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6）最高法委赔12号 赔偿请求人：李志刚，男，汉族，1972年12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代理人：王秋生，男，汉族，1963年9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赔偿义务机关：北京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王小洪，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陆欣，该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郝志泉，该局干部。 复议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李志刚因违法刑事拘留申请北京市公安局国家赔偿一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下称公安部）逾期未作出复议决定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审理期间，本院赔偿委员会分别听取了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复议机关的意见，组织当事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不公开质证；嗣后，就个别庭后提交证据进行了补充质证或庭外核实，并要求当事双方书面提交了补充辩论意见；此外，为慎重起见，还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下称二分检）查阅了李志刚申请该院立案监督的卷宗，调阅了北京市公安局“9.09”专案卷宗，以进一步核实既有证据反映的情况。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赔偿请求人李志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称：2006年9月13日，李志刚未接触过犯罪的人，未实施过任何包庇行为，不知道有包庇犯罪案件发生。但同年9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在毫无犯罪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以同年9月13日李志刚涉嫌包庇罪为由将其刑事拘留，嗣后又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延长拘留至31日。同年10月27日，该局因证据不足将李志刚释放并办理了取保候审。2007年10月19日，该局因期限届满解除了对李志刚的取保候审。迄今为止，该局仍未依法撤销案件。蒙冤期间，李志刚精神痛苦、身体消瘦、严重失眠，亲属也受到严重影响。据此，李志刚依照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两高刑事赔偿解释》）于同年1月21日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刑事赔偿申请书，同日该局以超过法定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李志刚不服，于同年1月24日向公安部邮寄了刑事赔偿复议申请书，次日收到短信显示妥投，但公安部逾期未作出复议决定。故请求：1.撤销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京公赔/不受字[2016]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2.决定由北京市公安局向李志刚书面赔礼道歉并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公开为李志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3.决定由北京市公安局向李志刚支付因违法刑事拘留侵犯其人身自由31天的赔偿金6623.44元。4.决定由北京市公安局向李志刚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90万元。 赔偿义务机关北京市公安局答辩称：经查，2006年9月27日，我局根据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以涉嫌包庇罪对李志刚刑事拘留。2006年10月27日，我局依据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决定对李志刚取保候审，后于2007年10月19日解除取保候审。2016年1月21日，李志刚以刑事拘留错误为由向我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当日，我局以超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并送达不予受理通知书。经进一步审查，2013-2015年间，李志刚曾多次向我局信访部门反映对其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结论，要求公开该案的立、破案情况，但并未明确提出过国家赔偿申请，直到2016年1月21日才向我局申请国家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李志刚的赔偿申请已明显超过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下称《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两年请求时效，我局决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综上，我局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内容正确，理由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依法驳回李志刚的国家赔偿申请。 