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91民初1881号原告：云婴（厦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高崎南五路航空商务广场7号楼405单元之一。法定代表人：穆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聪，北京四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农投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仙。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琼英，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鸿，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云婴（厦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农投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聪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琼英、周晓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签署的《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2.被告返还原告保证金10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京东等需求方开展供货合作，对资金周转存在需求，遂与被告于2018年1月5日签订了《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双方约定由被告依据原告与需求方签订的合同为基础，向原告提供保理服务，合同约定原告应当支付保证金20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先行支付了保证金100万元，但后续未能与京东等需货方订立供货合同，原告认为在短期内无法达成合同签订的目的，遂与被告协商于2018年7月30日终止保理合同。保理解除前，原被告之间未发生保理业务的实际交易，被告无任何资金支出。并且，原被告商谈保证金退还事宜。被告同意解除原保理合同时，告知被告要按利息受益扣除保证金95万余元，且在短期内如果原告不同意，将扣除全部保证金，如果原告同意扣除并签署《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则原告同意退还25万元保证金，情急之下，原告为避免进一步损失的扩大，签署了该协议。事后原告经核算，原告认为原《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存续期间内，虽因原告原因请求终止合作，但双方并未发生实际的资金往来，被告从未垫付任何一笔资金，原告亦没有为被告造成任何资金损失。从保理合同来讲，原告应当依据实际发生的保付代理业务支出的资金来履行偿付代理费用及约定费用的义务，而本案并未发生保理业务；从保理本身属于一种代付款借贷关系来讲，被告保理合同存续期间从未支出任何一笔保理款项的前提下，其收取保理费用记收利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据此，被告与原告后续签署的《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无论从保理业务角度还是民间借贷来说，约定原告应支付费用均缺乏事实与合同依据，签署该合同严重显失公平，并且属于原告法人不了解保理业务规则而存在重大误解的前提下签署。为维护原告方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1.被告不同意原告陈述“双方约定由被告依据原告与需求方签订的合同为基础，向原告提供保理服务”，双方于《国内商业保理合同》中有详细约定，明确记录“卖方及卖方的合作方因其合作的商业购销项目（以下简称商业购销项目）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向保理商申请要求保理商随时准备2000万元作为应收账款融资额度的资金以供上述商品购销项目不时之需，卖方及卖方的合作方自愿共同承诺并保证”条款，双方合同和保证金是以原告的不确定业务要求为基础，并非如原告所述。2.原告陈述“原告先行支付了保证金100万元”不实，根据合同原告总共支付了80万元，由原告对公转至被告原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后因被告合规性要求由原告在双方签订《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时，由原告重新以违约金的形式支付至被告对公账户，如果是原告“情急之下，原告为避免进一步损失的扩大，签署了该协议”，原告完全可以在被告合规性要求的同时，或不予或拖延支付至被告对公账户，但原告并未这样做。因此，原告所述不实。3.被告与原告签署《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提前解除合作协议书》等合同以来，由于履行合同对被告造成了实际的经济损失。根据商业保理公司的经营实质，其经营业务具有定向性，并且在供应链经营过程中，如果债务人不履行付款义务，那么保理公司因为没有抵押而产生巨大风险，保理公司在业务经营过程中为打通资金渠道，需要承担除不能回款的风险外，还需要支付巨大的金融渠道、沟通成本、企业经营及人力资源成本、代付资金额度的资金成本，一旦融资资金额度不到位，还面临违约追索。原告在单方承诺和要求被告无论其与京东公司合作是否达成，均要求被告准备2000万元的资金额度，在额度被占用后又以自己对业务估计过好，要求单方终止保理合同，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对被告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根据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原告为了减少支付赔偿金，与被告商谈达成新的商业保理合同，在被告同意减免赔偿金并作出谅解之后，原告至今就新的保理合同未开展业务，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为了减少支付违约损失而恶意进行磋商，恶意占用被告的资源和资源额度，导致被告的损失扩大，为此被告将另寻法律途径解决。4.被告与原告签署的《提前解除合作协议书》中第四条明确记录“双方不得就原合同存续期间所产生的任何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价款、滞纳金、违约金、赔偿金等其他债权债务等）提起仲裁、诉讼、申诉、信访；否则，视为根本性违约，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赔偿100万元整”。原告违背了上述条款，请求法院支持原《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判决原告支付违约金100万元。5.案外人杨辉是提前解除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也是保理合同合作方，更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应当追加杨辉为本案原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原告根本性违约，支付被告违约金100万元，并承担本次诉讼全部费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8年1月15日，原告与杨辉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商品购销项目，以原告的名义对外签约，杨辉负责建立并维护商品的采购渠道和销售渠道，由杨辉负责完成与商品购销相关的全部业务；合作项目的全部收入由原告收取后再按照约定进行利润分配。