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602民初189号原告：烟台通正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290号海天景苑3#楼西区501室。法定代表人：竺志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琼，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烟台绮林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北马路75号三水大厦7号楼1204室。法定代表人：宋晓先，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之，北京华沛德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烟台通正经贸有限公司与被告烟台绮林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竺志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琼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已于2017年11月28日解除；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货款301026元，并自2018年1月8日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原告；3、被告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51637.33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14日，韩国客户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约定韩国客户从原告处采购羽绒服，原告应于2017年10月20日向韩国客户交付羽绒服600件。为此，原、被告于2017年9月21日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将上述600件羽绒服订单交由被告生产加工，合同总价款为321360元，被告应当开具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加工，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给第三方，被告应于2017年10月20日将加工好的600件羽绒服交货装船，质量必须符合韩国客户的要求，不良率在3%以内。合同签订后，原告应被告要求支付被告部分货款301026元。但被告因生产能力不足，违约分包给其他工厂生产加工。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届满，被告未能全部完成加工，且被告加工的羽绒服经韩国客户检验，质量不达标，不良率严重超标。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无法向韩国客户履行交货义务，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于2017年11月27日向被告寄送解除合同书面通知，被告于2017年11月28日签收该通知。双方的购销合同已于2017年11月28日解除，被告应返还原告已付的货款301026元，并赔偿给原告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51637.33元。被告辩称，被告为给原告代开增值税发票、代为走账而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被告也没有为原告加工过羽绒服。因为原告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所以原告找到被告要求双方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由被告代开增值税发票，以方便原告与韩国客户的该批羽绒服订单正常出口。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301026元款项后，也根据原告的要求分别转付给了原告指定的原材料供应商及加工厂。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一）2017年9月21日，原、被告在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约定，原告从被告处购买600件羽绒服，合同总价款为321360元，被告应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8天内交货，自2017年9月21日至2017年10月20日止，客人指定工厂生产的原材料质量由原告负责，被告只对自行采购的物料品质负责，如产品生产加工过程出现的质量问题引起客户索赔，由被告承担一切损失，被告必须按照原告确认后的样品及工艺要求和数量生产，品质必须严格按照买方确认后的样品验收，数量不可以短装，可溢装3%，验货通过后原告收到被告开具的全额成衣17%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付款发货，被告提供给原告的产品必须符合原告客户的质量要求，不良率在3%以内，被告应严格遵守合同交期，如不能按交期完成，应提前与原告协调并承担由于延误交期所造成的所有损失，原告提供的材料如有剩余，被告有义务将剩余材料返还给原告，被告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全合同所涉产品加工，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产品加工转包给第三方。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7年9月22日、2017年10月26日、2017年11月11日向被告支付150000元、100000元、51026元，上述款项共计301026元。2017年11月27日，原告向被告寄送解除购销合同的书面通知，被告于2017年11月28日签收该通知。庭审中，原告称因被告违约造成可得利益损失51637.33元。该可得利益损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告与韩国客户签订的合同价款与本案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价款的差额4944元（根据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1：6.6计算而来）；另一部分是国税局给予的增值税退税款，本案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应向其开具17%增值税发票，其据此可以获得国税局退税46693.33元。（二）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1、原告与韩国客户签订的购销合同及翻译件。用以证明原告与韩国客户存在购销合同关系，韩国客户订购的款号BODHT701D9的黑色羽绒服400件、款号BODHT701D9的卡其色羽绒服200件由原告从被告处购买。被告质证称，对上述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被告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羽绒服购销合同关系。2、原、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7页。其中第1页内容用以证明被告与河南商丘某加工厂签订加工合同，由该加工厂生产600件羽绒服外皮；第2页截图中有被告与河南商丘某加工厂签订的加工合同的照片；第3、4、5页内容用以证明被告督促河南商丘某加工厂尽快生产，并将其与河南商丘某加工厂负责人何经理之间的聊天记录转发给原告；第6、7页内容用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反馈河南商丘某加工厂已包装好服装，并要求原告支付货款。