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民终10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祁子云，男，196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博白县，住河池市宜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翔，河池市宜州区法律援助中心法援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秋菊，女，1963年6月11日出生，仫佬族，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住河池市宜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永立，男，1972年9月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登林，广西正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祁子云、吴秋菊因与被上诉人谢永立、吴家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2018）桂1281民初2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祁子云、吴秋菊上诉请求：一、撤销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2018)桂1281民初2285号民事判决。二、改判撤销祁子云、吴秋菊与谢永立2017年11月7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谢永立、吴家成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祁子云并未向公安机关陈述过其被胁迫签写《还款协议书》的事实，更未请求公安机关对其被胁迫进行任何处理。因为当时祁子云在2017年11月7日晚22点51分偷偷发微信定位给女儿祁琼，叫女儿报案后，宜州区城西派出所的民警把祁子云和谢永立、吴家成、吴韦利都带至派出所里，当时几个人都在场，祁子云不敢把受胁迫的事情告知派出所民警，所以派出所民警认为是普通的报警作为民事纠纷处理。当晚城西派出所的民警没有对祁子云、谢永立、吴家成和吴韦利作询问笔录。案件起诉至法院后，2018年10月底，城西派出所民警通知祁子云去派出所补了2017年11月7日当天晚上报警后的询问笔录，而后城西派出所民警拒绝让祁子云复印该笔录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为此，祁子云申请二审依职权向宜州区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调取该笔录。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驳回祁子云、吴秋菊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祁子云、吴秋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吴家成、吴韦利系宜柳公司工作人员。而谢永立在2018年10月17日提交给一审的答辩状自认委托了吴家成、吴韦利帮忙追债，其真实目的就是雇佣吴家成、吴韦利采取胁迫的手段使祁子云产生恐惧而接受谢永立的条件。不管吴家成和吴韦利两人是否系宜柳公司的工作人员，难道不是追债公司的工作人员去追债就是合法合理的吗？难道是出于商量的目的吗？很显然不是。如果是出于协商的目的，有很多合法的渠道可行，比如委托律师或是向法院诉讼。谢永立委托吴家成、吴韦利去追债采取威胁的行为和语言，可以认定是以胁迫的手段追债，谢永立、吴家成对祁子云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采取语言威胁祁子云不许报警，不许祁子云离开当时所处地点博德养殖场。三、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定性错误。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查明吴韦利已于2018年9月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并及时通知被上诉人吴韦利的继承人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但一审以上诉人未向法院提出追加继承人参加诉讼，吴韦利不享有合同权利义务，不需追加继承人等为由，通知双方当事人，故吴韦利退出诉讼。一审上述理由如果成立，那么也应该通知吴家成退出诉讼。据此，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于法无据。四、一审确定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属于确定法律关系错误，导致案由错误，祁子云、吴秋菊请求依法撤销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而不是请求确认该协议书有效或者无效。 谢永立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祁子云、吴秋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祁子云、吴秋菊与谢永立签订的《还款协议书》；2.谢永立、吴家成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初，谢永立因祁子云借钱未及时归还，遂找到祁子云协商还款事宜。2017年11月7日双方在河池市宜州区宜宝苑小区内协商时，祁子云委托女儿祁琼电话报警。