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726民初392号原告：冯瑞玲，女，汉族，1978年9月17日出生，住延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建松、王秀艺，河南师大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南延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延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延津县建设路中段**。法定代表人：李新月，任该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席顺国、张勤，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冯瑞玲诉被告河南延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津农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6日立案受理,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7）豫0726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原告冯瑞玲不服该判决，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豫07民终4274号民事裁定，撤销延津县人民法院（2017）豫0726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织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瑞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席顺国、张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冯瑞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存款500万元及利息（按月息1.3%，其中300万元自2015年1月1日开始计息；100万元自2015年1月8日开始计息；100万元自2015年2月10日开始计息，均计算到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及理由：2011年11月，被告职工段志鹏称信用社股金证系统升级，要求收回原告的老式绿皮股金证换发新证，同时让原告再往上面存点钱，抵他的揽储任务，称每月按1.3%支付利息，如需用款可随时存取。原告将老股金证交给段志鹏，被告于12月5日为原告换发了新的红色股金证，股金证号码NO.100××××6302，编号25600003011000719018，加盖有被告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手章，并将老股金证上的220万元存款登入了新股金证，经办人为段志鹏。之后，原告多次办理存款，经办人均为段志鹏，并在原告的股金证上予以登记，其中2012年1月3日原告存入30万元，2013年1月28日原告存入50万元，2015年1月8日原告存入100万元。2015年2月10日原告存入100万元，余额为500万元。2014年年底之前，被告均能按月支付利息，但自2015年1月被告开始拖欠利息。2015年4月，原告因经营急需资金，联系被告办理取款手续，但拖延迟迟未予办理。原告于2015年5月12日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还本付息。被告收到应诉通知书后，控告段志鹏涉嫌犯罪，延津县公安局于2015年5月15日以涉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立案，同时法院于2015年6月26日以段志鹏涉嫌犯罪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延津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日作出刑事判决书，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刑事裁定书，维持一审判决，段志鹏刑事案件已结束。原告认为，段志鹏系被告职工，段志鹏是以被告系统升级、为被告揽储为由为原告换发了新股金证，该股金证系被告印制的重要空白凭证，加盖了被告的印章，股金证的资金不但有原告后来存入的资金而且包括了原告老股金证的资金转存金额。尽管段志鹏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原告对段志鹏伪造被告印章并不知情，也没有能力辨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务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原告存入股金证上的款项，应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延津农商行辩称，一、原告诉请被告偿还存款本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原告请求返还存款的依据是被告“签发”的“股金证”，根据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的规定，原告持有的“股金证”并非存折或存单等存款凭证，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储蓄存款关系，故原告依该凭证请求要求被告向其返还存款本息于法无据。2.出资人向被告出资入股后，被告向其出具股金证作为出资证明。根据被告的章程规定以及股金证载明的“入股须知”等，股东应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依法转让股权，不得抽逃出资等。由此可见，即使原告所持股金证真实且其将货币足额支付至被告股金账户，原告也不享有退股的权利。二、生效刑事判决文书已经认定涉案“股金证”系段志鹏为诈骗而伪造形成，在段志鹏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法院已判决其退赔原告“股金”和退赔事项正由法院执行的情形下，原告再次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1.延津县人民法院（2016）豫0726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和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7刑终387号刑事裁定书已清楚认定，原告持有的“股金证”系段志鹏为诈骗所伪造，被告对此不知情，未收到原告任何股金，也没有向原告支付过任何利息或红利，收取资金及支付利息等均系段志鹏个人行为，不能认定为段志鹏是职务犯罪或单位犯罪。