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6民初8340号原告:黄安安，男，199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被告：上海钦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卫清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MA1JA6AC9Q。法定代表人：龚林子，职务不详。被告：自贡市果然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自贡市贡井区筱溪街洞桥居委会**会信用代码91510303MA63WLMK6T。法定代表人：何琪，自贡市果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曦，四川开山（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丽莎，四川开山（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安安与被告上海钦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钦麦公司）、自贡市果然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果然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安安，被告自贡果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曦、常丽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上海钦麦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安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上海钦麦公司退还货款5622.60元；2、判令两被告共同依法赔偿56226元；3、诉讼费由两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9年3月在被告上海钦麦公司开设的天猫旗舰店（它山的旗舰店），购买了一批由被告自贡果然公司生产的方便烧烤食品（它山的自煮烧烤）。在食用过程中发现，该方便烧烤食品是不易开启且不透明的盒装食品，分别为素菜版和荤版，保质期为6个月。盒装中的内容物脆皮肠、土豆包、烧烤鸭脖、风味香肠的保质期均为6个月，但是，该四种内容物的生产日期均早于外包装生产日期，在保质期相同的前提下，内容物保质期的到期时间要早于外包装的到期时间。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4.1.7.2的规定，当同一预包装内含有多个标示了生产日期及保质期的单件预包装食品时，外包装上标示的保质期应按最早到期的单件食品的保质期计算。外包装上标示的生产日期应为最早生产的单件食品的生产日期，或外包装形成销售单元的日期；也可在外包装上分别标示各单件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该产品内容物的保质期要早于外包装到期，如果按外包装保质期进行食用，必定有过期的风险，故该公司销售的方便烧烤食品属于延迟保质期的情况，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现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上海钦麦公司未作答辩。被告自贡果然公司辩称，1、原告黄安安以盈利为目的大量购买涉诉产品，不符合消费者的主体身份要件，并非是主张“十倍赔偿”的适格主体。本案中，原告先是于2019年3月2日少量购买涉案食品后，发现存在标签瑕疵，随即大量购买涉案食品，十天内购买量达170份，其目的并非用于消费，而是牟利。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原告涉案情况以及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判决内容可知，原告并非普通消费者，而是以诉讼为手段，牟取十倍赔偿的职业打假人；2、原告黄安安称涉诉食品标识不合格的事实不成立，涉诉食品的标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标准。原告提交的证据，涉案食品在食品外包装上明确标示了各内容物的详细信息及生产日期（见包装袋喷码处）、保质期，也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对“生产日期”定义标示了外包装形成销售单元的日期。3、即便涉案食品存在标签瑕疵，但涉案食品并不涉及食品安全问题，不能适用十倍赔偿的规定。标签瑕疵并不影响食品安全，不能表明涉案产品系有毒有害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且涉案食品在销售时均在保质期内，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涉案产品造成相关损害后果；4、原告黄安安针对同类产品，以相同事由主张十倍赔偿的案件已经被安徽省两级法院驳回，现原告企图通过管辖法院的不同来继续牟利。综上，原告作为职业打假人，歪曲答辩人及关联案件产品存在标签不合规定的事实，以盈利为目的提起数十起类似诉讼，企图牟取高额不正当利益，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导致司法资源浪费，更与公平正义的司法价值相悖，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黄安安于2019年3月2日在被告上海钦麦公司开设的天猫旗舰店（它山的旗舰店）购买了被告自贡果然公司生产的它山的自热方便烧烤素菜版（以下简称烧烤素菜版）1盒，支付价款29.80元，订单号363969154869247279，它山的方便烧烤（以下简称烧烤荤版）1盒，支付价款36.80元，订单号364202019660247279。2019年3月4日，原告黄安安购买了烧烤素菜版30盒，支付价款894.00元，订单号365965152655247279，同日还购买了烧烤荤版30盒，支付价款1104.00元，订单号366508258822247279。2019年3月10日，原告黄安安购买烧烤素菜版40盒，烧烤荤版40盒，支付价款2664.00元，订单号374153696423247279。2019年3月14日，原告黄安安购买烧烤素菜版30盒，支付价款894.00元，订单号378229121322247279。原告黄安安先后购买了涉案食品共计172盒，并支付货款共计5622.60元。2019年3月18日，被告上海钦麦公司向原告黄安安出具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显示方便烧烤素版金额2594.66元，税额415.14元；方便烧烤荤版金额2252.41元，税额360.39元，合计5622.60元。审理中，原告黄安安提交了涉案食品实物172盒。经本院核验：快递条形码编号为75132495185906的箱中装有烧烤荤版24盒，每盒外包装喷码显示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5日，保质期6个月；内容物脆皮肠生产日期为2018年12月30日、烧烤鸭脖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19日、烧烤香肠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19日，以上内容物的保质期均为6个月。快递编号为75134266631396的箱中有烧烤荤版16盒，每盒外包装喷码显示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8日，保质期6个月；内容物脆皮肠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5日、烧烤鸭脖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3日、烧烤香肠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7日，以上内容物的保质期均为6个月。快递编号为75134266747025的箱中有烧烤荤版24盒，每盒外包装喷码显示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保质期6个月；内容物脆皮肠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5日、烧烤鸭脖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3日、烧烤香肠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7日，以上内容物的保质期均为6个月。快递条形码编号为75134306333998箱中有烧烤素菜版18盒，每盒外包装喷码显示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保质期6个月，开封核验内容物蔬菜包120g(内装土豆)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7日、脆皮肠生产日期2019年3月5日，以上内容物保质期均为6个月。