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69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邹万晴，男，199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如国，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原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同泰路1479号A3栋103房。法定代表人：徐兆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平，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邹万晴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原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原野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4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万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野公司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及保全费用由原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邹万晴侵占原野公司账户内165000元事实认定错误，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1.武汉平安中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中信公司)与邹万晴的武汉实地君兰汀岸项目示范区植物背景墙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实际是朱璇春借原野公司名义签订的。做绿化墙工程业务的朱璇春在2017年与中信公司开始业务洽谈，谈妥其为中信公司完成绿化工程项目，工程项目具体内容与中信公司一致确定。但因朱璇春无法开具满足中信公司要求的16％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原野公司是能够开具16％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般纳税人，于是邹万晴同意朱璇春以原野公司名义与中信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条款完全由朱璇春与中信公司商定。2.工程实际施工是朱璇春完成。原野公司与中信公司签订的绿化工程，实际施工人为朱璇春，工程实际施工自2017年5月至2017年6月。原野公司未实际参加购销合同的履行，实际施工的工程物料采购单、工程物料签收单、工程施工人员信息表与签名、施工人员与中信公司人员关于施工的沟通信息、工程进度表、工程验收单等均由朱璇春完成。3.中信公司2017年4月21日向原野公司汇款的170677.5元，实际是朱璇春应收的工程款。朱璇春通过原野公司与中信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工程款通过原野公司转付，得到中信公司的同意。2017年4月21日中信公司向原野公司汇入170677.5元工程款。因原野公司未实际参与该工程，故工程款应归朱璇春所有。4.邹万晴将2017年4月21日170677.5元工程款取出并转给朱璇春，符合实际情况与习惯做法。原野公司成立之初，邹万晴是持有其30％股权同时担任法人代表。2016年6月3日，邹万晴与徐兆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徐兆平持原野公司70％的股权，邹万晴认为原野公司成为其个人独资公司。与徐兆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直至2017年12月15日法院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前，邹万晴一直将公司认为是其独资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资金往来没有将个人与公司的资金、资产界定清楚，个人与公司财务常处于混同状态，这一做法也符合不少独资公司甚至有限责任公司的现状。中信公司在2017年4月21日向原野公司账户转入170677.5元后，原野公司账户向邹万晴账户转入165000元，邹万晴再向朱璇春转入165000元，三项转账操作均在同一天完成。短时间内出现三个转款操作，说明此165000元是针对购销合同的工程款，为朱璇春实际所有。（二）一审法院认定邹万晴造成原野公司粤Ａ×××××小轿车(车辆识别号：LVSHFFAC9FF348093)损失事实认定错误，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1.涉案车辆作为工程款抵偿给邹新洪是公司行为非个人行为，不应判决邹万晴赔偿原野公司180000元。原野公司与邹新洪在2017年3月16日签订《转让协议书》，将涉案车辆以160000元抵偿给邹新洪以作工程款欠款，该行为是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而一审法院将此行为归于邹万晴个人行为，并采纳原野公司的意见，认为邹万晴以车抵债无依据且造成公司车辆损失应当予以赔偿。2.涉案车辆作为工程款抵偿给邹新洪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车辆作为工程款抵偿给邹新洪，邹万晴提供的2015年、2016年邹新洪包工明细表是其单方作出，原野公司不认可，据此不足以证明邹新洪确实承包了原野公司该工程并已施工。事实是邹新洪2015年、2016年的工程包工确实存在，并有多人可作证证明。综上所述，邹万晴没有侵占原野公司345000元款，不负有赔偿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判断错误，恳请法院根据事实，依法作出改判。依据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进一步证明涉案款项与原野公司无关，是属于案外人朱璇春的。