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0203行初162号 原告：邓宗初，男，195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 被告：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人民政府。地址：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龙归街益龙路1号。 法定代表人：刘武，镇长。 被告：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地址：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南路128号。 法定代表人：郑伟平，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锦怀，韶关市武江区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翠英，韶关市武江区司法局科员。 第三人：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方田村村民委员会第六村民小组。地址：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方田村委第六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邓宗犬，小组长。 原告邓宗初诉被告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归镇政府）、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武江区政府），第三人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方田村村民委员会第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方田六组）镇政府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一案，原告邓宗初于2019年4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于2019年4月16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其他应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邓宗初，被告龙归镇政府党委副书记陈作昌作为该单位负责人，被告武江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锦怀、张翠英，第三人方田六组小组长邓宗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0月26日，被告龙归镇政府作出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将原告邓宗初与第三人方田六组争议的位于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方田村村民委员会西部的“背夫塘”，具体四至为东至邓福才、第五村小组，南至邓宗北，西至邓志有，北至水圳，面积0.89亩的土地使用权确认归第三人方田六组所有。原告邓宗初不服被告龙归镇政府作出的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向被告武江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被告武江区政府经复议，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韶武府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龙归镇政府作出的原行政行为。 原告邓宗初诉称，原告不服被告武江区政府作出的韶武府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具体决定，认为该决定有存在滥用职权，隐匿原告2018年5月2日的申请书和2018年12月21日申请行政复议所反映的事实，销毁原告2019年1月18日的申请书和相关证明；与龙归镇政府共同隐瞒龙归镇政府领导谭某、赖某同志在2018年2月2日第一次到现场勘查、调解时双方陈述的证据，以及原告有要求仲裁的实况录音事实。两级政府已拒求罔查涉案“下背夫塘”中间有两条塘基的地物标现场，显然支持龙归镇政府对本原告民告官的不满，找机会进行打击报复，引发本案陷害原告，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七款的规定，与此根据事实尊重历史，结合现实情况诉讼如下： 一、方田六组在6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变化情况 方田六组在“四清”运动前，为两个生产队，称上一队和上二队，上一队邓宗崔为老队长；上二队黄石修、邓福周为老队长。在“四清”后，约1965年间，上二队黄石修将其户籍和现在第八村小组村民黄明权（其子）的水田从上二队割出加入黄屋队。上一队邓福财将其户籍和现在方田六组村民邓宗上（其子）的水田从上一队割出加入上二队。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上一队和上二队合并为一个生产队，称为上队。在1980年改革初，上队还原分成上一队、上二队，即第一分组，第二分组，当时并队前各队原来的水田、旱地，鱼塘各归原队，其中，邓宗付的塘归上一队，原告的“上背夫塘”和邓福财的“下背夫塘（南）”归上二队，在并改后的开荒地、粮仓、牛栏、晒谷的罗坪、耕牛农具等物全两份分。 二、“上背夫塘”与“下背夫塘（南）”的权属性质是相等的 在1960年间，原告父亲邓福周开垦有土地，原告长兄挖有小鱼塘，坐落在现第五村小组廖明岳的鱼塘里。在文革时期，方田六组将农户的自留山、自留地、开荒地等收集归生产队管理。