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3民初379号原告：常某，男，1964年1月4日出生，回族，住天津市北辰区。被告：天津市立新园林场，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双口村北。法定代表人：刘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虎，男，该单位行政科副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候怡东，男，该单位办公室副主任。原告常某与被告天津市立新园林场（以下简称立新园林场）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某、被告立新园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虎、候怡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本单位已故职工常玉发发放的职工住房补贴73200元归原告所有并领取；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单位已故职工常玉发的侄子，常玉发已于2011年去世。原告爷爷常文清于1943年去世；奶奶魏春华于1948年去世。爷爷奶奶育有子女两人：原告的父亲常祥瑞和原告的叔叔常玉发。原告父亲常祥瑞于2003年去世；母亲刘国兰于2015年去世。常玉发因智力残疾（三级）一生未婚，亦无子女，常玉发自1986年起一直跟随其兄常祥瑞、其嫂刘国兰及原告共同生活，并由原告照料。2007年4月，常玉发因患脑梗（半身不遂），由原告将其送天津市河北区于厂清真寺养老院，一直至病故（即2011年10月），每月1400元的养老院费用，在养老院期间原告累计支付费用共计75600元。常玉发去世的丧葬费用、墓地购置费均由原告开支。常玉发去世之前一直在被告处工作，2018年6月14日，被告向职工常玉发发放职工住房补贴人民币73200元，现原告系常玉发唯一生前抚养照料的亲属，且为了赡养常玉发花费了大量金钱，该住房补贴作为常玉发个人遗产，原告对此享有代位求偿权。因此住房补贴理应归原告所有并领取，特诉至贵院，愿依法判如所请。立新园林场辩称，原告的各项诉请无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1.已故职工常玉发住房补贴的发放涉及继承问题，根据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2006年下发的《进一步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手册》，职工去世，其法定继承人领取住房补贴的，由法定继承人提供本人身份证及经过公证的继承文书，原告未持有该文件。2.通过调取已故职工常玉发的人事档案，在家庭人口政治经济情况一览，写到父：常树和、母：黑恩荣，均在民办公社劳动，生活自己维持。档案中兄弟姐妹的记载，除被答辩人的父亲常祥瑞外，还有大姐常玉茹、二姐常玉珍、三姐常玉华，以上表明已故职工常玉发除哥哥常祥瑞外还有三个姐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当不存在第一顺序继承人时，由第二顺序的兄弟姐妹等继承，根据该法第十一条，其继承人的后代可以代位继承。因此常玉发的兄弟姐妹及后代可能是其合法继承人。根据现有的档案资料等都显示常树和、黑恩荣是常玉发的父母（其中一份档案提及：常玉发自幼过继给常树和，实为叔侄关系），未提及原告所述常玉发父母为常文清、魏春华的相关记载。对于该住房补贴款，其内部继承纠纷尚待解决。原告是不是其唯一合法继承人，其内部又如何继承，被告不能擅断。3.原告主张的代位求偿权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代位权是指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只有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的四个构成要件：债权合法有效、债务人的债权已经到期、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才能行使代位权。首先原告索要的不是债权，常某对常玉发的照顾是一种亲戚间的好意施惠，是民间善良风俗的体现，常某对于自己的无依无靠的亲戚长辈是存在道德上的抚养照看义务的，二人之间并没有形成相互制约的债的关系；其次，常玉发已于2011年过世，不存在怠于行使债权的情形；最后，常玉发的住房补贴具有人身专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因劳动关系产生的债权具有人身专属性，他人不能行使代位权，常某和常玉发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和被告没有关系，应该由常玉发的继承人或其他有责任承担其债务的人负责。4.原告主张为常玉发支付养老费、丧葬费、墓地购置费等相关费用，常玉发在被告处就职期间，被告已正常为其发放了工资、津贴及退休后按月发放的养老金等相关福利，并且也为其发放了丧葬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的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通知单；证据2.养老院开具的花销费用证明1张；证据8.