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691行初20号 原告黄裕平，男，1959年12月5日生，××族，住启东市。 原告龚飞，男，1950年3月29日生，××族，住启东市。 委托代理人李珊，上海申宜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启东市近海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启东市近海镇。 法定代表人姚赛花，职务镇长。 应诉负责人褚风光，职务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陆炜花，上海联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启东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启东市汇龙镇世纪大道1288号 法定代表人葛志娟，职务市长。 应诉负责人王海波，职务市委常委。 委托代理人张克伟，启东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黄飞，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裕平、龚飞诉被告启东市近海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近海镇政府）、启东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启东市政府）行政强制一案，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于1月7日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被告近海镇政府、启东市政府分别于2019年1月17日、1月21日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应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裕平、龚飞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珊，被告近海镇政府应诉负责人褚风光及委托代理人陆炜花，被告启东市政府应诉负责人王海波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克伟、朱黄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裕平、龚飞诉称，2005年美籍华人林乔治成立外商独资企业启东豪悦生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悦公司），决定在案涉18亩滩涂上建造海鲜冷库，并进行了三通一平工作，后因故该项目被搁置。2008年林乔治将案涉18亩滩涂的经营、使用和收益权等都转让给两原告。同年原告在前期三通一平的土地上建造了简易设备仓库，总面积为510.43平方米，另外还建有围墙、化粪池等设施。后来原告将该房屋租赁给养殖户用于饲养家畜。2017年，因环境整治需要，被告启动协兴港区域养殖污染整治行动。2018年3月4日，被告在未与原告协商、未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未告知当事人诉权的情况下，组织相关部门拆除了原告搭建的房屋。原告认为，原告建造的房屋与其他房屋性质不同，有其历史原因，并非违法建筑。被告在未搞清事实的情况下，将原告的房屋当作违法建筑予以拆除不合法。即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政府有权拆除违法建筑，其拆除行为也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要件。被告未经合法程序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应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原告进行补偿，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予以赔偿。故原告具状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协兴港河北侧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费3240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0000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000元。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启政办发（2016）73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启东市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2.启政办发（2017）60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启东市“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专项工作方案、工作计划表、搬迁任务表、任务分解表）；3.省政府网站刊登的“启东263行动成效显著”文章一篇；4.网站文章“970记者多次追踪启动违法养殖场被强拆月底完成畜禽养殖污染整治”一篇；5.照片一组，证据1-5证明本次行动是在市政府组织牵头下完成，近海镇政府是协同单位，两被告的主体资格适格；6.2004年10月12日启东市江海滩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启东协兴港港北加油站签订的《启东市滩涂资产承包经营合同》、启东老子沙滩涂养殖有限公司与豪悦公司签订的《启东市滩涂资产承包经营合同》、启东协兴港港北加油站和启东老子沙滩涂养殖有限公司及豪悦公司的企业基本信息、转让协议书、2018年3月4日原、被告双方签字确认的拆除房屋面积示意图，证明原告所经营的地块是有合法来源的，房屋也是合法的建筑；7.第一期基础工程总体核算方案、2006年6月25日林乔治写给启东市向阳镇袁书记的函，证明原告当时建造房屋是得到市政府批准的；8.三通一平相关的费用单据54页，证明原告的损失；9.五张照片复印件（2004年拍摄），证明在2004年就对该地块进行平整；10.（2016）6号《启东市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证明计算补偿费的依据。 被告近海镇政府辩称，一是被告实施的行为系民事行为，非行政行为，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协兴港闸区域为启东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域。因上级政府的号召，2018年被告对所辖的协兴港闸区域严重污染环境的畜禽养殖场地进行过清理收回工作。该区域原使用人或与政府签订的原使用合同到期，或使用合同无效，或无使用合同。被告为收回原区域土地和相关设施，拆除了部分严重破损、污染严重的破旧棚舍，系收回受托管理的国有土地和其附着物财产的民事行为，而非拆迁行政行为。二是原告不具备起诉主体资格。首先，原告诉称其在启东市协兴港闸区域合法建有养猪房屋和设施，该说法完全没有依据。