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川民申512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青海省隆达路桥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石坡街3号。 法定代表人：马胡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朝，青海海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正银，北京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文，男，196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现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邓中刚，男，197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英，男，1976年10月12日出生，撒拉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 再审申请人青海省隆达路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公司）因与再审申请人王文、邓中刚、被申请人马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3民终2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隆达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审判组织不合法，二审法院及合议庭成员均应回避而未回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七项的规定，应再审改判。二审法院对借款金额的认定表述如下“隆达公司尖扎智合大桥项目部向王文的借款金额分别为：李良俊转款45万元，庞有为转款60万元，鲜代秋转款16万元，邓晓红转款9万元，王秋生转款3万元，蒲肃转款89.92万元，张丽转款10万元，王君辉转款10万元，共计242.92万元。”二审法院也将上述金额总和作为最终判决认定的借款金额。上述所列出借人中，李良俊、庞有为、鲜代秋为二审法院在编审判人员，庞有为任该院政治部组织人事处处长。鉴于该情形，二审法院应全院回避。二、二审判决所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的规定，应再审改判。本案庭审过程中，隆达公司及马英多次向合议庭提出要求王文出具所谓实际出借人转账的事实确定是基于将款项借与隆达公司智合大桥项目部的证据，并要求上述人员到庭质证，然而王文始终未出具除了上述人员汇款凭证之外的任何能够证明上述事实的相关证据，也未按照当事人要求通知上述人员出庭质证，原审法院将上述未予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三、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的规定，应再审改判。本案一份关键的证据为王文向法庭出示的《欠条》，该证据上写有双方所谓欠款明细的核对人为潘涛，然而青海省黄南州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2日分别作出的（2018）青23民终23号、（2018）青23民终24号民事判决确认潘涛无权代表隆达公司签订经济合同及法律文书，该证据可以推翻原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四、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再审改判。本案的争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王文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隆达公司尖扎智合大桥工程项目部及邓中刚、马英能否对外以隆达公司的名义借款。王文在多次庭审中已承认其看过隆达公司与邓中刚、马英签订的《合作承包项目施工合同书》，否则王文不可能相信其二人系隆达公司尖扎智合大桥负责建设施工人员。同时，王文也自认充分知晓协议书中关于项目部公章不得用于对外借款这一事实，然而二审法院却以“没有证据证明该合同书作为《代融资及担保协议》的附件提供给王文”为由判令隆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其裁判结果无法令人信服。且隆达公司了解到蒲肃为邓中刚的妻子，其夫妻二人之间的汇款凭证是否就是本案所争议的借款尚未有证据加以证明。五、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是伪造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的规定，应再审改判。原审判决所认定的证据《代融资及担保协议》《欠条》系伪造，隆达公司从未收到过王文的任何借款。邓中刚已自认上述证据是在空白纸上先盖有项目部印章后进行书写打印，可以认定上述证据及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系伪造。六、王文所述借款事实属捏造，邓中刚曾多次向王文借款但未予偿还，邓中刚借工作便利捏造相关协议，与王文共谋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向隆达公司索要并不存在的“借款”，涉嫌私下串通，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程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同时，王文与邓中刚、马英三人私下签订的《代融资及担保协议》应属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应当确认该合同无效。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七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邓中刚提交意见称，邓中刚不是欠款人，欠款人是项目部，出《欠条》的是项目部人员，《欠条》上加盖的是由公司管理的项目部印章，邓中刚没在《欠条》上签字，其只是经办人，该欠款与邓中刚无关。 