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1民终8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桂云，女，197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廊坊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嘉，河北凌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思思，河北凌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东杰，男，197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萍，河北仁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东生，男，197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希彦，男，194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退休教师，现住衡水市景县，刘东生之父。上诉人李桂云因与被上诉人刘东杰、刘东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1102民初5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桂云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李书嘉、舒思思，被上诉人刘东杰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金玉萍，被上诉人刘东生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刘希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桂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冀1102民初5028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刘东杰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决上诉费用由刘东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刘东杰主张的借款事实系编造。因刘东生系银行工作人员，同时又做放贷工作，因银行工作纪律原因，不能在个人名下银行卡中有大量资金转入转出，所以刘东生一直使用刘东杰的银行卡用于工作和生活的各种支出和存入。本案中被刘东杰主张其于2013年7月25日向刘东生（系刘东杰亲兄弟）出借85万元，刘东杰自称将自己的银行卡直接转交给刘东生，该情节显然系杜操。首先。在2013年7月25日前，李桂云曾多次向该张银行卡转账33000元，如该卡确实于2013年7月25日才交付刘东生，李桂云于借款日前为何向刘东杰银行卡转账？其次，李桂云在2013年7月25日后也曾多次向该张银行卡转账，累计共344310元，该张银行卡在2013年7月25日之后也有大量的存入与支出，如果像刘东杰所称将该银行卡交付给刘东生作为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那2013年7月25日之后该银行卡发生的存入与支出究竟是谁的操作？最后，2013年7月25日刘东杰名下银行卡转入800000元，但被上诉人未说明该转入款项的来源，不能直接认定该笔款项来源于刘东杰。综上，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本案关键事实、未调取案涉银行卡的全部交易流水的情况下，认定刘东杰杜撰的情节显然不妥，请二审法院调取案涉银行卡的自开户之日的全部交易流水及对手信息。事实胜于诡辩。二、刘东杰提交的证据明显系伪造。一审中被上诉人出具了三张借条：2013年7月25日借条复印件、2016年7月25日借条复印件、2017年9月30日借条原件。根据借条落款时间可见时间轴如下：2013年7月25日借条复印件--2015年9月4日刘东生与李桂云离婚--2016年7月25日借条复印件--2017年9月25日法院立案--2017年9月30日借条原件。首先，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25日及2016年7月25日借条被上诉人均无法提供原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被上诉人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的借条原件形成于一审立案后，且本案立案后李桂云随即提出了证据保全申请和笔迹鉴定申请，被上诉人立即改口称2013年7月25日及2016年7月25日借条被收回，而后又形成新的欠条，无法排除系刘东杰与刘东生串通出具，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依据。三、本案诉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据上所述，刘东杰所述债务明显系虚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的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诉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与事实不符，李桂云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四、刘东生、刘东杰的行为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罪。刘东杰与刘东生系亲兄弟关系，而李桂云与刘东生已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时已对财产进行了分割，现刘东生名下无财产，已无还款能力。刘东杰起诉时提交的借条等证据均系刘东生配合出具的，为避免鉴定出借条形成时间因此拒不提交借条原件，且一审庭审中刘东生的代理人（系刘东杰、刘东生之父）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无任何异议，明显是在恶意串通、编造事实、伪造证据，企图通过诉讼途径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该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虚假诉讼罪的犯罪构成，恳请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后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东杰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二审庭审中，李桂云对其上诉状补充如下：一审审理中，刘东杰主张其系于2013年7月25日才将案涉尾号为21×××14的银行卡交付于刘东生，一审判决中也表述经本院调查户名为刘东杰，尾号为21×××14的农业银行借记卡系刘东杰于2009年12月10日在农业银行衡水市西城支行营业部申请办理，但通过比对刘东生出具的2013年、2016年、2017年三张借条的落款签名与尾号为21×××14的银行卡2009年12月10日开户时的开户申请表，存款凭条中，开户人刘东杰的签名笔迹，初步对比后可明显看出为同一人所签。