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35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詹金花，女，1971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缳琦、欧慧琳，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财安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长乐北路**立洲集团总部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3678457725X。 法定代表人：夏佩卫，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财安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邯郸路******信用代码913100007585969951。 法定代表人：夏佩卫，董事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小妹、刘行星，福建东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詹金花因与被上诉人福州财安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财安公司”）、上海财安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财安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8）闽0111民初3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詹金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詹金花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6）闽0103民初3774号案件和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民终306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福州财安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证据自认其公司2009年-2011年期间的利润为3060274.05元。2、詹金花从未以任何方式放弃其20%的利润分红。首先，福州财安公司财务李丽锦在邮件中的陈述系其个人对詹金花意思表示的理解或歪曲，非经詹金花事前授权或事后追认，不能认定为詹金花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第三人的邮件推定詹金花放弃权利，于法无据。其次，詹金花与夏佩卫的聊天记录可证詹金花从未明示放弃税前20%的利润，反而一直积极争取。且当时詹金花的丈夫重病住院，故从客观经济状况看，詹金花也不可能放弃。再次，按《股东协议》约定，除基本底薪每月2500元外，詹金花可获得税前利润20%的奖励工资以及税后49%的股东利润两部分。上海财安公司按双方均确认的收益款分给詹金花49%利润，詹金花就此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以此推定詹金花对上海财安公司从未支付的奖励工资也无异议，系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詹金花有权起诉上海财安公司。首先，案涉《股东协议》系由詹金花与上海财安公司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詹金花依据该股东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当然是起诉作为合同向对方的上海财安公司。其次，作为上海财安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福州财安公司对外业务须上海财安公司签约，合同相对方将款项付至上海财安公司账户后，再由其转给福州财安公司。从上海财安公司财务萧庆所发邮件可见，福州财安公司09年至11年的部分收入由上海财安公司转入。另，自2011年8月后，上海财安公司已经成为福州财安公司的全资股东。因此，鉴于上海财安公司实际上掌控了福州财安公司的部分收益款，上诉人有权要求上海财安公司支付案涉款项。2、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首先，上诉人对49%的股东收益未提出异议，仅能视为对该项款项的认同，对于还未支付的款项，并不存在异议一说。一审法院以此认定詹金花当时就应知道权利受侵害，系对两笔款项的混同。其次，詹金花自2016年申请劳动仲裁至此后两审诉讼，始终认为案涉款项系詹金花的年底奖金，属于劳动报酬性质，被上诉人也在庭审中承认案涉款项为詹金花工资，因此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詹金花2016年被解聘后立即申请仲裁，主张案涉款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在诉讼中，被上诉人也提出时效抗辩，但一二审生效判决均不支持福州财安公司的抗辩理由。其次，2016年詹金花向上海财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夏佩卫追要20%工资待遇时，夏佩卫并未提出时效抗辩，相反的是说“20%工资待遇是否付，待侬3月份来沪看账”。因此，在夏佩卫同意支付的情况下，假设如一审法院认为的本案存在时效争议，那么诉讼时效也已经从夏佩卫同意支付之日开始重新计算，故，上海财安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不成立，一审法院以时效为由驳回詹金花的诉请违反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福州财安公司、上海财安公司辩称：一、关于詹金花主张的税前20%的利润无论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均无法律依据。1.詹金花与上海财安公司于2008年7月共同出资成立福州财安公司，其中詹金花持股49%，上海财安公司持股51%，并由詹金花担任福州财安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詹金花于2011年8月15日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上海财安公司，但在此期间仍由其担任福州财安公司的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根据福州财安公司向工商局调取的经詹金花签字确认的审计报告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显示，福州财安公司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属于亏损状态，无可供分配利润，詹金花作为福州财安公司的股东无权分配。2.在詹金花担任福州财安公司股东期间，公司处于亏损状态的情况下，上海财安公司仍按照詹金花49%的持股比例，并以福州财安公司及上海财安公司的收入为基数计算后的款项支付给詹金花，同时詹金花明确表示不再计2011年6月30日前的工资待遇，且上海财安公司已于2012年向詹金花支付了1473902元款项。詹金花在一二审中又对此予以全盘否认，缺乏诚信。被上诉人认为，基于上诉人不认可邮件内容，其收取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理应返还给被上诉人。二、詹金花主张超过诉讼时效。詹金花于2012年11月收到上海财安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后多年未提出任何异议，而其主张于2016年2月通过微信向上海财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夏佩卫主张诉争款项的行为也不能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且夏佩卫也并未在微信内容对拖欠诉争款项事宜进行有效确认。