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82民初15039号 原告（被告，以下简称原告）：浙江省慈溪新干线快速客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宓捷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桂君。 被告（原告，以下简称被告）：任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方军。 原告浙江省慈溪新干线快速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干线公司）与被告任严生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9日立案受理。被告任严生也于同日向本院起诉。本院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军、沈桂君,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方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无需为被告补缴2008年1月至2018年7月的社会保险。事实与理由：案外人胡杰向原告承包经营了一辆慈溪至上海路线的客运车辆，为此胡杰雇佣了两个驾驶员轮流驾驶该客车，被告任严生即为胡杰雇佣的驾驶员之一。在被告申请劳动仲裁一案开庭审理中，被告承认自己的每月工资系胡杰发放，原告也提供了与胡杰签订的客运车辆经营合同，而且提供了胡杰并非原告公司员工的证据。但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却以胡杰未出庭作证为由，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未予采纳，并在2018年12月6日向原告送达了浙慈溪劳人仲案（2018）67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应为被告补缴2008年1月至2018年7月的社会保险。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是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答复之规定，案外人胡杰自行聘用的驾驶员与原告不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且被告要求补缴社会保险也不符合仲裁时效的规定，故诉请如上。 被告任严生答辩并起诉称：被告于2007年1月1日入进入原告单位工作，从事慈溪至上海长途客运驾驶岗位，原告一直工作至2018年7月，双方未签订过劳动合同。2013年后被告实际工资为每月5500元。在工作期间，被告曾多次要求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但原告仅缴纳了2007年1月至2013年4月期间的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从未为被告缴纳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2018年7月31日，原告公司领导突然告知被告明天不要来上班了，理由是因公司更换承包人，但不出具书面通知给被告。经被告强烈要求，原告才向被告出具一份书面解除“证明”。被告于2018年8月2日向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但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仅裁决原告补缴2008年1月至2018年7月的社保，其他仲裁请求被驳回。被告认为，原告单方面强行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依法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原告未和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11个月的双倍工资，原告未依法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应当依法为被告补缴相应的社会保险费。故诉请：1.判令原告补缴2007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社会保险费；2.判令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66000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经济补偿金132000元；3.判令原告支付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11个月的双倍工资121000元。庭审中，被告明确诉请2为要求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经济补偿金132000元，若法院认为原告违法解除的行为不存在，则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66000元。 原告针对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1.仲裁裁决书、送达回执各1份，以证明原告有权起诉。 2.经营合同、补充合同、临时合同，以证明任严生系案外人胡杰雇佣驾驶员，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 3.参保信息查询单1份，以证明胡杰非原告公司员工。 4.证明1份，以证明被告工资由胡行杰代替胡杰支付的事实。 5.被告在原告与潘建灿劳动争议一案中的证人证言，以证明（1）被告自认工资由胡行杰支付；（2）被告系被新的车辆承包人辞退；（3）即使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的诉讼请求已超仲裁时效；（4）被告与潘建灿的工作班次由裘某安排，裘某非原告员工，也系慈溪至上海客运车辆的承包经营者。 