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8民初219号 原告：野风集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绍兴路187号西楼8楼。 法定代表人：俞牆，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伟勋，浙江西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国樱，浙江西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衢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新安路53号紫金会馆四楼。 法定代表人：胡遥通，董事长。 被告：陈红飞，男，196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 被告：何一飞，男，196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 被告：胡遥通，男，197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原告野风集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风房产公司）与被告浙江衢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建工公司）、陈红飞、何一飞、胡遥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受理。经原告野风房产公司的保全申请，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裁定查封或冻结被告衢州建工公司、陈红飞、何一飞、胡遥通价值334759476元范围内的财产。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程顺增、审判员郑慧芳、人民陪审员翁志欣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1月2日、3月18日、6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野风房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伟勋、詹国樱，被告何一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陈红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野风房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伟勋、詹国樱，被告何一飞、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红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庭审原告野风房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伟勋、詹国樱及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参加诉讼，被告何一飞、陈红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野风房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四被告归还原告代付款项（含借款）共计240718198.27元；2.请求四被告支付利息94041277.73元（利息以239493916.12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起按月息2分暂时计算到2018年8月13日为94041277.73元，2018年8月14日起的利息以240718198.27元为基数按月息2分支付至实际还清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野风房产公司与衢州建工公司股东之间关系较好。衢州建工公司多次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野风房产公司（包括集团关联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后衢州建工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流出现问题，无力归还银行贷款，被告衢州建工公司和相关银行找到原告，要求原告为其归还贷款及利息和出借款项给被告衢州建工公司。 2016年12月31日，原告与各被告经核算，达成一份《还款协议》，确认了原告与其关联公司代被告衢州建工公司向银行支付的款项（包括本金和罚息）等费用272654306.27元均由被告方承担，并按年利率36%支付原告利息，包括以后归还银行贷款的款项，被告方同意继续归还原告，并承担相应利息。 之后，原告及原告的关联企业又陆续代被告衢州建工公司归还了各项贷款和利息。2018年6月，原告与被告衢州建工公司最后对账，形成了一份对账单，确认从2014年1月到2017年9月21日，原告及原告关联企业共计代被告衢州建工公司支付了295381746.2元款项，其中55887830.08元已经原告及原告关联企业诉讼并已判决。除上述已对账外，2017年9月21日以后，原告关联企业还替被告归还了贷款及利息1224282.15元。 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辩称:衢州建工公司从中国建设银行贷款196000000元，原告系该笔贷款的担保人，但其中166000000元贷款的实际用款人是原告，剩余部分贷款是由衢州建工公司实际使用。且原告主张的月息两分过高，应以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计算基数也应扣除166000000元。胡遥通是衢州建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不应作为本案被告。虽然其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胡遥通从未保管过公司的公章，公司的公章一直都是由陈红飞保管使用。 