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5民初14495号原告：广东粤瀛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30号901(部位：自编901-A房）。法定代表人：胡军，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成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子恒，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一被告：廖允湖，男，194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委托代理人：廖坚生，系第一被告的儿子。第二被告：林永青，女，199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第三人：林国财，男，196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汕尾市城区，第二被告与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廖建勋，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二被告与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艳兰，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广东粤瀛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诉第一被告廖允湖、第二被告林永青、第三人林国财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东粤瀛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成诺、梁子恒，第一被告廖允湖的委托代理人廖坚生，第二被告及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廖建勋、第二被告林永青，第三人林国财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东粤瀛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诉称：一、廖允湖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所涉两宗执行案件的情况。原债权人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与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廖允湖等借款合同纠纷，案经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0)天法经初字第1078号《民事判决书》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穗中法经终字第1562号《民事判决书》，根据前述判决确认：一、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借款550万元及利息（自1997年9月23日起计至1998年6月23日止，按月息9.24%0计；自1998年6月24日起计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收，利息其中减除246223.28元）：…三、廖允湖以其所提供的本案的抵押物清偿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并对不足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后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相应的执行案号为(2004)天法执字第1115号。在处置完毕相应财产后，本案债权尚余本金4，995，694.00元及相应的利息，因被执行人均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该案。原债权人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与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廖允湖等借款合同纠纷，案经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0)天法经初字第618号《民事判决书》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穗中法经终字第1339号《民事判决书》，根据前述判决确认：一、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借款200万元及利息30万元，同时支付利息（自2000年3月31日起至判决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收）。逾期付款，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处理；…三、廖允湖以其所提供的本案的抵押物清偿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并对不足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后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相应的执行案号为(2001)天法执字第1170号。在处置完毕相应财产后，本案债权尚余本金1，186，774.00元及相应的利息，因被执行人均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该案。二、原告通过受让债权的方式，合法享有对廖允湖的债权。2009年12月17日，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称“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资产置换协议》，约定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上述两案债权转让给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12月14日，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嘉兴东润熙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债权资产包转让合同》，约定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上述两案债权转让给嘉兴东润熙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7年12月25日，嘉兴东润熙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嘉兴东润熙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上述两案债权转让给原告。经过前述历次转让，原告已经依法享有对廖允湖的上述两案债权。三、廖允湖所有的新港××房、××房、××房、××房的产权变动情况和限制转移情况。1995年5月18日，廖允湖与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下称“长城公司”）签订四份《房地产预售契约》，向其购买海珠区新港东路新编号码9号201房、9号202房、11号203房、11号204房共四套房屋（经门牌号变更，四套房屋现门牌号××201房、21号202房、23号201房、23号202房），支付全部房价款且占有使用四套房屋，但因廖允湖以四套房屋提供抵押所担保的金融贷款一直未予偿还，所以，四套房屋仅在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了预售备案，同时大确权初始登记在长城公司名下，却一直无法登记在廖允湖名下。另外，由于廖允湖及该四套房屋均涉及金融贷款纠纷，该四套房屋自2005年起即被贵院以(2005)海民执字第3522号执行案件持续查封。后因廖允湖履行完毕该案义务，贵院于2015年5月19日解除了对四套房屋的查封措施。此时，廖允湖不但未按法律规定主动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报告这一重要的财产变动情况，积极履行生效判决义务，反而迅速以长城公司为被告向贵院起诉，相应的诉讼案号为(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564、565、567、568号。贵院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564、565号民事调解书，分别载明廖允湖与长城公司自愿达成协议，长城公司在调解协议签字确认后7日内为廖允湖办理新港东路21号201房、21号202房的房地产权证。此后，廖允湖向贵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相应的执行案号为（2015)穗海法执字第6000、6001号。经贵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廖允湖于2015年12月11日取得了上述两套房屋的房地产权证，然而，廖允湖并未履行上述两案的债务，却于2016年1月28日与林永青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以异常低廉的价格（11000元/㎡)将21号201房、21号202房过户至林永青名下。