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211民初3557号 原告：杨富萍，女，汉族，1957年10月27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松梅，湖南湘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凯庭，湖南湘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郴州汉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郴州市。 法定代表人：欧金春，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邱小彪，男，汉族，1977年12月15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 被告：黄利华，女，汉族，1974年5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 被告邱小彪、被告黄利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慧玲，株洲市胜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邱小彪、被告黄利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琴，株洲市胜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唐太平，男，汉族，1968年7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武斌，湖南天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杨举，男，汉族，1982年1月14日出生，住湖南省湘阴县。 被告：何玲（曾用名何琳），女，汉族，1986年12月9日出生。住湖南省汉寿县。 被告：黄斐，女，汉族，1987年4月15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 被告：姜敏（曾用名姜柏），男，汉族，1986年12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 负责人：陈伟乔，系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俊洋，男，汉族，1986年9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系被告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提起、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蓓，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 负责人：周武，系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伟，男，汉族，1982年11月23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系被告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龙，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杨富萍与被告郴州汉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红基金公司）、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株洲分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诉讼过程中，依被告建行株洲分行申请，依法追加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为本案共同被告。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易红、邹晓明、徐怀艳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5日、2019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实习法官助理黄晋莉协助审理，书记员马晶晶担任法庭记录。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松梅、被告邱小彪、黄利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琴、被告唐太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武斌、被告杨举、被告何玲、被告黄斐、被告姜敏、被告建行株洲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蓓，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龙第一次开庭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杨富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松梅、被告邱小彪、黄利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琴、被告姜敏、被告建行株洲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蓓、胡俊洋，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龙第二次开庭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汉红基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富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汉红基金公司、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以70万元为本金按年化收益12%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11月21日起至2015年5月20日投资收益共计4.2万元，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承担连带责任；2、被告汉红基金公司、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向原告支付投资本金70万元及自2015年5月20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实际偿还本金之日止（截至2018年5月20日利息为12.6万元），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汉红基金公司、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5月20日起至实际偿还本息之日止的违约金损失（截至2015年8月20日为3.15万元），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承担连带责任；4、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与被告建行株洲分行连带承担偿还投资本金及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告等客户系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及各支行的重要长期客户。2013年，建行株洲分行在原行长戴建军及湘江支行行长王炜等人考察株洲华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基金公司）等单位后，由被告建行下属湘江支行与华泰基金公司正式签订顾问合同。建行株洲分行主要负责销售，并对投资项目所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对投资项目实施提供相应的财务安排和建议。被告建行株洲分行不仅从中收取2.5%的顾问费，还有5%的股份，而且其工作人员每成功推荐一名客户购买基金将从投资款中获得1%的佣金。之后，建行株洲分行、株洲湘江支行、长江支行、电力支行、田心支行等在建行开会宣传发动布置组织其工作人员利用营业厅的电子滚动屏、ATM机、官网显示等手段发行、出售非法虚假的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和上级银行审批核准的华泰、汉红基金，其客户经理利用信息查询渠道了解到原告等客户的资金状况，轮番打电话或当面向原告等客户宣传、推荐华泰、汉红基金。