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02民初1299号原告：李窑顺，男，1988年7月1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大伟，云南孙文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鸿容，云南孙文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玉溪鑫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明珠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000569581117。法定代表人：杨冲梅，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杨康明，男，1976年12月27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珏，云南新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原告李窑顺诉被告玉溪鑫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宏达公司）、杨康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窑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大伟、郑鸿容，玉溪鑫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冲梅，被告杨康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窑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售车协议》；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购车款310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赔偿原告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第1、2项诉讼请求为：1.撤销原告与被告鑫宏达公司签订的售车协议；2.要求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购车款27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车贷利率年利率10%计算损失至还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被告鑫宏达公司是被告杨康明个人成立的独资法人。原告和朋友段某一起去看车，在被告经营场所看上被告售卖的车牌号为云Ｆ×××**华晨宝马一辆。2017年12月2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售车协议》，约定被告将车牌号为云Ｆ×××**、车架号为LBV5S3102ESJ03199的华晨宝马车以人民币31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原告将自己的车牌号为云Ｆ×××**的CRV作价65000元卖给被告，抵扣部分购车款。后在被告安排下，原告将云Ｆ×××**、车架号为LBV5S3102ESJ03199的华晨宝马车抵押给中国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获批货款216000元，该贷款全额划至被告杨康明账户。至此，原告完成了购车款的支付。2018年10月，原告拟将该车辆出售，在与购车方谈好成交价为240000元后，购买方验车时，检测出该车辆为事故车，曾经大修过，现己不值240000元，不愿意购买。后原告经多方打探，才知该车在2014年12月出过重大事故，保险公司当时定损修复，支付修理费近140000元。原告当时愿意以310000元的高价购买该车，其目的不是要购买一辆发生过重大事故、进行过大修的车辆。被告在向原告出售该车时并未如实告知原告该车曾经发生过重大事故、进行过大修。被告对原告存在欺诈行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合同法第54条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玉溪鑫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辩称，1.2017年12月24日，鑫宏达公司的法人代表因公司运作资本原因于2019年3月14日发生变更，现任法人代表为杨冲梅。2.鑫宏达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017年12月24日，与李窑顺签订真实的《售车协议》的主体不是鑫宏达公司，而是杨康明。2017年12月26日的《售车协议》是为李窑顺办贷款所签订，根本不能反映此次交易的真实情况，协议上不但加盖有鑫宏达公司的公章，但同时还加盖有杨康明指定收款账户章。原因是在车辆买卖合同中，平安银行仅办理出让方为企业法人的车辆抵押贷款，如买卖双方均为自然人的，则必须找一中介代办车贷，而本案中实际卖车给李窑顺的是杨康明个人，只有加上鑫宏达公司公章才能既为李窑顺办到车辆抵押贷款，又能将贷款直接放款至杨康明个人账户中，还能免去中介费用。也就是说因为鑫宏达公司与平安银行有总对总贷款经办协议，所以鑫宏达公司为李窑顺、杨康明的此次交易提供了便利，没有半分获利，且本案中宝马车的上一任车主不是鑫宏达公司，而是杨康明。因此，杨康明虽然在2017年12月24日时任鑫宏达公司的法人，但其与李窑顺所签订的《售车协议》仅是其个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并非公司行为。综上，鑫宏达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鑫宏达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杨康明辩称，1.被答辩人所诉的交易过程不实。答辩双方签订真实《售车协议》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4日，并非2017年12月26日。2017年12月24日，被答辩人起初是要卖其名下的本田CRV，所以才开车到被答辩人经营的鑫宏达公司销售大厅。鑫宏达公司的车辆评估师洪某对本田CRV车况检视和价值预估期间，被答辩人在鑫宏达公司销售大厅看待售的二手车。洪某检视后，发现CRV是严重肇事车辆，其向被答辩人说明并准备回绝被答辩人的售车行为时，被答辩人提出看上了大厅里待售的华晨宝马车并提出以车换车，用其CRV作价抵扣一部分款项，其余尾款用宝马车抵押贷款支付给答辩人。