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5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强，男，1968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红忠，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礼善，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顺义，男，196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源，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福卫，北京市中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军萍，女，196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红忠，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于瑞宗，男，1965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即墨市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鹏，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青岛锦森利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经济开发区薛家岛街道办事处一社区内3号308室。法定代表人：胡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文嘉，山东德衡（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青岛信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2号华仁大厦27层A室。法定代表人：王文叶，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文嘉，山东德衡（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青岛恒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52号兴源大厦21层2102室。法定代表人：文学花。上诉人王志强因与被上诉人孙顺义，原审被告刘军萍，原审第三人于瑞宗、青岛锦森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森利公司）、青岛信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发公司）、青岛恒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硕公司）民间借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志强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孙顺义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孙顺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完全影响案件公正判决,具体如下：1.一审法院将多个不同法律关系、不同主体、不同事实一并在本案中审理。孙顺义拼凑不同的经济往来和不同的款项超过3000万元而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涉及多个不同民事法律关系和多个不同当事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明知之下竟然完全按孙顺义意图拼凑在本案中一并受理和审理,进而拼凑判决,违反了民事法律关系及合同的相对性,不符合法院受理和审理的条件。并且,由于涉及不同多个主体和不同往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任意取舍,胡乱推断。孙顺义起诉了3笔借款,分别涉及不同的所谓借款事实、不同的主体,具体情况如下:第1笔孙顺义起诉借款900万元,有单独借条,汇来款通过艾琳公司和第三人锦森利公司,汇回款项通过李玉钧,对此孙顺义都未否认,但一审判决却将还此900万元还款认定为还其它款项,判决王志强归还此款,极其荒谬。第2笔孙顺义起诉借款769万元,有单独借条700万元,牵涉第三人于瑞宗,实在无法认定系王志强借贷,一审法院无奈认定了该往来系独立的法律关系,不应一并审理。第3笔孙顺义起诉借款1600万元,系恒硕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协议书》项下合作款,完全与本案民间借贷无关,但一审法院竟然以该《协议书》合作系王志强“个人项目”（王志强是恒硕公司大股东）为由,将此款认定为王志强与孙顺义之间的借款,将上述900万元还款硬扯到归还此1600万元,而判决上诉归还余下700万元,肆意胡扯事实和践踏法律,令人发指。2.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审理和受理案件原则。孙顺义曾经在青岛市市南区法院就同一事实起诉,历时两年左右并多次开庭后,孙顺义自己认为没有事实和依据而撤诉。在撤诉前,孙顺义对同一事实又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立案,同一事实的纠纷正在其他法院审理中,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应同时受理。3.本案标的额实际低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最低标的标准,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违反了级别管辖规定。