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302民初6483号原告邓所定，女，汉族，1963年9月18日生住曲靖市麒麟区。原告陈娟，女，汉族，1985年1月17日生住曲靖市麒麟区。原告陈兵，男，汉族，1989年11月10日生住曲靖市麒麟区。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尹甜，云南恒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高红喜，男，汉族，1983年11月5日生住曲靖市麒麟区。委托代理人王琳，云南平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孙良彪，男，汉族，1976年6月4日生住曲靖市麒麟区。委托代理人杨家宝，云南毅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邓所定、陈娟、陈兵诉被告高红喜、孙良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所定、陈娟、陈兵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尹甜，被告高红喜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琳，被告孙良彪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家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死者陈某生前系曲靖市麒麟区三宝镇青峰村委会涂旗冲村村民，自2017年起至事发之前陆续跟随被告高红喜在麒麟区城区范围内从事绿化服务工作。2018年9月23日早上，陈某受被告高红喜安排，前往被告孙良彪位于曲靖市南片区别墅院坝内进行绿化服务时，被院坝内意外坍塌的挡墙砸倒在地，随即被旁人救出后送往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因急性创伤、呼吸心跳骤停抢救无效后死亡。同时，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潇湘派出所接到报警后，通过对现场当事人的调查了解，排除本案为刑事案件的可能，此后经调解被告高红喜先行向原告邓所定、陈娟、陈兵支付陈某的丧葬费用50000元，后续的赔偿事宜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故建议原告邓所定、陈娟、陈兵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追索解决。综上所述，原告认为陈某受被告高红喜的安排，前往被告孙良彪的别墅内提供绿化服务，在服务过程中因为挡墙意外坍塌造成死亡的结果，陈某与被告高红喜之间形成事实上的雇佣劳务关系，被告高红喜作为雇主，理应承担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的人身损害后果。同时，本案意外事故发生在被告孙良彪的别墅之内，被告孙良彪应系院坝内挡墙的产权人及实际管理人，挡墙发生意外坍塌明显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此外被告高红喜带人进入38幢第101号别墅院坝内进行绿化作业也是因被告孙良彪委托所致。故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16条、第17条之规定，被告高红喜、孙良彪应当为陈某的死亡结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现请求依法判令：1、由被告高红喜、孙良彪连带赔偿原告邓所定、陈娟、陈兵因陈某死亡所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食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合计为人民币903408元；2、由被告高红喜、孙良彪连带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告高红喜辩称：1、本案倒塌的墙体根本不存在“30cm深的回填土”，且墙下基础原来的草坪都还在，就更不可能存在死者与另一伤者刨开“30cm回填土”并下挖50cm墙体基础之说。在墙体尚未建造之前就已有一大堆废土堆放在混泥土硬化路面上，这堆废土并非“30cm深的回填土”，且与此同时在这大堆废土对面已堆放有一小堆土，也并非是被挖走的土方倒弃堆放位置。另外，墙的出土部分与入土部分的规格均为18墙，根本没有墙体基础。2、本案造成死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孙良彪所有的、刘某所施工的墙体倒塌所致，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孙良彪和刘某系直接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其不是侵权人，也无任何过错，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1)死者陈某系进行绿化服务时，因墙体倒塌致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结果系墙体倒塌所致，二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之规定，本案应由被告孙良彪与墙体施工方刘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答辩人对死亡结果无任何过错，亦并非造成死者死亡的侵权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孙良彪将工程发包给答辩人，明确约定是绿化工程，而本次提供劳务者受害之损害结果系建筑物坍塌直接侵权，并不属于绿化工程之范围。答辩人对该损害结果也无任何故意与过错。退一步讲，即便答辩人要与孙良彪负连带赔偿责任，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之规定可知，该连带责任属于不真正的连带责任，被告孙良彪与刘某系直接侵权人，依法应承担终局责任。