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冀03行终72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连学，男，196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成双，男，1966年3月16日出生，满族，教师，住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原审被告青龙满族自治县三星口乡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三星口乡三星口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3210003941501。法定代表人王金亮，乡长。委托代理人张宏升，男，1985年11月24日出生，满族，被告单位资源规划所所长，住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镇柏树村六组289号。身份证号：×××。原审被告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燕山路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321MB0Q6514X5。法定代表人王殿忠，县长。上诉人王连学因土地确权一案，不服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冀0321行初1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成双与第三人王连学相邻而居，第三人居南，原告居北。原周杖子人民公社望宝盖子大队南沟外生产队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于1983年完秋时处理生产队所有的十三间饲养处，分别是东西厢房各五间，正房五间中的西部三间，东部两间暂不处理，留作生产队存储机器用。处理房屋采用抓阄的方式，其中王富（付）抓到正房五间中的西部三间，袁碧（必）文抓到东厢房五间，袁碧丰抓到西厢房五间。1983年12月份，王连中（原告王成双之父）从王富（付）手中购得饲养处正房五间中的西部三间，在1983年12月30日青龙县人民政府印发《卖契契纸》中记载四至为:东至山墙、西至山墙、南至滴水三丈二尺、北至孙克生围墙；附记街道外六尺，证明人袁必（碧）文（时任小队长）、王连平（时任小队会计）。1985年，原周杖子人民公社望宝盖子大队再次处理此处饲养处正房五间中的东部两间时，由王贵（桂）龙（第三人王连学之父）购得，四至为东至东房山子东一间空地、西至王连中柁中线、南至滴水外三丈二尺、北至后边小墙。王贵（桂）龙购得的此处两间饲养处至今未动，仍保持原貌。1986年3月30日，在原周杖子乡宅基地普查登记卡片中记载原告王成双所购买的饲养处的四至为：东至伙柁中线、西至房子地基外皮、南至滴水前三丈二尺、北至院子小墙。实际占用面积东边长18米、西边长18米、南边长10米、北边长10米，合计180平方米。1991年，原告王成双将购得的原饲养处的房屋翻建，在原来三间的基础上向西扩建一间，变为四间。根据2016年3月份青龙满族自治县测绘大队测绘图显示，原告新翻建房屋的地基向北有所移动。1992年10月27日，原告王成双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宅基地使用情况登记表》中记载四至为东边长19.2米、基外1.6米，西边长19.2米、基外0.5米，南边长16米、基外12.1米，北边长16米、基外1米。1983年10月23日，青龙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批准第三人王连学建房3.5间，占地0.2亩，建房地点经大队、小队核实同意，位于饲养处前边空场地，未标注四至。第三人王连学在批准地点于1987年建成房屋4间，并居住至今。1992年10月27日，第三人王连学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宅基地使用情况登记表》记载四至为东边长20.4米、地基外皮，西边长20.4米、地基外皮，南边长13.6米、基前9.8-13.8米，北边长13.6米、滴水。之后，原告王成双与第三人王连学因第三人王连学北房檐滴水以北与原告相邻的土地发生纠纷。2016年3月份，青龙满族自治县测绘大队到现场进行测绘，并出具了测绘图。2016年5月4日，经第三人王连学申请，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查实后作出了青政处字（2016）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撤销了1992年10月27日原告王成双、第三人王连学分别持有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宅基地使用情况登记表》及对应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7年3月15日，第三人王连学向被告三星口乡政府申请确认其房子后面滴水向北五尺（木匠尺）的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被告三星口乡政府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青三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第三人王连学房子北面房檐滴水至原告王成双房子南面房檐滴水前三丈二尺通直之间的土地使用权归第三人王连学经营使用。原告王成双不服此处理决定，向被告青龙县政府申请复议，被告青龙县政府经审查，维持了原行政处理决定。一审法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被告三星口乡政府依法享有对个人之间土地使用权争议作出确权决定的法定职权。