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1023行初112号 原告张金女，女，196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仙居县。 委托代理人：程东胜，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仙居县公安局，住所地浙江省仙居县安洲街道环城南路900号 法定代表人陈石秀，局长。 委托代理人：冯移枪，仙居县公安局干警。 委托代理人：应兴隆，仙居县公安局干警。 第三人张金斗，男，196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仙居县。 委托代理人：周成海，浙江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金女不服被告仙居县公安局作出的仙公（城派）行罚决字[2018]500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12月20日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裁定本案由我院管辖。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立案后，于2018年12月28日向被告仙居县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后于2019年4月17日追加张金斗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同日向第三人张金斗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8日、5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金女及其委托代理人程东胜，被告仙居县公安局负责人王小洲及其委托代理人冯移枪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仙居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应兴隆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活动，第三人张金斗的委托代理人周成海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仙居县公安局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仙公（城派）行罚决字【2018】500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8年10月26日15时许，在清水塘村张金女家门口，国土资源局安洲分局工作人员在发放《仙居国土资源局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时受到张金女与周先军的阻挠，其中张金女用言语辱骂威胁国土资源安洲分局工作人员张金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张金女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张金女诉称，原告在仙居县××街道××路清水塘××号拥有合法房屋，现面临征收。原告于2018年11月19日晚被被告控制，2018年11月20日，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仙公（城派）行罚决字[2018]50044号）。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应予撤销。庭审中原告补充如下事实：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事实涉及四个方面：1.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张金斗、朱格翀是否依法执行职务；2.原告是否存在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行为；3.情节是否严重；4.原告是否与周先军共同违法。（一）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张金斗、朱格翀是违法执行职务，而非依法执行职务。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关于张金斗、朱格翀执行职务的证据有三部分：证据10-15:6位证人证言；证据16-20：主要是证据17催告书、19执法证、20证明；证据21-24：主要是证据22行政处罚决定、23违法案件处理决定呈批表、24《说明》。但该三部分证据无法证明“依法执行职务”。理由：1.朱格翀和张金斗来到原告家里时未出示证件、未表明身份。虽然朱格翀称到的时候表明过身份，但其他证人却证明之前接触过，已认识，并未称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可见当天并未出示工作证件，未表明身份。2.其他单位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及村委会人员参与执法，没有任何职权依据。3.国土资源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涉行政诉讼尚在法院审理期间，不具备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存在以言语辱骂的方式阻碍执行职务的事实。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涉及是否以言语辱骂方式阻碍执行职务的事实的证据有两部分：证据8、证据9：周先军询问笔录、张金女询问笔录；证据10-15：朱格翀、张金斗、李颖利、陈金友、罗文海、张林杰的证言，但该两部分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以言语辱骂方式阻碍执行职务。理由：1.证据8、证据9周先军、张金女询问笔录，并非周先军和张金女的陈述和申辩，是询问查证，该询问查证中没有任何关于原告言语辱骂的内容。2.朱格翀、张金斗、李颖利、陈金友、罗文海、张林杰的证言，证言中均提到张金女没有对朱格翀、张金斗实施肢体行为。关于张金女是否辱骂工作人员、如何辱骂工作人员，相互矛盾，且均为工作人员，有明显的利害关系，证明力较低，不能据此认定存在言语辱骂的事实。同时，即便存在一些言语冲突，也不构成辱骂。比如“我和共产党斗不过，你要来拆迁，我就要装你个人，和你个人磨”、“你要拆就由你拆，反正就是找你这几个人装，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没良心，为什么要弄我家”等言语，即便存在也不构成辱骂。（三）原告即便有骂人行为，也完全不构成情节严重。根据《浙江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以泼洒污物、公然辱骂、使用轻微暴力等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属于“情节严重”。事发当日，原告没有对任何人进行身体攻击，即便原告的言语属于骂人行为，也完全不符合公然辱骂的条件。（四）原告与周先军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事实不成立。原告与周先军在主观上没有共同的违法故意，客观上也不存在共同实施了互有联系的违法行为。周先军的违法行为由其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原告不应当共同承担。所以被告称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事实不能成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不适用于本案。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严重违法。（一）违反全面取证原则，取证程序违法。被告应当客观、全面调查取证。本案中，被告只收集对原告不利的证据材料，对原告有利的证据材料不予收集。