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01行初51号原告刘颖，女，197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部三分公司一片区未来科技城收费站站长助理，住天津市津**。委托代理人赵宝俊（原告朋友），女，196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代理人孙守岭（原告丈夫），男，1973年1月8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河东恒港医院办公室工作人员，住天津市津**。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梅苑路**海泰大厦。法定代表人李爱民，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洋，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赖如星，天津德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法定代表人杨光，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建强，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张婷婷，天津德煕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梓苑路**法定代表人陈红梅，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硕，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房盼，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颖不服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9320180237）及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津人社复决字[2018]第074号），于2019年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后，于2019年1月15日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追加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后向第三人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颖委托代理人赵宝俊、孙守岭，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代理人李洋、赖如星，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代理人王建强、张婷婷，第三人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房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S11201932018023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颖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属于不得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现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对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决定书不服，向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复议申请，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津人社复决字[2018]第0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决定书。原告刘颖诉称，原告刘颖因不服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S112019320180237《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8年11月15日向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受理后。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津人社复决字[2018]第0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做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事实采信有偏差，法律适用有误，原告所受到的伤害应该认定为工伤，具体理由如下：刘颖（女，任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部三分公司一片区未来科技城收费站站长助理，身份证号：)在高速集团工作己有十多年了。十多年来，她始终如一，爱岗敬业，任劳任怨，对工作非常认真，非常重视自己工作。工作中，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坚持按照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约束自己。心里装着工作，时刻为了工作。几年来没有因工作失误造成大、小差错。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由于工作岗位的原因，她从没有休息过完整的节假日，没有接送过孩子上下学，没有给孩子开过家长会，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托付给丈夫及年迈的父母来承担。刘颖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通过公司的公开竞聘先后担任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收费站班长、站长助理。刘颖的命运在担任站长助理以后就发生了改变。刘颖通过公司公开竞聘当上了站长助理，被分到天津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部三分公司一片区。赵某是一片区的站长，全面负责一片区的管理工作。刘颖刚到一片区时赵某就质问刘颖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表现的非常不友善。当初刘颖竞聘站长助理时，和赵某的亲戚（也是一个站长）关系非常密切一个人和刘颖共同竞聘站长助理一职，经过层层考核最终刘颖取得站长助理资格，那个人没有考上，赵某的亲戚就恼羞成怒，还当面骂刘颖。赵某为了帮他亲戚出气，就开始报复刘颖。在之后的工作中赵某时常故意刁难、迫害、恐吓刘颖。赵某拉帮结派自居老大，并声称自己黑白两道、公司上下都有人，在工作中利用手中的权利不断给刘颖故意制造麻烦、陷阱。使刘颖长期处于高度紧张和恐惧的工作环境中。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赵某对刘颖的这种迫害长期存在于刘颖整个的工作过程中。2018年3月27日天津高速公路未来科技城收费站夜班班长汤伟在28日早晨下班时将手持终端交给票务中心管理员，班长值班记录有显示。28日夜班班长王某上班时发现手持终端不在站里，通过查看班长值班记录知道己上交票务中心，于是就给票务中心打电话核实，但是票务中心却说没有看到未来科技城收费站的手持终端。2018年3月29日上午，时任未来科技城收费站班长王某下夜班结账后向站长助理刘颖报告汤伟上交给票务中心的手持终端找不到了，刘颖就将此事在结算室汇报给赵某站长，赵站长没有表态。于是刘颖就和王某去票务中心寻找。票务管理员董某非但不协助查找，而且无故的百般阻挠，并于该站站长赵某的面，出言恐吓辱骂刘颖，董某对于丢失手持终端负有管理责任，他应该积极主动查找票务中心丢失的手持终端，而且票务中心有24小时不间断录像，应该非常容易查找票务中心丢失的手持终端，董某却不负责查找，还刁钻蛮横的辱骂刘颖。站长赵某对董某恐吓辱骂刘颖的行为非但未加以阻拦，还让刘颖与董某出去打（事发时录像为证），这让刘颖内心感到非常的无助和崩溃。出去后董某还是指着刘颖辱骂，并说：“他妈的，我就骂你了，你能怎么样，看谁会管你。你要是敢找领导汇报就弄死你。”