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1民终36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桂献，男，1988年10月5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现住广西大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万智，男，1988年5月16日出生，壮族，住址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系上诉人谭桂献的朋友。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宁，女，195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兴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雯，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谭桂献因与被上诉人肖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7）桂0102民初6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庭对案件争议事项进行了核实、调查和辩论。上诉人谭桂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万智，被上诉人肖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雯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事实与理由，故本院决定不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谭桂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第二项，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8522元；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案涉《承诺书》中的承诺不是向肖宁作出的，上面也没有肖宁的签字确认，其中第1项承诺是向先农达公司作出，第2、3项承诺是向“公司”作出，但没有具体指明是哪家公司。承诺的事项均是上诉人与先农达公司、某公司因货款的追索及提成的发放比例而作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肖宁以个人身份把它作为本案的证据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只是纯粹的借贷关系，上诉人不可能将欠他人的货款汇入肖宁的私人帐户，而且上诉人自始至终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委托指令。上诉人于2016年1月4日通过信用社偿还给肖宁1万元借款，同日，肖宁以短信方式将这1万元款项写为货款是她一方的意思表示，并没有得到上诉人的认可，且上诉人也没有拖欠她的任何货款，肖宁也没有证据证明这笔款是货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偿还尚欠肖宁的借款8522元。 被上诉人肖宁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谭桂献与肖宁的短信往来中，谭桂献已自认尚欠肖宁18500元，谭桂献一直的意思都是说2016年1月4日转账的1万元实际上是其应当支付给肖宁的货款，上诉人对此也并未提出异议，有短信为证，且1万元的转款与承诺书载明的谭桂献应当归还货款时间也是相符的。根据谭桂献亲笔所写的2014年4月30日借条中载明，该款项于2016年末还清。上诉人所称的2016年1月转账的1万元为还款，但一般来说，借款还未到期很少主动履行义务，这与日常借贷交易习惯不符。综上所述，上诉人仍欠被上诉人18522元本金及利息。 肖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谭桂献偿还原告肖宁借款本金18522元以及逾期利息833.49元（按资金占用费6%年利率计算，从2017年1月1日起算，暂计到起诉时共计九个月，之后利息计算至被告履行生效判决为止），本案的诉讼费由谭桂献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肖宁是广西南宁先农达农资有限公司（原南宁市富春公司）负责人，谭桂献原是该公司员工。2014年1月9日，肖宁向谭桂献转账交付30000元，谭桂献向肖宁出具《借条》，载明：“2014年1月9日肖宁通过农行转账3万元过谭桂献的农行账户，特以此条证明。”该《借条》另备注有“已于2014年4月30日改写了一张18520元的借条”。2014年4月30日，谭桂献再次向肖宁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肖宁人民币壹万捌仟伍佰贰拾元整，此前一张叁万元的借条作废，特以此证明。”，谭桂献于2015年1月28日在该《借条》上备注“2016年末还清”。 另查明，2015年1月28日，谭桂献向肖宁出具《承诺书》，载明：“1、被告承诺将约12000元货款于2015年末交还先农达公司；2、被告负责追回2014年2月8日从被告经手发货的货款；3、从2014年2月8日至2014年4月30日所发出的货，按8%提成给被告，约10万出货量。”2016年1月4日，谭桂献向肖宁转账交付10000元，肖宁于同日向谭桂献发送短信“2016年元月4日信用社收到谭桂献汇货款壹万元整。收款人肖宁”，谭桂献未作回复。一审庭审中，肖宁、谭桂献均认可双方间结算货款方式大部分为现金结算，结算不清楚时有转账。 一审法院认为，肖宁主张与谭桂献存在借款关系并提交了谭桂献出具的两张《借条》原件，上述证据清晰记载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结合肖宁提交的转账凭证，可以证实肖宁、谭桂献之间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之规定，现肖宁诉请谭桂献偿还尚欠借款本金18522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谭桂献主张于2016年1月4日向肖宁转账10000元为偿还借款，肖宁予以否认并提交证据《承诺书》及短信截图证实该笔款项系谭桂献支付所欠货款，而谭桂献既未否认《承诺书》及短信截图真实性，又未能就该笔还款性质做出合理说明，据此，结合双方当庭陈述的货款结算方式多为现金，故一审法院对谭桂献辩称已还款10000元、尚欠8522元借款本金之答辩意见不予支持。 至于逾期利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因谭桂献未依约于2016年末还清借款，现肖宁主张谭桂献支付逾期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谭桂献应向肖宁支付逾期利息计算为：以18522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谭桂献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谭桂献向原告肖宁偿还借款18522元；二、被告谭桂献向原告肖宁支付上述借款逾期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18522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谭桂献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案件受理费142元，由被告谭桂献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分别提供了对方与自己的短信聊天记录，法庭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短信内容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都认为这些记录不能证实对方的主张。经核实，本院认为，以上短信内容相互印证，且证明了本案待证事实，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在案件审理中，肖宁称先农达公司的前身是富春公司，她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谭桂献承认自己曾先后在富春公司和先农达公司就职。 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谭桂献对肖宁与农先达公司的关系存在异议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经核实，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6年1月4日上诉人谭桂献通过农信社汇款的1万元，是偿还本案借款还是偿还原所在公司的货款。 本院认为，肖宁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单及借款人为谭桂献的2014年1月9日借条清楚地载明，3万元款项是从肖宁的农行账号内转入谭桂献的农行账号内，双方当事人均承认该款项属于私人借款，与公司货款无关。2014年4月30日，谭桂献再次立下借条表明，双方之间借款金额为18522元，此前3万元借款的借条已经作废。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借款金额已得到部分偿还而逐渐减少，亦是双方就本案借款结算后确认尚欠借款而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2015年1月28日，谭桂献以在2014年4月30日借条上确定还款日期的方式，再次确认了借款金额。据此可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清楚，借款金额明确，肖宁要求谭桂献偿还18522元，证据充分，应予认定。 关于谭桂献2016年1月6日汇给被上诉人的1万元是偿还本案借款还是偿还公司货款的问题。从全案证据分析。首先，谭桂献书写承诺书的时间和在2014年4月30日借条上书写“2016年末还清”内容的时间是在同一天，其中承诺书承诺于2015年末交还欠先农达公司1.2万元左右的货款，而2014年4月30日的借条中承诺还款时间是2016年末，两者的还款时间并不相同。其次，承诺书的货款数额与2014年4月30日借条的欠款数额差距较大，且承诺书内容均与谭桂献经手公司的销售事务有关，但其中并不涉及本案18522元借款。再次，2016年1月4日，谭桂献将1万元转账给肖宁，该时间与承诺书约定的交还货款时间基本相符，且肖宁在收款后以短信方式确认该款为货款，而谭桂献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当时或者事后有就该款的性质向肖宁提出异议。最后，谭桂献通过农信社汇款给肖宁1万元的时间是2016年1月6日，而从双方均无异议的短信往来内容可知，谭桂献在2017年2月20日发给肖宁的短信中确认其尚欠数额为18500元，而且对承诺书中的货款问题也一并进行了说明，短信对于18500元和货款并未混同。据此，谭桂献主张2016年1月4日的1万元汇款属于偿还本案借款，理由不充分，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定。至于谭桂献与原就职公司之间对货款回收和销售提成数额抵销产生的争议，属于另一民事法律关系，谭桂献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谭桂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2元，由上诉人谭桂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美云 审 判 员 梁世平 审 判 员 许 威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邢桂枝 书 记 员 李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