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3民初29561号原告郑某，女，1959年2月6日出生，台湾居民，现住台湾地区台中市，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码×××。委托代理人王少光，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宁，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某1，男，1964年3月3日出生，台湾居民，现住台湾地区新北市，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码×××。被告姜某，女，1979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公民身份号码×××。上述二被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超，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某与被告曹某1、姜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之委托代理人王少光、卢宁，被告曹某1、姜某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郑某诉称：原告的丈夫张某1生前长期在大陆做生意，期间大陆未婚女青年沈某贪图钱财成为张某1的情妇。在二人非法同居期间，由张某1出资为沈某购买房产一套。为掩人耳目，张某1、沈某、曹某1恶意串通，将购房款中的100万元通过曹某1“过桥”即曹某1与沈某、张某1签订《借款合同书》，由张某1作为担保人，由曹某1“借给”沈某100万元。事后，张某1汇款100万元给曹某1，并给曹某122万元的封口费。但在该幕后交易完成后不久，张某1患病，在病重期间由于沈某对张某1缺乏照顾，张某1、姜某、曹某1三人串通采取“曹某1将100万元借款债权转让给姜某，以姜某起诉沈某”的方式追回该100万元。虽然是以姜某的名义起诉，但因实质上是为张某1追款，故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均由张某1的长子张某2（已于2017年2月23日病故）汇款给代理案件的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尔后，根据(2012)朝民初字第15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沈某偿还姜某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并经强制执行到位125万元。但在此时张某1已经病故，曹某1、姜某见钱眼开又以侵吞该125万元为目的起诉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一、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姜某案款125万元；二、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姜某利息损失（以12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姜某经济损失40万元。综合以上事实：1、张某1、沈某、曹某1三人违反社会公德及公序良俗原则，以“借款”为“过桥”将原告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100万元借给“小三”沈某（曹某1还得到了22万元的封口费）；2、张某1、曹某1、姜某三人又以“债权转让”和“诉讼”为手段向沈某索回了125万元；3、姜某、曹某1夫妻二人借张某1病故见钱起意，通过诉讼由姜某取得了该165万元不当得利。据以上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要求：1、判令被告姜某返还不当得利1882851元，被告曹某1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被告曹某1返还不当得利220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被告曹某1、姜某辩称：一、郑某就生效判决所涉案款起诉姜某不当得利，诉讼程序违法，法院应驳回郑某起诉。姜某诉沈某民间借贷纠纷[案号:(2012)朝民初字第15260号]及姜某诉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号：(2018)京民再20号]，两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两判决均认定姜某是适格的原告主体，案款归属姜某，而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关于张某1系实际权利人的主张，生效判决均未采纳，不予支持。换言之，郑某诉姜某不当得利实质是对上述生效判决不服，意欲推翻生效判决，应通过再审程序解决，故本案诉讼程序违法，贵院应驳回郑某起诉。二、郑某关于曹某1负连带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承担连带责任必须基于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本案郑某起诉的案由是不当得利纠纷而非共同侵权纠纷，郑某既主张姜某不当得利，又主张曹某1负连带责任，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郑某关于曹某1返还不当得利22万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其主张姜某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两诉不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曹某1与姜某已离婚，不应作为共同被告。四、郑某诉状中关于“张某1、沈某与曹某1恶意串通，将购房款100万元通过曹某1过桥”一节，完全系其随心所欲地捏造。曹某1借给沈某的100万元发生于2010年7月，而张某1给曹某1的3笔大额汇款合计92万元发生于2011年9月和10月，时间相差一年之久，而民间“过桥”时间一般也就几天左右，故原告所谓的“过桥”无事实依据。