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16民初1414号原告：胡景泰，男，199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翩，江苏臻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乐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桐江路18栋402。法定代表人：王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军，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音政军，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景泰与被告安徽乐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景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翩、被告乐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军、音政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景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胡景泰与乐春公司签订的《公益共享纸巾机品牌服务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2.判令乐春公司返还胡景泰全部代理费、设备款并赔偿租金损失，前述款项共计82,98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乐春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30日，胡景泰与乐春公司签订合同书，胡景泰支付了全部代理费用，从乐春公司处采购了纸巾机并承租投放点。但乐春公司并未按之前宣传时的承诺给付佣金，实际情况与宣传情况相差巨大。截止胡景泰起诉之日，未收到乐春公司任何佣金。胡景泰认为乐春公司存在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致使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故提起诉讼，诉如所请。乐春公司辩称，1.双方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合同书，双方均应严格按合同书执行。乐春公司依约履行了义务，而胡景泰恶意刷单致佣金被冻结，乐春公司并未违约，胡景泰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乐春公司从事的是正常商业行为，不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预期回报在合同书相关条款中均有体现，胡景泰在合同书实际履行过程中也获得了相应佣金。综上，胡景泰要求撤销合同书的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胡景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左右，乐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超向胡景泰介绍涉案共享纸巾机项目，并称该项目乐春公司系与支付宝有合作且签订有协议。在向胡景泰介绍该项目过程中，王超明确表示只要胡景泰成为项目代理商，即使其投放的纸巾机每天出售纸巾包数不足400包（每台设备出售量），乐春公司每月也会按2元/包×400包的标准对其返利，超出400包则按实际出售包数×2元/包返利。胡景泰基于此，同意交纳代理费成为共享纸巾机项目代理商。同年11月30日，胡景泰与乐春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由胡景泰作为乐春公司在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共享纸巾机项目经销商，交纳代理费73,000元。合同书另约定：胡景泰投放的设备每有效售出一包纸巾，可获得0.6元/包的返利；纸巾机设备运输费由胡景泰承担；合同书有效期自2018年11月30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合同书签订后，胡景泰陆续付清代理费73,000元、10台设备款8,200元（胡景泰共计领取30台设备，其中20台由乐春公司免费赠送）、设备运输费960元。合同书签订的次月，胡景泰发现乐春公司并未像王超之前承诺的每台设备每月保底800元返利，而是以实际出售纸巾包数×0.6元/包返利。12月21日，胡景泰电话联系王超询问原因，王超称在合同书签订时乐春公司的返利政策是2元/包，且每月每台设备保底收入800元，合同书签订后公司政策发生变化，只能按0.6元/包返利。胡景泰认为乐春公司单方解释不符合约定，其签订代理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故诉至法院，诉如所请。另查明，乐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超在庭审过程中，陈述乐春公司与支付宝就涉案纸巾机项目存在合作，乐春公司有支付宝的授权。庭后本院责令乐春公司提交相关授权证据时，乐春公司代理人回复本院称乐春公司与支付宝未签订相关协议，涉案项目亦不需要支付宝授权。此外，乐春公司与胡景泰签订合同书时，前者返利政策是否发生变化，王超先是表示签订合同时乐春公司返利政策仍是2元/包，后来发生了变化，其本人也是后来才知道此事。而庭后王超及乐春公司代理人却称签订合同书时已知返利政策发生变化，所以才在合同书上约定了0.6元/包的返利。同时，乐春公司补充提交了一份《关于公益共享纸巾机服务政策的变动》文件，根据文件记载，乐春公司涉案项目返利政策变更时间为2018年11月27日，变更内容之一为“从原有的返利2元变更为0.6元（每包纸巾的押金）”。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乐春公司在与胡景泰签订合同书过程中是否构成欺诈，合同书是否应当撤销。本院认为，是否构成欺诈应首先认定乐春公司是否存在欺诈的行为和欺诈的故意。本案中，王超代表乐春公司在与胡景泰签订合同书前，明确宣传若成为项目代理商，可享受每台设备出售一包面纸获得2元返利的待遇，且每月每台设备保底收入800元。基于此，胡景泰才签订了合同书，支付了代理费，成为代理商。并且，签订合同书后，胡景泰也一直认为是按王超宣传的政策获得返利。直到胡景泰发现乐春公司按0.6元/包返利，电话联系王超询问情况时，王超仍称签订合同书时返利政策就是2元/包，每台设备每月保底800元，后来因政策发生变化才进行了调整。但乐春公司提供的关于政策的相关证据，胡景泰并不认可。鉴于该证据系乐春公司单方制作，未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变化前后的政策均得到实际实施，考虑到乐春公司多次反言，其诚信不足，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乐春公司返利政策发生变化以及变化前后的政策内容。基于上述分析，乐春公司无法合理解释为何王超前期宣传的返利政策与合同书约定的、实际实行的返利政策不一致，且两者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本院认为乐春公司在与胡景泰签订合同书过程中，不仅存在欺诈的行为且主观有欺诈的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据此，胡景泰要求撤销合同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本院应予以支持。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合同书撤销后乐春公司应返还胡景泰代理费73,000元、设备款8,200元。对于运输费960元，因乐春公司虚假宣传存在过错，该费用应由其承担。对于租金损失和仓库管理费，胡景泰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损失实际发生及损失大小，故对该部分费用本院不予支持。合同书撤销的同时，胡景泰应将30台纸巾机返还给乐春公司，如不能返还，按820元/台予以赔偿。综上所述，胡景泰要求撤销其与乐春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并要求乐春公司返还代理费、设备款，承担运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胡景泰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合同撤销后，胡景泰应及时返还乐春公司30台纸巾机，若不能返还，应照价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胡景泰与被告安徽乐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签订的《公益共享纸巾机品牌服务合同书》；二、被告安徽乐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胡景泰代理费73,000元、设备款8,200元；三、被告安徽乐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胡景泰运输费960元;四、原告胡景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安徽乐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纸巾机30台，如不能返还按820元/台的价格予以赔偿；五、驳回原告胡景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5元，减半收取1,143元，由原告胡景泰负担11元，由被告安徽乐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132元，原告胡景泰预交的1,875元由本院退回1,864元，应由被告安徽乐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的1,132元，由被告安徽乐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付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厉荣媛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滕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