该初步对比结果可证明案涉银行卡开户时即为刘东生持有刘东杰身份证办理，此后也一直由刘东生持有使用。与刘东杰所述自2013年7月25日才将该卡交付于刘东生自相矛盾。刘东杰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案涉银行卡确系刘东生为刘东杰代办，这是符合银行关于办理银行卡的相关规定的。但银行卡办理时留的联系电话是刘东杰，此后也一直由刘东杰本人持有并使用该卡。只是在刘东生向刘东杰借款时，才将该卡交于刘东生，刘东生使用完后又将该卡交还给了刘东杰。2、本案借款发生时间比较长，为防止超过诉讼时效，所以才有两次用新条换旧条的行动，这无可厚非。3、刘东生和李桂云在共同生活期间曾办理过多次的结婚离婚，都是为了逃避债务，同时就在案涉房产过户给李桂云的离婚协议中，所有的权利都由李桂云享有，所有的义务都由刘东生承担，同时位于廊坊的两套房产，根本没有做任何处理，所以涉案房产转移到李桂云名下的这次离婚也系明显逃避债务的假离婚。该债务发生在刘东生和李桂云关系存续期间，案涉款项又直接用于购置房产，最初房产登记在刘东生名下，后为了逃避债务过户到李桂云名下，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刘东生、李桂云承担连带责任负责偿还。刘东生辩称：该债务确实是刘东生向刘东杰借的，刘东生买房刘东杰也不知道，要钱的时候刘东生才说用来买房了。刘东生与李桂云欺骗了刘东杰。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刘东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东生、李桂云偿还刘东杰借款851052元及利息882482.6元，共计1733534.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东生、李桂云承担。事实及理由：2013年7月25日，刘东生说看好一个项目能赚钱，向刘东杰借款85万元，借款期限一年，月息2%。借款当日，刘东杰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了刘东生。一年到期后，刘东杰多次催要，刘东生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后来刘东杰从刘东生处了解到，刘东生从刘东杰处所借款项用于购买了天元怡水花园小区一套住房，该住房当时登记在刘东生名下，后为转移财产，现登记在告李桂云名下，该债务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刘东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裁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5日，刘东生向刘东杰借款85万元，借款期限一年，月息2%。借款当日，刘东杰将自己的尾号为21×××14银行卡交给了刘东生。借款到期后，刘东生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拖欠至今。刘东生持卡于借款当日向衡水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款550972元，于2013年10月29日向衡水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款300080元购买天元怡水花园小区408幢2-208室房产及储藏间，刘东生与衡水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房主为刘东生。2015年9月6日刘东生、李桂云以离婚为由向衡水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变更房主为李桂云，2015年9月25日李桂云与衡水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新改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变更购房人为李桂云。李桂云在2013年5月13日至2013年12月27日向刘东杰所述的银行卡转款8次，其中2013年7月25日前转款33000元，2013年7月25日后转款344310元，总计转入377310元。另查明，刘东生与李桂云于2010年10月29日结婚，于2015年9月4日协议离婚。一审法院认为：刘东生向刘东杰出具借条，结合银行转款凭证，双方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桂云主张，刘东杰与刘东生系亲兄弟关系涉嫌虚假诉讼，针对该主张李桂云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日常生活中近亲属之间借贷非偶发事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依据刘东杰所提交的借条、转款凭证明确显示刘东杰银行卡内的涉案款项用于刘东生、李桂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房使用，且在购买房产后将购买房产的购买人由刘东生变更为李桂云，应认定该款项用于家庭生活，所借款项属夫妻共同债务。李桂云主张，涉案银行卡系刘东生借用刘东杰名义办理，实际使用人、持有人为刘东生，因此李桂云曾八次向该卡转款377310元，并申请本院调取该卡开户及流水情况，经本院调查户名为刘东杰尾号为21×××14的农业银行借记卡系刘东杰于2009年12月10日在农业银行衡水市西城支行营业部申请办理。根据该卡流水情况反映，2013年7月25日该卡发生四笔交易分别为转出54000元、转入800000元、转出550972元、转出243500元，当日余额为5658.04元；2013年10月29日该卡转出300080元用于消费。李桂云转款行为、涉案信用卡开户及流水不能证明李桂云主张的该银行卡系刘东生始终持有并使用，对李桂云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李桂云申请对刘东杰提交的2013年7月25日，2016年7月25日借条进行笔迹形成时间鉴定，因刘东杰所提交该两份欠条均系复印件，该两份欠条刘东杰主张已在刘东生出具2017年9月30日欠条时刘东生收回原件，刘东杰无法提供两份欠条原件，故本院无法组织鉴定。刘东杰主张，2013年7月25日其出借给刘东生款项851052，结合刘东生借条及涉案银行卡流水，当日银行卡内854000元往来与刘东杰主张的出借款项额度相吻合，对刘东杰该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刘东生、李桂云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刘东杰借款本金851052元及利息损失（自2013年7月25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如果二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2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刘东生、李桂云负担。