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3民终113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大伟，男，198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世友，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佳翩，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喜悦汇美食城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大芬村委办公楼205。法定代表人：黄国凤，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南，广东深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悦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大芬油画苑C栋3F-301。法定代表人：朱奕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梓涛，男，197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南，广东深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嘉联天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嘉宾路与南湖路交汇处北侧深华商业大厦办公2107。法定代表人：宋良。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兰，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敏，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大伟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喜悦汇美食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悦汇公司”）、深圳市悦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丰公司”）、王梓涛、深圳嘉联天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联天恒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741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刘大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2017）粤0307民初7412号民事裁定，并指令原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喜悦汇公司存在租赁关系，是涉案商铺的合法承租人，上诉人诉讼主体地位适格。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喜悦汇公司存在直接法律关系为由，认为上诉人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享有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权利，并以此裁定驳回起诉。该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作为承租方的合法权益，原因如下：一、喜悦汇公司认可上诉人的共同承租人身份。1.根据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二《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2》（详见证据P18-19，以下简称补充协议2），该手写部分为“高某、詹某波、林某好、赖某军一致同意增加刘大伟为承租方，原2016.8.11《承诺书》继续有效”。手写部分有刘大伟、詹某波、林某好、高某、赖某军的签名及捺印，且喜悦汇公司对此盖章确认。由此可知，喜悦汇公司同意增加上诉人为涉案物业的共同承租方。而喜悦汇公司主张该印章是盖在复印的第一份补充协议的上面，只是对第一份补充协议的再次确认。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必要，再次在补充协议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当初盖章的目的，就是因为有上诉人刘大伟的加入，由喜悦汇公司进行确认，从而才在补充协议2上进行盖章确认。喜悦汇公司的该主张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与一般常理。2.根据喜悦汇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五《解除（终止）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2016年8月11日，在该补充协议下面签署一致同意增加刘大伟为承租方”。这表明喜悦汇公司知晓各承租人在补充协议2下面增加刘大伟为共同承租人这一事实，也接受刘大伟的共同承租人身份。若如喜悦汇公司所说，其在补充协议2上加盖的印章仅是对复印件的确认，那喜悦汇公司就不能得知补充协议2有增加刘大伟为承租方，该通知书系喜悦汇公司在2017年1月11日向各承租方发出，截至补充协议2增加刘大伟为共同承租人的时间已逾4个月，被上诉人在知晓后也未表示出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喜悦汇公司在原审法院的主张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喜悦汇公司对上诉人刘大伟的共同承租人的身份是认可和接受的，补充协议2中被上诉人加盖的公章，是对上诉人共同承租人身份的确认。二、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十四《录音》（即2017年1月16日上诉人刘大伟与黄总（喜悦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国凤）沟通租赁房屋如何处理事宜的电话录音，详见证据P121-122页），P122第9-10行，上诉人刘大伟说“我们现在找你，因为你和他们签的合同，我和你签订的合同嘛，对吧？如果门口不影响我的话，我不可能不交租金……我投了200多万在里面，你不可能要我血本无归对不对。”黄国凤回答“你的投入是摆在那里的。我们下一步就谈谈双方的投入，和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根据上述录音的对话内容，均可得知，上诉人刘大伟是涉案物业的承租人，也是商铺的实际投资和经营者，喜悦汇公司对此均是明知且认可的。