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55刑初255号公诉机关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谭步川，男，1975年9月16日出生于重庆市梁平区，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重庆市梁平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9月5日被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经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日由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梁平区看守所。辩护人王金，重庆永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孙波，男，1970年9月30日出生于安徽省涡阳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安徽省涡阳县。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10月18日被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4日经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日由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梁平区看守所。辩护人彭轶平，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赵侃，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李淑波，男，1980年10月10日出生于重庆市梁平区，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中共党员，住重庆市梁平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9月9日被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经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日由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梁平区看守所。辩护人于俊，重庆尚可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余大洪，男，1982年4月15日出生于重庆市梁平区，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重庆市梁平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9月12日被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25日被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取保候审，2018年2月23日由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9月19日由本院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5月22日经本院决定，同日由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梁平区看守所。辩护人王薇，重庆鼎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李吉云，男，1975年8月25日出生于重庆市梁平区，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重庆市梁平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1月10日被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11日经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由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梁平区看守所。辩护人蒋明红，重庆鼎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程端贵，男，1973年11月26日出生于重庆市梁平区，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重庆市梁平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9月9日被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经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日由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梁平区看守所。辩护人石思忠，重庆文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李浩，男，1988年2月16日出生于重庆市梁平区，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重庆市梁平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2月1日被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13日被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2月23日由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9月19日由本院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5月22日经本院决定，同日由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梁平区看守所。辩护人唐勇，重庆文才律师事务所律师。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检察院以渝梁检刑诉[2018]2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谭步川、孙波、李淑波、余大洪、李吉云、程端贵、李浩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8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于海华、检察官助理何永秋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谭步川及其辩护人王金、被告人孙波及其辩护人彭轶平和赵侃、被告人李淑波及其辩护人于俊、被告人余大洪及其辩护人王薇、被告人李吉云及其辩护人蒋明红、被告人程端贵及其辩护人石思忠、被告人李浩及其辩护人唐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下半年，被告人谭步川、孙波、陈某1(另案处理)共谋，通过在重庆市梁平区的药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谋利。被告人孙波负责联系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买家并提供虚假的资金流水和购销合同等，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伙同被告人余大洪、李吉云等人负责成立药材公司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又负责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被告人孙波，被告人孙波按照票面金额的3.6%-3.8%的价格出售发票，去除相关开支后被告人孙波分得三分之一赃款后，再由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余大洪、李吉云等人予以分配。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另案处理)、程端贵、李淑波利用梁平县景军中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军公司)，虚构药材收购并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共计1597份，金额18313671.21元，税额2380777.25元。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另案处理)、程端贵、李淑波在景军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于2016年8月、9月、10月、11月、12月，2017年2月、3月向被告人孙波联系的安徽益康源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益康源公司）、海南志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志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80份，金额17578216.47元，税额2661783.53元。被告人孙波、谭步川、陈某1、程端贵、李淑波分配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获赃款。2.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另案处理)、李淑波利用梁平县川荣中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荣公司)，虚构药材收购并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共计2643份，金额25709470.6元，税额3342231元。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另案处理)、李淑波在川荣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于2015年11月、12月，2016年1月、2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向被告人孙波联系的安徽益康源公司、新疆博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博望公司）、新疆亿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亿利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19份，金额21430093.81元，税额3643116.17元。被告人孙波、谭步川、陈某1、李淑波分配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获赃款。3.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另案处理)利用梁平县利川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川公司)，虚构药材收购并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共计3087份，金额24053176元，税额3126912.88元。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另案处理)在利川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于2015年8月、10月、11月、12月，2016年2月、4月、5月、6月、7月向被告人孙波联系的安徽益康源公司、新疆亿利公司、安徽同安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同安堂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78份，金额17424786.18元，税额2962213.82元。被告人孙波、谭步川、陈某1分配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获赃款。4.被告人谭步川、余大洪、陈某1(另案处理)利用重庆余大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大公司)，虚构药材收购并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共计1575份，金额14229589元，税额1849846.57元。被告人谭步川、余大洪、陈某1(另案处理)在余大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于2015年10月、11月、12月，2016年1月、2月向被告人孙波联系的新疆亿利公司、新疆博望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21份，金额11675076.78元，税额1984763.22元。被告人孙波、谭步川、陈某1和余大洪分配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获赃款。5.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另案处理)、王某1(另案处理)、罗某1(另案处理)利用梁平县荣庆中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庆公司)，虚构药材收购并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共计1952份，金额27965261.06元，税额3635483.94元。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另案处理)、王某1(另案处理)、罗某1(另案处理)在荣庆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于2016年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2017年1月、2月、3月向被告人孙波联系的安徽同安堂公司、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恒悦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恒悦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33份，金额23101709.43万元，税额3927291元。被告人孙波、谭步川、陈某1、王某1、罗某1分配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获赃款。6.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另案处理)、王某1(另案处理)利用梁平县时珍中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珍公司)，虚构药材收购并虚开收购发票共计2157份，金额19270129元，税额2505116.77元。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另案处理)、王某1(另案处理)在时珍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于2016年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向被告人孙波联系的安徽益康源公司，海南帅旗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帅旗公司）、海南志海公司、江西佳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佳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06份，金额20139473元，税额2888277元。被告人孙波、谭步川、陈某1分配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获赃款。7.被告人谭步川利用重庆川药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药公司)，于2015年11月、12月，2016年1月向被告人孙波联系的新疆亿利公司、安徽同安堂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74份，金额7279839.29元，税额1237572.71元。被告人孙波、谭步川分配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获赃款。8.被告人谭步川、李吉云、李浩利用梁平县渝达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达公司)，虚构药材收购并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共计2619份，金额21442434.2元，税额2787516.45元。被告人谭步川、李吉云、李浩在渝达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于2016年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向被告人孙波联系的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恒悦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52份，金额17160518.29元，税额2381854.71元。被告人孙波、谭步川、陈某1(另案处理)和余大洪(参与分配2016年7月、8月、9月)分配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获赃款。被告人李吉云、李浩、孙某1(另案处理)利用渝达公司在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于2017年2月向安徽阜阳医药采购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阜阳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0份，金额2978954.71元，税额506422.29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1.增值税专用发票清单、银行卡交易记录等书证；2.证人唐某1、张某1、邓某1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谭步川、孙波、李淑波、余大洪、程端贵、李吉云、李浩的供述和辩解;4.辨认笔录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谭步川、孙波、李淑波、余大洪、程端贵、李吉云、李浩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淑波、余大洪、李浩自动到案，且如实供述，系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谭步川、程端贵、李吉云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系坦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孙波、李淑波、余大洪、程端贵、李吉云、李浩在共同犯罪活动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谭步川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无异议，认罪。但景军公司、渝达公司、时珍公司均没有实际参与，只是在中间介绍获得工资，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参与到犯罪行为中，请求从轻处罚。庭审中供述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利共计4.6万余元。辩护人王金提出辩护意见如下，第一，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无异议。第二，谭步川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1.开具的普通票据部分应当从犯罪金额中扣减，普通票据未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失；2.谭步川在犯罪过程中起到传递相关票据的作用，系从犯；3.谭步川所获赃款是4.6万余元，应按照所获赃款数额对其量刑；4.谭步川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系坦白，当庭认罪。建议对被告人谭步川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孙波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无异议，认罪。陈某1、谭步川让其帮忙做发票，给多少钱都是陈某1他们说了算，是给的好处费。没有提供资金流水和合同，没有参与景军公司和荣庆公司在2017年二、三月份后的走票。