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36079号原告：吴安妮。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敏，上海儒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海华，上海儒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立芳。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菁，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华琪，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安妮与被告王立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安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敏、袁海华，被告王立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菁、华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安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付的税费人民币(币种下同)354,095.1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购房款4,409,200元；3、若原告胜诉，法院退还原告诉讼费。以上1-2项合计：4,763,295.1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年底，原告通过中介得知，被告位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XX弄XX花园XXX号XXX室房屋挂牌出售。当时这套房子的市场价格12,000,000元左右，而被告称其房屋上有超过200平方米的违章建筑，且政府、开发商允许这样做，市场价值远远超过5,000,000元。原告去实地看房，并得到了被告方对于虽有违章建筑但肯定能过户，且以后也能出卖的承诺。基于被告方的这一承诺，原告同意以12,000,000元购房，再加5,000,000元购买违章建筑的方案来购房。2016年1月17日，原、被告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坐落在闵行区XX路XXXX弄XX花园XXX号XXX室的房屋，建筑面积316.86平方米，价款12,050,800元。同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约定总价16,460,000元，其中房屋总额为12,050,800元，装修及全套家具家电(除一张床垫)总额为4,409,200元，同时约定了付款日期。虽然《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中约定,装修及全套家具家电(除一张床垫)总额为4,409,200元。但房屋是最基础的简单装修,根本就不值4,409,200元。这是违章建筑的作价,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购房过程中,原告委托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了价格评估。并在2016年3月出具《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告》,该报告对该房屋的市场价值为12,500,000元。2016年3月15日,原、被告至房产交易中心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被告不顾合同约定,拒付应由其缴纳的税费。原告为先顺利完成过户事宜,不得不为被告垫付了相关税费354,095.10元。2016年7月19日,原告收到A镇住宅小区拆违和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放的《A镇拆违和环境综合整治告知书》,告知涉案房屋天井、庭院处存在违法建筑。现该违章建筑将被相关部门拆除,如果不拆除的话,房屋的出卖将受到限制。故原告将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由于被告方的误导,导致这样巨大财产损失的后果要原告一方承担,明显不公平。综上所述,为维护公平秩序,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避免原告不必要的损失,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王立芳辩称，不同意全部诉求。一、关于税费，全部税费由原告这一买方承担，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涉案房屋交易时，买方承担全部税费是市场惯例，所有的税费由买家承担是上海市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习惯做法，而且双方也约定了净到手价，双方是无异议的；二、这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合同上的税费交易条款是双方自行打印的，未进行更改，但事实上双方有约定，原告支付了所有的税费，不存在垫付的说法或者约定，在交易完成后，双方书面确认权利义务终止，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三、自起诉之日之前，原告均未向被告主张过税费。故双方的这一约定符合当时的市场习惯做法。另外，诉求二中的款项是双方做的阴阳合同，在2016年2月7日签订过一份格式一样的房屋买卖合同，价款6,900,000元，6,860,000元是装修家电总额，但由于这一合同的价款太低，故未通过交易中心的审核，故双方重新签订合同，房款为12,052,000元，装修家电总额为4,409,200元，故双方是做低房价的做法，不存在装修家电款，装修及家电也不可能有这一价值。被告与德佑房产签订了独家代理协议，2015年下半年及2016年初的市场是上涨的趋势，故双方的房屋买卖不可能是降低。双方的房价是真实的，所谓的违章搭建根本不在于房屋总价中，如果违章搭建也在总价中，那每平方米只有38,000元，这是不可能的低价。