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南皮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27民初651号原告：高瑞杰，女，195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皮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贵，男，194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皮县,系原告之夫。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青，河北天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皮县南皮镇西老庄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齐文君，该村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祥，南皮县利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高瑞杰与被告南皮县南皮镇西老庄村村民委员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瑞杰及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瑞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112291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2018年度粮食直补款260元；3、被告给付原告2019年农村合作医疗款1100元。4、诉讼费由被告方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家庭于1986年自潞灌乡迁至南皮县，成为该村村民。1989年原告家庭在分得承包地3亩，1994年原告家庭又分得两行梨树地2.25亩，另分得枣树地0.7亩。2000年本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庭除继续承包原梨树地和枣树地外，还分得一类地1亩、二类地0.92亩、自留地0.375亩、西环建筑带0.39亩。自原告家庭分地后，即一直按国家政策规定向村组织交纳三提五统款。国家实行粮补优惠政策后，原告家庭也一直享受着2.7亩土地的粮食补贴。二轮土地承包后，县里因修路先后共计占用原告家庭承包地2.1016亩，合计土地补偿款为112291元。2018年县政府已将本村这些年包括原告家庭所属占地补偿款在内的全村占地补偿款拨付被告账户。但被告方将原告家庭应得的土地补偿款扣留，至今不予发放。虽经原告家庭多方交涉并信访至今无果；非但如此，被告方竞然又将原告家庭2018年应当享受的国家粮食直补款260元取消，2019年被告应应予支付的农村合作医疗款1100元未予缴纳。被告方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家庭的合法权利。为此特具状起诉，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辩称，原告方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一家自1986年来我村落户，落户前承诺仅落户口不要承包地，且委会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授权，依法界定原告一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没有确认本经济组织身份前，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土地补偿费所有权归委会所有，委会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授权依法分配土地补偿费，任何机关无权干涉，该纠纷属于村民内部事务，人民法院受理后在查清案件事实后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即使村委会界定原告身份错误，原告通过合法途径更改其身份具有主体资格后再确定。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的明确约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粮食直补款的发放机关为政府财政部门，并非委会，原告应向有权机关进行主张而不得向村委会主张权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的家庭成员于1986年由潞灌乡迁入南皮镇，同时退出在的土地。1989年国家土地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在承包了耕地3亩，1994年原告家庭又交钱认购两行梨树地2.25亩，并分得枣树地0,7亩。2000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继续耕种梨树地、枣树地外，还耕种着一类地2亩，二类地0.92亩，自留地0.375亩，西环建筑带0.39亩。自耕中后，原告缴纳三提五统。自从国家粮补制度实施后，原告家也一直享受国家2.7亩地的粮食直补款。现县里修路共占用原告耕地2.068亩，补偿款已拨付到被告处，但是被告却拒绝支付给原告。经南皮镇有关人员与被告多次沟通，但是两委以当初只允许迁入，不给予土地为由，不同意调解，并且村委会老地亩账已丢失，不能证明当时分地时原告和其他村民享受同样的待遇。就本案争议的焦点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如下：一、原告是否具有本案的主体资格，即原告是否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认为：是否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条件之一，1986年以来，虽然本案原告落户至我村，但是始终我村没有界定其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身份为我村外挂户口人员，我村的任何福利待遇、医疗保险、村民待遇原告均不享受。提交2018年3月15日委会关于原告一家身份界定的会议记录，2018年3月26日全体党员会议记录，决定原告一家不具有本村集体成员身份。2019年4月26日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原告一家不具有本村集体成员身份。2018年11月15日两委班子全体党员、村民代表联席会议记录，认定原告一家不具有本村经济组织成员身份。2019年5月18日，召开村支部、村委会集体会议暨全体村民会议，认定原告不具有本村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上述会议基本涵盖了全体党员、两委班子成员、全体村民代表、全体村民均在法律的授权内，认定原告一家不具有本村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无权就土地补偿费以原告身份起诉，原告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村规民约，该民约第12条也授权村委会两委有权界定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对原告的身份证中相关信息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户口虽然在被告处，但是户籍与村民经济组织成员是不同的身份。农民负担手册户主王清贵，该手册没有村委会及乡镇政府的印章，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且王清贵户口不在本村，没有关联性。对原告的户口本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没有关联性，仅靠户口本不能认定是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两份收据交款人为王清贵不是本案原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印章与现村委会印章不符，我方回去确认。