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4民初9792号原告：曹霞，女，1974年11月2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现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广东晨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劳伟业，广东晨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一路****首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MA4UMHPC55法定代表人：袁文得。被告：佛山市铭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一路****首层**会信用代码：91440604MA513KW87R法定代表人：李茜。被告：李茜，女，1986年9月21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南川区。被告：李鑫，男，1984年10月24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瑞鸿，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霞诉被告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名绅公司）、被告佛山市铭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途公司）、被告李茜、被告李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依法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孙谦独任审判，并于2019年5月22日、2019年6月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铁、被告好名绅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文得、被告李鑫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瑞鸿两次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铭途公司及被告李茜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好名绅公司、被告铭途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即《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订单》；2.判令被告好名绅公司、被告铭途公司立即退还原告已付货款73385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其中10000元自2018年6月29日起计算，268850元自2018年10月9日起计算，500000元自2018年11月30日起计算，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及各项费用损失45000元（原告向贷款服务机构广州民璟信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的服务费）；3.判令被告李茜、被告李鑫对上述第二项所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经朋友介绍于2018年6月29日与被告好名绅公司、被告铭途公司签订《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订单》，向被告好名绅公司、被告铭途公司订购中东版普拉多4000型新车一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购车款及相关费用733850元。被告好名绅公司、被告铭途公司承诺合同签订后15天内交车，但却一再延误。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于2018年12月30日再次向原告书面承诺于2019年1月27日交车。遗憾的是，书面承诺作出后，被告再次失信，未予交车。综上，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极大的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现具状起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诉讼中，经本院询问，原告补充陈述如下：1.原告向好名绅公司、铭途公司购车，虽然只有好名绅公司盖章，但是（也）向铭途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购车，因此合同相对方一方为原告，另一方为好名绅公司、铭途公司。交车事宜很多都是由铭途公司处理的。2.案涉合同订立时，铭途公司作为一人公司，由李鑫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李鑫无法举证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区分，故应对铭途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合同签订后，原告第一次支付了10000元，第二次支付了268850元，第三次转账时通过金融机构，由被告指定的第三方公司代收了455000元。第三笔款项是否已经转至铭途公司，原告并不清楚。4.由于铭途公司股东反复变更，现变更为李茜，还是一人公司，故李茜应对铭途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5.华夏银行贷款合同中记载的指定收款人广东顺德车悠通贸易有限公司是由好名绅公司和铭途公司指定的，但原告没有书面证据。6.原告坚持要求解除合同，但被告如果能交车，原告亦同意取车。为证明诉讼主张，原告提交了好名绅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铭途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订单》、（曹霞）车辆配置清单及赠送项目清单、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承诺书、收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威尔斯广场支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佛山市迈巴赫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声明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个人汽车保险保证借款合同、华夏银行借款凭证、华夏银行贷款直通发放借款凭证、华夏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账单、购车分期合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付款回单、广州民璟信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收据、中国光大银行账户明细查询清单、《关于曹霞金融服务费的情况说明》（广州民璟信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被告好名绅公司口头答辩称：1.实际贷款并没有原告诉称的那么多，实际到好名绅公司的账上的只有393250元。由于到4S店提车需要全款，剩余的款项是由好名绅公司先行垫付的。至今，原告实际支付的款项为672100元。现在车已经提回来了，放在为好名绅公司提供资金的资金方佛山市车掌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处，故不同意解除合同。2.其余答辩意见与被告李鑫的答辩意见一致。诉讼中，经本院询问，被告好名绅公司补充陈述如下：1.《（曹霞）车辆配置清单及赠送项目清单》上好名绅公司的公章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文得盖的，但不清楚铭途公司的章是谁加盖的。2.虽然在承诺书中注明收到第三笔款项的金额为455000元，但实际只收到393250元，其余45900元尾款尚未收到，要车辆上牌后才支付。之所以如此写，是应原告曹霞要求。被告好名绅公司未提交证据材料。