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782民初7184号原告：义乌市约翰艺术培训服务部，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鲇溪新村19幢1号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782MA28PEA65P。经营者：许路力，女，198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应城市，现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东，浙江凌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晓莹，女，198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被告：朱某，女，200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法定代理人：刘晓莹，系被告朱某母亲。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尧，男，系被告刘晓莹的父亲。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溢亮，男，系被告刘晓莹的姑父。原告义乌市约翰艺术培训服务部为与被告刘晓莹、朱某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3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8日、6月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义乌市约翰艺术培训服务部的经营者许路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东，被告刘晓莹同时作为被告朱某的法定代理人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尧、朱溢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义乌市约翰艺术培训服务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欠付的课时费7280元。事实与理由：被告刘晓莹系朱某的母亲，2015年开始，被告刘晓莹为其女儿朱某在原告处报名钢琴培训课程，双方约定单价为120元/课时，被告刘晓莹以预交的方式购买课时，学完之后再购买下一时段课时。2015年至2016年12月底课时费双方已结清。2017年1月15日，被告刘晓莹购买了50课时，费用6000元，于2017年1月15日、1月16日分别转账3000元，截至2017年6月初，被告刘晓莹的女儿已经学完全部课时。2017年6月8日，被告刘晓莹继续购买36个暑期课时，并于当日支付了4320元，截至2017年8月底，朱某已经学完全部暑假课时。2017年9月初，被告刘晓莹以家庭经济紧张为由，与原告商量赊购32课时，截至2017年12月底，朱某已学完全部赊购课时。2018年1月2日，被告与原告结算上述赊购课时后，另外购买了40课时，于当日转账8640元（120元/课时*72课时）。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6月25日，朱某在原告处学习46课时，扣除购买的40课时后还欠6课时，2018年7月1日，被告刘晓莹与原告结算后补给原告720元。该笔费用付清后，原、被告已结清此前所有课时费。2018年7月1日以后，原告对所有学员统一上调钢琴培训课单价至140元/课时。被告刘晓莹再次以经济紧张为由，与原告商量赊购，将来统一结算。因朱某在原告处上课，原告便同意了。原告在被告刘晓莹未交费的情况下为朱某排课：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11月30日，共66课时，实际上课52课时，被告拖欠原告课时费7280元（140元/课时*52课时）。原告屡次向被告催讨，但被告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被告刘晓莹、朱某辩称：朱某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到原告处学钢琴，双方约定，先交费后授课，每当被告收到原告“课时费已用完，需要支付下期课时费”的信息后即按原告的要求预交款项。2015年以现金方式交纳，2016年1月9日起以微信或支付宝形式交纳。教学以来，原告一直没有给过课时记录对账，直至2019年1月21日江东司法所第二次调解才发来2017年9月至2018年11月的课时记录，且字迹小而模糊，根本看不清楚，也未收到任何形式的收据。原告称2015年至2016年12月底课时费已清，事实并非如此：2017年春节前，原告问被告明年朱某是否继续学习，被告曾提及2016年课时费没有用完一事，原告称还有多余，但未告诉具体数额，只说会转到明年。被告预交2017年第一次课时费前，再次问起2016年的课时费还余多少，原告还是没有告诉，只是让被告先预付50课时的课时费。为了孩子的学业，被告刘晓莹不再提起，于2017年1月15日和1月16日分两次转账共计6000元。不过自此之后，多个心眼，开始记录课时。原告坚持2016年课时费已清，但没有提供证据，只能进行推算；被告方在2016年共转账两次给原告，第一次是2016年1月9日转账3800元，第二次2016年8月9日转账7200元；被告认为，第一次转账至第二次转账，历时7个月，消耗课时费3800元，按每课时120元计算，授课课时为31.666个，剔除2月份春节不上课，平均每月课时5.277个；按此推算，2016年8月9日至2017年1月15日授课时间为5.5个月，剔除8月份暑假不上课，上课时间为4.5月4.5*5.277，计24课时，按每课时120元，课时费2880元，第二次预交的7200元减去2880元，还结余4320元。