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0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志强，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宇轩，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星力达通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鹤洲恒丰工业城B20栋2层。代表人：杜艳芝，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曦，该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义珍，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云海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大道662号软件大楼460号。法定代表人：陈慧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宝凯，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云海通讯集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天祥大厦3A。法定代表人：刘金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宇轩，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28层2803房。法定代表人：钟征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龙生，该公司职员。原审被告：胡志群，男，汉族，1961年5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静远，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云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天吉大厦F5、8栋CD座8楼。代表人：何贵昌，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继平，该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上诉人胡志强、深圳市星力达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力达公司）、长沙市云海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云海公司）、深圳市云海通讯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云海集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安集团公司）、原审胡志群、深圳市云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云海股份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志强上诉请求：一、改判胡志强不承担自2016年1月1日起，以999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现暂计不应支付数额为50万元；二、判令宝安集团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超出宝安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胡志强不承担超出诉讼请求以外的相应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作出的裁判不能超出诉讼请求，若判决内容存在超出诉讼请求，即使判决生效，也属于有权申请再审的情形。具体到本案，根据宝安集团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胡志强支付股份回购款999万元整及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的回购款利息4349597.67元整、逾期支付违约金4865130元整（实际利息及违约金按回购款999万元为基数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内容，可以看出，其诉讼请求是一个固定的数额，主张的利息和逾期支付违约金仅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并未主张实际应支付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但本案一审判决的第一项判决却为截至2014年8月31日。按照年利率24%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该判决内容明显是一个一直延续计算的数额，并非宝安集团公司诉求的固定数额，即该判决内容明显超出了宝安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公司股东向第三人（非内部股东）转让股权，公司担保行为因不违反公司法、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故该担保行为有效。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因此，公司可以对内为自己的股东提供担保，也可以为公司之外的第三人提供担保。如果公司对内给公司股东提供担保，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且接受担保的利害相关的股东不得参与表决。对该等担保行为有效性的认定应分为两种情形：1.如公司内部股东间转让股权，公司对此进行担保，意味着在受让方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公司应向转让股东支付转让款，从而导致股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从公司抽回出资的后果，造成公司资产不当减少，势必侵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交易安全。因此该等担保行为无效。2.但本案中，股权转让前宝安集团公司并非是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股东，此次担保行为系公司对公司股东向第三人（非内部股东）转让股权承担担保责任，公司担保行为不违反公司法、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故该担保行为有效。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在公司被申请破产的情况下，其要求公司对其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可能会损害公司及其他债权人利益，故该保证合同无效”，明显属认定事实错误。该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有效。三、一审民事判决书文字表述严重失实。一审民事判决书认为（第十四页第五项）：“虽然深圳云海集成公司认为其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已变更，对深圳云海集成公司的担保责任毫不知情，且约定股权转让前的债务由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承担，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但这是其与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内部的纠纷，不能对外对抗第三人，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承担责任后可向深圳云海通讯股份公司追偿。”根据庭审情况及该判决前文认定事实部分可知，上述答辩内容系由长沙云海公司作出的，而非深圳云海集成公司。可见该一审判决书严重降低了法律权威性和公平性，损害了胡志强基本的诉讼权利。