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22386号原告：王彩容，女，汉族，1992年7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梅丹，广东和志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琼洁，广东和志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薛云华，男，汉族，1963年8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翔，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欣，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69号东山广场27楼。负责人：刘卓森，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敏华，广东广大（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薛凯嘉（曾用名：薛伟良），男，汉族，1982年1月1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翔，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欣，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彩容与被告薛云华、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广大律所）、薛凯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梅丹，被告薛云华、薛凯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欣，被告广大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敏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薛云华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5年11月25日起计至实际还清本金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5月7日为588000元）；2.判令被告薛云华向原告支付其为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暂计至2018年5月7日的律师费为35000元）；3.判令被告广大律所、薛凯嘉对被告薛云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薛云华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薛云华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自2014年9月25日至2014年10月24日，月利率为2%等。同日，被告广大律所、薛凯嘉与原告签订《担保合同》，约定被告广大律所、薛凯嘉为被告薛云华欠原告的债务向原告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合同签订当日，原告依约向被告薛云华转账支付借款100万元。2014年9月28日，被告薛云华向原告出具《借款借据》。但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薛云华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偿还上述借款本金。经原告多次催要，2015年8月3日，被告薛云华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于2015年8月25日前还款，但被告薛云华再次违约。在原告多次催要下，被告薛云华于2016年9月27日向原告出具《对账及还款计划》并再次承诺在2016年10月前向原告归还借款，但被告薛云华到期仍未还款。2016年9月，原告要求被告广大律所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广大律所向原告出具一份广州银行的承兑支票，但该支票因账号注销而无法承兑。被告薛云华辩称，一、案涉借款实际上系广州建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融公司）向被告薛云华出借的款项。被告薛云华与原告并不认识，本案借款系建融公司借原告之名向被告薛云华出借的款项，被告薛云华在借款及还款过程中均系与张世华进行对接，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原告系建融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世华系建融公司股东，而且《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中原告的地址均系建融公司的注册地址，以上均可证明建融公司系本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原告不具备起诉资格。二、《借款合同》签订后，被告薛云华已向原告及张世华账户陆续归还借款本息70万元。《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虽为2%，但是被告薛云华实际还款的利息为5%，而且借款合同签订后被告薛云华已向原告及张世华账户陆续归还借款本息合计70万元，原告提交的“证据5”《对账及还款计划》中载明“截止2016年8月，本人已付利息共计70万元，欠利息共计50万元。”上述利息是按照月息5%进行计算的结果，即2014年9月25日至2015年11月24日，共14个月，月利率5%，利息为70万元（已还），2015年11月25日计至2016年8月24日，共10个月，月利率5%，利息为50万元（未还）。除此之外，原告在起诉状中要求被告薛云华支付2015年11月25日起的利息，这说明原告已经支付了2014年9月25日至2015年11月24日期间，共计14个月的利息，按照月息5%计算为70万元，前后证据以及原告的诉请均可以相互印证，证明被告薛云华已还款70万元的事实。三、案涉借款合同无效。本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建融公司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款项的目的具有营业性，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应当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广大律所辩称，一、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广大律所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一）《担保合同》不是被告广大律所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被告广大律所不发生法律效力。1.被告广大律所对薛云华向原告借款一事毫不知情，被告广大律所合伙人亦从未作出合伙决议，同意为薛云华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也从未授权薛云华以被告广大律所的名义签订《担保合同》。