本案拼凑三笔不同的经济往来款项,以达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最低诉讼标的额3000万元,在起诉状和诉讼中,此越级起诉意图均极为明显,但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违反级别管辖规定,违法受理,并不顾王志强多次异议,而予以审理和判决。综上,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王志强代理人即由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辞职法官组成的律师事务所的勾兑下,严重肆意违反诸多法律程序受理和审理本案,二审法院依此,即应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发回重审。二、原审判决按孙顺义意图,胡乱拼凑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枉法裁判。1.一审法院关于900万元的借款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以“被告王志强提出抗辩已经通过案外人李玉钧偿还了900万元的借款,但是被告王志强主张的还款事实与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相矛盾”为由,对王志强提出的己还款900万元的抗辩不予采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王志强虽在公安派出所询问笔录曾称,“其他事情我欠孙顺义一个900万元、一个700万元,孙顺义欠我一个500万元、一个275万元,这些是主要的,还有些小额的我没有具体算,当时我们谈分家的时候孙顺义欠我的钱不算利息,我欠他的钱要算上利息还给他,我接受不了”。实际上,该公安机关笔录等证据不能确实证明本案任何事实,不仅笔录中的“其他事情”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或什么纠纷,不能证明公安机关笔录中的900万元与本案孙顺义起诉的900万元是同一笔借款,而且最重要的是,该笔录内容己证明,是公安机关违法介入经济纠纷,违法侦查的笔录,该案己是错案,该笔录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应作为证据采纳。事实上,关于900万元的还款事实,王志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第三人李玉钧900万元还款凭证,而且孙顺义也认可收到了该款项。金钱债务是种类物之债,非特定物之债,王志强的900万元还款发生在借款之后,孙顺义也承认收到了该900万元,该笔还款理应作为本案争议的900万元的还款。根据王志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孙顺义所述的900万元已经清偿,一审法院关于900万元借款的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不顾事实和证据,1600万元与本案民间借贷无关,且认定的1600万元付款及还款事实前后矛盾,仅依据“推定”来认定1600万元的借款,明显属于在相关关系人的勾兑下,按孙顺义意图胡乱拼凑认定事实。（1）1600万元汇款时间及金额与收据不符,前后矛盾。恒硕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协议书》的时间为2013年12月18日,国安公司向恒硕公司出具收款2400万元收据的时间为2014年1月10日。而从一审法院认定的孙顺义“代恒硕”三笔共计1125万元汇款时间却在收据时间之后,即:一审法院认定“孙顺义2013年12月18日向戚某汇款100万元,2013年12月19日汇款149.5万元,2014年1月20日汇款453万元,2014年2月11日汇款335万元,2014年2月18日汇款337万元。戚某称除汇款之外还有几十万元的现金”。不仅如此,孙顺义向戚某所汇的5笔款项合计1374.5万元,与1600万元相差225.5万元,而225.5万元的现金与戚某所说几十万元的现金差距巨大,且数百万元的大额现金交付没有任何证据,明显存有虚假。（2）一审法院认定王志强的900万元还款系偿还上述1600万元之中的部分款项,完全是胡乱拼凑,因为900万元还款时间与孙顺义汇款（即所谓“借款”）时间,相互交叉重叠,竟然有当天同时还款又借款,根本不可能是对应的还款和借款。孙顺义在一审中所述的汇款时间及金额如下:2013年12月18日向戚某汇款100万元,2013年12月19日汇款149.5万元,2014年1月20日汇款453万元,2014年2月11日汇款335万元,2014年2月18日汇款337万元。共计1374.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王志强还款时间及金额如下:2014年1月20日转账200万元,2014年1月21日转账200万元,2014年1月26日转账300万元,2014年3月7日转账200万元,共计900万元。（3）戚某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戚某在一审中提供的《授某及证言不仅漏洞百出,与事实不符,其没有权利代表国安公司收款,而且通过查看戚某的银行流水可知,孙顺义向戚某汇款后,戚某并没有将上述款项汇给国安公司,而是汇给孙顺义。2014年2月18日孙顺义向戚某汇款337万元后,2014年3月11日、2014年3月12日、2014年3月20日戚某分别向孙顺义汇款200万元、200万元、70万元共计470万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孙顺义原审代理人作为特定关系人的勾兑下,严重违反程序,错误受理和审理经拼凑的案件,并胡乱拼凑“认定”借款事实,罔顾事实和证据,枉法依据推理推断判决。敬请贵院基于事实和法律,维护法律免遭践踏,维护法院形象免于抹黑,依法支持王志强的请求。补充上诉理由：一、孙顺义与王志强多年来存在大量的资金拆借往来，双方互负债务，通过调取王志强与孙顺义所有银行往来交易记录发现，王志强共向孙顺义转账109,624,750元，孙顺义向王志强转账37,511,599元，由此可见王志强不仅不欠孙顺义钱，孙顺义还欠王志强72,113,151元。王志强与孙顺义自2007年认识之后，一直存在着大量的资金拆借往来，孙顺义需要资金时会向王志强拆借，王志强做项目需要资金时有时也会向孙顺义拆借，双方还存在共同投资的情况，但总的来说王志强拆借给孙顺义的钱远远多于孙顺义拆借给王志强的钱，但双方一直未进行过详细算账。