在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及各支行的轮番极力推荐下，以及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及各支行承诺保本保12%年化收益、无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原告等客户在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及各支行的办公室与其客户经理签订购买基金合同，并将投资款交付给客户经理，由客户经理以华泰基金公司或汉红基金公司的名义向原告等客户出具付款凭证。原告与被告汉红或华泰公司所签协议全部由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湘江支行、电力支行等工作人员客户经理一手办理后交付给原告的。原告等客户从未接触到华泰基金公司、汉红基金公司的工作人员。华泰基金公司和汉红基金公司通过建行株洲分行共募集资金5,000多万元。其中1,600多万元（本金1,438.1万元及利息）代偿了建行株洲分行的贷款。2015年开始，原告均没有收到购买华泰、汉红基金的投资收益和本金，原告等客户无数次找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未果。2015年7月，株洲市公安机关将华泰基金公司、汉红基金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黄利华、邱小彪、唐太平、姜敏、杨举、何玲、黄斐等人抓获，原告等客户才得知华泰、汉红基金系非法虚构基金。被告建行株洲分行等众多支行宣传、发行、销售私募股权基金，扰乱了国家良好的金融秩序，原告等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应由建行株洲分行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汉红基金公司未予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邱小彪辩称：本案已涉及刑事犯罪，答辩人应退赔的款项仅为剩余应退赔的投资本金及其利息，而不包括年化收益为12%的投资收益及违约金损失；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投资收益、投资本金所产生的利息，同时主张违约金损失，关于被答辩人投资收益及违约金损失的诉讼请求应当不予支持；答辩人认为其对于2014年9月以后的投资本金所产生的利息、投资收益不承担退赔责任，且答辩人已退赔金额近700万元，应当从其个人应承担的退赔份额中扣除。最后，答辩人现在监狱服刑，无收入来源且经济状况差，望在投资本金所产生的利息方面可以作酌情降低考虑，并允许答辩人在服刑完毕后偿还。 被告黄利华辩称：本案已涉及刑事犯罪，答辩人应退赔的款项仅为剩余应退赔的投资本金及其利息，而不包括年化收益为12%的投资收益及违约金损失；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投资收益、投资本金所产生的利息，同时主张违约金损失，关于被答辩人投资收益及违约金损失的诉讼请求应当不予支持；在该案侦查阶段，答辩人已退赔金额0.95万元，该金额应当从其个人应承担的份额中扣除。最后，答辩人现在看守所服刑，无收入来源且经济状况差，望在投资本金所产生的利息方面可以作酌情降低考虑，并允许答辩人在服刑完毕后偿还。 被告唐太平辩称：本案已涉及刑事犯罪，该案刑事判决对被答辩人的财产损失作出处理，且涉案财产的处理结果已经涵盖民事诉讼请求的赔偿范围，被答辩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与刑事判决认定的刑事责任完全竞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答辩人并没有参与对被答辩人的具体犯罪行为，事前也完全不知情，事后也没有占有处置或参与占有处置被答辩人财产，答辩人不应承担赔偿被答辩人财产损失的责任。应当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 被告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答辩意见与被告唐太平的答辩意见一致。 被告建行株洲分行辩称：被答辩人的损失系被告黄利华、邱小彪等直接责任人的犯罪行为造成，且被告黄利华、邱小彪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当中，对被答辩人的损失金额均已进行认定，明确了刑事案件各被告人需就被答辩人的损失承担退赔责任，被告黄利华、邱小彪等责任人共计向法院退赔了776.46万元，本案已构成重复诉讼。被答辩人是通过建设银行的相关网点了解到汉红基金，但最终被答辩人是与汉红基金公司签订《入伙协议》，答辩人在此过程中仅仅是起到了推介的作用，答辩人并不知道被告黄利华、邱小彪等人会通过犯罪行为募集各集资参与人的资金。答辩人对被答辩人遭受的损失既没有合同赔偿义务，也没有过错责任的侵权赔偿义务；在该案中，汉红基金公司与光大银行长沙分行签订基金托管协议，答辩人认为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未依法履行审查和监督职责，依法应对被答辩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起诉不应受理，依法应当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 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辩称：1、本案原告并未起诉答辩人；因此，答辩人不应当承担本案责任。2、被告建行株洲分行追加答辩人为本案被告，无事实与法律依据。3、答辩人在托管被告汉红基金公司资产过程中并无违约行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7日，被告唐太平联系代办公司办理华泰基金公司的注册登记。登记的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基金项目管理活动、投资项目管理活动及咨询服务，注册资本3,000万元。登记股东为被告黄斐（占注册资本的45％，替被告黄利华持股）、被告何玲（占注册资本的30％，替邱小彪持股）、唐凤姣（占注册资本的25％，替被告唐太平持股）。被告黄利华任董事长，全面负责公司事务。邱小彪任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日常事务，策划、指挥募集华泰基金，参加股东会议决策公司重大事务。被告唐太平通过参加股东会议决策公司重大事务。被告黄斐任法定代表人、会计，被告姜敏任董事长助理，被告何玲任副总经理，被告杨举任总经理助理，其四人具体负责华泰基金公司日常事务，同时兼任基金经理，负责募集基金前期准备工作，与银行、客户联系并推销基金等工作。之后，被告黄利华安排被告黄斐等人通过代办人员先后注册成立湖南华泰智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湖南华泰鑫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华泰基金公司吸收投资者出资入伙的平台；注册成立株洲中元华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接收资金的平台。 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对华泰基金公司进行考察后，2013年5月2日，被告黄利华代表华泰基金公司与建行株洲湘江支行签订《顾问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由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为华泰基金公司推介合规的特定投资者和投资项目，对投资项目所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华泰基金公司向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支付募集资金的1.5%作为顾问费；如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向华泰基金公司推介优质项目，顾问费为推荐项目投资金额的1%；后期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向华泰基金公司推荐项目，并协助华泰基金公司获得股权、期权等投资权益，顾问费为股权、期权等投资权益的收益分红的5%。签订《顾问协议》后，在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行长王炜的协助下，邱小彪及姜敏、何玲、杨举、黄斐等人于2013年5月在建行株洲湘江支行召开了华泰母基金推介会，建行株洲各支行的20余名营销主管参会。会上邱小彪对华泰基金公司、华泰母基金进行推介，内容包括华泰母基金投资方向、投资期限、年化收益率、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担保等，并表示经建行客户经理向客户推荐购买华泰基金的，向客户经理给付投资额1％的佣金。