2.本案的借款人是薛云华，薛云华在《担保合同》落款时间即2014年9月25日是被告广大律所的负责人，即使《担保合同》上薛云华的签字是真实的，也是薛云华在未经合伙人决议同意的前提下滥用其职权在担保人一栏处签字，薛云华的签字行为不能代表被告广大律所同意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3.被告广大律所从未在《担保合同》上加盖过被告广大律所真实的公章，手头上也没有《担保合同》的原件，被告广大律所对于《担保合同》担保的债权、形成时间、地点等情况均不知悉，被告广大律所申请对《担保合同》上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二）退一步讲，不论《担保合同》是否被告广大律所真实签订的，《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限早已届满，本案借款已不存在被告广大律所的任何担保责任。1.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的借款期限自2014年9月25日至2014年10月24日，《担保合同》并未约定保证期间，则本案的担保期限自2014年10月24日起6个月，即保证期限至2015年4月23日届满。原告在2014年10月24日起至2015年4月23日期间，从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自2015年4月24日起免除保证责任。2.《对账及还款计划》保证人一栏处并未有被告广大律所的盖章，虽然薛云华在落款时间后面手写“律师事务所及薛凯嘉保证人盖章、签字待后补”，但被告广大律所的负责人自2015年12月9日起已由薛云华变更为李光辉，薛云华在《对账及还款计划》的落款日期2016年9月27日之时，早已不是被告广大律所的负责人，无权代表被告广大律所作出任何决定或承诺，薛云华在《对账及还款计划》上作出的任何涉及被告广大律所的承诺，均对被告广大律所不发生法律效力。3.原告提供了一张出票人为被告广大律所、出票日期为2016年9月1日的广州银行支票，欲证明被告广大律所在2016年9月1日向原告承诺承担担保责任。原告根本在作虚假陈述，且不说该支票的收款人不是原告，被告广大律所的广州银行账户早在2016年2月29日已经销户，被告广大律所在2016年9月1日根本无法向原告开具支票，也从未向原告或支票收款人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兴鹏物业服务部开具过支票。案涉支票的开具，是因为薛云华当时是被告广大律所的负责人，其向财务谎称即将进账一笔律师费，擅自利用职务便利要求财务先开出一张金额为100万的支票，其他信息如日期、收款人无须填写，待律师费到账后就可以马上提取，是薛云华利用其是当时负责人的身份领取了涉案的支票。薛云华领取支票后作何用途，是否背书转让，被告广大律所均不知情。被告广大律所认为，原告明知本案的担保期限已经届满，但为了达到要求被告广大律所承担担保责任的不法目的，在2016年9月1日自行填写出票日期，次日到广州银行进行承兑被拒，以此作为被告广大律所不履行票据义务的证据，原告弄虚作假，意图拉被告广大律所垫背，侵害被告广大律所的合法权益。二、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广大律所承担担保责任没有法律依据。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点关于正确把握法律构成要件，稳妥认定表见代理行为的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结合本案，第一，薛云华根本不存在客观上具有代理权的表象。首先，被告广大律所是一家律师事务所而非担保公司，从事的是法律服务，薛云华用被告广大律所的名义为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薛云华的行为与被告广大律所的经营行为没有任何关联；其次，在《对账及还款计划》形成时，薛云华也不是被告广大律所的负责人，不能认定薛云华具有客观上的代理权表象，即不能仅仅以薛云华曾经是被告广大律所的负责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薛云华能够代表被告广大律所的一切行为。第二，《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合伙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法律有此项规定，司法实践中均应认定为：原告应当知道合伙企业对外担保须经合伙人一致同意。事实上，《担保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被告广大律所）根据本协议所作担保是经律师事务所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所作的保证是有效的”，说明原告对于合伙企业对外担保须经合伙人一致同意是明知的。目前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审查过被告广大律所合伙人决议的情形下，法院应认定：原告应当知道薛云华以被告广大律所名义提供担保超越了权限，那么则不能适用《合同法》第五十条认定薛云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薛云华即使在《担保合同》或《对账及还款计划》上签字，对被告广大律所也不产生法律效力。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指导案例【案号：（2012）民提字156号】裁判摘要：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的行为超越代表权，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法院认定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前提是：债权人对股东会决议至少是履行了形式审查的义务。《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合伙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与《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都明确规定了企业对外担保，必须要经过股东会或合伙人会议同意，这是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并不能以债权人不知悉为由而予以免除这个法定程序。结合本案，薛云华擅自以被告广大律所的名义为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该对外担保行为未经过合伙人的决议同意，且原告从未要求薛云华提供合伙人同意担保的决议，即原告连形式审查的义务都没有履行，原告不具有主观善意，其要么是恶意、要么是过失。