至于涉及新港东路23号201房、23号202房的两个案件，因长城公司债权人在廖允湖于2015年向贵院提起诉讼期间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了查封措施，贵院无法作出调解书，廖允湖遂撤回起诉。此后，廖允湖以案外人身份对该查封措施提起执行异议及相应诉讼，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7日向当事各方送达(2015)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廖允湖对新港东路23号201房、23号202房享有实体权利并排除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措施，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于2018年2月l日解除了对新港东路23号201房、23号202房的查封措施。2018年2月6日，廖允湖再次起诉长城公司，相应的诉讼案号为(2018)粤0105民初2307、2306号，贵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8)粤0105民初2307、2306号民事调解书，分别载明廖允湖与长城公司自愿达成协议，长城公司在调解协议发生效力之后3日内协助廖允湖办理新港东路23号201房、23号202房的房屋产权证。2018年4月23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新港东路23号201房、23号202房采取查封措施。四、林永青与案外人林国财配合廖允湖恶意逃债，廖允湖将案涉房屋无偿转让给林永青，损害了债权人利益，该转让行为依法应予撤销。蹊跷的是，2018年6月1日，案外人林福财（其自称又名“林国财”，并自称为林永青的父亲）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其已于2015年5月6日向廖允湖购买了新港××房、××房、××房、××房共四套房屋，并主张解除对新港东路23号201房、23号202房的查封措施。然而，通过研究林国财提交的大量漏洞百出的异议材料可知，林国财与廖允湖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而是为了匹配廖坚生的其他经济往来所涉及的银行流水，双方签订了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林国财所提异议存在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进一步研究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在处理林国财执行异议过程中所调取的案涉房屋的登记资料，原告方发现，无论是林国财所主张的事实、依据的材料，还是案涉房屋的实际过户情况，均存在诸多完全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情形，更何况，在长达将近三年的司法程序中，廖允湖以自身名义处理涉及23号201房、202房两套房屋的执行异议诉讼及对长城公司的诉讼，林国财也从来没有对廖允湖的权利主张提出任何异议。进一步而言，在本案中，廖允湖利用林永青的购房资格而与之所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实际上是廖允湖将案涉房屋无偿转让给林永青以逃避自身债务之举。结合《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签约背景以及合同约定、履行等情况，廖允湖与林永青明显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具体包括：第一，从与案涉房屋有关的两份买卖合同来看，合同的约定和当事人所主张的实际履行情况均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比对情况如下：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为林国财、签约时间2015年5月6日、交易房屋为21号201房、202房和23号201房、202房，房屋单价14000元/平方米，款项支付无约定，款项实际支付林国财主张2015年5月7日，分别由许如孙和林某代付200万和300万；2016年1月26日，交付现金14万；2016年1月28日，代为缴纳21号201房、202房的过户税费154147元；2016年7月19日，交付现金5万元；预留481356元作为23号201房、202房的过户税费。而存量房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为林永青，签约时间为2016年1月28日，交易房屋为21号201房、202房，房屋单价为11000元/平方米，合同第三条既约定签订合同时支付完毕全部房款，又约定2016年5月6日前支付完毕全部房款，未见付款行为。一方面，《存量房买卖合同》所约定的案涉房屋单价仅为11000元／平方米，不但严重低于《房屋买卖合同》所约定的14000/平方米，而且远远低于市场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永青已经依约向廖允湖实际支付该笔购房款，而林国财关于款项支付的说法完全不合常理，更是与案涉房屋的上述实际交易情况不符。另外，《存量房买卖合同》第三条关于付款时间的约定为“签订本合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293880元整作为购房定金（首次支付房款时自动转为房款的一部分）”，同时又约定“总金额1293880元，乙方应于2016年5月6日前支付。”由该自相矛盾的表述可见，双方对于付款时间这一交易核心条款的约定具有极大的随意性。第二，关于案涉房屋的现状和交付。《存量房买卖合同》第一条明“乙方或其代理人己认真勘察和了解该房地产的情况，该房地产：…(2)不带租赁合同；”且双方于2016年1月28日共同向海珠区房地产交易登记所提交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询问记录表》对“申请登记的房地产是否存在承租人、共有人、抵押权人等优先购买情况”的回答也选择了“否”。《存量房买卖合同》第四条则约定了案涉房屋交付时间为“卖方收齐楼款当天”。然而，按照林国财的说法，廖允湖的儿子廖坚生分别将“21号201房”、“21号201B房”租予他人，租期分别自2015年7月20日至2016年7月19日、2015年7月25日至2016年7月24日，其正是通过委托廖允湖租赁进而收取租金以实现对案涉房屋的占有。另外，林永青的身份证住址为“广州市海珠区灏景街23号1801房”，所预留的联系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美林街9号402房”，现有证据根本无法体现林永青对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控制情况。由如上诸多疑点可见，在《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至案涉房屋过户的整个过程，案涉房屋一直均由廖允湖控制，甚至一直未实际交付给林永青，但林永青作为所谓的买受人对所购案涉房屋根本不了解，非但不知道案涉房屋的租赁情况，甚至未完成案涉房屋的实际交付，这对于买卖商品房这种高价值标的物来说是极其不符合常理的。需要强调的是，林国财和林永青作为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各自应分别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效果，所实施的法律行为也不因两人可能存在的血缘关系而出现混同、替代等情况。因此，具体到本案中，无论是合同约定还是实际履行，廖允湖和林永青的关注点根本不在于案涉房屋的具体交易过程，而仅仅是聚焦在尽快完成过户手续以逃避其他债权人的执行措施，此足以反映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无偿转移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恶劣行径。故原告起诉要求：1、撤销廖允湖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1号202房的房地产转让至林永青名下的行为（相应的合同为穗存量房合字××号《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2、廖允湖、林永青共同将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1号202房恢复登记在廖允湖名下，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税费。3、廖允湖、林永青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第一被告廖允湖辩称，当初第一被告为了交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款项，才将包括了涉案房产在内的四套房产卖给了第三人，第三人也向第一被告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项，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是真实合法、不存在故意串通低价转让的情形。第一被告名下的商铺已经被拍卖了，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第一被告没有欠原告的钱，第一被告是被人骗了。具体欠原告钱的执行情况第一被告也不清楚。原告起诉的理由全部是猜测，请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求。