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湘8602行初3号 原告方代吉，男，195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衡阳市松木经济开发区。 被告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地址衡阳市石鼓区石鼓路68号。 法定代表人朱建社，局长。 委托代理人范福清，男，1967年9月3日出生，住址衡阳市雁峰区。 第三人廖科任，男，1986年11月29日出生，住址衡阳市蒸湘区。 原告方代吉诉被告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第三人廖科任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5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9年5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案在审理中，认为廖科任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方代吉、被告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的委托代理人范福清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廖科任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于2019年3月7日作出石公（金）决字[2019]第011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作出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方代吉诉称：第三人廖科任在原告家与松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松木经开区）等单位的房屋拆迁安置及行政赔偿诉讼中，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证明》，该《证明》系廖科任利诱冯时团等人所作的伪证，导致法官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2018年5月9日上午，廖科任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文明及原告叫嚣“要搞死你两个”，暴露了自己是拉关系走后门调进。2018年8月6日，原告在湖南省党政“红网”指明廖科任靠关系走后门调进，无人对此进行回复，这相当于廖科任进行了默认。原告将松木经开区的违法犯罪线索张贴在宣传栏，是对其进行实名举报揭发。原告行为的目的是让黑恶势力无处循形，并不构成诽谤，被告对其进行拘留，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另外，原告在北京也进行过张贴，北京的公安机关并未对其进行处理，可见，原告的行为并不违法。被告的办案程序存在诸多违法：1、2019年3月7日，原告被第三人廖科任派人押到金源派出所，被告没有对原告进行传唤便受了案。2、被告对其进行问话时，对其反映的行政人员重大违法违纪事实故意不予记录。3、被告的办案审批表上显示，拘留原告的时间为五天，最后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间却为十天。综上，原告诉请本院判决撤销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赔偿其被错误拘留十日的损失，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为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不合法，原告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举报腐败材料（6-11页、24-25页、46-56页），证明金源街道干部蒋小军纠集伍德清等黑恶势力人员，将王正娥、杨涉娥打伤，并守在原告家门口，这些黑恶势力人员无人扭送，原告却被扭送，这些人违法违纪； 证据2、冯时团等人的《证明》材料（12-13页），证明廖科任串通村干部与其一起利诱村民签字作伪证，被告包庇廖科任； 证据3、《关于方代吉请求拆迁补偿问题的回复》、《关于方代吉反映相关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关于方代吉反映廖科任2017年5月25日星期四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睡觉等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14-19页），证明松木经开区故意隐瞒源湘路项目的拆迁公告等合法文件、刻意隐瞒国家法律法规中有关房屋征收、室内装修等价格评估问题的规定，金源街道不承认廖科任是纪委书记，而公安询问笔录却显示廖科任是纪委书记，两者存在矛盾； 证据4、检举证明（20页），证明廖科任于2017年5月25日上班时间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睡觉，并对方代吉叫嚣“我不是拿你的工资，你没本事指责我”； 证据5、检举证明（21页），证明廖科任在2018年5月9日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文明、方代吉叫嚣“要搞死你们”； 证据6、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中止审查决定书》（22页），证明原告家与松木经开区等单位的房屋拆迁安置及行政赔偿案件已被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受理，因需核实相关证据，中止了审查，待中止审查的情形消除后，将恢复审查； 证据7、《松梅小学受损证明》，证明原告遵纪守法，清白做人，2000年为松梅小学捐款壹仟元。 另，原告于2019年5月30日向本院递交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法院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证人胡训辉出庭证明证据4-5以及申请法院调取第三人廖科任的调动工作报告及有关领导审批签字、松木经开区引进人才报告、廖科任工作成绩贡献报告等材料，因原告的申请事项，均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 被告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辩称：第三人廖科任在当任松木经开区金源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期间，在原告方代吉家与松木经开区等单位的房屋拆迁安置及行政赔偿一案中，作为松木经开区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参加了诉讼。原告败诉后，于2018年5月左右，制作了《维护人民领袖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法治公平正义，松木经开区腐败拆迁补偿安置与衡阳贿选同样严重危害社会》的大字报，诽谤廖科任找关系升官、人格道德缺失、捏造事实。方代吉将大字报于2018年8月至10月中旬期间，在华新开发区太阳广场、松木工业园告示栏进行张贴。原告的行为构成诽谤、侮辱他人，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方代吉行政拘留十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张贴大字报诽谤、侮辱第三人，被告根据第三人的报案进行立案，在群众将原告扭送到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立即对原告、第三人、相关证人进行调查询问，立案、问话程序合法。