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6民终5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女，193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女，1931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2，女，195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琼海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3，女，196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4，男，195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5，男，1956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东方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6，男，196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七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紫茗，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七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果果，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7，男，195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一叶，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朱某8，男，195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 原审原告：李某，女，192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 上诉人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因与被上诉人朱某7、原审原告朱某8、李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8)琼9005民初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紫茗、庞果果、被上诉人朱某7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一叶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朱某8、李某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上诉请求：1.撤销(2018)琼9005民初82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主张的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起的析产诉讼为法定继承诉讼，且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其权利已经消灭，系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理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问题的批复》司法解释的规定，遗产发生继承时，各继承人都没有表示过放弃继承，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讼争的标的为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继承人为此发生的诉讼按析产案件处理。上诉人认为，本案案由并非法定继承纠纷，而是共有权确权纠纷；涉案原房屋系朱燈、朱陈氏所建，朱燈、朱陈氏去世后，上诉人在内的各继承人均未对该遗产表示放弃继承又未对房屋进行分割，涉案原房屋为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共有；涉案原房屋因拆迁而灭失并形成的新的财产即本案讼争的标的物，同样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有。上诉人于2016年春节前夕了解到文昌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0月14日向被上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文国用(2015)第W0105239号]，将涉案原房屋占用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并根据该证书将涉案原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均发放到被上诉人一人名下。上诉人自此才知道其享有的共有权被侵犯，上诉人于2016年3月4日向文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于2016年3月22日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撤回行政诉讼，再向文昌市人民法院提起共有权确权纠纷的民事诉讼等行为，均系对自身享有的共有权的主张。因此，本案并非法定继承纠纷诉讼，也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原审法院未审查涉案原房屋财产归属事实便认定涉案原房屋所占土地经过权属登记后权利归属于被上诉人，系认定事实审查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理由如下：首先，本案系共有权确权纠纷，讼争的标的系确认上诉人对于涉案原房屋被上诉人持有的文国用(2016)第W010526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拆迁补偿款102614元享有共有权，正因为存在错误的行政登记，上诉人才根据享有的实体的权益提起本次诉讼，裁判依据的事实应当是上诉人对于拆迁之前的涉案原房屋是否享有共有权，即判断涉案原房屋是否是朱燈、朱陈氏的遗产。原审法院未查明涉案原房屋归属的问题，直接以错误的登记后果作为判决依据，属于事实审查不清。其次，根据物权法“房地一体原则”，上诉人认为涉案原房屋系朱燈、朱陈氏遗产，上诉人对该房屋已发生继承，共同所有。