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72民初87号原告：孙安全，男，196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辉，河北法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范阳西路189号。法定代表人：苟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明，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希芳，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安全与被告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19年4月17日、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辉、证人刘某1、郭某、赵某1、张某1、刘某2、张某2、赵某2、任某，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明、惠希芳（第一次开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石油勘探造成的扇贝养殖损失21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上述赔偿款的利息（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经昌黎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合法养殖户，养殖区位于昌黎县滦河口下游海域。2013年5月中旬开始，被告擅自进入原告的养殖区域内，进行海底密集爆破勘探作业，作业期间暴力阻止原告进入自己的养殖区域，导致原告暂养区的扇贝苗无法正常搬迁至养殖区进行正常养殖而死亡，并造成原告养殖设施损毁，损失金额达89130元。现原告因经济困难暂时主张21000元，但保留继续索赔权利。原告认为，被告随意在原告养殖区内进行爆破勘探作业，暴力阻止原告进入自己的养殖区域，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是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侵犯。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辩称，1.原告主张涉案事故发生于2013年5月，但其提起诉讼时间为2019年1月，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原告不具备合法的养殖资格。原告仅持有海域使用权证，取得时间并非2013年，且不具备养殖证书。3.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阻挠原告作业，不存在损害事实。4.另案判决与原告养殖区域并非同一海域，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原告身份证明，证明原告主体；证据2、海域使用权证书、海洋局证明及收据，证明原告是经国家认可的合法养殖者及原告养殖区域的面积、位置；证据3、被告主体信息，证明被告注册地和营业情况；证据4、原告买苗证明及银行流水账，证明原告养殖的事实及购买扇贝苗数量及金额；证据5、原告暂养地证明及养殖船停靠码头证明，证明养殖船停靠滦河码头被被告阻拦；证据6、被告职工手写纸，证明被告在原告养殖区域施工，施工时养殖区没有扇贝苗及施工时苗种还在暂养；证据7、茹荷镇政府情况说明，证明原告确有损失并一直寻求救济，未超过时效；证据8、（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养殖的方式且原告具有一证就享有索赔权利。原告养殖区有抑食海球金藻及哑铃型微型藻,原告需要尽快搬离暂养区，被告重复在原告养殖区进行施工，进而证明阻拦事实存在，被告对原告的扇贝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损失的数额；证据9、滦河口海域扇贝养殖渔民暂养区与石油勘探作业区位置关系图，系通过五个地图下载的区域图，证明原告暂养区与（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民事判决书中养殖户的暂养区位于同一海域，同时证明原告暂养区与被告石油勘探作业区的位置关系；证据10-11、石油勘探作业区与各类保护区、原告暂养区位置关系图、海洋规划登记表，证明被告石油勘探作业区与各类生态保护区范围有交叉，被告要在保护区内作业需要取得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的批准；证据12-13、天佳评估鉴定报告、乐亭县和昌黎县扇贝暂养混养区与昌黎县扇贝暂养区位置关系图，证明原告暂养区与乐亭县养殖户暂养区位于同一海域，被告的拦截行为对原告同样造成了损失；证据14、海洋局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在2013年虽然没有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但接受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和指导，是政府认可的合法养殖户；证据15、（2012）津海法事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只要具有海域使用权证书并接受政府统一管理，就是合法的养殖户，具有合法养殖权利，具有合法索赔权利；证据16、茹荷镇政府情况说明，证明被告确有阻拦渔民进入养殖区的拦截行为，茹荷镇政府曾安排人员陪同养殖户代表参加2015年1月在乐亭县信访局举办的协调会。2017年9月份本案原告曾去到被告公司要求协商解决，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超期；证据17、另案受损养殖户位置图，证明乐亭养殖案受损养殖户养殖区与勘探作业区的位置关系图；证据18、原告养殖区位置图，证明原告养殖区与被告勘探作业区的位置关系；证据19、暂养区、养殖区与石油勘探作业区综合位置图，证明扇贝暂养区、养殖区、石油勘探区相邻位置。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海洋局证明、海洋局收据、被告主体信息、买苗证明、银行流水、停靠证明、暂养证明、职工手写纸、镇政府情况说明、民事判决书的形式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原告虽在2013年交付海域使用金，但没有养殖证，不属于合法养殖。出具买苗证明的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证明原告购买苗种数量。停靠码头证明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证人陈述被告阻拦原告养殖船出码头，与原告陈述在暂养区养殖矛盾。职工手写纸证明原告养殖区没有养殖物，被告勘探后对养殖设施恢复了原样，没有造成损害。茹荷镇政府情况说明没有镇政府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无法证明赵志先外的其他养殖户反映上访情况。