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15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汉北科技孵化园主楼1、2层及附楼2层#。负责人：蒋治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祥，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月沛，男，198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登记住址河南省南召县太山庙乡乡政府家属院131号，现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军，襄阳市樊城区长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与被上诉人韩月沛保险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691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祥，被上诉人韩月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军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691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依法查清事实后改判上诉人不支付保险理赔款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主要理由如下：一、该案主要争议系事故发生时车辆驾驶员为耿学梦还是男性驾驶员，被上诉人主张系耿学梦驾驶证据不足。第一，交警部门未对该事故出具事故认定书，未认定耿学梦系本案驾驶员。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调取监控视频查明事故发生前几分钟肇事车辆由男性驾驶员驾驶，并认定该案有驾驶员顶包嫌疑，多次通知被上诉人方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因被上诉人方不配合，交警部门无法查明事故车辆真实驾驶人，未出具事故认定书，被上诉人主观上对此负有过错。第二，耿学梦作为被上诉人代理人，庭审时就案件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存在重大矛盾，虚假举证，违反民事诉讼诚信义务、真实陈述义务，其口头陈述不应采信。第一次庭审，耿学梦陈述“交警大队怀疑我是坐在副驾在，其实车是我在开，坐在副驾的是我的双胞胎妹妹”并举出了双方合照和其妹妹驾驶证；第二次询问时，耿学梦陈述“当时车上有我哥哥耿学武，还有我侄女耿苏娜，当时开车的是我哥哥耿学武，我坐在副驾驶，我侄女坐在后面”，法官问“为什么说假话？”，耿学梦说“别人教我这样说的”；另外，在起诉前，被上诉人方拿着虚假的事故认定书向上诉人申请理赔，后在法院询问时，耿学梦承认“交警队不出，所以我就找朋友帮忙，说是花点钱帮忙弄好，至于认定书是我朋友找交警队出的，还是朋友伪造的，我不清楚”，就本案驾驶人系耿学梦的主张，仅仅有耿学梦的个人自认，无任何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但结合前述耿学梦不仅虚假陈述，而且提供虚假证据，这样的自认不能采信。二、该案系保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对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并非只要一方当事人提供本证证明某一事实，就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转由否认事实的另外一方提供反证。适用举证责任转移也应当要有严格的适用条件。也即法官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判断举证方是否已经穷尽举证责任后，才能决定是否转移举证责任，要求另外一方提供反证。根据《保险法》第22条及保险条款，“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法律赋予了被保险人就事故的性质、原因提供证据的义务，“驾驶人”作为事故现场的重要组成，直接关系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关系责任认定和保险理赔。被上诉人代理人作为事故亲历一方，应对此予以举证，只有当被上诉人完成了上述事实举证责任后，上诉人才对反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只提供了车辆损失程度方面的证据，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除了其口头陈述外未提供其他证据，且其在庭审中虚假陈述和举证，其陈述不应采信，故本案应继续由被上诉人就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进行举证，而不是由上诉人举出反证。综上，被上诉人方伪造事故认定书，已经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在庭审时就事故发生事实虚假陈述、虚假举证，扰乱民事诉讼审判秩序，主观恶意明显，应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予以惩罚；该案存在驾驶人顶包的高度盖然性，应认定该案驾驶员顶包，而该行为属于上诉人保险免赔范围，上诉人就此向被上诉人进行了明确告知和提示，上诉人不应承担本案理赔责任，综上，请求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韩月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韩月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向韩月沛支付保险赔偿金93398元；2.诉讼费用由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3日，韩月沛在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投保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双方签订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保单号10916063900229485030，该保险单载明：投保人姓名为韩月沛。被保险车辆为鄂Ｆ×××××梅赛德斯奔驰BJ6447F多用途乘用车。保险期间为2017年5月5日00时起至2018年5月4日24时止。保险险种为：1.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为217894.40元，保险费3722.76元；2.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500000元，保险费1479.79元；3.机动车全车盗抢保险，保险金额217894.40元，保险费1029.72元；4.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保险金额10000元，保险费34.90元；5.