原告自行决定带有违章搭建的房屋，过户后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原告女儿与被告丈夫的聊天记录中也可证明违章搭建是原告明知的，根本无法反映原告的说法，被告也一再提示对于违章建筑的风险，是原告自行选择购买涉案房屋。且在本案补充协议中，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有实际损失。即使未来有违章搭建的房屋造成的损失，在房屋过户后，也应由原告自行承担。2017年4月原告曾向闵行法院提出过诉讼，于2018年年初予以撤诉，原告有滥用司法诉权之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月7日，原告(买受人、乙方)与被告(卖售人、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乙方购买甲方位于XX路XXXX弄XX花园XXX号XXX室的房屋，房屋总面积为316平方米，总价16,460,000元，其中房屋总额为9,600,000元，装修及全套家具家电(除一张床垫)总额为6,860,000元。双方约定付款方式如下：乙方于2016年1月8日前支付甲方2,500,000元；乙方于2016年1月12日前支付甲方500,000元；乙方于2016年1月20日前支付甲方1,500,000元；乙方于2016年2月22日前支付甲方2,000,000元；乙方于2016年3月15日前支付甲方2,780,000元，贷款6,720,000元，当天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过户。剩余尾款460,000元乙方应于2016年7月11日之前支付给甲方。2016年1月17日,原告(买受人、合同乙方)与被告(卖售人，合同甲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合同约定：第一条、甲、乙双方未通过经纪机构居间介绍，由乙方受让甲方自有房屋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房地产座落于XX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建筑面积316.86平方米。第二条、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房地产转让价款共计12,050,800元。第四条、甲、乙双方同意,甲方于2016年7月11日前腾出该房屋并通知乙方进行验收交接。乙方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的3日内对房屋及其装饰、设备情况进行查验。第八条、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应按国家及本市的有关规定缴纳税、费。签订上述买卖合同的同日，原告(买受人、合同乙方)与被告(卖售人、合同甲方)签订《房屋买卖补充合同》一份，约定乙方购买甲方位于XX路XXXX弄XX花园XXX号XXX室的房屋，房屋总面积为316平方米，总价16,460,000元，其中房屋总额为12,050,800元，装修及全套家具家电(除一张床垫)总额为4,409,200元。双方约定付款方式如下：乙方于2016年1月8日前支付甲方1,420,000元；乙方于2016年1月12日前支付甲方1,580,000元；乙方于2016年1月20日前支付甲方600,000元；乙方于2016年1月21日前支付甲方20,800元；乙方于2016年2月22日前支付甲方2,000,000元，乙方于2016年3月15日前支付甲方2,309,200元，同时办理贷款8,430,000元。剩余尾款100,000元乙方应于房屋交接之日支付给甲方。另查明，双方签订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后，原告陆续向被告就涉案房屋支付购房款，从2016年1月8日至2016年3月22日止，共计支付款项16,460,000元，其中100,000元由原告女儿蔡某某代付。出具日期为2016年3月22日的收条中载明收到由案外人蔡某某代原告吴安妮支付购房款100,000元，张颖代房产所有人王立芳收取相关款项，收条上的收款人张颖与本案被告王立芳系夫妻关系。原告提供的收条上另有“确认支付给王立芳购房尾款100,000元至今付清全部房款”的字样，并由原告吴安妮签字。双方在庭审中均出具收条原件，两份收条原件不相符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出具“就此双方购房产生权力义务终止，房屋全权移交至乙方”的协议，其中原告出具协议原件上另有“对未了事项，争取在半年之内解决”的内容，但被告出示的原件中没有上述内容。再查明，在上述房屋买卖过程中，根据原告陈述，其共计支付购房税、费金额为501,223.10元。其中2016年3月15日，缴款人为被告王立芳的税收缴款书支付金额为353,461.10元，付款人为被告王立芳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支付金额为634元，合计354,095.10元，上述税款的实际缴款人为原告。涉案房屋于2016年3月份完成了产权过户。庭审中，双方均提供了部分彼此之间沟通的微信截图，系原告女儿与被告丈夫就涉案房屋买卖事宜进行沟通，其中对于违章搭建有所涉及。另查明，2016年7月19日A镇住宅小区拆违和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A镇拆违和环境综合整治告知书，就涉案房屋，经排查，天井、庭院存在违法建筑，限于2016年8月15日前对上述违法行为自行整改，因个人原因存在自行拆除困难的，可申请镇有关部门予以助拆。如逾期未整改的，A镇人民政府各相关部门将进行集中整治。2016年11月9日，上海市闵行区A镇人民政府出具附有违法建筑的房屋认定书，内容为涉案房屋被认定为附有违法建筑的房屋，该房屋附有违法建筑的情况将在房地产登记簿上记载。拆除附有违法建筑前，房地产登记机构不予办理该房屋的相关房地产登记。涉案房屋现登记于原告名下，其违章搭建部分至本案庭审时尚未拆除，原告庭审中表示，虽未拆除，但由于已进行告知，故随时可能被拆除，若原告另行出售他人，必须先行拆除违章搭建后才能办理过户手续。另再查明，本案所涉房屋曾于2015年8月24日由被告王立芳与案外人德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限时出售独家代理协议，委托代理期限自2015年8月24日至2015年11月8日。