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5民初4579号原告：丘光玉，男，196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平远县******淦上，公民身份号码441************630。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溶江，广东律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嘉琪，广东律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汤从斌，男，197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穆天子山庄星河湾B座五幢501房，公民身份号码342************013。被告：谷芹，女，197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公民身份号码342************049。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汇琳，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当事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尹素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丘光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溶江，被告汤从斌，汤从斌与谷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汇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汤从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丘光玉与汤从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1月14日解除；2.判令汤从斌返还5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2011年4月10日至起诉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1月30日）止同期银行利息194094.44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9%计算利息为194094.44元）；3.谷芹对上述2项请求承担共同清偿责任；4.汤从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理由：丘光玉于2010年4月10日与汤从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的规定，汤从斌将其持有的佛山市蓝康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康公司”）5%股权转让给丘光玉，丘光玉同意接受上述股权的转让，双方协商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0万元，汤从斌保证对其向丘光玉转让的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2010年5月6日，丘光玉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方式将50万元转至汤从斌账户955*************658。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二款，双方经协商在1年内办理股份转让及完善相应的股权证书、章程等法律文件。但是经丘光玉与汤从斌多次沟通、提示及警告，汤从斌至今仍迟迟不予配合办理股权工商变更事宜。再者，汤从斌已于2013年将35%股权全部转让给他人，现在双方已经无法进行股权工商变更，合同履行成为法律上不能履行。丘光玉于2019年1月14日委托律师向汤从斌发出《律师函》，要求双方于2010年4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应当解除并要求汤从斌返还丘光玉5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2011年4月10日起至还清该款之日止的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鉴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至今超过8年时间，蓝康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背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已是资不抵债，并被工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目录，股权毫无价值可言，蓝康公司已经没有继续实际运营的可能，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汤从斌已于2013年将35%股权全部转让给他人，现在双方已经无法进行股权工商变更，成为法律上履行不能。而且，丘光玉已经向汤从斌发出《律师函》通知解除合同，汤从斌在接到通知后并没有表示明确异议，《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依法解除，丘光玉依法要求汤从斌返还5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2011年4月10日至起诉之日同期银行利息。汤从斌与谷芹为夫妻关系，涉案债务是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谷芹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汤从斌答辩称，一、蓝康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实与经过。蓝康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21日，该公司最初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徐军波，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徐军波、马劲光。实际上，蓝康公司的创始人是汤从斌、何平生、王能兵、刘忠强四人，他们作为一个技术团队共同组建公司。徐军波则是作为投资人，以货币出资的形式入股蓝康公司。因此，蓝康公司最初的实际股东是汤从斌、何平生、王能兵、刘忠强、徐军波五人，他们分别持有蓝康公司35%、15%、10%、10%、30%的股权。鉴于汤从斌、何平生、王能兵、刘忠强当时因项目原因不方便进行工商登记，于是工商登记的股东仅有徐军波、马劲光二人，其中马劲光是挂名股东，不曾实际参与蓝康公司的经营管理。2009年10月15日，孟文鹃与汤从斌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约定由孟文鹃代汤从斌持有蓝康公司35%的股权。2010年4月10日，汤从斌与丘光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蓝康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丘光玉，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0万元。2010年4月12日，孟文鹃与汤从斌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约定由孟文鹃代汤从斌持有蓝康公司30%的股权，并备注：原持有35%股份中的5%已转让给丘光玉，代持在徐军波名下。2010年5月6日，丘光玉向汤从斌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0万元。2011年11月28日，孟文鹃（汤从斌30%股权的代持人）、徐军波、胡光（何平生股权的代持人）、王文兵（王能兵股权的代持人）、梁杰（刘忠强股权的代持人）签订《佛山市蓝康电器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书》，约定五位出资人的股权认缴情况为：徐军波、孟文鹃、胡光、王文兵、梁杰分别持有蓝康公司35%、30%、15%、10%、10%的股权。此处可证明徐军波为丘光玉的股权代持人丘光玉持有蓝康公司5%的股权，徐军波持有的蓝康公司30%的股权，两者相加，合计持有蓝康公司35%的股权。因此，徐军波在《佛山市蓝康电器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书》中才持有蓝康公司35%的股权。2011年6月21日，何平生与汤从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何平生持有蓝康公司15%的股权，转让2%给汤从斌，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万元。汤从斌于2011年7月5日向何平生支付股权转让款6万元。2011年6月21日，何平生也转让了蓝康公司2%的股权给徐军波，即自2011年6月21日起，何平生转让股权后仅持有蓝康公司11%的股权。2012年1月6日，孟文鹃分别与王文兵、梁杰、徐军波、胡光四人各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受让王文兵、梁杰、徐军波、胡光持有的5%、5%、10%、8%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9万元、9万元、18万元、14.4万元。