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终3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祥华，男，汉族，1954年9月28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晖，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陶，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九江市嘉隆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长城路北侧**。法定代表人:马来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建华，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淑如，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祥华与上诉人九江市嘉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4民初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祥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晖、张立陶，上诉人嘉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建华、汤淑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祥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赣04民初14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嘉隆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38050000元（原审判决支持820万元；截至2016年9月20日拖欠的借款本金余额）及偿还借款利息人民币10418253元（截至2016年9月20日拖欠的利息），并以人民币380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9月21日起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仅支持借款本金820万元，对剩余借款本金2985万元未予支持且仅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利息是错误的。一、关于超出注册资金的100万元应否认定为借款的问题。超出注册资本多缴纳的100万元双方并无争议，争议在于该100万元是否应当认定为借款。上诉人提交的“一审证据二”中的《股东会议决议》明确载明：“股东所出资金超出自身应出注册资金数额的部分的资金，按2.5%月计算利息。”显然，该决议系股东之间真实合法有效的表决，对公司及股东产生约束力，并且《公司法》规定，股东实行有限责任，股东完成注册资本出资义务后多缴纳部分作为借款符合公平原则及意思自治原则，故该100万元应当认定为借款，并支付利息。二、关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300万（涉及案外人毛某）是否成立的问题。1、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该300万有转账记录、收款凭证、毛某《情况说明》予以证实。（1）2013年5月13日，上诉人通过银行向被上诉人转账200万元；2013年5月14日，上诉人通过银行向被上诉人转账100万元。这两笔转账均有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该300万元系从上诉人银行账户转出。（2）在银行转账的同日，被上诉人分别向上诉人出具二张《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毛某”），且该收据原件由上诉人持有，并且本案的证人毛某也出具了《情况说明》，明确了上诉人为该收据的债权人。2、相关法院判决书能够佐证上诉人是向毛某借款300万元，然后再将该300万元转借给被上诉人的事实。（1）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300万元系从毛某处借来，体现在该判决书第2页第4段：“经审理查明：被告钟祥华与原告毛某系朋友，因被告钟祥华所在的嘉隆公司建设水韵风情项目需要资金周围，被告钟祥华便以个人名义多次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3年5月13日通过九江农商银行开发区支行账户向被告钟祥华九江银行账户转款150万元，同日原告委托其姐毛吕慧从其中国银行九江县沙河支行账户向被告钟祥华转款50万元，次日又通过其九江银行开发区支行账户向被告钟祥华九江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第4页第4段：“被告嘉隆公司在《债务抵偿协议》中明确表示为被告钟祥华借款950万元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其中2013年5月13日借款300万元系委托原告父亲办理），表明被告嘉隆公司对原告父亲毛金标代办的300万元借款予以认可”。（2）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九中民二初25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向毛某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部分包含了上述300万元，且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进行了追偿。体现在该判决书第8页第2段：“限被告钟祥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毛某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131.33万元（逾期按年利率24%）”，第9页第1段：“原告履行了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其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归还代偿款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3、被上诉人已经自认案涉300万元并非被上诉人对毛某的借款。被上诉人2018年9月17日向法院提交的《证据目录》，其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明确主张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追偿的费用包含案涉300万元。被上诉人的这一主张，实际自认案涉300万元并非被上诉人对毛某的借款。这也就说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二张《收据》上所写“交款单位毛某”并非意味着是毛某直接向被上诉人出借了案涉300万元。那么，一审法院当然就没有理由仅因为二张《收据》上载明“交款单位毛某”而否定案涉300万元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出借款。4、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该300万元应当按照月息2%的标准计算利息。结合上述二份判决认定的事实可知：上诉人作为当时被上诉人的股东，是为了满足被上诉人的资金需要，同时应毛某的要求，而不得不作为“借款人”向毛某借款300万元，而由实际用款人——被上诉人提供保证担保。事实上，对于该300万元之借款，无论是毛某还是被上诉人都很清楚，上诉人只是一座“桥梁”。因此，上诉人向毛某承诺之利息（月利率2.5%）也就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承诺之利息。这不仅是事实，也完全符合公平原则，人民法院应当在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基础上，结合社会经验法则，根据“高度盖然性”之原则作出如上之认定。三、关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2200万元是否成立的问题。1、借款合同真实有效，一审法院已经认定。2、收款凭证一张原件、二张复印件，相互之间形成紧密、完整的证据链，且还款凭证与核算清单记载完全吻合，客观证据清晰地展示了还款脉络，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出具“收据”，是对借款本金的反复认可，可信度极高。特别说明的是，二张复印件系被上诉人在原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交，构成证据规则中的自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显然严重违反证据规则。3、转账凭证虽然不是直接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但七张转账凭证系被上诉人在原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交，并且证明上述款项系被上诉人所借用于向第三方支付，构成证据规则中的自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显然严重违反证据规则。（详见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14日在原一审中的《代理词》第三条）4、核算单、结算单系双方真实自愿核算的结果，合法有效，且与其他证据相吻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证明事实。上述证据从借款协议、收据、转账凭证到结算，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上诉人在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形下，在已经自认的情形下，突然改变原先自认，既不符合证据规则，也严重违背了诚信原则，一审法院不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对上诉人该项诉请不予认定实属不妥。四、关于150万借款是否已经归还的问题。一审法院就该事实认定严重错误，理由如下：1、该笔借款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原本借款是500万元（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6），后被上诉人归还350万元后剩余150万元，故该150万元并未单独出借，关于该150万元是否归还，显然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2、钟安根的证言证明的内容是上诉人将其对被上诉人的150万元债权转让给余柯，但上诉人并未认可，钟安根也并无上诉人授意其办理债权转让的证据，该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同时，余柯的证明和庭审笔录表明，余柯主张其本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但并非该150万元。故两份证人证言主张事实不同，自相矛盾，应当不予采信。