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终28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斌，男，197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尤立杰，临沂河东东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自平，男，1958年11月29日出生，住临沂市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兰菊，山东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艳海，男，197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远通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通达路**。法定代表人：周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冰，山东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斌、王自平因与被上诉人山东远通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黄艳海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16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艳海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既不是运输保证金的管理者，也不是支配者，保证金的返还由王自平负责处理。上诉人与黄艳海虽然系同事关系，但并不熟悉，共同受王自平的雇佣承运商品车辆，由王自平支付劳动报酬。法律并未规定雇员之间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风险协议约定的相互之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该约定因违背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更不存在黄艳海向杨斌追偿的问题。2.本案争议焦点系王自平与各雇员签订的车辆运输任务风险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从该协议风险金缴纳及管理条款来看，足额缴纳风险金是获得承运车辆资格的前提条件，该兜底条款明显具有胁迫性。其次，该协议系王自平事先拟定好的格式条款，未经双方当事人协商，签约对象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杨斌系后来添加名字的，王自平并未向其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参与的雇员签约时间不一，彼此之间不认识，不能认定本案的所有雇员具有连带保证的合意。因此，协议第一条第五项系无效条款。最后，从协议内容看，王自平有权调度使用事故责任人的风险金。该协议由王自平单方持有，各雇员仅对自己投入的10000元在风险范围内承担责任，相互之间并不连带。各个雇员对于缴纳10000元保证金条款的理解不同，应作不利于王自平的解释。该约定以协议的方式转嫁了本应由雇主承担的风险，加重了雇员的责任，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3.远通公司与王自平之间系商品车辆运输合同关系，该合同并不能及于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杨斌。王自平既然有权支配该风险金，远通公司为什么可以代管？黄艳海在起诉中明确说明上诉人杨斌在调车过程中发生事故被远通公司辞退，如果杨斌受雇于王自平，为何远通公司有权将杨斌辞退？足以说明远通公司为了预防商品车辆在运输途中发生的风险，利用与王自平签约，再由王自平雇佣人员，转嫁风险的事实。根据王自平陈述，其名下雇员均系为远通公司提供劳务，报酬由远通公司支付，足以证明远通公司才是杨斌真正的雇主和受益者。黄艳海诉求上诉人偿还保证金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王自平辩称，1.杨斌在之前的交通事故案件及本案一审的庭审中均否认自己与王自平之间具有雇佣关系，并当庭提交了一份被上诉人远通公司加盖公章的风险金的收据证实自己与远通公司之间的雇佣关系。杨斌及其他运输队队员均承认是否录用为调车队队员由被上诉人远通公司决定。2.被上诉人远通公司为规避经营风险，与每位队员签订《商品车运输承包合同》。黄艳海、杨斌以及其他队员在一审庭审中均已证实。被上诉人远通公司作为雇主收取每个队员的风险押金。由此可见被上诉人远通公司与每个缴纳风险金的人之间存在真实的雇佣关系，每个人在与被上诉人山东远通公司的雇佣关系中均为平等的主体、均受被上诉人山东远通公司的管理、支配、控制。3.王自平与车队队员提供劳动的报酬根据被上诉人远通公司制定的运送车辆价目表计算，各队员与被上诉人公司确认运送车辆数量及报酬后，由上诉人统一开具发票，代为支取。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远通公司管理改革前与其他队员一样从事调车工作。2014年改革后，上诉人为车队提供服务，报酬根据被上诉人远通公司的规定的标准获取。4.在一审庭审中，王自平提供了山东远通集团营销部公布的《关于商品车运输管理规定》及被上诉人远通公司公布的《关于集团调车工作的补充通知》各一份，这两份通知能够证实被上诉人远通公司为规范集团的商品车运输秩序、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将所有运输成员作了分工，并指派王自平为平邑县、费县区域的小组长，负责联络工作。5.在一审庭审中王自平提供的录音证据能够得知被上诉人远通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即2016年9月5日下午，被上诉人山东远通公司的刘总让王自平在杨斌的那份合同上添加签名，企图转嫁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在第二天即2016年9月6日，在被上诉人远通公司李淑贤副总、法律顾问周继福律师的参与下，又一次要求王自平将签字的时间由2016年改为2014年，暴露出被上诉人山东远通公司人员利用王自平对法律的无知，企图通过伪造证据转嫁赔偿责任于其他人的事实。6.被上诉人远通公司提供的《商品车运输承包合同》和《联保协议》，根据《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相关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无法证实远通公司与王自平存在承包关系，不应作为证据采信。