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1007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区慕本，女，1955年10月7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宝柔，广东毅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法定代表人：何锦荣。委托诉讼代理人：关俭科，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杨俊，广东熊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黎翠婵，女，汉族，1960年10月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学敏，广东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英，广东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钧志，男，汉族，1964年5月2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晶晶，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区慕本、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徕酒店）因与被上诉人黎翠婵、何钧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13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濠酒店）于2019年5月5日向工商部门办理企业名称核准登记变更为金徕酒店。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区慕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项，改判何钧志、区慕本共同向黎翠婵支付货款6870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何钧志、区慕本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本案证据问题。1.二审期间，区慕本提交了2015年7月11日何钧志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2015年9月及10月份何钧志出具的《通知》一份、《公告》三份、2015年底何钧志取走会计凭证的《证明》一份及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期间黎晚滔签单的凭证作为证据。2.一审期间未提交上述证据的原因主要是，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中餐部（以下简称银濠酒店中餐部）自2011年1月份开业至2018年1月结束营业已有7年时间，期间银濠酒店中餐部各员工的职能以及权利范围有相关规定，各员工各司其职。银濠酒店中餐部停止营业后，由于银濠酒店中餐部跟员工之间的劳动纠纷以及何钧志与区慕本之间的合伙纠纷一直未能处理完毕，上述材料由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员工保管，该员工履行其保管职责，此前一直不愿意将材料提供给区慕本。直至一审判决作出后，区慕本多番与保管材料的员工沟通，并给该员工看过判决书并多次解释，该员工才愿意将原件提供给区慕本，并在本案中提交。二、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何钧志未参与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是错误的，实际上何钧志从未退出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应承担本案的债务。1.关于黎晚滔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期间在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签单凭证，因一审期间未能提供相关单据原件，一审法院认为“无法确认2015年10月13日后，黎晚滔签单消费行使何钧志的合伙人权益”。但是，区慕本现已提供2015年10月13日后黎晚滔签单的证据原件，并结合区慕本提供的2015年7月11日何钧志出具的《授权委托书》、2015年10月1日何钧志出具的《公告》，可以得知黎晚滔是经何钧志特别授权，有权代为行使何钧志作为银濠酒店中餐项目合伙人所享有的各项合伙人权利。同时何钧志进行公告，声明只有合伙人何钧志、区慕本以及何钧志授权的黎晚滔有权在银濠酒店中餐部进行签单消费，且黎晚滔一直在银濠酒店中餐部签单至2016年7月。也即至少在2016年7月份前，黎晚滔均是以何钧志特别授权人的身份存在于银濠酒店中餐部并享有合伙人的权益，既然黎晚滔是经何钧志特别授权，代为行使其在银濠酒店中餐部合伙人所享有的各项权利，黎晚滔在银濠酒店中餐部的行为也应视为是何钧志的行为。黎晚滔一直在银濠酒店中餐部工作，由此可说明何钧志一直未退出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实际经营。2.根据区慕本新提交的证据，何钧志于2015年3月份召开会议对总监的职能进行规定并招聘了总监，随后于2015年7月授权黎晚滔代为行使合伙人权利，并于2015年9月、10月以银濠酒店中餐部合伙人、大老板的身份向区慕本及银濠酒店中餐部员工发出公告，声明接管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合伙事务，2015年年底又取走银濠酒店中餐部的会计账册。从这一系列的证据也可以看出，何钧志从未实际退出银濠酒店中餐部经营，并且以合伙人的身份行使各项权利。3.何钧志与区慕本共同向案外人租赁物业用作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场所，何钧志至今未向区慕本或案外人提出要终止《租赁合约书》。若何钧志确如其所述退出合伙对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但多年来何钧志一直未提出终止租赁关系，而是继续租赁物业供银濠酒店中餐部使用，不符合常理。由此可知，何钧志实际上从未退出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其作为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合伙人，应共同承担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对外债务。三、银濠酒店中餐部作为经营实体客观存在，至今未进行过清算，何钧志一直未退出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应与区慕本共同承担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对外债务。1.何钧志与区慕本合伙经营的银濠酒店中餐部作为一个实体客观存在，将近有100名员工，自2011年1月开业至今有7年的时间，其运作较为成熟。