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757号原告：刘思琪，女，1982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圣军，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谷露苗，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健鸿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永盛路23号。法定代表人：琚志萍，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铁军，广东道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广东道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星，男，196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第三人：周慧萍，女，1974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铁军，广东道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广东道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东现代健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文加路新围路段东侧厂房1号。法定代表人：范璐茵，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铁军，广东道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广东道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肖梁，男，1964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第三人：阮寒霜，女，197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第三人：广州大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30号3002房。法定代表人：陈志新，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告刘思琪与被告广东健鸿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鸿公司），第三人黄星、周慧萍、广东现代健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健公司）、肖梁、阮寒霜、广州大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思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圣军、谷露苗，被告健鸿公司及第三人周慧萍、现代健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铁军、刘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黄星、肖梁、阮寒霜及大新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思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刘思琪持有健鸿公司12.6667%的股权；2.请求判令健鸿公司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将刘思琪登记为股东；3.请求判令健鸿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刘思琪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刘思琪的姓名记载于股东名册中；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健鸿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健鸿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6日，原公司名称为广州振鸿企业后勤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截止2018年2月8日，琚志萍名义上持有健鸿公司100%的股权，该股权实际由周慧萍所有。因经营困难，健鸿公司拟引入新的投资者，刘思琪、黄星、张澳生于2018年2月8日与周慧萍、琚志萍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其中约定由刘思琪出资1290万元，占健鸿公司总股权的35%。健鸿公司按约定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将增加至16666700元，刘思琪认缴出资583.33万元，持股比例为35%，协议同时约定自首次出资到账之日将视为公司股东，享有认购股份项下的全部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因新股东肖梁及阮寒霜入股健鸿公司，2018年4月3日，刘思琪与周慧萍、黄星、张澳生、肖梁、阮寒霜召开股东会，根据股东会决议，刘思琪以货币出资，持有健鸿公司25%的股权，股东会同时选举刘思琪为公司董事。因拟引入新的投资者陈志新，2018年4月10日，刘思琪、陈志新、周慧萍、黄星、张澳生、肖梁、阮寒霜召开股东会，根据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刘思琪将其持有的占健鸿公司全部股权10%的股权作价580万元转让给陈志新，其中428万元视为陈志新支付的股东投资款，其余152万元视为刘思琪支付的股东投资款。后因陈志新未实际出资，刘思琪、周慧萍、黄星、肖梁、张澳生、阮寒霜于2018年4月24日召开股东会，根据股东会决议，各方均确认刘思琪已投入435万元，因刘思琪在健鸿公司收购、引入投资方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健鸿公司及股东会决议奖励刘思琪135万元，故刘思琪持有健鸿公司12.6667%的股权。2018年9月5日，健鸿公司向刘思琪发出通知，根据通知内容，健鸿公司仅认可刘思琪投入200万元股权投资款。同时，经过查询，现健鸿公司的注册资本已变更为7412万元，现股东分别为周慧萍、黄星、肖梁、阮寒霜、大新公司、现代健公司，刘思琪没有被登记为健鸿公司的股东。健鸿公司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刘思琪的合法权利，刘思琪有权要求确认持有健鸿公司12.6667%的股权，要求健鸿公司出具出资证明，并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健鸿公司辩称：不同意刘思琪第一、四项诉讼请求，确认刘思琪持有健鸿公司435万元的认缴股权，其中已实际投入200万元，同意按照认缴435万元及实缴200万元的事实将刘思琪登记为健鸿公司的股东，并签发出资证明。健鸿公司一直对刘思琪是本公司股东的身份予以确认的，刘思琪个人认缴股权为435万元，以其个人名义投入公司款项共200万元，个人未充实的注册资本部分为235万元，但刘思琪一直因为个人原因多次不配合公司及其他股东进行股权登记，既导致公司无法正常开展股东管理活动，也导致刘思琪迟迟未登记成为公司股东。为了便于公司管理，除刘思琪外，健鸿公司各方股东已经确认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周慧萍认缴2495万元，因当时股东刘思琪和阮寒霜不予配合股权登记工作，公司及其他股东仅能决定将刘思琪认缴的435万元及阮寒霜认缴的260万元登记在周慧萍名下，另外大新公司认缴1000万元，黄星认缴765万元，肖梁认缴610万元，现代健公司认缴542万元，均经过公司股东会确认，签字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已达到91.96%，远超三分之二，截止本次开庭时股东阮寒霜已经与公司协商一致，并将其认缴的260万元的股权登记回其名下。