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83民初7632号原告:吴鑫焱,男,197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峰，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少桥，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方立更,男,197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广东增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佛佑，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鑫焱与被告方立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鑫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少桥、常峰，被告方立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姚佛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鑫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方立更偿还原告货款9307611元及逾期付款损失1093709元（以本金9307611元为基数从2015年7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7年12月24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立更负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下半年，被告方立更向原告订购一批男装出口牛仔裤共195414条，包括货物的海运费，保险费等杂费合计人民币13627909元。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原告按期分四个货柜将该批牛仔裤出货给被告方立更，已全部履行完全部合同义务。原告与被告约定到货后20日内被告方立更必须付款。被告方立更从2015年1月至同年7月份，仅支付了部分货款共9笔，合计金额4320298元，剩余未付货款合计人民币9307611元，原告多次向被告方立更催收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方立更辩称，被告与原告存在合伙关系，原告主张的交易均发生在合伙期间，原告与被告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与原告签订乌克兰是对运输途中的三个货柜做的最后一次结算；被告只收到了三个货柜的货物，未收到原告主张的第四个货柜货物，第四个货柜的交易方广州市增恒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清杰是原告的侄子，该公司与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一样是原告控制的关联公司，且原告提交的第四个货柜报关单显示收货港口为乌克兰刻赤，而原告提交的提单、海运证明中港口为乌克兰奥德赛，这两个港口相距600多公里，且刻赤港所在的克里木半岛已在2014年底2015年初经过公投脱离了乌克兰成为克里米亚共和国，原告所提交的报关单即便真实，货物也不可能到达乌克兰，根据报关港口显示，货物被送到了另一个国家，所以被告对第四个货柜的交易不予确认；原告主张交易的货柜已经办理了出口退税即款项已经结清，双方的买卖关系已完结，且被告与原告之间还有合伙利润未结算，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经审理查明：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作为原告以方立更为被告向本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其主张向方立更交付了四个货柜的价值合计13627909元的货物，但方立更仅支付了货款4320298元，要求方立更偿还货款9307611元及逾期付款损失等，本院以（2016）粤0183民初4179号予以受理。方立更在该案中辩称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其与吴鑫焱，其只收到前三个货柜货物，未收到第四个货柜货物。本院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方立更与吴鑫焱于2007年起至2014年12月27日止合作经营牛仔裤出口贸易，吴鑫焱在国内负责在广州市上沅服装有限公司订货，并由吴鑫焱发货给方立更在国外负责销售，并认定前三个货柜是方立更与吴鑫焱发生的买卖合同交易。并判决：驳回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后，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989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该三个货柜的买卖双方是方立更与吴鑫焱，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吴鑫焱提起本案诉讼。吴鑫焱在本案中为证明已向方立更交付四个货柜的货物，针对四个货柜分别提交了证据。第一个货柜提交了购销合同、出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编号为520320140534037767）、出口商品统一发票、出货装箱单打印件、代理报关委托书、出境载货清单复印件、货物运输保险单、地方税收发票、收付款对账通知单、提单复印件、出货明细表打印件、快递单。第二个货柜提交了购销合同、出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编号为520320140534040999）、出口商品统一发票、出货装箱单打印件、代理报关委托书、出境载货清单复印件、货物运输保险单、地方税收发票、银行回单、提单复印件、出货明细表打印件、快递单。第三个货柜提交了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编号为520320150535007621、520320150535007622）、出口商品统一发票、出货装箱单打印件、代理报关委托书、出境载货清单复印件、货物运输保险单、地方税收发票、提单复印件、出货明细表打印件、快递单。上述三个货柜购销合同的买方均为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卖方均为广州乾元和制衣有限公司。上述三个货柜出口货物报关单分别载明申报日期为2014年11月10日、2014年12月7日、2015年3月12日。第四个货柜提交了购销合同（3份）、出货单（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3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编号为520320150535009010、520320150535009011）、出口商品统一发票（2张）、出货装箱单打印件、代理报关委托书（2份）、出境载货清单复印件、货物运输保险单、地方税收发票（2张）、收付款对账通知单、提单复印件、出货明细表打印件、快递单、海运证明复印件。上述购销合同均载明购买方为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销售方为广州市增恒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双方对产品名称、货号规格、数量、金额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37页）下方的收款人栏、复核栏、开票人栏均分别载明为吴月华、吴建云、李彩琼。吴鑫焱陈述吴月华系其姐姐，吴月华系广州市增恒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及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上述出口货物报关单均载明申报日期2015年3月29日、运抵国乌克兰、指运港刻赤。上述海运证明载明货物从深圳至乌克兰-奥德赛。同时，吴鑫焱提交了银行流水用于证明已支付第三、第四个货柜陆运费15695元、海运费28425元，该银行流水中金额显示为15695元的系打印件，金额显示为28425元的显示汇款人户名为吴月华、收款人户名为李斌。吴鑫焱并提交《万玺达公司2015年7月同乌克兰对数单》打印件（吴鑫焱自行制作）、《乌克兰》，用于证明方立更尚欠吴鑫焱货款9307611元。上述乌克兰中载明出柜/入账时间、项目、出柜数量（件）、金额（人民币）、入账金额（人民币）、所欠货款（人民币）等内容，其中金额（人民币）、入账金额（人民币）、所欠货款（人民币）栏最下方一行分别载明为：“￥9,486,045”、“￥1,080,928”、“￥8,405,117”，在其下方空白处有手写签名“方立更”。吴鑫焱表示乌克兰系其与方立更对前三个货柜货款进行的对数，未包含第四个货柜的货款4092491元，则四个货柜总货款13524194元，加上代付费用103715元，共计13627909元，减去方立更支付的货款4320298元，故方立更尚欠9307611元。