3、本案系建筑物倒塌的特殊侵权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故被告孙良彪应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四）款“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被告孙良彪应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侵权责任。4、从法律关系上看，本案实际上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两个案由。一是侵权责任法律关系，二是雇主责任法律关系，一般应分别审理。但是由于：(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孙良彪与答辩人高红喜负连带赔偿责任，但该连带责任属于不真正的连带责任。被告孙良彪与案外人刘某系直接侵权人，依法应承担终局责任；(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复（1988）45号关于信用社违返规定手续退回给他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责任的批复》精神，对不负真正连带责任人可在同一案件中支持诉请；(3).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所以答辩人赞同本次开庭一并审理，同时希望法院裁判时明确最终责任承担问题，以减少诉累和节约司法资源。5、三被答辩人于诉讼请求中主张的部分费用计算有误，具体如下：(1).关于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农村户口标准而非城镇户口标准。(2).三被答辩人无任何证据证明被扶养人既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便以20年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不符合事实情况，也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3).三被答辩人既主张死亡赔偿金又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属重复主张，于法无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故三被答辩人同时主张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抚慰金属重复主张。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三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判决相关责任由被告孙良彪承担。被告孙良彪辩称：邓所定等三原告的亲属陈某2018年9月23日因答辩人位于金麟湾体育运动中心四期38幢第101号别墅院坝内的墙体坍塌砸伤后抢救无效死亡是事实。但该墙体并非原告诉称的档墙，而是紧挨着挡墙支砌的风景墙。风景墙也不是因质量问题坍塌的，而是因死者陈某和另一伤者在绿化工程施工过程中挖掘坍塌的。答辩人别墅的装修工程是分为土建、室内装修、室外绿化三个部分发包的。绿化工程是答辩人口头发包给高红喜的（高红喜系曲靖市麒麟区鸿敏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从事园林绿化设计、施工的相应资质)。工程的范围为栏杆、亭子、水景观等，工程价款为45000元。死者陈某和另一伤者正是在修造水景观工程过程中因开挖水景观基础时将土建部分的风景墙挖倒后受伤的。风景墙是此前10多天由土建工人修建完工的，是挨在石头支砌的挡墙上修建的一堵砖墙，出土部分的规格为18墙(即厚度为18cm)，入土部分即基础部分的规格为24墙（即厚度为24cm)。墙体宽为490cm，中间高，两端低，最高的地方为200cm，左、右两端高度均为150cm。墙体入土部分即基础深度为25cm，墙体支砌完工后基础部分又回填了30cm左右的土层。根据案发后答辩人到现场查看的情况，死者陈某和另一伤者开挖水景观的基坑时是零距离即紧挨着风景墙基脚开挖的，开挖时不但抱开了风景墙基脚约30cm深的回填土，而且抱开回填土后还往下开挖了50cm，即还比挡墙基础深了25cm；宽度为65cm。正是死者陈某和另一伤者开挖水景观基坑时没有与风景墙基脚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或开挖的深度超过风景墙的基础底部以及开挖过程中未对风景墙采取支护等防护措施，造成风景墙既失去底部基础的支撑又无支护设施等防护措施而坍塌。所以，风景墙不是因质量问题而坍塌的，而是被人为挖倒的。综上，风景墙不是自然坍塌的，而是死者陈某和另一伤者在开挖水景观基坑时挖倒的。水景观工程属于绿化工程的范围，绿化工程是答辩人发包给第一被告高红喜的，高红喜有从事绿化工程设计和施工的相应资质。死者陈某和另一伤者是高红喜招募雇请的施工人员，水景观的位置如何布局、基坑从哪里下、下多深、多宽、多长等均是高红喜与施工人员负责的事情，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只负责按约定向高红喜支付工程款。死者陈某的亲属邓所定等三原告以挡墙（实际是风景墙）存在质量问题为由将答辩人列为被告起诉并要求答辩人与高红喜一起对陈某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应依法予以驳回。退一步讲，即便陈某的死亡与答辩人有关，答辩人也不可能与高红喜承担连带责任，只能根据答辩人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甚至死者陈某生前属于农村居民，并未在城镇居住，也没有在城镇务工经商一年以上的事实，邓所定等三原告要求按照城镇居民计赔相关损失也于法无据。