虽未领取营业执照，但是银濠酒店中餐部内各部门各员工都有明确的分工，供应商也比较稳定，银濠酒店中餐部大部分员工自其入职后便工作至银濠酒店中餐部2018年结业。因此，区慕本虽与何钧志于2015年底发生合伙纠纷，但是银濠酒店中餐部并没有因此瘫痪，银濠酒店中餐部总监及经理等员工均根据各自的职能履行职务。2.一审法院认为“区慕本提交的员工入职申请表3份，仅可以证明2015年3月、5月，被告何钧志参与员工招聘，不能证明2015年10月13日《合伙协议书》解除后被告何钧志是否参与经营”是片面的。银濠酒店中餐部髙级管理人员总监的职能以及权力范围由何钧志规定，各部门费用申购单由总监签名确认、各部门员工入职工资以及员工调资由总监确定。也即总监有权对各部门的釆购以及员工入职情况进行管理，而总监又是直属何钧志管辖，且总监一直工作至银濠酒店中餐部2018年1月份结业，由此可见何钧志并未实际退出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3.区慕本曾向何钧志发出多份通知，要求其对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债务进行清算，但何钧志不予理睬，至今没有任何回复，说明双方至今未就合伙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由此也不能认为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解除。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银濠酒店中餐部至今未进行清算，何钧志作为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合伙人，应承担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债务。四、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区慕本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何钧志自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1月10日参与中餐部的合伙经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是错误的。区慕本已提供大量证据证明何钧志未退出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何钧志主张其退出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由区慕本经营，应由何钧志提供相关证据,例如解除合同的告知等。首先，一审法院认为区慕本与何钧志合伙关系解除的依据是2017年3月9日作出的（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以及在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该判决书于2017年10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仅确认区慕本与何钧志双方的合伙关系解除，而非认定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只有区慕本一人经营，一审法院不足以据此认定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者只有区慕本一人。其次，在（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第7页第11行至14行中，何钧志答辩称：“五、何钧志同意解除双方于2013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但前提是必须对中餐部筹办至法院确认《合伙协议书》解除之日的所有账目进行审计鉴定”。也即若银濠酒店中餐部筹办至法院确认《合伙协议书》解除之日的所有账目未进行审计鉴定，则何钧志不同意解除双方于2013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在（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案中，由于区慕本、何钧志均未按期缴纳审计费用，导致司法审计未能启动，银濠酒店中餐部所有账目并未进行审计鉴定，不能满足何钧志同意解除《合伙协议书》的条件，由此可知何钧志并未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再次，（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判决作出的时间是2017年3月29日，该判决生效的时间是2017年10月9日。结合本案中何钧志向银濠酒店中餐部员工以及区慕本发出的各自全面接管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公告，在2017年10月9日之前，何钧志根本不知判决的最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其不可能退出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最后，何钧志声称退出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由区慕本经营，但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且，何钧志真如其所称的退出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其大可直接与区慕本解除合同，通知区慕本解除合伙关系，也应撤销其对黎晚滔的授权，不再任由黎晚滔在银濠酒店中餐部进行签单消费或享有合伙人的权利。何钧志既不声明撤销其对总监的工作职能以及权利范围进行管辖的权利，也不撤销其全面接管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公告通知，明显不合常理。五、关于货款发生的时间。1.本案中，黎翠婵所产生的货款是一直累计下来的，而非是2018年1月18日产生，该货款也从未进行过清算。一审庭审中，黎翠婵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货款发生的时间，并且也未明确货款发生的时间。但是一审法院却认为“本案原告提交的《货款确认》仅记载了2018年1月18日双方对单之日的实际欠款金额，并未载明所欠货款发生的时间。本院结合原告多年向中餐部供货，中餐部陆续还款，且本案尚欠货款68705元，金额并不大，而对单之日2018年1月18日距2015年10月13日已超过两年等事实，可以认定在先产生的货款已陆续清偿，本案原告所主张的货款应系发生于合伙关系解除之后，较为合理”，由此可以看出，一审法院仅以推断作出该判断，缺乏事实依据。2.一审法院认为“而对单之日2018年1月18日距2015年10月13日已超过两年等事实，可以认定在先产生的货款已陆续清偿，本案原告所主张的货款应系发生于合伙关系解除之后”与其认为“原告所主张的货款发生于2015年10月13日之后，合伙关系解除后被告何钧志未参与中餐部的合伙经营，故上述中餐部的债务，应由被告区慕本承担，被告何钧志无需承担”互相矛盾。何钧志于2013年7月10日确认以案外人何池名字开设的账户作为银濠酒店中餐部的账户，且一审法院也认同以案外人何池名字开设的账户可以代银濠酒店中餐部支付货款，那么2015年10月13日后使用案外人何池名字开设的账户支付黎翠婵在先产生的货款也应视为何钧志参与中餐部经营的行为，否则无法解释“在先产生的货款已陆续清偿”是代表何人清偿。