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903民初253号 原告：浙江凯虹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新驰路29号。 法定代表人：金虹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瑞康，浙江民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海文，原告公司员工。 被告：石丹盛，女，1982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 被告：顾盼，女，199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璐，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君君，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浙江凯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虹公司）与被告石丹盛、顾盼联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凯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瑞康、傅海文，被告石丹盛、顾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璐、吴君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凯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决两被告共同向原告退还联营期间垫付款195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事实与理由：原告作为一家大型商业集团公司，旗下有众多连锁经营门店，原告与TCL电器销售公司存在业务合作。2014年10月22日，杭州TCL电器销售公司联合舟山市曦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曦辉公司）致函原告，声明自2014年11月起，特新增资金代理平台，操作凯虹公司所有业务发生，资金、费用、对账，全部由该平台操作。为此，在2014年10月、2015年11月，原告与曦辉公司签订两份相同的年度《联营协议书》，其中2014年度的《联营协议书》约定，“一、甲方（指原告）同意按下述条款将位于凯虹广场五楼、舟山一百五楼电器城、华之友电器普陀店、华之友、白泉店、华之友嵊泗店、华之友六横店内的指定位置，作为乙方（指曦辉公司）经营TCL电视商品的场所。二、乙方在该位置内仅限于经营TCL电视商品。乙方如需改变经营范围，应事先征得甲方同意，否则甲方有权制止或提前终止协议。三、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该位置的经营权转让给第三方。四、本联营合同期限为壹年，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六、联营期间，营业员由乙方自行招聘，并与其建立劳动关系，承担营业员工资、奖金、伙食、制服费、人员培训等费用，办理好社会保险。用工方案或合同报甲方备案。乙方招聘的营业员必须经甲方同意，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管理，若屡次违纪，甲方有权督促乙方辞退该营业员。八、乙方经营的TCL电视商品，联营期销售基数（含税）确定为610万元，扣率为10%。如未完成销售基数，乙方按销售基数补足扣点额；如超额完成销售基数，超额部分扣率为8%。十、货款结算：（1）依上述第八条约定的联营方式，乙方按当月实际营业额剔除扣点额后的余额，开具合法、真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结算，甲方于次月中旬通过银行转账将余款汇入乙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账户。”协议书还对其它内容作了约定。原告和曦辉公司在协议书上盖章后生效。石丹盛的丈夫高国春作为曦辉公司的经理操作运营联营业务。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出于对曦辉公司的业务支持，原告与曦辉公司口头约定在原告举办的家电节、内购节期间，曦辉公司销售的TCL电视商品的扣率下降为4%。为了最大限度享受原告给出的优惠政策，曦辉公司更愿意将约定必须完成的销售业绩放节日里完成。原告作为一家大型的商业集团公司，实行连锁经营模式，由集团公司总部实行统一进货、统一结算、统一仓库发货，销售在原告下属门店舟山市第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一百）、华之友电器店、凯虹广场进行。 2015年8月28日，市一百搞家电节活动，曦辉公司经理高国春联系市一百业务经理王某，要求市一百做出销售TCL电视机150台业绩。在曦辉公司实际未进行150台TCL电视机销售的情况下，市一百财务科开具一张内部转账单，载明完成TCL电视机销售收入195000元，8月28日的市一百的销售明细记录完成销售TCL电视机150台。账务科将此张内部转账单交给市一百商场收银柜台，收银柜台视为收到货款195000元。该150台电视机销售实质上属于虚拟销售（因为没有真实买主，电视机没有出库提货），195000元销售款暂由市一百垫付，曦辉公司过些日子在向原告处结算来销售款后应向市一百缴纳。第二次曦辉公司要求的虚拟销售发生在2015年9月12日、9月13日市一百搞内购节，期间完成销售的原告仅扣利3%。市一百按曦辉公司要求帮助操作完成TCL电视机250台。市一百财务科开具12张内部转账单，载明完成TCL电视机销售收入325000元，市一百9月12日、13日的销售明细记录完成销售TCL电视机250台。账务科将此12张内部转账单交给市一百收银柜台，收银柜台视为收到货款325000元。325000元销售款暂由市一百垫付，曦辉公司之后再向原告处结算来销售款后应向市一百缴纳325000元。2016年9月4日，原告下属部门市一百又帮助曦辉公司操作一次，市一百开具内部转账单金额45万元，其它的操作流程基本相同。曦辉公司在此联营期间，除了在市一百如此操作外，还在原告的其它销售门店都进行过同样的业务操作。 曦辉公司向市一百缴纳垫付款的情况陈述如下，2016年9月4日操作的垫付款45万元，由曦辉公司经理高国春在2016年12月23日通过银行汇款向市一百缴纳。2015年9月12日、13日操作的垫付款325000元，由高国春在2015年10月20日通过银行汇款向市一百缴纳195000元，由曦辉公司财务人员郑萍素通过银行汇款向市一百缴纳130000元。