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终60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吴玉英，女，汉族，1975年6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一审被告）：陈志强，男，汉族，1969年11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德顺，男，汉族，1946年12月30日出生，住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淑玲，女，汉族，1952年9月17日出生，住址同上。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开明，广东一粤（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玉英、陈志强因与被上诉人何德顺、张淑玲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撤1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玉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以及（2015）穗中法民终字第5900号判决（以下简称5900号判决）、（2015）穗海民三初字第117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179号判决）；2、本案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14年的《宅基地坐落变更申请表》并没有申请人的签名、申请日期，是一张废表。赤岗街道办事处纪律委员会的答复函亦向陈志强表示其办事处权力范围没有坐落和门牌变更的职权，是法院过度解读且不受常理约束的表现。作为门牌地址的国家管理机关，广州海珠区公安分局赤岗街派出所并没有认定凤和乡下渡村东约二巷2号的门牌已经批准变更为“下渡路东约二巷4号的文字表述，且该表并没有经过质证，证据三性未能确定。广州市海珠区国土和资源规划局在（2018）27号信访意见书中，明确指出，没有收到相关的变更申请，凤和乡下渡村东约二巷2号至今没有发生座落变更。陈志强提供了下渡东约二巷2号和下渡东约二巷4号的现场照片，亦证明两处不动产分别存在，没有发生座落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一条（1）、第九条规定，该案一审应直接送达开庭传票，且在没有送达回证的法定情况下，应视为不送达开庭传票。民诉法第122条规定，开庭审理前三天，法院应通知当事人开庭，一审法院没有依法送达传票，故1179号案审判属于程序违法，应撤销。5900号判决与1179号判决结果是判令陈志强将广州市海珠区下渡路东约二巷4号房屋交还给被上诉人，而吴玉英是居住在广州市海珠区下渡东约二巷4号房屋，两者是不同的房屋，故陈志强当时也认为没有侵害女儿陈雅雯和妻子吴玉英的合法权益，没有将这份判决告知妻子和尚未成年的女儿。但是，后来何德顺、张淑玲起诉陈雅雯及他人，请求返还其居住的广州市海珠区下渡东约二巷4号房屋，其依据正是由5900号判决和1179号判决内容而来，审理期间，被上诉人何德顺、张淑玲还把吴玉英居住房屋住址变更为并不存在的广州市海珠区下渡路东约二巷4号，故吴玉英是在2018年3月收到472号案起诉后，才知道5900号判决和1179号判决与她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于2018年3月28日提起本案撤销之诉，没有超过6个月的期限，一审判决没有考虑到这个原因，认定吴玉英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是错误的。陈志强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同吴玉英一样。被上诉人何德顺、张淑玲辩称，上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其已经失去了胜诉权；5900号判决不存在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被撤销的情形。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玉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以及5900号判决、1179号判决；2、本案受理费由何德顺、张淑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何德顺、张淑玲系夫妻关系，于1978年5月30日结婚。根据房管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发证日期为1986年4月25日的“穗郊新字第182531号”《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载明：凤和乡下渡村东约二巷2号宅基地的使用人为何德顺。上述宅基地证地址经有关部门批准已变更为“下渡东约二巷4号”。因返还原物纠纷，何德顺、张淑玲于2015年6月24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179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1、陈志强返还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凤和乡下渡村东约二巷2号（现地址门牌已变更为：下渡路东约二巷4号）的房屋；2、本案诉讼费由陈志强承担。该案诉讼中，经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询问，何德顺、张淑玲还陈述了如下意见：何德顺、张淑玲和陈志强没有亲属关系，曾经是朋友关系；当时何德顺、张淑玲需要搬去外地居住，所以和陈志强口头约定将涉案房屋半租半借给陈志强；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前两年陈志强有支付租金，一个月租金370元，支付了两年左右，大概八九千元；租金不是一次性支付，双方碰面时陈志强就会支付部分租金。后来何德顺、张淑玲没有回来，陈志强也没有再支付租金；何德顺、张淑玲出借房屋主要是希望陈志强可以帮何德顺、张淑玲看管房屋；本次起诉是何德顺、张淑玲第二次起诉，因公安机关重新编排了宅基地证，地址发生变更，第一次起诉期间无法证明地址变更事实，故第一次起诉时才撤回了起诉。