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6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春荣，男，193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洋洋，云南海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丽斌，女，197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智宇，云南星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妮，云南星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俊，男，1987年4月3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桂兰，女，1953年8月23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系刘俊母亲，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周春荣因与被上诉人赵丽斌、被上诉人刘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1日会见了上诉人周春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洋洋，被上诉人赵丽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智宇、康妮，被上诉人刘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桂兰，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春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01民初5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赵丽斌要求上诉人偿还30万元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追加李涛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并依法改判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由李涛偿还；3.—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周春荣与赵丽斌之间不成立借贷关系。本案的客观事实为：周春荣与案外人李涛系同一公司的同事，两人之间系合作关系，赵丽斌与案外人李涛系认识多年，其二人之间多有债务往来。2014年，李涛因资金周转需借一笔款项，因其本人在境外做工程，遂请求周春荣帮忙，以周春荣的房产作为抵押向赵丽斌借款，并委托周春荣办理借款手续。2014年9月28日，周春荣与赵丽斌在办理借款手续的过程中，赵丽斌以抵押的是周春荣的房产，因此借款人应当写周春荣的名字为由，要求借款合同以周春荣的名义签署。周春荣当时也认为合情合理，遂在《借款担保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双方约定赵丽斌向周春荣出借本金30万元，未约定借款利息，由刘俊作为保证人在该合同上签字。关于该30万元借款本金的支付，根据刘俊自认以及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该30万元中25万元是由赵丽斌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刘俊,5万元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刘俊，也就是说，该30万元借款本金根本未交付到周春荣手中。事实上，该30万元借款本金随后即由刘俊交付给李涛使用。关于两份《收条》，需要说明的是，该两份《收条》均是周春荣在赵丽斌和刘俊的诓骗下出具的。2018年10月19日，赵丽斌和刘俊来到周春荣家中，要求周春荣就该借款本金30万元向赵丽斌出具收条，周春荣认为自己根本没有收到并使用该笔借款，予以拒绝，但其二人一方面哄骗周春荣称“只要出具收条这件事就跟周春荣没关系了”，另一方面又恐吓周春荣称“若不写的话就去法院起诉你，到时候就算是你只有一套房子法院也会把它拍卖了”。周春荣因为年纪较大，出于害怕的心理，在赵丽斌及其代理律师的指导下，向赵丽斌出具了该两份《收条》，其中，第一份《收条》应赵丽斌的要求注明了尽快还款的相关事项，并由周春荣与刘俊共同签字，第二份《收条》则注明了月息3分的字样。虽然该两份《收条》的落款日期均为2014年9月28日，但实际上该两份《收条》均是于2018年10月19日在赵丽斌、刘俊的恐吓、诓骗下形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应当综合考量上述因素，而不能单单仅凭借款合同即认定案件事实。具体在本案当中，周春荣作为80岁高龄的老人，缺乏借款30万元如此巨额借款的原因及动机，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借款本金也并未向周春荣支付，而是支付给了刘俊，该事实明显与常理不符，且借款本金最后由案外人李涛使用，对此，刘俊以及案外人李涛均予以认可。综合本案的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周春荣认为自己与赵丽斌之间根本未成立借贷关系，不应当由周春荣向赵丽斌偿还该30万元借款及利息。2.关于借款利息，一审判决因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周春荣与赵丽斌于2014年9月28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还款期限为2014年12月28日，且未约定借款期间利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赵丽斌仅能按照年利率6%从2014年12月29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主张逾期付款利息。而一审判决却按照周春荣出具的《收条》中所载认定周春荣应当向赵丽斌支付本金30万元从借款之次日起（2014年9月29日）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周春荣已经一再陈述，该两份《收条》是周春荣在赵丽斌及刘俊的诓骗下，于2018年10月19日出具的，并非于《借款担保合同》签订当日出具，且《收条》的根本目的在于确认收到借款的相关事项，关于利息的问题应当根据双方签订的正式借款合同为准，而不能仅凭《收条》去认定利息的支付标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案中，实际用款人李涛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偿还该30万元借款本金并支付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利息，因此周春荣申请追加李涛为本案的当事人以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周春荣的合法权益。赵丽斌辩称，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上诉人的上诉事由自相矛盾，且与其一审中的陈述相矛盾，违反禁止反言的原则。上诉人既否认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又认可利息的真实性，自相矛盾。周春荣与赵丽斌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客观，本案不属于虚假诉讼。本案三十万元的借贷关系有多份债权凭证和款项支付凭证以及各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为证，并不是孤证。双方多次对账，形成多份文书，足以确认本案借款人为周春荣。周春荣与李涛之间的关系应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周春荣关于替案外人借款抵押的说法与常理不符，虽然借款人与收款人不是同一人，也不能否认周春荣的借款人身份；2.本案借款有各方一致陈述和转账凭证为据。本案利息约定明确，收条上月息三分的约定是对借款期间利息的约定，整个借款期间所有利息的约定，各方签字予以确认，超过法律规定部分不予支持，应当按照年利率24%支持。一审按照24%年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双方约定。3.本案所有债权凭证包括收条均是周春荣、赵丽斌、刘俊三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恐吓、胁迫的情形。所谓刘俊与赵丽斌二人合谋不合常理，刘俊本人是保证人，也是债务人，没有帮别人为自己增设债务的可能性。从知识、阅历来看，赵丽斌明显处于劣势。赵丽斌作为一个女性，恐吓两位男性也不合常理。收条签署至今，周春荣、刘俊两人均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申请撤销该借条或确认无效。一审过程中周春荣的代理人也确认了周春荣签字的真实性。本案代理律师并未参与相关债权凭证的形成。4.关于两个收条的形成时间，一审已经明确，真实形成时间是2018年10月19日，收条确实是2018年10月19日写的，是因为原来的收条丢失了，所以再次对账之后重新出具收条。赵丽斌对此予以认可，从未回避。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与常理不符，与在案证据不符，上诉人未能正确理解借款人和收款人的区别，导致法律认识错误。