三、租赁期间，上诉人一直以承租人的身份对涉案餐厅进行经营管理，喜悦汇公司也一直以出租人的身份与上诉人联系、接洽租赁事宜，喜悦汇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承认、认可上诉人的承租人身份。1.2016年8月，上诉人以涉案商铺承租人的身份向喜悦汇公司补充缴纳保证金、缴纳各月租金、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喜悦汇公司收到款项后，以出租人的身份向上诉人出具收条，表明双方均在积极履行租赁合同（见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六、证据七、证据九）。之后的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由上诉人向悦丰公司缴纳，悦丰公司作为物业管理公司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据，其认可上诉人是涉案商铺的承租人。2.喜悦汇公司分别于2016年9月1日、2016年10月31日、2016年11月28日以出租人的身份向上诉人发出商铺租金缴纳通知书，通知上诉人缴纳租金。2016年11月28日，喜悦汇公司向上诉人发出变更收款账户及联系人通知的函，要求上诉人将租金支付到变更后的银行账户内（见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六P35-37）。以上证据均表明，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承租人的身份，并以出租人的身份与上诉人联系、接洽。3.上诉人承租涉案商铺后，为了经营需要，对涉案商铺进行了装修，并购买了大量设备，表明上诉人一直以承租人的身份对涉案商铺进行经营管理。四、原审法院若认为其他共同承租人应当作为共同原告，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应当通知其他共同承租人参加诉讼，而不是直接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上诉人是涉案商铺的合法承租人，诉讼主体地位适格，上诉人有权以承租人的身份要求四被上诉人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并赔偿损失。被上诉人喜悦汇公司、王梓涛辩称，一、我方坚持一审答辩意见。二、商铺的经营者与承租方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上诉人混淆两者的法律关系。三、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客观真实，认定上诉人无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之诉，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悦丰公司未作答辩。被上诉人嘉联天恒公司辩称，一、深圳嘉联天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非涉案房产租赁关系的当事人，涉案纠纷与深圳嘉联天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关。二、上诉人的证据证实其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深圳嘉联天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因上诉人的保全行为已对深圳嘉联天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造成损失，上诉人应立即提出解除对深圳嘉联天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保全的申请，深圳嘉联天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留向上诉人追究损失赔偿责任的权利。刘大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及《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2.被告排除妨碍，撤除租赁建筑物前一切遮挡物，恢复租赁物业的各项工作；3.被告向原告赔偿从2016年12月19日起至被告排除妨碍撤除租赁建筑物前一切遮挡物，恢复租赁物业各项工作之日经济损失共暂计99.9万元（币种：人民币，下同）（包括经营损失80万元，按每月20万元暂计至4个月；派驻员工看守餐厅损失15000元，按每人每日100元共计3人，自2017年3月歇业起算，暂计50日；遣散员工损失18.4万元，按每人补偿2个月工资计算，共计23人）；4.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2017年12月23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撤回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2.增加如下诉讼请求：（1）四被告向原告赔偿餐厅预期利润损失暂计50万元，自2017年3月9日起至2017年5月11日，每月暂计25万元；（2）四被告向原告赔偿店铺装修费用共计1585989.37元（详见《予里枝餐厅装饰工程结算书》）；（3）四被告向原告赔偿购买设备费用共计473030元（详见《予里枝餐厅购买设备清单》）；（4）四被告双倍返还原告支付的保证金共计3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5日，被告喜悦汇公司作为甲方（出租方）与案外人高某作为乙方（承租方）签订了《深圳市喜悦汇美食广场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商铺坐落在深圳市龙岗区×××，乙方租赁该商铺仅用于经营西式餐饮业务，租赁期5年，自2014年12月15日起至2019年11月14日止。2015年12月19日，被告喜悦汇公司作为甲方（出租方）与案外人高某、詹某波、林某好、赖某军作为乙方（承租方）又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因乙方之高某因业务需要，有新的投资人加入，乙方确认涉案物业的承包方主体变更为高某、詹某波、林某好，乙方全体同意并确认由变更后的全体承租方承担共同支付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的责任，本补充协议是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深圳市喜悦汇美食广场《商铺租赁合同》（合同编号：XYH2014-259）的补充。