二审查明：2009年12月10日，刘东生持刘东杰身份证，在自己工作的农业银行衡水西城支行开立了户名为刘东杰的借记卡，卡号为62×××14（以下简称21×××14账户），该账户绑定有两个手机号码，其中13831801234号码为刘东杰所使用，号码138××××4866为刘东生所使用。2013年7月25日前，李桂云名下账户向该21×××14账户转款2笔，合计33000元；2013年7月25日前，刘东生名下账户向该21×××14账户转款3笔，合计72000元；李桂云、刘东生累计向21×××14账户转款5笔，总计105000元。2013年7月25日，21×××14账户通过网银转入800000元，当日，刘东生持该银行卡通过POS机向衡水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款550972元，用于购买天元怡水花园小区408幢2-208室房产。自2013年7月25日至2013年10月29日间，李桂云名下账户向该21×××14账户转款6笔，合计334600元；2013年7月25日至2013年10月29日间，刘东生名下账户向该21×××14账户转款1笔，计60900元；李桂云、刘东生累计向21×××14账户转款7笔，总计395500元。2013年10月29日，刘东生持该银行卡通过POS机向衡水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款刘东生持该银行卡通过POS机向衡水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款300080元,用于购买天元怡水花园小区408幢2-208室房产。2013年10月29日之后，李桂云名下账户向该21×××14账户转款9笔，合计346410元；2013年10月29日之后，刘东生名下账户向该21×××14账户转款36笔，合计1301309元；李桂云、刘东生累计向21×××14账户转款45笔，总计1647719.72元。综上，自21×××14账户开立之后，李桂云、刘东生累计向该账户转款2148219.72元，其中在2013年7月25日之后转入该账户2043219.72元。2017年9月25日，刘东杰持刘东杰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25日和2016年7月20日的借条，以刘东生、李桂云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立案后，刘东杰又提交了刘东生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30的借。三份借条的主要内容均为刘东生向刘东杰借款85万元，月息2分。本院认为：关于案涉21×××14银行卡的使用情况。根据李桂云方提交的衡水盛泰誉彤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鑫及电话号码检索截图及本院调取的21×××14银行卡的账户交易信息，能够证实2012年12月29日至2013年12月28日间，刘洪权与21×××14银行卡相互转款12笔，合计189700元，该12笔转款与刘东生相关联；根据李桂云方提交的（2016）冀1102民初4479号民事判决书、（2016）冀1102民初479号民事判决书、（2016）冀1102民初4648号民事判决书、（2015）衡桃西民二初字第373民事判决书、（2017）冀1102民初5367号民事判决书及本院调取的21×××14银行卡的账户交易信息，能够证实刘东生在2012年7月12日至2016年12月5日间，使用该银行卡与衡水祥利工程橡胶有限公司、冯明、朱保才、薛连起、王世宁等转出、收取款项54笔，累计688680元。前述事实结合21×××14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码之一为刘东生所使用，足以证实刘东生频繁使用户名为刘东杰的案涉21×××14银行卡。关于刘东生出具欠条所记载借款本息应否偿还问题。刘东杰提起本案诉讼，虽提交了刘东生书写的欠条，但因借贷双方对借贷事实没有任何争议且考虑到借款人刘东生与出借人刘东杰系亲兄弟、刘东生与李桂云已于2015年9月4日协议离婚的特殊身份关系，本案不能简单依照欠条内容及刘东生的自认作出判断。综合分析本案证据及庭审情况，本案尚存在以下问题：一、鉴于刘东生、李桂云在其2013年7月25日之前即已多次使用21×××14银行卡、向账户内转入款项，在刘东杰方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认定2013年7月25日转入案涉银行卡的80万元属刘东杰个人所有；二、刘东生、刘东杰称刘东生于2013年7月25日出具借条时，21×××14银行卡余额最高为800130.04元，而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为85万元，借款两次交付时间时隔三个月余，此情形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三、刘东杰持刘东生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25日出具的借条于2017年9月25日起诉、立案之后，又将主要证据更换为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的欠条，刘东杰一方虽辩称系因防止超过诉讼时效，但其2017年9月25日起诉之时，本次诉讼明显未超过诉讼时效，该辩称明显有违理、法；四、二审审理中，刘东生一方为刘东杰提供刘东生名下账户交易明细作为证据、为刘东杰联系证人到庭作证，该行为与其诉讼地位不符；五、在刘东生与李桂云的离婚协议中，明确载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夫妻共同债务，现刘东生一方又认同刘东杰主张的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这一主张与离婚协议的约定不符。综上，结合李桂云、刘东生在2013年7月25日之后向案涉21×××14银行卡转入2043219.72元款项，而刘东杰不能对接收前述款项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形，刘东杰从刘东生众多收款中主张其中两笔为借款，并要求刘东生、李桂云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桂云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1102民初50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刘东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上诉人刘东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417元，由被上诉人刘东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永玮审判员  王江丰审判员  关信娜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孙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