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04民初1375号 原告：陈建英，女，196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键东，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文贤，男，193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海伟，男，196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推荐社区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XX居委会。 第三人：郑凤霞，女，196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华，男，195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系郑凤霞丈夫。 陈建英与郭文贤、郑凤霞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3日作出（XX）闽XX民初XX号民事判决，郭文贤、郑凤霞不服，提起上诉。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XX）闽XX民终XX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陈建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键东，郭文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海伟，郑凤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陈建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2011年9月6日签订的代保管委托书，并责令郭文贤返还代保管房屋；二、判令第三人郑凤霞返还坐落于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XX的陈建英祖遗房屋（房产证编号：XXXXX（3）3.41左后（2）下方一间的二层房屋）返还给陈建英；三、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由郭文贤承担。事实与理由：案涉房屋属于陈建英父母XX（已故）、XX（已故）的祖遗房屋。20世纪50年代，XX及其子女因要去外地工作，将该祖遗房屋交由同族人XX保管。20世纪70年代末，该祖遗房屋发生火灾，灾后墙壁完好，但屋顶及瓦片倒塌。郭文贤于20世纪90年代未经陈建英家庭允许侵占陈建英的该祖遗房屋，擅自盖为二层房屋。2011年9月6日，XX及其子女回乡才发现祖遗房屋遭侵占，因与郭文贤是同族人，不想引起过多的纠纷，故与郭文贤协商签署了《委托书》，郭文贤擅自将原一层房屋加盖为二层房屋，XX及其子女同意暂由郭文贤保管该房屋，当XX及其子女回家居住时，被告郭文贤必须将该房屋清理并无条件返还，由XX及其子女支付给郭文贤1万元作为加盖二层的补偿金。现该房屋由陈建英继承，陈建英多次向郭文贤讨要，司法所也多次介入调解，但郭文贤拒不归还。 郭文贤辩称，本案讼争房屋因陈建英的母亲1953年离开莆田市XX前往XX随丈夫生活，当初把讼争房屋交给同族人XX保管，在长达60多年时间都没有回来过。本案讼争房屋在1971年因为村里面发生的一场火灾，房屋倒塌夷为平地，变成了一片空地，村里人在该空地上种植香蕉等果树。郭文贤因跟这栋房子隔壁，在80年代的时候空地上的果树死亡，郭文贤才盖了一层。按照法律规定，因为陈建英的父母及子女都没有回来，讼争房屋在1971年发生火灾夷为平地后，该地皮是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因这场火灾是众所周知，该土地也收回农村集体所有，同时讼争房屋系郭文贤所盖，陈建英也在起诉状中承认上述事实。因陈建英及其子女均系在XX出生，且陈建英户口未在莆田，故陈建英不享有该土地使用权；2、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返还原物纠纷是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所有权确认纠纷更为合适；3、陈建英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由于陈建英提供的2011年9月6日委托书中只有被委托人，既案外人XX的名字，并没有陈建英的父母及五个兄弟姐妹的任何一个人的授权委托，陈建英并非该份合同的相对方，故依照法律规定，陈建英无权就该协议主张任何权利，基于上述陈建英提起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三人郑凤霞辩称，当时是因为郭文贤的儿子欠郑凤霞的钱，且因为郭文贤与郑凤霞系亲戚关系，故郑文霞向郭文贤购买了讼争房屋。讼争房屋购买价按每平方米2500元计算，购买时间在2015年左右，讼争房屋上下两层大概32平方，共花费大概7万元左右的金额。 陈建英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文贤、郑凤霞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没有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当事人各方对如下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对陈建英提供的本人公民身份证、XX居委会证明、相关亲属身份证复印件、XX简历表复印件、XX申请书复印件、XX分局出具的户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表及户口信息、居民死亡证明各一份等证据，郭文贤、郑凤霞对上述证据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定，上述各证据等均有相关单位盖章确认，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实XX与XX系为同一人，于2008年12月13日死亡，XX、XX与XX系为同一人，于2012年4月25日死亡。