直到2014年双方因合作投资的青岛市市北区曹县路项目产生分歧，王志强要求算总账，但孙顺义屡次拒绝，并且提出的条件也很苛刻，最后导致双方发生纠纷，孙顺义还诬告王志强盗窃，致使王志强被违法采取强制措施25天，最后查明后才得以释放。双方早期因为关系相处的很好，资金拆借又很频繁，所以基本上都不打借条，王志强只有两笔借款因涉及替锦森利公司借钱而向孙顺义出具了借条（分别是1.2012.11.7900万元借条；2.2012.12.3700万元借条），这也是王志强在公安部门询问中只提到这两笔借款的原因。二、证人戚某与孙顺义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甚至是利益共同体，而戚某又与王志强存在矛盾，因此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将戚某的证言作为认定1600万元借款的主要证据更是严重的错误。1.戚某的证言本身存在诸多前后矛盾之处，比如其称“1600万元，全是转账，有银行流水，有几十万是现金”。而实际孙顺义能够勉强提交转账给戚某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总共不过1374.5万元，而且是通过五笔时间间隔达三个月之久且有零有整的银行转账实现的，与其证言中所称的“1600万元，全是转账”严重不符，退一步讲即使1374.5万元与1600万元项目转让款有关联性，差额达225.5万元，剩余“有几十万现金”数额上都对应不上，可以说戚某连撒谎都难自圆其说。2.仅从戚某提交的与孙顺义的银行转账交易记录就能看出双方除了涉案的几笔交易外还存在大量其他经济往来，2014年3月11日、3月12日、3月19日、3月20日、3月21日，戚某向孙顺义账户分别转账200万、200万、60万、70万、70万，共计600万元（详见一审卷宗），由此可见孙顺义与戚某之间存在大量且密切的经济往来，戚某所提交的2013年12月18日—2014年2月18日孙顺义分五笔向其转款共1374.5万元的证据与其证言中称的用于支付湛山项目转让款没有任何的关联性，更不能证明所谓王志强向其借款1600万元的事实。3.戚某在证言中称“我是国安公司股东”，但从工商登记平台查询发现国安公司股东分别为刘强、山东国泰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戚某并非国安公司股东，而且国安公司在2007年11月8日就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已经丧失了经营主体资格，即使国安公司向戚某出具的授权中印章是真实的，也应当是无效的。本案中要采信戚某证言的前提是戚某的身份是真实的且具有证明能力的，但通过上述分析，戚某是不具备证明恒硕公司与国安公司项目转让款支付事实的证明资格和能力的。4.戚某与孙顺义是有密切利益关系的合伙关系，两人共同经营着青岛百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其中戚某占股51%、孙顺义占股43%），正是基于此，戚某不仅为孙顺义提供伪证，还为孙顺义保全王志强财产“无私”的提供全部担保，更能证明戚某与孙顺义之间是利益共同体，两人之间的银行转账交易记录必然是与本案无关的其他经济往来。5.戚某与王志强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戚某借过王志强多笔钱（合计591万元）一直不还，有银行交易记录为证，这与其证言中所称“个人之间没有欠款”也是不符的，进一步证明了戚某作伪证。综上，要求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追究戚某作伪证的法律责任。三、一审查明事实中称“孙顺义与恒硕公司没有关联关系和其他法律上的关系”由此推断出1600万元的借款系王志强借款是错误的，早在2010年恒硕公司就与孙顺义及其实际控制公司青岛百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经王志强申请查阅恒硕公司账目发现，早在2010年3月3日恒硕公司就与孙顺义作为控股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青岛百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有965,000元的业务往来，之后在2011年的7月7日、2013年5月17日，恒硕公司与孙顺义直接又发生了760,000元、159,600元的银行交易往来，但因时间过于久远无法查询到上述三笔款项的具体用途，但已经足以证明恒硕公司与孙顺义之间存在单独的业务往来和法律关系。孙顺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并无不当。王志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一审程序合法，不影响案件公正判决。1.本案是孙顺义与王志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或主体。在本案中孙顺义起诉的三笔民间借贷，都是发生在出借人孙顺义和借款人王志强之间的，只是发生在该两人之间的多笔借款而已。无论王志强的借款用途如何，也无论王志强指示的付款方式如何，都是王志强向孙顺义借款而形成借贷关系，孙顺义按照约定出借了相应款项。因此在本案诉讼只有该两方主体，只有一个王志强应向孙顺义偿还借款的法律关系。2.本案孙顺义诉讼请求为本金3269万元及利息，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本案一审不违反级别管辖。本案涉及双方当事人的三笔借款，其中第一笔900万元、第二笔769万元和第三笔1600万元，合计本金3269万，是按照级别管辖的规定而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王志强以此为上诉理由显然是故意扰乱视听。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并无不当。1.一审认定第一笔借款900万元并未偿还的事实是准确的。关于该900万元借款，王志强确认借款事实并认可收到了借款。对于王志强主张委托案外人李玉钧向孙顺义付款以履行还款义务的主张，显然是不成立的。根据审理查明，李玉钧向孙顺义付款的时间是2014年1月至3月期间，但是在此后的2015年8月26日王志强在青岛市公安局香港中路派出所明确表述该笔900万元的借款尚未偿还（笔录中王志强明确表述“其他事情我欠孙顺义一个900万元，一个700万元”）。