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34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郎建钢，男，195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晶，广东秦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红竹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廖德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光，广东宝慧（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智航，广东宝慧（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西，男，198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巴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德见，男，196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巴东县。上诉人郎建钢、上诉人佛山市红竹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西、廖德见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8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郎建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红竹公司向郎建钢支付欠款219780元以及利息损失(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2.改判由赵西对上述第一项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红竹公司、赵西、廖德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金额的认定及支付时间。一审法院认定红竹公司尚欠货款219780元未支付正确，但对于其中货款65800元需待某甲公司向红竹公司交付B级认证证书后再主张该笔货款的处理错误。红竹公司欠款事实确定，其欠款的金额不仅是B级产品，更多的是某甲电器已经交付了认证证书的C级产品，且欠款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期间郎建钢多次催促还款，赵西并未有任何还款迹象。郎建钢起诉后，赵西从未与郎建钢联系沟通过还款事宜，在此情况下，郎建钢即使交付B级认证证书，赵西也绝不会主动还款。郎建钢与赵西在《欠款还款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货款65800元与B级认证证书当面交换，即赵西将余款65800元还给郎建钢，郎建钢将转好的证书交给赵西。这完全是基于赵西对支付货款的事情拖延逃避，且完全不讲诚信。一审法院不顾既定事实，根据《欠款还款协议书》的约定认定的红竹公司先履行抗辩权合法有据是错误的，双方约定当面交换完全是同时履行的情形，不适用先履行抗辩权。同时履行的情况下，一方有明显的违约行为的，另一方可以不履行己方义务。某甲电器未交付B级认证证书不能成为红竹公司不付款的理由。因此，该65800元货款应当一并支付予郎建钢。二、关于承担债务的主体。红竹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廖德见，但实际控制人及经营者为赵西。据了解，赵西借用其亲戚廖德见的名义注册了红竹公司对外经营，其目的是为了规避自己的风险、逃避债务。实际上，红竹公司并无任何财产，财产均由赵西控制，注册地址也并未实际经营。若由红竹公司偿还欠款，将在执行阶段面临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其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廖德见会被限制高消费，但实际控制人及经营者赵西却不受任何影响，依然逍遥法外，遂在《欠款还款协议书》中明确写明由赵西将欠款偿还予郎建钢。一审法院认定某甲公司将合法有效债权转让予郎建钢的行为有效，却不认定赵西对该合法有效债务承担责任，径自按照合同相对性来判决，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红竹公司针对郎建钢的上诉答辩称：与红竹公司的上诉理由一致。红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判项，改判驳回郎建钢人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郎建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在2017年的交易总金额仅为627783.52元，包括对账确认的477242.4元，未对账确认的150541.12元。截至2018年1月30日，红竹公司已经向郎建钢支付货款525682元，尚欠货款仅为102101.52元。郎建钢提供的《情况经过》系其单方制作，没有红竹公司的签章确认，且红竹公司亦不予认可，但一审法院仍确认其真实性错误。郎建钢主张红竹公司以对账单主张全年应付款为784128.52元，但其提交的对账单显示应付款仅为477242.4元。事实上，双方于2017年1月才签订案涉《合同协议书》，其后再进行定作物的定版定稿事宜，郎建钢于2017年4月才逐批量交货，故双方在2017年的交易总金额仅为627783.52元。