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60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绍彬，男，汉族，1960年9月11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健平，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朗伦，男，汉族，1966年12月10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白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凡，四川青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罗朗芬，女，汉族，1964年10月7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健平，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绍彬因与被上诉人罗朗伦及原审被告罗朗芬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4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绍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罗朗伦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罗朗伦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罗朗伦与叶绍彬之间各自提供资金合作开办夏县川禹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故双方的纠纷是公司股东清算纠纷，而不是合伙纠纷。且罗朗伦在2015年1月13日办理注销该公司时并未与叶绍彬对公司资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算。2.“2016年2月24日罗朗伦与罗朗芬对合伙经营进行决算形成决算协议”是错误的认定。该协议在作出时未经叶绍彬知情且事后也未得到追认，是无效的；该协议是罗朗芬在患抑郁症时且遭受罗朗伦威胁逼迫之下作出的；罗朗芬也无权对叶绍彬和罗朗伦之间的合办公司形成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决算。3.一审认定罗朗芬参与经营管理和财务对账的证据系罗朗伦伪造。4.本案中直接认定叶绍彬与罗朗芬应当承担责任的结算单据系罗朗伦串改，导致付款权利义务关系倒置，致使一审法院做出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判决。结算单的本意是罗朗伦向叶绍彬、罗朗芬在2016年8月24日前付清所有款项，但罗朗伦在结算协议上添加了罗朗芬、罗朗伦两个名字，变成半年内罗朗芬向罗朗伦付清余款。5.结算书中载明的货物在，一审判决认定货物在叶绍彬处，导致叶绍彬应付出相应对价。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厂协议、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罗朗伦负责财务开支管理，所以罗朗伦应当向法庭提供账册及与叶绍彬的对账单原件，在一审中罗朗伦为了达到让叶绍彬付款的目的向法庭提交了虚假对账单的账册复印件。根据合同约定罗朗伦负责生产，货物应存于。6.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没有证据支持。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叶绍彬与罗朗伦各自提供资金成立川禹公司，并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因经营该公司形成的债权债务，理应由公司股东进行处理并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基于叶绍彬与罗朗伦系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认定叶绍彬与罗朗伦在公司经营上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让罗朗芬一起承担该债务实属法律适用错误。2.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及本案事实，双方最开始成立的公司，在公司注销后，经营加工厂，双方在经营过程中并未注入家庭财产，而是原先公司财产的延续。 罗朗伦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关于叶绍彬提出的上诉意见。1.叶绍彬称罗朗芬签名结算单系伪造的，违背客观事实。该结算单的整体内容由罗朗芬亲笔所写，从内容上看，能够当然理解为罗朗芬向罗朗伦付款。为方便理解，罗朗伦在现场添加了“罗朗芬、罗朗伦”。2.本案并非公司清算案件，双方合作经营的夏县川禹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5日被夏县工商局准予注销。而补充协议是在注销之前（2009年8月23日）签订，明确约定夏县的公司年审后自动注销。双方对夏县的公司的一致意见是不再经营。在绛县办理了个体户的营业执照，罗朗伦是经营者，本案结算是对在绛县以罗朗伦的名义作为个体工商户进行合伙经营，并不存在对公司的清算。3.叶绍彬在上诉状中称罗朗芬所写的结算书是罗朗芬身患抑郁症并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但罗朗芬并未在除斥期间行使撤销权，叶绍彬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4.关于本案法律适用，叶绍彬关于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况且罗朗芬并未就此提出上诉。 罗朗芬述称：罗朗伦妻子在罗朗芬家以又哭又闹方式威胁，罗朗芬考虑到叶绍彬手术后，再闹的话情况会更加恶劣，再加之罗朗芬抑郁症发作，思绪不好，故向罗朗伦手写了一份材料。该材料上“半年内罗朗芬付清罗朗伦余款”的内容中“罗朗芬”、“罗朗伦”是罗朗伦事后添加的，直到二审律师阅卷后询问罗朗芬，罗朗芬才发现罗朗伦在上面手写添加了名字。在未添加内容前，真实意思是半年内罗朗伦付清罗朗芬余款。 罗朗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罗朗芬、叶绍彬向罗朗伦支付合伙期间的利润分红款393256.5元（990307.5元－597051元＝393256.5元）；2.判令罗朗芬、叶绍彬以393256.5元为本金，自2016年8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赔偿罗朗伦损失，直至欠款支付完毕止（注：至起诉日利息约7840.5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罗朗芬、叶绍彬承担。（注，前述两项合计401097.05元）。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罗朗芬与罗朗伦系姐弟关系，叶绍彬与罗朗芬系夫妻关系。 2006年8月8日，叶绍彬与罗朗伦签订《合作办厂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对黄苓进行深加工，双方出资数量对等，初步确定为150000元，双方方现有设备按市场价格作价计入投资额中，节省再制作时间。