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4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道菊，女，1992年10月23日出生，彝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砚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1，女，2008年11月9日出生，彝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学生，住云南省砚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2，女，2018年11月9日出生，彝族，云南省砚山县人，住云南省砚山县。法定代理人：王道菊，系田某1、田某2母亲，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田绍全，男，1949年11月4日出生，彝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砚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加凤，女，1957年8月13日出生，彝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砚山县。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于鸿，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前方，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砚山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江那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600709896588K。负责人：肖洪昆，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蓉蓉，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加拥，男，该分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琼，女，1985年5月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初中文化，居民，住云南省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贵兵，云南诚鸽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光贤，男，1975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保斌，男，缘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茂武，男，1987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银，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市凤凰路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09829203J。法定代表人：黄兴仓，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蓉蓉，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家凤（以下简称王道菊五人）、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砚山分公司（以下简称砚山电力公司）与被上诉人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及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山电力公司）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砚山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2民初1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4月26日依法组织上诉人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及其代理人魏于鸿、张前方，砚山电力公司代理人黄蓉蓉、吴加拥，被上诉人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及文山电力公司代理人黄蓉蓉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道菊等五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认定受害人田仕发生前已居住在砚山县城满一年以上的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四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其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则是指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除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由此，虽本案受害人田仕发生前其户籍登记于砚山县八嘎乡牛落洞村委会木瓜果组，但其已经于2016年初即外出至砚山县城务工并租住房屋直到触电事故发生之时，其已经连续在砚山县城居住满两年，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视田仕发的经常居住地为砚山县城。对以上事实，一审法院于一审判决中并未予以认定；二、一审法院证据采信不当，上诉人提交的租房协议及其相应证明应当作为案件的定案依据。结合本案件的客观事实，受害人田仕发系在砚山县城内被熊光贤雇佣，且在雇佣期间熊光贤并未提供食宿。结合客观常理，如果田仕发并非居住于砚山县城，其也不可能每日往返于八嘎与干河距离甚远的两乡镇之间，且其外出务工时间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以及租房协议时间能够相互印证，协议以及证明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三、一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受害人田仕发触电死亡造成的损害赔偿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被上诉人张春琼、任茂武、熊光贤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受害人田仕发死亡损害赔偿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2．被上诉人张春琼、任茂武、熊光贤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作为房屋所有人的张春琼将房屋完全发包给不具备建筑资质的被上诉人任茂武，任茂武另将钢筋分包给亦不具备从事钢筋作业资质的熊光贤，由熊光贤雇请田仕发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造成田仕发触电死亡，依据上述法律之规定，发包人张春琼、任茂武即应当与雇主熊光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被上诉人张春琼、任茂武、熊光贤已支付田仕发的丧葬费用不应于本案中一并处理。首先，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上诉人就田仕发死亡的丧葬费用由于被上诉人已经支付故而在诉讼当中并未提出诉求，根据上述原则，在被上诉人未反诉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不应主动对上述费用的支付事宜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其次，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就公民间因合同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法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即可判定合同的合法有效性。