第二被告林永青辩称，一、林福财（又名林国财）与廖允湖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恶意串通逃债情形，依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根据2018年9月19日天河区人民法院对新港东路23号201、202房执行异议的庭询质证，可知廖允湖与林福财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新港东路21号201、202房和23号201、202房四套房产出售予林福财，是因为当时海珠区人民法院要查封拍卖该四套房产以执行（2005）海民执字第3522号案件，廖允湖认为拍卖的价格太低无法全部履行法院的执行，于是将四套房产以人民币14000元/平方米，总价人民币5825503元出售予林福财，用卖房所得款来缴付法院的执行，并约定房款为500万元，余下的825503元作为双方办理过户税费用，多退少补。1、2015年5月6日，廖允湖与林福财（又名林国财）签订《房屋买卖合同》。2015年5月7日，林福财即分四笔共500万元购房款通过银行转帐汇到廖允湖儿子廖坚生银行帐户，由廖坚生代收。同日，廖允湖出具收到交付的新港东路21、23号201，202、201、202房500万元购房款收据。2、2015年5月12日廖允湖儿子廖坚生将所得卖房款500万元全部用于缴付海珠区人民法院以履行执行。3、因廖允湖一直未能办理四套房产的产权过户手续，导致林福财一直不能办理该四套房产的产权过户手续。4、2015年12月11日，廖允湖办理了21号201，202房权属更名。5、2016年1月28日，廖允湖将新港东路21号201、202房两套房产过户至林福财女儿林永青名下。二、原告所指廖允湖将四套房屋出售予林福财又过户给第二被告，是第二被告与案外人林福财在配合廖允湖恶意逃债，损害债权人利益，毫无事实依据。1、根据以上事实可知，廖允湖将四套房产售予林福财，是为了将卖房款交付海珠区人民法院以履行（2005）海民执字第3522号案件执行，是事出有因，并非如原告所指是林福财在配合廖允湖恶意逃债。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林福财于2015年5月7日履行了500万元购房款支付义务，廖允湖也将房屋交付林福财使用并办理过户，因此，该《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第二被告林永青是林福财女儿，该四套房产是家庭购房，过户到哪个家庭成员名下，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相反，原告企图通过否认第二被告是林福财女儿的事实，来污蔑廖允湖将案涉房产无偿转让给第二被告，第二被告与案外人林福财配合廖允湖恶意逃债，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胡说八道，是极其荒谬可笑的。原告要求撤销过户行为，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屋单价14000元每平方米，是完全符合当时市场交易价格的，甚至略高于市场价，而在《存量房买卖合同》中所约定的房屋单价为11000元/平方米，当时主要是想少缴税，并且11000元/平方米价格也没有低于税务局提供的参考价格，原告所指远远低于市场的真实价值不符合事实。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只是林福财为将房产过户至女儿名下而履行的一些必要手续，实际的房款早已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支付完毕。原告据此认为第二被告没有按《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时间付款及没有实际支付房款给廖允湖，是廖允湖与第二被告在恶意串通，是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是原告的自我臆想推测。3.自2015年5月7日林福财支付完500万元购房款后，廖允湖陆续腾空该四套房产并交付予林福财使用，因林福财不住附近，不方便管理，故委托廖允湖儿子廖坚生管理出租，每月租金亦全部按时交给林福财，因此林福财一直实际占有使用该两套房产（实际是四套房产），不存在原告所说的没有对案涉房产占有、使用、控制情形。因此，原告所指廖允湖将四套房屋出售予林福财又过户给第二被告，是第二被告与第三人林福财在配合廖允湖恶意逃债，损害债权人利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请求撤销廖允湖将新港东路21号201房、202房两套房产转让至第二被告名下的行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合以上事实，第三人与廖允湖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七十四条规定情形，因此是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原告广东粤瀛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请求撤销廖允湖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1号201房、202房房产转让至第二被告名下的行为，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法庭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在两件案的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提出了两个怀疑，一个是林国财身份问题，另一个是廖允湖廖坚生签名的问题，现在都已得到证实，说明原告不能用怀疑代替事实。原告一直以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推测，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用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实行的是谁主张谁取证以及优势证据原则，原告请求权的基础是合同法的第74条，原告应该对被告和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及不合理低价转移财产且第三人知道该情形进行举证，上次庭审可以看出，被告与第三人的交易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现原告不能进行充分举证，其诉请应该予以全部驳回。第三人述称，第三人的意见与第二被告意见一致。第三人和廖允湖买房是实事求是的，用真金白银买的房子，如果原告的行为造成第三人的损失，第三人一定会追究原告的责任，原告向被告主张债权不应该影响到第三人的房屋购买。经审理查明：2001年6月13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0）天法经初字第1078号民事判决，判决廖允湖须对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向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清还本金550万元及利息的债务以其所提供的抵押清偿，并对不足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廖允湖及颜丽君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7月4日作出（2001）穗中法经终字第015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就上述判决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4）天法执字第1115号恢字1号执行裁定书将拍卖款项中扣除评估费用及案件执行费后的504306元款项退回给了申请执行人。2000年8月1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0）天法经初字第618号民事判决，判决廖允湖、颜丽君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被告张新荣向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清还贷款200万元及利息30万元的债务的不足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穗中法经终字第13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00)天法经初字第61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偿还200万元及利息30万元，同时支付利息（从2000年3月31日起至判决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处理。三、被上诉人廖允湖、颜丽君以抵押物清偿本判决主文第二项的债务，并对不足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廖允湖、颜丽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上诉人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行就上述判决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1）天法执字第1170号民事裁定书，查明被执行人广州市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已不存在，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办清理）；被执行人廖允湖、颜丽君的抵押房产：本市海珠新港东路21、23号共八个商铺已被本院委托拍卖公司拍卖得款160多万元（未扣除抽关费用）。