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苏03民申60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秀华，女，1972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智勇，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惠敏，女，1963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远圣，江苏淮海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李秀华因与再审申请人朱惠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苏03民终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秀华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朱惠敏向李秀华偿还借款本金640000元及相应利息至付清之日（以3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自2011年10月8日计算至付清之日，至申请再审日暂计503200元；以300000元按月利率2%自2011年10月27日计算至付清之日，至申请再审日暂计499400元；以2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自2011年12月6日计算至2012年6月8日，为5333元；以4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自2011年12月6日计算至2012年6月8日，为4933元；合计1652866元），并判令朱惠敏负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及理由：终审判决对于借款利息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李秀华对终审判决认定的李秀华与朱惠敏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以及关于20万元借款本息的事实没有异议。但终审判决仅根据借条上未约定利息就认定两笔30万元的借款属无息借贷与事实不符。根据2012年6月8日徐州市云龙区法院的开庭笔录，朱惠敏己自认，双方对10月8日以及10月26日的两笔借款口头约定月息2分，且之前朱惠敏与李秀华就有过借贷，双方系基于信任未将利息写入借条。另外根据2013年3月27日朱惠敏在泉山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朱惠敏也自认其分别给李秀华打了两张借条，月息8分。以上均可证明两笔借款是有利息存在。终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两笔30万借款利息不予支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朱惠敏提交意见称，涉案借款非朱惠敏所借，即便属于朱惠敏的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的规定，在朱惠敏向李秀华书写的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况下，应视为无息借款。因此，李秀华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朱惠敏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严重错误，请求再审予以撤销，改判维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云民初字第0886号民事判决书，并判令李秀华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2018)苏03民终2997号民事判决书以朱惠敏出具了借据、戚某,4及许梦思犯罪数额中也无涉及到李秀华借款的相关证据、许梦思集资诈骗案报案人中无李秀华等为由错误的认定诉争的600000元为双方之间的借款。虽然朱惠敏为李秀华出具了两份借据，但借据中款项实际是李秀华向案外人戚某,4、许梦思的投资，而非双方之间的借款。2011年1月20日，李秀华经朱惠敏向许梦思投资15万元，朱惠敏先给李秀华出具借据，然后朱惠敏见到许梦思时再由许梦思给李秀华出具借据，换回朱惠敏的借据。李秀华向许梦思再次投资该诉争的600000元时，朱惠敏均告知李秀华此时许梦思不在徐州，李秀华便要求提供许梦思及戚某,4的银行账户直接汇付。李秀华便于2011年10月8日将300000元直接汇给集资人许梦思，2011年11月27日将300000元直接汇给集资人戚某,4。该两笔款如同上述2011年1月20日的150000元一样，等许梦思回徐州给李秀华出具借据后再换回朱惠敏出具的借据。因2012年4月3日许梦思在北京被警方抓莸，未能给李秀华出具借据，也未换回朱惠敏出具的两张借据。另外，如上所述李秀华在许梦思集资获取过利益，也不可能借款给朱惠敏，让朱惠敏向许梦思借款获取收益。（2014)徐刑二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将诉争的600000元认定为许梦思对李秀华的非法集资款。李秀华考虑到许梦思涉嫌非法集资被抓捕将入狱坐牢，知道许梦思集资数额超亿元已无偿还能力，从许梦思处挽回损失无望时，故意不去经侦支队报案。在李秀华经通知不去公安机关申报集资款的情况下，朱惠敏将包括诉争600000元款项在内款项一并报案。