故，被上诉人仍应当就是否归还该150万元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关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300万元（涉及案外人魏云芳）是否成立的问题。1、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7月31日，上诉人账户分别转入500万元、700万元，同日该1200万元转入被上诉人账户，1200万元系以上诉人名义向魏云芳（福元运通）借款700万元，向花水明借款500万元，然后钟祥华再出借给被上诉人。即上诉人出借1200万元给被上诉人的事实经依法确认。2、上诉人也自认被上诉人已经偿还了其中的900万元，尚欠300万元，就该300万元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3、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其于2014年9月24日向马少冬转账300万元的转账凭证，因该银行进账单上用途为“还款魏云芳”，故一审法院仅以该证据认定被上诉人已经还清。但上诉人对法院认定不予认可：一是该份证据系被上诉人与马少冬之间的往来，与本案无关，且该还款凭证载明的日期2014年9月24日与实际上诉人还款期限（也是第三人魏云芳自诉还款300万元时间不吻合）；二是该300万元上诉人并未指示或委托被上诉人代为向第三人还款，其委托他人直接向第三人还款不符合借贷法律关系常识及正常逻辑；三是上诉人已经提交委托马少冬直接向被上诉人还款的银行转账凭证，该还款凭证系2014年8月30日马少冬受上诉人委托直接向第三人魏云芳还款直接证据，也与第三人魏云芳出具的《借款结清情况说明》载明的日期吻合，足以表明案涉欠款系上诉人自己清偿，即被上诉人没有理由在上诉人已经清偿的情况下仍然强行替上诉人还款。六、关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100万元（涉及案外人韦某）是否成立的问题。1、虽然无汇款凭证，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款凭证》。2、《收款凭证》载明的案外人韦某已经出庭作证，证明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该笔100万元的事实。3、《结算单》及其他证据均可佐证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该笔100万的事实。4、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严重对立，根本没有就该100万元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可能，结合该100万元仅系双方争议之一小部分，故一审法院不应仅因该笔借款无汇款凭证而不予认定借款之事实。七、关于案涉全部借款是否均约定了利息的问题。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案涉借款发生时系主要股东与公司的特殊关系，且上诉人出借款项给被上诉人在很多情况下是股东为公司的经营需要，而不得不扮演借贷“桥梁”的角色（如涉及毛某的300万元、涉及魏云芳的300万元等），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相互之间借款利息之约定，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概括性约定，而没有采取每一笔借款均单独书面约定之方式，但双方对于利息约定之存在，以及利息约定之标准实际上是达成了一致的。这在相关证据中可以体现：1、上诉人提交第二组证据之《合作投标购地协议书》。（1）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上诉人先期应缴1000万元投资款，应于2010年11月18日之前一次性汇至竞标账户上，该投资款按月息2.5分从投资之日起计算，上诉人按21.42%承担。（2）该协议书第十二条约定如果该宗土地出现意外情况，未摘到牌，上诉人、马来加、张长沐共支付的5000万元保证金应计利息一个月，计利息62.5万元由马来加承担42%、张长沐承担35.71%，上诉人承担21.42%。2、上诉人提交第二组证据之《合作开发协议》。该协议约定被上诉人目前所欠债务及利息1.3亿元，各股东包括上诉人在内同意其中5000万元利息按原始股东协议内购土地条款（70%股份承担100%利息）执行承担至2015年6月20日止的利息，如果逾期，5000万的利息由马来加承担60%；如提前归还金额则按实际日期计算；剩下的8000万元债务及利息按股东出资比例承担，上诉人的出资比例为15%。3、上诉人提交第三组证据及新证据—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1）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上诉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毛某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131.33万元（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5年7月31日起算至本判决履行期届满之日止）。（2）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九中民二初252号《民事判决书》第8页第2段：“限被告钟祥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毛某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131.33万元（逾期按年利率24%）”，第9页第1段：“原告履行了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其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归还代偿款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该判决书第10页：判决被告（上诉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被上诉人）支付代偿款1569377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利息至前款还清之日止（其中：4000000元起算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11693770元起算时间为2017年9月6日）。4、上诉人提交第四组证据。（1）《借款协议》原文：“一、甲方同意借给乙方资金叁仟万元人民币；二、借款期限：从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5月19日。乙方根据自身情况，可随时提前归还部分或全部借款（其中2014年3月19日前至少还1000万元）；三、借款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按月先付，乙方在每月的18日之前将应付的当月利息支付给甲方。”（注：甲方为上诉人，乙方为被上诉人）。（2）上诉人提交证据2014年12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原文：“经马总（指马来加）、张总（指张长沐）、钟总（指上诉人）开股东会决定，确定2014年6月20日后公司财务对超出5500万元借款按照月息3分5厘计算，每月利息未付，转为本金，并计息。”（4）上诉人提交证据《嘉隆水韵风情项目核算清单》，证明双方进行债务结算时，不仅对本金进行结算，而且对利息按超过月利率2分不等进行结算。5、一审判决书（2018）赣04民初140号第17页第2段：“钟安根在2018年12月13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们家族欠余珂150万元，我们家族的钱都是放在嘉隆公司收利息的。”既然该事实经一审法院认定，应当对双方约定利息事实予以一并认定。嘉隆公司辩称:导致本案诉讼的真实背景情况是，钟祥华除了曾经是嘉隆公司的股东外，还曾担任嘉隆公司的财务总监，其在担任财务总监期间不仅完全把控嘉隆公司的资金往来和财务，还存在利用担任财务总监的职权与便利，以公司名义开具虚假的借款收据，将个人债务转变为公司债务，将公司款项转至其个人及家属等账户等违法违规行为。本案中所涉多笔所谓借款就存在其借职权便利以虚假事实、虚假材料主张所谓债权的情形。更需提请法庭注意的是，钟祥华在担任嘉隆公司财务总监期间因存在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在2017年3月15日被九江市公安局以涉嫌职务侵占罪依法刑事立案侦查。一、钟祥华提出的1000万元投资款中100万元应转为借款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钟祥华、马来加与张长沐签订《入股合作开发房产协议书》，协议约定钟祥华的投资额为1000万元，所占股份为15%，各方按出资份额享有或承担利润或亏损。直至2015年7月13日，钟祥华退出嘉隆公司时，钟祥华的股份仍是15%，也就是钟祥华既没有调整持股比例，更没有调整出资义务。该款项本身性质就是投资，如果没有另行约定，该款性质不可能发生变化。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的出资属于公司所有，股东对其出资按出资协议约定的股份比例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因此，钟祥华所主张的100万元投资款不可能转化为借款，钟祥华的该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钟祥华称系毛某出借款300万元的实际出借人，但实际上该主张完全是虚假诉讼。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钟祥华是上述款项的借款人，且上述款项实际已由嘉隆公司清偿。钟祥华以庐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主张其享有债权并要求嘉隆公司支付利息。但实际情况是，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钟祥华系毛某300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嘉隆公司为担保人，经判决，嘉隆公司对钟祥华案涉30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后嘉隆公司用水韵风情的房屋作价12662763.5元抵付了钟祥华所欠毛某的全部债务。上述事实在判决中已经载明。因此，钟祥华所主张的毛某借款300万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钟祥华为借款人，且已由嘉隆公司承担了保证责任。钟祥华在本案主张的300万元借款完全是虚假诉讼，嘉隆公司不仅与钟祥华不存在上述所谓的300万元借款关系，钟祥华还应向嘉隆公司偿付为其所代偿的全部款项。所谓的收据也系钟祥华利用其财务总监身份虚假开具的，不能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依据。此外，在一审中，经一审法院多次联系，毛某均明确表示不愿意到庭作证。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证言的相关规定，毛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钟祥华所提供的落款为毛某的情况说明完全是虚假证明，该证明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的认定完全不符。