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27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莱州市文峰路街道仲家洼子村。法定代表人：马红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克超，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居民委员会，住所地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村。法定代表人：张永利，居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逢，山东高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居民委员会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莱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3民初1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认定“2015年4月14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书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表决通过，且对2013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中约定的利益分配做了重大调整，涉及重大的村集体利益，故对该补充合同书的效力，不予认定。”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系村民内部自治的管理性规定，是规定的村民内部决议程序问题，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不能对抗外部第三人。故一审法院以补充合同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表决通过而认定补充协议无效是错误的。二、2013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被上诉人没有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该合同根本没有实际履行，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5年4月1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未按约履行的《合作开发合同书》的约定判令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根据2013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第3条、第4条约定，被上诉人的主要义务为：协助上诉人办理项目建设用地国有出让指标，并确保土地招拍挂时上诉人能够拍得该土地；国家有关部门返还给被上诉人的土地补偿费用，被上诉人应在收到该款后3日内打入上诉人账户；被上诉人负责本项目土地上的房屋和附着物拆迁，拆除全部地面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达到开工前的“三通一平”，期限为本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完成。但被上诉人却并没有按照开发合同书履行自己的义务：国有土地指标及土地招拍挂没有完成，国家有关部门的土地补偿费也未返还，地上建筑物是由上诉人出资拆除的，现场三通一平也是上诉人出资完成的。故该合同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实际履行。因当时房地产市场行情不景气，该合同内容被上诉人迟迟不能履行，故双方于2015年4月14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是在房地产行情不景气、该宗土地尚未进行招拍挂迟迟无法进行开发的情况下签订的，被上诉人为保证自己的利益，提出变更原合同约定的“合作方式和房产分配”，改为收取固定利益1200万元。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书后，一直到2017年9月份上诉人才通过招拍挂取得该宗土地。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合作开发合同书约定的义务，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一审法院依据该合同约定判令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对付款数额的认定有误。2013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张某从上诉人处领取了用途为土地款及土地征用款的转账支票共计220万元，该款项即使未入被上诉人账户，也应视为上诉人的付款，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账中没有收到该款项为由不予认定该笔款项为已付款数额是错误的。2013年10月15日、2013年12月30日上诉人以转账支票分两笔支付给了被拆迁人王其海20万元、180万元共计200万元拆迁补偿款。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约定，被上诉人负责本项目土地上的房屋和附着物拆迁，故该笔拆迁补偿款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从上诉人支付的转账支票可以看出，该200万元拆迁补偿款不包含在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某的220万元土地款中，故该200万元拆迁补偿款也应认定为上诉人的已付款数额。综上所述，上诉人的已付款数额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519.4266万元，而应该是739.4266万元。四、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上诉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没有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将国家有关部门返还给被上诉人的土地补偿费用在收到该款后3日内打入上诉人账户；负责本项目土地上的房屋和附着物拆迁，拆除全部地面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达到幵工前的“三通一平”。故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上诉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无视被上诉人的违约在先，判令上诉人承担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庭审补充上诉意见：五、一审存在程序违法。涉案18.6亩土地中包含案外人莱州市文峰路仲家洼子村（以下简称“仲家洼子村”）4.02亩土地，仲家洼子村委会对本案中的部分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仲家洼子村在一审过程中已经向一审法院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起诉本案双方当事人，案号为（2019）鲁0683民初2421号。仲家洼子村起诉后，上诉人及仲家洼子村均向一审法院提交合并审理申请或中止审理申请，一审法院置之不理，存在程序错误。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永利在第二次庭审中明确提出解除对其委托律师的代理资格（详见第二次庭审笔录第12页），但一审法院没有对此进行确认，不做任何表示继续进行庭审，被上诉人代理律师继续参加庭审并发表意见，存在程序错误。