庭审中供述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利共计3.8万余元。辩护人彭轶平、赵侃提出辩护意见如下，1.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2.认定海南帅旗公司是孙波联系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部分税额应予以扣除。3.对下游企业未发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应予以扣除。4.未对国家税款造成损失的部分应当从犯罪金额中扣除。5.孙波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系坦白。6.孙波只是联系买家卖家，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从犯。7.孙波系初犯、认罪悔罪，表示愿意退赃缴纳罚金，愿意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建议对被告人孙波减轻处罚，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被告人李淑波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无异议，认罪。在景军公司中只是跑腿，其他的不清楚，请求从轻处罚。庭审中供述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利共计8万余元。辩护人于俊提出辩护意见如下，1.李淑波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2.有自首情节，可以对其减轻处罚。3.系初犯、偶犯，无前科，一贯表现良好，有正当职业，是优秀共产党员，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4.家庭负担重，认罪悔罪态度好。建议对被告人李淑波减轻处罚，判处三年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余大洪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无异议，认罪。自己法律意识淡薄而犯罪，其家庭困难，请求法庭考虑其自首、退赃情节，对其从轻宽大处理。庭审中供述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利共计6万余元。辩护人王薇提出辩护意见如下，第一，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第二，余大洪具有以下法定、酌定从轻情节：1.余大洪主动到案，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可以对其从轻、减轻处罚；2.余大洪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余大洪主动退还赃款6万元；4.余大洪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一贯表现良好，家庭困难；5.余大洪犯罪情节较轻，当庭认罪、悔罪，愿意缴纳罚金，宣告缓刑不致危害社会，符合宣告缓刑条件。建议对被告人余大洪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李吉云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无异议，认罪。庭审中供述参与渝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利4万余元。辩护人蒋明红提出辩护意见如下，第一，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无异议。第二，李吉云具有以下法定或者酌情的从轻、减轻情节：1.到案后如实供述，系坦白；2.系从犯，应当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3.李吉云在2017年4月意识到是违法犯罪活动后积极主动退出，并阻止同案犯继续犯罪，也没有利用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公司进行犯罪，属于犯罪中止，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4.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因法律意识淡薄犯罪，认罪、悔罪态度好，愿意退赃。5.家庭困难，一贯表现良好，符合缓刑条件。建议对被告人李吉云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程端贵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无异议，认罪。虽然其是景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没有实际参与，李淑波转了30万元后其取出来给谭步川和孙波，剩余的用于交税。愿意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庭审中供述参与景军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利3.8万余元。辩护人石思忠提出辩护意见如下，1.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2.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损失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3.程端贵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4.认罪、悔罪态度好，愿意退赃缴纳罚金，其所有的砖厂退耕还林需要程端贵处理。建议对被告人程端贵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被告人李浩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无异议，认罪。因法律意识淡薄犯罪，认罪、悔罪，请求量刑时酌情处理。庭审中供述参与渝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利4万余元。辩护人唐勇提出辩护意见如下，第一，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无异议。第二，李浩具有以下法定、酌情的从轻、减轻情节。1.主动到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2.在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3.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4.系初犯、偶犯，无前科，案发前一贯表现良好，主观恶性较小；5.李浩患病不适合收监，且符合缓刑条件。建议对被告人李浩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2015年下半年，被告人谭步川、孙波与陈某1(另案处理)共谋，通过在重庆市梁平区的药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的方式谋利，由被告人孙波负责联系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买家并提供虚假的资金流水和购销合同等，由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负责伙同被告人余大洪、李吉云等人成立药材公司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负责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被告人孙波，被告人孙波按照票面金额的3.6%-3.8%的价格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获得的赃款，除去相关开支费用后，由被告人孙波分得三分之一，被告人谭步川、余大洪、李吉云和陈某1等人再予以分配。被告人谭步川、孙波参与利用景军公司、川荣公司、利川公司、余大公司、荣庆公司、时珍公司、川药公司、渝达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56份，金额13234.8万余元，税额2168.07万余元，被告人谭步川违法所得62万余元，被告人孙波违法所得97万余元；被告人李淑波参与利用景军公司、川荣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99份，金额3900.8万余元，税额630.48万余元，违法所得17万余元；被告人余大洪参与利用余大公司、渝达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76份，金额2641万余元，税额449.05万余元，违法所得10万余元；被告人程端贵参与利用景军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0份，金额1757.8万余元，税额266.18万余元，违法所得6万余元；被告人李吉云、李浩参与利用渝达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5份，金额1771.8万余元，税额301.22万余元，被告人李吉云、李浩违法所得各5万余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2016年8月，被告人谭步川、程端贵、李淑波伙同陈某1(另案处理)成立景军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谋利。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期间，被告人谭步川、程端贵、李淑波和陈某1在景军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为被告人孙波联系的安徽益康源公司、海南志海公司、海南帅旗公司、江西佳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80份（其中，安徽益康源公司100份，金额9415384.67元，税额1600615.33元；海南志海公司33份，金额3596460.18元，税额467539.82元；海南帅旗公司21份，金额2070796.44元，税额269203.56元；江西佳源公司26份，金额2495575.18元，税额324424.82元。），合计金额17578216.47元，合计税额2661783.53元。被告人孙波以票面金额3.6%-3.8%的价格销售给上述四家公司，该四家公司认证抵扣税款后，将价款支付给被告人孙波。被告人孙波扣除其应分得的赃款后，再将其余赃款转给被告人谭步川，由被告人谭步川、程端贵、李淑波和陈某1等人分配赃款。景军公司缴纳增值税148879.39元，企业所得税17571.98元，合计166451.39元。2.2015年10月，被告人谭步川、李淑波和陈某1(另案处理)以他人名义成立川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谋利。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期间，被告人谭步川、李淑波和陈某1在川荣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为被告人孙波联系的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同安堂公司、新疆博望公司、新疆亿利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19份(其中，安徽益康源公司100份，金额9900777.70元，税额1683132.3元；安徽同安堂公司20份，金额1975384.61元，税额335815.39元；新疆博望公司79份，金额7575726.41元，税额1287873.57元；新疆亿利公司20份，金额1978205.09元，税额336294.91元。)，合计金额21430093.81元，合计税额3643116.17元。被告人孙波以票面金额3.6%-3.8%的价格销售给上述四家公司，该四家公司认证抵扣税款后，将价款支付给被告人孙波。被告人孙波扣除其分得的赃款后，再将其余赃款转给被告人谭步川，由被告人谭步川、李淑波和陈某1分配赃款。川荣公司缴纳增值税266143.69元，企业所得税2487.97元，合计268631.66元。3.2015年6月，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另案处理)成立利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谋利。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在利川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为被告人孙波联系的安徽益康源公司、新疆亿利公司、安徽同安堂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78份(其中，安徽益康源公司40份，金额3922393.1，税额666806.9元；安徽同安堂公司20份，金额1965128.21元，税额334071.79元；新疆亿利公司118份，金额11537264.87元，税额1961335.13元。)，合计金额17424786.18元，合计税额2962213.82元。被告人孙波以票面金额3.6%-3.8%的价格销售给上述三家公司，该三家公司认证抵扣税款后，将价款支付给被告人孙波。被告人孙波扣除其分得的赃款后，再将其余赃款转给被告人谭步川，由被告人谭步川和陈某1分配赃款。利川公司缴纳增值税210090.02元，企业所得税0元，合计210090.02元。4.2015年8月，被告人谭步川、余大洪和陈某1(另案处理)成立余大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谋利。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期间，被告人谭步川、余大洪和陈某1在余大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为被告人孙波联系的新疆亿利公司、新疆博望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21份(其中，新疆博望公司49份，金额4839692.22元，税额822747.78元；新疆亿利公司72份，金额6835384.56元，税额1162015.44元。)，合计金额11675076.78元，合计税额1984763.22元。被告人孙波以票面金额3.6%-3.8%的价格销售给上述二家公司，该二家公司认证抵扣税款后，将价款支付给被告人孙波。被告人孙波扣除其分得的赃款后，再将其余赃款转给被告人谭步川，由被告人谭步川、余大洪和陈某1分配赃款。余大公司缴纳增值税134916.65元，企业所得税0元，合计134916.65。5.2016年4月，被告人谭步川和陈某1(另案处理)、王某1(另案处理)罗某1(另案处理)成立荣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谋利。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期间，被告人谭步川和陈某1、王某1、罗某1在荣庆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为被告人孙波联系的安徽同安堂公司、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恒悦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33份(其中，安徽益康源公司186份，金额18470085.47元，税额3139915.53元；安徽恒悦公司24份，金额2393162.4元，税额406837.6元；安徽同安堂公司23份，金额2238461.56元，税额380538.44元。)，合计金额23101709.43万元，合计税额3927291元。被告人孙波以票面金额3.6%-3.8%的价格销售给上述三家公司，该三家公司认证抵扣税款后，将价款支付给被告人孙波。被告人孙波扣除其分得的赃款后，再将其余赃款转给被告人谭步川，由被告人谭步川和陈某1等人分配赃款。荣庆公司缴纳增值税285781.52元，企业所得税1380元，合计287161.52元。6.2016年4月，被告人谭步川和陈某1(另案处理)、王某1(另案处理)成立时珍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票谋利。2016年6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被告人谭步川和陈某1、王某1在时珍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为被告人孙波联系的安徽益康源公司，海南帅旗公司、海南志海公司、江西佳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96份(其中，安徽益康源公司70份，金额6753632.49元，税额1148117.51元；海南帅旗公司52份，金额5108610.57元，税额664119.43元；江西佳源公司37份，金额3637168.07，税额472831.93元；海南志海公司37份，金额3642477.91，税额473522.09元。)，合计金额19142085.04元，合计税额2758590.96元。被告人孙波以票面金额3.6%-3.8%的价格销售给上述四家公司，该四家公司认证抵扣税款后，将价款支付给被告人孙波。被告人孙波扣除其分得的赃款后，再将其余赃款转给被告人谭步川，由被告人谭步川和陈某1等人分配赃款。时珍公司缴纳增值税196159.5元，企业所得税1530.41元，合计197689.91元。7.2015年11月，被告人谭步川利用其成立的川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谋利。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期间，被告人谭步川为被告人孙波联系的新疆亿利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74份，金额7279839.29元，税额1237572.71元。被告人孙波以票面金额3.6%-3.8%的价格销售给上述公司，该公司认证抵扣税款后，将价款支付给被告人孙波。被告人孙波扣除其分得的赃款后，再将其余赃款转给被告人谭步川，由被告人谭步川分配赃款。川药公司缴纳增值税247969.80元，企业所得税0元，合计247969.80元。8.2016年6月，被告人谭步川、李吉云、李浩成立渝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谋利。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被告人谭步川、李吉云、李浩在渝达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向被告人孙波联系的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恒悦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55份(其中，安徽恒悦公司24份，金额2341880元，税额398120元；安徽益康源公司131份，金额12398291元，税额2107709元。)，合计金额14740171元，合计税额2505829元。被告人孙波以票面金额3.6%-3.8%的价格销售给上述二家公司，该二家公司认证抵扣税款后，将价款支付给被告人孙波。被告人孙波扣除其分得的赃款后，再将其余赃款转给被告人谭步川，由被告人谭步川、余大洪(参与分配2016年7月至9月)、李吉云、李浩和陈某1分配赃款。2017年2月，被告人李吉云、李浩、孙某1(另案处理)在渝达公司没有实体交易的情况下，为孙某1联系的安徽阜阳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0份，金额2978954.71元，税额506422.29元。安徽阜阳公司认证抵扣税款后，将价款支付给孙某1，由被告人李吉云、李浩和孙某1分配赃款。渝达公司缴纳增值税220602.62元，企业所得税0元，合计220602.62元。2017年9月5日，被告人谭步川被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同年9月8日，被告人程端贵被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同年9月8日，被告人李淑波经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民警电话通知自动到案。同年10月11日，被告人孙波被安徽省亳州市公安局威武派出所民警抓获归案。同年9月12日，被告人余大洪到重庆市梁平区国税局退赃时，经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民警传唤自动到案，并退赃6万元。2018年1月10日，被告人李吉云被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民警传唤到案。同年2月1日，被告人李浩经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民警通知自动到案。2019年6月11日，被告人李浩亲属代为退赃5万元，自愿缴纳罚金5万元。同月12日，被告人程端贵亲属代为退赃6万元，自愿缴纳罚金8万元。同月13日，被告人李吉云亲属代为退赃5万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辩护人当庭出示的下列证据证实：一、书证。(一)涉及景军公司的相关书证。1.