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1民终43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捷东，女，汉族，196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紫薇永和坊9-1-210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燕，陕西维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卜文通，陕西维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延波，男，汉族，1962年2月25日出生，住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劲松，北京市中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俊一，男，汉族，1991年6月0日出生，住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陕西寇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树新，女，汉族，1935年12月17日出生，住西安市新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陕西寇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捷东因与被上诉人周俊一、周延波、徐树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6)陕0103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冯捷东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6)陕0103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1、确认被上诉人周延波向被上诉人徐树新转让（60%股权）、被上诉人周俊一(10%股权)的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13.041万元出资额的行为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被上诉人徐树新在被上诉人周延波配合下将持有的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60%的股权，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恢复登记到被上诉人周延波名下；3、判令被上诉人周俊一在被上诉人周延波配合下将持有的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40%的股权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恢复登记到被上诉人周延波名下；4、确认被上诉人安排贾某某与被上诉人周俊一签订的转让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30%股权的《股权转计协议》无效；5、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徐树新及被上诉人周俊一分别作为被上诉人周延波母亲、侄子，其对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邦公司”）70%股权为上诉人冯捷东与被上诉人周延波夫妻共同财产、及双方婚姻状况完全知情并了解，但三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恶意串通，以不合理低价，转让旭邦公司中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延波夫妻共同财产的股权，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股权转让行为及协议有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被上诉人未经作为共同共有人的上诉人同意，擅自处分婚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该行为依法属于无效行为，原审法院认定该行为有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延波于1985年登记结婚，至2016年6月29日双方婚姻关系终止。而被上诉人周延波持有的旭邦公司70%股权，系其于2011年3月通过受让取得，该期间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该股权依法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延波夫妻共同财产，双方为共同共有，被上诉人在处分该股权时，应当经过作为共同共有人的上诉人同意。但被上诉人周延波在处分该股权时，并未向上诉人告知，该转让行为更未经作为共同共有人的上诉人同意，属于被上诉人周延波擅自处分，依法应为无效行为，原审法院认定该行为有效，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二、被上诉徐树新、周俊一并非本案善意第三人，其与被上诉人周延波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涉案股权，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该协议应依法无效，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同时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不属于正常商事交易，不应适用《公司法》，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不是本案善意第三入，基于特殊的身份关系，与被上诉人周延波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受让夫妻共同财产，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依法无效。1、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基于特殊身份关系，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婚姻关系恶化、提起离婚诉讼前，与被上诉人周延波串通擅自转让夫妻共同财产，存在明显恶意。根据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徐树新系被上诉人周延波母亲，被上诉人周俊一系被上诉人周延波侄子，基于该特殊身份关系，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对涉案股权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延波夫妻共同财产，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延波婚姻关系恶化的情况均完全知情，其并非本案善意第三人，三被上诉人在本案上诉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转让夫妻共同财产，且在之后不断通过股权让的方式，将持有的多家公司股权转让至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或其他第三人名下，存在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明显恶意。2、被上诉人转让涉案股权时，股权转让价款明显低于实际价值，被上诉人通过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上诉人原审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但原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该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股权转让价款明显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涉案股权转让时，旭邦公司仍享有旭邦大厦9000多平米的经营权，该事实情况在原审庭审中也经被上诉人确认，该经营权的价值，明显高于涉案股权转让价款。被上诉人提供的单方制作，未经第三方审计确认的资产负债表不能说明旭邦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及所有者权益。