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民终4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何鑫，男，1963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萍，贵州道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军，贵州贵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林良贵，男，1962年7月5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勇，贵州天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湖南安石（集团）六盘水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八一路**凉都花园。法定代表人：瞿国伟，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何鑫与被上诉人林良贵及原审被告湖南安石（集团）六盘水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安石集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2017）黔01民初85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何鑫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鑫向本院提出的上诉请求为：一、撤销（2017）黔01民初85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主张股东权益应向英之杰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主张，不应当仅向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漏列当事人，程序违法。2、陈余伦、吴爱蕊、黄成芳、林良贵四人（以下四人同时表述时称乙方）于2011年1月13日与曹艳华、曹艳军、刘森筑、何鑫、田颖五人（以下五人同时表述时称甲方）签订了《煤矿股份、资产及采矿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涉案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且该协议未经审批，协议无效。3、被上诉人未登记为公司股东，其无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4、2014年6月4日黔南州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明确记载：“林良贵等4人反悔，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没有执行”，被上诉人不能依据涉案协议成为公司股东。5、《保证书》和《龙里县鸿泰煤矿售出2100万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均无效，同时《清单》对《保证书》的内容进行了变更。鸿泰煤矿的财产权益归英之杰公司，分配鸿泰煤矿的转让价款应当得到英之杰公司所有股东的同意，何鑫无权代理贵州英之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之杰公司）所有股东，其个人出具的《保证书》无效。因林良贵不是英之杰公司或贵州英之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龙里县龙山镇鸿泰煤矿（以下简称鸿泰煤矿）的股东，其缺乏主张股东权利的基础，故《保证书》无效。同理，《清单》也无效。撇开《保证书》和《清单》的效力问题，上述两文件都是由何鑫单方出具，林良贵在一审中也将《清单》作为证据提交（判决书第9-10页，第十三组证据）。林良贵既然作为支撑其诉讼主张的证据向法院提交，表明其认可了《保证书》和《清单》记载的所有内容，《清单》载明林良贵仅享有“分配”138.75万的权利，这一内容系对《保证书》内容的重大变更。被上诉人林良贵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良贵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何鑫向原告立即支付股份和垫资结算款200万元；2、判令被告湖南安石（集团）六盘水煤业有限公司对上述请求在未付的款项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按照涉案协议的约定，甲方将其对英之杰公司享有的100%的股份及英之杰公司旗下的鸿泰煤矿的地下地面工程、机械设备等所有有形资产以及鸿泰煤矿的采矿权等所有无形资产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人民币1860万元。涉案协议签订后，由于黄成芳无钱投入，就将其约定的出资份额转由陈余伦及管品旺、陈余伦出资。乙方（原告陈余伦、吴爱蕊、管品旺、陈余伦及林良贵）在向甲方支付了转让款人民币822万元后（尚欠1036万元），甲方将英之杰公司（包括鸿泰煤矿）所有的资产及所有印章，图纸、技术资料、合同、文书、办公室档案资料，证书，账册、账簿、凭证、证书和文件的原件移交给乙方。并按涉案协议的约定，由乙方负责英之杰公司（包括鸿泰煤矿）实际的经营管理、投资，甲方不再参与，并由乙方承担英之杰公司（包括鸿泰煤矿）移交后的风险。之后，被告何鑫与乙方协商，保留了其29%原有股份的10%。为此，在尚欠的转让价款人民币1036万元中扣除186万元，并扣除之前何鑫以鸿泰煤矿名义向乙方的借款人民币130万元和人民币10万元，乙方实欠甲方人民币712万元。