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再34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维君，男，汉族，1966年3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肥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龙，王维君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济南华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平阴县。法定代表人：崔行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琦，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士彬，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因与被申请人济南华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以下简称华玫矿业）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9民终1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做出（2018）鲁民申756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龙、罗浩，被申请人华玫矿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琦、马士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维君再审申请要求：1.撤销二审判决，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一二审法院对申请人王维君的猪场塌陷与被申请人华玫矿业的采煤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确认，认为应当由被申请人华玫矿业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二审法院以申请人为中湖屯村的常驻居民为由，认为其对被申请人采煤可能导致中湖屯村周边地面坍塌是明知的，却仍然从王维恒手中受让养猪场并继续经营，因此申请人对养猪场受采煤塌陷遭受的损失存在一定过错。根据1997年4月7日中共湖屯镇委作出的湖发(1997)第11号《中共湖屯镇委、湖屯镇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实施意见》中指出，“我镇的畜牧业生产要突出小区建设这个重点，……在塌陷地综合养殖上搞突破。”申请人受让王维恒的养猪场便是在该文件出台后建成，即该猪场自建成伊始便在塌陷地上，对1997年已建成的养猪场因被申请人的采煤行为造成塌陷，申请人有何过错可言？一二审法院已对被申请人的地下采煤行为与案涉养猪场出现塌陷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确认，仅凭上述理由就认定申请人对遭受的损失存在过错，判决申请人对1997年已建成的猪舍承担20%的责任于事实无据，于法无据。2、申请人提交的《关于对肥城市王维恒养猪场停业一年的停产损失及猪舍、房屋和地面附着物的重建价格的价格评估结论书》是合法的鉴定机构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结论，申请人在上诉时就已经再三阐述，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理，申请人已经尽到了举证义务，如被申请人不认可申请人提交的该份证据，应当提交证据证明该份鉴定结论与事实不符，被申请人不仅未提交任何证据，也未重新鉴定，二审法院以申请人提交的该证据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被申请人亦不认可为理由，据此不认可申请人提交的该份证据，认为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主张的停业损失不能获得支持，此为无稽之谈。申请人自受让养猪场以来一直正常经营，被申请人的采煤行为导致养猪场塌陷造成停业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二审法院对申请人受让养猪场因塌陷造成的停业损失完全未予以支持于事实不符。3、二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以此判定申请人受让的养猪场新增建筑部分不能被赔偿，其适用法律错误。首先，申请人2014年6月后新建的建筑物是在其依法承包的区域内进行建设，不存在违法违章建筑的情形；其次，申请人新建的建筑物也并不是导致养猪场塌陷的原因，二审法院将申请人新建建筑物一同塌陷的行为解释为“受害人故意造成的”，其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申请人新建建筑是正常经营养猪场的表现，何来“故意”一说，再者养猪场塌陷也是被申请人的采煤行为导致，与申请人无关。华玫矿业辩称，一、一审、终审判决王维君承担损失的20%，已经是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的利益。1.再审申请人王维君长期在中湖村生活、居住，且长期担任村委会干部，对采煤可能导致部分地面坍塌是明知的，且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是在明知案涉养猪场已经发生坍塌并养猪场经营困难的情况下，还从案外人处受让该养猪场，显然对养猪场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是明知的；在养猪场发生坍塌后并答辩人已经与中湖村委会、养殖户共同进行过现状采集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与案外人签订合同受让案涉养猪场，明显存在恶意。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在本案中即便自身受到财产损失，也完全是因自身原因造成的，对自身损失的发生和形成具有显著过错，理应承担部分责任。2.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在一审起诉时，已经自认因答辩人采煤造成案涉养猪场坍塌、房屋、围墙倒塌裂缝、地面下沉，且答辩人已于2014年9月份派出代表与村代表张兆忠、陈传海等共同对案涉养猪场进行了丈量。