上诉人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判令宝安集团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保证合同》有效错误，涉案《保证合同》不生效。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与宝安集团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第15条合同生效条款约定：“本保证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本案《保证合同》的生效必须同时满足签字并加盖公章，否则保证合同不生效，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律明文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订立方式为三种，即签字、盖章和摁手印，其他签订方式则不具有法律效力。具体到本案，涉案的《保证合同》上仅有宝安集团公司的盖章，并未有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的签字，而根据《保证合同》的明确约定，必须同时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现该《保证合同》仅有宝安集团公司的盖章，没有签字，保证合同依法不生效，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至于涉案《保证合同》上“钟征宇印”人名章，其首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签订方式；其次，该人名章不具有对外公示性和可鉴别性，不能产生有效的法律推定力；最后，其也不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签订形式（签字并盖章），不满足合同生效的条件。因此，涉案《保证合同》不生效，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基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进而适用合同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错误。根据以上论述，涉案《担保合同》因不生效，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而一审法院基于认定担保合同有效，依据合同法、担保法的规定，判决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胡志强、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对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作如下补充：一、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星力达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本案应中止审理。二、一审法院认定宝安集团公司已经向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999万元没有相应事实依据。同时，本案为股权回购纠纷，宝安集团公司支付的是股权转让款，该款应当支付给出让股份的股东即胡志群，不是付款给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宝安集团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向胡志群支付了上述款项。宝安集团公司没有相应的履行合同的证据。三、2007年8月31日《补充协议》、2009年7月31日《补充协议二》、2012年6月28日《补充协议三》、2014年8月25日《股份回购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内容，2007年8月31日的《补充协议》是对2007年8月15日胡志群、胡志强、宝安集团公司、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且根据《补充协议之二》约定是其不可分割的部分。从内容上看，协议对于回购主体、回报等已经变更，因此该《补充协议》是对2007年8月15日《股份转让协议》的变更。而2007年8月15日《股份转让协议》第9条约定，“各方可以另行签署书面协议变更或解除本协议”，该协议第1页释义：甲、乙、丙、丁四方统称为“各方”，因此，各方包括甲、乙、丙、丁四方。但该2007年8月31日的协议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并没有签署，各方没有达成一致协议，《补充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2009年7月31日《补充协议二》之一更是约定了对《补充协议》的变更。2012年6月28日《补充协议三》、2014年8月25日《股份回购协议》亦是。故上述文件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四、判决胡志强支付股权回购款没有法律依据。股权回购是对赌协议中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的对赌，本案胡志强既不是股权出让方，没有收到宝安集团公司任何款项，宝安集团公司没有向胡志强支付任何对价，胡志强不应向其支付股权回购款。再结合本案其余《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及《股份回购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胡志强、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不应向宝安集团公司支付任何款项。五、《保证合同》未生效。每份《保证合同》中第15条合同生效条款均约定：“本保证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此《保证合同》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双方约定合同之生效须以自然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为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但《保证合同》签字页仅有宝安集团公司的盖章，并无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故该《保证合同》并未生效。宝安集团公司根据未生效的《保证合同》要求胡志强、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另外，《保证合同》上的名字印章不具有合法性，不可替代签字。首先，《保证合同》双方约定“本保证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并未约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可盖章。其次，《保证合同》上的“钟征宇印”名字章并非根据手写签名而刻制，而是电脑生成字体，不具有对外公示性，更不具有可鉴别性，不能与手写签字相互替代。最后，根据宝安集团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三《补充协议二》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处为宝安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征宇手写签字，由此可知，宝安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合同也有手写签字，若发生纠纷，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章该如何鉴定？是否算合法有效的签名？因此，《保证合同》中的“钟征宇印”名字章不具有签名的作用，不符合约定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六、一审判决第十四页之四的理由与判决胡志强、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承担责任的结果自相矛盾。