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互联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192行初5号原告：广州聚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13号之一1107（部位：A）。法定代表人：黄建明，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向军，广东广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12号。法定代表人：姚建明，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张云珠，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忠，该局工作人员。被告：广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府前路1号。法定代表人：温国辉，市长。委托代理人：廖荣辉，广州市司法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昭辰，广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告广州聚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贤公司”）不服被告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广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3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4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在线召开庭前会议，于2019年6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聚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向军，被告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姚建明及委托代理人张云珠、李忠，被告市政府副秘书长、出庭负责人邢翔及委托代理人廖荣辉、刘昭辰在线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涉案穗工商处字[2018]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行为符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的传销行为，依据该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人民币50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市政府受理行政复议后，经审查，作出穗府行复[2018]2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聚贤公司诉称：一、原告经营模式本质上不构成传销行为。首先，原告为了拓展市场，销售产品，虽然约定了消费者购买产品后可以获得会员资格，同时消费者也可以不要求有会员资格，认购商品不是必然条件，更不是变相缴纳费用，因为原告产品的销售价格与公开的市场价格很接近，几无差别。原告获取利益是靠销售产品，而不是传销行为中的“人头费”。其次，原告虽然采取了推荐销售后推荐人可以获得报酬、提成，但这只是对会员或者推荐者行为的奖励，会员或者推荐者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直接销售产品，而不是其推荐的人的销售业绩。原告的经营模式本质上和传销行为是有区别的，这从原告还同时向普通用户销售产品也可以看得出来。二、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罚款50万元过重。原告通过会员销售产品和向普通用户销售产品是可以区分的，而不是处罚决定书所称的“违法所得无法计算，也无法统计非法财物”。原告成立于2014年4月30日，2017年6月开始启动微信商城经营模式，至2018年3月，原告一直处于试运行阶段，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因此，罚款50万元显然过重。原告请求：1.撤销市市场监管局作出的穗工商处字（2018）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撤销市政府作出的穗府行复（2018）2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聚贤公司向本院提供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及中国邮政快递信封作为证据。被告市市场监管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适当。答辩人根据群众举报，于2018年1月19日对原告涉嫌传销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查明以下情况：（一）原告于2014年4月30日经广州市天河区工商局核准登记设立，核准住所是天河××××号之一1107（部位：A）。案发前，原告未经登记机关核准，擅自将住所变更至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20号高志大厦17楼。对此，广州市天河区工商局于2017年11月24日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原告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二）原告通过微信公众号jxxxkjyxgs网络分销销售食品、日用品、保健品、男女服装和美妆等商品。消费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扫描网站主界面的“微信扫一扫进入商城”或他人的“专属二维码”，进入原告开设的“爱易加”商城，购买一定金额的礼包产品就可以成为会员，获得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与被发展人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购买商品金额为依据领取奖励金。具体运作方式如下：1.普通客户在原告开设的“爱易加”商城购买520元产品后，就可以成为“消费商”（会员），投资1万元可以升级为社区店，投资5万元可升级为区县代理，投资50万元可升级为市代理。普通客户成为“消费商”和上述代理商（即会员）后，便取得推荐他人在原告开设的“爱易加”商城购买产品的资格，将自动生成的微信二维码发送给其他人关注，这些人再通过其发送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后，在原告开设的商城购买520元或以上金额产品,便可成为会员,取得推荐他人购买商品的资格。截至2018年3月31日，原告共发展会员2925人，其中：购买520礼包的“消费商”2845人，1万元礼包的代理商53人，5万元礼包的代理商5人，10万元礼包的代理商22人。2.上述“消费商”和代理商（即会员），均通过编号为1482471422的网络商城申请成为会员、购买产品、计算薪酬和领取报酬等。每个会员均有一个由6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ID号和“专属二维码”。会员使用ID号和密码登录“爱易加”网上商城，即可查阅下线购买产品数量金额等信息。会员通过微信朋友圈分享其“专属二维码”或与朋友面对面微信扫码，就可推荐他人进入“爱易加”商城购物，被推荐人成为原告会员后，原告在系统上将其记录为推荐人的下线，使其相互之间形成上下线关系。3.原告根据会员级别及其所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会员情况，使该会员与被发展人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购买商品金额计算其应当领取的推荐奖金额。