故，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三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户口册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抚恤补助领取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一份，用于证明死者陈某生前的身份情况，原告邓所定为死者陈某的配偶，原告陈娟、陈兵为死者陈某的子女，同时证明陈某系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年优抚补助金为6610元的客观事实。2、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病历、居民死亡医院证明书、户口注销证明各一份、火化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2018年9月23日，陈某在曲靖市南片区别墅院坝内从事绿化服务过程中被挡墙意外坍塌后砸倒，导致其急性创伤、呼吸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客观事实。3、现场照片三张，用于证明2018年9月20日，受被告高红喜的安排，陈某前往被告孙良彪位于曲靖市南片区别墅院坝内进行绿化服务时，被意外坍塌的挡墙碰倒在地导致抢救无效死亡的客观事实。4、证明两份、用工记录一份、不动产登记证书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陈某生前自2017年至2018年9月23日期间陆续与被告高红喜务工，双方形成事实上的雇佣劳务关系，且陈某因长期在曲靖市麒麟区城区内务工，居住在女儿陈娟家(世纪涛岸小区5幢2单元903号)的客观事实，证明也同时证实了邓所定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劳动能力.5、承诺书、被告高红喜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事发后，经双方就陈某善后事宜进行协商，由被告高红喜先行支付丧葬费5万元，后续赔偿以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为准的客现事实。6、收款收据四份、银联POS签购单两份、发票六份、曲靖殡仪馆服务项目服务清单一份，用于证明事发后，陈某亲属为其办理后事所开支在殡仪馆内的丧葬费用合计为9709元的客观事实。经质证，被告高红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中的抚恤补助领取证及证明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3、5、6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首先认为对两份证明及用工记录形式上的真实性以及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对其来源的合法性不予认可。最后，不动产登记证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仅凭该证据就欲证明死者生前长期居住在其女儿家，牵强附会，毫无事实依据。被告孙良彪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中的抚恤补助领取证及证明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意见，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不是意外倒塌，是由于挖掘倒塌的；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首先认为对两份证明及用工记录形式上的真实性以及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对其来源的合法性不予认可。最后，不动产登记证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仅凭该证据就欲证明死者生前长期居住在其女儿家，牵强附会，毫无事实依据；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火化费已包含在丧葬费里的，不应该重复主张。本院认为，原告提交证据1、2、3、5、6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明、用工记录及房权证能相互形成证据锁链，证实了死者陈某居住地和生活来源地均在城镇，但其不能证明原告邓所定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劳动能力的事实。被告高红喜针对其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被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适格。2、拍摄照片打印件七份，用于证明未砌墙之前已堆放有一堆废土，该废土根本不是回填保护土，且墙体出土规格与入土规格都是18墙，不存在24墙基础的客观事实。3、收据、收条各一份、门诊收费票据十份，用于证明在抢救死者陈某的过程中，高红喜先后垫付治疗费、检查费等993.5元，殡仪服务费3000元，并向三原告另行支付丧葬费50000元。经质证，原告对被告高红喜提交的证据1、2、3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孙良彪对被告高红喜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照片正好可以映证挡墙没有坍塌之前是有一堆回填土的，高红喜的施工人员是挖开回填土的；对证据3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被告高红喜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孙良彪针对其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孙良彪的诉讼主体资格。2、事发后拍摄的现场照片及事故原因解析图，用于证明：1、倒塌墙体（原告诉称的挡墙实际上是风景墙，风景墙后面那堵石墙才是挡墙，倒塌墙体不是挡墙而是风景墙）周围有被人为挖土作业的痕迹。