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3民终27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甘玉满，男，1960年3月24日出生，住址：香港新界元朗，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清洪、李烨，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原审被告一）：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博罗县园洲镇梁屋管理区。法定代表人：彭美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妙旋、吴清发，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二（原审被告二）：福晟塑料化纤制品（惠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博罗县园洲镇高头村福和门口对面。法定代表人：熊月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韵、陈颖波，广东兆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甘玉满因与被上诉人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福晟塑料化纤制品（惠州）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博罗县人民法院（2016）粤1322民初2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甘玉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清洪、李烨、被上诉人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妙旋、被上诉人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韵、陈颖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玉满上诉请求：1、判令两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其拖欠的工资款人民币5325900；2、判令两名被上诉人对于其所欠上诉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两名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之间签订的《借贷及还款协议》第2条约定：乙方将以月薪人民币五万元整（RMB50000）受聘于甲方。此外，没有任何条款对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作出明确约定。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l4条第1款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之间构成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二一直没有与上诉人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第3款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之间同样构成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二、两名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送达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一直以来，上诉人从未提出辞职，两名被上诉人从未以任何形式向上诉人发出过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双方也没有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以及补偿事宜达成任何协议。而且，即使上诉人终止工作的行为属于自动离职或者旷工，根据《关于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职工回单位并对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或旷工处理问题的复函》的规定，两名被上诉人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书面通知或者通过媒体公告送达，但两名被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向上诉人送达过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三、上诉人的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条第2款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两名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发出过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其根本不可能证明上诉人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的时间，因此，双方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争议，依法应按上诉人主张权利之日确认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双方发生争议后，上诉人于2016年7月11日向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两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劳动争议自此发生，因此，应当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一辩称，一、被答辩人和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首先，《借款和还款协议》（“借款协议”）是对双方借款和还款的安排，并不构成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其次，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并未实际建立用工关系。被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曾与答辩人建立了用工关系，相反地，被答辩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充分证明了被答辩人长期任职于福晟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因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未有实际用工关系，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并未建立劳动关系。