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3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福生，男，1943年8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忠，男，1968年9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系赵福生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组织机构代码K1224255-5。法定代表人：马宏飞，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勇，太仓市浏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赵福生因与被上诉人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张桥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太仓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5民初1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福生上诉称：一、在一审判决第一项基础上增加赔偿：1.2012年承包地被开挖造成的损失20803元(9461*2.989-7475)；2.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承包地被占用造成的损失47951元(5000*2.989*5)，合计68754元；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为停止侵害，恢复原状。事实和理由：1.赵福生户1998年土地承包确权面积就是《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中第10列“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的原始数字7.913亩，其中“调进”的2.604亩(后被记为2.61亩)从1983年第一轮承包时起就一直在赵福生户名下，1998年该2.604亩到期后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续包登记在赵福生户名下但仍由农场集中经营。农场停止经营后退回该地块时，本来就是把赵福生户流转给农场的承包地归还上诉人，所以不存在是否办理承包确权手续的问题。因赵福生父亲已经过世而被要求退出一部分土地，当时没人愿意从该地块中分割，故在赵福生所属的“其家桥北”1.2亩(折亩登记面积1亩)地块中划出了0.9亩给倪培明户，但在登记账册中并未在该1.2亩中核减而是直接在“农场分进”部分写的赵福生1.71亩(2.61-0.9)和倪培明0.9亩。后赵福生家庭最新登记的承包耕地面积为6.869亩。2.《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是由张桥村委会制作保管的，理应由其解释清楚涂改的原因。结合双方确认的流转事实和被涂改的数据内容完全可以判定相关数据是在确认承包以后才被涂改的。如果是经过农户认可的涂改，则必须由农户在涂改处签字确认才有效，否则就应该以涂改前的数据为准。3.关于证人证言，赵福生提交的15人书面证明中有超过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其余外出未找到)的户代表签字联署确认赵福生的涉案承包地情况，其中有“赵福生户1998年二轮承包后在本组其家桥北(现张桥小区内)有承包地和自留地共2.99亩”的内容，此书证在法律上也确认了赵福生在涉案地的承包地面积。4.关于承包合同，双方均确认签过但没发给农户，上诉人主张的98年二轮承包耕地面积是7.913亩，但被上诉人称合同已经找不到而无法确认，上诉人多次主张依法应由合同履行义务人也就是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且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隐藏证据的行为，依法也应采信上诉人的主张。5.关于种植物、种植面积和种植能力，赵福生家庭作为家庭承包经营户从1983年起就承包八亩多耕地，在目前机械化高度普及的情况下完全有能力种三亩地。实际上2012年前后赵福生家庭没有任何一块地是包给别人种的，证人赵某说的2.61亩那块地之前包给别人种藕的时间，也是张桥村委代理人原村主任说的2007年底冲浆后的2008、2009和2010年三年，之所以包给别人种完全是因为被村委会冲浆后混入大量杂物难以正常耕种，而在三年青苗费补贴之外另加少量补贴流转给村委会要求清理平整后再交还赵福生。6.关于赔偿面积和赔偿标准，本案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强制流转侵权，所涉2.99亩耕地双方并无争议，均为赵福生合法取得并正常耕种了几十年，资料不全的责任在于管理人张桥村委会的过错，不应由农户个人来承担这个后果，且相关土地无论是否确权颁证均不改变赵福生实际合法承包经营几十年的事实，早就形成了事实上的承包法律关系，张桥村委会历年的流转费发放表中均以2.99亩的面积给赵福生发放流转费，可见其对于赵福生的该2.99亩的承包经营权是经过多年认可的，而且其他农户土地换社保也是以实际占用面积计算的，另外，张桥村委会主张所签承包合同只有总面积没有对应的地块，因此不管实际承包确权面积是6.664亩还是7.913亩甚至是涂改后的5.31亩均没有超过该2.99亩的涉案土地面积，而且过去所指的所谓确权面积是减掉自留地和田埂以及折扣地的交税面积，而国家最新的承包地确权规定是要求按照实际面积确权的，原来的土地承包证也是以承包耕地和自留地、田埂、折扣地的合计面积登记的，综合以上几点，赔偿面积应以实际面积计算。