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9民终5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元贵，男，197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巴中市巴州区梁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巴中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巴中市。 法定代表人：杜少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巴中市巴州区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元贵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巴中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1902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元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被上诉人巴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元贵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1902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事实劳动关系；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于2005年8月被巴运公司招聘为长途客车驾驶员，工龄长达14年，并向被上诉人交纳了安全押金10000元，至今未退还上诉人。同时签订了《计划外劳动用工合同》，合同到期后，被上诉人没有与上诉人续签《劳动合同》，上诉人至今仍在为被上诉人劳动，由被上诉人劳动调度和支配上诉人的劳动岗位；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工作证》《服务证》《派车单》《考勤卡》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3.原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符合法律规定的用人主体，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制定的规章制度下进行劳动，并接受了被上诉人的劳动管理、劳动支配和调动。 被上诉人巴运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上诉人提交的《工作证》《服务证》《派车单》《考勤卡》等证据，被上诉人办理这类证件都是为了经营和安全管理的需要；3.被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被上诉人没有与上诉人形成任何法律上的联系；4.上诉人与单车实际经营人达成并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该协议约定了一切经营上成本都是由单车实际经营人承担，合同签订后，根据自己单车经营需要，自主雇请驾驶员，巴运集团仅审核驾驶员的资质。 李元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巴中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巴劳人仲案〔2018〕40号仲裁裁决；2.依法确认李元贵与巴运公司之间有事实劳动关系；3.本案诉讼损失由巴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巴中市汽车运输总公司改制后成立四川巴中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按照“规模化、集约化、公司化”经营管理的原则，对挂靠或租赁的客运车辆运行采取“定额上交、成本自理、超收自留、亏损自负”的经营模式。同时，巴运公司与客运车单车经营车主（单车实际经营人、车主）签订《道路旅客运输车辆租赁暨经营协议》或《客车经营协议》，约定：车主一次性支付协议期内的车辆折旧费，租赁经营，按月上缴租赁费、管理费；并就其他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 单车经营车主与巴运公司签订合同后，又作为甲方与客运车辆驾驶员作为乙方签订《车辆经营者与雇佣驾驶员劳务用工、劳动安全合同书》或《驾驶员劳务用工、安全合同书》，合同对雇佣驾驶员的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社会保险、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约定。 基于相关合同的约定，李元贵向巴运公司缴纳了安全抵押金，其所驾驶车辆的行驶证、班线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均属于巴运公司；巴运公司为李元贵发放了派车通知单等身份证明，但未向李元贵发放过工资等劳动报酬；李元贵不受巴运公司公司考勤、请销假等制度的约束。 之后，李元贵就劳动关系成立与否向巴中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巴中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巴劳人仲案〔2018〕4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了李元贵的仲裁请求。李元贵遂起诉提出上列请求。一审法院受理后，在审理过程中，因李元贵与巴运公司双方分歧较大，致使调解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隶属性是劳动关系的本质特点，是判断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根本标准，即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隶属性来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应有人格上、经济上的隶属性；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获得用人单位发放的劳动报酬。 关于李元贵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诉请。巴劳人仲案〔2018〕40号仲裁裁决书不属于终局裁决，李元贵该项诉请不当，不予支持。 关于李元贵、巴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各单车经营业主与巴运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营运收益归各单车经营业主所有，巴运公司无权支配，合同双方是一种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属民事法律法规调整的范畴；而李元贵与车辆经营者签订的相应合同明确了双方的主体地位，亦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巴运公司未向李元贵发放过报酬，双方没有人格、经济上的隶属性，且李元贵不接受巴运公司的考勤管理，也不用遵守巴运公司内部管理的规章制度，故李元贵与巴运公司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特征，李元贵请求确认李元贵与巴运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诉请，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元贵与巴运公司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驳回李元贵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巴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车辆经营者与雇佣驾驶员劳务用工劳动安全合同书，拟证明在一审裁判后，二审上诉期间，相关驾驶员与各单车经营者以劳务用工的形式签订劳务合同，以该证据否认上诉人的上诉观点虚构不成立。上诉人李元贵对被上诉人巴运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新证据使用；2.该证据是车辆经营者与雇佣驾驶员劳动安全合同书，是一份安全合同，不能证明上诉人与巴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3.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本案对被上诉人巴运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李元贵是否与被上诉人巴运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首先，从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来说，隶属性是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隶属性主要是指劳动者在特定时间内根据用人单位的安排（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和具体工作方式上听从用人单位的指挥、管理和监督），将自己的劳动力交由其支配，并服务于用人单位设定的经营目标。劳动者出让劳动力的使用权以获取劳动报酬作为谋生的手段，在经济上依赖于用人单位。本案中，上诉人李元贵与车辆实际经营者签订《驾驶员劳务用工、安全合同书》，对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作了约定，即上诉人李元贵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时间等均是由车辆实际经营者安排，接受车辆实际经营者的管理和支配，而并非由被上诉人巴运公司安排，上诉人李元贵与被上诉人巴运公司不具备人身隶属性；上诉人李元贵为车辆实际经营者提供驾驶劳务，是由车辆实际经营者为其发放劳务报酬，而并非是在被上诉人巴运公司处领取工资，上诉人李元贵与被上诉人巴运公司也不具备经济上的隶属性。因此，上诉人李元贵与被上诉人巴运公司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建立的要件。 其次，劳动关系的认定还要考虑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建立劳动关系达成了合意。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内容至少应包括用人单位愿意招用劳动者在其安排管理下进行劳动，同时劳动者在提供劳动后有权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等。合意的形式可以是书面的（如订立劳动合同），也可以是默示的。本案中，上诉人李元贵与被上诉人巴运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上诉人李元贵系与车辆实际经营者签订的《驾驶员劳务用工、安全合同书》《车辆经营者与雇佣驾驶员劳务用工、劳动安全合同书》，上诉人李元贵为车辆经营者提供劳务获得报酬，车辆实际经营者与上诉人李元贵之间可实行双向选择，被上诉人巴运公司对上诉人李元贵等进行资质审查和考核，系基于驾驶客运车辆行业的特殊要求，也是相关规定的要求，并非被上诉人巴运公司的企业用工行为。由此可见，上诉人李元贵与被上诉人巴运公司之间既不存在协商一致建立劳动关系的明示合意，也不存在劳动法上的默示合意，故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再次，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他字第16号答复，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名义对外经营的，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不宜认定其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即明确了本案类似情形不宜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但这只是基于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有效保障，针对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的，被挂靠单位应否对挂靠人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规定，并不能据此认定本案类似情形构成劳动关系。 综上所述，李元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元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华 审 判 员  李晓云 审 判 员  李 巍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丽珍 书 记 员  雒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