陈建英系是XX与XX的女儿，同时，XX、XX还共同生育大儿子XX、二儿子XX、三儿子XX。二儿子XX于2010年9月1日死亡，其妻子为XX、儿子为XX，三儿子XX的妻子为XX。以上证据可以证实陈建英系其父母XX与XX财产的法定继承人之一的事实。 2、对陈建英提供的声明复印件、《委托书》、房产档案信息资料(宗地图、土地清册、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等)、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XX、XX、XX三份)复印件（三份）等证据，郭文贤、郑凤霞对上述证据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定，（1）、上述房产档案信息资料、土地登记表系有权机关盖章确认，并结合本院现场勘查，可以证实本案讼争房屋长6米，宽3米，其东面与北面临郭文贤房屋，南面临XX及一条小路，西面临XX房屋，系归陈建英的父母XX、XX所有。（2）、声明书上有陈建英的相关在世亲属签字按捺手印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郭文贤、郑凤霞辩称该声明书上的签字不能确定是陈建英相关在世亲属签名，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未申请法院鉴定，同时二人辩称上述放弃继承声明需当地公证机关公证，但根据司法实践，放弃继承声明的公证并不是放弃继承的必要条件。结合上述证据分析1内容，可以证实讼争房屋可由陈建英法定单独继承。（3）、《委托书》上有郭文贤亲笔签字确认，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虽然另一方签署人系XX，但结合上述证据分析1及证据分析2中的（1）分析，可以证实作为陈建英父母的儿媳XX（即陈建英的嫂子）系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郭文贤签订房屋保管的委托书，《委托书》合法有效。综上，结合上述证据分析1、2，陈建英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有权对郭文贤提起本案诉讼。 3、对陈建英提供的照片复印件等证据，郭文贤、郑凤霞对上述证据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定，结合本院现场勘查，勘查的照片能与陈建英提供的照片一致，且郭文贤与郑凤霞无证据证明该房是后期平地盖起，对上述照片，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并经现场勘查核对，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陈建英的父亲XX（现名XX，已于2008年12月13日死亡）拥有位于莆田市XX单层旧房屋一间（东面与北面临郭文贤房屋，南面临XX及一条小路，西面临XX房屋）,原为夯土墙土木结构。70年代间发生火灾时房顶坍塌，郭文贤于80年代间在此房位置上重新盖建为两层房屋，经现场勘查，郭文贤将该房屋用砖混重建南向及西向墙体，东向、北向使用相邻共墙体，一二层顶部用水泥混凝土灌筑，房屋占地6米×3米。旧房原有在莆田县人民政府1952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确权，旧房在烧毁及郭文贤重建前后均无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但该两层房屋相邻的房屋均在1991年间办理确定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XX与妻子XX（于2012年4月25日死亡）共生育大儿子XX、二儿子XX、女儿XX、三儿子XX，XX于2010年9月1日死亡，其妻子为XX、儿子为XX，XX的妻子为XX。XX于2011年9月6日受XX及其子女委托与郭文贤交涉后达成本案讼争两层房屋托管关系的《委托书》。XX、XX、XX、XX均向法庭书面声明表示放弃该讼争房屋继承权，陈建英为此权属与郭文贤发生争议。双方纠纷诉前经过基层村镇调解，基层村镇组织调解失败后，陈建英以郭文贤及第三人郑凤霞拒不返还讼争房屋为由，致诉讼。案经本院调解无效，各方各持己见，致本院无法调解。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本案中，郭文贤与委托代理人即陈建英的嫂子XX签订关于位于莆田市XX的房屋的《委托书》，该《委托书》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认定郭文贤与陈建英的母亲XX形成不动产的代管合同关系，现讼争房屋的其他合法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该房屋，故陈建英有权基于继承关系取得房屋所有权，并作为该不动产代管合同的权利方向郭文贤主张权利。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委托保管合同的解除请求权只需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即与相对方发生法律效力，故陈建英请求郭文贤解除2011年9月6日签订的代保管委托书，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对郭文贤抗辩陈建英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无权请求其返还讼争房屋，不予采信。该《委托书》上明确写明“房屋在60年代发生火灾，房屋由郭文贤新建为2层，但若郑秀萍及子女回XX居住，则郭文贤需把房屋清理无条件归还一层，二层进行补偿”。现郭文贤抗辩房屋已经在大火中烧毁并夷为平地，讼争房屋系其在平地上重新盖上，同时陈建英的家庭亲属未及时主张权利视为放弃房屋所有权，但都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和证实，故对郭文贤辩称本案案由应认定为所有权确权纠纷而不应认定为返还原物纠纷，不予采信。