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19民初10456号原告：天津兴田湿地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蓟州区盘谷艺城（东区）1号101号。法定代表人：李晓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金岭，天津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安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西李各庄村南20米。法定代表人：于春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磊，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天津兴田湿地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田湿地公司）与被告天津安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平环保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金岭，被告法定代表人于春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磊、李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田湿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技术服务费436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5月9日起至2018年9月8日止的利息5万元及余欠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被告委托原告就静海区工业污染坑塘治理项目进行水质、底泥检测的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给原告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后原告按照被告的委托为其出具了10份坑塘检测项目报告，技术服务费用为5894300元。经双方协商一致由被告按照550万元的技术服务费用给原告结算。2018年5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约定技术服务费总额为550万元。2018年6月25日，被告给付原告114万元，尚欠436万元未给付。经原告催要，被告迟延给付，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遂起诉。安平环保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事实及理由：1、原告与被告从未签订过技术服务合同，静海区工业污染坑塘治理项目发生在2017年8月至2017年12月，而原告提交的技术服务合同签订时间是2018年5月，与实际实施的时间不符；2、原告与被告没有就合同项目进行过签订前的磋商，原告也没有向被告提供过该项目的技术服务成果，原告提交的技术服务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晓明在掌管被告财务公章时私自制作的；3、2017年8月，天津静泓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泓公司）与被告就静海区工业污染坑塘治理项目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暂定服务费为1105.96万元，最终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2017年12月底服务结束，2018年5月，静泓公司委托第三方对项目服务费进行评估，核定应付被告公司服务费总额为554.23万元，因此被告不可能就该项目以550万元价格与原告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否则被告就该项目不但没有任何盈利，还要倒贴近200万元费用，这不符合情理；4、被告公司股东之一北京华中科融湿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由李晓明控制，且李晓明任被告的执行董事，同时李晓明也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静海坑塘治理项目由李晓明的丈夫负责，2018年9月，李晓明与被告另两名股东于春艳、常章青沟通，让其二人在技术服务合同上签字，并欲全部转走静泓公司支付的首批服务费300万元，遭二人拒绝，双方发生争执并报警。综上，原告不可能与被告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技术服务合同，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应给付原告技术服务费550万元。被告发表质证意见：该技术服务合同系原告单方制作，因被告的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均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晓明掌控，原告未与被告签订过该技术服务合同。本院认为，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晓明，同时是被告法人股东北京华中科融湿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独立股东，且李晓明还担任被告的执行董事，并实际掌控被告。现被告法定代表人对该技术服务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称系原告单方制作，结合李晓明的混同身份和职权，被告质证意见具有合理性，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技术服务合同不予采信。二、原告提交天津市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给付了原告技术服务费114万元。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增值税发票可能是真实的，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真实情况是静海项目第一次回款300万元，李晓明未与其他股东协商，私自转走了114万元，于春艳、常章青发现后，找李晓明理论，双方最终同意该114万元作为静海项目的各项开支，并非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技术服务费，否则，该票据应由被告留存，但被告此前并未见到过该票据。本院认为，被告虽对票据的真实性未予否认，但并不认可其证明目，而票据只能证明资金往来情况，不能证明合同关系，因此本院对该票据不予采信。三、原告提交委托书和坑塘检测报告10份，用以证明原告受被告委托为被告出具了检测报告。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对委托书和10份检测报告均不予认可，因为被告并未授权原告出具坑塘检测报告，原告也未向被告交付过检测报告，且报告中多处地点的检测时间节点与原告提交的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不符，该委托书和报告均系原告单方制作。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的技术服务合同不真实，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故对该委托书和坑塘检测报告亦不予采信。四、原告提交其法定代表人李晓明与被告法定代表人于春燕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已将检测报告交付给于春燕。被告认可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是李晓明与于春艳之间真实的私人聊天记录，而李晓明不仅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被告的执行董事，2018年8月9日晚的聊天记录显示，于春艳对李晓明说：“只能把检测次数增加才能提升价格，必须把总价增加到200多万。”