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冀0102行初47号 原告高金海，男，195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代理人吴彦亮，河北陆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段文豪，河北陆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石家庄市建胜路18号。 法定代表人李惠林，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蓉，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海芳，河北冀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徐立倩，女，1986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代理人徐立静（系第三人之妹），女，1987年8月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金沙，河北谦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金海诉被告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撤销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审批表一案，于2020年4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于2020年4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金海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彦亮，被告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张蓉、李海芳，第三人徐立倩的委托代理人徐立静、金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金海，我名下的宅基地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现为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安分局，为被告派出机构）非法将我的宅基地登记在本案第三人名下。主要事实及过程如下：1976年我就申请了涉案宅基地，并盖起来房屋居住，当时的权属登记情况是1976年4月7日正定县西兆通乡东兆通革命委员会出具的《社员新占宅基地的证明》，该证明载明了宅基地的使用人为我的父亲高贵子，以及宅基地的四至。1987年正定县对涉案宅基地再次确权登记，此时涉案宅基地已由我的父亲变更到我名下，属权登记情况是1987年的《正定县宅基地清理登记表》，该证据载明了户主是我，并且有村乡县土地局的章。还向我下发《宅基地使用证》。1988年我在此已经居住十多年，房屋破旧，计划翻盖房屋，遂将旧房拆除。此时徐家（徐立倩）站出来阻止我盖房。理由是这个宅基地在民国时就是徐家的老宅，我占的宅基地就是他们家的。所谓的纠纷此时开始。当时村里为解决矛盾，重新给了徐家一块宅基地，作为补偿。但是徐家将村里补偿的宅基地卖给别人。之后，仍然不让我在涉案宅基地上盖房。1988年3月16日，经村委会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双方签字。《东兆通村民委员会关于高金海、徐新京宅基地的处理意见》载明：4月25日徐家将卖出去的宅基地腾清给我，我将涉案宅基地给徐家。如果4月25日徐家没有将卖出去的宅基地腾清给我，则我在原处盖房。在此期间，涉案宅基地的土不准徐家再动。1988年4月25日，徐家没有将卖出去的宅基地要回来。但是仍然不让我在涉案宅基地上盖房。后我又找到镇政府调解。1988年6月8日，西兆通镇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涉案宅基地按1976年登记执行，徐家不得再干预我盖房。1988年至1992年期间，我受到徐家的阻止，始终不能在涉案宅基地上建房。1992年，我将涉案宅基地上的土拉走，徐家不让，最后徐家承诺把卖出去的宅基地收回来，按照1988年村委会的调解意见继续履行。徐家以700元价格购买了土（土是打好地基的土），但是以后徐家并没有将卖出去的宅基地收回来。而是强占了涉案宅基地。1992年徐家强行在涉案宅基地上盖起房屋，我不如徐家兄弟多，阻止不住。当房屋主体盖完之后，我拼命阻止。所以直到拆迁，房屋只盖了主体，房顶为简易彩钢瓦，没有窗户门，更没有任何装修，根本不适合居住。2005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将涉案宅基地登记在第三人徐立倩的名下，并作出了《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审批表》，表中载明2006年3月14日发证，并且表中有村、乡、土地管理部门、发证机关的盖章。农村宅基地的收回、发放都有相应的法律程序，但是被告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名下的宅基地登记在第三人徐立倩名下，严重侵犯了我对此宅基地的使用权。为维护我的合法利益，现要求人民法院撤销“土地使用者为徐立倩的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表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告高金海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东兆通大队《社员新占用宅基地的证明》；2、1987年的《正定县宅基地清理登记表》（编578号）；3、1988年3月16日正定县西兆通乡东兆通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高金海、徐新京宅基地的处理意见》；4、正定县西兆通乡人民政府《关于高金海、徐新京为宅基地纠纷一事处理决定》。 被告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原告要求撤销第三人徐立倩的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审批表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书的行为，我局并未作出过有关涉案宅基地的上述行政行为。原告的起诉无事实根据。因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安分局《关于对长安区东兆通村宅基地摸底调查资料情况的说明》。 第三人徐立倩述称：一、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根据《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多余宅基地上的房屋损坏不能利用的，必须退出其宅基地。原告高金海在本村还有一处宅基地，本案争议的宅基地属于原告多余的宅基地，原告高金海在本案争议的宅基地上的房屋于1988年拆除后，闲置四年之久。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是必须要退出该宅基地的。事实上原告也确实退出了该宅基地。原告将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拆除四年之后，1992年我家在该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并居住至2019年拆迁时，居住了二十七年的时间，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包括高金海也没有提出过异议，且2005年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在村委会张贴确权公告时，将涉案宅基地确权登记到徐立倩名下，要求在30日内提异议，无异议则作为出证依据。异议期原告高金海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则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将涉案宅基地确权登记到了徐立倩名下。原告退出该宅基地后，该宅基地与原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侵犯其任何的合法权益，原告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原告在本案中无诉讼主体资格，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原告自知道被告作出本案行政行为的时间是2019年9月16日，即原告与徐立倩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时，而原告的起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4月17日，距离原告知道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之日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时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我取得涉案宅基地完全合理合法。