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嘉荫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722民初533号原告：王纯业，男，1955年3月5日出生，汉族，嘉荫县农民，住该村。委托诉讼代理人：蹇秀艳，黑龙江圣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姜艳玲，女，197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嘉荫县农民，住该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雨（与被告系母女关系），女，1997年8月8日出生，汉族，嘉荫县农民，现沈阳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关亚珍，嘉荫县司法局朝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告王纯业与被告姜艳玲赠与合同纠纷（立案案由“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21日、2019年6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纯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蹇秀艳、被告姜艳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秋雨（第一次开庭）、关亚珍（第二次开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纯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返还乌云镇旧城村东牛圈18亩口粮田（承包田）和旧城村西山一块财政田；2.要求被告将其直补卡上的66.5亩土地拨回原告直补卡上，并协助原告办理变更手续；3.要求被告给付2017、2018两年财政田林地费7000元；4.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4月被告与原告儿子王传刚离婚，2012年原告考虑被告要抚养三个孩子，就同意将被告及王传刚、王秋雨三口人的口粮田（承包田）38.5亩拨给被告耕种，同时还将自己西山的一块财政田暂时交给被告耕种，但是被告到财政所办理直补手续时，将38.5口粮田（承包田）和原告西山的一块财政田合计105亩都办在其直补卡里。被告三口人只有38.5亩口粮田（承包田），其只能享有38.5亩口粮田（承包田）的直补，对于105亩土地中扣除38.5亩之外的66.5亩被告没有权利获得直补，其余土地是原告的，原告只同意被告暂时耕种。双方于2012年达成口头协议，被告每年从直补款中给付原告3500元，但是2017年开始被告就不再给付原告3500元直补款，而且被告耕种的财政田由原告交付林地费。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多耕种的口粮田（承包田）和西山的财政田，被告拒不返还，原告要求被告将直补卡中多余土地直补拨回原告卡中被告也不同意，经乌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被告也不同意原告的诉求，无奈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自己的18亩口粮田（承包田）和西山一块财政田，被告享受的原告66.5土地直补应该拨回原告直补卡，原告替被告交付的财政田林地费被告应返还。原告王纯业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名下共有承包田77亩，被告及王秋雨实际有承包田两口人的，但是原告同意将其儿子王传刚名下的承包田总计3口人的共38.5亩给被告；证据二、2019年4月8日嘉荫县××旧城村村民委员会《调解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因为被告占有其财政田及财政田直补一事向当地村民委员会主张过权利，但经过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证据三、2019年3月30日嘉荫县乌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证明》一份，用以证明经调解财政所确认原告在财政所登记的财政田数量为96.9亩，其中包括原来登记为王传刚名下的32.1亩财政田现也在登记在原告名下。同时被告105亩直补卡中确实有原告享有合法使用权的土地的直补款；证据四、2016年7月29和2017年12月20日《收据》两张，用以证明被告2016、2017两年所缴纳林地有偿使用费金额为合计6318元，该交税的地块是被告耕种的，所以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该笔费用。同时证明被告耕种的财政田使用权人为原告；证据五、2019年5月28日原告与嘉荫县清河经营林场签订的《林业多种经营用地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双方诉争的64.8亩财政田实际合法所有权人为王纯业，王纯业已经与清河经营林场签订2019年承包合同，原告系诉争地的合法使用权人，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享有该项权利，被告应当返还诉争土地；证据六、2019年5月18日嘉荫县乌云镇人民政府《收据》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作为64.8亩诉争土地合法使用权人向行政机关履行缴纳财政税的义务，进一步证明王纯业即为诉争财政田的使用人。