重庆市梁平区税务局《关于梁平县景军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一案的稽查报告》、证明等书证证实，景军公司于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期间，利用农产品抵扣政策，编造虚假的收购信息，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以抵扣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产生的销项税。为安徽益康源公司、海南志海公司、海南帅旗公司、江西佳源公司4户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0份，金额17578216.47元，税额2661784.53元。具体开具金额如下：安徽益康源公司73份，11016000元，其中金额9415384.67元，税额1600615.33元；海南志海公司59份，4064000元，其中金额3596460.18元，税额467539.82元；海南帅旗公司21份，2340000元，其中金额2070796.44元，税额269203.56元；江西佳源公司26份，2820000元，其中金额2495575.18元，税额324424.82元。景军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273.6万元，税额46.5万元。2.公司基本情况、《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股东出资情况》、《景军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景军公司章程》等书证证实，2016年8月9日，程端贵、李淑波共同出资设立景军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程端贵出资70%、李淑波出资30%，程端贵为执行董事兼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淑波为监事，唐某2为财务负责人等企业情况。3.梁平县国税局制作的《景军公司发票领购信息》、《景军公司收购发票开具明细》、《景军公司增值税申报情况》、《景军公司企业所得税申报情况》、《税务稽查工作底稿》等书证证实，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期间，景军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0份，金额17578216.47元，税额2661783.53元；申报销售收入17578216.47元，应交增值税148879.39元，实交增值税148879.39元；申报企业所得税17571.98元，实交企业所得税17571.98元。4.《景军公司账户明细查询表》、《程端贵借记卡账户查询表》、梁平区公安局制作的《景军公司账户资金统计表》和《景军公司账户资金流向图》等书证证实，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安徽益康源公司转入14笔，计1131.6万元，荣庆公司转入2笔，计76.99万元，重庆川贵公司转入2笔，计24万元，海南志海公司转入1笔，计30万元，共计1262.59万元；景军公司转出到谭步川1笔，计1.2万元，转出到程端贵1笔，计30万元，转出到张某235笔，计1104.9万元，转出到利川王家寨公司3笔，计73.6万元，转出到盛远合作社1笔，计20万元，共计1229.7万元。5.《梁平国税局协查函》、《案件协查基本情况表》、《委托协查要求表》、《委托协查情况表》、《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海南省国税局协查报告》及相关材料、《景军公司专票开具明细》等书证证实，2017年8月27日，梁平县国税局委托海南省国税局、安徽省合肥市国税局协查景军公司与安徽益康源公司、海南志海公司、海南帅旗公司、江西佳源公司等税收违法案件情况。2017年9月18日，江西吉安市国家税务局协查后作出协查报告，认定江西佳源公司接受景军公司开具的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495575.18元，税额324424.82元，价税合计2820000元。该26份发票已认证申报抵扣进项税。协查结论“票款不一致”结果回复。2017年9月19日，海南省国税局第七稽查局协查后作出协查报告，认定海南志海公司接受景军公司开具3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3596460.18元，涉税金额合计467539.82元；海南志海公司银行转账支付了300000元。协查结论海南志海公司接受景军中药材公司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9月26日，安徽省合肥市国税局第二稽查局协查后作出协查报告，认定安徽益康源公司接受景军公司开具的10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发票金额9814017.15元。该10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确定为虚开。安徽益康源公司涉案金额价税合计1.7亿，企业实际控制人张某2个人账户存在资金回流情况。协查结论，该案案值巨大，拟移送公安机关查处。2017年9月27日，海南省国税局第三稽查局协查后作出协查报告，认定海南帅旗公司接受景军公司开具2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2070796.44元，税额合计269203.56元，价税合计2340000元。该21份发票于2017年4月已认证申报抵扣进项税。协查结论“票款不一致”结果回复。(二)涉及川荣公司的相关书证。1.重庆市梁平区税务局《关于梁平县川荣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一案的阶段稽查报告》、证明等书证证实，川荣公司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利用农产品抵扣政策，编造虚假的收购信息，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以抵扣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产生的销项税。为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同安堂公司、新疆博望公司、普宁普瑞公司、广东多乐安公司5户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39份，金额23417386.10元，税额3980956元。具体开具金额如下：安徽益康源公司100份，金额11878983元，税额2019427元；安徽同安堂公司20份，金额1975385元，税额335815元；新疆博望公司79份，金额7575726.41元，税额1287873.57元；新疆亿利公司20份，金额1978.205.09元，税额336294.91元；普宁普瑞公司19份，金额1887692.29元，税额320907.71元；广东多乐安公司1份，金额99600元，税额16932元。川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2341.74万元，税额398万元。2.公司基本情况、《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股东出资情况》、《川荣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川荣公司章程》等书证证实，2015年10月15日，唐某1、陈某2共同出资设立川荣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唐某1出资60%、陈某2出资40%，唐某1为执行董事兼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2为监事，李淑波为财务负责人，2017年3月8日，川荣公司注销等企业情况。3.梁平县国税局制作的《川荣公司发票领购信息》、《川荣公司专用发票开票明细》、《川荣公司收购发票开具明细》、《川荣公司增值税申报情况》、《川荣公司企业所得税入库情况》、《税务稽查工作底稿》等书证证实，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川荣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239份，金额23417386.1元，税额3980956元；申报销售收入24152936.66元，应交增值税266143.69元，实交增值税266143.69元；申报企业所得税2487.97元，实交企业所得税2487.97元。4.《川荣公司账户明细查询表》、梁平区公安局制作的《川荣公司账户资金统计表》和《川荣公司账户资金流向图》等书证证实，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安徽益康源公司转入15笔，计945.4万元，荣庆公司转入5笔，计182.4万元，安徽同安堂公司转入4笔，计231万元，利川川渝公司转入2笔，计64万元，利川王家寨公司转入2笔，计38.6万元，时珍公司转入1笔，计11.57万元，渝达公司转入12笔，计550.4万元，新疆博望公司转入14笔，计508.68万元，盛中合作社转入1笔，计42.7万元，共计2574.75万元；川荣公司转出到王得14笔，计508.66万元，转出到周某11笔，计42.7万元，转出到张某253笔，计1913.87万元，转出到渝达公司1笔，计1万元，转出到蒙城县康顺公司2笔，计40万元，共计2506.23万元。5.《梁平国税局协查函》、《案件协查基本情况表》、《委托协查要求表》、《委托协查情况表》、《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新疆伊犁州国家税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国家税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广东省普宁市国家税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川荣中药材公司专票开具明细》等书证证实，2017年8月27日，梁平县国税局委托新疆伊犁州国税局、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国税局、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局协查川荣公司与新疆亿利公司、新疆博望公司、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同安堂公司税收违法案件情况。2017年9月15日，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安徽同安堂公司取得川荣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发票金额1975384.61元，税额335815.39元，已于2016年6月申报抵扣税款，该20份确定为虚开。协查结论，涉嫌无货交易，进一步检查。2017年9月21日，新疆伊犁州国家税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新疆亿利公司取得川荣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金额1978205.09元，税额336294.91元，已于2016年5月认证抵扣完毕，新疆亿利公司已转账支付2314500元，暂未发现有资金回流情况。协查结论，“票货不一致”。2017年9月24日，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国家税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期间，新疆博望公司接受川荣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9份，金额合计7575726.41元，税额1287873.57元，价税合计8863599.98元，新疆博望公司认证并申报抵扣。新疆博望公司转账支付大部分货款给川荣中药材公司，少部门现金支付给李某1，发现有部分资金回流。协查结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货不一致”。2017年9月26日，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安徽益康源公司取得川荣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0份，发票金额9900777.7元，该100份确定为虚开。安徽益康源公司涉嫌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082份，金额约1.7亿元，企业实际控制人张某2个人账户存在资金回流情况。(三)涉及利川公司的相关书证。1.重庆市梁平区税务局《关于梁平县利川药材有限公司一案的稽查报告》、证明等书证证实，利川公司于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利用农产品抵扣政策，编造虚假的收购信息，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以抵扣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产生的销项税。为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同安堂公司、新疆亿利公司、普宁普瑞公司、广东多乐安公司5户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35份，金额19382051.10元，税额3294949元。具体开具金额如下：普宁普瑞公司20份，金额1957264.91元，税额332735.09元；安徽益康源公司20份，涉案发票金额1965128.2元；安徽同安堂公司20份，金额1965128.21元，税额334071.79元；新疆亿利公司118份，金额11537264.87元，税额1961335.13元。利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1938万元，税额329万元。2.公司基本情况、《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股东出资情况》、《利川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利川公司章程》等书证证实，2015年6月19日，陈某1、谭步川共同出资设立利川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陈某1出资70%、谭步川出资30%，陈某1为执行董事兼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谭步川为监事，2017年1月22日，利川公司注销等企业情况。3.梁平县国税局制作的《利川公司发票领购信息》、《利川公司专用发票开票明细》、《利川公司收购发票开具明细》、《利川公司增值税申报情况》、《利川公司企业所得税入库情况》、《税务稽查工作底稿》等书证证实，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利川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35份，金额19382051.1元，税额3294949元；申报销售收入19414741.08元，应交增值税210089.92元，实交增值税210090.02元。4.《利川公司账户明细查询表》、梁平区公安局制作的《利川公司账户资金统计表》和《利川公司账户资金流向图》等书证证实，2015年11月至2016年9月期间，安徽益康源公司转入9笔，计458.9万元，荣庆公司转入1笔，计42万元，安徽同安堂公司转入3笔，计229.9万元，新疆亿利公司转入11笔，计619.86万元，盛远合作社转入3笔，计100万元，普宁普瑞公司转入5笔，计278.8万元，川药公司转入1笔，计29.3万元，谭步川转入2笔，计2.1万元，共计1760.86万元；利川公司转出到王某23笔，计107万元，转出到张某27笔，计229万元，转出到李某27笔，计352.2万元，转出到王某32笔，计109.4万元，转出到张某220笔，计900.3万元，转出到洛阳健仁公司1笔，计37万元，转出到沛县富通公司1笔，计12.37万元，转出到余大公司1笔，计11.3万元，共计1758.57万元。5.《梁平国税局协查函》、《案件协查基本情况表》、《委托协查要求表》、《委托协查情况表》、《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新疆伊犁州国家税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广东省普宁市国家税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利川公司专票开具明细》等书证证实，2017年8月27日，梁平县国税局委托新疆伊犁州国税局、广东省普宁市国税局、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局协查利川公司与新疆亿利公司、普宁普瑞公司、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同安堂公司税收违法案件情况。2017年9月18日，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局第二稽查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安徽同安堂公司接受利川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金额合计1965128.21元，税额334071.79元。已在2016年6月认证申报抵扣税款。协查结论，涉嫌无货交易，进一步检查。2017年9月21日，新疆伊犁州国家税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新疆亿利公司取得利川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8份，金额11537264.87元，税额1961335.13元，已于2015年8月至2016年5月认证抵扣完毕，协查结论，“票货不一致”。2017年9月26日，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局第二稽查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协查编号650022800170079)，认定安徽益康源公司取得利川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涉案发票金额1957264.9元，该20份已被确定为虚开。协查结论，该案案值巨大，移送公安部门查处。（协查编号650022800170016），认定安徽益康源公司取得利川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涉案发票金额1965128.2元，该20份已被确定为虚开。协查结论，该案案值巨大，移送公安部门查处。(四)涉及余大公司的相关书证。1.重庆市梁平区税务局《关于重庆余大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一案的稽查报告》证实，余大公司于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期间，利用农产品抵扣政策，编造虚假的收购信息，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以抵扣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产生的销项税。为新疆亿利公司、新疆博望公司2户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21份，金额11675076.78元，税额1984763.22元。具体开具金额如下：新疆博望公司49份，金额4839692.22元，税额822747.78元；新疆亿利公司72份，金额6835384.62元，税额116201.39元。余大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1167.51万元，税额198.48万元。2.公司基本情况、《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股东出资情况》、《余大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余大公司章程》等书证证实，2015年8月19日，余大洪、余某1共同出资设立余大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余大洪出资60%、余某1出资40%，余大洪为执行董事兼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1为监事，2016年5月13日注销等企业情况。3.梁平县国税局制作的《余大公司发票领购信息》、《余大公司专用发票开票明细》、《余大公司收购发票开具明细》、《余大公司增值税申报情况》、《余大公司企业所得税入库情况》、《税务稽查工作底稿》等书证证实，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期间，余大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21份，金额11675076.78元，税额1984763.22元；申报销售收入11675076.78元，应交增值税134916.65元，实交增值税134916.65元。4.《余大公司账户明细查询表》、梁平区公安局制作的《余大公司账户资金统计表》和《余大公司账户资金流向图》等书证证实，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期间，新疆亿利公司转入5笔，计217.9万元，新疆博望公司转入8笔，计333万元，利川公司转入1笔，计11.3万元，共计562.2万元；余大公司转出到余大洪2笔，计75.423万元，转出到李某210笔，计284万元，转出到王某33笔，计76万元，转出到张某22笔，计92.68万元，转出到沛县富通公司1笔，计34万元，共计562.103万元。