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1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立，男，196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道平，河北智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杰，河北决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智华博立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大河镇孟同村北。 法定代表人：田华，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田华，女，197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佳杰，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立因与被上诉人河北智华博立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华博立公司）及原审第三人田华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10民初3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0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立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10民初333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解散被上诉人河北智华博立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由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河北智华博立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已经具备了公司解散的条件，应当予以解散。1、上诉人与第三人系被上诉人智华博立公司股东，因第三人对公司进行了实际控制，上诉人无法行使股东权力，且第三人在公司经营营期间另行注册了河北绍涵贸易有限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经营与河北智华博立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相同的业务，严重损害了智华博立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故公司应当予以解散。2、第三人为智华博立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长期与上诉人发生冲突，并多次对上诉人进行举报，且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及相关事宜，并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应当予以解散。3.智华博立公司已经持续两年以上(实际已经八年)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业务停滞，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故公司应当予以解散。4、智华博立公司已经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并且因两名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即使在表决时也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要求，公司无法形成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故公司应当予以解散。5、在智华博立公司经营期间，因第三人长期把控公司，公司章程如同虚设，且第三人利用公司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财产、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同业竞争等，其第三人也被司法机关进行审判，如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故公司应当予以解散。6、智华博立公司仅有两位股东，且长期不和，根本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等形式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经营管理，公司已经完全陷入僵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故公司应当予以解散。7、智华博立公司从成立至今仅在成立时召开过一次股东会，成立后连续八年从未召开过股东会，从未给股东提供公司报表、财务报告，从未进行年终结算，从未进行利润分红，严重损害了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无法进行有效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故公司应当予以解散。8、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监事，长期不能行使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股东和监事的权利，并且公司已经严重排斥上诉人行使监督权，就连被上诉人聘用的会计、出纳，上诉人都不知道是谁，何谈监督?这也充分说明了公司章程就是废纸一张。第三人根本不按公司章程履行义务。上诉人无法行使公司章程中所赋予上诉人的各项权力，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如继续存续将进一步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公司应当予以解散。9、智华博立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为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及体外诊断试剂，该产品销售为特许销售，但因第三人和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上诉人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已经到期，无法进行上述产品的销售和经营，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已经为零，公司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且无存续的必要，故公司应当予以解散。10、智华博立公司已经不具备人合性质，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长期存在矛盾，且两人关系不可调和，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司的管理和运营，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存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故公司应当予以解散。