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258号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市金浠彩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汇源庙1-2号自编8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5MA59B66A0J。法定代表人：廖信梅。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凯旋，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鸿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13/FHARBOURCOMMERCIALBLDG122-124CONNAUGHTROADCENTRALSHEUNGWAN,HONGKONG。董事：傅成霞。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广东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傅成霞，女，197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广东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金浠彩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鸿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4日受理后，依原告的申请追加傅成霞作为被告参加诉讼，诉讼中被告鸿富公司提出反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7日、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凯旋，被告傅成霞以及两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4月18日至8月24日，被告鸿富公司多次向原告下单订购服装，并分批次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制作订单并交付运输，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但被告仅支付部分货款，至今仍拖欠货款$28596。由于被告每笔订单都没有在双方合同约定的“自出货日起30天内付清货款”期限内付款，属于违约，依照合同应当承担“合同货款总值10%”的违约金，即$12448.3元（具体计算方式详见起诉状附表）。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被告傅成霞应当对鸿富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鸿富公司支付原告货款$28596（按照2019年1月3日的汇率，折合人民币196158.99元）；2.被告鸿富公司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12448.3（按照2019年1月3日的汇率，折合人民币85391.6元）；3.被告傅成霞对被告鸿富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告辩称：1、被告鸿富公司已向原告支付大部分货款，金额为105887美金，剩下货款未付是因为原告T505批次货物出现严重质量问题，且没有解决。鸿富公司的客户对该批货款予以延期给付，待质量问题处理完之后才能视情况支付。另，原告在向鸿富公司交付其中九个批次货品时均存在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出现程度不同的违约情况，才导致本案纠纷。2、关于追加傅成霞作为本案被告承担相关责任的问题，应该依据公司登记地的法律规定。原告没有提供傅成霞个人资产不独立于公司资产的基本证据，要求傅成霞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不充分。两被告均有相对独立的个人资产，鸿富公司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每年均有财务审计报告，其财产独立于傅成霞。请求驳回原告对傅成霞的诉讼请求。被告鸿富公司反诉称：原告加工T166、T500、T183、T196、T205、T277、P7926、T300、T00九个批次的货物均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交货，造成鸿富公司迟延向其客户交货，原告应向鸿富公司赔偿案涉合同金额10%的违约金。且在已交货的T505款4000多件服装中，发现有严重色差、次品等质量问题，鸿富公司被其南非客户要求进行处理并承担违约责任，对该批次货款予以扣压，这给鸿富公司的商业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原告在交付T300款号货品时因报关资料出错导致鸿富公司多支付堆存费和改船费，此损失应当由原告承担。被告鸿富公司请求判令：1.原告向被告鸿富公司赔偿产品质量损失2012美元（按照1美元兑6.6813人民币，计13442.77元人民币）；2.原告赔偿被告鸿富公司堆存费、改船费1950元人民币；3.原告向被告鸿富公司给付违约金10208.62美元（按照1美元兑6.6813人民币，计68206.85元人民币）。原告对反诉辩称：不同意被告鸿富公司的反诉请求。原告提交的货物质量符合约定，不存在质量问题。原告每批次货物的交货时间均是与被告协商后，经过被告同意的，原告不存在延期交货的违约行为。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至10月期间，被告鸿富公司多次向原告采购成衣。期间双方签订《购销合同》相应的款号、合同金额如下：2018年4月18日签订购销合同，款号T166金额4634.20美元、款号T500金额8200美元；2018年4月23日签订购销合同，款号T183，金额5900美元；2018年4月28日签订购销合同，款号T196，金额11400美元；2018年5月21日签订购销合同，款号T002，金额24920美元；2018年5月21日签订购销合同，款号T205，金额21600美元；2018年5月23日签订购销合同，款号T277，金额12000美元；2018年8月1日签订购销合同，款号P7926，金额4940美元；2018年8月1日签订购销合同，款号T505，金额17936美元；2018年8月31日签订购销合同，款号T246，金额2800美元；2018年8月31日签订购销合同，款号T300，金额8492美元。