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29民初1565号原告：陈玉仙，女，汉族，1986年2月14日出生，住昆明市寻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诚，云南云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张益松，男，哈尼族，1978年2月28日出生，住昆明市寻甸县。被告：杨启田，男，汉族，1980年3月13日生，住昆明市寻甸县。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万达广场南塔写字楼19、20、21楼。负责人：曹建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芝军，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陈玉仙诉被告张益松、杨启田，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云南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玉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诚，被告张益松、杨启田，被告平安财险云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芝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玉仙诉称，2018年10月15日13时许，张益松驾驶车牌为云Ａ×××××号小型客车沿轿子山旅游专线公路由北向南从倘甸镇驶往昆明方向。14时9分许，当该车行经至轿子山旅游专线寻甸县，在设有中心单实线的弯道超越同向行驶的崔国全驾驶的云南Ａ×××××号大中型盘式拖拉机过程中，所驾驶车辆左侧与对向车道黄金平驾驶的云Ｌ×××××号小型客车左后侧发生碰撞后又与对向车道舒余磊驾驶的云Ａ×××××号小型轿车（该车搭载邓某、陈玉仙、张某、舒某四人）发生正面碰撞，致邓某、陈玉仙、张某、舒某受伤，四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寻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张益松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邓某、陈玉仙、张某、舒某无责任。原告受伤后被送到寻甸县倘甸镇中心卫生院检查住院治疗11天，产生医疗费1893.94元。原告的伤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评定需后期治疗费2000元。护理期为11天，营养期为11天，误工期为20天。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请判令被告赔偿：1、医疗费1893.9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3、交通费400元；4、营养费550元；5、后期治疗费2000元；6、护理费1650元；7、鉴定费1600元；8、误工费2533元，总计11727元，该费用先由平安财险云南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经济损失9727元，不足部分由张益松、杨启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被告张益松辩称，1、我认可交警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结论，对本次事故负完全责任无任何意见。在本次事故中我因为受伤，为了能及时得到救治，遂叫亲属张益正帮助处置现场，事故认定书中内容部分虽然记载了肇事后我于当天22时30分到达倘甸交警中队接受调查，结论部分并未明确记载肇事逃逸，至原告出院时我积极配合原告及交警部门妥善的处理本次事故，主客观上均不存在逃逸的情形，故平安财险云南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2、即使我的行为构成肇事逃逸，保险公司亦应承担赔付责任，其理由为：该车的登记车主及实际车主为杨启田，事故发生后，据杨启田陈述，投保时，被告保险公司并没有向杨启田送达过有关合同条款也未向其明确说明保险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部分的内容，我在借用该车时，杨启田也未提及保险的有关事宜，因此，保险公司提出肇事逃逸作为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该条款对我和杨启田不发生效力。被告保险公司应按约定承担保险事故的赔偿责任。至诉讼前我已先行垫付了医疗费及其它费用2000元，应在本案中一并计算扣除。针对原告的诉讼主张我无意见，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杨启田辩称，我是云Ａ×××××号车的登记车主及实际车主，驾驶员为张益松，事故发生时张益松向我借用该车，借用时车辆未脱检，机件一切运转正常，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我为该车在被告平安财险云南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万元，并附不计免赔特约险），原告的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另，我在投保时，被告保险公司并没有给我送达过有关合同条款也未向我明确说明保险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部分的内容，因此，保险公司提出肇事逃逸作为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理由不成立，至诉讼时我对该条款内容一无所知，故该条款对我不发生效力。我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对原告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平安财险云南公司辩称，1、根据寻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记载内容，我公司承保的云Ａ×××××号车驾驶员张益松于2018年10月15日13时发生交通事故，于2018年10月15日22时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驾驶员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员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交警或者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张益松存在肇事逃逸行为，且不排除其酒驾可能。2、本案中张益松明知已发生交通事故并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逃离现场，该行为具有明显的故意犯罪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规定，交通肇事罪具有此情形的构成犯罪：死亡一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故张益松的行为构成犯罪。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云Ａ×××××号车的所有权人杨启田在与我公司订立的商业险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肇事逃逸系免责条款，故我公司的拒赔理由成立。3、关于免责条款生效的法律依据问题。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当事人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而订立，保险公司保险责任的免除方式有两种情形：一是意定免除，二是法定免除。前者指保险人与投保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通过签订保险免责条款来免除责任，后者则是保险法律明确规定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情形。对于法定责任免除，只要法定条件成立时就适用保险法的规定直接免除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肇事逃逸作为法律明文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保险人对该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做出提示后，无须尽到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即生效。