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拱商初字第4194号 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大关路301号。 法定代表人：吴文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原为唐超峰、马文涛，浙江锦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后变更为唐超峰，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樊德珠，浙江锦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伟民，男，汉族，1963年10月9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周志平，男，汉族，1962年3月12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周暨甬，男，汉族，1973年10月10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周志平、被告周暨甬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鲍先河，浙江方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黎明，男，汉族，1967年12月5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金作飞，男，汉族，1971年1月11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王琪，女，汉族，1982年12月22日出生，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勾庄路131号。 法定代表人：陈伟民。 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勾庄(原杭州油毡厂)。 法定代表人：陈伟民。 第三人：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192号。 法定代表人：沈黎明。 第三人：浙江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石祥路277号。 法定代表人：金作飞。 被告陈伟民、被告沈黎明、被告金作飞、被告王琪、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宁松，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诉被告陈伟民、被告周志平、被告周暨甬、被告沈黎明、被告金作飞、被告王琪、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11月11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4月25日、2017年8月29日、2019年1月15日公开进行了五次开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唐超峰、马文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周志平、被告周暨甬的委托代理人鲍先河，被告陈伟民、被告沈黎明、被告金作飞、被告王琪、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宁松，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系一家大型汽车公司，成立于1999年9月14日，下设23家分公司、18家子公司。原告康达公司之股东情况分别为：1、浙江康桥汽车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康桥集团），享有康达公司49.08%股份；2、英属维京群岛华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菱投资），享有康达公司24.5%股份；3、剩余26.24%股份由其他38名自然人股东构成。原告康达公司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管理模式，即原告康达公司主要股东康桥集团、华菱投资不负责原告康达公司之经营管理，由管理层依照公司法及原告康达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管理。 被告陈伟民自1999年9月14日起担任原告康达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职务。被告周志平在原告康达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被告周暨甬担任销售副总，被告沈黎明在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被告金作飞在浙江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被告王琪在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2012年12月22日原告康达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因被告陈伟民涉嫌违反董事勤勉、忠实义务，进行关联交易，违反竞业禁止原则，免除了被告陈伟民在原告康达公司担任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 2012年12月22日原告康达公司解除被告陈伟民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职务后，原告康达公司主要股东康桥集团、华菱投资取得原告康达公司经营权，并着手对被告陈伟民携其余各自然人被告及公司被告损害原告康达公司权益，进行非法关联交易之事实展开调查。现经调查了解发现： 1、被告陈伟民于2008年4月10日与其他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了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大公司），被告陈伟民担任被告联大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被告联大公司享有19.5307%股份；被告周志平在被告联大公司享有3.5055%股份；被告周暨甬在被告联大公司享有0.7154%股份；被告沈黎明在被告联大公司享有4.5071%股份；被告金作飞在被告联大公司享有7.8838%股份；被告王琪在被告联大公司享有0.4292%股份，以上六被告在被告联大公司享有股份总计：37%。 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叶公司）成立于2000年3月24日，为被告联大公司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被告陈伟民亦在该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一职。 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国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27日，被告沈黎明为其法定代表人；浙江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公司）成立于1996年8月30日，被告金作飞为其法定代表人。 2、被告周志平、被告周暨甬受被告陈伟民指使，在落款日期为2009年12月28日的《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上以原告康达公司的名义，与被告联大公司、被告双叶公司、第三人万国公司、第三人江铃公司签订了《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 上述备忘录主要约定了如下内容：1、对于联大公司、双叶公司，康达公司、万国公司、江铃公司必须全力支持，以投入人力和资金的方式共同扶持。