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84民初1173号原告：叶仲明，男，汉族，1957年7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鹤山市。原告：吴怀喜，男，汉族，1966年11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叙永县。上述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丁龙，广东祥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伟常，男，汉族，1965年7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鹤山市。第三人：徐耀棠，男，汉族，1958年8月8日出生，住鹤山市，原告叶仲明、吴怀喜与被告张伟常、第三人徐耀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国华独任审判，于2019年5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仲明、吴怀喜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丁龙、被告张伟常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徐耀棠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故本案是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叶仲明、吴怀喜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人民币6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和财产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两原告于2018年3月1日与徐耀棠签订《林木买卖合同》，约定徐耀棠以14万元的价格将鹤山市XX镇XX村面积108亩山地的桉树林木转让给原告。2018年12月14日，被告张伟常以培育百香果为由向原告借用小块山地，结果将原告约20亩的按树林严重损坏，经双方协商，于2018年12月20日达成协议，被告同意赔偿原告6万元林木款，签订合同后15日内支付1万元，剩下5万元在三个月内付清。协议签订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均拒绝支付任何款项。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张伟常答辩称，1、关于两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是2018年3月1日两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林木买卖合同》，原告将时间做了改动，实际上是2019年3月1日签订的；2、关于我与第三人签订的《转租合同书》第七条约定，有20亩土地是由被告自行处理，即《林木买卖合同》是不包括该20亩土地的。我于2018年10月29日开始平整土地，两原告于2018年12月17日才找到我，说我毁坏了林木，需要我赔偿10万元，如果我不赔偿，两原告就说报警拘留我。我回复两原告说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两原告就说给三天时间我考虑。2018年12月20日，两原告就电话联系我是否同意赔偿，我就说我无法赔偿10万元，然后两原告就说我是乱砍滥伐，触犯了法律，后来我与两原告协商，达成需要我赔偿6万元的结果。于是我就于2018年12月20日与两原告签订了赔偿协议。在签订协议的第二天，我才认真看了协议，发现协议上记载的地址是“小官田庙背山”与我和第三人签订的《转租合同书》上记载的“小官田樟树下村小组担水坑”的地址不一致。2018年12月25日，两原告找到我说2018年12月20日所签订的协议不完善，要求我与两被告重新签订协议，但是我不同意，两原告就说要报警拘留我。直到2019年3月28日我就收到法院的传票资料；3、我方认为两原告改动《林木买卖合同》上记载的时间后到法院起诉我，我于2019年4月23日到中山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就跟我说先等法院有审理结果，再行处理。徐耀棠答辩称，《林木买卖合同》是于2019年3月1日签订的，我已收齐上述合同约定的14万元。我与被告签订的《转租合同书》约定的20亩地是包括在《林木买卖合同》的108亩林地中。经审理查明：涉案的坐落于鹤山市XX镇XX村委会担水坑面积为108亩的林地，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第三人徐耀棠，林权证号为2010林证字（鹤）第8405XXXX号。2018年9月19日，第三人徐耀棠出具《收据》一份，载：“叶仲明交购桉树、什树、绿化树合计140000元，交定金20000元，砍伐证批50000元，头砍一半付完，砍伐证后三个月砍完。”，该第三人在该《收据》上签名确认。2019年2月25日，鹤山市农林渔业局就上述第8405XXXX号林权证项下林地的林木向第三人颁发编号为鹤山市采字[2019]021XXXX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2019年3月1日，两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林木买卖合同》，第三人为甲方，两原告为乙方，约定：“一、甲方将自购座落在鹤山市XX镇XX村的山地、面积108亩现状（内有竹不包）林权证字（鹤）第8405XXXX号，地上桉树林木总价款拾肆万（人民币）元整，（小写140000元）出让给乙方砍伐。……”，双方分别在该合同上签名按指模确认。两原告分别于签订该合同的当日及2019年3月26日，向第三人转账支付50000元及70000元。