郎建钢主张的全年交易额（元）红竹公司主张的全年交易额（元）数据来源单方制作《情况经过》送货单、对账单2017年1月14700无2017年2月11321无2017年3月57999.5无2017年4月54214183002017年5月75820575202017年6月32370.5495102017年7月70219562992017年8月928601277982017年9月131045.593806.52017年10月87785.490955.42017年11月81072.560770.622017年12月74721.1272824合计784128.52627783.52郎建钢在一审庭审期间多次陈述“截至起诉之日，红竹公司已付款总金额为525682元”，红竹公司亦当庭予以认可，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红竹公司、廖德见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付款欠款应承担不利后果错误。红竹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曾向郎建钢交付日期为2018年1月20日、金额为53980元、编号为10304430/47166994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郎建钢已经背书转让给江门市某乙电容薄膜有限公司，虽然江门市某乙电容薄膜有限公司在承兑时被退票，但江门市某乙电容薄膜有限公司可以向出票人即红竹公司主张票据追索权，故郎建钢在无证据证明江门市某乙电容薄膜有限公司已经放弃追索权的情况下，应当视为该53980元的债权已转移至江门市某乙电容薄膜有限公司，红竹公司对郎建钢已经履行了53980元的付款责任。二、赵西仅是红竹公司的业务员，不是财务人员或公司负责人，其职权只限于签订合同、收货，其仅能知晓红竹公司与某甲公司的合同交易量，根本不知晓红竹公司的已付款情况。因此，赵西于2018年1月11日在红竹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郎建钢签订《欠款还款协议书》无效。1.红竹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解释：赵西是红竹公司的业务员且主要负责红竹公司与某甲公司的业务。一般由赵西主要负责某甲公司的交货事宜，故赵西在送货单上有签名；同时，由于红竹公司遗失了2017年6月至8月的进仓单、送货单，因此红竹公司在郎建钢对2017年6月至8月的送货对账时，需要赵西辅助，故赵西仅在该两份对账单有签名。2.赵西作为业务员，由于工作内容限制，其仅应当知道合同交易量，即仅可以确认对账单金额的正确与否。赵西既不是红竹公司的财务人员，也不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故其不知道红竹公司、廖德见对外已付款的情况，故赵西根本不可能清楚知晓红竹公司与某甲公司的剩余应付未付款金额。因此，赵西于2018年1月11日未经红竹公司同意擅自与某甲公司确认剩余应付未付款金额165800元错误，因为此时红竹公司向郎建钢交付有日期为2018年1月20日、金额为53980元、编号为10304430/47166994的银行支票根本尚未承兑，无法确认剩余应付未付款金额。红竹公司有理由相信赵西与某甲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三、根据案涉《合同协议书》《补充协议》《授权书》约定，郎建钢应向红竹公司提供的是寿命等级为C、B级，气候类别为40/85/21、40/105/21的证书，但截至一审庭审结束，郎建钢并未向红竹公司支付上述全部证书。一审法院查明某甲公司已交付的C级20/70/21气候类别证书不属于上述约定的证书，即郎建钢尚未履行全部的证书交付义务。而且，郎建钢提交的电容器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导致被大量退货，故红竹公司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暂缓支付剩余货款102101.52元。郎建钢针对红竹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与郎建钢的上诉理由一致。赵西、廖德见在二审期间未作答辩或陈述、举证及质证。郎建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红竹公司向郎建钢支付货款21978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廖德见、赵西对红竹公司应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红竹公司、廖德见、赵西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月3日，红竹公司与某甲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红竹公司向某甲公司出具《授权书》，约定红竹公司授权某甲公司生产“红竹”牌电容器，由某甲公司全权负责电容器产品的研发、样品制作、试验测试、生产、质量控制、送货、质量异常的处理、售后服务等事宜，全面配合红竹公司完成客户审厂、产品认证和质量控制体系，授权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订单的确认和答复以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传真为准，常规产品交货期为3至7天，产品的保质期为2年，产品退货期不超过30个月，某甲公司有义务协助红竹公司构建相关认证和品质控制体系，积极协助红竹公司的产品安全认证事项；货物由某甲公司负责运输至红竹公司指定的地点，红竹公司在收货后应当场检查有误损坏或缺件；结算方式为月结（2017年1月至6月为月结45天、7月至9月为月结60天）。