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92民初1289号原告（被告）：邢宗鑫，男，汉族，1979年12月17日出生，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凯丰，湖北达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超，湖北达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原告）：武汉珞珈天铭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五路以北高新四路以南高速铁路以东武汉光谷电子工业园三期5号厂房4层2号。法定代表人：谌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鸿颉，湖北光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被告）邢宗鑫（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原告）武汉珞珈天铭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代理人程凯丰、叶超，被告委托代理人张鸿颉到庭参加诉讼。应当事人共同申请，本院给予双方两个月调解期限。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提成工资164555.6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61765.8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6年3月6日入职被告处，从事销售工作。因被告擅自违法变更销售提成制度，降低原告工资待遇，且对原告的提成工资久拖不发，原告遂被迫于2018年5月18日提出离职，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6月20日正式解除。后因被告仍拒不支付拖欠的提成工资，原告无奈之下，于2018年10月31日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递交书面仲裁申请。2019年1月25日，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原告送达仲裁裁决书。原告认为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裁决结果显失公正，理由如下：一、仲裁裁决书对提成工资的金额计算错误，案涉七笔业务的总提成数额应当是286003.60元。根据《销售人员2017年销售提成奖惩规定》（以下简称提成办法）的规定，结合原告经手与客户达成的具体合同，拖欠的七笔业务的提成工资应当是：“擎能”为1483元、“珠海”为1952元，“珠三角”为23436元，“广州A”为72437元，“韶关”为30668元，“广州B”为133425元，“雅宝”为22602.6元，合计286003.60元。至于被告之所以计算出的提成数额与原告不一致，其原因有三：其一，被告违法单方变更提成办法，将核算费用及高卖提成的“扣税25%”变更为“扣税35%”，导致最终提成金额减少；其二，被告违反提成办法，将通讯费、研发费用、研发招待费等与具体销售业务无关的，甚至与该合同毫无关联的花费都计入了原告的费用，导致最终提成金额减少；其三，被告存在漏算、未严格按照合同而导致最终提成金额计算错误的情形。（双方的计算方法及计算结果，差额原因详见附件《提成计算一览表》）。二、仲裁裁决书对被告已付提成的金额认定错误，被告实际支付的提成仅有二笔，而非四笔，已付提成总额为124108元，而非195556元。1、仲裁裁决书认定被告支付过四笔提成合计195556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裁决书认定，被告已支付了四笔，金额分别为30668元、40780元、74108元和50000元。事实是，被告仅仅支付了二笔，一笔74108元，一笔50000元，这二笔可以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相佐证。至于裁决书认定的前二笔，即30668元和40780元，实际是包含在74108元这一笔当中的。74108元的这笔转账不仅包括了30668元和40780元，还包括一笔2660元，2660元是2016年7月22日与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产品购销合同的“代管提成”。仲裁裁决书对于“被告支付过四笔提成”的认定属于重复计算，不符合事实。2、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从未以转账以外的其他任何方式向原告支付过劳动报酬，所有劳动报酬的发放全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原告只以其尾号1126的招行账户接收过被告的付款。原告的确在“4号广州A项目”和“5号韶关项目”的销售计提核算表上签署了“已领”字样，但那仅代表原告确认于2018年2月11日收到了被告转账的74108元，并不代表原告以现金方式或其他方式另行收取了30668元和40780元的提成。被告声称以现金形式发放，却未举证证明其出纳在银行支取过相应现金，也未提供相关财务手续予以佐证，被告的抗辩和仲裁裁决的认定不仅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故被告拖欠的总提成数额为286003.60元－（124108元－2660元）=164555.60元。三、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61765.83元。被告擅自违法修改提成制度，降低原告的劳动报酬，并对原告应得的提成工资久扣不发，才是原告被迫离职的真正原因。因双方在地位上的不平等，在尚未离职且尚未收到足额报酬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对等地以书面方式向被告提出异议，也正因为被告迟迟不对拖欠工资问题进行处理，才发生此次纠纷，此次纠纷的发生正是原告提出异议的最直接的表现。根据《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因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且其“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原告据此提出离职的，被告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原告的基本工资是：2017年7月为3258.39元、8月为3306.39元、9月为3244.39元、10月为3324.39元、11月为3543.06元、12月为3329.39元、2018年1月为2794.39元、2月为2414.39元、3月为3606.11元、4月为3796.13元、5月为2774元、6月为1952.39元，基本工资合计37343.42元。