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系在明知养猪场已出现裂缝等损害时，非但未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和发生，反而执意不顾答辩人的劝阻，恶意抢建养猪场，妄图以此讹诈答辩人，获取高额非法利益；这一点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与案外人于2014年5月24日签订的《资产、债务转让合同》约定也可看出及一审法院现场勘验确定的抢建部分建筑物的结构及抢建部分建筑物的损害程度比原有建筑物的损害程度更严重亦可以看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的规定，答辩人对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所谓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至少对在损害已经发生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恶意抢建的房屋、猪舍、围墙等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因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的抢建行为，导致案涉养猪场原有的猪舍、围墙等的损害程度扩大，对损失扩大部分，答辩人也不应承担补偿责任。3.再审申请人于再审申请书中提及中共湖屯镇委作出的相关文件，提及“在塌陷地综合养殖上搞突破”，并不能作为证明再审申请人无过错的证据。对案涉养猪场损失的形成、扩大的责任，应结合本案相关证据予以认定，综合本案一审、二审全部在案证据，再审申请人王维君作为长期生活、居住在案涉养猪场附近的村委会干部，在明知案涉养猪场已发生坍塌的情况下受让养猪场，并不顾制止强行加建、抢建，显然存在过错。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其承担20%的责任，已是最大限度保护了在审申请人的利益。二、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本案纠纷发生时，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具有经营该养猪场的资格，但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的营业损失；答辩人在一审答辩已经指出，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提交的价格报告，存在严重错误，完全系按照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的单方意图臆造的报告，且在一审庭审中评估人员出庭也说明其未进行过基本的调查核实，所谓养猪场的养猪数量、房屋面积等均系根据再审申请人王维君自行提供的材料确定。评估机构未向相关部门调查取证，仅凭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单方提供的数据就草率作出了评估报告，显然无法证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的所谓营业损失。具体为：（一）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提交的、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对肥城市王维恒养猪场停业一年的停产损失及猪舍、房屋和地面附着物的重建价格的价格评估结论书》（泰和平价鉴字[2015]1106号）的评估依据、评估结论错误，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1、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结论书以案涉养猪场近四年商品猪年出栏量3200-3600头，并取3200头为基数计算商品猪的年纯收入确定所谓“停业一年”的损失金额没有任何依据，且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据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结论书记载，其确定案涉养猪场年出栏量的依据仅有价格评估委托书、案涉养猪场营业执照复印件、《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猪场转让合同、畜牧小区承包合同、再审申请人王维君自行制作的猪场财产登记表、猪场生产及销售记录等资料。但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上资料显然无法准确、真实反映案涉养猪场近四年的商品猪年出栏量，具体如下：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饲养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场所和配套的生产设施；（二）有为其服务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三）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防疫条件；（四）有对畜禽粪便、废水和其他固体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的沼气池等设施或者其他无害化处理设施；（五）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养殖场、养殖小区兴办者应当将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名称、养殖地址、畜禽品种和养殖规模，向养殖场、养殖小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取得畜禽标识代码。”的规定，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为专业评估机构，在对养殖小区的生猪数量等进行评估时，起码应向案涉养猪场所在地即肥城市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调取相应的备案资料，而不能仅为了满足委托人的不当利益，仅凭委托人单方制作、单方提供的资料武断的得出结论。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四十一条“畜禽养殖场应当建立养殖档案，载明以下内容：（一）畜禽的品种、数量、繁殖记录、标识情况、来源和进出场日期；（二）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等投入品的来源、名称、使用对象、时间和用量；（三）检疫、免疫、消毒情况；（四）畜禽发病、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况；（五）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第六十六条“违反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档案的，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养猪场进行评估，除参照王维君向其提供的资料外，至少还应取得该养猪场建立的养殖档案以供比对，因为，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养殖档案至少能够清楚、明确记载养殖数量、品种、饲料的购买使用及检疫、免疫情况等基本内容，足以清晰、直观反映案涉养猪场的年出栏量，可靠性显然远远大于其靠想象得出的数字。