被告何一飞辩称：1.对于2016年12月31日还款协议上的签字认可，但该签名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当时签字时金额部分均系空白，手写数字是原告单方填写，金额处加盖原告的公章不符合常理，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2.胡遥通是衢州建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之一；3.案涉贷款的主要经手人陈红飞现在已失联。原告主张的贷款中，建行166000000元贷款虽然借款主体是衢州建工公司，并以衢州建工公司资产抵押以及原告提供担保，但原告实际使用该笔贷款，因此应由原告归还；4.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月息两分过高，应按照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且关于利息问题，在2014年股权转让时与原告之间签有书面协议，但该份协议在陈红飞处，陈红飞处于失联状态。 被告胡遥通辩称：虽然其作为衢州建工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本人未参与公司经营，对公司情况毫不知情。作为个人，其个人印章一直不在本人手上，本人没有签过字，也不清楚原告有无对衢州建工公司的代付款。从衢州建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来讲，如果原告代付事实存在，衢州建工公司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但其个人身份来讲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被告陈红飞未向本院提供答辩意见。 原告野风房产公司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八组证据以及申请两位证人出庭作证。 第一组证据：2016年12月31日《还款协议》、2015年12月31日《野风房产公司应收衢州建工公司本息明细表（部分）》原件各一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达成协议，被告方同意归还原告代付款项并承担利息，本息明细表中的数额包含在还款协议的款项中。 被告何一飞质证认为，对该还款协议真实性有异议，还款协议中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签字时手写部分均是空白的，手写部分是原告单方填写并加盖原告印章；对于本息明细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作为确认人签字，对利息计算有异议，认为月利率过高，应以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准。 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质证认为，对于还款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签字时胡遥通不在场，衢州建工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一直不在胡遥通本人处，还款协议中手写金额处盖的是野风房产公司的公章，而并未加盖债务方衢州建工公司的公章不符合常理，且还款协议落款日期上有更改，该日期更改没有债务方的签字或盖章予以确认。 被告陈红飞未提供质证意见。 第二组证据：付款凭证复印件共计131份，拟证明原告及原告关联企业自2014年1月至2017年9月21日累计为被告还款295381746.2元（其中包含中国建设银行杭州高新支行的贷款1.07亿元、2015年12月31日明细表金额）的事实。 被告何一飞质证认为，对付款凭证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仅依据付款凭证无法看出是否实际替衢州建工公司还款。野风房产公司曾为衢州建工公司代垫款项属实，但金额远低于原告拟证明的295381746.2元。该付款凭证中，涉及到中国农业银行、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以及杭州银行的代还利息应当由衢州建工公司归还，但涉及到中国建设银行的80%-90%贷款都是由衢州建工公司名义贷款，野风房产公司担保和实际使用，衢州建工公司所有银行贷款都是在2014年股权转让之前发生。 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质证认为，对付款凭证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曾听陈红飞说过虽然贷款名义确实是衢州建工公司，但部分贷款本身就是野风房产公司实际使用，这些银行贷款是2014年股权转让之前就发生的贷款。 被告陈红飞未提供质证意见。 第三组证据：四份说明原件，拟证明原告各关联企业之前支付给衢州建工公司的所有款项是代原告支付的，债权由原告来主张。 被告何一飞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四份说明被告个人均未签字，其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衢州建工公司的公章是由其加盖，但作为公司来讲，应在有往来凭证基础上财务核对得出金额后，原告关联公司实际代衢州建工公司归还的款项才应由公司承担。 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形成不知情，衢州建工公司的公章不在法定代表人处。 被告陈红飞未提供质证意见。 第四组证据：2018年6月12日对账协议原件一份，拟证明截止2017年9月21日，原告及原告各关联企业共计代衢州建工公司支付了295381746.2元；该对账协议是原告公司员工赵某和被告何一飞于2018年6月12日对账后形成。 被告何一飞质证认为，对该对账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当时其是经办人，但认为要对相关的财务凭证核对后才能确定数额，对于该对账协议中金额有异议。 