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民终7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中路**华侨大厦**。法定代表人：陈美文，该事务所执行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鼓，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华，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通海路金辉小区综合楼**/div>法定代表人：龙志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群，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骄阳律所）因与上诉人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联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初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骄阳律所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鼓、黄华，上诉人湘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徐志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骄阳律所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二、依法改判湘联公司立即支付骄阳律所法律服务费15069273元，并支付以15069273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三、判令湘联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酌情认定法律服务费的具体金额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湘联公司并未申请人民法院变更合同，法律适用缺乏前提条件；一审判决未表明该原则的适用经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程序违法；本案不具备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定情形，湘联公司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且湘联公司故意将诉争土地闲置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属于“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情形。二、一审认定法律服务费过高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涉案合同及补充协议不存在风险代理的情形，原合同第六条已经变更；本案标的额既有按政府指导价收费的行政诉讼案件代理费，也有按市场调节价收费的七年来的法律服务费，还包含湘联公司违约金，不存在法律服务费明显过高的情形。湘联公司辩称：一、湘联公司从未与骄阳律所签订过任何形式的《补充协议》，只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且该《委托代理合同》的风险代理费的支付条件至今仍未成就。二、《委托代理合同》中风险代理部分约定以及所谓的《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三、即便《补充协议》是真实有效的，但由于其约定支付代理费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情势变更无法实现双方的期待价值。四、15069273元法律服务费不仅明显过高，而且过分高于湘联公司就10.67亩土地的全部所得，且骄阳律所提出的其他各项法律服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缺乏事实依据。综上，骄阳律所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湘联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骄阳律所的诉讼请求；二、由骄阳律所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涉案两份《补充协议》系虚假证据。湘联公司一直是拒付律师代理费的，不可能与骄阳律所签订《补充协议》；《委托代理合同》的不一致、土地单价的计算方式和协议管辖的约定都说明了《补充协议》的条款不符合常理；《补充协议》上湘联公司的公章与其实际使用的公章不一致；周金印的证人证言与《司法鉴定意见书》相互印证，进一步说明《补充协议》不真实；骄阳律所不合理的催款行为佐证了《补充协议》的虚假。二、一审错误认定骄阳律所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从合同约定的收费方式以及合同目的来看，只有湘联公司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风险代理条款因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三、湘联公司并未享有诉争土地的相关权益，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条件尚未成就。骄阳律所辩称：一、一审对骄阳律所主张法律服务费的合同依据真实性的认定完全正确，湘联公司上诉认为骄阳律所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和两份《补充协议》均系骄阳律所伪造，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二、根据《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及附件的约定，支付法律服务费的条件已经成就。骄阳律所不仅代理了湘联公司行政诉讼案取得胜诉，同时还为其提供了长达七年的综合法律服务，维护了其合法权益，湘联公司应当履行依法成立的《委托代理合同》和《补充协议》，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湘联公司的上诉请求，支持骄阳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骄阳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湘联公司支付骄阳律所法律服务费15069273元；2、湘联公司支付骄阳律所自2014年5月1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截至2014年5月31日的违约金为97950元）；3、湘联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0月11日，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对湘联公司作出岳市国土资罚字（2006）第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湘联公司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10.67亩。湘联公司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基本维持了岳阳市国土资源局的认定和处罚，湘联公司遂起诉至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岳中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的行政复议决定。在此背景下，湘联公司于2007年8月16日与骄阳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骄阳律所持有），合同约定：一、湘联公司（甲方）委托骄阳律所（乙方）代理其国土资源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乙方指派钟鼓律师为甲方与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国土行政资源行政复议纠纷案的诉讼代理人。