提成工资是：2017年9月“广州A”为72437元、2017年12月“韶关”为30668元、2017年12月“广州B”为133425元、2018年5月“雅宝”为22602.6元，提成工资合计259132.60元。即离职前12个月，原告的平均月工资为（259132.60+37343.42）÷12=24706.33元；又因原告在被告处工作两年零四个月，故经济补偿金为24706.33×2.5=61765.83元。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上述诉请。被告同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1号擎能项目”、“2号珠海项目”、“3号珠三角项目”、“4号广州A项目”、“5号韶关项目”、“6号广州B项目”、“7号雅宝项目”等七个项目的提成28946.3元；2、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6年3月8日到被告处工作，双方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至2017年3月7日；合同到期后，双方又于2017年3月7日签订第二次《劳动合同》，合同期至2020年3月7日。在此期间，原告从事销售工作，被告依约每月支付工资同时也依约支付了应付提成，后2018年5月18日原告因个人身体原因辞职。另，原告于2018年9月11日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东湖办事处）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工资（实际为销售提成）及经济补偿金，该委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武劳人仲东办裁字[2018]第41号仲裁裁决书，原、被告均于2019年1月25日签收。综上，原、被告签订有《劳动合同》，并有相关“销售提成奖惩规定”、《员工手册》等制度，对于提成收入的计算和发放均有相关规定，被告已按约定发放提成，不存在差额部分。原告和被告的答辩意见与各自诉称意见基本一致。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8日，原告至被告处从事销售工程师工作。双方共签订了两次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7年3月8日至2020年3月7日止。劳动合同约定：“对于经营性（包括但不限于提成或销售提成）、风险性收入仅针对在职员工按实际回款提取；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的回款乙方（原告）不再享有提成；虽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回款，但劳动关系解除时回款提成尚未发放的，不再发放。”2017年2月，被告颁布实施《销售人员2017年销售提成奖惩规定》（以下简称提成规定），其中第1条销售人员考核依据规定：公司所有销售人员年度业绩考核以公司自主研发产品合同金额为基数，具体标准业绩计算方法如下：①成交总额≥标准报价时，标准业绩=成交总额（费用需在标准内，如费用超标，则该合同直接高开减业绩）；②标准报价×0.85≤成交总额第2条研发产品提成方法规定：1、标准报价的95%≤成交价第5条规定了高开高卖政策，即所有高开合同业绩都要减去高开加完税金额（完税统一按除以0.75倒推）。每笔合同传回公司后，在7天内确定是否高开，否则视同此笔订单按标准费用执行。如果7天内没有确定高开，最后公司同意高开的，该订单提成比例下降0.5%（注：所有通讯费用不计算高开）。高卖部分30%扣税后返给销售人员，统一扣税乘以0.75。第6条规定了发放提成政策，即核算提成申请条件：①销售人员签单≥100万元（标准业绩），回款率且在90%以上，按100%核算（标准业绩在6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按完成100万的比例进行核算，提成系数为业绩完成率的系数）。注：特殊合同（大额订单）减高开才算销售合同，提成比例参考各区域经理定制制度；②销售人员无样品、无超过90天已发货未开票的或售后已维修未开票的、无超过90天的应收账款（不含质保金）；③将原始合同、送货单或验收单寄回公司，该笔合同费用己执行完（无原始合同，原则上不计算提成）；④礼品和推广费已经核销完毕的。如以上四点都已符合，则可将提成申请上交销售文员，走正常流程核算。注：①新销售人员全年提成考核，按实际入司时间顺延三个月以每月8万元标准业绩签订合同计算，回款率且在90%以上，新销售人员为2017年春节后入司员工。②年底有突发大额订单，而公司库存量不足时，还是按实际完成发货订单标准来核发，该订单先计算，次年回款后补发提成（业绩不算在次年发货量里）。第7条规定：每笔合同的标准费用（推广费、礼品费、招待费、二次提、发货费用，售后除外）不能超过该笔合同的正常费用标准。所有高开订单无标准费用。如销售人员该笔订单标准费用超支，则直接视同高开减业绩，且此订单无标准费用，公司老总为帮助某区域销售人员成单，所发生的差旅费用，全部计入该销售人员所成订单的标准费用。第10条规定：公司发放提成一年六次，即清明节、端午节、七月底、中秋节、国庆节、春节。第12条对手机费考核进行了规定：销售人员必须完成公司研发产品签单120万元或以上（标准业绩）；新入公司第一年员工三个月后每月签单10万元标准业绩以上为考核标准，且回款率在90%或以上，手机费将在标准内凭发票实报实销。2017年4月11日，原告代表被告与韶关市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电缆终端塔场视频监控系统”购销合同（以下简称“1号擎能项目”），回款时间为2017年7月21日，标准卖价8500元，实际卖价13500元，费用为3253.5元，通讯费用为1800元。2017年5月2日，原告代表被告与珠海申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输电线路智能巡检系统”物资订货合同书（以下简称“2号珠海项目”），回款时间为2017年8月4日，标准卖价22500元（8500元×3），实际卖价40500元（13500元×3），费用为8323元，通讯费用为5400元。