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7民终17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赣州红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安远县东江源大道568号。法定代表人：张美蓉，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希，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廉，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鑫，男，1984年3月2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礼飞，江西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赣州红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钟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安远县人民法院（2018）赣0726民初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钟鑫诉讼请求；2.判令钟鑫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钟鑫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审认为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是错误的。2013年3月16日，红山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国伟向钟鑫借款人民币95万元，期限为同年3月16日至7月15日。后张国伟因涉嫌集资诈骗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钟鑫于2014年9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以张国伟涉刑为由不予立案。2017年6月26日，为了获得上级法院管辖，钟鑫伙同红山公司其他债权人欧阳邦宗、叶发斌、叶永生，以零对价的方式在未通知红山公司的情况下，签订虚假的债权转让协议，将四名债权人所有债权转给案外人欧阳如春，并于同年7月13日由欧阳如春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1月15日，法院作出（2017）赣07民初140号民事裁定，确认“欧阳如春未获得（不享有）向红山公司主张债权的主体资格”，依法驳回欧阳如春的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欧阳如春并非红山公司权利人，其向红山公司起诉不能中断红山公司以及钟鑫、欧阳邦宗、叶发斌、叶永生四人主张债权让的诉讼时效，故除2014年9月18日钟鑫向本案一审法院起诉外，本案不存在任何其他诉讼时效中断事由。2015年7月24日，法院作出（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生效后，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消灭，重新起算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应算至2017年7月24日。在该期间经过一年以后，钟鑫再于2018年7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此时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钟鑫与其他债权人恶意虚构一个权利人提起诉讼，导致其诉讼时效已过的不利后果，应由钟鑫等人自行承担。一审判决对于本案诉讼时效相关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2.一审判决认定钟鑫不构成重复起诉属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依据刑事判决查明认定事实，钟鑫被列入张国伟集资诈骗对象，钟鑫出借款项已经被列入张国伟集资诈骗犯罪所得数额范围。刑事判决书第二项“追缴被告人张国伟的集资诈骗犯罪所得25049.34万元，并返还给各集资参与人”，现该款正在追缴过程中，钟鑫的该损失已可通过公力救济手段获得弥补。在此情况下，钟鑫再次以同一事实、同一损失起诉，要求红山公司承担责任，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3.案涉借款合同实为无效合同，原审判决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错误。刑事判决已经认定张国伟的借贷行为是集资诈骗，本案中借条作为张国伟的犯罪工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项之规定，应属于无效借条。4.案涉借款合同上加盖的“红山公司”印章系伪造，对于加盖该印章，红山公司没有过错。刑事判决已经认定，伪造红山公司印章系张国伟的犯罪手段之一，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红山公司对于张国伟犯罪行为造成钟鑫之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5.钟鑫作为本案诉讼主体并不适格，一方面借条所载明金额与实际转账金额不一致，另一方面转款人和收款人均与借条载明的出借人和借款人不一致，红山公司有理由怀疑借款真实性。6.钟鑫并非善意相对人。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第9页清楚载明钟鑫本人在公安机关陈述其本人向张国伟而非向红山公司借款，钟鑫明显是希望在刑事追偿以外再将红山公司作为其与张国伟个人借贷纠纷的还款人。现一审法院认定钟鑫系向红山公司借款，完全没有考虑钟鑫与张国伟借款发生的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红山公司在对前述因素进行分析后认为钟鑫是恶意与张国伟串通订立所谓借条，其不仅对于张国伟借款的目的和用途完全知情，也是故意将还款责任加诸于红山公司。本案借款与红山公司无关，红山公司不应承担责任。钟鑫答辩称：红山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红山公司有关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钟鑫提交了来访登记簿，其在2014年9月18日欲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安远法院并未受理并告知钟鑫必须等到刑事判决生效后再依法起诉。钟鑫该行为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主张权利行为，属于诉讼时效中断，应从该时间起另行计算诉讼时效。本院于2015年7月24日作出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后该刑事判决书送达张国伟后张国伟未提起上诉，自生效时诉讼时效重新起算。钟鑫于2017年欲通过将债权转让给案外人欧阳如春，由欧阳如春提起诉讼，钟鑫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尽管该次起诉被依法裁定驳回，但本案债权已被主张是客观事实，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本案应从2017年11月15日即裁定依法驳回欧阳如春起诉时再次重新起算。此后，钟鑫本人再于2018年5月提起诉讼，显然未超过诉讼时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钟鑫等人通过债权转让方式欲在上级法院起诉，也是因为安远县政府为了维稳考虑协调当地有关部门对红山公司进行重组，当地法院暂缓受理，债权人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并非钟鑫主观上怠于行使权利。2.关于钟鑫是否重复主张权利的问题。