这样，就差2015年8月28日的一笔垫付款195000元一直没有缴进来过。市一百当时由于工作疏忽，没有发现195000元没有缴进来。2016年10月31日止，原告与曦辉公司的联营到期后，双方未按照《商函》要求对联营期间的资金、费用、对账。所以，虽然双方的联营不再继续了，但因联营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尚未最终结清。 曦辉公司是两被告于2014年9月29日投资设立的，石丹盛持股49%，被告顾盼持股51%。该公司实际上是石丹盛的丈夫高国春全盘控制和运营业务。2017年9月，曦辉公司申请公司注销登记。两被告作为公司的投资股东，向公司登记机关出具《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毕。本企业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2017年11月13日，曦辉公司正式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再次承诺未发生债权债务。公司登记机关因此注销了曦辉公司。原告在系统全面核查应收账款时发现了曦辉公司的195000元垫付款未收回。原告派市一百公司业务经理王某和领班杨某两人于2019年1月10日到宁波找到高国春，与高国春核账后要求其缴进垫付款195000元。高国春认为账已经结清了，不存在欠款。王某要求高国春来原告单位对账，高国春又认为公司已经注销，他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愿来公司对账，以此来推卸责任。 综上，原告认为，曦辉公司在联营期间，原告为了增进联营方的经济利益配合对方操作而垫付销售款195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曦辉公司有义务按照约定将此款及时缴进。现曦辉公司隐匿不缴，严重违背诚实守信原则。原告现经单方面核账认为被告欠款195000元，被告有义务来原告处共同核对联营公账户。被告拒绝核账以此逃避债务，也违背诚信。曦辉公司注销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两被告作为曦辉公司的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石丹盛、顾盼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垫付款且双方的款项均已结清，并支付完毕。第一，针对原告诉请所提的2015年8月这笔195000元交易，被告已向原告开具了发票，该部分金额的发票包含在458660.15元的发票中，原告经结算确认后已向被告支付了相对应的款项，这是双方真实存在的交易往来，并不是原告所说的虚拟交易。第二，对原告所提的涉案195000元为垫付款的说法不成立，被告自始没有提出这笔垫付款要求也未经被告确认，均是原告的单方之言，是原告单方面核账根据自己公司内部单方制作的凭证所得出来的，凭证的内容完全由原告单方制作与修改，对于原告内部凭证、做账内容被告并不知情。2019年1月，原告工作人员突然找到被告，说有欠款未付，被告认为双方的账已经结清，之所以有欠款，系原告内部管理混乱所致。第三，双方的联营关系始于2014年11月，结束于2016年5月，双方按月结算，次月结清。双方款项均已结清，现原告在时隔3年后突然提出2015年8月款项中有195000元是垫付款需要退回，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第四，退一步讲，如果真的存在这笔垫付款，原告诉请的195000元也已过诉讼时效。原告提出该笔款项发生在2015年8月28日，按照双方间约定的当月账次月结，双方每月都需要结清上月款项，双方的结算不存在滚动累计的情况。所以原告所提的款项需在2015年10月起算，期间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出退还的主张，至原告起诉已过三年时效，原告的诉请应予以驳回。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各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没有争议，且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曦辉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29日，股东为顾盼、石丹盛，分别持股51%、49%。2014年10月24日，凯虹公司（甲方）与曦辉公司（乙方）签订《联营协议书》一份，合同主要约定：一、甲方同意将位于舟山一百五楼电器城、华之友电器普陀店、华之友嵊泗店、六横店内的指定位置，作为乙方经营TCL电视商品的场所；四、本联营协议合同期限为一年，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七、联营商品由乙方上柜品牌导购员负责验收和保管，销售款由甲方收银台集中收纳，乙方不得私自收纳销售款；八、乙方经营的TCL电视商品，联营期销售基数（含税）确定为550万元，扣率为10%，如未完成销售基数，乙方按销售基数补足扣点额，如超额完成销售基数，超额部分扣率为8%；十、货款结算：（1）依上述第八条约定的联营方式，乙方按当月实际营业额剔除扣点额后的余额，开具合法、真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结算，甲方于次月中旬通过银行转账将余款汇入乙方增值税专用发票账户。2015年11月16日，凯虹公司与曦辉公司就TCL电视销售事宜再次签订《联营协议书》一份，约定合同履行期限自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TCL电视经营场所为凯虹广场五楼、舟山一百五楼电器城、华之友电器普陀店、华之友、白泉店、华之友嵊泗店、六横店内的指定位置，销售基数（含税）确定为610万元，扣率为10%，如超额完成销售基数，超额部分扣率为8%，结算方式同上。2017年11月13日，曦辉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进行简易注销，股东顾盼和石丹盛出具承诺书：投资人申请曦辉公司简易注销，在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若违法失信，则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和责任。 各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有争议，本院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及举证情况，认定如下： 一、联营合作期间，曦辉公司是否存在虚拟销售TCL电视的事实。