对于1179号案，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何德顺、张淑玲主张其系涉案宅基地房屋的使用权人及陈志强占有使用其房屋，提供了房管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等证据，而陈志强没有提出答辩意见，也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陈志强自动放弃抗辩的诉讼权利，依法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陈志强占有何德顺、张淑玲名下的宅基地房屋的事实予以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何德顺、张淑玲作为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要求陈志强返还涉案宅基地房屋，合法合理，予以支持。综上，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1179号判决，判令陈志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广州市海珠区下渡路东约二巷4号房屋返还给何德顺、张淑玲。判后，陈志强不服该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陈志强在该案二审中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户口本》，以证明涉案房屋的户主和业主是黄来好。陈志强与黄来好是母子关系。陈志强不是涉案村的村民，至于黄来好是不是则不清楚。陈志强大概于2010年入住；2、送达公告，以证明一审法院公告载明的开庭时间是2015年10月8日上午08:45。陈志强看了公告后于2015年7月2日去原审法院签收了对方的诉讼材料及传票并且填写了地址确认书。陈志强在2015年8月5日当天接到自称书记员的电话，但其认为传票载明是10月8日开庭，因无法核实来电人的真实身份，且其当时也在外地，故没有到庭应诉，故一审法院认定陈志强拒收开庭传票没有事实依据；3、照片，以证明下渡东约二巷2号是真实存在的，与下渡东约二巷4号没有关联，不存在下渡东约二巷4号是由下渡东约二巷2号更名而来。何德顺、张淑玲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只是陈志强与黄来好的户籍关系证明，而户籍管理系统与不动产登记系统是不同的，不动产归属应以不动产登记为准；证据2的真实性由法庭认定。关于送达的问题，一审最初无法送达，后在陈志强提供地址确认书后上门直接送达，重新在2015年7月份发出传票定于2015年8月5日上午开庭，开庭当天，法官与书记员当庭致电陈志强，陈志强称不到庭；对证据3不予认可。一审时我方已经提交了宅基地座落更正表，该更正表上有两级经济合作社的盖章确认以及人民政府的盖章确认。该案二审庭询中，一审法院询问陈志强：目前有何合法依据对涉案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享有合法权益？陈志强答复称：对方起诉对象错误，下渡东约二巷4号是由黄来好作为户主并实际使用，陈志强只是从属人员在实际使用。陈志强称本案起诉起因是双方之间自1994年起有租赁关系，故何德顺、张淑玲的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关于涉案房屋的现状，何德顺、张淑玲陈述其原来交付给陈志强使用时是两层，后来陈志强加盖了两层，具体时间不清楚。陈志强并称：不清楚谁在使用下渡东约二巷2号，申请法庭调查；不清楚其基于什么原因在使用下渡东约二巷4号。陈志强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何德顺、张淑玲提交的宅基地更改表的真实性。对于5900号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陈志强对原审法院诉讼程序提出的异议是否成立？2、原审法院支持何德顺、张淑玲主张陈志强搬迁的诉讼请求有无不妥？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关于开庭传票的送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的，可以通知当事人到人民法院领取。当事人到达人民法院，拒绝签署送达回证的，视为送达。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在送达回证上注明送达情况并签名。人民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住所地以外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诉讼文书。当事人拒绝签署送达回证的，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在送达回证上注明送达情况并签名”。由上述法律规定可见，公告送达方式是在直接送达无法完成的情况下才采用的送达方式，故原审法院在陈志强于2015年7月2日应诉后采用直接送达方式完成送达并无不妥，陈志强认为原审法院必须按照公告送达的时间开庭缺乏理据。其次，原审法院于2015年7月9日按陈志强填写的《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所载的送达地址向陈志强邮寄送达开庭传票，通知本案开庭时间最终确定为2015年8月5日上午8时45分，但邮局退件载明因收件人拒收而退回邮件，陈志强对此并未作合理解释。另在2015年8月5日早上开庭前原审法院通过电话联系陈志强，陈志强在二审也确认其收到法院电话，但陈志强称在外不参加庭审。在2015年8月5日庭审结束当天直至2015年9月14日原审法院作出判决，陈志强未提出答辩意见也没有提交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陈志强主张原审法院程序不当未能保护其诉讼权益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何德顺、张淑玲主张其是涉案房屋即现下渡东约二巷4号的权利人，其提供了根据房管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即发证日期为1986年4月25日的“穗郊新字第182531号”《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该证载明“凤和乡下渡村东约二巷2号宅基地的使用人为何德顺。上述宅基地证地址经有关部门批准已变更为下渡东约二巷4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陈志强否认何德顺、张淑玲为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与事实相悖，不予采信；同理，陈志强申请一审法院调查何德顺、张淑玲提交的宅基地更改表的真实性亦不能否定上述《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记载的内容，故对陈志强该申请亦不予接纳。其次，陈志强认为何德顺、张淑玲主张权利的房屋并非涉案房屋，但一方面陈志强表示不清楚下渡东约二巷2号的使用情况，另一方面其主张对下渡东约二巷4号享有权利的是户籍登记簿，但该登记簿并非物权凭证，且陈志强并未能提供其对下渡东约二巷4号房屋享有合法居住使用权益的证明文件，故陈志强的该主张不成立，亦不予采信。