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241民初931号 原告：曾某，女，土家族，1985年5月6日生，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住本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万平，重庆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白丽，重庆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瞿某1，男，汉族，1982年6月15日生，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住本县。 被告：瞿某2，男，汉族，1949年1月19日生，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住本县。 被告：陈某，女，汉族，1949年8月29日生，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住本县。 第三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秀山县中和街道渝秀大道国土房管大楼。 负责人糜彤，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大春，该办公室副主任。 原告曾某与被告瞿某1、瞿某2、陈某，第三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县征收办）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万平、彭白丽，被告瞿某1、第三人县征收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大春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瞿某2、陈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某向本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原告对坐落于秀山县×街道×路×号房屋新增部分对应换房面积、征收补偿款室内装饰及附属物征收补偿款、过渡安置费、提前搬迁奖励搬迁补助费等等拆迁补偿利益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二、请求人民法院分割上述拆迁补偿利益，判决被告支付原告914923.08元；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要求的是由被告支付其货币。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瞿某1原系夫妻关系，被告瞿某2与陈某系夫妻关系，被告瞿某1系瞿某2和陈某之子。2005年10月31日，原告与被告瞿某1登记结婚，确立了夫妻关系。婚后于2006年8月与瞿某2、陈某分开生活，居住在×街道×路×号，彼此间经济独立。原×街道×路×号为两间一楼一底房屋，底层面积76.26平方米，二楼84.46平方米。2008年5月至2009年10月期间，原告与被告瞿某1在原告一楼一底房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并在面向原房屋的左边新修了呈反7字型的房屋三层（以原房屋后屋檐为界，可理解为前面一间，后面两间)，对原房屋形成半包围之势。2012年2月1日被告瞿某1起诉原告离婚，经秀山县人民法院调解，两人解除婚姻关系，由于共有房屋未办理产权，调解离婚时未对房屋的产权分割进行处理，同年原告向秀山县人民法院提出离婚后财产分割请求，秀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在(2012)秀法民初字第01825号判决中确认了×路×号原两间一楼一底的房屋基础上加修一层及面向原房屋左边新修一间两楼一底的房屋系原告与被告瞿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修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017年案涉房屋被政府征收，第三人秀山县征收办测量后进行拆除，2018年12月4日第三人与三被告签署《秀山县凤凰新城建设项目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确定被征收房屋总面积605.12㎡，应返还面积663.15㎡，被安置人口6人，安置费用16000元，附属建筑、附属设施及装饰物补偿为58158元，附加瓦面补偿金额27558元，无证空地面积补偿金额2418元，搬迁补助费3600元，提前搬迁奖励121024元，补缴规费6816元，合计应的补偿金额为221942元。三被告选择360.06㎡的产权调换(凤凰华庭安置期房三套)及303.09㎡货币回购补偿安置方案。扣除被告瞿某2与陈某原两间一楼一底房屋的面积160.72㎡(即一楼76.26㎡+二楼84.46㎡)，剩余面积对应的拆迁补偿利益系为原告与被告瞿某1所有，原告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第三人秀山县征收办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测量和拆除单位，系《秀山县风凰新城建设项目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并在合同中将已拆除的秀山县×街道×路×号房屋变更为秀山县×街道×巷××号，且为涉案拆迁利益实际履行人，知晓本案的基本事实，故由其参与庭审才能查实清楚，由于案涉房屋已经被征收，达到了分割条件，现原告有权要求对征收后的补偿利益进行分割。