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黔0521行初54号 原告胡才钊，男，194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原大方县）。 委托代理人杨立军，大方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光平，男，194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原大方县，系胡才钊之子。 被告毕节金海湖新区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金海湖新区职教城。 法定代表人冯祥，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秦晓熙，贵州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道龙，毕节金海湖新区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局工作人员。 原告胡才钊诉被告毕节金海湖新区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局（以下简称“金海湖房征局”）、被告毕节金海湖新区管理委员会（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本院重新审理后，原告撤回对毕节金海湖新区管理委员会的起诉）、被告毕节市人民政府（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本院重新审理后，原告撤回对毕节市人民政府的起诉）房屋拆迁管理一案，原告于2017年7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作出（2017）黔0521行初341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黔05行终46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7）黔0521行初341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作出（2018）黔0521行初159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黔05行终268号《行政裁定书》，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黔0521行初159号《行政判决书》，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才钊的委托代理人杨立军、胡光平，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的委托代理人秦晓熙、吴道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才钊诉称，原告拥有位于毕节市××新区××村的合法自建房屋一套，该房屋由原告于1996年建成后投入居住和生产经营。其中，一楼门面主要用于经营出售百货、小家电等。2016年，被告声称由于金海湖湿地公园建设需要，原告的房屋被列为征收目标，遂与原告协商征收补偿条件。在双方协商拆迁补偿过程中，被告工作人员叶某欺骗原告称“原告经营的门面不能按照门面价格给予拆迁补偿”，原告拒绝该补偿方案。后被告工作人员叶某多次做原告之子胡光平的思想工作，说此次征收门面一律按照居住性房屋的价格赔偿，并于2016年4月9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在同一条件下若其他住户的门面得到门面价格补偿，则也按照门面价格补偿给原告。基于被告的承诺，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4月10日签订了（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市中心城区金海湖新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事后原告了解到，与原告同村同组的村民已得到被告按照门面价格的补偿，原告遂要求被告兑现承诺，但遭到拒绝。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门面价格给予原告拆迁补偿，而针对其他拆迁的相对人却按照门面价格予以补偿，其行为已违反合理行政原则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双方签订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且原、被告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在被告工作人员叶某出具承诺书的基础上订立的，该承诺书与补偿协议是一个完整的协议书，被告未完全履行承诺书的内容，协议内容又显失公平，未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评估，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被告在征收原告房屋时向原告作了附条件的承诺，原告基于信赖该承诺才同意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现条件已成就，被告依法应履行承诺，但被告却拒绝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当由被告对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承担举证责任，即本案中被告应当举证证明其征收原告的房屋是依法征收的。综上，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的《(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胡才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2、建设用地批准手续（批准书和建设许可证）。拟证明1996年原告修建涉案房屋已获得用地批准及规划建设批准，当时登记名字有误，属于笔误。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两证所体现的姓名是胡才招，本案原告是胡才钊。该两证已体现房屋的土地用途是居住，而并非商业用地，原告主张按照商业性质进行赔付的理由不符合批准用地的要求； 3、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原告利用自建房屋经营“大方县文阁乡小家电行”商店，主要经营百货、小家电、预包装食品等商品，并经大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因此原告用于经营商店的门面依法应属于经营性房屋。被告拆迁原告的该房屋，应按照营业性房屋的价格补偿给原告。原告经营的商铺营业执照处于存续期间，公示报告系从网上下载打印，能证明原告的营业执照从2012年起至2016年均年检注册，属合法经营。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营业执照所体现的经营场所为大方县文阁乡瓦厂村，并不能体现出其具体经营的场所就是涉案房屋，同时该营业执照年审只到2013年5月30日，距今已脱审4年多。信用报告与原告的证明目的无关，年检注册需提供工商部门的年检注册登记，不是通过网上查询的公示报告体现，该网上年检注册报告不能体现原告真实经营的情况； 4、承诺书。拟证明2016年4月9日，被告向原告承诺，凡按金海湖新区71号方案规定拆迁的房屋的门面，若有任何一例按门面进行补偿的，金海湖新区房征局将无条件在和原告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外，补给原告该房屋140平方米的门面差价，被告工作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字。叶某作为湿地公园征收的负责人，原告有理由相信其能代表政府部门向原告作出承诺，该承诺应作为双方签订的附件。