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4民初168号原告：超视国际有限公司（SuperbVisionInternationalLimited），住所地英属维尔京群岛托托拉岛路德镇特雷登特接待室邮政信箱146号（TridentChambers，P.O.Box146,RoadTown,Tortola,BritishVirginIslands）。授权代表：何漫波，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之恺，北京市实现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鹏，北京市实现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23层。法定代表人：卢志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世智，男，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夏，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超视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视公司）与被告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集团）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超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之恺、韩鹏，被告泛海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世智、冯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超视公司起诉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泛海集团支付中介费美元1200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案件审理期间，超视公司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判令泛海集团支付中介费美元13358228.77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15日，超视公司与泛海集团签订《聘用协议书》，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介绍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nternationalDataGroupInc.，以下简称IDG）的收购项目，泛海集团聘任超视公司何林波博士为泛海集团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以该身份联系卖方，为泛海集团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若泛海集团成功完成IDG项目收购，泛海集团应向超视公司支付金额为泛海集团签约的IDG收购价格1%的中介费。合同中还约定，IDG项目超视公司前期工作费用由双方2016年4月1日签订的关于法国Oberthur项目的人民币350万元前期工作费用中支出。协议签订后，超视公司依约履行，多次会见IDG项目卖方，将项目信息及时反馈至泛海集团，供泛海集团决策。此外，超视公司还为泛海集团联系投行顾问，提供境外收购政策咨询等服务。2017年3月29日，IDG项目收购完成，泛海集团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宣布已完成对IDG的收购，包括IDG集团旗下的国际数据公司、IDGCommunications。至此，泛海集团成为IDG运营业务的控股股东。2017年4月6日，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开具了中介费美元1200万元的发票，要求泛海集团支付中介费用，但泛海集团以内部商讨为由拖延，至今经催讨仍未履行给付义务。泛海集团辩称，一、双方签署的《聘用协议书》性质并非居间合同，而系劳务委派合同；因此，超视公司需全面履行《聘用协议书》约定之义务，方能获取协议约定之费用。1.《聘用协议书》之性质为劳务委派合同，超视公司委派人员何林波应全面履行协议约定之义务。受限于何林波之外籍身份，泛海集团与超视公司（何林波个人公司）先后签署了两份《聘用协议书》，由超视公司委派何林波到泛海集团提供劳务服务，为泛海集团寻找若干项目，并依据具体合同完成特定委派事项。其中，涉案合同对应的何林波的具体义务包括但不限于：①根据泛海集团具体委托，担任IDG收购项目之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并以该身份联系IDG或其顾问；②为泛海集团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所以，提供IDG正在考虑出售信息并非合同约定之义务。超视公司及何林波根本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泛海集团也无需支付合同约定之费用。2.《聘用协议书》之名称、条款以及履行的实际情况均具有劳务委派合同的特点。首先，涉案合同名称为《聘用协议书》，而非居间合同。再有，《聘用协议书》之条款均为劳务委派关系所需条款，例如：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约定了聘任期限及续聘条款；协议第六条约定，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还约定了泛海集团不为何林波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何林波在医疗或工伤期内泛海集团不支付费用；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约定，泛海集团为何林波配备专车。如双方之间系居间关系，一般不会约定前述条款。还有，在履行《聘用协议书》的过程中，泛海集团还为何林波提供了办公楼的地库出入卡，并为其报销了油费、过路费、停车费。