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04民初10034号原告：郑会美（曾用名：郑会梅），女，197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会琴（郑会美之姊），196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天津染料化学第七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宇，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栢琳，女，199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大学在读，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宇，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男，2005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中学在学，住天津市北辰区。法定代理人：郑会美（刘某之母），基本情况同原告郑会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宇，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24号。法定代表人：沈中阳，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军，男，该院移植外科医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好，天津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顾春芳，女，1946年4月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霞（顾春芳之女），1970年5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北辰区。原告郑会美、刘栢琳、刘某与被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第三人顾春芳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会美（同时作为原告刘某的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会琴，张天宇同时作为原告郑会美、刘栢琳、刘某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军、安好，第三人顾春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会美、刘栢琳、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原告的损失医疗费1026779.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600元、营养费12600元、误工费31054元、护理费20550元、交通费6000元、丧葬费33642元、被扶养人刘某生活费65544元、死亡赔偿金435080元，以上共计1643849.2元，判令被告赔偿其中80%，计1315079.36元；2.被告赔偿三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3.司法鉴定费3500元及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郑会美之夫、原告刘栢琳和刘某之父刘建东因发现感染××16年、腹胀伴纳差2年，入住被告医院，于2016年4月1日在全麻下行肝胰肾联合移植术（肝胰腺联合移植+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后于5月12日出院。2016年5月13日，刘建东因出现突发腹痛、大汗、面色苍白等休克症状，立即返回被告处治疗，经被告诊断为肝胰肾联合移植术后、绞窄性肠梗阻、感染性休克、代谢性酸中毒、腹腔感染。被告于2016年5月14日0时30分，在全麻下为刘建东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空肠胆汁输入袢坏死，Treiz韧带远端2.4m距回盲瓣0.1m处小肠坏死，行小肠部分切除+肠肠端端吻合术，术后刘建东转入监护室并呈休克状态，被告给予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补液、抗休克、维持血压、纠正血凝等治疗。据2016年5月14日当天化验结果显示，刘建东肝功能、肾功能生化指标明显高于正常。2016年5月16日，医生反复向家属交代刘建东病危，预后差，随时死亡。家属办理出院后，刘建东在回家途中死亡。现三原告认为被告为刘建东实施的多器官联合移植技术不成熟，手术盲目，术后抗排异治疗及抗感染治疗均不符合医疗规范，导致术后发生急性排异反应及重度感染，在行肠梗阻手术前，未尽谨慎注意义务，未评估肝肾功能，术前未充分讨论是否需行肝、肾脏的再移植，导致二次手术后，刘建东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三原告认为被告对刘建东的诊疗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与刘建东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当为其过错依法承担赔偿义务，故成讼。被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辩称，三原告所述患者刘建东入住被告医院的时间、在被告处接受治疗的经过基本属实。被告具备实施多起肝胰肾联合移植术的经验和经历，手术技术成熟。在对刘建东实施治疗的过程中，患者病情指征准确，其在术后所发生的肠梗阻属于正常并发症，被告已经在术前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和告知义务。被告治疗方案及措施积极、得当、合理，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与刘建东出院后死亡无因果关系，不同意三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顾春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第三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63860元。