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12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德华，女，1968年6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瑾（系唐德华之女），女，198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成都市成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凤英，女，197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城钢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兴，男，196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振旺，邹城钢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唐德华因与被上诉人邢兴、孙凤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883民初6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德华上诉请求：一、撤销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883民初610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非二被上诉人的夫妻债务系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孙凤英未对案涉借款作出共同意思表示系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庭审中，上诉人举出的银行流水载明孙凤英曾于2015年8月15日用自己的银行账户向上诉人支付13万元利息，足以证明其对于案涉借款知情且未有异议，同时证明了二被上诉人共同举债的合意。被上诉人孙凤英表示并不知情的抗辩意见，上诉人认为完全与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办理任何业务均需本人到场的日常经验法则相悖，且二上诉人未向原审法院递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故其抗辩意见完全不应采信。另外，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并未对该证据的采信以及上诉人的主张作出任何评述或认定。2、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孙凤英未事后追认系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庭审中，上诉人举出的录音证明二被上诉人曾主动带领上诉人等前往其债务人处索取欠款以偿还其所欠上诉人的借款，被上诉人邢兴当庭认可录音的真实性，承认该事实的发生。上诉人认为从一个理智自然人的角度思考，被上诉人孙凤英的行为即表示其认可债务并愿意承担还款责任，故其系以行为表示对案涉借款的事后追认。另外，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并未对该证据的采信及上诉人的主张作出任何评述或认定。3、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非用于被上诉人夫妻共同生活及生产经营系事实认定错误。一方面，上诉人举出的与邢兴的通话录音（其自认借款用于放贷），结合邢兴庭审中对于借款用途的陈述，表明案涉借款用于向他人放贷，并获取利息差后于借款期间购买了商铺、车辆、养育未成年子女等（商铺所有权人为邢兴，但因该买卖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夫妻共同财产），用以维持夫妻共同生活。故上诉人认为案涉借款应属于被上诉人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并未对该证据的采信及上诉人的主张作出任何评述或认定。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用于其夫妻经营的邹城市运起经贸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被上诉人邢兴、监事为被上诉人孙凤英，无其他股东），吸收存款及放贷系该公司主要业务。上诉人认为二被上诉人无任何收入，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了该公司且支出了大笔款项，分享了案涉借款所产生的投资收益，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再加上上诉人举出的二被上诉人向外出借大量款项的借条、证人所称她亦在该公司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邢兴向上诉人借款用于该公司的借贷业务。至于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评述称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借贷不符，系因其未仔细审查，该公司原名为“邹城市运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原经营范围包含“投资咨询及经济信息咨询”，可以看出该公司经营范围与案涉借款用途等相一致。故上诉人认为案涉借款用于二被上诉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且共享了经营收益。综上，上诉人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案例（2018）最高法民申634号（虽然以个人名义借贷超出了日常开支所需债务，但赚取的利息差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案涉借款应系被上诉人邢兴、孙凤英的夫妻共同债务。二、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不应承担上诉人代理人的交通费系认定错误。原审判决认为因双方没有约定，故而不支持上诉人代理人支出的交通费。上诉人认为本案诉讼的产生系因被上诉人违约，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上诉人代理人的交通费是上诉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与利息合计亦未超过24%的年利率，法院理应支持，其驳回上诉人的该诉讼请求于法无据。邢兴辩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多年的同事关系，从2004年11月份被上诉人从事经营邹城市钢山宾馆时一块从事工作。从2011年起我们共同经营小型微贷，在共同经营中于2012年10月份上诉人通过乔培栋转给被上诉人26万元，于2016年5月23日通过周长存转给37万元，共计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邢兴共计63万元整。