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民终1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云南鑫盛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定代表人：张陆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嘉，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科，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法定代表人：王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拥军，上海锦天诚（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乙婕，上海锦天诚（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金泰缘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法定代表人：杨琼英，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云南金缘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法定代表人：段云翔，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学朋，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继骧，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云南鑫盛物流有限公司（简称鑫盛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淮矿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昆明金泰缘公司）及一审被告云南金缘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金缘金属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由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2015）淮民二初字第00145号民事判决，鑫盛物流公司不服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6)皖民终1060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该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皖04民初31号民事判决。鑫盛物流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鑫盛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嘉、余科，淮矿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拥军、吴乙婕，金源金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学朋到庭参加了诉讼。昆明金泰缘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盛物流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改判驳回淮矿物流公司对鑫盛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判决淮矿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完全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全文照抄《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条款内容，无任何对本案事实部分的查清说明，仅仅以淮矿物流公司提供的《战略合作经营协议》、金缘金属公司出具的《询证函》和2015年1月4日金缘金属公司召集昆明金泰缘公司、云南鑫豪钢铁公司、云南润霖物流公司、昆明聚缘钢材商贸公司会议的《会议纪要》作为判决的依据。而事实上，《询证函》项下对应的金额是否能证明全部是因为履行《战略合作经营协议》而产生才是本案需要查明的最关键事实，但一审法院未予查明。鑫盛物流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就上述案件事实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但截至一审判决作出，该院都未向鑫盛物流公司作出同意或不同意鉴定的答复。2015年1月4日，金缘金属公司组织召开的会议，参会主体明显已经超出《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的合作主体范围，与本案已经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既然一审法院认定云南鑫豪钢铁公司、云南润霖物流公司、昆明聚缘钢材商贸公司也实际参与了战略合作经营，就应当将上述三家公司作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参与人，以利于查明案情，但一审法院并未通知其参加诉讼。(二）作为买卖合同纠纷，应当核查以下几项基本事实：（1)《询证函》金额具体是如何产生的；（2)本案中是否存在真实的钢材贸易行为；（3)淮矿物流公司作为供货方，是否完全履行了全部的供货义务；（4)鑫盛物流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实际参与了经营行为，是否获得合同利益。但纵观一审法院整个审理过程，并未就前述几项基本的案件事实进行核查。(三）一审判决完全忽略了“《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的由鑫盛物流公司提供仓储物流、确认资金计划等核心事项均未执行和实施”这一基本事实。在一审审理中，淮矿物流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鑫盛物流公司实施了提供仓储服务、确认资金计划的经营行为。二、一审判决依据明显不足。(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的《战略合作经营协议》已经履行，并据此判令鑫盛物流公司承担款项支付义务，这与客观事实不符，明显缺乏依据。(二）即便涉案的《战略合作经营协议》已经履行，但仅仅因为其中一句“鑫盛物流公司对资金安全负责”的内容即判令鑫盛物流公司承担款项支付义务，是极其牵强的。