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6民终18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强，男，1988年8月3日出生，汉族，保定市徐水区村民，2019年3月18日死亡。 二审诉讼参加人：刘荣光（刘强之父），男，1957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徐水区。 二审诉讼参加人：张桂芬（刘强之母），女，195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徐水区。 二审诉讼参加人：张某（刘强之妻），女，198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徐水区。 二审诉讼参加人：刘均易（刘强之子），男，201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徐水区。 法定代理人：张某（刘均易之母），女，198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徐水区。 四二审诉讼参加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刘强之兄），男，198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 四二审诉讼参加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亮，保定市徐水区鲁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徐水区新天地羽绒厂，住所地保定市徐水区崔庄镇茂山卫村。 经营者：王荣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清华，河北宇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萌，河北宇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要惠强，男，1969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徐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文志，河北振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玉军，男，195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徐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广宇，保定市徐水区人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启，男，197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徐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广宇，保定市徐水区人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强、上诉人保定市徐水区新天地羽绒厂（以下简称新天地羽绒厂）因与被上诉人要惠强、马玉军、刘玉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7）冀0609民初2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刘强提起上诉后，于2019年3月18日死亡。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刘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刘荣光（刘强之父）、张桂芬（刘强之母）、张某（刘强之妻）、刘均易（刘强之子）均同意参加二审诉讼，且明确表示认可刘强在一审程序中对事实的自认或陈述以及其上诉请求和理由，故本院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荣光、张桂芬、张某、刘均易（以下简称刘荣光四人）变更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各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上诉人所有损失1442630.13元的70%，即1009841.1元。护理费计算期限由20年变更为838天，总数为85752.54元；误工费按照建筑行业标准计算，总额为82326.15元；丧葬费主张32633元；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马玉军及被上诉人刘玉启之间的合伙关系的认定存在错误，在一审庭审当中，被上诉人马玉军曾描述与刘强“查着”，而“查着”在徐水本地俚语作合伙解释，当审判员让其解释“查着”的含义时，其反口又说没“查着”，在承接羽绒厂的活儿前，被上诉人马玉军、刘玉启多次随上诉人去工地看活，进行预算，二被上诉人提供车辆、工具，如果说三人不是合伙关系，明显有悖常理。二被上诉人当庭反口的行为，明显在故意隐瞒案件事实，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新天地羽绒厂及被上诉人要惠强承担的赔偿责任过轻。被上诉人新天地羽绒厂作为发包方，知晓该工程并非农村民房一般性施工，存在技术要求及施工标准，而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任何施工资质的被上诉人要惠强进行施工，而被上诉人要惠强明知自己无力完成该工程，又与上诉人共同完成，并从中获得较为丰厚的利益。故无论从主观意识当中，还是从客观行为之中均可反映出二被上诉人具有非常明显的过错。事故的发生，上诉人的大意只是导火索，而被上诉人新天地羽绒厂及被上诉人要惠强对施工未做任何安全管理，未给施工工人采取任何宣教措施及提供安全防范措施才是安全事故发生无法避免的关键所在，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新天地羽绒厂及被上诉人要惠强各承担10%的过错责任，上诉人不认可，各被上诉人应承担上诉人所有损失的70%为宜。 新天地羽绒厂辩称，对赔偿比例不认可，我方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我方针对刘强并不存在选任过失；对赔偿标准不认可，应依法审查医疗费票据是否合法。