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125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洪添，男，196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玲，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建平，男，196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景峰，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红，女，196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再审申请人张洪添因与被申请人高建平及二审被上诉人陈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民终2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洪添申请再审称，（一）张洪添与高建平之间所谓的“民间借贷”、“借款、欠款、债权债务”关系根本不存在，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双方于2004年9月21日共同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所称的“借款”，实系高建平决意入股福州开发区天正贸易有限公司（后变更为福州天雁物流有限公司）的投资预付款。张洪添已将高建平的“出借款”转化为股权受让款和对福州天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雁公司）的持股，实现了其预期的目的和相关权益，双方之间已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高建平的名义股东李坚（系高建平妻子）一直是天雁公司的股东、董事，始终占有天雁公司10%的股份，高建平也长期参与了公司的有关经营管理。因此张洪添的签订协议、代收代付款等行为，始终都是在为天雁公司服务，均属公司行为，与个人利益、责任并不相关，故不应该由张洪添个人承担任何与此相对应的责任。（二）案涉《还款协议书》载明的63万元和《协议书》载明的67.5万元，是高建平在2004年9月21日《协议书》第一条所约50万元的基础上分4次追加的出资款，系其履行该协议的行为，张洪添均已按照双方约定代转给了方振和天雁公司作为高建平的出资。而2010年8月23日《协议书》载明的“利息款”则是高建平强行变相向天雁公司索要投资保底分红的伪装，所约定的20万元再借款，则是高建平对张洪添的恶意利诱和忽悠哄骗。上述两份协议的签订，并非出于张洪添的自愿和真实意思表示，都是高建平事先写好和打印后，胁迫和利诱张洪添签字的，均属无效协议，对张洪添没有约束力。（三）高建平蓄意伪造、变造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欺骗法庭、骗取立案及据此进行虚假诉讼。高建平将与本案毫无关联的另一商业行为所签署的《承诺函》作为其造假蓝本，在其下方空白处擅自添加了“并承诺在支付上述款项的同时，或者最迟在2025年9月9日前返还2010年8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项下拖欠高建平的全部借款本息”的谎话，并以此作为诉讼的核心证据，将其用于证明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骗取了立案与审判。自2010年8月23日至高建平提起诉讼，该期间张洪添从未收到任何高建平明示的催款和讨债之函件，高建平所提供的用于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均系伪证，其对张洪添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综上，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高建平提交意见称，（一）高建平与张洪添之间的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根本不存在投资关系，张洪添的再审申请纯属无理缠讼。1、高建平与张洪添先后签订的三份协议书的内容均明确约定高建平支付给张洪添的款项为借款，张洪添于2004年12月7日向高建平出具的《收据》中亦载明“兹收到高建平借款伍拾万元正”。上述证据充分证明了双方存在借款的事实。2、2004年9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所谓的关于“福建正天物流有限公司”的“投资”约定，系张洪添为向高建平借款所作出的承诺。设立公司与借款系两件不同的事情，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设立公司的行为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借款的事实。3、张洪添与高建平分别于2006年6月21日及2010年8月23日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协议书》，对每一笔借款的具体情况、利息计算方式及还款时间均作出了明确具体的约定。以上协议均是在双方充分协商、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形式和内容都是真实、合法有效的。4、2010年8月23日签订《协议书》后至高建平起诉前，在高建平多次电话、短信催讨欠款的过程中，张洪添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也始终没有否认过双方之间的借款事实，并且始终承诺要还本付息。由此可见，高建平与张洪添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投资关系。5、张洪添所称已将高建平的借款悉数交付给天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临时财务人员方振，作为高建平对天雁公司的投资入股，但其在一审中提交的张洪添与方振之间于2006年8月28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明确约定了方振向张洪添借款62万元。