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81民初3700号 原告：严某，男，198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平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大永，浙江豪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瑞安市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孝丰，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群，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严某与被告瑞安市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严某及代理人饶大永，被告某公司的代理人黄少群、林孝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严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旧机动车出售协议书；2.判令被告退还购车款69000元，并赔偿原告207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19日，原告和被告签订旧机动车出售协议书，约定以69000元购买被告销售的二手车型号为FV7144TFATG，发动机号为487195大众高尔夫小型汽车一辆，原告于2019年2月17日通过转账支付定金4000元，同时微信支付给被告客户经理盛敏1000元，于2019年2月19日转账支付41000元及现金23000元给被告，之后原告办理了过户手续，2019年2月20日下午上牌过程中，原告发现缸盖位置处打过胶，联系被告客户经理盛敏，其仍然称车子没有问题，说换高压泵需要拆缸盖，没有发生过事故及重大维修，车子没问题。2019年2月24日，原告开车行驶在从温州回来的高速路上，发现车子提速抖动，发动机故障灯亮黄灯，车辆熄火了2次，重启后制动警告灯也亮红灯，之后车辆起步更加抖，为了安全考虑，原告立即将该车开到被告处，要求售后接待打开维修记录给原告查看，从最近一条维修记录发现有缸盖外加工项，原告问被告的售后维修顾问如果换高压泵是否需要拆解缸盖，被告维修顾问回复不需要，最后原告通过其他渠道才发现，本案车辆在购买前发动机被大修过，故被告销售时隐瞒了车辆经过重大维修且发动机拆解大修的重要事实，已经对消费者购车消费造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被告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某公司辩称：1.原告花6.9万元买车的情况属实，但是被告仅代为销售；2.原告诉称的定金交付给案外人盛敏，并不属实，这款项是直接支付给原车主翁惠秀的；3.原告诉称的欺诈并不属实，被告工作人员已经告知原告发动机曾维修过，原告也是在明知的情况下购买的涉案车辆；4.原告诉称的2019年2月14日车辆提速抖动、发动机故障灯亮黄灯，车辆熄火，制动警告亮红灯等说法，没有事实依据，车辆的检测结果都是好的；5.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2月24日已达成和解协议，原告将车辆交由被告寄售，原告也免除了被告在原销售合同中的责任、义务，原告无权利再提起本案诉讼；6.涉案车辆买卖的发生是原告想要购买高尔夫车辆，才让被告去找的原车主，车辆价格也是低于市场价的；7.原告从事汽车行业多年，对该行业非常了解，在协议签订前，被告已经告知车辆无法作认证，原告是专业人士，不可能有错误认识，也未做出错误决定，也未有损失。 原告补充陈述：1.根据合同相对性，被告从他人处收购了涉案车辆，现又转卖于原告，故涉案车辆的出售方为被告；2.车辆登记人与实际人不相符，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常见的，也反映出了被告在交易过程中并不规范；3.对于车辆无法认证的情况，被告的工作人员盛敏称是对政策不了解而造成的，刻意隐瞒了发动机大修过的事实；4.至于车辆价格是否低于市场价，原告并不清楚；5.在购车过程中，并未看到过有车辆大修过的记录，后来发现有问题了，才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的，被告一直刻意隐瞒该部分事实；6.2019年2月24日下午三点多原告开车到了被告处，将车辆放到了被告公司，并签订了寄售协议，因为产生了过户费用，内饰等也重新包皮了，所以价格定为71400元，对于寄售协议，原告有看过，但看得不是特别仔细，后面的条款是当时被告总经理让加上去的，签这协议也是作为车辆留在被告处的依据；7.2019年2月24日，在签订寄售协议之前，原告通过朋友已了解到该车辆曾进行过发动车大修或解体，当时签订该协议主要是为了尽快将车辆处理掉，之后被告处理此事的态度让原告无法接受所以走到起诉这一步。 原告在庭后补充陈述：1.被告明知涉案车辆核心部件有大修记录，仍向原告销售并在销售中隐瞒了该事实，属于欺诈行为，原告的赔偿诉求应当予以支持；2.2019年2月24日，原告发现车子提速抖动，发动机故障灯亮黄灯，车辆熄火了2次，重启后制动警告灯也亮红灯，之后车辆起步更加抖，被告工作人员说没事，车子电瓶断电后经常会这样，始终未告知真实事实；3.被告设立了种种陷阱诱使原告签订寄售协议，暗自添加免责条款。原告发现问题后要求退还车辆，并要求与被告协商善后事宜，故把车辆放在被告处，并未免除被告责任。