至此，两原告向第三人支付购树款共计140000元（20000元+50000元+70000元），第三人于庭后对此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9月30日，第三人徐耀棠与被告张伟常签订《转租合同书》，第三人徐耀棠为甲方，被告张伟常为乙方，约定：“一、甲方将位于鹤山XX镇××村小组担水坑的山坡地壹佰零捌亩（108亩）转给乙方承租，……二、转租期限为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至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七、场里一切桉树，绿化树由甲方批下砍伐证和砍伐完后才就交给乙方使用，现有约二十亩可由乙方处理使用。……”，双方在该合同书上分别签名按指模确认。该合同签订后，被告即开始对该合同项下约20亩的土地进行平整。土地平整后，原告认为被告平整过程中砍伐了部分林木，双方协商赔偿事宜，于2018年12月20日两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载：“对方张伟常因损坏小官田庙背山桉树林约20亩，现经双方同意协议张伟常陪6万元给甲方叶仲明和吴怀喜买的林木款。现张伟常在本月15天内赔壹万元正，余下5万元在三个月内还清，以后不追究责任，签名后本协议生效。”，两原告和被告分别在甲方及乙方处签名按指模确认。现两原告认为被告毁坏了其购买的林木，应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向其进行赔偿，经催收未果，故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首先，两原告与第三人就涉案林地的林木签订《林木买卖合同》，该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关于《林木买卖合同》成立时间的问题，合同相对方第三人认为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1日，而两原告于庭后自认《林木买卖合同》实际签署时间为2019年3月1日，但称因其已于2018年与第三人徐耀棠谈妥林木买卖事宜并给付定金2万元，认为合同的时间应为2018年，并将《林木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涂改为2018年3月1日。虽然两原告已于2018年9月19日给付定金，但双方未签署书面合同也未履行主要义务，仅能说明此时双方具有合作意向，不能认定双方的林木买卖合同已成立，应以签订书面的《林木买卖合同》为准；而《林木买卖合同》签订后，两原告未经合同相对方即本案第三人同意或确认单方将签订时间修改为2018年3月1日，不发生合同变更的效力，故《林木买卖合同》成立时间应是实际签订时间即2019年3月1日。其次，被告与第三人就涉案的林地签订《转租合同书》，按上述同理，亦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再次，关于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庭审中，原、被告对该《协议》中的“庙背山”的描述有争议，两原告认为该《协议》中的“庙背山”约20亩林地是包含在其与第三人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项下小官田樟树下村108亩林地中，被告则辩称“庙背山”的林地不在其与第三人签订的《转租合同书》项下的樟树下村担水坑的108亩林地中。经法庭询问核实，第三人将其享有权利的林木及林地分别出卖和出租给原、被告，涉案的约20亩林地既包含在《林木买卖合同》之中，也包含在《转租合同书》之中，上述两份合同项下的林地范围及面积是相同的，即均为坐落于小官田樟树下村的林地108亩，故应认为原、被告《协议》中的“庙背山”约20亩林地应指向的是上述《林木买卖合同》及《转租合同书》项下同一位置的约20亩林地，而不应是与该两份合同无联系的坐落于其他位置的任何林地。原、被告的上述争议仅是双方对林地的名称认识不一致，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本院对被告的辩称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张伟常是否应向两原告支付赔偿款6万元的问题。两原告诉称原、被告签订了《协议》，认为被告应按约定赔偿6万元，被告则辩称该《协议》是其受两原告胁迫所签。故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上述《协议》是否对原、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首先，对于被告辩称的受胁迫签订该《协议》，因被告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举证，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被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9月30日签订《转租合同书》，先于两原告与第三人于2019年3月1日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而上述《协议》签订的时间在2018年12月20日，由此可见，原、被告签订该《协议》时，两原告尚未与第三人签署林木买卖的书面合同，更未取得对涉案土地之上林木的权利，此时该林木的权属人仍为第三人徐耀棠，无论被告是否毁坏涉案的约20亩林地的林木，两原告在未获得权利人第三人徐耀棠的授权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都无权就该涉案林木主张任何权利，其与被告签订该《协议》应属无效合同，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原告依据《协议》请求被告赔偿6万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叶仲明、吴怀喜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50元、保全费620元，合共1270元（原告已经预交），由原告叶仲明、吴怀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国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王青书记员李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