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7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根良，男，1956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平湖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姚震强，男，198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平湖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支骥安，浙江天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菊芳，女，1970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爱珍，女，196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士连、刘湘杰，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根良、姚震强因与被上诉人夏菊芳、周爱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8）浙0411民初5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根良、姚震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夏菊芳、周爱珍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夏菊芳、周爱珍向法庭出示的证据借款合同、借据、收据和对帐单，形成时间是2016年11月18日，当晚是姚震强举办婚礼的日子。夏菊芳带领5、6个社会人员到乍浦婚礼现场，以扰乱、阻碍婚礼为胁迫，强行要求姚根良、姚震强在夏菊芳事先准备好的上述材料上签字。夏菊芳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违背了姚根良、姚震强的真实意思，合同应属无效。至于一审认定的姚根良在借款合同签订后向夏菊芳还款70000元的事实，付款的是上海星高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高公司），姚根良个人并没有付款。关于对帐单，姚根良提出这是嘉兴市伊斯丽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斯丽泰公司）与星高公司之间的买卖纠纷，并提供了采购合同和对帐单各一份，证明交易双方是公司。一审法院也认定了姚根良提供的对帐单。姚根良在一审中质证时明确提出当晚并没有发生事实上的借款关系，夏菊芳、周爱珍也给予了确认。由此可见，夏菊芳、周爱珍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关于案件性质认定错误。夏菊芳、周爱珍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诉状中阐明950000元借款为货款转化而来，但夏菊芳、周爱珍没有提供变更合同的依据，且将公司之间的货款转化为个人借款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五条的规定，查明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夏菊芳、周爱珍辩称，一、本案不存在胁迫的情形。1.夏菊芳在姚震强的婚礼当日去对账的原因是：伊斯丽泰公司与姚根良之间的买卖合同发生在2009年9月-12月，姚根良为了逃避债务，玩起了失踪，在近7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下落不明状态。直到2016年11月，夏菊芳得知姚根良的儿子姚震强要结婚，到家家酒店去打听，才最终找到姚根良下落，并要求与其对账。所以，夏菊芳在姚震强的婚礼上去找姚根良是因为迫不得已，除此以外根本找不到姚根良。2.即使姚根良拖欠债务将近七年之久，夏菊芳在2016年11月18日也仅仅要求其对账并出具借款合同、借据，连之前及以后的利息都没有要求。如果真的如姚根良所述“夏菊芳带领5、6个人社会人员到乍浦婚礼现场，以扰乱、阻碍婚礼为胁迫”，夏菊芳应当要求姚根良还款，而不是确认债务就了结。3.一审中姚根良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也明确，在对账过程中，双方并未爆发打架、斗殴等冲突，也未出现扰乱、阻碍婚礼的情形。因此，双方在对账过程中未发生胁迫的情形。退一步讲，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规定，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且当事人在一年之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二、本案的基础法律事实为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为伊斯丽泰公司与姚根良，该事实有对账单、借款合同及付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伊斯丽泰公司与星高公司之间并无业务往来，双方也没有款项、发票往来。三、姚根良与夏菊芳共同将对账后的欠款转化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以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本案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二审维持原判。夏菊芳、周爱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姚根良立即归还借款88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姚震强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伊斯丽泰公司于2006年5月11日成立，于2018年6月19日强制注销，股东系夏菊芳、周爱珍。姚根良与伊斯丽泰公司素有业务往来，2016年11月18日，经双方结算，姚根良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结欠货款950000元，并于同日与夏菊芳签订借款合同一份，载明借款金额为950000元，姚震强在借款合同担保人一栏签字捺印。同日，姚根良向夏菊芳出具借据和收据各一份。之后，姚根良、姚震强陆续归还70000元，余款880000元至今未付，夏菊芳、周爱珍催讨无果故提起诉讼。另查明，2018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执行的一年以内（含一年）的贷款基准年利率为4.35%。一审认为，夏菊芳作为伊斯丽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姚根良签订借款合同，将所欠货款转化为借款，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姚根良理应归还借款。伊斯丽泰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注销，夏菊芳、周爱珍系公司股东，对上述借款享有权利。故，夏菊芳、周爱珍请求判令姚根良归还借款88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予以支持，因双方对还款时间未作约定，故姚根良应自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即2018年11月13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姚震强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中签字捺印，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夏菊芳、周爱珍诉请判令姚震强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予以支持。关于姚根良、姚震强称夏菊芳于姚震强婚礼之时胁迫姚根良、姚震强签署借款合同、借据、收据，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姚根良、姚震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签署借款合同、借据、收据的法律后果，即使在婚礼举办当时出于无奈签字，但在2016年11月18日借款合同签订后未采取任何措施向夏菊芳、周爱珍提出异议，并且在借款合同签订后仍向夏菊芳、周爱珍还款70000元，可以推定姚根良、姚震强认可欠款事实，故其关于借款合同无效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姚根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夏菊芳、周爱珍借款88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11月13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二、姚震强对姚根良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夏菊芳、周爱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300元，由姚根良、姚震强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姚根良、姚震强在二审中提供了付款凭证四页，证明星高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18年11月8日共计支付夏菊芳、周爱珍款项85000元。