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53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利，男，199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勇、何敏成，均为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亮，男，1991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伟，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红，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邓利因与上诉人李文亮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15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利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承担责任比例错误。邓利是李文亮雇请的司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致残，李文亮作为雇主并未对邓利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监督管理之责，理应承担大部分过错责任(80％)。邓利虽在交通事故中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而承担主要责任，但无证据证明为其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故邓利在本案中应承担部分责任(20％)。一审法院仅以双方均存在过错，简单地认定双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不合情理。二、原审法院错误认定60000元系李文亮垫付。事故发生后，李文亮仅通过刷卡形式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垫付了医疗费100000元及门诊费用1867.2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161867.2元。其中的60000元为邓利自行以现金形式交付至医院，且两次支付的时间不同。后邓利父亲认为李文亮是在协助邓利处理赔偿事宜，以为保险公司的赔偿需先赔偿给李文亮，故邓利父亲就在李文亮提供的载有其垫付100000元及邓利垫付的60000元的复印件上签名。该60000元是邓利现金交付至医院的，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为李文亮垫付，应予以纠正。综上，邓利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104民初1509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李文亮自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邓利1059361.46元（不服金额496627.7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李文亮承担。李文亮针对邓利的上诉答辩称，一、关于责任承担比例，应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比例确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邓利自己存在过错，延伸到雇佣中邓利也存在过错，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二、李文亮代付的60000元，有邓利父亲签名确认，该事实双方当时是没有争议的。李文亮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邓利应为自己遭受的损害承担50％的责任，李文亮认为有误。由于该案的损害产生是因为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邓利驾车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徐添亮驾驶的机动车车身反光标识不符合规定，在离车进行作业时未按照安全作业标准在车辆后方设置维形交通标志等安全防护设施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据此认定，邓利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徐添亮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故李文亮认为邓利在本案中同样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即70％的责任。二、一审法院在计算李文亮赔偿金额的方式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即使一审法院判定各承担50%的责任，邓利应承担2176002.6×50％=1088001.3元，剩余的1088001.3元损失由负有责任的李文亮及其他各方承担，所以李文亮至多还须赔偿邓利1088001.3－72680078－161867.2=199333.32元。三、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的理解上存在错误。邓利是在雇佣活动中受的伤，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邓利可以向雇主要求赔偿，也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一个“可以…。可以…”法律关系，属于同一项赔偿责任，可选择不同主体承担，不能同时适用的法律关系。即邓利要么要求雇主承担责任，要么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而不能同时要求。至于赔偿的数额不全，那是根据邓利(受雇人的过错)由第三人或雇主来承担，即邓利在本案中有主要过错，那么或者雇主或者第三人(选择一个)赔偿的总额是受损额的30%，故本案严格来说，是由雇主承担侵权人赔偿责任的补偿责任。在侵权人不能承担责任时，出于人道主义将责任先行承担；而后基于追偿权实行追偿，因为其不是责任主体。四、一审法院审理该案件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邓利之前已经就该交通事故所受的损害起诉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路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等主张权利，法院已经作出(2018)粤01民终10695号生效民事判决，邓利的损失已经得到合理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邓利选择了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并且已经得到合理的赔偿，不能再要求其他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一审法院审理该案件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五、一审法院认定的主体错误。本案真正的雇主不是李文亮，而是李冬云，一审中李文亮提供了证据及进行了相关陈述，本案应当追加李冬云为本案的当事人。综上，李文亮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15097号民事判决；改判李文亮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邓利承担。邓利针对李文亮的上诉答辩称，关于责任比例的认定，邓利坚持上诉请求的第一点，并补充如下：一、邓利在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并非是全部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对事故形成的责任认定，邓利仅仅是违反了行驶安全、文明驾驶，但不存在不听劝阻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驾驶。