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民初80号原告：安康，男，汉族，1949年2月8日出生，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家谋，河南师大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红图，河南红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东泽，男，汉族，1975年11月26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街道通巷西街156号安通公司大厦。法定代表人：郭东圣,该公司董事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山、丁楚琪，福建厦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仁建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173号10层1001室。法定代表人：林晓楚，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山、丁楚琪，福建厦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安康与被告郭东泽、安通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安通公司”）、第三人仁建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仁建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家谋、赵红图，被告郭东泽、安通公司以及第三人仁建公司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张东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郭东泽承担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差额补足和信托受益权远期受让的义务，即向原告返还信托借款本金2亿元人民币和利息以及违约金（利息以2亿元为基数，按年化13%收益为年利率，自2018年8月21日累计支付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违约金以2亿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自2018年10月11日起累计支付至实际履行完毕全部支付义务之日止）。截至立案之日即2018年10月16日，暂计算利息为404万元，暂计算违约金为36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安通公司对诉讼请求第1项下数额的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请求判令被告郭东泽、安通公司承担本案原告的律师代理费461万元。4.请求判令由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安康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郭东泽、安通公司承担律师代理费136万元。事实和理由：一、2017年9月27日，安康与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吉林信托“）签订《吉信.融通246号仁建国贸信托贷款事务类单一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为“《信托合同》”），购买信托产品2亿元。二、2017年9月28日，为确保安康的资金安全和收益实现，安康与郭东泽签订《差额补足和信托受益权远期受让协议》（以下简称为“《差补和受让协议》”），约定郭东泽以差额补足及受让安康信托受益权的方式为安康的信托本金及年化13%收益按期足额获取提供担保责任。三、2017年9月28日，安通公司与安康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安通公司就前述担保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四、2017年10月11日，安康将2亿元汇至吉林信托。同日，吉林信托按照其与仁建公司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向仁建公司发放了贷款。按照《信托贷款合同》，仁建公司每2个月支付一次利息，仁建公司支付利息至2018年8月21日。2018年10月10日，案涉信托贷款到期，但仁建公司无法依约履行还款义务。故安康诉请要求郭东泽依照《差补和受让协议》承担“差额补足和信托受益权远期受让”义务，并要求安通公司依据《保证合同》向安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望判如所请。郭东泽、安通公司辩称，一、本案中，安康与吉林信托签订《信托合同》，吉林信托与仁建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但安康与仁建公司之间未签订任何合同，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二、案涉《差补和受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郭东泽）愿意以差额补足及受让甲方（安康）信托受益权的方式为甲方的信托本金及年化13%收益的按期足额获取提供担保责任。故，该协议性质应为担保合同，其担保对象是信托本金和年化13%的利息。但该案涉信托本金和年化13%的利息是仁建公司在《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对吉林信托所负的债务，而非安康对仁建公司享有的债权。事实上，安康与仁建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债务关系，而《差补和受让协议》作为主合同的从合同，由于安康对仁建公司的“主债权”不存在，故该《差补和受让协议》应当无效。三、安通公司与安康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案涉《保证合同》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另，鉴于《保证合同》是《差补和受让协议》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应无效。综上，安通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四、安康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安康在按每年13%的标准计算利息的基础上，另行按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主张违约金，该违约金明显过高，不应支持。五、安康主张的律师费损失缺乏依据。案涉《差补和受让协议》并未约定律师费用承担问题，且《差补和受让协议》应认定无效，郭东泽不应承担支付安康律师费的责任；案涉《保证合同》无效，安通公司亦不应承担安康的律师费用。仁建公司述称：本案中，安康与吉林信托签订《信托合同》，吉林信托与仁建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但安康与仁建公司之间未签订任何合同，故安康与仁建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仁建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向安康支付了500万元，于2018年12月29日向安康支付了250万元，该两笔共计750万元应该在仁建公司对吉林信托的债务里面扣减。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7年9月27日，安康与吉林信托签订《信托合同》。信托期限为12个月，受益人为安康。信托期限内，受益人可以转让信托收益权；信托终止，信托财产返还受益人。