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8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凡中，男，1974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秋城，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旭红，男，196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可夫，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郭成凯，男，197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原审被告：陈叔云，男，195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原审被告：马容镜，男，197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屈荣钜，男，195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陈凡中因与被上诉人潘旭红、原审被告郭成凯、原审被告陈叔云、原审被告马容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4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凡中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陈凡中无须向潘旭红偿还60万元及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由潘旭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陈凡中与郭成凯、陈叔云、马容镜并不存在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陈凡中与郭成凯等形成合伙关系严重缺乏事实依据，是极为错误的认定，对被无端牵涉进来的陈凡中极为不公。请求改判。1.关于陈凡中与郭成凯、陈叔云、马容镜的关系。陈叔云系陈凡中的堂哥，而陈叔云先前已认识郭成凯和马容镜，陈凡中后来通过陈叔云也认识了郭成凯和马容镜，但只是一般的认识关系，陈凡中并没有与他们合伙承包本案山林地。2.根据潘旭红提供的合同，与潘旭红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是郭成凯，至于郭成凯何时与潘旭红签订合同，具体内容是什么，陈凡中一概不知。与潘旭红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一方是郭成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郭成凯才是合同当事人，让陈凡中承担合同上的责任无理无据。3.虽然郭成凯和陈凡中谈过关于加盟的事宜，但最终是没有谈成的，所以各方都未有签订合伙协议。作为合同相对方的郭成凯在笔录中也没有提到陈凡中系合伙人之一。陈凡中并不清楚马容镜为何在笔录中提到陈凡中系合伙人，马容镜并非合同的相对人，马容镜陈述的陈凡中系山林砍伐的合伙人之一，对陈凡中不应有任何的约束力。4.陈凡中与涉案的山林没有任何的关系，陈凡中也没有参与山林的任何事务，没有参与管理也没有在山林工作。陈凡中并不占股份，陈凡中从未获得过对山林的收益，从未分过红，也没有拿过工资，陈凡中对山林的一切权利义务都不清楚，在潘旭红提供的无论是合同、收据或者其他证据材料，都无法证明陈凡中与砍伐山林的关系。陈凡中与涉案的山林没有任何关联性。5.认定合伙关系不能仅凭口头说说就行，认定合伙关系也需要各方合伙人确认特别是书面确认才能够成立。马容镜笔录所作的关于四人是合伙人的陈述(2016年8月7日)是在郭成凯跑路之后，勾机又出现被盗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涉案山林已经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或者跑路之前的郭成凯向马容镜谎称什么，但陈凡中并不知情，陈凡中并没有与马容镜交涉过关于合伙的事情。马容镜的笔录与郭成凯在2015年11月29日所作的笔录互相矛盾，郭成凯所作笔录时间系在其签订《桉树林木买卖合同》(2015年10月30日)一个月后，其真实性更应被确认。在本案发生前，如果陈凡中有参与合伙，郭成凯没有必要隐瞒陈凡中的名字，因此，郭成凯的笔录中关于合伙人的描述才是真实情况，陈凡中并非承包山林的合伙人之一。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陈凡中属承包山林的合伙人。让陈凡中无端地承担连带责任对陈凡中极为不公。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潘旭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还陈凡中一个公道。请求法院支持陈凡中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潘旭红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陈叔云述称，同意陈凡中的上诉意见。马容镜辩称，同意陈凡中的上诉意见。潘旭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成凯、陈叔云、马容镜、陈凡中支付潘旭红610000元货款，及从立案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上述货款的利息给潘旭红；2.因未按时付款，郭成凯、陈叔云、马容镜、陈凡中支付潘旭红滞纳金500000元；3.