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刑初1036号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杜志明，男，1961年7月16日出生于北京市，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4年8月31日被羁押，2014年9月30日被取保候审，后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4年11月28日被逮捕，2015年7月31日被释放。2017年2月28日，被告人杜志明再次被羁押，2017年4月6日被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9年6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辩护人韩瑞奇，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海检公诉刑诉[2018]3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杜志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莹、代理检察员李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杜志明及其辩护人韩瑞奇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因本案涉及面广、案情复杂，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2008年9月间，被告人杜志明在明知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某轮胎模具有限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让天津某轮胎模具有限公司为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并用于抵扣税款共计人民币27752.14元。二、2008年6月至2011年12月间，被告人杜志明伙同孙某1（已起诉）在明知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让北京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3张，并用于抵扣税款共计人民币1291404.02元。三、2010年7月间，被告人杜志明伙同孙某1在明知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市某密封技术有限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让北京市某密封技术有限公司为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1张，并用于抵扣税款共计人民币175811.94元。四、2011年4月至2011年9月间，被告人杜志明伙同孙某1在明知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让北京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54张，并用于抵扣税款共计人民币867363.27元。上述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2362331.37元，被告人杜志明于2017年2月28日被公安机关抓获。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杜志明的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数额较大，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被告人杜志明定罪处罚。被告人杜志明对起诉书的指控事实和指控罪名提出异议，辩称其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知情，完全是按照孙某2的指示办事。其辩护人同意其辩解，同时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不真实交易；被告人杜志明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没有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本案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但被告人杜志明并非其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故提请法庭宣告被告人杜志明无罪。经审理查明：一、2008年9月间，被告人杜志明在明知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某轮胎模具有限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让天津某轮胎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天津轮胎公司）为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并用于抵扣税款人民币27752.14元。二、2008年6月至2011年12月间，被告人杜志明伙同孙某1（已判决）在明知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让北京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象某乐公司）为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3张，并用于抵扣税款共计人民币1291404.02元。三、2010年7月间，被告人杜志明伙同孙某1在明知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市某密封技术有限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让北京市某密封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某公司）为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并用于抵扣税款共计人民币175811.94元。四、2011年4月至2011年9月间，被告人杜志明伙同孙某1在明知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让北京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橡某公司）为北京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华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4张，并用于抵扣税款共计人民币867363.27元。2014年8月31日，被告人杜志明因本案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4年9月30日，被告人杜志明被取保候审。2014年11月28日，被告人杜志明被逮捕，2015年7月31日，被告人杜志明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释放。2017年2月28日，被告人杜志明再次被羁押，2017年4月6日，被告人杜志明再次被取保候审。针对上述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并出示了如下证据材料：1、被告人杜志明的供述证实：华某公司注册于1993年7月9日，公司原股东孙某2占40%股份，其占30%股份，其爱人占30%股份。2008年初，华某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孙某2占70%股份，其占30%股份。2012年4月，由于孙某2病故，孙某1、孙某3各占公司35%股份，其占30%股份。在华某公司成立之初，其负责公司的技术保障，从1998年开始其开始负责销售业务。孙某1是1997年左右入职的，她是华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大约在2006年，华某公司与象某乐（橡某）公司开始合作，该公司的老板是刘某1，但其仅是刘某1和李某以前的同事，和刘某1没有什么联系。