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63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普瑞大道南侧。法定代表人：郭绍恒，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林，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良，男，196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上诉人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德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民初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湘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湘商公司是与刘德良发生合同交易的主体依据不足，系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遗漏诉讼当事人，本案应追加会员单位为当事人参与诉讼。3、湘商公司不是刘德良投资交易资金的获利者，刘德良的投资交易损失不应由湘商公司负责承担。4、一审采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对另案作出的性质认定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5、一审认定刘德良在商城所兑换之货物不得抵扣其亏损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刘德良辩称：1、刘德良与湘商公司是发生合同交易的主体，会员单位不是本案合同交易的主体。2、刘德良在湘商平台上的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3、刘德良与湘商公司之间的交易因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而无效。4、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的责任是合理的。刘德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刘德良在湘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购买“湘商油”的行为无效；2、判令湘商公司返还刘德良交易本金61015元及利息（自2016年8月9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判令案件诉讼费用由湘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5月6日，湘商公司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是从事文化艺术品、邮票、钱币收藏品、古玩、玉器互联网销售；电子交易平台的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建设等。湘商公司登记设立后，向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投资建设湖南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该委作出湘发改备案[2014]61号通知，准许该项目备案。之后，湘商公司投资建设了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在网络上开展“湘商油”、“湘商银”、“湘商铜”等交易。2014年7月18日，湖南省商务厅发出湘商函【2014】254号《关于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规范经营有关事宜的函》，要求湘商公司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依法经营，严禁以集中交易方式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所开展的大宗商品交易应按照明确的交易对象和交易方式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并按时上报经营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湘商公司采取会员制，案外人湖南多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得公司）系湘商公司的会员单位。刘德良通过网络在湖南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上开设交易账户（账户代码01×××19），绑定银行卡，并将资金转入湘商公司控制的资金结算中心账户，通过该账户在交易平台进行买入和卖出，刘德良在湘商公司交易平台上买入和卖出的交易产品主要为“湘商油”。交易价格由湘商公司通过交易系统实时报出，实时波动。投资者根据交易平台客户端看到的价格下订单，选择时间买入或卖出。如果“行情”判断准确，投资者存在获利机会；否则就会亏损。交易商品的名称、规格、数量、价格、操作数据、报表等由湘商公司提供。刘德良陆续通过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买入和卖出“湘商油”，自2016年6月15日至2016年8月9日间，刘德良“入金”五笔合计65000元，“出金”两笔合计16170元，产生交易差额48830元。之后，刘德良要求湘商公司赔偿损失未果，因而成诉。另查明，2016年7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作出《关于申请公开部分企业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信息的统一答复》，称任何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的企业，包括在各种交易场所、交易平台内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的买卖双方，均须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商务部门的经营许可。商务部没有收到的包含湘商公司在内的列表企业关于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的申请，没有向包括湘商公司在内的列表企业核发过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批准证书。包括湘商公司在内的列表企业不具有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许可资质，交易市场提供交易平台，不直接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销售，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市场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和《证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工商总局银监会关于禁止以电子商务名义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活动的通知》（证监发[2013]74号）等规定。再查明，该院（2017）湘0112民初1906号方金鲧诉湘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该院于2017年9月7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发出一份《关于认定湖南湘商商品交易有限公司与方金鲧交易性质的公函》，请求对该案中方金鲧、湘商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进行认定。