如双方构成居间关系，则泛海集团没有必要向居间人或中间人提供上述待遇。3.从缔约背景及过程来看，签署劳务委派合同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1）涉案合同签署前，泛海集团已拟聘何林波担任泛海集团或泛海集团子公司高管。为此，泛海集团于2015年11月即为何林波配备了车牌号为京N·××奥迪A6供其专用，而车牌京N·×系泛海集团高管才配备；同时，向何林波提供了办公楼地库出入卡。对此，何林波亦在《车辆领用交接单》上签字表示认可，并多次向泛海集团报销了油费等。（2）2016年4月1日，为考察何林波的业务能力，进而最终决定是否聘任其担任泛海集团高管，泛海集团让公司主管人力资源工作的李能与何林波签署协议。但因受限于何林波外籍身份，直接与其签署聘用协议需办理大量手续。故，何林波以超视公司为签约主体，与泛海集团签署了法国Oberthur收购项目《聘用协议书》，约定由超视公司委派何林波履行Oberthur项目协议之义务。该Oberthur项目协议也约定了五险一金、专车等条款。而人民币350万元也是由泛海集团支付至何林波个人招商银行账户。（3）如上所述，为进一步考察何林波的业务能力，进而最终决定是否聘任其担任泛海集团高管，泛海集团方与超视公司在劳务委派关系下签署涉案合同，何林波对此亦表示认可。正因如此，何林波曾向泛海集团明确表示“我是泛海IDG项目团队成员”，说明何林波认可自己是IDG收购项目组成员之一，而非居间人。因此，签署劳务委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超视公司及何林波完全没有履行涉案合同义务。事实上，超视公司及何林波捏造事实欺骗泛海集团签署协议，超视公司一方根本不具备履行涉案合同义务之能力。因此，超视公司不应获得《聘用协议书》约定之费用。1.超视公司及何林波完全没有履行涉案合同义务；正因如此，超视公司及何林波完全无法就履行情况进行举证。（1）根据涉案合同第四条，超视公司及何林波的主要义务包括但不限于：①以泛海集团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的特定身份联系IDG或其顾问；②为泛海集团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当然，约定该两项合同义务，也是源自于何林波的“毛遂自荐”，后文会进行详述。就第一项义务来说，何林波至少应代表泛海集团与IDG或其顾问进行联系，即至少作出“联系”的行为；并且，超视公司的起诉状中也称何林波“多次会见IDG项目卖方”“为泛海集团联系投行顾问”，但是，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恰恰相反，IDG、IDG的顾问高盛公司、泛海集团财务顾问花旗集团全球市场公司（以下简称花旗公司）的IDG收购项目负责人均称，在IDG收购项目过程中从未与何林波及其同学Michael或代表他们的第三方主体有过接触。就第二项义务来说，洽谈收购的“前期工作”至少应当包括，何林波向IDG或其顾问介绍泛海集团并传达加入项目的意愿、介绍泛海集团与IDG或其顾问认识、提供IDG的财务或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提供交易架构方面的决策建议，但何林波均未履行；此外，再结合双方的实际沟通来看，泛海集团刘冰多次要求何林波引荐IDG、IDG顾问（高盛公司）、IDG资本与泛海集团沟通见面，但何林波均置之不理。因此，何林波并未按约进行任何“前期工作”。（2）此外，在泛海集团进行IDG收购项目的尽职调查、谈判、设计交易结构、通过外国政府安全审查以及签署交易文件等关键节点，超视公司及何林波均未参与。（3）再有，超视公司声称其“提出战略分析建议，提供有针对性的竞购策略”、“致函报告有关方面详情”，以“电邮等方式与卢志强、刘冰及项目团队等报告、交流”，但何林波根本没有进行过前述行为（致函、电邮报告），超视公司也没有就履行前述义务举证。2.超视公司及何林波根本不具备履行涉案合同之能力。超视公司谎冒事实，多次声称其有特殊渠道，使泛海集团认为其具备履约优势，欺骗泛海集团与其签署协议。双方缔约前，何林波多次强调自己或其同学认识IDG总裁，可协助泛海集团参与IDG收购项目，这是泛海集团愿意缔约的至关重要的前提。但事实证明，这是何林波作出的虚假陈述。具体来说，在双方缔约前，何林波多次强调其在IDG收购项目中有特殊渠道。例如：何林波在推荐项目时声称“我有个德国大学同学做TMT行业多年，和IDG很熟，可以牵上线”。对此，泛海集团卢志强先生很快回复“林波，很好。感兴趣”，以表明泛海集团对何林波强调的特殊沟通渠道（和IDG牵上线）表示认可。何林波还声称“代表人即IDG的总裁PresidentTedBloom”、“我同学可以帮忙找到前面提到的IDG总裁，运用关系介绍泛海进入投标”、“我这同学一直负责与IDG对接，不光德国，全球”、“我这德国同学Michael同意给卖方代表IDG董事会代表IDG总裁TedBloom写信”、“Michael是关键，他做了30年TMT，长期和IDG合作”。但是，何林波多次提到的IDG总裁TedBloom却明确表示，其从未与何林波及Michael有过接触。即，何林波及Michael根本不认识TedBloom先生，更未按承诺写信和联系对方。不仅如此，IDG的三位收购项目负责人、高盛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花旗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均称，在IDG收购项目过程中，未与何林波及Michael或代表他们的第三方主体有过接触。综上所述，超视公司及何林波不仅客观上没有履行《聘用协议书》约定之义务，联系IDG及其顾问。事实上，超视公司与何林波也根本没有能力履行义务，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IDG总裁。3.超视公司一方为签署涉案合同谎报虚假信息。双方缔约前，何林波声称IDG卖方顾问（高盛公司）不愿意新人加入，需要何林波的特殊关系，这也是泛海集团愿意与超视公司缔约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双方缔约前，何林波声称“卖方顾问高盛肯定不愿意新进来人延缓时间”，即何林波表示，泛海集团加入IDG收购项目有难度，同时，强调其有特殊渠道，在此基础上，泛海集团才聘请何林波。但事实表明，高盛公司是IDG公开指定的顾问，联系高盛公司几乎是完成收购的唯一可靠渠道，更是符合项目实际情况及商业逻辑的常规渠道。泛海集团正是通过高盛公司非常顺利地进入了收购程序。