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黔行终147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贵州省锦屏县铜鼓镇嫩寨村一组。负责人刘文国，男，侗族，组长。诉讼代表人杨胜成，男，苗族。委托代理人刘开益，锦屏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3011200352，委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刘明波，县长。委托代理人李平锦，锦屏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贵州省锦屏县铜鼓镇新寨村六组。负责人姚周江，男，侗族，组长。第三人吴国勇，男，苗族。上诉人贵州省锦屏县铜鼓镇嫩寨村一组（以下简称嫩寨村一组）与被上诉人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锦屏县政府）、第三人贵州省锦屏县铜鼓镇新寨村六组（以下简称新寨村六组）、吴国勇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不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26行初4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经审理查明，锦屏县政府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办法》规定的权源依据、外业勘界、勾图、三榜公示等程序，于2009年12月26日向第三人吴国勇颁发《林权证》（锦府林证字（2009）第5226280901988-1/1号，以下简称1988号林权证），该证登记的“观音溪”林地，四至为东抵任文平山，南抵溪，西抵杨胜成山，北抵刘代文山。面积137.99亩。坐落于锦屏县××××组。登记的林地所有权人为××组，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及林木使用权人均为吴国勇。权源依据为户主吴金勇持有的《林权林地使用权证》登记的“纪英介”林地，四至为上抵岭，下抵溪，左抵冲到溪，右抵红斗坡翻坳岭下溪。1983年12月23日，嫩寨村一组取得锦屏县政府颁发的《山林所有证》（锦林权字第叁号），该证登记有“大平江对门冲”林地，四至为上抵正岭，下抵江边，左抵果园溪，右抵大路，面积约130亩。第三人吴国勇于80年代取得锦屏县政府颁发的《林权林地使用证》，该证登记“纪英介”林地，四抵为“上抵岭，下抵溪，左抵冲到溪，右抵红斗坡翻坳岭下溪为介”。1983年11月5日，锦屏县政府向第三人吴国勇所在的铜鼓公社新寨大队高寨生产队颁发了《山林所有证》（锦林权字第拾壹号），该证登记的第一幅山地名为“金星介”，四抵为上抵岭头，下抵溪，左抵由小坳下至滥荒田，右抵从大岭棚子岭下至溪。2009年，锦屏县政府同样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办法》规定的权源依据、外业勘界、勾图、三榜公示等程序向嫩寨村一组的村民刘文国、杨胜广、杨胜成等7户颁发了《林权证》（锦府林证字（2009）第5226280901887-1/1号，以下简称1887号林权证），该证登记“大平江红斗坡”林地，四至为东抵吴国勇山界，南抵吴国勇山界，西抵河，北抵杨昌河山。该证权源依据为1986年户主杨昌国持有的《林权林地使用权证》登记“大平江红斗坡”林地，四至为上抵岭，下抵大江边，左抵果园溪，右抵新权冲。刘文国、杨胜广、杨胜成等7户取得的1887号林权证登记的“大平江红斗坡”林地和第三人吴国勇取得1988号林权证登记的“观音溪”林地的四至和图班是互抵关系，不存在交叉或覆盖。2015年嫩寨村一组村民杨胜成因在第三人吴国勇取得1988号林权证登记的“观音溪”林地范围内造林，与第三人吴国勇发生纠纷，2017年8月15日，第三人吴国勇到锦屏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7年9月6日，嫩寨村一组以第三人吴国勇取得锦屏县政府颁发的1988号林权证登记的“观音溪”林地中的西抵杨胜成山侵害其持有的《山林所有证》（锦林权字叁号）登记的“大平江对门冲”林地四抵（四抵为上抵正岭，下抵江边，左抵果园溪，右抵大路）中的左抵果园溪林地为由，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锦屏县政府向第三人吴国勇颁发的1988号林权证的“观音溪”林权登记。另查明：本案第三人吴国勇与吴金勇系同一人。本案嫩寨村一组的委托代理人杨胜成以发包方（锦屏铜鼓镇嫩寨村民委员会）负责人的名义与杨胜广于2017年10月3日签订了《锦屏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嫩寨林地家包[2007]051号），承包林地名称为“大平江红斗坡”，四至为东至吴国勇山，南至吴国勇山，西至河，北至杨昌河山。且嫩寨村一组提供的《山林所有证》（锦林权字叁号）登记的“大平江对门冲”林地与杨昌园户取得的《林权林地使用证》登记的“大平江红斗坡”林地的上、下、左抵均相一致。嫩寨村一组委托代理人杨胜成是其村民刘文国、杨胜广登记7户取得1887号林权证登记的“大平江红斗坡”林地的权利人之一。一审法院认为，2007年始，锦屏县政府在县域内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办法》规定权源依据、外业勘界、勾图、三榜公示等程序后，于2009年向第三人吴国勇颁发了1988号林权证，该证登记的“观音溪”林地，四至为东抵任文平山，南抵溪，西抵杨胜成山，北抵刘代文山。