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皖0705行初30号原告：夏正贤，男，1987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铜陵市铜官区。委托代理人：杨光康，安徽宪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铜陵市铜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中心，住所地铜陵市北京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705MB0R046478。法定代表人：杨阳，该中心主任。出庭负责人：汪仙军，该中心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孙照圣，安徽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夏正贤因要求确认其与被告铜陵市铜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中心签订的《铜陵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有效，要求被告铜陵市铜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中心依约履行该协议，于2019年4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4月2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正贤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光康，被告铜陵市铜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中心委托代理人孙照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铜陵市铜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中心于2013年4月2日与原告签订《铜陵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中将夏正贤、吴秀英、夏佳怡、夏正亮、邢悠雅、夏睿行、陈冬梅、夏明禹、夏兴才作为符合安置条件人员，按人均30平方米的房屋面积实现产权调换共270平方米；双方共同约定拟在马冲安置点安置房屋三套，超出的4平方米按马冲集体土地征收方案所规定价格购买。后被告认为该协议中的人员不符合安置条件而不履行该协议。原告夏正贤诉称，2013年4月2日，因马冲村地块五松十六组集体土地房屋征收需要，原告与原铜官山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现相应的职能由被告承继）签订《铜陵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原告及亲属九人为安置人员，原告的安置地点为铜陵市“北斗星城”，安置面积为282.34平方米。2017年6月16日，被告向原告发放了选房通知单，原告选择了北斗星城90栋2003室、2605室、2305室。但被告现突然又以原告不符合安置政策为由否认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并拒绝履行该协议。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夏正贤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适格。2、原告及原告各亲属身份证、户口本。证明原告户籍情况，原告各亲属身份及户籍情况。夏梓航的户籍也在被征收范围内应享受安置政策。3、铜陵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证明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情况。4、选房通知单。证明被告通知原告选房情况。5、铜官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第59期会议纪要。证明根据该会议纪要精神，即使原告及家庭成员为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仍可以比照常住户享受安置政策，属于被安置人员。6、职工及配偶住房状况登记表二份。证明陈冬梅与夏兴才未享受过福利分房和房改房，属于无房户。7、铜官山区建设局第7期会议备忘录（2013年6月7日），及第11期会议备忘录（2013年7月8日），证明会议同意陈冬梅户按常住人口安置。8、铜官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第120期会议纪要（2015年12月25日）和第134期会议纪要（2016年1月4日）。证明会议明确：对享受经济适用房的人员按当时取得房屋的市场价补齐差价款。根据会议纪要精神，即使夏正亮购买了经济适用房，其安置资格仍然存在，不应被取消。9、铜官区清房办调查报告（2016年5月16日），证明铜官区清房办建议夏正亮以市场价格购买西湖春晓的经济适用房，并维持其北斗星城项目的原协议。证明了被告自行将关于“原告方人员已享受政府福利性房屋，本协议自行失效”予以作废，认可案涉协议合法有效。10、北斗星城项目常住户安置人员公示名单（公示时间2018年12月18日至2018年12月25日）。证明被告认可双方之间的协议，并将原告作为常住户安置人员予以公示，双方之间协议合法有效。被告铜陵市铜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中心辩称，1、被告的终止协议行为是按照铜陵市委关于政策性住房清退规定执行的，依据充分。2、原告家庭成员不符合集体土地征收的安置政策。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支持其辩称意见，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中共铜陵市委办公室“办［2013］76号”文件。