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终1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铭可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红柳道2号顺丰工业城厂房2楼210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87935816N。法定代表人：郑明强，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明强，男，汉族，1963年8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列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星丞，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武豪，男，汉族，1966年9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汕头市升平区添成物资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华坞新村七座205。组织机构代码：19294813-7。法定代表人：郑添泉。上列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熊磊铭，均为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达青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红柳道2号顺丰工业厂房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59411G。法定代表人：陈根荣。原审第三人：深圳市铭可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君子布村19号铭可达物流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45247C。法定代表人：郑明强。上列二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星丞，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铭可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因与被上诉人赵武豪、汕头市升平区添成物资公司（以下简称添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深圳市达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青公司）、深圳市铭可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可达物流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1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赵武豪、添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赵武豪、添成公司承担。本案二审法庭调查时，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变更其上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一、关于主体资格。添成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上的公司印章与法定代表人“郑添泉”之签名均系伪造的，添成公司是不是真实的诉讼主体存疑。就添成公司之原告身份而言，存在伪造证据及虚假诉讼之事实。1、添成公司是达青公司的名义股东，其公章由郑明强持有并使用。（1）添成公司成立于1991年，名义上是集体企业，实为挂靠，法定代表人与实际负责人为郑添泉（郑添泉是郑明强的叔叔）。（2）添成公司于1994年起独资设立达青公司，但其只是达青公司的名义股东，并不实际参与达青公司的经营管理，为了便于郑明强实际管理达青公司，郑添泉将添成公司的公章交给郑明强在达青公司中使用。（3）此后，添成公司对外无其他经营业务（《添成公司工商内档》中的《企业年检报告》、《资产负债表》均截止于1994年），遂于1999年被工商部门吊销，但公章一直保留于郑明强处，达青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中的“添成公司”印章均为郑明强自行盖上。2、《民事起诉状》上当事人添成公司的印章系伪造。（1）添成公司的印章一直由郑明强保管并使用，不存在郑明强自己使用该印章来起诉自己的可能性。（2）《民事起诉状》的原告签名落款处，原告“赵武豪”的签名位于第3页，而“添成公司”的签章位于第4页，第3、4页均无正文，这是极其不合常理的，也给赵武豪伪造“添成公司”印章、进行虚假诉讼提供了可能。（3）经鉴定，《民事起诉状》上的添成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该印章与《添成公司工商内档》中的印鉴式样明显不一致，而《添成公司工商内档》、《达青公司工商内档》中的“添成公司”印章与郑明强持有的添成公司印章一致）。（4）经鉴定，《民事起诉状》上添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郑添泉”签名也是伪造的（该签名与2015年11月7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郑添泉的亲笔签名不符）。二、关于诉讼时效。本案是股东代表诉讼而非股东直接诉讼，“请求返还股权”不是股权请求权，受时效限制。股东代表诉讼属于侵权之诉，“请求返还股权”属债权请求权，受诉讼时效限制，本案已逾诉讼时效。（一）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答复意见看，已确认“请求返还股权”应受时效限制。股权关系不仅涉及纠纷当事人，而且还对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甚至公司债权人等诸多主体产生影响”，因而“请求返还股权”（请求权）应受时效限制。（二）从法理看，“请求返还股权”属债权请求权。1、本案是股东代表诉讼，而非股东直接诉讼。（1）股东代表诉讼的诉因是公司的权益和利益受到侵害，该种侵害间接侵害了股东的经济利益，但并未侵犯股东的法定权利。而股东直接诉讼的诉因是股东的个人受到了侵害。换言之，股权请求权属于股东直接诉讼的范围，是股权受到侵害而提出的；而股东代表诉讼并不是因为股权受到侵害，而是基于间接的经济利益损失的请求权，这是一种典型的债权请求权。（2）基于股权请求权，当然可以请求返还股权，以回复股权的圆满状态，但本案赵武豪享有的只是达青公司股权，请求返还的却是铭可达物流公司之股权，而且也不是“返还股权给赵武豪”，而是“返还股权给达青公司”。因此，赵武豪的请求显然不是股权请求权。（3）股权与物权不同，物权以对物的支配为核心，股权却涉及众多相对人的利益，即使股权请求权也应受时效限制。2、本案是侵权之诉，而非合同之诉。（1）“请求返还股权”不同于“确认合同无效”。确认合同无效不受时效限制，是因为它是形成权，只需要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无需相对人配合。