夏菊芳、周爱珍质证认为，对这些款项的真实性认可，但是汇款凭证显示的都是平湖的农业银行，并不是从上海的银行或者上海的账户转款过来的。双方出具借款合同后姚根良的付款确实是85000元。夏菊芳、周爱珍提供了星高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明星高公司的股东为豆中华、李辉，所以姚根良称其是公司股东与事实不符；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及两次未公示年度报告而将星高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该公司也被吊销，姚根良二审中却称星高公司至今仍在正常经营明显虚假。姚根良、姚震强质证认为，对证据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夏菊芳、周爱珍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姚根良是隐名股东，只是材料反映不出来；星高公司吊销之后但未注销，债权债务在清理过程中，并不影响星高公司对夏菊芳的付款；夏菊芳、周爱珍提供了星高公司的营业执照，说明伊斯丽泰公司和星高公司之间的合同和对帐单是真实有效的。本院依职权向嘉兴市秀洲区公安局新城派出所调取了姚根良举报夏菊芳涉嫌刑事案件的举报书、新城派出所向姚根良、夏菊芳所作的询问笔录等。姚根良、姚震强质证认为，对举报书和姚根良的笔录没有意见，当初姚根良举报时，秀洲区公安局认为是敲诈勒索的案件，要求姚根良到乍浦镇的公安机关报案投诉，姚根良认为是虚假诉讼案件；对夏菊芳的笔录，夏菊芳讲到是跟星高公司之间的货款纠纷，印证了双方的合同、对帐单，双方不是借款关系；夏菊芳称到姚震强婚礼现场的人是司机、丈夫是不对的，其实来的5、6个人是社会人员，身上有文身；夏菊芳伪造了借款合同及收条、收据，借款合同是虚假的；姚根良的住址和电话都没有更换过，所以夏菊芳说找不到姚根良本人是虚假的。夏菊芳、周爱珍质证认为，对于举报书和姚根良的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他提到的内容与上诉意见是一致的，夏菊芳、周爱珍的意见与二审答辩内容和补充提供的意见一致，姚根良的陈述不真实；对于夏菊芳的笔录三性无异议，可以证明伊斯丽泰公司与星高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本案款项的真实发生人是姚根良。本院认证意见，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予以认定。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2016年11月18日至2018年11月8日期间，夏菊芳、周爱珍收到案涉欠款项下的还款85000元。2018年12月7日，姚根良于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向嘉兴市秀洲区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报案，认为夏菊芳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犯罪。嘉兴市秀洲区公安局经询问姚根良、夏菊芳后，作出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本院认为，夏菊芳、周爱珍在一审中提供的对账单，明确载明系“平湖乍浦（姚根良）09.9.24-09.12.19对账单”，并经姚根良签字确认，据此可以认定伊斯丽泰公司与姚根良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姚根良结欠伊斯丽泰公司货款950000元。夏菊芳、周爱珍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据、收据，与前述对账单系同一时间形成，借款金额与货款金额一致，收据也载明姚根良收到了夏菊芳950000元借款本金，故夏菊芳称该笔借款实际系货款转化而来，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一审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姚根良、姚震强辩称，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伊斯丽泰公司与星高公司之间，其出具对账单、借款合同、借据、收据系受胁迫，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一、姚根良、姚震强为证明其抗辩成立，提供的证据是购销合同、对账单，但该两份证据均为复印件，且对账单没有任何一方签字或盖章，故姚根良、姚震强称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伊斯丽泰公司与星高公司之间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二、姚根良、姚震强主张受夏菊芳胁迫而出具对账单、借款合同、借据、收据，在一审中申请证人王某、胡某出庭作证，但证人均表示当时夏菊芳一方与姚根良一方并未发生争吵或者肢体冲突。且不论是在对账当日还是事后，姚根良、姚震强均未就受胁迫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直到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姚根良才报警称夏菊芳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这明显有违常理。事实上，公安机关对其报案也作出了不予调查的处理，故本案无法认定姚根良所称的胁迫存在。此外，夏菊芳称2009年发生买卖交易后，在近7年的时间里无法找到姚根良，直到2016年11月得知姚根良儿子要结婚，才到乍浦镇上的酒店打听并最终找到姚根良。该解释亦无不合理之处。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故即便姚根良主张的胁迫存在，其享有的撤销权也因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而消灭。姚根良、姚震强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借款合同应为无效，但该项规定的情形为“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本案显然并不适用，因此，姚根良、姚震强主张借款合同无效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通过对账结算后形成对账单、借款合同等，将姚根良结欠的货款转化为借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姚根良、姚震强主张本案应按双方原基础法律关系处理，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姚根良、姚震强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因姚根良在借款合同签订后已经付款85000元，故余款865000元应由姚根良、姚震强继续承担付款责任。综上所述，姚根良、姚震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本案改判系因姚根良、姚震强在二审中提交了新的证据，故一审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且二审诉讼费应由姚根良、姚震强负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8）浙0411民初5388号民事判决；二、姚根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夏菊芳、周爱珍借款865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11月13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三、姚震强对姚根良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夏菊芳、周爱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300元，由夏菊芳、周爱珍负担75元，由姚根良、姚震强负担6225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姚根良、姚震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 翔审判员 汪先才审判员 王 浩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金孝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