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晋民申54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夏某，男，汉族，1988年2月7日出生，住临汾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马某，女，汉族，1989年10月28日出生，住临汾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住所地临汾市平阳北街101号。   法定代表人：贾某，院长。   再审申请人马某、夏某因与被申请人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临汾四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10民终1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马某、夏某的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终字第104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共793392元。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申请人基于下列事由，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行剖宫产手术是诊疗行为，但是并不意味着临汾四院不承担造成的相关损失。根据病历记载，2013年10月12日09：00马某就具备顺产的生产条件，但是临汾四院并未进行相应的顺产手术，而是在等到10：00之后，发生脐带脱落之后，才安排产房抢救，并告知家属需行剖腹产手术。我们不否认剖宫产手术是诊疗行为，但是就马某来讲，剖宫产并不是首选生产方式。临汾四院在产妇明明具备顺产条件的情况下不安排顺产，而是拖延至产生新的疾症，从而不得不行剖宫产手术。因此，临汾四院诊疗不及时、选择生产方式不当，因此即便是采取了诊疗措施，也应当就该诊疗措施所造成的相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毕竟这些损失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尤其是因剖腹造成的伤残。2、本案中并不存在因患儿自身原因造成死亡的后果这一情形，因此，申请人不应当承担相关损失。根据37号鉴定意见书，明确说明“导致孕妇马某女儿发生急性胎儿窘迫、重度窒息死亡的直接原因非胎儿自身疾患”。虽然该鉴定意见没有被法院采纳，但是该点分析是医学专家根据病例出具的专业意见，应当予以认可。也就是说，法院作为非专业人士认定患儿自身原因造成死亡无事实依据。且与相关专家意见不符。即便不按照37号鉴定意见书，根据法院认定的医调委的处理意见，也难以得到关于患儿是否存在自身问题以及该自身问题与死亡之间的关系。从病历上看，在出现脐带脱落这一疾症之前，并没有任何关于胎儿／新生儿存在自身疾病的检查或者报告。脐带脱落是发生在产妇完全具备顺产条件却未及时顺产之时发生的。因此，无论是从鉴定意见、医调委专家意见还是病历中。都不能得出“患儿自身问题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之一”这一论断，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医学依据。法院据此认定申请人承担40％的责任的认定更是错误。3、37号鉴定意见应当作为证据予以认定，法院据以排除该证据的依据不足。（1）37号鉴定意见是通过法定程序进行鉴定，且全部的鉴定材料经过双方认可，双方人员均到场陈述了相关情况，不存在所谓的鉴定意见“是根据一方陈述”作出的问题。（2）在37号鉴定意见中，关于“医方电梯维修是否影响患者进入手术室进行生产”明确写明“进行了询问，医患双方均给予明确答复”。而并不是法院所认定的“37号鉴定意见书存在不足，对于非医疗因素进行相关调查”。且被申请人提供的非医疗因素不存在的证据在庭审中申请人也进行了质证，其证据明显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因此，法院据对37号鉴定意见不予认可的事实依据和证据依据严重不足，该鉴定意见应当作为证据以认定相关事实。（二）原判决存在程序错误，本案中法院应当准许申请人关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本案中，被申请人承担责任的比例，最关键的认定依据就是医院的电梯因素的认定，这也是37号鉴定意见书能否被认定的关键影响因素。在鉴定时的听证会上，被申请人明确表示“当时电梯是坏的”，但是在后续的庭审时，却提交了相关不真实的证据证明电梯不存在问题。为了查明这一事实，申请人提交了申请鉴定人出庭的申请书，但是原一审法院却未准许，因此使这一事实真伪难辨。根据法律规定，鉴定人有出庭接受质询的义务，申请人也愿意提供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也就是说鉴定人出庭不存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障碍。但是在申请入提交了相关申请的情况下，法院却不予准许，显然这一决定错误，且严重影响了事实的认定和最终责任的承担，这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一审法院这一程序性决定错误，本案应当再审。（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对于申请人马某行剖宫产造成九级伤残的事实双方均认可，但就马某在临汾四院因生产过程中剖宫手术造成伤残要求赔偿的，终审法院轻易采纳了被申请人提出的“因属正常诊疗行为，医方并无过错，不应承担出生生产和因此产生的赔偿费用。”终审法院忽略了前提性事实，当时新生儿已经出现了生命体征极弱，临汾四院在顺产与剖腹产的选择上也没有充分告知风险后果，从而在申请人盲目焦急状态下直接让签订了剖腹产手术，不仅新生儿抢救失败，而旦造成马某九级伤残以及剖腹产带来的再孕时间延期、之后不能顺产隐患等一系列后续问题。