比如未收集对原告方可能有利的证人证言，甚至未向张金女本人证实是否辱骂了国土部门的工作人员，关于是否存在辱骂情节也未询问当时在场的周先军及原告儿子周建力。未调取相关视频资料来对事发现场的情况进行调查，还原事情的真相。未调取原告对国土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相关行政判决书，核实是否具备强拆房屋的前提条件。（二）剥夺了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1.本案中，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未告知相关事实、理由及依据，也未告知依法享有的权利，更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直接剥夺了原告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显示告知处罚时间是2018年11月20日15时30分，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间为同日17时53分，中间只间隔了2小时23分钟，显然也未给原告陈述、申辩的时间和机会。告知笔录中关于原告是否陈述和申辩处是空白，也可见原告未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三）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还存在未通知原告家属、使用传唤证没有经过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传唤超过24小时没有进行报批等程序违法情形。三、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一）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阻碍执行职务、情节严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即便存在一些言语冲突，也不构成辱骂，更不构成情节严重。事发当日，原告没有对任何人员进行身体攻击，原告的言语如果可以称之为“骂人”的话，也完全不符合公然辱骂的条件。（二）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共同违反治安管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与周先军在主观上没有共同的违法故意，客观上也不存在共同实施了互有联系的违法行为。周先军的违法行为由其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原告不应当共同承担。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被告对原告实施治安拘留5日的处罚，明显不当。（一）《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了警告、罚款、拘留等不同程度的处罚方式，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显然是最为严厉、对公民权利影响最大的一类处罚，只适用于情节严重。即便原告违法事实存在，对其采用拘留处罚措施显属畸重。（二）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虽享有自由裁量权，但自由裁量并非任意裁量，应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否则必然导致显失公正。本案中，仅因为原告存在言语冲突就实施行政拘留，显然过当。五、被告执法目的不当，显属滥用职权。2018年11月20日，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及安洲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了原告房屋。从这一事实来看，对原告实施行政处罚，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原告违法，而是为了配合政府实施强拆。被告实施行政处罚显属滥用职权。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处罚不当，且属滥用职权，依法应予撤销。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仙居县公安局作出的仙公（城派）行罚决字[2018]500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张金女提供了以下证据： 1.浙江省国土厅2018-017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关于仙居2017年度第2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拟证明原告房屋所在地块已经纳入征收范围，应当按照征收程序进行征收补偿，而不应当以拆违代征收，仙居国土资源局执法行为违法； 2.仙居县人民法院（2018）浙1023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仙居国土资源局针对原告房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向仙居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仙居国土资源局发放《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时，法院一审判决尚在上诉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书》尚未生效，不具备催告执行的前提条件，执法行为违法； 3.仙居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仙居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 被告仙居县公安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催告书只是一个提示性文书，并没有强制性，不影响履行职务的合法性。且即便原告对仙居国土资源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影响其效力；证据3没有异议。 第三人张金斗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同意被告仙居县公安局的质证意见，没有新的质证意见。 被告仙居县公安局辩称，一、我局有权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我局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有权对辖区内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管辖，并作出是否行政处罚的决定。二、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2018年10月26日15时许，在清水塘村张金女家门口，国土资源局安洲分局工作人员在发放《仙居国土资源局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时受到张金女与周先军的阻挠，其中张金女用言语辱骂威胁国土资源安洲分局工作人员张金斗。以上事实有张金女本人的询问笔录，朱格翀、张金斗等人询问笔录，仙居国土资源局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张金女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三、适用法律准确，量罚适当。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2018年10月26日15时许，仙居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依法进行行政决定履行催告时，受到张金女与其丈夫的阻挠，张金女公然以言语辱骂威胁方式阻碍执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四、本案处理程序合法。