2、联大公司作为人才引进的培训、管理基地，康达公司、万国公司、江铃公司共同平均投入人员及改造装修、设备资金；共同免费使用；共同平均分摊维护及管理费用。联大为三家公司引进人才、培训人才、管理人才发挥作用。3、三家公司租用联大公司、双叶公司土地，并对原厂房进行改造装修和设备安装，用于展厅和办公场所。4、三家公司租用联大公司、双叶公司土地厂房的租金及互联网广告投入支持分别为：（1）2010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康达公司571万元；万国公司393万元；江铃公司191万元。其中康达公司每年投入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等费用不低于450万元；万国公司每年投入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用不低于297万元；江铃公司每年投入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等费用不低于153万元。（2）2013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康达公司628.1万元；万国公司432.3万元；江铃公司210.1万元。其中康达公司每年投入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等费用不低于495万元；万国公司每年投入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用不低于326.7万元；江铃公司每年投入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等费用不低于168.3万元。（3）自2016年1月1日起，三家公司的上述费用均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递增10%。以后每隔3年递增10%，以此类推。以上为案件所涉之主要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备忘录。 此外，被告陈伟民又指使被告周志平代表原告康达公司分别与被告双叶公司、被告联大公司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入驻企业合作合同》。其中，《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主要约定：康达公司租用双叶公司厂房6500平方，年租金104万元；场地面积3000平方，年租金17万元，租金每满3年递增10%，租赁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入驻企业合作合同》主要约定：康达公司支付联大公司广告等费用450万元，每满3年递增10%，费用具体为：广告费317万元；服务费20万元；担保管理费63万元；策划费50万元。合作期限为10年，从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具体内容详见《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入驻企业合作合同》）。上述合同分别由被告周志平、被告王琪代表各公司签字盖章。 此后，被告陈伟民连同本案其他被告共同着手合同的履行。原告康达公司履行合同所支付的每笔资金几乎全部由被告陈伟民签字审批，零星几笔资金由被告周志平签字审批。截止2012年底，原告康达公司为双叶公司建造、装修房屋面积达24000平米，支付土建、装修款共计4213.4690万元（被告陈伟民与其他第三人签订的合同价款总计4702.0266万元，已支付4213.4690万元），支付双叶公司租金363万元，支付联大公司广告等费用1350万元，以上已支付的费用合计：5926.4690万元。 另，陈伟民等人代表原告康达公司与其关联企业所签订的《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入驻企业合作合同》，完全是为了向其控制关联企业输送利益而巧立名目所订立的，最终实现自己的不法目的。鉴于上述事实之存在，原告康达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对被告陈伟民及其他相关责任人员提起诉讼。 原告认为，被告陈伟民担任原告康达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期间，掌控着原告康达公司的经营权，其应当善意且为公司最大利益，尽合理注意、勤勉之责，不得将其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股东利益之上。然被告陈伟民却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之相关规定，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之同意，擅自连同其余各被告以签订《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入驻企业合作合同》等方式，与其所控制的企业进行关联交易，并向其控制企业非法输送利益，根据备忘录约定内容，原告必须无偿为其建造房屋，建成的房屋绝大部分归被告使用，康达公司使用的部分要求康达公司支付广告费、租金，整个备忘录显示原告需要支出的费用约为1亿余元，其约定获得的回报仅系8000平米房屋的10年租赁权，其约定本身极为不公平，严重损害了康达公司的利益，对于上述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各被告应当据实赔偿。又鉴于《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入驻企业合作合同》签订的履行期间长达10年之久，且上述合同系被告等人对原告利益进行侵害的具体手段，对于原告康达公司的损害具有持续性，故上述《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入驻企业合作合同》不撤销，不足以停止上述被告的违法行为。现原告康达公司为维护自身之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被告陈伟民赔偿原告损失64150266元及相应利息9196592元（暂计至起诉之日，要求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继续计算实际支付之日止）；2.被告周志平、被告周暨甬、被告沈黎明、被告金作飞、被告王琪、被告联大公司、被告双叶公司对被告陈伟民上述赔偿责任承担共同的连带赔偿责任；3.各被告停止侵害，撤销《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入驻企业合作合同》以及《房屋场地租赁合同》；4.上述八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审理中，原告于2019年5月13日变更利息诉请的起始日及截止日为从2016年4月5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 被告陈伟民、被告沈黎明、被告金作飞、被告王琪、被告联大公司、被告双叶公司、第三人万国公司、第三人江铃公司辩称。 一、各被告及第三人在主观上均没有过错 第一，康达公司设立23家分公司、18家子公司以及购买至起码18处房产，从未有康达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讨论决定，但不论是股东会还是董事会均认可并履行，这是因为康达公司从成立至今一直有一个经营惯例，即：康达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来经营并作出有关经营决策，之所以会形成这个惯例是因为董事会中华菱投资委派的2名董事在台湾上班，不在杭州上班，董事会一般是一年召开两次（年中与年底），由于市场经营变化莫测，有时需要董事会快速作出经营决策，但由于华菱投资的两个董事无法参加康达公司的董事会导致无法由董事会层面作出决策，所以康达公司十多年以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经营惯例，按照惯例经营，陈伟民等被告没有过错，要错的也是原告自己的董事会。 