刘俊辩称，李涛、周春荣、苏桂兰在同一个公司工作，苏桂兰是公司的行政副总经理，刘俊是苏桂兰的儿子。当时因公司做工程急需一笔款项，李涛、周春荣、苏桂兰商量后，周春荣称其有一本房产证抵押在农合行，剩余八万元贷款未归还，如果李涛拿出八万元支付给农合行，周春荣就把这个房产证拿去借款。李涛拿出来八万元归还给农合行，把房产证拿了出来。刘俊说他认识赵丽斌，可以跟赵丽斌借款，但是需要抵押。于是就由刘俊、周春荣去跟赵丽斌协商借款。因为周春荣不会操作银行卡，所以赵丽斌把借款转给刘俊，刘俊再转给李涛。周春荣与李涛都不认识赵丽斌，刘俊与赵丽斌去找周春荣补条子时，刘俊只是作为介绍人陪同前往，周春荣、赵丽斌并未给过刘俊任何利益，刘俊只是一个中间介绍人。赵丽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春荣、刘俊立即偿还赵丽斌借款本金300000元，并支付该款项从2014年9月2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借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周春荣、刘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5日，赵丽斌通过其卡号为62×××50的建设银行银行卡向刘俊账号为62×××11的银行账户转账36000元。2014年9月28日，赵丽斌通过其卡号为62×××50的建设银行银行卡向刘俊账号为62×××11的账户转账214000元。同日，赵丽斌与周春荣签订了《借款担保合同》，双方约定：周春荣向赵丽斌借款30万元，借款期限至2014年12月28日，刘俊作为担保人，在该份合同上签字，承诺如周春荣到期未清偿借款，由其负责承担全部责任。周春荣当日向赵丽斌出具了《收条》，确认收到赵丽斌30万元借款。借款期满后，周春荣一直未归还借款。2018年10月19日，经赵丽斌催要，周春荣和刘俊在2014年12月28日周春荣向赵丽斌出具的《收条》的复印件下方出具承诺，确认2014年9月28日赵丽斌借给周春荣的30万元已由赵丽斌转款给刘俊，二人承诺尽快归还该欠款。当日，周春荣还重新向赵丽斌出具了《收条》，除2014年9月28日周春荣向赵丽斌出具的《收条》载明的内容外，还记载有“月利息为三分”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周春荣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二、刘俊是否应当借款承担相应还款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一，周春荣虽抗辩自己不是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但涉及本案《借款担保合同》系周春荣与赵丽斌签订，并且周春荣还向赵丽斌出具《收条》，确认赵丽斌已经完成借款交付义务，应视为双方已经达成了相应的借贷合意，借贷合意真实合法，并且完成了借贷款项的交付，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且生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周春荣是否为实际用款人，均不影响其与赵丽斌之间成立的借贷关系，因此，周春荣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对赵丽斌主张要求周春荣偿还30万元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2014年9月28日赵丽斌与周春荣之间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与周春荣出具的《收条》均未约定利息，但2018年10月19日周春荣出具的《收条》中补充“月利息为三分”，赵丽斌接受了该《收条》，系赵丽斌与周春荣双方对原借贷合同的补充，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双方之间对借款利息约定不能超过年利率24%，故赵丽斌要求周春荣支付借款从2014年9月29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二，关于刘俊对借款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还款责任问题。赵丽斌和二被告签署的《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如果甲方（周春荣）到期未清偿借款，由担保人（刘俊）负责承担全部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该约定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本案双方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至2014年12月28日届满，刘俊的保证期限至2016年12月29日届满。赵丽斌未能举证证明在2014年12月28日至2016年12月29日期间内要求刘俊承担保证责任，故刘俊不应再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但2018年10月19日，刘俊在《收条》复印件（周春荣2014年9月28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下方出具承诺，承诺与周春荣尽快归还30万元欠款，并在借款确认人处签字，该行为应视为刘俊对30万元借款的债务加入，刘俊成为共同还款人，对30万元的欠款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赵丽斌和二被告签署的《借款担保合同》中双方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2018年10月19日周春荣和刘俊在《收条》复印件下方的承诺中也未有利息条款，因此，刘俊对诉争借款利息不应承担责任。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周春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赵丽斌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该借款从2014年9月29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刘俊对上述借款的借款本金30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驳回赵丽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周春荣与刘俊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周春荣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责任，本案是否应追加李涛作为当事人，本案借款的利息应如何计算。本院认为，关于周春荣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责任的问题。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在本案中，周春荣自愿作为借款人与赵丽斌签订借款合同，并同意赵丽斌将借款交付给刘俊，系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借款交付给周春荣指定的收款人后，借款合同已经生效，周春荣应当接受合同的约束，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周春荣认为李涛是实际用款人，故本案还款责任应由李涛承担的上诉主张。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仅约束缔约双方，不对第三人产生效力，李涛并非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不受本案借款合同的约束，故周春荣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应追加李涛为当事人的问题。如上所述，李涛不是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并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周春荣认为应追加李涛为当事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属于二审审查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借款利息应如何计算的问题。本案借款合同上虽未约定利息，但周春荣在其后出具的收条上向赵丽斌承诺月息三分，视为对借款合同的补充，赵丽斌接受该收条，视为认可该补充，该利息约定对双方均发生效力。但是3%的月利率已超过法律规定，赵丽斌主张以24%的年利率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妥，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春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周春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代勇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马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