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606行初4号原告曾银花，女，1985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高明区。委托代理人李忠林，广东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李产，广东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泰华路318号。负责人蔡子强，该办事处主任。行政负责人李国辉，该办事处副主任。委托代理人梁志艳，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谢惠燕，该办事处工作人员。第三人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泰和村民委员会古杨经济合作社，住所地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泰和村民委员会古杨村。负责人区兆庭，该社社长。原告曾银花不服被告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办事处作出的荷办行决〔201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荷办行决〔2018〕3号《补充说明书》，于201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泰和村民委员会古杨经济合作社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本人及委托代理人李忠林，被告行政负责人李国辉及委托代理人梁志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荷办行决〔201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原告是刘某和曾某的婚生女儿，原是湖北省××县××所××村×组农业户口村民。2001年6月19日，刘某和曾某经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原告由刘某负责抚养。2002年10月16日，刘某与第三人处的村民区某登记再婚。2002年11月26日，原告随刘某将户口迁入第三人处。刘某和区某再婚后，原告与该两人一起生活，并由该两人共同抚养至成年。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公有企业在编人员，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取得了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012年1月，第三人申请成立经济合作社时的成员名单上有原告的名字，第三人当时已经确认了原告的成员身份，且原告迁户至第三人处后也实际享受了第三人的集体收益分配等成员同等待遇。被告认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有户口迁入、迁出情形的公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一般由成员大会表决确认，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中共佛山市高明区委办公室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委农办、区农业局〈关于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明办发〔2009〕1号文》”）第三条第（一）款第3点第（1）项规定：“符合下列条件，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界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收养的子女，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据此规定，农村村民合法收养的子女入户后即可直接确认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区某与原告是继父母子女关系。原告随母迁入第三人处时仍属于未成年人，且随刘某、区某生活，由该二人共同抚养至原告成年，在此过程中，区某与原告已经形成了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亲生父母子女、养父母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地位。既然收养子女入户后可根据《明办发〔2009〕1号文》第三条第（一）款第3点第（1）项第⑥目的规定直接界定为入户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也可类比收养子女的规定直接界定为入户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此外，原告亦符合《明办发〔2009〕1号文》第三条第（一）款第3点第（1）项第目规定的人员。另，第三人成立经济社时已经将原告列入成员名单，即确认了原告的成员身份，且原告迁入第三人处后也实际享受了第三人集体收益分配等成员同等待遇，本案亦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未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因此，原告依法具有第三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享有成员同等待遇。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决定：原告具有第三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成员同等待遇。2018年10月25日，被告作出荷办行决〔2018〕3号《补充说明书》，补充说明如下：原告自申请之日（2017年3月27日）起享有第三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而且至今没有丧失该待遇。原告诉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缺乏事实依据，应予撤销。被告调查核实在2012年1月第三人成立时，第三人已将原告列入社员名单，确认了成员身份。事实上，原告早在第三人于2012年1月成立时已经实际享受了第三人的收益分配等成员同等待遇。但被告作出的《补充说明书》仅认定原告从申请行政处理之日起享有第三人的成员同等待遇。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未能起到应有的定纷止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作用。2016年，第三人与政府商定征地方案，由政府征收第三人的集体土地。2017年2月14日，第三人对征地补偿款进行了第一次分配，每位成员分得260000元，现还有部分征地款尚待分配。但第三人以原告属于随嫁女为由，一直不准原告参与商议，也不给予原告分配征地补偿款。原告于2017年3月27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处理的目的就是为了追讨同年2月14日分配的征地补偿款。三、从现实需要角度，被告应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起诉，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荷办行决〔201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荷办行决〔2018〕3号《补充说明书》；2.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3.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原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行政处理决定书》《补充说明书》，证明原告从2012年1月初，第三人成立之时已经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且一直享受福利待遇，经过被告的调查，证实了这一事实。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后，于同年1月29日送达原告，于同年2月5日送达第三人。被告已在行政处理决定中明确告知双方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截至原告提起本诉时，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原告的起诉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二、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有相关职权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被告作为高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享有（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的职权，有权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指导、监督和依法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否则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三、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请求确认成员资格的申请后，依法展开调查、核实，并联系第三人告知其原告的申请事宜，与原告及第三人沟通，保障其知情权、申辩权。《行政处理决定书》作出后，被告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并告知其享有行政复议和诉讼权利。四、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原告未成年时随母亲将户口迁入古杨村后取得了第三人的成员资格，且实际享受了成员同等待遇。第三人在2012年成立时已在成员名单中确认了原告为经济社社员，并且按照成员同等待遇向原告发放了集体经济组织分红，给予了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二）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法律规定的丧失成员资格的情形，其依法仍属于第三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原告的申请事项是请求被告确认其具有第三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行政机关对村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的规定，原告要求第三人支付征地补偿款的纠纷实质上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纠纷，不属于行政处理的范畴，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6行终481-485号生效行政判决对此也作了相关认定。被告依法依申请查明案件事实后作出确认原告成员资格的行政处理决定，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理决定书》《补充说明书》，证明原、被告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2.