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321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01号鸿昌广场53楼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5407508H。负责人：何永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警予，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南，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深圳市鸿达运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沙平北路金鹏物流园A区11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63756154。法定代表人：吴隆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超，广东百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鸿达运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运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粵0303民初14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鸿达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本案损失是案外人华为、DHL、人保和本案鸿达运公司商量的结果，不是客观公正的鉴定结果，一审法院将这种协商结果强加给了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公估报告表述，本案保险货物由华为、DHL、人保与本案鸿达运公司商议决定，按70%残值比由华为收回。就本次事故的残值比是经前述单位商议的结果，并非公允机构或者专业机构提出的鉴定意见，即便是公允机构或者专业机构提出的鉴定意见，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依然有权决定是否采纳。而且根据华为内部承认，本次事故手机的优良率为98.6%，手机的残值比就应是98.6%,而不是70%。故法院仍然采纳缺乏事实依据的70%的残值认定是不尊重事实与法律的。本案的货物损失不是客观公正的鉴定损失，而是本案鸿达运公司等认为商议的结果，属于未经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同意的其他人主观意见，不是基于客观事实。人保与DHL约定的4362900.79元的赔偿金额以及鸿达运公司对DHL80万元的赔付均系前述人员商议的结果，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作为独立保险人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任何人的意志均不能强加在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之上。一审法院把他们之间的主观意见作为公估的客观结论是违背事实的，将他们之间的意见强加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是违法的。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20条规定“责任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协商确定的赔付数额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主张按照协商确定的赔付数额认定保险人应承担的保险责任而保险人又不予认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然而法院最终支持该约定，并要求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该责任是违反指导意见的。2、根据公估报告，本次货物的实际损失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4362900.79元，而是1344518.237元。本次货物由三部分构成，即配件、Wifi、手机，华为在人保所投的公路货物运输保险中配件和Wifi是按照成本价的110%投保，鸿达运公司在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处投保的物流运输责任险中配件和Wifi是按照成本价投保的。按照广东衡准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计算标准，两处保险的保险金额不一样，前者的保险金额为，配件811353.5067元，Wif1463283.722元；后者保险金额为配件737594.097元，Wifi421167.02元。手机均按成本价投保，保险金额为13268365.42元。若配件和Wifi全损，手机损失率为1.4%，则手机损失额为185757.12元，三项共计损失1344518.237元。假定本案没有任何其他抗辩理由的情况下，扣除10%免赔额后，本案保险责任金额为1210066.4133元。3、一审对损余物品的处理予以认定，违反了按照保险法第61条的规定，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后，损余物品处理应由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决定，但是华为、DHL、人保和鸿达运公司在未征得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决定由华为收回销毁。按照保险法的规定，作为保险人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对残值认定、赔偿金确定以及损余物品的处理享有完全的权利。本次运输的手机、配件、Wifi属于流向终端消费市场的产品，不涉及华为安全信息，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作为保险人有权自行回收处理，其他任何人无权处置。鸿达运同意销毁该批商品，导致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丧失对标的物的取回权。而华为为了营造较好的市场声誉，全部销毁。华为决定自行回收残损货物并安排集中销毁。最终人保与华为协商由华为按货物保险金额的70%回收报废货物的残值。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合法权益，即使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赔付完毕，亦不能依法拿回该批损余物品所有权。一审法院不顾及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坚持要求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赔付被保险人，是严重违背法律，损害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权益的裁判行为。损余物品的处理也是上述案外人协商的结果，没有征求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的意见，致使原本权利归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的损余物品因案外人本案鸿达运公司等的行为灭失。4、一审对明显是虚假的劳动合同认定真实劳动合同，将挂靠关系认定为劳动合同关系。一审认定的证据明显表明，鸿达运公司与司机刘××的关系为委托运输关系，实际承运人为刘××。鸿达运公司恶意改变其与实际承运人刘××的法律关系，将原本的挂靠关系通过伪造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所谓的劳动合同转化为劳动合同关系。委托协议约定运输责任由刘××承担，根据这一约定，鸿达运公司即使承担赔偿责任其对刘××也享有追偿权，根据保险条款第三十一条和特别约定第7条的约定保险人对刘××享有代位追偿权，如若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则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依法依约所享有的代位追偿权消灭。