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6民终12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照红，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锡伍，黑龙江杜兴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林源南街**。法定代表人：王庆明，该公司总经理。诉讼代表人：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微，黑龙江海天庆城（大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岩，黑龙江海天庆城（大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照红因与被上诉人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谊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法院（2018）黑0606民初1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锡武、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照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黑0606民初1924号民事判决，改判刘照红与联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立即给付刘照红各项破产补偿521,124.60元（其中：经济补偿金57,435元，放假期间基本生活费158,340元，给付社会保险金、公积金271,749.60元，交付采暖费、物业费33,600元）；2．本案的上诉费由联谊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刘照红于1993年进入联谊公司改制前的大庆联谊石油化工总厂(该企业也叫黑龙江省大庆联谊石油化工总厂，以下均简称联谊总厂)，依照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务院生产办等颁布《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第7条、第8条以及《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等发布，体改生[1992]31号）第九条规定，联谊公司于1993年由联谊总厂改制而来；原联谊总厂企业的要素人、财、物、产、供、销均转化为联谊公司企业要素，自此刘照红成为联谊公司员工，刘照红与联谊公司一直保持着劳动关系，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忽略了联谊公司是公司法颁布前改制设立的客观事实。通过联谊公司工商档案可知：其为1993年12月20日设立，现行有效的公司法是1994年7月1日实施；联谊公司是依据《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等当时的法规设立的，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认定刘照红与联谊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纠纷应当适用联谊公司当时设立时的法律。另据联谊公司的工商档案信息记载，其经营范围（包含石油加工等）及《关于大庆联谊石化股份公司股东情况的说明》、《协议书》等足以证明联谊公司是联谊总厂独家设立的股份公司，原企业的要素（人、财、物、产、供、销）全部转化为联谊公司的企业要素。二、联谊公司隐瞒了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关系客观事实与相关原始资料。一审期间，联谊公司提供的其不同时期企业员工“花名册”是应对诉讼主张临时制作的，不具有证明力，而联谊公司声称该“花名册”依据其原始的《员工工资发放表》制作；一审法院审查时发现《员工工资发放表》缺失、不完整，显然遗漏包括刘照红在内的部分员工的信息，该证据不能认定刘照红不是其员工；联谊公司用该组证据否定刘照红身份时，却在花名册中出现了陈伟、姜有、赵岩的名字，在工资表中出现朱金峰的名字，故工资表与花名册不是一一对应的，是为否定刘照红与其存在劳动关系而作，联谊公司隐瞒了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根据证据规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应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关系。三、联谊公司93年设立，注册资金1.6亿元、创造了辉煌业绩，是包括刘照红在内改制后全体员工共同劳动的结果。在联谊公司工商档案中不难发现，在1993年，不能局限在林源助剂厂一地能够达到联谊公司上市的企业规模，正是联谊公司分设在包括二医院之内的多个生产车间才达到了企业上市的规模，联谊公司否定刘照红是其员工身份应当拿出企业生产规模、企业利润组成均与刘照红无关的原始资料、信息，而联谊公司拒不出示或者拒不完整出示上述信息，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即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关系，刘照红应当得到相应补偿。联谊公司辩称，一、联谊总厂与联谊公司并非同一企业，既不是前者更名而来，也不是企业改制而来，而是由联谊总厂、大庆市联谊油脂化工厂、大庆市大同区林源建材公司三家企业发起设立的联谊公司，后新增三名股东，联谊公司与其他股东间均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在法律上各自对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独立承担责任。二、通过刘照红在一审时的自述及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均可证实刘照红离岗时的工作地点为大庆市二医院附近，单位名称为联谊总厂，联谊总厂仍处于存续状态，可见与刘照红形成劳动关系的是联谊总厂而非联谊公司，此外刘照红也从未接受联谊公司的直接管理、监督，联谊公司也从未向刘照红支付过劳动报酬或缴纳过社会保险，关于刘照红所主张的其持有过联谊公司股票的事情，首先，其应当提交证据证实；此外，是否持有股票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没有直接关联的，所以刘照红主张与联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根据证据规则，刘照红主张与联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由其提供充分证据来证实，而非由联谊公司提供此部分证据，而联谊公司仍根据一审法院的要求提供了五个不同时期的职工花名册，正因为刘照红并非联谊公司员工，所以名册中当然不会有刘照红的名字，刘照红所说名册中的陈伟、姜有、赵岩，也与本案的其他当事人不是同一人，联谊公司不存在遗漏或隐瞒刘照红身份信息的情况。刘照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刘照红与联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依法判令被告立即交付各项补偿521,124.60元（经济补偿金57,435元、放假期间基本生活费158,340元、社会保险金及公积金271,749.60元、采暖费及物业费33,6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联谊总厂成立于1987年2月24日，住所地黑龙江省××××区胜利村。联谊总厂、大庆市联谊油脂化工厂、大庆市大同区林源建材公司于1993年作为发起人发起设立联谊公司。联谊公司于1993年12月20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张大生，住所地为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林源南街**。2000年3月25日，大庆市联谊石油化工厂劳服公司（即大庆市联谊劳动服务站）、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谊白油厂、大庆市联谊石化宾馆是被告的股东。被告因经营亏损，2016年7月7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联谊公司申请破产重整一案，指定联谊公司的清算组作为破产管理人。