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22民初227号 原告：李某，女，1986年2月5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南宁市武鸣区。 原告：潘某3，男，1986年6月6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南宁市武鸣区。 原告李某、潘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腾，男，1986年1月6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南宁市武鸣区，系原告李某的堂哥。 原告：潘某1，男，2013年12月30日出生，壮族，学生，住南宁市武鸣区。 原告：潘某2，男，2016年7月16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武鸣区。 原告潘某1、潘某2的法定代理人：潘某3（父亲），身份信息同上。 原告潘某1、潘某2的法定代理人：李某（母亲），身份信息同上。 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九里村第一村民小组，住所地为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九里村大路屯。 负责人：李福圩，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晟，广西昭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某、潘某3、潘某1、潘某2与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九里村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九里村一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潘某3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腾，被告九里村一组的负责人李福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某、潘某3、潘某1、潘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252,000元；2.案件受理及其他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李某的祖辈于1979年落户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九里村大路屯第一村民小组，1983年第一村民小组分配集体土地经营至今。2017年初，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九里村第一村民小组名下的集体土地依法被国家征收，于2017年9月26日与政府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及《附加协议书》，由政府征收被告“生骨”、“火连”、“可直”等地共计937.08亩，政府支付被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73,807,200元及分配相应的“三产”用地，并将上述款项拨付给被告。2018年7月11日，被告以《武鸣区城厢镇九里村一队社员征收土地安置费、补偿费分配方案》按81户共316人，每人15万元第一次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共支出4,665万元，把原告排除在外，原告因此诉至法院。2018年10月份，武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原告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告应支付原告每人15万元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2018年11月，被告组长李福圩、会计李开丰、出纳吕新才在未召开村民会议和对分配方案公示的情况下，巧立名目以《退还我们生产队自入社以来至1975年的社员的公积公益金》为由，私下二次分配征地补偿款，根据他们的意愿决定哪些人可以参与分配，同样把原告排除在外。2018年11月22日，被告委托南宁市武鸣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北分社按316人每人6.3万元标准分配征地补偿款，共计1,990.8万元。被告编造上述理由拒绝向原告支付同等份额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但被告无论以哪种理由都不能否认这个款项是征地款的事实，而根据相关法律，只要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均可分配同等份额的征地补偿费。综上，依据我国《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6号）第24条的规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依法享有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五款、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被告在未召开村民会议，也未对分配方案进行公示的情况下，巧立名目私分集体财产，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判如所请。 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征地补偿协议书、附加协议书，拟证明被告的集体土地被政府征收后，政府已向被告拨付征地款。2.第一次分配方案、第二次分配方案，拟证明被告未分配征地款给原告。3.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4.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结婚证、九里村民委员会证明，拟证明四原告身份及户籍情况。5.土地承包证、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书、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原告在被告处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6.武鸣县农村个人建设住宅用地批准书、村委证明、证明，拟证明原告李某的父亲在被告处有住房，李某成家后在被告处也有独立住房。7.宁武镇唐村13组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该村组在对杨雪玲户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时，未核查清楚家庭成员情况，所登记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8.武鸣区宁武镇政府的证明及情况说明，拟证明目前宁武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尚未发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仅作为工作档案参考，土地确权情况应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准。宁武镇唐村13组在对村民杨雪玲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时未核查情况，该户潘某3、李某、潘某1户口不在宁武镇唐村，长期在外，所登记的情况与客观实际不符，现该三人已申请变更。 被告九里村一组作出如下答辩：原告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分得征地补偿款及安置补助费。1.