从2013年11月份至2017年10月份被上诉人邢兴通过转账、微信、支付宝等形式，分16次支付给上诉人及上诉人丈夫和女儿共计715500元。并且不包括被上诉人每年给付上诉人的现金（包括过年过节）近20万元，已远远超过上诉人所给付的本金，在一审法院庭审中上诉人对收到以上款已经认可。所以事实上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所欠上诉人100万的事实，更不存在另外向上诉人女儿张瑾书写的欠条二张计63万元。关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书写三张欠条的基本事实是：因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的300余万元的债权凭证拿走，导致被上诉人的债权无法实现，为要回欠条，在上诉人唐德华的胁迫下于2017年8月1日书写了3张欠条，虽然同一日书写但三张欠条时间不一样，是被上诉人胡乱写的，原因是欠款根本不是事实，当时是为应付上诉人写的，这三张欠条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虽然判决偿还借款及利息，但考虑到本人与上诉人多年的朋友关系，所以被上诉人没有提起上诉。1、关于在2015年8月1日被上诉人用前妻孙凤英的银行账户向上诉人账户还款13万元，事实是夫妻存续期间，妻子的银行卡一直由本人使用，我用她的银行卡办理转账业务，前妻孙凤英不知道，包括被上诉人在外办理任何业务，前妻从未参与，其他所有涉及债权债务的签名都是我冒用她本人签的。2、关于孙凤英与上诉人一起前往到债务人处催款，事实是孙凤英在不知情的情形下由上诉人邀请一块去的，而事实孙凤英对债务人都认识，更不知道所发生的借贷关系。所以上诉人以此推定孙凤英知道借款事实从而要求孙凤英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依据。3、从2005年1月30日被上诉人承包邹城市钢山宾馆，每年收入可观，该收入全部由孙凤英支配，全部用于家庭生活开支。4、邹城市运起经贸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办公用品、工艺品、五金交电、计算机及耗材的销售、二手房买卖经济服务，在经营过程中被上诉人从未以公司的名义发生过任何业务。综上所述，上诉人所诉没有事实根据，更没有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孙凤英辩称，一、上诉人唐德华在上诉状中陈述，因为被上诉人的银行卡在被上诉人与前夫邢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曾经被邢兴用于银行转账，并以此行为推断被上诉人孙凤英对上诉人唐德华与邢兴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知情，这种说法被上诉人不认可，理由是，前夫邢兴在与被上诉人孙凤英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使用被上诉人的银行卡是正常现象，所有的银行卡凭密码就可以在ATM机上面进行大额转账操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必须到现场进行操作不符合现实情况，银行卡转账的行为并不必然就是认定被上诉人就债务承担责任的直接证据，上诉人的说法不但不能令人信服，而且无事实根据。二、被上诉人孙凤英跟随前夫邢兴一起去别人家催款，不能代表被上诉人对邢兴的所有债权债务完全知情，上诉人唐德华出现在被上诉人邢兴行使债权人权利的现场不能说明上诉人唐德华与被上诉人孙凤英这两者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两者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及关联性。三、被上诉人邢兴注册的邹城市运起商贸有限公司是邢兴实际在经营，被上诉人从未参与其中的商业活动，被上诉人只是工商登记挂名股东身份，被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从来没有参与共同生产经营，更不知道公司从事哪方面的业务，并且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曾经参与过公司共同生产经营。被上诉人邢兴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邢兴冒用公司名义及冒用被上诉人名义进行的商业行为产生的后果理应由邢兴个人承担。四、对于上诉人唐德华陈述的邢兴及被上诉人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夫妻2人以从事放贷作为谋生手段的说法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与邢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邢兴自2005年至2018年间一直承包邹城市亚圣实业公司下属的钢山宾馆，一直具有稳定的收入，足以供应家庭生活开支并且养育子女，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被上诉人与邢兴没有工作不是事实，上诉人唐德华曾经一直跟随邢兴在钢山宾馆做会计工作，邢兴每月为其发放工资，上诉人的说法无事实根据。五、孙凤英对于邢兴于2017年8月份单方向上诉人出具的150万元的3张借款条（本案的借据是其中一张），被上诉人认为既没有事实也不是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以被上诉人也不会事后追认。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唐德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邢兴、孙凤英向原告唐德华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利息的计算标准为按照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二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自身债权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交通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2年至2017年，被告邢兴陆续向原告唐德华借款，约定月利率1.5%，经双方对账无异议的借款本金共计82.2万元。邢兴向唐德华之夫张志川于2014年4月20日转账还款1万元，2014年11月12日转账还款23万元，2015年8月19日转账还款5万元。2015年8月15日由孙凤英账户向唐德华转账13万元。2017年8月1日，邢兴对尚欠借款本息向唐德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出借人唐德华，借到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2017年11月1日归还，借款人邢兴签字按手印。