但无论是非善意或过失，原告都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58号“通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新方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四川久远新方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生效判决裁判原则：《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利用控股地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虽然久远公司在《增资扩股协议》中承诺对新方向公司进行股权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未向通联公司提供相关的股东会决议，亦未得到股东会决议追认，而通联公司未能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久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增资扩股协议》上签字、盖章行为，对通联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具体到本案，《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五）合伙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该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个别合伙人损害合伙企业或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且被告广大律所的《章程》对于为他人提供担保等重大事宜亦约定由合伙人会议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58号案件的裁判原则，被告广大律所在本案无须承担任何担保责任。不论《担保合同》是否为被告广大律所真实签订的（实际上《担保合同》上的公章并非是被告广大律所的真实公章），但被告广大律所并未向原告出具担保相关的合伙人决议，亦未得到合伙人决议的追认，而原告在明知被告广大律所从事的是法律服务而非担保服务，案涉担保与被告广大律所的经营行为没有任何关系且合伙企业对外担保必须经合伙人决议以及本案的借款人是被告广大律所当时负责人薛云华的特殊情况下，仍未能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即使被告广大律所曾经的负责人薛云华在《担保合同》上签字或可能存在盖章的行为，对原告也不发生法律效力。4.被告广大律所合伙人从未决议同意为薛云华向原告的借款提供担保，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等相关规定，被告广大律所认为，未取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擅自以合伙企业名义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或他人提供保证的担保理应无效。首先，《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应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理由如下：1.合伙企业区别于公司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合伙企业更加突显人合性。因此，《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才予以明确规定，合伙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假若未经合伙人决议同意的行为有效，是违背了合伙企业的法律特殊性，人合性的特点便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强制保证合伙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才能有效。2.《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合伙企业与善意第三人存在业务或交易的关系，且合伙人的行为属于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的权利的情况。结合本案，薛云华以被告广大律所的名义为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不属于执行事务所合伙事务的行为。因此原告不能以其为善意第三人来对抗没有被告广大律所合伙人决议的强制规定。更何况，原告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其次，合伙企业不同于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有独立法人人格及财产权，而合伙企业无独立法人人格及财产权，合伙企业财产其实是合伙人共同财产。最为重要的是，《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行为无效，由此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由行为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法律条款明确规定，对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某一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出质的，出质无效且由行为人赔偿善意第三人。“其行为无效”的表述，表明了该法条为“效力性的规定”而非“管理性的规定”！那么，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担保，其实是以合伙人共同财产作担保（以合伙企业名义作保证的，甚至是以合伙人共同财产及各合伙人其他财产作了担保），该行为的性质显然重于某一合伙人擅自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按举轻以明重的法律解释规则，上述第三十一条中对执行事务合伙人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擅自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该法条更加应认定为是“效力性的规定”而非“管理性的规定”，而该行为是无效担保且应由行为人赔偿善意第三人。最后，债权人主观上应当知道以合伙企业名义提供担保须全体合伙人同意，客观上作此审查也非常方便可行。而其他合伙人很难及时发现擅自担保或者要付出更大代价。如果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擅自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担保有效，甚至让其他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其他合伙人极不公平并损害合伙投资安全性、稳定性、经济性，最终只会让合伙企业制度被抛弃，对社会交易安全和稳定性并不利，立法及司法运用中均应考量价值取向和社会经济性。三、原告起诉的本金与利息金额与协议约定的情况不符。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薛云华向原告借款100万，月息2%。《对账及还款计划》载明，截止至2016年8月，薛云华已付利息共计70万元。自借款之日起至2016年8月（暂计至31日），利息=100万×2%/30×706=470667元（2014.9.25—2016.8.31共计706天），因此，薛云华偿还的70万利息，其中有229333元（70万-470667元）应抵扣本金，即截止至2016年8月31日，按照《对账及还款计划》内容，本案的借款本金应为770667元。