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鲁0281行初1号 原告青岛和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胶州市胶北街道办事处杏果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10690639230。 法定代表人王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晓燕，女，汉族，1985年3月13日生，住山东省胶州市，系青岛和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胶州市税务局，住所地山东省胶州市滕州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281MB28437307。 法定代表人兰正青，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会春，国家税务总局胶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何欣蔚，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青岛和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胶州市税务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于201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青岛和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董晓燕，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胶州市税务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李纪海、委托代理人李会春、何欣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认为被告调取其四年108本账簿的行政行为违法，请求返还上述账簿，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其因在被告处实名举报案外人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700万虚开和300万骗税一案，2018年7月25日，税务局原稽查人员无任何手续、回执、签名盖章非法调取原告2014年度至2017年度四年108本账簿原件。现法定调账期已满3个月，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账簿，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协商无果，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被告返还调走的四年108本账簿原件；2、确认被告调取账簿行政行为违法。 原告提交证据如下： 1、被告给原告开具的调取账簿清单一份，显示原告处2014年度至2017年度四年108本账簿原件由被告原局长李会春亲自签收，证明原告处账簿由被告接收，被告是主动调取，该行政行为是违法的； 2、被告开具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一份，证明1、原告账簿在被告处；2、被告调取账簿的行为是违法的。 被告辩称，一、原告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2018年7月9日及2018年7月13日，原告向被告前后提交两份检举信，称2014年9月至2017年3月其与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合作生产订单，合作过程中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存在骗取国家出口退税及购买增值税发票进行虚假报税的情形，并提交了部分检举材料。该前后两份检举信中原告关于其给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具体金额、发票开具内容、是否有剩余发票未开出及原告与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经济纠纷等表述有出入。另，原告提供了大量手写的发票开具信息，并未提供具体发票。鉴于原告提供的检举材料前后矛盾、举报线索不清晰且其与被举报人之间存在其他经济纠纷，慎重起见被告要求原告就其举报内容补充提交相关材料，以方便被告核实原告举报的具体情况。2018年7月25日，原告主动携带其公司账簿等资料到被告处补充检举材料。由于负责该起案件的工作人员当时不在办公室，被告处的其他工作人员代收了前述检举材料。因该工作人员不了解具体情况，代收的又属于企业重要资料，因此该工作人员使用了被告处模板材料《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作为被告收取了相关账簿资料的签收证明。本案中，该清单仅作为材料签收使用，不能证明系被告主动调取原告账簿。 原告补充前述检举材料后，经被告比对、核查相关合同及发票，认为检举事项线索较为明确，具备办理条件，因此对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正式立案检查，并依法予以处理。核实举报线索并对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展开调查后，被告工作人员多次通知原告将其提供的账簿原件等检举材料取回，但原告拒绝取回。原告在其检举被告渎职的相关信件中明确说明了被告要求其取回账簿，但是其不愿意取回的相关情况。原告所述其多次索要账簿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与事实严重不符。 二、原告要求返还的账簿原件，被告已全部返还，不存在需要返还的其他任何账簿原件。被告反复要求原告取回账簿，原告均予以拒绝，迫于无奈，被告工作人员于2018年10月15日携带执法记录仪，将账簿等检举资料送回至被告处。鉴于原告法定代表人当时不在，被告工作人员当着原告多名员工的面清点了返还的账簿、凭证等相关材料，并将材料留存至原告办公场所。至此，原告补充提交的其公司账簿、凭证等检举材料原件，被告已全部返还，不存在其他任何未返还的账簿原件。 三、本案不存在被告调取原告账簿的行政行为，被告不存在任何违法情形。《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举报中心将检举事项登记以后，应当按照以下方式分类处理：……（三）检举事项不完整或者内容不清、线索不明的，经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负责人批准，可以暂存待查，待检举人将情况补充完整以后，再进行处理……”；《青岛市国家税务局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检举附带证据是除检举信、检举电话之外附带的证据，主要包括：（一）账簿、凭证、报表、发票、汇款单、收据等书证……”、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检举事项不完整或者内容不清、被检举人或税收违法行为线索不明的、检举附带证据不可靠的经稽查局负责人或者税务机关负责人审批以后，可以暂存待查，待检举人情况补充完整后，再进行处理……”。