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15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孟荣富，男，196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燕红，浙江聚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经济开发区柯北大道1158号。 法定代表人：葛海泉，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卫东，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孟荣富因与被上诉人浙江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强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3民初10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孟荣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燕红、被上诉人高强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卫东、刘军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孟荣富上诉请求：撤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3民初1095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孟荣富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片面认定孟荣富所持有的加盖有高强度公司公章的承诺存疑，对此不予认定并进而驳回孟荣富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首先，对于当时的细节，代理人存在部分内容不清楚，但这仅代表代理人庭前并没有与孟荣富本人详尽了解，并不代表孟荣富本人不能清晰陈述。而孟荣富本人在另案中，即(2018)浙0603民初9071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己经作出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就此情况，孟荣富代理人当时也告知了一审法院，主审法官也表示会去了解情况。其次，对于公司做出的承诺，并未明文规定一定要有负责人签字才生效。且在法院的众多判例中，基本上有加盖公司公章即对公司有约束力，并非因无负责人签字而推翻其效力。再次，对于提前终止担保的情况，确实孟荣富并不知情，因为在终止担保时银行并未来浙江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得利公司）盖过章，也没有提供过材料给孟荣富。对此，葛海泉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否则，不可能不提出担保早就终止的事实，这其实就合理解释了为什么葛海泉会在承诺书上写100万元/年的内容，以及孟荣富为什么会按照承诺书的内容在一审诉状中写“双方约定应支付100万元/年的担保费”。而事实上，是否提前终止担保并不影响500万担保费的支付，孟荣富一直所要表达的是其出具了5年的最高额保证担保书，就应当收取500万元的担保费，至于500万如何计算出来的，就是按照100万/年的标准计算的。孟荣富所说的跟担保年限无关，指的是跟实际的担保年限无关，而且孟荣富也一直认为其担保了5年，因为其所出具的是不可撤销担保书。而同时，葛海泉在出具承诺书时或者之前或者之后也从未提出过担保提前终止的内容。另外，从支付的对象来看，因为富得利公司和绍兴强力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力公司）都是孟荣富所开办的公司，且因高强度公司此前与强力公司也存在账面上资金的往来，所以高强度公司提出付至强力公司也完全合理。由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孟荣富也并没有再向高强度公司收取过其他任何费用，但之前谈好的500万担保费高强度公司承诺要付清的。另补充一点，一审庭后孟荣富提交了补充证据材料，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组织双方进行质证，程序上严重违法，应当发回重审。 高强度公司辩称，本案争议焦点是孟荣富向法院递交的承诺书是否是高强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我们认为该承诺书系孟荣富或第三人伪造的，跟本案其他证据矛盾，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不是高强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正确的。第一，孟荣富对于承诺书交付的细节、地点都说不清楚是事实，至少也是这份承诺书不可信的原因之一。第二，在本案中，承诺书只有公章，没有签名，也是不能认定高强度公司意思表示的理由，公章和文字内容没有重叠的，跟关联案件情况如出一辙。第三，我们认为孟荣富是否知情不影响法院对承诺书效力的认定，如果孟荣富事先知道了解除担保的补充协议，可能不会这样去做，承诺书也不会是现在的内容了。第四，孟荣富所讲到的支付方式的问题，无论支付对象是谁，都不符合法理，我们在一审庭审中也已经说过了。本案中的承诺书应该是伪造的，孟荣富也应当知道相应后果。