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29民终7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智超，男，1989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雨昕，男，199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七丽，云南正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体珍，女，1967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七丽，云南正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刘智超、王雨昕因与被上诉人王体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祥云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3民初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智超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祥云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3民初23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刘智超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王体珍、王雨昕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刘智超所提交A3组证据审查有误。刘智超所提交A3组证据“通话录音”所载明的内容系刘智超与王雨昕本人的通话内容。首先，根据对录音内容最简单的字面理解，就能确定该录音是“刘智超在向王雨昕催要借款”；其次，当刘智超在对话中提到王体珍承诺帮王雨昕归还三十五万元时，王雨昕做了肯定的回答，该部分内容也能够与刘智超所提交A2组证据“王体珍所出具的《借款协议书》、《借条》、《承诺书》及《代为还款协议》”相印证，证明“王体珍承诺代为还款”的事实。对于上述事实，一个通过对录音内容最简单的字面理解就可以确认，一个是被刘智超承认的且有其他证据印证，一审判决却认为刘智超所提交“通话录音”达不到证明上述事实的目的，显然是错误的。最后，刘智超在说到王雨昕答应过补给刘智超三分利息时，王雨昕没有表示否认，只说其现在内心的想法是做不到了，说明王雨昕也承认双方的确对利息作出过上述约定，该对话内容能够证明“双方口头约定过3分利息”的事实；而且，在本案所有证据中，只有该“通话录音”能证明双方口头约定过三分利息，一审判决在审查证据部分认为“通话录音”达不到刘智超的举证目的，但又在确认事实部分载明“双方同时口头约定月利率为3分”，判决内容前后矛盾，明显也是审查证据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刘智超已经向王雨昕支付了355200元借款，理由在于：第一，在王雨昕与刘智超2017年7月2日所签《借条》上明确载明“此笔款项中有355200元以现金支付”。《借条》上的手写内容是王雨昕自愿亲笔所填，虽然有部分属于格式内容，但看一眼就能理解。王雨昕作为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填写借款凭证内容时，完全能够理解到所填写内容及其他格式内容的含义，以及书写完成后签字按手印的法律后果。如果如其所说没有收到刘智超支付的款项，又为何要先后自愿签署多份借款凭证？就算是在签署了借款凭证后，刘智超未实际付款，又为何不向刘智超主张履行交付款项的义务，或者在刘智超多次向其索要借款时报警处理？如果签署了债权凭证而未收到刘智超交付的款项，王雨昕为何要在约定的一个月借款期满后再次自愿让其母亲王体珍续签借款凭证以表示代为还款？而且一年后二人又自愿与刘智超签订了《代为还款协议》？同样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就算王雨昕认识不到其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果，但作为王雨昕母亲的王体珍难道也认识不到，要在自己的儿子明明没有收到别人借款的情况下自愿两次签署借款凭证？对上述一系列疑问的唯一解释便是：王雨昕事实上已经收到了刘智超交付的借款；王体珍之所以会前后两次自愿与债权人签署债权凭证以表明代为还款，是因为其已经跟王雨昕确认过了收取借款的事实。第二，正因为本案中刘智超是通过现金的方式向其支付借款，又鉴于王雨昕不守诚信，在借款逾期后以各种理由一再拖延还款期限，刘智超怕其利用法律事实上的漏洞逃避债务，所以才通过通话录音的方式将案件事实进一步固定。而在刘智超所提交“通话录音”中，刘智超多次提到王雨昕欠自己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元，王雨昕均回答说认可或者通过语气词做肯定回答，同时也表示自己会还款，只不过要两万、三万、五万慢慢地还。此外，在通话录音中王雨昕没有提到过任何关于其没有收到刘智超支付的借款的情况。因此，王体珍、王雨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多次自愿向刘智超出具了多份借款债权凭证，并且在刘智超与王雨昕诉前的手机通话中，王雨昕也承认了向刘智超借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元的事实，并表示会归还款项，足以证明王雨昕已经收到了刘智超向其支付的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元。虽然被刘智超在庭审过程中利用双方因现金支付而造成的证据条件的不完善，以“利滚利”为由，意图掩盖收款事实和逃避还款义务，但却没有提交任何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并推翻刘智超的主张。一审判决在被刘智超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单方主张下，忽视刘智超提交的多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在逻辑上的联系，继而认定刘智超“未能举证证明所涉借款已实际交付”，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刘智超的交付次数和大额现金交付的方式存在疑点，且与正常民间借贷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相悖，该观点不能成立。