合同另约定，信托资金由吉林信托按照委托人安康的意愿，以吉林信托的名义，向安康指定的仁建公司发放信托贷款。2.2017年9月27日，安康与郭东泽签订《差补和受让协议》。协议中明示，郭东泽为仁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保证安康的资金安全和收益实现，郭东泽愿意以差额补足及受让甲方信托受益权的方式为甲方的信托本金及年化13%收益的按期足额获取提供担保责任。按照协议约定，郭东泽的差额补足义务指：安康在《信托合同》项下每个信托利益分配日（含信托存续期间的信托净收益分配日和信托到期分配日），如因包括但不限于仁建公司未能及时、足额清偿《信托贷款合同》项下本息等任何原因，导致安康未能按照年化13%的信托收益率按时、足额获得信托利益分配的，郭东泽应就差额部分承担全额补充责任。包括：信托存续期间，若安康依照《信托合同》所获得信托净收益未能达到年化13%的收益率，不足部分，郭东泽应当向安康补足差额；信托到期分配日，郭东泽应向安康支付信托贷款本金2亿元，及未补足至年化13%收益的差额部分。郭东泽的远期受让信托受益权的义务指：郭东泽按照协议约定应当受让安康的信托受益权。若郭东泽已履行完毕差额补足义务，视为支付完毕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则信托终止时，安康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郭东泽；若郭东泽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安康有权利要求郭东泽补足差额，受让信托受益权。3.《差补和受让协议》第三条违约责任约定：郭东泽未能按时、足额支付本协议项下任何应付款项的，自逾期支付之日起，以安康设立信托时交付的信托资金为计算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向安康支付违约金，直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4.2017年9月28日，吉林信托按照受托人安康的指令，与仁建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合同约定信托贷款金额以实际发放为准，信托贷款期限为12个月，年利率13%。仁建公司应自收到信托贷款之日起，每2个月支付一次贷款利息，借款到期后应一次性将贷款本金及利息清偿完毕。5.2017年9月28日，安康与安通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安通公司就郭东泽依据《差补和受让协议》应向安康支付的差额补足款、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违约金，以及安康为实现上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向安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2年，自《差补和受让协议》确定的债权到期之日起次日开始起算。6.2017年10月11日，安康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将2亿元信托资金转入吉林信托银行账户。同日，吉林信托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约定，将2亿元信托贷款发放给仁建公司，贷款期限从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10月10日，双方共同签订《借据》对上述贷款事实予以确认。7.2018年10月10日，案涉信托贷款到期，仁建公司依照《信托贷款合同》支付了从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的利息，共计10个月零10天。8月21日后未再履行付息义务，郭东泽亦未按照《差补和受让协议》约定向安康补足差额，受让信托受益权。本院认为，经梳理上述案件事实，案件当事人对《差补和受让协议》、《保证合同》的有效性存在异议，对案涉其他合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存在异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差补和受让协议》是否有效？即安康能否依据该协议要求郭东泽承担差额补足和远期受让的义务；二、《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即保证人安通公司是否应就郭东泽按照《差补和受让协议》约定承担的差额补足和远期受让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针对焦点一《差补和受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从《差补和受让协议》内容来看，郭东泽依约受让安康的信托受益权，其取得案涉信托受益权的对价，是向安康支付信托本金及补足该本金收益不足年化13%的部分。在案涉《信托合同》、《信托贷款合同》的背景下，《差补和受让协议》对于郭东泽受让信托受益权的对价及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的约定，对于《信托合同》、《信托贷款合同》而言，显然具有一种分担风险，强化信托资产投资安全的增信作用。故安康与郭东泽签订的《差补和受让协议》既具有信托受益权转让的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又具有增信担保作用的差额补充法律关系，系无名合同。其中郭东泽对安康承担的安康从吉林信托获取的信托净收益不足信托本金年化13%部分的差额补充义务，属于郭东泽作出的支付承诺，相对于被补充之债权具有独立性。此与通常具有从属性、补充性的保证担保不同，客观上虽然具有增信担保的保障作用，有别于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担保行为。综上，郭东泽主张《差补和受让协议》实为担保合同，因主合同不存在，故《差补和受让协议》作为从合同亦应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涉《差补和受让协议》是独立合同，系安康与郭东泽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安康有权利要求郭东泽依约履行协议。针对焦点二，关于安通公司所做的保证担保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一、本案中，郭东泽持有安通公司35.19%的股份，系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且郭东泽在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郭东泽依法有权代表安通公司与安康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合同所代表的是公司，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担保合同也不例外。二、《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意在强调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的担保能力做出权利安排和限制规定。其对于法定代表人签约代表权等方面的限制和分配，属于公司内部事务，对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若违反《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公司或其他股东可以据此向法定代表人追责，只要不能证明《保证合同》签约双方有恶意串通的行为，即应认定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有效。