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8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玉秀，女，197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金钰，广东中大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仕芳，广东中大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华英，女，197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秋英，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玉秀因与被上诉人陈华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5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玉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陈华英立即向黄玉秀支付拖欠的货款150080元；3.依法改判陈华英向黄玉秀支付从起诉之日起直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4.依法改判由陈华英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中存在以下事实查明及法律适用的错误。(一)本案中不存在任何公司行为，均为陈华英个人与黄玉秀的交易往来。(二)本案中陈华英未提供证据证实KirensInternationalLtd公司真实存在，未证实该公司是“JasSingh”开设的公司，未提供护照等有效合法证据证实JasSingh的身份，也即本案中没有任何公司及第三人的存在。(三)陈华英自认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未购买社保，也无法提供符合中国法律的相关用工证明证实其与案外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直接认定陈华英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存在明显的事实查明错误和法律适用的严重错误。（四）陈华英与案外的外国人有高度的盖然性为合伙关系，陈华英作为合伙人以及中国区域的老板，负责中国区域的业务经营并领取工资并不冲突，一审法院仅依据陈华英申报工资认定其员工身份理据不足。(五)本案中两份合同均由陈华英与黄玉秀签订，货款也由陈华英支付，合同细节的洽谈也是陈华英个人与黄玉秀确定，以上事实一审法院均有查明，一审法院不据此确认合同的相对性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六)一审法院对于黄玉秀支付给陈华英的返利行为存在事实查明错误。(七)一审法院对于陈华英提交的“工资”的审查有误。(八)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存在诉讼请求漏查明、证据的采纳以及证据的认定存在严重的错误。二、本案中不存在公司，所以不存在职务行为，均为个人行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向中国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其公司章程、所属国的公司登记证书等有关文件，经批准后，向公司登记机关依法办理，领取营业执照”，故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必须依法提出申请，经批准后领取营业执照。一审中，陈华英主张其是员工，是职务行为，但是陈华英自认“KirensInternationalLtd”广州办事处是没有注册的，也没有分公司，直至一审判决陈华英都没有提交其主张的“KirensInternationalLtd”外国公司的营业执照，也没有提交其主张的外国人的护照或相关的身份证明来证实其主张的外国人的真实身份，也未证明其主张的外国人与“KirensInternationalLtd”外国公司的关系，所以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公司及第三人，不存在任何的职务行为，这都是个人的行为，相关的法律责任依法应由行为人即陈华英本人承担，一审法院驳回黄玉秀的诉讼请求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三、陈华英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直接认定陈华英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存在明显的事实查明错误和法律适用的严重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从该规定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职务代理的构成条件需要以下条件：(1)代理人是法人或者是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2)代理人实施的必须是其职务范围内的事项；(3)必须是以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4)被代理人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而在本案中，陈华英自认KirensIntrernationalLtd公司在广州没有分公司，只有办事处，但未注册。这说明被代理人并非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公司，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本就不存在职务行为，这都是陈华英的个人行为。故一审判决中直接认定陈华英是属于职务行为系查明认定事实严重失误。