养老院收据、老年人护理用品收条、医疗费票据共10页；证据9.常玉茹死亡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常玉珍回民公墓穴证和常玉珍之子刘凤君和刘凤君之妻共同出具的证明1份的真实性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认为证据1的确是被告通知原告到立新园林场所填写的，但不能证明办理手续的原告有继承权；被告认为常玉发本人有退休金和养老金，证据2和证据8所体现常玉发在养老院的花销，资金来源是否为原告，请法庭依法认定；被告认为证据9显示常玉茹虽于2018年死亡，但其合法继承人可能有继承权，原告能否主张权利，请法庭依法认定，故对证据1、证据2、证据8、证据9的其他认证意见，本院将在焦点分析部分综合予以表述。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常宝来和常宝顺出具的证明1份、证据4.邻居穆瑞仁、张某、穆怀忠、穆怀全（其中证人张某到庭陈述相关证明内容，认可该证明系本人签字）共同出具的证明1份、证据5.常玉发残疾证和死亡证各1份、证据6.户口本复印件5张、证据7.常祥瑞和刘国兰的死亡证明各1份的真实性，请法庭依法核实。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北寺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常祥瑞、刘国兰家庭成员情况证明系原告庭后提交，本院不作认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工作手册复印件2页、证据2.常玉发个人档案复印件共13页的真实性均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认为一直是其与被告联系处理关于常玉发的事情，被告基于证据1要求原告提供经过公证的文书不合理；原告不认可被告证据2的证明目的，档案所填写年代较为久远，被告所谓的其他合法继承人并未对常玉发进行过赡养和照顾。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其他认证意见，本院将在焦点分析部分综合予以表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常玉发系立新园林场职工，职工档案显示常玉发别名常春，其因盗窃在立新园林场被强制劳改3年（少管），于1958年12月28日期满留用，家庭人口政治经济情况显示，父常树和，母黑恩荣，均在民办公社内劳动，生活自己维持。常玉发自幼过继在常树和名下为子，实际系伯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密切，近半年未联系。1963年4月18日的《刑满解教留场（厂）就业人员身份审查表》中解放前后家庭主要成员职业及职务记载，解放前家庭人口共六人，依靠父亲维持生活，父亲常树和73岁，母亲黑恩荣65岁，大姐常玉茹36岁，二姐常玉珍34岁，三姐常玉华27岁。父亲常树和在杨庄子民办公社看夜等内容。1988年1月《工人履历表》记载常玉发家庭成员为独身一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常玉发曾用名常春，1940年1月27日出生，与户主刘国兰关系为夫之弟，服务处所立新园林场，职业退休，于2004年6月26日由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立新园林场宿舍1号迁来本址。2009年12月4日天津市北辰区残疾人联合会发放常玉发智力叁级的残疾证，监护人为刘国兰。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常玉发于2011年10月3日死亡，2011年11月被告发放常玉发丧葬费6251元。原告陈述常玉发本人因脑部存在问题，在饮食上已表现出与回族的饮食情况不相符的行为，鉴于这种情况其父亲穆祥瑞于1986年决定将其接回家中居住，常玉发病退之初，原告一家主要负责给其做饭、送饭、洗衣服，根据季节帮助其增减衣物，在其生病时给其治病，由于其脑部存在问题，原告一家还需要经常派人寻找他的下落。都是原告负责常玉发办理病退手续。被告陈述不清楚常玉发病退时是由谁接走、病退后在哪里居住生活、由谁照顾。常玉发在职期间没有看到过档案中记载的三个姐姐曾到立新园林场看望过常玉发。证人张某陈述常玉发自1986年回到天穆，一直住在位于的常某父母家中，该住址与张某住址相距大约200米，常玉发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照顾，后期住到老年公寓都是常某帮他选择并提供费用，到常玉发去世都是常某负责操办。2018年12月22日天津市河北区于厂清真寺养老院出具证明，记载常玉发自2007年4月因患脑梗（半身不遂）由其侄子常某送至该养老院，双方协议每月费用1400元（包括吃、住、护理）；在院期间发生疾病的医疗费用、老年人护理用品以外开支的费用均由常玉发家属自行承担，家属可随时探望，常玉发在该院生活至2011年10月病故，五年间（54个月）共计缴纳养老院费用大约75600元，均由其侄子常某每月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提交了常玉发的部分医疗费票据和护理费收据。被告陈述常玉发因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出现记忆减退痴呆，于1995年2月办理病退。