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民终12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颜，女，1963年5月10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辉，四川律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跃权，四川典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蓉，女，汉族，1958年5月1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昌代义，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昌子璇，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海科路西段**。 法定代表人：陈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昌代义，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昌子璇，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夏颜因与被上诉人杨蓉、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共同管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3583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辉，被上诉人杨蓉及成都共同管业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昌代义、昌子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颜上诉请求：1.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358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夏颜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由杨蓉、成都共同管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已查明杨蓉于2013年10月8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投资促进局（以下简称温江区投资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于2013年12月18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成都市工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非夏颜本人所签，且杨蓉未取得夏颜的授权，事后亦未得到追认，上述两份协议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二、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案件，一审法院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而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 杨蓉、成都共同管业公司辩称：夏颜于2011年8月4日向杨蓉转让涉案股权，并将办理涉案股权转让法定手续过程中涉及需其签字确认等所有事宜，以及基于其作为成都共同管业公司股东、董事身份的所有权利均不可撤销的全权授权给杨蓉行使（上述授权并可由杨蓉转委托给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指定的其他主体行使）的行为，自始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经过公证确认，涉案股权转让法定手续办理过程合法、合规，杨蓉也早已向夏颜付清了涉案股权转让价款500万元本金及其约定的利息，故杨蓉实施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其法律后果应由夏颜承担。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夏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杨蓉于2013年10月8日向温江区投资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于2013年12月18日向成都市工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夏颜与杨蓉签订《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1年协议一），约定：夏颜将其持有的成都共同管业公司25%的股权作价200万元全部转让给杨蓉。该协议第三条约定：“双方同意股权转让的交接日为本协议生效后的第二日，双方的授权代表应当全力协助配合成都共同管业公司依法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及股东变更的行政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十四条约定：“甲（夏颜）、乙（杨蓉）双方用电报、电话或传真发送的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通知，应随之以书面信件通知。本协议中所列甲、乙双方的住所，即为甲、乙双方的邮政地址”。该协议未载明具体签订日期。 2011年，夏颜、杨蓉又签订了一份《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1年协议二），就2011年协议一补充约定：“鉴于甲方（夏颜）计划于2011年10月在美国购房需要资金的实际情况，经甲方提出，双方同意：如果2011年9月底以前前款所称法定手续还未办妥的，则乙方（杨蓉）将在2011年9月底前向甲方出借200万元价款，在前款所称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条件成就之日，该200万元借款即转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该2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与此同时，甲方向乙方出具该2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的收款收条，乙方则返还其此前已出具的该200万元借款借条。至此，本条所称借款行为终结，支付行为完成”。该协议同样未载明具体签订日期。庭审中双方确认2011年协议一与2011年协议二的签订时间均为2011年8月4日。 成都共同管业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形成《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外资）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夏颜将其持有的全部25%的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杨蓉。夏颜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 2011年9月30日，夏颜向杨蓉出具《借条》载明：夏颜向杨蓉借款200万元，如夏颜向杨蓉转让成都共同管业公司25%股权的相关法定手续依法完成，则按照双方约定的相关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条件，此借款等额转为杨蓉向夏颜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2011年8月5日，夏颜向杨蓉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夏颜与杨蓉此前已协商一致，将夏颜所持成都共同管业公司的全部25%的股权转让给杨蓉，就此涉及的相关事项，夏颜特向杨蓉作如下不可撤销的授权委托：1.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凡因该25%的股权所涉对成都共同管业公司董事会会议的出席权、表决权、分红权及其他有关成都共同管业公司股东（投资者）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夏颜均委托给杨蓉并由杨蓉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由、全权行使（处分）；2.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对夏颜因持有该25%的股权而取得的成都共同管业公司董事身份事宜，夏颜将其因该董事身份所具备的法定或者约定权利委托给杨蓉，并由杨蓉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由、全权行使（处分）；3.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对因该25%的股权转让办理法定审批、变更登记手续过程中涉及需夏颜签字确认等所有事宜，夏颜均委托杨蓉代为全权行使；4.对前三条所称杨蓉授权处理的事项，夏颜确认杨蓉对此享有将其授权处理事项转委托给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指定的其他主体，并按照前三条所称具体权限代为全权处理的转委托权。