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725民初4324号原告：曹同友，男，196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郓城县。原告：陈秀英，女，196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郓城县。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车传社，山东兴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振江，男，199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郓城县。被告：王好顺，男，197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郓城县。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春，山东郓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同友、陈秀英与被告王振江、王好顺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发现本案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9月10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1月1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同友、陈秀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共同赔偿医疗费5392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10元、死亡赔偿金111632元、丧葬费12712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5000元，共计193681元；2.涉案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曹同友、陈秀英的女儿曹某与王振江确立婚约关系并按照农村风俗仪式举行婚礼，开始同居生活。2017年1月3日曹某发热咳嗽，但是二被告仅是在院外给予输液治疗，没有在正规医院进行检查确定病因。2017年1月5日曹某病情加重去郓城县人民医院就诊时，因被告的家人担心用药和胸片对胎儿有影响，拒绝检查和入院观察治疗，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和济南市中院已认定该事实，后曹某因病情严重在1月6日入住郓城县人民医院，郓城县人民医院诊疗错误导致病情继续恶化，1月7日下午转入山东省胸腔医院，入住ICU病房，病情继续恶化，在1月15日转入齐鲁医院治疗，经治疗无效当晚9点23分死亡。因被告拖延治疗，拒不配合医院诊疗检查,错过治疗时机导致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死亡，对于曹某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判决郓城县人民医院承担50%、山东省胸腔医院承担10%，因二被告拖延拒不配合检查,致使一起普通流行感冒致曹某死亡存在严重过错，对曹某死亡应当赔偿。王振江、王好顺辩称，曹某死亡的原因是自身患有疾病、感染病毒和医院误诊，二被告没有任何过错。（一）王振江、王好顺主观上不存在拖延治疗及不配合医院诊疗检查的故意或过失。（二）王振江、王好顺客观上已经竭尽全力，照顾并配合医生医治曹某，不存在原告诉状所称“拒绝检查和入院观察治疗”的情况。2017年1月4日曹某发烧后，王振江立即带其到村卫生室治疗，服用药物后发现没有退烧又于当晚凌晨带其去县医院检查，因医院不接受住院，为防备出现异常情况，方便及时就医，王振江带曹某住在了位于水岸新都的爷爷家中，王振江于1月6日再次带曹某去县医院要求住院治疗，期间没有耽搁任何时间，已经竭尽全力照顾曹某，不存在拖延治疗的事实。更需要说明的是王振江与曹某于2016年10月经人介绍认识，11月6日订婚，2017年1月3日举行婚礼，刚开始同居生活不可能产生怀孕的事实，且直到曹某死亡整个住院检查过程中，从未检查出其怀孕的情况。郓城县人民医院初诊“早孕？”是医生结合曹某“本月未来月经”的情况而进行的疑问性诊疗推断。原告诉状所称“被告的家人担心用药和胸片检查对胎儿有影响，拒绝检查和住院观察治疗”根本不合乎事实逻辑。（三）对曹某的死亡，二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曹某并非突然性患病死亡，更不是原告陈述的“一起普通流行感冒”，从齐鲁医院死亡记录上可知，曹某在与王振江举行婚礼之前，曹某就患有重症××、贫血等系列疾病，又感染了H3病毒，曹某与二原告没有及早检查就医和郓城县人民医院的误诊、延误治疗时机是导致曹某最终死亡的原因。二原告从未将曹某患有疾病及身体不适的事实告诉过二被告，2017年1月3日照常举行婚礼，2017年1月4日曹某按照风俗回娘家，当天下午返回被告家，原告也没有向被告告知曹某身体不适的情况，回到被告家后曹某告知王振江自己有点发烧，王振江立即带其到卫生室治疗，服用药物发现没有退烧又于当晚凌晨带其去县医院检查，直到曹某住进济南胸科医院后，曹某及原告全家才陆续知道曹某患有重症××等严重疾病及感染病毒的事实。曹某已经成年，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及产生的后果应当有预见、辨认和控制，原告全家更是与曹某长期生活居住，对曹某早就患有××等疾病的身体表现更应当及早觉察。曹某早就患有疾病、感染病毒和医院误诊是造成其死亡的原因，不能苛求不具有医学知识的被告能够判断曹某的病情及严重程度，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综上，曹某的死亡同样给被告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精神痛苦，二被告主观上不存在拖延治疗的故意，客观上已竭尽全力对曹某实施救治，曹某死亡的后果与二被告没有任何关联性,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曹同友、陈秀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民初168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终254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根据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二被告对原告之女曹某治疗有拖延、延误的情况，造成曹某病情恶化死亡。