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7101行初166号 原告：林铁刚，男，汉族，1969年2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被告：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松洲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383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杰，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炜，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井云，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万龙街2号。 负责人：何润森，职务社长。 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村第二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聚龙街41号。 负责人：林永能，职务社长。 原告林铁刚不服被告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松洲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松洲街道办）、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槎龙经济联社）、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村第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槎龙第二合作社）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林铁刚，被告松洲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李炜、王井云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槎龙第二合作社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铁刚诉称：原告的父亲林松志于1936年4月出生在白云区××××村，是该村的原村民，在1955年19岁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1958年退伍后，又再次应征入伍参加公安部队。1964年2月5日，原告的父亲从韶关公安部队退伍，后因部队需要留在广东省××教导大队，成为一名部队正式编制的职工，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职工证，编入部队实力表中，其工资从军费支出，随部队参与军事行动，保家卫国，维护和平，随时为人民和国家利益流血牺牲。原告的父亲一直在部队工作到1996年4月退休，是该村唯一参军两次、唯一在部队连续工作42年的原村民。在部队的岗位上退休后，全家回槎龙聚龙村定居。林松志于1999年9月因病去世，从1998年1月起林松志只有4股股份，而其他原村民是24股股份。原告母亲何伍妹在1940年12月出生在佛山市，现年78岁。母亲与父亲婚后育有二子一女，分别林铁安、林燕红及原告。何伍妹于1969年由佛山市迁入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聚龙村，并持有松洲街槎龙聚龙村45平方的房子，有农村宅基地使用证，签发日期为1985年10月17日。1986年经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同意，全家户口农转非并迁入省军区教导大队，在槎龙的农业户籍长达17年之久。何伍妹因长期患病在身，屡治效果不佳，无法工作，生活唯一来源于林松志工资且何伍妹没有退休金。2016年9月14日，司法部和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颁发的《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实施办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军队中的在编职工按军人对待，享受与现役军人同等法律援助服务。充分体现司法部和中央军委对在编职工的工作肯定和尊重。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的公告》就包括部队的在编职工，在编职工承担大量服务保障工作，是军队建设发展重要且不可缺少的力量。只有对国防事业曾经做出贡献的人，才能得到国家的优抚。第三人根据《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槎龙关于复退军人集资配股的补充规定》《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章程》，把用来衡量普通社员住房安置方案来衡量在部队服役工作连续42年的老村民、老职工、老军人及其家属，一律按相关章程规定只给4股非社员股份，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并与拥军优属精神相抵触。林松志在1955年参军到何伍妹及其子女在1986年迁出白云区××××村期间，31年来林松志都在为国防事业做贡献，都在保家卫国。当初把何伍妹及子女户口迁出原聚龙村是为了更安心的工作，更好的为国防事业做贡献。基于以上情况，应予参照现役军人家属予以优待。因此，请求法院：1、判决撤销被告松洲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松办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驳回原告的申请事项；2、判令被告松洲街道办事处对原告享有与原村民同等的政治权利、经济待遇（获得24股份及自建房分配资格）和福利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3、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松洲街道办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职权明确、依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六）项、《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三条以及《广州市街道办事处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松洲街道办作为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对确认原告等行政处理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成员资格及待遇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职权是明确的、法律依据是充分的。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经过双方举证及调查后查明：（一）原告的户籍及家庭基本情况。林松志（系原告父亲）1936年4月28日在“石井乡聚龙村”（即现槎龙第二合作社）处出生，为农业户籍；1955年参军，1964年2月5日从公安部门退伍，其户籍登记在“广东省军区司令部193”，性质变为居民户籍；1984年7月31日其户籍迁至“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机关省军区教导队”，后户籍地址具体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1081号8栋202房”，1999年9月死亡。根据相关户籍资料显示：林松志配偶为何伍妹，儿女分别为林铁安、林铁刚、林燕红。何伍妹的户籍于1969年5月17日由“佛山市郊澜石公社”迁入“石井乡聚龙村”，户籍性质为农业，1986年10月迁至“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机关省军区教导队”，户籍性质变更为居民；后户籍地址具体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1081号8栋202房”，2012年11月15日户籍迁至广州市天河区甘园路99号之二401房，户籍性质仍为居民。