经双方协商后，于当日达成了《售车协议》，以对价270000元将宝马车出售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用其名下的CRV作价65000元后再补足差价进行对调。协议签订后，被答辩人以微信转账方式、分三笔共支付了定金20000元。由于被答辩人需以宝马车抵押向平安银行贷款支付答辩人购车尾款并购买保险，所以于2017年12月26日，平安银行专司贷款的工作人员又根据被答辩人的需求为被答辩人另行填写了一份《售车协议》，该协议中宝马车的售价为310000元，定金、违约金未填写，也未注明以CRV作价后补足差价以车换车。310000元的《售车协议》是为了高评高贷而签订的合同，并非答辩双方真实的交易合同。2018年1月19日，平安银行核准后将被答辩人的贷款216000元放款到答辩人农行账户中。扣除购车尾款185000元和答辩人代缴的保险费10300元后，将剩余的20700元转给了被答辩人。故宝马车的实际售价为CRV作价的65000元、定金20000元、尾款185000元，合计270000元。2.玉溪鑫宏达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017年12月24日，与被答辩人签订《售车协议》的主体不是鑫宏达公司，而是答辩人。2017年12月26日为了办理贷款而签订的《售车协议》虽加盖了鑫宏达公司的公章，但该协议中同时也加盖有答辩人指定收款账户章。目的是为了利用平安银行与鑫宏达公司之间的总对总协议，将贷款直接放至答辩人账户中。此次交易鑫宏达公司没有获利半分，也不是宝马车的上一任车主，故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3.被答辩人称宝马车因换修过零部件致该车无法售卖的理由不成立。真实原因是被答辩人将宝马车用于抵押贷款后，又将该车先后抵押给多位债权人，用于资金调头，所以该车不受被答辩人的实际控制，被答辩人也无能力让该车恢复无担保状态，所以无人愿意购买。综上，宝马车是在被答辩人明知换修过零件的情况下坚持买走的。截止其起诉时，已超出了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其主张撤销协议返还购车款并支付利息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李窑顺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二、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被告鑫宏达公司是被告杨康明个人成立的独资法人。三、售车协议、机动车行驶证各一份。证明：被告将车牌号为云Ｆ×××**、车架号为LBV5S3102ESJ03199的华晨宝马车以人民币310000元的价格出卖给原告，并未如实告知该车曾出现过重大事故，进行过重大修理的事实。四、二手车贷款信息截屏2份。证明：原告将车架号为LBV5S3102ESJ03199的华晨宝马车抵押给中国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获批贷款216000元，该贷款全额划至被告杨康明账户的事实。五、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各一份。证明：涉案车辆（车架号为LBV5S3102ESJ03199的华晨宝马车）在2014年12月29日在昆明安宁市发生重大事故，向当时的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报案，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勘查后对该车定损修复，更换零部件达66处，产生修理费153618.3元。六、涉案车辆信息查询单5份。证明：涉案车辆（车架号为LBV5S3102ESJ03199的华晨宝马车）在原告购买前，车牌号为云Ａ×××**，所有人为代军，与上组证据中保险记录内容一致，现该车于2018年1月18日抵押于平安银行昆明支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七、售车协议、机动车登记证书、抵押合同、款项进入账户照片一份。证明：被告鑫宏达公司将涉案车辆以人民币31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并在平安银行昆明支行办理了抵押贷款手续，贷款金额216000元直接打入被告杨康明账户内。八、证人段某的证言。证明：被告鑫宏达公司和杨康明未如实告知原告双方交易的车辆曾出过重大事故，进行过重大维修，存在欺诈行为。经质证，被告鑫宏达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四、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鑫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于2019年3月14日变更为杨冲梅。对证据三中的售车协议有异议，售车协议是原告为了贷款与杨康明个人签订的，且实际购车价不是310000元，当时签订购车协议时已经告知过原告该车出过重大事故；对机动车行驶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五中原告所述发生过重大事故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七售车协议不认可，车是由杨康明卖出的，与鑫宏达公司没有关系，对机动车登记证书、抵押合同、款项进入账户照片无异议。对证据八，当时鑫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杨康明，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杨冲梅不清楚情况。被告杨康明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予以认可，但认为鑫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杨冲梅。对证据三中的售车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协议不能反映原告与被告杨康明车辆买卖交易的真实内容，该协议是为了原告贷款单独制作的一份阴阳合同；对机动车行驶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协议不真实，不能证明宝马车的售价是310000元，该份证据结合起来不能反映被告没有如实告知该车曾经修理和更换过零部件的事实，且该辆宝马车在出售前确实修理过，但没有证据证明此次事故为重大事故。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笔贷款是原告自愿以宝马车作为抵押向平安银行贷款，但不能证明款项已全额划至杨康明账户。