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8民终18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海江，男，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亮，男，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叶锦春，男，汉族，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孔建安，河北省张家口市君安法律服务所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定边镇东城花园。法定代表人：彭丽华，系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邓海江、李春亮、叶锦春因与被上诉人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2018）陕0825民初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7日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邓海江、李春亮、叶锦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建安、被上诉人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彭丽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邓海江、李春亮、叶锦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陕0825民初683号判决，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邓海江、李春亮、叶锦春当庭变更上诉理由：对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垫付的3万元认可，垫付23万元不认可。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应承担销售假种子的全部责任。2017年3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一份《马铃薯销售合同》，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按每吨21500元购60吨马铃薯，价格为普通市场食用价格，被上诉人以优质种薯加价销售给当地5户农民，造成了损失，且不说损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销售而言，国家对种子的生产，销售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为保证种子的安全，保护农民的合法权限和利益，也为保证粮油市场秩序和国家利益，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种子法”“种子管理实施细则”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被上诉人是完全清楚的，明知道上诉人不具备生产、销售种子的权限和资质，却将购买的普通马铃薯当种子销售，造成了5户农民的损失，应当承担销售假种子的全部法律后果，并赔偿农民的损失，而不是将责任推到上诉人身上。2、被上诉人之诉求没有事实，没有证据，一审法院判决不能成立，应依法撤销并驳回被上诉人诉求。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所谓垫付的两笔补偿费，即第一笔3万元，第二笔23万元，均是支付给受损的农户，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三，没有上诉人的签字认可，不能作为给上诉人垫付3万元的证据使用，同样证据四中：定边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于2017年12月8日出具的证据一份，明确证明被上诉人承担23万元的补偿款已到账，和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两份证据不能证据垫付的事实，二者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交了书面答辩状，答辩认为，1、被答辩人所称的“假种子”，是由被答辩人出售给答辩人四丰公司的，被答辩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2017年被答辩人到答辩人四丰公司以其为盛源薯业公司销售人员身份向四丰公司推销种子，并且带原告在盛源薯业公司参观考察，后签订了《马铃薯购销合同》。上诉中被答辩人称其无经营销售资格，并且其销售的是商品薯，如此证实:其一、被答辩人的身份。被答辩人一直以来是以盛源薯业公司代表出现，从向答辩人推销薯种到与答辩人签订合同都称是盛源薯业公司代表，并且以盛源薯业公司代表签订调解书，这一事实有农业局执法大队《会议记录》为证。如果被答辩人不是自称盛源薯业公司，难道是定边县农业执法大队作为政府部门、国家机关单位会给被答辩人伪造身份。正是因为被答辩人的身份，且又带领答辩人在盛源公司考察的一系列行为让答辩人信以为真，答辩人有理由相信被答辩人是具有生产、销售种子的资质公司员工。一审调查后才知，盛源薯业公司向法庭说明，曾经三答辩人是其职工，他们辞职了，当然这是盛源薯业公司摆脱责任的说法。被答辩人自知不具有销售资质，又以具有销售资质的销售者自居，其本身已经是违法销售，明知而故犯的进行大量销售，其行为应当如何认定，如果说假种子，是被答辩人在造假，其将商品薯充当薯种销售的骗局行为，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假冒盛源薯业公司员工，显然其是恶意的，其目的是骗取答辩人的信任，与其签订合同，骗取资金，有合同诈骗的嫌疑，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否构成等问题请二审法院依法判断，答辩人暂保留该意见。更客观的讲，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合同时，被答辩人恶意隐瞒其不具有销售资质的真实情况，骗取答辩人签订合同，以至于答辩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损失惨重，依据《合同法》第42条之规定，其应当赔偿给答辩人造成的全部损失。其二、被答辩人恶意将商品薯充当薯种出售答辩人，违约且违法，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合同中明确记载订购的是2191薯种60吨，在一审中答辩人提供了被答辩人邓海江与高涛的通话记录，在录音中被答辩人清楚的说明向答辩人销售的是原种，有合同、通话录音两份证据足以证实，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售的是薯种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准确无误，证据确凿。2、被答辩人出售伪劣种子，给答辩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法由被答辩人赔偿合理、合法。答辩人在购买60吨薯种后，出售给5户农民，因薯种质量问题导致不能正常生长，答辩人第一时间与被答辩人联系告知情况，并要求解决处理伪劣薯种问题。被答辩人自知理亏，及时与李作斌五户农民进行协商并达成《种薯补偿协议》，被答辩人承诺无偿提供翼张薯12号（226）种薯63吨，由被答辩人带领李作斌等亲自在盛源公司提货，并赔偿播种费45000元。