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9民终2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福啟，男，1965年8月13日生，白族，住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泉，云南天外天（临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萍，云南天外天（临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永卫，男，1960年7月16日生，汉族，初中文化，退休职工，住双江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天祥，男，1959年8月23日生，白族，初中文化，退休职工，住双江自治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德，云南两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赵福啟因与被上诉人康永卫、曹天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双江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925民初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虞锦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泉，被上诉人康永卫、曹天祥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福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康永卫、曹天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双江福峨园陵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出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是“附条件生效的合同”错误。1、该股权转让协议及内容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2、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实际上已在履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各支付了150万元转让款，上诉人将公司印章、授权委托书、剩余100多副墓碑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自认是34副）；3、该股权转让协议得到了双江福峨园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峨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确认，但一审却认为“但未明确说明同意将股权转给被告”错误；4、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4年8月20日股东会会议记录》来看，被上诉人在协议签订以后就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管理，公司另一股东赵赤江对其股东身份也是认可的；5、“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不代表被上诉人未取得股东资格，一审将办理工商登记等同于股东资格的取得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解，工商登记不是“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6、公司法是允许“隐名股东”“显名股东”存在的，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以后，上诉人已不再是福峨公司的股东，被上诉人才是股东。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的义务，不是出让股东的义务；公司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股东应当提起“确认股东资格之诉”，确认其股东资格，由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三、一审认定“未办理资产移交”错误。由会计对资产进行了清点并办理了资产移交手续，被上诉人也认可移交的墓碑是34副没有100副；而且该组证据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存于公司，虽然没有签字，但更具有证明力和说服力；且股权转让涉及的是股东的股权，从法律程序来讲，是没有必要也不能进行资产移交，一审以此认为“未办理资产移交”导致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的观点错误。被上诉人康永卫、曹天祥共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一、福峨公司成立时，赵福啟实际注册股份为30%；2014年8月12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赵福啟称在公司的股份为24%，该转让协议因上诉人隐瞒事实真相，从签订之日起就无效。二、该转让协议只是意向性协议，事后上诉人未在有效期限内召开得到半数以上股东同意的有效公司股东大会。三、该转让协议属于附条件生效的合同，上诉人仍未按转让协议约定到现场将财物移交给被上诉人，故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四、没有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赵赤江及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同意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只是委托被上诉人参与日常管理工作，被上诉人仍没有参加公司股东会议，没有得到分红，没有获得股东身份。五、上诉人应协调被上诉人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转让协议签订后，就算是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就取得股东资格有悖于相关规定。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隐名股东或显名股东。赵福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康永卫、曹天祥连带支付赵福啟福峨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款60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付清股权转让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2、依法判令被告康永卫、曹天祥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2日，赵福啟、康永卫、曹天祥双方经多次协商后签订《双江福峨园陵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出让协议》及《双江福峨园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股权声明》，协议约定：赵福啟将其持有的福峨公司24%的股权以210万元转让给康永卫、曹天祥；付款方式为协议签认后，康永卫、曹天祥向虞锦林支付150万元，剩余60万元根据实际情况，最迟在2015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签认协议前双方应在现场清理财产移交，双方签认后生效。协议签订后，康永卫、曹天祥按约定将150万元股权转让款分三次支付给虞锦林。2015年9月14日，福峨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虞锦林、赵福啟两位股东将全部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他人，但未明确说明同意将股权转让给康永卫、曹天祥。2016年4月1日，虞锦林和赵福啟委托康永卫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管理并每月支付给康永卫补助费1500元，同时双方在委托书中写明公司一切支出必须经虞锦林、赵福啟、康永卫三人同时签字同意方能列支。双方至今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也没有双方签字确认的财产移交清单，康永卫、曹天祥亦未支付剩余尾款。后双方就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继续履行进行多次协商未果，赵福啟认为被告长时间未支付股权转让尾款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公司应当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8月1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9月14日召开股东会，至今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公司亦未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康永卫、曹天祥实际并未取得股东资格。第二，虽然康永卫、曹天祥是否取得股东资格并不是双方所签订的《双江福峨园陵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出让协议》的生效要件，但根据双方在协议中的约定“签认协议前双方应在现场清理财产移交，双方签认后生效”可知，双方当事人对该协议的生效附了特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的规定，双方所签订的协议须双方清理移交财产后方能生效。