5.《梁平国税局协查函》、《案件协查基本情况表》、《委托协查要求表》、《委托协查情况表》、《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新疆博州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新疆伊犁州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余大公司专票开具明细》等书证证实，2017年8月27日，梁平县国税局委托新疆博州国家税局、伊犁州国家税务局协查余大中药材公司与新疆亿利公司、新疆博望公司税收违法案件情况。2017年9月21日，伊犁州国家税务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新疆亿利公司取得余大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2份，合计金额6835384.62，合计税额1162015.39元，并于2015年11至2016年4月已认证申报抵扣完毕。协查结论，“票货不一致”。2017年9月24日，新疆博州国家税务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新疆博望公司取得余大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9份，发票金额4839692.22元，税额822747.78元，价税合计5662440元，2016年1月至3月已认证申报抵扣税款。协查结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货不一致。(五)涉及荣庆公司的相关书证。1.重庆市梁平区税务局《关于梁平县荣庆中药材有限公司一案的阶段稽查报告》、证明等书证证实，荣庆公司于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期间，利用农产品抵扣政策，编造虚假的收购信息，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以抵扣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产生的销项税。为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同安堂公司、安徽恒悦公司3户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33份，金额23101709.43元，税额3927291.57元。具体开具金额如下：安徽益康源公司186份，金额18470085元，税额3139915元；安徽恒悦公司24份，金额2393162.4元，税额406837.6元；安徽同安堂公司23份，金额2238462元，税额380538元。荣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2310.1709万元，税额392.7291万元。2.公司基本情况、《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股东出资情况》、《荣庆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荣庆公司章程》等书证证实，2016年4月1日，王某1、陈某1共同出资设立荣庆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王某1出资70%、陈某1出资30%，王某1为执行董事兼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为监事，李某5为财务负责人等企业情况。3.梁平县国税局制作的《荣庆公司发票领购信息》、《荣庆公司专用发票开票明细》、《荣庆公司收购发票开具明细》、《荣庆公司增值税申报情况》、《荣庆公司企业所得税入库情况》、《税务稽查工作底稿》等书证证实，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期间，荣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82份，金额23101709.43元，税额3927291元；应交增值税285766.64元，实交增值税285781.52元，申报企业所得税1380元，实交企业所得税1380元。4.《荣庆公司账户明细查询表》、梁平区公安局制作的《荣庆公司账户资金统计表》和《荣庆公司账户资金流向图》等书证证实，2016年5月至2017年5月期间，安徽益康源公司转入40笔，计2051万元，安徽同安堂公司转入4笔，计381.899万元，安徽恒悦公司转入2笔，计280万元，张某2转入1笔，计20万元，共计2732.899万元；荣庆公司转出到川荣公司5笔，计182.48万元，转出到渝达公司2笔，计40.055万元，转出到张某236笔，计1907.7209万元，转出到王某11笔，计86.9975万元，转出到利川王家寨公司5笔，计216.985万元，转出到康顺公司8笔，计168.888万元，转出到景军公司2笔，计76.99万元，转出到利川公司1笔，计42万元，共计2722.1164万元；申报销售收入23101709.43元，应交增值税285766.64元，实交增值税285781.52元；申报企业所得税1380元，实交企业所得税1380元。5.《梁平国税局协查函》、《案件协查基本情况表》、《委托协查要求表》、《委托协查情况表》、《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合肥市国家税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荣庆公司专票开具明细》等书证证实，2017年8月27日，梁平县国税局委托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协查荣庆公司与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同安堂公司、安徽恒悦公司税收违法案件情况。2017年9月15日，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安徽同安堂公司取得荣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3份，金额2238461.56元，税额380538.44元，在2016年6月认证申报抵扣税款，该23份确定为虚开。协查结论，涉嫌无货交易，进一步检查。2017年9月26日，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安徽恒悦公司于2016年12月取得荣庆公司、渝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8份，并于2016年12月认证申报抵扣进项税，该24份确定为虚开，涉嫌无货交易。协查结论，“票货不一致”。2017年9月26日，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安徽益康源公司取得荣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6份，发票金额18650611.96元，该188份确定为虚开。协查结论，该案涉案金额巨大，移送公安部门查处。(六)涉及时珍公司的相关书证。1.重庆市梁平区税务局《关于梁平县时珍中药材有限公司涉嫌一案的稽查报告》、证明等书证证实，时珍公司于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利用农产品抵扣政策，编造虚假的收购信息，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以抵扣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产生的销项税。为安徽益康源公司、海南帅旗公司、江西佳源公司、海南志海公司4户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6份，金额20139473.12元，税额2888276.88元。具体开具金额如下：安徽益康源公司70份，金额6753632.49元；海南帅旗公司62份，金额5108610.57元，税额664119.43元，其余10份发票未查询到相关信息；江西佳源公司37份，金额3637168.07元，税额472831.3元；海南志海公司37份，金额3642477.91元，税额473522.09元。时珍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2014万元，税额289万元。2.公司基本情况、《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股东出资情况》、《时珍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时珍公司章程》等书证证实，2016年4月7日，李某3、王某1共同出资设立时珍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李某3出资50%、王某1出资50%，李某3为执行董事兼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1为监事，谭步川为财务负责人等企业情况。3.梁平县国税局制作的《时珍公司发票领购信息》、《时珍公司专用发票开票明细》、《时珍公司收购发票开具明细》、《时珍公司增值税申报情况》、《时珍公司企业所得税入库情况》、《税务稽查工作底稿》等书证证实，2016年6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时珍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5份，金额20139473.12元，税额2888276.88元；应交增值税196159.5元，实交增值税196159.5元；申报企业所得税1530.41元，实缴1530.41元。4.《时珍公司账户明细查询表》、梁平区公安局制作的《时珍公司账户资金统计表》和《时珍公司账户资金流向图》等书证证实，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安徽益康源公司转入11笔，计790.177万元，江西佳源公司转入6笔，计411万元，利川王家寨公司转入2笔，计52.66万元，共计1253.837万元；时珍公司转出到利川市川鱼公司17笔，计599.0871万元，转出到利川王家寨公司6笔，计232.1435万元，转出到川荣公司1笔，计11.575万元，转出到张某385笔，计410.9258万元，共计1253.7314万元。5.《梁平国税局协查函》、《案件协查基本情况表》、《委托协查要求表》、《委托协查情况表》、《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江西省永丰县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武汉市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合肥市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长沙市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时珍公司专票开具明细》等书证证实，2017年8月27日，梁平县国税局委托海南省国家税务局、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江西吉安市国家税务局协查时珍公司与海南志海公司、海南帅旗公司、江西佳源公司、安徽益康源公司税收违法案件情况。2017年9月20日，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海南志海公司取得时珍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7份，金额3642477.91元，税额473522.09元。协查结论，认定海南志海公司接受时珍公司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9月25日，江西吉安市国家税务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江西佳源公司取得时珍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7份，金额3637168.07元，税额472831.93元，价税合计4110000元，已认证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协查结论，“票货款不一致”。2017年9月26日，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安徽益康源公司取得时珍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0份，涉案发票金额6753632.49元，该7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确认为虚开。协查结论，该案案值巨大，移送公安部门查处。2017年9月28日，海南省国家税务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海南帅旗公司取得时珍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2份，金额5108610.57元，税额664119.43元，价税合计5772730元。该52份发票已认证申报抵扣税款，协查结论，其余10份发票未查询到相关信息。协查结论，“票款不一致”。(七)涉及川药公司的相关书证。1.重庆市梁平区税务局《关于重庆川药药材有限公司一案阶段稽查报告》、证明等书证证实，川药公司于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期间，利用农产品抵扣政策，编造虚假的收购信息，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以抵扣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产生的销项税。为安徽圣世公司、湖南新阳光公司、湖北鼎新公司、江西和明公司、安徽圣诺公司、新疆亿利公司6户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8份，金额18425256.35元，税额3132293.65元。具体开具金额如下：安徽圣世公司24份，金额2314700.81元，税额393499.19元；湖南新阳光公司24份，金额2342324.8元，税额398195.2元；湖北鼎新公司23份，金额2234940.17元，税额379949.83元；江西和明公司24份，金额2388991.45元，税额406128.55元；安徽圣诺公司19份，金额1864459.83元，税额316958.17元；新疆亿利公司49份，金额4797367.5元，税额815552.5元。川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1843万元，税额313万元。2.公司基本情况、《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股东出资情况》、《川药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川药公司章程》等书证证实，2015年5月7日，谭步川、王某2共同出资设立川药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谭步川出资70%、王某2出资30%，谭步川为执行董事兼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2为监事，2016年5月16日该企业注销等企业情况。3.梁平县国税局制作的《川药公司发票领购信息》、《川药公司专用发票开票明细》、《川药公司收购发票开具明细》、《川药公司增值税申报情况》、《川药公司企业所得税入库情况》、《税务稽查工作底稿》等书证证实，2014年7月至2016年3月期间，川药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8份，金额18425256.35元，税额3132293.65元；申报销售收入18425256.35元，应交增值税247969.8元，实交增值税247969.8元；申报企业所得税3852.16元，实缴企业所得税0元。4.《川药公司账户明细查询表》、梁平区公安局制作的《川药公司账户资金统计表》和《川药公司账户资金流向图》等书证证实，2015年7月至2016年4月期间，安徽圣诺公司转入2笔，计155.8万元，江西和明公司转入4笔，计341.8万元，新疆亿利公司转入1笔，计46.52万元，谭步川转入4笔，计15.3万元，共计559.42万元；川药公司转出到魏西军16笔，计497.6万元，转出到沛县富通公司1笔，计46.52万元，转出到利川公司1笔，计29.3万元，共计573.42万元。5.《梁平国税局协查函》、《案件协查基本情况表》、《委托协查要求表》、《委托协查情况表》、《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江西省永丰县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武汉市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合肥市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长沙市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川药公司专票开具明细》等书证证实，2017年8月27日，梁平县国税局委托新疆伊犁州国家税务局、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武汉市国家税务局、长沙市国家税务局、江西永丰县国家税务局协查川药药材公司与江西和明公司、安徽益康源公司、新疆亿利公司、安徽恒悦药材公司税收违法案件情况。2017年9月21日，新疆伊犁州国家税务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新疆亿利公司取得川药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4份，金额7279839.32元，税额1237572.68元。并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已认证申报抵扣完毕；另1份发票查无此票。新疆亿利公司支付了758404元货款，余款7759008元未支付，协查结论，“票货款不一致”。(八)涉及渝达公司的相关书证。1.重庆市梁平区税务局《关于梁平县渝达中药材有限公司一案的阶段稽查报告》、证明等书证证实，渝达公司于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期间，利用农产品抵扣政策，编造虚假的收购信息，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以抵扣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产生的销项税。为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阜阳采供站、安徽恒悦公司3户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98份，金额177191126元，税额3012251元。具体开具金额如下：安徽恒悦公司，金额2341880元，税额398120元；安徽益康源公司，金额12398291元，税额2107709元；安徽阜阳采供站，金额2978955元，税额506422元。渝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1771.9126万元，税额301.2251万元。2.公司基本情况、《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股东出资情况》、《渝达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渝达公司章程》等书证证实，2016年6月13日，李吉云、李浩共同出资设立渝达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李吉云出资50%、李浩出资50%，李吉云为执行董事兼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浩为监事，陈某3为财务负责人等企业情况。3.梁平县国税局制作的《渝达公司发票领购信息》、《渝达公司专用发票开票明细》、《渝达公司收购发票开具明细》、《渝达公司增值税申报情况》、《渝达公司企业所得税入库情况》、《税务稽查工作底稿》等书证证实，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期间，渝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98份，金额17719125.59元，税额3012251.41元；申报销售收入17719125.59元，应交增值税220602.62元，实交增值税220602.62元。4.《渝达公司账户明细查询表》、梁平区公安局制作的《渝达公司账户资金统计表》和《渝达公司账户资金流向图》等书证证实，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期间，安徽益康源公司转入21笔，计962.75万元，安徽恒悦公司转入3笔，计274万元，荣庆公司转入2笔，计40万元，李吉云转入6笔，计22.18万元，李浩转入1笔，计5万元，共计1303.93万元；渝达公司转出到利川王家寨公司2笔，计100万元，转出到川荣公司18笔，计676.9万元，转出到张某213笔，计499.68万元，共计1276.58万元。5.《梁平国税局协查函》、《案件协查基本情况表》、《委托协查要求表》、《委托协查情况表》、《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合肥市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复函》及相关材料，《渝达公司专票开具明细》等书证证实，2017年8月27日，梁平县国税局委托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协查渝达公司与安徽益康源公司、安徽阜阳采供站、安徽恒悦公司税收违法案件情况。