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402刑初197号 公诉机关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佩璇，女，199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广东省汕头市。因本案于2018年7月1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李兵，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以珠香检公诉刑诉〔2019〕1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佩璇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谢谦、代理检察员张洋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佩璇及其辩护人李兵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10月开始，被告人吴佩璇谎称认识能帮他人办理澳门劳工证的澳门人“林某1”，可从中赚取中介费为由，获得被害人曾某1的信任，并约定由被害人曾某1负责寻找需要办理劳工证的客户及向客户收取人民币7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手续费，被告人吴佩璇负责与“林某1”接洽联系办理证件的事宜，费用的百分之五十由被告人吴佩璇和被害人曾某1平分，剩下的费用由被告人吴佩璇交给“林某1”办理证件。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期间，被害人曾某1先后共收取多人的办证费共计人民币388000元，扣除其本人提成费用人民币89000元后，在珠海市香洲区将剩余的办证费共298000元交给被告人吴佩璇。2015年5月，被告人吴佩璇未能成功办理一张澳门劳工证，在被害人曾某1的追问下，被告人吴佩璇先后共退还了人民币89000元。后被告人吴佩璇为了逃避责任，还到澳门报案，谎称自己被“林某1”诈骗。2018年7月1日，被告人吴佩璇被公安机关抓获。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人当庭宣读并出示了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认为被告人吴佩璇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吴佩璇辩称，其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其是以打工者的身份帮人做事，没想到被人骗了后还被以诈骗罪起诉。 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辩护人对被告人吴佩璇收取了曾某1办证费，在无法办证后部分办证费没有退还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实际未退款项为173550元。2.被告人吴佩璇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骗取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而是被他人骗了，其行为属民事行为，不构成诈骗罪。3.被告人吴佩璇第三次讯问笔录及悔过书是回珠海后所做，而不是在深圳市福田看守所所做，该笔录内容是虚假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开始，被告人吴佩璇谎称认识能够帮他人办理澳门劳工证的澳门人“林某1”，可以从中赚取中介费，由此获得被害人曾某1的信任；双方约定，由被害人曾某1负责寻找需要办理劳工证的客户并向客户收取人民币几千元至一万余元不等的手续费，被告人吴佩璇负责与“林某1”联系办理证件的事宜，收取的费用的百分之五十由被告人吴佩璇交给“林某1”办理证件，剩余的百分之五十由被告人吴佩璇和被害人曾某1平分。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期间，被害人曾某1先后共收取多人的办证费用后，将部分费用交给被告人吴佩璇。2015年5月，因被告人吴佩璇未能办理澳门劳工证，被害人曾某1向被告人吴佩璇追讨办证费用；2015年5月24日，被告人吴佩璇和被害人曾某1在前山派出所人民调解室进行了对账，双方确认，减去被告人吴佩璇已经退还给被害人曾某1的费用外，被告人吴佩璇还应退还给被害人曾某1共计人民币225100元。