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07民初7879号原告：宁国友，男，1975年2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现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桥，江苏达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万霞，江苏达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上海新缩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光华路351号3幢。法定代表人：朱立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爱弟，系该公司员工。原告宁国友与被告上海新缩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沈琳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9年3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宁国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桥、杨万霞，被告新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爱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宁国友诉称，原告于2017年3月16日以3.2元每公斤的价格向被告提供纸管1970公斤，以2.8元每公斤的价格向被告提供塑管1970公斤，共计价款11820元。双方口头约定供货后两个月内结清货款。后2017年7月14日应被告要求，原告又以3元每公斤的价格向被告供应纸管4460公斤，共计价款13980元。两次货物由被告公司员工核实确认并签收，同样口头约定两个月后付款。原告完整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于2017年8月8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付款10000元，尚欠15800元。后原告多次催讨，要求被告履行付款义务，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结欠货款158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708元（以15800元为本金，按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9月14日即原告向被告催款之日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3、酌情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讨要货款产生务工、差旅费500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新缩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被告只认可欠款为3380元，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原告没有任何证据其主张的事实。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举证：1、2017年3月16日编号为2759307的送货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送了相应的纸管、塑管，价值11820元。2、2017年7月14日编号为2759308的送货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送了相应的纸管，价值13380元。3、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账户交易流水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于2017年8月8日向原告支付10000元，是支付编号为2759307送货单项下的货款。4、接待报警案件三联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于2018年7月4日10时在安徽芜湖县湾沚镇报警，向被告法定代表人朱立新的另一家公司讨要货款，证明朱立明、吴锡宏是被告的员工。5、高铁火车票复印件一份、汽车费发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为讨要欠款花费的必要费用。上述证据1-5原件均提交（2018）苏0507民初5357号案件，证据1、2、4、5复印件加盖法院档案室章。6、光盘一份、书面整理材料一份、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出示手机，系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朱立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播放聊天语音），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认可双方存在15800元货款，并承诺会在2018年3月份偿还该笔欠款。经质证，被告表示，对证据1、编号为2759307的送货单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没有收到该送货单上的物品。对证据2、编号为2759308的送货单真实性认可，原告计算错误，应该为13380元，被告已支付10000元，尚欠3380元。对证据3、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账户交易流水的真实性认可，被告已经支付10000元。对证据4、接待报警案件三联单的真实性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5、高铁火车票、汽车费发票的真实性认可，对本案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无法确认其讨要货款的事实，其次，该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损失范围。对证据6、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聊天记录是原告和被告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光盘听不出来，书面整理材料对朱立新的微信语音的文字整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聊天中没有确认欠款15800元的事实，法定代表人只知道的确有欠款，不清楚欠款数额，所以说了三月份，书面整理材料的最后一部分事实上朱立新根本不在场，在上次案件原告已经明确是朱立明签的，现在说是员工签的，这里面真实性请法庭核实。被告新缩公司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持有编号2759307和编号2759308的送货单二份，2759307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上海新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日期：2017年3月16日，货号：纸管、塑管，纸管数量1970kg、单价3.2元/kg、金额6304元，塑管数量1970kg、单价2.8元/kg、金额5516元，合计11820元，收货单位或经手人：朱（签字），送货单位或经手人：宁国友。2759308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上海新缩塑料有限公司，日期：2017年7月14日，货号：纸管，数量4460kg，单价3.0元，金额13980元，合计13980元，收货单位或经手人：吴锡宏（签字），送货单位或经手人：宁国友。原告据此主张于2017年3月16日向被告供货金额11820元，于2017年7月14日向被告供货金额13980元，总计25800元。2017年8月8日，原告尾号1373的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银行卡收到户名朱立新、尾号8011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10000元，摘要为纸管款。2018年7月4日10时52分，安徽省芜湖县公安局新芜开发区派出所接110指令（报案人宁国友）称：在湾沚镇西次六路步易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有债务纠纷。民警到达现场后了解，宁国友于2017年卖给上海新缩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朱立新两批货物，货款两万余元一直未结，现朱立新到芜湖县经营步易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于是宁国友到芜湖县讨要货款。该公司员工朱立明、吴锡宏称负责人不在公司无法结算。了解情况后建议报警人宁国友到法院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作其他处理。