“对淮矿物流公司投入资金安全负责”并不等同于要对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或者共同偿还责任，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表述和后果。(三）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在《询证函》中的对账金额并非是因履行《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产生。理由如下：1.按具体业务合同梳理。依据《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第三条第7款约定：“具体业务操作，本着一事一议，以具体签订供货合同为准。”2010年11月30日至2014年8月20日期间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所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共211份，但其中无任何一份经过鑫盛物流公司参与确认，即使由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进行确认的也并非全部以三方《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作为执行的依据。经统计全部211份具体合同约定的执行标准分如下四类：按三方《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执行；按合同法执行；按《代理采购经营合作协议书》执行；无执行标准。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签订的全部《钢材购销合同》中，经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下游企业三方盖章认可且内容中约定了结算执行三方《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的仅有签订于2010年11月30日至2012年3月1日期间的83份。2012年6月25日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及其下属的昆明、重庆分公司结清业务款项后，金缘金属公司单独与淮矿物流公司开展的经营活动中，再无任何一份三方盖章认可或者内容中约定了结算按三方《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执行的《钢材购销合同》，该类合同下的债权债务即使在《询证函》中，也与《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无任何关系。2.按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的真实账目统计。2010年11月29日签订三方《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时，金缘金属公司就已经欠付淮矿物流公司209228589.10元、欠付淮矿物流公司下属的昆明分公司70690086.00元、超付淮矿物流公司下属的重庆分公司120904871.07元，合计欠付淮矿物流公司及下属的昆明、重庆分公司159013804.83元，该部分在《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签订前就已经产生的债权债务即使包含在《询证函》中，也应与《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无任何关系。(2)在2010年11月29日《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签订之后，金缘金属公司曾与淮矿物流公司、淮矿物流公司下属重庆分公司开展过的业务均结清了款项，至2012年6月25日，产生的所有业务欠款均已经结清（结清总款中已经包含三方盖章认可，且约定结算按三方《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执行的83份《钢材购销合同》项下的所有业务款项）。此后，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开展的业务，以及《询证函》中的应收账款，均不属于《战略合作经营协议》项下的金额。3.昆明金泰缘公司、云南鑫豪钢铁有限公司、昆明聚缘钢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润霖物流有限公司为本案中实际占用淮矿物流公司资金的主体。截止2015年3月31日，上述四家公司实际占用淮矿物流公司的资金总额为259548064.71元，与淮矿物流公司诉求归还的《询证函》下欠款金额一致。但昆明聚缘钢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润霖物流有限公司不是《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中昆明金泰缘公司指定开展业务的业务主体，故该两家公司对淮矿物流公司的欠款153176987.88元，虽在金缘金属公司、淮矿物流公司的《询证函》金额中，但不属于《战略合作经营协议》项下的金额。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错误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1.三方《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只表明三方互为战略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经营的意向，且协议中未明确约定各方实际参与经营活动的权利义务及具体经营的标的、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方式。该协议也没有明确约定鑫盛物流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之间的委托事项及委托范围。2.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签订的所有《钢材购销合同》中，仅仅有83份合同存在“按《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执行”的条款，一审法院认定鑫盛物流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之间存在过委托关系，也仅仅针对这83份《钢材购销合同》。而其余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进行交易的行为则与鑫盛物流公司无任何关系，不能认定为系鑫盛物流公司授权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进行的交易，只能认定为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自行开展的业务。