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四十五条“畜禽养殖者应当按照国家关于畜禽标识管理的规定，在应当加施标识的畜禽的指定部位加施标识。”第五十二条“进行交易的畜禽必须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不得销售和收购。”的规定，并结合第四十一条规定，既然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向其提供了自行制作的生产和销售记录，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起码应当向案涉养猪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即肥城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调查，看其是否取得畜禽标识，并向相应的收购机构进行核实，确定是否确实存在买卖行为及数量，但这项基本的工作，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也没有开展。第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四十四条“从事畜禽养殖，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规定，做好畜禽疫病的防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本管辖区域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做好强制免疫工作。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按照兽医主管部门的要求做好强制免疫工作。经强制免疫的动物，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免疫档案，加施畜禽标识，实施可追溯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十七条“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法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做好免疫、消毒等动物疫病预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代作处理，所需处理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对饲养的动物不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进行免疫接种的；（二）种用、乳用动物未经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而不按照规定处理的；（三）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没有及时清洗、消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对经强制免疫的动物未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建立免疫档案、加施畜禽标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有关规定处罚。”的规定，再审申请人王维君作为案涉养猪场的经营者，尤其在其自称的养殖规模高达年出栏量3000头以上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向肥城市湖屯镇兽医主管部门申请对其饲养的动物进行强制免疫，而且，该种免疫是完全免费的，且完全对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有利。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如果对接受委托评估的业务能够做到起码的负责，也应向肥城市湖屯镇兽医主管部门调查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经营的案涉养猪场内饲养的动物（猪）强制免疫的情况，取得湖屯镇兽医主管部门建立的免疫档案，该免疫档案能够清楚的反映案涉养猪场饲养的猪的数量，但遗憾的是，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也未进行该基本的调查取证工作。对此，答辩人向肥城市湖屯镇畜牧兽医站进行了调查，该站工作人员回复，近几年，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并未向该站申请过强制免疫，该站也未为案涉养猪场建立过免疫档案。第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现场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实施现场检疫的官方兽医应当在检疫证明、检疫标志上签字或盖章，并对检疫结论负责。”及农业部《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出售或者运输的动物、动物产品经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检疫合格，并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离开产地”的规定，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在出售其饲养的猪的时候，应当向肥城市湖屯镇畜牧兽医站申报检疫，并由肥城市湖屯镇畜牧兽医站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对此，肥城市湖屯镇畜牧兽医站的检疫记录及核发的检疫证明也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养猪场每年的养殖量和出栏量。但经答辩人向肥城市湖屯镇畜牧兽医站调查核实，再审申请人王维君从未因出售商品猪向该站申报检疫。而作为专业评估机构的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也未向肥城市湖屯镇畜牧兽医站进行过调查落实。第六、农业部《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同时规定，出售、运输种用动物精液，也应申请检疫，并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对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条件作了明确要求，要求满足供体动物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供体动物的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禽标识符合农业部规定等。