由于挖土过程中没有对墙体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且挖土作业时零距离（紧挨墙体）挖走了墙脚的回填保护土及墙脚附近的原始土层，致使墙脚失去保护的同时还破坏了墙体底部的支撑受力环境，从而造成墙体倒塌、砸伤挖土作业人员的严重后果。2、紧挨风景墙开挖的基坑宽度为65cm，深度为50cm，挖掘深度还比风景墙基脚深约25cm（风景墙基脚深25cm）。结合现场遗留的锄头等挖掘工具和死者陈某及另一伤者当天被高红喜安排在现场挖掘基坑建造水景观工程的情况，可推定风景墙不是自行倒塌的，而是被死者陈某及另一伤者人为挖掘倒塌的。现场墙体倒塌的原因完全来自于施工人员人为挖掘。死者陈某及另一伤者作为挖土作业的施工人员因其自身的挖土作业行为导致墙体倒塌而受伤，是其自身挖土作业时缺乏安全意识和防护措施造成的，与风景墙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无关。3、企业信息公示报告（网络下载）一份，用于证明高红喜为曲靖市麒麟区鸿敏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具有园林绿化（景观）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资质。4、短信截屏打印件两份、通话录音光盘一份，用于证明绿化工程是案发前孙良彪以包工包料形式45000元口头发包给高红喜的（工程范围包括围栏、亭子、水景观等），案发后孙良彪已承诺向高红喜支付部分工程款20000元的事实。5、案发后到现场测量相关数据过程的照片两份，用于证明2018年11月17日11时至12时，孙良彪组织人员到位于金麟湾体育运动中心四期38幢第101号别墅院内现场实地测量别墅院内被死者陈某及另一伤者人为挖掘倒塌的墙体及墙体基脚等相关数据的测量过程。6、倒塌墙体尺寸的照片两份，用于证明墙体两侧高度为153cm，中间凸起部分高度为203cm（153cm+50cm）；墙体宽度为497cm，倒塌墙体基脚为24砖基础，最宽厚度28cm，墙体出土部分厚度为18墙即厚度18cm。7、开挖水景观基坑尺寸的照片两份，用于证明死者陈某及另一伤者挖掘水景观基坑长度为530cm；宽度为100cm；开挖深度70cm（回填保护土40cm+原始土层30cm）。8、挖掘工具的照片一份，用于证明死者陈某及另一伤者遗留在现场的挖掘工具（锄头和撮箕）。9、挖出土层堆放的照片一份，用于证明死者陈某及另一伤者挖走倒塌墙脚上面的回填土和挖掘基坑时的泥土堆放在现场的事实。10、现场测量笔录一份，用于证明参与现场测量的人员和测量过程。11、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证实：当时墙体是我找人砌的，不是挡墙也不是承重墙，只是一个装饰性墙体，挡住原先外观不好看的墙体。墙体成品高度中间是2米，两边是1.5米，长度4.9米，底部基础部分宽度24厘米，出土部分是18厘米厚度的砖。事发当天我是下午赶到现场的，事发前没有人通知过我那里要施工。后来物管就用摄像头把现场保护起来了。再后来接到法院传票后我与孙良彪征得物管同意到现场做了勘察，当时两位保安也在场，勘察的时候我们打开了一部分的倒塌墙体，倒塌的墙体前面的土已经被挖掉很深了。经质证，原告对被告孙良彪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现场照片第二张、第三张及有受害人陈某被砸倒的照片没有意见，其余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都不认可。认为照片不知道什么时候拍摄的，不知道其来源及无法认可证明目的。其次认为事故原因分析不是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证据类型，所主张的风景墙属于陈某等人施工挖掘坍塌的，只是被告及代理人的推测，且从事故原因分析中被告方回避了基本事实就是盖风景墙没有做基石基础，并且上述情况被告孙良彪在委托高红喜进行绿化作业时候并没有告诉高红喜，同时高红喜也没有告诉施工的陈某及另一伤者；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高红喜具备绿化合法资质，只能证明有绿化经营范围。且根据查明案件事实，被告高红喜是以个人名义口头约定，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加盖公司印章，更没有安排公司工作人员，并且预付工程款是通过微信私人转账的方式支付的，所以双方之间就是一个私人的绿化工程承包合同；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认为墙面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发包也是通过私人形式进行的，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预付工程款也是通过私人转账形式支付的；对证据5-10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事发是2018年9月21日上午9点半，被告孙良彪组织的现场测量是在2018年11月17日上午11点，其中间隔将近三个月，并且是在原告方向法院起诉后，在此期间当时风景墙倒塌的现场是否进行过人为设置或者破坏，被告方没有办法保证。现场测量组织人是被告孙良彪，测量人是风景墙的施工人员刘某，两人无法保证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进行，且组织测量时也没有通知原告参加。且本案现场测量并不是在案发后及时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测量，只是孙良彪的个人推断，不能作为依据。另根据原告调查了解，风景墙是施工方刘某根据被告孙良彪的施工图建成的，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基石基础，因此导致受害人陈某及另一个受害人在进行绿化作业中被坍塌的墙体砸中导致事故；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1、证人与被告孙良彪之间是工程发包方与承包方关系，并且被告孙良彪尚未结款，双方之间存在直接利益关系。2、证人刘某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为其证言将风景墙的倒塌原因归于陈某的挖掘，只能这么陈述才能推脱因为没有基石基础才造成风景墙倒塌的责任。