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20342号原告：蔡东升，男，196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霞、沈赓，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丽丽，女，1987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敏、李富瑜，广东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人员。被告：广州讯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讯科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鹭江西街9号。法定代表人：董丽丽。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敏，广东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诉两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霞，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罗敏，被告董丽丽的委托代理人李富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董丽丽将其持有的讯科公司的35%股权转让给原告，被告董丽丽协助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两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被告讯科公司由董丽丽自然人独资。董丽丽以讯科公司名义（甲方）与原告蔡东升（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与乙方共同投资鹭江西街9号讯飞产业园，以甲方作为投标产业园项目的投标主体，甲方占股65%，乙方占股35%；双方预测估计，在2018年3月份内才能确定甲方是否中标该项目，在中标该项目前，甲乙双方需要出资对“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项”和“投标保证金”两笔款项进行前期支出，各方按比例出资，具体支付时，甲乙双方均将各自承担的投资额度，统一划拨至甲方在招商银行开立的基本户；如果甲方主体顺利中标产业园项目，乙方即享有该项目35%股权，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完成股权变更手续等。《合作协议》签订后，讯科公司己中标鹭江西街9号项目，原告己按约定支付相应投资款。但董丽丽至今未将讯科公司的35%股权转让给原告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己严重影响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董丽丽辩称：一、原告与董丽丽之间并未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应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与讯科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依据该协议相关约定，原告认为其应当受让讯科公司35%的股权，但其要求至今未能得到满足，故成诉。原告与董丽丽双方之间并未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具体理由如下：1、股权转让关系可以借由签订书面协议、口头约定或者其他形式而形成，本案中原告显然认为是基于《合作协议》的签订，使其与董丽丽之间形成了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而事实上，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的是讯科公司，而董丽丽并未在该《合作协议》上签字确认，原告认为其与董丽丽之间因为《合作协议》而形成了股权转让关系，显然是不合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2、双方没有形成书面的股权转让关系的基础上，双方实际也没有履行任何股权转让关系的权利义务。通常理解，股权转让关系中的出让方享有的基本权利是收取股权转让利益的权利，而受让方最基本的义务便是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从原告支付的所有款项的证据上来看，董丽丽未收取任何股权转让利益，理由有：（1）《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支付的所有款项均进入了讯科公司公账，并且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全部用于支付产业园项目的投标保证金以及项目设计方案款项；（2）董丽丽个人未收取原告任何款项；（3）如果从单纯的股权转让关系来看，董丽丽在该宗交易中无任何获利，完全是零对价转让，不符合交易习惯。3、虽然董丽丽系讯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唯一股东，但如果按照原告对《合作协议》相关约定的理解，《合作协议》中已经涉及处分董丽丽基于讯科公司股东身份的而享有的股东权利，并不能因为董丽丽是讯科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唯一股东，就当然地认为《合作协议》中处分股东权利的约定代表了董丽丽的意志。否则，任何手握公司（即便是自然人独资企业）印章的人，都能通过对外签订合同而随意处分股东的股份，岂不是公司股东人人自危？事实上，董丽丽从未与原告磋商过《合作协议》的内容，《合作协议》的签署也并非董丽丽负责，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合作协议》是与董丽丽个人之间达成的约定，双方之间因此也就没有可能形成了所谓的股权转让关系。4、退一步从《合作协议》本身的内容来讲，其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原告可以受让董丽丽所持有的讯科公司股权的约定。理由有：（1）此份《合作协议》从整体文义上来分析，是讯科公司（协议甲方）与原告（协议乙方）之间决定共同合作开发鹭江西街9号的产业园的合作协议。