这也与刘思琪与健鸿公司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反映出刘思琪和阮寒霜确因个人原因未予以配合公司办理股权登记而导致两人股权暂时登记于周慧萍名下的情况。虽然健鸿公司也曾在2018年9月向刘思琪发出股份登记及确权事项的通知，但是刘思琪一直未予以配合。除刘思琪备注以投资款转入公司外，刘思琪与其他个人发生的转账往来都是个人资金往来关系，实际与出资行为无关联。截止本次开庭时，健鸿公司已经经过多次变更，且该变更均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规定。健鸿公司的注册资本较之于刘思琪所要求确认的持股比例的对应的注册资本已经发生变化，并且除刘思琪外的各个股东也均对此达成一致，故不应该根据刘思琪诉请的持股比例登记其股权数额。此外，刘思琪一直不予以配合办理股权登记，已对健鸿公司的运营管理造成极大的不便，甚至产生诉累。不登记确认股权完全是刘思琪单方面原因所致，健鸿公司不应该为此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第三人周慧萍、现代健公司的陈述意见与健鸿公司的答辩意见相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健鸿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档案显示：健鸿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6日，原名称为广州振鸿企业后勤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6月28日前为一人公司，股东为琚志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2018年6月28日，健鸿公司性质由一人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为现代健公司、大新公司、黄星、肖梁、周慧萍；2018年6月28日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5412万元；2018年8月28日注册资本变更为7412万元；2018年9月17日股东变更为现代健公司、大新公司、黄星、阮寒霜、肖梁、周慧萍。2018年2月8日，周慧萍、琚志萍（甲方、原股东）与张澳生（乙方，新股东）、刘思琪（丙方，新股东）、黄星（丁方，新股东）签订了一份《增资扩股协议》，协议确认琚志萍持有健鸿公司100%的股权，该股权是琚志萍代周慧萍持有。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出资3685714.29元，占健鸿公司总股权的10%；丙方出资1290万元，占健鸿公司总股权的35%；丁方出资9214285.71元，占健鸿公司总股权的25%；注资后，甲方以健鸿公司现有净资产为基础，享有健鸿公司30%的股权。2018年4月3日，健鸿公司的全体股东周慧萍、黄星、肖梁、张澳生、阮寒霜、刘思琪签署了一份《股东会决议》，决议确认刘思琪以货币出资，持有健鸿公司25%的股权；刘思琪共计应缴前期投资款1070万元，已经实际缴纳投资款290万元；决议改组振鸿公司及健鸿公司的运营团队，振鸿公司及健鸿公司实行同步管理职务，各方确认两公司的相关人员选举及安排如下：选举刘思琪、黄星、周慧萍、肖梁、张澳生为董事，并选举黄星为董事长；选举阮寒霜为监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琚志萍；公司总经理由周慧萍担任。各方同意在董事会认为必要的时候，按照此等约定办理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2018年4月10日，健鸿公司的全体股东周慧萍、黄星、肖梁、张澳生、阮寒霜、刘思琪及新增股东陈志新签署了一份《股东会决议》，决议第三条规定：经股东刘思琪提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刘思琪将其持有的共计占健鸿公司全部股权10%的股权作价580万元转让给陈志新，在580万元全部汇入公司账户后，视为股权转让行为获得健鸿公司同意。前述股权转让款中，428万元视为陈志新支付的股东投资款，其余152万元视为刘思琪支付的股东投资款。该决议，陈志新并没有签名。2018年4月24日，健鸿公司的全体股东周慧萍、黄星、肖梁、张澳生、阮寒霜、刘思琪签署了一份《创始股东会决议》，决议确定，2018年4月23日前，以初期协商的总股本4500万元为计算依据，并对各股东认缴投资及对应健鸿公司股权及权益进行了列表，其中，刘思琪已投入435万元，拟增资135万元，占股比例为12.6667%。决议列表说明，刘思琪以货币出资435万元及奖励135万元，共计570万元，持有健鸿公司12.6667%的股权；周慧萍持有健鸿公司41.2222%的股权，张澳生持有10%的股权，黄星持有17%的股权，阮寒霜持有5.7778%的股权，肖梁持有13.3333%的股权；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健鸿公司股权暂时由琚志萍全部代持，全体股东或公司董事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随时进行股权变更，由全体股东按照确定的比例持有。如未发生股权稀释情形的，各方对公司持股比例及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比例均按上述比例执行；如发生股权稀释的，则按照稀释后的比例执行。2018年6月28日，健鸿公司股东签署了一份《股东会决议》，该决议显示，出席会议原股东琚志萍，出席会议新股东周慧萍、大新公司、黄星、肖梁、现代健公司。决议事项包括：1.同意琚志萍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00%的股权，共500万元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周慧萍；2.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5412万元，公司合计新增注册资本额为4912万元，其中由股东周慧萍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1995万元，大新公司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1000万元，黄星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765万元，肖梁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610万元，现代健公司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542万元；3.同意废除旧章程，启用新章程。2018年8月22日，健鸿公司股东签署了一份《股东会决议》，出席会议股东5人，代表公司股东100%表决权。决议事项包括：1.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7412万元，公司合计新增注册资本额为2000万元，其中由股东周慧萍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500万元，大新公司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1250万元，黄星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0万元，肖梁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50万元，现代健公司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200万元；2.同意就上述变更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启用新章程，废除旧章程。2018年9月17日，健鸿公司股东签署了一份《股东会决议》，出席会议的股东为周慧萍、大新公司、黄星、肖梁、现代健公司、阮寒霜，代表公司股东100%表决权。决议事项包括：1.同意周慧萍将占公司注册资本3.5078%的股权，共26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阮寒霜；2.