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皖18行终6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斌，男，197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旌德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俊，男，198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旌德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旌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旌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安徽省旌德县旌阳镇环城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7300032601664。 法定代表人：丁四清，该局局长。 上诉人杨斌、李俊因诉被上诉人旌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旌德县住建局”）规划行政撤销一案，不服安徽省旌德县人民法院（2018）皖1825行初1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2月25日，旌德县住建局针对旌德县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泰公司”）建设的灵芝中央城一期项目作出34182520140000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许可证的附件（公建）载明“经审查，该工程属灵芝中央城第一期，资料及图纸（局布见变更设计）符合规划要求”。 杨斌、李俊一审诉称，2015年7月29日杨斌、李俊与三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5预0000538号《商品房买卖合同》，由其二人购买三泰公司开发的灵芝中央城A座101/201铺、102/202铺、103/203铺、104/204铺和126/226铺等5个商铺，单价为16000元/㎡。近日，客户多次反映酒店地面与路面落差较大，停车不方便且多次出现碰擦事故。经核查，发现三泰公司未按照报建的规划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实际施工与规划设计严重不符，竖向标高相差80㎝。 2018年6月14日，杨斌、李俊以三泰公司擅自变更规划设计致其购买的商铺失去使用功能为由，诉至旌德县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的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民事案件经2018年7月12日及同年9月11日两次开庭审理。在第二次庭审中，法院出示了依职权调取的旌德县住建局二级机构旌德县城乡规划局局长章毅的证言。章毅证实旌德县住建局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的34182520140000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系按照竖向标高192.7m办理。此时，杨斌、李俊才知晓灵芝中央城A座竖向标高192.7m已获旌德县住建局认可。因34182520140000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档案存在诸多问题，办理程序及依据明显违法，杨斌、李俊在民事案件中申请对“三泰公司提供的施工图审查意见回复函和规划局档案中平面定位图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法院认为“可以判断规划审批的A座的竖向标高，而审批的程序是否合法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因此，旌德县住建局作出的34182520140000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直接关系到杨斌、李俊的民事合法权益的实现。请求：判令撤销旌德县住建局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的34182520140000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三泰公司系案涉建设工程规划行政许可的行政相对人，其因规划行政许可而与旌德县住建局存在行政法律关系。而杨斌、李俊与三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案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经颁发，且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予以标明，亦在售楼处予以公示。商品房买卖合同体现了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杨斌、李俊与三泰公司达成商品房买卖合同，视为对建筑规模、楼高等规划事项的认可。因此，在后发生的民事行为未受到在先发生的行政行为的影响，且两原告亦陈述：“经核查，发现三泰公司未按照报建的规划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实际施工图与规划设计严重不符，竖向标高相差80㎝”，故杨斌、李俊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杨斌、李俊的起诉。杨斌、李俊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予以退还。 杨斌、李俊不服上述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案涉规划许可证仅载明部分建筑面积等内容，没有明确竖向标高的具体数值，即便已公示，购房人也无法得知所售房屋的各项指标；2、虽然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标注了案涉规划许可证文号，但不能等同于杨斌、李俊对案涉建设工程规划事项已知情，更不能代表二人对建筑规模、楼高等规划事项的认可；3、因没有证载相关数值，故案涉规划许可证是按照竖向标高191.9m办理还是按照192.7m办理，无法查证。综上，杨斌、李俊作为案涉工程的购房人，竖向标高增加了80㎝对二人所买房屋的使用价值和房屋本身价值造成了巨大的不利影响，侵害了其合法的民事权益，故二人系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一审法院裁定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旌德县住建局辩称，1、杨斌、李俊不是案涉规划许可的行政相对人。三泰公司是案涉规划许可的申请人，旌德县住建局在办理案涉规划许可的过程中，与杨斌、李俊未发生任何关系；2、杨斌、李俊与案涉规划许可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案涉规划许可的作出时间是2014年2月，而杨斌、李俊与三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7月，即房屋买卖行为发生在规划许可作出之后，且案涉规划许可作出后，三泰公司未再变更规划进行建设，故杨斌、李俊并非案涉规划许可的利害关系人。（2018）皖1825民终1759号民事判决书亦载明“案涉房屋结构形式、户型、空间尺寸、朝向均与房屋建设工程规划设计一致，未发生变化，且杨斌、李俊与三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案涉房屋已经竣工，属于现房销售。”据此可知，杨斌、李俊与案涉规划许可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3、根据旌发﹝2019﹞4号《中共旌德县委旌德县人民政府关于县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旌德县住建局已无城乡规划管理职责，该项职责已整合至旌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上，案涉规划许可因对杨斌、李俊的民事权益不产生任何影响，故杨斌、李俊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 经本院查明，2019年2月19日，旌德县委及旌德县人民政府发布的旌发﹝2019﹞4号《中共旌德县委旌德县人民政府关于县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中载明，旌德县机构设置表中已将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更名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3月29日，旌德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布的旌编﹝2019﹞4号《关于县直有关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中载明，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所属事业单位城乡规划局划转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划转后更名为国土空间规划中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杨斌、李俊与案涉规划许可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 本案中，案涉规划许可作出时，竖向标高数值已经确定，无论该数值是191.9m还是192.7m均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竖向标高的数值作出强制性规定。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对竖向标高数值确定后所作出的规划许可与房屋使用价值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房屋竖向标高数值对房屋使用价值影响的评价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且均系主观性评价，即在法律法规未对竖向标高数值作出强制性的规定下，将房屋使用价值的高低归咎于竖向标高数值的大小，无法律依据。 在竖向标高数值已经确定的状态下购房人之后购买房屋的行为，对购房者产生影响的是房屋销售方和购买方之间的买卖行为这一民事法律行为，而非行政机关作出规划许可之行政行为。因为规划许可作出并公示后，竖向标高数值已经处于确定状态，房屋销售方对此是明知的，无论是其故意隐瞒还是购买方疏于注意，均系民事责任的承担范畴，与规划许可所涉行政责任不具有关联性。根据前述分析，只有当法律法规对竖向标高作出强制性规定时，房屋销售方或购买方才会与规划许可之间发生利害关系。正如此，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只将法律、法规作出强制性规定的相邻或者公平竞争等权利纳入“与被诉行为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范畴。 通常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主要依据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状态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影响。故当事人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原则上对于事后形成的权益或者已经消失的权益，当事人无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案涉房屋买卖行为发生在案涉规划许可作出之后，且案涉规划许可作出后，未再予以变更，故杨斌、李俊与案涉规划许可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其提起的本案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因2019年3月旌德县住建局才将规划许可职能划转到旌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杨斌、李俊于2018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在该局规划许可职能变更之前，故本院对旌德县住建局辩称的“旌德县住建局已无城乡规划管理职责，该项职责已经整合至旌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杨斌、李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预收的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上诉人杨斌、李俊。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胡少华 审判员  谢 贞 审判员  满先进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余亚琴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