那么，显然李玉钧向孙顺义所付的900万元并不是该笔借款的还款。关于李玉钧向孙顺义付款的900万元，在一审判决中也已作出了认定，并折抵了王志强的第三笔欠款。2.一审对于第三笔1600万元借款事实的认定是准确的。恒硕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协议书》，受让湛山项目及湛山小学地块的权益，一审已经查明王志强是恒硕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也是该项目的经办人。王志强因此向孙顺义借款，并指示孙顺义向国安公司支付了该项目的1600万元款项。在2016年1月8日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王志强也说湛山项目是他自己的项目和孙顺义没有任何关系。孙顺义与恒硕公司没有关联关系和其他法律上的关系，因此，除了出借款项以外，孙顺义没有理由为湛山项目付款。一审中恒硕公司也参加了诉讼，但是当一审法庭要求恒硕公司及王志强提供湛山项目款项交付情况的相关材料时，恒硕公司不但拒不答复，反而撤销了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而王志强竟然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不答复法庭调查。王志强和恒硕公司如此明目张胆地抗拒法庭司法调查，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否认王志强向孙顺义借款支付湛山项目款项的事实。三、王志强毫无诚信，面对司法调查虚假陈述，恶意扰乱司法秩序。需要向贵院特别说明的是，对孙顺义诉请的第二笔借款769万元，王志强不认可，对第三人于瑞宗提供的证据也不认可。在王志强的《民事上诉状》中对该769万元也不承认有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因此对孙顺义请求王志强偿还769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要求孙顺义另行主张。因此，在一审判决后孙顺义就该769万元借款在青岛市即墨区法院对于瑞宗提起了诉讼。可是就在该案的诉讼中，王志强又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并在庭审调查中承认该769万元是他王志强指示孙顺义付款给于瑞宗的。王志强如此藐视法律、藐视法庭、故意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实在令人发指，我们的法律和法院岂能被王志强玩弄于掌股之间！现在孙顺义认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既然王志强在一审中不承认向孙顺义借款并指示孙顺义付款给于瑞宗，那么，孙顺义也不再接受代王志强付款的要求，并且孙顺义已经向于瑞宗另行主张了，至于王志强与于瑞宗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也由其另行处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并无不当。王志强毫无诚信，面对司法调查虚假陈述，恶意扰乱司法秩序，故意拖延时间，严重损害孙顺义的合法权益。因此，恳请贵院依法驳回王志强的全部上诉请求。对于补充上诉意见，该补充理由已经超出法定上诉期间，且涉及的理由与本案诉请以及一审查明范围无关。如果王志强认为与孙顺义存在其他借贷关系，应另案主张。1600万元的项目款项履行情况一审审理中已经查明，且王志强在一审中从未提出其他抗辩理由，所以补充上诉理由不应纳入审查的范围。刘军萍述称,本案与刘军萍个人没有关系，其他意见同王志强。于瑞宗述称，涉案诉讼与于瑞宗没有关系，在本案一审后孙顺义就本案769万元又在即墨市人民法院对于瑞宗以不当得利纠纷提起诉讼，在该案审理中，王志强认可本案所涉的769万元系其委托了孙顺义转至于瑞宗账户，基于该事实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应发回重审。锦森利公司述称，同一审意见。信发公司述称，同一审意见。孙顺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志强、刘军萍立即偿还孙顺义人民币900万元，并承担自2012年11月7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1021.8万元（按年息24%暂计算至2017年8月1日）共计1921.8万元；2.判令王志强、刘军萍立即偿还孙顺义人民币769万元，并承担自2012年12月2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852万元（按年息24%暂计算至2017年8月1日）共计1921.8万元；3.本案诉讼、保全费均由王志强、刘军萍承担。2017年10月13日，孙顺义申请将本案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王志强、刘军萍立即偿还孙顺义本金人民币3269万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均由王志强、刘军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孙顺义主张900万元的借款的事实的认定。2012年11月7日，王志强向孙顺义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孙顺义人民币玖佰万整（￥9,000,000）。借款人王志强2012.11.7。同日，青岛艾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尾号0388账户向锦森利公司转账900万元，锦森利公司、信发公司确认该款项系信发公司向王志强的借款，并由锦森利公司代为收取。王志强认可收到了借款，但王志强主张其委托案外人李玉钧向孙顺义付款900万元，已经履行了还款义务，并提供银行交易明细，付款的时间金额分别为：2014年1月20日转账200万元、2014年1月21日转账200万元、2014年1月26日转账300万元、2014年3月7日转账200万元。孙顺义认可收到了该款项，但认为系王志强用于偿还孙顺义支付的1600万元湛山项目的款项。