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483民初9723号原告：张春霞，女，汉族，1969年12月26日出生，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冬子，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淑卿，男，汉族，1978年8月7日出生，住浙江省仙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芳、崔婷（实习），浙江秀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春霞诉被告沈淑卿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23日、3月26日、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被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春霞诉称：2016年2月23日起至2017年8月，原告委托被告镶钻加工服装计109823件，被告归还加工好服装107681件，余下2142件被告未归还，服装价格56元/件。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被告拒不赔偿。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起诉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丢失服装2142件计11995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沈淑卿辩称：1、被告为原告镶钻（压钻）加工服装，（2018）浙0483民初2119号案件中，张春霞自述被告加工好的衣服当天核对（偶尔两天），因此被告不可能侵吞衣服。2、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少交付加工好的衣服，出库单不是被告向原告领取衣服的凭证，而是被告将加工好衣服交付原告的结算凭证。原告擅自添加出库单“银贵人（仓库工场交）沈淑卿压钻，（记账）张春霞”，以造成原告向被告交付衣服的假象。除去添加文字，出库单无法看出是原告向被告交付衣服。被告工作人员在制票人处签名，出库单是根据被告加工好衣服数量而制作，出库单内容与被告送货单（原告收到被告加工好衣服在被告送货单签名）一致，如果出库单是原告向被告交付需压钻衣服的凭证，不可能与被告送货单数量一致。（2018）浙0483民初第2119号、（2018）浙0483民初3996号案件中，原告认可双方合作模式：原告将衣服交给施某1处作平车，施某1平车后将衣服交给被告，被告是从施某1处拿衣服。出库单是被告结算加工费凭证，前几年双方凭出库单结算加工费，现原告出尔反尔，造成被告无法以出库单主张加工费。同样，出库单也不能作为原告将衣服交给被告作压钻的证据。出库单备注“返工＃件”、“次＃件”、“退回＃件歪门襟”，出库单应为被告将压钻好衣服送回原告处的，所以才有返工及次品问题。另出库单多处日期颠倒（如是被告领取衣服，应按时间顺序拿取。反之因是被告加工好衣服送回原告，存在加工时间差，会出现前面衣服迟一天再送情况）。3、（2018）浙0483民初3996号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被告少交付衣服的证据。判决书认定因被告两张送货单无原告签收，不能作为主张加工费依据，该认定不等同于法院认为送货单上衣服被告没有交付。（2018）浙0483民初2119号案件审理中，原告对2016年11月14日前的送货单是认可的。同样的，被告以2018年1月原告手写清单复印件作为主张加工费的依据，并不代表被告认可只向原告交付清单上衣服数量，只因举证需要不得已采用该材料，所采用的只是与加工费有关的部分内容，并未认可该清单复印件右上角少交付衣服及单价内容，清单复印件不能成为被告认可少交付衣服的证据。原告凭此清单复印件认为被告少交付衣服不成立。原告应提供基础交易凭证进行核对，而非凭此原告单方书写的内容。4、（2018）浙0483民初2119号、3996号案件审理中，原告认可被告自施某1平车处领取衣服作压钻，并向法庭提交施某1送货单。施某1到庭作证时，原告又陈述施某1加工好的衣服并非全是交给被告压钻的，还有一部分送往原告门市部或金厚处作压钻，施某1对该情况亦予认可。故施某1送货单所载衣服并不全是送至被告处作压钻。经核实施某1送货单，施某1为原告平车加工服装计79145件（已扣除编号0016890送货单5965件），其中施某1送至被告作压钻服装54196件、送给金厚作压钻服装283件、送回原告门市部服装24666件。而原告自认收到被告加工好衣服107681件，无法证明被告少交付原告压钻好的衣服。5、原告衣服单价没有依据，单价是其单方意思。即便单价是真，也是完成所有加工后出卖成品衣服的卖价，而非衣服成本，更非被告当时为其加工时货物成本，衣服单价不具合理性。6、原告依据证据四主张“被告交付的衣服数量”不成立，被告加工好衣服后根据需要送至，或原告门市部。（2018）浙0483民初2119号、3996号案件审理中原告认可这一事实。原告证据四不能反映被告交付货物的全部情况。