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0606行初1259号原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村东队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村。负责人邓伟标，社长。委托代理人文斌，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中心城区。法定代表人黄伟明，镇长。委托代理人杨乃铿，该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邓日科，广东法品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博爱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俊景南路商贸D区16号二楼。法定代表人刘国山，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陶伟坤，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凤霞，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村东队股份合作经济社对被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的行为不服，于2018年1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佛山市南海博爱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8日、4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负责人邓伟标及委托代理人文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杨乃铿到庭参加第一次、第二次开庭审理。被告的原委托代理人胡牵到庭参加第一次开庭审理。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邓日科，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陶伟坤到庭参加第二次开庭审理。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的审理期限延长至2019年11月15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3年8月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编号为博爱湖征地001号《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解放涌水系及博爱调蓄湖整治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下称《东队征地协议书》），约定被告征收原告土地335.685亩，其中留给原告的留用地67.137亩，计付征地补偿款面积268.548亩。《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五条第1点约定，占留用地面积40%的留用地即26.8548亩（67.137亩的40%），安排在兴业路以东范围内，该部分留用地办理城镇住宅用地证，用作收储拍卖；第七条第2点约定，被告确保原告40%的留用地三年内完成收储拍卖手续，否则，被告每年补偿400万元给予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洞边村委会），由上队、中队、东队、南队按田亩比例共有。2018年7月8日，原告致函被告，因被告未在《东队征地协议书》约定的时间内完成收储拍卖，要求被告按《东队征地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土地征收补偿金。2018年7月13日，第三人致函原告，称其已收悉原告上述关于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信件，并称其系被告委托的作为相关征地协议的实施单位。第三人认为《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第2点约定被告未能在三年内完成留用地收储拍卖手续所支付的款项为补偿款，该款项是补偿洞边村各经济社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后未能获得土地拍卖收益的损失，而非被告应支付的土地征收补偿金，并认为在该三年期限内洞边村不存在损失问题，无需计算补偿款。因本案双方一直协商，直至最后答复，本案不服行政诉讼时间应从2018年7月13日开始计算。原告认为，一、《东队征地协议书》系原、被告在充分协商情况下达成的协议，由洞边村委会见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真实有效。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并享有约定的权利，作为协议一方的原告已按约定履行全部义务，被告也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但被告并未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按协议第七条第2点约定三年期限内完成相关留用地的收储拍卖手续，被告已构成单方违约，理应按协议约定承担责任。二、在《东队征地协议书》约定的被告办理相关留用地收储拍卖手续的三年期限届满后，被告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履行，原告一直催促被告尽早完成收储拍卖手续。在履约期限届满近三年的2018年7月8日，原告仍本着从实际出发，积极与被告沟通如何处理事宜，并按协议约定向被告致函要求其承担土地征收补偿金，以期妥善达到协议目的。三、原告向被告致函要求其承担补偿责任后，被告将函件转至其委托的作为相关征地协议的实施单位的第三人处理。第三人发函致原告，从函件可知，被告承认诉争违约金的每年400万元的计算基础及原告所占23.999%的计算比例。但对所应支付款项的性质及计算期间存在争议，其认为被告应支付款项的性质为补偿款而非违约金，并认为计算期间应从协议约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才计算所应支付款项。对此，原告认为被告完全错误。首先，《东队征地协议书》系双方签订的真实有效的合同。协议第七条第2点为双方约定的留用地使用条款，理应得到贯彻执行。作为补偿款，其定义应系协议签订时能够一次性明确确定具体金额的款项，正如《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一条第1点所列征地补偿费13427400元才能称之为补偿款，补偿款并非随时间延续能够调整的款项。本案诉争款额，系以被告未在三年内收储拍卖为前提，并以每年400万元为基数，按原告所占比例计算，其完全按合同约定履行。其次，对于土地补偿金的计算期间，被告同样存在错误。《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第2点约定的三年内完成收储拍卖手续，系双方协商一致约定的为达到合同目的的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未在三年时间内完成收储拍卖手续，即应当支付土地补偿金（违约金）。