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802民初671号原告：杨建虎，男，198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宏，云南乾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刘丽松，女，1990年3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大磊，云南华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建虎与被告刘丽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建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丽松支付不当得利款489870.74元，其中银行转账款395000元、支付宝转账款36416元、微信及余额宝转账款49824元、亲属卡消费款7149.34元、微信红包款1481.4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杨建虎与被告刘丽松于2016年年初在景洪市通过微信搜索“附近的人”相互认识，后发展为恋人关系。由于被告刘丽松无固定工资收入，其日常开销多数让原告杨建虎买单，少则几十上百，多则上千。因原告杨建虎从事影视服装（剧组拍戏的衣服）工作，经常出差外地，双方很少聚拢，平常基本通过手机联系。双方交往一段时间后，原告杨建虎觉得双方结婚的可能性不大，遂提出分手，但被告刘丽松不同意，双方关系勉强维持。2017年8月被告刘丽松打算购买商品房，因资金缺口较大，便向原告杨建虎寻求支持。2017年9月2日，原告杨建虎通过建行将380000元转账给被告刘丽松，原告杨建虎要求被告刘丽松出具借条，遭到被告刘丽松拒绝。之前，被告刘丽松弟弟开店和买房时，被告刘丽松已陆续从原告杨建虎处拿走（通过转账及其他方式）50000元左右。原告杨建虎也曾要求被告刘丽松出具字据，但至今日仍未出具。恋爱期间，被告刘丽松未经原告杨建虎许可先后从原告杨建虎微信、支付宝和绑定的银行卡内转走17000多元钱并把相关转账记录删除。原告杨建虎找其理论时，被告刘丽松不但不认错还强行扣留原告杨建虎钱包和车钥匙。原告杨建虎非常气愤，向公安部门报警，警察出面调解后被告刘丽松仍然无理取闹。此外，2018年8月起被告刘丽松还让原告杨建虎在手机微信里设置了亲属卡，随后其使用原告杨建虎亲属卡进行个人消费。原告杨建虎怀疑被告刘丽松恋爱动机不纯，多次向其提出分手并要求归还所欠原告杨建虎大额钱款，但被告刘丽松无意归还并找各种理由继续纠缠原告杨建虎。原告杨建虎认为，大额钱款与原告杨建虎提供给被告刘丽松日常生活消费等小额资金支出存在天壤之别，在没有明确的书面赠与合同或其他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来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原告杨建虎对被告刘丽松的“赠与”，显然有违公平原则。被告刘丽松自认原告杨建虎提供给钱款的行为是“赠与”行为，该“赠与”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在双方无法继续恋爱关系更不可能结婚共同生活的情况下，被告刘丽松继续占有、使用“赠与”的大额钱款已失去了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这种“赠与”行为应当认定失效，现双方恋爱关系已走入尽头，被告刘丽松长期占有使用原告杨建虎资金的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刘丽松辩称：1、关于380000元款项纠纷。本案案件性质并非不当得利纠纷，而是赠与合同纠纷。原告杨建虎转账给被告刘丽松380000元款并非购房款，而是属于恋爱期间的经济帮助费用，属于赠与性质。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原告杨建虎在恋爱期间，出于帮助照顾被告刘丽松的目的，并出于增进两人关系的缘故，赠与被告刘丽松相应款项，属于“事出有因”，打款事由有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要求此款项变动无法律原因，但被告刘丽松和原告杨建虎之间的金钱变动属于有法律原因的金钱变动。被告刘丽松与原告杨建虎于2019年2月分手前系恋人关系，属于男女朋友的身份关系。在被告刘丽松与原告杨建虎于2016年年初认识确立恋爱关系相处的三年期间，原告杨建虎与被告刘丽松关系亲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由于被告刘丽松无固定工资收入，生活中的花销也是原告杨建虎负责,原告杨建虎在认识被告刘丽松之初是了解该情况的。被告刘丽松长相漂亮，身材苗条。原告杨建虎与被告刘丽松谈恋爱期间也十分愿意倾其所有在经济方面帮助被告刘丽松。两人在恋爱期间发生的所有经济往来，全是基于原告杨建虎与被告刘丽松之间的这种男女朋友的特殊情感关系。由于被告刘丽松无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而原告杨建虎则经济宽裕，并且长期在全国各地“跑业务”。为了让被告刘丽松相信原告杨建虎对其真心，其不会在外面乱搞，便将自己部分存款（包括380000元）赠与给被告刘丽松。被告刘丽松并没有购买房屋的行为，原告杨建虎在起诉状中诉称，380000元是给被告刘丽松的购房款无事实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原告杨建虎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刘丽松买房的事实，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众所周知，买房在男女双方社会生活中是头等大事，原告杨建虎主张其打款380000元用于女方买房，但是其却没有对房屋信息有任何了解和在意，包括房屋坐落、面积、购买价款以及房屋产权登记形式是共同所有还是单独所有，被告刘丽松名下为无房状态，说明该款项并非是原告杨建虎给女方的购房款项。