三、钟祥华所主张的2200万元根本不是钟祥华的款项，钟祥华无权在本案提出任何主张。1、钟祥华仅提供了所谓的借款协议和收款收据，但未能提供其实际向嘉隆公司有过转款的凭证。而该借款合同实际根本未履行，事实上钟祥华也从没有向嘉隆公司出借过借款合同所约定的3000万元借款。2、在九江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钟祥华向公安机关承认上述3000万元不是自己的款项。即钟祥华从未向嘉隆公司出借过所谓的3000万元。四、钟祥华主张2013年6月26日向嘉隆公司出借500万元，嘉隆公司尚欠150万元，该主张完全是虚假诉讼，嘉隆公司早已清偿该150万元。1、就该150万元债权，钟祥华只能向法庭提供转款500万元的银行转款凭证，却不能提供借条原件或借据原件，原因是该500万元的借款借据在嘉隆公司清偿了全部债务后将其收回，因此钟祥华只能向法庭提供银行转款凭证。2、作为钟祥华的亲侄子钟安根（时任嘉隆公司财务人员）确认，2014年12月经钟祥华授意，已经将尚欠的150万元债权变更为债权人余珂，并借担任财务总监的职权办理了相关的收据更换，收据上也明确了原收据号。其后嘉隆公司为余珂办理了以房抵债手续，钟祥华也在抵债材料上签字确认。3、因此，嘉隆公司早已还清该150万元，钟祥华又就该笔款项重复提起主张，完全是虚假诉讼。五、钟祥华不是300万元（涉及魏云芳）的出借人，其无权对该300万元主张权利。钟祥华主张所谓转账凭证为1200万元，享有债权为300万元，却根本无法说明300万元债权的由来，实则钟祥华并非300万元的出借人。事实情况是，钟祥华在2014年7月31日转入嘉隆公司账户的1200万元，系融资公司出借给嘉隆公司的。融资公司将700万元和500万元分别通过魏云芳和花水明个人账户转入钟祥华账户，再由钟祥华个人账户转到嘉隆公司账户。因此该1200万元并非钟祥华所有的个人款项，钟祥华无权依据银行流水主张权利。钟祥华关于300万元的偿还说法前后矛盾，可见其虚假诉讼。钟祥华在一审举证中称“双方有争议的另外300万系马少冬受钟祥华委托于2014年8月30日转给魏云芳300万”，却在上诉状中称系其自行偿还300万元。钟祥华连基本的偿还情况都前后矛盾，原因只有一个，该300万元并不是钟祥华偿还的。关于上述1200万元，嘉隆公司已向分别向魏云芳偿还了700万元和花水明偿还了500万元，并提供了他们出具的说明，确认嘉隆公司已结清借款。而钟祥华本身就与魏云芳等人存在众多经济往来，其与魏云芳之间的往来，与本案无关。钟祥华所指派的财务人员钟安根在一审中经法院询问，钟安根明确2014年9月24日嘉隆公司转给马少冬的300万是还给魏云芳的，且是经过三个股东同意开具支票。六、钟祥华主张的所谓韦某的100万元，并未实际发生，钟祥华无权主张权利。1、根据钟祥华提供的所谓收据，该收据内容显示债权人为韦某，钟祥华根本不是出借人。2、关于韦某的所谓100万元借款，实际根本没有交付借款的凭证，该笔所谓的借款实际根本没有发生。3、承上所述，钟祥华利用其财务总监的身份通过开具多份虚假的收款收据（借据）的方式侵吞公司财产，已被刑事立案。故钟祥华无权仅凭虚假的收款收据主张权利。七、本案没有任何关于利息的约定，钟祥华无权主张所谓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钟祥华主张的借款并没有约定利息，且钟祥华仅仅是根据嘉隆公司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的约定来类推其应当享有相应的利息是毫无法律依据的。因此，钟祥华在本案主张的所谓利息，应当遵照约定及法律规定，没有约定及法律规定的，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综上，钟祥华的上诉请求不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存在着大量的虚构伪造、编造证据的情形。为此，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钟祥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维护嘉隆公司的合法权益。嘉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赣04民初14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并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本金20万元；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钟祥华在重审一审庭审中提供的第五组证据所涉及的200万元，嘉隆公司早已还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对2014年1月23日的200万元借款，因被告嘉隆公司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笔200万元借款予以认定为原告出借给被告嘉隆公司的借款”为认定事实错误。无论是在原审一审，还是在重审一审中，嘉隆公司已多次强调案涉的200万元早已还清。钟祥华明知案涉200万元早已归还，却为了非法目的仍提起虚假诉讼。二、钟祥华在重审一审中提供的第七证据的所谓500万元借款不属实，完全是钟祥华以虚假拼凑材料提起的虚假诉讼。首先，钟祥华除了曾经是嘉隆公司的股东外，还曾担任嘉隆公司的财务总监，钟安根是钟祥华的侄子，陶小兰是钟祥华指派的会计，存在利用担任财务总监的职权与便利，以公司名义开具虚假的借款收据的情形。钟祥华未能提供转款凭证的原件，且该转款凭证上的转款人为钟政。可见，钟祥华为了达到向嘉隆公司主张所谓虚假借款的非法目的，牵强附会地制造借据。第二，即使钟政为钟祥华的儿子，但钟政在嘉隆公司支取的资金经粗略计算近1500万元，故钟政向嘉隆公司转款并不能认定为钟祥华向嘉隆公司的借款。三、钟祥华提供的第十一组证据中所称的蒋某的出借款系虚假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承上所述，钟祥华在担任嘉隆公司财务总监期间利用职权与便利，开具虚假的借款收据。此外，根据钟祥华提供的所谓收据，该收据内容清楚地显示交款人为蒋某，钟祥华根本无权主张所谓的100万元借款。2、至于所谓蒋某的100万元借款，却未能提供蒋某转款至嘉隆公司的证据。钟祥华提交的是其本人向嘉隆公司转款100万元的往来凭证，这与所谓蒋某借款根本没有关联，钟祥华提供的证据中既没有蒋某向嘉隆公司支付借款的凭证，也没有所谓蒋某委托钟祥华付款的凭证。由此可见，所谓蒋某的该笔借款实际根本没有发生。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钟祥华无权主张所谓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钟祥华在本案主张的所谓利息，应当遵照约定及法律规定，没有约定及法律规定的，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五、钟祥华在本案主张借款本金为3805万元，但经过一审、二审及重审一审三个阶段却至今未能明确其主张的依据，更无法说明该3805万元的实际构成。由此可见，钟祥华在本案原审提出所谓诉请无基本的事实基础，而且存在以虚假编造材料提出的虚假情节，所涉金额大部分为虚假诉讼。综上，钟祥华的诉讼请求不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存在着大量的虚构伪造、编造证据的情形。为此，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钟祥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维护嘉隆公司的合法权益。钟祥华辩称：一、第五组证据案涉200万元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法院认定正确。1、出借200万元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钟祥华为证明借款关系及借款事实，嘉隆公司出具的《收据》及银行转账流水相印证，即同一天转账同一天出具《收据》，转账凭证与收款凭证完全一致。2、嘉隆公司在原一审中对该200万元借款是认可的。2017年11月17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04民初221号认定该200万元属实，并且嘉隆公司不服该判决后提出上诉，并未就该200万元提出上诉。显然，嘉隆公司对该200万元是认可的，其在没有出示新证据的情况下否认，根据证据规则，上诉理由不成立。3、嘉隆公司在一审程序中认可借款事实。2018年3月27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04民初140号第10页认定：“被告嘉隆公司质证称：对于200万借据及转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200万元已归还”，该判决书已经认定嘉隆公司借款事实，是否还款应由嘉隆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但嘉隆公司并未提交还款证据，故该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二、第七组证据案涉500万元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法院认定正确。1、出借500万元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钟祥华为证明借款关系及借款事实，举证嘉隆公司出具的《收据》及银行转账流水相印证，即同一天转账同一天出具《收据》，虽然嘉隆公司否认转账系从钟政账号支付，不能代表系由钟祥华支付，但是在钟政与钟祥华系父子关系且转账与收据高度盖然的情况下，具有绝对的优势证明力，嘉隆公司仅口头予以否认不具说服力。2、嘉隆公司对该500万元借款是认可的。2017年11月17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04民初221号认定该500万元属实，并且嘉隆公司不服该判决后提出上诉，并未就该500万提出上诉。显然，嘉隆公司对该500万元是认可的，其在没有出示新证据的情况下否认，根据证据规则，上诉理由不成立。虽然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但涉及嘉隆公司提出的该笔借款证据及事实并未发生改变，其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三、第十一组证据案涉100万元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出借100万元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钟祥华为证明借款关系及借款事实，举证嘉隆公司出具的《收据》及银行转账流水相印证，即同一天转账同一天出具《收据》。虽然嘉隆公司否认收据载明的主体为蒋某，但该收据的原件由钟祥华持有，蒋某亦出庭证实该笔借款为钟祥华所有,现有证据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及证据优势，嘉隆公司在未出示任何相反证据否认的情况下，如何否定转账这一客观证据，如何否认钟祥华持有债权凭证（嘉隆公司出具的《收据》）原件，况且，蒋某的出庭证言足以证明该债权凭证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该笔借款钟祥华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并具有绝对证明力。四、一审法院认定利息不当，全部借款应按月息2分计算，上诉人主张没有约定利息不属实，没有事实依据。