首先，如前文所述，刘智超所提交的证据（特别是“通话录音”）已经能够说明王雨昕收到了借款，在此基础上，一审判决再以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来否定和推翻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未免有失公平。其次，正是因为刘智超一次性拿不出来355200元现金，所以才分三次进行交付，并且从交易数额对应交易的地点来看，最大的一笔200000元选择了在较为正式的场合润鼎公司，100000元选择了在较为隐私封闭的车内，最小的一笔70000元体积较小、携带方便，直接在酒店门口进行了交付，符合一个谨慎的成年人本着保护交易安全的目的而根据交易数额选择交易地点的正常心理。至于为何在十多天内连续三次进行交易，一是因为在借贷发生之时，刘智超与王雨昕关系尚好，朋友之间一方急需用钱，另一方尽快想办法把钱拿给对方很正常，符合常理；二是双方约定355200元的借款期限才为一个月，刘智超作为出借人当然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快将借款交付，才能让被刘智超在需要用钱的时间内能够用到钱，促使借款协议目的的实现，而且根据一审查明的情况，刘智超也有经济能力在短时间内进行交付。因此，一审判决忽略了已有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以及庭审过程中所调查到的情况。仅孤立的依据交易次数和交易方式对案情进行判断，片面地否定刘智超已经交付款项的事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王雨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刘智超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刘智超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证据认定存在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刘智超提供的A2证据是王雨昕、王体珍出具，故予以部分确认是错误的。A2证据完全是刘智超为了掩盖双方之间借款的真实情况，掩盖高利贷及利滚利的事实，要求王雨昕及王体珍出具的虚假证据，不应该予以部分认定，一审法院最后的裁判结果也是没有认可A2证据；2、一审判决认可A4证据是错误的。其理由如下：（1）刘智超提供的A4证据是在王雨昕举证证实归还了款项的证据后，刘智超在庭审中才突然提供了A4证据证实王雨昕另外还向其借过其他借款，并说明A4中所涉及的款项已还清。这一说法在情理下无法解释，A4涉及的借款达30万元之多，借款已还清，不可能《借条》原件还由刘智超收执；（2）刘智超只提供30万元的《借条》，没有提供任何支付30万元借款的凭证，所以，一审判决只凭《借条》就认可王雨昕曾向刘智超借过30万元，认可A4证据，一审判决如此认定证据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1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1条规定相违背；一审判决对王雨昕对A4的质证意见作了错误的理解，王雨昕不是认可向刘智超借过A4中所载明的两笔借款，而是认可总的就是向刘智超借过19万元（刘智超出借是20万元，扣除1万元砍头息，王雨昕实际收到的借款是19万元），所有的10万元借条、20万元借条、355200元借条及包括王体珍出具的350000元借条都是19万元借款高利息没有归还后利滚利形成的，所以，一审判决对王雨昕的质证意见作了断章取义的错误理解。3.一审判决对B3证据的认定是错误的。其理由如下：（1）刘智超在诉状中陈述是2019年1月4日王雨昕支付了2万元给他，而王雨昕提供的证据B3是微信、转账等有书面依据支付给刘智超的款项，不包括2019年1月4日现金支付的2万元，而一审最后判决结果只是认可王雨昕支付了2万元，照一审判决这样认定B3证据，那么也应该认定王雨昕支付的是4万元，不是2万元，所以一审判决对B3认定与判决结果自相矛盾；一审判决认为王雨昕支付款项无法证明偿还本案所涉借款，故对B3证据不予认可。在案中一审判决认为王雨昕还向刘智超借过30万元，刘智超对这个事实只提供了A4证据予以证实，但A4证据不能证实王雨昕向其借过该款项，王雨昕与刘智超之间全部的实际借款就是19万元，根本没有所谓的还有20万元和10万元的借款，王雨昕归还的所有款项就是支付借款19万元的利息；B3证据中王雨昕归还款项的时间与刘智超陈述的归还其他借款时间不相吻合。刘智超在一审时陈述王雨昕归还20万元借款是2016年12月30日，归还10万元借款是2017年，大概几月份记不清了，而刘智超代理人在王雨昕提供B3证据后陈述是2017年10月王雨昕通过POS机归还10万元，而王雨昕提交的B3证据2016年12月之前用微信归还了36980元，根本不可能是归还20万元借款，王雨昕除2017年10月18日通过POS机归还104000元，还于2017年11月2日至2018年12月28日之间共计归还了75000元，依刘智超及代理人陈述，到2017年10月18日王雨昕已还清了A4中涉及的借款，那么2017年11月2日至2018年12月28日之间共计归还了75000元不可能再归还A4中的借款，所以王雨昕归还的这些款项只能是归还本案所涉的借款，一审判决认为不能证明归还本案所涉的借款认定是错误的；（4）B3证据中涉及归还到王廷磊名下的23080元，王雨昕根本没有向王廷磊借过款项，所有归还给王廷磊名下的23080元实际就是归还给刘智超。4.一审判决对证据B6证人李某的证言不予认可是错误的。刘智超对证人李某的证言的真实性是予以认可的，只是认为不是归还本案涉案的借款，认为是归还10万元借款。既然10万元借款已全部归还，刘智超却不归还借条原件给王雨昕，这与常理、交易习惯、双方经济能力上无法解释清楚，所以，10万元借款根本不存在，是王雨昕总的19万元借款高利贷及利滚利形成的虚假借条，B6证人李某的证言归还的10万元就是归还本案所涉借款。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3分是错误的，这只是刘智超单方陈述，没有证据支持。刘智超是高利贷出借款项给王雨昕的，如果仅只是3分，刘智超不可能在《借款协议书》、《借条》中不载明，因为刘智超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从其提供的《借款协议书》、《借条》、《承诺书》完全可以看出其出借手续非常规范，不可能对非常重要的利息问题不载明，正因为刘智超要回避高利贷问题才没有在《借款协议书》、《借条》、《承诺书》中载明借款利息，实际上刘智超出借款项给王雨昕在约定很短的借期内是月息6分，超过期限月息就是1角8分，超过期限月息1角8分这个事实这在刘智超提交的证据《借款协议书》第三条载明得非常清楚。2.