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51民初10163号原告：徐冠海，男，1937年6月1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仲禧，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一平，男，1969年2月2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原告徐冠海与被告徐一平无因管理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2月20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冠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仲禧、被告徐一平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依法转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1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冠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仲禧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一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冠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垫付的租车金、养路费、税金等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79,94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父子。被告于1995年10月23日向上海卫河实业公司(下称卫河公司)龚星星租赁一辆汽车，原告希望被告学成驾驶员外出挣钱，故在租赁协议签字。被告取车后去沪从事运输业务，但不交租金也不知其住哪里，至2000年被告才回崇明家。期间龚星星催讨租金，并于1998年底诉至法院，后原告与其协商，支付22,000元后对方撤诉结案。该租车纠纷中，原告共支付龚星星57,820.68元，后又支付125.32元，加上涉诉后通过法院支付的22,000元，共79,946元。涉案车辆交由被告从事运输，有营业收入，理应由被告按照协议支付租金，但被告未缴纳，由原告代为缴纳，现被告有能力归还，原告近几年又多次催讨被告均未还，2018年2月28日原告再次催要却遭被告殴打，故诉至法院。原告徐冠海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交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00)崇经初字第138号案件诉状、收据等。被告徐一平辩称，原告所称不是事实。1995年开始原告购买了车，交给其经营，是原告签的合同，被告均不知情，合同上两年每月交租金3,330元，被告每月都是交钱给原告的，原告交给合同对方。开了一年多，原告卖掉了车。原告自己打官司赔了钱一个字都不说。故合同由原告签订并经营，被告每个月给他打工，买车和卖车都不清楚。被告开车后，运输费原告都直接从老板(亲戚)那边收取。故不同意支付。经审理查明，原告徐冠海、被告徐一平系父子。1995年10月23日，作为乙方的原告与作为甲方的上海绿洲实业公司签订一份租赁车辆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将一辆东方牌自御车以二年租赁、第三年无偿转让给乙方，租赁期内乙方每年40,000元支付租赁费，并约定违约金等。嗣后，原告于1995年11月16日出具收车的收条，后该车交被告进行营运。甲方公司后被注销，债权债务由卫河公司处理。1997年11月22日，原告和卫河公司结账，出具书面结账单，载明原告应交租赁费等106,946元，已交57,820.68元，尚欠49,125.32元，卫河公司龚星星、原告和被告均签字确认。后原告又支付部分款项，为此卫河公司于1998年底向本案原、被告父子提出诉讼,案号为(1998)崇经初字第1414号，要求徐冠海父子支付尚余的33,000元。该案审理中，第一次开庭徐冠海及其儿子即被告徐一平均到庭，根据两人庭上陈述确定，徐冠海不会开车，儿子徐一平刚结婚但未分户，故由徐冠海签订协议，而车实际由徐一平运营。两人对欠款33,000元均无异议。第二次开庭审理，徐一平未到庭。庭审中询问关于1997年11月22日的书面结账单载明已交57,820.68元的来源，徐冠海在庭审中陈述签订协议时钱款由其资助，开车后钱款是儿子徐一平赚来的。关于出卖该车的事宜，徐冠海在该案1999年1月27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该车已于1998年2月卖给他人，得款20,000元，其中16,000元给了卫河公司，另4,000元支付案外人樊某。卖车理由徐冠海称因向案外人季忠海另买了车，故将车卖出，目前其尚欠季忠海2,800元。该案第二次开庭审理中徐冠海以经济困难要求协商，双方达成一致协议，一次性支付22,000元，卫河公司以纠纷了结为由申请撤诉，本院作出(1998)崇经初字第1414号准予撤诉的民事裁定书。嗣后，原告又以前述车辆租赁协议无效为由起诉卫河公司，本院于2000年8月7日出具(2000)崇经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书，对徐冠海的诉请未予支持。徐冠海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2000)沪二中经终字第1211号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嗣后，原告称自被告回崇明居住后，一直向被告讨要未果，考虑到双方的父子关系和被告的收入情况，故原告一直未予起诉，近年被告开办农家乐，有钱了，且2018年8月原告再次向被告讨要涉案款项时遭其殴打，故涉讼。又查明，被告于2000年之前的五六年一直在上海营生。2000年之后被告全家与父母即原告夫妇一直共同生活，三年前，原告之妻即被告母亲病故，被告于2016年开办农家乐，原告一直在被告的农家乐处吃饭，至2018年8月双方起矛盾冲突，原告遂单独做饭。另查明，原告同期就相同的事宜，另起诉被告归还1999年期间代付的5,800元[案号为(2018)沪0151民初10156号]和2001年期间代付的执行款4,867元[案号为(2019)沪0151民初18号]两案，该两案均在审理中。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1998)崇经初字第1414号案件和(2000)崇经初字第138号案件卷宗材料，原告及被告的陈述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损失。本案讼争焦点一，本案系争的垫付款79,946元的性质，是否属于原告所称的被告的个人债务，原告垫付有无约定或法定义务。从该款产生原因看，该款系1995年原告和卫河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协议所产生的租金等债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系该协议的签署方，亦即该债务的直接相对人，结合(1998)崇经初字第1414号案件，卫河公司起诉徐冠海及徐一平，因徐一平系车辆直接使用人，而徐一平在案件审理中也对该债务表示无异议，故本案所涉款项的义务人，应推定为系徐冠海和徐一平两人。本案讼争焦点二，该笔债务究竟是谁予以清偿。原告认为79,946元均由其支付，被告则认为系其支付。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原告提供的均是(1998)崇经初字第1414号案件的相关材料，结合本院调取的该案其他庭审笔录及调查笔录来看，并不能明确界分该79,946元究竟是徐冠海个人的钱支付，还是徐一平个人的钱支付，还是两人共同支付。而且从徐冠海在(1998)崇经初字第1414号案件的第二次庭审中的陈述看，父子两都有出资，但具体出资额也不明。结合该案撤诉结案方式，徐冠海表示最后一次性付22,000元，但该款的来源组成亦并不明确。故所涉79,946元究竟是谁的钱予以支付，就原告目前提供的在案证据，并不能就此认定全部系原告的钱予以支付的事实。综上，当事人就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其代为垫付的79,946元，应当举证证明该款系被告个人债务、且由原告用自己的资金全部为被告支付的事实。但从涉案案件看，原、被告均系(1998)崇经初字第1414号案件的被告，且原告身份系该案件涉案合同的签订方，就涉案款亦为相应的义务承担人。加之原、被告是父子关系，相互间身份关系特殊，原、被告双方之间就该笔涉案钱款的处理有无明确约定，因发生时间久远，双方又有较长的共同生活期间，钱款来源等均混沌不清，原告对此种种均未提供让人信服、具有高度盖然性证明力的事实和证据来加以佐证。故原告的诉请，本院难以支持。当然本院亦注意到，从涉事案件看，原告作为被告的父亲参与签订租车协议，又为该协议的履行、应诉等参与付出良多，尽了作为被告父亲的责任，即希望儿子能正常营生，且从共同生活的十多年来看，亦是如此。现在原告已逾八十，双方近期为金钱发生矛盾，原告借助诉讼的形式向被告要求些钱款的心理被告理应体恤并谅解，而不是怠于应诉，但诉讼关注的核心非父子间的亲情道德纠葛而是法律和证据。希望既判以后双方都能认清自身不足，共同继续维护好彼此的父子亲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徐冠海要求被告徐一平归还原告垫付的租车金、养路费、税金等人民币79,946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98元，由原告徐冠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施 燕审 判 员  姚卫莲人民陪审员  钱永培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朱宇如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一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