2017年9月26日，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安徽恒悦公司取得渝达公司、荣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8份，并于2016年12月已认证申报抵扣进项税804957.27元，协查结论，虚开的4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暂按票货不一致回复。2017年9月26日，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安徽益康源公司取得渝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31份，涉案发票金额12698184.56元，已确定为虚开。协查结论，该案案值巨大，移送公安部门查处。2017年9月28日，安徽省阜阳市国家税务局协查后作出协查回复函，认定安徽阜阳采供站取得渝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0份，涉案发票金额2978954.71元，已认证申报抵扣税款。协查结论，票货不一致，虚抵税款。(九)其他书证。1.涉税案件线索移送书及相关材料、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立案告知书、拘留证、取保候审决定书、逮捕证、收押证明、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起诉意见书、户籍资料等书证证实，2017年6月6日，重庆市梁平县国家税务局将谭步川等人涉税案件线索移送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立案查处。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于2017年6月28日立案侦查，并依法对谭步川等人采取强制措施，侦查终结后移送审查起诉等，谭步川、孙波等七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2.到案经过、抓获经过、扣押决定书及票据等书证证实，2017年9月5日，谭步川被梁平区公安局民警在梁平区梁山街道石马路537号雅豪苑小区外抓获。同年9月8日，程端贵被梁平区公安局民警在梁平区工业园区啤酒厂2号门外一饭店内抓获。同年9月8日，李淑波经梁平区公安局电话通知自动到案。同年10月11日，孙波被安徽省亳州市公安局威武派出所民警抓获，于同年10月18日将其押解回梁平区看守所羁押。同年9月12日，余大洪到梁平区国税局退赃时，经梁平区公安局民警传唤自动到案。2018年1月10日，李吉云被梁平区公安局民警在梁平区和林镇和林街传唤到案。同年2月1日，李浩经梁平区公安局民警传唤自动到案。2017年9月12日，余大洪向梁平区公安局退赃6万元。3.谭步川、李淑波、余大洪、丁某1、谭某1、陈某4等人的辨认笔录证实，谭步川辨认孙波是销售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人，王某1、罗某1是参与荣庆公司虚开增值税的人；李淑波辨认谭步川、程端贵、陈某1是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人；余大洪辨认谭步川、陈某1、张某1是成立公司虚开发票的人和会计；丁某1辨认李吉云是将渝达公司发票叫其做账的李总；陈某4辨认于某1、谭步川，是借其身份证办理的公司的人；陈某2辨认陈某1、谭步川是借用身份证办理公司的人。4.梁平区公安局制作的《谭步川银行账户资金流向图》、《谭步川银行卡交易明细统计表》、《谭步川银行交易明细表》等书证证实，谭步川农行卡(6228480478352569972)2015年9月14日开户存入1600元，2017年7月12日余额0元。2015年9月至2017年7月期间，程某1等人转入谭步川的农行卡共计411.59万元（其中，孙某24笔计38万元、程某129笔计333.59万元）；谭步川的农行卡转出给陈某1、程端贵等人220.62万元（其中，陈某113笔计33.5万元、程端贵6笔计18.7万元、李淑波9笔计8.42万元、李吉云4笔计15.58万元、谭步川和王某29笔计56.84万元、王某14笔计7.7万元、李某46笔计7.37万元）；谭步川农行卡取现金129笔，计168.94万元；谭步川农行卡跨行转支25笔，计64.44万元；谭步川农行卡同城转账4笔，计2.395万元；谭步川农行卡财付通支出21笔，计7.05万元；谭步川农行卡消费支出23笔，计15.7万元。支出总计329.145万元。其中，谭步川于2017年4月25日至4月27日期间，11次大额取现金共计82万余元。5.《查询王某2对私账户信息表》等书证证实，王某2农行卡(6228450478001780679)2014年2月21日开户存入20万元，2017年9月13日余额48.26元。2015年12月至2017年9月期间，孙波等人向王某2农行卡转存462.6万元（其中，孙波转存11笔计127.55万元，谭步川转存10笔计22.29万元，王某2转存2笔计8万元，孙某2转存2笔计20万元，陈某1存入1笔计10万元，李某4转存1笔计4万元，理财返本存入7笔计135万元，理财结息存入7笔计1.25万元，现金存入16笔计58.64万元）。王某2农行卡转支陈某1等人457.6万元（其中，转支陈某110笔计20.8万元，转支谭步川3笔计14万元，转支李吉云3笔计8.14万元，转支李淑波1笔计2.8万元，转支李某42笔计4.93万元，理财转支7笔计135万元，消费19笔计93.587万元，现金支取75笔计70.52万元）。其中，2016年8月25日消费50万元，2016年11月22日消费36.4万元。6.《查询程端贵对私账户信息表》、《查询李吉云对私账户信息表》、《查询李某4对私账户信息表》、《查询李淑波对私账户信息表》等书证证实，谭步川六次向程瑞贵转款18.7万元，谭步川和王某2向李吉云转款23.82万元，李吉云向渝达公司对公账户存款22.18万元，李吉云向李浩支付宝转账9400元，李吉云二次向李某6转款18000元，谭步川六次向李某4转款7.37万元，谭步川九次向李淑波转款8.42万元。二、证人证言。(一)涉及景军公司的证人证言。1.证人邓某1的证言证实，万州区万玖财物咨询公司给景军公司做代账，程端贵来找的我。景军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直是我开具，普通发票开具了两个月到四个月，是景军的程端贵来找我开具的，7000元一年。是找我们公司代账的。平时发票是程端贵领取后拿过来，有次写了委托书后我帮忙领取过一次。普通发票就是收购发票，最开始二个月程端贵自己开，开错了，后来2016年11月至2017年4个月的发票都是我开具的。程端贵提供了一个名单，然后开具的金额这些是我随便确定的。不知道真假。增值税专用发票最开始二个月程端贵自己开，开错了。2016年11月至2017年4个月，是我开具的。根据程端贵提供的购销合同开具的，安徽益康源公司和海南志海公司，其他公司记不清。程端贵来找我代账的时候是什么都办好了普通发票(收购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只帮程端贵领取过一次，他因为在外面有事，他写了委托书给我，我去国税局大厅领取的，其余的都不是我领的。景军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最开始第一个月程端贵就喊我开，我说我们只做账，不开票，于是程端贵自己找的人开的，开了两个月都开错了，我给他开了2016年11月、12月、2017年1月、2017年3、4月共五个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当时没说开这个普通发票（收购发票）给多少钱的事情。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是根据程端贵提供的一个清单，上面是一个汇总的表格，上面有名字、身份证号码、数量、药材名称、单价、总金额。汇总表格是一个人的多次销售记录，他汇总到一起，给我的就是一个汇总的数据名单，由于一张发票的限额是一万，如果向某一个人的购买药材的总金额大于一万，就要多开几张票，反正每张票上面的金额不能大于一万。原则上应该是收购一次药材开一张发票，我还问过程端贵这样开要不要得，国税局得不得认可，程端贵说他反正是收购农民的药材，不可能把电脑背过去用，只能汇总一起开。而且这样开没有哪个有疑问，以前这样开出去的就没有问题。景军公司从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0份，金额17578216.47元，税额2661783.53元，开具收购发票1597份，合计金额18313671.21元，抵扣税额2380777.25元，是属实。2.证人彭某1、唐某3等人的证言证实，不认识谭步川、陈某1、余大洪等人，没有种植药材，也未向景军公司销售药材。(二)涉及川荣公司的证人证言。1.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实，2015年，我姐夫陈某1找到我借身份证成立公司，过了十几天，陈某1来家里喊我去签字，说我是投资人，我们到办理公司注册业务的大厅，我在资料上面签字。之后，陈某1来接我到梁平防疫站对面的国税大厅区去领发票，领到了发票交给了陈某1。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陈某1又来我家，我就跟他一起到梁平工商局要将公司注销了。注册的公司名字叫梁平县川荣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法人是唐某1，我不清楚有没有办公地点，这个事情都是陈某1、谭步川他们在做，我一直在家带小孩，没有实际参与经营。陈某1是我老公李淑波的亲姐夫，唐某1是我老公的远房表哥，谭步川跟我没有关系。2.证人唐某1的证言证实，2015年下半年，幺舅的女婿陈某1到我家找我，给了我十多斤的药材种子，说到时候来收，我在我这里和黄某1、石某1、石某2的土里一起种植的。但是没有任何收获。2015年下半年，陈某1到我家借用身份证，后面陈某1、陈某2、李某5来接我去城里签字做川荣的法人，其他情况不知道，也没有参与。我住房作为办公地点是李淑波来找我要的。给了我6000的工资，说是种植药材除草这些的工资。3.证人陈某5的证言证实，我是金点子财物公司的会计，我们公司负责代账和办理执照。我们代办过景军和盛远公司的执照。业务太多具体的记不清。川荣公司的法人是唐某1，但是与我衔接的都是谭步川，发票也是谭步川拿过来做账的。最后账目也是谭步川拿走了的。我们没有开具过发票，其他情况不清楚。4.证人冉某1、张某5等人的证言证实，不认识谭步川、陈某1、余大洪等人，没有种植药材，也未向川荣公司销售药材。(三)涉及利川公司的证人证言。1.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重庆万玖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做代账会计的有时珍公司、利川公司、余大公司、共创合作社、盛远合作社。代理申报纳税、代理建立公司账目。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一个月开一次。利川公司的法人是陈某1，2015年是谭步川和陈某1一起来找的我公司代账。我没有给利川公司开过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我开的。利川公司谭步川、陈某1都拿来找过的。根据谭步川或陈某1提供的购销合同。票据上有对方公司的名称、纳税识别号、开户银行地址、银行账号、电话、药材名称、数量、金额，销售公司信息也是税控盘自动生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出过后，税务系统就会自动生成税费，陈某1他们自己去缴。没有物流仓储费用的支出。2016年他们要注销公司的时候，拿走了公司的账目，反正不是在陈某1就是在谭步川手上。2.证人杨某1、冉某2等人的证言证实，不认识谭步川、陈某1、余大洪等人，没有种植药材，也未向利川公司销售药材。(四)涉及余大公司的证人证言。1.证人余某1的证言证实，我不清楚我成立公司的事情，我只是给我侄儿余大洪签过两次字并且借过身份证。第一次是在西池广场，第二次是在附近一个政府部门大厅，签字后余大洪就送我回家了。我从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没有领取过发票这些。2.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重庆万玖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做代账会计的有时珍公司、利川公司、余大公司、共创合作社、盛远合作社。代理申报纳税、代理建立公司账目。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一个月开一次。余大公司代账，是陈某1还是谭步川把余大洪带起来办公室找的我。代账费6000元每年。代账费是余大洪付给我的。每个月做账的时候，都是余大洪把写好的手工票交给我，专票也是余大洪拿来公司的时候守着我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没有开具过。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我开的。也是余大洪把合同拿来我办公室守着我开的。根据余大洪拿来的购销合同。票据上有对方公司的名称、纳税识别号、开户银行地址、银行账号、电话、药材名称、数量、金额，销售公司信息是税控盘自动生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出过后，税务系统就会自动生成税费，余大洪他们自己去缴。没有物流仓储费用的支出，余大洪注销公司的时候，来拿走了账目。(五)涉及荣庆公司的证人证言。1.证人唐某4的证言证实，重庆市金点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法人是尹某1，我给荣庆公司、时珍公司代办过工商营业执照，我同事陈某5给川荣公司、景军公司、盛远合作社代办过工商营业执照。他们将房屋租赁合同交给我们，并告诉公司的名称、经营业务、股东占比后，我们做申请书、股东决议、公司章程等内容，把这些资料准备好后就通知客户到梁平区工商局办理，工商局受理审核过了就由我们代理人去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客户再到我们这里拿。荣庆公司是王某1和陈某1来找的我，反正代账的时候法人王某1和陈某1都来找过我。时珍公司谁来找的我记不清楚了。荣庆公司、时珍公司工商信息中的李某3、陈某1、王某1的签字在工商局面签的时候工作人员要核对身份证，所以公司的股东、法人都要本人去的。我给公司做账，但是没有开过发票。这些票有时是陈某1、有时是王某1，他们两个都提供过的。荣庆公司的对公银行账他们没有提供给我，他们说都是通过个人账户，我做账的时候是做的现金，我没有见过银行账。2017年年初的时候，王某1和陈某1说他们请了内部会计，就来拿走了。2.证人张某5、冉某2等人的证言证实，不认识谭步川、陈某1、余大洪等人，没有种植药材，也未向荣庆公司销售药材。(六)涉及时珍公司的证人证言。1.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实，2016年上半年，在广东顺德打工期间陈某1借了我的身份证，关于时珍公司的事情完全没有参与也不清楚。2017年春节，村干部说我吃低保怎么还有公司，我才知道，我专门回来找陈某1，把公司变更到陈某1名下。2.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重庆万玖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做代账会计的有时珍公司、利川公司、余大公司、共创合作社、盛远合作社。代理申报纳税、代理建立公司账目。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2016年5、6月的时候，陈某1到公司来找的我，他说开时珍公司要代账，税务手续是由他们自己办好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由谁领取的我不清楚。2016年10月、11月、12月我给时珍公司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都是机打发票，没有手工。2016年6月至2016年12月，那6、7、8、9月这四个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他们自己找人开具的。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是根据陈某1提供的一张A4纸，上面有药材名称、数量、金额、单价，陈某1给我一种药材的总数量，喊我随便往上面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下面填，只要填起来合得起总的总量就行。时珍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我开的。每个月开专票的时候，陈某1就会把纸质的合同拿到我办公室，坐到我旁边看着我开的，有时候我开错了，陈某1还要生气。我记得的有安徽益康源公司，其他的记不清楚了。2016年8月，时珍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是上了税的。3.证人谭某2、唐某3、冉某2、张某5等人的证言证实，不认识谭步川、陈某1、余大洪等人，没有种植药材，也未向时珍公司销售药材。(八)涉及渝达公司的证人证言。1.证人丁某1的证言证实，2016年下半年开始，为渝达公司开票，开了几个月记不清了。最开始开始李浩自己开，后来老婆生娃就找我开具，500元一个月，开具的是增值税普通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李吉云把药材购销合同给我，合同上有药材名称、公司名称、金额等，每张票10万元，价税合计不超过11.7万元。根据开出去的内容，普通发票上的药品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就自己编。李总守着开好发票就拿走。李吉云每个月把增值税普通和专用发票和空白票拿到公司交给我，专用发票打印好就拿走，普通发票是我有空的时候才开具。2.证人李某6的证言证实，2016年热天，我儿子和余大洪、李吉云和一个不认识的说成立药材公司。后来李吉云就和云龙镇人民村村主任签订了合同，租赁村委会的房屋，但是村里的土地没有租赁。公司只是挂了一个牌子，里面搬进去了机器和药材，然后就没有人来过了。药材不是本地收购的，都是外面搬进来的。我还去过和林镇李吉云的家里，和我儿子、李吉云、余大洪一起说分钱的事情，是合伙开公司的钱，分钱我一起的有三次，因为近视眼，所以我一般陪我儿子开车去。3.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2016年李吉云承租了该村村委会的意见办公室，一起签订合同时村书记李某6也在。承包地因为价格低，就没有谈成。租赁房屋以后拉进来一点药材，没有人在上班。没有看到过药材的收购、销售和加工。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一)被告人谭步川、孙波共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谭步川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孙波是我在安徽亳州做药材生意认识的，孙波就问我梁平好不好开票，因为我的川药公司一直在开票，就告诉孙波还可以，我们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2015年9月的时候，孙波来梁平住在梁平心怡园宾馆。我、陈某1和孙波在一起商量的开票的事情。我们就开始谈的点子数和分成的问题，孙波说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交易，只开票，开出去的票按照票面金额的3.6%-3.8%算获利，除去税费和开支(油费、吃饭、交通等)后，然后孙波占三分之一，剩下的我们在平分。因为开支中包含孙波的开支，相当于孙波要分三分之一点二的样子。陈某1和我是一起长大的，关系很好，我和陈某1是做生意的合伙人。孙波是我们的头儿，负责给我们提供销售合同，再把我和陈某1开出来的票卖出去，孙波还负责操作我和陈某1开的公司以及我和陈某1联系的人开的公司的对公账户的走账操作，做假的资金流水。每一个月开了多少票就转多少钱在公司对公账户上，然后再从对公账户上转出去，这些都由孙波在操作。我负责联系梁平这边的公司，把开好的票寄给孙波或者交给孙波，然后孙波把卖票的钱打给我，我就按照谈好的比例分配给参与成立公司的这些人。陈某1和我的分工是一样的。没谈好之前，陈某1的利川公司已经成立了的，谈好了后就用利川公司开始虚开发票的，这个公司虚开的发票就是我和孙波、陈某1参与分成。利川公司是我和陈某1去办理的，我是股东，陈某1是法人；公司的对公账户都是公司的法人自己去开的，开好后的网银是交给我，我直接交给孙波或者通过顺丰快递寄给孙波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工商执照复印件是和开好的增值税发票一起寄给孙波指定的地方和人，是不固定的，孙波喊我寄到哪儿寄给谁就寄到哪儿给谁。我参与的5家公司总共可能虚开了8000多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到一个亿，以你们核实的为准。没有真实的购销交易。孙波总共给了我大概七八十万元(不包含孙波分的三分之一)，我和陈某1分的一样多，每人分了十七八万元，剩下的就是按照约定的比例分给了其他人的，每人大概四五万元。2.被告人孙波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5年8月，我坐飞机到重庆，大巴车到梁平，谭步川、陈某1和谭步川的老婆王某2来接的我。我和谭步川、谭步川老婆和陈某1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商量的卖票的事情。谭步川和陈某1负责在梁平开好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负责卖票，谭步川和陈某1把每个月能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告诉我，我就联系需要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就会告诉我需要的药材品种和公司的信息包括公司名称、对公银行账号、公司地址、纳税人识别号，我再告诉谭步川和陈某1，谭步川、陈某1就利用他们梁平成立的公司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好，谭步川、陈某1将发票开好后，就直接通过快递寄到购买发票的公司，购买发票的公司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的3.8%-4.2%把钱转账给我，然后我和谭步川等人分这些钱。