涉案地2012年7月被挖时种植的都是蔬菜瓜果而且基本都是一地两用同时套种多种蔬菜，该套种的收益实际是可以复合计算的，考虑到张桥村委会意见，为公平起见，二审赵福生建议按张桥村委会主张的包括当季农作物水稻在内的普通农作物合并计算平均亩产值：按统计局给出的2012年水稻平均亩产量1250斤乘以张桥村委会主张的1.8元一斤得出亩产值2250元再加上上述大类蔬菜瓜果亩产值16672元（以有据可查的2018年4月8日太仓市物价局提供的当时农贸市场该大类全部55种蔬菜瓜果的平均价格4元一斤乘以该大类平均亩产量4168斤得出16672元的亩产值）除以2得出的9461元作为涉案地被挖造成损失的每亩赔偿金额，其后5年的可得利益损失以该9461元减去4461元作为成本和风险金扣除后仍然以5000元每亩每年为准。6.庭审初期双方就确认了赵福生提交的卫星图标示的三个地块位置是对的，后来又提交了经过双方确认正确的有本组全部农户代表签字确认的手绘地形图地块坐落且有证人当庭确认图中地块位置是正确的，即使对农场分进地块还是难以确认，对另两块已经确认的地块是完全可以依法判令恢复原状的。被上诉人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一、关于涉案地块确权面积问题，上诉人落入张桥小区具有确权依据的地块和面积分别为“其家桥北”1亩，“其家桥驳泥田”0.079亩，除此之外，还可能落入该区域的“农场分进”地块。上诉人未能提供农场不再集中经营后，农场分进土地面积为2.61亩已经确权其名下的有力证据，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地块可能涉及其他村民利益，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对该地块不作认定并无不妥之处。二、关于损失问题。1、直接损失。上诉人在一审当中提供的照片等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在涉案地块开挖当年种植物的种类和耕地面积情况，其提交的价格类证据也不能反映开挖时间段农作物的正常收购价格，因此，一审法院参照当地政府部门针对上诉人就此事信访答复意见中关于青苗费按照每亩不低于2400元的赔偿标准，酌情按照每亩2500元，并结合上诉人实际占有面积2.99亩计算涉案土地的直接损失并无不当。2.可得利益损失。上诉人曾在一审中陈述将自家承包地流转给他人种植瓜果，并按照每亩2000元的标准收取租金，另，结合其目前已将部分土地以每亩1600元价格流转给村里的事实，一审法院充分考虑涉案地块如交给上诉人耕种，其实际收成还要受到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的制约，并结合土地流转价格客观上存在由低到高增长的事实，酌定按照每亩2200元的价格，并按照有利于上诉人的土地面积2.434亩计算涉案地块五年期间的损失，并不显失公平。三、关于上诉人要求将涉案地块恢复原状的问题。根据局部服从整体的利益原则，一审法院充分考虑到如果判决将被上诉诉人将涉案地块恢复原状，势必会造成上诉人之利益与涉案地块十多家已建房农户利益的激烈冲突，另外，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大量房屋的使用价值和迁移承包明显高于涉案土地的利用成本和迁移成本，因此，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诉请完全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福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张桥村委会对赵福生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2.89亩土地停止侵害（停止非法流转）、恢复原状（土地复耕）；2.张桥村委会赔偿赵福生2012年承包地被开挖造成的农作物损失30610元以及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赵福生家承包地被占用所遭受的损失74750元，合计10536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1983年，赵福生户在张桥村的承包土地面积共8.052亩，至1997年赵福生户的家庭成员和实际占有承包地的状况已发生了较大变动，1997年村里完成土地调整分户登记，并制作了《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1998年二轮承包以该份分户登记表为基础。该份分户登记表记载：赵福生户的承包耕地面积总数为6.123亩，其中自留地0.814亩、口粮田1.575亩、责任田3.734亩。1998年二轮承包时，农场集中经营的地块并未交由农户耕种，直至2000年农场不再经营后土地才交由农户自行耕种；该份分户登记表还详细登记了地块坐落和面积等具体信息。2.2000年之后，原张桥村与周边村合并后形成现在的张桥村。张桥村十四组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1998年二轮承包后始终未登记发放。3.张桥小区建设前，张桥村委会向村民征求过土地流转用于小区建设的意见，但赵福生户未同意村里收回相关地块。2012年7月，小区建设所涉相关地块被大规模开挖，造成赵福生户实际占有地块上的农作物毁损；小区建设开挖前赵福生户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为2.989亩。4.赵福生以土地未经法定程序被占用建房为由多次信访，2015年苏州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中明确：张桥小区为城乡一体化农民集中居住小区，目前小区土地仍属于集体土地并不涉及征收；该小区为太仓市农民自拆自建安置点之一，选址符合规划。