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12刑初116号公诉机关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海英，女，1982年7月29日出生于山东省惠民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地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住天津市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9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4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2月12日被监视居住。被告人张广华，女，1973年11月7日出生于天津市津**，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天津市津**，住天津市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8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2月12日被监视居住。辩护人朱文龙，天津汇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张鹏，天津汇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康书敏，女，1967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津**，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天津市津**，住天津市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9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4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2月12日被监视居住。辩护人程晓霞，天津泰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张惠敏，女，1969年11月26日出生于天津市津**，汉族，中专文化，天津市津南区小站医院药剂师，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住天津市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9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4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2月12日被监视居住。辩护人滕凤凯，天津沽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杨晖东，男，196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系被告人张惠敏之亲属。被告人王淑英，女，1959年7月23日出生于天津市津**，汉族，中专文化，退休教师，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7月18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2月12日被监视居住。辩护人杜德军，天津金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刘华刚，男，1969年7月25日出生于天津市津**，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天津市津**，住天津市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7月20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2月12日被监视居住。辩护人蔡玉香，天津双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徐磊，天津瀚和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高强，男，1989年5月24日出生于天津市津**，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天津市津**，住天津市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9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8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2月12日被监视居住。辩护人孙长信，天津双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潘广金，女，1986年2月1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黑龙江省克东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7月20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2月12日被监视居住。辩护人周齐，天津韬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马玥，女，1977年9月17日出生于天津市津**，回族，高中文化，无业，住天津市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8月15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2月12日被监视居住。辩护人刘公力，山东乾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检察院以津津南检公诉刑诉〔2018〕6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海英、康书敏、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张广华、高强、潘广金、马玥犯组织传销活动罪，于2018年2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胡鹏、书记员牛桂尧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海英、潘广金，被告人张广华及其辩护人朱文龙、张鹏，被告人康书敏及其辩护人程晓霞，被告人张惠敏及其辩护人滕奉凯、杨晖东，被告人王淑英及其辩护人杜德军，被告人刘华刚及其辩护人蔡玉香、徐磊，被告人高强及其辩护人孙长信，被告人马玥及其辩护人刘公利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至2016年间，王春月（已另案处理）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以虚构的“中国电信4Ｇ项目”名义，谎称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吸纳民间资本建设基础设施，发展人员认购产品份额获得“代理商”资格，以每人认购1份至11份、每份交纳人民币3600元、赠送等值的伪造的“4Ｇ电话充值卡”的形式，以每人可以发展两名人员、“二二复制”方式发展下线，以参与人员本人及其直接、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所认购份额数量作为直接、间接返利以及人员层级分配的依据，内部形成Ｅ级至Ａ级的5级传销网络，在天津市发展人员加入，骗取钱款。