由于钟祥华与嘉隆公司在案涉借款发生时系主要股东与公司的特殊关系，且钟祥华出借款项给嘉隆公司在很多情况下是股东为公司的经营需要，而不得不扮演借贷“桥梁”的角色（如涉及毛某的300万元、涉及魏云芳的300万元等），故双方对于相互之间借款利息之约定，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概括性约定，而没有采取每一笔借款均单独书面约定之方式，但双方对于利息约定之存在，以及利息约定之标准实际上是达成了一致的。这在相关证据中可以体现：1、上诉人提交第二组证据之《合作投标购地协议书》。（1）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上诉人先期应缴1000万元投资款，应于2010年11月18日之前一次性汇至竞标账户上，该投资款按月息2.5分从投资之日起计算，上诉人按21.42%承担。（2）该协议书第十二条约定如果该宗土地出现意外情况，未摘到牌，上诉人、马来加、张长沐共支付的5000万元保证金应计利息一个月，计利息62.5万元由马来加承担42%、张长沐承担35.71%，上诉人承担21.42%。2、上诉人提交第二组证据之《合作开发协议》。该协议约定被上诉人目前所欠债务及利息1.3亿元，各股东包括上诉人在内同意其中5000万元利息按原始股东协议内购土地条款（70%股份承担100%利息）执行承担至2015年6月20日止的利息，如果逾期，5000万元的利息由马来加承担60%；如提前归还金额则按实际日期计算；剩下的8000万元债务及利息按股东出资比例承担，上诉人的出资比例为15%。3、上诉人提交第三组证据及新证据—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1）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上诉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毛某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131.33万元（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5年7月31日起算至本判决履行期届满之日止）。”（2）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九中民二初252号《民事判决书》第8页第2段：“限被告钟祥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毛某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131.33万元（逾期按年利率24%）”，第9页第1段：“原告履行了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其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归还代偿款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该判决书第10页：判决被告（上诉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被上诉人）支付代偿款1569377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利息至前款还清之日止（其中：4000000元起算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11693770元起算时间为2017年9月6日）。4、上诉人提交第四组证据。（1）《借款协议》原文：“一、甲方同意借给乙方资金叁仟万元人民币；二、借款期限：从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5月19日。乙方根据自身情况，可随时提前归还部分或全部借款（其中2014年3月19日前至少还1000万元）；三、借款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按月先付，乙方在每月的18日之前将应付的当月利息支付给甲方。”（注：甲方为钟祥华，乙方为嘉隆公司）。（2）上诉人提交证据2014年12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原文：“经马总（指马来加）、张总（指张长沐）、钟总（指上诉人）开股东会决定，确定2014年6月20日后公司财务对超出5500万元借款按照月息3分5厘计算，每月利息未付，转为本金，并计息。”（4）上诉人提交证据《嘉隆水韵风情项目核算单》，证明双方进行债务结算时，不仅对本金进行结算，而且对利息按超过月利率2分不等进行结算。5、一审判决书（2018）赣04民初140号第17页第2段：“钟安根在2018年12月13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们家族欠余珂150万元，我们家族的钱都是放在嘉隆公司收利息的。”既然该事实经一审法院认定，应当对双方约定利息事实予以一并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本案并非自然人之间借款，而是发生于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且双方交易习惯及多方证据足以证明双方约定了利息，依法应当予以支持。综上，嘉隆公司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钟祥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嘉隆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38050000元（截至2016年9月20日拖欠的借款本金余额）。2、依法判令嘉隆公司偿还借款利息人民币10418253元（截至2016年9月20日拖欠的利息），并以人民币380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9月21日起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嘉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祥华原系嘉隆公司股东，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嘉隆公司注册资金6000万元，钟祥华登记占有股份份额为15%。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钟祥华、嘉隆公司双方之间以及与案外人之间有多笔借款及还款账目往来。2010年11月18日，钟祥华与案外人马来加、张长沐签订《合作投标购地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参与九江市赛城湖公园边一块3.3亩土地使用权的招标事务，并约定了钟祥华先期应缴1000万元投资款，应于2010年11月18日之前汇至竞标账上等。钟祥华于2010年11月15日即向嘉隆公司支付上述购买土地款1000万元，嘉隆公司出具了其公司盖章的收据。2013年5月13日，案外人毛某向钟祥华转账200万元，钟祥华于同日向嘉隆公司转款200万元，2013年5月14日，案外人毛某向钟祥华转账100万元，钟祥华于同日向嘉隆公司转款200万元。钟祥华向法院提交了2013年5月13日嘉隆公司盖章的交款单位为毛某的200万元收据、2013年5月14日嘉隆公司盖章的交款单位为毛某的100万元收据。钟祥华提交了署名为毛某的情况说明，但毛某在原一、二中并未出庭作证，且经一审法院向毛某电话沟通，其表示不愿意到法院出庭作证。2013年6月26日，钟祥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嘉隆公司出借500万元，后嘉隆公司归还了350万元，后因钟祥华家人欠案外人余珂150万元，钟祥华将150万元借据凭证给了案外人余珂，用于抵消其家族向案外人余珂的借款，嘉隆公司已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支付了余珂的该笔借款，并收回了150万元借据。2013年12月20日，钟祥华与嘉隆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钟祥华借给嘉隆公司3000万元。钟祥华表示该3000万元系九江县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隆公司）2#地贷款而来，依据嘉隆公司的要求支付给了案外人，同时主张因嘉隆公司分别归还了500万元、300万元，故截至2014年4月20日嘉隆公司尚欠本金2200万元，并就该笔借款提交了一份嘉隆公司出具的2200万元的收据。嘉隆公司称钟祥华主张的该笔300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履行，对钟祥华主张的2200万元借款不认可。2014年1月23日，钟祥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嘉隆公司出借200万元，嘉隆公司向钟祥华出具了收据。2014年4月16日，钟祥华通过其子钟政向嘉隆公司转账出借500万元，嘉隆公司向钟祥华出具了交款单位为钟祥华的收据。2014年7月31日，钟祥华账户分别转入500万元、700万元，同日该1200万元转入嘉隆公司账户，钟祥华主张上述共计1200万元系以钟祥华名义向魏云芳（福元运通）借款700万元，向花水明借款500万元，然后钟祥华再出借给嘉隆公司，嘉隆公司尚欠钟祥华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未还，且钟祥华表示该300万元系马少冬受钟祥华委托于2014年8月30日转给魏云芳。嘉隆公司表示上述1200万元早已归还，系嘉隆公司通过钟政的银行账户向花水明还款500万元，通过马少冬、钟鼎、钟安根的账户向魏云芳转款共计归还700万，且嘉隆公司提交了一份转账300万元给马少冬的银行进账凭证，凭证上的用途为“还款魏云芳”。2015年5月4日，钟祥华委托案外人转账20万元给马丽华，用于代嘉隆公司偿还对马丽华的借款，嘉隆公司对此表示认可。另查明，钟祥华向本院提交了2013年1月5日的交款单位为案外人韦某的收据及韦某出具的情况说明。2013年1月9日，钟祥华转账100万元到嘉隆公司账户。钟祥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3年1月9日的交款单位为案外人蒋某的收据及其出具的情况说明。证人蒋某、韦某出庭作证表示情况说明系其出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钟祥华主张嘉隆公司向其借款，并要求其归还，故钟祥华与嘉隆公司就本案而言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涉及的借款有多笔，钟祥华对于其主张的借款，应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对2014年1月23日的200万元借款，因嘉隆公司无异议，故对该笔200万元借款予以认定为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对于2014年4月16日钟祥华通过其子钟政向嘉隆公司转账出借的500万元，因嘉隆公司出具收据的时间与转账凭证的时间系同一日，且嘉隆公司在原一审中对该笔借款认可，同时也并未就该笔500万元借款提起上诉，故对该笔500万元亦认定为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对2015年5月4日钟祥华代其偿还案外人马丽华借款20万元，因嘉隆公司无异议，故对该笔20万元认定为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对双方有争议的几笔款项，一审法院归纳如下：1、为嘉隆公司股东应缴出资为900万元，其实际出资1000万元，超出的100万元能否认定为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2、涉及毛某的300万元借款能否认定为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3、钟祥华主张的2200万元借款是否成立？