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402民初1409号 原告：何忠民，男，1966年9月14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朔艺，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许国海，男，197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被告：李艳，女，1981年12月30日出生，壮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被告:李子权，男，1958年9月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被告：李奇金，男，1993年2月2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奇钦，广西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忠民与被告许国海、李艳、李子权、李奇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忠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朔艺，被告李艳及其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奇钦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许国海经本院公告传唤，被告李子权、李奇金经本院传票传唤，均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扣除公告期限60天，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忠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许国海、李艳、李子权、李奇金负连带责任向原告何忠民支付货款307356元，并支付利息19978元(利息以30735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5%，从2017年9月30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欠款为止，暂计至2018年9月10日的利息为19978元）。事实和理由：李艳和许国海是夫妻关系，李子权为李艳的父亲，李奇金是李艳的堂弟。许国海、李艳、李子权、李奇金在江州区合伙开设养猪场，并陆续向何忠民开办的崇左市鸿运饲料经营部赊销饲料。在本案中，原、被告连续存在多次交易，形成了电话下单订货，再由何忠民安排送货到养猪场，最后进行阶段性支付货款的交易习惯。双方在2016年至2017年也一直遵守这个交易习惯，该交易习惯有送货单金额合计和多笔银行流水相互印证，应当认定原、被告存在买卖关系。何忠民保存的2017年2月-9月送货单没有相应的银行流水相印证，但是有被告的签名确认，应当认定为未结清的货款。原、被告存在的交易习惯一直都在履行，即送货单金额合计和李艳支付的银行流水相互印证，而不论送货单上是否是李艳本人的签字。李艳和许国海共同经营养猪场，而且以许国海名义进行生猪出栏屠宰前的检疫。包括许国海在内的被告，在送货单上签字，李艳均是认可的，而且不用李艳本人的再次确认，即作为付款依据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所以应当将2017年2月-9月送货单作为拖欠货款的依据。 经过结算，2017年2月至2017年9月，被告拖欠何忠民货款合计307356元。随后，经何忠民多次追讨，四被告均未结清拖欠的货款。许国海和李艳在2018年春节后到广东省珠海市发展，并将户籍迁往珠海市香洲区，养猪场留给李子权和李奇金继续经营。四被告拖欠货款已构成违约，除应支付拖欠的货款外，还应当赔偿逾期付款的损失，利息应按年利率6.5%计算。 四被告共同辩称，1.涉案养猪场由许国海、李艳共同经营。2016年5月30日-2017年1月22日，许国海、李艳向何忠民购买猪饲料（货款337534元）是事实，许国海、李艳已付清该货款。李艳于2016年10月在珠海市居住，没有在崇左市生活。2017年1月22日之后，许国海、李艳没有向何忠民购买猪饲料，何忠民提供的2017年2月17日-2017年9月6日的16张送货单没有何忠民签名或盖章，何忠民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何忠民提供的2017年2月17日-2017年9月6日的送货单上的“李艳”不是四被告本人签名，原、被告没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何忠民不能用交易习惯来认定被告所欠货款数额。3.何忠民诉称许国海、李艳于2018年春节后到珠海市发展后，将涉案养猪场留给李子权和李奇金继续经营，不是事实。李子权和李奇金没有与许国海、李艳合伙经营涉案养猪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子权、李奇金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不应承担本案责任。4.原、被告不存在买卖关系，四被告没有就货款与何忠民进行结算，被告不应向何忠民支付货款及利息，请求法院驳回何忠民的诉讼请求。 