车辆在未销售之前属于商品类车辆，根据《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无牌无证车辆不具备上路行驶的条件，禁止上路行驶。商品车辆在运输方式上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货运的第21条、22条、24条、36条等规定对进行道路货运运输的资质以及申请流程进行了规定。上诉人王自平无运输公司，无运输工具，无运输资质，不可能承包被上诉人远通公司的运输车辆业务。被上诉人远通公司作为知名汽车经销商，在明知的情况下，与运输人员签订承包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承担，而且利用自己绝对的优势和雇员的无知，签署所谓的担保协议，是将本来由雇主承担的风险转嫁给自己的雇员。远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远通公司与王自平、黄艳海、杨斌不存在雇佣关系，更非劳动关系。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3民终1047号生效民事判决及一审法院均认定王自平和杨斌系雇佣关系，远通公司与王自平系运输合同关系。根据远通公司与王自平签订的《商品车运输承包合同》第1条的约定，王自平自行组建运输队，并承担运输过程中的所有风险和责任。2.根据王自平与其运输队成员签订的《关于联合承担山东临沂汽车工业贸易有限公司车辆运输任务风险的协议》的约定，王自平与其组建的运输队成员联合承担运输风险，王自平负责调度使用其运输队成员的承运风险金，并负责处理退还风险金事宜。王自平组建的运输队成员向远通公司交纳风险金是根据王自平与其运输队成员签订的《关于联合承担山东临沂汽车工业贸易有限公司车辆运输任务风险的协议》的约定履行的，远通公司仅是代为收取、保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自平上诉请求：1.依法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斌、黄艳海不存在雇佣关系；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艳海、杨斌是平等的同事关系，均为被上诉人远通汽车贸易集团提供劳动运送车辆。1.上诉人、被上诉人车队队员是否录用为调车队队员，由被上诉人远通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决定，被上诉人黄艳海、杨斌以及其他队员在一审庭审中均已证实。2.被上诉人远通公司为规避经营风险，与每位队员签订《商品车运输承包合同》。上诉人、被上诉人黄艳海、杨斌以及其他队员在一审庭审中均已证实。3.上诉人、被上诉人车队队员提供劳动的报酬根据被上诉人远通公司制定的运送车辆价目表计算，各队员与被上诉人远通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确认运送车辆数量及报酬后，由上诉人统一开具发票并代为支取报酬。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远通公司管理改革前与其他队员一样从事调车工作。2014年改革后，上诉人为车队提供服务，报酬根据被上诉人远通公司的规定的标准获取。4.上诉人不具有调车运送资质，不可能承揽被上诉人远通公司的调车业务，独立成立车队。上诉人的工作是根据被上诉人远通公司分配的工作任务，联系各队员调车，各队员确认劳动报酬后统一开具发票代为领取，履行的是调车队的内勤职能。综合以上情况，结合被上诉人黄艳海及其他队员在一审起诉状中的陈述，其与上诉人王自平、被上诉人杨斌均系为被上诉人远通公司工作，工作内容为内部调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艳海、杨斌不具有雇佣关系。二、一审法院不能因有已生效的判决确认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艳海、杨斌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针对该生效判决已提起再审申请，一审法院应综合考虑庭审中双方陈述的事实与提供的证据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艳海、杨斌的关系。杨斌辩称，1.上诉人、被上诉人雇佣关系成立，风险保证金应由被上诉人王自平及远通汽贸公司负责退还。2.风险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规定，各雇员之间不存在连带担保的协议。被上诉人远通公司利用合同约定，转嫁运输风险。被上诉人王自平与上诉人所签订的协议权利义务不对等，让各成员之间互相承担连带责任，免除了雇主的法定责任，排除了上诉人的主要权利，属于无效协议。3.被上诉人杨斌并未收取任何风险保证金，上诉人也没有给被上诉人黄艳海造成任何的损失，被上诉人黄艳海不享有任何的追偿权。远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远通公司与王自平、黄艳海、杨斌不存在雇佣关系，更非劳动关系。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3民终1047号生效民事判决及一审法院均认定王自平和杨斌系雇佣关系，远通公司与王自平系运输合同关系。根据远通公司与王自平签订的《商品车运输承包合同》第1条的约定，王自平自行组建运输队，并承担运输过程中的所有风险和责任。2.王自平运输队的运费均由王自平与远通公司结算，王自平给运输队成员支付劳务费。远通公司并不向王自平运输队的成员支付劳务费。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王自平与运输队成员之间构成雇佣关系。王自平在一审所提交的《关于商品车运输管理规定》及《关于集团调车工作的补充通知》均证明王自平与其运输队成员之间构成雇佣关系。黄艳海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艳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或者调解杨斌、王自平、远通公司返还黄艳海运输保证金共计10000元及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杨斌、王自平、远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16日，王自平与远通公司签订商品车运输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由王自平自行组建车队，为远通公司内部调车提供运输服务。双方约定运输期间的风险及损失由王自平承担，王自平需向远通公司交纳10000元保证金。后王自平成立车队，并与队员签订联保风险协议书，王自平要求各队员每人向远通公司交纳10000元风险金，如发生责任事故，王自平有权调用责任人的风险金。如责任人的风险金不足以赔偿损失，王自平有权调用其他人的风险金，直至满足远通公司的损失。其他队员承担责任后，有权要求责任人偿还其垫付的款项。由于队员不断更替，王自平要求后来的队员均在协议中签名，并向远通公司交纳风险金10000元。