手术选择的轻易草率以及压倒性的签字暗示，这才是认定临汾四院存在的过错的核心，而非是终审法院轻易采信的正常诊疗行为。2、津实【2015】法临字第37号鉴定意见书分析建议指出“导致孕妇马某女儿发生急性胎儿窘迫、重度窒息死亡的直接原因非胎儿自身疾患，而是医方的非医疗因素。即没能在发生脐带脱垂后及时送到具备抢救条件的手术室进行有效救治所致。”表明临汾四院存在全部过错，终审法院以主要系患方的陈述直接不予采纳。但在该鉴定意见中明确说明医患双方参加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明确答复。不存在终审法院认为不能作为认定临汾四院承担责任的依据。该鉴定意见合法有效，理应该作为支持申请人诉求的证据，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54条之规定由具有过错的临汾四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3、根据省医调委组织专家对该事故进行鉴定并作出评估意见反馈函，反馈函认为：医院遗漏“产后出血”的诊断。治疗过程中医院不应该让产妇在待产室（污染区）进行人工破膜。另医务人员对胎心监护观察不到位，发生脐带脱垂前无胎心监护曲线，以证明脱垂前有无隐性脐带脱垂风险。术中缺乏对产妇可能发生产后出血风险的预测．针对重要化验结果未引起足够重视。处理意见为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根据马某专家鉴定委员会集体讨论达成一致：医院在产妇马某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充分表明了医院在手术过程中的不合规操作，是导致本次事故的另一过错。4、对于临汾四院电梯究竟能否正常使用的认定，终审法院即使认为电梯并不存在问题，但是这一事实的认定并不影响临汾四院在马某发生脐带脱垂时，未能及时手术，错过最佳抢救时间而导致马某孩子发生急性胎儿窘迫、重度窒息而死亡的后果。临汾四院未能尽到合理的义务，在事故发生时内部部门发生程序衔接争议。不能及时妥善安排马某进行手术，从而造成了本次事故。综上所述，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六）项之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1、关于不得不行剖宫产手术是否由临汾四院拖延导致，再审申请人马某、夏某主张临汾四院在产妇明明在具备顺产条件的情况下不安排顺产，而是拖延至产生新的疾症，从而不得不行剖宫产手术。但在本案审理中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相关鉴定及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意见也均未论及。再审申请人的主张缺乏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2、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新生儿在手术娩出后即存在急性胎儿窘迫、新生儿重度窒息、中度贫血症状，而该症状的存在没有证据证明是因临汾四院诊疗存在过错导致。本案审理的是在抢救存在以上症状的新生儿无效导致死亡中临汾四院的责任。故原审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根据马某专家鉴定委员会集体讨论达成的一致意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认定临汾四院在患儿死亡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同时认定患儿发生急性窘迫，重度窒息经抢救死亡，其本身身体原因也是造成死亡的一大因素。据此判决临汾四院对患儿死亡应承担60%的主要赔偿责任，夏某、马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健康的新生儿不存在抢救事由，再审申请人马某、夏某主张本案中并不存在因患儿自身原因造成死亡的后果这一情形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3、再审申请人马某、夏某主张在鉴定时的听证会上，被申请人明确表示“当时电梯是坏的”，其在原一审审理中提交了申请鉴定人出庭的申请，欲通过鉴定人证明该事实，原审未予准许存在程序错误。首先原一审卷宗并未发现再审申请人所述的申请书，庭审笔录也无相关内容，其次该事实只是作出鉴定意见依托的事实依据，对该事实的审理认定并非鉴定意见的功能范畴，当事人完全可以复制相关询问笔录或录像资料举证证明，并非必需鉴定人出庭。故对再审申请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4、再审申请人马某、夏某主张临汾四院在顺产与剖腹产的选择上也没有充分告知风险后果，从而在申请人盲目焦急状态下直接让签订了剖腹产手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医疗机构提交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书面同意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医疗机构尽到说明义务，但患者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的规定，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再审申请人马某、夏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马某、夏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荣平   审判员 程庆华   审判员 门 华     二○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