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1民初8629号原告：李绍桥，男，197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叶杜兴，广东中大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白云区松洲何东蔬菜经营部，经营场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槎龙广清公路边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鲜菜六区625档。经营者：何志民。被告：何志民，男，195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吉林省榆树市，委托代理人：袁穗龙，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白云区松洲民盛蔬菜行，经营场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槎龙广清公路边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鲜菜六区626档。经营者：吴若清。被告：吴若清，女，196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贵州省盘县，被告：唐利彬，男，198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祥址广东省连州市，被告：唐丽锋，男，198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连州市，委托代理人：梁成锋，广东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槎龙广清公路边（市场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槎龙广清公路边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法定代表人：叶灿江。委托代理人：袁穗龙，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钟国才，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绍桥诉被告广州市白云区松洲何东蔬菜经营部（以下简称何东经营部）、何志民、广州市白云区松洲民盛蔬菜行（以下简称民盛蔬菜行）、吴若清、唐利彬、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市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原告申请追加唐丽锋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准予。原告李绍桥及其委托代理人叶杜兴，被告何志民和江南市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袁穗龙，被告唐丽锋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何东经营部、被告民盛蔬菜行、被告吴若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被告唐利彬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期满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绍桥的诉讼请求：1、判令七被告连带向原告交付货款114750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一直从事蔬菜生意，在2018年3月1日起原告将土豆放到被告何东经营部和被告民盛蔬菜行处（广州江南水果市场鲜菜六区625-626档）进行销售，所得款项减去相应的费用后由被告交付给原告。原、被告共合作了五次，前三次被告依约定向原告付清款项，最后两次的64343元及50407元，被告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交付货款。被告何志民是被告何东经营部的经营者，被告吴若清是被告民盛蔬菜行的经营者，被告唐利彬、唐丽锋是被告何东经营部和被告民盛蔬菜行的实际经营者，被告江南市场是市场管理者。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次诉讼。被告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辩称，一、本案被告唐利彬与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不存在任何关联，唐利彬并不是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的实际经营者；二、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与李绍桥所主张的交易及交易款项不存在任何关联，唐利彬不是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的员工，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也从未授权唐利彬与李绍桥进行交易，在收到起诉文书前，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对唐利彬与李绍桥的交易毫不知情；三、从现有证据看，本案实为唐利彬与李绍桥个人买卖合同纠纷，在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不知情的情况下，唐利彬利用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的地址收取李绍桥货物，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保留追究唐利彬赔偿损失的权利；四、李绍桥未能提交证据进一步证明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与唐利彬存在关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李绍桥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其全部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被告江南市场辩称，江南市场与吴若清、何志民均为独立的商事主体，与两者仅为租赁合同关系，仅提供案涉场地及配套服务供两者经营；现有证据显示买卖双方是唐利彬和李绍桥，江南市场既非买方也非卖方，江南市场更不曾委托唐利彬与李绍桥进行买卖，案涉买卖与江南市场无任何关联。