(2)旭邦公司在2014年购买住宅的行为，与被上诉入主张的公司严重亏损，存在明显的矛盾，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说明了款项来源认定股权转让价款合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主张向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转让旭邦公司股权时，公司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并以其自行制作，未经任何第三方机构确认的资产负债表，主张亏损额达到761万元，但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即以三百万余元购买房产性质为住宅的房屋，该行为与被上诉人主张的公司亏损明显存在矛盾。同时，被上诉人提交的陕西思源后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源公司”）向旭邦公司的转账凭证，及旭邦公司出具的借款说明，因思源公司为被上诉人周延波作为实际控制人公司的关联公司，该转款不能说明旭邦公司购买房产的合理款项来源，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说明了款项来源认定股权转让价款合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被上诉人股权转让价款明显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转让价款根据西部产权交易所股权挂牌交易要求，出卖人应在挂牌前提供拟出让股权的相关评估报告，以确定拟转让股权的价值。原审中上诉人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西部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凭证》及对应的收款收据，该交易凭证对应的股权为旭邦公司股权，与涉案股权转让相比，都是就旭邦公司股权进行转让，依法属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股东的股权转让，但对比上述经评估报告确认，能够充分反映旭邦公司股权价值的《产权交易凭证》及收款收据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涉案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明显过低。综合以上，被上诉人基于特殊身份，为了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通过恶意串通的方式，以明显不合理低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该《股权转让协议》应依法认定为无效。（二）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以及支付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对应股权转让价款；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未提供股权转让款支付的转款凭证，或相对应的取款凭证，更未提供相关税款缴纳凭证，基于被上诉人特殊身份关系，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就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向被上诉人周延波支付了股权对价。（三）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不属于正常的商事交易行为，不应适用《公司法》规定，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正常的商事交易行为，而是被上诉人周延波为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与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而签订的，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并非正常商事交易行为，而是被上诉人周延波为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与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而签订的，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并非正常商事交易股权受让方，且股权转让价格明显不合理，本案依法不应适用《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而应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原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认定涉案协议，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原审法院对本案关键证据未予以确认，且对上诉人明确申请调取的证据未进行调查核实，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应依法对本案进行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中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涉案股权为代持的录音证据，该录音证据能够明确说明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对涉案股权为代持，并非其主张的股权转让，但原审法院对该录音证据未予以确认，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同时，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向法院申请调取旭邦公司银行流水及凭证、旭邦大厦经营权范围、期限、对价等情况，以确定本案的核心问题一一即涉案股权是否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但法院未对相关事实情况及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导致旭邦公司实际股权价值不能得到合理评估，原审法院对本案基本案情认定不清，应依法将本案改判或发回重审。四、原审法院遗漏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程序错误。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0日庭审中，明确向法院提出增加“判决确认被告周延波安排贾某某与被告周俊一签订的转让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30%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也在判决书上诉人诉讼请求第3项予以列明，但在判决书主文中，未对该项诉讼请求进行确认，更未进行处理，原审法院遗漏上诉人该诉讼请求，程序错误。综上，被上诉人周延波在与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末通知上诉人，更未经上诉人同意，与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低价恶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且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将本案改判或发回重审。周延波辩称，一、关于本案的背景；本案涉及股权转让的时间是2013年12月，当时双方夫妻关系尚好，双方是2014年10月以后感情才存在危机。周延波是2011年3月11日受让的股权，受让价为13.041万元，2013年12月出让的股权，出让价也是13.041万元。周延波和冯捷东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价值10亿多，对于十几万元的股权在夫妻共同财产中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而且这次转让冯捷东是知情的，因为涉及到周延波的母亲，涉及到婆媳关系，周延波、徐树新不可能不告诉冯捷东。冯捷东之所以起诉，目的就是为了折腾徐树新，为了报复周延波针对冯捷东转让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提起的诉讼，目的不纯。