……三、甲方必须真实地向律师叙述案情，全面提供有关本案的证据。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有权中止代理，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五、甲方委托乙方的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六、根据律师业务收费的有关规定，经协商，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采用风险代理形式，乙方向甲方代收办案费用六万元整（按实结算），支付方式为本合同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如本案胜诉，甲方在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按诉争的10.67亩土地市场价格的30%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如未胜诉，则甲方不须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但所代收的办案费用不退。该份《委托代理合同》经湘联公司盖章及骄阳律所盖章并由钟鼓律师签名。同日，湘联公司与骄阳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湘联公司持有），合同约定：……三、甲方必须真实地向律师叙述案情，提供和协助律师（提供证据线索）取得有关本案的证据。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捏造事实，弄虚作假，有权中止代理，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六、根据律师业务收费的有关规定，经协商，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采用风险代理形式，乙方向甲方代收办案费用六万元整（按实结算），本合同生效后十五日内先支付三万元整，余款在实际发生费用时及时支付。如本案胜诉，甲方以诉争的10.67亩土地拍卖后所得款项的30%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如未胜诉，则甲方不须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但所收的办案费用不退。该份《委托代理合同》经湘联公司及骄阳律所盖章。合同签订后，骄阳律所钟鼓律师作为湘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经过上诉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湘高法行终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撤销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岳中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发回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经过发回重审和重审二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撤销了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的第一次复议决定，责令其在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复议决定。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最终依法撤销了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对湘联公司所作的原行政处罚决定，即岳市国土资罚字（2006）第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除了代理上述行政诉讼案件，骄阳律所还为湘联公司及其相关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了期限较长、内容较多的其他法律服务。在骄阳律所为湘联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后，湘联公司未及时支付律师费。2013年3月1日，骄阳律所向湘联公司发出催款函，2013年3月8日，湘联公司回函称：“因诉争土地尚未处置,现无法支付，请见谅！”2013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第一，双方确认有承办律师“钟鼓”亲笔签名的“原合同”为唯一有效版本。第二，将“原合同”第六条变更为：根据律师业务收费的有关规定，因本案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且关系到46.85亩商服（住宅）用地的巨额经济价值，双方一致同意“协商收费”：乙方向甲方代收办案费用6万元整（按实结算）；律师办案的报酬：以3.2亩为基数，每亩单价按2013年1月至12月一年内，岳阳市国土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挂出让，岳阳市城区已成交的各次商服（住宅）用地每亩单价的均值计付（A1+A2+A3…+AN/N×3.2亩-已付=未付；式中各次成交的商服住宅用地每亩单价分别由“A1”至“AN”代表，N代表其中最后一次成交的序列数，如全年成交18次，则N即为18）；甲方在2014年1月15日前付清律师费。协议还约定了协议管辖地等事项,并加盖了双方的公章。2013年12月12日，骄阳律所向湘联公司发出《致湘联公司龙志兵董事长周金印先生函》，陈述了骄阳律所长期以来为湘联公司提供的法律服务工作，维护了湘联公司的合法权益，但湘联公司拖欠律师费未付，申明将依约定在协议管辖地长沙起诉，律师费按3．2亩地的市场价值，告知湘联公司如有异议在七日内函复。湘联公司于2013年12月23日向骄阳律所发出《复函》，重申了2013年3月8日《复函》的内容，并称“具体事宜请与当事人联系”。2014年1月25日，湘联公司与骄阳律所签订了新的《补充协议》及附件，第二条约定：将“原合同”第六条变更为：根据律师业务收费的有关规定，因本案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且关系到甲方60亩商服住宅用地的巨额经济价值，经双方协商确定律师代理费服务费等采取总包干收费，以3亩地为基数，每亩单价按2013年1月至12月一年内，岳阳市国土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挂出让，岳阳市城区已成交的各宗商服住宅用地每亩单价的均值5023091元计付，共计人民币壹仟伍佰零陆万玖仟贰佰柒拾叁圆（￥15069273），计算式详见附表《2013岳土网挂出让商服住宅用地成交价格统计表》。甲方在2014年5月1日前付清律师费。上述律师费15069273元总金额中，除律师代理费外还包括乙方律师七年来为甲方提供各项法律服务的法律顾问费，和甲方至2014年5月1日以前所欠律师代理费服务费的违约滞纳金在内；乙方不得以此为由再提出增加收费内容。2014年5月1日以后所欠律师费的违约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除该条以外，其余条款与2013年10月29日《补充协议》条款内容一致，同时明确2013年10月29日《补充协议》作废。该份《补充协议》及附件上湘联公司加盖了公章和周金印的私章，骄阳律所加盖了公章并有钟鼓的签名。因湘联公司至今没有按约支付法律服务费，遂酿成纠纷。另查明，案件所涉土地因长期未处置暂被闲置，湘联公司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该案尚在审理之中。一审法院认为：骄阳律所与湘联公司依《委托代理合同》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后，还为湘联公司及其相关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双方在2014年1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对此进行了确认。