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881刑初166号 公诉机关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单位住址安徽省桐城市大关镇，法定代表人张迎春。 诉讼代表人李石根，男，1968年3月3日出生，住安徽省桐城市。系被告单位股东。联系方式183××××9568。 被告人张迎春，女，汉族，1970年1月3日出生，初中文化，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徽省桐城市人，户籍地安徽省桐城市，现住桐城市。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于2017年6月29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7月28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桐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安庆市看守所。 辩护人赵冰，安徽同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文龙，安徽中皖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桐检刑诉（2018）16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被告人张迎春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于2018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4日、2019年4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军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李石根、被告人张迎春及其辩护人赵冰、陈文龙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经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于2018年10月15日延期审理三个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人员发现需要补充侦查，于2019年2月15日建议延期审理，后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顺公司）于2011年3月14日在桐城市工商局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张迎春（占公司75%股份），2011年4月被确认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1年7月申请出口退税登记。 温某1（另案处理）自2012年起，采取欺骗和虚假手段，以本人或者其父温某2、其前妻郝某1的名义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普兰店市圣焱水貂养殖专业合作社、普兰店市广祥貂狐养殖专业合作社、普兰店市皮口恒大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普兰店市宏远畜牧专业合作社、普兰店市皮口盛新水貂养殖专业合作社、大连聚焱水貂专业合作社。上述六家合作社的银行账户及法定代表人的银行卡和账户均由温某1控制和使用。通顺公司自2012年10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共接受上述六家专业合作社开具的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增值税发票668份，金额为466028225元，税额为60583669.25元。上述发票均已被辽宁省大连市国家税务局认定为虚开，通顺公司对上述668份发票已全部申报抵扣税款60583669.25元。 公诉机关就指控的事实列举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及书证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接受他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虚开的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追究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张迎春的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辩称该公司是真实经营，所有的海关出口凭证都是真实的，该公司不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不认罪。 被告人张迎春辩称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自2011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实际经营，其公司所有的购货销货合同都是真实交易，且公司从大连市温某1处购买原材料后收到对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还要求桐城市国税局发函到对方国税局协查发票是否真实，对方答复是真实的，故公司继续从对方购买原材料。公司一直在实际经营，不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其不认罪。 被告人张迎春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如下：1、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均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告单位与六家合作社购买貂皮是真实的交易，交易金额为4.66亿元，抵扣税款6058万元，公诉机关认为其中2.45亿回流到被告人账户，涉及发票346份，认为回流的部分是否成立暂不提，没有回流的部分没有证据证明是不真实的交易。2、公诉机关指控的2.45亿资金回流及346份发票也是真实交易。因为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彭某、李某1、杨某2三人账户是过渡账户，银行流水上确实有资金转入温某1账户再通过该三人账户转入张迎春账户，但从温某1账户转入该三人账户是何原因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同样亦没有证据证明该三人账户转入张迎春账户的原因，无证据证明被告人张迎春与客户及温某1事先串通，假借资金回流而形成所谓真实的业务往来，从而实现虚开发票达到抵扣税款的目的。