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民终21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庆昌，男，197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职工，住河北省黄骅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平，女，197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职工，住河北省黄骅市，系上诉人周庆昌之妻。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建秋，北京市东元（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润江，男，1977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住河北省黄骅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元，男，1976年7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渔民，住河北省黄骅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玉林，男，196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下岗职工，住河北省黄骅市。以上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英，河北兴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庆昌、杨平因与被上诉人王润江、刘春元、代玉林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2017）冀0983民初5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庆昌、杨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7）冀0983民初5320号判决，并查明事实，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售房协议、诉状、债权转让协议书、保证书、黄骅市人民法院（2016）冀0983民初5847号民事裁定书、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了这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并认为这一组证据证实的是双方就未销售出去电话卡的赔偿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协商，认定标的房屋是作为赔偿代玉林的损失，显然没有事实依据。首先，该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中诉请撤销的协议所涉标的房屋在2016年9月27日到2016年11月28日两个月的时间内前后有五份文件，其内容分别有买卖，欠款，合伙分割，基础法律关系自相矛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究竟基于什么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在此基础上做出一审判决显然缺乏事实依据。二、本案涉案电话卡的实际价值法院没有查清，所谓周庆昌给代玉林销售电话卡造成了损失这一事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如何能在未查明该批电话卡的实际价值的情况下就认定标的房屋是用于赔偿代玉林损失的，标的房屋价值巨大，代玉林在庭审中称其花费了数百万用于购买电话卡，但没有任何的银行转账购买的证据，关于其用于购买电话卡的资金来源以及去向均没有任何证据，一审法院忽略了这一重点事实，也就是我们在一审中一再强调的基础事实，就是这批电话卡的实际价值是多少，代玉林购入这批电话卡到底花费了多少钱!这一点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只字未提。请求二审法院将这一点作为庭审的重点，将所有书面协议的来源所基于的基础事实部分进行查明，如果这批电话卡只值几万元或者没有任何价值根本就无法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却让上诉人以价值一百多万的房屋用来赔偿，这显然是显失公平的。三、周庆昌与代玉林之间没有任何书面的协议，只是口头约定周庆昌为代玉林卖出一张电话卡提成多少，并非合伙经营或其他合作关系，电话卡是否能卖出，卖出多少，是否盈利，是否亏损，不应该由周庆昌承担，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恰恰是三被上诉人欺诈胁迫上诉人交付财产即标的房屋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代玉林是否就电话卡的销售有代理权一审法院并未查清，仅凭其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及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机构代码复印件认定其有代理权显然过于草率。通过裁判文书网，上诉人了解到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各地涉及多起诉讼均因其所售电话卡不能正常使用导致其败诉。在此背景下，即使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代玉林有授权，那么也会因为电话卡本身不能正常使用导致该授权无效。而且，如果代玉林对电话卡销售有代理权，就应该知道电话卡的具体使用情况，比如有效期到什么时间，在周庆昌不能代其销售的情况下，代玉林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继续销售，而没必要等到电话卡到期不能使用。所以代玉林如果有损失也应该由其自行承担。第四，本案中代玉林因周庆昌未销售出电话卡，以各种方式威胁周庆昌及家人，并对周庆昌及家人进行殴打、拘禁。在代玉林的威胁下，周庆昌儿子被迫转学，周庆昌妻子也曾向公安局报案。并且在周庆昌躲避期间，代玉林、王润江、刘春元等人拿刀子逼迫周庆亮写下借条一份，以迫使周庆昌签订三方协议，此借条是刘春元用自己的实名制手机183××××3377拍摄并发到周庆亮手机上的。正是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在极度恐慌下签下协议，严重违背上诉人意志，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撤销理应得到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王润江、刘春元、代玉林答辩称，一、本案的事实经过及先后形成文书的过程。