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体顶端                            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吉2403民初16号             原告：高元国，男，1957年2月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敦化市。             被告：刘莎莎，女，198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职员，住敦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恒新，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临时负责人：臧家富。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江，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元国与被告刘莎莎并由第三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公汽公司）参加诉讼的股东名册记载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元国，被告刘莎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恒新，第三人公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元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终止侵权行为，被告退还非法持有的原告在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10%股份，并协助原告办理工商登记，登记为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10%；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经一审、二审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原告高元国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股东，同时确认出资5万元的事实，既然原告履行了出资义务，理所当然享有公司股份比例的权利。在2005年3月12日，原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与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合并，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次日3月13日两公司签署了合并合同书，原金隆客运公司共七名股东拥有合并公司30%的股权，根据合并合同,记载30%的股权具体分配事宜于3月18日确定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了股东会议决议，确定了每一位股东的分配股份比例，此股权分配是每位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高元国、刘树权各拥有10%的股份，滕纯生、代忠金、马金红、王庆文、孙玉军五位股东每人各拥有2%的股份。合并城市公共汽车公司给予每位股东签发了股权证明，证明记载了股东出资及股权比例。2005年3月12日召开股东大会，商讨金隆公司与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合并事宜，全体股东全部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且形成了决议，具体决议如下：             一、全体股东推选刘树权为合并事宜代理人。             二、在以下问题得到双方认可时，可以执行合并：1、为了更好发展公司保证全体股东的利益，经股东大会研究决定与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经营。2、合并后的公司名称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公司，原金隆公司解散。3、原公司股东按实际投资额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权。4、解散后的财产及全部业务归公共汽车公司所有。5、公司原股东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股份比例不低于30%,两年内公共汽车公司的再次投入由公共汽车公司承担，原金隆公司的股东支付应出资金额的利息并在红利中偿还本金。6、全体股东一致选举刘树权进入董事会，王平进入监事会。全体股东签字：刘树权、王宪生（马金红之夫）、王平、高元国、滕纯生、孙玉军、代忠金签名并按手印。根据决议内容，公共汽车公司与金隆公司于2005年3月13日签订合并合同书，内容记载：公共汽车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甲方现出资购买敦化市市内小公共汽车站，计划投资200万元，乙方现有公司全部资产及经营权折合人民币50万元，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共同决定双方公司合并经营，达成协议如下：1、甲方以其投入的200万元资金，拥有合并公司的70%股权，乙方以其现有公司的折价50万元人民币，拥有合并公司30%的股权（其中刘树权本人以现金形式投入占10%股份）。2、合并后的公司将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名称进行经营，即原乙方公司解体，原乙方公司全部由合并后的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接管。3、乙方公司在合并后公司所体现的股权形式应全部以原乙方公司的自然人股东的本人真实身份体现，其股权比例应以乙方公司在合并后所占的这一部分股权中再按其在原乙方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划分，然后再以其合并的公司中所占的实际比例体现股权比例。4、两年之内，新公司不以增值扩股的形式进行融资，如确需资金进行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只能以拆借等其他方式解决资金，而不能以增值扩股的形式融资。5、公司合并后，即成立董事会，进入董事会的成员应按各投资方在公司中的股份比例进行人员配置。6、公司合并后，公司的财务人员，由甲方配备，管理人员的配备则由董事会决议，以量才而用的原则进行聘用。7、本合同一式两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各执一份。8、合同生效起两日内，甲乙双方办理完公司交接业务。