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39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义忠，男，1962年4月21日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鹿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璇，河北千山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鑫，河北冀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原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住所地：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大元建业集团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77733043H。 负责人：徐达，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信用代码911309001095412407. 法定代表人：郝书明，该公司董事长。 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李启来，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胡玉成，男，1974年10月2日生，汉族，现住沧州市运河区,户籍所在地沧州市新华区黄河东路沧县。 上诉人韩义忠因与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原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以下简称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元集团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胡玉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10民初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韩义忠及代理人樊玉璇、张凯鑫，二被上诉人代理人李启来，原审第三人胡玉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韩义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其他诉讼支出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以“原告主张二被告为借款合同主体,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四个理由是错误的: 一、原审判决认为,胡玉成接收梁春瑞150万元银行转账的行为是公司授权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其收到的款是否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原告未能提交相关的证据加以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与原审庭审查明的事实相悖。1.胡玉成曾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元石家庄分公司经理（2007年3月至2017年11月）,是经大元集团公司发文正式任命和工商登记确认的分公司负责人,是大元石家庄分公司向晟嘉公司借款的决策人和具体经办人,其作为原审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并出席了庭审,胡玉成承认其是以大元石家庄分公司的名义向晟嘉公司借款的,而非以自己名义借款。2.胡玉成代表大元石家正分公司向石家庄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可（以下简称嘉公司）借款的事实被分公司会计张辉如实记录在分公司的账目中。3.对于大元石家庄分公司向展嘉公司借款150元这一事实的记裁,出现在用事查卷的诸多证据之中,例如：（1）在刑事案件查过程中,大元石家庄分公司会计张辉为配合查机关的查,于2016年9月2日如实提供的大元石家庄分公司借款来源明细Ｅｘｃｌ表（刑事侦查卷宗补充侦查着一,Ｐ21）,其中对于大元石家庄分公司向及晟嘉公司借款150万元,以及转账双方的账户信息均与借款履行的事实相符。（2）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委托沧州冀华会计师事务所做出的《关于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财务收支专项事计报告》（冀华所专审字（2016）第05号）中对于“晟嘉房地产”借款情况列有专表,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借款行为,证据见刑事侦查卷宗证据卷11-3,Ｐ1344.胡玉成的借款行为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也已被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刑事判决书所认定。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7）冀0903刑初55号生效刑事判决书的审理查明部分认定:“2007年3月2日,被告人胡玉成被河北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命为该集团石家庄分公司经理,负责对外承搅建筑施工工程,被告人张辉任石家庄分公司会计。2008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胡玉成以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的名义,以工程急需用款为由,向李秀、赵志国、邢成新、崔海生、韩志辉等70余人（其中包括韩义忠和晟嘉公司）借款总额为62866867.50元,利息不等,所借款项均由出借人汇入胡玉成、张辉的个人银行卡账户,列支在公可的账目中”。审理还查明:“被告人胡玉成、张辉的供述,部分借款人的证言,借款人银行账户与被告人胡玉成、张辉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审计报告等书证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胡玉成向其同学、亲属、企业内部职工及与其有业务往来的人员借款,所借款项列支在公司的账目中,并偿还大部分本金及利息。被上诉人大元石家庄分公可借晟嘉公可的150万元均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大元石家庄分公司会计张辉在沧州市侦查过程中（2016年6月21日）向侦查机关提供的向晟嘉公可借款资金去向明细表（见刑事补充侦查卷宗二Ｐ36）记载:被上诉人大元石家庄分公可将晟嘉公司的借款用于支付银山花园项目的电料、砂石料、劳务费,龙头花园项目的砂石料、塑钢门窗、劳务费,以及其他工资、税费等支出项目中。原审判决置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于不顾,认为上诉人（原审原告）未提供胡玉成接收晟嘉公司梁春瑞150万元借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是个人行为,且没有提供证明款项用明显是错误的。 