复议机关公安部提交书面意见称：修正前后的《国家赔偿法》就赔偿条件、范围、程序等作出了不同规定。“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属于修法新增内容，故《两高刑事赔偿解释》对其所作解释只适用于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根据修正前的《国家赔偿法》关于确认程序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确认时效的规定，李志刚申请确认的时效应从2006年10月27日被释放之日起计算两年。但李志刚未在《国家赔偿法》修正前要求确认违法，也未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明显超过法定时效，不应再受法律的保护和救济。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处理并无不当，请依法予以维持。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查明：2006年9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成立“9.09”专案组，对群众举报的该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下称公交总队）民警帮助扒手逃避打击并索要钱财情况开展调查。同年9月13日9时许，宋太峰、王利保因在公交车上扒窃800元被公交总队侦查员抓获，后被带至公交总队刑侦支队案件侦查大队进行审查。经讯问，宋太峰供述了结伙扒窃事实，二人遂被刑事立案侦查。当日中午，三大队侦查员倪进宝通过宋太峰之妻安爽得知宋太峰被抓后，给三大队副队长李志刚去电要求帮忙查找此人。李志刚核实后反馈称有此人，准备送预审处审查，嗣后又反馈了宋太峰、王利保的供述情况。此后，李志刚等人负责押送宋太峰、王利保到公交总队预审处办理送案。在收押室等候交接期间，宋太峰向李志刚借手机，李志刚同意并根据宋太峰所说号码拨通了安爽的手机，宋太峰在通话中要求安爽请托倪进宝将自己捞出去；期间，李志刚还利用单独看押宋太峰、王利保之机，告知“该讲的讲，不该讲的别瞎讲”。当晚6时许，预审人员宣布对宋太峰、王利保刑事拘留。此后，李志刚又将送案时知晓的预审员程红建的姓名和手机号电话告诉了倪进宝，还称其已嘱宋太峰在进看守所后打死也不能承认，大概需要1万元。该节通话内容，已被北京市公安局纪检监察部门办案时侦听记录。次日，宋太峰翻供否认前述结伙扒窃事实。 在从李志刚处获得相关信息后，倪进宝联系安爽、程红建办理释放宋太峰事宜，并按照程红建的要求向安爽索贿2万元。同年9月27日，程红建指使预审员史伟与倪进宝见面，收取该2万元，史伟收取后转交给程红建，程红建分了1万元给史伟。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在未另行立案的情况下，以涉嫌包庇罪为由将李志刚、倪进宝、程红建刑事拘留。随后，北京市公安局于9月28日以涉嫌行贿罪为由将安爽刑事拘留，于9月29日以涉嫌包庇罪为由将史伟刑事拘留。同年9月28日，李志刚在首次接受讯问过程中供认了帮倪进宝查找宋太峰，向倪进宝反馈案情、进展和预审员信息，借手机给宋太峰供其与安爽通话，告知宋太峰、王利保“该讲的讲，不该讲的别瞎讲”等内容；还供称当晚与倪进宝通话时其曾说过“我已经告诉他们，进去以后不要再交代了，不能承认这事”，原因是“我和倪进宝关系不错，他想捞这两人，我想帮一下忙”；另供称“倪说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一大队王秋生的人”。同年9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以结伙作案为由，决定对李志刚延长拘留期限至10月27日。此后几次接受讯问，李志刚不再供认以上情况。但宋太峰、倪进宝、程红建、安爽等人在接受讯问时，均供认了相应情况。 同年10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宋太峰、王利保结伙盗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但尚不够刑事处罚为由，分别决定对宋太峰劳动教养一年，对王利保劳动教养一年零九个月，劳动教养前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劳动教养期限一日。同年10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以李志刚涉嫌犯罪证据不足为由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并于当日予以释放。同日，公交总队以李志刚在将宋太峰、王利保送押看守所过程中，应宋太峰的请求，将自己手机提供给宋太峰，致使宋太峰与妻子安爽通话，让安爽托民警倪进宝将自己“捞出”为由，决定给予李志刚开除公职处分。同日，公交总队党委基于相同理由，决定给予李志刚开除党籍处分。李志刚不服，以违纪情节轻微且未造成严重后果为由，要求对上述行政、党纪处分进行复查。同年12月25日，公交总队党委经复审，以李志刚涉嫌徇私舞弊的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原处分恰当为由，决定维持对李志刚开除党籍的处分。同年12月28日，公交总队基于相同理由，决定维持对李志刚开除公职的处分。 2007年10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取保候审期满为由，决定对李志刚解除取保候审。迄今为止，北京市公安局未就李志刚涉嫌包庇罪作出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 2016年1月21日，李志刚委托律师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刑事赔偿申请，请求：1.赔偿侵犯人身自由31天赔偿金6623.44元。2.