授权期限于股权转让法定审批、变更登记手续完成、股权合法过户至杨蓉名下时终止。在有效期内，夏颜无权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撤销上述委托（包括杨蓉行使的上述转委托权），并无条件认可杨蓉及其转委托行为所指向的转受托人办理上述受托事项对夏颜具有的法律约束力。同日，夏颜、杨蓉就该《授权委托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以（2011）川律公证内民字第16466号《公证书》予以公证。 夏颜、杨蓉另签订一份《关于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蓉将其持有的案外人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34.71%的股权当中的15%，以赠与方式无偿转让给夏颜。该协议上并未载明具体签订日期。 2011年8月5日，杨蓉向夏颜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杨蓉与夏颜此前已协商一致，将杨蓉所持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夏颜，就此涉及的相关事项，杨蓉特向夏颜作如下不可撤销的授权委托：1.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凡因该15%的股权所涉对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的出席权、表决权、分红权及其他有关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杨蓉均委托给夏颜并由夏颜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由、全权行使（处分）；2.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对因该15%的股权转让办理法定审批、变更登记手续过程中涉及需杨蓉签字确认等所有事宜，杨蓉均委托夏颜代为全权行使。授权期限于股权转让法定审批、变更登记手续完成、股权合法过户至夏颜名下时终止。在有效期内，杨蓉无权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撤销上述委托，并无条件认可夏颜办理上述受托事项对杨蓉具有的法律约束力。同日，杨蓉、夏颜就该《授权委托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以（2011）川律公证内民字第16465号《公证书》予以公证。 2011年8月5日，夏颜、杨蓉签订《特别约定》，约定：如果在甲方（夏颜）向乙方（杨蓉）转让其所持成都共同管业公司25%的股权事项所涉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定全部手续依法办妥后半年内，乙方向甲方赠予其所持案外人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15%的股权所需办理的审批、变更登记手续未依法办妥，则甲方可以要求解除双方及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此前为该15%赠与股权而签署的任何文件，并将该等股权返还给乙方。与此同时，在前述解除文件生效后，乙方应当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300万元作为其依法受让甲方原持有成都共同管业公司25%的股权的部分替代对价。 2013年6月24日，夏颜与杨蓉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夏颜向杨蓉转让成都共同管业公司25%股权的转让对价由2011年协议一、2011年协议二中约定的2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2.杨蓉不再向夏颜赠与其所持有的案外人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15%的股权，就该股权赠与行为所签署的任何法律文件自始不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3.（2011）川律公证内民字第16465号《公证书》所附《授权委托书》应予撤销，双方约定撤销的具体方式为夏颜将其所持有的该《公证书》原件交还杨蓉；4.双方于2011年8月5日签订的《特别约定》自始无效；5.双方就夏颜向杨蓉转让成都共同管业公司25%的股权所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仍然有效，但其中有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上述《补充协议》签订后，杨蓉于2013年10月8日代夏颜签署一份《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3年协议一），该协议第二条约定：股权转让价款总金额为500万元；第四条约定：杨蓉应在本协议生效并经相关行政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依法办理完毕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夏颜付清该5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鉴于夏颜此前已于2011年9月底前向杨蓉借款200万元，故在付款条件具备时，该200万元借款即转为杨蓉应付夏颜的相应金额的股权转让价款，届时杨蓉只需再向夏颜支付300万元，即视为其已履行完毕本协议约定的全部付款义务。 2013年12月18日，杨蓉代夏颜与自己签署一份《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2013年协议二），并提交至成都市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12月31日，办理完成了上述审批及变更登记手续。 2011年9月至2014年7月期间，杨蓉共计向夏颜转账378.96万元。2014年7月22日，夏颜与杨蓉经对账后确认，杨蓉尚余150万元未支付，该对账单据由夏颜、杨蓉签字确认。2015年6月24日，杨蓉向夏颜转账80万元，次日杨蓉又向夏颜转账70万元。2015年7月14日，杨蓉向夏颜转账10万元。 2016年，夏颜以成都共同管业公司伪造其签字申请股权变更行政审批，作出行政审批的机关温江区投资局未尽审查义务予以同意为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温江区投资局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的温投促发（2013）37号《关于同意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该院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2016）川0124行初字82号行政裁定，以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夏颜的起诉。后夏颜不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1月9日作出（2016）川01行终810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夏颜的上诉，维持了原裁定。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被请求确认无效的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目标公司以及协议的主要义务履行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故在双方并未协议选择合同应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本案应当适用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处理。 二、关于诉讼时效抗辩是否应得到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中，夏颜向人民法院请求的是确认合同无效，而就该请求权的特征而言，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的行使无需合同另一方的确认或给付，故不属于诉讼时效抗辩所涉及的债权请求权的范围。一审法院对杨蓉、成都共同管业公司关于夏颜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三、关于涉案合同效力的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 首先，从涉案合同签订的过程看，夏颜与杨蓉于2011年8月4日分别签订了两份《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即2011年协议一和2011年协议二，对转让涉案25%的股权及其对价作出了约定，该两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后续的《特别约定》及2013年6月24日的《补充协议》系对《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合同内容的变更，《补充协议》约定将股权的转让对价由200万元加上杨蓉赠与夏颜持有的案外人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15%股权的替代对价，金额变更为500万元，该协议经夏颜、杨蓉本人签字，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故亦可表明夏颜具有向杨蓉转让诉争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 其次，从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看，向温江区投资局提交的2013年10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3年12月18日向成都市工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即2013年协议一和2013年协议二，均已经过审批，股权业已变更至杨蓉名下。