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687民初1065号 原告：于开江，男，195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 被告一：黄奎武，男，197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秀虎，山东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二：海阳市恒大毛织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山东省海阳市凤城镇窑上村。 法定代表人：王新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占新，山东宏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开江与被告黄奎武、海阳市恒大毛织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开江、被告黄奎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秀虎、被告海阳市恒大毛织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占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开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付清缝合机款59300元伍万玖仟叁佰元正，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 告经朋友介绍2000年分四次到我处购买14G缝合机、8G缝合机。当时因被告存单不到期，要求先拉走缝合机，等存单到期付钱，直到现在也没付钱，多次讨要未果，请求法院帮忙解决。 被告一黄奎武辩称，其自1996年至2004年是被告的职工，任驾驶员职务，驾驶被告名下的鲁Ｆ×××××号小型货车，被告一是为被告二拉的涉案机器，机器是被告二购买的，不是被告一购买的，被告一是履行职务行为。当时去拉机器，作为经纪人签的名，签名处注明了恒大公司、车号等字样。被告二是购买了福建红旗机械厂的机器，被告二安排被告一到福建红旗机械厂驻海阳办事处拉的机器，属于职务行为。综上所述，请海阳市人民法院依据事实与法律，依法驳回对被告一的起诉。 被告二海阳市恒大毛织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原告在诉状中说的被告一购买的机器设备，被告二是不知情的；二、被告二自1996年开业至今从未跟原告发生过任何设备买卖合同关系，且被告二从未指派或者委托本案被告一到原告处购买设备的行为；三、假如被告二真去跟原告发生买卖关系，那么发生业务那天到现在将近20年的时间，原告从未到被告二要求追索款项的行为，所以被告二对该买卖关系不知情；四、从原告诉状中自己承认的因为该买卖行为曾经向被告一要过款项，这一点被告二不清楚，且原告自己认可被告一不付款的理由是被告一存单不到期不付款，等到期付款，如果是被告二行为，作为被告一不可能以自己的存单不到期作为不付款的理由，因此，该笔买卖业务跟被告二无关；五、根据交易习惯，2000年期间原告主张发生买卖业务关系，当时被告二在海阳有名气效益也好，不可能在这期间购买原告的货款不予支付的问题，原告主张该笔货款与被告二有关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以下证据和事实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00年1月25日，被告一给原告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于开江10G缝合机壹拾台整1恒大黄奎武2000.1.25”，“10×1100”属于原告后来自行添加；2000年2月20日，被告一给原告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于开江缝合机七台（7台）【14G】恒大黄奎武2000.2.20”，“7×1400”属于原告后来自行添加；2000年2月23日，被告一给原告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于开江8G缝合机伍台（5台）恒大黄奎武2000.2.23”，“5×1100”属于原告后来自行添加；2000年4月1日，被告一给原告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于开江缝合机8G(贰拾台)20台恒大黄奎武2000.4.1”，“20×1100”属于原告后来自行添加；2000年5月17日，被告一给原告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于开江缝合机8G10台（壹拾台）恒大黄奎武2000.5.17”，“10×1100”属于原告后来自行添加海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载明被告二成立日期为1996年7月22日。鲁Ｆ×××××号小型汽车登记在被告二名下。 对有争议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于开江是否具有原告资格 于开江主张其当时是海阳市针织机械器材公司的员工，被告一到海阳市针织机械器材公司仓库处拉机器，于开江发货给被告一，海阳市针织机械器材公司将上述卖给被告一缝合机的的货款抵顶于开江的工资，海阳市针织机械器材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了于开江，于开江凭涉案收条具有要求被告一支付货款的权利，于开江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被告一主张其当时是代表被告二去福建红旗机器厂驻海阳办事处拉的机器，没去海阳市针织机械器材公司拉过机器，按照于开江的要求打的收条。被告二主张于开江自认是海阳市针织机械器材公司的员工，于开江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本案起诉主体错误，属于原告不适格。 本院认为，被告一自认是按照于开江的要求出具的涉案收条，并且涉案收条现在于开江手中，本院认定关于涉案收条的债权权利属于开江所有，于开江作为本案原告适格。 2.被告一给原告出具收条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 被告一主张其自1996年至2004年在被告二处工作，用被告二名下的鲁Ｆ×××××号小型汽车代表被告一拉的机器，是与案外人王忠友一起拉回被告二处并安装生产，拉回机器只需要案外人王忠友接收不需要入库，车间就是仓库，仓库就是车间，并通知证人王庆喜、王宗德、王秀昌出庭作证以及提供王忠友与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王新基的通话录音、被告一与原告的通话录音、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证明予以证明，三证人都称被告一曾是被告二的员工并担任司机职务。