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01民初1769号原告：马正菊，女，1984年12月26日生，壮族，云南省文山市人，初中文化，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廷彪，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春苹，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326215577661265，住所地：文山市新平街道红旗社区花桥村小组。法定代表人：李兴福，经理。被告：唐升忠，男，1966年9月3日生，壮族，云南省文山市人，大专文化，现住文山市。以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翔，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以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农定玻，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马正菊与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富民合作社）、唐升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于2019年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正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廷彪、鲁春苹，被告富民合作社、唐升忠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翔、农定玻，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正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双方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收购原告种植的红薯；2.判决被告按照协议约定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支付原告差价51407元；3.法判决被告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每吨100元的水费，共计2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按照协议约定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支付原告差价51704元。事实及理由：2018年3月28日，原、被告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种植50亩地的红薯，全部由被告提供核心红薯苗，被告按照每亩380元的价格收取红薯苗款。被告负责提供技术指导、监督施肥、中耕管理等种植技术。红薯成熟后被告负责回收红薯，并保证每亩收入不低于2500元，如低于2500元，被告将按照每亩2500元的收入价格补足原告的差价。同时被告承诺每吨红薯补助水费1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了7500元红薯苗钱给被告。在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之前，被告向原告宣传种植被告提供的红薯苗，亩产可达4吨至8吨。原告相信了被告的宣传，按照被告的技术指导种植红薯，红薯苗长势很好。原告于2018年11月20日开始挖红薯，但挖出的却是紫薯亩产才0.5吨，产量达不到被告宣传的亩产4吨至8吨标准。现紫薯已经挖完，但是被告却一直怠于收购紫薯，紫薯全部堆放在地里，已开始出芽，腐烂。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用紫薯苗代替红薯苗存在欺诈行为。紫薯的产量没有达到签订合同前被告承诺的产量标准，合同目的未能实现，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应当以每亩2500元的价格补足原告差价。原告马正菊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合作协议，证明①2018年3月28日，原、被告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约定：原告种植被告提供核心红薯苗50亩，被告负责全部回收，并保证每亩收入不低于2500元，如低于部分由被告负责补足差价给原告。②在原告栽种红薯苗期间，被告按照每吨100元的标准补助原告的浇水费：2.宣传画报，证明被告向原告宣传并保证原告种植被告提供的核心红薯，被告保证每亩亩产达4吨—8吨；3.收条，证明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预先支付了每亩150的苗款，原告栽种了50亩红薯，共支付7500元苗款；4.承诺书，证明被告于2018年10月21日向原告承诺将于2018年11月30日前收购红薯，否则原告可自行处置红薯。如原告处置红薯后，每亩收入不足2500元的，被告应向原告补足部分的差价及赔偿损失；5.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证明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适格；6.微信记录，证明2019年11月11日，原告通知被告来收购红薯；7.过磅单，证明原告所挖红薯仅为73296元，达不到每亩2500元标准，被告应补足差价51704元。经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不认可“被告负责全部收回，……保证补足差价”的内容，与原文不符，原告断章取义，对第二个证明内容无异议，但是原告需要证实水的用量是用于浇灌红薯产生的；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证明观点，不认可“被告保证每亩产值4-8吨”，与原文亩产达到4-8吨不符，但是并没有保证两字；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证明观点，事实上每亩的种苗费190元，原告仅支付150元，剩余40元至今未支付；证据4的三性部分不予认可，当时被告唐升忠受到威胁、胁迫所签，应是无效的，是代表合作社并非代表个人签订的承诺书，该承诺书是原法定代表人在受胁迫时签订的，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不应作为证据使用，认可“种植核心苗50亩”；证据5三性无异议，但是原法定代表人唐升忠2019年6月10日已经变更为李兴福；证据6三性不认可，证明观点不认可，没有被告的回复仅系原告单方陈述；证据7的三性及证明观点不认可，系原告单方提交的证据，无法确认系红薯或者是其他物品的过磅单，并且没有被告合作社的签章确认。两被告答辩称，一、唐升忠不应列为本案被告。理由如下：1.