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30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朝庆，男，197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丽，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清溪路20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214560193P。法定代表人：吴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力文，贵州久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樊露，贵州久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贵州中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创业大厦B56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50954708134。法定代表人：张长荣，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贵州裕捷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安新区临时行政中心2楼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308853659K。法定代表人：郭蔚，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王朝庆因与被上诉人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溪农商行”），原审被告贵州中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道和公司”）、贵州裕捷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捷信担保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1民初1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朝庆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1民初147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并直接进行改判；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原审鉴定程序违反了法律规定，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应予推翻。原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机构进行选择，其自行选定鉴定机构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鉴定机构两次所作文件检验意见书的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方式不当且所出鉴定意见依据不足，应当重新鉴定。《文书鉴定通用规范》规定，提取样本应制作书面清单，并由提取人、见证人、当事人共同签名确认，但219号文件检验意见书内笔迹样本的提取清单上并没有提取人即鉴定人的签名，这样无法确保笔迹的真实和规范。两份文件检验意见书的鉴定方式不当且所作鉴定意见依据不足，对鉴定具体方式含糊其辞、一笔带过，未依规对相似度较高的笔迹采用对布局、形体、搭配及笔画角度、弧度、距离等方面进行测量比较。意见书未对鉴定使用检验仪器或检验分析系统作必要说明，导致对于一些依赖于检验仪器或检验分析系统的鉴定环节是否合规合理无从判断。《特征对比表》未按操作规定进行标识、说明，仅将检材和样本内签名笔迹进行了简要罗列。虽然司法鉴定人员在一审已提交书面说明，但仍无法排除提取时本人亲自到场，该说明达不到其亲自到场参与鉴定检材提取工作的证明目的。故两份检验意见书均存在程序违法，鉴定结论不具说服力，应当重新鉴定。第二，原审法院查明的多处事实与客观情况相矛盾，且诸多事实未查清。其中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7日，然上诉人当日在江苏苏州，上诉人已将大量排查到的当天活动记录提交法庭，证明其不可能到贵阳签署合同。若该合同属实，则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催收还款与常理不符，上诉人系收到法院传票方才得知本案借款及保证事宜。无论从两份保证合同的法律效力还是内容上看，上述2017年的保证合同完全无订立必要，操作极其反常。2017年保证合同所保证的借款期间包括在2016年保证合同，且两份合同内容几无二致，完全没有必要重复签订。被上诉人对2016年保证合同的提交时间所进行的说明不符合常理与逻辑。原判决认为没有必要对两份合同内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是对案件整体把握不够。若两份合同签字形成时间不一致，则说明该两份合同不是最初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被上诉人有义务提交双方最原始的保证合同以便查明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保证合同是法律规定的要式合同，应以书面形式对所保证的借款期限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原判认定上诉人签字系无限授权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已对被上诉人的主要证据提出合理质疑，而该合同为格式合同，法院应从有利于上诉人的角度作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方的解释，本案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被上诉人应承担更严格的举证责任。综合国内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债务人及保证人即上诉人为了保障2016年贷款事宜的顺利进行，按照银行即被上诉人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并签订空白合同，虽然自身有过错，但为此要求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则有失公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被上诉人花溪农商行答辩称：第一，原审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准确，鉴定结论应作为本案裁判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对选定鉴定机构达成一致意见，由法院指定鉴定机构。鉴定样本提取现场两名鉴定人员均在场，程序合法，依据充分，不存在重新鉴定的情形。《文书鉴定通用规范》、《笔迹鉴定规范》及《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技术规范》系司法部推荐适用技术规范文本，非法律强制性技术规范，无论鉴定程序是否符合该规范，均不影响鉴定结论合法性和有效性。第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鉴定，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为上诉人签署捺印。即使签署时间与落款时间不一致，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签署空白合同即表明授权被上诉人相应内容，承担保证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笔迹形成时间不影响保证责任的成立。在一审中，上诉人已认可曾签署2016年《最高额保证合同》，无论依据哪份保证合同，上诉人均应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曾对上诉人进行催收，但上诉人在外地，无法进行书面催收，此不代表放弃其保证责任。