同时，吴鑫焱还提交了（2016）粤0183民初2754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01民终17759号民事调解书、（2018）粤0118民初2927号案件受理通知书用于证明双方的合伙与其主张的上述货款无关。方立更确认收到前三个货柜货物，但否认收到第四个货柜货物，并称第四个货柜交易主体广州市增恒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清杰是吴鑫焱的侄子，吴鑫焱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公司实际就是开票的空壳公司，且第四个货柜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港口为乌克兰刻赤，而吴鑫焱提交的提单、海运证明中载明的港口为乌克兰奥德赛，这两个港口相差600多公里，方立更并未收到该货柜货物。另外，吴鑫焱隐瞒了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已经收齐货款并向国税局申请出口退税的事实。对此，方立更提交了广州市增恒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现场照片、（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民事判决书等作为证据。同时，方立更对《万玺达公司2015年7月同乌克兰对数单》打印件不予确认，仅确认《乌克兰》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称其与吴鑫焱的买卖关系已完结，款项已全部结清。吴鑫焱确认吴清杰系其侄子，否认广州市增恒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由其控制，并称在第四个货柜货物装上船后，其就已完成货物交付，方立更应向其支付货款，且是否退税与本案无关。诉讼中，本院依方立更申请，致函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查询由吴鑫焱在本案中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编号分别为520320140534037767、520320140534040999、520320150535007621及520320150535007622、520320150535009010及520320150535009011）的出口退税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向本院复函确认上述报关单均已办理出口退税，时间分别为2015年5月、6月、9月、12月。庭审中，吴鑫焱陈述其与方立更合伙期间货物的出口都是由广州市上沅服装有限公司委托出口公司办理服装出口手续，确认广州市上沅服装有限公司不是委托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办理服装出口手续。吴鑫焱主张涉案四个货柜的买卖合同关系主体为吴鑫焱与方立更，且确认除涉案四个货柜外，都不是委托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办理。吴鑫焱并陈述涉案四个货柜的提单先由海运公司将提单交付给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再由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交付给吴鑫焱，最后由吴鑫焱通过快递邮寄给方立更，但确认无法提供其主张的第四个货柜中的快递单的投递详情情况，同时认为已办理了出口退税可以证明四个货柜交易的真实性及其已将货物交付给方立更，并认为是否办理出口退税与方立更是否支付货款没有任何事实、法律关系，且方立更已支付的款项中仅约人民币75万元系支付至其个人账户，剩余款项则由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代为收取，方立更应向其支付涉案货款。方立更陈述吴鑫焱主张的涉案前三个货柜的交易发生在其与吴鑫焱合伙期间，且方立更曾向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过款项，但表示具体数额不清楚，并称其与吴鑫焱合伙期间款项的支付不是跟出口货物的货柜一一对应的。方立更并陈述申请出口退税的前提是国外的销售款已实际支付，吴鑫焱关于没有收到方立更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吴鑫焱的诉求不能成立。另查明，吴鑫焱向本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了（2017）粤0183财保593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方立更在（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案中确认与吴鑫焱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对该案中涉案的三个货柜确认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且本案中亦确认收到该三个货柜的货物，因此，对于吴鑫焱本案中关于该三个货柜系与方立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并据此确认吴鑫焱已完成该三个货柜货物的交付义务。关于第四个货柜，吴鑫焱主张已将该货柜货物交付给方立更，但根据吴鑫焱在本案中提交的该货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的运抵国为乌克兰、指运港为刻赤，而其提交的海运证明则载明货物从深圳至乌克兰奥德赛，两个港口显然不同，且吴鑫焱庭审中确认无法提供其主张的该货柜中的快递单的投递详情情况即不能证实已将提单交付给方立更。而方立更亦否认收到吴鑫焱交付的该货柜货物。因此，在吴鑫焱不能证实该货柜货物已运至上述出口货物报关单中载明的港口并将提单交付给方立更，且方立更否认收到该货柜货物的情况下，吴鑫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吴鑫焱关于已向方立更交付第四个货柜货物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吴鑫焱关于方立更尚欠其货款9307611元的主张。本院认为，关于前三个货柜的货款，虽然吴鑫焱在本案中提交的《乌克兰》中有方立更的签名，但该《乌克兰》并未显示具体的签订日期，仅能证明双方曾就该三个货柜进行过对账。而根据相关的税收政策规定，办理出口退税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在规定的收汇期内完成收汇即收到国外买家的款项，现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向本院复函确认该三个货柜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均已办理出口退税。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吴鑫焱确认方立更曾向其个人账户和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过款项，方立更亦确认曾向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过款项，且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该三个货柜是在未完成收汇的情况下办理出口退税，则从外观形式而言，办理出口手续的公司即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系在完成收汇即收到方立更支付的款项后对该三个货柜办理出口退税。因此，对于方立更关于款项已经结清的抗辩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吴鑫焱主张的第四个货柜的货款，由于其该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对于吴鑫焱关于方立更尚欠其货款9307611元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吴鑫焱主张要求方立更向其支付货款9307611元，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上述，吴鑫焱并主张要求方立更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鑫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208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吴鑫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温小琼审 判 员  简淦传人民陪审员  吴转君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书 记 员  江佩贤周子晴张政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