上述聊天内容结合起来证明被告系购销合同的相对方及实际履行者，并非代开增值税发票。被告质证称，对微信聊天内容第1、2页中的加工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与河南商丘加工厂也不存在真实的加工合同关系，该加工合同也是为代开增值税发票及走账需要而签订的虚假合同。3、税务事项通知书、财政局税务总局于2018年4月4日发布的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打印件、在国家税务总局的官网上下载打印的羽绒服出口退税率标准的截图打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根据通知第4条，原适用17%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7%的货物，出口退税率调整至16%，通过查询羽绒服的增值税税率为16%，被告按期交付货物并开具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可以在税务部门按17%税率取得退税税金46693.33元。被告质证称，对上述证据材料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被告无关，被告与原告不存在购销合同关系。4、2017年11月12日被告方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发送的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下载打印件及微信聊天截屏打印件。用以证明被告未能按期交货，要求延期交货并要求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同时要求原告继续支付货款，原告并未同意。被告质证称，上述聊天记录内容不完整，只是其中部分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被告与原告存在购销合同关系。5、原、被告法定代表人微信聊天内容中涉及的购销合同补充协议截图打印件、案外人胡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内容中涉及的销货清单截图打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购货单位为被告。被告质证称，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原告联系的文登某加工厂的加工订单出现问题，被告法定代表人提出签订该补充协议是为预防原告无理取闹，又因为所有加工费都是由被告转付给各加工厂，所以就由被告与各加工厂签订加工合同，实际上加工事宜都是原告派案外人胡某负责联系和管理的。（三）被告针对其辩解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1、证人胡某出庭作证，称其从事服装贸易生意，2017年4月中旬，其通过他人介绍认识原告公司实际经营者刘军及法定代表人竺经理，并与刘军达成口头合作意向；合作后原告从韩国客户处接了两笔服装订单，其中第1笔订单于2017年11月2日顺利出库，第2笔订单因交付期限延误及韩国客户追加工作量而导致延期出库，原告决定不向韩国客户交付第2笔订单的服装，因为交货会赔得更多；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涉案购销合同就是为了让被告代开发票，因为原告经营范围不包括购买面料生产加工，而面料供应商及加工厂又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所以就找到被告代开发票，原告先将款项支付给被告，被告再根据原告的指示将款项转付给各面料供应商及加工厂；面料供应商是韩国客户指定的，涉案购销合同的订单业务由其负责找服装加工厂加工，胆布和绒等辅料供应商也是由其负责联系的；第1笔订单是其找莱阳京城加工厂加工的，第2笔订单其找文登某加工厂加工，其与竺经理先后两次到该加工厂确认是否具备生产能力，也多次去查看进度，文登某加工厂与威海某贸易公司因经济纠纷发生冲突，导致无法正常加工，其与刘军、竺经理要求被告法定代表人宋晓先帮助协调将货提走另找他人加工，宋经理帮忙将货提走，并将货送至河南商丘某加工厂加工服装外皮，没想到韩国客户提出增加工艺，服装内胆便不能及时送至河南商丘某加工厂，原告要求河南商丘某加工厂将加工好的外皮运送回烟台，原告收到服装外皮后将外皮送至莱阳某加工厂与内胆组装起来；因延误交货期限，韩国客户提出打折，原告以不赚钱为由不同意向韩国客户交货，该批货物至今仍存放在莱阳某加工厂；原告与各加工厂并未签订过书面合同，其与原、被告法定代表人及各加工厂都是通过微信联系业务。原告质证称，证人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与证人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证人自称是被告公司代表，并介绍原告法定代表人到被告处进行考察，原告确认被告具备服装加工能力后，才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文登某加工厂加工的货是由被告提走并安排其他加工厂继续加工；证人称加工厂系其负责联系的，而证人却某能力提走货物，明显自相矛盾；被告认可与河南商丘某加工厂签订合同，足以证实被告是涉案购销合同的履行主体。2、证人胡某与原告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军关于服装订单进度沟通情况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证人胡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之间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证人胡某与原告之间系合作关系，证人胡某负责对服装订单进行跟踪。原告质证称，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聊天内容不完整，刘军是原告公司股东，刘军与证人胡某认识后通过胡某与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2017年7月胡某为促成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迎接韩国客户考察，协助原告对办公场所进行布置及装饰，原告与胡某之间不存在合作或雇佣关系，原告从未向胡某支付过任何劳动报酬或佣金，也没有签订过任何协议，胡某于2017年11月12日将商丘市淮阳区梦叶儿内衣厂制作的销货清单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法定代表人，订单载明的购货单位就是被告，被告所称代开发票及走帐与事实不符。3、原、被告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被告称通过法定代表人加为微信好友时间看，该两人于2017年11月9日刚刚认识，而涉案定单在此之前已经由证人胡某联系加工厂进行加工。证明原、被告之间是代为开发票和走帐关系，并不存在真实购销合同关系。原告质证称，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聊天内容来看，双方加好友后被告法定代表人将商丘市淮阳区梦叶儿内衣厂的回复转发给原告法定代表人，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加为微信好友时并不是第一次接触，被告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11月12日起草了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并加盖公章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法定代表人，补充协议载明原告同意延期，并对合同其他内容进行调整，原告并未同意，由此可以证明双方并非代开发票和代走账关系，而是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被告是为逃避未按期交货的法律责任，才在违约无法补救情况下谎称双方系代开发票代走账关系。