上诉人对其涉案原房屋所占用土地的权益享有共有权。原审法院根据文昌市人民政府、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将涉案原房屋土地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等相关证据直接判定涉案原房屋所占土地权利归属于被上诉人，是仅采纳公示效力而未查明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最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利用独自在文昌中学居住的便利，要求社区及文昌中学根据自己的陈述开具的相关证明将涉案原房屋权属登记办理到自己名下，由于七位上诉人均不在文昌居住，无法在行政主管部门公示期间及时对涉案原房屋主张自身享有的权利，才造成涉案原房屋拆迁补偿收益错误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本案析产诉讼的结果正是变更错误登记的重要依据。其他善意第三人可以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判断被上诉人对涉案原房屋享有物权，但本案系共有权确认纠纷，原审法院事实审查不清，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排除上诉人对涉案原房屋及本案讼争的标的物享有共有权。上诉人认为二审法院应当对涉案原房屋归属作为调查重点，方能作出公正的审判。三、上诉人所出具的证据较之被上诉人更具有民事举证要求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足以证明涉案原房屋应是朱燈、朱陈氏的遗产，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所陈述事实前后矛盾，所举证据前后矛盾，其陈述与证据相互矛盾，无法证明涉案原房屋系被上诉人的父亲所建。文昌中学于2018年4月23日出具的《证明书》，拟证明涉案原房屋系朱运机在校任校工所建，该证明内容与事实存在严重矛盾之处。虽然原审法院的判决中未对该证据采信进行说明，但上诉人要提醒二审法院注意，被原审法院排除不予采纳的证据中有一份文昌中学于2015年9月1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出具于被上诉人为涉案原房屋所占用土地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之前，也出具于纠纷发生之前，其证明目的系为了确认被上诉人自祖辈其对该土地占用使用的情况。原审法院既不采纳先前作出的证明，更不应采纳后作出且更不客观的证明。(二)由文昌市文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书》应当作为本案定案的关键证据。首先，该份证据形成于双方进行诉讼之前，无需提供相关证据或依据，双方仅需要基于共同认识进行陈述讨论、完成调解让步，以此解决争端，该证据是由中立的第三方且具备行政调解职能的机构根据双方参与调解的过程所出具的，能够准确地反应双方当时调解的情况，与本案事实有密切关联，原审法院排除该证据的理由不应当成立。其次，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书》与录音证据，二者之间可以相互印证。该证明书以及录音光盘当中部分音频证据，足以证明在诉讼发生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只是未能达成调解结果。诉讼之前，双方共同的认识是原涉案房屋系祖辈遗产，被上诉人一家仅作为所有共有权人的委托管理人对原涉案房屋进行出租，收益用于房屋修缮及购买年节拜祖用品，而被上诉人私下将共有财产登记至自己名下，独占了共有财产，才发生了纠纷，此时的被上诉人并未否认原涉案房屋系其祖辈遗产。而诉讼发生之后，被上诉人才另执一词，主张房屋系其父亲所建。(三)上诉人朱某1及吴某系朱燈、朱陈氏的女儿及儿媳，与被上诉人的父亲朱运机为同一辈，系被上诉人的长辈，对于涉案原房屋建造所有自然相较于被上诉人更为清楚。被上诉人的母亲李某作为共同原告，同样了解原涉案房屋建造的事实，但因其放弃出庭应诉的权利，致使原审法院无法调查清楚事实，且上诉人也无从与其对庭质证。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之情形，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内容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主张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朱某7辩称，一、涉案房屋是被上诉人的父亲在文昌中学工作期间在文昌中学校园内所建的房屋，是被上诉人父亲的私人合法财产，并非祖父母所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根据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涉案房屋在解放初期的状况是草屋，文昌市政府在2015年征收文昌中学“校中村”房屋时，涉案房屋是砖木结构的瓦房，祖父于1947年在新加坡去世，涉案房屋不可能是祖父建造的。2.祖母朱陈氏的户口在1963年之前一直在大园九村民小组，在被上诉人的父亲建好涉案房屋之后，才得以就涉案房屋为基础，将祖母的户口从大园九村民小组迁移到涉案房屋所在地。被上诉人祖母朱陈氏没有工作，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在解放初期并无能力在文昌中学校园内建设房屋，而且祖母在大园村里有祖屋，也不需要再到外地建造房屋，故涉案房屋也不可能是祖母建的。3.解放前，被上诉人的父亲在文昌中学校园内搭建简易屋做生意并居住在简易屋，正因此，被上诉人的父亲于1955年经人介绍到了文昌中学当炊事员。由于当时条件困难，文昌中学无法向学校的后勤人员提供职工宿舍，经文昌中学允许，包括被上诉人父亲在内的大部分后勤人员在校区内自建房屋居住，缓解学校的住房压力。正是基于这些历史因素，文昌中学才会有了“校中村”的存在，如果没有文昌中学职工的身份，他人也不可能得以在校园内建房居住。4.涉案房屋位于文昌中学校园内，属于文昌中学管理的范围，文昌中学对“校中村”形成的历史因素、变迁等情况非常清楚。根据文城镇政府、文建东居委会、文昌中学等单位出具的证明，结合涉案房屋周边邻居对涉案土地的指界等事实，足以证明涉案房屋是被上诉人父亲所建，而非祖父母所建的客观事实。二、本案是遗产继承纠纷，不是共有财产析产纠纷。上诉人主张应认定为析产纠纷并应从2015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出法定的20年最长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析产纠纷是一种给付之诉，是对已经明确的权利财产（如遗产、共有财产等）主张分割、析产出来。