如泛海集团不幸听信何林波之言，只能与收购失之交臂。三、超视公司不仅未履行合同义务，为谋取私利，甚至给出错误收购建议，于项目进展起负面作用。1.为谋私利，何林波还多次阻止泛海集团接触IDGCapitalPartners及其合作伙伴（以下简称IDG资本或IDG中国、IDG风投），即阻止泛海集团以常规的商业合作模式完成项目收购。具体来说，何林波多次声称“找IDG中国的人建议谨慎，他们知道这东西好，自己组团要买”、“大哥，据说IDG内部反对被IDG风投收购的声音很强而且比较广泛”，其还分析表达熊晓鸽领导的IDG资本在IDG集团当中意义不大。但是，最终的收购结果证明，泛海集团正是与IDG资本联合，共同完成了IDG收购项目。2.为谋私利，何林波让泛海集团私下聘用其德国同学Michael作为财务顾问，而不要联系Michael所在公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何林波一边声称IDG顾问高盛公司不欢迎新人加入项目、阻止泛海集团接触IDG资本，一边强调自己和德国同学Michael在IDG收购项目中有特殊渠道，进而让泛海集团与其同学私下签约，额外支付财务顾问费用，而不要联系其同学所在公司。还需提示的是，IDG收购项目在美国。凭常理可知，即使泛海集团需聘请投资顾问，从资源优势及工作便利的角度考虑，何林波也应介绍美国投行机构，而何林波让泛海集团聘用的同学Michael却在德国。综上，超视公司及何林波不仅没有履行《聘用协议书》之义务，反而为谋私利、阻碍泛海集团以符合项目实际情况及商业逻辑的常规方式介入并完成项目，给项目进展增加负面作用。四、超视公司及何林波提供的IDG财务数据并非涉案合同约定之义务，并且，其提供的数据也系错误信息，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出入。双方缔约前，何林波为骗取泛海集团信任，提供了IDG财务数据。在超视公司索要奖励费用时，也声称提供该数据即系其提供了重要分析和数据。但该等信息系何林波凭空臆测的虚假信息，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出入。具体来说，在双方缔约前，何林波向泛海集团提供IDG出售信息时，声称IDG“营销收入近10亿美金”“EBITDAmargin达10%”，以引起泛海集团对IDG收购项目的兴趣，并误以为何林波了解IDG重要商业信息，进而误信其认识IDG总裁，将可对项目促成产生巨大作用。但是，IDG在2015年的营销收入约为美元6.1亿元，EBIDTA利润率仅约为3.99%。可见，何林波提供的营销收入数据错误差值近一倍、EBIDTA利润率数据错误差值超过一倍！五、超视公司提供“IDG正考虑出售”信息并非涉案合同约定的义务，超视公司声称该简单消息的价值巨大，但事实上，前述内容全部系公开信息，境内及境外权威媒体在此前均有大量报道，因此，该消息价值极低。何林波提供的IDG出售、顾问为高盛公司等内容全系公开信息，早在三个月前，境外权威媒体“财富网”（美国著名财经杂志《Fortune》旗下网站）、《波士顿环球报》（美国波士顿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境内知名媒体“网易科技”、“新浪科技”等均有报道，信息价值极低。六、超视公司支付的人民币350万元包括IDG收购项目前期工作费用。也就是说，尽管何林波仅提供了IDG项目出售信息，且信息价值极低，但泛海集团也已经为此支付了巨额费用。涉案合同签署前，双方已签署一份劳务委派协议，即Oberthur项目协议书。根据该协议第五条，泛海集团支付的费用由两部分组成：①成功奖金；②人民币350万元的项目前期费用。如Oberthur项目收购成功，人民币350万元抵扣成功奖金（即性质转化为成功奖金）；“若项目未能签约收购或中途被甲方（即泛海集团）放弃”，人民币350万元则作为“一年聘任期内的咨询费”（即性质转化为该一年期劳务工作费用）。由于Oberthur项目并未签约收购，因此，人民币350万元已转化为聘任期劳务工作费用，对应地，何林波应履行的义务至少包括：在一年聘用期内，为泛海集团寻找若干项目并提供咨询服务。对此，在涉案合同签署前，泛海集团董事长卢志强也已明确向何林波说明“前期费用50万美元是给您联结业务的，不是指一单业务”。结合涉案合同第五条之约定“IDG项目乙方前期工作费用由甲方与乙方2016年4月1日签订的关于法国Oberthur项目350万人民币前期工作费用中出支”，人民币350万元费用最终应认定为：何林波一年受聘期内的劳务工作费用，以及IDG收购项目前期工作费用。七、要求泛海集团支付巨额费用，明显违背民法等价、公平之原则。因为，超视公司及何林波根本未履行合同义务，甚至谎冒事实、提供虚假信息和毫无依据的错误建议，而泛海集团为此已支付了巨额费用（人民币350万元），如判令泛海集团继续支付折合人民币近一亿元之巨额费用，明显违背等价、公平之原则。1.泛海集团及其关联子公司为IDG收购项目聘请了花旗公司、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瑞格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上述中介机构耗时近一年投入大量人力完成了提供投资建议、出具财税/法律尽职调查报告、设计交易结构、起草收购协议等大量工作，协助泛海集团完成收购项目。其中，IDG项目中介机构牵头人花旗公司收取的服务费用系所有中介机构中最高的，但花旗公司指派整个近10人的专业团队提供耗时1年服务的费用仅为美元650万元，远低于超视公司及何林波主张的“中介费”。2.超视公司仅委派何林波一个人提供劳务，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从泛海集团获得人民币350万元的巨额对价，以及豪车专用权、油费、过路费、停车费等丰厚待遇。超视公司之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同时严重违背公平、等价之原则。即一般来说，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也应当遵循等价原则，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一方取得利益要以付出代价为条件。对比何林波之义务履行情况，如果要求泛海集团继续支付巨额对价，将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的严重失衡，也极端地偏离了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八、泛海集团已多次明示、暗示超视公司及何林波解除合同。