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4民初10919号原告：梁韵銮，女，汉族，1996年1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俊宏，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婉盈，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有源微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一路20号五座首层2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MA4URL508G。法定代表人：简国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慧湾，广东珙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伯慈，广东珙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梁韵銮与被告佛山市有源微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俊宏、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19000元及利息1273.53元（利息自2017年1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75%暂计至本案起诉之日止，19000元×（4.75%/360天）×508天=1273.53元，实际计息至欠款全部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向被告订购众泰汽车（版本：E200，车身颜色：蓝白，内饰：黑）一台，双方签订《新车销售合同》。合同约定：汽车厂方指导价为人民币181800元，补贴后销售总成交价为人民币66800元。成交总价包含上牌相关费用、交强险、商业保险（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保额）。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购车款定金人民币5000元以及余款61800元。原告已足额支付全部购车款项后，被告称因办理相关补贴事项，需原告垫付补贴款人民币18000元，并承诺原告在交车时即全额退还该款项。因此，原告共计向被告支付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84800元。2017年12月17日，被告正式将汽车交付给原告。原告确认被告交付的汽车与《新车销售合同》约定的汽车发动机号、车架号、配件、资料等事项一致后，在《新车交车确定表》签名确认收车。原告收车当天，原告向被告申请退还已垫付的补贴款项人民币18000元，但被告不予退还。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仍无正当理由拒不退还该款项，且被告至今根本无法向原告解释收取该款项的依据。再经查实，汽车销售公司无权向消费者收取任何预付或垫付的补贴费用，因此，被告在经营过程中已涉嫌存在商业欺诈行为。原告已就此事于2018年12月25日委托律师出具《律师函》，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被告于2019年1月4日向原告发送《广东珙桐律师事务所回复函》，称“梁韵銮所垫付的补贴款18000元属于购车款，并非办理补贴的代办费用或者其他服务形式。”，后又称“委托人至今未收到政府下发的补贴。梁韵銮未能收到政府补贴的过错不在于委托人。”，因此被告的陈述自相矛盾，企图混淆字义逃避承担法律责任。根据双方签订的《新车销售合同》，已经约定汽车销售总成交价为人民币66800元，因此原告所垫付的补贴款明显不属于购车款，属于被告超额收取的不当得利款，应予以返还。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查清本案全部事实，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一、被告依约收取18000元购车款，符合《新车销售合同》约定，应予以支持。（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新车销售合同》合法有效。2017年11月5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一份《新车销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订购一台众泰汽车，该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合同》对购车款作了明确约定。《合同》第六条”车型价格及付款方式“约定，“2、厂方指导价：￥181800元。3、补贴后销售总成交价：￥66800元。乙方已知悉甲方垫付广东省、佛山市两级地方补贴。4、总成交价包含：商业险（三者50万）、上牌、交强险8、备注：（手写字）乙方已垫付补贴18000元，该地方补贴预计返还最高不超过18000元，具体以政府实际补贴政策为准。”该《合同》属于格式文本，包含被告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和特别约定的关于车型、价格等手写的非格式条款。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发生冲突时，应当适用非格式条款的约定，对合同进行整体解释。从该《合同》关于补贴款18000元的预设约定和手写补贴款18000元由乙方垫付等内容来看，被告已向原告作了充分的提示说明义务。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家收取的车款包括《合同》约定的“补贴后销售总成交价”66800元和“乙方垫付的（地方）补贴”18000元，合共84800元，“乙方垫付的（地方）补贴”的性质也属于购车款。原告清楚该款项性质后仍予以给付。（三）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购车款79800元后向向上级汽车经销商佛山市泰伊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伊达公司”）支付了相应款项，泰伊达公司向被告交付了汽车，被告再将涉案汽车交付给原告，被告全面履行合同义务。2017年12月10日和13日，被告的简国明分别向泰伊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英泽转账支付了3000元和76800元，合共支付了79800元。可见，被告需向上级经销商、佛山地区的一级经销商泰伊达公司支付79800元才能提车。原告支付的定金5000元用于购买商业险（三者50万）、上牌、交强险等。所有购车款都用到实处。《合同》对购车款的补贴部分的支付情况作明确约定，双方均已依约履行。原告向被告主张应有地方政府发放的补贴，或者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缺乏依据。二、原告应等待地方政府发放的补贴，而非向汽车销售企业主张补贴。根据我国的相关政策，生产和购买新能源汽车能够获得各级政府部门发放的补贴，具体的补贴对象和金额需以国家和地方政策为准；生产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由国家发放到汽车生产厂家；购买新能源汽车后，汽车销售企业将消费者的购车资料统一递交给市发改委，审核通过后，补贴由地方政府按照出台的政策文件发放；消费者或者汽车销售企业需向汽车生产厂家支付全额车款才能提车；消费者支付全部购车款、提车后等待地方政策的补贴落地。例如，2018年12月7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2016年度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项资金安排计划的公示》，将“我省2016年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清算资金分配计划”进行公示，即2016年度的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的资金计划在2018年末才进行公示，截止至今年4月还没有发放到销售终端。原告购买的是2017年度的新能源汽车，该批次的推广应用专项资金还没有落实到销售终端。但是根据《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财建[2016]7号）等文件的精神，国家各级财政部门在2016-2020年度都将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进行适当补贴。所以，原告在2017年购买新能源车在政策的有效期内，地方政府的补贴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地。所以，原告应等待地方政府发放的补贴，而非向汽车销售企业主张补贴18000元。三、原告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缺乏依据，应予以驳回。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等合法根据，因他人财产受到损害而使自己获得的利益。