海洋规划登记表和功能区划图不能证明保护区内作业需要取得省级渔业主管部门批准。天佳评估鉴定报告已被撤销，不具证明力。养殖关系图无法核实作图准确性，且养殖户位置存在重叠，不具可信性。证人均为系列案件当事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且证言存在矛盾，没有其他证据辅助证明真实性。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证明秦皇岛海事局准许被告在所涉海域进行勘探资料采集作业；证据2、航行通告，证明秦皇岛海事局公布了被告采集作业的时间、水域和注意事项等；证据3、地质勘探资质证书，证明被告具有地质勘探的资质（地球物理勘查甲级）。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认可，但被告从事海底勘探作业还需经过环境评价许可。航行通告证明被告勘探作业行为阻拦了原告养殖，且被告证据不具证明目的，被告从事勘探行为不得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综合原、被告证据及庭审调查情况，本院对原告证据的认定意见为：被告对海洋局证明、收据、被告主体信息、停靠证明、暂养证明、职工手写纸、民事判决书、海洋局情况说明、茹荷镇政府情况说明（出具日期2019年4月21日）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为昌黎县养殖户，结合暂养证明及当地养殖习惯，可以证明原告暂养区与（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民事判决书中养殖户的暂养区临近。原告身份证、海域使用权证书、买苗证明、银行流水、茹荷镇政府情况说明（出具日期2017年12月20日）系原件，且与法庭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原告买苗证明和银行流水，经庭审调查，养殖户在购买苗种后普遍存在相互拆借情形，其购买苗种数量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投入养殖的苗种数量。茹荷镇政府2019年4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系其对2017年12月20日说明的补充，两份情况说明记载内容一致，证明镇政府经调查核实，证实被告阻拦养殖户进入养殖区养殖扇贝情况属实，且原告每年都要求镇政府协调解决损失赔偿问题。证人刘某1、郭某、赵某1、张某1虽均为相关案件原告，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但其陈述与镇政府证明记载一致，可以相互佐证，本院对其证人证言予以确认。但其陈述投入养殖苗种数量等证言，因距离事故发生时间长久，普遍无法准确回忆，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人刘某2、张某2、赵某2、任某关于昌黎县旺海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营主体问题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置评。勘探作业区与保护区关系图、海洋规划登记表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置评。天佳评估鉴定报告系部分养殖户节选，不具证明力。养殖区位置图经过核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暂养区、养殖区与石油勘探区位置图无法核实准确坐标，仅结合其他证据作为查明事实的参考。本院对被告证据的认定意见为：原告对被告证据真实性认可，该勘探资质、航行通告与被告实际从事的勘探作业一致，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明被告就勘探作业时间和区域通过秦皇岛海事局对外界进行了公告。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原告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近岸海域从事扇贝养殖，养殖面积为15.53公顷。同年，原告向昌黎县海洋局缴纳了海域使用金并登记备案,坐标位置为（经度/纬度）：1.119°25′22.020″、39°29′50.100″;2.119°25′34.020″、39°29′50.220″；3.119°25′34.200″、39°29′32.940″；4.119°25′21.900″、39°29′32.700″。就该养殖区域，原告未取得养殖证书。河北省乐亭县、昌黎县海域海湾扇贝养殖方式方法和基本养殖规范及规律为：养殖采取筏吊式，即在海底打上根桩，在根桩上系上根绳，两根根绳之间用绠绳连接，绠绳的长度为120米左右，扇贝养殖笼悬挂在绠绳上，养殖笼之间间隔约0.5-0.8米。4月下旬至6月中旬，养殖户雇佣潜水员将其养殖区的根绳从海底捞出，为养殖做好准备工作。5月中下旬为苗种购买期，每袋苗种为3000-5000粒，每粒壳高约3-5毫米。购买苗种3-5天后，要将苗种进行疏散，按照每个养殖袋300-500粒左右进行养殖，此时在近海暂养区进行养殖。半个月后（约6月20日左右）进行第一次分苗，将扇贝放入到暂养笼养殖，每层约200-500粒，每粒扇贝壳高约10毫米左右。因此时须占用较大养殖面积，大多数养殖户要将暂养笼放置到养殖区进行养殖（此时为商品苗时期）。7月下旬到8月初，此时每粒扇贝壳高约为18-20毫米，养殖户进行最后一次分苗，将扇贝放入养成笼进行养殖，每层约放置为40-60粒，每笼约为10-13层。从购苗到最后养成成品扇贝，扇贝苗种的死亡及淘汰率约为50%。养殖户基本按照每350亩（左右）放置约10000只养殖笼的标准进行养殖，则每350亩地购买商品苗的数量约为10000000粒，即每亩28571粒。2013年，原告按照上述扇贝养殖方式方法和规律进行养殖。被告曾于2009年、2010年、2012年在乐亭县所属海域进行勘探作业，为协调勘探作业相关工作，乐亭县人民政府成立了支油办。支油办总牵头，负责与海洋局等相关单位沟通、协调勘探施工事宜。2013年2月20日，被告就涉案海域勘探作业向支油办提出开工申请，支油办予以同意。2013年2月27日，秦皇岛海事局发布航行通告载明，被告于2013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对于作业水域：A:39°13′05″N/119°30′05″E;B:39°22′47″N/119°17′26″E;C:39°26′11″N/119°21′44″E;D:39°23′54″N/119°24′43″E;E:39°31′19″N/119°34′11″E;F:39°23′52″N/119°43′52″E进行海底勘探作业，勘探面积约600平方公里。被告进行勘探作业先在作业区域内铺设感应电缆，然后采用气枪震源船作为人工震源，即在浮筒下挂24个可以任意调换不同容量的空气枪，将空气枪放入水面下5米处，使用时既可以单枪激发，也可以根据勘探作业要求多枪组合同步激发，单枪容积最大为200立方英吋，检串最大容积为400立方英吋。气枪震源船产生的声音在7-120分贝之间，释放的气泡会产生7-120赫兹的冲击波。感应电缆将经过海底反射后的冲击波予以接收。被告在进行勘探作业时，作业面设定为2公里宽，10公里长，为保证安全，在作业面四个角向外1公里处设置一艘橡皮艇作为警戒船，对于靠近的船舶进行拦阻。