有证据证明张迎春的个人账户与彭某、李某1、杨某2的账户的银行流水不是单向的，也有张迎春转到该三人的账户，这就存在被告人讲到的资金拆借问题，温某1供述同样提到这一点。3、被告单位从购买貂皮到服装出口是完整的过程，购买原材料、生皮鞣制、货物运输、成品出口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均能反映通顺公司与六家合作社的生皮买卖是真实交易。购销合同、运输合同、加工费、报关单等证据不能排除通顺公司与六家合作社生皮交易是不真实的。4、即使开票方温某1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告单位及被告人作为善意受票人也不构成此罪。现无一份证据证实被告单位及被告人与温某1有通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诉机关讲到被告单位、被告人属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行为，开票方和受票方应根据各自作用受相应处罚，不能同时处罚双方。即使温某1涉嫌虚开，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张迎春让温某1为自己虚开增值税发票。没有材料证明张迎春明知对方是虚开。根据相关解释，只能处罚为他人虚开的一方即温某1，而不能处罚善意接受的一方即张迎春一方。对于善意受票人最多是补交税款，不是刑事处罚。5、关于本案损失问题，本案被告单位及被告人是善意受票人，根据相关解释，纳税人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仅就虚开部分要求纳税人补交，本案应当由六家合作社补交税款。根据税法及国税局的相关文件纳税人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不得抵扣，该损失不是由通顺公司和张迎春造成的，即使存在抵扣也是要求补交，不存在刑事处罚的问题，本案的国家损失与通顺公司及张迎春无关。6、损失挽回问题，本案没有造成损失，张到桐城办厂是自己积累的钱,2012-2016年不但自己的钱没有了，还存在3000多万的借款，如果张骗取了这么多税款，那么她的钱款去向在哪？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张私自挪用税款或者转移税款，张没有占有税款的目的。7、对公诉机关补充认定的2.4亿资金是回流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关于真实性，公安机关自己对照银行流水计算出回流资金，因为涉及财务专业，公安机关没有该方面技能，不能对财务上的数据的关联性作出评判。通顺公司的汇款金额与回流资金差额是2200.4218万元，根据公安机关的推理，2200万余元即是开票费用，对照通顺汇款金额，开票费将近百分之十，明显违反常理。关于补充证据的关联性，侦查机关提供的通顺公司与六家合作社开票、资金往来汇总表上涉及的杨某2、彭某、李某1三人账户汇入张迎春的钱，只有李某1一人到案，且李在侦查机关陈述账户不是其所有，而是其老板即国外客户阿某所有，杨某2未归案，彭的账户情况亦没有相关材料证明，即证据中断，不能排除从三人账户汇入张迎春个人账户的钱是张与客户之间的资金拆借的可能。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单位通顺公司及被告人张迎春均不构罪。 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顺公司）于2011年3月14日在桐城市工商局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张迎春（占公司75%股份，李石根占公司股份25%）。2011年4月被确认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1年7月申请出口退税登记，所生产的成品皮衣出口。该公司位于桐城市，是桐城市招商引资企业。通顺公司成立后，与大连市温某1（2018年11月15日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以本人或者其父温某2、其前妻郝某1的名义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普兰店市圣焱水貂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圣焱合作社）、普兰店市广祥貂狐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广祥合作社）、普兰店市皮口恒大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皮口恒大合作社）、普兰店市宏远畜牧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宏远合作社）、普兰店市皮口盛新水貂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皮口盛新合作社）、大连聚焱水貂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聚焱合作社）六家合作社（该六家合作社的银行账户及法定代表人的银行卡和账户实际均由温某1控制和使用）签订了生皮购销合同。该六家合作社成立时均是温某1安排他人用虚假的材料注册的，即该合作社成员没有在合作社注册资料上签过字，合作社成员的名字不是本人签的。该六家合作社，除圣焱合作社在实际养殖貂（有证据证明2013年之前养貂，每年3000至4000只，2013年之后养狐），其他五家合作社均无实际经营。通顺公司自2012年10月至2015年12月期间，与上述六家合作社签订了生皮购销合同，购销合同显示通顺公司从六家合作社购买的生皮数额约有149万张，在此期间共接受上述六家专业合作社开具的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增值税发票普通发票668份，票面金额为466028225元。通顺公司已在桐城市国税局全部申报抵扣税款达60583669.25元。上述发票均已被辽宁省大连市国家税务局认定为虚开。被告人张迎春代表通顺公司从六家合作社购买生皮后，将该生皮通过河北省蠡县兴达公司运输至河北华斯公司、中圣皮业公司、灯塔市弘绅达公司进行鞣制，通顺公司与该三家公司均签订了加工合同，生皮送到该三家公司有入库和出库单，加工合同和入库、出库单均显示加工的生皮有149万余张。通顺公司支付给华斯公司5852400元加工费（加工费发票19张，貂皮数量390162张）；付给中圣公司约11690650元加工费（加工发票110张，貂皮数量776390张）；与灯塔市弘绅达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7份，加工数量为330195张（加工费尚未支付）。该三家公司加工的貂皮数量共计1496747张。