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06民初8644号原告：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程界西村南社，组织机构代码X1843875-6。负责人：李国垣，社长。委托代理人：潘秀芬，系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龙永强，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代理人：胡育新、陈硕，均系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揭涵，男，197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代理人：刘玉东、李萌子，均系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石东三社）诉被告龙永强、揭涵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东三社的委托代理人潘秀芬，被告龙永强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硕，被告揭涵的委托代理人刘玉东、李萌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东三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石东三社与龙永强已于2016年11月8日解除关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路码头程界西大田基南地块（以下简称案涉土地）及全部上盖建筑物（以下简称案涉建筑物）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2、两被告共同将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腾空并返还给石东三社；3、两被告共同向石东三社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从2017年1月1日起按每月85000元的标准计算至两被告将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腾空并返还给石东三社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全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龙永强承租石东三社的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现在金汇潮庭酒家所在物业），并每年向石东三社支付租金，双方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应视为不定期租赁。龙永强承租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后转租给揭涵并签订《租赁合同》，期限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租金标准为每月85000元。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是石东三社的农村集体资产，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等法律规定，实行承包、租赁经营的，应当通过广东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平台，以公开招标、投标的方式确定经营者；农村集体资产承包、租赁经营者，应当按照合同规定依时交纳承包款和租金。但龙永强没有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而直接承租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且不签订租赁合同，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因此石东三社多次电话告知龙永强将于2015年1月1日解除双方的租赁关系，并通知了作为次承租人的揭涵。此后，石东三社多次要求两被告清场、返还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但两被告一直未予配合。2016年11月7日，石东三社分别致函两被告，重申石东三社和龙永强的租赁关系已于2015年1月1日解除，要求两被告返还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和支付场地占用费，但两被告至今仍未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对于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并且石东三社已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了龙永强解除合同，还通知了作为次承租人的揭涵。石东三社解除合同后，龙永强理应返还租赁物业给石东三社，继续占用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的应向石东三社支付占有使用费。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石东三社依法有权要求揭涵腾退房屋和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两被告拒不返还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和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行为给石东三社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石东三社的合法权益，石东三社特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请求如上，望判如所请。龙永强辩称：石东三社隐瞒重要证据不向法院提交，其起诉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龙永强与石东三社的《承包场地合同》未到期，石东三社不得无故解除合同。以龙永强为法定代表人的广州市天河区天龙制衣有限公司于1994年元月四日与石东三社的前身天河区东圃镇石东第三经济社签订了最初的《承包场地合同》。期限从1994年1月1日到2003年12月31日。但该合同没有最终履行完毕。龙永强与石东三社于2000年4月15日签订的《承包场地合同》。承包期从2000年4月15日至2030年4月14日止。现合同约定承包期未到期，石东三社起诉属于违约。当时之所以签订了新的合同，是因为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了天河区镇、街行政区域重新划分的情况，石东三社被划分属员村街而不属于东圃镇。后来单位名称变了，公章也换了。当时的社委领导通知龙永强，叫龙永强重新签订《承包场地合同》以便管理。此后十多年双方均按新合同履行，合作愉快。但2014年新一届社委领导上任后，可能与前一届领导交接工作没做好，没有接收到或遗失了上届社委任期内签订的一批合同原件。新一届社委委员借口称双方没有签订合同，要求原合同签订方按新的收费标准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否则一概收回承包的场地，不承认上届领导任期内签订的合同效力。在社委委员向龙永强调查时龙永强早已向社委干部反映了情况，出示了《承包场地合同》原件并当场复印交了一份给社留档，并拒绝按新收费标准签订新合同，引致部分新社委委员不满。近期，因揭涵拖欠租金严重违约，龙永强要依法行使权利收回其承租的场地时，揭涵就联合新一届社委委员弄虚作假，提供不符合客观情况的资料干扰法院审案。现又另行提起本案诉讼，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拒不提交第二份《承包场地合同》企图拖延、阻碍龙永强诉揭涵收回租赁场地案的审理、执行。案涉建筑物是龙永强所建，归龙永强所有和使用。二、天河区村镇建房许可证证明当年建案涉建筑物时有履行报建手续。建房许可证是因为土地是集体土地，报建以土地所属单位进行报建，因此天河区村镇建房许可证及其他报建手续的资料原件应在石东三社处并由其保管。