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民终259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任杏岳，女，住浙江省奉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才元、杨超，均系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金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海逸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邱锦彪，董事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邱锦彪，男，汉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鹏，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向阳，广东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 法定代表人：周彤，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广东卓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奔，男，系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负责人：林明松。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菲，女，系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聪，男，系该公司职员。 一审第三人：深圳市华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舒曼，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强，广东华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杏岳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金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晖公司）、邱锦彪、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南山支行）、一审第三人深圳市华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担保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房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杏岳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15）深中法房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万科公司为金晖公司应向任杏岳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8000万元为限）。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回避了万科公司系建行南山支行该笔扣款的直接受益人这一基本事实，将所谓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之间支付条件是否成就这一原本不是《三方协议》约定的内容，硬塞进为《三方协议》的付款前置条件。2011年初，因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之间的合作项目“南苑新村及渔一村旧改物业拆迁工程”急需资金，在征得万科公司的同意后，金晖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邱锦年与任杏岳于2011年1月30日签署了《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约定，任杏岳向金晖公司及邱锦彪提供借款6000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月利率为1.7%。《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借款用途：本合同项下的借款为全部用于南苑新村及渔一村旧改物业拆迁。”同时，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均向任杏岳口头承诺该《借款合同》的按期还款不会有问题，将以万科公司付给金晖公司的合作款项作为《借款合同》项下的保障，及时还款。为此金晖公司、万科公司与原告任杏岳于同日2011年1月30日还另行签署了一份《三方协议》。该《三方协议》载明：“为保障丙方（注：即任杏岳）的债权”，万科公司将其应支付给金晖公司的合作款项通过（万科公司当时实际控股80%股权的）深圳市金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2年6月5日起更名为：深圳市万科南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南苑公司，万科公司持股100%）支付至金晖公司的账户【开户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南山支行，户名为：深圳市金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x】，支付金额以人民币8000万元为限。三方均明确知晓：该指定的收款账户，名为金晖集团户名、实为金晖公司与任杏岳共管监控的账户（u盾及密码由任杏岳掌管控制）。任杏岳于2011年1月31日委托华融担保公司向金晖公司支付了《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6000万元人民币。因金晖公司一直未能偿还债务，而万科公司不仅未按《三方协议》付款而且拒绝向任杏岳给予任何解释，任杏岳不得已，于2013年2月以金晖公司、邱锦彪、万科公司为共同被告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而万科公司即使在诉讼中也仍无意履行《三方协议》项下书面承诺的付款义务，为了拖延诉讼，毫无理由地提出了管辖异议，要求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当其管辖异议请求被驳回后，万科公司又提起了上诉（2013年11月被驳回）。在此管辖异议的上诉期间，为了恶意逃避本案《三方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万科公司事先布局、操控建行南山支行，于2013年8月29日实施了一起虚假还债，企图“一石二鸟”的行为，将实为偿还另一债权人建行南山支行的8000万元，精心伪装成支付本案《三方协议》项下的8000万元款项，由万科公司与建行南山支行同步操作、有机配合，万科公司的8000万元款项（分8笔1000万元）通过其下属的（持有100%股权的）万科南苑公司汇入《三方协议》指定账户，瞬间即由建行南山支行扣划。万科公司支付该8000万元，事前与事后均未向任杏岳进行任何的告知，刻意对此隐瞒。直至2013年12月19日，证据交换时，万科公司方称已经支付过该8000万元。经任杏岳申请追加建行南山支行为本案被告后，建行南山支行提供的证据材料称，该扣划的8000万元人民币已用以偿还金晖公司（抵押担保人为万科南苑公司）所欠深圳建行的债务。万科南苑公司系万科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万科南苑公司系金晖公司向建行借款的连带责任的担保人，故万科公司系建行南山支行此笔款项扣款的直接受益人，履行了该建行贷款项下的担保责任。一审对于这一重要的基本事实，只字不提，予以了回避。相反，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中，包括所谓“万科公司一方已代付应由金晖公司承担的各类拆迁补偿款共计约64330.9万元。已代垫税费、司法扣划及其他款项共计6791.5万元。此外，在项目收购前公司存在诸多债务，部分债权人已以诉讼方式向项目公司提出索赔（暂未实际支付），金额共计11611万元……,万科公司不再负有向金晖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的义务”。而该事实的认定，不知从何而来？开庭前及开庭时，任杏岳从未见任何这方面的材料。庭后，也从未通知我方进行质证，如此“认定事实”，直接、严重地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万科公司根本没有履行《三方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1、万科公司丝毫没有履行《三方协议》项下义务的迹象和诚意；如前所述，万科公司根本没有履行此前担保的8000万元付款义务，并且以付款条件不具备、只对金晖公司负责等种种说法进行推辞而拒绝付款；并且对于其与金晖公司之间的项目进程及相关结算的情况，自始至终不向我方进行任何的信息披露。直至我方提起诉讼，仍以提出管辖异议并上诉的方式来继续拖延债务履行的期限。2、对于金晖公司（借款人）、万科南苑公司（连带保证人，万科公司全资子公司）下欠深圳建行3.5亿元的担保债务情形，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一同事前及事后一直对任杏岳进行了隐瞒，误导将本案还款监管账户设在建行。而该账户恰恰是与建行该笔贷款关联的账户。