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民终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宣街**。负责人：张伟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美，黑龙江龙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双鸭山市金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集贤型煤分公司，住所，住所地黑龙江省集贤县福利镇铁南工业街南侧县钢铁厂院内）。负责人：苏艳彦，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臧锋，黑龙江龙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艳彦，女，195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双鸭山市金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集贤型煤分公司经理，住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臧锋，黑龙江龙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德军，黑龙江恒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双鸭山市金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集贤型煤分公司(以下简称金谷公司)、苏艳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05民初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美、被上诉人金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臧锋、被上诉人苏艳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臧锋、崔德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金谷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280万元，给付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利息和罚息277200元，并支付以本金12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8%计算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2.判令金谷公司不偿还上述款项时，拍卖、变卖苏艳彦的抵押财产即集房权证前进字第××、00×**1、00××22、00××23、00××19、00××84号房屋所得价款，优先偿还信达公司；3.判令苏艳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一、二审诉讼费由金谷公司、苏艳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信达公司与金谷公司之间的融资合同并未履行错误。信达公司与金谷公司履行的是三份《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以下简称《贴现协议》及三份《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以下简称《融资申请书》）。信达公司已于2014年1月29日将编号为2014年金谷型煤申字001号《融资申请书》约定的350万元和2014年金谷融资字002号《融资申请书》约定的650万元，在扣除手续费和利息后，分别将6,267,707.17元和3,374,556.60元付至金谷公司账户中，并于2014年2月21日将编号为2014年金谷融资字003号《融资申请书》约定的350万元，在扣除手续费和利息后，将3,375,964.93元付至金谷公司账户中。三份《融资申请书》均为苏艳彦签订的编号2014年SYBRJGXMRXD保字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编号2013年SYBRJGXMRXD抵押字0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合同，上述三笔融资借款应由苏艳彦担保。在融资贴现业务到期后，金谷公司、苏艳彦均未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经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分行（以下简称中行双鸭山分行）催收，金谷公司于2014年11月12日还款70万元。上述全部借款事实，金谷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予以认可。在中行双鸭山分行先后向金谷公司、苏艳彦发出的多份催收通知中，金谷公司、苏艳彦均表明其确认拖欠中行双鸭山分行基于2014年金谷型煤商贴融字001、002、003号《贴现协议》的融资本金1280万元及利息。二、一审法院对《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以下简称《保理业务规范》）的理解与适用错误。《保理业务规范》第十一条未强制要求银行保理业务必须在“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进行转让登记，《贴现协议》关于应收账款登记的约定也非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贴现协议》第二十三条约定，中行双鸭山分行有权从卖方账户主动扣款或采取其它办法主动收款，直至收回融资本息，并按照协议约定计收罚息。在买方偿还融资的范围内，中行双鸭山分行有权将应收账款向买方进行反转让。