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甘民终4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衡水中棉工业棉花产业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衡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刘俊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新梅，甘肃策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男，汉族，1980年2月11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衡水冀鑫棉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商贸城D座101号。法定代表人：甄大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新梅，甘肃策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塔县支行，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金塔镇解放路356号。法定代表人：康景桥，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娟，甘肃正天合（酒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文，甘肃正天合（酒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金塔县建兴棉花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东坝镇烽火坪。法定代表人：罗志发，该公司经理。上诉人衡水中棉工业棉花产业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中棉公司）、上诉人衡水冀鑫棉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冀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塔县支行（以下简称：农发行金塔支行）及原审被告金塔县建兴棉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兴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09民初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衡水中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新梅、刘伟、上诉人衡水冀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新梅、被上诉人农发行金塔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娟、李树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建兴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共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对建兴公司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将李中借款、还款的400万元也认定在农发行金塔支行主张的1900万元贷款损失范围内，明显与事实不符。2.农发行金塔支行主张的1900万元贷款损失，与通过金塔县农村信用社支付给衡水中棉公司的1900万元货款无关联，与建兴公司、李中共同偿还衡水冀鑫公司的1900万元也无关联。二、农发行金塔支行与建兴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与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无关。一审法院强行将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列为被告，强行判决由其对建兴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违法。三、农发行金塔支行主张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但提供的证据达不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一审认定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是错误的。1.农发行金塔支行虽然要求衡水冀鑫公司承担责任，但从未提出衡水冀鑫公司与建兴公司恶意串通的主张，更未举证证明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一审判决直接认定衡水冀鑫公司与建兴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不仅缺乏事实依据，也违反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2.在衡水中棉公司与建兴公司签订皮棉购销合同时，农发行金塔支行已经向建兴公司实际发放8000万元贷款，由此足以认定衡水中棉公司根本就没有参与农发行金塔支行与建兴公司之间贷款事宜。3.衡水中棉公司与建兴公司签订皮棉购销合同涉及的收付款账户，均在金塔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开立，均是按照建兴公司指令行事，在整个皮棉购销合同履行过程中，衡水中棉公司根本不知道所谓的监管账户事宜。农发行金塔支行与建兴公司之间有关资金回笼协议及监管账户事宜，对衡水中棉公司无约束力。4.建兴公司与衡水冀鑫公司的借款关系、与衡水中棉公司的买卖关系，均属于企业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农发行金塔支行没有证据证明衡水中棉公司和建兴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共同目的。衡水冀鑫公司获得的是应当获得的利益、正当的利益。四、农发行未尽到贷款担保审查义务，应自行承担贷款无法收回的后果。1.农发行金塔支行未尽到起码的贷款担保审查义务，明知建兴公司提供的皮棉购进合同不符合贷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仍然支付贷款，应自行承担贷款无法收回的后果。农发行金塔支行辩称，本案属于侵权纠纷，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与建兴公司作为共同侵权人，恶意串通致使其财产权益受损，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农发行金塔支行的放贷行为不存在违规，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建兴公司未答辩。农发行金塔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金塔县建兴棉花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原告贷款1900万元；2.判令被告衡水中棉工业棉花产业化有限公司、衡水冀鑫棉业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7日，农发行金塔支行与建兴公司经协商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建兴公司向农发行金塔支行借款8000万元，借款用途为籽棉收购，借款期限为10个月，自2013年9月17日起至2014年7月16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息，逾期借款的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利率水平上加收40%，合同项下借款当支付对象明确且单笔提款数额超过500万元时，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其余借款采取借款人自主支付方式，采用受托支付方式的，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借款资金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的交易对手。