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26行初30号原告：三穗县台烈镇魁计村一组。诉讼代表人：潘年清，组长。委托代理人：万虹余，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祖荣，男，侗族，1967年2月18日生，三穗县村民，住。被告（原行政机关）：三穗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付乐欣，县长。委托代理人：李代洪，三穗县司法局公职律师。委托代理人：秦海龙，三穗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被告（复议机关）：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罗强，州长。委托代理人：杨秀成，黔东南州司法局工作人员。第三人：三穗县台烈镇果介村贵育一组。诉讼代表人：李绍先，组长。第三人：三穗县台烈镇果介村贵育二组。诉讼代表人：李绍荣，组长。第三人：三穗县台烈镇果介村贵育三组。诉讼代表人：李文奇，组长。第三人：三穗县台烈镇果介村贵育四组。诉讼代表人：李文广，组长。第三人：三穗县台烈镇果介村贵育五组。诉讼代表人：李文清，组长。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绍武，男，苗族，1952年5月14日生，三穗县村民，住。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绍超，男，苗族，1956年1月22日生，三穗县村民，住。原告三穗县台烈镇魁计村一组不服被告三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穗府发（2018）23号处理决定及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作出的黔东南府复议字（2018）137号复议决定，于2019年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1月30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魁计村一组诉讼代表人潘年清及委托代理人万虹余、吴祖荣，被告三穗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李代洪、秦海龙，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杨秀成，第三人三穗县台烈镇果介村贵育一、二、三、四、五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绍武、李绍超及第三人果介村贵育四组诉讼代表李文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三穗县人民政府作出穗府发（2018）23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山“勋帮屋基和姚家一带”东抵青杠坳盘路到李勇珍拜台过勋帮屋基盘路下私力岭接对门私力岭，南抵塘赖坳岭为止，西抵姚家盘路到姚家坳过高贵能湾头至青杠坳岭，北抵土地公背的青杠坳，面积约200亩。果介村贵育1-5组提供1966年《山界落实登记表》记载“青杠坳”和“姚家坳”四至范围包括争议山，并提供村民1988年《责任山林管理登记表》和1999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争议山所有权归果介××××组所有，部分争议山林属其村民管理使用，本府予以采信。魁计村一组提供1966年《山界落实登记表》记载“灯龙坳”四至范围不明，具体描述的界线为一条单一线条，没有后期权属证据印证争议山权属归其所有，提供《天保工程封山育林管护合同》和《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封山育林区碑牌》，只能证明争议山林是魁计村护林员代为管护，不能证明权属归魁计村一组所有。因此，果介村贵育1-5组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魁计村一组提供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第（三）、（四）项，《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第（二）项、第十九条第（六）项之规定，明确争议山林土地所有权归果介××××组所有。魁计村一组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受理后，经复议审查，认为三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8）137号复议决定，维持穗府发（2018）23号处理决定。原告三穗县台烈镇魁计村一组诉称：争议山林根本没有四抵范围，就是一条分岭线，原告提供《山界落实登记表》“灯龙坳”分岭线的表述，完全符合争议山林边界线原状，分岭线靠原告这一边归原告所有，分岭线靠第三人一边归第三人所有，二被告将姚家盘路错误的认定为姚家一带，无疑是将第三人“姚家坳”第四幅山的上抵扩大到原告的山林四抵范围。第三人提供的《责任山林管理登记表》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即使有部分村民享有争议山的部分土地和林地管理使用权，并不能代表整片争议山林和土地就当然归第三人所有。原告提供的封山育林管护合同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争议山属原告所有，但可以间接证明争议山所有权归原告所有才一直由原告管理使用几十年。二被告错误将原告为生产方便、节省路程，后改的新路认定为争议山边界，导致将原告山林处理给第三人所有，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穗府发（2018）23号处理决定及黔东南府复议字（2018）137号复议决定。原告三穗县台烈镇魁计村一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穗府发（2018）23号处理决定及黔东南府复议字（2018）137号复议决定，证明被诉行政行为；2.贵烈的《山界落实登记表》，证明“灯龙坳”四抵与争议地“勋帮屋基和姚家一带”四抵范围一致；3.