综合全案证据，结合本案庭审笔录，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崇左市鸿运饲料经营部（以下简称鸿运经营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何忠民，经营范围为饲料批发、零售。李子权与李艳系父女关系，许国海与李艳系夫妻关系，于2005年1月4日登记结婚，李奇金是李艳的堂弟。许国海、李艳于2016年在崇左市江州区共同经营涉案养猪场，2018年2月，许国海作为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申报人向相关部门申请现场申报。2016年5月30日-2017年9月6日，许国海、李艳向何忠民购买猪饲料，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日常交易方式为许国海、李艳通过打电话或手机短信与何忠民或者鸿运经营部的员工邓海冰进行联系后，由邓海冰制作送货单并签名，送货单没有鸿运经营部的名称及盖章，亦没有何忠民的签字。然后邓海冰安排送货员将猪饲料运到许国海、李艳经营的养猪场并卸货，许国海、李艳收到猪饲料后在邓海冰制作的送货单上分别签上“许国海”或“李艳”的名字，送货员将送货单带回鸿运经营部，许国海、李艳与邓海冰经过对账后，李艳通过其账户向何忠民转账支付货款，李艳已经转账支付货款的，何忠民分别在送货单上注明“已付款”、“已转账”、“已结”。 2016年5月30日-2017年1月22日，许国海、李艳向何忠民购买猪饲料，何忠民出具的36张送货单显示没有鸿运经营部的名称及盖章，亦没有何忠民的签字，收货单位或送货单位处分别有“许国海”或“李艳”的签名，制单为邓海冰，货物名称猪饲料等，货款合计337534元，该送货单上已注明“已付款”、“已转账”、“已结”。李艳通过其账户62×××43分别于2016年6月9日、2016年6月23日、2010年7月30日、2016年8月31日、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2月23日、2016年12月24日、2017年2月16日、2017年4月2日、2017年5月30日、2017年6月6日、2017年7月29日、2017年8月6日向何忠民的账户15×××29分别转账支付货款10520元、15200元、31440元、36470元、28720元、50000元、1690元、50000元、21570元、12000元、12866元、30000元、15850元，合计316326元。2017年9月19日，李艳通过银联向何忠民的账户15×××29转账支付货款21170元。2016年5月30日-2017年1月22日，许国海、李艳向何忠民购买猪饲料（货款337534元），许国海、李艳已付清货款。 李艳于2017年2月初在珠海市生活，许国海继续经营涉案养猪场。何忠民提供的2017年2月17日、2017年2月22日、2017年2月28日、2017年3月10日、2017年3月26日、2017年4月6日、2017年4月21日、2017年5月1日、2017年5月7日、2017年5月20日、2017年6月3日、2017年6月14日、2017年7月11日、2017年7月26日、2017年8月13日、2017年9月30日的送货单显示，送货单没有鸿运经营部的名称及盖章，亦没有何忠民的签名，收货单位处有“李艳”签名，制单为邓海冰，货物名称猪饲料等，此据欠款人处有“李艳”签名，货款分别为20165元、4510元、4695元、20815元、20808元、20808元、21468元、4080元、22185元、19490元、23871元、5776元、20200元、19980元、20905元、18715元。2017年6月22日的送货单显示，收货单位处有“李艳”签名，制单为邓海冰，货物名称猪饲料等，货款20760元，此据欠款人处没有人员签名，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李艳”签名；2017年9月6日的送货单显示，收货单位处有“李艳”签名，制单为邓海冰，货物名称猪饲料等，货款18125元，此据欠款人处没有人员签名，收单位及经手人处有“李艳”签名。以上16张送货单上均未见注明“已付款”、“已转账”、“已结”。 庭审中，何忠民陈述2017年2月17日-2017年9月6日16张送货单的“李艳”系许国海所签；李艳陈述何忠民提供的2016年5月30日-2017年1月22日的36张送货单，有9张送货单上“李艳”是其签名，有7张送货单上的“许国海”是许国海本人签名，有20张送货单上“李艳”不是其签名，其亦不知道是谁签上“李艳”的名字，平常许国海与何忠民进行对账后，其向何忠民转账支付货款。 上述事实，有何忠民提供的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申报人档案登记、2016年5月30日-2017年1月22日的36张送货单、2017年2月17日-2017年9月6日的16张送货单、广西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及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何忠民提供的陆崇伟的谈话记录，因陆崇伟不到庭接受询问，本院对该谈话记录不予认定。何忠民提供邓海冰的证人证言，邓海冰庭审陈述其是鸿运经营部的员工，其于2011年3月6日至2017年10月在鸿运经营部工作。