但作为合同无效后果之“请求返还股权”却是请求权，仍需相对人配合，及涉及众多债权人利益，仍受诉讼时效限制（对于超过时效的“返还股权请求”，即使属于合同无效的后果，也属《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2）本案是侵权之诉，而不是合同无效之诉。其一，从法院确定的案由看，本案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其二，从起诉人的表述看，一审原告明确表示“本案是股东代表诉讼”，是因为郑明强、铭可达集团“严重侵害”其利益而提起。其三，从起诉人所列的被告看，若是合同双方之外的第三人提起的合同无效之诉（即，因合同双方恶意串通侵害第三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应将合同双方（达青公司、铭可达集团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而本案一审原告所列的被告显然与合同无效之诉不符，明显属于侵权之诉。实际上，赵武豪曾经选择合同之诉，2016年9月27日赵武豪在深圳福田法院提起合同无效之诉，将达青公司、铭可达集团、铭可达物流公司、郑明强列为共同被告，案号为（2016）粤0304民初字第22987号，案件受理费仅为100元（因为合同金额为1元），后赵武豪于2017年3月22日撤诉。时隔不久，2017年7月21日赵武豪提起本案侵权之诉。赵武豪完全清楚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的区别，并选择了侵权之诉。在侵权之诉与合同之诉中，当事人可择一行使，一审原告已选择侵权之诉，一审判决却以合同之诉来判定合同无效，并要求郑明强、铭可达集团公司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返还股权”，显然是不正确的。一审判决超出了当事人诉争范围，这种作法，既使一审原告“不诉而胜”，也剥夺了一审被告的一切答辩机会和关于合同诉讼的两个审级的诉讼权利，实际上也剥夺了第三人达青公司的上诉权。综上，无论如何理解，本案的“请求返还股权”必然受诉讼时效限制。三、关于实体权益。（一）赵武豪、添成公司是名义股东，不存在利益损害。从实体上看，赵武豪、添成公司均是达青公司的名义股东，其所代持股份的实际股东为郑明强。郑明强不仅是自己所持股份的显名与实际股东，还是赵武豪20%、添成公司2.5%股份的隐名股东，而赵武豪、添成公司对达青公司从未享有任何实际权利或利益。因而达青公司转让自己所持的股份，根本不会影响赵武豪、添成公司的任何经济利益。1、添成公司未实际出资。《达青公司工商内档》显示，达青公司成立于1994年2月23日，原名为“深圳铭可达实业公司”，性质为集体企业，设立人为添成公司，当时添成公司是唯一股东，注册资金为200万元。但是，深圳计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9年2月21日《专项审计报告》显示，1994年公司成立时添成公司未实际出资。《达青公司工商内档》亦显示了相同信息，达青公司于1994年2月23日成立并获得营业执照，次日才凭该营业执照出具“验资报告”，只有“承诺出资”、“认缴”的记录，根本没有任何实际出资的凭据。2、添成公司从未参与达青公司任何事务。（1）《达青公司工商内档》显示，公司成立前的筹备工作（如场地租赁等）由郑明强实际完成，涉及添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添泉签名的，也由郑明强代签。（2）添成公司将公章交给郑明强，由郑明强在达青公司中自由使用。添成公司是一个名为集体实为挂靠的企业，其实际控制人是郑添泉。1994年郑明强借用添成公司名义成立达青公司，为了方便郑明强实际经营达青公司，郑添泉将添成公司印章交给郑明强保管使用。正因添成公司公章已交给郑明强，从1994年之后添成公司对外再无经营业务，《添成公司工商内档》显示，1994年开始，添成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所有数据均为空白，之后一直无任何经营数据，亦不再进行年检，于1999年被工商部门吊销。达青公司经营期间，若有文件需要名义股东添成公司签章，就自行盖上，并代签“郑添泉”的姓名（共20处签名，主要体现在《达青公司工商内档》的《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中，均为内部文件，无对外文件）。（3）添成公司从未有任何异议。达青公司自1994年成立至今已逾20年，添成公司对其作为名义股东非实际股东一事，从未有任何异议，从未以股东身份对达青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包括知情权、利润分配、参与经营等）直至2016年5月10日添成公司第一次对达青公司提出诉讼，要求获得知情权（一审案号：（2016）粤0306民初10190号、二审案号：（2017）粤03民终15876号），在起诉状中，添成公司表明：其对公司经营状况一无所知，从未分红。这固然是事实，但经鉴定，该案起诉状上的添成公司印章及郑添泉签名均属伪造。（详见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3月11日出具的“粤众[2019]文鉴字第*****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因此该诉讼极有可能是赵武豪伪造证据并进行虚假诉讼。3、赵武豪是名义股东。(1)赵武豪所持20%股份是继受自郑添泉的名义股份。①赵武豪股份的来源：郑添泉所持20%的名义股份。1997年6月2日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800万元，其中郑添泉增资200万元，持股比例为20%。但这只是名义股份：A、2019年2月21日《专项审计报告》显示，郑添泉未实际出资。B、郑添泉从未参与达青公司任何事务，亦未提出过任何要求，《达青公司工商内档》中的所有“郑添泉”均为他人代签。甚至，郑添泉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已成为“股东”，并拥有20%的股份（参见2015年11月7日公安机关之《询问笔录》）。②郑添泉将名义股份转让给赵武豪。《达青公司工商内档》显示，2014年股东郑添泉将其持有的公司20%股权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赵武豪。郑添泉退出公司，赵武豪继受郑添泉的股份，持股比例为20%。A、郑添泉一开始就只是达青公司的名义股东，因此，赵武豪从郑添泉受让的股份也是名义股东的股份。其本人也只是名义股东。B、对于这种名义股份之间的转让，达青公司没有进行任何会计处理（亦无实际必要）。C、郑添泉从未在《股份转让合同》中签名，《股份转让合同》的签名均为他人代签。甚至，郑添泉对于自己拥有股份、转让股份给赵武豪均一无所知。D、赵武豪从未向郑添泉支付《股份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金额。E、郑明强对于郑添泉与赵武豪之间的名义股份转让是知情并同意的，原因是：首先，名义股份由谁代持，对公司并无任何影响。其次，当时，赵武豪刚好从汕头到深圳发展，希望有一个公司“股东”、“董事”的头衔，便于自己在外接生意。由于郑明强、郑添泉、赵武豪均系亲戚关系，郑明强同意帮忙，但双方都知道郑添泉是代持名义股份，赵武豪获得的也是名义股份，因此从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赵武豪也主动表明不会参与公司任何事情。而且，郑添泉对于其持有代持股份、转让代持股份并不知情，股份转让合同上的郑添泉签名也是他人代签的。由于该合同要到公证处办理公证，当时是由赵武豪伪造了郑添泉的身份证，并安排他人持郑添泉的假身份证与自己一同公证处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3、赵武豪从未实际投资、增资。