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428民初484号 原告：肖某1，女，2009年3月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武城县城区。 法定代理人：管某（系肖某1的实际监护人），女，197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武城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拥军，山东铜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肖某2，男，1979年11月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武城县城区。 委托代理人：胡善善，山东德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肖某1与被告肖某2抚养费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立案。2019年3月9日被告肖某2提起反诉，请求依法判令降低抚养费标准，经本院释明，其同意撤回反诉，并将其诉求以答辩形式提出。2019年3月22日，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某1的法定代理人管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拥军，被告肖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善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肖某1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依法支付抚养费每年20000元（自2017年1月3日至2027年1月2日）共计200000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它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3日，原、被告在武城县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武城县民政局并出具离婚协议书，协议内容被告每年向婚生女儿肖某1支付20000元抚养费，共计200000元。被告拒不支付抚养费用。 被告肖某2辩称，第一，提请法庭注意收养关系是否合法成立，如果收养关系不成立，则原告无权利要求被告支付抚养费。 第二，如果收养关系依法成立，针对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答辩人提出如下答辩意见：（一）答辩人已实际给付的2万元抚养费，应予扣除。2017年答辩人分三次以现金形式给付肖某1抚养费共计10000余元，2018年答辩人又分两次以支付宝转款方式向管某支付肖某1抚养费10000元。已支付的抚养费应予扣减。（二）答辩人一直非常疼爱被答辩人，除了努力支付抚养费，探视的时候还带被答辩人吃饭、游玩，给被答辩人买手机、衣服等物品。但是现在答辩人经济困难，着实无经济能力按照每年20000元的标准向肖某1给付抚养费，因此主张降低抚养费给付标准为按月支付抚养费824元/月，至被答辩人18周岁止。理由如下：1、答辩人在离婚的时候几乎将财产全部留给了被答辩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并自己承担了全部债务约60万元。答辩人离婚后经济基础为负数。同时答辩人独自承担了婚生长子的全部抚养费，从未要求被答辩人法定代理人支付抚养费。在此情况下，答辩人还是努力向被答辩人支付了2万元抚养费。2、答辩人经济收入减少，目前经济不景气且生意难做，造成答辩人经济十分困难，负债累累，经常被债权人追债，甚至被诉讼，还有债权人多次到答辩人母亲家里找答辩人讨债，因打闹而报警，现在答辩人连车都抵账了。3、答辩人重组家庭后生育一子，被扶养人人数增加，一家老小全靠答辩人一人的收入支撑。目前除了老人需要赡养外，答辩人需要承担三个孩子的抚养费。如果都按照被答辩人的抚养费标准计算，答辩人每年仅三个孩子抚养费就需10万元，另外还有老人赡养费、自身生活费等其他必须支付的费用，经济压力过重，着实无经济能力按每年200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4、管某亦有承担肖某1生活、教育等费用的法定义务，父母应平等负担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如按离婚协议中约定的答辩人每年承担20000元抚养费，管某同样应每年承担20000元抚养费，则被答辩人一年的生活费、教育费等共计40000元，明显高于肖某1的实际需求，也远远高于武城县当地生活消费水平。 抚养费应根据被答辩人目前的实际生活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请求减少抚养费至每月824元即每年9888元为宜。抚养费金额合理调整后，答辩人一定排除万难按时支付抚养费。 本院经审理，对于各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2009年3月29日，原告肖某1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某医院，其亲生父母已育有四个女儿，有意将其送养。管某（当时与被告肖某2系夫妻关系）的姐姐、姐夫抚养原告肖某1数月后，被告肖某2至临沂市将原告接回武城县，原告肖某1、被告肖某2、管某和肖某2与管某的婚生儿子肖新某共同生活至2017年1月，期间以父母子女和兄妹相称相待，但至今没有办理收养登记。被告肖某2出资，管某及其亲属联系，于2016年11月13日为原告办理了落户，原告户口登记在武城县新城派出所集体户。2017年1月，被告肖某2与管某在武城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离婚，离婚协议载明：婚生男孩肖新某由被告抚养，婚生女孩肖某1由管某抚养，被告肖某2负担肖某1的抚养费每年20000元，至肖某1成年止。此后，肖某1按协议由管某抚养，肖某2已再婚并生育一女，至庭审之日其共支付原告19000元。2009年至今，肖某1与肖某2、管某、肖新某的关系均较融洽，原告目前生活总体较为安定，其至今对“收养”情况不知情。 另查明：二〇〇八年九月五日，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下发《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8〕132号），规定：……（三）私自收养发生后，收养人因经济状况，身体健康等原因不具备抚养能力，或者收养人一方死亡、离异，另一方不愿意继续抚养，或者养父母双亡的，可由收养人或其亲属将被收养人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抚养（被收养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除外）。其亲属符合收养人条件且愿意收养的，应当依法办理收养登记。（四）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国内公民私自收养，依据《收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动员其将弃婴或儿童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抚养。 再查明：原告的亲生父母尚未找到，但在落户程序中的亲子鉴定已排除了原告系被拐卖的可能。各方目前并无将原告交其亲生父母或者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意愿，均认为维持现有生活状况对肖某1的健康成长最为适宜，对管某以肖某1实际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及代为提起诉讼的权利无异议。原告方面与被告进行协商，确定此后抚养费支付标准为每月人民币1100元。 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当事人举证质证及本院认定如下： 在本次诉讼中，原告方未能举证证实原告存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特殊开支需求；被告未能举证证实其经济收入水平较离婚协议时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或者有大额的意外的支出，以至于影响到协议义务的履行。 