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投资入股、储蓄存款等法律关系，原告诉请被告承担返还责任毫无法律依据。2.前述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生效后，延津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已于2016年11月18日将退赔事项移交执行局执行，当前尚未执行终结，原告起诉于法无据。三、原告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适用法律错误。通过对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被该单位占有、使用或处分构成犯罪的……”、第三条“……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第四条“……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规定可以看出，该规定第三条适用的情形是特定行为人签订合同是普通民事法律行为，主观上并无骗取对方财物的意图，只是在单位依合同取得财物后其将单位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位己有，该占为己有行为构成犯罪，即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发生在合同签订之后，签订合同本身并不是犯罪手段或方法，行为人签订合同行为和占为己有的犯罪行为相互独立。本案中，段志鹏向原告出具“股金证”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原告款项，即出具“股金证”这一行为本身就是犯罪手段，显然原告引用的前述第三条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原告诉请缺乏法律依据。关于段志鹏为原告换发新股金证之前原告是否在延津榆林农信社入股220万元的问题。原告诉称,2011年12月5日段志鹏为其换发新股金证(封皮为红色)时,将老股金证(封皮为绿色)上的220万股金存款登入了新股金证。意在表示在段志鹏实施诈骗犯罪行为之前,其作为榆林农信社的股东持有该社股份220万股,被告作为统一法人应退还对应的股金及利息。但被告认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原告应负责提供老股金证或支付股金的交易凭证等证据,以证明其为榆林农信社的股东或者其与该社存在储蓄存款关系,且持股或者存款的数额为220万元,否则原告应承担因举证不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从以往的庭审的情况来看,原告对上述所主张的事实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证据,即使是本次发回重审中,被告相信原告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仍然不能提出其他任何有力的证据,因为原告主张的事实子虚乌有,不可能形成证据。段志鹏在2015年5月16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认220万元收的是现款,根本没有提及所谓的老本股金登入新本的事实。2015年5月18日侦查机关对老股金是什么时间办理、原始入股多少钱以及换发新证时又追加了多少股金等基础事实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原告概以不清楚、不记得作答。这表明原告陈述的向榆林农信社入股220万元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的不可能性,不足为信。根据2011年3月12日延农信(2011)116号《延津农信联社股权改造方案》以及2012年12月19日制定的章程规定的“单一自然人持股起点为40万元,最高不得超过160万元。”(2009年统一法人社时对单一自然人入股的最高限额更低。另外本次扩股计划募股8000万元,实际募集10470万元,按照自然人持股不超过2%,本次自然人持股最多不超过209万元),原告不可能在本次增资扩股前后入股220万元。经查阅在延津县工商局备案的股东名册,不仅没有原告入股220万的记载,甚至原告不是股东，没有一分入股的记录。原告曾在上诉的庭审中,申请中院依职权调取2011年3月21日段志鹏调走前(由榆林社调入东屯社)与接任者移交的榆林社入股社员股金账册,但没有获准。为了澄清事实还原真相,被告认为本次开庭有必要主动提交。从段志鹏向接收人徐世军移交的股金账册上看,截止2011年3月21日移交当日,榆林社共吸收社员股金2052969元,其中冯瑞玲2009年2月20日入股1000元。因原始凭证中未记载入股人的身份信息,即使该冯瑞玲是本案原告,其股金仅有1000元,与其凭空捏造的入股220万元也相差甚远。综上,原告在段志鹏为其换发新证之前仅在榆林农信社入股1000元,其诉称的老股金本登记投资220万元并录入新股金本是虚构的。关于段志鹏因申请挂失在县联社领取空白股金证是否合规以及该股金证是否入库填写并补发的问题。对于“县联社重要空白凭证出库”、“丢失存单客户正式挂失”和“补发存单(折)”的业务,2009年12月河南省农村信用社编制的《会计出纳制度及业务操作流程》第三章“凭证管理”和第四章“存款业务”中均以文字和图表形式具体规定了操作流程。根据该规定，县联社根据基层社提交的“重要空白凭证领用单”可以在管理员核对相关信息,由领取人在出入库单上签字确认后领取,领取单位当日必须入库;对于因挂失补发存单业务,流程规定书面挂失满七日后,客户要求补发存单时,存款人本人持身份证件、挂失申请书到挂失网点办理。柜员按程序操作后打印新存单,在新存单上加盖业务公章和柜员名章,在挂失申请书第一、三联“处理结果”栏注明“补发存单(折)号码”交客户确认,将新存单和身份证件交客户。本案中,现有证据显示客户段志鹏于2011年3月13日向榆林农信社提交了挂失股金证的申请书,值班柜员经审查确认后于当日在挂失登记簿上进行了登记,段志鹏在客户栏签字。挂失满七日后,榆林农信社于2011年3月21日指派段志鹏和张玉琴两人持重要凭证领用单到县联社申请领取空白股金证,同日,凭证管理员王振娥按业务操作流程核对后将编号100××××6302空白股金证交两领取人核对签收确认,段志鹏、张玉琴收妥后在重要空白凭证登记簿上签字,之后由管理员在出入库单上加盖业务印章和本人签字后将其中一联交领取人作入库证明。由此可见,县联社可以按程序向基层农信社发放重要空白凭证(含股金证),本次股金证的领取完全是按程序操作,没有瑕疵,也不存在任何违规操作的事实。