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的合同主体是原告马正菊和被告富民合作社，被告富民合作社是依法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告唐升忠为法定代表人，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登记后具有法人资格，应以合作社的名义和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因此，被告唐升忠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2.被告富民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现已合法变更为李兴福，请法院依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审理和判决。二、原告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庭支持，理由如下：1.原告与被告富民合作社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合作期限是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合作期限现已届满，无法再继续履行下去，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是虚假不客观的陈述。2.本案系原告违约在先，双方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中第二条第（二）款第（4）项约定：乙方（原告）保证所有种植的商品苗、红薯全部收回交售给甲方（被告富民合作社）……，负责运输到大车能去拉运的地方，并负责装车。根据前述约定，原告负有交售红薯商品苗和红薯、负责搬运装车的义务，原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前述义务，最终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不仅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也给被告富民合作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原告所诉的经济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对于给被告富民合作社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富民合作社保留追诉的权利。三、关于原告赔偿款额部分。原告计算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赔偿款额不合理，损失是因原告原因造成的；第三项诉讼请求被告富民合作社认为不完全是客观真实的，有部分水费并非合作期间的全部水费，应由原告人提供证据证明区别开来。原告依据宣传册上宣传的红薯产量来计算水费等损失是不合理的，宣传广告依合同法规定为要约邀请，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并无任何合同效力，起不到保证作用，当事人也无需承担责任，原告将宣传广告作为赔偿计算的依据是不合理的。四、被告富民合作社不应承担法律责任。1.原告陈述被告富民合作社提供虚假宣传和保证并不能成立，被告富民合作社宣传属实，种苗为合格种苗，并提供了正确的技术指导（根据合同性质，双方利益挂钩，其不可能提供错误的技术指导，原告诉状上也自认），达不到宣传产量是因原告未按被告富民合作社人员技术指导栽种和未按时采收、运输红薯造成的，并非被告富民合作社虚假宣传，且该宣传为要约邀请，并无保证性质；另本案中原告在提供种苗的过程中，是经双方友好协商，原告决定栽种部分紫薯苗，因此被告富民合作社才提供了部分紫薯苗给原告，并非被告富民合作社恶意违约，存在欺诈行为，但紫薯苗只要管理好，更容易生长，淀粉含量更高，价钱比红薯更高，亩产不应该只有0.5吨，除非原告未能按照被告富民合作社技术要求种植、监督，未能按时施肥、施农药、耕种等，才会出现亩产值低的情况。紫薯苗和红薯苗是能严格区分开的，原告在栽种时是能完全区分开的。2.双方在合同第五条约定：必须是乙方（原告）按照甲方（被告）技术要求做好育苗工作，通过出售红薯苗、红薯给甲方，最后两项相加，亩产值达不到2500元收入的，甲方负责补足不足2500元的部分给乙方，根据前述合同约定，原告必须按照被告富民合作社的技术要求做好育苗工作，被告富民合作社已经证明其提供了技术指导，原告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被告富民合作社的技术指导进行育苗工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且该约定必须是两项相加不足2500元才补足，并不能只是单一一项；且这条是针对红薯的约定，并非是针对紫薯的约定，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原告强行用对红薯的约定来套用紫薯的约定，是不客观真实，是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法庭支持的，恳请法庭注意。五、原告提交的原法定代表人唐升忠的《承诺书》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本案中，原法定代表人唐升忠的《承诺书》是被马正菊、另案原告方艳、余俊兰、王献文等20多人逼迫签署（另案中签署的《欠条》也是同一时间胁迫签订），当天唐升忠多次报警，在警察出警仍无法保证其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唐升忠不得不违背自己意志而签订，因此，《承诺书》依法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两被告针对其答辩，提交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唐升忠身份证，证明①证明两被告的身份信息，被告唐升忠不属于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②被告富民合作社原法定代表人唐升忠因涉案涉诉，征信受到质疑，影响整个合作社运作、招标，于2019年6月10日变更为李兴福；2.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红薯种植合作补充协议，证明①本案系马正菊前期未能按照原告方式种植红薯，未能正常施肥、做好除草工作导致其薯苗成活率低，造成经济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②本案系原告违约在先，无理诉讼在后，并非原告薯苗质量有问题或者提供虚假宣传。③原告诉讼差额补助、水费与客观事实极不相符，是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的。