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答辩人所声称的“自2005年12月起在被告一处上班，2007年3月调整至被告二处上班”。相反地，被答辩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证明该说辞不可采信。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3秦某的证言显示，2005年12月18日被答辩人开始把化纤设备搬到满意制品厂存放了半年，之后搬迁到被告二处。由此可见，2005年12月之后有半年时间，被答辩人及其原来的雇员并无任何设备可进行生产工作。而二次搬迁后设备即已搬至福晟公司，更不存在与答辩人建立用工关系之说。在被答辩人未提供其他直接有效证据对此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被答辩人该说辞，并基于此认定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属于对事实认定有误。再次，根据《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被答辩人作为香港居民在内地就业应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而被答辩人未提供其依法应当拥有的《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第一款：“……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即使被答辩人能证明其与答辩人有签订劳动合同，其也因缺乏《台港澳人员就业证》而属于在内地非法就业，依法不存在与答辩人的劳动关系；更不用说目前被答辩人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答辩人有签订劳动合同。二、关于时效问题。首先，如前所述，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劳动关系。既然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那答辩人自然无从证明其终止了其与被答辩人的劳动关系。在被答辩人都无法提供直接有效证据证明其与答辩人实际建立了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要求答辩人倒置举证其终止了与被答辩人的劳动关系，那就是莫须有的举证责任，不具有任何合理性。退一万步讲，即使答辩人和被答辩人曾经存在劳动关系（这当然不是事实），根据被答辩人在庭审中的自称，该劳动关系也应已于2007年3月终止。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的规定，被答辩人所提出的上诉请求已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如果被答辩人认为其与答辩人的劳动关系在2007年3月并未终止，而是仍然存续，则根据其庭审中的自称，其系在与答辩人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服务于第三方，在这种情况下，被答辩人不但未为答辩人创造任何价值，还故意拖了将近十年才向答辩人提起劳动争议之诉，从而向答辩人索要将近十年的劳动报酬，明显存在着不合理索要高额工资的恶意。因此，如果法院支持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该诉讼请求，对答辩人是严重显失公平的。被上诉人二辩称，一、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本案未经仲裁裁决，法院依法应当不予受理。被答辩人甘玉满在一审时提供的《劳动争议收件回执（一式二联）》显示，其仅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并未收到该委的《仲裁裁决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等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关于“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属法定的前置程序，未经仲裁裁决的劳动争议，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法院应不予受理或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答辩人依法丧失胜诉权。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存在（这不是事实），被答辩人所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其在2010年3月或之后还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且根据被答辩人一审时提供的证据显示，被答辩人在2010年4月起就没有在答辩人或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处工作，那么劳动关系终止的起算之间应当从2010年4月起算。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的规定，被答辩人自2010年4月后，不可能不清楚其权益受到侵害，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明显已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期间，法应丧失胜诉权。三、答辩人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不适格，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答辩人福晟塑料化纤制品（惠州）有限公司（下称“福晟公司”）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l、根据被答辩人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可知，答辩人从未与被答辩人签订任何书面的劳动合同及用工文件，即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从来就不存在劳动关系，被答辩人所提供的《借款及还款协议》的签订的主体是被答辩人甘玉满与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协议内容仅对双方当事人生效，对答辩人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协议中的条款约定也与答辩人无关。2、被答辩人一审时为了证明与答辩人存在劳动关系所提供的第四、五组的证据明显是伪造的证据。（l）答辩人成立日期是2007年5月18日，但是被答辩人提供的厂牌上记载的入厂日期是2007年3月1日，时间上存在严重的问题；（2）厂牌上的印章未盖在入厂信息和照片上，明显存在漏洞；（3）厂牌及入息证明上加盖的印章是“福晟有限公司人事部”，而答辩人的印章是“福晟塑料化纤制品（惠州）有限公司”，明显该“福晟有限公司人事部”印章不是答辩人的印章，答辩人从未刻制过“福晟有限公司人事部”印章。