一审判决认定除12万元和7万元借款外，王雨昕还于2016年5月10日向刘智超借款20万元，于2016年12月20日借款10万元，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错误，其理由如下：（1）刘智超出借所谓的20万元和10万元给王雨昕的证据只是刘智超在庭审时才提交的格式《借条》2份，这2份格式的《借条》与本案涉及的《借条》格式完全一样，而且该证据是在王雨昕提交归还款项证据后刘智超才提交的，除格式的《借条》外，刘智超没有提供实际支付款项的凭证等其他任何证据，一审判决仅凭《借条》就草率认定王雨昕向刘智超借过30万元；（2）刘智超陈述该20万元及10万元借款王雨昕己归还，但《借条》原件却在刘智超手上，没有归还给王雨昕，这与常理、双方经济能力、交易习惯、交易方式相悖。30万元借款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何况王雨昕因投资失败，经济状况非常紧张，不可能归还了30万元借款却忘记收回《借条》原件。从刘智超收执《借条》原件完全可以证实，王雨昕向刘智超借款就是一笔即20万元，预先扣留了1万元利息，实际共计出借19万元借款给王雨昕，因为是高利贷，开始是月息6分，超期是月息1角8分，导致王雨昕一直无法还清借款本息，故高利贷及利滚利后形成多张《借条》；本案中刘智超出具涉及王雨昕的4份《借条》是刘智超虚增债权形成的虚假借款凭证。4份《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高达100万元以上，只有19万元有支付凭证，其他的都没有，但在《借条》上都载明现金支付，而实际上《借条》上载明的现金支付完全是虚假的，本案中查明王体珍根本没有向刘智超借过35万元，但刘智超却要求王雨昕母亲王体珍出具《借款协议书》、《借条》、《承诺书》给他，《借条》上同样载明以现金方式出借35万元借款给王体珍，所以，刘智超出具的《借条》及《借条》上注明现金支付不客观真实。如果依照一审判决的认定，那么刘智超完全可以凭借王体珍出具《借款协议书》、《借条》、《承诺书》向法院起诉要求王体珍归还借款35万元，依据20万元及10万元《借条》起诉王雨昕归还借款。所以，就本案而言，4份《借条》完全是刘智超虚增债权而要求王雨昕及母亲王体珍出具的，刘智超就依据《借条》借助民事诉讼来实现非法目的，所以本案不能单凭《借条》来认定双方之间20万元及1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3.一审判决仅认可王雨昕于2019年1月4日向刘智超支付了2万元是错误的。一审时王雨昕提交的证据B3证实王雨昕用微信支付了115060元（其中23080元是支付到王廷磊名下，但王雨昕根本没有向王廷磊借过款项，此案王雨昕不服一审判决已提起上诉），用POS机刷卡归还了104000元，通过财付通于2018年12月27日归还了2万元，这些书面证据证明王雨昕共计归还了239060元给刘智超，加上刘智超认可的2019年1月4日的2万元，王雨昕共计归还的借款是259060元。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判令王雨昕偿还刘智超借款190000元并支付利息7686.57元实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王雨昕抗辩刘智超诉称的355200元借款没有实际发生及己归还了259060元并作出了合理说明，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予以证实，而且刘智超涉嫌职业放贷及“套路贷”等违法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应该严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6、19条等相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规定对本案事实进行综合判断。1.《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6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款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款金额、交易习惯、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就本案而言应该依据上述规定来综合判断双方之间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及归还的款项的问题，而不能简单依据无法解释的格式《借条》就认定双方之间还有20万元和10万元借贷关系，王雨昕归还的款项是归还20万元和10万元借款两个本案非常重要的事实。一审判决如此简单草率认定事实，导致裁判结果是错误的。因为20万元和10万元借款根本不可能实际发生，否则王雨昕归还了借款，刘智超还收执着《借条》原件，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及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此外王雨昕归还款项的时间与刘智超自己认可归还20万元和10万元时间完全不吻合，所以王雨昕归还的款项就是归还本案所涉的借款。2.《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该审查借款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及借贷双方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此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切实提高对“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警觉。刘智超及与本案相关联的王廷磊在一定期限内涉及多起民间借贷诉讼，刘智超自2018年到本案时止在祥云县人民法院共有8件民间借贷诉讼，其行为涉嫌职业放贷及“套路贷”，人民法院应该对严格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进行裁判，而不应该简单依据刘智超提供的《借条》就简单认定双方还有20万元和1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王雨昕归还的款项是归还上述两笔借款的。刘智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体珍、王雨昕立即偿还刘智超借款本金350000元；2.判令王雨昕向刘智超归还借款本金5200元并支付本金355200元从2017年7月2日起至2019年1月18日的利息111660.8元（131660.8元减20000元），及自2019年1月19日起至实际归还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3.