现原告宁国友为主张剩余货款权利，于2018年12月18日诉至本院。另查，2018年1月12日，原告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朱立新发微信“朱总你好，货货还有15800元，…，方便帮我安排一下吧！谢谢”。后未收到朱立新回复。2018年2月7日，原告再次向朱立新微信留言“朱总你好，货货还有15800元，…，方便帮我安排一下吧！谢谢”。后朱立新二次语音回复。原告再发微信“买厂房我能理解，…，我们又是小生意，帮忙安排个一万吧…”。朱立新此后未再回复。原告整理的文字材料显示，朱立新的二次语音回复为“兄弟哎，今年真的压力大死了，买了一个厂房了”、“真的不好意思，最好是过了三月份”。被告对语言内容无异议。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流动人口信息、企业登记信息、送货单、银行交易流水、接待报警案件三联单、微信聊天记录、文字整理材料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陈述，原告从2015年7月15日开始给被告送货，2016年3月1日送了一车，2016年11月9日又送了一批，接下来就是涉案两批货，编号2759307的货是厂里驾驶员送去，当时被告厂里谁在，送货的驾驶员也不认识，被告公司老板、老板亲戚很多都姓朱，被告的地址在上海松江区玉树路八百多号，现已拆迁，送货至该地址后，在门卫处有人签收，具体是谁不清楚，2017年7月14日送到被告位于宣城的地址，之前的货款在2017年3月16日之前已结清，涉案两笔货款被告支付10000元，支付的是2759307送货单的货款。被告表示未收到2759307送货单的货物，被告公司每天交易进出量大，具体不清楚，原告所述之前的货款已结清与支付10000元货款是事实，10000元支付的是2759308送货单的货款，其余没有付过，聊天记录整理材料中原告明确在现场，但庭审中陈述只有驾驶员一人送货，不认识被告公司人员，经原告代理人提醒又说在场，前后矛盾，被告实际经营地是上海市松江区玉树路889号，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对货款支付时间没有约定。原告认可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及对货款支付时间没有约定，表示2017年3月16日送货单上的签收人是被告单位一个姓朱的师傅，原告记得是一起去送的货，“2017年8月8日转账10000元余欠1820元宁国友”和“-1万元余18202017.8.8号”是被告8月8日付完10000元后，原告自己在送货单上写的，被告如能找出2017年3月16日上班的员工，原告还记得签字的人长什么样，每次订货都是被告法定代表人来定的，送多少原告都会向被告法定代表人汇报，每年被告的订货都不多，肯定也是清楚的，如果原告发的结欠金额大或者不对，被告肯定会提出异议，况且原告把两张送货单都微信发给了被告的法定代表人，2759308送货单总金额13980元没有算错，多的600元是补贴运费，本来送到上海，因被告要求送至宣城，双方达成补贴运费意向，是口头说好的，被告不同意不会在上面签字，接待报警案件三联单上写两万多没付，在询问调查时不知道怎么记录的，没有细算。被告对原告称600元是补贴运费不予认可，被告认可2759308送货单上吴锡宏是被告的员工，认可原告当时通过微信发的两张送货单，对于聊天记录中被告法定代表人没有对原告提出的金额15800元提出异议是因为当时时间很晚，作为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是知道与原告有业务往来的，即使收到原告发的送货单，无法确认这个事实，认可的确欠原告款项，但对于具体结欠数额不清楚。另，原告提供的原告于2018年7月3日从苏州到芜湖的火车票票价为135.5元，当天从芜湖站到湾沚的汽车票票价为9元。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经口头约定发生的买卖关系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于2017年7月14日向被告供应纸管4460kg（单价3元）的事实有编号2759308的送货单证实，被告庭审中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按送货单上所记载的13980元结算货款，其中600元系双方约定的运费，但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未举证证明，故不予采信，本院认定货款13380元。原告主张另于2017年3月16日向被告供货金额11820元，被告不予认可，表示未收到该货，结合原告的举证，本院作如下分析，一，原告提供的编号2759307的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上海新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应为被告企业的缩写。原告陈述该次送货的地址为上海松江区玉树路八百多号，与被告认可其实际经营地上海市松江区玉树路889号相吻合。原告陈述签收人“朱”是被告单位一个姓朱的师傅及被告公司老板、老板的亲戚很多都姓朱，而被告的企业登记信息显示被告成立时的股东为朱立新、朱立明，后变更为朱立新、王诸丽，不排除该收货人确为被告法定代表人的亲戚，且是被告的员工。二，原告于2018年1月12日、2018年2月7日二次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朱立新微信表示货款还有15800元，朱立新第一次未回复，第二次回复仅表示经济压力大、最好过三月份，即微信中并未对原告主张尚欠货款15800元提出异议，只是表示延期支付。而原告主张15800元即为二张送货单上的货款总额减去已付款10000元。如按被告所述其未收到2017年3月16日的供货，只收到2017年7月14日的供货，那货款应该只欠几千元，朱立新在收到原告微信发送二张送货单并在原告向其主张货款15800元时不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被告庭审中对朱立新未提出异议的原因解释为当时时间很晚，作为法定代表人，知道与原告有业务往来并认可欠原告款项，但对具体结欠数额不清楚。该解释难以令人信服，被告完全可以在事后提出相应异议。三，原告在2018年7月4日至朱立新现经营地安徽省芜湖县湾沚镇因催款未着而报案的接警记录中也反映原告在民警及被告员工朱立明、吴锡宏在场的情况下主张在2017年卖给被告二批货，货款两万余元，表明原告自始至终主张二批供货的货款权利。四，从催款成本来看，如原告只有一批供货，扣除被告已付款10000元，尚欠三千余元，为三千余元货款原告从苏州到安徽上门催讨，除了花费交通费外，还要支付住宿费及产生误工损失，显然不利于经济原则。综上，原告主张2017年3月16日向被告供货金额11820元，有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接警记录等证据综合证明，足以使法官产生内心确信，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定。被告虽庭审中不予认可，但在原告起诉前主张权利的过程中，对上述供货并无表现出不同意见，也无反驳证据，据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原告于2017年3月16日、2017年7月14日向被告二次供货合计金额25200元，扣除被告已付10000元，尚欠15200元。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货款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买受人应在收到货物的同时付款，逾期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原告的第二次供货时间为2017年7月14日，其认可二个月内付款，现主张自2017年9月14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因催款产生的务工、差旅费500元，该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意见》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新缩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国友货款人民币15200元并支付以15200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息的利息（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指定账户，或汇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市相城支行营业部，账号：32201997436050630022014661）。二、驳回原告宁国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12元，由原告宁国友负担7元，由被告上海新缩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105元（被告负担之款原告自愿垫付，本院不再退还，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沈 琳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吕玲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