原告没有该区域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原告称其土地使用权受让于其服务的雇主林乔治，而林乔治本人就未合法取得过协兴港区域任何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更没有所谓的使用权转让行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依法必须有相关部门批准，任何部门未曾有批准两原告受让涉案区域土地使用权的批复。其次，原告无权也没有在该区域范围进行任何建设。在国有土地上任何的建设行为依法都应当有批准，两原告无任何批建手续，且原告提交的“支出报销凭证”不能证实原告在协兴港区域有任何建筑和设施。综上，原告未在涉案区域建设，被告清理现场时也并未发现存有原告建造的任何建筑物。三是原告要求被告作出赔偿和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实施收回土地的行为，与原告无关，也不存在任何侵权。被告清理土地时整理出的材料存放原处，当即由原材料所有人取回，未减损该材料的使用价值。综上，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被告也未实施拆迁行政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近海镇政府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启政发（1995）166号《关于调整滩涂使用权属的通知》、2.启发（2018）47号《关于推进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的实施意见》，证明从2008年开始由于乡镇合并，向阳镇所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也转移到近海镇政府，被告的清理行为是基于土地使用权而行使的，并不是行政行为。 被告启东市政府辩称，一是启东市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被告有权将协兴港闸区域划定为启东市畜禽养殖禁区，启东市“263办”、“控违办”发布的《关于限期拆除协兴港闸区域养猪棚舍的通告》的对象是有关养猪户及棚舍业主，并非特指原告一人，该通告仅起告知作用，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应当是属地镇政府后续的整治清除行为。该通告中明确是属地管理，被告启东市政府不是后续行为的实施者。被告并未组织也未实施任何的强制拆除活动。二是原告要求补偿和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从原告诉讼中提供的证据来看，2004年10月12日，启东市江海滩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启东协兴港港北加油站签订了《启东市滩涂资产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将32.5亩的滩涂发包给启东协兴港港北加油站，期限为2004年10月12日至2010年12月31日。2006年8月21日，豪悦公司与启东市老子沙养殖有限公司签订《启东市滩涂资产承包合同》，合同期限自2006年8月21日至2008年12月31日，豪悦公司取得的是滩涂围堰经营承包权。原告提供的2008年6月《转让协议书》本身就是不合法协议，豪悦公司取得的滩涂承包经营权是租赁权，其取得的租赁权是有期限的，且转让也只将合法取得的权益进行转让，转让的效力并不及于租赁期结束之后。原告擅自改变用途，利用渔业设施，擅自搭建违章建筑进行畜禽养殖，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批，不具有合法性。原告开办养猪场未经报建和批准程序，同时也违反了《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故原告主张行政补偿和赔偿无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启东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启东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协兴港闸区域畜禽养殖专项整治的通告》（以下简称《协兴港畜禽养殖专项整治通告》），证明被告作为县级政府有权划定畜禽养殖的禁养区域；2.《关于限期拆除协兴港闸区域养猪棚舍的通告》，证明通告的对象是有关养猪户及棚舍业主，并不是针对特定的原告一人；3.启政发（1995）166号《关于调整滩涂使用权属的通知》，证明涉案江海滩涂属于属地镇政府管理。 经庭审质证，被告近海镇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近海镇政府是实施清理行为的主体；对证据3、4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5中拆除、清理房屋的照片认可，但并不针对原告；对证据6中企业信息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对证据9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对证据10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启东市政府质证意见同被告近海镇政府的质证意见；同时其认为证据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8与证据6中的转让协议书之间存在矛盾。原告对被告近海镇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启东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被告对协兴港区所有养猪场进行了违法拆除，两被告的行为属于滥用职权，应该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的证据能证明案件的有关事实，证明力结合全案酌定。 经审理查明，1995年，启东市政府作出《关于调整滩涂使用权属的通知》，案涉的滩涂位于启东市协兴港闸区域内，滩涂的使用权归属于原向阳镇人民政府。该滩涂原由启东市江海滩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实际经营管理。2008年向阳镇与原近海镇合并成立新的近海镇。 2004年10月12日，启东市江海滩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启东协兴港港北加油站（投资人为黄卫星）签订《启东市滩涂资产承包经营合同》，由启东协兴港港北加油站承包滩涂32.5亩，期限为2004年10月12日至2010年12月31日。2006年8月21日，启东老子沙滩涂养殖有限公司（黄卫星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与豪悦公司（林乔治为董事兼总经理）签订《启东市滩涂资产承包经营合同》，启东老子沙滩涂养殖有限公司将上述32.5亩滩涂发包给豪悦公司，期限为2006年8月2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同时约定合同订立于林乔治名下，其与案外人张德飞共使用面积32.5亩，由双方协商使用的具体面积。之后豪悦公司在其使用的18亩滩涂上建造了500余平方米的房屋（未办理审批手续）。2008年6月，豪悦公司（转让人）与黄裕平、龚飞（受让人）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二、转让人与启东小闸港有关部门签订有18亩滩涂土地租赁协议，取得该18亩滩涂土地的使用权。三、因转让人长期拖欠受让人的工资及垫资款，经协商，转让人将该18亩滩涂土地的经营、使用和收益权全部转让给黄裕平、龚飞，以抵充转让人所欠的工资、垫资款等费用”。后原告黄裕平、龚飞并未使用全部18亩的滩涂，其中部分滩涂由其转手他人使用。