正如第三人方田六组称：“第五村小组将第六村小组的一块低洼水田围了起来作他们使用”，其实质这块低洼水田就是原来原告家的。 在60年代来，第五村小组成功挖了两口鱼塘，然后，再在“下背夫塘”开始施工挖第三口鱼塘时，方田六组当任队长邓福财以该“下背夫塘”以前是他家的土地为由，方田六组与第五村小组开始发生该“下背夫塘”权属争议。此时，经方田大队处理：1、以原来原告家的小鱼塘与第五村小组挖好的“上背夫塘”互换；2、“下背夫塘”以各半均分处理，但因第五村小组辛苦挖好的“上背夫塘”被换给第六村小组，因此责令第六村小组包工包料负责筑好“下背夫塘”中间两条塘基，两基中间是排水圳并以此为界，现在还有该地物标凭据，界南归第六村小组，界北归第五村小组。故“上背夫塘”四至中，存在东至邓福财、第五村小组的界址。综上所述，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该上、下背夫塘权属性质相等的。 三、“上背夫塘”从1981年分田到户至2017年10月一直不存在争议 在1981年分田到户时，方田六组第二分组（上二队），将该第二分组集体的所有土地，耕牛农具、粮仓、牛栏、晒谷的罗坪等物资毫不保留全部分给农户自主经营，并将原各农户的自留山、自留地、开荒地等各归原主。因此，“上背夫塘”权属归原告所有，“下背夫塘”权属归邓福才所有。是同时经第二分组（上二队）所依据邓福财执持有文革时期方田大队当时处理第五、第六两村小组之间发生该土地权属争议的调处凭据，并记载有邓福周，邓福财两名该土地（是互换、均分而获的事实）来源。以口头形式、承诺方式，无租金，一致通过将“上背夫塘”权属归回原告原主所有；“下背夫塘（南）”权属归邓福财原主所有。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该上、下背夫塘同时在1981年经公开协商，同等不收租金而取得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原告“上背夫塘”与邓福财“下背夫塘”的权属性质是相等的。 分田到户后，对原告“上背夫塘”与邓福财“下背夫塘（南）”两塘的历史情况，只有第二分组（上二队）参加分田的老前辈最清楚。如果该上、下背夫塘权属不相等，最有权威代表村集体与原告个人之间如此争议或者处理该“上背夫塘”的村组长，是原生产队的老干部理事人，是第二分组（上二队）分田时的执笔者，是分田后1982年第一个当任村组长的邓福太。 在1982年至目前30余年，曾当任过方田六组小组长的村民不止于邓宗犬，在本第二分组（上二队）里，当任过方田六组小组长的村民，也不止于邓宗犬。近四十年来担任过方田六组小组长的人数已有十余人，他们在2017年10月前从未就此发生过争议。方田六组小组长邓宗犬在2008年第一次当任该组长时，都未与原告发生过如此争议，甚至曾有过两次大力支持为原告办事，原告与他之间关系密切。2017年11月初，龙归镇政府在方田村委搞政府工程，第二次担任方田六组小组长邓宗犬被人利用才开始与原告产生如此紧张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第三人方田六组，滥用职权，趁机假公济私，拉帮结派，以集体名义没收原告“上背夫塘”土地权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 四、原告因向武江区纪委投诉，导致引火烧身 原告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于2017年8、9月间已向武江区政府投诉龙归镇政府在收到原告林权争议申请后对此不作为，10月12日，原告受武江区纪委指导，指姓点名向区纪委投诉镇司法所长林某收到原告林权争议申请四年，滥用职权违法失职的行为，区纪委于10月16日告知受理后，龙归镇政府找到在方田村委搞政府工程机会，对原告进行打击报复，煽风点火策划教唆方田六组领导拉帮结派，故意无事生非，于2017年11月初引发本案。 五、三级政府结盟以职权干涉原告“上背夫塘”权属。对原告进行打击报复 龙归镇政府在韶武龙府[2018]17号决定书称：“2017年底方田村里说，要围了该口水塘用来做停车场，申请人邓宗初前来阻工，并声称是他家的水塘，因而引发争议”。以下事实证明是对原告打击报复。 第一，欲做停车场，最适宜在原生产队晒谷的大罗坪位置，环境好，条件优，面积又大，又无争议，还不用围，一切优于该争议塘，又为何偏要歪曲事实与原告相争“上背夫塘”做停车场？由此证明是对原告打击报复，他们的执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第二，原告于2017年10月12日向区纪委投诉镇司法所林春平违法失职行为，于11月初发生本案，村委曾对“上背夫塘”情况进行调查，村民都认为当时村小组之间相争的时候经大队处理，“上背夫塘”是以原来邓福周家的鱼塘互换过来的。所以村委曾运来的垃圾堆放在原告的塘基，因此要求运走，但村委有调查无调处，把争议事态升级扩大。 第三，2018年2月2日村委又运来沙石填原告的鱼塘，破坏生产，方田六组小组长邓宗犬带领9名本第二分组的村民参加，原告已经阻工，并打电话请该村委干部邓某到现场处理，可能邓某有难言之隐，不敢到来后，我在电话再严重说可能要出人命，他说出人命有派出所。这时原告又向镇委副书记陈某在电话反映并要求到现场来处理，但最后百求不应。从此证明三级政府结盟以职权干涉原告“上背夫塘”权属，对原告进行打击报复及陷害。 第四，当天下午，由谭某、赖某两位领导代表政府到现场调解，赖某同志作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过程并有原告要求仲裁的实况录音，但龙归镇政府对此工作不作为，设圈套收集对原告有利的材料，利用、策划、教唆方田六组小组长、村民进行歪曲、篡改事实并作伪证。正如龙归镇政府在韶武龙府[2018]17号决定书称：“由于申请人邓宗初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所述‘从1981年至今由其经营管理争议地’，且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该争议地归其使用。”1981年分田到户时，法律不健全，政府没有颁发土地承包到户的登记证件给农户，故原告“上背夫塘”和邓福财“下背夫塘（南）”同样无证件作证据，但有与第二分组公开协商的事实，也有下背夫塘中间两条塘基地物标证明该上、下背夫塘的权属性质是相等的事实。 