6.证人裘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其是从2001年10月始向慈溪市公路运输有限公司承包慈溪至上海客车运营权的承包人，原告系慈溪市公路运输有限公司下面的公司，两家公司在同一地点经营；其被推荐为慈溪至上海的7辆客运车辆组长，负责安排车辆班次；驾驶员由承包人自行招用，驾驶员的工资由承包人商谈决定，也由承包人发放，如驾驶员有事需请假也需向胡行杰请假，车辆所产生的汽油费、维修费由承包人承担；承包合同由胡杰出面签订，实际由胡行杰管理，胡杰与胡行杰系兄弟，被告与潘建灿系胡行杰所雇佣，两人工资由胡行杰支付，自2008年始为5000元每月，后增加至5500元每月。 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证据2为承包经营合同，被告不知情，对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该经营合同真实，不能证明被告非原告公司的员工，也不能证明系胡杰雇佣了被告。理由如下：从经营合同的时间上来看，第一份经营合同的订立时间为2007年3月27日，期限为2007年4月1日开始，在该时间之前，被告在2007年1月1日就已经进入了原告的单位，并且有相应的上岗证、缴纳社会保险证明，从时间上推断，承包合同的订立、承包的时间在被告进入工作单位之后，故不存在原告所述的由承包人胡杰雇佣被告的可能性；从所有的承包经营合同的时间衔接上来看，2007年4月1日至杭州湾大桥开通前一个月止。大桥开通为2008年5月1日，开通前一个月即至2008年4月1日为止，然而第二份的经营合同是从2008年9月1日开始，中间有5个月的时间双方没有任何承包关系，故原告所述的胡杰从2007年1月1日开始一直承包至今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从内容上来看，第一份经营合同当中，第三条权利义务当中的第6点，驾驶员由原告选用并且要有相应的资质证书和上岗证，且要有聘用合同。从该条文来看，假如说被告是由胡杰所聘用的话，原告作为管理者，应当存在备案的雇佣合同，才可能进行上岗登记。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被告不可能被原告所述的胡杰所雇佣。承包合同是原告与承包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说系原告经营管理公司的方式而已，双方之间的合同不能否定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至于原告与承包人之间约定的费用承担，都是他们之间内部的约定，只能约束他们双方。故假如承包合同真实，也不能否定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对证据3参保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参保内容来看，参保单位为政府部门的机构，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参加经营性的承包经营活动或者有兼职从事承包经营活动的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故对承包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4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证据5被告在潘建灿一案中的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该份笔录当中的内容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首先，对原告以此证明工资由胡行杰支付无异议，但胡行杰系原告公司员工，原告认为胡行杰系代表胡杰支付，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次，原告要证明不是原告辞退，是新的车辆承包人辞退。被告认为，关于承包的事情只有原告知情，即使系新的车辆承包人辞退，也代表原告的行为。关于第三点，原告认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缴纳社会保险是原告的法定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关于第四点，班车由裘某安排事实，但被告认为裘某系原告公司的管理层人员，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6证人证言有异议，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证人称被告系胡行杰雇佣驾驶员，作为证人来某，其属于长运公司承包人，长运公司与原告之间系不同公司，但证人对于雇佣被告的事情知道得这么清楚，而被告是否缴纳社会保险证人就不清楚，故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 原告对证人裘某的证言无异议。 被告针对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1.外省驾驶人备案登记卡，以证明被告被原告招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2.原告出具证明1份，以证明被告系原告员工及原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 3.行车安全责任书，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安全方面进行管理的事实。 4.上岗证、智能门检报班系统签到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5.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以证明原告仅为被告缴纳2007年1月至2013年4月期间的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其他社会保险予以缴纳，且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6.