且10笔3万元的汇款足以证明月息3万，有《借款合同书》第2条为证。由于沈某没有给付利息，而张某1是借款担保人，经催要，张某1作为担保人给付了部分利息。最终由于沈某拒不偿还100万元本金和利息，曹某1于2012年3月27日将沈某的债权转让给姜某，姜某即提起诉讼。由于月息3万元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法院只能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判决利息，因此，约定的利息数额与法院判决的利息数额之间存在差额。张某1作为担保人，为了免除担保责任，张某1同意补足差额部分即同意已支付的利息作为差额填补，弥补曹某1的损失。故在姜某诉沈某一案中，张某1对于其支付的利息部分不再主张，而姜某(曹某1)也不再追究张某1的担保责任。因此，郑某关于张某1和沈某自愿支付的30万元利息，要求返还，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曹某1将债权转让给姜某，由姜某起诉沈某，是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出的主意，故原告所谓“张某1、曹某1、姜某三人串通100万元债权转让”一节，完全违背事实。原告诉称“实质上是为张某1追款，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由张某2缴纳”一节，亦无事实依据。六、郑某的其他诉讼理由亦无证据支撑，均为其凭空捏造，与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诉曹某1、姜某民间借贷纠纷时的诉讼主张和理由完全矛盾。其在朝阳法院主张曹某1、姜某欠张某1的借款，而在本案又主张张某1、曹某1、沈某恶意串通，足见原告完全随心所欲，随意捏造事实。七、92万元是张某1偿还曹某1的炒股损失、澳门赌债、会所转让款。2010年初，曹某1与张某1相识。2010年中，张某1得知曹某1用姜某的账户炒股，就说服曹某1与张某1合作，保证只赚不赔。具体方式是将网上股票账户交给张某1操盘，赔钱由张某1补足，赚钱由俩人平分。曹某1觉得没什么风险，就答应了，当时交付张某1的股票账户余额是138万元。2011年夏，曹某1决定离开北京回台湾生活，遂对手边事务进行清理。当时发现股票账户亏损28万元，于是要求张某1补足亏损。张某1恳请曹某1稍等，其保证很快有大笔资金入账。他说他投资袁某(台湾名人，金钱豹的老板，亦是传说中台湾黑道人士)在河南郑州的金钱豹餐厅。袁某已将该金钱豹餐厅卖给外资，张某1可因此获利。此事在台湾人圈里众所皆知，无人怀疑。张某1是好赌人士，未认识曹某1之前就常到济州岛玩，张某1得知曹某1对澳门赌场颇为熟悉，曹某1是金沙赌场的业务，去那赌博可享受vip的待遇，包吃包住，曹某1在赌场的账户有50多万元的余额。2011年8月27日，曹某1与张某1结伴同行。曹某1用自己的账户余额借给张某130万筹码。回北京后算账，张某1承诺他的投资将逐笔到账，很快可以还钱。张某1又问曹某1离开北京后，光华路2号阳光一百1107会所怎么处理?曹某1告知张某1有人愿意出资接手。张某1当即表示他愿意接手会所，希望曹某1转给张某1而非其他人。曹某1告诉张某1他人出价45万元。张某1表示没问题，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张某1接手阳光一百1107会所。综上，张某1欠曹某1的款项是28万元+24万元(30万元港币)+45万元=97万元。所以在2011年9月30日张某1汇款2次合计60万元,2011年10月10日汇款32万元，总计92万元，这是张某1归还曹某1的款项。八、原告郑某起诉不当得利已超过诉讼时效，自2011年至今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已丧失胜诉权。九、原告郑某已放弃对张某1的继承权，郑某曾在朝阳法院基于张某1的遗产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曹某1和姜某，而其在本案中又认为122万元是夫妻共同财产，前后矛盾，如其认为系夫妻共同财产其应提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证明，且应提供张某1的汇款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明。事实上，张某1债务缠身，其汇款不可能是自有资金，应来源于他人的借款。退一步而言，即使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郑某实际上也仅享有一半的诉权，因张某1已去世，无法共同参加诉讼，张某1的诉权依法只能由其继承人行使，而本案张某1的继承人全部放弃继承，故郑某并不享有全部诉权，只能享有1/2的诉权和实体权利，依此才能保护案外债权人的利益，否则，将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十、原告郑某所诉有悖常理，不合逻辑。2010年7月，沈某以房抵押签写借据，而张某1作为担保人均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画押。若张某1还款给曹某1，岂有既不收回借据也不出具还款说明之理?在2012年姜某诉沈某一案中，张某1并未主张已还沈某借款。如张某1已还沈某借款，基于担保债权，张某1享有向沈某追偿的权利，既可作原告起诉，又何必劳烦姜某。而事实上，在2012年姜某诉沈某一案中，张某1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从未提出姜某不享有实际权利。张某1于2012年初便得知身患肺腺癌晚期，入住台大医院后，曹某1与姜某每个礼拜都去看他，期间都与他次子张某3及原告郑某见面，如果曹某1借了张某1的钱或张某1还了沈某的钱，张某1为何在2010年7月至2013年9月期间从未提起?为何从未主张?为何没有留下遗嘱?难道张某1与其家属疏远?难道要将“秘密”带进坟墓？经审理查明：张某1与郑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1年7月1日结婚，婚后育有两子，即长子张某2、次子张某3。张某1于2013年9月16日去世。张某2于2017年去世。曹某1与姜某于2011年9月7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1月9日登记离婚。