如果一方受益他方受损有法律依据或者合同根据，则不为不当得利。本案中，原告根据《合同》约定转款84800元至被告，该款是原告取得涉案汽车的对价。这表明原告作为款项支付方，是在具备以及确定支付原因的前提下汇入上述款项的，并非无根据的给付。更何况，原告明确被告收到该购车款。原告是主动给付款项的一方，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应由受损方证明受益方的受益没有合法根据，而不应由受益方证明其受益没有合法根据。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给付涉案款项的真正目的，进而无法证明该目的并未达到，也即原告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不当得利所依据的基础事实的存在，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以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综上所述，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返还相应款项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其提出的利息等其他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诉讼中，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被告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拟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新车销售合同。拟证明原告向被告购买涉案汽车，合同约定汽车厂方指导价人民币181800元，补贴后销售总成交价为66800元。3、新车交车确定表。拟证明被告于2017年12月17日将涉案汽车及相关的票据、保单、配件等交付给原告。4、粤Ｘ×××××行驶证、车辆注册登记信息。拟证明涉案车辆在交警部门的登记状况。5、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收据2张。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11月5日向被告支付购车定金5000元，2017年12月14日向被告支付购车款合计80800元，其中，原告认为有19000元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款，被告应予返还。6、广东珙桐律师事务所回复函。拟证明原告经多次催促要求被告退还不当得利款，但被告仍然以政府补贴政策没有实际实施为由拒绝退款。原告认为，该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诉讼中，被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1、企业公示信息（佛山市泰伊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众泰新能源汽车合作授权书。拟证明佛山市泰伊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2017年度的佛山市区域经销商。2、平安银行电子转账凭证；收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网交车确定表。拟证明2017年12月10日和13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简国明分别向泰伊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英泽转账支付了购车款3000元和76800元，合共支付了购车款79800元，泰伊达公司向原告开具了同等金额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向被告交付了汽车。3、关于2016年度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项资金安排计划的公示；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关于做好广东省新能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地方财政补贴工作的通知。拟证明①国家各级财政部门在2016-2020年度都将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进行奖励，具体的补贴对象和金额需以国家和地方政策为准；②2016年度的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的资金计划在2018年末才进行公示，截止至今年4月还没有发放到销售终端。经审查，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新车销售合同》（0000217），约定：“……六、车型价格及付款方式：……2、厂方指导价：￥181800元。3、补贴后销售总成交价：小写：￥66800元……乙方已知悉甲方垫付广东省、佛山市两级地方补贴。4、总成交价包含：商业保险（三者50万）、上牌、交强险……5、甲方同意预付车款定金￥5000元待交齐余款￥61800后甲方为其办理上牌手续，乙方应在三天内交齐余款，否则甲方有权处理此车……8、备注：乙方已垫付补贴18000元，该地方补贴预计返还最高不超过18000元，具体以政府实际补贴政策为准……”。2017年11月5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购买众泰E200黑橙定金5000元。2017年12月14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购买众泰E200车款80800元。2017年12月15日，上述车辆办理注册登记，登记于原告名下。2017年12月17日，被告向原告交车。另查明，庭审中，原告则陈述：对于1000元，当时销售人员称是办理销售补贴的手续费，其他的没有异议。汽车的指导价是181800元，实际成交价66800元，因此政府的补贴为115000元，因此被告称需要垫付补贴18000元，另外加手续费1000元，才能有销售补贴，其中在交易成功后会退还18000元。1000元不仅仅包括办理交强险和上牌的手续费，也包含办理销售补贴的手续费。原告垫付的18000元，当时被告口头说交车的时候可以退还。在被告交车后，被告没有退还18000元，当时我方还是想履行合同，不想解除，因此还是继续上牌。被告陈述：涉案车辆的全款，按照合同应该是84800元。根据合同第六条第三款，补贴后总成交价66800元，其中包含定金5000元和代交齐余款61800元及根据合同第六条第八款备注“乙方已垫付补贴18000元”，双方还有口头约定1000元是办理交强险和上牌的手续费。66800+18000+1000=85800元。垫付的18000元是由政府按照政策的规定向购车者补贴，补贴的时间由国家另行规定，补贴的金额由政策根据购车者的相关条件及使用车辆的情况而定。在合同的第六条第八款约定，具体以政府实际补贴政策为准。根据销售经验，2016年的补贴在2018年12月，省发改委公布了每个城市的补贴金额，但是具体的金额还没有发放到市一级单位，2017年的补贴预计在2019年年底公布，具体发放的时间没有准确的说法。原告陈述我方在交车的时候退还18000元不属实。按照以往经验，新能源汽车补贴是由佛山市发改委政府部门根据省发改委的文件，发放到泰伊达公司后再发放到下一级网点，然后再发给原告。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符合以下要件：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一方获益无法律依据；三、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原告诉请被告返还相关款项及利息。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知，被告取得相关款项是基于案涉合同的约定，因此具备受益的法律上的原因，案涉合同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亦依法成立，亦未被依法撤销或解除。因此，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被告返还相关款项及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依案涉合同约定是否应返还相关款项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则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韵銮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9元，由原告梁韵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 波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吕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