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黑0230行初3号原告：姜桂荣，女，196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克东县。原告：孙忠丽，女，196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克东县。原告：王立杰，女，196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克东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科，男，196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东县。被告：克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黑龙江省克东县克东镇保安社区。法定代表人：韩明新，该局局长。行政负责人：刘铁峰，该局副局长。被告：克东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黑龙江省克东县克东镇保安社区。法定代表人：刘卫东，该县县长。行政负责人：刘国范，该县副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辉，该县法制办主任。原告姜桂荣、孙忠丽、王立杰不服被告克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县人社局”）、克东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行政答复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代世红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桂荣、孙忠丽、王立杰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科，被告县人社局行政负责人刘铁峰，被告县政府行政负责人刘国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县人社局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关于姜桂荣王立杰等要求认定工龄事项的答复》，决定对姜桂荣、王立杰等“提出的认定工龄诉求不予支持”；县政府于2019年1月7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县人社局作出的关于姜桂荣、王立杰等要求认定工龄事项的答复”。姜桂荣、孙忠丽、王立杰诉称：请求法院撤销县人社局的《关于姜桂荣王立杰等要求认定工龄事项的答复》和县政府的复议决定，并恢复姜桂荣、王丽杰、孙忠丽等人的工龄从实际参加工作时间计算。事实和理由：王丽杰于1983年1月参加工作，姜桂荣和孙忠丽于1982年8月参加工作，三人均是原克东县工商系统市场综合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从事市场服务管理工作，属于小集体。当时入职时都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三人的职工档案信息资料均保存在原单位，在上级部门也应该有相关的备案登记信息存在。三名原告均是在八几年参加工作的，克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情况说明”和“工龄认定报告”，可以证明三名原告参加工作的具体时间，三人手中的“就业名册”上也明确记载了参加工作的时间。另外根据三名原告持有的“待业青年证”、“工商行政管理检查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证”和领取工资发放凭证，以及克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小集体人员工龄认定请示》等一系列证明文件均可以证明三人的工作年限。三名原告的工作时间应该从实际工作入职开始计算，应该为三人办理职工身份和连续工龄的认证。三人实际参加工作开始单位就已经为三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因此王丽杰于1983年1月开始、姜桂荣和孙忠丽于1982年8月开始就已经实际参加工作，而不应该如县人社局所述三人是临时工作人员。临时工作人员不会有以上证明材料的存在，三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属于小集体工作人员，这是当时特殊政策决定的。故请求法院撤销县人社局作出的《关于姜桂荣王立杰等要求认定工龄事项的答复》和县政府的复议决定，并恢复姜桂荣、王丽杰、孙忠丽等人的工龄从实际参加工作时间计算。姜桂荣、孙忠丽、王立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姜桂荣、孙忠丽、王立杰的“身份证”、“工作证”、“检查证”、2012年11月工资表5张，证明三名原告于1982年至1992年在克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2、“就业青年名册”两份，证明当时与三名原告一起在克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的一共有18人，说明三名原告有“招收小集体工人通知书”，其中李娟、刘思泉、李海录已依据招收通知书确认了参保工龄；3、李娟的“招收小集体工人通知书”，证明李娟与三名原告是一个单位的，也是1982年参加工作到1992年下岗，也没有转入正式职工，只因为李娟有这个通知书，其小集体工作期间已计算工龄；4、2019年3月11日克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三名原告当时是小集体身份，人事档案是合法手续集体销毁，故三名原告提供不了招工通知书；5、2018年5月三名原告与原克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确认工龄的人员共7人与县人社局韩局长的谈话视频资料，证明韩局长答复三名原告与孙晓东可以确认小集体工龄；6、1964年8月20日劳动部工资局“关于临时工被录用为长期工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证明三名原告应该从1982年开始确认参保工龄。县人社局辩称：1、关于三名原告的身份认定问题。2018年11月县人社局出具的《关于姜桂荣王立杰等要求认定工龄事项的答复》，2018年12月出具了《关于对克东政复受[2018]7号复议申请的书面答复》，以及在县政府法制办组织的行政复议听证会上，我局都已经明确认定“姜桂荣等3人均系原克东县工商系统的小集体人员”，并未认定其为工商系统的临时工作人员；2、关于三名原告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三名原告自述姜桂荣、孙忠丽于1982年8月参加工作，王立杰于1983年1月参加工作，并以其持有的“待业青年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证”、当时工资发放凭证等材料加以证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曾向县人社局出具过《小集体人员工龄认定的请示》，由于三名原告及其用人单位主管部门既提供不出职工档案原始材料，也提供不出当年办理小集体招工手续的原始材料，因此对他们的参加工作时间，由于缺失要件确实难以认定；3、关于三名原告连续工龄及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根据劳社厅函[2002]323号文件的精神，国家对单纯的小集体职工既不计算连续工龄，也不视同缴费年限，只有当其身份实现了由小集体变为大集体、由小集体变为固定工或由小集体变为国家干部之后，其最后一次在小集体企业的工作时间才可以与转制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并可视同缴费年限。三名原告由于个人身份均未转制为大集体职工、全民固定工或正式国家干部，因而从政策层面看，他们在小集体企业的工作时间还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也不能视同缴费年限；4、关于三名原告诉求的办理情况。三名原告当初向县人社局主张小集体工龄及视同缴费认定诉求时，由于他们的佐证要件不全、缺乏原始档案材料但确属事实劳动关系人员，也有过小集体企业职工的身份，不同于企业自行招用的临时工，县人社局确曾对其诉求的认定付出过努力。2018年10月县人社局专门派员携带《关于我县小集体人员参保资格和待遇核改的请示》（克东人社呈[2018]37号），直接到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专门汇报小集体人员身份、工龄、参保资格、待遇核改的相关问题，省厅口头答复为“对于小集体人员而言，只能承认其当年的事实劳动关系，只能按照1996年1月起补缴参保，只能依据实际缴费年限计发养老金，不能办理职工身份和连续工龄的认证，不能违规认定视同缴费年限，更不能对已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擅自核改变动”。综上，由于三名原告诉求的最终目的是计算连续工龄、认定视同缴费年限并核改退休金待遇，而上述诉求的实现又必须取得省厅“金保工程网”信息处理中心的许可，所以在省厅明确表达了否决结论以后，县人社局才不得不告知当事人“对你们提出的认定工龄诉求不予支持”。县人社局对三名原告的相关诉求曾经给予过高度重视和积极努力，但是由于政策不允许、三名原告缺失档案材料及其未实现职工身份转变等原因，致使三名原告的诉求一直未能如愿，实属迫不得已，“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县政府辩称，1、三名原告对县人社局2018年11月13日作出的《关于姜桂荣王立杰等要求认定工龄事项的答复》不服，于2018年12月5日向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县政府依法受理后，于2018年12月20日召开了案件调查听证会，于2019年1月7日作出了维持县人社局《关于姜桂荣王立杰等要求认定工龄事项的答复》的决定，并于2019年1月11日送达。