如代表区慕本清偿，那么区慕本仅清偿其应承担部分，何钧志拖欠黎翠婵2015年10月13日之前的货款至今未有清偿，则本案中黎翠婵主张的货款中应由部分由何钧志承担。六、关于货款利息问题。区慕本认为黎翠婵要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若法院认为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该部分利息也应由何钧志与区慕本共同负担。区慕本在庭审中补充：1.从何钧志发出的多份通知及其在2015年已委托律师的行为，可知其并非无法律意识。其并未向区慕本发出任何解除合伙关系的通知，员工至今仍认为何钧志为合伙人。2.何钧志授权黎晚滔代其行使合伙人权利，银濠酒店中餐部员工至今仍认为黎晚滔是何钧志授权代表。3.本案涉案货款并非于2018年1月18日产生，而是一直累计计算。根据（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判决可见，区慕本积极发函要求何钧志对银濠酒店中餐部进行清算并向法院提出清算申请，但何钧志迟迟未回应，法院也驳回了清算申请，因此何钧志应对合伙债务承担责任。金徕酒店辩称：答辩意见与金徕酒店的上诉内容一致。黎翠婵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于各方的法律关系以及应承担的责任论述清晰、准确。1.关于货款的发生时间，黎翠婵在起诉状及庭审中已明确该事实并不影响区慕本与金徕酒店的责任承担，关于金徕酒店的法律责任，中餐部挂靠其经营并使用其营业执照经营，由各方一致认可，根据区慕本一审提交的员工入职申请表，表中均印有金徕酒店的图标及名称，证实中餐部是以金徕酒店的名义招聘员工。本案中，金徕酒店还使用公账替中餐部支付货款，中餐部与金徕酒店在场地使用、人员聘用和财务上存在混同。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金徕酒店应承担付款责任。何钧志辩称：不同意区慕本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1.何钧志与区慕本的合伙关系经生效判决解除，而不是基于员工的理解而解除。2.何钧志已向法院起诉，要求对双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审计，也要求区慕本返还何钧志合伙出资，但区慕本一直未返还。3.从区慕本提交的证据可知，区慕本控制着中餐部，导致何钧志无法行使合伙人权利、参与合伙企业经营，并非何钧志不愿参与经营。4.员工对双方之间的纠纷都是清楚的，何钧志虽然委托黎晚滔行使合伙人权利，但其根本无法行使相关权利。5.一审法院认定货款发生在合伙关系解除后正确。6.区慕本提交的并非新证据，该证据在一审庭审时就已产生，何钧志不同意证人出庭作证。金徕酒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项，改判金徕酒店无需承担任何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黎翠婵、何钧志、区慕本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金徕酒店与黎翠婵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黎翠婵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金徕酒店存在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金徕酒店无需承担本案债务。二、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对外债务与金徕酒店无关，金徕酒店与银濠酒店中餐部仅是挂靠关系，两者分开独立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对外债务应由其合伙人何钧志、区慕本共同承担，不应当由金徕酒店承担任何责任。1.2011年1月13日，何钧志、区慕本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合伙经营金徕酒店附属的中餐项目即银濠酒店中餐部，该合伙项目挂靠金徕酒店经营，使用金徕酒店的营业执照。银濠酒店中餐部全体合伙人对外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银濠酒店中餐部与金徕酒店分开独立经营，各自承担责任。因此，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债务与金徕酒店无关，也不应当由金徕酒店承担，应由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合伙人即何钧志、区慕本共同承担。2.2011年1月13日，何钧志、区慕本与何池、何锦荣签订《租赁合约书》，约定何池、何锦荣将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大道北(原华阳路）的部分物业出租给何钧志、区慕本作餐饮营业大厅，何钧志、区慕本在经营期间涉及经营项目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工资、员工福利、社保、工商管理费、营业税金）及一切债务均由何钧志、区慕本负责。上述租赁合约书签订后，何钧志、区慕本一直租赁上述物业用作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场所，至今未向何池、何锦荣提出要终止《租赁合约书》。因此，本案债务属于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对外债务，应由何钧志、区慕本共同承担责任。3.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粤髙法(2017）147号]，挂靠企业对外的债务应当由挂靠企业自己承担。因此，根据银濠酒店中餐部合伙人的合伙协议内容以及《租赁合约书》的相关内容，银濠酒店中餐部合伙人已明确约定，关于经营期间因银濠酒店中餐部所涉的一切费用及一切债务均由两合伙人自行承担。并且，黎翠婵也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金徕酒店存在合同关系，所以金徕酒店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区慕本辩称：答辩意见与区慕本的上诉内容一致。黎翠婵辩称：答辩意见与对区慕本的上诉内容作出的答辩意见一致。何钧志辩称：答辩意见与对区慕本的上诉内容作出的答辩意见一致。黎翠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金徕酒店、何钧志、区慕本立即向黎翠婵支付所拖欠的货款6870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参照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金徕酒店、何钧志、区慕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黎翠婵持有《货款确认》一份，记载主要内容为：“黎翠婵冰鲜档供应商，本食府与贵单位于2018年1月18日双方对单确认尚欠货款为69555元。”