被告处工作人员认为原告检举事项内容不清、线索不明，要求原告补充提交检举资料，并于原告补充提交后，对被检举人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进行稽查完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被告处工作人员将《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中“被检查对象名称”删除后，将该文书仅作为签收资料的证明，被告从未将原告作为检查对象，更未主动调取其账簿资料，本案中不存在被告调取原告账簿的行政行为。因此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调取其账簿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胶州市税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执法记录仪录像，证明本案《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中所列账簿、凭证等原件资料，被告已返还原告，但原告处工作人员拒绝签字确认； 2、渎职检举信，证明原告于检举信中自述“被告反复让其往回拿账，但其不愿意领回”，不存在诉状中所述“其多次索要账簿，被告拒绝返还的情形”； 3、检举信两封及手写发票信息材料8页，证明原告提交的前后两份检举信中关于其给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具体金额、发票开具内容、是否有剩余发票未开出及原告与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经济纠纷等表述有出入，且原告提供的大量发票开具信息仅为手写信息，未提供任何具体发票佐证，被告无法核实真实性。鉴于原告提供的检举材料前后矛盾、举报线索不清晰且其与被举报人之间存在其他经济纠纷，被告要求原告就其举报内容补充提交检举材料，完全符合法律法规。另外，本案系原告主动向被告提交账簿、凭证等资料作为检举补充材料的，原告并非被稽查对象，不存在被告主动调取其账簿的行政行为； 4、法律依据：《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青岛市国家税务局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的通知》。 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被告证据1的内容、录制过程都是不完整的，稽查局清点账簿数量的影像是没有的，执法记录仪的内容是经过剪辑的，缺乏完整性。记录仪本身可以不间断的录制10多个小时，而被告的执法记录仪录像是8分钟，剪辑成3分钟和5分钟各一段，不是完整的过程。视频中展示的内容原告没法确认是账簿，也无法确认是原告处账簿，只是看到很多A4纸、小本子，只听到被告读了很多的阿拉伯数字，视频中送账的盒子是被告处的，名字是被告自己写的，不是原告的，视频中被告也称原告送账时有一个带名字的盒子。送账当日录制视频的方式不正确，当日原告不知道，被告没有给原告打电话，被告是从会计公司调取的账簿，送账送到的是我们生产的公司，不是原路退回账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86条规定，设置在李会春亲自签字的调账清单左下角有调取人的签字和调取时间，同页右下角账簿退回应该有退回人的签字和盖章，并备注退回时间，但是原告提交证据1没有签字和盖章，说明原告没有收到，被告没有按照法律规定退回；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第一，原告不愿意领回账簿的原因是法定时间未满3个月，被告给原告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使用对象、使用范围、使用事项都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调取原告账簿后多次说原告账是不干净的，原告有录音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显示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86条规定，这第86条就是第六章税务检查中的，被告检查了原告的账后必须做出调取账后相应的处理决定书，被告一直没有给原告出具，原告也一直没有把账簿领回去；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是举报人，只负责提供线索，不负责提供证据，《青岛市国家税务局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账簿是作为证据使用不是作为线索使用，原告是举报人，提供的检举信和材料都是线索不是证据，被告调取的我方账簿、发票等被告处都是有的，被告的金三系统各种发票都有，不需要为了落实案情来调取原告账簿。 被告解释称，证据1执法记录仪的原始载体已经携带至法庭，录像内容不存在任何剪辑和编辑。执法记录仪是持续录像，但是自动分段保存，就像现在所用的行车记录仪是一样的，原告认为原始载体存在剪辑，应当依法提起司法鉴定。被告执法记录仪已经录制了执法的全部过程，从出示执法证到交付全部账簿有着非常清晰的清点过程，执法前和执法后无需录制。根据执法记录仪的内容，被告要求原告的工作人员对账簿进行签收，但原告的工作人员拒绝，被告迫于无奈在2018年10月15日将账簿留置在原告的办公场所符合法律规定。另外，提请法庭注意，原告提交的调取账簿清单与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中“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税务稽查文书使用规范的通知”中附带的调取账簿资料清单的模板文书，该模板中会有一行字列明被检查对象是……，如果被告向被检查对象正式调取账簿的话，调取清单中会列明被检查对象的名称，但被告出具给原告的该份清单中已将被检查对象删除，该份清单仅是被告处工作人员为了方便起见，提供的签收证明，原告自始至终都不是被检查对象；对证据2，原告已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且陈述了不愿领回账簿的原因，足以证明其起诉状中主张的多次要求返还账簿但被告均予以拒绝的主张是不真实的。由于原告并非检查对象，因此不存在被告向其出具处理决定书的情形；对证据3，《青岛市国家税务局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了检举案件线索的分析要素，包括被检举人线索、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线索、税收违法行为线索和检举附带证据，因此检举附带证据本身就属于检举线索的一部分，该规定18-21条对检举人应当提供哪些检举附带证据作出了明确规定，原告称只负责提供线索不负责提供证据的主张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另外该规定的21条明确载明附带证据是包括账簿、凭证、发票等书证的。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仅能作为曾经签收过相关账簿的证明，既不能证明相关账簿仍在被告处，也不能证明相关账簿是被告主动调取的，事实上是原告将相关账簿主动送至被告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通知仅是为了要求原告尽快领回账簿原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主动调取账簿的行为，该通知没有侵犯原告的任何合法权益。 原告解释称，第一，被告称执法记录仪录像分段保存是不存在的。