其他同一审意见，误工费应当按照农林牧渔业标准；护理费应当计算到住院期间；被抚养人生活费有误，请求法院依法认定。 要惠强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保定市徐水区新天地羽绒厂和答辩人要惠强各自承担10%的选任过失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上诉人关于此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案涉彩钢棚的承重梁、承重立柱均为钢材，符合住建部《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钢结构工程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彩钢棚的承揽和施工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本案上诉人新天地羽绒厂将彩钢棚的施工工作承揽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要惠强，具有法律规定上的选任过失。而要惠强承揽工作后又将施工工作转承揽给了同样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刘强、刘玉启、马玉军三人的合伙，也具有一定的选任过失。但要惠强将工作转承揽给刘强三人合伙后，己经将情况告知定做方新天地羽绒厂，而且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法律也并未禁止承揽人将工作内容转承揽交给第三人完成。上诉人新天地羽绒厂承担的是法律规定的选任过失责任，并不能因为协议约定而免除选任责任，其上诉主张依据承揽合同就不承担责任是有悖法律规定而不能成立的。二、本案上诉人刘强近几年一直从事彩钢棚搭建生意，非常熟知彩钢棚的搭建操作规程和安全防护要求，但在事发当天，作为承揽施工方，刘强在棚顶作业时，没有佩戴任何的安全防护器具及采取任何的防护措施，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是自己不慎从棚顶坠落受伤的。而且依据一审的法庭调查，上诉人刘强在之前的彩钢棚搭建过程中就曾发生过不慎从高处坠落导致脾破裂的情况，这就说明作为刘强在本案的作业过程中，应该尽到更为严苛的审慎注意义务，而刘强却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再次由于未采取防护措施、未尽到注意义务而引发坠落受伤事故，自身责任是较大的。一审法院据此对责任的划分比例是客观公平合理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上诉人刘强与被上诉人刘玉启、马玉军存在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刘玉启、马玉军应分担刘强为了合伙事务而造成的损失。本案中，上诉人刘强与被上诉人刘玉启、马玉军一直合伙从事彩钢棚搭建生意，这在也是尽人皆知的。上诉人刘强一方一审也提供了相应的合伙证据。而且被上诉人马玉军在一审庭审中曾陈述2016年与刘强、刘玉启“查着”干彩钢工程来，但后来在法官的一再追问下，又矢口否认之前“查着”干工程的情况，明显是有意在掩盖合伙事实。马玉军既然陈述2016年与刘强、刘玉启查着干彩钢工程来，那么在无证据证明进行散伙并进行散伙清算的情况下，合伙关系是一直存在的。因此，其三人间的合伙关系是客观成立和存在的，被上诉人刘玉启、马玉军应对刘强承担责任部分依法予以分担。四、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总额为230036元，这不仅明显超出了刘强要求的173844元的诉讼主张，该项目认定总额累计也明显超过了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违反了人赔解释第28条第2款的规定，该项目数额明显认定有误，应该予以纠正。五、在上诉期间，上诉人刘强已于2019年3月份死亡，故相关赔偿项目也有新的变化，应给予相应调整。1、上诉人要求以建筑行业主张误工费不能成立，刘强不具有从事建筑行业的资格证书；2、被抚养人生活费，上诉人在一审主张173844元数额是正确的，一审法院判决认定230036元明显超出上年度农村居民生活支出的标准，应当予以纠正。 马玉军、刘玉启辩称，首先，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涉案工程的实质情况是被上诉人要惠强与上诉人刘强一起协商干的这个工程。被上诉人刘玉启、马玉军是上诉人刘强找的两个工人，工资也是刘强发放的。被上诉人要惠强与上诉人刘强谈的工程款问题，二被上诉人并不知情，且被上诉人要惠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明确陈述：在施工过程中，既有上诉人刘强找的工人，还有其本人找的工人马建新等人共同完成。以上事实足以认定二被上诉人只是干活的工人。其次，上诉人刘强主张二被上诉人与其是合伙关系，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虽然有证人出具了证人书证，但证人并未到庭接受质询。再者根据最高院审理合伙纠纷的以往判决中，并非将“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协议”作为在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时认定个人合伙关系的必备条件。且根据《民通意见》第50条之规定中所指的证人，应为清楚了解、亲眼见证具体事宜的知情人，并非只是听某一合伙人说过或者从其他第三人处听说过有合伙一事。因此，本案并不符合上述关于认定合伙关系成立的条件。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新天地羽绒厂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上诉人保定市徐水区新天地羽绒厂不承担赔偿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新天地羽绒厂与要惠强于2016年11月6日签订的《彩钢工程施工合同?，根据合同的性质，应定性为承揽合同。加工承揽合同，是指承揽方按照定作方的要求完成一定工作，并将工作成果交付定作方，定作方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约定报酬的协议。新天地羽绒厂只提供钢材原料，要惠强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及人工搭建彩钢棚，新天地羽绒厂只需在完工后支付价款，故羽绒厂与要惠强之间的合同名为承包，实为承揽合同。