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05民初17601号原告：王某1，男，193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彬，上海和华利盛（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丰，北京市隆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2，男，197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彬，上海和华利盛（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丰，北京市隆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3，女，1969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彬，上海和华利盛（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丰，北京市隆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同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8号17-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671006235P。法定代表人：陈晓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荣明，重庆昆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同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望江门市，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望江一楼A109号商铺。负责人：周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荣明，重庆昆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与被告重庆同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程公司）、重庆同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望江门市（以下简称同程公司望江门市）旅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2、王某3及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彬、李丰，被告同程公司望江门市的负责人周艺、被告同程公司、同程公司望江门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荣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王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166025.76元（其中，死亡赔偿金160965元、丧葬费63700元、医疗费69219.52元、差旅费38167元，按照50%的责任比例承担）；二、判令二被告退还旅游费用999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同程公司望江门市的负责人周艺在江北区望江组织“老友会·千人游河南”8日旅游，王某1和配偶张某向周艺支付了1998元旅游费，并于2018年4月20日从望江出发（全程汽车）开始旅游。2018年4月24日，旅行团行至河南焦作市，在爬山后的下午张某出现身体不适，2018年4月25日零点30分，张某在被告安排的宾馆中出现昏迷、无呼吸等严重症状，被送至焦作市人民医院抢救，2018年5月7日在重庆市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无效而死亡。被告作为有合法资质的旅游公司，未按要求提供特别的安全保障服务。被告与张某既未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出发前未履行安全告知义务，亦未了解老年人身体状况、未购买任何保险、旅行途中未提供任何针对老年人的安全保护措施。在张某身体出现不适情况下，未予理睬，深夜病情严重也不能有效联系旅游辅助人员。张某死亡后，三原告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但均协商无果。根据《旅游法》规定，旅游经营者接待老年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被告应当履行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但被告未采取任何安全保障措施。为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同程公司、同程望江门市辩称，第一、三原告起诉的事实毫无根据。同程公司主要负责招揽和组织客人，完成后交由北京和平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和平天下公司重庆分公司），该公司安排游客的所有活动。该公司如何安排、组织、游览是其责任，因此被告仅仅进行组织和招揽旅行者。在该过程中，被告尽到了安全附随义务。出发前，被告向每一位旅游者交代了安全出行的诸事项。同时，周艺参与了全过程的旅游，但周艺并不代表北京和天下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安排。第二、张某的死亡与被告没有因果关系。张某在2018年4月25日凌晨1点多发病，于2018年5月7日死亡，发病时间和死亡时间隔了漫长时间，且张某发病是在入住宾馆之后。因此，张某的死亡与被告无因果关系。第三、关于原告提出的赔偿金额，都与被告无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23日，王某1和张某向同程公司望江门市交纳了参加线路为“宜昌·开封·洛阳牡丹节八日游”的旅游费用1998元（每人费用999元）。