后原告要求被告交出寄售协议书，被告拒绝交还，故旧机动车寄售协议书系被告二次欺骗所致，并非原告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寄售协议书因被告欺诈行为导致原则上属于无效合同，即使该协议成立，也是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属可撤销，无法阻却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欺诈的赔偿权利；4.寄售协议书于2019年2月24日签订，系原告发现车辆问题当天，说明原告本意为退还车辆，并非卖车；5.寄售协议书中约定车辆卖出之前由原告承担一切风险，卖出后才由被告承担风险，试问卖出后被告何来责任，故该寄售协议书为格式条款，是被告在销售中为处理突发事件而采取的另一种欺诈性行为来免除自身所有责任和风险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 原告严某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证据2.被告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证明被告主体资格； 证据3.旧机动车出售协议书、审批单（复印件），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买卖合同，双方就车型、钱款交付方式做了备注的事实； 证据4.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银行转账记录两份、微信转账记录一份（截图），证明原告按约支付价款，并在被告帮助下开具发票的事实； 证据5.维修记录，证明涉案车辆在2019年2月3日曾被分解过发动机维修的事实； 证据6.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中的语音，证明被告欺骗原告，隐瞒车子质量，以次充好进行销售的事实。 被告某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7.旧机动车收购协议书、银行转账记录、二手车交易记录（网络信息打印件），证明原告低于市场价购车是因为知道车辆发动机等维修过，且被告无利可图，没有欺诈的动机； 证据8.旧机车寄售协议书，证明本案争议双方已经和解，原告已免除被告在原销售协议中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原告无权再起诉； 证据9.原告的员工招聘表、个人简历、离职申请表、员工离职手续表等，证明原告系汽车行业的专业人士，未产生错误认识，也未作为错误决定。 为证明在购车时已经知晓车辆的情况，被告于庭审中在计算机上就车辆维修历史记录的查看进行了演示操作（证据10）。 以上证据经庭审出示质证，被告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仅是代为销售，非实际销售方，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对象亦无异议，但协议书中第一条即明确讲到是代售，也能看出价格约定为6.8万元，而收购价也是6.8万元，这主要是因为原、被告关系比较好，被告以成本价出售，因原告要求分期付款，所以多加2000元的服务费，被告还送了打蜡等服务，对证据4无异议，发票上注明了出卖人系原车主，对证据5无异议，认为在合同签订前有给原告看过，口头也告知过，该证据也由被告提供（原告予以否认，称来源于其朋友），对证据6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于事后也有经过协商，该证据仅能反映一部分沟通的过程，而且并不是正式的文书，措辞并不严谨，并不能证明欺诈，反而能证明被告已告知维修、认证做不了、原告于签订协议前对于车况是了解的等情况，里面的内容“保修一年”即说明车辆有修过、换过，“几百元”说明利润低，没有欺诈的故意，称呼“哥”说明双方关系密切，维修记录“拍过去”说明被告在交易中是坦荡的。原告对证据7中的旧机动车收购协议书、银行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收购协议书恰能证明被告不是代售方而是销售方，认为转账记录是被告与他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即使同价，也是被告发现问题而急于低价卖给原告，对证据7中的二手车交易记录（网络信息打印件）有异议，认为系被告选择性打印，证明力极低，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对证据8有异议，认为是原告要退还车辆给被告，而被告说代为寄售，原告又想将寄售协议拿回来，被告就不同意了，该协议的补充条款均是为了设置陷阱以免除被告的责任，即使寄售，也不能免除被告因欺诈而产生的责任，对证据10，原告不予认可，认为该演示与原告之前所看到的界面并不相同。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1、2、3、4、5、6、8以及证据7中的旧机动车收购协议书、银行转账记录，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7中的二手车交易记录（网络信息打印件）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9并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0，原告不予认可，且该证据尚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佐证，以证明原告在购车时所看到的信息，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9年2月17日起，原告严某因购车事宜多次与被告某公司的工作人员盛敏联系，2019年2月17日，被告从案外人翁惠秀处收购高尔夫牌的小型轿车一辆（车架号为LFV2B21K5D3555442），并于2019年2月19日将该车出售于原告，原告与被告签订旧机动车出售协议书一份，原告于当日结清货款，被告亦于当日向原告交付了上述车辆。