之后，被告人吴佩璇以“林某1”同意转账退款及到澳门报警等方式，谎称自己被“林某1”诈骗，继续欺骗被害人曾某1；2015年8月18日，被害人曾某1等人将被告人吴佩璇带至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派出所，因公安机关需要澳门警方协助核实被告人吴佩璇辩解的事由，双方遂各自离开。之后，被告人吴佩璇离开珠海并更换手机号码，2018年7月1日，被告人吴佩璇被抓获。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吴佩璇的供述及辨认笔录，2015年8月18日的供述，主要内容为：2014年11月底至2015年4月底，我一直在帮一名叫曾某1的女子工作，在此之前2010年我工作地方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一个上司叫林某1帮我办过澳门劳务证，于是我就在林某1与曾某1之间做中间人帮她们牵线做办理澳门劳务证的活，2014年11月底曾某1就负责招揽想办劳务证的人，并收取他们的资料以及办证所需费用，费用在七千到一万元不等，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底，曾某1总共收取了44名办理劳务证人员的资料以及费用总计三十八万多元，其中曾某1收取佣金九万八千元，并承诺分红给我一样的佣金九万八千元，剩余的十九万多元办证费用就委托我交给了林某1，在2014年11月底至2015年4月底，在拱北地下和拱北口岸等地，我总共分23次当面交给了林某1，直接将现金用文件袋装着，一般在付钱后的两三个月内就可以出劳务证，但是一直到2015年3月份都没有办理出一个证件，于是我就催问林某1，一开始的时候她还有接电话和我说要延后出证，于是我和曾某1说明情况后就一直等，等到现在林某1都没有给我们办理劳务证，而且也没有退钱给我们，现在联系她也完全联系不到了。林某1真名叫林某2，上海人，42岁，住址澳门菜园涌北街。林某1收钱时没有给我开收据，2015年5月时写了一张声明书，声明书是林某1写给澳门司法警察局的，基本内客大概是林某1从2014年11月与大陆曾某1开始合作劳务证中介的工作，现今客户的资料因办理时间太长导致客户要退回资料费用，在工作上给曾某1与吴佩璇带来工作上的麻烦，今写下证明书于本5月18日14:00分退回总办证费用300000.00现金给予曾某1办证费用。(数目已经与曾某1小姐对清楚)，本人在此声明，保证本人于本月18日下午2点退回全部办证费用。在此表明，此费用由本人领取与吴佩璇无任何关系。本人至此保证这笔办证费用一定退回，如若不按时退回本人愿意承担法律任何相关刑罚。声明人是林某2(按捺手印)，附有林某2基本资料。因为我没有从林某1处收回办证费用，又因办证客户不停向曾某1催款，所以我将自己的佣金的部分款总计人民币六万余元退回给曾某1。同时我也凭林某1开给我的声明书在澳门起诉了林某1，澳门警方给我的起诉书已交给公安机关。另外，我也在拱北口岸派出所、明珠派出所以及前山派出所报过警。2015年5月10日曾某1曾带我到珠海湾仔的鸿景花园一间房内要我签了一份协议书，上面注明所欠款项要求我负责追回，因为当时有两名我不认识的男子在场，并对我说如果我不签协议就走不出房门，因为当时害怕所以就签了协议。 被告人吴佩璇于2018年7月1日被抓获后的供述，主要内容为：我于2014年认识曾某1，2014年9月到10月，我在珠海拱北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做劳务中介，因为我私下介绍三个客户去澳门工作，已收费用和证件，公司将我解雇了，劳务证也没有办理成功，后来帮我办证的唐老板将办证的钱退还给我。当时我在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唐老板来公司收取办证资料时我认识了他，后来唐老板说澳门那边一个餐厅要招三名女服务员，让我去找人，这样我就以个人的名义找了三个客户，收了三个客户的钱和资料。后来唐老板安排他同事林小姐找我拿资料。林小姐约我在拱北口岸一餐厅见面，见面时林小姐拿了一张澳门临时身份证及名片给我看，我看后才知道林小姐叫林某1，她收了我的资料后写了一张收据给我。后来三个客户没办成功，林某1就将我之前给她的钱和资料全退还给找。这样就认识了林某1。曾某1知道我被解雇的事，觉得三个去澳门的名额好浪费，我就和她商量再找三个客户顶替，赚到的钱平分，由我负责和林某1联系，她负责拉客户。我和曾某1商量好后，就通过私人电子邮箱发邮件给林某1问她还要不要人去澳门做事，她回复我说要三个服务员。这样，我就让曾某1按要求去找客户，当时说好林某1办一个劳务证收5500元，我和曾某1帮办一个证收客户6500元，每个赚500元。并约定办证时间为45天到60天工作日。因为办证时间比较长，在等待拿证的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和林某1联系，林某1也陆续将一些澳门公司招聘信息通过电子邮箱发给我，让我继续找客户办理劳务证。一直到我和曾某1将30多个客户的资料及共计23.8万元人民币交给林某1。当超过之前约定办证时间,客户不断找曾某1要说法，我就去联系林某1，她说没这么快办下来，有些客户就要求退钱和证件，我当时也担心了，就让林某1退钱和证件。