双方实行股份制管理模式，每年净利润按股分红如需继续投资，则转入下年度投资份额。罗朗伦负责安全生产、文明生产，杜绝一切事故的发生，积极研究生产过程中节能降耗因素，使生产成本最低，造成事故由罗朗伦负责。罗朗伦每周把开支报表传真到叶绍彬指定地，搞好财务收支管理，做到管理清晰透明。罗朗伦在购买原料过程中不能吃回扣，要光明磊落，如果发现谎报瞒报成本价格，造成经营损失，由罗朗伦承担一切责任，即罗朗伦退出与叶绍彬的合作关系，出资部分，叶绍彬逐步折价退还，一切经营管理权由叶绍彬所有。叶绍彬的销售价格随时通知罗朗伦，叶绍彬做到透明经营，不弄虚作假、真诚合作。如果亏损，亏损金额按股份均摊，如果流动资金不够，双方可以融资，进入总账，利息进入成本。协议签订后，叶绍彬与罗朗伦合作经营多年，二人分工主要为：罗朗伦在山东负责收货加工，叶绍彬在成都负责销售。罗朗伦通过现金日记账记录收货、送货、购买设备用品等合伙收支情况，其中，对于记载2013年8月6日统计的一页内容，罗朗芬和罗朗伦均签字予以确认。 2009年8月25日，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对前述《合作办厂协议》补充为，原厂名为夏县川禹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叶绍彬，现厂名为绛县聚鑫农贸生物加工场，法人代表为罗朗伦，地址由夏县搬到绛县，所投资份额为1:1，夏县公司未年审两年后自动注销。 2016年2月24日，罗朗芬出具决算协议一份，载明“罗朗芬与罗朗伦共同经营黄苓苷项目，于2016年2月24日决算出每人应分990307.5元，现在罗朗伦账上有597051元，鉴于目前有70多万货款未收回，有14337.5元货物（以185元/kg计），在半年内（从今日起）所收款项优先付给罗朗伦，半年内罗朗芬付清罗朗伦余款，无论货款收到与否，截止时间：2016年8月24日。”罗朗芬签字，罗朗伦确认。 一审法院另查明，夏县川禹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19日，法定代表人为叶绍彬，罗朗伦为股东，于2015年1月13日核准注销。绛县聚鑫农贸生物加工场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罗朗伦，于2008年12月17日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罗朗伦与叶绍彬签订《合作办厂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合伙过程中，双方共同设立了经营企业，现双方均确认，合伙的企业已停止经营。2016年2月24日，罗朗伦与罗朗芬对合伙经营进行决算，并形成了决算协议。关于该决算协议，罗朗芬答辩称系其罹患抑郁症期间，在罗朗伦的威胁、恐吓之下书写的，应属乘人之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以及第五十五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之规定，罗朗芬虽提交证据证明其患有抑郁症，但未能举证证明该疾病对其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存在何种影响，同时，罗朗芬主张罗朗伦存在使用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其出具决算协议，应当依法行使撤销权，现罗朗芬未能行使撤销权，故对其辩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叶绍彬辩称，罗朗芬未参与合伙事务，其出具决算协议的行为属无权代理行为。一审法院认为，罗朗芬在庭审中称罗朗伦与叶绍彬合作后听说，可见，罗朗芬对罗朗伦与叶绍彬合作一事知晓，罗朗芬辩称其从未参与合伙事务，但根据罗朗伦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罗朗芬对合伙账务也曾进行审查。 关于叶绍彬辩称罗朗芬无权出具决算协议，罗朗伦前往结算时，叶绍彬知晓其到来并为其开门。叶绍彬自述开门后出外锻炼身体，按理应当离家不远，并非远在外地或存在其他不便情形，若罗朗芬对合伙账务不清楚，可直接电话让叶绍彬回家算账，但罗朗芬却并未如此。结合前述证据，应当认定罗朗芬对合伙账务知晓，其与罗朗伦对账后方出具决算协议。同时，罗朗芬和叶绍彬作为夫妻，其亲密关系不同于一般人，叶绍彬虽未直接书写决算协议，但按照常理，罗朗芬出具后也应当将结算经过及出具决算协议一事告知叶绍彬。在罗朗芬与罗朗伦对账并出具决算协议后如此长的时间内，罗朗芬既未主张撤销决算协议，叶绍彬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对决算协议的内容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其对罗朗芬出具决算协议一事知情且对结算内容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故叶绍彬的该项辩称意见不能成立。综上，罗朗伦依据决算协议要求叶绍彬履行付款义务，即根据双方决算协议，各方应分得990307.5元，扣除罗朗伦账上597051元，叶绍彬还应支付393256.5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罗朗伦主张叶绍彬自决算协议确定的付款日期的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罗朗芬对账后出具决算协议则叶绍彬应按约支付结算款项，逾期支付给罗朗伦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罗朗伦主张叶绍彬以家庭财产出资办厂，罗朗芬应与叶绍彬共同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给予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罗朗芬对合伙期间的账务曾参与确认，并在与罗朗伦对账后出具决算协议。可以认定为罗朗芬对本案所涉债务具有共同意思表示，故对罗朗伦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法律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一、罗朗芬、叶绍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朗伦支付393256.5元；二、罗朗芬、叶绍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朗伦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尚欠的款项为基数，自2016年8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658元，由罗朗芬、叶绍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除叶绍彬、罗朗芬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2013年8月6日统计的一页内容有罗朗芬的签名以及决算协议中“半年内罗朗芬付清罗朗伦余款”内容有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无异议。二审中，叶绍彬向本院提交了1.