由于各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协商解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瞿某1辩称：一、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同时违反了《民诉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的规定。因原告曾某诉被告瞿某1、瞿某2、陈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秀山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受理，该案经贵院开庭审理，同年11月30日贵院作出(2017)渝0241民初3687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该判决明确了原告可以再次起诉的权利。2018年1月，原告以相同的理由和事实再次提起了诉讼，贵院依法受理并开庭审理，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了(2018)渝0241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因原告曾某不服该判决，便提起了上诉，该案经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并作出了(2018)渝04民终66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曾某的上诉，维持原判。在(2018)渝0241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和(2018)渝04民终6644号民事判决中，并没有规定原告曾某有再次起诉的权利。因此，原告曾某丧失了因同时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的权利。关于最后的(2018)渝0241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和(2018)渝04民终664号民事判决为什么驳回原告曾某的诉请，是因为原告曾某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虽然原告曾某在2019年获得了(2018年12月4日第三人与被告瞿某2签订的《秀山县凤凰新城建设项目部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的新证据，原告曾某如果认为(2018)渝0241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和(2018)渝04民终664号民事判决是错误的，原告曾某只能依据《民诉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的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而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故此，原告曾某通过起诉程序处理，违反了法律的明确规定，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房屋属于不动产，根据《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不动产的初次权属只能依行政登记确认为准的原则，司法权对行政权调整范围的初次权属不予确认，因不属于司法权调整的范围。房屋属于特殊不动产，是由土地和钢筋混泥土构成，土地的使用权是由专门机关管理、登记确认，物权的起初(原始)所有权也属于专门机关管理、登记确认。因此房屋的登记权属确认属于专门机关(国土部部门)的职权，而非司法杈调整范围。如果房屋的起初(原始)所有权登记确认后，后因婚姻继承、买卖、赠与等其他法定或约定产生共有后，才可以进行诉讼相关的析产事宜。也就说“法院对房屋的析产处理，必须建立在房屋的产权证书之后”，否则就侵犯了行政登记权，即专门机关(国土部门)的职权。因此，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主张房屋所有权，而无国土部门登记证书，人民法院依法不得确认。根据(2018)渝0241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和(2018）渝04民终664号民事判决的基本内容来看，原告对该房屋无任何权利，所以，原告无权享有该房屋，原告也无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三、房屋征收属于行政行为，而非民事行为，原告将县征收办列为第三人，违反《行政法》的有关规定。县征收办属于集中委托，而非集中授权。因此，县征收办不是本案的正当当事人，不应列为第三人。同时原告也不是该拆迁合同的当事人，与其合同不具有相对性。县征收办从事的是公共事业，即行政职权，与私权利无权，没有义务为私权利服务。故此，原告将县征收办列为第三人是错误的。四、原告的诉称不客观、不真实。原告与被告瞿某1在婚姻存续期间，与瞿某2、陈某并未分家立户，而是共同居住生活，原告与三被告系家庭共同成员。原告与被告瞿某1在婚姻存续期间，与瞿某2、陈某在面向原房屋左侧共同修建了宽约为1.5米，长约为9米，一间两楼一底的房屋，该房屋属于原告与其三被告共同共有。原房屋加修一层属于被告瞿某2、陈某所有，因为被告瞿某2、陈某对原房屋主体享有所有权，加层部分属于原房屋的添附物，而且加层部分也系被告瞿某2、陈某自已添附的，根据《民法通则》以及《物权法》的规定，添附物属于原房屋所有权人，其他人不可能在原房屋所有权上再享有所有权，原告的主张违反法律的规定，更违背主体一致性的基本原则。原房屋后面的两间两楼一底房屋，系在原告与其被告翟光速结婚之前所建，前房屋与后面的两间两楼一底房屋之相隔了房屋滴水，系独栋建筑物，与其前房屋没有关联，该房屋系被告瞿某2、陈某所建享有。所以，原告的诉称歪曲了客观事实。