2019年2月24日，原告将涉案车辆交付于被告进行寄售，双方签订旧机动车寄售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1.涉案车辆的寄售价款为71700元；2.自该协议签字当日起，即2019年2月24日18时55分开始，该车辆所发生的一切与车辆有关的违法责任均由乙方（即被告）全部承担；3.补充条款，“原先销售协议过程中产生的责任与义务。乙方不予承担。但寄售协议中金额与寄售乙方保证完成该车辆销售。自寄售日起，车辆违章及车辆寄售期间车辆损失由乙方承当”。寄售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内容。 另查明，涉案车辆曾于2019年2月3日进行维修结算，在该次维修中，因发动机内部有异响，维修公司分解了发动机以进行维修，在修理目录中属于“大修”；在2019年2月17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被告某公司的工作人员未告知原告涉案车辆曾进行上述重大维修的事实，在原告询问维修历史时，回复“没有事故，都是保养记录，以及换高压泵”；原告在与被告签订上述旧机动车寄售协议书时，已经知晓涉案车辆曾发生过上述重大维修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如下： 一、在涉案二手车销售过程中，被告是否构成欺诈。被告抗辩其仅是代售，且在销售过程中，原告对车辆情况均是知情的，并未受欺诈。从原、被告所提供的出售协议书、收购协议书来看，原告与被告之间、被告与原车主之间分别形成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较为清晰，被告抗辩其系代售，与事实并不相符。被告未能就原告在购车时知晓车辆曾发生重大维修的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其抗辩原告未受欺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涉案车辆曾进行重大维修，足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及转让价格，被告作为二手车销售经营者未能如实告知，应认定被告在出售涉案车辆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 二、被告因欺诈而产生的责任是否已免除。被告抗辩双方已经签订了寄售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双方约定免除被告在原销售协议中的义务与责任，故被告无须另行承担责任。而原告主张该寄售协议书存在欺诈、重大误解等情形，且免责条款属格式条款，应为无效。本院认为，原告未就该寄售协议书签订过程中所存在的欺诈、重大误解等情形进行必要的举证，而原告陈述其在签订该协议书时对车辆发动机曾进行重大维修的情况已经知晓，故应认定该寄售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先销售协议过程中产生的责任与义务。乙方不予承担”的表述载于该寄售协议书的补充条款，处于在双方落款处的正上方，且该补充条款加注了下划线，结合该条款的内容及形式，以及原告关于条款系被告总经理让加上去的陈述，可以认定该补充条款并非被告单方预先拟定，亦非被告为了重复使用而撰写，故原告主张该免责条款属格式条款，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宜认定原告已就被告在原旧动车出售协议书中的责任予以免除，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20.7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涉案旧机动车出售协议书在签订后，原告已经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被告已经交付了双方约定的车辆，因被告方在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原告确实应享有解除旧机动车出售协议并要求返还货款的权利，但如上述分析，双方以新成立的寄售协议书免除了被告方在该出售协议中所产生的责任，原告再以被告的欺诈行为为由要求解除该出售协议并要求退还购车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依旧机动车寄售协议书另行主张权利。 涉案旧机动车出售协议书在签订后，原告已经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被告已经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虽被告的销售行为构成欺诈，但原告已经免除被告的责任，故涉案旧机动车出售协议书的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得以履行，原告再行主张解除该出售协议书并要求退还购车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严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440元，减半收取2720元，由原告严某负担，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也峰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林杰 代书记员 方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