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71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梅君，男，1975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青青，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珍，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君威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鹤龙一路**厂内第**自编**。法定代表人：郭忠良。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龙，广东名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威，男，199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上诉人梅君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君威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威公司”）、郭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12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梅君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粤0111民初12438号一审民事判决书；二、改判郭威向梅君支付股权转让金120万元及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8年7月3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改判君威公司、郭威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不清。(一)一审遗漏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经君威公司盖章确认、君威公司的公章由郭忠良和郭威实际控制等事实。首先，庭审中君威公司、郭威已确认，君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忠良和郭威是父子关系，且实际控制君威公司，公章在其二人手上，在庭审中，君威公司、郭威也确认备案在登记机关的《股权转让协议》上所盖的公章是君威公司的公章。其次，在2018年7月3日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人声明”一栏，显示“本公司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广州市商事登记暂行办法》相关规定申请登记、备案，提交材料真实有效”，该项声明有君威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忠良的签字和公司的公章予以确认。再次，郭威是因2018年7月3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及对应的股东会决议、修改后的公司规程取得梅君的全部股权，而股转变更登记手续所需资料，须经公司盖章确认真实合法后才可得到工商局的变更准许，君威公司、郭威事后亦未对工商备案的资料提出过任何异议。以上事实，在本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中均有体现，但在一审判决书的查明事实部分均未提及。(二)广州市峰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君威公司、郭威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未对其作出对君威公司、郭威有利的证人证言予以审慎审查，遗漏查明2017年6月7日股东会决议未用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事实，从而错误认定2017年6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办理股权变更的依据。首先，广州市峰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君威公司、郭威君威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其出庭作证的法定代表人熊某亦清楚君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忠良、郭威是父子关系，双方比较熟悉。其次，一审法院在询问证人时，仅询问证人君威公司的财务报告是否盈利，未考虑君威公司的营业收入及预期经营收益等影响股权价值的因素。再次，证人陈述其看到2017年6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并确认是股东的签字后，才代办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同时又确认此前未看过梅君的签字、也未联系过梅君，可知证人关于“确认过股东的签字”的陈述不符合事实，而事实上，梅君与君威公司、郭威之间亦是亲戚关系，证人也与梅君互有微信，君威公司、郭威和证人均可随时联系到梅君，不存在无法联系的情形，因此，证人的陈述前后矛盾，更印证其作证之前有与君威公司、郭威串通的嫌疑，但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审慎审查，就认为2017年6月7日股东会决议才是各方在2018年7月3日办理股权变更的依据。(三)一审未根据2017年6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具体内容查明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首先，根据2017年6月7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从梅君收到五万元整日起，梅君脱离广州君威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从文义上看，未明确梅君应当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相反，梅君收齐5万元股权转让款后，才会脱离君威公司，也就是负有协助办理股权过户登记的义务，而郭威，则负有支付五万元的先履行义务，在未支付五万元之前，其无权要求梅君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结合本案事实，郭威直至2018年7月3日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时，亦未支付前述五万元股权转让款，仅在梅君起诉要求按股权转让协议支付120万元后，才主张按五万元付款。其次，根据工商局的档案，未有2017年6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备案，因此，2017年6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虽然有梅君与君威公司、郭威签字，但各方均没有履行的意思表示，也未有证据证明涉案股权的变更登记是以2017年6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为基础。但前述事实，一审判决均未查明。(四)一审法院未查明证人的审计资质。根据君威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条，公司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公司应当在每一个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事务所审计。