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804民初422号 原告：闫景瑜，男，出生，汉族，住广西贵港市港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中正，广西齐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陆庆恩，男，出生，汉族，住广西贵港市覃塘区。 被告：陆映超，男，1979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贵港市覃塘区。 被告：陈泽流，男，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建芳，广西骏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卓，广西骏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闫景瑜与被告陆庆恩、陆映超、陈泽流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于同年5月4日依法裁定转入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景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红、被告陆庆恩、陆映超、陈泽流均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8月13日，本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判决，在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12月28日裁定，撤销本院（2018）桂0804民初66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受理后，于2019年4月23日、同年5月23日先后二次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闫景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中正，被告陆庆恩，被告陈泽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建芳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陆映超第一次庭审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闫景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的合伙关系；2.被告陆庆恩、陆映超向原告返还合伙投资款18.29万元，并给付合伙财产盈余分配12.97万元。在重审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被告陆庆恩、陆映超连带退还原告投资款91006元。 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原、被告合伙关系事实清楚。原告的父亲闫启孟与三被告于2014年7月1日签订《养殖合股合同协议》，协议约定四合伙人合伙承包经营“贵港市覃塘区旺隆生态养殖场”，承包期限自2014年4月至2020年4月，共6年，每年租金5万元。对于股份约定：分为A、B两股，被告陆庆恩与陆映超为A股，占60%的股份，原告闫景瑜与被告陈泽流为B股，占40%的股份。各合伙人的分工职责为，陆庆恩负责出纳，陆映超负责会计，陈泽流负责养殖技术及鱼塘管理。同时约定聘任陈泽流为鱼塘管理员，包吃包住，每月工资3000元，但需长期居住在鱼塘。 二、本案原告实缴投资款为182900元，金额明确，事实清楚。2014年8月至2015年6月间，闫启孟分三次向出纳陆庆恩实缴投资款15万元，2015年12月12日廖礼英向会计陆映超缴纳办理鱼塘补贴的费用10000元，经合伙人合意转为投资款，另外原告代合伙体支付欠工人廖某工资10000多元，以及原告代为支付鱼饲料款共计22900元，合伙人一致同意将该款转为原告的投资款，故原告共实缴投资款为182900元。 三、被告陆庆恩、陆映超驱赶陈泽流的行为严重破坏合伙人之间的和谐信任，原告无法继续与被告陆庆恩、陆映超共同经营鱼塘。原告系基于对陈泽流的养殖技术和鱼塘管理水平的信任才与被告合伙经营本案养殖场。2017年7月，被告陆映超、陆庆恩未经合伙人共同商议，强制驱赶陈泽流离开养殖场，破坏了合伙人之间的和谐信任，原告随即向该两被告提出解除合伙关系，且不再参与养殖场的经营管理。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被告陆映超、陆庆恩的行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的约定，致使合伙经营养殖场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原告请求解除与三被告的合伙关系。 