会上邱小彪等人还发放了《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募集说明书》、《华泰股权基金》三折页、《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常见问题解答》等宣传资料，要建行营销主管带回各支行向建行客户进行宣传和推荐。2013年8月，被告黄利华找到建行株洲分行私人银行业务营销部主任付皓，经付皓同意，邱小彪安排姜敏、杨举、何玲、黄斐等人两次在建行财富中心私人银行业务营销部晨会上向建行客户经理宣传、推介华泰基金，并发放《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募集说明书》、《华泰股权基金》三折页、《华泰股权投资母基金常见问题解答》等宣传资料。 华泰基金公司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也未经有关部门依法备案的情况下，违反政策规定，未实际确定投资项目，对投资者不经审查，安排被告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等人与建行各支行联系。被告建行株洲分行下属各支行营销主管、客户经理通过电话联系、现场宣传、发放资料等方式向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建行长期客户等不特定投资者推销华泰基金，承诺投资年化收益率12％，由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保本保息，无任何风险。与华泰基金通过建行株洲分行募集资金的同时，被告邱小彪私下安排被告杨举、何玲采取相同方式，通过建行株洲分行以湖南汉弘新投资管理中心的名义募集资金。在被告建行株洲分行下属支行客户经理的推介下，本案原告杨富萍于2013年11月20日在建行株洲分行营业厅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签署《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原告自愿成为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为汉红基金公司，执行合伙人为汉红基金公司，担保公司为湖南华友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投资方向和目的为对中国境内的未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主要为生物医药），对上市公司未公开发行的股票投资，以获得股权分红收益；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杨富萍承诺出资总计70万元，本协议生效后当日缴足。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汇入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建设银行株洲湘江支行的账户。基础年收益不超过12%，基金届满36个月或60个月时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按照超额收益的20%或30%分配超额收益。本产品结构化设计保本保收益，年化收益率12%；合伙企业迟延支付有限合伙人出资或者收益，每逾期一日支付应付出资或者收益部分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签订入伙协议当日，原告依约向协议约定的银行账户转账70万元，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向原告出具《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确认函》。确认原告的出资金额为70万元，投资期限为18个月，年化收益为12%，从2013年11月21日起息。 原告投资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向原告支付占出资额70万元的12%的收益8.4万元。自此之后再未向原告支付收益，也未退还投资本金。 此后，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甲方）与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乙方）签订《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担任基金托管人；由甲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本财产的投资运作，乙方负责安全保管托管账户内的现金资产；乙方应安全保管银行托管账户资金，未经有效指令，不得擅自运用、处分、分配基金的任何资产；乙方应完整记录托管账户资金的划拨和往来情况，并妥善保存甲方提交的付款依据等文件资料；乙方应及时执行基金管理人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发出的划款指令，办理基金的资金往来，并对管理人的投资划款进行监督；乙方应保存与基金托管业务有关的会计记录、账册、档案和其它相关资料；乙方因违反本协议导致托管账户基金资金损失的，承担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退任而免除；基金托管人根据《投资监督事项表》的规定对基金管理人发送给基金托管人的划款指令进行审核，如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行为不符合规定，则可以拒绝执行划款指令；托管费按托管规模0.3%/年的比率收取（年托管费不足30万的，则按30万/年标准收取）。 2015年6月至9月，被告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6年7月26日，被告邱小彪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经依法审理后，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作出（2016）湘0211刑初172号《刑事判决书》，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7）湘0211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书》，分别认定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邱小彪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及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以发行基金的名义变相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吸收资金，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责令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退赔陈海军、兰晓胜等集资参与人的损失（其中黄利华、唐太平对4,346.35万元负责，杨举对4,311万元负责，何玲对1,711万元负责，黄斐对791万元负责，姜敏对620万元负责），责令邱小彪退赔陈海军、兰晓胜等集资参与人的损失5,657.952,386万元。本案原告所投资的资金在上述《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犯罪金额范围内。 原告认为其经济损失并未得到完全赔偿，遂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吸收资金后，除向基金投资人返还部分投资收益外，邱小彪主要用于支付汉红基金前期吸收客户资金、邱小彪个人及其公司开销等。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身份信息、工商登记信息，原告提交的《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银行转账凭证、成立确认函、《顾问协议》、黄利华笔录、李向阳笔录、付皓笔录、段易卿笔录、王炜笔录、叶妮笔录、刑事判决书，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提交的《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投资基金托管协议》，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提交的对公活期账户明细、划款指令，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案由系侵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损失如何认定？2、各被告的责任如何确定？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赔偿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通过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手段予以救济，被害人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竞合，且该刑事判决对涉案财产的处理结果已涵盖前述认定的应返还财产的范围，就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赔偿责任，被害人已获得公力救济。