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陕民申69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陕西新鑫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商洛市商南县住所地：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湘河村河口组。法定代表人：刘炳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晓江，北京德和衡（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雅雯，北京德和衡（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五路8号数字大厦四层。法定代表人：巩宝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谦，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欣，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七路18号。法定代表人：刘炳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一审被告：穆晓曦，男，1981年8月16日，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一审被告：陕西金尔鑫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127号1橦10401号。法定代表人：倪晓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一审被告：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碑林区住所地：西安市碑林区长胜街58号。法定代表人：王朝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一审被告：陕西炳泰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七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李海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一审被告：商南祥宝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住所地：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湘河村口组。法定代表人：倪晓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一审被告：陕西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七路18号1幢3层。法定代表人：刘炳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穆晓玮，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员工，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再审申请人陕西新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鑫矿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投资公司），一审被告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泰工程公司）、穆晓曦、陕西金尔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尔鑫矿业公司）、陕西宝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源矿业公司）、陕西炳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炳泰矿业公司）、商南祥宝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宝矿业公司）、陕西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泰房地产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9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陕西新鑫公司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98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称“原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资产委托处置协议》有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补充协议》不具法律效力。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5年9月25日签订了《资产处置委托协议》，但是，该《资产处置委托协议》并无签署日期，原审判决并未阐明该协议的签署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原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为2016年年初签订，但是，该《补充协议》亦无签署日期；且《补充协议》明确约定：该“补充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并公证后生效”，而该《补充协议》并未进行公证，依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原审判决认定“《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应属本案担保的组成部分”，将未生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补充协议》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证据，显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和《补充协议》属无效合同。原审判决在未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一审被告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泰建设”）签署的《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情形下，就直接认定被申请人有权依照《资产委托处置协议》要求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显属无理且违法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资产委托处置协议》之前，申请人既非债务人，亦非担保人或反担保人，因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的《资产委托处置协议》约定在与申请人无关的条件满足下，被申请人有权处置申请人的财产，并为申请人设定保证担保义务，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及申请人股东的合法权益。该协议未经过申请人董事会、股东会的合法有效的决议同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及申请人章程的规定。《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申请人章程规定，在一年内处置（出售）申请人资产超过申请人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以上、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须经申请人股东会审议批准。因此，明泰建设作为申请人的股东之一，非法为其债务处置申请人的资产，并为申请人设定担保义务，违反了上述规定。被申请人作为明泰建设的实际控制人【被申请人为明泰建设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西安西投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被申请人持有西安西投置业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明知上述规定，却在没有取得申请人合法有效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在明知该协议会侵犯申请人及申请人其他股东、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下，签署《资产委托处置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的规定，因此，《资产委托处置协议》依法应为无效合同。（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明泰建设签署《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和《补充协议》是超越权限的无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根据前述，作为法人的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在未经其有权机构（即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批准下，即订立《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和《补充协议》，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及申请人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订立《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显属超越权限的行为；并且《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相对人——被申请人、明泰建设是明知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在订立《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时超越权限；因此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与被申请人、明泰建设订立的《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综上，申请人认为，《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系无效合同，原审判决认定上述协议合法有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认定并判决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所清偿的款项本息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申请人不应对无效合同承担合同责任。如前所述，《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属于无效协议，因此原审判决判令申请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没有事实和证据证明申请人触发了担保责任。即使不考虑《资产委托处置协议》的无效，那么也要根据《资产委托处置协议》的约定查明申请人是否触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从该协议名称而言，该协议并非担保协议，而是所谓资产处置协议，即在该协议约定的资产委托处置条件成就时，被申请人只是有权处置该协议约定的委托处置资产，而并非是申请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资产委托处置协议》第三条第2项的约定，触发申请人提供担保措施需要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即只有在申请人实施了“撤销、终止、中止《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资产处置委托书》”的前提条件满足时，申请人才可能对被申请人向明泰建设提供的担保事项提供无限连带保证的反担保措施。而原审判决只是认定了《资产委托处置协议》的上述约定，即认定申请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撤销、终止、中止协议及《资产处置委托书》，否则应对被申请人提供的全部担保事项提供无限连带保证的反担保。