四、被告陆庆恩、陆映超应连带退还原告投资款91006元。本案中原告与三被告于2016年4月10日进行过一次结算，虽后未再行结算，但该养殖场在此之后并无其他开支，以及在2017年7月陈泽流被赶走后，原告已向被告陆映超提出解除合伙关系，并不再参与鱼塘的任何管理和投入，所以本案依据当事人于2016年4月10日的结算单及此后的开支和收入情况即可完成清算。 要查明案件事实首先需要对2016年4月10日的结算单进行正确的解读。因四位合伙人不具备专业的财务知识以及对一些专业名词理解错误，从而导致该结算单结算结果出现明显错误。表现在：1.专用名词错误，将“总开支”误写为“总投资”；2.计算方法错误，在没有核实每位合伙人是否按比例足额出资的前提下，简单的用总开支减去总收入再减去固定资产8万元就得出最终的亏损额为220788元（结算单中误写为220787元）。根据该结算单记载的事实，采用正确的计算方法，可以确定以下事实：1.闫景瑜的实际出资额为172900元+10000元=182900元。2.陈泽流的技术出资按20%份额计算。3.陆庆恩和陆映超的实际出资额为1489600元（总开支）+19027元（陈泽流住院领取）+34710元（闫景瑜已领取的利润）-1188812元（总收入）-182900元（闫景瑜的实际出资额）=171625元。4.合伙体的债权为：8万元的固定资产经过一年的合伙后折旧2万元，一年后为陆映超个人经营，余值6万元视为合伙体对陆映超享有的债权+19027元（陈泽流住院领取）=79027元。5.合伙体的债务为：111000元（从2014年7月至2017年9月共37个月的工资）+50000元（应付2017年鱼塘租金）=161000元。6.合伙体未分配收入：90327.8元+69600元=159927.8元（注：2016年4月10日至2017年7月陈泽流被赶出后，合伙体没有开支，期间有卖鱼收入90327.8元。2017年7月至2017年10月陆映超、陆庆恩卖鱼收入69600元）。7.净资产的计算：因陆庆恩与陆映超的实际出资额为171625元，比闫景瑜的实际出资还少，以闫景瑜的实际出资182900元为标准，按约定比例计算，陆庆恩和陆映超应出资额为548700元，减去其实际出资171625元，尚应补足出资377075元，合伙体的剩余净资产为377075元+159927.8元（未分配的卖鱼收入）+79027元（合伙体的债权）-161000元（合伙体的债务）=455029.8元。8.各合伙人根据约定比例对合伙体的净资产进行分配：陆庆恩和陆映超应分配455029.8元×60%=273018元；闫景瑜应分配455029.8元×20%=91006元；陈泽流应分得91006元。陈泽流除应分得净资产91006元，还享有合伙体的债权111000元（工资），对合伙体应承担债务19027元（其住院领取），因此陈泽流应分配金额为：91006元+111000元-19027元=182979元。陆庆恩和陆映超需要补足出资额377075元、退回未分配的收入159927.8元及偿还合伙体的债权60000元，因此二人经结算应退回合伙体323984.8元。退回的该款支付闫景瑜91006元，支付陈泽流182979元，余款50000元用于支付欠付2017年的鱼塘租金。综上所述，陆庆恩、陆映超的行为已破坏双方的信任基础，无继续合伙的必要。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陆庆恩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原、被告的总投资额共1489600元（不算人工），总收入1188812元，另有开支88615元（不算人工）及饲料款20000元未计算。原告称未清算过账目，若未清算怎么会有这些账目。陆庆恩收到原告的投资款是150000元以及原告代支付给廖某的人工钱及其他开支共22900元，该款同意转为原告的投资款，即原告的投资款为172900元。原告曾在陆庆恩处领取了34710元，该款原告至今尚未还给陆庆恩。原、被告合伙经营的鱼塘是亏本的，而且陆庆恩已经于2016年6月26日退伙，陆庆恩退伙时原告及陆映超、陈泽流都是同意的且签有协议，退伙后原告及陆映超、陈泽流所欠陆庆恩的塘租还未支付。另外，陆庆恩在2016年4月10日结算后还开支88615元。陆庆恩与陈泽流一样对合伙事务付出劳动，为何原告只算陈泽流的工资而不算陆庆恩的工资。因此，陆庆恩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陆映超在原审辩称，陆映超与陆庆恩的答辩意见一致，另外补充：自陆庆恩退伙后，鱼塘的所有投资，包括鱼苗、饲料、人工和鱼塘租金都是陆映超一个人负责，这两年多来原告从未主动和陆映超协商养鱼的一切事宜。因陆映超不懂养鱼技术，所以造成鱼塘亏损大概54万元，如果原告要求陆映超赔偿其任何经济损失，那原告应先支付陆映超亏损的54万元的40％。重审中辩称，其不同意承担亏损责任，不同意退钱给原告，因其与闫景瑜、陈泽流一直在合伙经营，没有散伙，2017年以后合伙的开支都是其负责开支的，每年大约亏损20万元，如果散伙，要求闫景瑜、陈泽流一起承担亏损责任。 被告陈泽流辩称，陈泽流也是受害者，不明白为何会成了被告。其同意原告提出的第一个诉讼请求，即解除原、被告的合伙关系，因为陈泽流后来被陆映超赶出鱼塘，双方已丧失和谐信任的基础。