被告于2013年3月1日至7月26日在勘探作业区内进行往复勘探作业。2013年5月29日，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秦皇岛综合试验站和病害防控研究室发布《关于秦皇岛海域海湾扇贝滞长及死亡的预警通报》指出，5月底最新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养殖区浮游植物种类及数量大幅减少，抑食海球金藻和哑铃型微型藻在浮游植物组成中占绝对优势，且其密度呈上升趋势。这两种藻类不能被海湾扇贝消化与利用，两种藻类大量繁殖会引发赤潮。在此情况下，为减少两种藻类对扇贝的影响，建议将扇贝搬迁到适宜养殖海域或尽早采取分苗疏散的方式进行养殖。2013年5月30日，河北省水产局将上述《关于秦皇岛海域出现抑食海球金藻的情况通报》向沿海渔业主管局予以转发，要求对养殖户做好技术指导工作。2013年5月至7月期间，原告等养殖户到昌黎县茹荷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茹荷镇政府）反映被告阻拦渔民进入养殖区养殖扇贝的情况，同时要求镇政府协调处理。茹荷镇政府专门责成人大主席崔金广调查核实并协调处理。经过崔金广审查材料并走访渔民，茹荷镇政府出具情况说明，证实渔民反映被告勘探作业及阻拦情况基本属实。在此基础上，茹荷镇政府指定崔金广陪同渔民代表多次前往乐亭县发改局、乐亭县支油办、乐亭县信访局协商解决。此后，原告等养殖户每年都来茹荷镇政府要求协助解决赔偿问题。2017年9月，渔民还曾前往被告公司要求协商解决，但未能达成一致解决方案。另查明，原告暂养区与本院（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民事判决书中养殖户的暂养区临近。但原告的养殖区不在被告作业区域以及作业区外1公里阻拦线范围内。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具有索赔的诉讼权利；2.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3.原告是否存在损失以及损失的具体数额；4.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勘探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5.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一、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请的损失发生于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之间，其提起诉讼日期为2019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茹荷镇政府分别于2017年12月20日和2019年4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均记载“渔民每年都来要求协助解决损失赔偿问题”，并记载渔民于2017年9月去被告公司要求解决纠纷，而且其出具的养殖户名单也包括原告。本院认为，茹荷镇政府系当地依法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原告在事故发生后连续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因此，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关于原告是否具有索赔的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并参照农业部《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国家对于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水域和滩涂从事养殖活动采取行政许可制度，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并许可其使用相应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原告未提交养殖证或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认可其养殖权的证据，不能证明具有合法养殖权利，无权请求赔偿未来预期养殖收益，但原告具有昌黎县海洋局海域使用权证明，并在2013年实际缴纳海域使用金，对涉案养殖海域拥有合法使用权，如被告存在原告诉称的侵权行为,阻碍其使用涉案海域并造成其实际投入的养殖设施或者现有的养殖物财产损害,原告有权提起索赔诉讼。三、关于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并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院已生效（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判决书认定，被告于2013年3月1日至同年7月底在位于A:39°13′05″N/119°30′05″E;B:39°22′47″N/119°17′26″E;C:39°26′11″N/119°21′44″E;D:39°23′54″N/119°24′43″E;E:39°31′19″N/119°34′11″E;F:39°23′52″N/119°43′52″E区域进行了往复勘探作业。期间，作业面设定为2公里宽，10公里长，为保证安全，在作业面四个角向外1公里处设置一艘橡皮艇作为警戒船，对于靠近船舶进行阻拦。被告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确认上述勘探区域和阻拦区域。原告养殖区位于1.119°25′22.020″、39°29′50.100″;2.119°25′34.020″、39°29′50.220″；3.119°25′34.200″、39°29′32.940″；4.119°25′21.900″、39°29′32.700″，不在被告勘探作业区和阻拦区域内，原告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养殖行为受到被告勘探作业影响。即便原告在得知其他养殖户被阻拦后未进入自己养殖区进行分苗作业，也是因其对被告勘探区域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属于自身过错。对此，被告并无过错，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被告勘探作业和阻拦区域与原告养殖区域并不重合，原告所称的损失与被告不具关联性，被告不负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安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5元，由原告孙安全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丽娟审 判 员  马士骏人民陪审员  宋金鹏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佳莉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