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11民初4240号 原告:高国进，男，195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被告：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杏西路50号第21幢第二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612001207H。 法定代表人：陈泳妃，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永生，男，系该公司员工。 高国进与被告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利恒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1日依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该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5月8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告高国进及被告利恒公司委诉讼托代理人魏永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国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利恒公司向社会公众高国进发行股份的行为不合法；2.判令利恒公司应在本案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高国进返还非法集资款（股款）本金8400元和利息，利息按照五年期国债的年率6%计算至实际归还日。如逾期不还，从逾期之日（判决生效后第十日）起每日加收本金与利息总和的千份之三滞纳金。事实与理由：一、利恒公司向高国进和大量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注：为了叙述的方便仍称为股票或股份、股权，但实际不是合法发售的股票，而是公司借股份改制之机，进行的非法集资。下同）1993年第一季度，由利恒公司委托的七家金融机构向社会公开发行利恒股票，没有按规定将发行对象限定为法人，高国进受骗以个人身份在位于杏林高浦村附近的工商银行杏林营业部购买了利恒公司的“股票”3000股，当场缴款8400元并取得《股款收据》一份，《股款收据》注明“妥善保存，据以换发股票”并盖有“厦门利恒涤纶有限公司金融部”的印章；1994年高国进按公司的通知要求在厦门证券登记公司以股款收据换取了《证券存折》一份。利恒公司曾虚构盈利，向投资人违规分红两次，“分红”不能改变利恒公司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的属性。利恒公司向高国进及众多社会公众公开发售股票的证据有： 1、同期从工商银行杏林营业部购买利恒公司股票的孙笑君、郑用法、张熙芝等三人的证券存折和证词； 2、同期从厦门鼓浪屿中国银行营业部购买利恒公司股票的沈维东、苏太忠两人的证券存折和证词（两人还将出庭作证）； 3、通过其他金融机构购买到利恒股票的社会公众卢秋记、吴世惠、李萍、庄忠浩、李勇、陈家永、陈忠林七人的的股款收据； 4、利恒公司创立之日的股东结构（等待法院调取），证明公司在创立之初向一万多名社会公众发售股票，还向外部人员发售职工内部股； 5、利恒公司2001年度股东大会材料《2001年度财务报告》第二部分“股本变动及股东状况”，证明利恒公司向社会公众非法发售公众股3325.83万股、向社会公众非法出售职工内部股348.4万股； 6、厦门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托管情况的说明”，证明利恒公恒公司共向一万九千多名自然人非法发售股票； 7、集美区法院审理的他案“法庭庭审笔录”，表明利恒公司代理人魏永生承认“利恒公司现在有自然人股东为19183位，名义上为法人股，实际上为自然人股”； 8、利恒公司发给高国进的《股款收据》，证明高国进是利恒公司的初始出资人，高国进所持股款收据不是与其他法人私下转让的结果。 以上事实和证据充分证明利恒公司确实借股份制改革之机，违法违规向原告和众多社会公众发售了“股票”，假借向法人定向募集股份之机，向社会公众高国进进行非法集资活动。 二、被告利恒公司向社会公众高国进发行股票的行为不合法。1、利恒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未取得厦门市发改委批准，虽然利恒公司的股份制改革经过市体改委[1992]027号文的批复，但该批复仅批准利恒公司向社会法人定向募集股份，没有批准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见厦门市体改委[1992]027号文）。2、利恒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组建股份公司，未取得福建省体改委的批准，违报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3、利恒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没有取得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同意，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批准证书》既没有批准利恒公司向社会定向募集法人股，也没有批准利恒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甚至没有批准发行职工内部股。（见国家经贸部批准证书[1993]246号）。4、利恒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行为，违反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七条的禁止性规定：“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公司发行的股份除由发起人认购外，其余股份不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但可以向其他法人发行部分股份，经批准也可以向本公司内部职工发行部分股份”。