原告要求陆庆恩、陆映超返还合伙投资款并给付合伙盈余财产也是对的，但是有些数额需要原告和陆映超、陆庆恩核对。合伙体欠陈泽流的工资应该是38个月共114000元，欠陈泽流的伙食补助为600元／月×14个月=8400元，共欠陈泽流工资和伙食122400元，该笔欠款应当计入合伙体的债务。经过计算，在被告陆庆恩、陆映超补足出资额377075元后，应分给原告的是88725.96元，应分给陈泽流的是88725.96元，加上支付欠陈泽流的122400元工资和伙食费用，再减去陈泽流借支的19027元，最终合计为182979元。此外，陆映超所述完全不是事实。 当事人围绕其陈述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原告提交证据： 1.电脑咨询单原件1份，欲证明原、被告共同合伙经营“贵港市覃塘区旺隆生态养殖场”； 2.《养殖合股合同协议》复印件1份，欲证明原告父亲闫启孟与三被告于2014年7月1日以合伙的方式共同经营旺隆生态养殖场； 3.《证明》原件2份、《放弃继承声明书》原件2份、《赠与声明书》原件1份，欲证明原告父亲闫启孟已去世，原告系闫启孟合法继承人； 4.收条原件4份、账目记录复印件1张、结婚证原件1本，欲证明在合伙期间，陆庆恩、陆映超陆续收到原告、闫启孟及闫启孟妻子廖礼英的投资款共18.29万元； 5.销售鱼款记账本（2015年2月-2016年3月31日），欲证明2015年2月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合伙收入共1188812元； 6.陈泽流所作的记账本（2016年7月1日-2017年7月），欲证明在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期间共卖得鱼款90327.8元； 7.光盘中的通话录音1份，欲证明2017年8月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陆庆恩、陆映超私自卖鱼共得69600元； 8.相片2张、光盘中的视频1份，欲证明2017年11月2日，合伙经营的鱼塘剩余价值10万元的鱼款； 9.提货单，欲证明合伙期间购买鱼料共64万元； 10.证人廖某的证言，欲证明证人之前在案涉鱼塘工作，鱼塘共欠证人22900元工资，该工资由原告支付，因此该工资算是原告再次投入合伙的资金。 被告陆庆恩提交证据： 1.2016年4月10日的结算记录1张，欲证明鱼塘至2016年4月10日止的结算情况； 2．截止2016年6月4日鱼塘收支情况记录1张，欲证明从合伙开始至2016年6月4日止，原告在陆庆恩处领取了34710元、陈泽流住院期间花费了19027元及鱼塘在2016年4月10日至2016年6月4日的开支情况； 3.协议书原件1份，欲证明鱼塘的养殖补贴与陆庆恩无关； 4.协议原件1份，欲证明陆庆恩已于2016年6月26日退伙，其股份已转让给陆映超； 5.《养殖合股合同协议》原件1份，欲证明合伙人的股份分配情况； 6.2016年6月份开支记录原件一份，欲证明陆庆恩2016年6月份支付合伙体债务88785元。 被告陆映超、陈泽流无证据向本院提交。 本院经开庭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1、2、4中收款人为陆庆恩的3份收条及账目记录、5、9、10。被告提交的证据3、4、5），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3，该组证据的各份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该组证据中收款人为陆映超的收条，虽然被告陆映超对此无异议，但是该款系陆映超和原告用于办理合作社补贴的手续费用，而陆庆恩否认该补贴与合伙事务有关，且原告未能提供其他充分证据予以佐证该款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而该组证据中的结婚证系职权部门核发的，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证据6，记账人陈泽流对此无异议，陆映超对此亦认可，因此可以客观反映案件事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证据7，与原告通话的陆映超对通话内容无异议，陈泽流对此亦无异议，故可确认原告欲证明的在2017年8月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卖鱼共得69600元的事实，但原告对欲证明的其他问题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原告欲证明的其他问题不予确认；证据8，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对此不予确认。 