综上，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少交付衣服，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如下：一、出库单第一联65页，证明2016年2月23日起至2017年1月，被告收到原告需压钻服装87919件。出库单是指被告收到原告需压钻服装数量，包含被告到原告门市部提取服装数量（原告开具出库单由被告员工缪文军签名）和施某1平车后送至被告处服装。缪文军在施某1送货单上签名，施某1再将缪文军签名的送货单第二联交给原告，原告当天或次日依送货单第二联所载数量与被告核对（去除平车残次品），原告开具出库单，缪文军签名；二、（2018）浙0483民初3996民事判决书第8页、2017年结账明细复印件1份，证明2017年2月至同年8月，被告收到原告需压钻服装21904件。被告归还原告压钻好服装21770件，缺失134件；三、（2018）浙0483民初3996民事判决书第8页，证明2016年2月至同年7月期间，被告缺失服装784件。其中2016年2月27日至同年4月18日被告缺失641件；四、被告送货单59份（其中原件45页、复印件14页），证明被告将压钻好服装交给下一道工序李强强处，李强强在被告送货单签字。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原告收到被告压钻好服装36164件，缺失1256件；五、2016年施某1平车加工单、10月施某1送缪文军单据各1份，证明2016年施某1平车服装63187件，10月施某1平车后送缪文军服装情况；六、2016年、2017年施某1加工结账单，证明2016年施某1为原告加工63187件，2017年为原告加工25493件。被告质证如下：证据一，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原告证明对象有异议。出库单是原告收到被告压钻好的服装后，原告出具给被告的单据，系双方结算加工费凭证，双方一直都是凭出库单结算加工费，也因如此，出库单内容与被告送货单一致（出库单中刘晶服装计4949件）。2016年11月，原告说以出库单结算加工费，不用再另签送货单，被告信以为真，2016年11月14日后没再另开具送货单。再者，被告是在制票人处签字，表明出库单是根据被告加工好的衣服情况而制作，出库单内容与被告送货单（原告收到被告加工好的衣服在送货单签名）一致。如出库单是原告向被告交付需压钻衣服的凭证，不可能与被告送货单数量一致。原告在出库单第一联擅自添加“银贵人（仓库工场交）沈淑卿压钻，（记账）张春霞”，以造成原告向被告交付衣服的假象。除去原告添加文字，出库单无法看出是原告向被告交付衣服，出库单不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需压钻的服装数量”；证据二，判决书无异议，对原告证明对象有异议。另案中，被告以2018年1月原告手写清单复印件作为主张加工费依据，并不代表被告认可只向原告交付清单上衣服数量，只因举证需要不得已采用该材料，所采用的只是与加工费有关的部分内容。对该材料右上角所涉少交付衣服及价格内容，被告从未认可，不能成为被告少交付衣服证据。法院仅针对被告主张的加工费请求对加工费予以认定；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明对象有异议，（2018）浙0483民初3996号民事判决书不能成为被告少交付衣服的证据，判决书认定被告两张送货单没有原告签收，不能作为主张加工费的依据。该认定并不等同于法院认为送货单上衣服被告未交付。（2018）浙0483民初2119号案件审理中，原告对被告提供2016年11月以前送货单都认可的，对该二张送货单无异议；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加工好的衣服有些送到原告门市部，有些送到下一工序（李强强、张衬新处）再加工，该证据不完整，不能反映被告压钻后交付衣服的数量；证据五，没有被告签名，不认可；证据六，证人施某1到庭予以确认，被告无异议。被告提供证据如下：出库单第二联128份，证明原告出库单第一联有改动。出库单实际是原告收到被告加工好的衣服后出具给被告的，作为被告与原告结算加工费凭证。并不是原告陈述的“被告收取原告需压钻的衣服数量的凭证”。原告质证如下：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被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交给被告作压钻的服装，被告在出库单签名。出库单是从原告处出库的服装，不是被告称“原告收到被告加工好的服装”。原告没有篡改出库单内容。证人施某1、施某2出庭作证，陈述主要内容：施某1是施某2姐姐，施某1作平车加工，施某2帮忙接送服装。2015年下半年起至2017年上半年，施某1为原告张春霞作平车加工。原告的大部分服装需先缩绒（缩绒服装都要作压钻加工），原告将缩绒后服装送至施某1处作平车加工，施某1平车后，按原告要求将其中大部分送至沈淑卿作压钻加工，缪文军（系沈淑卿员工）在其送货单签名（有时小缪因忙未签名）。送货单两联由施某1带回，施某1再找原告在其送货单上签名（签名刘坤），并将送货单第二联交给原告。原告后来忙就让小缪代签名。施某1将少部分缩绒服装平车后送至原告门市部，原告在送货单签名。如施某1送货时，金厚在原告门市部（金厚为原告作压钻加工），由金厚在其送货单签名后领取服装。