第二，案涉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是旨在抱团共同发展汽车销售产业的商业行为，各被告和第三人对原告在主观上没有过错，但有过错的主体恰好是原告自己的董事会，因为原告大股东康桥集团委派的财务人员、华菱投资委派的齐必强副总经理等高管都亲自参与了案涉合同的讨论、签署和履行。2010年9月份，原告在案涉场地投资兴建了浙江良渚九华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渚九华），原告七个董事中的五个董事包括吴文标在内直接担任了良渚九华的董事和股东，良渚九华的房租费由原告支付，展厅由原告建造，包括吴文标在内的全体董事会成员一直都知道并支持案涉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在签署和履行2年多后从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现在吴文标却突然说对案涉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一无所知，不合情理。 二、各被告及第三人在客观上没有实施侵害原告民事权益的违法行为。 第一，案涉合同早在五年以前就已经超出了《合同法》第55条所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限，这是本案审理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原告也不能证明案涉合同存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等可撤销事由，关联交易损害赔偿也早已经超越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所以案涉协议都是合法有效的，既然协议不可撤销，就没有赔偿的依据。 第二，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各被告和第三人之间存在《公司法》意义上的关联关系，也不存在损害原告利益的关联交易行为；陈伟民没有从中谋取一分钱私利，案涉协议的签署履行在实质上是有利于原告的商业经营行为，第三人江铃和万国公司都从该协议中得到发展壮大，都非常支持案涉协议，也均按约实际投资，唯独原告自动弃权、主动撤场，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损害其权益导致其退场，原告一方面案涉场地空置不好好经营，另一方面却要另外租地支付高昂的租金，原告这种不合常理的经营行为才是损害自身权益的违法行为，所以本案客观上不存在侵权行为。 三、原告在客观上没有损失 第一，在案涉协议签署以来的六年多时间里，原告租赁并实际使用了双叶公司的场地，其租金自然不是损失，原告要利用双叶公司的场地自然就需要投资改造，投资改造所形成的标的物还在，原告在全球汽车网发布了众多广告并享受了相关的服务，使用案涉场地开设康达联大店销售和停放了三菱汽车，开设了良渚九华经营了奔驰4S店，原告一方面不缴纳租金等费用，另一方面直到现在还未将案涉场地退还给双叶公司，场地一直被空置，那么到底是原告受损还是被告双叶公司受损？ 第二，原告不能证明土建装修等工程的造价与施工当时的市场价格相比究竟让原告遭受了什么损失、多大损失，比如：造价虚高了多少，康达多支付了多少，原告所谓的“市场价格”是其事后多年的“合同价格”，所以原告无法证明其损失。 第三，现在有关场地被空置这是原告自行搬离场地自行放弃合同权利所导致的，原告对本案所谓的“关联交易”不仅认可而且一直在积极履行，原告错误的将正常的履约对价等同于自己的损失，似乎免费改造场地、免费使用租赁场地坐享其成才是合理的，所以原告对损失的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做出了错误的解读。 四、原告所谓的损害事实与被告及第三人没有因果关系 原告在租赁的场地上投资兴建了展厅并免费给良渚九华使用，但原告从来不找实际受益人良渚九华索要房租费和展厅使用费，但却将所有的责任迁怒于陈伟民，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原告董事会明显亵渎职责损害了公司利益，所以原告如果有损失也应该由包括吴文标在内的董事会来承担责任，原告明显扭曲了其因果关系，告错了人。 综上，基于同一事实，原告在诉请中同时包括了违背勤勉、忠实义务的损害公司利益的赔偿诉请、关联交易损害赔偿的诉请、撤销合同的诉请、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请，原告将四种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四种完全不同的请求权混为一谈，完全于法无据，逻辑混乱。自原告成立之日起，陈伟民就担任了原告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陈伟民15年的忠实勤勉造就了原告今天的功成名就，喝水理应不忘挖井人，吴文标与陈伟民经营思路的差异不应该殃及无辜，作为律师不应该挑起和激化当事人矛盾而应该学会化解矛盾。原告对陈伟民以及其他委托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全部驳回。 被告周志平辩称，被告周志平只是原告的名义上的总经理，对原告并无实际控制权和管理权，被告周志平的行为与原告的经济损失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陈伟民才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在《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入驻企业合作合同》、《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均系公司做出决定，并不是被告周志平做出决定，且有些情况被告周志平并不知情，并没有原告所言的“串通”。董事会决定之后，由被告周志平执行，这是公司正常的经营程序，并不是原告所说的“串通”。因此，要求被告周志平承担64150266元的经济损失和利息损失9196592元的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公司董事长与经理进行职务行为，无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被告周志平作为原告名义上的总经理，在上述备忘录上签字，上述备忘录不是合同，仅系合同的准备，被告周志平只是作为公司的实际承办人，与其他公司签订合同。其他公司，比如联大董事长陈伟民，不可能同时签两个公司的名，被告周志平仅系为了在形式上做到不是同一个人签字。当然，既然各方已经在合同上盖章，谁签了字并不影响效力。由于印章并不在周志平处，盖章的行为、被告周志平的签字仅系职务行为。根据公司法规定，原告要提供明确证据证明被告周志平的行为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具体系多少，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被告周志平给原告造成了多少损失。请法庭驳回对被告周志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周暨甬答辩称，被告周暨甬担任中层管理人员，是否系高级管理人员仍是问题。而被告周暨甬在《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上签名，系与被告周志平一起参与公司谈判，谈判结束之后周暨甬参与签字，亦是职务行为。上述备忘录仅系合作意向，并非协议，按照规定需要另行签订合同。至于上述备忘录具有哪些效力，既然已经执行多年，故应当以房屋租赁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为准。被告周暨甬在公司占有0.7154%的股份，算不上大股东，不具有发言权，亦不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被告周暨甬并未实际参与联大公司的管理经营，在实施过程中亦未参与联大公司的实际交易，故谈不上通过交易损害原告利益。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周暨甬对原告造成了多少损失，应在多少范围内承担责任。综上，被告周暨甬不存在任何关联交易的行为，仅系在公司的工作过程中作出了职务行为。因此，无需承担所谓的公司关联交易损失的责任。请法院驳回原告康达公司对被告周暨甬的诉请。