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9民终1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敏元，男，193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现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彩菊，女，194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现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炜，男，系董彩菊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炜，男，197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现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上诉人何敏元因与被上诉人董彩菊、董炜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8）浙0902民初49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6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何敏元、被上诉人董炜及被上诉人董彩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炜当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敏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彩菊、董炜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工农路34号1号楼403室（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系产权尚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1.关于工龄优惠问题。涉案房屋在1993年房改时，确未将何敏元工龄优惠计算在内，舟山当时本就只计算夫或妻一人的工龄。但一审认为原售房单位在出售涉案房屋时考虑两人已离婚的事实，故只计算了董彩菊一人工龄予以优惠，从而得出何敏元对涉案房屋无所有权的逻辑，不仅违背客观事实，且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2条规定相冲突。另外，董彩菊在涉案信件中已经明确表述“经查询，因我购房时享受的补贴已经包括你了”，即可证明涉案房屋为两人共有。2.关于承租权与所有权的转化问题。《离婚协议书》虽然约定了涉案房屋归女方居住、使用，但公房租赁法律关系的相对方系原售房单位，何敏元并未向单位作出放弃承租的意思表示。一审认为何敏元放弃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即意味着放弃了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的权利，无事实依据，也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相违背，何敏元仍有权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所有权。3.关于住房补贴。何敏元未参与住房补贴手续的申领事宜，整个过程均由董彩菊操办，以何敏元享受了住房补贴来印证其对涉案房屋无所有权，显示公允。董彩菊辩称，何敏元对涉案房屋无所有权。1.1993年房改时，涉案房屋以董彩菊一人名义申请购买，也由其一人付清全部房款，后其取得房产证。2.《离婚协议书》明确约定离婚后涉案房屋由女方居住、使用，意味着何敏元已放弃了涉案房屋的承租权，因房改是在承租权基础上，故何敏元对承租权的放弃即放弃了涉案房屋所有权。3.何敏元时隔25年主张涉案房屋所有权已超过诉讼时效。4.何敏元符合住房补贴领取条件，故住房补贴领取后用于儿子结婚事宜，何敏元对此知情，且其在2007年-2009年回舟山居住期间均未提出异议，说明其已同意、认可住房补贴用作儿子结婚一事。现对此提出异议，也超过了诉讼时效。董炜辩称，何敏元对其住房补贴一事完全知情，其住房补贴不仅用于董炜结婚事宜，剩余部分均由何敏元女儿何苇汇给了何敏元。2007年-2009年何敏元回舟山照顾何苇的女儿，期间与董炜一同居住，也走访了老单位同事、参加离退休干部职工的活动，但其均未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住房补贴一事提出异议。关于董彩菊在信件中表述购房享受的补贴已经包括何敏元一节，应是董彩菊为夸大自己作用的说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何敏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董炜与舟山市定海旧城区改造建设办公室于2017年9月24日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中关于涉案房屋拆迁安置权益的一半（包括协议中约定的安置期房和过渡期内的临时安置补助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敏元与董彩菊曾系夫妻关系，双方退休前均系浙江省舟山市水产研究所职工。董炜系二人婚生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一家人居住于原工农路34号1号楼403室单位公房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该家庭于1993年10月8日申请购买该公房，申请表中所列家庭成员包括何敏元、董炜及董彩菊的父亲等四人。同年10月26日，何敏元与董彩菊因夫妻感情破裂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双方承租的单位公房即涉案房屋由女方董彩菊居住、使用。同年12月8日，舟山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审批同意出售该公房。在该公房售价结算审批中，房价仅以董彩菊个人31年工龄优惠进行了结算，未将何敏元工龄优惠计算在内。同年12月10日，董彩菊与舟山市水产局签订了公有住房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中，涉案房屋房号为406室，购买价10400元—13000元之间。2000年1月，董彩菊领取了该房屋所有权证。2001年9月26日，舟山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以何敏元未曾享受各种住房优惠为由，经审核批准同意由单位浙江省舟山市水产研究所按原告房改工龄34年给予住房补贴44953元，并由何敏元的女儿何苇代领了该款。2017年9月15日，董彩菊与董炜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以房改购买价将该房屋出卖给董炜，并办理了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年9月24日，董炜与舟山市定海旧城区改造建设办公室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协议约定房屋拆迁安置权益为安置60型和90型期房两套（差价另行结算），过渡期内临时安置补助费650元/月。另查，涉案房屋在《公有住房买卖合同》中标注为工农路34号1号楼406室，与该房房产证和土地证中标注的403室，实为同一套房屋。一审法院认为，何敏元虽然主张的是分割原工农路34号1号楼403室房屋拆迁安置权益，但该请求权的基础是对该房屋共有权的确认，即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确认该房屋是否属于何敏元与董彩菊的共同财产。由于案件涉及到房改政策与离婚财产分割等问题，法院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分析：首先，关于“房改房”的性质和购买权利（资格）问题。“房改房”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房屋形式，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政策性福利分房，具有补偿性、社会保障性、国家统筹性、价格低廉性、享受权利一次性等特点。