六、2013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在被上诉人的书记王金江及当时的村委会主任张某发动村民阻止上诉人项目施工（上诉人与仲家洼子村合作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逼迫上诉人合作开发涉案土地而签订的，并在当天张某以土地征用款和土地款定金的名义从上诉人处拿走了220万元。并且与王其海签订的厂房补偿协议也是王金江和张某在当时的情况下逼迫上诉人签订的，将价值30多万的厂房要到200万元的补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居民委员会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原审对2015年4月14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书》的效力不予认定是正确的。该《补充合同书》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其一：该补充合同书内容未经过答辩人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是上诉人与答辩人村委主任张永利私自签订的。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该补充合同书的第二条、第三条约定内容，将村民1200余万元的应得利益由上诉人和答辩人村委主任张永利私自处分。该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当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原审已经查明了事实是：该补充合同书没有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通过。其二：该补充合同书内容严重侵害了村集体利益和全体村民的利益。2013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第二条（二）明确约定了答辩人应得的全部利益（两千两百余万元)，但是补充协议书却把村民应得的一千余万元的利益被上诉人和答辩人村委主任张永利侵害掉了。因此，该补充合同书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内容上均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的法定无效情形。二、原审认定双方履行2013年10月15日《合作开发合同书》内容是正确的。上诉人主张双方没有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是错误的。原审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明：2013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书》后，答辩人进行了涉案土地的拆迁工作，2014年6月11日，答辩人按合作合同约定完成了涉案土地的征收工作将项目集体土地变更土地性质。详见2014年6月11日西南隅居委会与莱州市国土局、莱州市财政局、莱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的《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2015年2月14日，上诉人支付给答辩人50万元。2017年10月份，答辩人协助上诉人将项目土地招拍挂到上诉人名下，详见2017年10月20日上诉人与莱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7年11月9日、12月13日，上诉人对涉案项目土地依法审批完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上诉人开始对项目土地进行建设，2018年上诉人先后取得“莱房售字第000411、000417、000419号预售许可证”，涉案项目房产上诉人于2018年4月开始销售。上诉人主张该合作开发合同书没有实际履行完全是不顾案件基础事实进行的狡辩，涉案项目土地答辩人在2014年就已经按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后交付给了上诉人。三、原审认定上诉人的付款数额是准确的，上诉人上诉所主张的付款数额是不成立的。原审前三次开庭中，对上诉人付款数额370万元及付款时间双方均没有任何异议，对该付款时间和数额都予以了确认。该付款事实能够证明：其一、上诉人所有付给答辩人的款项都是通过银行汇到答辩人单位账户上，答辩人给上诉人出具加盖公章的收款收据，其二、合作开发合同书中清楚证明双方签订时间是2013年10月15日；同时明确约定了第一次付款时间是2014年12月20日前付300万元。另外，原审己经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2013年10月1日，上诉人与村民王其海个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上诉人付给王其海的拆迁补偿款200万元是上诉人按其与王其海的拆迁协议约定而支付的补偿款，上诉人与王其海签订的补偿协议早于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书的时间，与答辩人没有关系。因此上诉人支付村民王其海个人的补偿款200万元与答辩人无关。该事实也能够充分证明了其一、双方履行了合作开发合同书的内容；其二、涉案项目土地是上诉人与答辩人先进行了土地上附着物的拆迁，而后双方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书；其三、答辩人也认可政府部门征收答辩人项目集体土地时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359666元归上诉人所有而从其应付给答辩人款中予以扣除。对于上诉人支付给张某的220万元问题，该款与答辩人无关。这是上诉人与张某个人之间的问题。理由如下：1、对上诉人付给答辩人的370万元的款项，原审双方均没有异议且予以确认;2、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时间是2013年10月15日，且该合同书中约定的第一笔付款时间是2014年12月20日前付300万元给答辩人，而上诉人却在2013年10月15日，签订合作开发合同当天付给张某220万元，并主张该款是付给答辩人的。上诉人的该主张既没有合理的事实基础也没有合法的依据予以证明；3、张某在给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上明确载明“含王其海补偿款”，结合原审查明的上诉人与王其海2013年10月1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事实，能够充分证明该220万元是上诉人与张某、王其海之间的纠纷，与答辩人没有关系。4、原审答辩人代理人出具的调查张某的调查材料能够充分证明张某收到的220万元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综上，原审依法查明的案件事实对上诉人付款数额做出的认定是正确的。四、答辩人在履行2013年10月15日合同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双方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书后，答辩人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将涉案土地干干净净交付给了上诉人。上诉人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答辩人款项，政府相关部门返还给答辩人的土地补偿款没有按合同约定时间将该款支付给上诉人，是因为上诉人自2014年开始一直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构成违约，答辩人将2017年9月份政府返还的土地补偿款予以抵顶上诉人应当支付的款项，是依法行使抗辩权，不构成违约。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是正确的。