甲方代表：吕宝利签名并加盖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公章，乙方代表：刘树权签名并加盖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根据金隆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签订的合并合同，原金隆公司的全体股东于2005年3月18日在刘树权的办公室召开股东大会专门商讨各位股东在公共汽车公司的持股比例问题，并于当日形成股东会决议，会议时间：2005年3月18日；会议地点：公铁分流经理办公室，参会人员刘树权、高元国、滕纯生、孙玉军、王平、代忠金、王宪生(代马金红)。关于股权（股份）比例分配原则：1、原金隆公司先期投入资金，高元国将招手停车辆转入公司一百余辆为公司大股东，刘树权后进入公司出资购进相当部分车辆和建立修配厂等投入为公司最大股东。其他股东以实物车辆和部分资金投入公司参股形式。两公司合并后原金隆公司股东共计拥有30%的股权。2、刘树权享有合并后城市公共汽车公司10%的股权。3、高元国享有合并后城市公共汽车公司10%的股权。4、滕纯生、孙玉军、王平、代忠金、王宪生（代马金红）享有合并后城市公共汽车公司分别各占2%的股权，股东签字：由刘树权、高元国、王宪生（代马金红）、滕纯生、孙玉军、王平、代忠金签名并按手印。随后由刘树权将决议内容上报公共汽车公司，公共汽车公司于2005年5月20日向原告出具了股权证，内容记载为：高元国在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现金（实物）投资，计人民币20万元整，持有本公司10%的股份，特此证明。2005年5月20日，敦化市城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加盖公章。注：20万元出资由以下项目119台公交车辆转籍过户费，资金和实物车辆为原告出资，但法院认定出资5万元。2005年5月20日，在公共汽车公司收到原金隆公司的资产后，向原金隆公司的股东出具了“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原有股东合并情况证明书”，记载了公共汽车公司接收的资产情况。2005年3月，股东刘树权、高元国和其他股东是以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拥有119台市内公共汽车和线路经营权等其它设施、全部资产投放到新成立的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合并经营，其股东投资折合人民币50万元，以刘树权为代表的签订经营敦化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合并合同，合并合同受国家合同法、公司法保护。金隆客运公司与城市公汽公司签订合并合同后，以刘树权为代表的和其他股东拥有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30%股份及资产，以上合资经营真实合法有效（合并合同是合法有效合同），此证明属实。2005年5月20日，加盖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公章。刘树权去世后，其在公共汽车公司所持有的股权被他的女儿刘莎莎继承，原告与刘莎莎就其继承的部分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物权归属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原告将公共汽车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股东资格。依据上述事实，法院作出了（2015）敦民初字第8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为公共汽车公司股东，出资5万元。判决书中虽然没有确定原告在公共汽车公司的具体持股比例，但是就原告在法庭提供的证据：2005年3月12日，关于公共汽车公司与金隆公司合并事宜的股东会决议，3月13日，金隆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的合并合同书，3月18日，原金隆公司全体股东就在公共汽车公司所持股权比例分配的股东会决议，2005年5月20日公共汽车公司为原告出具的股权证等民事法律行为认定成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也就是说原告在2005年5月20日成为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获得了该公司的股权，持股比例为10%，股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受法律保护。另外，法院还查明公共汽车公司为2005年2月28日发起设立，发起人为吕宝利，股东为吕宝利、王某、李太宝，法定代表人吕宝利。公共汽车公司与金隆公司的合并合同书签订在2005年3月13日，在公共汽车公司成立之后，如果原金隆公司的股东要获得公共汽车公司的股权，那就必须与原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东有一个股权转让过程。法院查明，2011年4月，吕宝利与王某将各自持有的股权以26.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树权并修改了公司章程，选举刘树权为法定代表人，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在金隆公司与公共汽车公司合并转入的资产范围内，而且在本次转让股权时原公共汽车公司股东之一的李太宝并没有离开，也没有行使优先购买权，因此，原告认为本次转让的实质是在履行2005年3月13日两公司签订的合并合同，既然是履行合同那就应该获得股权，按2005年3月18日的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分别登记在各位股东名下，但是刘树权没有遵守2005年3月12日及3月18日股东会决议，无视公共汽车公司于2005年5月20下发的股权证，擅自将合并获得的股权全部登记在了自已的名下，导致原告以及金隆公司各位股东在公共汽车公司的股权被刘树权恶意占有，原告和各位股东长期被骗，都以为拿到了股权证就已经是股东了，被告刘莎莎明知自已继承的部分股权不属于自已仍不认错，被告刘莎莎不返还股权属于共同侵权行为。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核实案件事实，支持原告的正当请求。             