故孟荣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孟荣富于2018年10月2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强度公司立即支付孟荣富担保费200万元，并支付该款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其中100万元自2017年10月1日起算，100万元自2018年10月1日起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6日，富得利公司向招商银行绍兴分行出具编号为2013年授保字第092-1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一份，为高强度公司向招商银行绍兴分行在2013年9月16日至2018年9月15日期间的50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同时查明，富得利公司在招商银行绍兴分行存档保存的《补充协议（担保变更）》上加盖公章，该份协议载明：鉴于招商银行绍兴分行与高强度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签订了授信协议，招商银行绍兴分行向高强度公司授信5000万元，由富得利公司、葛海泉、张梅芳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授信协议项下债务担保方式变更为由高强度公司名下位于柯桥柯北工业园区柯北大道以南、西环路以西1幢、2幢、3幢的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由葛海泉、张梅芳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葛海泉、张梅芳向招商银行绍兴分行出具的编号为2013年授保字第092-2号、2013年授保字第092-3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保持不变；富得利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向招商银行绍兴分行出具的编号为2013年授保字第092-1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提前终止；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授信协议、原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按照本协议执行。除富得利公司加盖公章外，招商银行绍兴分行、高强度公司、葛海泉、张梅芳均在协议中盖章或签字，协议载明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10月24日。现孟荣富持有加盖高强度公司公章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26日的承诺书一份，承诺书内容为：“因富得利公司为高强度公司在招商银行5000万贷款进行担保，自2013年9月起，为期5年。高强度公司承诺支付100万/年的担保费给富得利公司孟荣富，现已支付300万元（其中100万由葛海泉支付孟荣富，200万元由高强度公司支付至强力公司）。高强度公司承诺余款在2017年9月底之前支付100万元，2018年9月底前支付100万元。”据此，孟荣富要求高强度公司支付剩余担保费及相应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孟荣富持有的加盖有高强度公司公章的承诺书是否系高强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评述如下：首先，该份承诺书中仅加盖了高强度公司公章，并无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员签字，经该院询问，高强度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否认该承诺书系其制作和交付，而孟荣富亦无法清晰陈述取得承诺书的过程，对于如何与高强度公司联系、哪里取得承诺书等均陈述记不起来了；其次，根据《补充协议（担保变更）》，富得利公司的担保于2014年10月24日即提前终止，而在2017年1月26日的承诺书中却仍载明担保期间为5年、按100万/年的标准支付担保费，在富得利公司的担保终止两年之后，高强度公司却向孟荣富出具承诺愿意支付后续担保费，且承诺书中载明的已付部分担保费系支付给了并非担保单位的孟荣富及案外人强力公司，显不合常理；再次，孟荣富在诉状中明确载明“双方约定高强度公司应支付100万元/年的担保费给孟荣富”，而其在对《补充协议（担保变更）》的质证意见时又陈述担保费总额就是500万元、与担保年限无关，孟荣富的陈述自相矛盾；最后，即便如孟荣富所述，《补充协议（担保变更）》系在高强度公司出具担保书时一并盖章的，此亦可推定富得利公司在提供担保时即对其担保将提前终止知情，故提早在担保变更的补充协议中进行了盖章确认。综上，承诺书的来源及形成过程存疑，内容与客观事实存在较大出入，孟荣富的陈述自相矛盾，故对孟荣富提交的承诺书，该院不予确认，对孟荣富要求高强度公司根据承诺书约定支付担保费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孟荣富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孟荣富提交如下证据：1.情况说明（原件收入在一审卷宗内）和企业信息报告打印件一组，要求证明富得利公司的两家股东公司是知情并同意的事实。2.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银行借款合同、借款凭证各一份，要求证明当时高强度公司之所以出具承诺书，是另需申请银行贷款有求于孟荣富为其担保，故葛海泉出具了该承诺书，确认担保费。3.高强度公司出具的借条、股东会决议、调解书复印件一份（原件在另案原审案卷中）要求证明高强度公司已在另案中承认借款2800多万的事实，股东会决议对此也是认可的，且以此印证高强度公司惯用盖章而非负责人签字的做法，该案的处理可作为本案审理的参照。 高强度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情况说明是在一审庭审后提供的，且孟荣富作为法定代表人出具相关证据相对容易。按照规定，即使存在担保费的约定，也应该是谁提供担保，担保费就付给谁，而不是付给担保人以外的人。故该情况说明是孟荣富的陈述，并不能说明是一份书证。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不能作为孟荣富来证明涉案承诺书系高强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最高额担保贷款时间在前，承诺书出具时间在后，与常理不符。