因此，该厂牌及入息证明系被答辩人伪造的证据，也无法证明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3、被答辩人一审时提供的第七组证据《福晟塑料化纤制品（惠州）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上加盖的公章与答辩人持有的公章不一致，答辩人保留向贵院申请司法鉴定的权利。4、被答辩人提供的第十组证据，《购货装车凭证》中显示部门是塑料部，答辩人处没有这个部门，显然这份证据是造假证据的。因此，被答辩人是不能用这份造假证据来证明与答辩人存在劳动关系。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第一款：“外国人、无国籍人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即使被答辩人能够证明其与答辩人有签订劳动合同，其也因缺乏《台港澳人员就业证》而属于在内地非法就业，依法不存在与答辩人的劳动关系，更不用说目前被答辩人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答辩人有签订劳动合同。因此贵院不应支持被答辩人的请求。被答辩人属于港澳台人员，依法应办理就业证明才能在内地就业。四、答辩人福晟公司与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混同关系。答辩人福晟公司与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均为独立法人，这两家公司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说的“法律上以及业务上的混同”，且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答辩人福晟公司与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混同关系。甘玉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其拖欠的工资5325900元；3、判令两被告对于其所欠原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2月2日，原告甘玉满（乙方）与被告一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一份《借贷及还款协议》，约定：1、乙方因资金周转不灵向甲方提出私人借款人民币1000000元整，并承诺于2006年中（约6月）待甲方新厂房建好后无条件将其位于中国东莞桥头镇桥头禾坑第二工业区满意纸袋厂内之所有生产绳带及胶塑化纤之机器及设备（每月产量可达200公吨）迁移至甲方位于中国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梁屋管理区福和工业城内或指定地方。2、待机器及设备搬迁妥当后，乙方将以月薪人民币50000元受聘于甲方，并承诺将积极及竭尽所能协助甲方管理及督导工厂日常运作，开拓化纤及纱绳市场，培训接班人，教授有关废胶知识等。3、首300000元借款在双方签署本协议后五个工作天内由甲方开票支付乙方。其余700000元将于2006年6月左右待所有生产胶塑化纤之机器及设备由乙方现时厂房搬迁至甲方指定新厂房及正式投产后再开票支付乙方。4、此1000000元借款将于乙方受聘于甲方之首年年终花红（如有）内扣除偿还，如乙方在受雇期内不合资格领取花红或其所分发之花红不够偿还欠款或中途离职（不论自愿或非自愿性离职），则乙方需独自承担所有借贷还款责任，并需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偿还所有欠款。5、乙方在受雇期间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经营或在外兼职与甲方业务有竞争性之生意或项目，包括授权其亲友经营同行业务或义务帮其亲友工作。6、乙方可获发之年终花红将按受雇公司每年年结纯利百分之十（10%）计算，并于年结后一个月内发放。原告诉称其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将机器设备搬迁至被告一指定的地点后，即开始在被告一处上班，2007年3月调整至被告二处上班，并提供工牌、入息证明、福晟厂工作联系电话表、福晟塑料化纤制品（惠州）有限公司办公室管理制度、福晟公司文件资料、购货装车凭证、车辆货物出厂放行条等证据予以佐证。因两被告没有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向原告发放工资，遂产生纠纷，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两被告支付拖欠的工资。另查明，2016年7月11日，原告到博罗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申请仲裁，2016年8月1日，博罗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博劳人仲案不字〔2016〕6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这一基础事实，应由主张劳动关系存在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之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原告主张其从2005年12月起在被告一处上班，2007年3月调整至被告二处上班，并担任副总经理一职，其提供《借贷及还款协议》、工牌、入息证明、福晟厂工作联系电话表、福晟塑料化纤制品（惠州）有限公司办公室管理制度、福晟公司文件资料、购货装车凭证、车辆货物出厂放行条等证据及证人秦某、肖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上述规定，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关于原告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原告庭审时称自2010年4月起，两被告没有支付工资给原告，原告遂没有再去两被告处上班。此时原告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同时，原告自2010年4月起未再去两被告处工作，导致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终止，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最迟应当于2011年4月前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但原告于2016年7月11日申请仲裁，已超过诉讼时效。且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其向对方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均在2011年4月之后，未能证明发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因此，原告申请仲裁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了法律保护的期限，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及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甘玉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一审法院予以免收。