5、利恒公司还向众多社会公众发行职工内部股，违反了厦门市体改委[1992]027号文件的规定“公司应将内部职工的认购方案报我委审核后方能正式缴款认购，内部职工限于1992年11月份在册职工”。6、利恒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没有取得厦门市政府和外贸局的批准，厦门市政府和外贸局的《批准证书》既没有批准利恒公司向社会定向募集法人股，也没有批准利恒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见厦门市外贸局、厦门市人民政府的批准证书041号）。7、利恒公司股份发行程序不合法，在股份公司筹委会还未获准注册成立的情形下，便由厦门利恒涤纶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收取股款，在程序上违反了厦门市体改委(1992)027号批复文件的要求。8、利恒公司至今没有向高国进发放股票或股权证，违反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定向募集公司应以股权证替代股票”，也违反了公司章程的相同规定。实际上，利恒公司向法人定向募集股份的额定任务严重没有完成，只完成额定任务的12.4%，便有意放水，违规向外部人员超范围、超量发行内部股份，默许代理发行法人股的金融机构非法集资，改为非法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以公众股冒充法人股，骗取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这是铁的事实。 三、利恒股份公司的创立不符合法定条件 1、利恒公司的定向募集法人股份发行失败，只完成募集任务的12.4%，不符合股份公司创立的条件；2、虚报注册资本，虚报总股本、虚报法人股、隐瞒公众持股，以虚假的《验资报告》骗取工商登记手续。如：虚构虚报厦门利恒涤纶有限公司（旧公司）持有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新公司）2340万股、虚构虚报香港华闽公司持有利恒股份公司1318.97万股，将部分没有完成的股份发行任务由香港华闽公司虚假认购，造成股份发行任务已如期完成，股款金已到位的假象，再配合虚假的验资报告，使骗剧更加“完美”。3、以造假的“验资报告”骗取工商登记手续，主要是伪造股东持股数据，伪造股款到位数据。违反《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应为在工商行政管理权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4、发起人实际只有两家（厦门化学工业公司和香港兴厦有限公司），不符合《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九条的规定：“设立公司应有三个以上（含三个）发起人”，因此股份公司不符合登记的条件；5、以造假的公司章程骗取工商登记手续，主要是在总股本及股东结构方面造假；虚增总股本；没有承认公司存在公众股（社会个人股），不承认社会公众高国进持有公司的股份；章程以公众股冒充、代替法人股，掩盖公司向社会个人发行股票的非法行为。其欺骗行为持续至今，连法院都被欺骗、做出错误的认定（如曾经错误认定利恒公司的股份发行合法）。6、公司的设立没有取得省政府有权部门的批准，违反《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发起人向政府授权审批公司设立的部门（由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改委牵头，以下简称政府授权部门）提交设立公司的协议书、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公司章程、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招股说明书和行业主管部门审查意见等文件，由政府授权部门审查、批准”；7、以造假的公证书骗取工商登记手续，主要是虚假证明公司章程符合《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规定。（实际上公司章程多处违反《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规定，见本页第4点和下页第10点的内容） 8、以虚假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批准证书》骗取工商登记手续，工商登记的重要事项（总股本与股东结构）与该批准证书严重不符，造成经工商登记的公司与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批准证书》所核准的公司是两家不同的公司。 9、利恒公司的股份发行违反厦门市体改委027号《批复》的多项规定，却以该《批复》当做股份公司设立的批准文件，骗取工商登记手续。 10、利恒公司为了骗取工商登记手续，虚构公司的股东（厦门利恒涤纶有限公司和闽华公司）、虚构持股数额，造成发起人有三家、募集任务已完成的的假象。 11、利恒公司在股份违法发行、向公众非法集资、虚构投资人、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工商登记手续、集资款非法使用、虚构盈利、违规分红等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已作出认定，有厦门国资局（1997）011号文件作佐证（该文件需等待法院调取） 总之，利恒公司并不具备创立股份公司的条件，其在申请股份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所提交的材料全部造假，没有一份是真实的。属于以虚假材料骗取工商登记手续的情形。利恒公司虽已骗取了工商登记手续，但不能表示其原来的违法行为就合法化，利恒公司的违法行为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其以股份发行为幌子，所实施的非法集资款，仍应当连同利息一并归还给受骗的投资人。 