3.鑫盛物流公司在一审中的证据可以证明，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签订的所有《钢材购销合同》中，仅有83份明确“按《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执行”，相关合同已经于2012年6月25日前全部履行完毕并结清价款。双方的委托关系早已结束。(二）一审法院之所以判决鑫盛物流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实际是将《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中鑫盛物流公司应对淮矿物流公司所投入资金安全的约定，错误认定为鑫盛物流公司应对淮矿物流公司投入的资金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保证合同是在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双方应就债权种类数额、担保范围等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并予以书面确认，在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法定条款的情况下，合同双方可以也应当予以补正。其中，鉴于保证合同的类型和性质，其主要条款在有效确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方面，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保证人必须明确表达对某一债权债务愿意以自己的财产担保履行的意思表示；被担保主债权，即保证合同的标的，应当是特定化的、数额可以确定的、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的债权。2.其中《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第三条第6款中“资金风险防范：三方均应做好资金风险的防范工作，乙方应对甲方所投入的资金安全负责，丙方应对甲方、乙方资金安全及风险负责”的约定，是以签约之时尚未成立、债权数额尚未确定、债权人债务人等基本要素均不特定的资金作为主债权，并缺少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的期间等基本要件，明显不符合保证合同的成立要件。3.即使金缘金属公司、淮矿物流公司在《询证函》中的对账金额全部真实，也系因履行《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所产生，但该债权债务关系形成后直至本案诉讼时，淮矿物流公司与鑫盛物流公司也未依据《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第三条第7款“具体业务操作，本着一事一议，以具体签订供货合同为准”及第四条“合作中出现经营资金拖欠，利益受损方书面提出终止协议，十日内三方将往来账目结清”的约定，对前述所谓担保条款予以有效补正或者重新订立保证合同，鑫盛物流公司对淮矿物流公司不应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四、一审法院遗漏了必要的共同诉讼参与人，审判程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依法应当撤销本案一审判决。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战略合作经营协议》已经全面履行并在判决书中确认了云南鑫豪钢铁公司、昆明聚缘钢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润霖物流加工有限公司实际参与《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追加云南鑫豪钢铁公司、昆明聚缘钢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润霖物流加工有限公司作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参与人参加本案诉讼，但一审法院并未通知其参加诉讼。淮矿物流公司辩称：一、鑫盛物流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之间系委托关系，淮矿物流公司基于《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与金缘金属公司所发生的交易，其权利义务应由鑫盛物流公司享有和承担。淮矿物流公司与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自2009年签订《战略合作经营协议（草案）》开展合作，经过三方一年多的运作，业务取得了开拓性进展，三方均认为这种战略合作经营的模式是今后开展业务的基础模式，并于2010年11月正式签订了《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确立互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该协议对合作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约定合作期限自2010年11月至2015年10月止。根据《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的约定可以明确以下法律关系：1.《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确定的合作关系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2.鑫盛物流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3.淮矿物流公司下属分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所发生购销业务是基于《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所形成，也是为了实际履行该协议；4.基于《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所产生的债务应由委托方鑫盛物流公司承担。也正是基于此，一审法院判决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承担责任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即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明确，且无争议。