可能石东三社保管不善而遗失。但案涉建筑物属于龙永强。龙永强保留了当时施工时的图纸及部分费用单据。后其与石东三社签订的第二份《承包场地合同》已确认了案涉建筑物的归属。《承包场地合同》未到期，龙永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目前未有国家征收集体土地的情况出现，不能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具体见：2000年4月15日签订的《承包场地合同》第一条“厂房由乙方出资自建”以及第九条补充规定“如果国家征用土地，厂房有补偿甲方占20%，乙方占80%”。三、龙永强承包经营的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历经广州市天河区天龙制衣有限公司、广州市天河区员村金汇潮庭酒家、广州金汇潮庭酒家有限公司等企业，经营时间从1994年2月开始至今，其合法性毋容置疑。对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的经营状况村委、社委领导干部都清楚。相信没有哪位社领导干部没去过金汇潮庭酒家喝茶或吃饭的。龙永强有没有交过租金，上任村长和财务主管人员怎会不知道，没有合法报建手续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的经营能一直换了三个企业，二十多年来仍可以持续经营吗？多年来实际使用人与龙永强签订的租赁合同都办理了备案登记。龙永强查了广州金汇潮庭酒家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龙永强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金汇潮庭酒家法定代表人揭洋的租赁合同，与广州金汇潮庭酒家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甚至2015年改为石东三社与广州金汇潮庭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都有备案。这些表明石东三社对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的历史使用状况是清楚的。现在提起诉讼是配合揭涵对抗龙永强收回场地故意装作不知道第二份《承包场地合同》的存在，制造虚假现象，蒙骗不明真相的社员群众，企图浑水摸鱼收回场地而已。四、石东三社所发的《告知函》和两份退款通知书不能达到单方解除合同的效果。龙永强已缴纳了各年的承包费，但石东三社近两年无理取闹，对已客观存在的《承包场地合同》视若无睹，强行将合同约定的承包场地关系定性为不定期租赁，自行认定已解除租赁关系，完全违背合同诚实信用原则，该行为属于违约。2016年11月8日龙永强又收到石东三社寄来的《告知函》，函中称双方的租赁关系已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解除。甚至称龙永强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6月期间冒用石东三社承租人身份向揭涵收取租金，涉嫌刑事犯罪，严重侵犯该社集体资产。其他的还有石东三社提交的《告知龙永强退款通知书》《再告知龙永强退款通知书》等通知龙永强取回租金的函件。上述函件并不能达到单方解除合同的效果，因为龙永强在2016年11月9日书面回复石东三社《关于要求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继续履行〈承包场地合同〉的函》，石东三社已签收。龙永强已告知第二份《承包场地合同》的存在及场地使用期未满，龙永强有权继续使用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五、本案是随着龙永强诉揭涵收回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的诉讼的进程而产生的。先是揭涵提交资料申请石东三社参加诉讼。随后法院认为石东三社的申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另行诉讼，然后才有本案诉讼的发生。但因为龙永强诉揭涵一案中，龙永强已书面回复石东三社第二份《承包场地合同》的客观存在，且2014年以前该社一直有收取龙永强每年交的承包费。只要其询问上一任村长和财务人员，不可能不知道《承包场地合同》的存在。且此前就此事龙永强已当面将合同原件复印交社备案。社领导不可能不知道第二份《承包场地合同》的存在。综上所述，龙永强与石东三社签订的第二份《承包场地合同》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石东三社内部对档案资料管理不善，涉嫌与揭涵勾结制作虚假诉讼以影响龙永强起诉揭涵拖欠租金收回场地的诉讼的审理判决。其无理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请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维护龙永强的合法权益。揭涵辩称：一、揭涵使用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是根据揭涵与龙永强于2007年12月3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了租赁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现该合同的效力正在另案审查中。如在另案判决审结之前即要求揭涵腾房，对揭涵极为不公。且，如因龙永强的原因导致揭涵无法继续使用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的，参照《租赁合同》第六条的约定，龙永强应以揭涵投资总额的一倍赔偿揭涵，并返还保证金50万元，对此揭涵保留追偿权利。二、2016年12月5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非因揭涵原因，石东三社中断供电长达5个月之久，导致揭涵无法使用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根据公平原则，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的租金应予以免除。而2017年5月之后的租金，并非揭涵故意拖欠，而是石东三社和龙永强均分别要求向其支付，揭涵不知应支付给哪一方，待法院判决后，揭涵愿意按原标准（即每月85000元）支付。三、揭涵承租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前，案涉建筑物破落不堪，面积才1883平方米（《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的才600平方米），揭涵承租后，经石东三社和龙永强同意，耗费巨资进行装饰修缮，物业使用面积增至3479.86平方米。对于该部分，石东三社和龙永强作为实际受益人，根据公平原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应予以补偿。四、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现为广州市金汇潮庭酒家、珠江商学院、涵香贸易等十余家企业的经营场所，牵涉众多员工的工作生活，如果揭涵无法继续使用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数百名员工的待岗就业问题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为顾全大局，从对各方有利的角度出发，如果石东三社同意揭涵继续使用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揭涵愿意按更优厚的条件向石东三社承租物业。综上，恳请法院考虑揭涵的答辩意见，依法驳回石东三社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石东三社与龙永强就案涉土地形成的租赁合同关系的租赁期限是否为不定期的问题。第一，石东三社及龙永强在本案诉讼中均确认龙永强是石东三社就案涉土地的租赁合同相对方，本院对此予以尊重。第二，龙永强提供的证据《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1994年1月4日，共3页）虽为复印件，但石东三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确认该证据是石东三社签订；结合天河建（）字第00789号《天河区村镇建房许可证》的内容及龙永强持有该证原件的事实、龙永强向石东三社交纳租金且将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出租给揭涵使用的情况，本院对上述《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1994年1月4日）依法予以采信。