11.智华博立公司及第三人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通过非法手段，擅自变更经营场所，已经严重损害了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的管理和运营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公司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故公司应当予以解散。(二)一审判决对转款219万元的性质及公司经营地址变更等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对转款219万元的性质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公司对公账户银行流水显示存在与原告有多笔资金打款现象，上诉人对转款事实予以承认，但上诉人对公司转款的主张目的当庭提出了异议，明确指出该笔转款是用于偿还之前的公司借款或支付销货方的货款，然而一审法院对该笔转款的性质未能做出客观的认定(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打款219万元，除返还的51万元外，剩余的168万元都是公司用于偿还借款或者用于支付货款)。一审开庭时，合议庭明确了本案争议的焦点。本案审理的是解散公司案由，而不是清算公司财产，所以，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出的公司给上诉人转款219万元，只是做了对被上诉人证明的目的有异议的质证意见，现在，为了证明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将219万元转款的性质及用途一一列出，详见附表，据此用来证明一审法院对219万元的转款性质做出了错误的认定。2、一审判决对公司经营地址变更的认定错误。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对公司营业地址进行了变更陈述。一审法院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的陈述偏听偏信，作出了错误的认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地址的变更应到工商行政审批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便于有关部门对其公司的经营予以监督，然而被上诉人在没有提供相关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只是做了口头上的陈述，没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显示，无法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与之取得联系，2018年7月6日鹿泉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将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至今仍没有移出，一审法院却对公司现经营地址做出了草率的认定。(三)一审判决认定“本院曾在2015年5月12日即收到了原告的起诉解散公司的材料”是错误的。第一，上诉人于2015年5月27日,通过顺丰快递公司向第三人寄交股东临时会议的通知。第三人于2015年5月29日签收该通知，但是，第三人并未与上诉人联系。在此之前，上诉人曾经多次通过电话以及其它方式与第三人田华联系，在没有明确得到第三人答复的情况下，上诉人迫不得已就解散公司等事宜，于2015年6月8日与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律师代为起诉。第二，《民事起诉状》及《证据目录》显示上诉人第一次起诉的时间应当为2015年6月10日，《受理案件及缴款通知书》以及上诉人缴款票据，同样可以证实，一审法院实际是在2015年6月12日受理本案并通知上诉人缴纳诉讼费，上诉人同日缴纳了诉讼费。根据上述一系列前后时间连贯的证据，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第一次起诉的时间应当为2015年6月10日，而并非一审判决书查明的时间即2015年5月12日。显然，一审法院在查明该事实时未尽认真审查的职责，匆忙草率认定这一事实，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的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在公司经营期间的原告与第三人......进行过协商和分配”(详见一审判决书第12页正数第1行至第6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身份关系密切，没有事实依据，只是偏听偏信了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同时，也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名誉权，给第三人散布谣言创造了条件。(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公司对公账.....利益受损说法不予认可”(详见判决书第12页正数第6行至第10行)。一审法院在错误的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错误的认为，对转款的性质认定错误，219万转款的性质是偿还借款或者是支付货款，然而一审法院却对该笔转款的性质认为是分红或是其他利润分配，其认为没有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公司在合法存续期.....“银行流水自相矛盾”(详见判决书第12页正数第14行至第17行)一审法院是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又做出了错误的认为。关于转款219万元的去向或用途将在二审开庭时一一详细陈述，证明该款项用于支付货款和用于偿还之前的借款。(四)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原告所述不予认可(详见判决书第12页正数第17行至第19行)”。一审法院的认为，没有事实依据，而是偏听偏信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或者主观臆断。1、一审法院所认为“仅书面召集一次会议”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于2015年5月27日，通过顺丰快递公司向第三人邮寄股东临时会议的通知。第三人于2015年5月29日签收该通知。但是，被上诉人未做任何回复，并拒绝参加会议。上诉人迫于无奈，第二次于2015年6月11日通过顺丰快递公司向第三人再次邮寄股东临时会议通知。第三人签收后仍然既不答复，也不参加会议。在这期间，上诉人多次以电话、短信的形式通知被上诉人参加股东会议，被上诉人始终置之不理。并非一审法院所认为“仅书面召集一次会议”。一审法院的认为与多次寄信要求召开股东会议的客观事实严重不符(详见一审判决书第3页倒数第5行至第12行)。2.