一审法院仅依据一份真伪不明的入职申请表和真实性存疑的公估公司说明的刘××在出现后接受公估公司调查时声称自己是鸿达运公司司机的传来证据就认定刘××为鸿达运公司员工，而对于鸿达运公司不能当庭提供刘××社保及工资缴纳信息、劳动合同无时间和薪酬的规定、鸿达运公司与刘××的委托运输协议约定实际最终承运人为刘××托一系列表明双方为挂靠关系的证据不予理会，这是明显的背离事实证据，偏袒鸿达运公司的枉法裁判。在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提出上述诸多疑问时不切实了解案件事实，而是引用鸿达运公司与人保的判决中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不予认可的一句“而刘××系鸿达运员工”就认定刘××与鸿达运公司劳动关系真实，是极不负责的、不尊重事实的判决。鸿达运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一再质疑本案损失数额问题，实际上鸿达运公司也注意到本案中的高科技产品，华为在发生事故之后手机大部分外观良好，但是这些产品通过高温、水浸、烟熏以后，虽然大部分产品外观没有问题，但其性能是无法进行保障的，华为公司也无法对手机性能和原有的使用寿命进行一一检测，故只做了整批报废处理，这是负责任的处理态度，从品牌、社会效果上看必须要这样做。整批价格是1300余万，最后的公估价格华为只吸收了70%的损失，本案最终定损金额400余万元，该损失数额是经过人保和公估公司评估出来的，该损失数额是客观公正的。本案在出现以后，作为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来说既不出险，也不参与，最终却在质疑整个过程，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认为所有法律应由其自身承担，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在出险第一时间就有报警，但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却推给保险公司，我们只能配合华为的保险公司去处理。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认为，这是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对处理不上心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鸿达运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向鸿达运公司赔偿保险金72万元；2.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13日，鸿达运公司在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处投保了一份物流责任保险及附加盗窃险，约定保险期限自2013年6月25日零时起至2014年6月24日二十四时止。特别约定：当发生保险事故时，鸿达运公司必须在出险后48小时内向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24小时热线95585报案，以超过48小时才报案的，造成损失无法确定或损失扩大部分，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不负赔偿责任；累计赔付限额为1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500万元；主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1万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对于火灾事故，鸿达运公司必须第一时间向消防人员提出火灾原因签订的申请并做好相关的现场保护工作，若因鸿达运公司未及时提出火灾原因签订或未能做好相关现场保护工作而导致火灾原因无法认定的，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不对火灾造成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鸿达运公司收到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未经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书面同意，鸿达运公司对受害人不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不受其约束。对于鸿达运公司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014年6月20日、21日，华为公司委托敦豪深圳分公司运输手机、备件。敦豪深圳分公司将案涉货物将由鸿达运公司运输，运输车辆为鸿达运公司所有的粵B×××××/粵B×××××挂重型集装箱挂车，司机为××。2014年6月20日，刘××填写《鸿达运公司委托运输协议》，货物为“通讯设备”，签收单带回余款为“月结”,协议下方“承运人”处为刘××的签名和手指印。鸿达运公司当庭陈述该协议为内部考核司机的流程，刘××工资为现金支付。鸿达运公司提交的《员工入职申请表》显示刘××于2014年4月24日申请并入职，职务为司机。刘××在2014年6月23日案涉事故发生后接受案涉公估公司调查时声称自己为鸿达运公司的司机。2014年6月21日7时28分，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毁，交警部门认定案情为轮胎摩擦燃烧，刘××承担事故损失的100%责任。2014年8月6日，腾达汽修厂对案涉事故分析，认为最大可能系自燃。2014年6月21日8时20分，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接到鸿达运公司的电话报案，报案记录显示“客户出险当天，系统查不到保单”。华为公司就案涉货物损失向人保深圳分公司索赔。人保深圳分公司委托广州衡准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行调查。该公估公司遂于2015年7月30日出具《华为公司2014年6月21日手机及配件运输火灾事故终期报告》，载明货物为28,426件手机和配件，其中手机17426PCS、WiFi2,000PCS、配件9,000PCS;事故原因系案涉车辆行驶中轮胎起火造成挂车和车上货物受损；火灾后获救运回东莞的货物数量27,815件；经检测，手机没有良品返工方案，所以整批不返工，报废处理，WiFi和配件的处理意见与整机保持一致，报废索赔处理；华为公司对前述货物进行了公开销毁，并由媒体公开报道；定损和索赔金额为14543002.65元，理算金额按货物定损金额扣除70%的残值后为4362900.79元。人保深圳分公司据此于2015年10月9日向华为公司赔款4362900.79元。2015年11月5日，人保深圳分公司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敦豪深圳分公司、敦豪公司、鸿达运公司、联保深圳分公司代位求偿权纠纷，要求法院判令该案四被告连带赔偿其4362900.79元。该案审理过程中，人保深圳分公司与敦豪深圳分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约定由敦豪深圳分公司向人保深圳分公司支付80万元作为双方就案涉火灾事故造成货物损失的全部和最终和解方案，敦豪深圳分公司有权在和解金额范围内向本案鸿达运公司追偿，同时人保深圳分公司有权就货物损失金额与和解金额的差额部分继续向本案鸿达运公司索赔。敦豪深圳分公司付款后，人保深圳分公司依约向龙岗区人民法院撤销对敦豪深圳分公司、敦豪公司的诉讼请求，并被裁定准许。2016年6月24日，鸿达运公司向敦豪深圳分公司支付80万元。2017年10月31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粵0307民初5228号民事判决，该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为人保深圳分公司在该案中的保险代位求偿权产生的基础真实合法，鸿达运公司实际承运了案涉货物，而刘××系鸿运达公司的员工，在事故发生时系履行职务，因此鸿运达公司应当承担案涉事故赔偿责任。由于人保深圳分公司已与敦豪深圳分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获得80万元赔偿，因此人保深圳分公司的诉请请求4362900.79元应当扣除80万元，遂判决鸿达运公司赔偿人保深圳分公司损失3562900.79元及利息。