供应商落款处为黎翠婵签名，银濠酒店中餐部落款处加盖“佛山市银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中餐部”公章，“岑柳萍”签名，落款时间均为2018年1月18日。落款下方手写记载退货金额为850元，实际欠款为68705元。黎翠婵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7年2月至2017年10月，何池通过其80010001550473366向黎翠婵转账汇款。黎翠婵称前述转账汇款系何池代银濠酒店中餐部支付货款。另查明，2011年1月13日，甲方何池与乙方区慕本、何钧志签订《租赁合同书》，约定以下主要内容：银濠酒店中餐项目，甲方将合法承租的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镇安村中一股份经济合作社之物业转租给乙方，由乙方做经营中餐服务行业；餐饮等营业牌照，由甲方负责办理，持牌人由甲方委托，但持牌人必须同意乙方挂靠酒店经营的行为；金徕酒店营业执照的年审费、续牌费、工商管理费等，按租赁面积分摊，乙方负责经营项目所需的水电费、税金以及经营所产生的任何费用；乙方自设独立账户经营，总账挂靠金徕酒店主理，由金徕酒店统一建账、统一报税，乙方上交甲方的租金及物业管理费，属内部往来账目。合同落款处记载了金徕酒店的账号。同日，何钧志与区慕本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以下主要内容：合伙经营项目为金徕酒店附属的中餐项目，合伙项目挂靠金徕酒店经营，使用该酒店的营业执照，合伙期限共15年，设定合伙总投资额为600万元，区慕本出资270万元，何钧志出资330万元；合伙项目对内设立专用账户，由各合伙人共同监管，合伙期间设立的财务机构，并完善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对外财务直接挂靠金徕酒店，合伙体与酒店之间就本合伙项目互负相应的法律与经济责任；全体合伙人对外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对内按各合伙人出资比例参与盈余分配和承担合伙债务。《租赁合同书》和《合伙协议书》签订后，何钧志、区慕本合伙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中餐部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区慕本提交备忘录一份，记载“于2013年7月10日，银濠酒店中餐部与何钧志私户的现存款项由原开户行转入何池及新开设的公户。”落款处为何钧志与案外人何池签名。2015年9月25日，区慕本以合伙协议纠纷向一审法院起诉何钧志，案号为（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及要求何钧志补缴合伙出资、归还合伙资金等。该案诉讼中，一审法院组织对中餐部在合伙期间的盈亏情况进行司法审计，依法委托佛山大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由区慕本、何钧志对各自要求审计的事项承担审计费用。因双方均未按期缴纳审计费用，佛山大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委托审计函退回一审法院，司法审计未能启动。另，区慕本向一审法院撤回其他诉讼请求，仅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以及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以及在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何钧志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粤06民终7617号民事裁定，准许何钧志撤回上诉。（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于2017年10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4月10日，何钧志以合伙纠纷向本院起诉区慕本、金徕酒店及何池，案号为（2017）粤06民初63号，主张区慕本返还出资款、中餐部自2011年5月至合伙关系解除之日（2015年10月13日）期间的利润、遭受的经济损失等。本院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2017）粤06民初63号之二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扣押区慕本、何池所持有的中餐部自2011年1月13日至2015年10月13日期间的财务资料（包括会计账册、原始凭证、单据、现金账簿及电脑内的财务报表等资料）。本院已采取扣押上述财务资料的证据保全措施。现该案处于审理过程中。2018年1月9日，中餐部向金徕酒店发出《结束营业通知文书》，该文件记载：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何钧志、区慕本承租酒店大楼其中营业范围的地方，挂靠金徕酒店牌照，用“银濠食府”名称（银濠酒店中餐部）于2011年10月1日起正式以合伙体，自负盈亏、独立经营，总账由金徕酒店统一做账。现因经营亏损而于2018年1月10日起银濠食府（银濠酒店中餐部）结束营业，现向金徕酒店特此通知，相关结业的事宜已呈相关劳动部门仲裁处理。落款处记载为：“佛山市银濠酒店原所属挂靠经营部门银濠食府（中餐部）”，加盖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公章。再查明一，2015年10月1日，何钧志发出《公告》，明确自2015年10月1日起，除中餐部合伙人何钧志、区慕本以及何钧志授权的黎晚滔（其签单金额由何钧志承担）外，何池及中餐部其他任何员工不得在中餐部签单消费。再查明二，2018年1月5日，区慕本出具函件，通过邮寄方式向何钧志发出。该函件主要内容如下：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权由何钧志行使，但何钧志自2014年后以来长期擅离职守，造成银濠酒店中餐部经营亏损负债累累；要求何钧志履行出资等义务。再查明三，庭审中，一审法院就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公章及2015年10月13日后的财务报表由谁保管问题询问区慕本，区慕本庭后书面答复：“银濠食府”的公章现存放在银濠酒店中餐部仓库内，由银濠酒店中餐部留守员工保管；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的财务资料已因另案诉讼向本院提交。一审法院认为，黎翠婵向金徕酒店、何钧志、区慕本主张货款而提起诉讼，该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因区慕本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故该案属于涉澳民事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处理。黎翠婵与区慕本未约定适用的法律,而涉案买卖合同履行地在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在各方未对适用法律作出选择时，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因案涉买卖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此为该案最密切联系地，故该案应适用内地法律。