若在约定的三年期内，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就不存在被告违约的情形，也不存在被告承担违约金的问题。设置合同履行期间的意义仅仅是为顺利实现合同目的，并非排除因合同一方违约而应承担的责任。因此，被告因超期未履行合同义务，并不会导致合同履行期间排除在违约金的计算期间之内。另外，在提起本案诉讼后，原告还协助被告，按照被告及第三人要求，办理土地征收收储拍卖的手续。综上所述，被告应在5年3个月的期间内对原告承担支付土地补偿金的责任，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不履行《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的行政行为违法；2.被告和第三人连带向原告支付合同履行期间土地征收补偿金（违约金）2879880元（每年400万元，自2013年8月3日起至2016年8月2日止，共3年，原告所占比例23.999%，应收土地征收补偿金为400万元×3×23.999%=2879880元）；3.被告和第三人连带向原告支付合同履行期间届满土地征收补偿金（每年400万元，自2016年8月3日起，暂计至2018年11月2日，共2年3个月，以后另计。原告所占比例23.999%，应收土地征收补偿金暂合计为400万元×（2+3/12）×23.999%=215991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原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及邓伟标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及负责人的情况。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第三人的企业信息登记情况，及证明其股东是被告公资办属下的公司，是代表被告行使部分行政职能。3.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4.《东队征地协议书》，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征收土地协议，并约定了违约条款（第七条），即被告应在三年内确保相关留用地完成收储拍卖手续，否则，被告应每年支付400万元违约金，原告按比例收取违约金，如有争议，则申请上级行政处理。5.狮山镇农村集体组织民主议事表决情况表（2018年7月27日），证明原告全体村民通过决议，要求被告支付2013年8月2日起至土地实际收储拍卖手续完成之日为止的土地补偿金。6.原告向被告发出的函，证明2018年7月8日，原告收到被告的相关通知，向被告提出要求补偿从2013年8月2日开始的土地补偿金。被告在2018年7月9日公示涉案土地准备拍卖。7.第三人向原告发出的函（2018年7月13日），证明被告及第三人收到了原告的发函，第三人系被告委托的征地协议的实施单位，被告及第三人确认了原告函件所提到的诉争违约金每年400万元的计算基础及原告所占23.999%的计算比例，只是对款项性质及起算时间存有异议。8.《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佛山市南海区2016年度第三十七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佛山市人民政府发出的《征地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证明涉案的土地在2017年1月9日才经广东省国土资源厅批准转为建设用地，同年3月23日佛山市人民政府才公告补偿安置方案。9.用地手续催办通知书，证明被告要求原告在2017年5月12日前办理用地报批手续，双方一直协商补偿问题。被告所称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10.原告2018年11月30日下发的《通知》、土地使用权出让事宜表决内容、狮山镇农村集体资产交易会议决议、狮山镇农村集体组织民主议事表决情况表（2018年12月2日），证明原告根据被告要求，对土地征收拍卖进行表决，原告通过被告收储征收的方案。11.供地承诺书、证明、违法用地调查表、违法用地位置及四至范围示意图、用地红线图（报批）、关于佛山市南海区2017年度第十八批次城镇建设用地落实留用地安置的证明，证明原告一直配合被告办证的程序，对涉案留用地，被告一直没有落实土地的规划报批，延迟办证。12.《关于狮山镇洞边村上队、中队、南队、东队股份合作经济社共有留用地111.8996亩土地出让的处理意见》，证明至2018年11月8日被告才开始办理收储拍卖，原告才知道被告开始准备就涉案土地进行拍卖。被告辩称，一、本案实质为原告与被告履行《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内容是当事人双方就留用地如何处理协商的结果，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所指的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内容。根据原告诉讼请求及起诉材料可知，原告认为被告不履行上述协议第七条内容违法。根据上述协议第一条内容可知，被告需支付原告征地补偿款13427400元，该征地补偿款对应的土地面积为268.548亩，不包含67.137亩留用地。换言之，与67.137亩留用地相关的款项及条款（协议第七条）不属于土地征收协议条款。而且，上述协议第七条的补偿金条款是原告及被告针对留用地如何处理协商的结果，该条款不影响征地行为及征地补偿的效力，因此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所指的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涉讼协议第七条是原告及被告基于平等、自愿的原则订立，因此引起的纠纷属民事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退一步言，即使《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内容属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的组成部分，但原告实质是对第七条如何履行存在争议，而非对该条的效力存在争议，仍属民事纠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土地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01]42号）第4点规定：“当事人因对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提高或降低补偿、安置标准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处理。当事人对征地补偿、安置问题达成了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即使《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内容属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对履行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中发生的争议，属民事纠纷。