被告唐利彬未答辩。被告唐丽锋辩称，唐丽峰与李绍桥和唐利彬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因为唐丽锋仅仅是负责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场所的收货和发货，从来也没有见过李绍桥，跟李绍桥也没有任何的业务来往。唐丽锋与唐利彬也仅仅是兄弟关系，但是联系极少，唐丽锋也不清楚唐利彬的具体住址和生活状况，唐利彬平时与何人做交易，唐丽锋是不知情的，涉案交易与唐丽锋无关，因为所有唐丽锋经手的交易都必须由唐丽锋亲自填写材料后由唐丽锋亲自签名确认，而本案的所有证据都没有唐丽锋的签名，也没有出现过唐丽锋的名字。综上所述，唐丽锋与本案无关，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原告的货物是拉到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档口进行出售，而唐利彬给原告的联络单里面也清楚写明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档口位置，原告与唐利彬及其父亲还有其哥哥唐丽锋联系过后，得知他们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员工，原告认为这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行为，被告唐利彬只是销售和联系人员，唐利彬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唐丽锋是唐利彬的兄弟，李绍桥交付土豆时是唐利彬、唐丽锋及其父亲在做称重、记账等具体工作，唐丽锋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合伙人，所以唐丽锋应该支付货款，就此提交如下证据：1、报警回执，拟证明派出所处理原被告间纠纷；2、对账单、过磅单，拟证明被告未向原告交付的64343元货款的事实；3、对账单、过磅单，拟证明被告未向原告交付的50407元货款的事实；4、对账单、运输合同，拟证明原被告以往的交易凭证；5、银行卡、银行流水清单，内容显示在2018年3月10日、3月19日、3月23日、5月13日分别从账号10×××18中转入李绍桥银行账户相应款项；6、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光盘，其中微信聊天记载：3月1日，唐利彬说“白土地的那个看上去没什么新鲜”，李绍桥说“都是才刚收到，你看吧，能不能发这个白土地的，但是个头挺大，我看比那个黄土地那个个头大”，唐利彬说“个头挑装的话就是四两起步，半斤到半斤起步，然后就可以了，你个头她不管嘛，个头大有也要，要是不好，没卖相他也不好卖啊，要有卖相，要看上去好好看有光泽”；3月6日，唐利彬说“看一下你今天能不能装车出来，你要是能装出来的，然后给我信息，装不出来的，也要给我一个信息，发个信息给我，告诉我，你现在打电话问一下他们装不装得出来，你要是那边装不出来，我就叫我另外那个朋友装了”，李绍桥说“好的，等我问一下能不能装车，我一下给你信息好不好”，唐利彬说“问一下，因为我这边要需要货的话肯定马上让你提供的，你就是想就是别人装不出来，就是比如说下雨，你要不下雨的话，我还不让你装车，所以就要下雨的那个时候装车，你来到市场的货才会比较少”，李绍桥说“唐哥，可能今天装不了，要的话就明天装才可以啊，你看行不行啊”，唐利彬说“今天装不了，那明天你也装一个吧，明天装一个说那质量要保证一点，那些很脱皮的那些尽量把手工做好，很脱皮的那些全部放在底下去，那就脱皮的小个就是稍微属性差一点的，然后那个手工做好，那个包装，那个手工一定要做好，你今天晚上就准备，明天早上装车，然后明天装车的话要早一点钟车，早一点把车发出来”，李绍桥说“好的，我尽量，好的”，唐利彬说“现在土豆的价格基本上也算是这样的行情的，这样价钱你要是那边的话，那个收货价低的话，你那个货就别动，然后一天一天的收着，这边随时我让你装车出来的，反正他那边涨价，你就不要去收吧，他掉价你就去收，他掉价就有多少你就收多少，但是质量一定要有保证，质量一定要保证好”，李绍桥“今天四两以上跟半斤的卖多少钱一顿啊，市场现在”，唐利彬说“等一下的可以卖到一块、一块五六左右，你大个的那个不需要交多少，你中个的那个货，你给我装多一点就可以了，中的货，然后装箱子，你给我送点过来，那个大个的那个货，一车的话带个两三百件就可以了，两三百件”，李绍桥发送了一个视频，唐利彬说“就是这样把小的那个袋子，然后把好的那个挑出来，太花皮的那种也别装进去，第一车的那个质量一定要搞好，一定要搞好质量，今天的行情非常好，昨天还有今天行情都非常好，一车货一下子就抢完了”，李绍桥说“小唐，你看一下那个袋子，袋子里面那个货能不能卖啊”……唐利彬说“广州江南市场625/626档，不一样的多复印几张之后，每台车以后发出都要用的，就是去年开始每台车必须要用的，反正就是进市场他必须要用这个单子是想要查你这个单子”……唐利彬发送江南市场六号门的定位，唐利彬说“你问一下司机，明天早上应该可以到了吧，我好安排安排档口，明天早上六七点应该可以到了吧，现在到那里了”，李绍桥说“现在我们刚刚出昆明，现在刚出昆明我们”；3月9日，唐利彬说“李哥呀，你把那个名字你打一下，给我那个名字都看不清楚，你打一下”，李绍桥说“李绍桥，名字我已经发过来了，你看一下”，唐利彬说“好的，我老婆可能还是晚一点回来，就明天早上再给你一早就去打吧，明天早上一早就过去打了，你要是说他现在去存的话，他也晚上转账的话也得，银行去转账的话也得明天早上才能到家呢，还有明天早上一早过去给你讲”；3月10日，李绍桥说“款已收到”……5月12日，唐利彬发送了对账单图片；5月15日，唐利彬发送了对账单图片；5月16日，李绍桥说“货款打来一下等用”，唐利彬说“下午我看看能不能打过去”……5月23日，唐利彬发送了对账单图片；5月25日，李绍桥说“小唐，有时间把款打过来，我要结账”……7、现场图片。