被执行人廖允湖、颜丽君暂无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人暂亦无法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本案暂无法执行。现申请人表示本案可延期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项、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穗中法经终字第1339号民事判决书中止执行。2009年11月17日，根据中国银监会广东监管局作出的《关于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辖下分支机构更名的批复》[粤银监复[20091732号]，原申请人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河支行更名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河支行”。2014年11月22日，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南方日报》刊登《资产转让暨催收公告》将上述两案债权转让情况予以公告。2017年4月28日，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嘉兴东润熙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羊城晚报》刊登《债权资产转让暨催收公告》将上述两案债权转让情况予以公告。2017年12月25日，嘉兴东润熙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广东粤瀛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两案债权转让给广东粤瀛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1月12日，嘉兴东润熙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广东粤瀛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后原告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7日出具（2018）粤0106执异34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原告为（2004）天法执字第1115号案的申请执行人。原告主张从2018年1月12日起成为第一被告的债权人。享有的债权剩余本金6182468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具体经过原告核算大概为2800万元。原告主张（2004）天法执字第1115号恢字1号案中，其中有504306元已经执行完毕，还有一笔是174275元，其余的款项还未执行。第一被告表示不确认原告为其债权人，执行情况和金额第一被告不清楚，也没有证据证实案件的执行款项已经执行完毕。2015年5月6日，廖允湖（甲方）与林国财（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1号201、202房及23号201、202房，4套总建筑面积416.1074平方米，单价为14000元，总价5825503元；委托人银行户名：廖坚生，银行账户：……出卖人应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30日内办理交易过户手续；等。第二被告提交的廖允湖签名的《委托书》载明，廖允湖委托廖坚生收取上述合同约定的房款。2015年5月7日许如孙向廖坚生转账1000000元。林某于2015年5月7日向廖坚生转账两笔，分别为2000000元及1000000元。林福财（林国财）与许如孙为夫妻关系，林永青为林国财（林福财）的女儿。2015年5月7日廖坚生出具《收据》给林国财，内容为：“今收到林国财交来新港东路21、23号201、202、201、202房款（伍佰万元整）”。2016年1月26日，廖允湖出具《收款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林国财代交税款、房款294147元”。2016年1月28日，第一被告（甲方）与第二被告（乙方）签订穗存量房合字××号《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1号202房，单价11000元/平方米，总金额994708元；双方经协商选择自行交割的方式交割房款；签订合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994708元整；甲乙双方同意该房地产交付使用的时间为卖方收齐楼款当天；双方应当于2016年1月28日当天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甲乙双方按政府规定各付各税等。诉讼过程中两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由于第三人没有购房资格，因此由第三人的女儿即第二被告与第一被告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实际上合同是由第三人及第一被告按照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履行。诉讼过程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主要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0）天法经初字第1078号《民事判决书》；2、（2001）穗中法经终字第01562号《民事判决书》；3、（2004）天法执字第1115号恢字1号《执行裁定书》；4、（2000）天法经初字第618号《民事判决书》；5、（2001）穗中法经终字第1339号《民事判决书》；6、（2001）天法执字第1170号《民事裁定书》；7、新港东路商铺结算清单；8、南方日报；9、羊城晚报；10、南方日报；11、（2018）粤0106执异342号《执行裁定书》；12、《房地产预售契约》四份（编号：000851、000850、000849、000848）；13、广州市预售房地产交易登记情况表和预售契约限制转移情况共四份；14、送达回证；15、（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564号《民事调解书》；16、（2015）穗海法执字第6000号《执行裁定书》；17、（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565号《民事调解书》；18、（2015）穗海法执字第6001号《执行裁定书》；19、民事起诉状两份；20、（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566、567号《撤诉申请书》及《撤诉笔录》；21、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22、（2015）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4号《民事判决书》；23、裁判文书生效证明；24、（2001）穗中法执字第689号《执行裁定书》；25、（2018）粤0105民初2307、2306号《民事调解书》；26、执行异议申请书；27、房屋买卖合同；28、电子银行回单（工商银行）情况说明、活期账户明细清单（农业银行）；29、收据三份；30、租赁契约、房屋租赁合同；31、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32、不动产登记询问记录表（附页）。33、海珠法院（2015）穗海法生民初字第564-567号开庭笔录；34、50000元收据；35、米骆库租赁合同；（广州米骆库室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该合同是从工商的公司内档中查询得来的，翁泽锐是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36、《证明》两份；37、天河法院（2018）粤0106执异639号质证笔录；38、天河法院（2018）粤0106执异639号《执行裁定书》。第一被告表示其质证意见与第二被告一致。第二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5、6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系有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没有关联性。原告对债务人还享有多少的债权由法院认定。对证据8、9、10、11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2、13、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该三项证据恰恰证明了该四套房屋因为涉及抵押贷款，贵院以（2005）海民执字第3522号执行案件查封拍卖该四套房屋，为履行执行，廖允湖才将四套房屋出售予林福财，用卖房款500万元交付法院执行，执行完毕后，贵院出具裁定书解除了对四套房屋的查封措施。说明廖允湖将四套房屋出售予林国财是事出有因的，并非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对证据15，16，17，18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但与原告待证事实不符。