针对上诉补充意见，答辩如下：1、原审程序合法，对于上诉人主张双方涉案土地18.6亩中包含仲家洼子村委4.02亩土地是错误的，双方对涉案土地18.6亩在原审均予以确定，原审中相关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及土地的使用权出让合同均能证实涉案土地18.6亩就是被上诉人按合同提供给上诉人的，该土地权属没有争议。原审中，仲家洼子村委起诉本案双方当事人完全是无理之诉，也是仲家洼子村委与上诉人进行的缠诉。原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对上诉人及仲家洼子村合并审理的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是依据职权行使的权力。对于原审中被上诉人的村委主任要求更换本代理人的代理资格，当庭中代理人出具了被上诉人村民会议决议，该决议通过了代理人作为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张永利作为村委主任无权更改及撤销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同时，因张永利在本案中与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了2015年4月14日的补充协议，侵害了村集体利益及村民利益，因此原审不予支持张永利要求当庭撤销代理人的请求是正确的，原审程序合法。2、对上诉人第六点补充意见，上诉人今天主张2013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是被上诉人村委书记及原村长张某逼迫签订的，这不是事实，是上诉人没有依据的无端指责。对于《合作开发合同书》在原审中上诉人当庭予以确认，并没有提出是被胁迫签订的。因此，上诉人的该理由不成立。综上，请求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居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20125648元，并给付被上诉人违约金3000000元，合计23125648元，并自法院判决确定给付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利息；2、由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保险费用。上诉人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当庭提起反诉，要求确认2013年10月15日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及补充合同均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405.96万元，后变更为625.96万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双方签订合同情况2013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居民委员会（甲方）与上诉人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书》一份，合同内容如下：二、合作方式及房产分配约定（一）甲方提供约20亩该项目用地，由乙方办理商品房开发指标，并投资开发建设商品房。（二）在上述土地上开发建设的商品房，甲乙双方按20:80比例进行分配，容积率按1.8计算。乙方确保甲方按1.8容积率计算分成，如容积率低于1.8，甲方少分的利益面积由乙方补齐。容积率1.8以上的部分甲方不参与分成。甲方按比例分配的商品房，由乙方分四次按开盘价给付甲方现金，第一次于2014年12月20日前给付300万元，第二次于2015年12月20日前给付400万元，第三次于2016年12月20日前给付500万元，第四次于2017年12月20日前按开盘价付清剩余款项。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本合同签订时，甲方应将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合同内容的会议记录提供给乙方。2、甲方保证提供的本项目合作开发用地无任何纠纷，若产生纠纷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费用。3、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办理上述开发建设用地国有出让指标，并确保土地招拍挂时乙方能够拍得该土地，招拍挂费用由乙方承担。国家有关部门返还给甲方名下的土地补偿款归乙方所有，甲方应在收到该款后的3日内打入乙方指定账户。4、甲方负责本项目用地上的房屋和附着物的拆迁……。5、甲方确保本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不受他人无理干扰……四、违约责任1、本合同一经生效，甲乙双方均不能违约。任何一方违约应给付守约方300万元违约金，且还需赔偿守约方一切经济损失（含可得利益）．．．．．．。2015年4月14日，双方签订《补充合同书》一份，合同内容如下：因房地产市场行情不景气，……，现经双方充分协商，自愿订立如下补充合同：一、甲方将位于莱州路以西、紫金名城售楼处南边硬化地面与绿化带边界以北、紫金名城规划墙边界以东、八腊庙村地界以南区域内的土地无偿提供给乙方做大门、广场、绿化等使用。二、原合同第二条“合作方式及房产分配”作废。原合同约定的项目用地亩数相应变化。三、今后不论房地产市场行情如何变化，不论乙方是否开发、如何开发，乙方同意给付甲方上述第一条及原合同涉及全部土地利益共计1200万元，除此之外甲方不再要求任何利益。此前乙方已付给甲方50万元，余款于2015年12月31日前给付550万元，2016年12月31日前给付600万元。除此之外，因该地块上所获得的所有利益全部归乙方所有。四、如果乙方不能按期给付上述1200万元，则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如乙方未履行本协议，经甲方督促后，乙方最后一笔款项不能在约定最后日期到期后，半年内仍未付清，甲方将收回提供给乙方本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甲方对乙方无任何赔偿。八、本补充合同未涉及的原合同约定其他内容不变，甲乙双方同意继续履行。2017年10月20日，上诉人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约25亩国有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二、双方对合同的观点及争执被上诉人主张其起诉的依据是2013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对2015年4月14日的《补充合同书》，被上诉人认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处置涉及到集体重大利益的事项必须经过村民代表或者村民会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才有效，而该补充合同是被上诉人村委主任私自与上诉人签订的；另外补充合同的内容与原合同所约定的利益分配差额巨大，严重损害了村集体利益，根据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的合同无效，所以补充合同是无效合同。上诉人认为两份合同均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主张第二份合同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永利与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了村集体利益，参与庭审的张永利应该明确表示是否与上诉人恶意串通，补充协议是不是张永利自己自作主张所签订，是否经过了相关的程序；该利益的变更属于法人之间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一致的结果，根据民法总则之规定，张永利是村集体的法定代表人，他出具的签字或盖章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是村集体的法人行为；至于被上诉人取得数额的变更，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从未进行投资的情形下取得货币本身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也就谈不上侵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永利当庭对签订第二份补充合同书的过程进行了陈述，张永利主张补充协议签订的时候，因为到了年底要发福利了，问上诉人要了多次上诉人的答复是我没有开发，咱是合作开发二八分成，我现在没有收益，我也不能给钱，等着什么时候开发什么时候销售再给你钱。