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保险金额4座×1万元/座，保险费89.73元；6.机动车损失保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险，保险金额按条款执行，保险费80.93元。并载明“车损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0元/次”。保险费合计6437.83元。2017年7月9日晚10时52分，韩月沛所有的被保险鄂Ｆ×××××“奔驰牌”小轿车，沿春园西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襄阳市樊城区汉江路与春园西路交汇处红绿灯路口时，因车速太快，追尾撞上正在该路口等红灯的牌号为鄂Ｆ×××××和鄂Ｆ×××××的两辆小轿车，发生三车连续追尾相撞的交通事故，造成三车不同程度受损。事故发生后，韩月沛之妻耿学梦当即向襄阳市交通警察部门报警，并同时向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报案。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樊城大队接警后，派民警蔡波到现场进行勘察和处理。因耿学梦自称本次事故系其驾驶鄂Ｆ×××××“奔驰牌”小轿车车速太快追尾所致，愿意与受损的鄂Ｆ×××××及鄂Ｆ×××××车主进行协商解决，并愿意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民警蔡波即告知耿学梦与其他车主自行协商解决，故至今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同时，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接到报案后，也派员到事故现场进行勘察，并分别对三辆受损小轿车出具《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其中，鄂Ｆ×××××“奔驰牌”小轿车维修价格为74048元；鄂Ｆ×××××“丰田牌”小轿车维修价格为12000元；鄂Ｆ×××××“风神牌”小轿车的维修价格为4750元，但三份定损报告没有受损车主及相关修理厂家的签字确认。后鄂Ｆ×××××“奔驰牌”、鄂Ｆ×××××“丰田牌”及鄂Ｆ×××××“风神牌”三辆小轿车被分别送往维修厂家进行修理。同年7月18日，襄阳天和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鄂Ｆ×××××“丰田牌”小轿车出具维修费发票一张，载明维修费12000元。同年7月25日，襄阳红牡丹实业有限公司为鄂Ｆ×××××“风神牌”小轿车出具维修费发票一张，载明维修费4500元；次日，襄阳市隆岘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又为该车出具维修费发票一张，载明维修费2850元。同年7月31日，襄阳恒信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韩月沛出具维修费发票一张，载明鄂Ｆ×××××“奔驰牌”小轿车维修费为74048元。上述三车维修费共计93398元，韩月沛分别进行了垫付。此后，韩月沛向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申请理赔，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以其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系伪造及鄂Ｆ×××××“奔驰牌”小轿车存在司机“顶包”为由拒绝理赔，双方为此发生纠纷，韩月沛遂诉至一审法院。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鄂Ｆ×××××“奔驰牌”小轿车是否存在司机“顶包”行为。针对该焦点，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提出，对韩月沛申请理赔时提交的襄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樊城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经向交警樊城大队咨询核实，民警蔡波证实本次事故存在司机“顶包”的可能，因无法认定事故责任，并未出具事故认定书，故认为其承保的鄂Ｆ×××××“奔驰牌”小轿车发生事故后存在驾驶员“顶包”行为，依照保险条款规定，司机顶包系故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应免除其保险赔偿责任。为证明该主张，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一份，其中第二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第三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索赔时，应当向保险人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应当提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法院等机构出具的事故证明、有关的法律文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裁决书等）及其他证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方式处理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应当提供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签订记录交通事故情况的协议书”。2.《投保人声明》一份，载明：“尊敬的客户，为了充分保障您的权益，请将以下黑体字内容，在方格内进行手书，以表明您已了解投保内容，并自愿投保：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韩月沛在“方框”内亲笔填写了上述内容并签名确认。经质证，韩月沛提出交警部门只是怀疑存在司机“顶包”的可能,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坚称事故发生时，其鄂Ｆ×××××“奔驰牌”小轿车确系其妻耿学梦驾驶，并提交了耿学梦的有效驾驶证（证号为：42038119880202352X；准驾车型：C1；初次领证：2012年11月20日；有效期：2018年11月20日至2024年11月20日），还否认投保时收到过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和免责事项说明书，故要求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予以理赔。为查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耿学梦“顶包”的事实，一审法院于庭后依法向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樊城大队进行调查，后者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你们出示的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第4206012113038540号认定书不是我大队制作的。