3、证人的陈述中刻意回避和混淆风景墙没有基石基础的事实，这一事实才是导致本案风景墙坍塌的直接原因，故建议法庭对证人证人不予采信。被告高红喜对被告孙良彪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首先从形式上讲，该组证据中的现场照片以及事故原因解析图系被告孙良彪单方制作，因此该组证据本身形成过程的客观真实性存疑。另外从实质上讲，尽管事发后会在客观外界留下某些物品或痕迹，但拍摄照片以及事故原因解析图所反映的内容是否系孙良彪有意伪造，是否能客观反映待证事实，无从考证。该组证据第5页“事发前现场剖面图”所显示的“40cm-60cm回填土”纯属被告孙良彪虚假捏造，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回填土”。故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该证据的来源不具有合法性。最后，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做水景观工程使用锄头等挖掘工具是必须的，而被告孙良彪仅以其自己单方脱离现实制作的事故原因解析图，结合现场遗留的锄头等挖掘工具以及现场景观工程的情况就墙体系死者和另一伤者挖掘倒塌，此推定毫无事实依据，纯属主观臆断，强拉因果关系，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另关于事件本身不能完全还原事实，应当以调取的证据为准。即便存在所谓的回填土，但是并不是墙体的本身组成部分，实际上墙体是根本没有做基石基础的，不符合常理和相关建筑标准，并且该情况高红喜也不知情，且孙良彪也没有提供该组墙质量合格的证据，所以证据是无法证实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公司也没有收到任何款项，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头协议；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短信截屏是在事发之后12点后发生的，录音是事情发生后伤者送往医院才产生的，因为当时需要钱治疗伤者才收的钱，钱当时是给医院的医疗费的，无法排除是孙良彪为了规避责任而编辑的；对证据5、7、8、9、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认为这几组照片均系孙良彪自己组织人员进行拍摄，且照片拍摄系案发接近两个月后拍摄的，期间案发现场是否被人为动过手脚，无从考证。另外，这几组照片系局部拍摄，其记载内容片面单一，无法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案发现场的真实情况，仅以被挖区域长530cm、宽100cm，就证实挖掘作业时与倒塌墙体基础为零距离开挖，毫无事实依据。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区域是否是由死者进行开挖的无法得到证实；其次，对该组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不予认可；最后，该组证据所显示的墙体两侧高153cm，中间凸起部分高203cm，墙体宽497cm，恰好与被告孙良彪之前提供的证据“墙体砌筑方式及尺寸数据”图所显示的墙体两侧高150cm，中间凸起部分高200cm，墙体宽490cm相矛盾；对证据6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系被告人（墙的所有人和管理者）孙良彪和该墙体施工人刘某单方面制作，二者均没有相应鉴定资质，该证据形式真实性与记载内容的实质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同时，对该组证据取得程序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另外，该组证据欲证明参与现场测量的人员和测量过程之目的，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再者墙体的高度、宽度数据正好与证据2是相互矛盾不一致的。综上，被告孙良彪提供单方制作的图文、数据不真实、不合法不能采信；对证人证言认为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作为本案墙体的施工者，应当与该墙的所有者承担连带责任，法庭应当考虑追加成为被告，由于以上原因对于证人的证言部分是不予认可的，对其自身应当承担责任的部分证言不予认可，对其在作证过程中询问回答前后矛盾的部分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孙良彪提交的证据1、3、4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5、6、7、8、9、10反映了事故现场的真实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人证言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审理中，经原、被告申请，本院向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潇湘派出所调取了四份询问笔录。经质证，原告对询问笔录的三性无异议。被告高红喜对四份询问笔录认可以下事实：1、墙体的所有人和管理者，刘某系倒塌墙体的施工人，砌墙时二者未签订书面合同，仅达成口头协议；2、该墙体未做基石基础，是直接从土上铺砖砌的，业主孙良彪未要求砌墙时做基石，施工方刘某按图施工，也未主动做基石基础，且该墙体在短短一天内就砌好；3、2018年9月23日9:30左右，该墙体倒塌当场砸伤两人，其中一人于事发当天早上抢救无效死亡。被告孙良彪对四份询问笔录的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原、被告申请本院调取的四份询问笔录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审理中，经被告高红喜申请，本院向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潇湘派出所调取了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一份、现场照片7份。