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4民初12397号原告：刘木桂，男，196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告：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永发大道永昌路10号。法定代表人：孙艺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成通，广东艾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娣，广东艾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木桂诉被告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木桂，被告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成通、刘红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木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7月至2017年11月失业期间失业保险待遇损失35010元及相关失业期间医疗保险保险待遇损失2877.93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补缴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医疗保险待遇损失8165.79元及相关利息损失。三、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因其违法行为代扣除原告的个人所得税损失额5209元及相关利息损失。以上三项合计51262.72元及相关利息。四、本案受理费及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刘木桂于2003年8月25日入职被告处工作，2016年6月8日被被告违法辞退。原告在被告工作期间，被告未与原告签订面劳动合同，未依法按时足额办理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障义务“五险一金”，违法辞退原告后，继续违法拒不向原告出具原告的离职证明，拒不承认原告从2003年8月25日至2016年6月8日连续任职12年10个月的事实，违法制造出具刘信明虚假证言及虚假考勤资料等虚假证据，无理阻挠劳动管理部门和司法部门检查监督和查证。鉴于被告的以上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相关权益，原告先后向劳动管理部门投诉直至诉讼，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0月27日的终审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单位2003年8月25日至2016年6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2017年12月18日向花都区劳动监察队投诉被告违法辞退原告后拒不出具原告的离职证明，导致原告从2016年6月8日违法辞退后至2017年11月共17个月的失业期间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导致失业保险待遇损失34187元等相关投诉，并向花都区社会保障局、花都区地方税务局和广州公积金管理中心花都办事处等相关部门投诉被告未依法按时足额登记、缴纳原告相应的“五险一金”的违法事实。被告在相关管理部门的责令下才先后为原告补缴了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的“五险一金”，其中薪金所得税应可抵扣个人补缴“五险一金”费用52090.93元(2018年3月7日补缴五险7384.73元，2018年4月18日补缴五险20044.20，2018年6月7日补缴公积金24662元)。2018年4月4日花都区劳动保障监察综合大队回复建议指引原告向花都区劳动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原告于2018年5月21日向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再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花都区劳动仲裁委员会2018年12月5日向原告送达穗花劳人仲案(2018)1081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书相关的裁决，现向贵院起诉补告。希贵院明察被告无视法定义务应向原告出具原告的离职证明而拒不出具，无视《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实施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拒不向职工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导致职工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处理；致使失业人员不能享受或者不能完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参加失业保险的；（二）未如实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三）未如实申报职工缴费工资的；（四）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等相关国法省规，造成原告被违法辞退后的2016年7月起至2017年11月的17个月失业期间应该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及相关期间的医疗保险待遇无法实现，被告应负赔偿责任，应赔金额按现核定每月可领失业保险待遇，17个月失业期间失业保险待遇共计35010元(1890*17+480*6)及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待遇2877.93元(169.29*17)。2003年9月起按原告被被告代扣的薪金所得税应可抵扣的个人补缴五险一金费用52090.93元，按被告扣原告同期薪金所得税10-15％间的税率，即使按低的税率10%计原告被被告至少多扣5209元个人薪金所得税损失，被告也应予以赔偿。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虽补缴社会保险，但造成原告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不予补付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待遇86个月，期间按申请人35-45岁年龄段以认缴费基数的3%计申请人损失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医疗保险基金不予补付的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待遇损失共8165.79元，按《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应由被告承担。综合所述，被告无视国法和地方法规，违法事实确凿，行为恶劣，请求贵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合法诉讼请求，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被告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7月至2017年11月的失业保险待遇损失及失业期间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没有依据。双方已经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工资差额、年休假工资等诉求，经过法院一审、二审最终处理完毕。二审的判决书生效后，原告已经凭生效判决在2017年的12月份开始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截止至2018年6月已经领取了7个月。原告在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期间向社保机构提出要求补缴其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被告已经于2018年4月为原告补缴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的社会保险，其中险种已经包含了失业保险。