涉案的《货款确认》《租赁合同书》和《合伙协议书》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黎翠婵持有的银行账户明细，结合区慕本提交的2013年7月10日的备忘录，可以证明何池可以代中餐部支付货款，且何池实际已向黎翠婵支付货款。结合中餐部盖章确认的《货款确认》，本院认定黎翠婵与银濠酒店中餐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货款确认》可以证明银濠酒店中餐部尚欠黎翠婵货款68705元。关于利息，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对付款期限进行约定，故涉案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黎翠婵主张的利息应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6月13日起开始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黎翠婵主张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又因双方未约定违约金或利息的计算方式，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其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黎翠婵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银濠酒店中餐部未经工商注册，并非可以独立承担责任的民事主体，其债务应由谁承担，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何钧志、区慕本签订《合伙协议书》，合伙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则中餐部的债务应由合伙人区慕本、何钧志承担。但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以及在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已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黎翠婵所主张的茶艺分成款系发生于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为合伙关系解除之后，而区慕本主张何钧志在合伙关系解除之后事实上参与合伙经营，则区慕本应承担证明何钧志自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1月10日参与中餐部的合伙经营的举证责任。关于区慕本的举证，1.区慕本提交的员工入职申请表3份，仅可以证明2015年3月、5月，何钧志参与员工招聘，不能证明2015年10月13日《合伙协议书》解除后何钧志是否参与经营，一审法院对证据已不予采信；2.区慕本提交的何钧志发出的《公告》，仅可以证明何钧志授权的黎晚滔可在中餐部签单消费，但区慕本未能提交黎晚滔签单消费的单据原件，无法确认2015年10月13日后，黎晚滔签单消费行使何钧志的合伙人权益；3.区慕本2018年1月5日出具的函件，已记载何钧志自2014年以来长期擅离职守，亦可以反映何钧志在2015年10月13日后未实际参与经营的情况；4.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区慕本提交2015年10月13日后中餐部的财务报表，区慕本庭后书面答复：“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的财务资料提交至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根据本院作出的（2017）粤06民初63号之二民事裁定，系裁定查封、扣押区慕本、何池所持有的中餐部自2011年1月13日至2015年10月13日期间的财务资料，并未包括一审法院要求区慕本提交的2015年10月13日后中餐部的财务报表，现区慕本未能提交，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区慕本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何钧志自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1月10日参与中餐部的合伙经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黎翠婵所主张的货款发生于2015年10月13日之后，合伙关系解除后何钧志未参与中餐部的合伙经营，故上述中餐部的债务，应由区慕本承担，何钧志无需承担。根据《租赁合同书》和《合伙协议书》的约定，金徕酒店的餐饮等营业证照，由金徕酒店负责办理，并同意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中餐部挂靠金徕酒店经营，且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中餐部需对金徕酒店的营业执照的年审费、续牌费、工商管理费等按租赁面积分摊。各方当事人到庭陈述，确认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中餐部实际经营过程中，确实挂靠于金徕酒店经营。故一审法院认定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中餐部与金徕酒店为挂靠关系，对于上述中餐部的债务，金徕酒店应以其资产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对于黎翠婵主张金徕酒店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区慕本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黎翠婵支付货款68705元及利息（自2018年6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金徕酒店对一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区慕本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黎翠婵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区慕本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授权委托书》，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7月11日特别授权给黎晚滔，由黎晚滔代为行使何钧志作为银濠酒店中餐项目合伙人所享有的各项合伙人权利，授权自2015年7月11日生效；2.《通知》（2015年9月25日），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9月25日向银濠酒店中餐部各员工发出通知，明确何钧志接管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全部合伙事务，要求员工配合其工作，并再次确认其授权给黎晚滔，从通知中也可知何钧志委托授权了律师；3.