但显然，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也未就此向相关部门调查过供体动物的养殖档案、强制免疫记录等资料，也未调查过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养猪场出售精液时申请检疫的资料和相关主管机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资料，仅凭再审申请人王维君自行制作的数据，就草率得出了种猪20头、一天卖猪精液12管，一头一年取精液220天的结论。当然不应采信。第七、价格评估结论书载明如此大的养殖数量，即便不通过上述方式进行调查核实，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也应要求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提供养猪场的饲料购买、款项支付记录、银行流水；商品猪、猪精液的出售、款项收入记录及银行流水等予以核实，但遗憾的是，因为案涉养猪场多年并未实际从事养殖，没有可能提供该类资料。综上，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案涉养猪场商品猪年出栏量、种猪数量、猪精液产量的认定及得出的商品猪年收入和种猪年纯收入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养猪场一年的停产损失”的金额是虚假的，该价格评估结论书不能作为本案证据。更何况，正如前面所述，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系在明知案涉养猪场已经发生坍塌、养猪场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受让案涉养猪场，对养猪场不能正常营业给自己造成的任何损失，均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2、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价格评估结论书关于案涉养猪场猪舍、房屋和地面附属物的重建价格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不符合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泰安市征地地面附属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鲁价费发[244]号）的规定，比如：砖混结构畜禽舍的补偿标准为80-150元/平方米、简易结构的畜禽舍的补偿标准为40-70元/平方米，而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明细表中旧猪舍的价格却按照300元/平方米予以评估，且未明确猪舍的结构；同时，该评估报告书却将新猪舍的价格按照160元/平方米予以评估，也未明确该猪舍的结构。第二、泰安市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案涉养猪场猪舍、房屋和地面附着物面积的确定毫无依据。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依据的仅仅是再审申请人王维君自行制作提供的猪场财产登记表，答辩人认为，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起码应对此进行基本的丈量、核对。但遗憾的是，该价格评估机构未对该表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准确进行起码的核实就出具了价格评估报告。第三、除前款事实可以证明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未对现场进行基本的调查、测量外，还有一个事实足以证明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未尽到基本的谨慎义务。该价格评估结论书记载“2014年2月王维恒与王维君签署合同，将养猪场转让给委托方王维君”，但事实上，根据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王维君自行提供的《资产、债务转让合同》显示，其与王维恒签订合同，受让案涉养猪场的时间是2014年5月24日。对如此简单的常识性问题，只需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尽到最起码的注意义务就可发现，但遗憾的是，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也未能做到。3、鉴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提交的价格评估结论书存在如此多的常识性错误，并缺乏最基本的严谨性与科学性，答辩人对该评估结论报告书是否由再审申请人王维君自称的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持有异议，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应同时提交与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签订的价格评估委托合同、支付评估费的银行凭证及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开具的正式发票予以佐证。4、经答辩人向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开展价格评估及当事人委托的涉诉讼财物价格评估业务的有效期至2015年3月11日，而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提交的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价格评估结论书的出具时间为2015年11月25日，显然，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信息，于2015年11月25日，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已不具备接受委托从事价格评估并出具本案价格评估结论书的资质。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应提交相应资质证书原件以证明其具有出具本案价格评估结论书的合法资质。