四、关于诉讼时效与高国进的非股东身份 1、高国进曾于2017年8月11日和2018年5月14日两次到市政服务中心查询利恒公司的内部档案，才知道利恒公司向公众发行股份是不合法的，公司是假借股份制改革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公司至今仍掩盖其向社会公众非法发行股票的行为，以非法发行的个人股冒充法人股，骗取工商登记手续，欺骗行为持续至今，高国进有权向利恒公司追讨非法的集资款本息。尽管公司已经骗取工商登记手续，公司已经成立，都不改利恒公司非法集资的性质，都不能剥夺原告追讨非法集资款本息的权力。2、利恒公司向高国进非法收取“股款”后，没有依法向高国进发放股票或股权证，等同于没有承认高国进持有利恒公司的股份，表面为股款，实质为非法集资款，高国进在知道真相之后，有权要求利恒公司退还非法集资款。利恒公司持续违反了下列法律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二十五条“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形式。但定向募集公司应以股权证替代股票”。《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二十八条“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按其所持股份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书面凭证。股票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发行股票的公司的名称、住所； （二）公司设立登记或新股发行之变更登记的文号及日期； （三）公司注册资本、股份类别、每股金额、股票面值； （四）本次发行的股份数； （五）股东姓名或名称； （六）股票号码； （七）发行日期； （八）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股权证除载明上款事项外，还应载明认购与转让范围。 股票由董事长签名，公司盖章后生效。 股票应加具人民银行批准募股的文号及日期；股权证应加具政府授权部门批准募股的文号及日期。” 《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 以上法律法规表明：利恒公司曾发给的“证券存折”不合法，该证券存折不能证明高国进持有利恒公司的股份，证券存折只是公司非法集资的记录。 3、利恒公司的章程不承认公司存在公众股（个人股），只承认存在发起人股、定向募集法人股和职工内部股，表明：利恒公司并没有将高国进当作公司的股东。另，利利公司的“股东名册”是伪造的、不真实的，与公司章程的记载相违背，故股东名册（对高国进的持股记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4、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批准证书》（1993）246号没有批准利恒公司设置募集法人股、公众股（个人股）和内部股，只批准利恒公司的投资者和投资额为： 厦门化学工业公司5885.54万股、 香港兴厦有限公司5885.54万股、 厦门利恒涤纶有限公司2340万股， 公司总股本14111.08万股。 表明：高国进不属于利恒公司的股东、不持有公司的股份。（见证据〈批准证书〉[1993]246号） 5、厦门市外贸局的《批准证书》041号（批准日期1994年6月18日，经厦门市人民政府于1996年确认）没有批准利恒公司设置募集法人股和公众股，只批准利恒公司的投资者和出资额为： 厦门化学工业公司4998.02万股、 香港兴厦有限公司4898.02万股、 职工内部股1946.99万股、 公司总股本11743.03万股 表明：高国进不属于利恒公司的股东、不持有公司的股份。（见证据26〈批准证书〉041号） 6、厦门市外商投资局的批复文件《关于同意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投资者的批复》（厦外资审[2002]93号）没有批准利恒公司设置募集法人股和公众股，只批准并确认（将香港兴厦有限公司和厦门化学工业公司持有的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7062万股股权划转给厦门国有资产投资公司之后的）“利恒公司股权结构为： 厦门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持有7062万股， 职工内部股为：4681万股”， 公司总股本11743万股。 表明：高国进不是利恒公司的股东、不持有公司的股份。（见证据27厦外资审[2002]93号） 综上，高国进不是利恒公司的股东、不持有公司的股份，利恒公司应当将对高国进收取的非法集资款的本金带息予以退还。 五、五、关于利恒公司使用的公章不合法、诉讼代理人的委托手续不合法。 1、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国发[1999]25号）的规定，“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印章为圆形”。因此，椭圆形的公章依法无据，公章无效。2、即使厦门市的法规（在哪里？）允许使用椭圆形公章，那也限于外资企业使用。利恒公司早在2002年就已变更为内资企业，应当依法使用圆形公章，但利恒公司至今仍在使用椭圆形公章，依法无据，公章无效。3、利恒公司曾在2002年3月向工商局申请改名为厦门升汇纺织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获批后已刻制了圆形公章，根据国务院国发[1999]25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旧的椭圆形公章应及时送交印章制发机关封存或销毁。故利恒公司2002年之前的椭圆形公章已经销毁、无效。4、利恒公司现在仍在使用椭圆形公章，与1995年使用的公章明显不同，利恒公司如不能用证据（如公安部门作出的公章刻制审批文件与公章备案图样）来表明现在使用的公章的合法来源，则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该公章为伪造、无效。同时应确认：盖有无效公章的授权魏永生为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书无效。 六、以前的判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具有参照作用 1、在徐桂萍和陈子明等五人起诉利恒公司、要求退股的案例中，原告仅向法院提交唯一的一份材料“证券存折”，没有提交其它证据，显然不足于证明利恒公司的股份发行违法。