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61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佘洪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丹，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卫东，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初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美林。徐初余、陈美林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禹喜斌，万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红英。上诉人佘洪生因与被上诉人徐初余、陈红英、陈美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佘洪生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判决徐初余偿还货款72万元及利息66000元（计算公式为货款本金×年利率×月数+12,暂时计算至2017年8月7日为66000元,以后利息另计）；三、判决陈红英和陈美林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初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佘洪生并没有同时开451/421两个房间。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佘洪生在同一时间开两个房间,进而臆想出徐初余出具借条和还款计划是出于“胁迫”。徐初余2015年向佘洪生借了钱、拿了货后便销声匿迹、形同诈骗。2017年7月22日佘洪生得知徐初余住福田区天天渔村酒店,便前往酒店想向他讨钱。在酒店一直等到晚上,还等不到人,不得不开了一间房,即451号房间。等到晚上10点左右,才发现徐初余回酒店,佘洪生立即报警,警察将当事人带到派出所调解室,并安排调解员主持调解。徐初余在派出所确认欠款、出具《借条》,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还款安排。故双方回到酒店继续协商还款事宜。为方便谈判,佘洪生将451号房退掉,换成421号房。佘洪生从始至终同一时间只开一间房。从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酒店账单可以清楚看出,佘洪生于7月22日只开了451号房,7月23日将451房退掉,换成421号房。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6页认定“2017年7月22日20时23分,佘洪生等人到达徐初余××渔村酒店,佘洪生开了两个房间,421房和451房”。此认定严重错误。佘洪生7月22日只开421房，结账单己经清楚列明。就算一审法院没有看懂结帐单上日期和房号的意思,也可以从结账单上的金额看出佘洪生只开一间房：2017年7月22日451房房租258元,2017年7月23日421房半日租164元,共计422元。佘洪生预付两次定金,每次500元,共计1000元，退还578元。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7页认定“2017年7月23日15时50分左右,佘洪生退房421和451房”没有事实依据。佘洪生离开酒店时只租用421房,所以也只退421房,并不存在“佘洪生退房421和451房”情形。佘洪生为了向老赖追债、主张权利,在酒店这样的公共场所,开一个房间,本也无可非议,不应成为案件审查的重点。但一审判决认定佘洪生“同一时间开2间房”作为“胁迫”的主要根据,并作出“（3）如果佘洪生事先没有通过‘找人看住’等方式找徐初余解决经济纠纷的计划,佘洪生为何在2017年7月22日20时30分左右在徐初余××渔村酒店的同一楼层开了两间房,一间421房,正对着被告徐初余入住的420房,另一间451房,并在三被告在《还款计划》上签字捺印后不久即退房？”的错误认定。2、向派出所报警的是佘洪生,而非徐初余。佘洪生在庭审时已向一审法院主张是自己主动报警,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忽视了该情况,导致原审判决背离事实,损害了佘洪生的合法利益。佘洪生虽与徐初余认识多年,但本案是第一次和他合作做生意。徐初余利用佘洪生对他的信任,在借到钱、拿到货后逃匿,致使佘洪生遭受巨大损失。佘洪生在发现徐初余时即选择报警,希望在有法律保护的情形下维权。此事实法庭完全可以向110或派出所核实。一审法院虽在判决书第6页提到双方随出警的民警来到派出所,但遗漏了佘洪生报警的事实。3、《借条》是在派出所的调解室里,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对账后,徐初余亲笔书写的,不存在胁迫的情形。