三、詹金花自一审庭审及本次庭审上诉中均认定其所主张的款项为奖金，为劳动报酬性质，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但却以利润分红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自相矛盾，也违反诚信原则。同时，本案并非合同纠纷，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詹金花以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作为股东身份的上海财安公司承担责任亦缺乏法律依据。 詹金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福州财安公司与上海财安公司立即向詹金花支付2008年7月1日起至2011年8月15日期间福州财安公司20%的利润分红612054.81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1年8月16日起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福州财安公司和上海财安公司共同承担。诉讼过程中，詹金花将第1项诉讼请求之利润分红截止时间变更为2011年6月30日，并将利息起算时间变更为2011年7月1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海财安公司于2004年2月13日成立，原名上海财安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财产安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而后又更名为上海财产安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再更名为上海财安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7月1日，詹金花作为乙方、上海财安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即上海财安公司）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一份《股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成立福州财安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福州财安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即福州财安公司）；福州财安公司注册100万元，其中甲方现金出资21万元，品牌、技术、管理系统等作价30万元，占51%的股份，乙方现金出资49万元，占49%的股权；福州财安公司由乙方担任法人代表，由甲方担任执行董事，乙方出任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总经理月薪为2500元，年底享有公司税前利润的20%作为分红；年终净利润按甲方51%，乙方49%分配。 2008年8月4日，福州财安公司成立，由詹金花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经理。 2011年8月15日，詹金花作为转让方、上海财产安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即上海财安公司）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福州财安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詹金花将持有的福州财安公司49%的股权以4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财安公司；詹金花转让股权后，其在福州财安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上海财安公司享有与承担。 2011年9月26日，福州财安公司的股东（出资人）由上海财安公司（51万元）、詹金花（49万元）变更为上海财安公司（100万元）。 2011年11月15日，上海财安公司向詹金花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49万元。 2012年9月10日，福州财安公司李丽锦（财务人员）发邮件给萧庆（上海财安公司财务人员），邮件主题为“关于詹总与上海公司结算问题”，主要内容为：“按詹总要求，现将詹总与上海公司结算问题描述如下：不包括中国银行部分还款结算部分詹总应分配的利润为1248893.14元，而中国银行部分还款结算已与银行确认清楚，不会有问题，经詹总和夏总协商，中国银行结算部分也一并在此次结算中结清，中国银行部分结算总合计：511512.54元，詹总应分配：511512.54*49%=250641.14元，其按原有协议詹总的工资待遇是利润的20%，现不再计2011年6月30日前的工资待遇，2011年6月30日之前财产分配不计，故此次詹总应分得利润总合计：1248893.14元+250641.14=1499534.28元，詹总让我积极配合萧老师处理各种账面问题。请萧老师多多指导！”。同日，萧庆发邮件回复李丽锦，主要内容为：“与夏总沟通后，对于中国银行部分还款结算额511512.54元，其认为应扣减营业税及附加后进行分配，即511512.54*（1-5.69%）*49%=482407.48*49%=236379元。另对于上海金融分配给福州收入09年金融分配给福州收入119969.0710年金融分配给福州收入1256193.3811年金融分配给福州收入342765.0209-11年金融分配给福州收入1718927.471718927.47*（1-25%）*（1-10%）*49%=568535元，由上海想办法开票，并从上海总部支付此款给詹总。故福州需提供1248893.14-568535+236379=916737.14元的发票入账就可”。 此后，上海财安公司分别于2012年9月28日、2012年10月29日、2012年11月12日通过上海维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转账给詹金花557164元、500000元、416738元，合计1473902元。2016年9月13日，上海维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确认函》，确认前述三笔汇款系其根据上海财安公司指示代为给付詹金花作为福州财安公司股东期间的股东分红。 2016年1月4日，詹金花与上海财安公司和福州财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夏佩卫加为微信好友。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5月8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詹金花多次通过微信方式与夏佩卫联系，内容涉及为何解聘詹金花总经理职务、夏佩卫要求詹金花返还公章、双方谈论工作交接事宜等。其中，2016年2月2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詹金花称“请搞清楚两件事：1、系统30万的钱？2、上市前公司利润的20%作为我工资待遇一直未给过”，夏佩卫回复称“系统30万福建财安支出并入帐.20%工资待遇是否付.这些都可查.待侬3月份来沪看帐”。 2016年2月29日，福州财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经理均由“詹金花”变更登记为“梁萌佳”。 2016年5月30日，福州财安公司、上海财安公司均以发现詹金花参与福州博茂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给公司利益和声誉造成重大损害为由分别向詹金花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聘通知书》，决定自2016年6月1日起解除詹金花与福州财安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解除詹金花与上海财安公司签订的《聘用顾问协议》。 