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民申339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聚荟街436号1栋2单元11楼1103号。 法定代表人：杨秀淮，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红兵，男，汉族，1959年3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原审被告：杨秀淮，男，汉族，1967年7月3日出生，住新疆喀什市。 原审第三人：钟家全，男，汉族，1966年11月12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原审第三人：杨德芬，女，汉族，1967年6月27日出生，住新疆喀什市。 再审申请人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陈红兵、原审被告杨秀淮、原审第三人钟家全、杨德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8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陈红兵诉请的案涉款项性质应为出资款，原判认定为借款缺乏证据证明。2014年3月11日，陈红兵就已经将股权转让款108万元支付给周东海，将案涉499．5万元支付给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但2014年4月17日，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才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周东海将所持有的公司108万元股权转让给陈红兵，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5000万元。由此证明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作出前述决议前，各股东就已对股权转让和增资事宜协商达成一致，陈红兵才会支付上述两笔款项，上述决议仅是为了之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所需。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规定，公司增资无需验资，股东只需直接投入公司即可，故陈红兵按其受让的股权比例新增的出资款暂时未经工商变更登记。所以案涉499．5万元理应认为是陈红兵对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增资后应缴纳的出资款。原判认定陈红兵支付案涉499．5万元时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尚未启动增资扩股程序，从款项发生的时间点来看不属于陈红兵投资于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本金，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陈红兵的出资款总额为4590778．85元，故原判认定案涉争议款项为499．5万元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首先，因公司登记制度改革后无需进行验资，故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分为已办理验资手续的800万元和未办理验资手续的出资，截止2015午5月24日全体股东实际投入7651万余元(超出注册资本5000万元的部分尚未进行增资)，虽然此前陈红兵受让股权时向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的499．5万元出资即系未办理验资部分，此后陈红兵于2014年6月24日将其所持有的7％转让给杨秀淮、0．5％转让给钟家全，其出资额也相应调整(未验资部分出资由新股东支付)，故2015午5月24日《股东会会议纪要》第l4条明确载明陈红兵的股本金及出借给公司的资金为4590778．85元，陈红兵在此纪要上签字，应视为对此金额的确认。庭审中，陈红兵仅认为该金额存在笔误不合常理(数额精确到分)，未作出其他合理解释或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故应采信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此证据的证明力。但原判以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对纪要上载明的4590778．85元如何构成未作出合理解释不予认可，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其次，陈红兵在本案原一审起诉状中其诉请的总额为4590778．85元，在原一审庭审笔录中回答诉请金额的构成时陈述“股权转让款48万元，借款411万元”，与2015年5月25日《股东会会议纪要》第l4条所载明的金额完全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陈红兵并未提交证据推翻其在2015年5月25日确定的金额，故其在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的出资总额应为4590778．85元，而非诉请的499．5万元。但原判认定陈红兵主张的出借金额为499．5万元，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三、原判认定事实的《同昭公司原股东内、外借款利息及曾学海开支杨总转入款项明细表》《股东项目投资明细表2》系伪造。陈红兵、钟家全签字确认的《印章登记表》以证明其系伪造，因此前发生过股东钟家全非法抢夺印章并保管一月余，全体股东对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被抢印章从刻制到销毁期间所加盖印章全部签字予以确认，该登记表中并无此明细表的用章记录。四、案涉款项性质为出资款，涉及股东出资法律关系，故原判认定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陈红兵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债权凭证且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已提出抗辩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应按双方之间所涉及的基础法律关系即股东出资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所以，原判以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其次，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提交的2014年6月23日、2014年9月3日、2014午l2月18日的会议纪要等均明确案涉款项系陈红兵向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缴纳的投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陈红兵所转款项系出资款，应由陈红兵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陈红兵所称出资款中有48万元(经验资部分出资总额800万元，陈红兵股权比例为6％)系经过验资程序的出资，原判判决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归还将使陈红兵作为股东抽回全部出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再次，从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来看，2015年5月25日《股东会会议纪要》确认各股东已投资7651万余元，而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经过验资程序的注册资本仅为800万元，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近7000万元支出均采用各股东按股份比例出资的方式解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摘要(商事部分)》第一点第二项的精神“股东以过于微小的资本从事经营，很有可能会将股权投资转化为债权投资，相应地也将有限责任的风险完全外部化，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本案所涉及款项认定为陈红兵的出资款更为准确，否则陈红兵作为股东以借款的名义通过诉讼抽逃其出资，将损害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他债权人权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陈红兵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本案款项性质及法律关系认定，2014年3月11日陈红兵向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转账支付4995000元，申请人出具收条明确该款项为“借款”。2015年5月24日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召开的股东缴纳股本金及借款事宜形成的《会议纪要》载明“陈红兵在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本金及出借给公司的资金为4590778.85元。”前述事实表明陈红兵既是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同时也是出借借款的债权人。因此原判认定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主张诉争款项非借款而是股本金缺乏证据支持且与查明事实和在案证据不符并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借款关系并无不当。《同昭公司原股东内、外借款利息及曾学海开支杨总转入款项明细表》《股东项目投资明细表2》并非认定本案借款关系的主要证据，且该表印文与印章形成的先后顺序不足以推翻前述相关证据对双方借款关系的事实认定，原判对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其主张该表系伪造缺乏依据。关于案款金额，2015年5月24日《会议纪要》载明的陈红兵股本金及出借给公司的资金为4590778.85元，而陈红兵实际转账支付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4995000元，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对此出具收条予以确认。因此原判对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主张借款金额为4590778.85元不予确认并无不当。综上，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永晴 审判员  蔡源原 审判员  刘 文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