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终20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街道龙山商住楼5单元502室。法定代表人：陈爱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童登勇，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大亚湾中润达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澳头石化大道中岩前村1号。法定代表人：丁伟，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培红，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郑丕满，男，196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上诉人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龙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大亚湾中润达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达公司）、原审被告郑丕满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18）粤72民初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兴龙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一、中润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培红到庭参加诉讼，郑丕满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龙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偏颇，兴龙舟公司并非合同相对人。一审法院已认定案涉合同系郑丕满伪造印章与中润达公司签订，则应当由郑丕满承担独立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并不能简单以合同记载主体从而认定合同相对方。从登记公示信息上，兴龙舟公司仅是“兴龙舟668”轮的船舶登记所有人，郑丕满亦持股49%。中润达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了《关于设立空股协议书》，说明在其合同订立时已然认知相对方为郑丕满，而非兴龙舟公司。从合同订立的目的看，郑丕满在订立本案合同当时是以“兴龙舟668”轮船东身份而非兴龙舟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中润达公司进行磋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合同相对方是郑丕满，预付款也是由其收取，郑丕满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即使是基于挂靠关系，也不应由兴龙舟公司独立承担全部还款责任。此外，兴龙舟公司与郑丕满之间根本不构成任何的代理关系，郑丕满始终是以“兴龙舟668”轮船东身份与中润达公司进行磋商，并不构成任何的代理意思表示，因此也不应适用表见代理相关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对证据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以空股协议书没有原件可供核对不予确认，但在宁波海事法院（2017）浙72民初2136号案件中，郑丕满对该协议真实性是予以认可的。中润达公司答辩称：一、《油品运输（联营）合同》上加盖的是兴龙舟公司的合同专用章，《预付款函》上盖具的是兴龙舟公司的公章，没有证据证明该两份证据中加盖的印章是郑丕满伪造私刻的。鉴于目前船舶挂靠运输的行业实践中，实际船东在征得被挂靠人同意的情况另行刻制被挂靠人的印章用于经营运输业务的情况非常普遍，即使本案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与龙兴舟公司现有的印章确实不一致，但该公章和合同专用章也不一定是伪造的。二、中润达公司有理由相信郑丕满作为“兴龙舟668”轮的登记船东和兴龙舟公司的船东代表，有权就“兴龙舟”轮的运营代表兴龙舟公司签署相关运输合同，因此，即使郑丕满使用伪造的印章签订了本案运输合同和预付款函，该行为依法亦属于表见代理行为，该表见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兴龙舟公司承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润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兴龙舟公司、郑丕满连带返还运费预付款70,000元及其利息（自2017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实际支付之日止）；2.兴龙舟公司、郑丕满共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兴龙舟668”轮是一艘钢质油船，据该轮在台州海事局的船舶登记信息记载，该轮船籍港为浙江台州，船舶登记号为070506000246，总吨1993，净吨1116，建成日期为2006年7月24日，船舶所有权人为兴龙舟公司与郑丕满，船舶共有情况为兴龙舟公司占51%，郑丕满占49%，船舶经营人为兴龙舟公司；该轮上现登记有2个抵押权，分别登记于2013年5月21日和207年4月5日，抵押权人均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债权数额均为11,986,700元。中润达公司、兴龙舟公司与郑丕满均确认“兴龙舟668”轮实际船舶所有人与经营人均为郑丕满，郑丕满系将该轮挂靠在兴龙舟公司名下经营。郑丕满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以“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兴龙舟668）”的名义进行了临时税务登记和纳税，并以“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兴龙舟668）”作为承运人名称承揽运输业务以及开具“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代开）”。郑丕满确认，为“兴龙舟668”轮的营运，其自行刻制了6枚印章，印章字样分别为“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兴龙舟668”“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兴龙舟668）发票专用章3303271965102733769A”“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兴龙舟668财务专用章”“郑丕满印”。郑丕满声称其系经过兴龙舟公司负责人谢贤华口头同意，于2007年至2008年期间自行刻制上述6枚印章，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兴龙舟公司则否认郑丕满主张的上述事实，并称2007年谢贤华尚未进入兴龙舟公司任职。经查，兴龙舟公司于2008年3月17日向浙江省玉环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申请刻制公章，字样为“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3310210116793”，并已经浙江省玉环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审核同意备案；兴龙舟公司于2009年12月1日在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辖区内刻制合同专用章一枚，字样为“兴龙舟海运集团公司合同专用章3310010103575”，已录入公安印章管理系统备案登记。2017年10月19日，郑丕满以兴龙舟公司的名义，通过传真与中润达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2017）油运字1019号的油品运输（联运）合同，约定中润达公司委托兴龙舟公司，以“兴龙舟668”轮承运中润达公司货物粗白油3000吨从泉州港至茂名港，运价为每吨90元，受载期为2017年10月27日正负1天。该合同上兴龙舟公司签章处，加盖的印章字样为“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前述由郑丕满自行刻制的印章中的一枚字样相一致。2017年10月20日，郑丕满以兴龙舟公司的名义，通过传真与中润达公司签署一份预付款函，约定根据上述油品运输（联运）合同，中润达公司预付运费70,000元至户名为郑丕满、开户行为建航浙江省苍南县龙港支行的6227001420910101106号银行账户内。该预付款函上兴龙舟公司盖章处加盖的印章字样为“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与前述由郑丕满自行刻制的印章中的一枚字样相一致。10月21日，案外人蒋忠明代中润达公司向郑丕满的上述银行账户转账支付35,000元，10月23日，中润达公司向郑丕满的上述银行账户转账支付35,000元。