就田仕发死亡后产生的调解协议系司法部门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平等、自愿原则上就田仕发丧葬费用支付事宜而达成，并未违反任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的履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系被上诉人自愿支付给上诉人田仕发的丧葬费用。砚山电力公司、文山电力公司答辩称：受害者的赔偿费用不应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我方认为受害人的计算标准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在城镇居住及收入、消费满一年，所以上诉人的赔偿不应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上诉人在一审时的诉请没有请求丧葬费，一审判决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张春琼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田仕发死亡造成的损害赔偿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实属缺乏事实依据和对法律的理解错误。本案中，一审法院对被答辩人提出的田仕发在城镇居住满一年的事实进行核实调查，各被告人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只能根据被答辩人所提供的证据进行予以认定是否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事实，但被答辩人提供的租房协议和证明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也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其所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予以印证其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依法未予以采信完全正确。既然未采信该证据，当然，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事实也就不能加以认定，也就不属法律意义上的遗漏案件事实的认定，更不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故此，被答辩人显然是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实属是对法律的理解错误或者是故意误导二审人民法院，其上诉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另外，既然被答辩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田仕发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事实，当然，其造成的损害赔偿也就只能根据田仕发的户口性质予以确定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计算，故此，一审判决认定计算标准正确，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二、一审法院以答辩人建房未获批准和将房屋承包给不具备资质的任茂武施工为由判决答辩人承担责任和支持交通费600元及精神抚慰金3万元，实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予以纠正并认定答辩人不应对本案承担责任。首先,被答辩人是以触电事故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属于侵权之诉，客观事实上，田仕发电是因触电身亡，但答辩人并非是电力的产权人或者管理人，也并非是答辩人实施的行为引起触电事故，显然不是实际侵权人，完全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另外，田仕发并不是答辩人雇请的工人，客观事实上，答辩人与田仕发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且本案也不是合同之诉。据此，答辩人对本案不应承担责任。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答辩人与任茂武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答辩人属于定作人，对其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或者自身损害的，根据上述法条规定，答辩人对本案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再次、对于答辩人张春琼来讲，本案并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只要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张春琼的行为对本案触电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就不应承担责任。答辩人没有经过审批建盖房屋是事实，但是未经审批建盖房屋的行为并非是导致触电事故的必然结果，其违规行为是行政处罚的范畴，不能以此作为承担责任的评判标准。另外，答辩人将房屋承包给任茂武进行建盖，交付的是建盖好的房屋，而并非是交付劳动力，显然对其房屋的建盖过程不需要进行监督或者指示，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答辩人对其房屋的建盖过程进行监督或者指示，当然也就不存在指示存在过失之说。再者，《建筑法》第83条第3款：“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熊光贤答辩称：1、我们认为本案中死者的损失不应该按照城镇居民计算，因为死者是农村户口，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应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就应该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死者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我方当事人并没有提供食宿，不代表死者在城镇生活，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死者在城镇生活不满一年以上，收入及支出没有全部都来源或支出在城镇；3、我们认为上诉人主张的连带责任不在二审法院的审理范围，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诉状中，仅仅要求五被告赔偿损失，没有要求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连带责任属于上诉人在二审中的新的主张，不应该得到支持；3、丧葬费属于上诉人的经济损失，我方已经支付了丧葬费用，在计算时应该进行扣减，一审法院对丧葬费用的计算方式是合理的。任茂武答辩称：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应该得到支持，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砚山电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涉及金额：81438.7元），依法驳回王道菊五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未正确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原审被告之间各自的责任承担比例分配不公。一、涉案高压线距事故发生地建筑物的距离符合国家标准，上诉人已充分尽到了相关的运维管理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法院未正确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对上诉人存在的减轻或免责责任的情形未充分考虑，判决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比例过高。