鉴于这个情况回去后给两委说了这种情况，说了情况以后说不行和他打个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说让他给1200万，以后什么也不管了，咱也不和他拖拉，定个日期。再一块磋商的绿化带，开发商前面作了个绿化设计，建设局已经批了，提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商议绿化带给他无偿使用就无偿使用，本身绿化带我们就租给建设局了，就是我们给了他建设局也不让他建设，他还是用作绿化，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损害。补充协议第四条，给他规定明确，如果到期半年以后不付齐款的话，将本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收回，无任何赔偿。当初两委成员在一块探讨这个事来，包括也咨询了他人，他们家的资金短缺的厉害，肯定到期也给不齐，以后肯定能给他把土地和地上附属物收回，那时候再和他谈就好谈了。大家对这个基本上都认可，所以就签了这个补充协议，因为签协议盖公章是有程序的，村里有书记和主任对签盖公章的手续签字，经过驻村干部签字和管区干部签字，方可盖上公章，因为这个公章是在文昌街道办事处管理，这么大的事项不可能我自己私下就能操作盖上公章，我也从来没拿着任何协议到文昌办盖过章。三、双方举证情况被上诉人主张根据2013年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被上诉人提供项目土地20亩，并协助上诉人办理用地指标以及招拍挂，被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后已经协助上诉人将土地的招拍挂手续办理完全。被上诉人提交了涉案土地的土地手续复印件12页，含2017莱州不动产权证第0008879号、规划许可证、房地产经营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无异议；上诉人同时提交了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一份，被上诉人无异议。被上诉人申请了证人张某、刘某、周某出庭作证，三个证人均证实2013年与上诉人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时开过两委会和村民代表会，均表示对2015年4月份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不知道，该补充协议没有开两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一、被上诉人与三个证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二、三位证人出庭作证程序违法；三、被上诉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证明补充协议无效，但没有说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是偷盖公章、是用非法手段所签订的协议，证人周某在证言中也说明了加盖公章需要村委至少三个人、街道办事处需要两个人共同同意签字后才能加盖，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已经自认该公章的加盖是取得了两委同意，如果不同意张永利不可能从街道办事处加盖村委会公章；四、被上诉人诉称第二份协议无效，但是也没有否认第一份协议是否有效，第二份协议只是对付款金额、付款方式、付款时间进行了变更，但不能否认原上诉人之间合作开发的法律关系，原上诉人之间合作开发房地产，被上诉人提供一定的资产，上诉人提供一定的资产和土地合作开发，在合作开发过程中被上诉人只收取固定利润，不属于合作开发协议；第二份协议不影响合同的目的、村民的利益，证人出庭只证明了表象，没有证明双方之间合同本质，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代理人主张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前提交了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所以证人出庭程序合法；证人证言的内容证明了补充协议的签订没有召开两委会也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这是本案的实际，因为补充协议的内容涉及到村民重大利益，所以从程序上和内容上都是无效的，即使加盖了村委的公章也是无效的。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永利表示，当初签补充协议的时候都口头给村两委成员说了大体的内容，村两委成员只是没给张某说过，因张某当时基本不上班。被上诉人提交了2013年10月12日、10月13日村民代表会议记录以及全体党员代表会议记录复印件各一份及记录本各一份，证明2013年10月15日原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的内容经过全体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上诉人主张2013年10月12日的两委会的会议记录时间有涂改，从内容看可以体现仲家洼子村的土地与被上诉人的土地属于联合开发，对于相关人员的签字上诉人不清楚；2013年10月13日的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内容也是提到是由仲家洼子牵头，被上诉人20亩地联合开发，被上诉人不负担所有的开发费用，拨款分四年拨清，依照本楼盘的开发价，村民代表会议决议通过的是按照上诉人在仲家洼子村与西南隅村土地上建设紫金名城的开发成本作为依据，会议代表的签字是否真实上诉人没有辨别能力；对全体党员会议记录上诉人认为与本案无关，并认为上述会议记录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完全可以控制和操纵。被上诉人提交了2018年12月10日莱州市文昌路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内容是被上诉人村是在1990年将原村民委员会更名为居民委员会，同时证明被上诉人一直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选举、日常管理等工作。上诉人主张12月10日的证明按照证据规则以及民诉法司法解释，没有相关负责人以及经办人的签字，对证据的形式提出异议，对证明的内容不认可，认为街办组织没有权利改变被上诉人的主体身份和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在1990年已经变更为城市居民委员会，就应当适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应当适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相关的内部管理以及相关的内部民主议定程序，被上诉人与本案有关的村民会议记录是不合法的，相关证据应为无效证据，且村民会议所作的决定属于内部管理程序性规定，上诉人没有知情的机会和权利，因此对上诉人不产生约束力。被上诉人认为根据山东省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撤销村民委员会设立居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改制未完成的，应当执行本办法”，因此被上诉人适用《村民委员会组织办法》是正确的。上诉人提交上诉人单位原负责人刘兴华与被上诉人支部委员周某的通话录音，证实在2018年2月7日或8日，周某和张永利到上诉人处找上诉人要钱，约定年前先给被上诉人30万元解决老年人的福利问题，剩余的在2018年上半年付清。上诉人提交录音用以证明一、被上诉人起诉违反了口头约定；二、剩余款项是第二份合同所涉及的款项，因涉案土地楼盘尚未开盘，不可能计算出剩余款项。