第一,如果在派出所里,徐初余还能被胁迫、被殴打,那么派出所将是严重的失职甚至是玩忽职守,是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第二,如果徐初余真的是被胁迫的,在派出所里其完全可以请求人民警察的保护。第三,一审法院完全可以通过向派出所了解情况来确定徐初余是否被胁迫、被殴打,根本不需要靠臆测来推断徐初余是被胁迫的。第四,既然在派出所立下的《借条》内容为真,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0页中以“当天再出一份内容基本相同的《还款计划》”构成胁迫为由,认定借条为假,不予确认借条确定的欠款金额是错误的。4、偏信陈美林一面之词。判决书第6页认定“因担心姐姐,陈美林陪同陈红英来到深圳天天渔村酒店420房”。此仅为陈美林代理人的一面之词。姐妹俩均为成年人。理智清醒,有判断力。她们可选择帮徐初余,也可以选择不帮徐初余。“因担心姐姐”只是当事人为摆脱法律义务而炮制的一面之词,原审判决在陈红英未到庭情况下，将陈美林主观心理描述当成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没有法律依据。5、佘洪生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向徐初余交付2300台手机，故徐初余结欠货款本金72万元。佘洪生提供送货单、出库单、货运单、证人证言、微信记录、通话记录、借条及还款计划等证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一审法院没有采纳佘洪生的主张,而是认定“佘洪生主张交付2300台手机给被告徐初余,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及徐初余“不拖欠佘洪生货款,即便拖欠,也只拖欠30万左右的货款。只收到1000台手机。”二、一审法院在认定胁迫部分的说理脱离事实和法律,且违背生活常理。1、本案中没有任何“胁迫”的直接证据。法律上的“胁迫”,指的是对被害人施某、恫吓,进行精神上的强制,以迫被害就范,从而不敢抗拒。原审判决引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则应说明清楚佘洪生采取什么威胁、恫吓、要挟手段,并且该等手段足以使徐初余“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手段。2、徐初余提交的“殴打、胁迫”证据,只是酒店房门号码的照片、华强北派出所招牌的照片、驻华强北派出所人民调解室招牌的照片、一件老旧T恤的照片、酒店结账单。这些的证据与存在“殴打、胁迫”等行为的待证事实无任何关联性。3、在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证据存在“殴打、胁迫”等行为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作出以下错误认定：（1）一审法院在第10页中（3）中认定佘洪生是通过“找人看住”的方法解决经济纠纷的,理由是佘洪生同时开了两间房,且在签署《还款计划》后不久就退房。用不存在的“开两间房”从而推出“胁迫”是不可理喻的。首先,佘洪生没有同时开了两间房。其次,徐初余的《还款计划》是在其房间里书写的,是徐初余自愿出具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再其次,就算原审判决认为佘洪生同时开了两间房间,也无法证明佘洪生存在胁迫的行为。佘洪生如果真的存在胁迫行为、殴打行为,那么在派出所的时候,徐初余就应当向派出所报警了,可事实是徐初余根本没有报警。再者,徐初余根本无法证明其人身或财产遭受威胁,胁迫指以给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徐初余口口声声说他是受胁迫,却连佘洪生在哪里胁迫、什么时候胁迫、胁迫的内容是什么都无法提供。最后,如果一个人真的受胁迫,怎么可能不报警呢？怎么可能还按《还款计划》在五天后还款11万元呢？如果真的是受胁迫,怎么可能在写下欠条和还款计划一个月后,请佘洪生去他那看他呢,还包来回的机票？（2）一审法院以《还款计划》推翻《借条》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还款协议》是在酒店里,徐初余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应当予以撤销。但是,《借条》是在派出所的调解室里,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出具的,可以说,《借条》是在公权力的监督下形成的。一审法院没有阐明《借条》是受胁迫的,简单以《还款计划》是受胁迫的就一并把《借条》予以撤销,是非常草率且没有依据的。同时,《借条》和《还款计划》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件,《借条》记载的是欠款的总额,《还款计划》则是承诺还款的期限,这是两个方面的东西,不能因为出具了《借条》后又补充了《还款计划》就认为徐初余是被胁迫的。（3）陈美林、陈红英自愿为徐初余的债务提供担保。首先,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是是法律允许的。