第五，方田六组小组长邓宗犬、村民邓福财、潘义连的调查笔录记载有调查人：林某。根据《广东省信访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司法所所长林春平对该争议案件不但不回避，而且对该组长及村民进行策划、操纵，进行无事实、做伪证。 因此，本原告依法依规特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请法院法官判决：一、撤销龙归镇政府作出的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撤销武江区政府作出的韶武府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确认“上背夫塘”土地权属归原告邓宗初所有；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邓宗初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并说明了欲证实的内容： 1、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证明被告龙归镇政府对该争议地作出的决定。 2、韶武府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武江区政府复查被告龙归镇政府作出的决定。 3、《土地争议调解处理申请书》，证明原告依法提出土地权属争议调处申请。 4、申请行政复议一份，证明原告对裁决不服申请复议。 5、证明一份，证明该争议地从1984年-2002年由邓荣基经营。 6、村民证明一份，证明该争议地是80年至今一直种植莲藕，说明原告在该争议地有经营管理。 7、莲藕照片，证明该争议地现状是原告种植的。 8、“下背夫塘”实地照片，证明“下背夫塘”中间有一条水圳，现状是文革时期方田大队已各半均分给第五、第六村小组的事实，说明“上背夫塘”四至与第五小组相接。 9、申请书，证明区政府没有依照原告的申请到实地勘察，为此，原告在4月10日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法院到实地勘察。 10、韶武纪信复字[2017]004号，证明原告因2017年10月12日民告官，后被告对原告打击报复引发本案。 11、2017年11月17日的报告，证明第三人村组长趁土地登记确权机会，先由邓福财讲该争议地的来历，后由组长出示报告给家长签名。 12、2008年9月12日的证明，证明第三人组长在2008年有第一次担任第六村小组组长的事实。 13、2019年2月20日卢年荣的调查笔录，证明被告龙归镇政府违法自行向证人收集证据，并篡改证人证言。 被告龙归镇政府辩称，原告邓宗初与第三人方田六组争议地的名称叫“背夫塘”，四至范围是东至邓福才土地，南至邓宗北土地，西至邓志有土地，北至水圳，争议面积约为0.89亩，现状为原告邓宗初种植莲藕。 在上世纪60年代“四清”时期，方田村委会第五村民小组将第三人方田六组的一块低洼水田围了起来作他们使用(面积约0.89亩），因而引起纠纷，当时“四清”工作队人员为了解决此纠纷，就将第五村民小组的一块土地(即现在争议土地)给方田六组作补偿，且面积基本相同。后方田六组动员全体成员将此块土地开挖成鱼塘用来养鱼。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该争议土地曾租给邓宗富使用三年，每年租金20元交给了方田六组集体所有。后来由于邓宗富去世，中断了租用就一直丢荒。在此之后，方田六组没有分给他人使用，也没有公开进行招投标，直到原告邓宗初在争议地种植莲藕等农作物。 本被告依法送达了《答辩通知书》给第三人方田六组，第三人方田六组未能在法定期限提交答辩状，但提供有村委会同意其填塘做停车场的《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以及《土地权属争议调解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争议的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乡级人民政府受理和处理”的规定，本被告在受理此纠纷后，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勘查现场、调解等工作，但调解最终未能成功。 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解办法》第十九条“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及时向负责调查处理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有关证件材料”、第三十三条“乡级人民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参照本办法执行”的规定，由于原告邓宗初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所述“从1981年至今由其经营管理争议地”，且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该争议地归其使用。因此本被告决定：争议地“背夫塘”四至范围东至邓福才、第五村小组，南至邓宗北，西至邓志有，北至水圳，面积0.89亩的使用权归方田六组享有。 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本被告作出的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议书》，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龙归镇政府在法定举证时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并说明欲证实的内容： 1、申请书，证明邓宗初依法提出土地争议确权申请。 2、照片，证明邓宗初提出的确权证据，其说明在争议地种植了莲藕。 3、邓宗初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证明邓宗初主体资格。 