根据《关于审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桂高法（2015）330号关于原始取得和加入取得的规定，原告李某的祖辈自1979年从未经合法手续将户口迁入本组并在本组居住、生活，不符合加入取得本生产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条件，因此，从法律、政策上，原告李某不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补偿费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被告九里村一组曾在2018年7月11日和2018年11月26日按户代表议定签名的方式通过决议分配征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以及退还本组自入社立队至1975年的社员的公积公益金。这两次分配方案均是按照《村民组织法》规定由户代表签名决定和发放，同时同意不发给原告，即不认可原告为本生产组成员。另，本生产组管委会于2018年11月18日召集全组户代表通过法定人数讨论决定分配集体公益公积金，决定李开南、李开武户（包含其子孙26人，含原告）因为非法迁入本组，不应认定为本组人口，不应享受公益公积金退回分配即不认可原告为本生产组经济成员。可见，本生产组集体通过民主议定程序通过分配方案是合法有效的，原告无权主张分配集体征地补偿费和公益公积金。3.从客观事实和情理来讲，1979年生产队已通过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各生产队调整土地山林面积已确定，原告原籍是，其应享有的土地、山林等利益均在，应向原籍集体经济组织主张权利。原告迁入本生产组未经合法程序，政府未调配给生产组多一分田地，原告的迁入直接占用了本组集体成员的份额，导致人均用地减少，生活困难。因此，原告的迁入侵害了本组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不予支持。4.原告主张按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均等分配权有失公平公正。1979年前，本生产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荒改良土地，大搞水电基础设施付出大量的血汗劳力，而原告迁户后坐享其成，主张按人头等分权利，于法无据，故无权享受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和退回集体公益公积金。5.原告李某虽出生在本组，但其父母均不具备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所以也不应享受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更不应分得集体公益公积金。原告潘某3因婚姻到本生产组生活，其在原户籍的承包地并未退回，仍在原户籍地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不应享受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提交的证据有：1.2018年11月18日签到表及会议记录各一份，拟证明被告依照民主议定程序开会讨论集体公益公积金的分配，同时决定原告家庭户不属于本生产组人口，不得享受退还的公益公积金。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拟证明李某、潘某3、潘某1在潘某3原户籍地宁武镇唐村第十三村民小组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现综合认证如下： 1.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2.被告认为原告的第3组证据民事判决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不具有证明能力。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该份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故本院对于原告提交的3号证据民事判决书中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予以确认。 3.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户口簿、九里村民委员会证明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理由是原告潘某3迁户前未经被告讨论同意，被告的上述理由无法律依据，且原告提交的户口簿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系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书证，村民委的证明与户口簿则共同证实原告潘某3迁户的原因及事实，被告未能提供充分理据，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依法予以确认。被告对第4组证据的其他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仅对关联性有异议。经查，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结婚证共同证实了原告的自然情况，与本案有关联，且是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基础，即具有证明能力，应予以采纳。 4.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第5、6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反映原告一家在被告处生产、生活的情况，与被告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具有关联性，应予以采纳。 5.围绕原告李某、潘某3、潘某1在潘某3原户籍地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并发表辩驳意见。经查，被告提交的武鸣区宁武镇唐村第13村民小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系该村民小组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工作中形成的材料，并非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证明，而原告提交的由宁武镇唐村13组出具的证明对于被告提交的上述材料进行了说明，即该村组在对杨雪玲户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时没有完全核查该户家庭成员的情况，李某、潘某3、潘某1户口不在本村组，在本村组没有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原告提交的宁武镇人民政府的证明，对唐村13组说明的情况予以了确认，同时证明宁武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尚未发证，应以最终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准。综上，从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来源、形成的时间先后、证明效力的高低等方面，并结合已认定的其他证据及事实进行判断，原告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的证据，应予以确认。 6.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村民会议记录的内容是否具有合法性将在论述部分阐明，在此不赘述。 7.关于被告九里村一组提出2018年11月22日分配的款项性质为“公益金”、“公积金”的意见经查无事实依据，被告称原告提交的卡折对账单“2018-11-22”的交易摘要为“征地”系银行笔误的意见亦无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某出生于1986年2月5日，出生后户籍随父亲李文倬登记在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九里村大路屯4号。