对被告陆庆恩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原、被告均在该记录本上签字、按手印，表示原、被告均已知晓并认可该结算结果，原告对此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2，其中证实原告在陆庆恩处领取了34710元、陈泽流住院期间从陆庆恩手上支取了19027元的事实，庭审中原告及陈泽流均认可，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被告陆庆恩主张该证据证实自2016年4月10日至2016年6月4日其为合伙体开支88615元，原告及被告陈泽流认可该支出金额，但认为其中有约4吨饲料约价值17000元系之前购买已经付了款，故应扣减17000元，余下的才是陆庆恩的实际开支，陆庆恩不同意扣减，坚持该笔开支系2016年4月10日之后的开支，原告及被告陈泽流无法提供证据证实4吨饲料约价值17000元系之前购买已经付了款，不予采信，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对证据6，被告陆庆恩主张该证据证实自2016年4月10日至2016年6月其为合伙体开支88785元，原告及被告陈泽流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与证据2中的开支系重复，且原告及被告陈泽流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综合本院确认的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闫启孟与廖礼英系夫妻关系，闫启孟与原告闫景瑜系父子关系。贵港市覃塘区旺隆生态养殖场于2013年9月11日登记成立，经济性质为个人经营（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被告陆映超，事实上系个人合伙。2014年7月1日，闫启孟与被告陆庆恩、陆映超、陈泽流签订《养殖合股合同协议》，约定的部分内容为：一、樟竹村石灰鱼塘，现归回旺隆生态养殖场承包。承包期从2014年4月至2020年4月，租金5万元/年；二、股份分配，A股陆庆恩、陆映超，占股份资金60％，B股陈泽流、闫启孟，占股份资金40％；三、股东职责，陆庆恩负责出纳工作，包括日常现金支出。陆映超负责会计工作，包括日常的核算、监督工作。陈泽流负责鱼塘的养殖技术输出、管理；四、现聘任陈泽流为鱼塘技术管理员，须长住在鱼塘处（樟竹鱼塘），包吃住，工资3000元/月，工资款项属于鱼塘实际成本支出；五、股东应自觉遵守所订股东协议，如须退股应征得各股东的同意，方可退股。《养殖合股合同协议》记载养殖场地为贵港市覃塘区石卡镇樟竹村旺隆生态养殖场。合同第四条约定包吃，但合同中没有明确伙食费，庭审中各合伙人均认可合伙体每月付600元伙食费给陈泽流。庭审中，各合伙人一致确认陈泽流占20%的股份，其所占的股份以技术入股，不需另外出资。签订协议后，闫启孟分三次共向陆庆恩交付合伙投资款15万元，其中2014年8月11日交付50000元，同年11月18日交付50000元，同年12月16日交付50000元。截止2014年12月29日，合伙体共支出725771元，期间没有收入，全部为股份投资款。同时在合伙经营期间，贵港市覃塘区旺隆生态养殖场曾雇请廖某（系原告闫景瑜的舅舅）从事喂鱼工作，后该养殖场欠廖某工资1万多元未付，因闫启孟系廖某姐夫，故廖某在其应得工资基础上另外自己再拿出一部分，合计22900元支付了购买一车的鱼饲料款，以此作为闫启孟新的合伙投资款，而廖某的工资则因此视为已支付完毕。原告的总出资额为172900元。除了原告出资的部分，余下部分则是陆庆恩出资，陆映超没有出资，即A股应出资的部分全部为陆庆恩所出。2015年7月20日，闫启孟因病去世，同年12月12日，廖礼英付给陆映超1万元作为办理合作社补贴的手续费。2015年2月份，合伙体第一次卖鱼有收入。在之后的卖鱼收入中，陆庆恩分多次领回其大部分投资款。 2016年4月10日，原、被告四人经过清算，结果为：总开支1489600元（包括闫景瑜投入172900元），总收入1188812元，总亏款220787元（其中包括80000元固定资产，按20000元每年计算折旧，4年折旧完毕，由经营者承担），原、被告四人均在核算记录本上签名、按手印进行确认。上述80000元剩余资产价值在结算时是作为财产计入收入账上计算盈亏额。此后原、被告未再对合伙经营期间的财产投入、支出、收益、债权、债务等财务状况进行清算。被告陆庆恩自2016年4月10日结算后至2016年6月4日其为合伙体开支88615元。 另查明，2016年6月26日，陆映超、闫景瑜、陈泽流签订一份《协议》，协议内容为：1、现因陆庆恩个人事务繁忙，想退出养殖股份并且同意将其本人30％股份转给陆映超经营；2、陆映超欠陆庆恩9万元在每次卖鱼由陈泽流、闫景瑜督促陆映超分得6成分批按比例还给陆庆恩，直到还清为止；3、今后鱼塘地租由陆映超、闫景瑜、陈泽流在每年农历二月二十日前交由陆庆恩转交给农户，鱼塘塘租在每年4月5日前交由陆庆恩转交给陆家志，陆锡林。陆映超在协议落款“欠款人”处签名，陈泽流、闫景瑜则在“当事保证人”处签名。之后，被告陆庆恩退出合伙体，不再参与合伙体的经营管理，只是在陈泽流、闫景瑜、陆映超新的合伙体卖鱼时通知其到场，其到场的目的系根据退伙协议收取陆映超从中分得的鱼款返还给其的欠款。