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民申93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佩珍，女，195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海青，山西理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住所地：长治市城区延安南路**。法定代表人：尚进平，该医院院长。再审申请人张佩珍与被申请人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房屋确权纠纷一案，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做出（2018）晋04民终2556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张佩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佩珍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4民终2556号民事判决、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402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2、二、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及再审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负担。其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以《退款申请》、《现金支票》认定涉案房改房的权属已归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以下简称和平医院）所有，认为和平医院是否有权擅自退款、清房程序问题、张佩珍享有的住房面积是否达到退房需要的事由与本案无关。申请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存在错误，关于“涉案房屋属于清查范围，故而张佩珍申请退房”系和平医院起诉时的主张，但原审法院未核实涉案关键证据《退款申请》存在的前因后果，未查清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以下简称和平医院）原审中所陈述的《退款申请》的存在系清房政策的开展的事实，亦未综合考虑涉案房屋系房改房的性质、当时全国的清房政策等因素，其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退款申请》、《现金支票》并未产生物权变动效力。涉案房屋系房改房，已按国家相关政策完成房改，张佩珍亦按政策优惠金额缴纳购房款，并实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非普通的住房买卖行为，张佩珍或者和平医院无权单方面决定退房事宜。涉案房屋产权证于2000年7月已办理，但张佩珍出具退款申请的时间为2003年12月，此间相差三年之久，且无任何书面变更材料加以佐证，该退款申请不符合常理；再者若本案事实如和平医院主张的2004年其二，涉案《退款申请》仅系退款申请，非退房申请；张佩珍已实际退房，为什么至今没有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张佩珍之所以出具《退款申请》是由于山西省2003年开始清房摸底工作。张佩珍配偶所在单位要求张佩珍填报所享房改房基本信息，但时任和平医院副院长宋志超声称房产证丢失，不写退款申请将不会填写房改基本信息，迫于无奈下张佩珍才出具退款申请；事实上，张佩珍缴纳购房款为40963.46元（有1999年10月21日和平医院收据佐证），并写下退款金额为40963.46元的退款申请，但宋志超请示领导后，迫使张佩珍重新出具退款金额为47613.93元的退款申请。2、和平医院开具现金支票，并不意味着其履行完毕退款行为，事实上申请人张佩珍至今为止并未收到该退款。现金支票存在空头支票、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的支票、使用支付密码地区，支付密码错误支票的风险，即使和平医院已经开具，并不代表其已履行完毕退款行为。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第122、124及125条规定，出票人禁止签发空头支票、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的支票、适用支付密码地区，支付密码错误的支票。也就是说并非出票人签发现金支票，即完成付款义务。具体到本案中，和平医院主张其退款的证据仅有张佩珍否认签名的“现金支票”一份，也就是说和平医院签发的现金支票并不必然有效。即和平医院仅凭该现金支票无法证明其履行完毕退款行为，且张佩珍坚持从未收到该支票。支票的结算仅系票据上的权利，该权利存在时效问题，因张佩珍未能在出票日起10日内提示付款，该现金支票作废，和平医院向张佩珍退款的行为未完成。《支付结算办法》第126条、《票据法》第91条规定，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限自出票日起10日内，超过提示付款期限提示付款的，持票人开户银行不予受理，付款人不予付款。但是出票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票据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张佩珍坚持从未收到过该支票，亦不可能在提示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若和平医院坚持上诉人已领取该款项，应提供其银行账户2004年1月的相应支出，从实际情况来说，和平医院相对于张佩珍来说，其提供该份证据更方便。2、原审法院对于和平医院陈述的“申请人张佩珍出具退款申请的事由系清房需要”未予以核实，径直认定申请人张佩珍提出的和平医院关于擅自退款、清房程序、张佩珍享有的住房面积是否达到退房需要等问题与本案无关，属认定事实错误。关于清房问题，非张佩珍首次提出，而是和平医院在起诉时提出张佩珍出具退款申请的理由系国家进行领导干部清房活动，张佩珍仅是针对该主张给予的反驳，并非与本案无关。本案中和平医院无权擅自扣押房产证，无权擅自进行清房清退手续，无权擅自退款。长治市住房委员会加盖公章的1999年5月28日的《长治市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审核表》证实：办理涉案房产证之前，住房委员会已根据房改政策要求对被告夫妇双方资格进行详细了解，确认张佩珍家属于首次购房后才实施了房改；2000年7月21日涉案房产完成房改，房产证发放，所有权人为张佩珍；2000年8月1日时任和平医院副院长的宋志超领取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和平医院在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后本应及时发放给所有权人张佩珍，但却私自扣留与法不符。若涉案房屋属清退房产，应经清房机构审定，由清房办按照法定程序清退房屋，和平医院无权单方注销要求张佩珍退房或者注销其房屋所有权。再者说，张佩珍家所享有的住房面积达不到退房的必要。首先，山西省清房政策工作的程序：（1）单位或者个人登记申报--各单位组织员工将住房情况如实申报，并进行公示。