在《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的框架下，淮矿物流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通过具体《钢材购销合同》开展贸易往来，自2009年之始至2014年间，双方共计发生211笔交易，由于双方在实际履行这些合同过程中，并非所有付款均与每笔交易完全对应和吻合，所以才会导致在最终结算时需要通过对账加以明确。因此，2015年3月31日淮矿物流公司以《询证函》的方式要求金缘金属公司对债权债务金额加以明确，通过双方举证材料也可以反映出，双方对诉争金额并无异议，只是对责任主体有异议，而责任主体问题应当通过法律关系来加以判定。本案中，淮矿物流公司所举的有关2014年与金缘金属公司所签订的八份《购销合同》以及收货证明，虽合同金额与诉争金额不一致，原因主要是双方业务开展自始至终并非一单一结，而是滚动进行，所举证据只是为了说明业务开展是真实的，诉争金额最终来源于债权债务《询证函》。所以，该函上载明的欠款259548064.71元，系自2009年至2014年双方往来账目总额的余值。加之淮矿物流公司与上游供应商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淮矿物流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以及金缘金属公司出具的收货说明、各方账册、《询证函》等证据的佐证，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是真实存在的，且整个交易过程中，是金缘金属公司接受鑫盛物流公司的委托与淮矿物流公司进行业务和财务往来。三、鑫盛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1.鑫盛物流公司试图以合同文本不同而以人为方式对所有合同进行分类，显然是错误的。首先，《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的有效期是2010年10月至2015年10月，淮矿物流公司所主张的债权均发生在上述期间内。且在该有效期内,各方并未就《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作出任何实质性变更或达成终止履行的合意。2.鑫盛物流公司称2010年11月30日至2014年8月20日期间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签订的211份合同中仅有83份系经金缘金属公司、淮矿物流公司和下游企业三方盖章认可且约定了结算执行三方《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事实上，经过对双方所举证据进行对比可以看出，鑫盛物流公司所指83份按《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执行的合同文本，系全部因昆明金泰缘公司作为第三方的时候才如此约定。而在同一时间内，当昆明金泰缘公司不作为第三人时，合同文本则使用另一模板。因此，这种单方主张的合同分类是不能成立的。上述协议非但不能表明基于《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产生的《钢材购销合同》仅有83份，也无法证明《询证函》中对账金额并非履行《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产生。2.关于合同性质问题。鑫盛物流公司认为双方之间的《购销合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根据淮矿物流公司所举证据来看，每笔交易都有收货证明，这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处理大宗贸易纠纷中，也秉承只要有收货证明就可确认为正常贸易合同的司法理念。同时，本案通过《询证函》足以说明本案已不是合同纠纷，而是债权债务纠纷。3.鑫盛物流公司认为2010年11月29日之前，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便已产生历史债权债务，该部分债权债务与鑫盛物流公司无关，且2012年6月25日之前的账目已经进行了结算，所有业务欠款均已结清。该观点也是错误的。需要强调的是，三方的战略合作系自2009年签订《战略合作经营协议（草案）》时始，即《战略合作经营协议（草案〉》签订到《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签订期间（2010年11月29日之前）由金缘金属公司实际运作而产生的债权债务仍应当由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承担责任。而《战略合作经营协议》自签订后从未作变更和解除，鑫盛物流公司未曾出具解除委托的文件，三方也未签订过任何结算协议办理结算手续。由于账册载明的数额在合作中一直是动态滚动的，金缘金属公司账册显示欠款余额的多寡并不能说明双方的合同关系发生变更或终止，更无法说明鑫盛物流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委托关系早已结束。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驳回鑫盛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金缘金属公司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淮矿物流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缺乏客观依据，淮矿物流公司至今未能举证证明本案是真实钢材交易的贸易行为，淮矿物流公司主张与金缘金属公司系钢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金缘金属公司主张本案并不存在真实的钢材贸易关系，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故淮矿物流公司应当举证其是否进行了钢材采购和投入的金额，以及是否存在真实的钢材供货行为。由于淮矿物流公司拒不提供物流凭证，金缘金属公司在两次庭审中提出鉴定申请，希望引入第三方机构对以上事实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但均未采纳该鉴定申请，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不清。其次，《询证函》中的对账金额并非是钢材贸易产生的，而是淮矿物流公司向昆明金泰缘公司等四家公司提供融资借款而产生的，金缘金属公司参与到该业务中间环节，仅是通过分别与淮矿物流公司和下游的四家公司签订贸易合同和开具增值税发票，并进行过账实现扩充贸易额的目的。由于购销合同约定的提货方式均为指示交货，由下游四家公司直接至供货商处提货，金缘金属公司对于存在真实的钢材交付，以及交付数量均不知道，仅为配合款项过账开具发票而出具部分收货证明。一审法院仅凭部分合同以及收货证明，认定双方存在钢材交易行为，继而认定当事人之间为买卖合同纠纷缺乏事实依据，金缘金属公司得知淮矿物流公司因涉嫌虚开增值税案件正在审理中，如果淮矿物流公司针对全部或部分交易未能投入资金采购钢材，并且未真实发生过钢材贸易性，则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为避免错误认定本案，本案对钢材采购交付行为应当重点审查。