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行终4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渝明，男，汉族，1950年8月23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代理人高彩虹，四川宗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司法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锦悦西路2号。 法定代表人薛志明，局长。 原审第三人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老东城根街2号。 法定代表人向海平，主任。 原审第三人潘某，女，汉族，1959年10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以上二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锐，四川华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渝明因诉被上诉人成都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司法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行初33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7日，刘渝明向市司法局递交《投诉举报信》，投诉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以下简称成都公证处）原公证员潘某在办理（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合同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纪、违法、弄虚作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具体表现为：1.（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合同是成都公证处原公证员潘某和陈某完成的，因为汪某华从2000年底就瘫痪卧床，无法行走，在2002年4月27日至4月30日期间未离开过医院。2.成都公证处原公证员潘某和陈某在办理该公证中所做的谈话笔录、调查笔录完全是虚假的。笔录上存在两支笔的痕迹，笔录上填写的地址为虚假地址，该两份笔录是事后补写的；汪某华的签名都在每页的最下方，无其他身份信息；陈某的签名都是潘某代签的。3.成都公证处原公证员潘某违反公证法的相关规定，抽换已存档的证明材料，将未在工商注册的虚假材料换进档案。潘某还指使、协助刘某明采用挖补的违法方式修改赠与合同中所谓的笔误。4.刘渝明多次向成都公证处反映上述问题，但成都公证处以各种理由拒绝答复和解决，请市司法局严肃查处。市司法局收到刘渝明递交的投诉举报材料后，于2018年5月10日向刘渝明作出《行政投诉受理告知书》，对刘渝明的投诉予以受理，并于同日向成都公证处作出《被投诉告知书》。后市司法局对刘渝明投诉的事项进行调查，调取了公证卷宗材料，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并搜集了关联民事案件的生效裁判文书。2018年6月14日，市司法局作出《关于刘渝明投诉成都公证处公证员潘某事项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内容如下：一、关于（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合同公证的基本情况。经查，公证申请人汪某华、刘某明于2002年4月27日向成都公证处提出赠与公证的申请，赠与人为汪某华，受赠人为刘某明。公证内容为申请人汪某华自愿将其个人所有的位于成都市一套房屋赠与给申请人刘某明。成都市成都公证处于2002年5月8日出具了（2002）成证内民字第1912号公证书，承办公证员为潘某。二、关于刘渝明反映“汪某华在办证期间没有离开过四川省草堂医院”的问题。经查，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于2008年7月30日出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02年5月8日《赠与合同》赠与人处的‘汪某华’签名字迹，是汪某华书写”。市司法局认为，成都公证处原公证员潘某、助理陈某按照公证申请人申请，提供上门公证服务，汪翠华的《谈话笔录》《赠与合同》是经汪某华本人确认并签名的情况属实，且至2015年2月汪某华去世前，其本人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若刘渝明对汪某华是否离开医院以及离开医院的具体时间存有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三、关于刘渝明认为“办理公证时谈话笔录、调查笔录均为虚假”的问题。经查，潘某称“谈话笔录、调查记录是由陈某现场记录形成，按照公证程序规则的相关规定。笔录上应载明询问日期、地点询问人、记录人等，故由我将未记载的内容进行了填写，因此不存在造假的情况。”陈某也称，谈话录是她现场记录的，然后交潘某核验，因未载明询问日期、地点、谈话人等内容，潘某将相关内容填写完善，并交由汪某华本人确认并签名。2017年12月14日，成都公证处工作人员向刘某明妻子许某姑确认当时谈话笔录上的地点时，许某姑表示××系其女儿刘某的房子，1998年9月购买的，女儿怀孕时拆迁了。且潘某、陈某及公证申请人均否认办理公证事项前相互认识的说法。市司法局认为，公证员按规定制作了谈话笔录、调查笔录，符合规定。且经核查公证卷宗，未发现有谈话笔录等虚假的有关证据。四、关于刘渝明反映“承办公证员抽调档案中的虚假证明材料并协助当事人违法修改公证文书”的问题。经查，落款为广西××的证明，是对刘某明与汪某华之间的关系以及汪某华居住地址、房屋产权证号进行了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证机构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按照有关办证规则需要核实或者对其有疑义的，应当进行核实。因此，该证明材料仅作为公证机构对公证申请进行办理所需的证明材料之一，是否采用，应由公证机构进行审核并综合判定，且该证明材料所载明的刘渝明父母的姓名、刘渝明母亲居住的住房地址等信息与实际相符。若刘渝明对此证明存有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可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五、关于刘渝明反映“因承办公证员违法办理虚假公证给家庭造成巨大伤害”的问题。刘渝明在投诉信中陈述，因公证机构及公证员按照公证申请事项出具的（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合同，毁了刘渝明父母的一世清白。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解决诉求问题。六、关于刘渝明反映“多次向成都公证处反映情况未得到公正答复和解决”的问题。