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在起诉前各项机制运营并没有失灵”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在起诉公司解散前，公司的各项运营机制已经失灵，两个股东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不可调解的程度，造成了公司股东决策机制失灵，现已达瘫痪的状况，并非一审法院认为的:“公司在起诉前各项机制运营并没有失灵”(详见第12页倒数第10行至第9行)。具体矛盾冲突表现如下:(1)自公司成立2年后，没有召开过股东会，也没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结算，上诉人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一概不知，被上诉人拒绝透露公司的财务状况，自此双方逐渐产生矛盾。(2)2013年初开始矛盾加剧。上诉人要求尽快清算公司财务。2013年5月6日虽然签订了一个货款收回分配协议，但第三人根本就不予执行，致使该协议成为一纸空文。被上诉人又采取欺骗手段，给上诉人一个假财务章和一个作废的公司网银U盾，致使上诉人的权利形同虚设，根本得不到保障。然而，被上诉人却大肆转移公司资金，由此爆发激烈冲突。(3)2013年9月23日，被上诉人到外地追要货款不利，怀疑上诉人从中作梗，中午醉酒后到我单位办公室砸了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上诉人为了顾全大局采取了迁就和忍让的态度，未予报警，被上诉人的朋友和同事将其接回。(4)自2013年11月，被上诉人就开始到新华区检察院举报上诉人及同事有经济问题，2014年6月30日上诉人及两名同事被新华区检察院传唤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后经调查属于恶意举报，新华区检察院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但第三人并不甘心，将新华区检察院告到了市、省检察院，并在网上发帖子散布不实言论，损害上诉人、上诉人单位以及检察机关形象。(5)2014年9月，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被检察院立案调查期问，采取卑鄙的手段，违反河北省老年学学会章程和换届选举程序，冒用由被上诉人保管的上诉人的个人印鉴签字盖章，在唐山对学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并私自将学会法人代表(系上诉人)变更为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的人品及胆大妄为可见一斑。(6)2015年3月，被上诉人到石家庄市税务稽查局举报某公司有偷税漏税行为，但提供给税务局的全是上诉人的个人信息，陷害上诉人是被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名誉，给上诉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7)被上诉人在被起诉前，就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被鹿泉区公安局立案。之后指使同案犯及家属到上诉人单位寻衅滋事，严重干扰了上诉人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人身安全遭到威胁。(8)自公司成立以来，被上诉人利用其掌控公司的便利条件，侵占公司财产，遭到上诉人的极力反对。在反对无效及被上诉人拒绝参加股东会的的情况下，上诉人只好走法律程序，被迫于2015年6月10日向鹿泉区法院提交起诉状，要求解散公司。(9)被上诉人违背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基本原则及竞业规则，于2014年3月21日独自出资300万元，注册成立了与公司经营业务相类似的“河北绍涵贸易有限公司”，并担任法人代表，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禁止“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证明被上诉人有不正当目的，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利益。(10)关于双方关系恶化被上诉人对此并不否认(详见判决书第8页正数第8行至第9行)。既然双方对关系恶化的事实都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为何不依据有关法律作出公司解散的判决呢?被上诉人既然承认双方关系恶化，又不同意解散公司，进行财产清算，说明了被上诉人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好比夫妻双方均承认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但是，另一方就是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一样。一审法院认为，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点，既然双方关系发展到恶化的程度，双方开办公司的人合性特点已经荡然无存，再谈公司的经营决策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上述客观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公司运营机制已经完全失灵，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三、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极端恶化的程度，公司经营决策机制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自2015年6月10日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及第三人至今，时间已经长达3年又4个月之久，事实证明上诉人与第三人的矛盾不仅没有调和的希望，而且冲突愈演愈烈，已经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双方互视对方为眼中钉、肉中刺。公司的决策机制完全瘫痪，其严重程度就不言而喻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涉嫌刑事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再谈公司经营方向或经营决策岂不是天方夜谭，掩耳盗铃!再这样下去，双方的伤害更加难以想象。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公司持续2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股东长期冲突，人民法院应当做出解散公司的判决，然而一审法院却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四、第三人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税务部门取消公司申领发票资格，事实上公司已经无法再继续经营，只能解散。