围绕双方存在争议的张桥小区范围内赵福生户承包地的具体情况、开挖前赵福生户实际占用土地上的种植状况等事实，一审法院分项予以分析认定：一、张桥小区范围内赵福生户承包地的具体情况（涉及地块坐落和确权面积）一审法院围绕二轮土地承包情况进行了调查：双方当事人确认未发放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张桥村委会称不但没有向村民发放也未能完成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底册登记；当事人陈述1998年时当事人之间签订过土地承包合同，赵福生称土地承包合同没有发放给农户，张桥村委会称并村之后这些资料已遗失。基于上述情况，一审法院注意到：《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有各农户代表的签名，该表是二轮土地承包登记的数据基础。一审法院围绕《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注：张桥村委会直到最后一次开庭时才提交了2页面的完整的归户计算表，此前仅举证了第1页并作了误导性的陈述）和《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予以审查，并在审查过程中引导当事人提交其他相关原始登记资料以查明事实。张桥村委会提交了村会计王国忠的记录本、《新塘镇张桥村九八年粮、棉、油、经济定上交归户表》《新塘镇张桥村99年国家定购任务经济定上交归户表》《浏河镇农户二○○四年税费上交汇总》。一审法院在审查中发现：村会计王国忠记录本上的坐落地块详细数据与《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上的地块具体信息完全吻合，这一事实反映出《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所载数据为可靠数据。张桥村委会向法庭解释了二轮承包以《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为基础进行且沿用了0.814亩自留地，同时说明该0.814亩并无直接对应地块（注：赵福生称赵福生户的自留地仅有“其家桥”0.079亩明显缺乏依据，不足为一审法院采信）。但是，一审法院同时注意到：《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有多家农户的“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序号10所在列）的原有数据被双斜线划去后重新填写（赵福生户原填写数据为7.913，划去后填写数据为5.309），相应地，前栏“实际调整”与后栏“流转费”的数据也作了相应变动。双方当事人为此产生争议，赵福生强调应当以双斜线划去前的数据7.913亩作为赵福生户的确权面积，张桥村委会则强调数字更改源于二轮承包时登记人张企连填错后的直接更改，并非是张桥村委会事后篡改，并认为确权面积应当以“应分承包经营土地”栏内数据为准；因张桥村委会所解释的确权面积填写位置存在疑点，一审法院要求张桥村委会提交相邻村组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加以佐证。张桥村委会提交的张桥村10组的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和9户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复印件因未能体现出“应分承包经营土地”“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确权面积的对应关系，不具有说服力；赵福生提交的张桥村17组村民季后兴与陆介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所载“承包耕地面积”数字与张桥村委会提交的张桥村17组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数字相同（注：季后兴5.106亩，陆介彬3.734亩）。结合一审法院实地调查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序号10所在列）才是用来登记确权面积的应然位置，该数字应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土地承包面积”相一致；张桥村委会虽解释张企连因为理解错误而将确权面积错误登记在“应分承包经营土地”（序号4所在列），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印证，难以采信。关于“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的涂改事实，张桥村委会提交的2018年8月16日王国忠的调查笔录反映：归户计算表上记载的“应分承包经营土地”6.664亩是出于照顾考虑（按照户下人口数量该户分不到该面积），5.309亩是当时赵福生户实际耕种的面积；但是王国忠在笔录中表示，其并不清楚表格制作人张企连改动的原因。赵福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忠将其自行拍摄的视听资料（文件名关键字分别为“原告指认”和“张企连说法”）作为证据提交，试图说明确权面积应当以改动前的数字为准。针对赵福生提交的视听资料，张桥村委会提出：赵福生本人的说法表明当时有可能嫌地块不好所以没有要，因而发生了数字改动；张企连表述其因时间久远已经记不清楚了，而赵福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也没有将有改动痕迹的归户计算表向张企连出示，且发问时带有明显的诱导性。张桥村委会提交的太仓市档案馆存档的《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的涂改情况与张桥村委会最初举证的村委会留存的该表上的涂改情况一致，一审法院注意到《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序号10所在列）合计数142.838亩并未发生改动，序号10所在列相关农户名下数字变动的同时，农场名下的数字随之变动（农场数字从19.904改为30.787）。