2017年9月29日，该局向该院发出《关于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经营行为性质认定的复函》，主要内容为：湘商公司开展的湘商银、湘商油等交易活动采用保证金制度，以集中交易的方式进行，交易合约标准化，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允许投资者以对冲平仓的方式了结交易。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行为具备期货交易特征。湘商公司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擅自从事以上行为，涉嫌构成《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该案经该院一审判决后，湘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审理过程中，湘商公司提出，刘德良在湘商交易平台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亏损，根据交易平台的规定转化为40539购物积分后，已经在案外人长沙怡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德公司）兑换等值的实物商品。刘德良对湘商公司的上述陈述予以部分认可，但认为其兑换的商品并非参与交易平台开展交易的目的，而且商品价值与积分代表的市场价值严重不符，经自行估算，总共值五、六百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有：一、案涉交易行为的性质如何认定；二、案涉交易行为是否有效；三、湘商公司是否负有返还交易款项并承担损失的义务。关于焦点一，根据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取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以及其他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指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所谓标准化合约，是指除价格、交货地点、交货时间等条款外，其他条款相对固定的合约。期货交易具有双向性，交易者可以选择买入或者卖出期货合约，也可以采取对冲机制，通过与建仓（买或者卖）时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行为实现盈亏相抵。期货交易可以采取集中交易方式，所谓集中交易，是指由交易机构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集中、信息集中、商品集中），并为促成交易提供各种设施及便利安排。期货交易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期货市场价格的波动获得风险利润，转移现货市场的风险（套现保值）。而在现货交易中，交易标的物为实物商品或者以实物商品为标的的仓单、可转让提单等，其目的在于货物所有权发生转移，不允许采用对冲方式进行交易。该案中，从双方的实际交易流程等信息可以看出，交易品种、交易单位、交易数量、手续费计算方式、计算系数、收取方式等交易参照指标是交易前就已经确定，仅价格一项未经事先确定，由湘商公司根据“国际市场行情”提供实时报价，实时波动。双方交易过程中，不进行实物交割，刘德良可以通过对冲平仓的方式了结交易，其买进、卖出商品的实质目的是在将来某个时间节点、在湘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交割一定数量的标的物合约或现金，其交易性质实际上为合约交易。刘德良在开通账户后，可以根据湘商公司提供的实时报价，进行多次买卖，可以买入也可以卖空。买卖的目的不是发生货物所有权的转移，而在于判断通过判断“市场行情”并买进、卖出赚取差额利润。因此，刘德良下单交易的对象实际上是以“湘商油”为名的标准化合约。而且，湘商公司设立交易平台，统一发布实时价格，同时接受众多投资者在该平台上买、卖交易，符合交易集中化的特征。另外，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是认定市场主体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期货交易行为的法定职权部门。在案外人方金鲧与湘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关于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经营行为性质认定的复函》，根据该案中查明的事实，认为湘商公司开展的交易行为的性质具备期货交易特征。湘商公司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擅自从事以上行为，涉嫌构成《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根据该案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及该案事实，方金鲧、刘德良均是在湘商公司开设的湖南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开设账户，绑定银行卡，投入资金买进、卖出湘商公司公布的相关产品并产生亏损。整个交易过程包括开户流程、交易方式、交易商品种类、手续费收取标准、结算方式等，均具有极大的相同性或相似性。二者从事的应属同一性质的交易行为。因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针对该案中湘商公司开展的交易行为的性质认定，应可适用于该案。综上所述，刘德良与湘商公司开展的交易行为符合期货交易的基本特征，应属期货交易。湘商公司辩称，其开展的为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属于大宗商品现货行业中经营企业的模式创新。该院认为，湘商公司主张的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从其本质上看，仍应当属于现货交易范畴。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的双方进行交易的目的在于转移货物的所有权，而非通过买进、卖出取得价格波动的利润收益。但是，湘商公司开展的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在采取了期货交易的诸如保证金制度、对冲平仓制度、强行平仓制度等交易机制后，却仍然允许交易方在其交易平台通过连续的买进、卖出达成收益或亏损，不进行实物交割、转移货物所有权。甚至，交易方在湘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所谓的货物为“湘商油”，而非实际的物品。湘商公司本身也没有从事原油仓储、批发、销售的经营资质，根本不可能与交易方进行实物交割并实现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因此，湘商公司从事的交易行为，是借用所谓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的名义，开展非法期货交易。该院对湘商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湘商公司称，其并非交易行为的相对方，仅为交易平台的提供方、管理方，刘德良实际是与多得公司进行的交易行为。该院认为，根据上述分析，刘德良与湘商公司之间从事的并非现货交易，而是非法期货交易。湘商公司也不仅仅为交易平台提供方、管理方，更是直接参与了交易标的的确定、交易价格的披露、交易价款的收取、支付等具体交易活动中，是交易行为相对方。多得公司作为湘商公司的会员单位，其具体地位、权利义务如何确定，是湘商公司、多得公司另外的法律关系，与该案并无直接联系。湘商公司主张多得公司为交易相对方，与该案已查明事实不符。