原告是诉称在(2018)渝0241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和(2018)渝04民终664号民事判决已经主张过，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请，原告无权再次起诉。五、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其请求不明。原告的第1项请求不明，理由是位于重庆市秀山县×街道×路×号房屋分别是瞿某2和瞿某3家，其两家门牌号都是155号，究竟是指瞿某2家，或是瞿某3家，三被告不清楚，更不明白。其二是，关于新增部分一词，究竟是指原告结婚之前新增部分，或是指原告离婚后或结婚后的新增部分，三被告更不清楚。所以，原告的诉请不明，不合符《民诉法》的规定，若原告变更、增加诉求，三被告需要举证期及答辩期。原告主张914923.08元缺乏事实根据，无论是《测绘表》或是《测算表》，被告方从来没有签过字，原告更无任何证据证明，所以，原告的主张属于无中生有关于案外人瞿某3签名的《测绘表》已被(2018)渝0241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和(2018)渝04民终664号民事判决否定其效力，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六、在面向原房屋左侧新增部分的房屋宽约为1.5米，长约为9米，一间两楼一底的房屋，该房屋资金系被告翟国全、陈某土地征收补偿款所出资修建的，原告与被告瞿某1并未出资，原告与被告瞿某1的长子瞿文宇出生于2007年4月，在2008年才1岁，在2009年才2岁，2008年-2009年期间，原告正在哺乳期内，在2006年原告处于妊娠阶段。原告与其被告瞿某1在此阶段并未就业，无任何固定收入来源，无资金能力修建房屋，该房屋的修建系被告瞿某2、陈某的出资。只能说“被告瞿某2、陈某在2008年期间修建该房屋(原房屋左测的宽约为1.5米，长约为9米，间两楼一底的房屋)时”，原告系家庭成员，原告是否能享有1/4的份额值得思考。原告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系特殊生活阶段，是每位已婚女同志必经阶段，无需举证证明能推定该事实的客观存在。原告主张系自己出资，违背了客观事实，系虚假诉称。原告也无任何出资证明。七、根据《民诉法》以及其他法律以及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的审理认为部分对被告不具有既定力。关于(2012)秀法民初字第01825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第二自然段叙述的“原房屋加修一层，原房屋左侧新修一间两楼一底(宽约为1.5米，长约为9米)房屋属于原告和被告瞿某1夫妻共同财产”，该部分属于审理认为部分，对被告不具有既定力。因为人民法院的审理认为部分不属于判决部分，被告无权提起上诉进行纠正。审理认为部分不能作为案件认定事实的根据，否则将侵害被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告的请求范围不合符法律规定，其请求不成立，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瞿某2、陈某未到庭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第三人县征收办述称：2018年12月4日三被告与我方签订了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房屋主体面积605.12㎡，底层上浮30%，应还面积663.15㎡，三被告选择了3套安置房，共360.06㎡，剩余303.09㎡以2300元/㎡支付给三被告，附加瓦面172.24㎡，补充金额27558元；空地37.2㎡，补偿金额2418元；室内装饰及附属物补偿58158元；搬迁补助费补偿3600元；安置人口6人（未包含曾某，未领取，1人1000元，2年后不能按时交房付第三年的安置费，第三年的安置费在上年上浮50%，原告可以自行来我们这里领），2年安置费1600元；提前安置奖励（与人数无关）主体建筑605.12㎡，每平米200元,一共是121024元；补交规费按建筑面积和占地计算6816元；瞿某2提供了180平米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所以该部分没有收取办证费用，现在收取的是193.44㎡减去180㎡等于13.44㎡，瞿某3协议未用该证抵扣，土地管理费（13.44㎡）2元一平米，委托造地费（13.44㎡）15元一平米；土地测绘费3元一平米，耕地占用税2.1元一平米；房产测绘费按照建筑面积计算，1.5元一平米，乘以444.4㎡；建房配套费12元一平米，乘以444.4㎡；规划综合费1元一平米；证书费10元每宗；资料费65元每宗。三被告补偿3套安置房和在县征收办领取221942元，在华信公司处领取697107元。 经审理查明：被告瞿某1系被告瞿某2、陈某之子。2005年10月31日，原告曾某与被告瞿某1登记结婚。在原告与瞿某1结婚前，被告瞿某2、陈某在×街道×路×号修建了四间一楼一底砖混结构房屋，该房屋以瞿某2个人名义办理了合法修建手续，其中面向房屋左边两间在原告曾某与被告瞿某1结婚后由曾某与瞿某1155号居住，右边两间由瞿某1之兄案外人瞿某3一家居住，被告瞿某2、陈某在×街道×巷××号居住。2008年，原告曾某与被告瞿某1在×街道×路×号原两间一楼一底房屋基础上加修一层，并在面向原房屋左侧新修一间两楼一底房屋，遂与原房屋构成三间两楼一底房屋。2012年2月1日，原告曾某与被告瞿某1经本院主持调解离婚，由于加修部分和新修部分房屋未有办理产权证，双方未对该房屋进行分割处理。