据此，中行双鸭山分行的融资贴现与催收行为完全符合《保理业务规范》的相关要求，一审法院认定“中行双鸭山分行未履行转让通知义务未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属于对《保理业务规范》理解错误。金谷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除第三项外，均已超出其一审起诉请求，并且贷款利息支付时间、诉讼费承担、抵押物受偿等请求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不应在本案进行审理。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基于保理合同没有得到实际履行。金谷公司从未否认从中行双鸭山分行获得过贷款，但信达公司本案是依据保理合同提出的诉讼请求。信达公司一审提交的融资贷款用途体现案涉贷款于2014年9月30日发放金谷公司，而根据双方所签订的《贴现协议》约定，在2014年7月24日和7月25日融资贴现期限已经届满，贴现期限届满后再行支付的款项与案涉保理合同无关联，故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保理合同没有得到履行正确。信达公司以融资合同是否履行来取代保理合同的履行，并认为金谷公司只要收到了贷款就视为保理合同的履行，属于对事实和法律关系的认识错误。案涉贷款融资金额是在扣除手续费和利息之后进行的支付，依据民间借贷规定，扣除的手续费和利息不能再作为本金进行主张，应当按照实际发放的金额进行计算，即使如此，也应通过另案诉讼解决。三、信达公司对《保理业务规范》相关规定的理解错误。首先，案涉保理合同并非隐蔽型保理合同，隐蔽型保理必须是双方在保理合同中也就是发票贴现协议中有明确规定，《贴现协议》第23条约定不能确定案涉合同是隐蔽型保理，因为按照正常的发票贴现保理业务的操作规程来看，债务人是将相应的货款直接支付给债权人即本案的卖方金谷公司，作为保理商也仅能通过卖方即债权人的账户直接扣划，而不能直接向债务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扣划保理款项，其所具有的仅是应收账款的请求权，所以《贴现协议》第23条仅仅是实现保理回款的一个途径和操作流程，不能以此确定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属于隐蔽型保理。同时根据《贴现协议》第10条单据提交与寄送内容看，案涉保理合同不是隐蔽型保理。四、信达公司以保理业务向金谷公司主张权利，即使保理业务成立，当贴现保理期限届满后，如债务人没有按时归还保理款项，保理商应与卖方签署保理回购协议，也就是应收账款的反转让合同，如果未签订反转让合同，基于民事债权转让的基本原理，保理商和卖方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给付款请求。综上，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于法无据，应予驳回。苏艳彦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同意金谷公司的答辩意见。补充如下，一、本案的金融业务是保理业务。苏艳彦提供的担保是针对贷款融资业务，该担保与案涉的发票贴现业务没有关系。二、苏艳彦提供的担保是针对金谷公司的贷款行为设立的，而本案的保理业务中金谷公司不是债务人，苏艳彦为金谷公司提供的担保与信达公司无关。三、案涉保理业务回购没有成就，本案所有证据没有体现出发票到期后保理商主张权利的过程，是否能够收回没有证据表明，如果保理商能够收回而不去主张权利，是转嫁债务给供货商。《贴现协议》第22条约定向买方催收是保理商的义务，不存在不通知买方的问题，不符合隐蔽型保理的特征。综上，请求驳回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谷公司向信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280万元，并从2014年1月28日至2014年7月25日，按贴现期限内固定年利率5.6%支付利息，从2014年7月28日，按基础利率5.6%的基础上加收40%计收罚息。2.判令金谷公司向信达公司支付至欠款全部清偿之日的利息；3.判令信达公司对苏艳彦提供的抵押财产（集房权证前进字第××、00×**1、00××22、00××23、00××19、00××84号）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苏艳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苏艳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4日，金谷公司与中行双鸭山分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约定授信额度为1800万元，期限为2014年1月24日至2015年1月16日。同日，苏艳彦与中行双鸭山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金谷公司与中行双鸭山分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项下产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苏艳彦以其所有的房屋（集房权证前进字第××、00×**1、00××22、00××23、00××19、00××84号）为金谷公司与中行双鸭山分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项下产生的债务设定抵押担保。一审法院同时查明，2014年1月28日，金谷公司与中行双鸭山分行签订编号2014年金谷型煤商贴融字001号、002号两份《贴现协议》，约定协议终止日期均为2014年7月25日。金谷公司以向中行双鸭山分行转让其对七台河市吉伟煤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伟公司）、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隆公司）的应收账款，向银行申请保理业务，签订编号2014年金谷型煤申字001号《融资申请书》，申请贴现金额350万元；签订编号2014年金谷融资字002号《融资申请书》，申请贴现金额650万元。2014年2月20日，金谷公司与中行双鸭山分行签订编号2014年金谷型煤商贴融字003号《贴现协议》，约定协议终止日期为2014年8月15日。