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8民初1333号 原告（反诉被告）：李孝伟，男，汉族，1989年4月18日出生，住四川省隆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鲲，上海申浩（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晋吉南路59、117号1栋2单元10层1015号。 法定代表人：唐海涛。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奇，男，汉族，系公司员工。 原告（反诉被告）李孝伟与被告（反诉原告）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利和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孝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鲲、时利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孝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李孝伟与时利和公司之间的《汽车租赁合同》；2.判令时利和公司立即返还李孝伟首付款28800元、押金10967元；3.判令时利和公司赔偿李孝伟损失12000元（按成都市2018年社会平均工资标准酌情主张三个月）。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时利和公司向李孝伟宣传通过时利和公司可以提供车辆从事网约车经营，可以让网约车平台优先派单等，在该公司鼓吹下李孝伟与其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由时利和公司提供车辆租赁给李孝伟从事网约车业务，合同对车辆情况、租金标准、双方权利义务、争议处理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李孝伟按约向时利和公司缴纳了首付款、押金（定金）、租金、税费等，时利和公司也将车辆交付李孝伟使用。李孝伟在从事一段时间网约车经营后，有出租车驾驶员提醒：从事载客营运需要营运车辆，时利和公司提供的车辆属于非营运车辆，从事载客业务是违法的。李孝伟核实后发现车辆的使用性质是“非营运”，而且时利和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没有道路运输经营这一项，也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我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此后李孝伟不敢再从事网约车业务，并就此多次找时利和公司沟通，时利和公司都不予理会。李孝伟认为时利和公司提供的租赁物不能实现李孝伟从事客运的目的，租赁合同的目的已没有实现的可能，根据合同法第94条之规定，双方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应予解除，根据合同法第97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时利和公司应返还李孝伟首付款、押金并赔偿损失。故李孝伟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时利和公司答辩称，2017年7月6日，李孝伟与时利和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李孝伟向时利和公司租赁小型汽车一辆，租金总额106812元，分期支付36个月。合同签署后，时利和公司将约定车辆交付给李孝伟使用，但李孝伟在使用过程中因自身原因造成拖欠车辆租金，时利和公司多次催告未果，只得按合同约定与李孝伟解除合同关系并收回出租车辆。时利和公司现虽收回车辆，但截止目前李孝伟尚欠租金6504元。时利和公司基于上述理由提出反诉请求如下：判令李孝伟向时利和公司支付租金6504元，以及相应利息（以欠付租金为基数，按照每日5‰的标准自2018年9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李孝伟针对反诉答辩称：1.从李孝伟提车之日即2017年7月6日到时利和公司收车之日即2019年1月20日的期间为18个半月，李孝伟已经支付了17个半月租金，加上保证金共计支付了18个半月租金，故李孝伟并未欠付租金；2.对于解除合同的时间，李孝伟认为应是2018年9月集体去时利和公司要求退车之时，因此无论如何计算，李孝伟都不欠付租金；3.李孝伟也不应支付利息，因是时利和公司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相关责任应由时利和公司承担，同时每日5‰的利息明显过高。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6月27日，时利和公司（甲方、服务方）与李孝伟（乙方、订车方）签订《汽车租（购）定金协议》约定，乙方预定租赁（购买）东风标致301汽车一辆，基本型、白色、排量1.6CNG，并按照甲方规定预付相应定金，待车辆成交后，定金作为车辆押金（车款）；乙方选择以租代购方式，首付28800元；特殊约定：月供2167元，总共36期，提前交了最后一期第36期月供，所以第36期不用交，首付28800元已付清；乙方在本协议签订日向甲方支付定金10967元，甲方开具盖章收据，如乙方选择购车方式为以租代购，因银行调查审核未能通过可退回定金，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甲方退还定金，不承担其他责任，除上述情况外，定金不予退还；乙方在接到甲方交车通知后，应在两日内至甲方处签订正式销售合同并支付余款。 2017年7月6日，时利和公司（甲方、出租方）与李孝伟（乙方、承租方）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东风标致牌ＤＣ7162ＭＳＢＭ租赁车辆一辆（车牌号：川Ａ×××××，车架号：ＬＤＣ6332Ｔ8Ｈ3053626，发动机号4129155），双方确认租赁车辆为新车；租赁期限三年，自2017年7月6日起至2020年7月5日止；双方定于2017年7月6日交车，租赁期内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均不得解除本合同。租金总额为106812元，分首期租金和分期租金两部分，首期租金为28800元，分期租金为2167元，共36期，分期租金按周支付，每周租金为542元；具体支付方式为：乙方于签约后第一个周二开始，每周二下午16时前将该周租金支付给甲方，乙方授权甲方从乙方专用于支付租金的银行卡中直接扣划，授权扣划银行卡用户名：冉伟，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成都新鸿支行，账号62×××34；签署本合同时，乙方需向甲方支付保证金0元。在租赁期内，租赁车辆的所有权归甲方，使用权归乙方；为方便甲方对租赁车辆的管理，乙方同意甲方在租赁车辆上加装可以监控车辆行驶轨迹和运行状况的ＧＰＳ等仪器设备。双方在合同第7条“合同的解除”约定，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陈述或材料；私自改装、损坏或拆卸甲方安装的ＧＰＳ等仪器设备；非法使用或非常规使用租赁车辆，包括但不限于从事不符合车辆功能的运输活动的；逾期支付租金连续超过5日或一个租赁年度内累计超过15日的；……。甲方决定按照法律规定或本协议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本租赁合同的，视为本租赁合同提前到期，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剩余租金部分的租金一次性交清，解约之后的管理费用不再收取，在乙方交清剩余租金前甲方有权扣留租赁车辆。合同租赁期满之后一个月以内，乙方在无违约情况下或虽有轻微违约但甲方予以豁免的情况下，可选择无偿取得车辆所有权或委托甲方处置车辆而收取所得款项，乙方未在一个月内选择的，车辆由甲方无偿收回；乙方选择取得车辆所有权的，乙方可根据原始合同凭证办理原车过户手续，甲方不再收取购车款。若乙方未及时全面履行本协议关于支付金钱义务的条款，如支付租金、管理费等，乙方应按所欠费用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可以同时主张违约金和其他权利（如解除合同等）。 同日，李孝伟签订《租赁物移交确认单》，载明交车日期为2017年7月6日，李孝伟并对接手的项目和物品分别打勾确认，其中包含“行驶本”。车辆行驶证显示该车于2017年7月6日注册、发证，所有人为时利和公司，性质为非营运。 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李孝伟已向时利和公司支付首付款28800元、保证金2167元；对于租金，李孝伟称缴纳了37940元，但时利和公司称李孝伟仅缴纳37398元。 