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31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郭某，女，1964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一审被告）：朱某1，女，200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理人：郭某（朱某1的母亲），本案上诉人之一。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欢平，广东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裴某，女，1948年1月1日出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某2，女，1955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某3，女，1947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钟某1，女，197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钟某2，男，200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理人：杨某（钟某2的妈妈），女，197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述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永平，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朱某4，男，1973年12月3日出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审被告：朱某5，女，1977年8月6日出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上诉人郭某、朱某1因与被上诉人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一审被告朱某4、朱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27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某、朱某1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越秀北路鸿裕道××号二楼房屋（以下简称越秀北路二楼）属被继承人黎淑娴所有的6/10产权份额由朱某7一人继承，从而确定朱某7遗留下来的产权份额为7/10，最终确定由郭某、朱某1分别继承21/40、7/40；3.判令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共同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概述如下：一、一审时郭某、朱某1提交了三份关键证据《同意书》，落款处由朱某2、朱某3及朱某6作为付款人签名确认。其主要内容为：“兹收到广州市越秀北路鸿裕道××号二楼拆迁补偿预付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元）。本人所收金额是上述房屋拆迁所得金额之四分之一（兄弟姐妹四人平分之金额）。若日后拆迁补偿金额全额的平分金额大于我现收之金额，我将会得到不足之金额。若本人所得之金额大于实际之平分金额，我将退回多得之部分金额”，收款日期分别为2010年12月10日及2011年1月24日、27日。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且确认己收到了相应款项。根据以上事实，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7页最后一段描述：“审查《同意书》中对于10万元补偿款的约定，其性质为‘越秀北路二楼拆迁补偿预付款’，收款人同意日后将根据拆迁所得的实际金额以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结算，期间并未明确上述款项与房屋所有权有关，或因此放弃房屋的所有权。因房屋所有权相应的利益较大，所有权人进行处分特别是放弃权利的，应由权利人明示方可。现原告作为收款人明确表示并未因此放弃房屋的所有权，被告郭某、朱某1仅凭上述文书要求确认房屋为朱某7个人财产，依据不足”。通过以上提供的证据和法院认定的事实，可以明显地确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误解，一审法院定性朱某2、朱某3及朱某6收取的10万元补偿款性质为“越秀北路二楼拆迁补偿预付款”，但根本没查清楚朱某7并没有向朱某2、朱某3及朱某6支付该“拆迁补偿预付款”的义务。更没查清楚这10万元补偿款正是在朱某2、朱某3、朱某6收款期间，假设其获得继承各占四分之一产权份额当时评估价的对价。按照《同意书》的内容，在书写时，其他三位兄弟姐妹并没有一起办理继承从而确定四个兄弟姐妹各占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但却按照该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收取了当时市场价的对价。而当时四个兄弟姐妹之所以在明明未拆迁的情况下，却偏偏要提到拆迁相关事宜，是由于被继承人的房屋多年来一直传要进行拆迁，才会提到有关拆迁的补偿事宜。