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苏03民申48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保洲，男，1970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鹏程，江苏博世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琰，江苏博世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庆才，男，196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五河县。再审申请人李保洲因与被申请人朱庆才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苏03民终7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保洲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2017）苏03民终7038号民事判决，改判维持丰县人民法院（2016）苏0321民初6640号民事判决，并判令朱庆才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二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未记载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的合意过程，不具有债权凭证意义”，缺乏证据证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股权转让协议》是诺成性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均受其约束。朱庆才作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能够预料预期的风险范围，应当对自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后果有准确的判断，对协议约定的支付款项、金额、时间、方式都是明白、清楚，并认可的，因此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债权凭证的意义。二审判决否定《股权转让协议》合意过程和设定内容，明显违背常理和法律规定，也与朱庆才签署的《股权和股金转让的证明》及二审询问笔录中李保洲陈述的内容相悖。2.朱庆才等人签署的《股权和股金转让的证明》李保洲没有签字认可，但其中载明“此股是该公司李保洲同志转让给朱庆才的（有偿平价转让）”的内容恰恰说明朱庆才本人也不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用，案涉股权是有偿平价转让，对“有偿”双方是形成合意的。3.二审判决再查明部分：“当时找到李保洲协商受让耀武公司20%的股权，李保洲开始不同意按200万元价格转让，要求朱庆才支付相应利息，双方没有达成合意。过了几天，李保洲同意不要求支付利息，按200万元的价格出让耀武公司20%股权。后双方到工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在工商机关现场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该事实恰恰证明了李保洲与朱庆才关于股权转让有合意的过程，与二审判决“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记载就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的合意过程”自相矛盾。实际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记载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明确了双方权利义务，充分体现了双方合意的过程和结果。（二）二审判决认为“朱庆才对案外人王永祥及耀武公司享有债权，且李保洲受让股权系王永祥授意与决定，并非有偿，李保洲与朱庆才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案外人王永祥具有关联性以及三者之间具有抵债法律关系”，缺乏证据证明。1.朱庆才背弃诚信，伪造证据，虚构事实。（1）二审询问笔录中朱庆才陈述案涉200万股权转让款系承诺书中载明的200万元，即其提交法庭的6份借条所涉欠款。6份借条形成时间从2015年1月10日至2015年10月10日，承诺书出具时间为2015年2月，承诺书如何承诺在其形成时间之后的借条，朱庆才的陈述自相矛盾。（2）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皖0322民初275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为“2755号案件”）中，原告潘道亮提供给法院作为其向王永祥主张债权的借条（借款时间为2015年12月26日，借款金额为52万元，出借人为潘道亮、程莲）与本案中朱庆才提供的一份借款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借款金额为50万元，出借人为潘道亮、程莲的借条，除了金额尾数与月份不一致，其他内容的笔迹和标点符号完全一致，且不一致的位置均留有空白，明显是对2755号案件中此份借条进行复制伪造后形成的，属于伪造证据。另外，上述2755号案件中，朱庆才提供给法院的作为其向王永祥主张债权的借条（借款时间为2016年1月10日，借款金额为318700元，出借人为朱庆才、邵波）是对本案中朱庆才提供的一份借款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借款金额为25.3万元，出借人为朱庆才、邵波的借条按照借条约定的担保年利率26%进行结算后形成的。本案中朱庆才使用该份已结算过且在另案中已经主张了的借条，作为抵扣本案股权转让款的证据，显然是违背诚信。（3）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皖0322民初221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为“2219号案件”）中，朱庆才提供给法院作为其向王永祥主张债权的借条（借款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该借条时间系王永祥笔误，实际形成于2016年5月18日，借款金额为32.76万元，出借人为朱庆才、邵波）是本案中朱庆才提供的一份借款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借款金额为26万元，出借人为朱庆才、邵波的借条按照借条约定的担保年利率26%进行结算后形成的。