在此之前周延波与冯捷东的股权转让纠纷新城法院、西安中院的认定都是有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希望本案的判决应和之前的两起诉讼保持一致，维护股权交易的稳定性和保持裁判文书的一致性。二、关于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根据《婚姻法》的规定，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处分共同财产应当征得共有人的同意，是完全错误的。公司具有人合性和资合性两种属性，股权不仅是单独的一种财产，而是一种财产权益，作为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在作为公司注册资本缴纳至公司时，已经转化为了公司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任何股东都无权要求抽回注册资本，作为股东享有的是对应股权的表决权和收益权。因此，股权在法律上已经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三、关于周延波转让涉案股权是否需要配偶同意的问题。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不是离婚析产纠纷，应当适用《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不应当适用婚姻法关于股权分割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具备人合性、资合性的双重属性，为了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这种双重属性，《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按照上述规定，周延波将其持有的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人。只需征得其他股东的同煮，而不需要经过配偶的同意。股权往往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作为记名股东处分股权时形成了表见代理，受让人有权相信股东处分股权时已征得配偶一方的同意。如果配偶一方认为另一方转让股权侵害了其利益，可另案起诉要求转让方赔偿其损，但无权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且与本案相似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法院均认为股权转让无需经过配偶一方的同意，转让协议是有效的。四、周延波转让涉案股权是否属于无权处分的问题；《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涉案股权登记在股东周延波名下，只要其他股东同意，周延波是有权将涉案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在此，周延波对冯捷东存在表见代理的关系，不存在无权处分的情形。如果冯捷东认为股权处理的价格低了，其可另案主张侵权赔偿，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处理冯捷东与周某某的另一起案件就是这个意见。五、关于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是否属于善意取得的问题；《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是处分权人无权处分，而本案中，周延波转让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是有完全的处分权，不存在任何的权利瑕疵，被上诉人徐树新与周俊一得股权也不存在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的问题。六、关于被上诉人周延波与被上诉人徐树新、周俊一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1、关于受让人的身份问题。《公司法》并未禁止股权不得在亲属之间转让，上诉人不能因为被上诉人周延波将股权转让给了亲属，就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被上诉人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之间转让涉案股权损害了第三人利益。2、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问题。股权的价值并非是以公司的资产来认定，公司有资产同时也有负债，股权的价值应当以公司的净资产价值来确定。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0】第0047号西部产权交易凭证可以看出，2010年6月10日，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邦实业公司）的净资产为-372.13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18.63万元。周延波2011年3月11日从惠海龙处购买了旭邦实业公司60%的出资，支付了11.178万元，2011年3月11日从贾某某处购买了西安旭邦公司10%的出资，支付了1.863万元。而周延波于2013年12月19日将其在旭邦实业公司60%的出资出让给了徐树新和周俊一时，旭邦实业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显示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6611397.43，按照常理，周延波应当以更低的价格转让给被上诉人徐树新和周俊一，但周延波依然按照11.78万元和1.863万元的价格转让，并不存在低价转让的情况。另外，股权转让价款也属于商事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的，应当得到保护。3、关于股权交易的动机问题。周延波在转让涉案股权时，与上诉人冯捷东的夫妻感情尚好，对于公司的经营情况也是一起协商处理的，双方并没有感情破裂的迹象。因此，周延波也不存在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动机。上诉人冯捷东现在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实际上为了报复周延波，因为周延波在2015年1月9日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了其将其西安新旭邦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北京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无效。上诉人冯捷东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本身就是恶意的。七、《谈话录音整理》和《通话录音》不能证明周延波与徐树新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从形式上来看，两份录音均不是原始载体，不能排除该录音经过了剪辑、编辑、拼凑、篡改的可能性，录制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关系不清楚，不能证明是为当事人本人所表述，该录音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证据来源不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原告提供的《谈话录音整理》和《通话录音》作为视听资料，存在疑点，不能排除合理怀疑，通话内容也不真实，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被告有证据足已推翻录音内容的情况下，该视听资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能因为周延波单方的表述就认定与徐树新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八、关于西安旭邦实业公司出资390余万元购买房屋的问题。首先，购买房屋的事实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后，不能以股权转让之后的公司资产价值认定之前的股权转让价值过低；其次，购买房屋的资金来源，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中绝大部分资金270万元是西安旭邦实业公司从陕西思源后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而来的，并非西安旭邦实业公司的自有资金。