本案中，既没有双方签字认可的财产移交清单，赵福啟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将财产移交给康永卫、曹天祥，合同生效的条件并未成就，即双方签订的《双江福峨园陵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出让协议》并未生效，故赵福啟依据该份协议要求康永卫、曹天祥支付剩余尾款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福啟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原告赵福啟负担。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赵福啟向本院提交一组新证据：福峨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包含：1、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2、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3、董事、监事、经理信息，4、福峨公司股东会决议，5、福峨公司章程，6、福峨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监事任职文件，欲证明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的义务，而不是股东的义务。经质证，被上诉人康永卫、曹天祥认为，该组证据能证明公司注册的股东一个股份是30%，一个是20%，股权转让时上诉人隐瞒了事实真相。公司章程中也特别约定股权转让要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参加表决两种程序，虞锦林、赵福啓没有向公司申请举行股东大会表决，没有确认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违反章程。本院认为，上诉人赵福啓所举该组证据真实、合法，能证实福峨公司设立的基本情况，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依据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2日，赵福啟与曹天祥签订《双江福峨园陵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出让协议》，协议约定：赵福啓将其持有的福峨公司24%的股权以210万元转让给曹天祥；付款方式为协议签认后，曹天祥向赵福啟支付150万元，剩余60万元根据实际情况，最迟在2015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签认协议前双方应在现场清理财产移交，双方签认后生效。同日，虞锦林、赵福啓、康永卫、曹天祥签订《双江福峨园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股权声明》，声明转让后福峨公司股权配置为：曹天祥占公司股份的38%，康永卫占公司股份10%，赵赤江占公司股份24%。上述协议及声明签署后，曹天祥、康永卫将150万元股权转让款分三次支付给赵福啟，赵福啟于2014年10月28日向曹天祥、康永卫出具收到转让股份费150万元的收据。2015年9月14日，福峨公司召开股东会（福峨公司全体原始股东参加），股东会决议明确：赵福啟占福峨公司24%股份，并同意虞锦林、赵福啟两位股东将全部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他人。2016年4月1日，虞锦林和赵福啟委托康永卫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日常管理，并每月支付给康永卫补助费1500元，同时双方在委托书中写明公司一切财务支出必须经虞锦林、赵福啟、康永卫三人同时签字同意方能列支。福峨公司的公章已交康永卫妻子（福峨公司财务）保管，同时福峨公司的财产已经实际移交至康永卫、曹天祥控制。双方未签字确认并制作财产移交清单。康永卫已实际控制福峨公司的经营管理。福峨公司至今未办理康永卫、曹天祥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康永卫、曹天祥亦未支付剩余尾款。另查明，福峨公司于2013年设立登记时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股东为赵赤江、赵福啓、虞锦林，法定代表人为赵赤江，赵赤江认缴与实缴出资额为25万元、持股比例50%，赵福啓认缴与实缴出资额为15万元、持股比例30%，虞锦林认缴与实缴出资额为10万元、持股比例20%。《福峨园陵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十条约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全体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第十一条约定：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赵福啓与曹天祥之间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如有效，康永卫、曹天祥是否应支付赵福啓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本院认为，2014年8月20日赵福啓曹天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转让协议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2015年9月14日，福峨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作出《福峨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虞锦林、赵福啓两位股东将全部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他人。转让后，新股东仍然为两人，股份各占24%，不能转让给多人或层层转让”。从时间顺序上，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前，股东会决议在后；从转让主体上看，赵福啓将其持有的福峨公司股权转让于曹天祥，赵福啓与曹天祥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得到股东会决议的追认，该协议意思表示真实，符合法律及福峨公司章程的规定，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关于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签订协议前双方应当在现场清理财产移交，双方签认后生效”问题。本院认为，该约定系股东直接对福峨公司财产的处置行为，福峨公司的财产处置属于福峨公司管理行为，股东不能直接行使，故股东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直接处置公司财产的约定不发生法律效力，该约定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的条件。再者，从查明的事实看，双方虽未办理现场财产移交，而康永卫妻子作为福峨公司财务人员，且康永卫已通过虞锦林、赵福啓委托授权的方式实际接管福峨公司的资产及公章，并实际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康永卫已成为福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康永卫、曹天祥辩称福峨公司交付的墓碑没有虞锦林陈述的100套，仅有34套，赵福啓未按《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签订协议前双方应当在现场清理财产移交，双方签认后生效”，该转让协议不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以双方未办理现场清理财产移交，合同生效的条件并未成就，即双方签订的《双江福峨园陵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出让协议》并未生效的评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康永卫、曹天祥抗辩其股东身份未得到确认的主张。本院认为，股东身份的确认及保护，系其他法律关系，其二人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另行主张权利，但不能以此对抗《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的有效性。根据双方转让协议约定，曹天祥应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60万元。关于赵福啓要求康永卫、曹天祥支付逾期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因双方当事人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逾期支付资金占用费，赵福啓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资金占用费进行过约定，故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赵福啓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并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双江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925民初77号民事判决；二、曹天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赵福啓股份转让款600000元；三、驳回赵福啓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曹天祥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曹天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若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以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云南省双江自治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明审判员 赵艳洁审判员 张 丽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 佳杨维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