本案保险单已在明显重要提示处加黑加粗，投保人在我公司投保时，我公司已将保险单及《机动车条款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交付被保险人，我公司已履行了明确说明及提示义务。综上，因本案驾驶员张益松肇事逃逸，我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予以拒赔。关于费用问题：1、医疗费的确定应结合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费用清单予以认定；2、误工费应以原告实际减少的误工损失为计算依据；3、支持营养费的情况为受害人年幼、年迈或特殊病情需要且要有医院出具的医嘱建议，否则一般不予赔偿，护理费应参照医疗机构出具的护理证明予以认定；4、“三期”评定只适用于上海市，在云南省无普遍适用力，对此我公司不予认可；5、根据保险条例，鉴定费及诉讼费属于间接损失，我公司不予承担。对原告的其它诉讼主张我公司无意见，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15日13时许，张益松驾驶车牌为云Ａ×××××号小型客车沿轿子山旅游专线公路由北向南从倘甸镇驶往昆明方向。14时9分许，当该车行经至轿子山旅游专线寻甸县，在设有中心单实线的弯道超越同向行驶的崔国全驾驶的云南Ａ×××××号大中型盘式拖拉机过程中，所驾驶车辆左侧与对向车道黄金平驾驶的云Ｌ×××××号小型客车左后侧发生碰撞后又与对向车道舒余磊驾驶的云Ａ×××××号小型轿车（该车搭载邓某、陈玉仙、张某、舒某四人）发生正面碰撞，云Ａ×××××号小型轿车位移到对面车道后，车辆左后侧又与崔国全驾驶的云南Ａ×××××号大中型盘式拖拉机左前部发生碰撞，致邓某、陈玉仙、张某、舒某受伤，四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张益松于2018年10月15日22时30分到达倘甸交警中队接受调查。2018年12月24日，寻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此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益松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邓某、陈玉仙、张某、舒某无责任。原告受伤后被送到寻甸县倘甸镇中心卫生院检查住院治疗11天（以寻甸县倘甸镇中心卫生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及出院证明记载：2018年10月15日入院，2018年10月25日出院，计11天。），诊断的伤情为：上唇贯通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其出院医嘱为：不适随诊。原告的伤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评定为需后期治疗费2000元。护理期评定为11天，营养期为11天，误工期为20天。原告在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为1893.94元，该费用完全由被告张益松先行垫付，且包含在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中。自2016年2月起原告在昆明市五华区明渝卤菜店务工，月工资收入3800元。另查明，云Ａ×××××号车的登记车主及实际车主均为杨启田，事故发生时张益松向杨启田借用该车，该车在借用时车辆未脱检，其性能不存在安全隐患，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该车在平安财险云南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万元，并附不计免赔特约险），发生事故时在保险有效期内。在杨启田与被告平安财险云南公司订立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合同时，杨启田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被告的保险业务员提出订立合同要约，经报价后，被告派遣保险业务员将保险单交付给杨启田，杨启田在被告交付保单的同时向被告支付保险费。至事故发生时杨启田只持有被告制作的格式保险单，被告并未向其交付商业险保险条款。庭审中，被告平安财险云南公司亦未向本院出示并提交该保险条款。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鉴定意见书、工作证明、工商登记证明、诊断证明、医疗费发票、住院医嘱单、住院病案、出院记录、住院费用清单、机动车驾驶证及行驶证、保险单以及到庭各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予以佐证。本院认为，第一，交警作出事故认定结论的证据效力问题。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并对各方应承担的责任作出划分，这是交警部门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后作出的认定，该证据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在庭审质证中，除非对此提出异议的当事人举出足够充分的证据予以推翻，一般应当作为据以定案的证据。庭审中，被告均未提出相反的证据或理由推翻其认定结论，故寻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结论应作为确定本案民事责任的基本依据。第二、本案中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问题。交通事故事实的认定不等同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交警部门未对关键事实做出认定或者对关键事实认定有误的，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现场勘验笔录，结合日常经验，逻辑和其他证据，对案涉关键事实亦可综合判定。具体到本案中，本院认为，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依据的证据明显不足以认定逃逸行为的情况下，应结合生活常理及当庭查明的事实等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是否属于逃逸。要认定逃逸应当具备主客观两方面条件：主观方面肇事者应明知自己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交通事故，如果其本人并不知情，也就不存在有逃跑的故意。其次肇事者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这种故意应当是直接故意，即肇事者作出的行为是在积极追求逃避法律追究。客观方面，肇事者的逃离行为包括驾车逃离或弃车逃离。逃离场所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事故现场。根据庭审中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张益松在事发后确有弃车离开现场的行为，但是构成交通肇事逃逸须主观上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客观上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结合上述部分分析，张益松在事故发生后找其亲属留守查看现场及照顾救助伤者的行为以及本人及时到医院进行救助看护的行为，并不能说明其行为是在积极追求逃避法律的追究。在庭审中原告对张益松未构成肇事逃逸的行为不持异议，且作为专业认定职能部门的交警部门在对事故调查后亦未得出张益松逃逸的结论。故对平安财险云南公司提出的张益松构成肇事逃逸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第三、被告平安财险云南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应由被告平安财险云南公司在交强险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该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仍有不足部分，由张益松承担。第四、赔偿主体问题。庭审中查明云Ａ×××××号车的登记车主及实际车主均为杨启田，杨启田与张益松为朋友关系，事故发生时杨启田将该车出借给张益松驾驶。