言，你公司有义务向李立言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李立言及第三人联众公司未直接将《解除合同及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给被告长春农商行和第三人广益投资。李立言起诉后，一审法院原审时依法向长春农商行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和李立言提交的证据等诉讼材料，其中包括《解除合同及债权转让通知书》。另，2015年6月11日，李立言代理律师向长春农商行发《律师函》一封，认为长春农商行没有履行2013年7月1日的三方协议构成违约，并商请长春农商行予以答复解决，如不予答复解决，李立言将代位向长春农商行提起诉讼。2015年6月30日，李立言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原审过程中，长春农商行及第三人广益投资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载明签订日期为“2013年10月22日”的广益投资与联众公司和案外人长波物流之间的《协议书》（以下称“2013.10.22《协议书》”）一份，对李立言诉请予以抗辩。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鉴于：1.甲（广益投资）、乙（联众公司）双方会同长春农商行于2013年7月1日签署了《协议书》(以下简称‘原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甲方受让了长春农商行对大连实德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大连实德塑料建材有限公司、大连汉森物资储运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到期债权，乙方作为合同一方同意以现金方式购买甲方作为债权转让对价支付给长春农商行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群英楼共计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独立的商服房产，并于2013年8月28日履行了付款义务；2.2013年4月27日，乙方向丙方（案外人大连长波物流有限公司）借款l.5亿元，丙方按乙方要求付至乙方关联公司——梨树县新达物资经销有限公司名下。现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丙方代甲方通过转账方式，从乙方借款余额中转账支付，完成甲方应将群英楼共计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独立的商服房产过户给乙方的义务。为此，达成如下协议：原协议书房产过户标的的变更。1.l甲乙双方同意，原协议书中房产过户标的——大连市中山区群英楼共计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房产作价122,895,282.14元，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甲方应付乙方的款项在丙方应收乙方的借款中转账支付，乙方放弃原协议书中要求甲方将标的房产过户给乙方的权利；l.2据此，至本协议签署日，乙方向丙方借款余额由1.5亿元下降到27,104,717.86元，对该借款余额乙、丙方在此确认。同时乙方在此确认并声明，至本协议签订日，甲方对其122,895,282.14元的现金付款义务以及原协议书中约定的甲方对乙方的全部应尽义务甲方均已全面履行完毕，乙方不存在任何向甲方主张或追索的权利……”李立言认为2013.10.22《协议书》系新近形成的，晚于《债权转让协议》形成时间，并申请对2013.10.22《协议书》上王海的签名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根据李立言的申请，依法委托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对2013.10.22《协议书》与《债权转让协议》形成时间先后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3月24日，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辽学鉴[2016]文鉴字第013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结论为：长春农商行提交的广益投资、联众公司与案外人长波物流签订的2013.10.22《协议书》中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处王海签名时间不是2013年形成而是一年内形成；根据溶剂残留量的峰面积大小，可以确定《债权转让协议》形成在先而2013.10.22《协议书》形成在后。另查，2013年，长波物流与联众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日期空白），约定借款金额为1.5亿元，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3年4月27日起至2013年7月26日止，借款利息为月2%。2013年4月27日联众公司向长波物流发出《付款指令书》，同日，长波物流按照该指令向指定账户汇款1.5亿元。长波物流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与长春农商行在原审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3.10.22《协议书》内容一致。该《协议书》由广益投资（甲方）、联众公司（乙方）与长波物流（丙方）签订，长波物流称该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10月22日，但该协议书尾部没有签署日期。再查，案涉大连市中山区修竹街84、86号房屋，建筑面积1635.42平方米，于2015年2月11日由原产权人于兰涛转移登记至徐洪鑫名下。长波物流称徐洪鑫是其接收房产后指定的房屋所有权登记人。上述事实，有2013年7月1日《协议书》、中国建设银行电子转账凭证四张、《大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大房权证中私字第××号《房地产权属证书》、《大连市房地产登记申请书》、《权属登记情况》、《税收完税证明》二张、《债权转让协议》、《解除合同及债权转让通知书》、2013.10.22《协议书》、《律师函》、辽学鉴[2016]文鉴字第013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借款合同》、《补充合同》、《还款计划书》、2015年5月6日《协议书》、2013年5月21日《借款合同》、[2014]大促字第693号仲裁调解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业经双方质证及一审法院审查，应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李立言是否享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长春农商行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即联众公司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与债权转让权。关于焦点一，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均称系联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海为了应付所谓的债权人李传文的表姐，向李传文出具了此份所谓的《债权转让协议》，但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对此均只有口头陈述。