在董某的辱骂恐吓及赵某不作为的双重打击下，刘颖随即出现浑身发抖、呼气困难，肢体麻木、抽搐等情况，并趴在楼道的栏杆上喘粗气，同事王某与庞某把她扶到屋内，同事相某送来速效救心丸给刘颖吃。站长赵某让打110、120报警（110、120接警记录），民警和120救护车及时赶到现场，120急救现场检査情况：P112次/分、R25次/分/、BP140/80mmHg。警察陪同及时把刘颖送往空港总医院急诊进行治疗，血气分析检查结果全不合格（空港总医院急诊病历）。回家当天刘颖病情加剧并于21点去往胸科医院复诊，医生看完空港总医院急诊病历后建议去安定医院检查。3月30日上午刘颖去安定医院就医，查心理CT提示焦虑抑郁明显，予“艾司西酞普兰最高10mg/d、坦度罗酮最高30mg/d、奥沙西泮最高45mg/d、扎来普隆最高10mg/d”治疗，医生建议刘颖随诊。事发当天下午票务中心丢失的手持终端奇迹般的找到了，这不禁让人产生怀疑，此事是不是赵某站长和他的朋党董某合谋故意刁难逼迫刘颖(赵某和董某关系非常密切），逼迫刘颖离开一片区。赵某还栽赃陷害刘颖，说：“手持终端是刘颖拿到票务室的”（有王某写的事情经过证明是汤伟上交票务中心的）。上班后刘颖曾多次询问赵某问其当时为何不制止董某对她恐吓辱骂，但赵某都装聋作哑、选择性失忆。在之后的20多天里赵某一直利用职权对刘颖百般刁难，处处针对刘颖。2018年4月16日赵某站长在刘颖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对刘颖做了扣50分的处罚，并逼迫刘颖说：“如若不签字同意扣分，就降级撤职”。被迫无奈刘颖就签了字。赵某还要求刘颖按照他的意思回答问话，让刘颖表示自愿签字扣分并录音，并对刘颖声称所做行为均系领导的意思。赵某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如此迫害刘颖使她精神彻底崩溃，内心彻底绝望，情绪低落，焦虑不安。4月20日刘颖在极大的精神压力下再次去安定医院就诊，医生诊断结果为重度抑郁症，并让刘颖必须立即住院治疗。自2018年4月20日起结果为重度抑郁症，并让刘颖必须立即住院治疗。自2018年4月20日起刘颖每日以泪洗面，精神极度不稳定，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情绪低落，焦虑，左侧肢体麻木，左手震颤，心慌，头疼，尿频，绝望无助，生活不能自理，并有自杀倾向。现在刘颖己经住院治疗半年多了，症状没有改善，刘颖根本无法正常生活起居，并需要家人24小时的陪伴防止其自杀。原告认为二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有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其理由如下：一：从法规上看，《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等意外伤害的可以认定为工伤。原告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造成的重度抑郁症应当认定为工伤。在第十四条中，并没有说必须是受到肢体伤害。二：被告将抑郁症归为内源性××，不予认定为工伤。这是不正确的，不负责任的认定结果。申请人的住院病历中明确记载排除精神症状，系急性发病，有明显的应激性生活诱因，是在单位遭受到刺激后发病的（见天津安定医院住院病历），原告的重度抑郁症是受外界刺激造成的，也就是在单位所受到的刺激造成的，完全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三：票务员董某故意阻挠辱骂原告，并非原告与董某发生争执。四：被告所调查的2017年10月原告的就诊记录，并非诊断证明。综上，原告的重度抑郁症符合国家关于认定工伤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定性不准，认定错误，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请求撤销2018年10月18日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S112019320180237《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依法判定原告在单位受到的伤害为工伤。二：请求撤销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津人社复决字[2018]第0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S112019320180237《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决定。依法判定原告在单位受到的伤害为工伤。三：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刘颖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110接警记录，证明刘颖与同事因工作原因发生语言争执，导致其突发心脏病，民警将其送往医院。证据2、天津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证明急救中心去到现场对原告进行查体，原告血压、心率、呼吸均不正常。证据3、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急诊记录，证明2018年3月29日原告被送到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后检查仍不正常，血气分析都不正常，都是因为与同事董某因工作原因争执造成的。证据4、天津市安定医院住院病案及住院病历，证明2018年4月20日刘颖到安定医院就诊时，因病情严重住院治疗。证据5、天津市安定医院诊断证明书，证明2018年5月7日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发作。证据6、2018年3月29日事发时的录像，证明事发当时的情况，赵某作为站长没有制止董某对刘颖的辱骂，还让董某和刘颖出去打，造成刘颖病发。证据7、2018年1月14日录音，证明刘颖和邢某通话录音，说明赵某在背后拉帮结派刁难刘颖，并让邢某也挤兑、刁难刘颖。证据8、2018年3月2日录音，证明刘颖和邢某通话录音，说明赵某在背后拉帮结派刁难刘颖，并让邢某也挤兑、刁难刘颖。证据9、2018年6月29日录音，证明运营事业部书记杨光在天津市安定医院承诺将错扣刘颖的50分撤销。证据10、2018年8月13日录音，证明孙守岭和三分公司书记卢某就关于撤销刘颖50分的问题进行通话，卢某按领导意见将刘颖50分所扣钱数退回，至今未退。证据11、原告病发前后的照片，证明原告得病后整个人变了个样。证据12、王某手写的事情经过，证明董某和刘颖事发时确实有言语争执，事发时刘颖的身体状况不佳，并服用速效救心丸。证据13、《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9320180237），证明决定书认定错误。证据14、津人社复决字[2018]第0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认定证据不足，表述事实不符。以上证据材料均为复制件。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我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事实及理由如下：一、我局具有受理原告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决定的法定职权。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人力社保局关于调整完善我市工伤认定管辖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7]29号）第二条规定：“各区人力社保行政部门负责市人力社保行政部门管辖范围以外，登记注册在本辖区内的用人单位职工工伤认定工作。”本案原告的工作单位是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梓苑路**因此，我局作为原告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人力社保行政部门，具有受理原告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决定的职权。二、我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2018年8月8日，原告之夫孙守岭向我局提交了原告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我局经审核认为符合工伤认定受理条件，于8月20日决定予以受理，并于8月29日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送达原告之夫孙守岭，8月31日送达原告的用人单位。