乙方根据各自出资明确股份比例为：原告陈余伦10%、吴爱蕊30%、管品旺10%、陈余伦25%、林良贵15%,剩余10%仍由何鑫享有。2014年初，被告何鑫欲将英之杰公司100%的股份，及英之杰公司旗下的鸿泰煤矿的地下地面工程、机械设备等所有有形资产以及鸿泰煤矿的采矿权等所有无形资产再次进行转让，即找原告商量对原告的股份和垫资进行结算，让原告退出公司。经双方多次协商，达成一致，原告的股份和垫资结算为400万元，由被告何鑫分三批支付给原告，并约定对鸿泰煤矿以前的股东（曹艳华、曹艳军、刘森筑、何鑫、田颖）及以后的股东（吴爱蕊、管品旺、祝建胜、陈余伦）以及矿上的工人工资等一切债权债务均由被告何鑫全权处理支付，与原告无关。为此，被告何鑫于2014年4月2日向原告出具《保证书》一份，明确上述内容。事后得知被告何鑫将英之杰公司的股份及煤矿资产转让给了被告湖南安石集团，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100万元，目前尚有部分转让款未付。2014年6月13日，被告何鑫向原告支付了结算款200万元后，其余200万元至今未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请如前。何鑫反诉请求：1、请求被反诉人林良贵返还反诉人400万元；2、本案反诉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双方签订的涉案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贵州英之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及鸿泰煤矿转让乙方，乙方支付转让款I860万元。协议签订后，甲方按照约定将英之杰公司以及鸿泰煤矿交付给乙方，但乙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全部煤矿转让款。2013年被反诉人私自将鸿泰煤矿全部资料提交给贵州恒隆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隆源公司）并将其进行转让，2013年10月25日恒隆源公司收购鸿泰煤矿的消息在贵州省能源网上进行公示。由于被反诉人私自将鸿泰煤矿进行转让，所以煤矿受让人之一吴爱蕊的丈夫王开旺便以其侄儿金海生的名义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提交煤矿转让异议，在2014年6月4日黔南州国土资源局针对此事进行了调査并向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执法监察总队出具情况说明一份。2014年1月24日，被反诉人要求反诉人预先向其支付110万元，否则被反诉人不配合办理鸿泰煤矿退出恒隆源公司，所以反诉人先支付了110万元给被反诉人，2014年1月24日贵州英之杰公司鸿泰煤矿退出了恒隆源公司。2014年4月13日反诉人再向被反诉人支付90万，被反诉人出具一张200万元的收条。2014年4月19日反诉人写下《龙里县鸿泰煤矿售出2100万《清单》，《清单》中写到被反诉人应得138.75万元，但被反诉人对该《清单》不予认可，2014年6月13日被反诉人称其在受让鸿泰煤矿时出资是400万元，因此要求反诉人将其出资全部返还，2014年6月13日反诉人又向其转款200万元。但截止至今，反诉人仍不知被反诉人在受让鸿泰煤矿时的出资情况，另外，被反诉人签订涉案协议后，支付的煤矿转让款也不应当由反诉人一人退还，因此，现反诉人特请求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向其支付的400万元，望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13日，林良贵、吴爱蕊、黄成芳、陈余伦四人作为乙方与甲方曹艳华、曹艳军、刘森筑、何鑫、田颖五人签订涉案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对贵州英之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100%的股份及英之杰公司旗下的鸿泰煤矿的地下地面工程、机械设备等所有有形资产以及鸿泰煤矿的采矿权等所有无形资产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为1860万元。根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2014年6月24日的公示信息，鸿泰煤矿的采矿权人为湖南安石集团。林良贵主张，鸿泰煤矿系由何鑫转让给湖南安石集团，何鑫承诺将转让款支付给各股东。为此，林良贵提交《保证书》一份，该《保证书》有两页，分别写在一张便签纸的正反面，第一页内容为：“由本人何鑫全权负责办理的贵州英之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龙里县龙山镇鸿泰煤矿采矿权证号为（5200002112021120123137）转让事项向林良贵保证如下：一、本人转让给湖南安石集团或其它公司多有本人何鑫全权承担，林良贵在鸿泰煤矿内股份及垫资与一切费用于2014年4月2日结算为人民币肆佰万元正，分期第一批贰佰万，第二批壹佰贰拾万，第三批捌拾万。二、鸿泰煤矿以前股东曹艳华、曹艳军、廖艺雄（刘森筑全权代理）、田颖，包括本人何鑫债权债务所有全部有何鑫全权负责还款，与林良贵无关。三、以后股东陈余伦、祝建胜、吴爱蕊（王开旺）、管品旺（金海生）所有股份一切款项由”，第二页内容为：“何鑫全权处理负责，与林良贵无关。四、鸿泰煤矿矿上工人与矿上所有债权债务与矿上一切事项由何鑫全面全权处理，与林良贵无关。”何鑫在第二页末尾手写“以上，我以看过。”并签名，日期写为2014年4月2日。何鑫签名下方有身份证号：。该《保证书》第一页无何鑫签名。对于该份《保证书》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双方各执一词。林良贵主张该份《保证书》的内容由自己手写，由何鑫看过之后签名，两页系一个整体，内容真实，形成时间是2014年6月13日，只是应何鑫的要求写为2014年4月2日。