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0民终5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法定代表人：王俊，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正霞，江苏谭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卫青，江苏谭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邗江区杨庙洋洋新型建材厂，住所地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花瓶村。经营者：高新福,男，195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邗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新福，男，195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邗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桂才，男，195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邗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环宇，江苏求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学岐，江苏求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杨庙镇政府）因与被上诉人扬州市邗江区杨庙洋洋新型建材厂（以下简称洋洋建材厂）、高新福、罗桂才返还代垫款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7)苏1003民初3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庙镇政府上诉请求：撤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7)苏1003民初382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与洋洋建材厂签订的拆除协议的性质是土地复垦行为，资金来源于财政部门下拨的土地复垦资金，一审判决对此未作认定。2、上诉人的起诉请求是要求被上诉人归还代垫的工人工资200万元余元，这与拆迁之债法律关系性质不同，不符合抵消的条件。即使拆迁协议合法有效，涉及工人工资仅为50万元，一审判决200余万元的代垫工资与拆迁协议款项进行抵消无事实依据。3、被上诉人洋洋建材厂及高新福未到庭，也未做任何答辩，一审法院直接判令债务抵消属程序违法。4、涉案地块是因为土地复垦而拆除，不是商业项目拆迁，洋洋建材厂不仅无权获取国家土地复垦资金，而且应支付土地复垦费用的义务。一审判决将国家复垦资金抵消复垦义务单位自身经营债务，损害了国家利益，属严重违法。5、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要求罗桂才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未提及是对上诉人诉讼请求的遗漏，审理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罗桂才辩称，1、上诉人主张的款项发生在2014年至2016年之间，此期间由高新福独自经营洋洋建材厂，与被上诉人罗桂才无关。上诉人要求罗桂才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上诉人已支付的资金性质与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没有关联，被上诉人对此没有审查义务，也不应对被上诉人有约束力。3、洋洋建材厂委托上诉人在补偿款中发放工资，并不是代垫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对于法律关系的把握也是正确的，应当予以维持。被上诉人洋洋建材厂、高新福均未答辩。杨庙镇政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洋洋建材厂归还代垫工资款2518753.5元及利息（从2016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高新福、罗桂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洋洋建材厂、高新福、罗桂才共同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罗桂才和高新福共同投资，购置了相应的生产设备设施，在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花瓶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花瓶村）新建轮窑一座。2003年1月1日罗桂才与高新福签订了合同一份，约定将该轮窑交由高新福承包经营，承包期限8年（2003年1月至2010年12月31日），承包期满后所有资产双方各占50%，经营方式双方另行商定。该合同还对经营上交、方式及时间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07年12月2日罗桂才与高新福又签订协议一份，约定2006年该轮窑在办理正式营业执照时更名为洋洋建材厂，罗桂才同意将法定代表人转让给高新福担任，两人原来的股份协议不变。2006年高新福以其个人名义向工商局申请注册登记洋洋建材厂，并领取营业执照。2006年6月13日工商局核准洋洋建材厂的经营者为高新福，性质为个体工商户。其后高新福一直经营洋洋建材厂。因杨庙镇土地复垦需要，2015年11月17日高新福以洋洋建材厂的名义与杨庙镇政府签订协议书，同意拆除洋洋建材厂的大窑车间及其他设施等固定资产，杨庙镇政府给予洋洋建材厂一次性货币补偿款2200690元和经营损失（含停产损失）1531200元，合计补偿3731890元。