2009年12月28日，案外人曹某2（台湾居民）通过公证委托曹某1在大陆办理其在交通银行×××及×××账户的各项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存款、转账、汇款、投资理财、挂失、补办卡等。2010年7月27日，曹某2名下交通银行×××账户向张某1名下交通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2010年7月30日，沈某、曹某1和张某1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曹某1出借给沈某100万元，于2010年7月31日前汇入沈某指定的交通银行×××账户，借款期限为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1月31日，月利息3万元，沈某将其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屋作为抵押，张某1作为担保人与沈某承担一致的债务责任，该合同一式四份，曹某1持有两份、沈某和张某1各持有一份。前述《借款合同书》背面有手书内容如下：“经三方协商同意，本合同（见反面）借款期限延长一年，自2011年02月01日至2012年01月31日止。并更正甲方担保品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借款人：沈某2011.2.17贷款人：曹某12011.02.17担保人张某12/172011”各人签名后方均捺手印。2012年3月27日，曹某1与姜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曹某1将《借款合同书》项下的债权及依据合同应收之孳息全部转让给姜某。2012年4月，姜某（委托代理人系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曲某律师）将案外人沈某作为被告、曹某1作为第三人诉至朝阳法院，要求沈某偿还借款100万元并支付利息81万元。2012年12月18日，朝阳法院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15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沈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姜某借款一百万元；二、沈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姜某以一百万元为基数自二○一○年八月一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上述利息累计不超过八十一万元。沈某对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撤回上诉。判决生效后，沈某未主动履行，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代理姜某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2月26日，沈某给付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50万元。2014年5月19日，沈某给付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75万元。2014年5月21日，曲某向朝阳法院出具结案证明一份，说明曲某代理申请执行的姜某诉沈某一案执行案件履行完毕。曲某、沈某之委托代理人刘蕾在结案证明上签字。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表示将全部案款交付张某2。2015年，姜某将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以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为案由诉至朝阳法院，要求：1.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返还案款125万元；2.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赔偿姜某损失575545元；3.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赔偿姜某利息损失（以1825545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6年，朝阳法院作出（2015）朝民（商）初字第096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姜某案款125万元；二、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姜某利息损失（以12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姜某对上述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2016）京03民初97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姜某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7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民再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9730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0969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维持北京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096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三、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姜某经济损失40万元。