庭审中原告提供涉案房屋同一小区87号2002室房屋于2015年10月20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建筑面积为316.86平方米，成交价为9,500,000元。另原告提供涉案房屋装修申请表、建筑平面及承重墙布置示意图、平面布置图，并提供涉案房屋物业公司即上海复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此证明被告王立芳于2015年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之时，物业公司曾就涉案房屋搭建违章建筑进行提示及阻止，但最终不了了之。另外，原告曾就相同诉讼请求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沪0112民初9976号，该案于2018年4月27日由原告申请撤诉。针对以上事实，原告吴安妮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购买涉案房屋，建筑面积为316.86平方米，价款12,050,800元，第三点第八条约定，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应按本市有关规定缴纳税费，故诉求一原告有依据可向被告主张。2、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约定总价16,460,000元，其中房屋总价为12,050,800元，这也包含了违章搭建的部分，对于原告来说，诉求二是有依据的。装修及全套家电除一张床垫外总额为4,409,200元，同时约定了付款日期。3、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告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在2016年3月的市场价值为12,500,000元，与证据2相呼应。4、原告支付购房款凭证一组，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购房款共计16,460,000元。5、原告女儿代付购房款的情况说明及身份证明一组，证明原告女儿即案外人蔡某某代付100,000元。6、购房税、费缴款书一组。7、原告支付购房税、费的明细及凭证，证明原告为顺利过户涉案房屋，支付购房税费等共计501,223.10元。8、A镇拆违和环境综合整治告知书一份。9、A镇政府附有违法建筑的房屋认定书一份，证明当时违章建筑的过户能过户到原告，但原告却无法过户给下一家，包括原告还要进行拆除等，这导致了原告的损失，证明了涉案房屋存在违章建筑。10、限时出售独家代理协议一份，证明被告将违章建筑一并作价为购房款。11、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被告未明确告知原告存在违章建筑，而是一再催促原告交易。12、原告邻居于2015年12月在相同面积的情况下购买房屋时13,000,000元的交易价格，不包括违章建筑在内。13、2016年3月2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一份，原告与被告丈夫约定，被告提供的是复印件，原件上应多一行“对未了事项双方争取在半年内解决”。14、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涉案房屋同一小区87号2002室)，证明原、被告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无违章建筑的相邻房屋成交价格为9,500,000元，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在10,000,000元左右，涉案房屋17,000,000元，其余的房款是违章搭建的面积出售给了原告。15、物业公司调取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物业公司并未允许涉案房屋业主搭建违章建筑，业主在搭建违章建筑时，物业等部门前去劝阻未果，故对于违章搭建被告是明知的。16、建筑平面及承重墙布置示意图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的原始布置方式。17、平面布置图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的原始布置方式。18、营业执照的照片一份，证明皇都花园是物业公司现在是上海复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9、装修申请表一份，证明告知不能随意敲承重墙，搭建违章建筑，被告在2015年已经知道涉案房屋不能搭建违章建筑，故被告在签订合同前就明知涉案房屋存在违章建筑。被告王立芳对原告吴安妮所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合同上的房价款是为了做低房价的做法，真实房价为1,600,000元多，税费条款是自行进行交易的，是原告从网上下载了格式条款，双方未进行修正，但双方的履行是由原告承担税费来履行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是为避税而做的阴阳合同，当时签订过两份类似的合同，原告提供的是第二份，第一份房价过低而无法通过交易中心的审核；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是为了办理贷款而做出的，是为了迎合做低房价的做法而制作的；对证据4-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7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的真实意思，不是代替被告；对证据8-9真实性不清楚，关联性即使证据是真实的，那原告在过户前明知存在违章建筑，在过户后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17,500,000元的价格符合市场行情，当时市场处于上涨趋势。对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明了被告告知了原告有违章搭建，其女儿也询问过相关人员。对证据12的情况说明真实性无法确认，关于关联性，即使证据是真实的，涉案房屋所在小区的房屋交易存在大量的避税行为，故不能真实反映，证据中的房屋成交于2015年12月的毛坯房状态为13,000,000元，2016年年初涉案房屋成交，而且是带装修的，成交价格反而低于证据中的房屋，这不合理，而且当时市场是处于上涨的趋势。