《成都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治疗方案申请表》及《四川省医疗卫生单位住院费用结算票据》，拟证明当时罗朗芬处于患抑郁症期间；2.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叶绍彬向钟永宁（罗朗伦的妻子）出借100万元，在罗朗伦欠叶绍彬款项的情况下不存在叶绍彬向罗朗伦付款的结算。 罗朗伦质证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仅是付款凭证，无法证明该笔款项为借款，所付的100万元是材料款。 对于叶绍彬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查证认为，上述证据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除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还查明：罗朗芬2016年2月24日出具的决算协议中关于“半年内罗朗芬付清罗朗伦余款”内容中的“罗朗芬”与“罗朗伦”系罗朗伦书写添加。在未添加之前的内容为“半年内付清余款”。 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纠纷的性质；2.“2016年2月24日决算协议”的效力；3.若“2016年2月24日决算协议”有效，如何确定债务主体及债务数额。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关于案涉纠纷的性质认定问题。本院认为，从叶绍彬与罗朗伦签订的《合作办厂协议》的约定内容看，并无各自出资以股东身份设立公司的相关约定内容，而是采取由各自对等出资，并由罗朗伦在山东负责黄苓的收货和加工，由叶绍彬在成都负责销售的经营模式，《合作办厂协议》在性质上属于合伙协议。其次， 双方虽在《合作办厂协议》签订后设立了夏县川禹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但从双方在二审中的陈述内容看，双方设立公司的目的是便于对外以公司名义开展经营活动，不能由此认定双方将合伙关系进行了转化或变更。第三，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关于“原厂名为夏县川禹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叶绍彬，现厂名为绛县聚鑫农贸生物加工场，法人代表为罗朗伦，地址由夏县搬到绛县，所投资份额为1:1，夏县公司未年审两年后自动注销。”的约定内容亦可以看出，双方并非一直以夏县川禹农产品开发有限对外经营，夏县川禹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与绛县聚鑫农贸生物加工场仅是双方在合伙期间对外使用的名称而已。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合伙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双方因夏县川禹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注销后公司清算所引发的纠纷，与本案合伙纠纷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本案不能一并审理。 关于“2016年2月24日决算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从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罗朗伦前往叶绍彬家要求结算合伙期间的账目时，叶绍彬为罗朗伦开门并在开门后出外锻炼身体，此时叶绍彬并未明确反对罗朗伦关于结算合伙账目的要求，而是留下罗朗芬在家接待罗朗伦。罗朗伦基于其与罗朗芬的姐弟关系以及上述叶绍彬的行为判断，有理由相信罗朗芬的结算行为系罗朗芬与叶绍彬的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罗朗芬的结算行为有效，符合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叶绍彬关于罗朗芬出具的决算协议无效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如何确定债务主体及债务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决算协议系由罗朗芬向罗朗伦出具，结合上面关于“在半年内所收款项优先付给罗朗伦，本年内付清余款，无论货款收到与否”的内容，在未添加“罗朗伦”、“罗朗芬”的情况下，亦能认定决算协议的真实意思是罗朗芬在半年内向罗朗伦付清余款，而非叶绍彬主张的由罗朗伦在半年内向罗朗芬付清余款。叶绍彬在一审中仅就罗朗芬无权代表叶绍彬出具决算协议以及罗朗芬患病期间所决算的行为无效而提出抗辩，其在二审中再行提出付款权利义务关系倒置的上诉意见，既无事实依据，也有违诉讼诚信原则，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罗朗芬出具决算协议所形成的债务属罗朗芬与叶绍彬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债务数额的问题，决算协议中载明的143375元货物在何处是确定债务数额的关键，对此本院认为，从合伙事务的分工来看，罗朗伦负责产品的生产加工，即生产加工后的货物当在，其应举证证明将该批货物交付给了叶绍彬，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罗朗伦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应认定决算协议中载明的143375元货物在。故此，债务数额应确定为249881.5元（每人应分990307.5元-罗朗伦账上597051元-货物143375元＝249881.5元）。一审认定债务数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叶绍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4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4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罗朗芬、叶绍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朗伦支付393256.5元”为：罗朗芬、叶绍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朗伦支付249881.5元，并自2016年8月25日起以尚欠款项为计算基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 三、驳回罗朗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658元，由罗朗伦负担1334元，罗朗芬、叶绍彬负担23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16元，由罗朗伦负担2667元，叶绍彬负担464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刘玉琬 审判员 冷 雪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崔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