谭步川和陈某1办公司的事情我不参与，谭步川和陈某1能够开出来多少票我就给他们销掉多少，我把票按照票面金额的3.8%-4.2%卖掉，卖得的钱除去缴税、打关系送礼、吃饭、加油等开支费用后，剩下的我分得的三分之一，其余的钱谭步川拿去分了。从2015年至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记得清楚的有利川、川荣、荣庆、时珍、景军这几家公司开过发票我卖过，其他的记不太清楚了。我将谭步川开给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卖过票给新疆亿利、新疆博望、安徽同安堂、安徽益康源、还有海南、江西，具体公司名字记不清楚了。购买发票的公司把谭步川他们寄过去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当地国税局认证抵扣后，就按照票面金额的3.8%-4.2%把钱转到我老婆程某1农业银行卡上，我根据谭步川算的账，减去我应得的钱，剩下的钱转到谭步川和谭步川老婆的银行卡上，除去缴税、送礼、加油、吃饭等开支后，开始我分得三分之一，后来分得四分之一，剩下的谭步川和陈某1去分的，具体他们怎么分的，哪些人分的我就不清楚了。总数我记不清了。(二)被告人涉及景军公司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谭步川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景军公司和我没有关系，这个公司是他们自己去联系的业务。2.被告人孙波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6年8月，景军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244444.46元，税额371555.54元；2016年9月，景军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487179.5元，税额422820.5元；2017年2月，景军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435897.45元，税额414102.55元；2017年3月，景军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247863.26元，税额382136.74元。3.被告人李淑波的供述和辩解证实，程端贵给谭步川说他来成立一个公司开票，用我的身份证让我在里面当股东，让我参与分钱。景军公司的工商注册相关资料、具体前期手续是程端贵去办理的，我签了字的，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刻公章、办理对公账号是我和程端贵一起办理的。景军公司的税务手续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谁去领的我不清楚。景军公司票领回来交给陈某1的哥哥陈某4给景军公司开了一个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票），陈某4还开错了，害得公司多交了1万多元的税。后面就是邓某1，是给他砖厂代账的会计。邓某1负责申报税、给公司做账、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票）根据找了些名字和身份证号码来开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我找了一次，开具的收购发票内容是不真实的，没有实际的收购行为，没有实际的交易。我就是出了个身份证办理营业执照；程端贵是法人，负责和谭步川等商量如何开票这些，谭步川负责上家，联系安徽孙波卖票，这里面具体如何分的不是很清楚。分成我们没有当面谈过，具体他们按照怎么给我分的我没有过问，但是我是分了钱的。程端贵给过一次5000元，谭步川给我一次5000元。景军公司我就只分了1万元。川荣公司和景军公司虚开发票，谭步川通过他的银行卡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共分了9.32万元，9.32万元是包含了程端贵给我的5000元的，就是我参与川荣和景军公司得到的所有分成。转账2.8万元是我找谭步川借来买车的。4.被告人程端贵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6年的5、6份的时候，李淑波、陈某1、谭步川和我在梁平“川汉子”吃饭，认识的陈某1、谭步川。2016年暑假的时候，李淑波说我们来成立个公司开发票挣钱，我同意了。我成立公司，只负责开票，剩下的不管，然后得到钱我们四个平分。我和李淑波成立景军公司，领票就是陈某1叫我去的，我都是按照陈某1的要求去做的。2016年，开好的票是交给陈某1的，2017年是交给谭步川的，卖出发票后，得到的钱除去支出后我、陈某1、谭步川、李淑波平分。我只参与景军公司开出的发票所得钱的分配，我得到的钱是谭步川转账给我的，谭步川也给过现金的。景军公司的税务申报找的代账公司的代账员叫邓某1，开的6000元还是8000元一年。我把对公账户的K宝交给谭步川、陈某1，他们交给谁了我不清楚。账户上这些资金流水显示的交易，除了与利川市王家寨公司的交易是真实的交易，有73万多元的金额外，其余的都是假的根本就没发生任何交易。我领的是收购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每次领的时候都是收购票和专用发票一起领的，第一次我去领的，后面我和邓某1一起或者出委托书委托邓某1去领取，领取发票后，我就根据李淑波给我的有身份证号码、名字的名单交给邓某1开收购发票，陈某1会提供收购合同给我，我交给邓某1，邓某1就会根据收购合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面的收购单位、品种、重量、金额都是根据陈某1提供的合同开具的。邓某1把收购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好后，我或者李淑波去拿，开好的票在2016年是交给陈某1的，2017年就是交给谭步川的，陈某1和谭步川交给谁了我就不清楚了。景军公司从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止期间，向安徽省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9415384.67元、向海南志海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3596460.18元、向海南帅旗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2070796.44元、向江西佳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2495575.18元，合计17578216.47元，是属实的，没有真实交易。我们一般是按照票面金额的3.8%-4.0%不等为报酬，我们除去开支后上家得三分之一，剩下的才是我、李淑波、陈某1、谭步川我们四个人平分。成立景军公司开具假发票卖钱得到3万多元到5万元，不超过5万元。谭步川通过农行卡转账18.7万元，有10余万元是租房、费用和税的钱，有3.7万元是什么钱我记不清楚了。(三)被告人涉及川荣公司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谭步川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川荣公司的法人是唐某1，成立时间和股东不清楚，工商营业执照是谁办理的也不知道，这些都是陈某1弄好的，我不知情，对公账号和网银这些也是陈某1办好后给我，我就寄给孙波的。会计是谁不清楚，陈某1才知道。反正是陈某1把开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我，然后寄给孙波，孙波拿去卖，卖了之后把钱打给我，我再分给相关的人。发票领取后是谁填写开具的我不清楚。领票是公司法人领取的，开票是公司的会计开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根据孙波提供的购销合同的内容开具的，上面有公司地址、账号、产品名称、开票金额、含税及不含税金额。每个月开票的总金额由实际操作公司的人觉得能开多少就开多少。我们这边的公司确定能够开多少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告诉孙波，孙波再去做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内容我们这边肯定不是真实的，我们这边买都没有买药材，也不会卖药材。领取并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发票)是为了抵扣税款的。利润大概在开票金额的1%左右，就是除去开支、交税和孙波的分成外，我们梁平这边的人能分的钱在1%左右。反正川荣公司没有收购过药材。我只负责把票寄给孙波，孙波把钱给我，我跟陈某1分钱。我只和陈某1算，陈某1说他那边占2股，相当于利润要分成三份。有时候是现金，有时候是转账，转账是通过我农业银行账户转给陈某1的。2.被告人孙波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5年11月，川荣公司向新疆博望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619230.74元，税额275269.26元；2015年12月，川荣公司向新疆博望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90769.22元，税额338430.78元；2016年1月，川荣公司向新疆博望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90384.59元，税额338365.39元；2016年2月，川荣公司向新疆博望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75341.86元，税额335808.14元；2016年4月，川荣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75341.84元，税额335808.16元；2016年5月，川荣公司向新疆亿利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78205.09元，税额336294.91元；2016年7月，川荣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75384.6元，税额335815.4元；2016年8月，川荣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75418.77元，税额335821.23元；2016年9月，川荣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87316.25元，税额337843.75元；2016年10月，川荣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87316.24元，税额337843.76元。3.被告人李淑波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参与了川荣公司和景军公司虚开发票的事情，盛远合作社我只是借用了身份证没有参与虚开发票。川荣公司的工商手续是谭步川和陈某1开车把我、我老婆陈某2、唐某1送到西池广场的楼梯那里，陈某1给我500元钱，告诉我代办公司的名字，我和陈某2、唐某1上去办的手续。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后就交给陈某1了，公司的公章是陈某1带我和陈某2、唐某1去刻的，章在陈某1手上。我和陈某1、唐某1到新盛农行办理的川荣公司的对公账户和网银U盾以及法人唐某1的个人账户。公司的对公账户和网银U盾、唐某1的银行卡都是交给陈某1的。川荣公司的税务手续我和陈某2、唐某1都没去办理，那是谭步川、陈某1去办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收购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谁去领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老婆陈某2领过一次，陈某2领出来后直接交给陈某1。川荣公司的会计是张某1，负责做账、开票、报税。陈某1和张某1老公是同学，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她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是不是她不清楚，谭步川、陈某1才知道。开出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寄给孙波了。收购对象的信息是陈某1负责的，他去找的身份证号码这些，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安徽那边公司提供的收购合同的内容开具的。收购不是真实的，没有实际的收购行为。寄给孙波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的3.7%贩卖。公司办理营业执照；陈某1负责联系下面，就是开票、联系会计等；谭步川负责联系上面，就是联系安徽孙波卖票。谭步川说的是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的3.7%、3.8%卖出后，除地税、国税交税以及开支用费后，孙波分得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我和陈某1、谭步川平分。川荣公司和景军公司一共分了9万多元。(四)被告人涉及利川公司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谭步川供述与辩解证实，和孙波谈好之前，陈某1的利川公司已经成立了的，谈好了后就用的利川公司开始的虚开发票，这个公司虚开的发票就是我和孙波、陈某1参与分成。利川公司是我和陈某1去办理的，我是股东，陈某1是法人；公司的对公账户都是公司的法人自己去开的，开好后的网银(K宝)是交给我，我直接交给孙波或者通过顺丰快递寄给孙波的。2.被告人孙波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5年8月，利川公司向新疆亿利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695042.73元，税额288157.27元；2015年10月，利川公司向新疆亿利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05299.12元，税额323900.88元；2015年11月，利川公司向新疆亿利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90769.25元，税额338430.75元；2015年12月，利川公司向新疆亿利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88034.17元，税额337965.83元；2016年2月，利川公司向新疆亿利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88034.17元，税额337965.83元；2016年4月，利川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57264.9元，税额332735.1元；2016年7月，利川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965128.2元，税额334071.8元。(五)被告人涉及余大公司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谭步川供述与辩解证实，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孙波叫我找余大洪问余大公司有没有发票卖，余大洪说有。后来，孙波过来梁平，孙波、余大洪和我在余大洪家里商量的分成事情。余大洪领票、开票，开好后就交给孙波，孙波拿去卖，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的3.6%、3.8%卖出去，卖的钱先交税、除掉开支(会计工资、吃饭、所有人的交通费和住宿费等)，剩下的孙波分三分之一点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多分3000元，再剩下的由陈某1、我、余大洪我们三个人平分，这个分成比例是孙波说的。我和陈某1是一起认识的孙波，我与陈某1商量的我找的公司陈某1参与分成，陈某1找的公司我也参与分成。孙波每次过来的时候就直接把购销合同交给余大洪，余大洪根据合同找会计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好后，余大洪直接交给孙波。具体数额我不清楚，该公司没有真实交易。我分了2万元左右，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孙波把票卖了过后，把自己那部分除去后，剩下的打给我，我再给的余大洪和陈某1。孙波是转账到我农行卡上的，陈某1基本上每次都是给的现金，余大洪的钱和税钱都是打到余大公司的对公账户上的。2015年4、5月份我找余大洪借的5万元买房子的，借的时候是转到我老婆账上的，具体哪个银行记不清楚了。所以这里面有五万是还余大洪的，剩下的是找余大洪买酒的钱。2.被告人余大洪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5年8月，余大公司成立，我是法定代表人，张某1是财务负责人，办税人是我余大洪，投资人为余某1和我。张某1作为财务负责人是谭步川确定的，张某1是会计，她负责帮我们打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报税。当时说的有四个点的利润，除了开支什么的，有个老板占三分之一，剩下的谭步川、陈某1和我一个分点儿，每月能分到几千块钱。我们总共搞了五个月的样子，2016年春节过后，我去把公司注销了。我负责成立公司、到礼让国税所领取空白的收购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领回来的空白收购发票和专用发票都是交给谭步川和陈某1的，他们拿去填写处理的。还有一个大老板，谭步川把票交给他的，我没见过，听谭步川电话的时候喊的孙总。根据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票面金额的4%，后面算的3.8%为利润，除去税钱，吃饭、请客送礼、油钱等开支后，剩下的三分之一给大老板，剩下的三分之二就是我、谭步川和陈某1我们三人平分。说的是平分具体是不是平分的我不清楚。公司从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21份，金额11675076.78元，税额1984763.22元；共开具收购发票1575份，合计金额14229589元，应抵扣税额1849846.57元，已抵扣税额1849846.57元。从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新疆亿利公司和新疆博望公司转账数百万元，我不清楚，对公账户的网上银行U盾我交给谭步川的，他拿去寄给别人操作的。余大公司和新疆亿利公司、新疆博望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利川公司好像是谭步川开的，余大公司与利川公司没有业务往来。我一共分了六七次，一共是6万元左右，第一次是分了8000元，是谭步川给的现金，第二三次也是谭步川给的现金，每次在一万元左右，再后面几次都是打到我老婆银行卡上的，打给我老婆卡上的钱有一笔5000元是我妈妈住院，找谭步川借的5000元，有一笔40000万元是谭步川借去买房子还给我的钱，打到我老婆卡上的钱其他钱都是分的公司卖发票的钱。(六)被告人涉及荣庆公司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谭步川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6年4月，陈某1找到我说一起开个公司，我同意了，开公司就是我、陈某1、王某1和罗眼睛四个人分。工商手续是陈某1、王某1和罗眼睛一起办理的，国税手续我们四个人在屏锦国税一起办理的，对公账户是王某1作为法人办的。法人是王某1、股东是陈某1。李某5只是签名，不会做账，财物负责人只是挂名。2017年1月以后，孙波说重庆这边出事情了，他没有拿到钱，所以2017年1月至3月的钱没有转给我。发票是王某1领取的，购销合同是孙波提供。普通和专门发票都没有真实交易，都是为了虚开。每个人分的2万元，虚开了一两千万。我和孙波合作到2017年3月，所以之后的票不是我卖的。2.被告人孙波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6年9月，荣庆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394017.1元，税额406982.9元；2016年10月，荣庆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394017.1元，税额406982.9元；2016年11月，梁平县荣庆中药材有限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394017.1元，税额406982.9元；2017年1月，荣庆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892307.69元，税额321692.31元；2017年2月，荣庆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367521.38元，税额402478.62元；2017年3月，荣庆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358974.36元，税额401025.64元；2017年7月，荣庆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293162.37元，税额389837.63元；2017年8月，荣庆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376068.37元，税额403931.63元。