被告二主张没有看到上述涉案缝合机，上述缝合机的购买情况与被告二无关，按照当时被告二的交易习惯，缝合机或进货材料入库后出示入库单给卖方，原告没有提供入库单也没有提供销售发票，被告二是根据发票来付款的，所以跟被告二没有关系，被告二从来没有安排被告一到原告那里拉设备，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王新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批涉案缝合机，原告从2000年至今没有到被告二处追索过涉案缝合机的货款，涉案缝合机与被告二没有关系。被告二对于三个证人证言有异议，称被告二的工商登记信息载明其成立时间为1996年7月22日，而三位证人的入职时间早于被告二的成立时间，证人证言不应该被采信；被告二对于王忠友与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王新基的手机通话录音有异议，称不确定是否是王新基本人，王忠友作为通话一方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通话内容与被告二无关联性，对于被告一与原告的手机通话录音称不能证明涉案缝合机是被告二委托被告一去拉的。被告一主张被告二在1996年7月22日之前没有注册，是家庭作坊，因生产需要被告一把涉案缝合机拉到被告二处不需要入库而是直接进入生产车间安装投入生产。 本院认为，综合本案，证人王庆喜、王宗德、王秀昌证人证言、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证明、王忠友与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王新基的通话录音、被告一与原告的通话录音相互印证，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一作为被告二的员工根据被告二的指示去原告处拉的涉案缝合机并给原告出具了收条，本院认定被告一给原告出具收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 3.涉案缝合机价款的认定 原告主张于1999年海河路255号一个卖机器的门市部与被告一口头约定8针每台1100元，12针、14针每台1400元，合计59300元，提交福建省福州市工业普通发票（国税NO.0013327）予以佐证涉案缝合机的价格，称该发票是生产缝合机厂家给海阳市开元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上记载的缝合机品牌、型号与涉案的缝合机的品牌、型号是一致的，证明和本案的缝合机的价格一样。 被告一不予认可，称与原告之间没有买卖关系，没有与原告口头约定涉案缝合机价款，对于上述发票的真实性有异议，发票上客户抬头写的是海阳市开元实业有限公司，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而且涉案缝合机的价格不知情，对于缝合机数量和单价被告一无权过问，是被告二与原告商定的。被告二称涉案缝合机与被告二没有关系，对于上述发票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述发票的时间与涉案缝合机买卖的时间不一致，上述发票不能证明涉案缝合机的价格，发票上客户抬头写的是海阳市开元实业有限公司而不是被告二，与被告二无关联性，上述发票对于涉案缝合机的价格没有实际意义，涉案收条上“10×1100”、“7×1400”、“5×1100”、“20×1100”字样属于原告自行添加改动，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涉案收条上“10×1100”、“7×1400”、“5×1100”、“20×1100”字样属于原告自行添加改动，并且二被告不予认可，根据证据规则，对于原告在涉案收条上自行添加内容本院不予采信。涉案收条的先后出具时间是2000年1月25日、2000年2月20日、2000年2月23日、2000年4月1日、2000年5月17日，福建省福州市工业普通发票（国税NO.0013327）出具时间为2001年2月28日，并且该发票载明的缝合机型号与涉案缝合机的型号一致，并且缝合机生产厂家都是福建厂家，本院认为福建省福州市工业普通发票载明的缝合机价格可以作为本案涉案缝合机的参考价格，本院认定涉案缝合机价款为8G35台共计38500元，10G10台共计11000元，14G7台共计9800元，综上涉案缝合机价款共计59300元。 本院认为，被告一自认是按照于开江的要求出具的涉案收条，并且涉案收条现在于开江手中，本院认定关于涉案收条的债权权利属于开江所有，于开江作为本案原告适格。综合本案，证人王庆喜、王宗德、王秀昌证人证言、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证明、王忠友与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王新基的通话录音、被告一与原告的通话录音相互印证，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一作为被告二的员工根据被告二的指示去原告处拉的涉案缝合机并给原告出具了收条，本院认定被告一给原告出具收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原告要求被告一支付涉案缝合机价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涉案收条上“10×1100”、“7×1400”、“5×1100”、“20×1100”字样属于原告自行添加改动，并且二被告不予认可，根据证据规则，对于原告在涉案收条上自行添加内容本院不予采信。涉案收条的先后出具时间是2000年1月25日、2000年2月20日、2000年2月23日、2000年4月1日、2000年5月17日，福建省福州市工业普通发票（国税NO.0013327）出具时间为2001年2月28日，并且该发票载明的缝合机型号与涉案缝合机的型号一致，并且缝合机生产厂家都是福建厂家，本院认为福建省福州市工业普通发票载明的缝合机价格可以作为本案涉案缝合机的参考价格，本院认定本院认定涉案缝合机价款为8G35台共计38500元，10G10台共计11000元，14G7台共计9800元，综上涉案缝合机价款共计59300元。被告二无证据证明已经付清涉案缝合机价款，现原告要求被告二付清涉案缝合机价款59300元，被告二应付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海阳市恒大毛织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于开江缝合机价款59300元； 二、驳回原告于开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83元，由被告海阳市恒大毛织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由彦明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林 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