（1）2004年1月18日，赵武豪从郑添泉“受让”的只是名义股份，且未实际支付任何对价；（2）2005年4月29日，达青公司第二次增资，注册资本由1000万增长至8000万，赵武豪名义上增资1400万，实际上其本人并未注入任何资金，这是明显的“过桥验资”。4、赵武豪从未参与达青公司任何事项，亦不知情，长期无异议。自2004年1月赵武豪成为名义股东以来，至今已15年，赵武豪从未参与达青公司任何事项（包括经营、管理、决策、分红等）。《达青公司工商内档》中共有“赵武豪”签名十余处，但除3处是其本人签名（即2004年1月12日赵武豪与郑添泉“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以及当天的关于股份转让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中的“赵武豪”签名），其余均由实际经营者郑明强安排代签。赵武豪客观上未参与达青公司任何事项，亦毫不知情，主观上自2004年至2013年均无任何异议。直至2013年5月，赵武豪对达青公司提起（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933号诉讼，要求获得达青公司所持的铭可达物流有限公司的100%股权中的45%，其诉请被法院驳回。法院查明的事实表明，赵武豪是伪造证据意欲篡夺股权。之后，赵武豪与达青公司之间一系列诉讼，如，赵武豪2016年3月9日开始对达青公司提出知情权的要求（一审案号：（2016）粤0306民初4854号、二审案号：(2017)粤03民终8077号），此时距其成为股东已超过12年。再之后，又围绕铭可达物流有限公司之股权提出本案诉讼。3、郑明强是公司的唯一的实际股东。名义股东添成公司、郑添泉/赵武豪所代持的名义股份的实际股东为郑明强。公司其他股东也是代持股东，实际股东为郑明强（许某娥系郑明强母亲，原持股10%，股份已转让给郑明强；刘某君系郑明强妻子，持股20%）。郑明强负责达青公司的筹备成立，公司成立之后的一切事务，均由郑明强负责。郑明强还负责达青公司运营资金的筹措，据审计报告显示，2004年至2018年期间，郑明强共转入公司160,890,775.97元，公司转回给郑明强41,016,775.38元，转入金额扣除转回金额后，郑明强净转入公司119,874,000.59元，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尚欠郑明强116,874,000.59元，该金额远远超过注册资金8000万元。而达青公司的其他股东及大部分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所有的董事、监理、经理等高管人员）均知道郑明强是唯一的实际股东，并知道添成公司、郑添泉/赵武豪只是代为持股的名义股东，不承担任何的权利义务。因此，在召开股东会或作出相关的经营决策时，从不通知添成公司、郑添泉/赵武豪，必要的签名均由郑明强安排代签。综上所述，赵武豪、添成公司只是达青公司的名义股东，其对于达青公司从未投入任何资金，从公司成立至今长达二十年时间，从未经营、从未享有任何经济利益，也从未承担任何义务或风险。赵武豪、添成公司作为名义股东，并无任何经济利益受到间接侵害，不具备股东代表诉讼的诉因。四、达青公司转让股份不仅并未受损，更能免受赵武豪继续侵害。1、从形式看，赵武豪、添成公司未能就达青公司利益受侵害进行举证。（1）1元转让股权，不代表股东（达青公司）利益受侵害。铭可达物流公司注册资本为1.6亿元，股权转让价格仅为1元。但公司的实际价值与注册资本根本不是一回事，铭可达物流公司当时是负债经营，1元转让实为负债式转让，这也是股权转让项目中的常见现象。（2）一审判决认为：达青公司未在转让时进行审计，无法举证负债事实。这是不妥当的：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赵武豪既然主张达青公司受损，就应由其举证，不能将举证责任完全转移给达青公司，由达青公司证明自己受侵害。实际上，一审中，达青公司亦举证证明了当时自己是负债经营，赵武豪对此也是明知的（从赵武豪给各银行的发函可以看出），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赵武豪相关（赵武豪伪造证据向银行发函，导致达青公司融资困难）。（3）关联交易并不意味着股东（达青公司）受到侵害。关联交易同样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进行资产优化，从而有利于股东（达青公司）。2、从实质看，案涉股权转让不但不是损害达青公司利益，反而是保护达青公司利益。可以说，达青公司、铭可达物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郑明强、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股东之一也是郑明强（持股24.5%），之所以将达青公司名下的铭可达物流公司转移到铭可达集团公司，除资产优化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赵武豪为篡夺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不仅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而且伪造证据多次实施严重侵害铭可达物流公司及其股东达青公司的行为，为了维持经营，达青公司不得不将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转让出去。具体如下：（1）2013年5月8日，赵武豪伪造证据起诉，欲篡夺达青公司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的45%。案号：（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933号。由于其伪造的证据极难查明，法院最终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才得以查实，审理时间达3年多，2016年7月28日才得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赵武豪的全部诉讼请求。2017年4月6日，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17年7月21日，赵武豪提起本案诉讼，试图通过以达青公司股东的身份间接干涉铭可达物流公司。（2）从2013年5月左右开始，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赵武豪连续多次捏造事实散布投诉，使达青公司、铭可达物流公司资金链几乎断裂，经营难以为继。2013年5月9日赵武豪提起45%股权案后的第二天开始，在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赵武豪捏造事实向银行及新闻媒体发函，谎称其拥有达青公司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45%的股权，要求各银行停止对铭可达物流公司及其股东达青公司的一切贷款和融资担保。为了审慎起见，有资金往来关系的银行均采取了相应措施。公司的一切正常融资渠道几乎断绝，郑明强不得不高利借贷，以提前偿还银行贷款并维持公司经营。公司的经营项目也受到赵武豪的破坏，给达青公司造成了极大损失。在这种背景下，达青公司将当时正负债经营的铭可达物流公司剥离出来，转让给铭可达集团（2015年3月），既可优化资产，又可避免赵武豪的继续干扰，使达青公司、铭可达物流公司都能维持正常经营。五、关于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的判断。