2017年10月4日邢兴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借款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以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本案被告邢兴向原告出具100万元的借条，包括前期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利率按年利率18%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庭审过程中，双方对被告已经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万元无异议，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邢兴返还借款本金96万元，自起诉之日2018年9月4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予以支持。被告邢兴辩称已经偿还借款本息50余万元，对其中2015年-2017年邢兴向张瑾还款20余万元，因邢兴另有向张瑾出具的借条，系邢兴与张瑾之间另外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不予审理。对其中2014-2015年孙凤英、邢兴偿还的借款，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出具的借据真实性无异议，对收到原告借款82.2万元无异议，对借款利率为年利率18%无异议，借款人还本付息，是不用证明的公理。故被告陈述已经归还部分涉案借款除3万元利息外皆为本金，显然无法令人信服，与被告有关利息的陈述也自相矛盾。本案原告递交的借据原件具有唯一性，由原告持有，原告陈述“我借给邢兴的款，每一次都有邢兴向我出具借条，每三个月换一次条，如果期间还了本金或利息，也换条，将以前借的本金和利息（按月息1.5分）一并算清，打的最后这张100万条就是结算后尚欠的本金和利息”，原告的陈述具有较强的客观真实性，予以采信。综上，被告举证仅能证明这部分还款是在出具100万借款条前偿还的借款，被告陈述涉案借款已经部分偿还的观点，不予采信。关于本案借款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唐德华、孙凤英于2018年7月11日离婚，本案中借款虽然发生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条中没有孙凤英的签字确认以及事后追认，债权人不能证明系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故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原告以被告借款系用于邹城市运起经贸有限公司，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且被告夫妻所经营的公司主要通过为他人提供高利息贷款获取利差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由主张为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邹城市运起经贸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办公用品、工艺品、五金交电、计算机及耗材的销售，二手房买卖经济服务，与原告所述公司业务包括提供高利息贷款不符，原告举证的其他借条也并无公司盖章，不能证明邢兴、孙凤英经营的公司主要是为他人提供高利息贷款，故原告举证不足以证明该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的举证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原告要求被告孙凤英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保单保函费2000元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独立保函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的规定，唐德华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非必须以自己的财产或他人财产担保。因邢兴违约引起本案诉讼，唐德华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唐德华申请财产保全需要向法院交纳申请保全费，该费用属于诉讼费用的范畴，系唐德华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邢兴应当承担。对唐德华有关保单保函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并无约定，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邢兴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唐德华借款本金96万元及利息（以96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被告邢兴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唐德华保全担保服务费2000元；三、驳回原告唐德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邢兴负担（原告已垫付，被告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唐德华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8）鲁0883执保603-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孙凤英利用案涉借款放贷产生的利差购买的价值20万元的保险，享受了案涉借款产生的收益；证据二，证人郑体敏书面证言一份，拟证明孙凤英知晓案涉借款并参与公司小微放贷业务；证据三：（2019）川0114民初865号判决书及庭审笔录，拟证明案涉借款系邢兴、孙凤英夫妻共同债务；证据四：邢兴一审时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一份，拟证明邢兴、孙凤英2015年之后分居及离婚之后仍有经济来往，仍共同生活，系假离婚。证据五：邹城市运起经贸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该公司曾经营放贷业务，孙凤英参与经营。邢兴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一，对保险规定不知道；对于证据二，不能证明前妻孙凤英参与过小型微贷，其事实是前妻孙凤英从未参与我本人的任何业务；对于证据三，对于该判决书不认可，已向四川省高院和监察委进行申请监督；对于证据四，邢兴一直拿着孙凤英的卡，签名也是邢兴冒用孙凤英的名字签的，孙凤英从不知道；对于证据五，邢兴从未以公司名义办理任何借贷业务，前期孙凤英也从未参与过本公司任何业务。