对证13真实性不认可，被告可以在举证时提供原件。对证据14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关联性存在异议，该房屋与涉案房屋的价格不具有可比性，房屋品质不一样，2002室和本案涉案房屋朝向不同，涉案房屋朝南，2002室朝北，2002签约日期是2015年10月，比涉案房屋早签订，当时房价一直处于上涨期，另可能存在做低房价避税也是常见的，9,500,000元的成交价格未必真实，涉案房屋合同约定是12,050,000元，实际成交价格是1,646,000元，故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5情况说明真实性不清楚，关联性有异议，情况说明和皇都花园申请表一起质证，2015年所谓的搭建违建，项目是简装，涉案房屋漏水，需要修复漏水，故要装遮雨棚，后经过几方的劝阻，被告发现是开发商的问题，并非是阳光房漏水，故没有进行雨棚的搭建。对证据16-17中的2份平面图真实性无法判断，如果真实，原告的证明目的不存在，这2份图纸和后面的情况说明不存在任何的关联性，图纸是购房之后第一次整体装修的图纸，即使有相关的备注也和2015年的装修无关，几份证据和本案无关系，阳光房在第一次装修时一并搭建，被告从未否认阳光房是无证建筑，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也告知过原告，原告是实地看房，对此均是明知，被告是整体的出售行为，不存在分割出售的情况，从未对违章建筑进行作价出售。对证据18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没有原件；对证据19申请表的真实性不认可，所有的申请都是装修公司的人申请，被告从未见过。被告王立芳针对其上述辩称，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5年8月24日限时出售独家代理协议一份，证明被告与案外人B公司签订独家代理协议，按照2015年底至2016年初的房价上涨态势，本案涉案房屋在2016年年初的交易价格不可能是12,000,000元。2、收条一份，证明2016年3月22日原告支付100,000元尾款，双方明确约定至此权利义务终止，原告从未提及所谓的税费问题，原告认可承担税费。3、2016年1月7日房屋买卖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为避税而做低房价，签订了合同，约定房屋总价为16,460,000元，其中房款9,600,000元，装修及全套家电价格为6,860,000元，但因未通过交易中心的审核，故双方重新签订合同，主合同房款为12,050,800元，装修及全套家电调整为4,409,200元，总价仍为16,460,000元。4、原告女儿与被告丈夫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原告女儿明知违章搭建，被告也明确告知要求原告考虑清楚，可见原告对屋顶违章搭建一事是明知的，且最终自行决定购买。5、原告第一次起诉的起诉状一份，证明原告以相同事实、相同证据、相同诉请反复提起诉讼，存在滥用司法资源、骚扰被告之嫌。原告吴安妮对被告王立芳所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中2015年8月24日至2015年11月8日的独家代理协议时间中，由于房价太高，故房屋未出售成功，故原、被告是跳过中介自行买卖的，故恰恰证明了房价不可能这么高。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又加了一句，故对被告的说法有异议，且证2双方出示的原件是不同的。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原、被告之间对于总房价是无异议的，但原告认为违章搭建是包含在总房价款中的，不可能是被告白白送给原告的。根据原告邻居房屋出售价格的参考下，故原告主张对于违章建筑的已付款，被告应予以返还。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双方对微信的理解不一致，被告在微信中对违章建筑表示不会拆除，让原告自己考虑，被告存在不公平的、欺骗性的行为，故原告提出本案诉讼主张。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所说，原告是为了补足材料再行起诉，而不存在滥用司法资源的说法。本院结合原告吴安妮、被告王立芳对证据的举证及质证意见，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认为原告吴安妮、被告王立芳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及相关协议依法成立，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合同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全面善意地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相关税费。首先，双方所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八条对交易税费确实有所约定，即原、被告双方应按国家及本市的有关规定缴纳税、费。该条约定明确了房产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税费，应根据国家税费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确定缴纳义务人。而对于房屋购买方而言，房屋买卖所涉的税种主要是契税、印花税和房产税等；对房屋出售方而言，所涉税种主要是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等。而双方合同中并未对于税费承担作出特别的约定，对于税费承担理应遵循约定优先，法定补充的原则。在缺乏合同明确约定税费承担的前提下，对于税费的承担理应按照国家税费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确定税费的承担主体。