三家加工公司将生皮鞣制好后，通顺公司又通过蠡县兴达货运公司（通顺公司已支付2013年至2015年运输费用435450元，尚欠运输费589700元）将鞣制好的貂皮运回到公司进行加工生产，加工成成品后通过东至县天友道路运输公司和贵池市现在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运输（运输费130万余元）至北京被告人张迎春指定的地点，后按照客户的要求，被告人张迎春将委托报关协议、商业发票、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及装箱单供给客户（主要是俄罗斯的杨某，阿联酋外商，土耳其的阿某），由客户将该资料交给货运公司，由货运公司委托相关代理公司进行报关。通顺公司自公司成立以来，申请出口报关共计429单，其中在北京海关报关283单、在石家庄海关报关130单、在天津海关报关14单、在上海海关报关1单、在郑州海关报关1单。报关结束后，被告人张迎春将所有报关手续带回通顺公司交给公司会计操某，由操某入账并向桐城市国税局申请抵扣税款和出口退税。2012年至2015年期间，购买通顺公司貂皮服装的客户已将76450680美元（该资金去向未查明）汇入通顺公司的账户。案发后，桐城市国有投资运营公司向本院申请对通顺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本院依法对通顺公司仓库的成品：1050件貂皮大衣、540件貂皮马甲；半成品39件貂皮大衣、62件貂皮马甲；原材料：貂皮127100件，里料7200件予以查封。 另查明：被告人张迎春从大连市普兰店市温某1处购买貂皮原材料，温某1以其所控制的六家合作社名义与通顺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期间张迎春到温某1控制的圣焱水貂养殖合作社考察过，且在支付货款获得对方开具的具有抵扣税款功能的增值税发票后，曾委托公司会计操某向桐城市国税局退税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该局发函到普兰店市国税局协查该六家合作社是否实际经营，业务是否真实，后桐城市国家税务局就六家合作社开具给通顺公司的91份增值税发票向大连市普兰店市国税局发出关于协查出口货物税收有关情况的函，大连市普兰店市国税局回函均认定此91份发票及相关业务属于正常业务。被告人张迎春在收到温某1提供的生皮货物后，将购货的货款通过通顺公司的基本账户汇到温某1指定的合作社账户。通顺公司将453620700元货款支付给六家合作社后，温某1于当天或者次日将部分资金转入自己或者其所控制的温某2及郝某1账户后，再汇入李某1、彭某及杨某2三人账户（杨某2是张迎春的客户，在俄罗斯做生意，至今未归案；李某1是张迎春爱人李石根的老表，经张迎春介绍，在张迎春客户阿某的公司看门并打杂；彭某是李石根妹婿，生前经张迎春介绍在其一个外国客户处看门，案发时已病逝）的账户，后通过该三人账户转入张迎春个人账户或者通顺公司的账户，转入资金数额为230614742元，涉及发票355份，票面金额为252730960元，税款为32855024.8元。其中以广祥合作社名义开具给通顺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共154份，票面总金额为144702230元，通顺公司支付货款98笔共计141168000元，后该合作社将部分资金汇入杨某2、彭某、李某1账户，通过该三人账户汇入被告人张迎春的个人账户共59笔65110390元，涉及增值税普通发票74份总金额为71976420元，该74份发票通顺公司已申请抵扣税款9356934.60元。以宏远合作社名义开具给通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共41份，票面总金额为39028255元，通顺公司支付货款29笔共计39029200元，后该合作社将部分资金汇入杨某2、彭某的账户，通过该二人账户汇入被告人张迎春的个人账户共计21笔22747900元，涉及增值税普通发票26份总金额为25562550元，该26份发票通顺公司已申请抵扣税款3323131.50元。以皮口恒大合作社名义开具给通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共29份，票面总金额为27669840元，通顺公司支付货款18笔共计27670000元，后该合作社将部分资金汇入杨某2、彭某的账户，通过该二人账户汇入被告人张迎春的个人账户共计8笔7333000元，涉及增值税普通发票9份总金额为7914000元，该9份发票通顺公司已申请抵扣税款1028820元。以圣焱合作社名义开具给通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共350份，票面总金额为243628400元，通顺公司支付货款177笔共计243767500元，后该合作社将部分资金汇入杨某2、彭某、李某1的账户，通过该三人账户汇入被告人张迎春的个人账户共计103笔131008702元，涉及增值税普通发票240份总金额为142278290元;通顺公司于2015年8月24日分别通过徽商银行安庆桐城支行（账户16×××20）和桐城农商行（账户20000280776010300000018）汇入普兰店市圣焱合作社农行大连普兰店支行（账户34×××11）资金30万和170万，合计200万于当日转入温某1（账户62×××15），后将其中150万转入温某2（账户62×××15），随即转入普兰店市宏远合作社（账户34×××63），于当日又转至通顺公司（账户20000280776010300000018）。另50万通过杨某2账户转入张迎春个人账户，回到通顺公司账户150万涉及增值税普通发票2份总金额为1999800元；2015年8月26日，通顺公司将914750元资金汇入圣焱合作社（账户34×××11），当日转入温某1（账户62×××15），随即连同该账户原有资金合计993250元于当日转到张迎春个人账户（账户为62×××19），该笔资金涉及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总金额999900元。圣焱合作社开具给通顺公司的350份增值税普通发票中涉及回到通顺公司资金的发票有243份，且通顺公司已将该243份发票申请抵扣税款18886138.70元。其中以聚焱合作社名义开具给通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共3份，票面总金额为2000000元，通顺公司支付货款1笔共计2000000元，后该合作社将2000000元汇入杨某2账户，通过该账户汇入被告人张迎春的个人账户，涉及增值税普通发票3份总金额为2000000元，且通顺公司已将该3份发票申请抵扣税款260000元。以皮口盛新合作社名义开具给通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91份，发票总金额为8999500元。另通过查询张迎春个人账户明细发现，在此期间，张迎春个人账户收到杨某2汇款26675.1293万元，2016年2月至6月从张迎春账户转入杨某2账户的钱有5464万元；从李某1账户汇到张迎春账户的资金有1299.66万元，从张迎春个人账户转入李某1账户的资金有205.69万元。从彭某账户汇入张迎春账户资金达2641万元，从张迎春账户汇入彭某账户资金达1900万余元。办理李某1和彭某银行卡时银行客户信息留下的电话号码是张迎春个人的电话号码。