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形成不知情，衢州建工公司的公章不在法定代表人处。 被告陈红飞未提供质证意见。 第五组证据：2017年9月以后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代还贷款本息明细及付款凭证三份复印件，拟证明2017年9月21日以后至2018年6月原告关联企业杭州伟挺贸易公司又代衢州建工公司支付了1224282.15元，该款项属于贷款平移后产生的款项。 被告何一飞质证认为，对付款凭证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 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质证认为，对付款凭证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原告的待证事实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等均不知情。 被告陈红飞未提供质证意见。 第六组证据：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七份，拟证明被告衢州建工公司与原告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代付代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事实；原告方已通过法院诉讼的代付款在本案起诉金额中予以扣减剔除，已作为本案证据提交的付款凭证不包含该已诉部分金额。 被告何一飞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部分金额是包含在对账协议295381746.2元金额之内的。 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待证事实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等均不知情。 被告陈红飞未提供质证意见。 第七组证据：合同编号为33010120150043844的中国农业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复印件一套，落款时间是2015年12月31日。拟证明衢州建工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的37490000元贷款平移给原告关联公司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的事实。 被告何一飞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待证事实也无异议。 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质证认为，若衢州建工公司的债务平移则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应在相关合同上签字，但该组证据并无胡遥通签字，且其本人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曾听陈红飞说公司的部分贷款实际是由原告使用。 被告陈红飞未提供质证意见。 第八组证据：合同编号为20171273250488的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复印件一份，落款时间是2017年5月9日。拟证明衢州建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的107000000元贷款平移给原告的事实。 被告何一飞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笔贷款的平移属实，但是衢州建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贷款中有大部分是原告实际使用的。 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质证认为，若衢州建工公司的债务平移则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应在相关合同上签字，但该组证据并无胡遥通签字，且其本人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曾听陈红飞说公司的部分贷款实际是由原告使用。 被告陈红飞未提供质证意见。 除以上八组证据之外，原告申请证人袁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原告和被告衢州建工公司、何一飞、陈红飞签订还款协议时双方对账、签字、盖章及用印的事实过程。 被告何一飞质证认为，对于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曾经在金额空白的文件上签过字，但从未在该份填写有两亿多元还款金额的还款协议上签过字。 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证人对于原告持章人员的陈述模糊不清，且若落款日期存在问题可以在电脑上更改而不是手写修改，在该还款协议空白处填写金额之后再加盖出借方公章不符合常理。 被告陈红飞未提供质证意见。 原告申请第二位证人赵某出庭作证，拟证明2018年6月12日对账协议、四份说明的形成过程，该对账协议是原告和被告衢州建工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 被告何一飞质证认为，对于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其确实在2018年6月12日落款的对账协议上加盖衢州建工公司的公章，但对账协议上的金额是赵某已经打印上去让其盖章，应依据财务凭证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 被告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胡遥通本人对于该对账协议并不知情，作为衢州建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掌管公章，亦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被告陈红飞未提供质证意见。 