2017年5月5日，原告代表被告与中铁十二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珠三角城际新白广XBZH-1标二工区项目部签订了“跨广河高速公路特大桥50万伏超高压安全监控仪”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3号珠三角项目”），回款时间为2018年3月23日，标准卖价160000元（80000元×2），实际卖价250000元（125000元×2），费用为9878元，通讯费用为6000元。2017年9月7日，原告代表被告与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签订了“输电线路安装防外力破坏监控（技改项目）输电线路防外力破坏在线监控系统”货物买卖合同（以下简称“4号广州A项目”），回款时间为2017年11月28日，标准卖价560000元（80000元×7），实际卖价896000元（128000元×7），费用为89140.64元，通讯费用为21000元。2017年12月5日，原告代表被告与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韶关供电局签了“山火在线监测装置和输电线路图像在线监测系统”货物采购合同（以下简称“5号韶关项目”），回款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标准卖价3340000元【1600000元（160000元×10）+1840000元（40000元×46）】，实际卖价3066800元【1788000元（178800元×10）+1278800元（27800元×46）】，费用为532420.56元，通讯费用为168000元。2017年12月5日，原告代表被告与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订了“防外力破坏在线监测设备购置（技改项目）输电线路防外力破坏在线监控系统”货物买卖合同（以下简称“6号广州B项目”），回款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标准卖价1210000元【170000元（85000元×2）+1040000元（80000元×13）】，实际卖价1830000元（122000元×15），费用为194497.7元，并发生了服务器方面的费用14300元和手机费用10300元，通讯费用为13000元。2018年5月10日，原告代表被告与广州市雅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防外力破坏激光指向仪和输电线路视频监控装置”购销合同（以下简称“7号雅宝项目”），标准卖价120000元，实际卖价198000元【125000元（125000元×1）+73000元（73000元×1）】，费用为5000元，通讯费用为1600元。上述“1号擎能项目”、“2号珠海项目”、“3号珠三角项目”的提成，原告于2018年4月3日填写《提成申请单》，销售文员徐丽在《业务人员销售计提核算表》上进行核算，核算方式均为依照提成规定第1条和第5条确定的计算方式，成交总额=合同金额－高开加完税金额（完税统一按25%倒推即为75%）－通信费用，再用提成规定第2条规定的不同档次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提成数额。经过核算，三个项目的提成金额依次分别为225元、878元、22672.5元，确定数字后，财务人员张荣在财务审核栏签字，被告董事长谌昕于2018年4月4日签字。上述“4号广州A项目”的提成，原告于2018年1月22日填写《提成申请单》，销售文员徐丽在《业务人员销售计提核算表》上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与上述1-3号项目相同，即考虑了高开高卖政策并均将通信费用从成交总额中进行了扣减，但完税扣除比例由原来的0.75变更为0.65。经过核算，提成金额为58258.8元，但代管17478.8元，本次实发40780元。确定数字后，财务人员张荣在财务审核栏签字，被告董事长谌昕于2018年2月7日签字。核算上同时有原告签署的“已领40780”和签名，但未签署日期。上述“5号韶关项目”的提成，原告于2018年1月31日填写《提成申请单》，销售文员徐丽在《业务人员销售计提核算表》上进行核算，核算方法与上述1-4号项目相同，即考虑了高开高卖政策并均将通信费用从成交总额中进行了扣减，完税扣除比例为0.65。经过核算，提成金额为30668元，确定数字后，财务人员张荣在财务审核栏签字，被告董事长谌昕于2018年2月8日签字。核算上同时有原告签署的“已领30668”和签名，但未签署日期。上述“6号广州B项目”的提成，原告于2018年6月27日填写《提成申请单》，销售文员徐丽在《业务人员销售计提核算表》上进行核算，核算方法与上述1-5号项目相同，即考虑了高开高卖政策并均将通信费用从成交总额中进行了扣减，完税扣除比例为0.65。经过核算，提成金额为93349元。上述“7号雅宝项目”的提成，被告在原告离职前未对原告的提成进行核算。按照上述核算方式进行核算（完税扣除比例为0.65），提成金额为18451元。上述7个项目的提成共计224502.3元，被告于2018年2月11日向原告转账支付74108元，2018年4月28日转账支付50000元，其他提成尚未支付。2018年5月18日，原告以个人身体原因需要长期休养为由向被告提交书面辞职申请。2018年6月20日，被告在原告提交的辞职申请上盖章批准。另查明：原告曾于2016年12月28日代表被告与中铁十五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回款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标准卖价80000元，实际卖价130000元，高开金额34694.6元，实际成交金额95305.4元（130000元－34694.6元），高卖部分为15305.4元（95305.4元－80000元）。销售文员徐丽于2017年9月20日为其进行核算，核算后标准提成3368元（80000元×4.21%），高卖提成3443.7元（15305.4元×75%×30%），提成合计6811.7元。被告董事长谌昕于2017年9月29日签字。2017年11月3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销售提成6811.7元。再查明：被告2017年6月颁布实施2017年版《员工手册》，并于2017年8月15日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进行培训，原告在培训签到表上签字。《员工手册》第五篇特别约定第二项特别说明第2款约定“本员工手册中所载明之奖金（包括但不限于月奖、季奖或年终奖、年终双薪）或经营性（包括但不限于提成、佣金或销售提成）、风险性收入等，并不当然成为工资构成部分或当然按月、季、年发放，前述奖金或经营性、风险性收入由公司根据公司经营状况、盈利状况及发展要求等由公司自行决定是否发放、发放金额、发放方式等”。