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 原告康达公司系一家从事汽车销售等相关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13年8月16日，其股东情况为：康桥集团持有49.08%股份、华菱投资持有康达公司24.5%股份、陈伟民、周志平等38名自然人持有剩余26.24%股份。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销售、维修，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汽车租赁、装潢、技术服务及汽车物业管理服务等。康达公司的章程第二十四条载明：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1、负责召集股东会，向股东会报告工作、提案并执行股东会决议；2、执行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3、制订公司的员工年终奖金及员工分红制度、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以及弥补亏损方案；4、制订公司增减注册资本及公司改制方案；5、拟定公司合资、合作、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或延长的方案；6、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7、聘任或解聘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并决定其报酬事项；8、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9、议决公司重大事宜；10、股东会授与的其他职权。章程第二十八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的一般决议事项经过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能生效，但下列重大事项之决议须经全体董事五分之四以上同意通过后始生效：1、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2…6、土地、厂房、主要资产之买卖、租赁；7…章程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各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私利；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将公司资产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它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如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查明，被告陈伟民自1999年9月14日起担任原告康达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职务，被告周治平在原告康达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被告周暨甬担任副总经理职务。2012年12月22日，原告康达公司召开董事会，免去陈伟民的康达公司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相关变更内容经工商登记确认。 联大公司系成立于2008年4月10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二手车、汽车零配件、汽车装潢用品、汽车租赁等，公司股东包括陈伟民等33名自然人，其中陈伟民系最大股东，持有19.5307%股份；金作飞持有7.8838%股份，沈黎明持有4.5071%股份，周志平持有3.5055%股份、周暨甬持有0.7154%股份。双叶公司系联大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被告陈伟民系联大公司、双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09年12月28日，原告康达公司与万国公司、江铃公司、联大公司、双叶公司签订《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一份，约定，经合同主体所涉公司多次深入研讨，就联合投资汽车互联网、发展人力资源事业达成合作备忘录：1、对由各家公司中层干部投资的全球汽车网、杭州良渚大学生汽车产业创业园（工商注册为：联大公司、双叶公司，康达公司、万国公司、江铃公司必须全力支持，以投入人力和资金的方式共同扶持；2、杭州良渚大学生汽车产业创业园作为人才引进的培训、管理基地，康达公司、万国公司、江铃公司共同平均投入人员及改造装修、设备资金，共同免费使用，共同平均分摊维护及管理费用。园区为三家公司引进人才、培训人才、管理人才发挥作用。3、康达公司、万国公司、江铃公司租用联大公司（双叶公司）土地，并对原厂房进行改造装修和设备安装，用于奔驰4S店、沃尔沃4S店、东南三菱展厅、江铃及全顺展厅、福特展厅、康达二手车展厅、江铃二手车展厅、万国二手车展厅及三家公司汽车互联网事业部办公场所、全球汽车网展厅和办公场所，以及其他共同用的场所。4、康达公司、万国公司、江铃公司租用联大公司（双叶公司）土地厂房的租金及互联网广告投入分别为：（1）2010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康达公司571万元，万国公司393万元，江铃公司191万元，其中康达公司每年投入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等费用不低于450万元，万国公司每年投入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等费用不低于297万元，江铃公司每年投入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等费用不低于153万元。（2）2013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康达公司628.1万元；万国公司432.3万元；江铃公司210.1万元。其中康达公司每年投入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等费用不低于495万元，万国公司每年投入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用不低于326.7万元，江铃公司每年投入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等费用不低于168.3万元。（3）自2016年1月1日起，三家公司的上述费用均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递增10%，以后每隔3年递增10%，以此类推。（4）各公司若每年使用广告费额度不足上述金额时，广告费仍然按此金额收取，若每年使用额度超过此金额时，广告费依然按此金额收取，不再额外收取费用，从而鼓励各公司充分利用全球汽车网资源。5、联大公司（双叶公司）原有26000平米房产，旧房产全部由三家公司出资改造、装修及设备安装。改造后房产面积可达到45000平米左右，房产面积协商按下述方案分配使用：（1）联大公司原有26000平米房产，因改造装修和设备安装资金为康达公司、万国公司、江铃公司投入，联大公司只能使用改造后面积约为16000平米左右的房产；（2）各家公司共同支持的杭州良渚大学生汽车产业创业园（工商注册为联大公司）经营所需场所约10000平米左右的面积优先保证；（3）剩余部分共约20000平米左右可按三家公司投入资金占比分配，康达公司约占40%左右，使用面积约8000平方米，万国公司占40%左右、江铃公司占20%左右，使用面积与实际面积有差异时，协商调剂解决，多使用面积的公司可在今后新投资建设4S店（厂房）时，补给相应面积。备忘录另约定，战略合作期限为10年，从备忘录签订之日起计算。