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33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新良，男，197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单县***************，公民身份号码372************538。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金石行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591K。负责人：朱善文。原审被告：朱善文，男，196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39。原审被告：苏金铃，男，198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1************618。原审被告：欧阳锦辉，男，197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32************314。原审第三人：王惠玲，女，197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十户滩镇147团医康小区84栋平房1号，公民身份号码650************227。上诉人刘新良与被上诉人广东金石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石行律师所）、原审被告朱善文、苏金铃、欧阳锦辉、原审第三人王惠玲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29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新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金石行律师所出具的《[2014]粤金石刑字第28号刑事委托代理合同》；2.判令金石行律师所、朱善文、苏金铃、欧阳锦辉连带赔偿精神损害7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金石行律师所、朱善文、苏金铃、欧阳锦辉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9月12日，刘新良因涉嫌绑架被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4年9月13日，因刘新良涉嫌刑事犯罪一事，刘新良配偶王惠玲（甲方、委托方）与金石行律师所（乙方、受托方）签订《刑事委托代理合同》[（2014）粤金石刑字第28号]，聘请乙方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双方约定：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蒋某良为刘新良提供法律帮助。二、乙方提供法律服务范围包括：1.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的罪名；2.会见犯罪嫌疑人；3.提供法律咨询。……四、乙方收取的律师费为5000元。……八、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至甲方所委托的诉讼阶段终结之日终止。合同签订后，金石行律师所承办律师收到律师费2000元。随后，金石行律师所承办律师蒋某良先后于2014年9月16日、2014年9月22日、2014年10月11日三次前往佛山市禅城区看守所对刘新良进行了会见，并告知刘新良系受其妻子委托。2014年10月17日，刘新良被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准许取保候审，后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2月11日、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准许刘新良继续取保候审。2015年5月6日，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刑事判决书[案号：（2015）佛城法刑初字第242号]，认定刘新良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法院一审期间，刘新良未委托律师为其辩护。因不服法院一审刑事判决，刘新良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委托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汪某明、余某云为其二审辩护人。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刑事裁定书[案号：（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刘新良以金石行律师所承办律师在承办刘新良涉嫌犯罪案件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向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进行投诉，要求该局依法调查并作出相应处罚。随后，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对刘新良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2018年9月12日，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依据调查情况作出《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投诉答复书》（佛禅司律投复字〔2018〕第2号），认定金石行律师所承办律师于2017年10月24日已经向刘新良退回所收取的律师费2000元，同时认定承办律师的收费行为属于私自收费的行为，决定将有关材料按照权限分别移送佛山市司法局和佛山市律师协会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刘新良和第三人王惠玲虽然对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上“王惠玲”的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第三人王惠玲已当庭明确声明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而刘新良亦未申请笔迹鉴定，故刘新良及第三人王惠玲对《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王惠玲”签名真实性所提出的异议，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犯罪嫌疑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因金石行律师所与王惠玲签订《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时，刘新良已被羁押，因此王惠玲作为刘新良的配偶代为委托辩护人，符合法律规定。又因王惠玲是基于刘新良配偶身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代刘新良委托辩护人，故王惠玲在《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上的签名行为应认定为代理行为，因而《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双方应为金石行律师所和刘新良。