如果淮矿物流公司不能或拒不提交证据证明真实的交货行为，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认定金缘金属公司与鑫盛物流公司为委托代理关系是错误的，金缘金属公司从未受到过鑫盛物流公司委托履行《战略合作经营协议》，该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三方授权各自下属部门或属地公司开展业务，本条款所使用的授权表述是各关联方作为具体的合作主体，并不代表各方对所指定的合作主体产生法律上的授权并承担委托后果，不构成委托代理关系，鑫盛物流公司也未获得过任何收益。其次，金缘金属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淮矿物流公司签订合同，从未以任何形式以鑫盛物流公司名义与淮矿物流公司对接业务，而淮矿物流公司也未从鑫盛物流公司取得过对金缘金属公司授权委托书，不能认为金缘金属公司与鑫盛物流公司存在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金缘金属公司均是独立与淮矿物流公司开展业务，自行收取所得的一切款项，并不存在将取得的财产利益以任何形式交付给鑫盛物流公司。淮矿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鑫盛物流公司、金缘金属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共同向淮矿物流公司偿还贸易欠款259548064.71元及利息10537410.77元[暂算至2015年7月2日，按照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请求判至款项付清时止]；2.由鑫盛物流公司、金缘金属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负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29日，淮矿物流公司（甲方）与鑫盛物流公司（乙方），昆明金泰缘公司（丙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约定：一、甲乙丙三方均认同在今后的物流产业及合作经营业务中，互为战略合作伙伴。二、甲乙丙三方均授权由各自下属部门属地公司分别对口开展具体的业务运作。甲方授权：淮矿物流公司昆明分公司、淮矿物流公司重庆分公司；乙方授权：金缘金属公司（昆明）、金缘金属公司成都办事处（条件成熟时成立金缘成都公司）；丙方授权：云南鑫豪钢铁公司（昆明）、昆明金泰缘公司成都分公司（条件成熟时成立金泰缘成都公司）。……合作经营中，甲方负责经营项目评审，资源开发及提供资源。乙方负责经营项目评审，物流仓储与配送，并对经营过程进行监管。丙方负责经营项目评审，市场开发与销售。业务流程为：甲方对接钢厂（供方）、乙方对接甲方、丙方对接乙方。经营项目资金筹集：整个经营项目所需资金的筹集均由甲方负责，丙方应根据项目资金运行情况，做出明细计划报甲、乙方。如果项目资金出现不足情况，则由甲方负责统筹协调。资金风险防范：三方均应做好资金风险的防范工作，乙方对甲方所投入的资金安全负责，丙方应对甲方、乙方资金安全及风险负责。具体业务操作，本着一事一议，以具体签订供货合同为准。资金往来：必须按照三方业务流程及增值税发票运作模式进行，经营项目资金管理必须由三方财务审核后，方能运作。……合作期限自2010年1l月至2015年10月止。2015年1月4日，金缘金属公司召集昆明金泰缘公司、云南鑫豪钢铁公司、云南润霖物流公司、昆明聚缘钢材商贸公司召开“关于淮矿物流公司终止合作钢材贸易后各方债务解决协调会”，金缘金属公司认为淮矿物流公司单方终止了代理采购业务，给各方带来回款压力，希望各方按战略合作协议与金缘金属公司共同积极解决关联债务。2015年3月31日，经金缘金属公司确认，尚欠淮矿物流公司259837621.71元。经昆明金泰缘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核对账目，截止2015年5月31日，昆明金泰缘公司欠金缘金属公司货款总额为38951711.68元；云南鑫豪钢铁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核对账目，截止2015年4月30日，云南鑫豪钢铁公司欠金缘金属公司货款总额为67419365.15元；云南润霖物流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核对账目，截止2015年4月30日，云南润霖物流公司欠金缘金属公司货款总额为145917833.58元；昆明聚缘钢材商贸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核对账目，截止2015年4月30日，昆明聚缘钢材商贸公司欠金缘金属公司货款总额为7259154.3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当事人之间是否为买卖合同纠纷；二、对《询证函》中所欠款项，应由谁承担给付责任；三、淮矿物流公司主张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应否支持。关于焦点一，金缘金属公司认为《询证函》所涉金额不是开展钢材贸易产生，而是淮矿物流公司向昆明金泰缘公司等四家公司提供融资借款。经查，淮矿物流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之间签订买卖合同，金缘金属公司为淮矿物流公司出具有部分收货证明，并有淮矿物流公司为履行买卖合同向其他有关公司采购的发货清单，在合作结束后，经各方确认形成了对账单，因此可以认定本案存在贸易关系。并且，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对于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均未提出异议，故对金缘金属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淮矿物流公司与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经营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约定，由鑫盛物流公司授权金缘金属公司开展具体业务操作，金缘金属公司实际接受了鑫盛物流公司的授权，按照《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上规定的业务流程与淮矿物流公司进行业务对接。具体业务操作，本着一事一议，以具体签订供货合同为准，金缘金属公司分别与昆明金泰缘公司、云南鑫豪钢铁公司、云南润霖物流公司与昆明聚缘钢材商贸公司进行交易。2015年3月31日，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对账确认欠淮矿物流公司259548064.71元。