本案借条有张国伟、红山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红山公司提到的刑事判决中仅有张国伟一名被告人，钟鑫向其他借款人主张权利并不属于“重复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3.关于红山公司提到借条效力的问题，因钟鑫恳请法庭注意本案借条上“借款人”处均有红山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不论张国伟是作为红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还是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生效的刑事判决只涉及张国伟。钟鑫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对象是红山公司，尽管刑事判决认定张国伟有欺诈故意，但是红山公司在借条上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并无不真实性，其与钟鑫签订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为有效。不能因为张国伟获刑就免除红山公司责任。4.关于红山公司提出假公章的问题。客观事实是，借条上加盖有红山公司印章，又有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国伟签名，钟鑫完全有理由相信该枚印章的真实性，现要求红山公司作为借款人承担还本付息责任是完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此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一审法院在调查张国伟的材料中反映，红山公司当时出于方便刻制了两枚印章，两公章其实没有真假之分，就是为了公司方便而已。一审中，钟鑫起诉请求：1.判令红山公司归还钟鑫借款本金9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1日按月利率2%计算共计利息114万元，2018年5月1日以后的利息按同种计算方式另行计算至还清本息为止）；2.诉讼费用由红山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6日，张国伟、潘心华、红山公司向钟鑫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兹借到钟鑫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现金），期限为四个月即2013年3月16日至2013年7月15日。按月利率千分之二十计息，利息按每月15日前付清。如逾期还本息，本公司承诺加付违约金（每日按逾期款项的千分之五计算）。本公司借款本息由瑞金市鸿福木业有限公司、瑞金市瑞旭木业有限公司、安远红井林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和连带偿还本息的责任，并以在建的金橙花园1—6号楼正三层以上住房以1800元/平方米作为抵押担保（附规划设计图）。借款人：张国伟，借款单位：赣州红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担保人：潘心华”。当日，钟鑫通过妻子唐玉娟银行账户转账95万元（已扣除两个月利息5万元）至张国伟指定的吴荣权银行账户。出具借条后，张国伟、红山公司未归还借款本金和支付利息给钟鑫。2014年9月18日，钟鑫至一审法院欲起诉张国伟和红山公司，一审法院以张国伟涉嫌集资诈骗刑事犯罪为由告知钟鑫待刑事案件生效后再依法起诉。钟鑫等人欲通过债权转让给案外人欧阳如春，由欧阳如春向赣州中院起诉红山公司归还借款的形式主张债权。2017年11月15日，赣州中院驳回了欧阳如春的起诉。一审另查明，出具借条时，张国伟系红山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潘心华为红山公司员工，红山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等，安远县“金橙花园”系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张国伟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3年4月26日被监视居住，同年5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0日被逮捕，2015年7月24日赣州中院作出（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判决：1.张国伟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追缴张国伟集资诈骗犯罪所得25049.34万元，并返还各集资参与人。在（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中，钟鑫被认定为集资参与人，本案借款被认定属于张国伟集资诈骗的犯罪事实之一。2017年1月16日，红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国伟变更为张贵容，同年6月5日，又由张贵容变更为张美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钟鑫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本案钟鑫提起民事诉讼是否系重复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3.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4.红山公司是否应归还钟鑫借款本金95万元和主张的利息？（一）关于钟鑫诉请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张国伟和红山公司向钟鑫出具的借条上载明借款期限至2013年7月15日，自借款期限到期日，出借人享有的归还借款本息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本案中，从钟鑫提交的群众来访登记簿来看，钟鑫于2014年9月18日欲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张国伟和红山公司归还借款和支付利息，一审法院未受理钟鑫的起诉并告知钟鑫坚持起诉要等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再依法起诉。钟鑫的欲起诉行为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属于诉讼时效中断，应从中断事由结束后再另行起算诉讼时效。赣州中院于2015年7月24日作出（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送达张国伟后十天，其未上诉，自刑事判决生效起钟鑫享有的归还借款本息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重新计算。而钟鑫于2017年欲通过债权转让给案外人欧阳如春，由欧阳如春向赣州中院起诉红山公司，同时钟鑫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该起诉虽于2017年11月15日被依法裁定驳回，但本涉案债权已诉讼主张了是事实，亦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其诉讼时效自2017年11月15日起再次重新计算，现钟鑫于2018年7月份向一审法院就涉案借款提起民事诉讼，显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红山公司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采纳。（二）关于本案钟鑫提起民事诉讼是否系重复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诉讼原则的问题。本案借条的借款人处有张国伟签字捺印，借款单位处有红山公司盖章，担保人处有潘心华签字，钟鑫于借条出具同一日将借款95万元打入张国伟指定的借款方银行账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借款合同自钟鑫将借款打入张国伟指定账户时成立并生效。