2012年原告曾某就其居住权问题向本院提起了诉讼，本院作出（2012）秀法民初字第01825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在生效判决中认定了涉案房屋新修部分为曾某与瞿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2017年涉案房屋被政府征收，但县征收办与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人在拆迁时并未就房屋面积、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及其他补偿项目进行协商并达成相关协议，因此2017年原告曾某起诉要求分割被本院以（2017）渝0241民初3687号民事裁定驳回起诉，2018年原告再次起诉被本院以（2018）渝0241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曾某上诉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4民终66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12月4日，以县征收办为征收人，作为协议甲方，三被告为被征收人，瞿某2为乙方，就涉案的×路×号房屋的拆迁安置问题签订了编号为470号的秀山县凤凰新城建设项目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约定了房屋的安置补偿方式，在协议上称被征收房屋为秀山县×街道×巷××号的房屋，实际根据协议书附件记载，该协议书的被拆迁房屋为原、被告争议并诉讼多次的本县×街道×路×号房屋。协议书主要内容为：被拆迁房屋主体面积605.12㎡，底层上浮30%，应还面积663.15㎡，三被告选择了3套安置房，但被告名下各一套，共计360.06㎡。选择安置房后剩余303.09㎡，由秀山华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瞿某2签订了安置房回购协议书，以2300元/㎡的价格进行回购，由该公司支付了回购金697107元。房屋除面积补偿外，还涉及其他补偿，包括：1、附加瓦面172.24㎡×160元/㎡，补偿金额27558元；2、空地37.2㎡，补偿金额2418元；3、室内装饰及附属物补偿58158元；4、搬迁补助费，补偿金额3600元；5、过渡安置费16000元，未包含本案原告曾某的，原告及第三人在庭审中已经认可由原告自行去第三人处领取，在本案中不再主张；6、提前安置奖励（与人数无关），主体建筑面积605.12㎡，按照200元/㎡的价格计算,补偿金额121024元；7、补交了规费6816元，因瞿某2提供了180㎡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其中180㎡没有收取办证费用，案外人瞿某3的安置协议未用该证抵扣规费；以上补偿合计金额为221942元。 县征收办房屋调查登记表载明，被拆迁房屋为三层，其中底层瞿某276.26㎡（原房屋），瞿某1、曾某39.06㎡（左侧加修一间），未确定权属78.12㎡（后排与左侧房屋相连部分）；二层瞿某284.46㎡（原房屋），瞿某1、曾某43.26㎡（左侧加修一间），未确定权属78.12㎡（后排与左侧房屋相连部分）；三层底层瞿某1、曾某43.26㎡（左侧加修一间），未确定权属162.58㎡（除左侧加修一间外其他部分）；附属瓦面12.4m×10.3m+8.4m×5.3m=172.24㎡。 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被依法拆迁后的分家析产纠纷，属于本院受理的一般民事案件范围；原告提起的前两次诉讼被驳回的理由均为因其争议部分未取得合法修建手续，又未签订有安置协议，补偿范围不明因而无法进行分割，现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涉案房屋已经获得了合法的安置补偿，转化为合法财产，分割条件已经具备，本院受理本案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原告曾某与被告瞿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被告瞿某2、陈某位于×街道×路×号房屋基础上面加修了一层，并在面向原房屋左侧新修了一间两楼一底房屋，原155号房屋加修部分和在其左侧新修部分，即本案涉案房屋属于原告曾某与被告瞿某1的共同财产，二人享有平等权利，关于所谓的屋后部分，即占地面积为78.12㎡的两楼一底房屋部分，根据原告以及第三人举示的图纸，该部分与前排左侧加修的一间两楼一底房屋为一个整体，并无界限，本院在作出（2012）秀法民初字第01825号民事判决时，并未对房屋前后排进行区分，说明本身后排房屋与前排左侧加修的一间房屋就是一个整体无法区分，且按一般建房常规，瞿某2、陈某原修建的房屋为并排的四间一楼一底房屋，其中左侧两间由瞿某1、曾某居住，其在左侧房屋后侧另行修建一间两楼一底房屋且并未与原房屋平行明显不合常理，原告举示了证据证明该部分与前排加修一间的房屋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起修建的，三被告在庭审中也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被告瞿某2、陈某对新修部分的地基享有权属以及在房屋加修以及新修的过程中有出资，本身加修及新修部分就无合法修建手续，权属不明，因此，本院只能根据谁修建谁享有的原则据此认定涉案房屋中原一楼一底房屋为瞿某2、陈某所有，其余部分为曾某、瞿某1婚后修建，为其夫妻共同财产，即瞿某2、陈某所有的部分为底层76.26㎡+二层84.46㎡部分，瞿某1、曾某所有的部分为底层117.18㎡+二层121.38㎡+三层205.84㎡=444.4㎡。2017年涉案房屋与原瞿某2、陈某所有的房屋一起被政府依法征收并拆除，并在2018年底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属曾某、瞿某1所有部分的拆迁补偿利益应由原告曾某与被告瞿某1享有，因二人已于2012年离婚，原告要求对拆迁补偿利益进行分割，并由被告支付其补偿款于法有据。 根据拆迁补偿协议的约定，拆迁补偿利益涉及两部分，一部分为房屋面积的补偿，另一部分为其他补偿，本院逐一进行说明。