2017年9月7日，红竹公司与某甲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红竹公司向某甲公司出具《授权书》，约定红竹公司应将公司相关资料交由某甲公司保管，某甲公司只有C级和20/70/21气候类别产品的证书，若红竹公司委托某甲公司生产其他等级和气候类别的产品，必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并加盖公章，某甲公司其他等级和气候类别的证书大约在2017年11月底左右下来，再给红竹公司认证；红竹公司授权某甲公司生产CBB61系列薄膜电容器，CQC产品寿命等级为C级和B级，产品气候类别为40/85/21、40/105/21，授权截止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此后，某甲公司按照红竹公司的授权进行生产，双方于2017年9月2日及8日、2017年10月6日、2017年11月2日、2017年12月1日分五次对2017年6月26日至2017年11月25日期间产生的定作款进行对账，确认红竹公司应向某甲公司支付的定作款共计462982.4元。某甲公司确认红竹公司曾支付过部分款项，具体情况如下：应于2017年7月支付的70219元已经支付，应于2017年8月支付92860元支付了38680元，应于2017年9月支付的131045.5元支付了77065.5元，2018年1月份付款共计180214元,以上共计366178.5元；红竹公司曾向某甲公司交付金额为53980元、编号为10304430/47166994的银行支票，金额为54180元、编号为10304430/47113495的银行支票，金额为21300元、编号为10204430/66690853的银行支票，上述支票的出票人均为红竹公司，但上述支票均因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被银行拒绝承兑。某甲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郎建钢是其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8年1月1日，某甲公司将其对红竹公司的债权219780元转让给郎建钢。2018年1月11日，某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郎建钢与赵西签订《欠款还款协议书》，载明赵西欠郎建钢165800元，赵西承诺于2018年1月15日至20日之间支付100000元，余款65800元待某甲公司向红竹公司交付CBB61认证证书时当面付款。郎建钢称其主张的货款构成如下：截至2017年12月29日，红竹公司尚欠某甲公司货款384680.52元（不包含金额为53980元的支票），2018年1月11日，经协商约定货款按照384680.52元打九折支付，此后红竹公司向某甲公司转账支付100000元、通过支票支付80214元（已承兑），尚欠165800元按照《欠款还款协议书》的约定还款；由于金额为53980元、54180元、21300元的支票未能承兑，因此共计欠款219780元。另查明，在某甲公司与红竹公司交易过程中，均由赵西代表红竹公司处理交易事项；某甲公司仅向红竹公司交付产品寿命等级为C级的CBB61系列薄膜电容器产品认证证书。一审法院认为：合法有效的债权可以转让，但应当通知债务人。本案中，某甲公司对红竹公司享有的债权合法有效，某甲公司将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郎建钢且在本案诉讼过程中通知了红竹公司，因此由郎建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债权合法有据。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均由赵西代表红竹公司处理交易事项，且对于赵西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对账单，红竹公司与廖德见也未提出异议。由于红竹公司、廖德见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付款欠款，根据某甲公司确认的付款情况，法院对红竹公司尚欠货款219780元未支付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赵西与郎建钢签订的《欠款还款协议》，案涉货款中的100000元应当在2018年1月15至20日期间支付，另有货款53980元为支票未承兑产生，红竹公司未按照约定支付上述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因此郎建钢要求红竹公司向其支付上述货款153980元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郎建钢主张的利息，结合其诉请，应当自起诉之日（2018年9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于郎建钢主张的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属定作合同纠纷，某甲公司作为承揽人应当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本案中，红竹公司授权某甲电器生产产品寿命等级为C级和B级的CBB61系列薄膜电容器，并要求某甲公司提供相应的产品认证证书。现某甲公司向红竹公司提供了产品寿命等级为C级和B级的CBB61系列薄膜电容器，但是仅向红竹公司交付C级的产品认证证书。根据《欠款还款协议》的约定，货款65800元待某甲公司向红竹公司交付CBB61认证证书时当面付款，现某甲公司至今仅向红竹公司交付C级认证证书，而未履行交付B级认证证书的义务，红竹公司据此主张先履行抗辩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郎建钢可待某甲公司完成向红竹公司交付B级认证证书的义务后再主张该笔货款。