第8款约定“员工同意：一个公历年度内无论何种原因中途（即12月31日前）与公司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的，不享有奖金、经营性、风险性收入，或虽然于该年度过后（即12月31日后解除劳动关系），但上一年度仍有奖金、经营性、风险性收入，未发放的，也不再享有或发放”。诉讼中，被告主张“4号广州A项目”、“5号韶关项目”的提成，其是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原告签署的“已领取”就表示收到了其支付的现金。原告则主张其签署的“已领取”表示被告承诺近期支付所以才签字，被告并未支付现金，被告2018年2月11日向原告转账支付的74108元就包括“4号广州A项目”提成40780元、“5号韶关项目”提成30668元，剩余的2660元是被告支付的以往欠付的提成。以上事实，有辞职申请、离职会签表、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工资统计表、产品购销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12月28日）、购销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4月11日）、物资订货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5月2日）、产品购销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5月5日）、货物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9月7日）、货物采购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5日）、货物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5日）、购销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5月10日）、提成申请表、计提核算表、客户回单、借支单、《销售人员2017年销售提成奖惩规定》、劳动合同、仲裁裁决书和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当秉承诚实信用原则依法行使权利并履行各自义务。被告颁布实施的《提成规定》是调整双方关于销售提成计算和支付的规章制度，双方均应当遵守。原告完成相关销售项目后，被告应当依照规定如实足额核算提成并及时向原告支付。除7号项目外，销售文员已经根据《提成规定》对原告的提成进行了核算且部分提成原告已经收到并签字确认，原告主张的7个项目的提成应当依照销售文员核算的结果为准。虽然原告主张被告存在多扣除费用以及将通信费用不当计入，以及擅自变更完税扣除比例问题，但依据《提成规定》的内容，除完税扣除比例问题外，并不能看出被告的核算方法违反了《提成规定》，且不论是被告已支付的提成还是未支付的提成，均是采取相同方式进行核算。2017年6月1日后所签合同的核算单虽然变更了完税扣除比例，原告在部分核算单上进行了签字，并收到了核算的提成款，说明其对于变更无异议，原告主张其签字仅代表收到款项不代表认可计算方式，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4号广州A项目”提成40780元和“5号韶关项目”提成30668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还是转账方式的问题，本院认为，综合以往提成的核算过程，提成最终需由董事长谌昕签字才能支付，此两项提成谌昕分别在2018年2月7日、2月8日签字，1-3号项目谌昕是于2018年4月4日签字，6号项目原告在2018年6月27日才申请，7号项目尚未核算，即4号、5号项目是被告最早核算的两个项目。如果被告在核算后立即以现金方式支付了4号、5号项目的提成，被告原则上在2018年4月4日前不会再向原告支付提成，但被告在2018年2月11日又向原告转账支付74108元，被告对此又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说明被告在2018年2月7日或8日左右并未向原告支付提成，而是在2018年2月11日以转账方式支付。虽然原告对于差额2660元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但被告作为企业，转账支付相关款项应是常态习惯亦是应当遵守的基本操作规定，被告主张是现金支付，其应当自负举证责任，被告对于现金支付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均未举证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主张的2660元是其他项目的提成予以采信。综上，被告应支付的提成总额为224502.3元，已支付121448元（74108元－2660元+50000元），应当支付差额103054.3元。虽然原告在2018年5月18日申请辞职，但原告作为销售人员，提成是其主要的劳动报酬组成部分，《员工手册》第8款约定的辞职后未发放提成不再发放的规定明显限制了劳动者权利，违反了公平原则，属于无效条款，被告仍应当据实支付劳动报酬。关于原告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虽然被告确实存在欠付提成的问题，但原告是因个人身体原因需要长期休养而辞职，不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件，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三十条、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原告）武汉珞珈天铭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支付原告（被告）邢宗鑫支付提成差额103054.3元；驳回原告（被告）邢宗鑫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被告（原告）武汉珞珈天铭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原告）武汉珞珈天铭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各10元，适用简易程序各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原告）武汉珞珈天铭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志涛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魏凤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