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8民初27号原告：杨平，男，197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青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单若昱，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宏韬，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负责人：崔云，总经理。被告：上海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周勇，董事长。上述两列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春杰，男。上述两列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男。被告：天津舒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C座103室12单元。法定代表人：陈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倩倩，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平与被告上海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以下简称“海博第四分公司”)、被告上海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博公司”)、被告天津舒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行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8日以(2018)沪0118民初3229号立案受理，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驳回原告起诉的裁定。原告不服裁定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的起诉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于2018年11月7日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2日以(2019)沪0118民初27号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4月1日依法组成合议庭，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于2019年3月1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单若昱、被告海博第四分公司和海博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被告舒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倩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19年6月1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单若昱、被告海博第四分公司和海博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春杰、被告舒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倩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舒行公司恢复原告在应用程序“滴滴司机-出租车”的账号(户名：XXXXXXXXXXX)的使用功能，以使原告能继续使用该账户从事出租车经营活动；2.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营业损失(按每日481.65元为标准，自2015年9月17日起计算至账户恢复之日止)；3.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15,000元；4.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交通费3,573元。事实与理由：2013年9月6日，原告在被告舒行公司运营的应用程序“滴滴司机-出租车”(以下简称“滴滴”)上进行用户注册，即签订了出租车平台服务合同。注册当时，原告的职业身份是被告海博公司的出租车司机。注册后，原告亦通过“滴滴”平台进行接单，增加了出租车营运的日常收入。2015年7月，原告从被告海博公司离职，挂靠上海舒海出租汽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海公司”)继续营运并在“滴滴”平台上立即更新了自己的职业信息和车辆信息。2015年9月17日，被告舒行公司擅自对原告在“滴滴”的账户进行了封号，并称该封号行为系应被告海博第四分公司的要求作出的，且至今被告舒行公司未恢复原告的账号。原告认为，在原告和被告舒行公司间存有有效的出租车平台服务合同的情况下，被告舒行公司擅自终止提供服务，解除了合同，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致使原告无法通过出租车平台获取收益。被告海博第四分公司指使被告舒行公司作出上述行为，系共同侵权。被告海博公司作为被告海博第四分公司的总公司，应对被告海博第四分公司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上述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出租车日常运营损失、维权产生的律师费和交通费，理应由三被告共同赔偿。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诉。被告海博第四分公司和被告海博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海博第四分公司和被告海博公司从未要求被告舒行公司对原告的出租车平台账户进行封号，也未向舒行公司反馈过原告的信息。即便反馈过信息，被告舒行公司也应进行审核。原告确系被告海博公司的出租车司机，于2015年7月6日离职。本案纠纷产生于原告和被告舒行公司之间，被告海博第四分公司和被告海博公司不清楚系争出租车平台服务合同的签订经过，确认原告在海博公司任职期间使用了系争平台的账户进行营运。对于原告主张的运营损失、律师费和交通费均不认可，原告并未因封号而受到实际损失。被告舒行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确认原告所述的在“滴滴”平台的注册经过，也确认和原告间签订了出租车平台服务合同。2015年9月，应被告海博公司的要求，被告舒行公司暂时中止对原告提供“滴滴”平台的服务，即对其进行封号，但并未解除服务合同。只要原告提供关于网约车运营的有效材料，被告舒行公司仍然会重新开通原告的账号。虽然封号系应他人要求而进行的，但是根据系争出租车平台服务合同的约定，原告负有主动告知被告舒行公司自身运营信息变化及提供相应材料的义务。基于合同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原告既然可以任意选择使用或者卸载“滴滴”的应用程序，即享有随时中止使用服务平台的权利，那么被告舒行公司也享有随时停止提供平台服务和单方面解除服务合同的权利，故封号行为不是侵权。不认可原告因封号行为产生了运营损失，不认可律师费和交通费的产生依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原系被告海博公司的员工，作为司机从事出租车运营工作。