行政处理决定生效证明书，证明涉案行政处理决定已于2018年2月5日生效，双方当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3.送达回证、快递单、邮件查询单，证明被告依法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理决定书》。4.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处理的事实。5.原告身份证、户口簿、原告母亲的身份证、结婚证、结婚登记申请书、婚姻状况证明2份、通城县人民法院的证明书、（2001）通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份，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处理时提交的资料，证实原告的身份、户籍情况及其父母婚姻情况等。6.《荷城街道泰和村民委员会古杨经济合作社章程》、社员表决签名表、表决会议社员签到表，证明2011年12月30日，第三人通过章程时，原告作为成员参加了会议。7.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申请表、古杨经济社所有成员名单，证明第三人在成立时已确认原告为经济社成员。8.第三人2011年、2012年、2013年、2016年集体分配方案及分配明细，证明原告实际享受了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9.相关法律摘录、法律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明办发〔2009〕1号文》），证明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10.相关案例〔（2016）粤06行终48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参考案例。第三人在诉讼中没有答辩也没有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1，是相同证据，为涉案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补充说明书，双方据此主张的证明内容不同，争议为原告享有成员待遇的起算时间，亦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分析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无异议，该行政处理决定生效证明书载明涉案被诉的行政处理决定已于2018年2月5日生效，该生效日期认定有误，涉案被诉的行政处理决定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2018年2月5日尚未超过复议期限和起诉期限。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3～8，原告无异议，上述证据能够反映案件事实，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9，原告有异议，该法律摘录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所引用的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0，原告有异议，该判决并不涉及本案原告和第三人，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原是湖北省××县××所××村×组农业户口村民，母亲是刘某，父亲是曾某。2001年6月19日，刘某和曾某经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01）通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离婚，原告由刘某负责抚养。2002年10月16日，刘某与第三人处的村民区某登记再婚。同年11月26日，原告随刘某将户口迁入第三人处，并随刘某、区某一起生活，由该两人共同抚养至成年。2012年1月，第三人成立，原告参与了第三人的成立和章程表决，第三人将原告列入其成员名单。第三人成立后，原告一直享有第三人的集体收益分配等成员同等待遇。2017年2月14日，第三人发放征地补偿款，但以原告是随嫁女为由，未向原告发放。2017年3月27日，原告向被告提交申请书，请求确认其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经调查，被告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荷办行决〔201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原告具有第三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成员同等待遇。被告分别于2018年1月29日、同年2月5日将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原告和第三人。2018年10月25日，被告作出荷办行决〔2018〕3号《补充说明书》，补充说明如下：原告自申请之日（2017年3月27日）起享有第三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而且至今没有丧失该待遇。原告于2018年10月25日收到上述《补充说明书》。另查，《明办发〔2009〕1号文》第三条第（一）款第3点第（1）项规定：“符合下列条件，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界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收养的子女，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第（2）项规定：“除上述情形外，对其他户口迁入、迁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居民，其成员资格界定如下：1982年1月1日起，户口迁入、迁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居民，其成员资格经社委会（理事会）审查，提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表决确定。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三人2011年12月30日表决通过《荷城街道泰和村民委员会古杨经济合作社章程》，该章程第七条第（一）款第6点、第（二）款的规定与上述《明办发〔2009〕1号文》第三条第（一）款第3点第（1）项第⑥点、第（2）项的规定，内容相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监督，是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的法定职权。被告作为高明区人民政府的设立的街道办事处，享有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的职权。被告应原告的申请，对其请求事项予以处理，具有法律依据。经调查核实后，根据相关法规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履行了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程序。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原告是户口迁入人员，根据上述规定，其是否具有第三人处的成员资格，应按照第三人处的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高明区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原告的情形并不符合《明办发〔2009〕1号文》第三条第（一）款第3点第（1）项和《荷城街道泰和村民委员会古杨经济合作社章程》第七条第（一）款第6点的规定，无法依据高明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和第三人的章程规定取得第三人的成员资格。根据《荷城街道泰和村民委员会古杨经济合作社章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的成员资格需经社委会（理事会）审查，提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表决确定。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成员资格已经第三人的成员大会表决确定，但在2012年1月第三人成立时，原告参与了第三人的成立及章程的表决，而且第三人将原告列入其成员名单，第三人成立后，原告一直享有第三人的集体收益分配等成员同等待遇。可见，第三人对迁入人员的成员资格审查，并未严格按照《荷城街道泰和村民委员会古杨经济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执行，该章程并非审查成员资格的唯一依据，第三人已经在事实上确认了原告具有其成员身份。本案亦无证据反映原告是通过隐瞒、欺诈、串通等不合法的方式取得成员资格，被告据此确认原告属于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无不当。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原告享有第三人成员待遇的起算时间。被告应根据行政合理性原则和行政行为的效力原则确认原告自涉案决定作出之日起享有第三人成员同等待遇，不溯及之前的权益分配。本案被告作出《补充说明书》，确认原告从2017年3月27日提出申请时起享有第三人的成员同等待遇，并不妥当，亦与我市为妥善解决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权益问题的做法并不一致，本院对该瑕疵予以指正。由于原告的成员待遇应从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计算，故原告关于第三人向其发放2017年2月的征地补偿款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查，虽然原告于2018年1月29日收到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但该行政处理决定并未确定原告何时享有第三人的成员待遇。2018年10月25日，被告作出荷办行决〔2018〕3号《补充说明书》，并于作出当日送达原告。该《补充说明书》明确了原告享有成员待遇的起算时间，对原告的成员权益作出了实质性的处理，应视为对原行政处理决定的延伸和补充。在原告同时起诉原行政处理决定和补充说明的情况下，从充分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本案应一并审理较为合理，原告的起诉期限应从其2018年10月25日收到本案《补充说明书》之日起算。被告的辩解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虽有瑕疵，但并不足以达到撤销的法定条件。原告要求撤销上述处理决定和补充说明，并要求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理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银花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曾银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文锋人民陪审员  黎嘉妍人民陪审员  钟玲芝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黄绮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