且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二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在我国不具有用工权，其在我国招募工作人员，应当委托当地外事服务单位或者中国政府指定的其他单位办理。综上，陈华英在无法证实KirensIntrernationalLtd公司存在，以及“Jas”的真实身份，以及“Jas”是KirensIntrernationalLtd公司的老板的情况下，公司都不存在，其主张其是该外国公司广州办事处的员工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同时陈华英自认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保、也无法提供符合中国法律的相关用工证明证实其与案外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直接认定陈华英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存在明显的事实查明错误和法律适用的严重错误。四、陈华英与案外的外国人有高度的盖然性为合伙关系，陈华英作为合伙人以及中国区域的老板，负责中国区域的业务经营并领取工资并不冲突，一审法院仅依据陈华英申报工资认定其员工身份理据不足。一审法院确认陈华英是公司的跟单经理，在“老板”不在的时候负责整个公司的运营，确认是陈华英的个人银行卡支付所有办事人员的工资以及所有供应商的货款等陈华英作为该中国办事处老板及负责人身份的证据及事实，却未采信其身份，而仅以陈华英提交的邮件中的工资单、汇报或申请资金为由认定陈华英不存在决策权或不掌握资金，显然自相矛盾，且陈华英提交的邮件均为单方发送给案外人的，并未有任何回复，且只有2018年3、4月份陈华英主张的中国办事处无法继续正常经营后的工资沟通记录，即便陈华英有向案外人发送决策事宜并申报每月工资，但其若仅为跟单员，一个员工根本不可能参与公司运营也不可能由一个小员工来确定员工每月工资，更不可能以其个人账户支付每一笔货款，基于以上事实，黄玉秀更有理由相信陈华英的老板身份，一审法院对以上事实的查明存在严重错误。五、陈华英即合同的相对方，一审法院对于黄玉秀支付给陈华英的返利行为存在事实查明错误，案涉订单的所有报价均是由陈华英确定的，黄玉秀接受陈华英的报价即可成立合同关系，从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黄玉秀是没有报价的主动权的，而黄玉秀采取返利的形式符合本行业的交易规则。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陈华英非合同相对方查明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陈华英确认本案中两份合同均由陈华英与黄玉秀签订，货款也由陈华英支付，合同细节的洽谈也是陈华英个人与黄玉秀确定，以上事实一审法院均有查明。其次，陈华英与案外人之间的邮件往来只能确认陈华英的订单是从别处获取，至于单价一致，并不能代表陈华英与案外人之间就是员工与老板的关系，黄玉秀认为这恰恰能证明陈华英与案外人之间是合伙人的关系，陈华英从案外人处获得订单，并负责在中国市场寻找供应商，以上事实并不影响陈华英需要与案外人洽谈订单履行的相关事宜，且陈华英掌握着整个中国市场所有供应商的货款，并负责整个中国区域办事人员的管理和工资发放，陈华英显然是有决策权和掌握资金的权利的，陈华英在一审确认所有款项案外人是转入其账户，由陈华英负责支付给供应商，作为供应商，黄玉秀无法得知陈华英与案外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但黄玉秀从签订合同、履行合同、支付货款的交易以此认定陈华英是合同的相对方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不应驳回黄玉秀对陈华英的诉讼请求。即使退一步来说，就算一审法院认定陈华英没有独立的决策权，不是合伙人，也不可能是职务行为，陈华英根本没有证据证实其与案外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且公司不存在的情况下，没有职务代理一说。退一步也应该是属于代理行为，也仅仅是一般的代理行为，而非职务代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五条之规定，现因为委托人原因对第三人即黄玉秀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即陈华英向黄玉秀披露了委托人，黄玉秀可以选择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承担责任。何况在本案中，直至一审判决，陈华英均未能提供相关的授权委托，也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外国人的身份证明，黄玉秀根本未曾见过该外国人，外国人的真实身份也无法知晓，现黄玉秀选定陈华英主张其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而且黄玉秀依据交易习惯以往货款是由陈华英的账户支付的，故陈华英应当承担支付拖欠货款的责任。六、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存在诉讼请求漏查明、证据的采纳以及证据的认定存在严重的错误。（一）一审中陈华英确认仍拖欠黄玉秀150080元的货款未结，一审判决中对此只字未提，存在诉讼请求漏查明，请求予以改判。（二）黄玉秀自始至终都未认可过陈华英与案外人的聊天记录、公证书邮件内容、案外人与陈华英的经济往来、陈华英提交的工资单、办公费、样品发送清单等证据的证明内容的三性，黄玉秀认为以上证据均为陈华英与案外人之间发生的往来，黄玉秀并未参与也不知情，案外人与陈华英之间的关系及金钱交易不能对抗黄玉秀与陈华英之间的合同相对性，但一审法院在审查本案争议焦点时并未就黄玉秀的观点进行查明及认定，属于严重的事实查明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查明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存在瑕疵，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恳请法院查明本案全部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玉秀的全部上诉请求。