胡志强同时为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的股东，根据一审判决第十四页关于深圳云海股份公司《保证合同》无效的理由，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亦应无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项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在同一份判决书中更应体现这种平等，一审判决不能选择性适用法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鉴于宝安集团公司要求胡志强承担法律责任没有相关依据，宝安集团公司与胡志强、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之间保证合同没有生效，故胡志强、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胡志强、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不承担责任。上诉人长沙云海公司在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对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作如下补充：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原《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双方无纠纷。（一）原《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双方无纠纷。2007年8月15日，宝安集团公司与胡志群、胡志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四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已履行完毕，双方依约办理了工商登记和股权备案等手续，宝安集团公司至今仍是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大股东之一，股份为3.69%。（二）三份《补充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协议。宝安集团公司与胡志群、胡志强、深圳云海集成公司四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无上市保证条款，无回购义务。宝安集团公司与胡志群、胡志强分别于2007年8月31日、2009年7月31日、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三份补充协议，因改变原协议主要内容，加入了“保证上市和回购义务”，公司能否上市丙方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最为清楚，该补充协议回避丙方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存在欺瞒行为。且补充协议未得到丙方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签字认可，缺少一方当事人，补充协议缺乏成立要件，应认定为无效协议。（三）《股份回购协议》应认定为股东之间股权转让，且亦属无效协议。2014年8月25日，宝安集团公司与胡志强、胡志群三方签订了《股份回购协议》，回购协议签订时，宝安集团公司与胡志强、胡志群三方均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主要股东，回购行为属于股东之间股份转让。因该协议规定的股份回购的主要权利义务，是基于上述三份《补充协议》而产生的（详见《股份回购协议》前款规定），因《补充协议》无效，应认定该协议也无效。二、长沙云海公司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签订的《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一）宝安集团公司与胡志群、胡志强明知担保合同未经股东会决议，仍让长沙云海公司为其担保，严重侵害长沙云海公司利益，违反公司法、担保法有关规定，应认定无效担保。长沙云海公司于2015年1月为宝安集团公司与胡志群、胡志强在2014年8月25日签订《股份回购协议》提供的保证合同，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该协议签订时，宝安集团公司（占深圳云海集成公司和长沙云海公司股份3.69%)与胡志群（占深圳云海集成公司和长沙云海公司股份1.33%)、胡志强（占深圳云海集成公司和长沙云海公司股份61.1%)均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和长沙云海公司（长沙云海公司系深圳云海集成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股东，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三人均十分清楚。三人明知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仍要求长沙云海公司等公司为其股份回购提供担保，属滥用权力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二十一条之规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担保。（二）公司为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构成变相抽逃出资，应认定无效担保。2014年8月25日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系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由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等分别于2015年1月提供担保。此担保行为必将用母公司或子公司的资产进行清偿，必将导致宝安集团公司从公司撤出出资和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法律后果，实际构成抽逃出资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违背公司股本维持原则。该担保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应认定为无效担保。公司为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在审理玉门市勤峰铁业有限公司、汪高峰、应跃吾与李海平、王克刚、董建股权纠纷一案中，以(2012)民二终字第39号判决对相同情形的担保做出了无效判决。三、一审判决选择性适应法律，同样的4个担保，1个无效，3个有效，显然存在矛盾，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错误适应法律。一审判决在“一审法院分析”的第四项中认为：“宝安集团公司、胡志强均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股东，公司为其股东向另一股东提供担保，却未经股东会决议……可能会损害公司及其他债权人利益，故该保证合同无效。”长沙云海公司系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胡志群、胡志强理当也是长沙云海公司的股东，担保情形和担保合同与深圳云海集成公司完全一致。一审法院选择性地适用法律，作出了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担保无效，长沙云海公司担保有效的错误判决，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适应法律错误。且长沙云海公司已于2015年7月由湖南恒利达实业有限公司全部收购，判决要求长沙云海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很显然已严重损害湖南恒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的现实利益。四、一审判决违背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将导致破产企业的股东撤回出资，逃避债务清偿责任。现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已于2017年1月申请破产。