恋爱期间双方感情是逐渐递进的过程，在被告刘丽松和原告杨建虎相处期间，双方感情因原告杨建虎在2017年9月的大笔金额赠与行为，双方关系到达亲密无间状态。2018年5月起，因原告杨建虎母亲身体欠佳，被告刘丽松前往原告杨建虎家中尽“准儿媳”道德义务。被告刘丽松曾经在原告杨建虎家中（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居住长达半年时间。被告刘丽松和原告杨建虎之间恋人关系结束于2019年2月，分手原因系原告杨建虎出轨外遇。从380000元打款时间看，如果被告刘丽松恋爱目的不纯，完全可以在2017年9月原告杨建虎打款后便果断分手，但被告刘丽松却没有该行为。综上，原告杨建虎在恋爱期间对被告刘丽松的金钱给付完全是属于赠与行为，本案纠纷并非是不当得利纠纷。根据常识，男女朋友恋爱期间发生的金钱往来都是出于赠与行为意思表示，如果款项往来属于借贷关系或者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范畴，主张该法律关系的一方，应当有特别存在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杨建虎主张380000元用于购房，被告刘丽松构成不当得利，而被告刘丽松认为原告杨建虎是为了增进两人恋爱关系的赠与行为。如果该款项用于购买房屋，则应当属于不当得利。对此，原告杨建虎应当提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转账给被告刘丽松的款项用于购买房屋，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关于原告杨建虎主张被告刘丽松私自转走钱款的问题。被告刘丽松认为，原告杨建虎主张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被告刘丽松并不知道原告杨建虎账号信息和款项，且原告杨建虎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款项变动账户信息，该款项发生变动的事实有待予以确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杨建虎提交有争议的下列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第一组证据：《亲属卡交易数据》，用以证明：自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被告刘丽松使用原告杨建虎手机设置的亲属卡进行交易104笔，金额共计7149.34元的事实。被告刘丽松质证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不予认可证明目的，提出该卡是原告杨建虎自愿设置给被告刘丽松进行使用的，并非被告刘丽松私自使用。本院认为，因被告刘丽松对该组证据的三性特征无异议，故此，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但杨建虎未向本院举证证明被告刘丽松私自使用原告杨建虎手机设置的亲属卡进行交易的事实，被告刘丽松进行每一笔亲属卡消费时，在原告杨建虎手机上均会有提示，且原告杨建虎可以随时取消被告刘丽松使用亲属卡消费，被告刘丽松进行的每一笔亲属卡消费系原告杨建虎允许的行为，每一笔亲属卡消费数额不大，均系原告杨建虎的无偿赠与行为，故此对原告杨建虎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支持。第二组证据：《原告杨建虎与被告刘丽松谈话时手机录音》、《手机通话时实时录音的文字摘录》及《刻录光盘》，用以证明：原告杨建虎与被告刘丽松恋爱期间，通过银行、手机支付宝、微信、余额宝转账等方式多次向被告刘丽松提供过款项，供被告刘丽松购买商品房、日常消费以及其弟弟买房、开店等使用。另外，被告刘丽松在原告杨建虎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原告杨建虎微信、支付宝及绑定银行卡内转走的钱款达17000多元。在原告杨建虎提出分手后，原告杨建虎曾多次向被告刘丽松主张出具相关大额钱款借据并要求返还，但被告刘丽松拒绝出具及归还的事实。被告刘丽松质证对2019年2月22日17时19分录音录制内容一及2019年2月23日22时24分录音录制内容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2019年1月27日下午6时57分手机录音录制内容一、2019年1月27日下午7时8分手机录音录制内容二、2019年2月24日下午1时32分手机录音录制内容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提出原告杨建虎录音是在被告刘丽松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且三部分录音有删减，客观性存疑。本院认为，原告杨建虎提交的上述证据因录音时未告知被告刘丽松通话已被录音，且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被告刘丽松自认部分，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刘丽松质证不认可部分，本院不予采信。2、被告刘丽松提交有争议的下列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第一组证据：《普洱市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用以证明：原告杨建虎打款给被告刘丽松并非买房所用，而是赠与刘丽松日常生活消费。原告杨建虎质证，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提出被告刘丽松购买的商品房为御景新城8栋2单元903室，但因开发商的原因产权证没有办理下来的，并不能否认原告杨建虎打款给被告刘丽松买房的客观事实，更不能等同于该笔款项为原告杨建虎赠与被告刘丽松的日常消费款。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采用。第二组证据：《机票购买信息》、《河北生活记录》，用以证明：①被告刘丽松前往河北廊坊杨建虎家机票信息；②2018年，被告刘丽松与原告杨建虎前往原告杨建虎家同居过半年，并照顾其母亲；③双方亲密的恋人关系的事实。