期间，被告人王海英经安芝兰等人（另案处理）宣传介绍，以本人及其多名亲属名义认购份额，加入该传销活动，积极发展下线人员，并自2015年11月起，受王春月指使，负责位于滨海新区，并作为该活动在天津市的负责人员，负责上报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名单、传销资金的收取、中转、充值卡及返利的发放等工作，从传销资金中获取提成及返利，此外，其组织他人在滨海新区内以口头培训、发放宣传资料、播放视频等形式宣传讲解该传销活动，发展多人参与该活动，并直接发展吕凤艳（另案处理）作为下线，参与该活动。2014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张广华经吕凤艳宣传介绍，认购份额加入该传销活动，并直接发展被告人康书敏等人作为下线，参与该活动，并参与中转部分传销资金。后被告人康书敏发展被告人张惠敏、刘华刚、潘广金等人，被告人张惠敏发展被告人王淑英等人，被告人王淑英发展被告人马玥等人，被告人马玥发展被告人高强等人，被告人刘华刚、高强、潘广金发展多人，通过宣传讲解、发放资料等方式，发展人员以上述认购份额获得加入资格、以本人及下线人员认购份额数量作为获取返利依据的形式参与该活动，从中获取返利。其中，被告人康书敏在滨海新区大港租赁房屋，被告人张惠敏、王淑英在津南区租赁房屋，被告人刘华刚在津南区租赁房屋，设立工作室，用于宣传培训、发展人员；被告人高强、潘广金在工作室参与宣传培训。被告人康书敏、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高强、潘广金使用其农业银行账户参与中转部分传销资金。现经审计查明，被告人王海英及其发展人员共计190人，其收取传销资金共计5984200元；被告人张广华及其发展人员共计189人，其收取传销资金共计5973400元，获得返利共计425686元；被告人康书敏及其发展人员共计173人，其收取传销资金共计5385600元，获得返利共计893196元；被告人张惠敏及其发展人员共计94人，其收取传销资金共计2750400元，获得返利共计270772元;被告人王淑英及其发展人员共计93人，其收取传销资金共计2631600元，获得返利共计233902元;被告人刘华刚及其发展人员共计41人，其收取传销资金共计1288800元，获得返利共计100251元;被告人马玥及其发展人员共计40人，其收取传销资金共计1083600元，获得返利共计43695元；被告人高强及其发展人员共计39人，其收取传销资金共计1065600元，获得返利59831元；被告人潘广金及其发展人员共计34人，其收取传销资金共计1152000元，获得返利共计7200元。案发后，上述被告人均被公安机关传唤归案。已查明，参与本案人员所获取的“4G电话充值卡”系伪造。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了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审计报告、辨认笔录、视听资料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海英、康书敏、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伙同他人组织、领导以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服务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被告人张广华、高强、潘广金、马玥伙同他人组织上述传销活动，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被告人王海英、康书敏、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的刑事责任，应当以组织传销活动罪追究被告人张广华、高强、潘广金、马玥的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海英辩称其不属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大部分传销资金已经转给了王春月等人。审计报告中对于其违法所得的认定数额不准确。被告人张广华对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无异议，但辩称公诉机关指控其发展传销人员的数量、收取传销资金的数额以及获得返利的数额均不准确。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本案中公安机关聘请了安中伟、杨惠来二人对该案相关账目进行鉴定，而在案的《审计报告》的出具主体却是天津中审联会计事务所（以下简称“中审联”），且无安中伟签名盖章。同时该《审计报告》的结论部分依据是公安机关出具的人员关系表和与公安机关沟通所得，不能客观反映案件情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本案中存在部分传销人员使用亲朋名义投单的情况，故应将该部分人员减除。3、在案证据能够证实张广华的大量下线人员直接将投单款打入王海英账户，故该部分款项不能计入张广华收取传销资金数额中。4、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2017）内0424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的始作俑者王春月发展下线167人，与本案认定的事实亦不相符。5、被告人张广华具有以下量刑情节，其经公安机关传唤自愿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具有投案的自愿性和主动性。且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应属自首。6、其在整体的传销活动中起次要作用，属从犯，又主动收回了339480元的电话卡，并愿意退缴剩余赃款，请法庭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针对辩护意见，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王春月和王海英电话记录光盘一张、张广华银行卡交易记录等证据。被告人康书敏对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无异议，但辩称其亦系被他人欺骗参与犯罪，并退还了大部分违法所得，亦没有策划该传销活动，望法庭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无异议，但在案的中审联出具的《报告书》载明，康书敏线下投单人数190人，线下投单金额5425200元。该描述与法律规定不相同，故《报告书》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根据《报告书》中王海英三个账号投单款明细表，被告人康书敏及其女儿王洋洋的银行卡打给王海英的投单款仅为844840元。另外，《报告书》将有关被告人账户中标注“中国电信”字样的流水均认定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缺乏真实性，且审计结果与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内0424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相矛盾，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另，被告人康书敏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且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并积极退还投单款。