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11民终12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负责人：王宏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男，汉族，山西省文水县人，住文水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某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西省文水县人民法院（2016）晋1121民初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被上诉人胡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文水县人民法院(2016)晋1121民初67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案由定为劳动争议纠纷错误。被上诉人一审主张上诉人不作为致使其预期可获得利益受损，要求上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被上诉人的主张，该纠纷明显并不符合《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及《最高院关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劳动争议纠纷情形。二、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于2014年12月24日向文水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委员会以主体不适格，不予受理。之后被上诉人起诉至一审法院，法院受理。因一审确定本案案由劳动争议纠纷案及起诉时被上诉人己退休，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与上诉人劳动合同关系早已解除，故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驳回起诉的规定，一审未依法驳回起诉错误。三、一审遗漏当事人,致使本案关键事实未查清。被上诉人能否被纳入解困工作范围由山西省人民政府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下称军转办)审核批准。军转办在查阅其个人档案，按“协解”时档案工作的标准，逐月折减被上诉人已领取的补偿金额(84000元)后才最终确定被上诉人纳入解困的起始时间，并作出批复。被上诉人纳入解困后，能否实际获得生活困难补助，按何种补助标准发放，亦由军转办根据山西省相关规定进行决定。一审未依法向军转办调查取证，未依法通知军转办或其主管机关参加本案诉讼，致使本案关键事实未能查清。四、一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一审判决所列的“原告所举证据9.10”，被上诉人一审未明确作为证据举证，亦未明确证明内容。庭审未要求上诉人对“证据9.10”进行质证(以一审判决及庭审笔录为证)。一审以未经质证的证据10确认如下事实“人事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人部发【2004】55号《关于印发胡某辩称：1.上诉人称一审将案由定为劳动争议纠纷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认识民事案件案由的性质与功能，不得以当事人的诉请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没有相应案由可以适用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其次，民事案件案由主要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劳动争议纠纷。即便案由不当，也不能据此就否定上诉人不作为致使被上诉人预期可获利益受损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更不能影响被上诉人行使诉权。2.被上诉人主张的是2003年1月份至2013年6月份办理退休手续之前的可获利益，而非退休之后的损失，被上诉人主体适格。3.本案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不作为怠于申报责任，而非批准的责任，故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4.国务院国人部发[2004]55号文件是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办发[2003]29号文件的补充文件，也是解决企业军转干部困难补助的政策性文件，即便没有国人部发[2004]55号文件，但中办发[2003]29号文件已涵盖了国人部发[2004]55号文件全部精神，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上诉人称一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不符合客观事实。5.被上诉人1993年以少校正营转业到上诉人处工作，是标准的企业军转干部，2000年与上诉人协议解除劳动关系后又无固定收入，完全具备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条件，原审按山西省2003年-2013年期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认定被上诉人应享受困难补助274703.5元正确。中央国务院、山西省省委省政府分别于2002年、2003年针对企业军转干部“解困”事宜两次下达文件。而上诉人不仅是在时隔十年后，而且是在被上诉人反复催促下才予以上报申报材料，原审认定上诉人未及时为被上诉人申报解困事宜并判决上诉人承担相应责任正确。6.原审根据客观事实，结合上诉人过错，判令上诉人补偿被上诉人137351.75元有法可依，原审适用法律正确。7.本案不属于落实政策，是上诉人没有给被上诉人积极申报造成被上诉人损失赔偿问题。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74703.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胡某于1993年3月31日以正营职干事从空军航空兵第八师退役，转业到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支公司工作。2000年12月5日原被告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劳动合同解除后，被告应按本地劳动部门的规定，及时转递员工档案和社会保险等有关资料，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84000元（已履行）。2003年2月28日，原被告又签订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约定基本养老金统筹集体交费部分被告继续为原告交纳至退休年龄，个人交费部分由原告自负，被告进行房改时，原告与被告在职职工享有同等待遇。2013年6月，原告办理退休手续，并每月领取4494元社会保险金。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总政治部下发[2002]82号《关于认真解决部分在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和人民政府人事、民政、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武警部队政治部进一步解决企业军转干部工作和生活遇到的困难。2003年9月2日，人事部、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总政治部，《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人发[2002]82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问题的意见》第（五）关于人员补贴标准问题，规定各地要在现行政策框架内，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采取措施，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的生活困难问题（可考虑以省或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和基本养老金水平为确定补助的水平，达不到平均水平的，补助到平均水平）。