宝安集团公司至今仍然是深圳云海集成公司的股东，理应以其出资向破产企业的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如其通过此方式抽逃出资，将构成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事实，损害破产企业债权人利益，违背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的规定。必将出现，一方面企业破产清算，另一方面股东无须承担出资责任的违法现象。同时，也严重影响湖南恒利达实业有限公司向深圳云海集成公司追偿权利。五、长沙云海公司与宝安集团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违反了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一）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载明：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属企业）不以赠与、垫资、担保、补偿或贷款等形式，对购买或者拟购买公司股份的人提供任何资助。股东宝安集团、胡志强等在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予以确认。（二）涉案《股权回购协议》签订时，签订主体宝安集团公司、胡志强、胡志群均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股东。（三）2015年1月，长沙云海公司与宝安集团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长沙云海公司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涉案《股权回购协议》实质就是胡志强向宝安集团公司购买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股权。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的载体，既赋予股东权利，亦使股东承担义务，是股东在公司的行为准则，股东必须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案中，宝安集团公司、胡志强、胡志群在均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股东时，在三方买卖深圳云海股份公司股份时让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已严重违反了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章程。故宝安集团公司与胡志强签署的《保证合同》应属无效合同，长沙云海公司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上诉人宝安集团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关于三家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判决认定正确。关于三家公司在上诉状中称《保证合同》未签字，属于未生效合同，经与宝安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征宇沟通，钟征宇本人确认宝安集团公司与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加盖的钟征宇名章确实系其个人名章，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在上述《保证合同》中加盖钟征宇名章是对合同的确认，其签字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从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内容可知，按手印、签字和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三者有其一即可，上诉人主张加盖了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而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合同不发生效力，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94号判决明确认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名章与其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保证合同》的生效条件已经成就，《保证合同》已经生效，保证人依法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原审被告胡志群在本院二审调查时陈述称：一、胡志强、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星力达公司没有对胡志群提出上诉。二、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一份补正裁定，对一审判决第一项进行了更正，没有胡志群承担民事责任的判项。三、一审法院对与胡志群相关的事实和法律适用正确，胡志群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原审对胡志群的处理是正确的。四、对于胡志强、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星力达公司的主张，由二审法院依法处理。原审被告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在本院二审调查时陈述称：胡志强、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星力达公司没有将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列为被上诉人，但在胡志强的上诉状第二点指出要求公司对其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可能会损害公司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该《保证合同》无效，对于一审判决的这一判项胡志强认为有错误，深圳云海股份公司进行回应。深圳云海股份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其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是正确的，主要在于：一、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已经于2017年1月11日被深圳中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其现有财产还无法满足各类债务的清偿，宝安集团公司无权就破产财产主张股东权利。二、深圳云海股份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的行为没有经股东会决议，明显属于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滥用公司独立地位、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故应当认定担保为无效。综上，深圳云海股份公司认为一审认定是正确的。宝安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胡志强支付股份回购款999万元及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的回购款利息4349597.67元整、逾期支付违约金4865130元整(实际利息及违约金按回购款999万元为基数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利息、违约金具体计算方式详见附件《应付本息及违约金计算表》)；二、胡志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三、胡志群、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对胡志强的支付回购款、利息及违约金及本案诉讼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8月15日，以胡志群为甲方、宝安集团公司为乙方、深圳云海股份公司为丙方、胡志强为丁方的四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宝安集团公司以999万元整的价格受让胡志群所持有的深圳云海股份公司370万股股份并依约向胡志群支付了全部股份受让款。