2011年9月至2015年7月间，杨蓉陆续向夏颜转款共计530余万元，与2011年协议一和2011年协议二、2011年8月5日双方签订的《特别约定》、2013年6月24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2013年协议一和2013年协议二的内容能够形成印证，且双方还于2014年7月22日就支付股权转让款一事进行了对账。夏颜虽主张2011年协议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夏颜因购房所需向杨蓉的借款行为，为此出具了《借条》，但夏颜对杨蓉陆续的转款没有异议，从收取转款迄今未进行任何还款行为，同时，该协议也载明“在前款所称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条件成就之日，该200万元借款即转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该2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故一审法院认为杨蓉收到的上述款项系股权转让对价而非借款，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开庭前，夏颜主张2013年协议一和2013年协议二系杨蓉本人代夏颜签署，故上述两份协议无效，夏颜要求对上述两份协议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6月24日的《补充协议》对签署合同内容的变更，该《补充协议》系夏颜本人签字，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013年协议一和2013年协议二系对变更后合同内容的确认而非独立于2011年协议一和2011年协议二及《特别约定》之外。从嗣后合同履行情况看，股权已经发生转让且夏颜已收取股权转让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故上述两份合同上夏颜的签名究竟是杨蓉本人代签还是委托案外人代签，对于证明涉案合同效力而言已无意义，故对夏颜要求对上述合同笔迹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同意。 综上，夏颜具备向杨蓉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也切实履行了股权转让及支付对价的义务。2013年协议一和2013年协议二是夏颜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夏颜要求确认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1民初3583号判决：驳回夏颜对杨蓉，成都共同管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夏颜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夏颜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一份证据，即夏颜的护照，拟证明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夏颜不在国内，2013年10月8日的《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2013年协议一和2013年协议二不是其所签。 杨蓉与成都共同管业公司质证后认为，夏颜当庭提交的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3年10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夏颜亲笔所签，2013年协议一、2013年协议二是杨蓉根据夏颜的委托及转委托权，由杨蓉及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指定的胡仲蓉所签。 本院审查认为，夏颜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不能达到其主张的2013年协议一、2013年协议二无效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2013年协议一、2013年协议二的效力问题。 夏颜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因此，夏颜与杨蓉、成都共同管业公司之间的民事关系，为涉外民事关系。在双方未协议选择合同应适用法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双方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从涉案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看，夏颜与杨蓉于2011年8月4日分别签订了两份《关于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即2011年协议一和2011年协议二，双方对转让涉案25%的股权及其对价200万元作出了明确约定，夏颜在该两份协议上签字，为此，成都共同管业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形成《成都共同管业有限公司（外资）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夏颜将其持有的全部25%的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杨蓉，夏颜在该决议上也签字确认。后续的《特别约定》《补充协议》系对2011年协议一和2011年协议二的合同内容的变更，股权转让对价由200万元加上杨蓉赠与夏颜持有的案外人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15%的股权的替代对价，金额变更为500万元，该协议经夏颜、杨蓉本人签字。同时，2011年9月至2014年7月期间，杨蓉共计向夏颜转账378.96万元；2014年7月22日，夏颜与杨蓉经对账后确认，杨蓉尚余150万元未支付，该对账单据由夏颜、杨蓉签字确认；2015年6月24日，杨蓉向夏颜转账80万元，次日杨蓉又向夏颜转账70万元；2015年7月14日，杨蓉向夏颜转账10万元。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夏颜以股权转让价款总金额500万元向杨蓉转让其所持有的成都共同管业公司25%的股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签订后，经过双方对账夏颜收取了涉案股权转让款，夏颜当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表明其不仅同意而且清楚涉案股权的转让，至此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 2011年8月5日，夏颜向杨蓉出具《授权委托书》，其上载明：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对因该25%的股权转让办理法定审批、变更登记手续过程中涉及需夏颜签字确认等所有事宜，夏颜均委托杨蓉代为全权行使；同时，夏颜确认杨蓉对此享有将其授权处理事项转委托给成都共同投资有限公司指定的其他主体。该《授权委托书》经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公证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关于“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的规定，因夏颜没有相反证据推翻上述公证证明的内容，杨蓉依据夏颜的授权和转委托权利，指定他人于2013年10月8日、2013年12月18日代夏颜签署2013年协议一、2013年协议二，办理完成了涉案股权的审批和变更登记手续，并没有违反双方的协议约定，也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2013年协议一、2013年协议二并没有改变双方之前《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总金额，2013年协议一、2013年协议二是对变更后合同内容的确认，故上述两份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认定2013年协议一、2013年协议二是夏颜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夏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夏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小红 审判员  林 涛 审判员  余 静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唐 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