原告在2018年12月29日发来微信语音已承认2016年课时费没有用完，余额是多少，有否转至下一年，原告应举证证明，否则应按上述方法推算。双方之所以课时对不上，是因为原告漏记了被告的一笔转账4320元，原告在诉状中称的2017年6月8日购买36暑假课时，系为了漏算4320元转账而特意杜撰。综上，原告始终没有将2016年的课时余额结转至2017年或2018年，原告称被告欠7280元课时费不是事实，暂且不计2016年的课时费，实欠课时费2940元，若2016年按推算得出余额4320元，那么原告还应返还被告课时费1380元。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校盈易微信公众号平台课程进度表打印件一份，证明朱某自2017年9月4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全部课程排课、实际上课情况等事实。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原告给被告女儿排课66个课时，调课14个课时，实际上课52个课时的事实，显示已上课的就是已经上课的课程，如果显示调课的就是没有上课的。2、转帐记录截图打印件五份、校盈易微信公众号平台交费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自2017年1月15日以来，原、被告之间课时费的结算记录，2018年7月1日，被告补交学费720元以后，此前学费双方已结清的事实，被告未支付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实际上课52个课时的课时费的事实。3、同年哥节目视听资料一份、视频截屏一页，证明2018年12月底，原告与被告协商过程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始终是2018年8月份的课时记录问题，从未提及2016年、2017年的课时情况；证明被告认可2018年7月1日前的课时费双方已结算清楚的事实。4、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证明2018年12月29日，被告发给原告课时与应诉材料统计的课时记录不一致，被告提交的两份课时流水帐，均不是真实的流水帐，而是为了应诉临时制作的。经庭审质证，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所显示的2017年9月4日至2018年11月30日上课的课时总数是没有异议的，就是32节+46节+52节。对证据2中的转帐记录没有异议，是事实的，从2017年1月到2018年11月期间，被告总共交费19680元；对平台交费记录打印件有异议，不认可，被告方没有欠原告这么多钱，只欠原告2960元；2017年6月8日被告打款给原告4320元，而原告在2017年9月4日到2017年12月底总共上了32节课，还有余额480元。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是断章取义。从视频可以看出，王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如实说出了学员交费的过程，安排72节课的、上到60节课的时候催学生家长交费；问及8月份的课时，王某的回答是他也记不清楚，要看记录，记录上有的就是上过，没有就是没有上课；问上了多少节课他说100多节课，要以记录为准。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王某老师发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准确的。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原告（许路力）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证明2018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微信聊天时发来语音，称在南方联的时候（即2016年）课时费还没用完，但未说明数额和有否结转至2017年。2、原告（许路力）与马珂涵（与朱某一起在原告处学钢琴）母亲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证明2018年6月8日，马珂涵母亲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许路力）5000元，但原告方入帐却为4320元，其原因又不能自圆其说，马珂涵母亲也认为原告账目混乱。3、被告记录并编制的课时和课时费转账汇总表复印件八页，证明暂且不计2016年的课时费余额，截至2017年12月底尚有余额480元；截至2018年6月底尚有余额3480元；截至2018年11月底，方欠课时费2940元。4、被告记录的课时流水帐五页，证明2017年3月1日至12月底合计82课时；2018年1月至11月底合计98课时。两年共计180课时；与原告所记课时相差过大。5、原原告方专职授课老师王某记录的课时流水帐六页，证明2017年5月5日至2017年底王某合计给朱某授课57课时，2018年1月至6月底合计授课47课时；2018年7月至11月底合计51课时；两年合计155课时，与被告方的记录相符。6、被告刘晓莹与原告（许路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2019年1月4日，被告再次向原告提出要求算一下课时，原告不同意。7、原告（许路力）与被告刘晓莹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原告查账后通过微信发给被告的4笔转账单，漏计了一笔4320元，被告提醒后才入账。8、被告刘晓莹与马珂涵妈妈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2019年4月28日，被告刘晓莹与马珂涵妈妈开始微信聊天，说起原告已诉至法院，定于明天审理的事。