现原告主张的观点是若留用地在三年内未完成收储及拍卖工作，自签订协议之日起每年支付相应的补偿金；而被告认为应自第四年起支付相应的补偿金。双方争议属第七条如何履行的争议，根据上述规定，属民事纠纷。（三）被告不具备处理涉讼申请事项的“法定职责”，因此本案不属于行政不作为案件。行政不作为前提是该行政机关具备该等“法定职责”。根据《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内容可知，被告履行协助原告完成收储拍卖手续是被告的约定义务，而非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若双方未就留用地如何处理进行约定，被告无法定职权需要协助原告收储拍卖，从该角度而言，本案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不作为案件。综上，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二、本案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规定，原告至迟于2016年8月2日即知晓留用地是否收储拍卖，进而知晓被告是否应当按照《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支付相应补偿金，但原告于2018年11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三、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无依据，被告因原告原因无法履行《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内容。被告在签订上述协议前，已与村民代表提前释明涉讼协议条款，明确该补偿款是针对留用地在期限内未能完成收储拍卖之后的超期补偿款，即2016年8月3日之后的补偿款；签订协议之后的三年（即2013年8月3日至2016年8月2日），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收储拍卖，之后拍卖收益也会按照约定由原告取得，若留用地无法收储拍卖，被告自2016年8月3日起补偿原告。原告是知晓该情况后才签订了上述协议。因此，原告主张被告需支付2013年8月3日至2016年8月2日的补偿金无依据。另外，与本案相关的征地项目共涉及洞边村委会（上队、中队、东队、南队）四个经济社，除原告以外，被告也在其它三个经济社签订协议（内容与涉讼协议基本一致）前释明内容，之后，在留用地未能如期完成收储拍卖的情况下，被告与其它三个经济社签订了补充协议就如何支付补偿金（支付方式）做了进一步说明，补充协议的内容与被告之前同各方经济社释明内容一致，被告也已经按照补充协议内容向其它三个经济社支付补偿金，其它三个经济社均无异议，只有原告认为应当自签订协议之日起支付补偿金，不愿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进而导致被告无法履行协议。因此，原告第二点诉讼请求无依据，因原告自身原因导致被告无法继续履行涉讼协议。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十条“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过程中确定的土地补偿有异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土地权利人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的规定，对原告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已超过起诉期限，原告的起诉无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起诉。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东队征地协议书》及洞边东队面积统计表，证明《东队征地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协商就留用地如何处理协商的结果，该协议第七条第2点的内容不影响征地行为及征地补偿的效力，并不具有征地补偿协议的性质，被告依据该协议第七条支付补偿款并非法定职责，而是合同约定产生的义务，原告至迟于2016年8月2日即知晓留用地是否收储拍卖，进而知晓被告是否应当按照该协议第七条支付相应补偿金，但原告于2018年11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被告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村南队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南队经济社）签订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解放涌水系及博爱调蓄湖整治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以下简称《南队征地协议书》）及洞边南队面积统计表、《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解放涌水系及博爱调蓄湖整治项目征收土地补偿金支付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南队补充协议》）、南海区狮山镇集体组织收据（电子）；3.被告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村上队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上队经济社）签订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解放涌水系及博爱调蓄湖整治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以下简称《上队征地协议书》）及洞边上队面积统计表、《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解放涌水系及博爱调蓄湖整治项目征收土地补偿金支付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上队补充协议》）、南海区狮山镇集体组织收据（电子）；4.被告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村中队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中队经济社）签订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解放涌水系及博爱调蓄湖整治项目征收土地协议书》（以下简称《中队征地协议书》）及洞边中队面积统计表、《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解放涌水系及博爱调蓄湖整治项目征收土地补偿金支付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中队补充协议》）、南海区狮山镇集体组织收据（电子）；5.