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8民初6735号原告：徐国钊，男，197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灿华、王毅谦，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田心路88号。法定代表人：郑金龙。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周山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周山社。负责人：吴叔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下屋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下屋社。负责人：郑玉山。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布岭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布岭社。负责人：何深文。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浪田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浪田社。负责人：陈金团。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新三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新三社。负责人：郑光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东桥东路8号。负责人：张庆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国钊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民委员会、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周山经济合作社、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下屋经济合作社、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布岭经济合作社、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浪田经济合作社、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新三经济合作社、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农村土地承包（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国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灿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周山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吴叔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下屋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郑玉山，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布岭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深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浪田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陈金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新三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郑光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水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国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六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关于广汕公路北绕线项目（光辉大桥建设工程）的征地补偿款1428930元（47.631亩×30000元/亩）。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4年7月1日与六被告签订《租赁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内容：由原告向六被告承租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横靓、砂格、氹底的130亩水田，租赁期限为10年，租金每亩1100元，第六年至第十年递增20%，在每年1月15日一次性支付当年的租金，在租赁期间如因政府征收土地，土地征用补偿归被告，其他生产性的作物与地面设施补偿归原告。2017年下旬，因广汕公路北绕线项目（光辉大桥建设工程）用地需要，政府征收了涉及原告承租的土地共47.631亩，经原告了解有关的征地补偿己由第三人支付给六被告，原告多次就青苗补偿等问题与被告协商，但六被告均拒绝支付相应的补偿款给原告。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五星村民委员会）辩称：1、本案是农村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五星村民委员会不是合同当事人，在租赁合同上只是见证人，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2、本案涉及的《租赁合同》中有部分土地因光辉大桥的建设被合法征收，被征收的土地为47.631亩。3、租赁土地中被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款、青苗补偿款等补偿款，本案第三人已经按照征收补偿协议的约定支付给了五星村经济联合社，五星村经济联合社也已经转支付给了经济合作社。已经支付的60%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就是用于支付农户等的青苗等补偿款，不存在资金短缺的情形。