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76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尹勇军，男，1973年1月21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洪江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一力中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同泰路颐和山庄内的霞芬阁首层颐和街3号103。法定代表人：蒙仙花，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志鸣，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曾佐达，男，1985年1月22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第三人：榕江一力中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西环北路2－13号。法定代表人：蒙仙花，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尹勇军因与被上诉人广东一力中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一力公司）、曾佐达、第三人榕江一力中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江一力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2018）黔2632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尹勇军的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2018)黔2632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保险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判决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11日进行了开庭审理，而上诉人收到一审法院传票和举证通知书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7日，仅间隔14天，不足最低15天的法定举证期限。上诉人曾于2018年12月5日向一审法院邮寄送达了《延长举证期限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未同意该申请。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未依上诉人申请调取证据。为了证明广东一力公司违约，上诉人曾向榕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调取有关榕江一力公司的股权变更的资料，但仍有《工商注册变更登记受理通知书》、《工商注册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管理人员备案通知书》及变更登记后股东的身份信息和营业执照等证据无法调取，因此上诉人在2018年12月11日庭审时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调取上述证据的申请，但一审法院未准许。(二）一审判决对《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性质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目的是促使《股权转让协议》的尽快签订。框架协议约定，乙方有意向一次性受让全部或部分股权渐进性全部受让，受让方欲购进的股权份额不确定，意思表示不明确；且约定乙方尽职调查结束后，微信告知不再继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三日内甲方无息退还诚意保证金，框架协议赋予乙方可签或可不签《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乙方不同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故《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不属于预约合同，只属于意向性的协议。何为意向性的协议？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后上诉人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对榕江一力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束后决定购买榕江一力公司的全部股权时广东一力公司可以不卖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话，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意义何在？就算不签订这样的“意向性的协议”，广东一力公司想出卖其持有的榕江一力公司的股权，作为意向性买家的上诉人对榕江一力公司的情况进行调查，广东一力公司有理由不配合吗？如果不配合，上诉人完全可以主张广东一力公司的缔约过失责任，而按照一审判决，反而因为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广东一力公司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判决严重违背了诚信原则。何为预约合同？我国目前尚无立法上明确的解释，学理上一般将其定义为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协议。至于购买股权份额不确定、意思表示不明确，“一次性受让全部或部分股权渐进性全部受让”已经明确约定了两点：一是受让全部股权，二是受让的方式可以选择一次性或者渐进式。如此明确的约定，不知如何成了份额不确定、意思表示不明确？根据一审判决的认定，《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上诉人在尽职调查结束后，上诉人可签、可不签《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不同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约定与《合同法》关于承诺的规定完全相符，即广东一力公司欲出卖其持有的榕江一力公司的股权，向上诉人发出要约，与上诉人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上诉人是否作出承诺购买该股权，都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解释为广东一力公司向上诉人发出的确定了承诺期限的要约，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诚信原则。《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第三条最后一句约定：“签订本协议后三日内乙方（注：上诉人）支付伍拾万元（50万元）人民币给甲方（注：广东一力公司）作为诚意保证金；乙方尽职调查结束后，微信通知曾佐达明确表示不再继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三日内甲方无息退还诚意保证金，否则需支付2%的月息；如决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则转为股权转让款。”由此可知，上诉人尽职调查结束后，是否继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完全由上诉人决定，若上诉人决定签署，则诚意保证金自动转为股权转让款。结合《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全文，也能轻易看出此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才是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样解释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因此，《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实质为广东一力公司向上诉人发出的要约，且确定了承诺期限。承诺期限为15个工作日（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尽职调查，调查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微信告知曾佐达），即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确定的要约，在承诺期限届满前，不可撤销。(三）上诉人在承诺期限内向广东一力公司送达了按照《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购买榕江一力公司全部股权的承诺通知。上诉人于2018年8月24日通过微信向曾佐达发送了《告知书》，曾佐达当天回复已收到。《告知书》明确告知广东一力公司，上诉人同意继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告知书》为上诉人在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向要约人有效送达的承诺通知。