郑凤霞抗辩其系通过买卖方式取得讼争房屋，因该讼争房屋系郭文贤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将代管讼争房屋断卖给郑凤霞，陈建英及其亲属事后并不同意，也不知情，同时郑凤霞提供的与XX之间房屋买卖合同中出卖方包括作为房屋出卖方XX的丈夫郭文贤，对其中包括其代管的讼争房屋进行了出售，讼争房屋已标明为无证房产，郑凤霞作为该村集体组织以外的人，买卖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本身违反土地管理法有关禁止买卖的约束，是无效行为，应不受法律的保护。本案审理期间，经本院现场勘查及结合讼争房屋房产档案信息等材料，讼争房屋位于莆田市XX（东面与北面临郭文贤房屋，南面临XX及一条小路，西面临XX房屋），与陈建英诉讼中请求返还的房屋（房产编号为XXXXX（3）3.41左后（2）下方一间二层房屋）系同一处，因该讼争房屋已经出卖并不在郭文贤处，现系被第三人郑凤霞继续侵占，故对陈建英诉讼请求第三人郑凤霞返还坐落于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XX的陈建英祖遗房屋（房产证编号：XXXXX（3）3.41左后（2）下方一间的二层房屋），予以支持，对陈建英诉讼请求郭文贤返还房屋请求，不予支持。本案《委托书》中明确写明XX及子女归来居住向郭文贤进行二层进行补偿（补偿金为1万元），因考虑到郭文贤在修护讼争房屋一层时产生费用，且该讼争房屋二层搭建至今已有一段时间，已产生增值费用，同时郭文贤保管讼争房屋期间也产生一定的保管费用，但郭文贤在本案中并未主张，故本院不予审查处理，但郭文贤可以对上述费用另行向陈建英主张。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８６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５３）条、第（５５）条、第（５6）条、第（５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陈建英的嫂子XX与郭文贤于2011年9月6日签订的《委托书》； 二、郑凤霞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莆田市荔城区XX地号XXXXX（3）3.41左右（2）下方一间的二层房屋（即6米×3米房屋）返还给陈建英； 三、驳回陈建英对郭文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郭文贤、郑凤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志忠 人民陪审员  余文烟 人民陪审员  刘金水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林 晶 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十九条，即“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第三十条，即“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 第三十三条，即“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第三十四条，即“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 第一百五十二条，即“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第一百五十三条，即“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七十七条，即“保管期间届满或者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将原物及其孳息归还寄存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条，即“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８６条，即“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５３）条，即“有关土改遗留的房屋确权纠纷，一般应以土改时所确定的产权为准。土改时地主、富农被没收、征收的房屋，已确权给他人或归集体所有的，应依法保护。 对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房产确权问题，应依有关政策规定处理。” 第（５５）条，即“非所有权人出卖他人房屋的，应废除其买卖关系。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应宣布买卖关系无效。买方如不知情，买卖关系是否有效应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其他共有人当时明知而不反对，事后又提出异议的，应承认买卖关系有效。 因买卖关系无效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有过错的一方应负责赔偿。” 第（５６）条，即“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 第（５９）条，即“公民之间因代管房屋发生纠纷，应首先查明房屋产权的归属。房屋所有权人明确委托他人代管的，或虽未办理委托手续，但实际上由房屋产权人的亲属代管的，应认定为代管关系。在代管期间，受托人须按照委托权限行使代管权，并履行应尽的义务。由于受托人的过错造成房屋损失的，应予赔偿。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或维修房屋等所需的费用，应由委托人偿付。委托人要求解除代管的，应当准许。 受托人死亡时，其亲属未征得委托人的同意，擅自处分所代管房屋的，其处分无效，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第一款，即“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