而如果双方存在真实合同关系，于春艳作为委托方怎么可能自己故意抬高价格呢？很显然这是李晓明作为被告职员在向被告法定代表人于春艳汇报工作，而并非作为原告代表人向被告交付成果，该聊天记录可以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五、被告提交：1、2017年8月被告与静泓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2、2017年静海区工业污染坑塘治理项目底泥、水质检测专项服务经费评估报告，核定费用为554.23万元；3、会议纪要、授权委托书、资料交接清单；4、被告工商档案，证明李晓明为实际控制人、5、北京华中科融湿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查询报告、天津兴田湿地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查询报告；6、公章遗失声明、刻制公章备案登记表，证明公章等不在被告代表人手中；7、2017年8月-2018年3月静海项目费用明细；8、调取证据申请；9、于春艳与李晓明的微信聊天记录；10、原告与被告公司简介。上述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与静泓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承接静海区工业污染坑塘治理项目，该项目服务费评估总额为554.23万元，李晓明同时在包括被告在内的三家公司任职，并实际控制公司，被告与原告之间是投资合作关系，不是技术服务合同关系。法庭出示证据8公安蓟州分局许家台派出所受案登记表及调解协议。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2、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被告证明目的，被告主张李晓明利用职务便利擅自代表被告与其自己经营的公司签订合同不属实；对证据3不予认可，即使材料真实也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的技术服务合同不真实；证据6证明被告新刻制公章时间是2018年9月13日，原被告技术服务合同形成于新刻公章之前，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对证据7真实性不予认可，明细没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应为被告单方制作；对证据8、9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双方是投资合作关系。被告对证据8无异议，认为案发地点为原告公司，对方人员也是原告职工，与被告陈述相吻合。本院认为，证据1至5、7、9能够证明被告与静泓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并履行的情况，合同总价款为554.23万元，原告质证意见没有客观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以上证据予以确认；证据6可以佐证被告主张的其公章不由其法定代表人控制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8虽然能够证明于春艳在原告办公地点与人发生争执的事实，但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因转账问题与李晓明发生争执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0同时加盖原被告公章，其中“自2017年以来，（兴田湿地）公司业务不断扩展，在水污染治理领域创新实践并取得积极进展，并成立了“天津安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表述，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渊源，而并非简单的技术服务合同关系。本院根据证据分析及双方陈述认定事实：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晓明与其丈夫孙向东共同经营兴田湿地公司，从事湿地保护技术开发及污染治理等业务，同时李晓明名下还注册一家北京华中科融湿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6月，经于春艳、常章青、孙向东、李晓明协商，共同成立安平环保公司，于春艳、章长青出资入股，孙向东、李晓明一方以兴田湿地公司技术入股，但最终公司注册时，股东为于春艳、章长青和李晓明名下的北京华中科融湿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春艳认缴出资300万元，占股30%，实际出资50万元；常章青认缴出资300万元，占股30%，实际出资150万元；北京华中科融湿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400万元，占股40%，实际出资0元；于春艳担任法定代表人。安平环保公司成立后，通过股东会议选举李晓明为执行董事，聘请于春艳为经理。安平环保公司并未组织独立的技术团队，而是与兴田湿地公司一起在被告办公地点合署办公。被告公司成立后，即开始与静泓公司洽谈静海坑塘治理项目，并于2017年8月份开始进场检测。2017年9月7日，静泓公司正式出具委托书委托被告代替其实施静海污染坑塘治理工程项目进行施工过程中的检测及技术服务工作。2017年8月至12月31日，被告按约履行以上技术服务工作，并提交检测报告。2018年4月静泓公司与被告签订正式技术服务合同，暂定技术服务费总额1105.96万元，最终结算费用以财政审核为准，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首期支付服务费300万元。后静泓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给付被告服务费300万元。2018年5月，经静泓公司委托天津普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评估，最终确定涉案合同项目技术服务费为554.23万元。300万元服务款到账后，李晓明于2018年5月11日转走114万元，于春艳、常章青知晓后双方发生分歧，经协商，同意该114万元作为项目支出下账，后李晓明于2018年6月25日补开一张原告公司为收款方的税票。其后，双方因余款分配问题进一步产生争执，无法达成一致，李晓明一方遂以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技术服务合同为由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李晓明，系被告法人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被告的执行董事，存在身份混同。同时通过当事人陈述和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系一起合署办公，共同参与涉案工程项目。同时原告主张的技术服务合同所涉工程项目与被告与静泓公司所签合同系同一项目，而评估报告证明该项目静泓公司最终能支付被告的合同总价款只有554.23万元，原告却主张被告以550万元价款与其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委托原告对涉案项目提供技术服务，这实在有悖常理，由此可以认定原告提供的技术服务合同并不真实，双方并不存在技术服务合同关系。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技术服务费及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天津兴田湿地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080元，由天津兴田湿地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冯振疆审 判 员  张建新人民陪审员  高蓟玉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书 记 员  纪 林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