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周山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周山经济合作社）、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布岭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布岭经济合作社）、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浪田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浪田经济合作社）、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新三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新三经济合作社）共同辩称：1、涉案《租赁合同》无效。因为没有召开村民民主议事程序的民主决策，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意。2、本案涉及的《租赁合同》中有部分土地，即47.631亩被征收。《租赁合同》即使有效，也应当部分解除。对此被告没有违约行为。3、本案是因为广州市增城区政府建设光辉大桥、荔枝坳隧道而征收涉案合作社在工程规划沿线需占用的土地。土地征收合法，各个合作社对土地的征收和补偿标准、金额没有任何异议。4、2017年11月6日，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增国土规划征预字[2017]85号），公告中规定公告发布后任何人不得抢种抢建等行为，抢种抢建的，不予补偿。2018年4月17日，第三人与被告五星村周山、布岭、浪田、新三等经济合作社、五星村经济联合社签订了《土地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征收补偿按照每亩14.9万元包干处理，同时约定被告五星村民委员会收到第三人支付的60%土地征收补偿款后，25日内将彼征收的土地交付给第三人。该60%的土地补偿款将优先用于支付种植户青苗补偿款等。2018年5月2日，第三人将60%土地征收补偿款支付给了被告五星村民委员会，被告五星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5月16日将收到的土地补偿款支付给了各被告合作社。所以按照约定，各被告合作社应当在2018年5月底交付土地给第三人。但是因为原告种植的早稻还没有到收割时期，早稻要到七月初才能收割，所以无法按时交付土地。5、原告有违约行为。原告每年交付租金给被告的时间均延期。交租时间双方约定为每年的1月15日前，但原告每年要到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才交付租金。原告在农历2017年12月25日（公历为2018年2月10日）才交纳2018年度租金。原告在交纳2018年度租金时，主动提出不予交纳2018年度被征收土地47.63l亩的租金，理由是土地被征收了，自己来年无法种植水稻，承诺过年开春后也不打算种植水稻了。被告不同意，但原告没有交纳被征收土地47.631亩的租金。6、在开春后，原告就违反自己的承诺，竟然抢种一季水稻。第三人和各被告合作社无法阻止。到了2018年7月份，当早稻收割后，被告五星村民委员会和各被告合作社要求原告不得再种植晚稻。原告也不保证不再种植，并要求被告五星村民委员会、合作社搞好征收土地的界线，好让原告利用尚未征收的土地进行晚稻种植。2018年7月27日，为慎重起见，被告五星村民委员会、各被告合作社还是向原告送达、张贴《公告》，要求原告不得再种植晚稻，并于2018年8月3日雇请钩机在征地界线处挖沟筑田埂。但是没想到的是原告竟然再次食言，又在被征收的土地上抢种水稻。被告没办法，只好于2018年9月12日至15日雇请钩机清理被征收的土地，并于2018年9月16日将土地交付给第三人用于工程施工使用。7、2017年12月4日，被告五星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土地征收后青苗补偿分配标准。经过讨论，被告五星村民委员会、五星村各合作社通过了种植水稻的水田的青苗补偿标准为1200元/亩。8、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1）因为租赁合同无效。（2）原告没有交纳2018年度的租金，属于根本性违约，按照约定租赁土地被回收。（3）因征收预公告时是冬天，原告租赁耕种的水田里的水稻已经收割收成，所以来年（2018年）开春时是依法不能继续耕种的，否则是抢种。原告在2018年早稻已经抢种和收割收成，影响了上半年的交地，晚稻就不能够继续抢种，否则要继续交付土地，会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因此原告是抢种晚稻，而且当时原告刚刚抢种下田，清理是必须的，原告没有损失，有损失也应自行承担。（4）征收交地的时间原定为2018年6月份前，但这时原告的水稻还没有成熟，故为了避免原告的损失，不得不推迟交付土地，让原告的水稻成熟收割。但是原告肯定不能继续晚稻的种植。原告早稻已经收割收成，没有损失。（5）双方《租赁合同》有约定：白地的青苗补偿款归甲方（即各被告合作社）所有。原告早稻收割收成后，没有种植的水田，就是白地。（6）退一步来说，如果依法依事实原告需要得到青苗补偿，那么其补偿的标准为每亩1200元，青苗补偿款为57157.20元（47.631亩×1200元）。总之，原告要求每亩30000元的青苗补偿费，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应当被驳回。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下屋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下屋经济合作社）辩称：光辉大桥建设工程征收土地，因为没有征收下屋经济合作社的土地，所以不存在青苗补偿款的问题。下屋经济合作社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增江街道办事处）述称：1、本案是农村土地租赁合同纠纷，第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2、本案涉及的《租赁合同》中有部分土地被合法征收，被征收的土地为47.631亩。3、第三人与被告五星村周山、布岭、浪田、新三等经济合作社、五星村经济联合社签订了《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租赁后被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款、青苗补偿款等，第三人已经按照征收补偿协议的约定支付给了五星村经济联合社，已经支付的60%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就是用于支付农户等的青苗补偿款，不存在资金短缺的情形。