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12民初1902号原告：刘明利，男，196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辉，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钢，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望城县国梅农庄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村军田坪组。法定代表人：谭贺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月圆，女，199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涟源市，系公司员工，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武雄，湖南君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第三人：王国梅，女，土家族，1968年6月18日出生，住长沙市开福区。原告刘明利诉被告望城县国梅农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梅农庄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月圆、廖武雄，第三人王国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明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投资款1131.8万元，利息1244.98万元（暂计算自2013年12月30日起至2018年7月30日止，利息按月息百分之二计算），判令至清偿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受理费160639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23800元。事实与理由：被告以开发望城国梅农庄项目、代付工程款等事由，总计向原告借款1304.8万元。2013年4月27日，双方经协商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投资款减去原告应付王国梅的股份收购款63万元，余额为1241.8万元，被告在2013年12月30日之前连本息一次还清。协议签订后，被告仅于2018年5月偿还了原告项下110万元，其余均未偿还，经多次催讨无果，遂提起诉讼。被告国梅农庄公司辩称：1、《协议书》落款处“王国梅”非其本人签署，系他人伪造；被告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王国梅，2011年11月4日变更为原告，2012年2月13日变更为王国梅，2015年5月21日变更为谭贺诚，签订协议时王国梅已不是被告法定代表人，协议书对被告无法律效力；2、原告投资、借款额为290万元，而非其诉求的1304.8万元；3、原告所述2018年5月偿还其项下110万元，实为被告偿还徐子茹的借款，与原告无关；4、原告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国梅农庄公司认为，原告刘明利涉嫌虚假诉讼。原告没有提供任何的银行流水，有一千多万是没有银行流水的，有银行流水的只有290多万。第三人王国梅述称，365万的借条是真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假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交的《协议书》。首先《协议书》上的签字与印章的真实性。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湘迪安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75-1号、第17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别作出鉴定意见：《协议书》“乙方”处和《王国梅欠刘明利款项明细表》“总金额”处加盖的“望城县国梅农庄有限公司”印文与所提供样本上加盖的“望城县国梅农庄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协议书》“乙方”处“王国梅”签名字迹与送检样本上的“王国梅”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故对印章和签名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其次，对协议书内容真实性的认定。被告时任法定代表人王国梅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双方均签名确认并加盖了被告印章，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但协议书中相关条款确实存在矛盾，第二条中约定“本协议签署后甲方不再担任乙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承担乙方所有的债权债务。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董事长王国梅本人担任”，但协议书签订之前，王国梅已经是被告国梅农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第四条约定“甲方的总投资款为1304.9万元（其中：付王国梅为1053.8万元、代付工程款为50万元，代付王裕足用地收购款为164万元，代付李宁先生装修材料款为210万元，代付蔡忠先生装修材料款为37万元。）”，各分述投资额相加为1514.83万元，与投资总额1053.8万元不一致，亦与后附的《王国梅欠刘明利款项明细表》中各项明细相加总额1303.33万元不一致。故本院对该《协议书》中矛盾条款不予认可，具体的款项金额本院将在后续判决说理部分一一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国梅农庄公司、第三人王国梅自2011年来持续有资金往来，资金接收方是被告与第三人，但该资金用途主要是原告对被告项目的投资和代为垫付资金等。2013年4月27日，甲方刘明利与乙方国梅农庄公司（王国梅）签订《协议书》，载明：“甲方为确保之前因此为乙方支付的投资款和帮乙方代付垫付的各项款项能及时收回，与乙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不再向乙方作后续投资…其之前已付乙方的投资款和代乙方垫付的各种款项（见附表），按月息2.4%计息，由乙方连本带息一次性还给甲方；……三、甲方在乙方公司中持有的股份21%继续持有，其收购此股份的股份收购款计人民币63万元整，乙方同意从此前甲方支付给王国梅的投资款中抵扣。四、甲方的总投资款为1304.8万元……；五、甲方总投资款减去甲方应付王国梅的股份收购款63万元，余额为1241.8万元，由乙方在2013年12月30日之前连本息一次还清……；八、违约责任：本协议之约定甲、乙双方共同遵守，不得违约，如果违反本协议的任意之条款，处违约金为本合约总额的10%，另如乙方延期还款给甲方，则按未还款总额的1.5%每天计算逾期滞纳金。”《协议书》落款甲方处由原告签名，乙方处由王国梅签名并加盖被告公章，其附件《王国梅欠刘明利款项明细表》亦加盖了被告公章，明细表上载明了欠款时间、内容及金额。《协议书》签订后，被告未按期履行偿还义务，原告于2014年、2016年两次授权张正凯代为办理与被告及王国梅的相关债权债务事宜，张正凯也曾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被告亦委派陈林与张正凯多次商谈，均未果。2018年6月1日，陈林出具收条一张，明确表示收到刘明利代理人提供的王国梅借条及相关文件一册。