被告李鑫答辩称：李鑫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无需承担案涉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如下：（一）李鑫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无需承担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由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清晰证明如下事实：首先，原告与本案被告好名绅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签订的销售订单确认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其次，原告支付的相关费用均由被告好名绅公司一方收取，并不涉及任何第三方。以上事实同样证明原告仅与被告好名绅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最后，好名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文得代表公司于同年12月20日作出交付案涉车辆的书面承诺，可以再次清晰证实原告仅与好名绅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李鑫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之一。另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即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权利，并承担该合同规定的义务，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助长合同上的权利，更不负有合同中规定的义务。本案系普通的买卖合同纠纷，不存在任何法律特殊规定及当事人约定的情形，原告不得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而向第三方主张合同权利。因此，原告诉求李鑫承担案涉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李鑫仅系铭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从未滥用股东权利损害第三方利益，无需承担案涉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首先，本案被告铭途公司亦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之一，包括铭途公司及作为铭途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李鑫从未以任何形式对案涉债务作出担保的承诺，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次，李鑫担任铭途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公司股东期间，从未滥用股东身份损害第三方利益，原告的诉请亦无依据。综上所述，李鑫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中，经本院询问，被告李鑫补充陈述如下：李鑫在销售订单中是以好名绅公司业务经理的身份签名的，当时李鑫还不是铭途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因此签名是职务行为。为证明答辩理由，被告李鑫提交了《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一组（3份）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被告铭途公司及被告李茜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供答辩意见。被告铭途公司及被告李茜未提交证据材料。被告铭途公司及被告李茜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应视为放弃对原告及被告李鑫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权利。经审查，原告及被告李鑫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信。依据采信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8年6月28日，原告与被告好名绅公司签订《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订单》（以下简称销售订单），向被告好名绅公司订购2018款中东版普拉多4000GXR型越野新车一台，连同加装项目及配件，总计价款718000元。李鑫在销售经理栏签名，并由好名绅公司和曹霞分别签章确认。随后，原告为此支付定金10000元，并由好名绅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出具收据。2018年10月10日，被告好名绅公司、被告铭途公司与原告曹霞共同签署了《（曹霞）车辆配置清单及赠送项目清单》。2018年11月22日，上海驼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明购买方曹霞购买日本产陆地巡洋舰霸道4000CC越野车一辆，发票金额640000元。2018年12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南海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具税收完税证明，记载纳税人曹霞缴纳车辆购置税55172.41元。2018年12月30日，被告好名绅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文得出具《承诺书》，载明：“曹霞与（于）2018年6月28日在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订购新车4.0中东版越野车（配置详见销售订单），于2018年6月28日定金支付10000元，第二笔款于2018年10月9日由佛山市迈巴赫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代曹霞支付给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68850元。当时承诺15天可以交车，其余车款455000元已由曹霞在华夏银行消费贷款转入佛山市利诚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代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完车尾款。截止于2018年12月31日都未交车。现本公司佛山好名绅公司承诺于2019年1月27日将按照车辆配置及赠送项目清单完好无损交付曹霞。”至起诉之日，原告仍未收到订购的车辆，因而引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8年11月23日，原告与案外人广州民璟信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咨询公司）签订《购车分期合同》，约定原告曹霞本次融资授信合同金额为500000元，本次借款金额为455000元，履约险费率为合同金额的2%，投资咨询公司放款手续费为合同金额的9%。2018年11月29日，原告曹霞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订《个人汽车保险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FS03P11020180076），约定由曹霞向华夏银行贷款500000元用于购车，指定的收款人为广东顺德车悠通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11月30日，华夏银行将500000元贷款发放至指定的收款人广东顺德车悠通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当日，广东顺德车悠通贸易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款47600元给投资咨询公司，该笔款项中包括原告与投资咨询公司约定的手续费（服务费）45000元。2018年12月5日，佛山市利诚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通过转账，将393250元转入好名绅公司账户。还查明，铭途公司系于2017年12月6日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浩。2018年9月27日，该公司股东由刘浩、钟杰杰二人变更为李鑫，法定代表人亦变更为李鑫。2019年4月15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茜。2019年4月26日，该公司股东由李鑫变更为李茜。再查明，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将起诉状副本送达四被告。