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47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美芬，女，1976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迎生，男，1980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美球，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启发，男，197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帅，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伟炼，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美芬、刘迎生因与被上诉人刘启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22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美芬、刘迎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启发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刘启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刘美芬、刘迎生签订该合同是恶意串通损害刘启发利益的无效合同。刘美芬、刘迎生有证据证明购房款的来源，但刘启发一审庭审时无法合理地说出购房款来源，一审法院却认定刘迎生支付的购房款仅能证明刘美芬、刘迎生之间存在出资关系，该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认定刘迎生母亲陈舜英收取涉案房屋租金的行为。刘美芬、刘迎生之间是亲姐弟关系，代为持有房屋时没有严格签订代持合同和履行委托手续是符合常理的，刘美芬、刘迎生在刘美芬与刘启发之间婚姻出现危机时将房屋的产权过户给刘迎生的行为是符合情理的。一审法院在开庭时没有核实关键证据，导致错误地认定刘美芬、刘迎生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刘启发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美芬、刘迎生的上诉并无事实依据。一审已经查明，涉案房屋是由刘启发与刘美芬在夫妻存续期间共同购买的财产，在2018年3月5日刘启发与刘美芬发生夫妻感情冲突后，刘美芬离家出走，并于2018年3月6日与刘迎生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于3月14日将涉案房屋过户到刘迎生名下，是明显的恶意转移夫妻财产，约定的转让价格远远低于购买价格，现在涉案房屋的市场价约为150-200万之间，刘美芬、刘迎生以低价转让房屋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刘启发利益，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适用法律正确。而对于刘美芬、刘迎生所述的关于出资问题，一审判决也已经对该事实进行了论述，刘启发在此不再赘述。刘启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刘美芬、刘迎生于2018年3月6日签订的关于广州市越秀区站前路193号金祥大厦三楼****房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美芬与刘迎生是姐弟关系。2003年1月8日，刘启发与刘美芬登记结婚。2006年9月1日，刘美芬（为买方）与案外人广州金祥市场发展有限公司（为卖方）签订《房地产预售契约》，约定刘美芬以880970元购入涉案房屋；刘美芬以一次性付款的方式支付房价款，刘美芬支付的定金10000元可在应付的房价款中扣除等内容。刘美芬向广州金祥市场发展有限公司支付870970元剩余购房款后，于2007年12月18日取得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2018年4月28日，刘启发向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刘启发、刘美芬离婚，刘美芬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站前路193号金祥大厦三楼****房产权归刘启生所有等诉讼请求。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粤0513民初73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刘启发请求分割涉案房屋缺乏依据，遂判决：准许刘启发与刘美芬离婚并驳回了刘启发要求判令涉案房屋归刘启生所有的诉讼请求。刘启发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该案件现尚在二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3月6日，刘美芬（为卖方）与刘迎生（为买方）签订合同编号为穗存量房合字180××××221Ｘ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其中约定：刘迎生以480000元购买上述房屋，双方协商选择自行交割方式交割房款，刘迎生于当日一次性向刘美芬付款480000元；等。2018年3月14日，上述房屋的权属登记至刘迎生的名下。一审庭审中，刘启发与刘美芬、刘迎生双方一致确认：以刘美芬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后，各方当事人均无就产权问题达成一致协议；刘启发对刘美芬与刘迎生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并不知情；前述《房地产预售契约》原件由刘启发持有。刘美芬、刘迎生称：（一）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是刘迎生，刘迎生委托刘美芬代为持有房屋产权，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RBS流水查询》复印件；2.中国银行费用收据及存款回单；3.取款回单4张，拟证明刘迎生于2006年8月30日向刘美芬银行账户转账460000元购房款，于次日委托其弟弟刘海生以现金形式向刘美芬支付410000元购房款；410000元的资金来源是由刘美芬、刘迎生的母亲陈舜英从银行定期存款中提款252933.46元及其余部分是刘美芬、刘迎生家里给刘迎生的现金。（二）2018年3月5日，刘启发与刘美芬争吵后殴打刘美芬，刘美芬报警后离家一段时间。刘迎生在2018年3月6日办理涉案房屋的买卖及过户登记至其名下的过程中，是知悉刘启发与刘美芬夫妻关系恶劣，感情破裂的情况的。因房屋登记在刘美芬名下，担心影响刘迎生的权利，故两人才办理了上述手续。（三）刘美芬与刘迎生签订上述《存量房买卖合同》后，双方之间没有实际支付房款的行为。刘启发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因证据1为复印件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刘启发确认其与刘美芬于2018年3月5日发生肢体冲突并争吵离婚，刘美芬离家；同时回应称：购买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均是从其与刘美芬经营所得的共同财产中支出的。关于涉案房屋的使用情况，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刘美芬、刘迎生称：刘迎生购买涉案房屋的目的是给母亲陈舜英收租养老，故自购买至今的租金均由陈舜英收取；其中，2006至2009年期间因刘启发与刘美芬将涉案房屋用于经营内衣生意，而内衣的来源是刘美芬家里提供的，故上述期间两人将货款与承租房屋的租金同时转入陈舜英的账户故无法区分出租金；2009年至2014年出租期间，刘启发与刘美芬在收取租金后通过现金或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陈舜英；2014至2018年期间，由承租人直接转账支付租金至陈舜英账户。为此，刘美芬、刘迎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加盖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潮阳谷饶支行公章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刘启发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确认2014年至2018年期间，由承租人直接转账支付租金至陈舜英账户，但认为该账户由刘美芬控制。刘启发同时回应称：2006至2009年期间，涉案房屋由刘启发与刘美芬自行经营使用；2009年至2014年期间租金由刘启发与刘美芬收取。双方当事人对2006至2014年期间租金收取的情况均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但均一致确认租赁合同原件由刘启发持有。