而实际上按照《同意书》的描述，确实存在“多退少补”的问题，那这样的描述也完全是对朱某7不利的，本身朱某7若无法获得继承房屋的所有产权份额，朱某7为什么在未来房屋被拆迁补偿的情况下，要将多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多补给其他三位兄弟姐妹，若未来拆迁补偿款少于补偿的10万元的情况下，那三位兄弟姐妹就要向朱某7退回多收取的金额，也是以朱某7已获得了该房屋所有产权份额为逻辑性前提的。总而言之，根据该《同意书》的真实内容以及正常逻辑，都是以在朱某2、朱某3、朱某6收取了朱某7给的10万元补偿款后，确定朱某2、朱某3及朱某6别占的四分之一产权份额全部归朱某7所有了，才存在后续倘若真的存在拆迁补偿“多退少补”的问题，但很遗憾，一审法院针对《同意书》里面内容展现的本质性事实完全未查明。二、一审法院认为“因房屋所有权相应的利益较大，所有权人进行处分特别是放弃权利的，应由权利人明示方可。现原告作为收款人明确表示并未因此放弃房屋的所有权，被告郭某、朱某1仅凭上述文书要求确认房屋为朱某7个人财产，依据不足”，根据以上内容，一审法院反馈放弃房屋权利应进行明示，而是否放弃，应是按照当时签署《同意书》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作为判决参考时间点，却以开庭时朱某2、朱某3、朱某6作为收款人当庭表示并未因此放弃房屋的所有权来做参考判断，这明显是不符合基本逻辑的，完全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而非根据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来断案。很明显，庭审时一审法院询问为何要收10万元款项时，对方反馈的内容颠三倒四，完全是临时瞎编的“谎言”，根本说不出来任何理由，朱某7需要向朱某2、朱某3、朱某6支付当时市场价的房款，而该点又是本案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朱某2、朱某3、朱某6选择了放弃其各自占有房屋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朱某7才会按照当时的评估价给朱某2、朱某3、朱某610万元的价格补偿，并且还直接向三位表示即使未来房屋真的存在拆迁了，如果自己本人多获得了拆迁补偿款项，甚至愿意将多给的款项补给他们，这是很有家庭责任感的一种体现，假设未来拆迁款项少于该金额，其他三位兄妹也是愿意退回多收取的补偿款，可以看得出对于未来拆迁的情况，按照《同意书》的内容还是相对比较公平合理的。但均必须朱某2、朱某3、朱某6放弃了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为前提，朱某7才按照评估价给他们进行补偿，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三、根据以上内容，很明显朱某2、朱某3、朱某6已收到了朱某7给付补偿款项，也即在当时放弃对母亲继承的遗产份额当然也包括曾经向父亲那边继承过来的十分之一产权份额的对价，由于本案为继承母亲十分之六的遗产份额的争议，只能处理该遗产继承问题，因此，朱某2、朱某3、朱某6三人在收到朱某7支付的对价后就放弃了对母亲十分之六的遗产份额的继承权，应由朱某7一人进行继承，最终朱某7的遗产份额为十分之七，从而由郭某、朱某1最终分别各占21／40、7／40。由于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基本事实，违反法律规定及违背基本事实，侵害了继承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支持郭某、朱某1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两人的合法权益。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共同辩称，不同意郭某、朱某1的上诉请求。1.郭某、朱某1提交的《同意书》，内容没有显示朱某2、朱某3、朱某6有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2.《同意书》并非买卖合同，内容也没有转让份额的意思表示，该《同意书》内容明确，如果发生拆迁，对于实际补偿款应多退少补，案涉房屋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对价没有证据。3.朱某7支付10万元的原因是为其兄长朱某6治病，清楚表示不出售该房屋。因此郭某、朱某1的上诉没有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我方同意一审判决。朱某4、朱某5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同意一审判决，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继承人黎淑娴占有的越秀北路二楼房屋6/10产权份额由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2及郭某、朱某1共同继承，被继承人朱某6所占有的产权份额由裴某继承，被继承人钟志权所占有的产权份额由朱某3、钟某2继承，被继承人朱某7所占有的产权份额由郭某、朱某1继承，继承后裴某占该房屋1/4份额，朱某2占1/4份额，朱某3占5/24份额，钟某2占1/24份额，郭某占3/16份额，朱某1占1/16份额；2、要求郭某向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支付房屋使用费18万元（自2002年5月份开始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郭某、朱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黎淑娴与朱瑞芳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有朱某6、朱某7、朱某3及朱某2四子女。朱某6与裴某为夫妻关系，婚后生育朱某4、朱某5二子女。朱某7与郭某系夫妻关系，婚后收养朱某1一女。