1、涉案宅基地系我家的祖宅，且是解放后取得的，是合法有效的。我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的内容显示是“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图章为“正定县人民政府”，民国三十八年为1950年，当时的石家庄已经解放，不是民国政府。这是当时合法的宅基地手续，可以证实涉案宅基地系我家祖宅。2、原告与我双方在1992年对涉案宅基地的矛盾已经了结，宅基地确权到我名下。在1992年，由我给付原告700元作为解决该宅基地纠纷的了结款，1992年2月28日原告家收取了我家给付的购买涉案宅基地的700元钱后，原告同时书写了《收条》，之后双方就再无争议，同年我家在该宅基地上顺利建造了房屋，一直居住使用至2019年拆迁时，二十多年来，原告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期间，2005年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对东兆通村宅基地进行确权时，勘察丈量后，在村里张贴了公告，将涉案宅基地登记在我名下，要求30日内提异议，无异议的即为出证依据。这期间，原告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可见原告退出该宅基地后，我家在该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实际使用涉案宅基地，后涉案宅基地确权到我名下。原告对该宅基地权属问题自1992年后在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被告在进行勘察丈量后，四至清楚，权属无争议的土地且在村内进行了张榜公示，并由村委会同意，乡镇政府审核通过，土地管理部门准予登记，发证机关批准同意发证，完成了整个登记审批的过程。该登记审批的行为合理合法，该宅基地已经依法确权登记到我名下。第三人徐立倩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2004年5月26日《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审批表》；2、土地房产所有证；3、郭香灵、刘建立、胡同安的证明；4、收条；5、2005年11月18日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公告》及宅基地清理面积汇总表；6、2018年1月15日、5月15日、12月26日、2019年5月28日、9月7日东兆通村委会证明（五份）；7、东兆通城中村改造产权确认书；8、房屋照片；9、高金海户籍证明；10、高金海《宅基地使用登记表》；11、二审开庭传票；12、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10828号民事裁定书。 经审理查明，2004年5月西兆通镇东兆通村开展宅基地清理登记，由长安国土分局对该村宅基地进行了勘察丈量，并填制了《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审批表》。第三人徐立倩的《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审批表》中：“户主姓名：徐立倩。证号：1452。发证时间：2006年3月14日。地号0368。实占地面积为230.07平方米”。2005年10月7日、11月7日石家庄市长安区民委员会和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分别在《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审批表》上签署“同意”并加盖公章及负责人印章，土地管理部门和发证机关分别于2005年11月9日、12月1日在上述登记表上加盖刻有“准予登记”“同意”字样印章，负责人处加盖“侯建岭”、“张增法”个人印章。侯建岭时任石家庄市土地局长安分局局长，张增法时任石家庄市土地局副局长。 另查明，2005年11月18日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的《公告》载明：“东兆通村村民：根据市政办（2002）74号”文件《关于清理和规范农村宅基地的意见》、长证函（2003）20号文件《长安区清理和规范农村宅基地工作实施方案》、石政办（2004）64号文件《关于农村宅基地清理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等文件规定，对本村宅基地进行了勘丈，勘丈结果已于之前在本村公开栏中张榜公布。本榜为第二榜，按规定程序要求，村民对二榜公布内容中的非法转让买卖、一户多宅（未批）、违法抢占、未批先占、不符合文件要求及村镇规划的提出意见，并以书面形式送西兆通土地监察所。另对一榜公告中因纠纷、无故不签字的，将不予确权发证。自本榜公布之日起30日内，如无特殊事宜，此榜即为出证依据，请村民相互转告。特此公告”。石家庄市长安区民委员会在此公告上加盖公章。该公告后附宅基地清理面积汇总表。 庭审中，经释明原告表示将诉讼请求中“撤销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书”请求事项不再主张。 经查询关联案件，石家庄市长安区曾于2004年5月开展过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工作，与被告答辩中明确表示未实施上述行为不符。庭审中，经询问，被告表述如果东兆通村存在《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审批表》，那么该村的宅基地确权的行政行为未最终作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表示将按法庭要求庭后核实上述《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审批表》及《集体土地使用证》是否存在。2020年6月23日被告所属的派出机构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安分局出具了《关于对长安区东兆通村宅基地摸底调查资料情况的说明》，该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按照市政府的文件通知精神，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进行了清理和规范，其中长安区西兆通镇东兆通村也在清理和规范范围内。长安国土分局按照上级要求，对该村宅基地进行了普遍的测量和摸底调查，完成了对该村宅基地现状及使用情况的资料的填写。因在清理规范过程中发现宅基地纠纷问题较多，东兆通村除为村民李登科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外，其余户均未发放。已经发证的认可其有效性，未发证的因未完成相关程序，其有效性尚待认定。” 本院认为，《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审批表》是土地管理部门在颁发宅基地使用证前实施的预备性和阶段性工作，属于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内部行政行为，不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申请人的实体权利义务。虽第三人主张土地主管部门和发证机关已经在该表上签署“准予登记”和“同意”发证的意见，应视为该清理表中的宅基地已经确权到第三人“徐立倩”名下，但因第三人所主张的上述两个机关均未加盖所属单位公章予以确认，故对第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本案中，从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结合被告提交的清况说明，可知2004年5月长安国土分局对东兆通村宅基地进行了清理登记，并制作了本案诉争的《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审批表》，随后在该村进行了两榜公告，在第二榜《公告》中明确表明，村民对此榜无异议的情况下，将作为出证依据，由此能够确定该村审核发证的确权行为并未完成，因此本案诉争的《宅基地清理（核实）登记审批表》不具有可诉性，原告高金海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六）、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高金海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高金海。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玫洁 人民陪审员  谷利霞 人民陪审员  李 静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