周志平、周暨甬、沈黎明、金作飞、王琪分别作为康达公司、万国公司、江铃公司、联大公司、双叶公司授权代表在备忘录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 后，康达公司作为乙方与双叶公司作为甲方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乙方所租房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厂房面积6500平米，年租金1040000元，场地面积3000平米，年租金170000元，厂房和场地租金每满三年均递增10%；租赁期限为10年，即自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租金按年分两次缴纳，每年的6月和11月各缴纳年租金的50%。甲方在2010年1月1日前交付所租房屋、电力、供水系统等，甲方保证乙方租赁场所的设施和水电等配套保持完好，符合乙方租赁用途。 此外，康达公司作为乙方与联大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入驻企业合作合同》一份，约定：本合同合作项目总金额为4500000元，每满三年项目总金额递增10%。合作项目细项和具体金额分别为：甲方为乙方提供全球汽车网关于汽车销售、零配件和装潢用品销售及其他汽车相关的网络广告服务，乙方必须每年在甲方的全球汽车网上投放新车广告、装潢用品广告、零配件广告、其他广告等各类广告费计3170000元；甲方为乙方提供全球汽车网关于汽车销售、零配件和装潢用品销售及其他汽车相关的电子商务服务，乙方必须每年使用全球汽车网的电子商务功能，并每年支付给甲方服务费200000元；甲方为乙方提供与汽车相关的活动策划服务，乙方必须每年支付给甲方策划费500000元；甲方为乙方提供资金贷款担保服务，甲方按实际担保金额的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年利率的30%向乙方收取担保管理费计年630000元。合同合作期限为10年，即自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被告周志平作为康达公司的代表人在上述合作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康达公司印章。 2010年10月18日，《浙江良渚九华汽车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选举董事、监事的决定》中载明，选举游德祥、张世和、吴文标、陈伟民、赵婉珍担任公司的董事，任期三年，陈伟民、周志平、周暨甬等自然人股东在落款处签名。 2010年10月18日，《浙江良渚九华汽车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中载明：选举赵婉珍为本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落款处全体董事包括游德祥、张世和、吴文标、陈伟民、赵婉珍在其上签字确认。 2012年6月29日，华菱投资向陈伟民所发函件中要求陈伟民就康达关联交易现况进行报告。 2012年7月13日，华菱投资向陈伟民再次所发函件中称，关联交易经营上是有其需要，但请明列目前关联交易对象间往来的项目及金额。 2012年6月27日，康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文标所签字确认的《关于康达公司7月董事会的相关问题》中载明：2012年7月17日将召开的康达公司第四届三次会议拟讨论的议题：关于九华公司的盈利思路及与康达公司的担保、租金等关联关系；中华汽车就康达公司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会计师在规章上应尊重的问题及关联交易问题（联大的人财物问题、九华的资产的无偿使用问题等）提出意见与建议。 2017年7月17日，《关于康达公司董事会四届三次会议纪要》中载明：康达与江铃、万国、联大可以提供互相担保，但融资担保的计划需报董事会审批；关于康达公司关联交易的问题，同意认可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但关联交易的明细需报请董事会认可，请王斌准备资料并在下次董事会上做专项汇报。 2012年11月29日《康达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中载明：陈伟民董事长汇报了关于九华的盈利思路，董事会一致表示认可并同意相关工作思路；联大与康达签署的571万的合同（2年前签署并签署了10年）这是重大的关联往来的事项，未在董事会上申报并获得批准；联大公司与康达公司不是母子公司的关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康达与联大公司签署的长达10年的合同没有获得董事会的通过；签约的对象彼此双方是谁，签约的有效性、合理性请在下次董事会上需提供详细资料供董事会审批，有慎重探讨的必要。董事吴文标、张世和表示：对陈伟民董事长在康达公司管理经营过程中的经营绩效、市场开展表示肯定，但对万银与康达存在的竞业禁止、关联交易问题表示基于董事会的立场无法接受。希望陈伟民董事长基于康达公司发展的共同利益能够结束万银公司专注于康达公司的业务发展。康达董事长陈伟民表示：市场发展要抱团，建立万银公司的目的是抱团发展，共同面对市场拓展。认为万银公司的成立是由于康桥集团要上市，不能为康达公司担保，康达公司面临资金面的断裂的困境，浙江康达经营团队召开会议集体研究决定成立万银公司为康达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平台，以解决康达公司面临的资金链断裂的困难。整个过程华菱股份是知情的。在康达资金融资问题上，华菱投资未提出解决办法。万银公司经营业务当中，二手车业务与卡车按揭业务是与康达公司的业务不重叠，不存在竞业禁止的问题，不损害康达公司的利益，是合法、合理、合情的。如果董事吴文标、张世和无法接受万银公司，则希望好聚好散，希望大股东收购自然人在康达、九华的股份，完成收购后，陈伟民不再持有康达公司股份，自然卸任康达公司的董事长职务。 2012年12月22日，康达公司召开董事会，参加人包括陈伟民、吴文标、游德祥、张世和、汤爱标、胡文龙、周志平，并决议：免去陈伟民的康达公司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的职务，选举吴文标为康达公司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张世和为康达公司副董事长，陈伟民和周志平对上述决议内容不同意，理由为该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不能形成决议；同时，该会议决议原董事长陈伟民的离任审计工作由董事会指定的审计师事务所负责，董事会同时请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对公司进行财务审计，进行实质审查，以全面调查、掌握公司财务体系与资产价值。 2013年2月2日康达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载明：关于康达公司与联大公司、双叶公司的关联交易问题，目前资料显示涉及金额四千余万元。另有10年的租赁合同，年租金571万元，租金每年递增10%，此合同的签署人为周志平总经理，周总经理表示系原董事长陈伟民要求签署。对于康达公司与联大公司、双叶公司等的关联交易问题及相关细节，前董事长陈伟民未向董事会汇报，董事会其他成员均不知情。要求经管会就此问题在下次董事会上做详细报告再做决定。 因原告申请，经摇号确定，本院委托了杭州永信工程造价审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对杭州良渚大学生汽车产业创业园（地址为杭州市莫干山路1801-1803号）中康达公司所支付的工程款金额进行了鉴定，经鉴定，工程款金额为42136393.1元。 