对此双方存在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在2015年8月26日青岛市公安局香港中路派出所询问笔录中：“办案人问：你跟孙何纠纷？王志强称：曹县路33号项目我想撤资，这个项目我和孙顺义各投了2750万元，其他事情我欠孙顺义一个900万元、一个700万元，孙顺义欠我一个500万元，一个275万元，这些是主要的，还有些小的没有算。”王志强公安机关作出的陈述时，并未认为该笔900万元的借款已经偿还，这与王志强主张的通过案外人李玉钧于2014年1月至3月期间还款900万元相予盾。因此，一审法院对王志强主张已经偿还该笔900万元借款的主张不予采纳。二、关于孙顺义主张769万元的借款事实的认定。2012年12月3日，王志强向孙顺义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孙顺义人民币柒佰万整（￥7,000,000）。借款人王志强2012.12.3。同日，青岛艾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尾号0388账户向锦森利公司转账800万元，锦森利公司、信发公司确认该款项是信发公司向王志强的借款，并由锦森利公司代为收取。2012年12月21日，锦森利公司向青岛艾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尾号0388账户转账800万元偿还该笔借款。同日，青岛艾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又通过招商银行尾号0388账户向于瑞宗转账769万元。孙顺义主张，该笔款项是受王志强的指示向于瑞宗转款，因当天发生了该笔款项，所以之前的700万元借条未收回。于瑞宗主张该769万元系王志强之前向其借款1000万元的还款。王志强予以否认，对此双方存在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孙顺义所持有的2012年12月3日700万元的借条，并主张按王志强的指示向锦森利公司支付800万元，但2012年12月21日，锦森利公司向青岛艾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尾号0388账户转账800万元偿还该笔借款，该700万元的债权债务已经履行完毕。孙顺义主张于2012年12月21日向于瑞宗转账769万元是受王志强的指示付款，系王志强的借款，但王志强不认可，孙顺义未能提供指示付款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对孙顺义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于瑞宗所提供的证据，因王志强与于瑞宗之间长期存在多笔款项的往来，王志强对于瑞宗提供的证据不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三、关于孙顺义主张1600万元的借款事实的认定。证人戚某接受国安公司的委托到庭作证称，其作为国安公司的代理人收取了该协议书项下的款项总计1600万元。戚某提交了2013年12月18日恒硕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国安公司已与青岛市市南区湛山农工商公司签订《联建合同书》及相关补充协议，享有开发青岛市延安三路224-226号商住项目（湛山项目）的权益和原湛山小学地块（4.88亩），并如期充分履行联建合同规定的义务，就联建合同无负债无纠纷无拖欠。国安公司将湛山项目的权益和原湛山小学地块在上述联建合同中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恒硕公司，转让价款总计人民币2400万元整，恒硕公司支付1200万元整，余款在2014年1月20日前支付。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证人戚某还提交了国安公司为办理湛山项目和湛山小学地块转让事宜向其授权的《授某，该授权委托书载明：本公司委托你代表本公司办理湛山项目和湛山小学地块转让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参与与青岛恒硕咨询有限公司沟通、谈判以及按照《协议书》约定代本公司收取转让价款等相关事宜。戚某作证称：王志强让孙顺义把款项打给我个人，用于支付湛山项目款项。孙顺义主张，湛山项目的协议书和相关凭证都放在其保险柜中，让王志强拿走了，2015年8月，孙顺义向公安局报案。2015年8月26日，王志强到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香港中路派出所接受调查。公安询问笔录中王志强称，大约在2000年左右，王志强认识了孙顺义，之后关系相处挺好。2015年初，孙顺义跟我借了一个保险柜说放东西，具体放什么不清楚，保险柜在王志强东海西路的办公室（孙顺义有钥匙）。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孙顺义，密码是孙顺义设的。2015年8月22日，王志强因其与孙顺义共同开发的曹县路项目产生纠纷，因王志强没有该项目的合同，为取出保险柜中的该合同，就把该保险柜拉走。王志强还称：当时我们谈分家的时候……还有延安三路湛山小学我们有个项目归他，在即墨田横的项归我，在热河路××房产××套门头的使用权，孙顺义都想归他，我觉得他开出来的条件不公平，我接受不了。在2016年1月8日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问：你讲一下湛山小学项目？王志强答：那是我自己的项目和孙顺义没有任何关系。”。另外，在公安机关扣押清单及发还清单中均记载有：湛山小学资料一宗。发还清单领取人处王志强签字。孙顺义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戚某银行账户汇款：于2013年12月18日汇款100万元，2013年12月19日汇款149.5万元，2014年1月20日汇款453万元，2014年2月11日汇款335万元，2014年2月18日汇款337万元。戚某称除汇款之外还有几十万元的现金。恒硕公司成立于2009年，系由股东王志强和股东王舜璧各出资25万元成立，法定代表人王志强。2018年5月2日该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文学花，股东为文学花、兰秋花。