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281民初2572号原告：缪国健，男，1968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阴市（确认的送达地址为：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200号星海国际广场15楼江苏颐华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渊、任志勇（受缪国健特别授权委托），江苏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阴市东升汽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557113299K），住所地江阴市顾山镇古塘西路55号（确认的送达地址为：江阴市顾山镇古塘西路55号）。法定代表人：李健，江阴市。被告：广州本田汽车第一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2436830X），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448号（确认的送达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268号广州交易广场1207-1208号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蒋华，广州本田汽车第一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崇武（受广州本田汽车第一销售有限公司特别授权委托），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缪国健与被告江阴市东升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汽贸公司）、广州本田汽车第一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本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周益民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缪国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渊、任志勇，被告东升汽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健，被告广州本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崇武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缪国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渊，被告东升汽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健，被告广州本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崇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缪国健诉称：他于2017年10月8日至东升汽贸公司购买广汽本田缤智轿车一部，约定车款上路总价为人民币178000元（其中购车款为158337元、购置税13316.24元、交强险950元、车船税140元、商业险5257元）。他分别于2017年10月3日支付了10000元、2017年11月1日支付了168000元。2017年11月3日，东升汽贸公司为该车辆办理上牌手续。2017年11月18日左右，他在拿到保险单时发现所购买的车辆在2017年9月24日在平安保险广东分公司购买过车险，车主姓名为卞盛，他通过东升汽贸公司所购买的车辆保险，也是东升汽贸公司操作通过修改批单变更而来，经多方询问了解到该车辆应当为二次销售的二手车。东升汽贸公司在向他销售该车辆时，未向他告知车辆系二手车的事实，并且与广州本田公司恶意串通，向他隐瞒了该事实。他认为，东升汽贸公司与广州本田公司销售的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他有权解除与东升汽贸公司之间的购车协议。故要求：一、判令解除他与东升汽贸公司的购车协议；二、判令东升汽贸公司、广州本田公司返还他购车款158337元及三倍赔偿购车款475010元，合计633347元；三、判令东升汽贸公司、广州本田公司向他赔偿购置税损失13316.24元，保险损失共计6347元；四、本案诉讼费由东升汽贸公司、广州本田公司承担。为证明其主张，缪国健提供了如下证据：1、交接单2份。证明2017年11月13日东升汽贸公司将车辆交接给他，他是通过购买东升汽贸公司涉案车辆，在交接单中东升汽贸公司并没有注明涉案车辆曾销售给他人的信息。2、机动车登记证书1份、行驶证1份。证明涉案车辆的基本信息，2017年11月3日登记至他的名下。3、银行交易记录1份。证明他分别于2017年10月3日、2017年11月1日转账给东升汽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健10000元、168000元，合计178000元，该款项包含购车款、保险费、购置税等费用。4、购车发票1份。证明广州本田公司在2017年10月11日向他开具购车发票，开票金额为155800元，本案所涉车辆是广州本田公司和东升汽贸公司共同销售给他的，发票也是由广州本田公司直接开具给他的。5、税收缴款书1份。证明2017年11月3日他支付购置税13316.24元。6、保险单2份、批单3份。证明2017年9月24日涉案车辆购买过交强险和商业险，购买地点是在广东省，2017年10月25日、10月27日该保险以批单的方式变更到他的名下，充分说明了涉案车辆曾经有过销售记录，变更保险单时间跨度将近1个月。