由于超视公司及何林波根本不认识IDG一方高管，其根本不具备履行涉案合同的能力，更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泛海集团根本不能依赖于超视公司及何林波推动IDG收购项目。为此，泛海集团随后多次明示、暗示超视公司及何林波，要求解除合同。具体如下：2016年4月19日之后，泛海集团就已不再向何林波发送IDG收购项目材料、透露项目进展。例如：2016年4月19日，何林波向泛海集团王兴华索要IDG项目材料，王总回复“我们昨天与IDG签署了保密协议，按照保密协议，恐怕不能将材料发送给您”；4月22日，何林波再次索要时，王总回复“何总，此事还在请示中”。2016年5月18日，何林波向王兴华询问项目进展，王总并未回复。此外，何林波多次向泛海集团卢志强索要材料、询问项目进展，但卢总没有透露项目信息，也基本不再回复何林波的相关微信信息。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超视公司及何林波已收取人民币350万元前期工作费用，还应继续向泛海集团提供若干个其他项目信息，双方仍需继续接触，因此，出于友好关系考虑，泛海集团才没有直接与何林波签署书面协议，亦没有正面回应何林波提出的索要项目信息的要求。再有，何林波多次向泛海集团索要项目基本信息、询问项目进展的行为，反而证明其根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对项目完成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九、因超视公司未履行义务，其主张的IDG收购价格错误。泛海集团及关联公司收购IDG项目投入金额合计美元809500538元。IDG收购项目共分两部分进行，即IDG将其名下业务拆分成两大部分出售，其一为IDGC和IDC业务（以下简称IDG媒体和数据业务），其二为IDGVentures业务（以下简称IDG风投业务），由泛海集团与IDG资本以股权收购或资产收购形式联合收购。其中，IDG数据与媒体业务的交易总对价为美元6.5亿元，买方为OrientalRainbow,LLC，但是，泛海集团仅间接持有OrientalRainbow,LLC90%的股权，因此，泛海集团投入的收购金额为美元5.85亿元（美元6.5亿元×90%=美元5.85亿元）。IDG风投业务收购总金额为美元685822877元，但是，泛海集团全资子公司RainbowOceanLtd.仅作为买方之一，投入的收购金额为美元224500538元。即泛海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就IDG收购项目投入的收购金额合计为美元809500538元。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超视公司完全未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完全不知道收购价格，进而导致其主张的“中介费”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泛海集团认为：（1）超视公司及何林波完全未履行涉案合同义务；（2）涉案合同早已解除；（3）尽管超视公司及何林波未履行义务，且提供了虚假信息与陈述、毫无根据的错误建议，泛海集团也已提供了人民币350万元的巨额前期费用及福利待遇，让泛海集团继续支付其他费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更显失公平。因此，超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泛海集团恳请法院依法判决驳回超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泛海集团的合法权益。超视公司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聘用协议书》（IDG项目）、微信对话记录、往来电子邮件等证据，泛海集团提交了新闻报道、其与相关中介机构签订的合同、往来电子邮件、收购IDG的相关资料、《聘用协议书》（Oberthur项目）、支付凭证、参与IDG项目相关人员的说明等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5日（落款日期），泛海集团（合同甲方）与超视公司（合同乙方）签订《聘用协议书》。合同第一条“聘用内容”约定，乙方向甲方介绍IDG的收购项目，乙方为何林波博士个人公司，甲方聘任乙方何林波博士为泛海集团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乙方以该身份联系卖方，为甲方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合同第四条“乙方职责”约定“……以甲方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身份联系IDG或其顾问，为甲方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同时约定了竞业禁止、保密等义务。该合同还约定，聘任期限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满一年为止，期满双方商议一致可续聘；聘任期内甲方应按约定向乙方提供工作经费；若甲方成功完成IDG项目收购，甲方向乙方支付金额为甲方签约的最终经甲方确认的IDG收购价格的1%的中介费，IDG项目收购成功交割后，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公司在香港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上述中介费，以收购项目签约货币结算；IDG项目乙方前期工作费用由甲方与乙方2016年4月1日签订的关于法国Oberthur项目的人民币350万元前期工作费用中出支；协议订立、履行以及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表示上述协议是泛海集团盖章后邮寄至超视公司工作人员何林波位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住所，何林波签字后于2016年4月20日再邮寄回泛海集团。上述协议签订前后，超视公司总经理何林波曾经与泛海集团卢志强（泛海集团法定代表人）、刘冰（泛海集团副董事长）、王兴华（泛海集团国际业务发展部副总裁）等人通过电子邮件及微信进行联络。