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05民初17888号原告：李昌武，男，197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波，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玲，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念东，男，197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贵港市港北区，被告：李志波，男，197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权，广东东达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当事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8日、2019年5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李昌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波、黄桂玲，李志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权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李昌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波、黄桂玲，李志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权到庭参加诉讼。两次开庭，林念东经本院传票传唤均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昌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林念东、李志波连带返还款项634732.6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634732.61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全部款项止）；2.由林念东、李志波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3日，李昌武与广州市旭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利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李昌武投资了300万元。在支付投资款后，李昌武发现该协议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多次要求旭利公司退还投资款并支付协议约定的收益，但旭利公司屡次承诺均没有兑现。因此，李昌武及其他投资人李志波、朱斌、徐玉珊、白森彩、刘加凤于2015年8月7日签订《委托书》，一并委托林念东代收旭利公司的投资款。林念东接受委托后，与李昌武一起前往香港收回了投资款1300万元。基于朱斌、麦舜章、李昌武、白森彩、李志波、刘加凤总投资了800万元，加上林念东自认投资了580万元，合计投资款1380万元。在赴港收款前，旭利公司已按各投资人的投资款项的25.609%比例返还给了各投资人，其中返还给李昌武的款项是953998元，超出了该比例。总共返还给各投资人的款项为（1380万元-300万元）*25.609%+953998元=3719770元。因此，各投资人的收益为2919770元[（1300万元-（1380万元-3719770元）]。按照徐玉珊投资了300万元的比例，应分得634732.61元（300万元÷1380万元×2919770元）。各投资人考虑到旭利公司可能会起诉追回款项，故共同决定将上述收益2919770元支付到林念东的代管款账号，由其代为保管，待该笔款项确定无争议时，再按照投资比例就行分配。现旭利公司起诉的案件已经终审生效，法院驳回旭利公司请求。因此该笔款项应当归各投资人所有进行分配。诉讼中，李昌武变更其诉讼请求本金数额为834410.67元（300万元÷1230万元×3421083.75元）。并增加以下事实与理由：李昌武、林念东、李志波、徐玉珊、朱斌、白森彩、刘加凤共7名投资者被旭利公司骗了投资款。李昌武与林念东一起前往香港收回了涉案1300万元。在林念东的牵头下，7名投资者前往广东金腾律师事务所，由律所统计数据作风控后，7名投资者出具《收据》确认收回该款项，各自的投资本金就收齐了。7名投资者委托广东金腾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函》，该《律师函》确认本案有7名投资者，7名投资者的投资本金为1230万元，在收回1300万元之前已经收回旭利公司返还的投资本金2721083.75元，故7名投资者尚未收回的投资本金数额是9578916.25元。抵扣收回的1300万元后，还剩余3421083.75元。因此，该笔剩余的款项是7名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应按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收益。现林念东、李志波侵占李昌武的投资收益，拒不返还，故起诉。林念东答辩称：一、李昌武关于投资者人数、本金总额、已返还资金比例等陈述都是错误的。参与追收1300万元的投资者一共9人而非其主张的8人，投资本金总额是1510万元。旭利公司此前已经返还3085716.75元（返还比例也不是李昌武主张的统一比例25.609%）。9名投资者追回1300万元后，分配了12203283.25元，其中朱斌371955元、刘加凤371955元、白森彩371955元、李志波500000元、李昌武2046001.25元、徐玉珊1487820元、麦舜章1189000元（含收益189000元）、陈丽娟785367元、林念东5079230元。剩余985716.75元。其中投资者麦舜章由于特殊情况，已根据约定收取收益189000元，故1300万元剩余796716.75元（1300万元-12203283.25元）。这还未扣除赴港追收支出的费用。因此，即便不考虑追收支出，收益率也远没有李昌武主张的那么高，除麦舜章已经收取收益外，其他8名投资者的“收益率”为5.65%（796716.75元/1410万元）。李昌武投资300万元，其收益为169500元。二、林念东账户收取1300万元后，根据各投资人一致商定，向李志波账户转账580万元，由李志波支付给各投资人。余款720万元，林念东向徐玉珊支付了120万元，向朱斌支付了371955元，向刘加凤支付了371955元，向麦舜章支付了1189000元。即林念东账户收到1300万元后对外支付了8932910元，余款4067090元。而林念东投资本金是545万元，应得收益307925元。此外，徐玉珊将多收的约18万元、李志波将多收的约20万元分别转给林念东，故林念东自身尚未收回全部本金与收益。