一审中，建行南山支行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提款通知书》（建行材料右上角编码为1293）、《贷款转存凭证》（建行材料右上角编码为1295）均载明：金晖公司的贷款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金晖公司的存款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而本案《三方协议》项下所设置的监管账户恰恰与金晖公司2010年向建行借款（由万科南苑公司提供担保）而设在建行的存款账户为同一账户。关于这一点，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是本案民间借款前明知的，并对任杏岳故意进行了隐瞒。另，监管账户中8000万元经建行扣划转至的账户，恰恰又与金晖集团2010年向建行借款（万科南苑公司担保）而设在建行的贷款账户为同一账户---这足以说明，这8000万元就是为了归还建行的贷款，与《三方协议》的履行无关。明知将本案民间借贷的还款账户设在建行，将可能导致本案出借人权益的落空，万科公司不进行任何审慎善意的提示，至少也是一种间接故意，缺乏最基本的诚信。3、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已经商议将双方之间结算的账户变更至华夏银行，结算合作款项根本不进《三方协议》项下的监管账户。万科公司配合金晖公司刻意对任杏岳进行了信息封锁，导致《三方协议》项下的监管账户名存实亡，进一步说明万科南苑公司所付的8000万元，根本不是履行《三方协议》，而是履行建行贷款项下的保证连带责任。万科公司在（发回重审前的）一审中，突然披露了一证据资料，作为其不履行《三方协议》义务和不接受“债权转让”的“抗辩理由”：2012年8月，金晖公司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编号为SZxxxxxxxxxxxx-xx的《质押合同》，将其与万科公司签署的《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项下的“现应收账款余额为4.7亿元”全部质押给华夏银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初始登记”。该质押登记的两份资料《应收账款全部质押确认函》和《划款账户通知函》均以公证送达的形式，送达给了万科公司。万科公司认可了该质押手续及公证文书，并在本案诉讼中作为其抗辩的依据。但万科公司提供的《划款账户通知函》恰恰漏出了马脚：在未征得任杏岳的同意、甚至是在刻意隐瞒的情形下，万科公司已配合金晖公司变更了合作款项的结算账户---《三方协议》项下监管账户已经实际废止，万科公司汇入的款项已与《三方协议》无关（而是清偿建行贷款项下的连带责任）。金晖公司公证送达给万科公司的《划款账户通知函》原文为：“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鉴于我公司正与贵公司合作开发南苑新村和渔一村旧改项目，我公司可获得相应合作收益，为稳定合作权益，请贵公司将上述合作项目项下所有应付收益款项支付至以下账户，户名：深圳市金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账号：xxxxxxxxxxxx，开户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此账户是我公司与贵公司签署的《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项下应结算款项的唯一收款账户，并在以后不再变更，请贵公司妥善保存。本通知函一式两份，一份经贵公司签收后交回我公司，一份由贵公司留存。特此通知。深圳市金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8月1日”。三、（发回重审前的）一审期间，万科公司悄悄地通过下属的万科南苑公司支付至金晖集团（共管账户）的8000万元，与本案《三方协议》的履行无关，其实质目的是部分偿还了万科南苑公司与金晖公司共同所欠深圳建行的担保借款债务（却又精心将此举伪装为履行本案《三方协议》项下义务）。一审中建行南山支行当庭确认了真实性的共管账户的《账户明细资料》反映2013年8月29日的资金进出流水情形极其蹊跷，明显体现出万科公司与建行的共谋与同步，当日15时20分37秒建行南山支行在该账户试探性地扣划1万元整（称之为“特种转账”），约15分钟后，15时36分14秒万科南苑公司转入该账户8000万元，1分钟后，该8000万元又由建行南山支行操作转回万科南苑公司，停顿41分钟后，16时18分48秒万科公司开始分8笔，每笔1000万元（累计8000万元）再次转入该账户：每转入一笔1000万元，建行南山支行就扣划一笔，转入与扣划的间隔不到一分钟；再间隔3、4分钟后，万科公司又转第二笔，建行南山支行就又扣划一笔，转入与扣划的间隔仍不到一分钟；如此循环，连续8次，从16时18分48秒开始至16时39分10秒止，20分钟内，8笔款项，万科公司与建行南山支行同步操作，共同完成了这一汇入与扣划转出的无缝对接。（发回重审前的）一审庭审时，法庭询问建行南山支行，为何15时36分14秒万科南苑公司转入该账户8000万元，1分钟后，该8000万元又由建行南山支行操作转回万科南苑公司，建行南山支行回答是其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建行南山支行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金晖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称“深圳建行”）于2010年1月7日签订了《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由深圳建行向金晖公司提供贷款3.5亿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叁年。该合同约定，贷款方有权从金晖公司在建行系统开立的账户中划收人民币或其他币种的相应款项，深圳建行授权其下属的建行南山支行为经办行。而万科南苑公司（万科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系深圳建行该笔《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担保人/抵押人。故万科公司是偿还建行债务的义务者也是受益者。还需特别说明的是，金晖公司有欠建行巨额贷款未清一事，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都刻意一直对我方予以隐瞒（反之，我方也不会同意以金晖公司的建行账户为共管账户）。该《账户明细查询》资料显示除了2013年08月29日当日之外，建行南山支行从未在该账户中扣划过分文，这足以说明建行南山支行此前根本就未特别关注该账户。建行南山支行绝对不是碰巧扣划到这8000万元，而是建行与万科公司策划商议好的、有备而来的同步行动。建行与万科公司均知晓，该共管账户是在被上诉人的监管下的，该账户的U盾也掌握在被上诉人处，理论上讲，被上诉人是可以操控该账户的资金。正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为了避免扣划账户可能遇到的技术上的不确定性而稍微需留有一定的技术处理时间，故当日下午先由建行试探性地从该监管账户中扣划1万元，扣划成功后告知万科公司，万科公司紧接着从万科南苑公司账户中转入该监管账户8000万元，这时，建行本可按其共谋“良策”瞬间直接扣划走此8000万元，但由于过度紧张，以至于建行操作人员手忙脚乱，居然反向操作，将该8000万元款项退回至万科南苑公司账户中---这也就是建行当庭承认的“建行操作失误”。据悉，由于建行的“操作失误”，万科公司与建行一方面担心被债权人任杏岳当即知道，一方面又觉得任杏岳不会那么巧当即知道；一方面担心当天不继续的话，夜长梦多，任杏岳察觉后，万科公司与建行的策划再也无法奏效，一方面又担心任杏岳若已察觉，8000万若再次一次性划款，风险太大。如此经历犹豫、商议与反复，万科公司与建行最终决定，8000万元分8笔每笔1000万元进行。上述背景获悉与分析是符合生活和社会常识性的经验的，是符合证据规则的明确规定的。若没有共谋策划，何来如此的同步。万科公司与建行均没有做出任何其他合理的解释。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我方既无继续举证的条件也无继续举证的必要，万科公司与建行完全有举证能力而不举证，只能说明根本就没有相反的证据，这足以证明万科公司与建行之间的事前合意一致，是为了偿还建行贷款项下的扣划的实现，同时企图恶意逃避本案的债务。四、履行合同义务本应遵循合同法规定，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若因没有履行通知义务而导致合同目的落空的也应视为没有履行或履行不当。8000万元支付事前事后，万科公司均没有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万科公司一直声称《三方协议》中没有约定万科公司有通知的义务，企图将自己瞒天过海的行为合法化，但通知义务是最基本的商业交易规则，协议上是否约定，并不能否认履行义务必须承担附随的通知义务。通知义务是合同交易的附随义务，是法定的义务。《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二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而《三方协议》开宗明义约定了合同目的是“为了保障丙方（即出借人任杏岳）的债权”，从最基本的审慎考虑，万科公司汇款不应不通知任杏岳，其明知金晖公司欠建行巨额债务。诉讼中，万科公司若为了摆脱诉讼而履行义务，岂有汇款事前事后均不通知之理，岂有向任杏岳履行了义务却刻意隐瞒之理，这并非善意履约。值得关注的是，（发回重审前）第一次开庭时，金晖公司也表示，对该8000万元的支付不知情，万科公司事前事后均没有告知和解释，金晖公司当庭也并没有认同该8000万元是万科公司偿还本案被上诉人的款项。只是第二次开庭时，金晖公司方改口称该8000万元是合作款项。