因原告申请，经摇号确定，本院委托了浙江恒基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杭州良渚大学生汽车产业创业园（地址为杭州市莫干山路1801-1803号）部分房屋（房屋范围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租金市场价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8000平方米房屋（其中E号奔驰店一二楼3490平方米，A号楼一楼713.7平方米、二楼122.3平方米，C号楼一楼1211.5平方米、二楼2462.5平方米）市场租赁价值为：2010年的年租金为1764864元，2011年的年租金为1826634元，2012年的年租金为1890566元，2013年的年租金为1956736元，2014年的年租金为2025222元，2015年的年租金为2096105元，2016年的年租金为2169468元，2017年的年租金为2245400元，2018年的年租金为2323989元，2019年的年租金为2405328元；3490平方米房屋市场租赁价值分别为：2010年的年租金为1072128元，2011年的年租金为1109652元，2012年的年租金为1148490元，2013年的年租金为1188687元，2014年的年租金为1230292元，2015年的年租金为1273352元，2016年的年租金为1317919元，2017年的年租金为1364046元，2018年的年租金为1411788元，2019年的年租金为1461200元。 因原告申请，本院委托了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双方争议的合同中所约定的广告费每年317万元、电子商务服务费每年20万元、策划费每年50万元与2010年、2011年、2012年的市场价是否相符合进行评估鉴定，2018年5月7日，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回函称：对需要评估的相关信息进行初步查询，因数据库有限，无法采集到2010年左右与广告费、电子商务费、汽车销售、零配件、装潢用品销售等相关信息，故无法完成法院的委托鉴定。 陈伟民在联大公司所持19.5307%股份中，有一部分系代齐必强等持有。 康达公司已支付三年租金为363万元。审理中，各方达成一致意见确认实际租赁使用的起始时间为2010年6月。2016年3月29日，良渚九华从案涉租赁房屋中搬出马哈制动测试台、台虎钳、平板举升机、扒胎机等设备及家具，并于2016年4月3日从案涉租赁房屋中搬出办公桌、椅、电脑、电视机、茶几等物件。 康达公司已支付三年的广告费、电子商务服务费、策划费共计1161万元，康达公司陈述自2013年1月1日开始，双方未再履行有关广告、策划、电子商务三项服务，但各被告认可自2013年年底以后，有关广告、策划、电子商务三项服务双方停止了履行。 各方一致认可，双叶公司为康达公司提供担保服务的时间为自2010年1月20日至2013年1月19日，共三年，且康达公司对每年63万元的担保费无异议，并已支付了三年的担保费189万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是关联交易，第一、从身份上而言，案涉《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入驻企业合作合同》，系康达公司与双叶公司、联大公司所签订，陈伟民是康达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负责康达公司的日常经营，也是康达公司的股东，持有5.4273%的股份；同时，陈伟民又是联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持有联大公司19.5307%股份；双叶公司是联大公司投资100%所设立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陈伟民，故上述《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入驻企业合作合同》所涉交易主体，符合关联交易的主体特征。第二、从交易的内容中，战略合同备忘录中约定联大公司（双叶公司）原有26000平米房产，旧房产全部由三家公司（康达公司、江铃公司、万国公司）出资改造装修及设备安装。改造后房产面积可达到45000平米左右。就改造后的房屋，由康达公司、万国公司、江铃公司部分有偿承租。后，康达公司作为乙方与双叶公司作为甲方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乙方所租房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厂房面积6500平米，年租金1040000元（即为每天每平方0.43元），场地面积3000平米，年租金170000元（即为每天每平方0.155元）。合同签订后，康达已经按照《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入驻企业合作合同》，履行了支付部分房屋租金、策划费等义务，从上述内容看，联大（双叶）与康达公司、万国公司、江铃公司均存在具体的关联交易。 二、关于康达的股东是否对关联交易知情并同意。2019年4月29日起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一条规定：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请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了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履行法定程序不能豁免关联交易赔偿责任。而本案的关联交易未经得股东会同意，即使康达公司的股东对关联交易知情并同意，也不能作为豁免关联交易赔偿责任的理由和依据，对被告该抗辩意见难以采纳。 三、关于康达公司是否存在不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日常经营决策由陈伟民一人决定的惯例，该惯例与各被告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之间的关系。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康达公司的章程第三十五条也规定了公司董事、监事、各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私利，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将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如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关联交易必须经股东会的同意，此乃必经程序，即使根据康达公司提供的2009年至2012年董事会会议资料，康达公司召开董事会的频率极低，存在日常经营决策由陈伟民等管理层决定的情形。但是关联交易不同于康达公司其他经营事项的决策，根据公司法规定，关联交易必须经股东会的同意方可进行，属于禁止性规定，即使存在陈伟民等管理人员自行决策的惯例，对于关联交易不应适用，陈伟民等管理人员还是应当汇报董事会或股东会。如陈伟民等经营管理人员未进行汇报即进行关联交易，则该些管理人员有过错。从原告提供的录音资料看，康达公司的股东对《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入驻企业合作合同》的细节并不完全清楚。被告陈伟民等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关联交易的细节均已汇报股东会或董事会。而2019年4月29日起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一条规定：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请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了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履行法定程序不能豁免关联交易赔偿责任。更何况，本案的关联交易未经得股东会同意。被告关于康达公司存在不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日常经营决策由陈伟民一人决定的惯例，故各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本院无法采纳。 四、原告是否因关联交易受损。 原告投资42136393.1元在双叶公司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上（杭州市余杭区）为双叶公司建造了厂房，但原告所得回报为8000平方米厂房的有偿租赁权。租赁价格为前三年每年121万元，此后每三年在此前的租金基础上递增10%。