孙顺义提交恒硕公司的股东王舜璧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明湛山项目系王志强的个人项目。一审法院认为，恒硕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协议书》，受让湛山项目及湛山小学地块的权益（以简称湛山项目），证人戚某证明孙顺义向其支付了该《协议书》项下湛山项目的1600万元款项，并称该款项系王志强指示孙顺义支付，证人戚某出具了国安公司与恒硕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国安公司授权其收取款项的委托书及银行交易明细，与其证言相互印证。王志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湛山小学项目是自己的项目和孙顺义没有任何关系。但在公安机关的扣押清单及发还清单中均记载有：湛山小学资料一宗，也与孙顺义的陈述及证人证明的事实相一致，证人戚某的证言可以证明王志强指示孙顺义支付湛山项目款项的相关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对其证言予以采纳。王志强主张其委托案外人李玉钧向孙顺义付款900万元，孙顺义主张该款项用于偿还该笔1600万元中的90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恒硕公司的股东王舜璧出具的《情况说明》属证人证言，因王舜璧未到庭作证，一审法院对该证言不予采纳。四、孙顺义提交了王志强与刘军萍婚姻登记证明材料，王志强、刘军萍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双方是否存在本案争议的三笔借贷关系；二、本案借款是否为王志强与刘军萍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关于双方是否存在本案争议的三笔借贷关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为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除了自然人之间在成借款的一致意思表示外，还必须由出借人向借款人交付借款后，合同才生效。结合本案对三笔借款认定的事实具体分析如下：1、关于2012年11月7日900万元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孙顺义提供了王志强出具的借条和履行款项交付义务的相关证据，王志强确认收到了孙顺义的该笔借款，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并已生效，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王志强提出抗辩已经通过案外人李玉钧偿还了该笔借款，但王志强主张的还款事实与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相矛盾。因此一审法院对其所提出的抗辩不予采纳。王志强应偿还孙顺义借款900万元。故，一审法院对孙顺义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2、关于2012年12月21日769万元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孙顺义虽然持有王志强于2012年12月3日出具的700万元借条，但锦森利公司已经于2012年12月21日履行该借条的债务，该借条的债权债务已经履行完毕，不能证明其与王志强之间存在769万元的借款的合意。孙顺义主张其受王志强的指示向于瑞宗交付了该笔借款，但未能提供王志强指示交付借款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对孙顺义请求判令王志强偿还769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于瑞宗与王志强之间的债权债务系与本案借款系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应依据各自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3、关于孙顺义主张的160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恒硕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协议书》，虽然该协议项下的权益为恒硕公司所有，但孙顺义与恒硕公司没有关联关系和其他法律上的关系，孙顺义之所以支付该《协议书》项下的款项，应受行为人的指示。王志强原系恒硕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也是该项目的经办人，孙顺义主张该款项受其指示付款，符合客观实际，且有证人戚某的证言、王志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孙顺义受王志强的指示支付恒硕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协议书》项下的1600万元款项。因此，一审法院对王志强否认该指示付款的抗辩不予采纳。孙顺义与王志强之间对该笔款项没有书面的借款合同或借条，但通过审理查明的事实，王志强指示孙顺义付款，王志强未证明该款项的支付存在其他其实和法律上的原因。一审法院要求恒硕公司及王志强及提供恒硕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协议书》项下款项交付情况并提供的相关材料，恒硕公司未作答复并撤销了诉讼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王志强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因此，一审法院推定孙顺义的该主张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孙顺义所提供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孙顺义亦对出借款项的交付等相关履行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并进行了说明，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借款1600万元的事实存在。