而何鑫则主张第一页没有自己的签名，对第一页不认可，只认可第二页的内容，且主张形成时间就是2014年4月2日。何鑫主张自己已经向林良贵支付了400万元，提交：1、2014年1月24日何鑫向林良贵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12）转账110万元的转账凭证；2、林良贵出具收到何鑫款项200万元的收条一张，日期为2014年4月13日；3、2014年6月13日何鑫向林良贵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12）转账200万元的转账凭证。何鑫称，2014年4月13日的收条中的200万元，包含2014年1月24日转账支付的110万元，及之后代林良贵向恒隆源公司支付的因不再转让煤矿给恒隆源而产生的60万元违约金，及3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称该60万元及30万元均为现金支付，无转款凭证为证。对于上述款项，林良贵称，《保证书》签订当天即2014年6月13日，何鑫向自己转款200万元，只是应何鑫的要求，将收条时间写为2014年4月13日，但收条与2014年6月13日转款凭证实际系同一笔款项，《保证书》承诺支付的400万元，自己实际只收到200万元。关于2014年1月24日何鑫向林良贵转账110万元的转账凭证，林良贵主张在拟将鸿泰煤矿转让给恒隆源公司时，恒隆源即向林良贵账户支付了300万元定金，对此，林良贵提交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里县支行的银行账户流水，称在2013年10月18日，由恒隆源公司委托重庆金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向自己转款上述300万元定金。收到该笔定金后，林良贵即进行了分配，通过该银行账户转账、转支的方式向何鑫转款90万元，并称另向中介机构转款20万元。后因恒隆源公司退出鸿泰煤矿，需要退还300万元定金，因此在2014年1月24日，何鑫向林良贵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12）转账110万元（林良贵称因系何鑫要求不再转让煤矿给恒隆源公司，故何鑫承担20万元中介费，加上何鑫之前分到的90万元定金，共计110万元），当天，林良贵通过该工商银行账号向恒隆源公司转账300万元，何鑫称产生60万元违约金不属实，实际只需要退还定金给恒隆源公司即可。综上，林良贵主张自己实际只收到何鑫支付的200万元，何鑫尚欠自己200万元。林良贵作为鸿泰煤矿代表人与贵州巨朗矿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矿业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约定：林良贵委托乙方寻找集团公司收购鸿泰煤矿，预付款为20万元、预付款在收购方打预付款时支付。该合同末尾加盖了鸿泰煤矿印章。2013年10月18日林良贵收到300万元定金的当天，即向贵州巨朗矿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楹的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保证书》的内容如何确定；二、何鑫共计向林良贵支付了多少股权转让款，是否已经支付完毕；三、何鑫主张林良贵返还自己400万元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林良贵提交的《保证书》共有两页，该两页内容系写在同一张纸的正反面上，且两页的内容连贯，能够上下衔接。何鑫虽然仅认可第二页的内容，且认为《保证书》有且仅有第二页，但从该《保证书》第二页的内容，即“何鑫全权处理负责，与林良贵无关。四、鸿泰煤矿矿上工人与矿上所有债权债务与矿上一切事项由何鑫全面全权处理，与林良贵无关。”来看，上述内容并非独立，应当有上文与之衔接；且第二页的内容也表述了“鸿泰煤矿矿上工人与矿上所有债权债务与矿上一切事项由何鑫全面全权处理，与林良贵无关”的意思表示，与第一页的内容能够相互对应。综上，何鑫认为《保证书》仅有一页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林良贵提交的共计两页的《保证书》予以认定。根据《保证书》的内容，可以认定以下事实：1、由何鑫全权负责办理鸿泰煤矿转让事项；2、何鑫欲将鸿泰煤矿转让给湖南安石集团或者其他公司，相关事务由何鑫全权负责，新老股东的应付款项全部由何鑫承担；3、林良贵在鸿泰煤矿内股份及垫资与一切费用于2014年4月2日结算为人民币肆佰万元正，分期第一批贰佰万，第二批壹佰贰拾万，第三批捌拾万。此后，湖南安石集团确实作为受让方从英之杰公司受让了鸿泰煤矿，采矿权转让于2014年6月24日予以公示。结合《保证书》的内容及何鑫的付款行为，何鑫对于林良贵在英之杰公司鸿泰煤矿持有股份权利不持异议，虽然何鑫拒绝提供其与湖南安石集团之间转让鸿泰煤矿的一系列证据，但最终鸿泰煤矿的归属表明，林良贵在该煤矿的权益已经被处分，与《保证书》载明的上述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林良贵实际已经履行了与何鑫之间的《保证书》，将该煤矿的处分权交由何鑫处理。对于何鑫认为自己对于该煤矿转让给湖南安石集团的事情不清楚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何鑫应当按照《保证书》的约定向林良贵付款。对于何鑫认为林良贵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因《保证书》并未约定款项支付时间，故对何鑫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保证书》的约定，何鑫共计应向林良贵支付400万元。林良贵主张何鑫仅向自己支付了其中的200万元，尚欠200万元未支付，何鑫则主张自己已经向林良贵支付400万元。