综上，被告人康书敏犯罪情节较轻，建议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针对辩护意见，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被告人张惠敏辩称王淑英不是其发展的下线人员，其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下线人数和收取传销的数额均不认可。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侦查机关制作的人员关系图与事实不符。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该传销组织的传销模式，该传销模式与张惠敏及其发展人员的供述及银行交易记录相互印证，证实张惠敏实际发展了6名下线人员，不符合法定立案追诉标准。同时在案的部分证人证言未查证属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在案证明张惠敏和王淑英不是上下级证据不确实、充分。3、部分标注中国电信的“返利”实际是退还下线人员的投单款，且张惠敏已经将部分退款退还给其下线人员。4、审计报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其只是对在案证据简单的加减运算，没有结合该传销活动的特点进行科学的运算，缺乏客观性、真实性。5、侦查机关人员关系图中王淑英线下的88人与王淑英、张惠敏租赁房屋没有关系，且2016年4月后只有盛某2等4人投单，也不能证明是在王淑英、张惠敏租赁的房屋中加入，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王淑英、张惠敏租赁的房屋对该传销组织扩大起到关键性作用。综上，张惠敏不是该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如果法院最后认定张惠敏构成犯罪，其也达不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同时其在整个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其归案后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已经退还给参与传销人员资金11万余元，减小了社会危害性，故建议法庭对其免予刑事处罚或者拘役并适用缓刑。被告人王淑英对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无异议并认罪悔罪。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指控被告人王淑英的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数量及直接、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均不准确。王淑英并未获得违法所得，且在退还他人资金后，其实际是亏损的，且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属从犯，望法庭对王淑英从宽处罚。针对辩护意见，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谅解书等证据。被告人刘华刚表示认罪悔罪，请法庭从宽处罚。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对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无异议。被告人刘华刚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主观恶性小，且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属从犯，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高强表示认罪悔罪，请法庭从宽处罚。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对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无异议。被告人高强是被骗者，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属从犯，且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坦白，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潘广金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称其未发展传销人员，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马玥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请法庭依法判决。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被告人马玥只发展了被告人高强，后再无参与其他传销活动，其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经审理查明，2014年至2016年间，王春月（已另案处理）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以虚构的“中国电信4Ｇ项目”名义，谎称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吸纳民间资本建设基础设施，发展人员认购产品份额获得“经销商”资格，以每人认购1份至11份、每份交纳人民币3600元、赠送等值的伪造的“4Ｇ电话充值卡”的形式，以每人可以发展两名人员、“二二复制”方式发展下线，以参与人员本人及其直接、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所认购份额数量作为直接、间接返利以及人员层级分配的依据，内部形成Ｅ级至Ａ级的五级传销网络，在天津市发展人员加入，骗取钱款。2014年6月，被告人王海英经安芝兰等人（另案处理）宣传介绍，以本人及其多名亲属的名义认购份额，加入该传销组织，积极发展下线人员。自2015年11月起，被告人王海英受王春月指使，负责位于滨海新区，并作为天津等地区的负责人员，主要负责宣传、发展、联络下线传销人员，统计下线人员购买份额，向下线人员返款和发放4Ｇ电话充值卡等工作，收取并将传销资金交给王春月，从中获取提成、返利或好处费。此外，其组织他人在滨海新区内以口头培训、发放宣传资料、播放视频等形式宣传讲解传销活动，发展吕凤艳等多人参与。2014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张广华经吕凤艳宣传介绍，认购份额加入该传销组织，并直接发展被告人康书敏等人作为下线，参与该活动，且参与中转部分传销资金。被告人康书敏经被告人张广华宣传介绍，认购份额加入该传销组织，其在滨海新区大港租赁房屋，设立工作室，用于宣传培训、发展人员，并直接或者间接的参与传销资金的中转，给下线人员发放“4Ｇ电话充值卡”等工作。被告人张惠敏经被告人康书敏宣传介绍，认购份额加入该传销组织。被告人王淑英经被告人张惠敏宣传介绍，认购份额加入该传销组织，并与被告人张惠敏在津南区，通过授课、宣讲等形式发展、培训传销人员。2015年6月，被告人刘华刚认购份额加入该传销组织，并在津南区，用于宣传培训、发展人员。2015年4月，被告人潘广金认购份额加入该传销组织，并积极的通过宣传讲解等方式发展他人加入传销组织。