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85民初7216号原告：吴建阳，男，1970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嘉彬，江苏周瑞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江苏周瑞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陈晓东，男，196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平，江苏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国平，男，196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杰，上海正源（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建阳诉被告陈晓东、陈国平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3月20日、2019年5月28日进行了证据交换。原告吴建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嘉彬、杨婧，被告陈晓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平，被告陈国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建阳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2018）苏0585执异98号执行裁定；2、请求判令准许执行被告陈国平名下张家港市森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5%的股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现就太仓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太仓法院）作出的（2018）苏0585执异98号执行裁定书不服，认为上述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提出此执行异议之诉，理由如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应当以工商机关登记信息来判断案外人是否是其提出排除执行股权的权利人，本案中陈晓东并非系张家港市森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通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因此应严格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标准判定其并非森通公司股权权利人，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森通公司股权的权益。《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五条明确，针对案外人提出的针对股权的执行异议，应当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该案外人是否是权利人。陈晓东作为案外人认为其是太仓法院查封的森通公司2.5%股权的权利人，主张排除对上述股权的执行，即应当严格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对陈晓东的异议进行认定，显然在本案中陈晓东并非森通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不应认定其系提出异议股权的权利人，不应支持其提出的异议。即使陈晓东提供了与陈国平之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但其至今确未办理相应股权的变更登记，非森通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始终无法达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中规定的权利人的认定标准，陈晓东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是显然达不到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程度和认定标准的。二、陈晓东所提出的与陈国平之间进行的股权转让行为未经工商登记，不得对抗外部第三人，因此太仓法院根据吴建阳的申请，查封并处置登记在陈国平名下的股权不存在错误。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规定清楚表明，当公司股权变更后未办理变更登记时，公司之外的第三人基于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有权信赖登记股东即为股权的所有者，并作出相应的法律行为，如与登记股东进行股权交易、申请冻结登记在股东名下的股权并申请强制执行等，未经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不得对抗第三人。在吴建阳申请对陈国平所持有的森通公司股权查封直至贵院完成司法查封时，该部分股权清楚无误地登记在陈国平名下，具备公示效力，因此吴建阳申请的查封陈国平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无任何瑕疵，即使陈晓东所提出的股权转让行为确实存在，因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得由此对抗第三人。三、事实上，吴建阳申请并由太仓法院完成对陈国平名下森通公司2.5%股权的查封时间为2017年11月21日，而陈晓东与陈国平在2017年11月25日才达成了涉案股权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换言之吴建阳申请并完成的查封行为在前，陈晓东与陈国平签订最终股权转让协议时间在后，在吴建阳申请查封时，陈晓东与陈国平就涉案股权转让事宜仍在磋商并未达成最终合意，直至查封完成后才达成最终的协议，两人发生时间在后的股转行为显然无法对抗时间在先的司法查封行为。四、即使陈晓东与陈国平就涉案股权转让行为真实存在，但陈晓东对于争讼股权至今未完成变更登记存在重大过错，而吴建阳在整个申请执行争讼股权的过程中系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也应优先保护吴建阳这一善意第三人的民事权益。陈晓东所出示的与陈国平于2016年10月1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应于2017年6月30日前完成相应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后双方于吴建阳申请并由太仓法院完成对涉案股权查封后于2017年11月25日才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但该补充协议中也仅模糊约定了双方应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未明确期限。