第三人长期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构成犯罪，经司法机关认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为385万余元，税额55万余元，第三人已经认罪并缴纳赃款，该案正在法院审理之中；由于第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已经明确取消了公司申领发票的资格。被上诉人违反《刑法》有关的法律规定，长期、大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致使公司完全瘫疾，时间长达3年之久，公司及上诉人的利益严重受损，并且今后也不能再继续经营(税务机关自2015年7月就已经取消了公司申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事实上公司早已经不能正常经营了)。详见税务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然而，一审法院无视上述事实，做出了与事实相违背的错误判决，这样的判决，不仅保护不了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事实上反而使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将遭受更大的损失。五、目前公司的经营现状(事实上公司已经停止经营达3年之久)由第三人田华一人把持公司，利用公司资源为自身谋私利，严重侵犯公司和股东利益，至今公司仍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公司的资产和上诉人的权益正在不断地被侵蚀。从第三人随意变更公司经常场所和住所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被上诉人公司仅有的两位股东长期冲突，根本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等形式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经营管理，公司因第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税务部门取消申领发票资格，并被列为严格监管企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公司经营已经完全陷入瘫痪僵局，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公司还有存续的必要，显然与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的精神相悖，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在工商部门只能调取的2010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年检报告显示，公司三年处于微利状态;2013、2014、2015的年检报告因工商部门合并暂时未能调取。补报的2016年度、2017年度年报显示，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任何经营业绩，经营数额均为0。被上诉人提交的补交城市土地使用税滞纳金及税务部门罚没收入发票，更加证实被上诉人自2015年8月至今一直没有经营，或者违规经营。公司至今未分配利润，上诉人投资公司进行收益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公司继续存续，只能导致上诉人的投资进一步被侵蚀。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监事，长期不能行使监督权力，并未获得投资收益，就连公司经营地址这样重大事情也拒绝与上诉人沟通，其他问题就可想而知了，若公司继续存续将进一步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六、上诉人已经穷尽所有手段试图解决股东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但未能如愿。两位股东曾于2013年5月6日就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利润分成草签协议，但是，第三人拒绝履行该协议。上诉人两次向第三人发出通知。就解决双方之同的矛盾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试图通过股东会议化解冲突，但是第三人拒绝参加股东会议。上诉人曾多次通过朋友与第三人联系，欲化解双方矛盾，第三人提出了苛刻条件，使上诉人无法接受，最终不能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上诉人与第三人长期冲突，矛盾不断，直到现在仍然继续到处恶意举报上诉人，公司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早已“严重失灵”，公司深陷“瘫痪僵局”，除了司法途径，其它途径已经穷尽。基于这一事实，公司应当依法予以解散!七、被上诉人蓄意作废《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导致体外诊断试剂及三类医疗器械业务被迫停止经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显示，公司许可经营期限的截止日期为2015年4月26日。但第三人并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续办手续，没有与上诉人做任何沟通和告如，导致今后公司只能经营一类和二类医疗器械（需要有关部门备案）。并且第三人在许可证到期之前，就将公司有关体外诊断试剂及三类医疗器械的业务转让给了其他公司，可见其作废公司《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早有预谋，已经严重损害了公司及股东利益。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公司的经营范围除了医疗器械以外，还有其他业务可以继续经营。但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公司自成立至今除了开展医疗器械经营以外，从未经营或者涉猎过其他任何业务(公司成立时虽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虽然有其他业务，但是上诉人与第三人已经确定经营业务只限于医疗器械，此后的经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审法院的认为没有事实依据，只是偏听偏信的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的意见，显然其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智华博立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阐述清晰，认定准确。上诉人言词相互矛盾(其中在起诉与庭审中阐述相互矛盾)。原告上诉人说自己没有参与经营，但是在客观交易流水上又无法自圆其说。现在上诉说是替公司支付的货款和还款，显然与其在起诉时的内容是完全相反的。同时，刻意隐瞒与第三人也就是公司另一股东系情侣这一特殊身份关系。一审法院通过我方提交的相关的证据链结合社会认知常识，认定是准确的。在法律适用方面同样没有错误。而且参考了二审发回重审的文件精神，积极调解，我方当庭表态同意调解。无论针对公司决策事宜以及分红事宜，甚至我方提出了退股事宜，均可以调解。但上诉人执意解散公司，显然并未穷尽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既维护了市场经济的稳定，同样也告知了上诉人正确的维权举措。