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合伙体共卖鱼得款90327.8元，2017年8月至2017年10月合伙体共卖鱼得款69600元，上述款项系被告陆映超收执，陆映超从中支付了2017年度的鱼塘租金50000元。该段时间，合伙体对外债务有尚欠陈泽流的工资及伙食补助57500元，种植鱼草土地租金3500元。 2016年7月至2017年9月间，旺隆生态养殖场由陆映超、闫景瑜、陈泽流合伙经营，平时主要是陆映超与陈泽流经营管理，陆映超负责鱼塘养殖的收支情况（会计和出纳），原告也协助算数、记账。卖鱼时就通知原告到场，在该段时间内，原告及陈泽流均没有投入资金，陆映超负责开支，但其称没有做记录，故该段时间合伙体的收支不详，盈亏无法确定。在该段合伙经营期间，陆映超与陈泽流、闫景瑜因各种原因逐渐产生矛盾，到了2017年矛盾开始加剧，特别是陆映超与陈泽流之间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甚至发生了打架的事件，当时陈泽流也曾打电话报警，当地派出所也曾出警处理，也无法调和双方的矛盾，陈泽流被迫于2017年9月离开该养殖场，自2017年10月起不再参与合伙经营的鱼塘的经营管理，原告也自2017年10月起不再参与经营管理，双方没有对合伙经营的鱼塘收支进行清算。之后，原合伙经营的鱼塘由陆映超独自经营、管理，购买饲料、聘请人工、卖鱼等均系陆映超负责。 再查明，原、被告在合伙经营鱼塘期间，陈泽流曾因生病住院从合伙体借支19027元，原告闫景瑜也支取34710元 ，该两笔款均系从陆庆恩保管的合伙财产中由陆庆恩支付，至今尚未偿还，也未计算入2016年4月10日结算的收支亏损中。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合伙成员各自的出资额是多少？合伙成员间谁没有足额出资？2.原、被告的合伙关系是否已构成事实散伙？如构成，则事实散伙的时间？如尚未散伙，应否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3.合伙体的财产情况及债权债务情况？4.原告请求被告陆庆恩、陆映超连带退还合伙投资款91006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原告父亲闫启孟与被告陆庆恩、陆映超、陈泽流签订的《养殖合股合同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经各合伙人在协议上签名后即已生效。闫启孟去世后，其子即原告代为履行合伙协议的权利义务，其他合伙人即三被告也无异议，确认原告为本案合伙协议的继任合伙人。根据民法通则和合伙企业法的精神，合伙经营应由各合伙人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成立后，各合伙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及其他经营管理的义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合伙成员各自的出资额是多少，合伙成员间谁没有足额出资的问题。 根据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四个合伙人的股份分为A股与B股，其中陆庆恩、陆映超为A股，占60%的股份，闫景瑜、陈泽流为B股，占40%的股份。但该协议没有约定各合伙人或A股与B股的具体出资额，也没有确定以谁的出资额为基数。在诉讼过程中各合伙人均认可当时口头约定按股份比例出资，但又认可陈泽流以技术入股，不需实际投入资金，则该20%的现金出资额出现空缺，空缺的20%按协议约定的股份比例由A股的60%股份与B股的20%股份按比例分担，则本案正确的现金出资比例为A股75%，B股25%（闫景瑜应出资额为总出资额的25%，陈泽流现金应出资额为零），即应以上述比例确定各自的出资额。本案原告的出资额为172900元，各被告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另有10000元交给被告陆映超用于办理养殖场补贴，该款应当认定为其投资款，但被告陆庆恩不予认可，且没有其他充分的证据证实，不予采信。上述出资额中的15万元为2014年12月前的出资，根据陆庆恩记录本的合伙开支记录，截止2014年12月29日止的总开支为725771元，因为截止该日，合伙体尚未有收入，开支全部为出资。陆庆恩的记录本所记载的收支情况，各合伙人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且均认可2016年4月10日的结算单系依据该记录本及陈泽流记账本所记载的收支情况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即截止2016年4月10日总支出为1489600元（但不包括尚欠陈泽流的工资、伙食费和借支的19027元，以及闫景瑜领取的24710元），总收入为1188812元，故本院对陆庆恩的上述收支记录本予以确认。如果以原告的投资额为基数，则被告陆庆恩、陆映超当时的出资额应为45万元才符合按比例出资，总开支725771元减去原告出资额150000元等于575771元即为陆庆恩、陆映超的出资额，故陆庆恩、陆映超当时的出资已超出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额。