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的规定，本案由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提供的、显示由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价格评估结论书存在重大瑕疵、错误，甚至该评估机构不具备价格评估资质，该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出庭作证，就价格评估的过程、依据、自身资质等予以说明。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的规定，本案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在对案涉养猪场进行评估时，应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根据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提交的《资产、债务转让合同》及再审申请人王维君诉状中自认的事实，损失应至少在2014年5月就已发生）进行评估，但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却是在“评估基准日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而其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9月21日，显然该基准日与损失发生日相差甚远，因此，即便该评估报告不存在前述瑕疵、错误等情形，该评估报告确定的价格依法也不能作为认定本案财产损失金额的依据。（二）案涉养猪场建设的猪舍、房屋等建筑物未经答辩人同意，且房屋等建筑物的建设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答辩人无义务赔偿或补偿。1.1985年5月1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不准擅自在煤田内兴建建筑物的通知》（鲁政办发[1985]24号），要求不经省煤炭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现有生产、在建的矿井和国家已批准建设的规划矿井井田内兴建居民点等设施，擅自建设因采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负责。肥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1985年6月6日发布《转发省府办公厅的通知》（肥政办发[1985]第24号）。根据上述文件规定，案涉养猪场上建设的猪舍、房屋等均未经答辩人同意擅自建设，对该等擅自建设的建筑物，即便因答辩人采煤造成损害，答辩人也无义务赔偿。2.原王维恒与肥城市××××村委会签订的《畜牧小区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人只准在承包的土地上建设生产及辅助简易房屋，不准建居住型永久建筑物”，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三十七条“……。在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用地范围内需要兴建永久性建（构）筑物，涉及农用地转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办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第四十四条“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规定，再审申请人王维君违反以上规定建设的房屋等未取得任何手续，不应享有法定权利，答辩人不应予以补偿。三、根据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再审申请人王维君为谋取巨额非法利益，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答辩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本案纠纷发展简要过程：答辩人于2001年经平阴县煤矿改制设立，住所地位于肥城市××××村。2013年8月，因采煤需要，答辩人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压煤村庄搬迁办公室》（鲁政搬[2011]22号）规定，对湖屯镇中湖村压煤民房进行了搬迁，搬迁完成后，对该部分民房旧址进行采煤。因采煤导致该搬迁部分的民房旧址部分地面塌陷下沉，间接对与该地区相近的地带造成了轻微影响。2014年5月，案涉养猪场原承包人王维恒向答辩人反映其养猪场的北半部有些变形和开裂。2014年5月16日，答辩人派人前往查看，了解情况，时任村委书记的赵明华及其他部分村委成员陪同，答辩人并进行了录像取证。2014年6月18日，答辩人安排人员去村委，准备对整个养殖小区的损坏的建筑设施进行丈量摸底，但遭到了时任中湖村村委副书记的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王维君的粗暴阻碍，导致丈量工作中断。2014年6月19日，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王维君开始对案涉养猪场大肆抢建猪舍、房屋、围墙等建筑物。为此，答辩人特向中湖村村委会发出《停止违建通知书》的书面函件，要求村委会协助立即阻止抢建行为。答辩人同时指派人员到现场制止抢建行为，并进行了录像取证。此后几天，答辩人连续派人制止并录像取证，但由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王维君的暴力对抗，最终未能制止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的抢建行为。2014年9月，答辩人组织人员对案涉养猪场进行了最后丈量，但由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无理要求巨额赔偿，双方协商未果致本案诉讼发生。2、对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王维君在损害发生后，恶意抢建的建筑物，无论是否造成损害，答辩人均无义务承担赔偿等侵权责任。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在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诉状自认：因答辩人采煤造成案涉养猪场坍塌、房屋、围墙倒塌裂缝、地面下沉。2014年9月份，答辩人派出代表与村代表张兆忠、陈传海等共同对案涉养猪场进行了丈量。