陈华英辩称，不同意黄玉秀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黄玉秀在上诉状称“本案中没有任何公司及第三人的存在”，陈华英对此不予确认。陈华英与黄玉秀及其共同参与的微信群中多次提到“老板”、“英国总部”及“Kirens公司”的字眼。二、黄玉秀主张陈华英与外国人“有高度的盖然性为合伙关系”，显然是黄玉秀的猜测，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表述，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事实上陈华英已经有大量证据证明其与Jas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与黄玉秀的交易纯属职务行为，应由其所在公司KirensInternationalLtd公司承担法律后果。黄玉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陈华英立即向黄玉秀支付拖欠的货款150080元；2.判令陈华英向黄玉秀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直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为证明陈华英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黄玉秀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流水账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玉秀、陈华英双方就货物的数量、颜色、运输方式、收货人等进行交流，也有黄玉秀向陈华英催收货款等内容。银行流水显示陈华英及案外人龙若冰曾向黄玉秀的丈夫陈勇转款50000元。陈华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为证明陈华英只是KirensInternationalLtd公司的员工，陈华英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国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若干、公证书两份、翻译本两份、公告、催缴通知、名片、赢龙公司银行账户信息。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陈华英每个月都有大笔资金转入，转入后，陈华英会分成若干笔转到不同的案外人账户，陈华英主张该账户是用于支付公司员工工资和货款给供应商；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2018）粤广南粤第6753号公证书及其翻译本显示，陈华英在2018年4月11日向案外人发送了“2018年3月工资单”、“2018年3月办公费”、“2018年3月样品发送清单”并抄送“Jas”，2018年5月10日陈华英向案外人发送“2018年4月工资单”、“2018年4月办公费”、“2018年4月样品发送清单”并抄送“Jas”，其中“2018年4月工资记录”显示陈华英的职务为“高级跟单员”；《公告》记载因经营者拖欠“张永凤”等人工资，KirensInternationalLtd广州办事处被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要求到现场协助劳动保障部门处理事件；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2018）粤广南粤7560号公证书及其翻译本显示，陈华英在2017年10月20日从案外人处收到添加有文件的邮件，邮件中要求陈华英按28元的价格将订单放在工厂，该文件打开后，抬头是“select”的订单，该订单与黄玉秀提交的第一次交易订单一模一样。黄玉秀对证人证言、催缴通知、名片、赢龙公司银行账户信息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即使陈华英与案外人是代理关系，但是陈华英从来没有向黄玉秀披露过他们之间的委托关系，或者向黄玉秀提交相关书面证明，陈华英均是以个人身份与黄玉秀交易并付款，黄玉秀有理由相信是黄玉秀、陈华英之间发生的交易。庭审中，陈华英申请了吕志强出庭作证，吕志强陈述，其在2016至2017年10月左右与陈华英是同事关系，老板是一个英国人叫“Jas”，老板不在的时候公司由陈华英管理，工资是由老板打款，陈华英收到后再向其发放，老板跑路在行业内很多人都知道。黄玉秀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认可。黄玉秀承认曾在2017年12月15日向陈华英转账4000元及对陈华英说过“每件给你5角”，之后也有向陈华英发红包和转账1000元，对此，黄玉秀解释是认为陈华英是老板，有很大的权利，为了搞好与陈华英的关系，多接订单，所以就向陈华英支付款项，单纯的让利是没有办法让陈华英给黄玉秀订单的，这也是行业的潜规则。陈华英的解释是陈华英是跟单经理，4000元是黄玉秀给陈华英的提成，按照每件0.5元的价格给陈华英，有时也以其他形式转红包给陈华英，服装行业的潜规则是工厂给提成给跟单经理。陈华英陈述其是KirensInternationalLtd的老板“JasSingh”聘请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KirensInternationalLtd在广州没有分公司，只有一个广州办事处，没有注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陈华英是否是涉案合同的相对方。