被告衢州建工公司、何一飞、陈红飞、胡遥通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原告所举证据的分析与认证如下： 一、第一组证据2016年12月31日《还款协议》、2015年12月31日《原告野风房产公司应收衢州建工公司本息明细表（部分）》原件各一份与证人袁某的证人证言。 1、关于2016年12月31日《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文本由原告提供，其内容由打印及手写两部分组成，手写部分均为还款协议核心内容，是原告起诉主张权利的基础，金额巨大。对于该还款协议，被告何一飞提出异议，认为当时是在空白协议上签字盖章。从该还款协议的形式上看存在以下三点不合理之处。第一，下划线部分段落中三个公章均为原告的印章，通常确认还款金额应是债务人加盖公章而非债权人；该三个印章与手写部分之间的先后顺序可从文本原件看出盖章在先手写在后，该点也与正常还款确认流程相悖；手写添加的“本金及”和落款时间有手写修改的部分也无双方公司的印章予以确认。第二，该还款协议上确认的本金及利息金额巨大，涉及银行有四家等，涉及的当事方众多，而并无相应的附件对该高达两亿多元的债务明细进行说明，不符合商业惯例和日常逻辑。第三，该还款协议下划线部分段落中前后两个金额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平移过程中原告向银行先行垫付的各种本金及利息罚息及费用等”的内涵模糊不清，以及利息罚息还要以利滚利的方式计算年利率36%的利息，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该272654306.27元的金额与其提供的截止2016年12月31日的付款凭证所载明的实际款项存在差距，原告虽然主张系银行票据有迟延的情况，但其无法合理说明该还款协议中数额的原始出处及相对应的付款依据。 2、证人袁某的陈述所待证明事项与前述还款协议息息相关，因此对其证人证言认证如下。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存在不稳定等问题，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证人袁某的陈述存在以下不合理之处。第一，对于手写部分由谁书写、原告公章由谁加盖、用印流程的问题均回答不能确定或记不清楚，还款协议上的金额如何算出的问题也回答说，财务负责对账其作为公司法务并不清楚，因此对于该还款协议核心的几个问题均无法回答，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第二，袁某在出庭作证时陈述还款协议上是先填写核对好的数字再然后盖原告的印章，这与文本原件所体现出来的先后顺序不一致。第三，还款协议落款时间有改动，作为原告公司法务人员理应让在场的何一飞、陈红飞签字确认或者让衢州建工公司盖印确认，仅手写修改的做法不符合商业惯例。第四，袁某在回答法庭提问的时候陈述还款协议中的款项仅涉及到银行贷款，但在原告代理人之后的提问中问是否还包括个人借款时，袁某又对此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原告代理人的提问有明显诱导之嫌，袁某作为还款协议参与拟稿人，且系原告公司法务，理应对还款协议的内容知晓得相对清楚，但其在庭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模糊不清，故其证人证言的效力较低。 原告提供的还款协议涉及金额巨大，自2014年至2016年12月31日止时间跨度较长，但原告并未提供与该债权债务相对应的合同、主体、款项性质、还款情况等基础依据作为还款协议的附件，原告对于双方是否进行对账、如何对账也均未作出合理的解释。证人袁某陈述当时对账双方是有相应明细清单的，但双方均未签字，双方账目繁多，金额巨大，该草率的对账方式难以让人信服。对于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等，被告何一飞、衢州建工公司、胡遥通均提出截然相反的抗辩。 综上，本院认为结合还款协议和袁某的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无法确认该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袁某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亦较低，无法直接证明其待证事实。 3、关于2015年12月31日《野风房产公司应收衢州建工公司本息明细表（部分）》，从该明细表反映所谓的代还本息均发生在2014年11月、12月至2015年12月31日止。虽然被告何一飞对该证据无异议，认可该部分欠款应由衢州建工公司归还，但原告对于明细表中产生的代垫款未提供借款借据、还款情况等原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原始证据。且原告主张该部分代还本息计算在2016年12月31日还款协议的金额中，但从还款协议载明的内容看并没有注明该明细表中载明的个人借贷代偿款包含其中，因此，该明细表的真实性以及与还款协议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等均难以认定。 二、第二组证据付款凭证复印件共计131份。 本院认为，对于该组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其关联性认证如下。从该付款凭证的表现形式看，其中有电子银行交易回单、补制回单证明、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特种转帐借方凭证、业务收费凭证、客户回单、还贷回单、计息回单等各种形式；涉及的主体有原告及其关联企业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及个人俞牆、陈红飞、虞夏花等；款项用途有往来款、还款、还利息、还本金、代付衢州建工公司利息、扣收贷款利息、担保扣款、归还贷款、归还衢州建工公司贷款利息等等或用途处空白。该付款凭证上注明的用途仅是单方标注，不足以确认此笔款项的性质。 其中有三份付款凭证衢州建工公司加盖印章以及由被告何一飞、陈红飞签字。第一份是2015年9月21日杭州银行结算扣款清单，第二份是2015年10月21日萧山农商银行还贷（息）回单，第三份是2015年10月21日萧山农商行还贷（息）回单。