对2014补贴发放通知书，盖章为南皮县南皮镇财政所，该粮食直补由政府财政部门发放，与被告没有关联性，该证据不予认可。对潞灌乡委会的证明不认可。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户口迁出承包地后土地不得取消，该村委会无权将承包地收回，原告应依法向潞灌乡委会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得向被告主张。对刘振云、齐焕成的书证的三性均不认可，二证人均没有到庭，其证言不应得到法庭的采信。信访处理意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有权界定村民组织成员，依法有权分配取得的土地补偿金，任何机关不得干涉，包括南皮镇政府。对其处理意见书调查的内容我方不予认可，相关内容没有与村委会核实，对原告集体土地使用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调查笔录的事情均不认可。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及原被告的询问，该二证人既然能接受律师的调查，就应当来到法庭如实陈述事实的真实情况，二证人没有到庭，且接受原告代理人的单方调查，我方不予认可。原告认为：被告方所提供的村委会一系列会议纪要和决定都是现任村组织有目的性制作的非法文件，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首先原告一家是在1986年由潞灌乡合法迁入被告处，原告在被告处相继取得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取得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并且一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缴纳三提五统，承担义务工，购买摊销的国库券、集资款打井、享受土地粮食直补款、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款和先期的土地补偿款，此次土地补偿是现任村组织因原告方不同意拆迁，没有在有关拆迁的文书上签字，导致被告不同意付款。关于村民身份界定问题，属于法定而不是以人的意志确定的，村民经济组织成员应当坚持两个原则：生活在该组织为基本原则，以对该组织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具体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在该集体经济组织有户籍登记，生存、生活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符合上述条件即是该集体组织成员。原告一家自1986年迁入被告处，在被告处建房、分地、承担义务、享受权利，种种情形与其他村民没有任何区别，在本届村组织上任前的村组织，没有任何一届对原告的身份有质疑，也没有发生任何纠纷。原告方迁入被告处的时间是1986年，村民组织法是1998年颁布，以现行的法律对以往的行为进行界定不合法的。被告方一直以他们的行为是经过村民委员组织法授权的，这是对组织法的曲解和断章取义。被告称原告属于外挂户人员，外挂人员在法律上没有界定。原告一家自原籍迁至被告处，原籍所分土地已经被村组织收回，又在被告处分的土地，不存在外挂情形。被告称原告在迁入被告处承诺只居住，不享受权利和义务，这一说法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我方对被告的证据均不认可，原告具备主体资格。原告提交的户口本和身份证，证明原告的户籍地在被告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原告在被告处有合法的宅基地和住房，其生活在被告处。本届党支部之前的在任书记齐焕成和村民刘振云的书证，证明原告一家迁入被告处后分地情况，以及与其他村民享受同等待遇的有关情况。调查齐焕成和刘振云的调查笔录，刘振云的笔录是说原告迁入被告处后分地是和刘振云家抓的一个号，这些年和其他村民一样交摊销，承担村民义务、享受村民权利，而且原告一家分地的时候没有任何村民、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提出反对意见，分地的时候齐焕成任村长，当时的老书记孙连发提出给原告家分地按照村民待遇，没有任何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以上齐焕成和刘振云均因被告是本村的，不方便出庭，而且齐焕成称被告要求其为被告出庭作证，所以齐焕成也不为原告出庭作证，但同意法庭对其本人进行调查。潞灌乡委会证明，证明原告一家自1986年自户口迁出后，所分承包地已经收回的事实。农民负担手册，原告现在还有1993年发的，明确记载农民义务情况。1990年10月27日和1990年11月17日两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据，证明收取原告方承担的打井费、购买国库券及缴纳集资款的有关情况。2015年度粮食直补发放公开表，证实原告领取了2015年度粮食直补款180.52元的事实。2014年补贴发放通知书一份，证明原告2014年享受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255元的事实。2018年耕地地里保护补贴调查表，表中对原告一家应当领取土地补偿款土地面积及原告的身份情况及哪一组都做了登记，只是领取一栏没有签字按手印，证明其应当享有的补偿款的面积。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在被告拒绝给原告发放土地补偿款和粮食直补款后，原告经与被告方多次交涉没有任何结果，只好以信访的形式向政府部门反映，经政府部门调查形成了该意见书，该意见书对于原告方迁入情况、分地情况以及被占地情况和政府部门拨款情况均进行了调查核实确认，最终处理意见为让原告通过诉讼形式解决。经过原、被告的上述陈述、举证，可以证实原告与王清贵是夫妻关系。原告一家1986年迁至后，将户籍迁入该村，并且在村委会的主持下分得相应的承包土地、宅基地，履行了摊打井款、集资款等相应的义务，享有了粮食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村合作医疗补贴等相应的权利。另外，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原告在该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据此原告已成为被告的村民，系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二、被告应否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及利息。原告认为：被告应当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及利息，在第一焦点中原告方提交的证据证明了原告村民资格和承包土地情况，以及被征占土地的情况，被告应当对原告享受的补偿款给付，因原告一直扣押款项，也应当支付原告利息，该款政府已经转至被告方账户。经向南皮镇政府有关部门调取有关土地征占和土地补偿的相关资料显示，一类土地面积是0.1715亩，按照去年补偿标准是7.52万元每亩，补偿费是12900.5元，本村齐晓成是四口人的地是0.3431亩，他的补偿费是25801元。梨树地是1.2亩，按照每亩700元补偿的青苗款，因十四年钱占用的，按照十四年计算是11760元，与齐晓成家的土地面积和补偿数额是相同的。2018年因修路占用原告一类地0.279亩，占用原告梨树地0.3亩，共计占用原告土地面积0.579亩，补偿标准为12万元每亩，应补偿69480元。所占用的一类地与本村孟建凯家占用的土地一致，均是0.279亩，一类地的补偿费是33480元。被占用梨树地的面积与本村张红军就面积相同是0.3亩，补偿费数额为3600元，共计69480元。西环建筑带原告2018年被占用0.1516亩，补偿标准是12万元一亩，应得补偿费是18192元，该地与本村村民王梦海差两口人的地，王梦海是四口人的土地是0.3032亩，补偿款是36384元。以上共计占2.1021亩，合计112291元。补偿标准已经申请法庭向有关部门申请了。被告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但是与原告没有关联性。