刘莎莎辩称：根据本案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其一，本案并不存在侵权纠纷事宜，原告所变更的起诉状在其叙述当中称本案的被告刘莎莎父亲刘树权所取得的股权是根据2005年3月12日所作出的协议，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工商档案当中可以查明刘树权取得的股权是在2011年4月份，从吕宝利与王某处受让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53%的股权，股份为26.5万股，这一受让行为与原告所诉称的因合并产生的股权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按照原告所诉称的2005年3月13日所签订的合并协议，那么受让股权合并后仅为城市公司30%的股份，而刘树权在2011年受让股权后持有的股份是53%，与其根本就不是同一事实，而且按照2005年3月份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第三条所规定的合并后的股东应以自然人股东的本人真实身份体现，但在城市公共汽车公司工商档案和相应的文件记载当中均没有体现原告等人的自然人股东身份信息，显然对于刘树权在2011年4月份受让的股份与本案原告没有任何关联性，因此原告所称的刘树权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二，本案原告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返还其所持有的公共汽车公司10%的股份，该诉讼属于无理之诉，因根据本案原告在本案之外的其他诉讼案件，原告方在已经生效的判决书当中，享有了股东资格，并且因其实际股份无法确定，导致原告在其他诉讼当中所请求占有公司的股份没有划分，因此原告在本案当中的诉讼应当属于已被法院其他案件的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那么原告再向被告方主张10%的股份显然属于一事再诉。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24民终1731号民事裁定书，对高元国要求确认持有公司股权10%及要求变更登记等事项已被人民法院以重复告诉予以裁定驳回。原告方今天的诉讼虽然在诉讼请求当中体现了侵权行为，并且在诉讼主体上将被告和第三人进行了主体变更，但均不能排除原告与此案欲推翻原所有的诉讼案件判决和裁定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该行为属于最高院关于民诉法解释第247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起诉的事项或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符合三个条件的就应当构成重复起诉，第一个后诉与前诉当事人相同，第二项是后诉与前诉的标的物相同，都是要求股权10%，同时第三项约定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构成这三点就属于重复起诉，我们认为原告是利用诉讼理由不同，但目的与原诉讼一致，而原诉讼当中所要求的持有公司10%的股权均因公司合并比较复杂，无法确定其具体股权数，因本案原告在其他案件中只能证明在原金隆公司出资为5万元，无法核定出原告持股比例为合并后10%的股份。原告诉讼解决的仍然是这一问题，所以本庭应当驳回原告诉求。其三，原告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当中，要求被告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同时本案人民法院所列明的案由为股东名册记载纠纷，那么根据公司法第32条的规定，对于这两项要求无论按照哪一项都属于公司的责任，并不是股东责任。其四，本案原告在变更的诉状中做了大量的陈述，但是均与记载于本案原告历次变更中提供的证据仍然是就同样的事实请求提出的同样证据，因此我们认为本案原告诉请的属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所进行的自行处分原则，属于股东在意思表示自愿的情况下进行协商而定，而非人民法院强制划分。因此，我们认为原告本案之诉不应得到人民法院支持，原告再行起诉是浪费诉讼资源，请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第三人公汽公司述称:与刘莎莎的陈述意见相同。             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26日敦化市人民法院做出（2015）敦民初字第8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查明事实如下：2003年2月，贾忠久、林大鹏、高元国等三人发起设立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高元国出资20万元，贾忠久出资20万元、林大鹏出资10万元，高元国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4年1月13日，经金隆客运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吸收新股东刘树权、孙玉军、滕纯生、马金红，同时决定高元国将其投资的20万元中的15万元转让给孙玉军、滕纯生、马金红各5万元，贾忠久、林大鹏自愿撤出公司，并将自己的全部股份共计30万元转让给刘树权，并修订了公司章程，决定刘树权、高元国、孙玉军、马金红、滕纯生为该公司股东，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刘树权30万元，其余四人各5万元。刘树权为金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5年9月6日，敦化市金隆客运公司因未申报2004年度企业年检，被敦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止经营活动。2005年3月12日，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商讨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与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合并事宜，决定推选刘树权为合并事宜代理人，同时决定在以下问题得到双方认可时，可以执行合并：1.为了更好发展公司保证全体股东的利益，经股东大会研究决定与敦化市公汽公司合并经营。2.合并后的公司名称为敦化市公共汽车公司，原金隆公司解散。3.原公司股东按实际投资额在公汽公司享有股权。4.解散后的全部财产及全部业务归公汽公司所有。5.公司原股东在公共汽车公司享有的股份比例不低于30%，两年内公共汽车公司的再次投入由公共汽车公司承担，原金隆公司的股东支付应出资金额的利息并在红利中偿还本金……，刘树权、高元国、滕纯生、孙玉军等全体股东签字。次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甲方）与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现出资购买敦化市市内小公共汽车站，计划投资200万元，乙方现有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经营权，折合人民币50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共同决定双方公司合并经营……，甲方以其投入的200万元资金，拥有合并公司70%的股权，乙方以现有公司的折价50万元人民币，拥有合并公司30%的股权（其中刘树权本人以现金形式投入占10%股份）。合并后的公司将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名称进行经营，即原乙方公司解体，原乙方公司全部由合并后的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接管。