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8)辽03刑终264号原公诉机关海城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林俊，男，1987年6月9日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汉族，高中文化，深圳前海鑫星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户籍所在地赣州市信丰县，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4日被抓获，次日被临时羁押于南京市第二看守所，同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8日被逮捕，2018年4月20日经海城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同年6月7日经海城市人民法院决定被逮捕。现羁押于辽宁省海城市看守所。辩护人单俊嘉，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梁圆圆，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被告人蔡穗斌，别名蔡尚芙，男，1974年9月19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及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4日被抓获，次日被临时羁押于南京市第二看守所，同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8日被逮捕，2018年4月20日经海城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同年6月7日经海城市人民法院决定被逮捕。现羁押于辽宁省海城市看守所。辩护人王嘉强，辽宁一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永吉，别名吴东航，男，1972年2月29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朝鲜族，初中文化，户籍及住所地通辽市科尔沁区。1992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9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0年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辽宁省海城市看守所。辩护人魏东新，辽宁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再东，男，1967年10月23日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及住所地辽阳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辽宁省海城市看守所。辩护人陈保东，辽宁明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世平，男，1964年8月30日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丹东市振兴区，住丹东市元宝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辽宁省海城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莲斌，男，1974年3月1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住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辽宁省海城市看守所。辩护人夏颖，辽宁德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杜若兰，辽宁德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士猛，男，1979年3月21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及住所地海城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辽宁省海城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迎，女，1979年5月23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及住所地海城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10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7日经海城市人民法院决定被逮捕。现羁押于鞍山市女子看守所。辩护人王莹，辽宁日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简锆铭，男，1972年8月27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及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9月28日被海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8年6月7日经海城市人民法院决定被逮捕，2018年8月24日经海城市人民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辩护人叶根茂，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何柳，女，1991年4月25日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市，满族，初中文化，户籍及住所地开原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9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日被逮捕，同月23日被海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8年6月7日经海城市人民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同年7月13日由铁岭市公安局清河分局执行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金付维，男，1956年5月7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朝鲜族，初中文化，户籍及住所地海城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7日被逮捕，2018年8月24日经海城市人民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海城市人民法院审理海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林俊、蔡穗斌、吴永吉、黄再东、李世平、王莲斌、范士猛、张迎、简锆铭、何柳、金付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8）辽0381刑初28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简锆铭、何柳、金付维服判；原审被告人林俊、蔡穗斌、吴永吉、黄再东、李世平、王莲斌、范士猛、张迎等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金荣宇、代理检察员徐娇到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林俊及其辩护人单俊嘉、梁圆圆、上诉人蔡穗斌及其辩护人王嘉强、上诉人吴永吉及其辩护人魏东新、上诉人黄再东及其辩护人陈保东、上诉人李世平、上诉人王莲斌及其辩护人夏颖、杜若兰、上诉人范士猛、上诉人张迎及其辩护人王莹，原审被告人简锆铭及其辩护人叶根茂、原审被告人何柳、金付维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蔡穗斌于2015年7月间，经杨剑（已另案处理）得知山东卫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某公司，已另案处理）已获取由商务部颁发的直销经营许可资质、拥有网络会员营销平台等信息后，随即联络了被告人林俊，二被告人遂产生了与卫某公司合作经营牟利的动意。