原告认为，曦辉公司为了完成销售基点，获得更低的返点，分别在2015年8月28日虚拟销售TCL电视150台（每台计1300元），2015年9月12日和13日虚拟销售TCL电视250台（每台计1300元），2016年9月4日虚拟销售TCL电视450台（每台计1000元），为此提供了以下证据：1.市一百2015年8月28日销售TCL电视150台的明细（序号为13-162），拟证明该150台电视属于虚拟销售；2.市一百2015年8月28日内部转账单两份、2015年8月28日银行凭证一份，拟证明曦辉公司并没有实际销售TCL电视150台，也没有将销售款项195000元缴纳进市一百；3.凯虹公司2015年9月16日支付通知单一份、2015年9月29日记账凭证两份和入账通知单一份、联营结算清单两份、联营结算通知单一份、2015年9月15日发票五份，拟证明曦辉公司2015年8月在凯虹公司下属门店（包括市一百）总共完成销售TCL彩电金额475552.97元，在市一百完成TCL电视销售金额218558.4元，其中包括8月28日虚拟销售的195000元，双方结算后，凯虹公司向曦辉公司支付销售款458660.15元；4.市一百2015年9月12日、13日销售250台TCL电视机明细，序号为5-265号，扣除中间11台（106-116为真实销售），虚拟销售单价为1300元，销售金额325000元，拟证明该250台电视机属于虚拟销售；5.市一百内部转账单十二份，账单金额合计325000元，拟证明曦辉公司虚拟销售是市一百通过内部转账的方式完成，曦辉公司并没有把325000元实际缴纳给市一百；6.凯虹公司2015年10月12日支付通知单一份、2015年10月29日记账凭证两份和入账通知一份、联营结算清单四份、联营结算通知单一份、发票九份，拟证明2015年9月曦辉公司在凯虹公司下属门店（包括市一百）总共完成销售TCL彩电金额963643.03元，在市一百完成TCL彩电金额348855.3元，其中包括9月12、13日虚拟销售的325000元，经结算后，凯虹公司向曦辉公司支付销售款944626.3元；7.现金缴款单两份和银行凭证一份，拟证明曦辉公司经理高国春、财务郑萍素于2015年10月20日、11月20日分别向市一百缴纳195000元、130000元，合计325000元，归还市一百于同年9月12日、9月13日为曦辉公司垫付325000元的事实，银行凭证载明收回TCL货款325000元；8.市一百2016年9月份销售TCL彩电明细表、2016年9月4日市一百内部转账单一份、2016年12月23日市一百入账通知单一份，拟证明2016年9月4日市一百帮助曦辉公司完成虚拟销售TCL彩电数量450台，每台1000元，合计450000元，2016年12月23日曦辉公司经理高国春支付给市一百45万元，以此归还市一百为其垫付的45万元；9.2014年至2017年曦辉公司在凯虹公司所有门店销售TCL电视的数额汇总表，拟证明曦辉公司每年的销售额（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销售额为545.38万元、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销售额为404.73万元、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销售额为15.81万元），其完成的销售额包括虚拟销售部分；10.证人王某和杨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曦辉公司进行虚拟销售的事实；11.凯虹广场188500元销售明细、入账登记表、现金缴纳单，凯虹广场195000元的销售明细、入账登记表、现金缴款单，拟证明在东港凯虹也存在虚拟销售的事实。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两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2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是原告单方制作，无被告签字确认，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据3除发票真实性认可外，其他证据均有异议，认可收到销售款458660.15元，是真实的销售，双方2015年8月份货款已结清；对证据4三性有异议，该销售金额是真实的；对证据5三性有异议；对证据6三性有异议，认可收到销售款944626.3元；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笔款项为曦辉公司负责的乡镇客户的分销出货及工程机销售，曦辉公司帮助市一百销售的彩电款项；对证据8中的彩电明细表和内部转账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入账通知单予以认可，但认为高国春支付给市一百的45万元为曦辉公司负责的乡镇客户的分销出货及工程机销售，曦辉公司帮助市一百销售的彩电款项；对证据9无异议，认为数额基本上是接近的；对证据10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对证据11认为两笔款项为曦辉公司负责的乡镇客户的分销出货及工程机销售，曦辉公司帮助销售的彩电款。 被告否认虚拟销售的事实，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高国春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原告与曦辉公司之间的款项已结清，双方不存在欠款关系；2.2015年8月货款清单和三笔汇款的说明，拟证明曦辉公司不存在虚拟销售。原告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高国春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对证据2表示，销售明细是对的，但包括了虚拟销售部分，三笔汇款真实存在，证明了虚拟销售的存在。 本院对于该节事实作如下认定。双方对联营期间曦辉公司销售TCL电视的数量和销售金额的陈述具有一致性，本院予以确认，其中2015情况如下：2015年8月，曦辉公司在凯虹公司网点销售额为475552.97元，其中市一百销售额为218558.4元，TCL电视销售量为162台。就该月销售额，凯虹公司与曦辉公司结算后，2015年9月29日，凯虹公司支付曦辉公司458660.15元。2015年9月，曦辉公司在凯虹公司网点销售额为963643.03元，其中市一百销售额为348855.3元，TCL电视销售量为273台。就该月销售额，凯虹公司与曦辉公司结算后，2015年9月29日，凯虹公司支付曦辉公司944626.3元。但对于2015年8月28日销售TCL电视150台（每台计1300元），2015年9月12日和13日销售TCL电视250台（每台计1300元），2016年9月4日销售TCL电视450台（每台计1000元），曦辉公司是否是虚拟销售。