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02民初3778号原告：余静，女，1973年12月29日出生，回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告：赵爽，男，197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述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建海、陈光宇，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小高，男，196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告：王丽妹，女，196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述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付钢、郑卓辉，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静、赵爽诉被告郑小高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二原告申请，依法追加王丽妹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静及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建海、陈光宇，被告郑小高、王丽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付钢、郑卓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静、赵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郑小高、王丽妹返还二原告不当得利款项203952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起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1年，被告郑小高受周望勋委托，出卖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房屋给余静、赵爽。2011年1月26日，被告郑小高代理周望勋与余静、赵爽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售价为28000元／平方米，总房款为2039520元。随后，原告按照被告郑小高的指示分批支付了房款，向案外人何建远支付50.9万元，黄兰妹支付25万元，向吴恩珍支付50万元，向王丽妹支付20万元，向胡建双支付5万元，余款以现金方式陆续向被告郑小高支付。2012年6月，案外人周忠以周望勋债权人的身份向永嘉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余静、赵爽与周望勋于2011年1月2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经永嘉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以周望勋未收到购房款，无偿转让为由，撤销了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后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再审均维持了一审判决。2015年3月31日，原告起诉案外人何建远及被告郑小高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款项，鹿城法院一审认定何建远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其收取的款项，该案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均认定何建远构成不当得利，后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认定何建远不构成不当得利，并撤销了此前的判决。综上，二原告是出于支付购房款的目的而根据被告郑小高的指示向案外人何建远、黄兰妹、吴恩珍、王丽妹、胡建双以及被告郑小高支付涉案款项，现法院认定涉案款项不是购房款，则被告郑小高收取款项无合法依据，应当予以返还。被告王丽妹和被告郑小高系夫妻关系，本案款项交付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被告王丽妹作为部分款项的收款人，故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判决如上诉请。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举证如下：1、二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身份查询信息，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3、公证书及房屋买卖合同，证明周望勋房屋委托被告郑小高出卖房屋，并由被告郑小高与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4、（2012）温永商初字第208号民事判决书、（2013）浙温民终字第1158号民事判决书、（2014）浙温民申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法院以原告未支付购房款为由撤销了原告与周望勋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5、再审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按照被告郑小高的指示支付购房款项的事实；6、（2015）温鹿藤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2015）浙温民终第2363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申120号民事裁定书、（2016）浙03民再00025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民再21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郑小高指示收取款项没有合法依据；7、（2013）浙温民终字第1158号案件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已经收到原告支付的全部房款的事实；8、（2015）温鹿藤民初字第112、113、11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郑小高、王丽妹辩称：一、何建远、黄兰妹、王丽妹收取原告支付的959000元有合法依据，何建远、黄兰妹、王丽妹不构成不当得利，被告也没有不当得利。