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2民终1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州市鑫兵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东环路280号居上好人家3A幢1单元2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2596889938D。 法定代表人：熊德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时健，广西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北雀路9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27298084XF。 法定代表人：欧志永，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昱淳，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时田荣，男，1972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蓝陶荣，男，1974年9月25日出生，瑶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柳州市鑫兵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兵公司)与被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2018）桂0205民初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鑫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熊德仁、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时健，三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昱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时田荣、蓝陶荣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鑫兵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撤销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2018）桂0205民初245号民事判决。二、判决三被上诉人立即支付给上诉人货款123000元及利息7000元（利息计算：以123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贷款年利率4.75%，从2016年9月30日暂计至2017年12月29日止，以后另计至付清货款为止），且三被上诉人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审理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三建公司因承建绿水云间4#楼工程项目的需要，在该工程期内间，向上诉人购买电缆电线等货物，货物价值总计21多万元。三建公司购买上诉人货物后，没有及时足额支付货款，仅支付货款9万元，至今尚欠上诉人货款123000元。被上诉人时田荣是绿水云间4#楼工程的负责人、对外代表人。对于所欠上诉人的123000元货款，三建公司和时田荣均在三建公司的《借款单》上予以确认。双方之间的《借款单》、《银行转款付款凭证》、《发货单》等证据材料都充分证实了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三建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建公司系根据时田荣的申请，代为支付9万元货款给上诉人，继而认定也不存在尚欠123000元的货款，认定错误。1.上诉人供应的电线电缆也是用于三建公司承建的绿水云间4#楼工程中。而时田荣是以三建公司承建该工程的名义向上诉人采购电线电缆的，对外都是代表三建公司的，时田荣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2.三建公司主张的所谓绿水云间4#工程已经内部发包给了被上诉人蓝陶荣，并称与蓝陶荣存在内部承包关系。蓝陶荣又授权委托时田荣办理有关工程款支付事宜，三建公司向上诉人支付货款的行为系依据时田荣的申请代付货款，因而，三建公司与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不成立说法不成立。首先，蓝陶荣是自然人，依法是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三建公司将绿水云间4#楼工程私自发包给蓝陶荣，并以三建公司下属分公司的名义与蓝陶荣签订“广西三建项目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是依法无效的。其次，三建公司、蓝陶荣、时田荣等他们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外不具有约束力。再次，时田荣对外都是以三建公司的名义或挂靠三建公司名义来从事工程施工等民事活动。因此，时田荣对外向上诉人采购电线电缆用于该工程，且以《借款单》形式确认债务的行为就是代表了三建公司的行为，三建公司应当基于该买卖合同关系而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3.《发货单》、《借款单》和《银行转账凭据》等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链条，《借款单》就是债权债务凭证，充分证明三建公司尚欠上诉人12300元货款的事实。时田荣代表三建公司在2014年10月期间向上诉人采购了约21万元的电线电缆，用于绿水云间4#楼工程项目，并指使蒋相荣予以签收。对于所欠货款，在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追索下，时田荣在2015年2月6日按照三建公司内部付款流程，以借款人名义填写“广西建工集团公司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单”，确认应向上诉人支付货款9万元货款。对于剩余12万余元货款，时田荣最后在2016年9月29日向上诉人出具了时田荣本人签字和分管领导签字确认的“广西建工集团公司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借款单”，确认尚欠上诉人货款，应向上诉人支付货款123000元。