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经济联合社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2-5证明本案相关的征地项目共涉及洞边村委会（上队、中队、东队、南队）四个经济社，除原告以外，被告与其它三个经济社签订协议（内容与《东队征地协议书》基本一致）前释明协议内容，之后，在留用地未能如期完成收储拍卖的情况下，被告与其它三个经济社签订了补充协议就如何支付补偿金（支付方式）作了进一步说明，补充协议的内容与被告之前同各经济社释明内容一致，被告也已经按照补充协议内容向其它三个经济社支付了补偿金，其它三个经济社均无异议。6.南国土储狮山〔2017〕00022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移交土地进行储备的通知》及附件《用地红线图（收回）》、《用地红线图（报批）》2份，证明111.8996亩涉案土地申请用地报批时，原告及其它三个经济社均予以盖章确认，涉案土地坐标与《用地红线图（收回）》中坐标点J7、J8、J9、J10、J31地块对应，因此涉案土地正式收储时间为2017年12月25日。7.狮府〔2012〕80号《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关于狮山镇解放涌水系调蓄整治征地拆迁补偿方案的请示》（以下简称狮府〔2012〕80号文）、南府〔2012〕276号《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狮山镇解放涌水系及博爱调蓄湖整治项目征地拆迁的通告》（以下简称南府〔2012〕276号文）、南府复〔2012〕874号《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实施狮山镇解放涌水系及博爱调蓄湖整治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方案的批复》（以下简称南府复〔2012〕874号文），证明被告签订涉案征地协议书职权合法。第三人述称，一、第三人并非涉案的行政协议的当事人，只是受被告的委托，在受委托范围内代为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因第三人与行政协议以及本案的处理结果均没有利害，原告将佛山市南海博爱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列为本案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二、原告请求确认被告不履行协议的行政行为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被告不存在不履行行政协议的行为。据第三人了解，被告自签订涉案的协议后，一直有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协议义务。虽然因客观原因导致被告未能将涉案协议所涉及的土地在协议确定的时间内完成收储拍卖手续，但是在前述情况出现后，被告一直积极解决，并立即委托第三人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应的补偿款给原告。因原告对补偿款数额有异议，不愿意接受相关补偿款，故相关补偿款并未最终支付完毕。原告在本案所提交与被告来往函件证据亦能反映前述款项支付的相关情况。因此，原告称被告没有履行涉案协议第七条与实际情况不符。（二）本案属于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产生的纠纷，并不存在需要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情况，亦不符合法院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裁判条件。按照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为“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现原告请求确认不履行行政协议违法与法律规定不符，请法院依法驳回该项诉讼请求。三、第三人认为原告诉请被告自2013年8月3日支付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与协议约定不符。（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第2点中明确约定被告因未能在三年内完成留用地收储拍卖手续所支付的款项为补偿款，该款项是补偿洞边村各经济社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后未能获得土地拍卖收益的损失，而非被告应支付的违约金。因三年时间是双方约定的完成土地收储拍卖手续的期限，故该期限内洞边各经济社不存在损失问题，因此按照协议约定的目的以及款项性质，被告支付补偿款的时间应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满三年后再行开始计算，办证所需三年的时间无需计算补偿款。事实上，涉案的协议履行过程中，洞边村各经济社均是接受自2016年8月3日起计算相应的办证补偿款。因涉案的行政协议不是单独协议，其与洞边村各经济社签订的相关协议共同组成一个大的征地合同，具有整体性和特殊性，协议的具体履行应参照整体的征地协议的具体执行情况进行履行。（二）本案中，第三人受被告的委托，有权向洞边村各经济社支付相应的逾期办证补偿款。现洞边村各经济社除原告外均已经接收了第三人支付的自2016年8月3日起计算的补偿款。按照被告的委托授权，第三人目前仍认可可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8月3日起计算的补偿款，但是截至第三人作出答辩之日，原告仍不愿意收取。第三人认为，因原告自身原因不收取相关补偿款而导致的一切损失均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因原告的诉请不合理，请法院依法判决。第三人在诉讼中没有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4、6-12，被告提供的证据，到庭的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5，因原告村民表决的事项与本案审查的被告是否需要向原告支付补偿款无关，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作出南府〔2012〕276号文，通告了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解放涌水系及博爱调蓄湖整治项目征地拆迁有关事项，明确上述项目的征地拆迁补偿工作由被告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同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又作出南府复〔2012〕874号文，同意实施被告上报的《狮山镇解放涌水系及博爱调蓄湖整治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方案》。