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晋民申95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汪启志，男，196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武汉志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武汉市江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大街1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陆钦，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靖彪，男，1979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工行法律部员工，住太原市富力城E区1号楼。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栋，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开发区支行，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开发区兰花路7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王敏丽，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晋生，工行晋城分行信贷风险部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长征西街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李斌文，行长。   委托代理人：潘玉佳，九原支行职员。   再审申请人汪启志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以下简称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九原支行（以下简称九原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5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完毕。   申请人汪启志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l、撤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及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5390号民事判决，对本案依法再审，支持申请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其事实与理由：（一）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二审法院在认定本案委托贷款合同中借款人、担保人均由三被申请人介绍的前提下，却违背相关法律规定，错误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委托贷款行为成立。首先，对于本案所涉及委托贷款合同中，借款人及担保人均由被申请人指定的事实是认可的。其次，二审法院置本案特殊背景及庭审中查明的基本事实于不顾，在三被申请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即认定申请人对于被申请人介绍的借款人、担保人是认可的。庭审中，申请人的陈述及被申请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均说明本案中申请人所签字确认的书面材料当时均为空白；再次，根据《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应严格隔离委托贷款业务与自营业务的风险，严禁以下行为：（一）代委托人确定借款人......”；《委托代理协议》第二十三条约定：“受托人不为委托人介绍或指定借款人”。可见，委托贷款的借款人必须由委托人确定，而不能由作为受托人的金融机构指定。而本案情况是借款人出现在前，金融机构为了达到为某人或某企业融资的目的，寻找出借人。故本案所涉及的该笔业务不符合委托贷款实质要件。2、二审判决对委托贷款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并未作出认定，即得出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委托贷款行为成立的结论。其一，关于九原支行如何取得申请人1000万元资金的事实。《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应要求委托人开立专用于委托贷款的账户。委托人应在委托贷款发放前将委托资金划入该账户，商业银行按合同约定方式发放委托贷款。商业银行不得串用不同委托人的资金。”及《委托代理协议》第一条约定：“委托人向受托人提供委托资金。委托资金由委托人自主支配并且来源合法。委托人应在贷款发放之前将委托资金划入在受托人处开立的委托资金专户。”可见，委托贷款的实质要件要求委托人在委托贷款发放前，将委贷资金存入受托银行专用账户。本案中，申请人从未向九原支行的专用账户存入委贷资金，九原支行获取申请人资金的过程，就是三被申请人的侵权过程。其二，关于被申请人九原支行是否已向借款人发放借款的事实。本案的实质为第一被申请人省分行接受实际借款人张新跃委托后，发起的为其寻找出借人及资金的融资行为，而非委托贷款。根据庭审中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三被申请人恶意串通最终使用申请人资金的主体也是张新跃本人。即使按照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建立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但被申请人亦未按照合同约定向指定借款人发放贷款，其违约的同时也构成了对申请人的侵权。其三，关于开发区支行划转申请人资金是否取得申请人授权的事实。二审法院认定：“......开发区支行根据汪启志签署的一系列合同的约定将其存入的款项转入九原支行，由九原支行发放贷款的行为属于履行约定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该认定违反法律规定，且没有事实依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二十九条规定：“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申请人将其款项存入开发区支行后，其即为存款人，但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非但未按照法律规定保障申请人账户安全，还在无申请人任何授权情况下，将申请人账户中的1000万元人民币转入本案另一被申请人九原支行账户中。申请人于2013年6月1日，将其尾号为4006卡中1000万元，打入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尾号4679账户内。