本案证人并非会计事务所，并无对君威公司进行审计的资质，因此其作出关于君威公司财务状况的陈述不具备权威性，一审判决对证人的资质未予查明，但在审理过程中，却采信该证人关于君威公司财务状况的陈述。二、一审认定《股权转让协议》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错误。一审认为“未有证据证明该份股权转让合同为原告或被告郭威授权他人签署”的结论欠缺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理由如下：根据前述事实，有几处地方可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已经君威公司、郭威的确认，第一，君威公司原为梅君、郭忠良、郭威所持股，君威公司以盖公章的方式对外所确认的文件，对原股东三人均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君威公司的公章由君威公司、郭威持有，且通过君威公司委托代办机构申办理，虽无对授权范围进行约定，但结合郭忠良与郭威之间是父子关系，可知《股权转让协议》在提交给工商局之前，内容已经郭忠良、郭威的确认。第三，君威公司在申请书中以盖章方式声明，承诺提交的资料真实有效。第四，君威公司、郭威因2018年7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修订的《公司章程》实际取得梅君的全部股权，且事后未提出异议，第五，君威公司、郭威主张的2017年6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从未出现在工商局的档案，更证明梅君己按《股权转让协议》而非2017年6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履行转让股权的义务。此外，一审认为未有证据证明2017年6月7日至2018年7月3日期间涉案股权的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的理由欠缺充分：2018年7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存在可撤销或无效的事由，且股权定价是经合同当事人确认，一审判决以股权价值为由认定120万股权转让不符合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违背了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其次，君威公司、郭威主张公司全部资产不足10万，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但其也未举证公司的财务报表及原始的会计凭证证明公司的资产，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股权在2017年6月7日及2018年7月3日两个时间节点的具体价值时，一审判决以涉案股权的价值未发生重大变化为由驳回梅君的请求，明显没有事实依据。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关于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广州市峰景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君威公司、梅君、郭忠良、郭威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予以审查。《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在一审庭审中，已查明2018年7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由峰景公司的工作人员代为签署，但君威公司、郭威以盖公章的方式，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予以确认，其中郭威最终依据该份协议取得梅君的全部股权，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对郭威发生法律效力。《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峰景公司自2016年开始，为君威公司提供代理记账、办营业执照(公司注册)以及财税方面的咨询服务，梅君有理由相信峰景公司代为签署的2018年7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和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时有相应的代理权限。在一审庭审中，虽已确认峰景公司的代理事实，但一审判决却未根据上述法律予以审查代理行为的效力。五、一审认为《股权转让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错误。1、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其法律效力与获取方式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2、双方以不同的方式追认《股权转让合同》，最终使《股权转让合同》对双方发生法律效力。就郭威而言．其与郭忠良实际控制君威公司，具体方式为掌握公司的公章，在委托代办机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过程中，君威公司均在《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2018年7月3日)盖章，结合郭忠良、郭威是父子关系，且共同经营君威公司，郭威最终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取得梅君的全部股权后未提出任何异议．是讼争股权的实际受益人等事实。可知郭威知悉《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并对代办机构的代签行为予以追认。就梅君而言，其在一审庭审中，追认了该份《股权转让合同》，且股权已转让至郭威名下，变更登记已实际履行。因此．双方虽未亲自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但以各自的方式对代办机构代为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故《股权转让合同》发生法律效力。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申请办理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在本案中，双方经过对2018年7月6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进行追认形成新的合意。此外，从时间上看。双方在2017年6月7日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双方均未实际履行，而根本原因在于郭威不支付股权对价，致使双方最初的意思表示已经失效或者发生变更，结合2018年7月6日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维持《股东会决议》的意思表示情况下，根据商业惯例，应当以时间最近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为准。4、2016年5月10日。公司委托代理机构办理公司设立事宜。事后予以追认；2018年5月14日公司委托代理机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并事后予以追认，根据交易习惯原则。2018年7月3日公司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参照上一次办理变更登记的事实，可知对于第二次办理《股权转让》的事实，各方亦进行了追认。综上，《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也是双方达成新的合意。