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3民终11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军，男，197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钟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俊，湖北玄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铮，男，1975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竹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冀芳芳，湖北遇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韦军因与被上诉人陈铮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2018）鄂0323民初1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合议庭认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返还工程保证金18万元及利息的责任并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其理由如下：一审判决认定韦军与马进之间是合伙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韦军与案外人马进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一、被上诉人陈铮以其与上诉人韦军达成建筑工程分包协议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上诉人返还工程保证金25万元及利息。被上诉人除了上诉人出具的一张25万元收条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韦军之间签订过分包协议。根据文安县法院(2015)文刑初字第186号刑事诉讼卷宗，明确证明了本案涉案工程，系案外人马进与开发商姜树君签定的，而且刑事诉讼文书中认定的受害人也是马进，上诉人与该工程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不能仅仅凭一张收条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另2013年韦军协助陈铮在天津找到马进的，于是陈铮派人向马进索要了8万元保证金。该事实已经法院查证属实。既然陈铮坚持认为与韦军之间签订了分包协议，那么他为何要向马进索要保证金？显然，陈铮与马进之间存在分包关系。二、韦军与案外人马进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存在合伙关系，完全是通过臆断和推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1、韦军与马进之间是虽然是亲戚关系，但并未有合伙承包文安县工程。韦军与殷增青到河北找马进本是为了要钱，在得知马进承包了文安县的工程后，由殷增青介绍了陈铮前来文安县实地考察，并由陈铮与马进签订了分包合同。由于马进当时未带银行卡和身份证，经马进与陈铮协商，由陈铮将工程保证金打到韦军的银行账户。因此，韦军仅仅是提供其银行账户借给马进使用，与马进之间没有合伙关系。2、一审庭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韦军与马进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文安县法院的刑事诉讼案卷材料中，并没有任何证据直接指明韦军与马进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反而刑事诉讼文书中认定的受害人只是马进，邯郸第二建筑安装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也指明马进是唯一的代理人，包括马进本人的笔录也未说与韦军是合伙关系。一审判决凭臆断和推理认定存在合伙关系系错误认定。陈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韦军向我返还工程保证金25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对25万的收条及收款事实无异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双方对诉争款项是否系代被告马进收取存在争议，分析认定如下：首先，从日常生活和一般经济交往的基本常识来说，普通人都知道给他人出具借条、欠条、收条等凭据的法律后果，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一般不会轻易签字出据，尤其涉及到大额资金，会更加谨慎。而本案争议金额高达25万元，作为被告韦军来讲，应该慎而处之。现被告韦军既然向原告陈铮出具了收条，韦军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辩解主张的情况下，应对该收条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其次，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上讲，民事诉讼采取优势证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本案原告陈铮提交有被告韦军出具的收条，而被告韦军除口头陈述外，另提交了向法院申请调取的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2015）文刑初字第186号刑事诉讼案卷中相关材料，但该材料中文安县公安局对韦军的询问笔录中显示：1、韦军多处陈述“我们”签合同和“我们”被骗（韦军与马进一同报案，称被姜树君骗了30万，但合同是马进与姜树君签订的）；2、韦军曾找过姜树君要求解除合同，但未果；3、姜树君诈骗上述30万元中的20万元，是从韦军接收陈铮25万元的银行卡汇至姜树君的银行卡上的，并非由马进直接交给姜树君的。这些证据不仅不能证明被告韦军与被告马进之间不是合伙关系和被告韦军关于收条所涉款项系其代马进收取的辩解主张，反倒是证明被告韦军与被告马进之间是合伙关系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原告陈铮的证据处于优势地位，应予采信。再次，从情理上分析，即便如被告韦军所述其是代马进收款，但在该款转给被告马进之后，也应该由被告马进向其出具收据，而被告韦军至今未能提交该方面的证据。另外，被告韦军收取陈铮25万元，却汇款给姜树君20万元，另10万元交的现金，以及该10万元现金是否包含上述25万元中的另5万元，被告韦军也未能予以证明。以上情况，有悖常理。因此，依法认定被告韦军和被告马进之间是合伙关系，被告韦军收取原告陈铮25万元押金款系履行合伙事务的行为，而非代被告马进收取原告工程保证金的行为。综上，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被告韦军与被告马进系姨老表关系。2013年5月，被告韦军与被告马进合伙承接了河北省文安县某小区建设工程，原告陈铮欲轻包该工程（不含基本建筑材料）。按双方约定，原告陈铮向被告韦军支付了工程保证金25万元，被告韦军于2013年6月11日给原告陈铮出具一张收条，内容为“收到陈铮交工程押金款250000元，大写计贰拾伍万元正。韦军。2013.6.11.”。但因该处工地迟迟未能开工，原告陈铮曾于2013年派人向被告马进索要了7万元，但原告陈铮称此款是被告马进为了安抚索款人，让其不再骚扰被告马进而支付的，原告陈铮实际并未收到此款。此后便无法与被告马进取得联系。原告陈铮找被告韦军退还押金款，被告韦军以其是代被告马进收款，此款实际已交付给被告马进为由拒绝向原告陈铮返还此款，双方为此产生争执，遂引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被告韦军申请追加马进为共同被告问题。经审查，因被告韦军与被告马进之间是合伙关系，且系未经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条之规定，此种情形下，全体合伙人应为共同诉讼人，故此，被告韦军申请追加马进为共同被告的请求成立，应依法追加马进为本案共同被告参与诉讼；二、关于本案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本案原、被告双方所提交的证据进行分析后，应当认定被告韦军与被告马进之间是一种合伙关系。被告韦军辩称其与被告马进之间不是合伙关系，其收取原告工程保证金只是提供其银行账户供原告和被告马进转账使用，收据是代马进向原告出具的，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其辩解，应由其自负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该处工程未开工，责任不在原告，故原告有权要求终止合同、返还工程保证金，该工程保证金依法应由被告韦军和被告马进连带返还；三、关于原告陈铮派人向被告马进索要的7万元钱是否应扣减被告应返还原告的工程质保金问题。因该7万元钱是原告陈铮派人向马进索要的，索款人的索款行为依法应视为受原告的委托所为，无论原告本人实际是否收到此款，其法律责任均应由委托人承担，故该7万元钱依法均应从被告应返还原告的25万元工程保证金扣减；四、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利息问题。因被告韦军向原告陈铮出具的收条上未约定利息及违约金，也未约定偿还期限，故原告可随时要求被告偿还此款，确定自原告起诉之次日（2016年8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韦军、马进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连带向原告陈铮返还工程保证金18万元，并自2016年8月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利息；二、驳回原告陈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支付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50元，公告费800元，合计5850元，由原告陈铮负担1050元，被告韦军、马进连带负担4800元。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焦点是马进和韦军是否是合伙关系，综合涉案证据，韦军收取陈铮25万现金并明确写明收到陈铮工程押金25万元，且韦军自己提交的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2015）文刑初字第186号刑事诉讼案卷中相关材料中，反映其在文安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多处陈述“我们”签合同和“我们”被骗（韦军与马进一同报案，称被姜树君骗了30万，但合同是马进与姜树君签订的）；且马进笔录反映韦军曾找过姜树君要求解除合同但未果等可以证明韦军与马进之间是合伙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被告韦军和被告马进之间是合伙关系，被告韦军收取原告陈铮25万元押金款系履行合伙事务的行为，而非代被告马进收取原告工程保证金的行为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韦军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宇鹏审判员  王广泉审判员  袁 昆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徐恩田书记员李大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