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04民初1532号原告：武进区横林百惠烟酒副食品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0412MA1NEHBTXA，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园丁路1号。经营者：张岳方，男，汉族，1947年6月24日生，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霞，江苏泽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亮(系原告实际经营者)，男，汉族，1976年4月28日生，住常州市武进区。被告：常州汇丰酒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47293051677，住所地常州市钟楼区广化街190-198号。法定代表人：壮国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宏嘉，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进区横林百惠烟酒副食品店诉被告常州汇丰酒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4月9日、2019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292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是常州地区百年迎驾酒的总经销商，原告作为其分销商，由其向原告配送“百年迎驾”酒。2016年被告搞促销活动，原告分别于2016年7月22日、9月19日通过张红亮手机银行向被告指定收款账户打款129280元作为参加“百年迎驾”酒促销活动的预付款，但之后被告并未将相应价值的货物交付给原告。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汇丰公司商品送货单三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2、银行交易明细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收款账户支付预付款的事实。3、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壮丽艳账户是被告公司的收款账户。4、户籍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张红亮与张岳方是父子关系，张红亮向被告收款账户打款是为原告支付。5、2018年11月8日被告当庭提交的送货单（复印件）4页，证明送货单显示的数量金额与原告付款的金额所对应的数量和金额不相符，被告未向原告履行交货义务。被告辩称，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请：1、原告为同一件事情已经第三次起诉，严重浪费司法资源。2、在之前的庭审中我方多次强调酒水行业交易惯例是先货后款，我方在收到王辉指定的代付款项前，就已经将酒水交付给了王辉。至于原告和王辉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另行起诉王辉，而非被告。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供了以下证据：1、庭审笔录（之前的案件与本案是同一个代理人，庭审笔录是代理人拍照而来）2份、送货单4页、金诚酒业营业执照1份、王辉、张芳结婚证复印件1页、王辉出具的情况说明1页、吴国伟出具的情况说明1页。以上均为复印件，在之前的庭审中将原件交给了法庭。庭审笔录证明该案件的事实情况，已经由法院进行了查明；金诚酒业营业执照、王辉、张芳结婚证，证明被告发生的货物往来的主体为王辉的金诚酒业；送货单证明在收到货款前，被告已经向王辉交付了超过货款的货物；情况说明证明原告王辉和被告之间的关系，实际为王辉结欠原告酒款，同时在2017年3月原告的张红亮、王辉和被告的吴国伟在一起确认王辉结欠张红亮货款的情况。当时算下来只结欠百汇烟酒6万多元的酒款，而被告与原告更是毫无关系。现如今原告将王辉的欠款算至被告名下，而且将数额从6万多提升至约13万，严重与事实不符。2、送货单两份。鉴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三份送货单，被告进行核实，确认2016年11月7日的送货单真实并且已经结算完毕，结算的方式也是先货后款，货到后以现金的形式结算，被告保留的底联上有经办人曹佃效签写的款已收。另外一份2016年4月18日的送货单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并不一致，证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并非被告向其出具的送货单。被告在2016年4月18日将货物交送给了张世东，送货人是被告员工顾鑫。因为时间太久，被告并未找到2013年5月3日的送货单底联。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告此前已经两次起诉，第一次起诉是以不当得利起诉壮丽艳，既然原告手上有三份送货单，为何不以买卖合同直接起诉被告？同时被告注意到送货单右侧写着随货同行，和结算凭证的字样，从侧面印证了酒水行业是先货后款的交易习惯，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结算凭证的这种说法呢？同时送货单与被告提交的送货单不一致，被告提交的送货单上都有收货单位和送货人，但是原告提交的三份都没有经办人签字。所以不排除此送货单是原告自行制作。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在之前的庭审中，被告也强调该款项是原告代王辉支付的酒款，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且被告已经向王辉履行完毕交货义务。在之前的庭审中，也多次向原告发问，如果按照原告的说法，先款后货，那么怎么会先付款8万元，时隔两个月还未收到货的情况下再付4.8万元呢？这与常理不符，而原告至今未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对证据3证明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如果原告主张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大可以直接起诉，而不用先诉不当得利来获取这张证明，且该资金为王辉委托原告支付的货款。对证据4，户籍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并不清楚与原告之前为何要以张红亮本人的名义起诉。对证据5的证据为被告提供。该证据证明被告在收到款项前按交易习惯向王辉（金诚酒水）交付了货物，且货物的价值覆盖了款项。因为有现金交易的情况出现，所以我方认为已经达到了举证的能力。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庭审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庭审笔录中反映的被告陈述与证人陈述有很多矛盾之处，例如被告认为王辉目前还结欠原告5、6万元的货款，但是王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说近13万元的货物都已经送给原告，这是矛盾的。