(四）《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8年8月24日依法成立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因此，上诉人向广东一力公司购买榕江一力公司全部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8年8月24日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虽未签署书面协议，但其属于不要式合同（合同法规定合同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可以是书面、口头以及可以推知当事人意思的其他形式，且已符合法定生效条件。《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已明确，即广东一力公司将其拥有的榕江一力公司的所有股权转让给上诉人，转让价款根据榕江一力公司拥有的五、六号地块的面积按每亩100万元人民币计算确定。已经明确的协议内容完全满足《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上诉人与广东一力公司继续就其它未明确的协议内容继续磋商，以便签署完整的书面协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因此，即使双方未达成其他协议内容，也不会影响合同的生效和履行，更何况双方于2018年9月10日已达成最终协议，约定次日签订书面协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在当晚共同聚餐庆祝合作愉快。(五）广东一力公司已经根本违约2018年8月24日上诉人向曾佐达微信送达的《告知书》第二条建议，为了让今后的工作能顺利开展，请榕江一力公司及时按照榕江县国土资源局下发的开工履约通知要求开展工作，尽快对五、六号地块进行平整作业。2018年8月28日上午10时9分，曾佐达微信告知上诉人，其已经向农户发放《通知》，安排现场清场。至此，已经开始履行相应义务。加上双方后续对合同其余条款成功的磋商，以及9月10日热闹的聚餐，上诉人以为迎来的将是愉快的签订书面协议及继续履行协议，谁知袭来的却是二被上诉人的背信弃义,单方撕毁合同约定。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根据已生效的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7090.55万元，而工商注册信息显示，广东一力公司最终将榕江一力公司的股权仅以1260万元转让给了艾勇等人)，不顾威严的法律（逃避税收）和商业道德，任意践踏诚实信用原则，企图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庭审中针对上诉人的诉请，广东一力公司辩称：其已全部履行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义务；《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为广东一力公司向上诉人发出的要约邀请，上诉人2018年8月28日向曾佐达送达《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要约》，视为上诉人发出的要约，其没有必须承诺的义务，且最终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要约》名为要约，但其内容实质为上诉人向送达承诺后催促签订书面协议的函。企图玩弄文字游戏辩称“为上诉人的反要约”，注定无法逃过合议庭睿智的眼睛。首先，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解释为要约邀请是罔顾事实、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行为，原因前面已经充分论述。其次，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要约》解释为上诉人向发出的要约，是割裂整个事件前后联系断章取义以玩弄文字游戏的行为。假设辩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要约》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的反要约”成立，也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成立生效的事实。因为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8月28日上午8时18分，上诉人的“要约”到达曾佐达，同日上午10时9分被上诉人的“承诺”（曾佐达微信告知上诉人：“尹总，我这边已经安排现场清场。合约是你这边起草还是我们这边起草呢？”上诉人：“曾总您好！股权转让协议我们这边起草!”，曾佐达：“好的”）也已达到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同已于2018年8月28日上午10时9分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且被上诉人在当天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现场清场)。期间曾佐达与上诉人以微信的方式商定合同细节，2018年9月9日受曾佐达的邀请上诉人抵达广州，2018年9月1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股权转让与债务承担协议》，计划次日签章，当晚双方共聚晚餐庆祝合作愉快。但二被上诉人次日拒绝签章，虽经上诉人多次协商，广东一力公司仍将榕江一力公司卖与他人。据此，股权转让协议成立生效后，广东一力公司又将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卖给他人，已经违约。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应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广东一力公司、曾佐达、第三人榕江一力公司未作书面答辩。尹勇军在一审提出请求：1、广东一力公司继续履行与原告2018年8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2、广东一力公司出具办理所持有第三人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并配合办理工商注册变更登记；3、二被告赔偿原告支付的财务尽职调查费、法律尽职调查费、律师费等所有费用合计504万元。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8月12日，原告尹勇军（乙方）与被告广东一力公司（甲方）签订关于榕江一力公司（丙方）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目的是促使《股权转让协议》的尽快签订。协议明确，甲方全资持有榕江一力公司股权，已取得榕江县河滨路内侧榕国用（2014）第135号六号商住地块、榕江县河滨路内侧榕国用（2014）第136号五号商住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甲方欲将榕江一力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有意向一次性受让全部股权或部分股权渐进性全部受让。框架协议主要约定：一、转让总控价。甲方转让房地产项目公司的所有股权，转让价款以房地产项目公司拥有的五、六号地块的面积为准，按每亩100万元计算；二、甲方风险告知事项。甲方需配合乙方尽职调查，甲方需告知乙方本项目及公司本身的风险，如权属、手续办理、工程建设、拆迁、市场等方面的风险；及公司的对外担保、债务、未支付款项、合同违约等股权转让的潜在风险…让乙方对风险进行充分评估与控制。若甲方未如实告知公司及项目存在未披露对外的担保、潜在的合同违约、潜在的未支付款项或潜在的处罚风险等，乙方有权拒绝继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有权要求甲方支付乙方因财务尽职调查、法律尽职调查等产生的所有费用；三、甲、乙双方义务。甲方需提供乙方法律尽职调查、财务尽职调查所需的资料及配合乙方尽职调查人员调取相应的资料，调查期限乙方需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乙方需在调查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微信告知曾佐达是否同意继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乙方尽职调查结束后，微信告知不再继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三日内甲方无息退还诚意保证金；四，甲方承诺。目标公司及项目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公司股权或公司未设置抵押质押、没有为他人提供担保、没有其他债权债务、未设置他项权利、未涉及诉讼、也未存在有其他债权人申请法院查封的可能；五、担保和保证。经尽职调查，甲、乙双方同意继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甲方需提供集团公司及其股东对《股权转让协议》甲方的违约行为进行有效的担保；六、违约责任。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一个条款之规定均属于违约，违约方需赔偿守约方相应的经济损失包含财务尽职调查、法律尽职调查产生的费用及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等所有费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后，原告开展尽职调查，2018年8月24目原告微信告知曾佐达同意继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经多次磋商，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具体条款内容未达成一致，最终导致双方未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9月27日，原告分别交纳15万元律师尽职调查费、18万元财务尽职调查费、20万元律师代理费。