河池市公安局宜州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于同日22时38分接到报案后，出警到现场并将原告祁子云，被告谢永立、吴家成，以及吴韦利传唤至城西派出所询问，后城西派出所于同日出具《接处警案件信息登记表》对出（处）警情况进行说明：“祁子云于2015年7月5日跟谢永立借了30万，还有在2015年11月29日跟谢永立借了2万，当时都写有借条了，现因祁子云一直未还款，所以谢永立委托宜州市宜柳兄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吴家成、吴韦利帮忙追款，所以在今天下午18时许，吴家成、吴韦利在宜州市宜宝苑小区内找到祁子云后，一直在宜宝苑小区内与祁子云协商处理还款的事情，现我所民警将双方当事人带回所由双方自行协商处理，如协商处理不了，告知当事人通过司法部门起诉处理。” 2018年11月7日或8日期间，原告祁子云、吴秋菊，被告谢永立、吴家成，与吴韦利及其他人约六、七人共同到位于河池市宜州区的博德养殖场内（祁子云、吴秋菊在该处做工）协商还款事宜，后祁子云书写了一份《还款协议书》，祁子云在落款“欠款人”处签字，吴秋菊在落款“担保人”处签字。后原告因认为该《还款协议书》系被胁迫签写的，故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祁子云、吴秋菊在向该院提起诉讼时，曾将吴韦利列为共同被告，该院经调查后查明吴韦利已于2018月9月中旬因病死亡，祁子云、吴秋菊在限定时间内未向本院提出追加吴韦利的继承人参加诉讼的请求，本院经审查后查明吴韦利非本案诉争《还款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无追加吴韦利的继承人参加诉讼的必要，故通知双方当事人吴韦利退出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祁子云、吴秋菊在签写《还款协议书》时是否被胁迫的问题。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还款协议书》系祁子云亲笔书写，并由祁子云、吴秋菊分别在落款“欠款人”及“担保人”处签名确认，在庭审过程中，二人自认在签写《还款协议书》时，谢永立、吴家成等人并未持有器械、物体、刀具等进行威胁，未实施殴打、捆绑、拘禁等行为，祁子云、吴秋菊陈述谢永立、吴家成、吴韦利等人以“不签字不给走”来限制其人身自由，但二人自认当时其仍持有自己的手机并能正常使用，附近停有自己的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时所处地点博德养殖场也是其经常工作的熟悉场所，如果当时祁子云、吴秋菊确实受到胁迫，其仍可以选择电话报警或离开现场，但祁子云仍亲笔书写《还款协议书》，并与吴秋菊共同在上面签字，且在签字后二人亦未及时报警请求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故祁子云、吴秋菊称被胁迫证据不足。吴秋菊称其对《还款协议书》不知情，其不是自愿签字，但庭审过程中，吴秋菊自认其对祁子云与谢永立当时在协商还款事宜的情况是知情的，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其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将会承担一定责任，但其仍然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故吴秋菊的上述主张，该院不予采信。而根据谢永立等人的庭审陈述，在祁子云、吴秋菊签写《还款协议书》时不存在任何胁迫行为。综上，祁子云、吴秋菊称《还款协议书》系被胁迫所签写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2.祁子云、吴秋菊称《还款协议书》是2017年11月7日在签订的，签完后谢永立等将祁子云带至宜宝苑小区不允许离开并继续要求祁子云还款，祁子云迫于无奈遂报警；谢永立称《还款协议书》是双方协商还款不成祁子云报警后第二天，即2017年11月8日下午在签订的。根据公安机关的接处警情况说明及祁子云的庭审陈述，在公安民警将祁子云等人传唤至派出所询问时，祁子云并未向公安机关陈述过其被胁迫签写《还款协议书》的事实，更未请求公安机关对其被胁迫进行任何处理，公安机关接处警情况说明也未提及祁子云曾被胁迫的情况，公安机关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对此次报警仅作为一般的民间借贷纠纷予以处理，仍由双方自行协商。故祁子云以曾报警来证明《还款协议书》系被胁迫所签写，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还款协议书》是7日所签还是8日所签，并不影响本案的认定。3.祁子云称谢永立为追索债务，找来宜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柳公司）的吴家成、吴韦利追债，而宜柳公司系国家相关部门禁止的“追债公司”，谢永立找“追债公司”的人员追索债务，使祁子云、吴秋菊受到胁迫。该院认为，祁子云、吴秋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吴家成、吴韦利系宜柳公司工作人员，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宜柳公司属于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文禁止开办的“讨债公司”，故祁子云、吴秋菊以上述理由来证明《还款协议书》系被胁迫所签写，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还款协议书是否有效，是否应撤销的问题。该院认为，祁子云、吴秋菊与谢永立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系祁子云亲笔书写，并由祁子云、吴秋菊分别在落款“欠款人”及“担保人”处签名确认，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该《还款协议书》不存在无效情形，也不存在可撤销情形，故该《还款协议书》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祁子云、吴秋菊请求撤销《还款协议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祁子云、吴秋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祁子云、吴秋菊共同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祁子云向本院申请调取河池市公安局宜州分局城西派出所2018年10月26日、2019年4月3日的询问笔录。