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703民初1005号原告：杨越，女，1954年9月5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锦州市太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喆（与原告系母子关系），198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住锦州市太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辽宁锦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喜春，女，1954年3月5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锦州市凌河区。原告杨越与被告刘喜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2018）辽0703民初1690号民事裁定。原告杨越不服该裁定，向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2019）辽07民终368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辽0703民初1690号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喆、张静，被告刘喜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人民币壹万玖千元整（19000元）及利息贰仟零玖拾元整（2090元），总计贰万壹仟零玖拾元整（2109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7日，被告刘喜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5000元），并写下欠条承诺从2016年10月以后，每月偿还6000元，直至还清。可是时至今日，只在2016年11月偿还原告人民币陆仟元（6000元），期间原告多次催要，被告都找各种借口不予还钱。2017年3月，原告母亲病重，筹钱给母亲治病，再次催要被告还钱，可是仍旧是不还钱，被告刘喜春已经退休，家庭条件优越，完全有能力偿还。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讼法院请求被告偿还原告本金及利息人民币贰万壹仟零玖拾元整（21090元）。被告刘喜春辩称，原告杨越一反一审法庭当庭说辞，即该欠条欠款是她带着她儿子把25000元送到我家的生活用款。今天又变成了投资垫付款，如果是投资垫付款和我的理由是一致的。杨越提供的欠条是其拉拢我进入中绿传销公司，为我垫付的投资款。欠条是在我不情愿的情况下写的，不是正常的民间借贷，有多个证人足以证明该问题，证人证言在一审卷宗。我根本没收到原告杨越借给我的钱，按合同法的相关条款，自然人借款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自然人的意思表述，二、收到借款的行为并占有。杨越没有证据证明我收到借款及我借款的表示，所以不存在借款25000尚欠19000元的事实。杨越隐瞒了用于非法传销的垫款事实，法律是不能保护的。杨越自己非常清楚为我投资垫款是非法的，因此一审当庭撒谎，说是我的生活用款。2016年6月，杨越利用我与她的同学关系，在我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将我拉做她的下线，也拉拢我老伴儿加入，并主动替我们垫付87000元作为投资中绿资本运作的投资款，使其自己从中获得高利，后来我不明传销真相的情况下，为其还了68000元，还差19000元。当时关系特别好，特别信任她。她撒谎说她老伴儿加入了，结果并没有加入，骗了我两份钱。不然我老伴儿也不会加入。我老伴儿郁郁寡欢，去年4月份去世，害得我家破人亡。我对原告对我的欺骗特别愤怒。进入中绿公司给我的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原告杨越给我垫付的出资款有多方证明是非法出资，有证据证明中绿是传销公司。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其中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其中第（三）项规定：出资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本案，原告自己做资本运作传销活动，为我出资垫付款，明知是违法的，杨越违反了法律明确规定的禁止行为，借条借贷行为无效。原告掩盖了非法借贷，诉求不受保护，原告应自行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几种处理情况，其中规定，双方都有错误的应各自承担责任，应依法受到制裁。所以不同意返还原告给被告垫付款还差19000元。并强烈要求法院公正判决杨越已收到的68000元全部返还。原告杨越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欠条一张、2016年11月19日被告向原告转账6000元的凭证，证明2016年10月7日被告刘喜春向原告欠款的事实并且偿还过6000元；2.证人张某1与证人涂某录音光盘一张，证明证人张某1说的话不可信，没有证明力。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张某1通过涂某向原告索取作证费。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认定上述证据1能够相互印证案件事实，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不能够相互印证案件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刘喜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秦皇岛晚报、秦皇岛公安局的官方网站宣传资料，证明中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传销公司，原告拉被告进传销公司不合法，不该还原告钱，已给过的钱应该返还；2.赵某给被告写的承诺书（内容略），证明杨越拉被告进组织的时候，通过杨越认识赵某并跟赵某借了87000元属实；3.证人张某2、杨某、孙某、张某1、赵某、涂某的证言，证明中绿公司是传销组织，原告所诉的款项系在秦皇岛传销发生的款项。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认定证据1、2、3中杨某和赵某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案件事实，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中其他证言不能够印证案件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调取的证据：电话询问秦皇岛公安局海港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证明该局确实处理一批传销公司，凡是带有“中绿”字样的公司都与传销有关。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认定能够相互印证案件事实，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杨越与被告刘喜春系同学关系。原告杨越先行加入秦皇岛的“中绿”公司。2016年6、7月，原告杨越将被告刘喜春带到秦皇岛听课，并介绍被告刘喜春认识了案外人赵某，由赵某给被告刘喜春垫付其加入“中绿”公司投资款87000元。同年7月1日，赵某给被告刘喜春出具承诺书，承诺从被告刘喜春交付给赵某87000元开始，一旦“中绿”公司没了，所有钱赵某全额返还。赵某签字、原告杨越及董玉霞作为见证人签字。后被告刘喜春还款62000元，尚欠25000元。2016年10月7日，被告刘喜春给原告杨越出具欠条一张：今欠杨越25000元，每月还6000元，直至还清。欠款人刘喜春。但原告杨越并未将出借的款项交付被告刘喜春。2016年11月19日被告以现金转入原告银行账号6000元，余款19000元未偿还。原告杨越庭审中称，其代替被告刘喜春给付赵某25000元，三方协商抹账，被告刘喜春才出具的欠条。原告杨越未提供三方协商的证据，本院在2018年9月4日询问赵某时，赵某对此节予以否认，且赵某说明刘喜春的欠条仍在其手里。又查明，2018年秦皇岛市公安局开展“2018清秋”和“惊雷”等专项打传行动，认定四个传销组织全部以“中绿商务商会”为名组织开展传销活动。经与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电话询问，凡是带有“中绿”字样的公司都与传销有关。本院认为，原告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那么原告作为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应对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被告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即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合法的借贷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原告杨越为介绍被告刘喜春加入在秦皇岛的“中绿”公司一事，将被告刘喜春介绍认识赵某并由赵某给被告刘喜春垫付投资款87000元，原告杨越并未出资垫付款项。关于原告杨越庭审中称代替被告刘喜春给付赵某25000元一节，其既未提供三方协商的证据，也未提供向赵某转款的凭证，且赵某对此节予以否认，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该笔款项系加入秦皇岛的“中绿”公司投资行为引起的，现经与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电话询问，凡是带有“中绿”字样的公司都与传销有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传销系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原、被告加入的“中绿”公司为传销公司，但原、被告在“中绿”公司投资的行为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合法的借贷关系，原告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3元，由原告杨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佰珩人民陪审员  刘 颖人民陪审员  金翔宇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刘泽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