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晋民申98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王某，男，汉族，1968年6月29日出生，现住山西省朔州市。   再审申请人王某因劳务合同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46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某申请再审称：（一）原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985年，其通过山西省朔县劳动局招工进入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被分配到山西省二建四处李某木工组工作，与单位签订有劳动合同。其已连续工作14年，形成无固定期限合同关系，至今未解除劳动合同。从1998年，因公司业务不多，时任公司木工组长李某口头通知王某，让先回去待岗，待公司有了任务后立即通知上岗。从那以后，王某再未收到过公司的通知，一直在社会上打零工。待岗期间的生活费及应该享有的各项社会保险也没有。为此，就此事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2017年10月24日，山西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下发告知单，责令单位根据相关文件予以解决。但单位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018年1月9日，将此事又向山西省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反映，该局下达告知书，告知向省人事厅了解和处理。无奈之余，只好向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案下达了不予受理通知。此后，又先后向一二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两级法院书面审理，认定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两级法院都驳回了诉讼请求。为此，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二）原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其提起民事诉讼的事由，完全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一二审人民法院均草率认定所诉事实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特殊情况，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1998年1月26日劳动部颁布实施的《劳动部关于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履行劳动合同问题的通知》中第一项规定:“在企业实施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后，用人单位主体发生变化的，应当由变化后的用工主体继续与职工履行原劳动合同。”所以，一二审人民法院不能以“改制”为由不予受理，使企业免除责任。《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有明确的原、被告诉讼主体双方均是平等的，应当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2001年4月30日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一条也有明确规定。1998年，单位以放假为由，让回家待岗，放假期间，末给发放最低生活费，参加工作后，向单位缴纳过养老保险，但单位未给办理参保手续，导致至今没有养老保险。2.本案诉讼事实并非是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而是一个农民合同制工的劳动争议问题。1991年7月25日，国务院就此专门下达了国务院令第87号《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的规定》，明确指出，在农合工终止劳动合同后，养老金应由企业一次性支付。然而，王某至今未收到过这笔养老金。3.2018年9月21日，在国务院、省政府等上级有关部门督促下，单位才开始核查农合工的档案，落实人员到单位领取退内部养老金及返乡补助金。对于单位这一已迟到了多年的举动，王某决不能接受，应该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及法律，按照王某的合理合法诉求予以解决。然而，两级法院却对王某的正当合理诉求，以简单的一份裁定书了之，令人难以接受。4.王某与单位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王某在公司连续工作14年，双方形成的是一种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只有在王某到了法定退休年龄60周岁，方可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然而，单位未经王某同意，单方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关，已构成违法，应承担相应的责任。5.待岗期间，未给发放待岗生活费，构成违法。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下岗或待岗职工，用人单位应按月足额发放最低生活费。然而，王某回家待岗20年，单位分文没有发放，只靠打零工艰难渡日。单位应按国家政策补发下岗生活费。6.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就应为王某办理社会保险，即“五险一金”。然而，单位没有履行相应的法定义务。因此，依据《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相关规定，单位应为王某补发应承担的社会保险份额。7.:因单位单方擅自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关系，没有履行书面解除合同，也没有经过公司工会同意，仅凭口头一句话，就解除了与王某的劳动关系，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9条规定，已经构成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8.单位应安排王某上岗工作。王某系木工，具有较高的技术，完全有能力和有技术胜任工作。现在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公司连续实现盈利，为此，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王某享有劳动权，请求回单位上岗，请求法院判令单位安排王某回单位上班。9.该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案，不受诉讼时效一年的限制，是指劳动者什么时候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就从什么时间计算。因此，王某没有超过诉松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单位至今未给王某下达过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王某从没有收到过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所以，王某没有超诉讼时效。另外，王某为此一直寻找司法救济途径，先后到国家劳动人事部、全国总工会、山西省信访办、国资委、山西省总工会反映此事，诉讼时效一直处于续延状态，即诉讼时效中断。最后得到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答复，时间是2018年9月21日和2018年11月5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王某没有超诉讼时效。10.一二审法院对于如此关乎民生的重大案件，采取书面审理，既不开庭审理，又不组织双方调解和证据交换，令人不能接受。该案系因解除劳动关系引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专门有司法解释，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案件，不受劳动仲裁时效一年的限制。另外，王某历经艰难，为了维权，从地方到中央，一直为权利而努力。全国总工会、国家信访局、人社部等部门，均下函要求单位妥善解决。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仲裁委下裁定不予受理，两级法院都以“不属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了王某的全部诉求。两级法院所作出的民事裁定，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王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二、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用工制度、劳动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对于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和逐步加强的发展过程。许多企业也经历了若干次的改制调整。以上多重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的复杂多样。本案王某自述从1985年开始连续在山西省二建四处李某木工组工作14年，1998年被通知放假回家待岗，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一直未能再回原单位上岗工作，也一直分文未领，现坚持主张其与原单位已形成并仍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原单位应当安排其上岗工作，补发拖欠待岗生活费、补办“五险一金”、赔偿经济损失等，虽提交了团员证、工会会员证、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安全作业证、职工诊疗手册、1987年合同工工资截留单五张、以及向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山西省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山西省委省政府信访局等机关、部门。单位反映问题的有关材料，但在证明其与原单位仍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这一关键事实上，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程度，为此，本院对该王某的前述主张难以支持。一二审法院基于王某提起诉讼的事由，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特殊情况，认定不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裁定不予受理，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均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可以的。   综上，王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彭志祥   审判员 郭丽娟   审判员 杨 超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孟丽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