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27行初216号原告周显礼，男，1971年5月2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龙里县；委托代理人蔡吉新，贵州名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龙里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龙里县冠山街道北门街；法定代表人陈曦，该县政府县长；委托代理人罗兴萍，龙里县自然资源局权籍管理科科长；委托代理人吴开志，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住所地都匀市环东中路14号；法定代表人吴胜华，该州政府州长；委托代理人陈仕航，贵州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徐方友，男，1955年3月1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龙里县。原告周显礼诉被告龙里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里县政府”）、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南州政府”）、第三人徐方友林业行政登记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显礼及其委托代理人蔡吉新，被告龙里县政府委托代理人罗兴萍、吴开志，被告黔南州政府委托代理人陈仕航，第三人徐方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1月16日，被告龙里县政府作出龙府行决字[2018]13号《行政决定书》（以下简称“13号行政决定”），决定：一、撤销2009年11月16日龙里县政府颁发给周贤荣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二、维持2009年11月16日龙里县政府颁发给周显礼的B52080183441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林权使用现状。原告不服，向被告黔南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黔南州政府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黔南府行复决[2019]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37号复议决定”），维持被告龙里县政府作出的13号行政决定。原告周显礼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因林权发生纠纷，第三人于2018年3月28日向被告龙里县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撤销被告龙里县政府于2009年11月16日颁发给周贤荣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被告龙里县政府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13号行政决定，撤销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原告认为，被告龙里县政府根据第三人提供的1981年12月10日的《龙里县社员自留山证》，撤销原告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认定事实错误。该自留山证的性质为山林承包经营权，是我国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开始于1979年，承包期为30年。承包经营权并不属于林地所有权，承包人享有的仅是用益物权，在承包期限届满后重新作出的确权行为才是物权的归属。因此，原告持有的126号林权证合法有效。此外，根据公平原则、农村习惯以及结合龙山镇余下村余下堡组的林地资源，每户应获得50亩左右的林地所有权。本案争议林地为26.27亩，加上原告另一块林地（B52080183441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原告共有林地50多亩，符合本村民组林地资源分配。但是，争议林地若为第三人所有，则第三人的林地将无故增加近80亩，这样的结果不能保证资源的公平分配。被告黔南州政府未通知争议双方当事人到场参加复议，剥夺了复议申请人的权利，并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出复议决定，事实不清。特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龙里县政府作出的13号行政决定；2.撤销被告黔南州政府作出的37号复议决定；3.责令被告龙里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承包山林登记表（二）》，用以证明本案涉案林地1984年仅为承包经营权并不是权属依据，不能以承包登记表作为权属的来源。3.原告等人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在村民的参与下共同出具证明，证实“野毛洞”是大地名不是分界线，和卫星定位划界相符。4.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用以证明被告龙里县政府撤销该林权证会导致两块林地林权证同时被撤销。5.13号行政决定及37号行政复议决定，用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发生林地权属争议在原告起诉前已经二被告作出处理，原告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6.证人蒋某证言（视频光盘）证实：原告与第三人林地分界线是以水沟为分界线。6.证人周某出庭证实:听蒋某讲，原告与第三人林地分界线是以水沟为分界线。2009年林权制度改革时，勾图是林业站的陈落英勾绘的图纸，其没有在场。7.证人杨出庭证实：听蒋某讲，原告与第三人林地分界线是以水沟为分界线。2009年林权制度改革时，勾图是林业站的陈落英勾绘的图纸，其没有在场。被告黔南州政府对原告所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1、5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3号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相关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故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经林业部门审核，该林权证图班出现位移，界线记载信息错误。对6号证据证人证言，该证言不客观，证人证实以水沟为界线，但未说明是哪一条水沟，根据实地查看，“野毛洞”流水出来也形成一条水沟。本案认定以“野毛洞”为分界线与原告及第三人持有的《承包山林登记表（二）》《龙里县社员自留山证》所登载相吻合。对7、8号证据证人证言，该两名证人的证言是传来证言，当时并没有参与山界划分，对其证言均不予认可。被告龙里县政府对原告所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1—5号证据，同意被告黔南州政府的质证意见。另补充，原告提交的1984年《承包山林登记表（二）》和现在颁发的林权证在颁发形式上虽不同，但是林地在任何时候所有权都应当是集体所有，个人只享有承包使用权，该登记表可以作为权属的依据。本案所涉及的“野毛洞”是具体的、固定的地理位置而不应扩大为范围位置，从历史及现状来看，应当是本案争议林地的分界线。