根据被告当前收集的榆林农信社2011年3月21日重要空白凭证领用(交回)单、凭证交接单、重要空白凭证登记簿、挂失登记簿中的处理情况记录、数据查询(凭证使用一览表)、挂失申请书中对处理结果的记载以及侦查机关询问当日值班会计周建鹏的笔录、出纳秦美玲自书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段志鹏等两人从县联社领取的编号100××××6302空白股金证已经于领取当日交回柜台,当时由周志鹏填写股金57元、秦美玲复核后加盖榆林农信社业务印章,将该股金证交给了客户段志鹏,即段志鹏领取的股金证已经填写内容并加盖了业务公章,补发的股金证也已交给了段志鹏。因此原告所持有的编号100××××6302红皮股金证虽然与段志鹏从县联社领取股金证编号相同,但是此证非彼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原告持有的股金证同公章、印鉴一样都是伪造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冯瑞玲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第一组证据：1.NO.100××××6302股金证一份；2.段志鹏书写的情况说明、证明、事情经过复印件各一份；3.段志鹏2015年5月15日的询问笔录、2016年1月14日的讯问笔录复印件各一份；4.原告冯瑞玲2016年1月13日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以上证据证明原告冯瑞玲在被告延津农商行办理了500万元的股金证存款业务，被告应当兑付存款及利息。第二组证据：1.《中共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党委关于聘任任建伟等同志的通知》（延农信发〔2011〕1号文）复印件一份、延津榆林信用社主管会计交接说明复印件一份、保证书复印件一份；2.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商业银行）挂失申请书复印件一份、挂失登记簿复印件一页、重要空白凭证登记簿复印件两页；3.延津农村信用联社股权改造方案（延农信〔2011〕116号）复印件一份；4.2016年1月22日周建鹏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5.2016年1月7日秦美玲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6.股金证复印件两份。以上证据证明段志鹏是被告的工作人员，被告开展了股金证存款业务，段志鹏在被告实行股权改造期间为原告换发了新的股金证，该股金证、印章均是真实的。第三组证据：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的通知》（银发〔1998〕272号）一份；2.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颁布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一份；3.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入股的若干意见》（银监发〔2004〕23号）一份。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有存款性质的股金业务，记名式股金证书，作为入股者所有权凭证和分红依据，股金证可以退股取款。第四组证据：1.延津县人民法院（2016）豫0726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和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7刑终387号刑事裁定书各一份；2.转账清单和银行转款凭证共计39页。以上证据证明段志鹏已被告追究刑事责任，刑事判决认定原告向段志鹏转款的数额应该是6264468元，而不是3660300元，且没有包含股金证上所记载的由绿皮老股金证转到新红皮股金证上的220万元。第五组证据：1.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漯民二终字第47号、（2010）漯民二终字第203号、（2010）漯民二终字第161号、（2011）漯民二终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各一份；2.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汴民申字第34号民事裁定书打印件、通许县人民法院（2010）通民初字第370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各一份；3.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安民三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4.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2009）内法民初字第1612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5.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1）湛民四初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6.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邢民三终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7.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2013）浑民二初字第406号、417号、735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各一份。以上证据证明信用社工作人员吸收储户股金不入账，由个人挪用，并向客户出具未加盖信用社印章的股权证，属于职务行为，应由信用社承担存款兑付责任。信用社工作人员是否未将款项交付信用社，属于信用社内部监管问题，不影响信用社承担责任。第六组证据：1.《冯瑞玲诉延津县信用社案与中国远大公司诉中国轻工公司案对比表》一份、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中国中轻国际控股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打印件两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以上证据证明在法律适用上，最高人民法院已有与本案类似的案例判决，本案应当参照处理。