综合分析林良贵、何鑫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3年10月25日发布的公示显示，鸿泰煤矿当时作为新增煤矿登记在恒隆源公司名下，且林良贵、何鑫对于鸿泰煤矿曾经拟转让给恒隆源公司的事实也不持异议，何鑫亦主张系由林良贵牵头办理鸿泰煤矿拟转让给恒隆源公司的相关事宜，因此，对于林良贵关于收到恒隆源支付的购买煤矿的300万元定金，此后因煤矿转让给湖南安石集团故需向恒隆源公司退还上述定金的主张，因林良贵在收到300万元定金后，即对定金进行了分配，当天转账给何鑫90万元，且林良贵提交的向恒隆源公司退还300万元定金的凭证显示的时间与何鑫在反诉状中认可的鸿泰煤矿退出恒隆源公司的时间均为2014年1月24日，故对于林良贵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2014年1月24日当天，何鑫向林良贵转款110万元，何鑫主张系其向林良贵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但当天正值林良贵退还恒隆源公司定金之日，林良贵收到该110万元后，即用该收款账户向恒隆源公司转账300万元，而何鑫并未提交自己与林良贵在此之前即已经对股权转让价款达成合意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此时负有向林良贵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及该笔款项就是其支付给林良贵的股权转让款。相反，林良贵提交的其作为鸿泰煤矿的代表人与贵州巨朗矿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矿业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约定：林良贵委托乙方寻找集团公司收购鸿泰煤矿，预付款为20万元、预付款在收购方打预付款时支付的约定，2013年10月18日林良贵收到300万元定金的当天，即向贵州巨朗矿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楹的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故综合前述，对于林良贵称何鑫2014年1月24日向自己转账的110万元实际为自己先前支付给何鑫的90万元定金加上该20万元预付款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此，何鑫提交的由林良贵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4月13日的收条（何鑫主张该收条上载明的200万元即是前述110万元及90万元现金），因该110万元实际用于退还恒隆源公司定金及弥补林良贵向程楹支付的预付款，且何鑫主张90万元系现金支付与双方之间有通过银行转账的交易习惯不符，何鑫对此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林良贵亦不予认可，故对于何鑫主张依据该张收条即证明自己向林良贵付款200万元，证据并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现有证据，仅能认定何鑫于2014年6月13日向林良贵转账200万元，何鑫尚欠林良贵2**万元，应当予以支付，故对于林良贵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结合《保证书》的内容以及《保证书》签订之后湖南安石集团实际取得鸿泰煤矿的采矿权，林良贵以及将自己在鸿泰煤矿的权益交由何鑫处理，故何鑫主张由林良贵返还自己的已付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200万元系在2014年6月13日支付，鸿泰煤矿亦是在2014年6月转让给湖南安石集团，如何鑫认为自己不应当向林良贵支付上述款项，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林良贵主张返还，而至何鑫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林良贵返还上述款项之日，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对于何鑫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湖南安石集团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问题，因湖南安石集团既不是林良贵与何鑫之间股权转让的担保人，亦非共同买受人，故林良贵的该请求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何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林良贵支付股份和垫资结算款人民币2000000元；二、驳回林良贵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何鑫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28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9400元，共计42200元，均由何鑫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涉案协议第30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手印，英之杰公司及鸿泰煤矿盖章后生效”。涉案协议尾部有甲方和乙方签名，没有英之杰公司及鸿泰煤矿盖章。2、2014年4月19日何鑫与吴爱蕊、管品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何鑫向吴爱蕊、管品旺支付金额518万元。