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2民初19344号 原告：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1330000566992272Q）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1357号广博国贸402室。 代表人：郑一峰，该事务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海峰，该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祝英，女，197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第三人：黄文焕，男，198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户籍所在地余姚市，现住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共业律所）与被告吴祝英、第三人黄文焕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共业律所的委托代理人龚海峰、被告吴祝英、第三人黄文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共业律所诉称：2018年4月，被告欲提起离婚诉讼，向原告单位律师黄文焕（后转所），咨询法律问题，并于2018年5月10日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原告指派黄文焕作为被告代理人，合同约定被告前期支付律师费20000元，后期再加胜诉金额的5%。黄文焕作为代理人后，多次与被告沟通交流、搜集证据，并于2018年6月底提起诉讼，法院于7月5日立案。后黄文焕多次与被告及被告前夫协商，希望双方和平解决离婚案件。后被告认为能与前夫达成调解，未向法院支付诉讼费，法院按撤诉处理。黄文焕继续推进被告离婚事务，多次就离婚协议内容与被告及其前夫沟通、协商。2018年7月31日，被告与前夫协议离婚，协议约定被告获得财产1700000元。至此，黄文焕作为代理人已履行完代理合同，但之后被告拒绝支付后续律师费85000元。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85000元。 被告吴祝英答辩称：签订合同时说好先付20000元，开庭后再付5%，但离婚案件没有开庭，被告与前夫是协议离婚，黄文焕没有付出多少工作。后黄文焕向被告要5%的律师费，被告不同意，双方经协商，被告同意再付25000元，但黄文焕不愿出具结案手续，故没有支付。如果事情了结，愿意再付25000元。 第三人黄文焕述称：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为20000元加上胜诉金额的5%。合同签订后，黄文焕做过大量工作，包括与被告及前夫沟通、协调，搜集证据，准备起诉，到法院起诉立案。法院按撤诉处理后，黄文焕又与被告及前夫协调，审核确定离婚协议书。但被告协议离婚后，不愿按合同支付律师费，只愿支付25000元，黄文焕也同意，但被告要结案证明，黄文焕没有，后被告又说只付20000元，黄文焕不同意，因此起诉。现不同意被告只付25000元。 原告共业律所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委托代理合同》一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自己不懂合同内容，就签字了，当时说的是先付20000元，开庭后再付5%，但实际没有开庭，不应付5%。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认为胜诉金额包括被告自行调解可得的财产金额； 2.离婚协议书一份，拟证明被告与前夫协议离婚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不是黄文焕一个人写的，自己写了后给黄文焕看了下。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 3.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记录各一组，拟证明原告指派的律师黄文焕开展代理工作的事实；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 对以上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认定，至于《委托代理合同》是否包括被告自行调解可得的财产金额，在下文阐述。 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 2018年4月份，被告就其与前夫鲁振华离婚一事向原告单位律师黄文焕咨询。2018年5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在被告与鲁振华离婚纠纷一案中指派黄文焕律师作为被告代理人；如被告无故中止或自行与对方当事人调解、和解处理的，已收费用不予退还，且按合同第九条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第四条）；被告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预付律师费20000元，待案件办结后，按胜诉金额的5%结算，多退少补（第六条）；被告未按约支付律师费，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索赔损失（第九条）；本合同律师费约定前期收费20000元，后期胜诉金额的5%（第十一条）；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一审止。合同签后，被告支付律师费20000元。黄文焕多次与被告联系，准备起诉材料，并于2018年6月底向余姚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于7月2日立案受理。在此期间，黄文焕多次与被告及被告前夫协商，希望双方和平解决离婚案件。因被告与前夫基本达成离婚协议，2018年7月22日至24日，黄文焕对被告的离婚协多次审核，并与被告协商具体内容。2018年7月24日，因被告未向法院支付诉讼费，法院对离婚案件按撤诉处理。黄文焕继续就离婚事项与被告沟通。2018年7月31日，被告与前夫在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手续，协议约定被告获得财产1700000元。2018年8月2日，黄文焕向被告催要剩余律师费，被告认为不应支付。2018年8月30日，被告与黄文焕协商确定，被告再付律师费25000元，被告要求出具案子结束的手续，以免以后黄文焕又找被告要钱，黄文焕称没有这样的手续，只有交费后的发票。后被告称只愿支付20000元律师费，第三人没有同意，原告因此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胜诉金额是否包括被告离婚协议书中的可得财产金额。原告及第三人认为，胜诉指的是第三人帮被告处理好离婚纠纷，胜诉金额当然包括被告自行协议离婚的可得财产金额，并不仅指法院诉讼确定的金额。被告认为，《委托代理合同》的胜诉金额，在签订合同时也没有说清楚，当时5%说的是开庭之后给，但被告与前夫是协议离婚，案件没有开庭，被告也没有做多少工作。本院认为，《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胜诉金额应不包括离婚协议书中的被告可得财产金额，理由如下：一、从字面意思来看，胜诉指的是诉讼，胜诉金额当然是指被告通过诉讼确定的可得金额，第三人作为一名律师，有责任准确拟定合同条款，而被告并非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不能苛求被告对胜诉作出“包括协议离婚”的理解，如果第三人认为包括，应在合同中明确写明，故在双方对“胜诉”的理解发生争议的时候，不宜对合同条款拟定者（第三人）作出有利的扩大解释；二、从整个《委托代理合同》上下文来看，委托事项是代理诉讼，没有包括非诉讼形式处理被告与前夫离婚纠纷，而且合同第四条载明“如被告无故中止或自行与对方当事人调解、和解处理的，已收费用不予退还，且按合同第九条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说明自行调解、和解的情形并不在胜诉之列，否则，无需将该内容写入合同；三、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聘请律师的目的来看，是为了通过诉讼处理离婚纠纷，虽然第三人在被告与前夫协议离婚的过程中，也做了一定的工作，但诉讼离婚与协议离婚相比，第三人的工作量及责任更大，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将胜诉金额扩大理解为包括离婚协议书确定的金额，也有失公平。综上所述，原告依据《委托代理合同》中胜诉金额5%的约定，主张被告还应支付85000元律师费，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1925元，减半收取962.50元，由原告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超明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孙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