这说明，至少在再审申请人王维君自认明知案涉养猪场已经出现了坍塌、裂缝等损害，而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在明知养猪场已出现裂缝等损害时，不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和发生，反而执意不顾答辩人的劝阻，恶意抢建养猪场，妄图以此讹诈答辩人，获取高额非法利益；这一点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与王维恒2014年5月24日签订的《资产、债务转让合同》约定也可看出，首先，该合同称“中湖村王维恒猪厂，因平阴煤矿放炮采煤暂时造成经营困难”，说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对损害已经发生是明知的；其次，该合同还约定“中湖村王维恒猪厂名下的资产和王维君名下资产不管任何形式获得的补偿款，村都有权扣除欠村各项款，剩余部分返还给王维君，王维恒不能以任何借口再要补偿款”，这说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王维君的目的即在于受让猪厂后，讹诈答辩人、获取补偿款，并不是真正为了养猪，也没有真正养猪，如果确如价格评估结论书认定的养猪数量，转让价格不可能仅67万余元；这也说明，泰安市和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养猪场年产猪数量错误且认定的本案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所谓损失没有依据及法律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及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答辩人对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所谓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至少对在损害已经发生后，再审申请人王维君恶意抢建的房屋、猪舍、围墙等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因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的抢建行为，导致案涉养猪场原有的猪舍、围墙等的损害程度扩大，对损失扩大部分，答辩人也不应承担补偿责任。王维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华玫矿业赔偿原告猪场损失共计5353527元；2.本案诉讼费、邮寄费由华玫矿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维君系肥城市湖屯镇中湖屯村村民。2014年5月24日，王维君与王维恒在中湖屯村村委的见证下就转让猪场签订《资产、债务转让合同》一份，合同载明：中湖村王维恒猪场，因平阴煤矿放炮采煤暂时造成经营困难，经王维恒和王维君双方协商同意，经村委会研究同意，把猪场债务和全部资产以大包干的形式转让给王维君，王维恒原欠中湖村租地款和各项欠款共计672291元，全部由王维君偿还。6月19日，华玫矿业向中湖屯村委会送达停止违建通知书，通知中湖屯村委会因养殖小区位于华玫矿业煤田塌陷区范围内，华玫矿业于2014年5月16日和6月19日两次就小区现状进行录像，6月19日发现有养殖户在小区内新增违章建筑物，要求中湖屯村委会立即阻止其施工，否则，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建设单位或养殖户个人完全自负。9月18日，华玫矿业因采煤造成中湖屯村养殖区内王维君的猪场出现塌陷，由华玫矿业代表张吉方等人及村代表张兆忠、陈传海通知对猪场建筑进行了丈量，并制作2014年6月18日之前原有建筑设施丈量统计数据表一份，后因赔偿数额未达成协议协商无果。2015年5月24日，王维君与中湖屯村委会就养猪场签订《畜牧小区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限为10年，自2014年5月24日至2024年5月24日止，每年每亩承包费300元。2015年9月，王维君委托和平公司对养猪场停业一年的停产损失及猪舍、房屋和地面附着物的重建价格进行价格评估，经评估，停产损失为3155200元，猪舍、房屋和地面附着物的重建价格为2103387元，总计5258587元，花费评估费20500元。2016年5月18日，一审法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案涉猪场进行了现场勘验，被告华玫矿业对2014年9月18日形成的丈量统计表中记载的地面附着物无异议，对表外的车库一个、南屋与北屋之间的屋顶与围墙、所有猪舍之间用新型建材泡沫砖搭建的屋顶和围墙、猪舍对面用空心砖建造的房屋、水塔西面搭建的围墙和屋顶、车库西面房屋一间均有异议，王维君自认以上争议建筑系2014年6月10日始建。经勘验，养猪场内泡沫砖构造的建筑物大部已坍塌，丈量表中记载建筑裂缝严重、部分坍塌。另查明，为进行农业生产调整，发展畜牧业生产养殖，中湖屯村委会于1997年12月15日将位于村河北堐一组菜地（共计33.94亩）承包给王维恒等11名农户发展饲养小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中，王维君的养猪场位于华玫矿业的采煤许可范围内，双方曾就养猪场因采煤坍塌、裂缝的损害赔偿一事进行协商，对华玫矿业地下采煤与案涉养猪场出现塌陷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法予以确认，华玫矿业应对王维君养猪场塌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王维君主张的停业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王维君自认至2014年9月已将猪场内全部存猪处理完毕，和平公司的评估报告系依据其自行提供的数据得出，对养猪场的年出栏量等数据均无相应证据印证，对其先前出售存猪的价格、数量等亦未提供证据证实。且案涉猪场所占用的土地为农业用地，为充分发挥土地使用价值发展养殖小区，其本身为临时性建筑，并不改变土地系农业用地性质，王维君按照正常生产经营主张营业损失的请求，不在农业用地的补偿范畴，故对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维君主张的重建价值，一审法院认为，因华玫矿业的地下采煤工作导致案涉养猪场建筑物出现坍塌，已无法发挥其原有的使用价值，华玫矿业虽辩称王维君受让养猪场系为获取赔偿款，但并无充分证据证实王维君在受让时存在明显恶意，对华玫矿业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王维君要求华玫矿业赔偿其重建建筑物的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赔偿范围以双方丈量后的建筑物面积为准，对其2014年6月新建建筑物部分，因该部分系王维君在华玫矿业已着手协商赔偿事宜并通知不得再兴建建筑物后始建，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重建价值按照王维君提交的评估报告中的市场价格确定，共计1292076.22元（北屋78355.2元=163.24㎡×480元/㎡、南屋63510元=105.85㎡×600元/㎡、车库17325.9元=38.502㎡×450元/㎡、水泥路32670元=594㎡×55元/㎡、围墙44176元=401.6㎡×110元/㎡、简易棚706.2元=35.31㎡×20元/㎡、水塔55200元、粪池36741.6元=170.1m3×216元/㎡、旧猪舍914175元=3047.25㎡×300元/㎡、土井2250元、厕所4554元=20.7㎡×220/㎡、装猪台地磅616元=5.5㎡×110/㎡、上猪台909.15元=16.53㎡×55/㎡、转猪台1800元、晾粪台1942.05元=35.31㎡×55/㎡、粪道5978元=85.4㎡×70/㎡、沼气池10500元=50m3×210元/㎡、自然养猪池20667.12元=104.96m3×197元/㎡）。