经审理查明：在2014年7月1日，徐国钊（乙方）与周山经济合作社、下屋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甲方）分别签订《租赁合同》，合同均约定：甲方出租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土地地名为横靓、砂格、氹底的水田面积共130亩给乙方，租赁期限从2014年7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租金按每年每亩1100元计算，第六年至第十年递增20%计算，乙方在每年1月15日前一次性支付当年租金给甲方，租期内如因政府征收土地，土地征用补偿归甲方，其他生产性的作物与地面设施补偿归乙方，在政策内如有白地青苗款，则白地青苗款归甲方，其余在合同内的归乙方。五星村民委员会以见证人的身份在《租赁合同》上盖章。在《租赁合同》签订后，周山经济合作社、下屋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和新三经济合作社依约交付土地地名为横靓、砂格、氹底的水田面积共130亩给徐国钊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在2017年11月6日，因广州市增城区广汕公路北绕线光辉大桥建设工程（增江段）项目需要征收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光辉村的部分土地，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出《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征收土地公告》（增国土规划征预字[2017]85号），公告拟征收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光辉村土地面积12.6794公顷（折合190.191亩）。该公告第六条载明：“自本预公告发布之日起，除正常农业生产外，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抢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在2018年4月17日，增江街道办事处（征地单位、甲方）与五星村民委员会（被征地单位、乙方）、周山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被征地单位、丙方）分别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增江街道办事处征收周山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和新三经济合作社分别是1.762亩、12.648亩、31.331亩和27.172亩的集体所有土地，作为广州市增城区广汕公路北绕线光辉大桥建设工程（增江段）及荔枝坳隧道工程（增江段）项目用地，征收土地补偿实行14.9万元/亩的综合包干价（即包含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等补偿）；并约定乙方在收到第一期款项的25天内，乙方、丙方须将拟征地范围内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清理完毕并交付土地给甲方安排使用，否则甲方有权对地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建筑物、构筑物等自行组织清理处理和使用土地、付清补偿款，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被征地单位承担。在2018年7月27日，五星村民委员会、周山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共同向徐国钊发出《公告》，该《公告》载明：“关于广汕公路北绕线项目（光辉大桥建设工程）交地事宜，现五星村村委、新三合作社、浪田合作社、周山合作社和布岭合作社作公告如下：一、根据新三合作社、浪田合作社、周山合作社和布岭合作社与徐国钊（身份证号：）所签订的租赁合同，租地面积共130亩，其中广汕公路北绕线项目（光辉大桥建设工程）涉及征地面积47.631亩，分别为：新三合作社4.807亩，浪田合作社31.331亩，周山合作社1.762亩，布岭合作社9.731亩。二、徐国钊所承租的土地，其中47.631亩土地已征收，从即日起不得种植任何青苗或作物，为保证顺利交地，如徐国钊继续在征地范围内种植青苗或作物，各合作社将不再作任何补偿。”徐国钊收到上述《公告》后，要求五星村民委员会、周山经济合作社、下屋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支付青苗补偿款未果，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徐国钊提供了照片和视频到庭，证明在2018年2月其在涉案被征收的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是马铃薯。徐国钊并提供了《增城区光辉大桥、荔枝坳隧道建设工程（增江段）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到庭，证明农作物马铃薯的补偿标准是每亩5400元，农作物水稻的补偿标准是每亩2160元。徐国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五星村民委员会、周山经济合作社、下屋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支付补偿款257207.40元（5400元×47.631亩）。五星村民委员会、周山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均承认已经收到增江街道办事处支付的征地补偿款总额的60%，包括全部青苗补偿款。并称徐国钊没有支付涉案被征收47.631亩土地的2018年租金，且因为徐国钊在2018年7月已经将在涉案被征收的47.631亩土地上种植的水稻收割完毕，所以才在2018年7月27日向徐国钊发出了涉案《公告》。由于徐国钊收到涉案《公告》后，在2018年8月又在涉案被征收的47.631亩土地上抢种水稻，因此在2018年9月将涉案被征收的47.631亩土地移交给了增江街道办事处。五星村民委员会、周山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提供了照片到庭，证明徐国钊在2018年8月在涉案被征收的土地上抢种水稻；并提供了《五星村第七届村民委员会第二次村民代表大会会议纪要》到庭，证明五星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五星村光辉大桥、荔枝坳遂道征收土地青苗补偿方案，其中水稻每亩1200元。徐国钊提供了照片到庭，证明在2018年9月12日其在涉案被征收的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是水稻。徐国钊承认在涉案被征收的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有时会种植马铃薯；并承认没有支付涉案被征收47.631亩土地的2018年租金。