之后，金缘金属公司又分别与昆明金泰缘公司、云南鑫豪钢铁公司、昆明聚缘钢材商贸与云南润霖物流公司核对账目，上述四家欠款总额亦为259548064.71元。金缘金属公司虽以自己名义与淮矿物流公司发生业务，但依据《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约定，金缘金属公司是接受鑫盛物流公司的委托，故根据法律规定，金缘金属公司所确认的欠款，应由鑫盛物流公司承担。在签订的《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中，各方关于资金风险防范约定为，鑫盛物流公司应对淮矿物流公司所投入的资金安全负责，昆明金泰缘公司应对淮矿物流公司、鑫盛物流公司资金安全及风险负责，故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应共同向淮矿物流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对于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认为三方虽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但未实际履行，故其不应承担责任问题。经查，2015年1月4日，金缘金属公司召集昆明金泰缘公司、云南鑫豪钢铁有限公司、云南润霖物流加工有限公司、昆明聚缘钢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召开会议并形成专题会议纪要，金缘金属公司认为淮矿物流公司单方终止代理采购业务，给各方回款带来压力，要求各方按战略合作协议与金缘金属公司积极解决关联债务。故从上述会议内容看，战略合作协议已实际履行，并经对账对债权债务进行了确认。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三，因双方债权债务确认的时间是2015年3月31日，在债权确认后，相关债务人未及时偿还债务，淮矿物流公司要求从2015年3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时止的利息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对淮矿物流公司要求给付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淮矿物流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经双方对账确认，合法有效，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未按《战略合作经营协议》及时归还欠款，是造成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淮矿物流公司欠款259837621.7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5年3月31日起，以欠款数额259837621.7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时止）；二、驳回淮矿物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222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2009年10月21日，淮矿物流公司与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共同签署《战略合作经营协议（草案）》，约定三方共同开展物流产业及合作经营业务，其中淮矿物流公司确认淮矿物流公司重庆分公司，鑫盛物流公司确认金缘金属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确认云南鑫豪钢铁有限公司开展具体的业务运作。该协议同时约定了三方开展合作经营的业务流程，即由淮矿物流公司对接钢厂（供方），鑫盛物流公司对接淮矿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对接鑫盛物流公司。合作期限自2009年10月至2015年10月。淮矿物流公司、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三方在协议草案上签字、盖章。再查明：2012年6月26日至2015年5月15日期间，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之间签订128份《钢材购销合同》，为此，淮矿公司实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2626883648.23元，金缘公司实际回款金额为2367046026.52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各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2.《询证函》所涉款项是否真实，还款责任如何承担。（一）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经查，2010年11月29日，淮矿物流公司与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共同签署《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开展物流产业及合作经营业务，其中淮矿物流公司授权淮矿物流公司昆明分公司、淮矿物流公司重庆分公司，鑫盛物流公司授权金缘金属公司、金缘金属公司成都办事处，昆明金泰缘公司授权云南鑫豪钢铁有限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成都分公司开展具体业务运作。该协议同时约定了三方开展合作经营的业务流程，即由淮矿物流公司对接钢厂（供方），鑫盛物流公司对接淮矿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对接鑫盛物流公司。资金往来按照三方业务流程即增值税发票运作模式进行，合作期限自2010年11月至2015年10月止。根据淮矿物流公司提供的淮矿物流公司昆明分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自2014年2月至2014年7月间签订的8份《钢材购销合同》来看,第二条约定交货方式为金缘金属公司到淮矿物流公司昆明分公司指定地点交货，第五条约定付款方式为淮矿物流公司昆明分公司付款给上游钢厂或经销商，金缘金属公司足额以同等方式付清淮矿物流公司昆明分公司款项。其后，金缘金属公司也分别出具了对应数量的收货证明，确认收到钢材购销合同中的建筑用钢，淮矿物流公司昆明分公司亦为金缘金属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交易模式符合《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中有关约定。