后被告人林俊、蔡穗斌与卫某公司负责人经协商后一致同意合作经营，主要内容为：林俊、蔡穗斌负责发展会员进行销售，卫某公司负责提供产品和网络营销平台，通过现金兑换平台电子币购买平台商品的方式，设定“回本奖”、“层碰奖”、“大区见点奖”、“小区见点奖”，鼓励和刺激会员逐级发展下线会员，以超出产品生产成本九倍的销售价格销售卫某公司的甲壳素等产品，在扣除占销售收入约10%的产品生产成本、约15%的管理费用和约60%的会员奖金后，对其余销售收入由林俊、蔡穗斌与卫某公司进行分割。2015年12月20日，被告人林俊、蔡穗斌在广东省东莞市组建了卫某“星晨联盟”传销组织，按照上述协议内容开展传销活动。截至2017年4月，被告人林俊、蔡穗斌组织、领导的卫某“星晨联盟”会员数量达数万人，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1168658428元人民币，应获取奖金数额达798599243.86元人民币。2017年4月份，被告人林俊、蔡穗斌因与卫某公司产生矛盾而终止合作经营，经被告人蔡穗斌联络，被告人林俊、蔡穗斌又与另一家已获取直销经营许可资质的南京中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脉公司，已另案处理）负责人协商后一致同意，继续沿用前述营销模式进行合作经营。后被告人林俊、蔡穗斌将卫某“星晨联盟”改组为中脉“星晨联盟”。自2017年4月25日至2017年6月30日间，被告人林俊、蔡穗斌组织、领导中脉“星晨联盟”继续开展传销活动，在原有基础上，接续发展会员数万人，传销资金数额累计另达351978377元人民币，应获取奖金数额另达218108523.77元人民币。被告人简锆铭于2016年9月份、10月份间受聘担任“星晨联盟”虚拟的“商学院”院长兼讲师，组织培训人员先后在广州、东莞及海城对卫某“星晨联盟”、中脉“星晨联盟”的营销模式进行宣传。同时，被告人简锆铭直接或间接发展了传销人员，架构超过3层级，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984万元人民币。被告人吴永吉于2015年12月份加入“星晨联盟”组织后，于2016年6月份，发起创立了“星晨联盟”组织框架下最大的分支传销组织“东航军团”，并负责该组织的总体运营。被告人吴永吉的妻子被告人何柳负责对该组织的资金、账户、会员等进行管理。截至2017年6月30日，被告人吴永吉组织、领导“东航军团”共发展会员逾万人，架构超过3层级，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699702218元人民币，应获取奖金数额达7649542.13元人民币。被告人黄再东、李世平、王莲斌分别于2015年12月、2016年1月加入“星晨联盟”后，于2016年10月份，在被告人吴永吉发起创立的“东航军团”组织框架下，共同发起创立“东起体系”传销组织，并分别各自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截至2017年6月份，被告人黄再东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数千人，架构超过3层级，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78350188元人民币，应获取奖金数额达185万余元人民币；被告人李世平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逾千人，架构超过3层级，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55313684元人民币，应获取奖金数额达179万余元人民币；被告人王莲斌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数百人，架构超过3层级，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19951290元人民币，应获取奖金数额达61万余元人民币。被告人范士猛于2016年1月份加入由被告人黄再东、李世平、王莲斌发起成立的“东起体系”后，截至2017年6月30日，在该组织框架下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数百人，架构超过3层级，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18720561元人民币，应获取奖金数额达243283.56元人民币。被告人张迎于2016年8月加入由被告人黄再东、李世平、王莲斌发起成立的“东起体系”后，在该组织框架下发起创立了“海城富迎”传销组织，截至2017年6月30日，直接和间接发展会员数百人，架构超过三层级，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16765537元人民币，应获取奖金数额达196840元人民币。被告人金付维于2016年8月份加入由被告人黄再东、李世平、王莲斌发起成立的“东起体系”后，在该组织框架下发起创立了“海城富金”传销组织，截至2017年6月30日，直接和间接发展会员70余人，架构超过三层级，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1420040元人民币，应获取奖金数额达92567元人民币。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简锆铭向公安机关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又查明，案发后，各被告人均向侦查机关海城市公安局退缴了违法所得。其中：被告人林俊、蔡穗斌共同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680万元（其中3000万元由林俊、蔡穗斌、赵家成经手；另外680万元分别由杨香香经手100万元、徐爱名经手50万元、张海潮经手100万元、萧古丽经手100万元、刘绍燕经手100万元、陈绍铭经手100万元、左文博经手40万元、李云龙经手30万元、陈培艳经手30万元、简锆铭经手30万元）。被告人林俊另退缴违法所得劳斯莱斯牌汽车1辆（陈某经手）、仿卡地亚牌戒指1枚、PIAGET手表1块。被告人简锆铭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吴永吉、何柳共同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73150.53元（其中何振起经手273150.53元）、玛莎拉蒂牌汽车1辆（杨帅经手）、林肯牌汽车1辆（董旭辉经手）。被告人黄再东退缴违法所得42万元。被告人李世平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王莲斌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范士猛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张迎退缴违法所得合计人民币196840元。被告人金付维退缴违法所得合计人民币92567元。以上违法所得，均由侦查机关海城市公安局予以扣押。原审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对本案涉案证据进行了庭审质证。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林俊、蔡穗斌利用具有直销资质企业的营销平台，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其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逾万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超亿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简锆铭积极参与上诉人林俊、蔡穗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受聘担任培训机构负责人，帮助上诉人林俊、蔡穗斌开展宣传活动，并直接或间接发展了部分传销活动人员，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超二百五十万元，与上诉人林俊、蔡穗斌构成共同犯罪。