这些证据证明廖允湖为履行合同义务将案涉两套房产过户至自己名下，后将房产过户至第二被告名下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对证据19、20、21、22、23、24、25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实际上，23号201房、202房是林国财从廖允湖处购买的四套房屋中的另外两套房屋，林国财已提出执行异议。对证据26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7、28、29、30、31真实性、合法性均予认可，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7，2015年5月6日廖允湖将四套房产售予林国财，是为了将卖房款交付海珠区人民法院以履行（2005）海民执字第3522号案件执行，是事出有因，并非如原告所指是林国财在配合廖允湖恶意逃债。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林国财于2015年5月7日履行了500万元购房款支付义务，廖允湖也将房屋交付林国财使用并办理过户，因此，该《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证据28恰恰证明林国财已经履行了房屋付款义务，第二被告林永青是林国财女儿，该四套房产是家庭购房，由妻子付款，过户到女儿名下，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证据29，廖允湖对每笔房款和税费均出具收条，恰恰证明了《房屋买卖合同》交易真实发生，其中对于294147元收据的出具日期早于办理房屋过户缴税时间2天，是因为林国财于2016年1月26日向廖允湖交来15万元购房款，28日办理过户缴费后才补写的收据，因此该收据写的日期是1月26日非1月28日，原告据此认为完全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是不了解事实经过作出的推测。证据30，该证据恰恰证明了林国财一家一直实际占有使用该两套房产（实际是四套房产），从每月租金转帐记录亦可印证该事实。自2015年5月7日林国财支付完500万元购房款后，廖允湖陆续腾空该四套房产并交付予林国财使用，因林国财不住附近，不方便管理，故委托廖允湖儿子廖坚生管理出租，每月租金亦全部按时交给林国财，因此林国财一直实际占有使用该两套房产（实际是四套房产）。第二被告林永青是林国财女儿，该四套房产是家庭购房，林永青提交的材料与此没有自相矛盾。证据31《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屋单价14000元/平方米，是完全符合当时市场交易价格的，而在《存量房买卖合同》中所约定的房屋单价为11000元/平方米，也是经过税务部门审核的。结合涉案房产的建造年限和地段，以及签订合同的时间点，这个价格是完全合理的市场价格，并不存在双方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对证据3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3、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原告待证的事实无关。当时在执行异议案件中，我方也向法院提出若原告对此份文件中廖允湖的签名有异议，可以向法庭申请笔迹鉴定。我方也同意进行相关的笔迹鉴定。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涉案四套房产在我方证据中有一个图片，显示涉案房产是进行了分割出租，因此面积是与房产证上的面积不同。对证据36、3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很多都是原告单方的猜测。对证据3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无关。且执行裁定也对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相关事实与之交付房屋的事实进行了查明和认定，但是对裁决的结果我方不服，且我方也将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表示其质证意见与第二被告一致。第一被告为证明其主张主要提交了以下证据：房款收据，证明第一被告收到了林国财支付的房款。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有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但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对比第二被告提交的证据6可以发现，在该份证据上有廖坚生的签字，但是该签字没有在第二被告提交的证据6中出现。该收据上廖坚生的签字明显与第二被告的证据1、11、以及原告提交的证据37上廖坚生的签字存在肉眼可以识别的巨大差异。原告认为该差异足以让社会一般公众辨认，完全不需要申请鉴定。该份收据与第二被告提交的收据无法确认是否形成于同一时间段。在收据上为何只有签名的地方有问题。既然对方确认收据上有廖允湖本人加盖的指纹，为何不让廖允湖本人当场签字。第二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当时该证据是一式两联，两联之间是夹了复写纸，第二被告提交的证据6就是复写的第二联，可能是复写纸没有覆盖的原因导致廖坚生的签名没有覆盖显现过来，但是透过该纸的后面可以看出廖坚生的签字的痕迹与第一被告提交的收据上廖坚生的签字完全吻合。确认该签名是廖坚生本人签字。且第二被告提交的证据6上有加盖廖允湖的指纹，因此当时觉得复写纸上没有复印上廖坚生的签字也没有关系。因为当时第二被告出具了一份委托他儿子的委托书可以委托代签。另外收据与第二被告的付款相互印证。第二被告为证明其主张主要提交了以下证据：1、《房屋买卖合同》；证明廖允湖于2015年5月6日与被告林永青父亲林国财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林国财购买廖允湖所有的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1号201、202房，23号201、202房四套房产（其中21号201、202房为涉案房产），合同总价为5825503元。证明林福财与廖允湖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委托书；证明廖允湖委托其儿子廖坚生代收四套房产的卖房款。3、电子银行回单1；证明2015年5月7日，被告母亲许如孙向廖允湖儿子廖坚生两次转账共200万元购房款。4、电子银行回单2；证明2015年5月7日，林国财委托林某向廖允湖儿子廖坚生两次转账共300万元购房款。5、林某身份证及情况说明；证明林国财委托林某转款情况说明。6、廖允湖向林国财出具收条；证明林国财已经支付500万元购房款的事实。7、林福财结婚证；证明林国财与许如孙是夫妻关系。8、林永青出生证；证明被告林永青是林国财与许如孙女儿。9、税费及房款收据；证明2016年1月26日，林国财向廖允湖交来140000元房款，2016年1月28日被告林永青为廖允湖代缴过户税费154147元，廖允湖向林国财出具代缴税费、房款294147元的收据，证明该两套房产是家庭购房。10、2016年1月28日，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各项税费发票复印件；（明确证据10为我方提交的证据15-22页）11、（21号201A房）《房屋租赁合同》；（明确证据11为我方提交的证据23-24页）12、（21号201B房）《房屋租赁合同》；13、（21号202房+23号201B房）旧《房屋租赁合同》；14、（21号202房+23号201B房）新《房屋租赁合同》；15、23号201房《房屋租赁合同》；16、23号202房《房屋租赁合同》；17、许如孙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75自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27日个人明细对账单；18、房屋结构租金情况说明表；19、中国农业银行汇款回单；20、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案款收据；21、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执行费结算单；、22、《执行裁定书》。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有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1、本案是依据廖允湖无偿转让房产给林永青，减损其偿债能力，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事实所提起的债权人撤销权之诉。该无偿转让行为发生在廖允湖和林永青之间，有《存量房买卖合同》为证。然而，林国财和廖允湖之间的合同并非林永青签署，不能对林永青产生约束力，也不是案涉房屋过户登记的依据，更不是原告在本案行使撤销权的对象。且由于林国财、林永青都是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即便其为父女关系，也不能因此而混同双方各自法律行为及相应后果。2、进一步分析该合同内容，可发现作为一份购买四套房屋，总价高达582万元的文件，其只有短短三页纸，且核心约定的第二页并没有林国财和廖允湖的签字撩印，可替换性极高；同时，也没有对核心的房款支付时间、房屋交付时间、过户登记时间等做出约定，房屋面积亦与《预售契约》、《存量房买卖合同》不一致，特别是该合同的约定单价14000元/平方米与《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单价11000元/平方米存在巨大差异。