朱某3与钟志权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钟某3、钟某1二子女；钟某3与杨某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钟某2一子。上述被继承人中，朱瑞芳于1983年12月7日去世，黎淑娴于2002年5月18日去世，钟某3于2008年1月23日去世，朱某6于2011年9月8日去世，钟志权于2013年8月8日去世，朱某7于2016年3月12日去世。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各被继承人除了本案当事人外无其他合法继承人，各被继承人生前没有立下遗嘱或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另查，越秀北路二楼为朱瑞芳与其兄弟自建所得（共两层，其中二楼房屋原登记在朱瑞芳名下）。朱瑞芳去世后，各继承人共同于1989年办理了继承手续，由黎淑娴占6/10份额，朱某6、朱某7、朱某3、朱某2各占1/10份额，并已办理了过户手续。现房屋由郭某、朱某1居住使用。朱某4、朱某5于2018年3月23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办理《放弃继承遗产声明书》，表示放弃越秀北路二楼的继承，并在答辩时表示其放弃部分转赠给裴某一人继承。钟某1于2018年6月14日出具《放弃继承声明书》，自愿表示其应继承越秀北路二楼所得的份额全部转赠朱某3一人继承。另查，郭某、朱某1表示2010年左右朱某7分别与朱某2、朱某3、朱某6针对越秀北路二楼房屋继承问题进行协商，了解到越秀北路二楼可能会拆迁，且越秀北路二楼当时价格为40万元，按法定继承的比例分配后，朱某7、朱某2、朱某3、朱某6各可占房屋的1/4产权份额，故由朱某7向朱某2、朱某3、朱某6各支付了10万元的房屋补偿款购买了他们可继承及占有的产权份额，涉案房产应属朱某7的个人遗产由郭某、朱某1共同继承。郭某、朱某1为证实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手写《同意书》三份，落款处由朱某2、朱某3及朱某6作为收款人签字确认。其主要内容为：“兹收到广州市越秀北路鸿裕道××号二楼拆迁补偿预付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元）。本人所收金额是上述房屋拆迁所得金额之四分之一（兄弟姐妹四人平分之金额）。若日后拆迁补偿金额全额的平分金额大于我现收之金额，我将会得到不足之金额。若本人所得之金额大于实际之平分金额，我将退回多得之部分金额”。收款日期分别为2010年12月10日及2011年1月24日、27日。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三人已如数收到相应款项，收到时间与同意书的签订时间相符，但当时因朱某6身患癌症、家庭较为困难，其他兄妹经常资助其治病，朱某3一直想要变卖涉案房产，朱某7方提出由其预付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缓解经济压力，故上述款项仅指拆迁补偿所得，并非出售房屋的所有权。因此，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坚持本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所处理的财产仅限于各被继承人死亡时留下的合法财产。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诉求郭某向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支付房屋使用费18万元（自2002年5月份开始计算）并非遗产，故本案不予调处。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房产是否为朱某7的个人财产。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确认已收取朱某7所付10万元及签订《同意书》，对此法院予以认定。审查《同意书》中对于10万元补偿款的约定，其性质为“越秀北路二楼拆迁补偿预付款”，收款人同意日后将根据拆迁所得的实际补偿金额以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结算，期间并未明确上述款项与房屋所有权有关，或因此放弃房屋的所有权。因房屋所有权相应的利益较大，所有权人进行处分特别是放弃权利的，应由权利人明示方可。现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作为收款人明确表示并未因此放弃房屋的所有权，郭某、朱某1仅凭上述文书要求确认房屋为朱某7个人财产，依据不足。故本院认可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的意见，涉案房产应为本案各继承人的合法财产，其名下所占份额可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取得。因此，其中被继承人黎淑娴占有的6/10份额，应按照法定继承由其继承人朱某6、朱某7、朱某3、朱某2继承，继承后朱某6、朱某7、朱某3、朱某2可各继承取得6/40份额，且应为他们与配偶的共同财产，由两人各占1/2份额。因朱某4、朱某5自愿表示其可继承份额赠与裴某，故朱某6去世后其继承、占有的10/40份额（包括朱某6原有的1/10份额）可全部由裴某继承、占有，即60/240份额所有权。朱某3继承、占有的10/40份额（包括朱某3原有的1/10份额）在丈夫钟志权去世后，钟志权所占有的份额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即朱某3、钟某3、钟某1继承，又因钟某3先于钟志权去世，故钟某3应继承的份额由其儿子钟某2代位继承；另钟某1自愿表示其可继承的份额赠予给朱某3一人，故朱某3可继承、占有50/240份额，钟某2继承10/240份额。