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3325民初4号原告：和永兴，男，l957年5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兰坪县。被告：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通甸镇河边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通甸镇河边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和正兴，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和友清，男，系该村民委员会监督委主任。被告：兰坪县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通甸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兰坪县通甸镇通甸街。法定代表人:和志培，系该镇政府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陆，系该镇政府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第三人:和金生，男，普米族，1962年10月15日生，农民，住兰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咏平，云南田钧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和爱泉，男，普米族，1954年9月27日生，农民，住兰坪县。原告和永兴与被告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通甸镇河边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河边村委会）、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通甸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通甸镇政府），第三人和金生、和爱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和永兴，被告河边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和正兴、委托诉讼代理人和友清，被告通甸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陆，第三人和金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和爱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和永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及货款共计19889.22元；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88年通甸乡河边村公所（以下简称：河边村公所）由和金生任村长，和爱泉任书记，和佘任副村长，张顺友任干事。河边村公所领导让原告负责开挖通甸黄竹村的伐木公路，经1988年1月8日、8月21、12月30日三次结算，被告欠原告工程款及小卖铺货款共计19889.00元。当时村公所领导告诉原告暂无经费，等有经费时再还，遂给原告出具《欠条》。此后原告每年都向被告提出偿还债务的请求但未果。由于原告不断催促被告还款，诉讼时效不断中断，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河边村委会辩称，1.2016年和正兴任河边村委会主任后，原告于2017年春节前就其主张的债务向和正兴询问过，和正兴答复对该债务不知情。后和正兴向通甸镇政府反映后，镇政府也回复对原告的债务不知情。河边村委会的债务都是在村委班子换届时由上一届村委班子移交到下一届村委班子，但和正兴任河边村委会第六届村委会主任至今，从未接收到该笔债务，故河边村委会不应承担支付义务；2.原告主张是开挖伐木路产生的工价，但河边村委会没有因伐木路取得收益，该债务如何产生不知情，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通甸镇政府辩称，其不同意支付原告的诉请，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告非本案适格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才有履行合同的义务，被告通甸镇政府不是合同当事人，原告也无其他证据证明通甸镇政府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故被告通甸镇政府在本案中无履行合同的义务，也不是适格的当事人；2.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一百三十九条、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本纠纷发生在1998年，河边村公所于1999年1月8日最后一次向原告出具《协议书》和《欠条》，此后原告无证据证明在诉讼时效内向二被告主张过权利，其诉讼时效无法定中止和中断的事由；3.原告第一次起诉时主张的欠款为9889.22元，与本案提交同样的证据，诉讼请求为何又变成了19889.22元，其两次诉讼请求相互矛盾，《协议书》及1999年1月8日出具的《欠条》中的金额已包含在欠款9889.22元中。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第三人和金生答辩称，1.河边村公所确实欠了原告劳务费及货款，但全额绝对不是19889.22元，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货款765.90元包含在欠款9889.22元中。原告向张顺友预支了一部分款项，但具体金额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现村公所欠原告的钱少于9889.22元；2.同意被告通甸镇政府的答辩意见，原告的诉讼确实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和爱泉辩称，1.河边村公所欠原告工程款9133.32元、货款765.90元，共计9889.22元，此欠款属实；2.总欠款9889.22元中应扣除村委会干事张顺友手内的预支款，扣除后实欠4000.00元；3.1998年12月30日河边村公所出具的《协议书》是还款协议而不是欠款依据。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提交的1998年8月21日出具的《欠条》原件1份，《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各1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予以认可，证明观点予以采信；1999年1月8号出具的《欠条》、《协议书》原件各1份，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观点中作为欠款依据不予采信，其余证明观点予以采信；2.对本院依职权向和爱泉作的《询问笔录》、向兰坪县档案局调取的中共通甸乡委员会文件通党发〔2000〕15号、27号，中共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委文件兰发〔2000〕17号、18号，中共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委办公室文件兰办发〔2000〕55号文件复印件各1份，三性予以认可，并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8年，原告为河边村公所开挖公路，除此之外，河边村公所还在原告开设的小卖铺内赊欠货物。