但不能以此认定朱惠敏与李秀华之间的借贷关系。许梦思在侦查机关对该两笔款确认为系对李秀华集资款（见许梦思2013年4月11日的讯问笔录等资料），侦查、公诉及审理均已认定许梦思对李秀华直接集资。2.（2018)苏03民终2997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及判决严重违背早已生效的（2012)徐民终字第1376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定。2014年4月20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徐民终字第1376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李秀华提起民间借贷之诉，要求朱惠敏偿还借款，而涉案诉争的大部分款项系汇入案外人许梦思、戚某,4账户，而许梦思、戚某,4先后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由于上述情况，导致本案事实不清。按照“先刑后民”原则，应将本案发回重审，结合刑事案件结果认定涉案借款事实。如上所述，许梦思在侦查机关对该两笔款确认为系对李秀华的集资（见许梦思2013年4月11日的讯问笔录等资料），未及时更换借据就被抓捕。诉争的两笔款项在许梦思非法集资案中被认定为许梦思直接对李秀华的集资。（2015)云民初字第0886号民事判决书据此驳回李秀华的诉请，而（2018)苏03民终2997号民事判决书撤销原审判决而认定为借贷，显然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审判原则，违反本院此前生效刑事判决及民事裁定的认定。3.（2018)苏03民终2997号案件的审理程序严重违法。该案一审期间朱惠敏预留了地址及联系手机号码（138××××8566)，该地址及号码一审期间的传票等多次均送达到，而该案二审期间却将邮寄开庭传票的特快专递上的联系手机号码错误写为138××××8866,因手机号码不符未送达给朱惠敏，致使朱惠敏未能参与二审的庭审，无法抗辩、质证、举证等，严重影响了诉讼权利的行使。李秀华提交意见称，1.本案诉争的600000元款项为朱惠敏以过桥急需用款为由向李秀华所借，并约定了利息。本案最主要的证据是朱惠敏向李秀华出具的三张借条借款的主体不因款项流动而转移，且李秀华早在原一审中就提供了通话录音的证据，已证明本案款项是朱惠敏向李秀华所借，且根据2012年6月8日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的开庭笔录以及2013年3月27日朱惠敏在泉山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朱惠敏均自认向李秀华借款并约定了利息。朱惠敏称款项是李秀华经朱惠敏向案外人投资与朱惠敏本人向李秀华出具借条的事实相互矛盾。其所谓的由许梦思再换借据的说法更是无中生有。朱惠敏对于该虚假陈述不能提供证据加以印证，依法应当不予采信。2.李秀华与朱惠敏所提及的许梦思、戚某,4互不相识，与两人的非法集资行为亦无关联。李秀华向许梦思、戚某,4两人汇款是朱惠敏的指示并提供了账号。朱惠敏将诉争的600000元作为自己在许梦思集资诈骗案中的损失向公安机关报案，从而证明诉争款项不是李秀华与许梦思、戚某,4的借款，朱惠敏已在其2018年8月6日再审申请书中将包括诉争600000元款项在内一并报案，而经泉山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统计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2014）徐刑二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卷宗材料，在许梦思集资诈骗案157名受害人名单中并没有李秀华，且在2014年6月6日许梦思集资诈骗案开庭笔录中，许梦思供述自己不认识李秀华。同时本案亦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李秀华与许梦思、戚某,4存在投资关系或与朱惠敏存在委托投资关系。本案诉争的借款款项是为朱惠敏向李秀华借款后再向许梦思、戚某,4借出，并从中赚取息差。实际上，朱惠敏已在其2013年3月20日泉山公安局经侦大队询问笔录中已自认向李秀华等人借款后再集中向上述两人投资，从中赚取利息差。根据上述朱惠敏电话录音、朱惠敏询问笔录、受害人名单及许梦思庭审材料等，李秀华并不认识许梦思、戚某,4，更不可能向其两人借款或者投资。所以，朱惠敏后续投资的行为与先前向李秀华借款行为没有任何关联，该借款也不能认定为集资款。3.朱惠敏认为终审判决违背原审判决，从而错误地认为终审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所谓一事不再理指的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而（2018）苏03民终2997号案件正是为纠正之前错误判决而进行的，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审程序并不存在朱惠敏所谓违背之前判决的情形，更与一事不再理原则无关。4.（2018）苏03民终2997号案件审理程序并无不当。朱惠敏称该案二审法院应邮寄传票时将手机号码填写错误，致使朱惠敏未收到开庭传。根据二审法院送达回证，法院邮寄传票时地址填写正确无误，不影响法庭正常送达。无论该手机号码是否填写正确，传票已由朱惠敏本人签收。朱惠敏不可能不知道开庭一事，所以（2018）苏03民终2997号案件审理送达程序合法。本院审查期间，证人戚某,4经朱惠敏申请出庭作证称，朱惠敏当时在美容院给我打电话说美容院老板（李秀华）有一笔钱要转给许梦思，正好我也有钱要转给许梦思，就打到我的卡上了，然后我转给了许梦思，不认识李秀华，打款的事朱惠敏与许梦思说好了。