在何林波与卢志强微信对话中，何林波于2016年4月13日晚间首次向卢志强提出收购IDG项目的建议，其中提到“IDG在德国很大，我有个德国大学同学做TMT行业30多年，和IDG很熟，可以牵上线”，卢志强回复“很好，感兴趣”。2016年4月14日，何林波向卢志强介绍了IDG项目跟进了解到的情况，包括卖方身份及具体负责人、卖方顾问是高盛公司、当前进展阶段以及预计的下一步进展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操作建议。在当日微信对话中，何林波提到“我同学可以帮忙找前面提到的IDG总裁，运用关系介绍泛海进入投标”、“卖方顾问高盛肯定不愿意新进来人延缓时间，所以这次不能隐式，高调进入，势在必得，才有可能胜算”、“找IDG中国的人建议谨慎，他们知道这东西好，自己组团要买”，卢志强回复“抓紧推进”、“我让刘冰与你联系，必要前往，对方同意我们抓紧尽调，且同时全报价收购”，此后何林波表示“两件事请示：第一，我这德国大学同学是这里一家投行合伙人，他们需要作为买方顾问走下一步，IDG完全私立公司，公开信息极少，时间也紧，有一个对IDG知根知底的买方顾问其实很必要，也值；第二，这事要干好，我不能从这边拿钱，这边也不会付我，所以这个项目还得大哥您给我一个中介合同，这次其实简单，把上个法国Oberthur项目我们的合同文字完全照搬过来，把项目公司名字从Oberthur改成IDGinc.就是”、“他们是一家美国投行，我这同学一直负责与IDG对接，不光德国，全球”，此后卢志强与何林波就中介费标准及前期费用进行了沟通。2016年4月15日，何林波称“刚和刘冰、王兴华开了个电话会，他们先前以为我这德国同学是中国人，不是。……很一板一眼的德国人，做投行的，在那家美国投行负责与IDG的全球关系。我中午见他，落实刚才和刘冰谈的几件事”。2016年4月15日晚间，何林波称“大哥，今天中午谈的有如下进展：我这德国同学Michael同意给卖方代表IDG董事会代表IDG总裁TedBloom写信，今天上午和刘冰电话会上刘冰说请他草拟我们以您名义给对方的信及bankcomfortletter，他也同意了……关于Michael他们这个投行HL做泛海买方顾问合同及有关条件，我说顾问费合同条件泛海好说，现在关键先让卖方让我们进去，不能耽误时间，他同意先抓紧做以上几件事，卖方同意让泛海进局bid，泛海再和Michael他们公司HL签买方顾问合同……咱们进去以前还是保点密，考虑感兴趣的人多包括IDG自己的人，进局以前还是知道的人少点好，包括高盛，高盛只是卖方顾问，我们找卖方以前，先不找高盛可能更谨慎些因为如前面的发的第二个报告所说，卖方顾问可能愿意早干完，不见得愿意因后来人而耽误进程，可能会对后来者持保留态度。进去以前还是保点密好，以免多事，进去后就好办了”。2016年4月16日凌晨，卢志强回应“高盛已同意我们进去，并签保密协议”，此后何林波回复“GS（即高盛公司）欢迎我们进去，证实我前面第二份分析中提到的‘据传卖方对迄今为止的投标水平满意度不高’以及卖方会欢迎连IDGVenture一起报……”。2016年4月17日，何林波称“IDG自己人也在组团投标，但据传IDG内部不是大家都乐见被这些自己人收购。仔细做好每一步，我觉得我们拿下的希望很大”。2016年4月19日至当月23日，何林波在微信中向卢志强抱怨刘冰及王兴华没有将其作为泛海集团IDG项目团队成员、没有将项目信息材料发给他。2016年4月19日晚间何林波对卢志强称王兴华“他们把我和我这个德国同学的公司HL搞混了，泛海和HL目前还没签顾问合同，所以现在还不能给HL他们保密信息，但是我不一样，我是公司在这个项目上的董事会投资顾问……是泛海这个项目团队成员哪！……我是泛海IDG项目团队成员，项目信息材料得请王兴华发给我”，卢志强未回复。2016年4月23日，何林波再次提出“大哥，刘冰王兴华他们那边IDG的IM等有关材料还没发给我……不知拿到IM后项目进展如何？我只是提醒一下，IDG好东西……机会难得”。2016年4月28日，何林波再次在微信中提到“大哥，IDG项目方便告知一下目前进展？”“我只是想帮您做好这个项目，具体咋做，完全听大哥吆喝”。当天卢志强称“这个项目分析下来主要靠熊（指IDG中国团队负责人熊晓鸽）的资本公司，数据传媒在走下坡路，盈利水平较低，我们总体感觉意义不大”，何林波回复“理解，那我明白了”。2016年4月29日，何林波继续向卢志强建议推进该项目，称“……IDG全靠熊的资本公司支撑这个说法就值得商榷了……做与不做，当然绝对听大哥吆喝”，卢志强回复“明白”。此后双方再没有就IDG项目进行实质性沟通，期间2016年5月间何林波多次给卢志强发微信要求就IDG项目进行沟通，卢志强均未回复。一直到2017年1月超视公司通过市场公开渠道得知IDG项目经美利坚合众国监管当局审批通过后，何林波开始要求泛海集团支付中介费。何林波与泛海集团工作人员王兴华、刘冰的沟通事项也集中于2016年4月15日至当月20日期间以及2017年1月以后。在何林波与王兴华、刘冰沟通之初，何林波同样提出了“找IDG中国的人建议谨慎，他们知道这东西好，自己组团要买”、“我同学Michael是美国投行HoulihanLokey的partner，德国based，负责TMT行业……但此事我建议先不要和HoulihanLokey亚洲的人说，Michael是关键，他做了30年TMT，长期和IDG合作”、“高盛只是卖方顾问，我们找卖方以前，先不找高盛可能更谨慎些”等建议。自2016年4月18日起，何林波曾多次要求王兴华、刘冰向其提供IDG项目的进展情况及相关进度资料，均被“与IDG签署了保密协议”、“此事还在请示中”等理由拒绝。根据泛海集团提交的证据，IDG拟对外出售一事至迟在2016年1月已经成为市场公开信息并由新闻媒体予以报道。泛海集团于2016年4月15日晚间首次与IDG卖方顾问高盛公司进行联络（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23时29分），次日高盛公司项目负责人回复邮件认可泛海集团加入IDG项目收购业务。此后泛海集团及其海外子公司为IDG项目分别聘请了花旗公司、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瑞格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提供中介服务。最终，IDG项目在按照不同业务领域拆分为两大模块后，于2016年8月由泛海集团（包括泛海集团子公司）与案外人组成投资联合体收购，其中对于IDG媒体和数据业务泛海集团收购占比90%，收购出资美元5.85亿元，对于IDG风投业务泛海集团收购占比约32.7%，收购出资美元224500538元。