六、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因郭忠良、郭威实际经营着君威公司，因此君威公司的财务资料均由其掌握，且郭威主张股权转让款金额与公司资产不符，故关于股权价值的举证责任，应由郭威承担。另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关于公司的财务状况，应该以有审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文件为依据，郭威并未就此进行举证。应当承担不能举证的不利后果。但一审法院将股权价值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梅君，但客观上梅君已不存在获取君威公司完整财务资料或进行审计的可能，因此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梅君不符合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七、账面亏损不代表股权价值。广州市峰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亏损的陈述不能作为公司实际资产状况的证据或依据。众所周知，《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企业在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利润表》反映的是企业在某个时期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表》反映企业在某个时期的资金流动。即便公司当前账面亏损，也有可能公司资产在增加，而公司总资产数据才是衡量股权价值的重要因素。在本案中应当由第三方审计机构就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以便确定股权价值。君威公司辩称，一、关于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产生，一审庭审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因君威公司的经营期限将至，为了公司的延续经营需进行工商登记，同时因公司股东梅君的股权已约定转让给另一股东郭威(股权转让款五万元)，但梅君一直不肯按工商部门的要求亲自办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助工商登记事宜。在公司经营期限将届满的情况下，君威公司、郭威就委托广州市峰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代办工商登记，并按2017年6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本案发生前，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梅君与被上诉人郭威、君威公司、郭威均不知道协议的存在和内容，在一审庭审时，广州市峰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证实，2018年7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都不是梅君和被告郭威签名，而是我司员工签名，我司员工签名时没有将上述文件内容告知梅君和郭威。在一审庭审中，梅君也多次承认，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所签订，其内容也是起诉时知道的。同时也确认了实际仅投资了10万元的款项，且已收回了五万元的投资款。也承认在2017年6月7日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确认将自己的股权以五万元转让给被上诉人郭威的事实。二、《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涉案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梅君竟然认为自己和君威公司、郭威以及郭威等人与不认识也未进行过意思表示的广州市峰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这完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制作《股权转让协议》的人员与涉案各方均没有委托代理签署协议的委托关系，内容各方也不知晓，签名也不是涉案各方签名，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根本就未成立，更谈不上梅君所称的合法有效。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也并非当事人协商一致合意的结果，制作协议的代办工商注册的人员和梅君、君威公司、郭威均不认识，也不存在梅君、君威公司、郭威授权他人签署的事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恳请上级法院依法驳回梅君的上诉请求，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君威公司、郭威的合法权益。郭威辩称。其意见与君威公司庭审意见一致，梅君主张的事实不是客观事实的主张。梅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威支付梅君股权转让费120万元及2017年7月3日至付清120万元股权转让费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所产生的利息；2、一审诉讼费用由郭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商事信息显示：君威公司是2016年5月13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成立时股东或发起人是郭威、梅君、郭忠良，2018年7月3日股东变更为郭威、郭忠良。2017年6月7日，梅君、郭威、郭忠良协商签署了《股东会决议》，内容：广州君威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于2017年6月7日在珠江帝景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决定，由股东郭威收购股东梅君40%的公司股权，收购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从梅君收到伍万元整日起，梅君脱离广州君威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一切债权债务与梅君无关。梅君主张，根据《广州君威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内容，梅君将其在君威公司的所有股份转让给郭威，转让费120万，随后君威公司依法变更了股权，郭威应当在2018年7月3日前支付转让费120万元，并就此提交了证据广州君威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君威公司股东会决议（2018年7月3日）、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经质证，君威公司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是工商代办机构拟定和签名的，签名的不是三位股东，真实性不确认，对证明内容不确认；对2018年7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工商代办机构办理工商登记代为签名的；对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真实性予以确认。郭威认为，股权转让合同并非郭威签字，在法院邮寄诉讼材料后郭威才得知该份股权转让合同；对2018年7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是郭威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真实性不确认；对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的真实性确认。