另外说明，就该起道路交通事故，我大队未制作过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审法院又询问当时的出警民警蔡波，蔡波证实：其到达事故现场时，发现受损的鄂Ｆ×××××“奔驰牌”小轿车旁站着一名女性自称耿学梦，自称其驾驶该车车速过快与前两车发生追尾，并自愿承担全部责任，其他受损车主也未提出异议。其见事故三方已经协商好，暂未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后，其调取监控录像，发现事故现场属监控死角，看不到鄂Ｆ×××××“奔驰牌”小轿车驾驶员的录像，但监控显示事故前五分钟，该车系一男性驾驶，故一直无法向韩月沛作出事故认定书。一个月后，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拿着一份《事故认定书》向其咨询，其称未出具事故认定书。为此，蔡波还向一审法院播放了事故瞬间的监控录像，证实鄂Ｆ×××××“奔驰牌”小轿车确属监控死角，不能监控该车驾驶人的身份信息，仅能监控被追尾车辆的实况。经播放事故发生前5分钟樊城区长虹北路与王寨交叉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鄂Ｆ×××××“奔驰牌”小轿车系由一名男性司机驾驶，耿学梦坐在副驾驶位置。这与耿学梦庭审时陈述的该车一直由其驾驶，其胞妹耿学瑞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内容相矛盾。经一审法院再次询问耿学梦，其陈述事故当晚10点多钟，其兄耿学武驾驶鄂Ｆ×××××“奔驰牌”小轿车从汉江北路与追日西路交叉路口处“圆梦茶艺”出发，沿汉江北路向南行使至春园西路路口，右拐直行到农工医院附近掉头，后耿学武在乔营小区附近下车，该车便由自己驾驶沿来路返回；经过春园西路与汉江北路交叉路口时，因车速过快造成追尾。当一审法院质问其为何与庭审陈述不一致时，其表示系受他人指使；询问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来源时，其称因交警部门不出具事故认定书，便通过朋友帮忙取得的，是否系交警部门出具的，其表示不知情。经质证，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认为耿学梦的陈述前后不一，属不诚信表现，并坚持认为耿学梦存在与司机“顶包”的行为且伪造事故认定书，依照保险条款规定，其不应承担保险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被保险鄂Ｆ×××××“奔驰牌”小轿车在事故发生前五分钟的监控显示，该车系由他人（男性）驾驶；但五分钟后发生事故的现场因属监控死角，无法监控该车驾驶员的真实信息。现韩月沛主张事故发生时该车系由其妻耿学梦驾驶，并提交了有效驾驶证、维修费发票及垫付维修款的支付凭证，依法履行了举证义务。该案事故虽不能排除他人（男性）驾驶的可能性，但也不排除五分钟监控相隔的期间内改由耿学梦驾驶的可能性。故韩月沛提出事故车辆系耿学梦驾驶的主张，依法享有证据优势。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虽辩称耿学梦存在与他人“顶包”的行为，但韩月沛不予认可，且交警部门的监控录像也仅能显示事故发生五分钟前该车确系他人驾驶，并无直接证据证实事故发生时驾驶员仍系他人而非耿学梦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因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不能提供证据否定韩月沛主张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案涉交通事故系韩月沛之妻耿学梦驾车追尾所致。对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辩称该案存在驾驶员“顶包”的理由，因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其要求免除保险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承担保险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韩月沛为其所有的鄂Ｆ×××××“奔驰牌”小轿车在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投保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依约交纳了保险费。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出具《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承保了韩月沛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业务，双方依法建立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保险期限内，韩月沛允许的驾驶人耿学梦在夜间驾驶被保险车辆通过交叉路口时，因车速过快发生追尾交通事故，除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坏外，又撞损其前面正在等红灯的鄂Ｆ×××××“丰田牌”和鄂Ｆ×××××“风神牌”两辆小轿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夜间行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同车道行驶时后车应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通过交叉路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标示行驶、遇有前面车辆停车排队等待不得强行超车。韩月沛之妻耿学梦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时，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耿学梦分别向交警部门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报了案，并积极主动与其他受损车主现场协商，自愿承担追尾造成的全部责任，未实施故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及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亦分别派员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和处置，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并分别对三受损车辆进行定损，分别出具了《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确定三车的维修总费用为90798元。但该定损报告仅系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单方面出具，韩月沛及各维修厂家并未签字确认，故该定损报告对韩月沛不产生法律效力，三车损失应以实际维修产生的费用据实认定。