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72民初511号原告：宋金荣，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晖，山东川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康建新，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家金，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华，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家尧，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家金，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华，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家起，男，汉族。被告：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东港路102号。法定代表人：岳振奎，该协会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朋，该协会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峰涛，该协会工作人员。原告宋金荣与被告康建新、郑家尧、郑家起、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宋金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晖，被告康建新、郑家尧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家金，被告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以下简称互保协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峰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家起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金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因朱军死亡所致经济损失988357.13元；2、案件受理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康建新、郑家尧、郑家起三人合伙从事出海捕捞作业，三被告自2014年起共同雇佣朱军为其在“冀昌渔02337”号渔船上从事杂务及炊饮工作。2018年1月10日，“冀昌渔02337”号渔船停靠在山东省荣成市成山镇水产码头，朱军在从事雇佣活动时坠海死亡。经查，“冀昌渔02337”号渔船船舶所有人为被告康建新，康建新在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投保雇主责任险。原、被告就本案朱军死亡所致经济损失赔偿事宜，经协商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康建新、郑家尧共同辩称：一、本案是一起海上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原告明确选择根据雇佣关系提起侵权之诉。康建新承担雇主责任应适应过错责任原则，朱军在受雇工作期间饮酒缺乏自律，疏忽大意，应该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主要理由：1、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朱军受康建新雇佣，在康建新所属的渔船上工作，朱军与康建新之间构成雇佣关系。2、在雇佣工作期间，雇主康建新没有过错，朱军的溺水死亡后果是由其自身过错所致。根据法院申请调取的卷宗，其中有五项笔录中有三个是同船的船员，和两位相邻船舶的船员的笔录都证明朱军在事发之前饮酒，在事发后发现尸体嘴里外吐白沫（特别大的酒味）。相邻船员的笔录中有叙述，叫朱军少喝点酒，天下雪溜滑的，下船的时候注意点。事发当时正是全年最严寒的时候，当时刮大风下大雪，家属也承认是意外事故所致。3、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应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二、原告向郑家尧主张侵权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郑家尧既不是船舶所有人，也不是雇主责任险的投保人和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会员。原告认为郑家尧与康建新合伙经营没有依据，所以，原告向郑家尧主张侵权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应根据最高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以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行确认。原告属于农村户口，应当根据青岛市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金额，并按照受害人过错程度进行分担。四、根据保险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解释四的相关规定，原告有权请求被告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直接赔偿。五、被告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作为保险人和雇主责任险赔付义务人，根据其提供的雇主责任附加死亡互保条款中的相关责任：1、保险人提供的是格式条款，对格式条款中有关免除赔付责任的内容，保险人没有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2、保险人主张受雇船员酗酒，而免除赔偿责任的抗辩不成立。饮酒和酗酒属于不同的概念。根据医学常识，酗酒是指无节制的长期过量饮酒，需要由医疗机构或公安部门判定。被告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辩称：一、我会只能在保险责任确定的前提下作出赔偿，然而，涉诉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尚不能确定。根据雇主责任险条款第二条，会员雇佣的船员或养殖工人在工作时间内从事与会员业务有关的工作时，因遭受意外事故而致死亡或伤残，本协会负责赔偿。本协会只能在投保人能够证明涉案事故属于保险责任的前提下做出赔偿。但事故调查机关荣成港港监出具的事故结案报告原因分析一栏载明船员朱军不明原因落水死亡。这既不能证明朱军死亡时是否在从事与会员业务有关的工作也不能证明朱军的死亡是否属于意外事故，相关事实并不清楚。二、根据法院提供的调取的询问笔录，其中王喜录在询问笔录中说，早上他和朱军在“辽35380”船上一起吃早饭，然后朱军下船，具体去干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尔后王喜录去驾驶室玩手机，最后下午2时左右，知道朱军发生了事故。