林铁刚的户籍于出生后登记在“石井乡聚龙村”，户籍性质为农业，1986年10月随母迁至“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机关省军区教导队”，户籍性质变更为居民；后户籍地址具体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1081号8栋202房”，2006年7月10日户籍迁至广州市越秀区石将军17号202房，户籍性质仍为居民。（二）第三人的基本情况。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原所在的地域在行政区划属于当时的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聚龙片区。1990年6月1日广东省内正式施行《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据此于1993年建立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下设11个经济合作社(原告户籍所属的原“石井乡聚龙村”应相应更名为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第二经济合作社)，联社制定了章程，适用于所有的11个经济社。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在1994年1月，由村民代表通过制定了《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一直沿用至今。1998年1月9日，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出台了《槎龙关于复退军人集资配股的补充规定》。2002年槎龙城中村转制，全部农业户口转为城中村转制非农业户口（农转非）。2002年9月30日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名称变更为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于2014年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名称变更为槎龙经济联合社，制定实施了《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章程》。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第二经济合作社也相应变更为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第二经济合作社。根据《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第十一条之规定，只有在1992年1月1日仍属于农业户籍的户才有权参与集资配股。根据《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以及《槎龙关于复退军人集资配股的补充规定》第1条的规定，林松志自1998年1月起，享有4股股份分红的“非社员资格”待遇。根据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章程》第三章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林松志、何伍妹，林铁安、林铁刚、林燕红一家已全部自行以“非征地”形式迁出户籍，并变更为居民户籍，不符合上述条件，因此不属于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组织的成员，依法不享有相应的经营收益分配及福利待遇。三、被告松洲街道办做出的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内容适当。被告认为，确定原告是否具有第三人成员（社员）资格应当适用《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确定原告的成员资格的标准是“户口加义务”原则。原告的户籍，在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即1993年）之前，已迁至“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机关省军区教导队”，性质都变更为居民户籍；因此不符合《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中“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条件，不具备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组织成员的主体资格，依法不应当享有第三人给予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应的经营收益分配及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福利待遇。在原告已不具备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组织成员资格的法定条件前提之下，能否享有第三人组织成员待遇，则应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遵循自治原则进行自我管理和约束。根据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槎龙关于复退军人集资配股的补充规定》《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章程》等相关规定，林松志、何伍妹、林铁安、林铁刚、林燕红一家已全部自行以“非征地”形式迁出户籍，并变更为居民户籍，不符合作为第三人组织成员资格的规定条件，因此原告不属于第三人组织的成员，依法不享有相应的经营收益分配及福利待遇。此外，根据原告所提出的若干问题，被告松洲街道办作出认定：一、关于要求确认“军属”问题，被告无认定的法定职权，被告告知其向相关民政部门提出申请；二、关于何伍妹继承林松志4股股份分红的问题，因申请人在申请时未能提供关于林松志遗产权益继承分配的相关法律文件，本办不予认定及处理；三、关于林铁安、林铁刚是否享有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自建房分配资格的问题，从法律、第三人《章程》和相关《住房安置方案》上看，申请人并非社员，不具备相应的分配资格。根据以上情况，被告松洲街道办作出松办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驳回原告等行政处理申请人的所有申请事项。四、被告松洲街道办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处理申请书》，经核实身份和委托手续后，在规定期限内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及两第三人。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理申请所作出松办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具有法定职权、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述称：一、依据法律规范及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章程规定，原告不具备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员资格，无权享有配股及有关社员权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确立了“户口加义务”的社员资格认定原则。本案中，原告的户籍于出生后登记在“石井乡聚龙村”，但于1986年10月随其母亲何伍妹将户籍迁至“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机关省军区教导队”，户籍地址具体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1081号8栋202房”，后又于2012年11月15日将户籍迁至广州市天河区甘园路99号之二401房。而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是在1993年才根据《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建立了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下设包括原告所在经济合作社在内的11个经济合作社。