故一审认定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有事实依据。鑫盛物流公司虽上诉认为本案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并未实际参与经营，但在二审庭审中鑫盛物流公司对于2010年11月30日至2012年3月1日期间，经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昆明分公司、下游企业三方盖章认可且合同内容中约定了结算执行三方《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的83份钢材购销合同，明确认可金缘金属公司系由其授权开展业务运作，由此可见，其答辩与上诉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故对其此节上诉理由，不予采信。（二）关于《询证函》所涉款项的真实性及与鑫盛物流公司的关联性问题。经查，2015年3月19日，淮矿物流公司昆明分公司向金缘金属公司出具《询证函》，载明截至2015年2月28日，金缘金属公司欠付淮矿物流公司昆明分公司的应收账款数额为259837621.71元。2015年3月31日，金缘金属公司函复确认“截止2015年2月28日止，我司账目余额为259548064.71元，与贵司有289557元的差额，此差额为贵司2010年4-5月多下我司的账，我司多次函告说明情况，望贵司处置。”根据淮矿物流公司与鑫盛物流公司、昆明金泰缘公司共同签署的《战略合作经营协议（草案）》可知，各方自2009年10月已开展业务合作，此与2010年11月29日签订的《战略合作经营协议》中有关“在淮矿集团与云南物流产业集团战略合作的框架下，经过三方在昆明一年多的运作，业务已经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的表述相符，且庭审中鑫盛物流公司明确认可了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14年8月20日期间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签订的211份合同中的83份合同系经金缘金属公司、淮矿物流公司和下游企业三方盖章认可且约定相关结算执行三方《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由于双方对账的时间节点涵盖了该83份《钢材购销合同》交易期间，故鑫盛物流公司认为《询证函》中所涉的金缘金属公司的2.59亿余元欠款并非协议签订后产生的，而是协议签订前产生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询证函》上确认的款项确认案涉欠款数额并无不当，但在判项主文中金额书写有误，应为259548064.71元。关于还款责任的承担。根据《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约定，淮矿物流公司授权淮矿物流公司昆明分公司、淮矿物流公司重庆分公司，鑫盛物流公司授权金缘金属公司、金缘金属公司成都办事处，开展具体的业务运作。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14年8月20日期间，淮矿物流公司昆明分公司与金缘金属公司共计签订了211份《钢材购销合同》。其中，经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下游企业三方盖章认可且内容中约定结算执行三方《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的83份合同签订于2010年11月30日至2012年3月1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因此，根据《战略合作经营协议》执行、符合三方约定业务流程的该83份合同，对鑫盛物流公司产生约束力。其余合同由于在文字表述及签章形式上均与《战略合作经营协议》约定不符，故对鑫盛物流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同时，鑫盛物流公司庭后提交的有关83份《钢材购销合同》由淮矿物流公司实际开票、金缘金属公司实际回款的情况说明，反映出双方之间自2010年12月1日至2012年6月25日期间，合同总价金额为3598570056.42元，淮矿物流公司实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2996725698.42元，金缘金属公司实际回款金额为2997014682.87元。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之间另签订128份《钢材购销合同》时间介于2012年6月26日至2015年5月15日之间，项下往来交易金额为68亿余元，淮矿物流公司实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2626883648.23元，金缘金属公司实际回款金额为2367046026.52元。而本案所诉争的金额仅为2.59亿余元，结合各方当事人确认的滚动结算情况分析，鑫盛物流公司上诉认为的金缘金属公司与淮矿物流公司签订的该83份合同项下款项已经结清的主张，有事实依据。对鑫盛物流公司就《询证函》所涉金缘金属公司欠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鑫盛物流公司就2.59亿余元欠款如何形成所提起的鉴定申请，由于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且淮矿物流公司不同意鉴定，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鑫盛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4民初31号民事判决；二、昆明金泰缘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欠款259548064.7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5年3月31日起，以欠款数额259548064.7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时止）；三、驳回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9222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昆明金泰缘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92227元，由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 蓉审判员 胡邦圣审判员 吕巍巍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郭玮书记员姚璐附相应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