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02民初2661号 原告：王军，男，197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琰，浙江君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道义，男，195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晗，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军与被告邵道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琰、被告邵道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4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96万元（其中股权转让款140万元、按股权比例出资款56万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履行还款义务时止按年息6%计算的利息；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每月拖欠的3500元固定收益（从2016年1月起暂计算至2019年3月的金额为136500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履行还款义务时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温州市博爱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爱公司）是一家以经营出租车客运及管理为主的私营企业，注册资金121万元，被告系该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14年4月17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其在博爱公司16.9%的股份，原告投资入股后，占博爱公司16.9%股份，按照股份比例原告相当于拥有70辆挂靠出租车辆经营管理权；另约定：原告根据占股比例享有投资购买相应份额政府投放公营车辆经营权的权利，并享受公营车辆经营产生的收益。上述70辆挂靠出租车辆由被告统一经营管理，被告每月支付原告7000元固定收益（每月每车100元车收益），每月7000元收益在当月15日前由被告按时支付给原告；5辆公营车辆的收益按扣除各项费用和成本后由被告按月支付给原告。原告依约支付给被告196万元，其中140万元用于购买被告在博爱公司16.9%的股权，剩余56万由被告用于支付购买5辆政府投放公营车辆的费用。 此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将原告登记到博爱公司股东名册并去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尽快将博爱公司16.9%的股权登记在原告名下，但被告均置之不理。自2016年1月起，被告在未与原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违反协议约定将每月应支付给原告的7000元固定收益减少至3500元，截至2019年3月，被告已累计拖欠原告固定收益136500元，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补足差额，但被告均予以拒绝，显属违约。 原告认为被告经多次催告仍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契约精神，导致原告入股博爱公司及获得约定固定收益的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证明诉称的事实，原告王军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2.公民身份信息查询，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 3.协议书，证明2014年4月17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博爱公司16.9%股份以140万元转让给原告，按照股份比例相当于原告拥有博爱公司70辆挂靠出租车经营管理权，以及按股份占比出资购买5辆政府投放公营车辆经营权。收益分配方式具体为：70辆挂靠车辆每月固定收益7000元，于每月15日前汇入原告指定账户；5辆公营车辆扣除各项经营费用和成本后的收益按月支付给原告。此后，从2016年1月起，被告无故将每月7000元固定收益减少为3500元。 4.（2017）浙0302民初3982号民事判决书、律师函、（2017）浙0302民初10202号案件庭审告知确认书，证明原告曾向法院起诉及委托律师发函给被告和博爱公司，要求按协议约定的16.9%股份占比将原告登记到被告公司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以及支付从2016年1月开始拖欠至今的每月3500元固定收益。在庭审中博爱公司承认被告将名下16.9%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原告属于博爱公司股东，被告与原告签订涉案协议书是经过博爱公司和另一股东认可的，也同意将原告在工商部门登记为股东（具体体现在庭审录音55分50秒—58分55秒）。但是，被告及博爱公司始终拒绝将每月减少的3500元固定收益支付给原告。 5.（2018）浙0302民初91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认定涉案协议书的甲方是被告邵道义，不是博爱公司。 被告邵道义辩称：1.原告诉称被告将持有的博爱公司16.9%的股权转让给原告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被告转让给原告的是被告持有的博爱公司70辆车租车挂靠经营管理收益权，该权利为被告股东权利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股权。相关约定在协议书中已经明确约定。2.对于以上70辆出租车的挂靠经营管理收益权的转让，博爱公司是认可的，并向原告一直支付该70辆车挂靠经营管理收益权对应的收益，包括车辆的挂靠服务费收益及该车辆的名额投标取得的5辆公营车的收益。3.原告称被告要将16.9%博爱公司股权通过工商登记变更到其名下，没有事实与法律的依据，本案转让的并不是股权，而是部分权利。以此进行变更登记显然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但是对于该股东权利项下的权利转让行为都已经在博爱公司做了备案，博爱公司也予以认可，若将来工商部门可以登记，我方也愿意配合，但是现在工商部门没有这样的登记事项，但是没有登记不影响原、被告之间的挂靠经营管理权的转让，也不影响原告的权利。4.原告称被告无故扣减其出租车的收益，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依据双方的协议书第2条的约定，每车每月被告给予原告100元，如果遇到管理费用调整，双方再按照实际情况协商。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因为市场行情比较好，每车每月的挂靠费收入为450元，每车的收益为100元，但是之后由于市场的变化，每车每月的管理费收入降为350元，为此服务费收益下降为50元每月。对此，整个市场，包括博爱公司在内的所有公司都是一样的，博爱公司所有车辆的发放也是一样的。为此原、被告协商，并提供了相应的收费依据，要求降低收益费用，但是原告在2017年的时候突然起诉博爱公司，称服务费收益变少了。为此我方也感觉很奇怪，在2016年双方已经调整并支付了半年多。原告的反悔与实际情况和市场的情况都是不相符的。5.原告诉称的挂靠服务费2016年1月开始将为3500元每月是错误的，实际上是从2016年5月开始降为3500元每月。6.本案的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被告也一直在依照协议履行，但是因为市场行情的变化，导致原告的收益预期产生变化，才导致原告多次起诉被告或者博爱公司。在本案，被告并没有根本违约行为，原告诉请解除合同是不成立的。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求法庭驳回。 被告邵道义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17日，原告王军与被告邵道义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抬头部分甲方载明为“温州市博爱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乙方为王军，落款处甲方由邵道义签名，未加盖公司印章。该协议首部载明，博爱公司共有挂靠出租车414辆，甲方实际拥有挂靠出租车274辆。