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冀01民终71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中立，男，1972年1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新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斌，男，197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新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学辉，男，198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新乐市。上诉人田中立因与被上诉人李建斌、陈学辉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2017）冀0184民初359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中立上诉请求：1、撤销新乐市人民法院(2017)冀0184民初3590号民事裁定书。2、指令新乐市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争议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实体审查。一、本案争议土地的权属是明确的，经营权属于上诉人所有，本案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进行实体审理。形成本案诉讼过程：2016年8月份，田中杰（上诉人哥哥）将田中立诉至法院，要求田中立返还1991年地亩账中田中杰名下的土地，新乐市人民法院依据1991年地亩账作出(2016）冀0184民初26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地亩账田中杰名下土地使用权归田中杰所有，田中立不服提起上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冀01民终4068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田中立依据1991年地亩账、以同样理由诉至法院，形成本案。在本案一审当中，罡头村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本村涉及土地承包的一律以地亩账为准，两份生效判决书和村委会证明足以能确定：罡头村土地承包就是以地亩账为准的客观事实。田中立对1991年地亩账名下土地享有合法的经营权，该土地现被李建斌耕种或出租，就是侵犯了田中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本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与两份生效判决书不同的是，在本案审理中出现了档案馆存档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本案不宜直接以两份生效判决书认定本案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并认为本案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争议，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上诉人认为这是错误的，理由是：1、驳回起诉，等于法院直接否定了新乐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2、直接认定了承包合同书的效力。档案馆存档的承包合同书只是认定本案事实的一份证据，对于该证据，能否否定两份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应当对证据进行审查，一审当中，上诉人提出承包合同真实性有问题，承包经营权证书有重大修改瑕疵，对此，原审法院不进行审查，刻意回避上诉人的质疑，置两份生效判决书和村委会的证明于不顾，认定承包合同成立并生效；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认为本案承包合同相对人也有承包经营权，是严重错误的。3、本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罡头村并没有进行土地二轮承包，所以，不应当出现土地承包合同，之所以出现了承包合同，是罡头村为了应付检查，单方构造制作的承包合同，所有的承包合同承包户一方签字都是同一人签字，村民们对于承包合同完全不知情，也根本没有签过按过指纹，作为承包户，没有和村委会签订过合同，承包合同如何会成立？再者说，即便签订承包合同，也应当依据地亩账为根据签订，也就是说地亩账和承包合同应当是完全一致的。新乐市人民法院(2016）冀0184民初2677号案件，上诉人的哥哥田中杰并没有承包合同，档案局也没有田中杰的备案承包合同，但是1991年的地亩账中有田中杰的土地，新乐市法院依据地亩账判决田中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另，罡头村村委会作为发包方出具证明：罡头村土地承包都是以地亩账为准，生效判决和村委会证明足以证明罡头村不是以承包合同确定权属，所谓的承包合同只是应付检查制作的假合同。4、李建斌家不应补地，罡头村补地是1994年，1991年的地亩账（大田地）显示李秀海（李建斌父亲）家人口是3个人，1994年的公粮分配表显示李秀海家人口还是3个人，而上诉人家则是增孩儿1人，说明在1994年补地时并未补给李秀海家，之所以没有补地给李秀海家，是因为李建斌家孩子出生在1995年，没有赶上补地，李建斌的妻子田玉霞是本村村民、她的地尚在娘家，也不符合补地条件。5、李建斌的承包合同是1999年签订的，但是罡头村1999年根本没有进行土地二轮承包，不应当有承包合同（理由同2),李建斌父亲李秀海当时任十七队队长，其利用职权为自家谋利，他们家的土地实际多于应当分得的土地亩数。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属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案件，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法院应当进行实体审查，望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进行实体审查。田中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与于2013年4月8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涉及李建斌土地的部分无效；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名下责任田2.04亩；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田中立与被告李建斌均是新乐市堽头村村民。田中杰系原告田中立哥哥。李秀海系被告李建斌父亲。原告及被告李建斌均提交1991年9月25日堽头村十七队调地亩数表（大田地），该调地亩数表中显示田中杰取得2.04亩责任田承包经营权，原告田中立取得2.04亩责任田的承包经营权（本案诉争土地）。