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9民初464号原告：苏州益恒通电扶梯部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3392522152，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金家坝社区金贤路。法定代表人：朱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兵兵，江苏米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权，江苏米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邱斌宾，男，198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江苏合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红霞,女，198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江苏合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迮寅霄，男，198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隆，江苏王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益恒通电扶梯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恒通公司）与被告邱斌宾、徐红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柳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通知迮寅霄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因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于2019年4月2日作出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益恒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兵兵，被告邱斌宾、徐红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迮寅霄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恒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邱斌宾、徐红霞立即归还原告益恒通公司借款15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5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至两被告实际给付之日）；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益恒通公司变更诉请1中的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5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两被告实际给付之日。利息起算时间是依据益恒通公司第一次起诉立案时间即2018年4月16日。事实和理由：2015年10月起，原告益恒通公司向被告邱斌宾提供借款，至2016年2月原告益恒通公司共向被告邱斌宾提供借款300万元。但被告邱斌宾仅归还部分借款，剩余款项155万元虽经原告益恒通公司多次催告仍未予归还。被告邱斌宾的借款是家庭生产生活所用，故被告徐红霞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邱斌宾、徐红霞共同辩称，1、对于邱斌宾与益恒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没有异议，但对益恒通公司起诉的金额不予认可，尚结欠5万元。益恒通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向邱斌宾开具了金额为80万元的收据，于2016年3月7日开具了金额为70万元的收据，除了益恒通公司认可的145万元还款外，邱斌宾还归还了150万元，故尚结欠5万元。以上收据是以现金和承兑汇票的形式还款的，因为根据当地的习惯，承兑汇票的流转不进行背书，直接当现金使用，所以收据上的收款方式均记载的现金；2、案涉借款并非用于家庭生活，徐红霞对此并也不知情，也未参与邱斌宾的经营，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关于益恒通公司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即便支持也应该从本次起诉之日起计算。第三人迮寅霄提交书面意见称，对于益恒通公司与邱斌宾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其是知情的，邱斌宾是其前妻的舅舅，是益恒通公司原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张火林的弟弟，因为亲戚关系的缘故，邱斌宾是经常到益恒通公司逗留的。后来可能是由于公司股东换人了，邱斌宾就存在不想还款的想法。迮寅霄并未在益恒通公司与邱斌宾之间沟通过案涉借款事宜，也没有见过、没有经手过邱斌宾所称的2张金额合计150万元的收据，没有收到过该收据上所记载的150万元。对于300万元借款的还款情况迮寅霄并不清楚，只知道邱斌宾还欠益恒通公司钱，但是上述借款与迮寅霄无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当事人各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即。2015年10月16日，益恒通公司以银行转账向邱斌宾交付30万元；2015年10月26日，益恒通公司以银行转账向邱斌宾交付50万元；2015年11月30日，益恒通公司以银行转账向邱斌宾交付50万元；2015年12月18日，益恒通公司以银行转账向邱斌宾交付70万元；2015年12月21日，益恒通公司以银行转账向邱斌宾交付30万元；2016年1月29日，益恒通公司以银行转账向邱斌宾交付40万元；2016年2月6日，益恒通公司以银行转账向邱斌宾交付30万元。以上转账合计300万元，相应银行转账记录记载的交易用途为借款、往来款。另查，以上每笔款项转账前2-5分钟，均由江苏展博电扶梯成套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益恒通公司转账了相同金额的款项。迮寅霄系江苏展博电扶梯成套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益恒通公司认可邱斌宾自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以银行转账方式共向益恒通公司归还了145万元（其中2017年10月26日转账给迮寅霄2万元、2018年1月5日转账给迮寅霄2万元，共4万元视为邱斌宾归还益恒通公司的借款）。邱斌宾与徐红霞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2年6月28日登记结婚。