可见，张洪添与案外人方振之间存在借款法律关系，不是所谓的投资关系，张洪添关于高建平投资入股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二）张洪添关于高建平尚欠其216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完全是捏造事实、虚假陈述，其提交的“相关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1、张洪添提供的2004年11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签约双方分别为案外人陈红和李坚，该协议的主体和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丝毫关联性。2、从该《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来看，股权受让方（案外人李坚）需在协议签订后30日内即2004年12月8日前支付股权对价款。若高建平需向张洪添支付该笔股权转让款，那么张洪添早就应该向高建平或案外人李坚主张该笔款项了。而事实上，直到高建平向一审法院起诉张洪添要求其返还67.5万元借款本息时，张洪添才在庭审答辩中以216万元“股权转让款”为由进行抗辩。可见，张洪添所谓的高建平尚欠其216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完全不符合情理。3、一审时，张洪添未出庭应诉，其妻子陈红既是本案的共同被告，又作为张洪添的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庭审最后陈述时陈红明确表示“被告一有钱后，肯定会返还原告借款的。”说明张洪添关于股权转让款的说法是虚假的。（三）张洪添所谓的高建平蓄意伪造、变造诉讼时效中断证据的说法完全是无视事实的无理狡辩。高建平提供的证据已经过一、二审庭审质证，所有证据均真实、合法有效，足以证明高建平的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1、关于张洪添于2015年7月23日向高建平出具的《承诺函》的问题，该证据在一、二审审理时，高建平已经做过详细的说明和质证，其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2、讼争借款发生后，高建平通过还款协议书、催款函、承诺函、电话、短信等多种方式无数次向张洪添催款，张洪添均承认借款的事实并表示愿意还款。高建平至今还保留着原来使用的手机，这些短信内容已经在一、二审时经过庭审质证，张洪添的妻子陈红在一审庭审质证时也当庭予以确认。这些短信的内容足以证明张洪添向高建平借款的事实和诉讼时效没有超过的问题。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张洪添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为：（一）讼争款项的性质系借款还是投资款；（二）高建平的诉请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讼争款项的性质系借款还是投资款问题。本院认为，本案高建平主张张洪添向其借款有其提供的双方分别于2006年6月21日、2010年8月23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协议书》和相关转账凭证为据，张洪添于2004年12月7日向高建平出具的《收据》中亦载明“兹收到高建平借款伍拾万元正”。张洪添主张上述《还款协议书》、《协议书》都是高建平事先写好和打印后，胁迫和利诱张洪添签字的，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张洪添主张讼争借款系投资款而非借款，但其提供的2004年11月9日案外人陈红与李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从签订主体、内容等方面均无法体现与讼争借款有关联，且签订时间在2006年6月21日《还款协议书》和2010年8月23日《协议书》之前，无法证明其主张。且在一审庭审中，作为张洪添特别授权代理人的陈红（系张洪添的妻子）亦明确表示“被告一有钱后，肯定会返还原告借款的。”故张洪添关于讼争款项系投资款的主张不能成立。一、二审将讼争款项的性质认定为借款并无不当。 （二）关于高建平的诉请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本院认为，高建平与张洪添于2010年8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还款期限最迟不超过2010年10月底，而高建平提交的邮局回函上记载的文件名称为“催款函”及收寄日期为2012年10月13日这一事实，可以证明2012年10月8日催款函的真实性，佐证了高建平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已向张洪添主张过权利，使本案的诉讼时效从2012年10月13日开始中断。在之后开始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内，高建平在2016年5月18日提起诉讼之前，分别于2014年3月、4月、2015年、2016年多次通过短信向张洪添主张权利，引起本案的诉讼时效多次中断。且张洪添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陈红在一审庭审中亦确认了高建平提交的短信催讨借款内容的真实性，并表示对高建平提交的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其始终向张洪添催讨借款，张洪添一直表示要还款的证明对象没有异议。张洪添关于高建平蓄意伪造、变造诉讼时效中断证据的主张亦不能成立。一、二审认定高建平的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 综上，张洪添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洪添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序涛 审判员  刘云贞 审判员  郭陈颖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翁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