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湘04行初40号 原告：管有德，男，1951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湖南省祁东县。 原告：刘庚生，男，194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湖南省祁东县。 上述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沛，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衡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衡阳市解放大道16号。 法定代表人：邓群策，该市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生，该市司法局副科长。 被告：祁东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祁东县玉合街道办事处永昌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胡果雄，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峥嵘，男，祁东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被告：祁东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祁东县洪桥镇县正西路234号。 法定代表人：张云星，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丽，该局法制股主任。 原告管有德、刘庚生诉被告祁东县自然资源局、祁东县人民政府、衡阳市人民政府撤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批复》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祁东县自然资源局、祁东县人民政府、衡阳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管有德、刘庚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沛，被告衡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生、被告祁东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峥嵘、被告祁东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管有德、刘庚生的起诉请求：1、撤销被告祁东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祁国土征补字（2015）12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撤销被告祁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5）276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批复》；2、撤销被告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衡府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要求被告祁东县自然资源局与被告祁东县人民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2114252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二原告均系祁东县官家嘴镇日升堂村村民，被告祁东县自然资源局因祁东县官家嘴风电项目征收了二原告退耕还林承包地36.8亩，未依照《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的规定进行公示告知，未依照《湖南省征地程序暂行规定》提供由被征地农村经济组织、农户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共同确认盖章的《征地调查结果确认表》，作出祁国土征补（2015）12号《祁东县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被告祁东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8日作出祁政（2015）276号批复，同意祁东县自然资源局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二原告在知道上述情况后于2017年7月18日向衡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衡阳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衡府复决字（2017）36号行政复议书，驳回复议。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04行初185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行终1138号行政判决，撤销前述判决，且撤销（2017）36号行政复议书并责令重新作出复议决定。之后，衡阳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6日作出衡府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书，维持祁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5）276号批复文件。原告不服，认为损害其合法权益。 被告衡阳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答辩人行政复议程序合法；2、其作出的复议决定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3、原告在本案中申请复议仅针对祁东县人民政府的批复行为，而不是祁东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祁国土征补字（2015）12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且原告曾针对（2015）12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另行提起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原告诉请不明确，涉重复诉讼，应驳回其起诉。 被告祁东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原告管有德、刘庚生不是本案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人，无权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不具备原告资格；2、原告一方于2015年就知道祁东县人民政府批复的内容，其于2017年提出复议请求超过了复议期限；3、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涉重复诉讼，应驳回其起诉；4、原告要求行政赔偿于法无据；5、其作出的祁政（2015）276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批复》具备不可撤销性。 被告祁东县自然资源局的答辩意见与被告祁东县人民政府一致。 经审理查明，原告管有德、刘庚生分别系祁东县官家嘴镇日升堂村12组、11组的村民。2002年12月3日，管有德、刘庚生二人与日升堂村村民委员会及村民代表签订《退耕还林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管、刘二人承包该村部分荒山荒地植树造林，林木收益双方按5：5比例分成。2014年，祁东县人民政府因需在官家嘴镇日升堂村建设风电项目，祁东县自然资源局于2014年11月16日发布《土地征前告知书》，拟征收祁东县官家嘴镇日升堂村部分集体土地，该部分中的土地涉及二原告的承包林地。2014年11月20日，日升堂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决议同意征收并表示无需组织听证。2014年12月2日，日升堂村与祁东县自然资源局签订了《征地调查结果确认表》。2015年5月1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对祁东县官家嘴风电项目用地作出《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2015］政国土字第719号）。 2017年2月21日，祁东县自然资源局对刘庚生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之后，原告得知祁东县自然资源局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祁国土征补字（2015）12号《祁东县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原告认为该安置方案中所涉的征收项目占用其共同承包的林地，但未给予其任何补偿费用。为此，原告于2017年3月15日向祁东县人民政府书面邮寄了《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撤销祁东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祁国土征补字（2015）12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祁东县人民政府在收到该复议申请书后，认为其不是本案的行政复议机关并口头予以告知原告。为此，原告提起不履行行政复议职责之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湘04行初125号行政判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5日作出（2018）湘行终242号行政判决。 2015年9月8日，祁东县人民政府对祁东县自然资源局报送的《关于请求批准的请示》作出祁政函（2015）276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批复》。原告在2017年7月获悉该《批复》后认为该《批复》侵犯其合法权益，遂向衡阳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撤销祁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5）276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批复》。衡阳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衡府复决字（2017）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予以驳回。为此，原告提起撤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批复》及行政复议之诉，本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2017）湘04行初185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湘行终1138号行政判决，撤销前述判决，且撤销（2017）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重新作出复议决定。之后，衡阳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6日作出衡府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祁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5）276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批复》。原告不服，提起本案之诉。 本院认为，行政诉讼的第一要务是明确被诉行政行为，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评判。管有德、刘庚生曾于2017年3月15日向祁东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撤销祁东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祁国土征补字（2015）12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原告就该复议申请已另行提起行政诉讼予以主张权利。本案中，管有德、刘庚生向衡阳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内容仅为撤销祁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5）276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批复》，并未对祁东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2015）12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提出复议申请。衡阳市人民政府亦仅针对该批复行为作出（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由此可知，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应是祁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述批复行为及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上述复议决定。据此，作出原行政行为（批复行为）的祁东县人民政府，与作为复议机关的衡阳市人民政府是本案的法定共同被告。而作出（2015）12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祁东县自然资源局与作为复议机关的衡阳市人民政府不是本案的法定共同被告。观其诉请，管有德、刘庚生在本案中同时要求撤销祁东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撤销祁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批复》、撤销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应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之情形。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三款“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的规定，依法当庭向原告释明。但原告仍拒绝予以明确。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管有德、刘庚生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枥澎 审 判 员  何利国 人民陪审员  刘秋贵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陈 智 书 记 员  张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