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40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永强，男，197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自强，广东文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生，广东文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根源，男，1982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传奋，男，1979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平，广东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登辉，广东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奋达门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刘传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平，广东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登辉，广东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永强因与被上诉人张根源、刘传奋、佛山市奋达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奋达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6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永强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陈永强、张根源、刘传奋均为奋达公司的股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变更为陈永强、张根源、刘传奋属于合作关系。事实与理由：一、本次投资三方从合作磋商到最终达成《合作办厂协议书》，从未涉及到陈永强和张根源要成为奋达公司股东的内容，本次合作由此至终各方均是以奋达公司作为合作平台的投资合作。陈永强、张根源、刘传奋三方无签署过股东协议书，亦无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的书面约定，奋达公司没有作出过股东增资扩股决议，无章程变更的决议。刘传奋和奋达公司在一审时答辩认为本次股东的加入属于增资扩股，陈永强认为增资扩股既是一种资金结合行为，又是包含人的结合的公司组织行为。公司增资扩股过程，认购人需要通过“投资人-公司”的合同机制来取得股东资格，这是增资扩股形式上的法律机制。因为认购人与每一个公司股东签订认购合同的成本过高，所以由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形式形成公司的意思，由公司与认购人签订协议。本案中，奋达公司并未就增资对象、增资比例、认股单价形成决议，奋达公司增资扩股的内部程序尚未完成，亦无与陈永强、张根源签订任何增资扩股的协议，完全不符合增资扩股的法律要件。陈永强认为三方合作的初衷和目前的相关资料都没有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的法律属性，三方的法律关系是通过奋达公司作为合作平台的投资合作关系。二、《合作办厂协议书》在法律上属于三方的投资合作关系，而非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形成的公司股东法律关系。《合作办厂协议书》中没有关于三方何时、如何办理股东加入的内容，没有何时、如何办理验资收手续的内容，没有注册资本变更的约定，没有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时间、进度和约定。与此同时，增资扩股对外表现的形式应当是由公司与认购人签订增资扩股协议，而《合作办厂协议书》是属于三方自行签订的协议。故此，《合作办厂协议书》明显不符合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的形式和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约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合作办厂协议书》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三方投入的物权无论协议期间或者协议期满仍然由各方所有，可见，陈永强对其出资的财产一直享有所有权未因签订《合作办厂协议书》而丧失，《合作办厂协议书》对于三方出资的约定明显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相悖，三方的出资不符合股东出资的法律性质。《合作办厂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投资人出资形式的权益及其孳生物为投资人的共有财产，由共同投资人共有，即三方的出资及其收益由三方共同共有，而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的出资及收益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而非股东，可见，三方投资约定的收益不符合公司收益的法律性质。综上，《合作办厂协议书》对于三方出资的物权及收益的所有权均不符合我国公司法中法人对股东的出资及收益享有所有权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三方均为奋达公司的股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变更。陈永强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补充上诉意见：第一，《合作办厂协议》并非增资扩股协议。因为增资扩股协议在法律上应当是指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由新股东认购或者新旧股东共同认购的行为。但目前奋达公司的工商登记仍然是刘传奋一人独资有限公司。《合作办厂协议》通篇没有对注册资金进行增加的约定，也没有约定增加注册资金的工商办理变更手续的时间、进度，这与增资扩股的法律概念不相符。第二，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扩股一般要履行以下程序，首先股东会决议公司增资，其次变更公司章程，再次股东认缴新增出资，且该出资应当经过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最后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相关的变更登记。而上述程序在《合作办厂协议》没有任何的体现。且陈永强和刘传奋的出资50万元都没有验资的约定及进行过验资，张根源20万元的机械设备出资，在法律上是属于实物出资，应当经过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验资。对此在涉案《合作办厂协议》均没有进行过约定，可见《合作办厂协议》的内容和设置完全不符合增资扩股的法律属性，也不符合增资扩股的形式和程序。第三，《合作办厂协议》第二点第二款约定了三方的投入物在协议期间或者协议期满仍然由各投入方所有，这明显与公司法规定出资物归公司所有的规定相违背。协议书第三点约定了出资形式产生的权益和孳生物为投资人共同所有，由此可见，三人出资的收益并非归公司所有，这与公司法的规定相违背。所以不管从法律上还是各方签订的协议书，《合作办厂协议》内容的本身都只是一份合作协议，而非增资扩股协议。最后，《合作办厂协议》是属于合作协议的同时，张根源也并不具备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诉讼请求，不具备法律上的理由。因为目前三方的合作是亏损还是赚钱，公司还未进行清算，因此各方不能取回投资款项。刘传奋、奋达公司辩称：一、陈永强对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裁判结果是没异议的，仅是对一审中对陈永强、张根源、刘传奋合作关系的性质认定提出了异议，陈永强认为三方不是股东关系，是合作关系，但又未具体指出是何种合作关系。陈永强在其一审答辩状中的观点与其上诉意见自相矛盾。本案从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的行为本身已经充分证明了三方的内心确信三方之间的关系是股东关系。二、2017年7月17日刘传奋登记注册成立奋达公司，8月11日三方签订《合作办厂协议》，到11月份就开始出现矛盾。