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看，乙方应对施工作业人员做好安全交底，在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事故责任和经济损失应由乙方自行承担。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被上诉人刘强的赔偿责任。二、新天地羽绒服厂基于对要惠强的信任，将工程发包给要惠强，承揽人要惠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一定的工作。如要惠强在施工过程中发生损害，上诉人可承担一定比例的选任过失责任，但其未经上诉人的同意，私自把工程转包给刘强、马玉军和刘玉启，故上诉人对刘强受伤不存在选任过失责任。三、如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过失，刘强作为施工人员，在没有佩戴安全帽和安全绳的情况下踩踏隔热层时踩空受伤，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注意自身安全过错明显。退一步讲，马玉军、刘玉启和刘强三人系合伙关系，一直从事彩钢棚搭建生意，刘强的受伤系为了三人的合伙事务和合伙共同利息进行的工作过程中造成的伤害，故马玉军和刘玉启也应依法进行分担。四、一审法院判决的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部分明显有误，被上诉人刘强向一审法院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73844元，但法院却判决赔偿刘强被抚养人生活费230036元，超过主张范围。营养费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支持住院期间的营养费。 刘荣光四人辩称，1、上诉人虽然对我方不具有选任过失，但违法将工程发包给要惠强具有选任过失，其承担10%的过错责任明显过轻，关于护理费因在一审中对刘强的护理期限作出鉴定，结论是完全护理依赖，护理费用应计算至刘强去世当天。误工费计算标准各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及上诉答辩意见均认为一直从事彩钢搭建生意，我方认为要惠强、新天地关于误工费不能按照建筑行业计算理由不能成立。被抚养人生活费认定正确。 要惠强辩称同刘荣光四人答辩意见。 马玉军、刘玉启辩称同刘荣光四人答辩意见。 刘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给付医疗费694233.2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600元、营养费16950元、误工费82326.15元、护理费747009元、残疾赔偿金2576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73844元、交通费3000元、鉴定费3129元、食宿费895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8408.35元，共计2042072.72元。2、要求被告承担连带责任。3、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6年11月6日新天地羽绒厂与要惠强签订《彩钢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新天地羽绒厂提供施工用材料，由要惠强以包工、包质量、包安全的形式承包拆旧彩钢棚、建新彩钢棚的工程；2016年12月1日，刘强、马玉军、刘玉启等人在彩钢棚工程建设过程中，刘强从彩钢棚顶坠落受伤。2、刘强受伤当日被送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住院治疗，住院26天，产生医疗费141413.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00元；2016年12月27日，刘强转院至北京小汤山医院，产生医疗费617.66元；2016年12月28日，刘强转入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住院治疗，住院140天，产生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0元。3、2017年12月1日，刘强向法院申请伤残等级鉴定及护理期鉴定，2018年5月23日向法院申请护理依赖程度鉴定，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刘强构成一级伤残，护理期至评残前一日，护理依赖程度为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构成完全护理依赖。产生残疾赔偿金257620元、鉴定费3129元。4、刘强受伤住院后，要惠强为其垫付费用90000元。对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刘强主张医疗费694233.22元。（1）各方无争议的医疗费有北京天坛医院141413.35元、北京小汤山医院617.66元，计142031.01元，予以确认。（2）有争议的医疗费552202.21元：①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花费医疗费547868.71元，刘强提交票据2张（护工费3600元+医疗费544268.71元）、诊断证明和病历各一份；②马奎山卫生室花费2508元，刘强提交收据4张；③诚信大药房药费1825.5元，刘强提交票据3张。新天地羽绒厂质证意见，医疗费票据中有一张是护工费，不应计算在医疗费项下。诚信大药房的票据中有1张名称为张某，与本案没有关系，其他2张时间均为2018年6、7月份，原告方没有提交相关的诊断证明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关联性不认可。对马奎元卫生室收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要惠强、刘玉启、马玉军质证意见，同新天地羽绒厂质证意见。经审查，原告提交的护工费3600元票据，不属于医疗费用范畴，应计算在护理费项下；原告提交的诚信大药房3张药费发票及马奎元卫生室收据不能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综上，本院认定刘强因本次事故产生医疗费共计686299.72元（141413.35元+617.66元+544268.71元）。2、刘强主张营养费16950元。