诉讼费由郭成凯、陈叔云、马容镜、陈凡中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30日，潘旭红为甲方、郭成凯为乙方，双方签订《桉树林木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韶关市××××山村由林业部门发放林权证（新林证字2009第1567号）红线图内面积1396亩的林木以人民币350万元卖给乙方，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在2015年11月3日前付给甲方订金100万元、在2015年11月30日前付给甲方50万元、在2015年12月31日前付给甲方50万元、在2016年1月31日前付给甲方50万元，余款为砍伐至全山面价70%时付清；若乙方逾期付款，乙方须每天缴给甲方滞纳金1%，甲方可单方面终止合同；甲方负责林木砍伐手续，所需一切批砍费用由甲方负责，双方签订合同时，甲方提供山场林木砍伐手续给乙方；进场砍伐后，乙方自主经营、开路、运输的一切费用，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引起的一切事故、损失及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桉树林木买卖合同》约定的新林证字2009第1567号《林权证》记载潘旭红是坐落桐木山村、小地名为老龙肚坑、面积1396亩的林地上的桉树林木的登记所有权人。《桉树林木买卖合同》签订前，涉案桐木山村的桉树林木已于2015年9月15日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桉树林木买卖合同》签订后，潘旭红将涉案桐木山村的桉树林木交付给郭成凯一方采伐，但涉案桐木山村的桉树林木未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因部分桉树林木在已办理采伐许可的期限内未完成采伐，潘旭红又于2016年10月19日办理采伐许可证（采伐许可证号00976281、00976282），新丰县马头林业工作站出具《证明》记载马头镇桐木山村老龙肚坑山采伐证号00976281、00976282，该山的林木于2017年4月已砍伐运输完毕。郭成凯一方向潘旭红支付部分价款，2016年3月3日，潘旭红作为收款人出具给郭成凯、马容镜的《收款收据》上记载收到《桉树林木买卖合同》货款250万元、滞纳金5万元，马容镜在收款收据上签名确认。潘旭红主张郭成凯一方共仅支付了289万元，拖欠61万元，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潘旭红提供其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证明郭成凯一方支付《桉树林木买卖合同》价款289万元，其中陈叔云在2016年2月23日分两笔向潘旭红转账各40万元、10万元共50万元，案外人吴百强在2016年6月24日、2016年8月18日分别向潘旭红转账各20万元。潘旭红主张滞纳金从2016年3月3日起以100万元为本金计算，自2016年8月28日起以61万元为本金计算至起诉日止。马容镜主张潘旭红一方有5个合伙人，要求追加李建房、蓝俊、罗小文、李柏涛为本案当事人；对此，潘旭红提供李建房、蓝俊、罗小文、李柏涛共同出具的《声明》记载，涉案林地是由李建房、蓝俊、罗小文、李柏涛、潘旭红共同承包种植的，李建房、蓝俊、罗小文、李柏涛推举潘旭红作为合伙的代表，与林地所有人签订承包合同、与购买林木的人签订林木买卖合同，本案诉讼依然推举潘旭红作为合伙的代表，涉案合同利益和诉讼利益归潘旭红。马容镜提供2016年12月15日《木材运输证》证明放行条中记载承运人、领证人是潘旭红，是潘旭红运输涉案桉树林木，潘旭红将卖给郭成凯的木材自行砍伐，郭成凯才欠货款；对此潘旭红不予认可，认为其作为林权登记人，以其名义办理采伐证，林业站也是以其名义办理放行条。另查明，2016年8月7日，马容镜因在涉案桐木山村的桉树林木采伐所用的勾机被盗向新丰县公安局石角派出所报警。马容镜在石角派出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与郭成凯、陈叔云、陈凡中四人一齐包（地名：老龙肚）桉树山砍伐，当时出资100万元，按郭成凯2股、陈凡中5股、陈叔云1股、马容镜2股分成，当时由马容镜出资25万元和陈凡中80万元，由郭成凯、陈叔云两人进行管理砍伐，郭成凯与山主签订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关于潘旭红在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马容镜主张涉案桐木山村桉树林木是李建房、蓝俊、罗小文、李柏涛与潘旭红合伙经营，对此李建房、蓝俊、罗小文、李柏涛出具《声明》表示涉案的合同利益和诉讼利益归潘旭红，是李建房、蓝俊、罗小文、李柏涛对权利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潘旭红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本案不再追加李建房、蓝俊、罗小文、李柏涛为诉讼当事人。潘旭红与郭成凯签订的《桉树林木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潘旭红已将涉案桐木山村桉树林木交付郭成凯采伐，郭成凯一方也支付部分合同价款，合同已实际履行，对此双方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为此，郭成凯作为买受人，应依约定支付全部合同价款给潘旭红。关于潘旭红主张陈叔云、马容镜、陈凡中是郭成凯的合伙人，应与郭成凯共同还款问题。马容镜在2016年8月7日新丰县公安局石角派出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显示，马容镜在本案双方纠纷发生前因与本案无关的其他纠纷报警，当时马容镜为合伙的全体利益所作出的陈述与本案纠纷无利害关系，可信度较高，且马容镜完整的陈述了陈叔云、马容镜、陈凡中、郭成凯的合伙关系中，各人的份额比例、对合伙的投入形式以及郭成凯代表合伙签订《桉树林木买卖合同》，与此相印证，马容镜于2016年3月3日在《收款收据》上签名确认支付款项的性质、陈叔云向潘旭红转账50万元支付合同价款均是马容镜、陈叔云处理合伙事务的行为，而陈凡中未能合理说明本案纠纷发生前，马容镜陈述其属于合伙人的原因，综上，根据该询问笔录形成的时间、形成的特定原因，一审法院对该询问笔录中马容镜陈述的内容真实性予以确认，认定陈叔云、马容镜、陈凡中与郭成凯属合伙关系。