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1民初10625号原告：广州文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原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汇桥路三街30号607房。法定代表人：蒋世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剑鹏，广东深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娟子，广东深展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谢树山，男，194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宜章县。被告：谭爱梅，女，195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宜章县。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永祥，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庾运奎，男，196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县。原告广州文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浩公司）与被告谢树山、谭爱梅、庾运奎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剑鹏，被告谢树山、谭爱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永祥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庾运奎因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通知其到庭应诉，公告期限届满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文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诉称，就被告谢树山、谭爱梅的儿子谢雄于2015年1月26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一事，虽然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白云劳动仲裁委）对我司与被告谢树山、谭爱梅间的劳动争议纠纷作出了穗云劳人仲案字〔2017〕322号仲裁裁决，但我司对该裁决不服。我司认为，我司与被告谢树山、谭爱梅之子谢雄从未签订过任何劳动合同，我司亦从未向谢雄支付过劳动报酬，谢雄既未接受过我司的劳动管理也未从事过我司安排的有报酬之劳动，故我司与谢雄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不符合工伤认定标准；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白云区人社局）认定谢雄的死亡为工伤之工伤认定（《工伤认定决定书》编号：穗云人社工伤认〔2015〕015953号）明显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故我司无须向被告谢树山、谭爱梅支付有关工伤保险待遇赔偿的任何款项。我司曾在深圳承包了康泰生物园一期工程，2014年10月29日，我司将该工程的部分项目分包给被告庾运奎，后被告庾运奎就雇佣谢雄在上述工程工地临时施工，进行外架工程的相关工作；可见，谢雄实际是与被告庾运奎存在雇佣关系，其与我司之间无任何关系，谢雄与被告庾运奎之间的雇佣关系，不能因此转变为其与我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鉴于谢雄与被告庾运奎之间系雇佣关系，而有关劳动者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可以认定为工伤的规定是不能适用于雇佣关系的，且谢雄下班回家并非是从事雇佣活动，其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与雇佣活动也无因果关系；由此，在我司与谢雄之间既不存在劳动关系又不存在雇佣关系，以及谢雄在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不符合工伤认定标准等情况下，我司是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应由交通事故中的侵权人对此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我司已就穗云人社工伤认〔2015〕01595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书》。综上意见，由于白云劳动仲裁委作出的穗云劳人仲案字〔2017〕322号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我司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我司无须向被告谢树山、谭爱梅支付工亡补助金576880元、丧葬补助金34848元，判令我司无须从2015年2月起每月向被告谢树山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494元以及每月向被告谭爱梅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494元。被告谢树山、谭爱梅共同辩称，我们不同意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我们同意白云劳动仲裁委作出的穗云劳人仲案字〔2017〕322号仲裁裁决。我方认为，我们的儿子谢雄生前是与原告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谢雄的死亡属于工伤，由于原告方没有依法为谢雄购买社会保险，故相应的工伤赔偿责任依法应由原告方承担；鉴于原告方主张其已把涉讼施工工程分包给了被告庾运奎，因此，我方要求由原告及被告庾运奎连带承担涉讼工伤赔偿责任。被告庾运奎辩称，无答辩。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26日19时37分许，被告谢树山、谭爱梅的儿子谢雄（原公民身份号码）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西环大道路口由南往北横过路口时，与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该路口的由麦家荣驾驶的粤Ｂ×××××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行人谢雄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5年2月16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光明大队对该事故作出深公交（光明）认字〔2015〕第A0000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麦家荣与谢雄承担事故同等责任。2015年4月28日，被告谢树山、谭爱梅向白云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对谢雄（用人单位为“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文浩公司）的死亡一事作出工伤认定。2015年12月18日，白云区人社局对该案作出穗云人社工伤认〔2015〕01595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具体内容为“谢雄家属及代理人于2015年4月28日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我局受理后查明：谢雄是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员工。2015年1月26日19：37时左右，谢雄在单位下班步行回家途中，途经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西环大道路口时，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此次事故中谢雄承担同等责任。依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规定，认定谢雄死亡为工伤等”。