2015年8月到9月份，林某1约9次将收到的证件全部在拱北退回给我，收的钱说过几天转账给我。过了几天，林某1说转给我了，并发了一张转账单据图片给我查看，但我后来去银行查时，没有找到这笔款，就是因为此事，我才和朋友“水叔”去澳门警方报警。我将林某1给我的声明书一份、林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一张、中国银行转账回执单等资料给澳门警方。澳门警方后来发邮件让我过去，那时我没有过澳门的证件，所以一直没去澳门协助调查。我查看过林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证件的头像是林某1本人。林某1说她有办理澳门劳务证的资质，并提供其他人的劳务证给我看过。30多个客户我一个都没见过，都是曾某1联系的。我几次带曾某1到派出所报案，我用手机拍了去澳门报警的回执单及林某1的声明书给曾某1，在派出所我和曾某1一起核算共收了客户多少钱，我们提成多少，我要退多少钱给曾某1等，我当时给曾某1写了声明书。其中有一张声明书不是我自愿签的，因为当时曾某1带了几个人，我怕才签的，就是一定期限将曾某1交给我的钱退还给她，如果做不到，要赔偿违约金，我觉得不公平。我当时把自己的分红约9万元退给了曾某1，因为有两个客户是我开的收据，我单独退了这两个人的办证费11000元，加起来我共退了10万元左右。2016年过完年我就离开了珠海，去了汕头，2017年4月去深圳打工，我离开珠海后就换了一个汕头的电话卡。我们共收取客户388000元办证费，我自己分红89000元，曾某1分红9万元，剩下209000元我全交给了林某1。我是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这段时间，在拱北大家乐餐厅及地下商场等地方交钱，不少于15次。我去澳门报案的回执单原件及林某1身份证的复印件现在都找不到了。 被告人吴佩璇在补充侦查阶段的供述，主要内容为：2014年年底，因为我收了客户的证件和钱给林某1办证，到了约定的出证时间还没办成，这边客户又催促我，我就直接去到林某1所在的澳门公司，好像在10楼，让她退一部分钱和证件给我，林某1就说现在身上没钱，过几天有钱后将所有的钱给我，并说写一份《声明书》给我，大概意思是办证费和赔偿费共30万元给我，我拿到她的《声明书》和她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后就离开了。林某1给我《声明书》和她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的地点我记不起来，后来我去澳门警方报案时，我有带澳门警方去调查，但没此人。林某1在写《声明书》给我之前，有一次她带我去过一次公司，具体什么时间不记得了。林某1也没有按《声明书》写的退钱时间退钱，林某1提前通过微信将一份中国银行转账单拍照发给我，因为是星期五，当时我就和曾某1一起去银行查，但被告知还没这么快到账。我和曾某1过了两天到星期一再查，没有，到星期二去查还是没有。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才想到要去澳门报警的。因为我在澳门不熟，我爸就叫了一个朋友的朋友，我叫“水叔”的男子陪我去澳门警方报警。因为“水叔”不是当事人，他陪我到警察局后就在门外等我，我自己一个进去警察局的，开始是两个年约二十四五岁左右男警官接待我，我当时就将所有经过及林某1给我的《声明书》和她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交给了警官，他们两人就和我录口供，然后就对我说已经立案了，并出具了一份《报警回执单》给我，后来有一个年纪比较老的，姓马的警官先带我去监控室查看我和林某1一起到过的地方，因为人太多，没有看到我和林某1出现的镜头。后来两个年约二十四五岁左右男警官才带我去和林某1一起去过的澳门大家乐餐厅、林某1住处附近及中国银行等地查看监控位置。这是我第一次去澳门报警。第二次澳门警方还约我去了一次，让我带他们去林某1所在的公司调查。我是在珠海市拱北某劳务公司上班认识林某1的，我于2015年8月在派出所说的移动公司的上司叫林某1，帮我办过澳门劳务证，我是这样说的，我觉得笔录没问题，才签名按指纹的。林某1的电话号码我不记得了，林某1的电子邮箱地址我也不记得了，我信任林某1，给她办证费时就没有收取收据。林某1把她的证件给我看，也给我看过名片，又见过她本人，我觉得是真实的，我能辨认出林某1，林某1给我的澳门身份证复印件上的人头像是林某1本人。 庭审中，被告人吴佩璇确认，其认识的“林某1”与林某2身份证照片上的人是同一人。 公安机关将林某2（即被告人吴佩璇所说的林某1）身份证头像的照片混杂在其余11张不同女性的正面免冠照片之中，无序排列在一张纸上供被告人吴佩璇辨认，被告人吴佩璇没有辨认出林某2。 2.被害人曾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主要内容为：2014年3月我在网上认识了吴佩璇，逐渐成为了朋友。