为加快上述整治项目的建设，2013年8月2日，被告与洞边村委会的上队、中队、东队（即原告）、南队四个经济社分别签订4份征地协议书，除被征收土地面积、留用地面积及与此相关的土地补偿款数额等不一致外，协议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其中，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东队征地协议书》约定，被告征收原告位于兴业路以东，红星路以西一带的土地335.685亩，其中留用地67.137亩，计付征地补偿款面积268.548亩。该协议第五条第1点约定，“占留用地面积40%的留用地即26.8548亩，安排在兴业路以东范围内，该部分留用地办理城镇住宅用地证，用作收储拍卖。”第七条第2点约定，被告确保原告40%的留用地三年内完成收储拍卖手续，否则，被告每年补偿400万元给予洞边村委会，由上队、中队、东队、南队按田亩比例共有。2017年1月9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向佛山市人民政府作出《批复》，同意佛山市人民政府将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东队、南队、中队、上队股份合作经济社等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办理征收为国有土地手续，完善征收手续后依照规划安排作为佛山市南海区城镇建设用地。2017年3月23日，佛山市人民政府根据上述批复发出《征地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7年5月11日，第三人向原告发出《用地手续催办通知书》，告知用地报批手续完成后才能收储拍卖，要求原告在2017年5月12日前按国土部门要求提供办理用地报批手续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并按要求签名盖章，逾期产生的责任由原告承担。2017年12月25日，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作出南国土储狮山〔2017〕00022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移交土地进行储备的通知》，将涉案土地作为狮山镇存量土地交给佛山市南海区土地储备中心管理，及安排使用。2018年7月8日，原告致函被告，认为被告在办证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导致洞边村委会约定收储的土地（原告占23.999%）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收储拍卖，至2018年7月8日（逾期4年340日）已产生违约金4734049.31元，虽然被告于2018年7月9日公示了该留用地已办好证准备拍卖，但鉴于违约金迟迟未补偿，故要求被告最迟在2018年7月15日支付上述补偿违约金。2018年7月13日，第三人致函原告，告知已收悉原告上述关于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信件，并确认其系被告委托的作为相关征地协议的实施单位，但第三人认为，原告的诉求与合同约定不符，《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第2点的内容明确约定的补偿款项是补偿洞边村各经济社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后未能获得土地拍卖收益的损失，而非被告应支付的违约金，因三年时间是双方约定的完成土地收储拍卖手续的期限，故该期限内洞边村各经济社不存在损失问题，被告支付补偿款的时间应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满三年后再行开始计算。另外，洞边村涉及该征地项目的其他经济社对此计算方式均无异议，被告亦已如期足额向其他经济社支付了相应的补偿费用。因此，第三人不同意原告的要求。2018年12月4日，原告通过民主表决的方式同意对涉案土地使用权出让事宜（含通过拍卖、招标、协议等出让方式出让土地）。2019年1月21日，涉案土地被拍卖。另查，2017年8月31日，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经济联合社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主要为，根据被告与洞边村委会的上队、中队、东队、南队四个经济社签订的征收土地协议书约定的留用拍卖问题，由于被告在三年内未完成收储拍卖手续，所以被告要按协议的约定每年补偿400万元给予洞边村（上队、中队、东队、南队按田亩比例共有），其中原告占26.8548亩，收取补偿款959960.54元；上队占41.3032亩，收取补偿款1476437.8元；中队占19.5912亩，收取补偿款700313.5元；南队占24.1504亩，收取补偿款863288.16元。同时，包括原告在内的上述4个经济社在《情况说明》中均加盖公章予以确认。2017年9月20日，就洞边村委会111.8996亩留用地逾期收储拍卖的补偿事宜，第三人受被告委托，与南队、中队、上队三个经济社分别签订《南队补充协议》、《中队补充协议》、《上队补充协议》，约定：一、补偿期限从2016年8月3日起计，直至完成收储拍卖手续之日止；二、支付方式：由第三人向南队、中队、上队每年期支付一次；三、补偿金额：每年支付补偿金400万元给予洞边社区居民委员会（东队、南队、中队、上队按田亩比例共有）。2017年9月29日，第三人分别向南队、中队、上队经济社支付了《情况说明》中约定的款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根据南府〔2012〕276号文及南府复〔2012〕874号文规定，被告作为负责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解放涌水系及博爱调蓄湖整治项目的征地实施单位，其与原告就涉案土地征收及补偿等有关事宜订立的《东队征地协议书》，属于行政协议。原告与被告在履行上述协议中产生的纠纷，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告认为涉案争议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的起诉有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被告认为，原告最迟于2016年8月2日即知晓留用地是否收储拍卖，进而知道被告是否应当按照上述协议第七条规定支付相应补偿金，但原告于2018年11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在2016年8月2日应知晓涉案留用地尚未收储拍卖，被告应按协议支付相应的补偿金。但因上述留用地的收储时间在2016年8月2日仍未确定，即相应的补偿金的金额无法准确计算，且征地协议对被告支付逾期收储补偿金的时间亦没有明确，被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明确告知原告留用地被收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5日，因此，在无证据显示原告何时知道留用地被收储的时间的情况下，应推定原告在2018年7月8日发函时才知道留用地被收储的事实，故原告在2018年11月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被告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存在不按《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第2点规定向原告支付逾期收储补偿款的行为，被告和第三人应否连带向原告支付自2013年8月3日起至支付之日止的逾期收储补偿款（按每年400万元的23.999%的比例计算）。