因此，根据以上事实，李昌武的收益以及林念东的收益和本金部分，现由李志波占有，李昌武向林念东主张权利没有依据。三、虽然在收款过程中，朱斌、麦舜章、李昌武、白森彩、李志波、刘加凤、徐玉珊、陈丽娟共8名投资者向林念东出具了委托书，但是追收1300万元投资款的行为是9名投资者共同参与的自力救济行为，并非林念东单独受委托进行追收。赴港追收是李志波、李昌武、徐玉珊、陈丽娟、林念东共同前往追收的。8名投资者之所以出具委托书，原因是在追收时只有林念东带了银行卡，故出具委托书给林念东借银行卡收款。在收到1300万元后，大家为了放心，一齐商定分散保管资金，决定将其中的580万转入李志波账户，然后由林、李各自按照投资者金额进行转账返还。该种行为显然不属于林念东单独受委托追收、保管、返还资金。应由李志波、林念东就其账户金额对投资人负返还义务。现李志波多占的资金，包括李昌武及林念东均应向李志波主张返还。四、李昌武称投资人收益2919770元放在林念东的专门代管款账户保管，完全不属实。由以上分析可知，根本就不存在290多万元的收益，何来把290多万元收益交给林念东保管之说？李志波答辩称：一、李志波与李昌武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李昌武只是与林念东存在委托关系，李志波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二、李昌武在起诉状陈述的款项的计算、构成都是自己捏造出来的，根本不是事实。三、追回的1300万元投资款，是包括原被告等人通过辛苦和努力私下自行追讨回来，并不是通过法律途径得到的。而且这笔款，并非只是原、被告三人所有，是几十个受害人中的部分款项而已。如果按照所有受害人被骗的6000多万的比例分配的话，李昌武只能分配到几十万而已。现在李昌武全部收回300万元，不但没有对李志波、林念东表示感谢，还捏造事实进行恶意诉讼，是十分不道德的行为。四、追回的1300万元是转到林念东的账户，此款怎么分配都是林念东说了算的。林念东收到款项后，将其中的580万转账给李志波，叫李志波在这580万元中转175万给李昌武、转175万给陈丽娟，转55万给徐玉珊。李志波按其吩咐进行了转款，发现剩余的175万还不够自己的本金。李昌武向李志波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五、580万元是林念东转给李志波的，李志波仅对林念东负责。李志波没有承诺过帮李昌武追回款项。李昌武在南海法院（2017）粤0605民初11976号案件中明确说通过林念东收回200万元投资款。所以，李志波跟李昌武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就算这580万元全部给李志波占有了，那也是林念东向李志波追讨，而不是李昌武。就算林念东、李志波一分钱不分给李昌武，而是分给其他受害人。李昌武也只能向旭利公司追讨，而不是向林念东追讨，更不是向李志波追讨。六、在（2018）粤06民终3647号民事判决第4页中旭利公司上诉事实中明确说道“李昌武汇给温绍强的200万元均与旭利公司无关”。这一事实说明李昌武被集资诈骗的数额是100万元，而不是300万元，所以李昌武分到的300万元中有200万元根本不是其所有，这200万元属于非法所得，应该追缴分配给其他受害者。综上所述，李昌武故意捏造歪曲事实，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林念东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视为自愿放弃举证、质证和辩证的权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7日，李昌武、李志波及案外人徐玉珊、陈丽娟、白森彩、刘加凤共同向林念东出具《委托书》，载明“本人委托林念东追收与代收旭利投资款，此据”。同日，案外人朱斌单独向林念东出具《委托书》，载明“本人委托林念东代收旭利投资款项、投资收益”。2015年8月12日，李昌武、李志波及案外人徐玉珊、陈丽娟、白森彩、刘加凤、麦舜章分别出具《收据》，李昌武确认收到林念东代收旭利款项2046001.25元；李志波确认收到林念东代收旭利款项50万元；徐玉珊确认收到林念东代收旭利款项1487820元；白森彩确认收到林念东代收旭利款项371955元；刘加凤确认收到林念东代收旭利款项371955元；朱斌确认收到林念东代收旭利款项371955元。同日，林念东也出具一份《收据》，确认收到旭利返还投资款4429230元。2015年8月24日，林念东、李志波、李昌武及案外人朱斌、徐玉珊、刘加凤、白森彩与广东金腾律师事务所签订《非诉讼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委托该所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包括：一、就投资款返还等相关事宜向旭利公司签发律师函；二、就与旭利公司之间的纠纷提供法律咨询。当日，该所出具一份《律师函》，对象为旭利公司，内容为：委托人（林念东、李志波、李昌武、朱斌、徐玉珊、刘加凤、白森彩）于2014年向贵公司投资，委托人分别按约定向贵公司指定的账户支付了投资款，共计1230万元，投资期限于2015年6月20日届满。据委托人反映，贵公司承诺将于2015年5月底之前返还上述委托人的全部投资款本金及收益，但贵公司未完全履行上述承诺，截至2015年8月9日，贵公司仅向上述委托人返还了部分投资本金即2721083.75元。2015年8月10日，在上述委托人的强烈要求下，贵公司委托广泰源集团通过周太平先生向上述委托人退还投资款，但要求上述委托人必须提供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户，因上述委托人中只有林念东开立了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户，故委托人共同委托林念东代为收取应退还的投资款，林念东共计收取了贵公司委托广泰源集团退还的1300万元。有鉴于此，委托人特委托本所律师函告贵公司如下：1.上述1300万元其中的9578916.25元作为贵公司向上述委托人返还的投资款本金已由上述委托人合法受领（林念东收到上述款项后已按上述委托人各自的实际投资金额支付给了李志波、李昌武、朱斌、徐玉珊、刘加凤、白森彩）；2.上述委托人共同决定将剩余的3421083.75元暂时返还给贵公司，请贵公司于2015年9月17日前以书面形式（须加盖贵公司公章）向上述委托人提供贵公司的银行账户，上述委托人收到贵公司的银行账户后，会将剩余的3421083.75元汇入贵公司的银行账户，若超过上述期限贵公司仍未向上述委托人提供银行账户，则上述委托人将会在银行开立专门的托管账户托管上述剩余的3421083.75元；3.请贵公司于2015年9月17日前与上述委托人商讨贵公司承诺支付给上述委托人的投资收益等相关事宜并就投资收益的支付等事宜确定具体可行的方案，否则，上述委托人不排除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该纠纷。2015年11月24日，麦舜章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林念东代旭利垫付投资和收益共计11890000元。