（一）根据《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GB50061-2010）第12.0.7条之标准：人口密集地区3KV-10KV的，导线与地面的最小距离为6.5米，人口稀少地区3KV-10KV的，导线与地面的最小距离为5.5米；第12.0。9条之标准：线路电压3KV-10KV的，导线与建筑物间的最小垂直距离为3米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之规定：“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如下：1-10千伏1.5米”。本案中，一审法院经组织现场勘查，已认定上诉人涉案高压线的架设无任何过错。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高压电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的会议纪要》第一条“人民法院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等有关法律规定，依法公正审理高压电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正确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同时依法注意减责或免责情形在实践中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不可抗力；（二）用户自身的过错以及《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故本案中上诉人在不存在任何过错且受害人、其他被上诉人存在一定过错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判决承担20%的比例过高，未充分考虑其他被上诉人、受害人的过错情形在本次事故中的责任大小及上诉人存在的可减轻的情形，与本案实际状况不符。二、被上诉人张春琼、任茂武、熊光贤应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不应各自仅承担20%的赔偻责任。（一）本案中，张春琼存在较大过错，依法应承担本案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春琼无视上诉人的安全提示，在上诉人已充分提示其建盖的房屋与高压线路安全距离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形下，仍执意继续建房；且其作为房屋建盖人未取得建房许可，选择不具有建房资质的任茂武为其建房且所建房屋位于高压线旁，疏于管理，导致本案触电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应承担本案事故的主要责任。（二）任茂武作为房屋建盖的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其所承揽的主要工作，但其却将所承揽的部分工程分包给熊光贤进行，在建房过程中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在其施工的高压线旁边未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三）熊光贤施工过程中，雇佣受害人田仕发进行施工，其作为雇佣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熊光贤应当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责任。三、受害人田仕发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高压线的危险性具有一般人的基本判断，高压线距离房屋仅有l米多，明显存在高度危险，但其仍然在屋顶上方扛着长达4.4米的钢筋横穿施工，导致事故的发生，依法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不应仅承担20%的责任。四、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不应作为责任承担主体。上诉人作为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主体，受托维护管理辖区内自有产权电力线路设施，砚山分公司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本案发生在砚山分公司辖区内，因此一审裁判将文山电力股份公司作为责任承担主体不当。王道菊五人答辩称：一、一审法院适用无过错责任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正确，但对其余被上诉人进行承担责任比例划分属适用法律不当。首先，上诉人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以及《电力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电力管理部门负有依法对电力企业和用户执行电力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义务。依据上述《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对于高压造成的人身损害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即不以过错为侵权构成要件，无论致害有无过错，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的均应当对致害行为承担责任。故于本案中，只要损害不是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作为高压电力的经营管理者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经一审查明，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前就已经知道张春琼自建住房危及了电力设施安全，明知危险行为存在可能造成危害结果但并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施工，明显属于监督、管理存在瑕疵，其同时存在重大过错。故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次，一审法院就其余被上诉人承担责任进行责任比例划分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泫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张春琼将建房主体等全部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建筑资质的任茂武，任茂武另将钢筋工程发包给亦不具备钢筋作业资质的熊光贤，导致熊光贤雇请的受害人田仕发在从事钢筋作业活动中触电死亡。根据上述法律之规定，被上诉人张春琼、任茂武应与熊光贤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受害人田仕发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虽然《侵权责任法》规定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应对损害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法不强人所难。在本案中，受害人田仕发属于仅受过初级教育的进城务工人员，在本案中上诉人未尽安全注意提示义务、明知有人在高压线路旁进行建筑但未及时采取任何防止、警示措施以及在其余被上诉人明知建筑周围属于高压线路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形下均未告知受害人，不应强制要求受害人田仕发具有知道其在高压线路旁从事活动的意识或者强制其具备区分高庄电线的意识，不能应损害事实的发生而主观臆断认定受害人明知危险存在而为之，从而认定其存在过错。除非损害是受害人故意所为。因此，答辩人认为本案受害人田仕发无过程，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三、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本案责任承担主体。