原告杨建虎质证不予认可证明目的，提出被告刘丽松在前往河北期间，原告杨建虎并未和被告刘丽松在一起，且被告刘丽松该行为未得到原告杨建虎同意，属于其私自前往，在被告刘丽松前往之前原告杨建虎已经和其提出分手，随后被告刘丽松从河北返回时，原告杨建虎又提出了分手，因此二者并不是亲密的恋人关系。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采用。第三组证据：《杨建虎淘宝交易记录》、《杨建虎出轨第三人视频信息》，用以证明：①原告杨建虎有多次出轨记录；②双方感情破裂原因为男方2018年12月份出轨第三人陈考苑。原告杨建虎质证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告杨建虎与被告刘丽松只是恋爱关系，并非婚姻关系，而且从该组证据也可以看出被告刘丽松知道原告杨建虎的手机密码以及账号信息，否则被告刘丽松怎么获得原告杨建虎的交易信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用。对于原告杨建虎提交的《3份银行转账单据》、《20份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19份微信及余额宝转账账单》、《11份微信红包记录》及被告刘丽松提交的《1份身份证复印件》，因双方当事人相互质证均无异议，故此，上述证据本院均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年初原告杨建虎与被告刘丽松相互认识后发展为恋人关系，恋爱期间，原告杨建虎在2016年4月16日至2017年5月23日期间通过支付宝转账支付被告刘丽松20笔款项共计36416元，20笔支付款中一万元以下共计19笔，金额为350、500、666、3000、7000元等数额，其中2016年5月16日支付10000元；在2016年12月13日至2018年10月18日期间通过微信及余额宝转账支付被告刘丽松19笔款项共计49824元，19笔支付款中一万元以下共计18笔，金额为300、520、1000、3000元等数额，其中2017年8月15日支付30000元；在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原告杨建虎允许被告刘丽松通过亲属卡消费104笔款项共计7149.34元，金额均为一万元以下8、30、270、2500元等数额；在2016年2月6日至9月24日期间通过微信红包支付被告刘丽松11笔款项共计1481.40元，金额均为一万元以下50、100、200元等数额；原告杨建虎于2017年8月15日通过建行转账支付被告刘丽松10000元，于2017年8月15日通过工行转账支付被告刘丽松5000元，于2017年9月2日通过建行转账支付被告刘丽松380000元。现原告杨建虎与被告刘丽松已解除恋爱关系。本院认为，适婚年龄期恋爱的男女双方往往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恋爱期间双方发生的大额财物赠与应不同于合同法上的一般赠与，也不同于按照习俗而给付彩礼的行为，其系基于双方恋人关系而发生的。恋爱期间的小额财物赠与或者日常的消费支出是维系感情的必要支付，不应当要求返还。而大额财物的赠与行为，往往是当事人一方基于结婚为目的的赠与，从公平、公正原则出发，该赠与行为应视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当无论哪方原因导致双方无法缔结婚姻关系时，赠与财物一方当事人的赠与目的无法实现，接受赠与一方当事人则构成不当得利，因此赠与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其予以返还。本案原告在与被告恋爱期间，通过银行、支付宝、微信及余额宝、允许亲属卡消费、微信红包等方式共计支付被告489870.74元，从公平、公正原则出发，根据本地的经济及消费情况，本院认为该笔款项中一万元以下（不含一万元）小额的金钱均系原告为了表达爱意主动给付给被告的日常生活开支，属于无偿给予被告的一般性赠与，被告可不予返还；但一万元以上（含一万元）属于大额支付，该赠与行为应视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当原、被告分手，原告的赠与目的无法实现，被告占有则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因此被告应予以返还原告一万元以上（含一万元）的赠与，返还原告2016年5月16日支付宝转账支付的10000元、返还2017年8月15日余额宝转账支付的30000元、返还2017年8月15日建行转账支付的10000元、返还2017年9月2日建行转账支付的380000元，以上四笔共计430000元。对于被告提出原告支付大额款项属于恋爱期间原告帮助照顾被告支付的经济帮助费用，属于赠与性质的答辩主张，本院认为，原告支付的大额款项已超出本地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被告并未丧失劳动能力，应自食其力，而不应寄于他人养活，故此，对此答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男女之间的恋爱是美好的事情，恋人之间赠送礼物也是常见的示爱方式，但不应成为双方索取财物、互相玩弄的方式和方法，原、被告应通过本案纠纷，以此为鉴，正确对待男女之间的恋情，处理好恋爱期间双方的经济往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丽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建虎不当得利款430000元；二、驳回原告杨建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48元，减半收取计4324元，由原告杨建虎负担多诉部分的案件受理费519元、由被告刘丽松负担38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海雁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书记员  尹慕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