该承诺书出具于2016年4月9日，征收补偿协议签订于2016年4月10日，原告是基于被告出具承诺书才与被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该承诺书是原告的征收补偿协议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理由是：（1）该证据与309号征补协议无法律上的关联性，不属于309号协议的组成部分；（2）该承诺书无房征局的盖章，不符合机关文书的法定形式，不能体现是房屋征收补偿局的意思表示；（3）承诺书上记载的71号方案并不存在，对于原告的补偿应按照（2012）41号文件予以补偿。承诺书上记载的内容若有任何一例按门面进行补偿的，金海湖新区拆迁局将无条件和原告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另行补门面差价，事实上也没有其他人与原告同等条件下获得门面补偿的情况。叶某是本单位职工，但在承诺书上只在经办人处签名，不能反映是谁作出的承诺，是谁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反映是对涉案原告所作出的承诺，故该证据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 5、(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市中心城区金海湖新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城市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明细表》。拟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4月10日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原告依法属于被告拆迁的行政相对人，但被告未按营业性房屋的价格补偿给原告。该补偿协议是被告单位作出承诺的次日签订的，也就是说原告实在得到被告单位的保证后才签订的协议，故协议中未按照经营性房屋议价。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理由：（1）认为在309号协议的开端已经明确体现原告是完全认可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该方案已经明确对民用住房和商业铺面作了明确界定，也就是商业铺面要有法律规定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纳税记录（一年以上）。 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上明确体现出该营业执照属于脱审状态，不具备持续经营的事实，不符合安置补偿方案第二条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2）309号协议第一条，双方已经明确认可涉案房屋是属于住宅性质，原告也实际签字，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同时在原告提供的征收补偿明细表上，原告对涉案房屋属于住宅的性质也签字认可。因此，原告以该组证据主张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对涉案房屋进行商业赔付的事实不成立，缺乏事实依据； 6、毕节金海湖新区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局与原告同村同组的村民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2016）毕金棚改第597号、李世杰的城市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明细表复印件。拟证明2016年10月10日，被告与原告同村同组的村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李世杰家的房屋情况与原告房屋情况基本一致，但被告却按照营业性房屋的价格补偿给李世杰，被告征收同一类型的房屋针对不同的相对人区别对待，根据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承诺书，被告应按营业性质的价格补差价669060.00元给原告，但被告有违诚信，拒不承认，显失公平。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李世杰签订的补偿合同与原告签订的补偿合同适用的不是同一个征收补偿方案，二者不能简单类比，且与叶某出具的承诺书不具有关联性，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7、通话录音记录（2016年5月5原告之子胡光平与被告单位职工叶某、2016年4月13日原告之子胡光平与被告单位职工黎代真），拟证明叶某出具的承诺书是职务行为，被告未按承诺书履行，损害原告合法利益。被告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理由是通话录音双方的身份不确定，是在对方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偷录的，不具备合法性，通话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要求给书面承诺水的内容不明确，没有体现与涉案房屋相关内容，通话中要求盖章但为什么没有盖，与提交给法庭无盖章的承诺书是否一致，没有盖章的事实证明了不是被告的单位行为。征补局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方式方法及所作的陈述及承诺需通过征补局以书面形式盖章确认的文书为准，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该证据到不到原告证明目的； 8、照片一张（2016年拍摄），拟证明案外人李世杰的住房仅是住房，不是经营性房屋，且未靠近公路。被告按经营性房屋对李世杰进行补偿，应一视同仁对原告家按承诺书进行补偿。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原告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举报，该证据不具有参照性。 被告金海湖房征局辩称：1、我局与原告签订的(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市中心城区金海湖新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下称《安置补偿协议》）系双方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后形成，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且协议已经全面履行完毕。原告要求撤销《安置补偿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深入推进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规划的函》（国办函[2013]35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快建设毕节主城区，积极推进大方县撤县设区，规范建设双山新区，拓展城市空间，优化城市功能，带动产业与人口集聚，努力把试验区建成滇黔结合部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综合交通枢纽、新兴工业城市、商贸物流中心和生态文明示范城市。”2015年11月，经毕节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中共毕节市委办公室、毕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毕节经济开发区双山新区一体化发展整合方案》（毕委办字[2015]119号），正式成立毕节金海湖新区。中共毕节市委办公室、毕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毕节经济开发区双山新区一体化发展整合方案》的通知（毕委办字[2015]119号）规定“中共毕节金海湖新区（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中共毕节市委、毕节市人民政府派出的正县级机构”。