因此不能认定该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达不到理赔条件。涉诉事故发生至今，本协会从未收到过理赔申请，原告要求我会承担赔偿责任的诉求没有依据。三、原告要求我会与其他三名被告共同承担98万元的经济损失的诉求不合理。根据我会与康建新签订的保险合同，保险额度是40万元，我会只在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超出40万元的部分不应由我会承担。对被告康建新、郑家尧答辩的回应：关于酗酒的问题，是被告康建新、郑家尧辩称说的，我们没有提到酗酒。我们主张的核心是涉诉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现在我们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我们的保险责任。综上，我们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进行裁判。被告郑家起未答辩。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的；被告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康建新、郑家尧、郑家起未提交证据。应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的申请，本院到荣成市公安局龙须岛边防派出所调取了朱军死亡事宜的相关询问笔录，经当庭出示，原、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所调取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五交通费及住宿费单据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未能证明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亦未能证明费用发生的合理性，无法证明相关费用的实际发生，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七录音证据，原告仅提交了光盘，未能提交录音证据的原始载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其拟证明事项雇佣关系的成立，本院调取的询问笔录亦可证明，且证明力更强。关于朱军生前的工资状况，录音证据并未有清晰的证明，不是本案审查的要点，对录音证据拟证明事项，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宋金荣之子朱军生前在被告康建新所属“冀昌渔02337”号渔船上工作。2018年1月8日之后，“冀昌渔02337”号渔船一直停靠于荣成市成山镇水产码头（以下简称水产码头），船上八名船员除王喜录和朱军两人留在船上值班，其他船员均下船。“冀昌渔02337”号渔船已办理出海船舶户口簿，船上船员已办理出海船民证。2018年1月10日，朱军的尸体被发现飘浮于水产码头海中，经打捞上岸后发现朱军已死亡。2018年1月27日，朱军尸体在荣成市殡仪馆火化。2018年9月4日，朱军户口被注销，注销证明载明的死亡原因为溺水。经查，龙须岛边防派出所对相关船员所作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郑家尧陈述称：我是“冀昌渔02337”号渔船的船主，我和朱军之间系雇佣关系，我是朱军的老板，朱军在船上干了三、四年。船上有八人，船长和实际负责人是郑家起。王明广陈述称：我是“冀昌渔02337”号渔船船长，船上共有八人，朱军是船上做饭的大师傅。1月8日，渔船出海回来在水产码头卸货之后一直停靠在水产码头。戴兆安陈述称：我是船舶代理，船主是郑家起，实际经营人是郑家尧，两人是亲兄弟，所以船的经营情况我不清楚。船上共有八人，船主是王明广。1月8日之后，“冀昌渔02337”号渔船就没有再出海，一直停靠于水产码头。1月10日下午2点过，码头小郭给我打电话说有个船员死在码头旁边的海里，看着像我代理的船上的船员。我就赶到码头来，把尸体的面部翻过来，一看确实是我代理的“冀昌渔02337”号渔船上的船员，就叫船员把尸体打捞上来。郭永刚陈述称：我是水产码头的管理人员。1月10日凌晨，龙须岛下大雪，码头和船上都是雪，风也挺大，大约八九级北风。下午3点钟左右，有人看到海里好像漂着个人，我们一起跑过去看到海里漂着个黑色羽绒服，船上有人拿牙镐把羽绒服的帽子勾了一下，一看人就是已经死了。掉进海里的船员是“戴老三”代理的船上的船员。朱权陈述称：我是朱军的弟弟。2018年1月10日，郑家起打电话给我们讲了朱军出事故的事。后，我和妻子还有我儿子第一时间开车到龙须岛处理朱军落水死亡事宜。郑家起应该是朱军的老板。朱军没有做尸检，不清楚具体落水死亡的时间。朱军的尸体我们看见了，体表没有任何外伤，我们家属一致认为朱军死亡是意外事故，排除刑事案件他杀，所以，我们不要求做尸检。“冀昌渔02337”号渔船船员的询问笔录中，王喜录陈述称：朱军尸体当时离我们船挺远的，我过去的时候和代理找钩子勾了他的棉袄，才看清是朱军。我们把朱军捞上来之后，尸体嘴里就外吐白沫，特别大的酒味。“冀昌渔02337”号渔船船老板叫郑家尧。1月8日，船出海回来在水产码头卸货之后一直停靠在水产码头。丛江陈述称：朱军平日喜欢喝酒。1月10日，龙须岛有大风，下雪。“冀昌渔02337”号渔船老板叫郑家尧，船上共有八人。1月8日出海回来，船就停在水产码头。船上留着王喜录、朱军两人，其他人都在旅馆住着。季亚东陈述称：2018年1月9日中午，我在龙须岛街上走的时候碰到朱军，他和我说话，因为他喝了挺多的酒，我当时没有理他，之后没有见到他。“冀昌渔02337”号渔船老板叫郑家尧，船上共有八人，船长姓王。李海龙陈述称：“冀昌渔02337”号渔船老板叫郑家尧，船上共有八人，船长叫王明广。船停靠水产码头后，只留王喜录和朱军两名船员在船上。贺排房陈述称：朱军死亡事故发生当日，2018年1月10日，龙须岛刮大风，下大雪，很冷，天气预报阵风八级。“冀昌渔02337”号渔船的老板叫郑家尧，船上共有船员八名。王华铎陈述称：“冀昌渔02337”号渔船的老板叫郑家尧。1月10日7时左右，朱军给我打电话叫我给他交电话费，我帮他交了30元。船停靠在水产码头后，就留王喜录和朱军两人在船上。“辽营渔35380”号渔船船员的询问笔录中，郑家元陈述称：1月10早晨，我和老姜、王老四还有王喜录和朱军一起在“辽营渔35380”上吃的早饭，当时大军好像说是要去洗澡，我也没注意是不是这么说的。朱军身体挺好，没有什么病，就是挺能喝酒的，平时兜里也揣着酒瓶子。王文录陈述称：1月10日，我一直在“辽营渔35380”号渔船上。10号早晨，我和朱军、王喜录、老姜、郑家元五人在“辽营渔35380”号渔船上吃的早饭，吃饭时朱军挺正常的，朱军没有饮酒。姜德义陈述称：10号早晨，我和郑家元、王喜录、王文录、朱军五人一起在“辽营渔35380”号渔船上吃的早饭，当时朱军就穿着他被捞上来时穿的那个黑色羽绒服，黑色裤子。吃早饭时，朱军挺正常，没有喝酒。朱军平时挺能喝酒，没事就喝点酒，身上放着酒。前几天我跟他聊天时还说让他少喝点酒，天下雪，溜滑的，下船的时候注意点。朱军还说我是大军，没事。“鲁荣渔72196”号渔船船员孙长龙陈述称：1月10下午2点左右，我在船上准备抽水时，看到我船东边水面飘着一件黑色羽绒服，我当时特别害怕，叫码头小郭来看了看，说是已经死了。