原审被告中道和公司、裕捷信担保公司未陈述意见。花溪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小河支行与贵州中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17年（花农商银）流贷字第XH005号）；2.被告贵州中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人民币293645.42元，以上共计人民币5293645.42元（暂计至2018年1月20日，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直至本息清偿完毕）；3.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10000元；4.被告裕捷信担保公司、王朝庆对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一、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情况。1.合同签订情况：2017年2月27日，被告中道和公司与原告花溪农商行下设二级支行小河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被告中道和公司向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借款用于归还贷款。2.借款本金：500万元。3.放款时间：2017年2月27日，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按被告中道和公司的要求向该公司发放了借款本金500万元。4.借款期限：从2017年2月27日至2019年2月26日。5.借款利率：月利率9.417‰，逾期罚息月利率14.1255‰。6.还款方式：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到期还本。7.违约责任：借款到期前，对借款人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借款到期后，对借款人未按时还清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自逾期之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利息和复利；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仲裁等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8.还款及逾期本息情况：借款后，被告支付了截至2017年7月23日的借款利息，尚欠借款本金500万元和从2017年7月24日之后的利息、复利和罚息。二、保证情况:1.保证合同签订情况：2016年2月2日，被告裕捷信担保公司与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裕捷信担保公司自愿为被告中道和公司与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自2016年2月2日起至2019年2月2日期间形成的最高额为500万元的债务提供担保。2016年2月2日，被告王朝庆（甲方）与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6年花农商银最保字第XH005号”），约定被告王朝庆自愿为被告中道和公司与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自2016年2月2日起至2019年2月2日期间最高额为500万元的债务提供担保。2017年2月27日，被告王朝庆（甲方）与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7年花农商银最保字第XH005号”），约定被告王朝庆自愿为被告中道和公司与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自2017年2月27日起至2019年2月26日期间最高额为500万元的债务提供担保。2.保证人：裕捷信担保公司、王朝庆。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4.保证范围：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以及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5.保证期间：自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三、其他事实：1.原告委托贵州久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本次诉讼产生律师费10000元，原告已实际支付该费用，贵州久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向原告开具了增值税发票。2.诉讼过程中，被告王朝庆申请对编号为2016年花农商银最保字第XH005号和2017年花农商银最保字第XH005号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王朝庆”的签字及捺印是否其本人所为进行司法鉴定。经该院委托，贵州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载明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末页“甲方”处“王朝庆”的签名字迹是王朝庆所书写，签字上方的红色指印是王朝庆右手拇指所留。在2017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笔迹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机构提取人员未在附图“快速书写实验样本”上签字，但被告王朝庆、在场的原告方工作人员和法院工作人员在该样本上签字。被告王朝庆以该鉴定意见书缺少笔迹样本提取人签字、未对鉴定方法进行详细说明、鉴定依据不充分为由，申请重新鉴定。在2017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指印鉴定意见书附图中的“指印提取样本信息卡”上，无鉴定机构方的提取人员签字，但有被告王朝庆、在场的原告方工作人员和法院工作人员签字，被告王朝庆以此为由，申请重新鉴定。关于2016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笔迹鉴定意见书，被告王朝庆以鉴定机构未对鉴定方法进行详细说明、鉴定依据不充分为由，不予认可该鉴定意见。在2016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指印鉴定意见书附图中的“指印提取样本信息卡”上，无鉴定机构方的提取人员签字，但有被告王朝庆、在场的原告方代理人和法院工作人员签字，被告王朝庆以此为由，不予认可该鉴定意见。3.诉讼过程中，被告王朝庆亦申请对编号为2017年花农商银最保字第XH005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王朝庆”笔迹及上方指印的形成时间知否早于落款时间“2017年2月27日”和该合同中的全部手填写内容的形成时间与该合同第一页手写日期“2017年2月27日至2019年2月26日”的形成时间是否相一致进行司法鉴定。4.被告王朝庆为证明自己于2017年2月27日不在贵阳市，向该院提交了乘机往来江苏省的出行记录、信用卡刷卡消费记录、刷卡签字条（复印件）等证据为证，并申请该院调取王朝庆于2017年2月27日在江苏省常州市的信用卡刷卡签字凭条原件和酒店监控录像。