上诉人、被告人吴永吉、黄再东、李世平、王莲斌、范士猛、张迎积极参与林俊、蔡穗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且各自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均逾一百二十人以上，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均超二百五十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金付维积极参与林俊、蔡穗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且其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逾三十人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何柳作为被告人吴永吉的妻子，积极协助吴永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与上诉人吴永吉构成共同犯罪，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认定被告人林俊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蔡穗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简锆铭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吴永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何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黄再东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李世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王莲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范士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张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金付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扣押在案的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海城市公安局上缴国库。上诉人林俊的上诉理由是：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其与二企业合作是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2、涉事企业作为其产品的销售主导者、返利规则制定者、执行者、最大利益获得者被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具体销售人员受到法律追究，希望法庭宣判其无罪。上诉人林俊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原判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认定的星辰联盟和卫某、中脉公司的收益分配模式不准确，认定星辰联盟在两次合作中分别应获取奖金数额的计算有误；一审判决没有正确认定林俊、蔡穗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两公司均应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主犯，且比同为主犯的林俊、蔡穗斌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地位更为重要；关于原审认定上诉人林俊、蔡穗斌的违法所得只有其二人供述，无其他证据佐证，根据二人供述，其违法所得应为2000余万元；2、案件程序方面：一审庭审中，合议庭按照各人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组，并将案件证据以分组方式出示，而林俊、蔡穗斌作为主犯，需要对全部的犯罪事实承担责任，故需对全案证据进行质证；3、量刑方面：一审判决没有充分考虑全案的法定、酌定的减轻和从轻情节，林俊量刑过重，全案均应参照涉案的两家公司及公司没有被处罚的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罪责进行处理；林俊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能全部返还赃款，挽回销售人员损失，主观恶性较小，无前科劣迹，请求对其从轻处罚。上诉人蔡穗斌的上诉意见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2、涉事企业作为其产品的销售主导者、返利规则制定者、执行者、最大利益获得者被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具体销售人员受到法律追究，希望法庭宣判上诉人无罪。上诉人蔡穗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卫某、中脉两公司与上诉人林俊、蔡穗斌团队的合作营销行为虽采用了传销这种非法方式，但其有清晰明确的销售商品目的，传销参与者都是按照产品销售业绩进行团队计酬，一审法院认定林俊、蔡穗斌团队是以推销商品为名，系虚无证据与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上诉人蔡穗斌不构成犯罪。上诉人吴永吉的上诉意见是：其没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故意。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加入“星辰联盟”只是二企业的一个营销团队，销售制度、货物交易情况均由企业制定，上诉人不可能怀疑其销售行为的合法性；其次上诉人创建的“东航军团”只是“星辰联盟”营销团队的一部分，沿用“星辰联盟”的销售制度，无权干涉销售形式；最后该销售行为中，没有人身自由、洗脑式培训授课的行为，同时有真实可退换的商品，这些现象有理由让上诉人相信其销售模式是合法的，请求法庭改判无罪。上诉人吴永吉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吴永吉参与所谓“卫某星辰联盟”销售的全部过程来看，吴永吉加入的原因是其认为该销售制度的合法性，其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请求法庭依法改判。上诉人黄再东的上诉意见是：1、原审认定其“情节严重”，没有事实依据；2、其系从犯，且具有坦白情节，积极全部上缴非法所得，无前科劣迹，希望对其改判缓刑。上诉人黄再东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原审法院认定黄再东的传销金额证据不足，无法排除虚拟会员、占位会员的情形，根据黄再东的确认，其犯罪数额应为40余万元，黄再东已全部返赃，故对上诉人应在五年以下量刑；2、黄再东系从犯，且能全部返还赃款，自愿认罪，根据《量刑指导意见》应在三年以下量刑，并可以适用缓刑。上诉人李世平的上诉意见是：1、其是卫某公司的合法会员，按照卫某公司的公司制度进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如果涉及刑事处罚，也应该由卫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承担责任，请求对其依法改判。上诉人王莲斌的上诉意见是：1、其仅是受同案人黄再东委托，帮助东起团队举办会议，并非在传销组织中建立、扩大中起关键作用的人员；2、原审判决认定其发展下线人数无相关证据印证，其未获利61万余元，且原审对传销活动发展会员人数、获利金额、违法所得没有进行司法鉴定，不能认定上诉人的情节严重；2、其在侦查阶段向公安机关退缴违法所得30万元、且具有从犯、坦白等法定减轻、从轻情节，请求法庭依法改判。