2011年1月25日，原告作为房屋买受人，与作为房屋出卖人的周望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周望勋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原告。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条约定：原告应于2011年1月25日前付清房款。由于原告一时无法筹集购房款，出卖人周望勋也无法还清银行贷款95万元，经协商由被告筹集资金951159元代为归还了贷款，消灭了涉案房屋上的抵押权，才使得涉案房屋于2011年1月26日过户给了原告。涉案房屋过户给原告之后，原告于2011年1月26日汇入何建远账户509000元、2011年2月11日汇入黄兰妹账户250000元、2011年2月13日汇入王丽妹账户200000元，合计959000元是作为归还被告代偿的贷款。同时，房屋出卖人周望勋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其亦承认收到了该959000元的款项。二、原告述称的向吴恩珍支付50万元、向胡建双支付5万元与被告无关，且其述称的以现金方式向被告支付购房款余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生效的（2014）浙温民申字第68号裁定书中，原告对交付购房款的事实主张为“2011年1月26日按照郑小高的指示通过银行转帐向何建远支付50.9万元；房屋过户后，余静、赵爽向温州银行抵押贷款130万元，并根据郑小高的指示以银行转帐的形式于2011年2月11日向黄兰妹支付25万元，向吴恩珍支付50万元，于2011年2月13日向郑小高妻子王丽妹支付20万元，向胡建双支付5万元；上述共计150.9万元，余款以现金的形式陆续支付，现已全部支付完毕”（裁定书第5页第1行）。然而，在上述裁定中，法院对原告主张其向吴恩珍、胡建双的转账最终认定为“故余静向吴恩珍、胡建双转账不排除系其与该两人存在其他经济来往，不足以认定系应郑小高的指示支付房款”（裁定书第5页倒数第6行）。故原告主张的向吴恩珍、胡建双两人转账的款项共计550000元与被告无关。另外，原告主张购房款余款以现金方式陆续向被告支付并没有提供任何现金支付凭证或其他证明材料。在（2013）浙温民终字1158号判决书中，法院认定“上诉人（余静、赵爽）称除上述169万元外，其已陆续付清剩余购房款，但同样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10行）。并且，在（2014）浙温民申字第68号裁定书中，法院认定“另外，双方还一致陈述其他房款通过现金方式陆续支付，但对此陈述也未提供其相应证据证明”（裁定书第4页倒数第5行）。故对原告的该主张应不予采信。最终，在生效的（2018）浙民再219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本案基于房屋买卖合同而给付的购房款，给付的受领对象是出卖人周望勋；房屋买卖合同被撤销，因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在买卖双方余静、赵爽与周望勋之间产生不当得利之债。故根据债的相对性，余静、赵爽只能向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周望勋主张返还”（判决书第11页第2段第9行）。如果原告认为其支付的所有款项均系购房款，应当视为支付给房屋出卖人周望勋的款项。房屋买卖合同被判决撤销后，原告应当向周望勋请求返还涉案房屋。三、原告最终受损的利益仅为39123.59元，其主张不当得利损失203952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前述第一点答辩意见，原告于2011年1月26日向何建远支付了509000元的款项。因原告一时无力支付房款，故其于2011年1月31日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物，向温州银行申请抵押贷款130万元，于2011年2月10日收到该130万元的贷款，并于2011年2月11日按被告的指示汇入黄兰妹账户25万元、2011年2月13日汇入王丽妹账户20万元。上述原告因涉案房屋支出的款项共计959000元。后因原告欠温州银行大南支行借款本息本金860000元、利息59876.41元（本息共计919876.41元），温州银行大南支行向鹿城法院起诉并申请执行后，鹿城法院拍卖了涉案房屋，拍卖款所得归还了原告贷款本息919876.41元。故该860000元的贷款本息共计919876.41元已经由原告所享有。综合上述，原告最终仅受损的利益为959000元-919876.41元=39123.59元，故根据《民法总则》第122条的规定，其主张不当得利损失203952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应予驳回。原告在起诉状中称“现法院认定该涉案款项不是购房款，则被告郑小高收取款项无合法依据，应当予以返还”。根据原告以上陈述理由，其在诉讼请求中主张被告应当向其返还不当得利款项的法律依据，即为生效的（2014）浙温民申字第68号裁定书中，法院认定“上述刘云、何建远、黄兰妹、吴恩珍、胡建双出具的证人证言不足采信，也不足以证明上述余静、赵爽所主张的转账款项与本案争议的购房款存在关联性”（裁定书第6页第2段第1行）。被告认为，生效的（2014）浙温民申字第68号裁定书作出时间为2014年8月13日，时至今日已将近5年。该裁定对原告的应当享有或承担的权利义务已作出了明确认定，而在该裁定作出后的5年之内，原告并未以任何方式向被告提出过返还不当得利款项2039520元的主张。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原告的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二被告举证如下：1、公证书；2、房屋买卖合同；证据1、2证明：（1）涉案房屋的所有人为周望勋，该房屋系由周望勋出卖给原告，委托被告代为办理相关手续。