经查，刘渝明于2008年持汪某华的委托书向成都公证处申请对（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合同进行复查，并对《赠与合同》中的汪翠华笔迹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于2008年7月30日出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02年5月8日《赠与合同》赠与人处的‘汪某华’签名字迹，是汪某华书写”。2017年2月24日，刘渝明再次向成都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书》，要求撤销（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合同，成都公证处根据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一条“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项公证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的规定，于2017年3月21日做出答复，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2017年10月16日，刘渝明向成都公证处提出申诉，再次要求撤销上述公证书，并要求对公证书的有关内容进行核实回复，成都公证处于10月30日针对刘渝明提出的问题出具了书面答复。此后，刘渝明多次就该公证书内容的争议向公证机构进行核实，成都公证处都给予配合和回复。综上，成都公证处按照《公证程序规则》关于公证争议处理的规定，进行了核实处理，并进行了回复，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并无不妥。七、其他事项：（一）关于赠与合同中“笔误”的问题。《赠与合同》中出现赠与人和受赠人均为汪某华的问题，因《赠与合同》系由赠与人汪某华亲笔签署，表明将涉案房屋赠与给刘某明是汪某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上存在一处将“汪某华”变更校对为“刘某明”的事实，系成都公证处确实存在笔误，否则将不符合逻辑，但不影响汪翠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刘渝明与刘某明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一案〔（2017）川01民终15331号〕中，成都公证处也就该问题向法院进行了说明。（二）关于谈话调查笔录中抬头栏填写不规范的问题。从谈话笔录和调查笔录的抬头栏填写情况看，调查地点的填写不够规范，未将调查地点载明完整，且个别信息填写不够准确。但谈话笔录和调查笔录的内容，经汪某华本人审核并签名确认，谈话笔录和调查笔录的抬头栏填写不规范不影响公证申请人汪翠华的真实意思表示。经查证，公证申请人汪某华、刘某明向成都公证处提出赠与公证的申请，成都公证处按照《司法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司发通〔1992〕008号）》相关规定，对赠与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真实意思表示、赠与财产的合法性等条件进行审核并出具公证书。公证档案中“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有汪某华具有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书；其中赠与合同、赠与公证申请表、公证事项受理通知单送达回执及谈话笔录等资料中均有汪某华的签字确认；该公证事项涉及的房屋产权归属汪某华本人所有。以上事实可证实（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合同真实、合法。《赠与合同》中出现赠与人和受赠人均为汪某华的问题和谈话笔录、调查笔录抬头栏填写不规范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虽然不影响该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市司法局已要求成都公证处加强内部公证质量管理，确保公证相关文书的规范，杜绝此现象的发生。2018年6月19日，市司法局将该《回复》送达刘渝明。刘渝明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另查明，刘渝明就（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档案内标注日期为“2002年4月27日”的《赠与公证申请表》中“汪某华”的签字形成时间委托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经鉴定，该签名笔迹“汪某华”所反映的书写习惯的逐步衰退状态与委托方提供的五份样本中的标注日期为“2008年”的两份样本最为接近。刘渝明同时就（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档案内日期2002年5月8日的《赠与合同》上受赠人处“刘某明”签名字迹和日期2002年4月27日的《赠与公证申请表》上申请人处“刘某明”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所写，委托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显示不是同一个人所写。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五条“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以及《公证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三条“受诉机关是指所在公证处、直接主管被投诉人的司法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公证员协会”的规定，市司法局作为成都市司法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就刘渝明对其辖区内的公证机构、公证员的投诉进行受理和调查处理。市司法局主体适格，具有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 根据《公证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九条“受诉机关对群众投诉的问题，应及时调查处理。自接到或收到投诉的次日起60日内对投诉事项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以信函方式答复投诉人”之规定，市司法局于2018年5月9日收到刘渝明提交的投诉材料，于2018年5月10日分别向刘渝明及成都公证处作出《行政投诉受理告知书》及《被投诉告知书》，并分别送达。2018年6月14日，市司法局作出《回复》，并于2018年6月19日向刘渝明送达。综上，市司法局针对刘渝明投诉作出的案涉回复程序合法。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市司法局作出的《回复》内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正当地履行了监督、处理职责。