于情于理一审法院均发挥了正确的引导作用。我方认为应当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具体答辩意见，一、法律并没有禁止公司股东不得参与或成立新的公司，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被上诉人侵害了被告公司的权益，客观事实也不存在侵害行为。上诉人当庭提到，原审被告公司主营业务是需要特殊授权批准许可的第三类经营项目(当时公司)，但显然上诉人提出的第三人另行注册的河北绍涵贸易有限公司并没有该类型的经营许可，显然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二、上诉人认为股份占比不合理，这显然不是公司解散的法定理由。股东份额是当时双方就公司成立时出资以及经双方商议得到的股份比例，不能因为股份比例问题就主观认定公司无法做出决策。三、涉及到单位犯罪不必然导致公司解散。现在法院对事实都在一再调查，一再补充侦查，对事实的认定显然是存在多处疑问。我方依照法定程序在一审提交了《关于公司向上诉人打款的证明》，我方至始至终没有提到分红。我方也想就这个问题让上诉人予以合理解释。一审判决明确的表述上诉人收取了该钱款，但陈述中既未行使分红权，也未能合理的说明资金的去向及用途。故我方对上诉人说自公司成立以来没有参与经营，不予认可。同样关于上诉人提到的“上诉人已经穷尽所有手段试图解决股东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关于双方恶化我方提到的是起诉后双方的个人关系，个人关系恶化不代表公司解散，不代表不能用其他途径解决。上诉人提到积极地穷尽了解决方案，那么是如何解决的?有方案吗?有沟通吗?彼此联系过吗?上诉律师有向一审法院提到过吗?答案是都没有的。反而我方在一审中与法院积极的沟通，希望达成调解。我们的态度是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可的。但是上诉人是基于个人情感拒绝谈判沟通的。正是基于有限公司只有两个人，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个人，一审法院基于人合性的考虑是正确的。当时的情况两人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召开股东会这一形式来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处分。两人完全可以通过电话、短信、邮件来维持公司的正常经营。而且上诉人也认可公司前几年的经营都是正常的，而且是有盈利的，且在工商登记中都有体现，当时也并没有召开股东会。现在仅仅是基于要起诉解散公司，就立即通过EMS等形式邮寄要求召开股东会，邮寄通知没来就认定我方没有履行公司股东的义务，显然是有特别用意的。我方在一审查阅卷宗时发现，其在发起这个召集股东会的时间节点上，都是先起诉。退一步讲，就算是上诉人自认的2015年6月10日起诉，可是你方在6月11日才向第3人田华发出全体股东会临时会议通知，2015年6月12日田华才签收。2015年6月14日，才召集召开仅有一次，如何提到的多次，并没有证据提交。显然是起诉后故意为之，而且在起诉后到现在也从没有发出过或者邀请过再次召开股东会。反倒是我方一再说，上诉人有什么异议有什么想法可以提。甚至是认为自身的股东权利受到了侵害，可以协商解决。但上诉人拒绝正面交流和沟通，逃避一审法院的调解。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导致一审调解失败。我方认为上诉人执意解散公司，有其不可告人的非法企图。关于上诉人所述个人名誉权的问题受到了侵害。我方重申一下观点，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在我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展的，我方才是社会道德压力下的受害者。每年公司是有结算的，即利益利润或者盈利情况是有结算的，但是账目被上诉人销毁了。这也是我方希望了解一百六十八万去向的原因。另一点，上诉人主张经营有困难，但这显然也不是法定解散公司的理由。关于公司账目销毁这个问题，税务机关已经对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处罚，但是账目是上诉人管理的。关于上诉人提到的涉及刑事犯罪，我方不认可。我方一直积极向公安机关以及检察院解释问题，同时并没有得到法院的公开宣判。这不是本案审理的要求，也不是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 李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散被告河北智华博立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河北智华博立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13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300万元，股东仅为原告李立及第三人田华，原告李立任监事、第三人田华任执行董事。另查明原一审卷宗，确认本院曾在2015年5月12日即收到了原告的起诉解散公司的材料，向原告发出了案件受理通知书。2015年5月27日原告向第三人发出临时会议通知，第三人田华于2015年5月29日签收，2015年6月11日原告向第三人田华发出全体股东会临时会议通知，2015年6月12日第三人田华签收。2015年6月14日公司第一次召开股东会由原告李立召集，第三人田华未参加。被告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显示该公司的经营包括体外诊断试剂;二类、三类医疗器械销售;办公用品、计算机及设备、软件开发、网络工程施工及维修、空气净化工程设计与施工等经营范围。被告公司对公账户银行流水显示存在与原告有多笔资金打款现象，现在公司的经营地址是石家庄市桥西区大谈裕园小区10-1-202号。以上事实有受理案件通知书、原告起诉状、原告缴费单、快递签收单、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房屋租赁合同、公司对公账户的银行流水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公司是否陷入法律意义上的僵局以及被告公司继续存续是否给股东利益造成损害且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是否应当强制解散。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书信来往、短信及邮件回复在当时应当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涉及公司财务及管理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公司曾在2016年7月11日因公司没有年报出现异常被鹿泉区工商局列入经营异常，在2017年12月8日因提交相关资料后移除异常经营，虽在2018年7月6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鹿泉区工商局列入经营异常，但与被告提交的加盖公章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第三人叙述相一致，因原告就此不能提出相反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现在的经营场地为石家庄市桥西区大谈裕园小区10-1-202号，本院予以认定。