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晋1123民初163号原告：裴某明，男，汉族，1959年3月16日生，原兴县内衣厂退休职工，住兴县龙兴花园。被告：刘某荣，男，汉族，1965年1月2日生，个体户，住兴县蔚汾镇新建西路。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平，女，1964年11月28日生，汉族，兴县针织厂下岗职工，住兴县蔚汾镇新建西路。系被告刘某荣之妻。原告裴某明诉被告刘某荣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7年7月20日作出（2016）晋1123民初868号民事判决。被告刘某荣不服判决，向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11民终9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裴某明，被告刘某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裴某明诉称，2012年3月1日，我将自己的临工30型号铲车承包给胡喜平，并于胡喜平签订了为期两年的承包铲车协议。同年4月，刘某荣夫妻二人来到我家索要所欠柴油款（阮亚东雇佣我为其管理采石场，在雇佣期间正常工作所产生的柴油欠款），因采石场倒闭无力偿还，于是刘某荣夫妻二人要扣走我已经承包给胡喜平的该铲车，当天便委托他们的外甥及司机去杨家坪扣铲车，无奈我雇出租车（裴喜命）拉我们去杨家坪后，刘某荣的外甥和司机把铲车从杨家坪旧供销院内将铲车开走（保养铲车临时在旧供销院内），当时在场的有胡喜平（承包人）、胡初生、胡年儿。刘某荣扣押铲车时，该铲车正在承包营运期间，被刘某荣扣走后，胡喜平向我索要违约金12000元，承包期间因刘某荣扣走铲车的行为导致铲车未能正常营运在成经济损失168000，两项经济损失共计180000元。从2014年2月29日起到现在21个月的承包期，造成经济损失252000元，也就是说，从2012年3月起到现在因刘某荣扣走铲车的行为致使铲车未能正常营运造成全部经济损失共计432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章第四条之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及第三章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特向贵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刘某荣返还所扣押临工30型号铲车一台，如有损坏，恢复原状作价赔偿；二、被告赔偿因扣押正在营运铲车给原告所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150000元；三、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告裴某明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铲车抵债协议；2、承包铲车协议；3、证人证言；4、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阮亚东的询问笔录。被告刘某荣辩称，2011年，刘某荣在经销柴油过程中，裴某明在阮二则采石场负责管理，拖欠刘某荣柴油款55000元。2012年4月，刘某荣夫妇到兴县县城裴某明家要钱，裴某明提出“暂时没钱，现在采石场还有一辆铲车，你先捏住，等过一个月有钱了我就还给你”。当时裴某明打电话向阮二则请示同意后，裴某明自己雇了一辆出租车拉着刘某荣的一个亲戚和一个司机，到离兴县县城几十里的杨家坪旧供销院内将铲车开走，停在兴县县城一个停车场至今。刘某荣一个月后一直找裴某明要钱，一直找不到裴某明。无奈之下，2014年5月刘某荣向兴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裴某明要求偿还欠款（案号为（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2014年10月兴县人民法院判决裴某明还款55000元。判决后双方都未上诉，该判决生效。但裴某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刘某荣无奈只能向兴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法院每月扣押裴某明部分工资。而裴某明这个时候开始慌了，策划通过恶意诉讼获取非法利益，并伪造全部证据，于2016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针对原告裴某明的起诉，答辩人现提出答辩意见如下：一、裴某明在本案中的全部诉讼请求，均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本案中，裴某明起诉状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返还铲车；2、赔偿其营运损失。其中，返还铲车属于物权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本案涉案铲车属于动产，且未经登记，因此请求返还铲车不适用上述规定，应具有诉讼时效。对于第二个诉讼请求即赔偿营运损失，立法和司法都毫无争议，属于明显的债权请求权，不属于物权请求权，应该受到2年诉讼时效的约束。否则，再过100年，裴某明再向法院起诉要求答辩人赔偿其100年来的运营损失1亿元，法院是否应该支持？裴某明主张铲车被扣时间为2012年4月，但此后直到2016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前，从未向答辩人主张过任何权利。其全部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应依法予以驳回。