2015年初，被告人马玥经被告人王淑英宣传介绍，认购份额加入该传销组织。后被告人马玥介绍被告人高强认购份额，加入该传销组织。被告人高强积极的通过宣传讲解等方式发展人员加入该传销组织。被告人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高强、潘广金均使用其银行账户参与中转部分传销资金。上述被告人对该传销组织的发展和扩大蔓延起到重要作用。至案发时，被告人王海英发展会员21层，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计185人，拢取传销资金共计5303800元；被告人张广华发展会员19层，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计183人，拢取传销资金共计5253400元；被告人康书敏发展会员18层，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计167人，拢取传销资金共计4665600元；被告人张惠敏发展会员16层，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计89人，拢取传销资金共计2484000元;被告人王淑英发展会员15层，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计88人，拢取传销资金共计2404800元;被告人刘华刚发展会员7层，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计39人，拢取传销资金共计1080000元;被告人马玥发展会员11层，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计40人，拢取传销资金共计1123200元；被告人高强发展会员10层，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计39人，拢取传销资金共计1105200元；被告人潘广金发展会员10层，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计34人，拢取传销资金共计925200元。案发后，被告人王海英、康书敏、张惠敏、高强、马玥被抓获归案，被告人张广华、王淑英、刘华刚、潘广金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主动到案。另查明，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张广华主动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8606元；被告人康书敏主动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刘华刚主动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9万元；被告人高强主动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9万元；被告人潘广金主动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200元；被告人马玥主动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3695元。上述事实，有经开庭审理过程中举证、质证，并经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出具的回复函等证明：涉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是伪造，涉案4G电话充值卡亦系伪造卡。2.《关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授权销售中国电信4G电话充值卡的确认函》和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赤峰分公司出具的《关于克什克腾旗公安局征询确认的回函》等证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未授权王春月、王海英等人做代理；中国电信未吸纳民间资本自建铁塔；王春月、王海英等人出示的未经授权的印有中国电信标识的宣传品都属于违法行为。3.案件来源、抓获经过及情况说明等证明：2016年8月22日，公安机关经工作发现被告人王海英自称是中国电信华北区总代理，以中国电信虚拟复合式销售活动为名，以购买4G电话卡预存电话费的形式投单，成为中国电信代理商，以“二二复制”的方式发展下线。2016年9月28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王海英、康书敏、张惠敏、高强抓获归案；2017年7月18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王淑英、刘华刚电话传唤归案；2017年7月20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潘广金电话传唤归案。2017年8月15日，公安机关将马玥抓获归案。2017年8月22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张广华电话传唤归案。4.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明：被告人的自然身份情况。5.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明：被告人王海英、张广华、马玥、康书敏、张惠敏、高强、刘华刚、潘广金、王淑英无违法犯罪记录；因部分参与传销人员的证言无法调取，故无法对本案被告人获利净值以及通过发展下线获得的奖励数额进行补充审计。6.搜查笔录证明：2016年9月29日18时至18时30分，公安机关根据王海英的供述对王海英的住宅进行搜查未发现任何涉案物品。7.4G电话充值卡复印件等证明：涉案电话卡的情况。8.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等证明：王海英办理通讯器材经营部营业执照等经营资质，经营场所位于滨海新区。9.法人委托书等证明：“中国电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王海英在2016年1月30日至2017年1月30日作为代理人到中国农业银行津南支行办理企业电子银行相关业务。10.4G电话客户端安装图片、快递单、4G电话充值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工业和信息化部资料、4G话费传销活动的培训话术单、奖金分配方案、产品申购单、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扣押物品清单等证明：传销活动的相关招商计划等情况。11.银行账户明细、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申购单等证明：参与人员购买份额及得到返利等情况。12.任某2、孟庆娥、康书敏、王淑英、张惠敏、高强、王海英、王春月、吴某2、安红梅、王洋洋、王冲安、李春祥、李洋、刘华刚、潘广金、马玥等人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银行客户信息等证明：传销资金的收取、转账及返利等情况。13.刑事判决书证明：同案犯王春月、安芝兰、孟庆娥等人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刑罚的情况。14.