丈量表中另有大门两个、电线杆四根、杨树286棵（其中胸径为10-20㎝的为173棵，胸径为20㎝以上的为113棵），因王维君未对该部分地上附着物进行评估，一审法院确定按照泰安市征地地面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计算为16086元（大门576元=5.76㎡×100元/㎡、线杆80元=20元/根×4根、杨树15430元=60元/棵×113棵+50元/棵×173棵），以上共计1308162.22元。土地塌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王维君在受让养猪场时已有所预料，在土地塌陷导致不能再行从事养殖生产的情况下，负有采取积极的措施以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王维君对养猪场的损失亦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确定由华玫矿业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1046529.78元。对王维君自行委托评估花费的评估费20500元，按照双方赔偿比例确定。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济南华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维君1062929.78元；二、驳回王维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27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济南华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3420元，由王维君负担10854元。王维君上诉请求：1.撤销肥城市人民法院（2015）肥民初字第404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二审予以确认。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一审法院判决华玫矿业承担80%的赔偿责任是否正确，二是王维君2014年6月18日后新建的建筑物是否属于赔偿范围，三是王维君主张的停业损失是否应予赔偿。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王维君长期在中湖屯村生活、居住，对华玫矿业采煤可能导致中湖屯村周边地面坍塌是明知的，华玫矿业也早就于2014年5月16日对养殖小区进行了拍照录像，所以王维君对养猪场的经营情况以及可能受到的塌陷影响十分清楚，但仍然从王维恒手中受让养猪场并继续经营，因此，王维君对养猪场受采煤塌陷影响遭受的损失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七十三条认定华玫矿业承担80%的赔偿责任于法有据，王维君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华玫矿业在2014年6月19日就养殖小区现状进行了拍照录像，发现有养殖户新增违章建筑物，于是向中湖屯村委会寄送了《停止违建通知书》并在村委会门口进行了张贴，王维君作为养殖小区的养猪场经营业主对此理应知悉，而且在2014年9月18日养猪场出现塌陷后由华玫矿业代表张吉方及村代表张兆忠等人对案涉养猪场共同进行丈量后形成了《2014年6月18日之前原有建筑设施丈量统计数据表》，王维君在该数据表下方的户主处签名确认，表明其完全认可该数据表的内容，现一审法院依据该数据表的统计内容确定赔偿范围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王维君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王维君主张停业损失的依据系其单方委托和平公司作出的泰和平价鉴字〔2015〕1106号《价格鉴定报告》，而和平公司进行评估所依据的案涉养猪场商品猪每年出栏量等关键数据系王维君自行提供，并且没有其他法定证据予以印证，华玫矿业亦不认可，因此，该鉴定报告关于王维君停业损失的评估结论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王维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的停业损失依法不能获得支持。综上所述，王维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274元，由王维君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再审中王维君提交了新证据如下：证据1、《肥城市湖屯镇畜牧兽医站证明》一份，证明受让的王维恒的猪场在2011年至2014年6月一直持续从事养猪的生产；证据2、《肥城市湖屯镇畜牧兽医站证明》一份，证明葛寿海系中湖屯村防疫员，主要负责每年春秋两季来镇兽医站领取疫苗，为该村养殖户防疫；证据3、《肥城市湖屯镇中湖屯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葛寿海系中湖屯村的防疫员，协助湖屯镇防疫工作，负责领取疫苗并为本村养殖户防疫；证据4、肥城市湖屯镇畜牧兽医站出具的《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分发供应登记表》两份，证明葛寿海作为中湖屯村领用人于2014年3月24日分别领取成都天帮生物疫苗50瓶、杭州荐量200瓶；证据5、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屯支行出具的《储蓄存单》五份、《个人业务存款凭证》四份及《产品快照信息查询》一份、《基本信息及定期信息查询单》四份，证明王维君通过其女儿王丽、儿媳毛园园于2014年6月15日、16日在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屯支行办理储蓄存单五笔，每笔10万元，将该存单交付王维恒，王维恒随后办理了四笔的整存手续，流水号0000026储蓄存单10万元作为保证金也交付王维恒，以此偿还王维恒的猪场转让款50万元。证据4、证据5相佐证，证明原一、二审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证据6、《肥城市湖屯镇中湖屯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王丽、毛园园系王维君的女儿、儿媳，以此证明双方的亲属关系。