按每天30元计算，从住院之日起至评残前一天即2018年6月19日，共565天。新天地羽绒厂质证意见，营养费应按20元每天计算，且只应当计算住院期间的费用，理由是医疗机构没有出具出院后仍需加强营养的医嘱；要惠强、刘玉启、马玉军质证意见，同新天地羽绒厂质证意见。经审查，原告提交的北京天坛医院的出院建议中记载“出院后继续积极神经康复治疗，加强营养”，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出院医嘱中记载“1转当地医院继续对症治疗。2加强营养，多食高蛋白、低脂肪易消化的食物，多喝一些鱼汤、鸡汤、排骨汤”，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认定刘强为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构成一级伤残，根据法律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根据刘强的出院医嘱及伤残等级，其主张按每天30元的标准，计算自住院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的营养费，共计1695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3、刘强主张误工费82326.15元。按照建筑行业年收入计算至评残前一日，共565天。新天地羽绒厂质证意见，对计算期间和行业标准均不认可，根据法院给刘凯做的调查笔录记载，早在2017年12月6日法院就已经通知刘强进行伤残及护理费鉴定，原告方没有正当理由拒绝鉴定，直到2018年6月19日才鉴定，说明原告方是在故意拖延时间，误工期最长不能超过半年，标准应按照2017年度农林牧渔的标准每天64元计算。要惠强质证意见，原告并没有从事建筑行业的从业资格，其主张没有依据，应按农林牧渔业行业计算。刘玉启、马玉军质证意见同新天地羽绒厂及要惠强质证意见。经审查，新天地羽绒厂称刘强故意拖延鉴定时间，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认定刘强为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构成一级伤残，其主张误工期计算至定残前一日，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刘强主张按照建筑业行业标准计算误工费，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被告认可按照2017年农林牧渔业标准（每年23384元）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认定刘强的误工费为36197.15元（23384元÷365天×565天）。4、刘强主张护理费747009元。按照居民服务业每天102.33元，计算20年。新天地羽绒厂质证意见，对护理费用的计算期间不认可，因为刘强病情一直不稳定，根据其身体健康状况，护理费计算期间不应超过三年，对护理费标准没有异议。要惠强质证意见，根据法律规定定残后的护理期应根据受害人的身体状况来确定，法庭对原告代理人的调查笔录足以证实原告的健康状况不太稳定，原告主张20年的护理期与客观情况不符，且原告提供的票据中有一张属于120天的护工费票据，应在计算护理费时扣减。刘玉启、马玉军质证意见同新天地羽绒厂及要惠强的意见。经审查，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认定刘强为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构成一级伤残，其主张护理期计算二十年，符合法律规定，按照2017年居民服务业标准认定刘强的护理费为746980元（37349元×20年）。5、刘强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173844元。其中刘强父亲刘荣光，1957年4月23日出生，计算19年；刘强母亲张桂芬，1952年5月21日出生，计算14年；刘强儿子刘均易，2011年5月13日出生，计算11年。提交刘强的户口本，刘强与张某结婚证，刘强、张某、刘荣光、张桂芬身份证，村委会证明。新天地羽绒厂质证意见，原告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原告方父母的子女情况，且原告也没有提供其父母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且没有劳动能力的相关证据。三个被扶养人累计计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也明显超过了农村居民每年的年消费支出，所以刘荣光和张桂芬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要惠强质证意见，本案被扶养人为三人，根据原告陈述其父母有两个子女，根据法律规定，多个被扶养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应超过上年度的年赔偿标准，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不当，超过了相关标准，具体数额请法庭计算。刘玉启、马玉军质证意见同新天地羽绒厂及要惠强意见。经审查，原告的父母均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二人有其他生活来源，原告主张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刘强提交的村委会证明可以证实其父母仅有刘强、刘凯两个子女，能够认定刘强父母的法定扶养义务人为2人；刘强的定残日为2018年6月21日，刘荣光出生于1957年4月23日，根据法律规定酌情认定刘荣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给付期限应为18年10个月，即226个月；张桂芬于出生于1952年5月21日，张桂芬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给付期限为13年11个月，即167个月；刘均易于2011年5月13日出生，被扶养人生活费给付期间应为2018年6月21日至2029年5月12日，共10年10个月21天，酌情认定10年11个月，即131个月。