另查明，2018年9月2日，五常市杜家镇永联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杜家镇村委会）出具一份证明：兹证明（男，汉族，1970年7月1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为x）户籍所在地为黑龙江省五常市杜家镇永联村离发屯。朱军自1990年开始离开我村常年在外地打工，朱军的收入来源全部为打工工资，其在我村没有参加农业生产活动。还查明，原告宋金荣，汉族，1938年6月13日出生，住黑龙江省五常市杜家镇永联村高发屯（身份证号码x）。宋金荣现已81岁，其配偶朱永臣已于2006年7月2日去世。宋金荣与朱永臣共育有三子四女，分别为：朱海，身份证号码为x。朱凤芹，身份证号码为x。朱凤香，身份证号码为x。朱权，身份证号码为x。朱凤霞，身份证号码为x。朱凤杰，1964年11月17日出生，2017年12月1日死亡。死者朱军，男，汉族，身份证号码为x，生前未婚，未生育子女。朱军户籍所在地为黑龙江省五常市杜家镇永联村高发屯，户口户别为农业家庭户。2017年9月20日，康建新以河北省渔业协会会员身份，以“冀昌渔02337”号渔船上的七名船员（其中，包含了朱军）为保障人员投保雇主责任险。互保期限自2017年9月21日零时起至2018年9月20日二十四时止。2018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荣成渔港监督对朱军死亡事故作出的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结案报告，分析朱军死亡原因为落水死亡。责任认定为“冀昌渔02337”号渔船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经查，2017年青岛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63702元（月均5309元）。2017年度青岛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64元，人均消费支出12928元。庭审中，原告确认关于康建新、郑家尧、郑家起三人系合伙关系，原告没有提供证据。应原告诉讼财产保全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3月27日做出（2018）鲁72民初511号民事裁定，采取的具体保全措施为查封登记在康建新名下的“冀昌渔02337”号渔船；同时要求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不予支付康建新提出的以康建新为受益人的保险理赔金。为此，原告缴纳保全费5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被告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系由民政部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的渔业保险互助合作社会团体，并非企业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关于保险人的定义，限定保险人为法人，具体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按照涉案雇主责任险的互保凭证及互保条款的内容，当事各方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司法解释，直接向互保协会主张权利，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认为，被告康建新向被告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投保了雇主责任保险，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畴。原告宋金荣、被告康建新、郑家尧要求被告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在雇主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的主张，可以另行立案处理，本案不予审查。综合诉辩双方争议要点，本案有以下四个焦点问题：（一）三被告之间是否是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二）死者朱军与三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三）朱军死亡的事实和原因。（四）死亡赔偿金额的计算标准和费用。关于焦点一，原告诉称三被告系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但是，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本案中，证明三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于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的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上述法律规定说明，人民法院对没有书面协议的合伙关系的认定是有条件限制并应当从严把握的。在此意义上，本院认为，本案中，鉴于康建新与郑家尧否认三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原告关于合伙关系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康建新、郑家尧、郑家起三人之间不存在个人合伙法律关系。关于焦点二，原告诉称朱军生前受被告康建新、郑家尧、郑家起三人共同雇佣。庭审中，康建新称朱军受其雇佣，在其所属船上工作。然而，龙须岛边防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冀昌渔02337”号渔船的船员有的确认郑家尧系船老板，甚至郑家尧自己也确认他是朱军的老板；但是，又有船员确认郑家起是老板。按照通常理解，船老板指船舶的实际经营人，即，郑家尧或郑家起系“冀昌渔02337”号渔船的实际经营人。“冀昌渔02337”号渔船船舶代理解释说，因为郑家尧和郑家起是兄弟俩，到底谁实际经营船舶不是很清楚。实践中，由于船舶经营关系的复杂性，如何准确识别朱军受谁雇佣？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对雇佣关系做了如下界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可见，雇佣关系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本案中，康建新系“冀昌渔02337”号渔船的船舶所有人，康建新以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会员名义为本船船员朱军等七名船员向互保协会投保雇主责任险。可见，朱军和康建新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如前所述，在相关船员对于船老板的识别存在矛盾之处，以及已排除三被告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本案案情，本院认定死者朱军生前受康建新雇佣，在其所属渔船上工作。