在不涉及外部第三人的情况下，股东资格及权益的认定应进行实质判断，并注重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特点。不能仅仅从工商登记材料等外观形式来认定，而应从实质上判断。1、争议双方的真实意思。名义股东添成公司、郑添泉/赵武豪与实际股东郑明强之间没有股份代持的书面协议，这是由于双方属亲戚关系，但双方的做法已表明股份代持的真实意思。2、是否实际出资。添成公司、郑添泉/赵武豪从未投入一分钱，整个公司之所以能运转、存续，完全是由郑明强一人在负责所有的运营资金。3、是否参与经营管理。添成公司、郑添泉/赵武豪从未参与经营，对整个公司的经营毫不知情，整个公司之所以能运转、存续，完全是由郑明强一人在负责经营管理。4、其他股东及高管是否知情。达青公司的其他股东、高管，均知道添成公司、郑添泉/赵武豪只是替郑明强代持股份的名义股东，不承担任何的权利义务，因而在日常的公司经营决策中，也无需通知该两位代持股东，从公司成立至今，一直如此。如果法院认定添成公司、郑添泉/赵武豪实际享有股东的权利，必然使得整个公司的经营难以为继，完全破坏公司的“人合性”。赵武豪、添成公司仅仅是达青公司的名义股东，本就不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无论如何不可能使赵武豪、添成公司“股东”权利或经济利益遭受损害。赵武豪、添成公司共同答辩称：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二审庭审中增加的、甚至在一审中未提出的新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应不予审理。赵武豪、添成公司仅针对其上诉时提交的上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部分进行答辩。一、一审判决关于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认定正确。1、本案返还股权的请求从性质上说是物权返还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本案中，因涉案股权转让系非法转让，一审判决基于事实和法律已给予其无效评价，并认定其侵害了法人财产权。因而铭可达集团公司继续占有股权已经构成物权法上的“没有法律或者合同依据占有他人财产”，即无权占有，侵害了达青公司的合法财产权益，应当承担返还财产的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该返还请求权为物权返还请求权，从而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并无不当。2、退一万步说，即使从债权请求权的角度，本案的诉讼时效也没有经过。诉讼时效的起算时点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算，即使将合同无效的返还请求权理解为债权请求权的话，那么其诉讼时效也应当从合同被确认无效时开始计算，因为此时返还请求的法定事由得以发生。3、即便按照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的说法来认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诉讼时效也曾因中断而未经过。涉案股权的变更虽然是在2015年4月3日完成的，但因郑明强及达青公司长期剥夺赵武豪及添成公司包括股东知情权等在内的各项股东权利（为此赵武豪还专门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并获得胜诉），涉案股权转让时也根本没有通知过赵武豪及添成公司，因此赵武豪实际是在2016年才得知股权转让事宜，随后赵武豪即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粤0306民初3753号，要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股权。后该案撤诉，并由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7日制发民事裁定书准予撤诉。因此即便按照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的说法来认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诉讼时效也自该民事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中断，至今也尚未经过。此外，赵武豪、添成公司在得知股权转让事宜后，曾于2016年8月、2017年4月先后多次发函向达青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提出提起诉讼、返还股权的主张。因股东作为间接主体，其诉求只能通过公司行使，因此对赵武豪、添成公司而言，也应当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综上，一审判决关于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认定是正确的；退一万步说，即便适用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也未经过。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行为无效，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1、转受让主体均由郑明强实际控制，实际是郑明强左手倒右手。郑明强是持有达青公司57.5%股权的控股股东以及原工商登记的执行董事，同时也是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股东、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铭可达集团公司及达青公司、铭可达物流公司均受郑明强实际控制。2、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利用上述关联关系及利用对达青公司的控制，以人民币1元的零对价，将达青公司名下价值十数亿元的股权财产非法转移、侵占，严重侵害了达青公司的利益，也相应的侵害了达青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显然为无效行为。3、根据本案一审证据可以看出，铭可达物流公司光注册资本就高达1.6亿元；同时，铭可达物流公司名下还拥有位于龙华新区××街道××219940.4平方米的土地资产，根据深圳市2015年观澜街道工业用地的出让信息，每平方米工业用地的单价在3800元至9800元之间，即铭可达物流公司名下的土地价值至少在8亿元以上；此外，根据铭可达官网信息等记载，包括铭可达物流公司在内的铭可达系列公司固定资产高达50亿元，2014年收入近12亿元，2015年收入15亿元，2016年收入近18亿元，并且拥有较高的品牌价值，荣获深圳市多个奖项。上述情况反映出，达青公司原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有着巨大价值。虽然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声称铭可达物流公司有负债，但其也只是提出有所谓农行的2亿元贷款，而且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与数十亿元的资产相比，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导致公司价值只有“1元”。