刘某1和李某来华某公司做过模具、买过密封件但是很少，其记得只去过他们厂区一次，其没到该公司买过货物。华某公司对外采购密封件由贾某负责，他有时和其商量看密封件能不能使用，华某公司没有什么采购合同，采购量也不大，大都由孙某2亲自负责。华某公司接受其他公司的发票，正面右上角有其签名是技术确认，证明材料、产品在质量上没有问题。2008年9月22日，共有5张由象某乐公司开给华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些发票是孙某1拿过来让其签字的，开始其没签，后来孙某2给其打电话让其签名，其就签字了但其不知道密封件是怎么回事，在其他的时候孙某2也让其签过字。2、同案人孙某1的供述证实：华某公司于1993年成立，从1993年至2012年7月，其一直是公司的财务总监，负责管理公司的会计和出纳。2012年7月孙某2去世后，其被选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不再担任财务总监职务。孙某2于2010年因肿瘤住院，2012年4月份去世，去世前一直都在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公司的事情都是孙某2一个人说了算，其只是执行孙某2的指示，不负责具体的事务。其听说过黄某这个人，他是其父亲的朋友，某公司的负责人，其与黄某之间没有私人交往，华某公司与某公司的货款都是通过公司账户结算。给某公司付款时，孙某2在发票上签字后指示其将签字的发票交给会计付款，其不知道是否都是孙某2亲自签字，每次都是给其签好字的发票，公司没有人替孙某2在发票上签字。华某公司的收支不需要其审批、核查，其不参与采购，但在付款环节，经手人会拿着发票找孙某2签字，然后经手人签字，再交给其签字，由其交给出纳付款。经手人是具体经办销售的销售员或者主管业务的部门负责人，一般都是部门负责人找孙某2签字。孙某2让其去刘某1那换支票，是他和刘某1谈好的，其只是个跑腿的，孙某2让其在小账本上记录需要交纳的税款。其通过银行转账给刘某1付款，对方扣除税点后给其支票，回来的钱也是按照孙某2的指示动用。其打到杜志明账上的500多万元钱是杜志明要用钱和孙某2说，孙某2同意后让其转给杜志明的，其没有让孙某2或者杜志明签字。杜志明买房的时候，孙某2让其把整套房的房款给杜志明，大概有100多万元，还有杜志明女儿出国，孙某2也让其给杜志明转钱。3、证人房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是天津轮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8年6月，有一个自称华某公司的姓杜的工程师通过电话联系其说华某公司想订一批胶圈模具，问其公司是否能够生产，其同意生产。过了几天，姓杜的工程师将模具图纸送到其公司和其谈好价格费用，其公司做好模具后其给对方发了一份具体费用的传真件。后来，对方又来其公司说希望其能开出十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冲抵华某公司的进项税款，同时给其一份手写的模具型号、价格明细，让其根据这份明细开发票。其让出纳开完发票后，将这份明细和发票都给了姓杜的工程师，对方让其把剩下的钱帮忙提出来以现金的形式给他。2018年9月，其在工商银行提出了12万余元，到了九月中旬，杜工程师和一个女同事来其办公室找其，其亲手将12万余元现金给了杜工程师。经依法辨认，其辨认出被告人杜志明。4、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象某乐公司和橡某公司实际上是同一个团队经营下的两个公司，华某公司的股东是孙某2和杜志明，孙某2是大股东，其他情况其不清楚。其以前和孙某1没有交往过，大概在2008年夏天，杜志明约其说找其办点事，其就到了南五环边上的一家饭店。当时是孙某1和杜志明一起过来的，孙某1说她爸爸看病要现金，维护客户、买原材料也要现金，税金由华某公司负责。杜志明也说华某公司利润太高，税收也很高，托其帮忙开发票加大成本充充账。因为孙某1的父亲孙某2以前帮助过其，出于报恩的心态，其就答应帮忙换现金和开发票了。后来都是孙某1和其联系，告诉其给其转账到其提供的象某乐公司和橡某公司的账户上，扣除税点后返给她多少金额的转账支票，孙某1或者杜志明过来取，给杜志明的多，都在公司外面，有时其给送过去。签合同是为了应付国税检查，有当时签的，也有事后补签的，合同上的密封件有的其公司能生产，有的不能生产，华某公司要抵税，合同、发票就要齐全。那时孙某2病了，其就没怎么见过孙某2，不记得孙某2对此有什么说法。5、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其公司和华某公司从2003年开始互有业务往来，有时是其公司向华某公司销售0型圈、煤机液压密封修理包等产品，有时是华某公司委托其公司对外销售他们公司的产品。其公司与华某公司的业务是由其负责联系，华某公司方面一开始是由孙某2负责，2005年起由主管业务的副总经理杜志明负责。2010年6月，华某公司的总经理孙某2给其打电话说他们公司这一段时间卖的货太多，销项税太高，想让其公司向孙某2的公司开些进项票冲抵他们公司的销项税，其同意了。过了几天，杜志明给其打电话报了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项目、名称和具体金额，让其记录。后其安排公司会计吴忠兰按照杜志明的要求开了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亲自送到华某公司会议室交给杜志明，当时孙某2也在场。这11张发票没有真实业务发生，是虚开的。这期间，孙某1主动和其联系称自己是孙某2的女儿，负责华某公司的财务。后孙某1分几次把121万元汇到其公司的账户，还发信息给其让其在总货款的基础上扣除14.53%作为税款，然后将剩下的钱返回到她的个人银行卡中，其分数次通过个人工商银行账户汇到孙某1的个人账户中。后来杜志明给其打电话叮嘱其把与这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财务手续补齐，把账做好，别让税务部门查出来。为了将账面做齐，合同也签了，杜志明将孙某2签字盖章的合同带到其公司交给其，其签字盖章后交给杜志明，当时签的合同是一式两份，其公司留存了一份但后来遗失了。6、扣押笔录、扣押清单、扣押决定书证实：2014年10月8日，孙某3到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转交在孙某1办公室可移动抽屉内发现的天津轮胎公司给杜志明发的传真件1份、杜志明手写的“开票明细”1份，民警对上述物品依法进行扣押的情况。7、传真件、“开票明细”复印件，文检鉴定书证实：传真件和“开票明细”的具体内容以及2014年9月18日，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文检鉴定书，记载的送检时间为2014年9月5日，鉴定意见是落款为“房139XXXXXXXX”的开票明细上的字迹是杜志明书写的情况。8、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认证结果清单、抵扣明细证实：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以及上述发票已在开票当期进行抵扣的情况。其中，象某乐公司于2008年9月开具的五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有被告人杜志明的签名。9、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于2014年2月3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0、证人梁某、邢某的证言证实：孙某1用支票换现金的情况。11、刑事判决书证实：孙某1、刘某1、黄某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刑罚的情况。1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证实：2015年7月31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对被告人杜志明不起诉。13、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证实：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司法审计的情况。公诉人还宣读并出示了由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调取的孙某1书写的小账本，记账凭证，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受案登记表，到案经过，身份信息等证据材料。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杜志明及其辩护人对上述控方部分证据提出异议。被告人杜志明辩称本案证人刘某1、黄某、房某的证言不真实，他们可能与华某公司存在某种交易，故意陷害其。