联众公司称其出具《债权转让协议》是由于李传文对王海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海在庭审中陈述：“李行长（李传文）当初找我签字的时候，我再三强调，不能在后期对当事人包括长春农商行有不良的影响，签协议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到目前为止我还欠长春农商行大概4个多亿。”由于目前王海所控制的企业仍欠长春农商行巨额债务，其在本案的口头陈述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证据证明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长春农商行对其主张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未能提供相应证据的，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从现有证据看，联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海认可其在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盖章。对于联众公司与长春农商行、广益投资之间签订了2013年7月1日《协议书》及联众公司购买群英楼的具体细节，只有该《协议书》的签订主体知情，即《债权转让协议》中关于2013年7月1日《协议书》履行情况的细节应系联众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海提供。联众公司与船舶配套、东北亚公司应具有一定的关联关系，联众公司与船舶配套的共同法定代表人王海对船舶配套与东北亚公司欠李立言借款的事实并无异议，且上述主体均在2015年5月6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而该协议明确约定联众公司作为借款债务的关联人，自愿为上述债务人履行合同向李立言提供担保。从现有情况看，王海作为联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在签订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时的主观真实意图已无从考证，但其在该《债权转让协议》及《解除合同及债权转让通知书》上已实际签字盖章，且其至今并未正式通知或请求撤销该《债权转让协议》，故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应系联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据此，李立言作为该部分债权的受让人，享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关于焦点二，各方当事人对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广益投资于2013年7月1日签订《协议书》的真实性及联众公司向长春农商行已实际支付122,895,282.14元购房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根据该《协议书》的约定，广益投资本应于《协议书》签订后3个月内协助联众公司办理大连市中山区群英楼的过户登记手续，使联众公司成为该房产的所有权人。然而，该房产的权属未按协议约定登记在联众公司名下，而是登记在案外人名下，并于2015年2月转移登记至现产权人名下，作为买受人的联众公司亦从未占有使用过该房产，联众公司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联众公司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其于2015年5月8日作出《解除合同及债权转让通知书》并通过李立言的诉讼完成送达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2013年7月1日《协议书》在长春农商行及广益投资收到《解除合同及债权转让通知书》时解除。虽然该《协议书》第5.1条约定，“本协议各方无权单方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但这一约定仍系三方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协商达成的，仍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该部分内容属于关于约定解除的约定。“各方无权单方变更或解除本协议”的约定并不能剥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法定解除事由时，合同当事人依法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如前分析，联众公司享有2013年7月1日《协议书》的法定解除权，其依法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应予保护。关于长春农商行、广益投资、长波物流主张广益投资的过户义务已通过长波物流从联众公司欠长波物流1.5亿借款中扣除122,895,282.14元以抹账方式替代履行一节，虽然本次重审期间长波物流到庭并提供2013.10.22《协议书》、借款合同与转账凭证，但长波物流提供的《协议书》尾部没有注明日期，而长春农商行原审时提供的2013.10.22《协议书》已被鉴定机构鉴定为其形成时间并不是2013年10月22日且晚于2015年5月8日《债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13.10.22《协议书》。即使长波物流与联众公司之间在2013年4月27日存在1.5亿元的借款关系，但鉴定结论表明，广益投资、联众公司与长波物流并未在2013年10月22日签订《协议书》。此外，按照2013.10.22《协议书》的约定内容，在未经独立第三方机构评估的情况下，长波物流直接以其未作为合同主体的2013年7月1日《协议书》认可案涉群英楼作价122,895,282.14元，并确认1.5亿元借款余额下降到27,104,717.86元，与常理不符。综上分析，长春农商行、广益投资、长波物流关于抹账与替代履行的主张，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鉴于广益投资未依照2013年7月1日《协议书》履行过户义务，联众公司已行使了法定的合同解除权，案涉2013年7月1日《协议书》已经依法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因联众公司已经依约实际支付了购房款，其有权要求长春农商行返还该笔款项。由于案涉债务系金钱债务，不具有专属性，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不得转让的债权，且2013年7月1日《协议书》并没有约定不得转让债权，故联众公司将该债权部分转让给李立言，符合法律规定，应为有效。鉴于《债权转让协议》确定转让的债权为6634万元及相关权利，且其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计算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限定的年利率24%，故李立言请求长春农商行给付其应当返还给联众公司的购房款中的6634万元及利息，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债权转让协议》确定转让的债权为6634万元及相关权利，而李立言在本案中诉请长春农商行返还6634万元并自2012年11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由于款项分多笔在不同的时间段出借，其中1200万元款项的出借时间是2013年5月，李立言关于该债权利息起算时间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结合双方于2015年5月8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最终确定欠款本息合计6634万元，故该6634万元债权的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5年5月9日。