其次,法律从来没有规定担保人需要与债务人有法律上的义务或者道德上的义务,担保人只需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清楚表达自己意思的人即可。再者,佘洪生事先并不认识担保人。担保人是徐初余通知过来的,她们也是自愿过来的,不存在佘洪生要挟他们过来酒店。最后,在陈红英未提交答辩状,未提交证据,未到庭参加庭审活动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即认定陈红英是受胁迫而签字没有事实依据。三、徐初余结欠佘洪生货款本金72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判决推论佘洪生只交付1000台手机、价值30万元,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佘洪生提交的成品出库单体现：型号590,2015年8月19日手机共600台,2015年9月22日,手机共1700台。合共2300台。与此对应的590彩盒,2015年8月20日,600套,2015年9月22日,1700套。合共2300套。2、徐初余要求货交瑞丽市的赵某,徐初余指定物流公司,徐初余“物流张先生来签合同了吗？”。佘洪生据此和物流公司签订合同,货交物流公司。在物流公司出具的签收单上,收货人均为徐初余指定的赵某。3、证人陈细贵负责此项目的手机开发,与徐初余直接对接,双方有QQ记录。陈细贵证实交付了2300台手机。4、余洪生和徐初余的手机录音,余洪生问“722416,还有借了11万,是不是这个数？”徐初余回答“是是是”。5、徐初余亲笔书写的《借条》及《还款计划》均承认结欠货款72万元。6、一审法院在审核出库单时,以其中“包括黑色530台,但徐初余并没有向佘洪生订购黑色手机”为由,全盘否认交付2300台的事实,导致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灰色和黑色是近似色。徐初余定购的手机,陈细贵己发设计图给徐初余,经徐初余确认后才下单生产。出库单为佘洪生内部生产流程单据,不管内部记载为“黑色”或“灰色”,均不影响佘洪生交付2300台手机的事实。徐初余在收到货物后也从来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既然认可了出库单的真实性,就算的剔除“黑色530台”,按其审查标准,也应有1770台，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1000台。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客观、充分证明佘洪生交付了2300台手机及配件,每台手机300元,为69万元,加上配件3万多元,即722416元。为方便计算,双方同意取整,以72万元计。佘洪生提供的佘洪生或佘洪生的员工与徐初余的微信聊天记录、QQ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徐初余向佘洪生预定6000台手机,每台手机单价300元。佘洪生交付了2300台手机、物料及配件,剩余手机由于徐初余拖欠货款,没有交付。佘洪生提供的出货单与佘洪生的陈述一致,委托货运单也证实了佘洪生交付的数量。被上诉人徐初余、陈美林答辩称：一、佘洪生所陈述的大部分不属实，徐初余是欠了佘洪生两笔款项，一个是11万元的借款，这个是事实，这个钱已经还了，第二个是30万元的货款，这笔钱没有付是事实，佘洪生生产和交付的手机是交给了徐初余指定的赵某，徐初余都予以认可，佘洪生如果是运输或交付给其他人不能算作是徐初余的，佘洪生生产的大部分手机，是一个黑色的品种，而徐初余在双方的微信往来中明确说了不要黑色，故该品种手机并不是给徐初余的。二、佘洪生提到是在两名调解员主持下达成的调解是撒谎，双方到达派出所时是凌晨以后的事，根据目前的调解制度是由律师驻场的调解，晚上是不可能有人上班的，佘洪生在徐初余所居住的酒店对面的旁边各租了一间房，当天晚上抓住了徐初余，并且在凌晨以后，双方到达派出所，在调解室内对徐初余进行了殴打，徐初余被迫写下了欠条，在早晨离开该所调解室的时候，佘洪生仍然将徐初余控制在酒店，要求徐初余提供担保，徐初余没有办法叫了前女友陈红英前来提供担保，因那几天是狂风暴雨还有台风，所以陈红英的妹妹陈美林陪同陈红英前来，佘洪生当场对陈红英进行威胁，要求陈红英担保，陈红英没有办法就签了字，签了字之后，佘洪生发现陈红英是香港人的身份证，之后马上要求陈美林签字，陈美林在他们的胁迫之下没有办法才签了字。被上诉人陈红英未出庭参与答辩。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一、佘洪生主张的《借条》和《还款计划》（一）《借条》今欠到佘洪生货款钱一共83万元。同意分期还完。星期一7月24日还款第一笔，然后每月还款5万元。此据。欠货款人：徐初余。2017年7月23日。（二）《还款计划》本人徐初余欠佘洪生货款以及现金共人民币83万元。现协商承诺分期还款计划如下：2017年7月28日还款11万元。2017年8月28日还款5万元。2017年9月28日还款5万元。2017年10月28日还款10万元。2017年11月28日还款10万元。2017年12月28日还款10万元。2018年1月28日还款10万元。