200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中办发[2003]29号《转发人事部等部门的通知》，要求各地区要按照《意见》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实施办法，抓好落实，真正把解困措施落实到户，兑现到人。人事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人部发[2004]55号《关于印发的通知》，规定中办发[2003]29号文件和人办发[2002]82号文件原则适用于2000年12月31日前转业到企业的生活困难的军转干部,包括在岗、下岗、失业（解除劳动关系）、退休等企业军转干部。职工平均工资和基本养老金水平原则上以国家和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口径和数据为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晋军转办字[2004]16号《关于解决协解军转干部生活困难的通知》规定，对协解军转干部已领取的补偿金进行折算，确定纳入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工作范围的起始时间。折算办法：按“协解”时档案工资的标准，逐月折抵个人已领取的补偿金额。对在批准纳入解决企业军转干部解困工作范围前已折减完补偿金额的，从批准后的次月起执行我省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有关规定。对在批准纳入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工作范围后折减完补偿金额的，从折减完补偿金额的次月起按我省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的有关规定执行。已办理退休手续的“协解”军转干部，退休后按我省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标准减去其养老金的差额折减补偿金额，从折减完补偿金额的次月起按我省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的有关规定执行。“协解”军转干部解困的日常性填报工作由原企业负责。各市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领导组要加强领导，组织力量，在9月15日前完成调查登记、审核等项工作，并报省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领导组办公室。本通知以上规定及已领取补偿金折算办法，限于本通知下达前已与企业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军转干部。2012年，原告从战友处得知这些政策，进而了解到与原告一样在保险系统，同批解除劳动合同的其它县市军转干部，均已办理并领取生活困难补助。于是原告找到被告要求解决2003年1月到2013年6月的生活困难补助合计274703.5元，未果。2012年12月28日山西省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企业军转干部问题工作小组办公室晋企转组办字[2012]38号《关于财保吕梁市分公司“协解”军转干部纳入解困工作范围的通知》，将原告与其他三人纳入企业军转干部解困工作范围。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西省财政厅晋人社厅发[2015]39号将我省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调整为：营职及营职以下为4165元；吕梁市职工工资水平高于全省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调整为在职4605元，退休3803元，调整后的补助标准从2015年1月1日起执行。另，在原审和重审中询问被告是否就原告的“解困”事宜进行申报及何时申报，被告均未明确答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是否属于“解困”范围；2.被告是否存在未及时为原告申报“解困”事宜的行为；3.原告的损失如何确定；4.被告是否应对原告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关于第一点，根据人事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人部发[2004]55号《关于印发《关于中办发[2003]29号文件有关政策给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电话答复》的通知》第二条和山西省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企业军转干部问题工作小组办公室文件“晋企转组字[2012]38号”《关于财保吕梁市分公司“协解”军转干部纳入解困工作范围的通知》，可以认定原告在与被告协议解除劳动关系后，到领取退休金前，符合纳入解困工作的条件。关于第二点，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办公室“晋军转办字[2004]16号”《关于解决“协解”军转干部生活困难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协解”军转干部解困的日常性填报工作由原企业负责。第五条规定，在9月15日前完成调查登记、审核等各项工作，并报省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领导组办公室。在原审和重审中，被告对“是否就原告解困事宜进行申报、何时申报”的询问，都未明确答复，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及时进行了申报，应认定被告未及时申报原告的解困事宜。关于第三点，人事部、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总政治部2003年9月2日《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人发[2002]82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问题的意见》第（五）关于人员补贴标准问题规定，各地要在现行政策框架内，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采取措施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的生活困难问题（可考虑以省或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和基本养老金水平为确定补助的水平，达不到平均水平的，补助到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本次解困工作的基本精神是要保障符合解困条件的企业军转干部的收入达到省或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和基本养老金水平。事实上山西省在具体办理过程中也根据当地职工工资平均水平和基本养老金水平适时对补助标准进行调整。故对原告应享受的补助也应以山西省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计算，时间为从原被告签订“协解”协议的次月起至原告办理退休手续的上月止，合计274703.5元。关于第四点，原被告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劳动合同解除后，被告应按照本地劳动部门的规定，及时转递员工档案和社会保险等有关资料。