2.2018年1月15日，原告、被告与杨辉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提供保理服务，原告及杨辉因其合作的商品购销项目发展的不确定性向被告申请要求被告随时准备2000万元整作为应收账款融资额度的资金以供上述商品购销项目不时之需，原告及杨辉自愿共同承诺并保证：（1）每年向被告申请的应收账款融资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2）若由于原告及杨辉的合作方未能确认应收账款等任何原因造成被告未能给付保理首付款和保理首付款给付不足的情况，均由原告及原告的合作方承担承诺责任，即是每年向被告支付的保理首付款使用费（指被告因支付保理首付款而收取的资金占用费用）最低额不低于360万元；（3）原告及杨辉应在本合同签订后向被告支付业务保证金200万元，第一次应于2018年3月31日前支付80万元，2018年4月30日前支付120万元，如未按时足额向被告支付保理首付款使用费的，或者买方退货、换货等影响已受让应收账款回收的，被告有权直接从保证金中扣除上述未付保理首付款使用费或受影响的应收账款对应的金额；（4）违约责任：原告未按本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保证金的，构成原告根本违约，被告有权要求原告赔偿给被告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和追索债权与从属权利而发生的费用。3.2018年3月20日，杨辉向原告、被告出具《承诺函》，承诺并保证：（1）无论本人与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是否能够达成，均不会影响本人与原告、被告的合作，本人承诺分别于2018年3月31日前和2018年4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业务保证金200万元（每次100万元），并由原告在2018年4月30日前向被告支付业务保证金200万元；本业务保证金用于本人未按时足额向被告支付含保理首付款使用费、本承诺函第2条约定的所有费用，或者买方退货、换货等影响以受让应收账款回收的费用等全部费用，或其他任何由于原告和杨辉及杨辉的合作方造成的任何费用，被告有权直接从保证金中扣除对应的金额；（2）若由于本人业务未能开展、未能确认应收账款等任何原因造成被告未能给付保理首付款和保理首付款给付不足造成被告的收益不足，均由本人承担承诺收益责任，即是每年向被告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理首付款使用费或资金使用承诺费）最低额不低于360万元。4.2018年4月3日，原告向辛海军转账10万元，备注为“借款”。辛海军于当日向原告转账5万元。2018年4月11日，原告再向辛海军转账148000元，备注为“借款”。原告主张其向辛海军转账的上述款项共计198000元系其向被告交纳的部分业务保证金，被告对此予以否认，主张原告向辛海军的转账款项并非向被告支付的业务保证金。5.2018年4月20日，原告向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陈勇账户转账支付了上述合同项下的业务保证金80万元。6.2018年6月19日，原告与杨辉共同向被告提交申请，主要内容为：杨辉通过原告与被告签订供应链商业保理合同并建立合作关系，拟通过被告承接2018年3月31日至2019年3月30日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业务。但截至6月10日，实际经营主体杨辉通过原告与京东的合作关系未能全部签署完毕，京东答复合同正在走审核程序，截止目前和京东也未产生任何订单交易，同时被告一再敦促杨辉及原告履行未足额交纳的保证金及已签署合同的违约金和开展业务。杨辉及原告多次收到催促函。但由于本合同实际经营主体是杨辉，且当前无力履行该合同，也愿意承担部分相应的合同责任及承诺责任，杨辉及原告希望与被告协商中止合作关系，同时请求不要追加原告的相关责任。7.2018年7月9日，原告与杨辉再次向被告出具函件，主要内容为：双方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后，我方要求贵方准备资金等完成我方业务事项，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我方在支付了部分保证金后，由于对业务预计过好，而实际情况却是业务一直未能落实，所以我方单方面停止履行协议，为对方造成了损失，截止收到贵方邮件，我方愿意一次性承担50万元的赔偿金。近期我方由于京东公司和山东潍坊百货公司采购订单和供销合同已经签订，因此我方希望能恢复合作，同时我方建议：（1）在继续合作的基础上减免我们上述违约金及应付费用至50万元（即我方愿意为前期保理协议为贵方带来的损失总额为50万元），直接在我方保证金账户扣除；（2）缩减保理合作额度至500万元，我方保证金比例10%不变化；（3）贵我双方可以重新就山东潍坊项目签订合作协议和保理合同，我方承诺严格履行新的合作协议和保理合同。8.2018年7月18日，原告、杨辉与被告签订《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由于原告及杨辉100%的原因致使双方于2018年1月15日签订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原告及杨辉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并达成以下协议：（1）原《国内商业保理合同》自2018年7月30日解除，自解除之日起原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终止；（2）截止2018年6月30日，经双方核对，原合同中原告及杨辉应支付给被告的全部费用为959054.4元，应在原告及杨辉向被告交纳的业务保证金中扣除，原告及杨辉自愿全部承担。同时由于2018年7月10日原告及杨辉向被告提出延续合作的需求及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否减免部分费用的建议，经双方认真研究，认为在本协议之附件《谅解书》签订的基础上，双方一致同意将上述费用959054.4元减免至75万元并一次性扣除，若《谅解书》未能生效，则原告及杨辉必须在2018年9月1日前向被告支付上述费用差额部分即209054.4元；（3）被告在收到上述全部费用后，双方因协议存续期间及提前终止本协议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4）原合同中约定的未交纳的保证金部分，在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确认不再需要交纳；（5）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之日，原《国内商业保理合同》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6）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双方不得就原合同存续期间所产生的任何事宜提起仲裁、诉讼、申诉、信访，否则视为根本性违约，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赔偿100万元。9.2018年7月18日，原告、杨辉与被告签订了作为《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附件的《谅解书》，约定：（1）本谅解协议书签订的前提是原告及杨辉承诺于2018年8月15日前与新的合作伙伴国有独资商品超市企业签定被告认可的商品供销协议，同时双方重新签订合作协议及保理协议，在此前提下本谅解书生效；（2）关于新的合作协议中，双方主体条款约定如下：首期合作额度为500万元，延续双方合作中约定的保证金比例为10%，即原告及杨辉应交纳的保证金总数为50万元，合作期限一年；由于原告及杨辉暂时性财务短缺，被告同意原告部分保证金25万元可以延缓于2018年12月31日前交纳，其余保证金25万元由双方于2018年1月15日签订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交纳的保证金在执行双方《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后的剩余部分直接转入，如仍有不足部分，在签定新的合作协议时补足；双方新的合作协议签约时限为2018年8月15日前。