二、裴某明无合法证据证明涉案铲车属于自己所有，无权要求返还铲车。一审中，被答辩人裴某明为了证明涉案铲车属于他所有，只提供了一份2011年签订的《铲车抵债协议》，证明阮亚东将涉案铲车抵债转让给他所有。而答辩人提供的两份证据，即原告裴某明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审理中向法院提供的《答辩状》和《承包铲车协议》，上面白纸黑字写的铲车的所有人是阮二则（阮亚东），与上述裴某明在本案中提供的《铲车抵债协议》明显相互矛盾，充分证明了裴某明伪造《铲车抵债协议》的事实。1、裴某明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答辩状》中明确写明“2012年3月1日，我受阮二则委托将该铲车承包给胡喜平”；后面还有答辩人要开走铲车时，裴某明还要向阮二则打电话请示，阮二则说“没钱、没办法，要扣就让他扣吧”，试问，如果是裴某明自己的铲车，需要向其他人请示吗？2、裴某明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中向法院提供了一份《承包铲车协议》，其中第一条注明“甲方愿将阮二则采石场的铲车承包给乙方”，最后又有“备注：裴某明为阮二则的委托代理人”。而本案一审中，裴某明向法院提交了他和阮二则于2011年5月3日签订的《铲车抵债协议》，以及另一份《承包铲车协议》（内容只是将第一条“阮二则采石场的临工30铲车”改为“自己的临工30铲车”，同时删除了“备注：裴某明为阮二则的委托代理人”这一句。裴某明自己提交的三份证据以及答辩状出现如此矛盾，充分说明了裴某明伪造《铲车抵债协议》、《承包铲车协议》等证据的事实，人民法院不应采信。三、答辩人没有非法扣押涉案铲车。1、裴某明并未举证证明答辩人非法扣押的事实。裴某明说是强行扣押，现有证据只有他自己的一面之词，以及和他有利害关系的一些证人证言，没有法律证明力。如果是强行扣押，有没有冲突报警记录？是否有医院伤情鉴定？任何证据都没有，怎么能说是非法扣押呢？2、日常生活常识和经验都可以判定不属于“非法扣押”。其一，试问一台到处能移动的铲车，停在杨家坪的一个村子的院子里，如果裴某明不说，答辩人怎么能知道其下落。其二，一台铲车不象一辆自行车，如果裴某明不提供车钥匙，如何开走？其三，就象裴某明所称，他自己、裴喜命、胡喜平、胡初生、胡年儿这些人当时都在场，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答辩人怎么能“强行”开走铲车。这些人又不是三岁小儿，简直是无稽之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能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时，答辩人无须举证，人民法院应对裴某明的主张不予采信。3、裴某明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号案件《答辩状》和本案一审起诉状中都写明“无奈我雇出租车（裴喜命）拉我们去杨家坪”。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试问有没有债务人自己掏钱雇出租车拉着债主去“非法扣押”铲车的？4、裴某明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号案件《答辩状》里清楚地写明“刘某荣夫妻来我家索要柴油款，不给就扣押铲车，我当时就给阮二则打电话说明情况，阮二则说没钱，没办法，要扣就让他扣吧”。“没钱，没办法，要扣就让他扣吧”，说明当时开走铲车是经过阮二则和裴某明同意的，不是非法扣押。因此，答辩人经过裴某明和阮二则同意（实际情况开走铲车是裴某明主动提议的）后开走了涉案铲车，没有非法扣押。四、裴某明把涉案铲车交给答辩人属于质押担保。且铲车交给答辩人控制属于质押还是如裴某明所称属于抵债等性质认定并不影响本案裁决结果。本案实际情况是，由于裴某明拖欠答辩人柴油款55000元，为此答辩人多次找到他要求还款。这种情况下裴某明主动提出目前只剩这辆铲车，要求答辩人先把铲车“捏住”，等过一个月有钱了他就还钱，同时还协助答辩人将铲车开走。这一事实完全符合我国《担保法》有关质押担保的规定，即“债务人（裴某明）或者第三人（阮二则）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尽管法律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该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本纠纷中答辩人和被答辩人未签订书面质押担保合同，但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该质押担保仍然成立和有效。理由在于，担保法之所以规定质押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主要考虑以书面形式明确双方权利义务，避免口头约定发生争议，但并没有规定不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质押合同必然无效。同时，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对于本案中的质押合同，虽然是以口头方式、并非书面方式订立，但结合双方债务关系真实存在，该铲车已作为质押物实际交付，多年来对方并未提出异议，双方之间质押关系成立并有效。实践中，比如法律规定6个月以上的租赁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等要签订书面合同，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实际履行的，租赁合同、事实劳动关系仍然有效。