而根据陈晓东陈述，其为确保争讼股权转让的安全性，与陈国平就相应股权设立了质押登记，表明其已经意识到了股权变更存在极大的风险，按照常理其应当积极地催告并实施相应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事实上，双方并未在《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2017年6月30日前完成相应股权的变更登记，直至太仓法院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超过1年的时间实施了对争讼股权查封后，陈晓东与陈国平还在签订补充协议且还未明确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期间在2017年9月18日陈国平将其持有的森通公司另外的5%的股权变更登记给了森通公司其他股东，但却没有与陈晓东进行本案争讼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由此可见陈晓东在庭审中陈述陈国平以忙为理由一直未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事由根本不成立。以上事实足以表明陈晓东并没有积极催告陈国平进行相应股权变更登记、没有积极实施为完成相应股权变更登记的任何行为，反而是陈晓东在预见了相应风险后不及时主张、行使权利，对于股权变更登记未完成及本案纠纷发生存在重大过错。而吴建阳基于对工商登记的外观信赖，为确保陈国平结欠其债务诉讼后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对登记在陈国平名下股权进行查封，是善意且无过失的，当陈晓东的民事权益与吴建阳的民事权益发生冲突情形下，也理应优先保护吴建阳这一善意第三人的民事权益，为维护商事外观主义所提倡的交易安全及保护吴建阳的信赖利益，以实现本案处理的实质正义。五、陈晓东与陈国平所设立的争讼股权的质押登记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借款关系，并未体现股权转让交易的存在，不排除两人有恶意串通事后捏造存在股权转让交易关系的情形。陈晓东与陈国平就争讼股权进行质押登记备案的《股权质押合同》明确系因确保陈国平向陈晓东借款80万元得以清偿，就陈国平持有的森通公司2.5%股权进行质押，《股权质押合同》第一段也写明了借款详见借款合同。由此可见，陈晓东与陈国平办理股权质押系为担保双方之间发生的借款，两人之间事实上是借贷关系，并非股权转让关系。况且股权质押登记在法律意义上并不会影响到股权转让交易的优先顺位，在事实上陈晓东与陈国平要办理争讼股权的变更登记也需要先撤销股权质押登记，该质押登记行为也不足以保障股权转让后变更登记的安全，陈晓东所述本案中所出现的股权质押登记系为保护股权转让交易安全的说法并不成立。不排除系因陈国平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对外债务，与陈晓东恶意串通，就原先借款往来说成是股权转让，以达到最终由陈晓东一人享有陈国平名下股权并排除其他债权人执行分配该部分股权的目的。备案登记合同的效力显然优于陈晓东所出示的与陈国平内部签订的所谓股权转让合同，在出现阴阳合同且真实合同关系存疑的情形下应以备案合同优先，不应仅凭陈晓东单方出具的与陈国平内部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等材料认定两人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交易行为。若法院在本案中支持了陈晓东的主张，客观上会导致类似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财产只要有与案外人的资金往来的凭证，即可通过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串通的交易事实排除执行，极大地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及对登记机关登记信息的公信力。六、事实上，在2007年3月30日陈国平将森通公司3%的股权转让给了本案原告吴建阳，双方签订有关转让协议，吴建阳亦支付了对价〔此事实已由（2018）苏0585民初444号案件认定〕，正鉴于登记在陈国平名下森通公司的股权已全部质押给了第三人并被司法查封难以实现取得股权的可能，吴建阳才在上述案件中提起了损害赔偿之诉，并未主张要求进行股权转让。以上情况表明即使陈晓东与陈国平的股权转让行为真实存在，其也并非第一手的受让人，在其前手有其他的受让人，陈国平的股权存在一股多转的情形，若陈晓东提出的针对股权异议的请求成立，那真正的权利人也非其本人，应该是股权行为的时间更先的吴建阳，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应支持陈晓东的异议。综上所述，原告吴建阳认为不应支持陈晓东提出的异议，应当对陈国平持有的森通公司股权进行执行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现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陈晓东辩称：一、陈晓东与陈国平的股权转让是有效的。两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在2016年10月1日已经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陈晓东在2016年9月14日、9月29日、10月19日共支付了陈晓东股权转让款412.5万元，陈国平出具了收条。这充分证明陈国平与陈晓东之间股权转让的实质要件都已经具备。二、陈晓东与陈国平之间的股权质押登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实际上是陈国平与陈晓东之间的股权之间的协商早在2016春节后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主要考虑陈晓东股权转让资金的资金安全，所以双方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并且在张家港工商部门办理了登记手续。这个质押至今具有法律效力。三、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是正确的。总之，我们认为原告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被告陈国平辩称：一、陈晓东与陈国平早在2016年10月1日就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且陈晓东已经在2016年10月份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签订协议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远早于原告所申请的太仓法院查封的时间，甚至早于原告与陈国平债权形成的时间。