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28民初1385号 原告：文成县峡谷景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文成县大峃镇驮墙巷7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87309007210。 法定代表人：陈永正，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霄燕，浙江观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舒，浙江观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温州百丈漈水力发电厂，住所地浙江省文成县大峃镇岭脚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8845822516T。 法定代表人：胡速欣，系该厂副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弋，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杨杨，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文成县峡谷景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峡谷景廊公司）与被告温州百丈漈水力发电厂（以下简称百丈漈电厂）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其实际经济损失进行评估。本院于2017年8月21日委托浙江鼎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原告的申请事项进行评估。本案于2017年11月28日、2018年5月30日两次进行庭前证据交换。2019年3月30日，浙江鼎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就原告的申请事项出具鉴定意见。本案于2019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峡谷景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霄燕、叶舒，被告百丈漈电厂的法定代表人胡速欣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弋、沈杨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审委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峡谷景廊公司诉称，被告系百丈漈水库的管理人，峡谷景廊景区位于百丈漈水库下游，系原告投资开发与经营管理的旅游项目。2016年9月15日、16日第4号台风“莫兰蒂”过后，百丈漈水库水位已接近警戒水位652米。在温州市气象局明确预报17号“鲇鱼”台风即将紧随“莫兰蒂”而来，温州市委市政府要求提前做好防汛抗台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下，被告却抱有侥幸心理，缺乏专业预判，未提前预泄，腾空库容，以致9月28日鲇鱼台风引发降雨期间，水库水位迅速超过警戒水位。在水库水位即将于9月28日下午超过警戒水位652米的紧急情况下，百丈漈水库防汛抗台指挥部于当日11:05向温州市防汛抗台指挥部申请于当日下午14:00左右泄洪，申请中称预计最大下泄流量先控制在65立方米每秒左右，视水位上涨情况再逐级调整到128立方米每秒左右。当日11时30分，温州市防汛防旱指挥部下达调度令，要求百丈漈水库从当日下午14:00开始泄洪，泄洪流量控制在65立方米每秒以内，并要求在实施泄洪调度前务必通知下游有关单位、村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被告却枉顾该调度指令，未善尽警示通知义务，推迟实际泄洪时间，并且在泄洪时三闸全开，最大流量几近300立方米每秒，致使峡谷景廊景区内基础设施，旅游项目设施设备等被严重冲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198.5万元。景区被冲毁后，原告不得不全面停业修复，至今无法恢复营业。自2016年10月1日起暂计至2017年3月30日，已产生营业收入损失1462512.59元。原告就上述损失向被告索赔无果，故起诉请求判决：1、被告赔偿原告实际经济损失2198.5万元；2、被告赔偿原告在2016年10月1日至峡谷景廊景区恢复营业之日的营业收入损失（以2015年景区营业收入2925025.18元为参照标准，暂计至2017年3月31日为1462512.59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数额为19386838元；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被告赔偿原告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营业收入损失5776315.05元。 被告百丈漈电厂答辩称，一、被告在泄洪过程中操作完全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过错。1、根据温汛指〔2016〕15号《关于百丈漈水库2016年度控制运用计划的核定意见》（简称《控运计划》），“汛期水库水位控制在652.0米以下运行，预报有台风暴雨时，采取多发满发，必要情况下，泄洪洞参与预泄，以腾出更多库容接纳洪水”。根据文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简称“文成县防指”）出具的百丈漈水库水位表，在“鲇鱼”台风来临前，2016年9月16日至27日期间，百丈漈水库水位一直低于652米汛期限制水位，根据《控运计划》的要求，被告应采取多发满发的措施。根据被告的运行值班记录薄及温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证明，在9月16日至27日期间，被告的发电机组一直处于满发状态，符合《控运计划》的要求。2、根据《控运计划》，“当库水位超过652.0米，低于654.27米（20年一遇洪水位）时，实行补偿调节，控制泗溪河大峃段流量不超过1514m?/s”。根据《文成县泗溪流域“鲇鱼”台风洪水复核报告》（简称《复核报告》），“鲇鱼”台风期间，泗溪河大峃段最大流量为997m?/s，未超过《控运计划》的规定。3、被告在泄洪过程中，严格按照温州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简称“温州市防指”）的调度令和指示操作。9月28日上午11时，被告预测水库水位在下午将超过652米汛限水位，遂向温州市防指提交1号泄洪申请，计划于下午14时左右开闸泄洪，预计下泄流量控制在65m?/s，视情况逐级调整到128m?/s。温州市防指于11时30分下达了“温防指调〔2016〕6号”《调度令》，同意被告于14时开闸泄洪，下泄流量控制在65m?/s，后续可视情况相应调整。13时50分左右，温州市防指电话通知被告推迟1小时至15时开始泄洪。9月28日下午15时，被告按照温州市防指的指示开始泄洪，下泄流量小于65m?/s，至16时才达到67m?/s，符合《调度令》的要求。15时至18时期间，被告与温州市防指进行多次电话沟通，温州市防指同意被告按照《控运计划》的要求，视情况适当加大下泄流量。16时5分，根据雨量及水库水位上涨情况，被告向温州市防指提交2号泄洪申请，计划于17时左右加大下泄流量到140m?/s，18时加大到220m?/s左右。18时10分，温州市防指同意加大下泄流量到220m?/s，并可按照控运计划的要求调整下泄流量。18时10分，被告根据温州市防指的指示，三孔全开加大泄洪，流量为230m?/s，与指示的220m?/s相差10m?/s，误差不到5%，符合温州市防指的指示。后随着降雨量的加大、水库水位的持续自然上涨，下泄流量在21时自然增加到最大下泄流量258m?/s，期间，被告未接到温州市防指要求减小下泄流量的指示，故该情形符合温州市防指的调度令和相关规范的要求。为复核“鲇鱼”台风期间百丈漈水库的洪水调度及泄洪操作，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对本次“鲇鱼”台风期间百丈漈水库的洪水调度过程进行复核，出具了《“鲇鱼”台风洪水复核报告》，结论是：（1）“鲇鱼”台风期间，百丈漈水库24小时雨面量、最大三日面降雨量、洪水总量均超过20年一遇；（2）水库于15时开闸泄洪，16时下泄流量67m?/秒，符合调度令的要求，18时10分，根据当时的水位，闸门三孔全开下泄流量为230m?/秒，符合调令要求的220m?/秒，后随着水位持续上涨，流量自然加大到最大258m?/秒，故符合调度令要求；（3）泄洪过程中，下游防洪断面大峃段鹤川大桥处洪峰流量为997m?/秒，小于控运计划要求的1514m?/秒，符合控运计划的要求；（4）泄洪过程中，百丈漈水库在28日15时至21时拦洪445万m?，最大消减洪峰达196m?/秒，延迟出库洪峰3小时，极大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复核报告》出具后，为总结经验，温州市防指组织专家对报告进行评审，结论是：（1）《复核报告》内容完整，资料详实，技术路线正确，方法合适；（2）百丈漈水库坝址以上流域最大24小时面雨量、最大三日面雨量的重现期超过20年一遇；（3）百丈漈水库的泄洪操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控运计划、调度令等的要求，并且有效发挥了拦洪、削峰、错峰的作用，明显减轻了下游的防洪压力。温州市防指对该结论予以认可，并将专家评审意见印发给相关单位参考。4、参与本次泄洪的水库管理和操作人员均具备相应的专业资格和技能，能够确保泄洪操作合法、合理。因此，“鲇鱼”台风期间，被告的泄洪操作完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控运计划、调度令的要求，不存在任何过错。 二、在泄洪前及泄洪过程中，被告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预警及通知义务。根据“温政办〔2010〕92号”《百丈漈水库放水预警方案》（简称《预警方案》），泄洪前，被告应通过电话（传真）方式向温州市防指、文成县防指及下游有关乡镇（即大峃镇）通报，并拉响警报。9月28日中午11时左右，被告分别拉响西山主坝区、二级站警报。9月28日中午12时15分左右，被告电话通知大峃镇人民政府将于下午14时开闸泄洪。13时左右，被告向温州市防指、文成县防指及大峃镇人民政府发送传真，告知将于下午14时左右开闸泄洪，请做好泄洪预警准备工作。后又于18时至19时左右再次发送传真，告知将加大泄洪。另外，被告还出于善意，于9月28日中午12时左右通知原告工作人员刘建锋及下游的靛青山电厂，告知下午将泄洪，请做好防洪准备。综上，被告已经按照《预警方案》的规定履行了预警及通知义务。 三、原告损失系台风引发洪水所致，属于自然灾害，并非因为被告的泄洪所致。受“鲇鱼”台风影响，文成县暴雨不断，9月27日，文成县防指发布《关于启动防台风II级响应的通知》。9月28日，文成县普降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16时起，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II级调整为I级。根据中国气象局标准，暴雨是指凡24小时内降水量超过50mm的降雨过程统称为暴雨。根据暴雨的强度可分为：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三种。暴雨：12小时内降水量30～70mm或24小时内降水量50～100mm的降雨过程。大暴雨：12小时内降水量70～140mm或24小时内降水量100～250mm的降雨过程。特大暴雨：12小时内降水量大于140mm或24小时内降水量大于250mm的降雨过程。根据文成县气象部门出具的“鲇鱼”台风期间百丈漈流域降水情况表，2016年9月27日1时至9月29日24时，百丈漈水库6小时暴雨量了达174mm，24小时暴雨量达403mm，达到特大暴雨的标准。遭受如此台风暴雨，文成县灾情严重，县城内积水严重，车辆及其他财物被淹，损失惨重。不仅仅是财产损失，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遭受了危险。另外，百丈漈水库上游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水灾，水库上游乡镇百丈漈镇、南田镇部分村庄房屋、道路等受到洪水淹没，18时，水库水位超过征地高程水位，上游多处出险。由此可见，本次“鲇鱼”台风破坏力非常大，文成县全县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严重的灾害，这属于自然灾害，并非人力所能控制，被告能做的只是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行业规范及控运计划、温州市防指的调度命令执行，尽可能降低洪水灾害程度。原告遭受的损害完全系本次洪水自然灾害所致，属于全县普遍现象，客观上不可避免，因此不应归责于被告。 四、原告未经审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违章建设，影响行洪，属于违法行为，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且违章建筑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和岸线的利用，应当符合行洪、输水的要求。禁止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倾倒垃圾、渣土，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禁止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在船舶航行可能危及堤岸安全的河段，应当限定航速。限定航速的标志，由交通主管部门与水行政主管部门商定后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在江河、湖泊、水库、运河、渠道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和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有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地。”，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三）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而据被告了解，原告在峡谷景廊行洪区域的建筑物、构筑物均未经河道主管部门审批，明显属于违法建造。