二、原审判决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是被胡玉成和张辉改写的账册,不是原始账册,不能真实反映被告公司与原告的资金往来情况,该账册不能作为证据被采纳,这一观点是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误读,是对胡玉成和张辉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犯罪事实不了解而做出的错误判断。首先,要明确胡玉成和张辉到底改写了账册行为涉及哪些内容,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明确了改写的内容:“2016年元旦左右,被告人胡玉成指使被告人张辉及公司外聘会计赵建芳、张耕辉、刘艳亮对该公司2008年至2015年的账目重新记录,将胡玉成平时在公司支取的360余万元现金,改成公司工程项目及费用的支出,在新的账目里冲抵”,这360余万元冲抵了哪些具体项目,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沧州冀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6年3月8日做出的《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胡玉成支现金专项审计报告》(冀华所专项审字(2016)第08号)中有详细而全面的认定,该审计报告显示:自2008年至2015年胡玉成共从分公司支取3726174元,并将上述款项以承揽的各个工程项目的运费、彩板房、搅拌机租赁费、吊车费、塔机租费、塔吊租货费、电梯租货费、木模板、楼方木、胡玉成工资、厂房租赁费等项目中冲抵,这些就是胡玉成、张辉等人改写的账册内容,而其中并不包括对外的借款往来账目。原审被告在庭审中向法庭出示的大量被告人在刑事侦查中的讯问笔录,试图将原告提供的刑事侦查卷宗中所有的证据囊括在被胡玉成和张辉改写之列,原审法院在没有认真甄别之下被误导而仓促出判。其次,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除了沧州冀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外,还有张辉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为配合人公安机关的侦查,据实提供的有关分公司对外借款来源明细表及借款资金去向明细表,其中一份借款统计表格上加盖有大元集团公司的印章(刑事侦查卷证据卷1-8,P32),此表格记载:借薛春刚299万元,尚欠本金179万元(胡玉成接受的18万元现金未计算在内)。由此可见,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均不属于被“改写的账册”,依法可以用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使用。 三、晟嘉公司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大元石家庄分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货合同关系不以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和出具借据、收据、欠条等为成立和生效要件,上诉人提供的出借时的银行转账记录、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借款事实及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偿还部分借款本金的银行交易记录及数次偿还利息的记录等证据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符合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足以证实了发生在晟嘉公司和大元石家庄分公司之间以及上诉人韩义忠和大元石家庄分公司之间的借货合同关系和借货事实的存在。 四、原审判决以晟嘉公司将债权转让给韩义忠没有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为由,驳回原审原告的诉求是错误的。通过晟嘉公司出具的书证、梁春瑞的证人证言和第三人胡玉成的当庭陈述、审计报告、张辉向公安机关提供的关于分公司的借款来源明细表己经证明了大元石家庄分公司向韩义忠借新债还晟嘉公司旧债的事实,对于双方都认可的事实,上诉人无需再就亿丰石油(韩义忠)和晟嘉公司之间发生的的借贷事实提供证据。 五、被上诉人大元集团公司作为承担被上诉人大元石家庄分公司债务清偿责任的主体明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大元石家庄分公司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其对外债务应由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大元集团公司承担。另,涉及被上诉人大元石家庄分公司的借款系列案中的李炳山、赵志国、徐成龙、邵金喜、景涛等人诉二被上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已由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该判决依法认定了被上诉人大元石家庄分公司的借款主体身份,并判决大元集团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大元集团公司在收到判决后主动与诸原告达成和解并主动履行了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 被上诉人大元集团公司辩称，原审认定本答辩人(注:在事实和法律适用上亦代表分公司)不是借款合同的主体,上诉人亦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向本答辩人提供了借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维持原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而非诺成合同,在有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出借人提供借款时合同生效,《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货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向货款人借即交付款项的行为;《合同法》第二百ー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货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法条文字表述更为鲜明。本答辩人没有收到上诉人的借款是十分清楚的,而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向本答辩人提供了借款。纵观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包含了这样的三段论:胡玉成是时任沧州分公司(原石家庄分公司)的负责人,即经理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所以,经理向上诉人的借款行为就是职务行为。这样就一目了然地看出其错误所在,依上诉人的上诉逻辑,我们把他的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负责人,即经理的一切行为都是职务行为”,其法律逻辑的谬误昭然若揭。