证据7、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屯支行出具的《活期查询》一份，证明王维君的女儿王丽在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屯支行取现10万元，王维君以此偿还王维恒的猪场转让款10万元。华玫矿业对上述证据质证称：申请人提交的该七份证据均不应作为新证据用于本案事实的判定，理由是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387、388条的规定，显然申请人提交的这些证据在一审庭审前都已存在，或可以取得，不存在因客观原因导致现在才发现或无法提交，从而应当被认定为新证据的情形。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公章看不清楚，即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涉案养猪场从事养猪生产，不能证明养猪厂养猪的数量，更不能证明其所谓的营业损失。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仅显示葛寿海在2009至2015年到兽医站领取过疫苗，但无法证明涉案养猪厂的养猪数量。对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申请人的代理人也既申请人儿子王金龙，现任该村村委主任，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对证据4，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从证据本身的内容来看，仅能反映葛寿海在2014.3.20领取过疫苗，与证据2证据显示的内容不一致，且也不能证明涉案养猪厂的养猪数量。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有关王维恒账户基本信息证明只能证明王维恒的个人账户的存款情况，不能证明申请人所主张的该笔款项是由申请人交付的。对证据6质证意见同证据3质证意见。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只能证明户名为王丽的个人存款记录，不能证明申请人所主张的向王维恒支付转账款的事实。本院认为，王维君提交证据1-4的主要证明涉案猪场在2011年至2014年6月一直持续从事养猪的生产，但该证据不能不能证明养猪厂饲养猪的数量，并且王维君在原审中自认至2014年9月已将猪场内全部存猪处理完毕，故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关联。王维君提交证据5-7，证明偿还王维恒的猪场转让款，与本案审查的养猪场停业损失并无关联，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对养猪场原有设施的重建成本华玫矿业承担80%的赔偿责任是否正确；二、养猪场内2014年6月18日后新建的建筑物是否属于赔偿范围；三、王维君主张的养猪场停业损失是否应予赔偿。关于焦点一，首先，从原审查明事实看，王维君目前有证据证明的其为养猪场的总支出为60余万元。原审中对养猪场原有设施的重建成本计算依据系其单方委托的和平公司所做的评估报告。2014年5月24日，王维君与王维恒签订《资产、债务转让合同》；2014年6月19日，华玫矿业向王维君所在的中湖屯村委会送达停止违建通知书，通知中湖屯村委会因养殖小区位于华玫矿业煤田塌陷区范围内。期间，王维君已经与华玫矿业就损失问题进行协商。2015年5月24日，王维君又与中湖屯村委会就养猪场签订《畜牧小区承包合同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而从法理的角度看，侵权赔偿责任的原则是填补原则。结合本案的案情，原审认定华玫矿业因采矿给王维君造成损失，应对有关损失予以赔偿是正确的，且原审认定的赔偿数额已经能够弥补王维君因华玫矿业的采矿行为所受的损失，因此原审的有关认定并不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其次，土地塌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王维君长期生活、居住在采矿区，对于存在土地塌陷的可能是明知的，在受让建造采矿区上的养猪场时，应当预料到土地塌陷导致不能再行从事养殖生产的情况，负有采取积极的措施以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故原审法院确定王维君对养猪场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焦点二，原审查明2014年6月19日，华玫矿业向王维君所在的中湖屯村委会送达停止违建通知书，通知中湖屯村委会因养殖小区位于华玫矿业煤田塌陷区范围内，华玫矿业于2014年5月16日和6月19日两次就小区现状进行录像，6月19日发现有养殖户在小区内新增违章建筑物，要求中湖屯村委会立即阻止其施工，否则，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建设单位或养殖户个人完全自负。9月18日，华玫矿业因采煤造成中湖屯村养殖区内王维君的猪场出现塌陷，由华玫矿业代表张吉方等人及村代表张兆忠、陈传海通知对猪场建筑进行了丈量，并制作2014年6月18日之前原有建筑设施丈量统计数据表一份。因此本案中的赔偿范围应以双方丈量后的建筑物面积为准。对王维君2014年6月后新建建筑物的赔偿主张，因该部分系王维君在与华玫矿业已开始协商赔偿事宜并已得到通知不得再兴建建筑物后建设的，王维君对这部分建筑物可能遭受的损失是明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王维君的有关行为有违上述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本院认为对王维君2014年6月后的新建建筑物不应予以赔偿。关于焦点三，王维君在原审中已经认可2014年9月前已将猪场内全部存猪处理完毕。一审庭审中，华玫矿业提交了2014年5月16日至2014年9月18日对养猪场所拍的多张照片，证明目的之一是在拍照期间养猪场即已不再养猪。对上述照片的真实性，王维君也予以认可。结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在王维君于2014年5月24日受让养猪场时，该养猪场已经不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况且和平公司的评估报告系其单方委托评估作出的，该报告依据的各项数据均系其单方提供，并无双方认可的证据予以支持。综上，王维君受让养猪场后并未进行实际经营，其主张停业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故对王维君有关停业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王维君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9民终1667号民事判决。审判长 曹 毅审判员 岳彩林审判员 娄勇军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董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