原野公司辩称，不同意邹万晴的全部上诉请求。从邹万晴提交的上诉状中的内容及当庭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款项17万余元属于案外人朱璇春所有。中信公司与邹万晴当时签订的工程合同，是属于中信公司与原野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案外人与邹万晴签订的挂靠协议，原野公司不认可，不追认。案外人当时仍在原野公司购买社保，并且邹万晴也担任案外人设立的深圳绿大师公司的经理。因此邹万晴与案外人并不能排除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野公司合法权益的可能。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邹万晴向原野公司赔偿345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邹万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野公司是2015年5月7日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徐兆平、邹万晴，占股比例分别为70%、30%。2017年6月14日，该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邹万晴变更为徐兆平，股东由徐兆平、邹万晴变更为肖立群、徐兆平。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向原野公司作出刻章许可证，同意该公司刻制“原野公司”公章、“原野公司财务专用章”，该刻章许可证记载委刻经办人为徐兆平，刻章原因为遗失刻。庭审中，徐兆平确认邹万晴拒绝交还“原野公司”公章给原野公司，故徐兆平重新向公安机关申办刻制公章。邹万晴当庭出示其持有公司另一枚公章，表示公司公章一直由其持有，从未遗失，是徐兆平骗取刻章许可证。另，邹万晴认为徐兆平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变更工商登记资料上“邹万晴”的签名不属实，本人从未签过名，也未授权他人签名，是徐兆平提供虚假资料骗取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车牌号码为粤Ａ×××××，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LVSHFFAC9FF348093的小型汽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原所有人为原野公司，后于2017年3月20日变更登记过户至案外人邹新洪名下。原野公司的农业银行账号44×××29分别于2017年4月8日、4月14日收到案外人朱璇春转入的2500元、2000元，于2017年4月21日收到案外人中信公司通过银行账户3202001319200118920元转入的170677.5元，随后当日原野公司该账户分两次向邹万晴个人银行账户62×××77转账共165000元。邹万晴主张粤Ａ×××××涉案车辆已作价16万元用于抵偿原野公司欠邹新洪的部分工程款，因为原野公司经营困难，徐兆平也是同意以车抵债的，向一审法院提供由原野公司盖章和邹新洪签名的《转让协议书》及包工明细表为证。该《转让协议书》载明的签约日期为2017年3月16日。邹万晴陈述，邹新洪是其父亲，邹新洪从2015年10月16日至2017年3月16日止承包原野公司的工程，原野公司欠工程承包款21万元。原野公司对上述证据不认可。邹万晴主张2017年4月21日从原野公司账户转入邹万晴个人账户的两笔款项共165000元已于当日转入给案外人朱璇春，因为朱璇春挂靠原野公司，以原野公司名义向中信公司承包工程施工，中信公司将部分工程款170677.5元转入原野公司账户后，再转入邹万晴账户后再转账支付给朱璇春，故该款属于委托收款性质，属于朱璇春所有，不属于原野公司所有。邹万晴向一审法院提供由原野公司和中信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为证。该《购销合同》显示甲方为中信公司、乙方为原野公司，约定工程暂定总价为341355元。诉讼中，原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涉案车辆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广州市华初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的广州市二手车交易价格评估结论书，拟证明车牌号码为粤Ａ×××××车原购置价为216800元、现价值为18万元。邹万晴认为，对保险单无异议，对评估结论书的价格结论有异议，不可能没有看到车辆实物就评估价格，18万元仅为估算，该车辆已抵债给邹新洪，现价格应按抵债协议约定的16万元确定。原野公司、邹万晴均明确表示不申请对涉案车辆现价值进行评估。另查明：徐兆平、邹万晴于2016年6月3日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徐兆平股东将原野公司徐兆平70%股权全部以20万元转让给邹万晴，转让金20万元；2017年1月1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让方；至2016年6月3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从2016年6月3日起邹万晴成为本公司的股东，承认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截至2016年6月3日为止的所有收入支出经转让方、受让方双方结算完毕，即日起转让方同意将持有在原野公司的所有股权转让至受让方名下，公司所有资产（包括车辆、办公室用品资产、公司未收款）等一切归受让方名下，任何一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违约；徐兆平股东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公司股东，不得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原野公司的所有证件及归属为甲方一人独有；转让方同意配合受让方办理股份转让相关手续；本合同自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款项结清后转让方需归还车辆登记证给受让方；等等。