2018年2月28日还款10万元。2018年3月28日还款10万元。欠款人：徐初余。担保人：陈红英、陈美林。二、有关《借条》和《还款计划》形成方面的事实佘洪生与徐初余认识多年，双方在深圳华强北从事手机生意。2017年7月10日，徐初余到达深圳，入住深圳天天渔村酒店420房间。2017年7月22日20时23分，佘洪生等人到达徐初余××渔村酒店，佘洪生开了两个房间，421房和451房。2017年7月22日晚23时左右，佘洪生与徐初余在深圳××渔村酒店××楼因经济纠纷发生争执。随后，双方随出警的民警来到华强北派出所。2017年7月23日早晨6时左右，徐初余在华强北派出所人民调解室签署了上述借条。随后，佘洪生等人与徐初余返回深圳天天渔村酒店。佘洪生要求徐初余提供担保。徐初余打电话给前女友陈红英，陈红英又告诉了妹妹陈美林。因担心姐姐，陈美林陪同陈红英来到深圳天天渔村酒店420房，陈红英、陈美林先后在上述还款计划担保人处签字捺印，佘洪生先后复印了陈红英、陈美林的身份证件。2017年7月23日15时50分左右，佘洪生退房421和451房，离开深圳天天渔村酒店。三、有关11万元借款方面的事实2015年3月7日，佘洪生与徐初余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徐初余向佘洪生借款5万元。当日，佘洪生委托案外人庄某向徐初余转账汇款47500元。2015年4月20日，佘洪生与徐初余又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徐初余向佘洪生借款6万元。当日，佘洪生委托案外人庄某向徐初余转账汇款57000元。2017年7月25日，徐初余向佘洪生还款7万元。次日，徐初余向佘洪生还款4万元。佘洪生确认，徐初余已经结清上述两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该11万元是《借条》和《还款计划》中的一部分。四、有关佘洪生与徐初余供销手机方面的事实2015年5月左右，徐初余向佘洪生订购ZOPO590款手机，机身颜色为白、蓝、灰，需求数量白色最多、灰色最少，配硅胶保护套，每台3**元，徐初余指定佘洪生将手机交付给瑞丽市姐告国门商贸城83号赵某。关于付款期限。佘洪生主张，货到付款，最后一次交货时间为2015年9月27日。徐初余主张，收到10-20天付款。关于交付数量。佘洪生主张，徐初余订购了3000台ZOPO5**款手机，佘洪生已生产了3000台，交付了2300台，剩余700台因徐初余没有支付货款，未发货。徐初余抗辩，双方只约定了第一次交货数量，因手机质量不好，在缅甸销路不好，没有再要求佘洪生发货，其只收到1000台左右的ZOPO590款手机。本院认定，佘洪生向徐初余交付的ZOPO590款手机的数量为1000台。理由如下：（1）徐初余自认收到1000台ZOPO5**款手机，免除佘洪生的举证责任。（2）徐初余指定佘洪生将手机交付给瑞丽市姐告国门商贸城83号的赵某。佘洪生提交的昆明唐龙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货物签收单是电脑打印件，看不出手机的数量，没有赵某的签收记录。（3）佘洪生为举证证明交付手机的数量是2300台，提交了2015年8月19日的成品出库单、2015年8月20日的送货单、2015年9月22日的成品出库单和送货单。其中前份成品出库单、送货单记载的ZOPO590款手机600台，包括了黑色200台；后份成品出库单、送货单记载的ZOPO590款手机1700台，包括了黑色530台，但徐初余并没有向佘洪生订购黑色手机。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准据法的问题。本案涉及两个民事法律关系。一是佘洪生与徐初余因履行买卖合同产生的主债权债务；二是陈红英、陈美林为徐初余的债务向佘洪生提供担保。陈红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判断陈红英向佘洪生提供的担保是否合法有效以及如何承担保证责任，须首先确定适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本案中，陈红英提供的担保从属于佘洪生与徐初余的主债权债务，而佘洪生与徐初余的主债权债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此，判断陈红英向佘洪生提供的担保是否合法有效以及如何承担保证责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二、关于《借条》和《还款计划》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一审法院认为，虽没有调取到2017年7月23日凌晨0时至7时华强北派出所左边第一个调解室的监控录像、2017年7月22日22时至23时30分、7月23日8时至15时深圳天天渔村四楼客房通道的监控录像，徐初余主张《借条》和《还款计划》是受佘洪生胁迫而签署，还是达到了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借条》和《还款计划》依法应予以撤销。