张国伟、红山公司为案涉借款合同的共同借款人，潘心华为担保人。（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案件只涉及一位借款人张国伟，出借人钟鑫还可以向其他共同借款人主张权利。钟鑫就同一笔借款向除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以外的其他共同借款人主张民事权利，并不属于“重复起诉”，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亦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关于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不予受理的规定。（三）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案涉借款合同自钟鑫将借款打入张国伟指定账户时成立并生效。但该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应当首先看其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三个有效条件：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1.案涉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和两位共同借款人、担保人均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虽然其中一位借款人张国伟存在欺诈骗取借款的真示意图，其设立借款合同的意思表示不真实，但是红山公司和潘心华并没有参与张国伟的集资诈骗犯罪行为，其与钟鑫订立借款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3.红山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与钟鑫签订借款合同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综上所述，案涉借款合同对于其他非涉嫌犯罪的共同借款人而言，应为有效。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认定张国伟构成集资诈骗犯罪，犯罪金额中包括钟鑫出借的95万元，进而可以认定张国伟在与钟鑫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集资诈骗非法目的。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出借人钟鑫有共同的非法目的，亦没有证据证明其他借款人红山公司参与集资诈骗，他们具有集资诈骗的非法目的，故案涉借款合同只有张国伟存在单方欺诈。而认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前提为合同双方存在共同的虚伪意思表示，即合同双方均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意。如实施犯罪行为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非双方的共同目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再次，案涉借款合同亦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情况。综上所述，案涉借款合同虽然涉及其中一位借款人张国伟集资诈骗刑事犯罪事实，但该民事合同仍然合法有效。（四）红山公司是否应归还钟鑫借款本金95万元和主张的利息的问题。案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红山公司在案涉借条借款单位处盖章，红山公司作为借款人应当承担案涉借款本息的还款责任。借条上虽载明借款金额100万元，但钟鑫以其实际支付给借款人的95万元为借款本金主张请求，系其自主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也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借条上约定“按月利率千分之二十计息”，实际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自借款后，钟鑫未收到张国伟和红山公司支付的利息，现钟鑫主张借款利息从2013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系其自主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也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执行（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中追缴张国伟集资诈骗犯罪所得返还给钟鑫的款项，应当在红山公司的还款责任中抵扣。同时，红山公司如认为案涉借款被张国伟个人使用，侵害了其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利，其可以另案向张国伟主张。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作出判决：红山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三十日内归还钟鑫借款本金9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9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至还清本息之日止，利随本清），上述借款本息中应扣除张国伟集资诈骗犯罪中追缴返还给钟鑫的款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520元，由红山公司负担。二审中，红山公司以张国伟支付给钟鑫款项中含有高息未予核减为由向本院申请调取如下证据：1.2011年9月1日至2013年4月26日期间张国伟名下银行往来流水；2.（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第13页提到的证据“73.张国伟及其相关人员的银行账户流水情况，证明集资款进入张国伟或者张国伟实际控制的银行账户的相关情况”；3.（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案件瑞金市人民法院追赃后受偿人员名单以及受偿金额。对于前述申请，因上述申请内容缺乏明确指向性，且红山公司无正当理由并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内提出该申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二审中，红山公司提交两组证据，证据一为红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张国伟所作的调查笔录两份，用以证明：1.红山公司不是实际借款人，实际借款人是张国伟；2.借条上加盖红山公司印章系张国伟应债权人要求作出，张国伟本人表述为“他们要求盖哪家（公司印章）就盖哪家”；3.张国伟本人无法确定是否是其本人或瑞金红井公司的经理潘心华还是债权人具体加盖的红山公司公章；4.张国伟曾于2013年4月6日、10日在瑞金以个人名义召开过债权人会议意图进行债权债务重整。证据二为红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案外人吴荣权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及吴荣权社保记录，用以证明：1.吴荣权以鸿福木业的员工身份协助张国伟办理对外借款事宜，吴荣权是瑞金人且一直在瑞金生活，其与红山公司无任何关联；2.张国伟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并非代表红山公司；3.张国伟是因为在广东佛山投资失利通过借新债来归还旧债引发的本案。