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民终11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彦伟，男，197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付民，男，195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岩超，山西申慧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彦伟因与被上诉人崔付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法院（2019）晋0421民初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彦伟，被上诉人崔付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岩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彦伟上诉请求：一、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法院(2019)晋0421民初36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认为上诉人应当支付该欠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了营业执照充分证明与被上诉人产生业务往来的是长治市××区林花卉贸易经销部,在长达三年的交易过程中被上诉人送货均是送到经销部并没有送到上诉人的住处,与被上诉人发生民事行为的实际上都是经销部，这也是本案查明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59条的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上述规定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个体工商户参加诉讼的主体方式。在本案中无论欠款事实是否成立,但参加诉讼的只能是长治市××区林花卉贸易经销部。遗憾的是原审法院无视上述法律规定,在明知是经销部与被上诉人产生业务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显然在适用法律上违背基本法律规定。二、原审认定证据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对被上诉人的2015年4月13日的欠条8800元,在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是被上诉人向经销部的保证金,保证内容系被上诉人在同一市场内不再向其他门市供应同款商品,但被上诉人违反上诉约定,在同一市场内大量供应,致使同一市场同一商品大量流通,价格混乱。被上诉人违反约定,8800元不应当予以退还。其次,对2016年6月5日的明细表原审法院更是认定严重偏差。在诉讼中的书面证据都应当是最原始,反映最初记载内容,再现当时的基本事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2016年6月5日的明细表,被上诉人却擅自篡改,已经失去了作为证据的客观性,不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另外，被上诉人与经销部从2015年开始至2017年年底,近三年的业务往来总金额可达4050万元,每次被上诉人送货都有明细表。说明明细表并不是2016年6月5日一张,但被上诉人仅抽取一张来主张,所主张的欠款不能真实反映案件事实。因为此类明细表的相同表述不仅是一张而是数张。据此应由双方对全部交易明细认真的核对,且需要相关人员到场才能够真实全面的将事实查明。而原审法院仅片面的断章取义致使认定案件事实错误。综述,原审适用法律违反基本法律规定,认定事实及其片面错误,望二审法律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崔付民辩称，1、上诉人称其并非本案适格主体，被告应为长治市城区金鹏古建园林花卉贸易经销部，而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营业执照复印件与上诉人2015年4月13日欠条所写公司名称不符，同时该营业执照显示经营者为王霞，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与该经销部的关系。如果按上诉人所述，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关系的是王霞经营的经销部，应当追加王霞为被告。2、上诉人称2015年4月13日欠的8800元是保证金，但是没有合同约定，因答辩人违约不应当退还，上诉人所称不是事实，8800元是上诉人欠答辩人的货款。3、上诉人称2016年6月5日明细表系答辩人篡改，答辩人是把货物明细等列出来，由上诉人核对无误后签字认可的，没有任何篡改，物品贸易每一笔货物来往有记录，上诉人称答辩人仅抽取一张明细表来主张不能真实反映案件事实，答辩人之所以拿出2016年6月5日的明细表，是因为这份明细表上能证明上诉人欠答辩人货款的事实，一审中上诉人也认可该欠款的存在。其他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所涉明细表系上诉人签字认可的，本案答辩人的证据能完整反映上诉人欠答辩人货款的事实。4、其他答辩人坚持一审意见。崔付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03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崔付民曾系长治县柳林宏宇家俱厂的经营者，该家俱厂于2013年8月2日设立，2015年5月26日注销。该家俱厂营业期间与被告赵彦伟有业务往来，家俱厂向被告供应家俱产品。2015年4月13日，被告赵彦伟向长治县柳林宏宇家俱厂出具欠条一支，载明欠到桌款8800元。2016年4月26日，原告向被告供货两次，合款15000元。2016年6月5日，原告向被告供货一次，合款6500元。被告赵彦伟于2016年6月5日在送货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收到货物，合款21500元。现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0300元。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告崔付民向被告赵彦伟出售家俱产品，被告赵彦伟应当按约支付原告崔付民货款。2015年4月13日，被告向长治县柳林宏宇家俱厂出具欠条，载明欠桌款8800元，现长治县柳林宏宇家俱厂已经注销，由经营者即原告崔付民向被告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2016年4月26日、2016年6月5日原告向被告供货合款21500元，被告称该款已经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原告，庭审中原告否认收到货款，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1500元货款予以支持。总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030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为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判判决如下：被告赵彦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崔付民货款303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7.5元，由被告赵彦伟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2015年-2017年底的三份明细表。欲证明与被上诉人所有账目结清无欠款。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对明细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是上诉人自己写的。本院认定如下：明细表系上诉人单方制作，未得到被上诉人签字认可，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赵彦伟通过转账于2016年11月7日、2016年11月15日分两次共支付被上诉人崔付民17700元。本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关于本案诉讼主体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本案其不是适格主体，但从出具8800元欠条上明确载明由上诉人赵彦伟出具该欠条，同时在庭审中，上诉人赵彦伟将案涉货物明细表、付款明细等一一出具，并详细阐述了双方交易来往的过程，故本案诉争买卖关系中上诉人赵彦伟是双方买卖关系适格主体，故上诉人此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案中，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被上诉人依约履行了供货的义务，上诉人应当在收到货物后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支付货款的义务，原审认定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应当支付货款金额如何认定。本案诉争货款30300元分为2015年4月13日欠款与2016年两次供货欠款。其中2015年4月13日欠款8800元双方均认可，上诉人主张该笔欠款为保证金，但并未有书面证据予以佐证双方曾有相关约定，故该笔8800元欠款应当由上诉人予以支付。2016年供货欠款21500元，双方合作期间被上诉人为上诉人长期供货，双方本着诚信的原则并未对相关事由作出明确约定，也未对付款的交易习惯订立书面合同，案涉15000元中6500元上诉人主张曾以现金支付，但并未提供相关收条等证据予以佐证，故该笔6500元应由上诉人支付。除去6500元剩余货款15000元，上诉人赵彦伟提供了2016年11月份两笔相关转账凭证予以佐证，被上诉人虽主张该笔款项不是诉争货款，但未举出其他证据印证其主张，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在供货后曾支付15000元款项，故本案欠款金额应当为15300元（30300元-15000元）综上所述，赵彦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法院（2019）晋0421民初36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赵彦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崔付民货款15300元。三、驳回崔付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7.5元，共计1115元，由赵彦伟负担563元，由崔付民负担55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鸣森审判员 常旭光审判员 范进斌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田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