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以下两点：第一、骄阳律所据以主张法律服务费的合同效力认定。经司法鉴定，骄阳律所与湘联公司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上加盖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骄阳律所除了提交《委托代理合同》，还提交了其为湘联公司提供行政案件代理、刑事案件代理及其他综合法律服务的证据，服务终结后双方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认可了骄阳律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骄阳律所与湘联公司的两次“致函——复函”印证了上述事实。故骄阳律所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佐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案件基本事实。湘联公司除了提交《委托代理合同》，还提交了其对骄阳律所“致函”的“复函”，并申请法院对证人周金印调取了证人证言。复函中湘联公司声称“因诉争土地尚未处置，现无法支付，请见谅”，肯定了骄阳律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及附件的内容，并没有否定应该支付律师费的事实，只是因为还没有处置涉案土地而无法支付，该证据不能构成对《补充协议》的否定。周金印的证人证言，其关于私人印鉴的证明已经被司法鉴定所推翻，因其系湘联公司的利害关系人，其证言的真实性存疑。且湘联公司在《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后更改抗辩理由，声称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上湘联公司的印章都不具备法律效力。故湘联公司的抗辩证据不能反驳骄阳律所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骄阳律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可以确认，该合同及之后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及附件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上述协议均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骄阳律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及其附件真实、合法有效,可以认定为骄阳律所主张法律服务费的依据。第二、法律服务费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及法律服务费的具体金额如何认定。首先，法律服务费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及附件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协议内容，骄阳律所对湘联公司委托的土地行政处罚复议纠纷案件进行风险代理并约定了诉争的10.67亩土地市场价格的30%的收费标准，并据此向湘联公司主张15069273元的法律服务费。按上述协议约定，湘联公司委托骄阳律所代理的其与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国土行政资源行政复议纠纷案通过上诉二审、发回重审和重审二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撤销了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的第一次复议决定，并责令其在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复议决定，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最终依法撤销了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对湘联公司所作的原行政处罚决定，即就委托代理的行政诉讼部分，骄阳律所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完成了法律服务的内容，并且骄阳律所在长时间内为湘联公司及其相关的单位和个人长期提供了其他形式法律服务，故湘联公司和骄阳律所在《委托代理合同》和《补充协议》中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湘联公司应当向骄阳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用，湘联公司未向骄阳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次，法律服务费的具体金额如何认定。（一）湘联公司与骄阳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时，对该土地进行评估时以500万元/亩作为依据，双方对诉争土地价值期望较高，现因该诉争土地一直被闲置，直至本案诉讼发生之日，湘联公司因该土地被岳阳市国土资源局、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引发诉讼而无法取得诉争土地使用权，该土地也因诉讼案件无法实现其期望价值。故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因情势变更未全部实现湘联公司签订其合同目的的初衷。（二）依据国家发改委和司法部颁布的《律师服务管理收费办法》、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司法厅发布《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关于公布湖南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律师服务和基层法律服务收费范围和标准的通知》，骄阳律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与湘联公司约定对行政案件进行风险代理并按照10.67亩土地市场价格的30%主张共计15069273元的法律服务费，明显过高。鉴于此，酌情认定法律服务代理费为1200万元（包含骄阳律所对湘联公司委托的土地行政处罚复议纠纷案件的案件代理费及各项法律服务费）。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湘联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骄阳律所法律服务费1200万元；二、湘联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骄阳律所以12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三、驳回骄阳律所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803元、鉴定费34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52603元，由骄阳律所负担30521元，湘联公司负担122082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骄阳律所向本院提交了五份新证据：1、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2、岳阳市政府法制办《关于湘联公司土地遗留问题的处理建议》；以上两份证据拟证明骄阳律所为湘联公司提供长时间综合法律服务，湘联公司的相关土地权益得到法院和政府法制办的书面认可；湘联公司向岳阳市政府主张的土地市场价格与《补充协议》及附件的约定相同，故法律服务费是客观公正的。