经质证，原告、被告高红喜、孙良彪对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照片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高红喜申请本院调取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照片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庭审与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被告孙良彪将其所有的位于曲靖市南片区房屋院内的绿化工程发包给被告高红喜。约定工程款为45000元，未签订书面合同。死者陈某系被告高红喜雇佣的工人。2018年9月23日早8时左右，死者陈某和另一工友到被告孙良彪的房屋院内进行绿化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死者陈某和另一工友因在风景墙前挖掘水景观基坑，致风景墙失去回填保护土的支撑而倒塌将陈某砸伤，陈某被送往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于12时26分死亡，于2018年9月27日办理了注销手续。陈某死亡后，产生丧葬费9709元。被告高红喜垫付了5万元丧葬费、993.5的医疗费、3000元的殡仪服务费，共计53993.5元。另查明，死者陈某生前系曲靖市麒麟区三宝街道青峰村委会涂旗冲村人，自2017年起在麒麟区城区务工，期间居住于其女儿陈娟位于世纪涛岸小区5幢2单元903号的家中。原告邓所定系死者陈某妻子，事故发生时年满55岁；原告陈娟系死者陈某女儿；原告陈兵系死者陈某儿子。事故发生时，死者陈某年满61周岁。本院认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是指在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前提下，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伤害的，在提供劳务一方向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被告高红喜系曲靖市麒麟区鸿敏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该公司具有园林绿化（景观）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资质，但被告孙良彪系将绿化工程发包给高红喜个人而不是发包给曲靖市麒麟区鸿敏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故被告孙良彪和被告高红喜系发包和承包的关系。被告孙良彪作为绿化工程的发包人，明知被告高红喜没有相应绿化施工资质仍将其工程承包给被告高红喜施工，因此被告孙良彪和被告高红喜对死者陈某的人身损害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死者陈某具有长期施工经验，应该具有施工安全谨慎注意常识和义务，其在施工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具有一定过错，应对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本院确认死者陈某应承担20%的责任，由两被告承担80%的连带赔偿责任。关于本案赔偿费用的计算标准。两被告都辩称原告为农村户籍，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损失，但原告所提交证据能证实其符合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损失，两被告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陈某死亡时，已年满61岁，故死亡赔偿金本院确认为588924元（30996元×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丧葬费本院确认为47844元（95688元÷12个月×6月）；食宿费10000元，因陈某死亡后，其亲属为操办丧葬事宜确实会发生费用，但原告主张过高，本院酌定为3000元。精神抚慰金本院酌定为2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原告所举证据无法证实原告邓所定系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应得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数额为：死亡赔偿金588924元、丧葬费47844元、食宿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2万元，扣减被告陈某预先支付的各项费用53993.5元，合计605774.5元。依据双方的责任比例，原告自身应承担121154.9元(605774.5元×20%)；二被告应承担484619.6元（605774.5元×8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高红喜、孙良彪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连带赔偿原告邓所定、陈娟、陈兵各项损失共计484619.6元。二、驳回原告邓所定、陈娟、陈兵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高红喜、孙良彪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许丽萍人民陪审员  杨丽华人民陪审员  姜兆荣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文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