因此无论从法律还是常理而言，涉案股权转让都显然属于没有对价的非法转让，系郑明强与铭可达集团公司之间恶意串通，达到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掩盖非法侵占达青公司财产的目的。三、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有关本案客观上不适合履行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1、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主张的所谓铭可达集团公司对铭可达物流公司投入了大量款项，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自身没有完成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对此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2、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得到纠正，实施违法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协议都是无效的，因此铭可达集团公司自始无权获得涉案股权。财产返还是法定义务，不受铭可达集团公司非法侵占财产时间的影响，更不受其是否加以经营管理或投入的影响。3、从法律关系上讲，即便铭可达集团公司有任何所谓投入，也是铭可达集团公司与铭可达物流公司之间的另案法律关系，与本案所要求的返还股权无关，铭可达集团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另案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正确，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达青公司、铭可达物流公司述称：意见与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意见一致。赵武豪、添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将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返还给达青公司，并判令在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将涉案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达青公司名下；2、判令达青公司及铭可达物流公司协助办理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工商变更登记义务；3、判令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及达青公司、铭可达物流公司承担赵武豪、添成公司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共计96000元（暂计至2017年7月18日，后续以实际发生或确定发生的为准）；4、判令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达青公司成立于1994年2月13日，原名称铭可达发展公司，于2016年6月8日变更为现名，达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执行董事于2016年6月8日由郑明强变更为陈根荣。2007年8月3日起达青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赵武豪持股20%、郑明强持股57.5%、添成公司持股2.5%、刘幼君持股20%，达青公司监事为莫伟清，2016年6月8日达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均由郑明强变更为陈根荣。铭可达物流公司成立于2000年2月1日，股东为铭可达发展公司，持股比例100%。2015年4月3日，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铭可达集团公司，铭可达集团公司目前系铭可达物流公司唯一股东，持股比例100%。郑明强系铭可达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铭可达集团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为：2013年4月18日前郑明强持股49%、铭可达发展公司（即达青公司）持股51%；2013年4月18日后郑明强持股49%、郑锡强持股51%；于2013年4月27日后变更为郑锡强持股75.5%、郑明强持股24.5%。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铭可达发展公司与铭可达集团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上载明铭可达物流公司于2000年2月1日成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6000万元，现由铭可达发展公司独自经营，占100%股权。铭可达发展公司愿意将其占有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经公司股东会会议通过，就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如下：“一、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1、铭可达发展公司占有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根据原铭可达物流公司章程规定，现铭可达发展公司将占有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若铭可达发展公司尚未付足注册资金，则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未注资部分由铭可达集团公司在法定期限内缴清。2、铭可达集团公司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天内按前款规定的货币和金额将上述转让款分1次支付给铭可达发展公司……。”赵武豪、添成公司提交的（2015）深证字第36547号《公证书》显示,广东省深圳市公证处于2015年3月13日对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公证。赵武豪、添成公司提交的《铭可达物流公司股东决议》显示于2015年3月7日形成内容为“1、同意铭可达发展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100%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2、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股东签章处分别加盖了铭可达发展公司、铭可达集团公司与铭可达物流公司的公章。赵武豪、添成公司提交的《铭可达物流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铭可达物流公司于2015年4月3日修改章程第二章第八条、第四章第二十条，修改后的股东名称为铭可达集团公司，认缴出资额16000万元，出资比例100%，出资方式货币。