根据我方了解的社会保险政策，原告在领取失业救济期间，若单位方有补缴导致失业保险领取的月份相应可以延长的，原告可在领取失业保险期间向社会保险机构申请变更，但是原告息于行使权力，导致本次领取失业救济期间已经领完，无法变更，责任在于原告。退一步讲，即便原告本次失业没有享受失业待遇，其补缴的年限不会因为本次没有申请而清零，在原告下一次失业时，依然可以领取补缴期间的失业保险待遇。再退一步讲，若原告坚持要求被告支付其补缴年限的相应失业待遇，则其在下一次失业时就不应享受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否则涉及重复领取待遇。若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其补缴年限的相应失业保险待遇，需在判决中明确原告不能在下一次失业时享受补缴期间的失业保险待遇。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共30个月的医疗保险损失及利息没有法律依据。花都区于2006年3月才开始医保统筹，也就是说花都区2006年3月才有医保的缴纳，2006年3月之前没有法律也没有政策支撑可以补缴，造成2003年9月至2006年2月期间不能补缴的原因是政策不能补缴并非被告不愿意补缴，原告请求2003年9月至2006年2月期间的医疗损失没有法律依据。至于2006年3月至2010年10月期间的医疗保险，被告已经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原告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进行了补缴，其能否享受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待遇，是社保根据政策的要求而定，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到的损失，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退一步讲，即便补缴后应当按照政策的规定，返还部分的费用到个人账户，也应当按照当时的政策进行处理，也就是2010年之前的政策处理，原告依据2015年才生效的《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的规定主张诉求没有法律依据。根据社保政策，医疗保险由单位和个人按照比例缴纳，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分别入库，返还到个人账户的部分是在个人缴费部分中扣除的。虽然缴纳社保是单位的义务，但是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其一直担任财务工作，社保的缴纳和个税的扣缴均由原告操作，其清楚知道没有缴纳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社保却一直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提出补缴，其对于无法及时享受医疗待遇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被告。被告在补缴时已经另行支付了相当于补缴本金（包括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的滞纳金，被告已经最大程度地承担了未缴纳社保的责任，原告应当至少自行承担其不能获得医保个人部分返还金额的利息。因此，原告要求医疗保险待遇损失的利息没有依据。三、原告主张被告退还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的个人所得税没有依据。首先，原告该项诉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只是从劳动者的工资中代扣个人所得税，代扣后的个人所得税已经全部上交税务机关，所得税多缴还是少缴是税务机关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原告认为税务机关多收其个人所得税，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退回，不应向被告主张。其次，原告只是提交其已经交纳的所得税，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损失的具体数额及相应的期间。最后，原告该项请求已经超过了时效，不应得到支持。最后，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超过时效部分，不应得到支持。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刘木桂与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因确认工作年限、赔偿金等劳动争议纠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57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刘木桂与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于2003年8月25日至2016年6月1日存在劳动关系，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需向刘木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46666.84元。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在2018年3月、4月为刘木桂补缴了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10年10月之后的社会保险为正常缴纳。刘木桂自2017年12月起开始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直至2018年6月，共领取了7个月的失业保险待遇。2018年7月，刘木桂入职广州市鸿展制衣有限公司，并于当月再次失业，广州市花都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公室于2018年7月30日出具失业人员验证单，确定刘木桂失业金享受期限为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享受月数为10个月，求职补贴享受月数为6个月。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刘木桂已领取了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的失业保险待遇。刘木桂主张由于在职期间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没有依法为其缴纳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的社会保险，在违法解雇刘木桂后也没有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刘木桂2016年7月至2017年11月无法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直到2017年12月才开始领取，故要求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支付17个月的失业保险待遇35010元及失业期间医疗保险待遇损失2877.93元。刘木桂主张虽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已为其补缴了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的社会保险，但导致其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不予补付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待遇86个月，产生医疗保险待遇损失8165.79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刘木桂还主张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期间其工资应抵扣个人补缴的五险一金费用52090.93元，在此期间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多扣了5209元的个人所得税损失，应由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赔偿。