2017年1月11日，被告谢树山、谭爱梅作为申请人向白云劳动仲裁委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案号：穗云劳人仲案字〔2017〕322号，被申请人为“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文浩公司〕，该案的立案时间为2017年3月27日），以谢雄生前在原告处工作，工作岗位为架子工，每月工资4980元；2015年1月26日谢雄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当场死亡等为由，要求原告支付丧葬补助金40518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及按月支付谢树山供养亲属抚恤金1494元、谭爱梅供养亲属抚恤金1494元；2017年7月19日，白云劳动仲裁委经审理后对该案作出穗云劳人仲案字〔2017〕322号仲裁裁决，裁决原告需向谢树山、谭爱梅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丧葬补助金34848元以及从2015年2月起每月向谢树山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494元、每月向谭爱梅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494元等。原告文浩公司对该裁决不服，认为其与谢雄从未存在过任何劳动关系，故无须承担涉讼工伤赔偿责任，遂提起本案诉讼；而被告谢树山、谭爱梅并没有就上述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上述劳动争议纠纷仲裁期间，因不服涉讼穗云人社工伤认〔2015〕01595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曾于2017年5月25日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2017〕粤7101行初2115号，该案立案时间为2017年6月13日，本案被告谢树山、谭爱梅作为案件第三人亦参与了该案诉讼）；原告方当时起诉认为，其与谢雄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亦从未存在过任何劳动关系，谢雄仅与原告所承包工程（即位于深圳的康泰生物园一期工程）的分包人庾运奎存在雇佣关系，故谢雄的死亡不应认定为工伤，同时，白云区人社局的送达程序亦存在错误，故原告主张撤销白云区人社局作出的穗云人社工伤认〔2015〕01595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在该案诉讼期间，原告曾以谢树山、谭爱梅在向白云区人社局提出前述工伤认定申请时提交的《劳动合同》中所加盖印章并非原告方真实的印章为由，提出对有关印章进行鉴定的申请。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8月11日作出〔2017〕粤7101行初2115号行政裁定，以原告的起诉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述裁定，并提起上诉（案号：〔2017〕粤71行终1837号）；2017年11月20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该案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谢树山、谭爱梅表示，谢雄是于2014年9月23日入职原告处工作的，任职架子工岗位，工作地点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康泰生物园一期工程工地，入职时双方曾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书》，故谢雄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为此，被告谢树山、谭爱梅提交了其持有的《劳动合同书》及《康泰生物园一期〔架子班〕工人工资发放表》等材料为证。经查，上述《劳动合同书》的甲方（单位）为“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乙方（个人）为谢雄，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9月23日”，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23日至2015年2月6日、乙方的工作岗位为“架子工”、月工资为5000元等；在《劳动合同书》的甲方签署落款处加盖有“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并有“丁奇刚”字样的签名，而乙方签署落款处则有“谢雄”字样的签名。上述《康泰生物园一期〔架子班〕工人工资发放表》显示有谢雄的进场时间为“2014.9.23”、退场时间为“2015.1.30”，以及谢雄在2014年9月的实发工资为“1162元”、在2014年10月的实发工资为“4980元”、在2014年11月的实发工资为“4980元”、在2014年12月的实发工资为“4980元”、在2015年1月的实发工资为“4980元”；在该发放表落款处加盖有“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劳资管理员〔校对〕”处有“赵慧良”字样的签名，“项目经理〔审批〕”处有“于建平”字样的签名，“监理代表〔监督〕”处有“杨文”字样的签名。原告否认上述《劳动合同书》及《康泰生物园一期〔架子班〕工人工资发放表》上所加盖“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为其公司公章，主张涉讼《劳动合同书》及《康泰生物园一期〔架子班〕工人工资发放表》均是伪造的证据，并认为原告与谢雄从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亦从未存在过劳动关系，原告更没有为谢雄购买过工伤保险；虽然“赵慧良”曾是涉讼康泰生物园一期工程项目的资料保管员，但因其已离职，故无法核实有关签名的真实性，而原告处不存在“于建平”及“杨文”，至于“丁奇刚”也不是原告的员工。在本院明确原告对于涉讼《劳动合同书》及《康泰生物园一期〔架子班〕工人工资发放表》上所加盖“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并非为原告方所使用印章负有举证责任后，原告仅明确申请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涉讼《劳动合同书》中加盖“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经本院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涉讼《劳动合同书》中加盖“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是否为原告的印章所盖进行了司法鉴定，双方当事人并在本院主持下确定了鉴定样本；该中心经鉴定后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编号为粤天正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0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劳动合同书》第1页及第6页上的两枚‘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文与三份样本上的供比对同名印文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诉讼期间，原告文浩公司表示，涉讼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街道××生物××期工程是原告从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处承包建设的一项主体劳务工程，承包的内容包括主体结构和粗装修等劳务工程（含结构工程中的钢筋加工与绑扎、模板制安、脚手架工程等），双方并签订了相应的《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主体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书》；工程承包后，原告方又将上述《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主体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书》中涉及的脚手架工程项目分包给被告庾运奎，由被告庾运奎自行组织人员进行施工工作，原告为此也与庾运奎签订有《外架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而谢雄实际就是庾运奎在对涉讼康泰生物园一期工程中脚手架工程项目进行分包施工的过程中临时聘请之架子工，谢雄的工作均是由庾运奎安排，工资也是由庾运奎发放，即谢雄仅是与庾运奎存在雇佣关系；同时，原告反言表示，虽然涉讼《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主体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书》及《外架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均是原告方委托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丁奇刚”作为授权代表所签署，但经向“丁奇刚”核实，涉讼《劳动合同书》中“丁奇刚”字样的签名却并非“丁奇刚”本人签署。