证人李某1、穆某、马某1、刘某1、郭某1、盛某1、盛某2、钱某、曹某、杨某、郭某2、窦某、王某1、魏某、何某1、张某1、高某1、柴某、张某2、孙某1、刘某2、石某1、石某2、朱某、武某、刘某3、苑某、周某、任某1、祝某、刘某4、李某2、吕某1、康某1、王某2、王某3、古某、夏某、翟某、国某、呼茹枝、王某4、王某5、耿某、姜某1、马某2、秦某1、吕某2、吕某3、孙某2、何某2、刘某5、陆某、马某3、张某3、张某4、付某1、呼树丽、刘某6、张某5、马某4、田某1、卞某、韩某1、田某2、李某3、赵某1、张某6、何某3、张某7、王某6、姜某2、李某4、王某7、孙某3、张某8、张某9、韩某2、赵某2、齐某、张某10、黄某、刘某7、常某1、姜某3、张某11、陈某、郭某3、庞某、康某2、崔某1、崔某2、崔某3、秦某2、王某8、代某、付某2、于焕英、于某1、李某5、于某2、刘某8、常某2、闫某1、闫某2、孙某4、李某6、吴某1、张某12等人的证言分别证明：王海英、张广华、康书敏、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高强、潘广金、马玥等人发展传销人员进行传销活动，其中王海英、康书敏、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等人建立工作室，用于宣传、发展传销人员。另外，还证明该传销活动的模式、部分人员使用他人身份进行传销活动及各被告人之间的关系、在传销活动中的作用等情况。15.证人高某2的证言证明：我在济宁市卖电话充值卡。我按王春月的要求，在发给王春月电话充值卡时，发货人处写的是中国电信。这种电话充值卡需要在智能手机上下载软件并保证手机有话费、打开数据或者连接无线网络后才能使用。这种充值卡是假电话卡。王某9、吴某2给我账户打款是王春月付的货款。16.证人李某7的证言证明：银行卡被王海英使用的情况。17.证人李某8的证言及门脸租赁合同证明：2016年3月17日，我将小站镇福街广场91号门脸房出租给张惠敏和王淑英的情况。18.证人王某9的证言证明：我是王春月的爱人，卡尾号4378、5270的农行卡，办完以后没有使用，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参与中国电信话费充值卡项目，我就知道王春月卖电话卡。19.证人吴某2证言证明：王春月是我朋友，我的卡号尾号5373、6974的农行卡给王春月使用的情况。20.证人任某2证言证明：我在农行津南支行办理过一张银行卡，这张卡一直是孟庆娥使用的情况。21.证人刘某9证言证明：我是王海英的丈夫，我把王海英卖手机充值卡时的委托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交到公安机关。22.同案犯孟庆娥供述：2014年5月份左右，我通过安芝兰加入中国电信4Ｇ话费充值卡项目。我跟安芝兰一起到了天津市大港区服装街，王春月给我讲的课，讲了一个《中国电信招商计划》，说这个项目是中国电信独家发行的，是中国电信有限公司的上层政策，就是为了吸纳民间资本，建设中国电信信号塔台发展中国电信，只要购买中国电信份额就可以加入这个项目，一个份额是3600元钱。参与这个项目的人按照线下的份额数分为Ｅ、Ｄ、Ｃ、Ｂ、Ａ五级，按照线下的份额数来区分级别，线下有1至2个份额就是Ｅ级，是普通店面代理，线下有3至9个份额就是Ｄ级，线下有600个份额以上就是Ａ级。参与的人最少买一个份额，最多可以买11个份额，一个份额是3600元钱，交的钱给等值的4Ｇ话费电话卡，这个充值卡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都可以用。成为“中国电信4Ｇ卡增值业务”项目的会员之后，再直接发展两个人作为自己的下线，下边的人以此类推，线下的人购买的份额也算是自己的线下份额，发展下线的还能给提成钱。王春月当时还给我看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这些东西上面都是红章，还有李毅中和苗圩的签名，王春月还说这个项目是内部项目，就算出去打听也不一定能打听到，都是电信高层人才知道。听王春月讲完课我就开始做这个项目，我直接发展了北京的朋友贾月竹。2015年3月份，安芝兰把内蒙古市场和天津小站市场交给我，王春月就直接管我了。王春月让我直接负责收取下线报单的钱，核对线下的《产品申购单》再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下线返钱，凡是报单到我这的，一百元钱给我五元的好处费。我管理内蒙古市场和小站市场后，王春月给了我一份《授权书》，授权书上写着中国电信授权给我权限，可以卖电话卡，可以到银行办理专门用于中国电信业务的银行卡，安芝兰还让我办理了一份《营业执照》，这是我自己去工商部门办理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可以出售电话卡和相关的电讯器材。我管理期间，用自己的户名的农业银行卡收取下线的份额钱，王春月告诉我给下线返钱要再办一张卡，我让我姐夫任某2给我办理一张中国农业银行卡，我就用这张卡专门给下线返钱，按照王春月说的，我给下线返钱时都写上“中国电信”四个字。2015年10月份，王春月给我打电话，让我把负责的业务都交给王海英，我就把所有的业务都交给王海英了。23.同案犯刘新义供述：2014年3月份，我通过安芝兰加入“中国电信4G话费”项目。2014年3月末，安芝兰领我到了天津市大港区服装街二楼的一个工作室，工作室上挂着中国电信的牌子。我们进屋后，安芝兰给我指着一个人说这是做中国电信4G电话项目的王春月，当时还有一个叫大林的男人在。这个大林是以前王春月开婚纱摄影店的员工，后来大林也跟着王春月做这个项目了。当时是大林给我讲的课，他说这个项目是中国电信内部的项目，属于二类增值业务，建立这个项目就是为了吸纳民间资本，发展中国电信，建设信号塔台、基础设施。所有下线交的钱都按照份额来计算，买一份成为中国电信手机4G话费充值卡项目的会员，一个份额就是3600元，也叫一单，给相应价值的中国电信的电话卡，一个人最多能买11份额，会员按照“五级三阶制”划分，间接下线怎么提钱我记不清楚了。“三阶”就是指达到A级后还分三个阶段，分为A1、A2、A3，等间接下线的直接下线到达A1时就出局了，就不挣钱了。这个项目理论上可以挣5957888元。第二天我就找到我朋友邓国会，并将邓国会带到了王春月的办公室，后来我们两个人都决定做这个项目，我买了三单10800元，邓国会只买了一单3600元，邓国会算是我的下线。之后，每个月都有中国电信往我农业银行卡上给我返点钱。2014年5月末，发展了韩秀，韩秀直接发展了马秀英，马秀英买了10800元，韩秀间接推荐了张静，张静买了一单3600元，张静直接推荐的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的侯艳华。后来侯艳华来天津大港地区考察这个中国电信4G话费项目，我接待的侯艳华，我记着我领侯艳华去安芝兰的工作室听课。侯艳华听完课就报了单，侯艳华也就自然成了我下线的人。2014年6、7月份，王春月在大港区迎宾街给安芝兰找了个地方开工作室，那个地方一楼是个麻辣烫店，楼上就是安芝兰的工作室，安芝兰开工作室后王春月就让安芝兰管理这个“中国电信4G话费”项目的市场了。有要购买中国电信的人由安芝兰负责接待、讲解。那时候我的线下人员将钱打给我，我再打给安芝兰，有的人也可以直接把钱打给安芝兰，之后孟庆娥管理市场。2015年4月份，她就去北京了，不做这个项目了。孟庆娥之后就是王海英开始管理市场，王海英是邓国会间接发展的人。她购买中国电信份额时，王春月让安芝兰给她发过电话卡，使用这个电话卡需要打开流量或者无线网的情况下才能拨通，而且一般需要转接，中转地不一。这个电话卡的信号不稳定，后期我也基本不用了。购买4G话费电话份额时需要填写一式三份《产品认购单》，上面填写姓名、推荐人、购买钱数、身份证号码、中国农业银行卡号、电话号等信息，我的单子当时是邓国会帮我填写的，安芝兰是我的推荐人，我是邓国会的推荐人。24.同案犯安芝兰供述：2014年3月份左右，王春月说他在做中国电信的项目，就是卖中国电信的4Ｇ话费充值卡。王春月还在大港区。王春月当时说这个项目是中国电信的内部项目，买这个中国电信的4Ｇ话费充值卡的钱就用来建设中国电信的4Ｇ信号塔台，等塔台建设好了，这个卡还升值了，打电话可能也就是几分钱。这个项目里1份额是3600元，最少买1份，最多买11份，买11份次月返还7200元现金，每个人直接推荐两个人，还能挣直接提成钱，直接推荐的人再推荐别人，还能挣间接提成钱，提多少我记不清了。