因此，一审法院对孙顺义主张其与王志强之间存在1600万元借贷关系予以确认。孙顺义主张王志强通过案外人李玉钧偿还的900万元应在该笔借款中予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一审法院确认王志强应偿还孙顺义借款本金1600万元，利息自2017年9月5日（孙顺义提起诉讼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6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二、关于本案借款是否为王志强与刘军萍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涉案款项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孙顺义仅提供王志强与刘军萍婚姻登记证明不足以证明本案借款系王志强与刘军萍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对孙顺义的该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孙顺义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判决如下：一、王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孙顺义借款本金1600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9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6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孙顺义对刘军萍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孙顺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8,9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23,940元，由王志强负担103,900元，孙顺义负担120,040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王志强提供证据1.银行交易记录一宗（附：统计表两张）及《委托付款证明》。证明：1.通过银行交易记录显示，王志强共向孙顺义转账109,624,750元，孙顺义向王志强转账37,511,599元，由此可见王志强不仅不欠孙顺义钱，孙顺义还欠王志强72,113,151元。2.王志强向戚某转账五笔，合计591万元，证明戚某欠王志强借款未还，双方存在矛盾。证据2.恒硕公司招商银行（尾号0288）交易记录。证明：恒硕公司与孙顺义及其控股公司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早在2010年3月3日恒硕公司就与孙顺义作为控股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青岛百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有965,000元的业务往来，之后在2011年的7月7日、2013年5月17日，恒硕公司与孙顺义直接又发生了760,000元、159,600元的银行交易往来。证据3.“天眼查”工商登记查询记录3页,证明：1.工商登记平台查询发现国安公司股东分别为刘强、山东国泰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戚某并非国安公司股东，而且国安公司在2007年11月8日就被吊销了营业执照。2.戚某与孙顺义是有密切利益关系的合伙关系，两人共同经营青岛百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其中戚某占股51%、孙顺义占股43%）。证据4.《民事裁定书》。证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证人戚某在本案中为孙顺义申请查封保全王志强3000万元财产提供担保，进一步证明双方存在利害关系。证据5.戚某向孙顺义转账汇款记录2页，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卷宗（戚某提交）。从戚某提交的与孙顺义的银行转账交易记录就能看出双方除了涉案的几笔交易外还存在大量其他经济往来，2014年3月11日、3月12日、3月19日、3月20日、3月21日，戚某向孙顺义账户分别转账200万、200万、60万、70万、70万，共计600万元（该证据原件存于一审卷宗），由此可见孙顺义与戚某之间存在大量且密切的经济往来。孙顺义质证称，对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不应纳入本案二审审查范围。在一审中，王志强可提交也可进行相应答辩，但其已经放弃，因此二审中不能再次提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有银行盖章的王志强账户信息（招商、华夏、民生、工商、建设）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统计表两张，李玉钧的银行记录以及李玉钧的书面委托付款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1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王志强与孙顺义存在本案范围外的其他经济往来，相互之间往来的账目清单以及所涉及的相应金额或者谁欠谁的钱等事实均应当另案查明，王志强所谓孙顺义欠王志强款项的证明内容不真实，戚某与王志强之间是否存在借款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明内容和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中的银行出具时间为2016年，不应纳入本案二审审查范围，与本案所诉争的款项无关。恒硕公司为本案诉讼当事人，相关事实应当由恒硕公司自行澄清。