协议在形式上合法，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明确约定了陈晓东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即为实际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到变更登记前陈国平的持股行为仅为代持，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二、陈晓东已经实际取得了受让的森通公司涉案股权。陈晓东、陈国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全部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后，森通公司全体股东召开了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决议时间远早于原告向太仓法院申请查封冻结的时间）认可陈晓东的股东资格并同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另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5项及第五条第5项之约定，陈晓东已经在合同签订之日享有股权的分红权益及其他股东权利，并开始承担股东义务。从那天起陈国平也退出了公司的经营。三、森通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手续未能完成的过错不在于陈晓东。股转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具体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时间，且为了防止股权在变更登记之前有变动或陈国平擅自再行转让给他人，陈晓东与陈国平作了质押登记，对于陈晓东来讲也起到了保护股权的作用。在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及全体股东同意后，股转双方共同委托公司的同一行政人员（双方都出具了委托书）在向张家港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的过程中，发现股转双方的约定股权刚刚被太仓法院查封，因此陈晓东对未能顺利完成变更登记并无过错。四、补充协议与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完全一致，其主要目的是在第三条再次强调了过户的时间，恰恰说明陈晓东、陈国平正在积极履行变更过户的行为。五、股权质押对陈晓东来说，确实是对股权的一种保护，增加了安全性，因为根据法律规定，股权变更登记需要完成评估、税收及获得全体股东的认可，这些工作的完成都需要时间，但是股权质押登记却不需要，仅仅需要双方去办理即可。因此，在股权变更登记之前的质押确为保护，且这种保护的设置非常合理，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并非原告主观臆测的两被告相互串通。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根据合同约定被执行人保留所有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由第三人在合理期限内向人民法院交付全部余款后，裁定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言下之意，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的，如果被执行人未保留所有权，就可以申请解除查封、扣押。更何况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股权受让方陈晓东已经全部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已经实际占有股权，取得了股东资格。七、本案与（2018）苏0585民初2105号及苏州中院（2018）苏05民终7066号裁定书中所查明的事实主要部分是重叠的，苏州中院裁定书肯定了太仓法院查明的事实，仅仅认为陈晓东提出异议对象应当是首查封行为人而撤销了（2018）苏0585民初2105号的判决。综上，陈国平已经将森通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陈晓东，原告不能申请查封该股权。经审理查明，本院在审理吴建阳诉陈国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根据吴建阳提出的诉前保全申请，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2017）苏0585财保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陈国平名下银行存款310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并于当日至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保全措施。后案外人陈晓东对本院执行保全标的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苏0585执异9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陈国平名下森通公司其中2.5%股权的执行。之后，原告吴建阳不服该异议裁定，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2016年9月29日，陈晓东（甲方、质权人）与陈国平（乙方、出质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因乙方（借款人）向甲方（贷款人）借款80万元（详见借款合同）。为保证甲方债权的实现，乙方自愿以其所有的森通公司的2.5%份额的股权（以下称质物）向甲方提供质押担保。现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第一条出质的股权。1.出质股权名称及所代表的出资额：乙方名下的森通公司2.5%的股权为20万元。2.本合同项下质权对出质财产的效力及于质物本身、从物、孳息、添附物、附属物、质物的代位物。第二条出质记载及登记：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将本合同项下股权出质情况记载于公司，并办妥股权出质登记手续；……第五条质权的实现。具有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质权人就出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1.出质股权价值减少，出质人拒绝恢复出质股权的价值或拒不提供质权人认可的新担保；2.借款人未按约清偿借款本息的。第六条质权实现的方式。质权人有权选择下列方式之一处分出质股权，并以所得款项优先受偿；1.与乙方协议，以出质股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出质股权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2.