金谷公司以向中行双鸭山分行转让其对宝泰隆公司的应收账款，向银行申请保理业务，签订编号2014年金谷融资字003号《融资申请书》，申请贴现金额350万元。以上《融资申请书》中的发票到期日与《贴现协议》约定的协议终止日期相同，且协议均有苏艳彦签章，三份《融资申请书》由银行及经办人盖章，但未写明银行意见。金谷公司通过以上协议申请保理融资业务，金额共为1350万元。2014年11月12日，金谷公司偿还中行双鸭山分行借款70万元。2014年8月20日、2015年4月19日、2016年7月13日，中行双鸭山分行向金谷公司催收上述债务，2014年12月15日，中行双鸭山分行向央行登记系统进行债权转让登记。2016年12月16日，信达公司与中行黑龙江分行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中行双鸭山分行对金谷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2017年1月9日，信达公司与中行双鸭山分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上述中行双鸭山分行对金谷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保理业务规范》的规定，保理业务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合同成立应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且应收账款转让应当适用债权转让相关法律。信达公司与金谷公司基于《授信额度协议》经信达公司申请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业务后签订《贴现协议》，信达公司与金谷公司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即应当在三份《贴现协议》约定的协议终止日期2014年7月25日及2014年8月15日之前履行相应义务，但金谷公司虽将申请融资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信达公司，信达公司与金谷公司并未在协议履行期间内将保理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登记于央行登记系统，且未履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义务，未对应收账款的债务人发生效力。信达公司虽提交了2014年8月20日的催收单、中行双鸭山分行贷款已还款明细单及贷款明细，但其始终不能提供融资贴现的合法交付凭证，其提交的贷款用汇款凭证证明贷款交易日期为2014年9月30日，已过融资贴现期间，虽能证明金谷公司存在使用信达公司贷款的事实，但不能证明信达公司已按照《贴现协议》等协议中的约定及《保理业务规范》关于保理业务规定履行了给付融资款的义务，即信达公司、金谷公司之间的保理合同并未得到实际履行，故信达公司基于保理合同关系请求金谷公司偿还融资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872元、保全费5000元，由信达公司负担。信达公司在本院二审期间举示以下证据：证据一、中行双鸭山分行出具的账户凭证。意在证明：金谷公司在2014年1月29日收到两笔国内商贴融资收入，即本案所涉及的第一、二笔款项6,267,707.17元和3,374,556.60元。证据二、中行双鸭山分行出具的账户凭证。意在证明：2014年2月21日，金谷公司账户中进入案涉第三笔国内商贴融资收入，金额为3,375,964.93元。上述证据证明案涉三份《融资申请书》签订之后，中行双鸭山分行及时支付了三笔款项。证据三、金谷公司与中行双鸭山分行于2015年9月1日达成的《还款计划书》。意在证明：金谷公司认可分期还款，认可借贷和拖欠不良授信资金1280万元。证据四、金谷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转让的特殊声明》。意在证明：发票转让应由金谷公司通知吉伟公司和宝泰隆公司，但金谷公司没有通知。金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是中行双鸭山分行单方出具的，并没有得到金谷公司的确认，属于单方制作证据。该证据与信达公司一审提交的贷款用汇款凭证汇款时间为2014年9月30日矛盾。单据上的款项在金谷公司财务账上没有体现，不能确定是否收到。对证据三上的公章及苏艳彦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借贷关系不成立。是中行双鸭山分行故意将本案诉争的保理款项改变为信贷资金，不是基于保理业务的还款计划。保理业务转变不成借贷关系。证据四上金谷公司的公章真实，但该声明书是假设“发票上不加载转让通知文句，购货商将货款直接付给卖方，由卖方在转给保理商”，实际上从未发生该类事件；况且商业发票上记载了“转让通知文字”，该声明与商业发票矛盾，是无效的。苏艳彦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同意金谷公司的质证意见。补充意见，对证据一、二，信达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关于贷款的付款凭证，二审又提交保理业务的付款凭证，一笔业务付两次款，此证据显然是后补的，与原来的证据相互矛盾，不应采信。对证据三，如果该《还款计划书》能够确认为贷款的业务，它产生于2015年9月1日，而苏艳彦与各方当事人所签订的授信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间为2015年1月16日止，此证据所产生的时间是在约定期间以后，苏艳彦作为担保人所担保的业务不应当包括此《还款计划书》中的业务。苏艳彦签字是基于公司负责人身份，是职务行为，不代表其个人行为。对证据四，苏艳彦的名章系伪造，苏艳彦没有使用过名章，都是签字。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金谷公司对证据一、二虽有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本院予以采信。