证明：铜陵市按照规定对政策性住房进行清查清退。2、铜陵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证明：有关协议终止的约定。如果该户经查核实不是祖居户或者常住户，或者享受过回迁房或者政府福利性房屋，本协议自行废止无效（第十二条）。3、原告家庭的户口薄。证明：原告及家庭成员系2010年以后才迁入五松十六组的，不是五松十六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4、政策性住房清查结案情况登记表。证明原告家庭成员户口迁入情况，以及市清房办的清退意见。5、统拆统建拆迁安置协议书及回迁房款结算清单。证明原告的协议中的安置人员夏正亮在2011年1月1日从原狮子山区以135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申购一套住房。6、谈话笔录四份。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原告家庭成员不符合安置规定的相关情况。经庭审，双方质证意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三性均无异议，证据2显示相应户籍是2010年以后迁入五松**。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是为了保障回迁安置房源，不是将选择的房屋交付给被征收人。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会议纪要及证据7.8等会议纪要是政府部门处理问题的参考文件，不是规范性文件也不是与对方达成一致的协商结果，相关观点不能作为原告方主张的理由。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原告方是否享有集体身份回迁安置没有关联性，且夏兴才户户籍不在五松**。/div>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备忘录发生2013年6月7日，在2013年10月28日铜陵市委清房工作开始前作出的，与办（2013）76号文件的规定是冲突的，是被清查的对象。对证据8，同证据5的质证意见。对证据9，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0，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确认，且该名单是以原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为基础，如征收协议无效或部分无效，该名单也当然因原协议的性质改变而改变。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协无论是行政法的效力还是合法的效力都没有存在无效的情形，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且被告在后来以实际行为将被告所称的第十二条予以废止。双方协议合法有效，应当继续履行。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根据原铜官山区2015年7月8日第57期会议纪要的精神和规定，即使原告及家庭成员为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仍可比照常住户享受安置政策属于被安置人员。对证据4，三性无法确认，没有相关单位的盖章，而且该证据与原铜官山区会议纪要134期，120期的精神相违背。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根据原铜官山区会议纪要134期，120期的精神，即使夏正亮购买了经济适用房，依然享受政策。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在对原告及家庭成员经过多番调查后，仍然将原告及家庭成员作为常住户予以公示认可了双方之间的协议，也符合会议纪要的精神，也证明原告不存在欺诈的行为。根据双方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夏正贤于2010年8月由长淮新村1栋109号迁入五松十六居民组38号，吴秀英于2011年3月因夫妻投靠由秀水山庄8栋104室移入五松十六居民组38号；长女夏佳怡于2011年3月份因出生户口申报五松十六居民组**；其兄夏正亮于2010年8月份由官塘新村38栋301室移入五松十六居民组38号；夏正亮的妻子邢悠雅于2010年8月份由官塘新村38栋301室移入五松十六居民组38号；其弟夏明禹于2010年11月份由秀水山庄8栋104室移入五松十六居民组38号，其侄子夏睿行于2012年12月份出出生户口申报至五松十六居民组**；婶母陈冬梅于2010年11月份从秀水山庄8栋104室移入五松十六居民组38号。另，夏正亮于2009年在狮子山沿新路以非祖居户进行申购一套，回迁位于西湖春晓25栋102室。秀水山庄8栋104室属于夏兴才、陈冬梅夫妻共有。夏兴才系铜陵市公安局铜官分局长江路派出所公务员，户口户口本显示，梅系横港幼儿园教师。2013年4月2日，因马冲村地块五松十六组集体土地房屋征收需要，原告与原铜官山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现相应的职能由被告承继）签订《铜陵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原告及亲属九人为安置人员；双方共同约定拟在马冲安置点安置房屋三套，超出的面积按马冲集体土地征收方案所规定价格购买。如该户经查核实不是祖居户或常住户或享受过回迁安置或政府福利性房屋，本协议自行废止无效等，合同还约定了房款结算、房屋征收补偿费用、征收奖励、违约责任等其他事项。2013年10月28日，铜陵市委办公室印发政策性住房清查工作通知，该通知对工作目标、清查内容、方法步骤、工作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该通知清查工作于2014年4月30日前完成总结完善。2017年6月16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选房通知单，通知原告选房。