据此，我局作为金海湖管委会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其依据《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等征收文件作为具体征收工作实施部门，其具备合同签订主体资格。2016年4月10日，我局与原告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后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后于2016年4月26日将协议补偿款935991.93元通过银行汇款支付给原告，原告在收到该款后向我局出具了《领条》，我局将《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补偿给原告的安置房房源予以公示。双方签订的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安置补偿协议》是我局为了公共利益在管辖的事务范围和权限范围内，与原告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后形成，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协议已经全面履行完毕，该行政协议合法有效。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原告的合同撤销权已经超过一年。本案中，我局与原告于2016年4月10日签订协议，我局于2016年4月25日将协议补偿款支付给原告。原告于2017年7月3日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协议，已超过一年之久，其合同撤销权已消灭，依法不应支持。3、本案原告与李世杰的情况不同，原告适用的是2012年双山新区征收补偿方案，李世杰适用的是2016年征收补偿方案，因此李世杰的征收补偿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叶某的承诺属于非法承诺，且与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原告不能要求以叶某的承诺进行补偿。叶某的承诺不具备合同效力，其承诺不能证明是职务行为，不能代表被告的真实意思，给承诺不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涉案合同的法律效力，不能将该承诺书的效力归于被告。综上《安置补偿协议》是我局为了公共利益在其管辖的事务范围和权限范围内，与原告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后形成，其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且已经全面履行完毕。加之原告的合同撤销权已经消灭。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金海湖房征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成立金海湖新区的相关文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拟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拟证明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双方的合同主体适格。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案的征收主体应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被告不具有与原告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该实施方案制作单位是否得到市人民政府委托授权制作，还需被告举证，证明其合法性。该实施方案未适用贵州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住房保障办法、贵州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定办法、贵州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指导意见的通知及规定，属程序违法。被告提供的征收方案，在以前的房屋就算是在山上都按门面补偿，原告的房屋在县道边上，且是门面房，却没有按门面补偿，征收方案针对的是一家还是全体。 3、（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市中心城区金海湖新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征收补偿明细表》、《征收房屋平面图》、胡才钊2016年4月10日出具的《委托书》、《领条》、银行卡复印件、汇款凭证（935991.93元）、房屋安置公示表。拟证明《安置补偿协议》系双方协商后达成一致所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胁迫、欺诈等情形；原告到被告处领取协议补偿款935991.93元，被告通过银行汇款将该款项支付到原告持有的银行卡，原告在收到该款项后遂向被告出具了《领条》并将安置给原告的房源予以公示的事实，至此，双方已经按《安置补偿协议》履行完毕；原告直至2017年7月3日才诉至法院，其合同撤销权早已消灭，依法亦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安置补偿协议》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是原告基于被告的承诺签订，现被告拒绝履行承诺，即该协议是在被告的欺骗下签订，因此该协议依法应予撤销。该组证据不完整，缺失被告出具的承诺书，因无承诺书就不可能产生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公示表仅是被告单方制作，不能证明已依法公示。该组证据已充分说明被告未完全履行约定义务，兑现承诺及将安置房交付原告。 4、毕金管办发（2016）36号毕节金海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毕节金海湖新区（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李世杰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李世杰房屋征收分户草图、李世杰营业执照、委托书、毕节金海湖新区征收补偿花名册、李世杰领款凭证。拟证明李世杰签订的补偿合同与原告签订补偿合同适用的不是同一个征收补偿方案，二者之间不能简单的类别，且与叶某出具的承诺书不具有关联性。本案中原告要求的补偿标准与该组证据不具有可比性，对原告的补偿与该组证据有区别，符合正常安置补偿范围。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的毕金管办发（2016）36号文件的合法性有异议，该实施方案是根据毕委办字[2015]119号文件精神及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而制定，该实施方案未适用贵州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住房保障办法、贵州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指导意见的通知及规定，属程序违法。征收主体应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被告不具有与原告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该实施方案制作单位是否得到人民政府授权委托进行制作，需被告举证，证明其合法性。按照2015年的文件精神，本案原告房屋征收的时间是2016年4月，应一视同仁，且该证据中李世杰提供的营业执照年检注册信息仅至2013年与原告提交的营业执照年检内容一致，被告区别对待，该实施方案第十一条内容相关土地管理法及征收补偿的相关规定相悖。