一审法院采纳张桥村委会所提质证意见，赵福生提交的视听资料并不足以客观反映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的涂改原因。赵福生提交的2001年5月31日的江苏省农业税纳税通知书（通知联）所载“2001年度你户农业税计税面积为5.31亩”与张桥村委会提交的《新塘镇张桥村九八年粮、棉、油、经济定上交归户表》《新塘镇张桥村99年国家定购任务经济定上交归户表》《浏河镇农户二○○四年税费上交汇总》所载赵福生户的土地面积数量相吻合。赵福生提交的《各农户涉农补贴座落明细表》反映的明细数据除“陆家河沿至赵宅西”登记数据“1.763”与《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上的“陆家河口粮田”的基础数据（1.241+0.524=1.765）存在微小偏差外，其余相同地块的登记面积数相互吻合（注：1997年登记的“火烧泾”地块0.259亩在征用后只剩0.145亩）。《各农户涉农补贴座落明细表》所记载的“农场分进”1.71亩与赵福生所主张的二轮承包时已将农场2.604亩土地发包并于2000年交付赵福生户的事实明显不一致；庭审中张桥村委会表示，表格上虽有“农场分进”1.71亩的记载，但是农场土地移交给农户时并未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土地承包手续。综合上述调查情况，一审法院认为：1.赵福生主张1998年二轮承包时除将“其家桥北”1亩（登记面积1亩，实际面积1.2亩）、“其家桥驳泥田”0.079亩确认给赵福生户外，还将“农场土地”2.604亩确认给赵福生户明显缺乏充分证据；现有证据下除了《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出现过被划去的数字外，所有其他相关资料均未体现出赵福生所述土地承包面积之事实；因此，赵福生主张的“农场土地”确权给赵福生2.604亩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现有证据表明，《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所载数据为可靠数据，结合《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的记载，1998年二轮承包时农场经营的大部分土地很可能并未承包确权给包括赵福生在内的各农户，但农场以外土地的承包情况可以得到确认；具体到赵福生户，位于现在张桥小区地域范围内的可能地块有3块，除了西北角“农场分进”地块不确定外，西面中部“其家桥北”1亩（登记面积1亩，实际面积1.2亩）、东南角“其家桥驳泥田”0.079亩均可以确认二轮承包时已将上述地块确权给赵福生户；3.虽经一审法院深入调查，但一审法院仍无法基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现有证据对“农场分进”地块的具体承包确权事实作出认定；在该项事实存在不确定性时，因农场地块的承包属于村民民主议定事项，需要通过法定程序确认承包事实，故本案中对此不予理涉。二、开挖前赵福生户实际占用土地上的种植状况赵福生为证明开挖前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向法庭多次提交证据：1.第一组证据为荷塘、大蒜和甜瓜照片的打印件（赵福生称荷塘照片摄于2011年、大蒜照片摄于2012年）以及多位村民签字的证明。但是，这些照片无法体现拍摄地点，赵福生也无法提交电子照片的原始文档以供核实，而村民的书面证明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要求；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组照片打印件并不能证明开挖前涉案土地上农作物的具体状况。2.第二组证据为赵福生在其他土地上种植的土豆、大蒜、豆类、玉米等照片的打印件（赵福生试图说明赵福生户具备种植能力）。但是，这组照片拍摄视角覆盖的土地面积十分有限，并不能证明赵福生户具有大规模种植蔬菜瓜果的能力。法庭要求赵福生具体陈述赵福生户莲藕的种植和利润情况，但赵福生无法做出具体陈述。赵福生申请的证人赵某于2018年5月31日出庭作证时陈述：开挖时东南角赵福生家玉米快成熟了；西北角之前确实是有藕，但并非赵福生在经营，是包给别人经营的；西边中间这块地有时种粮食，有时种蔬菜，但开挖那年地里种的是蔬菜。庭审中赵福生陈述，赵福生户的承包地主要依靠倪培芳（赵福生妻子）耕种，赵福生和赵文忠提供一定的辅助劳动，目前家中部分土地以1600元的价格流转给村里。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第二组照片仅能反映赵福生户具备种植特定品类蔬果的基本技能，而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表明，赵福生户并不具备仅凭自有劳动力大规模种植蔬菜瓜果的能力。3.第三组证据为赵某的证明以及赵福生近期拍摄的芋艿、花生照片的打印件（赵福生试图以赵某的证明推翻赵某出庭证言，其余照片的证明目的与第二组证据相同）。因证人已在出庭时就相关事实作证，一审法院采纳张桥村委会相应意见，单凭证人书写的证明并不足以推翻此前证言；一审法院同时注意到，证人也从未具体陈述过赵福生户自家种植莲藕的相关事实。因此，赵福生单凭该份证明显然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关于赵福生提交的照片打印件，该部分照片的拍摄特征与第二组证据类同，同样不能达到赵福生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再赘述。综合上述调查情况，一审法院得出如下基本事实判断：涉案地块开挖前，赵福生户在“其家桥北”地块（位于小区西面中部）的0.3亩土地上种植蔬果，在“其家桥驳泥田”地块（位于小区东南角）的0.079亩土地上种植玉米，仅在“农场分进”地块（位于小区西北角）的局部地段种植蔬果（该地块上的蔬果种植面积小于赵福生所称2.61亩）。