8月31日，我局向原告的用人单位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告知原告用人单位对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提出意见并进行举证。9月12日，原告的用人单位向我局提交了书面意见和举证材料。2018年10月18日，我局经调查取证后依法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10月23日送达原告的用人单位，10月24日送达原告之夫孙守岭。我局的受理、调查取证、作出决定等程序符合《工伤认定办法》、《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天津市工伤认定操作规程》的相关要求，程序合法。三、我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我局经调查查明，2018年3月29日上午，原告与其同事产生争议后情绪激动，经120急救车送至空港总医院。3月30日，原告前往天津市安定医院就诊，后返回单位上班，一直到4月19日，原告均到单位正常上班。4月20日，原告再次前往天津市安定医院就诊，并住院治疗。5月7日，原告被天津市安定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发作。2018年3月29日事发当天，与原告发生争议的同事并未与原告产生肢体冲突、原告未遭受同事或他人的暴力伤害。此外，我局在调查期间，赴天津市安定医院等处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询问了原告的主治医生及科室主任、了解了原告的身体情况。我局从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中心调取的记录显示，原告曾于2017年10月22日在天津市安定医院门诊就诊，并被诊断为：精神障碍（严重抑郁症）。由此可见，其一，2018年3月29日原告与其同事产生争议导致原告重度抑郁发作，但并非原告首次出现严重抑郁；其二，暂且不论原告是属于重度抑郁发作还是首次出现严重抑郁，本案的发生在于原告与其同事因个人情绪、争议等非履行职责的原因，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综上所述，我局对原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及有关材料（包括刘颖书写的关于2018年3月29日事件的前因、经过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诊断证明书、劳动合同、空港总医院急诊记录、安定医院的门诊病历、安定医院的住院病历、天津市公安局110接处警综合记录单、天津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原告之夫孙守岭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证明我局收到了原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及证据。证据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我局依法受理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证据3、《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我局履行了告知原告的用人单位进行举证的义务。证据4、《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9320180237）及送达回证，证明我局作出了行政决定，并依法送达给了原告及其用人单位。证据5、原告的用人单位提交的《关于个人申报工伤员工刘颖的情况说明》等材料，包括关于刘颖申报工伤情况调查报告，该报告有三部分：一、《三分公司关于刘颖申诉事件的调查报告》（包括员工考勤表、三分公司关于刘颖休假前期情况调查报告、回站工作承诺、工作日志、谈心记录、职务说明书、2018年4月16日稽查记录、不合格记录、星级评定表）、二、《关于三分公司站长助理刘颖申诉事件复查材料》（包括三分公司总经理卢某和副书记高原的情况说明、刘颖的请假条、未来科技城站长赵某与原告之夫孙守岭的电话短信记录、关于三分公司站长助理刘颖申诉事件的情况调查报告、滕某写的事情经过、王某写的事情经过、庞某写的事情经过、张某1写的事情经过、张某2书面材料、董某的事件经过、赵某的事件经过、天津市公安局110接处警综合记录单）、三、《关于刘颖爱人所提问题的答复》（包括2018年2月1日站务会议的会议纪要、关于刘颖爱人所提问题的答复、高速公路管理处公众事项承办单3页、2018年2月26日站务会议的会议纪要2页、2018年3月22日稽查记录、2018年3月27日稽查记录、2018年3月2日稽查记录、员工惩处申报表、三分公司职工代表会对宁静一片区王某同志违纪处理的讨论会议纪要、2018年2月28日基层单位署名赵某签字的员工惩处申报表、王某2018年2月26日书写的事情经过与认识、对王某进行讨论的会议签到表及会议记录、关于惩处王某的相关证据材料5页含收费站现场照片、群内聊天记录截图、2018年1月15日到1月17日的工作日志、2018年7月7日赵某和张某1、滕某、张某2的谈心记录、关于一片区内部岗位竞聘的通知、关于董某提交的一片区岗位申请、滕某的岗位申请、关于宁静一片区内部稽核岗的会议纪要、一片区人员选拔公示、宁静一片区稽查工作职责分工、赵某和邢某的谈心记录、关于手持终端情况谁通知的刘颖书面说明及附件、关于手持终端送修问题书面说明及附件、三分公司关于手持终端情况的调查材料及附件、员工信息登记表），证明原告的用人单位向我局举证证明原告不属于工伤。证据6、我局对有关人员所做的调查笔录材料（包括董某、赵某、孙守岭、庞某、王某的调查笔录，还有刘颖丈夫孙守岭写的情况说明及刘颖第二次安定医院住院病历），证明我局对本案进行了调查取证，证实2018年3月29日事发当时刘颖的同事并未跟刘颖产生肢体冲突以及事发的经过。证据7、我局从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中心调取的原告2017年在天津市安定医院的就医记录，证明原告在2017年曾因严重抑郁症就医。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1、《市人力社保局关于调整完善我市工伤认定管辖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7]29号）。依据2、《工伤认定办法》（人社部令第八号）。依据3、《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50号）。依据4、《天津市工伤认定工作操作规程》（津人社局发[2017]14号）。依据5、《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依据6、《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做好工伤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5]88号）。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主体资格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我局作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高新区人社局”）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有权进行复议。二、复议程序合法。2018年11月15日，我局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高新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9320180237)。我局于当日依法受理，并要求高新区人社局作出答辩意见。11月27日，高新区人社局作出答辩意见并提交相关材料。12月26日，我局作出复议决定，并于12月27日当面送达原告，复议程序合法。三、事实清楚。我局作为复议机关，经审查查明，原告刘颖系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员工。2018年3月29日上午9时左右，在办公地点与单位同事发生言语争执后感到不适，由送入空港总医院进行治疗。3月30日，原告前往天津市安定医院就诊，心理CT提示焦虑抑郁症。4月20日，原告再次前往天津市安定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重度抑郁发作。