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民终7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彦民，男，汉族，1966年11月11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铁淞，河南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公益诉讼起诉人：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郑州市邢庄北街9号。法定代表人：刘海奎，检察长。出庭人员：王涛，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庭人员：薛国营，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上诉人刘彦民因与原审公益诉讼起诉人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民初4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彦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铁淞，原审公益诉讼起诉人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涛、薛国营，河南省人民检察检察员韩振标、周玉欢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彦民的上诉请求：（一）一审审判程序违法。河南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作为司法鉴定机构，只具有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等其他环境损害鉴定的资质，并不具有土方工程造价、生态环境修复工程造价的相关资质，根据法律规定该鉴定机构无权对治理和修复被污染土壤的费用进行鉴定评估，鉴定数值不具有客观性。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有权申请重新鉴定。上诉人在一审中递交了重新鉴定申请书，一审法院未作答复，明显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证人证言和18张照片，证明在上诉人经营农药厂过程中以及之前，至少还有两个农药厂、一个炼油厂、多个家具厂在此地生产经营，完全可以证明还存在其他共同侵权人，一审判决对此证据并未认定也未作出合理解释，明显不当。2、鉴定报告仅仅对上诉人经营占用的三块土地进行抽检检测，并未对其周边区域土壤进行检测，不排除周边区域土壤被污染，如果周边土壤被污染，证明并非上诉人单独造成土地污染，鉴定报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存在。鉴定认定治理和修复费用为119.35万元，明显过高，该工程未实际施工，根本无法核定施工费用，一审对鉴定结论采信不当。3、原审判决修复工作由政府主导，由上诉人承担相应的修复费用不当，应当判决上诉人与其他共同侵权人修复土地，在五年内恢复生态功能，并由公益诉讼起诉人负责监督。4、河南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收费过高，原审公益诉讼起诉人只出示了发票，并未提供向鉴定机构转账的凭证，无法核实是否实际支付。并且，该鉴定系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委托作出，目的是为了追究上诉人的刑事责任，该费用应由侦查机关承担，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上诉人与其他共同侵权人修复土地，或者本案发回重审。原审公益诉讼起诉人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答辩称：(一)河南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具有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的资质，这类鉴定的目的就是对损害后果作出评估，而损害后果除了直接的污染现状，当然还包括恢复生态所要付出的代价，评估报告对土壤恢复所需要的花费作出估算符合其所具有的损害后果鉴定资质的要求。上诉人主张河南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不具有资质，及原审未同意重新鉴定，理由不能成立。（二）刘彦民提供的证人证言和照片，不能充分证明其他共同侵权人的存在。（三）鉴定报告通过时间先后顺序、污染物同源性分析、迁移路径合理性分析的科学方法，得出污染物来自刘彦民储存的有害有毒液体的结论，因果关系清楚。如果周边区域同样存在污染，则只能证明污染源通过渗透、浸染、迁移的方式已经扩展到周边区域。（四）鉴定中心提出三种修复方案，从尽量降低损害后果的角度选取换土法进行修复，方案科学，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损害后果，上诉人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张修复费用过高，依据不充分。（五）被污染地块位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修复的标准要求严格，由政府主导修复工作更为适宜，检察机关同时也会对修复工作进行全程跟踪监督。上诉人主张自己修复，理由不充分。（六）鉴定费用已实际支付，有转账凭证可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支持。本案涉及鉴定尽管是在刑事诉讼中为追究刘彦民的刑事责任作出，但刘彦民除应负刑事责任外，还要负民事责任，原审法院判决刘彦民承担鉴定费完全正确。综上，请求维持原审法院判决。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陈述意见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一）本案侵权事实清楚。刘彦民进行危险化学品储存、生产、经营的事实经过刑事审判程序的质证和认定，并在一审中经过法庭调查和质证，足以证明刘彦民在涉案土地上的环境侵权行为。（二）本案程序合法。本案系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诉前经过公告，没有适格的机关和组织起诉。一审诉讼程序也符合法律规定。（三）刘彦民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刘彦民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危化品的储存、生产、经营，且未采取足够的安全防护隔离措施，导致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渗漏，造成土壤环境污染，属于严重的环境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原审起诉请求：1.判令刘彦民将被污染土壤恢复至基线水平，或给付被污染土壤的治理、修复费用119.35万元（其中场地生态恢复工程项目估算费用为40.73万元；污染土壤的处理费用为67.42万元；现场残留液体处理费用为11.2万元）；2.判令刘彦民承担土壤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25万元；3.判令刘彦民在省级媒体上发布污染警示。