7、2017年12月7日无锡梁溪之声公众号文章打印件1份。证明他在得知车辆的保险曾经变更过，找过东升汽贸公司了解情况，东升汽贸公司答复称是投保时弄错了，错把他的车辆的合格证传给保险公司，在他发现该车辆欺诈销售的情况下立即作为消费者向各部门寻求帮助，且东升汽贸公司还以传错合格证为理由继续欺诈和蒙骗他。8、维修结算清单打印件1份。证明2019年4月25日经张家港市信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田4S店）更换了本案所涉车辆的排气管（包括消声器），说明本案所涉车辆购买后一直存在问题，怀疑该车辆之前销售过他人，后他人退车，再销售给他。被告东升汽贸公司辩称：缪国健在他公司购买的车辆是新车，而非二手车，对缪国健的诉讼请求均不予认可。为证明其主张，东升汽贸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缪国健提车时的照片打印件2份。证明本案所涉车辆是新车，是在盐城提车的。被告广州本田公司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本案所争的车辆广汽本田缤智轿车为合格车辆。2017年9月23日，蔡炎升以代朋友卞盛购车名义在他公司购车，并相应办理了开具发票及车辆保险手续（发票及车辆保险均记载卞盛名义），后在2017年10月中旬，蔡炎升向我公司提出，因上牌政策的原因，卞盛无法办理上牌，要求我公司配合将手续重新办理，将发票及保险变更到缪国健名下，以便缪国健上牌。相关情况详见他公司提供的付款证明、付款凭证、付款变更协议、冲红字发票、收据发票、保险单。二、案件所涉法律问题。①车辆流转问题。在他公司车辆交易过程中，均是面对蔡炎升，由蔡炎升向他公司进行支付款项、交接文件、取车等工作，他公司根据蔡炎升的要求，出具有关发票，并协助配合办理投保手续。他公司对于本案中的东升汽贸公司毫不知情，东升汽贸公司与他公司之间并无任何交易或往来记录，而根据缪国健的陈述，其是向东升汽贸公司购买车辆。②关于合同相对性问题。根据缪国健陈述，其是向东升汽贸公司购买车辆，本案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缪国健是向东升汽贸公司购买车辆并支付款项、办理手续，在其陈述的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卖双方发生在东升汽贸公司与缪国健之间，他公司并非是合同关系主体，缪国健向他公司提出诉讼毫无法律依据。③关于恶意串通问题。缪国健在起诉材料中称“被告一与被告二恶意串通”，该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公司根本不认识东升汽贸公司，相互间无任何意思联络，何来恶意串通。缪国健在没有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主观臆断，无端指责他公司所谓“恶意串通”，他公司对此强烈反对，他公司要求法院对此予以查明，责令缪国健提供证据佐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并还他公司一个公道。他公司作为一家大型国有经销企业，具备良好的社会信誉，在本案件中，也是按照正常的购车流程开展工作，他公司绝对不能接受这种无端猜测的指责。④关于缪国健与蔡炎升关系的问题。在本案中，他公司车辆交易过程中，均是面对蔡炎升，由蔡炎升支付购车款，相关手续也是根据蔡炎升的要求办理。根据蔡炎升的要求，因上牌政策的原因，卞盛无法办理上牌，要求他公司配合将手续重新办理，将发票及保险变更到缪国健名下。若缪国健不确认上述情况，则意味着其与他公司无任何法律关联性，其既没有与他公司存在交易，也没有向他公司支付款项，更不是从他公司处提取车辆，其无权向他公司主张权利。⑤关于所谓欺诈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汽车欺诈认定的指导案例，明确认定标准为：1、汽车销售者承诺出售的是新车；2、消费者购买后发现系使用或维修过的汽车；3、销售者不能证明履行过告知义务并得到消费者认可。在本案中，缪国健的情况明显不符合欺诈的情形，其提交的有关与东升汽贸公司之间的交易文书明确记载了车辆的各项情况并得到缪国健本人的确认，缪国健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该车辆存在维修或使用过的情况。并且，本案中与缪国健交易的经营者是东升汽贸公司，缪国健要求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⑥关于保险批单的问题。缪国健一再提出的保险批单（保险由卞盛变更到缪国健）的事情，该情况的原因在他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已经明确说明，是根据蔡炎升的要求，因上牌政策的原因，卞盛无法办理上牌，要求他公司配合将手续重新办理，协助将保险变更到缪国健名下。保险变更问题，与车辆本身质量、使用、维修等问题毫无关系，投保人也并非他公司。并且，他公司再次特别指出，购车与买保险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及服务，一个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一个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在本案争议中，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是车辆，而不是保险。缪国健诉争的是车辆买卖欺诈，而不是保险服务争议。保险服务是附加的额外服务，而不是保险服务争议。保险服务是附加的额外服务，而不是车辆买卖的主体。需要强调的是，根据保险批单记载，只是被保险人名称发生变更，而“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这更证明了车辆的自身属性毫无变化，并非所谓的二手车。