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43民初2522号原告：任某甲，男，1992年5月27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均顺，重庆市彭水县桑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某甲，男，1973年10月8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曾某，女，1973年5月24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王某乙，女，1996年10月10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杰，重庆市彭水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任某甲与被告王某甲、曾某、王某乙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任某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现金122002元及礼品折价81598元，共计2036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王某乙于2016年10月经人介绍相识，于2016年10月20日通过介绍人和原告父母及其他亲人一同到被告王某乙家取同意，去时送了价值为4800元的彩礼，另送现金1200元，而后若干次送了彩礼及现金（具体以清单为准）。2017年腊月二十日(阳历2018年2月5日)原告与被告王某乙以农村风俗举行婚礼，原告按被告的要求在婚礼当天送去了现金10万元及礼品若干，后由被告王某乙父母收取。被告王某乙来到原告家生活不到半月，就离家出走，原告多次找她回来，被告王某乙拒绝回来，并明确表示不愿和原告共同生活。之后，原告找村里和政府等单位要求解决，经多次调解无果，原告特提起本案诉讼。三被告共同辩称，1、原告诉称的彩礼金额不属实，婚礼当天原告只拿了10万元彩礼，其余礼品均为“茶食”，不应当返还；2、原告诉称的事实不属实，2016年10月20日原告并未送任何彩礼和礼金，所送物品均为前去看望王某乙及其生病父亲的礼品。原告称去被告家中后多次送彩礼及现金不属实，原告并未在婚礼前送彩礼和现金给被告，即使送有礼物，也应为婚前的赠与行为，不属于彩礼。原告称双方生活不到半月便离家出走，原告多次找寻被告王某乙不属实，双方婚后在老家生活至大年十五才共同外出贵州务工，在贵州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两人一同回到重庆，因原告自身问题导致双方分居两地务工，原告在知道王某乙上班地点及生活地点的情况下也不前往看望妻子；3、原告称其多次要求政府等部门解决本案纠纷不属实，王某乙从未接到过电话询问纠纷情况。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10月，原告任某甲与被告王某乙经人介绍相识，同月20日，原告及其父母在媒人任某乙的陪同下带着部分礼品前往被告家“取同意”，当晚原告要求其父母给付王某乙1200元。同月24日，被告王某乙初次到原告家，原告要求其父母给付王某乙1200元。2017年农历腊月二十日，两人按农村风俗举行了婚礼，原告带前礼品若干、现金10万元及“三金”（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花费总计11328元）前往被告家迎娶王某乙。举行婚礼后，任某甲与王某乙开始一起同居生活，2018年正月双方一起外出务工，双方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庭审过程中，双方均陈述双方至今都并未分手，但自2018年3月后双方分开生活。被告王某乙当庭表示其仍愿意与原告任某甲一起生活，原告任某甲则表示不愿意再与被告王某乙一起生活。本院认为，彩礼，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一方（通常是男方）给付另一方（通常是女方）一定的金钱和财物，以宣示诚意和保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对原告请求返还彩礼的主张，应予支持。对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有无子女、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具体返还的数额。本案中，对于原告主张的彩礼范围，本院逐一评述如下：1、对于2016年10月20日原告在媒人的陪同下前往被告家“取同意”给付的礼品，具有一定的习俗性，应当认定为彩礼，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具体的礼品种类及价值，被告仅认可部分礼品，且价值约1700元，本院以被告的自认范围及金额予以认定；2、对于“取同意”当天给付被告王某乙的1200元，具有一定的习俗性，本院予以认定；3、对于2016年10月24日，被告王某乙初次到原告家时接受的1200元，具有一定的习俗性，本院予以认定；4、对于2016年农历腊月，原告给被告家给付的猪腿一个，系谈婚过程中原告为进一步增进感情所为的给付，并不具有习俗性，应当认定为赠与，不属于彩礼范围；5、对于2017年农历正月初二，原告给被告家拜年给付的礼品，系谈婚过程中原告为进一步增进感情所为的给付，并不具有习俗性，应当认定为赠与，不属于彩礼范围；6、对于2017年农历正月王某乙报考驾校时原告方给付王某乙的1万元及之后奖励的200元，与结婚习俗并无任何关联，不应当认定为彩礼；7、对于婚礼当天原告给付的礼金10万元，被告予以认可，本院予以认定。对于“三金”，原告举示了销售单予以证明，被告亦予认可，本院予以认定，被告王某乙当庭称其当天即将“三金”带回了原告家并未佩戴，现仍在原告家中，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婚礼当天的礼品，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婚礼当天一般送有女方礼品，原告也举示了媒人、押礼先生的证实予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但对于具体的种类及金额，原告并无证明予以证明，本院只能酌情支持。对于双方拍婚纱照花费7999元，原告仅举示了预约单一份，并未举示相应的合同及正式发票，本院不予认定，即使客观真实，也是原告与被告王某乙共同自愿与第三方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并非原告向被告所为的给付，本院不予认定；8、对于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期间任某甲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被告王某乙的多次转账，因每次转账都在几十到几百元不等，金额较小，且部分转账金额如“520”、“1314.52”等，具有明显的“求爱”意图，系原告为进一步增进感情所为的给付，应当认定为赠与，不属于彩礼范围；9、对于婚礼当天“抱被子”所得的15100元，系因双方给付男方的亲戚一定礼品（通常为被子），亲戚回馈一定的“打发钱”，该款项并非原告向被告所为的给付，不应认定为彩礼；10、对于原告向被告给付的木柴，与当地结婚风俗并无任何关联，不应当认定为彩礼；11、对于结婚所用物资5569元，系原告为举办婚礼而采购的食材用品等，并不属于彩礼范围，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本院认定本案彩礼的范围为“取同意”当天给付的部分礼品及1200元、2016年10月24日王某乙初到原告家收取的1200元、婚礼当天给付的现金10万元、“三金”及礼品若干，因被告王某乙明确“三金”其现在并未持有，而礼品亦属日常生活用品，本院均认定折价予以返还。对于其他原告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与当地结婚风俗并无关联及小额赠与等给付，本院不予认定为彩礼。对于具体返还数额的问题。原告任某甲与被告王某乙系经媒人任某乙（任某甲的“干叔叔”）的介绍认识谈婚，谈婚意图真实，婚礼后双方共同生活一个多月时间，后因工作原因而分开生活，原、被告均当庭称双方并未明确分手，原告任某甲并无证据证明双方系因被告的过错导致两人最终未能缔结婚姻关系，被告王某乙当庭表示仍愿意与原告一起生活，但原告任某甲却明确表态不愿再与被告一起继续生活。根据本院确定的彩礼范围，结合上述情形综合分析，本院酌定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任某甲礼金及礼品折价共计85000元。对于被告王某乙称婚礼后其帮任某甲偿还债务5万元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支的3万元，王某乙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该款项系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支出，与本案彩礼并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某甲、曾某、王某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任某甲彩礼礼金及礼品折价共计85000元；二、驳回原告任某甲的本案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54元（原告任某甲已预交4354元），减半收取2177元，由三被告负担963元，原告任某甲负担121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或本院预交上诉费。递交上诉状后期满七日内仍没有预交上诉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或提出申请未被批准同意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满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不自觉履行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分期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判员  陈谢愈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谭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