戚某,4向法庭提交转账银行小票予以印证。朱惠敏认为戚某,4的证言和银行小票可以证明该笔款项是戚某,4转给许梦思的，不是李秀华主张的李秀华向戚某,4转账。李秀华认为戚某,4的证言可以证明朱惠敏指示李秀华将该笔钱打到戚某,4账户一并转给许梦思，但戚某,4向许梦思转账与本案无关联。本院经审查认为：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借贷发生在自然人之间，2011年10月26日的借条和2011年11月27日的借条上均没有约定利息。朱惠敏在2012年6月8日徐州市云龙区法院的开庭中陈述“当时约定借款本金数额是324000元，借期一个月，口头约定钱到被告（朱惠敏）账户，月息2分”。但是朱惠敏在该院庭审中抗辩李秀华没有按照借据的内容向朱惠敏的账户支付款项，故借贷关系不成立，即否认了负担有偿还前述两笔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而且朱惠敏陈述借款本金324000元亦与李秀华主张借款本金300000元不一致。因此，据此不能认定朱惠敏在庭审中自认前述两笔借款约定利息2分。朱惠敏在2013年3月27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李秀华汇完钱后，我就分别给李秀华打了两张借条，都是含有一个月利息的（月息8分），分别是324000元的借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朱惠敏虽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陈述月息8分，但该陈述不是在本案原审庭审过程中作出，也未在朱惠敏提交的书面材料中有所体现，因此不符合前述法条规定的当事人自认的条件。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朱惠敏均对前述两笔借贷发生的基本事实予以否认，故李秀华主张朱惠敏自认前述两笔借款约定有利息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终审判决依据借据载明的内容认定该两笔借款为无息借款并无不当。2.朱惠敏主张两份借据实际是李秀华向许梦思投资，而非向朱惠敏借款的再审理由也不能成立。首先，2011年10月8日的借条和2011年11月27日的借条均由朱惠敏出具，借条载明向“李俐”、“李利”借款，对于借条是向李秀华出具的事实朱惠敏亦予以认可。其次，朱惠敏抗辩意见前后不一致。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朱惠敏先抗辩2011年10月8日和2011年11月27日的两笔借款未实际发生，是直接打给许梦思的，后抗辩是李秀华委托其投资，抗辩主张随着诉讼的进行发生变化。再次，李秀华分别向许梦思和戚某,4的账户转账300000元，结合李秀华与朱惠敏认识，与许梦思、戚某,4不认识，而朱惠敏与许梦思、戚某,4认识，戚某,4的证言，以及转账时间与朱惠敏出具借条的时间相吻合，终审判决认定李秀华向许梦思和戚某,4转账是基于朱惠敏的意思并无不当。最后，朱惠敏称其向公安机关报案许梦思集资诈骗犯罪数额包含了李秀华2011年10月8日和2011年11月27日的两笔300000元，该款应纳入犯罪数额。但许梦思集资诈骗案件的受害人名单中没有李秀华，现没有证据证明许梦思向李秀华非法集资。许梦思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先称没有做美容的李莉或是李秀华在其处投资，后称李莉一次投资了600000元。对是王莉还是朱惠敏介绍的询问？回答是王莉介绍的。可见，许梦思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涉及本案两笔款项的陈述与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不一致，也与朱惠敏主张由其介绍向许梦思投资不一致。因此，朱惠敏关于李秀华委托其投资的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许梦思的犯罪事实与本案事实既非同一事实也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将本案两笔300000元纳入犯罪数额。终审判决对一审判决错误的纠正，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3.（2018)苏03民终2997号案件的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在该案审理中，法院依据一审期间朱惠敏预留的地址及联系手机号码（138××××8566)，向其邮寄送达开庭传票，符合法律的规定。虽然特快专递上的联系手机号码错误写为138××××8866,但地址书写准确，朱惠敏对此也予以认可。通常仅依据准确的地址即可完成邮寄送达，朱惠敏也自认法院通过该地址曾多次向其成功邮寄送达。因此，朱惠敏主张因手机号码不符未能送达，致其未能参与二审的庭审，严重影响了诉讼权利行使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终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申请人李秀华、朱惠敏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秀华、朱惠敏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马伯亚审判员  徐作云审判员  杜有刚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唐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