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鲁08民终2295号上诉人：夏玉发，男，1961年10月28出生，汉族，住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芬，女，196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矿山支行，住所地：邹城市凫山路中段。负责人：蒋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彪、程兆莉，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珠海横琴新区稀贵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横琴新区金融产业服务基地15号楼1-008。法定代表人：夏德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玉发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矿山支行（以下简称邹城中行）、珠海横琴新区稀贵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琴稀贵公司）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883民初86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夏玉发上诉请求：一、撤销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883民初868号民事裁定书，指令邹城市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未经开庭审理，也未组织各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就径行采纳了横琴稀贵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横琴稀贵公司和夏玉发之间签订的《交易商入市协议书》，并据此认定双方约定了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仲裁条款。对于夏玉发与横琴稀贵公司之间约定的仲裁条款，上诉人夏玉发持有异议。一审法院未经开庭也未组织双方对证据进行质证，剥夺了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进而发表辩论意见的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应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一审裁定错误认定诉讼当事人只有夏玉发和横琴稀贵公司，双方签订了《交易商入市协议书》，约定了双方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仲裁条款，裁定完全否认了邹城中行的被告资格，没有法律依据。实际上，本案当事人系三方，即夏玉发、邹城中行和横琴稀贵公司。邹城中行并非《交易商入市协议书》的当事人，因此不受该协议仲裁条款的约束。在无三方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仲裁条款成立，侵害了邹城中行的诉讼权利。此外，夏玉发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与邹城中行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宗商品及产（股）权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服务协议》，该协议第四十八条约定：“因履行本协议所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各方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解决”。乙方即邹城中行，其住所地在邹城市，上诉人选择在邹城市人民法院起诉完全符合该协议的约定。三、邹城中行作为本案被告，过错明显，不存在事后创设管辖权只说。上诉人夏玉发是在邹城中行开户，并通过该行将交易资金打到了横琴稀贵公司交易保证金账户内。其提交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对方账户名称为珠海横琴新区稀贵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对方账户为63×××00，该账户是属于横琴稀贵公司的，因此可以证明夏玉发是通过邹城中行的资金服务将交易保证金汇至横琴稀贵公司，夏玉发在没有收到任何现货实物的情况下，资金被邹城中行非法结算。根据银监会监发[2012]5号文《中国银监会关于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相关工作的通知》第五条，对于被纳入清理整顿范围的交易场所（包括被上诉人横琴稀贵公司），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停止对该类交易场所的信贷、托管、清算等金融服务。国务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清整联办[2017]29号文件《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中，被上诉人横琴稀贵公司名列未通过验收的名录中。《广东省商务厅关于限期关停广东省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交易模式的函》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邹城中行在本案中违反中国银监会的规定，共同参与到被上诉人的非法期货交易活动中，具有明显的过错，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一条第二、第三款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鉴于本案的被告邹城中行住所地在邹城市，故邹城市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上诉人夏玉发选择被告邹城中行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邹城中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从实体上，上诉人夏玉发只是在邹城中行开立银行账户，邹城中行在夏玉发与横琴稀贵公司的交易中没有过错，也不承担任何责任。2016年8月28日，上诉人夏玉发在邹城中行矿山支行营业厅的自助机上，以其有效证件身份证（身份证号码：）自行申请长城电子借记卡的开卡，同时开通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短信通知及E-TOKEN+手机交易码（认证工具，即手机交易码发到客户资料中留的手机号码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委托交易中，均是上诉人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自行交易，在交易中邹城中行不是当事人，在该交易中邹城中行没有过错亦不承担任何责任。二、从程序上，邹城中行不是上诉人夏玉发与被上诉人横琴稀贵公司之间合同的当事人及相对人，与双方没有合同关系；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横琴稀贵公司之间的纠纷没有任何关联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横琴稀贵公司均应受到其所签订合同的约束。被上诉人横琴稀贵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根据管辖异议审查结果，依法作出裁定，系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并未违反法定程序。1、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经开庭，也未组织双方对证据进行质证，剥夺了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进而发表辩论意见的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该主张系对法律适用的理解错误，也系对辩论原则的机械理解。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在立案时人民法院就应该对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管辖进行审查；案件受理后，第三十六条也进一步规定，若认为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移送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故法院对特定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或者系争案件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进行审查，系人民法院的职权行为，并不必然要求当事人参与。即便该管辖异议系经一方当事人提出，第一百二十七条也仅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并未要求必须开庭审理。3、固然辩论原则系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但是上诉人仅把辩论局限于庭审辩论环节显系对该原则的机械理解。