该征地分配方案是经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大会决定并通过的，包括被告均应当严格遵守该会议决议，因为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6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24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具体在被告处征地多少亩村委会不清楚需要核实，征用原告地的情况因村委会换届和地亩帐丢失也不清楚，需庭后核实。经过原、被告的上述举证、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告依据的该规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原告作为的村民，在取得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在对其承包的土地进行征用时，原告有权利对其承包的土地获得相应的补偿。被告作为原告承包土地的发包方，以及被承包土地的所有人，对原告被征用土地的亩数及应补偿的数额应有详细的记录，在本院通知被告提交相应证据时，被告没有提交。原告根据本院调取的2018年村委会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明细，计算出被告应给付原告的补偿款112291元，因被告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所以被告应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112291元。三、被告应否给付原告2018年粮食直补款260元。原告主张：被告应当给付或者同意支付原告2018年的粮食直补款项，自国家颁发农民优惠政策并给付农民粮食直补款以来，原告一直享受粮食直补款，直到2018年被告两委班子改选后不知道何种缘故不给原告发放相关的粮食直补款。原告2018年应当享受粮食直补为260元，没有发放，我们找过镇上，镇上说村上不让发的。由于被告的人为干预，原告没有收到2018年的粮食直补款，所以被告应当承担向原告发放粮食直补款的责任。2018年耕地地利保护补贴信息调查表，从镇政府那拍过来的。被告主张：对该诉讼请求被告不属于适格主体，不发放土地值补款不是被告村委会中个人或者集体决定的，是国家财政部门未给发放，原告应当向国家财政部门予以主张。原告提交的该证据属于复印件，我们不予认可。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举证、质证，粮食直补款系政府动用财政资金直接为种粮农民发放补贴，是国家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据此，原告作为种粮的农民应得到政府相应的补贴，但是该补贴由政府发放，不属于民事审理的范围，因此对原告的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四、被告应否给付原告农村合作医疗款1100元。原告认为：被告应当给付原告应当享受的村民待遇即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款1100元，民每年缴纳的农村合作医疗费均是由被告在公共积累中为村民交付该项费用，2018年被告给所有村民均按照每人220元的标准缴纳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唯独没有给原告家庭5口人缴纳该保险，而是由原告自己自费缴纳的该费用，原告等五口人（原告、原告儿子、原告儿媳、原告的两个孙子）同为村民，2018年之前原告一直享受与其他村民同样的待遇。因此被告应当为原告支付该笔医疗保险费，我方将原告一家自费缴纳医疗保险的票据交法庭。1100元交给村会计。被告认为：被告不同意为原告缴纳农村合作医疗，本案原告为高瑞杰，提交了五个人的合作医疗款，其无权主张其他四个人的，只可以主张自己的一份，原告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规定村委会给村民缴纳医疗保险，我们村确实是一直给村民缴纳医疗保险，2018年之前一直也给原告一家交着了。2018年11月份收费收的是2019年的费用。该证据说明了原告缴纳的1100元钱社保机构明确了是个人缴纳，所以应当由原告个人缴纳。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举证、质证，原告作为被告村的村民，系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被告多年来用公共积累为原告及该村村民缴纳医疗保险费。2018年底原告在为其他村民缴纳医疗保险费的同时，没有为原告缴纳，侵犯了原告作为被告村村民的权利，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已垫付医疗保险费220元的请求，应予支持。原告的其它家庭成员没有就医疗保险费的缴纳问题向被告主张权利，因此对原告要去被告给付其它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险费的请求，不予支持。本院认为，原告长期在被告村居住，同时享有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已经成为被告村的村民，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被告已经承包给了原告相应的土地，在土地被征用后，原告有权利获得相应的补偿。被告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被占用土地的亩数及相应的补偿标准，但是未能提交，因此原告依据本院调取的被告村民土地补偿的情况，原告根据相邻土地的补偿标准计算的应补偿的数额本院予以认定，即被告应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112291元。粮食值补款的发放不属于法院审理的范围，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或同意给付粮食直补款的该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作为被告村的村民，原告应享受与其他村民同等的由被告缴纳医疗保险费的待遇，并且原告已享受多年，原告于2018年11月18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220元，被告应予返还。原告的其它家庭成员没有就垫付医疗保险费向被告主张权利，因此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利息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即从原告起诉之日（2019年4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综上所述，被告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112291元及利息，医疗保险费22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南皮县南皮镇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土地补偿款112291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4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被告南皮县南皮镇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垫付的医疗保险费22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00元，减半收取计1300元，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上诉费，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书才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温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