可见，原告户籍在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立之前就已经迁出，且户籍性质变更为“居民户籍”，因此不符合前述规定中“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条件，即不具备法定社员资格的条件。另，根据1990年6月实施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十七条以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对于户口迁出者社员资格认定方面，集体经济组织享有自主权，可在章程中自主约定。自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集体经济组织成立至今，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制定并通过了两部章程，共中于1994年1月制定通过了第一份章程，即《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后于2014年5月制定并通过了第二份章程，即《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章程》。在社员资格（配股资格)认定方面，《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第十一条及《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章程》第九条已作出认定。本案中，由于原告在1986年10月早已将户籍从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处迁出，户籍性质亦变更为“居民户籍”，可见无论是在1992年1月1日还是2009年9月30日，原告户籍均未登记在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即不符合前述章程规定的社员资格(配股资格）认定条件。因此，按章程规定，原告同样不具备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员资格。由于依据法律及章程规定，原告不具备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员资格，而且原告亦不适用第三人章程及相关补充规定中确定的享有配股资格的其他情形。因此，原告无权参与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集体经济组织集资配股，不享有相应的配股权利以及有关社员权益。二、原告既不属于转业复退军人，亦没有参加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劳动，对第三人当地的经济发展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赋予其配股及其他社员权益有失公允。实际上，对于原告父亲林松志的参军行为与事实，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已根据《槎龙关于复退军人集资配股的补充规定》向林松志提供了转业复退军人待遇，专门为其配发四股，但配发的该四股系“非社员资格”待遇。而原告既不属于转业复退军人，而且已于上世纪80年代将户口迁出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集体经济组织，并且长期以来都没有在第三人当地居住与生活，没有履行第三人章程规定的义务与参加第三人的集体劳动，对第三人当地的经济发展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原告显然不能享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员待遇。三、被告松洲街道办作出的松办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内容适当，应当被依法支持。本案中，被告松洲街道办于2018年8月29日就原告及其家人提出的行政申请作出了松办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不具有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集体经济组织社员资格，无权享有相应的配股权利及其他社员待遇。该《行政决定书》是被告松洲街道办依照职权，在查明原告及其家人户籍变动事实的情况下，根据法律法规及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章程的规定而作出，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合法有效，应当依法被予以支持。综上，原告林铁刚不具备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员资格，无权享受相应的社员待遇，其要求享有第三人配股权利及其他社员权益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当被支持。被告松洲街道办作出的松办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且结论正确，应当依法被予以维持。 第三人槎龙第二合作社述称：一、依据法律规范及章程规定，原告不属于第三人槎龙第二合作社所属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员，无权享有配股及有关社员权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确立了“户口加义务”的社员资格认定原则。第三人槎龙第二合作社原名为“石井乡聚龙村”，当时所在的地域在行政区划属于当时的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聚龙片区。1993年，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根据《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建立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下设包括第三人槎龙第二合作社在内的11个经济合作社，第三人槎龙第二合作社名称即由“石井乡聚龙村”更名为“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第二经济合作社”。本案中，原告的户籍于出生后登记在“石井乡聚龙村”，但于1986年10月随其母亲何伍妹将户籍迁至“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机关省军区教导队”，户籍地址具体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1081号8栋202房”，后又于2012年11月15日将户籍迁至广州市天河区甘园路99号之二401房。可见，原告户籍在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所属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即1993年）之前就已经迁出，且户籍性质变更为“居民户籍”，因此不符合《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规定的“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条件，即不具备法定社员资格的条件。另，根据1990年6月实施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十七条以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对于户口迁出者社员资格认定方面，集体经济组织享有自主权，可在章程中自主约定。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于1994年1月由村民代表通过制定了《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该章程适用于包括第三人槎龙第二合作社在内的全体11个经济合作社，并沿用至今。2002年，因槎龙城中村转制，全部农业户口转为城中村转制非农业户口(农转非）。