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10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建林，男，1973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君燕，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晓云，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红莲，女，196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怡，海盐县海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陆建林因与被上诉人方红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8）浙0424民初6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建林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陆建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方红莲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是典型的转化型民间借贷，双方以民间借贷形式结算同居期间剩余现金财产，符合法律规定。陆建林与方红莲同居期间，方红莲保管两人同居期间现金大概100多万元，这是本案50万元借款的来源。陆建林为了好聚好散，给了方红莲缓冲时间，以借条的形式给予一年时间。2.双方同居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两人同居期间，收益状态非常好，所以才会买房买车，而且价值不菲，如果分手时一分现金都不剩下，明显不符合常理。同居期间有160万元左右的收入，都保管在方红莲处，包括车辆和房屋均登记在方红莲名下。3.本案不存在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事由。孙某陈述陆建林暴力殴打的证言系孤证，不符合证据认定的要求。陆建林发现方红莲欺骗，一气之下打了一巴掌，两人分手，与借条出具不是同一天。财产分割协议和借条均是方红莲在不受限的情况下出具，方红莲没有当场报警，而是在陆建林离开后才报警，是为了营造被胁迫的假象。方红莲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非常清楚写下借条的法律后果，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退而言之，即便存在可撤销事由，也已过了撤销期间。方红莲辩称：1.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两人之间的财产早已在（2017）浙0424民初6000号案件（以下简称另案）调解达成协议，并履行完毕。该案审理中，孙某证实，2017年7月14日凌晨，陆建林拿刀要杀方红莲。2.双方之间不存在同居关系，不存在剩余现金财产，关于双方间的人身关系，须有法律文书明确，或一致认可。陆建林通过同事描述，证明他人拥有的财产纯属无知可笑。3.2017年7月13日，双方签订财产分割协议；第二天，陆建林不放心，拿该协议去咨询，当晚回来说，协议没用，要写50万借条，方红莲不从，陆建林对方红莲拳打脚踢，冲到厨房拿菜刀砍方红莲，被证人孙某夺下菜刀，当时已是凌晨五点，陆建林拿事先起草的借条逼方红莲抄写。方红莲出于自身安全，被迫无奈写下此借条；方红莲要夺回陆建林起草的借条，陆建林将借条撕掉扔进废纸篓内，事后方红莲在陆建林离开房子后找到借条草稿将其粘好，并乘陆建林看管疏忽，于2017年7月17日向事发地派出所报案。事后当地派出所找寻陆建林，其早已离开事发地。方红莲意识到事态严重，回到户籍地第一时间向海盐县公安局武原派出所报警备案。方红莲的陈述与证据材料高度一致，证明陆建林手持的借条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陆建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方红莲：1.立即归还借款50万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7月，陆建林、方红莲在河北省三河市从事经营活动。2017年7月13日双方签订了财产分割协议，后双方对此产生纠纷，陆建林向一审法院起诉（另案），要求确认协议有效并按协议约定分割财产，在一审法院主持调解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就另案出具了民事调解书。2017年7月14日凌晨，陆建林写了一份借条，由方红莲按此内容书写了一份借条交给了陆建林，载明“今2017年7月15日方红莲向陆建林借人民币50万元正（伍拾万元正），用于做生意周转，期限周转一年还款，2018年7月10日之前还清”。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借条出具当日，陆建林并未交付借条项下的款项。陆建林提出该款项是双方在此前共同做生意产生，经双方磋商后，由陆建林借给方红莲周转一年，属转化型民间借贷。但方红莲认为该借条是在陆建林胁迫的情形下出具的，从来没有借款，双方共同财产在协议书中已分割完毕。一审法院认为：陆建林、方红莲之间对于借条项下款项在借条出具时并没有实际交付的事实没有争议，予以确认。双方主要争议是陆建林主张的该50万元为转化型借款要求方红莲支付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对此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关于转化型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可见法律及司法解释不否认转化型借贷，该规定虽仅针对被告提出的抗辩，而对于原告主张为转化型的民间借贷，也应当按其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二、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及事实问题。陆建林主张是双方同居期间对方红莲保管的现金分割后形成的，但方红莲并不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同居关系，且陆建林提供的证言属间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之间的同居事实，依人身关系的严格证明要求，陆建林主张的该项事实不能成立。对于方红莲是否保管了陆建林的款项，陆建林未能提供将现金交付方红莲的证据，提供的证言内容模糊，且涉及他人的资金事项，均属不确定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陆建林将款项交付方红莲保管的事实。三、陆建林是否存在胁迫的问题。陆建林在另案及本案审理中，认可有殴打方红莲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对孙某证言中涉及殴打方红莲的陈述予以认定，涉及陆建林用菜刀砍方红莲的事实因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部分证言不予认定。因此，基于陆建林对方红莲殴打事实的存在，应当认定在方红莲出具借条时陆建林存在暴力胁迫的行为。四、关于借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陆建林对方红莲存在暴力胁迫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结合方红莲在庭审中提交的由陆建林事先书写并被撕碎的借条，故可以认定本案方红莲出具借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况且借条内容没有表明所涉款项是对双方之间过往的款项进行结算的意思表示，因此，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与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此外，双方在本案借条出具的前一天，签订了共同财产分割协议，若双方另有巨额财产未分割，则应当在协议中注明，而该协议中只字未提，明显不合常理。另，方红莲在答辩中提出，案件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一审法院将另行处理。综上，陆建林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陆建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陆建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陆建林的主张，借条出具之日其未交付50万元，借条所载50万元系方红莲应返还陆建林同居期间保管的现金，属于转化的借贷；方红莲则称，保管现金和借款事实均不存在，借条系受胁迫出具，双方财产已分配完毕。案件争议的焦点是借条所载债务能否认定。陆建林与方红莲曾是恋人关系，感情正常期间双方有共同购车买房等行为，因而在关系破裂分手时产生财产纠纷。2017年7月13日陆建林和方红莲签订财产分割协议书，2018年4月9日的另案生效调解书予以了确认，双方在此之前的财产纠纷应当视为处理完毕。陆建林的本案主张实际是要求方红莲在财产分割协议书外再给付50万元，但财产分割协议书所载共同财产分割的约定中，并未提及尚有方红莲保管的现金未分割。按陆建林所说的约100万元现金分割基数，未分割的现金财产也属巨额财产，双方对此未谈妥即签订财产分割协议书，有违常理。除财产分割协议书涉及的财产外，陆建林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方红莲间尚存100万元左右的共有现金财产没有分割，陆建林主张借条所载50万元为转化的借贷缺乏基础。借条形成于财产分割协议书签订后两天，方红莲需在财产分割协议书之外另按借条给陆建林50万元，此反映出方红莲重大的态度转变。方红莲称其受到胁迫才出具借条，联系到陆建林承认在此期间有殴打方红莲的行为，虽陆建林称殴打行为与出具借条非同一天，但证人孙某指证陆建林于借条出具日有暴力威胁方红莲的行为；同时，方红莲称借条内容是按陆建林的要求抄写，提供了由陆建林事先书写并被撕碎的借条，内容与本案借条基本一致；此外，方红莲于借条出具后，曾到公安部门就被迫出具借条进行报案和备案。因此，方红莲对借条形成的说法，具有可信性。相反，对财产分割协议书之外方红莲为何短期内又同意再给陆建林50万元，陆建林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且其所谓转化之债也缺乏事实依据。据此，本院认为陆建林取得借条的手段不合法，对借条证明力不予采信，借条所载债务不予认定，陆建林以借条为据要求方红莲归还50万元，不予支持。综上，陆建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陆建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赵 超审判员  王 浩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金孝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