红竹公司的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廖德见是其法定代表人，赵西是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代表红竹公司处理交易事项的人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定作合同的当事人是某甲公司和红竹公司，因此产生的债务也应由合同当事人承担，原告要求廖德见、赵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红竹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郎建钢支付货款15398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15398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郎建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98.35元，财产保全费1618.9元，合共3917.25元，由郎建钢负担1173.25元，由红竹公司负担2744元。郎建钢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产品认证证书，拟证明某甲公司有交流电动机电容器的B、C、D级认证证书。红竹公司质证认为：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1.该证据形成于2017年11月22日，故不属于二审新证据。2.该证据中证书的持有人为某甲公司，证明该证书尚未转红竹公司名下，故不能认定郎建钢已履行证书的交付义务。3.某甲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获得该B、C、D级40/85/21的证书，却始终拒绝转给红竹公司，可见其主观具有恶意。本院认证意见详见以下“本院认为”部分。红竹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除对郎建钢记载为“朗建钢”存在笔误以外，其他的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红竹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述称，由于郎建钢一直没有交付证书，导致电容器都拆了，已经无法重新安装使用，所以郎建钢现在交付证书也没有意义了。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分析具体如下：关于欠款金额。郎建钢举示有红竹公司盖章的《某甲与红竹对账单》、送货单、《欠款还款协议》等证据，可以反映某甲公司向红竹公司送货及红竹公司欠某甲公司的货款情况。红竹公司辩称其不确认郎建钢主张的付款、欠款情况，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赵西已与郎建钢签订《欠款还款协议》确认欠款165800元。红竹公司辩称赵西是在超出其职权范围以外、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郎建钢签订该协议，主张该协议无效，但赵西系红竹公司的业务员，从事签订合同、收货、对账等工作，可见赵西清楚红竹公司收取某甲公司货物及货值情况，而协议中的欠款还款反映与红竹公司和某甲公司的交易相关，其与郎建钢签订该《欠款还款协议》系约定红竹公司欠某甲公司货款及还款事宜，赵西该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情形，该协议产生的法律后果对红竹公司产生效力。即便如红竹公司所言赵西在签订该协议时未计算金额为53980元的支票款，但该支票因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被银行拒绝承兑，也不应在欠款金额中作相应扣减，不能反映该协议确认的欠款金额与事实不符。红竹公司确认其交付给某甲公司用于案涉货款的53980元支票未能承兑，但认为实际持有该支票的案外人可以向其主张票据权利为由辩称其已向某甲公司支付该货款无理，本院不予采纳。红竹公司主张廖德见在赵西签订《欠款还款协议》后向郎建钢转账支付了100000元，主张该款项应予扣减；郎建钢则认为这系赵西在签订《欠款还款协议》时以廖德见手机网银支付的款项，协议中确认的欠款金额已扣减该转账款。经审查，廖德见在2018年1月12日00时18分、00时20分向郎建钢转账共计100000元，支付方式与《欠款还款协议》约定的“赵西于2018年1月15-20日之间还郎建钢欠款”的约定不符，结合该款项的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郎建钢所述更为合理，符合一般生活经验，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有鉴于此，一审以赵西在协议中确认的欠款及协议签订后的上述退票款认定红竹公司的欠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赵西应否担责。赵西与郎建钢签订的《欠款还款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依约履行。依据协议约定，赵西确认欠郎建钢165800元，赵西于约定的期限内分两笔偿还，及双方在说明中注明“赵西交给郎建钢的收来其他厂家的支票如果出现退票，赵西负责在十天内将支票换成现金交给郎建钢”。可见赵西愿意向郎建钢偿还案涉欠款165800元，为债的加入，故郎建钢要求赵西在协议约定的欠款范围内履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虽然协议中说明“赵西交给郎建钢的收来其他厂家的支票如果出现退票，赵西负责在十天内将支票换成现金交给郎建钢”，但案涉的53980元的支票为红竹公司向某甲公司开具的，并非该说明中的其他厂家的支票，故郎建钢要求赵西对该支票退票款承担责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另，郎建钢要求赵西对案涉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赵西为红竹公司的业务员，系代表红竹公司处理交易事宜，故郎建钢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郎建钢主张赵西实际为红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经营者，只是借用其亲戚廖德见的名义注册红竹公司对外经营，且实际控制红竹公司的财产，但未能举证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上述165800元中第二笔付款65800元是否已达清偿条件。