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83号民事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519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在公章使用不具有唯一性的情况下，法院应当秉持同样的法律适用原则。湘联公司在重一审主动撤回鉴定申请，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公章的4个裁判案例；5、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民申2538号民事裁定书；证据4、5作为两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案例，可供本案借鉴。湘联公司对以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两份材料明确了土地现状，正好证明了支付条件没有成就，并且这也只是一个建议，并非最终处理结果。对证据3、4、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和本案没有关联，本案两份《补充协议》上的公章是否是湘联公司使用过的公章尚未鉴定，且没有证据证明湘联公司在同一时间段使用多枚公章，故不能推定湘联公司的公章使用不具有唯一性，鉴定是必要的。湘联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六份新证据：1、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2、岳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岳政法字[2017]39号文件《关于湘联公司土地遗留问题的处理建议》；3、80亩土地分布图；以上三份证据拟证明湘联公司名下所有土地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法律服务费的支付条件仍未成就。即使要支付法律服务费，也应以政府按拆迁审计加适当利息的标准向湘联公司最终实际补偿的金额或法院的生效裁判作为计算的基础和依据。4、2018年2月27日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5、岳阳市统计局统计数据上报及对外提供呈批单以及2013年岳土网挂出让土地成交价格统计表；以上两份证据拟证明（2013）14号地并非是土地出让，而是资产出让，岳阳市统计局的数据也表明2013年土地出让平均价是199.41万元/亩，而非《补充协议》附件中提到的500万元/亩。因此两份《补充协议》对律师费的约定存在常识性错误。6、《委托代理（补充）合同》，拟证明涉案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形成过程，湘联公司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是骄阳律所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与该份《委托代理（补充）合同》结合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骄阳律所对以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对其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三份证据不能达到湘联公司的证明目的，反而说明湘联公司对80亩土地的权益得到了法院和政府的认可，法律服务费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证据4、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形式到内容都无效，国土资源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补充协议》附件约定的是按照国土资源局官网上的信息统计的，应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达到湘联公司的证明目的，且超过了举证期限，依法不应予以采纳。本院经审查认为，骄阳律所提交的证据1、2与湘联公司提交的证据1、2相同，亦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骄阳律所提交的证据3、4、5系另案法律文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作为证据予以采信。湘联公司提交的证据3系自行打印，骄阳律所亦不认可，不予采信；证据4、5提交了原件，真实性、合法性可以认定，关联性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认定；证据6虽然提交了原件，但该份合同上仅有湘联公司盖章，在骄阳律所不认可的情况下，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关于公章问题。湘联公司在原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始终只有两枚公章，其中一枚是加密章；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先后有过三枚公章，其中一枚是2007年《委托代理合同》上的公章，之后遗失，一枚在2008-2013年间使用，另一枚为2013年启用的加密公章。在2013年12月23日湘联公司向骄阳律所发出的《复函》中，湘联公司加盖的是一枚加密公章，但2014年1月25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上加盖的湘联公司公章并非加密章。对此，骄阳律所的解释是：因临近小年，周金印说湘联公司已经放假，盖不到加密章，就只能加盖湘联公司允许老股东使用的这个公章，并加盖了周金印的私章补强。关于鉴定问题。原一审期间，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同一性鉴定，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4月9日作出湖大司鉴中心[2015]文鉴字第59号鉴定意见，认定：1、2014年1月25日《补充协议》及附件上加盖的“周金印印”印文与1998年10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现金支票（湘）》上加盖的“周金印印”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湘联公司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与骄阳律所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上加盖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3、湘联公司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以及骄阳律所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与2013年12月11日《万吉印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废旧印章收回销毁表》上加盖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4、湘联公司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以及骄阳律所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与2008年2月26日《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5、因委托方无法提供比对样本，故无法对湘联公司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以及骄阳律所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上加盖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印文的盖印时间进行鉴定。