最后，何德顺、张淑玲本案主张的是物权保护，陈志强认为何德顺、张淑玲主张其搬迁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没有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遂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5900号判决，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陈志强负担。另查明：2016年3月30日，案外人陈志雄以涉案房屋已赠与给陈志雄及陈志强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2016）粤01民撤7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撤销5900号判决，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6）粤01民撤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陈志雄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2018年3月28日，陈雅雯向一审法院提起（2018）粤01民撤8号诉讼，请求撤销1179号民事判决与5900号民事判决，吴玉英作为陈雅雯的法定代理人参与该案诉讼。2018年9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01民撤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陈雅雯的诉讼请求。陈雅雯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粤民终26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雅雯的起诉。再查明：陈志强与吴玉英之间系夫妻关系。吴玉英于2018年9月4日提起本案诉讼。在一审庭审中，吴玉英称其直至2018年2月份才知晓5900号民事判决结果的存在。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吴玉英以第三人身份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5900号判决与1179号判决，但其一，5900号判决与1179号判决结果是判令陈志强将广州市海珠区下渡路东约二巷4号房屋交还何德顺、张淑玲。一方面，吴玉英并未举证证明其对广州市海珠区下渡路东约二巷4号房屋享有合法权益，故无证据反映吴玉英对（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5900号与（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179号两案所涉诉讼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另一方面，5900号判决与1179号判决结果并未涉及吴玉英的权利义务承担，故与吴玉英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吴玉英并非可以参加（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5900号与（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179号两案诉讼的第三人。其二，陈志强系（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5900号与（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179号两案的当事人，吴玉英作为陈志强的配偶，应在陈志强收到5900号判决结果之后即时知晓5900号判决与1179号判决的存在，吴玉英至2018年9月4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远远超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定期限。即使按吴玉英自述的知晓5900号判决的时间即2018年2月起算，吴玉英起诉也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综上，吴玉英诉请撤销5900号判决与1179号判决，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吴玉英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吴玉英负担。经审查，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期间，吴玉英、陈志强向本院提交了《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告知书（穗规划资源业务函[2019]5620号）》等书面材料，本院经审查认为陈雅雯、陈志强提交的书面材料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本案案件事实没有实质性影响，其未在一审举证时间内提供且未说明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为，吴玉英是以何德顺、张淑玲并非是涉案宅基地房屋的业权人，而5900号判决判令陈志强将涉案房屋返还给何德顺、张淑玲，损害了吴玉英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使用权等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撤销1179号判决、5900号判决，故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综合吴玉英、陈志强的上诉请求和其他当事人的答辩意见等，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吴玉英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确立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赋予了第三人对错误生效裁决的救济途径。但是，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一种为第三人提供的事后救济途径，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法律对其起诉条件有严格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经审查，吴玉英提起的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上述法律所规定的起诉条件。