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82民初1741号 原告：宋利锋，男，197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仁巧，慈溪市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乐小文，男，198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江西省抚州市，现住：浙江省慈溪市。 被告：乐小羊，男，198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江西省抚州市，现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两被告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园丁北路114号。 原告宋利锋诉被告乐小文、乐小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钟志平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13日、4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疑难复杂，本院于同年5月6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28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利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仁巧以及两被告均到庭参加三次庭审。 原告宋利锋起诉要求：1.两被告共同清偿原告货款45万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货款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在法庭调查终结前变更诉请为：被告乐小文清偿原告货款45万元，并赔偿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货款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乐小羊对上述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在第三次庭审中，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诉请为：两被告共同清偿原告货款45万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货款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及理由：两被告系兄弟关系。被告乐小文于2015年起陆续向原告购买各种颜色的鞋底若干，货款时有赊欠。至2016年9月，乐小文已积欠原告货款达45万元。原告多次催讨，乐小文借故拖延。因为乐小文不付其货款，其不给乐小文发货。其要求乐小文提供担保人，出好手续后继续做生意。同年11月20日，被告乐小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承诺自愿与乐小文共同清偿原告货款45万元，并口头约定于2017年春节前结清。欠条是在乐小文位于本市匡堰工业区的厂办公室出具的，当时有老黄复合厂的黄老板、徐某夫妻（乐小文、乐小羊朋友，也系原告客户）等人在场。因为乐小羊当时在南昌，徐某妻子当场打乐小羊电话，要他来写欠条，给乐小文作担保，当天还是第二天，乐小羊从南昌过来。乐小羊签字前，其跟他说是叫他担保的，出欠条也没关系。乐小羊在欠条上签名后，还把身份证拿出来，其把乐小羊的身份证放在欠条上，用手机进行了拍照。后两被告未履约。 原告为证明其诉请，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被告乐小羊出具的、欠款金额为45万元、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0日的欠条一份。 2.2016年4月至2016年9月的送货单82份。 3.附有乐小羊身份证正反面的欠条照片打印件两份。 应原告申请，证人徐某、高某出庭作证。证人徐某当庭陈述：其与原告、两被告都有鞋子生意往来，也都是朋友。涉案的45万元的欠条文字内容是谁写的记不清了，写的时间也不清楚，书写及签名记得是同时进行的，签名、时间、身份证号码都是乐小羊写的，其在现场。此前其与妻子都打电话给乐小羊，说因宋利锋与乐小文之间因鞋子、还款方面发生纠纷，哥哥乐小文摆不平了，叫乐小羊过来解决一下。在乐小羊签名的现场，其未听到双方提到“担保”两个字。手续是宋利锋要求乐小羊出的。证人高某当庭陈述：其是徐某妻子，与原告、两被告都有鞋子生意往来，也都是朋友。涉案的45万元的欠条内容形成及签名先后其不清楚，但欠条上乐小羊是其本人签名，乐小羊签名时其在场。事情的起因是宋利锋要跟乐小文结帐，乐小文钱结不出，其打电话给乐小羊，说乐小文在这边因经济纠纷，要乐小羊过来一下，摆平一下，该还的还，该欠的欠。乐小羊当晚就来了。谁提出来的出欠条其不清楚，应该是宋利锋与两被告说好的，被告两兄弟也同意的，欠条出好后我们也走了。当时未听到提“担保”还是“共同还款”的字眼。 