2018年4月17日，邱德和与同程公司签订《团队境内旅游合同》，主要约定：邱德和和王先禄等44人参加旅游，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出发至2018年4月27日结束共8天，饭店住宿7夜；旅游费用及支付方式为成人999元/人（包含导游服务费），旅游费用支付方式为现金；成团的最低人数44人，如不能成团，旅游者同意旅行社委托福寿旅行社履行合同；旅游者同意采用拼团方式拼至福寿旅行社成团；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当采取合理必要的保护和救助措施，避免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救助和保护；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获得赔偿。具体行程为：第一天：重庆—宜昌（581公里，行车8小时左右）；第二天：宜昌—三峡大坝（17公里，30分钟左右）—开封（688公里，8小时左右）；第三天：开封—小宋城（20分钟左右，5公里）；第四天：开封—开封府（20分钟左右，5公里）—天波杨府（20分钟左右，5公里）—辉县（2小时左右，141公里）；第五天：辉县—万仙山（2小时左右，50公里）—郭亮村（20分钟左右，5公里）—焦作（4小时左右，128公里）；第六天：焦作—龙门石窟（2小时左右，127公里）—牡丹园（1小时左右，20公里）—白马寺（1小时左右）；第七天：洛阳—宜昌（8小时左右，584公里）；第八天：宜昌—重庆（行车8小时左右，581公里）。2018年4月20日，张某和王某1从重庆市江北区望江厂出发参加了同程公司的这次旅游，同程公司望江门市的负责人周艺作为随团全陪人员一同出行。2018年4月24日白天，旅行团一行人游览了行程第五天即万仙山和郭亮村的行程。4月25日凌晨1点30分左右，张某在住宿的酒店出现气短胸闷症状，之后被送往焦作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周艺一同前往。同日，在《游客安全提示书》中的背面书写了《情况说明》。其主要内容为：“张某参加4月20日重庆—宜昌—汽车8日游，于4月25日凌晨01:30左右在宾馆出现气短胸闷症状，随后通知酒店前台联系导游全陪，于01:49分通知120急救车送到焦作市人民医院急救室抢救，医院用药后好所好转，全陪周艺于3点左右联系其重庆家属，有微信为证。凌晨04:30分左右，出现反复，病症发生严重，从急救室转至ICU重症室，全部过程有医疗记录，其情况也通过微信转告其女儿，后续医疗正在处理中。我旅行社于4月24日白天安排万仙山·郭亮村参观，该景区分郭亮村和南坪两个区，地陪导游小丹在郭亮村留足2.5小时自由参观时间，客人自行步行（平路景区），下午南坪景区需要爬山，客人没有爬山，景区游客区休息，有其他游客作证。客人自述晚餐时感觉口渴，喝了大量汤水。晚上也饮用大量开水，本人12点半左右起床上卫生间，返回床上后感觉不适，直到01:30分左右通知酒店前台找导游和全陪。24日凌晨3点左右客人有所好转时，曾表示希望继续旅行。关于她自述白天和晚上发病情况，当时在场有全陪周艺和当班值班急救医生。客人张某发病原因不明，但其身体本身有高血压、心脏病（不确定，家属印象说心肌缺血）、糖尿病等老人常见病因。旅行社出发前购买的旅游意外险赔付内容中不包括自身常规病。客人自身有医疗保险，由于跨省，全陪已通知客人家属在重庆医保中心进行备案。在河南医疗完结后，凭票据回重庆报销。25日中午12点左右客人张某家属决定在医院陪同，其丈夫王某1跟随旅行团队走行程。”王某1、王某3和覃炜（王某3的儿子）在该说明后签字确认。周艺在王某3到达焦作市人民医院后离开医院继续随队旅行。焦作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张某诊断证明书载明诊断意见和治疗经过及处理意见，其中诊断意见为：“1、心脏骤停，心肺复苏术后；2、心功能Ⅳ级；3、肺部感染，胸腔积液；4、高血压2级，很高危组；5、Ⅱ型糖尿病；6、双侧岛叶腔隙性梗塞；7、双侧脑室彭脑白质病变脱髓鞘，脑萎缩。”治疗经过及处理意见为：“患者于2018年4月25日05:05由急诊科转入我科住院治疗，入科时患者昏迷，心率41次，室性波，无自主呼吸，血压、氧饱和度测不出，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均为3.0mm，对光反射消失，立即予以心肺复苏术。2018年4月25日05:28心肺复苏术成功，继续高级生命支持治疗。目前患者神志昏迷，持续经口器官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心率110次/分，血压125/76mmHg，指末氧饱和度96%，家属要求自动出院，告知风险及意外，转当地继续治疗。”张某于2018年4月30日从焦作市人民医院出院。张某在该院花费了医疗费用33319.63元（后经医保报销了15470.39元）。2018年5月1日张某转入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花费32170.73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了24282.14元）。此外，张某于2018年5月1日在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门诊照CT花费638.5元（其中统筹支付12元）。2018年5月6日，张某转入重庆望江医院住院治疗，花费了医疗费2810.33元（其中统筹支付2276.74元）。2018年5月7日，张某因冠心病在重庆望江医院死亡。另查明，张某生于1942年5月15日，系城镇户口。王某1系张某的配偶，王某2系张某与王某1之子，王某3系张某与王某1之女。庭审中，三原告均认可张某是因自身疾病死亡；三原告因张某死亡起诉本案要求二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原、被告均确认此次每人旅行费用的999元无法分清每天的费用明细。上述事实，有户口本、结婚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团队境内旅游合同、王某1和张某交纳“河南老友会8日游”的收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2张、重庆市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3张、情况说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三原告举示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4张（其中：2018年4月25日王某3、覃炜从重庆飞郑州的机票为每人730元，2018年5月17日王某3、覃炜从重庆飞郑州的机票为每人560元）、火车票6张（其中：2018年4月26日王某2、黄自洪从重庆北站到郑州东站的火车票为每人490.5元，2018年5月17日王某3、覃炜从郑州到焦作的火车票为每人25元、从焦作到郑州的火车票为每人28元）、收条1张（北京海航华日飞天物流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出具的收到王某2租车费4500元，租车原因为2018年4月29日至4月30日，重庆市至河南焦作市人民医院往返）和收据一张（重庆华壹医疗救援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30日出具的内容为河南焦作市接病人回重庆江北区人民医院收款30000元），以证明三原告花费了交通费38167元。