第三，龙永强为证明上述租赁期限并非不定期而提供了证据《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承包期自2000年4月15日至2030年4月14日；共3页）。石东三社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否认其签署过该证据。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检材《承包场地合同》（即龙永强提供的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承包场地合同》）第1、2页与第3页的打印字迹是否均在同一打印机一次性整体打印形成；2.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第9条的打印字迹与该页其他打印字迹是否同一打印机一次性整体打印形成；3.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落款处甲方“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印章真伪；4.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落款处甲方“李沛泉”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写；5.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落款处甲方印章及代表签名的形成时间与比对样本中同名称印章及签名是否同时期形成。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29日出具粤华生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0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1.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1、2页与第3页的打印字迹不是同一机具制作形成；2.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第九条的打印字迹与该页其他打印字迹是同一机具一次性制作形成；3.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甲方代表处“李沛泉”签名与委托单位提供的李沛泉样本笔迹(YB1-2、YB3-2、YB4-2、YB5-2、YB6-2)是同一人的笔迹；）4.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甲方处“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印文与委托单位提供的同名样本印文(YB1-1、YB2、YB3-1、YB4-1、YB5-1、YB6-1、YB7、YB8、YB9、YB10、YB11、YB12、YB13、YB14)是同一枚印章盖印；5.检材《承包场地合同》第3页甲方处“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印文与委托单位提供的同名样本印文(YB5-1、YB6-1（的盖印时间（即2000年4月12日）相近。石东三社、龙永强、揭涵均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粤华生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0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本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且原、被告均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法予以采信。一方面，根据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的第2条、第3条、第4条、第5条的内容，可认定龙永强提供的证据《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3页上的内容系石东三社盖章确认及其代表李沛泉签名确认，本院对《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3页的内容予以采信。另一方面，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的第1条内容显示《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1、2页与第3页的打印字迹不是同一机具制作形成。石东三社对此认为《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是变造的文件，不是真实有效的合同，其中约定的租期、租金标准、租金支付期限、定金支付等内容与实际不符，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足以证明龙永强认为与原告签署了《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主张不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龙永强对此认为《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是李沛泉最后签字盖章后交给其，其收到后没有再做修改，为何第1、2页与第3页的打印字迹不是同一机具制作形成，需问李沛泉，需由石东三社解释，石东三社故意隐瞒2000年4月15日签订的承包场地合同，如石东三社认为《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不是真实有效的，则石东三社作为合同的另一方应拿出真实有效的合同来对质，没有相反证据就不能否认龙永强该证据的证明力，即便它存在形式的瑕疵。本院认为，合同双方均有举证证明合同内容的责任。其一，在日常生活中，以打印方式形成的合同文稿，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是由同一台打印机制作形成，少数情况下会是由不同的打印机制作形成。虽然《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1、2页与第3页的打印字迹不是同一机具制作形成，但并不必然表明第1、2页系一方事后变造，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判断。其二，以目测、手触的方式检查《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可见其纸张（共3页）的陈旧程度并无明显差异。其三，《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1994年1月4日）的第1、2页并无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也未见该合同有骑缝章或骑缝签名；《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亦存在上述相同情况，从签约操作模式上看，二者的操作习惯相似。《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1994年1月4日）第四条和《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四条（位于第2页）均约定应在每月的五号前支付当月承包款且超过一定期限（前者为两个月，后者为一年）不缴交承包款时石东三社可终止合同；而石东三社和龙永强均表示石东三社实际是按照一年的方式收取场地承包费。可见，二者均存在租金实际支付期限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相同情形。