2017年8月10日，旭利公司在本院对林念东、李志波、李昌武、朱斌、徐玉珊、刘加凤、白森彩、麦舜章以不当得利纠纷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粤0605民初11976号（以下简称11976号案）。案经审理，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5年8月10日，林念东向广东广泰源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出具收据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广泰源返回投资款人民币1300万，以实际到账为准，建行62×××47、农行6228481464584672411”，落款“旭利代收人林念东”。收据出具后，2015年8月11日，广东广泰源管理有限公司指示周太平通过其个人建设银行6217007200030626439向林念东建行62×××47账号转账汇入80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共4笔款合共1300万元。2015年9月1日，广东广泰源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本公司于2015年8月10日同意偿还广州旭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1300万元，并在当天要求旭利公司代表林念东代表旭利公司写了《收据》，2015年8月11日，我公司通过我司代表周太平的账户将1300万元转入林念东账户。我公司特别申明：上述款项是我公司归还旭利公司的投资款，属于旭利公司所有，包括林念东在内的任何个人均不得私分上述款项。2015年11月9日，广东广泰源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2015年8月10日，广州旭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执委林念东代表旭利公司向我公司收款，我司当即要求其写了一份《收据》，明确注明其是旭利公司代收款人，2015年8月11日，我公司通过我司代表周太平的账户将1300万元转入林念东账户。我公司特别申明：上述款项是我公司归还旭利公司的投资款，属于旭利公司所有，不属于林念东等个人所有。林念东等人是通过旭利公司投资我司，我司仅与旭利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林念东等个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基于以上事实，本院作出（2017）粤0605民初1197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了旭利公司的诉讼请求。旭利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6民终364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昌武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要求林念东、李志波返还款项，则其应当就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以及返还依据进行举证。关于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李昌武提供了其与其他案外人共同出具的《委托书》予以证明，《委托书》内容为“本人委托林念东追收与代收旭利投资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因此，应当认定李昌武与林念东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事项为“追收与代收旭利投资款项”。而李志波同为委托人之一在《委托书》上签名确认，故李昌武与李志波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关于返还款项的依据问题。首先，李昌武与林念东之间委托合同的委托事项为“追收与代收旭利投资款项”，林念东在收到旭利公司方支付的1300万元后已经向众委托人进行了分配。分配的原则是按众人未收回的投资款本金予以分配，如李昌武投资300万元，其在追收前已经收到旭利公司退还953998.75元，因此其向林念东出具收取确认收到2046001.25元。而从众人一致向林念东出具的《收据》能够看出，这一分配的原则应当是众人的一致意见。这一事实与《律师函》的内容也能够相互印证。因此，从委托事项角度的来说，林念东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分配完众人的投资本金之后如果有剩余款项，则该款项的处理已不属于李昌武与林念东之间的委托事务，李昌武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要求林念东返还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其次，从李昌武提供的两份《委托书》来看，至少有七人即李志波、李昌武、朱斌、徐玉珊、刘加凤、白森彩、陈丽娟委托林念东向旭利公司追收投资款项，即林念东至少是以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八个人的名义向旭利公司追收，最终收到了旭利公司方支付的1300万元。而对于该1300万元的构成，即1300万元是旭利公司按众人的投资本金数额的总和予以返还，还是包含了收益，抑或只是一个大概数额的返还，事后多退少补。对此，李昌武并无证据予以说明。因此，李昌武主张分配本金后剩余的款项是投资收益应当予以分配，理据不足。第三，从《律师函》的内容能够看出，对于分配完各人投资本金后剩余的款项，李志波、李昌武、朱斌、徐玉珊、刘加凤、白森彩、林念东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将剩余款项返还予旭利公司并委托律师处理。现李昌武单独提出要作为收益予以分配，违反了各方的上述约定。虽然各方在旭利公司以不当得利起诉的案件当中未予以返还，但该笔款项的后续处理仍应由众人协商一致确定，李昌武单方面径直提出作为收益进行分配，理据不足。综上所述，李昌武要求林念东、李志波返还收益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诉讼请求全部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昌武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6072.55元（李昌武已预交），由李昌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尹 素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B书记员 李佩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