对6、7、8号证据证人证言，质证意见与黔南州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对原告所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1—5号证据均无异议，但根据原告提交的1984年《承包山林登记表（二）》及第三人在申请裁决中提交的1981年《龙里县社员自留山证》来看，原告与第三人林地分界线都是以“野毛洞”为界线。对6、7、8号证据证人证言，3名证人虽证实原告与第三人林地是以水沟为分界线，但未说明是哪一条水沟，其中，证人蒋某与第三人有矛盾，对3名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被告龙里县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被告作为县一级人民政府，依法具有对争议林地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职权。二、被告作出的被诉13号行政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2018年3月28日，第三人与原告因山林界线问题产生纠纷，第三人向被告提出确权申请。被告受理后，指令县林地争议处理机构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对争议林地进行现场勘验、勾图。2018年4月17日，经现场指认得知争议地范围是：东至牛路坎下水沟处到“野毛洞”到云盘脚山顶一线；南至云盘脚山顶与周贤忠的林地交界；西至第三人的林地；北至牛路坎下水沟（见龙里县龙山镇余下村余下堡组周显礼与徐方友林地纠纷示意图）。2018年8月21日组织争议双方进行了协调。2018年9月19日，被告林权处理机构对原告及村民绍朝进、周泽进、徐龙发、周贤富等人进行调查，并于同年10月18日召开了听证会。因此，被告作出被诉13号行政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该行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三、关于本案的关键事实。（一）被告作出撤销原告之父周贤荣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并未存在扩大第三人的权益。第三人提供的2009年11月16日龙里县政府颁发给徐方友、徐方华（联户）的B5208018345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小地名叫背后坡，四至范围为：东至周贤荣山界；南至周贤忠山界；西至本组集体山界；北至蒋后廷山界。原告提供的2009年11月16日龙里县政府颁发给周贤荣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小地名叫背后坡，四至范围为：东至周显礼山界；南至周贤孝山界（以山顶为界）；西至徐方友山界；北至以牛路为界（余下堡至背后坡牛路）。证明第三人林地的东边与原告之父周贤荣林地的西边是相连的，四至清楚。但原告之父周贤荣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图班出现移位，记载信息存在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或更改。故被告撤销原告之父周贤荣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并未存在扩大第三人的权益。（二）“野毛洞”系第三人与原告争议林地的分界线。1.“野毛洞”在“三林三定”时期就作为原生产1队与3队的分界线。第三人提供其父徐廷忠1981年12月10日的《龙里县社员自留山证》，证上小地名叫背后坡，四至范围为：东至“野毛洞”；南至云盘脚；西至朱汪珍山；北至背后大路。原告提供其父周贤荣1984年8月10日的《承包山林登记表（二）》载明：小地名叫背后坡，四至范围为：东至周贤方；南至云盘脚；西至“野毛洞”；北至山脚。通过比对两份证据，小地名均叫背后坡，南面都至云盘脚山顶，北面都至山脚背后大路，也就是放牛路，该大路是指从余下堡至背后坡牛路。说明原告与第三人林地分界线应以“野毛洞”为分界线。2.“野毛洞”系明显的地理地貌标识。经调查，原余下村支书绍朝先证实，原告原属老1队，第三人属老3队，老1队与老3队是以“野毛洞”为界线划分山林的，以“野毛洞”为起点，一直沿水沟往下，“野毛洞”在半山腰上，下雨时洞里淌水出来，洞的出水口往下有一条直的水沟。村民周泽进、周泽富证实，“野毛洞”是一个洞。经实地调查，“野毛洞”的确存在。因此，两组为区分林地边界，才以“野毛洞”这个明显的地标作为两组林地的分界线。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13号行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予以维持。被告龙里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举示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组织机构代码证；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主体适格。第二组证据:撤销林权证申请。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作为林权证颁证主体，有权对于登载或颁证错误行为予以更正。第三组证据：1.徐廷忠死亡证明；2.徐方华委托书；3.徐廷忠《龙里县社员自留山证》（龙林自字第0002474号）；4.徐方友、徐方华等2户B5208018345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5.周贤荣《承包山林登记表（二）》；6.周贤荣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7.周显礼B52080183441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8.周显礼等人出具的《证明》。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周贤荣原林权证图班出现位移，记载信息存在错误，撤销该林权证有依据。第四组证据:1.周显礼调查笔录；2.绍朝先调查笔录；3.周泽进调查笔录；4.徐龙发调查笔录；5.周贤富调查笔录；6.龙山镇余下村委员会关于余下村周显礼与徐方友林权纠纷协调意见；7.龙山镇调解委员会关于余下村余下堡组徐方友、周显礼林权纠纷的处理意见；8.林业局林权调查协调会资料；9.争议地现场图及GPS定位数据。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告查明事实清楚，明确了争议地范围。第五组证据：1.林地争议听证会资料；2.行政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单。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的13号行政决定，程序合法。原告对被告龙里县政府所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第一、二、五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第四组证据中，对1、3、4号证人证言及6、7号证据均无异议；对2号证人证言，该被调查人并未参加当时的林地划分，且询问有诱导之嫌，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对5号证人证言，该被调查人证实“野毛洞”并不是分界线，只是一个地名，对界限划分并不清楚；对8号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对9号证据，该证据是被告自行作出的示意图，“野毛洞”只是一个地名，不是分界线。