李艳、许国海是夫妻关系，他们通过打电话或手机短信与何忠民或者其本人联系后向何忠民购买猪饲料，然后由其制作送货单，其在送货单上签名，其安排经营部的装卸工陆崇伟装车，陆崇伟将货物运送到他们在渠榜屯经营的养猪场，由陆崇伟卸货，随后陆崇伟让他们在送货单签字，并带送货单回经营部，陆崇伟说送货单上的“李艳”是许国海代签的。之后他们来店里和其进行对账，由他们向何忠民支付货款。何忠民提供的52张送货单的内容均系其出具，制单人“邓海冰”是其签名。证人肖某庭审陈述，其从事猪饲料的售后服务，其认识许国海和李艳，他们在何忠民的经营部购买过猪饲料，他们没有去其他店购买猪饲料。本院认为，邓海冰、肖某的庭审证言真实合法，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收货单、结算单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虽然许国海、李艳否认何忠民提供的2016年5月30日-2017年1月22日的20张送货单上的“李艳”不是许国海或李艳签名，但许国海、李艳对该20张送货单的货款金额予以认可，且李艳按照送货单的货款金额通过其账户向何忠民的账户转账支付货款，并从2016年6月9日-2017年9月19日付清该20张送货单的货款。2016年6月9日-2017年9月19日的36张送货单的货款金额，与广西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显示的李艳的账户向何忠民账户的每一笔转账时间及金额，相互吻合，结合邓海冰的庭审证言，本院确认许国海、李艳与何忠民买卖猪饲料的交易方式及交易习惯是许国海、李艳通过打电话或手机短信与何忠民或者鸿运经营部的员工邓海冰进行联系后，由邓海冰制作送货单并签名，送货员向许国海、李艳经营的养猪场运送猪饲料后，许国海、李艳在送货单上分别签上“许国海”或“李艳”的名字，即便送货单没有鸿运经营部的名称及盖章，亦没有何忠民的签字，送货单上的“李艳”不是许国海或李艳签名，许国海、李艳对有邓海冰签名，有“许国海”或“李艳”签名的送货单均予以认可。 何忠民提供的2017年2月17日-2017年9月6日的16张送货单显示的货款为307356元，没有鸿运经营部的名称及盖章，亦没有何忠民的签名，但均有“李艳”的签名，邓海冰签名，该16张送货单均未注明“已付款”、“已转账”、“已结”。何忠民主张该16张送货单的“李艳”系许国海所签，被告均否认不是其本人签名，但即便该16张送货单的“李艳”不是许国海或李艳签名，结合何忠民与许国海、李艳于2016年5月30日-2017年1月22日买卖猪饲料的交易习惯、资金往来，及送货单、银行流水信息等证据，本院对何忠民提供的有“李艳”签名的该16张送货单予以认定，足以证明2017年2月17日-2017年9月6日许国海向何忠民购买307356元的猪饲料，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许国海至今未支付该货款，故本院确认许国海尚欠何忠民货款307356元。被告辩称何忠民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不予采信。虽然2017年2月17日-2017年9月6日期间李艳在珠海市生活，但许国海与李艳系夫妻关系，共同经营养猪场，上述货款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所欠债务，许国海所负债务应以家庭共同财产清偿，故何忠民请求许国海、李艳共同支付货款307356元，本院予以支持。许国海、李艳辩称，2017年2月之后许国海、李艳没有向何忠民购买猪饲料，被告没有拖欠何忠民货款，但许国海、李艳未能提供2017年2月17日-2017年9月6日，许国海、李艳向其他人购买猪饲料及许国海、李艳在2017年9月6日之后已向何忠民支付货款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被告的该辩称不予采信。被告逾期付款给何忠民造成利息损失，何忠民请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故本案的利息应以30735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因何忠民未提供证据证实李子权、李奇金与许国海、李艳合伙经营涉案养猪场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何忠民请求李子权、李奇金连带支付货款307356元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许国海、李艳共同向原告何忠民支付货款307356元及利息（利息以30735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10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何忠民要求被告李子权、李奇金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6210元，由被告许国海、李艳共同负担6064元，由原告何忠民负担14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蒙健峰 审判员  何华娟 审判员  陆 艳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李陆赵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