同时，向吴爱蕊之夫王开旺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书》明确：“在股权转让款分配完毕后，如有剩余，将全额支付给王开旺，作为介绍卖矿的酬劳”。因何鑫未按约定支付全额上述款项，2017年吴爱蕊、王开旺提起诉讼向何鑫主张328万元（含20万元损失赔偿），该案现在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审理。3、2014年7月1日，何鑫与祝建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何鑫向祝建胜支付金额92.5万元。因何鑫未按约定支付全额上述款项，2017年祝建胜提起诉讼，主张余款58.5万元（含10万元损失赔偿），贵阳市中院以（2017）黔01民初783号民事判决支持，何鑫不服已提起上诉。4、2014年3月28日，何鑫向陈余伦出具《双方承诺书》一份，约定何鑫向陈余伦支付金额231.25万元。因何鑫未按约定支付全额上述款项，2017年陈余伦提起诉讼，主张余款138.75万元，贵阳市中院以（2017）黔01民初782号民事判决支持，何鑫不服已提起上诉。二审审理中，1、何鑫提供了黔南州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6月4日向省厅执法监察总队出具的《关于龙里县龙山镇鸿泰煤矿非法转让调查情况说明》（以下简称国土局情况说明），载明：“按照总队的安排，我局对龙里县龙山镇鸿泰煤矿矿业权转让一事进行了调査，査阅了矿山相关资料，询问了目前矿山的当事人，电话询问了反映情况的人员(金海生、陈君链等人)，及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组织机构文书。调查发现，2011年1月13日，贵州英之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龙里县龙山镇鸿泰煤矿(曹艳华、曹艳军、刘森筑、何鑫、田颖)与黄成芳、陈余伦、吴爱蕊、林良贵等四人签订股份、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以1860万元将鸿泰煤矿采矿权转让给黄成芳等四人，但由于黄成芳等人因为省政府煤矿政策的变化，黄等四人反悔，协议没有执行。我局认为，该矿的采矿权转让行为没有产生实质上的结果，不存在非法转让采矿权行为”。林良贵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林良贵主张买受人已经向出让人支付了转让款，涉案协议已经履行，该情况说明所载明的内容不实。2、林良贵向本庭提交了银行流水清单拟证明2014年6月13日何鑫向林良贵转账200万元，何鑫以其行为证明何鑫按照《保证书》履行，并非履行《清单》；且《清单》是何鑫单方制作，林良贵不予认可。何鑫主张《清单》改变《保证书》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在二审审理中，何鑫认可收到包含林良贵在内的四名股东支付的822万元转让款，出让方也向受让方移交了煤矿的实体资产。涉案协议已经部分履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涉案协议是否无效；2、林良贵是否有权向何鑫主张权利；3、本案是否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4、《保证书》和《清单》是否有效；5、《清单》是否构成对《保证书》重大改变；6、何鑫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关于焦点一。何鑫主张涉案协议无效的理由为：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就且未经审批。本院认为：依照涉案协议第30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手印，英之杰公司及鸿泰煤矿盖章后生效”的约定，英之杰公司及鸿泰煤矿盖章是合同生效的条件。但是双方在签订涉案协议以后，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了转让款822万元，出让方也向受让方移交了煤矿的实体资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出让方已经接受受让方的履行，且已经将煤矿实体资产移交受让方占有，涉案协议成立并生效。何鑫以英之杰公司及鸿泰煤矿未在合同上盖章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协议是否需要审批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及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批准后合同生效。但是涉案协议不需要变更鸿泰煤矿采矿权权利主体，仍以鸿泰煤矿作为采矿权人，仅为煤矿实际出资人发生了变化，不属于需要行政审批的范围，故该合同成立即生效。因此何鑫以涉案协议未经批准主张无效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何鑫以林良贵在公司工商登记中未登记为公司股东，且以涉案协议没有执行，林良贵不能依据涉案协议成为公司股东，林良贵无权向何鑫主张权利。为此，何鑫在二审中提交了国土局情况说明拟证明涉案协议未履行。本院认为，对公司外部而言，公司的股权应当以对外公示的工商登记为准；但是，就公司股东内部关系而言，要对各出资人的出资及实际权利义务进行据实审查认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作为认定股东资格依据，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案中，何鑫虽然在二审中提交了国土局情况说明拟证明涉案协议未履行，但是在二审审理中又自认接受了受让方支付的转让款，并将鸿泰煤矿移交受让人占有。何鑫上述主张与其自认自相矛盾，涉案协议已经部分履行。