10.2018年8月7日，被告时任法定代表人陈勇账户向原告转账80万元，并注明“退回保证金”。同日，原告向被告分别转账749900元和100元，并分别备注“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中应交款项75万元”和“合同违约费用”。同日，原告向被告转账5万元，并备注“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中约定的新业务保证金”。11.2018年9月1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被告为原告提供含保理融资在内的各项保理服务，初期保理融资合作额度为500万元，原告应交纳的保证金总数为50万元，合作期限一年，第一阶段部分保证金25万元在签订本协议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缴纳，剩余保证金25万元可以延缓于2018年12月31日交纳。同日，原告、杨辉与被告签订了《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保理服务，应收账款融资额度为500万元，原告应向被告支付业务保证金50万元（第一次应于2018年9月20日前支付25万元，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25万元）。12.本案诉讼过程中，案外人杨辉向本院出具声明表示其同意撤销《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并明确表示放弃原告与被告之间保证金部分的权利。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否可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或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原告主张涉案《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合同因涉及欺诈、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而构成可撤销合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对其主张的可撤销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现有证据是否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可撤销事由，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从《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的协商过程来看，解除《国内保理合同》的意思表示是由原告及杨辉基于其无力履行合同而主动提出，明确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并主动要求减免其违约金及应付费用至50万元及重新签订新的保理合同，在此基础上原告、杨辉及被告签订了《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上述订立合同的过程并未显示有重大误解或被告采取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原告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的情形。其次，原告主张被告并无任何损失从而认为向被告支付75万元的条款显失公平。原告、杨辉与被告签订首份《国内保理合同》后本应依约履行，后因原告及杨辉的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原告、杨辉作为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根据合同违约责任的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各方在《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共同确认原告及杨辉应向被告支付75万元，是原告及杨辉对其应承担责任的自认，且被告主张的其为了履行2000万元的资金额度而产生的资金使用费、资金承诺费以及进行资金渠道的开发而产生的经营成本等损失亦具有合理性，原告主张其支付75万元费用的条款显失公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定。再次，《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已履行了支付75万元的义务，且重新签订了新的《国内保理合同》，可见原告以其履行行为再次确认了该协议书的效力。由此可见，各方为解决因原告、杨辉无力履行《国内保理合同》问题而签订《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既符合当时的客观背景，又体现了订立合同时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签订协议后的履行行为亦可进一步佐证该协议书并未违背其真实意思，应为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应受该协议书的约束。原告未对其提出的可撤销理由提出有效证据证明，本院对其撤销《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返还保证金100万元的诉请。双方均确认原告已向被告支付保证金80万元，根据《提前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其中75万元已作为因原告提前解除合同而应向被告支付的费用，剩余5万元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谅解书》的约定，已转为新的《国内保理合同》项下的部分保证金，原告主张返还上述8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其向辛海军支付的198000元为其向被告支付的保证金，因原告转款时其已明确备注为“借款”，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辛海军有权代表被告收取涉案保理合同项下的保证金，故原告主张该笔款项为被告收取的保证金，本院不予认定。即使该笔款项为被告收取的保证金，根据《谅解书》的约定，该笔款项亦应转为新的《国内保理合同》项下的部分保证金，其返还条件并未成就。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返还保证金100万元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被告在答辩意见中提出原告应赔偿被告100万元，因被告并未在本案中提起反诉，该项主张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被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云婴（厦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 艳人民陪审员  王玲娟人民陪审员  李勇章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颜湘梅书记员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