参照2017年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10536元的标准认定刘强应负担刘荣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9214元（10536元÷2人÷12个月×226个月）、应负担张桂芬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3313元（10536元÷2人÷12个月×167个月）；刘均易的法定扶养人为刘强与张某二人，参照2017年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10536元的标准认定刘强应负担刘均易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7509元（10536元÷2人÷12个月×131个月）。6、刘强主张食宿费8953元，提交收据18张，发票1张。新天地羽绒厂质证意见，收据上没有署名，不能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收据也不具有合法性。刘凯的住宿费是正式票据，但是不能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天坛医院的住院费饭费结算收据，合法性不认可，且原告已经主张了住院伙食补助费，属于重复计算。要惠强质证意见，2016年12月27日天坛医院的400元饭费票据显示预交400，消费0元，退费400元，并未发生费用，69元的购物小票不属于合法票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6年10月30日署名为张桂芬、李荣光的三张票据与本案无关，其他票据质证意见同新天地羽绒厂的质证意见。刘玉启、马玉军的质证意见同新天地羽绒厂及要惠强的意见。经审查，北京天坛医院的饭费票据显示预交400元，退费400元，消费0元，不能证实产生了相应花费，对该项费用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其他收据，不是正规发票，也未显示住宿人员，无法核实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刘凯的住宿费发票（金额384元）系正规票据，且开票时间、住宿地点、住宿人员等信息，与刘强在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的住院时间、地点相对应，予以认定。7、刘强主张交通费3000元，提交票据16张，票据金额共985元，其余没有票，请法院酌情处理。新天地羽绒厂、要惠强、刘玉启、马玉军质证意见请法院核定。经审查，原告提交的救护车及急救费票据系医疗机构出具的正规发票，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长途客车统一客票、河北省客运发票系正规票据，且记载的乘车人、乘车时间及乘车区间与刘强住院治疗的区间相吻合，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出租车发票未显示乘车时间及乘车区间，无法核实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综合以上证据，结合原告住院、出院、鉴定等客观情况，酌情认定刘强因本次交通事故支出交通费900元。8、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8408.35元。新天地羽绒厂质证意见，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其自身存在的过错较为明显，此项费用不应支持。要惠强、刘玉启、马玉军的质证意见同新天地羽绒厂的意见。经审查，刘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较高，根据本案情况，酌情认定刘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综上，刘强在本次事故中涉及的损失有医疗费686299.7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600元，营养费16950元，误工费36197.15元，护理费7469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30036元（包含刘荣光99214元、张桂芬57509元、刘均易73313元），食宿费384元，残疾赔偿金257620元，鉴定费312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900元，共计2025095.87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彩钢棚承重梁、承重柱均为钢材，符合住建部《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钢结构工程的规定，依照《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规定，钢结构工程的承包、施工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新天地羽绒厂将彩钢棚工程交给没有资质的要惠强施工，具有选任过失；要惠强承揽新天地羽绒厂的彩钢棚工程后，将工程交给没有资质的刘强施工，属于违法转包，二者对刘强在施工中受伤均有过错；刘强明知自己没有相应资质仍承包搭建彩钢棚的工程，且作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未按照安全施工规范进行施工，未佩戴安全带、安全帽等基本安全工具，直接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较大过错。刘强主张自己与刘玉启、马玉军系合伙关系，是为合伙利益受伤，因刘玉启、马玉军否认合伙，且刘强未提交证据证实合伙事实，故刘强要求刘玉启、马玉军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合全案，法院认为新天地羽绒厂、要惠强、刘强应根据各自过错程度对刘强受伤承担责任，新天地羽绒厂、要惠强以各承担10%为宜，刘强自行承担80%。依据该责任比例，新天地羽绒厂、要惠强应赔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法院认定的数额并依据责任比例计算。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案由为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更妥，刘强主张各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刘强的各项损失及各当事人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按照认定予以支持，其余不予支持。要惠强为刘强垫付90000元费用，应在其应赔偿的金额中予以扣除。