但当任杏岳和法庭询问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对此笔汇款的性质是否有书面确认文件时，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均拒绝回答。由上，万科公司划款却刻意不让任杏岳知晓，足以判断万科公司与建行串通进行的该笔闪电式划款，决不是履行《三方协议》项下的义务。合同法规定了通知的义务，事前通知和事后通知均必须履行，这是履行合同必备的法定义务，由于这法定义务的不履行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只能视为履行不当或没有履行义务。况且，由于万科公司与建行是同步操作、无缝对接的，社会常识提示我方，这是万科公司与建行精心策划、嘲弄善良人群智商的“小聪明”。五、从债务的形成来源，万科公司是导致借款实际发生的根本因素，是共同债务的二位共同形成者之一，金晖公司或万科公司任何一方偿还该笔债务均可，本案债务原本就是连带债务。万科公司为金晖公司向任杏岳提供了非典型性的保证和应收账款质押的承诺：1、万科公司是本案借款所涉项目的合作者、是本案民间借贷的共同受益人；2、正是基于万科公司的信用保障和应收账款质押配合承诺，本案所涉被上诉人的款项6000万元本金方得以实际出借;3、万科公司是建行贷款项下债务清偿的受益人，无论从减轻直接债务从而减轻担保债务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直接履行担保债务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取得建行配合释放万科南苑公司的抵押物的角度出发，万科公司均是实际受益人。故万科公司的“8000万元还款”显然实际目的是用于偿还建行贷款项下的担保借款，而不是本案《三方协议》项下的还款。六、万科公司所谓与金晖公司结算条件尚不具备从而不应承担《三方协议》项下义务的说法，实属逻辑混乱的诡辩。万科公司拒绝承担付款义务却以合作款项未到达结算条件为由---这是无法对我方进行抗辩的。首先，金晖公司为甲方、万科公司为乙方、任杏岳为丙方，2011年1月30日签署的《三方协议》明确记载：“鉴于甲丙双方于2011年1月30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华融借字2011xxxx号《借款合同》，合同最高额度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最长期限为六个月。……为保障丙方的债权……。”故，万科公司是明知借款合同的期限最长是六个月，六个月内必须归还本息。万科公司是对丙方债权进行了保障承诺的，该保障承诺是在六个月内必须兑现的。提供了承诺，对于还款就必须有合理的预计。反之，事后以所谓的应收账款未到期进行推诿，就是故意的误导、商业不诚信，也必须承担清偿责任。更何况，万科公司与金辉公司串通，对于其与金晖公司合作款项的支付情况完全不予披露，万科公司没有体现出履行《三方协议》合同项下义务的任何诚意和迹象。七、判令万科公司在8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具有合法合理合约的依据。1、万科公司上诉声称：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或合同明确约定，承担连带责任就没有依据，本案万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万科公司此观点是根本错误的，首先承担连带责任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说法，仅仅是学理上不严谨的说法，这本身并非法律的规定。应从连带责任的形成上加以分析，法律并没有做禁止性规定。确切地说，法律对于普遍存在的一些情形作出了连带责任承担的规定，但不意味着，仅仅只有这些情形，没有明确规定时，就不可以承担连带责任。如，司法解释本身并不是法律，却就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需承担连带责任的一些情形，作出了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司法解释并不是通过立法程序作出的，而是在对于法律适用中作出符合法律精神的细则规定。又如，不真正连带责任，法律上并没有作出规定，司法解释也没有明文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均作为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2、从本案债务形成上分析，遵循诚信公平的原则，万科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万科公司没有任何理由在两笔借款中重复受益。债的形成原因，若均有义务来还，一方清掉，另一方无需重复清偿，反之，均有义务清偿，这就是债的连带特征；没有还债，就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万科公司是项目的开发合作者，是本案民间借贷资金借入方的受益人，同时也是建行贷款项下的保证人，是建行贷款项下债务清偿的受益人，况且，汇入的8000万元款项，已经冲抵了建行贷款项下的债务。3、万科公司在《三方协议》项下的承诺，属于非典型性的保证和应收账款质押承诺，依约和依法，万科公司均应承担连带责任。首先，万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与《三方协议》的合同目的一致，即符合当事人的约定。原《三方协议》所约定的监管账户，由于事后才发现受被金晖公司、万科公司故意隐瞒的建行贷款债务所累，同时又因为诉讼前，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已决定更改了结算账户（却对任杏岳隐瞒），故继续将其原三方约定的账户作为本案收款账户，显然违背《三方协议》所确定的“保障丙方债权”的宗旨。而万科公司将8000万元直接汇入任杏岳的账户中（即在8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没有实际加重万科公司的义务，万科公司可在与金晖公司的结算中冲抵。故在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金晖公司、万科公司的利益情形下，万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才能符合“保障丙方债权”的宗旨，符合《三方协议》、符合当事人的约定。此外，万科公司与金晖公司约定的8000万元的合作款项的支付，属于应收账款的质押（虽然没有进行质押登记，但这仅仅涉及可否对抗第三人的问题，并不影响质押的效力）。《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质权人向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行使质权时，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拒绝的，质权人可以起诉出质人和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也可以单独起诉出质债权的债务人”。这显然就是连带责任的规定，具体到本案，我方即质权人、金晖公司为出质人、万科公司为出质债权（金晖集团）的债务人。任杏岳可以单独起诉万科公司。故万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完全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一审判决回避了本案的关键事实，对于万科公司显而易见的“一石二鸟”布局更是视而不见，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显然不公，对于建行扣款的蹊跷情节，万科公司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硬性认定已经履行《三方协议》，完全与法与理相悖。上诉人特提出上诉，恳请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金晖公司、邱锦彪答辩称，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无异议，对判决认定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均无异议。 万科公司答辩称，一、为了说明任杏岳与金晖公司、邱锦彪、万科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现将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图表列示如下：                            合作项下的付款方                                           借款人                                           出借人                二、根据前述图表可知，万科公司并非涉案借款合同的直接当事人；同时，根据担保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保证合同为要式合同，而万科公司亦未向上诉人作出过提供担保的书面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要求万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合同依据。万科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形成的唯一书面文件即《三方协议》，而根据《三方协议》的文字内容来看，万科公司作为乙方，按照甲方（即金晖公司）的要求，将应当支付给金晖公司的合作价款通过深圳市金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现万科南苑公司）支付至上诉人指定的金晖公司的账户。