另外，原告的不需缩绒服装送至施某1处作踩花加工（不缩绒服装不作压钻加工），施某1踩花后送至原告门市部，原告在送货单签名。其中编号0016890送货单中5965件是其一个送货单本子的总数应扣除。平车加工价1.5元-3元／件，施某1依其送货单与原告结算加工费，原告结清费用后取走全部送货单。2016年、2017年加工费已结清。另外，刘晶也为原告作平车加工，刘晶平车加工数量比施某1多。原、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本院调查证据：证据交换笔录，（2018）浙0483民初2119号民事起诉状、原告提交的施某1送货单复印件118页、庭审笔录、张春霞谈话笔录、张衬新谈话笔录、李强强证明，（2018）浙0483民初3996号民事判决书及嘉兴市中级法院（2018）浙04民终1958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原、被告对本院调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查核实，认证如下：本院调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证据一，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二，原告依据“2017年结账明细复印件右上角内容”主张“2017年2月至8月，被告收到原告需压钻服装21904件，被告归还原告压钻好服装21770件，缺失134件”，被告对“2017年结账明细复印件右上角内容”不予认可，并充分反驳。原告未能提供2017年结账明细原件，其主张缺乏有效证据证实，对被告异议未能提供足够证据否定，原告主张缺乏证明力。被告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依据（2018）浙0483民初3996民事判决书第8页内容主张“2016年2月至同年7月期间，被告缺失服装784件”，被告不予认可，并充分反驳。原告主张缺乏有效证据证实，对被告异议未能提供足够证据否定，原告主张缺乏证明力。被告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四，原告主张“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原告收到被告压钻好服装36164件，缺失1256件”，被告不予认可，并充分反驳。原告主张缺乏有效证据证实，对被告异议未能提供足够证据否定，原告主张缺乏证明力。被告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五，被告异议成立，本院不予认定；证据六，与本案争议服装是否缺失无关联，本院不予认定。被告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原、被告庭审陈述及证人陈述，本院认定原告服装加工流程：1、原告委托刘晶、施某1二人分别作平车加工，原告委托被告、金厚二人分别作压钻加工，原告委托李强强作套口加工、张衬新作整烫加工。2、原告让施某1加工的大部分服装需先缩绒（缩绒服装都要作压钻加工），施某1将缩绒服装平车后，按张春霞要求将其中大部分送至被告作压钻加工，缪文军在施某1送货单上签名（有时因忙未签名），送货单两联由施某1带回，施某1再找原告在其送货单上签名，并将送货单第二联交给原告，原告当天或次日依送货单第二联所载数量与被告核对。原告后来忙就让小缪代签名。施某1平车后的少部分缩绒服装送至原告门市部，原告在其送货单上签名。如施某1送货时，金厚在原告门市部，由金厚在其送货单签名后取走服装。另外，原告的不需缩绒服装经施某1踩花后送至原告门市部（不缩绒服装不作压钻加工），原告在其送货单签名。3、刘晶平车后服装送至原告门市部，原告将其中大部分送至金厚作压钻加工，少部分送至被告作压钻加工。4、被告收到原告门市部送来服装或者施某1送来服装后，完成压钻后将半成品服装按需要分别送至，或原告门市部。流程图如下：本案争议焦点：原告表述“出库单是指被告收到原告需压钻的服装数量，包含（1）施某1平车后的服装送至原告门市部，被告到原告门市部提取的服装数量（缪文军在原告开具的出库单签名）。（2）施某1平车后送至被告处的服装数量（缪文军在施某1送货单签名，施某1将送货单第二联交给原告，原告当天或次日依送货单第二联所载数量与被告核对，去除平车残次品后，缪文军在原告开具的出库单签名）”，是否真实。原告陈述的出库单第一种情况，与证人陈述不一致，被告对原告陈述不认可，原告上述表述缺乏有效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但存在另一种情况，刘晶将平车后的服装送至原告门市部，原告再将其中刘晶平车后的少部分服装送至被告处。对于原告陈述的出库单第二种情况，假如原告陈述属实，2016年2月23日起，施某1开始为原告作平车加工，施某1将不需要缩绒服装踩花后送至原告门市部，原告在施某1送货单上签名。要缩绒服装经施某1平车后送至被告处作压钻加工，缪文军在施某1送货单签名（有时因忙未签名）。可得结论Ａ：1、施某1当天送货单标注“送给被告数量”应大于（或等于）原告当天出库单标注“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数量”（施某1送货单可能含残次品，出库单已扣除残次品。