一审法院认为：虽然2000年之后张桥村与周边村有过行政区划上的合并，但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同本案张桥村委会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作为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方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发包方承担有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和解除承包合同等义务。本案中虽然张桥村委会并未直接实施土地开挖行为，但施工单位因张桥小区建设而实施的开挖行为是以张桥村土地的先期处置为基础。虽然赵福生并未说明其所称强制流转的具体所指，但是张桥村委会在明知赵福生户不同意将土地交还村委会的情形下，客观上存在强行将土地收回的行为，这一事实从张桥村委会提交的《张桥村农民小区14组青苗费面积表》中也可以得到体现。张桥村委会违反法律规定收回承包地，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赵福生主张的侵权责任表现为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停止侵害和恢复原状以及第二项请求中的赔偿损失。关于赵福生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赵福生在高德地图卫星图打印件上用红线标注了其认为的赵福生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3个地块，从图上标注位置来看，红线勾勒的地块上已有农民自建大量房屋。针对赵福生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1.赵福生所述停止侵害和恢复原状的基础均是将现有地貌恢复为耕地，但红线所跨区域涉及10多家农户，赵福生的利益与10多家已建房农户的利益存在激烈冲突；从经济价值的简单对比来看，大量房屋的使用价值和迁移成本明显高于涉案土地的利用价值和迁移成本；因此，赵福生第一项诉讼请求所主张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明显不经济，难以为法院所采纳；2.因为地貌改变，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赵福生用红线勾勒的地块就是赵福生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地块的准确位置；3.赵福生红线勾勒的西北角最大地块涉及“农场分进”的承包事实，而农场土地承包确权的具体事实在本案中并未被法院所认定。综合上述三个方面因素，一审法院采纳张桥村委会相应意见，驳回赵福生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关于赵福生主张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该请求涉及开挖当年赵福生实际占有土地上所种植农作物的直接损失以及赵福生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被占用而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两部分，一审法院分别加以分析认定：1.关于开挖当年的农作物损失，双方对于实际占有土地的面积2.99亩并无争议；赵福生向法庭提交的价格证据（包括市场价格表、超市价格照片等）并不能反映开挖时间段农作物的正常收购价格、难以达到证明目的（注：赵福生拍摄的市区超市内精品蔬菜的零售价格与农村蔬菜正常收购价格差距很大；受到人力成本和运输成本的制约，农户种植的大批量蔬果不可能直达超市零售端，故应当参照批量收购价格核定才能客观体现农户的实际损失）；赵福生提交的统计局蔬果产量数据仅是大类数据，无法直接用以估算本案的蔬果产值。一审法院通过网上检索相关数据后认为，2012年7月时普通蔬果的收购平均价约为3元/千克，除芋艿、甜瓜的亩产量较高外（对应收购价有可能接近每亩6000元），玉米、毛豆等蔬菜的亩产量均较低（对应收购价不超过每亩2000元），因此赵福生所采用的10000元/亩的计算标准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赵福生户并未在2.99亩全部地块上种满蔬果且并非所有农作物均已成熟待收，因此在损失计算上应当予以酌减；一审法院同时参考赵福生提交的信访截屏打印件中“青苗补偿费按照一年的产值计算，每亩不低于2400元”的内容，酌情按照2500元/亩×2.99亩确定开挖当年的农作物损失为7475元。2.关于承包地被占用而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基于本案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仅对张桥小区内“其家桥北”和“其家桥驳泥田”两个地块属于赵福生户承包土地的事实予以确认；张桥村委会提出按照2.434亩计算该项损失系对赵福生有利的计算方法，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纳。在每亩标准的计算上，一审法院充分考虑了以下因素：1.赵福生自述此前土地流转给他人种植瓜果的租金标准为2000元/亩，该户目前已将部分土地以1600元/亩的标准流转给村里；2.张桥村委会强行收回土地的行为，客观上剥夺了赵福生自由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以及最大化创造财富的可能，故应当选取明显高于土地流转正常价格的标准以体现对张桥村委会行为的否定性评价；3.赵福生所主张的5年期间内，土地流转价格客观上存在由低到高的增长事实。