从前述三份付款凭证可反映出，原告关联公司曾就平移衢州建工公司银行贷款的债务承担问题有相关的确认或约定，其中有何一飞和陈红飞的签字确认，但结合原告的第三组证据四份说明中仅有衢州建工公司的公章而无何一飞或陈红飞的签字确认，原告关联公司与衢州建工公司之间关于代垫款以及平移后产生的所有费用如何约定并无具体的金额或时间截止日期等。 综上，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应结合全案事实和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三、第三组证据说明四份、第四组2018年6月12日对账协议原件以及证人赵某的证人证言。 本院认为，该四份说明、2018年6月12日对账协议均由被告何一飞与原告公司员工赵某签订，何一飞在该四份说明及对账协议中加盖了衢州建工公司的公章。除此之外，双方均无法提供与该对账协议金额相对应的对账明细等材料。被告何一飞在未对涉及如此巨大款项的对账协议进行核对的情形下，且该四份说明无具体数额亦无截止时间点等状况下擅自加盖衢州建工公司的公章而本人并未签字确认，其是否能代表公司盖印确认庞大债务存疑，何一飞即使其作为衢州建工公司的实际出资和控制人，该草率的盖印行为也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商业习惯和日常逻辑。赵某在出庭作证时虽然陈述当时对账有明细，但双方并未确认签字，何一飞也并未核对原始财务凭证，该对账协议的金额与2016年12月31日还款协议上的金额如何关联，是否有相应的原始依据等，原告均未合理解释。 综上，本院认为结合四份说明、对账协议以及赵某的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无法确认该前述证据尤其是对账协议中金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赵某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亦较低，无法证明对账协议中金额的形成。 四、第五组证据2017年9月以后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代还贷款本息明细及付款凭证三份复印件。 本院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在无其他原始合同相互佐证的情形下仅从付款凭证上亦无法判断与案件的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五、第六组证据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七份。 本院认为，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组判决书中载明的债权人为虞夏花、俞红、野风房产公司、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能反映出被告衢州建工公司、何一飞、陈红飞等与原告野风房产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个人之间存在借款、担保追偿的法律关系的事实。但与本案其他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方面，有以下两点不合理之处。第一，上述七份判决书载明的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11月13日一份、2015年12月11日两份、2016年12月1日两份、2016年12月23日两份，判决时间均发生在还款协议落款时间2016年12月31日之前，也远早于2018年6月12日对账协议形成之前，但还款协议中并未明确提到包含该已诉部分金额，且原告代理人主张2018年6月12日对账协议中的金额包含该已诉部分，双方在对账时没有在对账协议中将该已诉部分扣除，反而在两个月后原告起诉时又将该已诉部分扣除，不符合常理。 第二，上述七份判决书中涉及的款项均发生在2015年8月31日之前（其中一笔2014年3月20日），双方之间均签有借款协议，借款用途涉及到用于归还衢州建工公司在杭州银行、萧山农商银行的贷款本息，涉及到款项汇入衢州建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衢州分行账户或双方指定账户。关于该已诉部分的代垫款项，原告方能提供出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等原始依据向法院起诉，而在本案中原告未举证还款协议或对账协议所载金额所依据的原始协议、合同或书面约定。 因此，对于该七份判决书所确定的数额与还款协议、对账协议所载金额之间的关联性，本院无法确定。 六、证据七合同编号为33010120150043844的中国农业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复印件一套和证据八合同编号为20171273250488的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复印件一份。 1、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复印件一套，借款人是原告关联公司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衢州柯城支行于2015年12月31日签订，该笔贷款用途是偿还中国农业银行四个合同项下衢州建工公司所欠贷款，共计平移贷款37490000元。承债人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记载，衢州建工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衢州柯城支行的总债务为79470000元，其承接的债务本金为37490000元。 