按《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故一般情况下，享受住房福利待遇的对象应是夫妻双方，而不是售房单位的职工一方。本案中，何敏元和董彩菊均系售房单位浙江省舟山市水产研究所职工，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承租原工农路34号1号楼403室单位公房，基于该承租权，何敏元和董彩菊均享受通过房改形式将该房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的权利。其次，关于何敏元是否放弃公房承租权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在1993年10月8日的房改申请表中，何敏元作为董彩菊的家庭成员参加申请，但双方在同年10月26日的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涉案房屋由女方居住、使用。因为当初该房尚属单位公房，双方所享受的只能是对该房屋的承租权。该协议约定内容实质上意味着何敏元放弃了对该房屋的共同承租权，由董彩菊一个人承租。而事后单位浙江省舟山市水产研究所在后续出售该公房时，也鉴于离婚后董彩菊一个人承租的事实，仅以董彩菊一个人的工龄优惠进行购买，而没有使用何敏元的工龄优惠。再次，何敏元对放弃该公房承租权的法律后果也是明知的，因为双方在达成离婚协议前，已经向单位浙江省舟山市水产研究所申请购买“房改房”，该房即将从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何敏元对此是明知的。何敏元放弃了承租公房的资格，也即丧失了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的权利。最后，认定涉案房屋系董彩菊个人财产，是否对何敏元显失公平合理的问题。舟山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于2001年9月经审核，以何敏元系无房户未曾享受各种住房优惠为由，批准给予何敏元房改工龄34年的住房补贴44953元。从该时期的市场房价看，该住房补贴款再加上像董彩菊购买公房时所支出的1万多元购房款，也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同类的房屋，故不存在对何敏元显失公平合理的问题。至于何敏元是否实际取得该44953元住房补贴，系何敏元与董彩菊或者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非案件审理范围。另外，关于董彩菊在信中自认房改房中包括何敏元优惠一节，因董彩菊在本案审理期间改正当初说法，亦与查明的相关事实和房改政策不符，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董彩菊抗辩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因何敏元提起的是分割共有财产的请求权，该请求权的基础是对其共有权的确认并以此为基础请求分割共有物，其本质上为形成权，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综述，何敏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系其与董彩菊的共同财产，该房屋属于董彩菊个人财产，何敏元主张分割该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敏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减半收取2450元，由何敏元负担。二审中，何敏元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申请人分别为赵唯平、陈瑞兰、王祖康的《申请栏目》、《审批栏目》、《舟山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评估、售价结案审批表》复印件各一份，共13页，拟证明1993年房改时，舟山地区在计算工龄优惠时均按照夫妻一方的工龄计算，从而证明一审的原售房单位基于两人离婚、且婚后仅由董彩菊一人承租之事实，在出售涉案房屋时没有使用何敏元工龄优惠，因此何敏元对涉案房屋不享有所有权的逻辑是错误的。董彩菊、董炜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当时工龄优惠如何计算其并不清楚。经审核，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在下文中一并阐述。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何敏元与董彩菊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时的《离婚登记申请书》中“财产处理”一栏载明“详见离婚协议书”；2.何敏元二审中明确陈述，关于1993年房改及2001年董彩菊操办其住房补贴的情况，其当时均知情；3.何敏元在一、二审中均认可1993年房改时购买涉案房屋的房款全部由董彩菊一人支付。4.以何敏元为申请人的《舟山市住房补贴申请、审核表》中载明，其补贴额以“无房户补贴额”标准计算，房改工龄34年。本院认为：何敏元诉请分配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利益，因拆迁安置利益为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财产转化形态，故案件争议焦点为：何敏元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何敏元上诉称，涉案房屋房改后所有权应为其与董彩菊共有。当时舟山地区房改在计算工龄优惠时只计算夫妻一方工龄，涉案房屋购房申请主体是以户为单位；董彩菊在信件中也明确表明购房时享受了何敏元的补贴；其从未放弃涉案房屋承租权；2001年其住房补贴的申领等手续均系董彩菊操办，本人并未参与，法院不能因其已享受住房补贴而否定其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对此，本院评判如下：第一，涉案房屋系原单位公房，通常情况下，住房改革是原售房单位根据当时政策，结合职工职务、工龄、家庭人口等情况在房价计算上给予优惠的政策性福利,一般以户为单位，一个家庭限购一套。本案中，因何敏元与董彩菊在房改过程中离婚，故房屋权属的确定应从购房申请、权属约定、合同订立、房款出资、居住使用等方面综合考查。何敏元与董彩菊于1993年10月26日签署《离婚协议书》，并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该《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中约定“离婚后房屋由女方居住、使用”，因双方在离婚时仅对涉案房屋享有承租权，该约定应视为何敏元就涉案房屋相关的权利在离婚时予以放弃。客观上，何敏元离婚后即搬离了涉案房屋，房改购房合同也系原售房单位与董彩菊签订，房款系董彩菊一人支付，在此期间，何敏元明知董彩菊在操办房改购房一事，但一直未予过问，以上均符合《离婚协议书》之约定。第二，以何敏元为申请人的《舟山市住房补贴申请、审核表》中记载，住房补贴数额以无房户为计算标准，工龄计算为34年，进一步印证何敏元未曾享受涉案房屋1993年的房改福利，否则，根据当时政策，其不可能按照无房户享受货币补贴。何敏元现以其本人未参与住房补贴申领过程为由否认其住房补贴已享受的效力，但未提供能够推翻该行政行为效力的证据，故其主张难以成立。第三，关于董彩菊信件中表述的“经查询，因我购房时享受的补贴已经包括你了”一节，该表述与案件查明的其以无房户享受住房货币补贴的政策不符，何敏元凭该表述主张其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的主张不能成立。另，何敏元所提交的赵唯平、陈瑞兰、王祖康参加房改时的相关审批材料，难以证明待证事实，对该证据证明力不予采信。综合上述事实，本院对何敏元应享有涉案房屋共有权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敏元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上诉人何敏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立东审 判 员 袁志雄审 判 员 方 燕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法官助理牟聪代书记员 毛 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