该租赁合同所涉8000平方米面积及具体位置，在委托鉴定时各方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中E号奔驰店一二楼3490平方米，A号楼一楼713.7平方米、二楼122.3平方米，C号楼一楼1211.5平方米、二楼2462.5平方米。经本院委托鉴定后，鉴定意见为：2010年的年租金为1764864元，2011年的年租金为1826634元，2012年的年租金为1890566元，2013年的年租金为1956736元，2014年的年租金为2025222元，2015年的年租金为2096105元，2016年的年租金为2169468元，2017年的年租金为2245400元，2018年的年租金为2323989元，2019年的年租金为2405328元；经将双方约定的租金与市场价对比，可见租赁合同所定的租金低于市场价，但与原告所投入建房的资金金额相比，该每年50万元左右的低价租金收益对原告而言并不具有对价、平衡的利益回报，该《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对于原告而言显失公平，原告的利益显然受损，而联大公司、双叶公司却得到了相应的较大的利益。故对于原告康达公司要求撤销《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中涉及房屋租赁的权利义务约定、《房屋场地租赁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 五、关于原告的撤销合同主张是否已超过除斥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关联交易本身是中性概念，它极可能产生损害公司利益的结果，也可能给交易各方都带来利益，甚至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康达公司的董事吴文标、张世和等虽然在2010年10月时因为在勾庄路131号参加浙江良渚九华汽车有限公司（奔驰4S店）的董事会而知晓浙江良渚九华汽车有限公司的奔驰4S店租用双叶公司的房屋经营，但是对该租赁的价格是否公允、双叶公司的厂房需要由康达公司出资改造且改造所投入资金为42136393.1元并不必然知悉。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至2012年6月，康达公司的董事包括吴文标和张世和等才开始关注到案涉关联交易，并要求陈伟民等汇报案涉关联交易的细节，也即从2012年6月开始，康达公司意识到案涉关联交易可能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但是根据录音显示，直至2012年11月29日的董事会会议上，康达公司的董事吴文标和张世和尚在了解案涉关联交易的租金情况、签约主体、项目内容，仅意识到租金金额及广告费等可能存在对康达公司不合理的情形，并要求下次董事会就康达公司与联大公司（双叶公司）的签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研究，如果觉得合理性有问题，必须做出相应调整。2012年12月22日，康达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免除了陈伟民在康达公司的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职务。但是对于由康达公司出资42136393.1元建造双叶公司厂房的事宜，从现有的证据材料中，无法反映出2012年董事会曾涉及该项内容，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康达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同意该42136393.1元的出资决定。故此，康达公司于2013年12月19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案涉《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入驻企业合作合同》以及《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并要求陈伟民等赔偿损失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后原告于2015年12月19日撤诉，随后又起诉。因2013年12月的第一次诉讼中，相应的起诉状副本已经送达给了对方之后，原告康达公司再撤诉，行使形成权的意思表示已送达到对方，应认定原告康达公司已行使了形成权。2015年12月24日，原告再次起诉，不是再次以诉讼方式行使形成权，而是诉请法院确认其前诉行使形成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故不受除斥期间限制。 六、关于租赁部分康达公司所主张的赔偿金额的合理性。 康达公司因案涉关联交易投入资金42136393.1元用于在双叶公司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上（杭州市余杭区）为双叶公司建造了厂房，虽然因此康达公司获得了8000平方米厂房的有偿租赁使用权，且租金低于市场价约三分之一，但康达公司的投入与该投入的所产生的利益不成正比，该42136393.1元建房资金加上原告康达公司已付租金3630000元减去原告应当按市场价应支付的租金，则属于康达公司的损失。关于租赁期限，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已达成一致意见：从2010年6月开始实际租赁。关于腾退时间，原告康达公司主张2016年4月3日原告康达公司已全部腾退案涉租赁场地，各被告陈述从2016年4月3日原告康达公司搬出办公用品、物品等后，原告未再搬出物品，但认为奔驰店内部上锁，未向被告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原告则认为，2016年4月3日最后一次搬物品离开案涉租赁场所时，其需向被告出具相关清单，则说明案涉场所已在被告的实际掌控之下。对于该租赁终止期，因为原告在2016年4月3日时已实际搬空，原告的行为已明确表明其不再继续履行该租赁合同，在该租赁合同显失公平损害原告的利益，需被撤销的情形下，本院认定租赁到期日为2016年4月3日。 因康达公司已付三年的租金计363万元，康达公司实际租赁使用厂房的时间为自2010年6月至2016年4月3日，计70个月，按照鉴定意见，自2010年6月至2016年4月3日的案涉双方一致确认的8000平方米房屋租金市场价为1764864元/年÷12月×7月+1826634元+1890566元+1956736元+2025222元+2096105元+2169468元/年÷12月×3月=11367134元。原告因案涉租赁合同所受的损失为42136393.1元+3630000元-11367134元=34399259.1元。 对于原告康达公司所主张的利息损失，因该损失系被告所造成，对该部分请求予以支持，利息损失的计算方式为以34399259.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4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七、关于《入驻企业合作合同》及《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中涉及《入驻企业合作合同》的广告费、电子商务服务费、策划费内容是否应撤销、原告康达公司因此的损失范围。 因康达公司对广告费、电子商务服务费、策划费的公平性提出了异议，认为所涉广告费、策划费、电子商务服务费不合理，损害了原告康达公司的利益，原告康达公司在罢免了陈伟民后，即停止了支付上述三项费用，各被告也承认自2013年12月底后，因各方发生争议，广告、策划、电子商务三项服务内容实际已停止，被告联大公司未再向原告提供上述三项服务。因对《入驻企业合作合同》中的广告费、电子商务服务费、策划费的价格合理性无法鉴定，故本院无法确定该三项收费内容损害了原告康达公司的利益。对担保费，双方认可联大公司、双叶公司确实为康达公司提供了担保，对于担保费金额，康达公司亦无异议，故担保费部分合同内容有效，在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广告费、电子商务服务费、策划费不合理且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下，对原告要求撤销《入驻企业合作合同》及《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中涉及《入驻企业合作合同》约定内容的主张难以支持。 