2、姜桂荣、孙忠丽是1982年8月被原克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综合服务部招录使用，王立杰是1983年1月被原克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综合服务部招录使用。在1991-1995年陆续解聘离职,是原克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综合服务部录用的临时工作人员。三名原告均已通过个体补缴参加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经享受到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待遇。三名原告确系原克东县工商系统的小集体人员，手中持有“待业青年证”、“工商行政管理检查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证”、80年代工资的发放凭证和主管部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小集体人员工龄认定的请示》，但是目前还缺乏正式入职的审批手续和既往的职工人事档案，按照劳社厅[2002]323号函的规定，参照浙劳社厅字[2005]113号、浙劳社厅字[2007]202号文件精神，未经劳动部门批准，未办理小集体转为大集体、小集体转为合同制或小集体被招收为全民固定工入职手续的临时工、合同工、家属工、返城知青、复转军人等小集体人员，一律不能认定职工身份，不能计算连续工龄，不能视同缴费年限。故县政府认为县人社局的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了维持县社局的《关于姜桂荣王立杰等要求认定工龄事项的答复》的复议决定。县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关于姜桂荣王立杰等要求认定工龄事项的答复》，证明县人社局对三名原告请求事项作出答复的行政行为；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2002]323号)、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原县以上集体企业工作年限能否视作缴费年限问题的批复》(浙劳社厅字[2007]202号)，证明国家对单纯的小集体职工既不计算连续工龄，也不视同缴费年限，只有当其身份实现了由小集体变为大集体、由小集体变为固定工或由小集体变为国家干部之后，其最后一次在小集体企业的工作时间才可以与转制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并可视同缴费年限。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复议申请书”、“复议决定书”、“听证会笔录”、“就业青年名册”，证明三名原告确实在原克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综合服务部工作，是小集体身份；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证明复议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1、三名原告对县人社局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转不转为正式职工是单位的行为，不是个人所为，该文件不能做为县人社局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对县人社局证据2有异议，认为浙江省的文件不能适用于黑龙江省。2、三名原告对县政府证据没有异议。3、县人社局、县政府对三名原告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就业青年名册”上没有李娟，刘思泉、李海录的小集体工作期间已计算工龄，原因是他们已经转成大集体工人或正式职工；对证据3无异议，李娟因为有这个“招收小集体通知书”，所以小集体工作期间算工龄了；对证据4中证明三名原告是小集体身份没有异议，对证明档案合法销毁有异议，人事档案是永久保存的；对证据5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6有异议，该文件是甘肃省的，文件中所说的长期工、短期工是60年代用工的特殊形式，并非本案中所说的小集体。4、县人社局和县政府对相互间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三名原告、县人社局、县政府提交的证据依法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姜桂荣、孙忠丽、王立杰分别于1982年8月、1983年1月参加工作，工作单位为原克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综合服务部，属小集体企业职工身份，于1991-1995年陆续解聘离职。三名原告在2011年10月前后，已按照事实劳动关系人员参加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现已享受到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待遇。2018年三名原告向县人社局提出申请，要求对三名原告以小集体职工身份在原克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综合服务部工作期间认定工龄，2018年11月13日县人社局作出了《关于姜桂荣王立杰等要求认定工龄事项的答复》，对三名原告提出的认定工龄诉求不予支持。2018年12月5日三名原告不服，向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县政府于2019年1月7日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县人社局的答复。三名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故县人社局依法具有作出本案争议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2002年9月25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2002]323号)的内容为“对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作的，其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与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在当时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前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在当地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后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要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计算缴费年限，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不能计算视同缴费年限或缴费年限”。本案中，三名原告在原克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综合服务部工作期间属小集体企业职工身份，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双方对小集体企业职工属于临时工、还是正式工存有争议。虽然以上复函中没有明确小集体企业职工是否属于临时工的问题，但从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原县以上集体企业工作年限能否视作缴费年限问题的批复》(浙劳社厅字[2007]202号)，“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前，县以下集体企业单位工作人员，如随该企业单位转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他们在小集体企业工作的年限可以计算连续工龄”的规定可以看出，小集体企业职工不能等同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正式职工或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本案中三名原告没有转入全民所有制企业正式职工或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2002]323号)规定，其在小集体企业工作期间不能计算为工龄。综上，县人社局、县政府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规范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姜桂荣、孙忠丽、王立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姜桂荣、孙忠丽、王立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代世红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孙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