本案要判断《合作办厂协议》的性质，除形式外还应从三方的关系及协议实质的内容来判断。三、虽然陈永强、张根源、刘传奋在《合作办厂协议》约定投资物仍然归投资人所有违背了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但某一条款的合同效力并不能否认整个合作协议的效力，本案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都对《合作办厂协议》的效力无异议，只是在履行中产生了争议。四、陈永强对本案一审判决的结果是无异议的，只是对法院认定三方为股东关系有异议，是为了另案诉讼利益做铺垫。陈永强是滥用上诉权利，浪费司法资源。五、本案一审对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认定陈永强、张根源、刘传奋的股权关系性质准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根源在二审期间未作答辩。张根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传奋、陈永强向张根源退还出资款200000元及支付出资款利息8166.67元，共计208166.67元；2.判令刘传奋、陈永强向张根源支付出资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刘传奋、陈永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8月11日，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签订《合作办厂协议书》，约定：三方协商同意合作办奋达公司；三方总投资1200000元，刘传奋、陈永强各出资500000元，各占股份40%，张根源出资200000元，占股份20%；三方投入的物权无论协议期间或协议期满仍然由各方所有，但物权的行使需不违反本协议的约定；三方分享共同投资经营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经营的亏损；投资人的出资形式的权益及其孳生物为投资人的共有财产，由共同投资人共有；厂建立后任一方投资人不得擅自抽出出资额，本厂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各投资人股份比例分担。2018年1月8日，自诉人奋达公司以陈永强犯侵占罪向一审法院提起控诉，案号为（2018）粤0605刑初141号。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由于奋达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陈永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且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涉案财物的价值，故认定陈永强的行为构成犯罪缺乏罪证，遂裁定驳回奋达公司对陈永强的起诉。奋达公司不服上述裁定，其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二审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粤06刑终66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奋达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传奋、工商登记股东为刘传奋。庭审中，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及奋达公司均确认张根源、陈永强按照《合作办厂协议书》约定的形式出资到位，且各方尚未对奋达公司进行清算。奋达公司、刘传奋、陈永强确认奋达公司已经没有经营，厂房已经被房东收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虽奋达公司成立在先，且工商登记的唯一股东为刘传奋，但之后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合意出资共同经办奋达公司，并约定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且陈永强、张根源已经依约履行了出资义务及实际参与经营，故本院认为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为奋达公司的股东，对此，刘传奋、张根源及奋达公司也无异议。对于陈永强认为其并非奋达公司的股东，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奋达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张根源的财产已经投入奋达公司，作为奋达公司的法人财产。在各方均确认尚未对奋达公司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张根源要求退回出资，会导致奋达公司资产减少，不利于维护奋达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另外，《合作办厂协议书》已经约定任何一方投资人不得擅自抽出出资额。故张根源要求刘传奋、陈永强退回出资，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张根源认为刘传奋、陈永强转移清空奋达公司的财产侵犯其权利，其应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张根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11.25元，由张根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陈永强对于一审判决的结果并无异议,但其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为奋达公司股东错误,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签订涉案《合作办厂协议书》时，奋达公司已登记成立，登记股东为刘传奋一人。因此，探寻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签订该《合作办厂协议书》的真实目的应依据协议约定内容予以确认。首先，该《合作办厂协议书》首部虽约定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三方协商合作办奋达公司，并约定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各自的投资额，但对于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投资后是否成为奋达公司的股东并享有股东权益未作明确约定，即协议没有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基于投资而取得奋达公司股东身份的约定。其次，《合作办厂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分享共同投资经营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经营的亏损。投资人出资形成的权益及孳生物为投资人的共同财产，由共同投资人共有。上述约定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相悖。相反，《合作办厂协议书》的上述约定更符合合伙关系中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因此，依据《合作办厂协议书》的约定，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为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基于《合作办厂协议书》而成为奋达公司的股东，认定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虽就刘传奋、陈永强、张根源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作认定不当，但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故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陈永强的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张根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燕芝书 记 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