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3民终11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安伟，男，1972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超明，男，198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武胜县。上诉人刘安伟因与被上诉人尹超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2018）鄂0323民初2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阅卷、询问当事人，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安伟上诉请求事项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或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其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庭审程序中所有证人均证实被上诉人并不是实际施工人，并且被上诉人对本案的事实经过和证人的证词予以认可，尤其是对上诉人刘安伟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更予以认可，故被上诉人应当要承担法律责任和后果;2、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定性错误是导致上诉人增加诉累和诉讼风险的根本原因。本案应当适用法律关系中不当得利的案由，不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为双方之间并没有涉及《合同法》所确立的法律关系;3、一审程序中，由于上诉人刘安伟与被上诉人尹超明均是普通公民，对法律法规理解有误区。本案中被上诉人尹超明的女友谭艳系转账获取的厉害关系人。诉讼当事人对其权利和义务不明确，在没有依法执业的代理人为其代理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或者可以向当事人释明其诉讼风险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因此，一审中有遗漏当事人的事实。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尹超明为主张权利，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并未经上诉人刘安伟质证就直接认定：“证明原告支付的158560元系前期工程施工所需”。明显失去公平公正的程序。三、上诉人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直接汇入尹超明指定的（其女友谭艳）的账户上，属于社会交往中的相互信誉。刘安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被告尹超明返还工程款158560元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刘安伟以湖南鸿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的名义承包竹山县部分乡镇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后，于2015年10月将承包的部分工程交由张伟和被告尹超明施工。同年11月，案外人刘某经张伟、尹超明介绍，组织工人进行施工，直至工程完工。2016年1月6日，原告刘安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张伟转款60000元，2016年1月29日，原告刘安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被告尹超明女友谭艳转款158560元。2017年5月14日，刘某与刘安伟就已完成的配电工程进行结算，刘安伟应付刘某工程款600000元（含质量保证金60000元），在结算的同时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由刘某收回刘安伟前期转给被告尹超明的现金158000元、张伟的现金60000元以抵付工程款。后因刘某向被告索款无果，将原告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刘安伟与刘某之间是委托关系，刘某不能完成委托事项的后果由委托人刘安伟承担，为此判令刘安伟向刘某支付尚欠的工程款。现原告刘安伟以此前支付给尹超明的158560元工程款错误为由，请求判令被告尹超明予以返还。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称被告承包工程后没有实际施工，不应当获得工程款，已支付的工程款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被告则认为原告是按其完成的工程量支付的工程款，不应当返还。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周某、袁某、曾某、刘某出庭作证，前3名证人均证实没有见到被告尹超明到现场施工；证人刘某证实他是由被告尹超明引荐给刘安伟的工程监管人曾某的，并从尹超明手中接收了部分施工所需的工器具，尹超明还引导其到现场熟悉了施工环境，施工现场遗留有施工打桩的痕迹。同时，刘某还陈述其与刘安伟之间结算的60万元工程款不包括进场之前所施工的工程。被告尹超明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购买施工工器具的收据、支付工人工资的凭条、车辆加油费、领取施工材料单据、勘验图纸等若干份，以证明原告支付的158560元系前期工程施工所需，并非刘安伟所述转款错误的事实。一审法院另查明，案外人刘某以本案原告刘安伟、被告尹超明及张伟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4日作出（2018）鄂0323民初84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确认被告尹超明2015年10月承接配电工程并施工一段时间后，案外人刘某经被告介绍组织工人进行施工。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刘安伟称其2016年1月29日向被告尹超明指定银行账户转款158560元错误、被告承接配电工程后没有实际施工而获得工程款属不当得利，要求被告予以返还，依法应当向法庭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原告陈述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无法得出原告向被告转款错误及被告取得争议款项系不当得利的结论。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1.原告主张被告尹超明没有组织施工证据不足。经庭审质证，被告承接配电工程后实施的工程量虽然无法准确界定，但进行过实际施工的事实已经本院生效裁判所确认，在该案的庭审中，当事人对争议工程前期由尹超明、张伟负责施工，后期由刘某负责施工无异议；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刘某在法庭上也证实，他中途从被告手中接过争议工程，在施工现场看到有打桩的痕迹，故原告称被告尹超明没有实际施工与事实不符；2.原告没有向法庭提交向被告支付的158560元与向刘某支付的60万元工程款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根据原告与刘某结算工程款的协议可以看出，如果原告转给尹超明的款项包含在工程款60万元内，结算时应当直接从60万元中扣减，而不是委托刘某代收；且证人刘某在庭审中证实他领取的60万元与他人无关，足以证明本案争议与刘某后期施工结算没有关联；3.原告称其错误支付158650元没有向法庭作出合理解释。一是原告工程监管人员曾某对刘某中途进入施工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刘某2015年11月份进场施工与曾某见面到2016年1月2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已是数月有余，原告不知道实际施工人发生变化不合情理；二是原告向尹超明转款的数额较大，且数额精确到元，不可能不审查、不结算而贸然付款，同时也与按照施工进度支付工程款的惯例相矛盾；三是原告除向尹超明转款之外，还向张伟转款60000元，尹超明与张伟作为施工共同体，刘安伟向两人分别转款也不合理；4.被告尹超明为证明原告刘安伟打款158560元的用途系前期工程施工所需，向法庭提交的购买施工工器具的收据、支付工人工资的凭条、车辆加油费、领取施工材料单据、勘验图纸，以及刘某进场接受尹超明移交的工器具等事实，可以证实其辩解具有一定合理性。以上四点均可以看出，原告刘安伟没有向法庭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向被告尹超明转款的行为是基于认识错误，也没有向法庭提交证实尹超明没有进行前期施工的证据，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安伟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73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68元，由原告刘安伟负担。二审期间，刘安伟提供证据：2016年1月28日证明、通话记录、结算单，拟证明其和尹超明约定其把工程款给尹超明后由尹超明给工人但尹超明、刘某并没有支付工人工程款；尹超明质证意见为证据不清楚，不予质证。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但不论在二审中还是一审中，刘安伟均认可其将工程转包给尹超明。故尹超明取得价款有法律依据，刘安伟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不能支持。刘安伟上诉称：一审庭审程序中所有证人均证实被上诉人并不是实际施工人，但相关联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2018）鄂0323民初841号民事判决根据相关证据认定：“刘安伟与被告张伟、案外人尹超明口头约定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张伟、尹超明负责施工。张伟、尹超明施工一段时间后，在2015年11月份，原告刘某经张伟、尹超明介绍后组织工人进行施工，直至工程完工”，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案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诉讼费用1736元，由刘安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宇鹏审判员  王广泉审判员  袁 昆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徐恩田书记员李大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