原告和被告之间有的视频是1个小时、2小时的都没有中断，只有被告提交证据1的视频是中断的。被告说的是交付过程不正确，交付是双方发生的行为，被告送回账簿原告是不知道的，而且被告送回账簿只录了像，录完像后被告又带走了，被告带过来的材料原告不能确定是账簿，原告问过员工，员工称被告又带走这些材料。被告所说的留置送达不符合法律规定，违反程序，账簿返还必须双方清点无误签字盖章，填写日期。第二，被告说的被查对象名称删除了，只能说明被告把这行字删除了，不能说明被告没有行为上对原告调账。被告称原告不是检查对象，但从行为和法律依据上、程序上，原告都是以被检查对象来对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写明检查对象的调取账簿程序，《税务稽查工作规范》第25条规定，调取、检查账簿只有被检查对象才有。被告说的线索与证据，未查实的才叫线索，有法律效力的才叫证据，被告使用我方材料作为证据，应当开具证据专用收据。第三，被告称原告的证据证明不了其主动调取，账簿清单上明确写明是“调取账簿”，调取本身是一组动词，是主动形式，包含一系列的动作和心理活动，被告刚才提出是其要求方便核实，也说明被告是主动方，被告称方便，但方便有很多种，也包括对原告的打击报复才方便其查账。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提交的证据2-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虽然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反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自2018年7月9日开始，曾先后两次书写举报信给被告，举报案外人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进行虚假报税，并附手写发票信息。被告收到举报信后，认为原告提交的举报信中对于原告给案外人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金额、内容等表述不清晰，故依据《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内容为：“举报中心将检举事项登记以后，应当按照以下方式分类处理：……（三）检举事项不完整或者内容不清、线索不明的，经本级税务机关稽查局负责人批准，可以暂存待查，待检举人将情况补充完整以后，再进行处理……”）、《青岛市国家税务局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内容为“检举附带证据是除检举信、检举电话之外附带的证据，主要包括：（一）账簿、凭证、报表、发票、汇款单、收据等书证……”）、《青岛市国家税务局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内容为“检举事项不完整或者内容不清、被检举人或税收违法行为线索不明的、检举附带证据不可靠的经稽查局负责人或者税务机关负责人审批以后，可以暂存待查，待检举人情况补充完整后，再进行处理……”）要求原告补充提交检举资料。原告于2018年7月25日将本公司2014年度至2017年度共计四年的财务报表、凭证及账簿交于被告，被告出具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一份以证明收到了原告的资料，同时将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中“被检查对象名称：xxxxxx共x页第x页”一行删去。原告认为其提交给被告的报表、凭证及账簿并非补充提交的检举资料，而是被告将原告作为被查对象主动调取的。 2018年10月10日，被告给原告留置送达胶税通字[2018]第020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一份，通知原告于2018年10月13日前到被告处领取其公司的账簿、凭证等资料。因原告未按通知规定的时间到被告处领取报表、凭证及账簿等资料，被告于2018年10月15日将涉案报表、凭证及账簿送于原告公司门卫处，当场予以清点，并用执法记录仪记录了执法过程。原告认为被告录完执法过程后将涉案报表、凭证及账簿再次带走，并未交还给原告，故于201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先后两次书写举报信给被告，举报案外人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进行虚假报税，并附手写发票信息。被告在收到举报信后，认为原告提交的举报信中对于原告给案外人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金额、内容等表述不清晰，故依据《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14条、《青岛市国家税务局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21条、第22条之规定要求原告补充提交检举资料。故原告将涉案的4年108本账簿送至被告处，被告出具调取账簿资料清单。后被告向原告留置送达了胶税通字[2018]第020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一份，通知原告于2018年10月13日前到被告处领取其公司的账簿、凭证等资料。因原告未按通知规定的时间到被告处领取报表、凭证及账簿等资料，被告于2018年10月15日将涉案报表、凭证及账簿送于原告公司门卫处，当场予以清点，并用执法记录仪记录了执法过程。 原告向被告举报案外人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进行虚假报税至被告作出处罚结论前，其中包括多个行政行为，该多个行政行为构成一个多阶段行政行为。阶段行政行为是指，在行政行为过程进行中的某一阶段，或者说是在行政事项未处置结束时作出的一种行政行为。国家权力的分工使得司法权与行政权固有各自的领域，司法权虽然能审查行政权的合法性但不能过度地干涉行政权力，否则在行政行为还没有完成阶段，司法权的介入会侵蚀行政权固有的领域,妨碍法院的中立地位。行政机关对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拥有首次决定权，其作出确定的决定以前，不应受到法院的干涉。 本案中，被告根据原告的举报信对被举报单位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进行虚假报税进行稽查时，依据《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14条、《青岛市国家税务局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21条、第22条之规定要求原告补充提交检举资料及被告返还检举材料的行为均系阶段性行政行为，该阶段性行政行为只是被告最终对案外人青岛龙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的一个阶段，是属于过程性、内部性及不成熟的行为，依法应该不可诉讼。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青岛和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周丽萍 审判员  管德志 审判员  刘婷婷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徐聚华 书记员王菲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受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