2019年1月8日，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向朝阳法院交纳案款1451191元。2019年2月21日，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向本院交纳案款431660元。郑某提交汇款凭证、朝阳法院谈话笔录，证明张某1与沈某系情人关系，张某1向沈某汇款4424000（自2007年至2011年），侵犯郑某的权利。谈话笔录为郑某、张某2、张某3起诉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法院无法向沈某送达诉讼材料，郑某、张某2、张某3撤诉。曹某1、姜某认为上述证据无法显示张某1与沈某之间的关系，亦无法证明汇款人。郑某提交《购房来源协议》、汇款凭证复印件、上诉状、张某3证言，证明为了掩盖张某1向沈某非法赠与巨款，张某1与沈某、曹某1虚构了《购房来源协议》和《借款合同书》，曹某1与沈某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曹某1、姜某认为曹某1与沈某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且已经通过生效判决确定，汇款记录中有10笔、单笔3万元的款项是张某1、沈某根据《借款合同书》支付给曹某1的利息，因双方约定的利息过高，姜某在起诉沈某时放弃了部分利息并且没有起诉张某1的理由即是前期已经偿还了30万元的利息，剩余的92万元是张某1还给曹某1的炒股资金、赌债、转让会所的费用。郑某提交公证书（微信聊天记录及电子邮件）、结案结算书、转账回单，证明张某1病重期间沈某缺乏照顾,张某1与曹某1、姜某合谋“假戏真做”利用原《借款合同书》起诉沈某,姜某通过判决和执行取得125万元,收回了沈某部分不当得利，但姜某在该案审理中没有出现过，张某1作为实体权利人一直在过问案件并交纳案件受理费，张某1病故后，曹某1向张某2索要30万元好处费未果。曹某1、姜某认为根据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姜某即为债权人，郑某主张张某1为债权人无依据，且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曹某1向张某1或其家人索要好处费，实际上是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试图占有案款。另查一，2016年1月26日，张某2、张某3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曹某1、姜某起诉至朝阳法院，主张张某1支付给曹某1的122万元是借款，要求曹某1、姜某返还。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张某2去世，郑某作为张某2的继承人参加诉讼，后该案于2018年10月按自动撤诉处理。曹某1、姜某提交该案的询问笔录、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家室法庭函，证明郑某、张某2、张某3已在台湾放弃对张某1遗产的继承权。郑某认可已放弃对张某1遗产的继承权，表示最初起诉时系民间借贷关系，但因张某1已将122万元偿还给曹某1，故应构成不当得利。曹某1、姜某提交由刘伯能出具的说明，证明张某1于2011年接手曹某1经营的某会所，刘伯能未出庭作证。郑某对此不予认可。曹某1、姜某提交借款协议书、借据，证明张某1生前债务缠身，没有能力帮沈某还款，并且给沈某的汇款也不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郑某对此不予认可。曹某1、姜某提交汇款记录，证明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曲某律师向张某2汇款50万元，剩余75万元由该所占有。郑某认为张某3已经说明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退还给张某1家属的金额。曹某1、姜某提交民事起诉状（其中一份原告为曹某1，未实际起诉；另一份原告为姜某），证明曹某1本将张某1作为第二被告，但因张某1同意补足利息差额部分，故没有起诉。郑某对起诉状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这是曹某1、张某1串通，通过起诉的方式从沈某处获取利益。曹某1、姜某提交授权委托书，证明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伪造授权委托书。郑某对此证据不确定。曹某1、姜某提交汇款单，证明张某3因生活困难，向曹某1借款。郑某认为不能证明借款，可能是有其他原因。曹某1、姜某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证明在（2015）朝民（商）初字第09698号案件审理中，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认为曹某1为债权人，与本案中所述相反。郑某认为该表述是曲某在该案中的答辩意见。另查二，郑某、张某2、张某3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沈某诉至朝阳法院，后于2019年1月14日撤诉。郑某认为姜某取得案款125万元、利息损失（以12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及经济损失40万元，是根据有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但郑某主张（2012）朝民初字第1526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借贷关系不存在，因为张某1已将从曹某1处所借的100万元还清，并支付了22万元好处费，张某1、曹某1、姜某系通过串通起诉的方式追回张某1赠予沈某的400万余元，而400万余元系张某1、郑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张某1赠予沈某违背了夫妻忠诚义务，故认为姜某通过起诉沈某获得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另因曹某1与姜某串通，故曹某1应负连带返还义务。郑某主张曹某1取得的122万元中有22万元是好处费（无法区分具体为哪几笔），因曹某1帮助张某1利用虚构借贷关系遮掩张某1给沈某买房的事实以及曹某1帮助张某1起诉沈某，故张某1给付曹某122万元，但因此笔款项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曹某1构成不当得利。