朱某7继承、占有的10/40份额（包括朱某7原有的1/10份额）在朱某7去世后，其占有的5/40份额由被告郭某、朱某1继承，即郭某继承、占有45/240份额，朱某1继承15/240份额。朱某2可继承、占有（包括朱某2原有的1/10份额）房屋60/240份额所有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如下判决：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越秀北路鸿裕道××号二楼房屋由朱某2、裴某各继承、占有60/240份额所有权，朱某3继承、占有50/240份额所有权，钟某2继承10/240份额所有权，郭某继承、占有45/240份额所有权，朱某1继承15/240份额所有权。朱某2、裴某、朱某3、钟某2、郭某、朱某1应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协助对方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案件一审受理费11600元，由裴某、朱某2各负担2900元，钟某2负担1040元，朱某3负担2529元，郭某负担1673元，朱某1负担558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有相关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朱某2提交《关于旧屋拆迁补偿预付的既定说明》，拟证明签订同意书后，朱某7给了10万元给其他三位兄弟姐妹，之后再给朱某2。郭某、朱某1质证认为：1.朱某2确认该证据一审之前均由其保存，但一审期间没有提供该证据材料，根据诉讼证据规则，二审上诉期间，除非该证据材料为他人掌控，无法获得，才可以作为证据适用，因此朱某2提交的证据不应作为二审的新证据。2.若二审认定该证据为新证据，我方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首先该证据没有任何朱某7的签名，也没有时间，无法证明是由朱某7向朱某2出具，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根据证据内容，我方发现其反馈房屋是1947年的二手楼，房契载明“民国36年（1947年）从伍秀华买来”，实际上涉案房屋所有权来源1989年继承后分割，若想朱某2所说，也就意味着该材料是交给朱某2的，1993年至今均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该说明书中房屋内容与本案房屋是两套不同的房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此外，该情况说明也没有具体说明房产具体地址，无法直接证明几点说明中的房屋为本案涉案房屋，该材料是复印件也不能作为证据采纳。朱某2提交《房地产所有证》及《房地产共有权执照》复印件，称原件可以到房管部门查询，该说明从笔迹与同意书的笔迹为一人，是朱某7所写。情况说明及同意书可以说明当时朱某2、朱某3、朱某6并非放弃继承。郭某、朱某1质证认为，该材料为复印件，对三性均不予确认。该材料是1954年的房产证，但在2010年左右，涉案房屋已经取得新的产权证，也进行房屋析产，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均是几个兄弟姐妹持有，1993年已经出具新的房屋产权证，没有理由拿出旧的房屋产权证来进行说明，且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与我方提交的同意书笔迹完全不一样。郭某庭后提交以下材料：1.情况说明。2.黎淑娴干部履历表。3.图片。4.香港治病情况说明。5.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朱某7的报告单。6.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的保单。7.社保卡。8.银行流水账单。9.荣誉证书。10.南医三院麻醉药品知情同意书。当事人确认广州市越秀区越秀北路鸿裕道××号房屋至今尚未拆迁。本院认为，涉案房产已由朱瑞芳的继承人于1989年办理了继承手续，由黎淑娴占6/10份额，朱某6、朱某7、朱某3、朱某2各占1/10份额，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朱某7在2010年、2011年分别向朱某6、朱某3、朱某2各支付10万元房屋补偿款，是否属于购买朱某6、朱某3、朱某2可继承及占有的产权份额，涉案房产属于朱某7的个人财产。郭某、朱某1主张涉案房产属于朱某7的个人财产，并就其主张提供了有朱某2、朱某3及朱某6作为收款人签字的三份《同意书》。裴某、朱某2、朱某3、钟某1、钟某2确认三份《同意书》的真实性，但否认郭某、朱某1的主张。审查三份《同意书》仅是载明收款人所收款项是涉案房屋拆迁所得，并没有明确放弃涉案房屋的产权份额，再结合涉案房屋至今尚未拆迁，且从2010年签订《同意书》至朱某7于2016年3月12日去世期间，各方均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故一审法院不采纳郭某、朱某1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被告朱某4、朱某5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郭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郭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任 慧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秦黄铁吴卉子何嘉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