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仅认可合法性，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更换零部件的数量和修理费不能作为评判事故是否为重大的依据，众所周知宝马车是高端车，其更换部件的费用较高，故不能仅凭修理费判定事故为重大事故，通过更换项目清单所罗列的零部件更换名称可以看出事故没有损害到车子的重要部件，未降低车子的安全性能。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其认为原告购买前车牌号为云Ａ×××**,所有人为普正宇，对其余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七中售车协议的质证意见与之前质证意见一致，对机动车登记证书、抵押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款项进入账户照片有异议，该照片不完整，也不能证明车子的售价为310000元。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言中证人说他在中途和李窑顺分开过，不能证明被告没有告知过原告该车辆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维修过的事实。证言中有推测性语言，证人因李窑顺是在鑫宏达销售大厅中看车选车、签协议，就推断李窑顺是与鑫宏达公司签订协议是推测性判断。被告鑫宏达公司围绕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鑫宏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鑫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杨冲梅。经质证，原告对鑫宏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鑫宏达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时间为2019年3月14日，签订协议时鑫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杨康明，之后鑫宏达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并不影响售车协议的效力。被告杨康明对鑫宏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杨康明围绕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公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杨康明的公民身份信息。二、售车协议。证明：2017年12月24日，李窑顺与杨康明达成售车协议，约定杨康明以对价270000元向李窑顺售出宝马车（车架号为LBV5S3102ESJ03199），李窑顺先付定金20000元，并将其名下的CRV卖给杨康明用以折抵65000元购车款，其余尾款待办妥手续后一次性付清。三、1.微信转账截图。2.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明细。3.鑫宏达公司2018年1月份的台账。4.保险单。证明：2017年12月24日，李窑顺以微信转账方式分三笔共支付定金20000元；2018年1月19日，经平安银行核准贷给李窑顺贷款216000元并放款至卖方杨康明的农行账户中；加上原告CRV作价的65000元，杨康明共收取原告301000元。后杨康明为李窑顺代办了车险，从上述款项中扣除为李窑顺代缴的保险费10300元，于2018年1月22日将剩余的20700元转给了李窑顺。因此，杨康明与李窑顺的实际成交价为270000元，并非310000元。四、车辆登记信息查询单。证明：李窑顺受让涉诉宝马车后将车牌号变更为云Ｆ×××**,该车自2018年1月18日抵押给了平安银行昆明支行至今未解除抵押登记。五、证人洪某的证言。证明：1.李窑顺在2017年12月24日与杨康明签订售车协议时明知其购买的宝马车是事故车，更换过部分零部件，但不影响安全性能。反而是李窑顺卖给杨康明的CRV是严重肇事车，大梁受损，降低了车辆安全性能。2.2017年12月26日的《售车协议》是为了让李窑顺贷款由平安银行根据其贷款额度需求另行制作的，售价310000元并非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杨康明提交的证据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杨康明的签字不是他本人签的，且车辆是在鑫宏达公司展厅内购买的，期间原告只负责签字。对证据三中的微信转账的金额无异议，该费用不包含在贷款和抵扣的范围内，对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明细清单没有异议，对鑫宏达2018年1月份台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车辆是鑫宏达公司在售的车辆，所以才会在公司台账中；对被告指出实际支付的保险费价格为10300元无异议。对证据四的三性无异议，车辆变更了三次车牌号，第一次车牌号为云Ａ×××**,所有权人为代军，第二次车牌号是云Ｆ×××**,就是当时购买的时候宝马车的车牌号，所有权人为普正宇，第三次车牌号为云Ｆ×××**,登记在原告名下。对证据五，1.售车协议甲方不是杨康明签字。2.该售车交易既代表公司也代表杨康明，鑫宏达公司公私不分，丧失法人独立人格。3.证言证明不了被告告知过原告车辆曾经发生过事故，因为接待原告的人是李超而不是证人。4.通过证人证言可以看出车辆是以公司名义出卖给原告的，证人身份特殊，他陈述他与公司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他是公司的销售和评估师，但经过工商系统查询，他至今都是公司的监事，他对公司的经营情况是清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该车是向公司购买的，通过原告陈述，当天与李窑顺接触的不是证人，而是李超，所以他所说的已经告知原告车辆有过维修史不是事实。被告鑫宏达公司对被告杨康明提交的证据中的台账有异议，出售车辆的款项没有经过鑫宏达公司，与公司无关。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五，李窑顺是向杨康明个人购买车辆，而不是公司，对证人的其他证言没有意见。