具体计算方式如下：（1）10万元代理商每发展一个10万元代理商、5万元代理商、1万元代理商和520元消费商，可获得直接和间接的推荐奖，分别是2万元、1万元、2000元和150元；（2）5万元代理商每发展一个10万元代理商、5万元代理商、1万元代理商和520元消费商，可获得直接和间接的推荐奖，分别是1万元、1万元、2000元和150元；（3）1万元代理商每发展一个10万元代理商、5万元代理商、1万元代理商和520元消费商，可获得直接和间接的推荐奖，分别为1万元、2000元、2000元和150元；（4）520元消费商推荐任何级别的会员，获得的直接和间接推荐奖均为130元。会员发展的下线每次购买礼包产品升级后，其上线推荐人可获得该下线会员此次升级的推荐奖。如：会员A从520元消费商升级为1万元代理商，其上线推荐人在获得第一次推荐奖130元的基础上，可再获得不同金额的推荐奖；会员A升级为5万元代理商或10万元代理商，该推荐人还可以继续获得对应的推荐奖。4.原告通过与微信绑定的开设在华夏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账户或者用户ID1482471422的“爱易加”商城，将推荐奖励等奖金发至会员的微信账户；会员可以直接使用或者发起提现。（三）原告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除采用上述分销方式发展会员多层次计酬方式销售产品外，还采用传统零售方式销售产品，由于无法收集到原告完整的财务资料，答辩人无法计算原告通过传销行为销售产品的数量和金额，据此，答辩人未认定原告违法所得。根据上述情况，答辩人认为：一是原告上述设定消费者在其开设的商城购买520元及以上金额礼包产品，便可成为会员，取得推荐他人购买原告产品的资格的行为，构成《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项所指向的“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的行为。二是原告上述根据会员级别及其所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会员情况，使该会员与被发展人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购买商品金额计算其应当领取的推荐奖金额的行为，构成《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三）项所指向的“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的传销行为。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答辩人对原告作出作出罚款50万元处罚。该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并无不当。二、对于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有关问题的意见，答辩人认为，（一）原告设定消费者必须认购一定金额的商品后，才能取得会员和发展其他人加入的资格的行为，符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所指向的传销行为要件。原告提出消费者可以不具有会员资格，其获取的利益是靠销售商品，不是传销行为中的“人头费”，据此，不应认定其实施传销行为的意见，不符合上述规定，于法无据。（二）原告上述根据会员级别及其所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会员情况，使该会员与被发展人员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购买商品金额计算其应当领取的推荐奖金额的行为，符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三）项规定所指向的传销行为构成要件。原告以其会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其销售业绩，不是其推荐下线的销售业绩提成为由，认为其经营模式与传销行为有本质区别的意见，不符合上述规定，于法无据。（三）答辩人认定原告实施传销行为违法所得无法计算，是基于在调查过程中所收集到的证据材料，无法计算原告采用传销方式销售产品的数量和金额情况，因此，答辩人未计算和认定原告实施传销行为的违法所得，该做法合情合理合法，并无不当。而答辩人对原告上述传销行为处以罚款50万元处罚,是依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最低处罚幅度作出的处罚,不存在处罚过重的情形。原告提出答辩人对其处罚过重的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相符。综上，答辩人认为其作出的穗工商处字〔2018〕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适当，请求本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市场监管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1.现场笔录和检查现场拍摄的照片；2.2018年1月19日至2018年6月5日对原告法定代表人黄建明、当事人信息主管黄关、财务相关人员唐千茹、会员杨挺峰的询问笔录；3.爱易加商城的部分交易记录；4.部分会员明细情况、爱e+消费商财富裂变登记表、《客户信息登记表》；5.爱易加商城代理区域汇总表、代理商汇总表等经营资料；6.原告制定的《2.0管理系统表》和《爱e+销售政策调整升级的通知》；7.爱易加商城通过微信向会员发放奖励金的发放明细情况；8.《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其送达回证；10.穗工商处字[2018]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其送达回证；11.穗府行复（2018）2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2.《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局长办公会议纪要；13.广州市机构改革说明图的网页截图；14.《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被告市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印章。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原告不服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12月10日向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市政府予以受理。2018年12月11日，市政府向被申请人市市场监管局转送证据申请副本并要求其进行答复。2018年12月21日，市市场监管局向市政府提交答复书及证据材料。2019年1月29日，因案情复杂，市政府依法延长审查期限30天。2019年2月28日，市政府作出穗府行复〔2018〕2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并通过EMS快递于2019年3月5日向原告送达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故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关于行政复议受理、答复、决定规定的程序要求。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本案中，经过市市场监管局现场检查、询问调查等执法程序，并结合市市场监管局提取、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证实了原告存在发展会员、形成上下线营销网络获取利益，并以下线业绩计算上线“奖励”的传销行为，该行为违反了《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三）项的规定，本案违法事实清楚。同时，本案行政处罚过程中，市市场监管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规定，依法履行了陈述申辩权利告知、听证权利告知等程序，其处罚程序并无不妥。