原、被告均陈述常玉发2009年退休工资为1200多元。原、被告均认可原告于2017年接到被告的通知，让原告到被告处填写关于住房补贴的表格以及关于常玉发工龄级别的信息。被告陈述2006年《进一步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手册》中（七）发放补贴的政策不是强制执行，由各单位根据政策要求和单位自身的财务状况自行组织发放，由于被告当时财政紧张没有发放的条件，被告于2017年启动该项政策，2018年实际发放该项补贴，被告陈述常玉发按照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手册应享受的住房补贴金额为73200元。案外人常宝来与常宝顺均到庭陈述，其二人父亲常祥瑞，母亲刘国兰，共兄弟三人分别为：常宝来、常某、常宝顺，二人就常某主张的住房补贴权利不主张权利，并提交放弃常玉发遗产继承声明，常玉发生前和其父母居住，由其父母和常某照顾，常玉发单位有关事宜，都由常某处理。案外人穆新民到庭陈述，其母亲常玉茹于2018年去世，常玉茹之夫穆祥光于2011年去世，其本人没有穆祥光的死亡证明或公民墓穴证明。穆新民之妹穆英民全权委托穆新民提交了放弃常玉发遗产继承声明，穆新民本人亦提交了放弃常玉发遗产继承声明，声明均系二人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放弃原因为二人和常玉发多年没有联系，常玉发始终由原告之父照顾。穆新民陈述常玉茹之父常树和大概于××××年代初去世，常玉茹之母黑恩荣在常树和之前去世，俩人间隔两三年左右，常玉茹之妹常玉珍去世十多年，常玉茹之妹常玉华去世几十年了，二人去世的具体时间均不清楚，常玉华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没有结婚，在穆新民十来岁左右常玉华去世。穆新民陈述常树和与黑恩荣不是常玉发的亲生父母，不清楚常玉发的亲生父母情况，常玉发没有结婚。案外人刘凤君到庭陈述，其母亲常玉珍于1986年去世，常玉茹于2018年去世，常玉华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于××××年去世，没有结婚。常树和于一九八几年去世，黑恩荣于1976或1977年去世的。常玉发没结婚，常树和其不是常玉发的生父，常玉发是原告之父的亲弟弟。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常某能否主张常玉发的住房补贴；2.常某主张常玉发全部住房补贴能否得到支持。关于两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已故人员常玉发的职工档案显示，其虽填写了父亲常树和、母亲黑恩荣、大姐常玉茹、二姐常玉珍、三姐常玉华的家庭成员，但同时记载“常玉发自幼过继在常树和名下为子，实际系伯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密切，近半年未联系”的情况，1988年的《工人履历表》更是记载常玉发家庭成员为独身一人。2004年6月26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常玉发与户主刘国兰关系为夫之弟，2009年12月4日常玉发的残疾证显示其监护人为刘国兰。由于常树和、黑恩荣、常玉珍、常玉华均早于常玉发死亡，综合前述分析，常玉茹生前是否为常玉发的法定继承人尚不明确，即使常玉茹可能为常玉发法定继承人，常玉茹已于2018年去世，其法定继承人穆新民、穆英民亦向法庭提交了放弃常玉发遗产继承声明。综合原告提交的常玉发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残疾证、养老院出具的证明、医疗费票据、护理费收据、邻居出具的证明以及被告就常玉发住房补贴处理事宜与原告常某联系的情况，可以认定原告及其父母在常玉发病退后对其进行照顾和扶养，被告虽抗辩常玉发本人有退休工资、养老金等，但照顾和扶养不仅是提供资金支持，还有生活上的照料、护理，精神上的慰藉，特别是常玉发存在智力残疾的情况，更需要扶养人对其投入时间和精力照顾。由于常祥瑞、刘国兰已经去世，常宝来与常宝顺均提交了放弃常玉发遗产继承声明，故原告作为对常玉发进行扶养的主要人员，可以就常玉发应取得的住房补贴主张权利，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天津市立新园林场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常玉发（已故）应享受73200元的住房补贴向原告常某支付。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15元，由被告天津市立新园林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蕊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王晓飞书记员刘林洲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表示。用口头方式表示放弃继承，本人承认，或有其它充分证据证明的，也应当认定其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条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将其列为共同原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