由于联保深圳分公司是承保鸿达运公司物流责任险，与该案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发生另外的法律关系，故对人保深圳分公司要求联保深圳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鸿达运公司及联保深圳分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粵03民终8884号民事判决，确认一审查明事实，认定刘××对案涉事故负全责，而刘××系鸿达运公司员工，因此鸿运达公司应承担案涉损害赔偿责任；人保深圳分公司已经赔偿华为公司4362900.79元并取得《权益转让书》，有权向鸿运达公司主张赔偿；联保深圳分公司关于华为公司在其官网上称案涉事故造成的货损不良率仅为1.4%,人保深圳分公司的理赔行为错误，鸿达运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同时认定敦豪公司并非该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故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财产保险合同纠纷。鸿达运公司向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投保了物流责任保险及附加盗窃责任保险，并交纳了保险费，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保单确认承保，原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之间成立了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双方应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关于鸿达运公司是否向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报案的问题。现有证据已经证明案涉事故发生后一个小时内，鸿达运公司便向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电话报案，只是因为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系统问题，无法查到鸿达运公司的保单，而没有出险。鸿达运公司在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没有出险的情况下，积极与相关当事人对案涉事故进行处理，并无不妥。鉴于鸿达运公司已经履行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因自身原因未参与案涉事故的后续工作，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关于案涉事故的损失。虽然广州衡准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系接受人保深圳分公司委托调查并出具《华为公司2014年6月21日手机及配件运输火灾事故终期报告》，但案涉公估报告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且被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采纳，而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系因自身原因未及时介入案涉事故的定损，因此，原审法院依法确认该公估报告的真实性，确认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为4362900.79元，且该金额系货物定损金额14543002.65元扣除70%的残值后的金额。由于该损失并非货物的残值金额，因此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要求获得保险标的的全部权利，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鸿达运公司与刘××的关系，虽然运输案涉货物时填写的《鸿迖运公司委托运输协议》，签名处为“承运人”，但案涉车辆所有权人为鸿达运公司，《员工入职申请表》及刘××案涉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接受调查的回答皆证明其为鸿达运公司的司机，且（2018)粤03民终8884号民事判决也确认刘××系鸿达运公司员工，鸿运达公司应承担案涉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未提交证据足以推翻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刘××系鸿达运公司员工。综上，鸿达运公司应对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鸿达运公司已向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投保物流责任保险，且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因此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应当依约承担保险责任。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4362900.79元，其中80万元因当事人私下和解，已经由鸿达运公司支付给了敦豪深圳分公司，事实上已经发生，鸿达运公司依约扣除10%的绝对免赔额，要求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保险金72万元，有法律和合同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鸿达运公司支付保险金72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00元，由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负担，上述费用鸿达运公司已预付，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鸿达运公司。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与鸿达运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的损失应如何确定；二、司机刘××的身份问题。关于焦点一，鸿达运公司在事故后即电话报案，已经履行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因自身原因未出险、未参与案涉事故的后续工作，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广州衡准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所出具的《华为公司2014年6月21日手机及配件运输火灾事故终期报告》，已经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所采纳，依法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虽主张华为公司的内部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实际损害率低于公估报告，但该消息仅仅就外观进行了描述，并非对货物质量的鉴定，故不能推翻公估报告。原审依据公估报告确认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为4362900.79元，并无不当。因该金额系货物定损金额14543002.65元扣除70%的残值后的金额，并非货物的残值金额，故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要求获得保险标的的全部权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刘××系鸿达运公司员工之事实已经由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且与现有证据亦相吻合，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未提交证据足以推翻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事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确认刘××系鸿达运公司员工，合法有据。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鸿达运公司伪造刘××司机身份，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王   畅审判员 范 志 勇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书记员 靳歌（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