虽然合同是由被告与二原告签订的，但是经过公证处公证的《委托书》第二点载明“……包括代为签订售房合同……”，故被告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的行为系代理行为，其行为效果应及于周望勋，原告实质上是与周望勋形成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2）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条约定：原告应于2011年1月25日前付清房款。3、温州银行转账凭证；4、温州银行贷款归还本息凭证；5、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证明；证据3-5证明：由于原告一时无法筹集购房款，房屋出卖人周望勋也无法还清银行贷款95万元，经协商由被告筹集资金951159元代为归还了贷款，消灭了涉案房屋上的抵押权，才使得涉案房屋于2011年1月26日过户给了原告。6、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涉案房屋过户给原告之后，原告支付给何建远509000元，黄兰妹250000元，王丽妹200000元，视为原告归还被告代偿的贷款951159元。7、借款借据；8、温州银行自然人借款合同、温州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9、存款明细账；证据7-9证明：原告于2011年1月31日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物，向温州银行申请抵押贷款130万元，并于2011年2月10日收到该130万元的贷款。10、（2014）浙温民申字第68号裁定书，证明在该生效裁定书中，原告对交付购房款的事实主张为“2011年1月26日按照郑小高的指示通过银行转帐向何建远支付50.9万元；房屋过户后，余静、赵爽向温州银行抵押贷款130万元，并根据郑小高的指示以银行转帐的形式于2011年2月11日向黄兰妹支付25万元，向吴恩珍支付50万元，于2011年2月13日向郑小高妻子王丽妹支付20万元，向胡建双支付5万元。上述共计150.9万元，余款以现金的形式陆续支付，现已全部支付完毕”（裁定书第5页第1行）。然而，在该裁定中，法院对原告主张其向吴恩珍、胡建双的转账最终认定为“故余静向吴恩珍、胡建双转账不排除系其与该两人存在其他经济来往，不足以认定系应郑小高的指示支付房款”（裁定书第5页倒数第6行）。故原告主张的向吴恩珍、胡建双两人转账的款项共计550000元与被告无关。11、（2018）浙民再21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该生效判决书中，法院最终认定“本案基于房屋买卖合同而给付的购房款，给付的受领对象是出卖人周望勋；房屋买卖合同被撤销，因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在买卖双方余静、赵爽与周望勋之间产生不当得利之债。故根据债的相对性，余静、赵爽只能向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周望勋主张返还”（判决书第11页第2段第9行）。12、（2015）温鹿执异字第265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因原告欠温州银行大南支行借款本金86万元，没有及时归还，温州银行大南支行向鹿城法院起诉并申请执行后，鹿城法院拍卖了涉案房屋，拍卖款所得归还了原告贷款本息919876.41元。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被告对对方举证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原、被告举证的证据与本案均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原、被告举证的证据均予认定。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5月18日，周望勋向周忠借款105万元。因周望勋未能偿还周忠借款，周忠向永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永嘉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1日判决周望勋偿还周忠借款105万元及相应利息。周望勋自认于2010年期间，向郑小高借款100万元。后因无力偿还该借款，遂与郑小高约定将其所有的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人民路碧玉大楼314的房屋委托郑小高以28000元／平方米的价格出卖，出卖房屋所得价款部分用以偿还郑小高的借款。2011年1月25日，周望勋委托郑小高将其所有的座落于温州市鹿城区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码：温房权证鹿城区字第××号）出卖给余静，并办理了委托公证。同日，郑小高替周望勋向温州银行偿还以该房屋设定抵押的贷款951159元。2011年1月26日，郑小高代理周望勋与余静、赵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周望勋所有的座落于温州市鹿城区的房屋以28000元／平方米的价格（温州市房产管理局备案登记的价格为5800元／平方米）出卖给余静、赵爽，并办理了过户手续。《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条约定，余静、赵爽应于2011年1月26日前付清房款。2011年7月1日，温州市永收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为郑斌斌，系郑小高之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赵爽转账汇款169万元。次日，赵爽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郑斌斌转账汇款169万元。余静、赵爽称该款为支付给郑小高的购房款，郑小高也予认可。周忠于2012年6月间以5800元／平方米的房产价格已构成“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周望勋转让房产的行为明显有恶意逃避债务的故意，同时给其债权造成了巨大损害为由，向永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周望勋与余静、赵爽的房屋买卖合同。