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甘7101行初96号 原告苏元辉，男，196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住甘肃省环县。 委托代理人马媛，甘肃仁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兰州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永昌路**。 法定代表人张建彪，系该处处长。 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刘卫红，系该处党委委员、法制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张华，甘肃惠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环县宗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体育场**楼梯口处/div> 法定代表人李会霞，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媛，甘肃仁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元辉诉被告兰州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以下简称：兰州市城运处）、第三人甘肃环县宗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和公司）行政处罚一案，原告于2019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同年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苏元辉、第三人宗和公司委托代理人马媛、被告委托代理人张华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兰州市城运处法制科长刘卫红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2月18日，被告兰州市城运处作出甘兰城罚[2019]稽违-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2019年2月2日，苏元辉驾驶×××号客车未按批准营运方式从事客运经营，在天水路北口，被我单位路检执法人员发现，以上事实违反了《甘肃省道路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据《甘肃省道路运输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五）项规定，决定给予叁仟元的行政处罚，并告知了缴纳义务及权利救济期限、途径。 原告苏元辉诉称，环县宗和汽车租赁公司系经甘肃省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批准设立的合法企业，其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网约车服务。宗和公司经相关部门批准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号客车系宗和公司名下用于汽车租赁业务的车辆。2019年2月2日，原告驾驶×××车辆正常行驶至天水路北口时被拦停检查，原告向被告出示了道路运输证、车辆行驶证和客运汽车租赁合同相关证件，被告不予理会，强行将车内乘客及物品搬出后将车辆予以扣押，并口头告知原告于2018年2月12日到被告单位接受处理，同日向原告作出《违法行为通知书》。同年2月18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未按照批准的营运方式从事客运经营为由罚款3000元，当日原告取回车辆。原告认为，被告在未查明宗和公司是否具备运营资质的情况下违法扣押涉案车辆，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其次，被告在执行检查任务时，未按规定配备统一标志，暂扣涉案车辆长达16日且未书面通知限期领取车辆。被告于2月2日作出的《车辆暂扣凭证》和2月18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相对人均为原告，而2月12日作出的《违法行为通知书》中的相对人却为宗和公司；第三，涉案车辆为7座小型普通客车，系宗和公司用于道路运输经营的车辆，手续齐全、证件齐备。被告认定宗和公司违反了《甘肃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原告罚款3000元，系适用法律错误。该条针对的主体为班车客运经营者，而宗和公司业务范围为汽车租赁并非该条规范主体。被告仅在当事人没有《道路运输证》又无法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情况下，将客运车辆予以暂扣，被告以原告未按照批准的营运方式从事客运为由暂扣涉案车辆没有法律依据。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甘兰城罚[2019]稽违-14号行政处罚决定，判令返还罚款3000元，并由被告承担违法扣押涉案车辆期间的营运损失6400元。经庭审释明后，原告仅保留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甘兰城罚[2019]稽违-14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材料如下： 第一组证据：《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副本》《行驶证》《甘肃省政府非税收入统一票据》，该组证据证明第三人宗和公司系经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法人，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网约车服务，该公司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范围为客运汽车租赁，涉案车辆系该公司具有道路运输资质的营运车辆。 第二组证据：《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错误，《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相对人为原告，《违法行为通知书》中的相对人却是第三人，主体不一致。 第三组证据：《汽车租赁合同》，证明第三人宗和公司与四名承租人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涉案车辆并未从事非法运营。 被告兰州市城运处辩称，2019年2月2日，被告执法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原告驾驶环县宗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号车辆，在兰州市城关区天水路北口搭乘乘客。执法人员查明原告驾驶车辆没有按照批准的营运方式从事客运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被告依法定程序对原告车辆进行了暂扣，根据原告的陈述及查明的案件事实，对环县宗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作出甘兰城罚[2019]稽违-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罚款3000元。苏元辉自愿缴纳罚款后，被告对×××号车辆解除了暂扣措施，有视频资料、乘客和原告陈述等证据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材料如下： 第一组证据：1.《甘肃省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证》；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3.关于《甘肃省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证》法定代表人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系甘肃省人民政府授权的具有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等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组织，职能权限为负责管理公路客运、出租车、旅游客车、汽车租赁、客运汽车站、客运从业人员培训和驾驶员培训等，行政区域为兰州市行政区划范围。 第二组证据：视听资料（光盘）及文字说明，证明原告非法运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第三组证据：1.《车辆暂扣凭证》；2.《现场笔录》；3.《查封扣押清单》；4.《立案审批表》；5.《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6.《案件处理意见书》；7.《违法行为通知书》；8.《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9.《行政处罚决定书》；10.《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送达回证；11.《甘肃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复印件；12.《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13.《结案报告》；14.《环县宗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复印件；15.原告身份证、驾驶证复印件；16.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证复印件。 