随后移交清房办；（2）清房办甄别核实--清房办组织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房产等部门对受理的登记表进行甄别核实，依据相关政策，认定违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报领导小组研究审定；（3）清房办下发通知书--按照审定的整改意见，对存在的违规问题，清房办组织相关部门发放《清理退房通知书》，并开展清理纠正工作；（4）由山西省清房部门在财政部门设立的专用账户统一退款；（5）产权部门负责注销产权手续，或出租，或进入市场。本案中，涉案住房若因2005年清房政策影响被清退，在清退期间，由清房机构按程序下达《清退住房通知书》，并会同房产主管部门负责房屋产权的注销手续，使房屋正常进入市场或者转租等。但和平医院未报清房办审定批准，其无权单方面申请注销张佩珍房屋所有权或者要求其退房。其次，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晋办发[2005]8号《关于清理纠正领导干部多占多购买住房的规定》第一条第（四）项、第三条第（十一）项规定，张佩珍家核定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另外有20平方米的超标上浮面积，合计160平方米。事实上，张佩珍配偶参加的房改政策住房面积为108平方米，张佩珍参加的房改政策住房面积为83.04平方米，合计191.04平方米。该两套住房中无一套住房面积超标，两套住房实际面积超出上浮面积31.04平方米，且属不可分割，故张佩珍家仅需缴纳超标补缴款后（也就是几千块钱），即符合政府要求，无需退房。根据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6］34号】意见第三、四项的规定，涉案房屋属于已购公有住房，其购房款属于国有资产，必须全额存入售房单位在银行设立的“售房收入专户”，且保证专款专用，未经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或房委会批准，被上诉人不得擅自动用。3、和平医院非适格当事人，其无权提起确权诉讼，且其诉讼请求不明确。涉案房产在未房改之前，其产权亦属于国家所有的公房，和平医院无权要求法院将涉案房产过户登记到自己名下；而且涉案房屋已完成房改，已由公产转变为私产，如果确属房改登记错误或者清房办清房漏洞，则应由清房办和房地产管理部门提起诉讼，要求注销其产权，收归国家所有。4、本案中和平医院提供的证据存在诸多瑕疵，证据本身内容真实性存疑，与本案标的无关联性。和平医院提供2005年5月24日的《领导干部及配偶住房清查表》的内容及备注与2005年9月27日《杜明、田芳出具的证明》均系唐云亭书写，但唐云亭非和平医院清房事宜的直接负责人或者相关人、亦非时任和平医院院长或者副院长。和平医院提供的2005年5月24日的调查表系2003年清房摸底时的表，此表本应在2003年即向晋城市交通局提交的。和平医院收据上张佩珍缴纳房款的数额40963.46元与退款申请和现金支票上47613.93元的数额不一致。若按和平医院所说的，张佩珍系自愿退房，并于2004年1月14日领取退房款，已完成退房。和平医院截止到目前为止仍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该行为不符合常理。（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审法院未明确阐述本案所涉房屋的物权变更是基于清房退房政策还是民事物权变更行为；如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房屋属于清退房政策，此观点与清退房政策文件、程序、款项收取专户等不相符；如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房屋属于民事物权变更行为，则就本案被申请人和平医院现有的退款申请、现金支票等证据，结合双方陈述，无法证实该变更行为已实际履行完毕；涉案《退款申请》是本案权属认定的关键，但原审法院并未查清此申请存在的缘由等事实。因此，本案中无法证实所涉房屋已完成物权变更，更无法证实涉案房屋物权人已实际变更为和平医院，原审法院根据《物权法》等规定认定不动产登记薄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有无诉讼主体资格的争议，本案讼争房屋原属单位集资建房，2000年9月21日，讼争房屋经房改后，长治市房屋产权产籍监理处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张佩珍，性质为私有房产，房改出售成本价为47613.93元。2003年12月25日，国家对领导干部开展清房工作，张佩珍因其丈夫所在单位调查领导干部涉及违规多购住房的清查问题，张佩珍向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书面提出退房退款申请，并向领导说明，该房现在由院职工杜明暂时借住，之后让杜明交回医院即可。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主管领导在张佩珍本人书写的申请书上签字同意，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单位财务科经领导批准后为被告办理了退房款的现金支票，张佩珍签字领取。从本案讼争房屋的历史沿袭看，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作为本案讼争房屋原集资单位，且退房是张佩珍与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故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有权对讼争房屋权属提出诉讼主张，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关于张佩珍是否收到本案讼争房屋退房款的争议，2004年1月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以现金支票支付方式向张佩珍退款47613.93元。张佩珍主张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开具现金支票，并不意味着其履行完毕退款行为，且至今为止并未收到该退款。张佩珍于原审时对退款申请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张佩珍否认现金支票存根上签字为其所签，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于原审时亦未申请笔迹鉴定，故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提供的现金支票存根能够证明向张佩珍退还房款的事实。此外，本案讼争房屋自2002年起一直由案外人杜明夫妻居住使用至2017年11月6日。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张佩珍明知讼争房屋被他人无偿使用却未依法主张权利，且房产证原件一直由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保管。直至2016年9月7日，张佩珍在明知房产证被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保管的情况下，虚构房产证丢失的事实，向房管部门补办了房屋产权证。2017年8月28日，并以该证为依据对杜明提起了侵权之诉，在该案审理期间，张佩珍提起本案诉讼。张佩珍的上述行为有违常理，且违反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张佩珍的再审理由不能推翻原审判决，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佩珍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宋 霞审判员 李晓轩审判员 赵 凯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