被告姜艳玲辩称，1992年12月2日我与王传刚结婚，与2013年2月25日双方离婚，在结婚的时候王纯业家共有14垧地，在王秋雨5岁的时候开始分家分给我家7垧地，一直种到2013年1月份，原告同意拨给我直补是105亩，直到现在，我种的这些地也享受这些直补，这些地一开始是我种的我不同意返还，直补也不同意拨给原告。被告姜艳玲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提交的两份书面答辩状辩称（本院归纳整理），一、被告与原告儿子王传刚结婚的第二年，王传刚就与本村他人的媳妇勾搭在一起，在一起打算私奔的前一天晚上被原告发现没走成，当时被告觉得没法与王传刚共同生活下去了，打算回娘家，被王传刚的二姑劝回，王传刚也长跪不起悔过，于是原告同意继续生活。在2012年农历正月十七，王传刚又与邻村东南屯村他人的媳妇私奔到外地，一年后被告起诉公告离婚，法院判离。当时大女儿上初中一年级，二女儿手里领着，小儿子怀里抱着，一个女儿带三个娃，一直到现在已经坚持了八年。现在被告的大女儿正上大学，二女儿和小儿子也在读书上学，需要土地经营收入支撑三个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不同意返还原告土地和直补。二、2013年1月16日原、被告双方在旧城村村民委员会给乌云镇农税领导出具的《介绍信》上签字，原告同意将2001年分给被告及王传刚的105亩土地过户给被告，这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共识，没有谁强迫谁。所以不同意返还给原告土地和给原告卡上拨回部分土地补贴款。三、原告没有理由要求返还2017、2018两年林地费7000元，被告不同意返还。被告姜艳玲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2013年1月16日嘉荫县××旧城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复印件）一份，此《介绍信》原件现在保存在乌云镇财政所，用以证明原告享受直补105亩和实际种的土地相符；证据二、嘉荫县农村信用合作社银行卡（账号62×××87，复印件）一张、《交易明细账》两张，用以证明被告合法使用105亩土地并领取土地直补的事实；证据三、《乌云镇政府土地账本》（复印件）两张，用以证明原告名下土地序号为43号、亩数是66.1亩及具体地块，还证明被告地块序号是34号、土地是105亩及具体地块；证据四、《2019年乌云镇政府林地有偿使用费明细表》（复印件）一份，证据来源于嘉荫县乌云镇政府，该原件在嘉荫县公安机关，作为另一个案件的证据，被告方无法取得，用以证明原告方与清河林场签订的合同，还有刚才提交的财政田收费票据是原告自己缴纳自己个人所经营的土地，而且王传刚名下这地根本没有缴纳；证据五、嘉荫县人民法院（2013）嘉民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与王传刚结婚时间是1996年4月19日，判决离婚时间是2013年5月20日。法院调取证据如下：证据一、《2003年乌云镇政府土地丈量野账》（复印件）一份（两张），用以证明王纯业、王传刚名下各自登记的土地地块名称、土地性质、地块面积；证据二、2019年6月12日乌云镇政府《证明》一份，用以证明王纯业2019年应收林地费面积64.8亩，王传刚应收林地费面积32.1亩；证据三、2002年12月25日《案件审结报告》（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曾于2013年公告离婚前提出过离婚的事实。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以上书面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相互质证，具体分析与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证据一，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三、四、六，被告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只是对原告利用证据证实的问题有异议，本院对此四份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五，被告质证意见为证据是在原告提起诉讼后取出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五的确是在原告提起诉讼后取得的，但这并不能影响证据的效力，但在这份证据中的两张“林地状况登记表”一页中的“经办人（签字）”一栏处和“负责人（签字）”一栏处均没有签名，因此认为此证据缺乏可信度，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原告诉讼代理人先期提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经过庭审调查，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是其本人在此证据即“介绍信”上签名，对此份证据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二，原告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五即离婚《民事判决书》，原告无异议，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三、四，原告质证认为证据的来源不明，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原告的异议理由成立，对此两份证据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过审查确认的证据及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6年4月19日，被告姜艳玲与原告王纯业的儿子王传刚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在嘉荫县××旧城村与原告王纯业一起生产生活。