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三被告均不持异议，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第2、3、5、6组证据，三被告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第4、7组证据，与证人叶某的证言相印证，证明叶某曾向原告出具承诺书的事实，但原告提交的第7组证据（胡广平与叶某、黎代真的通话录音）载明的通话内容可以看出，该承诺书需加盖单位印章才能代表是单位行为，才具有法律效力。对此，原告也明确知道（通话录音中叶光平说到“……我并不是不相信你，但就你签个字按个手印代表不了一个单位的承诺啊，如果把局里面的章盖起，我们到哪里都说得过去”）故，该证据未加盖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单位的印章，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提交的第8组证据，从其记载的内容看，客观上达不到原告证明案外人李世杰的房屋是否是住房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原告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有关，且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均不同程度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证据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依法确认其证明效力。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96年在毕节市××新区××村自建房屋一栋，由于金海湖湿地公园建设需要，原告修建的房屋列入被征收范围。在协商拆迁补偿的过程中，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工作人员叶某于2016年4月9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在同一条件下若其他住户的门面得到门面价格补偿，则也按照门面价格补偿给原告。2016年4月10日，原告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了（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市中心城区金海湖新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按照贵州省省政府批准的《毕节-大方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590号令）及《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就涉案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被告金海湖房征局于2016年4月26日将补偿款935991.93元通过银行汇款支付给原告，原告在收到该款后向金海湖房征局出具了领条，金海湖房征局将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补偿给原告的安置房房源予以公示。之后，原告以与其条件一致的同村同组村民已得到被告按照门面价格补偿为由，要求被告金海湖房征局按营业性用房的补偿标准，向原告补差价669060.00元，被告金海湖房征局予以拒绝。原告认为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的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侵犯其合法权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原毕节双山新区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11月21日作出的毕双管发（2012）41号《关于印发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对临街底层营业用房性质认定进行了规定：“将临街底层住宅改为营业用房的自然间，《房屋所有权证》或《土地使用证》登记用途为住宅，现用于经营的，同时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纳税记录（一年以上），且《房屋所有权证》或《土地使用权证》所载的地点与《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注明的营业地点一致的，由相关部门进行丈量认定。”原告提交的营业执照记载每年1月1日至5月31日验照，无上年验照标记将被收缴并予以注销，原告的营业执照年审至2013年5月30日后脱审。案外人李世杰位于毕节××××新区的房屋亦列入被征收范围，2016年10月14日，被告金海湖房征局与李世杰签订了（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597号《毕节市中心城区金海湖新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按照贵州省省政府批准的《毕节-大方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590号令）及《毕节金海湖新区（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就涉案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该协议依据的《毕节金海湖新区（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自2016年5月4日开始施行，载明原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的相关文件同时废止，本方案施行前已签订协议的按协议执行，本方案不具有溯及力。 本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规定房屋征收是政府行为，征收主体是市、县级人民政府，但在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应遵循“谁实施、谁负责”、“谁行为、谁负责”的基本原则，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征收条例》第四条、第五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原告胡才钊诉请撤销的（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市中心城区金海湖新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签订主体是原告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被告金海湖房屋征是县一级人民政府金海湖新区管理委员会确定的具体实施金海湖湿地公园征收项目的机构，具有与原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法定职权，并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关于原告认为被告工作人员叶某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系被告行为，原告基于该承诺行为，因被告的欺诈行为方才与被告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为附条件的协议，协议显失公平，被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该协议应予撤销的问题。本案事实是，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工作人员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未加盖该单位印章，事后原告方要求加盖被告印章被被告拒绝，即该承诺书未得到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的认可，不能认定系被告金海湖房征局作出。