另查明，原告王国梅诉被告刘明利、第三人国梅农庄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作出(2016)湘0112民初30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王国梅的诉讼请求；王国梅不服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湘01民终68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还查明，被告国梅农庄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14日，王国梅时任法定代表人兼股东。2011年11月3日，王国梅与原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名下国梅农庄公司21%的股份以股金额63万元转让给原告；次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原告，2012年2月13日再次变更为王国梅。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为：1、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本案案由问题；2、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投资款及利息的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分别评析如下：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原告之前系被告国梅农庄公司的法人，持有被告公司股权，但其对国梅农庄的投资实际属于资金的出借和垫付，在双方的《协议书》及后附欠款明细表中也认可原告为被告垫付资金的行为，故本案实际系民间借贷纠纷。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投资款及利息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在事实查明部分已经阐述原、被告间签订的《协议书》存在矛盾之处，虽有双方签字、盖章，但不能以此作为具体款项的认定依据，故本院将对款项明细表中的各项资金予以一一评析：第一，原告主张2011年9月27原告代王国梅付新宇工程款50万、2011年9月30日王国梅借款50万、2011年10月25日代王国梅付王裕足土地款10万元、2011年11月1日代王国梅付李宁装修款5万元。这几笔款项共计115万元，原、被告双方对具体金额及借款事实均不持异议，故对原告针对这几笔款项要求偿还本金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第二、原告主张2011年10月10日王国梅欠款160万元、2011年11月1日代王国梅付王裕足土地款154万元、2011年11月7日王国梅借款36万被告庭审中辩称实际收到的且有证据证明的金额分别是80万元、77万元、18万元。根据原告提供的转账凭证与存取款凭证，能够验证的金额分别为80万元、77万元、18万元。原告称部分款项系现金支付，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故对原告针对这几笔款项要求偿还本金的诉求，本院依法分别予以支持80万元、77万元、18万元，合计175万元；第三，针对原告主张2011年10月9日代王国梅付蔡忠材料款1.3万元，被告表示不予认可。原告向本院提供了由案外人蔡忠签字出具的《领据》，载明为购材料领到人民币壹万叁仟元，故对此款项本院予以支持；第四、原告主张2011年11月4日王国梅借款367.8万元,第三人王国梅当庭表示予以认可,原告亦出示由王国梅亲自书写的借条,故对该笔借款,本院予以认可。关于此笔款项的具体内容，第三人王国梅辩称是对2011年11月4日之前借款的总结算。本院认为，第三人向原告出具该借条之后，又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对原告向被告投资以及代为垫付资金的各类款项进行了债权债务结算，并后附《王国梅欠刘明利款项明细表》，且双方签字、盖章。双方再次明确的债权债务的结算中既写明了367.8万元的借款，同时也写明了2011年11月4日之前的其他款项。如果367.8万元的性质如第三人所述是对之前所有债权债务的总结算，却又在明细表中对借条之前的款项再次计算，与常理不符。因此，本院认为该笔借款与原告主张的2011年11月4日之前的其他款项之间没有关联，是独立的一笔借款，借款金额为367.8万元。故对原告针对此款项要求被告偿还本金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第五，对原告提出代案外人刘建乐、徐子茹向王国梅主张债权的问题，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案外人刘建乐、徐子茹已经将债权转让给原告，故原告并非此两项债权的当事人，无权向第三人主张债权，对原告该项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其他款项，被告与第三人均表示不予认可，原告仅向本院出示收条，且未提供其他可验证原告确已支付相应款项的证据，属举证不力，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支持的原、被告之间的债权金额合计为659.1万元（115万元+175万元+1.3万元+367.8万元=659.1万元），同时，按双方约定扣除原告应支付给第三人王国梅的股权收购款63万元后，债权总金额为596.1万元。关于逾期还款的利息。原、被告在《协议书》中约定还款期限为2013年12月30日之前，并在第一条约定甲方已付乙方的投资款和代乙方垫付的各种款项按月息2.4%计息，在第八条约定违约方处违约金为本合约总额的10%，如延期还款则按未还款总额的1.5%每天计算逾期滞纳金，此系双方自由意志的表示，但因协议约定的计息利率高于国家规定上限，原告自愿调整为月息2%，与法不悖，予以支持。经计算，自2013年12月30日至2018年7月30日利息为6557100元（5961000元×月利率2%×4年7个月），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逾期利息1244.98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自协议书约定的还款到期之日即2013年12月30日起计，原告曾于2014年、2016年委托张正凯与被告商谈债权债务事宜，也曾向公安机关求助，为其积极主张权利的体现，被告亦于2018年6月18出具收条表明收到债权人权利主张的通知，造成诉讼时效中断，故对被告关于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保全担保费2.38万元的诉讼请求，因此费用并非诉讼必要支出费用，且双方未对此进行约定，无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望城县国梅农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明利投资款5961000元，并支付自2013年12月30日至2018年7月30日的利息6557100元（此后利息以5961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明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63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65639元，原告刘明利负担63730元，望城县国梅农庄有限公司负担10190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基强审 判 员  李喻洁人民陪审员  严桂祥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代理书记员  熊英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