④证明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唐升忠不是本案的合同相对人，原告起诉唐升忠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同时证实被告在经营上存在问题；证据2的核心苗的协议三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观点，对补充协议的三性不认可，无法核实是否是余凯霞签字的，与本案无关，并不是原告所签，是合作社内部的事情。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7客观、真实，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合作协，被告富民合作社未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对其证明观点，不予采信；合作补充协议，是被告富民合作社与第三人达成的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作为本案依据予以采信。经审理，本院查明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马正菊与被告富民合作社2018年3月28日签订《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约定：“合作项目种植红薯核心苗与回收商品苗、红薯，合作期限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甲方（被告富民合作社）按商品苗的价格提供核心苗、化肥、地膜、滴灌袋给乙方（原告马正菊）种植核心苗使用，甲方每吨补助100元浇水费给乙方；甲方负责收购乙方用核心苗种植出来的商品苗和鲜红薯；甲方组织农户种植核心苗，在技术上做好指导和监督。甲方按商品苗每吨收购价400元，每吨补助200元，合计每吨收购价600元；优质红薯按每吨800元收购，次品按每吨400元收购。乙方种植核心苗50亩；凡是乙方按甲方技术要求做好育苗工作，提供出售红薯苗、红薯给甲方，最后两项相加，亩产值达不到2500元收入的，甲方负责补足2500元的部分给乙方等进行了约定。”被告富民合作社委派余凯霞对原告的种植过程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并收取原告马正菊预付红薯苗款7500元。原告种植有红薯苗、紫薯苗。2018年10月21日，被告唐升忠出具红薯收购承诺书，承诺：“马正菊种植核心苗50亩，由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购，以每吨1000元收购，如亩产量不足2500元的，由文山富民红薯种植合作社补足2500元，收购时不在扣除剩余苗钱，且交货时必须现金结算。承诺收购时间在2018年11月30日。如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按以上条列承担赔偿，费用就由法定代表人唐升忠一人承担赔偿。”2018年11月11日，原告马正菊以微信方式通知被告唐升忠，其要采挖红薯，要求两天内来拉红薯，按亩产值2500元结算。被告富民合作社未及时收购红薯苗、紫薯苗，红薯和紫薯，导致红薯苗、紫薯苗未有收成。自2018年11月14日起马正菊分六次将红薯和部分紫薯计77.73吨出售给余凯霞，其中62.07吨按每吨1000元计算，15.66吨按每吨1100元计算，共计价款73296元。另查明，2019年6月10日，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由唐升忠变更为李兴福。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1.被告富民合作社是否应按合同约定补足差价；2.原告要求支付20000元水费是否有依据；3.被告唐升忠是否应与被告富民合作社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原、被告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新品种红薯核心苗种植收购合作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针对焦点1，本院认为，双方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亩产值达不到2500元，由被告富民合作社补足不足2500元的部分给原告。原告按被告富民合作社技术要求和指导种植红薯、紫薯，收入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数额，原告种植50亩，保底产值应为125000元（50亩×2500元/亩），原告出售红薯、紫薯收入为73296元，差额51704元（125000元－73296元）应由被告补偿给原告。因被告富民合作社未协议约定及时收购商品苗，原告马正菊商品苗未有收成，其损失应由被告富民合作社负担。被告辩解，协议约定种植的是红薯，且应是红薯和红薯苗两项收入，而非紫薯，原告种植了部分紫薯，不适用该约定。本院认为，按协议约定种植苗是被告提供，被告提供的种苗有红薯苗也由紫薯苗，原告是按被告提供的技术要求进行种植，种植过程由被告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监督施肥等，种植的是红薯或是紫薯，被告是明知的，双方未提出异议，应适用合同对差额应由被告补足的约定，对被告的辩解，不予采纳。原告种植的红薯、紫薯已销售完毕，原告主张被告富民合作社继续履行合作协议，收购原告种植红薯，不予支持。针对焦点2，本院认为，协议约定被告每吨补助原告100元浇水费，应以原告实际出售红薯、紫薯77.73吨计算，即7773元（77.73吨×100元/吨）。原告主张以宣传画上承诺的4吨计算，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焦点3，本院认为，被告唐升忠承诺：“如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按以上条列承担赔偿，费用就由法定代表人唐升忠一人承担赔偿。”唐升忠出具承诺时，仍为富民合作社法定代表，即代表富民合作社以每吨1000元收购原告红薯和紫薯，如亩产值达不到2500元，由合作社补足2500元的意思表，又是本人对富民合作社未按承诺履行义务时提供一般保证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务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故本案债务未经强制执行不能履行债务前，被告唐升忠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正菊红薯、紫薯销售差价51704元；二、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正菊水费补助7773元；三、驳回原告马正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0元，减半收取825元，由原告马正菊负担165元，由被告文山州富民红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6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俊斌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