扣除掉2017年7月、8月，荣庆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这两个月的发票金额4669230.74元，税额792769.26元，一共卖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是96237445.67元，税额为16361366.41元，价税合计共计112598812.1元，都是属实的。(七)被告人涉及时珍公司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谭步川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参与了时珍公司的虚开，公司是王某1、陈某1、李某3办理的，王某1是股东，李某3是法人。时珍公司2016年6、7、8月份的票是我卖出去的，其余的记不清了。2.被告人孙波供述与辩解证实，我记得时珍公司开过来的发票我卖过。都是陈某1和谭步川在弄，我负责卖出去，其他的不管。我自己或者通过朋友都能联系上购买发票的业务员和业务主管。我将谭步川开给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卖过票给新疆亿利公司、新疆博望公司、安徽同安堂公司、安徽益康源公司、还有海南、江西，具体公司名字记不清楚了。(八)被告人涉及川药公司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谭步川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公司我是法人，我是在做药材生意，有一些药材的实体交易，发票都是真的，有几次可能把发票的金额开高了一点，但大部分发票金额都是真的，具体虚开多少记不清，最多100万元。2.被告人孙波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5年11月，川药公司向新疆亿利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403589.73元，税额408610.27元；2015年12月，川药公司向新疆亿利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393777.77元，税额406942.23元；2016年1月，川药公司向新疆亿利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482471.79元，税额422020.21元。以上是属实的，是我给谭步川销售的发票。(九)被告人涉及渝达公司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谭步川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渝达公司的法人是李吉云，该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李吉云交给我，我寄给孙波卖出去的。2016年上半年，李吉云和余大洪与我在三峡风一个茶楼，他说开得到增值税发票，喊我介绍人卖出去，我说可以。过了一两个月，李吉云说票领到了，喊我给他购销合同，然后我们就谈的分工和分成，李吉云把票给我，我负责寄给孙波，孙波把票卖了后把钱给我。李吉云说国税所所长占一股，他自己占一股，投资人占一股，介绍人余大洪占一股。李吉云每个月告诉我可以开多少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就告诉孙波，孙波就提供购销合同，我再把购销合同交给李吉云，李吉云按照购销合同开好发票后，交给我，我寄给孙波，孙波把发票卖出后，把钱转给我，我再转给李吉云。渝达公司的对公银行账户和网银u盾给了我后寄给孙波了。只卖了三四个月的发票。王某2的卡我在使用，在2016年8月至2016年11月，7次向李吉云转款23.82万元，是孙波卖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扣除孙波的所得，剩下的钱。除了转账给李吉云外，给过一两次现金，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孙波占三分之一，剩下除了我的费用，其余的全转给了李吉云的。我没有参与分成，但是我的费用(车费、油料费、邮寄费、吃饭的费用、孙波过来的费用)我是扣除了的，每个月大概是一千元左右。渝达公司从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185份，开具182份，金额17719125.59元，税额3012251.41元，2016年7月、8月、9月、10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通过我卖出去的。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安徽恒悦公司、安徽益康源公司、荣庆公司向渝达公司转款是孙波操作的。渝达公司在2017年4月份变更了法人股东，我不清楚。2.被告人孙波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6年7月，渝达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307692.3元，税额392307.7元；2016年8月，渝达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514529.9元，税额427470.1元；2016年9月，渝达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535042.73元，税额430957.27元；2016年9月，渝达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535042.73元，税额430957.27元；2016年11月，渝达公司向安徽益康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505982.88元，税额426017.12元。3.被告人李吉云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6年6月份左右，谭步川、余大洪与我商量开公司开发票找钱，就同意了。渝达公司是谭步川喊我办一个药材公司来开发票，他给我和李浩两人都开工资，每个人3000元一个月，我们成立公司只是开发票，并不实际经营药材生意，由谭步川开工资。我们在云龙政府交的租房合同、身份证等资料申请的办理营业执照，公司名字是谭步川提出来的。过了几天，办执照的打电话喊我去拿的营业执照，我和李浩一起去工商银行申请的渝达公司对公账户，当时李浩也签了字的。我将个人银行卡以及对应的网银U盾。银行账户、个人卡和对应U盾交给谭步川了。谭步川找丁某1和我一起去办理渝达公司税控盘，丁某1带着我办的手续，领了税控盘和一个领购发票的本本。公司成立后，就开始领发票，领了发票回来，开始喊丁某1开，丁某1说不空，于是就推荐的李浩。李浩开了三四个月的发票就没开了，然后就找的丁某1开的。票开好后，打电话喊我去拿，我拿的那种专票，拿到后交给谭步川的，谭步川拿去卖钱。开始6个月的票是拿给谭步川卖的钱，第七个月的票是给孙某1卖的。开了6个月后，我跟谭步川说不搞了。孙某1说票他处理得了，一样的卖钱，我就答应他了，开了400多万元。具体怎么卖的，我不清楚，反正卖了发票后，谭步川凭大方给我们钱，谭步川给我们的钱是转给我的，有我们几个人的工资、税控盘的钱、其他开支比如车费、生活费、丁某1他们开发票的工资、以及财务公司做账的钱。谭步川自己和他老婆王某2的卡都给我转过23.82万元，转到我农业银行和农商行卡上的。一部分我取现出来存到对公账户上扣税的，其余的给余大洪、李浩了。分给余大洪和李浩的钱一部分是现金，一部分是转账。2016年8月11日谭步川转账4万元，给我交税的钱。2016年8月22日，转账给李某69800元，是李浩两个月分得的钱。2016年8月22日，转账8000元给余大洪，也是卖票后，余大洪分得的钱，2016年9月18日，谭步川转款35800元，这是税款钱，2016年9月18日，支付宝转给李浩9400元，是李浩卖发票分的钱。2016年10月12日，谭步川转款4万元，2016年10月26日王某2转款2.5万元，2016年11月9日，王某2转款3.64万元，2016年11月25日，王某2转款2万元，是谭步川给我们的税款和我们三个人分的钱。2017年2月15日，给余大洪转款8200元给李某6转款8200元，是分的钱了。2017年3月9日，李某7转款5.2万元，是孙某1转给我的最后一个月的税款和我们三个分的钱。分给李浩的钱转到李某6的卡上因为他们是一家人，李某6是李浩的父亲。谭步川除了用自己和王某2的卡转账之外，给了一次现金，3万多元。2017年4月份，我给谭步川说我不干了，谭步川就找了两个身份证，我拿着身份证和李浩一起去新城行政大厅办理的变更手续。4.被告人李浩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成立公司的事情是李吉云、谭步川来找的我，成立一个公司，我就负责每个月开点票，挣的钱除去开支分成谭步川、余大洪、李吉云和我四股，我就同意了。我只知道我开出来票可以挣钱，具体这个票怎么挣钱我不清楚。渝达公司没有收购和买卖药材，没得实际的经营行为，李吉云分给我的钱就是渝达公司开出来的票挣的钱。渝达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和税务登记等相关资料、手续李吉云办理的。代账会计是丁某1，我之所以说是丁某1，因为我开票开不来就是丁某1教我的。2016年的7月、8月、9月是我开的，后面几个月是丁某1开具的。2016年的8月、9月是我开的，后面几个月是丁某1开具的。发票开好后，给李吉云打电话，喊李吉云来拿，李吉云拿去交给谭步川。渝达公司从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185份，开具182份，金额17719125.59元，税额3012251.41元，领取增值税普通发票2836份，开具2619份，金额21442434.2元，抵扣税额2787516.45元。渝达公司与利川市王家寨公司、川荣公司、张某2没有业务往来。李吉云支付宝向我转账9400元，是分给我的钱。李吉云通过农商行转款9800元，也是卖的票，分的利润钱。李吉云通过农商行转款8200元，也是开票得的利润钱。除了上述2.74万元外，还去李吉云家里分了现金的，至少有两次，每次分八至九千元，共计4万多元。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了通过谭步川外，其他不清楚。谭步川、余大洪、李吉云和我四股平分。把票卖了之后，谭步川把他那一股四分之一扣出来，剩下的打给李吉云，李吉云在分给我和余大洪。余大洪为何参与分成因为余大洪和李吉云、谭步川都是亲戚。5.被告人余大洪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5年过年前后，我和李吉云、谭步川来三峡风步行街喝茶，本来是想说李吉云也成立公司卖发票，谭步川说先不忙，先去租块地来点实际的，李吉云就联系哥哥李某6，我、李某6、谭步川、李某6在云龙吃的中午饭，谭步川说弄来做药材，但是后来没有谈成，我们就回家了。李吉云和谭步川是怎么成立起来的公司我不在场。后来，李吉云打电话给我到他和林街上的门市来分钱，我过去后，有我、李吉云、李某6和李浩两父子四个人在，我们三股账能平分的就只有二万块钱，一个人分7、8000元钱。之后又在李吉云家里分了两次，每次都是我、李吉云、李某6和李浩父子我们四个，每次也都是7、8千元左右。后来，分钱的时候，谭步川就直接把我的那份扣除了再给李吉云，我就再没有分到钱了。2017年上半年，我和李吉云把账算了，我总共得了2万元左右，扣除李吉云欠我四五千元的酒钱，我给了李吉云1.5万元。渝达公司办理工商执照、银行账号、税务手续，都没参与。是谁领取的，谁开的票我都不清楚，我没参与过。李吉云一共分了三次钱给我。有两次是银行转账，李吉云通过手机银行转到我名下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卡上的。有一次是现金。庭审中，被告人谭步川等人及其辩护人王金等人对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上列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1.被告人谭步川及辩护人王金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川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唐某1，实际经营者是陈某1，谭步川没有参与公司管理，也没有给李淑波分账。（2）谭步川在利川公司、景军公司、荣庆公司、川药公司、时珍公司中所起作用均是将他人开具的票据交给孙波或者邮寄给其他公司。（3）渝达公司的成立是谭步川和陈某1联系的，公司设立、办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是陈某1在操作，孙某1负责开票，谭步川和孙波在知道被税务稽查后就没有参与了，后面是李吉云和孙某1单向联系。2.被告人孙波及辩护人彭轶平、赵侃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川荣公司的银行流水和合同不是孙波提供的，孙波只是负责将陈某1和谭步川开具的票据和做好的合同邮寄给对方公司。（2）不能证明孙波参与为海南志海公司、安徽益康源公司、海南帅旗公司、江西佳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孙波在荣庆公司、川药公司中只是将谭步川和陈某1开具的票据转交给对方公司。3.被告人李淑波及辩护人于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李淑波在川荣公司、景军公司中只是提供身份证，他自己不清楚分钱和所得利益，所起作用小。4.被告人余大洪及辩护人王薇提出如下质证意见，余大洪是余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公司的实际控制者和管理者是谭步川，余大洪听从他人指使，所起作用小。5.被告人李吉云及辩护人蒋明红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渝达公司是李吉云按照谭步川的意思成立的，李吉云虽然是法定代表人，但实际控制者是谭步川，李吉云按照谭步川的要求领取票据后交给谭步川。（2）李吉云在2017年4月就告诉谭步川他不做了，谭步川也办理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6.被告人程端贵及辩护人石思忠提出如下质证意见，景军公司是程端贵和李淑波负责租房，但公司成立、资金筹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以及将发票交给孙波都不是程端贵所为，账户也不是程端贵在使用。7.被告人李浩及辩护人唐勇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渝达公司成立李浩没有参与，变更和注销时李浩去签了字，成立和变更的签字是不一致的。（2）李浩在他人辅助下开具三个月发票后认识到问题后退出，仅做了辅助性工作。上列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证据客观真实、合法，能够证明本案事实，予以采信。关于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了被告人谭步川、孙波等人利用景军公司、川荣公司等八家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共计15630份，金额15095万余元，税额1959万余元的事实，本院建议公诉机关说明是否追加起诉被告人谭步川、孙波等人涉嫌犯虚开发票罪。公诉人当庭说明不再追加起诉被告人谭步川、孙波等人涉嫌犯虚开发票罪。因此，本院在审理查明的事实中不再表述被告人谭步川、孙波等人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事实。四、辩护人出示的证据。1.辩护人于俊提供了重庆市梁平区新盛镇永兴村村民委员会证明等书证，证实李淑波的家庭情况以及曾任永兴村6组组长、被评为新盛镇优秀共产党员的事实。2.辩护人王薇提供了重庆市梁平区明达镇天台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一份、深圳市工伤（职业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复印件一份、住院病历、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等书证，证实余大洪的母亲年老多病、妻子因公致残被评为9级伤残等家庭情况以及社区愿意协助对被告人余大洪进行监管、教育、帮助改造的事实。3.辩护人蒋明红提供了重庆市梁平区和林镇蔡家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入院审批单复印件、放射科CT诊断报告单复印件、放射科MR诊断报告单复印件、病历资料、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缴款收据等书证，证实李吉云一贯表现良好、其母亲患有严重疾病需要李吉云照顾。2019年6月13日李吉云亲属代为退赃款5万元，但因家庭困难，无力缴纳罚金。4.辩护人石思忠提供了重庆市梁平区明达镇天台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缴款收据等书证，证实程端贵经营的梁平县天台砖厂于2017年8月关闭，后续复耕一直未处理，需本人进行处理。2019年6月12日，程端贵亲属代为退赃6万元，自愿缴纳罚金8万元。5.辩护人唐勇提供了重庆市梁平区云龙镇人民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住院病历、缴款收据等书证，证实李浩一贯表现良好及身患疾病，2019年6月11日李浩亲属代为退赃5万元，缴纳罚金5万元的事实。庭审中，公诉机关对辩护人出示的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除缴款收据外，其余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应不予采信。上列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辩护人石思忠、唐勇、蒋明红提供的缴款收据，客观真实、合法，证实了李浩、程端贵、李吉云的亲属代为退赃、缴纳罚金的事实，予以采信；辩护人于俊、王薇、石思忠、唐勇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能直接证实本案相关定罪量刑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被告人谭步川、孙波、李淑波、余大洪、李吉云、程端贵、李浩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成立，予以确认。(一)关于本案主、从犯划分问题。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谭步川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孙波、李淑波、余大洪、李吉云、程端贵、李浩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经查，被告人谭步川、孙波与陈某1共谋利用梁平区的药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获取非法利益，由被告人孙波负责联系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提供虚假的资金流水和购销合同等，由被告人谭步川、陈某1负责伙同被告人余大洪、李吉云等人成立药材公司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负责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被告人孙波。被告人孙波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的3.6%-3.8%的价格销售，非法获得的赃款除去缴纳税款、开支等费用后，由被告人孙波分得三分之一，被告人谭步川、余大洪、李吉云和陈某1等人再予以分配。被告人谭步川、孙波与陈某1按照各自分工，组织李淑波、余大洪等人利用景军公司等八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销售获利，三人系组织、策划者，参与利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次数多、税额巨大，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谭步川系主犯，被告人李淑波、余大洪、李吉云、程端贵、李浩等人系从犯恰当，但认定被告人孙波系从犯不当，应予纠正。被告人谭步川的辩护人王金提出被告人谭步川只是负责传递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的辩护意见，被告人孙波的辩护人彭轶平提出被告人孙波只是负责联系买家卖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二)关于本案如何适用司法解释定罪量刑问题。