遗产继承纠纷时指继承开始后，由于继承权的确认争执而产生的纠纷；而继承纠纷是一种确认之诉。涉案房屋是否是祖父母的遗产，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上诉人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继承权，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只有在这两个争议焦点问题解决并可以确定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继承权之后，才有可能涉及遗产的分配问题。即本案所解决的纠纷是遗产继承纠纷，根本不是析产纠纷，故一审法院将涉案纠纷的案由确定为法定继承纠纷完全正确。2.2016年10月，上诉人以共有权确认纠纷为理由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第一次一审判决后，被上诉人不服提起上诉,在该案二审程序中已经查明上诉人所主张的共有权是基于对祖父母遗产的法定继承而产生，而被上诉人则是依据继承父亲遗产和居住取得进行抗辩，即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涉案土地使用权和征收补偿款主张权利，均是基于继承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故二审法院撤销原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故上诉人主张应认定为共有财产析产纠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3.《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1987]民他字第12号）均适用于财产的性质已被确定为遗产且被继承人身份已确定的情形。而本案所要解决的却是涉案房屋是否属于遗产及上诉人是否享有继承权的问题，故上述法律及司法指导意见不适用于本案，上诉人主张应认定为共有财产析产纠纷并应从2015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错误。4.涉案房屋虽然在政府征收后已被拆除，但乃是诉讼双方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基础。根据不动产“因合法建造事实行为而设立物权”的原则，涉案房屋在解放初期自被上诉人父亲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成就时就具有物权的效力，涉案房屋于2015年进行安置土地登记行为不能否定涉案房屋在建造成就时即具有的权属效力，也不会导致因该房屋产生继承而计算诉讼时效起始时间的变动。祖父于1947年在新加坡去世，祖母于1988年去世，假设涉案房屋是属于祖父母的遗产，则其遗产继承应从1988年开始。且2015年6月13日文昌市政府就在官网上公示了《文昌中学“校中村”搬迁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上诉人是否居住在文昌不影响其了解文昌中学“校中村”的搬迁安置情况，上诉人有充足的时间和有效的途径可以向政府部门主张权利。上诉人以其未居住在文昌无法主张权利而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楚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超出了法律规定的20年诉讼时效，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法院通过对涉案房屋的建造、管理、使用等事实进行审查，已查明涉案房屋不是祖父母的遗产，据此作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依法驳回。四、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违法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是祖父母的遗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审法院通过对朱允宁（大园村村长）、凌绪团（凌村村委会副书记）及郑旭（文城镇司法所所长）进行询问，已查明上诉人所提交的两份《证明书》中的内容全部是虚假的。《证明书》的内容是上诉人打印好后交给大园村等单位盖章的，大园村等单位根本不了解涉案房屋的建造情况，《证明书》中所谓的经过调解及所达成的初步意向，其实质上是上诉人单方的意愿。上诉人所提交的录音光盘根本无法证明案件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中已经明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退一万步讲，假设录音光盘中的声音是被上诉人的，那也是上诉人未经被上诉人同意私自录制的，是违法行为，此录音光盘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退一万步讲，假设双方确实有进行过调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朱某8、李某未作陈述。 上诉人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持有的文国用（2016）第W010526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涉案地（51.81㎡）共同享有物权，责令被告据此生效判决到登记机构办理更正手续，将上述宗地使用权更正登记到共同原告和被告及第三人名下。2.判令将被告从文昌市职能部门“校中村”搬迁项目中获得的各项补偿款（包括房屋补偿款、简易房等附属物补偿款、搬迁补助费、过渡安置补助费、生活设施迁移费、奖励款、青苗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02614元依四份均分；原告吴某享有一份25653.50元，朱某1享有一份25653.50元，朱某2、朱某3共同享有一份25653.50元，被告及第三人共同享有一份25653.5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燈(解放前过世)与朱陈氏(1988年过世)系夫妻关系，生育长子朱运良(已故)、次子朱运机(已故，曾用名朱运善)、女儿朱某1(原告)、三子朱运桑(已故)，朱运良与吴玉英(已故)系夫妻关系，生育长女朱某2(原告)、次女朱某3(原告)，朱运机与李某(原告)系夫妻关系，生育长子朱某7(被告)、次子朱某8(原告)，三子朱运桑与吴某(原告)系夫妻关系，生育长子朱某4(原告)、次子朱某5(原告)、三子朱某6(原告)。