判决书中对医院的过错已经查明，同时对赔偿数额进行了查明，郓城县人民医院按照过错责任承担50%，山东省胸科医院承担10%，要求二被告承担医院未承担的部分40%。证据2、交通费证明一份，拟证明因曹某死亡，遗体运送费用是2000元。以上证据经王振江、王好顺质证认为，对两份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历下区法院判决书内容显示，原告在起诉郓城县人民医院、山东省胸科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时，原告诉状事实与理由所称“郓城县医院只对其进行了简单检查，并未接收其住院治疗”该判决书第7页“原告曹同友、陈秀英在起诉状及庭审调查中，主张郓城县医院的诊疗存在以下过错：“曹某于2017年1月5日到郓城县医院就诊时,郓城县医院未让患者及时住院治疗”，另外，判决书本院认定事实部分第5页内容显示“对郓城县医院主张的其建议患者进行胸片检查并住院治疗的事实，曹同友、陈秀英不予认可，并称郓城县医院从未告知上述内容”均能证明原告本就知道不是被告不要求医院给予曹某住院检查治疗，而是医院没有接收曹某住院的事实，二被告主客观上都不存在任何过错。其次，判决书内容中多次显示曹某在郓城县医院和胸科医院住院治疗过程中有“王振江、王好顺”的签字，证明二被告给曹某就医是积极地、主动地，没有任何拖延治疗的行为，完全尽到了应尽的义务。再次，根据判决书第10页认定的事实所知，曹某的死亡是郓城县医院对患者治疗不及时，延误了治疗时机，存在诊断、治疗错误等原因所致，与二被告没有关系。最后，该判决书也证明原告已经得到了赔偿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到庭接受法庭及当事人双方的询问，因证人未到庭，该证据不应作为本案的证据依据。王振江、王好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7年1月5日郓城县人民医院门诊处方一份、收费票据二份、检验报告单一份；证据2，2017年1月6日郓城县人民医院挂号凭证一份、门诊收费票据一份、检查申请单一份；证据3，2017年1月7日郓城县人民医院住院收费票据一份、出院记录一份；农业银行POS机刷卡凭证一份、千佛山医院门诊指导单一份、齐鲁医院一卡通充值凭证一份、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用药指导单及银行预存凭条各一份;证据4，2017年1月7日-2017年1月11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缴费凭证七份、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门诊收费收据二份；证据5，2017年1月7日山东千佛山医院门诊收费票据二份、2017年1月8日、1月11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门诊收费票据各一份；证据6，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就诊卡二张、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就诊卡一张、山东千佛山医院就诊卡一张；证据7、王振江、王好顺《无偿献血证》各一份；证据8、济南市出租车发票一份；证据9、王振江母亲李玉兰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上述证据拟证明自曹某出现病症后被告就积极出钱救治并为其献血，为其花费医疗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43900余元，加上没有票据的支出，被告实际花费达到六万多元，均能证实被告已经尽到的注意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的事实。证据10、郓城县社会和劳动保障局山东省基本医疗保险后续报销单，拟证明曹某医疗费用原告已从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事实。王振江、王好顺提交以上证据经曹同友、陈秀英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些治疗均是在发热严重后并且间隔两天才予以到县医院进行治疗，因此二被告延误治疗的过错不能因为严重后去正规医院治疗而免除，郓城县人民医院的治疗费用二原告在诉求中没有要求。对证据3提出异议，缴费凭证中姓名均没有曹某，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出院记录能够显示，曹某病情严重，住院仅一天就转入上级医院治疗，可见，其入院前病情已非常严重。对证据5提出异议，该证据没有曹某的名字，所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提出异议，患者中的姓名均非曹某，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7、8、9提出异议，该三份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0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该证据为复印件，没有出具单位的盖章和出具人的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因曹某的治疗费用已经在原告所举的两份判决书中已经进行了明确的认定，报销与否与赔偿无关。