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普湾新区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李立言款项6634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5月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二、驳回李立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0,878元（李立言已预交），鉴定费154,455元（李立言已预交），合计575,333元，由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普湾新区支行负担。长春农商行二审上诉请求和理由：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立言借款形成过程和债权转让过程明显不合常理；债权转让协议非王海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确认2013年7月1日《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一审法院未予确认；鉴定结论程序违法，鉴定人未出庭。补充上诉意见：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之间实际上是债权转让关系而不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法律关系认定错误，错误认定广益投资未交付房屋构成长春农商行违约。李立言提起本案诉讼认为联众公司与长春农商行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据此要求长春农商行返还购房款。因此，判断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是本案审查的前提，上诉人认为，二者实际成立债权转让关系。关于长春农商行对于大连实德到期债权的形成：长春农商行与大连实德集团旗下的三家公司签订数笔《银行承兑协议》并实际发放贷款，至2012年10月30日，累计到期债权总额122,895,282.14元。因大连实德爆发债务危机，无力偿还上述贷款。长波物流公司对上述贷款承担5000万元的保证责任。2012年，联众公司与长春农商行签订双方《协议书》并向长春农商行支付1.2亿元，联众公司与长春农商行之间实质成立债权转让关系。2012年10月30日，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2012年协议”）。约定联众公司以预付的形式向长春农商行支付122,895,282.14元，解决长春农商行对于大连实德的债务问题。若大连实德以实物偿还长春农商行债权的，长春农商行将取得的实物出售且仅出售给联众公司。上诉人认为，该协议实质上构建了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之间转让大连实德债权的法律关系。协议签订背景来看，联众公司的真实意思是化解长春农商行对大连实德的到期债权，目的是获得长春农商行进一步的贷款扶持，缓解债务压力。联众公司对长春农商行负有债务。2011年12月14日，联众公司的关联公司船舶配套出具《承诺函》，为大连万森信用担保有限的融资业务承担保证责任，金额2亿元，因此船舶配套公司对长春农商行负有债务。2012年11月10日，船舶配套再次出具《承诺函》（二审新证据），为其关联公司及下属入园企业的2.4亿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再次确认对于长春农商行的负债。联众公司为了获得长春农商行进一步的贷款扶持，缓解债务压力。联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海在此前庭审中陈述：“长春农商行一共给我批了3-4亿元的贷款……应农商行要求，我把大连实德1.2亿元的不良贷款还掉了。”（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开庭笔录第19页）。“2012年实德危机爆发，有五六家银行找我帮助处理债务……这些银行都答应2013年给我新增贷款。”（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询问笔录第1页）。“我2012年替长春农商行把实德的欠款还掉了1.2个亿，这个钱是自由资金。长春农商行额外给我批了4个亿，长春农商行从实德这个事来说对得起我”。（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询问笔录第3页）联众公司实际上获得了长春农商行进一步的贷款扶持。2013年8月，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签署《银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乙方（注：指长春农商行）……向甲方（注：指联众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的授信和融资，拟计划向甲方融资3亿元人民币……在不违反中国人民银行、长春农商行总行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给予利率优惠。”（二审新证据）上述《银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后，长春农商行向联众公司的关联企业及船舶配套的下属入园企业发放新增贷款合计1,092,800,000元，并提供了贷款利率优惠。联众公司、船舶配套就上述新增贷款进一步提供不同形式的担保（二审新证据）。上述新增贷款实际上是由联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使用。基于上述背景，联众公司向长春农商行支付大连实德的债务金额获得了长春农商行的贷款扶持，具备商业合理性及法律对价。协议内容及履行情况来看，2012年协议符合债权转让的特征。该协议开篇明确的合同目的是“就处置大连实德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在甲方的债务事宜”。协议第五条约定联众公司与长春农商行进行最终结算的前提是“在实德公司将其全部债务还清后”，可见，协议的最终目的是保证长春农商行大连实德到期债权获得清偿，也就是说，在长春农商行对于大连实德债权实现之前，联众公司无权主张所谓的结算。该协议约定的标的价款122,895,282.14元，与大连实德债务本金额完全一致。基于上述协议，2012年11月21日及30日，联众公司向长春农商行支付122,895,282.14元。协议第二条约定若实德以实物偿还长春农商行债权的，长春农商行将取得的实物出售且仅出售给联众公司。但长春农商行是否能够取得大连实德的实物、能够取得何种实物、取得的实物价值几何完全不确定。可见，联众公司并不关注所谓的“实物转让”。联众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在重审询问中确认受让大连实德到期债权的真实意思：“我2012年替长春农商行把实德的欠款还掉了……1.2亿的债权本来要找实德要，实德徐明请来了哈尔滨广益拿房产处理债权。”（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询问笔录第3页）。对于上述债权转让关系，李立言在庭审中也表示认可。李立言代理人称“2012年底打给银行目的是支付债权对价”（参见2016年5月31日庭审笔录第9页）。