对于证据3，高强度公司在一审中也提交过，还有一份具体收款明细，跟借条是匹配的，对调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主张借款是不存在的，因当时对方申请法院采取财产保全，将高强度公司所有银行账户都予以查封，为运营急需，高强度公司才同意以借款案进行处理。另说明，证据3中借条的公章和承诺书中的公章位置一模一样，且与文字无相连之处，可以认定是同一批空白的盖章文件。 高强度公司在二审提供证据如下：1.纽文（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文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要求证明孟荣富和李华的妻子都是该公司的股东、李华曾经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强力公司企业信息一份。3.浙江绍兴环球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企业信息一份，要求证明孟荣富出资35%，李华的妻子也有出资，该公司是他们共同投资的。4.绍兴宇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宇鹏企业）工商登记一份，要求证明该企业系由李华和孟荣富出资设立的，其中孟荣富是执行事务的合伙人，在商业上是有深度合作的。5.收据若干及资产代持协议书一份，要求证明房租由李华之子收取的事实。 孟荣富质证认为，对高强度公司提供的1-4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强力公司是孟荣富与邵国海投资的，与李华无关；纽文公司成立时间晚于合作破裂时间，李华并非是投资人员；环球公司两年前已经注销；宇鹏企业只申请了成立，但没有实际运行。对证据5，收据跟我方无关；代持协议只是签订，没有履行。 本院出示向案外人李华制作的询问笔录。孟荣富质证认为，对该笔录无异议，能证明李华并不是由其委托进入到高强度公司，而是受葛海泉聘请才下海；高强度公司印章由专人保管，受葛海泉直接领导，孟荣富不可能存在偷盖可能性；500万元担保费的事实确实存在，承诺书也客观存在。高强度公司质证认为，李华跟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从客观事实来说，高强度公司跟孟荣富之间并无经济上的往来，包括本案在内的所有一系列案件实际都是高强度公司、葛海泉和李华之间的纠葛，并非跟孟荣富之间的纠葛；李华陈述的事实不符合客观事实，其所讲到要500万担保费的事情是子虚乌有的，所以李华的陈述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本院认证认为，孟荣富与高强度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除收据不予认定外，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可予认定，但对于上述证据以及李华的询问笔录能否用来证明或反驳承诺书的证明力，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一并阐述。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1月18日，富得利公司、葛海泉作为保证人为高强度公司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额度为1.1亿万元。2017年1月24日，该行向高强度公司发放贷款215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加盖有高强度公司公章的承诺书应如何认定，孟荣富依承诺书载明内容向高强度公司主张担保费200万元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2.一审程序有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关于前一争议焦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必须既具有证据能力，又具有证明力，而证据的证明力取决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案中，孟荣富所提交的承诺书载明的担保费内容与实际担保时间不相符，对此一审法院已作充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即使孟荣富在二审中提交最高额保证合同等证据用以补强证明，但该贷款及担保事实发生在承诺书出具时间之前，无法充分证明出具承诺书系为提供最高额保证之需，故孟荣富提交的承诺书等证据与其主张200万元担保费这一待证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未能达到一致性。另，从高强度公司提供的证据及案外人李华的询问笔录中可知李华与高强度公司另有纠纷，存在利害关系，且李华及其亲属与孟荣富之间亦非完全无利益关系，故李华证言亦不足以证明孟荣富的待证事实。因此，孟荣富以承诺书所载尚需支付200万元担保费的内容来主张上述款项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关于后一争议焦点，孟荣富于一审庭后提交的证据材料已超过举证期限，一审法院未再次组织质证虽有不当，但并未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上述证据已在二审中予以举证、质证，已充分保障当事人权利，故对孟荣富据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孟荣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221元，由孟荣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童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