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4民终3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蒙礼福，男，1963年1月1日出生，壮族，退休干部，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达峰，南宁市衡正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左江州支行。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建设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402899672541X。 负责人：许亦猛，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农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左分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力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左江州支行职员。 上诉人蒙礼福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左江州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江州支行）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8）桂1402民初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蒙礼福上诉请求：撤销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2018）桂1402民初877号民事判决，驳回农行江州支行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农行江州支行故意隐瞒蒙礼福的真实联系方式和通信地址，致使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进行缺席判决，也没有送达一审判决书。2018年10月17日蒙礼福发现唯一的生活来源养老金银行账户支付不了，后电话咨询开户银行得知是被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了。其一直等法院的裁定书或者通知，但始终没有接到一审法院任何文书，也没电话联系，后经过多方联系一审法院工作人员才得知一审法院经过公告送达，并以缺席审理的方式审结了本案，2019年1月25日才拿到一审判决书，所以本案未过上诉期限。二、江州区人民法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是错误的。一是蒙礼福有工作单位—崇左市政府调处办公室，法院和农行江州支行都可以到单位去了解蒙礼福的联系方式和通讯地址，法院也可以将诉讼文书让单位转交送达。蒙礼福办信用卡时留了崇左市江州区新城路1号这一通讯地址，银行每次都将对账单寄到这一地址，单位都会转交给蒙礼福，这明显是农行江州支行故意对法院隐瞒蒙礼福的通讯地址。二是蒙礼福于2018年4月份在一审法院进行过行政诉讼，留下有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按照《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当事人未提交书面材料的，以一年内进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中提供的地址为送达地址，法院应当按照这个地址送达。三是一审法院2018年11月1日签收了蒙礼福关于保留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申请书，申请书上注有蒙礼福的住址和联系电话，法院判决书完全可以送达到蒙礼福的住址。四是一审法院实际上没有送达判决书给蒙礼福。一审法院在2018年8月10日公告送达应诉文书时注明“自宣判之日起5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将视为送达”，实际上是将开庭传票与判决书一起公告，没有法律依据。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开庭传票与判决书必须分别公告，而且公告至少要经过60天才能视为送达，一审法院没有公告送达判决书，剥夺了蒙礼福的上诉权利，且《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但是蒙礼福不是“下落不明”的人，《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规定的送达方式还有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转交送达（转交蒙礼福单位送达）等，原审法院没有穷尽这些手段，而直接公告送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剥夺了蒙礼福的应诉、质证、辩论和上诉权利，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也导致了认定事实不清。三、农行江州支行不是适格诉讼主体。蒙礼福从未向农行江州支行借过钱，也没有与农行江州支行订过一份借款合同，蒙礼福领用信用卡所签订的合同，甲方并不是农行江州支行，信用卡是农行总行上海信用卡中心发的，所以蒙礼福与农行江州支行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四、农行江州支行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按一审判决书认定农行江州支行认为蒙礼福的信用卡在2014年2月后就没有还一分钱了，而农行江州支行2018年7月5日才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农行江州支行的诉讼请求理应驳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并驳回农行江州支行的诉讼请求。 农行江州支行辩称，一、农行江州支行没有故意隐瞒蒙礼福的真实联系方式和住所地。农行江州支行在一审起诉状中明确列明蒙礼福联系方式与住址，没有可以隐瞒蒙礼福的真实联系方式与住所地的行为。二、农行江州支行是适格的诉讼主体。2009年9月28日，蒙礼福向农行江州支行申请开立金穗白金贷记卡，同年12月8日经农行江州支行上级行审批，审批信用额度为10万元，至此，蒙礼福与农行江州支行形成信用卡合约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信用卡合同成立并生效。农行江州支行于2010年1月7日向蒙礼福发放信用卡，农行江州支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是本案的适格的诉讼主体。三、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限规定。