2014年10月22日，在珠海市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工作的吴佩璇给我打电话，说她瞒着某劳务公司私自收了三名想到澳门工作劳工的钱没有上交公司，现在无法成功办理劳工证，三名劳工到公司大吵大闹，并且已经报警，她也被带到了派出所，希望我带2万多元人民币过去还给三名劳工。因为我觉得吴佩璇平时对我挺好的，就带了钱过去派出所帮吴佩璇还给了那三名劳工，派出所也没有追究吴佩璇的法律责任。而吴佩璇瞒着某劳务公司收钱，公司将她解雇了，之后吴佩璇搬到了我的住处珠海市香洲区居住。我们一起居住之后，吴佩璇对我说，她有个叫“林某1”的朋友在澳门工作的公司可以帮劳工办理赴澳工作的劳工证，希望我帮她收集劳工的证件及收取办理劳务证的费用，费用为7000至10000元人民币不等。吴佩璇还承诺，收取的费用百分之五十交给“林某1”的公司，我与她均分余下的百分之五十，也就是每人百分之二十五。我问吴佩璇，“林某1”是否可靠?吴佩璇给我说了很多关于“林某1”成功办理劳工证的事迹，在吴佩璇的劝说下，我接受了与她一起帮他人办理赴澳工作劳工证的建议。 2014年10月26日至2015年4月底，我收取了43人，加上我自己的14000元人民币，共44人的证件及388000元人民币，除了我的提成外，将30多万元人民币和证件交给了吴佩璇，吴佩璇抽取了自己的提成后，余下19多万元人民币转交给澳门的“林某1”办理劳工证。然而，六个月过去了，吴佩璇所承诺的“林某1”可以办理劳工证的事情一直没有下文，劳工们开始陆续找我要求退钱及返还证件。而吴佩璇已经搬离了我的住处，我只能不断联系吴佩璇，让她询问“林某1”办证的进度，她都是将责任推到“林某1”的身上。2015年4月27日我找到吴佩璇时，她说正在联系“林某1”退钱，经过协商，吴佩璇写了一张“办证费用声明书”给我，之后又找不到人了。2015年5月8日，我又找到吴佩璇后，她又给我写了一张“借据单”，而后我又在等待中度过，5月22日,吴佩璇突然联系我，声称在澳门报了警，有个“马某1”警司帮她找到了“林某1”，“林某1”写了一张“声明书”，承诺还钱给我，还将“声明书”通过手机发给了我。2015年5月24日，吴佩璇主动约我到前山派出所，在派出所的人民调解室工作人员的主持下，吴佩璇与我算好了账：加上她住在我家的住宿费用，吴佩璇要返还26万多元人民币给我。算好账之后，吴佩璇说已经联系“林某1”给她转账，要求我与她一起到银行取钱。自此之后的几天，我与吴佩璇天天守在珠海前山兰埔花园附近的工商银行，等待“林某1”给我们转账。直到5月31日，吴佩璇在银行对我说，“林某1”那边的转账出了问题，吴佩璇内地工商银行的卡收不到“林某1”在澳门转账的钱。我就这个疑问请求银行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吴佩璇的卡不可能收不到澳门的转账。6月1日，吴佩璇又联系我，声称她现在在澳门报警，告“林某1”诈骗，同时将澳门的报警记录发给找。我觉得吴佩璇既然在澳门都报了两次警，就一定是被“林某1”骗了。可是我总是被劳工们追着要钱也不是办法，还是继续寻找吴佩璇要钱。我于6月15日，到明珠派出所报警，警察通知吴佩璇到来后，吴佩璇与我进行协商，最后签订了“声明书”，承诺会还钱给我。不过，自此之后，吴佩璇开始躲避我，打电话不听，发信息不回，直到8月18日，我终于在拱北迎宾南路的“大家乐”餐厅找到了消失了两个多月的吴佩璇，我立马拨打了“110”报警。拱北派出所的民警到场后，将我们二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吴佩璇向派出所的民警出示了“林某1”的声明书，并声称她已经在澳门报案，控告“林某1”诈骗了她。民警经过调查，发现若是要核实“林某1”的情况需经过澳门警方，需要较长的时间。于是吴佩璇由其朋友王某1担保，在写下一张她到澳门协助调查后保证到拱北派出所汇报情况的“承诺书”后，我们各自离开了派出所。接下来将近三年的时间，我没有再联系上吴佩璇，也没有见过她，她承诺还我的钱一直没有支付，而我则是用自己的积蓄去偿还劳工们交纳的办证费用。 我记账的方式是：一开始我只是记劳工的名字，后面就是“劳”多少钱，“个”多少钱。比如说，“劳”1000元人民币，“个”500元人民币，按照提成比例来说，这个劳工就是交纳了2000元人民币。但后来我觉得这样不太清晰，于是大部分劳工名字的后面我都写上劳工交纳的总金额，“劳”提成多少，“个”提成多少。“劳”指的是“林某1”，“个”指的是我和吴佩璇。2015年7月，我也到了澳门向当地警方了解吴佩璇控告“林某1”的结果。澳门警方告知我，经过他们的调查，“林某1”“马某1”诈骗吴佩璇30万多元人民币是吴佩璇自己杜撰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她诈骗我的犯罪行为。而且所谓“林某1”的“声明书”也是伪造的，他们已经对吴佩璇报假案的行为立案调查，吴佩璇一旦入境澳门，澳门警方就会立即抓捕吴佩璇归案。我没见过“林某1”，吴佩璇发给我所谓“林某1”的“声明书”有她的资料，“林某1”叫林某2，女，1973年X月X日出生，出生地：上海浦东，住址：澳门菜园涌北街。