二、被告三星口乡政府在受理了第三人王连学的确权申请后，依法履行了送达、告知原告、第三人提交证据、调查取证、组织调解、经乡长办公会讨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三、事实方面：1.被告三星口乡政府调查的“1992年宅基地重新登记时，对该宅院进行登记，四至为东至在小组大门西墙佐子（留人行道没规定数量），西至王连忠责任田，南至打浆机座子（前9.8米-13.8米），北至房檐滴水”的事实与第三人王连学持有的1992年10月27日《青龙满族自治县宅基地使用情况登记表》的记载内容不一致，并且原告和第三人分别持有的1992年10月27日《青龙满族自治县宅基地使用情况登记表》已被青龙县政府依法撤销，《青龙满族自治县宅基地使用情况登记表》中记载的内容已无证据效力，不应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关于被告三星口乡政府认定的事实“王成双原房屋南侧四至应为原饲养处房檐滴水南至三丈二尺（10）米处，与现居住房屋滴水前12.1米不符”，其中“三丈二尺等于10米”的事实，被告是根据第三人王连学向被告三星口乡政府提供的证据2、11中记载的“南边长10米”认定的，而证据中的“南边长10米”是南边的边长10米，而不是指南北长10米；同时，“12.1米”是根据2016年3月份青龙满族自治县测绘大队测绘图中原告王成双现居住房屋西方山地基垂直向南至第三人现居住房屋的后坎墙认定的，但从2016年3月份青龙满族自治县测绘大队测绘图可知，原告王成双后翻建房屋的西方山地基与原饲养处房檐滴水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二者之间的距离在2016年3月份青龙满族自治县测绘大队测绘图中并未标注，故，原饲养处房檐滴水南至三丈二尺（10）米与现居住房屋滴水前12.1米之间并不存在是否相符问题。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王成双持有的1983年12月30日盖有青龙县人民政府公章的卖契契纸，属于原始书证，其证据效力优于视听资料及证人证言，被告三星口乡政府仅根据目前争议现状及1983年处理饲养处的事实直接否定卖契契纸中记载的“街道外六尺”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4.被告三星口乡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中的第一项“王连学房子北面房檐滴水至王成双房子南面房檐滴水前三丈二尺通直之间的地…”中的“王成双房子”未明确是原老房子还是翻建后的现居住的房子，且未明确四至中东至、西至。综上，被告三星口乡政府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不足，确权内容不明确，对其就本案所作的行政处理决定依法应予撤销。基于原行政行为被撤销，被告青龙县政府的复议决定亦应一并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一、撤销被告青龙满族自治县三星口乡人民政府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的青三决字（2018）第1号关于王连学与王成双土地权属纠纷的确权决定书。二、撤销被告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15日作出的青政复字（2018）第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青龙满族自治县三星口乡人民政府负担。原审第三人不服判决，上诉称，青龙满族自治县三星口乡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王成双持有的1983年12月30日盖有青龙县人民政府公章的卖契契纸，没有对方当事人签字，且有涂改之处无盖章，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应采信；上诉人提交的买房收据、宅基地使用权台账及房证是原始的法定证据，且有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其效力远远高于卖契的效力。其次，因当事人对东西边界没有争议，无需确权，更无需表述。原审认定上诉人房屋被被上诉人认定为违法建筑，但没有相关证据佐证。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维持政府确权决定和复议决定。本院审理查明，被上诉人王成双后翻建房屋并非是在原饲养处房地基兴建，因此王成双现房屋与原饲养处房檐滴水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各方当事人没有新的证据提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王成双后翻建房屋并非是在原饲养处房地基兴建，因此王成双现房屋与原饲养处房檐滴水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此情况下，原审被告三星口乡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中的第一项“王连学房子北面房檐滴水至王成双房子南面房檐滴水前三丈二尺通直之间的地…”中的“王成双房子”未明确是原老房子还是翻建后的现居住的房子，且未明确四至中东至、西至，原审法院以原审被告三星口乡政府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不足，确权内容不明确为由，依法判决撤销行政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岩审判员 刘志高审判员 陈彩东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田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