2007年8月31日，以宝安集团公司为乙方、胡志强为丙方、胡志群为甲方的三方签署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自本协议生效后至2009年6月30日的期间内，若云海通讯（即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在此期间未成为上市公司，则乙方有权要求丙方按照乙方投资本金与投资回报（年投资回报5%)之和（包括支付给乙方税后股利）的价格回购乙方所受让甲方的全部股份。丙方应于乙方提出股份回购要求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股份回购款全部划到乙方指定账户。”2009年7月31日，以宝安集团公司为乙方、胡志强为丙方、胡志群为甲方的三方签署《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二》约定将《补充协议》第一条做如下变更：“自本协议生效后至2010年6月30日的期间内，若云海通讯在此期间未成为上市公司，则乙方有权要求丙方按照乙方投资本金与投资回报（年投资回报率5%)之和（包括支付给乙方税后股利）的价格回购乙方所受让甲方的全部股份。丙方应于乙方提出股份回购要求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股份回购款全部划到乙方指定账户。”2012年6月28日，以宝安集团公司为乙方、胡志强为丙方、胡志群为甲方的三方签署《补充协议三》，《补充协议三》约定将《补充协议二》第一条做如下变更：“自本协议生效后至2014年6月30日的期间内，若云海通讯在此期间未成为上市公司，则乙方有权要求丙方按照乙方投资本金与投资回报（2012年6月28日前按年投资回报率5%，2012年6月28日起按年投资回报率7%)之和（包括支付给乙方税后股利）的价格回购乙方所受让甲方的全部股份。丙方应于乙方提出股份回购要求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股份回购款全部划到乙方指定账户。”2014年8月25日，以宝安集团公司为甲方、胡志强为乙方、胡志群为丙方的三方签署了《股份回购协议》，《股份回购协议》约定由胡志强回购宝安集团公司所持有的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全部股份。股份回购价格为宝安集团公司投资本金和投资本金所产生的利息之和，即宝安集团公司投资本金9990000.00元，利息计算分为三部分，自2007年6月28日起至2012年6月27日，年利率为5%,自2012年6月28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年利率为7%，自2014年7月1日至投资本金支付完毕之日，年利率为15%，不足整年部分的利息按照每年365天及该部分的天数计算。股份回购款支付条款为2014年8月31日前，由胡志强向宝安集团公司支付利息款2000000.00元，2014年9月30日前，胡志强向宝安集团公司支付利息款1899985.00元；2014年10月31日之前，胡志强向宝安集团公司支付本金3000000.00元，2014年11月30日之前，胡志强向宝安集团公司支付本金3000000.00元，2014年I2月31日之前，胡志强向宝安集团公司支付本金3000000.00元，2015年1月31日之前，胡志强向宝安集团公司支付本金990000.00元。2015年1月31日之前，胡志强向甲方支付自2014年7月1日至投资本金支付完毕之日按年利率15%计算产生的全部利息款（不足整年部分的利息按照每年365天及该部分的天数计算）。《股份回购协议》还对违约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乙方逾期支付股份回购款，则乙方构成违约；每逾期一日，乙方向甲方支付投资本金千分之一违约金。”同时，《股份回购协议》第六条约定：“丙方自愿承诺对本协议项下乙方回购股份的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股份回购款、违约金及甲方追索股份回购款产生的费用。如乙方届时未履行股份回购款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丙方单独或同乙方一起向甲方支付股份回购款、违约金及甲方追索股份回购款所产生的费用”，但经宝安集团公司多次催讨，胡志强至今仅支付了回购款利息18OOOOO元整，余款尚未支付。为了保障上述《股份回购协议》的顺利履行，宝安集团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分别与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与深圳云海股份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与深圳云海集成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上述《保证合同》约定由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对胡志强应支付的《股份回购协议》项下的股份受让金及暂计至2014年6月30日的本息共计13889985.00元及后续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回购纠纷。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股份回购协议》是否有效。胡志强、星力达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认为《股份回购协议》显失公平，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且胡志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意识到该协议产生的法律后果。胡志群认为上述协议均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亦未提交任何证据，庭审中对于协议中的签名是否是其本人所签，其称记不清，经一审法院释明后亦未提起笔迹鉴定申请；其称未收到宝安集团公司的股份转让款，但又称转让的股份是其代为胡志强持有的，且其后又与宝安集团公司签订了多份协议，同时胡志强亦称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宝安集团公司确实是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股东，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协议均有效，宝安集团公司已向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支付了转让款999万元。二、胡志强应偿还宝安集团公司的款项金额。胡志强主张已还的180万元是本金，但并未提交证据，《股份回购协议》第三条“股份回购款的支付”中约定“股份回购款中第一部分利息款的支付：2014年8月31日前，由胡志强向宝安集团公司支付利息款人民币2000000.00元，2014年9月30日前，胡志强向宝安集团公司支付利息款1899985.00元；2014年10月31日之前，胡志强向宝安集团公司支付本金人民币3000000.00元……”，故该180万元偿还的是利息。该条还约定“为了支付和计算方便……，自2007年6月28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利息是3899985元；2014年7月1日至投资本金支付完毕之日，按年利率15%计算”，故截至2014年8月31日，胡志强应偿还的利息为4149735元（3899985+999万×15%×2/12)，胡志强已偿还180万元，尚有利息2349735元未还。