《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二十六条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一）建设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厂房等与河道保护和水工程运行管理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经被告现场查看，峡谷景廊景区的河道管理范围内存在大量道路、房屋、拦水坝、水渠及其他旅游拓展设施。被告遂向法院申请调查上述建筑物是否经水利部门、建筑规划部门审批，调查结果是未发现任何审批文件。首先，原告自身缺乏守法意识和安全意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违章建造建筑物和旅游设施，阻碍了该河段的正常行洪，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自1996年以来，被告曾多次向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反映峡谷景廊地区的防洪安全问题，并要求相关部门督促被告落实防洪安全措施，并明确表示因景区设施建设在河道内，将严重影响该河段的行洪。文成县防指在2008年发文明确要求原告做好防洪应急预案及其他整改措施。故原告自身对其遭受的损失负有主要责任。其次，原告未经审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造上述设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建筑物均属于违章建筑，不受法律保护。综上，原告自身对其遭受的损失有重大过错，应负主要责任，且受损财产属于违章建筑，不受法律保护。 五、原告主张的实际损失缺乏事实根据，不具有客观性。首先，原告所主张的工程及设备设施损坏的维修费用为其单方提出，其原投资证据及实际的损失证据不充分，并无证据证明工程系原告建造、归原告所有，也无证据证明工程和设备损毁系本次台风所致、无证据证明原告对工程进行了修复，原告的主张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根据法院到税务局调取的原告2016年7月至9月的资产负债表，原告2016年9月底的总资产为408.6万元，其中固定资产为401.1万元，未分配利润为3.9万元，可见其主张的2198.5万元的损失严重夸大。其次，原告主张的营业收入损失系依据其单方出具的财务报表，没有任何第三方证据佐证，缺乏真实性。且营业收入不等于利润，不能直接确定为损失。根据法院到税务部门调取的原告2016年9月的利润表，原告2016年1-9月的营业收入仅14.5万元，营业利润累计为-4万元，可见其主张的2017年营业收入损失也存在严重夸大。因此，原告主张的直接经济损失和营业收入损失均存在严重夸大，不符合客观事实。 综上所述，被告的泄洪操作完全合法、合理，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遭受的损失系洪水灾害所致，其自身违章建造也存在重大过错，应对损失负主要责任，且违章建筑本身不受法律保护，另外，原告主张的损失也缺乏依据。故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附后）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文成县峡谷景廊景区位于百丈漈水库下游，于2003年9月30日经文成县风景旅游管理局批准对外试营业。 被告系百丈漈水库管理人，该水库汛期限制水位为652.0米，其2016年度控制运用计划显示，洪水调度原则为：（一）汛期水库水位控制在652.0米以下运行。预报有台风暴雨时采取多发满发，必要情况下，泄洪洞参与泄洪，以腾出更多的库容接纳洪水。（二）当库水位超过652.0米，低于654.27米（20年一遇洪水位）时，实行补偿调节，控制泗溪河大峃段流量不超过1514立方米每秒。 2016年9月15日、16日，台风莫兰蒂时，百丈漈水库最高水位未超过652米，水库未安排泄洪。莫兰蒂台风过后，被告采用发电方式降低水位。2016年第17号台风鲇鱼来临前，温州市防指于9月25日12时发布《关于启动防台风IV级应急响应的通知》，于9月26日10时发布《关于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III级的通知》，于9月27日8时30分发布《关于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II级，进一步加强“鲇鱼”台风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9月28日11时5分，百丈漈水库防汛抗台指挥部向市防指提出百水泄[2016]01号百丈漈水库泄洪申请，载明“截至9月28日11时，流域平均过程降雨已达188.2毫米。水库当前水位650.79米，相应库容2941立方米，当前入库流量为388.47立方米每秒。根据当前降雨及天气情况，水库水位将于28日下午超过正常蓄水位652.00米，据此计划于14:00左右开闸泄洪，下泄流量根据降雨及来水情况逐级调整。目前预计最大下泄流量先控制在65立方米每秒左右，视水位上涨情况再逐级调整到128立方米每秒左右”。同日11时30分，市防指发布温防指调[2016]6号调度令，载明“原则同意百丈漈水库防汛抗台指挥部上报的泄洪方案。1、要求百丈漈水库从9月28日14:00开始泄洪，泄洪流量控制在65立方米每秒以内，后续可根据库区降雨和泗溪河流量等情况相应调整下泄流量。2、在实施泄洪调度前务必按批准的放水预警方案通知下游有关单位、村庄，做好人员、财产安全避险工作，随时与下游保持紧密联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2时左右，被告工作人员王人力电话通知原告景区人员刘建峰，告知其百丈漈水库将于当日14时进行泄洪。1时50分，市防指电话通知百丈漈水库延迟1小时（即15:00）开始泄洪。15时，百丈漈水库开始泄洪，此时水库水位为652米。15时至18时之间，市防指多次电话会商文成县防汛指挥部和水库管理单位，同意水库按照控制运用计划要求，以及库区降雨和水位情况，适当加大下泄量。16时05分，百丈漈水库防汛抗台指挥部向市防指提出百水泄[2016]2号泄洪申请，载明“百丈漈水库于9月28日下午15时开始开闸泄洪，泄洪流量65立方米每秒。但由于延迟泄洪为下游错峰，再加上近几个小时内又降短期暴雨，水库水位截止16时已经达652.51米，当前入库流量302.94立方米每秒。根据实际水雨情分析，特申请加大下泄流量：17时加大到140立方米每秒流量左右，18时加大到220立方米每秒流量左右”。18时10分，根据百丈漈水库提出的2号泄洪申请，以及库区降雨和水位上涨情况，经与文成县防汛指挥部会商，市防指电话通知同意百丈漈水库可加大到220立方米每秒下泄，但要按照水库控制运用计划和下游应急抢险的要求及时调整下泄流量。被告接到通知后，百丈漈水库三孔闸门全开泄洪。9月29日1时30分，为配合飞云江（瑞安段）落水人员搜救工作，市防指电话通知百丈漈水库减小下泄流量。2时，被告关闭中孔，两边孔调整e=200继续泄洪。4时35分，因下游抢险结束，市防指电话通知百丈漈水库恢复下泄流量。之后，被告逐步调整闸门高度，直至停止泄洪。 莫兰蒂、鲇鱼台风过后，因洪水侵袭，原告景区小木屋、游步道、漂流河道、高低压线路、景区绿化、监控设备、音乐广场等部分被毁，漂流船、灯光节配套设施、景区标识标牌、垃圾桶、拓展项目设备等被冲走。2016年10月，文成县风景旅游管理局对原告景区受灾情况进行统计，预估原告受损金额为2198.5万元。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其景区被损毁工程量及造价进行评估，本院依法委托温州鼎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就原告的申请事项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评估的工程造价为19386838元，其中经现场勘查测量的工程造价为18239002元；法院予以认定的财产损失评估为1147836元，同时说明：因被毁损工程的建设期不明确，无法推算其实际价格，本次经现场勘查测量的工程造价18239002元为重置价格。 2017年3月，被告编制的《2017年百丈漈水库控制运用计划》，载明：201617“鲇鱼”台风9月27日影响水库，水库水位达到653.46m，超过五年一遇洪水位（五年一遇洪水位为652.87）；形成洪水总量大约为3515.17万立方米，下泄泄洪流量为2212.26万立方米，水拦蓄洪量达1324.3万立方米；最大瞬间洪峰流量为535.11立方米每秒，最大下泄流量为283立方米每秒，最大削峰比为53%。 2017年8月，经被告单方委托，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作出《文成县泗溪流域“鲇鱼”台风洪水复核报告》，对百丈漈一级水电站水库在“鲇鱼”台风中洪水调度过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评估。该报告认为，1、“鲇鱼”台风，在百丈漈一级水电站水库发生了最大24小时面雨量为341mm，最大三日面雨量为450mm，洪水总量为2788万立方米的暴雨洪水，均已超过了20年一遇。2、本次洪水调度过程中，按照温州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的调查令，28日15时开闸泄洪，16时下泄流量67立方米每秒左右，符合调度令下达65立方米每秒的要求；17时10分全开两孔泄洪，下泄流量146立方米每秒左右，符合调度令下达的140立方米每秒的要求。水库于28日18时10分接到可加大到220立方米每秒下泄流量的调度令，根据当时的水库水位，操作水库全开三孔闸门，符合可加大到220立方米每秒下泄的调度指令。随着库水位自然上涨，下泄流量从230立方米每秒自然增大到258立方米每秒，符合调度令和相关规范的要求。3、本次洪水过程中，百丈漈一级水电站水库坝前水位最高达到653.24m，最大下泄流量258立方米每秒；下游防洪控制断面鹤川大桥处洪峰流量小于控制流量1514立方米每秒，符合批复的百丈漈一级水电站水库2016年控制运行计划要求。 本院认为，被告在鲇鱼台风来临前后的行为是否具有过错，是判断原告诉请是否成立以及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因素。针对本案的争议问题，分析如下： 1、被告在鲇鱼台风来临前未提前预泄是否违反洪水调度原则的问题。 原告认为，在莫兰蒂台风过后，被告明知若不提前弃水腾出库容，鲇鱼带风带来的降水将迅速使水库水位超过警戒线，被告未提前预泄的行为存在过错。根据温汛指[2016]15号《温州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温州市水利局关于百丈漈水库2016年度控制运用计划的核定意见》，百丈漈水库的洪水调度原则：（一）汛期水库水位控制在652.0米以下运行。预报有台风暴雨时采取多发满发，必要情况下，泄洪洞参与泄洪，以腾出更多的库容接纳洪水。莫兰蒂台风过后，被告以发电形式减少水库水量以降低水位，至9月27日8时，水库水位在648.67米，已在652米以下运行。而根据上述意见，并未对被告在预报台风暴雨前被告水库水位应低于多少进行规定，原告主张被告应提前预泄，其应对被告在台风来临前预泄的必要性进行举证，现未提供该方面的证据，故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纳。 2、被告是否推迟泄洪时间的问题。 原告认为被告推迟泄洪时间，在9月28日下午4时才闸门操作到位开始泄洪。被告则认为其根据市防指的调度，在下午3时开始泄洪。对于该问题，被告提供的《溢洪闸门操作票》与其向市防指提出的《2号泄洪申请》能够相互印证，且原告作为证据提供的《2017年百丈漈水库控制运用计划》第27页图表中，也能显示当天下午4时之前，被告已开始泄洪，故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推迟泄洪的事实，不予采纳。 3、被告对于泄洪量的控制是否违反市防指指示的问题。 原告认为被告在泄洪过程中违反市防指有关规定，超流量下泄。被告则认为其接到市防指通知后，三闸全开，下泄流量为220立方米每秒，后随着水库水位上涨，下泄流量从230立方米每秒自然增大到258立方米每秒，符合调度令和相关规范的要求。根据被告方的陈述，其对于泄洪过程中下泄量的控制，系根据水电站溢洪道下泄流量关系曲线图结合当前水库库水位予以确定闸门开度。反之，在台风过后，被告及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对于下泄流量的确定，均是根据被告水库库水位～泄流量关系结合水库泄洪闸调度操作过程进行推求，所得数据与实际流量存在差异在所难免。9月28日18时10分，市防指电话通知同意百丈漈水库可加大到220立方米每秒下泄，但要按照水库控制运用计划和下游应急抢险的要求及时调整下泄流量。被告接到通知后，综合考虑上、下游情形，三孔闸门全开泄洪，此时流量为230立方米每秒左右，与市防指指示的220立方米每秒误差极小，应认定其操作符合市防指的指示。在18时10分之后，因入库流量增加，水库水位上涨而导致下泄流量的自然加大是被告所不能控制的，也不能因此认定被告的操作违反市防指的规定。 4、被告对原告是否负有通知义务的问题。 根据温州市百丈漈水库放水预警方案（试行），被告的主要职责为：直接负责水库工程的放水预警工作；及时向温州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和温州电力局报告预警工作执行情况、闸门起闭情况、放水流量变化情况及其他异常情况；及时向下游沿江乡镇政府发送放水预警通知……。该放水预警方案并未规定被告在泄洪时负有通知原告的义务。温防指调[2016]6号调度令中，指示被告在实施泄洪调度前务必按批准的放水预警方案通知下游有关单位、村庄，也未规定被告在放水预警方案以外的通知义务。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40-44，被告也意识到原告景区位于水库下游，在其泄洪时将影响原告的财产安全，基于此，被告的工作人王人力于泄洪前，电话通知当时的原告景区人员刘建峰（刘建峰虽非原告法定代表人，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实其损失的票据中相当部分票据有刘建峰签字，可见刘建峰也并非原告景区的一般工作人员），可认定被告也已尽到一个善良人的通知义务。故对于原告认为被告负有通知义务，且未尽该义务的主张，不予采纳。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被告的泄洪行为并无过错，不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共计25163153.05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文成县峡谷景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7616元，由原告文成县峡谷景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烨烨 审 判 员  李晶晶 人民陪审员  李绍云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王 炫 ? 