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因《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已经约定有效期“至甲方所委托的诉讼阶段终结之日终止”，且刘新良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已经两级法院二审终审，故《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已因履行期限届满而自动终止，刘新良主张撤销金石行律师所出具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已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刘新良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因其未能举证证明金石行律师所在履行案涉合同过程中存在侵害刘新良权益的行为，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刘新良在诉讼中作出的与其本人刑事犯罪有关的陈述，因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作审查和评判。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驳回刘新良的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受理费依法减半征收775元，由刘新良负担。刘新良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确认金石行律师所《刑事委托代理合同》非法、无效；3.改判金石行律师所承担法律责任,连带赔偿刘新良人格损害70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金石行律师所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一审法院据以判决的案涉证据均无庭审当事人质证，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法缺席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王惠玲已当庭明确声明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而刘新良亦未申请笔迹鉴定，故刘新良及王惠玲对《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王惠玲”签名真实性所提出的异议，不予支持。此判认定之意，严重抵触了刘新良对时间、地点、公章、人物的质疑和举证。一审法院明显出于规避司法审查、掩盖造假事实，以权代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1）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2）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在民事诉讼中，一审法院已经知道金石行律师所执业行为触犯法律,引发的行政诉讼在审理中，辨别金石行律师所公章真伪是审判人员应主动履行的法定职责，不应责怪刘新良。首先，刘新良和王惠玲不申请笔迹鉴定是基于法定的理由，刘新良不能提供证据原件具有正当的免责事由，一审法院明显徇私舞弊。其次，刘新良没有法定义务去鉴定本来就不合法的合意造假行为。退一万步，刘新良即便提请笔迹鉴定申请，金石行律师所也无法证明《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真实的、有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刘新良在一审中已依法提交了金石行律师所收集或伪造的证据，在实体审判中，金石行律师所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质证，一审法院也没按法定程序审查证据原件，未能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和《拘留通知书》的真实性，也没有对比案涉资料、证据来源、公章真伪等，一审法院缺席判决是违法剥夺了刘新良的合法诉权。一审法院对已查清的事实视而不见，有意规避且掩盖，质证程序抵触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明显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三、[2014]粤金石刑字第28号《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属造假合同，同时也属无授权无权代理合同。金石行律师所没有明示解除或撤销，当然危害了刘新良。金石行律师所未能举证得到刘新良的授权，也没能举证解除或撤销或追认过此合同，可证明属法定撤销之情形。金石行律师所索贿、牟利、串通他人、嫁祸于刘新良家人，以他人之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借以掩盖造假事实，应承担损害赔偿连带责任。1.刘新良在（2015）佛城法刑初字第242号案中被嫁祸、被诬陷、被加害、被非法羁押，已丧失了公民最基本权利。王惠玲并没有约定金石行律师所可进行刑事代理。金石行律师所的行为，其实质是借案牟利。金石行律师所无授权进行刑事代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2.刘新良的正义行为本无罪，自始至终受法律保护，因金石行律师所该作为而不作为、不该作为而乱作为，已严重影响了刑案的公正。“疑罪变有”“自认成罪”等司法腐败滥象与金石行律师所的执业行为具有明显因果关系。金石行律师所《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在形式上已明显违法，在实体上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明显适用不当，没有合法的前提。一审法院认为王惠玲作为刘新良的配偶代为委托辩护人，符合法律规定，但忽略了刑事案件的性质及排他性。一审认为案涉合同落款签名之笔迹是王惠玲的，但没有举证原始笔迹，故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严重错误。四、撤销之诉具有事实和法律根据，金石行律师所依法应连带赔偿因行为过失或故意过错给刘新良造成的直接损失和间接人格损害。1.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涉嫌伪证。在刑事、民事诉讼中，金石行律师所该出庭不出庭，违法缺席、勾结他人、合意造假、索钱行贿、误导（2015）佛城法刑初字第242号案定性，主观上已存在加害故意，客观上是案后造假。2.金石行律师所伪造《拘留通知书》，借执业之便勒索刘新良家人，致使刘新良家破人亡、儿子失踪、事业中止、人格受损、财产被毁等。3.金石行律师所执业行为与（2015）佛城法刑初字第242号案、（2015）佛中法刑一终字第310号案、（2017）粤0604民初15105号案、（2018）粤0604民初29384号案、佛禅看释字（2015）0271号案之间均存在因果关系，前者是诱因，后者是加害结果。4.