关于房屋面积补偿，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涉案房屋底层上浮30%，二三层按实际面积补偿的原则，曾某、瞿某1共同所有的部分获得的补偿面积应为底层117.18㎡×30%+二层121.38㎡+三层205.84㎡=479.55㎡，其中曾某应享有的面积为479.55㎡÷2=239.775㎡，原告在诉讼过程中要求按照三被告所选的安置房屋的评估价值由被告向其支付现金补偿并提出了评估申请，本院已向其说明是否准予评估庭后答复，如不准予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现本院原告的评估申请无准予的必要，理由为三被告已经与县征收办签订了合法有效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也与华信公司签订了回购协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与回购协议书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对涉案房屋的合法安置补偿，原告认可两份协议是本次诉讼得以进行的前提，如不认可则涉案房屋仍处于未合法化状态，无法进行分割，因此原告实际是认可了两份协议书的，而协议书已经载明了房屋的回购价格为2300元/㎡，且三被告选择的安置房为期房，尚未修建，拆迁行为发生在2017年，实际也无法进行评估，原告在起诉时明确要求的是货币补偿，在涉案房屋转化为合法财产时，其价格就是按照2300元/㎡计算的，已经非常明确，因此本案无评估的必要，本院只能按照2300元/㎡的价格为原告计算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即原告应享有的金额为2300元/㎡×239.775㎡=551482.5元。关于其他补偿的分割，逐一说明：1、附加瓦面172.24㎡×160元/㎡，补偿金额27558元的分割，根据房屋调查登记表记载，瞿某2、陈某原两间房屋上方本身应由瓦面，瞿某1、曾某加修一层后其瓦面虽然是瞿某1、曾某修建，但是是在拆除了原瓦面基础上修建的，因此该部分瓦面的拆迁利益应由瞿某2、陈某享有，其余部分才由瞿某1、曾某享有，计算为12.4m×10.3m+8.4m×5.3m-8.2m×10.3m=87.78㎡，按照160元/㎡计算，总金额为14044.8元，其中曾某享有部分为7022.4元；2、空地37.2㎡，补偿金额2418元的分割，原告曾某要求分割空地补偿，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对空地享有权利，碍难支持；3、室内装饰及附属物补偿58158元的分割，因涉案房屋已经拆除，其室内装修及附属设施究竟位于原房屋内还是加修新修部分内无法查实，本院可以酌情按照原告请求的按照各方在房屋中所占的份额比例进行分配，实际也只能按此方法进行分配，瞿某1、曾某在总房屋中的享有的比例为444.4㎡÷605.12㎡=73.44%，因此其共同享有的补偿金额为58158元×73.44%=42711.24元，曾某应享有21355.61元，本院后文中涉及按在总房屋中享有的比例进行分配的补偿款亦按照上述比例计算；4、搬迁补助费，补偿金额3600元的分配，本案中虽然曾某未实际在被拆迁房屋中居住，但对房屋享有合法的居住权，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入住，不影响其享有搬迁补助利益，按照前述比例进行分配，计算为3600元×73.44%÷2=1321.92元；5、过渡安置费，原告及第三人在庭审中已经认可由原告自行去第三人处领取，在本案中不再主张，不再赘述；6、提前安置奖励，主体建筑面积605.12㎡，按照200元/㎡的价格计算,补偿金额121024元的分割，亦按照前述比例进行分配，计算为121024元×73.44%÷2=44440元；7、补交的规费6816元也应由原、被告进行分摊，由于瞿某2、陈某夫妻已经提供了180㎡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其享有权属的部分占地面积未超过180㎡，因此没有被收取办证费用，实际被收取的部分应为瞿某1、曾某新修及加修部分的规费，超出瞿某2、陈某夫妻原房屋面积的部分瞿某2也没有明确表示是用于哪一部分面积的抵扣了，为便于计算，只能有瞿某1、曾某按照各一半的比例分摊，即由曾某分摊的部分为3408元。综上所述，原告曾某在本案中应享有的拆迁补偿利益为551482.5元+7022.4元+21355.61元+1321.92元+44440元-3408元=622214.43元。关于应由谁支付原告前述款项的问题，虽然证据材料显示所有款项领取人均为被告瞿某2，但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被征收人包含除本案原告曾某以外的被告瞿某2、陈某、瞿某1三人，且三人都各自选取了一套安置房屋，虽然原告为达到分割的条件不得不认可两份协议书，但三被告均有可能侵犯了原告曾某的合法权益，被告瞿某1为瞿某2、陈某夫妻之子，是一家人，其内部如何分配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对外三人对曾某应当享有的部分负共同支付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瞿某1、瞿某2、陈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曾某支付其应享有的拆迁补偿利益622214.43元； 二、驳回原告曾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950元，减半收取6475元，由原告曾某负担2072元，被告瞿某1、瞿某2、陈某共同负担440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傅红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彭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