8月8日，原告方向高新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高新区人社局依法受理并向原告单位下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经调查核实，高新区人社局认为原告的病情属于内源性××，不符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原告。综上，我局认为高新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9320180237)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维持了高新区人社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四、适用法律正确。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之规定我局依法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我局依法要求高新区人社局进行复议答辩。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我局在复议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我局作出维持决定，复议决定均依法送达双方。综上，我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我局于2018年11月15日收到刘颖的行政复议申请。证据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1、2及送达回证，证明我局2018年11月15日依法受理刘颖的复议申请并要求高新区人社局进行答辩。证据3、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清单，证明我局收到高新区人社局的答辩意见及材料。证据4、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2018年12月26日我局依法作出复议决定。证据5、送达回证，证明2018年12月27日我局依法履行送达义务。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人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述称，尊重二被告作出的有关行政决定，需要向法庭指出的是，在原告诉状当中所提出的长期迫害及原告事发事实部分与第三人了解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但由于本案是行政诉讼，不作为审理的主要事实，因此不展开说明。第三人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刘颖对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证据1-证据3没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内容不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原告认为都是后补的；对证据6认为除了孙守岭的调查笔录是真实的外其他四个人的调查笔录均不真实，孙守岭写的情况说明和笔录补充内容是真实的，对2018年7月19日第二次住院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中2017年的门诊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对2017年的诊断结果为精神障碍（二线用药）（严重抑郁症）不认可，没有提供2017年的诊断证明。原告刘颖对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5没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内容不认可。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刘颖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反馈情况中写明刘颖与同事发生言语争执，不能证明刘颖身体情况出现变化是工作原因导致的；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只能证明原告事发后的身体状况，不能证明身体状况发生变化是工作原因导致的；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住院时间是2018年4月20日，事发时间是2018年3月29日，住院和事发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我们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为诊断证明书的内容出具时间是2018年5月7日，距离事发时间比较长，并且诊断证明书载明是重度抑郁症发作，不能证明与事发当时与同事的争执有因果关系；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视频内容仅能证明刘颖与同事产生冲突，双方并没有肢体冲突；对证据7-证据10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录音没有通话记录和详单等内容证实真实性，并且原告提到的通话录音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从照片不能看出与本案存在关联或因果关系；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王某手写经过与我局调查一致，不能证明刘颖就医是工作原因导致的；对证据13、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刘颖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同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质证意见，补充一点，从证据2中只能反映在急救时刘颖的各项指标特征，关于是否正常无法看出，对原告所述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对原告刘颖提交的证据1-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在2018年3月29日与同事发生争执，对于后续住院治疗及相关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与争执之间的因果关系存疑，需要向法院指出的是，在有关医疗机构出具诊断情况现病史部分为原告单方口述，不能作为认定依据；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原告提供录像内容事发时，第三人员工董某为维护现场秩序在多次提示原告其所找的手持终端设备未在该处无果后向前予以制止，原告刘颖没有停止有关行为，与董某发生争执，站长赵某为维护结算中心办公环境让二人离开中心协商解决，二人在视频监控外协商无果后董某自行退回办公场地，而原告刘颖仍未停止争吵；对证据7-证据10真实性无法核实，原告没有提供有关录音的原始载体，且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对证据11真实性无法核实，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2与第三人向二被告提供的调查报告一致，但王某手写经过的时间存在笔误，事情经过应为“3月28日我上夜班……3月29日早7点”；对证据13、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人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二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3、证据14、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证据4中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证据4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证据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7-证据11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证据5中《关于刘颖爱人所提问题的答复》内2018年2月28日基层单位署名赵某签字的员工惩处申报表、对王某进行讨论的会议签到表及会议记录由于模糊不清其内容本院无法确认。