贵育的《山界落实登记表》，证明“姚家坳”四抵与争议地“勋帮屋基和姚家一带”四抵完全不是一个地方；4.《三穗县天保工程封山育林管护合同》、《三穗县2015、2016、2017年台烈镇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兑现花名册》，证明争议山林一直由原告管理使用；5.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航拍图，证明争议山内有原告村民的田、土。被告三穗县人民政府答辩称，本府受理双方的争议后，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相关行政调处文书，告知了当事人权利义务，组织当事人进行现场勘查，绘制平面示意见图，确认争议山四至界线，并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未能达成协议后，经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分析认定而作出的处理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诉称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答辩称，原告不服穗府发（2018）23号处理决定，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并下发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三穗县人民政府按时提交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行政复议答复书。经审查，三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府复议维持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三穗县人民政府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申请书，证明行政处理程序合法；2.贵育的《山界落实登记表》，证明“青杠坳”和“姚家坳”在四固定时期落实给果介村贵育三队；3.穗林权字第6号《山林所有证存根》，证明“青杠坳”和“水利头”在山林三定时期落实给果介村贵育1-5组所有；4.果介村贵育组《责任山林管理登记表》，证明1988年11月果介村把争议山林划分给贵育1-5组村民管理；5、《黔东南州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证明1999年6月果介村把争议山林划分给贵育1-5组村民管理；6.《三穗县果介乡果介村贵育3组土地承包登记底表》，证明争议山内耕地分给贵育三组，并已造林一直由第三人管理；7.公益林付款收据，证明果介村贵育组领取公益林补偿款，说明争议山林一直由贵育组管理；8.台烈镇人民政府告知书，证明争议山经台烈镇人民政府组织调解未果，告知争议双方向县政府申请处理；9.立案登记表、受理审批表、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魁计村一组答辩书、在职证明书，证明行政调处程序合法；10.魁计村的证明、封山育林碑、护林公约、天保工程封山育林管护合同，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不是所有权依据；11.贵烈的《山界落实登记》，证明记载的四至是一条线，不予采信；12.对李绍超、潘年常、吴祖伦、姚绍安、蒋家银、蒋家才、张应凤的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向知情人作调查了解，同时证明调处程序合法；13.三次现场指认笔录、争议示意图，证明被告组织当事人到山场确认争议山的四至范围及一些小地名；14.二次会议记录，证明组织当事人调解无果；15.穗府发（2018）23号处理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并已送达各方当事人。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和举证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三穗县人民政府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清单、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第三人三穗县台烈镇果介村贵育1-5组陈述称：第三人主张争议山权属有1966年《山界落实登记表》、1982年《山林所有证存根》、1988年《责任山林管理登记表》及1999年《黔东南州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等权属依据为证，且对争议山有长期管理的事实。而原告据以主张争议山权属的证据记载的四至并未包括争议山，原告亦未能提供对争议山进行管理的证据。因此，二被告作出的穗府发（2018）23号处理决定及黔东南府复议字（2018）137号复议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请法院维持。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被告已举证并经质证，不再重复举证。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1号、8号、9号、12号、13号、14号、15号证据拟证明的案件事实当事人无异议，予以采信；2号证据“青杠坳”记载的四至上抵岭、下抵大路、左抵二队山大路、右抵本队山和“姚家坳”记载的的四至上抵姚家盘路、下抵二队山、左抵蒋家山、右抵姚家坳，经被告组织当事人现场指界包括争议山林，予以采信；3号证据系保存于档案部门的山林所有权证书存根，该存根记载“青杠坳”，与2号证据印证，予以采信；4号、5号证据记载的林地在争议山内，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6号证据记载的是田土而非山林，与争议山林无关联，不予采信；7号证据未记载有地名，不能证明与争议山林有关联性，不予采信；10号证据仅能证明林业部门封山育林区域包含部分争议山林，林业部门聘请魁计村李绍国作为护林员的事实；11号证据记载“灯龙坳”的四至界线，经原告现场指认是一条线，未能形成闭合圈，不能证明争议山林归原告所有，不予采信。