本院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证明原告关联公司平移被告衢州建工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衢州柯城支行的37490000元贷款，结合原告及其关联公司与被告衢州建工公司之间的特殊历史渊源和关联关系，对该组证据关联性的认证应考虑到该笔平移的贷款最初始银行放款时的实际资金流向和用途等，但该组证据对此无法反映，故应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 2、关于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复印件一份，是原告野风房产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杭州高新支行于2017年5月9日签订的，平移衢州建工公司的贷款107000000元，用于归还衢州建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衢州分行的不良贷款。 本院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证明原告平移被告衢州建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衢州分行的107000000元贷款，但原告没有提供衢州建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衢州分行之间的贷款合同文本，结合原告及其关联公司与被告衢州建工公司之间的特殊历史渊源和关联关系，对该组证据关联性的认证应考虑到该笔平移的贷款最初始银行放款时的实际资金流向和用途等，但该组证据对此无法反映，故应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衢州建工公司成立于1998年，现有股东为詹冬园、李俊来、陈红飞。2009年8月，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詹冬园变更为张晓峰，张晓峰因股权收购占公司股份90%，成为衢州建工公司的大股东。2010年10月，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晓峰变更为其妻子戴德英，戴德英因股权收购占公司股份45%。2012年7月，原告关联公司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收购衢州建工公司8.1413%股份，戴德英仍持有股份45%。张晓峰和戴德英夫妇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2014年6月，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戴德英变更为胡遥通，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和戴德英将所持有公司股份全部出让给新股东李俊来和陈红飞，陈红飞占比64.1413%，何一飞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何一飞陈述由其实际出资33000000元收购款，股东名义登记为陈红飞。 2015年12月31日，被告何一飞、陈红飞在野风房产公司应收衢州建工公司本息明细表（部分）上以确认人的身份签字并加盖衢州建工公司印章，该明细表载明野风房产公司应收衢州建工公司代付金额为16442200元，应收利息5264933.40元，合计应收21707133.40元（代付建行、农行利息款另算）。 2016年12月31日（“2016”中的“6”有改动），甲方为原告野风房产公司与乙方衢州建工公司、李幸雄、陈红飞、何一飞、李俊来、胡遥通签署还款协议一份，协议具体内容为，“现因衢州建工公司在2014年陈红飞、李幸雄等股权收购过程中及收购至今，由于何一飞系隐名股东并现为衢州建工公司实际控制人，现何一飞确认，由衢州建工公司所有借款或债务因何一飞参与经营而实际使用，故何一飞系实际的共同借款人并自愿以借款方或债务人身份加入衢州建工公司的所有借款协议、借款合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自然人保证人合同、人民币展期协议等借款及负债合同，并承担衢州建工公司的所有债务，并自愿加入并承担身为衢州建工公司股东应承担的债务”，“乙方再次确认衢州建工公司等与杭州银行、萧山农商行、衢州建行及农行等签订的借款合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保证合同、最高自然人保证合同）等借款本金204442200.0万元及其利息应由乙方承担；现由于乙方不能归还贷款致使银行要求该贷款还款主体平移给甲方，乙方向甲方承诺承担全部平移过程中甲方向银行先行垫付的各种本金及利息罚息及费用等共计272654306.27元及垫付之日起按年利率36%的利息，并继续对该贷款的所有本息负责。将按该贷款平移后本息还款时间至约定交付交付甲方，如有任何本金或利息逾期，乙方承担逾期部分利息按年利率36%计收，并甲方有权就所有本息向乙方进行诉讼追讨”，“上述乙方债务承担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款项的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追偿费用及律师费等。如未能及时归还，同意债权人或垫付人提交东阳市人民法院诉讼处理”。 该还款协议下方由原告及被告衢州建工公司加盖公章，衢州建工公司加盖法定代表人胡遥通私章，何一飞、陈红飞签字，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其中何一飞虽然认可签字属实，但主张系在空白协议上签字，并非在已有该还款协议上金额的文本上签字盖章。 该还款协议中主要手写部分为，“衢州建工公司等与杭州银行、萧山农商行、衢州建行及农行等”、“204442200.0”、“272654306.27”，该三处手写部分均加盖原告公司印章。以及“乙方向甲方承诺承担全部平移过程中甲方向银行先行垫付的各种本金及利息罚息”中的“本金及”系手写形成，落款处2016年12月31日的“6”系由打印的“5”手动修改成“6”。 2018年6月12日，由原告公司员工赵某与被告何一飞形成说明四份、对账协议一份，何一飞在该四份说明、对账协议中加盖衢州建工公司印章，野风房产公司在对账协议中加盖公司印章，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野风名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野风集团有限公司在四份说明中加盖各自公司印章。 