诉讼期间，本院向超视公司询问，其在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的合同义务是什么，以及实际履约情况如何。超视公司答复称，超视公司的合同义务是由何林波代表超视公司为泛海集团提供梳理IDG收购标的的相关信息和数据，为泛海集团报告收购的机会并提供战略层面的分析咨询，并称其已经实际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在庭后提交的书面意见中，超视公司作出进一步阐述，认为其在本案合同项下义务范围仅为“为甲方（泛海集团）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所谓前期工作是有特指的，具体到跨境并购中就是提供、梳理收购标的的相关信息、数据；为投资方报告收购机会，提供战略层面的分析咨询。超视公司并提出，在所有国际并购中，居间中介做的都是介绍项目信息、有关方面情况、收购视角、可能的收购策略、战略考量等等，这些内容超视公司都已经提供给泛海集团了，有的是通过书面微信、电邮方式，有的是通过非书面方式，这些工作并不是从2016年4月15日与泛海集团签署合同才开始，而是从4月12-13日向泛海集团董事长卢志强介绍IDG项目就已经开始并持续进行。泛海集团提交的证据显示，IDG项目卖方主要参与人员，包括IDG时任总裁以及卖方顾问高盛公司项目负责人等，均表示未曾与超视公司、何林波或者与超视公司有关的第三方进行过接触。另查，泛海集团（合同甲方）与超视公司（合同乙方）还曾经于2016年4月1日签订另一份《聘用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乙方向甲方介绍法国Oberthur项目，甲方聘请乙方何林波博士为泛海集团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乙方以该身份联系卖方公司，为甲方洽谈收购做前期工作。该合同还约定，甲方为乙方开展工作配备专车一部，并向乙方提供人民币350万元作为前期工作经费。在此之前的2015年11月13日，泛海集团已经向何林波提供奥迪A6L机动车一辆。2016年4月8日，泛海集团向何林波支付了人民币350万元。经询，上述Oberthur项目最终未实现。本案审理期间，就泛海集团已经支付的人民币350万元，超视公司的意见是作为两份《聘用协议书》项下共同前期费用，每份合同平均分摊人民币175万元。泛海集团则表示不同意进行分摊，称双方是劳务委派关系，该人民币350万元应认定为何林波一年受聘期内的劳务工作费用以及收购项目前期费用。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超视公司系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本案诉讼程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本案管辖问题，此前本院作出的（2017）京04民初168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民辖终26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就本案管辖权进行过审查，故本院不再重复审查。关于本案适用的准据法，因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强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之情形，故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规定审查确定本案应适用的准据法。证据显示，本案所涉及的关于IDG项目的《聘用协议书》第九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的订立、履行以及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上述约定合法有效，故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之规定，在本案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经审查，涉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该合同的性质，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存在不同意见，超视公司主张涉案《聘用协议书》属于居间合同，泛海集团则主张该合同属于劳务委派合同。就此本院认为，所谓“劳务委派”，应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规定的劳务派遣制度，两相比较，本案中《聘用协议书》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与劳务派遣确有形似之处，比如超视公司指派其员工何林波为泛海集团提供服务（事实上超视公司在本案中的全部履行行为完全依托于何林波进行），泛海集团给何林波配备了办公设备（车辆）并提供了一定的办公条件（车库出入卡），但本案合同与劳务派遣制度仍具有根本性区别。第一，本案证据显示，泛海集团与何林波之间没有建立管理与被管理的法律关系，没有证据证明何林波必须执行泛海集团内部制定的规章制度；第二，泛海集团无需定期向超视公司或者何林波支付劳动报酬，按照《聘用协议书》的约定，超视公司或者何林波不是按照个人提供的劳务获取固定回报，而是根据合同完成情况一次性获取佣金，因此超视公司在本案合同项下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其既可能获取巨额佣金，也有可能分文未得。结合上述分析，本院对泛海集团主张本案合同性质为劳务委派合同的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超视公司主张本案合同性质为居间合同的意见，本院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超视公司的义务（对于超视公司在本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义务范围，见本院下一段论述）属于“向委托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与居间合同的特点相符。