该证的权源依据为1986年户主吴金勇持有的《林权林地使用权证》，该证登记有“纪英介”林地，四至为上抵岭，下抵溪，左抵冲到溪，右抵红斗坡翻坳岭下溪。故锦屏县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吴国勇的1988号林权证登记的“观音溪”林地，颁证程序合法，事实清楚，应予支持。同年，锦屏县政府按同样林权改革程序也向嫩寨村一组的村民刘文国、杨胜广、杨胜成等7户颁发了1887号林权证，该证登记“大平江红斗坡”林地，四至为东抵吴国勇山，南抵吴国勇山，西抵河，北抵杨昌河山。权源依据为1986年锦屏县政府颁发给杨昌园户的《林权林地使用证》登记的“大平江红斗坡”林地，四抵为上抵岭，下抵大江，左抵果园溪，右抵新权冲。且嫩寨村一组提交的《山林所有证》（锦林权字叁号）登记的“大平江对门冲”左抵“果园溪”与杨昌园取得的《林权林地使用证》登记的“大平江红斗坡”左抵“果园溪相一致”。故嫩寨村一组提出锦屏县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吴国勇的1988号林权证登记的“观音溪”林地侵害其权益的诉讼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嫩寨村一组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50元由嫩寨村一组负担。一审宣判后，嫩寨村一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嫩寨村一组上诉称：1.本案第三人新寨村六组提供的原高寨生产队1983年11月5日《山林所有证》（锦林权字第拾壹号）“金星介”的四至范围，其左抵小坳下滥荒田之界限，与现在争议范围山场左抵果园溪，根本不相符。吴金勇的《林权林地使用证》“纪英介”四至范围与所属集体新寨六组《山林所有证》的四抵不同。锦屏县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吴国勇1988号林权证中宗地业号05331号与《山林所有证》“金星介”和吴金勇的《林权林地使用证》“纪英介”均不相吻合。锦屏在2007年进行林改时，工作中没有能够做到每幅山场均到实地用GPS定位勾图，有些是到室内造的。锦屏县政府颁发的1988号林权证中对宗地业号05331小地名观音溪面积137.99亩一幅山的林权来源不清，一审判决没有查明。2.嫩寨村一组1982年12月23日《山林所有证》（锦林权字第叁号）“大平江对门冲”的四至范围完全符合山场地形地貌，一审没有给予认定。3.一审审理中发现林地所有权属存在争议，依法应告知林地所有权当事人，另案处理，中止本案审理，但一审没有中止审理，违反了程序。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反程序，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错误。故请求：1.撤销(2017)黔26行初420号行政判决；2.撤销锦屏县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吴国勇的1988号林权证中对宗地业号05331小地名观音溪面积137.99亩一幅山的登记；3.由锦屏县政府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锦屏县政府答辩称：1.2007年开始，锦屏县政府依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黔府[2006]42号）文件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锦屏县政府严格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颁发》第三条的12个程序步骤规范实施，以吴金勇《林权林地使用证》登记的“纪英介”为权源依据，经组织勘界勾图，进行第二榜公示，新寨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吴国勇签订《锦屏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发包“观音溪”宗地，后经村民小组、村委会、乡镇人民政府、县林业局、县人民政府五级审核审批，经第三榜公示无异议后发证，颁证程序合法，符合规定。2.锦屏县政府为嫩寨村一组颁发了编号1887号林权证，小地名为“大平江红斗坡”，宗地编号为04195。第三人吴国勇为05331号宗地提交的权源依据有1982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高寨组集体的《山林所有证》及1986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吴国勇个人的《林地使用证》。上诉人04195号宗地与第三人吴国勇的05331号宗地在位置上是相邻关系，两两相抵，边界四至清晰，班图无重叠。3.两宗地勘界时间、外业勘界工作组不同，两个外业勘界工作组都是拿空白的地形图，在同一地点、不同时间，根据各自申请人的现场指认边界线勾图，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发证，两宗地相邻无重叠，边界固定。4.从一审第三人吴国勇提交的9号至25号证据可以看出，第三人对05331号宗地经营管理事实连续客观真实。5.上诉人依据1982年的《山林所有权》中载明的“大地点不确定性，四至的不明确性，以移动扩大边界来主张权益，又缺乏其他权属证书佐证，目的明显，证据不足。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三人吴国勇陈述称：1.吴国勇“观音溪”宗地林权来源清楚、合法有效，1982年的山林所有权证1986年的林地使用证与1988号林权证，三证四至吻合，相互佐证。