赵武豪、添成公司提交了（2016）粤汕汕头第15582号、（2016）粤汕汕头第15607号《公证书》，落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8月8日、2017年4月25日的《关于请求莫伟清立即诉讼的通知函》《关于请求陈根荣立即提起诉讼的通知函》及中国邮政EMS快递详单，主张曾请求达青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向法院起诉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及请求撤销相应工商变更登记，但莫伟清、陈根荣均未接受。赵武豪、添成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铭可达发展公司诉赵武豪股东资格确认一案，铭可达发展公司诉请确认赵武豪不是铭可达发展公司的股东，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571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铭可达发展公司的诉讼请求。铭可达发展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460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为，赵武豪于2004年1月12日以人民币200万元受让郑添泉持有的铭可达发展公司20%股份后，铭可达发展公司于2005年4月28日增资，注册资金由1000万元增至8000万元，其中赵武豪增资1400万元，总出资达到1600万元，仍占铭可达发展公司20%的股份。即使如铭可达发展公司所主张的，赵武豪受让郑添泉所持公司股份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郑添泉的签字并非本人签署，赵武豪增资1400万元的事实亦足以证明其系铭可达发展公司的合法股东。铭可达发展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影响该案的实体审理，故不同意其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该案诉讼中，赵武豪、添成公司以为防止铭可达集团公司转移财产造成判决难以执行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查封冻结铭可达集团公司价值人民币16000万元的财产，赵武豪、添成公司与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富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协议》，申请两担保人向一审法院出具担保金额为16000万元的财产保全担保函，并向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转账支付担保费96000元，一审法院已作出裁定并查封铭可达集团公司名下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赵武豪、添成公司系达青公司的股东，合计持有达青公司22.5%的股份，其以达青公司的股东郑明强擅自不当转移达青公司的重大资产即铭可达物流公司的100%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60000000元）至铭可达集团名下，损害了达青公司、达青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二款的规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诉请郑明强及铭可达集团向达青公司返还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的100%股权，该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关于赵武豪、添成公司的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首先，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达青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赵武豪、添成公司系达青公司的股东，虽然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达青公司均对赵武豪的股东资格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赵武豪系铭可达发展公司即达青公司的合法股东，郑明强、铭可达集团公司及达青公司以此为由请求对该案中止审理于法无据，法院不予准许。其次，郑明强、铭可达集团公司及达青公司以赵武豪、添成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及存在另案出资纠纷为由主张赵武豪、添成公司主体资格不适格，因该事由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的条件审查范围，故其理由不能成立。再次，赵武豪、添成公司已书面请求达青公司的执行董事陈根荣、监事莫某清代表达青公司提起诉讼，该两人未于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诉讼，故赵武豪、添成公司作为达青公司的股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该案股东代表诉讼，郑明强、铭可达集团公司主张赵武豪、添成公司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该案赵武豪、添成公司诉求是否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提出赵武豪、添成公司的该案诉请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该案赵武豪、添成公司诉请铭可达集团公司向达青公司返还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该请求非债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抗辩，故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关于时效的抗辩依法不能成立。关于赵武豪、添成公司诉请铭可达集团公司向达青公司返还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是否成立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该案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时，郑明强既是达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及大股东，又是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并担任铭可达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明强主张达青公司从未就案涉股权转让提出过异议，因其无证据证明赵武豪、添成公司作为达青公司的股东对案涉股权转让知情或同意，故达青公司未提出异议不能等同于达青公司的股东对案涉股权转让交易的默示同意，郑明强利用职务便利促成达青公司与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股权转让交易，其作为达青公司的高管违反了对达青公司应尽的忠实义务。