2015年左右，原告黄裕平、龚飞将上述500余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案外人进行生猪养殖。 2018年1月23日，启东市政府颁发了《协兴港畜禽养殖专项整治通告》，主要内容为，为有效保护农村及海洋生态环境，全面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国务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办理环境保护案件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及相关法律法规，决定进一步强化以“属地管理、部门联动、联合执法、标本兼治”为原则的专项整治，特通告如下：一、协兴港闸区域为启东市畜禽养殖的禁止养殖区域（通告具体的禁养区范围坐标）；二、整治对象为协兴港闸区域从事畜禽养殖的所有养殖场（户）；三、整治要求，主要为凡在协兴港闸区域内从事畜禽养殖的，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2月5日前必须停止并自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即必须自行处理养殖的畜禽，拆除养殖设备设施和自身违章搭建的建构筑物，搬离相关区域或委托政府拆除。严禁再在禁养区域购进苗猪或者使能繁母猪继续繁殖后养殖。在规定时间内拒不停止养殖行为，又不搬离相关区域的，由属地政府会同有关执法部门依法查处或依法采取相应强制措施，针对拒不配合清理工作的养殖场（户），由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强行清理，所造成的损失，有养殖场（户）自行承担。通告还明确了要求养殖人员树立大局意识及法制观念等其他事项。 启东市“263办”、启东市“控违办”是启东市政府设立的关于环境整治“两减六治三提升”和管控违法建设的两个临时工作机构。2018年2月24日，启东市“263办”、启东市“控违办”颁发了《关于限期拆除协兴港闸区域养猪棚舍的通告》，主要内容为，协兴港闸区域内有关养猪户未执行启东市政府的通告及相关规定，仍在协兴港闸区域内继续违规养猪。现决定对协兴港闸区域养猪棚舍进行拆除，具体拆除时间通告如下：一、2018年2月28日拆除棚舍8000平方米，二、2018年3月13日拆除棚舍8000平方米，三、2018年3月30日拆除所有剩余棚舍。 2018年2月至3月间，近海镇政府组织了数次拆除活动，对协兴港闸区域内的养殖场及养殖设施进行了拆除清理。拆除时，启东市“263办”、启东市“控违办”、当地的村委会亦有人员在场。2018年3月4日，原告黄裕平、龚飞的上述500余平方米的房屋先后被近海镇政府拆除。拆除前，启东市政府、近海镇政府及其他行政机关均未作出过相关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还查明，被告近海镇政府在强制拆除前，原告已将案涉猪棚舍内能搬走的财物都搬离。 本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黄裕平、龚飞是否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3、启东市政府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4、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5、原告提出的赔偿、补偿请求应否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行政行为是否直接产生法律效果来划分，行政行为可以分为行政法律行为、准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行政法律行为通常是指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基于行政职权作出的意思表示，旨在产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而设定行为，它是对外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一般是指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实施的不产生、变更或者消灭行政法律关系，但以影响或者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可致权益损害性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通常表现为一经作出，即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行政事实行为会对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造成事实上的、实际上的影响，而且影响的发生是由于外力作用的结果。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行为包括作为、不作为和事实行为。具体到本案而言，被告近海镇政府组织人员强制拆除原告猪棚舍，属于典型的事实行为，原告不服该事实行为而提起诉讼，当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近海镇政府拆除原告猪棚舍系基于协兴港闸区域畜禽养殖专项治理的需要，且启东市政府作出的《协兴港畜禽养殖专项整治通告》明确了对拒不配合清理工作的养殖户，由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强行清理，显然，被告近海镇政府组织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系基于完成上级政府给予的行政任务之要求，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被告近海镇政府主张属于民事行为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黄裕平、龚飞是否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主体资格的获得应以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前提。对于利害关系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其中第六项规定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这是因为行政相对人之外的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非常复杂，难以一一罗列，判断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原告主张的必须是权利或者类似权利的利益；二是权益归属于原告；三是权益损害实际存在而非主观臆想；四是原告主张的权益受到行政规范保护。本案中，原告主张案涉房屋属其所有，并提供了其与豪悦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无论养猪棚舍的建设是否取得过合法审批手续，近海镇政府的强拆行为属对原告的权益可能造成损害的行政行为，因此黄裕平、龚飞提起本案诉讼，具备起诉主体资格。至于原告主张能否成立，则属于实体审理范畴。 关于启东市政府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的问题。近海镇政府当庭认可其具体组织实施了拆除行为，各方当事人对此亦不持异议，故近海镇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无需赘述。