综上，一审法院确定5年期间内的每亩综合单价为2200元；按照2.434亩计算，一审法院确定本案赵福生承包地被占用期间（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的可得利益损失为26774元。需要说明的是，若通过村民民主议定程序最终确认赵福生户在张桥小区内的承包土地确权面积超过2.434亩，赵福生可参照本案综合单价另行主张差额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张桥村委会赔偿赵福生2012年承包地被开挖造成的农作物损失7475元以及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承包地被占用所遭受的损失26774元，合计34249元；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至赵福生的银行账户；二、驳回赵福生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88元，由赵福生负担1705元，张桥村委会负担783元。二审中，赵福生提供：1、农村责任制1996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照片，证明1996、1997土地调整时农场地块尚未变动，农场地块在1998年二轮承包之后重新登记在各户名下，理由是墨迹明显不同。2、2018年拍摄的蔬菜和房屋照片，证明赵福生种植的蔬菜和房屋的坐落。3、倪培明证明书一份，证明倪培明的0.9亩耕地是从赵福生“其家桥北”1.2亩地块上分割的；4、土地流转合同及土地租赁协议书照片、聊天记录截屏，证明现在土地流转价格是10000元/亩；5、12345网上投诉一份，证明因耕地被破坏，被迫流转给村里。赵福生另补充提供：6、汪云启与赵文忠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书，证明流转费为3000元/亩；7、视频资料，证明农场土地归还时间在2004前后及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登记表中数据是在后面划线涂改的；8、苏州市政府网站截图，证明上诉人流转土地有政府补贴；9、寒山闻钟投诉截图3份，证明农场归还土地时间和二轮承包计算表由被上诉人提交存档及存档时间；10、被上诉人自制报销凭证打印件，证明涉案2.61亩土地由上诉人承包；11、申请书1份，证明张桥村14组全体农户向太仓市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并颁证。经组织质证，张桥村委会对于农村责任制1996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照片不予认可，认为该登记表上关于户名一栏都是空白，也没有张桥村委会盖章确认，与张桥村委会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完全不同，且该证据未提供原件；对倪培明出具的证明书，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不予认可；对于土地流转合同、土地租赁协议书，认为土地租金和地块、地貌等都有关联，上述租赁地块的位置为张桥村**，而上诉人的地块位于。另经庭后核实，张桥村委会对照片中反映的土地流转合同、土地租赁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认为这些土地是出租给案外人开办企业用的，并非从村民承包地流转过来的，不能以该证据来衡量涉案地块流转价格；对聊天记录，认为不能反映出聊天对象，对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聊天内容反映出租金标准为2400元/亩，一审认定为2400元/亩，并无不当；对于12345网上投诉，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赵福生补充提供的证据，除寒山闻钟投诉3份截图打印件真实性认可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涉案土地的农村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现提供的照片是他户农村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与本案无涉，故不予认定。对倪培明出具的证明书，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土地流转合同、土地租赁协议书照片，被上诉人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土地租金受地块位置、用途等客观因素影响，本案缺少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应当适用上述协议或合同载明的租金标准，故与本案关联性不足，不予认定。对于聊天记录，不能反映聊天双方当事人，不予认定。对于汪云启与赵文忠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书，根据赵文忠陈述，该份土地流转书未实际执行，不予认定。