另外，在2219号案件中，朱庆才向法院提交过本案中金额为26万元的同一借条，且在借条上有“已换据作附件”的字样，证明该份借条是经结算换据（换为借款金额为32.76万元的借条）而注销，并非用以抵扣股权转让款，也说明朱庆才将原始借条复制后在本案中再次主张。朱庆才在本案中使用该已换据结算了的借条作为抵扣本案股权转让款的证据，显然是重复主张、违背诚信、虚构事实。（4）形成于2015年10月10日的借条载明“已结清作废作附件，王永祥”的字样，该借条的注销方式与其他5份借条的注销方式不一致，明显不是同一批次注销的借条。另外，二审询问笔录中，朱庆才明确陈述6份借条系交还李保洲销账，但事实上形成于2015年10月10日的借条却由王永祥签署“已结清作废作附件”。据此，朱庆才已经在上述2219、2755号案中自认相关借条未予抵债。朱庆才提供的用来证明抵扣股权转让款的6份借条中有的是伪造的，有的是经过结算在另案中已向王永祥主张过的，明显属于伪造证据、背弃诚信、虚构事实的行为。另外，该6份借条为复印件，也无汇款、交付凭证，同时李保洲不予认可，因不属于新证据，二审法院均未予认证，因此不能作为抵扣本案股权转让款的证据。2.二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和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李保洲与案外人周洪斌之间的股权转让情况，与本院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因素，二审判决认定李保洲与朱庆才之间的股权转让与王永祥具有关联性，既无事实依据，也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理。（2）李保洲在从周洪斌处受让股权时，因耀武公司的股东只有王永祥和周洪斌，周洪斌欲出让股权必先与王永祥协商以保证王永祥的优先购买权，周洪斌与王永祥协商后将股权转让给李保洲，体现了公司的人合性，不能据此证明李保洲受让股权是基于王永祥的授意与决定。现无证据证明李保洲与王永祥之间存在隐、挂名股东关系，因此二审法院认定李保洲受让股权是基于王永祥的授意与决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放弃权利需要明示，朱庆才主张案涉股权转让款以“抵债”的方式结清，李保洲并未同意，也未以任何方式明确表示放弃向朱庆才主张股权转让款，李保洲、朱庆才、王永祥三方也没有就“抵债”有过任何说明，即无证据证明李保洲、朱庆才、王永祥三方就“抵债”问题迖成合意。实际上，“抵债”不成立，李保洲并未丧失向王永祥主张债权的权利。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较高证明力，并将其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若要否定书面证据《股权转让协议》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并确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缺乏以书面证据为载体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必须在证据审核方面给予更为审慎的分析研判。在存在争议情况下，应朝着有利于书面证据所代表法律关系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在没有充分证据佐证当事人之间存在隐藏法律关系且该隐藏法律关系真实并终局地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场合，不宜简单否定既存外化法律关系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和反映，避免当事人一方不当摆脱既定权利义务约束的结果出现。本案中朱庆才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保洲与王永祥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隐藏着“抵债”的法律关系，二审法院简单否定最直接最原始的书面证据《股权转让协议》所代表的法律关系和《股权转让协议》设定内容，主观推测李保洲与朱庆才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案外人王永祥具有关联性，从而主观推断存在“抵债”的法律关系，属于认定法律关系和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审判决认为“李保洲向朱庆才主张股权变更时朱庆才应付而未付的股权转让款，其应另行提供具有债权凭证意义的证明”，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中李保洲已经提供明确记载了支付款项、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经李保洲与朱庆才签字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能够直接反映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本身就是“具有债权凭证意义的证明”。朱庆才主张李保洲与案外人王永祥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其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用以抵偿对案外人王永祥享有的债权，应当由朱庆才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在李保洲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前提下，二审法院认定李保洲未及时提供证据，从而作出与一审截然相反的判决，曲解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二审判决合理怀疑排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李保洲已经完成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以及欠付股权转让款的举证证明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朱庆才主张该股权转让背后存在着抵偿债务的法律关系，其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抵债”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基于前述，朱庆才为反驳李保洲所主张事实的举证，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较之高度可能性这一一般证明标准而言，排除合理怀疑属于特殊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适用的特殊类型民事案件范围有明确规定。