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23民初3006号原告：王茂林，男，195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凯，安徽径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亮，安徽径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增胜，男，196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济，安徽人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安徽人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茂林与被告孙增胜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茂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凯、吴亮，被告孙增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茂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孙增胜对李友先起诉受伤的损害赔偿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李友先自行承担30%，孙增胜承担50%，王茂林承担20%）；2、判令孙增胜向王茂林支付垫付的李友先医药费78079元的50%，即39039.5元;3、孙增胜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王茂林当庭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数额为283079元（首次诉讼判决103079元+二次诉讼中调解的金额180000元）总额的50%，计202199.28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在肥西县汤口路与三河路交叉口拥有苗圃种植树苗对外出售，被告常年带领工人为种植苗圃的场主对外出售树苗提供劳务且多次为原告出售树苗提供挖树及装车工作。2018年3月28日中午，原告电话联系被告将其在3月29日至30日两天出售树苗提供挖树、装车的工作交给被告，被告答应原告后，即在当日下午联系了潘建奇、吴宝玉（音）、董增红（音）三人于3月29日上午自备挖掘、捆绑树苗的工具，去原告的苗圃挖树、装车。2018年3月28日晚间，李友先联系被告，问其要不要人干活，被告遂将3月29日至30日两天承包原告苗圃挖树、装车的工作告诉李友先，并告知其于29日早上5点半前到被告家，安排其去原告苗圃干活。2018年3月30日中午，被告告诉原告挖树及装车的工作即将完成，因其要前往山南镇做活，遂与原告结算两日来的工钱5300元(被告让原告向其带领的工人们说两日工钱为5300元，实为5600元)后离开原告苗圃。当日下午三点半钟左右，李友先在冀Ｄ×××**大货车上装运树苗时，不慎自行跌落到地上受伤。原告见李友先摔伤后立即拨打120救护车将其送至医院治疗，被告在山南镇得知李友先摔伤的消息后便从山南镇前往原告家。被告到达原告家中后，原告便将被告及其带领工人干活的5600元工钱给了被告，两人并于当日晚间8点左右前往安医二附院看望李友先。在李友先住院期间，原告出借25000元给李友先用于住院期间医药费，被告为李友先垫付了4200元医药费，同时被告组织其带领干活的工人们将两日工钱全部交给李友先作为其住院期间的医药费用。李友先出院后，向肥西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赔偿其住院期间花费的医药费，案件经肥西县人民法院、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1民终408民事判决书，对肥西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皖0123民初3502号判决书“认定原告对李友先承担70%的赔偿责任”予以维持，同时判令原告赔偿李友先医药费78079元。原告认为:第一，原告将出售树苗时需要挖树、装车的工作交给被告后，由被告自行组织工人并现场指挥工人完成挖树、装车的工作，原告仅要求被告在两日内完成原告出售树苗时所需挖树、装车的工作。李友先不慎从车上跌落时，被告本应在现场负责指挥工人们将树苗整理后装车，却自行离开原告的苗圃前往山南镇干活，是李友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理应对李友先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挖树、装车的工作、费用是由被告与原告商谈、结算，而且挖树、装车的工作两日工钱实为5600元，被告要求原告向工人们宣称为5300元，实际多出的300元由被告获取。退一步说，即便挖树、装车两日的工钱是5300元，从被告在3月30日中午离开原告苗圃前往山南镇干活可看出，被告实际参与挖树、装车的工作的时间也仅有一天半，但被告却可与其他工人均为5300元，可充分得出被告从组织工人们从事案涉劳务活动中提取利润;第三，在李友先住院期间，从被告对其垫付了4200元医药费、又将5300元工钱分配成李友先1100元、被告与其他三个工人每人1050元及最后组织工人们将所得的工钱拿出作为李友先医药费也可看出，被告对其带领的工人们具有充分的领导、支配权利且工人们对被告的指示也很听从。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孙增胜与李友先之间存在着控制、支配及从属关系，双方之间的关系符合雇佣“服务合同"的特征，应适用雇佣侵权法律规定承担责任。孙增胜与王茂林之间关系的独立性及灵活性，符合承揽“提供服务合同”的特征，应适用承揽侵权责任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结合王茂林与与孙增胜形成承揽关系，孙增胜与李友先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李友先受伤的损害赔偿应根据李友先、孙增胜及王茂林各自的过错责任分别承担。基于对李友先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分配问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判如诉请。孙增胜辩称：1、原告王茂林与李友先、潘建奇、被告孙增胜等人是劳务关系，原告王茂林是接受劳务一方，李友先、孙增胜、潘建奇等人是提供劳务一方。2、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40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通过被告找到李友先等人来为其挖树、装车，原告虽与被告商谈及结算劳务费用，但被告与李友先等人实际上是一起从事劳务活动。李友先为原告提供挖树、装车的劳务，原告支付相应报酬，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提供劳务关系并无不当。3、从事实和法律特征分析，劳务关系与承揽关系不同：一是标的不同，劳务关系的标的是劳务，以劳务提供本身为目的，简单说就是“干活的”，只要“干活”就可以获得报酬；承揽关系，是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交付的标的是劳动成果，他方接受成果才支付报酬，如果工作未完成，不得请求报酬。本案中李友先、潘建奇、被告孙增胜等人为原告提供挖树、装车劳务。二是提供工具与设施的主体不同。一般来说，劳务关系中，接受劳务一方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工作条件、设施以及工具；而承揽关系中，一般由承揽人自带工具。原告提供吊绳、吊车、货车等，李友先、潘建奇、被告孙增胜等人仅带了铁锹。其他方面：挖树时间、地点、如何装车均由原告安排，原告在现场指挥协调；劳务费用由李友先、潘建奇、被告孙增胜等人均分，被告孙增胜并没有从中提取利润。