郑丕满确认其已收到上述款项合计70,000元。郑丕满收到中润达公司支付的70,000元预付运费后，并未按照前述运输合同的约定派遣“兴龙舟668”轮按时前往泉州港装载中润达公司的货物，也没有向中润达公司返还预付运费。兴龙舟公司也没有在前述运输合同的约定时间派遣其他船舶前往泉州港装载中润达公司的货物。2017年12月20日，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边防派出所受理兴龙舟公司被伪造公司印章案，同日，玉环市公安局作出玉公（边麦）立字[2017]14063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该案立案侦查。另查明，在宁波海事法院审理的（2012）甬海法台商初字第133号一审案件中，兴龙舟公司为该案件原告，郑丕满为兴龙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后因有关当事人不服（2012）甬海法台商初字第133号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立案受理，二审案号为（2012）浙海终字第77号，郑丕满在该二审案件中仍为兴龙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8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宁波海事法院（2012）甬海法台商初字第133号一审判决。2012年11月15日，兴龙舟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执行（2012）甬海法台商初字第133号民事判决，郑丕满在该执行申请书中被记载为兴龙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该执行申请书签章处加盖的印章字样为“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与前述由郑丕满自行刻制的印章中的一枚字样相一致。一审法院认为，中润达公司以其与兴龙舟公司签署运输合同约定使用“兴龙舟668”轮为中润达公司运输货物从泉州港至茂名港，中润达公司已经预付了部分船舶费用，但兴龙舟公司未按约定派遣船舶前往运输货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是一宗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郑丕满以兴龙舟公司的名义与中润达公司签订涉案货物运输合同和预付款函，本案现有证据表明，加盖于涉案合同和预付款函上的印章与郑丕满自行刻制的兴龙舟公司名称的印章更为相似，且与兴龙舟公司登记备案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明显不同，郑丕满主张其私刻兴龙舟公司的印章得到了兴龙舟公司的同意，其使用私刻印章的行为是兴龙舟公司知晓且同意的，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兴龙舟公司则认为涉案合同和预付款函上兴龙舟公司的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均为郑丕满私自刻制，兴龙舟公司对此并不知晓，不代表兴龙舟公司的意思表示，不能约束兴龙舟公司。本案已查明，郑丕满为“兴龙舟668”轮的实际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兴龙舟公司为该轮登记的船舶共有人和经营人，对该轮并无实际的所有权，虽没有证据证明兴龙舟公司、郑丕满之间存在确定的委托代理关系，但“兴龙舟668”轮系挂靠在兴龙舟公司名下进行经营，兴龙舟公司、郑丕满之间存在的挂靠关系足以使中润达公司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郑丕满得到了兴龙舟公司的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郑丕满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兴龙舟公司承担。故涉案货物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应为中润达公司与兴龙舟公司，中润达公司为托运人，兴龙舟公司为承运人，该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预付款函是中润达公司与兴龙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对运输合同内容的合意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预付款函同样属于中润达公司与兴龙舟公司之间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也应依约依法履行。现中润达公司根据涉案运输合同和预付款函的约定，向预付款函所指定的收款人郑丕满支付了70,000元，已履行了其合同义务，兴龙舟公司也应履行其合同义务，按约定时间将“兴龙舟668”轮派遣至泉州港装运中润达公司的货物。但兴龙舟公司与郑丕满均未能履行上述合同义务，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兴龙舟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向中润达公司返还已付的预付运费70,000元。返还款项的利息也应由兴龙舟公司承担，中润达公司请求自2017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其请求有理，应予支持。中润达公司请求兴龙舟公司、郑丕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中润达公司与兴龙舟公司、郑丕满之间并无有关兴龙舟公司、郑丕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约定，但郑丕满在一审庭审答辩时已经明确表示承认中润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规定，郑丕满承认中润达公司关于由兴龙舟公司、郑丕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是郑丕满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合法处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予准许，故对中润达公司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兴龙舟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向中润达公司返还预付运费及其利息，郑丕满自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法予以准许，中润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兴龙舟公司返还中润达公司预付运费70,000元及其利息（自2017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郑丕满对兴龙舟公司不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567.30元，由兴龙舟公司、郑丕满共同负担。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确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结合法庭调查情况，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兴龙舟公司是否应对涉案油品运输（联运）合同承担合同责任。根据一审查明且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郑丕满系“兴龙舟668”轮的实际所有人，该船挂靠在兴龙舟公司名下进行经营，船舶登记证书显示兴龙舟公司为船舶共有人和船舶经营人。涉案油品运输（联运）合同以兴龙舟公司的名义签订，加盖了兴龙舟公司合同专用章，其后出具的预付款函加盖了兴龙舟公司的公章。虽然该合同专用章和公章与兴龙舟公司的备案印章不一致，但是，另案诉讼亦显示郑丕满持兴龙舟公司非备案公章参加诉讼、申请执行，结合兴龙舟公司为“兴龙舟668”轮登记共有人及船舶经营人的事实，可见兴龙舟公司对郑丕满以兴龙舟公司名义，使用非备案公章对外从事业务是知道且默许或放任的，足以使中润达公司相信郑丕满签订本案合同并加盖公司印章系得到兴龙舟公司的授权。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认定郑丕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兴龙舟公司应承担本案合同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兴龙舟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7.3元，由上诉人兴龙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饶 清审判员 张怡音审判员 辜恩臻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高静书记员潘万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