案件受理费由王体珍、王雨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6日，王雨昕向刘智超借款120000元，2016年8月28日又向刘智超借款70000元；2017年7月2日，王雨昕又与刘智超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355200元，载明借期为一个月，双方同时口头约定月利率为3分，后王雨昕向刘智超出具《借条》及《承诺书》各一份。2017年8月2日，应刘智超的要求，王体珍与刘智超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金额为350000元，借期从2017年8月2日至2018年2月2日，同时向刘智超出具了《借条》和《承诺书》各一份。2018年8月28日王体珍与刘智超签订了《代为还款协议》一份，约定王雨昕欠刘智超的350000元由王体珍代为偿还。后双方产生纠纷，刘智超诉至法院要求裁处。另查明，王雨昕除前述所涉120000元和70000元借款外，还于2016年5月10日向刘智超借款200000元，于2016年12月20日向刘智超借款100000元，现该200000元借款和100000元借款已还清。就本案120000元和70000元借款，王雨昕于2019年1月4日向刘智超支付了20000元。再查明，刘智超多次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自2018年以来，刘智超即向法院起诉民间借贷案件8件。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就本案诉争的355200元借款的问题，刘智超称在10余天内分三次分别在润鼎公司、路边的车里和酒店门口以现金方式向王雨昕各交付200000元、100000元、70000元，该陈述无论从借款的数额还是从交付的次数，再到大额现金交付的方式，均存在疑点且与正常民间借贷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相悖，据此，虽然王雨昕和王体珍与刘智超签订了《借款协议书》并出具了《借条》和《承诺书》，但因刘智超未能举证证明所涉借款已实际交付，对该355200元借款不能认定，王雨昕、王体珍向刘智超出具的《借款协议书》、《借条》、《承诺书》、《代为还款协议》因未实际完成借款交付而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案诉争借款数额只能以被告自认的190000元予以认定；其次，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本案涉案借款本质上属于从事放贷业务，刘智超未经许可对外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并收取高额利息，该行为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五项规定，本案所涉关于190000元借款的约定无效，王雨昕应返还刘智超的借款本金190000元，利息应按年利率6%予以保护；再次，关于王雨昕已还款项数额的问题，虽然王雨昕举证证明其向刘智超以不同方式支付过款项，但因除本案诉争借款外王雨昕还向刘智超借过款，在案证据无法证明支付款项确系偿还诉争借款而支付，故不能认定，只能以刘智超自认的2019年1月4日还款20000元认定。最后，截止2019年1月4日王雨昕偿还20000元时，王雨昕应向刘智超支付的借款本息合计为217686.57元（190000元本金加120000元从2016年7月16日至2019年1月4日以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再加70000元从2016年8月28日至2019年1月4日以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扣减王雨昕偿还的20000元后，截止至2019年1月4日，王雨昕尚欠刘智超借款本金190000元及利息7686.57元，上述款项王雨昕应予偿还并应以19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9年1月5日起向刘智超支付利息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刘智超的诉请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王雨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刘智超借款本金人民币190000元及利息7686.57元，并支付以19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5日起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刘智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51元，由刘智超承担1800元，王雨昕承担2351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刘智超因本案借贷行为涉嫌犯罪，已于2019年5月25日被祥云县公安局执行拘留。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刘智超因本案借贷关系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机关执行拘留，本案依法应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云南省祥云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3民初2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智超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151元，退还刘智超4151元；王雨昕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51元予以退还，刘智超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302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代勇审判员  马克辉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颖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