2018年10月26日，本案由朱格翀报案到我局，我局城关派出所于同日受理。2018年11月20日，对张金女进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张金女未提出申辩。同日，我局作出仙公（城派）行罚决字[2018]50044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张金女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同日送仙居拘留所执行。2018年11月21日，向被侵害单位仙居国土资源局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上事实有受案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拘留执行回执等证据证明。综上所述，我局对张金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符合法定程序，请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仙居县公安局提交了以下证据： 受案登记表，拟证明被告依法受理案件； 2.受案回执，拟证明被告依法将受案情况告知报案人； 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拟证明作出处罚决定前已依法告知相关事项与权利； 4.行政处罚决定书2份，拟证明依法对张金女作出处罚决定； 5.送达回执，拟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已依法送达被侵害单位； 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拟证明行政拘留已送执行； 7.传唤证，拟证明张金女经传唤到案的事实； 8.周先军询问笔录、张金女询问笔录、朱格翀询问笔录2份、张金斗询问笔录、李颖利询问笔录、陈金友询问笔录、罗文海询问笔录、张林杰询问笔录，拟证明张金女违法事实； 9.接受证据清单、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拟证明国土部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行政决定履行催告及该证据来源情况； 10.接受证据清单、行政执法证、证明，拟证明朱格翀、张金斗系国土部门工作人员及该证据来源情况； 11.接受证据清单、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案件处理决定呈批表、说明，拟证明国土部门的行政处罚依法经过立案审批，国土部门进行催告执法有法律依据及朱格翀、张金斗系在依法履行公务的事实； 12.物品登记清单及被损毁执法记录仪照片、情况说明，拟证明执法记录仪被损毁的情况； 13.归案经过，拟证明张金女经传唤到案； 14.人员信息情况，拟证明相关人员基本信息； 15.前科查询、刑事判决书，拟证明张金女前科情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五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拟证明本案适用法律正确。 原告张金女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1受案登记表、证据2受案回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这两份证据真实存在，但是对合法性不予认可，尤其是对受案登记表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受案登记表显然是打印件，没有任何经办人员以及部门负责人的签名，我们认为它形式上不合法。关联性也不予认可，因为这个受案登记表所陈述的内容与原告方张金女无关，只是提到了报案的一个经过，说到了周先军，与张金女无关，所以原告认为这两份证据欠缺关联性； 2.证据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该告知笔录涉及到两份，一份是周先军，一份是张金女，周先军的告知笔录原告认为是没有关联性。对张金女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真实性不认可的理由，是因为这个告知笔录实际上是没有告知，更没有告知陈述申辩的具体权利。该告知笔录作出的时间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间正如原告刚才陈述事实过程当中陈述的，中间就隔了两个多小时，显然是与行政处罚法与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充分听取被处罚人的意见、要给予他们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的规定是直接违背的。而且被告方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张金女进行了陈述和申辩，甚至被告方代理人刚才在陈述事实的过程当中说，张金女放弃了权利，这一说法更没有依据了。因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以后没有再一次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甚至连陈述和申辩的笔录都没有。原告想强调一点，就是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上面，中间部分说以上事实有张金女本人的陈述和申辩，周先军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等证据来证实，那么这个事实证据当中就提到了张金女本人的陈述和申辩，但是证据当中却没有这个证据，有的只是一个查证询问的笔录，而且是在权利告知之前。所以从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也可以反应出来，是需要被处罚人陈述和申辩的，甚至把这个查证询问笔录当作陈述和申辩的笔录来对待，意思就是是需要陈述和申辩的，但恰恰就欠缺了这一重要环节，所以对被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同样也证明了被告违法剥夺了原告的权利，被告的证明目的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是告知了原告相关权利，但恰恰是剥夺而不是赋予，所以原告认为这份证据不仅证明不了合法反而是证明了严重违法； 3.对证据4行政处罚决定书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同时因为该份处罚决定书是本案的诉争对象，是否合法最终由法院依据事实和证据依法判决； 4.对证据5送达回证、证据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没有异议； 5.对证据7传唤证的真实性认可，但合法性不予认可，因为欠缺审批程序。仔细看一下传唤证的内容，传唤证上面传唤到派出所的时间是10月26日，但是从下面注明的日期来看，民警于2018年11月19日持传唤证到张金女家中，给其看后并让其按印签字，周先军、张金女拒绝签字按印，下面的落款日期是11月20日，而传唤证上要求的日期是10月26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传唤证在10月26日作出，而到派出所的时间是11月26日，而是否经过审批是需要进一步提交证据来证明的。且从这个传唤证本身来看，也看不出经过延长的审批，所以原告认为它违法点有两个，一是本身没有审批，二是延长没有审批，所以这个传唤的程序是违法的； 6.证据8中周先军和张金女的询问笔录，它的证明目的是要证明张金女存在违法事实，对这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两份证据当中就没有任何关于张金女违法事实的相应内容，所以据此证明张金女存在违法行为没有事实依据，所以这两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7.