林良贵作为受让人之一，其与出让人签订涉案协议以后，即取得相应的合同权利。尽管未在工商登记中将林良贵登记为公司股东，但是并不影响林良贵依据涉案协议主张合同权利。在涉案协议签订以后，何鑫虽然已经将煤矿资产移交包含林良贵在内的受让人占有，但是何鑫将鸿泰煤矿再次进行转让后所获转让款由何鑫进行统一分配，何鑫为此向林良贵出具了《保证书》，该《保证书》属于何鑫与林良贵之间就煤矿转让款进行分配达成新的合意，属于何鑫与林良贵之间新的合同，林良贵有权依据何鑫出具的《保证书》向何鑫主张权利。因此，何鑫以林良贵未被登记为公司股东，且涉案协议未履行，林良贵不是公司股东无权向其主张合同权利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如前所述，《保证书》系何鑫与林良贵之间形成的新的合同。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林良贵有权依据何鑫出具的《保证书》向何鑫主张权利。林良贵并非基于涉案协议向何鑫主张权利，因此何鑫以林良贵主张股东权益应向英之杰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主张，不应当仅向何鑫主张，一审法院漏列当事人，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四。何鑫认为《保证书》和《清单》无效的理由有：何鑫无权代表全体股东向林良贵出具《保证书》，且林良贵并非公司股东，其缺乏主张股东权利的基础。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林良贵作为受让人之一，已经实际取得了鸿泰煤矿的股东权利，何鑫以林良贵并非公司股东，其缺乏主张股东权利的基础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何鑫虽然已经将其在鸿泰煤矿拥有的股权转让出来，但何鑫将鸿泰煤矿再行转让，并保管转让款。何鑫向包含林良贵在内的四个新股东出具《保证书》《承诺书》或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承诺书》，将出售鸿泰煤矿获得的转让款2100万元在新股东（涉案协议的受让人）之间进行了分配，四个新股东接受了何鑫分配转让款的分配方案，对何鑫出具的《保证书》《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承诺书》均不持异议，因此本案涉案的《保证书》未损害其他股东的权益，且也得到了林良贵的认可。因此何鑫以其无权代表全体股东向林良贵出具《保证书》，《保证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清单》系何鑫单方出具，林良贵不予认可，对林良贵不具有拘束力。关于焦点五。《保证书》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2日，载明何鑫应当向林良贵偿付林良贵在鸿泰煤矿的股份及垫资与一切费用于2014年4月2日结算为人民币肆佰万元正；《清单》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9日，载明林良贵仅享有“分配”138.75万的权利。但是，2014年6月13日何鑫向林良贵转账200万元，何鑫以其行为表示何鑫按照《保证书》履行，并非履行《清单》；且《清单》系何鑫单方出具，对林良贵不具有拘束力，因此，何鑫主张《清单》改变《保证书》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何鑫以林良贵将《清单》提交法院是认可《清单》的效力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六。何鑫主张不知林良贵在受让鸿泰煤矿时的出资情况，且林良贵签订涉案协议后支付的煤矿转让款也不应当由其一人退还，因此主张林良贵向其返还何鑫依据《保证书》向林良贵支付的400万元。何鑫为此提交的由林良贵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3日的两百万收条及2014年6月13日何鑫向林良贵转账2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本院认为，由林良贵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3日的收条，是因向恒隆源公司出售鸿泰煤矿时何鑫收取由林良贵分配的恒隆源公司提供的定金90万元，因出售鸿泰煤矿不能成功需向恒隆源公司退还定金及相关中介费，并非何鑫依据《保证书》向林良贵支付的“林良贵在鸿泰煤矿的股份及垫资与一切费用”，对此一审判决已作详细的阐述分析，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关于何鑫依据《保证书》2014年6月13日向林良贵转账200万元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本院认为，何鑫出具《保证书》是基于何鑫保管鸿泰煤矿的转让款2100万元，并对该款进行分配。虽然《保证书》载明的内容为由何鑫向林良贵偿付“林良贵在鸿泰煤矿的股份及垫资与一切费用”，其实质就是将鸿泰煤矿转让款在各股东之间进行分配，并不涉及何鑫向林良贵退还林良贵在受让鸿泰煤矿时的出资，也不涉及何鑫向林良贵退还涉案协议约定的转让款。因此何鑫请求林良贵向其返还依据《保证书》向林良贵支付的400万元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何鑫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何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 慧审判员 李道鸿审判员 苟泰强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魏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