其辩护人同意其质证意见，同时认为，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事实中，相关书证的扣押时间晚于鉴定时间，不应采信；证人梁某、邢某的证言与本案无关；被告人杜志明在被决定不起诉后，公安机关没有重新立案，取得的证据属程序违法不能采用；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被告人杜志明对回款存在明知。经查，本案证人刘某1、黄某、房某就其所知案情所做的证言均由公安机关提取后经本人签字确认，证言内容明显对自身不利，且刘某1、黄某的证言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确认，被告人杜志明虽质疑上述证人做出伪证，但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证人梁某、邢某的证言证明孙某1有用支票换取现金的行为，从侧面印证了刘某2的证言内容，与本案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具有关联性；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被告人杜志明不起诉后，并没有证据表明公安机关撤销本案，公诉机关在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时提起公诉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故对于辩方上述质证意见，法庭不予采纳。惟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事实中，相关书证被扣押的时间明显晚于送检以及鉴定意见做出的时间，在侦查机关对此未做出说明之前，该鉴定意见暂不宜作为定案依据使用，对于辩方该质证意见，法庭予以采纳。但被告人杜志明当庭认可“开票明细”中的内容为其本人所书写，故该书证本身可以做为证据使用。法庭认为，公诉机关提交的其他证据形式及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杜志明的辩护人提交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民事判决书、补充侦查提纲、银行对账单等证据材料证实：被告人杜志明银行卡中的相关钱款与本案无关、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真实交易、天津轮胎公司和华某公司有真实交易以及孙某1与孙某3有矛盾纠纷的情况。经当庭质证，公诉人认为补充侦查提纲多是针对职务侵占罪而列出的，辩方出示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经查，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相关钱款真实流向等情况与认定本罪无实质性的关联，且仅凭民事判决书而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认定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存在虚开的情况，故对于辩方提交的上述证据，法庭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杜志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予惩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杜志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指控罪名成立。关于本案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存在虚开的问题，经查，相关当事人均承认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第三起、第四起事实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被虚开，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亦予以确认；在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事实中，证人房某不仅能够明确说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过程、数额等情况，还能够明确说明对方接受回款的人员、方式、数额等细节，与孙某1银行账户入账金额大体相一致，可以证实该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相关钱款通过银行转账并被扣除双方约定的税款后返还的事实。关于辩方提出的被告人杜志明对孙某1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不知情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房某、刘某2、黄某的陈述明确、具体，均直接指证被告人杜志明有主动提出或者主动联系其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进项税款的意思表示，并有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补签买卖合同、列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项目、名称、金额等行为，还介绍了孙某1完成后续签订合同、付款、收取回款等流程，该三人对上述细节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从在案书证来看，被告人杜志明在大体相同的时间内不仅有向对方公司提供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清单的行为，还有在本公司内部将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签字入账用于支付相应钱款的行为，上述书证印证了相关证人的证言，而被告人杜志明对上述书证的辩解不仅与同案人孙某1的供述以及单位财务人员的证言相违背，还与其自己曾做出的辩解相矛盾，更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同时，被告人杜志明做为华某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熟悉单位包括财务制度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对自己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签字的后果应当有明确认知；案发期间，被告人杜志明做为华某公司除法定代表人孙某2以外的唯一股东以及主管技术、销售的负责人，在孙某2生病后长达三年的时间内，在明知华某公司对外采购密封件数量不大的情况下，对公司产生巨额资金支出但无相应产品产出销售，无相应资金进入公司账户的情况以及库房管理人员违反规定办理入库等情况均毫无所知明显有违常理。综上，可以认定被告人杜志明明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故对于辩方该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的本案应属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起诉书指控的第三起事实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为单位犯罪，但指控的其他事实并没有证据确定孙某2知晓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且孙某2已经死亡，无法确定虚开行为是否为单位决策，故起诉书指控的其他事实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部分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杜志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27日起至2024年8月15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张小平人民陪审员  吕晓楠人民陪审员  赵成芳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杜 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