4、收件登记单，证明龙归镇政府依法收件登记。 5、受理通知书，送达回执，证明龙归镇政府依法受理，邓宗初签收《受理通知书》。 6、邓宗初的调查笔录，证明邓宗初陈述的内容。 7、答辩通知书送达回执，证明龙归镇政府依法送达给方田六组，村民小组长签收。 8、方田六组小组长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该村民小组长个人身份信息。 9、报告，证明方田六组在争议地建停车场经得村民、村委会的同意。 10、邓宗犬的调查笔录，证明邓宗犬陈述内容。 11、村民邓福财、潘义连的调查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龙归镇政府调查内容。 12、现场勘查记录及工作照片，调解笔录，证明依法现场勘查及做调解工作。 13、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证明依法作出处理决议书。 14、送达回执，证明依法送达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 被告武江区政府辩称，一、武江区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该争议地为“背夫塘”，争议地的四至范围为东至邓福财土地、第五村小组，南至邓宗北土地，西至邓志有土地，北至水圳，该争议地面积约为0.89亩。该争议地的起源是上世纪60年代“四清”时期，方田村委会第五村民小组将方田六组的一块低洼水田围起归其使用，两村小组因此引起纠纷，当时“四清”工作队员为解决该纠纷，将方田村委会第五村民小组的一块土地（即现在争议土地）给第三人方田六组作补偿，面积基本相同。后第三人方田六组动员全体成员将此块土地开挖成鱼塘用来养鱼。上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方田六组将该争议土地租给邓宗富使用三年，每年祖金20元交给第三人方田六组集体所有。邓宗富去世后，中断租用，争议地一直丢荒并一直闲置，直到原告邓宗初2016年在争议地种植莲藕等农作物。对争议土地的权属，原告邓宗初和第三人方田六组对争议地的权属均无任何凭证，但本被告根据龙归镇政府对卢年荣、邓宗犬、潘义连、邓福财等人的调查笔录可以得知该争议地的来源及归属，故本被告将该争议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第三人方田六组享有。 二、武江区政府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解办法》第十九条“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及时向负责调查处理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有关证件材料”、第三十三条“乡级人民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参照本办法执行”的规定，因原告邓宗初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所述“从1981年至今由其经营管理争议地”，且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该争议地归其使用，故本被告作出韶武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被告依法受理该案并在审限内已审结案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本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邓宗初的诉讼请求。 被告武江区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并说明了欲证实的内容: 1、邓宗初的土地权属纠纷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的四至范围是一致的，且原告无凭证可以证明该争议地的使用权。 2、邓宗犬调解笔录（含邓宗犬的组长证明）、现场勘测笔录，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的对争议地的四至范围确认是一致的,且同时证明该争议地的来源及争议地使用情况。 3、潘义连的调查笔录（含潘义连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争议地的来源及潘义连家80年代承租争议地事实。 4、邓福财的调查笔录（含邓福财身份证复印件）、卢年荣的调查笔录（含卢年荣的组长证明），证明该争议地的来源及证明争议地一直丢荒，直到2016年左右原告种植莲藕。 5、行政复议受理案件通知书、受理案件通知书的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答辩状的送达回证，证明被告武江区政府依法受理该案并依法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及答辩状给被告龙归镇政府及第三人方田六组。 6、延期审理通知书及延期审理通知书的送达回证，证明该案已合法延期，且依法送达给原告、被告及第三人。 7、《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该案在审限审结该案且依法送达给原告、被告龙归镇政府及第三人。 第三人方田六组述称，原告与第三人方田六组争议地的名称叫“背夫塘”，四至界至是东至邓福财土地、南至邓宗北土地、西至邓志有土地（10年前是鱼塘）、北至水圳、争议面积约0.9亩。该地的历史由来是：上世纪60年初，由于贫穷加上过粮食关，方田六组全体社员积极开垦荒地种植各种农作物来度过难关，其中开垦了一块低洼地，即现在廖明岳的鱼塘一半面积，当时方田村委会第五村小组的一块低洼地约一亩作补偿给方田六组，即现在的争议塘。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初，方田六组分为两个队，上一队和上二队，当时方田六组有二个鱼塘，一个是现邓志有的鱼塘、另一个是现在的争议塘，上一队得上个塘，上二队得下个塘。