但澳门警方告知我，他们曾经按照吴佩璇提供的“林某1”的身份资料找过林某2核查，林某2声称不认识吴佩璇，更没有收过吴佩璇的30万多元人民币。并且林某2的出生地不是上海浦东，而是福建晋江；电话号码不是622XXXXX，而是622XXXXX。我收取的劳工证件已经全部退还给劳工们了，我收取的劳工们388000元人民币，现在已经用我的提成加积蓄退还了32万多元人民币，还有6万元人民币没有退还。吴佩璇收取了我30万多元人民币，分多次共退还了我56000元人民币，还有24万多元人民币没有退给我。 被害人曾某1在补充侦查阶段的陈述，主要内容为：2015年5月24日，在前山所司法调解室，我与吴佩璇就金额进行了核对，当时吴佩璇将所有金额写在一张纸上，我之前也提供了复印件给公安人员，对账单显示372700元是我共收到客户的总金额，减去我的提成89000元，我实际是给了吴佩璇283700元，后来我多次向吴佩璇追钱，她分多次共还了56400元，这样算她目前共欠我227300元。吴佩璇有退还王某2、范某1两个客户共11000元办证费，但这两个客户是我和她没有合作时，她自己收的，和我无关，不包括我交给她的372700元里面。 经辨认，被害人曾某1辨认出被告人吴佩璇。 3.证人余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5年8月，曾某1介绍我认识一名叫吴佩璇的女子，说能帮我办理澳门劳工证，我将我的证件和6000元在吴佩璇的家里交给吴佩璇，她说一二个月就可以办好，过了两个月一直没有结果，我就一直追问曾某1什么时间能办好，也追问吴佩璇，后来曾某1对我说我们被骗了，其将证件还给了我，但钱一直没有退还。 4.证人梁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4年10月，我收了8个劳工共计人民币61000元和他们的相关证件，交给曾某1办理到澳门务工的劳务签证，到2015年4月劳工们也没拿到签证，我觉得事有蹊跷，就让曾某1把我收的钱退还给我，曾某1陆续退还给我人民币60000元，后我将钱和证件退还给了劳工们。 5.证人符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5年4月，我将个人资料及现金人民币11000元交给曾某1，办理澳门劳工证，曾某1写了一张收据。两个月后，曾某1未能按时办理证件，我多次向她索要我的钱和证件，到2015年7月，曾某1退了我4000元，还写了一张7000元的借据，但曾某1未退回我的7000元钱。 6.证人黄某1的证言、李某1、黎某1自述报案材料，主要内容为：2015年3月，我将个人资料交给曾某1，并转账人民币12000元给她，帮我办理澳门劳工证，两个月后，曾某1未能按照她的承诺办好证件，经多次交涉，曾某1于2015年7月退还我2000元，余款10000元没有退还我。被骗的还有黎某1（交12000元，退2000元，欠10000元）、李某1（交11000元，退4000元，欠7000元）。 7.证人黄某2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4年11月，我将个人资料和现金人民币8500元交给曾某1，帮我办理澳门劳工证。两个月后，曾某1未能按时办理证件，我就多次向她索要我的钱和个人资料。2015年8月，曾某1分两次退回我办证费共2000元，剩余钱款未退回。被骗的还有我阿姨邝某（交8500元，退2000元，欠6500元）。 8.证人林某2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的住址是澳门关闸马路，电话0853622XXXXX，我在澳门某彩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我不认识吴佩璇，我没有帮他人办理到澳门务工的资质，没有收取过吴佩璇30多万元人民币的办证费用，也没使用过“林某1”这个名字，我任职的澳门某彩股份有限公司也没有委托我代为招收内地劳工，我也不认识“马某1”。 9.证人吴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吴佩璇的父亲，2015年5月9日，曾某1到我的住处找我女儿还钱，我当时替女儿还了35000元，曾某1写了一张收条；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曾某1又来要钱，我当时又给了她1000元，她又写了一张收条。因我两次搬家，收条现找不到了。还钱时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向朋友王某3借了1万元现金。 10.证人王某3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5年5月9日，吴某1找到我，向我借钱，我当时拿了1万元现金到他住处，进去后看到一个讨钱的女子，吴某1将35000元给了此女子，女子写了一张收条给吴某1。 11.