邱斌宾提供了盖有益恒通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法人印鉴章（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张火林）的收据两份，载明2015年10月28日邱斌宾向益恒通公司以现金方式归还了80万元，2016年3月7日邱斌宾向益恒通公司以现金方式归还了70万元，记载的收款事由均为还款。益恒通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邱斌宾、徐红霞归还借款15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案号为（2018）苏0509民初4165号。在该案审理中，益恒通公司申请对邱斌宾提供的上述两张收据上的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受本院委托，作出相应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两份收据中益恒通公司的财务章与样本（益恒通公司在银行留存的财务章）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倾向认为两份收据中益恒通公司的法人印鉴章与样本（益恒通公司在银行留存的法人印鉴章）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在该案庭审中，邱斌宾提交了取款的银行明细一份，载明2015年12月21日邱斌宾从其账户取款60万元，用以证明该取款是2016年3月7日的收据所记载的70万元现金的一部分资金来源。此外，益恒通公司在（2018）苏0509民初4165号案件中提交了邱斌宾往来明细一份，载明2017年1月之前，邱斌宾工程款230万元（借方发生额），余额为230万元，2017年1月-2018年1月邱斌宾还款共计145万元（贷方发生额），余额为85万元。邱斌宾在本案中将该份明细作为证据提交。案件审理中，迮寅霄提交了一份微信群聊天记录，该微信群里有微信号为×××、昵称为“Gemini”的用户，以及迮寅霄（头像为“展博股份”，昵称为“前进，前进，前进进”）等，“Gemini”于2018年2月8日在该微信群中说“王总、飞总、寅霄：由展博经益恒通总共转账给我300万元，去掉你们同意我经手转出去的145万元，剩余欠款155万元。2017年1月还款45万元，2017年5月至今还款100万元，共计还款145万，余款10万元我现已准备好，随时可以还清。同时我请求提供给我一份款项结清的证明，谢谢！”该群聊中其中一位叫“王晓”的回复称“这个事情我不清楚，最好我们碰头讲一下”。“Gemini”又在该群聊中发送了一张招商银行的交易流水截屏，显示2015年10月16日至2016年2月6日期间其与益恒通公司的往来流水，该流水与益恒通公司提供的其与邱斌宾在2015年10月16日至2016年2月6日期间的银行转账明细均一一对应。迮寅霄提交的微信截图中，“Gemini”的关联手机号码为138××××6222（现该微信用户已取消手机号码的关联）。经查，该手机号码系邱斌宾的手机号码。另外，在支付宝中输入手机号码138××××6222，可以查询到该号码对应的实名认证名称为邱斌宾，该支付宝头像与微信号为×××的微信头像一致。案件审理中，因邱斌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未能就收据所载还款情况进行具体说明，本院通知邱斌宾本人到庭进行陈述，但邱斌宾拒不到庭说明情况。以上事实，有益恒通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邱斌宾及徐红霞提供收据、还款明细、银行转账明细，迮寅霄提供的微信群聊天记录、通讯服务费发票，本院从（2018）苏0509民初4165号案件中调取的鉴定意见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即益恒通公司在（2018）苏0509民初4165号案件中申请张玲珍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在本案中亦作为证据提交，张玲珍的证言内容为：张玲珍、张火林是益恒通公司原来的股东，张火林是张玲珍哥哥，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是张玲珍保管的，法人章是张火林保管的，对外签订合同是张玲珍负责的。2017年8月份，邱斌宾问张玲珍益恒通公司的印章在不在她身上，邱斌宾说要去定个合同，要收取现金的，需要法人章、公章、财务章。当时法人章在张火林那里，张玲珍找张火林拿了法人章后，在路边与邱斌宾碰头后把三个章给了邱斌宾，几天后邱斌宾用完了章就在路边还给了张玲珍。邱斌宾借用公章并没有办理手续，邱斌宾并不是益恒通公司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用益恒通公司的章，以前邱斌宾没有借用过公司公章。益恒通公司与迮寅霄有借款的款项往来，益恒通公司向展博公司承租了厂房。后来张玲珍、张火林把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朱健，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股权协议的时候，张玲珍只是签了个字，大概把作价10-20万元库存转给朱健，其他内容并没有看。张玲珍早就知道邱斌宾欠了150多万元，但是钱不是张玲珍个人出借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益恒通公司出借的。邱斌宾对张玲珍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邱斌宾并非益恒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即便对外订立合同也无需借用益恒通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而且张玲珍陈述系其管理公章，益恒通公司对外订立合同都是由张玲珍负责的，这与证人所称的邱斌宾借用公章、以益恒通公司名义订立合同的陈述相矛盾。对于张玲珍证言中有关2017年8月份邱斌宾借用益恒通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的内容，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确与其陈述的公司对外订立合同系张玲珍负责相矛盾，对此本院不予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邱斌宾尚欠益恒通公司的借款数额。邱斌宾主张其以银行转账方式归还了145万元，以现金及承兑汇票方式归还了150万元，尚欠益恒通公司5万元。对于以上金额合计150万元的两张收据产生及其所载款项的交付情况，邱斌宾称：两份收据都是迮寅霄交给邱斌宾的，150万元的还款也是其交付给了迮寅霄，因为邱斌宾就案涉借款都是与迮寅霄直接联系的，且邱斌宾也知道迮寅霄与益恒通公司的关系（迮寅霄是益恒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300万元款项的来源看，出借的资金也是迮寅霄的（江苏展博电扶梯成套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先转给益恒通公司，再由益恒通公司转给邱斌宾），当时在邱斌宾看来借款都是与迮寅霄之间发生的。两份收条中的70万元和80万元是根据邱斌宾当时的资金状况、资金组成形式决定的，邱斌宾当时手上正好有承兑汇票和现金，但现金和承兑汇票的具体构成已经不记得了。至于承兑汇票是商业承兑汇票还是银行汇票具体并不清楚，对于票据的出票人、收款人也不记得了，因为当时也没有办理背书，直接作为现金使用的，以票面金额抵现金金额，未约定汇票贴现的点数。承兑汇票的来源包括邱斌宾在交易过程中收取到别人的付款，也可以是向他人购买的承兑汇票。