原告起诉要求薛云华支付本金100万元是错误的。四、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3.5万元，不应予以支持。原告仅提供了委托合同，没有提供对应的转账凭证及律师费发票，对该费用的发生不予认可。综上所述，恳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维护被告广大律所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裁判。被告薛凯嘉辩称，被告薛凯嘉于2014年9月25日为案涉债权提供保证并签署《担保合同》，至原告起诉之日，已超出规定的保证期间，在此期间原告从未要求过被告薛凯嘉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被告薛凯嘉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5日，原告（贷款人）与被告薛云华（借款人）签订编号为（2014）-018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贷款100万元人民币，期限自2014年9月25日至2014年10月24日止，共计1个月；利率为月息2%，利息按月支付，借款人收到贷款后当日内向贷款人支付月息2万元人民币；本借款合同由借款人所在单位广大律所及薛凯嘉作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除继续计收利息外，借款人应按逾期金额（包括本金和利息）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向贷款人支付违约金；借款人应按月支付当月利息，未按时支付的，贷款人可宣布借款本金和利息已全部到期，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并要求借款人支付相当于未到期利息金额的违约金；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等。同日，原告向被告薛云华转账100万元。原告为证明被告广大律所、薛凯嘉应承担担保责任，提交了一份《担保合同》。该证据显示：原告（丙方）、被告广大律所（甲方）与被告薛凯嘉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担保合同》，约定：甲乙两方就薛云华向丙方借款，甲乙两方向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一事，达成协议如下：薛云华向丙方借款100万元，双方签订了2014-018号《借款合同》，甲乙两方自愿为薛云华按时还款付息向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在薛云华不履行（包括不完全履行）2014-018号《借款合同》项下任一还款付息的义务时，代为向丙方还款付息；甲方为本担保向丙方出具一张日期为待填的支票，保证薛云华到期（包括丙方根据借款合同宣布借款到期的情况）未还款时，丙方可凭本支票获得偿还；甲乙两方的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甲方承诺并保证，甲方根据本协议所作担保是经律师事务所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所作的保证是有效的；本保证担保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对该《担保合同》，被告广大律所质证称：该合同上“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的印章不真实，申请对该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薛凯嘉质证称：对《担保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2014年9月28日，被告薛云华出具《借款借据》，载明：现收到贷款人王彩容根据2014-018号《借款合同》支付的借款1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自2014年9月25日至2014年10月24日，薛云华将严格按2014-018号《借款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本金及支付利息。2015年8月3日，被告薛云华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薛云华于2014年9月25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00万元，现已超出了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现薛云华承诺于2015年8月25日前全额归还该笔借款，否则每逾期一天按5000元计算支付违约金给原告。2016年9月27日，被告薛云华向原告出具《对账及还款计划》，载明：薛云华于2014年9月25日向原告借款100万元人民币至今未归还；截止2016年8月，薛云华已付利息共计70万元，欠利息共计50万元，薛云华承诺于2016年10月前向原告归还借款本息。被告薛云华在上述《对账及还款计划》上手写注明：律师事务所及薛凯嘉保证人盖章、签字，待后补。原告还提交了出票日期为2016年9月1日的广州银行支票，该支票显示出票人账号为80×××15，付款行名称为广州银行永福支行，收款人为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兴鹏物业服务部，用途为往来，金额为100万元，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十天，并加盖有广大律所的财务专用章、薛云华的私章，上述出票日期、收款人、金额、用途信息均为手写。该支票加盖的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羊支行印章显示日期为2016年9月1日。据原告提交的《广州区域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显示，上述支票的退票日期为2016年9月2日，退票理由为出票人已销户。被告广大律所主张上述支票中载明的出票人账号已于2016年2月29日注销，提交了广州银行永福支行出具的《广州银行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予以证明。关于上述支票的出具时间及背景，原告在起诉状中称：2016年9月，原告要求被告广大律所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广大律所向原告出具上述支票，但因账号注销而无法承兑。原告在庭审结束后提交的代理词中则称：根据《担保合同》可知，被告广大律所为提供担保出具了一张日期代填的支票给原告，原告在多次找担保人无果的情况下，于2016年9月1日将支票给了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兴鹏物业服务部进行承兑，但是结果是被银行退票，说明被告广大律所的担保责任并没有完全履行。被告广大律所主张对外担保的重大事宜应由合伙人会议决议，提交了日期为1998年8月1日的《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章程》。该章程载明：该所实行合伙人会议制度，合伙人会议由合伙律师组成，为该所最高权力机构，该所的重大事项由合伙会议决定；合伙人会议行使下列职权：……4.