《股份回购协议》第五条“违约及违约责任”约定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付逾期支付回购款的违约金，鉴于自2014年9月1日起的违约金与利息有重合之处，且约定过高，故一审法院调整为自该日起以所欠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三、胡志群是否应对胡志强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中均约定，若宝安集团公司提出股份回购要求时，胡志强和胡志群保证无条件全部回购，胡志强和胡志群对此回购负有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但此后的《股份回购协议》又约定，胡志群对胡志强回购股份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宝安集团公司主张胡志群应承担连带责任，但《股份回购协议》并未对保证期间作出约定，按照我国担保法的规定，该保证期间为六个月，宝安集团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胡志群承担保证责任，故胡志群不应对胡志强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是否应对胡志强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通常情况下，公司对外作出的担保行为不能以未经其股东会同意而认定无效，但本案中宝安集团公司、胡志强均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股东，公司为其股东向另一股东提供担保，却未经股东会决议；且宝安集团公司、胡志强作为股东，既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亦负有公司经营风险的义务，在公司被申请破产的情况下，其要求公司对其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可能会损害公司及其他债权人利益，故该保证合同无效，深圳云海股份公司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其他被告是否应对胡志强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是连带保证人，宝安集团公司向其主张保证责任亦在保证期间内，故应当对胡志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虽然深圳云海集成公司认为其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已变更，对深圳云海集成公司的担保责任毫不知情，且约定股权转让前的债务由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承担，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但这是其与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内部的纠纷，不能对外对抗第三人，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承担责任后可向深圳云海股份公司追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胡志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宝安集团公司股份回购款999万元及违约金2349735元（截至2014年8月31日，其后的违约金以999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对上述判项确定的胡志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清偿后有权向胡志强追偿；三、驳回宝安集团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702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胡志强、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承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08年6月30日制定的《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属企业）不以赠与、垫资、担保、补偿或贷款等形式，对购买或者拟购买公司股份的人提供任何资助。胡志强、宝安集团公司等股东在该章程上签字、盖章。宝安集团公司对该章程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未申请本院调取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工商档案以核实该章程的真实性。根据工商登记信息网查询，2013年11月21日，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投资人登记有81名自然人，另有深圳市中科龙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宝安集团公司，其中胡志强出资比例为61.108%，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上述投资人至2017年8月15日没有变更登记。2013年1月21日，深圳云海集成公司进行增资，唯一股东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出资由2000万元变更为5050万元；2015年9月17日，深圳云海集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胡志强。2014年10月14日，星力达公司的唯一股东由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变更为胡志东（100%股权），法定代表人由朱鉴中变更为胡志东。2015年9月10日，长沙云海公司的唯一股东由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变更为湖南恒利达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本院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2017）粤03破申149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申请人深圳市联丰电子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星力达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本院认为：一、胡志强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超出了宝安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其不应承担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的利息、违约金。本院认为，宝安集团公司诉讼请求的利息、违约金是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起诉状确定利息、违约金金额，一则是为方便确定案件级别管辖，二则是为方便计算案件受理费，并非是宝安集团公司放弃了2015年12月31日之后的利息、违约金。一审判决违约金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未超出宝安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2007年8月15日，宝安集团公司、胡志强、胡志群、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第9条约定，“各方可以另行签署书面协议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之后三份补充协议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未作为一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不影响宝安集团公司、胡志强、胡志群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效力。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经查，《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属企业）不以赠与、垫资、担保、补偿或贷款等形式，对购买或者拟购买公司股份的人提供任何资助”，也即深圳云海股份公司不应以担保的形式对购买公司股份的人提供任何资助。