原告吴某与被告系婶侄关系，原告朱某1与被告系姑甥关系，原告朱某2、朱某3与被告均系堂姐弟关系，原告朱某6、朱某4、朱某5与被告均系堂兄弟关系，原告李某与被告系母子关系，原告朱某8与被告系兄弟关系。涉案房屋原位于文昌中学“校中村”文中路号(后变更为文昌市××镇，文中路一里6号)，早期是草房后改建为砖瓦结构房屋(占地面积：51.81m)，该房屋被告父亲自房屋建成后居住至1965年、朱陈氏自1963年居住至1988年、被告自1968年居住管理至文昌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18日征收止，原告从未在涉案房屋居住。原告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主张涉案房屋系朱燈、朱陈氏于解放前所建，被告辩解系其父亲朱运善于解放前所建。2015年，文昌市人民政府启动文昌中学“校中村”搬迁项目。2015年8月19日，被告以其名义对涉案房屋所占用地块申请办理初始登记手续，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公示，原告未提出异议，2015年10月14日文昌市人民政府给予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文国用(2015)第W0105239号，使用面积：51.81m]。2016年1月8日，被告与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签订《文昌中学“校中村”搬迁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文昌市人民政府征收该房屋，被告领取征收补偿款(含房屋补偿款、简易等附属物补偿款、搬迁补助费、过渡安置补助费、生活设施补助费、奖励款、青苗补偿款)共计102614元，文昌市人民政府安置位于文昌市××镇东侧地段商住用地一块[证号：文国用(2016)第W0105261号，使用面积：51.81m]，土地使用权人为朱某7。原告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认为被告领取征收补偿款及被告名下的安置地应属于共同原告及被告共同使用而引发纠纷，原告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于2016年3月22日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文昌市人民政府给被告颁发的文国用(2015)第W010523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行为违法，并撤销文昌市人民政府给被告颁发文国用(2016)第W010526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原告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是否共同享有文国用(2016)第W010526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起诉是否超过二十年诉讼时效；二、被告领取的征收补偿款，原告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是否享有份额。关于争议焦点一。房屋座落于文昌市××镇，该房屋被告父亲自房屋建成后居住至1965年、朱陈氏自1963年居住至1988年、被告自1968年居住管理至文昌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18日征收止，原告从未在涉案房屋居住。原告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主张涉案房屋系朱燈、朱陈氏于解放前所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涉案房屋所占用地块经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于2015年9月17日公示后，原告未提出异议，文昌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0月14日给被告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文国用(2015)第W0105239号]，将涉案房屋占用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被告名下，该土地使用权证已发生法律效力。即使涉案房屋是朱燈、朱陈氏所建，但朱燈于解放前去世、朱陈氏于1988年去世，至原告诉讼之日均已超过二十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的规定，原告提起法定继承纠纷诉讼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其权利已经消灭，不得再提起诉讼。因此，原告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无法证明登记在被告名下的土地文国用(2015)第W010523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其享有物权。文国用(2016)第W010526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是文国用(2015)第W010523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的置换地，原告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主张被告持有的文国用(2016)第W010526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涉案地(51.81m')其共同享有物权，证据不足。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未享有涉案房屋物权，也没有证据证明简易房等附属物、青苗是其祖父母建造或种植，原告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主张被告从文昌市职能部门“校中村”搬迁项目中获得的各项补偿款(包括房屋补偿款、简易房等附属物补偿款、搬迁补助费、过渡安置补助费、生活设施迁移费、奖励款、青苗补偿款)其有份额，证据不足。