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黑01行初343号原告管大治，男，197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松北区。委托代理人朱立智，黑龙江嘉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哈尔滨市道外区北十四道街55号。法定代表人刘晶，区长。行政负责人王绍臣，副区长。委托代理人何云霞，哈尔滨市道外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卢文胜，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管大治因与被告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道外区政府）履行协议纠纷一案，于2018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管大治及其委托代理人朱立智、被告道外区政府的行政负责人王绍臣、委托代理人何云霞、卢文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大治诉称：1.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0093号协议，道外区政府因违反协议约定赔偿管大治房屋折价款7,880,724元，管大治退回道外区政府房屋；2.案件受理费由道外区政府承担。事实和理由：管大治于1994年购买了位于道外区××古街××层商服，建筑面积484.8平方米。2001年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2003年管大治为了扩大经营的需要，又购买了该商服同轴线向内延伸的建筑面积324.15平方米的房屋，即太古街691号-1层X-T、12-15轴的商服，有购销商品房合同及商品房销售专用发票，因开发商原因未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的左、右、后三面隔墙相邻为他人房屋，因此该商服只能与原商服联通为一个营业面积，也只能与原商服共用太古街的唯一进出口。2015年1月该地区发生火灾，同年8月19日道外区政府与管大治签订了协议编号分别为0092、0093号的房屋原址回迁安置协议即《道外区1.2火灾危房区域抢险搬迁协议》。编号0092号协议约定：“乙方房屋位于道外区××古街××层，半地下门市保留原街道门口及出口”。0093号协议约定：“乙方房屋位于道外区××古街××区××、××轴地下室（××地址××古街），乙方自愿搬迁，安置非住宅房屋使用面积214.67平方米，安置地点为1.2火灾搬迁区域，具体位置门市房按原房所在街道及位置依次排列安置，半地下门是保留原街道门面及出口”。2017年12月2日管大治接到道外区政府回迁入户通知，道外区政府要求先缴纳入户费用签订入户手续后才允许看房。管大治按照道外区政府的要求办理了入户手续，才被允许验收房屋。才发现0093号协议回迁安置的房屋被安置在南头道街××、Ａ010的位置，并在南头道街留有两个出口，根本不是协议约定的太古街691号位置，更未与太古街691号-1层商服相通，完全不属于太古街的商服，与太古街的商服价值相差一半。管大治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A1.0092号《道外区1.2火灾危房区域抢险搬迁协议》，拟证明管大治房屋位于太古街691号负一层，协议第14条约定搬迁安置的房屋的位置半地下门市保留原街道门面及出口。证据A2.0093号《道外区1.2火灾危房区域抢险搬迁协议》，拟证明协议确认了位于太古街D区X-T、12-15轴地下室使用面积214.67平米房屋为管大治所有，该房屋的实际地址位于太古街691号，该房屋与0092号房屋是同一位置，协议第14条约定搬迁房屋的位置是半地下门市保留原街道门面及出口。证据A3.0092、0093号《道外区1.2火灾危房区域抢险搬迁协议》房屋差价交款证明，拟证明0092号协议房屋差价款是10075.47元，换算后面积差是0.74平米，现房房屋价格每平米15180元，0093号协议现房屋建筑面积评估单价7600元。证据A4.房屋差价款领取证明，拟证明该房屋现建筑面积价格是31600元。证据A5.（2018）黑01行初32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管大治在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道外区政府辩称：1.管大治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管大治案涉房产共计两套，一套坐落于太古街691号-1层，该房系原告于1994年购买，1997年建成，2001年办理哈房权证外字第××号产权证。另一套系2003年8月18日签订《购销商品房合同》购买的位于太古一街区××区××、××轴地下室，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两套房产购买时间相差九年，均为独立房产。哈房权证外字第××号房产面向太古街，出口也设在太古街，而X-T、12-15轴地下室位于太古一××××区，面向T-S轴地下商业街通道，出口也设在了该地下商业街通道。无论是前述两个房产的产权证、购销商品房合同还是双方签订的搬迁协议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两个房产是各自独立的两套房产，分别对向不同的街道，有着各自独立的出入口；2.道外区政府全面的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违约行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15年8月19日双方签订了协议编号为0092号、0093号《道外区1.2火灾危房区域抢险搬迁协议》，明确约定了管大治房屋位置、面积，一次性搬迁补助等内容，并明确约定门市房按原房所在街道及位置依次排列安置，半地下门市保留原街道门面及出口。