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1141号原告：方妙君，女，198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辉，广东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圣东妮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87号时代国际大厦第十六层1613室、1614室。法定代表人：FATHYGHOLAM。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奕均，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方妙君与被告广州圣东妮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奕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方妙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货款本金181422元并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至被告实际偿还全部货款本金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从事成衣批发贸易生意的，在广州市站南路富骊大厦有档口经营，很多中东地区的客户均在贸易公司代表（翻译）的陪同下到原告的档口看板，然后由贸易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向原告下《订货单》，单上会列明货品数量款式等信息及货款数额，原告根据订单备货后发到贸易公司指定地点完成交货手续，最后由贸易公司按照《收货单》确定的数额将货款转账至原告指定银行账户完成整个交易过程。2016年9月30日，一个伊朗客户第一次在被告的陪同下到原告的档口订货，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订货单》（被告特定客户编号为ST-927），原告按照订货单发货后，双方于2016年11月10日和12日签订了《收货单》，确定货款总价为176298元，被告于2016年12月20日通过其法定代表人的银行账户分两笔共向原告支付了货款174000元。之后，该伊朗客户又于2016年10月28日、12月20日通过被告向原告订货，每次交易的方式均按照第一次的方式进行，虽然有少量尾数被告没有支付，但原告亦没有追究，双方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2016年12月20日，被告向原告订购了一批成衣（《订货单》编号：NO.0012768、0012769、0012770、0012771、0012772），原告发货后，双方在2017年4月29日《收货单》上确认NO.0012768、0012769、0012770《订货单》所涉及的货物总价为191910元；2017年5月25日《收货单》上确认NO.0012771、0012772《订货单》所涉及的货物总价为83380元。被告分别于2017年12月25日、2018年4月4日，通过公司职员宋碧玲账户向原告转账50000元和43868元，转账时在交易用途项均备注927#0012768/9/70，即用于支付NO.0012768、0012769、0012770《订货单》所涉货款，而NO.0012771、0012772《订货单》所涉及的货款从未支付，即被告仍拖欠原告货款181422元未付。从原、被告双方的数次交易可以看出，原、被告双方均系按照成衣批发出口贸易行业的交易惯例，为了节省交易流程和时间，在每次交易时均不会单独签订书面合同，而是先由贸易公司（被告方）根据外国客户需求向供货商（原告方）下《订货单》，供货商按照订单备货并发货给贸易公司完成交货，由贸易公司签发《收货单》确认货款数额，再由贸易公司完成出口手续并把货物交给外国客户，货款则由贸易公司直接支付给供应商。在实际交易中，贸易公司向外国客户收取的货款数额、何时收款，甚至将货交付给何人，原告均无从知晓，无法干预，且亦与原告无关。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原告仅与被告所代表的贸易公司发生法律上的联系，原告仅须依据《订货单》按质按量向被告发货即完成全部义务，被告即应当按照《收货单》所确定的数额向原告支付货款。但在本案交易中，原告已完成交货义务并取得被告公司核发的《收货单》，但被告却一直未足额支付货款，为此，原告多次电话催促，亦曾于2018年9月11日通过顺丰速运向被告寄送了《催款函》，但被告至今仍拒绝支付剩余货款，被告的欠款行为系不诚信的。综上所述，原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诉至法院，恳请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并保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被告广州圣东妮贸易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没有支付原告货款的义务。原告开店做生意一切事情由原告自己决定，包括商业判断和风险评估，不需要经过被告。根据交易惯例，客户来到广州自行前往批发市场看板，与档主谈妥条件下订单，再委托被告帮忙验货以及送货和找货代运输，有时将货款先转给被告，再由被告转给档主，具体的付款方式是客户与档主自行协商。之后，被告派出跟单员跟客户到档口，根据客户与档主谈妥的条件填写订单，为了避免纠纷以及作出必要的提醒，通常在订货单注明被告只负责收货不负责货款，货款以客户款到为准的相关内容，同样内容也在收货单注明，经过核对无误后，由档主和客户以及被告跟单员签名确认，被告只是赚取客户的跟单服务费，如果档主不认可这模式，可以不签名确认，也可以不交货，既然认可该模式就要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另外，客户与原告多年合作，最近这两年才找到被告提供跟单服务。综上，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应当向伊朗人MrAyaz（实际的客户）追讨货款。此前，被告也向原告提过建议，也建议过原告去伊朗找当地律师起诉MrAyaz，被告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原告却起诉被告表示这是对原告最有利的方法，对此，被告认为原告为了节省成本而选择在广州起诉，而不是在伊朗起诉。