再查，原告在庭审中也提供了与2015年12月1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一致，但有手写部分的另一份《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2），手写部分为“高某、詹某波、林某好、赖某军一致同意增加刘大伟承租方原2016.8.11《承诺书》继续有效。”手写部分有刘大伟、詹某波、林某好、高某、赖某军的签名及捺印，签订时间为2016年8月30日。被告喜悦汇公司称该协议是在第一份补充协议复印件的上面各承租方自己单方手写的一句话，该句话内容是四位“承租人”同意原告为承租人，该句话并未经出租人即被告喜悦汇公司的确认，被告喜悦汇的印章是盖在复印的第一份补充协议的上面，只是对于第一份补充协议的再次确认，因此该协议的名称虽然为补充协议，但实际上只是承租方作出的意思表示。原告提交《公证书》，显示高某、林某好、詹某波向其授权代办租赁事宜，列明的授予权限未明确包含诉讼权利，未列明的授权注明为“代为办理上述商铺租赁过程中的其他全部相关事宜”。以上事实有《深圳市喜悦汇美食广场商铺租赁合同》、《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原告提交的补充协议（有手写部分版）、公证书、原被告的庭审陈述予以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喜悦汇公司与高某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及被告喜悦汇公司与高某、詹某波、林某好、赖某军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范，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刘大伟是否属于适格的原告主体，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庭审陈述，综合分析如下：其一，各方认可的涉案商铺合同及补充协议显示的承租方为詹某波、林某好、高某、赖某军，原告并非是涉案商铺合同的当事人，与出租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其二，原告提交的补充协议2，系在詹某波、林某好、高某、赖某军与被告喜悦汇公司签订上补充协议的复印件上添加的手写部分，被告喜悦汇公司即出租人对此不予认，且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是经过出租人的确认或系协商一致的结果，如该补充协议2手写部分内容为真，也仅能视为承租方单方的意思表示，原告仅与承租方存在相关法律关系，与出租人不存在直接的相关法律关系；其三，原告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其中列明的各项权限未包含“诉讼权利”，其它权限仅模糊为“全部相关事项”，按照代理规则，应视为一般授权，另外上述授权委托书并没有包含全部承租方，而仅是其中三名承租方的单独授权，故无法证明原告已经取得其他全部承租方的授权同意，而已授权的三名承租方的授予权限是否包含诉讼权利存疑。综上，原告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出租方存在直接法律关系，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享有承租方充分完整的授权进行本次诉讼，故其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不享有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权利，故对原告刘大伟的起诉，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大伟的起诉。一审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刘大伟承担；本案不收取诉讼费，已经预交的受理费35695.5元，原告可向一审法院申请退回。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各方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喜悦汇公司表示上诉人是四位承租人代理人、涉案商铺的经营者，而不是涉案商铺租赁合同承租人。针对法院询问为何没有再行签订租赁合同的问题，上诉人称“有要求签订，但因上一承租人与原租赁方存在欠款情况，当时提出签订补充协议及公证委托书”、“当时因深圳市喜悦汇美食城管理有限公司在增加承租人上盖了章，因此没有签订新的《租赁合同》”。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根据《商铺租赁合同》、《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显示内容，喜悦汇公司先与案外人高某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一年之后即2015年12月19日又与案外人高某、詹某波、林某好、赖某军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在该补充协议首部“乙方（承租方）”和落款“乙方”均为上述四人。上诉人提交的另一份补充协议，手写部分内容有上述四人和上诉人的签名及捺指模，喜悦汇公司在《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复印件落款空白处加盖公章，对此，喜悦汇公司称仅是对2015年12月19日《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的再次确认，上诉人则主张喜悦汇公司明知并认可上诉人的共同承租人身份，并提交了其向喜悦汇公司支付租金、缴纳费用的凭证，佐证喜悦汇公司以实际行动接受了上诉人作为承租人的身份。关于喜悦汇公司是否明确以《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内容确定其与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问题，以及上诉人请求法院保护的实体权利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上诉人主张实体权利的法律事实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经过质证和查证，因而对上诉人的请求是否支持，所要解决的是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问题，应用判决的方式作出，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于法不符。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7412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赵怡欣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