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抚养费纠纷，但被告肖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本案收养关系是否合法成立的问题，本院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性质确定为事实抚养纠纷。 本案事实清楚，法律上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离婚协议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条款，是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进而，该条款对于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本院对此评判如下： 首先，当事人之间系事实抚养关系，而非合法的收养关系或者合法的事实收养关系。具体而言，第一，原告与被告和管某之间，不存在父母子女的血亲关系。第二，原告与被告和管某之间，自2009年至今，一直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人无子女”、“被收养人系查找不到父母的弃婴”等实体收养条件，亦未履行收养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的程序要件。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该法规定的收养行为无法律效力。第三，当事人之间的收养行为发生在现行收养法1998年11月4日修订之后，亦不存在“事实收养”的问题。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该条文中的“父母”系指亲生父母、养父母和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当事人之间因未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收养关系，故原告肖某1的亲生父母仍为其最终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因自2009年至2017年之间，原告与被告及管某共同生活，被告与管某对原告履行了抚养教育义务，并共同给原告办理了落户登记手续，在2016年协议离婚时亦对原告的抚养费等问题作出了安排，故将原告与被告和管某形成的关系认定和描述为“事实抚养关系”。第五，我国法律对于本案情形下的人身关系处理并无明文规定。根据上述法律及《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字面解释，似应将原告送交其亲生父母或社会福利机构抚养。此为本案的法律背景。 其次，在长期形成的“事实抚养关系”中，原告肖某1已经适应了现有生活状况，贸然改变现状不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具体而言，第一，原告的亲生父母已有四个亲生女儿，将原告送养应系迫不得已之举，其家庭经济条件的窘迫可想而知。第二，肖某1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虽然被告与管某已经协议离婚，但在财产分割、抚养费标准的确定、实际支付抚养费的金额等方面的安排均体现了对于肖某1的照顾，管某一直未再婚，其与肖某1相依为命，有精力照料原告。原告肖某1对于其他家庭成员也比较依赖。第三，诉讼各方虽对抚养费金额产生争议，但对于维持现有状况，即由管某为主提供生活照料，被告肖某2提供适当抚养费并无异议，各方并无将肖某1送回原生家庭的意愿，具备继续按现有生活方式抚养肖某1的主观愿望。第四，肖某1对于“收养”事实至今尚不知情，如将其送回原生家庭，必先告知其事实真相，其幼小心灵能否接受这一残酷事实难以预料。此为本案的现实困境。 再次，认可离婚条款中抚养关系条款的效力，维持现有的“事实抚养”，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第一，本案收养关系虽因不符合收养法有关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的规定而归于无效，但婚姻家庭法不同于合同法，人不是财产，不能简单套用返还原物的合同无效处理思路。遍查收养法条文，并无在收养无效时必须将被抚养人送回其亲生父母的直接规定，五部委《通知》仅规定应“动员”其将弃婴或儿童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抚养，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条规定，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并不得违背社会公德。根据这一原理，处理无效的收养关系问题时，亦应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站在被告角度，在无证据证实其经济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擅自推翻原有抚养协议亦不符合诚信原则的要求。上述规定是民法中的基本原则，可以作为本案的直接裁判依据。第四，有关部门已经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依照上级文件为原告办理了户籍登记，有力地保障了儿童生存权、受教育权的实现。这一做法为本案的处理提供了借鉴，值得参考。第五，本案所涉事实抚养关系的法律性质，可按照肖某1的亲生父母将其送由被告和管某代为抚养即代养关系来加以界定。在这一关系中，肖某1享受到比原生家庭更好的成长条件，被告和管某也享受到多年来儿女双全的天伦之乐，其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利益。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当事人享有意思自治的权利。在本案情形下，认可相关离婚协议抚养条款的效力，并维持被抚养人的生活现状，较之其他解决方案，更加符合法律的精神和根本目的，能够取得更好的个案效果与社会效果。此为通过利益衡量填补法律空白的结果。 综上，在事实抚养关系中，如作为被抚养人的未成年人对离婚协议中的抚养条款存在信赖利益，则该条款对于抚养义务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无充分理由不得变更。原告有权利依照该协议条款向被告主张抚养费。在不损害未成年人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抚养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平等协商，达成新的协议，对抚养费数额进行变更，亦属合法，本院予以尊重。 附带说明如下，本判决的效力仅及于原、被告之间的抚养权利义务，不得解释为将其“收养行为”合法化，也不妨碍行政机关有关动员条款的实施。若各方协议或者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将原告送交其亲生父母或者儿童福利机构抚养，本判决的效力亦应通过合法形式予以变动。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之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肖某2自2019年4月起，至2027年3月（含本月）止，每月支付原告肖某1抚养费1100元整，于当月15日前履行完毕（其中2019年4、5、6月份及判决生效前其它月份的抚养费，应自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完毕），由原告肖某1的实际监护人管某代收。 二、被告肖某2所欠原告肖某1抚养费26000元（2017年1月至2019年3月共27个月，抚养费总额为45000元，减去已付19000元，为26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一次性付清，由原告肖某1的实际监护人管某代收。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由原告实际监护人管某负担1000元，被告肖某2负担11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高振礼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