故将我方作为被告，不顾MrAyaz才是付款义务人的事实，原告是不诚信的恶意诉讼，因此应该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经审理查明：原告从事成衣批发贸易生意，据原告称其与被告双方从事贸易往来已有几年的时间，按交易习惯，双方一直没有签订书面协议或合同，主要是被告带客户到现场看货以及订货，确认货物的样品以及编号后，由原告发货给被告，被告收到货物后再付货款给原告。2016年9月30日，原告出具一张NO.0013110的订货单给被告，订货单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订货时间是2016年9月30日，交货时间是2016年10月25日，订货总金额是46920元。同时,被告的经办人员在该订货单上写有“我司只负责收货，不负责货款，货款以客户款到为准。货到四十五天转农行（客户自谈）”。同日，原告出具一张NO.0013111的订货单给被告，订货单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订货时间是2016年9月30日，交货时间是2016年10月25日，订货总金额是46200元。同时，被告的经办人员在该订货单上写有“付款要求同0013110单”。同日，原告出具一张NO.0013112的订货单给被告，订货单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订货时间是2016年9月30日，交货时间是2016年10月25日，订货总金额是30800元。同时，被告的经办人员在该订货单上写有“付款要求同0013110单”。同日，原告出具一张NO.0013113订货单给被告，订货单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订货时间是2016年9月30日，交货时间是2016年10月25日，订货总金额是38880元。同时，被告的经办人员在该订货单上写有“付款要求同0013110单”。2016年11月10日，被告开具一张NO.A1001140的收货单据给原告，该单据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收货日期为2016年11月10日，货到45天转账，即2016年12月25日，货款金额是112298元。同时，该单据上写有“我司只负责收货，货款由供应商与客户自行协商，以客户款到为准，供应商不得以此追讨公司”。2016年11月12日，被告开具一张NO.A1002431的收货单据给原告，该单据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收货日期为11月12日（指2016年），货到45天转账，即2016年12月27日，货款金额是64000元。同时，该单据上写有“我公司只负责收货，不负责货款，一切以客户货款到公司为准”。2016年12月20日，被告通过其法定代表人GHOLAMFATHY的名义分别向原告转帐64000元（交易摘要为“927#”，交易用途为”927#0013113/0013111-2）和110000元（交易摘要为“927#”，交易用途为”927#0013110/1/2）。2016年10月28日，原告出具一张NO.0036843的订货单给被告，订货单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订货时间是10年28日（指2016年），交货时间是11月20日（指2016年），订货总金额是68160元。同时，被告的经办人员在该订货单上写有“我公司只负责收货，不负责货款，一切以客户款到为准。货到四十五天转农行（客户自谈）”。2016年10月28日，原告出具一张NO.0036844的订货单给被告，订货单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订货时间是10年28日（指2016年），订货总金额是68640元。2016年11月29日，被告出具一张NO.A1002862的单据给原告，单据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收货时间是2016年11月29日，订货总金额是157288元。同时，被告的经办人员在该订货单上写有“我司只负责收货，货款由供应商与客户自行协商，以客户款到为准，供应商不得以此追讨公司”。2017年1月17日，被告通过其法定代表人GHOLAMFATHY的名义向原告转帐155000元（交易摘要为“927#”，交易用途为“927#0036843/4”）。2016年12月20日，原告出具一张NO.0012767的订货单给被告，订货单上写明客户编号是ST-927，订货时间是12月20日（指2016年），交货时间是1月18日（指2017年），订货总金额是52800元。该单据上同时写有“当天转（待确认）”。2017年3月30日，被告出具一张NO.A2006261的单据给被告，该单据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收货时间是2017年3月30日，实付总金额为79770元。同时，被告的经办人在该单据上写有“货款以客户款到公司为准，公司不担保具体付款日期”。2017年5月27日，被告通过其法定代表人GHOLAMFATHY的名义向原告转帐79000元（交易摘要为“927#001276”，交易用途为“927#0012767”）。2016年12月20日，原告出具一张NO.0012768订货单给被告，订货单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订货时间是12月20日（指2016年），交货时间是1月18日（指2017年），订货总金额是52800元。2016年12月20日，原告出具一张NO.0012769订货单给被告，订货单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订货时间是12月20日（指2016年），交货时间是1月18日（指2017年），订货总金额是26400元。同一日，原告出具一张NO.0012770订货单给被告，订货单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订货时间是12月20日，交货时间是1月18日（指2017年），订货总金额是57600元。同一日，原告出具一张NO.0012771订货单给被告，订货单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订货时间是12月20日（指2016年），交货时间是1月18日（指2017年），订货总金额是46440元。同一日，原告出具一张NO.0012772订货单给被告，订货单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订货时间是12月20日（指2016年），交货时间是1月18日（指2017年），订货总金额是40800元。