本答辩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状,归纳其错误的表现形式 一、滥用法律,歪曲事实1.如上诉状第一页下部“胡承认曾数次以大元石家庄分公司的名义向晟嘉公司，而并非以自己名义”,可见,上诉人就是以胡玉成的承认为依据，上诉人的错误就是凡是胡玉成承认的职务行为都是职务行为，都是对法律的滥用。2.如上诉状第二页,第2行“借款事实被分公司会计张辉如实记录在分公司的账目中”，什么叫“如实记录”什么叫分公司的账目”显然,这是上诉人自己的标准。 二、虚张声势、混淆视听1.如上诉状第二页第3-4行“借款150万元这一事实的记载，出现在刑事侦查卷的诸多证据中”。从其举列的事实来看,一是“张辉为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于2016年9月2日据实提供了大元石家庄分公司借款来源明细EXCL表,借款资金动向明细”,且不问上诉人标准的张辉“据实提供”是否“据实”该笔录的证据形式是证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效力极低,且该证言是为刑事侦查为目的的不是对某一民事权利证明为目的,其实也根本无法证明某具体的民事权利。真实的情况是胡玉成、张辉二人,于2017年7月18日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7)翼0903刑初5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胡玉成、张辉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胡玉成领刑有期徒刑一年大个月和罚金五万元,张辉领刑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和罚金二万元。简言之,胡玉成、张辉等人造假成立,何以这些造假的材料成了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根据任何法律都不会支持行为人从不法行为中谋利,上诉人这种从不法行为中谋利的想法于事实和法律都是不容的。2.上诉人引用了冀华所专审字（2016）第05号《审计报告》，上诉人称“借款情况列有专表，进一步证实这一借款行为”，而《审计报告》明确声明该报告的六大不确定性，详见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证据1。3.如上诉状第二页,“4、胡玉成的借行为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也已被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所认定”,再看上诉人所引用的刑事判决书的内容:“2008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胡玉成以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的名义,以工程急需用款为由,向李秀丽赵志国借款……列支在公司的账目中”,这里刑事判决书的表述显然是确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个人行为的认定,“列支在公司的账目中”才是行为人犯罪的后果,否则何须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呀而这正在依侦查的证人语言和被告人的供述为依据的。本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即冀华所专审字(2016)第07号《(审计报告》,才是证明公司承认分公司借款的事实证据,2007年至2015年累计借入270万元,累计还款270万元,侦查机关也调取了本答辩人公司管理制度汇编《财务会计工作管理细则》,是“严禁坐收坐支、体外循环”的。上诉人引用张辉2016年6月21日在侦查时的讯问笔录说“晟嘉公司的借款用于支付银山花园项目”,如果属实也正是刑事被告人的辩解,何以作为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依据况且这里上诉人所言是晟嘉公司的借款,是张辉2016年6月21日所言,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晟嘉公司2018年11月21日的证明中显示2011年3月24日我公司与大元石家庄分公司,债权债务已清”,这里显然是不一致的。 三、以偏概全,欲盖弥彰1.上诉人引用刑事判决书“2016年元且左右,被告人胡玉成指使被告人张辉及公司外聘会计赵建芳、张耕辉、刘艳亮对该公司2008年至2015年的账目重新记录将胡玉成平时在公司支取的360余万元现金,改成公司工程项目及费用的支出,在新的账目里冲抵。”并引用翼华所专审字(2016)第08号《审计报告》,称该审计报告以表格的方式列明了自2008年至2015年胡玉成共从分公司支取3726474元,并将上述款项以承揽的各个工程项目的运费.厂房租赁费等项目中进行了冲抵,这些就是胡玉成、张辉等人改写的账册内容,而其中并不包括大元分公司对外的借款往来账。可见,上诉人的目的很明显,他们认为,你看,改就改了3726474元,对外借款的往来账目并不包括在内。而恰恰在此却掩盖了关键的、最重要的事实。一是刑事事实的查明来自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及证人证言等,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就难以确定,这个情况在以数字准确为己任的《审计报告》的说明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具体就是上述所指的六大不确定性等,及8号《审计报告》本身显示分公司提供的现金流水账没有现金支出,经侦提供的现金流水账有现金支出就证公司是不认可的。二是上诉人以此来掩盖“体外循环的非法性,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公然声言,“其中并不包括大元分公司对外的借款往来账目”,而这恰恰是应当依法认定职务行为、个人行为的标准。可想而知,正因为存在体外循环,建立了账外账,使正常经营的财务收支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可监管的标本。我们回到上诉人的权利主张上来,他拿出的极可能是其权利的一个片段证据,由谁能证明他收到了现金或其他形式的转账没有收到了多少关于这个数字,本答辩人在一审及律师代理意见中已提到,实际借款人完全可能超付,这里仅摘录一段“相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货案件用法律若千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ー条等规定,如按原告陈述的事实是从2011年3月24日借款,至2014年7月7日还款255万元,该期间共1201天,受保护的利率是年息24%,而不是36%,此间应付利息为118.4548万元,余款255-18.4548=136.5452万元应计入本金这样还有本金为150-136.5452=13.4548万元。2.上诉人在上诉状最后一页称“涉及被上诉人大元石家庄分公司的借款系列案中的李炳山、赵志国、徐成龙、邵金喜、蒲景涛等人诉二被上诉人的民间借货纠纷案,……大元集团公司在收到判决后主动与诸原告达成和解并主动履行了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这里需要澄清事实。作出一审判决的只有李炳山、赵志国、徐成龙三人,邵金喜、蒲景涛二人不是当事人。和解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参加和解的人与石家庄分公司均有《借款合同》,尽管我们认为有盗盖公章、空白填写的可能;二是对李炳山等三人案错误判决的错误理解;三是我公司有追偿等其他救济权利,并在行使中。