此后，詹金花向福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福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后，詹金花于2016年7月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起诉，2016年9月23日申请撤诉。2016年10月20日，詹金花再次向福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福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再次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后，詹金花于2016年10月21日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福州财安公司及上海财安公司支付2008年7月至2011年6月期间的奖励性工资612054.81元、福州财安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共计164633元、上海财安公司支付违约金20万元、福州财安公司及上海财安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66720元。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0日对该案作出（2016）闽0103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其中对詹金花主张支付2008年7月至2011年6月期间税前20%的利润作为奖励性工资612054.81元的请求，该院认为“原告根据其与被告上海财安签订的《股东协议》诉请被告支付其公司税前利润20%即612054.81元。原告该项主张属于原被告之间股东权益纠纷，不属于本案的劳动争议纠纷法律关系调整范畴，本案不予审理，可另行主张权利”，该案判决上海财安公司向詹金花支付违约金20万元；驳回詹金花的其他诉讼请求。詹金花、上海财安公司不服该判决，均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闽01民终3061号民事判决，其中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认为“詹金花与上海财安于2008年7月1日签订《股东协议》共同出资成立福州财安，并约定由股东詹金花担任福州财安的法人代表负责日常经营，该协议同时约定詹金花年底享有公司税前利润20%作为分红，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詹金花诉请的税前利润20%系股东权益纠纷并无不当，予以维持”，该案判决维持（2016）闽0103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撤销（2016）闽0103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上海财安公司向詹金花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6670元；驳回詹金花的其他上诉请求及原审其他诉讼请求；驳回上海财安公司的上诉请求。 2018年7月18日，詹金花诉至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过程中，詹金花与上海财安公司和福州财安公司确认上海财安公司通过上海维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转账给詹金花的合计1473902元系已扣除相应税点税费后的金额。 另查明，上海财安公司和福州财安公司在（2016）闽0103民初3774号案件中共同提交的证据清单之证明对象栏内载明“……3、2009-2011年福州财安公司的收入总计为3060274.05元，扣除中国银行部分还款结算额511512.54元，其余收入詹金花实际可分配的利润为1248893.14元。4、对于中国银行部分还款结算额511512.54元，应扣减营业税及附加后进行分配，即为236379元。5、综合上述两项，詹金花作为福州财安股东期间，实际可分配的利润为1485272.14元。6、其中，2009-2011年福州财安的收入中属于上海财安分配给福州财安公司，詹金花可分配的利润为568535元，由上海财安公司想办法开票。故詹金花应承担相应的税点。……8、上海财安公司在扣除可分配利润568535元的税点（2%）11370.14元后，通过案外人上海维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已实际向詹金花给付可分配利润1473902元”。 2008年、2009年、2010年福州财安公司的年检报告书中所附的《经营情况》均由詹金花签名，2008年的《经营情况》中载明全年亏损额62万元、全年利润总额0元；2009年的《经营情况》中载明全年亏损额11.68万元、全年利润总额-11.68万元；2010年的《经营情况》中载明全年亏损额0元、全年利润总额17.94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詹金花诉请支付2008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福州财安公司税前利润20%的分红612054.81元的问题，上述（2018）闽01民终3061号民事判决已维持了（2016）闽0103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作出的属于股东权益纠纷的认定，因詹金花在前述期间确系福州财安公司股东，故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因詹金花系请求支付福州财安公司税前利润的20%，根据前述规定应当列福州财安公司为被告，故上海财安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 2012年9月10日李丽锦与萧庆之间发送主题为“关于詹总与上海公司结算问题”的邮件时，詹金花仍系福州财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经理，李丽锦所发邮件中亦载明“按詹总要求”，萧庆发邮件回复李丽锦后上海财安公司即于同年9月至11月通过上海维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转账给詹金花合计1473902元。根据上述邮件内容可知，双方对不包括中国银行部分还款结算部分詹金花应分配1248893.14元无争议，结合李丽锦邮件中载明的“现不再计2011年6月30日前的工资待遇，2011年6月30日之前财产分配不计”的内容，再结合萧庆邮件回复“对于中国银行部分还款结算额511512.54元，其认为应扣减营业税及附加后进行分配，即511512.54*（1-5.69%）*49%=482407.48*49%=236379元”、“09-11年金融分配给福州收入1718927.471718927.47*（1-25%）*（1-10%）*49%=568535元，由上海想办法开票”的内容以及上海财安公司和福州财安公司在（2016）闽0103民初3774号案件中所作的“扣除可分配利润568535元的税点（2%）11370.14元”的陈述，据此计算的金额为1473902元（1248893.14元+236379元-11370.14元），该金额与前述上海财安公司通过上海维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转账给詹金花合计1473902元的金额吻合，而且詹金花收到该款后亦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可以认定李丽锦发送给萧庆的邮件内容为詹金花的意思表示，且詹金花与福州财安公司和上海财安公司就福州财安公司结算问题达成了合意。 若詹金花对上述利润分配结算持有异议，则其于2012年11月12日收到上海维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代为上海财安公司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时就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期间自2012年11月13日开始计算。