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民初2041号原告（执行案外人）：胡依静，女，汉族，1974年11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逸儒，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请执行人）：林志台，男，汉族，1963年8月1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煜，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武华，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被执行人）:杭州捷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新华路****。法定代表人仲维浩。第三人（执行案外人）：包国殷，男，汉族，1963年11月24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柳馨，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依静诉被告林志台及第三人杭州捷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通公司）、第三人包国殷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依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逸儒、被告林志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武华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捷通公司、第三人包国殷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依静提出的诉讼请求：一、请求撤销（2017）湘01执153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关于追加原告的裁定事项。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0年7月29日，原告与第三人包国殷共同组建第三人杭州捷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通公司）。同日，原告及第三人包国殷分别向捷通公司在建设银行的账户分别存入600万元，1400万元以履行出资义务。2010年8月13日，浙江泰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因资金需要临时向捷通公司进行资金周转600万元。同年的12月27日，原告向捷通公司归还400万元，同年的12月29日原告又向捷通公司归还20万元，同年的12月31日原告委托浙江担保有限公司归还300万元，总计已经超过原告注册出资金额。2、在捷通公司对嘉兴亿联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联公司）投资的总额已经达到7000万元整。综上，捷通公司对外投资已经远远超过注册资金2000万元，原告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故原告认为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执153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在抽逃注册资金600万元的范围内对被告承担600万元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林志台答辩称：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01执1533号之一执行裁定证据充分，合法有据，应当予以维持。被告诉捷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7）湘民终33号终审判决，判决双方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书》，捷通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股权转让款1792.2369万元，利息自2014年2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判决生效后，被告依法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查明杭州捷通公司在成立之初，原告作为公司股东有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被告在执行过程中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2月6日作出（2017）湘01执153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原告为该案被执行人，原告应在抽逃注册资金600万元的范围内对被告承担600万元赔偿责任。原告将注册资金转入验资账户后又转出的行为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抽逃出资行为，因此原告应当在其抽逃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二、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将抽逃的600万元注册资金已返还捷通公司，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包国殷提供书面陈述称：一、包国殷在2010年9月20日向捷通公司借款1000万元，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包国殷因其生意周转向捷通公司借款1000万元，后也将该款项于2011年12月27日如数返还。二、包国殷未损害捷通公司及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包国殷2010年9月20日虽有向捷通公司借款1000万元，同年12月27日包国殷通过多种方式补齐了1400万元的出资，并对外投资了亿联公司。2011年12月19日，包国殷将其持有的70%股权的60%转让给胡依静，10%转让给包建荣。2012年3月27日，捷通公司股东变更为胡依静、包建荣、林志台。截止到包国殷将其手中的股权转让给胡依静，并将出资补齐到位，并未减少公司的财产，也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案不仅未有公司法解释三约定的形式要件，也不符合损害公司利益的实质要件。三、被告一直宣称捷通公司的钱款投资到亿联公司，亿联公司又通过多种方式转入了包国殷控制或参股的其他公司账户上了，但是始终未能证明最终钱款是否流入了包国殷的账户。四、被告认为捷通公司将钱转入亿联公司，亿联公司又将款项转入嘉善陶庄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陶庄公司），陶庄基础公司又将款项转入浙江亿众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众担保公司），由此推断包国殷与胡依静又从亿众担保公司抽回对捷通公司的投资款，以此认定包国殷存在抽逃出资。包国殷认为被告此推定违背了基本的逻辑，是不成立的。1、捷通公司是亿联公司的股东，股份为7000万元注册资本金，故捷通公司投入亿联公司的7000万元（包含本案争议的2000万元）系亿联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其财产所有权属于亿联公司，既不属于捷通公司，更不属于包国殷与胡依静。