就算以原告的总出资额172900元为基数计算，则被告陆庆恩、陆映超的出资额应为518700元，其也超出了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额。反之，如果以陆庆恩、陆映超的出资额575771元为基数计算，则原告的出资额应达到191924元，原告没有达到协议约定的出资额，故原告主张被告陆庆恩、陆映超实际出资额仅为171625元，比原告的出资额还少，应认定陆庆恩、陆映超的足额出资为548700元，应补足出资377075元，计算方法不正确，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实际上承担现金出资的三合伙人并非如其所说的每笔开支均是按比例出资，而是先由陆庆恩出资，其出资到一定数额就叫原告交相应比例的投资款，之后的投资款也是陆庆恩根据开支情况通知原告交投资款。自2015年2月份开始才出售第一批鱼有收入，因系陆庆恩负责出纳，其就在之后卖鱼所得的收入中先退回部分投资款给其自己，原告也从中支取34710元。至今原告尚未收回的投资款应为138190元。至于原告主张其投资款应为182900元，其中包括2015年12月12日其交给陆映超用于办理合作社补贴的手续费10000元，被告陆庆恩称其没有收到该笔款，不认可该款系用于合伙开支，原告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该款系用于合伙开支，故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故本院确认原告的投资款为172900元。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原、被告的合伙关系是否已构成事实散伙？如构成，则事实散伙的时间？如尚未散伙，应否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 根据2016年6月26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双方一致同意陆庆恩退出合伙。A股陆庆恩所占有的30%股份转让给陆映超，即陆映超承接原A股60%的股份。该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本院确认被告陆庆恩自2016年6月26日起退出合伙。庭审中被告陆庆恩表示，对其退伙之前的亏损责任，经清算后该其承担的责任其自愿承担。之后，贵港市覃塘区旺隆生态养殖场由闫景瑜、陆映超、陈泽流合伙经营。合伙经营期间，闫景瑜、陈泽流与陆映超因各种原因产生矛盾，2017年矛盾开始加剧，特别是陆映超与陈泽流之间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陈泽流被迫于2017年9月离开该养殖场，自2017年10月起不再参与合伙经营的鱼塘的经营管理，原告也自2017年10月起不再参与经营管理。之后，原合伙经营的鱼塘由陆映超独自经营、管理。根据合伙关系的特点及相关法律规定，合伙具有高度的人合性，即合伙人之间系基于相互信任的基础结合在一起，共同投资、经营，以达到盈利的目的。现三合伙人已缺乏基本的信任，无法继续合伙经营下去，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事实上多数合伙人（陈泽流、闫景瑜）自2017年10月已退出合伙，至今没有参与合伙的经营、投资及盈亏分配，已构成事实散伙。故原告主张解除合伙关系，因本院已认定三合伙人构成事实散伙，不再存在解除之说，已无必要对其该项请求再作出判决，故对其该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另主张认为被告陆庆恩在签订退伙协议后仍然参与合伙事务，实际上没有退伙，仍应认定为合伙人，对之后的合伙债务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意见，经核查，其该主张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合伙体的财产情况及债权债务情况？ 合伙体的财产情况即盈亏情况应分两个部分分析、认定，即2016年6月26日止及2016年6月26日至2017年9月底止两部分。一、截止2016年6月26日止的盈亏情况，根据2016年4月10日的结算单，以及原、被告的陈述并结合全案证据，可认定截止2016年4月10日的总支出为1508627元（1489600元+19027元），总收入为1188812元。2016年4月10日至2016年6月26日止支出为88615元，其中包含一笔闫景瑜领取的10000元投资款，而该笔投资款已经包含在开支款1489600元中，故该笔开支实际为78615元（88615元-10000元），期间无收入。总支出为1508627元+78615元=1587242元。截止2016年6月26日止的债务为欠陈泽流的工资57000元（2016年4月10日前欠的工资）+6000元（2016年5、6两个月工资）=63000元，以及欠陈泽流的伙食补助1200元（2016年5、6两个月），合计共64200元。