在车辆交易中，车辆的保险批单的情况颇为常见，例如新车购买时，未上车牌就提出办理商业保险时，保单上往往没有车牌号码，此后在办理好车牌号码后，再向保险公司告知车牌号码并申请批单，在这类流程中往往就会出现保险批单，类似的还有登记信息错误导致的批单。车辆的权属以机动车登记信息为准，只有机动车登记信息发生交易变更才为之二手交易或所谓的二手车。综上，缪国健以所谓保险批单为由认为是二手车，该认识是错误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综合意见。本案中，缪国健提交的案涉车辆注册登记信息与他公司提交的车辆信息是吻合的，该车辆为厂家合格新车。这从缪国健提交的车辆交接等资料中也可以印证。缪国健提出的保单批改问题，是与保险公司之间保险服务法律问题，与本案争议的车辆买卖合同纠纷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更不是所谓的二手车，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案涉车辆买卖欺诈的依据，同时与事实也不相符。由于缪国健不确认蔡炎升与其之间的关系，则其更不是他公司的交易对象。缪国健向他公司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缪国健是与东升汽贸公司展开交易并支付款项、提取车辆，合同主体为缪国健与东升汽贸公司，与他公司无关。缪国健在本案中也没有完成举证责任，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是所谓的“二手车的事实”，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后，本案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缪国健、东升汽贸公司、蔡炎升等人之间存在内部的关联认识，由于江阴本地没有汽车厂家直接的经销网点，相关人员通过蔡炎升前往他公司代为购车后拿回江阴办理上牌手续，只因其内部发生分岐而导致本案纠纷，并致使他公司无辜受到牵扯。恳请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公正裁判。为证明其主张，广州本田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车辆系统信息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涉案车辆是他公司厂家发车，与缪国健提交的证据2的信息是一致的。2、2017年9月23日蔡炎升代卞盛付款证明1份、付款转账凭证1份。证明2017年9月23日蔡炎升以代朋友卞盛购车名义在他公司购车。3、蔡炎升向申请人提交的代付款更改协议复印件1份、冲红字发票申请1份。证明2017年10月中旬，蔡炎升向申请人提出，由于上牌政策的原因，卞盛无法上牌，要求他公司配合将手续重新办理，转缪国健名下。说明一下：红冲发票申请1份是案外人蔡炎升提供给他公司的，据蔡炎升讲，新车主一栏是由缪国健所签，如果缪国健不认可该冲红字申请，则意味着缪国健与他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即其不认可蔡炎升的代付款购车行为，那么缪国健与他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联系，其更无权向他公司主张权利，既然其不承认蔡炎升的代购行为，那么他公司的交易也仅限于与蔡炎升之间的交易，而与他公司无关系，缪国健无权向他公司提起诉讼。4、2017年9月23日收据1份、发票1份。证明他公司向蔡炎升、卞盛开出的收据及发票。5、保险单复印件1份。证明蔡炎升、卞盛购车同时购买了车辆商业险和交强险。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系蔡炎升与他公司销售人员梁勋的微信聊天记录，“车来车往”是蔡炎升。证明前述蔡炎升、卞盛、缪国健的购车流程。东升汽贸公司对缪国健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1、对证据1无异议，这是正常交易流程，他公司也不清楚涉案车辆曾经购买过保险。2、对证据2无异议，该证据明确了缪国健是本案所涉车辆的第一任车主，并不是由他人转给缪国健的，如果本案所涉车辆是二手车，注册登记日期和发证日期肯定是不一致的。3、对证据3无异议，他公司收到了缪国健支付的178000元。4、对证据4无异议，从该证据可以看出本案所涉车辆是新车，如果是二手车，发票的名称应该是机动车二手车交易发票，也会显示买卖双方的名字。5、对证据5无异议，购买新车才需要支付购置税，二手车不需要支付购置税，只需交易发票。6、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他公司不清楚该情况。缪国健上牌时，他公司把所有资料交给了缪国健，如果没有这些资料，缪国健是无法上牌的。7、关于证据7，他公司曾接到过电话，他公司与广州本田公司的销售人员联系过，广州本田公司称传错了合格证，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上牌的原因转的保险。8、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缪国健购买新车至今已经一年多，在保修期内4S店会免费更换，与车辆是否销售给他人无关。广州本田公司对缪国健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1、关于证据1，他公司不是交易中的一方，也不清楚情况，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认定。2、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证据可以显示涉案车辆为新车。3、关于证据3，他公司不清楚，由法庭依法认定。4、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发票是蔡炎升申请由于上牌政策原因无法为卞盛上牌改到缪国健名下而产生的。