2017年4月29日，被告出具一张NO.A2005550的收货单据给被告，该单据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总货款金额为191910元。同时，被告的经办人在该单据上写有“货款以收到客户款为准，具体付款时间，我司概不负责”。2017年5月25日，被告出具一张NO.A0009537的收货单据给被告，该单据上写明客户编号为ST-927，总货款金额为83380元。同时，被告的经办人在该单据上写有“货款以收到客户货款为准，我司一概不负责”。2017年12月25日，被告通过职员宋碧玲名下账户向原告转帐50000元（交易摘要为“927#”001276，交易用途为”927#0012768/9/70）。2018年4月4日，被告通过职员宋碧玲名下账户向原告转帐43868元（交易摘要为“927#001276”，交易用途为”927#0012768/9/70）。2018年9月11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催款函，称“我于2017年4月29日（货款是191910元）和2017年5月25日（货款是83380元）两批服装T恤先后送货到贵公司（贵公司指定仓库），货款合计275290元（大写：贰拾柒万伍仟贰佰玖拾元整）。于2017年12月25日收到贵司第一笔货款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2018年4月4日收到贵司第二笔货款是43868元（大写：肆万叁仟捌佰陆拾捌元整）。贵司到目前为止尚欠我货款：181422元（大写：拾捌万壹仟肆佰贰拾贰元整）。货款拖欠时间已经有一年多了，请贵公司尽快结清尾款。”由于被告至今未将上述NO.0012768、NO.0012769、NO.0012770、NO.0012771、NO.0012772订货单据中的货款余款181422元给付原告，原告遂于2019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在诉讼过程中，被告确认上述货款属实，但认为应由实际订货客户支付给原告或由该客户支付给被告后，再由被告转支付给原告。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被告企业信用信息、订货单、收货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催款函、微信账号主体信息及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表、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被告提供的原告与被告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原告与被告职员聊天记录截图、原告的名片、支付宝模拟转账截图、订货单、收货单、支付凭证、转账回单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等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口头约定由原告根据被告所带客户的要求将成衣等批发出货给被告，再由被告转运交付给其客户，并由被告收取客户相应的跟单服务费。同时，原告与被告的工作人员有签订订货单，被告收到货物后，亦由工作人员签收入库，本案争议的订货单（NO.0012768、NO0012769、NO.0012770、NO.0012771、NO.0012772）均只有原告与被告方工作人员签名，并未有被告的客户签名。故被告收到货物后应向原告支付货款，虽然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形式的合同，仅通过口头形式对交易作出约定，但该口头约定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协商一致订立的，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口头约定履行义务。原告已经向被告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被告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但是被告一直没有履行。被告承认其工作人员在收货单中签名确认已收到原告的货物，并支付了部分货款，但仍有181422元货款未付给原告。虽然被告的工作人员在收货单上写有“我公司只负责收货，不负责货款，一切以客户货到为准，货到四十五天转农行（客户自谈）”等字样，但并未经原告签名予以确认并同意，违反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被告的工作人员单方书写该条款属于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条款无效。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拖欠的货款181422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请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属另一法律关系，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本案不予调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广州圣东妮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方妙君偿还货款181422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9年1月4日起，以本金18142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偿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28.40元（该费用已由原告预付），由被告广州圣东妮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声铃人民陪审员  徐燕琼人民陪审员  康光泉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马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