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有徐国钊提供的《租赁合同》、《公告》、《增城区光辉大桥、荔枝坳隧道建设工程（增江段）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照片和视频等证据，有五星村民委员会、周山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共同提供的《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征收土地公告》（增国土规划征预字[2017]85号）、《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四份）、《公告》、照片和《五星村第七届村民委员会第二次村民代表大会会议纪要》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徐国钊与周山经济合作社、下屋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和新三经济合作社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争议焦点是徐国钊应否收取涉案《租赁合同》中被征收土地的青苗补偿款。首先，因广州市增城区广汕公路北绕线光辉大桥建设工程（增江段）项目需要征收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的部分土地，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在2017年11月6日发出《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征收土地公告》（增国土规划征预字[2017]85号），其中征地涉及涉案《租赁合同》中的土地面积为47.631亩，分别是周山经济合作社1.762亩、布岭经济合作社9.731亩、浪田经济合作社31.331亩和新三经济合作社4.807亩。故增江街道办事处在2018年4月17日与五星村民委员会、周山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分别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征收土地补偿实行14.9万元/亩的综合包干价（即包含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等补偿）。五星村民委员会、周山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均承认已经收到增江街道办事处支付的征地补偿款总额的60%，包括全部青苗补偿款。故本院予以确认。其次，五星村民委员会、周山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在庭审中称徐国钊在2018年7月已经将在涉案被征收的47.631亩土地上种植的水稻收割完毕，所以才在2018年7月27日向徐国钊发出了涉案《公告》，由于徐国钊收到涉案《公告》后，在2018年8月又在涉案被征收的47.631亩土地上抢种水稻，因此在2018年9月将涉案被征收的47.631亩土地移交给了增江街道办事处。因徐国钊在庭审中既提供了照片和视频到庭，证明在2018年2月其在涉案被征收的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是马铃薯；且徐国钊又提供了照片到庭，证明在2018年9月12日其在涉案被征收的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是水稻。故对于五星村民委员会、周山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所陈述的徐国钊在2018年7月已经将在涉案被征收的47.631亩土地上种植的水稻收割完毕，在2018年8月又在涉案被征收的47.631亩土地上抢种水稻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因涉案《租赁合同》约定：租期内如因政府征收土地，土地征用补偿归周山经济合作社、下屋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和新三经济合作社，其他生产性的作物与地面设施补偿归徐国钊，在政策内如有白地青苗款，则白地青苗款归周山经济合作社、下屋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和新三经济合作社，其余在合同内的归徐国钊。且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在2017年11月6日发出的《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征收土地公告》（增国土规划征预字[2017]85号）第六条载明：“自本预公告发布之日起，除正常农业生产外，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抢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并且五星村民委员会、周山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在2018年7月27日向徐国钊发出了涉案《公告》，徐国钊在收到涉案《公告》后，于2018年8月又在涉案被征收的47.631亩土地上种植水稻的行为属于抢种。故根据涉案《租赁合同》的约定，以及涉案《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征收土地公告》（增国土规划征预字[2017]85号）第六条的规定，徐国钊请求收取征地面积47.631亩的青苗补偿款，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涉案《租赁合同》约定在每年1月15日一次性支付当年的租金。因徐国钊及五星村民委员会、周山经济合作社、布岭经济合作社、浪田经济合作社、新三经济合作社均承认徐国钊没有支付涉案被征收47.631亩土地的2018年租金。故本院推定涉案《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在2018年1月15日自愿解除涉案被征收47.631亩土地的租赁关系。故徐国钊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涉案被征收的47.631亩土地不属于下屋经济合作社的土地，故徐国钊对于下屋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国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60.40元，由原告徐国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冯志坚人民陪审员  刘阳金人民陪审员  周伟权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尹浩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