裁决书、送达回执，以证明被告就此案已经劳动仲裁的事实。 7.从业资格证，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8.潘建灿在（2018）浙0282民初14883号案件中的陈述，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及被告工资的情况。 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登记卡属于交警部门履行检查职责时予以备案登记所用，而非原告要求登记备案，登记卡中招用单位是交警部门根据被告陈述所填写，未得到原告的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明是被告以自己想去杭州湾自谋职业，为便于能够顺利的招聘录取而请求原告给予相助才出具，证明中“系我公司大客驾驶员”是不完整的表述，实际完整意思为“系我公司承包经营者雇佣的大客驾驶员”，“已于2018年7月31日不在本公司从事驾驶工作”，实际是为了说明被告在要求开具此证明之日已经不再驾驶承包经营者承包的客运车辆，“现同意其自谋职业”，是表示被告要求自谋职业而不再驾驶承包经营者承包的客运车辆；对证据3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待证内容有异议，该行车安全责任书是被告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等法规的规定，对客运车辆的实际经营者雇佣的驾驶员行使告知安全行车的注意事项，被告在行车安全责任书中的签名是对告知内容的确认，并不表示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4上岗证、智能门检报班系统签到表的三性均有异议，所谓上岗证是原告为方便客运车辆的承包经营者雇佣驾驶员在进出车站时免于检查、出入方便才提供了该证据，但并不表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未在该上岗证上予以盖章，智能门检报班系统系复印件，与原告无关，签到表系复印件，且即使真实，也只能说明原告提供了一个安全培训的机会给驾驶员，并不表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5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参保证明表明被告在2007年1月至2013年4月的工伤保险与生育保险挂靠在原告处，因为原告与车辆承包经营者胡杰签订的经营合同约定客运车辆承包人胡杰在经营期间内参加第三者责任保险、车辆自身险、司乘人员险、承运人责任险，费用由胡杰支付给原告，由原告负责办理，故原告仅根据与胡杰的合同、代替胡杰办理被告的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而已，若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则2013年5月原告不再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之日就应当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被告2018年8月才申请仲裁主张社会保险，已超过仲裁时效；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被告待证内容有异议，该份证据仅仅是被告有权利驾驶车辆的职业资格的证明，联系单位虽然为原告，因为被告替承包者驾驶的车辆就是登记在原告名下，但该盖章并不表示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仅仅是说明被告有资格从事驾驶客运车辆；对证据8有异议，潘建灿也认可工资向胡杰领取，胡杰非原告的管理人员，故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即经营合同的三性有异议，但被告仅简单提出异议而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本院对原告提供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是否能够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在下文中予以综合阐述。本院对其余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亦在下文中予以综合阐述。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及本院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持有外省驾驶人备案登记卡，该卡载明招用单位为原告，登记时间为2007年1月24日。另被告持有外省籍货运驾驶人驻慈登记证载明被告驾驶车辆牌号为浙Ｂ×××××号。被告自2007年1月始先后为浙Ｂ×××××号、浙Ｂ×××××号、浙Ｂ×××××号客运车辆驾驶员，与潘建灿两人搭档负责慈溪至上海班线客车线路。2007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被告每月工资为5000元，2014年1月后为每月5500元，被告的工资每月由胡行杰以现金形式向其发放，被告领款时无需签字。被告与潘建灿驾驶车辆所需油费由胡行杰充好油卡后交付给他俩使用。两人搭档工作至2018年7月31日，于该日接到一陌生电话，被告知次日起不用继续开车。次日，被告与潘建灿至原告处，原告人员称车辆承包已转让。经被告强烈要求，原告向被告出具证明1份（证明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31日），证明载明被告系其公司大客驾驶员，已于2018年7月31日不在其公司工作，现同意其自谋职业。 原告曾为被告交纳了2007年1月至2013年4月的工伤及生育保险。 案外人胡杰以慈溪市人民政府坎墩街道办事处人员名义参加了社会保险。