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1123行初3号 原告: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东水村委龙塘村第七村民小组，住所地：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东水村委龙塘村。 诉讼代表人：唐品才，该组组长。 原告：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东水村委龙塘村第八村民小组，住所地：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东水村委龙塘村。 诉讼代表人：黄建星，该组组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杰、唐庆文，均为广西守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林业局，住所地：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文教路38号。 法定代表人:曾宪才，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柳俐，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琨，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林业工作站，住所地：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朝东街。 负责人：林远辉，该站站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志，广西众望（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东水村委龙塘村第七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龙塘七组）、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东水村委龙塘村第八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龙塘八组）诉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林业局（以下简称林业局）、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林业工作站（以下简称林业站）公益林补偿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19年2月2日、3日分别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龙塘七组诉讼代表人唐品才及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杰、唐庆文，被告林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琨，被告林业站的负责人林远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龙塘七组、龙塘八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认定二被告不依法向原告支付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行政行为违法；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生态公益林补偿款14189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及有关文件精神，从2011年开始落实对我县具有生态公益林的村集体进行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发放工作。生态公益林补偿款发放标准为14.75元/亩年。从2011年起足额向生态公益林所有权主体发放。发放程序为先由财政划拨给县林业局，后由林业局划拨给乡镇林业站，再由乡镇林业站根据《富川县2009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林班图》的实际情况向其所管辖的村集体进行具体发放。原告村集体生态公益林保护区位于《富川县朝东镇叉山村2-3林班2009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林班图》范围之内，是被告从2011年起每年都足额向生态公益林所有权主体发放的对象。《富川县朝东镇叉山村2-3林班2009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林班图》2林班内的9小班生态公益林就是原告村的公益林，共有1440亩。原告自2011年到如今只领取了2016年度的500亩7375元、2017年度的700亩10325元、2018年度的700亩10325元。尚有141895元未领取。原告曾于2018年10月30日向被告书面提出对上述未领取的公益林补偿款的申请，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进行解释也未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龙塘七组、龙塘八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林班图。2.地契。3.护林合同。4.补偿分配协议。 被告林业局书面答辩称，一、原告尚未取得诉权。原告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取得诉请公益林补偿所涉林地、林木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因此，原告必须申请确权且待权属确定为其所有后，才能主张公益林补偿款，才取得本案诉权。二、原告的起诉已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告在2017年11月21日与叉山村达成《生态公益林补偿分配协议》时，就已清楚其只是经过协商暂时享受700亩公益林补偿款，700亩以外的公益林补偿款由叉山村享受。从该协议签订之日起原告就已经知道其之前和之后享受公益林补偿款的情况，但原告并未在法定的6个月内（最长不超过1年）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请依法驳回起诉。 被告林业局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规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公益林管护合同复印件6套。2.富川县朝东镇叉山村2-3林班2009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林班图复印件一份。3.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分配协议复印件一份。4.支付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申请材料。 被告林业站辩称，林业站是乡镇政府的内设机构，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因此，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他答辩意见与林业局一致。 被告林业站没有证据向本院提交。 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辩意见如下： 针对原告龙塘七组、龙塘八组的证据，二被告对证据1林班图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享有1440亩林地所有权。证据2地契，是解放前的，不是有效证据。证据3护林合同，不能证明原告的权属。证据4补偿分配协议，证实林地权属不清，双方均有权向县人民政府确权。 针对被告林业局的证据，原告对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护林合同能证实原告取得了涉案林地所有权，林班图2林班内的9小班符合原告山场地契的特征，证明原告对该林地有权属。 综合各方当事人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1.二原告提交的富川县朝东镇叉山村2-3林班2009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林班图复印件，有添加划线、另行标注地名痕迹，与原件不一致，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项。2.二原告提交的地契，该地契没有标注山场面积，不是合法的山场林地所有权凭证，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请求事项。3.被告林业局提交的富川县朝东镇叉山村2-3林班2009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林班图，清晰可见林地为叉山村2-3林班内。4.原、被告提交的护林合同及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分配协议，证明原告通过与被告签订护林协议、与岔山（叉山）村签订分配协议，才取得的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不能证明原告享有1440亩林地所有权。 根据以上认证意见及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确认如下事实： 2010年6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林业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确认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公益林补偿标准为每亩10元。2011年1月8日，被告林业局根据《富川县朝东镇叉山村2-3林班2009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林班图》的森林生态公益林与叉山（岔山）村签订7977亩的管护合同。2013年10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发文，将权属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从每年每亩10元提高到15元。同年11月5日，被告林业局与岔山村委就上述公益林签订7387.8亩的管护合同。2016年因二原告对上述公益林权属提出异议，后二原告与岔山村委协商，同意上述公益林有500亩作为二原告，公益林补偿款由被告发放给二原告。2016年10月28日，被告林业局与岔山村委将公益林面积变更为6887.8亩签订管护合同，与二原告签订500亩管护合同，并将500亩公益林补偿款付给了二原告。2017年11月21日，二原告对公益林权属面积再提出异议，经与岔山村协商达成由二原告领取700亩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的协议。2017年12月8日，被告林业局与岔山村委、二原告分别签订管护合同，其中与二原告签订700亩的管护合同。被告林业局将2017年、2018年每年700亩的公益林补偿款付给了二原告。2019年1月30日，二原告认为《富川县朝东镇叉山村2-3林班2009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林班图》2林班内有1440亩属于二原告所有，被告没有按期足额发放给二原告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被告林业局是公益林补偿基金的核算单位，富川瑶族自治县财政局是拨付机关。二原告诉请被告林业局补发公益林补偿基金，被告主体适格。《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公益林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10元，其中管护补助开支为9.75元；公共管护支出为0.25元。显然公益林补偿基金用于管护支出。本案中，二原告主张从2011年起至今，有1440亩公益林补偿款没有得到足额补偿，要求被告补偿的问题。除了二原告与岔山村于2016年达成500亩、2017年达成700亩的补偿款并与被告签订该公益林面积管护合同外，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二原告享有1440亩的公益林，也没有证据证实从2011年起二原告与被告签订过1440亩公益林管护合同。即使二原告享有超出与岔山村协议以外的公益林面积，也不能推定被告有1440亩公益林补偿款没有足额发给二原告。二原告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综上，二原告请求认定二被告未向原告支付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的行为违法及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生态公益林补偿款141895元，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东水村委龙塘村第七村民小组、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东水村委龙塘村第八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0元（二原告已预交），由二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 兴 审 判 员  黄 星 人民陪审员  任荣日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覃亚云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