即自2012年1月6日起，孟文鹃合计受让蓝康公司28%的股权，加上此前持有的30%股权，孟文鹃此时合计持有蓝康公司58%的股权。鉴于孟文鹃为汤从斌的股权代持人，则自2012年1月6日起，汤从斌合计持有蓝康公司60%的股权。之后，汤从斌的股权代持人从孟文鹃变更为其妻子谷芹。2012年12月10日，谷芹分别与胡光、王文兵、梁杰签订一份《佛山市蓝康电器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分别受让胡光、王文兵、梁杰持有的3%、5%、5%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3万元、5万元、5万元。同日，谷芹与徐军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徐军波持有蓝康公司27%的股权，其转让20%的股权给谷芹，转让价格为20万元，剩余7%的股权交由谷芹代持。即2012年12月10日起，谷芹合计持有蓝康公司40%的股权，其中33%的股权是为汤从斌代持，7%的股权为徐军波代持。则汤从斌此时合计持有蓝康公司93%的股权。2012年12月29日，谷芹与魏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谷芹持有蓝康公司100%的股权，并将85%的股权转让给魏强，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612048.70元。协议签订后，魏强即时持有蓝康公司85%的股权，其股权由黄永红、林若沙代持；谷芹为汤从斌代持蓝康公司8%的股权，为徐军波代持蓝康公司7%的股权，合计持有蓝康公司15%的股权。2013年1月11日，蓝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徐军波变更为黄永红，股东由徐军波、马劲光变更为黄永红、林若沙、谷芹。二、丘光玉主张汤从斌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不具备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丘光玉与汤从斌之间的股权转让实际上不涉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丘光玉主张的案件事实是虚假的，本案为虚假诉讼。根据丘光玉与汤从斌于2010年4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2.1款关于“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丘光玉）即时取得蓝康公司5%的股权，享受相应股东权利”之规定，可知丘光玉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就已即时享受股东权利，其享受股东权利不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作为前提条件。尽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1年内办理股份转让及完善相应的股权证书、章程等法律文件”，但实际上，根据汤从斌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可知2009年至2013年期间，蓝康公司一直存在一个稳定的内部股权转让模式，即由公司的实际股东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进行股权转让，协议一经签订，受让方即时取得蓝康公司的股权。鉴于股权转让方皆为隐名股东，因此股东的内部转让皆不涉及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因此，由于蓝康公司的股东构成存在特殊性，各股东已以实际行动变更了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将协议中关于“办理股权变更”的约定予以排除，且此举已得到全部实际股东的一致认可。另外，丘光玉于2010年4月10日与汤从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年内办理股权转让登记，但其9年间从未要求汤从斌配合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却在9年后突然向汤从斌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要求汤从斌退回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丘光玉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常理。如丘光玉胜诉，汤从斌的合法权益将受到极大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关于“1.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之规定，以及“2.实践中，要特别注意以下情形：（3）丘光玉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之规定，本案明显符合虚假诉讼的基本特征。汤从斌请求法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关于“5.涉嫌虚假诉讼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之规定，依法传唤丘光玉本人到庭就本案事实接受询问，以便进一步查清本案的案件事实。（二）《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存在履行不能的情况，丘光玉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汤从斌提供的证据，可知徐军波是丘光玉的股权代持人，为丘光玉代持蓝康公司5%的股权，截至庭审之日，徐军波尚有蓝康公司7%的股权由谷芹代持，而谷芹持有的剩余8%的股权实际为汤从斌持有。因此，本案并不存在丘光玉主张的汤从斌已将全部股权转让他人致使无法进行股权工商变更的情形，丘光玉以此为由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汤从斌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请求并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予以驳回。另外，徐军波作为丘光玉5%股权的股权代持人，其自蓝康公司成立之初至2013年1月期间一直是蓝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当时唯一办理了股权工商登记的实际股东。丘光玉与汤从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来，一直未要求汤从斌办理股权工商登记，如丘光玉确需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完全可以要求徐军波配合办理，汤从斌作为蓝康公司的隐名股东，实际上无法阻挠丘光玉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由此可证明，丘光玉与汤从斌在执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过程中已变更了关于股权工商变更的内容，双方的股权转让实际上无需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且，丘光玉也一直怠于行使其所谓的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权利。（三）丘光玉主张的诉讼请求已过法定期间，其胜诉权利已完全丧失。鉴于《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存在合同履行不能的情形，丘光玉以合同履行不能为由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依据。退一步讲，即使丘光玉主张的合同解除权成立，丘光玉已知汤从斌于2013年将3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第三人，且蓝康公司的工商信息也已于2013年进行了变更，如丘光玉认为汤从斌的行为致使合同无法实际履行，其也应该在法定期间内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即丘光玉应于2014年1月11日前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截至开庭之日，丘光玉所主张的合同解除权显然已因超过一年除斥期间而消灭。另外，《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期限为1年，即丘光玉主张汤从斌履行合同义务的诉讼时效从2011年4月10日之次日起算，至2014年4月10日期满。本案中，丘光玉提供的证据律师函为2019年1月14日发出，显然已远远超出了诉讼时效的期间，无法起到中断时效的法律效果。因此，丘光玉如主张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其诉讼请求也将因已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利。综上所述，丘光玉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实为虚假诉讼，请求法庭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丘光玉的诉讼请求，并对丘光玉提起虚假诉讼的行为作严肃处理。