对视频资料及寒山闻钟截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2018年的蔬菜和房屋照片、投诉记录及赵福生补充提供的其他证据，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另，赵福生在二审中申请本院调取被上诉人存档的各农户1996（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毛介兵、陆正飞等与刘荣根土地承包租用流转合同、李开瑞与张付利土地承包租用流转合同、陆振飞等与刘三军土地承包租用流转合同、太仓市中杰塑料包装厂与被上诉人的土地租赁合同、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新塘张桥小区基站站址租赁合同、被上诉人与张志根、赵守军、汪云启等签订的赔偿协议及租地合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赵福生调取证据申请，不符合上述规定，并且所申请调取的证据，大多数均已以照片的形式在二审中提供，被上诉人亦进行了质证，故本院对上诉人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现张桥小区内赵福生户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中的承包地面积，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西面中部“其家桥北”1亩（登记面积1亩，实际面积1.2亩）、东南角“其家桥驳泥田”0.079亩在二审过程中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故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农村分进”地块2.64亩是确权给赵福生户。上诉人诉称，赵福生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的耕地面积是7.913亩，其中“农村分进”地块2.604亩(后被记为2.61亩)从第一轮承包时起就一直在赵福生家庭名下，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续包登记在赵福生户名下，但由农场集中经营，农场停止经营后把赵福生户流转给农场的承包地归还上诉人。被上诉人辩称，在1983年赵福生户在张桥村的承包土地面积共计8.052亩，1989年因集体开办农场，要求村内每户人家调出一定面积的承包地交给农场经营，赵福生户调给农场的地块面积为2.604亩。至1997年因赵福生户家庭人口的变化，村委会对该户的承包地面积进行了相应调整，并制作了《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在该表上登记的赵福生户承包地总面积为6.123亩。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张桥村村委会根据该户所在村民小组人口比例及其家庭人口数量并结合当时土地状况，对赵福生户的承包地总面积再次作了调整，调整后的承包地总面积为6.664亩即确权面积。但由于当时该户的部分承包地仍由农场在实际经营，因此二轮土地承包时该户实际耕种的承包地为5.309亩。至2000年农场停止经营后，如果按照该户1983年登记的承包地总面积计算的话，是应该将原来调剂给农场的2.604亩土地退回至该户。但由于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赵福生户的承包地确权面积已调整为6.664亩，与其己经在耕种的土地面积5.309亩相比，其差额为1.355亩。因此按照新的承包地确权面积，农场停止经营后应退回给赵福生户的土地面积为1.355亩。因第二轮承包时，与赵福生同一村民小组的倪培明户需增地，所以村委会又将2.604亩中的0.9亩地分配给了该户农户。剩下的1.704亩即《各农户涉农补贴座落明细表》上登记的赵福生户对应的农场分进面积1.71亩，之所以从农场退回承包地时给他家多分了0.349亩，是当时村委会考虑到赵福生户经济比较困难，给予适当照顾。本院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实行登记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确认当事人对所承包土地享有经营权的直接凭证。本案原属赵福生户的2.604亩承包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前流转给集体农场进行经营，农场支付相应的流转费用。对于流转给农场经营的土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是否仍确权在赵福生户名下，在土地承包过程中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等资料是重要的判断依据。经核查，赵福生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未被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各方当事人虽然确认签订过土地承包合同，但在诉讼中均未提供，因此，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引导当事人提供二轮土地承包的原始材料以查明赵福生户承包地的具体位置及面积，并无不当。赵福生主张张桥村村委没有发放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给农户，在诉讼中应当对无法提供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事实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认定赵福生对“农村分进”地块2.604亩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张桥村集体土地有限，赵福生户承包地的确权面积不仅涉及赵福生户的切身利益，显然也会影响到其他农户及村集体的利益，故本案不能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的缺失而简单加以推论，本院对赵福生该主张不予支持。