所以,上诉人拿这些来类比,即没有事实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包括上诉状中罗列与行为人之间的证据与本答辩人无关,事实上与行为人之间也是无法说清楚的关系。时任分公司负责人胡玉成的犯罪行为给本答辩人亦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但这一犯罪行为万万不能成为上诉人谋利的根据,混淆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边界都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他人权利的侵害。望二审法院明察,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韩义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庭审中变为150万元）及利息13万元（庭审中变为63万元）；2.因本案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梁春瑞向第三人胡玉成银行卡账户打款150万元。原告从沧州市运河区法院调取的胡玉成、张辉刑事案件公安卷宗中账册显示2011年3月24日借原告韩义忠150万元，用途是直接还晟嘉。2018年11月21日石家庄晟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大元集团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在2011年1月21日向石家庄晟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150万元，150万元转到胡玉成个人账户。借款到期后，胡玉成找到鹿泉亿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韩义忠，向韩义忠借款150万元用于偿还石家庄晟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借款，石家庄晟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向鹿泉亿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借款350万元。2011年3月24日石家庄晟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鹿泉亿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借款中核减了150万元。至此，两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清。原告认可到2014年7月7日被告偿还利息255万元。2012年1月21日张桂敏向第三人胡玉成银行卡账户打款50万元，此50万元后由胡玉成银行账户还至张桂敏银行卡账户上。另查明，第三人胡玉成自2008年至2015年系被告大元集团公司石家庄分公司的负责人，张辉当时任该分公司会计。在此期间胡玉成向其同学、亲属及有业务往来的人员借款。后胡玉成和张辉被指控犯集资诈骗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检察院起诉至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法院查明，2016年元旦左右，胡玉成指使张辉及公司其他会计对分公司2008年至2015年的账目重新记录，将胡玉成平时在公司支取的360余万元现金，改成公司工程项目及费用的支出，在新的账目里冲抵。法院判决胡玉成、张辉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二被告是否是本案借款合同的借款主体，从原告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和陈述来看，原告主张二被告为借款合同的主体，证据不足，理由是：1、梁春瑞通过银行向胡玉成打款150万元、通过胡玉成虽为被告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负责人，但是其收款的行为是被告公司授权还是胡玉成个人行为，其收到的款项是否用于被告公司生产经营还是另有他用，原告未能提交相关的证据加以证明。2、原告另一组证据为被告公司的账册，该账册系胡玉成与张辉改写的账册，并不是原始账册，不能真实反映被告公司与原告的资金往来情况，该账册不能作为证据被采纳。3、石家庄晟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之间发生借款合同关系，进行如此大额借款交易，没有被告出具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也没有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4、鹿泉亿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石家庄晟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元集团公司石家庄分公司之间对债权债务转让没有协议，原告应就鹿泉亿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石家庄晟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存在350万元的借贷关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仅以石家庄晟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作为证据，无法支持其主张。因此无法确定二被告是借款合同的主体，原告仍应就原被告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现有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韩义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4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查明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实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争议焦点问题，本院逐一分析如下： 一、关于被上诉人偿还借款的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借款明细及借款用途明细表是否经伪造或篡改的事实认定。 本院依据审理查明，上诉人提供的刑事案卷卷宗中有关大元石家庄分公司借款及借款用途明细表，是原石家庄分公司会计张辉在侦查阶段为配合公安机关侦查，依据银行转账对账单整理的借款事实证据，沧州市运河区法院的刑事审判也是采用了卷宗调查证据并依法做出了生效判决，在判决中查明部分指出：“2016年元旦左右，被告人胡玉成指使被告人张辉及公司外聘会计赵建芳、张耕辉、刘艳亮对该分公司2008年至2015年的账目重新记录，将胡玉成平时在公司支取的360余万元现金，改成公司工程项目及费用的支出，在新的账目里冲抵…。”冲抵的事项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公安机关委托沧州冀华会计事务所作出的《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胡玉成支现金专项审计报告》中，对关于改写的账目具体事项都做了专项审计，并不包含对外的借款往来账目。另，对大元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借款事实情况，沧州市运河区法院也在判决中予以查明。