王春月说和传统项目一样，有区代理、市代理、省代理。王春月还给我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上边的有苗圩和李毅中的签名，并给我讲了这个《中国电信的招商计划》。手机上安装4Ｇ电话软件就可以打电话了，但是打电话之前必须开通流量或者打开无线网。2014年5月，我发展了孟庆娥和刘新义。2014年7月份左右，王春月要了我的身份证号和农业银行卡号，给了我一份法人委托书，并授权我管理市场，收取买卡人的钱，给买卡人发放4Ｇ话费充值卡，并将收取买卡人的钱交给王春月，当时王春月还再给我在大港步行街租了一个办公室，让我负责推销“中国电信4Ｇ话费充值卡”，还给了我讲课用的《中国电信招商计划》。《中国电信招商计划》里说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分为Ｅ、Ｄ、Ｃ、Ｂ、Ａ五个级别，分别按照下线的份额数来区别级数，线下有1至2个份额就是Ｅ，线下有3至9个份额就是Ｄ级，线下有10至64个份额就是Ｃ级，线下有65至599个份额就是Ｂ级，线下有600个以上份额就是Ａ级，Ａ级又分Ａ1、Ａ2、Ａ3。后来王春月给了他一些《产品申购单》，让购卡的人买卡的时候填写。有买卡人需要的了解情况的，我就在工作室里按照《中国电信招商计划》里说的，还有王春月给我讲的内容给买卡人解答相关问题，给新加入的买卡人讲课，我按照买卡人的《产品申购单》上的份数，核对好了之后按照王春月定好的标准给买卡人返钱，王春月当时已经把我的农业银行卡号公布了，让新加入的买卡人的钱都打到我的卡上，等我核对好了买卡人的购买份额，给购买人返还了提成钱，剩下的钱给我约百分之一的提成。这些钱包括工作室的平时花销、还有闹事者退款的钱，我每个月大约打给王春月百分之三十的钱，这里面包括电话卡钱。因为我不会操作电脑，不会用网银，我就拿着营业执照和王春月给我的《法人委托书》去农业银行，想让银行代发返还的钱，银行当时说了挺多要求，我就没有办成。王春月让我找几个亲戚的银行卡，办理网银，用网银往下发钱，我用安红梅、安亚洲等人的银行卡往下发提成钱。我管理市场期间，王海英经常在工作室帮我打杂，2015年3月，我不再管理市场，王春月又把市场交给孟庆娥。王春月说他是中国电信公司员工，还给我看过一份类似中国电信委托书的东西，上边写着我公司员工王春月。我打给王春月的钱，他说他打给高某2了，高某2是山东地区中国电信营业厅的经理。我发放的话费充值卡之前都是王春月给我的，在我接管市场后，我打电话和王春月沟通，告诉他报上多少单，署名中国电信的在北京给我邮寄来充值卡。空白的产品申购单也是王春月给我的。王海英不是我推荐的。25.同案犯王春月供述：我大概在2013年至2014年，在大港区开门脸卖通讯产品，无意间看到有人发布通讯产品有关信息，其中有4Ｇ话费充值卡，看上去挺便宜的，我在网上进了这种卡往外销售，这种卡有面额500元、100元、50元的，我记不清卖出去多少，我每张卡挣2到3个点。我是向山东省的高某2和另一个网名依依的进货。安芝兰、孟庆娥、王海英向我买过话费充值卡。我不记得与吴某2、王某9的账户往来是怎么回事。高某2是我的一个供货商，我给高某2转的钱全部都是买4Ｇ话费充值卡的钱。我曾经问过高某2这个4Ｇ话费充值卡是不是合法的，高某2说能打电话，肯定合法。26.辨认笔录证明：窦某、柴某、李某2指认出被告人高强的情况。27.中审联出具的津中审联咨字（2017）第8号《专项审计报告》及《关于审计报告的补充说明》证明：该所出具的对王海英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的审计报告，审计项目组成员包括杨惠来、安中伟等，由于审计报告需要加盖主任会计师（事务所法人）名章，因此审计报告加盖杜德库、杨惠来姓名章。安中伟为该项目组成员。同时证明王海英、张广华、康书敏等人的线下投单人数及金额等。28.视听资料证明：部分被告人宣传讲解该传销活动的情况。29.被告人王海英供述：2014年6月，我经人介绍加入了所谓的“中国电信4G电话话费充值业务”的项目。这个项目是王春月引进的，该项目是通过购买中国电信份额，赠送等值的4G话费充值卡，一个份额（也称作一单）是3600元。该项目分为E、D、C、B、A五级，按照线下的份额数来区分级别，线下有1至2个份额是E级，普通店面代理；线下有3至9个份额是D级，是旗县级（区级）总代理；线下有10至64个份额是C级，是市级总代理，线下有65至599个份额是B级，是省级总代理；线下有600个份额以上是A级，是全国总代理。全国总代理还分为A1、A2、A3。自己直接发展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划到公共区，公共区内可以直接发展下线，任何推荐人发展的成员都可以按照顺序向下滑落。按照这种情况，自己小区达到B级份额，也就是65份，公共区的份额达到535份，累加到600份，达到A级，也就是A1；A1下面再出现A级，自己就可以升到A2；A2下面再出现一个A级，自己就可以升到A3了。另外还有一个规定，600份达到A级就上平台了，线下的单数继续积累，等积累到了2400单，能挣595万元，就出局了。加入会员以后，参加的人最少买一单，最多买11单，一单为3600元，交完钱以后，赠送等值的4G电话充值卡。这个充值卡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都可以使用。取得“中国电信4G卡增值业务”项目代理后，每人只能发展两个下线，即“二二复制”。线下的人购买单数也算作自己的线下份额累计。投三单10800元，自提1080元；投5单18000元，自提2520元；投11单39600元，自提7200元，发展下线还给提成，推荐一个三单的给推荐人提1080元，推荐一个五单的给推荐人提2520元，推荐一个十一单的给推荐人提4470元。平级和平级之间发展人不提成。A1拿一带补助、A2拿二代补助，A3拿三代补助。A1在600单以后，再增加的单数，每单提152元，拿600个152元就升至A2，再增加单数，每单提168元，拿1200个168元就升至A3，再增加单数，每单提172元，拿2400个172元就出局了。2014年底到2015年3月，安芝兰安排我在名品服装街二楼工作室打扫卫生，接待来访的人。2015年4月，王春月将我介绍给了孟庆娥，并让我就购买电话卡等事宜与孟庆娥联系。孟庆娥让我办了一张尾号为6477的农业银行卡交给了她，后来她说卡丢了，我又补了一张尾号为7570的银行卡并办了一张尾号是4473的农行卡。孟庆娥接手后，在迎宾超市后面租了一个四楼工作室，孟庆娥知道我认识康书敏，所以就让我负责小站镇康书敏领导的团队。另外，孟庆娥在2015年底快出局的时候，还让我以我婆婆李某7和我爸爸王冲安的名义办了两张农行卡，尾号分别为7377和8174，这两张卡都交给了孟庆娥，孟庆娥说交给了公司。2015年7月，孟庆娥让康书敏将钱打到我的账户上，打钱记录我都写在一个记事本上了。2016年1月，孟庆娥将内蒙古市场和天津小站市场的代理权都交给我管了，内蒙古这块让我直接联系侯艳华。后来我去内蒙古林西给发展的人员讲过课。自我接手后，林西发展了有三十多人，汇到尾号6673上的钱款有六十万元左右。我现在是Ａ级，拿三代的补助。2016年4月，王春月给我寄过一份“中国电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是针对中国农业银行津南支行办理银行业务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的时间是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2016年6月份为了让人们更加相信有这个项目，我办了营业执照。我发展了吕凤艳，而且用我家人的名义买了四十多份。吕凤艳投了3单，10800元，我获得了1080元。吕凤艳发展了张广华，张广华发展了康书敏，康书敏发展了张惠敏，张惠敏发展了王淑英。尾号为6744和7570的农行卡是一个账户，这个账户里都是康书敏发展的下线打来的款，没有其他人的业务。康书敏从2014年底或者2015年初开始干，到现在总共发展了有六、七百人。2016年6月，康书敏在大港古林商厦三楼租了一个工作室。张惠敏、王淑英在小站××路××了××作为工作室，后来又在小站练兵园租了一个一楼做工作室，王长霞在小站中山商厦旁边工商银行旁边租了一个烙烧饼的二楼租了一个工作室。