实际上，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均系当事人行使辩论权的体现，上诉人在收到一审法院转交的《主管及管辖异议申请书》后，不向一审法院进行陈述答辩，也不提供相应证据，系对自身辩论权的处分，应当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4、此外，被上诉人在提出前述主管及管辖异议申请书时，已经向人民法院提交了涉案争议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的各项证据，其中一项系广东省珠海市横琴公证处依法就被上诉人网上开户流程出具的公证文书，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可知，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且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故人民法院根据前述公证证据及其他相互印证证据认定涉案争议存在合法有效仲裁条款，事实认定清楚，法律程序无误。二、本案确系不能以邹城中行所在地确立管辖连接点，上诉人将邹城中行虚列为本案被告，意图规避仲裁条款和创设地域管辖的不诚信行为，不应得到支持。1、上诉人声称邹城中行并非仲裁条款的当事人，不应该受仲裁条款约束。实际上，上诉人将邹城中行列为本案被告的真实目的系恶意规避仲裁条款，并事后创设管辖条件，人为制造“被告住所地”，该不诚信行为不应得到支持。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产权及大宗商品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业务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签约主体为被上诉人与中行珠海分行，即为涉案业务提供转账或结算服务的实际机构为中行珠海分行，而并非本案的被告邹城中行。2、邹城中行作为上诉人的储蓄银行，仅向上诉人提供办理银行卡、开通网上银行等常规业务，并未参与本案系争开户交易行为。故上诉人在开通资金结算服务时，所签署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宗商品及产（股）权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服务协议》，其签约对象并非提供储蓄存款服务业务的邹城中行，而应是提供实际结算服务的中行珠海分行。而上诉人提交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并不足以证明为涉案交易业务提供结算服务的主体系邹城中行，因详细记录资金明细及资金去向，系储蓄银行的银行卡业务功能，提供资金结算业务的主体应以被上诉人提供，并明确就资金结算提供服务、载有中行珠海分行签章的协议为准。3、本案诉讼请求系上诉人要求法院确认其在横琴稀贵公司的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无效，邹城中行是否适格的问题对本案管辖的确定影响重大，应当予以严格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苏泽林于2006年11月30日发表于《人民法院报》的《关于立案审判专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三部分亦指出：“在办理管辖权异议案件时，应当加强对被告资格的审查，一案有数个被告的，应以与原告有实质争议的被告确定管辖。应加强对诉讼证据的审查，防止当事人以与本案争议无关的证据误导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五（试行）》第一条第4点亦有类似规定，即“确定诉讼主体与确定管辖权发生冲突时，法院应首先就管辖权问题做出裁定。上述裁定生效后，在多被告情形下，如果受理案件法院认定据以确定管辖权的被告为不适格诉讼主体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在（2018）最高法民申1931号“闫云升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中亦明确：“具有管辖权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条件，被告是否适格既关系到其是否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同时也构成确定案件管辖权的连接点，人民法院为确定案件管辖权问题，有必要对原告在起诉状中所列被告是否适格进行适度实体审查”，可作为本案参考。综上所述，本案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夏玉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告夏玉发在横琴稀贵公司行情分析交易系统中的开户（席位号:107021608260712）和全部交易无效；2，判决横琴稀贵公司退还原告1217747元，其中本金1058747元，利息损失159000元（利息损失从2016年8月30日起至法院判决止，以1058747元本金为基数，以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年化利率6%为标准。截止2019年2月18日共30个月，计159000元)；3，判决邹城中行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横琴稀贵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8月26日，夏玉发（乙方）在与横琴稀贵公司（丙方）、案外人珠海横琴钰钧鑫稀贵商品经营有限公司（甲方）达成《交易商入市协议书》时，夏玉发对协议书的内容是知情的，其点击阅读、确认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故该协议书对夏玉发具有约束力。在该《交易商入市协议书》第7.4条约定：“本协议任何双方或三方之间因本协议书引起的或与本协议书有关的任何争议，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甲方（包括甲方分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乙方和丙方均自愿将该等争议提交珠海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在设于横琴新区的珠海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协议书已对仲裁条款进行了加粗处理，足以提起当事人的注意，可以认定为横琴稀贵公司已就协议包括仲裁条款的内容作了相应提示，该仲裁条款约定明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仲裁条款应为有效约定。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本案横琴稀贵公司在答辩期间内提交的仲裁条款排除了人民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夏玉发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夏玉发应当依据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如下:驳回夏玉发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二审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一审程序是否合法；二是夏玉发与横琴稀贵公司、邹城中行之间的纠纷是否是否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关于焦点一，夏玉发上诉称一审法院未经开庭审理和质证，剥夺了其辩论权利，程序违法。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主管和管辖异议，根据案件证据和当事人意见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在二审中夏玉发亦未提供有效证据支持其上诉意见，对其一审违反法定程序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理由：对于管辖权异议案件，有多个被告的，应以与原告有实质争议的被告确定管辖。本案中，夏玉发与横琴稀贵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平台服务合同关系，并基于交易无效要求横琴稀贵公司返还交易资金并赔偿损失，同时又基于与邹城中行储蓄合同关系要求后者承担连带责任，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在交易过程中，邹城中行仅向夏玉发办理储蓄存款业务，不是系争交易的当事人，并未参与本案系争交易行为，故本案应以夏玉发与横琴稀贵公司的交易平台服务合同关系认定为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确定管辖。根据夏玉发（乙方）与横琴稀贵公司（丙方）的《交易商入市协议书》第7.4条“本协议任何双方或三方之间因本协议书引起的或与本协议书有关的任何争议，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甲方（包括甲方分支机构就及其工作人员）、乙方和丙方均自愿将该等争议提交珠海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在设于横琴区的珠海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的约定，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确定的仲裁条款，且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横琴稀贵公司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故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主管权。综上所述，本案不属于一审法院的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传宝审判员  崔 英审判员  董 浩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仙金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