原告与胡杰之间签订有多份客运车辆经营合同，约定将原告购置并享有所有权的客车交由胡杰实行单车风险责任经营，班线为慈溪至上海客运班线，合同签订时间及对应合同期限、客车车牌号分别如下：2007年3月27日签订的客运车辆经营合同约定经营期为2007年4月1日至杭州湾大桥开通前一个月终止（杭州湾跨海大桥于2008年5月1日通车），车牌号为浙Ｂ×××××号；2008年9月1日签订的客运车辆经营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2008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止，车牌号为浙Ｂ×××××号；2011年9月1日签订的客运车辆经营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2011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止，车牌号为浙Ｂ×××××号；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客运车辆经营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止，车牌号为浙Ｂ×××××号；2015年8月28日签订的经营合同约定承包经营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止，车牌号为浙Ｂ×××××号；2016年11月1日签订的经营合同约定承包经营期限自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止，车牌号为浙Ｂ×××××号；2017年9月15日签订补充合同1份；2018年4月1日签订的临时合同约定临时合同期限自2018年4月1日起至车辆更新完成止，更新手续完成后正式合同另行签订，承包客车的车牌号为浙Ｂ×××××号。第一份经营合同中约定：乙方（即胡杰）驾驶员由甲方（即原告）选用，报酬由乙方自行解决，并承担支付司乘人员各项费用及一切责任，选用人员必须符合准驾车型及客运班车运输的上岗条件，具有行业管理部门核发的从业资格证书和上岗证，与乙方达成聘用司乘人员合同，交付甲方备案，经甲方审核合格，办理登记手续。第二、三、四份经营合同中均约定：乙方的司乘人员选用手续及管理按甲方规定执行，选送的人员必须符合准驾车型的上岗条件，参加甲方组织的上岗前培训学习，考核合格，许可同意登记办理相关上岗证件和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乙方所选用的司乘人员在单车经营中的行为，均视为乙方的行为，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第五、六份经营合同中均约定：乙方雇佣的司乘人员，均须经甲方审核同意，并由乙方自行与司乘人员订立雇佣合同，与甲方不发生任何劳动或劳务关系，但乙方可委托甲方对司乘人员按公司相应制度管理。 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为加强行车安全管理，控制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高安全服务质量和企业信誉，创建和谐平安企业，原、被告各签订驾驶员年度行车安全责任书一份，明确双方的责任，其中载明：被告自愿履行企业有关行车安全的规章制度，服从原告教育、监督、检查和管理，拒绝原告的违章指挥；被告按公司制度和合同规定参加原告召集的各类安全活动和安全劳动竞赛，不得无故缺席或拒绝；…….被告服从站场管理、自觉接受门检并按规定停放车辆、优质服务，文明待客；认真如实填写和记录行车日志。有效期为次年一年。2015年、2016年、2017年，为强化春运运输期间的行车安全、消防治安管理、杜绝责任事故的发生，确保“春运”工作优质、有序、畅通，按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和公司安全管理制度，双方另各签订驾驶员“春运”综合安全责任书一份，明确双方责任，有效期为每年的春运期。被告还参加了原告组织的驾驶员安全培训。 被告于2018年8月2日向慈溪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原告补交2007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社会保险；2.补偿被告自2007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的劳动补偿金66000元。庭审中，被告增加仲裁请求，要求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2000元。就被告增加诉讼请求，仲裁委以系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且原告当庭不同意，告知被告另行申请仲裁。慈溪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慈溪劳人仲案（2018）675号仲裁裁决书：一、裁决原告向慈溪市社会保险征缴部门为被告补缴2008年1月至2018年7月的社会保险（2008年1月至2013年4月的工伤和生育保险除外），缴费基数由社会保险征缴部门按规定核定，被告个人承担金额由自己承担；二、驳回被告其余仲裁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根据原告提供的经营合同，可以认定胡杰向原告承包名下一辆慈溪至上海客运班线客车运营权的事实。该一系列的经营合同约定胡杰需自行负担运营过程中的一切自理成本费用，包括司乘人员工资、工伤保险和各类统筹基金、燃油、润滑油、过境费、修理费等，并承担单车运营效益盈亏和各种风险责任。虽第一份合同涉及司乘人员部分的条款中约定司乘人员由被告“选用”，但该条同时约定“选用的人员……，与乙方（即胡杰）达成聘用司乘人员合同，交付甲方备案……”，故该“选用”不能作雇佣、聘用等理解，该条款应当理解为由承包人即胡杰雇佣司乘人员，而原告对胡杰所雇佣的驾驶员具有审核的权利；第二、三、四份合同中涉及司乘人员的条款中载明有“乙方自聘的司乘人员的工资……由乙方负责缴付”、“乙方所选用的司乘人员在单车经营中的行为，均视为乙方的行为”、“……包括乙方聘用的司乘人员发生的合同行为……”等约定，而第五、六份合同则直接约定司乘人员由乙方雇佣并自行订立雇佣合同。综上，可以认定各份经营合同均作出了司乘人员由承包人即胡杰雇佣的约定，由胡杰承担并支付驾驶员工资，在有该约定的前提下，原告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在承包期限内自行聘用承包客车的驾驶员。