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保定市徐水区新天地羽绒厂赔偿刘强各项损失2025095.87元的10%即202509.5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要惠强赔偿刘强各项损失2025095.87元的10%即202509.59元，扣减已付90000元，再付112509.5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刘强对被告刘玉启、被告马玉军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137元，减半收取计11568.5元，由刘强负担9784.5元，由保定市徐水区新天地羽绒厂负担1147元，由要惠强负担63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强在案涉搭建彩钢棚工程中受伤引发诉讼，其一审主张与刘玉启、马玉军是合伙关系，虽然马玉军曾描述与刘强“查着（在徐水本地俚语作合伙解释）”一个月干过五个工程，刘强也提交了相关证明人的书面《证明》，但相关证明人均未到庭作证接受质询，刘强提交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与刘玉启、马玉军三人在针对案涉工程的施工存在口头合伙协议，且刘玉启、马玉军否认与刘强在该工程合伙，故一审法院认定刘强未提交证据证实合伙事实，认定其要求刘玉启、马玉军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并无不妥；因刘强在诉讼期间死亡，应依据新的事实重新计算其护理费、丧葬费。关于护理费，刘强因本次事故受伤致一级伤残，其生前护理依赖程度为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故护理费应计至其死亡（2019年3月18日）前一日，参照2017年居民服务业工资标准计算护理费为85750元（37349元÷365天×838天）。丧葬费按照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31518元（5253元×6个月）。刘荣光四人（刘强）主张误工费按照建筑行业标准计算，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长期稳定从事建筑行业的事实，故其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关于刘强的其他各项费用，一审法院认定清楚，本院不再赘述。综上，刘强因事故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686299.7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600元，营养费16950元，误工费36197.15元，护理费857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30036元（其中刘荣光99214元、张桂芬57509元、刘均易73313元），食宿费384元，残疾赔偿金257620元，鉴定费312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900元，丧葬费31518元，共计1395383.87元。关于责任划分。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所涉彩钢棚承重梁、承重柱均为钢材，符合住建部《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钢结构工程规定，依照《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规定，钢结构工程的承包、施工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认定上诉人新天地羽绒广作为发包方，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的被上诉人要惠强进行施工，具有选任过失并无不当；要惠强将其承揽新天地羽绒厂的彩钢棚工程交由同样无施工资质的上诉人刘强施工，也存在选任过失；刘强为该搭建彩钢棚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在明知自己没有相应资质仍承包该工程，且不按照安全施工规范进行施工直接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一审法院认定刘强本人具有较大过错及新天地羽绒厂、要惠强根据各自过错程度对刘强受伤损失分别10%责任，刘强自行承担80%责任，并无不妥。故此，保定市徐水区新天地羽绒厂应赔偿刘荣光、张桂芬、张某、刘均易损失139538.39元；要惠强应赔偿刘荣光、张桂芬、张某、刘均易损失49538.39元（应赔偿139538.39元扣减已付9000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新天地羽绒厂及刘荣光四人（刘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7）冀0609民初2186号民事判决； 二、保定市徐水区新天地羽绒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荣光、张桂芬、张某、刘均易损失139538.39元； 三、要惠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荣光、张桂芬、张某、刘均易损失49538.39元（应赔偿139538.39元扣减已付90000元）； 四、驳回刘荣光、张桂芬、张某、刘均易（刘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137元，减半收取11568.5元，由刘荣光、张桂芬、张某、刘均易负担9784.5元，保定市徐水区新天地羽绒厂负担1147元，要惠强负担63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896元，由刘荣光、张桂芬、张某、刘均易负担13220元，保定市徐水区新天地羽绒厂负担4338元，要惠强负担433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霍丽芳 审判员  张峰先 审判员  庞 茜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周超楠 书记员张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