甲方与乙方未就质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出质股权，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合同还约定了双方权利与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事项。2016年9月30日，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公司股权出质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该通知书记载：出质人：陈国平；质权人：陈晓东；出质股权所在公司：森通公司；出具股权的数额：20万元。庭审中，对于《股权质押合同》，原告认为陈晓东和陈国平之间的股权质押行为系因借贷行为发生，并非股权转让关系。被告陈晓东认为其与陈国平签订该质押合同和股权转让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为了保证股权转让资金的安全，至于质押合同的借款合同，是应工商管理部门的要求来做的，其与陈国平均没有借款合同。被告陈国平认为该质押行为确系股权转让前的常见保护措施。2016年10月1日，陈国平（甲方、转让方）与陈晓东（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第一条股权转让比例及目标公司：1、本次转让股权所在的公司并非一家公司，而是包括以下公司：1、森通公司；2、张家港市森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邦公司）；3、张家港市森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久公司）；4、张家港市森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茂公司）；5、张家港市森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迪公司），以上公司总称A公司。2、甲方分别持有上述公司11.5%的股权，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将其持有的A公司2.5%股份转让至乙方名下（即每家公司分别转让给乙方2.5%的股权）。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方式及过户税金等费用：1、甲乙双方商定：A公司股权价值为1.8亿元人民币（即每1%的股权价值为180万元，大写壹佰捌拾万元）；上述股权的总价值为450万元，大写肆佰伍拾万元（2.5%*1.8亿元=450万元）。2、双方约定过户需要缴的税金等费用由甲方承担。3、本合同签订当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450万元（大写肆佰伍拾万元），由于双方约定甲方承担过户时所需缴纳的税金（税金双方暂定为15万元每1%，即2.5%*15万元=37.5万元，多退少补），故乙方当天实际支付甲方412.5万元（肆佰壹拾贰万伍仟元），甲方已经出具收据给乙方（附收据），双方约定在2017年6月30日前办理完成相应股权转让（即股权过户和公司所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工作）。4、双方约定所转让股权的评估费由乙方承担。5、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当天起A公司股权分红权益归乙方所有。……第五条乙方保证及承诺：……5、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开始享用对应的股东权利，承担对应的股东义务；在未过户之前，甲方持股行为为代乙方持股，甲方不得擅自处分相应股份。……庭审中，陈晓东陈述其和陈国平系朋友关系，森通公司大部分股东是太仓人，都是朋友，其催过陈国平，陈国平没有着急办。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因大部分股东是太仓本地人，所以对于森通公司的决策都是以电话或面对面沟通的，至目前为止，森通公司尚未分红。2016年9月14日、9月29日，陈晓东分别向陈国平转账汇款20万元、100万元。2016年9月29日，陈国平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陈晓东购买本人张家港森通、森邦、森久、森迪、森茂五公司股份转让款壹佰贰拾万元正（¥1200000.00元）（转账）”。2016年10月19日，陈晓东通过其妻子杨美清向陈国平转账汇款2925000元。同日，陈国平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陈晓东购买本人张家港森通、森邦、森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5%股份款贰佰玖拾贰万伍仟元正（¥2925000.00元）转账”。2017年9月22日，森通公司股东李学广、李新宇、李锦洪、朱坤荣、沈永新在“董事会各股东”协议上签字，该协议载明：“本人陈国平与陈晓东在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附复印件），现双方根据合同约定需进行办理过户手续，考虑到股权转让事宜原股东有优先受让的权益，现烦请原股东确认”。后陈晓东又补充提交了股东刘建芬的情况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2017年9月22日，股东陈国平联系我说要将其持有的三家公司（森通公司、森邦公司、森久公司）各2.5%的股权转让给陈晓东，具体转让价款也已经跟我说了，我当时就同意其转让并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但当天我在外地出差，没有来的及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特此说明。”庭审中，原告对该两份证据质证时认为其未参与该材料的形成，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各股东签字的真实性，但该份材料形成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一年，也未进一步形成办理变更登记所需的其他手续，这一细节能够证明被告未积极推动变更登记的办理。被告陈国平质证时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2017年11月25日，陈国平（甲方、出让方）与陈晓东（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鉴于双方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下简称原合同，为进一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兹经双方共同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补充协议：第一条、关于转让标的，因原合同约定的甲方将持有五个公司（1、森通公司；2、森邦公司；3、森久公司；4、森茂公司；5、森迪公司）各2.