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是被胡玉成和张辉改写的账册，不能真实反映被告公司与原告的资金往来情况，该账册不能作为证据被采纳。”的认定，显属不当。 二、原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经理胡玉成接收转账的行为是公司授权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认定问题。 本院审理查明，接收借款的胡玉成是时任原大元公司石家庄分公司经理，张辉任原大元公司石家庄分公司会计。另有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7）冀0903刑初55号刑事生效判决书审理查明：“被告人胡玉成以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的名义，以工程急需用款为由，向李秀丽、赵志国、形成新…等70余人借款总额62866867.50元，利息不等，所借款项均由出借人汇入胡玉成、张辉的个人银行账户，列支在公司的账目中，出借人员大多都是被告人胡玉成的亲属、朋友、业务上的合作伙伴及大元集团员工。”正是出于对该事实的认定，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做出了对胡玉成不构成集资诈骗罪行为的认定，上诉人同时提供了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会计张辉，在侦查阶段为配合公安机关侦查，依据公安机关调取的银行转账凭证，整理的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借款明细及借款用途等证据均能够相互印证，胡玉成作为原大元石家庄分公司的经理，接收借款是代表公司实施的借款行为，所借款项也都用于大元石家庄分公司的业务支出中，故应认定胡玉成接收借款的行为是公司授权行为。 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借贷事实关系成立及借款数额的认定问题。 上诉人提供了石家庄晟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嘉地产）通过会计梁春瑞账户向胡玉成借款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实，作为当时出借人晟嘉地产向被上诉人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大元石家庄分公司经理胡玉成代表公司也收到了借款，同时上诉人提交了晟嘉地产的书面证明证实：上诉人韩义忠于2011年3月24日，代被上诉人大元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偿还了晟嘉地产的借款150万元，晟嘉地产与被上诉人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清。另依据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侦查卷宗中，原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会计张辉提供的借款明细及借款用途、沧州冀华会计所出具的借款审计报告均证实了上诉人韩义忠代为偿还借款的事实。原大元石家庄分公司经理胡玉成作为第三人也参与了庭审，并对被上诉人大元石家庄分公司与上诉人韩义忠借款事实进行了说明，承认借款事实是真实的。就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应以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达成货币借用合意，并以出借人实际给付借款为生效条件。本案中，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第三人当庭陈述、生效的刑事判决、刑事案卷卷宗等证据及庭审查明情况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的合意，作为原大元公司石家庄分公司经理胡玉成代表公司实际接收了借款，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也在借款期间支付了部分利息，故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数额，本院确定如下：依据上诉人提交的2011年1月21日1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晟嘉地产的书面证明、侦查机关的案卷中借款明细、借款用途明细表，借款审计报告，本院对韩义忠2011年3月24日出借本金150万元予以确认。 对于上诉人主张的欠付借款本金及利息问题，上诉人提供的沧州冀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借款审计报告、侦查卷宗中的借款来源明细表显示：欠韩义忠本金150万元，利率为月息5%。并且一直按照该约定支付利息至2014年7月7日止，共支付利息255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自2011年3月24日至2014年7月7日，以150万元本金按照年利率36%计算，产生的利息为177.45万元，超付的利息77.55万元（255-177.45）应当在借款本金中扣除，故截至2014年7月7日欠付的借款本金应为72.45万元（150-77.55）。其后的利息，应按照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自2014年7月8日开始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结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借贷关系成立，上诉人韩义忠支付了借款人民币150万元，被上诉人已接受借款，因被上诉人未能及时偿还借款，应按照法律规定向上诉人偿还借款。因被上诉人大元集团石家庄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故其民事责任应由具有法人资格的被上诉人大元集团公司和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共同承担。 综上所述，上诉人韩义忠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10民初980号民事判决； 二、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原大元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韩义忠借款本金7245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7月8日开始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三、驳回韩义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840元，保全费5000元，由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480元，由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 磊 审判员 陈 路 审判员 李坤华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陈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