综上，2012年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之间《协议书》的签订及履行，是基于联众公司为了获得长春农商行进一步的贷款扶持的大背景。形式上约定了或有的实物转让及结算安排，实质上成立了联众公司受让长春农商行对于大连实德的债权的法律关系。2013年7月1日长春农商行、联众公司与广益投资之间《协议书》（以下简称“7月1日协议”）的签订，实质是对2012年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关系的变通履行，并未在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之间设立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议签订背景来看，是广益投资因代大连实德处理到期债权与联众公司达成的约定。王海在庭审中陈述，“当时我给长春农商行的是贷款1.2亿还完了，大概是2012年冬天。广益投资以前的老板跟徐明的关系比较好，徐明让广益投资以前的老板出面处理这个事情。当时广益投资以前的老板说他有几处房产可以拿出来顶账。后来广益投资说群英楼手续全，我们就同意了。我所在的联众就和长春农商行、广益投资于2013年7月1日签了《协议书》。”（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询问笔录第2页）结合上述12年协议的约定，联众公司在支付1.2亿余元款项之后，本应当取得对于大连实德的债权。广益投资受大连实德委托介入，收购实德债权，并以群英楼作为对联众公司的补偿。协议内容来看，群英楼的转让仅是各方为了处理大连实德债权的形式安排，不构成长春农商行的义务。7月1日协议的合同标的及权利义务主体。该协议的合同标的包括大连实德的债权、群英楼以及1.2亿余元的款项，从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来看，大连实德的债权：长春农商行是转让方，广益投资是受让方，长春农商行转让债权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协议价款：联众公司是支付义务主体，长春农商行是收款的权利主体。协议价款金额与大连实德债权金额完全一致，与12年协议约定的金额也完全一致。且实际上长春农商行在签订7月1日协议前早已实际收到款项。群英楼：群英楼自始属于广益投资公司可以控制的财产，按照协议约定群英楼由广益投资公司直接向联众公司交付，长春农商行在交易过程中并不参与，更无法控制。可见，房屋交付义务主体为广益投资公司，与长春农商行无关。原审已经查明，群英楼价值仅1000余万元，各方对此完全知悉，不可能构成联众公司支付1.2亿余元的对价。李立言对此也完全认可，此前庭审中，李立言代理人称“群英楼房产登记价格是1600万元，用1600万元资产作价1.22亿，显然这个定价不是一个等价有偿的行为。”（参见2016年5月31日庭审笔录第9页）。群英楼交付的条件。7月1日协议4.3.2条约定“丙方（联众公司）保证及时向乙方（广益投资公司）提供房产过户的法定手续”，6.2条约定，“如丙方不能及时提供产权变更手续，影响甲方收款，丙方应当向甲方进行相应的赔偿”。4.2.1条约定，“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及时将房产所有权转让给丙方，乙、丙另行约定的除外”。可见，群英楼的交付虽然是广益投资公司的义务，但是以联众公司提供过户手续为履行条件，并且允许广益投资与联众公司双方另行约定交付事宜。基于上述对于合同权利义务的分析，2013年7月1日《协议书》是在2012年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已经成立债权转让关系前提下，因广益投资介入而对2012年协议的变通履行。7月1日协议项下并未创设长春农商行新的权利义务，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之间不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无论广益投资是否交付群英楼，均不可能构成长春农商行的违约行为。一审判决没有查明关键的背景事实，武断地将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之间的关系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以致于对各方基本权利义务作出错误认定，形而上学。无论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2013年7月1日《协议书》项下广益投资交付房屋的义务因联众公司的债务免除而消灭，一审判决对于这一关键事实的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一审中，长春农商行、广益投资以及长波物流公司分别将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22日《协议书》（以下简称“10月22日协议”）作为证据提交，该《协议书》第1.1条约定“乙方（注：指联众公司）放弃原协议书中要求甲方（注：指广益投资）将标的房产过户给乙方的权利”。根据《合同法》九十一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因此，基于长波物流公司、广益投资公司、联众公司10月22日协议所确定的三方合意，联众公司事实上早已免除了要求广益投资办理群英楼过户登记的义务。也就是说，2013年7月1日《协议书》项下广益投资交付房屋的义务因联众公司的免除已经事实上终止，联众公司不应当享有该《协议书》项下的任何权利。一审法院事实上也认为2013年10月22日《协议书》关于债务免除的约定是判断2013年7月1日《协议书》项下的交房义务是否消灭的基本前提，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但遗憾的是，一审法院无视合同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忽略10月22日协议早已履行完毕的重要事实，仅凭鉴定结论便否认了10月22日协议，实体上及程序上均违反法律规定。从协议的签订背景来看，10月22日协议所形成的各方合意具备合理性，且交易真实存在。一审法院认为，“在未经独立第三方机构评估的情况下，长波物流直接以群英楼作价122,895,282.14元，与常理不符”，进而不予采信各方所达成的合意，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已经查明，长波物流公司与联众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联众公司向长波物流公司的1.5亿元借款，借款期限自2013年4月27日至2013年7月26日。长波物流公司实际在2013年4月27日出借了1.5亿元，上述借款关系真实有效。长波物流公司为大连实德的到期债权提供了连带保证，长波物流公司与广益投资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关联及控制关系，且长波物流公司当时正在积极寻求重组大连实德公司，结合上述关系及背景，长波物流公司参与交易并免除对于联众公司的债务具备商业合理性。从联众公司而言，其此前已支付给长春农商行的1.2亿余元款项因为长波物流公司的债务免除事实上可以得到全额补偿，况且其已经获得了长春农商行的贷款扶持，其当然有动力免除广益投资交付房屋的义务。可见，作为10月22日协议的当事人，长波物流公司与联众公司免除相应的债务均具备合理性。况且对于房屋价值以及抵债价格的确定，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一审法院以所谓的“常理”贸然否认10月22日协议各方所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主观臆断。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在7月1日协议项下，联众公司在未作任何评估的情况下认可了群英楼作价122,895,282.14元，应当也不符合常理。