因此，李文亮上诉称邓利需要承担70%责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二、退一步说，即使邓利在交通事故中承担责任的主要情形是重大过错，但在雇佣关系中，对雇主责任的减轻比例过大，李文亮作为雇主应当承担80%责任。三、原审法院关于损失计算的方式符合法律规定，邓利对计算方式没有异议，仅仅是对责任比例的认定不认可。现邓利起诉主张李文亮承担责任的部分，仅仅是在交通事故案中应由邓利承担的部分，也就是损失的70%，而且邓利在事故中忽视行驶安全只是一般过失。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是不真正的连带债务，雇员可以在自己承担的部分向雇主索赔，也可以就侵权部分起诉侵权人，雇员对于雇主及侵权人均有独立的请求权。本案中，邓利是从事提供运输的服务，因雇佣外的侵权人的侵权导致损害，而邓利驾驶的车辆是雇主提供的，在第三人不足以弥补雇员的损失的情况下，雇员可以在同一损害事件中向雇主另行要求赔偿。原审法院按照《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雇员与雇主的过错判断雇主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并非是李文亮所称的一事再理。五、李文亮认为其并非雇主，但在一审庭审中已经阐述李文亮就是邓利雇主的事实。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支持邓利的上诉请求。邓利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文亮造成邓利总损失为2176002.6元(以上赔偿包括：医疗费295215.6元、残疾辅助器材假肢更换保养费1152200元、鉴定费980元、护理依赖鉴定费840元、残疾赔偿金556112元、误工费15595元、营养费2000元、护理费121360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4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700元）。李文亮赔偿邓利人民币1151361.45元[（2176002.6元-736800.78元）×0.8]；2.本案受理费由李文亮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16年7月27日05时18分，邓利驾驶粤Ａ×××××号轻型厢式货车（车主为李文亮）搭载案外人李冬云,在广州市区内沿内环路B线由西往东行驶至内环路B线火车站路段时，车头左部部位与停在北起第一条机动车道内作业的粤Ａ×××××号中型专项作业车车尾右部部位发生碰撞，造成粤Ａ×××××号轻型厢式货车驾驶员邓利、乘客李冬云受伤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粤Ａ×××××号中型专项作业车由案外人徐添亮驾驶，车主为广东路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案外人徐添亮案发时系为广东路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工作职务。该车已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交强险包括责任死亡伤残赔偿责任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责任限额为1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300000元，含不计免赔。2017年8月31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环城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邓利驾车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徐添亮驾驶的机动车车身反光标识不符合规定，在离车进行作业时未按照安全作业标准在车辆后方设置锥形交通标志等安全防护设施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据此认定，邓利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徐添亮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李冬云无责任。邓利受伤后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急诊、住院治疗，于2016年9月22日出院（共住院57天），诊断为：1、双下肢多发性损伤1.1左大腿中段闭合性骨折；1.2双侧胫腓骨中下段开放性骨折；1.3左侧跟骨开放性撕脱性骨折；1.4右胫骨中下段皮肤软组织脱套伤伴大量异物存留；1.5双下肢皮肤软组织多发挫裂伤；1.6左膝关节前后交叉韧带及外侧副韧带断裂；1.7左膝关节腘动脉损伤；1.8左侧胫骨平台骨折；2、颅脑损伤；3、闭合性胸部损伤：3.1右侧气胸；3.2右侧第一肋骨骨折；4、失血性休克；5、双小腿挤压综合症；6、左大腿截肢术后；7、右小腿截肢术后；8、胆汁返流性胃炎，医生意见：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建议全休三个月，出院后全休期间需家属陪护……邓利在事故发生后因治疗产生医疗费295215.6元，因购买轮椅支出1280元，住院期间聘请护工支出护理费1200元。事故发生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已为邓利垫付医疗费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险限额内已为邓利垫付医疗费50000元。2016年10月30日，邓利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进行评定。2016年12月7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邓利双下肢损伤致双下肢缺失评定为三级伤残。为此，邓利支付鉴定费980元。2017年2月12日，邓利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其护理依赖程度进行评定。2017年2月22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评定被鉴定人邓利为大部分护理依赖。为此，邓利支付鉴定费840元。2017年2月13日，邓利起诉徐添亮、广东路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原审法院立案审理后作出（2017）粤0104民初53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一次性赔偿110000元给邓利；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250000元给邓利；广东路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一次性赔偿92453.83元给邓利。上述案件判决后，邓利与广东路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8月12日，本院作出（2018）粤01民终1069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邓利总损失为医疗费29521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700元、伤残鉴定费980元、护理依赖鉴定费840元、残疾赔偿金556112元、误工费15595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152200元、营养费2000元、护理费121360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4000元，其中医疗费部分保险公司已垫付50000元等，据此判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一次性赔偿110000元给邓利；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250000元给邓利；广州路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应赔偿316800.78元给邓利。