另外王辉陈述2009年就已经离开汇丰公司，但是根据原告所提供的送货单，2013年的时候，王辉仍是作为业务员，向原告送货。所以原告对于庭审过程中被告与证人之间多次矛盾的陈述不予认可。对金诚酒业营业执照、结婚证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是与被告发生交易往来，被告在上次诉讼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是替王辉交付货款，王辉曾经向原告发送过货物，所以原告对于被告认为原告与王辉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不予认可。对送货单真实性无异议，基于汇丰公司与王辉之间的利害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证据有可能是为了庭审的需要特意制作。另外根据原告的两次付款的明细，原告一共从被告处定了2批货物，第一批7月份是以1616元/组的价格，定购了50组，金额为80800元，具体是三星5箱*50组=250箱，两星1箱*50组=50箱。另外还有参加的优惠，优惠是定购5箱三星送一箱，定购两星1箱送半箱。被告向法庭所提供的2016年7月10日、7月22日的送货单上数量和金额都远远少于原告的订货及付款的数量和金额。9月19日第二批货物，以每组1616元/组的价格，定购了30组，金额为48480元，具体是三星5箱*30组=150箱，两星1箱*30组=30箱。另外参加的优惠，优惠是定购5箱三星送一箱，定购两星1箱送半箱。对照被告所提交的送货单与原告付款及订货所显示的数量及金额也不对应，所有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履行向原告交货的义务。对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王辉在庭上作为证人对其所陈述的事实与被告的陈述有很多矛盾之处。另外，证人陈述已经向原告交付货物，但被告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所以原告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2016年11月7日的送货单与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一致，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了原、被告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对于第二张4月18日的送货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收货单位的抬头是张世东（百惠烟酒）不能证明就是百惠烟酒，而且签收人、收货单位顾鑫也不是原告的实际经营者张红亮，另外被告不能以该送货单来推翻原告提交的4月18日与被告之间有往来的送货单。本院认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2016年11月7日送货单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致，本院对该送货单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3、4、5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形式合法，内容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其他送货单，被告对其真实性未予确认，且被告提供了同日出具的送货单与原告的不一致，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因2016年4月18日的送货单与原告提供的不一致，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确认，原告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原告向被告采购白酒。2016年7月22日，原告通过其实际经营者张红亮的银行账户向案外人壮丽艳名下卡号为62×××12的银行账户分两笔汇入50000元、30800元，摘要分别显示为“百惠迎驾款”、“百惠”。2016年9月19日，原告再次通过张红亮的银行账户向壮丽艳上述银行账户转账48480元，摘要显示为“横林迎驾款”。2016年11月7日，被告向原告送三星百年酒100箱，总额为25500元，送货单上送货单位经办人处有被告业务员曹佃效的签名。2018年5月17日，张红亮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壮丽艳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129280元整；张红亮在该案诉状中称“原告经营的武进区横林百惠烟酒副食品店与常州汇丰酒业有限公司有多年的业务往来”。2018年8月13日，被告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被告为了业务发展需要，委托壮丽艳（被告法定代表人壮国兴的女儿）办理了一张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卡，银行卡号为62×××12，专用于被告业务往来，所发生的一切流水均为公司业务，与壮丽艳个人无关。后张红亮申请对其起诉张丽艳不当得利一案撤诉。2018年10月11日，张红亮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与本案一致。2018年11月29日，本院作出（2018）苏0404民初5621号民事裁定，以个体工商户应当以营业执照上登记字号为当事人，张红亮并非该案适格主体为由，裁定驳回张红亮的起诉。2019年3月18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在（2018）苏0404民初5621号一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提交了案外人王辉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王辉系金诚酒水的实际经营者，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是王辉妻子的名字，实际由王辉负责经营。王辉与汇丰酒业有多年的业务往来，其向汇丰酒业购买酒水，也与张红亮的百惠烟酒有多年的业务往来，王辉不是汇丰酒业的员工。2016年7月至9月，王辉向汇丰公司购买酒水并销售给百惠烟酒，其中包含该案中张红亮代付的约13万元的部分。当时王辉从汇丰公司取走酒水（约13万），然后王辉和张世东送至百惠烟酒，后张红亮付款给王辉，王辉让他直接汇给汇丰公司壮丽艳的账户。在张红亮付款后，王辉打电话告诉汇丰公司的壮丽艳该笔款项的情况。2017年3月，汇丰公司的吴总找到王辉，说百惠烟酒想要跟张世东对账……初步对账下来，截止至2017年3月，王辉经手的酒款账目都是清楚的，只有张世东还结欠张红亮6万多元的酒款，王辉表示其愿意配合张红亮找张世东要钱，但因张世东不肯出面，其也没办法。被告提交了一份案外人吴国伟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吴国伟是汇丰公司的经理，与金诚酒水（王辉）有多年的业务往来，金诚酒水（王辉）向汇丰公司购买酒水，至今还结欠汇丰公司数百万元，汇丰公司与百惠烟酒并无业务往来。2016年7月至9月，金诚酒水（王辉）向汇丰公司购买酒水并付款，其中包含该案中张红亮代付的约13万元。当时金诚酒水（王辉）从汇丰公司取走酒水（约13万），王辉打电话到汇丰公司说钱款到账了，是通过张红亮的账户付的。