该份协议约定了双方对项目的投资方式，如协议第一条“投资额和支付方式”中约定“在中标该项目前，甲乙双方需要出资对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项和投标保证金两笔款项进行前期支出，各方按比例出资”；并且该份协议中也约定了双方对项目收益及亏损的处理方式，如协议第二条中约定“如果甲方主体顺利中标产业园项目：乙方即享有该项目35%股权”以及“如果甲方主体未能中标产业园项目。乙方支付的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项：此款项为设计服务费用，乙方承担自己支付部分额度的损失”。可以看出，《合作协议》因具备讯科公司与原告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等特征，应当认定为是双方共同投资产业园项目的合作投资经营协议。原告作为合作一方，享有对投资项目的收益权是合情合理的。故结合《合作协议》中相关约定，如第一条“投资额和支付方式”中的“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作为投标产业园项目的投标主体。甲方占股65%，乙方占股35%”，以及第二条“投资人权益和亏损分担”中的“如果甲方主体顺利中标产业园项目：乙方即享有该项目35%股权”，均可以得出讯科公司与原告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实际是将产业园项目的收益进行分割，即对于产业园项目而言，原告享有项目35%的份额。（2）至于协议中所谓“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完成股权变更手续”等表述，首先《合作协议》通篇没有明确提到配合原告完成讯科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也没有提到董丽丽须配合乙方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因此，在双方对“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完成股权变更手续”等表述的理解持有争议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的规定，应当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前文所述，我们可以确定从协议有关条款的角度出发，讯科公司与原告仅仅达成的是产业园项目的收益分割合意。其次，从交易习惯的角度来讲，讯科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3日，远早于产业园项目招标公布的日期（2018年2月），显然讯科公司不是为了投资产业园项目而设立的，其有自身独立的经营业务。因为一个投资项目，就要出让整个讯科公司35%的股权出去，不符合常理。综上，原告与董丽丽个人之间并未以任何形式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况且退一步讲，《合作协议》也并未任何涉及原告可以受让董丽丽所持有的讯科公司股权的约定。故双方的股权转让关系未成立，依法应当驳回全部诉讼请求。二、即便按照原告理解，讯科公司在《合作协议》中承诺产业园项目中标后，即转让讯科公司35%股份给原告，该种理解也因讯科公司无权处分股东董丽丽的股份，事后又未得到股东董丽丽的追认而导致处分行为无效。公司不能处分自己的股份，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人是公司股东。如果讯科公司在签约《合作协议》时承诺原告，在产业园项目中标后，讯科公司便转让讯科公司35%的股份给原告，在讯科公司并未有增资扩股行为的情况下，要出让讯科公司35%的股权给原告，只能是从现有股东，即董丽丽手中所持有的100%股权里转出35%给原告。很明显，讯科公司此种做法是无权处分行为，事后又未得到股东董丽丽的追认，讯科公司的处分行为是无效的。故此，即便按照原告理解，《合作协议》中关于其有权受让讯科公司35%股权的约定，依法也应当认定为是无效的约定。综上所述，原告与董丽丽之间并未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即便是《合作协议》约定了讯科公司转让35%的股权给原告，该约定也是无效的。故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讯科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董丽丽之间并未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应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与讯科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原告认为依据该协议相关约定其应当受让董丽丽35%的股权，但其要求至今未能得到满足，故成诉。原告与董丽丽之间并未形成股权转让关系，讯科公司与原告之间是项目合作关系，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与董丽丽之间并未形成股权转让关系。1、股权转让关系可以借由签订书面协议、口头约定或者其他形式而形成，本案中原告显然认为是基于《合作协议》的签订，使其与董丽丽之间形成了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而事实上，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的是讯科公司，是讯科公司与原告双方的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的抬头甲方明确为讯科公司；董丽丽并未在该《合作协议》上签字确认，原告认为其与董丽丽之间因为《合作协议》而形成了股权转让关系显然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2、在原告与董丽丽没有形成书面的股权转让关系的基础上，双方实际也没有履行任何股权转让关系的权利义务。通常理解，股权转让关系中的出让方享有的基本权利是收取股权转让利益的权利，而受让方最基本的义务便是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从原告支付的所有款项的证据上来看，董丽丽未收取任何股权转让利益，理由有：（1）《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支付的所有款项均进入了讯科公司公账，并且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全部用于支付产业园项目的投标保证金以及项目设计方案款项；（2）董丽丽个人未收取原告任何款项；（3）如果从单纯的股权转让关系来看，董丽丽在该宗交易中无任何获利，完全是零对价转让，不符合交易习惯。二、讯科公司与原告因《合作协议》而形成的是项目合作关系。