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18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山吉运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梁山县梁山街道办事处林庄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32693126385Q。法定代表人：林存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史作华，山东金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孙丽，山东金正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秋成，男，197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马超，梁山公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邯郸市祥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县新区兴华路北劳动服务住宅楼2号楼2-1号。法定代表人：王成孝，经理。上诉人梁山吉运运输有限公司（简称梁山吉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秋成、原审被告邯郸市祥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简称邯郸祥通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梁山县人民法院(2018)鲁0832民初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梁山吉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作华、孙丽，被上诉人吴秋成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邯郸祥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山吉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吴秋成对上诉人的起诉；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规定不当。一、本案基本事实如下：杜启洪将自行购买、所有的鲁Ｈ×××××号牵引车挂靠在上诉人名下，上诉人按2000元/年向杜启洪收取挂靠管理费，双方约定由杜启洪独享利益、独担风险。杜启洪将被上诉人的货物装车承运，杜启洪之子杜丙辉随车押运，杜启洪中途将车辆交付给其不具有该车驾驶资格的杜丙辉驾驶，自己在车中睡觉。杜丙辉驾车发生单车事故，造成杜启洪父子死亡，随车货物损坏。二、被上诉人按运输合同纠纷起诉，但并无证据证明与上诉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首先，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但被上诉人吴秋成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一审判决仅凭被上诉人的陈述确认法律关系，明显不当。其次，本案中上诉人未参与货物运输，不是货物承运人，承运人是杜启洪，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吴秋成将货物交付给杜启洪承运并不知情，上诉人与本案货物运输不存在任何关系，也未对货物造成任何损害，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已查明，鲁Ｈ×××××号牵引车的实际车主是杜启洪，权利义务已经明确，不应当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义务。一审已查明并认定了杜启洪是实际车主，控制支配车辆，享有运营利益，杜启洪和被告邯郸祥通公司应对原告货物灭失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既然杜启洪的责任已明确，就不应当再判决由作为登记所有权人的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既然运营利益由杜启洪享有，运营风险也应当由杜启洪承担。四、让登记车主承担车辆运营过程中货物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出租、买卖、借用直接影响到责任的承担，并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一概由登记车主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合同纠纷的责任主体仅限于合同双方，且没有连带赔偿责任一说，判决让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明显属于判决错误。五、一审判决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应当超出被上诉人与杜启洪的合同主体范围、判决上诉人承担他们的合同义务。一方面，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杜启洪之间的合同约定仅约束合同双方、即上诉人与杜启洪，对合同之外的主体不产生法律后果，即不能对抗被上诉人的起诉；另一方面，一审判决又错误地超出被上诉人吴秋成和杜启洪的合同主体范围、认定作为合同主体之外的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违反合同法的规定。根据《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可知，机动车登记只是为了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所以一审认为上诉人准许鲁Ｈ×××××号牵引车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是一种向社会承诺其是车辆的运输主体的公示行为，属于认定错误。上诉人虽对挂靠车辆有管理监督的义务，但该义务主要是配合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的，而不是对于实际车主的每一次运营交易过程的。另外，上诉人已通过《挂靠合同》履行对实际车主杜启洪道路运输、运营安全的警示、监督、管理义务。本案中，明显是实际车主杜启洪的重大过错、让其不具备驾驶该车辆资格的儿子杜丙辉驾驶车辆，才导致涉案事故的发生。杜启洪的过错行为不应当由没有过错的上诉人来承担法律后果。上诉人仅每年收取2000元的挂靠费用，相较于车辆运营的收益，可谓九牛一毛，除此之外，上诉人并未从涉案车辆的运营中获取利益，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让上诉人对货损全额承担责任明显不当。六、被上诉人明知自己的货物车辆交付杜启洪运输会导致超高、超长、超重的结果，仍将货物车交付杜启洪，其选择运输工具时存在重大错误，应当对本案货损自行承担责任。吴秋成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理由中的第一条所陈述的基本事实，完全证实了涉案车辆被杜启洪挂靠在上诉人的名下，双方存在真实有效的车辆挂靠关系，并且上诉人每年也因涉案车辆的挂靠获得了相应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上诉人上诉的第二条理由所陈述的“被上诉人按运输合同纠纷起诉，但并无证据证明与上诉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一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在本案中上诉人是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与杜启洪存在车辆挂靠关系，这一事实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查明。涉案车辆对外在进行运输活动时，是以上诉人的名义对外运输经营，上诉人是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主体。该涉案车辆对外的运输行为因杜启洪将涉案车辆挂靠在上诉人的名下，便成为了上诉人准许的一种行为，是上诉人向社会承诺上诉人是涉案车辆运输主体的公示行为，也充分证实了上诉人已认同了实际车主以上诉人的名义进行经营运输，从而证明了案发时的涉案车辆实际控制人在营运过程中与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行为，是上诉人对案涉车辆经营运输活动的授权行为，是一种代理上诉人的行为，且其代理行为也并未超越代理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3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上诉人应承担被上诉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且涉案车辆实际控制人持有的该车辆的行车证、营运证均是上诉人的名称，与托运人签订合同时，托运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实际控制车辆的人对上诉人具有运输经营的代理权。