钟鑫对于上述两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笔录上所载是否是张国伟本人表述或者是否其真实意思颇可怀疑。依据笔录所载，张国伟对于很多事实陈述基本为记不清楚，既然记不清楚就不能证明其要证明的目的。就本案所涉借款，一审法院已到监狱找到张国伟进行过核实，且核实笔录在一审双方当事人已经进行质证，故所有张国伟陈述应当以法院调查核实的笔录为准。对于证据二，据钟鑫所了解，因吴荣权是红山公司等多家公司的员工，一直跟着张国伟这些公司高管，吴荣权的账号供红山公司使用，借款、还款都与吴荣权无关。吴荣权不能证明红山公司使用资金的情况，包括红山公司经营生产的情况。二审中，红山公司申请吴荣权作为证人出庭，用以证明吴荣权的收款行为并不能代表红山公司。吴荣权出庭作证陈述了其本人在张国伟的另一家公司上班，与红山公司无关，其本人具体参与了张国伟向外借款等事宜（详见证人笔录）。钟鑫质证称，吴荣权在作证期间的陈述接受了红山公司代理人的引导，其证词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更不能证明账号是提供张国伟个人使用，也无法证明公司资金的使用情况。本院认为，对于红山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均为案外人对相关案情的陈述记录及现场陈述，属于证人证言范畴，而关于上述证人证言对于红山公司意图证明的“实际借款人是张国伟”“本案借款并非红山公司借款”事实主张的证明效力如何，实际已经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故应结合其他本案查明事实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与原判认定的相符，对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五：一是钟鑫在本案主张权利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是钟鑫在本案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三是案涉借款合同效力认定；四是钟鑫在本案中是否为善意相对人；五是借条上红山公司印章的真假以及是否会因此导致借条效力瑕疵。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钟鑫对于其与欧阳邦宗、叶发斌、叶永生三人以零对价方式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起诉红山公司目的是获得本院管辖权的意图不予否认。本院认为，尽管钟鑫并非（2017）赣07民初140号案件原告，债权受让人欧阳如春的起诉也被驳回，但钟鑫在该案中已经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也在庭审中对于红山公司欠款和应予还款的主张予以确认。应认定钟鑫该次参加诉讼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故钟鑫向红山公司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因（2017）赣07民初140号民事裁定驳回欧阳如春的起诉而中断。现钟鑫于本案提起诉讼，要求红山公司还本付息，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保护权利的时效，一审判决认定钟鑫于本案中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第三个争议焦点，即钟鑫在本案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案涉合同效力问题，本院一并评述如下：从案涉借条本身载明内容看，张国伟在“借款人”一栏签名，而红山公司在“借款单位”一栏盖章，在无其他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应认为张国伟与红山公司系作为共同借款人出具该份借条。由于（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判决只对前述借款人之一的张国伟的集资诈骗行为作出评价，认定其构成集资诈骗罪并应承担刑事责任，并未涉及红山公司的行为评价，故钟鑫于本案中向张国伟之外的另一借款人红山公司主张权利，并不属于重复起诉，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故红山公司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关于案涉合同效力，已生效的（2014）赣中刑二初字第9号判决虽然对张国伟的集资诈骗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就本案而言，尚无证据证明红山公司、钟鑫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故红山公司现仅以张国伟犯集资诈骗罪为由否定张国伟作为红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以红山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合同效力，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未予采信，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即钟鑫在本案中是否为善意相对人的问题。本院认为，红山公司主张钟鑫与张国伟恶意串通订立借条，意图将张国伟借款的还款责任转嫁红山公司，应对钟鑫存在前述主观恶意承担举证责任。现红山公司并未提供足以否认钟鑫善意相对人身份的充分证据，其有关钟鑫不是善意相对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即借条上红山公司印章的真假以及是否会因此导致借条效力瑕疵的问题。经审理查明，出具借条时，张国伟本人系红山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张国伟在其任职期间以红山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持有并使用印文为“赣州红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司印章加盖于借条“借款单位”栏，于出借款项的善意相对人而言，上述行为已足以使出借人相信该借款行为代表红山公司。至于张国伟所持该印章是否与红山公司登记备案的印章完全一致，须经有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予以辨别，若将此辨别义务加诸出借人，则有违合同法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稳定的立法初衷。本院认为，钟鑫基于对张国伟时任红山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真实性的信赖，将借款转入张国伟指示的账户之中，并见张国伟持有红山公司印章并加盖于借条之上，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在红山公司并无证据证实钟鑫非善意的情况下，应认定钟鑫在收取借条时构成善意，故不论借条上加盖红山公司印章与该公司登记备案印章是否完全一致，均不影响红山公司借款的事实认定。另，即便如红山公司所述，印章系张国伟因债权人要求而加盖，因当时张国伟作为红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客观事实，故也不改变红山公司盖章后的借款人身份。在张国伟任红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对外以公司名义所借款项给红山公司造成损失的，红山公司可另向张国伟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红山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520元，由赣州红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小兵审判员  彭 莉审判员  张 璐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