2016年2月27日，黄艳海加入运输队，在上述风险协议中签名，并向远通公司交纳10000元人民币，远通公司为黄艳海出具10000元的运输保证金通知单一张。后由于队员杨斌在调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法院认定王自平为杨斌的雇主，远通公司作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未购买交强险，判决王自平、杨斌互负连带责任，赔偿受害人亲属王孙氏、闫树英、王敬伟、王磊损失439668.22元，远通公司在交强险额内赔偿110000元。由于王自平、杨斌未按判决履行赔偿义务，王孙氏、闫树英、王敬伟、王磊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11月20日，一审法院依法制作（2017）鲁1302执577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向远通公司送达，要求远通公司报告王自平、杨斌在远通公司的未支取的收入。2018年1月30日，一审法院依法制作（2018）鲁1302执11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相应的提取裁定书送达远通公司，责令远通公司将王自平、杨斌在其单位内未支取的收入交至一审法院。远通公司接通知后，向一审法院交纳406053元款项。黄艳海因杨斌事件被远通公司于2016年9月份解除合作关系，但拒不退还黄艳海的运输保证金，黄艳海因此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黄艳海与杨斌等人受王自平雇佣，为远通公司提供车辆调配服务，以及杨斌在调配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伤的事实，已为生效的判决确认，本案中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黄艳海、杨斌等队员与王自平签订的联保风险协议书，主要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协议内容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黄艳海等部分后入队的队员在风险协议书中签名时协议已提前制定完毕，其未能参与协议内容的制定，但黄艳海等后入队的队员已为成年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协议内容的风险应有相应的认识。其自愿在协议中签名，应当认定其自愿接受协议内容的约束。因此，黄艳海等在职队员与王自平均应按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该风险协议的约定，队员杨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黄艳海等在职队员有义务在其交纳的风险金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虽然黄艳海等人的风险金交于远通公司，但根据风险协议的约定，远通公司仅为代管。而根据已生效的判决，王自平在远通公司未支取的收入、黄艳海等队员交纳的保证金，均系可供执行的财产。该部分保证金被执行后，根据协议的约定，黄艳海等队员取得向责任人追偿的权利。因此，黄艳海要求杨斌返还其保证金1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而其要求王自平与远通公司返还其保证金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杨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退还给黄艳海保证金10000元及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黄艳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由杨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杨斌、王自平与远通公司对于黄艳海诉请的10000元是否负有偿还责任。杨斌与王自平所签订的“关于联合承担山东临沂汽车工业贸易有限公司车辆运输任务风险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车队在职成员之间自愿分担商品车运输风险的一种互助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自当事人签字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杨斌主张该协议约定因存在胁迫而无效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纠纷的起因系由于杨斌在调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引发诉讼，相关判决生效后法院将车队在职队员所缴纳的风险金予以强制执行所致。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上诉人杨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黄艳海等在职队员在其交纳的风险金范围内为上诉人杨斌承担了担保责任，黄艳海所缴纳的保证金已被执行。根据黄艳海、杨斌等人与王自平所签订的“车辆运输任务风险的协议”第一条第五项之约定，黄艳海等队员有权要求责任人，即杨斌返还相应的垫付款。因此，黄艳海要求杨斌返还其保证金1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同样基于上述协议，因王自平与远通公司并非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的责任人，不负有偿还风险金的责任。关于上诉人王自平与杨斌之间系雇佣关系的事实，已有生效判决予以认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上诉人王自平未提供有效证据推翻上述认定的情形下，其主张其与杨斌之间并非雇佣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黄艳海同样系王自平车队的队员，接受王自平的管理控制、指挥与监督，由王自平发放工资报酬，与王自平之间同样系雇佣关系，王自平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斌、王自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斌与王自平均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法宝审判员  姚玉蕊审判员  田开玉法官助理朱萱萱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