2013年9月6日，原告在被告舒行公司所运营的应用程序“滴滴”客户端上进行了用户注册，注册所用的手机号码为XXXXXXXXXXX，原告注册时即以电子形式与被告舒行公司签订了电子版的出租车平台服务合同。原告并在日常运营中使用了上述服务平台，以接收乘客通过该平台发送的网约出租车的订单信息，向网约车乘客提供运输服务。2015年7月6日，原告从被告海博公司处离职。自2015年7月17日起，原告驾驶牌号为沪DXXXXX的车辆从事出租车营运业务。2015年9月17日，被告舒行公司对原告的账户进行了封号，暂停了对原告提供“滴滴”平台上的网约车服务。封号前，原告处的“滴滴”客户端的“我的个人主页”界面显示信息为“杨平沪DXXXXX上海舒海出…”。封号后，原告未在其他网约车服务平台上进行注册或使用其他平台。据被告舒行公司服务平台的后台信息显示，原告注册使用的手机号为XXXXXXXXXXX，出租公司为舒海公司，关联车辆的车牌号为沪DXXXXX，身份证号呈待验证的状态，关联车辆状态为审核通过，该车的司机状态为已禁用。以上查明的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原告、三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滴滴”平台封号截图打印件、“滴滴”平台服务合同截图打印件、舒海公司出具的证明，被告舒行公司提供的出租车平台服务协议截图打印件、“滴滴”后台信息截图打印件，本院出示的(2018)沪0118民初322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2019年2月27日的谈话笔录，上述证据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舒行公司实施的封号行为是否正当；二、封号行为是否是造成原告所称的包括运营网约车在内的出租车运营业务收入下降的必然原因。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原告认为按照双方间的服务协议，被告舒行公司不享有单方的解除合同权。原告在首次注册时已经按照被告舒行公司的要求提交了信息材料，成功开通了账户的使用功能，且连续使用“滴滴”平台两年之久。职业信息变动后，原告立即在“滴滴”平台的客户端上更新了自己的信息，原告还曾向被告舒行公司递交过职业信息变动后的相应书面材料。被告舒行公司在原告没有违约的情形下停止提供服务，构成不作为的侵权。被告舒行公司认为，停止提供服务仅仅是中止履行合同，因未收到过原告提供的职业信息和车辆变动信息的相应材料，所以才主动行使信息审核权，并按约禁止原告继续使用账户。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和被告舒行公司间的权利和义务来源于系争的出租车平台服务合同。在原告和被告舒行公司均认可系争合同内容且均明确自己并未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原告和被告舒行公司均按约享有各自的权利，亦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本案的出租车平台服务协议，当“滴滴”平台的用户的行为、方式出现违反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要求，或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情况，被告舒行公司有权禁止客户使用账户。本案中，被告舒行公司虽然强调原告并未提供更新后的职业及车辆信息，但是并未提交有关原告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或是直接侵犯第三方权益的证据，且从封号前原告账户的个人页面截图来看，原告已将自身变动后的职业信息和车辆信息通过“滴滴”平台告知给被告舒行公司，亦非冒名运营。因此，在原告的行为不构成系争合同所称的“违规行为”的情况下，被告舒行公司对原告的封号行为构成违约，侵犯了原告的合同权利，应立即恢复原告账户的正常使用功能，并向原告继续提供出租车平台服务。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在封号行为发生时，“滴滴”事实上是网约车平台领域中占领市场份额最大的平台，进而促使原告在网约出租车领域对“滴滴”平台产生了工具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导致了原告无法通过其他同类网约车平台获得相同的运营收益。同样因为“滴滴”平台占有市场份额最大，所以事实上只要原告正常使用该平台，不会发生接不到订单的情形。综合上述两点，被告舒行公司的封号行为系导致原告网约出租车营运收入下降的原因。被告海博第四分公司、被告海博公司、被告舒行公司均认为，封号行为和原告网约出租车收入下降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便原告无法使用“滴滴”平台，也能够使用其他网约车平台进行营运。被告舒行公司不认可“滴滴”平台是一家独大的平台。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系争的出租车平台服务协议，被告舒行公司提供给原告的平台服务实质是乘客和出租车司机间的信息和技术支持。这种信息和技术支持本身并不能必然促成乘客和出租车司机间订立出租车客运服务合同。而在现实存在其他网约车服务平台的情况下，原告因被“滴滴”平台封号而不使用其他网约车平台的决定，却能必然阻断原告继续通过网约接收订单的方式进行出租车营运并营利。其次，在没有证据证明“滴滴”平台在网约出租车服务平台领域形成垄断的情况下，原告所称的对于“滴滴”平台产生了工具依赖性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因此被告舒行公司亦无法预见到因封号而使得原告遭受网约出租车营运损失的因果联系。综合上述两点，本院认为，被告舒行公司的封号行为与原告所称的网约出租车营运收入的损失不构成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根据庭审确认的事实，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舒行公司在与原告签订有出租车平台服务协议的情况下，擅自对原告的账户进行封号，中止履行提供出租车平台服务的义务，侵犯了原告的民事权利，被告舒行公司理应立即恢复原告的账户的正常使用功能，并继续按约提供出租车平台服务。关于原告主张的因与被告舒行公司交涉而产生的交通费损失，本院予以认可，但因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交通费的产生经过，对于交通费损失的金额，本院酌定为1,000元。关于原告提出的由被告海博第四分公司及被告海博公司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舒行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恢复原告杨平在应用程序“滴滴司机-出租车”上的账号(户名：XXXXXXXXXXX)的正常使用功能；二、被告天津舒行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平交通费损失1,000元；三、驳回原告杨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076元，由原告杨平负担6,026元，被告天津舒行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滢人民陪审员  刘美娟人民陪审员  沈跃跃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黄雯蕾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