2002年9月30日，“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名称变更为“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后于2014年名称变更为“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并在当年5月制定并实施《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章程》，同样适用于包括第三人槎龙第二合作社在内的11个经济合作社。根据《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第十一条以及《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章程》第九条的规定，由于原告在1986年10月早已将户籍从第三人处迁出，户籍性质亦变更为“居民户籍”；可见无论是在1998年1月1日还是2009年9月30日，原告户籍均未登记在第三人处，即不符合前述章程规定的社员资格(配股资格）认定条件。因此，按章程规定，原告不具备所属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员资格。由于依据法律规范及章程规定，原告不具备联社的社员资格，而且原告亦不适用联社章程及相关补充规定中确定的享有配股资格的其他情形，因此，原告无权享有相应的配股权利以及其他社员权益。二、原告既不属于转业复退军人，亦没有参加联社的集体劳动，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赋予其配股及社员权益有失公允。实际上，对于原告父亲林松志的参军行为与事实，联社已根据《槎龙关于复退军人集资配股的补充规定》向林松志提供了转业复退军人待遇，专门为其配发四股，但配发的该四股系“非社员资格”待遇。而原告既不属于转业复退军人，而且已于上世纪80年代将户口迁出联社，并且长期以来都没有在联社当地居住与生活，没有履行联社章程规定的义务与参加集体劳动，对联社当地的经济发展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原告显然不能享有联社的社员待遇，如果赋予其配股及其他社员权益，对其他社员既不公平，亦不合理。三、被告松洲街道办作出的松办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依法应予维持。本案中，被告松洲街道办于2018年8月29日就原告及其家人提出的行政申请作出了松办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不具有联社的社员资格，无权享有相应的配股权利及其他社员待遇。该《行政决定书》是被告依照职权，在查明原告及其家人户籍变动事实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合法有效，应当依法被予以支持。综上，原告不属于联社的社员，无权享爱相应的社员待遇，其要求享有配股权利及其他社员权益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当被支持。被告松洲街道办作出的松办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道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且结论正确，应当依法被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林松志、何伍妹为原告林铁刚父母亲。林松志（系原告父亲）1936年4月28日在“石井乡聚龙村”（即现槎龙第二合作社）处出生，为农业户籍；1955年参军，1964年2月5日从公安部门退伍，其户籍登记在“广东省军区司令部193”，性质变为居民户籍；1984年7月31日其户籍迁至“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机关省军区教导队”，后户籍地址具体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1081号8栋202房”，1999年9月死亡。何伍妹（系原告母亲）的户籍于1969年5月17日由“佛山市郊澜石公社”迁入“石井乡聚龙村”，户籍性质为农业，1986年10月迁至“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机关省军区教导队”，户籍性质变更为居民；后户籍地址具体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1081号8栋202房”，2012年11月15日户籍迁至广州市天河区甘园路99号之二401房，户籍性质仍为居民。林松志与何伍妹婚后生育林铁安、林燕红、林铁刚。 林铁刚的户籍于出生后登记在“石井乡聚龙村”，户籍性质为农业，1986年10月随母迁至“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机关省军区教导队”，户籍性质变更为居民；后户籍地址具体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1081号8栋202房”，2006年7月10日户籍迁至广州市越秀区石将军17号202房，户籍性质仍为居民。 2018年6月11日，何伍妹、林铁安、林铁刚、林燕红以第三人槎龙经济联社、槎龙第二合作社为被申请人向松洲街道办提出行政处理申请，请求：一、确认何伍妹、林铁安、林燕红及林铁刚是被申请人的军属；二、确认何伍妹、林铁安、林燕红及林铁刚享有被申请人原村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在被申请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三、确认何伍妹、林铁安、林燕红及林铁刚具有被申请人原村民同等的经济权利，其中由何伍妹继承林松志的4股股份，何伍妹再申请追加分配20股股份（追溯时间从1998年1月算起）；林铁安、林铁刚、林燕红三人都各有24股股份（合计72股，追溯时间从2016年9月算起）和自建房的分配资格及其他福利。2018年8月28日，松洲街道办作出松办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因申请人方无法提供林燕红的身份证明材料、有效的授权委托材料和联系方式，因此本办对林燕红的申请不予受理。……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三申请人的户籍在被申请人成立（即1993年）之前已迁至‘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机关省军区教导队’，性质都变更为居民户籍；因此不符合《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中‘户口在集体经济所在地’的条件，都不具备被申请人组织成员的主体资格。依法不应当享有被申请人给予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应的经营收益分配及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福利待遇。在三申请人已不具备被申请人组织成员资格的法定条件前提下，能否享有被申请人组织成员待遇，则应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遵循自治原则进行自我管理和约束。……此外，根据本案中三申请人所提出的若干问题，我办作如下认定：一、关于要求确认被申请人的‘军属’问题，本办无认定的法定职权，请向相关民政部门提出申请；二、关于何伍妹继承林松志4股股份分红的问题，因三申请人在申请时未能提供关于林松志遗产权益继承分配的相关法律文件，本办不予认定及处理；三、关于林铁安、林铁刚是否享有被申请人自建房的分配资格的问题，从法律、被申请人的《章程》和相关《住房安置方案》上看，他们并非社员，都不具备相应的分配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六)项，《管理规定》第十五条，《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第三十四条、《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九）项，94年《章程》第十一、十二、十三条，14年《章程》第九、十条，《补充规定》第1条的规定，本办事处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查处理。综上所述，根据《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现本街道办事处决定如下：1、驳回申请人何伍妹、林铁安、林铁刚的所有申请事项。