重大财务支出及大型固定资产的购置和处分；……10.其他重大事宜。上述章程落款处有包括被告薛云华在内的合伙人签名，并加盖有广大律所的公章。原告为证明其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律师费35000元，提交了原告（甲方）与广东和志满律师事务所（乙方）于2018年5月5日签订的《委托合同书》、转账凭证及发票。《委托合同书》约定：甲方因与薛云华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为甲方该案代理人；签订本合同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费35000元。上述转账凭证显示：2018年5月7日，案外人邓廷向广东和志满律师事务所支付35000元。2018年5月10日，广东和志满律师事务所向原告、邓廷开出价税合计金额为35000元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对于上述转账凭证及发票，被告薛云华、薛凯嘉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发票中购买方名称为原告、邓廷，实际付款人是邓廷，而《委托合同书》的委托人并无邓廷，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邓廷代原告付款。被告广大律所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由法院核实，关联性不予认可，付款人是邓廷，邓廷是建融公司的股东，可以证明实际出借人不是原告而是建融公司，回单上也无显示邓廷代原告支付律师费，发票购买方是原告、邓廷，如果邓廷是代原告支付律师费，则发票上的购买方不应有代付人邓廷。另查明，2015年12月9日，被告广大律所的负责人由薛云华变更为李光辉。被告广大律所的设立资产为30万元。再查明，据被告薛云华提供的建融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建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原告，股东为案外人张世华、邓廷。庭审中，关于被告薛云华的还款情况，原告主张被告薛云华仅还款70万元，该70万元系自2014年9月25日至2015年11月24日的利息和违约金；被告薛云华主张其已还款70万元，但由于流水太多，而且时间久远，部分还款不是从其本人账户汇出，还有部分是现金存入原告或者张世华账户，并且借款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超出法定标准，已还款项应当抵扣本金。被告薛云华确认上述《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转账凭证及借款借据的真实性，但认为是建融公司借原告的名义向被告薛云华出借款项，实际出借人是建融公司，建融公司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借款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主张向被告薛云华出借款项，提交了《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转账凭证及借款借据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薛云华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是建融公司借原告的名义向被告薛云华出借款项，实际出借人是建融公司，建融公司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借款合同》无效。为此，被告薛云华提供了建融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但该工商登记信息仅能证明原告是建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不能证明实际出借人为建融公司，且本案的其他证据也未能反映涉案款项与建融公司有关，故被告薛云华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薛云华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被告薛云华尚欠的本息金额问题；二是被告薛云华应否承担律师费；三是被告薛云华以广大律所名义出具担保的行为效力及责任承担问题；四是被告薛凯嘉应否承担担保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现有证据未显示原告与被告薛云华已对还款金额的抵充顺序进行约定，且被告薛云华已还款项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故被告薛云华已还款项70万元应按利息、主债务的顺序抵充。本案借款本金为100万元，双方约定借期内的利息为月利率2%，借期1个月，故借期内即2014年9月25日至2014年10月24日的利息为2万元。故已还款项抵充借期内的利息2万元后的68万元，应先抵充逾期利息。关于逾期利率，《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除继续计收利息外，借款人应按逾期金额（包括本金和利息）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向贷款人支付违约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故《借款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超出法律保护的范围，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扣除借期内的利息2万元后，被告薛云华自愿偿还的68万元款项应视为按年利率36%支付逾期利息，因此，该68万元的逾期利息对应的利息支付时间为2014年10月25日至2016年9月24日，其中2014年10月25日至2016年8月24日期间每月利息3万元，2016年8月25日至2016年9月24日期间利息2万元。故被告薛云华应从2016年9月25日起以借款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被告薛云华提出的已还款项应抵扣本金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借款合同》约定，被告薛云华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本案中，原告已举证证明其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了律师费35000元，故原告主张被告薛云华承担律师费，有合同依据及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结合律师费的付款时间（即2018年5月7日）、发票开具的时间（即2018年5月10日）、原告起诉之日（即2018年6月7日），可相互印证该35000元律师费是因本案诉讼而产生，实际付款人是否为原告并不影响原告已履行了律师费的给付义务，而广东和志满律师事务所以原告以及实际付款人作为共同购买方开具发票的行为并不能推出原告与该律师费的支付无关的结论。