蒙礼福所持信用卡于2014年2月18日出现逾期，农行江州支行在同年5月10日和6月19日分别向蒙礼福发出金穗贷记卡催收通知书，蒙礼福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名确认，2014年10月19日农行江州支行以蒙礼福诈骗为由向崇左市公安局江州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2016年4月26日农行江州支行向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限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农行江州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蒙礼福偿还信用卡借款451983.79元，其中本金199632.76元，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及消费手续费等252351.03元（暂计至2018年5月15日止，之后计至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28日，蒙礼福向农行江州支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并提交了《尊然白金卡申请表》一份，该申请表上载明：本人已阅读和了解《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章程》和《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的全部内容，并自愿遵守章程、领用合约的规定。蒙礼福在申请表上的“主卡申领人签名”处签名确认。《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载明：对于非现金交易，乙方（蒙礼福）在免息还款期内（自记帐日起至对账单上记载的到期还款日）偿还全部款项，享受免息待遇；未能按期偿还全部款项的，应支付全部款项自银行记账日起的利息，未能近期偿还最低还款额的，还应就最低还款额未偿还部分支付滞纳金；乙方预借现金不享受免息还款期待遇，应支付自银行记账日起的利息；本合约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利息、滞纳金、超限费按月、按币种计收复利；滞纳金为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之后，农行江州支行于2010年1月7日向蒙礼福发放卡号为46×××00的信用卡，额度为100000元。2011年7月14日，蒙礼福向农行申请提升信用额度至300000元并获准。2014年2月18日，蒙礼福在使用该信用卡后未按时还款。经农行江州支行以电话、信函、委外、上门等方式对蒙礼福多次催收，但蒙礼福拒不还款。截止2018年5月15日，蒙礼福共拖欠信用卡借款本金199632.76元，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及消费手续费等252351.03元。 诉讼过程中，农行江州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并支付保全费2780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裁定冻结蒙礼福名下的银行存款451983.79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信用卡是发卡银行给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一种银行卡。蒙礼福向农行江州支行申请办理了信用卡，并通过信用卡使用了银行款项即进行透支，其与农行江州支行之间形成了借款合同关系。该借款合同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章程》及领用合约已明确约定银行收取客户贷款利息、滞纳金、超限费、年费等费用的情形，蒙礼福在申请办理金穗贷记卡时也表示愿意受《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章程》及领用合约的约束。蒙礼福未按申领信用卡（贷记卡）所达成的领用合约归还透支款，现农行江州支行要求蒙礼福偿还借款本金199632.76元，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及消费手续费等252351.03元（截止2018年5月15日止，以后利息及逾期还款违约金仍按领用合约约定计收）的诉请，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蒙礼福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未做任何答辩，也未提交证据对农行江州支行主张的事实加以反驳，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蒙礼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左江州支行信用卡借款本金199632.76元，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及消费手续费等（截止2018年5月15日的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及消费手续费为252351.03元，从2018年5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及消费手续费按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案件受理费8080元，保全费2780元，由蒙礼福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对蒙礼福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身份证复印件、常住人口登记表内容真实，可证实蒙礼福的身份与住址变更的事实，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评定、调整伤残登记审批表、残疾人证可证实其身体健康状况，对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定；3．一审法院的行政判决书证实其于2018年在一审法院进行过诉讼活动，对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定；4．信用卡邮寄信封能证实其收到信用卡中心邮寄的账单的事实，但是信封日期模糊不清，无法核实邮寄的时间；5．保留生活保障费申请书及邮政专递单可证实其向一审法院申请保留其基本生活保证费的事实，对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农行江州支行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1．尊然白金卡申请表、金穗白金贷记卡调查审查审批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金穗贷记卡永久信用额度调整申请表可证实蒙礼福向中国农业银行崇左分行申领信用卡成功并就信用卡额度进行申请调整获批准的事实，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认定；2．两份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催收通知书可证实中国农业银行崇左分行营业室曾于2014年5月10日、2014年6月19日向蒙礼福发出催款通知，蒙礼福已经收到通知并承诺还款的事实，对该组证据，本院予认定；3．中国农业银行崇左分行营业室信用卡不良移交崇左市公安局江州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立案清收名单表可证实崇左分行营业室于2014年10月19日向崇左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移交信用卡不良名单表并经崇左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盖章签收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4．