合伙体代陈泽流垫支医疗费19027元，视为已支付陈泽流工资，则合伙体尚欠陈泽流债务为45173元。总亏损为1587242元+45173元-1188812元=443603元。合伙体剩余资产为鱼塘前期投入的固定资产剩余价值80000元。至于闫景瑜领取的34710元，其在之前的庭审中曾称为已领取利润款，因合伙并没有利润，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故不应为领取分配的利润款，之前陆庆恩也陆续领取了大部分投资款，故其领取的该笔款应认定为收回投资款，即合伙体尚未退回原告的投资款为172900元-34710元=138190元。其中的24710元系原告于2016年4月10日前从陆庆恩处领取，另外10000元系原告于2016年4月10日后至2016年6月4日间从陆庆恩处领取，该笔款已计算入该段时间陆庆恩的支出88615元中。 二、2016年6月26日至2017年9月底止的部分。该段时间贵港市覃塘区旺隆生态养殖场由闫景瑜、陆映超、陈泽流合伙经营。陆映超占60%的股份，闫景瑜与陈泽流占40%的股份。期间均系陆映超负责会计与出纳，但卖鱼的时候合伙人基本到场参与，对卖鱼的收入情况均知情。而购买饲料等开支都是陆映超负责，其称没有收支账簿，无法提供开支情况，但称每年亏损约20万元。因该段时间合伙体的收支凭证系陆映超掌握、保管，其不提供该段时间的收支凭证，应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根据在案证据，能够确认期间卖鱼收入三合伙人无异议的有两笔，一笔为90327.8元，一笔为69600元，合计共159927.8元。陆映超经手开支一笔50000元，用于支付2017年的鱼塘租金，直接支付给发包方陆家志，原、被告均与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另外新合伙体继续使用原合伙体承租的土地种植鱼草，每年应支付土地租金3500元，没有证据证实已经支付，该笔租金应计算入合伙债务，其他开支无证据证实，无法确认。故本院根据在案证据，确认2016年6月26日至2017年9月底止尚有销售鱼款109927.8元在陆映超手上。新合伙体债务为欠陈泽流的工资45000元（2016年7月至2017年9月共15个月），伙食补助9000元（2016年7月至2017年9月共15个月），土地租金3500元，鱼塘资产每年使用折价20000元，根据股份应补偿陆庆恩一年的使用费6000元。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即原告请求被告陆庆恩、陆映超连带退还合伙投资款91006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截至2016年6月26日止的总开支为1587242元，总收入为1188812元，总亏损为443603元。剩余资产价值80000元，根据使用年限由使用人按约定每年20000元计算按股份比例补偿给其他退伙人。亏损分担为A股：443603元×60%=266161.8元，陆庆恩与陆映超各占股30%，各分担一半亏损额即133080.9元，因二人自认其内部不分股份，共享权利，共担义务，故本院不处理其内部之间的权利义务，但对于其他股份以及对外的债务，仍应以其各自所享有的股份承担。B股：443603元×40%=177441.2元，闫景瑜与陈泽流各占股20%，各分担一半亏损额即88720.6元。亏损额即是尚未收回的投资额，即合伙体尚欠A股投资额266161.8元，B股（闫景瑜）投资额138190元。闫景瑜投资额与亏损额相比，合伙体应退回其投资款49469.4元（138190元-88720.6元=49469.4元）。陈泽流应承担的亏损额88720.6元，应由其拿出该款交由合伙体处理，退回合伙体应返还其他股份的投资额。因合伙体的财产账目系陆庆恩保管，故合伙体应退回原告的投资款49469.4元应由被告陆庆恩负责退回给原告。另外鱼塘剩余资产价值80000元，每年按20000元计算折旧，自2016年7月陆庆恩退出合伙至2017年9月底合伙体实际散伙，共一年三个月，酌情按一年计算折旧即20000元，根据结算单约定陆庆恩占30%股份，则新合伙体应补给陆庆恩6000元，B股占40%股份应承担2400元，则闫景瑜与陈泽流各应承担1200元。A股占60%股份应承担3600元。两项加减（49469.4元-1200元=48269.4元），陆庆恩应补给闫景瑜48269.4元。合伙体尚欠陈泽流债务为45173元，两项加减（88720.6元-45173元=43547.6元），则陈泽流尚应退回合伙体43547.6元。故原告诉要被告陆庆恩返还投资款91006元，超出部分，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7年9月底止，新合伙体尚余收入109927.8元，总债务为61000元（欠陈泽流工资57500元+尚欠一年的土地租金3500元），盈余48927.8元，依据股份比例，原告与陈泽流各占20%，则其各应分得利润9785.56元，因新合伙体的收入系被告陆映超保管，故应由被告陆映超负责支付给原告及陈泽流，同时，合伙体所欠的土地租金3500元和陈泽流的工资及伙食补助57500元，也应由被告陆映超负责支付。 