周庆昌和杨平系夫妻关系，周庆昌和代玉林系朋友关系，代玉林是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东阿亿信”的品牌渠道经销商。周庆昌称黄骅市信誉楼需要电话充值卡，双方协商由代玉林组织电话充值卡的货源，周庆昌负责销售渠道问题，双方共同合作，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协商好后，代玉林以每张2元的价格购进电话充值卡350万张，不算其它费用，卡的成本价就达到700万元，代玉林进卡时从刘春元和王润江处借款80万元。充值卡购进后，周庆昌拖延将近两年时间始终不能将卡销售给信誉楼或者他人，致使卡全部作废。代玉林不仅10元左右的利润无法取得，购卡成本也无法挽回。周庆昌无法偿还刘春元、王润江的借款。周庆昌基于这样的事实就将本案所涉楼房及车库赔付给代玉林，代玉林直接给王润江、刘春元抵顶借款，这样周庆昌、杨平直接和王润江、刘春元签订了一份售房协议。后上诉人方想把车库要回，就不配合过户，王润江、刘春元起诉到法院，在法院法官和本代理人的劝说下，王润江、刘春元同意将车库给上诉人方留下，王润江、刘春元撤诉，三方形成了本案所涉协议，本协议签订地点是在黄骅市法院门口。所以就有了售房协议、本协议及诉状、裁定等。二、对于周庆昌说信誉楼需要充值卡让代玉林进卡及代玉林进了350万张卡这一事实周庆昌是认可，代玉林也提供了授权书、视频录像、托运单、照片等。充值卡存在价值这是无可厚非的，代玉林不花费费用东阿亿信公司不可能将350万元的卡出售给代玉林。况且代玉林确实通过现金方式给付了东阿亿信公司费用。对于当时卡损失的费用及房屋的价值及其在销售卡方面存在的过错上诉人周庆昌是清楚的，不存在胁迫、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况且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将房屋卖给案外人李霞，杨平也配合李霞偿还了房屋贷款、交纳契税、办证等业务，由此也说明了本协议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自愿形成的协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周庆昌、杨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平、周庆昌系夫妻关系，2015年6月份，原告周庆昌为被告代玉林销售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网络电话卡，双方就电话卡的销售问题未签订书面的合作协议，被告代玉林将350万张电话卡交付给原告周庆昌后，大约两年的时间，原告周庆昌未能将该批电话卡销售出去，原告周庆昌将全部电话卡退还给被告代玉林，双方就电话卡销售是否产生损失及损失承担问题产生分歧。2016年11月28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协议内容为：甲方杨平、周庆昌，乙方代玉林，丙方王润江、刘春元。本协议签订情况说明：本协议中甲方杨平与周庆昌系夫妻关系，周庆昌给乙方代玉林销售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电话卡产生损失，因给乙方带来损失过大。同时，丙方向乙方出借现金80万元，周庆昌愿以位于质监局家属楼3号楼西单301室楼房一处，抵顶给代玉林即乙方作为赔偿，作为三方互不追究责任，经三方多次协商后，最终达成如下协议，并遵照以下条款执行：1、甲方自愿以位于质监局家属楼3号楼西单301室楼房一处抵顶给代玉林即乙方作为赔偿，用于补偿的标的物仅限于该楼房楼上所属范围，建筑面积约为150㎡左右，不包括甲方原购买的车库；2、甲、乙、丙三方对本协议所有涉及的楼房价值，各方不需要议定价值，仅以该房用于抵顶，因市场交易造成的该房的增值或贬值与否，三方均各自承担风险或享有收益，三方互不追究；3、因该房尚有按揭借款，约本息12万元左右，该尚欠借款本息由乙丙双方自行偿还，甲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再支付，由甲方将还贷银行存折交付乙丙用于每月10日前缴存足额款项，不得有逾期，不得影响甲方征信；4、因该楼房尚未办理产权登记，如因办理房产证初始登记在甲方名下发生的契税、费用等均由乙丙双方承担，待该房产权属由甲方变更至乙方指定人员名下时，发生的过户交易税费均有乙丙方自行承担，甲方再协助乙丙办理上述的登记手续；6、本协议签订后，乙丙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甲方以及近亲属正常生活，并且不再追究关于销售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电话卡的任何事宜的责任，此前甲方、乙方、丙方所签订的任何协议均予以作废，三方之间再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纠纷；7、如乙丙方违反本协议中的任何内容，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一审法院对原告提交第一组证据中的售房协议、王润江、刘春元起诉原告的诉状、债权转让协议书、被告为二原告出具的保证书、黄骅市人民法院（2016）冀0983民初5847号民事裁定书、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实原告周庆昌与被告代玉林因合作销售电话卡事宜的赔偿问题经过多次协商，就涉案标的甲方所有的质监局家属楼3号楼西单301室楼房应否抵顶周庆昌为代玉林销售电话卡造成的损失问题三方通过房屋买卖、欠款、合伙分割、赔偿抵顶等一系列的方式的签订。二、关于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原告提交的周庆昌伤痕照片、周庆昌儿子转学证明、录音及录音整理不能证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人周某与原告周庆昌系亲兄弟，其证言证据效力低；经一审法院调查核实，原告杨平确实于2016年11月6日9时左右拨打报警电话，称代玉林、刘春元给杨平恐吓电话，但公安机关并未立案侦查，未对是否存在恐吓电话进行核实，且该时间点与本案中协议签订时间不一致，依据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存在胁迫暴力等情形。三、关于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网络电话卡，被告认可其为被告代玉林交付给周庆昌销售的电话卡。经实际操作，一审法院确认按照电话卡中的提示安装方法无法使用该电话卡，即该卡现无使用价值。原告周庆昌称该电话卡与代玉林最初出示给他的样品不一致，样品中有具体的面值及使用期限，而该卡中无使用面值及期限，原告周庆昌要求庭下提交电话卡样品予以证实，但原告周庆昌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时间内并未提交相关证据。