4.对于时田荣已经确认了尚欠上诉人货款123000元的事实，如三建公司不承担责任，时田荣、蓝陶荣也应当承担责任。三、三被上诉人应当共同承担支付货款的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因此，三被上诉人都应承担民事责任，且互付清偿责任。 被上诉人三建公司辩称,一、时田荣在与上诉人鑫兵公司洽谈买卖合同事宜时，并未出具任何加盖三建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来证明是由三建公司委托时田荣或蒋相荣向其购买的建筑材料。二、三建公司与蓝陶荣签订的合同的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即购买建筑材料是蓝陶荣应当向三建公司履行的义务。三、《工程借款单》本就是三建公司的内部行为，代付或不代付，代付的具体数额应由三建公司自主决定，对外不产生约束力。四、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发货单》上所列明的金额与工程借款单所转出的金额有出入，上诉人仅口头说明差额费用为零星货物费用，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被上诉人时田荣、蓝陶荣未到庭亦未进行任何形式的答辩。 上诉人鑫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建公司、时田荣、蓝陶荣立即支付货款123000元及利息7000元（以123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贷款年利率4.75%计算，从2016年9月30日起暂时计算到2017年12月29日止，共计15个月，以后另计算至付清货款为止），合计人民币130000元，且三建公司、时田荣、蓝陶荣互负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全部由三建公司、时田荣、蓝陶荣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建公司是绿水·云间4#楼工程项目的承包人。2010年6月15日，三建公司下属的水电安装及建筑工程公司与蓝陶荣签订了一份《广西三建项目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将绿水·云间4#楼工程项目发包给蓝陶荣承包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2010年8月18日，蓝陶荣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我蓝陶荣授权委托时田荣代为支领绿水·云间4#楼工程款并办理有关报账手续，其为此签署的借款凭单及文件我均予以认可。”2015年2月6日，时田荣填写了一份《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单》，其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单上签字，向三建公司申请支付绿水·云间4#楼的电线、电缆款90000元给鑫兵公司。三建公司下属的水电安装及建筑工程公司的分管领导、单位领导均在借款单上签字，财务负责人、会计和出纳均加盖了私章。2015年3月31日，三建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鑫兵公司支付了绿水·云间4#楼的电线、电缆款90000元。 2016年9月29日，时田荣填写了一份《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借款单》，其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单上签字，向三建公司申请支付绿水·云间4#楼的电线、电缆款123000元给鑫兵公司。三建公司下属的水电安装及建筑工程公司的分管领导在借款单上签字，但该公司的单位领导未签字审批，财务负责人、会计和出纳亦未签字或加盖私章。2017年6月22日，鑫兵公司向三建公司、时田荣发出一份《律师催告函》，认为三建公司、时田荣向鑫兵公司购买电线电缆，截至2017年6月30日尚欠货款123000元，要求三建公司、时田荣立即履行付款义务。鑫兵公司以三建公司未向其付清货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鑫兵公司主张与三建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首先，鑫兵公司提供的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和三建公司提供的《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单》，表明三建公司系根据时田荣的申请，代为支付90000元货款给鑫兵公司。但是，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鑫兵公司与三建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鑫兵公司亦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三建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鑫兵公司提供的《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借款单》，可证明时田荣向三建公司申请代为支付货款123000元给鑫兵公司，且三建公司并未同意该申请。但是，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鑫兵公司不能证明是已经实际发生的货款还是预付的货款；鑫兵公司亦未能证明其已经向三建公司或者时田荣实际履行了交货的义务，以及已交付货物的总价值。因此，该借款单仅仅体现了三建公司内部办理借款手续的流程，不能作为鑫兵公司的债权凭证或者结算货款的依据，鑫兵公司主张三建公司或者时田荣尚欠其货款123000元不能成立。再次，鑫兵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蓝陶荣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鑫兵公司要求蓝陶荣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鑫兵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柳州市鑫兵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以及本案的公告费，均由柳州市鑫兵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鑫兵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2018年9月9日《证明》原件一份，拟证明1.