2016年6月3日，邹万晴在还款协议上签名，该协议载“兹有邹万晴欠徐兆平15万元，约定在2016年12月31日前全部还清，现用福特蒙迪欧牌（粤Ａ×××××）车抵押给徐兆平，如无准时还款，邹万晴自愿将（粤Ａ×××××）原野公司名下的车给徐兆平过户，本人无条件接受以上内容”。该协议下方，写有“原野公司车辆使用证给徐兆平抵押，车辆识别代号LVSHFFAC9FF348093，款未还清车不得转让，追究法律责任，以上内容属实，同意人邹万晴”。之后，邹万晴、徐兆平双方就上述股权转让产生纠纷，邹万晴向一审法院起诉徐兆平、原野公司，请求判决：解除《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徐兆平向邹万晴返还已付股权转让费5万元，徐兆平与原野公司向邹万晴赔偿15万元预计逾期利息损失，原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徐兆平提出反诉，反诉请求为：解除《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邹万晴将粤Ａ×××××小轿车（车辆识别号：LVSHFFAC9FF348093）交还给原野公司、邹万晴将被原野公司从2016年6月3日至2017年8月30日之间的财务账簿还给原野公司。在该案庭审中，邹万晴表示经其了解，涉案车辆已由原野公司转让予案外人，并表示转让前公司员工需要使用可以问其拿钥匙，现钥匙已一并转让予案外人。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5日对该案作出（2017）粤0111民初81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邹万晴与徐兆平于2016年6月3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予以解除；二、徐兆平向邹万晴返还50000元；三、驳回邹万晴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徐兆平其他反诉请求。判后双方无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以上事实，有企业登记信息、《股东转让出资合同》、车辆登记证、《还款协议》、民事判决书、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机动车保险单、二手车交易价格评估结论书、《购销合同》、《借用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及委托收款协议》、《转让协议书》、包工明细表、刻章许可证、营业执照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双方争议焦点问题主要是：一、原野公司是否适格原告；二、邹万晴将涉案车辆抵偿给邹新洪是否损害原野公司合法权益；三、邹万晴于2017年4月21日将原野公司银行账户165000元转入本人账户是否属于侵占公司资产。分析如下：一、原野公司是否适格原告首先，徐兆平是原野公司目前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原野公司起诉使用的公章已经过公安机关批准刻制并备案。至于邹万晴认为是徐兆平提供虚假文件欺骗工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安机关办理刻制公章许可的，对此其可向工商部门、公安机关反映解决。故在原野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及新刻制的公章无被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无效或撤销的情况下，原野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原野公司主体适格。二、邹万晴将涉案车辆抵偿给邹新洪是否损害原野公司合法权益首先，由于邹万晴提供的2015年、2016年邹新洪包工明细表是其单方作出，原野公司不认可，据此不足以证明邹新洪确实承包了原野公司该工程并已施工。其次，邹万晴主张《转让协议书》是经过大股东徐兆平同意，但无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原野公司认为邹万晴以车抵债无依据且造成公司车辆损失，应当予以赔偿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原野公司提供的机动车保险单，显示涉案车辆于2015年11月新车购买价格为216800元；原野公司提供的二手车交易价格评估结论书，显示涉案车辆于2018年4月16日的现值为180000元。邹万晴认为车辆现值应按《转让协议书》约定价格160000元认定，但因为该协议书为双方协商价格，不代表车辆实际现值，且亦明确表示不申请评估，故一审法院采信原野公司主张，判令邹万晴应当赔偿原野公司车辆损失180000元。三、邹万晴于2017年4月21日将原野公司账户内165000元转账至邹万晴本人账户是否损害原野公司合法权利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行为损害原野公司利益，应当予以赔偿。理由如下：1、邹万晴既作为原野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同时却担任朱璇春开设的经营与原野公司同类业务的深圳绿大师公司的总经理。该行为并未征得原野公司大股东徐兆平同意或追认。在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不能排除利益输送的可能。2、邹万晴提供的《委托收款协议》、《购销合同》，显示朱璇春挂靠原野公司对外承包工程。基于前述第1点，该行为显示会损害原野公司的利益。3、中信公司转入的是170677.5元，邹万晴转给朱璇春的是165000元，两者金额不一致。如果该款是朱璇春所有，也可直接由原野公司账户全额转账至朱璇春账户。邹万晴称公司的支出款项一般都是经过其个人账户处理的说法，亦违反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另，因为货币具有不特定性，邹万晴又同时担任原野公司、绿大师公司职务，故不排除邹万晴和朱璇春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无法判定邹万晴从原野公司转取走的165000元，就是邹万晴转给朱璇春的165000元，也无法判定该款属于朱璇春。