因此，根据该文字内容，可以确认以下事实：1､万科公司所支付的款项系根据《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向合作相对方金晖公司及邱锦彪支付的合作价款，并非是由万科公司作为债务人或保证人直接向任杏岳偿还借款。2､万科公司作为合作开发协议项下的付款方，仅需要按照合同相对方（金晖公司及邱锦彪）的要求，将合作价款付至其指定的收款账户即可，合同中并没有约定万科公司负有直接向上诉人支付款项或在款项支付前通知上诉人的义务。3、万科公司所支付的每一笔款项均受项目进展影响，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及如何支付，均应以《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为准，不能因为任杏岳的债权到期而导致合作价款的支付加速到期。而客观事实是，合作协议项下的两个项目，南苑新村项目至今仍未取得实质进展，渔一村项目亦由于金晖公司的原因在签约7年之久才进入开发阶段，鉴于金晖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存在诸多违约行为，万科公司享有不安抗辩权，同时保留向金晖公司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经万科公司初步结算，金晖公司在合作协议项下的合作价款已所剩无几，万科公司不可能直接代为解决金晖公司对外的债务问题。三、对于金晖公司与建设银行的债务，万科公司在签署涉案《三方协议》时并不知情，因此，不存在与金晖公司共同误导任杏岳设置还款账户、或对任杏岳刻意隐瞒的故意。任杏岳以万科公司未对其进行善意提示，从而以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万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与本案相关的时间节点如下：1、2010年1月7日，金晖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2010年1月7日和2010年2月1日，金晖公司先后累计提款人民币3.5亿元。2、2010年4月8日，万科公司与金晖公司签订《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根据《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双方合作的内容仅限于南苑新村及渔一村两个旧改项目，万科公司仅就取得两个旧改项目的权益向金晖公司支付相应的合作价款，但两个项目以外的资产、债权债务、责任与义务均由金晖公司享有或承担【见协议第三条第4款、第十二条第7款第3项的约定】。因此，在签署前述《合作开发协议》时，因金晖公司自身的债务与本次合作范围无关，金晖公司并没有向万科公司披露其与建设银行或其它任何有关的债务，万科公司也没有必要要求金晖公司进行相关披露。3、2010年4月29日，项目公司万科南苑公司80%的股权登记至万科公司名下，该股权变更系出于控制旧改项目的需要，而两个旧改项目的拆迁、用地规则手续的办理以及项目公司的债权债务等仍由金晖公司负责处理。同时，双方在《合作开发协议》中约定，在办理资产剥离过程中，如需项目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的，万科公司应予以配合。4、2011年1月30日，《三方协议》签订，而此时仍由金晖公司继续负责处理与旧改项目手续相关的问题，因金晖公司的债务问题与万科公司对项目的权益无关，万科公司对于金晖公司的债务问题并不了解。综上，因万科公司与金晖公司的合作范围仅限于两个旧改项目的权益，且金晖公司或项目公司的债权债务均应由金晖公司负责剥离处理，因此，在《三方协议》签订时，万科公司并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金晖企业或项目公司的对外负债情况，也不可能与金晖公司共同误导任杏岳设置还款账户或进行刻意隐瞒。四、鉴于与金晖公司的系列合作协议签订后，项目进展缓慢，且项目公司虽股权登记在万科公司名下，但因项目公司大量涉诉，影响了项目的推进。为了确保项目进程，万科公司不得不就项目的推动与金晖公司达成新的协议条款，并根据金晖公司的指示于2013年8月29日向指定账户支付8000万元合作款。该款项并非支付任杏岳诉请的两笔已转让的特定债权6000万元，但仍是合作价款之一部分，且该款项已转入《三方协议》指定的收款账户，根据《三方协议》的约定，应视为万科公司已履行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万科公司作为合作协议中的付款方，系接受金晖公司的指示将合作款项汇入指定账户，涉案的8000万元亦是根据与金晖公司的书面协议指示支付，系合作价款之一部分，但并非任杏岳主张的6000万元特定债权。关于两笔共6000万元的特定债权，其中以南苑新村项目旧改专项规划取得政府书面批复作为付款条件的3000万元，至今付款条件仍未成就；而对于以渔一村的拆迁签约工作完成为付款条件的3000万元，因该项工作金晖公司未能在合同约定期限完成，且最终也并非由金晖公司完成，万科公司有权按协议的约定向金晖公司主张违约责任，因此，基于履行合同的抗辩，万科公司亦不再负有支付义务。故，在前述8000万元款项转入《三方协议》项下的指定账户后，万科公司的付款义务即已完成。至于该款项是由持有U盾并实际控制收款账户的任杏岳转走，还是由建设银行根据其合法到期的债权扣划，均与万科公司无关。五、万科公司与任杏岳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且《三方协议》并未约定万科公司在付款前负有通知义务，且即便付款前应通知任杏岳，也应由债务人金晖公司来通知。而任杏岳与建设银行均为平等的债权人，无论万科公司在付款前是否通知任杏岳，建设银行均可能会依照其对账户实质上的控制力实现优先扣划。故，任杏岳的债权未能实现并非万科公司没有通知义务导致。《三方协议》项下的收款账户由任杏岳与金晖公司共同指定，而该收款账户的U盾和密码始终由任杏岳控制，客观上任杏岳对该账户享有实际的控制权。建设银行作为债权人之一，亦对该银行账户享有实时监测的便利。任杏岳与建设银行之间唯一的连接点即为该收款账户，而在双方均作为平等债权人的情况下，无论万科公司是否通知任杏岳，建设银行均会依照其对账户实质上的控制力实现优先扣划。由此，任杏岳的债权不能清偿并非万科公司未通知导致。综上所述，本案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借款人的金晖公司、邱锦彪未能按原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而万科公司作为与债务人有合作关系的第三人，并非借款合同当事人，也并未就涉案借款向任杏岳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且在本案发生后，万科公司已根据金晖公司、邱锦彪的要求将应支付的部分合作价款8000万元支付至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即为《三方协议》项下指定的账户。因此，万科公司已履行完毕其在《三方协议》项下的义务。且任杏岳的债权亦未因万科公司的支付行为而消灭，其仍可以根据《借款合同》及相关规定，向借款人金晖公司、邱锦彪追偿。为此，恳请贵院维持原判，驳回任杏岳要求万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 建行南山支行答辩称，一、建行南山支行扣收金晖公司账户资金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2010年1月7日，建行南山支行的上级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下称“深圳建行”）与金晖公司双方签订了编号为借2009流1455xxxx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称“贷款合同”），由深圳建行向金晖公司提供期限三年，金额人民币3.5亿元的贷款。贷款到期后，因金晖公司未按期还款，贷款发生逾期。根据贷款合同第九条“违约责任及发生危及乙方债权情形的补救措施”第四款第（六）项约定：金晖公司违约时，深圳建行有权从金晖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系统开立的账户上划收人民币相应款项，且无需提前通知。因此，当金晖公司在建行南山支行处开立的结算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x）于2013年8月29日存入人民币8000万元后，建行南山支行即行扣划并用于偿还了金晖公司在贷款合同项下所欠债务。前述扣划行为也与《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关于同质债务相互抵销的规定相一致。二、任杏岳与金晖公司、邱锦彪及万科公司的债务纠纷与答辩人无关，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建行南山支行既非《借款合同》，也非《三方协议》、《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当事人，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建行南山支行不应成为任杏岳债权主张的义务主体。建行南山支行作为前述合同及协议以外的第三人，并不清楚任杏岳与其他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安排，鉴于金钱的权属随占有转移而转移，建行南山支行完全有理由认为金晖公司名下账户现金资产归其所有，并据以扣划偿债。任杏岳债权未获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金晖公司及邱锦彪怠于还款的行为，且金晖公司及邱锦彪在《借款合同》项下对任杏岳的债务也未因建行南山支行的扣划行为而有所减轻。