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提供证据拟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异议，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是被诉行政行为；2号、3号证据与被告提供的11号、2号证据相同，作同一认证；4号证据中的《天保工程封山育林管护合同》被告已提供，作同一认证，4号证据中的《三穗县2015、2016、2017年台烈镇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兑现花名册》与争议林地无关联，不予采信；5号证据与争议山林无关联，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争议山林地名为“勋帮屋基和姚家一带”，其四至东抵从青杠坳盘路到李勇珍拜台过勋帮屋基盘路下私力岭接对门私力岭，南抵塘赖坳岭为止，西抵姚家盘路到姚家坳过高贵能湾头至青杠坳岭，北抵土地公背的青杠坳，面积约200亩。2016年，第三人贵育组村民在争议山采伐林木被林业护林员吴某某发现并制止，后贵育组村民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在争议山栽种杉木，被原告魁计村一组村民拔掉引发争议，双方争议经三穗县台烈镇人民政府调解无果。2017年11月第三人贵育1-5组向被告三穗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被告依法受理并向当事人送达相关行政调处材料，组织当事人到现场勘查确认争议范围，并核实双方1966年《山界落实登记表》记载的四至界线，原告《山界落实登记表》记载地名灯龙坳，从土地背以上过岭到青杠坳，土地背以上大路到高贵能湾头，过新邦屋基盘路，过下私力岭接对面私力岭，以上到塘赖坳其岭为止。该文字记载是一条线，未能形成闭合圈。第三人《山界落实登记表》记载“青杠坳”上抵岭，下抵大路，左抵二队山大路，右抵本队山和“姚家坳”上抵姚家盘路，下抵二队山，左抵蒋家山，右抵姚家坳，两幅山的四至界线包括争议山林，同时第三人的村民有责任山在争议山内。2007年三穗县人民政府将稿利坡（小班19号）536.2亩作为天保工程封山育林区，封育年限5年，护林人员为魁计村李绍国，该封山育林区包括部分争议山林。被告经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未能达成协议，遂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穗府发（2018）23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林土地所有权明确给果介村贵育1-5组所有。原告魁计村一组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受理后，向三穗县人民政府和第三人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行政复议答复和举证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经书面审查，黔东南州人民政府认为，第三人果介村贵育1-5组提供1966年《山界落实登记表》经现场指界包括争议山林范围，能够证明争议山所有权，且有《黔东南州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佐证。原告提供的《山界落实登记表》记载的四至为一条线，没有具体权属管辖范围，不能证明争议山林的权属，且提供的《三穗县封山育林管护合同》只能证明李绍国参与管护，不能证明山林土地权属归原告所有。因此，三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遂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8）137号复议决定，维持穗府发（2018）23号处理决定。本院认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八条第（四）项规定，土地改革后至林权争议发生时，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能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六）项规定，其他证明林地权属的材料，可以作为各级人民政府处理林地权属争议的证明材料。第三人果介村贵育1-5组提供1966年《山界落实登记表》记载“青杠坳”和“姚家坳”四至范围包括争议山林，并有1988年《责任山林管理登记表》和《黔东南州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印证，可以作为享有争议山林权属的依据，被告三穗县人民政府采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作出穗府发（2018）23号处理决定，明确争议山林土地所有权归果介××××组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受理原告魁计村一组的复议申请后，向当事人送达相关复议文书，充分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复议陈述、举证权利，其复议程序合法。原告魁计村一组虽然亦提供有1966年《山界落实登记表》，但记载“灯龙坳”四至界线为一条线，未能形成闭合圈，不能作为享有争议山权属的依据，其提供《天保工程封山育林管护合同》不属于山林权属依据，亦不能作为享有争议山权属的依据。因此，原告诉请撤销穗府发（2018）23号处理决定及黔东南府复议字（2018）137号复议决定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三穗县台烈镇魁计村一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三穗县台烈镇魁计村一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治安审判员  张秋菊审判员  罗安武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杨勇书记员王泽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