4、2013年6月26日的借款500万元，钟祥华主张尚欠150万元，嘉隆公司是否已还清上述150万元？5、涉及魏云芳的300万元借款是否应认定为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6、钟祥华主张的2013年1月5日的100万元成否成立？7、钟祥华主张的2013年1月9日的100万元能否成立？关于争议的第1笔，虽然根据钟祥华在嘉隆公司享有的股份及嘉隆公司的注册资本，钟祥华应缴出资900万元，但是，钟祥华与案外人马来加、张长沐签订的《合作投资购地开发协议书》以及《入股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书》中明确约定钟祥华投资1000万元，故钟祥华于2010年11月15日向嘉隆公司出资的1000万元系其履行上述《合作投资购地开发协议书》以及《入股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书》的投资款，在嘉隆公司各股东并未明确约定投资款转化为股东借款时，钟祥华主张超出的100万元属于其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的第2笔，虽然钟祥华持有交款单位为毛某的收据，且提交了毛某的情况说明，但是该份情况说明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毛某在原一、二审中均未出庭就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及借款的具体情况予以说明，故对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钟祥华主张的涉及毛某的该笔300万元借款，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案外人毛某已将其债权转让给钟祥华。故钟祥华主张嘉隆公司应向其归还该笔3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的第3笔，钟祥华称其与嘉隆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本金3000万元，并主张该3000万元系案外的长隆公司2#地贷款而来，其依据嘉隆公司的要求支付给了案外人，同时嘉隆公司分别归还了500万元、300万元，故钟祥华认为截至2014年4月20日，嘉隆公司尚欠其本金2200万元。关于钟祥华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钟祥华主张其按照嘉隆公司的要求将涉案3000万元支付给了案外人，但钟祥华提交的工商银行付款凭证上显示的付款方并不是钟祥华；其次，钟祥华也未提交证据其系应嘉隆公司的要求支付给案外人；再次，即使钟祥华主张的3000万元来源系长隆公司土地贷款成立，因长隆公司系独立的法人，涉案贷款系应由长隆公司所有，虽然钟祥华系长隆公司股东，但是在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实际享有该3000万元时，钟祥华亦不能就该笔贷款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12月20日的3000万元的借款协议虽然属实，但是钟祥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就该笔3000万元借款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故钟祥华称嘉隆公司就该笔3000万元借款尚欠其2200万元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的第4笔，双方争议的是嘉隆公司是否归还了尚欠的150万元。嘉隆公司提交了案外人钟安根、余珂的情况说明以及以房抵偿债务的协议，同时，余珂已经在二审中出庭作证，钟安根也就相关事实到法院进行了说明，上述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钟祥华已将其对嘉隆公司的该笔150万元债权转让给了案外人余珂，且嘉隆公司已经向案外人余珂履行了该笔150万元的付款义务。因嘉隆公司已经向案外人履行了还款150万元的义务，故钟祥华主张该笔150万元未归还，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的第5笔，钟祥华主张马少冬系受其委托向魏云芳支付300万元，但是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而嘉隆公司提交了其于2014年9月24日向马少冬转账300万元的转账凭证，且银行进账单上用途为“还款魏云芳”，故结合嘉隆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争议的300万元系由嘉隆公司归还给案外人，故钟祥华关于魏云芳的300万元应属于其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的第6笔，虽然钟祥华提交了交款单位为韦某的收据，但是其并未提交银行流水予以佐证，关于涉及韦某的该笔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钟祥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对该笔100万元，不予认定为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关于争议的第7笔，因钟祥华提交了其于2013年1月9日转账100万元给嘉隆公司的银行转账凭证，上述银行转账凭证能够证实嘉隆公司于2013年1月9日收到了钟祥华的100万元，且钟祥华亦提交了交款单位为蒋某的收据及蒋某的情况说明，蒋某也出庭作证，嘉隆公司对于该笔100万元的银行流水，不能举证证实是其他款项，也不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已经归还，故涉及蒋某的该笔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钟祥华提交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故对于该笔100万元认定为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结合以上对双方争议的几笔款项的认定，一审法院确认嘉隆公司尚欠钟祥华共计82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20万元+100万元）。钟祥华诉讼本金3805万元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820万元。关于钟祥华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因上述无争议的三笔欠款双方之间的借据上无利息约定，而钟祥华提交的嘉隆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利息约定不能当然认定为钟祥华、嘉隆公司之间的利息约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依法视为不支付利息。钟祥华起诉之后的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应按照年利率6%支付借款利息。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嘉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钟祥华借款人民币820万元，并按年利率6%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支付借款利息；二、驳回钟祥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1271元，保全费5000元，由钟祥华负担200000元，嘉隆公司负担9627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钟祥华提交了一组新证据：余珂在九江市公安局八里分局的询问笔录，证明嘉隆公司主张的150万元没有事实根据，钟安根所作的证言为虚假证言，该150万元嘉隆公司仍应向钟祥华偿还。该150万元是为了证明我方的一审第六组证据。一审第六组证据证明钟祥华向嘉隆公司出借500万元，且嘉隆公司在原一审中已认可该借款事实，后其提交了350万元的偿还记录，钟祥华也予以认可。嘉隆公司为了主张该150万元的还款，在后来的庭审中提交了钟安根与余珂的证人证言，我方现提交该组证据是为了证明钟安根的证言是虚假证言。余珂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明确表示，该150万元是钟安根为出借人，而不是本案钟祥华债权转让的结果。故嘉隆公司若没有新证据证明该150万元已偿还，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嘉隆公司质证认为：1、该份证据的内容可以显示，与发回重审一审、原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更换借据，用房子来抵偿，均是钟祥华签字确认。余珂说明的是钟安根与他联系，钟安根打的借条，所述均与发回重审一审、原二审一致。故该询问笔录根本无法证明钟祥华所称该款项是钟安根的个人经济往来。嘉隆公司提交了一组新证据：19份银行进账单，证明钟祥华利用其财务总监身份将嘉隆公司的款项转至其个人、家属等账户的违法违规行为。据不完全统计，钟祥华将公司款项从嘉隆公司转至其儿子钟政银行账户的部分款项已近1000万元（不含钟祥华通过虚开收据、截留款项等方式侵吞的嘉隆公司款项）。钟祥华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钟政原在代嘉隆公司做事，有些款项支付给他可能是代公司办理一些事情。但每一笔款项出具下面均有相应事实、资金的用途、理由。由于是嘉隆公司今天提交的新证据，核实一要依赖对方公司，二要回去查明相关事实，看每一笔具体是如何花费的。针对嘉隆公司提交的19份银行进账单，钟祥华庭后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支票、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2017）赣0403民初1142号民事判决书、转账凭证、收条、抵扣房源明细、收据复印件36份，证明所有的转款均不是钟祥华私自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转出，而是按照公司制度依法转出，转出的情形包括还款、钟政作为公司采购员采购、代公司还款等情形。第二组证据：钟政给嘉隆公司转账记录，证明钟祥华及钟政向嘉隆公司出借款项共计12578957元。嘉隆公司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材料全部都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第二组证据银行流水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院对钟祥华所提交证据来源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询问笔录与钟祥华一审提交的第六组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500万元（含钟祥华主张的150万元）的借据原件已归还嘉隆公司。