因此，购买房屋的行为不足以证明涉案股权转让价格过低。九、关于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据。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第二组证据庭审笔录也不属于证据。上诉人提供的西安旭邦实业公司的2010年、2012年的年检报告书均证明了西安旭邦实业公司存在巨大的负债，恰恰能够证明西安旭邦实业公司的净资产是负值，对于一个一直负债的公司来说，按照注册资本转让股权是再正常不过了，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侵害他人利益的情况。十、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要求确认贾某某与周俊一签订的转让西安旭邦实业公司30%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贾某某与周俊一的股权转让行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与上诉人之间也不存在利害关系，上诉入对该请求不具有诉权，该项诉讼请求也无法在本案中予以处理。且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没有补缴相关诉讼费用，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十一、周延波出让涉案股权已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这种交易行为应当予以保护。旭邦实业公司的其他股东也同意转让，也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各方也于2014年1月27日在西安市碑林区工商局做了变更登记手续，法定代表入也变更为徐树新。在过了两年多时间后，冯捷东突然起诉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如按照上诉人的逻辑，股权出让方的配偶可以随时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那么股权转让将不存在任何的稳定性，《公司法》中对股权转让的规定将形同虚设，这也违背了《民法总则》、《公司法》中对商事交易的保护规定。综上，代理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正确，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在一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贾某某与周俊一之间转让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30%股权的行为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对其增加的上述诉讼请求未予处理，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六页倒数第六行已经对上诉人在一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诉请案外人贾某某和被告周俊一的股权转让合同之一诉请，因和本案当事人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原告可另案解决”。因此，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对其增加的上述诉讼请求未予处理是错误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正确，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徐树新、周俊一辩称，同意周延波的答辩意见。上诉人从概念上存在错误，股权和不动产存在区别，即使是夫妻共同财产出资，登记在一方名下，并非夫妻共同财产，配偶仅对股权存在间接权利。徐树新和周俊一与周延波签订协议的时候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或者违反法律的情形。其股权转让严格按照公司法及旭邦公司的章程进行了转让，形式和实体上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虽然三人存在亲属关系，但是法律并未禁止亲属之间的股权转让。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恶意串通的证据，仅仅凭借自己的判断认为存在恶意，其上诉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股权转让价格明显公允的，且周延波陈述其认为转让价格还略高于实际价值。受让是13万多元，转让还是这个价格，其公司一直在亏损。并无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必须第三方评估，上诉人冯捷东认为未进行第三方评估认为股权转让价格低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上诉人冯捷东对股权转让是知情的。上诉人冯捷东提供的录音证据并非原始裁体。并且有明显的编辑和剪辑的情形，该录音并无录音时间和地点，该录音来源不合法，该录音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冯捷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央确认周延波向徐树新转让（60%股权）、周俊一（10%股权）的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13.041万元出资额的行为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徐树新在周延波配合下将持有的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60%的股权，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恢复到被告周延波名下；3、确认周延波安排贾某某与周俊一签订的转计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3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4、判令周俊一在周延波配合下将持有的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40%的股权，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恢复登记到周延波名下。5、本案诉讼费用由周延波、周俊一、徐树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冯捷东与周延波原系夫妻关系，于1985年4月16日登记结婚，1987年XX月XX日生一女周俊青，后因家庭生活矛盾，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以(2015)雁民初字第08881号判决冯捷东与周延波离婚，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陕01民终4537号维持该判决，双方婚姻关系解除。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于1992年7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18.63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周延波。2011年3月，周延波受让该公司70%股权，对应出资额为13.041万元，另一股东为贾某某，出资额为5.589万元，占公司30%股权。2013年12月19日，周延波与徐树新签订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周延波（甲方）徐树新（乙方）……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60%股权；出资额11.178万元，以11.178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权。2乙方同意在本协议订立后3日内，以借币形式将甲方股权转让款11.178万元支付给甲方……”甲方周延波签名，乙方徐树新签名。周延波当日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徐树新付来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壹拾壹万壹仟柒佰捌拾元整。