快递条形码编号为75132495616746的箱中有烧烤素菜版24盒，每盒外包装喷码显示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7日，保质期6个月，开封核验内容物土豆包生产日期为2019年1月11日、脆皮肠生产日期为2018年12月30日，以上内容物保质期均为6个月。快递条形码编号为75134306217046的箱中有烧烤素菜版24盒，每盒外包装喷码显示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保质期6个月，开封核验内容物蔬菜包120g(内装土豆)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7日、脆皮肠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5日，以上内容物保质期均为6个月。快递条形码编号为75134773568416箱中有烧烤素菜版24盒，每盒外包装喷码显示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12日，保质期6个月，开封核验内容物蔬菜包120g(内装土豆)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7日、脆皮肠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5日，以上内容物保质期均为6个月。混装箱中有涉案食品18盒，其中有4盒是烧烤荤版，每盒外包装喷码显示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5日，保质期6个月，内容物脆皮肠生产日期为2018年12月30日、烧烤鸭脖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19日、烧烤香肠生产日期2019年2月19日，以上内容物的保质期均为6个月；其中有9盒是烧烤素菜版，外包装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3日的内容物中土豆包生产日期为2019年1月11日，脆皮肠生产日期为2018年12月30日；外包装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的内容物中土豆包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7日、脆皮肠生产日期为2019年3月5日；外包装生产日期为2019年2月27日的内容物中土豆包生产日期为2019年1月11日、脆皮肠生产日期为2018年12月30日；另有4盒没有任何外包装，有1盒有纸制包装但没有标注生产日期的外包装，且该5盒内容物混乱不全。被告自贡果然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18）皖0181民初3309号、（2019）皖01民终844号民事判决书网上打印件，拟证明原告黄安安曾就类似案件向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两级法院均以原告购买行为不符合消费者自用情形，未支持原告十倍赔偿的主张。还提交了代工协议（或采购合同）、营业执照、许可证、第三方检验报告等证据证明涉案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黄安安提供的网购订单截图、发票、食品实物；被告自贡果然公司提供的民事判决书、代工协议、许可证、第三方检验报告等证据在案为凭，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首先，涉案食品的标识是否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四）保质期；（五）产品标准代号；（六）贮存条件；（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八）生产许可证编号；（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4.1.7.2规定：“当同一预包装内含有多个标示了生产日期及保质期的单件预包装食品时，外包装上标示的保质期应按最早到期的单件食品的保质期计算。外包装上标示的生产日期应为最早生产的单件食品的生产日期，或外包装形成销售单元的日期；也可在外包装上分别标示各单件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本案中，被告自贡果然公司生产的涉案食品属于一个销售单元中包含多件单件食品的情形，为保证销售单元整体食品安全，销售单元外包装上的保质期必须按最早生产单件食品的保质期计算。虽然涉案食品销售单元的保质期和内容物多个单件食品（脆皮肠、土豆包、烧烤鸭脖、风味香肠）的保质期均为6个月，但是销售单元的生产日期却迟于多个单件食品的生产日期，如此将会出现销售单元仍在保质期内但多个内容物却早已过期的情况，这将严重影响整体食品安全。被告自贡果然公司生产的涉案食品中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标示方式显然违反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除食品安全标准外，不得制定其他食品强制性标准。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四）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是食品质量安全的时间保证，直接关系到食品的卫生和营养等食品安全，同时也是消费者直观判断食品是否安全的重要标准，所以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标签属于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是食品安全标准内容之一，是应当强制执行的标准。综上，被告果然公司违规标示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行为已经导致涉案食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影响食品安全，应当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第二、关于涉案食品在销售时均在保质期内，原告也未因涉案食品产生损害后果，能否主张十倍赔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该款是对惩罚性赔偿的特别规定，并未要求以消费者遭受实际损害为前提，只要消费者购买的食品系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涉诉食品在销售时虽然在保质期内，但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标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有关规定，导致涉案食品存在内容物早于销售单元到期的食品安全隐患，已经影响食品安全，故涉案食品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被告自贡果然公司认为涉诉食品销售时均在保质期内，且未给原告造成损害后果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关于原告黄安安是否属于消费者，能否主张十倍赔偿的问题。首先，何谓“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是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的规定，并非是对消费者的定义，该条规定的意思是消费者只要实施了上述行为，就能受到本法的保护，如果消费者实施了规定以外的行为，就受其他法律、法规的保护。可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陈述的行为只是是消费者行为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尚未给予“消费者”明确的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消费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而言的，其应作广义的理解。消费是由于需要引起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这种需要是消费者个人内心对一定利益的追求，而这种利益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如果购买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和经营，区别于生产者和销售者，那么该购买者就可以理解为消费者。另外，消费者在信息来源、风险承担等方面相较于生产者和经营者而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最大程度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在消费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初衷之一。所以在适用法律、法规时，过分解读“消费者”含义，甚至通过购买数量等量化指标加以区分的做法，恐有失偏颇。其次，职业打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应得到支持。