另，不要缩绒服装经施某1踩花后送至原告门市部，该部分服装不需被告作压钻，应扣除）；2、同一交易期内，施某1送货单标注“送给被告数量”累计额应大于（或等于）原告出库单标注“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数量”累计额；3、施某1当天送货单记录数量，原告当天出库单可能无记录，推迟1天后有记录（原告次日依送货单第二联与被告核对），但不会出现原告当天出库单标注数量是施某1下一日送至被告处作压钻的数量。4、原告将刘晶平车后的部分服装送至被告处，该部分服装与施某1送货单数量无关，故原告将刘晶平车后的少部分服装送至被告处的数量与施某1平车后送至被告处服装数量，每日出库单应分页分别记录。一、分析被告整理的2016年2月23日至4月30日出库单与施某1送货单数量对比表，可发现：（1）2月24日、2月25日、2月26日、2月28日、2月29日，出库单与施某1送货单每日数量不符合结论Ａ。2016年2月23日至2月29日期间，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1420件”，施某1送货单记录服装计1214件，出库单总数值大于施某1送货单总数值，不符合结论Ａ。3月3日服装数量，不符合结论Ａ。（2）2月23日至3月4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3203件（其中刘晶492件）”，施某1送货单记录“送至原告门市部服装计1621件，送至被告服装计828件”；3月5日至3月9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4529件＋样衣3件（其中刘晶508件）”，施某1送货单记录“送至原告门市部服装计1665件，送至被告服装计906件”；3月10日至3月15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4456件（其中刘晶1164件）”，施某1送货单记录“送至原告门市部服装计1024件，送至被告服装计1118件”；3月16日至3月20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4120件＋返工3件（其中刘晶675件）”，施某1送货单记录“送至原告门市部服装计646件，送至被告服装计979件”；3月21日至3月26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4453件（其中刘晶1168件）”，施某1送货单记录“送至原告门市部服装计1328件，送至被告服装计752件”；3月27日至4月5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3400件（其中刘晶517件）”，施某1送货单记录“送至原告门市部服装计1148件，送至被告服装计414件”；4月6日至4月10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3235件＋样衣8件”，施某1送货单记录“送至原告门市部服装计1364件，送至被告服装计0件”；4月11日至4月15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3511件（退回7件）”，施某1送货单记录“送至原告门市部服装计2246件，送至被告服装计0件”；4月16日至4月21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3033件”，施某1送货单记录“送至原告门市部服装计1222件，送至被告服装计0件”；4月22日至4月27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3321件”，施某1送货单记录“送至原告门市部服装计279件，送至被告服装计0件”；4月28日至4月30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1884件（其中刘晶156件）”，施某1送货单记录“送至原告门市部服装计0件，送至被告服装计0件”，不符合结论Ａ。（3）每一页出库单记录服装数量不是当天交易数量，而是持续数日的记账，且刘晶数量与施某1数量混合记录在一起，不符合基础交易原始凭证所应具有的形式要件。二、分析被告整理的2016年2月23日至4月30日出库单与被告送货单数量对比表，可发现：2月23日至3月4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3203件（其中刘晶492件）”，被告送货单记录“原告收到被告完成压钻后的服装计3282件”；3月5日至3月9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4529件＋样衣3件（其中刘晶508件）”，被告送货单记录“原告收到被告完成压钻后的服装计4532件”；3月10日至3月15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4456件（其中刘晶1164件）”，被告送货单记录“原告收到被告完成压钻后的服装计4457件”；3月16日至3月20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4120件＋返工3件（其中刘晶657件）”，被告送货单记录“原告收到被告完成压钻后的服装计4104件”；3月21日至3月26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