被告乐小文质证及答辩称：对原告证据1即45万元的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据2即送货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其个人与原告之间的买卖，与乐小羊无关。对原告证据3即照片打印件质证认为，欠条是真实的，对原告有没有拿乐小羊身份证对着欠条拍照不清楚。对证人徐某、高某的庭审证言无异议。关于本案事实，其陈述，2016年总货款减已付款，还欠原告45万元，未包括出欠条前原告从乐小文处拉走的货（价值48万多元的鞋包631件）。在45万元的欠条出具前，原告带其外甥女王聪霞（原告财务人员）等人到乐小文厂里拿走了631件鞋包，其准备报案，经朋友调停，原告答应退还货物，但要求其出欠条给他，然后在其办公室，当着复合厂老板、毛绒厂老板、其本地做鞋子的朋友的面，其写了欠条（未署名），其本身是要签名的，但原告不同意，要其叫一个兄弟过来签名就可以了，后来不知道谁打了其弟弟乐小羊电话。第二天，乐小羊从南昌赶来，当天晚上，在其位于匡堰的厂里的办公室，老黄复合厂的黄老板、其与其妻子，毛绒厂老板、其朋友徐某、周旭明以及乐小羊、原告等都在场，其把欠条拿出来，乐小羊在上面签名，并把身份证号码也写上去了。出欠条后，原告口头承诺631件货会还给其，后其多次上门找原告谈这个事情，但原告拒绝归还，后原告在2017年将这些货处理掉了（卖掉了），所得款项应当抵销欠条上所载的45万元的货款，抵销之后，这张45万元的欠条所载的债务也不复存在了。就抵销之事其多次向原告提出过要求，包括要求原告将45万元的欠条退还给其。2017年双方继续生意往来，在2017年农历年底，双方进行结算，结算是把2016年的账也结算进去了，包括45万元的欠条，包括原告2016年拿的631件鞋包，包括2017年的交易，全部结算后，其还欠原告32万元，其向原告出具了一张32万元的欠条。这个32万元是当年即2017年的欠款。综上，其认为，本案货款45万元不存在了。 被告乐小羊质证及答辩称：对原告证据1即45万元的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欠条上的签名及身份证号码是其书写的，其他内容是乐小文书写。对原告证据2即送货单不清楚。对原告证据3即照片打印件质证认为，当时其身份证其是拿出来的，但对拍照的事不清楚。对证人徐某、高某的庭审证言无异议。关于本案事实，其陈述：当天中午，其在南昌接到朋友即徐某妻子的电话，说是其哥哥的货被人拉完了，要其过去一趟，当天晚上其赶到慈溪，想平息这件事。原告叫其在欠条上签名，说没关系的，签字后会继续跟乐小文做生意，鞋子也会还回来，共同还款还是担保当时都没有说。关于本案法律关系，其认为，其未向原告出具共同还款的书面承诺及口头承诺，其与原告之间无交易关系，不存在基础的买卖关系。其是受胁迫出具的该欠条，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起诉其共同还款还是担保都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亦未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综上，请驳回原告对其诉请。 被告乐小文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乐小文鞋包暂存到宋利峰仓库”入库单一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日，乐小文陈述：该入库单系原告外甥女王聪霞在拿走其货之后、其取回第一批货之前给其的，然后其在上面写了时间即2016年11月2日。 2.出库单一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14日，乐小文陈述系其员工贵泉到原告处取回第一批货的出库单。 3.销售清单一份，证明暂存在原告处的631包鞋子，被原告售往其义乌客户郑春一，得款2820元，由原告财务人员王聪霞收取，另60件加39件共计14000元，也由原告卖掉并收款。 4.乐小文员工贵泉与原告财务人员王聪霞2017年4月20日签字的对账单一份，证明原暂存在原告处的鞋包被原告卖掉的件数，得款总计为89655元。 乐小文陈述，上述3、4的单子给到乐小文是为了销帐。 5.次品鞋底退货款清单一份（总价款为20079.20元，后附具体单据6张），证明32万元的欠条里还要抵扣掉20079.20元的退货。其中：2017年11月29日贵泉、森强签字的退次品单据一张，载明退300双，价款为660元；2018年5月6日吴再良签字的退次品单据一张，载明退440双，价款为1232元；2018年7月1日黄孟权签字的退次品单据一张，载明共退320双，价款为887.20元；2018年7月7日贵泉、生强签字的退次品单据一张，载明退200双，价款为350元；2018年9月4日余煜签字的退次品单据一张，载明退鞋底数量、价款总计为14070元；2019年4月21日的次品单据一张，载明次品800双，价款为2880元，该批次品应退未退，尚在乐小文厂里。 6.付款清单一份（总计21.6万元，后附具体转账单据），证明32万元的欠条里还要减掉已付款21.6万元。其中：2017年7月1日、8月9日、9月12日、2018年8月1日、9月1日通过乐小文妻子龚小芳招商银行卡转给原告3万元、5万元、3万元、5000元、5000元；2017年11月23日POS机刷卡王聪霞转原告4.6万元；2018年5月26日借乐小文客户刷光大银行卡3万元给原告（暂无相应单据）；2018年9月1日借乐小文客户慈溪市逍林迹翔鞋厂刷卡2万元给原告。 被告乐小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针对两被告的答辩及证据，原告反驳陈述：对乐小文证据1即入库单不确定，对乐小文陈述的鞋包，其认可是拿了，是在出45万元的欠条前到拿的，数量具体多少不清楚。