北京市公安局向李志刚书面赔礼道歉并在其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公开为李志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3.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90万元。主要理由与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理由基本一致。同日，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京公赔/不受字[2016]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李志刚申请国家赔偿已超过请求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该决定书已于同日送达。 李志刚不服，向公安部邮寄刑事赔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北京市公安局不予受理通知，支持其赔偿请求。主要理由：《两高刑事赔偿解释》的最大亮点是明确了特定情形下“疑罪从挂”案件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情形符合该解释规定，李志刚所提赔偿申请未超法定时效，北京市公安局不予受理错误。公安部法制局审查后，于2016年3月25日电话答复李志刚：“2016年1月26日，本机关收到你关于不服市局作出的《刑事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京公赔/不受字[2016]1号）的申请材料。经审查认为，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符合有关规定，并无不当，特予告知。”李志刚答复：“好的，我知道了。” 另查明，倪进宝、程红建、史伟因涉嫌包庇罪被刑事拘留后，已分别因涉嫌介绍贿赂罪、受贿罪、受贿罪于2006年11月10日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逮捕，并于2007年3月14日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决犯介绍贿赂罪、受贿罪、受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一年二个月、十个月。 再查明，李志刚在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前，曾多次通过信访途径向北京市公安局和信访部门反映其涉嫌包庇罪案至今尚无明确结论，要求公开该案的立、破案情况，并依规转接相关档案。北京市公安局曾于2013年9月12日书面答复李志刚，称“您涉嫌包庇罪一案，并未侦查终结，因无法获取新的证据证实您的违法犯罪行为，待相关部门提供新的证据后仍要开展审查工作……您属涉案嫌疑人，不在（立案）公开范围内”。李志刚申请复查后，北京市人民政府信访部门于同年11月6日书面告知李志刚，“您信中反映的问题，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应通过法定途径解决”。 还查明，在本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期间，李志刚曾向二分检申请立案监督。二分检经调卷审查后，书面通知李志刚，“关于你被指控涉嫌包庇罪一案，向本院提出北京市公安局对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立案监督。北京市公安局已向本院说明立案的理由。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五十三条、第五百五十八条的规定，经本院侦查监督部审查认为：北京市公安局说明的立案理由成立”。 以上事实，有当事双方的陈述及下列证据在案为证：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作出的京公公交刑立字[2016]000833号立案决定书，京公预审字[2006]194号拘留证，京公预审字[2006]190号拘留通知书（副本），京公预审字[06]306号延长拘留通知书（副本），市看字[2006]36号释放证明书，京公预审字[06]122号取保候审决定书，京公预审字[2007]96号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京劳审字[2006]第4711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宋太峰），京劳审字[2006]第4712号劳动教养决定书（王利保）；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7）东刑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安爽），（2007）东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倪进宝），（2007）东刑初字第45号刑事判决（程红建、史伟）；市局对李志刚、宋太峰、王利保、倪进宝、安爽、程红建等人的12份讯问笔录内容摘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从中国移动公司提取的李志刚手机通讯单；公交总队纪委提供的技术侦查转化材料；公交总队公交政字[2006]132号处分决定、公交政字[2006]155号复审决定，公交总队党委公交党字[2006]14号处分决定、公交文[2006]21号复查决定；李志刚信访申请、复查申请，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分别作出的答复意见书（编号11455611380524153401）和告知单（编号20131101673）；李志刚向市局提交的刑事赔偿申请书，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京公赔收字[2016]1号国家赔偿申请接收凭证，以及京公赔/不受字[2016]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及相应的送达回证；李志刚向公安部邮寄的刑事赔偿复议申请书及相应的EMS快递单，以及公安部作出的告知李志刚刑事赔偿申请结果电话记录；二分检作出的立案理由审查意见通知书。