证据8中其他询问笔录是两位执法人员以及其他配合人员一共是6位人员的询问笔录，这6位人员的询问笔录，我们一起质证。这6份证据证明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张金女没有和执法人员以及其他配合人员发生任何肢体行为，这是这些人都陈述的，只有言语的行为而没有具体的行为。第二这6份证据不能够证明张金女存在辱骂这一情节，因为这6份证据相互矛盾。朱格翀以及张金斗是两个执法人员，再结合其他的配合人员，关于骂人的内容的陈述各不相同，没有两份证据说骂人的陈述是一样的，而且陈述的这个骂人的内容相互矛盾。第三张金斗、罗文海及张林杰，这些人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有的说我站的比较远没有听清，有的说我记不清了，他们所说的骂人的内容其实都是一种推测，一种主观臆测，显然是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内容不真实且相互矛盾。这些人有明显的利害关系，都是原告的相对方或者是执法人员本人，或者是配合执法的工作人员，他们之间是有深切的利害关系，他们的证言是不能够采信的，或者说证明效力是非常低的。举个例子，陈金友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我们不是说对工作人员不敬，他的笔录就完全在编造笔录内容，他甚至编造了张金女和原告方的儿子也参与了殴打，也参与了推搡，但是其他五个人均没有这样的一个陈述。而且事实上，张金女和原告儿子就没有任何行为的参与，所以他们所陈述的内容是不可信的，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所以这些人的证据不能证明张金女有存在骂人的或者辱骂的这样的一个情节，证词相互矛盾，证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四个方面，从这些证人的证言内容来看，只有朱格翀和李颖利表述了表明过身份。关于这个执法行为的合法性，我们简单一说，因为有可能下一次开庭还会涉及到。这6位证言当中，只有这两个人说，我表明了身份，但是其他人的说法是相反的，只是说我们来过都认识，从来就没有说表明过身份或者说出示过执法证。从其他4位的证言来看，反而否定了朱格翀和李颖利的表明身份的说法，他们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就没有表明身份。这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土资源部门执法行为是严重违法的，连出示证件表明身份这一基本的法律程序都是欠缺的。第五，其他人比如说街道办、管委会和村委会，这些人参与执法欠缺执法依据，没有执法的职权，他们参与执法本身就是违法的，本身就证明了这个执法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法的； 8.下面是证据9、10，我们认为这是一组证据，被告认为这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进行催告，而且这些人是工作人员，是有执法资格，进行催告是合法的。我们的质证意见是，这几份证据证明不了催告是合法的，反而证明了催告是违法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对国土资源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诉讼了，而且是在一审的判决书刚发下来的时间节点上。判决书我们是10月25号收到的，而他们来送达强制执行催告通知书是26号，还在上诉的期限内。也就是说不管行政处罚决定书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诉讼，在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也是不能够催告强制执行，欠缺催告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它是一个未生效的法律文书，你有什么理由或者有什么法律依据来催告我们履行？所以原告认为这组证据不仅证明不了催告合法，反而证明催告违法，它不具备催告执行的前提条件。 9.证据11，被告方提供这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是催告执法是有依据的，因为有行政处罚决定书，而且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过立案处理，原仙居国土资源分局也写了说明，所以被告就认为这个催告行为是合法的。实际上，这一组证据不仅证明不了催告是合法的，也同样证明是违法的。理由也非常简单，催告的前提是具备强制执行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但本案中的催告实际上不具备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同时国土分局自己写说明说我的行为是合法的，这叫自证合法，自证合法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我说我干的事情是合法的那不行，得有证据来证明你干的是合法的。所以国土分局自己说自己合法是成立不了的，没有任何证明效力。这一组证据反而证明了国土分局的执法行为是违法的，不具备法定条件； 10.证据12，对物品登记清单以及被损毁的执法记录仪的照片、情况说明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我们认可。原告认为公安机关对执法记录仪进行了核查，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执法记录仪的，但是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如果要证明这个执法记录仪损坏了，不能使用了，仅仅靠公安分局的一纸说明是解决不了的，得有相应的鉴定结论证明他损坏了。然后损坏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情况，是要有第三方作为中立机构，对这个损害情况进行鉴定的，不能说我们公安机关派出所说这个坏了就是坏了，没有鉴定结论，原告认为它的合法性不成立，而且证明目的同样是不成立的； 11.证据13-15，对这几份证据没有异议； 12.证据16，它不是证据，他是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这个法律依据本身我们没有异议，但被告方恰恰错误适用了这些法律依据。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 第三人张金斗述称，一、第三人同意被告仙居县公安局所做的答辩意见；二、第三人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予以确认；三、第三人是仙居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2018年10月26号下午，根据仙居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安排，向原告方送达仙居国土资源局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是在履行职务；四、履行催告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时间是2018年5月24日，作出处罚决定以后，原告不服向仙居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0月10日，仙居县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书，做出判决以后，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以及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办法的规定，做出行政处罚以后，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前，应当进行书面催告。所以2018年10月26日下午向原告方发送仙居国土资源局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其行为是合法的。 