上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实行承包制后，上一队的鱼塘由邓宗富买断，上二队的塘未分，然后租给邓宗富使用三年。每年租金20元给集体所有，因邓宗富去世中断了租用。一直丢荒到2013年，2014年初，原告和他人拿来4-5斤莲藕种下鱼塘，但每年都不管理，也无收成。所以原告邓宗初是有计划、有目的地侵吞集体财产。2017年底至2018年春，国家对农民的田地及鱼塘进行了确权，在此期间到现在，原告并未提出鱼塘确权。方田六组经大部分人同意建停车场而向村委会提交了报告，邓宗初提供的鱼塘种植莲藕的村民签名是其用钱买的签名。请求合议庭对此予以考虑，加上邓荣基与邓宗初是亲属关系，更要考虑邓荣基的证词是否属实。综合以上情况，方田六组向法院提供原告几点所作所为的事实与例子：2017年下半年，东莞高埗镇决定在方田上邓村建一个娱乐广场，经上邓六、七两队99%的群众同意建造。动工期间原告父子三人出来阻拦，理由是要为其家留个停车场，其目的是想老板给他钱和物品过个年。2013年某老板承包北面丰产林砍树，原告邓宗初家里的自留山并未种植桉树，但其却拿着山林证上山阻拦工人砍树，结果该老板被他勒索了四、五千元。2013年，原告又争七队邓志名家的山，一争就是4年，其中还砍掉人家种的树。在争执期间，无论村委、镇、区那个主管干部认为或说了他没道理，原告邓宗初就诬告那个干部受贿，或者告那个干部不作为，最终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邓宗初不得争议、不得上诉才平息此事。2018年，原告邓宗初在方田邮政网点取款后，过了一段时间说“店主”邓新财将其账上的钱转走了，连他自己的签名也不认，后来村委要求到公安局验笔迹，原告邓宗初才不了了之。从争鱼塘的事来讲，原告邓宗初一开始要求村委解决，而村委无法解决，就告治保主任邓新华不作为，后来邓新华当面说了他,其又改称邓新华有难言之隐。原告邓宗初每年在村与他人发生争田地、山岭、菜园、荒地，多则十多次，少则四、五次，其目的是能争多少是多少，争不到也没有损失，一生中靠打官司过日，靠勒索过日，靠别人过日。综合上述内容，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 第三人方田六组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对于被告龙归镇政府提交的证据，被告武江区政府及第三人方田六组均无异议，原告邓宗初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8无异议；对证据9有异议，没有写明是填原告的塘，报告签名时很多村民不愿意签名，所以不是按村民意愿签名的，且方田六组不止二十多户，单是第二分组都不止二十多户，而且方田六组第一分组的人没有资格与原告争该鱼塘，因为鱼塘是上二队的，与上一队无关，上一队的村民没有资格对争议地进行争议；对证据10有异议，邓宗犬称争议地以前是生产队开荒的，不符合事实，方田六组的陈述意见不符事实，争议地是原告家开垦的，“四清”时期鱼塘也是原告家管理的，争议时是在文革时期，不是在“四清”时期，方田六组说承包责任制给邓宗富使用三年后丢荒不符事实，实际一直都是原告在使用；对证据11有异议，对调查笔录的内容有异议，邓福财的调查笔录就只讲述了争议地的事，实际上邓福财自己的下背夫塘跟原告的上背夫塘性质一致，潘义连的调查笔录中提到她老公租用了争议地三年，其老公去世后才停止租用，这与事实不符，潘义连的老公并不是在80年代去世，邓宗富是在1998年去世的；对证据12有异议，现场勘查记录事先在2018年2月2日被告龙归镇政府有派工作人员到现场调解，其现在隐瞒了第一次到现场调解的笔录，被告龙归镇政府当时调解的时候有实况录音；对证据13有异议，决定书没有调查清楚案件事实，并将第一次调解事实隐瞒了，收集了对原告有利的证据材料；对证据14无异议。 对于被告武江区政府提交的证据，被告龙归镇政府及第三人方田六组无异议，原告邓宗初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4有异议，与对被告龙归镇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4中卢年荣的调查笔录，是龙归镇政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属于事后取得的笔录证据，不合法，根据卢年荣反映，他当时所说与记录不一致；对证据5-7无异议。 对于原告邓宗初提交的证据，被告龙归镇政府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4无异议；对证据5有异议，原告当时并没有提交，对经营的事实有异议；对证据6有异议，根据第三人申请，村小组里有28户人，超过了三分之二，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7有异议，当时现场勘察的时候原告邓宗初并没有提交，都是原告自己的陈述；对证据8-12无异议；对证据13，是被告方到现场直接问村小组，不存在篡改的事实。被告武江区政府、第三人方田六组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4无异议；对证据5有异议，出具证明的邓荣基是原告的侄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对证据6有异议，无法得知该鱼塘是何人种植，证明人可看出都出自不同的村小组，无法得知其是否知情；对证据7有异议，该照片看不出莲藕的权属；对证据8有异议；对证据9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区政府有权决定是否去实地勘察；证据10与本案无关，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1前面内容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后面原告附注的内容有异议；对证据12有异议，没有原件；对证据1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 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土地位于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方田村村民委员会西部的“背夫塘”，具体四至为东至邓福才、第五村小组，南至邓宗北，西至邓志有，北至水圳，面积0.89亩，该地的现状为原告邓宗初种植了莲藕。