孙凤英的质证意见为：关于证据一，不认可，本案是债务纠纷，以上证据不具有关联性。关于证据二，依照民诉法证据规则，证人应出庭作证，对于单方的证人证言，因郑提敏与孙凤英、邢兴另有纠纷，因其双方有利害关系，所以不认可证人证言；关于证据三，该判决书枉顾事实，事实不清，在孙凤英接到四川法院的传票后，经查询邢兴的转账记录，记录如下：2012年10月，邢兴借唐德华26万元，用途不明；2016年5月23日，邢兴借唐德华37万元，用途不明，以上两项共计63万元，在2012-2016年，第一次借款（26万）期间，邢兴用银行卡向唐德华及家人转账44.5万元，在2016-2018第二次借款（37万）期间，共给付唐德华及家人近30万元（包括27万银行转账，3万多现金）邢兴共计支付唐德华71.55万元，四川法院根本没有查清邢兴与唐德华之间的债务实际数额，只是一味的认定150万元的借条（3张）是三个月一换条，累计本息所得来，四川方民事案件原告张瑾所持两份借据，与其起诉状及庭审答辩不一致，其起诉状中说是与邢兴之间有现金及转账的借贷关系，而在庭审中陈述，是债权转让得来，其主张自相矛盾，依照民事法规定，应该以事实为根据，四川法院没有充分查明案涉借款的实际金额，该判决书孙凤英已上诉；关于证据四，对于转账记录无异议；对于证据五，运起公司系邢兴个人注册，虽然有孙凤英的名字，但是依据新公司法规定，公司未进行验资，孙凤英未实际出资，公司登记孙凤英只是挂名股东，在公司存续期间，孙凤英从未参与公司商业活动，现公司已注销，与孙凤英再无法律关系。孙凤英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租赁经营合同2份，拟证明自2005年起至2018年被上诉人邢兴与孙凤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邢兴一直从事邹城市亚圣实业有限公司下属钢山宾馆的承包经营，其收入亦是合法收入。证据二：邹城市钢山宾馆租金收款条一张。拟证明2015年5月21日，被上诉人邢兴向邹城市亚圣实业有限公司支付承包租金265000元，同时证实被上诉人邢兴及孙凤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承包钢山宾馆并实际经营的基本事实。唐德华质证意见为：关于证据一，该租赁合同仅能证明邢兴与邹城市亚圣实业有限公司存在租赁关系，并不能证明其以该租赁获取了合法收入，合法收入应有相应的税收证明及资金流水；关于证据二，该收款书系邢兴对邹城市亚圣实业有限公司的支出，而非收入，并不能证明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获得收益。据上诉人所知，该宾馆在2014年就已终止经营，并持续亏损。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一、涉案债务是否系邢兴、孙凤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二、唐德华主张的其代理人办理本案所支出的交通费应否予以支持。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上述司法解释将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给了债权人，债权人应对债务系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本案中，邢兴、孙凤英于2018年7月11日离婚，本案中借款虽然发生于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条中没有孙凤英的签字确认。唐德华虽主张孙凤英在借款后用自己的银行账户向唐德华支付13万元利息，而且带领唐德华前往债务人处索取欠款以偿还唐德华的借款，但其提交的证据邢兴均不予认可，且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邢兴与孙凤英有共同借款的合意或孙凤英事后进行了追认。故由于孙凤英未在涉案借条上签字以及根据债权人唐德华提交的现有的证据无法认定孙凤英事后进行了追认，不能认定本案债务系邢兴、孙凤英具有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其次，唐德华主张邢兴借款用于邹城市运起经贸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业务系放贷，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且邢兴、孙凤英夫妻所经营的公司主要通过为他人提供高利息贷款获取利差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由主张为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邹城市运起经贸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现经营范围为办公用品、工艺品、五金交电、计算机及耗材的销售，二手房买卖经济服务，变更前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与唐德华所述公司业务包括提供高利息贷款不符；唐德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邢兴所借款项汇入邹城市运起经贸有限公司，用于公司经营；唐德华举证的其他借条并无公司盖章，不能证明邢兴、孙凤英经营的公司主要是为他人提供高利息贷款，故唐德华的举证不足以证明该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对唐德华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唐德华向邢兴出借的借款，没有邢兴、孙凤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孙凤英对所借借款进行了事后追认等可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亦不能证明所借款项系邢兴、孙凤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提供的证据也未能达到证明涉案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证明标准，故唐德华的举证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唐德华要求孙凤英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唐德华所主张的其代理人因诉讼所支出的交通费，因其与邢兴关于该费用无约定，且该费用并非处理本案必须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对该费用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唐德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唐德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孟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