此份《合作协议》从是讯科公司与原告因合作关系而订的协议，是讯科公司（协议甲方）与原告（协议乙方）之间决定共同合作开发鹭江西街9号的产业园的合作协议。1、协议的名称明确为《合作协议》，且合作的甲乙双方就是讯科公司与原告。2、合作协议条款的背景前言也明确约定了讯科公司与原告“就双方共同投资鹭江西街9号讯飞产业园项目达成一致意见”，是讯科公司与原告共同投资一个项目的合作关系。3、协议约定了双方对项目的投资方式，如协议第一条“投资额和支付方式”中约定“在中标该项目前，甲乙双方需要出资对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项和投标保证金两笔款项进行前期支出，各方按比例出资”；4、协议中也约定了讯科公司与原告作为投资人对项目收益及亏损的处理方式，如协议第二条中约定“如果甲方主体顺利中标产业园项目：乙方即享有该项目35%股权”以及“如果甲方主体未能中标产业园项目。乙方支付的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项：此款项为设计服务费用，乙方承担自己支付部分额度的损失”。《合作协议》中该条明确约定了原告“享有该项目35%股权”，即原告对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讯飞产业园项目享有35%收益与亏损的份额。因此，《合作协议》因具备讯科公司与原告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等特征，应当认定为是双方共同投资产业园项目的合作投资经营协议。原告作为合作一方，按比例享有对投资项目的收益及亏损承担是合情合理的。故结合《合作协议》中前言背景及相关约定，如第一条“投资额和支付方式”中的“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作为投标产业园项目的投标主体。甲方占股65%，乙方占股35%”，以及第二条“投资人权益和亏损分担”中的“如果甲方主体顺利中标产业园项目：乙方即享有该项目35%股权”，均可以得出讯科公司与原告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实际是将产业园项目的收益进行分割，即对于产业园项目而言，原告享有项目35%的份额。综上，原告与董丽丽个人之间并未以任何形式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况且退一步讲，《合作协议》也并未任何涉及原告可以受让董丽丽所持有的讯科公司股权的约定。实际上《合作协议》是讯科公司与原告共同合作，共同投资开发鹭江西街9号的产业园的合作协议。因此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讯科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3日，法定代表人董丽丽，注册资本100万元，住所地为广州市海珠区鹭江西街9号，股东为董丽丽一人。讯科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场地租赁，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等。原告（乙方）与被告讯科公司（甲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就双方共同投资鹭江西街9号讯飞产业园项目达成一致意见；以甲方作为投标产业园项目的投标主体，甲方占股65%，乙方占股35%，估计再2018年3月份内才能确定甲方是否中标该项目；在中标该项目前，甲乙双方需要出资“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项”和“投标保证金”两笔款项进行前期支出，各方按比例出资，具体支付时甲乙双方均将各自承担的投资额度统一划拨至甲方在招商银行开立的基本户，由甲方账户统一对外支付。如果甲方主体顺利中标产业园项目，乙方即享有该项目35%的股权，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完成股权变更手续；乙方支付的投标保证金款项、甲方按原支付路径划回乙方账户；乙方支付的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项可以直接算作投资款。如果甲方主体未能中标产业园项目，甲乙双方无需办理股权转让和变更手续；乙方支付的投标保证金款项甲方按原支付路径划回乙方账户；乙方支付的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项，该款项为设计服务费用，乙方承担自己支付部分额度的损失。争议协商不成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该协议甲方为讯科公司盖章，无签名。原告委托李静萍向讯科公司支付了如下三笔款项：2018年1月25日125000元，备注为“产业园项目设计方案款”；2018年3月28日75万元，备注为“讯飞产业园鹭江项目投标保证金（1）”；2018年3月30日100万元，备注为“讯飞产业园鹭江项目投标保证金（2）”。2018年4月13日“鹭江西街9号交易结果公示”载明中标单位为讯科公司。原告委托广州建邦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邦公司”）向讯科公司转账两笔：2018年7月5日80万元，2018年7月10日60万元。为证实讯科公司与原告的装修合同等事项两被告另提交有其他证据。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讯科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成立。该双方协议并未明确转让被告董丽丽的在讯科公司的股权，董丽丽虽为讯科公司法人代表和唯一股东、但讯科公司盖章并不能当然认定董丽丽的意思表示，且讯科公司转让董丽丽股权亦未得到董丽丽追认。从《合作协议》记载的内容看，原告与讯科公司的合作为讯飞产业园的项目合作，所涉股权为项目股权。据此，原告对被告董丽丽提出本案诉请均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原告与协议相关的诉求依法依约可向协议相对方另案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东升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550元，保全费2270元，均由原告蔡东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江人民陪审员  陈礼荣人民陪审员  李婉君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文静书记员郑苗璇吕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