被告对方代吉的行政拘留时间，初定为五日，考虑到方代吉的行为影响恶劣，最后决定为十日，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于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接报案登记表、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证明原告粘贴大字报诽谤、侮辱廖科任，廖科任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予以立案的情况； 证据2、到案经过，证明方代吉系被群众扭送归案； 证据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公安机关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前，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了其依法享有的权利； 证据4、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内部审批程序； 证据5、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将行政处罚决定送达给了原告； 证据6、执行回执，证明被告将原告送到衡阳市拘留所执行拘留； 证据7、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传唤、拘留原告时，通知了原告家属； 证据8、对祝松井、龙焕、邓志鹏的询问笔录，证明他们扭送原告归案的事实； 证据9、对方代吉的询问笔录，证明其承认在太阳广场、松木工业园区、衡阳市信访局等地粘贴了标题为《维护人民领袖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法治公平正义，松木经开区腐败拆迁补偿安置与衡阳贿选同样严重危害社会》的大字报事实； 证据10、对廖科任的询问笔录，证明其发现方代吉粘贴侮辱诽谤自己的大字报后，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证据11、对朱毅的询问笔录，证明其于2019年3月在松木工业园公告栏里看到有关廖科任的大字报。 证据12、对任海军的询问笔录，证明其于2019年1月份，看到方代吉在贴大字报。 证据13、石鼓区金源街道办事处《关于请求依法打击方代吉诬告及侮辱诽谤行为的函》、衡阳松木经开区组织人事科《关于廖科任基本情况及调入松木经开区情况说明》，证明廖科任履历清白，金源街道请求被告对方代吉诬告、诽谤的行为进行打击。 证据14、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证明方代吉认为松木经开区对其房屋拆迁补偿低于法定标准，提起行政诉讼，廖科任作为松木经开区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后一、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院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 证据15、大字报照片、方代吉粘贴大字报的照片，证明方代吉实施了制作、粘贴大字报的行为。 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7，被告均认为不具有关联性。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15，除报案登记表外，原告均认为不真实，被告的办案程序违法。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1-15，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系现行法律。 经审理查明：在方代吉与衡阳市人民政府、松木经开区、松木经开区重点工程项目指挥部的房屋拆迁安置及行政赔偿一案中，第三人廖科任作为松木经开区的委托代理人出席法庭参加了诉讼，该行政诉讼经过了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均未获得支持。2018年8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原告方代吉陆续在华新开发区太阳广场、松木工业园告示栏等处张贴标题为《维护人民领袖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法治公平正义，松木经开区腐败拆迁补偿安置与衡阳贿选同样严重危害社会》的大字报，大字报中有廖科任找关系升官、人格公德缺失、诱使他人作伪证导致法院作出不公正的一、二审、再审判决等内容。2019年3月7日，金源街道工作人员龙焕等人将原告方代吉扭送至金源派出所。该所当日进行了受案登记、询问查证。2019年3月7日，被告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作出石公（金）决字[2019]第011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方代吉决定行政拘留十日。原告方代吉不服，遂引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方代吉公开将写有廖科任找关系升官、人格公德缺失、诱使他人作伪证导致法院在其与松木经开区的行政诉讼中作出不公正的一、二审、再审判决等内容的大字报张贴在华新开发区太阳广场、松木工业园告示栏等处，引起他人围观，对第三人廖科任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被告据此认定原告具有侮辱、诽谤他人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原告称自己的张贴行为属于检举揭发，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被告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将本案作为行政案件立案后，当龙焕等人将原告方代吉扭送至公安机关时，公安机关立即对方代吉、廖科任以及证人进行了询问查证，并及时通知了原告方代吉的家属，被告的立案、调查询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四条以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关于办理行政案件的程序规定》第七十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已告知原告方代吉其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原告方代吉宣告、送达并及时通知其家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1、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2、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3、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4、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5、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6、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从该法条不难看出，对违法行为人决定行政拘留五日或者十日，由公安机关依据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情节，进行自由裁量。本案被告依据该法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拘留十日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出，被告在其《行政处罚审批表》中，对原告审批拘留五日，最后作出的决定却是拘留十日，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本院认为，《行政处罚审批表》是被告单位作出行政行为的内部工作流程，不具有对外的法律效力，而对外产生法律效力是《行政处罚决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一）确有依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处罚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行政处罚决定具有最后决定权。我国法律并没有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内部工作流程中必须制作《行政处罚审批表》的规定，因此，被告内部工作流程中的《行政处罚审批表》不规范，并不表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原告依此请求本院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赔偿其被拘留十日的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请求本院撤销被告作出的石公（金）决字[2019]第011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予以赔偿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方代吉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诉讼费50元，由原告方代吉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文武 审 判 员  沈铁仁 审 判 员  雷 健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周 红 代理书记员  肖淑文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