2、亿联公司将自己的注册资本金转出到陶庄或其他地方，系亿联公司的公司意思自治的行为，与捷通公司无关，更与捷通公司的股东无关。3、即使亿联公司转出的资金属于抽逃注册资本金，也是属于抽逃亿联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与捷通公司无关，更与捷通公司的股东无关。4、假设这笔款项最终转入包国殷或胡依静账户，也是包国殷及胡依静涉嫌抽逃亿联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而与捷通公司无关，因此该笔款项最终的去向与本案毫无关系，无需举证。五、捷通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原因。1、捷通公司投资到亿联公司的股金7000万元，由于亿联公司破产，股权价值为0，即捷通公司7000万元的投资化为虚有，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2、被告将其拥有的亿联公司的20%股权以2400万元的价格卖给胡依静，由捷通公司担保。胡依静已支付900万元，尚需支付1500万元及利息（被告申请执行的依据）。该股权现已分文不值，若该股权价值仍为2400万元，则本案就可以执行。3、本案股权仍在林志台名下，仍未转至胡依静名下，因此，本案应当以该股权抵股权转让款。第三人捷通公司没有发表陈述意见。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以下证据：证据1：2010年验资报告，拟证明第一次出资600万元到位。证据2：2012年验资报告，拟证明：第二次出资1000万元到位。证据3：捷通公司的银行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所有资金流向都是回到亿联公司。证据4：情况说明，拟证明所有资金流向都是回到亿联公司。证据5：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37号，拟证明：法院已查明捷通公司有7000万元的对投资款。证据6：亿联公司的验资报告书，拟证明：捷通公司确实出资7000万元。证据7：（2017）湘01执1533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该裁定书处分了原告胡依静的权益。证据8：亿联公司2010-2014年度《财务报告书》，拟证明亿联公司截止于2012年收到捷通公司投资款7000万元。捷通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元显然在2012年已归位，不存在抽逃事实。证据9：亿众担保公司2019年6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捷通公司在亿联公司投资的事实。证据10：包国殷、胡依静2019年6月6日出具的《关于胡依静股权转让款支付说明》，拟证明捷通公司在亿联公司投资的事实。被告林志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0年验资报告只能证明捷通公司在进行验资时，公司验资账户内存有2000万元注册资金。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2012捷通公司的验资报告是基于2010年的验资报告而做出的，并没有对捷通公司当时的资产进行重新验资，因此2012年验资报告真实性存疑，且该证据与原告抽逃注册资金的事实没有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捷通公司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该公司的资金流向都回到了亿联公司。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亿众担保公司没有任何理由和依据出具任何关于原告没有抽逃出资的情况说明。其次，原告系亿众担保公司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对该公司具有掌控力，其完全可以借助该公司的名义出具对自己有利的任何文件。最后，该情况说明内容自相矛盾。原告总共抽逃出资600万元，但说明中却写明分三次还款720万元，多还了120万元，显然不合理。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37号只是根据2014年6月28日捷通公司分别与包建荣、杭州匡立实业有限公司、薛爱佳、夏伟业、郑明豹签订的《亿联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内容阐述，并没有认定捷通公司对亿联公司有7000万元的投资款。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亿联公司的验资报告，与原告抽逃出资事宜没有关联性。对于原告抽逃捷通公司注册资金的流向不能单纯的看作捷通公司的资金流向，而是应当结合资金的最终流向进行判断。该验资事项说明第二项说明的事项并未在原告提供的捷通公司账户流水中体现。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1执153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证据充分，合法有据，应当予以维持。对证据8的合法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完整性、数据汇总表的数据准确性及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提交的亿联公司2010-2014年度《财务报告书》并不是完整版，应当以完整版的《财务报告书》为准。《财务报告书》附表一载明2012年12月27日捷通公司及原告向嘉兴亿联注资2000万元后随即抽走1800万元。结合捷通公司的流水可知，2012年度捷通公司对亿联公司的投资远远不足7000万元。原告提交的《财务报告》里已将原告和捷通公司的财务进行混同，无法区分哪笔转账是属于捷通公司，哪笔转账属于原告。故原告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是原告自己出具的，原告一直是亿众担保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应当不予采信。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说明的说明人是胡依静、包国殷，该两人是本案的当事人，不具有说明力。第三人包国殷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供书面质证意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7的三性均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没有发表意见。第三人捷通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发表任何质证意见。被告为反驳原告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捷通公司部分银行流水，拟证明原告抽逃捷通公司注册资金600万元。证据2：浙江农村合作社银行电汇凭证，证据3：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拟共同证明原告抽逃捷通公司注册资金600万元，通过关联公司过账方式将抽逃注册资金最终转至作为控股股东且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关联的浙江亿众担保有限公司。证据4：亿联公司的财务报告书，拟证明1.亿联公司2010年收到注册资金2000万元后原告即抽逃了1800万元；2.证明捷通公司投资亿联公司的款项绝大部分来源于被告的湘浙小商品批发市场及其他实际持股的自然人股东。证据5：关于亿联公司股权投资备忘录，拟证明捷通公司持有的亿联公司的股份为包建荣、薛爱佳等自然人持有，对亿联公司的投资与捷通公司无关。