平时大家对时田荣都称呼为“何总”。2.本案涉案项目由三建公司承建，时田荣挂靠三建公司，且三建公司向上诉人购买了电缆电线用于涉案工程（绿水云间4#楼）项目，价值21万余元。三建公司已经支付9万元，尚欠123000元。二、录音光盘一张，其中包含上诉人鑫兵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德仁与被上诉人代理人杜文昱淳的录音2段及与丘梧藩的录音3段，并提交相应书面文字材料。拟证明上诉人一直在催三建公司付款，三建公司对欠款数额均予以认可，并且愿意付款。 被上诉人三建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被上诉人时田荣未出庭，是否是其本人所签无法确认。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时田荣在与上诉人鑫兵公司洽谈买卖合同事宜时，并未出具任何加盖三建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说明是由三建公司委托其购买的材料。三建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说明三建公司已经将涉案项目发包给蓝陶荣，蓝陶荣又授权委托时田荣办理相关财务手续，承包的方式为包工包料，即购买建筑材料本就是蓝陶荣或时田荣应当向三建公司履行的义务，故《证明》中书写的是三建公司购买的材料不是事实。对证据二中与丘梧藩对话的部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录音中声音是丘梧藩的，但录音是否进行了剪辑无法确认。对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与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昱淳对话的部分真实性认可。但这只是杜文昱淳作为中间人做沟通过程的一部分，最后黎总经理对于请款没有同意。上诉人提交的部分录音仅仅是双方协商过程的一部分，需要蓝陶荣、时田荣向三建公司结账后，若有剩余款项未结，经黎总经理同意后才能向上诉人支付，但目前因为一直没有办理结算手续，所以分公司黎总经理不同意支付。 被上诉人三建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对于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对于上诉人鑫兵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因鑫兵公司主张该《证明》系时田荣出具，但时田荣未到庭，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于证据二，三建公司对于电话录音中通话人的身份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但根据通话的内容，三建公司下属的水电安装及建筑工程公司的分管领导丘梧藩及工作人员杜文昱淳在与鑫兵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德仁电话协商过程中均表示需待田时荣与三建公司结算并经公司总经理同意后才能向鑫兵公司付款，故该录音尚不能证明三建公司认可欠款数额并愿意付款，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上诉人鑫兵公司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三建公司承建绿水云间4#工程时上诉人向该工地提供了大概21万元电缆电线的事实。 被上诉人三建公司对于一审查明未提出异议。 对于上诉人鑫兵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关于其向三建公司供货的事实有异议，因鑫兵公司在一审中仅提供《发货单》一张，但不能证明其中收货单位签收人与三建公司的关系，且货款金额也与其诉请的金额无法对应，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对于该异议本院不予采纳。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本案中，鑫兵公司与三建公司或蓝陶荣、时田荣均未达成书面的买卖合同，鑫兵公司主张时田荣代表三建公司向其购买材料，但未能提供三建公司授权时田荣代购材料的委托书，故其主张的表见代理不能成立。其次，鑫兵公司主张时田荣代表三建公司向其采购了约21万元的电线电缆，并指使蒋相荣予以签收。但其提供的《发货单》中收货单位、货款金额与其诉请的对象、金额均无法对应，三建公司亦不认可蒋相荣是其公司员工或受其委托代为签收货物，故鑫兵公司不能证明其向三建公司或时田荣供货的事实。第三，鑫兵公司主张根据时田荣本人签字和三建公司分管领导签字确认的《工程借款单》，可确认尚欠货款为123000元。对此本院认为，该《工程借款单》系三建公司内部财务审批凭证，且三建公司最终并未同意该申请。鑫兵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向三建公司或时田荣交货的时间、地点、签收人、运输方式等内容，仅凭该《工程借款单》，不能证明三建公司或时田荣欠款的事实。此外，鑫兵公司主张蓝陶荣挂靠三建公司从事民事活动，亦应向其承担支付货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鑫兵公司不能证明蓝陶荣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对其主张蓝陶荣承担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鑫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上诉人柳州市鑫兵贸易有限公司已预交），公告费500元，由上诉人柳州市鑫兵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慧冰 审 判 员 丘洪兵 审 判 员 朱立志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 黄麟茜 代书记员 黄麟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