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终止追究刑事责任是申请刑事赔偿的程序性前提，将部分“挂案”情形拟制规定为终止追究刑事责任、明确相关人员申请刑事赔偿的权利是《两高刑事赔偿解释》的重要内容。本案情形符合该解释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李志刚在该解释施行之日起两年内申请刑事赔偿，并未超过法定请求时效。而且，由于北京市公安局未能证明其在解除对李志刚的取保候审一年后至李志刚申请刑事赔偿期间仍有侦查进展，故本院赔偿委员会应进一步审查北京市公安局对李志刚的刑事拘留是否违反法定的条件或程序。审理期间，经本院赔偿委员会释明刑事拘留期间计算规则，李志刚认可对其刑事拘留系延长至30日而非31日。至于北京市公安局迄今为止仍未撤销案件是否合法问题，不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刑事赔偿案件审查范围，就此本院赔偿委员会亦向李志刚进行了多次释明。基于上述分析，根据当事双方申请、答辩意见和案件情况，并经当事双方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北京市公安局以李志刚涉嫌包庇罪为由将其刑事拘留但并未单独立案是否程序违法。2.北京市公安局以李志刚涉嫌包庇罪为由将其刑事拘留是否条件违法。3.北京市公安局以结伙作案为由延长拘留至30日是否条件违法。分述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之一。李志刚认为，刑事立案是进行刑事侦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前提，但二分检在立案监督期间曾告知李志刚，该院经调卷审查并未发现李志刚涉嫌包庇罪的单独立案手续，故北京市公安局对李志刚的刑事拘留程序违法。北京市公安局认为，该局没有单独立案属实，但不构成程序违法，主要理由：第一，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所面对的情况纷繁复杂，且当时并无必须一案一立的法律规定，故存在一些办案惯例。本案中，北京市公安局在宋太峰等人涉嫌盗窃罪已经刑事立案侦查的情况下，将与之密切关联的李志刚涉嫌包庇罪一并侦查，符合当时办案惯例。第二，与李志刚同期因涉嫌包庇罪被刑事拘留的倪进宝、程红建等人，此后已被检察机关以介绍贿赂罪、受贿罪等立案侦查、逮捕并提起公诉，之后被法院定罪量刑。期间，检法两家均未认定北京市公安局并案侦查违法。这说明公检法相关认识一致，此举符合当时司法实践，不构成违法。第三，二分检立案监督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做法并不违法。 对此，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二分检作为法定侦查监督机关已就其职责范围内的本案立案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在无充分证据证明该检察监督意见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本院赔偿委员会在后续审查时可认可该处理意见。据此，本院赔偿委员会对李志刚相应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之二。李志刚认为，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刑事拘留决定，条件违法，主要理由：第一，宋太峰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的“犯罪的人”。第二，2006年9月13日李志刚虽有相关行为，但不具备法律定义的包庇犯罪情节，也没有包庇结果发生，市局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怀疑就对李志刚刑事拘留的。第三，倪进宝、程红建等人所定罪名并非包庇罪，刑事判决中也没有李志刚涉嫌包庇犯罪的内容，这说明北京市公安局的怀疑猜测是错误的。北京市公安局认为，该局以李志刚涉嫌包庇罪为由将其刑事拘留并无不当，主要理由：第一，包庇罪的包庇对象不仅包括判决后的罪犯，也包括犯罪嫌疑人。2006年时，北京市的盗窃罪追诉标准是1000元，但刑事立案标准是500元。宋太峰结伙扒窃800元，是被刑事立案的犯罪嫌疑人。第二，李志刚在明知倪进宝要捞宋太峰的情况下，多次向倪进宝泄露案情，借手机给宋太峰致其向安爽通风报信并要求安爽请托倪进宝将自己捞出，还言语授意宋太峰作虚伪供述导致其初始供认后来翻供。李志刚的这一系列行为，致宋太峰翻供并于19天后才再次如实供述，严重妨碍了司法机关的侦查活动，可综合分析认定为有包庇犯罪重大嫌疑。第三，刑事拘留系侦查初始阶段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在案件事实尚未查明、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不应苛求公安机关准确适用罪名。实践中，检法在后续环节变更公安机关先期适用罪名的情况，也并不罕见。第四，李志刚首次接受讯问时已供认其涉嫌包庇犯罪的行为，而且与倪进宝、程红建、安爽、宋太峰、王利保等人的讯问笔录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其后期拒供，明显是畏惧承担法律责任。 对此，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第一，关于包庇罪的包庇对象是否包括犯罪嫌疑人，虽有一定争议，但当前主流理论和司法实践均持肯定观点，本院赔偿委员会持相同认识。