《公告》（2015年9月25日），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9月25日向区慕本发出公告，声明其从即日起接管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全部合伙事务，何钧志实际参与经营；4.《公告》（2015年10月12日），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10月12日向银濠酒店中餐部门各员工发出公告，声明何钧志是银濠酒店中餐部大老板，并要求银濠酒店中餐部所有员工应配合何钧志的工作安排。拟证明何钧志从未退出合伙体的经营；5.《公告》（2015年10月12日），拟证明何钧志以合伙人身份于2015年10月12日向银濠酒店中餐部员工发出公告，何钧志从未退出合伙体的经营；6.《取银濠食府会计凭证》，拟证明何钧志于2015年底以银濠酒店中餐部合伙人的身份取走银濠酒店中餐部的财务会计凭证，经营着银濠酒店中餐部，会计凭证至今仍存放在何钧志处，何钧志实际参与经营；7.《签单消费单》，拟证明何钧志代表黎晚滔一直在银濠酒店中餐部签单至2016年7月份，金额高达几十万元，银濠酒店中餐部员工服从、听从何钧志管理，任由黎晚滔签单消费，可见何钧志从未退出合伙体的经营；8.（2017）粤06民终7617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区慕本与何钧志合伙纠纷一案判决于2017年10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但何钧志一直以来未实际退出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也未同意对银濠酒店中餐部进行清算，其仍是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合伙人，应对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债务承担责任；9.(2017)粤0604清申3号案件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补正材料告知书、指定清算人申请书，拟证明2017年10月27日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向区慕本发出补正材料告知书，要求其补交何钧志主体适格的相关资料。区慕本于2017年11月1日向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拟对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进行清算，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民事裁定，不予受理区慕本强制清算的申请。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至今未进行清算，区慕本与何钧志之间至今未就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的清算达成一致意见，何钧志应对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债务承担责任；10.(2018)粤0604民初3720号案举证通知书、传票、案件应诉通知书，拟证明区慕本与何钧志、何锦荣、何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还在审理当中，未作出宣判。该案涉案场地正是区慕本与何钧志共同租赁用于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场地，何钧志至今未解除租赁合同，该场地仍用于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可证明何钧志从未退出合伙体的经营；11.（2018）粤0604民初27926号立案受理通知书，拟证明区慕本与何钧志、黎晚滔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6日受理，可证明何钧志是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合伙人，并拥有合伙人权利，未脱离银濠酒店中餐部合伙人身份；12.律师调查笔录（证人证言），拟证明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员工总监黄某（2015年5月入职）、副总监温某（2013年12月入职）一直服从何钧志的管理，认可何钧志的代表黎晚滔行使银濠酒店中餐部合伙人权利，何钧志从未向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员工表明其退出经营，不再是合伙人，也从未向银濠酒店中餐部员工撤回对黎晚滔的授权。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员工至今认为何钧志就是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合伙人，其命令员工也会服从。金徕酒店质证称：对区慕本提交的上述证据三性均无异议。黎翠婵质证称：对全部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法核实，请法院予以审查。何钧志质证称：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授权委托书发出时间是2015年7月11日,当时何钧志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委托黎晚滔行使合伙人权利，但事实上黎晚滔并未能行使合伙人权利。在区慕本起诉后，黎晚滔也未再参与中餐部的管理。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该通知内容确实是为了维护何钧志的权利，但部门负责人及其员工根本不配合何钧志工作，该通知并未得到执行。3.对证据3质证意见与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4.对证据4质证意见与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5.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从该公告可知何钧志要辞退陆秀珍，但该公告并未得到执行。陆秀珍是在中餐部停止营业后才离职，可印证何钧志根本无法行使合伙人权利。6.对证据6，该证据是复印件且不完整，对其三性均不予确认。7.证据7上用餐负责人签名十分模糊，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而且上述单据均保留在区慕本手中，极易伪造。该证据仅能证明黎晚滔在中餐部有消费行为，而不能证明其对中餐部行使了任何经营管理行为。8.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判决于2017年10月9日发生效力，双方法律关系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何钧志并无实际参与中餐部经营，由于合伙体并无办理工商登记，无法进行清算，故只能通过法院司法审计来确定合伙份额，而且合伙关系已解除，何钧志不对解除后产生的合伙债务承担法律责任。9.