《购销合同》约定，货款自出货当天算起30日内结清。如合同履行期内，卖方（原告）延期交货，或买方（鸿富公司）延期付款，均应向对方支付合同货款总值的10%作为赔偿金。关于产品质量与技术标准，双方约定一切生产工艺及包装按批办，任何因包装不善所致之损失均由原告负责。关于产品验收方面，约定根据鸿富公司按检验标准自己检验结果，如果货物的数量、质量或规格与合同不符，或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鸿富公司应尽快以书面邮件或口头形式通知原告，原告在收到通知后按规定的时间内应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件。鸿富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向原告支付货款50000美元，于9月21日支付20000美元，于11月13日支付25887美元（以上合计95887美元）。诉讼中，鸿富公司称其于2018年7月31日通过在香港中信银行账户向原告收款银行账户汇出10000美元。被告为此向本院提交证据“中信银行汇出汇款通知书”。汇款通知书载明已完成办理客户的汇出汇款指示，交易详情：2018年7月31日，客户指示汇款货币及金额为10000美元，实际汇款为9980.86美元，收款人名称16391558685530541752259173952589709803610674，收款账户为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尾数为6810的账号。原告称其中国银行广州东晓南路支行尾数为6810的账号并未收到上述10000美元汇款。原告为此向本院提供该账户银行流水作为证据。诉讼中，本院调取原告中国银行上述尾数为6810的账号自2018年7月31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的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未发现有上述10000美元的汇款进账记录。鸿富公司反诉主张T166、T500、T183、T196、T002、T205、T277、P7926、T300九个批次的货物发货时间存在延期。经查，上述批次货物的合同约定交货时间与实际交货时间情况如下：T166、T500批次约定交货时间为2018年5月10日，实际交货时间为2018年5月28日；T183批次约定交货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实际交货时间为2018年5月28日；T196批次约定交货时间为2018年5月22日，实际交货时间为2018年5月28日；T002批次约定交货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实际交货时间为2018年7月11日；T205、T277批次约定交货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实际交货时间为2018年7月18日；P7926批次约定交货时间为2018年8月8日，实际交货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T300约定交货时间是2018年9月19日，实际交货时间为2018年10月9日。另,T505批次实际交货时间为2018年8月22日，T246批次实际交货时间为2018年9月5日。原告向本院提交双方业务人员电子邮件往来和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上述批次货物的交货时间推迟已得到鸿富公司的确认并同意。其中，关于T166、T183、T196、T500批次，鸿富公司业务人员2018年5月26日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原告上述四批货物入仓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下周三），不要太早送货，仓库只有三天免仓期，最好在周一或者周二送过去就可以了，邮件有附件“入仓纸”。关于T002批次货物，微信聊天中原告人员问“请问T002货期客户那边有回复了吗”，鸿富公司人员称“货期可以接受，但不能晚于7月5号”，原告人员称“好的”，鸿富公司人员称“如果是散货的话，可能7月3号的样了就要送到深圳”；2018年7月11日鸿富公司人员称“T002送了没有？”，原告人员称“送了，十二点送了”。关于T205、T277批次，微信聊天中原告人员称因为放暑假很多工人请假的原因两批次货期需要延一下；鸿富公司人员回复称因为两批货已经延期了，不能再延了，否则客户将取消订单；鸿富公司人员问“T205和T277如果现在裁的话，7月10日交货有没有问题？”原告人员称“这两个款要7月15日才能交货”；鸿富公司人员称“廖小姐能不能在12号交货？”原告人员称“T205/T277改12号交货……”、“我让工厂赶下，12号交货”；原告另一人员称“这两个款能不能按照原先的7月15日出货？因为很多工人请假，我们也着急去赶货”；鸿富公司人员称“可以赶12号？12号12点前送到深圳的仓库，我们必须要赶16号的船期”；原告人员称“一定要15号才行……”。关于P7926批次，微信聊天中鸿富公司人员称“P7926明天先不要送过来了”、“因为深圳货代暂时不够一个柜出，要等下周才有货出”、“因为货代那边有一个客户的货没有赶出来，导致拼柜的货不够一个柜，所以P7926这周没有出货”、“也就是说要和T505一个柜一起出货了”。关于T300批次，微信聊天中原告人员问“T300是不是后天出货？现在傅小姐还没有来查货呢”，鸿富公司人员称“现在还不能确定，因为台风，货代那边没有足够的货拼柜。等我收到入仓单再确认给你吧”；原告人员“那麻烦通知傅小姐有空过来厂里查货咯，我们也有在包装了”；原告人员问“T300的货期确认了吗？”鸿富公司人员称“T300的货期可以接受，9月19号”。因发生报关材料错误的问题，双方进行沟通。微信聊天中原告人员问“哪份错误了？”鸿富公司人员称“因为这个货被抽查到了”，原告人员称“好吧。那哪份文件的收货人错误了？”鸿富公司人员称“境外收货人”，原告称“我也是按照你给我的弄的”……鸿富公司称“我不太懂报关，等周一再跟货代那边确认吧，看看他们到底需要什么资料”、“现在整个柜都走不了了”，原告人员称“但是报关一直都这样。