4453件（其中刘晶1168件）”，被告送货单记录“原告收到被告完成压钻后的服装计4454件”；3月27日至4月5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3400件（其中刘晶517件）”，被告送货单记录“原告收到被告完成压钻后的服装计3400件”；4月6日至4月10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3235件＋样衣8件”，被告送货单记录“原告收到被告完成压钻后的服装计3233件＋样衣8件”；4月11日至4月15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3511件（退回7件）”，被告送货单记录“原告收到被告完成压钻后的服装计3529件”；4月16日至4月21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3033件”，被告送货单记录“原告收到被告完成压钻后的服装计3033件”；4月22日至4月27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3321件”，被告送货单记录“原告收到被告完成压钻后的服装计3311件”；4月28日至4月30日，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计1884件（其中刘晶156件）”，被告送货单记录“原告收到被告完成压钻后的服装计1884件”。即同一交易期内，出库单记录“被告从施某1处收到服装数量”与被告送货单记录“原告收到被告完成压钻后的服装数量”基本吻合。综上分析，原告主张“出库单是指被告收到原告需压钻的服装数量，包含（1）施某1平车后送至原告门市部，被告到原告门市部提取的服装数量。（2）施某1平车后送至被告处的服装数量”，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原告也未能提供被告收到原告需压钻服装109823件的基础交易原始凭证。被告及证人出庭陈述时均不予认可。原告对出库单含义的表述，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年初，被告为原告作服装镶钻（压钻）加工，未订立书面合同，2015年度加工费已结清（结算期间为2015年1月起至2016年1月底）。2016年2月23日开始，被告为原告作压钻加工，未订立书面合同。原告同时委托刘晶、施某1二人分别作平车加工，原告委托被告、金厚二人分别作压钻加工，原告委托李强强作套口加工、张衬新作整烫加工。原告让施某1加工的大部分服装需先缩绒（缩绒服装都要作压钻加工），施某1将缩绒服装平车后，按张春霞要求将其中大部分送至被告处作压钻加工，缪文军在施某1送货单上签名（有时因忙未签名），送货单两联由施某1带回，施某1再找原告在施某1送货单上签名，并将送货单第二联交给原告，原告当天或次日依送货单第二联所载数量与被告核对。原告后来忙就让小缪代签名。施某1平车后的少部分缩绒服装送至原告门市部，原告在施某1送货单上签名。如施某1送货时，金厚在原告门市部，由金厚在施某1送货单签名后取走服装。另外，原告的不需缩绒服装经施某1踩花后送至原告门市部（不缩绒服装不作压钻加工），原告在施某1送货单签名。原告结清施某12016年度、2017年度加工费后，取走施某1所有送货单。另外，刘晶平车后服装送至原告门市部，原告将其中大部分送至金厚处作压钻加工，少部分送至被告处作压钻加工。被告收到原告门市部送来服装或者施某1送来服装后，完成压钻后将半成品服装按需要分别送至、或原告门市部。原、被告加工合作至2017年8月结束。2018年3月23日，张春霞以沈淑卿缺失加工衣服1518件、要求赔偿损失为由诉请法院[（2018）浙0483民初2119号]，同年5月23日,张春霞撤回起诉，本院予以准许。2018年5月23日，沈淑卿以张春霞拖欠加工费为由，诉请法院[（2018）浙0483民初3996号]，一审判决张春霞支付沈淑卿加工费94636.15元。张春霞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1月27日，张春霞以沈淑卿缺失加工衣服2142件、要求赔偿损失119952元为由，提起本次诉讼。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2016年2月23日起至2017年8月，原告委托被告镶钻加工服装109823件，被告归还加工好服装107681件，缺失2142件，服装价格56元/件，被告应赔偿损失119952元”缺乏有效证据证实，依据证明责任原则，应由主张该法律关系存在的原告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春霞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700元，财产保全费1120元，合计3820元，由原告张春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 判 长  朱伟忠人民陪审员  孙祖兴人民陪审员  胡晓红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金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