事实和理由：患者刘建东系第三人之子，因被告对刘建东的诊疗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三原告已提出医疗费等各项诉讼请求，请法院依法判决，第三人保留另行向三原告主张法院判决的赔偿款中相应份额的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患者刘建东主因“发现感染××16余年，腹胀伴纳差2年”于2016年1月12日入被告医院移植科住院治疗。初步诊断：1.××肝硬化；2.慢性肾功能衰竭（肾性贫血、肾性高血压）；3.Ⅱ型糖尿病；4.高血压Ⅲ级；5.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心律失常、频发性室性期前收缩），入院后完善血常规、肝肾功能、超声、腹部增强CT等相关检查，进行移植术前配型并予对症治疗。患者于2016年4月1日出院，出院当日再次办理入院，行肝、肾、胰联合移植术，术后返ICU，脱机并拔除气管插管。ICU予保肝、抑酸、抑制胰腺分泌、抗感染、抗排斥等治疗，于2016年4月6日转入普通病房，继续相关治疗。2016年4月26日，被告对患者肠内蘑菇头引流管进行夹闭。2016年5月12日14时，患者离院返家，次日因上腹部疼痛伴腹胀返院。被告考虑为“急性胃肠炎”，急查腹部超声，显示肠胀气明显，肠间少量积液。KUB示：肠胀气明显，未见明显气液平。被告予对症治疗。2016年5月13日，患者腹痛腹胀加重，转被告移植ICU继续治疗。转入ICU时，患者意识不清，予气管插管，去甲肾上腺素泵入维持血压，于5月14日0时急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小肠扭转、肠坏死，术后返ICU，病情持续恶化。患者家属于2016年5月16日签署自动出院书，患者出院当日死亡。本案审理中，应三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天津市医学会就被告对患者刘建东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的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了医疗损害鉴定。2019年5月15日，鉴定机构出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载明“1.复习并审阅医方提供的病例资料，包括术前小结、术前讨论、疑难病例讨论等事关术前评估的关键部分，未见对慢性终末期肝病和失代偿肝硬化严重程度量化指标的总结分析，未见对慢性肾功能衰竭与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以及病人具备肾移植的绝对手术适应症而同时需行胰腺移植的必要性个体化具体说明。未见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Mongtgomery教授参与讨论的记录。术前评估各项记录缺乏严谨性、简单粗放，存在瑕疵；2.专家组依据病人临床表现与术前医疗数据回顾分析认为：（1）CTP评分7分，符合肝移植的CTP＞7最低标准，MELD评分14分，符合MELD＞10分肝移植的候选者标准。该病人××DNA阳性不是肝移植手术的绝对禁忌症。术后医方亦给予了针对性治疗。（2）病人患胰岛素依赖型Ⅱ型糖尿病，合并终末期肾病，肾小球滤过率＜30ml/min，是胰肾联合移植的首选手术适应症。（3）术式采取肝胰器官簇移植、单纯肾移植术式得当。（4）无证据证实肝胰肾移植器官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与原发无功。（5）术前评估虽然存在瑕疵和不足，但病人存在肝胰肾联合移植手术适应症，术后未出现急性排斥反应，近期手术效果满意；3.医方对于急性绞窄性小肠梗阻的诊治存在延迟与不足，表现在：（1）医方具备CT检查设备，病人腹痛发生后多次腹平片检查，说明其具备CT检查的耐受力，却未及时使用。（2）医方多名医生虽有普外工作的经历，但对免疫抑制治疗背景下发生的急性绞窄性小肠梗阻的凶险性与不典型表现理解不深，认识不足。腹内疝或小肠扭转早期及时诊断甚为重要，在没有肠缺血坏死的前提下，仅需将异位或扭转的小肠与系膜复位即可。（3）腹腔穿刺的时机明显滞后。（4）在未明腹痛原因前，不应短时连续使用类阿片类镇痛药物。（5）医方应知晓肝胰移植术后，由于消化道重建小肠和肠系膜解剖位置的改变，术后可能发生急性肠梗阻的危险因素和几率增加。（6）医方手术时机明显延迟；4.查阅病历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在术后早期2016.4.6-2016.4.13肠外营养治疗时，营养配方中按比例给予胰岛素符合治疗规范。后改为肠内营养治疗，医嘱中未见到使用胰岛素的记录。另外，胰腺移植近期，给予适量胰岛素也是允许的。5.关于患方申述的医方违反器官移植伦理审查、重大或首例实行的手术需申报批准的相关规定，建议应由天津市卫生行政管理机构认定。患方申述的其他不属于医疗学术的问题，不在鉴定范围。医方对移植术后发生急性绞窄性小肠梗阻的诊疗存在延迟，与病人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应指出的是，该急腹症发生在医源性免疫缺陷的背景下，即使医方及时诊疗，仍然存在病情恶化的可能”。综上所述，鉴定意见为“医方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其原因力为半量原因”。经质证，三原告对该鉴定意见存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对以下问题有所回避或未作出明确认定：1.医学伦理问题，被告在为刘建东实施肝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前，没有相似手术的成功经验，该项手术应定性为实验性治疗，但未进行伦理讨论；2.被告在2016年5月14日为刘建东行开腹探查手术中，是否对刘建东的移植肝进行了切除；3.被告在病历、医嘱、清单中载明的用药不一致情况应如何认定，故不认可鉴定意见认定被告的诊疗行为对刘建东的死亡存在“半量原因”，被告应为此承担80%的责任；被告则认为鉴定意见认定的被告诊疗行为的过错程度过高，且结合鉴定意见，被告在对刘建东实施肝胰肾联合移植手术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仅在诊疗急性肠梗阻过程中存有瑕疵，故仅需对治疗急性肠梗阻期间的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承担50%的赔偿义务；第三人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同意被告按照50%的比例赔偿第三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经三原告申请，鉴定机构针对原告的质疑作出了书面回复，现就与本案主要争议问题相关的内容摘录如下：1.医生资质及伦理问题不属于本次技术鉴定范畴；2.患方所述5月13日肝功能问题，医方虽未明确答复，但不影响对该病例诊疗过程的评价；3.关于清单用药记录与病历记载不一致问题，由人民法院查证。