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07民终19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登洪，男，汉族，1966年2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命海，新乡市红旗区明正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飞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北二环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0706788960E。法定代表人：张再新，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新，河南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之峻，河南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龙登洪、河南飞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鸿公司）因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9）豫0702民初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龙登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命海、上诉人飞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新、于之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登洪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支持龙登洪要求飞鸿公司向其支付2004-2014年度盈余分红57065.8元的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飞鸿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龙登洪付2004-2014年度的分红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不支持龙登洪的诉请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飞鸿公司向龙登洪发行的企业股票，符合上述规定，不存在超诉讼时效的问题。2.分红是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及公司盈余状况来确定的。飞鸿公司章程没有明确要求股东领取分红的最后时限，再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龙登洪2018年7月4日到飞鸿公司领取2004-2017年的分红，被告知在飞鸿公司的股东名册中查不到龙登洪的姓名，飞鸿公司以此为由明确拒付，故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7月4日起算。飞鸿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龙登洪为飞鸿公司股东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飞鸿公司并未收到龙登洪的出资，龙登洪不具有股东资格；2.一审对新飞集团和飞鸿公司内部管理规定的效力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飞鸿公司向龙登洪支付股利事实不清、证据不足；4.龙登洪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5.一审对飞鸿公司的组织形式认定错误，飞鸿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非有限责任公司。飞鸿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龙登洪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龙登洪承担。事实和理由：1.新飞职工每年红利分红具有福利性质，集资入股前就约定所附条件为离职则不再享有福利分红退还原股金，该所附条件合法有效，离职员工应受其约束。龙登洪自1988年进入新飞公司，其依据该附“退股条件”的规定入股，应视为其入股是对所附条件的认可，且该规定在新飞公司1994年到2002年被反复多次下发文件强调，实际上也按上述规定执行，从未有谁提出异议。故飞鸿公司依照惯例不再向龙登洪发放福利分红，合理合法合情。2.龙登洪入股资金并未交给飞鸿公司，而是交给了无线电配件厂，该厂与飞鸿公司无法律关系和隶属关系，飞鸿公司也从未收到龙登洪的股金，故龙登洪不具备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3.龙登洪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20多年来，新飞职工每年年底福利分红从未中断，涉及几千名职工利益，是新飞职工普遍公知的事实。龙登洪称其2018年7月份方到飞鸿公司领取2004-2017年股利，长达16年时间才知晓但未提供任何合理解释和证据，有悖常理，其主张已过诉讼时效。4.龙登洪未经股东会决议请求公司盈余分配，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依法应当驳回起诉。龙登洪辩称，1.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最高院有明确规定，飞鸿公司章程也并未要求必须何时领取分红，其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龙登洪持有飞鸿公司的股东卡等权利凭证，是飞鸿公司的合法股东。龙登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飞鸿公司支付龙登洪所持飞鸿公司股份2004年至2018年分红79734元；2.本案诉讼费由飞鸿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龙登洪原系新飞集团的员工，1988年1月1日进厂工作。1993年3月6日，新飞集团制定出台“新飞集团内部股票发行办法”，以购置注塑机组建塑料配件生产线为目的向职工发行内部股票，职工限购1500股，每股人民币1元，不退股，可以内部转让及继承，凡离开企业人员一次性退还原股金。同年3月16日，龙登洪根据上述发行办法缴纳了1500元股金。1994年5月4日，新飞集团以集团职工个人集资形式决定组建新乡市飞宏塑料厂，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新飞集团领导（工商档案中将名称涂改为新乡市飞鸿塑料厂）。成立飞宏塑料厂时，新飞集团将包含龙登洪在内的职工集资款统一划转给该厂作为集资职工的股权,并由飞鸿塑料厂以分红的形式变相给新飞集团在职职工发放福利。