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至2017年，刘彦民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郑州市惠济区注册成立郑州新旺化工有限公司，租用郑州市惠济区赵兰庄村黄河滩内一块土地（该地块位于黄河××地表××水源保护区，面积1374.54平方米）违法进行危化品生产、经营。2018年1月3日，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刘彦民犯非法经营罪，向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判处刘彦民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在该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中，河南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郑州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的委托出具《关于刘彦民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涉案金额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显示刘彦民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涉案金额为2306745元。河南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接受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检察院的委托，出具河环鉴[2017]土壤环境鉴评字第10001号《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赵兰庄村黄河滩刘彦民农药厂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该报告显示，评估的时间起点为2016年1月，终点为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系统恢复至基线水平的时间,涉事厂区液体样品检出危险化学品，现场残留液体为具有浸出毒性特征的危险废物，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主要为土壤生态环境损害。在因果关系方面，污染环境事件发生的时间段为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土壤环境损害发生的时间在污染环境行为发生之后，符合时间先后顺序，本次环境损害事件中污染源为场地内残留液体，通过泄漏对场地内土壤环境造成了污染，土壤中存在该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即土壤环境中的污染物与现场残留液体中的污染物具有同源性。该鉴定报告同时确定三种恢复方案，鉴于涉案场地位于黄河××地表水××水源××保护区，应选用修复周期较短的修复技术，以防止污染继续扩大。该鉴定评估报告的第5项鉴定评估结论显示：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赵兰庄村黄河滩刘彦民农药厂生产所致土壤环境损害量化数额共计为119.35万元（其中场地生态恢复工程项目估算费用为40.73万元，污染土壤的处理费用为67.42万元，现场残留液体处理费用为11.2万元）。该鉴定评估鉴定费用25万元。2018年6月12日，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检察院将其发现的刘彦民经营危险化学品，造成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土壤污染的线索移交郑州市人民检察院。郑州市人民检察院2018年7月26日在《大河报》刊登民事公益诉讼公告。公告期满后，没有适格的机关或组织对涉案事项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损害状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本案民事公益诉讼。原审法院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因此，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不仅道出了我们对美丽中国的愿景，更体现了我们绝不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短期发展的决心。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营者既要关注经济利益，也要关注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对于无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违法排放、倾倒、堆放污染物，损害社会公众环境利益的侵权行为，在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依法承担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条款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可以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对侵害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案中，刘彦民生产和经营危险化学品，理应按照法定程序审批，经过许可后方可进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当采取防护措施，防止危险化学品的跑冒滴漏。但是从本案和相关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刘彦民未获得相关行政许可，生产、经营过程中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导致危险化学品液体泄漏，对涉案场地的土壤造成污染。对此，刘彦民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一、关于刘彦民是否应当承担涉案场地土壤被污染的侵权责任以及责任大小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的，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除非污染者能够提出反证，证明其行为与环境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否则即应当承担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本案中，刘彦民非法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造成液体泄漏，对涉案场地土壤造成污染，刘彦民虽然称同一时期有其他经营者也实施了污染土壤的行为，本次污染环境事件有第三人责任在内，但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足以支持其主张。而从公益诉讼起诉人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来看，刘彦民存在污染行为，损害后果已经由《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赵兰庄村黄河滩刘彦民农药厂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予以确认，该鉴定报告从因果关系方面、污染环境行为与土壤损害时间的先后顺序方面、土壤中的污染物与现场残留液体中污染物的同源性方面给予论证，证据确实充分。