同日，为了确保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的履行，双方又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借款人配套参与收购的自筹资金占收购资金比例的10%，即自有资金800万元，借款人须缴纳风险准备金，按贷款金额10%在开立的保证金专户内缴存。2013年9月17日，农发行金塔支行还与建兴公司签订贷款企业账户与资金回笼监管协议一份，约定建兴公司产品销售或项目产生收益、收入回笼至其在农发行金塔支行处开立的账号为×××基本存款户，接受农发行金塔支行监管。上述协议签订后，农发行金塔支行于2013年9月23日、2013年10月11日、2013年10月16日，分别向建兴公司发放贷款4000万元、2000万元、2000万元，上述款项均打入建兴公司在农发行金塔支行处开立的账号为×××收购资金基本存款账户。截止2015年4月28日，建兴公司拖欠农发行金塔支行贷款本金3605万元未偿还，农发行金塔支行对其中1705万元已另案进行主张。2013年10月21日、22日、24日，经农发行金塔支行依据建兴公司提供的皮棉购进合同，委托金塔县信用合作联社分3笔将总计1900万元转入衡水中棉公司账户。2013年12月24日、25日，衡水中棉公司以转账方式分5笔将总计1900万元转入建兴公司开设的收购资金基本存款账户之外的账户之内，该账户不受农发行金塔支行监管。上述1900万元转入建兴公司该账户后的当日，衡水冀鑫公司分别收到建兴公司的该账户转款1500万元、李中账户的转款400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衡水冀鑫公司系衡水中棉公司股东，认缴出资占衡水中棉公司注册资本的44%。2013年3月8日至2013年9月17日，衡水冀鑫公司曾先后5笔借给建兴公司总计1500万元，2013年10月15日，衡水冀鑫公司另有1笔400万元的款打入李中账户。一审法院认为，农发行金塔支行提供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贷款企业账户与资金回笼监管协议及借款凭证，可以证实其曾与建兴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并实际发放借款的事实。甘肃省金塔县人民法院作出并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金刑初字第50号刑事判决中对于农发行金塔支行向建兴公司发放政策性贷款8000万元及截止2015年4月28日尚拖欠农发行金塔支行贷款本金3605万元未偿还的事实已经进行了认定，能够印证农发行金塔支行主张的借款事实，且建兴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农发行金塔支行所述的3605万元借款本金中的1900万元已经清偿，故可以认定案涉借款1900万元建兴公司尚未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农发行金塔支行为证实其主张的关于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与建兴公司串通损害其利益的事实，提交了合同双方为建兴公司与衡水中棉公司的皮棉购进合同以及经农发行金塔支行委托金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衡水中棉公司付款的电汇凭证，上述证据虽系复印件，但衡水中棉公司在法庭中陈述“2013年10月16日其曾与被告金塔县建兴棉花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过皮棉购进合同、后因合同未履行1900万元退还建兴公司”，衡水中棉公司陈述的合同签订日期与合同金额均与农发行金塔支行提交的合同一致，且买卖标的物均为皮棉，衡水中棉公司也未能提交建兴公司曾以其他方式向其支付1900万元的证据，故可以认定农发行金塔支行以受托支付方式代建兴公司向衡水中棉公司支付1900万元的事实，亦能够确认农发行金塔支行提交的衡水中棉公司向建兴公司打款1900万元银行交易回单的真实性。从该回单内容来看，上述1900万元进入了建兴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塔城关分理处开设的非农发行金塔支行进行账户与资金监管的账户。从衡水冀鑫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在衡水中棉公司向建兴公司非农发行金塔支行监管账户分笔转入1900万元后的当日，该1900万元又最终转入衡水冀鑫公司账户。从前述资金流向来看，案涉1900万元在受托支付之后，又通过作为借款人的建兴公司交易对手衡水中棉公司绕道回流至借款人在其他银行开立的非农发行金塔支行监管账户，实质上最终用于偿还衡水冀鑫公司给建兴公司之前出借的资金。农发行金塔支行向建兴公司发放的贷款属于政策性专项贷款，专款专用、封闭运行，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作为从事棉花收购、仓储的专业公司，理应明知农发行金塔支行向建兴公司所发放贷款的性质，而其通过与建兴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帮助建兴公司以资金绕道回流的方式逃避农发行金塔支行对案涉信贷资金的监管，最终改变专项贷款的款项用途，使案涉资金由衡水中棉公司股东的衡水冀鑫公司占有，使其获得利益。建兴公司在与农发行金塔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时，其经营状况已经恶化，明显缺乏偿债能力，损害农发行金塔支行资金安全的主观故意明显存在。根据以上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认定在农发行金塔支行向建兴公司发放贷款后，三被告恶意串通使案涉资金脱离农发行金塔支行监管的事实。三被告的行为对农发行金塔支行信贷资金的安全已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就案涉款项不能收回或不能及时收回的后果建兴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应连带承担赔偿责任。对农发行金塔支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申请增加关于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庭告知其在限定的期限内交纳相应的诉讼费用，但未予交纳，故对该部分的请求不进行审查。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金塔县建兴棉花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塔县支行损失1900万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被告衡水中棉工业棉花产业化有限公司、衡水冀鑫棉业贸易有限公司对被告金塔县建兴棉花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债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800元，由被告金塔县建兴棉花有限责任公司、衡水中棉工业棉花产业化有限公司、衡水冀鑫棉业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本案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意见及答辩意见，结合案件事实，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以侵权诉讼审理本案，并将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列为本案被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与建兴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并判决由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正确。