有时候发票的数量也比合同上少，怎么就不可以咧？”鸿富公司人员称“之前一直没有被查到过”；原告人员称“那现在是延迟出货了吗？”鸿富公司人员称“是，过四点就截关了”、“正常是下周一开始，现在要推迟到下下周一”、“也就是说开船日延迟一周”。鸿富公司向本院提交其与南非客户PadmaniSewcharan之间的往来邮件及函件，以证明因原告供货的T277批次货物存在断线问题和面料布疵，T505、T500批次的货物存在色差问题，导致南非客户的衬衫和上衣订单受到严重影响。在2018年10月29日一份邮件中，鸿富公司客户称就T505批次货物发现有307件不能通过质检，单价4.12美元，合计1262美元，客户将在11月29日前往中国，上次旅途费为750美元，上述事项合计2012美元。为证明T300批次货物报关资料错误导致鸿富公司支出堆存费和改船费等损失，鸿富公司向本院提供了由上海逸舟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费用确认单》，证明该次延误产生堆存费1300元人民币、改船费650元人民币。另查明，鸿富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2日，设立登记地为中国香港，公司类别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傅成霞为鸿富公司唯一董事，委任时间2012年11月20日。再查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9年1月4日美元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6.8586，2019年3月7日美元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6.7110。（本诉和反诉提起时间）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被告鸿富公司的注册登记地在中国香港，本案为涉港商事纠纷，应比照涉外商事纠纷处理。根据《购销合同》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当事人未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因原告及合同履行地为中国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对于鸿富公司的股东责任问题，根据上述涉外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6条的规定，有关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法人的设立登记地法律，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原告与鸿富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案涉合同交货金额合计124483美元，双方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鸿富公司已支付的货款，双方对其中三笔合计95887美元无异议，本院亦予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鸿富公司2018年7月31日汇款10000美元是否已实际支付；二、原告是否存逾期交货、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违约行为，以及应否承担违约责任；三、被告傅成霞是否应当对鸿富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下分而析之。首先，关于被告付款金额的问题。鸿富公司主张其已履行付款义务，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对于2018年7月31日鸿富公司向原告汇款的10000美元，被告虽然提交了证据“中信银行汇出汇款通知书”，但该证据只能证明鸿富公司办理款项汇出行为，未能直接证明款项已汇至原告公司账户。根据本院调查的原告有关收款账户的进账流水显示，截止2019年4月12日该款项并未成功汇入原告账户。故本院对鸿富公司该笔付款不予认定。故鸿富公司尚欠原告货款28596美元未付。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原告主张按照购销合同的约定，以合同货款总值为基数按照10%的比例计算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逾期付款造成原告损失主要为利息损失，所以违约金是否过高还应考虑到实际逾期时间，进行合理调整。违约金应调整为按年利率24%的标准按实际逾期天数计算，但不应超过双方约定的10%的上限。各款号货物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为：T166、T500、T183、T196款金额合计31212.10美元，应付款日2018年6月28日，实际付款日2018年5月15日，违约金为985.11美元；T002款金额26314.40美元，应付款日2018年8月11日，实际付款日（2018年8月15日付18787.90美元、2018年9月21日付7526.50美元），违约金为252.63美元；T205、T277款合计金额32635.20美元，应付款日2018年8月18日，实际付款日（2018年9月21日付12473.50美元、2018年11月13日付20161.70美元），违约金为1432.22美元；P7926款金额5346.60美元，应付款日2018年9月14日，实际付款日2018年11月13日，违约金为210.93美元；T505款金额17259.60美元，应付款日2018年9月22日，实际还款日（2018年11月13日付378.70美元），违约金为12.95美元。未付款项28596美元（T505、T246、T300款）违约金按10%为2859.6美元。上述违约金合计5753.44美元。其次，关于原告是否存在违约以及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其一，关于产品质量问题。虽然合同约定根据鸿富公司按检验标准自己检验结果处理，但在购销合同中双方未就产品质量和检验标准作出明确约定。鸿富公司收货后未及时提出质量异议，现亦未能提供案涉货物由双方或由第三方进行检验。