原告峡谷景廊公司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经被告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序号 证据名称 证明对象 被告质证意见 本案认定 《百丈漈水库泄洪申请》 2016年9月28日11:05，被告向温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申请在当日14:00左右开闸泄洪，预计最大下泄流量控制在65立方米每秒左右，视水位上涨情况在逐级调整到128立方米每秒左右 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被告在泄洪前及泄洪过程中按规定向温州市防指提交了泄洪申请，温州市防指同意被告在28日下午14时开始泄洪，流量控制在65m?/秒以内，后因情况需要通知被告延迟到15时泄洪；在15时至18时期间，经多次电话沟通，温州市防指同意被告根据降雨量和水位的情况，在控运计划的范围内适当加大下泄流量；18时10分，温州市防指同意被告加大下泄流量到220m?/秒，被告在泄洪过程中一直按照市防指的指示操作。 该两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够证实原告的待证事实，故对该两份证据予以认定。 《温州市防汛防旱指挥部调度令》 证明温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令百丈漈水库从9月28日14:00开始泄洪，泄洪流量控制在65立方米每秒以内，并要求被告通知下游有关单位、村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视频 峡谷景廊景区被洪水冲毁的事实 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视频来源不明，且断续不完整，无法反映拍摄时间、地点及原告受损情况。 视频结合证人的证言，能够证实视频内容系发生在鲶鱼台风当天，但仅凭该视频及证人证言，尚无法确定视频内容系发生在被告泄洪前还是泄洪后。 申请证人周庆海、黄旭良出庭陈述证词 周庆海为原告员工，证言证明力较低，且其认知能力偏低，无法反映真实情况，证人陈述鲶鱼台风当天下午3点开始听到水响，到6点水就不得了了，视频是在6点拍的，当时水最大。但事实上，9月28日当天下午6点10分，市防指同意加大下泄流量到220m?/s，被告接到指示后才将三孔全开加大泄洪，从被告操作闸门到水流下泄到原告景区，至少需要1小时左右时间，该视频即使拍摄于9月28日下午6点，也只能证明原告景区是被6点之前的水流冲毁；黄旭良称其是第一次看到该视频，并不知道是谁拍摄该视频，既然证人不知道该视频的拍摄人，其证言不足采信，而且其提到公司因2016年9月15日莫兰蒂的洪水停业了四五天进行维修，因此，被告的受灾是哪个洪水产生的，具有争议性。 景区冲毁前的照片 证明景区冲毁前的情况 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照片来源不明，无法证明拍摄人、拍摄时间及拍摄地点；视频系原告单方制作，未显示拍摄时间和地点，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宣传片本身就具有夸大、渲染成分，无法反映真实情况。 被告对于景区冲毁前的照片的质证意见成立，照片无法证实原告的待证事实，而对于两段宣传片，其均在峡谷景廊景区拍摄，对于其中视频中所反映的有关景区画面，能够反映景区在事发前的自然风景及相应设施情况，对于其中的语音解说，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 、峡谷景廊景区宣传片 《情定峡谷景廊》 景区冲毁后的照片 证明景区冲毁后的情况 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照片来源不明，无法证明拍摄人、拍摄时间及拍摄地点，也不能证实系鲶鱼造成。 该组照片能够和旅游局《关于峡谷景廊受灾情况的统计》相互印证，可认定景区在鲶鱼台风后的情况。 文成县旅游局《关于峡谷景廊受灾情况的统计》 证明原告实际经济损失2198.5万元的事实 旅游局没有定损的能力及资质，旅游局系根据原告的上报数额确定损失数额，也无法确定统计中的照片是旅游局拍摄还是原告自行拍摄。 旅游局没有定损的资质，故对该统计报告中的损失数额不予认定，但对于其中的照片，能够反映景区在遭受鲶鱼台风后的情形，故予以认定。 利润表 证明2015年1月至12月期间峡谷景廊景区营业收入2925025.18元 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营业收入不等同于损失，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损依据。 该证据系原告单方提供，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 《百丈漈书库卫星》图表 证明2016年9月14日至9月16日期间、9月27日至9月29日期间雨量情况及百丈漈水库水位情况 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予以认定。 文景旅（2003）42号关于同意峡谷景廊景区对外试营业的批复 证明2003年9月30日，峡谷景廊景区经政府全面验收合格，被批准试营业的事实 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批复中的公司为“文成县锦辉风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本案原告主体不一致，且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与本案无关，该公司系违章建筑，旅游局批复合法性存疑。 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但仅能证实峡谷景廊景区经文成县风景旅游管理局同意进行试营业的事实。 温汛指（2017）15号《关于百丈漈水库2017年度控制运用计划的核定意见》 证明经温州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温州市水利局核定的《2017年百丈漈水库控制运用计划》规定了百丈漈水库的洪水调度原则；鲶鱼台风期间，水库最高水位为623.46米，最大下泄流量为283立方米每秒；被告未按照《2017年百丈漈水库控制运用计划》规定的洪水调度原则泄洪 对温汛指（2017）15号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对2017年百丈漈水库控制运用计划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控制运用计划无温州百丈漈水力发电厂盖章，真实性存疑，文中提及的2016年最高水位及下泄流量有笔误，水位应以县防办的数据为准，流量以水位的计算为准。同时，被告认为该组证据都为2017年的水库控制运用计划和洪水调度原则，而本案事实发生时间在2016年，适用的是2016年的水库控制运用计划和洪水调度原则，故该两项证据与本案无关。 该组证据系被告水库2017控制运用计划，其中有关2016年台风的陈述系被告对于2016年台风情况的总结，但对于其中数据是否客观真实，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考量。 2017年百丈漈水库控制运用计划（部分） 《关于批准杭州良渚玉文化园等26家旅游景区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通知》 证明2013年12月31日，峡谷景廊景区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事实 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与本案无关。 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该证据与本案损害赔偿无关，不予认定。 国家旅游局公布的原告经营收益信息 证明原告的收益情况 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所反映内容和原告提供的证据10利润表不一致。 本院认为，该证据并非税务部门出具，仅凭该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真实收入情况。 《百丈漈水库鲶鱼期间推迟错峰泄洪再立新功》宣传报道 证明原告推迟泄洪时间，16时下泄流量为原计划批准的1/3，17时为原计划批准的2/3，18:10闸门全开下泄 该证据无原件核对，且宣传报道上所记载事实不客观，不予认可。 原告提供该证据无原件核对，不予认定。 以下为原告提供的证实其损失的相应票据： 高低压线路方面：1 《工程预算书》 2012年，福州万山电力咨询有限公司对10KV高低压线路接入文成县峡谷景廊景区工程项目编制《工程预算书》，工程预算送审金额为178171元。 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预算书无建设单位，无委托人，无编制时间，与原告无关，预算书有送审金额而非预算金额，逻辑不通，咨询费是否支付存疑；合同中价款与缴款通知单金额自相矛盾，缴款通知单无盖章和日期；领款凭证不合规，与施工合同不符，原告单方制作，无法证明其真实合法支出；发票金额129251与前述合同金额、缴款通知单金额均无法对应，无工程决算依据，无转账凭证证明款项确已支付。 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并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告于2012年3月施工景区10KV线路接入工程。 《电力工程施工合同》及工程缴款通知单 2012年3月8日，文成县峡谷景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文成县昌泰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电力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第八条约定合同总价为181370元。 《领款凭证》（2012年3月15日）+收款收据 2012年3月15日，原告向昌泰电力有限公司支付高低压线路接入工程预付款50000元。（p21《建筑业统一发票》上注明了该预付款50000元） 《建筑业统一发票》（发票代码：233001120243） 2012年12月14日，原告向文成县昌泰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高低压线路接入工程安装工程费129251元。该发票注明预收款为50000元（2012年3月15日打款）。 《自助终端客户凭条》及《领款凭证》（2016年10月13日）+收款收据 2016年10月13日，原告支付高低压线路安装费282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客户凭条中无具体打款事项、无打款人身份及收款人身份，打款人与收款人均为胡苇，与原告无关，收款收据模糊不清，上述收款人湖南腾达与施工合同不符，票据不合规，无法证明其真实合法支出，且该笔款项发生于2016年10月份，与2012年电力工程施工无关，且发生于台风鲇鱼之后，与本案损失无关。 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虽非正式发票，但收款收据盖有施工方印章，其票据时间虽然为2016年10月12日，但根据台风时间，在台风后原告及时进行电力抢修也较为合理，故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灯光节及配套设施方面：6 《领款凭证》（2014年10月3日） 2014年10月3日，原告支付灯光调试工资、路费、吃住费2970元。（该张《领款凭证》是音乐广场音响灯光设备的，2970元已计入音乐广场损失金额中）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灯光调试工资、路费、吃住”费用已经支付出去，不会被洪水冲毁，不应计入损失；领款凭证上虽载明212000元，没有对应合同，没有核算依据，没有产品名称和数量，并不能证明实际投入212000元；收款收据上无收款单位，票据不合法。 该组票据并非正式发票，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实原告相应费用的支出原因及支出事实，故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6年6月3日） 2016年6月3日，原告支付灯光节基础设施费用212000元。 《收款收据》（NO.080226） 2016年7月5日，原告购买灯光材料花费99550元。 《峡谷景廊灯光工程合同书》 2016年7月4日，原告与陈正园签订《峡谷景廊灯光工程合同书》，该合同第五条约定峡谷景廊灯光制作项目总制作费为155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合同中金额为155000元，领款凭证中金额为152000元，金额无法对应，且陈正园是否有资质存疑，合同里载明合同金额包含材料费，而2016年7月5日的收款收据里款项也为材料费，有重复计算嫌疑；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领款凭证中经手人为刘建锋，该名字多次出现，但不知其身份；转账凭证中无具体打款事项，无法证明打款用途，转出人为陈永正而非原告，且该凭证上时间为2016年12月21日，发生于台风鲇鱼之后。 原告有关其2016年7月进行灯光节施工，施工人陈正园多次领取款项最后结算出具领款凭证的陈述较为合理，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在2016年7月进行灯光节施工并支付相应款项的事实，但对于数额，原告支出超过合同约定部分，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说明，应以合同约定为准。 《领款凭证》及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商业银行）转账凭证（2016年12月21日） 陈正园领取了原告支付的灯光工程款152000元。同日，原告向陈正园打款10000元。 音乐广场方面：11 《领款凭证》（2012年6月18日）+货物调拨单 2012年6月18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小卖部内冰柜2台，花费16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领款凭证中为冰柜，货物调拨单中为冰箱，冰柜和冰箱并不相同，该货物是2012年购买，到2016年已过去四年，该货物在台风鲇鱼期间是否仍在现场存疑，即便在现场，也应评估其折旧率。 该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曾于2012年6月18日购置冰箱（冰柜）两台的事实。 《领款凭证》（2012年6月18日）+收款收据+进货凭证+销售单 2012年6月18日，原告支付音乐广场小卖部内押金、冰淇淋饮料等费用3671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押金可退回，冰淇淋、饮料等为食品，可销售获得收入，不应计入损失。 对于其中的冰柜押金，因未提供相应冰柜的证据材料，故不予认定，对于其中的进货凭证及销售单，予以认定，但原告的购买的进货凭证及销售单中的物品均为食品，而其购买时间为2012年，至事发时已不在现场，故不可能存在上述物品被冲毁的情形。 