对于该问题，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尚未给予明确规定，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也一直存有争议。对此，本院认为：1、“职业打假”不是专门的法律术语，而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在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我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物质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民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也暴露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等一系列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繁曝出，使得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社会问题。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理由而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国家以此向社会释放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零容忍的态度和支持购买者运用法律武器打击不法商家的积极信号。在这种信号的引导下，加之惩罚性赔偿制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许多消费者便走上了职业打假的道路，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种职业打假的社会现象。职业打假是基于社会存在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而形成的社会现象，其在客观行为上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了诚信商家的利益和公平公正市场交易秩序、竞争秩序，属于积极的社会现象，在此层面上应对职业打假现象予以肯定。2、从价值取向角度分析。不论购买者是否知假买假，只要买到的食品确实有食品安全问题，就应该得到《食品安全法》的保护。如果不坚持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乱象须重典的价值取向，那么法律的规范作用和价值导向作用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否定职业打假的合理性，就会使消费者的概念过于狭窄，使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主体得不到法律有效的保护，更起不到打击不法商人的目的。不能因为部分消费者具备了打假的专业知识，给问题商家造成了一些经济利益损失就对其打假行为作出否定性的价值评判，这不仅违反权利主体资格平等保护的法理学基本原理，更与《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取向相违背。3、职业打假能有效缓解行政监管不到位的现实状况。对于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顽疾，不能仅仅依靠行政监管力量，行政监管有其自身的短板，不可能面面俱到、及时高效，所以要充分调动起消费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守卫食品、药品安全。建立一个以民事责任为主导，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为补充的完整法律责任体系，才能有效解决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总之，食品、药品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而生命健康权又是每位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所以维护食品、药品安全人人有责。在食品、药品领域有条件的支持职业打假行为，就目前社会现状而言是有必要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理由而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食品、药品领域，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仍然购买的，其主张权利包括主张惩罚性赔偿获得的利益，属于法律应当保护的利益，且法律并未对购买者的主观购买动机作出限制性规定，在有裁判规则可以适用的条件下，不宜通过适用法律原则作出对购买者不利的解释。第四、销售者上海钦麦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第二条规定：因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可以分别起诉或者同时起诉销售者和生产者。消费者仅起诉销售者或者生产者的，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可见，关于食品、药品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中，为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可以同时起诉生产者和经营者，生产者和销售者在外部关系上承担连带责任。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销售者仅在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时，才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明知”系销售者的主观心理状态，需要通过销售者是否履行了进货过程中的进货查验义务和销售过程中的注意义务来判断。销售者是否履行了上述法定义务，应由销售者承担举证责任。因销售者上海钦麦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自行放弃了依法享有的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其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第五、关于赔偿数额基数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中惩罚性赔偿条款适用的前提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所以条文中的“支付价款”指的应当是已支付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价款。本院认为，确定赔偿数额基数时，应分情况处理，在涉案食品不可分的情况下，应以支付该食品的全部价款计算；在涉案食品可分的情况下，应区别对待，仅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那部分食品的金额计算。本案中，涉案食品根据本院核验情况，有5盒涉案食品因缺乏判断生产日期是否早于内容物生产日期的直接证据，本院对其证明力及关联性不予认可。可以确定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共计167盒，相应的已支付价款为36.8元*68盒（烧烤荤版）+29.8元*99盒（烧烤素菜版）=5452.6元，故赔偿数额应当以5452.6元为基数计算。综上所述，对于原告要求销售者退还货款，要求销售者和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第六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钦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退还原告黄安安货款5452.6元。二、被告自贡市果然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赔偿原告黄安安54526元，被告上海钦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黄安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76元，减半交纳68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上海钦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344元，被告自贡市果然食品有限公司负担34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姚 欣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法官助理  张尚校书 记 员  叶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