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7民初931号原告：天津市宁河区苗庄镇东窝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宁河区苗庄镇东窝村。法定代表人：王杰，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国，天津子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立芳，女，1976年3月17日出生，汉族，职业，住天津市宁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勇军，宁河区盛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天津市宁河区苗庄镇东窝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窝村委会）与被告王立芳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窝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王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国、被告王立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勇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窝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人民法院依法排除被告抢占原告坐落于天津市宁河区亩（包括西八条1.36亩、场北1.32亩、沙坨子0.65亩、东八条0.63亩）土地的妨碍，并将上述3.96亩土地交还给原告；2.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使用费58675元；3.要求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1年始，被告私自抢占原告坐落于天津市宁河区亩（包括西八条1.36亩、场北1.32亩、板中2.71亩、沙坨子0.65亩、东八条0.63亩）土地并进行种植，原告找过被告要求被告将上述土地交回原告，但被告不予交回，继续种植至今。在2018年原告村土地进行流转，其中包括被告占用的板中2.71亩进行了流转，被告不再占用。至此，被告还无故占用原告土地3.96亩（包括西八条1.36亩、场北1.32亩、沙坨子0.65亩、东八条0.63亩）没有归还原告。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造成严重影响，同时被告无故占用上述土地种植应向原告支付土地使用费58675元。故此，原告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准原告之诉请。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一、王立芳于2019年1月2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旨在证明自2001年至今王立芳一直耕种着原东窝村委会分给刘振军的五块地，即西八条1.36亩、场北1.32亩、板中2.71亩、沙坨子0.65亩、东八条0.63亩，共计6.67亩。其中板中2.71亩土地在2018年初村集体进行了土地流转，场北1.32亩土地王立芳于2015年栽种桃树。二、天津市宁河区苗庄镇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10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旨在证明刘振军及其家人共四口人于2000年迁入天津市宁河区苗庄镇居住，并将其户口迁入该村，并在该村分得30年不变的人口地，且该土地已确权。三、刘振军于2019年1月2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旨在证明刘振军于2000年8月27日将原东窝村的房屋卖给王立芳，后一家四口搬到天津市宁河区苗庄镇居住，并将户口迁至刘庄。2001年在分得四口人的人口地，并进行了土地确权。以前在东窝村分得的五块耕地共计6.67亩，2000年上述耕地由刘振军耕种，2001年东窝村不再让刘振军耕种，未给任何理由，且刘振军从来没有让王立芳耕种上述五块地。四、2011年东窝村委会与王瑞林签订的东窝村零散地发包合同一份及2015年东窝村委会与孟阳签订的东窝村零散地发包合同一份，旨在证明东窝村委会零散地发包价格为500元/亩。五、分地明细一份，旨在证明王立芳在东窝村除案涉土地外已分得了30年不变的人口地。六、证人王某1为原告出庭作证，王某1在1986年7月至2018年4月间担任东窝村委会报账员并兼任村委会委员职务，其证实东窝村委会没有开过两委班子会和村干部会研究将案涉土地给王立芳耕种的事项，王立芳为何耕种案涉土地的具体情况不清楚，王立芳自耕种案涉土地后，也交纳了相应的农业税，之后政府向王立芳发放了案涉土地的农民承担义务明白卡，该卡的内容为王某1所填写。七、证人王桐林为原告出庭作证，王桐林在2000年左右担任东窝村主任，其证实王立芳耕种原东窝村委会分给刘振军土地之事宜未开过村民会议和支委会研究过，也没有三会记录。八、证人刘志明为原告出庭作证，刘志明担任过东窝村支部委员，其证实王立芳耕种原东窝村委会分给刘振军土地之事宜未开过两委班子会研究过。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王立芳出具的证明无异议。对委会出具的证明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刘振军出具的证明不予质证，认为刘振军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对东窝村零散地发包合同不认可，认为发包价格因地而异，不具有普遍性。对分地明细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对抗被告对案涉土地的合法经营权。通过证人王某1的出庭作证，能够证实被告所持有的案涉土地的农民承担义务明白卡由原告向被告发放，被告对案涉土地不属私自抢占，具有合法经营权，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王立芳辩称，被告不存在抢占原告土地的事实，被告对案涉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在2003年政府向被告发放了农民承担义务明白卡，被告在经营期间也按规定缴纳了相应的农业税费，故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一、农民承担义务明白卡，旨在证明被告耕种的案涉土地已经确权，被告对上述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二、证人王某2为被告出庭作证，王某2在2003年至2018年间担任东窝村主任，其证实2000年左右被告王立芳耕种案涉土地6.67亩，2003年10月东窝村委会向王立芳发放了上述土地的农民承担义务明白卡，案涉土地6.67亩的承包经营权属于王立芳所有。上述案涉土地原为案外人原东窝村村民刘振军耕种，后来刘振军搬到居住，东窝村委会就把上述土地收回让王立芳种植了。2001年、2002年王立芳都交了农业税，2003年国家免交农业税了，王立芳也就不再交农业税了。王立芳除耕种上述案涉土地外，还分得了人口地，分到王立芳哥哥王顺喜户头上了。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被告提交的农民承担义务明白卡没有表明土地的具体范围，亦无法证实被告已经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人王某2出庭证明内容前后矛盾，称对2003年之前的事不清楚，而后又能明确陈述2003年之前的具体事情，对东窝村委会何时收回刘振军的土地以及又何时发放给王立芳，均不能明确回答，且称村里每人分得的土地不固定，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每户分得的土地均是按照村集体确定的分配原则，每人每户都有确定的土地亩数，并非向证人所讲可以随便给村民任意土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刘振军原为东窝村村民，2000年8月27日其将原东窝村的房屋卖给本村的王立芳，后一家四口搬到天津市宁河区苗庄镇居住，并将户口迁至刘庄。王立芳在2000年前已分得人口地，分在其兄王顺喜户头下。在刘振军搬走后，东窝村委会将刘振军原有的案涉人口地6.67亩收回，在2001年东窝村委会以口头形式让王立芳耕种。王立芳在2001年、2002年对上述土地依法交纳了农业税，2003年国家免收农业税，王立芳就再没有交过任何费用，上述土地王立芳自2001年起一直耕种至今。在2003年东窝村委会就上述土地向王立芳发放了天津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农民承担义务明白卡，该卡明确了王立芳就上述土地应交纳的农业税及附加税的数额及计税面积、价格、税率等内容。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于2001年以口头形式约定原刘振军的人口地由王立芳耕种，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承包案涉土地是经过村民会议讨论通过的，故原、被告的口头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告应承担70%的责任，被告应承担30%的责任。被告虽提供2003年东窝村委会向其发放的农民承担义务明白卡以证明其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但该卡只是发包方计收土地税费的依据，并不是法定的承包经营权权属凭证。综上，原告对案涉土地没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原告提出要求被告返还案涉土地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占用上述土地使用费58675元的诉讼请求，针对土地承包价格原告提供了二份东窝村零散地发包合同，被告虽提出因地而异的抗辩，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参照原告提供的二份东窝村零散地发包合同的发包价格，并结合双方的过错责任，被告应按其过错责任支付土地使用费，即被告应支付58675元的30%即17602.5元的土地使用费。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立芳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东窝村委会所有的亩，具体包括：西八条1.36亩、场北1.32亩、沙坨子0.65亩、东八条0.63亩。二、被告王立芳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东窝村委会占用土地使用费17602.5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7元，减半收取计633.5元，由原告负担513.5元，被告负担1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后，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和上诉费票据，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瑞杰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书记员  刘洪亮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七条农村土地承包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第十九条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四）承包程序合法。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