对乐小文证据2、3、4载明的取货及货款予以认可。但上述乐小文证据1、2、3、4上所记载的货物以及款项与2016年的账无关，已结算在2017年的账里了。2017年农历年底（2018年2月11日），其到乐小文位于南昌的家里结账，结账时，乐小文证据1、2、3、4上所记载的货以及款项，以及2017年度的交易情况等均进行了结算，结账后，乐小文向其出具了一张32万元的欠条。之后，乐小文在2018年向原告转账付款4万元，其中包括了2018年8月1日、9月1日通过乐小文妻子龚小芳招商银行卡转给原告的两笔各5000元，以及2018年9月1日慈溪市逍林迹翔鞋厂刷卡的2万元。在2018年12月20日，其向乐小文催款，双方又对自2016年以来的帐进行了对账结算，乐小文欠其2016年的货款45万元，欠其2017年的货款32万元，合计77万元，减去2018年2月11日32万元的欠条出好后的被告付款4万元（即2018年8月1日、9月1日通过乐小文妻子龚小芳招商银行卡转给原告的两笔各5000元，2018年9月1日慈溪市逍林迹翔鞋厂刷卡的2万元），再减去次品抵货款合计16539元（大概是这个数，即乐小文提供的证据中2018年5月6日、7月1日、7月7日、9月4日的次品抵款），乐小文共欠其71万余元，再把一些零头抹掉，最后确定乐小文欠其货款是71.5万元。乐小文遂向其出具了还款计划一份，内容为：其自2016年以来至2018年的鞋底款共计为71.5万元，其保证在2019年1月12日一次性支付51.5万元，其余货款减免掉，如逾期仍按原始归还。另，对乐小文提供的证据5中的2017年11月29日的退次品抵款不认可，该退货抵款应当在32万元的欠条中已作结算；对2019年4月21日的退次品抵款不认可，因为双方业务在2018年12月20日已作最后结算；对乐小文证据6中的2017年7月1日、8月9日、9月12日的转账款以及11月23日的POS机刷卡款项予以认可，但认为在2018年2月11日32万元的欠条中已作结算；对乐小文陈述的2018年5月26日的光大银行刷卡付款3万元不认可，无证据予以证明。 为反驳被告乐小文的答辩主张，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 1.2018年2月11日乐小文出具的欠款金额为32万元的对账单一份。 2.2018年12月20日乐小文出具的金额为71.5万元的还款计划一份。 被告乐小文对原告的反驳证据质证认为：对32万元的欠条的真实性无意见，2018年双方终止了业务往来，这个欠条是2017年的对账单，对账是在南昌其家里对的，名字是在其南昌的家里签的，格式的对账单是原告提供，空格栏里的时间、名字、数额等以及落款处的名字、身份证号码、时间是其填写上去的。对71.5万元的还款计划的真实性无意见，所有文字内容都是其书写，但还款计划不合法理，系原告单方的账，与实际帐目不符合，且是把其留在原告办公室长达3小时之久的情况下其被迫出具的。 被告乐小羊对被告乐小文提供的证据无意见，对原告提供的反驳证据表示不清楚。 对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情况，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3，证人徐某、高某的庭审证言，以及反驳证据1、2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乐小文提供的证据1、2、3、4具有真实性，根据乐小文与原告的一致陈述，以上暂存货在2018年2月11日出具32万元的欠条时，已结算列入并已销账，故本院仅将其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被告乐小文提供的证据5中，记载为2017年11月29日的次品退货抵款情况，根据本院认定的原告反驳证据1，本院认为，原告陈述的该退货抵款情况在32万元的欠条中已作结算销账，符合常理及事实；记载为2018年5月6日、7月1日、7月7日、9月4日的次品退货抵款情况，根据本院认定的原告反驳证据2，本院认为，原告陈述的该退货抵款情况在71.5万元的还款计划中已作结算销账，符合常理及事实；记载为2019年4月21日的次品退货抵款情况，因原告与被告乐小文均一致陈述在2018年已终止业务往来，且双方在2018年12月20日对此前账目及交易已作结算，故该单据所记载的次品应在32万元的欠条或在71.5万元的还款计划中抵扣，均不合常理及事实。被告乐小文提供的证据6中的2017年7月1日、8月9日、9月12日、11月23日的转账款，虽具有真实性，但根据本院认定的原告反驳证据1，本院认为，原告陈述的该四笔转账款在2018年2月11日出具的32万元的欠条中已作结算，符合常理及事实，而被告乐小文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四笔转账款未列入该结算，故对被告乐小文主张的该四笔转账款应在32万元欠款中扣除的主张不予采信；同理，2018年8月1日、9月1日的两笔招商银行转账款，以及2018年9月1日慈溪市逍林迹翔鞋厂刷卡2万元，根据本院认定的原告反驳证据2，本院认为，被告乐小文主张的该三笔转账款应在32万元欠条中扣除，或应在71.5万元的还款计划中扣除，均不合常理及事实；乐小文陈述的2018年5月26日借客户刷光大银行卡3万元，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庭审陈述及本院对双方证据的分析认定，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被告乐小文与乐小羊系兄弟关系。