相较于钟祥华提供的证据，嘉隆公司所提交的借据原件、钟安根、余珂的情况说明及出庭证言、以房抵债协议更具有证据上的优势，因此本院对钟祥华所提交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钟祥华庭后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钟祥华庭后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本院对嘉隆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即19份银行进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根据钟祥华庭后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显示，钟政也有向嘉隆公司多次转账的情况，因此对该19份银行进账单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因九江市公安局已在2017年对钟祥华等人涉嫌职务侵占一案（九公（经）立字【2017】0017号）立案调查，为进一步查清本案双方争议款项的性质，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给九江市公安局去函。九江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27日回函并附相关复印材料，主要内容为：涉及毛某的300万元，嘉隆公司已对该债务进行了抵偿；涉及2013年12月20日钟祥华的3000万元借款协议，经查实该3000万元是在无任何转账凭证的情况下与嘉隆公司签订的，后附的记账凭证中，为支付四冶公司（即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冶公司）728万元、张秋霞772万元、蔡家松800万元、庞柳保500万元、马来加200万元，该3000万元的组成为2800万元系长隆公司2#地的钱直接汇给了四冶公司、张秋霞、蔡家松等人，另外200万元为马来加的个人借款。钟祥华对九江市公安局的回函及复印材料质证认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就案件材料中的相关陈述有异议。关于3000万元，虽然说各方在笔录中均作出对个人有利的陈述，但是不难得出以下客观事实：1当时嘉隆公司确实有三千万资金的需要，并且是用于支付工程款和还债，这一点各方是共同一致的；2、尽管马来加与钟祥华就款项的归属有异议，但不难看出该款项的来源是能够统一的。该款项系由马来加和钟祥华共同用长隆公司2#地块的抵押贷款，共计9600万元；3、该2#地块抵押贷款当中，其中的3000万元已经支付到嘉隆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并且包括四冶公司的1500万元工程款，蔡家松的800万元，庞柳保的700万元，该款项的支付是真实的，特别是上述款项的组成在一审中嘉隆公司主动提交上述证据，用以证明该款项是钟祥华与马来加共有的，从该证明目的也自认了出借3000万元给嘉隆公司的客观事实；4、马来加作为2#地块的权利人，长隆公司的法人代表，以及嘉隆公司的法人代表，不可能不清楚上述款项的支付及收款情况，3000万元收据及先后两次变更情况，为最终2200万元的收据，都是马来加经手和批准的，其在九江市公安局笔录当中的陈述显然是不属实的。综上，无论是从借款还是从2#地抵押贷款资金直接支付给嘉隆公司的债权人事实都比较清楚，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钟祥华作为借款人没有从个人账户用于支付的这一问题。本案是借贷关系，双方主体为嘉隆公司和钟祥华，对于钟祥华的出借义务，上述证据已经非常清楚，借贷关系已经成立，而且嘉隆公司也实际履行了部分的还款义务，所有的借款、还款、结算、偿还利息都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钟祥华所提交的证据均前后一致，嘉隆公司自二审以来否认重大事实并且没有用证据佐证，本身就存在重大的疑点，因此对公安的回复及证据，不能断章取义，应当全面综合予以认定。关于毛某的300万元，从各组证据基本上可以认定，钟祥华与毛某是借贷关系，钟祥华从毛某处借来的款项中，300万元转借给嘉隆公司为另外一个借贷关系。在毛某与钟祥华的借贷关系当中，嘉隆公司作为担保人履行了担保义务，但是他又通过诉讼的方式已经就其全部担保责任行使了追偿权，并且经过生效判决予以认定。钟祥华将其中300万元转借给嘉隆公司，有钟祥华支付给嘉隆公司的银行流水，嘉隆公司开具给钟祥华的收据，该收据尽管借款单位暂定为毛某，但是通过毛某及抵偿协议包括涉案的各种判决不难看出，嘉隆公司并没有偿还该300万元，钟祥华也是该300万元的合法债权人。之所以交款单位暂定为毛某，与客观事实也不冲突，记载毛某名字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因为毛某是资金来源人，退一步说，即便没有载明为毛某的收据，其他证据当中也完全可以理清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嘉隆公司质证认为，公安的回复函里涉及到本案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毛某的300万元，300万元公安机关的意见是毛某与嘉隆公司进行了抵偿，实际上，公安机关的表述与民事法律有差异，从本案毛某300万元的形成情况以及本案事实来看，毛某的300万元与嘉隆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毛某自己也说过与嘉隆公司是没有发生过借贷上的往来的，毛某对所谓的收据是不清楚的。钟祥华主张是拿了他自己开给毛某的收据组合起来说嘉隆公司欠毛某的300万是他的钱是不成立的。如果是钟祥华借给公司的钱，钟祥华自己提出主张，应该是对应钟祥华的借据。第二个是3000万元借款协议是否真实，有没有真实发生的问题。钟祥华实际上并没有向嘉隆公司出借款项，公安机关的笔录也反映了，公安的回复函也说明了钟祥华没有出借款项给嘉隆公司，这个事实非常清楚，这个借款协议是不真实的。本院对钟祥华所提交证据来源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询问笔录与钟祥华一审提交的第六组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500万元（含钟祥华主张的150万元）的借据原件已归还嘉隆公司。相较于钟祥华提供的证据，嘉隆公司所提交的借据原件、钟安根、余珂的情况说明及出庭证言、以房抵债协议更具有证据上的优势，因此本院对钟祥华所提交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钟祥华庭后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钟祥华庭后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本院对嘉隆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即19份银行进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根据钟祥华庭后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显示，钟政也有向嘉隆公司多次转账的情况，因此对该19份银行进账单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九江市公安局回复函的及复印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结合本案其他事实和证据材料进行认定。钟祥华二审中就涉及长隆公司为其他公司抵押贷款9600万元的资金走向问题向本院申请调查，本院认为，钟祥华的申请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因此对钟祥华的调查申请不予准许。本院二审查明，双方一审中提供的2017年3月27日九江市公安局对钟祥华所作的询问笔录记载：“问：你在2013年12月20日的时候在九江市嘉隆置业公司有一张3000万元的收据，说一说这张收据的情况？答：其实这3000万我个人是没有借给嘉隆公司的，这3000万元是当时嘉隆公司没有钱了，而当时我和马来加在九江县长隆的一块地贷款下来的钱到了，就从贷款的钱里面付了3000万元出去，收据算在了我个人名下。问：这3000万元收据的钱是怎么支付的，具体的组成？答：具体的组成我都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这里面有的钱是在2013年12月20日之前就支付了。有一个1500万的是给梅炳焱的工程款，另外的1500万我是这次我知道公安在查以后我才了解了一下，应该是蔡家松的800万元和庞柳保的700万元。问：这3000万元既然不是你个人借给公司的，为什么要打你个人的收据？答：因为当时马来加还欠公司的钱，就以我的名义来出面借钱给嘉隆公司，并且本身我在长隆那块地里面就有股份，长隆那边一直算了我借支3000万元的。问：如果长隆这边一直算了你借资3000万元的话，是不是也应该要算你的利息？答：是的，也是算3分的利息，嘉隆付着3000万元的利息给我，我就要给支付给长隆这边。但是我有没有付我就不知道了，我要回去看一看了。”嘉隆公司在原一审（2016）赣04民初221号案中对钟祥华主张的3000万元的第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借款协议》及2014年4月20日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钟祥华未实际出借，而是以钟祥华与马来加共同享有开发权的长隆公司2#地作抵押，所贷到的款项中，有2800万元代嘉隆公司支付了工程款和偿还债务，加上马来加个人出借的200万元，共计3000万元。该3000万元中的200万元属马来加个人所有，其余2800万元属钟祥华与马来加共有，钟祥华享有37.5%的份额，即1050万元。钟祥华通过截留或安排付款的方式收回了800万元，至2014年4月21日仅享有250万元，而不是2200万元。同时，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嘉隆公司在原一审也提交了相应的一组共17份证据予以证明。嘉隆公司在2017年9月14日提交的《代理词》中就3000万元借款作了如下陈述：“根据原告出示的第四组证据，只能证明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和开具了收款收据，但该借款合同并未履行，原告并未向嘉隆公司交付该约定的3000万元借款，该一客观事实原告自己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也完全认可。根据嘉隆公司出具的证据和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充分证实所谓的3000万元借款实际是以原告与马来加共有的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2#地抵押贷款，从贷款中代嘉隆公司支付了1500万元工程款和偿还了1300万元的债务，因而原告和马来加共同对佳龙公司享有2800万元债权。加上马来家个人借给嘉隆公司200万元，共计3000万元。该3000万元债权虽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属于原告与马来加共有，马来加单独享有其中的200万元个人借款的债权。另外2800万元由原告与马来加共同享有。根据二人在2#地的权益比例，原告仅享有37.5%，对应的权仅为1050万元。之后，原告于2014年2月12日截留走500万元（见询问笔录第4页），2014年4月21日从嘉隆公司支取300万元（见询问笔录第4页），即原告个人从嘉隆公司收回了其中的800万元。