其中四份说明的内容为，“本公司是野风房产公司的关联公司，应野风房产公司的要求，本公司之前支付给衢州建工公司的所有款项（包括打入衢州建工公司账户或打入还款银行账户内的所有款项）均系本公司代野风房产公司所支付的，已支付的款项均由野风房产公司根据协议向衢州建工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主张权利，与本公司无关”。 对账协议的甲方为野风房产公司，乙方为衢州建工公司，具体内容为，“鉴于野风房产公司曾为衢州建工公司的多笔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在衢州建工公司无力清偿银行贷款的情况下通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代衢州建工公司向银行归还了多笔借款和利息，且还存在出借多笔款项给衢州建工公司。双方也曾于2016年12月对账，并签订过一份《还款协议》，该协议所确定的数额基本符合客观数额，且之对对账之后，甲方包括甲方关联公司还替衢州建工公司归还过多笔款项”，“现双方经仔细核对，确认自2014年1月开始至2017年9月21日，野风房产公司及相关联公司（包括野风集团有限公司、野风房地产公司、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野风名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总计替衢州建工公司支付了款项295381746.2元，上述款项包括代为归还银行的借款及利息，还包括出借给衢州建工公司的款项。乙方同意归还上述款项，并从2017年1月开始，以此数额为基数按月息2分计算利息支付给甲方，直至款项还清时止。如有纠纷由乙方住所地法院管辖”。 2015年12月31日，借款人是原告关联公司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衢州柯城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该笔贷款用途是偿还中国农业银行四个合同项下衢州建工公司所欠贷款，共计平移贷款37490000元。承债人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记载，衢州建工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衢州柯城支行的总债务为79470000元，其承接的债务本金为37490000元。 2017年5月9日，原告野风房产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杭州高新支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一份，平移衢州建工公司的贷款107000000元，用于归还衢州建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衢州分行的不良贷款。 原告方提供了131份付款凭证复印件，该部分凭证记载的主体涉及野风房产公司自2014年1月-2017年6月的相关银行凭证，以及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2014年1月-2017年7月的相关银行凭证，以及杭州伟挺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12月前的相关银行凭证。其中有三份付款凭证有衢州建工公司加盖印章以及由被告何一飞、陈红飞签字。 第一份是2015年9月21日杭州银行结算扣款清单，载明“证明该笔银行贷款利息对应的借款本金1400万元系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替衢州建工公司偿还杭州银行贷款本金平移贷款而来，故对应的该笔利息应由我公司即建工集团承担”，该笔结息扣款金额为49794.08元。 第二份是2015年10月21日萧山农商银行还贷（息）回单，载明“该笔银行贷款利息对应的借款本金700万元系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替衢州建工公司偿还萧山农商银行贷款本金平移贷款而来，故对应的该笔利息应由我公司即衢州建工公司承担”，该笔结息扣款金额为26880元。 第三份是2015年10月21日萧山农商行还贷（息）回单，载明“该笔银行贷款利息对应的借款本金1100万元系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替衢州建工公司偿还萧山农商银行贷款本金平移贷款而来，故对应的该笔利息应由我公司即衢州建工公司承担”，该笔结息扣款金额为42240元。 另查明，原告及其关联公司或个人已通过诉讼途径向衢州建工公司或何一飞、陈红飞等主张过还款，该部分金额为55887830.08元。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有两大争议焦点。第一，衢州建工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付息的法律责任；第二，何一飞、陈红飞、胡遥通三个自然人是否应承担还款付息的法律责任。 衢州建工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在法院的案件数量较多，且衢州建工公司和野风房产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之间有较为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关联关系，因此为防范虚假诉讼，在审理时应加大证据审查力度，适当加重原告的举证责任。关于衢州建工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付息责任的问题，野风房产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的金额是2018年6月12日对账协议上295381746.2元加上其关联企业杭州伟挺贸易公司在2017年9月之后代衢州建工公司支付金额之和减去已诉部分金额计算得出，主要的依据是对账协议以及付款凭证、原告标注为借款日期2016年2月26日平移贷款金额10700000元、2015年12月31日的其他部分21707133.40元以及已诉部分。野风房产公司所举证据是否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是否能达到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分析如下。 