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0108民初5138号 原告：王蓉川，女，汉族，1963年3月11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四川沛丰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三段****。 法定代表人：何全勇。 被告：成都道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领事馆路******。 法定代表人：李琼英。 原告王蓉川与被告四川沛丰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沛丰公司）、成都道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象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受理。 原告王蓉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四川沛丰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成都道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所签订的《经营权转让合同》、《经营管理委托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延长经营权期限至2024年1月31日止；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与原告于2014年11月16日签订了《经营权转让合同》、《经营权管理委托合同》，被告与原告约定委托期限五年（即2015年2月1日起至2020年1月21日止），委托管理经营收益为80000元／年，被告道象公司每月应支付原告6666元。但是实际上原告只从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期间每月收到6666元和2017年收到400元，共计收到73726元。被告实际支付金额为73726元，还差48个月收益没有支付，鉴于被告债务累累，故要求相应延长经营权期限48月，以示给付等价。被告欠原告肆拾万整（本金）。2016年4月5日，原告按《经营权转让合同》中第二条第3款约定以书面形式向被告方提出终止合同，被告方未按合同的第三条第3款约定退还原告的未使用期限的转让金，故要求被告返还转让金。原告于2017年3月28日到成华区派出所报案。 经审查查明，2014年11月16日，原告王蓉川（乙方）和被告沛丰公司（甲方）签订《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受让经营权的物业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甲方场地。合同约定转让经营权的期限、转让金、房屋的使用和交接、经营行为、双方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内容。同日，原告王蓉川（委托方）和被告道象公司（受托方）签订《经营管理委托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经营的场地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场地。合同还约定委托期限、交付与装修、支付经营收益额、支付时间、方式等内容。 2019年2月28日，本院作出的（2018）川0108刑初73、176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载明如下：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以成华检公诉刑诉〔2018〕6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四川沛丰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人何全勇犯集资诈骗罪、被告人李树君、叶冬妮、彭杉、夏文豪、周建飞、曾实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8年1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判决书第18页至21页查明事实如下：一、红楼项目的案件事实：被告人何全勇于2013年10月在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三段7号1楼成立沛丰公司，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负责公司整体运作及日常事务。2013年10月22日，沛丰公司通过买卖取得了位于成都市成华区房屋（以下简称：红楼）的所有权。2013年12月30日，四川邦办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被告人何全勇，以下简称：邦办公司）向重庆银行申请贷款6000万元人民币，沛丰公司以红楼中的3号房屋1-3层作为抵押，并于2014年1月2日在成都市房管局登记备案；2014年9月2日，邦办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贷款7800万元人民币，沛丰公司以红楼中的5号、7号房屋1-3层作为抵押，并于2014年9月3日在成都市房管局登记备案。为了筹集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和公司运营，被告人何全勇与被告人李树君商议决定将红楼通过图纸划分成若干面积为几平方米至十几平方米不等的“小格间”，以“售后包租、返本付息”的方式面向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2014年6月29日，沛丰公司与被告人李树君为法定代表人的成都新秀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以下简称：新秀公司）签订《营销策划及招商代理合同》，委托被告人李树君组织营销团队，负责对红楼进行营销。2014年9月起，被告人李树君先后聘用被告人叶冬妮为销售总监、被告人彭杉为营销总监、被告人夏文豪、周建飞、曾实为销售经理，廖洳曼、陈小莉、张力中、宋诗云、张越、何琴、李婷婷等为销售人员，组成了营销团队。上述人员在明知沛丰公司未经政府金融管理部门许可及未取得金融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发送短信、投放电梯轿厢广告、散布广告传单等形式，宣传沛丰公司“红楼1956”项目，与被害人签订《经营权转让合同》，转让红楼经营权，承诺给付年收益20%的高息回报且五年期满全额退回本金。后由被害人与成都道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琼英，系被告人何全勇妻子，该公司由被告人何全勇实际控制，以下简称：道象公司）签订《经营管理委托合同》的方式委托道象公司代为经营管理，并由邦办公司出具担保函，变相向社会不特定群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15年2月9日沛丰公司与新秀公司解除代理合同。为了继续筹集资金，2015年6月12日，被告人何全勇与被告人叶冬妮签订《房地产销售代理合同》，委托被告人叶冬妮另行组织营销团队，继续以之前的方式吸收社会公众资金。后通过宋红鹰的介绍，被告人叶冬妮与宋红鹰、刘嵘、龚福良等人协商销售代理事宜。2015年9月2日，刘嵘等人以成都荣福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福昌公司）的名义与叶冬妮为代表的成都熠坤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签订《红楼1956项目合作协议》。随后，荣福昌公司以销售红楼项目产权为名，与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承诺给付年收益12-20%的高额回报，并同样由被害人与道象公司签订《经营管理委托合同》的方式委托道象公司代为经营管理，由邦办实业公司出具担保函，变相向社会不特定群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直至2016年1月。经鉴定，沛丰公司通过出售房屋所有权及转让房屋经营权共计收取368名被害人款项77107273.10元（其中收取房屋所有权金额36967273.10元、收取经营权金额40140000.00元）；2014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沛丰公司支付被害人利息10301108.20元（其中支付所有权利息64197.00元、支付经营权利息10236911.20元），退还被害人本金3111908.00元（其中退还所有权本金591520.00元，退还经营权本金2520388.00元），尚余63694256.9元未退还。2014年9月至2016年1月，通过银行往来账目等资料显示，沛丰公司共向红楼项目销售代理人员支付佣金10276242.88元，其中支付给被告人李树君3768958.36元、支付给被告人叶冬妮940388.13元、支付给荣福昌公司5566896.39元。沛丰公司所吸收的资金主要用于返还被害人的本金及支付利息、支付销售团队佣金、给付员工工资、偿还被告人何全勇名下多家公司的银行贷款利息及何全勇个人债务等方面，仅将少部分资金用于红楼项目的外围装修。截止案发，红楼项目并未实际运营。另查明，被告人李树君为与沛丰公司签订营销代理合同而从他人处购买新秀公司，公司从未实际经营。被告人何全勇、李树君、叶冬妮、彭杉、夏文豪接到公安机关通知后主动到案。该案判决认为，沛丰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隐瞒真相的方式非法集资，所吸收的资金并未用于宣传的项目，给被害人造成重大损失，严重扰乱金融秩序，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何全勇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者，应当按照单位犯罪中的主管人员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树君、叶冬妮、彭杉、夏文豪、周建飞、曾实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明知沛丰公司未取得金融许可证的情况下，帮助其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红楼项目并承诺给予高息回报，向不特定群众吸收公众存款，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何全勇在明知高毅公司未取得金融许可证的情况下，借助高毅公司合法经营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新中兴项目并承诺给予高息回报，向不特定群众吸收公众存款，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所犯罪行事实清楚，罪名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该案判决结果之一为：被告单位四川沛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犯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所处罚金限被告单位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本院缴纳，逾期不缴纳则强制缴纳。） 本院经审查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之规定，因案涉项目已整体纳入集资刑事案件处理，故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告可向有关机关另行主张相应权利。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蓉川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原告王蓉川。 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彭有志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杜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