上诉人王莲斌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本案销售模式是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不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特征；2、王莲斌的行为不符合传销犯罪中的有关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故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3、本案所谓的传销犯罪的金额及人数认定无相关司法鉴定，且针对上诉人王莲斌发展的下线人数无相关证据印证，电脑记录中存在会员人数、获利金额不准确的情况；4、关于本案销售模式、奖金制度、职责分工等内容，各被告人的供述与各证人的证人证言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请法庭予以考虑；5、王某2并未获取奖金61万余元，且其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退缴违法所得30万元，一审判决未充分考虑上诉人从犯、坦白、初犯、主观恶性小等情节判处上诉人刑罚，请求对其依法改判。上诉人范士猛的上诉意见是：1、其系从犯，应对其减轻处罚；2、其未参与创立“海城富金”组织，请求二审依法改判。上诉人张迎的上诉意见是：不服一审判决，请法庭改判。上诉人张迎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张迎成立的富迎团队不存在800余人的会员人数，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会员人数只有43人，其行为不构成情节严重；2、张迎系从犯，应对其减轻处罚；3、张迎积极返还全部赃款，且系初犯，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简锆铭、何柳、金付维，及原审被告人简锆铭的辩护人对原审判决无意见。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林俊、蔡穗斌、吴永吉、黄再东、李世平、王莲斌、范士猛、张迎、原审被告人简锆铭、何柳、金付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清楚，有各上诉人及原审各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证人王某1、周某、薛某、张某1、林某等人的证言，深圳前海鑫星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乙方）与卫某公司（甲方）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卫某公司董事长王某1的司机甘某用于接收“星晨联盟”会员报单款的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卫某公司销售部“星晨系统”记账凭证及收款收据、“星晨联盟1核算项目明细账”、“星晨联盟2核算项目明细账”、发货汇总表、卫康公司关于星晨联盟发货结算的情况说明、海城市公安局远程勘验工作记录2份、上诉人林俊的助理林某提供的其电脑中记载的星晨联盟会员在卫某公司的业绩表、卫某公司业绩表、中脉公司业绩表、卫某公司和中脉公司的网体会员截图、原审被告人何柳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刑事判决书、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案件来源及到案经过、户籍信息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上述事实、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本院审理期间未发生变化，本院依法均予确认。同时，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在本院审理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关于上诉人林俊、蔡穗斌、吴永吉、黄再东、李世平、王莲斌、范士猛、张迎，及林俊、蔡穗斌、吴永吉、黄再东、王莲斌、张迎辩护人所提的上诉及辩护意见，经查，原判根据各上诉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已予论述裁判观点和意见，依法定罪并予以刑罚裁量，于法有据，本院均予以采纳，不再赘述；因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的上诉及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依法均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林俊、蔡穗斌利用具有直销资质企业的营销平台，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其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逾万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超亿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上诉人吴永吉、黄再东、李世平、王莲斌、范士猛、张迎积极参与林俊、蔡穗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且各自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均逾120人以上，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均超250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原审被告人简锆铭积极参与上诉人林俊、蔡穗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受聘担任培训机构负责人，帮助上诉人林俊、蔡穗斌开展宣传活动，并直接或间接发展了部分传销活动人员，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超250万元，与上诉人林俊、蔡穗斌构成共同犯罪；原审被告人何柳积极协助吴永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与上诉人吴永吉构成共同犯罪，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原审被告人金付维积极参与林俊、蔡穗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且其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逾30人且层级在3级以上，其行为亦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上诉人林俊、蔡穗斌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上诉人吴永吉、黄再东、李世平、王莲斌、范士猛、张迎、原审被告人简锆铭、金付维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均应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何柳在共同犯罪中起辅要作用，系从犯，亦应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简锆铭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上诉人吴永吉具有前科，可酌情从重处罚。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均积极退缴了违法所得，均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上，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郭文伟审判员  廖晓艳审判员  王金杰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书记员  项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