证据6：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嘉善陶庄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陶庄支行流水明细，证据7：亿联公司浙江农村商业银行陶庄支行银行流水明细，拟共同证明1.原告胡依静及第三人包国殷于2010年12月27日转入捷通公司共1600万元，同日捷通公司转入亿联公司1600万元，亿联公司同日采取过桥方式转至陶庄公司，陶庄公司次日将该笔款项全部转至原告以及包国殷担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亿众担保公司；2.同时证明最终流入原告及包国殷担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浙江亿众担保公司的这笔钱就是原告及包国殷2010年12月27日转入捷通公司的同一笔钱。证据8：嘉善县国土资源局土地成交公示信息及供地结果信息，拟证明1.亿联公司2011年度仅收到投资款2644000元；2.亿联公司2010年收到注资2000万元后原告即抽逃了1800万元；3.亿联公司2012年5月份才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土地开发权并支付相关土地费用，在此之前不存在缴纳土地款的事由。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捷通公司部分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银行流水确实有来往，但不能证明原告有抽逃出资的行为。对证据2、3，浙江农村合作社银行电汇凭证、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这些钱款均是亿联公司的自治行为，与本案原告没有任何关联。对证据4，财务报告书的制作人是被告从湖南请的，并不是专业的财务人员，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包建荣的签名，亿众公司也没有盖章。对证据6、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600万元转入亿联公司之后就是亿联公司的资金，亿联公司有处分权，并不能证明原告抽逃出资。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三人包国殷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捷通公司部分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银行流水确实有来往，但不能证明第三人包国殷有抽逃出资的行为。对证据2、3，浙江农村合作社银行电汇凭证、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这些钱款均是从亿联公司的自治意思表示行为，与本案第三人包国殷没有任何关联。对于证据4，亿联公司财务报告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于证据5，关于亿联公司股权投资备忘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备忘录上四个人的签字的行文风格完全一致，且未有杭州捷通实业有限公司予以盖章认可，因此无论是从真实性、合法性均存疑。其次，该备忘录的起始时间是在2012年后，即便按照备忘录的比例，以胡依静为代表的股东的注册资本金投入也远远超过杭州捷通实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第三人捷通公司没有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包国殷围绕其陈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捷通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情况整理，证据2：捷通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据3：杭州汇鑫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证据4：捷通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据5：股权转让协议，证据6：浙江正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以上6份证据拟共同证明捷通公司自2010年7月29日设立后的股权变化情况，公司账目情况，对外投资情况证据7：包国殷与捷通公司来往款项明细，证据8：捷通公司银行账户流水往来，拟共同证明第三人包国殷于2012年1月4日将股权转让前，将注册资本金悉数打回到捷通公司的账户上，并完成对亿联公司投资的行为。证据9：情况说明，拟证明包文文于2010年12月27日，受包国殷委托，向捷通公司补缴出资140万元。证据10：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于2012年至2013年期间，受包国殷委托，向捷通公司打款400万元。证据11：亿联公司2010—2014年度《财务报告书》，拟证明亿联公司截止2012年收到捷通公司投资款7000万元。证据12：关于法院调查情况的说明，证据13：银行凭证，拟共同证明亿联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27日收到投资款1600万元，2012年3月7日收到1500万元，2012年9月6日收到2244.76万元。证据14：收款明细，拟证明2012年3月27日之后，即包国殷已转让股权给他人之后，投资方与被投资方正常的款项往来。原告对第三人包国殷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被告对第三人包国殷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第三人包国殷单方面制作，只能证明捷通公司的股权变化情况，不能证明原告及第三人抽逃出资后又将抽逃出资后转回的情况。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捷通公司在工商登记时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原告及第三人抽逃出资后又将资金转回了捷通公司。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尤其对第三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捷通公司在成立时原告及第三人出资进行了验资，不能证明原告及第三人抽逃出资后又将资金转回了捷通公司。对证据4、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股权转让协议只是证明第三人包国殷将股权进行了转让，但是在其转让股权前包国殷已经抽逃了1300万元出资，且未归还捷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也无法证明真实发生的股权转让行为，没有相关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证据。对证据6，对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质证。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达不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系第三人单方制作，我方不予质证。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义，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银行流水并不能达到原告所说的原告抽逃出资后转回资金的证明目的。且该银行流水证明了从捷通公司成立后第三人包国殷及原告胡依静转入注册资金后其二人就将捷通公司1900万元注册资金抽逃。