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粤7101行赔初1号 原告：刘永州，男，198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 委托代理人：罗建辉，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农新路12号。 负责人：杨峻岭，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利伟卓，该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欧阳迎迎，该大队民警。 原告刘永州诉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下称花都交警大队）行政赔偿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8)粤7101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刘永州不服上述裁定,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8）粤71行赔终16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粤7101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永州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建辉，被告花都交警大队的委托代理人利伟卓、欧阳迎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永州诉称:原告是一名校车驾驶员，任职于广州市花都区起博雅实验学校，机动车准驾车型为A1，每月工资收入为3500元。在学校放假期间，原告通过自己的努力办有春运证牌照，春运期间在老家开车赚钱，每日收入为450元，春运期为40天。被告于2015年5月22日对原告作出错误的扣留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诉至法院，后经一审、二审行政诉讼，两审法院均作出撤销被告扣留原告驾驶证的行政处罚的判决，但被告在判决生效后至2017年1月25日才归还原告的驾驶证，2017年8月21日才办好校车证，前后跨度达二年多及两个春运之久。被告的行为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在被告扣留原告驾驶证之前靠开车维持一家的生活，现因被告扣留了驾驶证，原告不能开车，不能工作，使一家陷入贫困之中，原告于2017年10月26日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但被告未作出任何处理。根据相关规定，被告因自己的错误处罚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请求：一、被告花都交警大队赔偿原告因被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错误行政处罚决定造成的经济损失109500元（工资收入自2015年5月22日至2017年8月21日共计21个月*3500元＝73500元，春运收入共计二年450元*40天*2＝3600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花都交警大队辩称：（一）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受理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自称于2017年10月26日向我大队申请国家赔偿，但我大队从未收到过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同时，我大队并非原告所申请国家赔偿事项的赔偿义务机关，原告未先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国家赔偿而直接单独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的申请已过国家赔偿的请求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我大队于2015年5月22日对原告作出的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已于当日送达原告，其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应自当日起计算，即使原告于2017年10月26日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国家赔偿，也已经超过国家赔偿时效。（三）原告提出的赔偿数额没有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我大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并未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原告在驾驶证暂扣期间亦可从事其他工作，原告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中要求公安机关赔偿经济损失109500元的赔偿金额计算没有依据，同时原告所主张的经济损失不属于行政行为所带来的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综上所述，我大队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请法院驳回起诉。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2日，被告花都交警大队对原告刘永州作出穗公交决字[2015]第440121-200077904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原告于2015年4月17日9时28分，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利达路路段实施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决定对原告处以罚款1200元，并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24分。同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并送达编号440121360428220《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因原告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分达到12分，扣留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同日，被告作出编号440121871001015《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通知原告驾驶证最高驾驶资格将被依法注销，要求原告限期办理换证业务，逾期未办理的，机动车驾驶证最高准驾车型将依法公告作废，且自即日起，原告不能继续驾驶准驾车型为A1的机动车。原告对被告作出的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及注销最高准驾车型的通知行为不服,于2015年7月30日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16日作出（2015）穗花法行初字第45号行政判决，认定被告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程序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编号440121360428220《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及编号440121871001015《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被告不服，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6）粤71行终130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10月27日，原告通过顺丰速运向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运单号221919878632），请求被告赔偿因作出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错误行政处罚决定，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09500元，其中2015年5月22日至2017年8月21日工资收入损失每月3500元，计21个月，共73500元；春运收入损失两年36000元。相关邮件于2017年10月28日已妥投并签收。被告未作出处理，原告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原告原持有证号为的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为A1，有效期为201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18日，驾驶证副证载明2014年8月27日起准许驾驶校车，准驾车型A1。2017年1月25日，被告将扣留的机动车驾驶证发还原告，驾驶证副证中载明2017年8月21日起准许驾驶校车，准驾车型A1。 以上事实，有原告驾驶证及领取回执、行政处罚决定书、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行初字第45号《行政判决书》、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6）粤71行终130号《行政判决书》、国家赔偿申请书及快递资料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依据上述规定，被告花都交警大队违法对原告作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行为，原告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有权要求赔偿，花都交警大队为本案的适格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应赔偿其工资收入及春运收入损失共109500元（工资收入自2015年5月22日至2017年8月21日共计21个月*3500元＝73500元，春运收入共计二年450元*40天*2＝36000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因被告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行为，直接导致其丧失了已实际取得的原校车司机工作及春运驾驶服务工作，并已实际发生了损失。然而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在案发前曾从事校车司机工作，每月工资3500元以及曾于2014年取得湖南省客运车辆春运准驾证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在2015年5月22日至2017年8月21日期间，其校车司机工作及春运驾驶服务工作已丧失，实际发生了工资收入及春运收入损失的事实，不能证明上述损失系因被告的行为而导致的直接损失，原告实施了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无号牌机动车上路行驶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被告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未侵害其合法权益，因此原告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永州的赔偿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永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黄 征 人民陪审员  曹丽萌 人民陪审员  冯金爱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谭韫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