现上诉人就涉案车辆仅与上诉人存在车辆挂靠关系而辩解与他人不存在货物运输关系不承担民事责任，不符合客观实际，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成立。三、上诉人诉称在本案事故发生时，实际车主杜启洪让不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车辆导致涉案事故的发生，上诉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就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责任主体也应是上诉人对挂靠在自己名下的车辆的驾驶人员未尽到车辆道路货物运输运营中应尽的安全警示、监督、管理义务，显然上诉人将事故责任完全推到实际车主的身上，客观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四、在本案涉案车辆涉及的运输合同中，被上诉人将自己的货物交付于上诉人名下的车辆进行运输，从事货物运输的车辆实际控制人对所运输的货物是否存在超限情形，是涉案车辆实际控制人的责任义务担当范围，与被上诉人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行为承运人应当自行承担责任，对此上诉人对挂靠在自己名下涉案车辆的实际控制人也未尽到应尽的安全警示、监督、管理义务，结合本案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所诉的经济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邯郸祥通公司未作陈述。吴秋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8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鲁Ｈ×××××号牵引车和冀Ｄ×××××号车的登记所有人分别为被告梁山吉运公司和被告邯郸祥通公司，其中鲁Ｈ×××××号牵引车的实际所有人为杜启洪，其于2014年12月22日将该鲁Ｈ×××××号牵引车挂靠于被告梁山吉运公司。2016年8月18日，杜丙辉驾驶鲁Ｈ×××××号/冀Ｄ×××××号车辆沿G25长深高速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至2083公里+800米处时，因操作不当撞到道路右侧护栏，车辆翻入路边坡，造成驾驶员杜丙辉、乘坐人即鲁Ｈ×××××号牵引车的实际车主杜启洪死亡，车载原告吴秋成所购买的2部重型特殊结构货车（车牌号分别为浙Ｆ×××××号和浙Ｆ×××××号）损坏。该事故经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六大队勘查，出具了公交高六字【2016】第32013520160049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杜丙辉承担全部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经济宁鹏程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出具了济鹏评字[2016]第16480号《价格评估报告书》，原告的货物即2部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损失170710元。一审法院认为，杜启洪作为承运车辆鲁Ｈ×××××号牵引车的实际所有人和承运原告货物的承运人、被告邯郸祥通公司作为冀Ｄ×××××号车的所有人，享有营运利益，同时应当承担营运风险，其应按照约定将原告的货物安全、及时地送达目的地，但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交通事故损失，故杜启洪和被告邯郸祥通公司应对原告货物灭失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杜启洪在该次事故中死亡，故被告邯郸祥通公司对原告的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我国交通运输业实行的是经营许可管理制度，杜启洪虽然是涉案车辆鲁Ｈ×××××号牵引车的实际车主，但其如果没有许可证，就不能从事运输业务，只有挂靠在运输公司名下才能从事货物运输。而被告梁山吉运公司准许涉案车辆鲁Ｈ×××××号牵引车登记在其公司名下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向社会承诺其是车辆的运输主体的公示行为。被告梁山吉运公司作为鲁Ｈ×××××号牵引车的挂靠单位，双方签有《车辆挂靠合同》，就有对挂靠车辆负有管理监督的权利和保障车辆安全生产经营活动的义务，其就是挂靠车辆的法定所有人，作为登记车主，被告梁山吉运公司应对被告杜启洪给原告造成货物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被告梁山吉运公司关于其与原告无运输合同关系、发生事故造成的原告货物损失与其无关的辩解，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事故车辆鲁Ｈ×××××号牵引车的实际所有人及管理人均为杜启洪，是被告梁山吉运公司与杜启洪之间的约定，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对外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邯郸祥通公司、梁山吉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18万元，其中的170710元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邯郸市祥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吴秋成货物损失170710元；二、被告梁山吉运运输有限公司对第一项的货物损失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吴秋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50元，由被告邯郸市祥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梁山吉运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梁山吉运公司提交证据：2015年12月20日上诉人向杜启洪开具的挂靠服务费收据一份，吉运公司《驾驶员安全教育管理、车辆技术管理、安全生产考核奖惩管理措施》，上诉人2015年10月28日、12月27日安全例会记录及安全例会签到薄一份，安全教育会议通知一份。证明上诉人每年仅收取杜启洪2000元挂靠服务费，上诉人已经对挂靠车主杜启洪定期进行安全教育，由杜启洪参与会议的签到为证，上诉人已经尽到安全管理职责，对被上诉人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邯郸祥通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二审中争议的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与杜启洪存在车辆挂靠关系和上诉人对杜启洪进行过安全教育培训和管理，且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免责主张。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对涉案货物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涉案车辆鲁Ｈ×××××号牵引挂车的实际车主为杜启洪，挂靠在上诉人名下进行经营，上诉人向杜启洪收取挂靠管理费用，双方存在挂靠合同关系。涉案交通事故是由于驾驶员杜丙辉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且操作不当造成，为该机动车一方责任。依据上述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对涉案货物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梁山吉运运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14元，由上诉人梁山吉运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延存审判员  张 涵审判员  林春艳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姜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