从海关调取的通顺公司的报关单共有429单，其中从北京海关和中国空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调取的单据和通顺公司申报出口退税单据对比发现，通顺公司部分申报出口退税单据中发货人、收货人与从海关、航空公司调取的发货人、收货人有不一致的地方，其中7单发货人不是通顺公司。报关单号为01012015050555535001，提运单号为176713661-ＴＦ001Ｂ，通顺公司为发货人，收货人为阿联酋崇拜巴尼斯大楼，而海关货运提单中发货人是长沙ＨＯＵＹＩＮ进出口贸易及转运公司，收货人为法国诺德省帕里德物流集团。另有北京海盛港通物流有限公司代理报送的提运单号为46503620256-ＹＢＳＨＴ、46503620315ＹＢＳＨＴ2、46503620212——ＹＢＳＨＡ、46503620492ＹＢＳＨ17，该四单发货人是新疆汇屯工贸有限公司，收货人为ＡＢＴＬＭＰＥＣＳ有限公司。北京冠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提运单号为58010370706-019、58010370706-017，发货人名称地址虚构，收货人地址为德国汉堡。通顺公司利用该7单报关单向桐城市国税局共申请出口退税1011858.11元。侦查机关从桐城市国税局调取了通顺公司申请出口退税时提供的由岳西县税务局开具的一张金额为49950元货物运输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00110124，开具人是王某1）、从桐城市国税局调取了通顺公司申请出口退税时提供的一张金额为34900元的货物运输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为00119262）。王某1在侦查机关陈述其未给通顺公司运输过货物，该票是因安庆零担公司的职工吴某1的要求开给通顺公司的货物运输发票。侦查机关从桐城市国税局调取了该张票据，上面载明的开具人是马某2（安庆顺风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侦查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其否认该票由其开具，并陈述其公司与通顺公司无运输业务往来，其未使用车牌号为皖Ｈ×××××大货车为通顺公司运输货物到北京。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一）被告人张迎春的供述与辩解，主要供述了通顺公司自2012年开始，原材料（即生皮）主要从大连市普兰店市温某1处购买，自己每年年初到温某1和圣焱合作社和他家附近的养殖场实地考察并谈购货计划，每次购买生皮前和温某1确定数量，由温某1草拟好购货合同并签字盖章后邮寄给其，温某1将货准备好后，其就打电话给货运公司，由货运公司将货拉到其指定的鞣制厂（主要是河北的华斯和中盛公司），等皮子鞣制好后，其再打电话给货运公司,让货运公司把货拉到通顺公司，一年大概购买几十万张皮子，具体数字也记不清了。其向温某1购买皮子，通顺公司会计操某也向桐城市国税局退税科提出要求他们帮助协查一下对方发票的真实性。货款都是通过通顺公司的账户汇到温某1指定的合作社，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通顺公司的服装销售市场是俄罗斯、土耳其、迪拜，主要从石家庄、北京港口出口。接到订单后，就让公司下单生产，生产好后，由办公室主任霍某打电话让货运公司将货运到北京客户指定的地点，货运到后，其准备好委托报关书、货物的数量、重量价格及和客户签订的购货合同，将这些材料提供给客户，由客户将这些材料提供给货运公司，由货运公司委托报关，自己只和客户联系，和货运公司、报关行都不联系。土耳其的客户是阿某，迪拜的阿某2（音）公司、杨某2在俄罗斯经营的一家公司，出口货物的货款每次都由其和客户联系收回，货款（2012年至2013年回笼外汇较少，2014年至2015年每年回笼货款2000多万美金，2016年回笼货款1000多万美金）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到通顺公司在桐城工行、交行、徽行和中行的账户上。货款到公司账户后，一部分用于购买原材料，一部分转到其个人账户（北京农行），从个人账户再转账用于归还公司前期向他人短期拆借的资金。通顺公司向六家合作社购货后支付货款天经地义，温某1从未直接转过钱到其个人账户，至于合作社的钱是怎么到杨某2等人的账户上，其不清楚，但是杨某2等客户汇到其个人账户上的钱是其向他们借给公司周转的钱，其向外国客户借钱，外国客户会让自己公司的中国员工开一张中国银行卡在中国使用，其向外国客户借钱，外国客户就通过中国员工的银行卡将钱借给其，其与外国客户均是正常的资金往来和拆借，不存在资金回流问题。李某1是其老公的表兄，在阿某公司打工，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其和李某1无经济往来，其没有用李某1的名字开过银行账户，阿某用李某1的名字开过个体工商户和一张银行卡，阿某用李某1的账户转过钱给其。彭某、李某1都是其亲戚，二人在北京的工作也是其介绍的，二人工作单位都是其客户单位，他们在北京银行卡都是帮助他们老板办的，因为其知道他们老板想用他们二人银行卡，其又想知道他们老板经营情况，就让二人办卡时留了其手机号码，彭某在古拉的公司上班，后来得病就没去了。另外在桐城市国税工作人员对其询问为何从温某1处购买生皮时，被告人张迎春答复说因温某1是大连市毛皮协会常务会长，温有欺行霸市行为，外地客户只有通过其才能购买到大量貂皮。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温某1的证言，证实““广祥”等六家合作社实际控制人都是我，这六家合作社与桐城通顺公司有业务往来，该公司在我经营的六家公司购买貂皮，六家公司在发货时就给张迎春开票，通顺公司支付货款有的打入对公账户，有的现金支付，六家合作社的账户都是我提供给张迎春的。汇到李某1、彭某、杨某2的账户的钱都是我亲自操作的，我认识他们，但具体是怎么认识的，是哪地方人我记不清了，我汇到他们三人账户的钱有三种原因，提前支付货款、也有现金买卖，还有相互拆借（借款，可能是第三方借款，相互之间磨账）。我和通顺公司发生业务后，我将相关材料交给会计，到税务局进行申报并领取开具发票，我的合作社对外开具发票收取貂皮款总额的1%至1.5%费用，我本人向张迎春借过钱，也通过第三方向她借款。我给通顺公司的收皮、买皮业务是真实的”。 （2）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2010年至2016年12月期间我在北京给一个叫阿某的土耳其人打工，阿某的翻译叫郭某，2010年左右问我可有银行卡，我说没有，他就让我去北京农业银行办理了一张信用卡，在申办信用卡时所有资料都是郭某提供的，我自己填写的，办好后交给了他，他一直没有给我，该卡（卡号为62×××13）是谁在使用我不清楚。我在阿某公司上班，是李石根的老婆张迎春介绍的，主要工作是打杂和看门，每月2000多元工资，张迎春卖服装给阿某，阿某公司从好多家公司进货，都是郭某在打理，我记忆中阿某公司没有购买过皮子，阿某公司经营貂皮成品服装，我不认识杨某2。” （3）证人霍某（通顺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实通顺公司主要经营皮草业务，生产貂皮，出口国外，主要销售到俄罗斯，货源主要从山东、河北、辽宁等地进货。