第七组证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申753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以上证据证明对于退赔不能实现的部分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说明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和民事追偿不矛盾。第八组证据：李桂花身份证和户口本，证明原告原持有的股金证转入新股金证中的款项除了原告本人的，还有李桂花的。被告延津农商行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第一，根据延津县公安局对段志鹏的询问材料显示，原告与段志鹏是同学关系，而且关系很好，段志鹏在口供中承认，自己因为债台高筑，就设计了以入股给予高息的手段来骗取原告的资金，原告冯瑞玲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道无论是存款还是入股，都是一种对公行为，原告的资金往来应该在原告本人和被告延津联社或者延津联社的分支机构进行操作，但是原告多次入股，都是将资金汇入了段志鹏个人账号，而且收取的所谓利息，也是以段志鹏个人账号支取的，所以原告在段志鹏的诈骗案之前是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的，原告的股金是发生在私人之间，与被告延津联社没有任何关联。第二，法院的判决书已明确认定，本案是诈骗案，本案原告的权利义务保护在判决书中也已体现，判决书中明确认定，涉案股金不是职务犯罪行为，与本案被告没有任何关联，被告延津联社既没有收到股金，也未支付过红利，所以原告在被他人诈骗，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要求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的被告延津联社承担责任，于法无据。原告提供的尾号为86302的股金证，确实是被告延津联社在2011年3月21日补发给段志鹏的，但是无论是在原告案件的起诉中，还是被告提供的材料中已经充分证明了，补发给段志鹏的股金证已经进行填写，并且加盖了真实的印章，所以段志鹏手中持有的股金证与原告提交法庭的股金证并不是同一证件，现有证据可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股金证也是段志鹏采取不正当手段克隆的，即便退一步讲，原告提供的股金证是真实的，也不能据此要求被告延津联社承担责任，段志鹏不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来骗取的，而是段志鹏基于他的股金证丢失或者遗失，段志鹏按照被告延津联社有关章程，按程序进行审批后补发的，所以被告延津联社进行补发是严格按照程序操作的，被告没有违规、违法甚至过错责任。另外，原告相信的不是股金证，而是相信的股金证上的印章，现有证据证明股金证上的印章都是段志鹏伪造的，所以原告起诉被告延津联社是不能实现原告的目的的。2.对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进一步印证了被告为段志鹏补发的股金证与原告提交的股金证虽然正好一致，但是并不是同一本股金证，就是说这些证据可以推定，原告提供的证据是段志鹏或者段志鹏的关联人通过伪造形成的。因为原告提供的周建鹏、秦美玲的两份询问笔录，两人均确认段志鹏领取的863002的股金证之后，按照规定程序交给了临柜人员进行入库，临柜人员按照规定记录数字进行手工填写后，加盖了延津榆林信用社的印章，所以很明显，原告对两份笔录的真实性既然不持异议，就说明了与原告持有编号相一致的股金证已经工作人员手工填写股金数额57元，并且加盖延津榆林信用社印章，不可能出现原告提交的加盖被告延津信用社公章和董国臣的印章，可以说明原告提供的股金证来历不明。在2011年信用社股改已经进行完毕，而且在原告持有股金证的附页上记载了，不向股东入股者支付利息，只根据盈利情况进行分红，是原告轻易相信她同学段志鹏的谎话，定期或不定期的领取高额利息，所以原告上当受骗自己有责任，与被告无关。虽然段志鹏是被告职工，但段志鹏的行为与被告无关。原告起诉被告没有任何道理，原告的目的不能实现。3.对第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根据被告延津联社章程和有关法律规定，就社员向信用社入股除了要签发股金证以外，信用社还要制作股东名册，还要在工商局进行备案登记，所以经过公安机关以及银监局等管理部门，多次查证，无论是股东名册还是工商局备案记录均没有原告入股的记录，这说明原告本身就不是被告的股东，不存在所谓的退股，当然不存在投资股或者存款化股东的问题。原告提供给法院的所谓的股金证记载的时间是2011年到2015年2月份，总计投资500万元，原告要求退股的时间是在2015年2月以后，此时即便是被告延津联社章程还是规定，原告都没有权利要求退股。原告提供给法庭的股金证可以看到，既有投资股登记也有资格股登记，但是原告记载的入股均登记在投资股名下，而资格股中完全是空白，即便是段志鹏是诈骗，也应该告诉了原告，原告的股金纯粹是投资性质，股金证明确说了原告应该知道不可能支付利息。现在段志鹏被判刑，原告追要欠款无果，要求被告承担还款责任是没有任何依据的。4.对第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原告向被告提起诉讼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也证明了被告在涉案款项上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5.对第五组、第六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这些判决书认为与本案无关，对本案也不具有指导性意义，原告提供这些判决书是基于段志鹏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但是原告提供的刑事判决书可以看出，在刑事案件开庭中，原告作为受害人已经出庭，并且已经强调了这个观点，对于这个观点，刑事判决书中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所以原告提供的假定条件不存在，原告提供的案例对本案没有任何参考意义。6.对第七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无法实现原告证明目的。7.对第八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本案无关联。被告延津农商行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第一组证据：1.原告2015年5月8日民事诉状复印件一份；2.南方周末报道打印件一份；3.段志鹏2015年5月16日讯问笔录复印件一份；4.