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辽民终7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宝立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腾飞二街14-1号。法定代表人：陈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笔魁，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景百胜，北京市金栋（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荣涛，男，196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赫，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莹莹，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辽宁宝立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荣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初116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宝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刚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笔魁、景百胜，王荣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赫、潘莹莹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立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辽01民初1166号民事裁定书；2.裁定指令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3.诉讼费用由王荣涛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宝立公司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该认定明显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因此，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2)宝立公司因多支付王荣涛借款利息，认为王荣涛是不当得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完全符合《民诉法》的上述规定。(3)一审裁定以双方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经人民法院判决为由，认为宝立公司起诉构成重复起诉，该认定与事实不符。王荣涛起诉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的一、二审判决并没有对王荣涛的不当得利行为进行处理，这一点从王荣涛提供的双方民间借贷纠纷的一、二审判决书可以印证。（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16号民事判决书第12页“王荣涛根据双方原来形成借条的每笔借款本金的数额按照月利率百分之四计算而得出的利息为30,067万元的数额，可以作为参考，结合宝立公司的给付金额，可以认定宝立公司偿还的是借款利息，且给付的款项在诉讼前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属于当事人自愿的行为，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对此不予以处理”的描述清楚表明，王荣涛收取的利息月利率达百分之四，明显超过月利率3%（年利率36%）的法律规定，而且认定宝立公司已经实际支付给了王荣涛，还表明在该民间借贷纠纷中不作处理。特别指出的是，宝立公司起诉本案的事实是，要求王荣涛返还多支付的利息，法律关系是不当得利，案由是不当得利纠纷。本案诉讼请求、事实、法律关系及案由都与王荣涛起诉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完全不同，不存在一事不再理和重复诉讼的问题。2.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裁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裁定本案明显错误。该条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的诉讼并不同时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三个条件。首先，虽然本案的双方当事人与王荣涛起诉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当事人相同，但地位完全不同，宝立公司是本案的原告，是前案的被告。其次，诉讼标的完全不同，本案的法律关系是不当得利，前案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案由不同。再次，本案的诉讼请求是宝立公司要求王荣涛返还不当得利（多收的利息），前案是王荣涛要求宝立公司归还借款，诉讼请求显然也不一样，本案宝立公司起诉的目的不是要推翻前诉判决，是要求处理前诉没有处理的超过36%的利息。综上所述，宝立公司的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依法支持宝立公司的上诉请求。3.王荣涛涉嫌“套路贷”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一审法院没有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致使没有依法采信宝立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辽宁明科司法鉴定所作出的“辽明司鉴所（2018）会鉴字第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这一重要证据，最终导致王荣涛的“套路贷”行为没有被发现。宝立公司希望二审法院能够认真审查该司法鉴定意见，发现王荣涛的“套路贷”行为，对本案进行正确定性，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王荣涛辩称：1.宝立公司的起诉构成重复诉讼。宝立公司本次诉讼的诉请事由，是假设前提，属于以否定前诉（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16号、（2015）民一终字第353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结果为前提的重复诉讼。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为：宝立公司诉请为“返还多付款28,979,716.63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为“宝立公司累计借款本金136,380,482.83元，宝立公司累计偿还金额为267,636,745.76元。截至2014年1月28日，以年利率36%为标准，宝立公司已还清所有借款本息，并多还款28,979,716.63元”。宝立公司本次诉讼的请求及理由，与其在（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16号、（2015）民一终字第353号民事案件中的抗辩理由一致，但与法院最终判定的结果借（欠）款本金数额为17,590万元（详见16号判决第10-11页，353号判决第12-16页）相冲突。所以，宝立公司起诉的假设前提与前诉认定的事实不符，其诉讼实质上是在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本案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认为这种以假设前提、以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为前提的事实及理由，法院不需再对这种假设的理由进行实体审理。需要说明的是，宝立公司在一审中多次明确、强调其上述诉请及理由，并且这种假定的、与生效判决结果相悖的诉讼理由是否变更，又不属于法院行使释明权的范畴，一审法院只能根据不诉不理的原则，认定不予对该事实与理由进行审查，该诉讼属于重复诉讼。2.前诉王荣涛起诉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中，一、二审判决已经对本案宝立公司的诉讼理由进行了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以下简称《适用民间借贷规定的通知》）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施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施行日，王荣涛起诉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一审判决书已经下发，二审审理尚未开始，故一、二审法院皆依据《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宝立公司诉讼前已实际履行完毕的还款行为（即本案的诉讼请求）认定为当事人自愿偿还利息行为，不予处理，属于对行为结果的不予调整，而不是对过程“不予审查”。所以，本案宝立公司的诉请及理由在前诉王荣涛起诉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中都已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相应的处分。