对证据9、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从形式上不符合证据的客观要件，第三人包国殷也无法证明是包文文和胡依静亲自书写，且三人之间关系密切，即便是他们所写，也不应当采信。对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第三人证明目的有异议。2011年度捷通公司和原告共向亿联公司投资2644000元，与第三人的拟证事实不符，其证据自相矛盾。对证据12、13、14，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核实。即使真实也与第三人无关，此时包国殷已经将相关股份转让。捷通公司2012年3月7日、2012年9月6日分别转给亿联公司的1500万元、2244.76万元均是流水过账，并不是原告归还抽逃出资，也就是说原告没有归还过任何抽逃出资。原告向捷通公司的转账远不足以支付其认缴的出资额，更不可能归还原来抽逃的注册资本。经审查，结合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包国殷的举证、质证以及陈述，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胡依静提供的证据1，三性予以确认，也能证明原告第一次出资到位。对证据2，因与其证据3反映的捷通公司在2012年7月23日账户内的余额不相符合，本院不予认可。证据3，真实合法，能够证明捷通公司于2010年8月13日向浙江泰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汇出600万元，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4，是胡依静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亿众担保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不能确认，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5，真实、合法，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6，同证据2，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7，系本院（2017）湘01执153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8，真实合法，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9、证据10，分别是胡依静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亿众担保公司和胡依静及包国殷自己出具，本院不予采信。对林志台提供的证据1与原告提供的证据3相同，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3，真实合法，能说明捷通公司于2010年8月13日向浙江泰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转账600万元以及亿联公司、亿众担保公司与陶庄公司之间的资金转账及往来。证据4，同原告的证据8，真实合法，附表一备注栏明确记载：捷通公司、胡依静、陶庄公司总投资2000万，抽走1800万。证据5，真实合法，能够说明捷通公司持有亿联公司的70%的股份，但实际出资人和收益人是胡依静等实际持有人。证据6、7，系本院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捷通公司、亿联公司、亿众担保公司与陶庄公司之间的资金转账及往来。证据8，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三人包国殷的证据1，系其自行制作，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真实合法，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3，同原告的证据1，能够证明出资到位，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4、5，系原告与包国殷之间的股权转让，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7，系其自行制作，能够说明捷通公司与包国殷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据8，同原告的证据3，真实合法，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9、10，均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书写，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1，同原告的证据8，真实合法，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12、13，系本院调查取证材料，真实合法，能够证明捷通公司向亿联公司有汇款，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14，系第三人单方制作，真实合法，能够证明捷通公司与亿联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被告林志台，与第三人捷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6）湘01民初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捷通公司已违约，捷通公司支付的定金200万元由原告林志台所有；二、驳回原告林志台的其他诉讼请求。林志台对此判决不服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7）湘民终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本院（2016）湘01民初7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本院（2016）湘01民初7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双方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书》，捷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林志台转让款1792.2369万元，利息自2014年2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该终审判决生效后，林志台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湘01执1533号《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捷通公司银行存款34297465元或者查封、扣押其相等价值的其他财产。在执行中申请执行人林志台认为，原告胡依静和第三人包国殷存在抽逃捷通公司注册资金的行为，即向本院申请追加原告胡依静与第三人包国殷为股权转让纠纷案的被执行人。经审查后，本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2017）湘01执153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追加胡依静、包国殷为本案执行人，胡依静应在抽逃资金600万元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林志台承担600万元赔偿责任，包国殷应在抽逃注册资金1300万元赔偿责任；上述两被执行人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以1900万元为限。”