八、关于被告陈伟民、被告周志平、被告周暨甬的责任问题。 原告主张被告周志平、被告周暨甬与被告陈伟民构成共同侵权，应对被告陈伟民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原告康达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案件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主张被告陈伟民承担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陈伟民在案涉合同签订期间担任原告康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被告周志平在案涉合同签订期间担任原告康达公司董事及总经理职务，均系公司董事高管；根据原告康达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涉及土地、厂房、主要资产之买卖、租赁须经公司董事会全体五分之四董事以上同意后方能生效，而本案所涉康达公司租赁双叶公司土地并未经过原告康达公司董事会决议，相关交易实际违反了康达公司的章程规定。被告周志平在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符合章程规定的有效决议的情况下，直接签订案涉合同，被告陈伟民则促成案涉关联交易，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且两者在被告联大公司也持有股份，故陈伟民促成案涉关联交易、被告周志平直接实施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且构成关联交易，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周志平是否与被告陈伟民构成共同侵权，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之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被告陈伟民与被告周志平的侵权行为均指向签订案涉合同这一内容，尽管无证据证明两主体之间存在共同故意，但两主体分别担任原告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各自的行为均促进了本案侵权行为的发生，故应认定被告陈伟民与被告周志平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两者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但被告周暨甬只是担任销售的副总，不是康达公司的高管，不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主体要求，对原告康达公司要求周暨甬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九、关于双叶公司和联大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案涉关联交易损害了原告康达公司的利益，双叶公司和联大公司是此次关联交易的受益方，在《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中涉及房屋租赁的权利义务约定、《房屋场地租赁合同》被撤销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叶公司和联大公司通过签订案涉战略合作备忘及房屋租赁合同，损害了原告康达公司的利益，应当赔偿康达公司相应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二条规定：关联交易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公司没有起诉合同相对方的，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联大公司、双叶公司应当对上述康达公司的34399259.1元损失及相应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十、关于被告沈黎明、被告金作飞、被告王琪的赔偿责任问题。 被告沈黎明以万国公司的代表身份、被告金作飞以江铃公司的代表身份在《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上签名。被告王琪以联大公司、双叶公司代表的身份在《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入驻企业合作合同》上签名，三者均是关联交易对外合同相对方的代表，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对本案关联交易不具有赔偿的法律依据，对于原告康达公司要求被告沈黎明、被告金作飞、被告王琪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与第三人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28日签订的《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中关于房屋租赁部分的内容。 二、撤销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 三、被告陈伟民、被告周志平、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款项34399259.1元。 四、被告陈伟民、被告周志平、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相应利息损失（以34399259.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4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五、驳回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要求撤销其与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入驻企业合作合同》及2009年12月28日其与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互联网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中关于全球汽车网、广告费、电子商务合作事宜内容的相关权利义务约定的诉讼请求。 六、驳回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对被告沈黎明、被告王琪、被告金作飞、被告周暨甬的诉讼请求。 七、驳回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陈伟民、被告周志平、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收取计40853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13534元，由被告陈伟民、被告周志平、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96600元，由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负担216934元。 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陈伟民、被告周志平、被告浙江联大汽车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浙江双叶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金鸿鹏 审判员  方素平 审判员  曾碧莲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游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