故本次污染环境事件应当由刘彦民承担全部侵权责任。二、关于刘彦民承担侵权责任的责任形式如何确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在本案审理期间，刘彦民表示愿意自行修复被污染的土壤，以恢复原状的形式承担侵权责任。对刘彦民主动弥补过错的态度给予肯定，但刘彦民仅有愿意弥补过错的陈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采取了土壤修复工作的措施，也未能证明其具有将被污染土壤恢复至基线水平的能力。而且从《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赵兰庄村黄河滩刘彦民农药厂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中确定的三种土壤修复方案来看，最适宜本次污染事件的修复方案是“换土法”，该方案分为施工准备、土方清挖、运输、清洁土壤回填、污染土壤处理、工程竣工等工序。其中清洁土壤的选取应结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土质必须满足相应的标准，而被污染土壤的处理亦是这一方案的难点，在运输过程中要防止跑冒滴漏，被污染土壤要运送到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特殊处理等。刘彦民个人能力毕竟有局限，鉴于被污染的土壤位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为了保证被污染土壤能够尽快得到修复，修复工作由政府主导来完成，由刘彦民承担相应的费用更为适宜。《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赵兰庄村黄河滩刘彦民农药厂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显示场地生态恢复工程项目估算费用、污染土壤处理费用和现场残留液体处理费用共计1193500元，上述费用应当由刘彦民负担。三、关于涉案的鉴定费用250000元是否应当由刘彦民负担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鉴定费用250000元虽然是在刘彦民污染行为涉及的刑事案件中支出，但该项费用是为了查明刘彦民非法经营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而产生的必要支出，该费用系因刘彦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产生，是因刘彦民违法犯罪行为导致的国家财产的减少，应当由环境污染行为人刘彦民负担，否则即是让所有纳税人为刘彦民的违法犯罪行为买单。故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判令刘彦民承担评估鉴定费25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四、对于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要求刘彦民在省级媒体发布污染警示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了环境保护要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本案中，被污染土壤场地位于黄河××地表水××水源××保护区，土壤污染存在隐蔽性、累积性、不可逆转性和难治理性，会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危害。考虑上述原则，判令刘彦民在省级媒体上发布污染警示，可以起到警示他人、预防污染环境事件发生、便于公众参与监督等作用，故对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的诉讼请求涉及到土壤环境损害修复费用和鉴定费用两项，未对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提起诉讼请求。鉴于被污染土壤位于水源地，亟待修复，而服务功能损失的确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损失数额的确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在本次诉讼中一并解决势必会延后被污染土壤的修复时间，故对本次污染事件造成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本次诉讼暂不予处理。后续该项损失数额确定后，公益诉讼起诉人或符合条件的单位和社会组织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此外，判令刘彦民承担修复费用和鉴定费用仅是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起到了最低限度的填平作用，事实上从刘彦民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对土壤造成污染以来，污染物残留在土壤中，其化学成分会有下渗或迁移，按照鉴定评估报告确定的“换土法”这一修复方案，并不能完全弥补土壤环境污染损害，因此，在此类环境污染侵权中，适用特殊的赔偿原则，即惩罚性赔偿原则更为适宜，但囿于诉讼请求和司法谦抑原则的限制，本院仍以填平原则为基础对本案进行审查。《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赵兰庄村黄河滩刘彦民农药厂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第5.1项财产损害评估结论确定刘彦民农药厂经营期间已售伪劣产品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害价值量化为23067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不影响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因上述已售伪劣产品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害有具体的被侵害人，不属于公共利益范畴，被侵权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2018）豫01民初4131号民事判决：一、刘彦民赔偿土壤修复费用1193500.0元，该款项用于涉案场地土壤环境损害的修复。二、刘彦民赔偿涉案鉴定费用250000.0元。三、刘彦民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提交环境污染警示文稿，对其非法经营行为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向社会公众发布污染警示，该文稿经本院和公益诉讼起诉人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共同审核后，由刘彦民于30日内在省级媒体重要版面上公布。如果刘彦民拒不履行，将把判决主要内容在省级媒体重要版面予以公布，所需费用由刘彦民负担。上述两项费用合计1443500元，应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支付到本院指定账户，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792元，由刘彦民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刘彦民的上诉意见以及原审公益诉讼起诉人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的答辩意见，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个：一是对土壤污染损害问题是否需要重新鉴定；二是案涉被污染土壤是否存在其他的共同侵权人。