同程公司和同程公司望江门市认可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前述证据与本案无因果关系。对发生在张某死亡前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和火车票予以采信，对发生在张某死亡后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和火车票因与张某的治疗和死亡无因果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北京海航华日飞天物流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出具的收条和重庆华壹医疗救援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30日出具的收据，因不是正式票据，且北京海航华日飞天物流有限公司出具是收条与王某2的火车票内容矛盾，对前述证据不予采信。三原告举示2018年5月8日重庆望江医院出具《收据》，载明张某“料理费70元、管理费40元、冰棺费168元”；同日，往生堂殡仪服务站出具收据1张，内容为办理张某丧事服务项目及餐饮费代收火化费收取了30900元；2018年6月3日，王某2与重庆市巴南区木洞宝山公墓签订的《重庆市巴南区社会公共墓地墓位使用合同书》和重庆市巴南区骨灰公墓收据2张，王某3交纳了墓位和墓碑及装修费等费用32800元。前述证明拟证明三原告花费了丧葬费63700元。二被告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因果关系。对2018年5月8日重庆望江医院出具《收据》、《重庆市巴南区社会公共墓地墓位使用合同书》和重庆市巴南区骨灰公墓收据2张等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该费用纳入丧葬费。关于往生堂殡仪服务站出具收据1张，因不是正式票据，对此不予采信。二被告举示北京和平天下公司重庆分公司盖章确认《宜昌·开封·洛阳牡丹节八日游》、同程公司与北京和平天下重庆公司就福寿之旅签订《组团社确认件》和周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本次旅行由被告组织招揽旅行者，北京和平天下公司重庆分公司安排整个旅游。三原告对《宜昌·开封·洛阳牡丹节八日游》和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认为张某是参加二被告组织的旅游活动，张某也没有签收认可同意转团和再委托其他旅行社的书面协议。因三原告对《宜昌·开封·洛阳牡丹节八日游》和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采信；结合该两份证据，能认定同程公司与北京和平天下重庆公司就福寿之旅签订《组团社确认件》真实性，故对此予以采信，同程公司将本次旅游业务转让给北京和平天下公司重庆分公司，行程名称为福寿之旅。同程公司和同程公司望江门市申请证人周渝琪、彭金秀、黄昌志和邱德和出庭作证，并举示10个证人的书面证言、视频光盘和《情况说明》，以证明二被告对张某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和救助义务，张某的死亡与本次旅行没有因果关系。邱德和的证言主要内容为他签订了与同程公司之间的旅游合同，出行前不清楚随行具体有哪些人；他与张某之前不认识，旅游过程中认识的；在旅行过程中，导游对出行人员集体讲身体不舒服要跟导游说，但没有逐个说；在每个景点上下车时导游都说要注意安全。黄昌志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她有高血压病告知了旅行社；旅行社询问过她的身体状况，是否询问过其他人，她不清楚；2018年4月24日她与张某、王某1吃了晚饭后一起散步，散步时张某还有说有笑；当天白天，导游说爬得了山的就爬山，爬不了的就量力而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走不了的就在山下休息；晚饭时张某说她爬到一半就回来了；彭金秀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出去旅行张某生病的前一天晚上，她和张某一起吃的晚饭；在本次旅行导游和周艺都说过注意事项，但是她已记不得具体的内容了。周渝琪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她是同程公司望江门市的员工；游客来店时会给客人说需要签合同就单独签合同，如果不需要就委托一个人签；本次旅行客人都是口头委托邱德和签字。三原告质证认为10人的书面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不予认可；出庭的证人证言证明每位旅游者并未单独和被告签订书面的旅游合同，同时，除邱德和之外的游客也未对整个行程签订确认；参加此次旅游的旅游者大部分为老年人，证人证明被告方未提供任何安全保障措施。视频光盘为周艺录制，主要内容为本次旅行前5天的行程片段，其中在第5天的行程中有导游说量力而行，根据自身身体条件游览的话语。三原告质证认为视频光盘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光盘只是记载了事件当中的部分情节，并且在该视频资料中不能体现被告对44人的老年旅游团采取了任何安全措施；甚至在张某发病之后，被告方也未及时采取任何救助措施。《情况说明》为新乡市中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导游刘丹丹出具，主要内容为：“本人河南段地接导游于2018年4月22日接到重庆旅游团，河南段游览时间为4月22日—25日4日游！行程第3天18:30左右安排入住焦作格林之星酒店，行程第4天，4月25日凌晨01:38，我接到电话15683608463电话中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告知客人生病，随即酒店前台人员又敲门告知，我和全陪导游住在一个房间，接到通知后马上一起到达客人房间，客人当时大量出汗，呼吸急促，询问有无吃救心丸，客人告知已服用2粒后效果不明显，我询问客人之前有无不舒服的或是之前有无这种情况，客人表达不太清楚，我和全陪导游马上提出打120急救，由酒店前台工作人员拨打电话，在等待救护车到达的过程中，我打开一点窗户和门，让自然空气流通。以上均有全陪导游、酒店前台人员、我三人在场。