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07民初20458号原告：何松，男，197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凯，重庆缘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重庆缘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高新区二郎科技新城火炬大道9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592985435。负责人：李汶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钰彬，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沁，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2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566592。法定代表人：陈连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钰彬，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沁，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松诉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追索劳动报酬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松以“为查清案件事实“为由申请追加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后因该案不适宜用简易程序，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松及其委托代理人崔凯、张义，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及第三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钰彬、刘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松诉称，原告于1990年12月1日入职被告处，双方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性质属于动态管理，即接受单位通知安排具体工作内容后再开展工作。但自1998年1月起，被告就一直未通知原告，也未安排具体工作内容，因此原告无法开展工作。被告从199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未向原告发放工资。2018年7月3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原告认为，由于被告的原因让原告在家待工，在待工期间双方并没有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应按照历年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待工期间工资。现诉至法院，请求：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199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共计177220元。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及第三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共同辩称，对于1998年1月至2001年12月8日期间的工资是否发放，因年代久远、人员变动而无法提供。原告于2001年12月8日申请协议保留劳动关系，并签订书面协议，之后就开始没有上班。根据协议的约定，协议保留劳动关系期间，原告本身不享有工资待遇。在协议保留劳动关系期满后，因原告的原因没有回到公司上班，被告按规定本可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但因管理原因而没有解除，就默认停薪留职这种状态直至2018年4月通知原告回来培训。原告在本案起诉前担任重庆市渝商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商广告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在本案起诉后，原告办理渝商广告公司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变更，且从2011年1月起至今由该公司缴纳失业保险。在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前，原告已与其他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虽然双方签订的保留劳动关系协议期满后未续签，但原告已在其他单位提供劳动。原告陈述其从1998年至今未提供任何劳动，根据相关规定，最低工资是保障劳动者在提供正常劳动前提下的工资待遇。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90年12月1日入职重庆电业局（第三人的前身）的内设机构工程处从事变电工工作。1995年12月18日，原告与重庆电业局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1995年12月18日起至2005年12月17日止。因机构改革，原告所在的工程处调整为超高压局，并于2003年12月25日经工商登记设立重庆市电力公司超高压局。2011年4月28日，重庆市电力公司超高压局的名称变更为重庆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2013年6月19日，重庆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名称变更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即本案被告。第三人为原告参加了1993年1月至2018年7月期间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2018年6月29日，被告人力资源部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通知书载明“因你不能胜任公司工作，并且经过培训后仍不能胜任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你与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7月31日解除……”。2018年7月12日，案外人重庆禧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被告发出接收函，同意接收原告的人事档案，并请被告将原告档案寄至重庆禧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2018年7月17日，被告将原告的档案材料寄至重庆禧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该公司于次日签收。2018年7月31日，被告向原告开具重庆市职工介绍信和重庆市职工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登记卡。另查明，渝商广告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5日。2018年12月18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变更为何玲，投资人由张馨予、原告变更为陈旭、何玲。2019年3月7日，住所地由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西郊路3号3单元14-2#变更为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区翼龙路30号11栋第一层1号。渝商广告公司在2011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为原告参加了失业保险，在2011年2月至2019年5月期间为原告参加了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在2011年2月至2017年8月期间为原告参加了生育保险，在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期间为原告参加了养老保险。2018年8月10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就工资、失业保险待遇损失争议向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请求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199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共计177220元；2、请求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未足额缴纳失业保险造成的失业保险待遇损失25200元（1050元/月×24个月）。该委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超时未决定受理案件证明书，原告遂诉至本院请求处理。审理中，原告陈述其在被告前身单位工作，负责弱电新建、维修方面工作，具体流程是等待班长或队长通知安排工作，没有办公室，没有业务的时候就在家里等通知，休息的时候工资和奖金都有，但没有变电站的工程补贴。在1997年因工作与班组之间发生矛盾，班组就安排一些危重工作给原告等人做，1998年开始就没有通知原告上班了，原告曾找过单位领导解决，但当时实行的是班组承包方式，原告从1998年至今都没有在被告处工作了，被告也没有发放工资，之后就去武汉帮原告的舅舅做二手房买卖的生意，工资由舅舅发放。2018年4月左右，被告公司人事部门工作人员通知原告回公司培训上班，并告知原告培训期间没有工资，也很难请假，于是双方就协商离职，重庆市职工介绍信就是双方协商离职的时候被告给原告出具用于申领失业保险金的，当时被告告知原告工资待遇和解除劳动关系是两回事，原告就同意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7月解除劳动关系后，原告要求单位将人事档案给原告，被告告知需要单位接收，于是原告就找到案外人重庆禧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帮原告接收，档案现在在原告处。被告陈述应国资委要求，需清理长假不归、在册不在岗保留劳动关系的人员，被告公司通知包括原告在内的六名员工返回公司参加培训并根据培训情况安排工作，该六人因培训没有达到公司要求，就协商和原告等人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经本院询问，原告陈述其在渝商广告公司担任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是应其妹妹何玲的要求，故该公司代为原告参加了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但原告在该公司没有提供实际劳动。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重庆市职工介绍信、重庆市职工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登记卡、接收函、人事档案材料转递单、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单、EMS快递查询记录、超时未决定受理案件证明书、仲裁申请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为凭，并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于1990年12月1日入职重庆电业局（第三人的前身）的内设机构工程处从事变电工工作，后该工程处在2003年12月25日经工商登记依法取得用人主体资格，被告从该日起承继原告与重庆电业局的劳动关系。关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工资的问题。首先，原告主张其是从1998年1月因单位没有安排工作而未提供劳动进而主张工资，被告称原告是在2001年12月8日后开始没有上班，因人员变动、历史久远而无法提供2001年12月8日之前的工资发放依据。根据《工资支付暂行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原告主张的1998年1月至2001年12月8日期间的工资已超过用人单位负有的工资保管义务期间，原告未举示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未发放该期间工资的相关依据，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劳动关系属于社会法特殊调整范畴，但依书面或口头合意建立起的劳动关系还是要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和一致性，即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作为对价的前提需以付出实际劳动，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或劳动合同有特别约定劳动者在未提供劳动情况下仍可获取劳动报酬。虽然原告否认向被告申请过协议保留劳动关系，但根据原、被告陈述可知，原告自2001年12月8日起，原告就未向原重庆电业局或本案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亦未对原告进行过管理和向原告支付过劳动报酬，仅由第三人代为原告参加了社会保险，原告自己也未承担社会保险费。原告称被告未给其安排工作，但原告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向被告提出过要求安排工作的相关证据。相反，被告为结束双方不确定的劳动关系状态还通知原告回公司培训，后双方协议解除了劳动关系。自2001年12月8日起，在长达十七年左右的时间，原告与第三人或被告已不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实质用工关系，倘若原告在未实际提供劳动对价的前提下基于劳动关系主张按同期最低工资标准要求被告给付上述期间的工资报酬的请求获得支持，有违公平原则。最后，原告陈述其在1998年之后就去武汉帮原告的舅舅做二手房买卖的生意，工资由其舅舅发放；加之原告在2006年4月5日与他人投资设立渝商广告公司，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渝商广告公司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发生在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从上述可推知原告在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之前有其他收入来源。原告称其在渝商广告公司担任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是应其妹妹何玲的要求，并未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要求被告从199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按同期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其工资共计17722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松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林宝珍人民陪审员  杭 静人民陪审员  王明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李 林书 记 员  谷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