至于宋太峰的身份，鉴于（1）李志刚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有时称该案自始即作治安案件处理，有时又称对宋太峰被刑事立案没有异议，（2）北京市公安局已提交了宋太峰涉嫌盗窃罪的刑事立案决定，并提供了当时盗窃500元以上即可刑事立案的规范依据，另提供了含有当时李志刚本人签署的刑事办案手续的侦查卷宗作为参考，故足以认定宋太峰在被劳教前的身份属于犯罪嫌疑人。第二，本案北京市公安局在对李志刚刑事拘留前已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并具体掌握了针对李志刚的嫌疑证据，拘留后李志刚的首次供述与倪进宝、程红建、安爽、宋太峰、王利保等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链条，可资采信。第三，虽然李志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曾针对北京市公安局所称的犯罪嫌疑行为进行了辩驳，包括有无相关行为以及确有行为的动机为何等，但其陈述或前后不一，或与他人供述矛盾，或与侦查实务明显不符。其中，关于与倪进宝联系一节，李志刚曾称是因为宋太峰供述其系倪进宝“特情”，故其找倪进宝核实，预审员信息系公安内部公开信息，告知倪进宝不违法，当晚与倪进宝的通话是约饭局。但是，当时宋太峰并无此供述，倪进宝是主动找李志刚查询宋太峰下落，“特情”及具体预审员信息均非内部公开信息，当晚通话内容亦非约饭局。关于借手机一节，李志刚曾称其负有在拘留后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人家属的义务，通知完安爽后考虑宋太峰“特情”身份让其与家属说了几句，不涉及案情。但是，李志刚该节陈述与其法定职责、通讯记录显示的时间以及宋太峰、安爽等人供述的通话内容均不相符，与其本人后来审理中所称的系在宋太峰央求下才出借手机也存在矛盾。关于言语提示一节，李志刚在审理前期称没有说过“该讲的讲，不该讲的别瞎讲”，之所以在首次接受讯问时有相关供述是因为被疲劳审讯。但是，一方面，本院赔偿委员会曾特别询问有无非法取证行为，李志刚答称没有；另一方面，在补充辩论意见中李志刚又称说过此话，但意图非北京市公安局所指。据此，本院赔偿委员会对李志刚的相关陈述不予采信，对其相应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之三。李志刚认为，北京市公安局的延长拘留违法。主要理由：第一，李志刚既没有结伙盗窃，也没有结伙包庇，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延长刑事拘留期限的三种情节。第二，宋太峰因盗窃数额不足1000元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北京市公安局认为李志刚涉嫌包庇未犯罪人宋太峰不符合提捕、移诉条件，李志刚卷内没有提捕、移诉法律文书，不符合结伙作案延长拘留至30日的法定条件。第三，宋太峰在被决定劳动教养后已明确不是犯罪的人，本案和本犯均已不存在，北京市公安局仍以李志刚涉嫌包庇罪为由继续羁押，不符合包庇罪的构成要件，应对李志刚终止侦查并立即释放。北京市公安局认为，该局对李志刚延长拘留是办案需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主要理由：第一，在案证据显示李志刚存在与倪进宝等人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无法即时排除，有必要对相关人员进一步审查。而且，从李志刚一系列行为判断，可谓驾轻就熟，有多次作案嫌疑，有必要进一步审查，以查清全部事实。另外，当时王秋生、李志刚两起团伙作案存在跨案串联的可能，也需进一步侦查。第二，宋太峰涉嫌盗窃、李志刚涉嫌包庇，是北京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查办时任公交总队民警违法违纪专案的一部分，涉及倪进宝、程红建、史伟多人职务犯罪，李志刚的几项行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故不能脱离专案整体背景和进展，单以宋太峰转劳教处理为由释放李志刚，否则可能会导致李志刚与倪进宝、程红建、史伟等家属形成外部串联，影响后期侦查补诉工作。第三，经与检察机关会商，北京市公安局已于2006年10月27日将倪进宝、程红建、史伟三人移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同日即对李志刚取保候审并予释放。由此可见，市局在满足对团伙作案的必要性侦查，排除跨案串联的可能性后，立即对李志刚取保候审并释放，不存在违法羁押。第四，相关人员的定罪量刑结果，也印证了北京市公安局关于结伙作案的认定，所定罪名与侦查机关适用罪名发生变化属于正常现象，但李志刚的包庇行为并没有发生变化。 对此，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第一，现有证据可以表明，李志刚的前述嫌疑行为便利了倪进宝等人的后续犯罪行为，对宋太峰盗窃案的刑事侦查造成了一定干扰。北京市公安局以李志刚涉嫌勾结倪进宝、程红建积极帮助犯罪嫌疑人宋太峰逃避法律制裁，有结伙作案嫌疑为由，决定对其延长刑事拘留至30日，有相应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二，本案系“9.09”专案的一部分，该专案面对的主要是公安内部干警，涉案人员众多，涉嫌行为表现多样，还有证据表明存在结伙作案、跨案串联可能，确有加强侦查、排查的必要性，不能仅以涉嫌包庇的对象已转劳动教养为由立即停止执行延期拘留。北京市公安局的相关考量和做法，未超出正常范围，符合侦查实践要求。而且，北京市公安局在倪进宝、程红建、史伟等人移送检察机关之后，已及时对李志刚取保候审并予释放。据此，北京市公安局对李志刚延期拘留决定的作出和执行尚不足以认定为滥用职权或违法，对李志刚的相应主张，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综上，李志刚关于北京市公安局对其违法刑事拘留的事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 驳回赔偿请求人李志刚的国家赔偿请求。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