《领款凭证》两张（2016年7月2日）及转账凭证（2016年7月2日）+销售单 2016年7月2日，原告支付音乐广场小卖部内咖啡机、热狗机、爆米花机等押金5800元；购买音乐广场小卖部使用的奶油、焦糖、牛杯、台湾蛋、竹签、烤箱、保温柜等花费9827元。（该两项共计打款15627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押金可退回，奶油、焦糖等均为食品原料，可销售获得收入。 该组证据中的收款收据与销售单、浙江农村信用社客户回单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于2016年6月29日购买了销售单中的物品，但奶油、焦糖、蛋挞皮等为有期限的食品，仅凭上述证据，尚无法证实上述物品被冲毁的事实。 《领款凭证》（2012年5月28日） 2012年5月28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音响扩音器等设备花费10000元。 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且票据不合法。 其中2012年6月15日的领款凭证与文成县汉伟家电制冷维修部于2012年5月28日的收款收据及清单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告购买清单中设施并支付安装费用的事实，故予以认定；2013年2月8日的领款凭证，虽提供收款收据予以佐证，但该收款收据未显示时间及客户名称，不予认定；其他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6月15日）+收款收据+清单 2012年6月15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广播设备一套花费4220元。 《领款凭证》（2012年7月12日） 2012年7月12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功放音箱服务器花费8000元。 《领款凭证》（2012年8月13日） 2012年8月13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投影机、幕布花费3220元。 《领款凭证》（2013年2月8日）+收款收据 2013年2月8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功放音响等花费10100元。 《领款凭证》（2013年11月20日）+销售单+发货清单 2013年11月20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包箱音响4台、电视话筒2对，花费3260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家电经营部的票据不合规，且票据上的主体与原告无关。 该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且送货地址均为原告公司，可认定原告公司购买上述物品的事实，故予以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10月3日）+托运单 2014年10月3日，原告支付音乐广场音箱托运费119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托运是一次性享受的服务，不应计入损失。 该组证据与原告提供的其与广州富天凯业音响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告购买音响，运输费由原告支付的事实。 《领款凭证》（2014年9月29日）+托运单 2014年9月29日，原告支付音乐广场音箱托运费4800元。 《领款凭证》（2014年10月3日）+调拨单+收款收据 2014年10月3日，原告支付音乐广场话筒机架、刹车片、录音费、婪梯费用1164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金额与调拨单、收款收据上的金额均无法对应，且票据不合规。 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11月20日） 2013年11月20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点歌设备花费3700元。 《工程合同》、《设备清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 2014年9月15日，原告与广州富天凯业音响制造有限公司签订《工程合同》，向富天凯业公司购买音响灯光设备，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合同总金额23万元。原告分别于9月16日、9月23日向《工程合同》签章页约定的富天凯业公司财务人员高芳账户打款6万元、17万元。 三性均有异议。2014年9月1日设备清单中总金额为341030元，2014年9月15日工程合同中金额为23万元，前后金额不一致。即便2014年9月19日的设备清单中总金额为23万元，但该清单却形成于合同签订后，真实性存疑。网银电子回单中缺少付款方账户信息，且收款方为高芳，原告未证明高芳身份，也未证明该款项用途。 该三份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告购买影响设备的事实，故予以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10月18日） 2014年10月16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蓬架雨布装搭音响套布520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收款收据》（NO.5502666）及《领款凭证》（2012年12月10日） 2011年12月8日，原告向文顺矿山设备经营部购买发电机，花费1387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票据不合规，领款凭证中无领款人，油桶、电线等均属低值易耗品，2012年购买的到2016年是否仍旧存在存疑。 领款凭证（2011.12.10）系原告单方制作，而收款收据（NO.5502666）在主管、会计、收款人一栏均未标注相应经手人姓名，且该收据所载数额较大，但原告未能提供其他支付款项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两张票据不予认定。收据（2012.01.04）数额较小，盖有收款单位公章，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故对该证据及与与该证据相印证的领款凭证（2012.02.07）予以认定。对于领款凭证（2012.02.29）+收款收据、收款收据（NO.6929002）及领款凭证（2012.03.11），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作出，而相应的收款收据未载明交款单位，也未载明收款经手人，无法证实原告购买相应设备并支出相应款项的事实，故不予认定。 《收据》（2012年1月4日）及《领款凭证》（2012年2月7日） 2012年1月4日，原告购买5KW发电机、油桶、电线，花费2518元。 《领款凭证》（2012年2月29日） 2012年2月29日，原告购买发电机，花费5200元。 《收款收据》（NO.6929002）及《领款凭证》2012年3月11日 2012年3月4日，原告购买发电机、柴油机，花费5450元。 《领款凭证》2012年5月3日 2012年5月3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炭烧木户外桌椅3套、6张凳子，花费870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且桌椅系低值易耗品。 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5月10日+收款收据+运货单+物流单+销货单 2012年5月10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户外桌椅铁板花费运费3680元。 三性均有异议。运费系一次性支出的费用，不应计入损失。 领款凭证系原告方人员单方书写做账，而相应的收款收据为手写票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运货单未载明收货人，也未载明运载物品；物流单上物品为木制品，与领款凭证中载明铁板运费不一致；销货单为出售货物凭证，而非运费凭证，故该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无法证实原告支出运费的事实，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4月28日 2012年4月28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排椅，花费340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8月9日+发货清单 2012年8月9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圆桌和凳，花费2275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该领款凭证系原告方人员自行出具，而发货清单未载明提货人、提货单位，无法证实原告够买领款凭证中的相应物品，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8月20日 2012年8月20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炭烧区圆桌5套等，花费2952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收条上签名的赵明达身份不明，收条真实性存疑。 该组证据均为手写票据，领款凭证系原告方人员制作，收条手写，且收款人未到庭作证并接受双方质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8月18日+收条 2013年8月18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石凳，花费4150元。 《领款凭证》2013年8月30日 2013年8月30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休闲椅3套，花费1800元。 《领款凭证》2014年6月15日+销货清单 2014年6月15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圆桌椅子，花费2122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金额与销货清单金额无法对应。 该组证据所反映的费用2122元中，有500元为手写领款凭证，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不予认定；其中1622元的销货清单载明了购买单位、联系人及售货公司名称地址，较为规范，予以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9月29日 2014年9月29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桌椅套装、遮阳伞，花费4092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5年3月17日及《收款收据》（NO.6912982）+销货清单 2015年3月17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桌椅，花费9890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销货清单中收货人为刘建锋，该名字多次出现，但不知其身份。 该三张单据能够相互印证，收款收据及销货清单盖有文成县新光明家具店公章，且清单中也详细列举货物名称，能够证实原告购买清单中相应物品的事实，故予以认定。 《领款凭证》2016年6月12日 2016年6月12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石墩子、猪槽子，花费265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领款凭证中经手人为刘建锋，该名字多次出现，但不知其身份。 领款凭证（2016.06.12）并非正式发票，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予认定；领款凭证（2016.06.20）+转账回单+收据能够相互印证，予以认定。 《领款凭证》2016年6月20日+转账回单+收据 2016年6月20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石柱鼎、石臼、石盘、猪槽、石鼓、石磨等，花费5400元。 《领款凭证》2014年9月20日 2014年9月20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草皮，花费3075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领款凭证中领款人与收款收据中收款人不一致，两人身份均不明。 领款凭证为原告方人员制作，不能证实款项的支出情况，而收款收据非正式发票，收款人未出庭作证，也无其他凭证等予以佐证，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11月20日+收款收据 2014年11月20日，原告支出音乐广场草坪运费5900元。 《领款凭证》2014年10月20日+转账回单 2014年10月20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儿童旅船，花费375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转账回单模糊不清，且无具体款项用途；业务回单无款项性质，未注明船的型号、数量、销售方，台风鲇鱼期间船是否仍在现场，是否在该次台风期间冲毁存疑。 该组证据中的两张领款凭证虽有转账回单及存款业务回单予以佐证，但该转账回单及业务回单并未注明款项用途，无法证实原告购买儿童旅船及排水船的情况，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3月22日+业务回单 2014年3月22日，原告购买音乐广场排水船2条，花费3000元。 拓展配套装备：46 《领款凭证》2012年3月11日+收款收据+实物出库凭单 2012年3月11日，原告购买拓展材料、工具等，花费706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收款收据、实物出库凭单的出具主体不明确。手套、雨衣等均属低值易耗品。收款收据中经手人为刘建锋，该名字多次出现，但不知其身份。 