汇丰公司核对金额吻合，就作为金诚酒水（王辉）的酒款确认了。2017年3月，张红亮多次来汇丰公司找吴国伟和壮总，说想让他们帮忙找王辉，说金诚酒水有些款对不上。吴国伟找到王辉，一起去百惠烟酒的店里，初步对账，截止至2017年3月，王辉经手的酒款都是清楚的，只有张世东还结欠百惠烟酒6万多元的酒款，吴国伟在场是作为见证人的。酒水行业都是先货后款的规矩，从来只有买家不付款还没有听说过有欠买家款的。后来看到张红亮的凭证才知道张世东有从百惠烟酒购买过洋河系列的酒水，估计是这部分钱没有付清楚。同时，被告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申请王辉及吴国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两人陈述内容基本与前述情况说明内容一致。另王辉称其在2007年、2008年是汇丰公司的业务员，在2009年离开，后来开了个体工商户成为被告的二级经销商，通过赚取差价获利。张红亮是其客户，其销售给原告的酒没有送货单，都是货到付款。其考虑到比较麻烦，就让原告直接付款给被告。其与张红亮在2013年开始就有业务往来了，到2016年结束的，多少笔记不清了，其从来不记账。除了该案的转账之外，没有其他转账，都是现金支付。原告在该案中质证认为王辉的证言不能够证明案涉两笔货款是原告替王辉支付给被告的。被告认为王辉以张红亮代付的形式支付了货款，其向王辉供了货，钱货两清。吴国伟称其从2011年开始在汇丰公司担任经理，现在仍在职。其没有向张红亮核实过案涉款项是否为王辉代付，被告与张红亮从来没有直接往来。原告在该案中质证认为吴国伟陈述内容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不符，其所作证言不实。被告认可吴国伟的陈述。2019年4月9日，本案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曹佃效的联系方式向其拨打电话询问相关情况，曹佃效称其是被告的业务员，现在还在职，负责销售和送货。被告每年都会有促销活动，但是其不清楚是不是通过客户支付预付款的形式履行。其于2016年与张红亮合作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其代表被告向张红亮卖酒及送酒，每次都有送货单，货送到后双方即时结清当次货款，张红亮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将货款支付给他，不需要张红亮在送货单上签字。在此期间，张红亮曾向其提过两三次于2016年向被告预付货款参加促销活动的事，其回复称自己只是公司的业务员，没有权限处理，只能帮他转告公司。后来张红亮又一次在曹佃效送货后要求使用之前的预付款抵扣，曹佃效不同意，此后双方就没有合作，其不再负责张红亮与被告的业务。经质证，原告认可曹佃效的上述陈述。被告对曹佃效的陈述予以认可，曹佃效也称酒业往来是先货后款及时结算，原告在7月付款后两个月没有收到货，于9月再次付款不符常理。庭审中，原告称2016年7月被告举行促销活动，原告一共从被告处定了2批货物：第一批7月份是以1616元/组的价格定购了50组，金额为80800元，具体是三星5箱*50组=250箱，两星1箱*50组=50箱。另外还有参加的优惠，优惠是定购5箱三星送一箱，定购两星1箱送半箱；第二批9月份的货物，以每组1616元/组的价格，定购了30组，金额为48480元，具体是三星5箱*30组=150箱，两星1箱*30组=30箱。另外参加的优惠，优惠是定购5箱三星送一箱，定购两星1箱送半箱。因被告拒绝履行合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解除双方就129280元货款对应的买卖合同。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即“谁主张，谁举证”。本案中，原、被告提供的被告向原告送酒的送货单及曹佃效所作陈述，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在2016年存在业务往来，被告此前一直强调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与事实不符。此外，曹佃效的陈述也能证实张红亮在2016年曾多次向其主张用促销活动的预付款抵扣货款的事实。即使原告对其参加被告促销活动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原告就其向被告支付货款总计129280元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被告对收款事宜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辩称上述款项系原告替王辉支付的货款，被告已向王辉履行完毕交货义务。对于被告的该项辩称意见，被告仅提供了其向王辉送货的送货单及王辉、吴国伟所作陈述予以证明，因被告与王辉之间存在业务往来，被告提供其向王辉送货的送货单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另本案审理结果与王辉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另一证人吴国伟则一直担任被告经理，且吴国伟所作部分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考虑到两人的身份及本案的情况，在被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辅证的情况下，仅凭两人所作证人证言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即被告辩称原告系替王辉代付货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另被告辩称酒业交易习惯都是先货后款。本院认为，首先，被告的该项辩称意见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次，即使被告所称属实，也不能仅凭该交易习惯而推翻原告主张的事实，即上述交易习惯仅是一般通用的交易模式，不能因此排除现实中存在其他情形的可能。综上，原告已向被告交付129280元货款，现被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原告履行对应的交货义务。因被告至今未能向原告履行交货义务，且现在仍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的行为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现原告主张解除双方就129280元货款对应的买卖合同及被告返还该货款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武进区横林百惠烟酒副食品店与被告常州汇丰酒业有限公司就2016年129280元货款对应的买卖合同；二、被告常州汇丰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回原告武进区横林百惠烟酒副食品店货款129280元。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886元，本院依法减半收取1443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常州汇丰酒业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刘永丽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韩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