从协议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履行情况来看，10月22日协议项下各方的合意早已形成并事实上履行完毕。本案庭审过程中，广益投资、联众公司以及长波物流公司均反复表示10月22日协议项下各方的合意早已达成，因此，在协议主体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除非法院认定该协议具备法定无效的情形，否则无权否认协议的效力。长波物流公司免除联众公司1.2亿元的债务的意思表示早已形成并履行完毕。联众公司向长波物流公司的借款2013年7月26日到期，在还款期限届满之后，长波物流公司从未向联众公司主张过还款责任。对于上述事实，联众公司、长波物流公司均予以认可。联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二审庭审中陈述：“1.5亿元确实打过来了，后来没有还是事实。”（参见二审2017年3月2日询问笔录第5页）“1.5亿元没有还过现金，是用房子冲抵掉了。”（参见二审2017年3月2日询问笔录第9页）长波物流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联众海事公司欠付长波物流公司1.5亿元债务，联众海事公司到期未偿还，为解决还款问题，与广益投资和长波物流公司达成三方协议，予以抹账，这样联众公司欠付长波物流公司的1.5亿元就相应的减少为2700万元，另外，广益投资将其控制的房产过户到长波物流指定的人员名下，而且这些手续早已经办理完毕了。”（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法庭审理笔录第16页）联众公司免除广益投资群英楼交付义务的意思表示早已形成并实际履行。根据7月1日协议的约定，交付时间上，广益投资应当在协议签署后3个月内，即2013年10月1日之前完成房屋的过户登记。交付程序上，联众公司应当先提供交付房屋的法定手续，行使交付房屋的请求权。然而，直至本案发生，联众公司从来未以任何形式向广益投资主张过办理群英楼过户登记。可见，联众公司免除群英楼过户登记义务的意思表示应当在2013年就已经形成并实际履行。事实上，这正与7月1日协议关于广益投资与联众公司可以就房屋交付事宜“另行约定”的内容一脉相承。对于上述事实，王海在此前庭审中多次认可。王海陈述：“1.5亿没有还过现金，是用房子冲抵了”（原二审笔录第9页）、“在2013年与长波有资金往来，拖了3、4个月以后就把债权同哈尔滨广益、联众海事对冲掉了……李行长找我的时候，我再三强调，首先债权根本就不成立”（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法庭审理笔录第19页）,广益投资早已按照合意将群英楼过户给长波物流公司，各方合意履行完毕。作为各方合意的安排以及长波免除1.2亿元的对价，广益投资有义务把群英楼过户登记给长波物流公司。根据群英楼《权属登记情况》，在2015年2月11日广益投资就已经将群英楼过户登记给长波物流公司指定的徐洪鑫名下。可见，最晚不迟于2015年2月11日，各方已经达成了上述关于1.2亿元债务以及房屋过户义务免除的合意。对此，长波物流公司予以认可，其在庭审中陈述：“联众海事公司欠付长波物流公司1.5亿元债务，联众海事公司到期未偿还，为解决还款问题，与广益投资和长波物流公司达成三方协议，予以抹账，这样联众海事欠付长波物流公司的1.5亿元就相应的减少为2700万元，另外，广益投资将其控制的房产过户到长波物流指定的人员名下，而且这些手续早已经办理完毕了。”（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法庭审理笔录第16页）“案涉的房产在起诉前半年已经完成过户给长波物流指定的案外人徐洪鑫（徐长波的侄子）”（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法庭审理笔录第22页）。综上，基于庭审中各方的陈述以及现有的证据，足以认定在2013年至2015年2月11日之间，广益投资、联众公司、长波物流公司已经达成了10月22日协议项下关于免除债务的合意，并且事实上已经履行完毕。贵院在此前发回重审裁定中也明确要求一审法院查明“第二份还款协议（即10月22日协议）及相应履行情况……以确定还款事实是否存在”。然而，在各方当事人直至庭审仍毫无争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无视贵院的明确要求、合同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未对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采信鉴定结论，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程序严重错误。一审法院仅关注了10月22日协议与2015年5月8日《债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先后，而忽略了联众公司与李立言之间债权转让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因此，无论联众公司与李立言何时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在未通知债务人的前提下，债权转让对广益投资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只要在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广益投资之前，联众公司免除广益投资办理群英楼过户登记义务的效力就应当得到认定。本案中，长春农商行及广益投资收到《债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5年7月23日，因此，即便按照鉴定意见，2013年10月22日《协议书》形成于2015年5月8日《债权转让协议》之后，也存在形成于2015年7月23日之前的可能性。可见，依据鉴定意见，不能得出联众公司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一定晚于债权转让发生法律效力的唯一结论，一审法院贸然采信鉴定结论，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形成时间的鉴定，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均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不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上述最高院及其他法院的明确意见，在协议文本的保存条件不一致、无法提供比对样本的情况下，本案针对2013年10月22日《协议书》的鉴定意见不具备证明力，因此不应当采信。一审法院对鉴定意见的认证程序违法，该鉴定意见不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本案中，联众公司在重审一审庭审中表明“我们对鉴定报告还是坚持原审的观点，必须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以查明事实。正确的认定鉴定报告的效力。”（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法庭审理笔录第17-18页），长春农商行也提交了鉴定人出庭的申请。然而，一审法院在未通知鉴定人出庭的情况下，采信鉴定结论，程序严重违法。李立言受让联众公司的所谓“债权”尚未形成，“债权”也未转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立言送达的解除通知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因合同未解除联众公司的“债权”尚未形成。本案中，李立言主张受让债权是联众公司解除7月1日协议后对于长春农商行享有1.2亿余元的返还请求权，因此，只有合同解除发生法律效力之后，联众公司的所谓“债权”才可能形成，才可能对外转让。