乙方公司在合并后公司所体现的股权形式应全部以原乙方公司的自然人股东的本人真实身份体现，其股权比例应以乙方公司在合并后所占的这一部分股权中再按其在原乙方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划分，然后再以其合并后公司中所占的实际比例体现股权比例……”。时任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宝利与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树权在该合同书上签字，并分别加盖二公司的公章。2005年5月20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为原告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证明高元国在城市公共汽车公司缴纳出资额20万元整，拥有本公司10%的股份。同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出具“原有股东合并情况证明书”一份，载明“2005年3月股东刘树权、高元国和其他股东是以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拥有119台市内公共汽车和线路经营权等其他设施、全部资产投放到新成立的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合并经营，其股东投资折合人民币50万元。”据城市公汽公司工商档案中体现，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为2005年2月28日发起设立，发起人为吕宝利，设立初期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吕宝利（出资25.5万元）、王某（出资14.5万元）、李太宝（出资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吕宝利，后期吕宝利向李太宝转让股份12.5万元，还持有股份13万元。2011年4月，吕宝利将其持有的13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刘树权，王某将其持有的14.5万元股份向刘树权转让13.5万元。同时城市公共汽车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选举刘树权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为刘树权（出资26.5万元，出资比例53%）、王某（出资1万元，出资比例2%）、李太宝（出资22.5万元，出资比例45%）,2013年5月21日，刘树权向王怀胤转让股份1万元，李太宝将其全部股份22.5万元转让给王怀胤，王某将其全部股份1万元转让给王怀胤，并修订了公司章程。此时公司股东为刘树权（出资25.5万元，出资比例51%）、王怀胤（出资24.5万元，出资比例49%），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树权。（2015）敦民初字第818号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城市公共汽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树权于2015年5月9日死亡，刘莎莎为刘树权的法定继承人。综上，（2015）敦民初字第818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1、原告高元国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股东，折算前出资额为人民币5万元；2、驳回高元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高元国可在公共汽车公司确认股东身份后，按照现有股东所持股本重新划分比例后再行记载于股东名册。高元国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5日作出（2016）吉24民终11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原审判决认为高元国可在公共汽车公司确认股东身份后，按照现有股东所持股本重新划分比例后再行记载于股东名册，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2018年8月23日，高元国诉城市公共汽车公司及第三人王怀胤，第三人刘莎莎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8）吉2403民初7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高元国的诉讼请求。高元国不服，上诉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8）吉24民终1731号民事裁定书；1、撤销（2018）吉2403民初714号民事判决；2、驳回高元国的起诉（属重复诉讼）。高元国不服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24民终1731号民事裁定书，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本案当事人与前诉818号案件当事人相同，且诉讼地位一致；关于诉讼标的，本诉为股权出资纠纷，前诉818号案件中高元国诉请确认《股权出资证明》效力的实质亦为出资数额、股权比例的确认，二者在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是同一的；关于诉讼请求，本案高元国要求确认其在城市公汽公司10%的股权比例并将其股东身份进行工商登记，与前诉818号案件中高元国请求确认《股东出资证明书》有效，该《股东出资证明书》中记载高元国在城市公汽公司中享有10%的股权，二者在具体诉讼请求的表述上虽有差异，但本质并无不同，故诉前818号案件中高元国的诉讼请求已经涵盖了其在本案中的诉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本案符合一事不再理的主客观要件。另，高元国提起本诉并没有新的事实。故高元国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作出（2019）吉民申103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高元国的再审申请。             