证人黎某2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珠海市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股东，吴佩璇于2014年9月2日至10月22日在我公司就职，因她以个人名义在外收取劳工的办证费用，最后被我公司解雇，于2014年10月22日离开公司。我不认识澳门的“唐老板”，我公司从来没有与姓唐的人员开展关于劳务派遣的业务，吴佩璇也没有介绍“唐老板”的业务给我们，我也不认识“林某1”，我公司没有员工姓林。 12.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对员工（吴佩璇）试用期之严重声明书，主要内容为：被害人曾某1提交的珠海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出具的对被告人吴佩璇在其公司工作期间私自收费问题的声明。 13.费用记录、收据及对账记录，主要内容为：被害人曾某1收取务工人员办证费、提成数额、交给被告人吴佩璇的数额所做的记录及其与被告人吴佩璇对账的记录。 14.借据单、声明书，主要内容为：被告人吴佩璇出具的退还被害人曾某1办证费的承诺、声明。 15.声明书，主要内容为：被告人吴佩璇提交给被害人曾某1的署名为林某2（林某1）写给澳门司法警察局的声明书。声明内容为，本人全名林某2、林某1也是本人，从2014年11月与大陆曾某1开始合作劳务证中介的工作，现今客户的资料因办理时间太长导致客户要退回资料费用，给曾某1和吴佩璇带来工作上的麻烦，今写下声明书于本5月18日14:00分退回总数为300000.00RMB现金给予曾某1办证费用。(数目已经与曾某1小姐对清楚)，特此声明，保证本人于本月18日下午2点退回全部办证费用。在此表明，此费用全是我一人领取与吴佩璇无任何关系。本人至此保证这笔办证费用一定退回，否则本人愿意承担法律任何相关刑罚。 16.检举凭据，主要内容为：被告人吴佩璇提交给被害人曾某1的其向澳门司法警察局报案的记录。 17.身份资料声明书，主要内容为：被告人吴佩璇提交的其在澳门报案时填写的其身份资料。上有警员马某1的签名。 18.林某2身份证复印件，主要内容为：被告人吴佩璇提交的林某2的身份证复印件。 19.调查通知，主要内容为：澳门司法警察局通知被告人吴佩璇于2015年8月5日到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济罪案调查处协助调查。 20.抓获经过，主要内容为：被告人吴佩璇被抓获的情况。 21.户籍证明，主要内容为：被告人吴佩璇的身份情况。 22.担保书，主要内容为：2015年8月18日23时许，被害人曾某1以被被告人吴佩璇诈骗为由，到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派出所报案，因公安机关需要澳门警方协助核实被告人吴佩璇辩解的事由，由王某1为被告人吴佩璇提供担保，公安机关未羁押被告人吴佩璇。 23.澳门司法警察局关于协查一宗诈骗案的函，主要内容为：澳门司法警察局向珠海市公安局港澳警务联络科发函，通报一宗诈骗案，2015年6月1日，吴佩璇到本局报案，报称一名叫“林某1”的女子以代内地居民在澳门找工作为名，诈骗了其约人民币30万元。当吴佩璇欲于2015年5月11日到澳门治安警察局第二警司处报案时，一个名叫“马某1”的男子在该警司处出现并自称替被害人处理报案事宜。及后，该男子寻获“林某1”，以及安排“林某1”于2015年5月22日主动存回人民币30万元到吴佩璇的内地银行账户（曾出示银行的存款单据）。但当吴佩璇回到珠海查看银行账户时，发现根本没有存入款项，故怀疑除被“林某1”以在澳门代工作诈骗金钱外，“林某1”亦联同一名假扮警员的男子“马某1”虚构存回款项，以拖延吴佩璇报案。其后，另一名内地居民曾某1到本局报案，报称被吴佩璇以代内地居民在澳门找工作为名，诈骗了其约人民币24万元。吴佩璇则以被“林某1”及“马某1”诈骗并向澳门警方报案作解释。及后，曾某1到珠海市公安局报案。据称，拱北派出所寻获吴佩璇，吴佩璇同样辩称被“林某1”及“马某1”诈骗并已向澳门警方报案而逃避嫌疑，但曾某1怀疑吴佩璇虚构出“林某1”及“马某1”两个人物从而掩饰其所实施的诈骗行为。关于吴佩璇报称被“林某1”及被假冒警员的“马某1”诈骗一事，经翻查有关保安录像资料及电话通话记录，未发现吴佩璇所述的情况存在。吴佩璇亦无法提供任何资料以助查明此二人的真实身份及联络他们，其他资料及情节更全无根据，加上曾某1指控吴佩璇虚构事实及虚构“林某1”及“马某1”的存在（已证实吴佩璇所述的涉嫌人林某1（林某2），根本不认识吴佩璇，亦没有收取吴佩璇款项代找工作。另外，在上述警司处报案时警局报案室内外有多名警员驻守，遇上假冒警员的“马某1”的情况及“马某1”拘捕“林某1”后私下解决一段情节更不合逻辑）。以上种种疑点，有迹象显示吴佩璇隐瞒事实，将诈骗曾某1的责任推到两名虚构的人物身上以逃避刑责。报案后，吴佩璇亦一直没有应约到本局协助调查。据曾某1声称，拱北派出所已立案跟进本案。