上诉人认为，从联众公司是否享有解除权、解除通知是否为联众公司的意思表示以及通知送达的形式来看，联众公司对于长春农商行的债权尚未形成。如上所述，7月1日协议项下房屋交付事宜并不是长春农商行的义务，长春农商行不构成违约，且广益投资的交房义务已经被联众公司免除，联众公司也反复表示“债权不存在了”，因此，联众公司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即便李立言有权接受联众公司的委托代为发送解除通知，也仅在程序上产生送达解除通知的法律效果。法院应当查明解除合同是否为联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才能对合同的解除与否作出认定。然而，直至庭审王海仍然反复表示，解除合同并不是联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王海在庭审中的表态是对其此前委托李立言送达解除通知不产生真实意思表示的确认，一审法院应当尊重。事实上，作为7月1日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只有联众公司与长春农商行才有权决定是否解除合同。一审法院无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武断地认定7月1日协议解除，越俎代庖。李立言通过起诉送达的方式送达解除通知，但本案并非合同解除异议之诉或者确认合同解除之诉，也就是说，李立言在一起债权转让纠纷中“委托”法院送达合同解除通知，不应当视为有效送达方式。联众公司的“债权”未转让给李立言。债权转让不是联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系王海因为受欺诈或胁迫作出，效力不应当得到认定。联众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海在庭审中也多次陈述《债权转让协议》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比如“联众海事本身是不存在恶意出具相关的债权转让协议，是由于李传文施加一定的压力，关于还款的事项，李传文说回去给他表姐有个交代，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联众海事才出具债权转让协议，并非联众海事真实意思表示”。（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法庭审理笔录第5页）李立言的身份及意思表示等存在巨大争议，一审法院认定不清。作为债权转让的双方，李立言与王海从未见过面，甚至闹出了王海不知道李立言性别的笑话，而所谓转让债权给李立言等全部由李传文经办。因此，债权转让是否是李立言的真实意思表示、《债权转让协议》的签字是否是李立言本人签署、李传文是否有权代为办理等关键问题一审法院均没有查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事实上，贵院在第一次二审发回重审的裁定中已经明确释明：“债权转让协议签署的诸多具体环境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应当查明”。然而，一审法院无视贵院的生效裁定的意见，在发回重审后仍未予查明，严重错误。联众公司与李立言之间就长春农商行所谓“债权”的处置，最终形成抵押担保并代位追偿的协议，变更了债权转让的“约定”根据联众公司与李立言落款时间2015年5月6日《协议书》的约定，联众公司以拟获得的群英楼向李立言提供抵押担保并授权李立言代位求偿。根据联众公司与李立言落款时间2015年5月8日《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联众公司将合同解除后的返还请求权转让给李立言。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有理由认为，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6日《协议书》形成于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8日《债权转让协议》之后，即联众公司与李立言关于抵押担保及代为追偿的意思表示变更了双方关于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具体如下：联众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在庭审中反复强调两个协议签订时都没有落款时间，李立言对此也予以认可，其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2015年5月6日与2015年5月8日的协议书日期均是空白的”（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法庭审理笔录第11页）。可见，两份协议的签署日期均为李立言单方嗣后填写的，存在与事实不符的可能性。一审法院曾单独询问王海“第二次签的协议名称？”，王海答复“就是‘四方协议’”，即2015年5月6日《协议书》参见重审一审2017年11月10日询问笔录第2页）。（可见，事实上，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6日《协议书》形成在后。2015年6月11日李立言委托律师向长春农商行发送《律师函》，该函中提及“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3条之规定，拟向你行提起代位权之诉”，对于债权转让的情况却只字未提。可见，在两份协议均形成之后，李立言始终主张抵押担保及代为追偿的关系，其通过实际行为认可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6日《协议书》形成在后，系双方之间的有效协议，变更了此前与联众公司关于债权转让的约定。联众公司与李立言之间债权转让的基础，即联众公司对李立言负债的合法性及效力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未查明关键事实。李立言庭审中多次表示“债权转让的基础就是原告向王海的借款”（参见2016年5月31日笔录第8页）。可见，联众公司与李立言之间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实质上以偿还李立言的借款为对价。但事实上，李立言的借款本应当由船舶配套公司及东北亚公司偿还，与联众公司本没有关联。然而，李传文利用对于王海本人的压力，迫使并欺骗王海以联众公司的名义承担了本不属于联众公司的债务。王海在庭审中反复陈述，签订协议“就是为了应付李传文表姐的催债”。因此，联众公司承担对于李立言的欠款并不是联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况且，王海的企业时至今日仍对长春农商行有近10亿元贷款未能归还，其不可能通过转让所谓的“债权”对长春农商行提出主张，王海本人直至庭审也反复认可并表示“不能做对不起农商行的事情”。本案中，王海与李立言从未见过面，李立言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是否合法、李立言是否受他人委托出借款项等重要事实，是判断联众公司与李立言之间债权转让是否有效的前提。