重一审期间，湘联公司又提出鉴定申请，申请鉴定：1、两份《补充协议》上湘联公司公章的同一性；2、骄阳律所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两份《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和先后顺序；3、骄阳律所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上钟鼓签字的形成时间；4、骄阳律所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上湘联公司印文的形成及钟鼓个人签名的朱墨顺序。之后湘联公司又以鉴定机构无法进行上述第3项鉴定为由申请撤回该案所有鉴定。本案二审期间，湘联公司再次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请求：1、对两份《补充协议》与《委托代理合同》（无签名版）上加盖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公章的同一性进行鉴定；2、对两份《补充协议》与2013年3月1日《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催款函》上湘联公司于2013年3月8日复函中加盖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公章的同一性进行鉴定；3、对湘联公司提交给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授权委托书》（2008.2.26）与2013年3月1日《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催款函》上湘联公司于2013年3月8日复函中加盖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公章的同一性进行鉴定；4、对2013年3月1日《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催款函》上湘联公司于2013年3月8日复函中加盖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公章与2013年12月11日《万吉印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废旧印章收回销毁表》上加盖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公章的同一性进行鉴定；5、对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以及《委托代理（补充）合同》上加盖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公章是否为同一时间段形成进行鉴定；6、对《委托代理合同》（钟鼓签名版）与两份《补充协议》上加盖的“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公章是否为同一时间段形成进行鉴定。骄阳律所表示不同意鉴定。关于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过程。湘联公司主张是由周金印的儿子具体负责此事，和骄阳律所的钟鼓签订的。当时先有骄阳律所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版本，后湘联公司提出异议，于是拟定了《委托代理（补充）合同》就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并加盖了公章给骄阳律所，骄阳律所将《委托代理（补充）合同》的内容与原合同内容进行整合，形成了现在湘联公司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版本。湘联公司在庭审中陈述之前和骄阳律所签订合同的股东已将公司转让给现在的股东，名义上是以现在湘联公司来处理，但实际还是原来的股东在处理，所以湘联公司在2013年12月23日的回函中注明“具体事宜请与当事人联系”指的就是要骄阳律所和原股东联系。骄阳律所主张合同和之后的《补充协议》是由周金印和钟鼓具体协商签订的。当时约定签三份，实际上签了四份，周金印将合同拿回去盖章后又拿到骄阳律所来盖章，当时钟鼓律师外出，回来后发现合同内容有篡改，就不愿代理了，之后双方再次谈妥后，销毁了篡改的三份合同（骄阳律所两份，湘联公司一份），仍采用原来确定的合同，但忘记拿另一份合同回来。此外，双方也并未签订任何法律服务合同。关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处理。湘联公司与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土地行政处罚复议一案中，湘联公司的诉讼请求是：1、撤销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湘国土资复决字[2007]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令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08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维持了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湘国土资复决字[2007]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在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的判决。2009年5月31日，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作出湘国土资复决字[2009]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岳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岳市国土资罚字[2006]第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湘联公司要求“确认对前述土地享有合法使用权”的请求因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依法予以驳回。2015年7月8日，湘联公司以岳阳市人民政府、岳阳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其中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相关手续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赔偿延期办证期间维持公司及项目部正常运转产生的费用损失2000万元或判令被告按国有土地使用权现行价值（每亩500万元）赔偿原告损失并赔偿延期办证期间维持公司及项目部正常运转产生的费用损失2000万元”。该案办理过程中，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岳阳市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议书，提议岳阳市人民政府与湘联公司协调处理相关土地问题。岳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因此形成了岳政法字[2017]39号《关于湘联公司土地遗留问题的处理建议》，提出了处理建议。但目前，该行政案件及岳阳市人民政府均未作出任何处理结果。为此，湘联公司在二审中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请求对本案中止审理，待湘联公司与岳阳市人民政府、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登记赔偿一案终审判决后再恢复审理。骄阳律所表示不同意中止审理。关于周金印的身份。（2013）岳终刑再终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确认湘联公司是周金印到立交桥指挥部当顾问后为了帮助其亲友搞点业务而成立的，其实际股东及股份是周金印、黄东汉、朱耀光、赵剑义各占20%股份，周小波和肖高明合占20%股份。赵剑义在2005年6月28日岳阳楼区检察院对其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周金印对湘联公司的经营运作有决策权，是公司实际的董事长……是公司的发起人。