永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望勋、余静、赵爽、郑小高关于2011年7月2日，赵爽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案外人郑斌斌转账汇款169万元即为支付购房款的辩解和陈述，因没有证据证明该169万即为余静、赵爽支付的购房款，故对该辩解和陈述不予采信。遂以周望勋无偿转让房屋的行为，损害了周忠对周望勋享有的债权为由，于2013年5月30日作出（2012）温永商初字第208号民事判决，撤销周望勋与余静、赵爽于2011年1月2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余静、赵爽不服永嘉县人民法院（2012）温永商初字第208号民事判决，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二审第二次询问过程中，余静、赵爽承认前述169万元并非购房款，并主张其支付购房款经过为：2011年1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向何建远支付50.9万元，房屋过户后，余静、赵爽向温州银行贷款130万元，并根据郑小高的指示以银行转帐的形式于2011年2月11日向黄兰妹支付25万元、向吴恩珍支付50万元，于2011年2月13日向郑小高妻子王丽妹支付20万元、向胡建双支付5万元，余款以现金的形式陆续支付，现已全部支付完毕。并提供相应的银行交易凭证，证明支付房款150.9万元。郑小高也随即承认余静、赵爽所述的支付购房款过程属实。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二审中新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无法证明其二审主张的购房款支付经过，故不予采信。遂于2013年10月29日作出（2013）浙温民终字第115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静、赵爽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温民终字第1158号民事判决，向该院申请再审。在再审中，余静、赵爽陈述的房款支付过程与二审第二次询问时一致。郑小高再次予以确认。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案件关键在于余静、赵爽有无实际支付郑小高购房款。在一审和二审第一次询问过程中，对房款的支付情况，余静、赵爽与郑小高一致主张2011年7月2日赵爽转账给郑小高儿子郑斌斌的169万元系支付的购房款，但经一审法院调查取证，查明该169万元实质为2011年7月1日以郑斌斌为法定代表人的合作社的贷款，只不过借用赵爽的账户转账，该款并非房款。在二审第二次询问时，余静、赵爽与郑小高对房款的支付情况改变了说法，但因其提供的银行明细单等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几笔转账与本案房款存在关联性，二审法院未予采信。另外，双方还一致陈述其他房款通过现金方式陆续支付，但对此陈述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综上，一、二审判决在上述余静、赵爽与郑小高对房款的支付举证不能的情况下，认定本案房屋买卖系无偿转让并判决撤销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遂于2014年8月13日作出(2014)浙温民申字第68号民事裁定，驳回余静、赵爽的再审申请。2015年3月31日，余静、赵爽以其与何建远素不相识，之所以汇款给何建远是基于支付购房款为目的而汇的，现法院已认定该款并不是购房款，何建远取得该款无合法根据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何建远、郑小高返还不当得利509000元并支付利息。本院一审认定何建远构成不当得利，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温鹿藤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判决何建远返还余静、赵爽50.9万元。何建远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2015）浙温民终第23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建远不服，遂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该院于2016年3月22日作出浙民申120号民事裁定，指令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日作出（2016）浙03民再00025号民事判决，维持该院（2015）浙温民终第2363号民事判决。何建远不服，又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提审该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向对方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即，余静、赵爽因给付购房款而在给付原因嗣后不存在后利益受损，当有权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返还该款项。但是，基于给付行为产生的不当得利，应依给付关系决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当事人，由给付者向受领者请求返还因欠缺给付目的之给付而受的利益。本案基于房屋买卖合同而给付的购房款，给付的受领对象是出卖人周望勋；房屋买卖合同被撤销，因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在买卖双方余静、赵爽与周望勋之间产生不当得利之债。故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余静、赵爽只能向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周望勋主张返还。