据此，本院认定涉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的法律性质为居间合同而非劳务委派合同。在分析认定本案合同性质的基础上，本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居间服务具体包括两种情形，即“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以及“居间人向委托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当然也不排除二者之结合。但是具体到本案中，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超视公司的合同义务仅限于“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不包括“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本院作如此认定，并不是因为本院认定超视公司没有完成“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的行为。诉讼中泛海集团称IDG对外进行出售至迟于2016年1月已经属于市场公开信息，并确实提交了相关媒体报道，但本院认为“IDG决定对外出售”是否为市场公开信息与泛海集团是否知道该信息之间并不具备对应关系。纵观本案现有证据，没有证据指向在2016年4月13日何林波向卢志强提出收购IDG的建议之前泛海集团已经得知相关信息，遑论形成具体收购意向。事实上，本案中所有证据均显示，泛海集团启动收购IDG项目的工作发生在2016年4月13日即何林波提出建议之后，因此本院认定存在何林波代表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报告了收购IDG的机会这一事实。但是，上述事实发生于IDG项目《聘用协议书》签订之前，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将此纳入超视公司在合同项下的义务（需要说明的是，IDG项目《聘用协议书》第一条“聘用内容”有“乙方向甲方介绍IDG项目”字样，但本院认为该表述与紧随其后的“乙方为何林波博士个人公司”一样仅应理解为合同订立背景，而非合同义务，超视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的义务应当以合同第四条“乙方职责”为准）。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报告收购IDG的机会仅仅是订立本案合同的背景事实，也正是因为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报告了相应信息，方才取得泛海集团的信任，从而使得超视公司享有了缔结本案合同的机会。如果超视公司没有向泛海集团报告IDG正对外出售且具有投资价值这一信息，泛海集团不会与超视公司签订本案《聘用协议书》。换言之，超视公司向泛海集团“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是本案合同之因，而非本案合同之果。据此分析，本院形成前述意见，认定涉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超视公司合同义务仅限于“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本案中，超视公司依据IDG项目《聘用协议书》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泛海集团支付佣金，其理由是超视公司已经履行了该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最终促成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获取相应佣金。对此泛海集团予以拒绝。经本院审慎审查，决定对超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超视公司没有适当履行涉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合同义务。本院认为，诉讼期间超视公司称其合同义务仅限于战略层面的梳理、分析、建议，所述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根据本案《聘用协议书》第四条“乙方职责”的约定，超视公司应“以甲方董事会国际投资顾问身份联系IDG或其顾问，为甲方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由此可见超视公司在该合同项下义务除其节选并自认的“为甲方（泛海集团）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之外，还至少包括“联系卖方”，上述约定足以说明超视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的履行义务至少具有执行层面的事项。超视公司曾经向本院解释，乙方职责中“联系IDG或其顾问”并非直接与卖方洽谈，并非字面意义上的联系、约谈，而是间接联系，通过相关方获取作为目标资产的IDG的全面信息。但是本院注意到，在超视公司提交的起诉状中，自述超视公司“依约履行，多次会见IDG项目卖方”。本院认为，中文表达中的“会见”必然是直接见面，不可能理解为“间接联系”或者“间接见面”，因此超视公司自己的表述都相互矛盾，其将“联系卖方”解释为间接联系过于牵强，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此外，何林波与卢志强等人的对话中反复强调其同学Michael可以与IDG时任总裁直接取得联系，“运用关系介绍泛海进入投标”，上述情形均足以印证合同约定的“联系卖方”并非诉讼期间超视公司辩解的间接联系。事实上，本院之所以认定本案合同性质为居间合同，正是基于本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订立背景是何林波声称其有渠道直接联系到IDG时任总裁以及合同条款字面意义上的“联系卖方”。本院认为，所谓居间，意为“居二者之间”，居间人所提供的媒介服务就是在交易双方之间建立一座联络、说和的桥梁，促成交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最终订立合同，具有民间俗称“一手托两家”的特性。