基于债权的平等性，任杏岳对金晖公司的债权不应凌驾于建行南山支行的债权之上，进而要求建行南山支行在已获清偿的范围内对金晖公司、邱锦彪及万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答辩人扣划金晖公司账户资金是对金晖公司违约行为采取的合法救济措施，建行南山支行非任杏岳与其他被告讼争协议的当事人，也与任杏岳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任杏岳要求建行南山支行连带清偿其他被告的债务于理于法无据，恳请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驳回任杏岳对建行南山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华融担保公司答辩称，任杏岳的上诉事实及理由成立，认可任杏岳的上诉意见。 任杏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晖公司、邱锦彪向任杏岳偿还欠款9955万元，其中本金6000万元，利息及违约金等费用3955万元(借款的利息、违约金等暂计算至2013年2月28日)；2、判令万科公司在8000万元范围内，对金晖公司、邱锦彪的上述欠款向任杏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在6000万元范围内由万科公司作为任杏岳的直接债务人向任杏岳直接支付；3、判令建行南山支行在8000万元范围内，就金晖公司、邱锦彪、万科公司向任杏岳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金晖公司、邱锦彪、万科公司、建行南山支行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1年1月30日，作为甲方的任杏岳与作为乙方的金晖公司、邱锦彪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6000万元；借款用途为全部用于南苑新村及渔一村旧改物业拆迁；借款期限3个月，自甲方款项到达乙方账户当日起算；借款按月计收利息，月利率为1.7%；乙方应按约定还本付息，乙方未按期还款的，应从借款延期之日起，按逾期还款金额×0.3%/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日，金晖公司、邱锦彪与华融担保公司签订《融资顾问协议》，约定金晖公司、邱锦彪向任杏岳借款期间，华融担保公司按借款总额收取融资顾问费3.3%/月。（二）2011年1月30日，金晖公司（甲方）、万科公司（乙方）与任杏岳（丙方）签订《三方协议》，约定：鉴于甲丙双方于2011年1月30日签订了借款合同，甲乙双方于2010年4月8日签订了《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为保障丙方的债权，三方达成以下协议内容：1、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将应当支付给甲方的合作价款通过深圳市金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至丙方指定的甲方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南山支行，户名：金晖公司，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x。乙方按照本条约定履行的支付行为即对甲方的履约行为。2、甲乙双方对于本协议第一条内容与《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中的变更部分均无异议，并承诺严格按照本协议履行。3、乙方转入丙方指定的甲方账户中，资金累计能够覆盖《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本息和业务咨询费，约人民币8000万元整，该协议自动失效。4、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如变更收款账户，需告知丙方。（三）2011年1月31日，华融担保公司分两笔将6000万元转账支付给金晖公司，同日，金晖公司向华融担保公司账户转账支付900万元，华融担保公司称该900万元为预付3个月的利息及融资顾问费。2011年4月26日，金晖公司就上述借款申请延期3个月。2011年4月28日、6月1日、7月1日、7月29日，金晖集团分别向华融担保公司支付了3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合计800万元。（四）2011年9月2日，深圳市金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晖家居有限公司、深圳市名流音乐吧俱乐部有限公司分别与深圳市华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了3份借款合同，分别借款250万元、250万元、200万元，合计700万元，各借款人分别出具了《付款委托书》，委托深圳市华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代金晖公司向任杏岳支付6000万元借款项下的利息和融资顾问费，注明收款人为华融担保公司。上述3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借款期限1个月，固定利率、借款手续费、综合业务服务费合计按借款金额每月3%计；三个借款人还分别与华融担保公司又签订了3份《融资顾问协议》，约定上述借款亦按每月2%向华融担保公司支付融资顾问费。2011年9月5日，深圳市华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将700万元汇入华融担保公司账户。2012年2月14日，金晖公司向华融担保公司支付了300万元。（五）金晖公司分别于2011年9月6日、11月16日向深圳市华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支付了35万元、10万元。2012年4月5日，深圳市金晖家居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宁涌贸易有限公司支付了200万元。金晖公司主张上述款项是其或通过其关联方向华融担保公司的关联方偿还本案借款，任杏岳、华融担保公司对前两笔款项不予认可，仅确认该笔200万元款项是偿还本案借款利息。（六）2012年9月21日，金晖公司向任杏岳出具《债务确认函》，确认：金晖公司于2011年1月30日向任杏岳借款6000万元，现双方确认，截止2012年8月31日，金晖公司累计共欠任杏岳本息及费用8800万元。（七）2012年11月29日，金晖公司、邱锦彪与任杏岳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约定：“鉴于：1、金晖公司、邱锦彪与万科公司于2010年4月8日签订了《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2、金晖公司与任杏岳于2011年1月30日签订了借款合同，金晖公司、任杏岳与万科公司于2011年1月30日签署了《三方协议》；3、金晖公司、邱锦彪与万科公司于2011年12月19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于2012年5月17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二》。为保证任杏岳债权，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第一条，根据《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项的约定，金晖公司、邱锦彪对万科公司享有3000万元的应收债权权益；根据《补充协议二》第二条第2项的约定，金晖公司、邱锦彪对万科公司享有3000万元的应收债权权益。第二条，金晖公司、邱锦彪承诺履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项下的义务，并同意将其分别于《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第二条第2项下的相应权利即对万科公司的债权权益各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转让给任杏岳。……第五条，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金晖公司、邱锦彪将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已转让给任杏岳的事实书面通知万科公司。……”随后，金晖公司通过顺丰快递向万科公司邮寄了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书》，该通知书称，“根据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项的约定，金晖公司享有应收万科公司各3000万元的债权权益。2012年11月29日，金晖公司与任杏岳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一》，将补充协议项下第二条第2项项下的应收万科公司各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的债权权益转让给任杏岳。金晖公司承诺履行补充协议项下的义务，并请万科公司按照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项的约定向任杏岳各支付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款项。”（八）2012年12月27日，万科公司向金晖公司作出《回函》，该回函称，补充协议一第二条第2项约定，“第一笔款项支付条件满足且南苑新村项目旧改专项规划得到政府最终书面批复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3000万元”；补充协议二第二条第2项约定，“甲方完成渔一村95%的拆迁签约工作（按拆迁建筑面积计）之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3000万元”。