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11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18号航运服务大厦25层08、09、10室，26层08、1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834436032。负责人：奚福庆，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媛媛，上海松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新华，男，197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萍，江苏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井兰，男，197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建始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晟合衬布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翔江公路965弄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787810495H。法定代表人：侯春磊，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闼闼门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长江路10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1761334371F。法定代表人：吴晨曦，董事长。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华，浙江天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上诉人于2018年10月19日将其企业名称由“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营业部”变更为“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国泰财险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新华、李井兰、上海晟合衬布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合公司）、浙江闼闼门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闼闼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18）浙0421民初3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泰财险上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国泰财险上海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二审诉讼费用由孙新华、李井兰、晟合公司、闼闼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涉案保险条款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肇事车辆驾驶员李井兰弃车逃逸，且李井兰持有C1驾驶证却驾驶中型厢式货车，准驾车型不符。李井兰的行为违反了商业三者险条款的约定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国泰财险上海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孙新华辩称，国泰财险上海公司上诉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与事实情况不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国泰财险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李井兰辩称，同意孙新华的答辩意见。晟合公司、闼闼公司辩称，同意孙新华的答辩意见。孙新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井兰、晟合公司、闼闼公司、国泰财险上海公司赔偿孙新华各项损失共计232544.52元；2.诉讼费用由李井兰、晟合公司、闼闼公司、国泰财险上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2日16时40分许，李井兰驾驶晟合公司所有的沪Ｂ×××××中型厢式货车沿松海路12号厂内道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大门口右转弯时，与沿松海路由东向西行驶的孙新华驾驶的浙Ｆ×××××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孙新华受伤及二轮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李井兰负事故全部责任，孙新华无责任。孙新华受伤治疗后，经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嘉兴（新联）所鉴定，其因本次交通事故构成两个十级伤残，误工期为六个月，护理期为三个月，营养期为二个月。国泰财险上海公司一审中申请重新鉴定，经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抽取了嘉兴志源司法鉴定所对孙新华的伤情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与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嘉兴（新联）所出具的鉴定报告一致。事故发生时，沪Ｂ×××××中型厢式货车在国泰财险上海公司处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及1500000元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李井兰在事故发生时就职于闼闼公司，李井兰驾驶货车系职务行为，该车辆由闼闼公司向晟合公司借取使用。事发后，闼闼公司垫付医疗费32722.90元，并预支孙新华生活费2000元。另，国泰财险上海公司提出拒赔商业三者险，但在一审庭审中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合同对涉案情形有拒赔的约定，其庭后补充提交了保险合同，但该保险合同系空白合同，上面没有投保人的签章甚至没有保险公司的签章。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在于国泰财险上海公司可否以驾驶员准驾不符及逃逸情况对商业三者险进行拒赔。案涉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国泰财险上海公司系格式合同及格式条款的提供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提示义务。案涉保险合同系空白合同，且国泰财险上海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故其不能证明已就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国泰财险上海公司对免责条款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属于无效条款，其拒赔的抗辩不予采纳。关于孙新华的物质性损失，保险公司要求扣除非医保用药，缺乏依据，但住院医疗费中的伙食费、陪客躺椅费等额外费用宜从中扣除，经审查确认医疗费为32944.4元；孙新华主张的误工费及护理费标准过高，予以调整，按132元/天计算，且事故发生后其工作单位仍向其发放了最低工资（每月1660元），该部分应当予以扣除；孙新华为外来务工人员，其长期居住于嘉善县曙光小区，其收入来源于城镇（有银行交易明细为证），故理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伤残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但孙新华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年限确有错误，予以更正；保险公司提出不赔偿鉴定费却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孙新华主张的交通费过高，根据其就医治疗的远近及治疗次数酌定交通费为1000元；孙新华主张的伙食补助费标准过高及天数有误，予以调整。本案是因机动车交通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交警部门作出李井兰全责的责任认定，因当事人未提出不同意见，予以采纳。对于伤者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保险公司应先后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付，保险外部分才由驾驶员李井兰所在单位闼闼公司承担。对孙新华的损失核定为：医疗费32944.4元、误工费13800元（132元/天×180天-1660元/月×6个月）、护理费11880元（132元/天×90天）、营养费1800元（30元/天×60天）、伙食补助费1065元（15元/天×71天）、交通费1000元、伤残赔偿金123026.4元（51261元/年×20年×12%）、被扶养人生活费21069.84元[母亲4788.6元（31924元/年×5年×12%÷4）、父亲4788.6元（31924元/年×5年×12%÷4）、孩子11492.64元（31924元/年×6年×12%÷2）]、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鉴定费2600元，合计215185.64元。以上损失理应由国泰财险上海公司在保额范围内予以赔付。另，重新鉴定费用4355元，由国泰财险上海公司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国泰财险上海公司应赔偿孙新华215185.64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款汇至“嘉善县人民法院”账户，开户行：嘉善县农行魏塘分理处，账号：19×××86）；法院收到保险款后直接将闼闼公司垫付的34722.9元在扣除其应承担的诉讼费等项后退回；二、驳回孙新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9元，减半收取700元，由闼闼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沪Ｂ×××××中型厢式货车在国泰财险上海公司处投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国泰财险上海公司可否以李井兰肇事逃逸、准驾不符为由免于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关于国泰财险上海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作为赔偿义务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交通事故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交强险旨在于保障受害人的利益救济，具有公益性和社会性，而非仅基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前述法律法规并未将肇事车辆驾驶员逃逸、准驾不符列为保险公司得以免赔的法定免责事由。国泰财险上海公司援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主张在交强险内免于赔偿。尚且不论肇事车辆驾驶员李井兰准驾不符是否属于前款规定中“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之情形，即使符合，前款法规并未免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对受害人人身损害予以赔偿的责任。国泰财险上海公司以此主张在交强险范围内免于赔偿，系对前款规定的错误理解，其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关于国泰财险上海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仍应对该条款作出提示。禁止性规定不同于法定免责条款。法定免责条款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不承担责任的情形。法定免责条款中，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后果是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而在禁止性规定中，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应根据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并不当然对私法上的民事合同产生影响，更不会直接导致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律效果。保险人如未将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向投保人进行提示，投保人即使知道禁止性规定的内容，也无从知悉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因此，保险人必须对以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的格式条款履行提示义务。就本案而言，国泰财险上海公司虽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列有肇事逃逸免责条款的保险合同，但合同没有投保人签字或盖章，国泰财险上海公司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就涉案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故格式合同中的相应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国泰财险上海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孙新华因涉案交通事故所受损失。综上所述，国泰财险上海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9元，由上诉人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珊珉审判员  杨 剑审判员  王黎明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陆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