本院经审查，对曹同友、陈秀英提交的证据1，王振江、王好顺提交的证据1、2、4，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曹同友、陈秀英提交的证据2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且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对王振江、王好顺提交的证据3、5、6、7、8、9，虽经质证提出异议，但以上证据具备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王振江、王好顺提交的证据10，该份证据无出具单位加盖印章，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根据本案案情,本院对曹某在卫生室治疗情况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曹某在郓城县医院的病案,经原、被告双方质证,对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确认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曹同友、陈秀英之女曹某与王振江于2016年农历9月份经人介绍订婚，曹某与王振江均未达法定结婚登记年龄，双方于2017年1月3日按照农村风俗举行婚礼并同居生活，2017年1月4日按当地习俗回门，曹某与王振江于2017年1月4日下午自娘家(杨庄集镇曹屯村)回到婆家(杨庄集镇大王村)，曹某告诉王振江说浑身冷，王振江带曹某去薛王村卫生室，卫生室的医生王好义用听诊器听了听，说有点感冒，给了感冒药，并嘱咐如果吃药不好的话就去医院，夜里王振江发现曹某发烧后就开车去郓城县人民医院，2017年1月5日4点52分在郓城县人民医院采血化验，化验单显示血象不高，急诊科医师葛广亚开柴胡注射液和西药口服，后双方在水岸新都王振江的爷爷家居住。2017年1月6日通过门诊于13时入住郓城县人民医院内三科,查体血压为120/70，神志清，精神反应可，胸部CT检查诊断为双××、I型呼吸衰竭，转入郓城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曹某的父母及叔婶于2017年1月6日10点左右到达郓城县人民医院,2017年1月7日10点58分从郓城县医院办理出院，于2017年1月7日14点39分转入山东省胸科医院，又于2017年1月15日9点28分转入齐鲁医院，经治疗无效，曹某于2017年1月15日21点23分死亡。曹同友、陈秀英就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起诉郓城县人民医院、山东胸科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102民初168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7年1月5日，患者曹某因发热、咳嗽多日到郓城县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就诊，初步诊断为：1.发热原因待查、上呼吸道感染；2.早孕？2017年1月6日，患者曹某仍然发热、咳嗽，并出现腹泻症状，遂再次到郓城县人民医院就诊，门诊诊断为：双××、I型呼吸衰竭，并办理了住院手续，入住内三科病区。2017年1月7日14点39，曹某转入山东胸科医院，入住结核内科五病房，入院诊断为：1.××？2.××3.呼吸衰竭？曹某于2017年1月15日被转入齐鲁医院进行治疗，经治疗无效于当日21时23分死亡。并认定因曹某死亡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136389.1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丧葬费63562元、死亡赔偿金2790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由郓城县人民医院赔偿45000元、由山东胸科医院赔偿5000元），确定对曹某的死亡由郓城县人民医院承担50%的责任(赔偿数额是269125.08元)、由山东胸科医院承担10%的责任(赔偿数额是49657.9元)。一审判决后，山东胸科医院提起上诉，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1民终254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述，维持原判。另查明，曹某于1998年8月28日出生，曹同友、陈秀英为曹某的父母。本院认为，王振江和曹同友、陈秀英之女曹某按传统风俗举行了婚礼并同居生活，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不存在法定婚姻关系，不具有法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王振江的父亲王好顺对曹某的治病无法定义务。根据现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曹某发病治疗期间，王振江、王好顺为曹某治病提供了积极的帮助，并支付了部分医疗费用。曹某因病医治无效死亡,根据生效判决,可以证实郓城县人民医院和山东省胸科医院因医疗过错分别承担了50％和10％的赔偿责任。曹同友、陈秀英主张王振江、王好顺在给曹某看病时存在过错，其举证的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民初1683号民事判决书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终2548号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王振江、王好顺对曹某的死亡存在过错，曹同友、陈秀英亦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曹同友、陈秀英的该主张证据不足。故曹同友、陈秀英要求王振江和王好顺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共计193681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同友、陈秀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74元，由原告曹同友、陈秀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福连人民陪审员  李贤春人民陪审员  孙则星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陈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