交车后，李孝伟开始从事网约车运营，根据李孝伟提交的欠款清单，其从2017年7月11日开始向时利和公司按周支付租金（542元/周）至2018年12月12日（其中2018年9月12日、9月19日、10月3日、10月31日、11月7日、11月21日所对应的六周租金未交纳），共支付了69周、总计37398元，此后便未再继续交租。李孝伟称，未继续交租系因发现案涉车辆性质为“非营运”，且时利和公司不具有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资格，违反了2016年11月5日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发布的《成都市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第九条第（一）项和第十条，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于2018年9月与其他驾驶员集体到时利和公司要求退车。 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案涉车辆于2019年1月20日被时利和公司收回。 以上事实由下列经庭审质证后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当事人身份信息、《汽车租（购）定金协议》、《汽车租赁合同》、租赁物移交确认单、收据、机动车行驶证、欠款明细。 本院认为，案涉汽车租赁合同是李孝伟与时利和公司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合同就租赁物、首期租金、月租金、车辆所有权转移等内容进行约定，就此在双方间形成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受此约束。 关于李孝伟要求解除《汽车租赁合同》的诉请。由于李孝伟诉请解除合同，时利和公司收车的行为也导致合同事实上的解除，双方对于解除合同无争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解除合同的时间，本院认为，融资租赁合同的基础在于车辆的交付和使用，案涉车辆于2019年1月20日被时利和公司收回，该行为导致合同事实上的解除；李孝伟认为解除合同应是2018年9月集体去时利和公司要求退车之时，但其不能证明届时就合同解除事宜与时利和公司达成了一致，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解除合同的原因，李孝伟认为系因时利和公司提供的车辆不能达到其开网约车的使用目的，本院认为，《汽车租赁合同》中并未约定李孝伟向时利和公司融资租赁车辆的目的是用于开网约车，也未约定李孝伟选择的租赁车辆需具备网约车的条件，虽然时利和公司在交付车辆后为李孝伟提供了网约车网络平台，但该行为并不导致时利和公司需承担交付具备营运条件的网约车的义务,相反，李孝伟逾期未付租金的行为构成违约，时利和公司有权要求其支付租金及相应违约金。 对于欠付租金的数额，据本案事实，自2017年7月6日交车至2019年1月20日收车，李孝伟共占有使用案涉车辆18个月14天，应付租金共计40017.3元（2167元×18月＋2167元÷30天×14天），除首付款外，李孝伟已付租金37398元，尚欠2619.3元未支付。李孝伟称其实际支付了37940元租金，但对此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李孝伟的答辩意见，其愿用交纳的2167元保证金冲抵租金，冲抵后李孝伟还应支付452.3元（2619.3元-2167元），对时利和公司主张的超出该金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时利和公司要求按5‰/日的标准计收利息，该利息实为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李孝伟未按约支付租金，应承担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合同约定违约金的标准为1‰/日，违约金的目的在于弥补损失，本院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及当事人的预期利益，酌情将标准下调至0.6‰/日。本院根据李孝伟提交的欠款清单，分段计算违约金，计算方式如下：分别以到期未付的逾期租金为基数，按逾期天数以0.6‰/日的标准进行计算。 关于李孝伟主张时利和公司返还首付款28800元、押金10967元的诉请。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租赁期届满后，李孝伟在无违约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无偿取得车辆所有权。可以认定李孝伟支付首付款是以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为前提，现双方均对解除合同无异议，故时利和公司应当返还李孝伟首付款28800元。李孝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向时利和公司交纳了10967元押金，本院对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李孝伟主张时利和公司赔偿其损失12000元，但李孝伟出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时利和公司提供的车辆给其造成了损失，故本院对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李孝伟与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6日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 二、李孝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452.3元，并以逾期租金为基数、按逾期天数以0.6‰/日的标准分段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法如下：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9月13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9月20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10月4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11月1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11月8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11月22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12月20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12月27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9年1月3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9年1月10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9年1月17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2619.3元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9年1月21日算至租金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孝伟首付款28800元； 四、驳回李孝伟和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094元，减半收取计547元（此款已由李孝伟预交），由李孝伟承担270元，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承担27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此款已由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预交），由李孝伟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仲曦阳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石 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