公司2015年左右业务较好，公司员工大约有40余人，大部分人是湖南人，公司平时仓储都是李某负责，他负责清点进入库货物，然后填写出入库单交给老板签字后交出纳保管，有时李某不在，李石根就让其签字的事情经过。 （4）证人操某（通顺公司的代账会计）的证言，证实“我是2011年给通顺公司代账的，该公司加工皮草服装全部出口，2011年至2013年公司加工服装量少，2014年至2015年销售量大约2万件，约价值2个亿，公司大约有40多名员工，我每月到公司七八次，将供货单位、运输单位、加工单位的原始凭证收集后，做成凭证，再登记账簿，每月15日之前进行纳税申报。销售单据是张迎春交给我的，装箱单是我根据公司出库单填写的，出库单由李某提供给我，我在做账中发现张总有个私人账户与公司账户有资金往来，该公司实际销售量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该公司确实加工皮草服装，主要销往俄罗斯、阿联酋、土耳其，公司加工好服装后，通过东至天友公司或者安庆现在运输公司运到北京，然后和客户交接，每次发货量不定，少时七八件，多时几十件。我去国税局申报出口退税，每年退税多少我记不清了。通顺公司与大连六家合作社有资金往来都是货款。公司仓库管理有些不规范，主要是出库、入库单填写不规范，填写不及时或者未核实就随意填写，在财务处理凭证上存在提前或者滞后现象，出现鞣制好的原材料还没有入库，产成品就有出库的现象。我在做账时未查看实物，虽然在原材料入库、出库单上签过字，但那是为了做账需要。2012年公司具体货运情况我不清楚，2013年我通过我表嫂吴某1介绍和池洲市现在道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取得了联系并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运费都是由霍某用现金结算。2014年底至案发由东至天友道路运输有限公司将服装运到北京，双方也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我们约定每件最低20元、最高40元。2014年至2016年共支付给该公司运费1120170元按照每件20元计算应是56008.5件，按每件40元计算应是28004件，大约在4万件左右。” （5）证人李石根的证言，证实其在通顺公司只负责生产，不参与采购、销售，公司财务由其老婆张迎春管理，公司从2012年开始正常生产，大约有50名左右工人。彭某是其妹婿，通过张迎春介绍在北京一个做裘皮生意服装的外商处做杂事，每个月2000余元，2015年左右因身体不好就回家养病了，现已病故。李某1也是张迎春介绍到北京外商处做杂事的，2016年年底回家了，其和张迎春与彭某、李某1无经济往来的事情经过。 （6）证人范某（通顺公司出纳）的证言，证实其于2013年到通顺公司担任出纳，经手支付货款，张迎春将购销合同带回公司或寄回公司，原材料购买好后，张迎春就让其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付款，其就到银行将货款转到合同上面的账号，原材料委托加工费也由其经手支付的事情经过。 （7）证人张某1（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鞣制车间负责人，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证言，证实通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迎春于2012年主动到其公司谈水貂皮加工业务，一直到2015年都有业务往来，每年加工的水貂皮不低于四、五万张，双方签订有《委托加工合同》，公司一共收到通顺公司500万元左右的加工费，均是通过银行转账结算的事情经过。 （8）证人张某2（河北省蠡县中圣皮业有限公司负责业务的管理人员）的证言，证实通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迎春于2013年左右到其公司谈生皮加工业务的，刚开始是张迎春自己送货过来，后来委托他人通过货车送到公司，一直到2017年1月都有业务往来，双方签订《委托加工合同》，单价进价15元一张，合同上加盖公司章就行，无须经手人签字，通顺公司支付了多少加工费其不清楚，公司的财务有账可查，张迎春她公司每次将货送来，其公司入库和出库单都是通顺公司的名字的事情经过。 （9）证人赵某（河北省保定市蠡县兴达货运公司职工）的证言，证实其于2013年到该公司工作时，公司与通顺公司就有业务往来，具体时间其不知道，业务上事都是其老板贺某自己在负责，收取的运输费都是通过转账的，将货运单及运输合同提供给公安机关的事情经过。 （10）证人吴某1（安庆市零担货运公司职工）的证言，证实其所在的公司与岳西县驾驶员王某1有过业务往来，与通顺公司也有业务往来，2013年1月4日、2013年3月26日票号为00110124、00119262的“货物运输增值税发票”是其让王某1开的，可能发货方不是通顺公司，而是个人，不需要发票，刚好通顺公司需要，所以就开给通顺公司了，收货人填写的是北京市纵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可能不知道该公司纳税号，故写了其自己身份证号码的事情经过。 （11）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其在岳西县国税局开具两张票号为00110124、00119262的“货物运输增值税发票”，是安庆市零担货物公司的一个叫吴某1的让其开的，发票给了吴某1，因为吴某1介绍拉过货，货运往哪里，记不太清楚，但其和通顺公司没有业务往来，亦没有拉过货到北京的事情经过。 （12）证人方某1（池洲市东至县天友道路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其所在的公司与通顺公司有业务往来，自2014年给该公司运输皮草服装到北京，运费按每件40元计算，三年给通顺开票120万，运费则由该公司霍某经理用现金结算的，每次送到北京的货送到张迎春指定的地点。双方公司有货物运输服务合同。 （13）证人吴某2（池洲市现在道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向桐城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提供了该公司开具给通顺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运输协议及物流公司发货专用清单，主要证实了其所在公司与通顺公司有真实业务往来的事情经过。 （14）证人王某2（龙某和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经理，原北京东方捷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职业报关员）、证人杨某1（北京紫金瑞国际物流公司总经理）、邵某（北京外航服务公司操作部经理）、李某2（天坤兆业北京国际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均证实，报关流程一般是由客户找到货运公司，货运公司让客户提供货物的箱单、发票、合同及代理报关委托书、报关单申报信息等材料，后委托国际物流公司报关，然后等待海关放行就行，其只要货物是真实的，海关检查没有问题就行，至于真实的发货人和收货人是谁不需要了解，至于货物的真实来源均不审查，只向货物提供人收取相应费用，不会和具体发货单位发生关系，报关单上的那些单位其也不认识，其和通顺公司没有业务往来。 （15）吴某3（北京冠捷国际物流公司员工）的证言，证实尾号为（27001、12001）两单报关单不是其公司代理的，通顺公司没有委托其代理过出口业务。 （16）证人李某3（北京双城国际物流公司员工）的证言，证实尾号为（27001、12001）两单报关单是其公司代理报关的，其公司只对报关文件进行汇总申报，并没有对实际情况核实。 （17）姜某（温某1女婿，已被判决）的证言，证实圣焱等六家合作社均是其岳父温某1的，该六家合作社成立时均是温某1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和合作社成员身份信息提供给其，由其拿到工商部门办理手续，办理手续时还需要合作社成员签字，有些合作社成员字是其代签的，是温某1让其这么做的，用其名字成立的公司的合作社成员及股东都是假的，成员和股东自己都不知道。2013年其借了马某1一张尾号为2811的农业银行卡，这张卡一直由温某1在使用。该六家合作社是否实际经营其不清楚。 （18）证人温某2（温某1的父亲）的证言，证实其儿子温某1实际经营的合作社只有圣焱合作社，最多能养3000只至4000只貂，没有其他合作社，而且以其名字办的合作社都是为了套取国家资金，没有实际经营，自己账号为62×××15、95×××10的农行卡一直由温某1在使用。 （19）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温某1公司对外签订的购销合同都是温某1亲自办理，温某1让其给他办理许多大笔笔转钱业务的事情经过。 （20）证人郝某1（温某1的前妻）的证言，证实其不知道自己名下有几家公司，都是温某1拿其身份证去注册的，其只知道温某1有一个养貂厂，养不到几千只貂。 （21）证人马某1的证言，证实自己和温某1及其家人无资金往来，自己的一张农业银行储蓄卡于2014年左右给姜某用了，一直在姜某手里。 （22）证人董某（温某1成立的大连阳光服装有限公司职工）的证言，证实温某1有养貂厂，最多时每年大约有3000-4000只，但从2013年就不养貂了，养殖狐狸。普兰店地区养貂规模在本地区不是很大，每户500-600只。 （23）证人高某1、高某2、郝某2、李某4、林某、温某3、于某1、于某2、王某4等证人证言均证实，自己虽然都是家庭养貂，但从未参与过温某1所控制的六家合作社，亦不是这六家合作社成员，至于自己的名字为何出现在这六家合作社名单中均不清楚。 （24）证人马某2（安庆顺风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其公司从未给通顺公司运输过货物到北京，也没有通过税务部门给客户代开过货物运输增值税发票。 （三）相关书证 1、户籍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证实被告人张迎春身份情况。 2、通顺公司营业执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审批表、出口退税申请表，证实通顺公司成立于2011年3月14日，2011年4月确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同年7月申请出口退税。 3、通顺公司与广祥、圣焱六家合作社的33份购销合同、应付款明细（17卷），证实温某1以该六家合作社名义出售给通顺公司的生皮数量为1497646张。 4、蠡县兴达货运有限公司货运委托凭证、桐城市通顺公司支付给兴达货运有限公司2013年至2015年的运费情况统计及银行回单、货物运输合同、货物运输增值税发票，证实了通顺公司委托兴达公司（共支付了435450元运输费用）从普兰店六家合作社运输生皮子到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圣皮业进行加工鞣制的事实。 5、委托加工合同、加工清单、加工发票、银行回单、出库单、情况说明，证实通顺公司收到购买的生皮后由货运公司运输送到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和中圣公司进行鞣制、通顺公司共支付5852430元加工费给华斯公司、支付12578850元加工费给中圣的事情经过。 6、加工合同七份、灯塔市弘伸达硝染制品厂2015年7月至12月出库单、入库单12份，证实通顺公司委托该厂加工貂皮39万张。 7、池洲市现在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货物运输增值税专用发票、东至县天友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货物运输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输合同、物流公司发货专用清单、运费结算清单等票据，证实通顺公司将貂皮加工成服装后委托运输公司送至北京的事实。（其中支付给天友公司的运费有120万余元） 8、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代理报关委托书和委托报关协议、出口收汇核销批次报告表、销售合同、提货单、装箱单、外汇汇款收账通知、提运单翻译材料，证实通顺公司于公司成立后共出口货物总报关单为429单，向俄罗斯、阿联酋、土耳其等国家出口服装是真实的，共计出口76450680美元，折合人民币5.15亿。 9、大连国税局出具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大连国税局认定温某1以其所控制的六家养殖合作社名义开具给通顺公司的668份增值税发票均为虚开。 10、通顺公司在桐城市开户的桐城农商行、桐城中行、桐城徽商银行、民生银行北京朝阳门口支行、张迎春在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的个人卡号为62×××19、62×××60银行卡、李某1的卡号为62×××13的农行卡、杨某2个人卡号为62×××19的银行卡、彭某的银行卡、普兰店市六家合作社、温某1的个人账户、马某1、春桥卡号等银行交易流水，通顺公司汇给六家合作社的资金情况明细表，证实通顺公司共支付468679200元购买生皮，六家合作社又将该钱转至温某1个人账户及其所控制的其他法定代表人账户，将其中的228199992元钱汇入杨某2、彭某、李某1账户，于当日或者次日该笔钱又通过三人账户汇入张迎春个人账户，将其中的150万转到通顺公司账户；914750元通过温某1账户转到张迎春个人账户。 11、六家合作社开具给通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明细，证实六家合作社开具给通顺公司增值税发票共有668份及发票类型（为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的金额、代码、开票日期、货物明细情况。 