经质证，被告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江南市场认为，对证据1三性不确认，从不认识原告也不曾与原告有任何业务往来，更谈不上纠纷，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纠纷；对证据2-3中过磅单的三性不确认，证据上既没有加盖被告公章或被告以及被告授权收货人的签字，也没有原告的签字或盖章，因此明显不属于原被告对账所用的单据，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排除这个单据是第三方制作的，对账单上的货主、车号、日期均为空白，无法确认与本案存在关联，对账单上所留的手机号并非被告何志民或被告何志民的授权收货人的手机号，也无法确认手机号码是属于哪个人的；对账单上书写的内容并非是被告书写，也无法确认对账单上的字迹是由谁写的，被告不认识原告，也没有与原告发生过任何交易，也从未委托过磅单上的驾驶员代被告运输货物，过磅地点与本案不存在关联；对证据4运输合同书三性无法确认，被告并非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也没有委托合同上的任何人代理签订合同，运输合同上的收货人为唐利彬，而非被告，被告也从未委托唐利彬代为收取任何货物，收货人的电话也与本案起诉状中唐利彬的电话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乙方签章为司机吴荣，被告无法确认这份合同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对证据5三性无法确认，从银行流水单内容看，交易双方其实是李绍桥以及唐利彬，与被告没有关系，唐利彬也不是被告的委托代表或者员工；对证据6三性不确认，这些证据恰恰说明李绍桥与唐利彬的合同关系是比较清晰的，与被告无关，而且原告在聊天记录中也多次要求唐利彬个人支付拖欠货款而不是要求唐利彬向被告收取款项，可见原告是知悉其在与唐利彬做交易，而不是与本案其他被告做交易；对证据7三性不确认，这些图片仅能证明被告场地的现状，而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被告何志民向原告订购了案涉货物，并且已经收取了货物。被告唐丽锋认为，对证据1的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因为唐丽锋没有参与，也不认识原告，没有任何合作关系；对证据2-3对账单、过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该对账单和过磅单均是原告单方制作的，而且没有任何人加盖公章或者签名，不能以此证明唐丽锋参与相关的交易，对账单的货主、车号、日期均为空白，因此无法确定交易的时间和交易的批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并非唐丽锋所书写，也无法确认对账单和过磅单上面的字迹由何人书写；对证据4对账单和运输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该对账单没有任何人签名和盖章，无法确认交易的真实存在，而且该对账单并非唐丽锋所写，唐丽锋并非运输合同中的任何一方，也没有参与该合同的交易，与被告无关；对证据5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从银行流水单看交易的双方为原告和唐利彬，与唐丽锋无关，唐丽锋对此不知情；对证据6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仅证明唐利彬与原告存在交易关系，而且在聊天记录当中可以看出唐利彬也是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洽谈业务的，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唐丽锋；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因为该图片无法证明任何的交易内容，与唐丽锋无关。被告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主张，与李绍桥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就此提交了如下证据：1、企业档案查询；2、关于接受委托收货的说明及身份证明。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真实、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唐利彬是何东经营部的员工或者是与其有合作关系；对证据2三性不认可，唐丽锋并未到庭，且原告申请追加唐丽锋为被告。被告江南市场认为，对证据1、2三性确认。被告唐丽锋认为，对证据1、2三性确认。被告江南市场主张，买卖关系与江南市场无关，就此提交了如下证据：1、企业档案查询；2、档位租赁合同；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真实、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不能否定唐利彬和何志民的关系；对证据2真实性由法院审核，关联性不认可，江南市场作为市场管理者对各个商户都有管理义务。被告何东经营部、何志民、民盛蔬菜行、吴若清认为，对证据1、2三性确认。被告唐丽锋认为，对证据1、2三性确认。诉讼中，原告陈述：“我提供土豆，在唐利彬档口进行买卖，唐利彬帮我代售土豆，唐利彬是赚代买费。第一次我将土豆放在唐利彬档口由唐利彬帮我销售，他向客户收取收货款后再支付给我，唐利彬向客户收取每箱6元钱的箱子钱，是否亏损我自己承担。以后的交易都是和上述一致，后期有两车货款唐利彬没有支付给我。在2018年3月10日通过山东朋友介绍唐利彬给我认识。唐利彬说我发货过来由他代卖，唐利彬主要是通过电话跟我联系发货，货物为土豆，发货数量（以车为单位）、货物产地等情况是由我决定。电话沟通后，我联系司机请车拉货并跟车到唐利彬档口，发货前已经经过过磅确定货物重量，有签署单据和运输合同，运输合同上的签名是运输司机的签名，运输合同最终会给到唐利彬，唐利彬收取运输合同的用途我不清楚。唐利彬先卖完货，然后结算运输费用，运输费用从货款中扣除并是由唐利彬支付给司机。唐利彬在代销售货物的时候会再行过磅确定货物重量。我和唐利彬总共交易了五次，每次货款结算时间没有具体约定，是唐利彬卖完货物后扣除运费以及代办费后再结算。货物是否卖完是司机与我方确认的，因为司机是等货物卖完才离开的。