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启东市政府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应当根据“谁行为，谁被告；行为者，能处分”的原则确定。通常情况下，行政行为一经作出，该行为的主体就已经确定。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行政行为的适格主体难以确定，只能通过审理运用举证责任规则作出判断。在无主体对强拆行为负责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及举证责任作出认定或者推定。2018年1月23日，启东市政府颁发了《协兴港畜禽养殖专项整治通告》，该通告将协兴港闸区域列为启东市畜禽养殖的禁止养殖区域，明确在规定时间内拒不停止养殖行为，又不搬离相关区域的，由属地政府会同有关执法部门依法查处或依法采取相应强制措施，该份整治通告是启东市政府就协兴港闸区域畜禽专项整治工作部署，明确属地政府具体实施强制行为，保障整治工作推进，近海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有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能力，有承担责任的行为能力，且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启东市政府是实施被诉拆除行为的主体。另外，启东市“263办”、启东市“控违办”是启东市政府设立的关于环境整治“两减六治三提升”和管控违法建设的两个临时工作机构，其是在启东市政府的领导下协调各方职能、统筹相关工作的机构，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启东市政府承担，2018年2月24日发布的《关于限期拆除协兴港闸区域养猪棚舍的通告》是上述两机构协调、统筹环境整治工作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两机构有人员在拆除现场，但仅作为环境整治协调机构在场监督、指导、协调，并未具体实施被诉拆除行为，在本案中拆除养殖设施是属地政府即近海镇政府具体组织实施，并不能说明两机构与近海镇政府共同实施了拆除行为。因此，启东市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关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法无授权不可为”，根据职权法定原则，行政机关作出任何行政行为都应当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否则，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明确授权而实施某一行为，则可能因超越法定职权而被确认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即便原告未经规划批准擅自建设房屋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受到相应的处理，但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的处理应当依法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还分别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行政机关自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行政机关具有法律赋予的行政强制执行权；二是以生效的行政决定为强制执行依据；三是对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应当作出限期自行拆除的公告，自法定期限届满才可依法强制拆除。在满足以上条件的情况下，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具体程序规定实施强制执行。本案中，被告近海镇政府强制拆除前，未针对原告作出任何行政决定，也未依照上述规定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未履行催告及公告等程序，亦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等。因此，被告近海镇政府的拆除行为缺乏强制执行依据，且违反了法定程序，应当确认违法。 关于原告提出的赔偿、补偿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拆除房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1000000元，并支付土地补偿费3240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00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虽然原告提供了房屋被拆除前后的照片，但是原告亦当庭承认建设案涉房屋并未取规划许可等审批手续，显然案涉房屋属于违章建筑，“任何人不能因违法行为而获利”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故原告要求对违章建筑的拆除进行赔偿或者补偿均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原告陈述房屋被拆除前原告已经自行清空，也未能提供证明拆除房屋造成设施、设备等其他经济损失的证据，且经本院现场查看，并没有相关设施、设备被埋废墟的迹象，故对于原告的主张经济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主张被告对其进行补偿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纠纷并不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同时原告的案涉房屋也非《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所规定的畜禽养殖场，故其要求被告向支付土地补偿费3240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00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虽然案涉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但在有关部门发布通告无果情形下，被告近海镇政府组织人员对案涉房屋进行拆除，仅仅是消除了此种不法状态，并未损害原告合法权益，原告其要求赔偿或补偿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启东市近海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原告黄裕平、龚飞案涉位于启东市协兴港闸区域内房屋的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黄裕平、龚飞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启东市近海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 审判长  万流兵 审判员  陈金平 审判员  莫晴晴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 佳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