自2017年10月份起，贵港市覃塘区旺隆生态养殖场由陆映超个人独自经营，则自该时起该养殖场的财产收益和债权债务均由陆映超承担。陆映超个人独自经营至今将近二年时间，则鱼塘固定资产每年按20000元计算折旧，二年共40000元由陆映超按股份比例补偿给其他三合伙人，应补给陆庆恩12000元，应补给闫景瑜及陈泽流各8000元。 对被告陆庆恩辩称其退出合伙后，其他三合伙人应负责将鱼塘租金交付其的意见，经核查，2016年的鱼塘租金50000元在陆庆恩主张其于2016年4月10日至2016年6月4日间的开支中（88615元）已包括该笔支出，并已计算在其开支内。2017年度的鱼塘租金50000元陆映超辩称其已直接支付给发包方陆家志，陆庆恩也认可，故对陆庆恩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至于2017年10月以后贵港市覃塘区旺隆生态养殖场由陆映超个人独自经营，则鱼塘租金及土地租金应由陆映超负责支付，该款项不属本案处理范畴。其又辩称陈泽流要计算工资，其也应该计算工资的意见，经查，每月支付3000元工资及伙食补助600元给陈泽流系合伙协议约定并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其要求合伙体支付工资，无证据证实，其他合伙人也不同意，故对其该意见不予采信。被告陆映超辩称自2016年7月起新合伙体经营鱼塘每年亏损约20万元，要求闫景瑜、陈泽流共同承担亏损，其不同意散伙的意见，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原告及被告陈泽流主张事实散伙时鱼塘尚有约价值15万元的鱼，应计算入合伙收入的意见，经核查，其主张无充分的证据证实，不予采信。至于对合伙体的盈亏是按A股与B股各自承担还是按每个合伙人所占的股份分别承担，A股的合伙人主张按A、B两股分别承担，B股的合伙人主张按每个合伙人所占的股份分别承担，即按陆庆恩、陆映超各占30%股份，闫景瑜、陈泽流各占20%股份承担盈亏责任。本院认为，四合伙人在2016年4月10日的结算单中已经明确了各合伙人的股份及按所占股份应承担的亏损额，故本院确认各合伙人在结算当时已经补充约定各合伙人按各自所占股份承担盈亏责任。 综上所述，被告陆庆恩应当对其退伙之前的合伙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即负责退还原告闫景瑜的投资款人民币48269.4元，对其退伙之后的合伙体债务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陆映超应当对合伙期间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即负责对自陆庆恩退伙之后的新合伙体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负责支付给原告闫景瑜合伙盈余分配款及使用鱼塘资产补助款共17785.56元（9785.56元+8000元），支付给陈泽流合伙盈余分配款和使用鱼塘资产补助款及工资和伙食补助共75285.56元（9785.56元+8000元+57500元）。因陆庆恩系原合伙体的出纳，负责管理合伙的资金，各合伙人应承担或应退回合伙体的款项应交回陆庆恩保管，原合伙体应支付给各合伙人的款项也应由陆庆恩负责支付，故陈泽流应承担的原合伙体的亏损43547.6元，陈泽流应付给陆庆恩，由陆庆恩统一支配。虽然合伙体有部分收支无法查明，也无法组织合伙人进行清算得出一致意见，为了定纷止争，减少诉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的，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第48条、第52条、第53条、第54条、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陆庆恩支付给原告闫景瑜投资款人民币48269.4元； 二、被告陆映超支付给原告闫景瑜合伙盈余分配及使用鱼塘资产补助款17785.56元； 三、驳回原告闫景瑜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75元（原告原已预交5990元，因其减少诉讼请求核减诉讼费为2075元，多交部分退回原告），由原告闫景瑜负担500元，被告陆庆恩负担1075元，被告陆映超负担500元。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2075元，款汇至户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开户行：农行贵港分行；账号：20×××16，逾期不交纳也不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保昌 人民陪审员  韦世才 人民陪审员  黄进珑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程 静 书 记 员  黄钰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