随后，120救护车到达，医生护士到达酒店，当时客人张某由于身体原因，医生认为客人自己不能行走，安排担架抬上救护车，因为第二天还有团队需要安排，我与全陪导游分工，我留在酒店安排其他客人的后续行程事宜，全陪导游随同救护车一起前往医院。”三原告质证认为该情况说明为被告的陈述，刘丹丹本人并未出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10个证人的书面证言和刘丹丹的情况说明，前述均属证人证言，因这些证人均未出庭作证，对前述证据不予采信。对证人彭金秀、黄昌志和邱德和的证言和视频光盘予以采信，可以认定在旅行过程中，同程公司对旅行者进行了口头的安全提醒。对证人周渝琪的证言，因其是同程公司望江门市的工作人员，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对其陈述签订合同张某同意委托他人的证言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中，在旅行开始前，张某将相关旅游费用交给同程公司望江门市，同程公司与邱德和签订了《团队境内旅游合同》。随后同程公司按照旅游行程表上的日程安排为旅游者提供了运输、住宿、游览景区、导游等旅游服务，张某参加了此次旅游，据此可以推定张某与同程公司存在相应的旅游合同关系。因旅游经营者方面的同一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选择要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选择的案由进行审理。现三原告选择违约责任要求二被告承担责任，本院按旅游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安全保障义务是旅游经营者应尽的法定义务，不论在旅游合同中是否有明确约定，旅游经营者都必须履行，确保旅游者在旅游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安全保障义务包括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必要措施的预防义务以及旅游者受到人身伤害时对其救助的义务等。根据现有证据，能认定张某与同程公司并未签订书面的旅游合同，旅行过程中同程公司对旅行过程的注意事项进行过口头提醒，张某发病后周艺作为同程公司的工作人员陪同就医直至家属到达住院医院。同程公司和同程公司望江门市举示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在旅游前询问过张某的相关病情，了解其身体状况。因此，本院认为同程公司对于张某此次出行，并未尽必要的安全方面的说明和审查义务，导致预防措施不完备，同程公司在履行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存在缺陷,构成违约，三原告作为张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要求同程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应予支持。导致张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疾病，故本院酌定，同程公司对张某死亡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关于三原告请求的赔偿项目和数额的认定：1、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费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除医保统筹支付费用，张某治疗共花费医疗费26900.25元。对医保统筹支付部分因不属于张某支付的，对该部分不予支持。2、死亡赔偿金。张某死亡时已年满75周岁，根据2017年度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160965元（32193元×5年）。3、丧葬费。本院依法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员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70889元/年计算六个月，丧葬费为35444.5元。三原告支付的料理费70元、管理费40元、冰棺费168元、墓位和墓碑及装修费等费用32800元，这些均属于丧葬费，纳入丧葬费限额内，不再单独计算。4、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张某在河南省焦作市发病并住院治疗，而其家庭地址在重庆市，其本人及必要的陪护人员的交通费系必然产生的费用，同时考虑到接张某回重庆的费用，本院酌情在8000元范围内予以主张，该费用包括了前述已经采信的机票费和火车票费。上述费用共计231309.75元，同程公司应赔偿三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3130.98元（231309.75元×10%）。关于三原告请求退还相应旅游费用。张某参加同程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至2018年4月27日，张某按约定向同程公司履行了交纳999元旅游费用的义务，但张某2018年4月25日凌晨发病住院客观上无法完成旅游行程；因原、被告均无法确认每天的旅行费用，故酌情确定同程公司应向三原告退还旅游费用374.63元（999元÷8天×3天）。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同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各项损失23130.98元；二、被告重庆同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旅游费374.63元；三、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3640.5元，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负担3253.5元，被告重庆同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8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 琳审 判 员  凌文英审 判 员  陈 峰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  关 超书 记 员  杨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