对该录音资料被上诉人不认可，认为周某对本案事实已出庭做证，以他出庭作证为准。上诉人提交了刘兴华证言，证言主要内容为：其2015年接任公司经理后全程参与了此后的开发过程，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是因当时市场不景气，开发存在障碍，被上诉人村主任及其相关村民代表数次联系上诉人，主动要求将付款方式变更为固定价格，协议经办人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和村民代表，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多次向上诉人负责人保证经过了村两委班子的同意；此后当时的书记王金江、副书记周某、法定代表人张永利因为在春节之前想要一笔800万的福利专门去找了仲家洼子村的书记徐立俊，充分说明涉案补充协议签订的背景以及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通过了相关的内部民主程序；如果被上诉人对该证言不认可，申请仲家洼子书记出庭作证。被上诉人对该证据不认可，也不同意徐立俊出庭作证，因为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到庭应当庭前申请得到法庭准许；刘兴华是上诉人的总经理，与上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徐立俊是仲家洼子村书记兼村委主任，上诉人与仲家洼子村委双方签订了旧村改造合作开发协议，双方存在利益关系；刘兴华的书面证词内容是虚假的，该证人与被上诉人村委主任于2015年4月1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没有经过村两委会、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是刘兴华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村委主任私自签订的；对于双方签订相关协议上诉人知道也应当知道需要经过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表决通过才有效，这从2013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第三条的约定能够充分证明；2015年的补充协议严重侵犯了被上诉人村集体利益和全体村民的利益，违背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因此补充协议是无效的。第四次庭审中上诉人又提交了仲家洼子村书记兼主任徐立俊当庭证言。徐立俊证言主要内容为：2017年腊月26日下午，被上诉人书记、主任和姓周的副书记到其办公室，我问王书记开发商还欠多少钱，他说还欠八百来万，付了不到四百万。对该证言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四、关于开盘及网签情况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2018年12月11日上诉人销售主管崔晓梅的录音整理材料一份，证实上诉人在2018年4月份开始对涉案的房产进行销售，销售价格当时为5200元每平米，10月份销售价格在5300元-5400元每平方米。上诉人对该录音证据认为从形式上不能体现时间、地点和对话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关于开盘时间和价格，假设录音中崔晓梅的身份是真实的，也不能仅根据一个现场销售人员的个人言辞作为定案依据，楼盘的开盘时间及销售价格以书面证据为准，比如备案的实际成交凭证等。被上诉人提交了2018年10月27日莱州市住房管理中心提供的上诉人销售房产的网签数量及价格情况证明一份，上诉人在房管中心预售方案复印件两份，以证明上诉人涉案房产住宅是212套，截止2018年10月27日已经销售115套；其中1、2、3号楼销售价格均价为5100元每平米，5、6号楼均价为5160元每平米；同时证明上诉人预售方案中住宅销售均价6400元每平米，商业房销售均价15000元每平米。上诉人对莱州市房管中心出具的网签价格证明有异议，认为1、没有相关负责人及经办人的签字，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的有效形式；2、出具的所谓平均价格没有包含涉案房屋的地下室的价格，市房管中心出具的该书面证据不全面，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两份预售方案是根据房管部门的要求在办理预售许可证阶段提交的，不能真实反映涉案楼盘的市场销售价格，仅仅是一个宣传或者预测的价格，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网页打印件一份，来源于胶东在线莱州频道房产咨询页面，主要内容是2014年4月13日上诉人开发的莱州紫金名城接待中心即售楼处启动仪式，在该仪式中进行了商品房的认购活动，证实涉案合作开发项目的开盘时间是2014年4月份。上诉人提交根据网签系统计算的紫金名城小区网签第一天的平均价格的明细表及七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在2014年项目开盘当天签订了认购书，在2016年11月份左右在具备了商品房预售许可后与相关的客户签订了网签合同，网签合同的售价为2014年开盘当日的价格，计算结果为紫金名城开盘当天的平均售价为3205.72元。上诉人提交2015年胶东在线网站的网络报道打印件一份，证实2014年烟台市住宅交易量以及交易价格大幅下降，商品房市场不景气，该打印件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来源于烟台市房管系统的数据；说明从2013年开始全国的房地产产业陷入低迷，在当时的背景下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恰恰是为了维护被上诉人的利益，是当时被上诉人村委内部集体决策的结果，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这三份证据都是2014年上诉人与仲家洼子村委开发楼盘的情况，与本案无关；本案涉案的土地是2017年9月份上诉人招拍挂获得土地，并取得相关规划许可、建设施工许可后于2017年11月份动工，于2018年4月份开始对涉案土地上的房产进行销售，上诉人以上三份证据的证明内容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提交了一份莱州市规划局审批的涉案土地用地平面图，认为平面图显示两个村的地块合并为一个土地证，并且作为紫金名城开发项目的总体规划的一部分，不能单独分割进行建设开发和销售，容积率、用地密度、公共绿地等设计均服从于紫金名城的首期房屋的开盘时间，并以此时间作为双方协议中约定的开盘价格的认定时间，而不能以被上诉人单方主张的从项目销售到本次开庭前的平均售价作为开盘价。被上诉人认为双方在合同中已经约定是按1.8容积率进行分成，至于上诉人将本案涉案土地与仲家洼子部分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建设以及销售并不影响原上诉人之间的约定，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该规划平面图对本案没有证明力。双方均同意以2018年12月11日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的数据作为本案的数字依据。根据当事人申请，一审法院函询莱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莱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给一审法院复函：一、紫金名城预售许可1幢住宅32套、储藏室28套，2幢住宅54套、储藏室20套，3幢住宅36套、储藏室14套，5幢住宅36套、储藏室13套，6幢住宅54套、储藏室23套。网签备案截止2018年12月11日1幢住宅25套、储藏室21套，2幢住宅47套、储藏室13套，3幢住宅13套、储藏室5套，5幢住宅16套、储藏室7套，6幢住宅43套、储藏室17套。