现韩月沛提交了向有关厂家支付维修费的转款凭证及三车实际维修费93398元的有效发票，其要求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依保险合同予以理赔的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但韩月沛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经调查核实，并非交警部门所出具，韩月沛为申请保险理赔需要，向保险公司提交虚假的事故认定书，其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该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该案事故责任的认定依据。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辩称该事故认定书系伪造的理由经查属实，予以采纳。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监控录像证实，引发本案交通事故的鄂Ｆ×××××“奔驰牌”小轿车，在事故发生前五分钟系由一男性驾驶；但事故瞬间属监控死角，仅能监控到其他被撞车辆的实况，不能显示被保险车辆是否仍系该男性驾驶员或者已改由耿学梦驾驶的现场真实信息。现因交警部门无法判明事故责任，不能依法作出事故认定书，但韩月沛已自认该事故系由其妻耿学梦驾驶被保险车辆所致，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虽辩称耿学梦属驾驶员“顶包”，但亦不能提供排除耿学梦驾驶的充分有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故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辩称该案存在驾驶员耿学梦“顶包”的理由属举证不能，不予支持；其要求免除保险责任的理由，亦因证据不足，亦不予支持。韩月沛投保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已含机动车损失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保险金额均高于韩月沛主张的赔偿数额，且保险单特别约定“车损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0元/次”，故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应全额赔偿韩月沛垫付的维修费损失93398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韩月沛93398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0元，减半收取1065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鄂Ｆ×××××“奔驰牌”小轿车发生本案交通事故时由韩月沛之妻耿学梦驾驶外，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应否向韩月沛支付保险理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一章机动车损失险第十五条和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三十二条关于赔偿处理均规定，被保险人索赔时，应当向保险人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被保险人应当提供保险单、损失清单、有关费用单据、被保险人机动车行驶证和发生事故时驾驶人的驾驶证。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应当提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法院等机构出具的事故证明、有关的法律文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裁决书等）及其他证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方式处理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应当依照《道路交通事故程序规定》签订记录交通事故情况的协议书。本案中，韩月沛在其所有的鄂Ｆ×××××“奔驰牌”小轿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就产生的损失向投保的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诉请理赔，其负有提供证据证明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举证责任，但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其投保事实和事故损失事实，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即鄂Ｆ×××××“奔驰”小轿车发生事故时由谁驾驶、事故责任等无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或事故证明等相应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方向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理赔时提交的“事故认定书”经一审法院向交警部门核实系伪造，导致该事故属于何种性质保险事故、是否存在免赔情形等无法认定，韩月沛要求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向其支付保险赔偿金93398元的诉讼请求，因其举证不能，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不应承担本案理赔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在交警部门未出具事故认定书或事故证明，仅有耿学梦陈述，据交警部门调取监控录像显示事故发生前五分钟系由一男性驾驶，耿学梦对此前后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认定耿学梦为交通事故发生时鄂Ｆ×××××“奔驰”小轿车驾驶人缺乏充分有效证据证实，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平安保险襄阳支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691民初20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韩月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30元，减半收取10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35元，合计3200元，由韩月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茂强审判员  王剑波审判员  赵 炬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周宇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