邓中刚申请再审称，一、判决邓中刚承担偿还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认定隆达公司是名义借款人，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应由隆达公司承担偿还责任。原判决将邓中刚和公司的关系混杂，违反“一案一由”的原则，是适用法律错误。二、认定邓中刚是挂靠人、出资人缺乏证据证明。1.隆达公司和隆达公司项目部签订的《合作承包项目施工合同书》是一个内部劳务承包合同，据此认定马英、邓中刚和公司是挂靠关系错误。2.隆达公司和项目部签订的《合作承包项目施工合同书》、邓中刚和马英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都没有“由邓中刚出资”的约定，只有“项目部负责筹集资金”“邓中刚负责资金筹措”的约定，原判决认定邓中刚是实际出资人没有依据。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进行再审。邓中刚在再审中提交了网上打印的《尖扎县智合大桥工程施工招标评标结果公示》《青海省公共资源交易网》主体信息及隆达公司与邓中刚签订的《农民工劳动合同书》复印件、《衡水信达工程橡胶有限公司与青海省隆达路桥有限公司一审民事判决书》（1页）网上打印件，拟证明马英、邓中刚实为公司职员而非挂靠人，马英、邓中刚的身份不影响王文与隆达公司之间的债务关系成立。 王文申请再审称，一、判决邓中刚和马英承担偿还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认定隆达公司是名义借款人，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应由隆达公司承担偿还责任。原判决将邓中刚和公司的关系混杂，违反“一案一由”的原则，是适用法律错误。二、认定邓中刚和马英是挂靠人，邓中刚是出资人缺乏证据证明。1.隆达公司和隆达公司项目部签订的《合作承包项目施工合同书》是一个内部劳务承包合同，据此认定马英、邓中刚和公司是挂靠关系错误。2.认定邓中刚是实际出资人没有证据。隆达公司和项目部签订的《合作承包项目施工合同书》、邓中刚和马英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都没有邓中刚为出资人的约定，只有项目部负责筹集资金及邓中刚负责资金筹措的约定，原判决认定邓中刚是实际出资人没有依据。三、认定债权为242.92万元，没有证据证明。王文持有的是700万元的欠条，不是242.92万元的欠条，认定借款为242.92万元是原判决故意忽视直接证据，割裂结算欠条和已交付款项证据的联系。1.《代融资及担保协议》签订前借的45万元，王文提交了债权转让的书面证据，根据法律对债权的转移规定，应当认定。2.130万元的现金存入，南昌建工的5.1万元转款，杨小强证明的30多万元转款，谭建国的35万元转款，为邓中刚在庭审中确认包含结算欠条金额中，原审以没有转存款证明、未说明款项合理来源为由，不认定为王文的债权，没有法律依据。3.潘涛、陈亚军转账给邓中刚的61.5万元，有转款凭证。原判决以马英向陈亚军、潘涛支过款来否定陈亚军、潘涛借款给项目部的事实是错误的。4.顶峰公司转的100万元应当认定为借款，该100万元不是隆达公司及其项目部的钱，此款到了指定账户，用于了本项目，发生了资金所有权转移，款项转移时标注的名义不影响款项交付事实的成立，更不影响债权在结算欠条中进行确认的事实。综上所述，案涉债权金额应认定为700万元，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进行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二审法院及合议庭是否应回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该条是规定审判人员回避的情形，隆达公司依据该条第一款第二项主张二审法院全院回避，缺乏法律依据。本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系任雅莉、雷发军、吴彪，现无证据证明三名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名审判人员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符合法律的规定。李良俊、庞有为、鲜代秋不是本案的审判人员，其是否为二审法院的工作人员并不构成本案回避的事由。隆达公司认为本案可能涉及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犯罪行为，其可向纪检等相关部门反映。二、关于本案是否存在证据未经质证的问题。隆达公司再审认为认定案涉借款本金的证据除李良俊、庞有为、鲜代秋等人的汇款凭证外，应通知上述人员出庭质证，二审法院未通知上述人员进行质证，违反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李良俊、庞有为、鲜代秋并非本案的当事人，本案的证据并不需要其参加质证。至于其是否可作为证人参加诉讼，二审法院可根据案件调查的事实予以决定。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案涉借款本金，无需再通知证人到庭参加诉讼，并不违反民事诉讼相关规定。三、关于本案是否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问题。隆达公司再审认为青海省黄南州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份判决书确认潘涛无权代表隆达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可推翻本案的关键证据《欠条》。本院认为，《欠条》中载明的借款本金为700万元，而二审法院并未依据《欠条》认定本案的借款本金，而是对《代融资及担保协议》签订之后进入邓中刚指定账户的每一笔款项结合民间借贷的特征进行逐一认定，排除了不构成借款的金额，仅认定借款金额为242.92万元，可见，《欠条》并非本案的唯一定案证据。隆达公司以潘涛无权代表隆达公司为由否定《欠条》，进而否定本案的借款缺乏事实依据。四、关于隆达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隆达公司再审认为王文自认知晓隆达公司与邓中刚、马英签订的《合作承包项目施工合同书》，也知晓合同书中关于项目部公章不得用于对外借款这一事实，故隆达公司不应再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已查明，（2016）川1302民初5153号案卷庭审笔录载明“王文陈述，邓中刚在找其融资时出示了邓中刚与隆达公司签订的《合作承包项目施工合同书》后才决定为其融资。”表明邓中刚确实向王文出示了该份合同书，二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邓中刚将该合同书提供给王文错误，其认定与王文的自认相矛盾。