对民事裁定书、受理通知书、补正材料告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指定清算人申请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落款处无申请人签名，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银濠酒店中餐部至今未进行清算，一方面法院不予受理，另一方面双方的合伙关系已经解除，在法院判决合伙关系解除时，银濠酒店中餐部是由区慕本实际经营没有停业，并不具备清算条件，所以何钧志仅起诉要求区慕本返还出资额，并对合伙企业解除前的利润进行清算；而解除后合伙企业的亏损是区慕本经营不善导致，与何钧志无关。10.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双方的租赁合同纠纷仍在审理中，法院未作出宣判，租赁合同关系是否解除尚未可知。虽然该场地一直是银濠酒店中餐部使用，但银濠酒店中餐部一直是由区慕本与何池经营，即该场地出租方，因此该案与本案无关联。11.对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案才刚立案，法院以合伙协议纠纷案由立案，不代表何钧志仍是合伙人。12.对证据12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两份调查笔录是区慕本为本案诉讼而制作，内容大致相同，但并不能证明何钧志及其代表人黎晚滔有行使合伙人权利。而且调查笔录中当事人所陈述的内容并不属实。黄某于2015年5月入职，在该笔录中黄某称：“我刚在银濠工作时，何钧志经常过来”，该陈述并不属实。区慕本在一审庭审中向法院提交过两份公告，公告中称从2014年起何钧志长期擅离职守。区慕本提交的上述公告与员工在笔录中的陈述相互矛盾，且该两名员工仅是八十多位员工的少数代表，其证言不能代表何钧志、黎晚滔在合伙协议解除后有参与银濠的经营管理。区慕本可以提供银濠酒店中餐部需要审批的所有资料，如果何钧志曾经参与经营管理，其应该有签署过相关的资料，但区慕本并未能提供。本案庭审期间，本院依区慕本申请，传唤了证人温某、黄某出庭作证。温某作证称：本人叫温某，女，汉族，1970年5月2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中路**东怡花园******本人现在没有工作，之前是在银濠酒店中餐部担任副总监职位。2013年12月，本人到银濠酒店中餐部担任总监，直到2018年1月9日银濠酒店中餐部停业为止。本人在担任银濠酒店中餐部副总监期间，有两个老板：一个是区慕本，其委托何池负责财务部分；另一个是何钧志，负责日常经营。大致是2016年或者2017年，具体时间忘记了，有一天中午吃饭时，黎晚滔过来向大家作自我介绍，告知其是何钧志委托到银濠酒店中餐部的，是黎晚滔亲自过来开会向大家宣布的，其他内容本人就不清楚了，也不能确定何钧志过来银濠酒店中餐部的频率。本人确认何钧志在2015年9月份委托黎晚滔处理银濠酒店中餐部的事宜，不清楚黎晚滔是否在银濠酒店中餐部拥有办公室，也不清楚何钧志退伙事宜，本人知道区慕本与何钧志存在纠纷，但不清楚具体原因。在职期间的工资均由区慕本委托何池指定财务部支付，转账和现金都有，其不清楚银濠酒店中餐部发布的公告内容。黄某作证称：本人叫黄某，1964年11月30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身份证号码：1544984（6）。曾任佛山银濠大酒店银濠酒店中餐部总监。本人于2015年5月到银濠酒店中餐部任职，应聘由两个股东何钧志和何池负责，后经其两人签名确认本人才入职银濠酒店中餐部担任总监。刚入职时是何钧志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其后是黎晚滔，最后是何池;后来才知道何池是区慕本老公，是区慕本委托他来进行管理的，不清楚何钧志与区慕本之间对于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管理有没有分工。本人入职后两三个月，在相关公告发出之后，银濠酒店中餐部经营期间的相关文件就由何池签署了，不清楚黎晚滔与何钧志之间是什么关系，黎晚滔是否实际参与管理，老板之间的纠纷本人作为下属员工并不清楚。本人是于2018年1月银濠酒店中餐部结业时才离开的，在职期间的工资收入是财务部支付的，现金、转账都有，但不清楚由谁的账户转账。本人主要负责整个银濠酒店中餐部全面的经营管理，包括前厅、后勤采购管理、及人员的日常管理。在银濠酒店中餐部工作期间，后来本人知道老板是何钧志和区慕本。至于何钧志在本人工作期间有没有授权其他代表，本人刚来银濠酒店中餐部的时候就知道有两个老板，何钧志有经常过来和本人喝茶。之后他就很少来了，委托了黎晚滔过来管理员工。何钧志授权黎晚滔之后，黎晚滔会跟本人了解进货的事情，也跟本人聊过以前的经历。银濠酒店中餐部管理层的划分，总监上面就是股东了，本人是对上面两个老板。何钧志委托黎晚滔的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应该是本人入职后两、三个月左右。本人入职后四、五个月，即2015年年底前后，从张贴的公告中得知区慕本起诉何钧志解除合伙关系。至于黎晚滔向本人了解工作的事情，我们经营的事情老板是不怎么过问的，但他每次来吃饭、喝茶，都会叫本人和几个员工上去和他喝酒，聊工作的事情。不清楚何钧志作出辞退陆秀珍的工作安排为什么没有执行。办公室如果涉及前线经营的话是需要听本人的安排。黎晚滔有没有办公本人不清楚，他只是会向本人了解相关经营情况，何池和何钧志意见不一致时，不会涉及到本人经营管理的部分。区慕本申请证人温某、黄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银濠酒店中餐部的总监、副总监一直服从何钧志管理，也认可其授权代表黎晚滔，并听从黎晚滔安排。何钧志至今未撤回对黎晚滔的授权，应当认为何钧志仍实际参与银濠酒店中餐部经营。从证人出庭笔录中可知，银濠酒店中餐部由职业经理人黄某管理，何钧志、黎晚滔不需要时刻在银濠酒店中餐部开展经营管理，相关纠纷也并未影响员工的工作，他们仍服从老板的管理。金徕酒店质证称：对证人证言无异议。黎翠婵质证称：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证明内容由法院审查。何钧志质证称：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两证人已提到黎晚滔只是在中餐部吃吃饭、找他们聊聊天，并没有实际参与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管理。黄某确认，在发出纠纷公告之后，其提交的文件均是由何池签署，对于中餐部的管理都是听从何池安排，何钧志方无法参与中餐部的管理。经认证，区慕本提交的证据1、2、3、4、5、7、8、9、10、11均有原件以供核对，与本案具备关联性，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区慕本提交的证据6没有原件以供核对，系单方制作的证据，未得到相对人何钧志的确认，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区慕本提交的证据12，该证据系本案两证人向区慕本一方作出的证言的书面记录，从证据的性质上看仅属于书证，因此应以证人在庭上当面作出的证言更真实直观且更具有可采性，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对证人温某、黄某的证言，金徕酒店、黎翠婵、何钧志无异议，且其证言内容与案件事实有关，本院予以采纳。