对于这一关键事实，贵院在发回重审裁定中已经明确要求“能否认为联众公司应承担此债务，一审法院应对此项予以查明，并对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然而，一审法院对这一关键事实始终未能查明，面对如此巨大金额的交易，在合同当事人各执一词的情况下，未要求李立言、李传文出庭，程序违法，以致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事实的认定及法律的适用严重错误，严重损害长春农商行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立言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李立言二审辩称：一、李立言对于最初是船舶配套和东北亚公司后来由联众公司承诺承担担保责任的初始债权一审已经提供充分证据，且李立言本人在本次二审开庭之前已经到高院接受了主审法官的询问，所以相关债权真实，且是李立言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上诉人陈述的中间人李传文行长的情况，一审已经查明，李传文的表姐是李立言的妻子，所以王海和李立言一直都是实质接触，不存在债权虚假的问题；二、本案历次庭审王海仅凭口头陈述，2015年5月8日的债权转让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就像上诉人陈述的，如果李立言是当庭通知债权转让王海又同时提出债权转让不真实，法院可以追究王海到底有没有债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本案一审李立言是2015年6月26日起诉，在2015年6月11日李立言就已经通过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的方式通知了债权转让，而且债权转让的协议附在了律师函的后面，这是之前上诉人在一审和原二审自认的事实；关于上诉人代理人刚才陈述的2015年5月6日的担保+代位协议，和5月8日的债权转让协议哪一个为真实，为什么6月11日的律师函中还在提担保+代位，而不提债权转让，如果主张代位权本金基数是3700万，利息是四倍利息，如果主张债权转让，本金是6634万元，利息只剩下了法定的一倍利息，这两个估算就可以知道，主张代位权可以多得到三倍利息，所以李立言当时委托的律师在律师函中是按照对李立言有利的路径主张权利，但是本案起诉时基于实事求是，最终选择了协议签订在后且对李立言权利不力的5月8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三、农商行提出的核心证据是2013年10月22日协议书，该协议经过法院委托鉴定为诉讼之前一年内形成，且形成时间晚于2015年5月8日，刚才对方代理人陈述比对文件形成时间不应当用2015年5月8日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应当用2015年7月的立案时间，2015年6月11日债权转让已经以律师函的方式通知送达，就说2015年5月8日至2015年7月期间，这期间就应该形成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22日的协议吗？经过鉴定为事后伪造的协议就不能证明所落款日期当年确有此协议，不能证明各方确有其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刚才上诉人代理人复杂的论证了如果能排除鉴定结论，2013年10月22日的协议还有其合理性，就这个问题有四点意见：如果当年真有1.2亿元如此巨大标的额的变更交易就一定会有当年的书面协议，而银行拿出的协议经鉴定为事后伪造，足以证明当年没有这种变更交易；王海本人在本案第一次一审的第二次庭审中亲自到庭并向法庭陈述了所谓的1.2亿元房款抹账，但在笔录的第五页王海的陈述是“2013年长波物流支付给我1.5亿，其中1.2亿是对冲哈尔滨广益的房产，另3000万元是借给我的借款”，这里就有时间逻辑矛盾，长波物流付给王海指定主体的1.5亿元时间是2013年4月27日，本案王海的联众公司购房合同是2013年7月1日，而所谓的抹账即使不考虑事后伪造，落款时间2013年10月22日，所以王海不仅对法庭撒谎说不认识李立言，对于这1.5亿元到底如何构成，他的发言也是自相矛盾；原始的2013年7月1日购房协议是长春农商行、联众公司、广益投资三方签订，协议第5条明确约定，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变更协议内容，如需变更应当各方协商一致签订书面文件，但是，本案中，长春农商行拿出来的2013年10月22日变更协议书却并没有银行的参与签订，从合理性角度看，长春农商行收到联众公司1.2亿元房款，把不良债权剥离给广益投资，刚才长春农商行代理人只是从银行角度陈述，长春农商行一进一出平账，但实际上银行是对两个主体，一方有债权另一方有债务，所以如果真有变更，相关的协议银行作为风控如此之严格的特殊主体是一定也会参加到变更协议中去的，所以2013年10月22日协议没有长春农商行参加不合常理，本来李立言觉得长春农商行风控严格不敢参与伪造协议，但最近经过核对发现普湾新区支行在2013年和2015年所使用的印章编码有变化，2013年编码最后四位疑似是4648，通过本案中长春农商行又向法院提交的事实文件可见编号末五位是清楚的77216，结合这个情况可以得出推论，长春农商行是因为2015年印章已经注销了2013年印章，所以才没能参与伪造协议的过程；关于王海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海的陈述是2015年5月8日债权转让时为了应付中间人李传文和债权人李立言，文件签了内容没看不想履行，这个解释没有逻辑，所谓协议就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共同履行，不存在不想履行的问题，且不想履行的协议如果真的表达了这个意思还能安抚中间人李传文和李立言吗？再说，王海在本案中本人多次出庭一直否认2015年5月8日的协议真实性，但是2015年5月6日的担保+代位协议，本案第二次一审当中李立言是作为最后一份证据明确向法院提供，王海本人对这份证据也是明确认可的，其中包括了联众公司要对船舶配套和东北亚公司的两笔借款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这些王海是明确认可的，该协议中后半部分明确约定了联众公司仍对于长春农商行享有购房的合同债权，将来房屋拿到手之后三日内就给李立言设定抵押担保，那么在2015年5月6日王海认可的证据当中，王海还在说他对于长春农商行有购房债务，到了法庭上就变成5月8日协议不真实购房债权早在2013年就已经抹掉，通过明细的逻辑矛盾可知，所谓2013年10月22日变更协议确实是事后伪造的；长春农商行代理人陈述的复杂的履行情况，拟证明在2013年10月确实有10月22日协议所约定变更交易情况，但这个逻辑并不能成立，一审通过鉴定，刚才通过四点逻辑矛盾已经可以证明该协议是事后伪造，作为事后伪造的协议，对于当年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当然都是能对应上的，如事后伪造协议还对应不上当年事实只能说明造假水平太差。关于本案第一次一审委托鉴定的程序问题，民诉法规定鉴定人在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应当出庭作证，但同时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6.3规定当事人应当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鉴定人出庭作证发生的交通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所以本案第一次一审合议庭明确向所有当事人释明，如申请出庭庭后三日提交书面申请并预交费用，但最终没有任何一方提出申请交纳费用所以鉴定人员才不需要出庭作证，尤其是第一次一审第二次庭审的笔录第三页银行对鉴定结论的意见是“对鉴定结论没有异议”，广益投资的意见是“同意银行意见”，鉴定意见证明协议不是2013年形成，是在鉴定时间一年内形成，但是鉴定结论对月份不是很确定，那么银行作为提出此份核心证据的主体，一审对于鉴定结论没有异议，广益投资作为这份核心证据的签订主体也对于鉴定报告没有异议，甚至承认了协议是事后伪造的。