故鸿富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对其关于质量问题的主张不予采纳。且按合同约定，存在质量的由原告免费维修或更换，鸿富公司现要求原告赔偿损失，但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损失存在，故对其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二，关于延迟交货的问题。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与鸿富公司双方人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就T166、T183、T196、T500、P7926批次货物的实际交货时间进行了调整，原告的交货时间虽晚于购销合同的约定但与双方重新约定的交货时间相符。故被告关于上述批次货物交付时间逾期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T300批次货物，被告主张因原告提供报关资料错误致使货物在港口滞留，因此产生改船费、堆存费等损失。本院认为，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就对报关资料资料更改要求进行了协商。从双方沟通内容来看，双方平常交易中对报关资料要求与该次被检查到资料的要求有所不同，故被告的证据不能证明该次报关资料不符合要求问题的发生原因主要在于原告。因此，鸿富公司要求原告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及逾期交货违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T002、T205、T277批次货物的延迟交付问题。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看，鸿富公司强调T002货期不能晚于7月5号，原告实际交货时间为2018年7月11日，属于逾期交货。原告告知鸿富公司T205、T277两批次订单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交货，鸿富公司要求7月12日前交货，原告于7月18日交货，属于逾期交货。原告逾期交货，构成违约。鸿富公司主张原告按照延迟交货的货物总值的10%即5894.96美元承担违约责任，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再次，关于被告傅成霞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一般而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如果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不需要承担公司债务。如果当事人主张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应由主张的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现原告无证据证明傅成霞财产与鸿富公司财产混同。故原告要求傅成霞对鸿富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鸿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金浠彩服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8596美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9年1月4日美元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8586折算为人民币196128.53元）。二、被告鸿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金浠彩服饰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5753.44美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9年1月4日美元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8586折算为人民币39460.54元）。三、原告广州市金浠彩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鸿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5894.96美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9年3月7日美元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7110折算为民币39561.08元）。四、驳回原告广州市金浠彩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鸿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523.30元，由原告广州市金浠彩服饰有限公司负担1247.71元，由被告鸿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275.59元。反诉受理费945元，由被告鸿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00元，原告广州市金浠彩服饰有限公司负担445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广州市金浠彩服饰有限公司、被告傅成霞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鸿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崔 剑审判员 谭 茗审判员 黄志伟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刘慧娟书记员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