股东转让后，公司合计注册资本为7412万元，其中由股东周慧萍认缴公司出资额2735万元，大新公司认缴公司出资额2250万元，黄星认缴公司出资额765万元，肖梁认缴公司出资额660万元，现代健公司认缴公司新增出资额742万元，阮寒霜认缴公司出资额260万元；3.同意就上述变更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2018年9月5日，健鸿公司向刘思琪发出了一份《关于广东健鸿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股份登记及确权事项的通知》，内容为：健鸿公司账户显示刘思琪投入200万元投资款，要求刘思琪于2018年9月12日至健鸿公司会议室办理股份确权手续。刘思琪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刘思琪于2017年12月1日分5笔共向琚志萍转账支付了100万元，未注明款项用途；2018年1月24日-26日分3笔共向琚志萍转账60万元，未注明款项用途；2018年2月2日分4笔共向张澳生转账20万元，摘要为转账或借款；2018年2月27日向琚志萍转账10万元，附言为振鸿借款；2018年3月6日向琚志萍转账100万元，注明款项性质为借款；2018年3月17日向琚志萍转账45万元，附言为借款；2018年4月11日向健鸿公司转账100万元，附言为刘思琪投资款。刘思琪提供上述证据以证明其已实际缴纳了出资款435万元。健鸿公司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辩称除转给健鸿公司100万元的转账凭证外，其余凭证与本案无关，均是刘思琪与其他个人之间的转款往来，与股东出资无关。健鸿公司提供的银行业务回单显示：刘思琪于2018年2月8日分6笔共向健鸿公司转账支付了100万元，附言为刘思琪投资款；2018年4月11日向健鸿公司转账支付了100万元，附言为刘思琪投资款。本院认为，根据刘思琪、健鸿公司及第三人周慧萍、现代健公司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思琪应持有健鸿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多少。健鸿公司的唯一股东琚志萍与张澳生、刘思琪、黄星于2018年2月8日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后，健鸿公司实际已由一人公司变为有限责任公司。自此，健鸿公司的内部治理应当遵循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运营。后经过2018年4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和2018年4月24日的《创始股东会决议》，健鸿公司的股东为周慧萍、黄星、肖梁、张澳生、阮寒霜、刘思琪。在2018年4月24日的《创始股东会决议》中，各股东均确认刘思琪已投入435万元及奖励134万元，持有健鸿公司12.6667%的股权。健鸿公司亦确认《创始股东会决议》是真实的，因此，本院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是真实合法的，对健鸿公司及健鸿公司当时的股东均具有约束力。2018年6月28日，健鸿公司股东再次签署了《股东会决议》，但该决议显示，出席会议的原股东仅为琚志萍。显然，该决议的内容与《创始股东会决议》内容相悖，直接否定了周慧萍、黄星、肖梁、张澳生、阮寒霜、刘思琪为健鸿公司原股东的事实，且周慧萍、黄星、肖梁明知其已为健鸿公司的股东，此时又作为新股东参加股东会会议。因此，本院认为，琚志萍作为健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名义的股东和周慧萍、黄星、肖梁存在恶意串通，隐瞒事实，损害刘思琪等其他股东权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第三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本院询问2018年6月28日《股东会决议》为何没有刘思琪参加，健鸿公司表示公司一直通过短信、微信群的方式通知刘思琪参加，但刘思琪一直不予配合开会，但健鸿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通过合法的方式在会议召开十五前通知了刘思琪，且刘思琪也予以否认，且在股东会决议中亦未披露健鸿公司原股东的信息，因此，该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程序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本院认为，2018年6月28日《股东会决议》仅确认琚志萍为健鸿公司原股东，决议增加注册资本时，也没有征求刘思琪是否按出资比例认缴出资，决议完全剥夺了刘思琪的股东资格及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利，也剥夺了刘思琪对健鸿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因此，该决议的内容已违反了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决议应属无效。因健鸿公司2018年6月28日《股东会决议》属于无效决议，所以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2018年8月22日《股东会决议》和2018年9月17日《股东会决议》均应属无效。综上分析，本院认为，健鸿公司的股权结构应以2018年4月24日《创始股东会决议》为准进行确认，该决议确认刘思琪持有健鸿公司的股权比例为12.6667%，故本院确认刘思琪持有健鸿公司12.6667%的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刘思琪作为健鸿公司的股东，其要求健鸿公司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将其登记为股东，同时，刘思琪要求健鸿公司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刘思琪的姓名记载于股东名册中，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刘思琪实际出资数额问题。刘思琪主张其已实际出资了435万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健鸿公司则反驳称，刘思琪实际只出资了2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属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前述，本院已确认了刘思琪的股东资格及股权比例，至于刘思琪是否已全部出资，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如健鸿公司认为刘思琪的出资不足，其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要求刘思琪补缴不足部分的出资。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刘思琪持有被告广东健鸿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12.6667%的股权；二、被告广东健鸿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将原告刘思琪登记为股东；三、被告广东健鸿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刘思琪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原告刘思琪的姓名记载于股东名册中。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广东健鸿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刘思琪已预付了案件受理费，并同意由被告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桂江人民陪审员  王丽云人民陪审员  黎锦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陈丹娜书记员谢思琪附：申请执行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