合伙人对合伙期间的对外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各合伙人是连带债务人，为此合伙人对外确认的债务对其他合伙人产生确认效力。关于潘旭红主张的货款数额，双方签订的《桉树林木买卖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为350万元，潘旭红提供的《收款收据》记载郭成凯一方至2016年3月3日已支付250万元，之后至2016年8月18日又支付40万元，陈叔云、马容镜未举证证明付款情况，一审法院根据潘旭红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确认郭成凯一方共支付290万元，为此按双方约定，郭成凯一方仍欠货款应为60元。马容镜提供的《木材运输证》虽显示木材采伐后，以潘旭红的名义在林业管理部门登记放行信息，但根据本案的事实，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后未对桉树林木的所有权变更登记，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后，潘旭红已实际交付桉树林木给郭成凯一方采伐，并以潘旭红的名义办理采伐证，因此单凭潘旭红在林业管理部门有登记放行信息，不足以证明潘旭红自行采伐涉案桉树林木，马容镜以此抗辩拖欠货款的理由，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郭成凯、陈叔云、马容镜、陈凡中应共同偿还货款60万元给潘旭红。关于潘旭红主张的滞纳金及利息问题。双方约定的滞纳金实质是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双方约定按每天1%计付过高，应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潘旭红未举证证明涉案桉树林木何时砍伐至全山面积70%，其主张双方约定的前四期货款之外的余款100万元自2016年3月3日逾期，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鉴于潘旭红举证不能，根据其提供的新丰县马头林业工作站出具的《证明》记载涉案桉树林木于2017年4月已砍伐运输完毕，能确定郭成凯一方自2017年5月1日起拖欠的货款已逾期，对潘旭红主张的滞纳金及自起诉之日起计算的利息自2017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至还清货款60万元之日止。综上所述，郭成凯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郭成凯、陈叔云、马容镜、陈凡中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潘旭红偿还货款6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至还清货款60万元之日止）。二、驳回潘旭红的其他诉讼请求。郭成凯、陈叔云、马容镜、陈凡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90元，由潘旭红负担133元，郭成凯、陈叔云、马容镜、陈凡中负担14657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11月29日，郭成凯因运输木材出的路被一辆车堵住向新丰县公安局石角派出所报警。郭成凯在石角派出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有三个股东，分别是其本人和马容镜以及阿云（姓陈），包下山林砍木材。本院认为：对于郭成凯与潘旭红之间成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认定马容镜、陈叔云与郭成凯成立合伙关系，马容镜、陈叔云并未对此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陈凡中应否作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向潘旭红承担货款的支付责任。虽然陈凡中没有在涉案《桉树林木买卖合同》中作为买方进行签名确认，但马容镜在2016年8月7日的派出所询问笔录中明确郭成凯、陈叔云、陈凡中、马容镜是合伙关系，合伙经营涉案桉树林的砍伐。该笔录发生时间是在本案诉讼之前，作询问笔录的目的与本案无关，且该笔录所能证实的本案内容对马容镜并不利，由此反映出该笔录内容具备相当的客观真实性。陈凡中抗辩称，郭成凯在派出所所作笔录提及的合伙人并没有陈凡中，对此，本院认为，郭成凯做笔录的时间是2015年11月29日，发生在马容镜2016年8月7日作笔录之前，且马容镜在笔录中清楚表述了各方的投资金额及比例，反映出合伙情况与2015年11月29日时已经发生变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一审认定陈凡中与郭成凯、陈叔云、马容镜存在合伙关系，并应共同向潘旭红承担货款的支付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陈凡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陈凡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艳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袁绿凡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