另查，2009年7月8日，夏正亮与原铜陵市狮子山区人民政府签订《统拆统建拆迁安置协议书》，在沿新路征迁工程中享受政策性安置65平方米。另，2013年6月17日，铜官山区建设局第7期关于房屋征收工作审核协调会议备忘录载明，项目组调查该户所有人员的房屋情况，并要求该户提供合法婚姻证明、未享受过安置及福利分房等情况，并出具本人承诺书。在所有资料调查清楚、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报审核会议议定。2013年7月6日，铜官山区建设局第11期关于房屋征收工作审核协调会议备忘录载明，同意陈冬梅户等按常住户安置。2014年10月，铜官区清房办找夏正贤、夏正亮、夏兴才调查情况，制作了相应的谈话笔录。之后，出具专案组意见，建议取消夏正亮、邢悠雅、夏睿行、夏兴才北斗星城项目人均30平方米拆迁待遇；其他人员是否享有常住户待遇由征管办按政策处理等。2015年7月8日，铜官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第59期会议纪要载明，对于“捐资”户口户口政策性移民情形，查核实如第一次落户于被征收区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时调档核实未享受过集体土地征收安置及政策性住房的人员按照人均30平方米予以安置，不享受15平方米增购权。对于户籍户籍迁入被征收区域集体经济组织且长期在本区域生产生活的人员，时具备三项前置条件的，按人均30平方米安置，不享受15平方米增购权；如不能同时具备三项前置条件（迁入之前为农业户口、迁入时间在村改居之前和户籍户籍迁入时经现征收区域集体经济组织认定）如确无其他住房，同意按政府回购价购买多层65平方米、高层75平方米的住宅房屋，超出部分按市场价结算。对于户籍户籍不在被征收区域，征收区域集体土地上有房屋的情形，在其提供房屋当时合法建房或买卖手续，且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在此房屋长期居住的情况下，同意按照政府回购价购买多层65平方米、高层75平方米的住宅房屋，超出部分按市场价结算。被征收户投靠子女将户籍户籍迁入被征收区域，档核实原户籍户籍所在地无宅基地及住房，享受过集体土地征收安置，比照常住户予以安置。2015年12月25日，铜官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区政策性住房清退工作专题会议纪要（第120期）明确，对清房过程中发现的已享受政策性住房的集体土地安置人员，会议明确，一是对已享受经济适用房的人员按当时取得房屋的市场价补齐差价款，二是对已享受集资建房及房改房的人员取消1人安置权。2016年5月16日，铜官区清房办出具调查建议，建议夏正亮户以市场价格购买西湖春晓25栋102室，维持其北斗星城项目原协议。2018年12月18日至2018年12月25日，被告将原告等八人作为常住户安置人员予以公示。上述事实，有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证实。本院认为，原告夏正贤与被告签订的《铜陵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涉及到的安置对象均不属于铜陵市人民政府40号令中明确规定的被安置人员。根据铜官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第59期会议纪要精神，夏正贤及其妻女，符合比照常住户予以安置条件，可以比照常住户予以安置。夏正亮及其妻子邢悠雅已享受过拆迁安置待遇，属于挂户于夏正贤家，依照规定应不符合本次拆迁安置人员，但根据2015年12月25日，铜官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区政策性住房清退工作专题会议纪要（第120期）规定的精神，在夏正亮对已享受的拆迁安置房屋补齐差价款后，可以比照常住户予以安置；但夏睿行系在夏正亮享受拆迁安置待遇后出生，且也属于挂户于夏正贤家，依照拆迁政策不属于拆迁安置人员。夏兴才系国家公务员，依法不符合拆迁安置人员条件，其妻子陈冬梅系横港幼儿园教师，且享有自己的住房，属于挂户于夏正贤家，不符合拆迁安置人员条件；铜官山区建设局第7期会议备忘录虽同意陈冬梅按常住户安置，但该会议纪要产生于生于清房之前，作为其可以安置的依据。夏明禹虽也属于挂户，但现无证据证明其另有住所，根据铜官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第**会议纪要精神，可以按政府回购价购买多层65平方米、高层75平方米的住宅房屋，超出部分按市场价结算，现夏明禹挂户在夏正贤家，比照常住户安置亦无不当。综上，夏正贤与被告签订的《铜陵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内容具有“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依据相关规定和双方约定，对不能享受拆迁安置待遇的人员的约定无效，因此，原、被告签订的铜陵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属于部分有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夏正贤与被告铜陵市铜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中心签订的《铜陵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部分有效（其中夏正亮、邢悠雅在补齐差价后按常住户予以安置，有关夏睿行、夏兴才、陈冬梅的拆迁安置待遇内容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铜陵市铜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中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新会人民陪审员  杨 华人民陪审员  黄言斌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崔 敏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