其次，如前所述，受让方铭可达集团公司与转让方达青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案涉股权转让行为属于关联交易，郑明强同时系达青公司与铭可达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法院认定铭可达集团公司在受让案涉股权时明知该股权转让未征求赵武豪及添成公司的意见。不仅如此，工商信息显示，铭可达物流公司的注册资本16000万元，达青公司已实际出资，但《股权转让协议书》显示达青公司向铭可达集团公司转让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的对价仅为1元，且无证据证明已支付该1元，实质上是无偿转让。虽然郑明强及达青公司主张铭可达物流公司在被转让时已有负债，故以1元作为对价，但郑明强、铭可达集团公司及达青公司、铭可达物流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曾于转让前对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过审计并提交相应审计报告，其主张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据此，铭可达集团公司不能认定系善意受让人。再次，针对郑明强及铭可达集团公司抗辩所称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未侵犯赵武豪、添成公司作为达青公司股东的权益，一审法院认为，赵武豪、添成公司提起该案股东代表诉讼，请求铭可达集团公司将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返还给达青公司，其期待胜诉的利益虽然最终归属于达青公司，但赵武豪、添成公司作为达青公司的股东将间接受益；同理，在郑明强及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行为侵害达青公司利益时赵武豪、添成公司的股东权益也将间接受到损害。综上，公司有独立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郑明强利用职务之便将达青公司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无偿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应认定郑明强与铭可达集团公司恶意串通，该行为不仅损害了达青公司的利益，破坏了达青公司的财产独立，也间接损害了其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至于铭可达集团公司抗辩提出的其在受让铭可达物流公司全部股权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管理人员，现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增值，故无法向达青公司返还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因铭可达集团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资产现状以及案涉股权转让发生至今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价值的变化，且铭可达集团公司所谓的投入过于笼统，故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后，如铭可达集团公司确因此产生损失，其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分析，赵武豪、添成公司主张案涉股权转让行为侵害了达青公司的利益，诉请铭可达集团公司向达青公司返还所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同时，达青公司作为原股权持有公司，铭可达物流公司作为被转让标的公司，均应协助及配合铭可达集团公司完成对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关于赵武豪、添成公司诉请各被告及第三人承担担保费96000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其诉讼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公司应当承担股东因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该案中赵武豪、添成公司诉请铭可达集团公司向达青公司返还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并申请查封了铭可达集团公司名下铭可达物流公司的100%股权，因此产生的担保费96000元有转账凭证及增值税发票为证，属于股东因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赵武豪、添成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该费用应由达青公司承担。赵武豪、添成公司主张的后续费用支出因未实际发生，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赵武豪、添成公司的诉讼请求大部分成立，法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铭可达集团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所持有铭可达物流公司的100%股权返还至达青公司名下；二、达青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赵武豪、添成公司支付担保费96000元；三、驳回赵武豪、添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422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847280元（已由赵武豪、添成公司预交），由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共同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二审法庭调查中，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共同提交达青公司单方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就郑添泉、赵武豪字迹及添成公司印章进行鉴定的多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达青公司单方委托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赵武豪与铭可达物流公司、添成公司与达青公司、达青公司与赵武豪、郑明强与赵武豪等之间的多宗诉讼所涉案件材料作为二审新证据，用以支持其上诉所提主张。赵武豪、添成公司则共同提交（2016）粤0306民初3753号案起诉状及《民事裁定书》、（2017）粤03民终8077号《民事判决书》、深公（信访）复查字[2018]32号《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作为二审新证据，用以支持其观点。