郎建钢与赵西约定在某甲公司将CBB61认证证书转红竹公司后，赵西将该款项还给郎建钢，郎建钢将转好的证书当面交给赵西。郎建钢主张其已有该协议中约定的相应的CBB61认证证书，在赵西、红竹公司向其清偿欠款时可以交付予对方，并在二审期间向本院举示证书编号为CQC03002006119的《产品认证证书》，但其出示的证书并没有将相应的申请人、制造商变更为红竹公司，与其此前向红竹公司交付的申请人、制造商为红竹公司的证书编号为CQC17002175823的《产品认证证书》不一致；而且，若郎建钢只需向红竹公司或赵西交付申请人、制造商为某甲公司的《产品认证证书》，则郎建钢与赵西在《欠款还款协议》中无需约定“CBB61认证证书转好后（某甲公司转红竹公司）”的内容。可见双方约定赵西支付65800元的条件是某甲公司应将相应的认证证书转名为红竹公司，并将转名后的证书交付给赵西时支付。因此，郎建钢二审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按约定履行，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然而，红竹公司述称因产品已拆除不能再装，郎建钢现在交付已转名的《产品认证证书》对其而言已没有意义了。有鉴于此，从减少诉累、定纷止争的角度出发，本院认为双方约定余款的给付不宜再以郎建钢同时给付已转名的《产品认证证书》为条件。红竹公司述称因郎建钢未履行全部证书的交付义务及某甲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大量质量问题，导致其被客户大量退货、罚款等产生损失，其可以拒付剩余货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补充协议》约定，某甲公司其他等级和气候类别的证书大约在2017年11月底左右下来，再给红竹公司转认证，可见某甲公司与红竹公司约定《产品认证证书》系由某甲公司办理，办理后由红竹公司办理转认证手续。而《合同协议书》《授权书》《补充协议》等并未约定某甲公司应向红竹公司交付《产品认证证书》的期限。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某甲公司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向红竹公司交付。根据郎建钢二审举示的《产品认证证书》，系于2017年11月22日发证。因红竹公司拖欠货款，郎建钢与赵西于2018年1月11日签订《欠款还款协议》约定，在赵西支付第二笔欠款时，郎建钢同时应向其交付“转好后”的认证证书，但赵西未能依《欠款还款协议》之约定在期限内支付第一期欠款100000元，故郎建钢没有履行该转名义务系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而且，从证书的发证时间、双方纠纷的产生及商谈情况，不能反映郎建钢或某甲公司有拖延交付证书等违反诚实信用的情形。其次，红竹公司主张某甲公司交付的电容器存在大量质量问题，导致退货、罚款等损失，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红竹公司以此主张可以拒付剩余货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65800元货款的利息计算。《欠款还款协议》约定该货款系在认证证书转好后当即支付，因红竹公司二审表示没有转名办理《产品认证证书》的必要等本案的实际情形，本院认定该货款的利息应从红竹公司作出该意思表示并到达郎建钢之日即2019年4月10日起计算。综上，郎建钢的上诉请求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红竹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红竹公司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出现新情况，故一审判决被改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83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83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佛山市顺德区红竹电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郎建钢支付货款219780元及利息（以153980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19日起至2019年4月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219780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赵西对上述第二项债务在1658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郎建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298.35元，财产保全费1618.9元，合共3917.25元，由郎建钢负担1173.25元，由佛山市顺德区红竹电器有限公司负担2744元，赵西对佛山市顺德区红竹电器有限公司应负担的一审诉讼费在1782元的范围内连带清偿。二审案件受理费4824.6元，由郎建钢负担1445元，由佛山市顺德区红竹电器有限公司负担337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罗睿审判员李秀红审判员曾慧元二○一九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吴升平书记员阮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