可见该合同在内容方面也与房屋过户依据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存在巨大矛盾。结合合同约定的收款人不是廖允湖本人的事实，我方认为该合同是林国财为了在天河法院提起执行异议，恶意对抗执行所制作的虚假合同，具体意见会在辩论阶段陈述。3、在合同当中作为买方同时签署两个自己不同的名字本身就不合常理，而根据我方在天河法院执行异议程序中的调查，林国财是广州良瑞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证号是，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林福财与林国财是同一人。对证据2有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首先由于廖坚生是廖允湖的儿子，存在利害关系，委托书的可替代性很高。其次，根据我方调查到的廖允湖起诉长城公司的2015年8月7日开庭笔录，廖允湖能够参与开庭，其完全具备自行收取款项的能力，根本没有委托廖坚生收款的必要。该委托书与上述合同约定由廖坚生收款一样，都是为了对抗执行，帮助廖允湖逃避债务所制作的。对证据3至4有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但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1、本案请求撤销的是廖允湖和林永青无偿转让行为，然而银行转账单中显示付款人是案外人许如孙、林某，收款人是廖坚生，巧合的是，此等主体均非合同（存量房买卖合同）所载的当事人，不能因各方之间可能存在的亲属关系而混淆、替代相互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2、银行回单中的转账金额合计为500万元，转账时间是2015年5月7日，与《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约定不符；且回单上也没有任何关于款项性质、款项用途的备注，因此该回单与本案无关。3、该500万元转账发生在被告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签署的后一天，双方理应将该重要的付款安排约定在前一天签署的合同当中，但是，被告提交的证据一《房屋买卖合同》居然也没有关于对该转账金额、时间的约定。综上，该回单仅能证明案外人许如孙、林某与廖坚生之间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不能证明该款的性质为购房款，更不能证明是林永青支付给廖允湖用于购买案涉两套房屋的房款。对证据5有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实际上为证人证言，在对方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以及案件当事人质询的情况下，该材料不能认定为证据。根据林国财在另案的陈述，林某付款300万元是用于偿还林国财之前提供给他用于做生意的借款。但是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林某还款为何不直接偿还给林国财，却要支付给无关联的第三方，承担支付错误的巨大风险。另外提请法庭注意，林某的支付账户显示当天该账户只有46元，在汇集了来源不明的300万元资金后，又马上将该300万元转走，之后余额仍然剩下46元，该行为十分可疑。该《情况说明》与林某在天河法院执行异议案中曾经提交的另外一个版本存在表述上的差别，之前提交的版本没有“作为购买房款”的表述。一方面，林某并非当事人，其对300万元款项性质的表述是轻率的且不具备可信度；另一方面，林某如果清楚该笔款项是用于购房，为何不在证据4转账记录中备注中予以明确呢？对证据6有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收据并未显示与林永青之间的本案交易行为存在任何的关系，金额和收据开具时间亦与《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不符。而即便用于匹配所谓林国财和廖允湖的交易行为，该收据也存在诸多疑点。包括：1、在另案质证中，我方提出该收据只有指印、没有签名，无法确认与廖允湖有关。我方认为，如林国财在另案所述，其是一个经济能力较强的生意人，既然如此，其应当具备较高的交易风险判断能力和商业交易经验，但对于该笔500万元的巨款，难以想象林福财不要求收款人当面开具收据及签名，居然接受了仅有一个指印的收据，林国财对待该500万元可用儿戏二字形容，有违正常的交易习惯，也与后面的两张收据的出具情况存在形式上的差异。2、同样地，《房屋买卖合同》并无关于这一支付金额和时间的约定。从合同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6日、支付转账时间和收据开具时间均为次日来看，结合林福财的其他主张，在合同签订日双方已对该笔500万的支付有所安排，但是合同正文却对此毫无约定，明显有违常理。3、从我方提交的材料可知，廖允湖的四套房屋相继存在大量查封、抵押，甚至在2015年签订买卖合同时四套房屋还登记在长城公司名下，林国财要取得四套房屋的权属登记存在巨大的法律障碍。然而林国财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就直接支付了500万元，亦不合常理。对证据7有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真实性、合法性请法院核实，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林福财与许如孙是否为夫妻关系与本案并无关联。对证据8有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真实性、合法性请法院核实，但关联性不予认可。林永青是独立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是否为林福财、许如孙的女儿与本案并无关系。林福财的名字写在校对章上面，不符合校对章正常的使用规则。对证据9有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1、首先所谓140000元现金房款并无相应流水证明，其次所谓林国财代交税费154147元的说法也无合同约定的依据，根据对方证据10税费发票的记载，相应税费是由林永青和廖允湖分别缴纳的，与林国财无关。2、从税费发票可见，税费缴纳发生在2016年1月28日，此时才能最终确定税费的具体金额，然而该收据对税费的记录却如此精确，但日期却是2016年1月26日，该收据明显是伪造的，即使现金收款时间与代缴税费时间存在差异，那么根据正常的交易习惯，落款时间也应该为2016年1月28日，而完全无倒签的必要。3、根据另案质证笔录，林国财一方面承认其没有亲眼看见廖允湖签名，另一方面却坚持认定收据上的签名为廖允湖本人所签。然而我方将本收据中廖允湖的签名与廖允湖在《存量房买卖合同》所留签名、廖允湖在海珠法院所留的签名作对比，三个签名形成时间相近，但收据中的签名与其他签名之间却存在肉眼可辨的差异，该差异之大足以令一般公众区分，根本无需另行委托司法机构鉴定。林国财罔顾事实，强行认可该签名是廖允湖本人所签，反而证明其与廖允湖相互配合，恶意串通转移财产。4、该收据又出现了一个广州市江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章和廖李彬的签名，更加证明其为伪造的收据，且与本案无关。5、林国财在天河法院另案中还提交了一份5万元现金房款的收据但本案中该份收据并未出现。该5万元现金收据的签名同样与廖允湖在海珠法院所留的签名存在肉眼可辨的巨大差异。证据10有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对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不予认可。林永青作为独立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与廖允湖之间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也是独立的，此证据更能证明本案所涉及交易与林国财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林永青是林国财的女儿，廖允湖将房屋过户给林永青也是在履行他们双方之间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绝不能将该事实认定为林国财和廖允湖之间合同的实际履行。2、合法性不予确认，针对21号201、202无偿转让过户给林永青的事实，我方认为该交易行为依法应当被撤销。证据11至18有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提交的证据11至18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说明林国财或者许如孙或者林永青委托廖允湖或者廖坚生出租四套房屋，试图证明四套房屋由林国财实际占有。而第二被告提交的证据有如下漏洞：1、被告实际提交的七份租赁合同，证据11、12、15（后半）的出租人为廖坚生，证据13、15（前半）、16的出租人为廖允湖，证据14的出租人虽为林永青，但是代理人处又是廖坚生的名字。在无相关委托文书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证明林国财有委托廖坚生或者廖允湖出租房屋的意思表示，如果该类租赁合同为真，反而均证明四套房屋实际由廖氏父子进行控制和占有，并具备一定的公示效力。2、被告主张廖坚生将所收取的房屋租金转账给了许如孙，我方认为这种主张是毫无道理的。一方面从许如孙的流水可以发现廖坚生对其的转账从来没有备注过款项的性质和用途，许如孙也未出具过任何收据；另外一方面第二被告也未对每一笔流水所对应的具体租赁标的、租金构成进行全面匹配，而我方仅随意选取两笔所谓的租金流水，分别是2018年4月4日和3月4日金额为12200元的转账，彼时在租单位为证据13（合同约定第三年租金为7150元）以及证据16（合同约定第三年租金为5500），两房租金相加却为12650元，由此可见，该银行账号流水不能印证所谓的代收租金的主张。