1998年10月20日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复新乡市体改委，同意新乡市飞鸿塑料厂整体改制，设立河南省飞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0月28日，新飞集团向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新乡市飞鸿塑料厂整体改制为河南飞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0月23日，飞鸿公司召开创立大会，表决通过了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发行总股份7100万股，法人股13597878股由河南新飞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个人股57402122股全部由自然人持有，由十名股东代表；公司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经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通过，可以购回本公司的股票，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活动；公司购回本公司股票后，自完成回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股东以其持有公司股份的份额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股东享有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它形式的利益分配的权利。1999年3月25日，飞鸿公司向龙登洪发放了股权证，股权证记载龙登洪认购股数25969股，每股1元，折合金额25969元，发行日期九三年三月。2003年7月，龙登洪自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辞职。自2004年开始，飞鸿公司未向龙登洪分红。一审另查明之一，1994年4月8日，新飞集团制定“关于内部职工股金有关问题的规定”（新飞政字（94）第52号），决定对1993年集股部分，按职工集资金额赠送30%红股；凡调离、开除、辞退、解除合同职工除赠股部分外，股东金额全数退还本人；量化工资部分作为职工的总股本，可以分红派息，凡是调离、开除、辞退、解除合同的职工“量化”部分不能带走，应予扣回。同年8月6日，新飞集团以河南新飞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文件形式制定“股权证管理暂行规定”（新飞政字（1994）第123号），规定内部股权证是新飞电器集团发行的证明股东权益的凭证；集团职工正常调离、辞职退还所购股票本金但不享有当年赠红股、红利及量化部分；新飞股票未经集团批准不能转让，职工调离所退股票由集团收购。1997年8月27日，新飞集团以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文件形式制定“关于内部股票管理的补充规定”（新飞政字（97）第91号），决定凡是新飞员工（包括在职和离退人员）在调离、辞退、开除、解除合同或因故死亡时，应及时办理个人股票清退手续，不再参加公司分红派息。1998年7月13日，新飞集团以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文件形式制定“关于内部股票管理的补充规定”（新飞政字（98）第72号），决定公司职工因故调离，当年工作时间满三个月，不满半年，分当年红利50%，满半年以上分当年红利100%，不满三个月不分红利。2002年11月19日，新飞集团以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文件形式制定“关于内部股票管理的补充规定”（新飞政字（2002）95号），规定公司内部股票是由职工集资演变而来的，具有职工福利性质；职工离退休可以不退股，继续享受股东权益，承担股东义务；职工因故死亡，其直系亲属可以继承，并享受股东权益，承担股东义务；职工因故调离，当年工作时间满三个月不满半年，分当年红利50%，满半年以上分当年红利100%，不满三个月不分红利；调离、开除、辞退、解除合同职工只退股本金部分；原新飞政字（94）第95号文件、（97）第91号文件、（98）第92号文件作废。一审庭审中，飞鸿公司称新飞集团是以新乡市冰箱厂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之后市政府在省政府招商引资的背景下引入外资，新飞集团全部纳入合资公司的体系，新飞集团就剩一个壳，最后公司演变为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演变期间，当时国家倡导股份制改造，曾经新飞集团名称变更为河南新飞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以，下发的文件的文号都是新飞政字。一审另查明之二，2002年5月20日，飞鸿公司经五次股东会全体股东表决通过，一致同意修改公司章程：1、原章程第五条“公司注册资本为7100万元人民币”，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57402122元人民币”。2、原章程第十六条“公司发行总股份7100万股，全部为发起人持有”，修改为“公司发行的总股份57402122股，全部为发起人持有”。3、原章程第十七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法人股13597878股，由河南新飞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个人股57402122股，全部由自然人发起人持有”，修改为“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个人股57402122股，全部由自然人发起人持有”。一审庭审中，飞鸿公司称河南新飞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出股份后，从法律上与飞鸿公司无任何关系，但截至2018年度，飞鸿公司仍按照惯例以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提供的名册继续分红。一审另查明之三，飞鸿公司自2004年至2016年及2018年，每股分红0.20元，2017年每股分红0.06元，每次分红的时间为当年的年底至下一年春节前后发放。一审另查明之四，2018年8月2日一审法院就案涉纠纷委托进行诉前调解。一审法院认为，虽龙登洪初始出资系根据“新飞集团内部股票发行办法”的职工集资，所获取的分红具有新飞集团为在职职工谋取福利的性质，但在飞鸿公司经整体改制设立时，飞鸿公司已以向龙登洪发放股权证的形式确定了龙登洪作为飞鸿公司股东的身份，龙登洪的集资已转化为在飞鸿公司的股东出资。龙登洪作为飞鸿公司的股东，依法具有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权利，其初始出资虽仅1500元，但从新飞政字（94）第52号文件可以看出，之后还因赠送红股、量化工资部分作为职工的总股本等方式，使其持有的公司内部股票数量在不断增加。