该合同书第十三条第二款约定的是“项目部公章由隆达公司人员保管，只能用于项目部施工资料、施工方案及计量资料，不得作为担保、抵押、贷款等与本工程施工无关的经济活动。”但从隆达公司给青海省黄南州交通局的（2016）第24号文件的内容反映，项目部对外的借款确已用于案涉工程，而并非与本工程施工无关。即便王文知晓该份合同书，亦可有理由相信只要借款用于本工程施工，项目部均可对外借款。二审判决基于合同书约定项目部公章由隆达公司保管且《代融资及担保协议》加盖了项目部印章，及隆达公司给青海省黄南州交通局的文件认定隆达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二审法院对进入邓中刚尾号为8629银行账户的款项逐一进行核实，结合实际出借人出具的证明内容及《代融资及担保协议》的约定认定借款金额为242.92元。隆达公司虽认为庞有为、李良俊、鲜代秋、蒲肃等人的转款行为不应认定为本案借款，但并未提交充分的反驳证据，该项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五、关于《代融资及担保协议》《欠条》是否系伪造的问题。隆达公司认为邓中刚已自认《代融资及担保协议》《欠条》系先盖了项目部印章后书写打印的，故可认定该两份证据系伪造的。本院认为，“先章后字”与伪造系两个不同的行为，项目部先在该协议上盖章，表明项目部赋予了邓中刚在盖有印章的协议上书写内容的权利，项目部对该协议内容应承担相应责任，不能因“先章后字”行为就认定该证据系伪造。六、关于本案是否存在邓中刚与王文捏造事实妨害司法秩序及《代融资及担保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隆达公司再审认为邓中刚与王文捏造事实妨害司法秩序，且邓中刚、王文、马英私下签订《代融资及担保协议》，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该协议应属无效。本院认为，实际出借人按王文的指示向邓中刚指定账户转款的事实客观存在，隆达公司给青海省黄南州交通局的文件中亦自认该公司项目部对外借款的事实，再结合建设工程领域，施工方对外融资借款的通常做法，可认定本案借款客观存在。隆达公司虽主张邓中刚与王文捏造借款事实及邓中刚、王文、马英恶意串通签订《代融资及担保协议》无效，但隆达公司仅是主观猜测，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其该项再审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七、关于邓中刚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邓中刚再审认为其与隆达公司之间不是挂靠关系，其不是实际出资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邓中刚、马英承担266万元及利息的还款责任，邓中刚没有上诉，二审法院根据马英的上诉改判还款本金为242.92万元及利息，减少了邓中刚的还款金额，邓中刚却对二审判决申请再审。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且二审判决未改变一审判决对其权利义务判定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救济渠道，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故本院对邓中刚的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八、关于案涉借款本金为多少的问题。王文再审认为本案债权金额应认定为700万元，《代融资及担保协议》签订前的45万元、南昌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转款的51000元、杨小强转款的30多万元、谭建国转款的35万元、潘涛、陈亚军转款的615000元、江西顶峰市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转款的100万元、130万元的现金存入均应认定为本案的债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通常应具备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意、债权交付凭证等主要证据，同时应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不能仅凭单一的借条或转款凭证判断借贷关系成立。本案中，南昌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转款的51000元、杨小强转款的30多万元、谭建国转款的35万元、江西顶峰市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转款的1039025元均无充分证据证实其款项的性质为该案的借款；陈亚军、潘涛转款的615000元，因在陈亚军、潘涛向邓中刚指定账户转款之前，本案与邓中刚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另一个债务人马英已向陈亚军、潘涛支付了超过615000元的款项，使该笔款项能否认定为本案的借款这一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二审法院不予认定该笔款项为本案的借款并无不当；1297900元的现金存款问题，王文主张系其向邓中刚指定的账户存入，但未提交存款凭据，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代融资及担保协议》签订前款项问题，王文主张系为隆达公司项目部在签订协议之前的借款担保还款的部分款项，但王文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履行为隆达公司项目部此前借款担保还款的义务，同样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隆达公司、邓中刚、王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青海省隆达路桥有限公司、邓中刚、王文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维秋 审判员  陈 敏 审判员  刘小玫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乔晨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