二、紫金名城1幢网签的住宅建筑面积为2836.56平方米、总价款1425.10万元，地下室建筑面积1幢259.81平方米、总价款70.84万元；2幢网签的住宅面积5930.29平方米、总价款2986.36万元，地下室建筑面积168.78平方米、总价款49.85万元；3幢网签的住宅建筑面积为1859.76平方米、总价款935.08万元，地下室建筑面积52.07平方米、总价款15.41万元；5幢网签的住宅建筑面积为2291.02平方米、总价款1168.77万元，地下室建筑面积190.40平方米、总价款39.41万元；6幢网签的住宅建筑面积为5418.33平方米、总价款2731.75万元，地下室建筑面积268.15平方米、总价款79.51万元。对该复函，被上诉人无异议，认为应按住宅销售的平均价格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对1幢、3幢的个别数据有异议但不能提供反驳证据，主张应按紫金名城小区第一天售楼的数据来计算开盘价。根据莱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的复函，经计算，截止到2018年12月11日，网签备案住宅（不含地下室）的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5043元。五、关于反诉情况上诉人当庭提出反诉，反诉请求为：1、确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及《补充合同书》无效；2、被反诉人退还反诉人已支付款项405.96万元，后又增加220万元，计625.96万元；3、被反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3年10月15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书》约定：被反诉人提供约20亩集体土地，反诉人投资开发建设商品房；被反诉人收取以房产面积比例为计量依据的固定数额的货币。2015年4月14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又签订了《补充合同书》，将该固定数额货币变更为“不论房地产市场行情如何变化，不论乙方是否开发、如何开发，反诉人给付被反诉人土地利益共计1200万元”。上述两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并约定了被反诉人一方提供土地，只享受固定利益分配、不承担亏损、不参与经营。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上述两合作开发合同的性质应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又因合作开发合同所涉及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上述两合同均为无效合同。涉案土地被莱州市人民政府征用，政府以出让的方式将土地出让给反诉人，但反诉人已付被反诉人370万元；另被反诉人取得了应该由反诉人拥有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35.96万元。因为合作开发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以上钱款应返还给反诉人。被上诉人辩称，第一、上诉人反诉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引用的是最高院的解释，该解释的适用范围是涉及到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整个司法解释中所涉及的相关土地问题全部是国有出让土地，而本案中不是国有出让，所以适用法律错误。第二、上诉人主张2013年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2013年双方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村委会依据合同约定，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相关土地法的规定，将其所有的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并依法履行了相关审批手续，到目前为止，双方所签订的地块，土地手续合法，规划审批合法，开工施工许可证均是合法的，所以说是合法有效的。第三、上诉人反诉所主张无效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双方存在双返还问题，收到了款返还，土地也应当恢复原状返还，本案中土地已经履行了一切审批手续，返还不可能，所以照这么认为上诉人成了白得土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六、关于付款情况2013年10月15日双方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书》后，上诉人于2015年2月14日付款50万元，2015年9月22日付款30万元；2016年1月25日付款10万元；2017年1月5日付款50万元，2017年1月15日付款200万元；2018年2月10日付款30万元（该款被上诉人同意放在2017年付款中计算），共计370万元，对此双方无异议。上诉人主张2013年10月8日付给员工售楼处土地租金56000元，被上诉人认为该56000元是双方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之前上诉人租赁被上诉人土地而付的租赁费，与本案无关。经审查，2013年10月13日原上诉人签订租赁协议书，上诉人租赁被上诉人绿化带土地建售楼处，8年租金5.6万元。上诉人主张另有政府返还给被上诉人的土地补偿款1134600元，社保安置款2790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款359666元，按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将这些款项付给上诉人。对2017年9月22日收到的土地补偿款1134600元，被上诉人认可根据合同约定视为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对社保基金279000元，被上诉人认为不属合同约定应返还的款项，属村民依法应享有的，该款项有关部门已直接给村民交了社保基金。经审查被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与莱州市国土资源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方签订的《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共计113.46万元；村民社保安置意见为一次性支付社会保障补贴27.9万元，办理村民入保事宜。对于土地上的附着物补偿款为359666元，上诉人主张涉案地块上有厂房等地上建筑物，才补了该款。厂房等地上建筑物上诉人与所有人王其海签订了协议，所有人转让给了上诉人，上诉人给付了200万元款项，因此征用时对建筑物的该359666元补偿，应为上诉人所有。为此上诉人提交与王其海协议书、被上诉人向莱州市国土局、财政局递交的要求对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的申请、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协议、上诉人向王其海付款的单据等材料复印件，经质证，被上诉人认可，同意2017年9月22日收到的该359666元从上诉人应付款中扣除。第四次庭审中上诉人又提交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张某的收条等材料，主张张某收了220万，应从应付款中扣除，并在反诉中增加了该220万。被上诉人认为该款是给王其海的补偿款，欠条上也已表明，且上诉人前几庭对付款数额一直无异议，故对上诉人的主张不认可。被上诉人同时主张与村委无关并提交张某的调查笔录及张某的收据为证。上诉人主张给王其海的存根编号与给张某的编号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给了王其海200万，又给了张某220万；张某作为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该款项应扣除。上诉人提交的张某的收条显示：“今收到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正（含王其海补偿）张某2013.10.15”。