首先，陈华英提交的“工资单”、“办公费”、“样品发送清单”均是下月发送上月,可以反映陈华英没有决策权或不掌握资金，需要汇报或申请资金，且在2018年4月份的工资表中记载的陈华英职务为“高级跟单员”；其次，陈华英收到的“select”订单与黄玉秀提交的第一次交易订单一模一样，陈华英也按邮件中的要求以28元的价格交给工厂，未在给黄玉秀订单时提高价格；最后，按照一般的交易习惯，如果陈华英是老板，在与黄玉秀确定订单时，直接压低黄玉秀价格即可，没有必要跟黄玉秀约定每件返5毛，黄玉秀更不可能在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就返利给陈华英，该行为更符合供货商在获得订单后对订货商的采购人员给予回扣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陈华英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其仅仅是在履行职务行为。综上所述，陈华英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黄玉秀要求陈华英支付拖欠的货款的诉请，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判决：驳回黄玉秀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51元，由黄玉秀负担。二审中，黄玉秀向本院补充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陈华英员工的联名证明，拟证明陈华英公司的9名员工确认陈华英是该公司的负责人及老板，由陈华英负责招聘及给他们发工资。该9名员工均是陈华英在一审中证据清单（二）中第6组证据中员工工资汇总的人员，足以证明是陈华英与黄玉秀进行的合作，其应对自己对外的合同行为承担责任。证据2陈华英、JasSingh与其他供应商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黄华英主张所谓的老板JasSingh明确表明他在中国没有公司，广州粤海置业有限公司B706办公室的老板是陈华英，供应商应该向陈华英要钱，并非陈华英在一审庭审中答辩的JasSingh为公司老板，显然陈华英在恶意逃避供应商的货款。陈华英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且没有日期。没有陈如这个人，陈华英与刘志勇确认过，其签名不是他签的，吴贝贝的签名也不是其签的。2018年8月31日JasSingh通过其他途径结算了工资。对证据2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予确认，黄玉秀断章取义，只是抽取了部分微信聊天记录。陈华英向本院补充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群聊的微信聊天记录（黄玉秀、陈华英等），拟证明（1）2017年3月14日当黄玉秀工厂做的服装有质量问题的时候，陈华英清晰告诉她会将这个问题跟老板（Jas）反映这个问题。可见，黄玉秀对老板（Jas）存在的事实一清二楚。（2）陈华英要求黄玉秀“提供合盛的银行资料，我要做账出去给英国总部”。可见黄玉秀对KirensInternationalLtd公司存在的事实一清二楚。证据2群聊的微信聊天记录（黄玉秀、陈华英、黄玉秀的侄子黄浩南），拟证明黄玉秀介绍侄子黄浩南过来接单，因黄玉秀无法按时交货可能导致取消订单，就如何承担面料成本的问题黄玉秀与陈华英产生争议，陈华英表示要请示老板（Jas）。证据3群聊的微信聊天记录（陈华英、陈华英老板JasSingh及guibin_gao），拟证明guibin_gao作为供应商向Jas追讨货款，陈华英站在guibin_gao这边帮忙说话，Jas故意说：“IhavenocompanyinChina”（我在中国没有公司），Jas是在推卸责任，而黄玉秀将该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是在断章取义。证据4KirensInternationalLtd公司营业执照，拟证明KirensInternationalLtd公司作为英国公司真实存在，黄玉秀对此知情。证据5网页截图，拟证明从天眼网站查到KirensInternationalLtd公司真实存在。黄玉秀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明内容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聊天记录是陈华英、黄玉秀、另案供应商的聊天记录，与陈华英主张的案外外国人没有关系，均是陈华英在洽谈订单和履约的过程，该聊天记录与陈华英主张的外国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2，这个微信群里有陈华英、黄玉秀、另案供应商黄浩南，确认黄浩南是黄玉秀的侄子。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从中可得知，陈华英对外发单洽谈订单细节都是以个人名义。足以证明是其与所有供应商签订合同履行订单，供应商按照陈华英的要求做单发货完成交易。从该聊天记录中并未显示有任何公司及其他人的存在。对证据3，聊天记录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聊天内容并不是与黄玉秀的合作过程，无法确认其关联性。且从该聊天记录中可知，陈华英主张的外国人已明确表示其在中国没有公司，让供应商找陈华英结算货款，陈华英与案外外国人之间究竟是何关系，与黄玉秀等供应商并无关系，不能以此逃避陈华英应承担的付款义务。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确认，证据来源不清晰，且外文证据依法应提交公证文本和翻译文本，从该营业执照并不能体现该公司与本案、与陈华英有任何关系。对第5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陈华英与黄玉秀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玉秀问“公司钱要多久才能到呢？”陈华英回复“老板说要星期五”黄玉秀问：“不是老板来公司了吗？”陈华英回复“还没有到”黄玉秀则回复“麻烦您多催一下老板”。黄玉秀向陈华英催款，聊天内容中多次出现“你公司”。陈华英提交的陈华英、Jas、黄玉秀三人群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玉秀追讨货款，商讨货款打折问题，聊天内容中出现“你公司”“你们公司”。