12、通顺公司出口退税情况汇总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收入退还书、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记账凭证，证实通顺公司用六家合作社开具的增值普通税发票已向桐城市国税局申报抵扣税款60583669.25元，已申请出口退税款达51130906.03元。 13、普兰店圣焱、广祥等六家合作社的工商材料，证实该六家合作社注册时的法定代表人分别是郝某1、温某2和温某1。 14、(2017)皖0881财保72号民事裁定书，证实本院民事审判庭于2017年7月12日将通顺公司仓库的成品：1050件貂皮大衣、540件貂皮马甲；半成品39件貂皮大衣、62件貂皮马甲；原材料：貂皮127100件，里料7200件予以查封，证实通顺公司有实际生产经营行为。 15、通顺公司工资表、记账凭证及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证实通顺公司2012年有工人19名，2013年至2016年12月份有工人45名，管理人员6名，2013年至2016年销售皮草服装约5.8亿。 16、桐城市国有税务局关于出口货物税收有关情况的函及复函，证实桐城市国税局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曾发函至普兰店国家税务局请求协查圣焱合作社、皮口恒大合作社、广祥合作社开具给通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普兰店国税局回函该合作社业务是真实的。 17、通顺公司与圣焱合作社资金回流图及银行流水证实，通顺公司与圣焱合作社于2018年8月份完成了虚假的资金回流2414750元，涉及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为2999700元，税款为389961元。 18、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辽02刑初47号，证实温某1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为抵扣税款而与圣焱合作社形成虚假资金流，违反国家发票管理法规，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2999700元，抵扣税款389961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且应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追究直接责任人被告人张迎春的刑事责任。公诉机关对其指控罪名成立。 对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的其他涉嫌犯罪事实和被告人张迎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公诉机关起诉书中指控的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接受大连市家合作社开具的668份发票，且该668份发票均为虚开的意见。经查，被告单位通顺公司自2012年10月至2015年12月期间，与温某1所控制的六家合作社签订了《购销合同》，且通过蠡县兴达货运有限公司送到河北中圣公司、华斯公司和弘伸达硝染服装厂进行鞣制加工，后又送到通顺公司加工成成衣后，再通过东至县天友道路运输公司和池州现在道路运输公司送到北京进行报关，后进行结汇；此外，本院在通顺公司一民事诉讼中，于2017年7月12日依法对通顺公司仓库进行保全时，发现有成品和半成品貂皮大衣及貂皮原材料。以上事实，有通顺公司与六家合作社签订的购销合同、通顺公司支付给六家合作社货款的银行流水、支付给华斯公司、中圣公司加工费的银行流水、外汇汇款收账通知、通顺公司入库单、出库单等书证、桐城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关于协查出口货物税收有关情况的函及关于协查出口货物有关情况复函、证人霍某、操某、张某1、张某2、方某2、吴某2的证言等证据相印证，上述证据表明通顺公司自成立后存在实际经营活动，无法充分证明通顺公司获得的668份发票均为虚开，亦无证据证明被告单位通顺公司及被告人张迎春与温某1共谋，明知温某1控制的六家合作社无实际生产，而故意让其为通顺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从而用来申请抵扣税款。故本院对此意见不予支持。对被告人张迎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无证据证实通顺公司获得的668份增值税发票均为虚开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2、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通顺公司接受温某1合作社虚开增值税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而形成的230614742元虚假资金回流，涉及的增值税发票355份，票面金额为252730960元，税款为32855024元的公诉意见，经查，2012年10月至2015年12月份，通顺公司共向六家合作社支付323笔货款，金额为453620700元。通顺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将该笔钱汇入六家合作社账户后，其中的五家合作社再将钱转到温某1个人账户或者温某1所控制的其他法定代表人的账户（郝某1、温某2），温某1于当日或者短时间内将其中的228199992元分192笔又转入杨某2、彭某、李某1的账户【（李某1是李石根的表哥，在张迎春的客户外国人阿某公司里看门，其陈述说他的身份证被阿某公司的一个叫郭某的人拿去办理了银行卡，办卡时资料是由郭某提供的，是自己去办的，卡办好后一直由郭某在使用，他不清楚具体情况。）彭某是李石根妹婿，生前由张迎春介绍在北京一个裘皮商处做杂事，在案发前已病逝。杨某2，（又名杨某），是张迎春的客户，在俄罗斯做生意】。后通过该三人账户转到张迎春个人账户。通过查询张迎春个人账户明细发现，在此期间，张迎春个人账户收到杨某2汇款26675.1293万元，2016年2月至6月从张迎春账户转入杨某2账户的钱有5464万元；从李某1账户汇到张迎春账户的资金有1299.66万元，从张迎春个人账户转入李某1账户的资金有205.69万元。从彭某账户汇入张迎春账户资金达2641万元，从张迎春账户汇入彭某账户资金达1900万余元。李某1和彭某办卡时银行客户信息留下的电话号码是张迎春个人的电话号码。温某1供述通顺公司汇给其的钱是购买生皮的钱，他与张迎春公司的交易都是真实的，自己转入三人账户的钱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提前支付货款，也有现金买卖、还有第三方借款，相互之间磨账，具体情况记不清楚了，合作社对外开票收取貂皮款1%至%1.5%的费用，其与杨某2、彭某、李某1认识，具体怎么认识记不清楚了。