为此，原告提交了前述《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主体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书》及《外架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等材料。查，上述《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主体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书》（合同编号为CSCEC2B-SZ-KTYQ-LW-001）的签署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签约甲方为“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签约乙方为“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涉及的工程名称为“康泰生物园一期施工总承包工程－主体劳务工程”，工程地点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镇场地东侧为公明西环大道、西侧为吉田拉链公明工厂”，工程发包单位为“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包单位为“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包范围为“主体结构和粗装修等劳务工程（主要包括：结构工程中的砼浇筑、钢筋加工及绑扎、模板制安；脚手架工程；预埋件制安工程；砌筑工程；粗装修工程〔包括周转材料〕及上述工程的附属项目等）”，工期为“2014年9月24日至2015年5月3日”；在上述合同的乙方签署落款处加盖有“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法定〔授权〕代表人”处有“丁奇刚”字样的签名，而甲方签署落款处则加盖有“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字样的印章等。上述《外架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签署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签约甲方〔发包方〕为“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约乙方〔承包方〕为庾运奎，承包范围为“康泰生物园一期工程设计图纸，设计变更通知书，相关的规范，……业主、总包单位、甲方发出的施工指令中与外架工程直接相关的劳务工作”；在上述合同的甲方签署落款处加盖有“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法定〔授权〕代表人”处亦有“丁奇刚”字样的签名，而乙方签署落款处则有“庾运奎”字样的签名。另，原告承认其将涉讼脚手架工程转分包给被告庾运奎施工时并没有取得工程发包方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的同意。在举证期限内，原告既未能举证证实庾运奎在签订涉案《外架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时已取得相关工程施工资质或用工主体资质，也没有就当事人对谢雄工资报酬的约定情况及谢雄工资发放的具体情况等提供相应的证据，更未能举证证实涉讼《劳动合同书》中“丁奇刚”字样的签名并非为原告公司行政管理人员“丁奇刚”本人所签署。另查，被告谢树山是谢雄的父亲，被告谭爱梅是谢雄的母亲，至谢雄死亡时止，被告谢树山年满66周岁、被告谭爱梅则年满62周岁。庭审中，被告谢树山、谭爱梅表示，涉讼交通事故发生后，谢树山及谭爱梅曾就谢雄在交通事故中死亡一事向肇事司机麦家荣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在交警部门的协调下，被告谢树山、谭爱梅已与麦家荣协商达成了赔偿协议，麦家荣共向被告谢树山、谭爱梅支付了赔偿款（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62万元，而有关赔偿金额是概括数额没有区分具体项目的金额，赔偿款支付后事故双方当事人间因涉讼交通事故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事宜已终结。再查，原告文浩公司是于2008年2月3日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成立的企业法人（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原名称为“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谢跃强，公司原股东为刘万熊、谢跃强；该司经营范围为“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公司拥有“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这一建筑业企业资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44079877）；2018年6月28日，该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广州文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蒋世森，谢跃强任公司监事；2018年7月30日，经工商部门核准，该司股东变更为蒋世森、王代海，变更公司监事为王代海；2019年5月13日，该司股东变更为蒋世森一人，变更公司监事为谢跃强，该司企业类型也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以上事实，有身份证、营业执照、商事登记基本信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伤亡人员家庭情况调查表》、《工伤认定决定书》、《劳动合同书》、《康泰生物园一期〔架子班〕工人工资发放表》、〔2017〕粤7101行初2115号行政裁定书、〔2017〕粤71行终1837号行政裁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主体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书》、《外架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穗云劳人仲案字〔2017〕322号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虽然原告文浩公司坚称其与谢雄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亦从未存在过劳动关系，原告方更没有为谢雄购买过工伤保险，并认为谢雄是被告庾运奎从原告处分包取得涉讼康泰生物园一期工程中脚手架工程项目后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临时聘请的架子工，谢雄仅是与庾运奎存在雇佣关系；而涉讼《劳动合同书》加盖的“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字样之印章，经司法鉴定也提示“与三份样本上的供比对同名印文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但由于谢雄生前任职的涉讼脚手架工程项目本就属于原告从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处承包建设之“康泰生物园一期施工总承包工程－主体劳务工程”中的一部分工程项目，只是原告在未经得工程发包方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的同意下又将该脚手架工程项目转分包给被告庾运奎进行实际施工；而在举证期限内，原告文浩公司亦未能举证证实在签订涉案《外架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并分包取得涉讼脚手架工程项目时，被告庾运奎已拥有相关工程施工资质或用工主体资质；可见，本案中存在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原告将所承包的涉讼脚手架工程项目非法转包、分包给被告庾运奎这一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进行施工这一情形；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的涉讼《工伤认定决定书》已查明“谢雄是广州渝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员工。