再查明：2011年11月20日，敦化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敦民初字第207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以下为原文）“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采信的证据,本院综合认定如下事实:被告吕宝利系原告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被告李太宝系原告公司股东，其二人与被告孙芳发于2010年3月24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三方协商一致成立公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后的公司经营项目为原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有关于城市公共汽车定点发车等、除汽车承包经营项目以外涉及管理方面的全部业务，原城市公共汽车的关于涉及管理所需的、除运营的公共汽车以外全部固定资产剥离归公共汽车服务公司所有。三方达成如下协议：…………；二、固定资产核定及各方资金投入数额：公共汽车服务公司名下固定资产200万元（资产明细由城市公共汽车财务提供给各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由乙方（李太宝）、丙方（孙芳发）各投入100万元，甲方（吕宝利）为公司发起人，乙方、丙方以赠与形式各赠与甲方10%公共汽车服务公司股份。……………”。三被告签订此协议后，于2010年3月31日成立敦化市交通公共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即第三人，由被告吕宝利任法定代表人。原告公司原有的固定资产有：3305、江东场站48万元、火车站场站80万元、站牌31.7万元、卡机25万元、轿车15万元（2010年出厂的奔腾轿车、2004年出厂的松花江面包车各一台）合计199.7万元，现由第三人管理及经营。本院认为，被告吕宝利系原告的原法定代表人，其在任职期间与原告的股东之一李太宝及被告孙芳发签订的协议，未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代表大会进行决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且三被告间所签订的协议内容，侵害了原告公司的利益，其成立公司的经营项目系原告公司原来所经营的范围，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规定，故三被告签订的合同无效，虽然被告吕宝利抗辩其所行使的行为，原告的现法定代表人刘树权已认可，但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不能因他人认可而变为有效合同，该抗辩主张不成立，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吕宝利、李太宝、孙芳发于2010年3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第三人敦化市交通公共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3305、江东场站、火车站场站、站牌、卡机、轿车（2010年出厂的奔腾轿车、2004年出厂的松花江面包车各一台）”的经营权及管理权归还给原告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李太宝不服（2011）敦民初字第207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2012年5月11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延中民二终字第8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以下为原文）“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2005年2月1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选举吕宝利为公司执行董事，王某为公司监事。2005年3月3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在敦化市工商局办理了公司设立登记，公司股东为吕宝利、王杯新、李太宝三人，分别占股51%、29%、20%。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股东会选举、罢免。执行董事行使下列职权:…(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2005年3月13日，吕宝利代表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与刘树权代表的敦化市金隆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刘树权）签订了关于“城汽公司计划出资200万元购买敦化市内小公共汽车站，金隆公司以其现有的公司全部资产及经营权折合50万元，共同合并经营，城汽公司拥有合并公司的70%的股权，金隆公司拥有合并公司30%的股权（其中刘树权本人以现金形式投入占10%股份。合并后的公司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名称进行经营，原金隆公司解体…)”公司合并的协议，两公司合并后：未办理相关的公司变更登记。2010年2月20日修改后的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记载：吕宝利持股26%，王某持股29%，李太宝持股45%。2011年1月11日，吕宝利与刘树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吕宝利将其持有的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和敦化市交通公共客运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刘树权…等事项。吕宝利和王怀胤（代表股东王某）作为甲方，刘树权作为乙方在协议上签字。2011年4月6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免去城汽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吕宝利的一切职务，选举刘树权为城汽公司的执行董事，选举李太宝为城汽公司的公司监事。2011年4月22日，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变更其登记事项，由刘树权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占53%公司股份(受让吕宝利、王某26%和27%的股份），上诉人李太宝占45%公司股份，案外人王某占2%公司股份。2011年8月9日，吕宝利、刘树权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吕宝利因经营需要将其在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持有的26%的股份，敦化市公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20%的股份全部无偿转让给刘树权，股权转让后刘树权即享受吕宝利在原公司的权利义务…。