具体到本案：首先，案涉《保证合同》第一条“保证人的陈述与保证”第1.2项中明确表示：“保证人为债务人提供保证担保完全出于自愿，并经内部有权机关通过，不违背公司章程，保证人在本保证合同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原告安康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应当履行何种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安通公司书面作出上述保证，应视为安康已尽到相应注意义务。在无证据证明原告安康与时任安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东泽恶意串通行为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下，该《保证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其次，即使该《保证合同》的签订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也是由于安通公司或郭东泽的不当行为导致的。作为《保证合同》的另一方善意当事人，安康在已尽到上述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对签订《保证合同》并无过错。如果案涉《保证合同》因一方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而被认定无效，那无异于让善意方替违法者安通公司或郭东泽承担不利后果，显然有违法律之公义。另，若因郭东泽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公司或其他股东可据此向郭东泽追责，此亦无涉安康本人。三、根据安通公司的公开材料，2017年，即案涉《保证合同》签署年度，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华普天健经审查安通公司后，出具《2017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其中明确表示没有发现存在上市公司违反章程规定对外出具担保的事实。且安通公司2017年《内控制度评价报告》中也没有发现内控重大缺陷。可见安通公司认可其与安康签订的《保证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按照安康公司主张，该《保证合同》因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而应认定无效，免除其保证责任，将势必鼓励“出尔反尔”的投机行为。根据禁止反言原则，行为人不能通过背信弃义的行为间接获利，否则将妨害交易的安全稳定，并对整体融资秩序和金融债权造成损害。即使作为上市公司，安通公司未如实披露有关担保情况，有可能损害广大股民利益，该行为亦应由股市监管部门依法查处或股民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权利救济，并不必然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综上，案涉《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安康有权利要求安通公司依约承担保证责任。对于安通公司主张《保证合同》无效、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针对于安康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一、本院认定安康与郭东泽之间签订的《差补和受让协议》合法有效，故安康有权利诉请郭东泽承担双方约定的差额补足和信托受益权远期受让义务。依据该协议，郭东泽应向安康支付信托本金以及信托收益不足年化13%的收益部分。根据案件事实，仁建公司依照《信托贷款合同》支付了从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的利息，共计10个月零10天。故郭东泽应依约向安康支付2亿元本金以及年化13%的收益（以2亿元为基数，按年化13%收益为年利率，从2018年8月21日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另，郭东泽未依照《差补和受让协议》按期向安康支付信托受益权受让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安康主张违约金以2亿元为基数，按协议约定每日万分之三，自2018年10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全部义务之日止，符合合同约定。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水平不存在过高的情形，且郭东泽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安康主张的违约金过高，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予以支持。二、安康与安通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应属有效，安康有权利要求安通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本院对安康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三、案涉《差补和受让协议》并未约定若郭东泽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则应承担安康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代理费，故安康诉请郭东泽承担本案的律师代理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案涉《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范围包括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代理费，且案涉律师费136万元是以《2016年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作为取费依据，不存在不合理的虚高收费，故本院对原告主张安通公司应当承担律师费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本院对原告安康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郭东泽向原告安康承担差额补足及信托受益权远期受让义务，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安康信托本金2亿元及信托收益及违约金（信托收益以2亿元人民币为基数，按年化13%为年收益率，自2018年8月21日起计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违约金自2018年10月11日起，以2亿元人民币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计算至全部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仁建公司分别于2018年11月30日、12月29日向安康支付的500万元、250万元，共计750万元，在上述应付款项中扣除）；二、被告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被告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安康的律师代理费136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6,8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31,351.50元，由被告郭东泽、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荆国安审判员  王玉坤审判员  王 硕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贾平书记员李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