关于涉案房屋的有关费用支出，双方当事人均一致确认，刘启发与刘美芬经营使用期间，均以经营收入支付；出租后均由承租人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迎生与刘美芬之间是否存在借名购房的事实，以及刘迎生与刘美芬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基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刘迎生主张其是实际出资人，其与刘美芬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刘美芬对此予以认可。因可能涉及刘美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权属及其丈夫刘启发的利益问题，对于刘美芬、刘迎生所述的借名买房的事实应当深入审查。刘美芬、刘迎生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刘迎生曾向刘美芬银行账户转账460000元款项，即便该款项是给刘美芬用于购买涉案房屋，也仅能证明刘迎生与刘美芬之间存在出资关系，但不足以证明其余购房款及有关税费由刘迎生直接支付给出卖人广州金祥市场发展有限公司及有关部门；刘美芬、刘迎生也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名购房的协议。反观房屋的购买及使用情况，刘迎生持有刘美芬与广州金祥市场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地产预售契约》原件，涉案房屋交付使用后，刘启发与刘美芬多年来经营使用该房屋，刘启发与刘美芬也出资支付涉案房屋经营使用期间的有关费用支出，而刘迎生亦未及时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直至刘启发与刘美芬感情破裂之时，刘迎生才将涉案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一审法院实难以确信刘迎生与刘美芬之间存在借名购房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刘美芬、刘迎生辩称刘迎生委托刘美芬代为持有房屋产权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二、刘迎生与刘美芬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为无效合同。对此，一审法院作以下分析：（一）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可知，刘启发与刘美芬于2018年3月5日发生冲突，刘美芬离家，而刘迎生与刘美芬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3月6日，两人并于3月14日办妥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刘迎生名下的权属登记手续。次月，刘启发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可见，上述时间与刘启发、刘美芬感情破裂，起诉离婚的时间相契合。（二）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对刘美芬、刘迎生主张刘迎生委托刘美芬代为持有房屋产权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涉案房屋是在刘启发与刘美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2006年9月以880970元价格购入的。刘美芬在其与刘启发感情破裂期间，在刘启发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刘迎生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以明显不合理低价480000元出售给刘迎生，且此后刘美芬、刘迎生间并无实际支付购房款的行为，显然损害了刘迎生的利益。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刘迎生与刘美芬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如下判决：确认刘美芬与刘迎生于2018年3月6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穗存量房合字180××××221Ｘ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案件受理费12609.70元，由刘美芬、刘迎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美芬、刘迎生提供以下证据：1.银行代码证明，拟证明一审刘美芬、刘迎生提交的证据3是陈舜英的账户，该代码的地址汕头潮阳，该证据3明细清单中最后一行转现金的时候有代码，证明刘启发一审所述的收取租金的账户由刘美芬占有使用与事实不符。陈舜英在汕头生活，收取租金的银行卡长期由陈舜英支配，也证明了涉案商铺的受益方是刘美芬、刘迎生的母亲陈舜英，是刘美芬、刘迎生给其母亲作为养老的收入。一审时候不清楚银行代码可以显示地点，一审判决后经过咨询银行才知道银行代码可以反映账户资金支取的地点。刘启发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刘美芬、刘迎生提供的原件并非是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刘美芬、刘迎生关于其二人所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应为有效合同的主张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由此可知，主张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程度，可足以推翻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明力。确认涉案房屋是否属于借名登记的关键事实在于审查相关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名登记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刘美芬、刘迎生、刘启发之间并无就涉案房屋权利归属签订书面协议，刘美芬、刘迎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刘美芬、刘迎生、刘启发就刘迎生借用刘美芬名义购买涉案房屋达成合意，至于刘美芬、刘迎生所称刘迎生向刘美芬转账、交付现金等资金往来情况，即使成立也只能证明刘迎生对于涉案房屋的购买存在出资关系，而并不必然可以证明刘迎生、刘美芬、刘启发之间达成房屋权属归于刘迎生的合意。此外，涉案房屋的部分租金收益转入以刘美芬的母亲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亦不足以证明刘迎生为涉案房屋实际产权人的主张。据上，刘美芬、刘迎生在本案中不能证明借名登记的事实存在，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权属登记的证明力，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如前所述，刘美芬、刘迎生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刘迎生借用刘美芬名义登记，故涉案房屋属于刘美芬、刘启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刘迎生作为刘美芬的弟弟，对刘美芬的婚姻状况是清楚知悉的。刘迎生与刘美芬签订涉案《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正处于刘美芬、刘启发夫妻矛盾激化、感情破裂期间，刘美芬未征得刘启发的同意，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出售涉案房屋给刘迎生，且刘迎生并无实际支付购房款，确实损害了刘启发的合法利益，一审法院认定该《存量房买卖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合同，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刘美芬、刘迎生主张其二人所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美芬、刘迎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09.7元，由上诉人刘美芬、刘迎生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静审判员  张怡审判员  余盾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贾妍胡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