周金印在原二审庭审中陈述：《补充协议》上的私章不是其加盖的，公章是湘联公司以前用的公章，湘联公司与骄阳律所只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骄阳律所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和两份《补充协议》都是假的。除以上事实外，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法律服务合同纠纷，骄阳律所与湘联公司对双方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并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涉案合同是否真实有效。第一，关于《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各执一份《委托代理合同》，湘联公司不认可骄阳律所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但一审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的结论为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上加盖的湘联公司的公章具有同一性，故湘联公司上诉认为骄阳律所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虚假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双方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均明确约定代理费采取风险代理形式，并约定了具体的计算方式和支付条件，该条款应系无效条款。首先，行政案件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代理，行政机关公权力的行使是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律师也不得利用风险代理侵害作为弱势一方的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为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骄阳律所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组织，应当知道《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但其在从事委托代理行政诉讼过程中仍与湘联公司签订具有风险代理收费内容的条款，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是《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上位法渊源，《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内容未与更高层级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也未与具有同层级效力的其他规范相冲突，同时其制定和发布亦未违反法定程序，因此该办法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尽管《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但该办法系为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和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如果允许行政诉讼实施风险代理，将不利于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不利于规范律师的诉讼活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因律师的行为使行政相对人逃避法律责任，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风险代理条款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归于无效。湘联公司关于《委托代理合同》中的风险代理内容无效的主张成立，依法予以支持。第二，关于《补充协议》。骄阳律所提交的两份《补充协议》均加盖了双方当事人的公章，其中后一份协议及附件上还加盖了周金印的私人印鉴，该私人印鉴经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与法院调取的银行现金支票上周金印的印鉴具有同一性。湘联公司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司法鉴定。本院认为，2014年1月25日《补充协议》是对2013年10月29日《补充协议》的具体化，在后一份协议中，加盖了周金印的私人印鉴，该印鉴经鉴定系真实的。湘联公司主张两份《补充协议》都是虚假的，并认为周金印的私人印鉴和湘联公司原有的公章都被骄阳律所掌握，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结合以上两方面，可以推定骄阳律所是与周金印签订了《补充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前述规定，在湘联公司拒绝追认《补充协议》的情况下，只有周金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补充协议》的效力才及于湘联公司并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量：其一，周金印是否具有以湘联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代理权外观。根据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周金印系湘联公司的发起人、隐名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具有特殊的身份表征，涉案土地亦是在其操作下获取。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周金印出示了湘联公司的公章，虽然该枚公章并非当时湘联公司使用的公章，但周金印亦认可是湘联公司之前使用过的公章，未被依法注销，结合周金印的特殊身份，其已具备代表湘联公司的权利外观。其二，骄阳律所对周金印代理权外观是否具有合理的信赖利益。在2013年12月23日对骄阳律所的复函中，湘联公司除认为无法支付费用外，还明确“具体事宜请与当事人联系”。在庭审中，湘联公司认可该回复指的就是要骄阳律所和原股东联系，并陈述涉案事宜名义上是以现在湘联公司来处理，但实际还是原来的股东在处理。基于湘联公司的明确回复，骄阳律所有理由相信周金印作为湘联公司的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实际接受湘联公司委托与其签订合同。其三，湘联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对周金印的行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湘联公司不仅对新老股东与公司整体利益存在错误判断，认为股权转让之前的事情应由老股东处理，与其无关，而且在庭审中对自己持有的公章数量前后陈述不一，在公章遗失后也没有办理注销手续，放任了公章使用可能会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后果的发生，对周金印具备代理权外观表象存在过错，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综合以上三方面分析，周金印虽没有代理权，但已构成表见代理，骄阳律所有理由相信周金印能代表湘联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既然《补充协议》上周金印的私人印鉴是真实的，其上加盖的湘联公司的公章是否真实已无鉴定必要，因此对湘联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湘联公司上诉主张两份《补充协议》是虚假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法律服务费的支付条件是否已成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现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分别举出两份内容不一样的《委托代理合同》，两份合同上的公章均具有同一性，但双方对于合同的出具过程各执一词。