3、如果林国财真的委托廖坚生出租房屋，那么为何林国财或者林永青不直接用自己的银行账号收取承租人的租金，而是要让租金转经廖坚生的账户？这根本无法体现一个真实购房人对案涉房屋的控制。根据证据11租赁合同的第十四条，可见在出租方廖坚生的授意之下，该租赁合同的直接收款人可以是任何一方，而该合同就将租金直接由承租人转账支付给陈锋，此处集中体现了廖坚生对于相关房屋租赁事宜的绝对控制力，而与林国财、林永青均无半点关系。4、就相关合同的真实性而言，根据我方调取的广州米骆库室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工商内档中的备案租赁合同显示，该备案合同对应的租赁房产为新港东路21号202自编号之二房，对应的租赁面积仅为30平方米，月租金仅为1500元，与第二被告的证据14大相径庭，前述工商备案的租赁房号与租赁面积也与第二被告证据18当中所谓的房产结构图存在巨大差异。根据实地走访的情况，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磨碟沙北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及下属的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磨碟沙北社区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站就位于新港××楼，即案涉房屋旁边，四套房屋若有租赁，理应按照规定办理出租房产的租赁登记备案，但林国财、林永青、廖允湖均未提供合法的备案证明。此外，根据《存量房买卖合同》第一条以及廖允湖和林永青于2016年1月28日共同向海珠区房地产交易登记所提交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询问记录表》的记录，买卖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在交易时并无租赁合同。该类租赁合同上涉及廖允湖的签字均与海珠法院开庭笔录上的签字不一致。5、更重要的是，根据廖允湖起诉长城公司并于2015年8月7日所作的开庭笔录，其当庭确认“23号202是自住，21号201-203都用来做公司的经营场所”，并且“一直用到现在”。根据省高院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的判决事实查明部分，广东省高院已经认定“廖允湖在本案查封前已经入住。结合以上证据，本院认定廖允湖在查封前已经合法占有房产”。根据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磨碟沙北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广州长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江畔楼服务中心分别于2018年1月9日出具的《证明》（我方证据三十六），亦证明廖允湖是案涉房屋的自主、居住人。前述文件具有高度的证明力，均能反映被告在本案所提及的该类租赁文件均是虚构的，与司法文书乃至基层政府部门出具的文书存在重大矛盾。证据19至22有原件，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1、在该执行案件中，廖坚生代廖允湖支付到法院的款项是5033419.47元，与廖坚生收取的500万元存在数额上的差异，这是廖允湖自行处理其其他法律关系的行为，与所谓的购房行为无关。2、同时该汇款日与2015年5月6日收取500万款项时存在时间差，一方面，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该账户的原有余额情况，另一方面，也不能确认该段时间内的余额变动情况，由于金钱本身属于种类物，所以该类证据不能证明廖坚生支付给海珠法院的款项全部来源于许如孙、林某所转账的500万元，更不能据此得出该款性质为购房款的结论。第一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二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质证意见我方作出如下回应：当时海珠法院执行法官到我方处执行的时候，是我接待，当时法官提出不论你是什么方式只要将执行款支付完毕就可以了，因此我方才卖了涉案房屋。第二被告及第三人还提交了证据1、林国财对四套房屋的租金签收表。证明第一被告廖允湖于2015年5月6日将四套房产（其中两套为案涉房产）卖给第三人林国财后，林国财通过出租对四套房产合法占有。2、2016年1月28日，林永青办理过户时缴费刷卡小票机银行明细。证明是第二被告林永青为双方代缴了案涉两套房产的过户税费204433.37元。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所反映的租赁事实与第一被告在2015年8月7日在海珠区人民法院就案涉房屋起诉长城公司所做的陈述不一致，详见原告证据33。同时也与第一被告在2018年1月起诉长城公司对23号201、202两房进行办证的诉讼过程中向海珠法院提供的由涉及居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不一致。尤其该证明明确了房屋的使用人是第一被告本人及其家属，不涉及到租赁及他人使用的情况。上述证据均作为海珠法院出具相应民事调解书的事实依据和定案证据，具有非常高的证明力。因此第三人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的占有情况。由此能反映出第三人与第一被告之间的购房合同无法达到证据意义上的高度盖然性认定标准。双方都对案涉房屋的占有情况举证进行证明，该事实将直接反应案涉房屋的法律关系以及真正交易状态，甚至对款项交易性质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应认定和分析各方是否存在房屋购买关系。证据2，从内容上看林永青确实在过户过程中支付了过户税费，而按照第三人主张，所有的过户税费均应由第一被告承担。但原告发现对方所提供的2016年1月28日的收据中，第三人并未将林永青应付的5万多税款纳入到总房款中。而原告提供的证据148页中，第三人向第一被告支付房款总额时也未将该款项列入购房款总额中，双方所谓的口头约定税费承担相矛盾。而且林永青过户税费的依据是存量房买卖合同，与第三人所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无关，本案围绕的纠纷审查重点应当是林永青是否支付了购房款，而除了补充证据2所示的款项外，暂无其他证据从款项性质上被认定为是购房款。第一被告对第二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第二被告及第三人申请了证人林某出庭作证，证人林某出庭作证称2015年5月，证人的叔公林国财叫证人汇一笔款到廖坚生账上去说是购房用的，因为时间久远证人忘记了分几次汇款。证人表示其是做销售日用品生意的，2014、2015年陆陆续续向其叔公林国财借了300多万元用于进货，后林国财叫其将钱汇到廖坚生账户，相当于叫证人还钱。证人确认第二被告提供的证据4、证据5中电子银行回单及情况说明是证人提供给第二被告。证人表示2018年5月13日证人出具过相似的情况说明，当时没有写转账款项是用于购房款，后来该份情况说明遗失了需要重新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证人想起来之前转账时林国财跟证人说过这笔款项是用于购房，就把款项用于购房这句话补上了，证人不清楚购房的具体事实。证人表示汇款当天有300万元汇入证人的账户，用于汇款，该300万元是跟证人一起合伙做生意的人转给证人的，其中有一个人叫李玉隆，另外几个不记得了。这笔钱是一起合伙做生意的钱，大批量的进货需要大笔资金，有时证人就找林国财帮忙垫付，将借到的钱给合伙人去采购，收了货款就还给林国财，下次不够又找林国财垫付，因此林国财当时叫证人汇款时，证人就找了合伙人收款回来。证人不认识廖坚生、廖允湖，与他们没有经济往来。证人表示其原来是跟其叔公林国财一起做生意的，做了四五年，后来才跟人合伙炒货。原告对证人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由于证人与本案第三人有亲属关系，所以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孤证进行采信。证人有关案涉300万元款项性质上的认定，也就是该款项为购房款，完全是基于第三人的口头陈述，证人本人并未参与过任何与涉房屋有关的买卖行为中，因此其证言内容中关于款项性质的表述不能被采信。证人是第二被告和第三人申请出庭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而且与300万元款项相关的银行流水，也是来源于证人在2018年5月提供给第二被告的，然而在证人作证环节中原告发现证人对于相关款项往来的细节情况完全不了解，在当天收取款项总共300万元的细节上，对于另外两笔款项的来源居然无法做出回答，结合账户本身收款和汇款后的余额均为46元的情况，原告认为证人出庭所要反映的事实是不能被确认的。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及第三人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诉讼过程中，本院对许如孙作了问话笔录，许如孙表示2015年5月7日其名下尾号为7808的银行账户向廖坚生名下尾号为8772的银行账户分别转款了两笔款项，每笔为100万元，是购房款。许如孙表示其跟林国财是夫妻关系。那天其与林国财到廖允湖家喝茶，廖允湖不在，就跟廖允湖儿子聊天，廖允湖儿子就说法院要拍卖他的房子，他儿子本来是想问亲戚借钱还给法院，但是没有借到就打算卖房子，就问其与林国财要不要买，刚好其与林国财想买房子。当时他们要价一万七，其与林国财问了中介公司觉得太贵了，中介公司说不超过一万四就可以买，其与林国财就还价到一万四。其与林国财的钱都是女儿打理操作的，其账号只有200万元，林国财就叫其女儿从其的账号里打了200万元出去。