该组证据均为手写非正式发票，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3月11日+收款收据 2012年3月11日，原告购买拓展材料、工具等，花费4769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收款收据的出具主体和款项性质均不明确。领款人与收款收据上主体不一致。 该组证据均为手写非正式发票，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3月23日+收款收据 2012年3月23日，原告购买拓展材料，花费4384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票据不合规。 该收款收据，盖有收款单位印章，注明了收款人，列明详细商品名称数量及单价，且数额不大，由出售方开具收款收据，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故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3月23日+收款收据 2012年3月23日，原告购买拓展项目安全装备、铁链、钢丝绳等，花费16754元。 三性均有异议。P82补①模糊不清，收款收据的出具主体和款项性质模糊不清。 该组证据中，2012年3月22日收款收据、票号0025399、0025398、0005551、0009009的收款收据、盖有收款单位印章，列明详细商品名称数量及单价，且数额不大，由出售方开具收款收据，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故对上述收款收据予以认定，该组中其他单据无收款人、经办人等，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3月18日+P82补⑨⑩ 2012年3月18日，原告购买拓展项目头盔螺丝、安全装备2套，花费3384元。 三性均有异议。P82补⑨⑩模糊不清。 领款凭证为原告方人员自行出具，转账凭证无法反映出原告购买物品的具体情况，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4月17日+业务凭条 2012年4月17日，原告支付拓展项目安全装备首付款30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业务凭条模糊不清，购买主体不清晰，无法证明买卖双方情况。 领款凭证为原告方人员自行出具，转账凭证无法反映出原告购买物品的具体情况，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4月25日+业务凭条 2012年4月25日，原告购买拓展项目安全装备，花费50000元。 发票（发票号码14993467） 2014年11月15日，原告购买拓展项目器材，花费9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款项性质不清，且不能证明原告已打款。 该组发票为国家税务部门出具的正规票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予以认定。 发票（发票号码14993468） 2014年11月15日，原告购买拓展项目器材，花费9000元。 发票（发票号码14993469） 2014年11月15日，原告购买拓展项目器材，花费9000元。 发票（发票号码14993470） 2014年11月15日，原告购买拓展项目器材，花费9000元。 《领款凭证》2013年4月28日+客户回单联 2013年4月28日，原告购买安全装备30套，花费1053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该领款凭证系原告方出具，客户回单联系取款凭证，该两张票据不能反映出原告购买安全装备及出售人情况，故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5月8日 2013年5月8日，原告购买头盔，花费88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该两张领款凭证系原告方自行出具，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反映原告购买相应物品及款项支付情况，故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5月8日 2013年5月8日，原告购买高空滑索保护网，花费13500元。 《领款凭证》2013年5月13日+客户订单回执 2013年5月13日，原告购买安全装备100套及扁带、儿童装备5套及扁带，共花费3818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该组证据相互印证，可信度较高，能够证实原告购买订单回执中相应物品的事实，故予以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7月25日 2013年7月25日，原告购买拓展工作服41套，花费654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该证据系原告方自行出具，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7月29日+托运单 2013年7月29日，原告购买网绳，花费7900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托运单模糊不清。 领款凭证系原告当方作出，该托运单也无法反映原告购买网绳及出售人等情况，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7月31日 2013年7月31日，原告购买网绳，花费2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该证据系原告方自行出具，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 发票（发票号码07942790） 2013年9月13日，原告购买拓展器材，花费9999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款项性质不清，且不能证明原告已打款，且发票上只有笼统的“器材”，不知具体为何物，不知器材是否已到原告公司并安装。 该组发票为国家税务部门出具的正规票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够证实原告为购买器材支付相应费用的事实，故予以认定。 发票（发票号码07942792） 2013年9月13日，原告购买拓展器材，花费9999元。 发票（发票号码07942791） 2013年9月13日，原告购买拓展器材，花费9999元。 新乡市三鑫体育游乐设备有限公司《合同书》及《领款凭证》2014年3月4日 2013年9月14日，原告委托新乡市三鑫体育游乐设备有限公司安装滑索，双方约定税后总费用608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付35000元。原告于2014年3月4日实际支付35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滑索安装，是一次性服务，已支付安装费用不应计入损失。领款凭证无原件。 该合同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可以证实原告与新乡市三鑫体育游乐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故对合同予以认定；对于领款凭证，因该领款时间与合同约定时间不符，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实原告支付款项的事实，故对于该领款凭证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2月19日+回单 2014年2月19日，原告购买高空小钢丝索，花费2200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回单模糊不清，款项性质不明。 该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购买领款凭证中相应物品的事实，故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9月18日+汇款单 2013年9月18日，原告购买滑索配件，花费4623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汇款单款项性质不明。 该汇款单仅能说明叶永平曾汇款4600元皇甫尚利，但无法证实原告购买领款凭证中相应物品的事实，故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9月20日+收款收据 2013年9月20日，原告购买不锈钢绳，花费1777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业务凭单款项性质不明。不能证明具体是什么装备，是否已在原告公司安装。 收款收据盖有收款单位印章，列明详细商品名称数量及单价，且数额不大，由出售方开具收款收据，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故对上述收款收据予以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10月11日+收款收据+发货清单 2013年10月11日，原告购买钢丝绳、垫片，花费11367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转账凭证模糊不清。 该组证据中的收款收据盖有收款单位印章，列明详细商品名称数量及单价，由出售方开具收款收据，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故对上述收款收据予以认定，领款凭证及发货清单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11月24日+业务凭单 2013年11月24日，原告购买拓展装备，花费66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业务凭单款项性质不明。不能证明具体是什么装备，是否已在原告公司安装。 业务凭单仅能证实李盈莹与王丽慧之间的款项来往情况，不能证实原告购买装备的情况，故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2月24日+转账凭证 2014年2月24日，原告购买安全帽，花费9547.5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转账凭证模糊不清。 转账凭证仅能证实转账双方之间的款项来往情况，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购买相应装备的情况，故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3月26日+收款收据 2014年3月26日，原告支付铁板、铁链、油漆、钢绞丝、方管、角铁、焊管及加工费等17654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收款收据出具主体和款项性质不明。 该组证据中0042247、0006324号收款收据盖有收款单位印章，列明详细商品名称数量，由出售方开具收款收据，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故对上述收款收据予以认定，其他收款收据及领款凭证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3月19日+材料清单+转账凭单+手续费收据 2014年3月19日，原告支付高空滑索材料款44348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材料清单系原告单方制作，转账凭单无款项性质。领款凭证无领款人。 领款凭证、材料清单系原告方自行作出，转账凭单及手续费仅能证实转账双方存在经济往来，不能证实原告购买相应材料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3月17日 2014年3月17日，原告购买拓展材料，花费4648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5月9日+收款收据 2014年5月9日，原告购买拓展浮桥材料，花费1850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收款收据出具主体和款项性质不明，缴款单位为田青山，与原告主体不一致。 该领款凭证系原告方自行作出，而收款收据无具体收款人，无法看出物品出售方，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7月19日+转账凭条 2014年7月19日，原告购买铁管滑道平台，花费1195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转账凭条模糊不清。 转账凭条仅能证实转账双方存在经济往来，不能证实原告购买相应材料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8月8日+收款收据 2014年8月8日，原告购买溜索加工轮轴材料，花费1200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收款收据出具主体和款项性质不明。 该领款凭证系原告方自行作出，而收款收据无具体收款人，无法看出物品出售方，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8月22日+转账凭条+发货清单 2014年8月22日，原告购买高空滑索钢管等材料，花费2490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转账凭条款项性质不明，发货清单购货主体不明。 该三张凭单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告购买清单中相应物品并支付款项的事实，故予以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9月20日+业务凭条 2014年9月20日，原告购买海绵垫，花费2240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业务凭条款项性质不明。 领款凭证系原告方自行作出细，而业务凭条仅能证实陈建华账户的款项存入情况，不能证实原告购买相应材料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9月20日+业务凭条 2014年9月20日，原告购买高空滑索钢丝绳，花费2150元。 《领款凭证》2014年10月3日+业务凭条 2014年10月3日，原告购买滑索细钢丝绳，花费2100元。 漂流船等方面：84 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及《领款凭证》2012年2月20日 2012年2月20日，原告支付购买漂流船的定金40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2012.02.20）款项性质为定金，定金无法被洪水冲毁；且167700元的款项，却用现金支付，被告对此真实性表示怀疑。 