第一，2018年6月12日对账协议虽然由何一飞加盖衢州建工公章，但何一飞和野风房产公司财务赵某在庭审中均陈述当日何一飞是在未核对原始凭证的情形下加盖了衢州建工公司印章。虽然何一飞主张其作为衢州建工公司的实际出资和控制人，但在未核对金额明细的情形下擅自加盖公司印章而本人却未签字确认，该草率的盖印行为能否作为代表衢州建工公司确认庞大债务的意思表示，结合何一飞在本案庭审中对于其个人以及衢州建工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责任的回答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其中不排除何一飞和野风房产公司之间相互串通转移债务给衢州建工公司的可能性。 第二，野风房产公司主张对账协议上的295381746.2元是基于2017年9月之前的付款凭证、原告标注为借款日期2016年2月26日平移贷款金额10700000元、2015年12月31日的其他部分21707133.40元以及已诉部分得出，但前述证据涉及到的名目、主体类型较多，因此野风房产公司在未提供每一笔代付本金或利息所依据的衢州建工公司与各家银行之间相互对应的原始借款和担保合同的情形下，无法确认对账协议上金额的真实性以及每张付款凭证实际是否代衢州建工公司支付款项的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三，原告对于已诉部分仅提供了七份判决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部分已包含在对账协议中，该七份判决书所确定的数额与还款协议、对账协议所载金额之间的关联性，在现有证据下本院无法确定。 第四，还款协议反映的金额为全部平移过程中原告向银行先行垫付的各种本金及利息罚息及费用等共计272654306.27元，而从原告提供的凭证所附的代还贷款本息明细中载明的时间节点来计算，截止2016年12月31日前的数额为273384044.64元。但原告在中国建设银行杭州高新支行平移的107000000元贷款系发生在2017年5月9日，而原告将该部分代垫付款项列入2016年12月31日前，实际截止2016年12月31日前的数额为166384044.64元，与还款协议中载明截止2016年12月31日止的金额明显存在巨大差额。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主张还款协议金额与截止落款时间2016年12月31日之前所提供付款凭证的金额仅有100多万元的差距，原因是银行凭证有迟延。但是，基于前述计算的金额差距，原告对于其提供的付款凭证与还款协议之间的关联性存在较大矛盾，明显与常理不符，不排除原告为了本案起诉拼凑金额的可能性，故本院无法判断还款协议、对账协议的金额具体如何形成。 第五，野风房产公司的行为与日常经验相悖，在衢州建工公司结欠银行如此大金额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且公司经营状况并不理想的情况下，野风房产公司仍同意为其还款，或者以平移的方式承担债务。从衢州建工公司的股权变更过程以及野风房产公司、何一飞的陈述来看，衢州建工公司和野风房产公司在2009年至2014年期间有关联公司持股衢州建工公司或者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亲戚关系的情形，因此不排除何一飞所主张的由衢州建工公司名义贷款，野风房产公司担保，实际贷款资金由野风房产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使用的可能性。且根据商业交易惯例，2014年何一飞受让衢州建工公司股权并成为隐名大股东时新旧股东之间理应有对相关债权债务负担的协议，若该份协议存在，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 综上，野风房产公司基于现有证据向衢州建工公司主张诉讼请求中的本金及利息，其提供的证据存在多处疑点和漏洞，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证据不够充分，致使本案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若野风房产公司或其关联企业替衢州建工公司代垫款项真实存在，野风房产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可基于每笔原始借款、担保合同以及相对应的付款凭证等证据另行主张。 关于陈红飞、何一飞、胡遥通三个自然人是否应承担还款付息责任的问题，野风房产公司的主要依据是2016年12月31日的还款协议以及2015年12月31日的本息明细表。关于该份还款协议存在诸多疑点和不符合常理之处，故难以判断该协议的真实性以及所载明金额具体构成，且该协议约定何一飞自愿加入到衢州建工公司的所有借款及负债类合同中，并自愿加入并承担股东应承担的债务，但何一飞是2014年加入衢州建工公司成为其隐名大股东，何一飞应承担衢州建工公司债务是否有时间节点等均不明确，故野风房产公司应进一步举证证明与陈红飞、何一飞、胡遥通三个自然人之间对于所谓的代垫款金额构成、时间节点、归还等如何达成合意，由于案涉金额巨大，单凭有陈红飞、何一飞签字和胡遥通盖印的协议而无相应原始借款合同等基础证据以及一一对应的付款凭证相互印证的情形下，野风房产公司的诉请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野风房产公司主张衢州建工公司、陈红飞、何一飞、胡遥通承担归还代付款项（含借款）240718198.27元及其利息，无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野风集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15597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960元，合计1721557元，均由原告野风集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程顺增 审 判 员  郑慧芳 人民陪审员  翁志欣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姜晓晟 书记员王慧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