本案审理中，原告方提出了被告在病历、日清单、出院费用总清单中记载的对刘建东的用药不一致问题，本院组织质证过程中，被告表明日结清单记录不一定准确，应以出院费用总清单为准，并针对原告列明的有质疑的用药，结合病历、医嘱和出院费用总清单中的记载分别进行了指示；原告按照被告的指示进行了比对后，认可了病历记载的真实性，但仍认为应当以日结清单为准，作为医疗损害鉴定的依据。本院向鉴定机构报送鉴定材料时，已移交原告提交的日结清单。针对原告方主张的各项损失项目查明如下：1.医疗费，患者刘建东于2015年9月8日在被告门诊治疗，支出医疗费共5890.06元；于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4月1日在被告处住院80天，其个人支付医疗费17909.12元；于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5月16日在被告处住院46天，其中2016年5月13日至5月16日其个人支出医疗费202980.02元。原告另主张以现金方式向被告交纳了供体费70万元、红包费10万元，但没有证据证实；2.护理费，原告方主张的护理期间为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5月16日。原告称2016年1月12日至4月1日、2016年4月24日至5月16日为郑会美一人一护理，主张每日护理费100元。上述时段以外的其他期间内，由护工一或两人护理，每人每日护理费300元至450元，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所述的护理人员和护理费支出情况；3.营养费、误工费，原告主张的是患者刘建东在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5月16日期间相应费用，认可刘建东没有正式工作，按照本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主张误工费；4.交通费，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该项费用的实际支出情况，系酌情主张；5.医疗鉴定费，该项费用3500元为原告方垫付。另查明，患者刘建东出生于1971年11月6日，其与原告刘某、第三人顾春芳均为农业家庭户口。刘某除刘建东外，还有郑会美作为扶养人，顾春芳除刘建东外，另有一女刘建霞作为扶养人。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诊疗行为的过错期间以及对应的赔偿义务期间；2.被告在对刘建东进行诊疗过程中的过错责任比例。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就被告在对患者刘建东的诊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等问题，进行了医疗损害鉴定。就原告方存有异议的医学伦理问题及被告在2016年5月14日开腹探查手术中是否对刘建东实施肝切除的问题，鉴定机构已经做出回复。就用药记载不一致问题，双方在质证过程中，原告已经认可了病历记载的真实性，本院亦将病历和原告提交的日结清单一并作为鉴定材料提交鉴定机构，鉴定机构是在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听证并参考本院提供的鉴定材料基础上，作出的鉴定意见。现原告方虽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但并未提出足以推翻该意见的证据，本院对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予以认定。但被告作为医疗机构，有义务向患者提供准确的用药清单，对于日结清单与出院费用总清单记载不一致问题，应认定被告的医疗行为存有瑕疵，可作为酌情提高赔偿义务比例的情节。关于争议焦点一，即被告的诊疗行为过错期间和赔偿义务期间，在本案讼争医疗期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5月16日期间，被告为患者刘建东实施肝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对术后出现的急性绞窄性小肠梗阻进行诊疗是一个完整、连续的医疗行为，且医疗鉴定意见亦已载明，被告在为患者实施移植手术前，存在术前评估各项记录缺乏严谨性、简单粗放，存在瑕疵，对移植术后患者发生急性绞窄性小肠梗阻的诊疗存在迟延，说明被告在上述医疗行为的各个阶段均存在过错，故本院对被告抗辩仅诊疗小肠梗阻过程中存在过错，只对该阶段的医疗费等按比例承担赔偿义务的理由不予采信，其应以讼争医疗期内全部损失为基础，按比例承担赔偿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即被告的过错责任比例问题，鉴定意见已确认被告诊疗行为具有过错，与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原因力为半量原因。综合考虑该鉴定意见对被告在进行肝胰肾联合移植术前、诊疗急性小肠梗阻过程中具体过错行为的表现形式和过错程度的陈述，以及被告向患方提供的日结清单与出院费用总清单记载不一致的瑕疵，结合鉴定意见认定“半量原因力”的结论，酌情由被告向原告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因第三人认可被告按照50%的责任比例赔偿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照准。结合原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认定赔偿项目、数额如下：1.医疗费，结合原告诉称的事实理由及医疗鉴定意见书载明的诊疗经过，本案讼争医疗期应为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5月16日，故原告主张发生于2015年9月8日的医疗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支持相应部分的费用。本院认定的讼争医疗期内，由患者一方个人支出的医疗费共220889.14元有票据证实，该部分费用属于赔偿范围，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告称向被告交付了供体费等费用共计80万元，因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2.住院伙食补助费，刘建东在被告处共住院126天，应有住院伙食补助费12600元；3.营养费，酌情认定刘建东住院期间营养费12600元；4.护理费，鉴于刘建东病情危重，本院对原告主张讼争医疗期内护理费的请求予以支持。原告按每日100元主张由郑会美一人护理的期间，即2016年1月12日至4月1日（共81天）、2016年4月24日至5月16日（共23天），本院照准，认定该时段内护理费10400元；对于除上述期间以外的22天，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已按照每人每日450元或300元的标准向两名护工支付了护理费，但考虑刘建东在此期间接受了多器官联合移植手术的事实，本院对该22天由两人护理予以支持，按照本市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4898元的标准计付22天的护理费5412元；5.