9、被告刘晓莹与马珂涵妈妈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原告两次将被告刘晓莹告上司法所，两次都是她跑掉。10、被告刘晓莹与马珂涵妈妈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马珂涵妈妈对原告所记课时有疑问，想核对一下原告不配合。11、被告刘晓莹与马珂涵妈妈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马珂涵妈妈把课时费转给原告，原告却没有如实记账。12、被告刘晓莹与马珂涵妈妈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马珂涵妈妈陈述原告学费少上账，课时重复打卡。13、被告刘晓莹与马珂涵妈妈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马珂涵妈妈陈述原告课时重复打卡、没有感恩的心。14、王某提供的2017年5-8月约翰福音艺术服务部发给王某老师的工资转账记录，证明2017年5-8月原告发给王某老师工资分别为720元、1140元+600元、2040元、840元，合计5340元。15、马珂涵妈妈提供的王某老师发给马珂涵妈妈2017年5月-8月的授课记录及放大照片打印件，证明马珂涵2017年5月份授课为10课时；6月份授课为19课时；7月份授课为21课时；8月份授课为9课时。16、马珂涵妈妈与被告刘晓莹的聊天记录（语音转换成文字截图），证明马珂涵妈妈证实王某老师发给她2017年5-8月马珂涵实际课时数分别为10节、19节、21节、9节。17、王某老师与被告聊天记录截图，证明王某老师证实2017年8月份朱某没上课，该月14节课都是马珂涵的。18、被告方编制的2017年5-8月朱某实际授课课时统计表，证明2017年5-8月，朱某为25课时，马珂涵为64课时。19、2017年3-4月（王某老师未授课以前）被告方记的课时记录，证明2017年3-4月（王某老师未授课以前）朱某实际授课分别为12课和13课时。20、被告方制作的《原被告双方课时及欠费认定一览表》，被告以该表格记录了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原、被告对于课时和课时费的主张，列出了双方相符的时间段和具体数额及双方争议的焦点。21、被告的最后的陈述，以向法庭陈述的形式真实反映了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双方课时和课时费的认定情况，列出了双方相符的时间段和具体数额，点出了双方争议的焦点，恳请法庭支持算清总账，多退少补。22、证人王某（男，199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系钢琴培训老师）出庭作证，主要内容：证人原系原告培训部的钢琴培训老师，证人的报酬是学生交给原告的课时费的一半，证人自2017年5月开始为朱某虚上钢琴课，2017年5-8月份，证人只有朱某与马珂涵两个学生，证人2017年5-8月的月工资分别为702元、1740元、2040元、840元；证明王某在2017年5月5日至2018年11月共计给朱某授课155课时。经庭审质证，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从南方联搬至鲇溪新村时间是2017年2月、3月左右，原告在微信聊天记录里提到的2016年年底是指农历年底即2017年1月下旬。而被告在2017年1月15日、16日向原告交纳了课时费6000元，那么在2017年2、3月课时有余，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代理人认为被告是曲解了原告所称的2016年这个时间节点。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与马珂涵母亲对账过程原告是非常清楚的，课时总量也是非常明确的，但是马珂涵母亲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能全面审查整个课时情况，因此，这是马珂涵母亲自己不清楚相关课时的情况下发表的意见。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还是抓着原告诉状上的笔误在开展证明目的，事实是原告对整个课时总量的核算情况很清楚，是被告遗漏了相当大的课时量。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遗漏了相当大的课时量，被告提供的这份流水帐并非是真实的流水帐，而是为了应诉临时制作的。代理人以及原告仔细核对了证据原件，发现被告的课时记录里面有多处更改，其中，铅笔记录的有部分课时从请假变更为授课。圆珠笔记录的有部分地方添加了修正液，根据常识修正液用了以后两年的时间这个区域不会有光泽发亮，而很明显证据原件当中多次修正液都有涂改发亮的特征。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王某记录的课时遗漏了相当大的课时量，按常理如果记录的是流水帐，那么记录的载体应该是本子，而不应该是A4纸。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截取这份聊天记录系断章取义，在此前的沟通过程当中，被告也曾向原告承诺会支付拖欠的课时费，也认可2018年7月1日之前双方的课时费已经结清的事实；但是被告从质疑2018年8月份的课时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往前追以前的课时记录，原告认为，被告这样的行为是极不诚信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并未漏记这4320元，被告拖欠费用的时间发生在2018年7月1日以后，司法调解的过程当中双方的焦点也是2018年7月1日以后，而被告提出了原告调解过程当中未打印出这一张转帐记录就认为原告漏记课时费，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10、12、13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内容上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马珂涵妈妈所述的司法调解两次都是原告跑掉、所记课时有疑问想核对一下都不配合，学费少上账，课时重复打卡以及没有感恩的心等均不是事实。