现双方仍在履行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一中约定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即南苑新村项目旧改专项规划未得到政府最终书面批复、渔一村的拆迁签约工作未达到95%，遂贵司在《债权转让通知书》所提到的债权亦不存在。在约定的付款条件成就之前，万科公司不承认存在对金晖公司的该项债务，双方关于债权债务是否能够成立，还需根据双方后期履行合同的情况确定。故因此贵司不存在债权转让的基础，贵司转让该项债权不能成立。……我司不认可该份《债权转让通知书》。万科公司在重审中仍主张《债权转让通知书》所涉及的两笔债权的付款条件均未成就，理由如下：1、《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款所约定的南苑项目旧改专项工作至今未获得政府批准，付款条件尚未成就。2、根据《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第二条第3款、第三条第1款的约定，金晖公司应当在2013年3月31日完成全部拆迁工作，否则依据《补充协议二》第三条第1款的约定，其应当按照已付合作价款逾期每日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补充协议二》第二条第2款所约定的渔一村拆迁工作至2016年1月5日才完成，金晖公司存在明显逾期的违约情形，依约应支付违约金。并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万科公司一方已代付应由金晖公司承担的各类拆迁补偿款共计约64330.9万元，已代垫税费、司法扣划及其他款项共计6791.5万元。此外，在项目收购前项目公司存在诸多债务，部分债权人已以诉讼方式向项目公司提出索赔（暂未实际支付），金额共计11611万元。金晖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及万科公司代为垫付的相关款项均应进行冲抵后结算，鉴于金晖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及前述万科公司一方已代垫代付款项、即将发生的扣款远远超过万科公司在该付款条件下的应付款项3000万元，万科公司不再负有向金晖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的义务。（九）万科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初始登记》和《公证书》，证明以下事实：1、2012年8月3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金晖公司就金晖公司基于《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与《补充协议二》对万科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4.7亿元办理了质押登记，出质人为金晖公司，质权人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2、2012年8月6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委托金晖公司、张景峰向万科公司公证送达了《应收账款全部质押确认函》及《划款账户通知函》。《应收账款全部质押确认函》为金晖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共同向万科公司出具，该确认函称，金晖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现将与万科公司已经及将要订立的全部商务合同项下的全部应收账款以及全部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质押给华夏银行。在华夏银行书面通知万科公司终止继续质押之前，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之间目前已经形成的以及未来形成的商务合同项下的全部应收账款以及就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均自动质押给华夏银行。《划款账户通知函》为金晖公司向万科公司出具，该通知函称，鉴于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合作开发南苑新村和渔一村旧改项目，金晖公司可获得相应合作收益，为了稳定合作权益，请万科公司将上述合作项目项下的所有应付收益款支付至金晖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设的账户（账号：xxxxxxxxxxxxxxxxx）。（十）金晖公司、万科公司与任杏岳在《三方协议》所指定的收款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南山支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x）在金晖公司名下，金晖公司将该账户的U盾交给任杏岳，任杏岳可以操作该账户。该账户的明细查询结果显示：2013年8月29日15时20分37秒，建行南山支行从该账户扣划了10000元，摘要为“收回贷款本金”，账户余额为3440.25元；2013年8月29日15时36分14秒，深圳市万科南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该账户汇入8000万元，摘要为“往来”；2013年8月29日15时37分17秒，8000万元退回深圳市万科南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摘要为“冲正”；2013年8月29日16时18分48秒，深圳市万科南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该账户汇入1000万元，摘要为“往来”；2013年8月29日16时18分54秒，建行南山支行从该账户扣划了1000万元，摘要为“收回贷款本金”；……随后，万科南苑公司分七次向该账户各汇入1000万元，摘要均为“往来”，每次汇入的同一分钟内，建行南山支行均从该账户扣划1000万元，摘要均为“收回贷款本金”，扣划后账户余额为3440.25元。万科公司、金晖公司、邱锦彪均确认万科南苑公司向上述账户支付的8000万元为万科公司支付给金晖公司、邱锦彪的合作款项。万科公司主张该8000万元与《债权转让通知书》所涉及的两笔债权（6000万元）属于不同的款项。（十一）2010年1月7日，金晖公司（甲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乙方）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借2009流1455xxxx），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三亿五千万元；借款期限为三年，即从2010年1月7日起至2013年1月6日止；甲方违约时，乙方有权从甲方在中国建设银行系统开立的账户上划收人民币或其他币种的相应款项，且无须提前通知。借款合同签订后，建行南山支行分两期分别于2010年1月7日和2010年2月2日向金晖公司发放了贷款二亿五千万元和一亿元。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向借款人金晖公司、担保人万科南苑公司送达《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第1次）》，该通知书称截至2013年1月6日止，尚有27000万元本金、807249.59元利息（含罚息）逾期未还，金晖公司、万科南苑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6日、1月7日对上述通知书盖章签收。（十二）任杏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文本的复印件，金晖公司、邱锦彪、万科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但均表示双方签署有上述文件，一审法院要求万科公司、金晖公司、邱锦彪提供原件予以核对，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万科公司、金晖公司、邱锦彪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述证据原件。（十三）华融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为舒某，舒某在华融担保公司占股19.79%；任杏岳是舒某的母亲，担任华融担保公司监事。（十四）2012年10月24日，深圳市金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称变更为深圳市万科南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万科南苑公司的股东为万科公司（出资比例80%）和深圳万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比例20%）。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答辩意见及庭审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涉案借款主体、借款利率、借款本金、还款数额与性质如何确定；2、任杏岳主张万科公司在涉案债务范围内负有向其支付6000万元的直接责任理由是否成立；3、任杏岳请求万科公司、建行南山支行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理由能否成立。