辩护人石思忠提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国家税款造成损失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1996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适用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0号，以下简称《1996年解释》)，人民法院审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案件适用《1996年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标准，确定入罪数额、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即：虚开税款数额1万元以上的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000元以上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虚开税款数额1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1）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万元以上的；（2）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根据《1996年解释》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数额、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可选择以虚开税款数额或者国家税款被骗取数额予以确定。2014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作出《关于如何适用法发[1996]30号司法解释数额标准问题的电话答复》（法研[2014]179号，以下简称《电话答复》），人民法院审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案件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号，以下简称《骗取出口退税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执行，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税款入罪数额、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分别为五万元、五十万元、二百五十万元。2018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8]226号，以下简称《通知》），人民法院审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案件不再参照《1996年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在新的司法解释颁行前，可以参照《骗取出口退税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执行。因此，人民法院审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案件，参照执行《骗取出口退税解释》第三条的规定，确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税款入罪数额、数额较大、数额巨大。辩护人石思忠提出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损失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三)关于被告人李吉云是否具有中止犯情节问题。辩护人蒋明红提出李吉云在2017年4月认识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犯罪活动，积极主动退出，并阻止同案犯继续犯罪，没有利用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后的公司再进行犯罪，属于犯罪中止，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期间，被告人李吉云参与利用渝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2份，发票金额2013.95万余元，税额288.83万余元，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已违法所得5万余元，2017年4月被告人李吉云停止继续犯罪。被告人李吉云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结果已达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数额，且数额巨大，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李吉云停止继续犯罪并没有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犯罪中止情形，其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四)关于本案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问题。被告人谭步川在侦查阶段供述获利共计18万余元，当庭供述获利共计4.6万余元，前后供述相差13.4万余元；被告人孙波在侦查阶段供述获利共计十几万元，当庭供述获利共计3.8万余元，前后供述相差十几万元；被告人李淑波在侦查阶段供述获利9万余元，当庭供述获利共计8万余元，前后供述相差1万元；被告人余大洪在侦查阶段供述获利8万余元，当庭供述获利共计6万余元，前后供述相差2万元；被告人程端贵在侦查阶段供述获利5万余元，当庭供述获利3.8万余元，前后供述相差1.2万元；被告人李吉云在侦查阶段供述获利4万元余元，当庭供述获利共计4万余元，前后供述相一致；被告人李浩在侦查阶段供述获利5万余元，当庭供述获利共计4万余元，前后供述相差1万元。被告人谭步川、孙波在侦查阶段、庭审中供述的违法所得数相差较大，被告人李淑波、余大洪、程端贵、李吉云、李浩在侦查阶段、庭审中供述的违法所得数额相差较小。被告人谭步川、孙波、李淑波、余大洪、程端贵供述违法所得的数额，本院不予采信，作为认定其违法所得数额的参考依据；被告人李吉云、李浩供述违法所得数额，本院作为认定二人与孙某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所得数额的参考依据。被告人谭步川、孙波与陈某1共谋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3.6%-3.8%的价格销售获利，扣除缴纳的税费及开支，由被告人孙波分得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由被告人谭步川、李淑波、余大洪、程端贵、李吉云、李浩及陈某1等人平分。被告人谭步川、孙波等人利用景军公司、川荣公司等八家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八家公司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应从获利数额中予以扣除，其余开支费用，属于犯罪成本支出，不予扣除。景军公司、川荣公司等八家公司发票总金额共计13234.8万余元，按3.6%计算获利数额，共计476.45万元，扣减税款共计173.35万元，其余303.10万元，由被告人孙波分得三分之一，由被告人谭步川、李淑波、余大洪、程端贵、李吉云、李浩和陈某1等人分配。被告人孙波收到买家支付的获利款，扣除其分得的三分之一，已向被告人谭步川转款519.14万元，扣除景军公司、川荣公司等八家公司缴纳税款173.35万元，其余345.79万元，由被告人谭步川、李淑波、余大洪、程端贵、李吉云、李浩和陈某1等人分配和开支。被告谭步川等人实际获利数额（519.14万元+孙波分得的三分之一），远大于按票面金额3.6%计算的获利数额（476.45万元）。本案以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按发票金额3.6%计算获利数额，扣除景军公司、川荣公司等八家公司缴纳的税款，按各被告人分配比例计算其违法所得数额较为恰当。1.景军公司发票金额1757.8万余元，应获利63.28万元，扣减税款26.86万元，剩余36.42万元，孙波分得三分之一计12.14万元，其余24.28万元，由谭步川、陈某1、程端贵、李淑波各分得6.07万元；2.川荣公司发票金额2143万余元，应获利77.15万元，扣减税款26.9万元，剩余50.25万元，孙波分得三分之一计16.75万元，其余33.5万元，由谭步川、陈某1、李淑波各分得11.16万元；3.利川公司发票金额1742万余元，应获利62.71万元，扣减税款21万元，剩余41.71万元，孙波分得三分之一计13.9万元，其余28.1万元，由谭步川、陈某1各分得13.9万元；4.余大公司发票金额1167万余元，应获利42万余元，扣减税款13.5万元，剩余28.5万元，孙波分得三分之一计9.5万元，其余19万元，由谭步川、余大洪、陈某1各分得6.33万元；5.荣庆公司发票金额2310万余元，应获利83.16万元，扣减税款28.7万元，剩余54.46万元，孙波分得三分之一计18.15万元，其余36.31万元，由谭步川、陈某1、王某1、罗某1各分得9.07万元；6.时珍公司发票金额1914万余元，应获利68.9万元，扣减税款19.8万元，剩余49.1万元，孙波分得三分之一计16.37万元，其余32.73万元，由谭步川、陈某1、王某1各分得10.91万元；7.川药公司发票金额727万余元，应获利26.17万元，扣减税款24.8万元，剩余1.37万余元，孙波分得三分之一计0.45万余元，其余0.92万元，由谭步川分得；8.渝达公司发票金额1474万余元，应获利53.06万元，扣减税款22万元，剩余31.06万元，孙波分得三分之一计10.35万元，其余20.71万元，由谭步川、陈某1、余大洪、李吉云、李浩各分得4.14万元。谭步川共分得62.5万元，孙波共分得97.61万元，李淑波共分得17.23万元，余大洪共分得10.47万元，程端贵共分得6.07万余元，李吉云共分得4.14万余元，李浩共分得4.14万元，合计202.16万元，其余100.94万元，由陈某1、王某1、罗某1等人分得。渝达公司发票金额297.8万元，由李吉云、李浩与孙某1销售获利，根据李吉云、李浩的供述，酌情认定各违法所得1万元。因此，根据各被告人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配比例，参考其供述，酌情认定被告人谭步川违法所得62万元，被告人孙波违法所得97万元，被告人李淑波违法所得17万元，被告人余大洪违法所得10万元，被告人程端贵违法所得6万元，被告人李吉云、李浩各违法所得5万元，合计202万元。被告人谭步川参与景军公司、川荣公司、利川公司、余大公司、荣庆公司、时珍公司、川药公司、渝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63份，金额13234.8万余元，税额2168.07万余元，虚开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谭步川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被告人谭步川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谭步川系主犯，且无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决定对其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辩护人王金建议对其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孙波参与景军公司、川荣公司、利川公司、余大公司、荣庆公司、时珍公司、川药公司、渝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63份，金额13234.8万余元，税额2168.07万余元，虚开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孙波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被告人孙波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孙波系主犯，且无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决定对其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辩护人彭轶平、赵侃建议对其减轻处罚，在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李淑波参与景军公司、川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99份，金额3900.8万余元，税额630.48万余元，虚开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李淑波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淑波自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鉴于被告人李淑波系从犯，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决定对其减轻处罚。辩护人于俊建议对其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余大洪参与余大公司、渝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76份，金额2641万余元，税额449.05万余元，虚开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余大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余大洪自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余大洪主动退赃6万元，可以酌情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余大洪系从犯，有自首、主动退赃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决定对其减轻处罚。辩护人王薇建议对其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建议对其宣告缓刑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李吉云参与渝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5份，金额1771.8万余元，税额301.22万余元，虚开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李吉云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李吉云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吉云主动退赃，可以酌情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李吉云系从犯，有坦白情节，主动退赃，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决定对其减轻处罚。辩护人蒋明红建议对其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建议对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程端贵参与景军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0份，金额1757.8万余元，税额266.17万余元，虚开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程端贵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程端贵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程端贵主动退赃，缴纳罚金，可以酌情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程端贵系从犯，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主动退赃，缴纳罚金，决定对其减轻处罚。辩护人石思忠建议对其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建议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李浩参与渝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5份，金额1771.8万余元，税额301.22万余元，虚开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李浩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浩自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浩主动退赃，缴纳罚金，可以酌情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李浩系从犯，有自首情节，主动退赃，缴纳罚金，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决定对其减轻处罚。辩护人唐勇建议对其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建议对其宣告缓刑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结合七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和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谭步川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人民币。(其刑期从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9月5日起至2028年3月4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清。)二、被告人孙波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人民币。(其刑期从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0月18日起至2028年4月10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清。)三、被告人李淑波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人民币。(其刑期从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9月9日起至2022年9月7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清。)四、被告人余大洪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人民币。(其刑期从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2023年11月7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清。)五、被告人李吉云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人民币。(其刑期从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10日起至2021年10月9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清。)六、被告人程端贵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人民币（已缴纳）。(其刑期从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9月9日起至2021年3月7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清。)七、被告人李浩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人民币（已缴纳）。(其刑期从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5月22日起至2022年5月8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清。)八、对被告人谭步川违法所得六十二万元、被告人孙波违法所得九十七万元、被告人李淑波违法所得十七万元、被告人余大洪违法所得十万元（已退赃六万元）、被告人李吉云违法所得五万元（已退赃五万元）、被告人程端贵违法所得六万元（已退赃六万元）、被告人李浩违法所得五万元（已退赃五万元），共计二百零二万元，予以追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口头或者书面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九份。（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刘登平审 判 员  李吴霞审 判 员  朱 飞人民陪审员  李和莲人民陪审员  丁祥忠人民陪审员  华观珍人民陪审员  黄家富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谭无瑕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虚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