原告朱某8、李某未在本案中主张其权利，本案不作处理，如有争议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原告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主张的诉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2018年9月5日第17次、2018年10月24日第21次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52.28元，由原告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吴某等提交《朱运善的履历表（1965年10月20日）》、《朱运善的自传（1965年10月20日填）》、《公坡中学调查报告（1964年12月12日填）》，拟证明文中路20号在朱运善去文中之前就存在，系朱陈氏建造。被上诉人朱某7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供的《朱运善的履历表（1965年10月20日）》、《朱运善的自传（1965年10月20日填）》、《公坡中学调查报告（1964年12月12日填）》，属于原始档案并有原件，内容可以相互印证，且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父亲朱运善的工作履历及涉案房屋早于朱运善到文昌中学工作前已经存在，但无法证明涉案房屋是祖母朱陈氏所建，由朱陈氏享有所有权。被上诉人朱某7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双方对涉案房屋建造时间和建造人有异议，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可以认定文中路20号门牌存在于1951年之前，涉案房屋在被上诉人父亲入住之前系草屋，但无法确认为何人所建，何人所有，但可以确认的是被上诉人父亲朱运善自1953年左右在文昌中学当校工起就居住于涉案房屋至1965年，后经文昌中学确认及文昌市职能部门的公示程序，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已经发放给被上诉人，置换土地已经确权给被上诉人。涉案房屋占有面积是27㎡，土地面积是51.81㎡。 另查明，1988年朱陈氏去世，后涉案房屋出租给案外人，租户因生活需要将房屋扩建修成铁皮棚，费用以租金抵扣。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法定继承纠纷还是析产纠纷；2.上诉人要求对涉案土地享有共有权是否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3.上诉人要求对涉案征收补偿款享有份额是否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 首先，关于本案案由，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基于法定继承而产生，被上诉人朱某7则以其依据继承和居住取得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及其置换土地进行抗辩，故各方当事人对涉案的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款主张权利，均基于继承这一基础法律关系。上诉人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认为本案已转化为析产纠纷，上诉人该主张的前提是涉案房屋及置换土地属于被继承人朱燈、朱陈氏的财产，且各方当事人对于是否享有继承权均无异议的情形，但在本案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于被征收房屋及置换土地归属各执一词，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直接确认涉案房屋为朱陈氏所建、朱陈氏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父亲朱运善自1955年在文昌中学当校工起就居住于涉案房屋，后经文昌中学确认及文昌市职能部门公示程序，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已经发放给被上诉人，置换土地也已经确权给被上诉人。同时，被上诉人主张基于其对父亲朱运善的法定继承权，其有权取得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和置换土地的所有权，上诉人无权取得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和置换土地，鉴于各方当事人对谁享有继承权已经发生争议，因此，本案属于继承权纠纷，不属于析产纠纷。 其次，关于是否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继承权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第一款“继承从被继承人生理死亡或被宣告死亡时开始。”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上诉人主张其于2015年才开始知道自身权利受损，应于2015年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因本案属于继承权纠纷，法律原文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不管是对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款还是对置换土地提出主张，上诉人的权利基础都是基于对朱燈、朱陈氏的法定继承，在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证实涉案房屋为朱燈、朱陈氏遗产，各方当事人对于涉案房屋归属及继承资格产生争议的情况下，结合朱燈于解放前去世、朱陈氏于1988年去世的事实，上诉人依据其系法定继承人而提出的系列诉请主张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20年。 最后，关于上诉人要求对涉案征收补偿款享有份额的问题，因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最长的20年诉讼时效，且无证据直接证明其对涉案征收房屋及土地享有物权，也无证据直接证明上诉人对简易房等附属物、青苗享有权利，故上诉人要求对涉案征收补偿款享有份额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52.28元,由上诉人吴某、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6、朱某4、朱某5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静华 审 判 员 符 晓 审 判 员 王咸海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丹丹 书 记 员 李博祺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