虽然詹金花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曾于2016年2月26日向上海财安公司和福州财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夏佩卫提出“上市前公司利润的20%作为我工资待遇一直未给过”，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此之前曾就讼争款项向上海财安公司和福州财安公司主张过权利。由于讼争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之前（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且詹金花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还存在其他中止或者中断事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二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于2014年11月12日已届满。因此，福州财安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理由成立，詹金花的诉讼请求已逾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若詹金花认为其诉请支付的2008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福州财安公司税前利润20%的分红612054.81元属于工资待遇，则其在与福州财安公司和上海财安公司结算并已收到上海财安公司支付的相应款项后再行主张2011年6月30日前的工资待遇与前述邮件中“不再计2011年6月30日前的工资待遇”的意思表示相悖，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主张亦不应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詹金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21元，由詹金花负担。 二审中，詹金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明资料：1.台江法院2016年9月23日（2016）闽0103民初2444号《民事审判笔录》；2.福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被上诉人福州财安公司和上海财安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明资料1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本案案由应以法院认定为准；对证明资料2的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认为詹金花的工资并非协议约定的2500元，如詹金花认为有税前奖金，则不属于民二庭管辖案件，其无权以股东身份起诉。 经审查，本院对詹金花提交的证明资料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明资料并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当事人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为定案依据。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詹金花主张福州财安公司、上海财安公司应依案涉《股东协议》的约定向其支付福州财安公司税前利润的20%，对其主张成立与否，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关于上海财安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詹金花系依其2008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的福州财安公司的股东身份，提起本案公司利润分红的诉请主张，应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的规定确认上海财安公司非本案适格被告，是正确的。詹金花上诉主张应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将上海财安公司列为本案被告，属于对法律适用的混淆，本院不予采纳。上海财安公司仅为福州财安公司的股东，并不负有向詹金花支付福州财安公司利润的义务，詹金花以上海财安公司实际上掌控了福州财安公司的部分收益款为由，主张其有权要求上海财安公司支付案涉款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 其次，虽然主题为“关于詹总与上海公司结算问题”的邮件往来于案外人李丽锦与萧庆之间，但该邮件所记载的结算时间、结算金额与詹金花收到利润款的时间、金额是相吻合的。且本院还注意到，该邮件中关于利润款的计算较为复杂，若如詹金花所称，李丽锦在邮件中的陈述不能认定为詹金花的意思表示，则其即是在不知晓甚至不认可款项计算方式及依据的情况下径行收取了利润款，且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中均未对计算方式提出异议，亦未提出其关于另有税前利润20%未支付的权利主张，显然有违正常商主体之理性。再结合前述邮件往来时李丽锦为福州财安公司财务人员及詹金花为福州财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经理这一事实，已足以认定李丽锦系根据詹金花的指示向萧庆发送邮件并进行款项结算，由此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詹金花承担。詹金花的相关上诉理由，与其此前行为不符，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信。 再次，关于诉讼时效，如詹金花对前述邮件结算持有异议，则其自收到上海财安公司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时就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期间从2012年11月13日开始计算，并至2014年11月12日已届满，是正确的。退一步说，即使如詹金花所述，其未曾作出过放弃税前利润20%的意思表示，但詹金花本案中主张的公司盈余分配，是基于案涉《股东协议》中关于“年底享有公司税前利润的20%”的约定。据此，该税前利润20%应当于每年年底结清，即詹金花诉请主张的2008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的可分配利润的诉讼时效期间，至2013年6月已全部届满。因詹金花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间存在法定的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故在此情况下，詹金花关于分配税前利润20%的权利主张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能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詹金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21元，由上诉人詹金花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秀榕 审判员  官永琪 审判员  魏 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蔡思婷 书记员林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