1998年8月21日，河边村公所向原告出具《欠条》，确认尚欠原告开挖公路工程款9123.32元、货款765.90元，共计9889.22元未支付，《欠条》中“村干部签字”处签有“和爱泉、和金鱼、和金生、张顺友”，其中“和爱泉”、“和金生”的签名系本人所签，“和金鱼”、“张顺友”的签名系和爱泉、和金生二人代签，《欠条》加盖了河边村公所印章。1998年12月6日，和爱泉、和金生在该《欠条》上方空白处承诺欠款于1998年12月22日还清，并进行了签名捺印。1998年12月30日，和爱泉出具《协议书》，承诺于1999年1月15日前向原告支付工程款6000.00元，并加盖了河边村公所的印章。1999年1月8日，和金生出具《欠条》，承诺于春节前6日内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000.00元，并加盖了河边村公所的印章。另查明，和爱泉、和金鱼、和金生、张顺友系1998年河边村委会村委班子成员，其中和爱泉任村长，和金生任书记。另查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委于2000年6月23日印发怒发[2000]21号《怒江州村级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改革方案的内容之一为村公所（办事处）辖区范围内设立村民委员会，村民直选村民委员会成员，撤销村公所；村干部退出乡（镇）干部编制序列，由选聘制改革为选举制；村级体制改革工作分五个阶段，时间为51天。根据怒江州委及兰坪县委关于村级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要求，通甸乡党委于2000年7月6日印发了《关于在级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将通甸河边村公所作为首批试点进行村级体制改，同年8月25日前通甸村公所村级体制改革如期结束。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与谁存在合同关系及应由谁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事实可知，1998年原告向被告河边村公所承包该工程时，河边村公所尚未进行村级体制改革，其属于通甸乡政府派驻河边村的办事机构，无独立的法人资格，村公所的村干部属于通甸乡政府的的选聘人员，从事的事务都是通甸乡政府的行政性事务，属履行行政职务行为，因此，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的是通甸乡政府，其法律后果应由通甸乡政府承担，通甸乡政府现更名为通甸镇政府后，其债务应由通甸镇政府承担。被告河边村委会作为派出机构，第三人和金生、和爱泉作为聘用人员，不是合同相对方，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支付合同价款的责任。二、关于合同效力及欠付金额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债务分为工程款及货款。1.工程款部分。因自然人不具备建设工程的施工资质，故原告与被告通甸乡政府以口头方式签订的开挖伐木路的承包合同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虽然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原告已按约进行了施工，工程已经验收并交付使用，故被告通甸镇政府应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货款部分。除开挖伐木路之外，被告通甸政府还从原告开设的小卖铺内赊欠货物，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之规定，被告向原告赊欠货物，应当按约定的数额向原告支付货款。关于欠付金额的问题，经结算，河边村公所于1998年8月21日出具的《欠条》，确认欠付原告工程款9889.22元、货款765.90元，共计9889.22元，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同人民法院判决强行偿还。”之规定，被告通甸镇政府应当向原告和永兴偿还工程款及货款共计9889.22元。对原告要求按《协议书》及1999年1月8日出具的《欠条》支付的共计10000.00元，根据原告在（2018）云3325民初477号一案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原告自认《协议书》及1999年1月8日出具的《欠条》与1998年8月21日出具的《欠条》指的是同一笔欠款，基于同一事实，《协议书》及1999年1月8日出具的《欠条》均是如何偿还9889.22元欠款的约定，加之，原告自述其承包工程已于1998年8月21日前完工并结算完毕，此后其与被告通甸政府之间再无其他合同关系，也无新增工程款，故原告的主张与其陈述之间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欠付金额应按1998年8月21日出具的《欠条》为依据，共计9889.22元。对第三人和金生提出张顺友已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款项，现未付款项少于9889.20元的主张，及和爱泉提出扣除张顺友支付的款项后，实际欠款为4000.00元的主张，因第三人和金生、和爱泉均未对其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第三人和金生、和爱泉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第三人和金生、和爱泉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期限为三年。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当事人陈述及原告于2018年7月12日向本院就涉案款项提起诉讼的情况来看，原告作为权利人，并不知晓河边村公所属于通甸乡政府的派出机构这一重要事实。从原告一直向河边村委会主张债权的情况来看，其也一直对河边村公所与河边村委会的关系不知情，一直以为付款义务人为河边村委会，主观上对付款义务人存在认识错误，直至2018年7月12日，其向本院就涉案款项提起诉讼后，本院于2018年11月29日向其进行释明后，其才知晓河边村公所与通甸乡人民政府的关系，才知晓付款义务人应为通甸镇政府并于当日申请撤诉，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原告知道义务人为被告通甸镇政府之日起开始起算，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兰坪县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通甸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和永兴支付工程款9123.32元、货款765.90元，两项共计9889.22元；二、驳回原告和永兴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7.00元，由原告和永兴负担149.00元，被告兰坪县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通甸镇人民政府负担148.00元（未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和晓艳审 判 员  彭鑫亮人民陪审员  羊红双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 记 员  王慧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