原告2015年5月18日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以上证据证明原告关于其举证股金本上载明的首笔款项220万元的形成原因陈述自相矛盾，原告关于该220万元系老股金证上的220万元登入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二组证据：1.延津农村信用联社股权改造方案复印件一份；2.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章程（附股东名册）复印件一份。以上证据证明被告2011年改制方案规定单一自然人股东持股起点为40万元人民币(最高不得超过160万元人民币),章程规定单个自然人(不包括职工)投资入股比例不得高于股本总额的2%,而改制完成后被告注册资本金为10470万元,即单个自然人投资最高不超过209.4万元,原告不可能在被告处入股220万元,截止至2012年12月19日被告股东中并无原告。第三组证据：1.2009年2月20日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收入传票一份；2.榆林信用社主管会计交接清册材料30页（其中封皮一页、交接说明一份一页、保证书一份一页、柜员尾箱清单一份三页、分户账基本信息一份二十四页）。以上证据证明有一个叫冯瑞玲（该冯瑞玲是否为原告暂不清楚）的于2009年2月20日在延津榆林农村信用合作社入股金1000元并开户，科目号3011，股金证显示了姓名、入股金额，榆林信用社原主管会计段志鹏与新任主管会计徐世军于2011年3月21日交接榆林信用社会计手续,柜员尾箱清单第2页显示截止交接日榆林信用社股金共计只有2052969元(科目号3011为股金科目),原告不可能在榆林信用社入股220万元。同时分户账基本信息中显示截止交接前一日段志鹏在榆林信用社入股余额57元,冯瑞玲入股余额1000元（该冯瑞玲是否是原告暂不清楚)。榆林信用社截止2011年12月30日共吸收股金209万元,不可能发生原告入股220万元的事情。没有原告的入股记录,只有一个叫冯瑞玲入股1000元,原告称的220万元股金是不存在的。第四组证据：1.河南省农村信用社会计出纳制度及业务操作流程（节选）第三章和第四章内容一份；2.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商业银行）传票一份；3.段志鹏2011年3月13日股金证挂失申请书（第三联）及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商业银行）挂失登记簿各一份；4.重要空白凭证登记簿一份（两页，内容相同）；5.2011年3月21日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商业银行）重要空白凭证领取（交回）单一份；6.榆林农村信用社重要空白凭证登记簿一份；7.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榆林信用社凭证交接单一份；8.段志鹏2011年3月13日股金证挂失申请书（第一联）一份，与该组第三份证据是一致的；9.数据查询凭证使用一览表一份；10.延津县公安局对周建鹏2016年1月22日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11.延津县公安局对秦美玲2016年1月7日询问笔录复印件及2015年5月15日情况说明复印件各一份。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于2010年12月14日入库股金证1000本。因段志鹏2011年3月13日挂失股金证(金额57元),榆林信用社于2011年3月21日到被告处领用股金证一本(号码100××××6302)并于当日办理入库手续,后段志鹏持挂失申请书到榆林信用社柜台办理补领新股金证手续,临柜人员将填写好姓名、金额等基本信息的新股金证交给段志鹏,段志鹏在处理结果处予以签字确认。即被告依规定将号码为100××××6302的股金证交给榆林信用社,而非原告认为的段志鹏个人,榆林信用社办理了相应的入库支出手续,榆林信用社为段志鹏办理补领手续时已在股金证上填写股东姓名段志鹏以及金额57元等信息并加盖了榆林信用社业务章,并非将内容空白的股金证直接交给挂失人段志鹏,原告持有的股金证与榆林信用社领用的股金证并非同一股金证。第五组证据：企业名称核准通知书，证明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更名为河南延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组证据：农信联社（农商行、农合行）社会自然人股金统计表一页、2011年12月29日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商业银行）借方传票及贷方传票各一份、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章程一份、报纸公告截图一页、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2年度股金分红方案（延农信〔2013〕25号）打印件一份、延津联社营业部2012年股金分红花名册11页、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4年度股金分红方案打印件一份、延津联社营业部2013-2014年股金分红花名册11页、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报告（延农信〔2017〕194号）复印件一份、股金红利清单7页、河南延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股金分红方案的报告（延农商文〔2018〕91号）复印件一份、股东分红信息6页。原告冯瑞玲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第一组中的第一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够证明被告的主张,原告诉称办理220万元的存款手续,包括有老股金证的存款转入到新的股金证,也包括缴纳部分的现金,与原告本次起诉的诉状不矛盾；对第二份证据真实有异议,证据形式不合法,报道的内容并没有经过原告的确认；对第三份证据的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段志鹏供述存在部分的虚假,和段志鹏本人其他供述及原告的第二份证据段志鹏亲笔书写的材料相互矛盾；对第四份证据真实无异议,原告对老股金证投资金额记不清楚符合客观事实,也符合人之常情,因为老股金证办理的时间较长。段志鹏多次供述,特别在原告提供的第一组第三份证据供述中段志鹏明确确认股金证第一笔220万元是真实的,资金来源包括老股金证转入和部分现金,220万元是在新股金证上第一笔记载的数额,不管段志鹏主观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相应的存款事实,原告没有交付220万元段志鹏不可能凭空捏造在股金证上填写220万元。