原审法院认为，归纳刘渝明投诉事项主要有三项：一是认为潘某在办理（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合同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具体表现为：赠与公证合同是由潘某和其助理陈某完成，作为赠与人的汪某华并未参与；潘某和陈某在办理公证过程中所作的谈话笔录及调查笔录均是虚假的；潘某存在抽调已存档的虚假证明材料并协助当事人违法修改公证文书的行为。二是认为潘某违法办理公证，给刘渝明家庭造成巨大伤害。三是认为成都公证处对于刘渝明的多次复查申请未予处理。从刘渝明所述事实经过和投诉理由来看，主要是认为成都公证处及原公证员潘某存在违规出具（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书的行为，并要求市司法局对成都公证处和潘某的失职行为进行查处。针对刘渝明的投诉事项，市司法局作出的《回复》包含七个方面。其中一至四项属于对第一项投诉内容的处理。市司法局经调查后认为，成都公证处原公证员潘某、助理陈某按照公证申请人申请，提供上门公证服务，按规定制作了谈话笔录、调查笔录，并未发现有谈话笔录等虚假的有关证据，对汪某华所作的谈话笔录及《赠与合同》均是经汪某华本人确认并签名的情况属实，且直至2015年2月汪某华去世前，其本人均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赠与合同真实、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条的规定，结合市司法局在本案中所举出的公证卷宗材料、关于汪某华在《赠与合同》中签名字迹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就《赠与合同》效力的生效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市司法局将调查结果告知刘渝明，同时告知刘渝明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告知内容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于刘渝明投诉“第三人潘某违法办理公证，给刘渝明家庭造成巨大伤害”的问题，市司法局告知刘渝明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解决诉求，有据可依。对于刘渝明反映成都公证处未对其复查申请予以处理的投诉，市司法局经调查，成都公证处对刘渝明的复查申请，组织司法鉴定，作出书面答复，对刘渝明提出的申诉亦予以书面回复，并就刘渝明针对公证书内容的争议多次要求核实的请求，予以配合和回复，不存在刘渝明投诉的不予处理的情形，该项回复具有事实依据。经市司法局调查，成都公证处在办理（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合同过程中，《赠与合同》中出现赠与人和受赠人均为汪某华确系笔误，谈话笔录、调查笔录抬头栏填写不规范，已作出要求公证机构加强内部公证质量管理，确保公证文书规范的处理。综上，市司法局对于刘渝明的投诉事项均进行调查，并回复，针对公证机构不规范的行为要求其进行整改，已履行法定的监督、指导职责。刘渝明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赠与申请书中汪翠华的签字形成时间及刘正明签名真实性的鉴定结论，并不足以推翻（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合同是汪某华与刘某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刘渝明要求撤销案涉《回复》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渝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渝明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刘渝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市司法局未认真履行监督、调查职责。二、原审第三人成都公证处于2008年作出的核实笔录有重大瑕疵，市司法局未就该瑕疵进行调查核实。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市司法局作出的《回复》，并判令市司法局对（2002）成证内民字第××号赠与公证合同情况进行重新调查处理。 被上诉人市司法局在二审程序中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成都公证处、潘某二审程序中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市司法局作为成都市司法行政管理机关，具有对上诉人刘渝明针对其辖区内公证机关、公证员的投诉依法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市司法局收到刘渝明的《投诉举报信》后，对其投诉举报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调取了（2002）成证内民字第公证卷宗材料、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并搜集了关联民事案件的生效裁判文书，其收集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原审第三人成都公证处原公证员潘某、助理陈某按照公证申请人申请，提供上门公证服务，制作了谈话笔录、调查笔录，该谈话笔录及《赠与合同》均系由汪某华本人签署，未发现有谈话笔录等材料虚假的证据，且直至2015年2月汪某华去世前，其本人并未提出异议，也未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本院作出的民事生效裁判文书亦认定该《赠与合同》真实合法。成都公证处收到刘渝明的复查申请后，组织司法鉴定，作出书面答复，对其提出的多次申诉及核实请求亦予以回复，不存在不予处理的情形。本案中，市司法局在法定期限内对刘渝明作出《回复》，将调查核实情况告知刘渝明，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相关规定告知刘渝明对案涉公证书内容有争议以及认为该公证行为对其家庭造成巨大伤害等问题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在《回复》中指出《赠与合同》中存在笔误和调查笔录、谈话笔录抬头栏填写不规范的问题，要求公证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对刘渝明投诉举报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回复，回复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已履行法定职责。综上，刘渝明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渝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静 审判员 蒋娜娜 审判员 熊 文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柳树丛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