因此，该院对湘商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湘商公司还称，该案中，刘德良已经提取了实物商品，体现了双方交易的最终目的是实物交割，转移货物所有权，符合现货交易特征。经审理查明，刘德良在交易平台从事交易的结果有两种，盈利则可选择“出金”赚取差价或者兑换商城购物积分；亏损则只能强制性将亏损金额兑换为商城购物积分用于兑换实物商品。因此，刘德良在交易平台上交易的对象并非实际提取的实物商品，其目的仍在于盈利从而获得实际收益。庭审中，刘德良也称，虽然在商城使用积分兑换了部分商品，但也是无奈之举，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湘商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该案中，湘商公司未经批准与刘德良进行非法期货交易，该交易行为是否无效则需要判断《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期货交易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直接关系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从《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一条“为了规范期货交易行为，加强对期货交易的监督管理，维护期货市场秩序，防范风险，保护期货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期货市场积极稳妥发展，制定本条例。”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其主要立法宗旨在于通过调整期货交易行为，规范市场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期货交易场所作为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平等、透明交易机会，进行有序交易的平台，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公开性，更加需要依法规范管理，确保安全运行。虽然《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未载明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若违反上述规定仍使未经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展开非法期货交易的行为有效，极易引发金融风险，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有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湘商公司与刘德良进行的交易行为因违反上述规定而无效。关于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及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刘德良请求湘商公司返还交易款项的诉讼请求成立，该院予以支持。但是，刘德良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决定投资方向及投资产品种类时，应当具备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该案所涉交易行为及交易模式并不涉及实物买卖与交割，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刘德良仍多次操作造成损失，其自身亦存在过错，应承担部分损失，而其主张的返还价款即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因此，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大小，该院酌定由湘商公司承担80%的责任，由刘德良自行承担20%的责任。湘商公司应当返还刘德良39064元（48830元×80%），剩余损失由刘德良自行承担。至于刘德良要求湘商公司赔偿利息损失，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另外，湘商公司主张刘德良在案外人怡德公司商城就亏损累计的积分兑换了实物商品，该院认为，刘德良并不认可湘商公司所述兑换商品的实际价值，也不同意在该案中以兑换所得实物商品抵扣亏损，且刘德良在案外人怡德公司商城以积分兑换商品，可能涉及二者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湘商公司也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该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德良与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湖南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交易行为无效；（二）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德良交易损失39064元；（三）驳回刘德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受理费1325元，由刘德良负担477元，由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84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诉争的焦点问题为：1、本案交易行为的性质认定是否正确；2、湘商公司是否为交易的主体，刘德良的交易损失是否应由湘商公司承担。关于第1个焦点问题，期货交易的特征为：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本案中，刘德良交易时根据湘商公司提供的实时报价，多次进行买卖，可以买入或卖空，交易的目的是在某一时间节点交割一定数量的标的物合约或现金，买卖的目的并不是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其下单交易的对象是标准化合约，且湘商公司设立交易平台，接受众多投资者的交易，明显符合集中交易的模式。同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作为相关的职能部门对与本案类似的方金鲧与湘商公司合同纠纷案作出的《关于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经营行为性质认定的复函》对本案具有参考性，根据以上事实认定本案的交易行为为非法期货交易是正确的。关于第2个焦点问题，刘德良在湘商平台上的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资金进入了湘商公司控制的结算账户，湘商公司直接参与了交易标的的确定、交易价格的披露，湘商公司是交易的相对方，应对刘德良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刘德良兑换的货物是否应抵扣亏损的问题，因兑换的货物涉及与怡德公司的关系，故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是正确的。多得公司是湘商公司的会员单位，与刘德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本案不需要追加多得公司参加诉讼。综上所述，湘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325元，由上诉人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霞审判员 李建新审判员 唐亚飞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焦傲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