原告虽对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认为都是后补的、证据6除了孙守岭的调查笔录是真实的外其他四个人的调查笔录均认为不真实，但原告对其主张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故本院对原告刘颖提交的证据1-证据6、证据12、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4中的送达回证、证据5中除《关于刘颖爱人所提问题的答复》内2018年2月28日基层单位署名赵某签字的员工惩处申报表、对王某进行讨论的会议签到表及会议记录外的其他证据、证据6、证据7及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5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二被告提交的依据现行有效。经审理查明，原告刘颖是第三人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员工。2018年3月29日上午9时左右，原告在办公地点与单位同事发生言语争执，原告感到不适，后报警，由120送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进行治疗，门诊诊断为：“过度呼吸”，后原告拒绝继续治疗，自动出院，下午回到单位。2018年3月30日，原告前往天津市安定医院就诊，心理CT提示焦虑抑郁明显。原告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4月19日在单位正常上班。2018年4月20日，原告再次前往天津市安定医院就诊，当日住院治疗。2018年5月7日，天津市安定医院诊断原告为：“重度抑郁发作”。原告之夫孙守岭于2018年8月8日向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编号为S112019320180237《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于2018年8月29日向原告之夫孙守岭送达该决定书，于2018年8月31日向第三人送达了该决定书，并于2018年8月31日向第三人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第三人于2018年9月12日向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书面意见认为原告的情况不符合工伤认定的规定并提交相关材料。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案件进行了调查，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9320180237），认为原告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属于不得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并将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分别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原告不服该《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8年11月15日向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1月15日收到原告复议申请后，于当日受理，并要求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答辩意见。2018年11月27日，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答辩意见并提交相关材料。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审查，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津人社复决字[2018]第074号），认为“申请人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或视同工伤的情形，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9320180237)符合法律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9320180237），并于2018年12月27日向原告之夫孙守岭送达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具有对本辖区内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调查处理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原告之夫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所作涉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并无不当，原告要求撤销涉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认为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造成的重度抑郁症，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三）项规定的情形，应认定工伤的主张，虽然原告刘颖与同事董×发生言语争执，但双方并未发生身体接触，且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其重度抑郁发作与原告刘颖和董×之间的争执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不能证明其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认为“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赵某对刘颖的这种迫害长期存在于刘颖整个的工作过程中”、“在之后的20多天里赵某一直利用职权对刘颖百般刁难，处处针对刘颖”等主张其所受伤害系因第三人工作人员排挤原告等故意针对原告的行为，即使如原告所述，也属于原告与第三人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恩怨，明显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具有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法定职权。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案件的事实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对被告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涉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进行了审理，所作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并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后对原告进行了合法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经审理确认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合法，原告刘颖要求撤销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颖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颖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建景审 判 员  范奚菲人民陪审员  张逢太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书 记 员  姚依凡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