调解达成支付播种费时，邓海江称因匆忙仅带了15000元，剩余30000元清答辩人暂时垫付以了结此事，鉴于当时五户农民因此对答辩人上访、围攻的恶劣形势下，答辩人被逼无奈同意垫付。岂料被答辩人故技重施，补偿的63吨薯种还是劣质薯种，直接导致农民暴力围堵答辩人公司人员，拖家带口上访造势，且在农业局也是围攻、辱骂，各种压力之下，应农业局严苛要求答辩人参与了由农业局执法大队主持的被答辩人和五户农民的调解会，被答辩人以盛源公司代表为名参加调解会，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被答辩人向五户农民赔偿63万元，因被答辩人不能及时付款，为缓解事态矛盾先由答辩人为被答辩人垫付23万元。两次垫付款共计260000万元。答辩人自己也有一大笔损失，因被答辩人给答辩人出售的伪劣种子60吨，其中20吨答辩人自用损失不言而喻，因被答辩人两次提供伪劣种子，而导致答辩人直接损失近140000余元，还有无法弥补的商业声誉。因被答辩人的违法违约造成答辩人一系列的损失，且还为其垫付的赔偿款260000元，依据《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生产则会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适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被答辩人向答辩人赔偿260000元是合法合理的，事实清偿，于法有据。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被答辩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决三被告赔偿原告因供应劣质薯种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399004元，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判决审理查明：2017年3月20日，原告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邓海江、李春亮、叶锦春签订了《马铃薯购销合同》，三被告将2191号马铃薯60吨，以129000元价款卖给原告。原告将该薯种出售给农户，2017年5月26日，李永国、李永胜、李作功、李作斌、张华山向原告反映购买的2191号薯种有问题，随即原告将此事告知被告，被告邓海江、李春亮现场勘察，核实确属种薯质量问题造成出苗不齐。被告邓海江与李作斌协商达成《种薯补偿协议》，约定无偿提供李作斌等5户农民冀张薯12号（226）种薯63吨，由农民直接在盛源公司取货并赔偿，播种费45000元，协议达成后，被告邓海江提出自己现有15000元，请求原告给其垫付30000元支付给李作斌等人。被告邓海江给李作斌等5户农民提供的63吨薯种种植后，在收获时减产，经定边县农业局组织专家进行测产，结果为607kg/亩。后经定边县农业局农业执法大队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邓海江、叶锦春、李春亮因减产赔偿李作斌等5人减产损失共计63万元。原告法定代表人与邓海江在协议上签字，被告叶锦春、李春亮未签字。原告随后支付李作斌等5人23万元，现原告以被告提供的薯种不是原种，要求三被告赔偿损失399004元。原审判决认为：本案受案案由为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根据审理情况分析，应属于合同纠纷。因为三被告不具备种子生产，经营的资质，不是为流通目的而加工、制作产品的人。种子作为特殊的商品，依法应由具备相关资质的部门进行经营。本案三被告不具备销售种子资质，与原告签订合同并向原告销售薯种的行为是违法的。原告购回薯种卖给当地农民种植造成减产，原告垫付了损失，被告理应予以赔付，赔偿范围仅限于原告垫付部分，对该部分请求予以支持，其他予以驳回。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判决：1、被告邓海江、李春亮、叶锦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垫付损失共计人民币260000元。2、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85元，三被告负担5275元，原告负担2010元。在二审审理中，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收条复印件一支，用以证明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售薯种是原种而不是商品薯的事实。第二组：微信聊天记录3页及盛源公司的工商信息表2页，用以证明三上诉人是盛源公司职工，候志臣作为盛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他们的销售行为知晓的事实。邓海江、李春亮、叶锦春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64吨的补偿实际上是三上诉人为了替被上诉人公司分担责任才向当地农民作出的补偿。无论合同中写的是什么实际上销售的是马铃薯，因为三上诉人不具备资质。邓海江、李春亮、叶锦春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二审新的证据，故不作为认定本案争议事实的证据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审判决认定邓海江、李春亮、叶锦春共同赔偿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垫付损失230000元是否正确的问题。原审中，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马铃薯购销合同》、《关于对李永国等5人反映马铃薯种薯及减产问题进行实地测产的函》、《种薯补偿协议》、收条、《农业局执法大队会议记录》、《调解协议》及定边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出具的证明等证据，用以证明邓海江、李春亮、叶锦春销售的薯种因质量问题给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及五户农民造成损害后果的事实。经查，上述《种薯补偿协议》、收条、《农业局执法大队会议记录》、《调解协议》及定边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因案涉纠纷垫付受损农户补偿款两笔共计260000元的事实，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对于上述垫付款项有权向出售薯种的三上诉人追偿。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所持定边县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垫付的第二笔款项230000元与三上诉人无关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所持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上诉人邓海江、李春亮、叶锦春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忠东审 判 员 王 娟审 判 员 惠莉莉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韩依娇书 记 员 段欣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