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终4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陵川县四季春水保生态园，住所地：陵川县崇文镇城西社区（陵礼公路旁）。法定代表人：靳某，该生态园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申丽，山西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庆华，男，1976年5月28日生，汉族，现住陵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山，陵川县崇文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林州市国家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李某，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陵川县四季春水保生态园（以下简称四季春生态园）因与被上诉人赵庆华、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陵川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4民初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四季春生态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丽，被上诉人赵庆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山到庭参加诉讼。红旗渠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庭后，红旗渠公司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季春生态园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苗木款956658元，并承担拖欠苗木款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4年二期支付情况》没有经过原投资人王春宏的核对，上诉人对所载金额不予认可：2、法律适用方面，赵庆华扣除了5%的管理费用，没有法定和约定的依据；3、证据采信方面，上诉人的关键证据就是发票和合同单价项目支付明细表，该表开具过程经过了承包单位和监理填写、加盖公章而后形成，表明了使用苗木的数量和单价，其准支经过水保项目部的批准，一审没有采信该证据错误；4、程序方面，一审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未获准许，也未说明原因。赵庆华辩称：苗木款的管理费应该是5%；如果本案需要承担还款义务，我愿意承担责任，与红旗渠公司无关。红旗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涉案工程是赵庆华承揽的，与我公司无关。四季春生态园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红旗渠公司向原告支付苗木款956658元，被告赵庆华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并承担拖欠苗木款年利率24%的利息。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四季春生态园于2014年7月11日成立，系个人独资企业，原投资人王春宏。2018年3月26日，王春宏将其出资设立的四季春生态园转让给靳某，同日在陵川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将投资人王春宏变更为靳某。2015年1月6日，被告红旗渠公司与陵川县国家保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水保工程项目部”）签订了《合同协议书》。由被告红旗渠公司承建陵川县2014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古郊和西庄上松庙片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系双方所称的2014年二期工程），被告赵庆华系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合同签订后，被告赵庆华使用的苗木由水保工程项目部开具调拨苗木单，从原告处调苗，原告按调拨苗木单将苗木送到被告施工地，双方未签订书面的苗木买卖合同。工程完工后，由水保工程项目部与原告的原投资人王春宏对该期工程的苗木款核定后，出具“2014年二期支付情况”清单，赵庆华应向原告支付苗木款431190元。2015年6月17日，原告为红旗渠公司提供发票14支计1387848元。赵庆华向原告支付的431190元苗木款在扣除管理费21560元和被告赵庆华为原告垫付的75000元造地款后，于2015年7月1日赵庆华通过中国建设银行陵川支行向原告支付苗木款33463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四季春生态园与被告赵庆华在买卖苗木时未订立书面合同，原告向被告供应了苗木，被告予以接受，双方之间的苗木买卖合同成立。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红旗渠公司是否欠原告苗木款956658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相应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以向被告红旗渠公司提供苗木款发票1387848元为由，在实际施工人赵庆华给付原告苗木款431190元后，主张尚欠956658元苗木款未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原告仅提供有为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苗木发票1387848元的证据，在被告赵庆华通过水保工程项目部给付原告431190元的苗木款，剩余的956658元苗木款，实际施工人被告赵庆华不予认可，原告又未能提供通过水保工程项目部开具的调拨单调拨苗木的数量、种类、价款等证据证明交付过二被告苗木的事实，故原告诉请二被告支付剩余的苗木款95665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陵川县四季春水保生态园对被告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赵庆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67元，由陵川县四季春水保生态园负担。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对于上诉人主张红旗渠公司和赵庆华连带支付苗木款956658元，是应以上诉人出具的1387848元发票认定事实，还是应以水保项目部出具的《证明》认定事实？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四季春生态园是否实际供应了1387848元发票所对应的苗木？关于苗木供应的数量，因为双方没有买卖合同，没有供货时的交接单据，故只能从其他证据中去寻找供货信息。四季春生态园提供的证据有三：1、14支发票，但上面所载名称、规格、数量十分笼统，无法将苗木的具体品种、棵数、规格与之相对应，如所载16666株的发票11支，所载33333株的发票2支，而且所有14支发票均为2015年6月17日同一天开具的，在没有开具发票的原始资料相印证的情况下，这样的发票记载根本无法反映实际的供货情况。2、一页王春宏手写并盖上诉人公章的“红旗渠发票供苗情况”，其中有：“侧柏1-1.2米197229株单价6元金额1183347元、侧柏0.6-0.8米68158株单价3元金额202274元”的记载，但同样没有双方交接苗木的具体证据。3、红旗渠公司和北京市中冠水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陵川监理部盖章及总工程师李金铭签名的工程总价2545975元的统计表，其中显示的苗木株数和价格虽与前述王春宏手写的证据一致。但结合一审法院的适用法律，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的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本院认为，仅凭以上证据，尚不足以使人确信四季春生态园供应苗木的价值就是发票上所载的1387848元。水保工程项目部出具的《证明》能否证明四季春生态园供应的苗木价值就是431190元？水保工程项目部是工程的发包方，其了解工程的实际情况，2018年6月26日水保工程项目部盖章并由负责人赵秀芳签字出具的《证明》显示，2014年第二期古郊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因工程量核减，实际完成工程并支付1121212元，其中实际发生“四季春王春宏”苗木款431190元。该证明有负责人签字确认，可以否定2015年的14支发票。本院二审中与《证明》的签字人赵秀芳核实，其认可《证明》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其解释称“《证明》中未发生苗木款1138719元代表没有供苗，也没有付钱。本案工程是专项工程，专款专用，只能开苗木发票，县政府将部分资金用于其他工程，所以与发票金额不一致。发票需要我签字才能走账，现在都在水保工程项目部账上。监理部盖章、施工单位（指红旗渠公司）也盖章确认的《合同单价项目支付明细表》，不能够证明实际款项，这个表就是为了走账必须要的配套表”。另外，2016年1月3日王春宏手写并盖上诉人公章的“红旗渠发票供苗情况”中显示“收到苗木款情况”为：2015年7月1日收银行款334630元、6月30日支造地款75000元、6月30日支管理费21560元，合计431190元。可见上诉人当时是经过核实并认可存在5%的管理费即21560元的。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上诉人四季春生态园应当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价值956658元巨额苗木已经实际交付，但其所举《合同单价项目支付明细表》及14支发票，已被时任项目部负责人的赵秀芳所明确否认，上诉人又不能进一步提供其交付苗木的相应证据，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否允许证人出庭作证，是法院根据案情需要所决定的，不存在违法情况。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67元，由上诉人陵川县四季春水保生态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王天明审 判 员 毕 东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牛彦坤书 记 员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