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503行初37号 原告程海燕。 被告安吉县公安局，住所地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道石佛西路266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新，该局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张志龙，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锋，该局法制大队教导员。 原告程海燕因认为被告安吉县公安局不履行特定职责一案，于2019年4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9年4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程海燕、被告安吉县公安局出庭应诉负责人张志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涂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2月20日，原告程海燕向被告安吉县公安局提出关于执法公开侵犯个人隐私及未对个人信息保护纠错申请，被告安吉县公安局于2019年2月27日以未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实际影响为由，作出不予纠正答复。 原告程海燕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更正内容；2.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3.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作为被侵害人在2018年9月1日收到被告安公（昌）行罚决字[2018]120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就处罚决定书内容侵犯个人隐私及信息未进行保护，当场向送达民警反映，被拒。2019年2月20日，原告向被告法制大队送达纠错申请，2019年2月27日被告电话答复拒绝更正。原告认为被告行为侵犯个人隐私，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本院提起诉讼。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安公（昌）行罚决字[2018]120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原告有权提出申请； 2.关于执法公开侵犯个人隐私及未对个人信息保护纠错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了履职申请； 3.（2018）浙05行终103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被告故意侵权。 并在庭审中补充提供以下证据： 4.代收罚没款票据，拟证明被告行为违法； 5.通话视频及摘录文字，拟证明被告故意侵权及拒不整改、拒不说明理由； 6.部分中国移动通信客户清单，拟证明原告已就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内容向被告民警进行通话，申请更正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 7.安公（治）行罚决字[2017]115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故意侵权。 被告安吉县公安局辩称，2018年8月31日，被告依法对被处罚人张梅菊作出安公（昌）行罚决字[2018]120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同日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处罚人，同年9月1日，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送达原告。直至2019年2月2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安公（昌）行罚决字[2018]120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侵犯个人隐私，未对其个人信息保护进行纠错。被告在核实相关情况后，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制作并无错误，不予纠正，并于2019年2月27日通过电话答复原告。1.被告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无需更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时，应当制作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应当在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案件的违法事实，案件的违法事实主要包括：案发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及违法行为过程。本案中，案发的地点正好处于原告家门口，同时被处罚人与原告也均系本案件的当事人，只有将详细的案发地址、当事人姓名写明，才能清楚、准确的表述完整的违法事实。因此，被告在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违法事实处，载明案发的地点（原告家地址）和原告的姓名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无需更正该行政处罚决定书。2.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制作对原告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首先，被告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后，除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案件当事人外，并未主动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向社会公众予以公布，不存在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形。其次，本案中被处罚人张梅菊在案发之前就已清楚知晓原告程海燕的姓名及住址信息，因而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违法事实部分载明原告程海燕的姓名及住址信息，并不会导致当事人张梅菊获知原告的隐私信息，故对原告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3.被告并未主动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未侵犯原告的公民个人隐私。首先，被告制作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行政执法案卷文书，保存在行政执法案卷中，并未向社会公众公布该文书。因而，该文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称的“公开的政府信息”范畴，无需隐去当事人的姓名、住址等信息。其次，被告虽依法公开了当事人张梅菊的行政处罚信息，但是主动公开的“行政处罚结果信息”中，已经依法对原告程海燕的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予以模糊处理，不存在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形，综上所述，被告依法制作被处罚人张梅菊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在该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完整、清楚的载明案件的违法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安吉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安公（昌）行罚决字[2018]120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依法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2.送达回执，拟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已依法送达给原告； 3.答复书，拟证明被告就原告申请履职事项进行了答复； 4.行政处罚结果信息，拟证明被告公开的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安吉县公安局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未履行处罚告知，效力存疑，且载明案件事实部分印证了被告侵犯原告隐私的事实；对证据2的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效的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回执自然无效；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在本案收到答辩状及证据前未见到该答复书，被告在答复时，原告明确告知被告工作人员原告正在外地就医，被告故意用电话告知原告；对证据4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公开文书没有隐去原告的住宅小区名。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和2没有异议；对证据3关联性有异议，不是本案的裁定书。对原告补充提供的四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5、6能证明原告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存在利害关系，并就请求被告履行职责提出了申请，上述证据真实有效、来源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3、4、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2能证明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了原告，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证据3，原告主张未送达纸质材料不产生法律效力，但被告在举证时说明是通过电话方式告知原告不予纠正结果，原告在起诉书中也认可于2019年2月27日通过电话通知方式得知答复结果，故对证据3本院予以认定；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被告安吉县公安局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安公（昌）行罚决字[2018]120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案件事实查明部分载明“现查明，2018年7月2日上午，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张梅菊因邻里纠纷在安吉县××街道××单元××室事主程海燕家门口处，采用辱骂方式对程海燕进行言语攻击，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综上所述，张梅菊的行为已构成侮辱。”2019年2月20日，原告程海燕向被告安吉县公安局提出关于执法公开侵犯个人隐私及未对个人信息保护纠错申请，被告安吉县公安局于2019年2月27日以未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实际影响为由，作出不予纠正答复。原告不服上述答复意见，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程海燕不服安公（昌）行终止决字[2018]1002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案号为（2019）浙0503行初16号，安公（昌）行罚决字[2018]120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属于该案审查对象。 原告在庭审中向本院申请调取公安内网安公（昌）行罚决字[2018]120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安公（治）行罚决字[2017]115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公安内网办公系统的浏览数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两份文书的浏览数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决定不予调取。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应载明违反法律的事实和证据。被告在制作安公（昌）行罚决字[2018]120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时，载明被处罚人张梅菊实施违法行为的地点和对象，是履行查明案件事实的职责。原告申请被告纠正“侵犯个人隐私及未对个人信息保护”行为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被告作出不予纠正答复处理并无不当。原告虽主张未收到书面答复意见，但原告自认被告通过电话通知方式告知了不予纠正的结果，故原告关于答复意见未告知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对原告的履职申请作出不予纠正的答复适用法律准确，程序正当。对于原告庭审中主张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被告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时，可能存在侵犯原告个人隐私的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程海燕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程海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邵钧伟 人民陪审员  周三妹 人民陪审员  郑珊珊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洪金凤 书记员金林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