本院认为，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发生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农发行金塔支行与建兴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法律关系只发生于合同当事人之间。但本案是由于农发行金塔支行认为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的恶意串通行为侵害了其对建兴公司的债权，故而提起本案侵权诉讼，本院认为，债权虽属于相对权，亦属于民事权益的范畴，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明确予以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农发行金塔支行以债权受到侵害，将侵害人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列为本案被告进行起诉并无不当，为此，一审法院予以受理符合法律规定。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一般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是人身权、物权等绝对权，侵权人应具有相应的过错，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且造成他人损害的后果方才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由于本案侵权对象债权属于相对权，只对特定人产生效力，并不具有物权等绝对权的公示性与对抗效力，它的存在一般难以为第三人所知悉。因此，农发行金塔支行对其诉讼主张，必须能够证明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明知农发行金塔支行与建兴公司签订有借款合同，款项属于政策性贷款且接受贷款人监管的事实，同时，也必须能够证明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恶意与建兴公司串通，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且造成侵权后果的事实。根据本案事实与举证情况，本院认为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对建兴公司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主要理由为：1.本案一二审确认的事实，只能够反映1900万元贷款的走向过程。建兴公司将1900万元贷款支付衡水中棉公司，是因为双方签定有皮棉购进合同，因合同未履行，该款又返还转入建兴公司帐户。因之前建兴公司与衡水冀鑫公司有借款关系，建兴公司将其中1500万元欠款通过转账方式偿还衡水冀鑫公司。以上行为均属于正当的经营活动及民事行为；2.农发行金塔支行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与建兴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实施侵害债权的故意。首先，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与建兴公司在贷款、款项使用中有协商共谋的行为；其次，没有证据证明衡水中棉公司知道建兴公司与农发行金塔支行签订有借款合同且专款专用接受监管的事实；第三、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建兴公司为履行皮棉购进合同，是通过金塔县信用合作联社的帐户而不是农发行金塔支行的专用监管帐户将资金1900万元打入到衡水中棉公司帐户，因合同未履行，衡水中棉公司将该笔款项退回到建兴公司名下非监管帐户，由于皮棉购进合同并没有对于合同履行不能后资金必须退回监管帐户的特别约定，农发行金塔支行也没有为此通知过衡水中棉公司，因此，衡水中棉公司该行为并没有过错。建兴公司将其中1500万元打入衡水冀鑫公司是为了偿还欠款，衡水冀鑫公司也没有过错。而且，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衡水中棉公司与建兴公司虚假签订皮棉购进合同的事实并且为此获取利益，也没有证据证明衡水冀鑫公司接受1500万元属于不当利益的事实。至于一审中农发行金塔支行所提交的录音材料，根据证据形式及内容也不能证明恶意串通的事实，对该证据，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二审时，农发行金塔支行也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第四、对于证据的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恶意串通的事实的证明，证明标准要具有高度盖然性，能够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对农发行金塔支行而言，客观上确实存在专项贷款脱离监管，改变贷款用途，对其债权造成损害的事实，但根据农发行金塔支行所举证据，结合前述三点分析，确实不能排除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属于正当的经营活动及民事行为，不能确信对农发行金塔支行的债权造成损害是因为衡水中棉公司、衡水冀鑫公司与建兴公司恶意串通的侵权行为造成。因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关于建兴公司、衡水中棉公司及衡水冀鑫公司构成恶意串通行为且致使使案涉资金脱离监管的认定不当，判决由衡水中棉公司及衡水冀鑫公司承担债务连带清偿责任错误，应予纠正。本案涉及债权不能清偿是因农发行金塔支行监管不力及建兴公司违约所致，该债权应由建兴公司负责清偿。衡水中棉公司及衡水冀鑫公司认为其不构成恶意串通侵害农发行金塔支行涉案债权的上诉理由成立。综上，衡水中棉公司及衡水冀鑫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处理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09民初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一、被告金塔县建兴棉花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塔县支行损失1900万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撤销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09民初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被告衡水中棉工业棉花产业化有限公司、衡水冀鑫棉业贸易有限公司对被告金塔县建兴棉花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塔县支行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5800元，由金塔县建兴棉花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5800元，由金塔县建兴棉花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红审判员 刘锦辉审判员 宋 巍 二Ｏ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廖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