首先，对被告是否存在不按协议履行支付逾期收储补偿款的行为，经查，对涉案留用地逾期收储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根据《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第2点约定，被告因逾期收储，应向原告支付逾期收储的补偿款。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履行该义务的行为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涉案留用地共111.8996亩，分别属于洞边村的南队、中队、上队及原告四个经济社所有，被告在与上述经济社签订的征地协议中，均承诺在协议签订的三年内完成上述留用地的收储拍卖手续，否则，按每年400万元的标准补偿给四个经济社，由四个经济社按份分配。后因被告未能完成三年内完成收储拍卖手续的承诺，2017年9月20日，被告即委托第三人就留用地逾期收储拍卖的补偿事宜与南队、中队、上队三个经济社进行协商，并在与上述3个经济社签订补充协议后，按约定分别支付了从2016年8月3日起计算的一年的补偿款。而关于原告一直未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及收取补偿款的原因，原告在庭审中承认，其从2016年8月2日开始一直就《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第2点的问题与被告协商，结合2018年7月原告与第三人往来的函件反映，在逾期收储的事实发生后，被告实际已就原告的补偿事宜积极处理。至于双方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对补偿款计算的起始时间有异议导致，即原告提出的补偿款计算起始时间为协议签订的次日至2018年7月8日，而被告认为补偿款应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满三年后开始计算。由此可见，被告不存在不主动按协议履行向原告支付逾期收储补偿款的行为，被告在涉案留用地逾期收储后，已积极向包括原告在内的相关经济社履行支付逾期收储补偿款的义务。在被告同意按协议约定及《情况说明》确定的分配比例向原告支付逾期收储补偿款的情况下，原告因对补偿款计算的时间有异议而不收取补偿款的行为，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不履行协议义务的依据，其要求确认被告不履行《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的行为违法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被告应支付的逾期收储补偿款的数额，原告对其每年按400万元的23.999%的比例计算没有异议，原、被告争议的是补偿款计算的起始时间，原告认为补偿款应从《东队征地协议书》签订的次日即2013年8月3日起计算，被告则认为应自协议签订的第四年起支付，即2016年8月3日起计算。对此，本院认为，《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第2点关于被告逾期收储拍卖应每年补偿400万元给予洞边村委会的约定，实际是为了督促被告在协议签订后的三年内尽快完成留用地的收储拍卖手续，即被告未能在上述期限完成收储拍卖手续的，将被要求承担支付逾期收储补偿款的义务。若将该条款理解为从签订之日起被告按每年400万元的标准按比例支付补偿款给原告，则三年内完成收储拍卖手续的承诺将失去意义，也不符合该条款订立的本意。因此，被告承担支付逾期收储补偿款的时间应从2016年8月3日起计算。又因涉案留用地在2017年12月25日已被收储，被告逾期收储的时间超过一年未满两年，结合《情况说明》中关于补偿款分配比例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逾期收储补偿款按一年计算共959960.54元。原告对补偿款计算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第三人应否承担支付补偿款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支付逾期收储补偿款是《东队征地协议书》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义务，签订该协议的主体为原告及被告，第三人并未参与，因此，要求第三人承担履行协议责任没有依据。虽然第三人2018年7月13日在回复原告的函件中确认其系被告委托的相关征地协议的实施单位，但被告对此并不确认，且从第三人与南队、中队、上队三个经济社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可知，第三人只是受被告的委托就洞边村委会111.8996亩留用地逾期收储拍卖的补偿事宜与相关经济社进行协商，故原告要求第三人承担支付补偿款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被告签订的《东队征地协议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且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其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合法有效的行政协议。被告因未能在上述协议第七条第2点约定的期限内完成留用地的收储拍卖手续，应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8月3日起至2017年12月25日止的补偿款，按一年计算共959960.54元。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不履行《东队征地协议书》第七条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请，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其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自2013年8月3日起至支付之日止的逾期收储补偿款的诉请，本院只支持其中的959960.5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村东队股份合作经济社支付逾期收储补偿款959960.54元；二、驳回原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洞边村东队股份合作经济社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负担。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嘉敏人民陪审员  陈嘉碧人民陪审员  陆意玲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黎晓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