刘木桂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投诉登记表复印件；2、关于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造假出具虚假证据的说明打印件；3、证言复印件1份；4、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考勤表复印件；5、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复印件；6、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7、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8、失业人员验证单；9、个人账户资金划拨情况查询打印页，拟证明失业期可以享受的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待遇为每月169.29元；10、关于投诉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回复；11、关于投诉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补充回复；12、补缴社保期间个人账户应享受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待遇计算表（自制）；13、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汇总表；14、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表，拟证明刘木桂在职期间应该抵扣的公积金为24662元；15、稽核整改意见书；16、税收违法检举案件检查情况书面告知书；17、广州市地方税务局事项回复书复印件；18、刘木桂与孙艺洲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拟证明公司拒不出具离职证明；19、（2017）粤01民终15746号民事判决书；20、穗花劳人仲案[2018]1081号仲裁裁决书、受理通知书、EMS快递单及快递查询打印页；21、社会保险仲裁申请书打印件；22、失业保险待遇发放明细。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意见：证据1无原件，不予确认；证据2为刘木桂个人陈述，不予确认；证据3真实性确认，与本案无关；证据4、5、10、11、14、19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与本案无关；证据6、7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不能证明其多缴了税款；证据8、16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有异议；证据9无原件不予确认；证据12、15、18、21不予确认；证据13、17确认；证据20确认；证据22确认。关于本案纠纷，刘木桂于2018年5月21日到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8年9月3日出具穗花劳人仲案〔2018〕108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个人医保账户损失3056.8元及其同期利息155.6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刘木桂于2018年12月5日收到该裁决书后，于2018年12月18日向本院起诉。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仲裁审理过程中，委托广州市花都区医疗保险管理办公室核算刘木桂2006年3月至2010年10月期间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为其补缴医疗保险后应返还到刘木桂个人医保账户费用的情况，该办公室于2018年11月19日出具复函，该办参照该单位与刘木桂同年龄段的其他员工在2006年3月至2010年10月期间应返还的个人医疗保险费用情况，核算出应返还金额共计3456.8元。本院认为，关于刘木桂主张的失业保险待遇损失及失业期间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问题。《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失业人员缴费时间一至四年的，每满一年，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为一个月；四年以上的，超过四年的部分，每满半年，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增加一个月。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第十八条规定：“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后重新就业并参加失业保险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再次失业的，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与前次失业应当领取而尚未领取的期限合并计算，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失业人员未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原缴费时间予以保留，重新就业并参加失业保险的，缴费时间累计计算。”本院认为，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已经为刘木桂补缴了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刘木桂在失业期间未领取的失业保险待遇，在其再次失业时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可以与前次失业应当领取而尚未领取的期限合并计算，且事实上社保机构已经核定刘木桂在第二次失业时可以领取10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刘木桂亦已足额领取了求职补贴。刘木桂未提供不能领取剩余部分失业保险待遇的证据，故其要求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支付2016年7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失业保险待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木桂要求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支付2016年7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木桂主张的2003年9月至2010年10月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及利息损失，由于花都区医疗保险在2006年3月开始征收，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没有为刘木桂缴纳2003年9月至2006年2月的医疗保险并非公司的过错，刘木桂要求公司支付此期间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2006年3月至2010年10月期间，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没有为刘木桂缴纳医疗保险确属于违法行为，导致刘木桂无法享受到医疗保险返还给个人的医保账户费用，根据广州市花都区医疗保险管理办公室核算的结果，在此期间应返还到刘木桂个人医疗保险费用为3456.8元，故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应向刘木桂支付损失3456.8元及同期利息155.6元。关于刘木桂主张的个人所得税损失及利息，本院认为，个人所得税是国家对本国公民、居住在本国境内的个人的所得征收的所得税，刘木桂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是代扣代缴人，税收由税务机关征收，刘木桂如对税收有异议，认为多扣了个人所得税，应向税务机关主张权利，刘木桂要求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支付多扣个人所得税的损失及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木桂支付个人医保账户损失3456.8元及同期利息155.6元；二、驳回原告刘木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州市华信制衣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 萍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冯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