邓利于原审诉讼过程中向原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缴纳保全费5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有二，一为李文亮是否为邓利雇主，二为双方应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争议一，关于李文亮是否为邓利雇主。邓利虽然未能提供其与李文亮建立劳务关系的相关证据，但结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庭审陈述，可以确认案发时，邓利驾驶李文亮所有的粤Ａ×××××号轻型厢式货车与粤Ａ×××××车辆发生碰撞而导致身体受到伤害，故对李文亮否认为雇主而主张其父李冬云为实际雇主不予支持，对邓利主张其受雇于李文亮的事实予以支持。争议二，关于邓利、李文亮双方各自承担责任比例问题。邓利为李文亮提供劳务服务时，发生本案交通事故，现邓利主张李文亮承担相关责任，依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邓利未按操作规范、文明驾驶，李文亮也未对邓利进行安全驾驶教育，故双方对导致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均存在过错，现邓利请求李文亮承担80%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确认邓利、李文亮各自承担50%责任。关于邓利损失，已由（2018）粤01民终1069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共计2176002.6元，其中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已垫付50000元，并判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应赔偿360000元（110000元+250000元）、广州路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应赔偿316800.78元，故邓利剩余损失为1449201.82元（2176002.6元-726800.78元），李文亮应在邓利剩余损失中承担50%的责任。关于李文亮主张的已垫付款问题，李文亮主张其已垫付邓利费用161867.2元。其中提供2016年7月27日金额为779.4元的机打票号161306426802收费票据一张、金额为1087.8元的机打票号161306426878收费票据一张，邓利虽主张其诉讼请求中的医疗费部分包含上述费用，但根据邓利提交的医疗费票据显示未实际包含，故原审法院依法予以剔除。李文亮另主张垫付100000元并提供pos刷卡单凭证两张，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李文亮另提供由案外人邓文武签名确认的垫付60000元证明，邓利当庭确认已收到，但主张该60000元实际为关联案件（2018）粤01民终10695号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垫付款，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采信李文亮主张。即李文亮共垫付161867.2元。经计算，李文亮应向邓利支付赔偿款562733.71元（1449201.82元×50%-161867.2元）。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李文亮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利支付赔偿款562733.7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611.10元，由邓利负担11049.1元，由李文亮负担10562元。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邓利负担2556元，由李文亮负担2444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李文亮提交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赔付保险费的转账记录复印件，证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是在2016年8月5日转账60000元及在2016年8月11日转账10000元至医院的账户，上述转账的时间与李文亮垫付60000元的时间不一致，故李文亮垫付的60000元并非保险公司的理赔款。邓利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认为邓利的父亲签字的收据是有改动的，按照收据记载的内容，应该是2016年7月29日出具收据，但邓利的父亲的签字时间是2016年8月3日；故邓利坚持认为，收据中手写部分注明的60000元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支付的理赔款，对应的是李文亮提供的上述2016年8月5日转账的60000元，而在2016年7月29日向医院预交的65000元押金，是邓利自己筹措的现金，因当时李文亮称保险公司已经同意支付60000元，所以邓利的父亲才在2018年8月3日出具了该收据。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当事人责任比例的问题。邓利驾驶汽车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邓利的雇主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李文亮主张，其不是邓利的雇主，但邓利驾驶的汽车是李文亮所有，而李文亮提供的飞机票、火车票，不足以证明其不是邓利的雇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根据上述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在邓利受伤后，李文亮应承担雇主责任，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现邓利就其损失先行向肇事的案外第三人主张侵权赔偿责任，并不当然免除李文亮作为雇主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性质和过错，以及邓利已经获得赔偿的比例等情况，确定邓利与李文亮在本案中各应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亦依法予以维持。至于邓利的损失情况，已由本院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民终10695号民事判决所认定，双方当事人对此亦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李文亮是否已经向邓利支付了60000元的问题。邓利在原审法院审理时主张，其父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总医院预交金凭据上出具的收条中注明收到李文亮支付的60000元，实际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支付的理赔款，并非李文亮支付的赔偿款。而在本院二审时，邓利又主张该60000元是其自行筹措的现金。但邓利的上述主张既前后相互矛盾，亦与李文亮在二审中提交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转账凭证不相符。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李文亮已经支付了60000元，并在赔偿款中予以扣除，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邓利、李文亮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34元，由邓利负担6720元，李文亮负担76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肖 凯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彭泽鑫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