9月28日原告申请诉前财产保全，11月1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8月12日，原告尹勇军与被告广东一力公司签订关于榕江一力公司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目的是促使《股权转让协议》的尽快签订。框架协议约定，“乙方有意向一次性受让全部股权或部分股权渐进性全部受让”，受让方欲购进的股权份额不确定，意思表示不明确；且约定“乙方尽职调查结束后，微信告知不再继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三日内甲方无息退还诚意保证金”，框架协议赋予乙方可签、可不签《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乙方不同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故《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不属于预约合同，只属于意向性的协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双方应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履行合同义务。原、被告最终未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多次磋商后对协议诸多具体条款内容未形成共识所导致，《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亦不约定经尽职调查后双方必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股权转让协议》的是否签订，不能成为本案当事人是否违约的依据及理由。因《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的尽职调查时间不长，双方已履行了框架协议约定的义务，框架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要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该诉求不能成立。原、被告迄今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要求被告配合办理工商注册股权变更登记，其理由亦不能成立。原告诉称被告广东一力公司违约，原告主张被告广东一力公司未配合原告尽职调查，未告知原告其第三人所持有的五、六号商业地块因闲置多年的风险，即政府有权依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32、33条的约定及法律规定收回土地或者要求支付违约金，以及第三人仍有大量的债权债务等。而本案事实是，原告开展尽职调查，查阅本案相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对第三人所持有的五、六号商业地块闲置多年的事实及风险的最基本信息是知悉后，原告方无证据证明被告未配合原告尽职调查，即为隐瞒五、六号商业地块闲置多年的事实及风险而不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给原告查阅。2018年9月上旬被告方微信告知原告的最终版“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与债务承担协议），该协议载明目标公司即榕江一力公司存在的重大债权、债务以及约定债务的承担，被告并不隐瞒公司的对外担保、债务、未支付款项等股权转让的潜在风险。因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方存在未如实告知公司及项目存在未披露对外的担保、潜在的合同违约、潜在的未支付款项或潜在的处罚风险等违约情形，其要求被告赔偿504万元损失的诉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虽提及担保问题，但明确是待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才由甲方提供集团公司及其股东对《股权转让协议》甲方的违约行为进行有效的担保，被告曾佐达虽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上以甲方和丙方股东名义签字，但其不是保证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上也不存在担保人，故原告要求被告曾佐达承担担保责任之诉讼请求，其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案因证据不足，原告的诉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尹勇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08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均由尹勇军负担。经审查，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尹勇军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榕江一力中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变更资料（共4页）》，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30日将榕江一力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艾勇等人，证明了被上诉人违约。广东一力公司、曾佐达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二组证据，（2018）黔2632财保15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为上诉人于2018年9月28日上诉人申请冻结第三人的股权禁止转让，结合第一组证据证明，截止至被上诉人转让股份之前，上诉人均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而被上诉人在2018年9月30日将股权转让给他人，所以被上诉人违约。广东一力公司、曾佐达经质证认为，因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超过二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予质证。第三组证据，增值税普通发票（10张），证明目的为上诉人支付财务尽职调查费用的事实。广东一力公司、曾佐达经质证认为，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关于涉案《榕江县一力中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订立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件：一是内容具体明确；二是当事人必须有受拘束的意思表示。关于内容确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涉案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乙方有意向一次性受让全部股权或部分股权渐进性全部受让。”根据该约定，虽然尹勇军欲购买广东一力公司在榕江一力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权，但关于尹勇军是否系一次性受让全部股权还是分阶段受让股权，以及若分阶段受让股权，具体分多少阶段受让股权，意思表示不明确、具体。另外，从协议措辞看，协议明确约定“甲方欲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有意向一次性····”,说明涉案协议欠缺双方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双方权利义务具有不确定性。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必须有受拘束的意思表示问题。根据涉案协议第三条约定，尹勇军既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也可以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若尹勇军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且该框架协议亦并未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必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此表明涉案框架协议并无拘束力。故一审认定涉案框架协议并非预约合同，而属于意向性协议并无不当。因涉案框架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并无约束力，故对于尹勇军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尹勇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080元，由尹勇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志红审判员  刘 琴审判员  王山地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欧阳樟书记员周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