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8月6日公布，2015年9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根据该规定第一条、第十一条，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均属于民间借贷。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该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有效。任杏岳与金晖公司、邱锦彪签订了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任杏岳为贷款人，金晖公司、邱锦彪为借款人，故本案为任杏岳与金晖公司、邱锦彪之间借款合同纠纷。金晖公司、邱锦彪主张涉案借款的贷款人为华融担保公司、借款人为金晖公司并据此主张合同无效，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借款利率。根据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不论是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包括各项费用）、逾期利息，还是借款期限届满后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据此主张的金额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不予支持。金晖公司、邱锦彪与任杏岳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固定利率为每月支付借款本金的1.7%，又与任杏岳的关联方华融担保公司约定每月按借款本金3.3%支付融资顾问费，该项顾问费实为规避利率上限而收取的费用，亦应按照借款利息计算。此外，借款合同还约定了按逾期还款总额日千分之三收取违约金。任杏岳虽一并主张借款利息及逾期违约金，但因前述借款利率的约定已超过年利率24%，故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借款利息，对违约金不再另行计算及支持。关于借款本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任杏岳委托华融担保公司于2011年1月31日向金晖公司发放贷款6000万元，当日又向金晖公司收取900万元利息，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确定实际借款本金为5100万元。金晖公司于2012年9月21日向任杏岳出具《债务确认函》，该函所确认的债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及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任杏岳要求以该函作为确认任杏岳与金晖公司、邱锦彪双方之间债务的依据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还款数额与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根据该规定，一审法院就金晖公司的还款数额与性质认定如下：金晖公司于2011年4月28日还款300万元，涉案借款至该日所产生的利息为2951013.70元（5100万元×24%÷365天×88天），故金晖公司该日还款300万元，应先抵充利息2951013.70元，余下部分48986.3元再抵充主债务借款本金，此时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50951013.7元（5100万元－48986.3元）。金晖公司于2011年6月1日还款200万元，涉案借款至该日所产生的利息为1139069.24元（50951013.7元×24%÷365天×34天），故金晖公司该日还款200万元，应先抵充利息1139069.24元，余下部分860930.76元再抵充主债务借款本金，此时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50090082.94元（50951013.7元－860930.76元）。金晖公司于2011年7月1日还款200万元，涉案借款至该日所产生的利息为988078.35元（50090082.94元×24%÷365天×30天），故金晖公司该日还款200万元，应先抵充利息988078.35元，余下部分1011921.65元再抵充主债务借款本金，此时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49078161.29元（50090082.94元－1011921.65元）。金晖公司于2011年7月29日还款100万元，涉案借款至该日所产生的利息为903576.01元（49078161.29元×24%÷365天×28天），故金晖公司该日还款100万元，应先抵充利息903576.01元，余下部分96423.99元再抵充主债务借款本金，此时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48981737.3元（49078161.29元－96423.99元）。案外人深圳市金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晖家居有限公司、深圳市名流音乐吧俱乐部有限公司代金晖公司于2011年9月5日还款700万元，涉案借款至该日所产生的利息为1223872.45元（48981737.3元×24%÷365天×38天），故金晖公司该日还款700万元，应先抵充利息1223872.45元，余下部分5776127.55元再抵充主债务借款本金，此时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43205609.75元（48981737.3元－5776127.55元）。金晖公司于2012年2月14日还款300万元，涉案借款至该日所产生的利息为4602285.22元（43205609.75元×24%÷365天×162天），故金晖公司该日还款300万元仅抵充利息，至2012年2月14日，金晖公司、邱锦彪未偿还的借款本金、利息分别为43205609.75元、1602285.22元。2012年4月5日，深圳市金晖家居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宁涌贸易有限公司支付了200万元，任杏岳确认系偿还本案借款。涉案借款至该日所产生的利息为3051152.79元（43205609.75元×24%÷365天×51天+1602285.22元），金晖公司该日还款200万元仅抵充利息，至2012年4月5日，金晖公司、邱锦彪未偿还的借款本金、利息分别为43205609.75元、1051152.79元。2012年4月5日之后金晖公司、邱锦彪未再偿还借款，故金晖公司、邱锦彪应向任杏岳偿还借款本金43205609.75元及利息（计算至2012年4月5日止的利息为1051152.79元；2012年4月5日之后的利息，以43205609.7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任杏岳主张依据其与金晖公司、邱锦彪于2012年11月2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一）》，其获得金晖公司、邱锦彪基于《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而对万科公司享有的债权共计6000万元，现该债权的支付条件成就，万科公司应向其支付该款项，以冲抵本案金晖公司及邱锦彪债务。万科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补充协议一》所约定的3000万元支付条件并未成就，而金晖公司履行《补充协议二》存在违约行为，其该协议项下的3000万元债权尚不足以冲抵其依约应承担的违约金及应付款项，故万科公司不再对此项负有支付义务。此外，金晖公司就涉案合作项目的合同权利已质押予案外人，万科公司亦不能向任杏岳支付该合同项下的款项。一审法院对此认为：首先，任杏岳并未举证证明《补充协议一》第二条第2款所约定的南苑项目旧改专项工作已获得政府批准，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项支付条件已经成就。其次，从任杏岳提交的《补充协议二》约定内容看，该协议为双务合同，合同双方享有权利亦应履行相应义务。现万科公司提出金晖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存在违约情形，应承担违约责任，其相应债权应予以抵扣的抗辩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万科公司在金晖公司未依照双方约定全面履行在先义务之前，有权拒绝相应的履行要求。金晖公司与万科公司就该《补充协议二》的履行并未结算，依据现有证据，金晖公司基于《补充协议二》是否已享有3000万元的债权尚不明确。任杏岳主张该项债权已成立且届履行期限，事实依据不足。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金晖公司早于2012年8月3日已将包含前述协议约定的6000万元在内的对万科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4.7亿元出质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并办理了出质登记及公证，且向万科公司送达了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任杏岳并未举证证明金晖公司向其转让前述债权已经质权人同意，故其主张已获得前述债权并据以主张权利亦缺乏法律依据。