原告及被告李建斌均认可1991年调地亩数表中田中杰名下的2.04亩责任田为杨庄岗子地块、原告田中立名下的2.04亩责任田为京卜趟地块。本案争议的土地四至是：南边田卜吊的土地，北边是田银中的土地，东边是龙口（龙口上岸是田臭货的土地），西边是道路。南北长77.2米，东西宽17.62米，标准亩数为1.85亩，在这个基础上加了0.19亩，共计2.04亩。1993年秋至2016年原告田中立耕种田中杰名下的2.04亩责任田，1995年左右至今被告李建斌耕种本案诉争土地。2013年4月8日，被告李建斌与被告陈学辉签订协议书一份，将诉争土地租赁给被告陈学辉使用，承包费为每年每亩2000元。2016年8月份，田中杰将田中立诉至法院，要求田中立返还1991年地亩帐中田中杰名下的土地，新乐市人民法院依据1991年的地亩帐做出（2016）冀0184民初26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堽头村原十七队大田地2.04亩的土地使用权归田中杰所有。后田中立不服提起上诉，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冀01民终4068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原告依据1991年堽头村地亩帐，以同样的理由向法院起诉，形成本案诉讼。经被告李建斌申请，法院依法在新乐市档案馆调取了1999年原告田中立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该承包合同书上记载田中立共取得三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其中杨庄岗子地块的长为182米、宽为7.48米，标准亩数为1.85亩；石大架地块的长132米、宽为5.51米，标准亩数为1.09亩；京卜趟地块的长132米、宽为5.51米，标准亩数为1.09亩。对于该承包合同书原告不予认可，并称其并不知情，田中立签字非其本人所签。其中杨庄岗子地块的四至、亩数与1991年地亩帐上田中杰名下的土地四至、亩数相一致。庭审后原告依据1999年承包合同书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驳回原告再审申请。被告李建斌提交了李秀海的承包经营权证书，该承包合同书中载明李秀海取得三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其中京卜趟地块记载四至为“东至龙口，西至道，南至卜吊，北至艮中。”，该地块与本案诉争地块四至相一致。承包合同书中北至“艮中”有涂改痕迹。对此，被告解释称因拿到承包经营权证书后发现“北至”记载有误，故找到当时的村委会负责人进行了更改。原告认为被告李建斌提供承包经营权证书有重大瑕疵，涂改后没有加盖公章，不能证明被告对争议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另外，法院依法在新乐市档案馆调取了1999年李秀海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其中京卜趟地块记载的四至为“东至龙口，西至道，南至卜吊，北至中立。”。针对以上两份承包合同书原告均有异议，认为承包合同书中乙方并非承包人个人签订，指纹也不是承包人的指纹，原告对签订承包合同书并不知情。且承包合同书应该是一式三份，但原告手中没有。并称即使承包合同书是真实的，从李秀海承包合同书中来看，被告家的土地应当在田卜吊与田中立家中间，但实际情况是田卜吊与田中立之间没有责任田，该承包合同书不能反映真实的承包情况，不是实际承包的有利凭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故原告认为1991年土地分配表的证明效力应高于1999年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应作为定案的依据。2018年12月20日，原告提供堽头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内容为“我村在处理土地承包及地边、地沿纠纷时都是以我村原地亩账为准，特殊情况另行处理。”对于该证据，被告李建斌的意见为：1.此证据明确指出：只是我村在处理土地承包纠纷时以我村地亩账为准，此依据不能套用到法院办案中，法院更不能以此为法律准绳判案，应当采用具有更高法律效力的证据。并且该证明也明确写道：特殊情况另行处理，指的是除了地亩账以外有其他证据时，应当采用效力更高的更有证据效力的证据为准。2.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而此证据的证明内容才是本证据的核心实质所在，此证据明确写道：特殊情况另行处理。而被告有1998年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政府印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是堽头村村委会依据本村每家每户的地亩账呈报给新乐市人民政府，政府又依据堽头村村委会提供的地亩账依法制作的，该承包经营权证书完全可以证实诉争的土地四至、位置、亩数、权属是被告李建斌的，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且新乐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效力远远高于新乐市堽头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故法院应当采信效力更高的证据定案判案。3.退一步讲，就算法院参考新乐市堽头村村委会的证据以地亩账为准，那么依据：（1）17队1994年9月30日补地花名册中显示：田中立补1人（儿子），李建斌补1+1人（95年+1人）。原因是被告娶了妻子和生了女儿，一块给补2个人的地。（2）1991年9月25日村南自留地调地地亩账显示：京卜趟：田中立家人口3.7人，亩数1.09亩。我家人口3人，亩数0.89。当年补给田中立1人菜地，我家2人地。以上两份地亩账相互印证，法庭应当采信。（3）1991年9月25日大田地调地地亩账显示：田中立人口3.7个人，亩数1.85，田中杰人口3.7个人，亩数1.85，李秀海（李建斌父亲）人口3个人，亩数1.5。田中杰1993年放弃土地，自愿将土地交回村里回市区居住生活，从此不再向国家交提留款。因田中杰的土地方正，容易耕种，田中立自愿与田中杰调换，并将原自有土地交回村里。我家因需要补2个人的地，村里将原田中立的土地发放给我家所有，直至现在。这些地亩账中均有显示，均能证明诉争土地归我家耕种，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就被告出具的质证意见的反驳意见：1.