实际还有两次货款没有结算，分别是2018年5月15日64343元，共1车货物；2018年5月23日50407元，共1车货物。货物销售价格是由唐利彬定价，销售过程中唐利彬和零售商都是有记录汇总的，记录汇总单都会给到我，但是我无法控制销售价格。2018年5月15日的64343元、2018年5月23日的50407元的总额计算是由唐利彬将汇总单发图片给我，上述两个总额是扣除了运费和箱子钱之后实际需支付给我的金额。我每次都将货物送到625、626档口。”诉讼中，原告再次明确涉案纠纷是买卖合同纠纷。以上事实，有相关书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称及举证质证意见，各方争议焦点为：原告与哪位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买卖关系的建立主要表现为：买方向卖方提出所需货物的要求，卖方向买方交付相应货物，买方向卖方支付货款，本案中相关证据显示是由唐利彬向李绍桥提出所需土豆的相应要求，由李绍桥将土豆运送到唐利彬指定地点，而货款支付虽未能直接显示是唐利彬的账户支付，但唐利彬与李绍桥的微信聊天中提及“我老婆可能还是晚一点回来就明天早上再给你一早就去打”，以及银行流水显示的货款支付时间，可认定是唐利彬向李绍桥支付的货款，综上，原告李绍桥系与被告唐利彬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唐利彬、唐丽锋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实际经营者、员工，唐利彬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是指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但现有证据均未显示唐利彬有以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名义与李绍桥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李绍桥在如何供货、如何接收货物等问题上只是询问唐利彬的意见，在追收货款时也要求唐利彬支付货款，并未有证据证明系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接收的土豆，即便李绍桥有将土豆送达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所在地点，也不足以证明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向李绍桥购买土豆，并且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唐利彬系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实际经营者、员工，因此，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确认。原告又主张唐丽锋是唐利彬的兄弟，李绍桥交付土豆时是唐利彬、唐丽锋及其父亲在做称重、记账等具体工作，唐丽锋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合伙人，所以唐丽锋应该支付货款，本院认为，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唐丽锋及其父亲有与唐利彬一起接收土豆，即使唐丽锋及其父亲有与唐利彬一起做称重、记账等工作，以及唐丽锋是何东经营部和民盛蔬菜行的合作方，也不能当然认为其就是买卖关系的当事人。综上，原告李绍桥系将土豆交付给了被告唐利彬，应当由被告唐利彬向原告李绍桥支付货款。原告李绍桥主张被告尚欠货款114750元未付，就此提交了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过磅单，被告唐利彬经本院合法传唤，未提出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利，对原告李绍桥该主张，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唐利彬应向原告李绍桥支付货款114750元。关于利息，本院认为，买卖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付款日期，故在卖方交付货物后可随时要求买方支付货款，而原告李绍桥在提起本次诉讼前已通过微信要求唐利彬支付货款，而被告唐利彬未及时支付，现原告李绍桥要求被告支付从起诉之日（2018年7月11日）起以1147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是原告李绍桥对其诉讼权利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江南市场是市场管理者应当对商户进行管理，所以应当承担付款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原告的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何东经营部、民盛蔬菜行、吴若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被告唐利彬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期满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唐利彬向李绍桥支付货款11475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1475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7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李绍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95元（李绍桥已预交），由唐利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 洁人民陪审员  刘燕珍人民陪审员  彭素球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书 记 员  梁美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