结合前述几点，任杏岳要求万科公司在本案债务范围内承担6000万元直接付款责任的诉请，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任杏岳请求万科公司、建行南山支行对金晖公司、邱锦彪的欠款在8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可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建行南山支行对金晖公司享有到期合法债权，其在金晖公司账户直接扣划8000万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任杏岳要求建行南山支行在8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万科公司应否在8000万元范围内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一，从《三方协议》的约定看，虽然各方订立《三方协议》的目的是对任杏岳债权提供保障，但万科公司在《三方协议》中并未作出债务承担或担保金晖公司债务清偿的意思表示，其所承诺的仅是按照《三方协议》指定的方式履行其对金晖公司的债务，因此，依据《三方协议》不足以认定万科公司对涉案借款债务负有清偿义务或担保债务清偿的责任。第二，《三方协议》明确约定“乙方（万科公司）按照本条约定履行的支付行为即为对甲方（金晖公司）的履约行为”，即万科公司在《三方协议》中所履行的实质是其基于“南苑新村项目及渔一村项目”而对金晖公司负有的债务，故其支付条件是否成就，支付义务的履行时间如何，是依据其与金晖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履行情况确定，而非金晖公司、邱锦彪的涉案债务是否已届履行期，金晖公司、邱锦彪是否清偿而产生。第三，根据《三方协议》第3条，万科公司转入任杏岳指定的金晖公司账户中，资金累计能够覆盖《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本息和业务咨询费，约人民币8000万元整，该协议自动失效。现万科公司已向指定账户支付8000万元，其依据《三方协议》所负有的按指定方式付款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万科公司不再负有向指定账户或任杏岳付款的责任。第四、建行南山支行对金晖公司存在合法到期债权，其可从金晖公司账户直接扣划款项亦是根据其与金晖公司签订在先的借款合同所约定，故任杏岳关于万科公司与建行南山支行恶意串通转移款项的主张，因缺乏建行南山支行之主观恶意，而不能成立。任杏岳亦不能进而主张划款行为无效，而要求万科公司与建行南山支行对此承担责任。第五、《三方协议》并未约定万科公司在履行《三方协议》的付款行为时需事先通知任杏岳，而即便万科公司通知了任杏岳8000万元到账的情况，建行南山支行仍然会依照其与金晖公司借款合同的约定，凭借其对指定账户实质上的控制力而实现优先扣划，任杏岳仍旧无法受偿。故任杏岳无法通过该8000万元受偿并非万科公司未履行通知义务所致，万科公司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向指定账户付款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综合上述，万科公司已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向指定账户支付8000万元，其在《三方协议》下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虽任杏岳未能因该笔付款而受偿，但其未能受偿不能归责于万科公司，并且，万科公司亦非涉案借款债务的债务人或担保人，任杏岳要求万科公司对涉案债务在8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任杏岳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金晖公司、邱锦彪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任杏岳偿还借款本金43205609.75元及利息（计算至2012年4月5日止的利息为1051152.79元；2012年4月5日之后的利息，以43205609.7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驳回任杏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9550元，由任杏岳负担30074元，金晖公司、邱锦彪负担509476元；诉讼保全费用5000元，由金晖公司、邱锦彪负担。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一审判决已认定、当事人未上诉的事实不再作审查，对一审法院的相关判决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万科公司应否对金晖公司、邱锦彪的涉案债务在8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任杏岳主张万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必须有合同上或者法律上的依据，其主张方可成立。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任杏岳主张万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具有合同依据的问题。涉案《三方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遵照履行。《三方协议》约定，为保障任杏岳的债权，万科公司按照金晖公司要求，将应当支付给金晖公司的合作价款通过深圳市金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至任杏岳指定的金晖公司的账户。万科公司转入任杏岳指定的金晖公司账户中，资金累计能够覆盖涉案任杏岳与金晖公司、邱锦彪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本息和业务咨询费，约人民币8000万元整，该协议自动失效。从该约定看，万科公司只要将应当支付给金晖公司的合作价款通过深圳市金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至任杏岳指定的金晖公司的账户，即完成了《三方协议》约定的义务，并无万科公司应对金晖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或一般保证或应收账款出质的相关约定。任杏岳主张万科公司在《三方协议》项下的承诺属于非典型性的保证和应收账款质押承诺，万科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任杏岳主张万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具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中，万科公司向《三方协议》指定的金晖公司账户支付的8000万元款项被金晖公司的债权人建行南山支行扣划。任杏岳主张万科公司与金晖公司串通，故意隐瞒金晖公司对建行南山支行负有巨额债务的事实，且未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与建行南山支行串通闪电式划款，导致任杏岳合同目的落空，应视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不当。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金晖公司向建行南山支行借款发生在涉案《三方协议》签订之前，即涉案《三方协议》时，金晖公司对建行南山支行负有债务。任杏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万科公司与金晖公司恶意串通，故意隐瞒该事实，亦未主张《三方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任杏岳以万科公司汇款当天资金进出流水情形推测万科公司与建行南山支行共谋转移款项，但没有提供万科公司与建行南山支行恶意串通的任何证据佐证其主张。《三方协议》未约定万科公司在付款前后应通知任杏岳，而且，导致任杏岳所称的合同目的落空的原因在于《三方协议》约定的支付账户的开户银行为建行南山支行，而建行南山支行系金晖公司的债权人。建行南山支行依据其与金晖公司借款合同的约定、凭借其对指定账户实质上的控制力而实现优先扣划。即使万科公司通知了任杏岳，也不能避免账户款项被建行南山支行划扣情形的发生。换言之，任杏岳所称的合同目的落空与万科公司通知与否没有因果关系。综上，万科公司已按涉案《三方协议》约定的路径通过深圳市万科南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深圳市金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合作款8000万元支付至约定账户，其依据《三方协议》所负的按指定方式付款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任杏岳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万科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过失的情形，损害了其合同权益。其主张万科公司应对金晖公司、邱锦彪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任杏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74元，由任杏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捷夫 审判员  胡晓清 审判员  潘晓璇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钟阳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