经一审法院调查核实，确定该电话卡的生产厂家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仍在存续状态，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通信系统自动化软硬件开发、通信网络工程安装、通信设备销售、调试、维护，本案中涉及的电话卡作为通信产品属于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四、关于被告王润江、刘春元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结合证人证言，一审法院确认被告王润江、刘春元将涉案房屋以7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李霞，原告杨平称对该转让事宜不清楚，但杨平配合李霞办理了房屋还贷、缴纳契税、办理房证等事宜。五、关于被告代玉林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对原告提交的授权书及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公司组织机构名代码、视频资料、充值卡样、照片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实被告代玉林系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品牌经销商，周庆昌未将代玉林交付的电话充值卡售出并返还给代玉林。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自2015年6月起，原告周庆昌为被告代玉林销售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网络电话卡，被告代玉林将350万张电话卡交付给原告周庆昌且周庆昌接收，大约经过两年的时间周庆昌未卖出电话卡，虽双方就电话卡的销售问题未签订书面的合作协议，本案中无法查清周庆昌与代玉林系合伙关系还是代卖关系，但周庆昌的延误行为与电话卡的滞销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周庆昌应对其延误行为产生的损失后果承担责任。虽电话卡的价值无法确定，但本案中涉及的协议的签订系在被告王润江、刘春元撤回对周庆昌、杨平的起诉的当天签订，被告王润江、刘春元将涉案房屋转让给第三人李霞时，原告杨平亦配合第三人办理相关还贷、缴纳契税、办证等业务，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不存在显示公平及欺诈胁迫的情形，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庆昌、杨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周庆昌、杨平承担（限判决生效之日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二审庭询中上诉人周庆昌针对其一审提交的《违约赔偿合同》陈述：违约赔偿合同是我写的，合同是代玉林从我这要去的，我写这个合同是想让外人看我和信誉楼有这个意向。合同是2016年1月2日签的，但是2015年6月开始运作的卡，我和信誉楼签的合同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当时写这个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看给哪供货，代玉林是2016年3、4月份无意中看到的，给我要走的。我和代玉林约定替他卖卡，卖一张提成五毛钱，没有承诺卖给谁。合同都是我一个人签的，信誉楼不知道这事，合同上的其他人也不知道这事。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违约赔偿合同》就是上诉人为了欺骗代玉林，证明信誉楼确实有购卡的意向，且当初说签字都是周庆荣等信誉楼的相关人员签字，在一审中周庆昌的质证意见和本次庭审不一致，关于《违约赔偿合同》，一审中周庆昌的质证意见是“在代玉林多次威胁下自己书写的”，原审判决第五页有记载。该合同是在双方进卡的后续过程中，周庆昌为了骗代玉林事情是存在的，又形成的。其余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上诉人周庆昌、杨平主张撤销2016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理由为该协议书是在被上诉人的欺诈胁迫下签订，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本案涉案电话卡的实际价值没有查清，所谓周庆昌给代玉林销售电话卡造成了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但其提供的录音复制品及录音整理记录并不能充分证实与本案主张撤销的协议具有关联性；其提供的周某证人证言与二上诉人有相应利害关系，也缺乏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因而其证明力受到影响；其它证据目前也尚不能证实2016年11月28日签订协议书时系受到胁迫所签。虽然涉案电话卡的价值无法确定，但周庆昌的延误行为与电话卡的滞销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故其应对其延误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另结合2016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载明：“本协议签订情况说明：周庆昌给代玉林销售东阿县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络电话卡，产生损失，因给代玉林带来损失过大。……”，且上诉人一审审理中明确表示对涉案电话卡的价值不申请鉴定，再结合本案中所涉协议的签订系在被上诉人王润江、刘春元撤回对周庆昌、杨平的起诉当天签订，二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达成上述协议书后还与案外人办理了相关的房屋贷款偿还、缴纳契税等事宜，及案外人对房屋进行装修等事实，二上诉人主张2016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在被上诉人欺诈胁迫下签订，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显失公平，目前证据尚不足。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认定，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周庆昌、杨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周庆昌、杨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高 娜审判员 余志刚审判员 郭亚宁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书记员 苗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