2015年1月26日19：37时左右，谢雄在单位下班步行回家途中，途经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西环大道路口时，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并最终认定谢雄的死亡为工伤；同时，对于出现在涉讼《劳动合同书》的甲方（即用人单位）签署落款处有“丁奇刚”字样的签名（“丁奇刚”为原告方行政管理人员，也是受原告方委托与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签订涉讼《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主体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书》的“法定〔授权〕代表人”），以及在涉讼《康泰生物园一期〔架子班〕工人工资发放表》中的“劳资管理员〔校对〕”处出现有“赵慧良”字样的签名（“赵慧良”为原告在涉讼康泰生物园一期工程项目的资料保管员）等一系列情形，原告文浩公司既未能在诉讼中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在举证期限内举证证实涉讼《劳动合同书》中“丁奇刚”字样的签名并非为原告公司行政管理人员“丁奇刚”本人所签署；在结合本案全部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发生经过陈述意见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从公平、诚信原则出发并考虑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一方的举证能力等因素综合分析，被告谢树山、谭爱梅现要求由原告文浩公司对谢雄工亡事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由原告文浩公司负责支付谢雄发生涉讼工伤事故后可享受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并要求被告庾运奎作为实际工程施工承包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的诉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基于前述理由，因谢雄在涉讼工伤事故后已死亡，而被告谢树山、谭爱梅为其父母，属于谢雄的近亲属，故参照涉讼谢雄工亡事件发生前上年度统筹地区职工月平均工资5808元/月标准以及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年标准进行计算，原告文浩公司依法应向被告谢树山、谭爱梅支付相当于六个月工资基数的丧葬补助金34848元（5808元/月×6个月）及相当于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0倍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28844元/年×20倍）；由于至谢雄工亡时止，被告谢树山已年满66周岁、被告谭爱梅则年满62周岁，而案件现有证据已显示谢雄生前的工资标准为4980元/月，故原告文浩公司应从谢雄死亡的次月起（即2015年2月起）按谢雄生前月工资的30％比例（即4980元/月×30%＝1494元），每月向被告谢树山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494元直至谢树山去世之日止、向被告谭爱梅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494元直至谭爱梅去世之日止。鉴于谢雄的死亡是因涉讼交通事故所致，而谢雄因涉讼交通事故死亡已被认定为工伤，即谢雄的工亡是由第三人侵权所造成的；且作为涉讼交通事故侵权人的肇事司机麦家荣已在事故发生后与被告谢树山、谭爱梅就有关侵权损害赔偿事宜达成了赔偿协议，麦家荣为此共向被告谢树山、谭爱梅支付赔偿款（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62万元；因此，现被告谢树山、谭爱梅在取得上述侵权损害赔偿款的基础上，就同一交通事故要求用人单位对谢雄工亡事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时，用人单位所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是应扣除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中丧葬补助金这一在本质上与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丧葬费相同之项目的。因此，就涉讼谢雄工亡事件而言，原告文浩公司现尚应向被告谢树山、谭爱梅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并从2015年2月起每月向被告谢树山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494元直至谢树山去世之日止、向被告谭爱梅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494元直至谭爱梅去世之日止。由此，对于原告文浩公司要求免除其对被告谢树山、谭爱梅义务的履行，不向被告谢树山、谭爱梅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的诉讼请求，均因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被告庾运奎因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公告期满无到庭应诉及参加本案的庭审活动对证据进行质证，应视为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行使，故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六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文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谢树山、谭爱梅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二、广州文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谢树山支付从2015年2月起至判决生效当月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供养亲属抚恤金按每月1494元的标准计算）；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月起，广州文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每月按1494元/月的标准向谢树山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至谢树山去世时止（有关供养亲属抚恤金的给付期限为当月的23日前）；三、广州文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谭爱梅支付从2015年2月起至判决生效当月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供养亲属抚恤金按每月1494元的标准计算）；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月起，广州文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每月按1494元/月的标准向谭爱梅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至谭爱梅去世时止（有关供养亲属抚恤金的给付期限为当月的23日前）；四、庾运奎对上述判决第一、二、三项负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广州文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文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人民陪审员  谢 霞人民陪审员  曾艳芳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罗颖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