既然属于质押担保，1、根据《担保法》第7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质权人可以继续留置质物，并以质物的全部行使权利。出质人清偿所担保的债权后，质权人应当返还质物”，在裴某明未付清55000元债务之前，答辩人有权留置铲车。2、担保法第67条规定：“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物保管费用和实现质权的费用”，本案涉案铲车已在第三人的停车场停了6年多时间，停车费（质物保管费用）应该由裴某明支付，在此之前答辩人也有权留置该铲车。而被答辩人裴某明在本案原审一审中多次强调“他一直以为铲车抵债了油款”（原审一审判决第5页对此也予以确认），答辩人不认可他的这一说法，因为一个不值钱的破铲车，到底抵多少债，双方并没协商一致。假如答辩人真的把铲车作为抵债物进行了处理，今天裴某明更是可能索赔百万。退一步讲，答辩人认为，裴某明将铲车交给答辩人占有的行为性质到底是质押还是如他所述属于抵债，总之该占有经过了对方的同意，是无法还债情况下将铲车交给债权人（担保或抵债）的合法占有，并没有非法扣押。五、裴某明要求赔偿铲车停运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我国民法规定，民事侵权构成要件包括有侵权行为、有侵权后果、有因果关系、侵权人有过错等四个基本要素，被答辩人裴某明须举证证明自己有营运损失（损害后果）、答辩人强行扣押铲车（侵权行为）、强行扣押铲车造成了营运损失（因果关系）、答辩人主观上有过错。但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明以上几点：1、裴某明只提供了一份《承包铲车协议》证明自己所谓运营损失。如前所述，答辩人已经举证证明了《承包铲车协议》系伪造。2、退一步讲，即便是真实协议，没有实际运营何来营运损失？（实际营运甚至可能出现亏损）。仅凭一份可随时伪造的协议而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如何就能认定损失的存在。如果真的损失认定这么简单，裴某明大可伪造一系列类似合同，索赔千万。3、答辩人提供的裴某明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中提供的《民事答辩状》里写了“2012年3月1日，我受软二则委托将该铲车承包给胡喜平”，说明裴某明只是铲车发包人裴某明的代理人。答辩人提供的裴某明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中提供的《承包铲车协议》里写着“备注：裴某明为阮二则的委托代理人”。这两份证据里，裴某明身份都是阮二则的委托代理人。根据我国民法规定，民事代理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所以裴某明无权要求赔偿营运损失。4、既然裴某明认为给铲车开走给自己造成了几十万的营运损失，但他当时只欠了答辩人55000元柴油款，为了赖55000元柴油款，把能为自己带来几十万营运利润的铲车交给对方质押，明显不合常理，天底下有这么傻的人吗？5、裴某明为证明强行扣押的事实，只提供了一些证人证言。但这些证明证言，一方面由于证人与裴某明有利害关系；另一方面这些证人证言内容不合常理；再一方面与答辩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根据最高法院举证规则，这些证人证言不应被法院采信。答辩人认为，本案的发生，起源于裴某明拖欠柴油款。答辩人拿到铲车后，多次联系裴某明联系不上，又不敢自行处理铲车，导致涉案铲车已在第三人的停车场停了6年多时间，光停车费估计已经超过铲车价值。如果裴某明能尽快支付柴油款，哪个人愿意抓住个破铲车不放？而裴某明至今仍然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继续一如既往充当老赖。如果裴某明一方面耍赖不履行法院判决支付柴油款，另一方面又通过司法判决取回其当时同意用于质押担保的铲车，并赔偿其子虚乌有的营运损失，将是对目前全社会包括人民法院大力打击老赖的极大讽刺。同时，针对裴某明伪造《铲车抵债协议》、《承包铲车协议》等证据的情况，答辩人庭后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向贵院递交专门申请，请求依法追究其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综上，根据我国民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裴某明应该对其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答辩人已举证证明被答辩人裴某明提交的证据（包括铲车抵债协议、承包铲车协议、证人证言）全部为伪造，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裴某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以依法打击恶意诉讼、维护法制公平正义。被告刘某荣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申请证人李玉斌、孙爱云出庭作证，并提交以下证据：1、（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2、民事答辩状；3、承包铲车协议；4、证人证言。经本院审理查明，本案被告刘某荣于2014年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本案原告裴某明偿还所欠柴油款55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本院受理后，以(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进行审理，该案审理时裴某明答辩时提起反诉，向刘某荣主张赔偿本案所涉铲车营运损失168000元。