同时约定协议签订后7日内杨庙镇政府支付1119567元；2016年春节前支付1119567元；待洋洋建材厂厂区用地复垦验收完毕后付清1492756元。停产、停业损失项目包含工人补偿、原材料损失、停业、歇业补偿款等，洋洋建材厂现已经拆迁复垦完毕。2015年11月20日杨庙镇政府给付洋洋建材厂1119567元；2015年12月16日杨庙镇政府向花瓶村付款110万元，并在结算凭证上注明“用于洋洋建材厂工人工资发放，建材厂复垦协议中暂支”等内容；2016年1月22日杨庙镇政府向花瓶村支付136100元，在结算凭证上注明“用于洋洋建材厂后期员工工资，复垦协议中暂支”等内容；2016年3月4日杨庙镇政府向洋洋建材厂支付1366913.5元，洋洋建材厂出具收据，注明发放农民工工资，该项目已经验收等；杨庙镇政府合计直接或间接向洋洋建材厂支付3722580.5元。另查明，2016年2月4日，洋洋建材厂向杨庙镇政府及花瓶村村委会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书载明“因本人借民间贷款太多，不便与你们见面，欠各位员工2015年及往年的工资款，请求你们在我窑厂复耕款中支付，相关事由一切委托花瓶李大来代为办理……”；2016年3月5日洋洋建材厂又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花瓶村委会从拆迁补偿款中代发农民工工资；2018年元月27日高新福出具证明，证明载明“关于洋洋建材厂拆除复耕款373万元由我委托花瓶李大来全权代替我负责处理工人工资，票据我已收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同时，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本案中，杨庙镇政府应当按拆迁协议向洋洋建材厂支付补偿款3731890元，洋洋建材厂委托花瓶村代领拆迁款并代为发放工人工资，杨庙镇政府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也就是在向洋洋建材厂或花瓶村付款的过程中，在相关的付款凭证上均明确载明了从建材厂复垦协议中暂支等内容。杨庙镇政府诉状中所称的为洋洋建材厂代垫工资款，应认定为杨庙镇政府在按拆迁协议履行付款义务，且总计付款3722580.5元，未超出拆迁协议约定的总额。故杨庙镇政府要求洋洋建材厂返还代垫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9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32550元，由杨庙镇政府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另查明：2015年11月17日，杨庙镇政府与洋洋建材厂签订的协议（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第三条约定，乙方（洋洋建材厂）解散人员安置事宜，由乙方自行负责。乙方承诺妥善安置每位人员。如有乙方员工到甲方（杨庙镇政府）或者其他部门维权，甲方有权直接将本协议约定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支付给乙方员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要求三被上诉人返还2518753.5元及相应利息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认为，首先，关于上诉人与洋洋建材厂签订的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2015年11月17日，高新福以洋洋建材厂的名义与杨庙镇政府签订协议中明确，杨庙镇政府因复垦需要，就洋洋建材厂停产、停业损失及实物资产损失与洋洋建材厂签订该协议。由此可以认定，涉案协议的签订虽与复垦有关，但系针对相关补偿而达成的约定，协议权利义务内容与复垦义务主体及复垦费用的负担并无关联。该两份协议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确认为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其次，关于涉案2518753.5元款项的性质。协议签订后，洋洋建材厂委托花瓶村代领拆迁款并代为发放工人工资。对此，杨庙镇政府在相关付款凭证中均注明从洋洋建材厂复垦协议中暂支，故可认定杨庙镇政府对洋洋建材厂委托事项是认可且是配合履行的。此外，双方在协议中也明确约定，如洋洋建材厂不能妥善安置员工，上诉人有权直接将补偿款项直接支付给员工，由此可见杨庙镇政府以支付员工工资方式履行协议义务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故诉争款项应为杨庙镇政府依照洋洋建材厂指示，将双方协议约定款项支付给案外人用于履行洋洋建材厂应付债务，此仅为支付方式的更改，并不能改变涉案款项是因履行补偿协议而支付的性质。因上诉人所主张的款项系其因履行协议义务而支付，故无权以代垫工资为由要求协议权利人洋洋建材厂返还。虽一审判决述理中涉及“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对上诉人付款行为最终认定为“杨庙镇政府诉状中所称的为洋洋建材厂代垫工资款，应认定为杨庙镇政府在按拆迁协议履行付款义务”，是得当的。因洋洋建材厂不应涉案款项的返还义务，故上诉人要求高新福，罗桂才承担连带责任则失去了事实基础，一审法院在此情形下判决驳回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但述理中对此未进行评判存有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虽审理程序存有不当之处，但最终处理结果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950元，由上诉人杨庙镇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毅审判员 孙建瑢审判员 叶 露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孙皎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