被告黔南州政府对被告龙里县政府所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同意被告龙里县政府的证明目的。另补充，龙里县林木林地权属争议领导小组办公室所作的调查笔录证实“野毛洞”确实存在，并未涵盖其他地块。第三人对被告龙里县政府所举示证据均无异议。被告黔南州政府辩称：一、被告于2019年1月4日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在7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给被告龙里县政府，被告龙里县政府在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了《答复书》和相应证据材料。被告在综合各方证据后，作出37号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二、被告龙里县政府撤销编号为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维持编号为B52080183441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的行为正确。（一）关于双方争议范围。被告龙里县政府在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后，组织当地村、组干部及争议双方进行实地指认，并形成了《龙里县龙山镇余下村余下堡组周显礼与徐方友林地纠纷示意图》，该图上有争议双方及村、组人员的签名确认。因此，可以确定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地的四至范围是明确的。（二）关于“野毛洞”是地名还是山林交界名称的问题。在山林“三定”分山时以该洞作为林地分界线。原告父亲持有的《承包山林登记表》和第三人父亲持有的《龙里县社员自留山证》，在书写四至范围时都有以“野毛洞”为界记载。由此可见，“野毛洞”应系林地分界，原告主张对争议地有所有权没有依据。综上，被告作出37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被告黔南州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的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黔南州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告收到原告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故向原告、龙里县政府、第三人发出通知，告知被告已于2019年1月4日受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要求各方提交相应证据。第二组证据：1,《行政复议答复书》；2.证据村料清单(共26份)。该组证据用以证明龙里县政府在收到被告发出的《黔南州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在指定的时间里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以及作出13号行政决定的相关证据村料。第三组证据：1.《证明》两份；2.《林地纠纷示意图》；3.身份证复印件。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在收到被告发出的《黔南州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向被告提交了前述证据。第四组证据：1.徐廷忠死亡证明；2.徐方华委托书；3.徐廷忠《龙里县社员自留山证》（龙林自字第0002474号）；4.徐方友、徐方华等2户B5208018345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5.周贤荣《承包山林登记表（二）》；6.周贤荣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7.周显礼B52080183441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8.周显礼调查笔录；9.绍朝先调查笔录；10.周泽进调查笔录；11.徐龙发调查笔录；12.周贤富调查笔录；13.龙山镇余下村委员会《关于余下村周显礼与徐方友林权纠纷协调意见》；14.林业局林权调查协调会资料；15.争议地现场图及GPS定位数据;16.周显礼等人出具的《证明》;17.龙山镇调解委员会《关于余下村余下堡组徐方友、周显礼林权纠纷的处理意见》；18.林地争议听证会资料；19.13号行政决定。该组证据用以证明：1.周贤荣系原告周显礼的父亲，周贤荣去世后，其名下的山林权属由原告继承；2.徐廷忠是徐方友、徐方华的父亲，徐廷忠去世后，其名下的山林权属由徐方友、徐方华共同继承，故在办理林权证时，山林权属归二人共有；3.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地范围是：东到牛路坎下水沟处到“野毛洞”到云盘脚山顶一线；南至云盘脚山顶与周贤忠的林地交界；西至第三人的林地；北至牛路坎下水沟。4.“野毛洞”应系林地分界，而非地名；5.登记在周贤荣名下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图班出现移位，导致其持有的林权证上记载信息出现错误。原告对被告黔南州政府所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第一、二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三、四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龙里县政府所举示证据质证意见一致。被告龙里县政府对被告黔南州政府所举示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黔南州政府所举示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徐方友述称，被告龙里县政府、黔南州政府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林地以“野毛洞”为分界线，并分别作出13号行政决定及37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并评议，本院作如下认证：原告所举示的1、2、4、5号证据及被告龙里县政府、黔南州政府所举示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且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所举示的3号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6号证人证言，只证明以水沟为分界线，而“野毛洞”之下亦有水沟，未说明是以哪条水沟为分界线；7、8号证人证言系传来证言，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均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均系龙里县龙山镇余下村余下堡组村民。1981年12月10日，被告龙里县政府为第三人之父徐廷忠（已故）颁发龙府自字第0002474号《龙里县社员自留山证》载明：自留山1幅，面积3亩，地名背后坡，四至范围为：东至“野毛洞”；南至云盘脚；西至朱汪珍；北至背后大路。2009年11月16日，被告龙里县政府根据第三人、徐方华等2户提出的申请，为第三人、徐方华等2户换发B5208018345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载明：小地名背后坡，小班00382，面积50.04亩，主要树种马毛松，材种用材林，四至：东至周贤荣山界，南至周贤忠山界，西至本组集体山界，北至蒋后廷山界。