结合本案的其他情况，一方面，前述分析认定了《补充协议》的真实性，而《补充协议》第一条确认有承办律师钟鼓亲笔签名的合同为唯一有效版本，此应视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湘联公司虽提供了《委托代理（补充）合同》来佐证《委托代理合同》形成过程，但该份《委托代理（补充）合同》因没有骄阳律所的签字认可不宜采信，不能达到湘联公司的证明目的。因此，结合全案分析，骄阳律所提供的有承办律师钟鼓签名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予以确认。根据骄阳律所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法律服务费的支付条件为代理行政案件胜诉后在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作为行政案件原告的湘联公司，胜诉即意味着其诉讼请求得到法院的全部支持。湘联公司在行政诉讼案件中的诉讼请求为撤销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湘国土资复决字[2007]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由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法院生效判决最终撤销了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湘国土资复决字[2007]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在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复议决定。因此，湘联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湘联公司分别在2010年和2014年向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报告中也自认其在该起行政诉讼案件中胜诉。故《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支付代理费的条件已经成就。湘联公司上诉认为其没有获得相关土地权益或赔偿款就是没有胜诉，付款条件不成就的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湘联公司申请中止审理等待政府处置补偿亦没有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三、法律服务费的具体金额应如何认定。首先，涉案两份《补充协议》是基于《委托代理合同》签订的，与《委托代理合同》在内容上具有承接性。2013年10月29日《补充协议》第二条关于法律服务费用的计算实际上是延续了《委托代理合同》中按诉争10.67亩土地市场价格的30%的计算标准，约定了一个计算公式，而2014年1月25日《补充协议》则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套用该公式，结合2013年岳阳市城区成交土地的价格情况计算出15069273元这一具体数字。因此，《补充协议》关于法律服务费用的约定是对《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的具体化，从本质上说仍然属于风险代理性质，应为无效内容。其次，湘联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并与骄阳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是要获取10.67亩土地的相关权益，现湘联公司的诉讼请求虽然得到了支持，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了，但湘联公司尚未实际获得相关土地权益。在湘联公司尚未获得10.67亩土地权益的情况下，要求湘联公司以10.67亩土地价值按比例支付上千万法律服务费用，违背了基本的公平原则。考虑到骄阳律所确实为湘联公司代理了行政诉讼案件并取得胜诉，湘联公司应当向骄阳律所支付代理费用。因《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于2007年，故收费应以2006年《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为标准。2006年《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对涉及财产关系的行政诉讼案件明确了分段计费标准，即争议标的1万元以下500-1500元/件；争议标的1-10万元（含10万元）4-5%；争议标的10-50万元（含50万元）3-4%；争议标的50-100万元（含100万元）2-3%；争议标的100-500万元（含500万元）1-2%；争议标的500-1000万元（含1000万元）0.5-1%；争议标的1000万元以上0.5%分段累计收费，并规定对于案情复杂或影响重大的案件，可以在标准以上与当事人协商收费，但最高不得超过规定标准的3倍。本案行政诉讼所涉标的为10.67亩土地，按照湘联公司另案起诉主张的土地价值为每亩500万元，争议标的金额应为5335万元。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依照上述分段收费标准顶格计算，再乘以3倍，本院酌情认定湘联公司应支付的代理费为150万元。因骄阳律所并未与湘联公司签订法律服务合同，也未举证证明其为湘联公司提供7年法律服务的事实，故对骄阳律所要求湘联公司支付除行政诉讼代理费以外的法律服务费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骄阳律所如有新的证据证明其为湘联公司提供了7年法律服务，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综上，湘联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骄阳律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初89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初8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费150万元；三、变更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初8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2803元、鉴定费34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52603元，由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负担30521元，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220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2803元，由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负担45120元，由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联置业有限公司负担6768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朱湘归审判员 覃开艳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书记员 谢昊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