在此情况下，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另行对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本案中不再处理被告邱小彪、黄利华、唐太平、杨举、何玲、黄斐、姜敏的赔偿问题。 关于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系通过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签订《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投资汉红基金，生效的刑事判决已认定汉红基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利用汉红基金公司发行基金的行为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原告投资的资金在生效刑事判决中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金额，故上述《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原告依据该协议的约定主张合同期内的投资收益及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按年利率6%主张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因原告的损失已在刑事案件中予以确认，而刑事案件确定的损失不包含利息损失，故本案中亦只认定本金损失。原告依据该协议已获取的8.4万元投资收益，应冲抵其本金损失。至本案判决前，因刑事退赔尚未启动，故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为扣除已返还收益的本金损失，即61.6万元（70万元-8.4万元）。之后如刑事退赔的金额能够确认并支付原告，对于原告因刑事退赔获取的赔偿款，则应当在本案确定的损失中予以核减。 关于被告汉红基金公司的赔偿责任问题。被告汉红基金公司作为与原告签订《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的相对方，系吸收原告投资资金的直接责任主体。其控制人和高管以签订该协议的形式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造成了原告的财产损失，其应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即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应向原告赔偿财产损失61.6万元。 关于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及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的赔偿责任问题。原告系建行株洲分行的长期客户。被告建行株洲分行向原告推介投资产品时，应向原告解释相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提示相关风险；并应利用自身的专业能力对投资产品的合法性及相关风险进行审查，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原告自主选择。但是，被告汉红基金公司发行的私募基金未经相关部门的批准、备案，也未明确投资项目，建行株洲分行应对该情况进行审查。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向原告推介该私募基金，并向原告介绍该基金产品保本保收益，误导原告做出投资决策。原告基于对建行株洲分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充分信任购买了该私募基金产品，造成了投资损失，建行株洲分行的行为对原告构成侵权。该侵权行为与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虽与原告不具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但其作为汉红基金的托管行，其职责在于保证基金的财产安全；并应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行为。其对基金投资人实际上具有财产保管及代投资人对基金运作进行监督的义务。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在与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订基金托管协议时对汉红基金公司及湖南汉红弘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运作是否合法合规进行了合理审查。签订基金托管协议后，未对汉红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合理监督。本院认为，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在对汉红基金资金托管过程中存在过失。该过失行为与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亦具有因果关系，也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被告建行株洲分行与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作为汉红基金的销售银行与托管银行，在本案中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对汉红基金缺乏必要的审查和监督。其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也应为在被告汉红基金公司责任承担的基础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上述情由及对原告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大小，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建行株洲分行承担60%的补充赔偿责任，被告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郴州汉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富萍赔偿投资损失61.6万元（如果刑事退赔启动，原告杨富萍因刑事退赔获取的赔偿款在上述损失中予以核减）； 二、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的损失承担60%的补充赔偿责任；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对本判决第一项的损失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杨富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2795元，由被告郴州汉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共同承担8762元，由原告杨富萍承担403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按本判决确定的诉讼费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现金交纳的，直接向华融湘江银行驻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点交纳；汇款或转账的，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收款单位：湖南省财政厅国库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810103210********。逾期未交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易   红 审 判 员 徐 怀 艳 审 判 员 邹 晓 明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实习黄晋莉 书 记 员 马 晶 晶 附判决书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六十七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开始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