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报警回执，证明甘玉满于2011年7月8日向博罗县公安局报警，要求向福和公司和福晟公司追讨劳动报酬和其他款项；2、李某1身份证及社保缴费清单，证明证人李某1曾为福晟塑料化纤制品惠州有限公司的过磅员；3、李某2身份证及社保缴费清单，证明证人李某2为福晟塑料化纤制品惠州有限公司的销售主管；4、秦某身份证及社保缴费清单，证明证人秦某为福晟塑料化纤制品惠州有限公司的销售主管；5、肖某身份证；6、（2016）月13民终744号民事判决书；7、（2016）粤1322执756号，证据5、6、7证明内容均为证人肖某为福晟塑料化纤制品惠州有限公司的销售。被上诉人一的质证意见为：1、补充证据：《报警回执》。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上诉人未提交《报警回执》的原件；（2）上诉人在补充证据清单上写明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为“甘玉满于2011年7月8日向博罗县公安局报警，要求向福和公司和福晟公司追讨劳动报酬和其他款项”，但是上诉人及其证人秦某庭审过程中均明确说明，当时上诉人报警的内容是福晟公司偷税漏税，并非“向福和公司和福晟公司追讨劳动报酬和其他款项”，与本案并无关联。2、补充证据2：李李某1身份证及社保缴费清单。质证意见：对其中的李某1身份证及缴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个人基本及信息查询”页面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补充证据2的证明内容有异议：（1）上诉人仅提供了李某1的缴费证明原件，未能提供其“个人基本信息查询”页面的有效原件。此外，上诉人提供的李某1的缴费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上，均无单位社保号或单位名称。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补充证据2未能证明李某1曾任职于福晟公司；（2）退一步说，即使补充证据2能够证明李某1曾任职于福晟公司，也未能证明李某1曾任职于福和公司；（3）再退一步说，即使能证明李某1曾任职于福和公司，其证言也仅能证明上诉人曾让其代为向福晟公司的梁相容追讨款项，并不能证明追讨的款项性质和金额，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曾向福和公司追讨过任何款项。3、补充证据3：李某2身份证及社保缴费清单。质证意见：对其中的李某2身份证及缴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个人基本及信息查询”页面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补充证据3的证明内容有异议：（1）上诉人仅提供了李某2的缴费证明原件，未能提供其“个人基本信息查询”页面的有效原件。此外，上诉人提供的李某2的缴费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上，均无单位社保号或单位名称。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补充证据3未能证明李某2曾任职于福晟公司；（2）退一步说，即使补充证据3能够证明李某2曾任职于福晟公司，也未能证明李某2曾任职于福和公司；（3）再退一步说，即使能证明李某2曾任职于福和公司，其证言也仅能证明上诉人曾让其代为向福晟公司的梁相容追讨款项，并不能证明追讨的款项性质和金额，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曾向福和公司追讨过任何款项。4、补充证据4：秦某身份证及社保缴费清单。质证意见：对其中的秦某身份证及缴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个人基本及信息查询”页面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补充证据4的证明内容有异议：（1）上诉人仅提供了秦某的缴费证明原件，未能提供其“个人基本信息查询”页面的有效原件。此外，上诉人提供的秦某的缴费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上，均无单位社保号或单位名称。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补充证据4未能证明秦某曾任职于福晟公司；（2）退一步说，即使补充证据4能够证明秦某曾任职于福晟公司，也未能证明秦某曾任职于福和公司；（3）再退一步说，即使能证明秦某曾任职于福和公司，其证言也仅能证明其曾听说上诉人向福晟公司追讨过款项，并不能证明追讨的款项性质和金额，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曾向福和公司追讨过任何款项。5、补充证据5、6和7：肖某身份证和（2016）粤13民终74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粤1322执756号。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于该证据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原因如下：（1）虽然肖某在庭审过程中提到其曾在福和公司工作，但其和上诉人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肖某曾在福和公司处任职；（2）退一步说，即使能证明肖某曾任职于福和公司，其证言也仅能证明其曾听说上诉人向福晟公司追讨过款项，并不能证明追讨的款项性质和金额，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曾向福和公司追讨过任何款项；（3）肖某在庭上作证时提到，在上诉人2010年离职之后，其是坐在梁相容旁边听到上诉人曾以电话方式向福晟公司的梁相容追讨款项。就这一部分而言，因肖某只能听到梁相容一方的话语，因此，即便其说的是真实的，因其所获得的信息也是片面的，并不足以证明2015年前上诉人曾向福晟公司追讨款项；（4）至于在肖某2015年从福晟公司离职之后，由于其已离职且其自身与福晟公司有劳动纠纷，其既不可能亲眼目睹也不可能亲耳听见上诉人向福晟公司追讨款项，因此肖某从其他人处听说的上诉人继续在向福晟公司追讨款项的证言不应采信；（5）此外，肖某在庭审过程中曾提到，由于其与福晟公司有劳动纠纷案，所以曾跟上诉人进行讨论、沟通,甚至其曾见过上诉人与福和公司的合同。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肖某与上诉人就肖某在本案中的证言进行了串供；即使没有串供，肖某提供的证言，也很大可能在讨论、沟通的过程中，受到了从上诉人处“听来”的信息的影响，从而导致肖某所提供的证言可能混杂不实信息。（6）综上，肖某的证言不应采信。被上诉人二的质证意见为：一、第一组证据：（一）报警回执，质证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如下：被质证人所提供的报警回执单是复印件，并未提交原件进行核对，质证人无法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因此质证人对此证据不予认可。