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本案中上诉人属于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当有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张春琼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未正确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上诉人存在的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情形未加以考虑，其20%的责任比例过高。已经尽到管理和告知义务，被上诉人应承担主要责任。”该主张实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根据此规定可以看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证据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就应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主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结合本案，王道菊等人起诉的案由为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上述法条规定，本案应当由电力公司承担责任，但田仕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高压电存在危险，只是在为熊光贤提供劳务过程中，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导致本案的发生，其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可以减轻电力经营者的责任。根据上述法条规定，完全可以看出不存在免责的情形规定，只是可以减轻，显然，被答辩人主张一审法院未对存在的免责情形加以考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根据上述法条可以看出，电力公司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同时，电力公司存在以下过错行为，其减轻后承担的责任比例不低于60%比较公平合理。第一、被答辩人电力公司负有依法监督检察用电设施安全状况的责任。但是本案中，电力公司对其本案房屋的建盖，从未进行过监督检查或者采取安全有效防范措施。虽然主张在2018年5月28日对答辩人进行过口头通知，但完全是为了规避责任而故意编造虚假的事实欺骗法庭，客观事实是电力公司从未进行过所谓的口头通知，直到本案事发之日才到现场，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因此，应当认定没有尽到监督检查和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的义务。第二、《电力行业标准10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没计技术规程》第7.0.4规定：“城镇配电线路，遇下列情况应采用架空绝缘导线：1、线路走廊狭窄的地段；2、高层建筑临近地段；3、繁华街道或者人口密集地区；4、游览区和绿化区；5、空气严重污染地段；6、建筑旋工现场；”本案事发地段旁边为房屋，线路走廊处于狭窄地段，另外，乡人民政府等主要单位和街市都在事发地段，又属施工现场。根据上述规定，电力公司应当使用绝缘导线，但电力公司没有按照规定对其线路升级进行改造，仍然使用裸体导线，显然违反规定，完全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但一审法院未考虑该情节，实属错误。第三、电力线路距离地面高度、风向偏差不符合标准。本案电力公司提供照片作为证据证实电力建设符合标准，但该照片没有记载拍摄的时间，并且系单方进行，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庭审当中，虽然一审法院进行现场勘查，但法庭并非是具有资质的部门，其勘查结果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系高空高压活动的后果，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电力公司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电力架设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一审法院根据自行得出的测量结果认定符合标准，实属错误；第五、电力公司主张本案系安全生产事故，应根据《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理，该主张实属是对法律的理解错误？本案系农民自建低层建筑活动因电力引发的事故，并非是企业发生事故，完全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安全生产事故，其主张依法不应当得到法庭的支持。二、砚山电力公司主张：文山电力公司不应当作为责任承担的主体属对法律的理解错误。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对其本案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文山电力公司当然应作为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敬请人民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本案作出公平、公正、合法的载决。熊光贤答辩称：1、电力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多少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进行判决；2、我方当事人与死者之间是存在个人劳务关系，上诉人起诉我方不是以雇佣关系起诉，不能以电力公司主张的雇佣关系的法律依据来判定我方承担责任，我方与死者之间只存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只存在提供劳务者及接受劳务之间是否存在过错来确定；3、我方不承担主要责任，电力公司应该作为本案责任主体承担主要责任，本次事故的原因是死者在从事工作中操作存在重大过错及电力公司的高压线在运行中，是死者及电力公司二者的行为导致的本次事故，不是我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的；4、我方不是适格的被告，王道菊五上诉人对我方以侵权责任起诉，我方不是侵权之诉的主体。任茂武答辩称：1、上诉人未尽到合理的告知义务，上诉人也未尽到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2、本案责任划分比例不当，对上诉人方的责任划分过轻；3、上诉人主张文山总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因文山总公司未在上诉期限内上诉，砚山分公司属于处置他人的权利，不应该得到支持。文山电力公司答辩称：同意砚山分公司的上诉理由，我方在本案中不应该承担责任。王道菊五人向一审法院诉请：判决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田仕发触电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985,518.4元。审理中，五原告对上述赔偿清单中精神抚慰金请求变更为50,000元，增加田某2被抚养人生活费176,040元，总诉讼标的增加为1,060,1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受害人田仕发系砚山县八嘎乡牛落洞村委会木瓜果组村民，田仕发于2015年2月26日与王道菊登记结婚，婚后于2008年11月9日生育一女田某1，现在八嘎乡竜所小学读书，2018年5月7日，王道菊经砚山县妇幼保健院检查，怀孕13周，2018年11月9日王道菊生育次女王树佳；田绍全、王加凤分别系田仕发的父亲和母亲，田绍全1949年11月4日出生，王加凤1957年8月13日出生，田绍全和王加凤共生育包括田仕发（长子）在内的五个子女。张春琼未取得相关建房许可在砚山县干河乡干河岔路（乡政府所在地）砚山县公安局干河派出所对面建盖房屋，将建房主体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承包给任茂武，口头约定每平方米160元，工程款按进度支付。