谷芹答辩称，丘光玉主张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丘光玉与汤从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仅有汤从斌一人的签名，谷芹没有在该协议签名，事后也未对该协议进行追认，且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显然属于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丘光玉主张的债权数额也以明显超出夫妻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负有的债务范畴。因此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之规定，丘光玉所主张的债务不属于汤从斌与谷芹的夫妻债务，谷芹不同意支付该笔款项，不同意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提出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丘光玉提交的《出资人协议书》原件的签名页为撕碎后粘贴，且协议书共六页，没有加盖骑缝章，汤从斌对此不予确认。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确实无法确认协议书内容的是否经过变造，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2．丘光玉提交的《情况说明》，因说明的出具人徐军波未出庭接受质询，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3.汤从斌提交的其与孟文鹃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2010年4月12日），虽然该协议中陈述了本案股权转让的内容，但该协议为汤从斌与案外人孟文鹃签订，且双方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因此，但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4.汤从斌提交的银行业务凭证、交易流水（开庭笔录证据3）为其与案外人的交易记录，与本案股权转让没有关联，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4月10日，汤从斌（甲方）与丘光玉（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确认：蓝康公司系由甲方作为股东投资35%，公司注册资金为200万元，于2009年10月12日经批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甲方有意出让其持有的蓝康公司5%的股权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甲方出让的蓝康5%的股权。双方约定：转让价格为50万元；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即时取得蓝康公司5%股权，享受相应股东权益；鉴于蓝康公司成立的特殊性，甲乙双方经协商在1年内办理股份转让及完善相应的股权证书、章程等法律文件，在此期间乙方仍然享有分红及股东权利；协议签订后10日内，乙方足额支付转让款。2010年5月6日，丘光玉向汤从斌转账支付50万元。2019年1月14日，丘光玉向汤从斌邮寄发送《律师函》，主张汤从斌怠于履行合同义务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汤从斌于2019年1月18日收到《律师函》。另查，蓝康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21日，成立时登记股东为徐军波、马劲光；2013年1月11日，蓝康公司股东变更为黄永红、谷芹、林若沙。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依据协议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丘光玉于2019年1月14日向汤从斌发出通知主张解除合同，现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而汤从斌提出了丘光玉行使合同解除权已经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而消灭的辩解意见。因此，丘光玉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否超过除斥期间是本案的前提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而本案中，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无法律规定，无当事人约定，也不存在相对方的催告，因此无法依据上述法律直接作出判断。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应当受到除斥期间的限制。对此，丘光玉一方在提交的代理意见中亦不持异议。故在既无法律规定，也没有当事人约定，同时非解除权人也未行使催告权的情形之下，合同解除权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行使，不能长时间由解除权人保留，否则不仅与上述法律的立法精神相悖，也导致合同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影响交易秩序正常运转。对于合理期限的判断应当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作出认定。就本案而言，双方于2010年4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1年内办理股份转让及完善相应的股权证书、章程等法律文件”，而丘光玉于2010年5月6日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即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在2011年4月10日前办理股份转让的相关手续。而丘光玉在2019年1月14日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向汤从斌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行使合同解除权，本院认为已经超过合理期限，理由如下：一、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催告的作用在于提示解除权人行使其权利。事实上，在汤从斌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义务的情况下，合同义务的长时间中断履行，足以起到提示的作用。在对方未按约定履行义务时，解除权人已经知道自己享有合同解除权。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下，不积极采取行动主张权利，将自行承担利益受损的风险。这也是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等法律制度的内在精神。但丘光玉在长达近八年的时间内未向汤从斌主张权利，而现有法律对于除斥期间的规定中大多限定为一年，因此应当认定丘光玉主张合同解除权已经超过了合理期限。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约定有权请求对方履行某项合同义务，也同时可以以对方未履行该项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而享有合同解除权。如果请求对方履行某项合同义务的请求权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但保留一方当事人基于对方未履行该项合同义务而享有无期限限制的合同解除权，则合同解除权又会产生新的请求权，则显然规避了有关合同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故，如果基于债务人未履行债务而产生的合同解除权，在超出该债权诉讼时效的期限外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应当认定已超出了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应当在2011年4月10日前办理股份转让的相关手续，则丘光玉主张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请求权诉讼时效应自2011年4月10日开始计算两年。但其在2011年4月10日至2019年1月14日之前未向汤从斌主张任何权利。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丘光玉在2019年1月14日以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行使合同解除权，已经超过合理期限，合同解除权归于消灭。丘光玉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1月14日解除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丘光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370.47元，财产保全费3990.47元，诉讼费用合计9360.94元（丘光玉已预交），由丘光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尹 素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佩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