2.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实现原告证明目的。3.对第三组中的第一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原告持有的一本股金证的开户日期为2009年2月20日，但不能证明该股金证到段志鹏收回时余额仍是1000元；对第二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被告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到2011年3月21日冯瑞玲名下的股金证仍然是1000元,在股金证开户后原告多次存入款项。根据被告提供的清单尾号838018户名是李桂花金额1000元和尾号为873018户名李桂花10000元均是冯瑞玲持有的股金证,李桂花是冯瑞玲的婆婆。原告可以提供李桂花的户口本和身份证,该三份股金证均是老式绿皮股金证,在2011年12月5日被段志鹏收回换发了新的股金证,老股金证均转入新的股金证,是220万元的部分款项。4.对第四组中第一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在发放涉案股金证中符合规定；对第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第三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第四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段志鹏的供述上显示的86302股金证是段志鹏一人领取的,对其中张玉琴的签字是有异议的,同时原告认为被告在空白的股金证管理中存在严重违规，段志鹏是股金证的挂失申请人,自己去领取,是严重违规的,并且正是由于段志鹏违规领取空白股金证,段志鹏才能够利用空白股金证进行伪造,以至于发生本案款项的损失,信用社的违规造成了原告的损失。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主要证明内容不符事实,段志鹏最后一次的供述显示是其本人领取的空白股金证,没有填写任何内容,是空白的,被告主张86302号股金证还存在与原告相同的股金证,应当向法庭提交,不能提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持有的86302股金证是唯一的，就是段志鹏领取的空白股金证,可以进行司法鉴定。被告认为原告持有的股金证上不应该盖延津联社的印章,应当盖榆林信用社的印章,而原告提交的第二组第六份证据两份股金证复印件上加盖的均是延津联社的印章。所以，原告股金证上的印章在形式上没有瑕疵。5.对第五组证据无异议。6.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第六组证据均系被告单方制作。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因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认定如下：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依被告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编号为NO.100××××6302股金证的书写油墨、纸张、所用粘合剂等真实性与NO.100000086301、NO.100000086303等进行比对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44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采信。对本院依法询问段志鹏及秦美玲的笔录，其陈述内容与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庭审诉辩意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工作人员段志鹏以自己57元的股金证丢失为由，于2011年3月15日向被告申请挂失，2011年3月21日被告为其补发了编号为NO.100××××6302的空白股金证。经本院（2016）豫0726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及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7刑终387号刑事裁定书确认的事实为：延津县人民检察院以段志鹏、韩开宽犯集资诈骗罪、段志鹏犯诈骗罪、段志红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延津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至2015年2月期间，段志鹏以为延津人冯瑞玲办理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金证入股分红、高息为名，伪造股金证上“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其法定代表人“董国臣”印章，陆续骗取冯瑞玲投入该股金证上现金5000000元，后用于投资期货、归还个人借款等，至案发仍有3660300元未归还。本院于2016年9月2日作出（2016）豫0726刑初5号刑事判决，判处段志鹏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八十万元，第四判项为：责令段志鹏退赔冯瑞玲人民币3660300元、退赔张虹彩人民币1850000元，退赔孔祥慧人民币1650000元，退赔杨丽红人民币1369100元。段志鹏等人上诉，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豫07刑终38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刑事审判庭于2016年11月17日移送执行局执行，因被执行人确无可供执行财产，本院于2017年5月9日作出（2016）豫0726执1478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原告以段志鹏是被告职工，其向原告揽储股金存款、开具股金证的行为均系职务行为，被告是储蓄存款合同的当事人，尽管段志鹏构成犯罪，但原告对段志鹏伪造印章并不知情，也没有辨别能力，原告存入股金证上的款项，应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为由，要求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存款50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按月息1.3%，其中300万元自2015年1月1日开始计息；100万元自2015年1月8日开始计息；100万元自2015年2月10日开始计息，均计算到实际付清之日止）。