为免吴佩璇以不同借口狡辩或利用已向澳门警方报案为由阻碍或扰乱珠海警方的调查工作，特通报上述情况，并请协助通知吴佩璇到澳门接受调查。 24.出入境记录，主要内容为：经查询，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林某2的出入境记录显示，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林某2没有出入境记录；自2015年4月1日开始，由澳门有入境记录。 25.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珠海市公安机关收到澳门司法警察局发来的函后，再次去函澳门警方，要求核实林某2的情况，澳门警方通知林某2到珠海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公安机关对林某2制作了笔录。公安机关对本案的其他情况进行了说明。 26.现场照片，主要内容为：涉案现场的照片。 针对控辩双方的意见，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相关法律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吴佩璇第三次讯问笔录及悔过书是回珠海后所做，而不是在深圳市福田看守所所做，该笔录内容是虚假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吴佩璇被抓获后，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吴佩璇多次提审并制作了讯问笔录，其中2018年7月1日在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深圳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对其讯问制作了抓获其过程的笔录；2018年7月2日，珠海市公安局拱北派出所办案人员在深圳市福田看守所对被告人吴佩璇进行了讯问，笔录内容为公安机关对其宣布刑事拘留，并未对案件事实详细讯问，公安人员还接收了被告人吴佩璇书写的悔过书。2018年7月9日，被告人吴佩璇被押至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羁押。被告人吴佩璇的提讯提解证显示，被告人吴佩璇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羁押期间，公安机关于2018年7月19日、2018年7月26日、2018年7月30日等时间多次提审被告人吴佩璇；案卷显示，提审期间，公安机关均制作了讯问笔录。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辩护人提到的被告人吴佩璇的第三次讯问笔录，实为2018年7月2日珠海公安机关在深圳市福田看守所对被告人吴佩璇的讯问笔录，从提讯提解证显示的被告人吴佩璇被提审的时间，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2018年7月2日，珠海公安机关对其讯问的时间、地点并接收其悔过材料的情况是属实的，并且讯问的内容未涉及案件事实，不影响被告人吴佩璇的实体权利，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吴佩璇辩称其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其是以打工者的身份帮人做事，没想到被人骗了后还被以诈骗罪起诉的辩解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吴佩璇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骗取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而是被他人骗了，其行为属民事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经查，（1）2015年8月18日，被告人吴佩璇在拱北口岸派出所供称，“林某1”是其之前在中国移动公司工作时的上司，“林某1”帮其办过澳门劳务证，于是其就在“林某1”与曾某1之间做中间人帮她们牵线办理澳门劳务证；2018年7月被告人吴佩璇归案后，其又供称，其在某劳务公司工作期间，“林某1”是帮其办理澳门劳务证的唐老板的同事，唐老板叫“林某1”找其拿资料时，两人才认识。从被告人吴佩璇不同时期的供述可以看出，其对“林某1”的身份及两人如何认识的供述前后不一致；并且某公司的股东黎某2证明，其不认识澳门的唐老板，其公司从来没有与姓唐的人员开展过劳务派遣的业务。因此，上述证据证实被告人吴佩璇虚构了“林某1”的身份，“林某1”是否存在存疑。