其反诉理由部分称:“2012年3月1日，我受阮二则委托将该铲车承包给胡喜平，并与胡喜平签订了为期两年的承包铲车协议，就在同年4月，刘某荣夫妻二人到我家索要采石场所欠柴油款，不给就扣押已承包给胡喜平的铲车，我当时就给阮二则打电话说明情况，阮二则说没钱，没办法，要扣就让他扣吧，当天刘某荣夫妻二人委托他们的外甥及司机去杨家坪扣铲车，于是我雇出租车(裴喜命)拉我们去杨家坪后，刘某荣的外甥和司机把铲车从杨家坪旧供销院内将铲车开走(保养铲车临时在旧供销院内息工)。当时在场的有胡喜平(承包人)、胡初生、胡年儿。刘某荣扣押铲车时，该铲车正在承包营运期间，被刘某荣扣走后，胡喜平向我和阮二则索要违约金12000元，同时因刘某荣扣走铲车的行为致使铲车未能正常营运造成的经济损，要求刘某荣赔偿全部经济损失共计180000元。”裴某明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提供的承包铲车协议中所备注内容“裴某明为阮二则的委托代理人”。裴某明所提反诉在该案审理时合议庭认为所诉事实与本诉事实无牵连，裴某明可另行提起诉讼。该案件经审理，判决裴某明给付刘某荣柴油款55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判决送达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2016年11月28日原告裴某明诉请判令被告刘某荣返还本案所涉铲车并赔偿损失，本院予以受理。本院认为，原告裴某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为证明涉案铲车归其所有，提供了2011年5月3日签订的铲车抵债协议以证明阮亚东将涉案铲车抵债转让于其所有，但原告裴某明在审理(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时向法院提供的答辩状中向被告主张本案所涉铲车营运损失168000元，其理由部分诉称:“2012年3月1日，我受阮二则委托将该铲车承包给胡喜平，并与胡喜平签订了为期两年的承包铲车协议，就在同年4月，刘某荣夫妻二人到我家索要采石场所欠柴油款，不给就扣押已承包给胡喜平的铲车，我当时就给阮二则打电话说明情况，阮二则说没钱，没办法，要扣就让他扣吧，当天刘某荣夫妻二人委托他们的外甥及司机去杨家坪扣铲车，于是我雇出租车(裴喜命)拉我们去杨家坪后，刘某荣的外甥和司机把铲车从杨家坪旧供销院内将铲车开走(保养铲车临时在旧供销院内息工)。当时在场的有胡喜平(承包人)、胡初生、胡年儿。刘某荣扣押铲车时，该铲车正在承包营运期间，被刘某荣扣走后，胡喜平向我和阮二则索要违约金12000元，同时因刘某荣扣走铲车的行为致使铲车未能正常营运造成的经济损，要求刘某荣赔偿全部经济损失共计180000失168000元。”以及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的承包铲车协议，均显示铲车的所有人是阮二则(阮亚东)；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承包铲车协议与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提供的承包铲车协议虽然主要条款一致，但原告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提供的承包铲车协议中所备注内容“裴某明为阮二则的委托代理人”，与原告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审理时的答辩内容可相互印证，且该案件经审理作出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故原告在该案中所提交涉及铲车所有人部分的证据及所陈述事实应予以确认。原告在本案审理中所提供的铲车抵债协议显示该协议于2011年5月3日已经签订，但未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向法庭提交，且该协议内容与其在（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答辩内容相矛盾；其所称（2014）兴民初字第214号案件中所提交的铲车承包协议系找别人代写，当时不清楚内容，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原告向本院提交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阮亚东的询问笔录，但未经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也未加盖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单位印章，不符合证据的相关规定，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裴某明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系本案所涉铲车的合法权利人，不能作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提起诉讼。被告刘某荣抗辩裴某明无合法证据证明涉案铲车属于自己所有，无权要求返还铲车，该抗辩理由应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裴某明的起诉。本案受理费3400元，退还原告裴某明。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应旺审 判 员  张剑锋人民陪审员  白海平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王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