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却在无申请人任何授权指示的情况下，于2013年6月9日，将该卡中的1000万随意划转至被申请人九原支行处。同时，申请人从未向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提供合同，要求其向九原支行付款，二审法院的认定既无必要性亦无可能性。根据被申请人一、二审开庭过程中提交证据显示，签有申请人名字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及《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日期均为2013年6月7日，按照原两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九原支行的委托贷款法律关系成立，那么，申请人在与九原支行已经存在委托代理合同法律关系时，有何必要在2013年6月1日将1000万元存入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账户，又由开发区支行在6月9日转入九原支行账户，而不是直接按照协议约定存入九原支行委贷专用账户。申请人与二被申请人的法律关系，根本不是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二审法院将被申请人的侵权行为认定为履约行为，无证据证明，理应撤销。   （二）本案实质是三被申请人共同侵权。1、三被申请人明知推出的产品实质上就是为张新跃融资，却恶意串通，将该产品包装成委托贷款，三被申请人均存在侵害申请人财产权利的主观故意。申请人一审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即被申请人省分行工作人员牛建军、苗晓曦发给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的邮件显示：①2013年5月6日，也就是在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行长杨青诱使申请人签订委托贷款合同之前（2013年6月7日），被申请人省分行私人营业部就已向各分支行推出理财产品，要求“利用该产品，大力吸引客户行外资金，在完成理财产品销售的同时，挽留部分储蓄资金”，同时确定年化收益率为10%。本笔业务为被申请人省分行发起，欲为张新跃融资，寻找出借人，其在并无委托人的情况下，即将该笔业务定义为委托贷款发起。②根据邮件内容显示：被申请人省分行借委托贷款之名，行接受民营企业委托为其融资之实。邮件明确写明实际借款人张新跃为委托人，并写明融资二字，同时对融资金额、期限利率作出相关表述。③该邮件中虽将该产品称为“委贷”，但并未对委贷风险做任何提示，反而明确年化收益率为10%;④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明知省分行上述侵权故意，依然通过各种关系诱导申请人在所谓的委托贷款合同最后一页签字。被申请人九原支行在从未与申请人见面沟通，亦未达成合意，且明知省分行推出的该产品并非委托贷款的情况下，即在所谓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上盖章，三被申请人均存在侵害申请人财产权利的主观故意。2、三被申请人互相串通，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将申请人打入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1000万元理财资金，在无申请人任何指令情况下，违法打入被申请人九原支行账户。其一，申请人汪启志从未将1000万元转账给被申请人九原支行。九原支行获取申请人资金，系以被申请人省分行为主导，三被申请人恶意串通，随意划转申请人资金，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所致。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6月9日，原告将一千万元转账给被告九原支行账户内”。事实上，申请人从未将资金打入过被申请人九原支行账户。根据申请人原审中提供证据六及证据十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显示：申请人于2013年6月1日，将其尾号为4006卡中1000万元，打入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尾号4679账户内。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却在无申请人任何授权的情况下，于2013年6月9日将该卡中的1000万随意划转至被申请人九原支行处。故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九原支行转账的事实是错误的。同时，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作为国有银行不能保证申请人资金安全，为了完成省分行融资任务，在被申请人省分行的指示下，将申请人资金随意划转至九原支行处，无论是省分行、开发区支行无法保障申请人资金安全、随意划转申请人资金的行为，还是九原支行明知该业务不是委贷依然接受该资金的行为，均是故意为之的侵权行为。其二，申请人打入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1000万元资金为理财资金，关于此点双方均不持异议。开发区支行将其确认为理财资金，却随意将该资金划转账户、改变用途，侵权行为明显。根据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提供2013年6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单显示：2013年6月1日申请人汪启志从其尾号4006借记卡中向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尾号4679账户打款1000万元；该业务凭证上明确写明该笔业务为“理财”。该业务凭证由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提供，分上下两栏，银行填写栏在上，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写明：“借×××转入内部户1000万（理财）”，客户确认栏在下，申请人王启志签字确认。故关于申请人打入开发区支行中该1000万元为理财资金，是经过双方确认的。后被申请人开发区支行随意划转申请人资金，并改变资金用途，侵权行为明显。3、由于三被申请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申请人巨额财产无法收回。被申请人省分行接受张新跃委托，为其寻找借款人进行融资，在承诺年收益率为10％的情况下，又将该融资项目包装成为委贷产品，但不对委贷风险做任何解释，其余二被申请人与其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将申请人用于理财的资金随意划转，并交付张新跃实际使用，诱使申请人在空白合同最后一页处签字，最终导致申请人近七百余万本金无法收回的严重后果。综上，三被申请人作为金融机构，无视相关法律规定，无法保证储户资金安全，相互串通，诱使申请人在空白合同签字，执意将为某民营企业的融资业务，包装成为委托贷款产品，将申请人款项由被申请人九原支行发放给被申请人指定的借款人，是造成申请人财产损失直接原因。   （三）退一步讲，即使按照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在委托贷款合同上签字，合同关系即成立生效。那么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及合同约定，被申请人在履行上述协议中仍有过错，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仍不能免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协议约定，被告九原支行系受原告委托向借款人发放借款的受托人，且履行了放款、收款、代收及催收的义务，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不了被告在履行上述协议中存在过错。”本案的实质非委托贷款合同关系，而是三被申请人的共同侵权。但即使按照原审法院认定的委贷合同关系，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被申请人九原支行对申请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仍无法免除。   1、申请人从未同意开展委贷业务，亦从未在被申请人九原支行处开设委贷资金专户，并将委贷资金打入九原支行资金专户。本案中，申请人从未在被申请人九原支行开立委贷专用账户，九原支行取得申请人资金方式不合法，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一条、第十五条规定，侵权的同时亦违反了合同约定。2、即使按照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委托贷款法律关系成立，那么被申请人亦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将相关款项打入指定借款人账户，其行为是造成申请人资金损失的直接原因。《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委托人在受托人处开立委托资金专户并存入足额资金，要求受托人将委托贷款3日内汇划至借款人账户”。九原支行并未提供其已按照委贷合同约定履行向指定借款人打款，且该款项已进入指定借款人账户之证据。同时，无论是根据省工行5月6日邮件显示的内容，还是根据九原支行委托贷款后监察与检查情况表显示内容，均可看出本案所涉资金已全部交付张新跃实际使用。故即使按照原审法院的认定，那么被申请人九原支行未经授权随意改变借款人之行为已构成违约，其行为是造成申请人资金无法收回的直接原因。3、被申请人违反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擅自指定借款人。委托贷款的借款人是由委托人确定，而不能由作为受托人的金融机构指定。而本案是在被申请人省分行已经确定借款人并且接受借款委托后，为借款人融资的行为。申请人作为委托人从未也不具备指定借款人的现实可能性。4、被申请人九原支行未经授权，擅自作为债权人与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委托贷款借款协议》二十七条约定“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书面通知，与委托人指定的担保人签订有关担保合同”。本案申请人从未书面通知被申请人与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庭审中，九原支行为了证明保证人系申请人指定，不惜制造虚假证据欺骗法庭。九原支行提交由申请人签字确认的“委托贷款担保事宜通知书”以证明担保人系申请人确定。申请人当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申请人的签字系伪造，并申请鉴定。故该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5、九原支行从未向申请人支付贷款利息。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九原支行分别于2013年9月27日、2013年12月30日、2014年3月18日、2014年6月11日、2014年9月10日以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贷款利息250000元，于2014年11月21日向原告支付委托贷款利息191666.67元及委托贷款本金3302777.44元，于2015年3月18日、2015年7月3日向原告支付委托贷款利息167429.89元。”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根据与本案关联的另一案原告付果平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可以看出，向申请人等付息的系尾号为“8008”“8132”账户，根据该流水可看出，该账户为省分行账户，而非原审判决中认定的九原支行账户。省分行在庭审中提交9张中国工商银行特种转账凭证作为证据，其提供的凭证上体现的上述付息账户尾号对应的开户银行却变为九原支行。但该凭证全部为打印，无银行盖章确认，且其为被申请人省分行自己出具并提供，系被申请人自述，并无证明效力。同时，其提供的该凭证与另案原告付果平提供的盖有银行公章的流水明细相矛盾，不应作为定案依据。6、被申请人未尽合理告知义务。本案中，无论是《委托代理协议》还是《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中的约定，均是由申请人承担所有风险，而被申请人不承担任何责任风险。被申请人系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却未采取任何提请申请人注意的方式。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被申请人5月6日邮件内容提到委托贷款字样，但并未提示委托贷款的风险，反而明确年收益率为10%。被申请人未履行合理告知义务，加重申请人责任条款理应无效。综上，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三十条约定，“受托人未按本协议项下《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要求发放贷款的，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受托人应承担相应责任”。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九原支行签订的委贷合同为有偿合同，受托人存在过错即要承担赔偿责任。   （四）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调查收集。申请人一审中对三被申请人是否具备委托贷款业务资质、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流程、本案所涉及的业务是否经过审批及申请人1000万元资金流向等问题向被申请人提出，但被申请人拒绝提供相应证据。申请人就上述主要证据向二审法院提交书面调查申请，但二审法院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向申请人送达通知书，故二审程序违反法律规定。   