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5月5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银濠酒店的企业名称变更为“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区慕本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澳商事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审理。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本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的具体货款金额；2.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主体。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作如下分析认定。关于案涉的具体货款金额问题。首先，黎翠婵提供《货款确认书》，主张于2018年1月18日经双方对单，银濠酒店中餐部确认尚欠其货款68705元未付，双方当事人在该确认书落款处签名盖章予以确认。结合黎翠婵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以及区慕本提交的2013年7月10日备忘录，证明何池代银濠酒店中餐部已向黎翠婵支付货款的事实。金徕酒店与黎翠婵确实存在相关的款项收支往来，在金徕酒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黎翠婵存在其他交易往来的情况下，本院关于银濠酒店中餐部尚欠黎翠婵货款68705元未付的事实予以确认。其次，关于黎翠婵主张货款利息的问题。从《货款确认书》的内容显示，双方只是对尚欠货款金额予以对单确认，并无对货款迟延支付的利息计算予以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黎翠婵主张的货款利息应从其一审起诉之日即2018年6月13日起开始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黎翠婵主张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外，由于双方未约定违约金或利息的计算方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其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黎翠婵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支付货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的主体问题。首先，区慕本与何钧志于2011年1月13日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共同合伙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经查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确认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以及在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该民事判决生效后，区慕本或何钧志均无在法定期限内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该判决提出予以撤销的申请。因此，（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及于作为确定判决对象的诉讼标的，即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以及在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本案诉讼中，区慕本主张何钧志在2015年10月13日后仍然参与合伙体银濠酒店中餐部的经营，双方合伙关系依然存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区慕本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何钧志自2015年10月14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参与中餐部的合伙经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区慕本主张《货款确认书》中双方对单确认的货款实际是其与何钧志合伙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以来形成的货款，故该款项的偿还义务应当由区慕本与何钧志共同承担。如前所述，区慕本与何钧志的合伙关系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货款确认书》形成的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区慕本对于案涉货款是形成于2015年10月13日之前或者2015年10月13日至2018年1月18日期间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由于区慕本对其主张只有单方陈述，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何钧志无须对案涉货款承担支付的责任。最后，从区慕本与何钧志签订的《租赁合同书》和《合伙协议书》约定，金徕酒店的餐饮等相关证照由金徕酒店负责办理，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银濠酒店中餐部挂靠金徕酒店经营，且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银濠酒店中餐部需对金徕酒店营业执照的年审费、续牌费、工商管理费等相关费用按照租赁面积予以分摊。另外，结合本案诉讼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区慕本、何钧志在实际中合伙经营银濠酒店中餐部的行为符合该中餐部挂靠金徕酒店进行经营的法律特征，金徕酒店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区慕本、何钧志合伙经营的银濠酒店中餐部与金徕酒店为挂靠关系，对于银濠酒店中餐部的债务，金徕酒店应以其资产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区慕本、金徕酒店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36元，由上诉人区慕本负担1518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金徕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负担15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凯原审判员  谢达辉审判员  梁亦民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禤敏婷书记员任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