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4民初17774号原告:廖江林,男,1986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悦，广东和志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2412249C。负责人：陈业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美，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廖江林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保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江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悦，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江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保险赔偿金4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1日原告为自有的车牌号为粤Ｂ×××××的小客车在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其中第三者责任险300000元，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为2017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2日。双方建立合法的保险合同关系。2018年01月01日原告驾驶粤Ｂ×××××的小客车在广州市番禺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周应弟当场死亡，此次事故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区大队作出原告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周应弟无责任。事后经与死者周应弟家属协商并达成协议：廖江林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676000元。事后，原告找被告索赔，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建立的保险合同关系是双方的意思的真实表示且己成立生效，所以被告应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辩称：一、保险信息。涉案车辆粤Ｂ×××××在被告投保交强险，被保险人为原告，保险期限从2017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2日，被告同意按照交强险限额和保险条款的约定进行赔偿。涉案车辆粤Ｂ×××××在被告投保商业三者险300000元，被保险人为原告，保险期限从2017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2日，已购买不计免赔，被告按照商业三者险限额和保险条款的约定进行赔偿。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十）项约定，商业三者险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二、请法院审查保险条款各项约定尤其是：1.审查原告驾驶证、涉案车辆粤Ｂ×××××号车行驶证是否处于有效年审期间内；2.审查是否存在免赔、拒赔事由的约定情形。三、本案涉案车辆未定期检验，并且检验不合格，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本案商业三者险应当免赔。(一）本案中，保险合同经过双方协商，合同是属于双方意思真实表示，自愿签订的，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应严格按照保险合同的条款履行双方的义务。被告已通过多种方式履行提示义务。(1)涉案条款是行业示范性条款，全国各保险公司统一使用，为公众所知，投保人也已知悉并了解；(2)未定期检验、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属于违反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保险人可以在保险单上作出提示。被告已通过保险单履行提示义务。第一，交警己认定原告未定期检验、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二十一条的违法行为，属于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被告对该条款仅履行提示义务即可。第二，根据法律规定，保险人也可在保险单作出提示。根据法律规定，保险人作出“提示”的方式主要包括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投保单并非唯一的提示方式，保险单上提示也可。第三，被告已向原告送达保险单及保险条款等材料，履行了提示义务。根据原告在本案提供的保险单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己收到被告提供的保险单等材料。而原告收到的保险单上清楚记载着“重要提示”的内容，保单上“重要提示”己加粗加黑，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免责条款的规定也己加粗加黑，符合法律规定的提示方式。并且原告在收到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至今，从未向被告提出异议并通知被告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说明被告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而原告已知悉并接受保险条款。(二）原告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合同的约定，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赔的情形，本案商业三者险应当免赔。《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约定：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被保险车辆有以下情形时，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三）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未按规定进行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等规定均可知，定期进行车辆年检、不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是作为机动车所有人的法定义务。法定的义务并不根据民事合同的约定而变更，被告将法定义务列为上述合同条款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并没有增加原告更多的免除责任的义务，只是同时对合同相对人起到一个督促提醒的作用而已。而且，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原告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有可能导致被保险车辆的运行风险增大，保险人不应承保。在本案中，原告的上述行为，已经使保险风险大大增加了，其在凌晨3点多驾驶灯光系统不合格的车辆等上述违法行为正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因此被告对该种情形不予理赔，属于对保险风险的控制，并非蓄意减轻自身责任，被告并未削减自身义务。原告在明知车辆未按期进行技术检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情况下继续驾驶车辆，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在未通知被告且未增加保费的情况下，由被告对事故承担责任也有违公平原则。因此，《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的免责条款对原告生效，被告有权据此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范围内拒赔。再者，商业保险的目的在于让被保险人将不可归属于自身故意的意外事件带来的经济损失风险转移给保险人，而并非让保险人为其违法违规行为买单。原告的上述行为是违法行为，若保险为其作经济上兜底，那无异于为虎作伥之举，也无法达到车辆检验敦促驾驶员维护交通安全的目的，更无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四、诉讼费。被告与原告既没有侵权关系，也不存在合同关系，诉讼费属于原告诉讼成本，被告不同意承担诉讼费。五、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有异议：1.死亡赔偿金，受害人是农村户口，其提交的居住证明、单位证明等证据均是事后出具，不具有公信力，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前一年连续居住在城镇且收入来源于城镇，被告己提供证据证明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前一年并未连续居住在城镇且收入来源于城镇，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2.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约定，商业三者险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且原告未有证据证明其支付的款项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再者原告积极主张支付费用给受害人一方对对方精神有一定的安慰，因此该项主张没有依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1日03时29分，原告驾驶粤Ｂ×××××号小型客车（经检验，该车灯光系统不合格），沿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往南方向行驶，当车辆（经检验，事发时粤Ｂ×××××号小型客车时速为35km/h）行驶至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星期天酒店对出路段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由周应弟驾驶的无号牌自行车（经检验，该车制动系统及转向系统不合格）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周应弟死亡的交通事故。2018年2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应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周应弟无责任。原告已为粤Ｂ×××××号小型客车向被告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间为2017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2日。交强险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责任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责任限额为1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300000元，含不计免赔。原告提交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凭证三份，该三份赔偿凭证上均加盖了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的公章，拟证明原告已经向周应弟家属赔偿损失共计676000元，原告表示赔付给周应弟家属的费用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家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当时是按照2017年广州城镇标准赔付的。原告提交了周应弟的《银行客户卡对账单》，显示周应弟从2017年4月开始有工资流水。被告认为周应弟在事故发生前未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收入也未满一年，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为此被告提交了《调查报告》，证明周应弟是在2017年3月从老家到广州。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周应弟为农业户口。被告提交《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该投保单中记载：“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该段声明右下方投保人签名处有手写“廖江林”。上述投保单最后处记载：“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其后手写“保险人已明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投保人签章处有手写“廖江林”。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上述投保单中的两处手写“廖江林”是否是原告本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本院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粤明鉴[2018]文鉴字第08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1、检材2与样本1至样本3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原、被告双方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均没有异议。原告为此预付鉴定费9960元。庭审期间，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后，被告未向原告或者受害人垫付过费用。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异议，本院确认《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并未经过原告签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的规定，上述投保单虽未经过原告签名，但原告向被告交纳保险费，可视为原、被告双方保险合同生效。保险合同虽生效，但不能就此推定被告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投保人声明”处的签名经鉴定并非原告所签，被告亦无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故相关免责条款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可知，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被告仍需对免责条款作出提示，现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已向原告提示免责条款，故免责条款对原告不适用。被告应按保险条款对原告进行赔付。关于赔付费用。原告虽向受害人赔付了相关费用，但被告赔付的费用应以其在法律规定的应赔偿数额为限。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周应弟为农业户口，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周应弟在事故发生前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被告提交的《调查报告》显示周应弟2017年3月从老家到广州工作，与原告提交的周应弟的《银行客户卡对账单》中周应弟从2017年4月开始有工资收入相吻合，故被告关于周应弟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的辩称，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根据周应弟的年龄，经计算，周应弟的死亡赔偿金应为217683元（14512.2元/年×15年）。被告应赔付的丧葬费应为41433元（82866元/年×0.5年）、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另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由于原告并未提交其赔付时的相关依据，本院根据受害人周应弟的家庭情况，酌定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3570元和误工损失5000元。综上，被告应赔付的费用合计为372686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廖江林赔偿372686元；二、驳回原告廖江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450元、鉴定费9960元，合共1741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廖江林负担678.02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16731.9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郑晓婷人民陪审员  何碧华人民陪审员  向平平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朱 琼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