对证据11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上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马珂涵预充72节课的课时，叫我打9.5折，但是分别在2018年6月8日先交了5000元，我按照36节课课时数在电脑里入账，也就是4320元；后来在2018年8月2日把尾款也入账了。然后预充了36节课，这样72节课才全部入账；这些都是被告不清楚的事实，在不调查清楚之前就断章取义。对证据14无异议，2017年5月至8月给王某发的工资合计为5340元是事实。对证据15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上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课时记录是王某单方出具的，原告并不认可。马珂涵妈妈是根据王某出具的课时记录来数课时，而被告却以此相印证，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对证据16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上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有异议，仅根据王某的陈述就认为已证明了朱某2017年8月没有上过课的事实，存在逻辑错误。对证据17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上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存在逻辑错误。对证据18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上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有异议；表格统计有矛盾，2017年5月份折算课时是12个课时，而朱某和马珂涵二人合计却是14个课时。2017年7月份折算课时是34个课时，而两人的统计课时是33个课时。原告五一期间不开课，而根据被告提供的课时记录，却显示5月1日和5月3日马珂涵上课了，这不是事实；2017年6月马珂涵上课的课时量远达不到19个课时；该证据记录的2017年7月、8月马珂涵的课时量明显过多，朱某的明显过少，事实上朱某2017年8月份是正常上课的，课时量不可能为零；王某不仅在原告处授课，也在别的培训部授课。所以一直以来，在原告处给朱某、马珂涵上课的课时都是排在同一天，排课时间一般是每周的一、三、五，王某的排课时间是有规律的，这样才能方便他在其他的培训部授课。2017年5月至8月朱某和马珂涵的上课总量是非常接近的，不会相差这么多的，而且在第一次庭审快结束时代理人特地强调向王某发问，马珂涵的课时到底比朱某多多少，给出一个定量的比例，当时王某说稍微多一点，现在被告提供的王某老师的课时记录与其第一次庭审的陈述出入实在太大。被告没有将2017年1月、2月份朱某上课的课时量统计在内，2017年1月22日至2017年2月13日，是寒假期间，原告不开课。但是其他的时间原告是正常开课的；1月份朱某有9到10个课时，具体几个记不清；2月有6到7个课时，2017年1、2两个月朱某上课有15个课时左右。对证据19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里原告认为是25个课时左右，是否是25个课时有没有相差一到两个课时原告也记不清楚了。对证据20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上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表格第二行、第三行被告转款日期这一栏相矛盾，被告课时不用完是不会提前交费的，更不会提前三个月交费；表格第三行2017年6月9日至8月底上课36个课时是事实并非子虚乌有。对证据21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上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已经在第一次庭审当中反驳被告，也在本次庭审当中再次做了说明：2016年课时费未用完，这里的2016年是指农历2016年年底，公历是2017年1月下旬，被告于2017年1月15日、16日转帐6000元，共计50个课时，那么在2017年2、3月份课时有余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被告至今仍在曲解2016年这个年份，混淆事实真相。对证据22，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给朱某的排课规律是每周一、三、五，2018年8月是上过课的，2017年5-8月王某给朱某和马珂涵授课的课时数是比较相近的。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4，被告对于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2、3、6、7、8，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4，系被告方手写的课时记录，被告提供的证据5，是王某老师手写的课时记录，上述课时记录，原告方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9、10、11、12、13、15、16、17、18、19、20、21，原告对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实质的内容存有异议。