双方对原告未举证签订有书面合同的期间承包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有争议，现无证据显示该期间内原告与胡杰解除了承包关系，而在长达十余年的承包关系期间内双方偶有未签订书面合同或合同未涵盖某几个月的情形亦属合理，且被告也未述及在该期间其在隶属关系上有何变化，至于200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7日前被告已作为客车驾驶员而原告尚未与胡杰签订经营合同，对此原告也作出了解释，先承包，后补签合同，该解释也符合情理，故不能仅因未签订书面合同而判定双方之间在该期间即不存在承包合同关系进而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三，原告自认工资由胡行杰向其发放，工作中有事向胡行杰请假，所使用的燃油储值卡亦是来自胡行杰的交付，故被告与胡行杰之间应属直接上下级等紧密关系，而其与胡行杰保持该种密切联系长达11年有余，却不知胡行杰在被告公司的工作岗位情况及所担任的具体职务，显然严重有违常理。另，被告入职后的工资长期由胡行杰发放，均系现金交付，并无需签字领款，与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的通常做法存在明显差异，与被告同一辆车的驾驶员潘建灿在其与原告劳动争议一案中陈述由胡行杰支付工资的仅为被告及潘建灿两人，同为客车驾驶员，有些是公司直接发放工资，有些是个人或承包人发放工资，从其该陈述可见，其显然是知晓原告有将客车运营权对外承包经营的情形，也应当知晓存在部分驾驶员系由承包人自行聘用、自行发放工资的情形，而受何人雇佣系关乎劳动者利益的重大事项，被告不可能在长达11年之久的时间里对其所驾驶客车的运营权是否对外承包、其工资是否为承包人所发放、其究竟受雇于何人等毫不关心且不闻不问，均不符合常理。潘建灿与原告之间存在另案劳动争议诉讼，诉讼标的与本案类同，显然存在利害关系，故其对原告不利的证言在缺乏有力证据佐证的情形下难以被采信。综上，可合理推定被告及潘建灿对胡行杰的身份未作如实陈述，对相关案件事实有所隐瞒。第四，在工作安排上，被告认可车辆的班次由裘某统一安排，此与裘某的证言相符合，裘某表明其亦系车辆，受7辆客车运营权人的推举而由其统一安排客车班次，现并无证据显示裘某系原告或其关联企业的职工，亦无证据显示裘某系基于原告或其关联公司的委托而实施了排班行为，故应当认定系该线路的7辆客车的运营人自行达成该排班方式，并由此确定各车驾驶员的工作时间，即被告及潘建灿的工作时间应认定为系由承包人所确定。综上，无证据显示被告直接受到原告的调度管理；最后，现被告据以主张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为原告为被告缴纳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事实，但原告自2013年5月期间停止为被告缴纳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也未有证据显示被告在得知后提出过异议或主张，上述做法均存在反常现象，被告提供的行车安全责任书、上岗证、慈溪客运中心智能门检报班系统照片等证据，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可以认定原告确实组织实施了对包括被告及潘建灿在内的驾驶员进行安全学习、安全培训、与驾驶员签署安全责任书等事宜，上述事宜虽也有见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所实施的劳动管理范围，但也符合原告与胡杰之间的经营合同的相关约定，即原告具有对胡杰选送的驾驶员进行审核，对选送的驾驶员组织上岗前培训学习及考核，为其办理上岗证件和资格证书，并组织承包方进行政治、业务、安全教育的合同权利义务。现被告所主张的原告所实施的上述行为均属安全方面的教育及管理措施，而未举证原告对其进行其他劳动管理，也未举证存在被告受原告公司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约束的情形，且根据被告在原告与潘建灿劳动争议一案中的陈述，被告请假需向胡行杰提出，此与裘某证言中车辆由胡杰承包，胡行杰实际管理的事实相印证。因此前述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至于被告提供的原告出具的证明，原告对此解释该份证明系应被告要求为方便其顺利找到新工作而出具，此与双方均陈述的当时被告已被告知因车辆更换了新承包人而新承包人不要他们继续开车的事实相印证，被告在潘建灿与原告劳动争议一案中称一陌生人通知其不用开车，故至原告处进行交涉，而在本案诉讼中称系原告领导人通知其不用开车，表明被告陈述具有不客观性，且根据被告的陈述，证明系原告在他们强烈要求下而出具，证明中“同意其自谋职业”的表述也能够与原告的上述主张印证。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情形下，劳动关系成立的，应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故综合上述情况，被告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被告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提出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而原告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被告）浙江省慈溪新干线快速客运有限公司无需为被告（原告）补缴2008年1月至2018年7月的社会保险； 二、驳回被告（原告）任严生的诉讼请求。 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建素 人民陪审员  陈 卿 人民陪审员  楼柏清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徐榕 代书 记员  俞培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