如果按照超视公司所述，其合同义务仅限于向泛海集团提供战略分析、咨询等服务而根本不需要联络交易对方，则明显不符合居间合同的特点，将会落入委托合同的窠臼，如此又会与超视公司自己主张的本案合同性质为居间合同的意见相互矛盾。据此，本院对超视公司主张其合同义务范围仅为“为甲方洽谈收购IDG做前期工作”的意见不予采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超视公司明显没有完成本案合同项下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超视公司或其指派的人员曾经代表泛海集团与出售方（包括IDG及其顾问）进行联系。再退一步说，即便按照超视公司自己的主张，在“战略层面”，超视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提出的几项建议（如本院此前所述，超视公司提出的“IDG具有收购价值”的建议属于本案合同订立背景而非合同义务，因此不在本段讨论范围之内）亦存在明显错误，如超视公司先后提出“先不联系高盛公司”、“运用关系介绍泛海集团进入投标”、“不要找IDG中国”等建议，均被连续证实不具有正确性。事实上，正是因为超视公司的建议迅速被证伪，导致泛海集团对超视公司失去信任，自2016年4月18日开始超视公司即已经被泛海集团屏蔽在IDG收购项目之外（对此下文将另行展开分析），亦足以说明超视公司未适当履行其合同义务。其次，泛海集团已经明确拒绝了超视公司继续参与IDG项目。本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起意于2016年4月14日，2016年4月15日泛海集团签章后寄往何林波位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住所，2016年4月20日何林波代表超视公司签字后寄回泛海集团。但恰恰在这短短几天之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由热转冷，发生了巨大转折。如前所述，由于何林波几次建议均被迅速证伪，导致泛海集团不再信任超视公司，证据显示自2016年4月18日起（此时何林波尚未签署本案IDG项目《聘用协议书》）泛海集团具体项目人员刘冰、王兴华已经不再向何林波提供项目进展信息，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拒绝态度。实际上，超视公司此时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何林波与卢志强的微信对话中，何林波抱怨说是不是刘冰、王兴华等人将其身份搞错了，而卢志强没有正面回复，说明何林波已经明确知晓泛海集团对其屏蔽了项目信息，其已经被排除在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的团队之外。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当2016年4月28日何林波再次向卢志强询问项目进展时，卢志强回应“这个项目……我们总体感觉意义不大”，何林波表示“那我明白了”，次日何林波继续建议购入IDG，卢志强回复“明白”，此后一直到2017年初双方当事人未再就IDG项目进行过实质沟通。对于上述事实，超视公司的解读是“卢志强先生表示不想做（IDG项目）了，但是通过何林波博士和他的交流，卢转变了态度，继续收购IDG项目，这是很关键的一步”。但是，基于相同的事实，本院看到的却是泛海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先生以较为委婉的方式表达了拒绝态度。本院难以想象，作为经营数十年的知名企业家，卢志强先生对涉及数亿甚至十几亿美元的并购项目，意志居然游移不定，如此重大的企业经营事项最终竟然应外人微信对话一言而决。本案证据显示，自2016年4月18日以后，超视公司已经被屏蔽在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以外，对于项目进展情况、具体交易安排、实际成交金额超视公司完全不了解。本案中所有证据均反映出，作为“泛海集团国际投资顾问”，超视公司或者何林波除了泛海集团参与了收购IDG这一事实本身之外，对于项目进展细节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庭审期间超视公司亦自认其系通过公开媒体报道才得知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成交，且由于新闻报道中未涉及具体交易安排及金额，因此超视公司在起诉时甚至只能按照自行估算的交易金额主张佣金数额。上述种种事实，亦可以进一步证明超视公司已经被排除在IDG项目之外，没有实际履行本案合同项下的中介义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因此居间人应当基于其提供的有效服务而获取合同报酬，居间合同本身不具有也不应当具有射幸属性。本院认为，综合本院前述分析意见以及合同法上述规定，在本院认定超视公司未履行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居间义务、未对泛海集团收购IDG项目起到促成作用的情况下，超视公司不具有获取IDG项目《聘用协议书》项下合同报酬的权利，本院对超视公司要求泛海集团支付佣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超视国际有限公司（SuperbVisionInternationalLimited）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8138元，由超视国际有限公司（SuperbVisionInternationalLimited）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超视国际有限公司（SuperbVisionInternationalLimited）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智瑜审 判 员 高 晶审 判 员 冀 东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 静书 记 员 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