原告关于朱军生前还受郑家尧、郑家起共同雇佣的主张，本院认为，共同雇佣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冀昌渔02337”号渔船并非三被告的共同财产，在原告主张的合伙关系不能成立的前提下，认定三被告共同雇佣朱军缺乏法律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焦点三，朱军的死亡事实和原因。龙须岛边防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朱军系因溺水死亡，朱军的死亡注销证明上载明的死亡原因亦是溺水死亡。更进一步的死亡原因，被告康建新、郑家尧认为系因朱军喝酒过多而落海溺水死亡，此观点仅系当事人事后臆测，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龙须岛边防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仅有船员称朱军死亡前一天看到他在喝酒，与第二天朱军的死亡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另有船员说看到朱军尸体嘴吐白沫，身上酒味很大，均不能说明朱军的死亡与喝酒之间有何必然的联系。综上，关于朱军如何落水的具体细节与过程，本案没有任何亲身经历的见证人予以证明，据此，本院认定朱军系溺水死亡，但落水原因不明。关于朱军是否从事雇佣活动时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本院认为，由于船员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冀昌渔02337”号渔船停靠码头期间，朱军系船上留守的值班船员，在没有特别约定的前提下，朱军属于24小时在船工作状态。包括船员离船在码头内行走均可视为从事劳务活动必不可少的过程，是与雇佣活动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与履行职务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应当认定为系“从事雇佣活动”的延伸。因为船员工作性质属危险系数较高行业，如果康建新不雇佣朱军，朱军也不会在码头内活动，就不会遭受不明原因的意外落水死亡风险。朱军为雇主康建新完成在船工作劳务，雇主作为受益人，获得利益的同时负担风险，符合我国民法中权利义务一致的基本原则。综上，本院认定朱军在“从事雇佣活动期间死亡”这个法律事实可以成立。综上，原告因其亲属朱军在从事雇佣活动期间死亡，被告康建新作为雇主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又因为被告关于朱军对其死亡自身存在过错的举证不能成立，本院认定被告康建新承担朱军100%的死亡责任。关于焦点四，关于赔偿标准，庭审中，原告请求按照2017年发布的2016年青岛市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朱军的户别为农业家庭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受害人分类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其依据是受害人的生活、工作、居住的环境和地域。本案并未有证据证明朱军在城镇有固定住所，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或者朱军家庭之消费标准已融入城镇，享受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原告提交的杜家镇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系单位证明，仅为民事证据的一种，其证明力须经庭审质证，由法院认定，不能当然地作为定案的依据。该证明拟证明的事项可归纳为两点：一是朱军在我村没有参加农业生产活动；二是朱军的收入来源全部为打工工资。第一个证明事项属村委会职权范围内事宜，证明力强，本院予以采信。第二个证明事项，不属于村委会的证明事项，没有证明力，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康建新应支付原告的赔偿数额依法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经网络查询公开信息，本案可以按照2017年青岛市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赔偿金额。关于赔偿金额，根据原告的主张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本案中，被告康建新应赔偿原告宋金荣的项目及金额如下：1、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2017年度青岛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朱军死亡时年龄不满60周岁，其死亡赔偿金按照2017年度青岛市农村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二十年为387280元。2、丧葬费：系受害人的亲属对死亡的受害人进行安葬所产生的丧葬费用的支出。按照《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2017年度青岛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31854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原告宋金荣75周岁以上，现有5个子女，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按五年计算为64640元，朱军应负担的费用为10773元。4、精神损害赔偿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加害行为，对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对被告康建新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予以支持。但是，原告关于赔偿金额的计算有误，本院予以适当调整。原告对被告郑家尧、郑家起以及被告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康建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宋金荣人身损害赔偿款429907元。二、驳回原告宋金荣对被告郑家尧、被告郑家起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宋金荣对被告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宋金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84元，由原告负担7736元，由被告康建新负担5948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康建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黛娜人民陪审员  董 伟人民陪审员  李陆军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任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