另查明，2017年12月22日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经核准变更企业名称为河南延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于2011年3月15日聘任段志鹏为东屯信用社副主任（主持工作）。原告所持编号为NO.100××××6302股金证载明：“入股须知……2、我社（行）根据盈利状况，按规定向社员（股东）分配红利，不对入股股金支付利息”、“注意事项……3、领取股金红利时，必须出示股金证、单位介绍信、个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入股社（行）按规定办理领取手续”、投资股登记栏显示“2011年12月5日增股220万元，2012年1月3日增股30万元，2013年1月28日增股50万元，2015年1月8日增股100万元，2015年2月10日增股100万元”,原告损失3660300元均系原告打入段志鹏指定个人账户，未打入被告账户。庭审中，被告主张原告所持编号为NO.100××××6302股金证系伪造，于2018年5月4日向本院申请对编号为NO.100××××6302股金证的书写油墨、纸张、所用粘合剂等与真实股金证进行比对鉴定，并提供四份股金证（编号分别为：NO.100000086050、NO.100000086067、NO.100000086301、NO.100000086303）作为比对样本。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44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发(换)证日期为“2011年12月5日”、姓名为“冯瑞玲”、编号为“N0.100××××6302”的《股金证》与编号为“N0.100000086067”的《股金证》和编号为“N0.10000006050”的《股金证》应为同版印刷形成,但不是同一台装订机连续装订形成。2.送检的发(换)证日期为“2011年12月5日”、姓名为“冯瑞玲”、编号为“N0.100××××6302”的《股金证》与编号为“N0.100000086301”的《股金证》和编号为“NO.100000086303”的《股金证》应为同版印刷形成,应为相同规格装订机装订形成。被告向本院提交的2009年2月20日户名为冯瑞玲的《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现金收入传票》，摘要处显示入股金开户，金额1000元，会计为段志鹏，出纳张玉杰，记帐段志鹏。原告主张其本人就是该股金的持有人，被告述称不清楚此股金证持有人是否本案原告。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向被告送达补交证据通知书，责令被告向本院提交：1.《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现金收入传票》中冯瑞玲的身份信息;2.该股权凭证现在持有人情况;3.该股金的入股协议书;4.该股金的处置情况,如有股金转(补)股、股金转让或资格退股情况,请提交其相关办理手续;5.空白股金证管理规范。其中第5项空白股金证管理规范，被告陈述就是其向本院提交的2009年12月由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财务会计处编写的《河南省农村信用社会计出纳制度及业务操作流程》。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1、被告提交的第三组第1份证据显示冯瑞玲于2009年2月20日在原延津联社榆林信用社入股1000元，其身份信息在延津农商银行榆林支行老股金电子台账中有记录，显示入股人身份证号为，该股金证的持有人为冯瑞玲。2、2009年募集股金时我行未要求客户签订入股协议书，故冯瑞玲上述入股股金不存在入股协议书。3、根据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1年3月12日制订的延农(2011)116号《延津农村信用联社股权改造方案》(被告第二组第1份证据)第四条“对于达不到认购起点又不在规定时间内补足的老股金，限期予以退股，逾期不退者与暂时无法确认的老股金一起，转入其他应付款科目待后处理，同时，其股东资格自动取消”的规定，榆林信用社于2011年12月29日将久悬未退股金转入其他应付款账目中，其中包括冯瑞玲的上述1000元股金。如冯瑞玲需退该笔股金，可持股金证及身份证到我行榆林支行办理退股手续”。本院又于2019年5月21日责令被告提交：“1、冯瑞玲（身份证号：）在你行的股金持有情况，即除了这1000元外还有无其他股份？2、自2009年2月20日以来，冯瑞玲是否参与过你公司分红，如果参与了分红，分了多少以及分红的时间？3、2011年股权改造时，冯瑞玲是否有增股情况？4、2011年股权改造时，你公司延农信〔2011〕116号《延津农村信用联社股权改造方案》是否通知了冯瑞玲？5、自2009年至今，你公司共分红多少次，每次每股分红分别是多少？”。被告于2019年5月23日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1、冯瑞玲除在原榆林信用社入股(资格股)1000元外,未在我行及其他分支机构入股。2、冯瑞玲入股1000元已作为应退股金转入应付款账户,根据《延津农联社股改方案》第四条‘资格股改造方式’第一项的规定，冯瑞玲的股东资格自股金转入应付款科目后自动取消。3、经查阅本行2012年12月19日章程附件《股东名册》,冯瑞玲不是本行股东,不具有分红的资格和条件,故未参与分红。4、2011年本行股改时,在本行及下辖个营业网点张贴了《股权改造及方案》,在柜台放置了该文件供客户查询,至于是否通知到冯瑞玲,因段志鹏目前正在服刑,无法核实。5、本行于2012年12月29日在新乡日报刊登公告,告知包括冯瑞玲在内的持资格股社员于2013年3月1日前持有效证明、股金证等到原入股信用社办理资格股退股手续,逾期不退将转入其他账户管理,不再享受社员的权利和义务,但冯瑞玲至今未办理取款手续。6、2009年以来,本行对股东(社员)共四次分红,每股分红率不等,方式也不同(详见四次分红方案及股金花名册)。被告提交的股金分红方案及花名册显示：“2012年度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金分红率按税后8%，分红资金全部转增股本金。因股权改造当年新入股本金按实际入股天数计算红利”，2013年-2014年度分红率10%（含税），2016年度每股派发红利0.08元（含税），2017年分红率10%（含税），其中8%转增股本金，2%现金分红。被告向本院提交的延农信〔2011〕116号《延津农村信用联社股权改造方案》中显示：股金清理对象：凡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延津联社老股金均应在限期内予以清理（资格股、存款化股金、不符合股权设置要求）。