（11.178万元）”；2013年12月19日，周延波与周俊一签订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周延波（甲方）徐树新（乙方）……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10%股权（出资额1.863万元），以1.863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权。,乙方同意在本协议订立后3日内，以货币形式将甲方股权转让款1.863万元支付给甲方……”甲方周延波签名，乙方周俊一签名。周延波当日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周俊一付来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壹万捌仟陆佰叁拾元（1.863万）。”同日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法人及股东的股东会议载明：“根据《公司法》和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于2013年12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招集人：周延波，参加会议的股东有周延波、贾某某、徐树新、周俊一，代表100%表决权，经代表100%表决权股东通过，作出如下决议：一、同意变更公司股东：由原股东周延波出资13.041万元人民币，占出资比例的70%，出资方式为货币；原股东贾某某，出资5.589万元人民币，占出资比例的30%，出资方式为货币。变更为：徐树新，出资11.178万元人民币，占出资比例的60%，出资方式为货币；周俊一，出资7.425万元人民币，占出资比例的40%出资方式为货币……全体股东签字，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2013年12月19日”。周延波、徐树新、贾某某、周俊一在股东会议上签字。2014年1月2日投资人即股东由贾某某（5.589万元）和周延波（13.041万元）又变更为徐树新（11.178万元）和周俊一（7，452万元），2014年1月27日，案涉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周延波变更为徐树新。2014年10月8日，陕西思源后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转款270万元。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亦出具借款说明：“2014年10月8日，我公司从中海兴业（西安）有限公司购买了西安市XX路XX号XX号XX号楼XX单元XX号房屋一套。2014年10月8日，我公司从陕西思源后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270万元人民币，用于向中海兴业（西安）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特此说明。“冯捷东庭审中提交录音证据一份，其中2014年6月7日谈话录音中周延波叙述“我妈是代我持有股份”“我妈给代某某，我妈还不愿意代持”。周延波庭审中不认可该份录音证据，但对录音证据是否真实未提出鉴定申请。另查，经冯捷东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相关证据，查明涉案公司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曾于2014年10月8日购买西安市曲江新区芙蓉东路99号15幢12402号建筑面积214.76平方米住宅一套，房款341万元。西安市曲江新区XX路XX号XX幢XX号建筑面积54.25平方米车位一个，房款28.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股权作为财产权，其为公司法调整范围，其各项职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股东转让股权必须经得半数股东的同意，并非必须征得配偶的同意，故周延波与徐树新以及周延波与周俊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庭审中冯捷东提交的其与周延波之间的对话录音，冯捷东仅凭录音证据单一证据不足以证明周延波与徐树新之间非股权转让，而是代持关系；对冯捷东提出涉案公司股权转让后涉案公司仍购买房产可证明转让股价不合理一节，庭审中徐树新与周俊一提交其购买房产所用大部分资金来源且该购买行为发生于股权转让十个月之后，故冯捷东对转让股价不合理仍未能提出充分的证据，故对冯捷东诉请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冯捷东诉请案外人贾某某与周俊一的股权转让合同之一诉请，因和本案当事人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冯捷东可另案解决。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冯捷东请求依法判决确认周延波向徐树新转让60%股权、周俊一10%股权的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13.041万元出资额的行为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冯捷东请求判令徐树新在周延波配合下将持有的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60%的股权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恢复到周延波名下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冯捷东请求判令周俊一在周延波配合下将持有的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40%的股权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恢复登记到周延波名下的诉讼请求。诉讼费2908元，由冯捷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认定的事实基本准确。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和资合性的双重属性，为维护这种双重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七十二条规定了股东出让股权的通知义务及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并没有要求股东出让股权需征得配偶的同意。因此，冯捷东有权要求对周延波转让股权所得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并没有权利禁止周延波转让其名下的股权。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周延波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冯捷东的利益。首先，徐树新、周俊一虽然是周延波的亲戚，但双方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是2013年12月19日，工商登记变更时间是2014年1月2日。而周延波与冯捷东的离婚诉讼发生于2014年12月，因此，不能因为周延波将股权转让给亲戚，就推定周延波转移婚内财产。其次，2011年3月周延波受让西安旭邦实业有限公司70%股权，支付相应对价13.041万元，2013年12月19日周延波以相同的价格出让相同的股权，不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出让的问题。因此，冯捷东主张周延波与徐树新、周俊一恶意串通依据不足，不应支持。至于冯捷东上诉主张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一节，原审判决中已经明确“冯捷东诉请案外人贾某某与周俊一的股权转让合同之一诉请，因和本案当事人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冯捷东可另案解决。”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冯捷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8元，由冯捷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熠审 判 员  周 向 红审 判 员  唐 居 文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华 罗 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