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8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索立华，男，194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长白乡沙岗子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钟宇，均为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淑兰，女,194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东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鹿英杰，女，198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索庸建，男，197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淑兰，女，1951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宗光，男，197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宗亮，男，197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东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春雨，男，197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福利，男，1969年5月18日出生，满族，住址沈阳市东陵区。原审第三人：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曹仲屯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曹仲屯村。法定代表人：王占江，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辉，女，汉族，1964年4月30日出生，该村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沈阳市和平区同泰和建筑设备销售部，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前进村。经营者：索庸建，男，197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原审第三人：姚广辉,男，196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宝玉，女，196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姚广辉妻子。上诉人索立华因与被上诉人郑淑兰、索庸建、江淑兰、任宗光、任宗亮、朱春雨、魏福利及原审第三人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曹仲屯村民委员会、沈阳市和平区同泰和建筑设备销售部、姚广辉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2民初3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索立华上诉请求:1.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2民初3142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原告郑淑兰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原审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对于“协议1未经发包人同意且无发包人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情形，协议1无效”的认定错误。（1）原审对于“协议1未经发包人同意”认定错误。（2）原审对于“协议1未经发包人同意无效”认定错误。协议1签订于1999年，原审依据的相关司法解释等在当年尚未制定，未规定“未经发包人同意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故无论是否经发包人同意，协议1均有效。2、原审对协议2、4、5未经发包人同意的认定错误，对协议2、4、5无效的认定亦错误。3、原审对于“发包人未与新承包人建立新的承包关系”的认定错误。（1）受让人与承包人签订转让协议后经发包人同意即自动与发包人建立新的承包关系。（2）上诉人作为协议4的受让人，与发包方签订了新的土地转让协议，协议4合法有效。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协议1签订于1999年，相关司法解释尚未生效。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还会纵容不讲诚信不遵守契约精神的行为，造成交易秩序的不稳定，扰乱交易秩序。被上诉人郑淑兰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索庸建、任宗光、任宗亮、朱春雨、魏福利均辩称，同意上诉人意见。被上诉人江淑兰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未发表意见。郑淑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告诉请确认1999年4月20日原告郑淑兰与任同凯签订的协议书、2010年12月24日被告江淑兰、仁宗光、任宗亮与程启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2011年4月13日程启娥与朱春雨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以及在该协议收下方朱春雨于2011年5月9日将涉案土地转让给索立华的协议、2013年2月3日索立华又将涉案土地转让给姚广辉的协议均无效。2、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郑淑兰、被告江淑兰、任宗光、任宗亮，朱春雨及第三人姚广辉系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曹仲屯村村民。任同凯亦系该村村民。被告索庸建、索立华系外村村民。程启娥亦系外村村民。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土地流转协议三份：1999年4月20日《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1）约定“……郑淑兰河北菜田2.5亩，卖给任同凯户（温室一座），合同期为30年，在30年内一切土地补偿费和国家占地的经济补偿归任同凯所有，同时，土地各项所摊派的各项费用由任同凯支付。土地转让人：郑淑兰承包人：任同凯。”2010年12月24日《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2）约定“曹仲村于1999年4月份调整土地，每人0.9亩，当时郑淑兰河北菜地2.5亩转让给任同凯，后因任同凯病故，又转让给程启娥2亩地，合同期限为30年，如在30年内动迁，补偿费为程启娥所有（0.5亩在任同凯妻江淑兰名下）承包人：程启娥转让人：江淑兰、任宗光、任宗亮。”第三人曹仲屯村委会确认任宗光、任宗亮为任同凯之子。2011年4月13日《土地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3），约定“甲方（程启娥）自愿将位于曹仲屯河北2.5亩土地转让给乙方（朱春雨），使用年限为30年，总金额26万。时间1999年4月30日至2029年4月30日。乙方一次性向甲方交付土地转让费。土地转让后，乙方可自行对该土地进行管理与使用，甲方不得干涉。办理土地改变用途手续时，甲方与曹仲村委会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办理手续时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协议期满后，乙方拥有土地优先承包权。第三人曹仲屯村委会在协议尾部“公证人”处加盖了公章。