又查明：与涉案的交易模式基本一致的还有（2018）粤0103民初8086、8088、8090号等关联案件。（一）从陈华英与（2018）粤0103民初8086号关联案件陈玉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陈玉芳与Kirens公司的Rakesh洽谈货物价格、交货时间等，Rakesh还表示其会和Jas谈谈，逼他还清货款，陈玉芳将谈话截屏发给陈华英。2016年，陈玉芳多次向陈华英转账表示感谢，并请陈华英不要嫌少，等自己的货款到了，再给陈华英包个大红包。陈玉芳还要求陈华英帮助翻译陈玉芳向外国客户追讨货款的内容。（二）从陈华英与（2018）粤0103民初8088号关联案件高雪冰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高雪冰将其与Jas的微信聊天记录大量截图发给陈华英，截图显示，Jas想让高雪冰帮其管理广州办公室，高雪冰则要求Jas马上付款，并表示付款后，高雪冰会继续做Jas公司的单。在向Jas商讨货款无果的情况下，高雪冰要求陈华英出面帮高雪冰向公司的老板Jas追讨货款。聊天内容中多次出现“你（们）公司”“你老板”。（三）从陈华英与（2018）粤0103民初8090号关联案件程伯勇（金盛服装厂）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2017年7月、8月，程伯勇两次向陈华英转账给提成，并要求陈华英催促外国老板安排货款，要陈华英将其急需用钱的情形转发给陈华英的老板，聊天内容中多次出现“你公司”。（四）一审陈华英提交的陈华英、Jas、关联案件中高雪冰三人群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高雪冰向老板Jas追讨货款，高雪冰表示急需用钱，并对Jas说：“老板你老是拖来拖去。……你这样不管我的生死。怎样有心情同你合作。”高雪冰还与Jas商讨货款折扣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1.陈华英在交易过程中行为的性质;2.陈华英是否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黄玉秀称交易过程中其不知道有英国老板Jas的存在，也不知道有Kirens公司的存在与事实不符。黄玉秀与陈华英商谈订单，订单抬头写明KirensInternationalLtd，从黄玉秀与陈华英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黄玉秀知悉公司的老板，陈华英提交的陈华英、Jas、黄玉秀三人群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玉秀追讨货款，还商讨货款打折问题，其是清楚知道外国公司Kirens公司及外国老板Jas的。涉案的交易模式与（2018）粤0103民初8086、8088、8090号等关联案件基本一致。在（2018）粤0103民初8086号关联案件中，陈玉芳本人入职Kirens公司，知道Jas是公司老板，也确认其见过Kirens公司的老板Jas。2016年5月16日《同意书》，落款处一方为顺发服饰陈玉芳，另一方Kirens公司Cheery（即陈华英），表明陈玉芳是知晓Kirens公司存在并与该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货款由Kirens公司支付。从陈华英与陈玉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陈玉芳与Kirens公司的Rakesh洽谈货物价格及交货时间，陈玉芳给陈华英提成，并请陈华英翻译陈玉芳向外国老板追讨货款的内容，可知陈玉芳是向Jas追讨货款。（2018）粤0103民初8088号关联案件高雪冰则通过微信直接与Jas洽谈折扣，追讨货款，也是清楚知道外国公司Kirens公司及外国老板Jas。从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在（2018）粤0103民初8090号关联案件中程伯勇也是知道外国公司Kirens公司及外国老板Jas的，其要求陈华英催促外国老板安排货款。其次，陈华英提交的“工资单”“办公费”“样品发送清单”，显示发送时需抄送Jas，也反映陈华英没有决策权或不掌握资金，需要汇报或申请资金，工资表中记载陈华英是高级跟单员，其申请资金后发工资给其他团队人员，证明陈华英是受雇于外国公司Kirens公司或外国人Jas。再次，Kirens公司广州办事处未经合法注册登记，并不存在。以不存在的广州办事处名义经营，其责任应由设立该办事处的外国公司Kirens公司或外国人Jas承担。陈华英受雇于Kirens公司或外国人Jas，其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最后，陈华英使用抬头为KirensInternationalLtd的订单或者通过微信的方式向黄玉秀下单，黄玉秀也没有证据证明陈华英与Kirens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即使黄玉秀认为陈华英与Kirens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但订立合同时及合同履行过程中，黄玉秀是知道陈华英与Kirens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涉案合同也是直接约束黄玉秀与Kirens公司或外国人Jas。综上，黄玉秀是知道Kirens公司及其老板Jas的存在的，本案诉讼发生前，黄玉秀也是向Jas追讨货款，陈华英在交易过程中行为为履行职务行为，其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黄玉秀要求陈华英支付货款，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黄玉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1元，由上诉人黄玉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张朝晖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