除上述事实外，原、被告还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第一，原、被告对铭途公司是否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原告主张被告好名绅公司及被告铭途公司均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而被告好名绅公司及被告李鑫主张仅有好名绅公司为一方当事人，铭途公司不是案涉合同当事人。本院认为，首先，案涉销售订单签订于2018年6月28日，其时，李鑫尚未成为铭途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因此其在销售订单中的签名不能视为代表铭途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参与合同的订立。其次，原告虽然陈述交车的诸多事宜都由铭途公司处理，但未能就此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次，虽然铭途公司在2018年10月10日出具的《（曹霞）车辆配置清单及赠送项目清单》上盖章，但该清单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关于合同应当具备的要素，故该清单不能视为合同，因此铭途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亦不能作为确定其为案涉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依据。最后，在好名绅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12月30日出具的承诺书中，好名绅公司再次明确曹霞系向好名绅公司订购车辆，该表述与案涉购车款的实际收款人均为好名绅公司等事实可以相互印证。综上，本院确认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为曹霞、好名绅公司。第二，原告实际支付的购车款的金额。原告陈述其为购车已分三笔共支付了733850元，被告好名绅公司陈述只收到672100元，尚有尾款未收。原、被告均确认第一、二笔合计278850元的款项已经收到。现双方有争议的是第三笔款项。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曹霞从华夏银行贷款的金额为500000元，该笔款项已转入指定的收款人账户。除去支付给投资咨询公司9%的放款手续费（服务费）45000元，尚余455000元。其次，好名绅公司于2018年12月30日出具的承诺书记载，佛山市利诚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是代好名绅公司收取曹霞通过银行贷款获得的购车款的单位，而好名绅公司在承诺书已确认佛山市利诚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收到455000元。因佛山市利诚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好名绅公司之间系委托关系，因此佛山市利诚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收款行为后果及于好名绅公司，即应视为好名绅公司收到455000元。佛山市利诚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是否将收到的款项全额转入好名绅公司，与原告无关。综上，本院确认原告已分三笔支付案涉款项合计733850元。至于第三笔款项的支付时间，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而佛山市利诚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转账给好名绅公司的时间为2018年12月5日，故本院推定佛山市利诚海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系收到原告支付的相应款项后即时转付好名绅公司的，即推定原告支付第三笔款项的时间为2018年12月5日。依据确认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以支付全额购车款后未收到订购的车辆为由主张权利，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好名绅公司双方签订的销售订单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订单约定履行义务。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标的物。案中好名绅公司作为出卖人承诺15天内交付车辆，在收取全额车款后又承诺于2019年1月27日交付车辆，但至起诉之日，好名绅公司仍未能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原告据此诉请解除合同，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于起诉前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好名绅公司，故案涉合同解除时间应以本院送达起诉状副本之日为准，即案涉合同于2019年4月29日解除。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案中，原告曹霞已经按照约定支付全额的购车款，现原告主张好名绅公司返还已经收取的购车款733850元，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曾约定违约金，故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实际上属于好名绅公司因占用款项期间导致的原告利息损失，原告主张自各笔款项实际支付之日起计算，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第三笔损失以500000元为基础计算，因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原告该笔支付金额为455000元，故应以实际支付给好名绅公司的金额为计算依据。至于原告主张的利率标准，未超过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应予照准。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失45000元。依据原告的陈述，该笔损失系其为贷款而支付给投资咨询公司的服务费。本院认为，虽然原告陈述系被告好名绅公司和铭途公司指定投资咨询公司作为贷款服务机构的，但未能就此举证证明。而原告曹霞从商业银行办理贷款，服务费不属于必然支出的费用。因此，原告的该笔支出不属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范畴，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铭途公司的责任问题。因本院已确认铭途公司非案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其对案涉合同的履行结果非因法定事由不承担责任，故铭途公司不承担责任。因铭途公司不承担责任，作为铭途公司的原股东李鑫和现股东李茜亦无需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曹霞与被告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签订的《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订单》于2019年4月29日解除；二、被告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购车款733850元给原告曹霞，并支付逾期退款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其中10000元自2018年6月29日起计算，268850元自2018年10月9日起计算，455000元自2018年12月5日起计算，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曹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受理费依法减半征收5902元，财产保全费4522元，合计10424元，由原告曹霞负担933元，由被告佛山市好名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9491元。本案已当庭宣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谦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谢文珠书记员江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