七、其他情况双方共认涉案合同土地为18.6亩。被上诉人主张根据《合作开发合同书》，按20:80分成，1.8容积率计算，被上诉人应当分得利润的计算公式为666.67平方米×18.6亩×1.8容积率×销售价格×20%。对公式本身上诉人无异议，但对被上诉人诉讼主张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主张保全保险费用40000.19元，并提交了保单和保费发票，上诉人认为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另被上诉人主张违约金300万元，依据为合同约定。上诉人认为合同约定的300万违约金是指合同毁约、单方解除或根本性违约导致合同终止的情形，不包含逾期付款的一般性违约或者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轻微违约；违约金应与所受损失相当，上诉人认为违约金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同时有义务举证证明自己存在哪些损失。经法庭落实，被上诉人于1990年由村民委员会改为居民委员会，但农村集体经济改制并未完成。一审法院认为，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规定，撤销村民委员会设立居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改制未完成的，执行本办法，被上诉人农村集体经济改制并未完成，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处理本村事物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相关事项依法应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被上诉人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居民委员会与上诉人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经过了村民代表大会的表决通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作开发合同中约定上诉人办理集体土地的征收、出让手续，且已经办理完毕，并涉案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规划许可证、房地产经营许可证等事项也已经取得有关行政部门的审批，其内容亦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关于该合同无效的抗辩，不予采纳。对于双方于2015年4月14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书，被上诉人主张系村委主任与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被上诉人该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通过庭审查明2014年4月14日的补充合同书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表决通过，且对2013年10月15日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中约定的利益分配做了重大调整，涉及重大的村集体利益，故对该补充合同书的效力，不予认定。对于开盘价格，上诉人开始主张没开盘，后又主张于2014年4月13日开盘，应按开盘当天的平均售价作为开盘价。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4月份上诉人尚未开工建设，其主张的开盘价依据不足。对于开盘价，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均不充分，但上诉人销售了大部分住宅是客观事实，故被上诉人主张按上诉人实际销售住宅的平均价作为计算依据的观点，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莱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提供给一审法院的网签备案数据，上诉人虽对个别数字有异议但不能提供反驳证据，故采信该网签备案数据并作为定案的依据。依据合作开发合同书约定的20:80分成，1.8容积率，依据网签备案住宅的平均销售价格5043元，计算得款2251.21万元。上诉人已付款370万元，应予以扣除。土地补偿款11346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款359666元，被上诉人认可并同意扣减，一审法院予以采纳。2013年10月8日土地租金56000元，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扣除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社保基金279000元，是为村民办理入保事宜，且原上诉人的合作开发合同中亦无约定，故上诉人扣减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张某收款问题，因上诉人反诉状及前三次开庭均未提及，同时双方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对付款时间及数额均作了明确约定，且上诉人提交的张某2013年10月15日的收条中标注为含王其海补偿，并收条亦未加盖居委会公章，居委会亦不认可，故上诉人关于张某收款应予扣除的主张，不予采纳。无论王其海与张某收的是不是同一款项，居委会账中没有收到该款，不应从被上诉人应收款中扣除。以上上诉人付款及应扣款合计519.4266万元。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300万，上诉人主张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为该争执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并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对于上诉人反诉要求确认双方之间2013年10月15日所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无效及要求被上诉人返还625.96万元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主张的保全保险费用40000.19元，由被上诉人自担10000.19元，由上诉人负担30000元；上诉人（反诉被上诉人）与保全相关的费用应自己承担。第四次庭审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邮寄合并审理或中止诉讼申请书，申请将本案与仲家洼子村民委员会诉西南隅居民委员会、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一案合并审理或将本案中止审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给付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居民委员会合作开发款1731.7834万元及保全保险费3万元，共计1734.7834万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付款的同时，给付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居民委员会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从2014年12月21日起以本金300万元，从2015年12月21日起以本金320万元，从2016年12月21日起以本金490万元，从2017年12月21日起以本金621.7834万元，以上均至判决生效确定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三、驳回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要求确认其与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居民委员会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无效及要求返还625.96万元的反诉请求。