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06行终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庆荣，男，1966年5月31日生，××族，住海安市。 委托代理人汤玲玲，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系法律援助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市民政局，住所地海安市。 法定代表人吉临兆，局长。 应诉负责人戴卫权，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曹佳姗，海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仲海平，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鲍丽辉，男，1982年4月13日生，××族，住如皋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某，女，1979年1月29日生，住北京市平谷区。 被上诉人鲍丽辉、郑某共同委托代理人唐永祥，江苏哲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鲍谊润，男，2015年12月18日生，××族，住北京市平谷区。 法定代理人暨某、郑某，系鲍谊润养父母。 原审原告王艳芳，女，1976年9月1日生，××族，住河南省太康县。 上诉人周庆荣因民政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如东县人民法院（2018）苏0623行初2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庆荣及其委托代理人汤玲玲，被上诉人海安市民政局的负责人戴卫权、委托代理人曹佳姗、仲海平，被上诉人鲍丽辉及其与郑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唐永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王艳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14日，海安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以下简称城北派出所）接到金柳辛的报警，其称于2016年8月8日在海安市××花××楼××室门口捡到一男弃婴，经城北派出所民警处警并形成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一份。该表记载的处警经过及结果为：“民警朱金富、储春红到达现场，经了解系金柳辛报警称其父母去年8月8日在门口捡到一男婴，其称该男婴被人送来时包裹里有孩子的健康检查等相关手续，手续上的名字叫周海洋（2015年12月18日出生），其有送孩子人的电话号码但是联系不上，其称之前其还借钱给送孩子的人了。民警建议其将孩子送福利院收养。”2017年2月26日，城北派出所与海安市社会福利院签定了公告期疑似弃婴（儿）代养协议。次日，海安市社会福利院与邓宝富、金柳辛夫妻签订家庭寄养协议，将周海洋寄养于邓宝富家庭。2017年3月4日，海安市社会福利院在扬子晚报刊登寻找该弃婴生父母公告，60天期满后，未有人认领。2017年3月14日，城北派出所委托海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捡拾婴儿的血样与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人员儿童DNA数据库进行了比对，比对结果为无比中。2017年5月8日，城北派出所向海安市民政局出具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称依据《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兹证明周海洋于2016年8月8日在海安市××花××楼××室被崔粉兰捡拾，未查找到其生父母。2017年5月31日，海安市社会福利院为被捡拾婴儿取名为鲍谊润，并为其申报户口。2017年6月3日，鲍丽辉、郑某向海安市民政局申请，要求收养鲍谊润。同日，海安市民政局为收养人鲍丽辉、郑某，被收养人鲍谊润（即周海洋）办理了收养登记，证号为（2017）收字第17018号。2017年6月12日，城北派出所为鲍谊润进行了户口登记，所记载出生时间为2015年12月18日。2018年1月24日，周庆荣向海安市民政局提出申请，要求撤销涉诉收养登记未果，故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周庆荣与王艳芳于2011年9月5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两女一子，分别为长女周熙雯（2011年10月17日生），次女周涛（2013年9月2日生），儿子周海洋（2016年1月12日生）。周庆荣与王艳芳经海安市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离婚协议，内容为：一、王艳芳要求与周庆荣离婚，周庆荣同意离婚。二、婚生女周熙雯、周涛、婚生子周海洋均随周庆荣生活，并由周庆荣负责抚育至婚生子女独立生活时止，周庆荣自愿不要求王艳芳给付婚生子女的抚育费。目前婚生女周熙雯、周涛随王艳芳生活，王艳芳于2016年12月31日前将婚生女周熙雯、周涛交给周庆荣。三、周庆荣自愿补偿王艳芳人民币80万元，于2016年12月31日前履行完毕。四、离婚后，双方住房均自理。五、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经手的债权债务由各自享有和清偿。海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2016）苏0621民初235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上述协议内容。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周庆荣申请对其与周海洋的DNA数据进行比对鉴定，但周庆荣未缴纳鉴定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享有原告资格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所谓“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已经或者将会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中，因周庆荣未缴纳亲子鉴定费用，应视为其放弃申请鉴定的权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虽然金柳辛称鲍谊润在被捡拾时包裹里有健康检查手续，但由于亲子关系系基于血脉的相承，在周庆荣放弃亲子鉴定的情形下，不能确认鲍谊润即为周庆荣、王艳芳的婚生子周海洋。况且，鲍丽辉、郑某与鲍谊润自2017年6月3日起即已建立了收养关系，若在未经亲子鉴定的情形下径行认定周庆荣、王艳芳与鲍谊润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对鲍丽辉、郑某也有失公允。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周庆荣、王艳芳与涉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故其二人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当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周庆荣、王艳芳的起诉。 周庆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未依照上诉人的起诉将金柳辛列为第三人构成审理程序违法；2.上诉人系因特殊情况未缴纳鉴定费用，不能因此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鲍谊润（周海洋）系上诉人之子。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事实，所作裁定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 被上诉人海安市民政局辩称，上诉人周庆荣起诉时虽将金柳辛列为第三人，但金柳辛对海安市民政局做出的案涉收养登记行为以及与该案的处理结果均不具有行政诉讼法所规定利害关系，不应列为本案的第三人。