争议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均未登记到任何主体名下，也未作为农村土地发包，但本案当事人及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方田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小组（以下简称方田五组）均确认，争议的“背夫塘”地块原先为方田五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挖的鱼塘，后方田五组和方田六组因土地权属发生争议，后经方田大队调解，方田五组将本案争议的“背夫塘”移交给方田六组，以作为方田五组占用方田六组的一处面积相同地块的补偿。另外，由于方田五组开挖本案争议的“背夫塘”附近的“下背夫塘”土地权属同样存在权属争议，方田五组、方田六组经方田大队调解，最终同意将方田五组开挖的“下背夫塘”均分为两组所有，并由方田六组在“下背夫塘”筑塘基，以两条塘基中间的水圳为界，其中北面的一半归方田五组，南面的一半归方田六组。之后，方田六组就对“下背夫塘（南）”及本案争议的“背夫塘”进行管理使用。 上世纪80年代，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方田六组并未将本案争议的“背夫塘”发包给农户承包。方田六组主张，其原先将“背夫塘”以20元/年出租给组内邓宗富使用，后邓宗富未进行租用后，该塘遂荒废，该组也未对该塘的使用权作出处理。原告邓宗初则主张，因争议的“背夫塘”是方田五组占用方田六组相同面积的土地而互换过来的，而方田五组占用的土地实际就是原告家庭原先开垦出来的鱼塘，并且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方田六组中的第二分组即上二队将原先各农户的自留山、自留地、开荒地均退还原主，经公开协商，以口头和承诺方式，同意将互换过来的“背夫塘”按照开荒地的性质，以不收租金的方式归原告家庭使用，并以同样的方式将“下背夫塘（南）”的使用权归邓福财所有。原告邓宗初主张其家庭自该时起即取得了“背夫塘”的使用权并一直使用至今，期间还曾将该塘交由其侄子邓荣基经营种植莲藕。 2017年11月17日，方田六组欲将争议的背夫塘填平用于建设停车场，并由此与原告邓宗初发生争议。之后，方田村委会运送垃圾至“背夫塘”用于填埋，原告邓宗初对此进行了阻拦，并要求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方田村村民委员会介入调解，尔后又向被告龙归镇政府要求调解，被告龙归镇政府派遣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进行了协调，但并未实际解决纠纷。本案中，原告邓宗初主张，被告龙归镇政府在2018年2月2日协调过程中，其有要求被告龙归镇政府对争议土地的权属进行处理，并且被告龙归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全程有进行录音，录音内容可以证实争议土地的使用权归其所有。 2018年5月4日，原告邓宗初向被告龙归镇政府提交《土地争议调解处理申请书》，请求对争议的“背夫塘”的使用权进行调处，其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争议鱼塘在2018年春的照片；2、原告邓宗初的身份证复印件；3、邓宗初的户口本复印件。被告龙归镇政府于2018年5月7日受理后，要求方田六组提交答辩状和证据材料，方田六组未提交答辩状但提交一份有方田六组家长签名同意将鱼塘填平改建停车场的《报告》一份，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方田村村民委员会在该报告盖章同意申请。之后，被告龙归镇政府分别对原告邓宗初、方田六组小组长邓宗犬、方田六组邓福财（上世纪60年代任方田六组小组长）、方田六组潘义连（邓宗富妻子）进行了调查询问，其四人均陈述了争议的“背夫塘”原先是方田五组互换给方田六组的内容。原告邓宗初在调查笔录中确认其无证件证实争议的“背夫塘”使用权归其所有，但主张其一直对争议的“背夫塘”进行管理和使用。邓宗犬、邓福财、潘义连则明确争议的“背夫塘”使用权应属集体所有。2018年10月19日，被告龙归镇政府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和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方田村村民委员会、龙归镇国土所的代表前往争议现场进行了勘查，确认了争议土地的四至和面积及附着物等内容。2018年10月26日，被告龙归镇政府作出本案被诉的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和《土地权属争议调解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认为原告邓宗初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争议地的使用权归其所有，遂决定将争议的“背夫塘”使用权归方田六组享有。 原告邓宗初不服被告龙归镇政府作出的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于2018年12月21日向被告武江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过程中，原告邓宗初提交一份邓荣基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为“兹有方田村第六村小组村民邓宗初于1982年分单干初期，在现有其争议塘养鱼，因当时环境之故，搞不到收入，然后在1984年间，其三兄弟以亲情将此塘给我邓荣基经营以种莲藕，直至约2002年他家搬迁到回原住老屋位置居住，他才收回该塘经营至目前，此证明是事实。