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民终8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光河路**。负责人：李立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相杰，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兰，女，195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明华，男，197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明兴，男，197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维营，山东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元龙，男，197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元树，男，1975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系被上诉人郑元龙之弟。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学新，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玉兰、刘明华、刘明兴、郑元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4民初2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8)鲁1524民初227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改判上诉人在商业险不承担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向投保人张华磊交付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是错误的。首先，投保人张华磊车辆自2014年起就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投保，当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在投保人声明上对保险条款及免责情形向张华磊做了明确提示和告知，张华磊确认收到条款并理解免责条款产生的法律后果，并最后签字确认。该份投保人声明是上诉人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系统上调出来的，由于上诉人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分属于不同的公司，无法调到原件，庭审时上诉人也申请法院对该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对张华磊签字的事实，一审法院微信调查时，张华磊虽然否认不是其本人签字，但并未提供其签字字样的样板，被上诉人也未申请笔迹鉴定证实该签字不是张华磊本人签字。其次，上诉人提供的保险条款系保监会统一制定，网上都能查到，对免责情形的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化。由于投保人张华磊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投保，已经了解了上诉人保险条款及免责情形的相关规定。2018年在被上诉人处续保时，上诉人就不具有必须向其履行再次告知的义务，所以，无论投保单上是否张华磊本人签字，参照《保险法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投保人或投保人代理人代为签字的，投保人只要缴纳了保险费，就视为对其签字行为的追认。二、驾驶员郑元龙在没有取得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的情况，驾驶超载营运车辆，违反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24条第二款第5项、27条第二款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投保人张华磊2014年投保时就已确认收到保险条款并表明知道免责条款产生的法律后果，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情形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上诉人提交的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民终4499号】及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判决书【(2013邹民初字第2173号)】均证明，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无论投保单是否投保人本人签字，均不影响该条款的效力。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审判案件都是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针对免责情形，应该适用同样的法律，产生同样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规定进行判决，忽略了上述事实，与上诉人提供的案例判决结果相矛盾，明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出发，作出公平公正判决。王玉兰、刘明华、刘明兴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郑元龙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无理，应予驳回。二、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应当在交强和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关于商业险不予赔偿的主张不成立。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立法本意，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由于当事人双方在谈判能力上的不对称以及保险技术的特殊性，投保人无法参与保险合同的拟定过程，都是保险公司事先制定好的，投保人只有签字的份，并没有协商的份。为了控制风险，保险人在拟定合同的承保范围时，往往规定免责条款，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权利。免责条款多由保险术语、法律专业术语组成。一方面投保人在密密麻麻的保险合同条款之中不易发现免责条款的存在，另一方面，即使投保人注意到免责条款，由于当事人双方在专业知识上的信息偏差，投保人很难准确理解免责条款。这些免责条款往往成为保险人理赔时拒绝赔付的理由。《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意图矫正保险合同当事人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中规定：“这里所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者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本案中，投保单上的“张华磊”的签名和“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均是上诉人保险公司伪造的，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对该签字并非是张华磊本人书写予以确认，因此，在上诉人公司已经确认认可的情况下，无需鉴定。通过一审法院向张华磊进行微信调查和确认，并附有微信截图，更有力的证明了上诉人保险公司只向投保人张华磊送达了保险单，并未让张华磊在投保单上签字和送达保险条款，更没有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履行任何的法定明确告知义务，因此，上诉人保险公司所谓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不生效的，上诉人保险公司以此不承担赔偿义务，是不成立的，原审法院判决合理和正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不是本合同的当事人，与木案没有关联性，德州市分公司投保情况如何，不能排除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义务和责任。《保险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强调的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作为合同相对人应尽的义务，并不是其他非合同当事人的行为能够代替保险人。投保人的车辆在行驶证上记载的车辆类型为“自卸低速货车”，使用性质为货运，并没有任何营运字样，保险公司在出单时将其登记为营业货运，是保险公司的单方行为，作为货运可以营运也可以私用，保险公司将该车辆注明是营业货车时，并没有核查投保人是否有相应的所谓营运手续，也没有告知如果投保为营运车辆，没有营运证出险时是不予赔偿的，就只管先片面的收取了保险费，在出险后又以所谓的没有营运证拒赔，是一种处于强势地位的不诚信、不合理、不公平的行为，依法应予否定。中国不实行判例法，上诉人公司以所谓的邹城法院和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所谓判决，要求聊城地区的东阿县法院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判决依据，显然是荒谬的，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综上，保险公司对其制定的格式条款未能履行明确的告知义务，其拒绝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依法应当在交强和商业险保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8月22日19时05分许，被告郑元龙驾驶鲁Ｈ×××**号自卸低速货车，沿济聊一级路由东向西行驶至38Km＋100m处时，与同向行驶刘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后碾压，造成刘某当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东阿大队认定，被告郑元龙违反交通信号、未按规定车道通行及违法装载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不承担事故责任。