被告人张迎春一直否认是资金回流，其辩解通过杨某2、李某1、彭某三人账户转入其个人账户的钱，均是其向客户短期拆借借给公司周转或者客户提前支付货款的钱，至于温某1转钱到这三个人账户的原因其不清楚。现开票方、受票方对于虚开事实均予以否认，由于杨某2、郭某、阿某等人侦查机关未对其询问，彭某已死亡，从温某1账户流入三人账户的资金是什么性质的资金，后从该三人账户流入被告人张迎春账户的资金又是何种原因，为何从三人账户汇入被告人张迎春的个人账户的时间与温某1汇到三人账户的时间相差无几，另从银行流水上反映，被告人张迎春亦汇入过资金到该三人账户；以李某1、彭某名义办理的银行卡留下的客户信息为何是被告人张迎春的手机号码；确实存在诸多疑点，但因检察机关指控的证据并未证实上述资金流转确为虚假资金回流，关键证人杨某2、郭某、阿某等人的证据缺失，认定从杨某2、李某1、彭某三人账户汇入被告人张迎个人账户的228199992元钱就是虚假的资金回流的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故对公诉机关此意见不予支持。 3、对被告人张迎春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单位通顺公司及被告人张迎春与温某1的六家合作社之间无资金回流的辩护意见，经查，通顺公司于2015年8月24日汇入200万元至圣焱合作社账户，后于当日转入温某1个人账户，将其中的150万元转入温某2账户后又转到宏远合作社账户，通过宏远合作社于当日转到通顺公司账户；2015年8月28日，通顺公司汇入914750元至圣焱合作社后转入温某1账户，后连同该账户的钱（共计993250元）一同转到张迎春个人账户，有银行流水及通顺公司与圣焱公司的资金回流图证实，该资金回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双方完成了2414750元虚假资金回流，涉及圣焱公司虚开给通顺公司的发票三张（发票号码为00138632、00138633、00138637），票面金额为2999700元，税款389961元。故对辩护人此节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4、从海关调取的7单报关单发货人不是通顺公司，被告人张迎春辩解关于货物报关流程，通顺公司只需向客户提供装箱单、商业发票、销售合同及委托报关书及报关协议，后由客户连同其他报关材料提供给代理公司进行报关；代理报关的东方捷亚等十家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也证实，客户找到货运公司并提供相关的报关材料后，他们就委托国际物流公司报关，等待海关放行就行。只要客户提供的货物是真实的，至于货物的来源其不审查，真实的发货人和收货人是谁不需要了解，不和具体发货单位发生关系。该7单提货单虽有代理公司表明不是其公司提供的证据，但通顺公司有无实际出口该7单货物，且是否借用他人公司货物出口，该部分事实亦未查清。故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通顺公司假借该7单报关单而骗取出口退税。 5、对于通顺公司向桐城市国税局提供的两张货物运输增值税发票，其中一张49950元发票是岳西县驾驶员王某1因安庆市零担公司吴某1的要求给通顺公司开的货物运输发票，但他没有给通顺公司运输过货。吴某1陈述因有的客户不需要发票，而通顺公司正好需要，她就让王某1开了此票。此外通顺公司提供给桐城市国税局的一张载明由马某2让安庆市国税局开具的34900元货物运输增值税专用发票，马某2陈述该票不是其公司（安庆顺风运输公司）开的，其公司也从未给通顺运输过货物到北京。关于49950元运输发票。现有证据仅能表明通顺公司在开发票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关于34900元运输发票，现未查清其对应的货物是大连国税局开具的哪张增值税发票，故亦无法认定为虚开。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被告人张迎春在本案中存在诸多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疑点：温某1及其控制的六家合作社有无相应的养殖规模，大连国税局及温某1的判决书均认定上游为虚开以及在很短时间内确有资金回流，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确有虚开嫌疑。但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确有472份真实的海关报关单，且有外汇资金7600万余元美金汇入被告单位的账户。2017年7月12日我院依法对被告单位查封时，该厂确有貂皮成衣、马甲、原材料、里料等真实材料及产品，据此不能否定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张迎春一直从事虚假交易。另外，本案未查明通顺公司的生产能力、年产量、物流公司采用运输方式的合理性，加工生皮数量的真实性，杨某2、彭某、李某1居中流转资金的真实目的以及李某1、彭某办理银行卡时为何留下张迎春的电话号码作为联系方式的目的，故对检察机关指控的668份增值税发票均为虚开的指控因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采信，有待继续查明。 综合考虑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到案后的表现，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二、被告人张迎春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止）。 三、依法追缴被告单位桐城市通顺皮草服装有限公司在国家税务总局桐城市税务局已申请抵扣的税款三十八万九千九百六十一元人民币，余下已抵扣的税款由该局依法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陈 浩 审 判 员  黎俊秀 审 判 员  叶险峰 人民陪审员  叶轻风 人民陪审员  王红云 人民陪审员  赵 艳 人民陪审员  桂 明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鲍黎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开增值税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明确规定，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即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至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数额较大；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数额巨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