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没有经过当事人的质证，所采信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拘留通知》等证据不能形成完整合法的证据链，一审采信的伪证明显不实，掩盖了原刑案事实真相、放纵了冤假错案的延伸，致使刑案无质证、无立案、无开庭、通篇违规违法、造假加害，以致是非颠倒，一审法院存在剥夺刘新良诉权的故意，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违法缺席判决。被上诉人金石行律师所在二审期间没有发表答辩意见。原审被告朱善文、苏金铃、欧阳锦辉在二审期间没有陈述意见。原审第三人王惠玲述称：一审法院没有比对案涉资料证据来源、公章真伪,判决剥夺刘新良的合法权益,一审徇私舞弊,请求发回重审。刘新良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1.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佛禅司律投移字〔2018〕第1号函，拟证明对金石行律师所作出了定性不准的处理决定，受贿的钱，为规避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定性为律师私自收费，因此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发回重审。2.《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复印件，是在刘新良提起行政诉讼后向司法局调取发现的。拟证明该合同是格式合同，没有原始档案，侵犯王惠玲合法权益，在案后造假，时间节点错误，捏造事实，故意陷害委托人的合同，是欺诈合同，合同上的公章是造假的，刘新良要求撤销该合同。因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没有按照规定质证。除打印内容外的文字由金石行律师所手写。3.律师事务所函,拟证明是金石行律师所伪造的，刘新良没有见过，也没有日期。4.笔录4份、答辩状1份、收据1份、开庭审理申请书1份、廉政监督卡1份，上述材料均是刘新良从司法局调取的，拟证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应发回重审或改判。5.截图1份，拟证明一审法官没有质证，没有查明事实，针对2000元退款胡乱定性。6.预交诉讼费通知书（一审），拟证明因多名被告在多个案件多次不到庭，恶意损害刘新良利益，给刘新良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授权委托书是伪造的，要求撤销刑事委托合同。金石行律师所、朱善文、苏金铃、欧阳锦辉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视为其放弃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王惠玲经质证，认为一审没有对案涉合同进行认证，从未见到案涉合同原件，一审却确认合同上的签名是王惠玲本人所签，该认定是错误的，王惠玲从未去过律师事务所也没有签订过合同，刘新良提交的看守所的约见笔录可以证实是金石行律师所伪造的。一审法官以权代法，徇私舞弊，剥夺王惠玲的合法权益，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王惠玲申请第三人蒋某良亲自到庭，法官没有作出回复就进行错误认定。经认证，证据1来源合法，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函件内容并不能佐证刘新良所述的证明内容，故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证据2与刘新良一审举示的证据3实为同一份合同，虽然被分别加注不同的手写内容，但刘新良未能提交证据佐证加注内容的真实性及其主张的相应的证明内容，故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证据3与刘新良一审举示的证据10一致、证据4中的4份笔录分别与刘新良一审举示的证据1及第二次补充证据一致、证据5与刘新良一审举示的证据8一致，故该部分证据不符合二审新的证据形式，本院不采纳该证据为二审新的证据。证据4中的答辩状及证据6为一审诉讼材料，故该部分证据亦不符合二审新的证据形式。证据4中的开庭审理申请书为另案中刘新良的辩护人向法院提交的开庭审理申请，廉政监督卡为刘新良提出的廉政监督意见，属于单方陈述及主张，故本院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相应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证据4中的收据反映了金石行律师所向刘新良退还律师费，金石行律师所对此亦未提出异议，但该证据内容并不能佐证刘新良主张的证明内容，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不予确认。金石行律师所、朱善文、苏金铃、欧阳锦辉、王惠玲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签订时，刘新良已被羁押，王惠玲以刘新良配偶身份与金石行律师所签订上述合同、代刘新良委托辩护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认定王惠玲签订上述合同的行为为代理行为，认定正确。刘新良、王惠玲虽对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上“王惠玲”的签名有异议，但经一审法院询问，王惠玲当庭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刘新良对此亦未申请鉴定，因此，一审对刘新良、王惠玲对上述合同中“王惠玲”签名真实性的异议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条款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该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一审认定《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处理正确。刘新良上诉认为该合同无效，理由不成立。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甲方所委托的诉讼阶段终结之日终止”，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提供法律服务范围包括：1.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的罪名；2.会见犯罪嫌疑人；3.提供法律咨询”，现刘新良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已经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判，因此，一审认定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因履行期限届满而终止，并对刘新良撤销《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之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刘新良上诉要求金石行律师所支付人格损害赔偿70000元。对此，刘新良未能举证证明金石行律师所在履约过程中存在过错且侵害其权益，因此，一审对刘新良该请求不予支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刘新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法官助理  梁碧姬书 记 员  邓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