一审法院认为，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与被告中道和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被告裕捷信担保公司、王朝庆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后，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依约向被告中道和公司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但被告中道和公司未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因至本案判决时，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间已经届满，无解除合同的必要，故对原告要求解除借款合同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关于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否则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规定，被告中道和公司应当偿还借款本金并按合同约定支付正常利息、逾期利息和复息。因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系原告下设二级支行，原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主体适格。故对原告要求被告中道和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按合同约定支付正常利息、复息、逾期利息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利息的具体金额计算如下：1、利息，从2017年7月24日至2019年2月26日（共计583天）的正常利息为500万元×（9.417‰÷30天）×583天=915018.5元。2019年2月27日之后的逾期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4.1255‰的标准，继续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2、复息，借款期内的复息以每月应支付的正常利息为基数，按照月利率9.417‰的标准逐月累计计算。借款逾期后的复息以每月应支付的利息（含逾期利息）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4.1255‰的标准逐月累计，直至利息清偿之日止。原告委托律师代理本案诉讼产生律师费10000元，该费用属于原告方的合理损失，且借款合同约定由违约方（被告）承担，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10000元的律师费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被告裕捷信担保公司、王朝庆为原告的案涉债权提供连带担保，案涉债务发生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原告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被告裕捷信担保公司、王朝庆应对被告中道和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裕捷信担保公司、王朝庆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中道和公司进行追偿。关于被告王朝庆辩称最高额保证合同并非其本人签署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意见，与该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载明的情况不相符，故该院对王朝庆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因本次鉴定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等重新鉴定情形，故对王朝庆申请重新鉴定的请求，该院不予准许。关于王朝庆提出对签名笔迹的形成时间和保证合同空白处内容的填写时间是否一致的鉴定申请。该院认为，即便存在王朝庆的签名时间与落款时间不一致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空白处内容的填写时间与王朝庆签名时间不一致的情况，但王朝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其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处填写相关内容，是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事项的无限授权，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对王朝庆具有约束力，没有进行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必要，故对王朝庆的该鉴定申请和请求人民法院调取王朝庆于2017年2月27日在江苏省徐州市的刷卡消费凭条、出入酒店监控录像的证据申请，与本案事实的认定没有关联，该院均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州中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二、被告贵州中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截至2019年2月26日的正常利息915018.5元和2019年2月27日之后的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4.1255‰的标准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同时计算复利（借款期内的复利以每月应支付的正常利息为基数，按照月利率9.417‰的标准逐月累算；借款逾期后的复利以每月应支付的利息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4.1255‰的标准逐月累算，直至利息清偿之日止）。三、被告贵州中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元。四、被告贵州裕捷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朝庆对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贵州裕捷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朝庆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贵州中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463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贵州中道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贵州裕捷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王朝庆共同负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王朝庆提交如下证据：1.2016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复印件），拟证明其曾为本案借款人中道和公司授信期限为一年的借款500万元签订保证合同，承诺承担保证责任，该证据与一审中上诉人所提交的反担保抵押合同第一条关于银行授信期限一年的内容互相印证。被上诉人花溪农商行质证认为，即使该合同真实，亦不代表中道和公司不能再于2017年就新的500万元达成借款关系，亦不代表上诉人不能对新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提交的该份合同与本案无关。2.《委托担保合同》，拟证明上诉人为借款人在被上诉人处500万元贷款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是保证授信期限为一年的借款，而从未有承担三年借款的保证意思，更无无限授权的想法。被上诉人花溪农商行质证称，该合同当事人既非银行亦非案件当事人，与本案无关联，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真实，其约定的担保借款500万元并未表示具体哪一笔贷款。3.