具体依据和理由分述如下：（一）吴玉英是否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明确将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限于该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即有资格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应是对原审案件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是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1、吴玉英不属于1179号案、5900号案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述案件是返还原物纠纷，何德顺、张淑玲请求陈志强返还涉案的房屋，故案件诉讼标的为何德顺、张淑玲与陈志强之间对涉案房屋的产权关系。本案的事实表明，吴玉英并非涉案房屋的物权主体，且该案的处理结果亦未处分吴玉英的任何民事权益，故吴玉英对案件的诉讼标的不具有独立的请求权，不属于1179号案、5900号案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2、吴玉英亦不属于1179号案、5900号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就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言，需为辅助性第三人、及原告型第三人或被告型第三人，即应为原审诉讼中被告的辅助性角色或类似于原告、被告的角色，其才可能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吴玉英请求撤销的1179号判决、5900号判决，系何德顺、张淑玲对陈志强提起的返还原物之诉，何德顺、张淑玲在1179号案、5900号案中，是以其系涉案房屋的使用权人，后两人将涉案房屋借给陈志强使用至今，现陈志强虽经两人催告，仍不归还涉案房屋等为由，请求法院判令陈志强返还涉案房屋。因此，1179号判决、5900号判决针对的是何德顺、张淑玲与陈志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处理结果并未涉及吴玉英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而吴玉英亦没有依据证明1179号判决、5900号判决的处理结果影响了其法律上的民事权益。即使1179号判决、5900号判决处理结果事实上可能导致吴玉英的权益受到影响，但这并不构成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故1179号案、5900号案处理结果同吴玉英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吴玉英不属于1179号案、5900号案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综上，吴玉英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第三人条件，不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并非适格原告。（二）吴玉英是否因不能归责自己的事由未参加原案诉讼。如前所述，吴玉英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第三人条件，故其没有参加到1179号案、5900号案的审理并非是因不能归责自己的事由未参加，而是由于其同1179号案、5900号案的处理结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需参加到该案的诉讼中。（三）吴玉英提起本案之诉是否超过法定6个月的期限。陈志强与吴玉英之间系夫妻关系，陈志强系1179号、5900号两案的当事人，吴玉英作为陈志强的配偶，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其应在陈志强收到5900号判决结果之后即时知晓5900号判决与1179号判决的存在，应当知道其权益受损。即使按吴玉英自述的知晓5900号判决的时间为2018年2月时起算，吴玉至2018年9月4日才提起本案诉讼，亦已远远超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六个月的法定期限。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吴玉英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已超过法定的六个月期限的理由阐述充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吴玉英不具有对1179号案、5900号案提起撤销之诉的第三人资格，并非适格原告，其提起的本案之诉亦超过了法定的期限，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依法应驳回起诉。一审裁判对此未作驳回起诉处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陈志强在本案上诉中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请求与吴玉英上诉中提出的基本一致，如前所述，本院已经审理并认定吴玉英所提出的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在此不再赘述，陈志强的上诉请求欠缺理据，依法应予驳回。吴玉英、陈志强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调查何德顺、张淑玲于2014年向法院提交的宅基地座落更正表中的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实时状况等事项，因吴玉英不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吴玉英、陈志强申请调查的事项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撤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吴玉英的起诉；三、驳回陈志强的上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吴玉英；吴玉英、陈志强分别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林振华审判员  周小劲审判员  李 磊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吴佳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