其次，虽然被告辨称本案房屋系为跳中介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且根据市场交易习惯，被告为净到手价，所有税费均由下家原告负担，但被告对此辩称并未加以举证，故本院对于被告提出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房产税费的负担作为房屋买卖交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交易双方应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予以充分重视，本案被告在出售房屋之时，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有完全独立、自主的理解与认识，合同内具体条款的约定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在本案中双方就涉案房屋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税费按照国家规定各自承担，而原告所主张的应由被告缴纳的税费分别为353,461.10元及634元，合计金额354,095.10元，上述税费种类属于应当由房屋出售方即被告应当承担的营业税及交易税，然上述税费实际是由原告所垫付，若由原告承担上述垫付的税费，显然与合同约定不符，加重了原告作为买受人的税费义务，与合同约定及国家税费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符，故本院认为原告有权主张要求被告返还其所垫付的应由被告承担的营业税及交易税合计为354,095.10元，对于该诉请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有权主张要求被告返还部分购房款。首先，根据本案庭审查明事实，原、被告双方就涉案房屋进行交易的真实价格应为16,460,000元，双方买卖合同上约定房价12,050,800元显然是为避税而故意做低房价，原、被告双方故意做低房价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约定应属无效。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及协议中除买卖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格外，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于法不悖，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故协议中装修及全套家具家电(除一张床垫)总额为4,409,200元中该款的性质为涉案房屋房款的一部分，并非真实的装修及家具家电费用。其次，原告称上述4,409,200元虽为涉案房屋房款的一部分，但该款项所指向的是房屋中关于违章搭建部分的房款，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对于违章搭建部分是否有对应的独立的房款均未有涉及，且该部分违章搭建在签订合同及协议的整个过程中均真实存在，原告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应对房屋内部结构、房屋是否存在违章搭建等情况进行充分地了解，在对房屋的权利瑕疵等进行审慎决定之后才作出是否购买涉案房屋的决定。再次，现双方针对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房屋已实际过户至原告名下，原告在房屋整个交易完毕之后才收到相关拆违整治告知书。根据庭审中原告所陈述的内容，现该违章建筑并未实际拆除，虽然相关部门发出了拆违整治告知书，但是相关部门并未有实际的拆违行为，故相关部门发出的整治告知书并未对原告就涉案房屋的实际居住构成实质性的损害，故本院原告认为其将遭受的巨大损失还未实际产生。按照现行的房屋交易规定，若原告需要对涉案房屋进行再次交易转让，需要先行拆除相应的违章建筑，再经过相关部门确认后，撤销相关行政注记之后方能进行房屋的交易转让。故本院认为目前无法从原告提供的房屋价值评估报告中去判断涉案房屋的价格是否因为存在违章建筑的行政注记，进而对涉案房屋的交易转让价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本院也注意到涉案房屋中存在违章建筑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利益，是个人的动产与劳务结合在一起，虽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但对于公民所享有的财产之外的利益，在法律上也应该受到保护。即使已经由国家机关认定为违章建筑，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作出拆除决定之前，任何人不能随意拆除或者破坏他人的违章建筑。在某些情况下，违章建筑人可以通过补办手续的办法，从而取得合法的权利。但就本案目前而言，由于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中对于违章建筑的部分并未确定具体的对应价格，但是并不影响违章建筑可以作为交易的客体，原告购买涉案房屋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考虑到违章建筑本身对于其而言仍存在较大的使用价值，或者说原告所实际支付的购房款中确实涵盖了对于违章建筑实际使用价值的考量，但是由于违章建筑本身属于非法建筑的性质，房屋出售价格中亦无法进行有证建筑面积与违法建筑面积的比例区分，故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返还相应的房款缺乏相应的合同依据，对此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立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吴安妮所垫付的税费以354,095.10元计；二、驳回原告吴安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2,453.18元，由原告吴安妮负担11,226.59元，由被告王立芳负担11,226.5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锋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许婵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