综上，原野公司认为邹万晴侵占公司165000元应当予以赔偿的意见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邹万晴认为徐兆平存在违法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等问题，其可另行向行政机关反映解决，依法维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邹万晴赔偿原野公司345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475元、保全费2245元，由邹万晴负担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直接向原野公司支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邹万晴在二审补充提交了三份证据，1.《工程归属证明函》，中信公司出具该函，证明内容为，武汉实地君兰汀岸项目示范区植物背景墙的承包方为朱莉（身份证号码：），由于开票税率问题，该司同意其以“广州原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与该司签约，并按照合同付款条件按时付款给原野公司，目前该司已经付完款，但原野公司一直未开发票与该司，该司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2.需方为中信公司、供方为原野公司的采购订单。3.甲供材料设备进场验收单。原野公司质证称，三性均不认可。从证明函内容可以得知，没有盖章签名的日期，并没有中信公司的法人的签名，真实性不能确认，从内容上得知涉案工程是由朱璇春完成，原野公司与发包方进行了签约，朱璇春在原野公司购买社保，属于原野公司员工，因此，涉案工程款项理应归原野公司所有。采购订单与进场验收单的质证意见与前述一致。原野公司提供朱璇春在原野公司购买社保的记录。邹万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确认，该证据只是普通A4纸打印的。根据行业的惯例，工程也是存在分包，是朱璇春接的和完成的，只是挂靠在原野公司，借原野公司走账和开票。一审查明事实中，除了“2017年6月14日，该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邹万晴变更为徐兆平，股东由徐兆平、邹万晴变更为肖立群、徐兆平。”应为“2017年6月14日，该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邹万晴变更为徐兆平，股东未做变更。”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邹万晴拒绝向原野公司赔偿345000元（其中车辆价值180000元、银行转账165000元）的理据是否充分。首先，关于邹万晴将涉案车辆抵偿给邹新洪的理据是否充分。邹万晴主张邹新洪承包了原野公司工程，但仅有邹新洪单方作出的包工明细表，没有其它证据佐证。也没有证据证实以涉案车辆抵债的行为得到了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因此，一审认定邹万晴将涉案车辆抵偿给邹新洪的行为缺乏理据支持，损害原野公司利益，并应以车辆现值进行赔偿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原野公司向邹万晴的转账165000元，邹万晴主张该款是案外人朱璇春挂靠原野公司应收的工程款，由原野公司转到邹万晴账户后再转交朱璇春。对此，邹万晴提交到了工程发包方中信公司出具的工程归属证明函以及原野公司与朱璇春签订的《借用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及委托收款协议》，初步证实了朱璇春挂靠在原野公司名下承揽工程并由原野公司代为收取工程款及开具增值税发票。原野公司认为朱璇春与邹万晴存在利益输送关系，与中信公司所涉工程是以原野公司作为实际施工方承揽的工程，相应的工程款应当归属于原野公司。但是，原野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为完成工程所实际付出原材料成本及工人工资等费用。因此，本院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中信公司的涉案工程由朱璇春实际施工完成，原野公司代为收取工程款后由邹万晴向朱璇春转交的事实成立。原野公司据此主张邹万晴赔偿原野公司165000元的主张与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相悖，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由于邹万晴在二审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据此对一审判决进行部分改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4251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邹万晴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广州原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赔偿180000元”；二、驳回被上诉人广州原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6475元，分别由邹万晴负担3378元，被上诉人广州原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097元。一审诉讼保全费2245元，分别由邹万晴负担1171元，被上诉人广州原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07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艳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书记员 袁绿凡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