胡志强、宝安集团公司作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股东，对章程的上述规定应是明知的。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会大会决议。深圳云海股份公司为实际控制人胡志强、股东胡志群回购宝安集团公司的股份提供担保，宝安集团公司不能仅凭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盖章和法定代表人胡志强的签字即认为胡志强有权代表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提供担保，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还必须经过股东大会决议，且胡志强、胡志群不得参与该事项的表决。宝安集团公司提交的深圳云海股份公司股东会决议，竟有胡志强的签名而没有其他股东的签名，该股东大会决议欠缺起码的形式要件，应视为根本不存在。事后深圳云海股份公司也未再召开股东大会予以追认，因此胡志强代表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签订与宝安集团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属超越职权行为。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的规定，宝安集团公司作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股东之一，对该公司章程的规定应是知悉的，对该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决定是否提供担保是明知的，对胡志强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虚假亦是明知的，应知悉作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胡志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就胡志强、胡志群应付股权回购款提供担保属超越职权，其既非善意，也存在明显过失，本案不存在表见代表制度适用之余地，则胡志强代表深圳云海股份公司与宝安集团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对深圳云海股份公司不发生效力，深圳云海股份公司不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也应按照相同的法律逻辑进行处理。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与宝安集团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均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胡志强，在此同样要考察胡志强是否有权代表两公司与宝安集团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经查，《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属企业）不以赠与、垫资、担保、补偿或贷款等形式，对购买或者拟购买公司股份的人提供任何资助”，也即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应以担保的形式对购买公司股份的人提供任何资助。胡志强、宝安集团公司作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的股东，对章程的上述规定应是明知的，未经过深圳云海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同样胡志强、胡志群不得参与该事项的表决），胡志强无权代表两家全资子公司与宝安集团公司签订《保证合同》，而宝安集团公司作为深圳云海股份公司股东之一，对胡志强的权限也是明知的，其仍通过胡志强与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也不存在善意，且明显存在过失，故也不存在表见代表制度适用的余地，故上述两份《保证合同》对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亦不发生效力，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亦不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星力达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的股东为胡志东，胡志东持有星力达公司100%股权，又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自然有权代表星力达公司与宝安集团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保证合同》上加盖有宝安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章，与该法定代表人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本院审理期间，本院裁定受理对星力达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已付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算，则星力达公司承担的连带责任中的违约金应计至2017年8月30日止，则一审判决的相应判项应予以调整。此外，一审民事判决认为（第十四页最后一自然段）：“虽然深圳云海集成公司认为其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已变更，对深圳云海集成公司的担保责任毫不知情，且约定股权转让前的债务由深圳云海股份公司承担，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但这是其与深圳云海股份公司内部的纠纷，不能对外对抗第三人，深圳云海集成公司承担责任后可向深圳云海通讯股份公司追偿。”根据一审庭审笔录及一审判决书的表述可知，以上引述的答辩内容系由长沙云海公司作出的，而非由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作出的，本院现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胡志强、星力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维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变更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本院确认上诉人深圳市星力达通讯有限公司对上诉人胡志强的如下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胡志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被上诉人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回购款999万元及违约金2349735元（截至2014年8月31日，其后的违约金以999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至2017年8月30日止）；上诉人深圳市星力达通讯有限公司清偿后有权向上诉人胡志强追偿；四、驳回被上诉人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702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胡志强、星力达公司负担。胡志强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胡志强自行承担。上诉人星力达公司、长沙云海公司、深圳云海集成公司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7028元，由上诉人星力达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梁  晴  敏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毓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