君威公司主张，不同意梅君的主张，在2017年6月7日签订了《股东会决议》，约定涉案股权转让价为5万元，在2017年1月9日，君威公司经营期间，梅君领回了5万元投资款，就此提交证据股东会决议（2017年6月7日）、领款单、证人熊某的证言，证人熊某陈述：“我的职业是会计，我从2006-2007年开始从事会计，所在公司名称广州市峰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我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目前正常营业。从2016年开始，我司为君威公司提供代理记账、办营业执照（公司注册）以及财税方面的咨询服务。君威公司的工商登记设立是我司办理，其工商登记时没有向工商局提交审计报告，其三个股东只是认缴出资，没有实际出资。2018年7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都不是梅君和郭威签名，而是我司员工签名，我司员工签名时没有将上述文件内容告知梅君和郭威。该次股权变更手续是君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找我司，称因为找不到梅君，股权转让手续一直拖着没有办理，在公司要办理三证合一事宜时（不确定），干脆连股权转让手续一起办理，因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称有股东会决议存在，我司认为办理股权转让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问题不大，所以就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君威公司在2017年6月财务报告显示盈利400元，目前为止该公司处于亏损。”经质证，梅君认为，对股东会决议（2017年6月7日）、领款单的真实性确认，但领款单上的5万元并非涉案的股权款，证据股东会决议（2017年6月7日）梅君承认，但君威公司、郭威一直没有给付款项给梅君，2018年7月3日被告找人代办股权转让，并提交给工商机构有君威公司盖章的股权转让协议，梅君现也承认该份转让协议，但被告没有将该协议约定的转让款项120万元支付给梅君；对证人证言，1、根据证据规则，梅君认为该证人与被告存在利益关联，其所当庭陈述内容证明力不强，2、梅君认为该证人当庭陈述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形，尤其是其从未见过三个股东本人的签字，但在庭审中第一点就陈述确认股东会决议是三方本人签字，3、针对君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证人之间工商委托事宜，证人并未有证据证实其主张，证人陈述的内容非常模糊，并不能就本案的事宜作出清晰准确的回复，4、证人与梅君之间确实互有加微信，可以证实梅君并未失联，证人所做的委托事项均是由君威公司盖章委托的事项。郭威对上述三证据无异议，郭威认为，不同意按股权转让合同给付120万元，只同意按该股东会决议给付5万元转让款。诉讼中，梅君陈述，君威公司成立时，梅君共出资10万元。郭威、君威公司陈述，君威公司成立时，梅君出资10万元，占股40%，郭威出资5万元，占股20%，郭忠良出资10万元，占股40%。以上事实，有相关书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梅君主张郭威应按2018年7月3日股权转让合同支付120万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该股权转让合同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当事人协商一致合意的结果，梅君据此主张12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梅君是从商事登记部门取得的该份股权转让合同，而非正常签署取得；其次，梅君陈述该份股权转让合同并非梅君签名，郭威也陈述该份股权转让合同并非郭威签名，也未有证据证明该份股权转让合同为梅君或郭威授权他人签署；再次，君威公司成立时梅君出资10万元，享有君威公司40%股权，在2017年6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上，梅君、郭忠良、郭威就股权转让事宜协商一致，确定梅君转让40%股权给郭威，转让金额为5万元，现也未有证据证明该次股东会决议后相应的股权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关于梅君追加广州市峰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说明事实，故对梅君的该申请，一审法院不再准予。关于郭威要求对股权转让合同的签字进行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均不认可是本人签字，证人亦陈述并非当事人本人签字，故无须进行鉴定，对该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梅君的所有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梅君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梅君向本院提交了两组证据：1.君威公司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2.君威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郭威、君威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梅君在一审期间已经提交过。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二审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梅君主张郭威支付12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成立？关于上述争议，梅君系基于2018年7月3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主张上述转让款，郭威、君威公司则认为该合同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8年7月3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并非梅君与郭威签署，实由广州市峰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员工所签。即使该合同有君威公司的盖章，但不足以证明上述合同是得到郭威的授权，郭威本人亦不认可。其次，君威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公司出资方式为认缴出资，梅君实际完成出资额为10万元。在2017年6月7日，梅君、郭威、郭忠良协商签署了《股东会决议》，约定郭威以5万元价格收购梅君40%的公司股权。鉴于梅君没有全部履行120万元的出资义务，且未有证据证明该次股东会决议后相应的股权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2018年7月3日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郭威以120万元受让梅君40%的公司股权，不合常理。综上，2018年7月3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非当事人协商一致合意的结果，梅君据此主张1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梅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梅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 蔚加依娜尔·户马别克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