而利恒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有政府部门的“批准证书”，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伪造的、虚假的；有政府的“批复文件”，对于批复文件中的规定，利恒公司并没有遵守，反而是严重违反。法院并没有看清“批准证书”与“批复文件”等证据的具体内容，（只看材料的标题、不看内容，）便胡乱认定利恒公司的股份发行合法。并且，被告并没有反诉，法院便听信被告的一面之词，（加上原告的能力有限，没能进行反驳），法院便主动为被告的主张进行认定，如认定利恒公司的股份发行合法，这是非常不妥的、是不公正的。如果法院以该案的认定结果（指“利恒公司的股份发行合法”）套用在其他案件之中，则是非常不公平的、是错误的。此外，徐桂萍和陈子明等五人都是利恒公司的内部职工，购买的是职工内部股，而本案的高国进是社会人员，购买的是公众股，两案的持股人的所购买的股份种类是不同的，两案不具有可比性，以前的判例不能乱套在本案之中。2、在许锡龙等八人起诉利恒公司、要求退股的案例中，其中七人是通过所在单位（厦门火车站）帮忙向利恒公司购买了职工内部股（按职工内部价每股2元购买），火车站用于代购股份的钱不是单位的公款，而是职工事先预交的购股款，利恒公司出具的股款收据也是直接开给许锡龙等人（已调取了原始的“股款收据”作佐证），而不是开给厦门火车站，故法院认定许锡龙等人所持的股份是从火车站手中违规转卖给职工的结果，这样的认定违背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另一人则是他自已通过熟人到利恒公司购买了职工内部股，利恒公司超额度超范围向外部人员出售内部股的行为是不合法的。而本案高国进所持有的利恒股份则是通过银行公开发行的方式所取得的公众股。前案的标的是内部股，本案的标的是公众股，两案不具有可比性，以前的判例不能乱套乱用。 利恒公司辩称，一、其发行股份程序合法。利恒公司进行股份制企业改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以下称《规范意见》）。根据《规范意见》有关股份公司设立和股份募集的规定，公司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发行的股份除由发起人认购外，不得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但可以向其他法人发行部分股份，经批准也可以向公司内部职工发行部分股份。利恒公司在获得厦门市体改委批准后，除发起人认购部分法人股外，也向本公司职工发行了部分股份，还向厦门火车站、厦门电化厂等企业法人发行的部分法人股。厦门火车站和厦门电化厂等单位在购得利恒公司股份后，按法人股的认购价转卖给其单位职工并由职工持有。这种转售行为虽然违反了规范意见第三十条有关法人股份不得转让给单位职工持有的规定，但法人股认购者的违规行为不能证明利恒公司作为股份发行者的发行违规。利恒公司在公司设立时确有部分法人股未募足，但在此后已依法注销该部份空挂的法人股。因此，利恒公司发行股份的行为符合厦门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厦门利恒涤纶有限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厦体改【1992】027号）的精神，并且已由（2015）集民初字第1450号民事判决书、（2015）厦民终字第4397号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申1856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厦检民(行)监【2016】35020000122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等生效的裁判文书确认利恒公司发行股份程序合法。 二、高国进诉求退回股本8400元及利息，没有法律依据。高国进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利恒公司的股份，这是在股份制发展初期，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和利益驱动，在场外非法交易股权证的结果，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止审理、中止执行涉及场外非法交易股票交易经济纠纷案件的通知》（1998年12月4日法【1998】45号），属于非法交易不受法律保护。高国进缴纳的认购款在公司依法设立后即成为公司注册资本的一部分，无法定事由不得退还，根据《规范意见》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股份公司发起人只有在股份没有募足，导致公司无法设立时，才应当退回所募集的股金和利息。因此高国进在利恒公司依法设立之后，要求退还股份认购款及利息没有法律依据。 三、利恒公司即将进入破产清算。2018年9月12日上午10:00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2018）闽02破申字第24号申请破产清算听证会。 综上所述，高国进要求贵院确认利恒公司发行股份行为不合法以及退回股本及利息缺乏法律支持，且利恒公司本身即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请求贵院判决驳回高国进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高国进提交了高国进的证券存折、张熙芝、郑用发、孙笑君、沈维东、苏太忠的证券存折以及证词、吴世惠、庄忠浩、陈忠林、李萍、李勇、陈家永、卢秋记的股款收据、利恒公司2001年度财务报告摘录（股东构成）、关于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托管情况的说明、法庭庭审记录、厦门市体改委（1992）027号文件、国家外贸部《批准证书》（1993）246号、厦门市外贸局《批准证书》041号、厦门市外资局文件（2002）93号、利恒公司旧章程第十五条、十六条、十七条、新章程第六条、验资报告、公证书、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报告、储蓄国债认购确认书、利恒公司筹委会关于组建公司的报告、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筹委会公示信息、厦门利恒涤纶有限公司简介、股票承销合同、企业档案查询登记单、国债认购确认书、（2018）闽0211民初2089号另案撤诉申请书、（2018）闽0211民初2089号民事裁定书、内资公司基本信息、股东大会股东签到表、《股款收据》8张、送达公告2份、与本案有关的法律条文；利恒公司提交了（2015）集民初字第1450号民事判决书、（2015）厦民终字第4397号判决书、（2016）闽民申1856号民事裁定书、厦检民（行）监（2016）35020000122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2018）闽02破中字第24号传票及其相关材料（听证/调查）作为证据。