因被告未及时为原告申报“解困”事宜，原告胡某未及时要求被告申报，双方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被告应对原告受到的损失作出适当补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支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补偿原告胡某137351.75元整。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胡某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支公司各承担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胡某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本案案由是否正确；原审是否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原审是否存在采纳未经质证的证据的情形。2.胡某从2003年到领取退休金前是否符合纳入“解困”范围的条件，是否因未纳入“解困”范围利益受损，损失为多少，上诉人应否对被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胡某虽与上诉人于2003年协议解除劳动关系，但双方约定上诉人仍然负责为被上诉人交纳基本养老金统筹集体交费部分至退休年龄，且与上诉人在职职工享有同等房改待遇，2013年6月被上诉人才办理退休手续，据此，2013年6月之前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尚存。根据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精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当有义务维护劳动者与劳动相关的各项权益，具体到本案为及时为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申报“解困”事宜系用人单位的应尽义务，未尽到该义务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胡某作为劳动者以用人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怠于履行报批手续导致其可获得利益受损为由，向一审法院诉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并不属于落实国家政策，属于因劳动关系引发的纠纷，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胡某作为劳动者提起诉讼主体适格。本案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应按劳动争议纠纷确定案由，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应首先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出的第四级案由，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三级案由，依此类推，第三级、第二级案由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一级案由。因劳动争议纠纷案由项下第四级、第三级案由没有规定，原审适用二级案由劳动争议并无不当。劳动争议系属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纠纷，具体到本案的诉讼标的系用人单位怠于履行义务造成劳动者损失应予赔偿的给付之诉，而军转办即行政审批机关，该机关行为是否违法违规，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并不相同，且不属于同一部门法，故军转办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故上诉人以“解困”事宜的审批权在军转办而非上诉人为由主张应当追加军转办参加诉讼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经阅卷及庭审核实，并未发现原审存在采纳未经质证的证据的情形，对此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央多部委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联合发文着力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的问题，并通过给黑龙江省政府的回复中明确指出中办发[2003]29号文件和人办发[2002]82号文件原则适用于2000年12月31日前转业到企业的生活困难的军转干部,包括在岗、下岗、失业（解除劳动关系）、退休等企业军转干部。之后，2004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晋军转办字[2004]16号《关于解决协解军转干部生活困难的通知》对山西落实该项政策作了具体的规定。本案中胡某系2000年12月31日以前转业到企业的军转干部，符合中央文件的“解困”条件，且山西省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企业军转干部问题工作小组办公室文件“晋企转组字[2012]38号”《关于财保吕梁市分公司“协解”军转干部纳入解困工作范围的通知》，将胡某纳入解困范围的依据仍然是晋军转办字[2004]16号文件。据此可以认定胡某在2013年领取退休金前，符合纳入解困工作的条件，现因未及时申报致胡某未纳入“解困”范围，其应得利益受损。根据相关文件可以确定本次解困工作的基本精神是要保障符合解困条件的企业军转干部的收入达到省或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和基本养老金水平，而事实上山西省在具体办理过程中也根据当地职工工资平均水平和基本养老金水平适时对补助标准进行调整，故原审从双方签订“协解”协议的次月起至胡某办理退休手续的上月止按照山西省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计算胡某的损失为274703.5元并无不妥。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办公室“晋军转办字[2004]16号”《关于解决“协解”军转干部生活困难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协解”军转干部解困的日常性填报工作由原企业负责。第五条规定，在9月15日前完成调查登记、审核等各项工作，并报省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领导组办公室。且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劳动合同解除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应按照本地劳动部门的规定，及时转递员工档案和社会保险等有关资料。本案经审理确实存在迟延申报的行为，且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及时进行了申报，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应认定其未及时申报胡某的解困事宜，同时胡某亦未及时要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申报，双方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原审计算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应当一次性补偿胡某137351.75元符合双方的过错程度。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水县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唤梅审判员 张晓玮审判员 穆沛华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芮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