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原告向靖安县华宇充气设备制造厂购买设备并支付定金4万元的事实，但167700元余款的收据，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4月17日+收据 2012年4月17日，原告支付漂流船、救生衣、安全帽余款167700元。 《销售合同》、《收据》2013年3月4日、《收据》2013年5月20日、《领款凭证》2013年10月2日 2013年5月4日，原告与天猫游乐设备（苏州）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向天猫游乐公司购买2人漂流艇140条，实际花费210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销售合同无原件。收据不合规。 该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告于2013年5月向天猫游乐设备苏州有限公司购买漂流艇的事实。 《领款凭证》2013年5月8日 2013年5月8日，原告购买救生衣200件，花费24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 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7月5日 2013年7月5日，原告购买船桨，花费4980元。 《领款凭证》2014年6月7日 2014年6月7日，原告购买救生衣200件，花费2200元。 《销售合同》、结算业务申请书（2016年5月4日）、结算业务申请书（2016年5月30日） 2016年5月3日，原告与天猫游乐设备（苏州）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向天猫游乐公司购买2人漂流艇80条，实际花费79200元。 三性均有异议。销售合同无原件。结算业务申请书中经手人为刘建锋，该名字多次出现，但不知其身份。 该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告向天猫游乐设备苏州有限公司购买漂流艇并支付相应款项的事实。 厨房设备：91 《领款凭证》2012年2月7日+收款收据 2012年2月7日，原告购买厨房用具，花费1379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收款收据的出具主体不明，与领款人主体不一致。收款收据无交款单位，不能证明原告已经支付款项。且铁锅、锅盖等为低值易耗品。 该组证据中7456366、9150071、9150081、7456384号收款收据，盖有收款单位印章，列明详细商品名称数量，由出售方开具收款收据，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故对上述收款收据予以认定，其他收款收据及领款凭证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5年2月13日 2015年2月13日，原告购买餐具，花费290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5年2月24日+销售订单 2015年2月24日，原告购买燃气饭锅、保温桶，花费2888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销售订单中客户名称为“文成兄弟饭庄”，收货地址也为兄弟饭庄，与原告没有关系，货物非原告购买。 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9月1日 2012年9月1日，原告购买管理房空调、厨房冰箱、冰柜等，花费236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收款收据的出具主体不明。 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12月10日+收款收据 2013年12月10日，原告购厨房圆桌，花费2660元。 《领款凭证》2013年12月31日+收款收据 2013年12月31日，原告购厨房圆桌，花费5000元。 《领款凭证》2014年11月10日+销货清单 2014年11月10日，原告购买餐厅设备，花费51684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销货清单中货物均为低值易耗品，且无法证明原告已经支付款项。 该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购买清单中的物品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监控设备：98 《领款凭证》2013年12月19日+收款收据+结算清单 2013年12月19日，原告购买电脑、监控、无线路由器等，花费12259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款项是否支付，货物是否收到均存疑。 该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购买清单中的物品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监控清单及《收款收据》（NO.0836592）+补充领款凭证（2014.03.20） 2014年3月10日，原告购买监控设备及配件，花费189482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票据不合规。 该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购买清单中的物品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数字安防框架协议；监控材料清单2015-5；转账凭证（2015年11月7日）；《领款凭证》2015年11月4日。 2015年6月1日，原告与文成县豪威智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数字安防监控安装框架协议》，购买及安装22路数字安防监控系统，实际花费23800元。 三性均有异议。框架协议中的金额与材料清单中的金额无法对应。且运费和人工费是一次性支付的费用，不应计入损失。 该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安装监控系统并支付相应费用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修理设备：101 《领款凭证》2012年3月18日+收款收据 2012年3月18日，原告购买钢碗、电表、焊条、电线等，花费4089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收款收据的出具主体不明。票据不合规。货物为低值易耗品。 领款凭证为原告方人员出具，而收款收据也均为手写票据，部分票据无物品出售人信息，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2月24日+清单 2012年2月24日，原告购买管理房水电材料，花费2494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货物为低值易耗品。领款凭证中领款人为刘建锋，该名字多次出现，但不知其身份。 领款凭证为原告方人员出具，清单手写，未注明物品出售人、经办人信息，无法证实原告购买相应物品并付款的事实，故不予认定。 景区标示排：103 广告制作单、《领款凭证》2013年11月28日、《收款收据》2014年7月15日、《领款凭证》2014年7月20日、《收款收据》2014年12月10日 1.2013年11月28日，原告定做景区标示标牌，支出广告制作费用105589元。 2.2014年7月，原告定做景区标示标牌，花费48030元（20080+27950）。 三性均有异议。广告费用是一次性支出费用，不应计入损失。 广告制作单盖有广告制作单位的印章，详细列明日期及内容，真实度较高，能够证实文成县卓新广告制作中心为原告制作相应广告的事实，故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但对于广告制作单中的相应物品是否还在事故现场，应由原告继续举证。 《领款凭证》2014年1月26日+清单 2014年1月26日，原告定做标示标牌支出2013年广告制作费用24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上金额与清单上金额不一致，且均系原告单方制作。 该清单及领款凭证均无广告制作方的签字盖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11月28日）+收款收据 2014年11月28日，原告向文成卓新广告制作中心定做标示标牌，花费20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且款项为预支款。 根据该收款收据的时间，预支款应为2015年的广告费，但原告未能提供有效的2015年的广告制作清单予以佐证，对该款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5年2月13日）+广告制作单 2015年2月13日，原告支付广告制作费13436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该清单及领款凭证均无广告制作方的签字盖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及转账凭证（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21日，原告支付2014年广告费20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转账凭证中款项性质不明。 转账凭证仅能证实双方存在经济往来，而领款凭证仅注明“去年广告费”，无详细清单予以佐证，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1年8月19日）+收据存根 2011年8月19日，原告支付广告费用10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 该收款存根虽有卓新广告公司盖章的，但无详细清单，不能看出该1万元支出明细，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1月26日）+记账单 2014年1月26日，原告支付广告费用1900元。 三性均有异议。 该记账单盖有广告制作单位的印章，详细列明制作项目规格及单价，可信度较高，故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 《领款凭证》（2015年2月13日）+记账清单 2015年2月13日，原告支付广告制作费5550元。 三性均有异议。均系原告单方制作。记账清单出具主体不明。记账清单中经手人为刘建锋，该名字多次出现，但不知其身份。 该组凭证及清单均系手写单据，仅有经手人，但无相关制作单位或收款单位的信息，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6年4月13日）及转账凭证（2016年4月14日）+广告制作单 2016年4月14日，原告支付2015年广告制作费10597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转账凭证中款项性质不明。广告制作单出具主体不明。 转账凭证仅能证实陈永正与周云梳之间存在款项来往，而清单虽无广告制作方的签字盖章，仅注明经手人为刘建峰，不能形成有效证据链，故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1月26日）+广告制作记账清单 2014年1月26日，原告支付广告费、因数费等38060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记账清单出具主体不明，且领款凭证上金额与记账清单上金额不一致。 该清单无广告制作方的签字盖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认定。 结算业务申请书（2014年7月23日） 2014年7月23日，原告支付广告费1439元。 三性均有异议。 该结算业务申请书仅能说明原告与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经济往来，从该证据并不能看出对方为原告制作的广告内容及规格等，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8月18日）+收款收据+汇总表 2013年8月18日，原告支付标示标牌等费用18848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收款收据内容不完整。汇总表出具主体不明。 该组证据虽有盖章的收款收据及汇总单，但从该汇总表看不出出具单位，且其中总合计金额中部分款项所对应的内容不清，故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1月26日） 2014年1月26日，原告支付景点指示牌费用450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该凭证为手写单据，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认定。 路灯系统等：116 《承包协议》、《景观灯报价表》及《领款凭证》（2015年6月27日） 2015年5月19日，原告与严文锋签订《承包协议》，约定由严文峰承包峡谷景廊景区路灯系统工程，原告已于2015年6月27日支付安装工程款25390元。 三性均有异议。承包协议、报价表、领款凭证的金额均不一致。报价表出具主体不明，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严文锋是否具有承包资质存疑。 从该合同及领款凭证来看，也已证实严文锋为原告施工照明系统的事实，但对于超过合同部分的金额，原告未能提供补充合同等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于施工款项，应按合同约定为准。 《领款凭证》（2012年5月7日）+转账凭条 2012年5月7日，原告购买垃圾桶及卡扣，花费4935元。 三性均有异议。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转账凭条款项性质不明，内容模糊。 领款凭证系原告方制作，转账凭证仅能反映转账双方存在款项来往情况，该组证据无法说明原告购买相应物品的情况，故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8月10日） 2013年8月10日，原告购买垃圾桶，花费540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 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收款收据》（2014年6月5日）及《领款凭证》（2014年6月10日） 2014年6月5日，原告购买垃圾桶，花费17980元。 