2.吴国勇“观音溪”宗地四至清楚，并无纠纷。3.吴国勇对“观音溪”宗地经营管理时间连续，事实清楚，合法有效。4.嫩寨村一组与吴国勇属相邻关系，图班无重叠，边界固定，合法有效。5.嫩寨村一组的主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侵权事实成立。综上，锦屏县政府向吴国勇颁证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于2017年10月17日一审开庭中，嫩寨村一组陈述“申请表内表的西抵杨胜成不是我签字的”，在本院组织的勘界调查中，杨胜成陈述“吴国勇林权登记申请表上接界人‘杨胜城’不是我本人所签，我的‘成’没有‘土’旁，不是‘城’。颁证申请我没有到现场指界，我们两个村是分开指界，分开公示的”。2013年11月27日，经组织调解，杨胜成与吴国勇达成《山林调解协议》，其中载明：“1.由于乙方（吴国勇）在林改时构图过大，已超出原山证的界线，同意乙方（吴国勇）新林权证无效，双方申请林业部门重新构图办证。”吴国勇、杨胜成及调解参加人在该协议书中签字。吴国勇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称：“得协议后，我们准备拿协议去林业站重新登记，去林业站后现协议和林权林地使用证不一样，我就不同意了。”在本院组织的现场调查中，吴国勇陈述“字是我签的，调解时我的林权证已取得，我同意的是我的证和杨胜成的证重叠部分，我让给杨胜成，没有重叠的部分我不让。后来去了林业局，我看我和杨胜成的证没有重叠，我就不同意重新颁证了。”本院认为，本案纠纷是因上诉人嫩寨村一组认为被上诉人锦屏县政府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扩大登记第三人吴国勇承包的争议地“观音溪”四至范围而引起的。本案中，锦屏县政府根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办法》的规定，以1986年户主吴金勇（吴国勇）持有的《林权林地使用权证》中登记的“纪英介”林地为权源依据，经外业勘界、勾图、三榜公示等程序后，于2009年12月26日向吴国勇颁发了被诉的1988号林权证。争议发生后，经嫩寨村民委员会、新寨村民委员会组织双方山场核实、调解，双方于2013年11月27日达成《山林调解协议》，其中明确吴国勇所持被诉林权证中登记的案涉争议林地“林改时构图过大，已超出原山证的界线”“双方申请林业部门重新构图办证”，吴国勇、杨胜成及调解参加人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后吴国勇反悔。一方面，庭审以及二审现场调查中，嫩寨村一组和杨胜成均表述称，1988号林权证所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四至界限接界人签名”一栏，“西抵”处“杨胜城”签字并非杨胜成本人所签，并主张颁证程序中就案涉林地进行外业勘界、勾图时亦并未实际通知杨胜成现场指界。对《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杨胜城”签名的真实性以及杨胜成是否现场指界的事实情况，被上诉人锦屏县政府未能提供合法有效证据予以证实，第三人吴国勇亦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补充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锦屏县政府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即应认定锦屏县政府颁发1988号林权证时未通知相邻权人杨胜成现场指界，且《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杨胜城”并非杨胜成本人真实签名，故颁证程序违法。另一方面，争议发生后，在经嫩寨村民委员会、新寨村民委员会组织调解并达成的《山林调解协议》中，吴国勇亦自认其所持1988号林权证中登记的案涉争议林地“林改时构图过大，已超出原山证的界线”，并同意“双方申请林业部门重新构图办证”，嗣后，吴国勇虽反悔，但并不能否认其在此次调解过程中和已达成的《山林调解协议》中就案涉争议林地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锦屏县政府在林权制度改革中就案涉争议林地“观音溪”四至范围的确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情形，其颁发1988号林权证中“观音溪”林地的登记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综上，被上诉人锦屏县政府作出1988号林权证中“观音溪”林地的登记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上诉人嫩寨村一组认为锦屏县政府作出1988号林权证中“观音溪”林地的登记行为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26行初420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12月26日向吴国勇颁发的锦府林证字（2009）第5226280901988-1/1号《林权证》对“观音溪”的登记。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兴琼审判员  田一铭审判员  龙 雨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严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