李文倬家庭户自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一直在被告处承包经营土地，领取政府发放的相关农业补贴。2009年12月1日，李某与南宁市武鸣区宁武镇唐村村下潘屯的村民潘某3结婚，婚后户籍未迁出，二人在武鸣城区务工贴补家用。李某、潘某3分别于2013年12月30日、2016年7月16日共同生育儿子潘某1、潘某2。2014年1月10日，李某、潘某1因分户由武鸣区城厢镇九里村大路屯4号迁到该屯133号，后在该地址建房居住；2015年7月27日，为方便照顾李某的父母，潘某3以夫妻投靠将其户籍由武鸣区宁武镇唐村村下潘屯84号迁入武鸣区城厢镇九里村大路屯133号；2016年7月25日，潘某2以出生申报将户口登记在武鸣区城厢镇九里村大路屯133号。 另查明，为了南宁教育园区武鸣东片区项目建设需要，2016年8月12日，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政府征地工作组到被告处与李某户就征收土地青苗、地上附着物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在《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书》上，双方确认政府应当支付给李某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合计58,940元，李某已收到该款。2017年9月26日，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人民政府与被告九里村一组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和《附加协议书》，协议城厢镇人民政府征收九里村一组土地土名“生骨”、“火连”等面积共937.08亩，按照协议约定，武鸣区城厢镇人民政府应付给九里村一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937.08亩-117亩）×90,000元/亩＝73,807,200元。协议签订后，武鸣区城厢镇人民政府已将上述款项全部支付给九里村一组。九里村一组经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并通过分配方案，于2018年7月11日以每人150,000元的标准发放第一批次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共发放给81户316人，发放金额共计47,400,000元。四原告因未能参与上述款项的分配而与九里村一组产生纠纷，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已作出一审判决，但九里村一组不服提出上诉，现案件处于二审阶段。 还查明，2018年11月22日，被告九里村一组以退还入社以来至1975年社员的“公积公益金”的名义发放第二批次的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按每人63,000元的标准分配给村组成员，四原告因未能参与此次分配再次与被告产生纠纷，诉至本院。 审理中，原告李某、潘某3、潘某1、潘某2于2018年12月17日向本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请求对被告九里村一组在南宁市武鸣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北分社的银行存款予以冻结，冻结金额为252,000元。2018年12月17日，本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对被告该银行账户内的存款予以冻结，冻结金额为252,000元。 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四原告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具有九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否有权分得征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应当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本案中，原告李某生于九里村一组并在该村居住生活，以家庭户为单位在该村承包经营土地，其出嫁后户口未迁出，丈夫、子女均随其落户在被告处，在被告处有固定住所，虽其外出务工，但原有的土地承包权并不因此而自动丧失，农村集体土地仍是其生活的基本保障，故李某具有九里村一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潘某3与李某婚后将户籍迁入被告处，因婚姻加入式取得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潘某1、潘某2出生后落户于被告处，因出生原始取得被告九里村一组成员资格。被告九里村一组提出原告李某、潘某3婚后不在被告处居住生活，李某的承包地已被集体收回，已实际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主张，但未举证证明村民小组何时召开会议决定将李某的承包地收回，亦未举证证明四原告已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或者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故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农村集体土地是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作为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集体土地的形成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个人劳动或者贡献没有关系。相应的，土地补偿费的收益主体是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全体成员，土地补偿费分配权当然就没有体现所谓“权利义务对等”，这是成员权项下自益权平等性的必然要求，而对这种“平等性”的保障，是对基本人权的维护。故被告以原告的祖辈非原著村民、对集体经济组织贡献较小为由设定门槛，拒绝向原告均等分配土地补偿费，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的规定，村规民约是基于法律授权而制定，是村民自治的主要途径，但村规民约不是用来替代法律，更不能与现有法律相冲突，“合法性”是村规民约的基本要求，只有合法的村规民约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前所述，四原告实际上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被告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被告却以村规民约、大多数村民意见为由拒绝让原告参与分配土地补偿费，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九里村第一村民小组按人均63,000元标准支付原告李某、潘某3、潘某1、潘某2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共计252,000元。 案件受理费5,080元、保全费1,780元，共计6,860元，由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九里村第一村民小组负担。 上述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于本案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 慧 人民陪审员  吴庆华 人民陪审员  谢记生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韦佳健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