任茂武承包工程后将所承包的建房工程分为砖、木、浇灌、扎钢筋等部分全部分包给其他人进行施工，建房工程中的钢筋工程分包给了熊光贤，熊光贤雇请了田仕发一同扎钢筋，扎钢筋的工程款由熊光贤与任茂武结算，田仕发的工钱由熊光贤支付。2018年6月2日下午15时许，田仕发在房屋二层扎钢筋过程中，所穿钢筋触碰到房屋前方的高压线被高压电触伤，田仕发被送到砚山县干河乡卫生院抢救无效于当日18时53分死亡，张春琼支付了医疗费用共计669元。事故发生后砚山县公安局干河派出所对事故调查（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拍摄了现场照片）。在2018年6月6日，经王道菊申请，干河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王道菊与被申请人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达成调解协议：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同意前期垫付田仕发触电死亡丧葬费用共计60,000元；其中张春琼支付23,000元，熊光贤支付14,000元，任茂武支付23,000元；丧葬费用支付后田仕发是否安葬与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三人无关，不得再以丧葬费为由产生纠纷；后续相关触电死亡赔偿费用双方自行处理。另查明，文山电力砚山分公司系文山电力公司下属分公司，涉案高压线即10KV克丘线法都克支线T干河岔路支线属该分公司经营管理，张春琼家所建房屋位于该支线5－6号杆线路旁，面对干河派出所房屋的右转角处变压器及电杆标有警示标志。审理中，经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现场勘验，涉案高压线距地面垂直距离，边线（邻房屋）8.2米、中线9.06米、另外侧边线8.12米；房屋二层楼高8.12米，二层挑宽1.5米；二层水平，高压线中线距房屋距离2.03米，高压线内侧边线距房屋距离1.24米；涉案钢筋（田仁发所穿钢筋）4.4米。另外，房屋二层板面尚未浇灌，房屋周边未见安全隔离和防护设施。审理中，张春琼、任茂武认可建房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取得施工许可，任茂武、熊光贤和仕发均未取得有相应的资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应当对受害人田仕发触电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田仕发是否应承担责任，责任比例如何确定；二、原告的合理损失如何确定；三、被告垫付或者支付的费用是否应在本案一并处理。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中，田仕发系在张春琼所建房屋二层楼顶做工时穿长4.4米钢筋时触碰到房屋旁边的高压线被高压电击伤死亡，田仕发被高压电触死属法律规定的特殊侵权，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非因受害人田仕发故意或者不可抗力，文山电力砚山支公司作为高压线路的经营者，不能免责。本案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文山电力砚山分公司认为涉案高压线距事故发生建筑物的安全距离符合国家标准且充分尽到运维管理义务，不存在过错以及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应予免责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张春琼建盖自家房屋，与任茂武口头协议约定将房屋主体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包给不具备建筑资质的任茂武个人建盖，工程款按工程进度结算，任茂武承包工程后未经房主同意，将所承包的建房工程分为砖、木、浇灌、扎钢筋等部分全部分包给其他人进行施工，熊光贤包了扎钢筋的工程后，雇请了田仕发扎钢筋，熊光贤自己参与扎钢筋的工作，扎钢筋的工程款由熊光贤与任茂武结算，田仕发的工钱由熊光贤支付，故张春琼与任茂武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任茂武与熊光贤以及熊光贤与田仕发之间形成个人劳务关系。本案中，张春琼作为定作人未取得建房许可，选任不具有建房资质的任茂武建房，并且所建房屋位于高压线房（经测量，高压线内侧边线距房屋距离仅1.24米），应当预见到在高压线旁建房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却疏于对安全风险的防护，要求承揽人设立必要的防护设施，张春琼对于触电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任茂武作为建房工程的承揽人，应当以自己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其所承揽的主要工作，但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却将所承担的工程全部分包给他人进行施工，且在建房过程中未尽到管理、监督责任，在所承揽工程位于高压线旁的情况下，没有设置必要安全防护设施，任茂武对于触电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熊光贤雇请田仕发没有尽到管理、监督责任，未向房主和任茂武提出必要的安全防护建议，致其雇请的人员处于危险工作环境，对于触电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田仕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熊光贤的雇请提供扎钢筋的劳务活动，应当对高压线危险性具有一般人的基本判断，高压线距房屋二层水平距离仅1.24米，明显存在危险，却疏于防范在穿长达4.4米钢筋时触碰到高压线，导致发生自己被电触死的安全事故，其自身存在重大过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田仕发触电死亡系多方原因结合所产生的损害后果，结合各原因力大小，文山电力砚山分公司、张春琼、任茂武、熊光贤和死者田仁发的责任比例确定为各20%，文山电力公司与其砚山分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张春琼关于自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熊光贤和任茂武关于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辩解，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王道菊等人主张田仕发触电死亡产生的损失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各被告辩称田仕发系农村居民户籍，计算标准应当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本案中，王道菊等人主张田仕发在砚山务工，租住在砚山县年满一年以上，向本院提交《租房协议》、出租人的房产证复件、《证明》和《情况说明》，本院已于认证部分进行了认证，王道菊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依田仕发的户籍性质各项损失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故王道菊等人因田仕发触电死亡产生的合理损失确定为：1．医疗费669.32元，系抢救死者田仕发所支出的实际费用，应予确认；2．丧葬费47,844元，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95,688元计算六个月，该项费用以及第1项医疗费用王道菊等人未向本院主张，但基于本院查明的事实，属王道菊等人的合理损失，应予确定。3．死亡赔偿金197,240元，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可支配收入9,862元/年）计算20年。4．被扶养人生活费130,840.1元。本案死者父母居住农村均已年满60周岁，应当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田某2在田仕发死亡时，虽未出生，但其出生即自然拥有相关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其父母承担相应抚养义务是必然的，诉讼中田某2出生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并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故对被告方关于死者田仕发父母和女儿田某2不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8,027元/年计算。