第三人张金斗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2可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对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但无法证明仙居国土资源局送达《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违法。证据3可证明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被告仙居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来源与形式合法，内容相互印证，且与本案相关联，可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6日，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安洲分局工作人员朱格翀、张金斗在清水塘村张金女家送达《仙居国土资源局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时，受到张金女与周先军的阻挠，其中周先军将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安洲分局工作人员朱格翀手持正在拍摄的执法记录仪夺走并砸在地上，造成执法记录仪损坏；张金女用言语辱骂威胁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安洲分局工作人员张金斗。朱格翀即向仙居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仙居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于同日受理该案，对该案着手调查取证，并于同日向周先军、张金女发出传唤证。2018年11月20日，仙居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向周先军、张金女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幅度，告知其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并向周先军、张金女进行宣读，其中周先军在其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并放弃陈述申辩权利，张金女拒绝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同日，仙居县公安局分别对周先军、张金女作出仙公（城派）行罚决字【2018】50043号、【2018】500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周先军、张金女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并将处罚内容告知周先军、张金女家属。经向周先军、张金女宣读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周先军、张金女均拒绝签字。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有权管理辖区内发生的治安案件，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作出行政行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是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三是被告所作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下面就对该三项争议焦点逐一论述。 （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问题。 就这一问题，原告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首先，原告认为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并非依法履行职务，是违法执行职务。理由是原告对原仙居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现仍在上诉期间，原仙居国土资源局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条件。在本案中，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去向原告家送达的是《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只是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履行的催告义务、催告程序，并非即刻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并非当时就要对原告房屋进行强制执行。而《行政强制法》对催告书的送达时间、催告书送达日期与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期限的关系并未做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只要在行政决定所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后，相对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就可以催告自动履行。也就是说，催告书送达时间与法定的复议或者诉讼期限没有关系。在原告上诉期间，行政机关亦可以实施催告。故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朱格翀、张金斗向原告送达《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的行为，是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原告还提出朱格翀、张金斗执行职务时未出示证件表明身份。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朱格翀在其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到，其与张金斗执行公务时表明过身份；李颖利在其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也陈述到，过去之前就已经跟周先军电话沟通过，到了那边之后也表明了身份。原告认为朱格翀、张金斗未能出示证件表明身份，但原告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支持，相比较原、被告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对原告的该理由不予采信。至于原告所认为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的村干部等工作人员配合送达法律文书没有执法依据的问题，作为有执法证的原仙居国土资源局两名工作人员在场进行送达法律文书，即已符合法律规定，其他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场并不影响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在场的效力。其次，原告认为其行为不构成以言语辱骂的方式阻碍执行职务，也未构成情节严重。理由是根据《浙江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原告仅仅存在言语冲突，并不属于以泼洒污物、公然辱骂、使用轻微暴力等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构成“情节严重”。