第1条约定，甲方从实际拥有挂靠出租车辆274辆中向乙方转让挂靠出租车辆经营管理权70辆。乙方入股后按博爱公司挂靠车辆数共计辆的比例计算股份，乙方占博爱公司股份16.9%。今后其他企业并入，保持乙方购买车辆数不变的前提下，注册资金、股份增减，由博爱公司总车辆数的比例计算增或减……第2条约定，乙方购买的70辆挂靠出租车经营管理权，全权委托甲方经营管理。每车每月甲付给乙方车辆服务费收益100元整（如遇以后管理费用有所调整，到时双方再按实际情况协商）……每月7000元，在每月15日前，汇入乙方指定账户……第3条约定，今后政府投放公营车辆给博爱公司，按甲、乙双方实际拥有挂靠车辆数按比例分成所得……第4条约定，乙方不承担博爱公司经营盈亏、交通事故等一切风险，也不参与公司经营与管理，博爱公司所有的经营收益、政府补偿、奖励等均归甲方所有。双方还就再投资、股权转让等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140万元，被告按约通过博爱公司以每月700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70辆挂靠车辆服务管理费。2016年1月开始改为按每月3500元向原告支付挂靠车辆服务管理费。 2015年6月2日，博爱公司与温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签订一份《温州市区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经营协议》，取得40辆市区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经营期限5年，自2015年6月2日至2020年6月1日止。博爱公司根据原、被告于2014年4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将其中5辆出租汽车经营权分配给原告，原告出资56万元。原告取得该5辆出租汽车经营权后，由博爱公司逐月向原告直接支付经营收益，刚开始的每月收益为24845元，后逐渐降低，从2018年8月开始降为每月7328元。 2017年2-3月间，原告三次委托律师发函给被告及博爱公司，要求博爱公司办理股份转让登记手续等均未果。为此，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于2017年3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博爱公司归还原告借款200万元并支付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尚欠的车辆服务费收益49000元，要求博爱公司每月支付原告16828元借款收益（期限自2017年3月起至被告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等。本院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后，原告于2017年8月7日第二次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原告与博爱公司于2014年4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后原告撤回了起诉。2018年1月16日，原告第三次诉至本院，要求判令：1.博爱公司支付原告拖欠的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的车辆服务收益87500元及利息损失；2.解除原告与博爱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并要求博爱公司返还投资款196万元及利息；3.邵道义对第二项诉请中的14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为王军与邵道义，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以上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8年8月15日，原告再次委托律师发函给被告及博爱公司，要求被告及博爱公司支付2016年1月至今的每月7000元固定收益，或者提供2016年至2017年挂靠出租车税收变化情况的书面材料，并将邵道义名下16.9%的股份变更到原告名下。被告收到律师函后未予理会，原告遂再次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涉案《协议书》的签约主体已经本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不再予以赘述。该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依照协议的约定，双方交易的标的物系被告享有经营管理权的274辆挂靠出租车中的70辆的经营管理权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相应的政府公营车指标，协议内容围绕前述标的物进行各项权利义务的约定，且原告不承担博爱公司的经营风险，也不参与经营管理，可见被告向原告转让的并非其在公司享有的股权。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被告在签订协议后，原告依约支付了合同价款并承担公营车的投资成本，被告通过博爱公司逐月向原告支付70辆挂靠出租车及公营车的收益，合同已经得到实际履行。现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根本性违约，导致原告入股博爱公司及获得约定固定收益的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其主张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1.双方交易的标的物并非公司股权，故原告无法入股博爱公司，并不属于违约事项；2.即使认定被告自2016年开始按每月3500元支付70辆挂靠出租车的收益存在违约，被告也已通过博爱公司逐月向原告支付该70辆挂靠出租车的部分收益及公营车的全部收益，协议大部分内容已经得到履行，且对于剩余部分完全可以通过诉讼或者其他方式得到救济；3.双方对原告主张的每月3500元收益尚有争议，不能据此直接认定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因此，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并返还投资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在协议第2条约定了管理费的支付标准及调整方式，被告应按照约定的标准向原告支付管理费，并在需要调整管理费时进行协商确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约定，管理费的调整需双方按实际情况协商，但未约定在协商不成或者未经协商时应采取何种支付标准。被告辩称已经与原告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但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原告对此予以否认，并多次通过诉讼提起主张。故即便存在市场收益波动，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降低支付标准系符合双方约定或者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按700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2016年1月至2019年3月间的收益136500元，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其已按照每月7000元支付至2016年5月，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履行还款义务时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邵道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军136500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9年3月11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572元，减半收取11786元，由原告王军负担11018元，被告邵道义负担76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聪碧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张书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