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157956.24元，由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居民委员会负担40003.10元（已交纳），由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117953.14元，限于判决生效十日内交付一审法院。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此款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居民委员会已交纳，限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直接付给莱州市文昌路街道西南隅居民委员会。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3183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36838元由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上诉人对一审判决驳回其反诉请求未提出上诉。二审中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上诉人主张2013年10月15日《合作开发合同书》系被上诉人逼迫上诉人签订，上诉人之前并不知晓该合同书的签订过程及被胁迫情况，针对该主张上诉人认可无证据证实，但称莱州市公安局对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张元浩有过调查笔录可以证实，并当庭申请法庭予以落实。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该主张，亦不同意法庭调取。经查，一审期间双方对2013年10月15日《合作开发合同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上诉人所主张的2015年4月14日双方重新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中明确载明双方在2013年10月份签订协议，由于遇到各种困难、问题，未能落实原协议规定内容，且补充合同书第二条明确载明原合同第二条作废，原合同约定的项目用地亩数相应变化、第六条、第八条亦均涉及到对原合同相关条款的重新约定，可以证实上诉人对2013年10月15日《合作开发合同书》明确知晓并予以认可。二、上诉人主张涉案18.6亩土地中包括案外人仲家洼子村4.02亩土地，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经查，一审期间双方对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18.6亩土地进行开发的事实均予以认可。三、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其支付被上诉人款项数额有误，2013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张某从上诉人处领取了用途为土地款及土地征用款的转账支票共计220万元，应视为上诉人的付款。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认可，该款项与本案无关。经查，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2013年10月15日张某出具的收到条，载明收到人民币180万元整（含王其海补偿）。被上诉人主张张某收取的款项系其与上诉人及王其海之间发生的事宜，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未收到上诉人上述相关款项。上诉人对其主张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四、关于地上附着物的拆迁及三通一平问题，上诉人主张均系上诉人自己完成，但无证据佐证。上诉人认可王其海本人将其地上附着物拆迁完毕，其余土地均为闲置土地。另，上诉人二审认可本案双方系合作开发关系。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上诉主张2013年10月15日《合作开发合同书》其系被胁迫而签订，无证据证实，其一审中认可该合同书的真实性，而上诉人所主张双方实际履行的2015年4月14日双方重新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中相关条款亦显示上诉人对2013年10月15日《合作开发合同书》知晓并认可，故上诉人该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一审认可被上诉人提供合作开发土地亩数为18.6亩，二审中却主张其中包括案外人4.02亩土地，无证据佐证，且与一审自认不符，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其还向被上诉人支付220万元款项应视为支付合同款，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上诉人所提交的被上诉人原村委主任张某出具的收条中明确记载含王其海补偿款，上诉人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收取该220万元，故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已经协助上诉人取得相应开发建设手续，上诉人对涉案土地已实际开发建设的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并不违约。因上诉人未按协议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被上诉人相应合同款项，违约在先，故被上诉人未将其应返还给上诉人的土地补偿款予以返还，系行使抗辩权，一审中被上诉人同意从上诉人所应支付的款项中扣除该部分款项应系债务抵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妥。上诉人主张一审应将另案与本案合并审理或本案应中止审理，因两案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必须合并审理或本案应中止审理的情形，故一审法院不予许可，于法有据，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一审诉讼期间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资格应解除，无法律依据。故对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相关事项依法应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双方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系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的表决通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14年4月14日的补充合同书没有经过被上诉人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表决通过，且该补充合同书有关约定对2013年10月15日合作开发合同书中约定的利益分配做了重大调整，涉及重大的村集体利益，一审法院对该补充合同书的效力不予认定正确，故双方权利义务应按照2013年10月15日合作开发合同书约定予以确定正确。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953.14元，由上诉人莱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卫东审判员  衣振国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