2016年12月30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被告重整计划，终止被告重整程序。刘照红陈述其于1989年到用人单位工作，工作地点在二医院附近，当时单位的名称是大庆市联谊油脂化工厂，2010年离开单位，现在打零工。2017年5月10日，刘照红申请劳动仲裁。大庆市大同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5月11日以仲裁请求已超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于2017年5月16日送达给刘照红。一审法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16年7月7日，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联谊公司破产重整的申请。2016年7月7日以后，刘照红与联谊公司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了争议，故一审法院认为刘照红申请劳动仲裁期间未超出仲裁时效期间。联谊总厂、大庆市联谊油脂化工厂、大庆市大同区林源建材公司、大庆市联谊石油化工厂劳服公司（即大庆市联谊劳动服务站）、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谊白油厂、大庆市联谊石化宾馆与联谊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虽在财产和人员的分配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在法律上各自对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独立承担责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刘照红离岗时的工作地不受联谊公司直接管理、监督，联谊公司也未向原告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其也不是联谊公司直接招用的，刘照红离岗时也没有证据证明是由联谊公司支付劳动报酬或者由联谊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刘照红所举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与联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刘照红作为联谊总厂、大庆市联谊油脂化工厂、大庆市大同区林源建材公司、大庆市联谊石油化工厂劳服公司（即大庆市联谊劳动服务站）、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谊白油厂、大庆市联谊石化宾馆中某个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其劳动关系档案没有调入联谊公司并被接收的情况下，应由原来的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在本案中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刘照红与联谊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综上所述，对刘照红要求确认与联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联谊公司交付各项补偿521124.6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照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照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刘照红与联谊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庭审中，刘照红主张1993年之前是与联谊总厂签订劳动合同，1993年以后是和联谊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联谊公司对刘照红主张的1993年以后是和联谊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予以否认，现刘照红无法提供其与联谊公司之间书面劳动合同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存在，故本院针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事实劳动法律关系的问题进行审查。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及第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的“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确认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综合认定。刘照红应当提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初步证明，但刘照红对联谊公司是否为其支付工资、是否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是否存有招用记录或者工作调转记录等情况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联谊公司与刘照红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基于以上情形，刘照红主张认定其与联谊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刘照红上诉主张联谊公司系为联谊总厂改制后的公司的问题。本案中，刘照红提交工商档案材料中《协议书》及《关于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情况的说明》，其中《协议书》系联谊总厂与大庆市油脂化工厂之间签订股份收购《协议书》，主要内容表述为股份收购协议事项。《关于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情况的说明》系联谊总厂向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报送的各发起人情况说明，主要内容表述为确认发起人实为联谊总厂、大庆市大同区林源建材公司、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谊白油厂、大庆市联谊石油化工厂劳服公司（即大庆市联谊劳动服务站）、大庆市联谊石化宾馆。从以上证据材料表述的主要内容不能够认定联谊公司系由联谊总厂改制而来，但能够证明联谊总厂一直系联谊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厂仅作为联谊公司的股东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和股份收购义务，且现该厂作为独立法人在工商登记显示存续，并仍持有联谊公司的相应股份，故本案的现有证据不能够证实刘照红的该项主张。关于刘照红是否超过仲裁时效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刘照红自认2010年离岗，其于2017年5月12日申请劳动仲裁，虽称放假，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其也未出示相关证据证明其自2010年至申请仲裁前向有关部门主张过权利，故刘照红申请仲裁的时间，早已超过仲裁时效，且不存在中止、中断情形，一审认定未超过仲裁时效不当，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故一审判决虽关于仲裁时效的认定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照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虽关于仲裁时效的认定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照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力民审判员  杨 阳审判员  孙 妍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李丹书记员李雪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