堽头村村委会2018年12月20日出具的证明，已经很明确的证明，堽头村一直以来都是以地亩账为准的事实，同时也否认了档案局所谓的“承包合同书”，承包合同书不是堽头村确定土地的依据，只是堽头村为了应付检查，由队里面单方构造的，承包合同书上并没有村民的签字，所有的村民名字均是一个人的笔迹，村民们也不知道有承包合同书，既然是合同，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是双方签订才会有效，单方构造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2、被告在审理中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有明显的修改痕迹，并且修改后没有加盖公章确认，修改后的土地四至符合被告土地现状，修改前并不符合被告土地现状，这说明，该承包经营权证书，是被告蓄意修改的，存在重大瑕疵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3、被告的质证意见第3条，按照被告的说法可以知道，被告认可村里将原田中立的土地发放给被告家，这也充分说明，被告现占有的大田地原来确实属于田中立所有的客观事实（与1991年地亩账相符），新乐市人民法院（2016）冀0184民初2677号生效判决书，也是以地亩账为准做出的判决，而村委会证明也证实堽头村一直以来就是以地亩账确定土地的事实，新乐市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与堽头村的证明是相符的，所以，本案应当以地亩账为定案依据。原告提供堽头村十七队1994年、1996年、1997年粮食分配表，该粮食分配表备注中显示有“增小孩1人”、“去1人”字样，而以上三份粮食分配表中没有显示被告李建斌家有添人或者去人字样，原告并指出因为堽头村从1994年全村统一补地后，再没有调整过土地。被告李建斌系1994年结的婚，1995年生育其长女，故不应分到本案诉争土地。被告李建斌提供：1.结婚证及第一胎子女生育证，显示被告李建斌与其妻子田玉霞于1994年1月结婚，于1995年1月5日生育长女，并陈述其女儿实际上1994年腊月出生。2.提供堽头村八队代表李军平、刘兰彦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堽头村原8队社员田玉霞已于1994年1月因结婚迁出本队，耕地已补给8队社员刘兰中家。”3.17队1994年9月30日补地花名册。该花名册上显示：李建斌补1+1人（95年+1人）。4.1994年村南自留地地亩账显示：田中立菜畦一人、李秀海二人。新乐市堽头村村委会在下方出具“与17队地亩账京卜趟地块原件一致”证明。针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分别为：1.结婚时间是1994年元月22日，但是孩子出生日期是1995年1月5日，孩子出生后村里没有再补过地，因此，李建斌家孩子是不应该有地的。李建斌妻子田玉霞的土地仍然应在8队（见第1条质证意见）。被告提供的结婚证及生育证不能证明补地事实。2.该证明不具有证明力，耕地的迁出与补地是村委会的事情，并不是个人之间的行为，该证明并没有村委会加盖公章予以确认，个人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土地的变更情况；另田玉霞和被告系同村居民，同属于一个村集体成员，不存在迁出迁入的问题，该证明内容不真实，田玉霞土地仍然应该还在8队。3.该花名册上并不显示李秀海（李建斌父亲）名字，也没有李建斌的名字，最下面有“李建賓”字样名字，该处显示1＋1，但有明显修改痕迹。李建賓是不是本案被告李建斌不得而知，即便是同一人，但在1994年补地时，地亩账上不应该出现李建斌的名字，一直都是其父亲李秀海的名字（承包合同书上也是），这说明此处的李建賓并不是李建斌，该花名册不能证明被告李建斌补地了，倒是能证明田中立补地的事实。4.该地亩账说的是菜畦地，不是大田地，本案争议土地与此处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本案原告要求被告李建斌返还诉争土地的前提在于确认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一般情况下，据以确认当事人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据主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合同、地亩帐等证据。新乐市人民法院（2016）冀0184民初2677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民终4068号民事判决书在原告未提交1999年承包合同书的前提下，依据1991年地亩帐确认了原告实际耕种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其哥哥田中杰享有。但本案与以上两份生效判决书不同的是，法院在新乐市档案馆调取了1999年原告及被告李建斌父亲李秀海名下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由于承包合同书的形成晚于地亩帐的形成，且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故本案不宜直接以上述两份生效判决书认定本案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本案原告名下的1999年承包合同书载明其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土地并不包括本案诉争土地，而被告李建斌父亲名下的承包经营权证书及土地承包合同书上四至记载有瑕疵，庭审中原告称对于其名下的1999年承包合同书并不知情，并对被告李建斌取得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来源存有异议，法院无法对原告名下的承包合同书及被告父亲名下的承包合同书的效力直接予以认定。堽头村村民委员会提供的处理土地承包纠纷时以地亩账为准的证明，与1999年土地承包合同书并不相符。综合以上情况，原告与被告李建斌对本案诉争土地应属权属不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本案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争议纠纷，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应当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审理中，被告陈学辉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依法驳回原告田中立的起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上诉人田中立名下的1999年承包合同书载明其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土地并不包括本案诉争土地，而被上诉人李建斌父亲名下的承包经营权证书及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其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土地包括本案诉争土地（但四至记载有瑕疵），且本案诉争土地现由李建斌承包经营（租赁给被上诉人陈学辉使用），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解决”之规定，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范围，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田中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伟审判员 郝福海审判员 张 楠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赵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