二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案外人王永祥具有关联性，进而通过解释和推断得出推翻书面证据所反映当事人法律关系存在的结论，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朱庆才提交意见称：1.在2015年10月31日工商登记中王永祥、李保洲签字明确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交付，双方都签字认可。大额款项不可能用现金直接交付，唯一的途径是用条子抵换才能付清。如果没有抵换付清，李保洲不可能认可并去工商局签字，同时十几天后又到当地的税务部门办理了变更手续，并让我缴纳了契税。当时朱庆才已经将股金全部付清。2.一审中李保洲向法庭提交一份股权和股金转让证明，虽然李保洲没有签字，但该证明由李保洲保管，说明李保洲默认此事。李保洲说工商和税务都变更了，没有必要再签字，同时该证明明确朱庆才、邵波、刘水、潘道亮四人从王永祥借款中抵扣给李保洲，转让款已经付清。此后，朱庆才又参加了2016年1月16日和2016年9月7日两次公司董事会。直到本案诉讼，李保洲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向朱庆才催要股权转让款。3.二审庭审中，朱庆才提交的借条是复印件，二审法院没有采信，只是作为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在判决时李保洲的陈述，李保洲并不认识周洪斌，至今也没有向周洪斌支付股权转让款，周洪斌也没有向其索要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根据李保洲二审期间的陈述，取得公司股权是经王永祥授意决定的，同时李保洲在二审陈述中有转给朱庆才股权、转给彭某,4股权、转给吴忠股权，都是王永祥授意的。至今李保洲都没有收到股权款，所以可以证明李保洲是显明股东，而真正的股东是王永祥。朱庆才经查询得知，周洪斌没有向李保洲主张股权也是王永祥操作的，均是虚假注册。王永祥是法人代表，是真正的股东。4.2014年5月17日朱庆才签订融资协议借钱给王永祥,至今未收到还款。转让股权是2015年10月30日前完成的，李保洲陈述王永祥的承诺书在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是真实的，但是王永祥承诺在公司开发建设的楼房开盘后，大概在当年的6月份左右偿还融资款，但6月后没有还款，所以形成了抵股的情况。另外，李保洲认为借条是虚假的，是重复诉讼不属实。涉案股权转让款在2015年10月30日就已经结清，而另案诉讼是在2016年8月29日和2016年12月12日，但在两案中王永祥均没有提出异议。目前到执行阶段，如果有重复诉讼情况也完全可以在执行中提出。且算账是朱庆才和王永祥进行，抵账都是三分计息，李保洲不是当事人所以不知道。如果算错了王永祥可以找朱庆才等人直接抵账。综上，二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法院维持二审判决，驳回李保洲的再审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李保洲要求朱庆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不足。首先，李保洲据以要求朱庆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是从工商登记机关调取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与周洪斌向李保洲、李保洲向彭某,4转让股权的协议书制式相同，除此之外并无双方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等股权转让内容进行磋商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次，依据李保洲原审提供的耀武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李保洲与朱庆才于2015年10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受让方于2015年10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耀武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修改公司章程，徐州市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10月30日办理了耀武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事项均于一日内办结，显然不符合常理。再次，李保洲二审陈述：李保洲从周洪斌处受让耀武公司的60%的股权，但其不认识周洪斌，周洪斌不想干了，和王永祥谈谈，就转给李保洲了，也没有向李保洲索要股权转让款，朱庆才出借资金给耀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永祥，找到王永祥协商入股耀武公司的事宜，找到李保洲协商受让耀武公司20%的股权。该陈述与朱庆才主张王永祥安排李保洲与朱庆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证人彭某,4的证词一致。最后，朱庆才与王永祥之间有民间借贷纠纷。据朱庆才称，王永祥的妻子是李保洲的姐姐，对此李保洲未予以否认。二审判决以李保洲不能提供有效债权凭证要求朱庆才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而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申请人李保洲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保洲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马伯亚审判员  徐作云审判员  杜有刚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梓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