……”林铁刚不服上述行政处理决定，诉至本院。 另查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建立于1993年，下设11个经济合作社，何伍妹、林铁安及林铁刚户籍所属由“石井乡聚龙村”更名为“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第二经济合作社”。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在1994年1月制定了《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1998年1月9日，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出台了《槎龙关于复退军人集资配股的补充规定》。2002年槎龙城中村转制，全部农业户口转为城中村转制非农业户口。2002年9月30日，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名称变更为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并于2014年变更为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制定实施了《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章程》，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第二经济合作社亦相应更名为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第二经济合作社。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份集资者是以参加村集体劳动，符合社员条件的人员。按1992年1月1日的农业户口簿(包括原属该户在征地转居人员）以户为计算单位参加集资配股，村按16周岁以上的劳动力每人配2-6股的标准，把股份总份数分配到户，由各户自行把股份分配到16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然后由村统一发放股份证到个人。”第十二条：“下列情况之一的人员可按第十一条规定参加集资配股：（一）由村安排农转非的男性居民，其配偶的户口是1992年1月1日前迁入我村农业户口的，可配集资股份2股；（二）是本村农业户口，在镇亦工亦农的；（三）由我村安排农转非迁出的居民（包括复员军人）；（四）现役军人（属本村名额参军，在部队服役的义务兵）；（五）1992年1月1日配股时，男方是本村农业户口且还在本村工作，其配偶原是‘知青’迁出转居的；（六）1992年1月1日前已退勤人员（男年满60岁、女年满55岁）每人集资配股2股。”第十三条：“下列情况之一的人员、家庭不参加集体配股：（一）1982年1月1日起违反计划外生育的家庭；（二）以各种渠道迁入的寄挂户而在村征地名额转居的；（三）非征地转居人员。”《槎龙关于复退军人集资配股的补充规定》：“1、原是本村农民属本村的名额参军，在1992年1月本村实行集资股份制前转业复退，并由国家（政府）安排了工作且户口已转居的复退军人，现尚未配股的，从1998年1月起每人集资配股新4股。……”《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章程》第九条规定“本社分自然社员资格、非社员资格介定：（一）自然社员资格（以下筒称社员），须是2002年9月30日为槎龙经济联合社在册的农民户口城中村转制农转非的本社社员。享受股份分红及社员待遇。（二)非社员资格，属本村2002年9月30日城中村转制之前农转非的持股人员。享受股份分红，无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以上事实有行政处理申请、原告身份、户籍等申请资料、《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章程》《槎龙关于复退军人集资配股的补充规定》《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槎龙经济联合社住房处置方案》《关于林铁刚等人申请确认社员资格的意见》、农业户口登记册、松办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告、被告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十三条规定：“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九）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被告松洲街道办作为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有权对辖区居民要求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股份分配、分红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是否具有村民资格及享有村民待遇应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及第三人的章程或村规民约来认定。《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2006年10月1日施行）第十五条第一款及第四款的规定，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除非章程另有规定，其审查标准是“户口加义务”的原则，其前提是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原告户口于1986年随母迁至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机关省军区教导队，注销了其在第三人处的农业户口，因此原告已不属于《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原告的户口曾经在第三人处，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2006年10月1日施行）第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对于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出第三人处的原告，是否应该享有成员资格及相应待遇的问题，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定，应该听取村民意见，尊重村民民主议定，允许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自治原则对其是否再能享受集体经济组织利益作出限制。根据《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槎龙经济联合社集资股份合作制章程》第十一、十二、十三条之规定，原告不符合参与集资配股的条件。据此，被告松洲街道办认为原告不具有第三人处的村民资格，不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待遇，无权要求配股等其他福利待遇，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于原告称其作为已故的为军队服役40多年的军人子女，应当享有优待，从而应当享有相关村民待遇，原告的上述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松洲街道办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的松办行决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主张撤销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书中关于其申请事项的处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林铁刚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林铁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姜巧玲 人民陪审员  伍碧霞 人民陪审员  苏永菲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张近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