4、原告诉称：被告孙增胜系李友先的雇主，原告王茂林与被告孙增胜之间仅为承揽关系，无事实依据，也无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二、李友先受伤事实及责任问题。1、李友先、孙增胜、潘建奇等人提供劳务一方挖树、装车为红头石楠，该劳务活动已结束。实际上，李友先是在为原告王茂林帮忙吊装20棵香樟树过程中受伤。2、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40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从事故现场照片来看，货车堆积的树苗高度过高，且现场吊车正在进行协作，原告没有为李友先等人提供安全防护措施，也未对李友先等人尽到提示、监督义务，对损害的发生负有较大过错，对李友先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3、原告诉求对李友先受伤应由被告承担50%损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关于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问题。1、原告并非是涉案赔偿权利人，赔偿权利人是李友先，李友先并未向被告主张，故原告无权向孙增胜主张赔偿责任；2、原告如诉求追偿权，必须赔偿责任到位后才能行使追偿权，经庭审调查，原告无追偿权的事实依据，及相应的证据支持，从法律上，原告并没有实际赔付，无权行使追偿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案外人李友先作为以提供劳务者受还责任纠纷将王茂林诉本院法院，经本院（2018）皖0123民初35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王茂林不服，上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并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40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确认李友先自行承担30%责任，王茂林承担70%责任，并判决王茂林支付李友先医疗费78079元。李友先与王茂林对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内容均不持异议。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40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案件事实为：王茂林在肥西县上派镇经营苗圃，2018年3月28日，王茂林联系孙增胜，约定按照每棵树苗10元的标准由孙增胜负责找人将树苗挖出并装车。孙增胜遂找来李友先、潘建奇等4人。2018年3月29日，孙增胜、李友先等五人开始为王茂林进行挖树、装车，2018年3月30日中午，孙增胜与王茂林结算后，孙增胜先行离开。当天下午，李友先与其他两人在车上整理树苗，整理过程中，李友先从车上不慎跌落，随即被送至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救治，伤情稳定后，原告又被送往合肥安化创伤康复医院接受康复治疗，至今共花去医疗费147255.75元。王茂林通过派出所向李友先支付医疗费25000元。双方争议的案件事实为孙增胜实际收取多少报酬？王茂林主张孙增胜实际收取5600元报酬，但只和其他人均分5300元，其个人获利300元，并提供2019年3月20日王茂林与孙增胜的通话录音予以证明；孙增胜对该通话录音的质证意见为通话确系王茂林与孙增胜本人，但电话录音文字材料不完整，后面孙增胜也对王茂林说了王茂林给了多少钱一棵树，他就给其他人多少钱一棵树，并没有截留。孙增胜在通话中所说的“对对对”仅是口头禅，并不是承认收取5600元，且孙增胜当时是在吵闹的工地，认为是王茂林再一次找他干活，故该通话录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根据双方的举质证，对该通话录音认证如下：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408号案件审理中，王茂林并为提供该录音证据，且该通话录音形成时间为2019年3月20日，可见该通话录音是在（2019）皖01民终408号案件民事判决书生效之后所形成，王茂林在与孙增胜在2019年3月20日进行通话过程中，具有很强的主观目的性，结合王茂林与孙增胜在案涉李友先发生事故接受肥西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询问时双方均表示结算时仅是5300元，本院认为该通话录音不具有客观性，在王茂林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孙增胜实际收取了5600元的情况下，通话录音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孙增胜与王茂林之间存在何种关系；2、孙增胜与王茂林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关于焦点一，王茂林主张其与孙增胜之间构成承揽合同关系。本院分析如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活动。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检验等工作。”及第二百五十三条“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在承揽合同中，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的一方为承揽人，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的一方为定作人。承揽人为获得报酬，必须能将工作成果予以物化从而实现利益化，且在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具有独立性，即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等完成工作任务。结合本案案情，孙增胜仅是应王茂林安排将特定的树种提供挖树、装车等简单劳务，在挖树、装车过程中，所需的车辆、吊车等机械均由王茂林提供，在双方进行劳动报酬结算时也仅是对孙增胜提供的劳务的价值体现，可见，孙增胜与王茂林之间并不符合承揽合同的表象特征，双方仅是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关系。关于焦点二，王茂林另主张孙增胜与李友先存在雇佣关系。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雇主可以对雇员进行监督和管理。从本案查明情况及证人证言来看，孙增胜与李友先及证人等人均是提供相同的挖树、装车劳务，相互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之分，且到庭证人均表示其与孙增胜、李友先等人日常均是在人力市场等活干，有活就互相通知一下，自愿决定是否参与，并不存在有人专门从事分配与管理之职。可见，孙增胜与李有先及证人等均是以提供劳务获取报酬为主要生产活动，孙增胜在此次劳务活动相对于其他提供劳务者来说也仅是起到一种联系和介绍之能，相互之间并无人身依附性，不存在雇佣关系。综上分析，王茂林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主张孙增胜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之情形。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茂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333元，减半收取2166.5元，由王茂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丽晖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马红君附相关法条：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