而就承诺书载明的内容看，亦不能认定为是双方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附条件承诺。行政协议区别于一般的行政行为，兼具行政与合同的特征，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类案件，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相关法律规范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的征收补偿协议可以撤销或者变更：……（二）显失公平……（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受损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看，该协议虽具有被告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必要行政管理内容，但主要还是原告对自己房产权益所作的处分，更多地体现双方的合意性，且原告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体现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可以认定原告对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认可，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另外，被告也已实际履行该协议内容，即支付房屋安置补偿款项，调配安置房予原告，原告领取了房屋补偿款，接受被告给予的产权调换安置房。案外人李世杰与金海湖房征局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所依据的毕节金海湖新区（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系于原告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涉案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后施行，且不具有溯及力，不能作为认定被告金海湖房征局存在欺诈行为并应向原告补偿差价的事实依据。而原告又无有效证据证明其与被告签订的协议存在欺诈、显示公平，以及被告不诚信的事实。 关于原告主张与其被征收房屋条件一致的案外人李世杰家的房屋得到被告按照门面价格补偿，原告家却以住房标准给予补偿，被告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区别对待被征收人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所依据的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对临街底层营业用房性质认定进行了明确规定，原告未将其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依法进行年审，亦未向被告金海湖房征局提交税务登记证及纳税一年以上的记录，涉案房屋不符合认定为营业性用房的条件。原告向本院提供的案外人李世杰与被告签订的（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597号《毕节市中心城区金海湖新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注明，李世杰被征收的房屋性质为营业性用房，按照营业用房标准给予补偿，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明确了原告被征收的房屋性质为住房。原告所谓的“房屋条件一致”却实行不同的征收标准并没有充分的依据足以说明。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主张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前对原告房屋未经评估，被告应办理农用地转让审批手续而未举证已办理，被告此次征收房屋的行为，程序违法的问题。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撤销（2016）毕金棚改（湿）字第309号《毕节市中心城区金海湖新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本院主要针对该协议的签订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予以审查。而被告是否办理农用地转让审批手续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依法不予审查。另外，根据《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住建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规定，房屋征收与补偿部门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各项工作，房屋评估并不是必经程序，且进行房屋评估是在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具体到本案，是在《毕节双山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公告之日启动，房屋评估对应的是房屋征收行为过程，而不是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本身。房屋征收行为程序是否合法尚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房屋是否经评估更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故，原告主张此次对涉案房屋的征收行为违法，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在本案中不作审查。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撤销与被告金海湖房征局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辩称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原告起诉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被废止，应适用该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的规定，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认为原告行使撤销权已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但本案中李世杰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4日，原告应当在此之后知晓该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原告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法定除斥期间，故对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告主张撤销涉案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才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胡才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彬 人民陪审员  周萍 人民陪审员  徐玥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杨世琴                                                                         书记员 马莉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