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民申111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雷祥，男，197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加良（雷祥之父），住四川省崇州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太平洋保险金融大厦****。 负责人：陈英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东，四川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成都吉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工业集中发展区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夏纲立，职务不详。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成都鸿瑞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新津，住所地四川省新津县金华镇宝峰场银杏路**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岳龙贤，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伟，四川正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慧，四川正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雷祥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保四川分公司）、成都吉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泰公司）、成都鸿瑞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瑞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4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雷祥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王涛等人涉嫌刑事犯罪，以雷祥受工伤一事编造虚假的保险赔付案，骗取雇主责任险，严重损害雷祥的合法权益。雷祥工伤的主体单位是吉泰公司，其依法履行了对雷祥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义务。雷祥与鸿瑞公司没有劳动关系，鸿瑞公司在2014年4月给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东南网架公司的员工投保了雇主责任险。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事实经过为：2014年10月22日，吉泰公司与鸿瑞公司捏造构件加工合同。2014年12月9日，鸿瑞公司把雷祥加入雇主责任险名单里。2014年12月12日，雷祥在吉泰公司的车间发生事故，该工伤与鸿瑞公司无关。2015年3月18日，雷祥出院，吉泰公司提供用人单位资料。2015年11月，王涛伪造雷祥的《劳动合同》和《收条》，之后鸿瑞公司出具虚假的雷祥工资单、情况说明。2015年12月1日，王涛伪造雷祥的委托书，骗取雷祥病历。2016年1月8日，太平洋财保四川分公司给付保险金22万元。之后，王涛骗取雷祥的银行卡，转出21万元，取现1万元。太平洋财保四川分公司制造虚假保险赔案的全过程就是雷祥遭受违法侵权的过程。三、原判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不调查、不收集。雷祥在二审中申请调取重要证据即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但二审法院不予处理，鸿瑞公司和太平洋财保四川分公司均辩称已按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赔款22万元，对该合同隐匿至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应当推定雷祥的主张成立，即前述雇主责任险赔付案具有违法性。四、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应当适用而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五、原判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雷祥发现二审主审法官涉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有其他不正当行为，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情形，遂于2018年11月21日申请该法官回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2018年12月7日，二审法院对雷祥进行调查询问时未作出是否回避决定，仍由该法官进行审理，雷祥被迫撤回回避申请。六、原判违法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二审调查询问时，主审法官仅允许雷祥对太平洋财保四川分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发表意见，不允许雷祥发表任何辩论意见。七、一审、二审判决歪曲雷祥的诉讼请求，判决书中所言“经原告当庭明确……”以及“雷祥向本院明确其诉讼请求为：……”等内容均不符实。雷祥的诉讼请求实际上为三被申请人赔偿再审申请人因民事权益被侵犯而遭受的实际损失260127元。具体包括：1.健康权受到的损害4万元，因伤残病人后续治疗、康复费用的增加是必然且合理的，所以三被申请人应对雷祥健康权受损予以赔偿，数额可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2.财产损害的实际损失200127.6元，包括对现有财产造成的损害120635.2元以及可预见到的可得利益损失79492.4元；3.侵害姓名权、名誉权的精神损害赔偿2万元，因三被申请人的行为给雷祥造成了偶发性神志不清的严重精神损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五、六、七、九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三被申请人连带赔偿雷祥遭受的实际损失260127元并将王涛等人的经济犯罪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太平洋财保四川分公司提交意见称，一、雷祥在吉泰公司做钢管行架时摔伤，之后经投保人鸿瑞公司报案、保险公司核实和协调后，核定赔款金额为22万元，该款项已支付到雷祥指定的其本人银行卡上，鸿瑞公司亦向雷祥支付了工伤赔偿款28.7万元。之后，雷祥又以同一事实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方式与吉泰公司达成仲裁调解协议，确认由吉泰公司支付其工伤赔偿款28万元。雷祥之所以没有拿到保险赔款的原因，是其将银行卡拿给案外人王涛并告知银行卡密码，由王涛实际领取了保险赔款。二、雷祥在本案中滥用诉权，故意歪曲事实，向法庭做虚假陈述。雷祥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以同一用工事实既向鸿瑞公司主张劳动关系并获赔，又向吉泰公司主张劳动关系并获赔，其行为已经构成骗取保险赔款，太平洋财保四川分公司保留要求雷祥退回保险赔款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权利。三、二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由于雷祥的诉讼请求不明确，法庭多次要求其明确，雷祥就在“精神损失赔偿”“财产损害赔偿”或者“劳动关系赔偿”中翻来覆去的选，最后在法庭告知若不明确就以诉讼请求不明处理后，才最终选择“财产损害赔偿”。二审法院开庭前告知各方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各方均明确表示不申请。庭审中，雷祥反复重复陈述其意见，完全不顾法庭的提醒劝阻，浪费司法资源。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或者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等情形，且新证据应当足以推翻原判决。雷祥申请再审称有新证据，但并未提供符合上述情形的证据。二、雷祥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太平洋财保四川分公司、吉泰公司、鸿瑞公司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200127.6元及精神损害赔偿金6万元。二审中，雷祥将上述经济损失的组成明确为伤残津贴、应缴社会保险费以及工伤赔偿金的利息，其理由是太平洋财保四川分公司编造虚假保险赔案和提供伪证的行为损害了雷祥的合法权益。太平洋财保四川分公司则认为其对于鸿瑞公司所投保雇主责任险的申请赔付行为并无虚假。雇主责任险是被保险人所雇佣的员工在受雇过程中从事与保险单所载明的与被保险人业务有关的工作而遭受意外或患与业务有关的国家规定的职业性疾病，所致伤、残或死亡，被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劳动合同应承担的医药费用及经济赔偿责任，由保险人在规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的一种保险。该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保障用人单位因其雇员遭受意外或患职业性疾病而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能够获得补偿，即雇主责任险主要保障的是用人单位的权益。雷祥对其诉讼请求中关于财产损害赔偿金额的组成说明，与其主张的太平洋财保四川分公司、鸿瑞公司等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在申请再审中关于财产损害赔偿金额的组成说明，不仅逻辑混乱，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构成的因果关系要件。雷祥若认定王涛冒领其保险赔款，可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在无证据证明太平洋财保四川分公司与鸿瑞公司、王涛恶意串通，故意将支付给雷祥的保险赔款支付给王涛的情况下，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并非是影响案件定性、确定责任是非的关键证据，二审法院未予调取并无不当，其适用法律也并无不当。三、根据法律规定，姓名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改变自己姓名并排除他人干涉、盗用和假冒的人身权利。名誉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尊严并排除他人侮辱、诽谤的人身权利。雷祥在原审中并未就其姓名权、名誉权受到侵害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判未予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四、对于雷祥所称二审法院主审法官存在应当回避而未回避以及违法剥夺其辩论权利的再审理由，本院经审查发现无上述情形存在。综上，雷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五、六、七、九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雷祥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杨鲁静 审判员  汪秀兰 审判员  林 薇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宋东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