但是，原审判决在并无释明申请人是否违反上述约定的前提条件的情形下，即原审判决在并无事实和证据证明申请人实施了“撤销、终止、中止协议及《资产处置委托书》”行为的情形下，即判令申请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显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资产委托处置协议》为申请人设定连带担保责任无效。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而本案中，原审被告之一、《资产委托处置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明泰建设恰为申请人的股东之一，且被申请人为明泰建设的实际控制人，原审判决既然认定申请人构成对申请人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那么就应当查清该《资产委托处置协议》所设定的担保责任是否经过申请人合法有效的董事会、股东会的决议同意，而本案的《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在未经申请人合法有效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依法应为无效合同。因此，原审判决判令申请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显然没有事实依据且违反法律的规定。（四）被申请人与明泰建设就本案涉及的明泰建设贷款而设定的担保责任不属于《资产委托处置协议》约定的担保范围。即使不考虑《资产委托处置协议》的无效，那么根据《资产委托处置协议》的约定，被申请人为明泰建设提供的担保总额为截至2015年9月17日的明泰建设向银行贷款的8.8亿元款项，同时，该协议约定，处置资产的金额以被申请人向明泰建设提供的担保总额（即截至2015年9月17日的总额）为限，并不包括被申请人在2015年9月17日之后为明泰建设提供的任何担保或该协议约定之外的担保事项。而本案所涉及的一亿元贷款担保系2017年1月5日发生，因此本案所涉贷款担保不属于包含在《资产委托处置协议》所约定的担保范围。但是原审判决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形下，将本案所涉及的2017年1月5日发生的贷款担保认定属于《资产处置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截至2015年9月17日的担保金额，显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无法律依据的违法裁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并判决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所清偿的发生在2017年1月5日的担保的款项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款的规定，请求贵院依法撤销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98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并判令被申请人承担诉讼费用，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西安投资公司提交意见称，原审法院根据申请人自认的事实认定《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的事实清楚。1.《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下称：处置协议)经被申请人盖章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 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答辩人于2017年12月份，向申请人发送《关于要求严格履行资产处置义务的催告函》，要求申请人履行义务，配合答辩人进行资产处置，申请人未予置否，原审庭审期间，申请人代理人亦当庭认可处置协议的真实性、有效性，并当庭认可其应承担反保证责任。2.处置协议签署并未违反法律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607号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692号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595号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31号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275号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6号判决书中确定的裁判要旨，《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3.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签署处置协议合法有效，申请人应受处置协议约束。《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民法总则》第61条规定， 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刘炳强作为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在与答辩人及陕西明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签署处置协议，应为代表申请人公司的行为，申请人应受处置协议约束。二、原审法院根据申请人的自认及《关于要求严格履行资产处置义务的催告函》等，认定申请人未按照《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履行资产处置义务进而触发约定保证担保义务的事实清楚。陕西明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乙方及申请人为丙方，答辩人为甲方,签署《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在甲方向乙方提供的任一笔担保中，发生甲方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甲方认为即将发生担保代偿责任时，或其合法权益即将受到侵害时”，乙丙一致同意原告有权立即处置申请人持有的穆家河钒矿探矿权、湘河街钒矿探矿权等资产，所得款项用于清偿被告明泰工程公司下欠原告债务等。同时该等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撤销、终止、中止本协议及《资产处置委托书》，否则应对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全部担保事项提供无限连带保证的反担保措施。答辩人于2017年12月份，向申请人发送《关于要求严格履行资产处置义务的催告函》，要求申请人履行义务，配合答辩人进行资产处置。申请人收到《关于要求严格履行资产处置义务的催告函》并未否认，但同时拒绝履行协议，依约处置相关资产，致使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答辩人提起诉讼后，申请人在原审庭审中对申请人应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无任何异议。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申请人应对答辩人向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全部担保事项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再审申请人以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及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有错误为由提出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基础，应依法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决。原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对《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无异议，并同意对答辩人向陕西明泰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全部担保事项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原审法院据此判令申请人对原诉讼请求1-4向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四、再审申请人不提起上诉，而待一审判决生效后再提起再审申请，恶意规避缴纳上诉费，浪费司法资源，违背了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应依法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决。综上，申请人申请再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应依法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决。审查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基本相同。另查明，新鑫公司向西安投资公司提交的股东名册载明其共有明泰工程公司、新疆新鑫、陕西金尔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金尔鑫公司）三名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6%、51%、43%。新鑫公司向西安投资公司提交的2015年9月24日、2016年1月5日股东会决议载明，两次股东会决议分别同意签订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和补充协议，该两次股东会决议上有股东明泰工程公司、金尔鑫公司的签章，但均没有股东新疆新鑫的签章。本院经审查认为，西安投资公司、明泰工程公司、新鑫公司三方先后签订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和补充协议，两份协议除约定相关资产处置事项外，还约定在条件成就时新鑫公司为明泰工程公司的债务向西安投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上述协议性质为附条件的担保合同。明泰工程公司作为新鑫公司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新鑫公司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同意。西安投资公司签订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和补充协议时要求新鑫公司提供相关法律文件，新鑫公司也按要求提供了委托书、股东名册、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因此西安投资公司对明泰工程公司为新鑫公司股东系明知，其应当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在接受新鑫公司提供担保时，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审核新鑫公司提供担保是否经过合法有效股东会决议同意。新鑫公司两次股东会决议显示，作为该公司持股51%的股东新疆新鑫并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章，不能视为新鑫公司提供担保取得股东会决议同意，西安投资公司收到了股东会决议，应视为其对此亦为明知，在此情况下其仍与新鑫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其作为接受担保一方，不属于善意交易相对人，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和补充协议关于新鑫公司附条件担保部分的约定无效。再审审查中，西安投资公司称当时签订协议时新疆新鑫知情并同意新鑫公司提供担保，也承诺在股东会决议上签章，但在知悉协议已经签订后，故意拒不签章，规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西安投资公司对此一节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无效的合同约定自始无效，新鑫公司原审中虽认可其承担保证责任，但该意思表示是基于无效的合同约定，亦为无效。原审认定新鑫公司应向西安投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综上，申请人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指令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  判  长   曹文军审  判  员   刘立革审  判  员   张润民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