中国农业银行崇左江州支行移交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起诉信用卡不良贷款名单可证实农行江州支行于2016年4月26日向一审法院移交包括蒙礼福在内20名信用卡不良起诉名单并经一审法院工作人员签收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予认定；5.2015年11月16日的还款记录，证实崇左分行营业室通过审批程序于2015年11月16日从蒙礼福账号为62×××75扣款3405.55元偿还信用卡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予认定。综上，农行江州支行提供的证据是客观真实的，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就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异议，本院认定如下：1．蒙礼福认为一审认定上门催债不符合事实，其也不明白委外的含义，本院认为，根据农行江州支行提供的证据显示，农行江州支行向蒙礼福催收的主要方式包括送达催收通知单、电话通知、委外，其中送达催收通知书是上门向持卡人送达并由持卡人签字确认的方式，故送达催收通知单已经包括上门催收这一行为内容，且蒙礼福不了解委外催收方式并不能否定农行江州支行已经采取该方式进行催收的事实，故该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2．蒙礼福要求农行江州支行提供利息、违约金及滞纳金的详细计算表，本院认为，虽然农行江州支行没有提供详细的计算方式，但是其一审中已经提供了蒙礼福所持信用卡的详细信息及详细的交易明细，交易明细中已经显示其每一期消费额度、还款额及拖欠的数额，且蒙礼福对透支的信用卡本金也没有异议，故农行江州支行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3．蒙礼福认为一审公告送达不合法，对于该问题，本文将在下文中具体阐述，在此不予赘述。 综上分析，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6年1月6日，中国农业银行崇左分行将崇左分行营业部作为一个营业点归崇左江州支行管理，原营业室的内设机构同时予以撤销。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农行江州支行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一审法院采用公告送达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对于农行江州支行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首先，蒙礼福于2009年9月28日向中国农业银行崇左分行营业部信用卡中心申领信用卡并获得批准，其与中国农业银行崇左分行营业部之间已经形成了信用卡合同关系；其次，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崇左分行内部调整，2016年1月6日，崇左分行营业部已经作为一个营业点归崇左江州支行管理，原营业室的内设机构已经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七“法人合并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的规定，原崇左分行营业室与蒙礼福之间的权利义务由农行江州支行享有和承担，故农行江州支行的主体资格是适格的。即便信用卡账单是由位于上海的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寄出，这是中国农业银行内部对于信用卡账单的管理与分工制度，并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农行江州支行的诉讼主体地位。根据农行江州支行提供的证据及蒙礼福自认的事实，蒙礼福透支了信用卡未偿还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根据《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及收费标准，蒙礼福对已透支的信用卡本金及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及消费手续费承担偿还责任，故农行江州支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首先，农行江州支行提供的证据显示崇左分行营业部曾于2014年5月10日、2014年6月19日向蒙礼福送达催收通知单并经蒙礼福签收，后于2014年10月19日向崇左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提交包括蒙礼福在内的共24名人员的信用卡不良立案清收名单，农行江州支行曾于2016年4月26日向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提交包括蒙礼福在内的20名信用卡不良起诉名单；其次，自2014年3月12日至2018年10年16日，农行江州支行多次通过电话、委外的方式向蒙礼福主张权利，上述主张权利的行为均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及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从农行江州支行提供的证据显示的最后催收日期即2018年10月16日至其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尚未过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规定，本案尚未超过诉讼时效。蒙礼福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一审法院采用公告送达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首先，蒙礼福已经退休几年，去其原工作单位找人并不是送达的必然前置程序，且由于其不在本市居住已有几年，直接向其送达材料显然存在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的规定，一审法院采用邮寄送达方式并无不妥；其次，一审法院按照蒙礼福身份证中载明的住址邮寄诉讼材料被退回，退回理由载明“无法联系，原址无此人”，在无法得知蒙礼福经常居住地且身份证中的住址找不人的情况下，即无法直接向其送达诉讼材料，也无法通过邮寄送达的方式向其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的规定，一审法院可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其送达诉讼材料，故一审法院采用公告送达方式符合法定程序。蒙礼福称其2003年后便不再在身份证上的住址居住，但是其身份证是2009年办理的，其并没有向公安机关及时变更自己的住址信息，导致一审法院无法向其送达材料，故其主张一审法院没有穷尽送达方式而采取公告送达违法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蒙礼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80元，由蒙礼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德清 审 判 员 韦金彪 审 判 员 杨凤莲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法官助理 黄海健 书 记 员 李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