本协议签订前，吕宝利已委托代表王怀胤与刘树权对公司一切经营行为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确认，对吕宝利在公司经营期间的一切经营行为无异议，…”原审第三人敦化市公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李太宝，占40%公司股份，刘树权占20%公司股份，原审被告孙芳发占40%公司股份。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是城汽公司的执行监事，城汽公司的股东刘树权是城汽公司的现任执行董事。上诉人李太宝、原审被告吕宝利在与原审被告孙芳发协议成立公客公司过程中，将属于城汽公司的财产剥离给公客公司，直接损害了城汽公司的利益，其行为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故城汽公司的执行董事刘树权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以城汽公司的名义起诉上诉人李太宝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的股东刘树权无权以城汽公司名义起诉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的价值199.7万元的财产属城汽公司所有并不属于其股东吕宝利、李太宝个人所有，原审被告吕宝利、李太宝个人无权处分属于城汽公司的财产。原审被告吕宝利、李太宝与原审被告孙芳发签订协议成立公客公司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并非履行职务行为。原审判决将原审被告吕宝利、李太宝擅自处分公司财产的行为认定为属履行公司对外投资的职务行为错误，应予纠正。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吕宝利、李太宝个人将属于城汽公司所有的价值199.7万元的财产擅自剥离归公客公司所有的行为；并未取得财产所有人城汽公司的追认与认可，应属无效。三方在2010年3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是三方当事人的个人行为，与城汽公司无关，协议中除将属于城汽公司所有的价值199.7万元的财产剥离归公客公司所有的部分，因未取得权利人城汽公司的认可应认定该部分无效外，其余部分协议内容是三方当事人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根据该规定认定2010年3月24日签订的协议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敦化市人民法院（2011)敦民初字第2077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吕宝利、上诉人李太宝、原审被告孙芳发于2010年3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成立后的公司经营项目为原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有关于城市公共汽车定点发车等、除汽车承包经营项目以外涉及管理方面的全部业务，原城市公共汽车的关于涉及管理所需的、除运营的公共汽车以外全部固定资产剥离归敦化市交通公共客运服务有限公司所有”部分内容无效，其余部分协议内容有效；三、第三人敦化市交通公共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3305、江东场站、火车站场站、站牌、卡机、轿车（2010年出厂的奔腾轿车、2004年出厂的松花江面包车各一台）”的经营权及管理权归还给被上诉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四、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光盘一份、（2011）敦民初字第2077号民事判决书、（2012）延中民二终字第89号民事判决书、股东会决议、合并合同（2005年3月12日股东会决议、2005年3月13日金隆公司与公汽公司合并合同、2005年3月18日股东会决议）、2005年5月8日，公汽公司为原告签发的股权证明书、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2015）敦民初字第818号民事判决书，（2016）吉24民终1115号民事判决书，（2017）吉2403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书，（2018）吉2403民初714号民事判决书，（2018）吉24民终1731号民事判决书及股权转让协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民申1036号民事裁定书及刘莎莎提供的起诉状在卷为凭。             本院认为：原告高元国以其在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登记中的股权，由被告刘莎莎父亲刘树权擅自一并登记在本人名下，使其持股比例在公共汽车公司中的股权份额为51%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2015）敦民初字第818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高元国为敦化市城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股东，但从（2015）敦民初字第8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2011年4月，吕宝利将其持有的13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刘树权，王某将其持有的14.5万元股份向刘树权转让13.5万元。同时城市公共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选举刘树权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为刘树权（出资26.5万元，出资比例占53%）】分析，刘树权的股份系来源于吕宝利及王某，是吕宝利及王某向其转让的股份，现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刘树权所持有的股份包括高元国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高元国要求被告刘莎莎终止侵权行为，返还10%的股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原告诉求及查明事实，本案不能认定为重复诉讼。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元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高元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春东             人民陪审员 张 利             人民陪审员 姜先华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