由此，飞鸿公司才于1999年3月25日向龙登洪发放股权证时，记载龙登洪认购股数25969股，折合金额25969元。而股权证即为股东出资证明书，记载的金额就为股东缴纳的出资额，故龙登洪在飞鸿公司的实缴出资额应以股权证记载为准。新飞集团历经股份制改造、成立合资公司，于2002年5月20日不再持有飞鸿公司的股份，已不再与飞鸿公司具有法律上的任何关系，其与飞鸿公司、持有飞鸿公司股东出资证明书的股东均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仅以公司内部文件的形式规定持有飞鸿公司股东出资证明书的新飞集团职工，在自新飞集团调离、开除、辞退、解除合同时只退持有的飞鸿公司股份的股本金部分，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的规定和飞鸿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飞鸿公司相关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不予采信，飞鸿公司应当向其股东龙登洪分取红利。但是，龙登洪作为已领取多年红利的股东，对飞鸿公司每次分红的时间应当知道，而其在起诉书中自认2018年7月4日方才至飞鸿公司领取2004年至2017年的红利，其对于2004年度至2014年度的分红已超出诉讼时效，飞鸿公司庭审中也作出了相关抗辩，故对该部分诉求一审不予支持。结合以上几点，一审对龙登洪主张飞鸿公司支付其2015年度至2018年度的分红的诉求予以支持，即17139.54元。综上所述，一审对龙登洪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河南飞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龙登洪支付2015年度至2018年度的分红17139.54元。二、驳回龙登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25元，由龙登洪承担413元，由河南飞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112元。二审审理期间，龙登洪申请证人陈某1、任某出庭作证，飞鸿公司申请证人陈某2、赵某、南某出庭作证。上述五名证人，共同证明1993年3月16日新飞集团职工认股情况。龙登洪质证认为，陈某2、赵某、南某三名证人证言前后不一、互相矛盾，不能达到证明目的。飞鸿公司质证认为，上述五名证人共同证明了新飞集团通过公告、会议等方式对《新飞集团内部股票发行办法》进行了传达，所有参与认股的职工均知道该办法的内容与精神。本院认为，上述五名证人对股东会召开情况、分红决议等内容事实陈述不清、表述前后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对新飞集团内部文件的公告方式、传达形式表述前后一致，证言能够互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另查明，新飞集团的管理规定、内部政策等公司制度，系通过职工会议、公告栏公告等形式予以传达。本院认为，我国职工持股制度是在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型向市场化转轨、企业改革由调节政企之间关系向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调整深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其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通过职工持股建立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激发企业职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增进企业职工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让在职企业职工能够充分享受企业发展带来的成果。本案中，飞鸿公司（原新乡市飞宏塑料厂）从成立至今，历经企业改制，其所有股东均是新飞集团的在职职工，龙登洪正是基于其职工身份取得飞鸿公司的股东资格。如果龙登洪不是新飞集团职工且自愿参与出资，则不可能成为飞鸿公司的出资人。正是由于飞鸿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具有历史特殊性，其较一般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更加强烈的“人合性”特点，即更加强调股东的集团职工身份以及全体股东的共同劳动与经营。因此，新飞集团在组建新乡市飞宏塑料厂并发行内部股票的过程中，于1993年3月6日印发了《新飞集团内部股票发行办法》，对职工股权作出某种合理的限制性安排，规定“凡离开企业人员一次性退还原股金”，其内容与当时的法律法规并不相悖，也不违反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应予认可。后龙登洪于1993年3月16日按照上述发行办法缴纳股金1500元，应视为对该发行办法的认可与接受。此后，新飞集团又陆续印发了新飞政字（94）第52号、新飞政字（1994）第123号、新飞政字（97）第91号、新飞政字（98）第72号、新飞政字（2002）第95号等文件，进一步规范内部股票的管理。上述文件作为新飞集团的内部管理规定，对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龙登洪作为新飞集团职工，亦应遵守公司内部政策及管理性规定。同时，从权利义务相对等和公平原则的角度出发，龙登洪既已按照新飞集团的上述文件取得股东身份、享受量化收益，则其亦应受到上述文件限制性条款的约束，即负担离职退股的义务。本案中，龙登洪已于2003年7月离职，应当办理个人股票清退手续，不再享有公司盈余分配请求权，故其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19）豫0702民初44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龙登洪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25元，退还龙登洪413元，退还河南飞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12元；上诉人龙登洪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27元、上诉人河南飞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28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康建轶审判员  倪文怡审判员  袁小川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朱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