（2）被告人吴佩璇辩称其将收取被害人曾某1的办证费用交给了“林某1”，并且其供述证明，其拿到了“林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即林某2的身份证复印件），其见过“林某1”本人，“林某1”给其的澳门身份证复印件上的人头像是“林某1”本人；庭审中，被告人吴佩璇确认，其认识的“林某1”与林某2身份证照片上的人是同一人。因此，按其供述，“林某1”即为林某2，但其对林某2的身份证头像进行辨认时，未能辨认出林某2就是“林某1”；同时林某2的证言证明，其不认识吴佩璇，其也没有使用过“林某1”的名字，也没有办理过招收内地劳工的业务；林某2的出入境记录证明，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即被告人吴佩璇所称将办证费用交给“林某1”的期间），林某2没有出入境记录。因此，上述证据证实，被告人吴佩璇辩解其将办证费用交给林某2（即其所称的“林某1”）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其向被害人曾某1虚构了该事实。（3）被告人吴佩璇辩解“林某1”向其出具了声明书，其到澳门警察局报案，并提交了一个名叫“马某1”的警察签名的身份资料声明书。但是澳门警方发给珠海公安机关的《关于协查一宗诈骗案》的函证明，被告人吴佩璇向澳门警方报案时，称“马某1”处理报案事宜，并寻获“林某1”，并安排“林某1”存回人民币30万元到吴佩璇银行账户，后吴佩璇发现没有存入款项，遂怀疑被“林某1”及被假冒警员的“马某1”诈骗；澳门警方经翻查有关保安录像资料及电话通话记录，未发现吴佩璇所述的情况存在；澳门警方认为警局报案室内外有多名警员驻守，遇上假冒警员“马某1”的情况及“马某1”拘捕“林某1”后私下解决情节更不符合逻辑；因此，澳门警方怀疑被告人吴佩璇隐瞒事实，将诈骗曾某1的责任推到两名虚构的人物身上逃避刑责，并将上述情况通报珠海警方。该证据证明，虽然被告人吴佩璇曾向澳门警方报案，但报案的事实和过程均与澳门警方通报的内容不符。综上，被告人吴佩璇虽然辩称其将从被害人曾某1处收到的办证费用交给“林某1”，但其对“林某1”（林某2）身份的供述前后不一致，林某2的证言及出入境记录证明林某2没有收取被告人吴佩璇的办证费用，本案的证据证实被告人吴佩璇对被害人曾某1实施了诈骗行为，被告人吴佩璇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关于被告人吴佩璇诈骗数额的认定，经查，对于被害人曾某1交给被告人吴佩璇办证费用的数额，被告人吴佩璇的供述与被害人曾某1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但两人均证明，2015年5月24日，两人在前山派出所进行了对账，两人对当时对账形成的书证也进行了确认，因此，该对账结果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人吴佩璇诈骗数额的依据。对账材料显示，被告人吴佩璇总共实际要退回费用为人民币225100元，该数额应为被告人吴佩璇实际诈骗的数额。虽然被告人吴佩璇辩称其亲属帮其退了部分费用及两名客户的费用由其承担退还，但是证人吴某1、王某3的证言证明，吴某1帮被告人吴佩璇退款的时间是2015年5月9日；该退款在对账之前，被害人曾某1也证明该退款在对账时已经进行了扣除；因此，不能证实对账之后被告人吴佩璇的亲属又帮其退还了办证费用。对于被告人吴佩璇辩称其直接向两名客户退还费用的情形，现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该两人的费用是通过被害人曾某1转交给被告人吴佩璇，被害人曾某1亦证明该两人与其无关，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该两人的费用应从被告人吴佩璇诈骗的数额中扣除。本案中，相关办证人员均是将费用交给被害人曾某1，由被害人曾某1再交给被告人吴佩璇，因此，被告人吴佩璇应向被害人曾某1承担退赔责任，被害人曾某1负责向各办证人返还办证费用。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佩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佩璇的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佩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止。罚金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吴佩璇向被害人曾某1退赔人民币225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姚 峰 审 判 员  孙珑艳 人民陪审员  郭道荣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罗思玲 李俊蓉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