其中，田仕发死亡时田绍全年满68岁不满69岁计算12年，王加凤年满60周岁，不满61岁，计算20年，田绍全和王加凤共生育五个子女；田某19岁，不满10岁，计算9年，田某2在田仕发死亡后出生，计算18年。田绍全计算为8,027元/年×［1/5÷（1/5＋1/5＋1/2＋1/2）］×9年＋8,027元/年×1/5×3年＝15,136.63元；王加凤计算为8,027元/年×［1/5÷（1/5＋1/5＋1/2＋1/2）］×9年＋8,027元/年×1/5×11年＝27,979.83元；田某1计算为8,027元/年×［1/2÷（1/5＋1/5＋1/2＋1/2）］×9年＝25,801.07元；田某2计算为8,027元/年×［1/2÷（1/5＋1/5＋1/2＋1/2）］×9年＋8,027元/年×1/2×9年=61,922.57元。（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前9年4被扶养人累计数已超人均支出额，9年后2人累计数未超出），合计130,840.1元。5．交通、食宿费600元，王道菊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但基于田仕发死亡的客观实际，其亲属办理丧事必然发生交通和食宿费用，故酌定600元。6．精神抚慰金30,000元，田仕发因发生触电事故死亡，对王道菊等人而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必然造成精神上的损害，但考虑田仕发自身的重大过失，其主张精神抚慰金50,000元过高，本院酌定30,000元为宜。以上损失合计407,193.42元。根据上述所确定的责任承担比例，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和文山电力砚山支公司各自应赔偿王道菊等人损失为81,438.7元（406,524.1元×20%），超出部分的损失由王道菊等人自行负担。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事故发生后，经王道菊申请，干河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王道菊与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明确“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同意前期垫付田仕发触电死亡丧葬费用共计60,000元”，另外，王道菊因自身对调解协议的理解，没有主张丧葬费用、医疗费，本院已考虑该情况确定了死者田仕发的丧葬费用和医疗费用，故本案中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经调解支付的丧葬费用以及张春琼代死者支出的医疗费应在本案作一并处理，故上述所确定的赔偿费用，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所垫付的费用应予扣减，扣减后张春琼还应赔偿57,769.38元（81,438.7元－23,000元－669.32元）、任茂武还应赔偿58,438.7元（81,438.7元－23,000元），熊光贤还应赔偿67,438.7元（81,438.7元－14,000元）。综上所述，对王道菊等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1、由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砚山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食宿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共计81,438.7元；2、由张春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食宿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共计57,769.38元；3、由熊光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食宿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共计67,438.7元；4、由任茂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食宿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共计58,438.7元；5、驳回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56元，由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负担由2,731.2元。由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砚山分公司负担2,731.2元，由张春琼负担2,731.2元，由熊光贤负担2,731.2元，由任茂武负担2,731.2元。在二审审理过程中，除上诉人王道菊等5人申请2个证人出庭外，其余各方当事人均无证据向本院提交。证人杨某证言主要内容为：田仕发这几年都与我在一起打工，2016年到2017年我们两个在砚山锦绣家园做钢筋工程，我是班长，他与我在一个班，我们回家和去打工都是一起去的，他的技术很好，每天做工是220元一天，一审时因我在家做工未能出庭作证，但我已经作出书面证言。魏有祥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田仕发的房东，与其他当事人没有关系，不认识他们；我是2016年的5月8日将房子租给田仕发居住，是通过我的租房广告来找我租的，租房的时候约定水电费自付，但是收水电费的时候每个租户不单独开单据，房租是每年1950元，先支付房租才能使用房屋，租房的时候是田仕发和王道菊及他们的孩子一起居住，只租了一隔，一审时因外出旅游没有出庭作证。王道菊等五人用证人证言以证明：2016年5月8日以来田仕发一直居住在砚山县城，且收入也来源于城镇，能够证明田仕发在城镇居住满一年，其赔偿标准应该按照城镇居民计算。证人证言客观真实，能够作为定案依据。经质证，砚山电力公司、文山电力公司对杨某证言三性不予以认可，二人是朋友关系，从小一起长大证明力小，无法证明受害人在城镇居住的事实；对魏友祥证言三性不予以认可，证人所说的，租房时间、门牌、地址与本案发生时间及事实不一致，无法证明田仕发居住在城镇的事实，相关的赔偿标准应该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张春琼，证人杨某与受害人具有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从一审提交的书面证言来看证人一直在文山没有外出，上诉人方也不能提交其一审时不能出庭的依据，且证人今天证明的内容与一审出具的证明严重矛盾，不应该采信，不能作为二审的定案依据。对魏友祥证言不予认可。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与租房协议矛盾，租房协议中的租金是3900元每年，时间为两年，与今天证人证言不一致。熊光贤，对杨某证言三性不予以认可，不能证明上诉方的证明观点，理由与张春琼方一致，魏友祥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观点，租房协议不能证实租房协议的位置是砚山县城，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证明是属于八嘎乡镇，所以不能反映田仕发在砚山县城居住的事实。任茂武，对杨某证言三性不予以认可。证人与田仕发之间是发小和工友具有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也不属于本案中的新证据，已经过了举证期限，杨某没有与田仕发住在一起，不能证明田仕发就是居住在砚山；魏友祥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租房协议上的租金与实际的租金不一致，租期也不一致，因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首先对于证言的真实性问题，结合田仕发与魏友祥签订的《租房协议》、魏友祥在一审中出具的《情况说明》、牛落洞村委会的《证明》及杨某出具的《证明》可以确定2证人系知晓案件相关事实的公民，其所作证言与相关书证一致，故对证言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关于证言是否属于新证据问题、举证是否延期的问题，经审查该2份证言在本质上不属二审中的新证据其属于对一审证据的补强或强化，且2证人均对一审不能出庭作证作出了合理说明，另外上诉方在二审通知开庭时已经口头向本院说明有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故不存在延期举证的问题。