上诉人在一审时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鉴定费，经催告，也未能缴纳鉴定费，导致一审法院无法认定上诉人是否与周海洋存在亲子关系，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海安市民政局依据金柳辛捡拾弃婴的事实，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了案涉的收养登记，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裁定。 被上诉人鲍丽辉、郑某、鲍谊润辩称，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金柳辛不是案件的第三人，上诉人将金柳辛列为第三人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鉴定后因未缴纳鉴定费用，导致亲子关系无法核实，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9年3月7日，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申请书，请求进行亲子鉴定，本院经摇号确定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为本案的鉴定机构。同年5月7日，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苏大司鉴中心（2019）物鉴字第39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依据现有资料和DNA分析结果，支持周庆荣与鲍谊润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周庆荣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二是一审未追加金柳辛为第三人是否构成程序违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是界定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基本法律依据，如何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是正确认定原告资格的关键。一般认为，利害关系的判断就是衡量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或行政不作为对起诉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这里的不利影响强调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不能要求起诉人在提起诉讼时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其合法权益已经或必然受到不利影响,该事实是行政案件实体审理中应当查明的内容，不能将实体审理应当查明的事实前置为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这样的理解是对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限缩理解。当然，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对利害关系可能性的审查虚化，在起诉人不能初步证明或合理说明其合法权益可能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情形下，即赋予其原告主体资格，则有可能将行政诉讼演变为全民诉讼，形成诉讼泛滥的局面。 就本案而言，判断周庆荣是否与被诉收养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实际上就是判断周庆荣与被收养人之间是否存在父子关系的可能性，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本院认为，周庆荣在一审中对这种身份关系的可能性已经提供了初步证据，满足了合理说明的需要。 第一，周庆荣在一审中提交的离婚调解书中载明，其子姓名为周海洋，与被收养人在取名为鲍谊润之前的姓名相同。 第二，周庆荣陈述的其于2016年8月8日将婚生子交金柳辛的时间与金柳辛报警所称其母亲捡拾弃婴的时间相同。 第三，周庆荣于一审中提交的以金柳辛的名义所作的书面材料中反映，因同情周庆荣，轻信周庆荣的承诺才决定由家中老人帮助照看周庆荣的孩子，但周庆荣却在此后拒绝与金柳辛见面和联系，对小孩不闻不问，导致金柳辛家庭发生矛盾。虽然金柳辛未在该书面说明中签字确认，但该书面材料中所反映的内容与周庆荣诉状中所陈述的由于长时间没有与金柳辛联系，引起金柳辛的不满甚至气愤进而报警的内容具有高度的关联。 综上，周庆荣所提供的证据以及所作的陈述能够表明，周庆荣与被收养人具有亲子关系的可能性，海安市民政局所作收养登记行为有可能会侵犯周庆荣的合法权益，周庆荣与收养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一审裁定将界定利害关系的可能性理解为必然性，限缩了原告主体资格，导致周庆荣将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寻求权利救济，本院必须予以纠正。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金柳辛系知晓收养经过的证人，但不属于前文所分析的与收养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亦不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合法。上诉人以此主张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两被上诉人提出的本案二审不应准许周庆荣鉴定申请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周庆荣提出的鉴定申请没有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如前所述，周庆荣是否确与被收养人存在亲子关系是实体审理时应当查明的事实，因此，鉴定结论是解决实体问题的证据。对于亲子关系这样一个当事人没有能力提供直接的证据，需要依靠专业人员才能作出判断的事实，周庆荣即使在案件实体审理阶段也可以要求鉴定，其在本案程序审查中即提出了申请，本院依法应予准许。其次，可以避免各方当事人讼累。本案中，如果亲子鉴定的结论是否定性的，则周庆荣与被收养人之间具有亲子关系的可能性被排除，就足以认定收养登记行为不可能侵犯周庆荣所主张的亲权利益，也就没有必要将各方当事人带入实体诉讼，从而减轻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事实上，从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来看，鉴定报告的结论从技术和专业的角度肯定了周庆荣具有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判断，也足以说明限缩对利害关系的理解会带来限制起诉人诉权的危害。本案的鉴定报告既为本案进入实体审理扫清了障碍，也使得行政诉讼法确定的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有了实现的可能。 综上，一审裁定以周庆荣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错误，本院应予纠正。上诉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考虑到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市基层法院审理的一审行政案件自2018年7月1日起，已统一指定由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因此，本案应由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至于各方当事人争议的被诉收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本案鉴定费用的承担问题，有待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实体审理后作出判决，本院对此不予审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如东县人民法院（2018）苏0623行初24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审 判 长 刘羽梅 审 判 员 刘海燕 审 判 员 鲍 蕊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金保阳 书 记 员 胡秀梅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