被告提供的证据22，原、被告一致认可的内容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其余内容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结合本案原、被告的争议焦点，本院对以上证据综合认证分析如下：一、2016年交纳的钢琴培训课时费是否还有结余，原告主张已经在2016年年底已结清；被告主张2016年其所交纳的课时费尚有结余且没有转至下一年度，且推断出尚余4320元。对该争议，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按照常理推断，如果2016年尚有几千元的课时费结余，被告方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2017年1月份向原告预交钢琴培训课时费6000元。因此，本院认定2016年被告方所交纳的钢琴培训费已经结清、培训完毕。二、2017年1-12月朱某实际接受钢琴培训的课时数为多少？原告方主张共计118课时（2017年1-6月初50课时+暑期36课时+9-12月32课时），被告方主张为82课时（2017年1-8月50课时+9-12月32课时）。对此，本院认为：1、被告于2017年1月交费6000元（50课时）后，又于2017年6月8日交费4320元（36课时），在2017年6月8日交费的时候，双方已经可以确定1-6月份实际上课的课时数，除非6月份有请假等情况产生；另根据被告提供的课时清单，2017年6月份朱某为正常上课状态；2、朱某的钢琴培训一般为每周三节课，2017年1-6月期间，寒假一个月左右时间不上课；3、被告于2017年6月8日交纳的4320元原告主张为暑期课时费；4、如果在2017年6月8日尚余课时费较多，被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预交4320元，如果按原告所说2017年6月初已经学完50课时（即6000元），那么2017年6月8日预交的不应当称为暑期课时；由此，本院认定，被告所在2017年1月份预交的50课时钢琴培训费应在2017年6月底使用完毕，也就是说，在2017年1-6月朱某实际钢琴培训课时数为50课时。关于2017年7-8月份实际上课的课时数，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这两个月，原告培训部的钢琴老师王某只给朱某和马珂涵两个孩子上课，原告按照课时费的一半给王某发工资，王某7月份的工资为2040元，8月份的工资为840元，也就是说王某在2017年7月给朱某和马珂涵两个孩子共计上课34课时，2017年8月给朱某和马珂涵两个孩子共计上课14课时；其中2017年7月份马珂涵实际上课课时数为21课时，2017年8月份马珂涵实际上课课时数为9课时；因此，可以认定，朱某在2017年7月实际上课的课时数为13课时，2017年8月实际上课的课时数为5课时；暑期课时共计18课时。原告主张暑期朱某上课36课时依据不足，被告方称朱某在2017年8月没有上课，也与被告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相符。2017年9月-12月，原、被告均认可实际授课为32课时；综上，朱某在2017年1-12月实际钢琴培训的课时数认定为50+18+32=100课时。三、2018年1-11月朱某实际接受钢琴培训的课时数：2018年1-6月，朱某实际上钢琴培训课46课时；2018年7-11月，朱某实际上钢琴培训课52课时。综上，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被告刘晓莹、朱某系母女关系。自2015年开始，被告刘晓莹为被告朱某在原告处报名钢琴培训课程。双方约定以预交课时费的形式购买课时，单价为120元/课时。2018年7月起，单价变更为140元/课时。2015年至2016年底的钢琴培训课时费已结清。2017年1月15日及1月16日，被告刘晓莹预交了50课时的培训费6000元；2017年6月8日，被告刘晓莹预交暑期课时培训费4320元；2018年1月2日，被告刘晓莹向原告支付钢琴培训课时费8640元，2018年7月1日，被告刘晓莹向原告支付钢琴培训课时费720元。2017年1-6月，朱某实际上钢琴培训课50课时，2017年7-8月，朱某实际上钢琴培训课18课时，2017年9-12月，朱某实际上钢琴培训课32课时。2018年1-6月，朱某实际上钢琴培训课46课时；2018年7-11月，朱某实际上钢琴培训课52课时。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举证及庭审陈述，本院已认定2017年1-12月朱某实际上钢琴培训课100课时，2018年1-6月朱某实际上钢琴培训课46课时，以上的课时费单价为120元，总计课时费17520元；2018年7-11月，朱某实际上钢琴培训课52课时，课时费单价为140元，总计课时费7280元；2017年1月-2018年11月，总共课时费为24800元。被告方已支付给原告的款项为6000元+4320元+8640元+720元=19680元。因此，被告方尚欠原告的培训费为5120元。案涉教育培训合同的主体系原告与被告刘晓莹，原告要求被告朱某承担付款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晓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约翰艺术培训服务部钢琴培训课时费人民币5120元。二、驳回原告义乌市约翰艺术培训服务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义乌市约翰艺术培训服务部负担7元，由被告刘晓莹负担1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小燕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代书记员 傅俊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