故被告薛云华关于律师费的实际付款人并非原告以及发票上的购买方为原告及实际付款人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可以设立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是指合伙人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承担责任的普通合伙企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适用本节规定；本节未作规定的，适用本章第一节至第五节的规定。”本案中，被告广大律所是经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通过律师为当事人代理案件提供专业服务的普通合伙企业，依法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参与民事活动的非法人组织，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其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依法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被告广大律所制订的章程未授权负责人对外签署担保合同，被告薛云华以被告广大律所的名义为被告薛云华债务提供担保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事后亦未取得全体合伙人追认，显属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行为。因此，原告与被告广大律所之间的担保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取决于作为担保权人的原告是否知道被告薛云华的行为越权。上述合伙企业法关于对外担保的规定，对相对人不知道合伙企业负责人越权订立合同作出了推定。但该种推定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完全免除相对人对自身“善意”的证明责任。原告的“善意”与否作为一种主观意识，仍应结合客观的行为表现进行综合判断。被告广大律所作为律师事务所，其经营范围为提供法律服务，如被告薛云华代表被告广大律所签署的是法律服务合同，那么相对人自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签约行为是被告广大律所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律并不禁止作为合伙企业的律师事务所对外提供担保，但对外提供担保显然不是律师事务所的正常业务。普通人从被告广大律所的名称便能判断出其是一所法律服务机构，并且在合伙企业法已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此时应对其工作人员乃至负责人以律师事务所名义从事非主业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存疑和警惕，应意识到被告薛云华的行为有可能超出了其负责人的权限范围，应通过查询企业章程等公开渠道方式核实负责人的权限内容。而根据原告所签订的《担保合同》第四条“甲方（被告薛云华）承诺并保证，甲方根据本协议所作担保是经律师事务所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所作的保证是有效的”的约定，可知原告清楚知道合伙企业对外担保须经合伙人一致同意，但原告并未要求被告薛云华提供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担保的相关文件，未对担保资料尽到最基本的审查义务，便同意被告薛云华以设立资产仅30万元的广大律所为其100万元的个人借款提供担保，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被告薛云华超越权限的担保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原告对被告薛云华的无权代理行为并非善意无过失，因此被告薛云华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被告薛云华签订的《担保合同》对被告广大律所不发生法律约束力。至于原告提交的支票，原告在起诉状、代理词中关于该支票的出具时间及背景的陈述大相径庭。虽该支票是被告广大律所出具，但被告薛云华作为被告广大律所的负责人，其显然可以轻易地取得被告广大律所的支票再交付原告，并不能由此推出该支票是被告广大律所为被告薛云华个人借款提供担保而向原告出具，且被告广大律所对此亦予以否认。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该支票系被告广大律所为被告薛云华个人借款提供担保而向原告出具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如前所述，原告主张被告广大律所对被告薛云华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动主合同内容，但并未实际履行的，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据此，被告薛云华先后于2015年8月3日、2016年9月27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及《对账及还款计划》中关于履行期限的变更，未经被告薛凯嘉书面同意，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期间。《担保合同》约定被告薛凯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但并未约定保证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而《借款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4年10月24日，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薛凯嘉的保证期间至2015年4月23日届满。原告未能提交证据其曾在上述保证期间内要求被告薛凯嘉承担保证责任，故被告薛凯嘉免除保证责任。原告主张被告薛凯嘉对被告薛云华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广大律所提出的鉴定申请，由于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薛云华向原告王彩容清偿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25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至本院限定付款之日止）；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薛云华向原告王彩容支付律师费35000元；三、驳回原告王彩容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407元，由原告王彩容负担2391.5元，被告薛云华负担17015.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龙健美人民陪审员  张友辉人民陪审员  林 静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刘乃铭文蓓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