因此，该证言能共同证明田仕发生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且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言予以采信。在二审审理中，经核实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仅有王道菊5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其余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均无异议。王道菊5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的异议为：一审遗漏认定受害人田仕发在2016年4月就到砚山县城租房居住并误工的事实。对其异议，本院认为该异议不仅涉及事实认定还涉及案件的实体处理，对此本院将结合案件争议焦点进行综合评述。因此，本院在二审中证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辨主张，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1、文山电力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已经支付的丧葬费等是否应该在本案中进行扣减；3、田仕发的死亡赔偿金应该按照什么标准计算；4、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及砚山电力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及应该承担何种赔偿责任。（一）关于文山电力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三条规定：“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为当事人。”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即使领了取营业执照可以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但其民事责任也是由设立它的公司承担。因此，一审将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砚山分公司和文山电力公司列为本案被告并判决文山电力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亦即文山电力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但一审法院判决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砚山分公司承担责任不当，即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砚山分公司上诉请求依法驳回王道菊5人对其的一审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已经支付的丧葬费、医疗费是否应该在本案中进行扣减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王道菊5人对于收到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垫付的丧葬费60000元并无异议，对于张春琼垫付医疗费为669.32元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同时，按照标准计算本案中田仕发的丧葬费应为47844元，且王道菊等人与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已经明确该款项为垫付款，而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在一、二审中均要求对该款项及医疗费进行抵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根据前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将张春琼等人所垫付的款项在本案中一并进行抵扣处理，既避免了当事人的诉累，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田仕发的死亡赔偿金应该按照什么标准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二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应适用的标准。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如果受害人经常居住地在城镇，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本案中根据该田仕发生前与魏友祥签订的《租房协议》、魏友祥在一审中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魏友祥的证言能证明田仕发生前的经常居住地为砚山县江那镇，属于城镇，结合杨某的证言能够确认田仕发的主要收入也是来源于城镇的事实，故田仕发的死亡赔偿金及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均应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对农民有无劳动能力的认定标准，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但公安部法制司在对海南省公安厅法制处《关于“无劳动能力的人”标准的请示》答复（公发[1998]28号）中明确，参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男性农民满60周岁、女性农民满50周岁即可视为无劳动能。本案中，死者田仕发死亡时其父亲田绍全年满68周岁、其母亲王家凤年满60周岁，均可视为无劳动能力，应支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由于一审法院在计算田仕发死亡赔偿金及田绍全和王家凤、田某1、田某2四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时适用农村居民标准不当，故本院将田仕发死亡赔偿金数额计算为30996元每年×20年=6199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田绍全为46944元（19560元／年×12年÷5人）、王家凤78240元（19560元／年×20年÷5人）、田某188020元（19560元／年×9年÷2人）、田某2176040元（19560元／年×18年÷2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本案有4个被扶养人，其中田绍全、王家凤每年的生活费均为3912元；田某1、田某2每年的生活费均为9780元。该4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分二段计算：1、由于年赔偿总额不得超过19560元，因田某1还需9年满18周岁，4人前9年的生活费总额为19560元／年×9年=176040元；2、9年后获得的生活费总额为：田绍全3912元／年×3年+田某29780元／年×9年+王家凤3912元／年×11年=11736元+88020元+43032元=142788元。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总计：318828元。一审法院认定田仕发松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四）关于张春琼、熊光贤、任茂武及砚山电力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及应该承担何种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承揽关系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法规定的承揽事项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相类似的工作。