其四，将石东三社和龙永强各自提交的关于案涉土地租金交纳的书面说明内容与《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内容对比，可发现龙永强实际支付的2007年度至2013年度的每年度租金金额（32400元/年度）与《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约定金额（2000年4月15日至2005年4月14日期间租金为2700元/月，每下一个五年依次为3000元/月、3300元/月、3600元/月、3900元/月、4200元/月）确实不同，但龙永强实际支付的2014年度租金的金额39600元（石东三社于2015年3月30日出具了相应收据）则与《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约定金额一致、实际支付的2015年度租金的金额43200元（石东三社称其无法原路退回该款而作挂账处理）与《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约定金额不一致、实际支付的2016年度租金的金额43200元又与《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约定金额一致。龙永强对此解释称每年年底12月到次年1月期间，石东三社的出纳会主动打电话通知其缴纳这一年的租金，其就主动带现金找出纳，出纳向其开具多少钱金额的收据，其就支付多少钱给出纳，历来都是如此，其他人也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向石东三社缴纳承包款，除了其以转账方式支付的承包费之外，其他的承包费都是按这样的方式缴纳，所以事实上，双方从来都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来履行；其并不是天天会拿合同看，原来的时候，石东三社开具多少钱的收据其就缴纳多少钱的承包费，后来到2014年的承包费缴纳时，其就自己拿了合同出来看，因为其觉得合同是约定承包费递增的，但石东三社每年收款项却没有递增，所以其自己看了合同，按照合同里面的约定缴纳了承包费，以前是石东三社出了错。石东三社则称其确实是按照一年的方式收取场地承包费，通知收取的金额是按照《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1994年1月4日）约定的金额（按照第二阶段4.5元/平方米/月，年租金32400元）通知龙永强交款，龙永强一直到2015年3月30日前支付2013年及之前的承包款均是按照32400元/年标准来付，到了2015年3月30日支付2014年的场地承包款时，因为此时石东三社已口头通知（通知时间大约在2014年年底）龙永强解除租赁合同，并对其出示的《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指出该合同与龙永强实际支付的租金标准不一致之后，龙永强才按照《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支付不一样的租金金额（39600元/年），后续2015年及2016年的现金汇款金额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龙永强按照《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支付了对应的租金金额（43200元/年）。从石东三社和龙永强双方的履行行为及各自的解释来看，石东三社在收取租金过程中——该过程是一个较长的期间——是处于主导地位的，龙永强作为交款义务人通常是按照石东三社通知的金额及时间进行交租。从日常经验判断，石东三社作为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不排除存在因内部相关人员变动等因素引致后签订的合同遗失而按照之前签订的合同金额通知交租的可能；而龙永强作为支付租金的义务人，面对少交租金和多交租金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不排除存在对前者放任而对后者警觉的可能，况且，在石东三社在收租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不排除龙永强未发现租金金额差异的情况存在。而从2014年度租金的收付情况来看，石东三社和龙永强又是按照《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约定的金额来付款和开具相应收据，可见双方对于合同的履行随意性较大。其五，龙永强于2015年9月28日向本院提起（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97号案件要求解除与次承租人揭涵的租赁合同及要求揭涵交还房屋、支付欠租时，已在立案之时将《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的复印件作为其证据提交本院，拟证明其对出租的房屋（即案涉建筑物）拥有所有权。该时间比石东三社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早近一年半的时间。由此可见，并不存在龙永强为了本案诉讼而虚假制作《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1、2页的情况。其六，如前所述，本院对《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3页的内容予以采信，该页第八条第三款约定“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石东三社作为在该页盖印及签字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否认龙永强提供的《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内容情况下，却未能提供己方所持合同予以反驳，故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七，根据《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3页的内容，结合龙永强持有天河建（）字第00789号《天河区村镇建房许可证》原件及向石东三社交纳租金且将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出租给揭涵使用的情况，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看，龙永强关于在2000年4月15日与石东三社就案涉土地及案涉建筑物签订书面合同约定较长租赁期限的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可依法予以采信。因此，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及查明事实看，龙永强提供的证据《承包场地合同》（记载签订时间为2000年4月15日）第1、2页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程度，本院对其依法予以采信。综上所述，石东三社关于其与龙永强双方就案涉土地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故应视为不定期租赁的陈述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请，石东三社系基于认为其作为出租人有权随时解除与龙永强之间的不定期租赁关系而向龙永强发函解除合同，但如前所述，本院对石东三社关于双方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故应视为不定期租赁的陈述未予采信，故原告该项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请均是基于其第一项诉请获得法院支持为基础，鉴于本院并未支持原告的第一项诉请，故原告该两项诉请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1600元、保全费1370元、鉴定费33400元，均由原告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石东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 雯人民陪审员  林慧莉人民陪审员  卓燕君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张 杳蒲肖明判决书于2019年月日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