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辖终2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大富配天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观光路3009号招商局科技园A3栋C单元207。法定代表人：孙尚传。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尚传，男，196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桂仪，女，199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原审被告：冀书鹏，男，197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深圳市大富配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投资公司）、孙尚传因与被上诉人郭桂仪以及原审被告冀书鹏公司债券交易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初4051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桂仪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6年9月，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科技公司）向包括郭桂仪在内的五名认购方非公开发行股份114698006股，募集资金3513199923.78元。大富投资公司为大富科技公司第一大股东，为保障本次定增的顺利发行，2016年9月9日，郭桂仪与大富投资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约定大富投资公司为郭桂仪拟认购大富科技公司股票的本金及收益提供担保。后郭桂仪通过金鹰基金-云南信托锦瑟年华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大富科技公司定增发行的股票9652791股，投入资金295664988.33元。在持股期间，因股价未达到双方约定的股票处置条件，郭桂仪自行筹集资金向信托计划补充资金近1亿元。2017年11月3日，郭桂仪与大富投资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之补充协议》，大富投资公司向郭桂仪支付部分收益1100万元，用于信托计划补充资金。后因股价持续下行，郭桂仪所持股票被信托计划强制卖出3288700股。同年11月17日，郭桂仪与大富投资公司、孙尚传、冀书鹏签订《和解协议》，约定2017年11月30日前，郭桂仪将剩余持仓股票以不低于16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冀书鹏指定的第三方，孙尚传作为大富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联合冀书鹏为大富投资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协议签订后，大富投资公司向郭桂仪支付了首笔补偿款4700万元，但冀书鹏未依约指定第三方受让郭桂仪持有的剩余股票。后因信托计划到期，被信托平仓。诉请判令大富投资公司向郭桂仪支付剩余补偿款及利息10341万元及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至2018年10月30日为620万元；判令孙尚传、冀书鹏对大富投资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大富投资公司、孙尚传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均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郭桂仪通过《云南信托锦瑟年华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对大富科技公司进行投资，参与大富投资公司的一系列信托投资计划。该信托合同第30.2条明确约定“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所产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应提交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此，涉案信托合同存在书面仲裁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郭桂仪应就本案争议事实提交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裁定驳回郭桂仪的起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云南信托锦瑟年华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签订主体为郭桂仪（委托人）及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受托人），郭桂仪委托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就云南信托锦瑟年华l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进行管理，双方成立信托合同法律关系，而郭桂仪提起本案诉讼系基于涉案《合作备案录》、《合作备案录之补充协议》及《和解协议》引发的纠纷，签订主体及法律关系均不同，前述信托合同的管辖约定不能适用于本案。反之，涉案《合作备案录》约定双方争议由协议签订地即深圳市辖区的人民法院管辖，《和解协议》约定由乙方（大富投资公司）所在地即深圳市辖区的人民法院管辖，故原审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大富投资公司及孙尚传关于本案应依据涉案信托合同中仲裁条款约定驳回郭桂仪的起诉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裁定驳回大富投资公司、孙尚传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0元，由大富投资公司负担100元，由孙尚传负担100元。大富投资公司、孙尚传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驳回郭桂仪的起诉。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为信托合同纠纷，郭桂仪通过《云南信托锦瑟年华l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对大富科技公司进行投资，参与大富投资公司的一系列信托投资计划。该信托合同第30.2条明确约定“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所产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应提交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此，涉案信托合同存在书面仲裁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郭桂仪应就本案争议事实提交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涉案《合作备案录》《合作备案录之补充协议》等文件为信托合同的补充协议，不能作为本案确定管辖的依据。涉案信托合同为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的基础与来源，相关信托法律关系应为本案主法律关系，郭桂仪就信托合同项下所投入资金主张权利，其权利义务应当受到信托合同相关规定的调整。本院查明：郭桂仪起诉时提交的其与大富投资公司签订的《合作备忘录》第七条争议解决约定：“对于甲方和乙方在履行本协议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本协议签订地的人民法院依诉讼方式解决。……”该《合作备忘录》尾部载明“2016年9月9日于深圳签署”。郭桂仪起诉时提交的其与大富投资公司、孙尚传、冀书鹏签订的《和解协议》第六条争议解决约定：“……因本协议的解释、履行等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若各方不能协商解决的，各方有权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乙方为大富投资公司。本院经审查认为，郭桂仪依据其与大富投资公司签订的《合作备忘录》《合作备忘录之补充协议》以及与大富投资公司、孙尚传、冀书鹏签订的《和解协议》提起诉讼。《合作备忘录》约定双方争议提交协议签订地即深圳市的人民法院依诉讼方式解决，《和解协议》约定向乙方即大富投资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涉案《合作备忘录》《和解协议》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应确认该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二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的规定，本案原审被告冀书鹏的住所地不在广东省行政辖区，大富投资公司的住所地在广东省深圳市，郭桂仪起诉时的诉请标的额为109610000元，达到原审法院管辖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广东省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范围，原审法院作为协议管辖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郭桂仪在起诉状中所提及的《云南信托锦瑟年华l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系由郭桂仪与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该合同并非本案诉请合同，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该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对本案没有约束力。大富投资公司上诉所提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裁定驳回大富投资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大富投资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邹 莹审判员 苏大清审判员 邵静红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彭思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