而何建远并非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建远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余静、赵爽或周望勋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其只是在出卖人周望勋的代理人郑小高指示余静、赵爽向其付款的情况下接收了该款项，余静、赵爽直接向何建远主张返还，缺乏依据。退一步说，郑小高作为周望勋的代理人指示余静、赵爽向何建远支付款项，即使系因郑小高指示错误而致出卖人周望勋未收到相应房款，以致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因“无偿转让”而被撤销，在该指示付款关系中，余静、赵爽的相对人是郑小高，何建远的相对人也是郑小高。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余静、赵爽亦只能请求郑小高返还不当得利，向何建远直接主张返还仍然缺乏依据。2018年7月27日，该院作出（2018）浙民再219号民事判决，撤销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6）浙03民再00025号民事判决、（2015）浙温民终第2363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5）温鹿藤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并驳回余静、赵爽的诉讼请求。2019年1月25日，余静、赵爽向本院递交起诉状，请求判令郑小高返还不当得利款项203952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审理中，申请追加王丽妹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另查明，2015年10月22日、28日，余静、赵爽曾分别对郑小高、王丽妹及黄兰妹、吴恩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本院判令返还因房屋买卖合同被撤销而引起的不当得利款项（其中郑小高、王丽妹730520元及利息，黄兰妹25万元及利息，吴恩珍50万元及利息）。因余静、赵爽诉何建远、郑小高不当得利案件尚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故余静、赵爽分别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2016年4月18日分别作出（2015）温鹿藤民初字第112号、第113号、第115号民事裁定，准许余静、赵爽撤回起诉。再查明，2012年9月11日，赵爽再次向温州银行借款，温州银行于2012年9月13日放贷110万元，期限至2013年9月11日。2013年9月9日即贷款到期前二日，赵爽还款24万元本金，并和温州银行就剩余本金达成展期协议，但展期到期后，赵爽并无归还借款本息。温州银行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1月23日作出（2015）温鹿商初字第375号民事判决，判决赵爽归还温州银行借款本金86万元及逾期利息。该判决生效后，温州银行于2015年3月4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年5月5日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以122万元拍卖了涉案房屋，本院向温州银行支付了贷款本息919876.41元。在扣除了执行费、评估费、税费等费用后，余款222384.59元，支付给了周望勋的债权人周忠。被告郑小高与王丽妹于1986年4月1日登记结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余静、赵爽与案外人周望勋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郑小高仅作为周望勋的委托代理人，代理经办房屋买卖具体事宜。相关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余静、赵爽未支付购房款，以“周望勋无偿转让房产的行为损害其债权人利益”为由，撤销了余静、赵爽与周望勋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应向对方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余静、赵爽因给付购房款而利益受损，有权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返还该款项。但本案系基于房屋买卖合同而给付的购房款，给付对象是出卖人周望勋，故仅在余静、赵爽与周望勋之间产生不当得利之债。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余静、赵爽只能向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也即周望勋主张返还。郑小高仅系周望勋代理人，其一切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均由被代理人周望勋承受，故原告现向郑小高请求返还不当得利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依郑小高指示，向相关案外人支付“购房款”，房屋所有人周望勋对此并无异议，故郑小高也并不存在指示错误。导致涉案房屋买卖合同被法院因“无偿转让”而撤销的主要原因在于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供不实的支付房款凭证并做不实陈述。在二审审理中，还坚持不实陈述，仅在二审第二次询问中才改口陈述所谓的房款交付过程。据此，原告请求郑小高返还不当得利款项及利息，没有依据，应予驳回。同理，原告请求王丽妹返还不当得利亦无依据，亦应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静、赵爽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116元，减半收取11558元，由原告余静、赵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翁连新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书记员  包宇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