（二）收条，质证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如下：被质证人所提供的收条是复印件且收条内容不涉及到质证人福晟塑料化纤制品（惠州）有限公司（下称：福晟公司），与福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原告甘玉满未提交原件进行核对，质证人无法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因此质证人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二、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中李某1、李某2、秦某其三人的社保缴费清单，质证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三组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对第三组证据中提供的李某2个人基本信息查询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如下：1、虽然被质证人提供的上述三组证据社保缴费证明原件经质证人核对后一致，但李某1、李某2、秦某三人的缴费证明上“单位社保号”一栏、“单位名称”一栏均显示为空白，不能证明该三人曾在福晟公司工作，被质证人未提供更准确的证据证明李某1、李某2、秦某三人与福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被质证人该三人曾为福晟公司员工的主张不予认可。2、第三组证据中，李某2个人信息查询清单被质证人仅提交复印件，未提供原件进行核对，因此质证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三、第五组证据：肖某的身份证，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是复印机，质证人无法核实真假，无法质证，由法院核查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四、第六组证据：（2016）粤13民终744号民事判决书，质证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存疑，请求法院对此进行核查；对该组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主要理由如下：1、被质证人仅提交该份未加盖公章的判决书的复印件于质证人，且该份判决书复印件系被质证人从未知途径下载进行打印，该复印件结尾处并未加盖法院公章，因此质证人对（2016）粤13民终744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质证，请求法院对此依法进行核查。2、退一步看，即使该判决是真实的，该份判决内容证明肖某在2015年1月份至3月份在福晟公司工作过，而根据被质证人自己开庭时所称，在此之前，甘玉满也早已离开工作地点，肖某是从何得知本案当事人的情况呢？因此质证人认为该组证据真实性存疑，且与本案无关联。五、第七组证据：（2016）粤1322执756号，质证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如下：被质证人所提供的博罗县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是复印件，并未提交原件进行核对，质证人无法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因此质证人对此证据不予认可。上诉人还申请了李某1、李某2、秦某、肖某作为证人出庭。上述证人均陈述，听说上诉人通过电话向梁相荣追讨过工资。其中证人李某1陈述其本人于2007年入职，2011年8月被公司开除。上诉人于2010年5月左右离开单位。证人李某2陈述其本人于2007年5月19日入职，2013年底辞职。证人秦某陈述其本人于2006年5或6月入职，2016年离职。证人肖某陈述其本人于2006年入职，2015年离职。上述证人均称上诉人曾打电话给其本人，要求证人帮助追讨工资，但不能提供证据佐证其陈述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于2016年7月11日申请仲裁，而证人李某1、李某2、肖某均于2015年7月12日前离职（业已生效的（2016）粤13民终74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肖某于2015年4月2日向惠州市博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即证人与案涉用工单位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其提供的证言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人秦某虽称于2016年离职，但秦某庭审时称“只知道上诉人在2010年追过钱，其他的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追过”其证言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其证言亦无法采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上诉人的诉请，本院析理如下：关于上诉人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上诉人庭审时称2010年4月30日因公司上市后不给其结账，上诉人告知其用工单位暂停上班，后面公司一直未通知其上班，上诉人遂没有再去公司上班。据此，可认定2014年4月30日上诉人就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并向用工单位主张过权利。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上诉人庭审的陈述，还可认定，上诉人于2010年4月30日起未再为用工单位提供劳动，亦未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即自2010年4月30日起上诉人与案涉用工单位已丧失了劳动关系的基础，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之规定，上诉人最迟应当于2011年4月30日前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但上诉人于2016年7月11日申请仲裁，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未有证据佐证上诉人于2011年4月30日后向用工单位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亦未有证据佐证有发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因此，上诉人申请仲裁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了法律保护的期限，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甘玉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文审判员  刘天贞审判员  张佳誉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法官助理曹国阳书记员朱梓昕附相关法律条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