根据朱格翀、张金斗、陈金友、罗文海、张林杰的笔录可知，在张金斗与朱格翀到原告家中送达《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时有多人在场，张金女一直对张金斗进行言语辱骂，多次提到要“装”张金斗个人、要找你们这几个人“装”。在仙居地方方言中，“装”某个人不仅带有辱骂意味也有对该人进行威胁的意思，张金女的行为属于公然辱骂，达到《浙江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程度，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亦不予认可。再次，原告认为其与周先军并不存在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构成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主体上，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的；客体上，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的行为侵犯的是同一客体。阻碍执行职务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而本案中周先军与张金女的行为都指向同一客体，即国家机关正常管理秩序、执法秩序；客观方面，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为人共同实施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表现为为了相同目的而实施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从本案事实看，周先军与张金女都是为了相同的目的，即阻碍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向其送达《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的目的；主观方面，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为人具有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故意，这里的故意既包括各行为人通过意思的传递、反馈而形成的直接故意，也包括明知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并且明知共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本案中张金女通过言语辱骂的方式阻挠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周先军将工作人员执法记录仪损毁，双方虽没有达成明确的意思传递，但都明知自己是和另一违法行为人配合共同实施阻止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持放任的态度。综合上述客体、主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的分析可知，张金女与周先军虽然分别实施了各自的行为，但双方的行为侵犯了同一客体，达到了共同的目的，造成了共同的危害结果，且两人对该共同危害结果的达成均持放任态度，二人各自的行为相互配合，构成共同违反治安管理。故被告仙居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关于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原告就此提出三方面的理由。首先，原告认为被告未能全面取证，其认为被告只收集了对原告不利的证据材料。根据在场人员的陈述，当时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去送达案涉《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时，除了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安洲分局工作人员外，还有安洲街道、西区管委会、西郭垟村村干部，被告对这些人包括周先军、张金女均进行了调查取证，在调查过程中也多次询问相关人员周围是否有监控或其他录制的音像资料等，并非像原告所讲未能全面取证。其次，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剥夺了其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未通知原告家属。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在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前，已向原告张金女作出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张金女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幅度，并询问张金女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并向张金女宣读，在宣读后张金女拒绝在告知笔录上签字。可证明被告已履行了处罚前的告知程序，在告知相关权利义务后，原告张金女拒绝签字并不提出陈述申辩，视为原告放弃了相关权利。且从被告提交的仙公（城派）行罚决字【2018】50043号、仙公（城派）行罚决字【2018】500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情况可以看出，被告已将处罚内容电话告知原告家属。且在2018年11月19日张金女的询问笔录中也可看出，被告告知张金女，对其被传唤的事实要通知其家属，张金女自称其儿子已知道，不用通知。再次，原告认为被告使用传唤证没有经过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被告在庭审中解释为其已取得办案部门负责人的口头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被告在传唤上存在程序瑕疵，对此本院予以指正，但该瑕疵并不影响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 （三）关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在原仙居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期间，原告张金女与周先军阻挠该工作人员送达《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其二人的行为构成共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且属情节严重。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给予原告张金女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就原告所讲被告执法目的不当，认为被告系为了配合政府实施强拆而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理由不足，对其主张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本案被告仙居县公安局作出的仙公（城派）行罚决字【2018】50044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量罚得当。原告张金女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金女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张金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钦群阳 人民陪审员  褚萍萍 人民陪审员  胡春雷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代书 记员  许珊珊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