所以，原告自己就该笔债权只能主张其中的250万元，另外的1950万元属于马来加所有，原告无权主张。”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4民初40号及本院（2019）赣民终233号关于长隆公司与马来加、钟祥华债务纠纷一案对以下事实进行了认定：1、针对长隆公司2#地，2013年1月23日，长隆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该公司股东冯小平、马来加、叶汉智、王金玉及公司副总经理钟祥华达成如下一致意见：公司现有尚需开发运营的2、3、6#地块价值由所有股东按2013年1月6日股东会议确定的原则计算，并书面另行确认分配各股东应得金额，具体为：冯小平分得本利共计3334.4万元，马来加分得本利共计3234.4万元，叶汉智分得本利共计3274.4万元，王金玉分得本利共计7322.7万元，钟祥华分得本利共计3015万元，赵大刚分得本利共计402万元，杨华儒分得本利共计402万元；2#地块由马来加、钟祥华和殷志明接手继续开发经营，独立核算，盈亏自负，其他股东不再参与分配，马来加、钟祥华和殷志明应将该地块除去其应得部分外的款项支付给其他股东。在马来加、钟祥华独立经营期间，马来加、钟祥华于2013年11月26日、2013年12月17日、2013年12月19日、2014年8月19日分别通过南昌市昊晟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南昌市丰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南昌汇淇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家晟贸易有限公司四家平台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站前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站前路支行）共贷款9600万元，并用长隆公司2#地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根据冯小平、叶汉智、王金玉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出庭作证证言，2013年1月23日，长隆公司股东形成股东会议决议，确定长隆公司2#地由马来加、钟祥华和殷志明开发，地，地价差额部分应支付给其他股东后，马来加、钟祥华等人自行开发经营2#地，其他股东不过问经营情况。2015年2月长隆公司原股东拟将股权转让给叶文达、彭建华，需要对股东权益作出清算。当时，全体股东共同制定了一份费用计算表，其中马来加、钟祥华合伙开发的2#地，地，地块价值按照每亩120万元价格计9660万元，是应该退回公司的金额，扣除二人应得金额2418.4万元和2295万元，代公司归还王金玉的100万元，二人前期交给政府的2380万元及利息571.2万元，二人尚欠长隆公司的款项一共是1895.4万元；因股权转让时，马来加、钟祥华以2#地抵押向银行借款9600万元，该款由二人使用，所以2#地交还给公司时负债9600万元，这些贷款本息都由长隆公司归还。因马来加、钟祥华应分得金额不足以覆盖贷款金额，二人共同出具了一份《借款确认书》，确认欠长隆公司1890万元。上述证人证言所陈述的情况与本院在（2019）赣民终233号案中查明的事实一致。2015年6月27日的《嘉隆水韵风情项目核算清单》对该项目向钟祥华、钟安根、毛某的借款情况记载如下：钟祥华、钟安根及其他借款共计8500万元；毛某300万元。嘉隆公司全体股东在该核算清单上签字认可。对于钟安根的借款，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64号关于钟安根与嘉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判决认定嘉隆公司向钟安根偿还借款本金5346619.17元及利息684402.35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一致。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借款本金与利息应如何计算？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本案涉及的具体问题，本院评析如下：1、钟祥华作为嘉隆公司股东应缴出资为900万元，其实际出资1000万元，超出的100万元能否认定为嘉隆公司向钟祥华的借款？根据钟祥华与马来加、张长沐签订的《合作投资购地开发协议书》以及《入股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书》之约定，三方共同参与九江市赛城湖公园边一块3.3亩土地使用权的招标事务及合作开发“嘉隆水韵风情”，并明确约定钟祥华应缴纳先期投资款1000万元。《入股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书》第一条更是明确约定了各方投资所占的股份比例及盈亏分担原则，其中约定钟祥华投资的1000万元占总股份比例的15%，各方按出资股份比例享有或承担“房产项目”利润或亏损。钟祥华于2010年11月15日向嘉隆公司出资1000万元，嘉隆公司出具收据，收款事由注明“购买土地款”。上述证据表明，该1000万元系钟祥华为履行上述《合作投资购地开发协议书》以及《入股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书》的投资款，系为股权性投资，并非债权性投资。而作为股权性投资，股东不仅仅是按照相应的投资额享有参与项目法人经营管理及投资收益的权利，而且也要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股权性投资的出资义务不仅受项目法人工商登记注册资本金的约束，还要受投资项目资本金的规制。因此，钟祥华主张超出注册资金的100万元属于其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涉及毛某的300万元借款能否认定为嘉隆公司向钟祥华的借款？本院认为，该300万元应当认定为嘉隆公司向钟祥华的借款，理由在于：（1）就2013年5月13日嘉隆公司向毛某出具的两个收据共300万元借款的问题，毛某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系嘉隆公司委托钟祥华向其所借，借款流程为毛某将款项出借给钟祥华，钟祥华再出借给嘉隆公司，毛某已通过诉讼向钟祥华主张包含该300万元在内的债权，所以该300万元收据应当由钟祥华享有债权；(2)生效的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4民终46号民事判决书及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九中民二初25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该300万元系钟祥华以个人名义向毛某所借，由嘉隆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嘉隆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后，也依法对钟祥华行使了追偿权，嘉隆公司在一审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对上述事实也进行了自认；（3）根据上述生效判决及该300万元的资金走向来看，实际上是分别在毛某与钟祥华、钟祥华与嘉隆公司之间分别形成借贷关系，该300万元的最终使用人和受益人为嘉隆公司，嘉隆公司在原二审的质证笔录（2018年7月2日）中亦认可收到了该笔借款。嘉隆公司虽然是向毛某出具了借款收据，但双方并未形成直接的借贷关系，毛某也未向嘉隆公司主张借款债权，而是起诉钟祥华要求偿还借款，并得到了上述判决的确认。虽然嘉隆公司基于上述生效判决的担保责任代钟祥华偿还了该300万元，但因该300万元系由钟祥华“过桥”给嘉隆公司实际使用，依照常理对该300万元嘉隆公司不应再向钟祥华行使追偿权，但根据嘉隆公司举证的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九中民二初252号追偿权纠纷一案民事判决，嘉隆公司已对包含该300万元在内的共15693770元向钟祥华进行追偿，并且得到了判决的认定；（4）2015年6月27日的《嘉隆水韵风情项目核算清单》注明嘉隆水韵风情项目向毛某借款300万元，嘉隆公司全体股东签字认认可，嘉隆公司对该核算清单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但如前所述，毛某的借款实际上是通过钟祥华“过桥”给嘉隆公司的，钟祥华提供的《收据》、转账金额在时间、金额上也均能吻合。综上，毛某虽未到庭作证，但其证言《情况说明》与上述《收据》、《嘉隆水韵风情项目核算清单》、转账凭证、生效判决及嘉隆公司的自认能够形成证据链，钟祥华主张嘉隆公司应向其归还该笔300万元借款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是，因为钟祥华与嘉隆公司就该笔300万元借款并未有利息约定，因此对其要求按照月息2%的标准计算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3、钟祥华主张的2200万元借款是否成立？结合嘉隆公司在原一审（2016）赣04民初221号案中对2013年12月20日《借款协议》中的3000万元借款形成的举证、质证、2017年9月14日的《代理词》、钟祥华关于3000万元借款的举证、九江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4民初40号及本院（2019）赣民终233号判决、《嘉隆水韵风情项目核算清单》、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64号判决，本院对该3000万元的借款的形成经过作如下认定：长隆公司2#地在马来加、钟祥华独立经营期间，马来加、钟祥华于分别通过南昌市昊晟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南昌市丰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南昌汇淇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家晟贸易有限公司四家平台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站前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站前路支行）共贷款9600万元，并用长隆公司2#地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上述资金实际由马来加、钟祥华个人支配使用。因长隆公司原股东拟将该公司股权全部转让，2015年初长隆公司收回2#地块，并承担了马来加、钟祥华独立经营期间通过四家平台公司向工行站前路支行贷款的本息。同时，原股东冯小平对该公司股东分得的本利重新进行计算并制作表格，该表格中载明2#地块总价为9660万元，减去马来加、钟祥华应分得本利2418.4万元、2295万元，再减去2#地块承担的政府拆迁赞助费2380万元及利息571.2万元，以及王金玉的100万元，马来加、钟祥华欠长隆公司1895.4万元，该欠款1895.4万元已经本院（2019）赣民终233号判决认定，由马来加、钟祥华向长隆公司支付。因此，根据2013年1月23日长隆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2015年2月份的清算，马来加、钟祥华与长隆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厘清。