误工费，本院对原告主张讼争医疗期内刘建东误工费的请求予以支持。司法解释规定，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因刘建东没有正式工作，不予支持其参照上一年度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67284元标准主张误工费的请求，但可参照本市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付126天误工费，共15499元；6.交通费，鉴于原告未举证证实该项费用的实际支出情况，考虑刘建东就医期间时长，酌定4000元；7.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共33642元；8.死亡赔偿金，以本市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754元为标准，按20年计算，计435080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司法解释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因原告刘某另有原告郑会美作为扶养人，第三人顾春芳另有子女一人作为扶养人，被告只需赔偿刘建东应负担的部分。2016年5月16日刘建东死亡时，刘某年满10周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按本市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386元计算至18周岁，即65544元（16386×8÷2）；刘建东死亡时，第三人顾春芳年满70周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按本市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386元计算10年，即81930元（16386×10÷2）；10.鉴定费3500元，为郑会美垫付，本院予以认定；11.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患者刘建东死亡的损害后果和被告的过错程度，酌定100000元。本院认定的上述项目中，除第10项、第11项外，由被告按照60%的比例赔偿其他各项损失，其中顾春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50%的比例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赔偿原告郑会美、刘栢琳、刘某、第三人顾春芳医疗费132533.4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560元、营养费7560元、护理费9487.2元、误工费9299.4元、交通费2400元、丧葬费20185.2元、死亡赔偿金26104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550073.28元；二、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赔偿原告刘某被扶养人生活费39326.4元；三、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赔偿第三人顾春芳被扶养人生活费40965元；四、驳回原告郑会美、刘栢琳、刘某、第三人顾春芳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75元（其中郑会美、刘栢琳、刘某垫付共7675元，顾春芳垫付300元），由原告郑会美、刘栢琳、刘某负担2000元，被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负担5975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直接给付原告郑会美、刘栢琳、刘某案件受理费共计5675元，直接给付第三人顾春芳案件受理费300元；鉴定费用3500元，由被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负担，被告负担的鉴定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直接给付原告郑会美、刘栢琳、刘某。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薛瑞虹审 判 员  曲 威人民陪审员  张权会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赵 满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意见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宣判后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上诉权的行使。当事人不服我院第一审判决、裁定，有权在判决、裁定书指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诉。逾期不上诉，我院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提出上诉的，应在上诉期内，将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缴费凭证及上诉状正副本一并交至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逾期不提交，经对方当事人申请，该案件即有可能进入人民法院执行程序。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上诉人承担。二、申请再审权的行使。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我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三、主动履行。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主动向对方当事人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也可与主审法官联系主动履行事宜。四、申请执行权的行使。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申请执行人逾期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