针对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及理由，被申请人省分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明确形成委托代理关系；2、申请人九原支行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申请人指示发放了委托贷款，不存在违约、侵权行为；3、贷款到期后，九原支行将收回的本金及利息依约支付至申请人账户，逾期后，九原支行在诉讼时效期内向借款人、保证人进行了催收，履行了合同义务。（二）申请人申请调查取证没有必要，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法院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查，各方当事人对于曾经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通知书》及《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真实性无异议，一、二审判决对上述协议的效力亦予以认定。合同履行中，申请人汪启志对一、二审判决认定其出资1000万元及已收回部分本金及利息的金额无异议。申请人汪启志再审理由中陈述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间为委托理财关系，而非委托贷款关系，并提出原审判决避重就轻，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账户资金的汇划属于侵权，由此，本案争议焦点为以下五个方面：1、如何界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关系，双方属于委托贷款合同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2、申请人所谓核心问题，即本案中双方合同关系为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还是委托贷款合同关系？3、申请人申请再审理由中一再提出各被申请人作为金融机构存在违规操作问题，该违规操作是否存在对所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效力的影响？4、申请人于再审中提出的其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是否存在，何以未获支持？5、如何认定三被申请人间在本案中的相互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第一，关于如何界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关系问题，申请人于本案一、二审及再审中均称，其将自有资金1000万元存入被申请人处，申请人划转该资金用于案外人借款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但根据本案历次审理查明的事实，申请人于2013年6月间与被申请人九原支行陆续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通知书》，并向被申请人九原支行出具《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资金来源声明》，申请人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仅辩称被申请人在上述协议或委托书的形成过程中提供的是空白页，先由申请人签字后才打印成相应协议，但此后至本案诉讼时，申请人并未就上述协议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诉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故本院对上述协议效力予以确认，双方间就本案诉讼的法律关系仍应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而非侵权关系。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划拨其账户资金属于侵权行为的理由与业已查明的事实不符，不应采信。第二，关于双方的合同关系属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还是委托贷款合同关系问题。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中明确记载有“借款人”，其向被申请人出具的《资金来源声明》中亦载明该资金的用途为“委托贷款资金”，依照中国银监会于2018年1月5日发布的《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第三条“委托贷款，是指委托人提供委托资金，由商业银行（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协助收回的贷款”的规定，应认定双方间的合同关系属委托贷款合同关系。第三，关于申请人再审理由中提及被申请人作为金融机构违规操作问题。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禁止“代委托人确定借款人”，本案中，申请人陈述被申请人存在为其指定借款人的情节，但此后根据双方就委托贷款事项所签订的系列合同文件，申请人对借款人的身份已通过系列合同文件予以确认，由此，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违规操作应向其承担损失的请求亦不应支持。第四，关于原审程序中申请人提请人民法院进行调查应否准许问题。申请人请求查明各被申请人是否具备委托贷款业务资质、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流程等事项，均属国家公开的金融政策，申请人可以自行查阅并提交，至于请求查明各被申请人在本案所涉业务操作过程中是否履行相关审批问题，属被申请人内部履行合同的行为，并不对合同效力及内容产生影响，依法不属向人民法院申请取证的范围，由此，申请人的此项再审理由亦不应支持。第五，如何认定各申请人在本案中的相互间关系问题。根据本案历次审理查明的事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九原支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及《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后，省分行基于内部结算程序，将涉案款项划转至九原支行，属工商银行内部为履行合同而进行的资金汇付行为，申请人辩称其将款项存入开发区支行后，开发区支行将上述款项自行汇入九原支行属侵权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申请人汪启志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汪启志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牛向宏   审判员 耿转成   审判员 杨 超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孟丽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