本院认为，祁子云申请调查收集的询问笔录，与报警日期2017年11月7日间隔时间较长，调取该笔录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 祁子云在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宜柳兄弟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搜索引擎的信息截图及该公司门面的照片，证明宜柳兄弟资产管理公司地址位于宜州区；2.2017年微信聊天截图一份，证明祁子云于2017年11月7日晚22时51分以微信方式发送定位信息。 谢永立在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7月5日、2015年11月25日《借条》、银行回执单复印件各一份，2016年4月28日、2015年12月25日、2016年5月24日《保证书》复印件各一份，该组证据证明祁子云向谢永立借的借款32万元及利息的事实；2.2017年11月8日《光碟》原件一份，证明2017年11月8日谢永立与祁子云一起到洛西养殖场签约还款协议。3.《活期存款历史明细单》复印件一份，证明祁子云已还款几次利息，利息与借条相对应。 谢永立对祁子云在二审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三性有异议；2.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存在胁迫。祁子云对谢永立在二审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3.对证据3的关联性与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祁子云提交的两份证据不具有关联性，不予确认；谢永立提交的证据1、证据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2不具有关联性，不予确认。 祁子云对一审查明吴韦利在本案一审期间因病死亡，因吴韦利不是《还款协议书》的相对人而通知双方当事人吴韦利退出本案诉讼的事实有异议。谢永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祁子云提出的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异议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吴家成、吴韦利是否是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2.祁子云签订《还款协议书》时是否被胁迫。 本院认为，订立的合同可能存在有效、无效、可撤销和效力待定等状态，祁子云以《还款协议书》存在胁迫为由，请求撤销该协议书，系请求对合同效力予以否定评价，虽然祁子云没有直接请求对合同效力进行认定，但确认合同效力是审理本案的必要前提，故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吴家成、吴韦利是否是本案诉讼适格主体的问题。本院认为吴家成、吴韦利不是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理由：首先，祁子云与谢永立成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的是祁子云、吴秋菊，故祁子云、吴秋菊与谢永立是该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吴家成、吴韦利均不是合同相对人。其次，根据《还款协议书》内容，并不涉及吴家成、吴韦利权利义务的约定，即吴家成、吴韦利不对《还款协议书》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是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一审将吴家成、吴韦利列为本案被告及将吴家成列为被上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祁子云签订《还款协议书》时是否被胁迫的问题。本院认为祁子云签订《还款协议书》时不存在被胁迫的情形。理由如下：首先，《还款协议书》涉及的债务履行系偿还真实存在的借款，而不是无中生有捏造的债务。祁子云自认32万元借款的事实，又主张其已经全部以现金的形式偿还了32万元借款，而没有向对方索要还款收据。祁子云应就该还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其未能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谢永立、吴家成、吴韦利等人到博得养殖场与祁子云协商还款事宜，没有证据证明谢永立等人采取暴力手段进行胁迫。祁子云持有自己的手机，并能够正常使用，若其认为对方称“不签字不给走”是一种胁迫并使其产生恐惧，达到影响自主表达自己真实意志的程度，祁子云可以在签《还款协议书》之前选择发出信息报警，而不是签字以后再发信息报警，该行为不符合常理。再次，《还款协议书》内容系对祁子云分期还款时间进行约定，并未出现胁迫的内容，也没有明显加重祁子云的债务。据此，可以认定《还款协议书》内容亦不存在胁迫条款。一审判决《还款协议书》系被胁迫签写证据不足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祁子云、吴秋菊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实体处理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祁子云、吴秋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国祥 审 判 员 李剑峰 审 判 员 韦海平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覃 婕 书 记 员 兰小盆 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