由于通过四家平台公司贷款的9600万元实际由马来加、钟祥华支配使用，钟祥华所称本案3000万元借款来源于9600万元贷款的一部分，并代嘉隆公司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和债务，与嘉隆公司在原一审（2016）赣04民初221号案中对2013年12月20日《借款协议》中的3000万元借款形成的举证、质证、2017年9月14日的《代理词》、钟祥华的举证、九江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嘉隆水韵风情项目核算清单》、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402民初64号判决能够相互印证，且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本案所涉《借款协议》合法有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嘉隆公司在原一审即（2016）赣04民初221号案中对2013年12月20日《借款协议》中的3000万元借款的举证、质证、2017年9月14日《代理词》，都对该3000万元借款的形成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陈述，应视为自认，该自认与本案其他证据材料能够形成证据链，还原本案《借款协议》3000万元借款的形成经过。本案发回重审后，嘉隆公司否认3000万元借款形成经过的事实，但并未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其在原一审即（2016）赣04民初221号案中的举证、质证意见和陈述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因此不能的推翻其在原一审的举证、质证意见和陈述，本院对嘉隆公司的抗辩不予支持。但是，通过上述证据，能够证明3000万元借款中有200万元系加马来加个人支付给嘉隆公司，钟祥华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200万元系由其委托或代马来加出借给嘉隆公司，因此本院认定钟祥华实际出借给嘉隆公司的款项为2800万元，该2800万元的用途为代嘉隆公司支付工程款和偿还债务。根据嘉隆公司向钟祥华出具的收据，嘉隆公司已实际偿还800万元，因此尚欠金额为2000万元，2014年4月20日《收据》载明的2200万元未扣减马来加支付给嘉隆公司的200万元，本院予以纠正。虽然2013年12月20日《借款协议》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但从嘉隆公司2014年4月20日前的还款和收据出具的情况来看，并未计算利息，所借款项均是作为本金予以扣减，且经双方最终结算的2014年4月20日《收据》收款事由一栏记载为“公司借款”，也并未约定利息，因此对于钟祥华的月息3分的利息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是，因《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5月19日，因此，对于借款期限届满后的利息，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以2000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5月20日起按照年利率6%予以支付。4、2013年6月26日的借款500万元，钟祥华主张尚欠150万元，嘉隆公司是否已还清上述150万元？本院认为，相较于钟祥华提供的证据，嘉隆公司所提交的借据原件、钟安根、余珂的情况说明及出庭证言、以房抵债协议更具有证据上的优势。钟祥华主张150万元未归还，但又不能出示借据原件，案外人钟安根出具的《证明》及一审接受询问的笔录、余珂出具的《证明》、收据、收条、原二审出庭作证的证词，以及借款抵款购房单价确认单，对借款的经过及剩余债权的转让情况作了比较明确的描述。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案外人余珂与嘉隆公司无直接的借贷关系，相关款项均是先由案外人余珂借给钟祥华，再由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上述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钟祥华已将其对嘉隆公司的该笔150万元债权转让给了案外人余珂，且嘉隆公司已经向案外人余珂履行了该笔150万元的付款义务，钟祥华再向嘉隆公司主张该笔15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5、涉及魏云芳的300万元借款是否应认定为嘉隆公司向钟祥华的借款？双方对以钟祥华名义向魏云芳借款700万元，然后钟祥华再出借给嘉隆公司这一事实无异议，双方有争议的是马少冬是否受钟祥华委托于2014年8月30日转给魏云芳300万元。钟祥华主张马少冬系受其委托向魏云芳支付300万元，但是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而嘉隆公司提交了其于2014年9月24日向马少冬转账300万元的转账凭证，银行进账单上用途载明为“还款魏云芳”。魏云芳也出具了《情况说明》，尽管魏云芳对于借、还款的陈述在时间上与钟祥华举证显示的时间不一致，但魏云芳在《情况说明》尾部明确表示“至此钟祥华在我处的借款700万元已全部还清……本人与上述单位和个人无债权债务关系”。综上，嘉隆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争议的300万元系由嘉隆公司归还给了案外人魏云芳，故钟祥华关于魏云芳的300万元应属于其出借给嘉隆公司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6、钟祥华主张的2013年1月5日《收据》涉及韦某的100万元能否认定为嘉隆公司向钟祥华的借款？虽然钟祥华提交了交款单位为韦某的收据，韦某原二审中也到庭作证，但韦某作证时也只是称钱转给了钟祥华个人，其与嘉隆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至于钟祥华收到韦某的100万元后是否转借给了嘉隆公司，钟祥华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钟祥华主张该涉及韦某的100万元为其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7、2013年1月9日蒋某是否借款100万元给嘉隆公司？该100万元能否认定为嘉隆公司向钟祥华的借款？本院认为，钟祥华提交了嘉隆公司于2013年1月9日出具给蒋某的收据，钟祥华于2013年1月9日转账100万元给嘉隆公司的银行转账凭证，蒋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蒋某出庭作证的证词，上述证据在时间上、金额上能够相互印证，银行转账凭证又能够证实嘉隆公司于2013年1月9日收到了钟祥华的100万元，嘉隆公司对于该笔100万元的银行流水不能举证证实是其他款项，也不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已经归还，故涉及蒋某的该笔100万元应认定为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8、2014年1月23日的200万元的借款嘉隆公司是否已还清？对2014年1月23日的200万元借款，嘉隆公司对借款的真实性无异议，仅称已经归还，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借款已经归还的证据，故该笔200万元借款应当认定为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尚未归还的借款。9、2014年4月16日钟政向嘉隆公司转账的500万元能否认定为嘉隆公司向钟祥华的借款？本院认为，2014年4月16日钟政向嘉隆公司转账500万元，同日嘉隆公司向钟祥华出具500万元的收据，转账凭证的时间与收据的时间系同一日，能够吻合，钟祥华通过其子钟政向嘉隆公司支付借款也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且嘉隆公司在原一审（2016）赣04民初221号案中对该笔借款予以认可，并未就该笔500万元借款提起上诉。综合上述证据和事实，本院对该笔500万元认定为钟祥华出借给嘉隆公司的借款。嘉隆公司在本院二审中提交了19份银行进账单，以证明钟祥华利用其财务总监身份将嘉隆公司的款项转至其个人、家属等账户从事违法违规行为，但根据钟祥华庭后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显示，钟政也有向嘉隆公司多次转账的情况，因此本院认为仅凭现有证据不能达到嘉隆公司的证明目的，且嘉隆公司已就钟祥华等人涉嫌职务侵占向九江市公安局报案（九公（经）立字【2017】0017号），九江市公安局已立案调查，钟祥华等人是否涉嫌职务侵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10、本案借款应如何计算利息？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除2013年12月20日《借款协议》约定了借款期限外，其他借款（收据）均未约定借款期限，也未约定借款利息。虽然嘉隆公司2014年12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确定2014年6月20日后公司财务对超出5500万元借款按照月息3.5分计息，但对于哪些是超出5500万元之外的借款并未明确，因此对其月息2分的利息主张不予支持。钟祥华与案外人之间虽然有约定利息，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利息约定不能适用于本案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本案除上述2014年4月20日《收据》项下尚欠的2000万元应从2014年5月20日起按照年利率6%予以支付借款利息外，其他借款因未约定借款期限和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其余借款利息从起诉受理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予以计付。综上所述，钟祥华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嘉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4民初140号民事判决；二、九江市嘉隆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钟祥华借款人民币3120万元及相应利息（其中20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5月20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付至还清之日止上，1120万元的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6年12月1日起计付至还清之日止）；三、驳回钟祥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1271元，保全费5000元，由钟祥华负担98471元，九江市嘉隆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97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5549元，由钟祥华负担162333元，九江市嘉隆置业有限公司负担2632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郭卫斌审判员  肖童亮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