经核查涉案相邻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相关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村会计王国忠记录本、《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中记载的“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序号10所在列）应当为第二轮承包各农户的“土地承包面积”，即如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列载明的数据应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记载的农户土地承包面积。二审中上诉人对此未提出异议，仅是强调应当以“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序号10所在列）双划线划去前的原始数据7.913亩作为赵福生户的确权面积，因此，本院对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予以确认。现《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数据被涂改的时间因时间久远，已难以查清，上诉人主张《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被涂改的数据是在农户确认承包签字以后才被涂改的，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经核对，张桥村委会提交的太仓市档案馆存档的《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的涂改情况与张桥村委会最初举证的村委会留存的该表上的涂改情况一致，并且《新塘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序号10所在列）相关农户名下数字变动的同时，农场名下的数字随之变动（农场数字从19.904改为30.787），但合计数142.838亩并未发生改动。赵福生户在“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序号10所在列）的原有数据被涂改为5.309，该面积可以《新塘镇张桥村九八年粮、棉、油、经济定上交归户表》、《新塘镇张桥村99年国家定购任务经济定上交归户表》以及村会计王国忠记录本上等证据相互印证，尤其是王国忠记录本上详细记载赵福生户承包地分布位置及详细面积，其中不包含涉案“农村分进”地块2.604亩。上诉人主张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中的确权面积为7.913亩，即5.309亩+2.604亩，但其在一、二审诉讼中提供的寒山闻钟投诉截图、“张桥14组各农户涉农补贴坐落明细表”、“财政涉农补贴存折”等证据，除“张桥14组各农户涉农补贴坐落明细表”所载的“农村分进”1.71亩外（“农村分进”地块2.604亩扣除划给倪培明户0.9亩所得），体现了与“农村分进”地块的关联性，其他证据并未直接指向“农场分进”地块2.604亩及相关确权事实，并且上述证据均系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形成，证明效力显然并不及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原始凭证。此外，在卷并无证据佐证农场停止经营后将土地移交农户时办理了土地承包手续。考虑到“农场分进”地块在流转给集体农场经营前属于赵福生户承包地，农场停止经营后又实际返还给赵福生户进行耕种，一审法院认为“农场分进”地块的承包确权事实存在不确定性，需要通过村民民主评议确定，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按照被上诉人认可的2.434亩计算上诉人在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承包地被占用期间的可得利益损失，并且预留了村民民主评议程序最终确认赵福生户在张桥小区内承包地超出2.434亩，赵福生户可以另行主张差额部分的空间，考虑、保障了上诉人的权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赵福生的损失计算方式及标准，上诉人主张按当季农作物水稻在内的普通农作物合并计算平均亩产值，即2012年水稻平均亩产量1250斤乘以1.8元/斤得出亩产值2250元再加上上述大类蔬菜瓜果亩产值16672元除以2得出的9461元作为涉案地被挖造成损失的每亩赔偿金额，之后5年按照5000元每亩每年计算，本院认为，上诉人并非以种植、出售蔬菜瓜果为业，其计算方式中显然未扣除必要的成本，得出接近10000元/亩的赔偿标准，也不符合一般社会公众对农民耕种土地获利的认知，本院碍难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按照网上检索相关数据、赵福生户实际种植情况、青苗补偿费标准等，酌定按照2500元/亩×2.99亩确定开挖当年的农作物损失为7475元，并考虑上诉人之前土地流转价格、被上诉人的过错以及土地流转价格随年增长的事实，酌定5年期间内的每亩赔偿标准为2200元，裁量并未明显失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涉案地块上已经有10多家农户建房，如将现有地块恢复至原先状态，成本过高，不符合经济原则，且容易引起群体性矛盾冲突，故上诉人请求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5元，经赵福生申请，本院准予免交。赵福生预交的诉讼费用1705元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亮审判员 张 蕾审判员 姜雨昊二〇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书记员 林晨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