1984年8月10日，原告之父周贤荣（已故）《承包山林登记表（二）》载明：山林地名背后坡，面积3亩，四至范围为东抵周贤方；南抵云盘脚；西抵“野毛洞”；北抵山脚。2009年11月16日，被告龙里县政府根据原告之父周贤荣提出的申请，为原告之父周贤荣换发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载明：小地名背后坡，小班00378，面积26.27亩，主要树种马毛松，材种用材林，四至：东至周显礼山界；南至周贤孝山界（以山顶为界）；西至徐方友山界；北至以牛路为界（余下堡至背后坡牛路）。2017年7月，因S422公路改扩建征地时，第三人认为被告龙里县政府为原告之父周贤荣换发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和原告持有的B52080183441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包含其背后坡的林地，双方发生权属争议。经村、镇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第三人于2018年3月28日向被告龙里县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原告现持有的其父周贤荣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和原告持有的B52080183441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被告龙里县政府受理后，指令该县林地争议处理机构进行调查取证，并对争议林地现场进行指认、勘验，认定以“野毛洞”为分界线，原告现持有的其父周贤荣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包含了第三人的部分林地，即该林权证图班移位，遂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13号行政决定，撤销2009年11月16日被告龙里县政府换发给周贤荣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维持2009年11月16日龙里县政府换发给原告的B52080183441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林权使用现状。原告不服，向被告黔南州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黔南州政府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37号复议决定，维持被告龙里县政府作出的13号行政决定。原告遂向本提起诉讼，诉请如前所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诉13号行政决定以及37号复议决定是否合法。一、关于被诉13号行政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之规定，被告龙里县政府具有对辖区内林地进行登记造册和颁发林权证的主体资格，具有对争议林权予以是否确认的法定职权。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发现林权证错、漏登记的或者遗失、损坏的，有关林权权利人可以到原林权登记机关申请更正或者补办。”及原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证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林资发〔2007〕33号）第六条：“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地要对已办理的林地登记和已发放的林权证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登记并发放林权证的，要依法予以撤销。”的规定，本案中，第三人发现被告龙里县政府换发给原告之父周贤荣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包含了第三人管理使用的林地，侵犯了第三人合法权益，故其有权向作为原林权登记机关的被告龙里县政府申请撤销登记。被告龙里县政府经法定程序调查，原告提供其父周贤荣1984年8月10日的《承包山林登记表（二）》载明：山林地名背后坡，四至范围为：东抵周贤方；南抵云盘脚；西抵“野毛洞”；北抵山脚。第三人提供其父徐廷忠1981年12月10日的《龙里县社员自留山证》（龙府自字第0002474号）载明：地名背后坡，四至范围为：东至“野毛洞”；南至云盘脚；西至朱汪珍；北至背后大路。据此，认定原告之父周贤荣承包的背后坡林地的西面与第三人之父徐廷忠自留山林地的东面相邻，且以“野毛洞”为分界线。而原告之父周贤荣持有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是根据1984年8月10日周贤荣的《承包山林登记表（二）》记载的背后坡林地申请换发的林权证；第三人持有的B5208018345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是根据其父徐廷忠1981年12月10日的《龙里县社员自留山证》记载的背后坡林地申请换发的林权证。对此，原告及第三人均予以认可。因此，2009年11月16日颁发给原告之父周贤荣和颁发给第三人、徐方华等2户的林权证亦应以“野毛洞”为分界线。但是，被告龙里县政府颁发给原告之父周贤荣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的《森林、林木、林地四至范围图》西面超出“野毛洞”分界线，位移至水沟，导致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包含了第三人的部分林地，故认定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登记发放错误，应予以纠正。据此，被告龙里县政府根据第三人的申请，本着有错必纠的行政原则，依法作出被诉13号行政决定，对原周贤荣持有的B5208018101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予以撤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主张双方林权证分界线应以水沟为界线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诉37号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告黔南州政府于2019年1月4日受理原告提出的复议申请后，经审查，被告龙里县政府作出的13号行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并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37号复议决定，维持被告龙里县政府作出的13号行政决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显礼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显礼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游昌新审 判 员  郑天成人民陪审员  广家雍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法官助理王晓宏书记员张迪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