本院认为，首先，凯虹公司提供了详细的销售明细、内部转账单、发票、记账凭证、联营清单、入账通知单、现金缴款单等一系列证据，各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更为完整的证据链；其次，对上述销售情况，两被告应对曦辉公司为真实销售的主张，应提供符合商业惯例的商品交付给消费者的终端交付凭证和消费者付款凭证，但两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第三，对于曦辉公司支付给市一百的三笔款项与原告所称的虚拟销售金额一致，时间具有关联性，两被告未能对款项的支付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综合双方的意见、证据、交易习惯和商业惯例，相较而言，原告有关该节事实的陈述可信度更高，因此，本院对原告所陈述的事实予以认定，曦辉公司在2015年8月28日销售的150台TCL电视（每台计1300元），2015年9月12日和13日销售的250台TCL电视（每台计1300元），2016年9月4日销售的450台TCL电视（每台计1000元）为虚拟销售。 二、对原告为曦辉公司完成虚拟销售代其垫付的其中一笔销售款195000元，曦辉公司是否已支付完毕。原告认为，曦辉公司已支付2015年9月12日、13日虚拟销售货款金额计325000元和2016年9月4日虚拟销售货款金额45万元，对于2015年8月28日虚拟销售金额195000元，尚未支付。两被告认为双方款项已结清，不存在未支付情形。 本院对于该节事实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证据已在第一争议小节罗列）作如下认定。市一百为完成曦辉公司进行上述虚拟销售时，代曦辉公司垫付货款195000元、325000元和45万元，之后曦辉公司与凯虹公司进行结算后，凯虹公司将包括虚拟销售在内的销售款一并支付给曦辉公司，之后曦辉公司再将虚拟销售款返还给市一百，2015年10月20日，曦辉公司经理高国春支付195000元，2015年11月20日曦辉公司财务郑素萍支付130000元，2016年12月23日高国春支付45万，对于2015年8月28日市一百代曦辉公司垫付的195000元，曦辉公司尚未支付。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认为其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为此提供了以下证据：2017年8月21日的记账凭证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曦辉公司在2017年8月与原告仍有业务往来，进行销售款的结算支付活动，故原告要求与被告进行结算并支付垫付款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质证后认为：对记账凭证真实性有异议，发票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诉请已过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为此提供了以下证据：凯虹公司与杭州TCL电器销售公司的《联营协议书》，拟证明凯虹公司与曦辉公司的联营协议在2016年5月31日结束。原告质证后认为该协议未签字未盖章，不予认可。 本院对于该节事实作如下认定。根据双方签订的《联营协议书》，原告与曦辉公司之间的联营关系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对两被告称双方联营关系提前结束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195000元的垫付行为虽发生在2015年8月，但双方联营关系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在联营合同履行期间内，双方之间的联营关系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整体性，合同约定的每月结算，为债务分期履行的一种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故本案中2016年10月31日可视为双方履行合同期间届满时间，诉讼时效从该时间起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原告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原告与曦辉公司签订的联营协议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在联营合作期间，原告旗下公司市一百为配合曦辉公司虚拟销售TCL电视150台代曦辉公司支付销售款195000元，但该款项曦辉公司至今未予返还，故凯虹公司可要求曦辉公司全额返还实际交付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股东顾盼、石丹盛对曦辉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应当依法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且顾盼和石丹盛在办理注销时承诺，在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务，若违法失信，则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和责任。故，顾盼、石丹盛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原告要求顾盼、石丹盛支付垫付款195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石丹盛、顾盼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凯虹集团有限公司垫付款1950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9年1月23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00元，由被告石丹盛、顾盼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欧青梅 审 判 员  杨 静 人民陪审员  王玉兴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夏丽娜 代书 记员  方觉晓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二十条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