此外，从益恒通公司制作的往来明细看，在2017年1月份之前，益恒通公司认可的结欠款项金额为230万元，虽然邱斌宾认为实际结欠金额小于230万元，但可以说明邱斌宾在2017年1月份之前有过其他还款。益恒通公司认为，从张玲珍的证言来看，在一段时间内邱斌宾是持有益恒通公司的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的，邱斌宾持有该印章期间私自变造了以上两份收据。具体理由为：1、邱斌宾也认为双方之间没有约定利息，那么益恒通公司怎么可能在2015年10月26日接受邱斌宾所谓的80万元承兑汇票而不约定利息点数、不约定贴现点数，难道益恒通公司在向邱斌宾出借款项还要损失相应的贴现点数，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关于2016年3月7日的收据，邱斌宾曾在另案中举证其对于款项的来源包括2015年12月21日取现的60万元，但在2015年12月21日当日，邱斌宾还向益恒通公司借款30万元，如邱斌宾所述属实，则该60万元取现后直接放置家中直至到2016年3月7日才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给益恒通公司，显然不符合逻辑和交易习惯。2、无论是商业汇票还是银行承兑汇票的取得应当有具体明确的基础法律关系，如此大金额汇票邱斌宾却无法陈述其基础法律关系和来源，显然是不符合逻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借款交付生效要件以票据形式交付的，以取得票据权利为基础要件；根据第十六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就借款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实际发生。就邱斌宾所主张的150万元现金（汇票）还款而言，也适用该规定，其应当对款项的来源、交付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综上，两份收据均系邱斌宾私自变造，不能体现出邱斌宾还款的事实，益恒通公司从未收到过邱斌宾归还的150万元现金或承兑汇票。另外，益恒通公司在另案中制作的往来明细仅仅是笔误，邱斌宾所借款项一部分用于支付工程款，一部分用于一个项目经营，该明细并未包含所借所有款项。对此，本院认为，迮寅霄提供了原始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中微信号为×××、昵称为“Gemini”的人所发送的交易流水截屏与益恒通公司转账给邱斌宾的300万元记录一致，邱斌宾的支付宝账号头像也与该微信头像一致，再结合微信截屏中显示的“Gemini”的关联手机号码为邱斌宾的号码，可以认定×××的微信号即为邱斌宾的微信号。益恒通公司对于150万元收据所载收款不予认可，第三人迮寅霄亦否认其曾经手150万元收据及收取150万元的现金或承兑汇票。案涉300万元款项的出借及双方无异议的145万元的还款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邱斌宾对于其主张的以现金（含承兑汇票）方式归还150万元、还剩5万元的陈述，与其在微信群聊天中关于其经手转出去145万元、还剩10万元的陈述相矛盾且差距较大，也与双方以银行转账方式交付款项的惯常做法不一致。对于150万元的大额现金（含承兑汇票）的交付，邱斌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转述具体构成已经不记得了，邱斌宾本人经本院通知，仍拒不到庭陈述该款项的具体构成及详细交付经过，妨碍了事实的查清，致使2张收条所载款项已实际交付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足以对邱斌宾未实际归还该150万元产生合理怀疑，对此，邱斌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参照该条之精神，邱斌宾作为主张还款事实一方的当事人，其拒不到庭说明大额收条的款项来源及构成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款项的具体构成，故对其主张的还款事实难以认定。综上，本院对150万元收条所载款项已实际交付不予认可，无法认定系邱斌宾的还款，故邱斌宾尚欠益恒通公司的借款数额为155万元。综上，本院认为，原告益恒通公司提供了其向被告邱斌宾支付3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原告益恒通公司与被告邱斌宾对双方的借贷关系均予以认可，故原告益恒通公司与被告邱斌宾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各自的义务。关于被告邱斌宾结欠的欠款数额，双方对于被告邱斌宾以银行转账方式归还的145万元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被告邱斌宾未尽到其主张的150万元现金（含承兑汇票）还款的证明责任，故本院认定被告邱斌宾应归还原告益恒通公司剩余借款155万元。因双方未对利息、逾期利息进行约定，原告益恒通公司主张自第一次起诉立案之日即以诉讼方式向被告邱斌宾主张返还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该计算方法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双方确认借款用途为被告邱斌宾支付工程款及其他工程经营所需，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且借款金额为300万元，超出一般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被告邱斌宾及徐红霞均表示二人并未共同经营相应工程，原告益恒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生意系两被告共同经营，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无法认定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故本院对原告益恒通公司要求被告徐红霞共同还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邱斌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苏州益恒通电扶梯部件有限公司借款155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5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指定账号；或汇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吴江分行营业部，账号：62×××62。二、驳回原告苏州益恒通电扶梯部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3750元，由被告邱斌宾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交至本院。原告苏州益恒通电扶梯部件有限公司预交的诉讼费用23750元本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厉昱中审 判 员  杨 柳人民陪审员  徐彩娥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肖晨纯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