在该协议的“乙方签名”处另于2011年5月9日写有以下内容（以下简称协议4）：“本人朱春雨自愿将以上手续的土地以叁拾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索立华，条件从上，所有土地补偿款均归索立华。”2013年2月3日，“卖方索立华”另于同份协议书尾部写有以下内容（以下简称协议5）：“本人索立华自愿以上手续的土地以柒拾伍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姚广辉，条件从上）。所有土地补偿款均归姚广辉所有。”现被告索庸建使用该土地堆放建材并在其上加盖了活动房，被告索庸建开办的沈阳市和平区同泰和建筑设备销售部注册在涉案土地所在村。被告索庸建称第三人姚广辉将涉案土地出租给其使用，原告不予认可，认为被告索庸建购买了涉案土地。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被告朱春雨、魏福利第三人曹仲村委会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应视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依据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对事实予以认定。综合本案相关证据及案情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庭取得了本案诉争2.5亩土地的承包权。自1999年4月起本案诉争土地经5次流转，最终流转至第三人姚广辉处，现被告索庸建使用该土地堆放建材并在其上加盖了活动房。关于原告主张确认上述5协议无效问题。首先应确定5流转协议是转让还是转包。对于协议1、2，从协议字面意思看，写明为出卖、转让，从合同内容约定上看，流转后的权利、义务均由受转让人承担，可以认定为转让。对于协议3、4、5，从协议字面意思看，写明为转让，从合同内容约定上看，土地转让费为一次性交纳，流转价格由26万调高至30万再调高至75万元，且协议4、5均写明土地补偿款均归受让人所有，故可以认定，协议3、4、5均系转让协议。关于5份协议效力认定问题。关于协议1效力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因协议1未经发包单位同意，同无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情形，故协议1无效。关于其余4份协议效力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基于家庭承包地对于农户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上述法律对农户转让家庭承包地进行了条件性的设置，以确保农户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故该协议有效的前提是，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协议经发包方同意；2、原承包方（出让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3、承包方（受让方）系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4、发包方与承包方（受让方）建立新的承包关系。因此本案4协议如为有效协议须同时具上述4个条件，因协议2、4、5未经发包方同意，不具备条件1，而协议3虽经发包方盖章但受让方并未与发包方建立新的承包关系，不具备条件4。故4协议均不具备有效的前提条件，故应认定4份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5份协议均无效，对原告主张5份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被告主张合同有效的抗辩，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原告几近20年前开始流转土地，却未能及时收回土地，导致土地多次流转，影响了交易的稳定性，故诉讼费应由原告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1999年4月20日原告郑淑兰与任同凯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确认2010年12月24日被告江淑兰、仁宗光、任宗亮与程启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三、确认2011年4月13日程启娥与被告朱春雨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四、确认朱春雨于2011年5月9日将位于曹仲屯河北2.5亩土地转让给被告索立华的协议无效；五、确认2013年2月3日被告索立华将位于曹仲屯河北2.5亩土地转让给第三人姚广辉的协议无效；六、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土地转让协议书一份，证明我们土地流转后我们和村委会重新订立土地流转协议，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郑淑兰质证认为，该协议真实性有异议，该协议没有日期，公章与本村出具的公章不同，因此该协议无效。索庸建、朱春雨、魏福利、任宗亮、姚广辉和沈阳市和平区同泰和建筑设备销售部均质证称同上诉人意见。曹仲屯村民委员会质证称与我村公章一致，公章没问题，但是土地台账没有改，2.5亩是口粮地，不应当收取费用。被上诉人郑淑兰提供两份村委会证明，证明诉争土地是口粮田，村委会私下对转让协议不知情，口粮地建看护房，未生产。上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意见，合法性有意见，该证据不具备证据要件，证明单位没有人签字。关联性的问题是，首先村委会台账是否记录为郑淑兰并不是本案几个转让流转合同有效性的依据，这是村委会履行职责的问题，不能否定经过其认可的几份协议的效力。另外，是否口粮田，法律没有区分口粮田与其他土地在适用上有什么区别，应统一定义为农村土地承包地流转的适用，遵循双方自愿，村委会不能否定各个协议的效力。这份材料是本案当事人向法庭出具的，不能成为证据，村委会本身就是当事人，其出具的证据没有效力。索庸建、朱春雨、魏福利、任宗亮、姚广辉和沈阳市和平区同泰和建筑设备销售部均质证称，同意上诉人意见。村委会质证称，同意被上诉人郑淑兰意见，两份证明是村委会盖章，情况属实。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诉争土地自1999年4月签订的5份流转协议的效力问题。关于第一份协议的效力问题。被上诉人郑淑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合法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1999年4月，被上诉人郑淑兰在未经发包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案涉土地所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任同凯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该转让行为因未经发包人同意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后续的4份转让协议效力问题。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条文中关于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作出若干规定，转让协议的效力应当满足上述法律设置的法定要件。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未能满足法定要件的转让协议认定为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索立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索立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冬审判员 王 纪审判员 孙菁蔓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俊驰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