金谷公司对证据三、四上的其公司公章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信达公司称其在一审提供的2014年9月30日的两份分别为1000万元和350万元的用款凭证，系因金谷公司未能按期还款，该三笔业务由国际结算的GTS系统转入核心系统，按照授信发放日期，合并成此两笔业务。2014年9月30日的用款凭证与前述证据中的三笔款项是同一笔业务，仅因金谷公司未还款，而出具其用款凭证。同时查明：中行双鸭山分行于2016年7月13日向金谷公司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内容体现系催收案涉三份《贴现协议》款项。中行双鸭山分行分别于2015年1月20日、4月19日、2016年4月15日、7月13日向担保人苏艳彦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内容体现系催收案涉三份《贴现协议》款项。另查明：案涉三份《贴现协议》首部均注明，本协议属于金谷公司与中行双鸭山分行签署的《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单项协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信达公司向金谷公司、苏艳彦主张权利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中行双鸭山分行向金谷公司支付的案涉款项应系基于双方签订的《贴现协议》及《融资申请书》而产生。信达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表明，中行双鸭山分行与金谷公司签订三份《贴现协议》及三份《融资申请书》后，中行双鸭山分行按照协议约定，分别于2014年1月29日及2014年2月21日向金谷公司支付了融资款。金谷公司亦于2014年11月12日偿还70万元，并于2015年9月1日向中行双鸭山分行出具《还款计划书》，确认欠款1280万元及利息，且在此后中行双鸭山分行向其发出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上对债务进行确认。尽管双方起初是按保理业务签订的《贴现协议》，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未按保理业务规范操作，由于中行双鸭山分行已向金谷公司实际支付了融资款，双方由此建立金融借款法律关系。金谷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已偿还完毕，故其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借款数额，尽管三份《贴现协议》约定贴现金额合计为1350万元，但中行双鸭山分行实际给付金谷公司款项为13,018,228.70元，故应以此数额确定双方的借款数额。金谷公司已偿还借款70万元，尚欠中行双鸭山分行借款本金12,318,228.70元，并应按双方在《融资申请书》中约定的利率标准分段计算支付利息。关于苏艳彦的担保责任，案涉三份《贴现协议》属《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单项协议，其所产生的债务应属苏艳彦提供保证和抵押的主合同项下的债务范围。苏艳彦提供的抵押房产办理了他项权证，抵押权有效设立。中行双鸭山分行在保证期间内向苏艳彦主张了权利，苏艳彦虽对《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上名章有异议，但其未能提供反驳证据，苏艳彦应当按照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中行双鸭山分行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信达公司对案涉债权向金谷公司、苏艳彦主张权利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由于信达公司二审中提供新证据，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05民初30号民事判决；二、双鸭山市金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集贤型煤分公司于本判决送达后十日内给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借款本金12,318,228.70元及利息（以9,642,263.77为基数自2014年1月29日至2014年7月25日按年利率5.6%标准计算，自2014年7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7.84%标准计算；以3,375,964.93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21日起至2014年8月15日止按年利率5.6%标准计算，自2014年8月16日起至2014年11月11日止按年利率7.84%标准计算；以2,675,964.93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7.84%标准计算。）三、如双鸭山市金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集贤型煤分公司到期未还款，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有权以苏艳彦提供抵押的房产（集房权证前进字第××、00×**1、00××22、00××23、00××19、00××84号）拍卖、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四、苏艳彦对上述第二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223,744元、保全费5000元，由双鸭山市金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集贤型煤分公司、苏艳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铁军审判员  黄世斌审判员  樊 琦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杰鹏书记员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