对老股金的处置及老股金红利的清算均有明确规定，该文件第四条资格股改造方式规定：“（一）老股金的处置根据有关政策及股权改造要求，按照自愿原则，在股东同意的前提下，对符合本次股权设置条件的原联社老股金可以按1：1比例转为延津联社投资股份，也可以转让或退股;对达不到认购起点的老股金，原股东应在规定时间补足后，按1:1比例确认为延津联社股份;对达不到认购起点又不在规定时间内补足的老股金，限期予以退股，逾期不退者与暂时无法确认的老股金一起，经延津联社采取公示等法律程序后，转入其他应付款科目待后处理，同时，其股东资格自动取消。（二）老股金红利的清算由于延津联社以前经营多年处于亏损状态，2010年末，在政府等多方面的扶持下，历年亏损才得以弥补，因此，根据股金分红有关政策以及目前延津联社现状，对符合清理条件的老股金，在转入其他应付款科目前，均按支取日挂牌一年定期利率支付利息，转入后，不在计付利息，只支付本金”。被告提交的《河南省农村信用社会计出纳制度及业务操作流程》第十三章为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其中第四节显示股金证为重要空白凭证，第三（五）项规定：“办理与重要空白凭证有关的业务，必须在网点营业场所办理，不得将重要空白凭证带出营业场所，严禁将重要空白凭证交与无关人员管理、使用”。原告曾于2015年5月12日向本院起诉被告，后被本院裁定驳回起诉，原告不服提出上诉，被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告不服又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豫民申7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载明：“本院再审审查期间,段志鹏刑事诈骗案件作出终审裁判,责令段志鹏退赔被害人冯瑞玲人民币3660300元。故冯瑞玲应当通过刑事退赔程序实现其权利;对于退赔不能实现的部分,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段志鹏的行为是否职务行为；二、被告是否存在过错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三、原告所持有的老股金证上的数额认定及如何处理的问题。1、关于段志鹏的行为是否职务行为的问题。庭审中，原告主张段志鹏作为被告下属东屯信用社负责人，其开具股金证、收取原告存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本院认为，本院生效的（2016）豫0726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及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7刑终387号刑事裁定书认定段志鹏以为原告办理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金证入股分红、高息为名，伪造股金证上“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其法定代表人“董国臣”印章，陆续骗取冯瑞玲“股金”的行为系个人犯罪。故，段志鹏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2、关于被告是否存在过错并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段志鹏以为原告办理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金证入股分红、高息为名，伪造股金证上“延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其法定代表人“董国臣”印章，骗取原告将款项转入段志鹏个人指定账户，段志鹏将该款用于投资期货、归还个人借款等，对于段志鹏的行为被告并不知情，被告也未收到原告所交纳的案涉股金，亦未向原告支付过红利，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在段志鹏骗取其钱款的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原告所持有的编号为NO.100××××6302股金证上的入股须知明确规定“我社（行）根据盈利状况，按规定向社员（股东）分配红利，不对入股股金支付利息”、注意事项明确规定“领取股金红利时，必须出示股金证、单位介绍信、个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入股社（行）按规定办理领取手续”。原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该知道向金融机构存款或者入股，应该通过金融机构柜台办理或者将款存入金融机构对公账户，而原告每次“增股”、“分红”的款项均是通过段志鹏所指定的个人账户进行，未将款项打入被告账户，其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故，本案中被告不存在明显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3、关于原告所持有的老股金证上的数额认定及如何处理的问题。庭审中，原告陈述其现持有的编号为NO.100××××6302股金证上的第一笔220万元中有老股金证的股金转入及补了部分现金所形成的，但老股金证上具体有多少，原告未能陈述清楚，被告只认可1000元，原告又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老股金证上的具体数额，故本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原告所持有的老股金证上的数额为1000元。针对该笔款项，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向本院提交的情况说明第3条表明：“如果冯瑞玲需要退该笔股金，可持股金证及身份证到我行榆林支行办理退股手续”。因该笔款项，双方不存在讼争，故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存款5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瑞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冯瑞玲负担。鉴定费6000元，由被告河南延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齐爱青人民陪审员  荆伟元人民陪审员  席兴良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法官助理李红杰书记员马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