再查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就原告添成公司诉被告达青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作出（2017）粤03民终15876号民事判决，判决达青公司在其住所地提供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供添成公司查阅、复制；提供自其成立至今的会计账簿及与之相关的记账凭证、原始凭证等会计资料供添成公司及其委托的注册会计师或者律师查阅。本院认为：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本案二审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依法不予审理。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赵武豪、添成公司是否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赵武豪、添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铭可达集团公司是否应向达青公司返还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问题。一、关于赵武豪、添成公司是否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涉案达青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赵武豪、添成公司系分别持有达青公司20%、2.5%股权份额的股东。赵武豪的股东资格，已为生效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460号民事判决所确认。该院已生效的（2017）粤03民终15876号民事判决，亦确认添成公司作为登记股东有权查阅、复制达青公司相关文件材料。股东是否已经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亦未对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股东作限制。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以赵武豪、添成公司是名义股东、不存在利益损害、未实际出资、未参与公司事务等为由，主张赵武豪、添成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为否定赵武豪、添成公司诉讼主体资格而提出的调查取证等申请，本院亦不予支持。二、关于赵武豪、添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本案中，赵武豪、添成公司系为了达青公司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向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提出返还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的主张。赵武豪、添成公司该请求并非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不属债权请求权，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的“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范畴。据此，原审法院认定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关于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并无不妥。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有关赵武豪、添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铭可达集团公司是否应向达青公司返还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问题达青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与铭可达集团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1元价格将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达青公司转让涉案股权时，郑明强系达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及大股东；同时又是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还是铭可达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涉案股权转让价格具体如何确定，达青公司、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铭可达物流公司均不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合理解释说明。事实上，对该转让股权的价值，亦未经过评估、审计确定或有相应财务报表相印证。而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铭可达物流公司的注册资本已达16000万元。郑明强作为达青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从事将涉案股权无偿转让（无证据显示1元对价已支付）给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铭可达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时，并未告知或征得达青公司股东赵武豪、添成公司的同意，违反了其作为达青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应当遵守的忠实勤勉义务；郑明强与铭可达集团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达青公司利益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铭可达集团公司依该无效行为所获取的原达青公司名下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依法应予返还。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有关达青公司未因涉案股权转让受损、股权无法返还等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2280元，由深圳市铭可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明强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红梅审判员  郑捷夫审判员  潘晓璇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陈敏书记员朱丽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