特此证明。”被告武江区政府于2018年12月25日受理后，分别向被告龙归镇政府和方田六组发出通知书，要求龙归镇政府限期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证据。被告武江区政府收到被告龙归镇政府的相关材料之后，为验证争议“背夫塘”的来源，委托被告龙归镇政府工作人员对方田五组的小组长卢年荣进行了调查询问，方田五组村民卢绍星当时亦在场，卢年荣确认了方田五组和方田六组两个集体之间因土地的所有权发生争议，后经调解双方互换部分土地，争议的“背夫塘”即原由方田五组互换给方田六组的，卢绍星也在该调查询问笔录上签名。被告武江区政府经复议认为，原告邓宗初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自1981年至今经营管理争议地，被告龙归镇政府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解办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作出的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故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被诉的韶武府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被告龙归镇政府的原行政行为。 原告邓宗初不服被告龙归镇政府作出的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及被告武江区政府作出的韶武府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前述两份决定书并要求确认争议的“背夫塘”土地权属归其所有。诉讼过程中，原告邓宗初明确其在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中主张的土地权属为土地使用权，并主张“背夫塘”应属于其自留地。原告邓宗初在诉讼过程中，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其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交的《村民证明》，内容为“位于我们方田村西部，小地名称背夫塘（上背夫塘）从八十年代至今，塘里一直是种植莲藕，情况属实。”该《村民证明》下方有11人的签名和捺印。另外，原告邓宗初主张，被告龙归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在2018年2月2日对争议进行调解的时候，有对调解过程进行录音，录音中有对其有利的证据，但根据原告邓宗初书面的《陈述》所载内容，被告龙归镇政府仅是对方田村委会欲填埋争议的“背夫塘”与原告邓宗初发生纠纷一事进行调解，双方分别陈述了主张权利的事实和理由，尔后由被告龙归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解释和调解。为证实其所主张的“背夫塘”性质和邓福财的“下背夫塘”性质一致，原告邓宗初还向本院申请到现场察看“下背夫塘”存在的塘基和水圳。原告邓宗初还对卢绍星签名的调查笔录存在异议，认为记录内容和卢绍星陈述的内容不一致，并怀疑卢绍星签名的真实性，为此申请卢绍星到庭作证。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卢绍星到庭确认被告龙归镇政府在对卢年荣进行调查的时候其在场，并且确认其在调查笔录上进行过签名，庭审中，卢绍星同样确认争议的“背夫塘”原由方田五组互换给方田六组，但称不清楚该塘是何人使用。 本院认为，被告龙归镇政府作出的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及被告武江区政府作出的韶武府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五条“土地权属纠纷实行地域管辖、分级调处：（一）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纠纷由乡（镇）或县级人民政府调处。（二）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由争议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或市以上人民政府调处。（三）跨行政区域的土地权属纠纷，由双方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调处”的规定，本案土地权属争议属于原告邓宗初个人与方田六组集体经济组织单位之间的纠纷，且并非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故被告龙归镇政府本案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具有法定的处理职权。 根据《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九条“当事人对自己的请求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申请调处土地权属纠纷，应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列相应的有关证据材料：（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证书；（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征收、划拨土地的文件、附图和有关的补偿协议书、补偿清单；依法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书和交付地价款的凭证；规划部门批准规划用地的文件及红线图；（三）乡（镇）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农民建房用地的文件；（四）土地资源详查工作中，按规定形成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五）生效的人民政府的调解书、处理决定和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判决书以及有关土地权属协议书；（六）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证据的有关文件、资料”的规定，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一条也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书和有关证据材料。