原告胡依静对该裁定不服，于2018年5月14日向本院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审理中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包国殷于2010年7月29日共同出资成立捷通公司。原告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三人包国殷任公司监事。2010年7月29日杭州汇鑫联合会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确认截止当日捷通公司收到原告、包国殷投资款200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人民币600万元，第三人包国殷出资人人民币1400万元。2011年12月19日第三人包国殷将所持捷通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原告和包建荣。根据捷通公司以及本院调取的银行流水显示，2010年8月13日，捷通公司向浙江省泰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转出600万元。2010年12月27日，原告向捷通公司转入400万元；第三人包国殷分七笔向捷通公司转入1060万元；包文文分二笔向捷通公司转入140万元；三人合计转入1600万元。同日，捷通公司向亿联公司转账1600万元（至此捷通公司账户余额仅为129101.15元）。同年12月30日亿联公司向陶庄公司转账1800万元，次日，陶庄公司将此1800万元转账至亿众担保公司。同年10月29日原告向捷通公司转入20万元。同年10月30日，捷通公司向亿众担保公司转出20万元。同年12月31日,亿众担保公司转给捷通公司300万元，同日捷通公司转给包国殷个人账户300万元。审理中还查明，原告在担任捷通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同时，还担任了亿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亿众担保公司股东及法人代表。第三人包国殷在担任捷通公司股东和监事期间，还分别是陕西亿联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亿众担保公司股东。审理中另查明，2012年就捷通公司与亿联公司投资问题，相关股东签署了《关于对嘉兴亿联置业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备忘录》中的记载：“捷通公司持有亿联公司70%的股份，最终的实际出资人和收益人为胡依静、包建荣、薛受佳、高雪华、夏伟业（下称实际持有人）。他们分别占有亿联公司33%、5%、13.5%、5%、5%、13.5%的股权，合计占有70%。捷通公司是亿联公司的名义股东，代实际持有人行使出资、分红等事项。”、“今后，如有实际持有人要成为亿联公司的显名股东，捷通公司应当办理股权转让等相应手续。”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是否抽逃了捷通公司的出资？是否应当追加为被执行人？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转出资金为“借用”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在2010年7月29日缴纳捷通公司注册资金600万元，后即转出600万元。庭审中原告既没有向法庭提供其与浙江泰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和任何借款凭证，也没有提供捷通公司同意其出借款项的股东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捷通公司不得直接向原告提供借款。故，原告上述转款行为，明显不符合向捷通公司借款的正常情形。因此，对原告所称其从捷通公司转出资金是“借用”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其转出的资金，已全部归还捷通公司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在2010年12月27日，其与包文文及第三人包国殷转入捷通公司账户的1600万元资金，包含了其归还的投资款。但被告林志台向法庭举证的证据证实，该1600万元资金，在短短的五天内迅速从捷通公司转到亿联公司；从亿联公司转到陶庄公司；再又从陶庄公司转至原告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亿众担保公司账上，反映出的是原告通过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股东的关联公司以“过桥”转账形式抽逃对捷通公司的投资。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转款行为存在合理对价或理由。故原告提出，转出的资金其已经全部归还给了捷通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已归还的资金由捷通公司投资到亿联公司，且捷通公司对亿联公司的投资大于捷通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存在抽逃资金的问题。本院认为，1、《备忘录》证实，捷通公司持有的亿联公司的股份是为原告、包建荣、薛受佳、高雪华，夏伟业等五个自然人代持，且相关自然人于2014年6月28日按照《备忘录》记载的持股比例，办理了股权的转让手续，并正式成为了亿联公司的显名股东，此转让手续与《备忘录》记载的内容相吻合。此事实证实了捷通公司在亿联公司不存在实际投资。捷通公司对亿联公司的出资实际是原告等五个自然人投入的资金。故原告提出已归还的资金由捷通公司投资到亿联公司，且捷通公司对亿联公司的投资大于捷通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存在抽逃资金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主张原告抽逃600万元资金的事实成立。原告将600万元出资转出行为，构成抽逃出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原告应在抽逃的600万元资金范围内，对被告林志台承担债务的赔偿责任。本院2018年2月6日作出的（2017）湘01执1533之一《执行裁定书》正确，应予以维持。原告起诉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名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依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胡依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 凯审判员 刘 英审判员 金新贵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峙宏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将货币出资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申请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理由成立的，判决不得变更、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理由不能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给请求。诉讼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被申请人争议范围内的财产进行处分。申请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