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和证据七中的售车协议系同一份售车协议，二被告提出原告为了贷款与二被告签订了阴阳合同，该售车协议是原告为了贷款而签订的，不是原告购买宝马车签订的真实合同，结合庭审中查明的合同履行情况来看，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原告与杨康明签订的售车协议，故对该售车协议，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五，能够反映原告购买宝马车前，该车发生事故并进行了修理，产生修理费153618.3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中的款项进入账户照片，被告杨康明在答辩中认可平安银行对原告的贷款216000元发放至其农行账户中，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八，证人段某在原告与售车人员商议买卖车辆时，中途存在离开的情况，不能全面的反映买卖双方商议的真实情况，故对其证言，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鑫宏达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鑫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杨康明提交的证据二，杨康明对其与原告签订该《售车协议》的事实无异议且双方已实际履行了该协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三中的鑫宏达公司的台账，能够证明鑫宏达公司为原告购买的宝马车代办保险支付保险费10300元的事实，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五，证人洪某系被告鑫宏达公司的监事，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证明告知过原告宝马车是事故车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该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其欲证明2017年12月26日的《售车协议》中的宝马车售价310000元不是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明目的，因原告认可宝马车的真实售价为270000元，故对该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12月24日，原告李窑顺作为乙方与甲方即被告杨康明签订《售车协议》，约定由原告向杨康明购买宝马车一辆，价款270000元，购车先交定金20000元，待手续办妥后一次性付清尾款；甲、乙双方如有一方反悔，必须向另一方缴纳违约金20%；乙方以65000元将其名下的本田CRV（云Ｆ×××**）卖给甲方。同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分3次向被告杨康明支付了定金20000元。2017年12月26日，原告就上述同一辆宝马车与鑫宏达公司再次签订《售车协议》，约定价款310000元，未注明交付定金及原告的本田CRV作价65000元抵扣购车款的情况。合同签订后，原告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购车贷款，提交了售价为310000元的《售车协议》，并用其购买的宝马车提供抵押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借款216000元，该借款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放款至杨康明账户中。至此，原告向被告杨康明交付的购车款有定金20000元、本田CRV作价的车款65000元、银行借款216000元，共计301000元。上述款项，杨康明在扣除原告宝马车的保险费10300元后，于2018年1月22日向原告转账退还了20700元，原告实际向杨康明支付的购车款为270000元。原告认可上述宝马车的实际交易价为270000元以及交付购车款的金额和方式，还有杨康明转账退还余款20700元的事实。另查明，上述合同签订期间，杨康明为鑫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3月14日，鑫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冲梅。经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与原告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是被告鑫宏达公司还是被告杨康明？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就同一辆宝马车分别与二被告签订过两份《售车协议》，但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实际履行的是与杨康明签订的《售车协议》。售车时杨康明虽为鑫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是以个人名义与原告签订《售车协议》，并未以鑫宏达公司的名义签订。杨康明签订协议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关于“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故与原告签订真实《售车协议》的相对方为杨康明，与原告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为杨康明并非鑫宏达公司。据此，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向原告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经释明，原告仍坚持其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鑫宏达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对其坚持的诉讼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窑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50元，减半收取计2975元，由原告李窑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琦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郭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