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针对原告存在的传销行为，市市场监管局作出处以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故答辩人依法作出了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综上，答辩人认为其作出的穗府行复〔2018〕2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本院依法驳回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行政复议收件回执》；2.《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情况证明；3.《行政复议答复书》及送达情况证明；4.穗府行复[2018]2812号《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及送达情况证明；5.穗府行复[2018]2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情况证明。在本院主持召开的庭前会议中，原告对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作出的程序合法性予以认可。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二被告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原告拟证明的内容；对于二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原告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据的证明内容。因原被告均认可对方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聚贤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注册成立，登记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13号之一1107(部位：A)，实际经营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20号高志大厦17楼。2017年7月，原告设立运营“爱易加”网上商城(商城微信公众号为jxxxkjyxgs)，销售普通产品和礼包产品。其中，普通产品主要有食品、日用品、保健品、服装和化妆品等，礼包产品分为520礼包、1万元礼包、5万元礼包和10万元礼包。原告通过网络分销的模式进行产品销售。消费者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扫描网站主界面的“微信扫一扫进入商城”或他人的“专属二维码”进入原告的“爱易加”网上商城，以购买礼包产品的形式成为会员，继续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可以获得奖励。具体情况如下：一、会员资格。原告将经营的礼包产品设定为520元一套，消费者一次性购买一套即可成原告的会员，并可以通过补够首购产品差额的方式升级成为1万元代理商、5万元代理商和10万元代理商(也可不补购、不升级，保持原状)。会员将自动生成的微信二维码推广发送吸引他人关注，其他人员通过会员发送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以同样方式发展新会员。截至2018年3月31日，原告共发展会员人数为2925人，其中：购买520元礼包的消费商2845人，1万元礼包的代理商53人，5万元礼包的代理商5人，10万元礼包的代理商22人。二、会员上下层级关系。消费者购买原告的礼包产品后成为原告的会员，同时取得了发展他人成为原告会员的资格。会员通过微信朋友圈分享其“专属二维码”或者朋友间面对面微信扫码，推荐他人进入“爱易加”商城购物。被推荐人成为原告的会员后，原告将被推荐人记录为推荐人的下线，从而形成上下线多层次关系的营销人员网络。三、会员奖励模式。原告向会员发放直接推荐奖和间接推荐奖，根据会员级别及其所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会员的级别确定不同奖励标准，会员发展他人成为会员时最多可拿2代(只限代数不限人数)推荐奖。具体标准如下：1.10万元代理商每发展一个10万元代理商、5万元代理商、1万元代理商和520元消费商可获得直接和间接推荐奖均分别为2万元、1万元、2000元和150元；2.5万元代理商每发展一个10万元代理商、5万元代理商、1万元代理商和520元消费商可获得的直接和间接推荐奖均分别为1万元、1万元、2000元和150元；3.1万元代理商每发展一个10万元代理商、5万元代理商、1万元代理商和520元消费商可获得的直接和间接推荐奖均分别为1万元、2000元、2000元和150元；4.520元消费商推荐任何级别的会员，获得的直接和间接推荐奖均为130元。会员每次购买礼包产品升级，推荐人可以继续获得该升级部分的推荐奖。四、会员获得奖励的具体流程。原告通过其与微信绑定的华夏银行的账户10×××52、工商银行账户36×××88或者用户ID1482471422的爱易加网上商城，以微信支付方式将奖金发放至会员的微信账户；会员可以直接使用或者发起提现。2018年1月19日，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原告涉嫌传销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检查分局执法人员前往原告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20号高志大厦17楼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向原告法定代表人黄建明、财务工作人员唐千茹、信息主管黄关进行调查、了解有关情况，查阅原告经营现场的《客户信息登记表》《仓库发货清单》登记经营资料，使用取证大师、现场执法系统等电子取证设备对原告经营场所的电脑资料进行分析。经现场调查，询问相关人员，发现原告将其经营的礼包产品设定为520元一套，消费者只需一次性购买一套即可成为消费商（会员），成为消费商之后，可通过补够首购产品差额的方式升级成为1万元代理商、5万元代理商和10万元代理商(也可不补购、不升级，保持原状)。取得会员资格才能获得推荐他人购买公司产品的资格，并且可以获得奖励。2018年9月27日，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穗工商听字（2018）第0201801010000279-00004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违法事实、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理由、幅度及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并于同月29日送达原告。原告在法定期限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亦未要求举行听证。2018年10月10日，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穗工商处字[2018]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的行为符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三）项规定的传销行为，依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人民币50万元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于同月18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于2018年12月10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市政府受理行政复议后，于同日向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同年12月21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并向市政府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2019年1月29日，市政府以案情复杂为由，作出穗府行复[2018]2812号《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决定延长该案的审查期限30日，并于次日送达原告。