同时，被告公司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许可期限为2010年4月27日至2015年4月26日，现已过期。根据被告提交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被告公司因没有获得批准故不能经营医疗器械销售，但仍能进行其他的经营活动。另根据公司章程应每年举行股东会，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点，内部具体实施管理可以自主协商进行。根据在公司经营期间的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书信、短信以及邮件往来，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密切且往来中也涉及到公司的经营与财务管理内容，结合公司章程第三人田华作为执行董事的职责行使权利，应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双方之间在起诉之前，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就公司经营管理问题进行过协商和分配。根据被告公司对公账户银行流水显示存在与原告有多笔资金打款现象，涉及金额168万，客观上原告收取了该钱款但陈述未行使分红权也未能说明合理资金的去向和用途，故对原告说自公司成立以来自身没有参与经营、利益受损说法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问题，被告公司在合法存续期内，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可以进行的经营项目，且原告自认公司存在少许盈利，与其所述存在损害利益的行为结合被告公司对公账户银行流水自相矛盾，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仅书面召集了一次会议，两人在诉讼前有过公司管理上的协作分工，公司在起诉前各项机制运营并没有失灵，故原告所述不予认可。本院就原告可能受到的股权利益侵害问题曾想组织原告、被告、第三人之间进行调解，被告及第三人同意原告就股权问题进行内部转让或对外出售，原告方不同意调解。就原告知情权及分红权等相关利益问题，本院建议其另行起诉。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原告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本案二审中，本院就上诉人提出的利益受损问题与智华博立公司的另一位股东田华进行多次调解，双方均同意可以转让收购股份，但因双方对收购股份时股权价值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调解工作无法完成。 本案的焦点问题，智华博立公司是否陷入法律意义上的僵局以及智华博立公司继续存续是否给股东利益造成损害且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是否应当强制解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关于公司解散的相关规定，智华博立公司已经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理由如下： 首先，智华博立公司的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的股东会、执行董事、监事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不应片面的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本案中，智华博立公司仅有李立和田华两名股东，公司设立之初，李立出资120万元，田华出资180万元，按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且对公司重大事务的决议，必须经代表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智华博立的两名股东一直存在分歧，互不配合，且上诉人李立在2015年曾起诉公司解散，公司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无法形成有效的公司决议，也无法通过公司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股东会机制已经失灵。且公司章程规定，每年召开一次固定会议，但智华博立公司已连续多年未召开过股东会议，也未能成功召开临时股东会议。 其次，关于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由于智华博立公司的内部运营机制早已失灵，股东李立的股东权、监事权长期处于无法行使的状态，其投资智华博立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从智华博立公司年报来看，公司连续几年只有少许盈利，连续数年没有任何形式的分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多次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该公司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许可期限为2010年4月27日至2015年4月26日，现已过期，根据该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及庭审陈述来看，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销售，故该公司没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公司继续存续势必会进一步损害股东的利益。 此外，关于是否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公司僵局。本案中，智华博立公司的两位股东在公司设立之初身份关系密切，后发生矛盾后，无法调和。从股东李立提交的证据来看，其曾多次试图召开股东会议和临时股东会议，本案第三人田华均未参加。且本院二审中基于慎用司法手段强制解散公司的考虑，积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智华博立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公司解散的条件。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立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关于智华博立公司公司解散条件尚未成就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10民初3336号民事判决； 二、解散河北智华博立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上诉人河北智华博立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正文 审判员  赵军霞 审判员  张国顺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周璟书记员李翔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