理由如下：（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六十四条规定，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第六十六条规定，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2）本案中，佘洪生与徐初余认识近30年。徐初余每次来深圳住哪，佘洪生是有可能知道的。（3）如果佘洪生事先没有通过“找人看住”等方式找徐初余解决经济纠纷的计划，佘洪生为何在2017年7月22日20时30分左右在徐初余××渔村酒店的同一楼层开了两间房，一间421房，正对着徐初余入住的420房，另一间451房，并在徐初余、陈红英、陈美林在《还款计划》上签字捺印后不久即退房？（4）徐初余于2015年7月23日早晨向佘洪生出具了《借条》，内容为确认欠款83万元、7月24日还第一笔款、之后每月还款5万元，没有必要当天再出一份内容基本相同的《还款计划》。如果不是佘洪生要求徐初余提供担保，为何陈红英、陈美林在《还款计划》担保人处签字捺印？（5）没有证据证明徐初余、陈红英曾是夫妻，徐初余主张双方曾是男女朋友。陈红英与陈美林是姐妹。货款是徐初余欠佘洪生的，与陈红英、陈美林无关，陈红英、陈美林没有法律义务或道德义务为徐初余提供担保。佘洪生主张，陈红英、陈美林自愿提供担保，可能性不高。相反，陈红英、陈美林在《还款计划》担保人处签字，是受佘洪生胁迫的结果的可能性较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借条》和《还款计划》因徐初余、陈红英、陈美林受胁迫被撤销后，没有法律约束力。佘洪生依据《借条》和《还款计划》，请求徐初余支付货款72万元，请求陈红英、陈美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如何清理和结算佘洪生与被告徐初余之间的债权债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本案中，佘洪生向徐初余交付了1000台ZOPO5**款手机，每台3**元。即使按照徐初余主张，交货后10-20天付款，徐初余最迟也应于2015年10月17日前向佘洪生支付30万元货款。徐初余没有付款，构成不履行的违约行为，应承担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徐初余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佘洪生交付的手机存在质量问题，也未提出扣减多少价款的抗辩，一审法院对30万元货款不予扣减。利息属于金钱债务的法定孳息，从应付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计算。徐初余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10月18日起支付利息。佘洪生主张利息从2015年10月1日起算，依据不足，对10月1日至10月17日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佘洪生主张，共交付2300台手机给被告徐初余，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判决：一、徐初余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佘洪生支付货款30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5年10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佘洪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60元、财产保全费4120元，合计15780元（已由佘洪生预交），由佘洪生负担6575元，徐初余负担9205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佘洪生在二审阶段提交了四份证据，证据一为徐初余在华强北派出所出具《借条》的照片，证据二为电子数据固化报告，系对佘洪生与徐初余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的证明，证明佘洪生没有殴打、胁迫徐初余，徐初余在立下《借条》和《还款计划》之后，还通过微信向佘洪生表示对不起，并要求佘洪生到国外考查市场。证据三为张某某的证人证言，以证明实际交付了2300台手机。证据四为支付运费的银行记录，该记录可以反推出交付的手机是2300台。徐初余主张上述证据均非新证据，不应予以采纳；照片并不能证明佘洪生的主张，但可以证明没有任何调解员来进行过调解；微信聊天记录中仅证实了双方曾有借贷关系，而且该借款已经还清；银行记录表与本案无关联性；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人系佘洪生的工作人员，而且也没有出庭作证。本院认为，佘洪生向徐初余销售手机，徐初余确认收到手机1000台，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佘洪生主张徐初余支付的系货款，因此，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徐初余应当支付佘洪生货款的数额。