在这种情况下，长春农商行更换多位律师，每次都提出新的不同观点试图推翻之前代理人已经自认的事实，我方认为这等主张不应得到法院支持；针对补充上诉意见，长春农商行本次拟提供2012年12月新证据协议进一步复杂化广益投资、联众公司、长春农商行、长波物流、实德的复杂关系，从长春农商行的陈述中已经可以得出如下意见：2012年10月30日这份协议书解释了为什么联众公司付1.2亿元房款在先，签房屋转让协议在后（2013年7月1日），而且这份协议中联众公司除了长春农商行代理人刚陈述的银行贷款扶持这一项利益期待之外，还看到补充意见中明确此协议还约定将来实德方面有实物偿债的话，实物也转让给联众公司，所以这一份协议和2013年7月1日的协议是一脉相承并没有否定联众公司和长春农商行之间确实是房屋买卖的合同关系；关于2013年10月22日事后伪造协议，协议中表述的很清楚，联众公司对长春农商行有购房债权，又对长波物流有借款债务，而负责房屋过户的广益投资和长波物流是关联企业，所以联众公司的购房债权与长波物流的借款债权互相抵顶，并没有陈述任何广益投资应将房屋过户给长波物流或者其他任何主体的内容，所以所谓2015年2月11日房屋被过户给了长波物流法人的侄子徐洪鑫，与2013年10月22日协议没有任何对应关系，综上，长春农商行代理人补充的上诉意见实际上是从2013年7月1日购房协议之前补充证据，在2015年2月11日无关事实和2013年10月22日时候伪造协议之间强加因果、牵强解释，此等主张并不能否认联众公司已向李立言承诺解除2013年7月1日购房合同，并将返还房款债权转让给李立言的真实性、合法性。联众公司二审述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坚持原审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辩论观点，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补充上诉意见。被上诉人代理律师数次直接明确的陈述联众公司伪造证据，未查明事实请求法院依法将本案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如联众公司没有伪造证据，我公司保留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船舶配套、东北亚公司二审述称。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也同意联众公司的代理意见。关于2013年10月22日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关于鉴定意见是否能够得到法庭的采信是否可以以鉴代审，我方同意上诉人意见，即使该鉴定意见未被法庭采信也不能据此否认该协议的效力，鉴定意见说形成时间问题并没有说其他问题，看真实有效应看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已经认可该协议的效力，且本案一审的时候也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该协议履行的证据，我方认可该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即使该协议是倒签的，存在事后追认的行为，不能仅仅依据时间上的鉴定就否认该协议的效力。长波物流二审未到庭答辩。广益投资二审未到庭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属实。长春农商行二审向法庭提交新证据。经法庭质证，李立言对新证据均不予认可。李立言对新证据不予认可，但也未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本院经审查，对《承诺函》、《船舶园担保贷款明细》、2012年10月30日《协议书》予以认可。其他证据因系上诉人单方提供，李立言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广益投资等公司未到庭，相关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经本院审理查明，2012年10月30日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签署《协议书》主要内容：双方确认实德公司对长春农商行负有的债务本金共计122，895，282.14元；长春农商行同意，在实德公司未来向其偿还债务时，用实物进行偿还的，将抵债的所有实物出售给联众公司；联众公司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长春农商行预付抵债实物购买款122，895，282.14元；长春农商行在接收抵债物时，将该物过户给联众公司或其指定单位及个人。在二审阶段本院组织各方对关于书写时间的鉴定报告进行了质证,长春农商行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但长春农商行的质证意见不足以否定原鉴定结论,对鉴定报告结论本院予以认可，对该份协议所证明事实无法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关于联众公司122,895,282.14元付款的用途问题。2012年11月21日、11月30日，第三人联众公司先后分四次向长春农商行转账支付共计122,895,282.14元。汇款凭证为预付款、往来款。根据2012年10月30日长春农商行与联众公司签署《协议书》，该笔款项的支付应为实德公司对长春农商行负有的债务本金，并取得收取将来抵债物的权利，联众公司在协议签订后才将款汇入长春农商行账户。关于2013年7月1日，长春农商行与广益投资、联众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该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系对2012年的协议的变更（金额皆为122,895,282.14元，标的皆为实德债权），长春农商行将债权转让给广益投资，广益投资将群英楼作价122,895,282.14元，转让给长春农商行，再由长春农商行将房产抵偿给联众公司。因此，该协议并非单一的房屋买卖协议，而是对联众公司122,895,282.14元付款的各方合意补偿。故在长春农商行及广益投资未将群英楼交付联众公司，已构成违约，且由于广益投资已经将群英楼更名到其他人名下，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联众公司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因此，联众公司委托李立言通知长春农商行及广益投资解除合同，在通知到达协议各方时，2013年协议已经解除。上诉人长春农商行认为该协议在联众公司付款后，其与合同各方已经变通履行完毕，但其提出的相关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履行完毕的协议经司法鉴定，时间系倒签）。故对2013年协议履行完毕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债权转让协议》及《解除合同及债权转让通知书》是否为联众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因2013年协议已经解除，王海作为联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及《解除合同及债权转让通知书》上已实际签字盖章，王海在庭审过程中认为其当时系李传文的催迫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李传文的行为对王海构成胁迫，故《债权转让协议》应系联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债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联众公司当庭所述不能否认该协议效力。综上所述，长春农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3,500.00元,由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普湾新区支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学峰审判员  黄海洋审判员  倪立新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周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