鲁Ｈ×××**号自卸低速货车登记所有人为济宁市任城区，系被告郑元龙于2018年7月向张华磊购得，未办理过户手续。张华磊为该车辆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为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8日，在被告中国财险济宁分公司投保了商业保险，包括100万元第三者责任险和不计免赔率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3月17日至2019年3月16日，保险单显示该车为营业货车，郑元龙无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庭审中，中国财险济宁分公司认可其提交的投保单、关系证明上的“张华磊”签字不是张华磊本人所写。经调查，张华磊称只收到过一份保险单。死者刘某出生于1950年12月2日，系东阿县牛角店镇刘文天村农民，原告王玉兰系死者之妻，刘明华、刘明兴系死者之子。2018年9月13日，刘某的亲属与被告郑元龙达成协议，由郑元龙赔偿死者家属15万元，郑元龙不再赔付保险公司赔付不足的部分，双方签订了《协议书》。此外，郑元龙于2018年8月24日还垫付死者丧葬费35000元，郑元龙要求原告返还，原告同意在保险公司赔付丧葬费后，扣除郑元龙应当承担的诉讼费后予以返还。案发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已在交强险限额内支付原告赔偿金1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被告郑元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是被告中国财险济宁分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合同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比例；二是原告诉求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一被告郑元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问题。事故发生后，死者刘某的亲属与郑元龙达成协议，由郑元龙赔偿死者家属15万元，死者一方不再要求郑元龙承担保险公司赔付不足部分的赔偿，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郑元龙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二被告中国财险济宁分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合同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比例问题。中国财险济宁分公司主张被告郑元龙未取得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违法装载，根据保险合同中《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24条、27条的约定，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即使理赔也应实行因违法装载的10%免赔。而原告及被告郑元龙则认为，未取得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情形，且投保人张华磊未签字，该免赔条款是无效的，该车投保了不计免赔率险，被告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合同限额内承担100%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或者在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可见，保险人对于免除其责任的条款，必须向投保人提供保险条款，否则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本案被告中国财险济宁分公司与张华磊订立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但其不能举证证明其向张华磊交付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其主张的两项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应当在第三者责任险合同限额内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三原告诉求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问题。原告诉求死亡赔偿金47825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丧葬费31781元、丧葬误工费21165.59元，二被告均认为郑元龙涉嫌交通肇事罪，不应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误工费计算过高。中国财险济宁分公司认为死者刘某是农民，68岁，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12年。一审法院认为，死者刘某死亡时未满68周岁，生前居住地为镇乡结合区，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原告诉求死亡赔偿金478257元、丧葬费31781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处理丧葬人员的误工费可按3人3日计算，为907.11元。郑元龙涉嫌交通肇事罪，案件正在侦办中，原告诉求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原告三项损失共计510945.11元，已获得交强险赔偿11万元，剩余损失为400945.11元。综上所述，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被告郑元龙违法驾驶机动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对于原告的合法损失400945.11元，被告中国财险济宁分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承保人，应当在商业三者险合同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郑元龙要求原告返还其垫付的丧葬费35000元，原告无异议，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赔偿原告王玉兰、刘明华、刘明兴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共计人民币400945.11元。二、原告王玉兰、刘明华、刘明兴返还被告郑元龙垫付的丧葬费人民币35000元。三、驳回原告王玉兰、刘明华、刘明兴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二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7482元，由原告王玉兰、刘明华、刘明兴承担203元，被告郑元龙承担7279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一审中，上诉人明确承认其提交的2018年3月16日签字的投保单和关系证明中“张华磊”的签名不是张华磊本人所签。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张华磊车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投保人声明不是原件，且即使2014年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投保商业险时张华磊在投保人声明中签字，但该证据也仅能证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对商业险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不能证明2018年张华磊投保时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不仅是法定义务，也是诚信原则对保险人的要求，上诉人关于续保时不必再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时未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合同中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不能依据未生效的免责条款中的约定进行抗辩。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是法定的独立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关于“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的规定，不及于“投保人声明栏”处的代签章。司法解释将投保人交纳保险费视为投保人追认了代签合同的无权代理行为，保险合同对其生效，但不能据此认为投保人认可保险人已经向其履行了保险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82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育颖审判员  李曙霞审判员  王玉东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陈闪书记员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