本院认为，徐初余应当支付佘洪生货款72万元。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徐初余在派出所签署《借条》，确认欠佘洪生货款钱一共83万元。徐初余主张该《借条》系被迫写下，但其提交的深圳天天渔村酒店照片、派出所调解室的照片以及衣服均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证明“被迫”事实存在。而该《借条》系在派出所签署，如有被迫的事实，徐初余完全可以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尤其是双方系因本案纠纷报警随民警到派出所的情况下签署。在签署该《借条》后，双方又后续签署了《还款计划》，再次确认徐初余欠佘洪生货款及现金83万元。徐初余在上述两份文件签署后偿还了佘洪生11万元，也是对《借条》内容的确认。因此，徐初余主张该《借条》系被迫签署，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确认《借条》的真实性。其次，《还款计划》签订于深圳××渔村酒店，徐初余亦主张为被胁迫所签，但徐初余、陈美林、陈红英均未报警。徐初余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仅以佘洪生也在深圳××渔村酒店入住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被迫的情形。再次，徐初余确认真实性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徐初余在偿还了上述11万元后，陈述“对不起”佘洪生，并要求安排佘洪生到徐初余处看看，可见徐初余确实还拖欠佘洪生款项。第四，佘洪生提交的录音资料里，徐初余多次确认尚欠佘洪生80余万元，而且录音资料里双方对话正常，并非如徐初余所主张系佘洪生陈述、徐初余确认，徐初余也多次提及其困难，无力偿还，该内容与微信聊天记录中记载内容一致。最后，佘洪生提交了昆明××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货物签收单及出货单，虽然上面没有赵某的签名，但徐初余确认收到了1000台手机，并确定是其指定的收货人赵某送给其的，却否认收到了其余手机，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徐初余仍应支付佘洪生货款72万元。徐初余迟延付款，依法应当支付利息。佘洪生虽然主张货到付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按照徐初余的主张，即交货后10-20天付款，因此徐初余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10月18日起支付利息。关于陈美林及陈红英的担保责任问题。陈美林和陈红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还款计划》中担保人处签名，表示愿意承担担保责任。陈美林虽主张系被迫签名，但并未报警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存在被迫的情形，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陈美林和陈红英应当对徐初余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上诉人佘洪生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1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1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徐初余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佘洪生支付货款720000元及利息（以72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10月18日起计至付清之日）；三、被上诉人陈红英、被上诉人陈美林应对徐初余的上述判项二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上诉人佘洪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660元、财产保全费4120元，由被上诉人徐初余、被上诉人陈红英、被上诉人陈美林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660元，由被上诉人徐初余、被上诉人陈红英、被上诉人陈美林负担10000元，由上诉人佘洪生负担16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映  清审判员 何  万  阳审判员 罗    巧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马瑞琳(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