三是原审判决由刘彦民承担修复费用、政府主导完成修复是否合理。四是本案涉及的鉴定费用是否应当由刘彦民承担。（一）关于对土壤污染损害是否需要重新鉴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河南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河环鉴[2017]土壤环境鉴评字第10001号《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赵兰庄村黄河滩刘彦民农药厂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系受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检察院委托作出，如果刘彦民申请重新鉴定理由成立，人民法院可以委托重新鉴定。刘彦民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是河南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仅具有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等资质，并不具有土方工程造价、生态恢复工程造价的相关资质，无权对治理和修复污染土壤的费用进行鉴定评估。原审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河南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范围包括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本案涉及的鉴定事项即为土壤环境损害鉴定，而土壤环境损害鉴定包括土壤环境损害程度鉴定、因果关系分析、损害的量化和损失计算，治理和修复污染土壤的费用是土壤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组成部分，河南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具备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资质，即有资质对治理和修复被污染土壤的费用进行鉴定。刘彦民以河南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没有相应的鉴定资质为由申请重新鉴定，缺乏事实依据。并且，该鉴定评估报告系在刘彦民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案件中受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检察院委托作出，刘彦民在刑事案件中并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在本案民事公益诉讼中提出鉴定申请，依法不应予以准许。对于鉴定评估报告的内容，刘彦民以不能证明存在因果关系及评估确定的修复费用过高为由，主张鉴定评估报告不能采信，但未提供证明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充分证据，对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二）案涉被污染土壤是否存在其他共同侵权人的问题。刘彦民主张其在经营农药厂之前及经营过程中，被污染的土地上还存在其他共同侵权人，并提供18张现场照片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刘彦民提出该主张的目的是让其他侵权人承担或者共同分担污染土壤的责任，自己不承担责任或者相应地减轻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关于“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损害可能的；（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的规定，刘彦民提出上述主张，应当举证证明污染土壤损害的发生系由其他人造成，土壤受到污染损害与刘彦民自己没有因果关系，或者其他人与刘彦民共同造成土壤污染，应当共同承担责任。刘彦民提供18张照片和证人证言尽管可以证明其他人在被污染的土地上经营过，但不能证明其他人的经营行为造成了土壤污染，也不能证明污染土壤系由其他人与刘彦民共同造成。刘彦民主张存在共同侵权人污染土壤，证据不充分。（三）原审判决由刘彦民承担修复费用、政府主导进行修复是否合理问题。修复被污染土壤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自然人一般不具备修复的相应能力，刘彦民提出自己进行修复，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相应的修复能力，也未提出具体的修复方案，本案需要采取“换土法”进行修复，如果判决刘彦民自己修复被污染土壤，难以保证修复的效果。并且，本案涉及的被污染土地位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原审法院确定由当地政府主导修复污染土壤事宜，由刘彦民承担相应的修复费用，更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规定。刘彦民主张自己修复被污染的土壤，由检察机关监督修复，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四）本案涉及的鉴定费用是否应当由刘彦民承担的问题。本案系检察机关因刘彦民经营农药厂造成土壤污染而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鉴定是确定土壤污染损害情况及相应的修复方案的必要程序，对造成土壤污染损害后果的，无论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委托鉴定，还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中委托鉴定，鉴定费用损失均应当由污染者承担。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判决刘彦民承担鉴定费用，并无不当。如果案涉环境污染鉴定由国家承担鉴定费用，则不利于制裁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原审法院根据检察机关的请求判决刘彦民承担鉴定费用，让其因污染环境付出相应的代价，能够引导教育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刘彦民主张不应当由其承担鉴定费用，理由不充分。综上，刘彦民污染土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判决刘彦民承担相应的土壤修复费用、鉴定费用并向社会公众发布污染警示，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依法应予维持。刘彦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792元，由刘彦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荆 伟审判员 杨 巍审判员 王江华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