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9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桂百武，男，197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淑萍，女，196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 再审申请人桂百武因与被申请人梁淑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9民终1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桂百武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本案不存在桂百武于2017年5月24日向梁淑萍借款84138元的事实。1.2017年5月24日，梁淑萍急需现金56000元，但银行已经下班，因此其请求桂百武向其给付，并当即向桂百武账户转入56000元，桂百武收到款项后当即向梁淑萍现金给付56000元。以上行为，梁淑萍没有向桂百武出具任何借条或者收据。一审诉讼中梁淑萍提交的金额为84138元、落款为2017年5月24日的《借条》（以下简称2017年《借条》）不是桂百武书写，桂百武没有见过该借条也没有在该借条上签字，梁淑萍也未能提供该借条的原件，故一、二审判决认定桂百武于2017年5月24日向梁淑萍借款的依据不足。2.梁淑萍同意帮桂百武向小额贷款公司借款但同时要求桂百武向其证明具有还款能力，因此桂百武应梁淑萍要求自2017年5月开始向梁淑萍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还款账户每月转入2800元。桂百武分6次转入共计16800元，与梁淑萍起诉以及开庭所陈述的归还借款本金数额均不一致，所以不是归还梁淑萍所称的本金。3.梁淑萍提交的2017年《借条》上有担保人，但梁淑萍起诉时未将担保人列为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2017年5月桂百武向梁淑萍借款并归还部分本金没有事实依据。（二）本案不存在2018年1月1日桂百武与梁淑萍经结算将2017年的84138元借款结算为7万元借款并出具借条的事实。1.梁淑萍对桂百武书写的金额为7万元、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1日的借条（以下简称2018年《借条》）的出具时间、地点陈述前后矛盾且与桂百武陈述的不一致。2.梁淑萍提起诉讼时仅提交2018年《借条》，其于2018年7月5日补充提交《证明书》，该证明书落款却为2018年7月20日，存在明显漏洞，一审法院也没有要求出具《证明书》的两名证人出庭作证，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2018年《借条》的出具，客观事实是，梁淑萍因未能帮助桂百武在小额贷款公司借到款项，遂口头承诺由其出借7万元给桂百武，因此桂百武提前书写好2018年《借条》，但该借条落款“年月日”处的“月日”留空白，桂百武打算待梁淑萍支付借款时再将借条填写好并交给梁淑萍，然而梁淑萍一直没有向其支付7万元借款，因此其也没有向梁淑萍交付该借条，但该借条不知何时落入梁淑萍手里，梁淑萍进而依据该借条提起本案诉讼。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没有查明2017年5月24日转账56000元以及之后6次转账共计16800元的事实经过，也没有查明2017年《借条》与2018年《借条》在还款数额、是否约定利息等诸多方面存在的矛盾及不符合常理之处，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有法不依，偏袒梁淑萍。因此，请求再审本案并予以改判桂百武无须向梁淑萍偿还借款7万元以及相应利息。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的规定，围绕桂百武主张的再审申请事由，本院审查一、二审判决认定桂百武存在向梁淑萍借款并向梁淑萍出具2018年《借条》的法律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 被申请人梁淑萍依据再审申请人桂百武出具的2018年《借条》提起本案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请求桂百武归还其借款7万元以及相应利息。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首先需要有借贷双方当事人的借款合意，其次需要有实际的交付行为，即民间借贷合同在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桂百武对2018年《借条》的真实性以及该借条为其出具不持异议，但主张因梁淑萍没有向其交付款项因此其也未有将借条交付给梁淑萍，却不知晓梁淑萍何时何地取得该借条。因此，桂百武对其与梁淑萍双方形成7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之合意是认可的，但因其否认收到梁淑萍7万元借款，故应由梁淑萍对已向桂百武给付借款7万元之事实进行举证。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条是出借人与借款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在出借人能够提供真实完整的借款凭证即借据或者借条之时，一般认定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达成借款合同关系的合意，并且已经实际履行了款项支付义务。涉案2018年《借条》的内容为“今借到梁淑萍人民币柒万元整，不用付利息。身份证号：。借款人：桂百武，2018年1月1日”。虽然梁淑萍没有提交其向桂百武给付7万元的转账凭证或者收据，但2018年《借条》“今借到”的意思表示明确，且该借条原件为梁淑萍持有，桂百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出具记载上述内容的借条以及由梁淑萍持有借条原件的法律后果。桂百武主张其没有主动将2018年《借条》交给梁淑萍，梁淑萍持有借条原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作出的行为，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桂百武还提出“2018年1月1日”的日期非其所写，并提交当天其不在梁淑萍所主张的借条出具地点的证据。但根据民间借贷关系的举证要求，借条上的落款时间是否为借条客观书写时间、书写的落款时间是否有错误以及是否为他人填写落款时间，均不能影响借条的内容部分所证明的桂百武与梁淑萍存在借款合意以及款项已交付之事实。款项的交付包括委托交付、拟制交付在内的现实交付，也包括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和占有改定等观念交付，交付行为具有不同的形式。2018年《借条》上“今借到”的表述表明借款7万元已经交付。如上所述，款项交付行为不仅仅有现实交付，还可以是观念上的交付，民间借贷关系中对尚未归还借款结算后重新确定借贷的债权债务关系并出具新借条同时归还之前的借款凭证，不需要再次进行借款款项之交付，则应属于此类交付。因此，在梁淑萍持有2018年《借条》原件且借条上明确“借到”款项之情形下，桂百武不能以梁淑萍未能提交7万元的转账凭证或者收条为由即推翻已经收到梁淑萍7万元借款的法律事实认定。梁淑萍主张其与桂百武形成7万元的借贷关系并由桂百武出具2018年《借条》交其持有，是对2017年5月24日桂百武向其借款84138元尚欠款项的结算，为支持其主张，梁淑萍提交了2017年《借条》复印件、2017年5月24日其向桂百武转账56000元的凭证以及桂百武之后每月向其汇款2800元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作为证据。以上证据为2018年《借条》项下借款7万元交付形式的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进一步佐证了梁淑萍与桂百武存在2017年5月24日借款84138元的法律事实。虽然梁淑萍没有2017年《借条》原件，但综合汇款记录、银行账户明细以及梁淑萍手持2018年《借条》原件等证据与事实，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梁淑萍对其与桂百武在2017年5月24日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主张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桂百武抗辩提出2017年5月的转账随后即以现金支付结清，之后每月汇款2800元亦与借款无关，是为桂百武提出双方的款项往来非民间借贷关系而存在其他事实基础，因此应由桂百武负举证责任。桂百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桂百武与梁淑萍于2018年结算2017年《借条》项下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关系，并由桂百武出具2018年《借条》的同时取回2017年《借条》原件，梁淑萍不再持有2017年《借条》原件之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二审判决认定桂百武与梁淑萍双方存在2017年5月24日借款84138元以及2018年经结算确定借款金额为7万元的法律事实，依法有据，本案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之再审情形。结算行为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对之前债权债务关系产生、变更或者消灭予以明确的结果，是经协商一致重新确立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结算结果可能与之前债权债务的具体负担不相吻合，但此为结算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权利方对己方权利的自主处分，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的法律行为且符合常理，故桂百武提出2017年《借条》与2018年《借条》的矛盾及不符合常理之处，仅是其个人的理解与观点，不能推翻2018年《借条》对双方结算后形成7万元借款民间借贷关系之事实的证明力，其据此认为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以及偏袒梁淑萍，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桂百武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桂百武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兰 曲 审 判 员  张 捷 审 判 员  黄滔滔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肖知花 书 记 员  施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