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按照协议履行了安置、进户等合同内容，管大治所得安置房产完全符合合同约定，道外区政府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任何违约行为。3.双方所签订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管大治无权主张解除合同。道外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B1.哈房权证外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购销商品房合同》（太古一××××区X-T12-15轴地下室）、No000637黑龙江省商品房屋销售专用发票，拟证明：1.管大治的哈房权证外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购销商品房合同》（太古一××××区X-T12-15轴地下室）、No000637黑龙江省商品房屋销售专用发票表明其被搬迁安置的原房产是独立的两套房产；2.搬迁安置的两套原房产分别位于太古街691号-1层和太古一××××区X-T12-15轴地下室，并非共同坐落于太古街691号；3.哈房权证外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中《房地产平面图》表明该房屋除太古街一侧的出口外，其余三侧墙体呈封闭状态，因此并不存在与太古一街区××区××、××轴地下室共用一个出入口的问题；4.两套房产分别购买于1994年和2003年，相差9年时间，且独自办理相应房屋买卖手续，独立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因此也不存在后一房产系对前一房产变更设计的情况；5.《购销商品房合同》（太古一××××区X-T12-15轴地下室）中在确定付款方式一栏分三个阶段：第一，合同签订60%；第二，主体封闭30%；第三，进户前10%。上述内容可以表明该合同所购销楼房其主体是采取封闭结构，不存在与一个9年前房产共用一个出口的问题；6.管大治的哈房权证外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购销商品房合同》（太古一××××区X-T12-15轴地下室）均各自独立表明房屋面积，也表明该两套房产是各自独立的房屋，不存在面积互通问题。证据B2.底表号2014号和2015号搬家验收小票和非住宅房屋抢险搬迁登记表。拟证明管大治分别在两份房产的搬家验收小票和非住宅房屋抢险搬迁登记表签字，表明其已经对被搬迁安置的两套房产的地理位置、面积等进行确认，也意味着管大治对被搬迁安置的两套房产的各自独立性的确认。证据B3.D区-1层平面图。拟证明管大治被搬迁安置的两套房产分别存在、各自独立，一套位于太古街691号-1层，面向太古街，出口在太古街，另一套位于太古一街区××区××、××轴地下室，面向T-S轴地下商业街通道，出口也设在了该地下商业街通道。证据B4.协议编号0092、0093号道外区“1.2”火灾危房区域抢险搬迁协议。拟证明：1.管大治已经签署抢险搬迁协议，同意按确定的房屋地址、面积安置，安置地点为“1.2”火灾搬迁区域，门市房按原房所在街道及位置依次排列安置，并且明确约定半地下室门市保留原街道门面及出口，管大治同意按照上述约定安置其两套房产；2.道外区政府完全按照该协议约定对管大治进行安置，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3.上述两搬迁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合同终止。管大治无权再要求解除合同；4.该协议签订于2015年8月19日，该协议明确约定了安置方式，管大治此时已经了解其两套房产的安置方式和安置位置，其起诉期限应自此起算，管大治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应当驳回起诉。证据B5.编号216号商服安置房屋位置证明、房屋差价款交款证明及现金缴款单，编号217号商服安置房屋位置证明、房屋差价款交款证明及现金缴款单。拟证明：1.管大治于2017年12月3日已经对两套原房产的两套对应的独立安置房屋的原房屋位置、安置房屋位置、原房屋面积、现房屋面积进行了确认，房屋差价款交款证明对原房屋位置、安置房屋位置、原房屋面积、现房屋面积进行了再次确认；2.房屋差价款交款证明明确了面积差及按照原房建筑面积评估单价为标准补交房屋差价款，因此即使假设管大治有权利要求补偿，其也应当以原房评估价格为标准请求，而无权以其他价格提出请求。经庭审质证：管大治对证据B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因为当时管大治购买该地区的房产时，开发商交付房屋就是与原房屋相连、相通的，没有其他出口，只能与管大治所有的太古街691号门市为一个出口的房屋，因此虽然是管大治前后购买的两处房屋，但实际是是一个出口，不存在有其他的出口。对证据B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因管大治当时不清楚被安置的两套房屋具体地理位置及面积情况，是否相通更不清楚，当时房屋还没建成。对证据B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设计图和实际施工有极大差异，因为2003年管大治购买的房屋是扩大经营所需从同一开发商手中购买，开发商交付的房屋结构就是同轴线延长，无障碍相通的房屋，购房合同虽没体现，但实际交付的房屋是这样的，0093号房屋自从购买之日起至搬迁之日从来就没有从太古街691号以外的出口进出过，这一点在现场勘查时得到了道外区政府工作人员认可确认，并签在了0093号协议上（标注实际地址太古街691号），明确标注了，道外区政府说的两个房屋不能同一空间，但不代表不能共用一个出口。对证据B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两份协议的第14条都明确约定了半地下室保留原街道门面及出口，当时搬迁时两处房屋为同一出口，位于太古街691号，因此管大治同意签署该两份协议。0093协议安置道外区政府存在明显违约，未按照搬迁时房屋的街道门面及出口安置。