5、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的填发日期为2017年11月3日，也就是说缪国健在2017年11月3日交易时就已经知道前面的购车发票是2017年10月11日发出，因为从缪国健提供的证据1、证据4、证据5可以看出，在2017年11月3日缪国健购车时就已经知道购车发票是2017年10月11日作出，该证据很清晰地显示缪国健在购车时已经明确知晓其与蔡炎升、卞盛之间因为上牌原因转过名的情况，否则如果是正常交易，发票日期与购车日期相差1个多月，而缪国健完全不知晓是不可能的。6、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缪国健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从他公司提交的证据及缪国健提交的证据看，缪国健知道之前其与蔡炎升、卞盛之间因为上牌的原因而转过保险。7、关于证据7，他公司从未与东升汽贸公司有过联系，他公司不清楚，由法庭依法认定。8、证据8仅是打印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同时根据该证据内容记载，系本案所涉车辆在保养保修环节产生的证据，不能证明缪国健的证明目的。缪国健对东升汽贸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东升汽贸公司、广州本田公司均是专业汽车销售公司，应该掌握了现有的翻新技术，新车的保护膜不能证明该车辆是新车，且照片上的车辆也无法证明就是涉案车辆。广州本田公司对东升汽贸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该证据由法庭依法认定。缪国健对广州本田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无异议。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他不清楚这个情况，该证据直接证明了涉案车辆确实曾经销售给第三方，销售地点在广东。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冲红字发票申请看，其中有新车主他的签名字样，该签名系伪造的，更说明了广州本田公司作为销售方欺诈销售，同时说明了该车辆曾经销售给第三方的事实，无论是因为上牌政策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作为商品的销售方均有义务将商品存在的瑕疵明确告知消费者，但是广州本田公司并没有告知他。4、对证据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5、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6、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充分说明广州本田公司明知该车辆曾经销售给案外人蔡炎升，然后再销售给他的，他与蔡炎升并不认识，从蔡炎升的身份信息盾，蔡炎升是广东省人，应该就是原来的购车方。东升汽贸公司对广州本田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1、对证据1无异议。2、对证据2他公司不清楚。3、对证据3他公司不清楚。4、对证据4他公司不清楚。5、对证据5无异议。6、对证据6他公司不清楚。经审理查明：缪国健向东升汽贸公司购买本田缤智轿车一辆，分别于2017年10月3日、11月1日向东升汽贸公司刷卡支付10000元、168000元（含购车款158337元、购置税13316.24元、保险费63477元）。广州本田公司于2017年10月11日开具了价税合计155800元的购车发票，购买方为缪国健，销售单位为广州本田公司，车辆识别代码为LHGRU5866H2026917。2017年11月3日，车辆首次登记并注册行驶证，机动车所有人为缪国健。2017年11月13日，缪国健从东升汽贸公司交接领取车辆及上牌资料（含车辆发票、保险费发票、购置税发票、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购置税证书、强保标志、车辆检验标志、保险保单）。缪国健认为，东升汽贸公司及广州本田公司对本案所涉的车辆存在销售欺诈行为，遂于2018年2月8日向本院起诉。另查明：1、2017年9月23日，案外人蔡炎升代卞盛向广州本田公司购买本案所涉缤智轿车一辆，并支付车款及价外费用共计162144元（含车款155800元、车船税140元、保险6204元），广州本田公司出具相应收据及价税合计155800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广州本田公司于2017年9月24日代案外人卡盛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广州车行业务四部购买本案所涉车辆（车辆识别代码LHGRU5866H2026917）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费950元、保险期间自2017年9月29日起至2018年9月28日止）、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费5257元、保险期间自2017年9月29日起至2018年9月28日止）各1份。2、2017年10月11日，卞盛因无法上牌申请更换新车主为缪国健，并申请重新开具发票，同日，广州本田公司将原销售发票作废。2017年10月16日，蔡炎升向广州本田公司提出其因上牌政策影响将本案所涉车辆原卞盛的代付款更改为缪国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投保人申请于2017年10月25日将上述保险单中被保险人名称由“卞盛”变更为“缪国健”、证件号码由“330124199002160037”变更为“”、生日由“1990-02-16”变更为“1968-01-09”，于2017年10月27日将被保险人地址变更为“江苏省江阴市顾山镇沈舍村沈舍里117号”，其他所载明条件不变。