本院根据高国进的申请，依职权调取了高国进购买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股款收据复印件及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结构、厦国资（1997）011号文件。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证据质证。对于相关证据的质证及认证意见，本院将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围绕对争点的分析进行阐述。对于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及与本案争点无关的证据，均已在卷佐证，本院不再一一赘述。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厦门利恒涤纶有限公司，1992年11月30日,厦门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出厦体改[1992]027号文《关于同意厦门利恒涤纶有限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该公司章程及改设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报告，公司名称为：厦门利恒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注册资本13,062万元，折合13,062万股，每股面值1元……个人股（内部职工）300万股，占总股本的2.3%。公司应将内部职工的认购方案报我委审核后方能正式缴款认购。内部职工限于1992年11月份的在册职工。1993年9月16日,利恒公司召开公司创立大会，通过公司章程，并对大会情况进行了公证。章程约定，公司股份按投资主体分为法人股及内部职工股；公司总股数为13,062万股，每股人民币1元。其中，原公司中外合资双方持有股份为706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数54.06%;其它法人股为5700万股,占总股数43.64%;内部职工股为300万股,占总股数2.3%。1993年11月23日,利恒公司取得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发出的《批准证书》（外经贸资审字[1993]246号）。1994年元月19日，利恒公司经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进行变更登记。 另查明，利恒公司交由厦门公正股权托管中心有限公司托管其发行股份时提供的电子股东名册包括法人股东6户，自然人股东16589户，内部职工股股东1415户。 高国进持有编号为001054号的证券存折一份，证件载明以下内容：（持证人）姓名：高国进；登记日期：94.7.01；签发机构：厦门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证券名称：利恒（公司）；股份余额：3000股等内容。利恒公司于1994年7月1日派发股利690元，1996年9月13日派发股利600元，打入证券存折。利恒公司发行的股份至今未上市。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高国进申请，本院发放调查令，向厦门公正股权托管中心有限公司调取《股款收据（编号：0001559）》一份，载明：认股交款人姓名：高国进；股份数：3000股；缴款金额：84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利恒公司是否应当将高国进缴交的款项返还给高国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情形的，应认定为无效情形。本案中，高国进主张利恒公司委托金融机构向社会公开发行利恒股票，没有将发行对象限定为法人，未取得厦门市发改委、福建省体改委、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批准，违反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发行行为不合法，应退还相应的款项。本院认为，《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仅是规范性文件，高国进未能举证证明利恒公司的行为属“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认定无效情形，因此高国进诉求确认利恒公司向高国进发行股份的行为不合法、利恒公司退还认购款及利息的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高国进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已预缴），由高国进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詹锦林 人民陪审员  周温霞 人民陪审员  潘 宇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陈雅宇 书记员陈达旺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法官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