2019年2月28日，市政府作出穗府行复[2018]2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告的行为违法事实清楚，处罚程序并无不妥，决定维持穗工商处字[2018]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另查明，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检查分局系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派出机构，行使依法监督检查经营者经销活动、依法查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经济违法违章行为等职责。根据2019年1月31日发布的穗文[2019]42号文《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相关职能由市市场监管局行使。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是被告市市场监管局作出的穗工商处字[2018]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罚款金额是否适当；二是被告市政府作出的穗府行复[2018]2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一、关于被告市市场监管局作出的穗工商处字[2018]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罚款金额是否适当的问题。首先，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设立运营“爱易加”网上商城(商城微信公众号为jxxxkjyxgs)，销售普通产品和礼包产品，消费者通过关注原告微信公众号、扫描网站主界面的“微信扫一扫进入商城”或他人分享的“专属二维码”进入该商城。消费者在该商城购买520元及以上一定金额的礼包产品即可以成为原告相应级别的会员，获得推荐他人以同样方式成为原告新会员的资格。原告的会员数量以此种方式不断发展，会员根据其发展的下面一代或二代会员购买商品金额的不同，从原告处获取相应奖励。原告上述行为符合上述《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的传销行为。原工商行政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对原告涉嫌传销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现场检查、询问调查等行政执法程序，根据现场调查记录、询问笔录及原告提供的《2.0管理系统表》等证据材料，认定原告存在《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的传销行为，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人民币50万元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罚款金额是否适当的问题。前述《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行政相对人具有该条例第七条规定情形的组织策划传销行为，根据其违法行为的不同情况，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享有自由裁量权，可在50万元至200万元的罚款幅度范围内作出处罚。本案中，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是其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行政处罚，已属于自由裁量范围内的最低罚款金额，该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原告以其在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期间一直处于试运行和亏损阶段为由要求减轻处罚，该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被告市政府作出的穗府行复[2018]2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中，被告市政府在收到原告向其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要求被申请人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在法定期限内办理了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并通知原告。市政府经审查，认为原告违法事实清楚，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遂作出涉案穗府行复[2018]2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穗工商处字[2018]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原告请求撤销穗府行复[2018]2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的支撑，更需要法治的保障。法律支持并鼓励合法的网上经营行为，也应当对网上传销等违法行为予以规制。本案中，原告利用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分享等网络技术手段，在短短八个月内发展了近3000名会员。消费者通过在原告商城上购买礼包获得会员资格，购买礼包的行为与购买普通商品的行为表面上并无明显区别。原告以微信支付的方式将奖励发放至会员的微信账户，会员可以直接使用或提现奖励金额。由上可见，原告的上述行为与传统线下传销活动相比，具有发展会员速度快、隐蔽性和欺骗性强等特点，若任其发展，将对互联网经济与市场秩序造成严重危害，依法应予处罚。本案被告市场监管局对原告的网络传销行为依法进行查处，本案被告市政府依法作出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对有效规范互联网市场经济秩序，营造法治化互联网营商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综上所述，被告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穗工商处字[2018]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罚款金额适当，程序合法；被告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穗府行复[2018]2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聚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广州聚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长  张春和审判员  侯向磊审判员  伍慧鸣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李超梅书记员莫宇桐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第二十四条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第二十八条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二）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四）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十一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印章。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