本案中张春琼将其2层房屋交由任茂武施工建设、任茂武又将该工程中的钢筋部分交由熊光贤来完成。各方未签订书面协议，但从一、二审庭审陈述来看，各方均是按工程进度支付报酬，再结合案件其他事实可以确认三方之间的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故一审将张春琼与任茂武之间的关系确认为承揽关系恰当，但其将任茂武与熊光贤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个人劳务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各方对于田仕发与熊光贤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国务院村镇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承担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筑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资质审查证书，并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施工任务。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除承担房屋修缮外，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中，承揽人熊光贤并不具备建筑相关资质，在施工过程中未采取相关安全措施，也无证据证明其向田仕发尽到了安全提示义务。任茂武既是承揽人亦是定作人，其在承揽活动中不具备建筑相关资质，其在将钢筋工作交由熊光贤时又存在选任过失；同时，田仕发作为成年人其对自身的安全也有注意义务，且其作为长期从事建设工程扎钢筋工作，而其在施工活动中明知施工现场距离高压线很近，但其没有采取佩戴安全帽、安全手套等必要安全措施，说明其安全意识淡薄，对自身安全不够重视。另外，张春琼在离高压线很近的地方选址建房，且亦未对具有危险性的施工地点采取必要安全措施，并在明知任茂武并不具备建筑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仍将建房的主体工程交付给其施工并最终造成田仕发死亡，其存在选任等过失。对于文山电力公司，其作为涉事高压线路的经营者造成田仕发受伤，其首先应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鉴于受害人自己存在过错，可以减轻其赔偿责任。因此，根据前述事实及法律规定，本院认定田仕发在本案中存在主要过错酌情其承担40%的责任、张春琼存在的过错情形酌定其承担20%的责任；任茂武、熊光贤酌情各承担10%的责任；由于受害人自己存在主要过错、电力公司亦无相关证据证明其尽到了安全警示和告知义务等，本院酌情确认文山电力公司承担20%的责任。最后，一审在计算王道菊5人相关费用中支持了精神抚慰金，如前由于田仕发对本案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故不宜支持其精神抚慰金，对于其余丧葬费、交通食宿费的计算并无不当。因此，田仕发触电身亡产生的总费用为：987861.32元（死亡赔偿金6199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18828元+丧葬费47844元、医疗费669.32元、交通食宿费600元），故张春琼、文山电力公司应向王道菊5人承担的赔偿数额各为：987861.32元×20%=197572.26元；任茂武、熊光贤各为：987861.32元×10%=98786.132元；由于张春琼、任茂武曾分别垫付过田仕发的丧葬费23000元，熊光贤垫付过14,000元，张春琼还垫付医疗费669.32元，故张春琼实际应向王道菊5人承担的赔偿数额为：197572.26元-23000元-669.32元=173902.94元；任茂武为：98786.132元-23000元=75786.132元；熊光贤为：98786.132元-14000元=84786.132元。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道菊5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上诉人砚山电力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判决亦不当，本院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国务院村镇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砚山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2民初1198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即“5.驳回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砚山县人民法院(2018)云2622民初1198号民事判决第1、2、3、4项，即“由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砚山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食宿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共计81,438.7元；2、由张春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食宿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共计57,769.38元；3、由熊光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食宿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共计67,438.7元；4、由任茂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食宿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共计58,438.7元。”三、由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赔偿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因田仕发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食宿费等损失共计197572.26元；四、由张春琼赔偿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因田仕发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食宿费等损失共计174572.26元；五、由任茂武赔偿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因田仕发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食宿费等损失共计75786.132元；六、由熊光贤赔偿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因田仕发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食宿费等损失共计84786.132元。前述全部费用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审案件受理费13656元，王道菊、田某1、田某2、田绍全、王加凤负担5464元；由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元2731元；由张春琼负担2731元；由任茂武负担1365元；由熊光贤负担1365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3656元比照二审案件受理费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丽审判员 沈昌效审判员 陈登荣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黄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