张益松在借用该车时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出借车辆经过年检不存在影响安全运行方面的质量瑕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一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及管理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1、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2、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3、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本案中，被告杨启田作为事故车辆的所有人及管理人对其实施的出借行为不存在以上法律规定之情形，故在本案中不具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五、对于原告做出的“三期”鉴定结论（即营养期、误工期、护理期），本院是否采纳的问题。“三期”鉴定结论，其适用范围只限于上海市，效力未及于全国，故本院不予支持该项诉请。第六、原告诉请的赔偿范围及数额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1）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1款“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第2款“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的伤情结果系寻甸县倘甸中心卫生院通过科学的诊疗方法确诊得出，本院审查原告提交的医疗费发票及单据，其产生的有效医疗费为1893.94元，该费用完全由被告张益松先行垫付，且包含在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中。鉴定机构评定的后期治疗费2000元客观公正，两项共计3893.94元，本院予以认定。（2）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1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2款“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的规定，结合本案原告受伤结果及住院状况，原告在住院期间需专人护理属客观事实，本院根据2017年度云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3460元，每天173.8元，原告住院11天，即11天×173.8元=1911.8元，原告只主张1650元，本院予以认定。（3）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第1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标准予以确定”。第2款“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的规定，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应按每天100元计算，即原告住院11天×100元=1100元，本院予以认定。（4）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之规定，该费用应由医院出具意见或者在受害人的《出院证明》上予以说明，在原告出示的寻甸县倘甸镇中心卫生院诊断证明及出院证明中均未建议原告需加强营养，故本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5）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之规定，原告因本次事故为医疗及鉴定支出一定的交通费属客观事实，本院认定原告主张的400元。（6）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1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20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在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事故发生前在昆明市五华区明渝卤菜店务工的工作证明，约定每月的工资为3800元，本院按照该项标准计算每天以126元计，原告住院11天，即：126元×11天=1386元，本院予以认定。（7）鉴定费1600元予以认定。原告诉讼请求中超出上述认定范围的部分依法不予支持。以上（1）－（7）项费用合计人民币10029.94元，先扣除鉴定费1600元（该项费用保险公司不予承担），剩余8429.94元，此次事故造成邓某、陈玉仙、张某、舒某的损害后果，除了本案的原告之外，邓某、张某、舒某也向本院提起诉讼，在交强险保险限额之内，各个案件的伤残项目保险分配比例如下：邓某案的伤残部分为83488.8元（包含：残疾赔偿金61992元、护理费2780.8元、交通费800元、误工费14916元、精神抚慰金3000元），舒某案的伤残部分为1964.2元（包含：护理费1564.2元、交通费400元），张某案的伤残部分为3951.8元（包含：护理费1911.8元、交通费500元、误工费1540元），陈玉仙案的伤残部分为3436元（包含：护理费1650元、交通费400元、误工费1386元），四案总数（83488.8元+1964.2元+3951.8元+3436元=92840.8元）未超出限额110000元，故每人应获得完全赔付。在交强险保险限额之内，各个案件的医疗项目保险分配比例如下：邓某案的医疗部分为54477.96元（包含：医疗费37397.9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后期治疗费15000元、营养费4800元），舒某案的医疗部分为18350.6元（包含：医疗费13450.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后期治疗费4000元），张某案的医疗部分为15079.39元（包含：医疗费10149.3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后期治疗费3500元、营养费330元），陈玉仙案的医疗部分为4993.94元（包含：医疗费1893.9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后期治疗费2000元），四案总数（54477.96元+18350.6元+4993.94元+15079.39元=92901.89元）已超出限额10000元，故应按比例进行计算，计算方法为：故应按比例进行计算，计算方法为：邓某案54477.96元÷92901.89元=0.586；舒某案18350.6元÷92901.89元=0.197；张某案15079.39元÷92901.89元=0.162；陈玉仙案4993.94元÷92901.89元=0.055；医疗部分各人的分配数额为：邓某案10000元×0.586=5860元，舒某案10000元×0.197=1970元，张某案10000元×0.162=1620元，陈玉仙为550元。四案剩余的部分为：邓某案54477.96元-5860元=48617.96元，舒某案18350.6元-1970元=16380.6元，张某案15079.39元-1620元=13459.39元。陈玉仙案4993.94元-550元=4443.94元。本次事故张益松承担完全民事责任。因云Ａ×××××号车在平安财险云南公司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万元，并附不计免赔特约险），故上述每人剩余的份额应由该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鉴定费1600元由张益松承担。对于张益松在本案中先行垫付的医疗费及其它费用2000元，因原告合并起诉了医疗费，保险公司赔付数额已在本案中做了确认，故对该费用的返还问题不属本案的审理范畴，可由张益松向原告另行主张权利予以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陈玉仙伤残项目下的费用3436元，医疗项目下的费用550元，合计3986元。二、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在其承保的云Ａ×××××号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陈玉仙各项经济损失4443.94元。三、由被告张益松赔偿原告陈玉仙鉴定费1600元。四、被告杨启田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义务。五、驳回原告陈玉仙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张益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判决生效后的两年内。审判员  范天赋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法官助理舒玉鸿书记员王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