曹某1、姜某认为姜某取得的涉案款项是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有法律依据，曹某1取得的涉案款项并不是好处费。上述事实，有（2012）朝民初字第15260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再20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姜某取得案款125万元、利息损失（以12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经济损失40万元及曹某1取得22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于上述焦点，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他方受损，一方获利与他方受损具有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照上述法律规定，郑某应该就如下承担举证责任：曹某1及姜某获利、郑某有损失、获利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曹某1与姜某的获利缺乏合法依据。二、姜某取得案款125万元、利息损失及经济损失40万元，是基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朝民初字第15260号及（2018）京民再20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定姜某与沈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沈某对债务并未清偿、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未将执行案款给付姜某并对姜某造成损失，即姜某取得上述款项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如郑某要举证证明姜某取得上述款项没有合法根据，则应推翻上述民事判决书的法律效力。郑某主张张某1已将100万借款还清、姜某与沈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意见，应在申请推翻上述民事判决书的法律效力的法律程序中进行举证。在上述民事判决书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姜某取得相应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三、判断曹某1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是认定其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首先，郑某关于曹某1取得诉争款项无法律依据的主张，是一种对消极事实的主张。而对消极事实通常无法通过证据直接予以证明，而是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其中，对主张消极事实的抗辩，则会成为认定消极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对于曹某1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郑某需就其主张提供证据，曹某1亦需就其抗辩提供证据，并由本院在审核认定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基础上作出认定。其次，本案中，郑某主张张某1支付给曹某1的122万元（保含沈某支付的3万元）系张某1偿还曹某1的借款100万元、张某1支付曹某1的好处费22万元。曹某1辩称其中的30万元系《借款合同书》中约定的每月3万元的利息，剩余的92万元系张某1偿还给曹某1的炒股费用、赌债及转让会所费用。从款项性质来看，郑某在本案中认为122万元包含了还款100万元及好处费22万元，但其提交的转账凭证无法证明122万元中是否包含“好处费”及具体费用是多少，更与其在朝阳法院起诉曹某1、姜某民间借贷一案中认为此笔款项是借款的陈述相矛盾。从付款时间及金额来看，沈某作为借款人、张某1作为担保人，二人分10次、每次3万元，基本按月（具体付款日期也基本固定）支付给曹某1，与《借款合同书》中约定的利息一致，故此30万更可能系张某1、沈某支付给曹某1的利息。再次，关于剩余的92万元，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此笔款项性质，张某1作为使财产发生转移变动的民事主体，对其支付款项的行为或对曹某1取得款项的不正当性更能清楚的予以解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张某1在去世前并未以曹某1取得上述款项没有合法根据为由要求曹某1予以返还，涉案款项数目较大，如曹某1构成不当得利，张某1生前未维护自身权利不合常理，现张某1已去世，郑某凭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曹某1取得122万元中有22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故对于郑某要求曹某1返还不当得利22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四、由于本院在实体上已驳回郑某的诉讼请求，故对于姜某、曹某1关于郑某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再予以审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三元（原告郑某已预交），由原告郑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 筠人民陪审员  汤红林人民陪审员  张仲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王珊珊书 记 员  王其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