2015年11月，孟庆娥出局后，由我负责大港工作室。我负责给王春月报单，并将寄给我的“4Ｇ电话充值卡”发给其他人。我替孟庆娥管理了半年，她只给了我四个月的工资，每个月2000元，在我报的单里，按5%提取业绩返点，挣了有20多万元；我自己做团队返点挣了有20来万元；我总共挣了50来万元，工资、返点都打到9518这张卡里。我挣的钱我用我对象刘刚的名义买了11单，用我公公刘铁良的名义买了11单，用我婆婆李某7的名义买了11单，用我妹妹王丽英的名义买了五单，我还赔出去十几万元。我开始管理这个项目时，往王春月的银行卡打过钱，后来王春月都让我打到一个吴某2的账户上。期间，我和吕凤艳挪用下线的钱投资其他业务，并向吕凤艳的弟弟吕龙江借款给下线发工资。30.被告人张广华供述：2014年下半年，我经吕凤艳介绍购买了11份，加入了该组织。这个电话卡购买一份是3600元，每人最少购买三份就可以成为中国电信的代理商，最多每人购买11份，购买之后，当时就可以得到返利，成为代理商之后，可以向别人推销这个电话卡，让别人成为会员之后我就可以得到中国电信的返点，购买的越多返利越多。我发展了康书敏、郝连霞，带他们到大港的工作室，听工作室的人讲解，康书敏买了11单，郝连霞买了5单。返利时，我收到短信上面写着中国电信，具体是谁打给我的没查过。我参加过三四次分享会，分享会是在小站一个饭店里面，就是有人分享经验，还有表演。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给我看过营业执照，上面写着中国电信，经营范围写着中国电信4G卡的销售。我看了营业执照和授权书之后就觉得是合法的项目。31.被告人康书敏供述：2014年9月底，我经张广华介绍，并由张广华出资认购份额，加入了该组织。2014年10月15日，我收到了上写的是电信的业绩提成。我们是以二二复制的形式往下发展下线，张广华帮我投单，我获得了经营权，张广华给我安排了刘华刚做我的下线。我发展了张惠敏、李某1，他们都投了11单。张惠敏发展了王淑英，王淑英下线有二三十人，比刘华刚多。我把张惠敏安排在李某1下面了。我是Ａ级，拿三代补助。张广华、张惠敏、李某1、王淑英、刘华刚、王海英、穆某都是Ａ级，高强是Ｂ级。我和王海英、王淑英、张惠敏、张广华、刘华刚、彭淑霞等人都讲过课，就是把大家召集到工作室，讲解这个项目。我们有三个工作室，一个在津南区练兵园那里，一个是津南区北闸口正安里小区，一个在滨海新区。大部分投单的钱转账给王海英，有部分是通过我的卡转给王海英。王海英是总负责人，总代理，我管理张惠敏、刘华刚的团队。我们的中国电信4Ｇ电话充值卡都是由王海英负责发，每个月底以前把钱打到王海英账户上，到下个月月初，我再去王海英那要中国电信4Ｇ电话充值卡。别人发展不了人，就闹着退钱，我用我的钱退给别人，包括郭某1玲、闫殿禾、姜峰、姜峰姐姐、李建旭等人，退了三十多万。往我的农行卡账户里打的钱都是干中国电信4Ｇ充值卡的钱，打到我账户里的钱都转给了王海英。后来我的银行卡丢的那段时间，我用过我女儿王洋洋的银行卡。32.被告人张惠敏供述：康书敏介绍我去大港听课。我给了康书敏一万多元，剩下的是康书敏给垫的，垫了多少我不知道。小站工作室是我和王淑英租的，是王淑英用作仓库和干培训班，租完我没去过。康书敏把我放在李某1下面，给我下面放的王淑英。我一共投了三万多元，开始返了7000余元提成，后来还有多少记不清了。33.被告人王淑英供述：2014年12月，张惠敏想让我加入“中国电信4Ｇ电话充值卡”活动。她找过我好多次，我没有参加。后来康书敏和张惠敏一起找我让我参加，我觉得挺挣钱就有心思干了。我的上线是张惠敏，我的下线是穆某。另外，我用老公王永升、二妹王淑娥、三妹王淑云、弟媳魏慧珍的身份证各买了11单，金额均是39600元。我自己投了两个11单，金额均是39600元，投单的钱都交给王海英了，是张惠敏、康书敏帮忙给转账的，别人投单也是将钱转账给王海英。我把国某安排在王永升的下面，李玉霞安排在王淑云的下面。康书敏是小站地区发起的第一人，什么事都管，讲课、管理这个大队伍。如果开会、讲课，都是康书敏安排，我们下去传达。我和张惠敏在2016年12月在小站红旗路广场租了一个小二楼做工作室，租了两三个月把房退了。后来又租了小站练兵园一个两层的商铺作为工作室，初期租赁费都是我和张惠敏花的，后来人们或多或少添了点。我在康书敏的安排下给人们讲课。自从我做“中国电信增值业务”至今已经挣了业绩提成18万余元，这些钱都是汇到了我尾号是14的农业银行的银行卡里。34.被告人刘华刚供述：2017年6月底，康书敏替我垫资买了11份4Ｇ电话卡，我的上线就是康书敏。我现在是Ａ级，我发展了张某7，康书敏帮我安排了一个滑落的下线。2016年4月份，我将北闸口正安里9-3-102作为工作室，干了三个月。后来又搬到了大港小古林南面睦林里一个写字楼。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是王海英。自加入这个项目后共计给我返款几万元，因为我上Ａ级时，还差几份，我拿了几万块钱交给康书敏，这部分钱也是我挣的钱。35.被告人高强供述：我没组织传销，没参与项目。我不认识马玥、郭某1、盛某1、王海英。我记不清为什么和王海英、王冲安、李某7、任某2、郭某1、盛某1等人有账户往来。36.被告人潘广金供述：2015年4月28日，经姜峰介绍我投了3份。后来姜峰退出了。康书敏是我上线，我下线是刘某1。后来我和刘某1都加到了11份。我发展了三个下线，刘某1、陈银、皮宝霞。刘某1发展了闫某1、她儿子王某群。这些人下面都发展人了。我名下累积四十多人。我现在级别是Ｂ级。王海英是中国电信授权委托的负责人。开工作室的有王淑英（小站红旗路）、康书敏（小古林）、王长霞（中山底商）、刘华刚（政安里）。37.被告人马玥供述：我经王淑英介绍加入了该传销组织。王淑英将我带到大港步行街一个麻辣烫的二楼，给我详细讲解了这个项目，还给我看了营业执照，这个项目是购买中国电信4G电话充值卡，一单3600元，投入的钱用来建设中国电信的信号塔台基础建设，三单起步，最多投11单，投单以后赠送等值的中国电信电话充值卡，还可以介绍两个朋友也购买这个充值卡，能得到提成，她们在介绍来的人也算作我发展的人投的单数，达到一定的投单数就可以升级，我投了五单。在步行街，王淑英给我讲完之后，过了几天，王淑英和张惠敏去了我工作的售楼处，她又给我讲了加入这个项目怎么分成，怎么升级，还让我看她的手机，说这个充值卡真的可以打电话，我把18000元现金给了王淑英，她让我填了一个单子，上面有我的信息和银行卡号，她说月底会返利2520元到我的银行卡。王淑英告诉我，她把我放在了廉姐的下线，具体廉姐是谁我不知道。我发展了同事高强。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根据查明事实及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被告人王海英所提其不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的辩解。经查，根据在案的证人证言、书证、其他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王海英经王春月授权负责该传销组织天津地区的宣传、管理，传销资金的周转等工作，系该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被告人王海英的辩解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关于被告人张广华的辩护人所提审计报告出具主体不适格的辩护意见。经查，中审联出具的审计报告系受公安机关的委托对该案的数据进行审计，并就出具的来源等问题进行了说明，本院对该证据合法性予以认可。