2015年8月19日只是签署了安置协议，当时房屋还没有建，具体的安置房屋的位置以及面积是否相同管大治不清楚，2017年底在没有看到房屋的情况下，道外区政府要求办理相关的进户手续后才拿到房屋的钥匙看到房屋的情况，后来才看到0093号协议所安置的房屋位置、出口与原房屋不一致，因此管大治开始主张权利，没超过起诉期限。对证据B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中管大治签字是道外区政府设计规定的进户程序造成的，因为只有在走完所有程序、交完所有款、签完所有字，管大治才能拿到钥匙验房，是不得已而为之，道外区政府明确约定不签字、不交款就不给钥匙，那么管大治就不会知道0093号房屋有问题，管大治一直坚信0093号协议的合理合法性，所以就没有对走进户程序有异议，进户后才发现问题。道外区政府对证据对证据A1、A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协议均明确的记载了管大治两套房产分别位于道外区太古街691-1层和D区X-T、12-15轴地下室，0093号协议中虽然有实际地址太古街691号字样，但从合同条文房屋坐落的全部陈述可看出该标注并非是指0093号协议房产实际位于太古街691号，也不存在管大治拟证明的与0092号房产是同一位置之说，因依据常识，两套房产不可能处于同一空间位置，该标注仅因为D区X-T12-15轴地下室所面对出口没有正式街道名称，此标注为了体现与0092号房产的对应关系，这在道外区政府拟提交的搬家小票等手续中备注标注可以相互印证。该两份搬迁协议14条明确约定，半地下室门市保留原街道门面及出口，这在两份搬迁协议中均有同样的约定，说明该条款不是D区X-T、12-15轴地下室特别约定，而是本次搬迁安置的安置方法和原则，该地下室实际面对T-S地下商业街通道，出口也设在地下商业街通道，因此，管大治引用该条款不能支持其诉请。对证据A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明确标注了原房屋面积、位置，现房屋面积、安置位置，现房屋安置位置明确载明原位于区××、××轴地下室××安置位置××、Ａ010，评估单价均为原房建筑面积评估单价，也不是现房评估单价，该证据所载明内容不能支持管大治诉请。对证据A4，因该份证据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予质证。对证据A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在2015年双方签订搬迁协议时就对原房屋位置、面积、安置方式、安置原则均有明确约定，管大治在签订该协议时即可以明确知道其将得到的房屋是相互独立的，并且是分别面向太古街和T-S地下通道，并且分别在太古街和T-S地下通道设置出口，起诉期限应从2015年开始计算，超过起诉期限。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A1-A3、A5、B1-B5真实且与本案相关联，证据的取得亦不违法，本院予以采信。证据A4只提交了复印件，且证据内容是案外人马海涛房屋差价款领取证明，与本案无关联，故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道外区太古街区发生火灾，同年8月道外区政府为解决火灾危房区域内房屋问题，开展了该区域内抢险搬迁工作。管大治在该区域内有两处房屋，分别位于太古街691号-1层和太古一街区××区××、××轴地下室，两处房屋前后相邻对齐。双方就上述两处房屋分别签订了编号为2015号、2014号的《搬家验收小票》、《非住宅房屋抢险搬迁登记表》，后于2015年8月19日分别签订了编号为0092号、0093号的《道外区1.2火灾危房区域抢险搬迁协议》，两份协议分别载明：“安置地点为1.2火灾搬迁区域，具体位置由乙方参加公开自选房号后确定，门市房按原房所在街道及位置，依次排列安置。半地下门市保留原街道门面及出口”。安置房屋回迁过程中，双方于2017年12月3日分别签订了编号为216号、217号的《商服安置房屋位置证明》、《房屋差价款交款证明》。安置后两处房屋分别位于太古街××、××及××、Ａ010。本院认为，案涉两份《道外区1.2火灾危房区域抢险搬迁协议》系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均应恪守。根据管大治两处原房屋的购买年限，产权证明，建筑图纸等证据，应当认定两处房屋相互独立，位置分别为太古街691号-1层和太古一街区××区××、××轴地下室。双方签订的《搬家验收小票》、《非住宅房屋抢险搬迁登记表》、《商服安置房屋位置证明》、《房屋差价款交款证明》中所载信息印证前述事实，且均有管大治本人签字予以认可。两份《道外区1.2火灾危房区域抢险搬迁协议》中分别明确载明：“安置地点为1.2火灾搬迁区域，具体位置由乙方参加公开自选房号后确定，门市房按原房所在街道及位置，依次排列安置，半地下门市保留原街道门面及出口”，应当认定两份协议内容表明分别依次排列的安置房屋未必与原房屋完全一致。应当认定道外区政府对于管大治房屋的安置没有突破上述协议的约定。之后双方签订的《商服安置房屋位置证明》及《房屋差价款交款证明》均经管大治本人签字确认，应当认定该签字行为系管大治对于房屋位置、补交差价款的认可，至此道外区政府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安置义务。另，即便如管大治所称其原有两处商服相互打通，共同使用太古街691号的一处出口，也只是其基于两处商服前后相邻对齐的便利条件所做的灵活使用，并且关于该做法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大治并没有予以证实。综上，管大治要求退房返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管大治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管大治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志远审 判 员  金旭东人民陪审员  王 波二〇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孟晨雨书记员刘赛奇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