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票据不合规。且垃圾桶属于低值易耗品，需要进行替换。原告多次主张有重复计算嫌疑，且无法证明垃圾桶在台风期间真实存在。 该收款收据列明商品名称数量及单价，由出售方开具收款收据，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故对上述收款收据予以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4月3日） 2012年4月3日，原告购买树苗，花费72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 该组凭证均为手写票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6月26日）+发货单、批发清单 2012年6月26日，原告购买花木，花费96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发货单、批发清单出具主体不明。 领款凭证领款人不明，发货单及清单没有出售方或收款人签字或盖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2月28日） 2013年2月28日，原告购买景区内树木，花费1008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 该两张凭证均为手写票据，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3年12月4日） 2013年12月4日，原告购买樟树7棵，花费2500元。 《领款凭证》（2014年1月20日）+苗木清单 2014年1月20日，原告购买苗木，花费16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金额与苗木清单金额不一致。 该苗木清单虽有园林公司盖章，但其时间与金额与领款凭证均不能印证，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1月26日） 2014年1月26日，原告购买花木，花费671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 该领款凭证为手写票据，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 《领款凭证》（2014年2月27日）+客户凭单 2014年2月27日，原告购买葡萄苗，花费10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领款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客户凭单内容模糊，款项性质不明。 该领款凭证领款人不明，而客户凭单仅能证实汇款双方存在经济往来，不能证实双方买卖关系，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收款收据》（2017年3月18日） 2017年3月18日，原告因修理被毁坏的自动门，花费42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收款收据出具主体不明，且原告未证明自动门损坏时间、地点、原因。 该收款收据虽有收款方盖章，注明收款明细，但该收款收据时间为2017年3月18日，与本案相关鲶鱼台风发生时间相隔较长，缺乏与鲶鱼台风的关联性，故不予认定。 《收款收据》（2016年12月8日） 2016年12月8日，原告因修理被毁坏的车辆，花费95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原件，且原告未证明车辆损坏时间、地点、原因。 该收款收据有相应收款方盖章签字，并注明“水淹车”及车辆修理部位，可信度较高，予以认定。 《领款凭证》（2012年5月28日） 2012年5月22日，原告购买金杯牌汽车，花费65800元。 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发票无原件，原告购买新车的价款不应计入损失，与本案无关，与是否在现场存在。 该组证据仅能证实原告曾于2012年购入车辆，但无法证实该车辆在台风中的损失情况，故不予认定。 《发票》（2012年5月22日）+收款收据 被告百丈漈电厂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原告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序号 证据名称 证明对象 原告质证意见 本院认定 2016年度控制运用计划核定意见 经温州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简称“温州市防指”）、温州市水利局核定的百丈漈水库2016年度控制运用洪水调度原则是：1、汛期水库水位控制在652.0米以下运行，预报有台风暴雨时，采取多发满发，必要情况下，泄洪洞参与预泄，以腾出更多库容接纳洪水。2、当库水位超过652.0米，低于654.27米（20年一遇洪水位）时，实行补偿调节，控制泗溪河大峃段流量不超过1514m3/s。 无异议。 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提前做好17号台风防御准备工作的通知 9月15日至27日，“鲇鱼”台风来临前，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652米以下，台风预报最早是在9月23日，在此期间电厂一直处于满发状态，符合控运计划的要求“汛期水库水位控制在652.0米以下运行，预报有台风暴雨时，采取多发满发”。 温州百丈漈水力发电厂与文成县新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系“一套人员、两块牌子”，合署办公。 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4、5、6、7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值班记录》系被告自行制作，无法判断证据的形成时间在诉讼前还是诉讼后，且记录中有线路开关跳闸、1号机组处于停机状态的内容，与被告所说的泄洪前多满多发明显自相矛盾；《温州电力调度中心证明》、《温州供电公司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二种操作票》没有公司盖章，无法判断证据真伪及证据形成的时间，且与本案无关。上述证据无法证实被告的待证事实，被告在长达十天的时间里，仅腾空库容660.1万m?，不符合控制运用计划的要求。 本院予以认定。 百丈漈水库9月15日至27日的水位表 能够证实鲶鱼台风来临前，被告以发电方式降低水库水位，2016年9月18日至2016年9月27日，百丈漈水库水位持续降低的事实。 梯调中心2016年9月值班记录 温州电力调度中心证明 第二种操作票 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定。 温州供电公司证明 1号泄洪申请 被告在泄洪前及泄洪过程中按规定向温州市防指提交了泄洪申请，温州市防指同意被告在28日下午14时开始泄洪，流量控制在65m?/秒以内，后因情况需要通知被告延迟到15时泄洪；在15时至18时期间，经多次电话沟通，温州市防指同意被告根据降雨量和水位的情况，在控运计划的范围内适当加大下泄流量；18时10分，温州市防指同意被告加大下泄流量到220m?/秒；期间，未接到温州市防指要求减小下泄流量的指令，至29日1时30分，为配合下游抢险工作，温州市防指通知被告减小下泄流量，4时35分，下游抢险结束，通知被告恢复下泄流量。 在整个泄洪过程中，被告完全按照温州市防指的指令进行操作，不存在违规操作的情形。 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6号《调度令》指示被告在9月28日14:00开始泄洪，但被告推迟泄洪，该《调度令》证明被告有义务通知下游有关单位（包括原告），做好避险工作，确保财产安全。《2号泄洪申请》中被告向市防指汇报时称“水库水位截止16时已经达652.51m”，但根据被告补充证据1《每小时水位表》，16时的水位是652.29m，被告误报、谎报水位情况，误导市防指；被告申请将流量加大到220m?/s，但其擅自在18时10分将下泄流量加大到了230m?/s，最大下泄流量加大到283m?/s，显然是违规操作。 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够证实被告向温州市防汛防旱指挥部提出泄洪申请，温州市防汛防旱指挥部予以允许的事实及双方的沟通过程。 调度令 2号泄洪申请 市防指关于调度工作情况说明 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明单位应派工作人员到庭，且市防指要求泄洪“要按照水库控制运用计划”、加大流量要“适量”，且仅同意最大下泄流量为220m?/s，但被告自认18时10分擅自按照230m?/s泄洪，后下泄流量达到过258m?/s。 溢洪闸门操作票 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系被告自行制作且没有盖章，原告无法判断内容及签名的真伪，且该证据与被告证据13《公证书》中关于实际开闸泄洪时间“16:00闸门操作到位”的表述明显矛盾，该证据有可能造假。 该两份证据中，对于被告于9月28日15时开始泄洪的记载能够与其向市防指提出的泄洪申请相互印证，故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其中18时10分三孔闸门全开泄洪的内容能够与证据11相互印证，故予以认定。而对于证据12、13不能相互印证的内容，不予认定。 调度情况说明及公证书 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截图第12页中显示“六、15时，通知溢洪道开闸泄洪”、“七、16时，闸门操作到位”，证明了15时通知开闸泄洪后被告没有立即依指令及时操作，实际开闸泄洪时间是16时，且在《2号泄洪申请》中隐瞒了延迟开闸的情况，至16时闸门才操作到位的原因可能是证据4《梯调中心2016年9月值班记录》中体现的日常维护不善，在9月28日15至16时之间多次跳闸。 管理和操作人员资格证书 台风期间水库管理人员、闸门操作人员均具备相应的资格证书，操作过程合法合规，符合相关规定。 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判断真伪，且资格证书无法证明操作过程合法合规、符合相关规定。 资格证书仅能证实被告的操作人员具有合格资质，但不能证实操作过程合规。 关于“鲇鱼”台风期间百丈漈库区受淹防汛救灾紧急抢险过程的说明 9月28日“鲇鱼”台风期间，随着水库水位的不断上升，水库上游乡镇（百丈漈镇、南田镇）部分村庄房屋、道路等受到洪水淹没，18时，水库水位超过征地高程水位，多处出险，上游乡镇积极与文成县防汛指挥部及被告联系，要求加大泄洪流量。被告在泄洪过程中，也积极与上游乡镇进行沟通，及时通知泄洪情况。 证明泄洪要综合考虑上下游的情况，不能单方面考虑下游，温州市防指也是根据这个原则下达指令，在水位不断上升的情势下，不能轻易减小泄洪，只有在下游确实出现抢险需要时，才于29日1时30分下达减小泄洪的指令，被告严格按照温州市防指的指令进行泄洪。 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判断盖章真伪，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应出庭接受询问，且证据15内容反而证明了被告未按照市防指6号调度令的要求善尽通知义务，文成县百丈漈人民政府是通过和县防汛指挥部视频通话、打电话给电厂负责人才能获悉泄洪的消息，被告连政府都不及时通知到位，对原告这样的下游单位更是不尽通知义务。其次，鲶鱼期间，水库上游乡镇受到洪水淹没，与被告未及时充分提前腾空库容，对所需泄洪流量的错误预判，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18时10分瞬间三闸全开又造成了下游的损失。综合考虑上下游情况不是被告忽略自身过错，逃避侵权责任的理由。 该两份证据仅能证实水库上游乡镇在“鲶鱼”台风期间的情况，并不能直接证实被告已严格按照温州市防指的指令进行泄洪的事实。 受“鲇鱼”台风影响我村受淹情况的说明 文成县泗溪流域“鲇鱼”台风洪水复核报告 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对本次“鲇鱼”台风期间百丈漈水库的洪水调度过程进行复核，出具了《文成县泗溪流域“鲇鱼”台风洪水复核报告》（以下简称“复核报告”），结论是：（1）“鲇鱼”台风期间，百丈漈水库24小时雨面量、最大三日面雨量、洪水总量均超过20年一遇；（2）水库于15时开闸泄洪，16时下泄流量67m?/秒，符合调度令的要求，18时10分，根据当时的水位，闸门三孔全开下泄流量为230m?/秒，符合调令要求的220m?/秒，后随着水位持续上涨，流量自然加大到最大258m?/秒，期间温州市防指未要求被告减小下泄流量，符合调令要求；（3）泄洪过程中，下游泗溪河防洪断面大峃段鹤川大桥处洪峰流量为997m?/秒，小于控运计划要求的1514m?/秒，符合控运计划的要求；（4）泄洪过程中，百丈漈水库在28日15时至21时拦洪445万m?，最大消减洪峰达196m?/秒，延迟出库洪峰3小时，极大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复核报告》出具后，温州市防指组织专家对报告进行评审，结论是：（1）《复核报告》内容完整，资料详实，技术路线正确，方法合适；（2）百丈漈水库坝址以上流域最大24小时面雨量、最大三日面雨量的重现期超过20年一遇；（3）百丈漈水库的泄洪操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控运计划、调度令等的要求，并且有效发挥了拦洪、削峰、错峰的作用，明显减轻了下游的防洪压力。 温州市防指对该结论予以确认，并将专家评审意见印发给相关单位参考。 以上证据证明被告的泄洪操作符合控运计划及调度令的要求，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过错。 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复核报告》是被告为了应诉单方委托第三方制作的，制作依据是被告提供的泄洪水位、流量等基础数据，而被告向第三方提供的关键数据与《2017年百丈漈水库控制运用计划》上的数据相矛盾，该《复核报告》缺乏真实性；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缺乏出具洪水复核报告的资质，即使要复核，也应双方共同委托或法院指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缺乏专业性和客观性，报告指出百丈漈水库前期蓄滞洪水，说明未腾空库容；报认为鲶鱼期间洪水为20年一遇，而根据《温汛指（2016）15号《2016年控制运用计划核定意见》的规定，当遭遇100年一遇的洪水位时，才能逐步加大闸门开度，直至全开，说明被告三闸全开的操作不合规；报告作出结论前没有仔细看过调度令内容，结论不严谨。根据《鲶鱼台风期间百丈漈水库调度工作情况说明》，市防指仅电话同意加大到220m?