辩护人所提的此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3、关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审计报告》的内容不客观、不真实，指控的发展下线人员数量和收取传销资金的数额均不准确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发展下线的人数和收取传销资金的数额系根据全案的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并非只根据审计报告，但公诉机关指控部分被告人发展下线人数不准确，应予更正，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的此项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4、关于被告人张惠敏、马玥的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张惠敏、马玥不构成犯罪及被告人王淑英不是被告人张惠敏下线人员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有证人证言、同案人员供述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张惠敏直接、间接发展王淑英、马玥、高强等传销人员，认购份额，加入传销组织，张惠敏另与王淑英共同建立“工作室”，宣传、培训传销人员，马玥亦积极参与。张惠敏、马玥等人所在传销组织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因此，被告人张惠敏、马玥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作用，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关键作用。辩护人所提的此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5、关于被告人康书敏、张广华、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高强的辩护人所提上述被告人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王海英、康书敏、张广华、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高强、潘广金、马玥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对王海英、康书敏、张广华、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高强、潘广金、马玥从宽处罚。被告人康书敏、张广华、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高强的辩护人所提的此项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6、关于被告人张广华的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张广华系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张广华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系自首。辩护人此项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7、关于被告人张广华、康书敏的辩护人所提本案指控事实与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人民法院（2017）内0424刑初153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矛盾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在案银行账户交易记录、返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本案被告人发展传销人员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辩护人此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海英、康书敏、张广华、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高强、潘广金、马玥参加王春月建立的传销组织，以国家吸收公众资金建设信号塔台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中国电信”4G话费充值卡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属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广华、高强、潘广金、马玥的罪名不准，应予更正。其中，被告人王海英、张广华、康书敏累计发展传销活动人员120人以上，属情节严重。被告人王海英、张广华、康书敏、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高强、潘广金、马玥在整个传销活动中起次要作用，属从犯，对被告人王海英、张广华、康书敏、张惠敏、王淑英、刘华刚、高强、潘广金、马玥从宽处罚。被告人张广华、王淑英、刘华刚、潘广金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可对其从轻处罚。同时被告人张广华、康书敏、刘华刚、高强、潘广金、马玥主动退缴违法所得；被告人张广华、康书敏、王淑英、刘华刚等人自愿缴纳认罚款，酌情对上述被告人从轻处罚。综合考虑九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和其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海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28日起至2022年12月19日止，已折抵三十八日。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被告人张广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被告人康书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被告人张惠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被告人王淑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被告人刘华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被告人高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被告人潘广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被告人马玥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二、被告人张广华、康书敏、刘华刚、高强、潘广金、马玥退缴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赵冀军审 判 员  张宝晶人民陪审员  王洪刚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王金梦书 记 员  邹 睿书 记 员  韩远昭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被告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二）有悔罪表现；（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第七十六条：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