综上，前诉王荣涛起诉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审理时，因《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尚未生效，前诉审理案件时依据当时生效的法律规定，已经对包括本案宝立公司的诉讼理由等事实全部进行了审查，并依据法律作出了处理结果，宝立公司现要求对前诉再次认定的诉讼属于重复诉讼。从前诉上看，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抗诉乃至本案宝立公司又起诉，并在本案中又补充“套路贷”的上诉理由,能够看出宝立公司是在缠诉而非案件本身没有查清。宝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荣涛返还宝立公司的多付款28,979,716.63元，并承担多付款的利息6,375,537.65元（暂计算至2018年7月）；2018年8月之后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由王荣涛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2015年1月15日，王荣涛因与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宝立公司偿还借款并给付利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5日作出（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16号民事判决，判令宝立公司偿还王荣涛借款本金17,590万元及利息。宝立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7,590万元是通过利滚利和砍头利的方式计入本金的，借款协议包含高利息、利滚利和砍头利。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民一终字第35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宝立公司在本案中起诉所基于的事实与前案诉讼中涉及的事实相同。宝立公司主张其向王荣涛的借款存在高额利息、借款时先扣利息和利滚利，并主张借款本金为136,380,482.83元，宝立公司累计偿还金额为267,636,745.76元，宝立公司已还清所有借款本息，并多还款28,979,716.63元。宝立公司在本案中的主张与其在前案诉讼一审时提出的抗辩和二审时提出的上诉主张基本相同，其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对前诉裁判结果的否定。因此，宝立公司在本案中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裁定驳回宝立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18,576元予以退回。本院经审理查明：王荣涛诉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本院于2015年8月25日作出（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16号民事判决，判令宝立公司偿还王荣涛借款本金17,590万元及利息。宝立公司在该案的抗辩中曾主张：借款存在高息、借款时先扣利息、利滚利等法律明令禁止的情况，实际上宝立公司偿还王荣涛的金额合计为333,515,639.99元,宝立公司已不欠王荣涛借款。本院对宝立公司的上述主张进行了审查，并对宝立公司还款的性质作出“结合宝立公司的给付金额，可以认定宝立公司偿还的是借款利息，且给付的款项在诉讼前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属于当事人自愿的行为。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对此不予以处理”的认定。该判决作出后，宝立公司上诉，仍坚持上述抗辩主张，认为“一审判决对宝立公司偿还的333,515,639.99元都是利息的认定是错误的”，后变更其还款金额为277,952,032.99元,并提供了“双方真实资金往来情况”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其主张。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5）民一终字第353号民事判决,在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的基础上，对宝立公司偿还的款项是否包括本金的问题作出“…因宝立公司对其自17,950万元债务形成后的还款情况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无法认定其在2012年中旬以后的还款数额,鉴于双方对于17,950万元本金自形成后从未变动,故,可以认为此期间的还款系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之前已经完成的自愿偿还利息的行为,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的认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上事实，有（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16号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353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相关证据业经质证，足资认定。本院认为，《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了判断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三个审查标准。宝立公司主张，虽然双方当事人相同但是地位不同，法律关系亦不相同，不符合构成重复诉讼的三个条件，其起诉不构成重复诉讼。而王荣涛主张如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会造成对前诉已经审查完毕事实的重新审查，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重复诉讼于法有据。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后诉与前诉当事人是否相同的问题。判断当事人是否相同与当事人在两诉中的地位无关，不应受到当事人在两诉中诉讼地位的影响。虽然前诉为王荣涛诉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而本案为宝立公司诉王荣涛不当得利纠纷，但两案的当事人同为宝立公司和王荣涛，不应因双方当事人在两案中的原、被告地位相反而认定两诉的当事人不同。第二，关于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是否相同的问题。在王荣涛诉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一审时宝立公司针对王荣涛的诉请对偿还王荣涛款项的金额有明确的抗辩意见，即双方借款存在高息、借款时先扣利息、利滚利，实际上宝立公司已不欠王荣涛借款。本院审查后认定宝立公司还款性质为借款利息，且在诉讼前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不予处理，并判决宝立公司偿还王荣涛借款本本金17,590万元及利息。宝立公司在上诉中主张本院的该项认定错误，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二审法院亦通过审查认定17,950万元本金自形成后从未变动,故此期间的还款系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之前已经完成的自愿偿还利息的行为,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因此，宝立公司在本案起诉中主张的借款及还款事实，均在上述王荣涛诉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的一、二审审理中进行了相应的抗辩及举证，一、二审法院亦对相关事实进行了审查和认定。因此，“不予处理”实乃不予调整而非未予审理之意，宝立公司关于“不予处理”的表述是没有进行审理和认定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关于后诉的诉讼请求是否在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问题。如前所述，王荣涛诉宝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的一、二审法院均对宝立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进行了实体审理，并裁判宝立公司偿还王荣涛借款本息，现宝立公司主张已还清欠王荣涛的所有借款本息，王荣涛应返还宝立公司多付的款项及利息，该诉请在实质上即是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综上，宝立公司的起诉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构成重复起诉的三个条件，一审法院认定该公司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应依法驳回正确。关于宝立公司提出的“套路贷”问题，因涉及案件的实体审理，而本案二审是宝立公司对一审驳回其起诉的裁定不服而提起的上诉案件，需要审理的是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一审法院应否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的问题，故宝立公司提出的该项主张并非本院二审审理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蒋 策审判员 张秀军审判员 苏本营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赵明娇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