贵州尚思城贸易有限公司在被上诉人处所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相关保证合同复印件，拟证明被上诉人发放贷款时一般系将合同基本内容尤其是关键信息如年份、借款人、保证人等合同内容事先打印出来，只有极少数个别内容信息才会空白处理，故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页主文书写习惯明显不符合一贯流程。被上诉人花溪农商行称，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联，达不到对方证明目的，即使合同真实，该合同乙方为花溪农商行清溪支行，而本案系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制作合同不能仅凭书写习惯就否定其真实性。被上诉人花溪农商行提交如下证据：编号为（2016）年（花农商银）流贷字第ＸＨ005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该笔借款还款凭证，拟证明2016年贷款已经结清。上诉人王朝庆质证称，对该借款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与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合同复印件相吻合，亦与上诉人提交的反抵押担保合同内容能够相印证，还款凭证内容明确500万元贷款的还款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已经超出合同约定还款期限一月有余，借款人中道和公司上述不良资金情况也恰好侧面证实上诉人于2017年2月27日没有也不可能再继续为本案借款人中道和公司继续签署保证合同。本院二审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审理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1.中道和公司曾于2016年2月3日与花溪农商行小河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为﹝2016﹞年﹝花农商银﹞流贷字第ＸＨ005号），约定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2月3日至2017年1月23日，该笔贷款已于2017年2月27日清偿。2.经本案询问，上诉人王朝庆称其曾一次签署过一式数份保证合同，签署保证合同系基于朋友帮忙。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上诉人王朝庆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王朝庆以原审鉴定程序违法，其不具有为案涉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主张其不承担案涉借款的连带清偿责任，然其理由并不成立。首先，关于一审中的鉴定程序问题。在鉴定机构的选定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未能通过协商就鉴定人及鉴定机构达成一致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指定鉴定机构并无不当。在鉴定过程中对于笔迹与指纹的提取，虽然鉴定机构提取人员未在“快速书写实验样本”、“指印提取样本信息卡”上签字，但该样本与信息卡有本案涉事当事人及一审法院工作人员签字确认，采样真实有效，鉴定机构提取人员未当场对采样样本及信息卡签字确认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瑕疵，但该瑕疵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范围，亦不当然影响鉴定结论的客观合法效力。而对于鉴定结论的形成，此系由鉴定人员借助于鉴定工具依据其专业知识作出的判断，在鉴定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且鉴定过程、分析说明与鉴定意见不存在明显常识性、逻辑性错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该鉴定结论作为定案的重要参考依据亦无不当。同时，上诉人王朝庆并不否认其曾与被上诉人花溪农商行签订数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中道和公司在该行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事实，一审鉴定意见可作为对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及指纹真实性的补强证据，从而印证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王朝庆所签，指纹亦系王朝庆所留。因此，本案并无重新启动鉴定程序的必要，亦不具重新鉴定的法定情形，上诉人王朝庆就一审鉴定问题所陈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王朝庆的保证责任问题。如前述，王朝庆并不否认其曾为中道和公司向花溪农商行的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只不过其所认可的担保行为系发生于2016年而非2017年。经本院审查，案涉两份由王朝庆与花溪农商行签订的两份合同均系《最高额保证合同》，虽然结合当事人陈述及现有证据情况不能排除存在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实际签订于2016年的可能，但即便落款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实际形成于2016年，甚或该合同与落款于2016年2月2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同一时期形成，亦因落款于2016年2月2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约定的担保债务形成期间为2016年2月2日至2019年2月2日，而本案债务系发生于该约定期间，花溪农商行所主张的责任范围亦未超过约定债权最高余额范围（发生于本案借款之前即2016年2月3日的借款已清偿），王朝庆仍应基于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至于王朝庆提出其所签订的系空白合同问题，王朝庆自认其曾有为中道和公司在花溪农商行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其与裕捷信担保公司签订的《反担保抵押合同》印证了其上述自认，故即使在王朝庆签订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之时该合同确为空白合同，亦因双方存在真实的担保合意而应当视为其授权合同相对方对合同内容进行填写完善，在无相反证据证明合同手书内容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合同手书内容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对合同双方均具法律约束力。因此，无论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均实际形成于2016年，亦无论王朝庆签字时该合同是否为空白合同，王朝庆均需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实际形成时间并不影响本案事实及责任的认定，本院对王朝庆提出的就其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意见不予采纳，对其调取通话记录等申请亦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朝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50.18元，由上诉人王朝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清明审判员  袁波文审判员  彭 攀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张觅书记员杨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