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11民初2195号 原告：厦门市亿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北三路17号一楼C区。 法定代表人：刘纪安，总经理。 被告：厦门信联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村苑亭路286号之二。 法定代表人：邹从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淑芬，福建秦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市亿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州公司”）与被告厦门信联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联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亿州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纪安、被告信联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淑芬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亿州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36,450元并支付滞纳金（从2016年12月29日计算，计算至付完款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至2016年11月，原告按被告图纸精准加工，按时向被告提供机加工产品，并开具发票。付款时间及方式为货到后三个月内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于2016年11月交付完全部货物，总计价款为36,450元，按被告要求于2016年12月28号开具发票。原告追讨货款，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信联特公司辩称，1.被告从未与原告发生过交易，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中的产品，被告没有收到，被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2.被告未收到过原告开出的发票；3.原告陈述的事实被告均不知情；4.原告提出的送货单中收货人均是杨威健。杨威健和被告于2016年6月15日产生合作，杨威健自己经营厦门睿洲工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洲公司”），杨威健对外购买的设备等均用于该公司。因此，杨威健和睿洲公司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应追加其与睿洲公司作为被告参与诉讼。 围绕本案诉讼，亿州公司依法提交了发票、付款单（复印于发票页面）、送货单（收货单位：信联特自动化，2份）、证明书、送货单（收货单位：精奥，24份）等作为证据，信联特公司提交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合作协议等作为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相关证据的质证及认证意见，本院将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围绕对争点的分析进行阐述。对于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及与本案争点无关的证据，均已在卷佐证，本院不再赘述。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原告提供的凭证号码为2004526、2004527的送货单载明，案涉货物的收货单位分别为“信联特自动化”、“厦门信联特自动化”，收货人均为“杨威健”，送货人均为“刘纪安”，两笔货款金额合计为36,450元。原告提供的开票日期为2016年12月28日的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购买方为“厦门信联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销售方为“厦门市亿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价税合计36,450元。 原、被告诉称、辩称的其他事实，于本案审理无涉，不再一一查明。 本院认为，围绕亿州公司所提之诉请及各方的诉辩情况，本案的争点主要在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发生在原告与被告之间。 亿州公司认为，原被告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杨威健是信联特公司的股东，杨威健提出由原告制作信联特公司设备使用的配件，其他设备无法使用该配件。当时被告办公地址在杏林标致工业园内。2016年3月15日的送货单时间是后来汇总后开出的，由于着急把时间写错了，交易是真实存在的，交易时间为2016年7月20日之后。 信联特公司认为，被告不是买卖合同当事人，根据送货单收货均是杨威健。被告与杨威健2016年6月15日开始有合作关系，其中一张送货单是3月15日，当时被告与杨威健没有合作关系。 本院认为，对于前述争点，需围绕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进行分析。原告为此提供的证据包括发票、付款单（复印于发票页面）、送货单（收货单位：信联特自动化，2份）等作为证据，被告除对发票的合法性予以认可外，对上述证据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审查认为，从证据载明的内容上看，原告提供的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的购买方名称为“厦门信联特自动化设备公司”与送货单中的收货单位为“信联特自动化”同一，载明的金额一致，被告虽提出“送货单中的‘部门审批’与‘领导审批’均为杨威健”、“杨威健对外购买的设备均用于自己经营的睿洲公司”等意见，但根据被告提供的合作协议显示，杨威健为被告公司股东，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其代表被告公司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债权债务在其工作职能范围之内。以上事实认定，尚有以下证据予以补强：1.前述发票中有“刘伟彬”签名，对于发票中签名的“刘伟彬”，被告在庭审中提出“我方法人邹从江陈述刘伟彬是精奥自动化的员工，精奥自动化是袁利祥的公司”，从被告提交的合作协议第三章可看出“袁利祥负责（被告）公司联系及客户维护等”，从被告庭后提供的“信联特情况补充说明”中载明“厦门精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原股东袁利祥是邹从江的丈夫”，原告提出“精奥公司、信联特公司两家公司的财务都由邹从江与刘伟彬共同担任，刘伟彬虽然不是信联特员工，但她有代理信联特的财务事宜”。鉴于精奥公司与信联特公司之间密切的业务联系，原告的陈述具有可信性；2.前述付款单中有“王玉玲”签名，对于付款单中签名的“王玉玲”，被告在庭后提交的“信联特情况补充说明”中提出“王玉玲是杨威健的人，杨威健与信联特签订合作协议后，杨威健自行安排王玉玲工作，跟信联特公司没有关系”，该补充说明并未否认王玉玲在被告公司实际从事相关工作。本院认为，以上各项证据，能够形成锁链，证明案涉的买卖合同发生于原、被告之间。退一步而言，即使杨威健的行为未得到被告授权，作为善意一方的原告也有充足理由相信杨威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在原告与被代理人信联特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另，本案审理中，被告针对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提出“（送货单签订）时间是2016年3月15日，而被告与杨威健存在合作是于2016年6月15日”，被告并以其举证的合作协议拟证明“在此之前（即6月15日前）被告与杨威健不存在任何关系。合作是以杨威健对外购买设备等用于其经营的睿洲公司”，原告对此提出，“2016年3月15日的订货单是后来总的汇总的，有约定只要金额和发票一样就行了，是后来补的并不是3月15日当天写的。3月15日的时间是我随便写的。订货单是根据24张明细汇总的，从2016年7月20日到2016年12月24日”，并为此提供证明书（杨威健出具的，拟证明3月15日出具的交易清单与真实交易清单不符的情况）、送货单（收货单位：精奥公司，24份，拟证明真实的交易关系），本院审查认为，前述24份的送货单（2016年7月至12月）的凭证编号均在载明时间为“2016年3月15日”及“2016年11月27日”出具的编号之前，两者汇总后的金额相当，结合杨威健出具的证明书，原告的上述解释合乎情理，可予认定。至于前述24份的送货单中的收货单位为“精奥公司”，从被告提供的合作协议第三章可看出，被告公司的业务来源方式“由厦门精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及兄弟公司提供”，并从被告在庭后提交的“信联特情况补充说明”中所认可“厦门精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原股东袁利祥是邹从江的丈夫”一节，可证实两家公司之间存在密切的业务联系，且以上24份送货单上均由杨威健签名，故原告关于前后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为何不符的解释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以上分析，本院认定，案涉交易发生的时间为2016年7月至12月间，即在杨威健成为被告公司的股东之后，被告的相关抗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案涉合同当事人为亿州公司和信联特公司。被告虽主张案涉货物为睿洲公司所用，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主张追加杨威健和睿洲公司为共同被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若被告有证据证明杨威健有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可另案解决。亿州公司依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后，被告信联特公司应当依约支付货款。对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双方并未作出书面约定，原告在起诉中陈述，双方约定支付货款的时间为到货后三个月，经征求原告同意，原告同意将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起算时间确定为2017年4月1日，本院予以照准。原告提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厦门信联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厦门市亿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货款36,45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7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711元，减半收取355.5元，由被告厦门信联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黄 湧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吴淑贞 代书记员  朱天澄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 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