关于恒硕公司与孙顺义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应当另案查明。对证据3，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仅为打印件且不是工商登记机关出具的，对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国安公司实际股东情况以及工商登记情况，该证据无法予以证实。企业法人即使吊销也只是行为受限，但不丧失主体资格。在本案中戚某也提交了国安公司与恒硕公司所签合同的原件，并且该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12月18日，至于戚某与孙顺义是否共同经营其他公司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戚某与孙顺义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5，虽然该证据复印自青岛中院一审卷宗，但其真实性要结合案件情况判断，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诉争的借款事实无关，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当事人之间存在正常经济往来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上述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本案所涉及的第一笔900万元是否偿还，更不能否定本案所涉及的第三笔1600万元系王志强向孙顺义借款并用于支付湛山项目款的事实。对于今天庭审，王志强向法庭出示的全部证据并不属于本案新证据，与本案无关。王志强以其在2000年以后与孙顺义之间所有的银行往来证明其不欠孙顺义款项逻辑错误，所以对王志强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审查认为，对于证据1到证据5，不能直接证明第一笔900万元借款已经偿还，更不能证明王志强已经偿还了孙顺义所有借款，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关于1600万元款项事实认定是否正确；二、900万元借款是否已经还清，一审认定李玉钧代付的900万元还款从1600万元借款中扣除是否正确；三、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关于焦点问题一，对于1600万借款，虽然缺乏书面的借款合同或借条，但是孙顺义对出借款项的交付等相关履行情况提供了证据，并进行了说明。戚某作为当时国安公司授权的湛山项目经办人，其证人证言有法律效力，王志强认为其证人证言不应当采信的理由不能成立。结合戚某的证人证言，综合考虑到孙顺义和恒硕公司之间没有其他法律关系，王志强又是湛山项目开发时的恒硕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而一审中法庭要求恒硕公司和王志强提供湛山项目款项交付情况的相关材料，两方均拒不提供等情况，本院认为目前的证据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孙顺义受王志强指示支付恒硕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协议书》项下的1600万元款项。在借款证据链比较完备的情况下，王志强未证明该款项的支付存在其他事实和法律上的原因，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孙顺义和王志强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拆借，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纯的根据汇款、收款差额，认定双方之间借款是否还清。二审中，王志强提供的账户往来信息等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王志强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借款1600万元的事实存在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焦点问题二，对于900万元的借款事实，双方均没有异议，对案外人李玉钧代为偿还的900万元，是偿还的900万元借款还是1600万元借款，双方存在较大争议。在李玉钧向孙顺义还款之后，王志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笔录中表述欠款中有一笔900万元，还认可该笔借款的存在。王志强主张已经还款的事实与其笔录陈述相矛盾，因此一审法院认为900万元借款没有消灭，将李玉钧900万元还款从1600万元的借款中扣除，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焦点问题三，本案孙顺义起诉的三笔借款，都是发生在孙顺义与王志强之间，一审法院将三笔借款一起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在当事人撤诉后另行起诉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审理原则。根据本案的诉讼标的，由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不违反级别管辖规定。综上，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错误，王志强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志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800元，由王志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东强审判员  王海娜审判员  马 丽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李明明书记员董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