被告乐小文于2015年起陆续向原告宋利锋购买各种颜色的鞋底。至2016年9月，被告乐小文积欠原告2016年度的货款45万元。因被告乐小文拖欠原告货款，原告提走被告乐小文鞋包631件，并要求被告乐小文出具相关手续后继续生意往来。因双方就此及结算货款发生纠纷，原、被告双方朋友兼客户徐某及其妻子打被告乐小羊电话，要乐小羊过来解决。11月20日，被告乐小羊从南昌赶到慈溪，当晚，在被告乐小文位于本市匡堰工业区的厂办公室，在老黄复合厂的黄老板、毛绒厂老板、徐某夫妻等人在场的情况下，被告乐小羊在被告乐小文书写好的欠款金额为45万元的欠条上签名，并记载上时间、身份证号码、电话。欠条出具后，原告与被告乐小文在2017年继续发生业务往来，并于2017年年底终止买卖业务。2018年2月11日，原告到被告乐小文位于南昌的家里结账，双方对2016年所提走鞋子的处理情况、相应款项以及2017年度的交易等情况进行了结算，结算后，被告乐小文向原告出具了欠款金额为32万元的对账单一份。后被告乐小文于2018年8月1日、9月1日通过其妻龚小芳银行卡转给原告两笔各5000元，于2018年9月1日通过慈溪市逍林迹翔鞋厂刷卡付款2万元。2018年12月20日，原告向被告乐小文催款，扣除已付款及次品抵款，被告乐小文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一份，内容为：其自2016年以来至2018年的鞋底款共计为71.5万元，其保证在2019年1月12日一次性支付51.5万元，其余货款减免掉，如逾期仍按原始归还。但此后被告乐小文未按还款计划履行付款义务。 本院认为，原告宋利锋与被告乐小文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被告乐小文欠原告2016年度的货款45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故对原告要求被告乐小文立即支付货款45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乐小文陈述的45万元的欠条因有原告提货（价值48万余元的361件鞋包）抵债而不存在，后又陈述因鞋包在2017年被原告卖掉而抵销，前后矛盾，均不成立。对被告乐小文关于45万元的欠条因存在原告提货情况而抵销、欠条所载债务不存在的辩称，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陈述，原告将被告乐小文部分货物提走，目的系督促被告乐小文履行付款义务，双方并未就以物抵债达成一致，且被告乐小文在2017年亦有在未付款的情况下取回部分货物情形，而原告代销部分货物、代收货款，也在乐小文的债务中作了相应扣除，双方在2018年2月11日结算时，亦对所提走货物的相关处理列入了2017年度的结算。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提走被告乐小文鞋包的行为并非以货抵债行为，不能因此而否定、或免除被告乐小文对原告的45万元货款债务。另，原告与被告乐小文在2018年2月11日结算，对2017年的交易以及对2016年发生的原告提走被告乐小文货物一并进行了结算，但并未涉及2016年度的货款债务，被告乐小文关于结算是把2016年的账也结算进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因此，被告乐小文关于结算后出具32万元的欠条，45万元的货款债务即消灭的主张，亦与事实不符。 同时，本院认为，根据被告乐小羊陈述，其接到朋友电话从南昌赶到慈溪想平息原告与其兄长乐小文之间的经济纠纷，结合证人证言，本院认为，被告乐小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在涉案欠条上签名的利害关系，其在涉案欠条上签名，即是向原告出具欠条，不仅是对被告乐小文所欠原告45万元的货款债务进行确认，同时也系对欠条所载45万元债务的自愿承担，该两个方面的意思表示是清楚、明确的，同时也是自愿的。被告乐小羊关于其受胁迫而在欠条上签名，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根据当事人庭审陈述及证人证言，被告乐小羊向原告出具欠条，有双方及双方朋友多人在场，并不存在其受胁迫的情形。综上，被告乐小羊应对该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系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本院对此合并审理，未违反法律规定。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乐小文、被告乐小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宋利锋货款4500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19年2月19日起至货款实际清偿日止、以4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被告乐小文、乐小羊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钟志平 人民陪审员  戚佳钰 人民陪审员  胡卫东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代书 记员  黄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