被告与王传刚于1997年生育长女王秋雨，于2006年生育次女王欣雨，于2009年生育长子王添琪。2012年1月份，王传刚离家外出，至今去向不明。2013年2月25日本院立案受理被告起诉离婚案，经公告向王传刚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后，本院于2013年5月20日缺席判决被告与王传刚离婚。王传刚离家外出后，被告一直抚养照顾三个孩子，没有再婚。另外，被告曾于2002年到本院起诉一次离婚，经本院主持于2002年12月25日调解和好。在1998年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原告王纯业作为承包户代表人，共分得77亩承包田，该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有王纯业、杨淑芬（王纯业妻子）、徐艳春（王纯业母亲，于10年前去世）、王传刚、姜艳玲、王秋雨共6口人。二轮承包分地后，包括分得的承包田在内，原告及王传刚名下共有六块地，原告陈述是从2004年开始，被告陈述是从2001年开始原告将六块土地分出三块给被告和王传刚单独耕种。原、被告对各自耕种的地块实际面积说法不一，但经查乌云镇人民政府2003年土地丈量野帐（以下简称“地帐”）土地按户汇总表显示，原告名下登记有五块，分别是老社地（承包田）一块41.1亩，9B（原、被告称“东牛圈”，承包田）一块20.6亩，西山地（承包田）一块23.1亩，15号（原、被告称“稻田地”，财政田）一块42.2亩，地营子（财政田）一块45.8亩；王传刚名下登记有一块即14号（原、被告称“草场小岛子”，财政田）32.1亩。原告分开给被告和王传刚耕种的三块土地是老社地（承包田）一块41.1亩，东牛圈（地帐9B，承包田）一块20.6亩，地营子（财政田）一块45.8亩，合计面积107.5亩，其余三块由原告耕种，合计面积97.4亩。2013年1月16日，嘉荫县××旧城村村民委员会给乌云镇农税领导写了一封《介绍信》，该信现保存在嘉荫县乌云镇财政所，该信的内容为“镇农税领导：今有旧城村五组村民姜艳玲前去办理土地证件及补贴金证件分户，该村民原户主王纯业，原户主同意将土地分与儿媳姜艳玲合计土地105亩，望农税领导给予办理分户。特此介绍。”该介绍信上还标注了“王传刚33亩包括在内共计105亩”的内容。介绍信上有原告王纯业、被告姜艳玲、当时旧城村支部书记张景彦的亲笔签名。这次分户后，被告还是耕种原先分的那三块土地，被告开始领取105亩土地的补贴。分户后，应原告要求，被告每年从领取的土地补贴中拿出3500元交给原告，用于交纳耕种的财政田林地费，直到2017年开始不再向原告交纳。2017年原告将其耕种的稻田地（地帐15号）一块财政田42.2亩转让给李忠强，现在原告耕种其余两块土地，合计55.2亩，原告现享受领取66.1亩的土地补贴。经查乌云镇政府林地费台帐显示，原告王纯业应缴纳林地费面积是64.8亩，王传刚应缴纳林地费面积是32.1亩。原告每年一直按64.8亩面积按每亩50元的标准向政府交纳林地费，被告没有直接向政府交纳林地费，王传刚名下的32.1亩林地费一直没有交纳。现在承包田和财政田的土地补贴标准相同，均为每亩70元左右。土地补贴开始称“直补”，后来增加“油补”、“粮补”，近几年合并为一项称“综合补贴”。本案所称“直补”可以理解为现在的“综合补贴”。原告起诉前，原、被告所在村民委员会和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均对双方的纠纷进行了调解，但没有调解成功。在庭审调查中原告明确其起诉状中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旧城村西山一块财政田”包括两块地，一块是30亩，也就是原来王传刚名下的32.1亩财政田，另一块是34.8亩财政田，加一起是64.8亩。本院认为，本案可归纳两个争议焦点：一是案由确定问题。本案立案案由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本案争议的土地包括两种性质的土地，一种是承包田，一种是财政田。承包田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户享受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原告对被告应分得的承包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没有争议，原告只是想要回被告不该享有的那部分承包土地。财政田的土地使用权确认权利属于人民政府国有土地管理部门如国土资源局、林业局等部门，法院无权确认。财政田土地使用权应以土地使用权证书为准，原、被告实际耕种的财政田由于政府部门的原因而非本人原因均没有取得权属证书，2003年政府土地丈量野帐显示原、被告耕种的财政田只登记在原告王纯业和王传刚名下，应以登记信息认定权利人，故此认定本案不存在土地权属确认问题。原告将105亩土地证件及补贴金无偿分户给被告，其行为性质应认定为亲属间的赠与，本案案由应确认为赠与合同纠纷为妥。二是《介绍信》的性质认定问题。如果说开始原告分给被告和王传刚单独耕种土地可理解为原告主张的将土地耕种权暂交被告和王传刚使用，那么2013年1月16日由村委会出具的并由原、被告亲笔签名的“介绍信”完全可理解为原告对其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的处分，该“介绍信”明确写明“办理土地证件及补贴金分户”，按通常人可以理解为包括105亩土地使用权过户和105亩补贴金过户两部分内容。