/s下泄，被告却擅自三闸全开，下泄流量加大到258m?/s，最大下泄流量为283m?/s，明显不符合市防指调度令要求，故《复核报告》结论不客观。 该证据虽然形成于原告起诉之后，但系被告委托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作出的对被告在“鲇鱼”台风期间洪水调度过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专业性判断，且市防指也将该复核报告印发给文成县防汛防旱指挥部，可见该复核报告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审查会议的通知 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判断签名、盖章真伪，形成时间在立案以后，系被告为应诉而制作；被告泄洪操作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控制运用计划和调度令等的要求，应通过司法程序最终由法院判决，且《专家组评审意见》是针对《复核报告》作出的，《复核报告》本身都申明只论证调度过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除了浙江省水文局的伍远康，其他个人仅会议签到，并未发表评审意见；温州市防指仅仅是印发了评审意见，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市防指有“对该结论予以确认”的意思表示。 会议签到单 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签到表 与会专家的资格证书 关于印发专家组评审意见的通知 关于印发市管水库放水预警方案的通知及百丈漈水库放水预警方案 根据《百丈漈水库放水预警方案》，泄洪前，被告应通过电话（传真）方式向文成县防指及下游有关乡镇（即大峃镇）通报，并拉响警报。 无异议 予以认定。 关于要求确认泄洪预警传真相关情况的说明 在泄洪前及泄洪过程中，被告已经按照放水预警方案的要求通知了温州市防指、文成县防指和大峃镇政府，履行了通知义务。 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判断盖章真假，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证据25、26都提到“文件已遗失”，而证据25、26、27这三份证人证言出具的时间距离2016年9月28日鲶鱼台风已过去了近一年之久，又没有存档可供回忆核查，证明力极低；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善尽了通知义务。 该三份说明均有相应政府部门的盖章及说明，其内容与被告提供的证据8、9、10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告待证事实，故予以认定。 关于要求确认来往传真相关情况的说明 关于“鲇鱼”台风泄洪告知情况的说明 二级保卫班值班记录 泄洪前，被告已经分别拉响了西山主坝区、二级站警报，符合放水预警方案的要求。 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值班记录系被告自行制作；证据29、30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鲶鱼期间的洪水位属于20年一遇洪水，被告却只拉了一次警报，没有再次拉响警报，也没有增加鸣放警报次数，不符合放水预警方案，且当拖延拉警报时间。 本院认为，该三份证据单独来看均存在瑕疵，但彼此基本能够相互印证，证实鲶鱼台风当天，被告有拉响警报的事实。 二级保安和工作人员证明 篁庄村证明 水工值班记录 泄洪前，被告还超出法定的义务范围，出于善意通知了下游有关单位，包括靛青山电厂和原告，证明被告不但按照法定要求履行通知义务，还尽可能通知相关单位，以减小损失。 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证据31系被告自行制作，证据上拉响警报时间及通知刘建锋的时间均错误；证据32、33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根据6号《调度令》，通知原告是被告的义务，而被告未善尽通知义务。证据31《水工值班记录》显示，18点10分县防汛办来了解水情情况，县城积水严重，要求尽量少弃水，被告却不顾下游险情，仍然三闸全开。 该组证据能够与证据51（证人王人力出庭陈述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鲶鱼台风当天，被告工作人员王人力在水库泄洪前曾电话通知刘建峰百丈漈水库将泄洪的事实。 靛青山电厂证明 王人力证明 通话录音 温州市防指和文成县防指发布的关于防台风应急响应的通知 本次台风灾害雨量之大、破坏力之强实属罕见，给文成全县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原告的损失即便存在，也是台风灾害所致，并非被告泄洪造成的。 证据35、3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36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的数据与原告的提供的《百丈漈水库卫星图表》数据不一致，合法性无异议；证据37无原始数据核对，且属于文成县气象台的证人证言，应出庭作证。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损失并非被告泄洪造成。 证据36盖有浙江省温州市水文站印章，其数据与原告的证据11有出入，但所反映的雨势大致一致；证据37盖有文成县气象台印章，但无材料出具时间，存在瑕疵，综合该组证据，能够证实鲶鱼台风期间，我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影响严重的事实。 百丈漈库区雨量表（百丈漈水库、峃口、南田、玉壶） “鲇鱼”台风气象证明 关于“鲇鱼”台风灾害的网络新闻报道 峡谷景廊现场照片一组 原告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造房屋、道路、沟渠、水坝等建筑设施，违反了《防洪法》、《水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违章建筑，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因原告违法建造，且峡谷景廊景区防洪措施严重缺失，常年以来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自1996年以来，被告曾多次向上级主管部分反映峡谷景廊地区的防洪安全问题，并要求相关部门督促被告落实防洪安全措施，并明确表示因景区设施建设在河道内，将严重影响该河段的行洪。文成县防汛指挥部也在2008年发文要求原告做好防洪应急预案及其他整改措施。 以上证据证明原告自身对其遭受损失存在严重的过错，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证据三性有异议。照片是在景区被冲毁后拍摄，河道内砂石堆积是因被洪水冲刷而造成的，有些是工程修复后的照片，都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内容。 照片无具体拍摄时间，无法证实系鲶鱼台风前还是台风后的情形，不予认定。 关于百丈漈风景区峡谷景廊新修建道路有关安全事宜的报告 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几份报告都是被告的单方发文，原告无法判断其形成时间在本案诉讼前还是诉讼后，也无法核实文成县政府办、文成县防指是否收到了这些报告。如果说真的收到了，却没有任何回复件和措施，反而说明被告报告内容与事实情况不符。另外，原告景区自知位于百丈漈电厂的下游，为保障游客安全汛期都有人值班，也一直都设有防汛安告示的，只是鲶鱼期间被告泄洪时给冲掉了，损失评估项目里的“景区标示标牌”就包括安全警示的标示标牌。 该组证据能够证实被告曾勘测原告景区，认为原告景区部分设施不能满足百丈漈水库泄洪的要求标准，并向多次政府部门提出报告的事实。 关于请求督促落实县峡谷景廊风景区防汛工作措施的报告 关于再次请求督促落实县峡谷景廊风景区防汛工作措施的报告 关于要求督促落实水库下游行洪区防洪度汛安全工作的报告 关于要求修编百丈漈水库库区和下游行洪区危险区防洪预案的通知 原告2016年7月至9月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 根据法院到税务局调取的原告2016年7月至9月的资产负债表，原告2016年9月底的总资产为408.6万元，固定资产为401.1万元，未分配利润为3.9万元，可见其主张的2,198.5万元的损失严重虚报。2016年1-9月的营业收入仅14.5万元，营业利润累计为-4万元，可见其主张的2017年营业收入也存在严重虚报。 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从税务局调取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上显示的资产只是部分，报表体现的是不完全收入，原告实际经济损失金额应以工程造价评估司法鉴定结果为准。 该证据来源合法，予以认定。 文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提供的百丈漈水库9月28日至9月29日的每小时水位表 1、该水位表与原告提交的证据8《百丈漈水库卫星》图数据相同，均来自文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 2、该水位表系被告提交证据17复核报告的依据； 3、台风鲇鱼期间，百丈漈水库最高水位出现在9月28日21时，当时水位为653.24m，结合被告补充证据二经计算，当时最大下泄流量为258立方米/秒。 对合法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9月28日19时、20时的水位数据为本案关键，但是空缺；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2017年控制运用计划，鲶鱼期间最高水位653.46米，最大下泄流量是283m?/s。 市防指同意的最大下泄流量是220m?/s，该证据自认9月28日21时下泄流量258m?/s，可见被告违反市防指调度令擅自加大流量，且在水位未超过654.27米时，三闸全开泄洪，违反洪水调度原则。 该证据盖有文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印章，但其中28日19时、20时数据空缺，故该证据无法单独证实当天最高水位系21时的653.24米。 《温州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温州市水利局关于百丈漈水库2016年度控制运用计划的核定意见》（见被告证据1） 证明温州百丈漈水力发电厂编制的《2016年百丈漈水库控制运用计划》经过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温州供电公司审核、温州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与温州市水利局审批。该“控制运用计划”2.1.2款“泄洪曲线”载明了被告的调度操作程序，被告的调度也是按批准的程序操作的。 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2016控制运用计划》2.1.2款“泄洪曲线”并不是对鲶鱼期间被告实际调度操作的记录表，不能证明被告的调度是按批准的程序操作的。 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关于请求审批2016年百丈漈水库控制运用计划的请示》温电运检[2016]94号 《关于要求审批2016年百丈漈水库控制运用计划的请示》温百电[2016]4号 《2016年百丈漈水库控制运用计划》溢洪道下泄流量关系曲线图 申请证人王人力出庭陈述证词 鲶鱼台风当天，被告已通知原告水库泄洪事项。 证人陈述的证言基本可信，可见被告认为通知下游的原告不是其法定义务，仅通知了水库需要泄洪，但并没有通知过具体时间及流量，也未告知泄洪的严重性。 本院认为，被告对证言基本无异议，故对证人陈述的证言予以采信。 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其景区被损毁工程量及造价进行评估，本院依法委托温州鼎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就原告的申请事项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质证意见如下：该意见书第4页中显示“本鉴定报告的结果仅对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2018）浙瑞法委鉴字第169号】约定的工作内容及法定程序范围内接受的资料负责”，受托资格存在瑕疵；报告出具日期为2019年3月25日，而其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附的鉴定机构资格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证书）的有效期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至其报告出具之日，该资格证有效期已经届满，鉴定机构资质存在瑕疵；意见书目录排版混乱、存在错误，相关资料不全，目录中序号5、6、9.3、9.4、9.5、9.6、9.7、9.8等共八项文件，鼎力公司未如实进行提供；通景公路、停车场、音乐广场、游步道等工程，无相应证据证明工程系原告建造、归原告所有，也无证据证明工程损毁系台风鲇鱼所致、无证据证明系原告进行工程修复，所得出的鉴定结论存在明显错误；意见书将法院认定原告购买相应材料的事实直接作为财产损失评估认定的依据，所得出的关于法院予以认定的财产损失评估为1147836元的鉴定结论存在明显错误，并无证据证明台风鲇鱼期间这些财产在现场且被台风鲇鱼洪水冲毁，也没有证据证明受损程度及损失金额；意见书中的金额与原告提供的证据范围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具体工程项目的原证据预计修复所需资金与评估价格差异巨大，如漂流堤坝原告预计需70万，意见书则预算需554.74万元。综上，该意见书存在诸多程序性问题及实体性问题，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或参考。本院认为，鉴定过程中，原告未能提供其基础设施原施工或竣工图及工程计量单，评估单位无法确定其建设期并推算实际价格，仅根据其于2017年11月对原告景区的现场勘察以评估其重置价格。但结合原告的注册资本及其向税务部门申报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可见其申报的固定资产与评估所得损失差距巨大，故该评估结果并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原告的损失情况，仅能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