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鉴于经核实森迪公司为森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双方明确转让标的为甲方分别持有的森通、森邦、森久、森茂四个公司的2.5%的股权（上述四公司简称为目标公司）。第二条、关于每个公司股权的转让价款及支付，双方确认以上四公司股权转让价款总金额为450万元，股权转让需要承担的税费暂定为37.5万元，由甲方承担。乙方在支付股权转让款时予以扣除该37.5万元用于支付过户时需要交纳的税费，即乙方实际向甲方支付412.5万元。在股权转变更登记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由乙方对甲方进行多退少补。……第三条、关于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双方确认本协议签订后，立即向工商等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双方均有义务互相配合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一系列工作……。2017年11月25日，陈国平（甲方、出让方）与陈晓东（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森通公司）》一份，该合同载明：“第一条、关于转让标的。甲方将持有森通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股权。第二条、关于股权的转让价款及支付。双方确认森通公司2.5%的股权总价为150万元，即每1%的股权价格为60万元，税金暂定12.5万元，即每1%的股权应交纳税金金额为5万元。乙方在支付股权转让款时予以扣除该12.5万元，即乙方先实际向甲方支付137.5万元。在股权转变更登记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就交纳税费部分，由乙方对甲方进行多退少补。双方确认本协议签订时，甲方已经收到乙方支付的137.5万元股权转让款。第三条、关于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双方确认本协议签订后，立即到工商等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双方均有义务相互配合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一系列工作。……第五条、其他。1、甲方确认公司其他股东已经明确放弃了优先购买权。本协议一式六份，双方各执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2、鉴于双方之间发生的股权交易不只是针对森通公司2.5%的股权，还有甲方持有的森邦公司、森久公司、森茂公司的各2.5%的股权。双方确认第二条所述的137.5万元是乙方已经付款金额412.5万元中的一部分。在本协议签订时，乙方购买的甲方持有森通公司股权比例为2.5%，针对森通公司股权双方没有其他交易。”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对森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永新进行了调查，其陈述森通公司没有将陈晓东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陈国平将股权卖给陈晓东是知道的，但是其放弃了优先购买权；股权交易是陈晓东和陈国平之间的事情，并不是陈晓东与森通公司之间的事情；2016年10月以后森通公司没有分过红，也没有召开过股东会。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对森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永新及森通公司法律顾问单国华进行了调查，沈永新陈述陈晓东与陈国平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目标公司（包括森通公司、森邦公司、森久公司、森茂公司、森迪公司）的股权价值大概是1.8亿元，当时是毛估的。陈晓东来过森通公司大致聊过公司的运营情况，前任董事长李锦明带他过来的，2014年4月以前李锦明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陈晓东与陈国平办理股权质押的情况不清楚，《股权质押合同》中的金额是与股价不相对应的，当时陈国平缺钱急需将股份转让，在此之前有5%的股份转给了老股东，其他老股东不要股份了，就把部分股权转让给了陈晓东，陈晓东咨询过单律师的。单国华陈述陈晓东咨询过我，我和他讲了质押的问题，告诉他质押以后只是享有优先受偿权，股权不是他的；陈晓东之所以买股权，他跟着李锦明到森通公司了解过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的。沈永新陈述森通公司遇到重大问题都是电话联系，基本上也没打过什么电话，没有什么重大事项。没开过股东大会，也没有分过红，主要是扩大经营，公司盈利又买了新土地，建新的4S店。陈晓东逢年过节跟李锦明来过森通公司，到新工地转一转，一般了解一下新店开展情况，我和陈晓东也单独去过工地。公司运营情况他也问过的。2016年陈国平将涉案股权转让时的股东有李学广、刘建芬、陈国平、朱坤荣、李锦洪、李新宇和我本人。本院对森通公司行政人员陈秀兰进行了调查，其陈述办理涉案股权质押时，是她与陈国平、陈晓东一同前往的，工商需要的一些材料都是她帮忙做的。她去帮陈晓东咨询过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手续，当时了解到股权被查封了，陈晓东不相信，她又陪陈晓东去工商部门问了一下，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本院对李锦明进行了调查，其陈述他是森通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净资产价值比较了解，当时陈国平需要钱，要卖掉股权，他对陈晓东说双方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是值的，他将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告诉了陈晓东。后来他知道陈晓东和陈国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他们是先质押，再付股权转让款，因为公司情况比较复杂，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间比较长。森通公司这几年没有正式开过董事会，他、沈永新和张家港的一个股东等主要的股东主要是通过电话或口头交流比较多，他带陈晓东去森通公司看过，包括森通公司现在的经营场所要拆迁，大致拆迁的情况以及买地新投资凯迪拉克4S店，陈晓东都参与了解的。陈国平将涉案股权转让给陈晓东时，公司股东主要有沈永新、陈国平、朱燕、刘建芬、李学广、李锦洪、李新宇，李学广与他是父子关系，李锦洪与他是兄弟关系，李新宇是他的侄子，当时都是他出面代表李学广、李锦洪和李新宇处理公司事务。森通公司没有开过股东会，也没分过红。对于陈晓东和陈国平就涉案股权办理质押，他是知道一些的，陈晓东和他讲过，转让股权一般是签股权转让协议后，支付一部分转让款，再把股权质押给他，付清余款，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评估过户交税。