本案中，原告邓宗初作为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人，其除向被告龙归镇政府提交了“1、争议鱼塘在2018年春的照片；2、原告邓宗初的身份证复印件；3、邓宗初的户口本复印件”外，未能提交更多的证据材料，而上述证据材料显然不能证实原告邓宗初享有争议鱼塘的使用权。原告邓宗初在复议过程中提交了邓荣基的《证明》，但该《证明》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且原告邓宗初与邓荣基属于叔侄关系，故并不足以证实邓宗初享有争议“背夫塘”的使用权。而原告邓宗初在诉讼中提交的《村民证明》，其并未在行政程序中提交，且《村民证明》并未说明争议“背夫塘”使用人是何人，故也不能证实原告邓宗初依法获得了争议“背夫塘”的使用权。 原告邓宗初强调，争议的“背夫塘”为方田五队占其家庭的鱼塘而作为补偿给方田六队，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方田六队上二组将互换过来的“背夫塘”按开荒地、自留地的性质交由其家庭经营管理，但其却并未就此提供足以证明该事实的证据。而根据被告龙归镇政府的调查，众多方田六队的成员对此并不认可。原告邓宗初还主张，其使用的“背夫塘”与邓福财使用的“下背夫塘（南）”性质一样，并申请本院前去查看“下背夫塘”的塘基和水圳。对此，即便存在邓福财使用“下背夫塘（南）”的事实，也不能直接证实邓福财使用“下背夫塘（南）”属于经方田六组同意的合法使用，更不能证实原告邓宗初所主张的方田六组曾将争议地的使用权交由其家庭使用，邓福财本人也在被告龙归镇政府的调查笔录中明确争议的“背夫塘”使用权应属方田六组。而对于“下背夫塘”的塘基和水圳形成的历史过程，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该水塘塘基和水圳的现状，与争议“背夫塘”使用权权属亦毫无关联，故并无对此进行现场查看的必要。原告邓宗初还认为，被告龙归镇政府在2018年2月2日进行第一次调解的时候掌握有对其有利的录音证据材料。对此，首先，原告邓宗初并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线索证实存在其所称的录音；其次，即便存在上述录音，根据原告邓宗初陈述的录音内容，也仅仅是各方进行的口头争论，对于原告邓宗初陈述的内容未予当场反驳并不代表对其陈述内容的认可。而根据被告龙归镇政府调查获取的证据来看，第三人方田六组及其成员实际并不认同“背夫塘”的使用权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交由原告邓宗初家庭使用。故原告邓宗初主张的上述内容，均不足以证实原告邓宗初已经依法获得了争议“背夫塘”的使用权。 而根据本案事实，争议的“背夫塘”所有权归第三人方田六组，所有权的完整权能中包含使用权，在其他主体未能依法获得争议“背夫塘”使用权的情况下，第三人方田六组对其本身所有的土地自然享有使用权，被告龙归镇政府据此将争议土地的使用权确认归第三人方田六组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在本次调处过程中，亦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故其作出本案被诉的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合法。被告武江区政府补强了被告龙归镇政府作出原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并据此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韶武府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当属合法的复议行为。 综上所述，本案被诉的韶武龙府[2018]17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及韶武府行复〔2018〕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亦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属于合法的行政行为，原告邓宗初请求撤销前述两份决定书并要求被告龙归镇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其要求确认“上背夫塘”使用权归原告邓宗初所有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且两级人民政府对争议土地的使用权已经作出正确合法的处理，故对原告邓宗初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邓宗初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邓宗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增有 人民陪审员  曹汉才 人民陪审员  韩玲玲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舒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