4、委托加工合同（复印件）。被告称该合同系原告与烟台京城服装有限公司签订的,与涉案购销合同的羽绒服是同一批不同款式的羽绒服，该批羽绒服也是证人胡某代表原告与烟台京城服装有限公司联系的业务，该批羽绒服已按期交货。用以证明证人胡某与原告之间属于合作或者雇佣关系。原告质证称，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其确实与烟台京城服装公司存在购销合同关系，并已履行完毕，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与胡某之间属于合作或者雇佣关系。5、商丘市淮阳区梦叶儿内衣厂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该证明主要内容：2017年10月份该内衣厂为原告加工一批羽绒服，原告公司的胡某与该内衣厂协商加工事宜并进行跟单检查，胡某称原告无法开具该批出口订单的发票，为了走账需要让该内衣厂与被告签订加工合同，原告将货款打给被告，再由被告转付给该内衣厂，整个加工合作过程被告并未实际参与，该内衣厂收到货款后将货直接发送给原告，原告出具了收货条。用以证明该内衣厂所加工的羽绒服是给原告加工的，而不是给被告加工的，该内衣厂与被告所签订的合同只是为了走账。原告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与该内衣厂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联系，是被告与该内衣厂签订加工合同存在委托加工合同关系。6、银行付款凭证10份及商丘市淮阳区梦叶儿内衣厂向原告出具的出库单1份。用以证明被告根据原告要求向各加工厂、原材料供应商转付了加工费及货款共计297759.6元。原告质证称，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从未与各加工厂发生业务往来，事实上是被告与各加工厂发生业务，如果被告是为原告代开发票，那么就应按原告指定账户付款，因为被告未向各加工厂付清加工费，所以各加工厂不同意将货交给被告。（三）诉讼中，本院依据被告的申请到威海市公安局临港分局调取讯问笔录一宗。原告质证称，对五份讯问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在笔录中胡某作为被害人身份，代表被告报的案，胡某报案目的就是帮助被告脱责，胡某、宋晓先在笔录中所述部分内容不属实，王军在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也有部分不属实。1、胡某所述其与原告是合伙关系不属实，关于“原告没有生产加工业务范围，也就没办法给服装布料供应商及加工厂支付货款和加工费用”的内容属实，正因原告不具备组织加工服装的经验和能力，才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由被告组织服装加工，再由原告向被告支付费用、采购成品定制服装。2、胡某、宋晓先称原、被告签订假合同不属实，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是真实的，被告为了推卸未能按期交货的违约责任，才与胡某串通作了虚假陈述。3、据胡某讲，王军的加工费每件100元（含增值税），600件服装全部加工费为6万元，即使王军向原告开具6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根本无法与原告对外支付的30余万元款项平帐（原告无生产加工业务范围，无法以原材料发票入帐），原告无法完成这笔业务。所以胡某在笔录中称因王军无法开具发票才找到宋晓先，由原告与被告签订假合同，由被告代开发票，是虚假陈述。事实上，原告先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后，被告才找到王军的加工厂加工羽绒服。胡某多次催促王军与被告签订合同，向被告开具加工费发票。宋晓先在笔录中称“供货方给我提供羽绒、布料的发票，我用于平帐。加工费没有发票，我还没有办法平帐”，这足以证实被告已收到供货方发票，因还需加工费入帐，胡某及宋晓先一直要求王军向被告开具加工费发票，被告用来平帐。4、胡某所称的在王军加工服装之前曾与竺志斌去王军的加工厂实地查看不属实，但竺志斌确实曾在羽绒服加工过程中由胡某带领到文登王军的加工工厂去查看加工进度，因原告与王军并不存在加工业务关系，故竺志斌并未与王军沟通，也没有要求王军开发票。王军所述开车的人是胡某的老板，与事实不符。王军所述8月份就开始加工不属实。原告9月份才与韩国客户签订合同，9月21日才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王军的加工厂不可能于8月份开始加工，并且胡某在笔录中也称于2017年9月中旬左右才找到王军，经协商才确定由王军的加工厂加工。综上，公安机关的笔录内容恰恰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了购销合同，胡某是作为被告的业务代表，为被告联系加工厂，被告为履行购销合同将订单委托给各加工厂加工，并向加工厂支付加工费的事实，被告及证人胡某所述代开发票及走账，均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被告质证称，对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证人胡某在公安机关所述与出庭作证所述内容完全一致且属实，该笔服装订单是原告与胡某合作所接的订单；因为原告刚开始从事服装贸易行业，无法开具成衣发票，所接订单业务无法办理出口，所以通过胡某找到被告法定代表人要求帮忙代开发票及走账，因被告具备相应资质，而代开发票就需要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文登某加工厂是胡某代表原告联系的，文登某加工厂工作人员王军笔录所述内容均属实。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商丘市淮阳区梦叶儿内衣厂向原告出具的出库单、商丘市淮阳区梦叶儿内衣厂出具的证明材料、银行付款凭证、本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讯问笔录及原告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被告的企业信息材料等为证；还有原、被告的庭审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均经本院开庭质证和审核认证，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购销合同关系，并提供购销合同及微信聊天内容截图打印件。被告则辩称原告从韩国客户接收服装订单但无法向韩国客户开具发票完成服装出口业务，原告要求与被告签订虚假购销由被告代开发票及走账，双方并不存在真实购销合同关系。被告针对其辩解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材料，结合本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讯问笔录，能够证明被告的上述辩解。原告提供的购销合同及微信聊天内容的证明力明显低于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本院调取的讯问笔录的证明力。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真实购销合同关系，请求确认双方合同已于2017年11月28日解除，并请求判令被告返还货款、赔偿可得利益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烟台通正经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90元，财产保全费2283元，均由原告烟台通正经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晓霓人民陪审员  安 娜人民陪审员  郝建平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林上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