因为股权过户必须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后交税，交完税后才能过户。当时陈晓东觉得股权质押就安全了，没想到陈国平会因个人原因没有办理变更过户登记。另查明，涉案股权转让时森通公司的股东共有7名，分别是李学广、刘建芬、陈国平、沈永新、朱坤荣、李锦洪、李新宇。陈国平名下在森通公司的股权已被多次冻结，其中吴建阳系首查封申请人。以上事实有原告吴建阳提交的（2018）苏0585执异98号执行裁定书、（2017）苏0585财保54号执行裁定书、保全告知书、协助公示通知书及回执、股权质押合同，被告陈晓东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汇款凭证、收条、股权质押合同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通知书、股东同意转让的材料，本院调取的证据及所作的调查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案外人以其涉案股权受让人主张权利，并请求排除执行的，应同时符合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支付股权对价、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能办理变更登记非因其自身原因等条件。关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尽管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该规定中的变更登记属于倡导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并不能从中得出变更登记是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故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本案中，陈晓东与陈国平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就股权转让比例、股权转让价格等内容进行约定。后双方虽然于2017年11月25日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和《股权转让合同（森通公司）》，但从该两份协议内容来看，系对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和完善，结合陈晓东转账的时间及陈国平出具收条的时间等证据，双方间协议的主要权利义务已经得到履行，说明股权转让系双方间真实意识的表示。同时，陈国平就涉案股权转让也得到了其他股东的确认，故陈晓东与陈国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关于支付股权价款的问题，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陈晓东应向陈国平支付股权转让款450万元，其中森通公司2.5%股权的价款为150万元，股权过户所需税金由陈国平承担，税款暂定37.5万元（含涉案股权税款12.5万元），陈晓东应实际支付陈国平412.5万元。结合汇款凭证、陈国平出具的收条等证据，能够证明陈晓东已实际支付陈国平412.5万元，《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及《股权转让合同（森通公司）》亦对上述内容进行了确认。因此，本案中，能够证明陈晓东已向陈国平支付了涉案股权的转让价款。关于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享有资产收益权、参与重大决策权、选择管理者及知情权等权利，其中知情权是指公司股东了解公司信息的权利。本案中，股权转让合同中第五条第5项约定本合同签订后，陈晓东开始享有对应的股东权利，承担对应的股东义务；在未过户之前，陈国平持股行为为代陈晓东持股，陈国平不得擅自处分相应股份。双方间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同时，陈国平将涉案股权转让给陈晓东已得到了其他股东的确认，并且通过本案庭审以及本院所作的调查，森通公司自2016年10月以后并未召开过股东会，亦未分过红，基于森通公司运营的特殊情况以及本院对沈永新、李锦明所作的调查，两人均陈述陈晓东受让股权后，实地去森通公司了解公司运营情况、至新投资4S店工地等事项，两者能够相互印证，证明陈晓东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关于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原因问题，虽然股权转让合同中陈晓东和陈国平约定于2017年6月30日前办理完成相应股权转让手续，但考虑到股权变更过户需要一个较长过程，陈晓东与陈国平于2016年9月29日以借款的名义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并于2016年9月30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随后双方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从时间连贯性上来分析，通过股权质押形式维护股权转让资金的安全，以保证陈国平不再对该股权进行转让，具有合理性，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同时，结合各股东确认涉案股权转让事宜的时间、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关于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以及本院对森通公司行政人员的调查等证据，说明陈晓东曾与陈国平协商处理股权变更登记问题。后因本院冻结了涉案股权而无法办理。故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未能完成过错不在于陈晓东。综上分析，陈国平与陈晓东就涉案股权的转让同时符合了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支付股权对价、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能办理变更登记非因其自身原因等条件，故登记在陈国平名下森通公司2.5%的股权已实际转让给了陈晓东，已不属陈国平所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建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原告吴建阳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张红烈审 判 员  郑金硕人民陪审员  诸培乐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书记员杨改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