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对原告依法进行了违法行为通知，告知了违法事实、法律依据及拟处罚内容，同时告知了原告具有申辩、听证等的权利和期限。法律文书中处罚主体和适用法律错误系工作人员笔误所致。 第五组适用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甘肃省道路交通运输条例》相关规定，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 第三人宗和公司的陈述意见与原告一致,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材料与原告方一致。 经庭审举证、质证，对原告、被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视频资料没有显示原告提供证件的情节，被告扣押涉案车辆无事实根据，且第三人将车辆合法租赁给乘客，原告并未从事非法运营活动；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至6、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7、证据9至16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租赁合同是原告与第三人后补的，在调查过程中原告并未向被告提交过。对第三人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与对原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均予以采信；原告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缺乏相应的证据佐证，故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提交第一、二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均予以采信，但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缺乏事实根据，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提交的《汽车租赁合同》，仅有四名乘客的签名，没有提供四名乘客的有效身份证明，不符合《甘肃省汽车租赁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规定的规定，该组证据缺乏真实性、合法性，故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2日11时49分，被告兰州市城运处的执法人员在天水路北口附近进行路检路查时，发现原告苏元辉驾驶宗和公司的×××号小型客车搭载四名乘客前往环县，每人拟收取车费170元，原告苏元辉现场未提供《道路运输证》及其他有效证明。被告当场制作了现场笔录和甘兰城暂扣[2019]2-2122号《车辆暂扣凭证》，对原告驾驶的×××号小型客车进行暂扣。同年2月12日，被告作出甘兰城违通[2019]稽违-14号《违法行为通知书》，原告签收后未提出听证申请；同年2月18日，被告经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后认为原告苏元辉违反了《甘肃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作出甘兰城罚[2019]稽违-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苏元辉罚款叁仟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当日签收后，由宗和公司缴纳了罚款，被告兰州市城运处作出甘兰城行解（2019）稽-8号《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对宗和公司的×××号小型客车解除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2019年4月1日，原告苏元辉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撤销甘兰城罚[2019]稽违-14号行政处罚决定。 另查明，第三人环县宗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持有《营业执照》（发证日期2018年9月11日）和甘交运管许可庆字×××号《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发证日期2018年11月7日），经营范围为客运汽车租赁、网约车服务。涉案的×××号小型客车行驶证登记的所有人为宗和公司，并持有甘交运管庆字×××号《道路运输证》（发证日期2019年1月8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本案被告兰州市城运处在兰州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对公路客运、汽车租赁、旅游客运等行为负有监督稽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法定职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主体认定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量罚是否适当。 关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认定违法主体是否正确的问题。涉案×××号小型客车登记所有人为第三人宗和公司，该公司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经营汽车租赁、网约车服务的道路运输活动。据此，第三人宗和公司是汽车租赁道路运输经营者。根据《甘肃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处罚对象是道路运输经营者，本案原告苏元辉仅是涉案×××号小型客车的驾驶员，而宗和公司才是经许可从事汽车租赁业务的道路运输经营者。被告作出甘兰城违通[2019]稽违-14号《违法行为通知书》针对的违法主体是第三人宗和公司，而甘兰城罚[2019]稽违-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针对的违法主体又是原告苏元辉，存在前后认定主体不一致，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主体错误。 关于被告涉案车辆从事道路运输违法行为定性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宗和公司是具有合法道路运输经营和工商营业资质的道路运输经营者，道路经营许可范围是汽车租赁、网约车服务。原告苏元辉驾驶×××号小型客车（业户：宗和公司）搭载乘客从兰州前往环县，拟收车费170元/人，该行为属于汽车租赁经营者未经许可变相从事班车客运经营活动，违反了《甘肃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九条第（十一）项的规定。但本案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行为违反了《甘肃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按照批准的线路、停靠站点、营运方式和班次从事经营活动，不得擅自暂停、终止客运经营服务或者转让客运班线经营权，……”，显然是对道路运输经营主体及违法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混淆，即将汽车租赁经营者从事班车客运经营活动认定为班车客运经营者超越许可范围从事客运班线经营行为，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违法情形。 关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幅度是否合理的问题。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幅度，是指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限范围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和给予何种幅度行政处罚进行裁量的权限。本案被告依据《甘肃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适用最高幅度的罚款数额对原告作出罚款3000元的处罚，但未能提供行政处罚决定与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的法定、酌定裁量因素依据，不符合《甘肃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四条第（二）项、第六条、第十二条的规定。 综上，被告作出的甘兰城罚[2019]稽违-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原告的诉讼请求与查明事实相符，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兰州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作出的甘兰城罚[2019]稽违-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兰州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李 青 审 判 员  姜 涛 审 判 员  余树仕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张解铃 书 记 员  何 露 【附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