上述事实，由车辆交接单、上牌资料交接单、机动车注册登记信息及行驶证、银行交易记录、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收缴款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机动车辆保险批单、代付款证明、收据、代付款更改协议、红冲字发票申请及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二、本案所涉车辆在销售过程中，东升汽贸公司或广州本田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东升汽贸公司或广州本田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所涉车辆买卖协议是否应予解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缪国健向东升汽贸公司购买车辆，双方达成一致口头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的购车协议的当事人为缪国健与东升汽贸公司，广州本田公司并非本案的合同相对方。虽然广州本田公司开具了涉案车辆的发票给缪国健，但是根据缪国健与东升汽贸公司的陈述、汽车交接单等证据，证明买卖双方为缪国健与东升汽贸公司。缪国健对广州本田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缪国健作为消费者购买商品，其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东升汽贸公司作为经营者负有诚信经营的义务，不得虚假宣传，不得有欺诈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首先，本案中案外人卞盛购买涉案车辆时销售为为广州本田公司，销售行为系广州本田公司作出而非东升汽贸公司。缪国健购买涉案车辆的销售方为东升汽贸公司，虽然东升汽贸公司销售的涉案车辆来源为广州本田公司，但两家公司均系独立法人，无法实现车辆信息的完全共享，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东升汽贸公司对涉案车辆曾经被广州本田公司销售给案外人并购买保险这一事实明知，不属于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其次，本案中广州本田公司并未向案外人卞盛实际交付车辆，理由如下：①广州本田公司明确涉案车辆未向案外人实际交付；②缪国健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广州本田公司将涉案车辆交付给他人或由他人使用过。事实上，缪国健在2017年11月18日知晓涉案车辆曾经销售给他人并购买过保险，并未立即退换车辆而是继续使用涉案车辆，且一直使用至今，也无证据证明东升汽贸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或给其造成的实质损害。最后，缪国健主张东升汽贸公司未告知其涉案车辆曾经销售给案外人并购买保险的事实，不涉及车辆安全性能、主要功能、基本用途及车辆质量，消费者购买车辆是为了车辆的使用价值，缪国健主张的信息告知不属于影响其购车根本目的的重要信息。虽然涉案车辆曾被办理过保险、开具过发票等，但对车辆使用价值没有任何影响，也不影响缪国健重新办理上述手续和使用车辆。东升汽贸公司未将涉案车辆办理过保险、开具过发票等情况告知缪国健不属于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亦并非基于损害其合法权益而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该事实也不足以使缪国健陷入错误认识并诱使其作出购买车辆的错误意思表示。故东升汽贸公司虽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等虽有过错，但不构成欺诈。综上，对缪国健以东升汽贸公司构成欺诈为由主张赔偿三倍购车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缪国健向东升汽贸公司购买车辆，并已支付购车款，东升汽贸公司向缪国健交付了车辆，合同当事人均已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不具备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情形。故对缪国健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东升汽贸公司返还购车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缪国健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30元（缪国健已预交），由江阴市东升汽贸有限公司、广州本田汽车第一销售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缪国健。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根据上诉请求，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的标准预交第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周益民审 判 员  潘亚伟人民陪审员  承雅平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宋阅懿本案援引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