《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此“介绍信”完全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其实在本地农村，一般人家除土地外，一般没有什么其他值钱的财产，儿子结婚后，与儿子、儿媳分家分地都是通常做法，分地应认定为赠与性质，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持续稳定，一般赠与的财产都不主张要回。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其主张要回的西山两块财政田合计64.8亩，其中主张要回的草场小岛子（地帐14号，王传刚名下）32.1亩财政田经庭审核实实际一直由原告耕种，并没有按“介绍信”中注明的交给被告耕种，原告主张要回这块财政田无事实依据。而且被告主张这块地按30亩计算，没有依据，应仍按32.1亩数计算，原告主张要回另一块地就应是32.7亩（64.8－32.1），而不是原告主张的34.8亩。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户下6口人总共分得承包田77亩，而地帐显示原、被告耕种的三块承包田加起来是84.4亩，原告同意分给被告三口人的承包田数，这样被告相应享有42.2亩承包田数，现在被告实际耕种两块承包田合计61.7亩，被告多出承包田19.3亩。《合同法》第186条明确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原告赠与被告的105亩土地是在其儿子王传刚扔下妻子和三个子女离家出走一年，被告公告离婚期间实施的行为，原告考虑了其儿子的过错因素和三个亲孙子需要被告抚养照顾的因素，应认定是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行为，而且由村委会出具“介绍信”，对“介绍信”的内容也有“公证”的含义。本案具有赠与合同性质的“介绍信”一直存放在财政所备案，经了解即使其他农户之间有偿转让土地，一般通常作法也只是将土地转让合同交财政所备案登记，进行土地补贴过户，一般不到政府土地野帐上变更登记，如原告于2017年将自己名下的稻田地（地帐15号）42.2亩财政田转让给李忠强，但此块土地现在政府土地野帐依然体现登记在原告名下。尽管如原告主张的被告耕种的财政田土地使用权没有登记过户没有权利转移，对此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原告也无权任意撤销，无权要回土地及补贴。相反，被告可以凭“介绍信”要求原告协助将相应土地使用权在政府土地台账上变更过户登记或者到相关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变更过户登记。本案原告赠与被告的土地总计是105亩，当时没有在“介绍信”上注明赠与土地的承包田和财政田各多少，如按原告认可被告应享有38.5亩承包田，那么66.5亩财政田应属赠与，因实际耕种是107.5亩，被告只能返还给原告总计2.5亩土地，为便于生产经营管理，此2.5亩土地不便单独划出返还，又如前所述，被告比应该享有的承包田多出19.3亩，原告可以主张用财政田调换被告耕种的承包田，在调换时一并主张返还2.5亩土地，即用16.8亩（19.3－2.5）财政田调换被告19.3亩承包田土地。另外，原告现家庭成员只有其与妻子两人，根据当地日常生活消费水平，其耕种55.2亩土地收益足够其生活所需，其主张要回土地也不符合免除赠与义务法律规定的条件。反观被告需要继续抚养照顾三个子女长大成人，而且除了支付三个子女的生活费外，随着孩子年龄增长，教育费支出越来越多，经济负担会越来越重，现在被告除耕种土地的收益外，并无其他经济收入来源，如按原告所诉要回18亩承包田和64.8亩财政田后，被告只剩下24.7亩（不足原告认可被告享有的38.5亩）土地，这样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极不稳定因素。综上，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如前所述，原告无理由主张撤销赠与，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被告从土地分户的2013年起，每年交给原告3500元用于交纳林地费，核算交纳面积应是70亩，按被告实际耕种财政田面积45.8亩计算，被告2017、2018两年应承担交纳林地费4580元，故被告应给付原告为其垫付的此两年林地费4580元，以前被告每年交给原告3500元属自愿交纳，不予综合折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姜艳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纯业垫付的2017、2018两年林地费4580元；二、驳回原告王纯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王纯业与被告姜艳玲各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从本文书规定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申请执行的有效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张同林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苏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