其他的钱，因为有借钱给林某，就叫林某汇钱过去。涉案房屋是其家庭实实在在出钱买的。第三人林国财持有林国财的身份证原件及林福财的身份证原件，第三人主张两张身份证都是其本人，本院向汕尾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发函查询林国财与林福财是否为同一人，汕尾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三中队于2019年1月31日出具《复函》，内容为：“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你院来函已收悉。经核查，林福财与林国财的身份证是为同一人，并经本人确认，林国财是其正确使用的身份。此复附林国财本人声明书，身份证及驾驶证复印件。”原告与两被告及第三人对该《复函》均无异议。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了笔迹鉴定，要求1、对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6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第1页上“委托代理人：”栏内“廖坚生”签名笔迹与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7日的《收据》“经手人：”栏内“廖坚生”签名笔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2、对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6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第3页上“立合同人：”栏内“廖允湖”签名笔迹与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26日的《收款收据》“经手人”栏内‘廖允湖’签名笔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本院依原告申请经摇珠依法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了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4月8日出具《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6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第1页上“委托代理人：”栏内“廖坚生”签名笔迹与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7日的《收据》“经手人：”栏内“廖坚生”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2、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6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第3页上“立合同人：”栏内“廖允湖”签名笔迹与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26日的《收款收据》“经手人”栏内““廖允湖””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原告对该鉴定结论有异议，原告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鉴定意见不确认。原告表示鉴定申请里和沟通中对鉴定的材料范围进行了明确的限定，即房屋买卖合同和两张收据上形成于2015年左右的签名，然而鉴定人在未经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检材扩大到鉴定意见书上的样品3-7，远远超出了当初鉴定申请的鉴定范围。其超范围的材料中，形成的签名均在2018年11月2日，当时已经是原告申请鉴定之后，并非原告原本申请鉴定材料同时期形成的签名，这完全不符合原告申请鉴定的目的，也导致鉴定意见书不具备合法有效性，第三鉴定样品6是本案第一次开庭的笔录的全本，原告认为鉴定人仅仅作为对相关事项专业性发表意见的人员不应当对案情进行了解，以免影响其中立性，参照法律规定证人出庭旁听后的规定，我方认为该鉴定意见不应被采信，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原告当时是基于对相关材料上肉眼可见的不一致产生的怀疑，进而做出的鉴定申请，无论该鉴定是否有效，被告仅凭合同和两份收据都不足以直接证明第一被告和第三人存在房屋交易的行为，本案属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应该重点审查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否符合撤销条件，鉴定意见书上的意见与本案的事实偏离。两被告及第三人对《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异议。原告预交了鉴定费20000元。诉讼过程中，本院依原告申请，依法对第二被告名下的财产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根据该规定，行使债权人撤销权需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债权人地位的确认；第二，债务人存在放弃到期债务或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第三，债务人的行为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关于原告的债权人地位的问题。已生效的（2001）穗中法经终字第01562号民事判决书、(2000)穗中法经终字第1339号民事判决书、(2004)天法执字第1115号恢字1号执行裁定书、(2004)天法执字第1170号民事裁定书、(2018)粤0106执异342号执行裁定书等证据，已证实原告为第一被告的债权人，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一被告是否存在放弃到期债务或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本案中原告主张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之间的关于涉案房屋的转让为无偿转让并未支付对价，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被告与第三人于2015年5月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包含涉案房屋在内共计四套房屋售价为5825503元，单价为14000元/平方米，虽然两被告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涉案房屋的价格单价为11000元/平方米，两被告及第三人抗辩称存量房买卖合同只是为备案且由于第三人没有购房资格，因此由第二被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实际上双方履行的是第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符合常理，两被告及第三人抗辩称购房款500万元也已支付，余下的80余万元的房款没有支付是预留用于抵扣第一被告应承担的过户的税费，对此有两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两被告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等证据证实，对此原告虽有异议，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反驳，本院予以认定。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实林某、许如孙转账的涉案款项是其他性质的款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主张两被告之间关于涉案房屋的交易为虚假交易，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原告要求撤销廖允湖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1号202房的房地产转让至林永青名下的行为（相应的合同为穗存量房合字××号《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及廖允湖、林永青共同将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1号202房恢复登记在廖允湖名下，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税费，理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粤瀛达法律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1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负担。原告预交的鉴定费200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戴 璐人民陪审员  黄碧霞人民陪审员  李绯虹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马智妍符佳冕崔希明钟燕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