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民终13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家贤（曾用名王家贤），男，1946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青，何家贤之女，住贵州省安顺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盛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中华南路**。法定代表人：盛恩。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璐，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惠，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文，女，1959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富水路天恒城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盛筑生，男，195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璐，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家贤因与被上诉人盛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安房开公司）、张文、盛筑生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民初147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家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十项诉讼请求；2、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公开开庭审理本案；3、请求将本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官在未经上诉人授权同意下擅自撤回上诉人一审中提出的多项诉讼请求，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二、关于证据：1、关于上诉人提供第一组证据，该组证据证明贵阳市商务局、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存档的上诉人父亲王显文亲笔委托书中王家贤已改名何家贤。王显文籍贯与何家贤籍贯同为贵州普安，是为第四组证据父子关系证明提供佐证。判决书中所述“看不出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属于断章取义。2、关于上诉人提供第二组证据，该组证据除了王显文身份证和安顺市台湾事务办公室（下称安顺台办）出具的证明是复印件之外，其余证据上诉人均出示了原件。王显文1986年才到大陆与上诉人相认，当时两岸正处于政治敏感时期，1987年海峡两岸正式开放交流，交流初期还未启用“台胞证”，台商到大××仍然××台湾省的身份证，民间主要是依靠大陆海协会和中国台湾海基会两个民间组织协助两岸亲人往来交流。王显文身份证就是当时最重要的身份证明材料，上诉人肯定只能提供复印件，谁会提供身份证原件存档呢？安顺台办出具的函为复印件，上诉人在质证时向法庭表明，当初办理上诉人赴台奔丧相关手续时已将原件交至安顺市公安局存档，如有疑问一审法院可核查。一审判决“在没有原件的情况下，被告又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错误。3、关于上诉人提供第三组证据，显盛公司投资合同证明以“显盛”名义投资的公司中，王显文任董事长。新闻发布会议程和照片相互印证，即使没有法人股东签字但并不影响证明效力，因为都是内部文件并不是对外的正式文件，自然无需法人签字盖章，一审法官不采纳错误。4、关于上诉人提供的第四组证据，王显文与上诉人的关系证明，内容中的出生年份与商务局、工商局原始内档资料中的身份证虽表述不同，但都是指同一年份出生。王显文身份证上出生日期是14年12月2日，台湾省年份具体换算方法如下，台湾省0年也就是中国公元1911年，王显文是公元1925年12月2日出生，即14年12月2日出生。王显文身份证上地址是高雄市，后来因举家迁往台北，故公证书上地址为当时居住地址。公证书是安顺市公证处出具，现公证处仍然可以查到当年备案资料，备案档案里的王显文身份证信息与商务局、工商局的原始内档王显文身份证信息均一致，二审法院可依职权进行核查。该证据是本案的重要证据，也是上诉人继承股东资格和行使股东权力的身份证明，具有重要关联性。一审法官不但不采纳该证据，竟然在未经核查的情况下，错误认定“根据工商登记信息，香港显盛公司的股东系盛恩”。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可以查到香港显盛企业公司（以下简称显盛公司）是贵州盛安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安酒店）、贵州盛安房地产有限公司、贵州盛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安物业）三家中外合资公司中的法人股东，但显盛公司的股东信息并未公示。商务局、工商局的原始内档资料中只审批备案了显盛公司是王显文独资的证明材料，二审法院可依职权到商务局、工商局进行核查。5、关于上诉人提供的第五组证据，中外合资贵州盛安娱乐有限公司新闻发布会照片和会议议程均证明同一事件，工商局内档资料中最初是以“盛安娱乐有限公司”名称进行立项，后来更名为盛安酒店。该照片中记录了王显文和盛恩共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影像资料。另一张照片则是王显文和上诉人父子影像资料。以上照片可与商务局、工商局存档的王显文、盛恩身份证上的头像信息，以及上诉人提供的本人身份证上的头像信息进行比对。上诉人提交的盛安娱乐有限公司新闻发布会照片、会议议程、王显文、盛恩及何家贤身份信息等证据均是重要佐证，在多份佐证的前提下，一审法官仍然坚称无佐证，不予采纳，理由何在？6、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第六组证据，是上诉人2016年11月26日到工商局依法调取的原始内档资料，两家中外合资（台资）公司成立之初的合同、章程、验资报告、投资意向书、贵州省多家政府部门审批意见书、（台资）显盛公司商业登记证及架构材料、王显文委托书、1998年显盛公司购买中方股权《转让协议书》等相关证据，证明受当年政策影响，台湾政府规定台商不能直接向大陆投资，只能通过香港公司名义投资。1998年水电武警指挥部因中央要求不能从商，双方依据中外合资公司成立之初的合同和章程第十三条，显盛公司享有股权优先购买权，任何单位及个人均无权购买。后由盛恩代表显盛公司与水电武警指挥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支付购买股权款项（该款项均来自台湾大厦），公司投资性质也因此变为台商独资。三、被上诉人盛安房开公司和盛筑生提供的证据。上诉人在一审质证时只对贵州高院和最高院的裁定真实性认可，但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盛安房开公司、盛筑生共同辩称，何家贤一审撤回部分诉请，有庭审笔录证明，也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否认有违诉讼诚信；何家贤对公司成立以来的出资、股权变动等，没有举出证据证明其有股东资格，一审法院认定其主体不适格正确；何家贤的第二项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符合不开庭审理条件，也没有法院整体需要回避的法律依据，相关事实已经生效裁判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张文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告何家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请求确认原告为被告股东；2.依法确认被告盛恩1998年支付230万购买贵州安黔能资开发总公司、贵州安黔房屋开发公司全部股份至香港显盛企业公司名下；3.依法确认被告盛恩2005年以个人名义出具的“1998年230万购买中方股份中实际出资人是盛筑生”声明、公证书无效；4.依法确认被告盛恩就2005年6月9日以个人名义代表香港显盛企业公司（外方）与贵州安黔能资开发总公司（中方））签订的将中外合资中外方45%的股权无偿转让至中方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董事会决议》无效；5.三被告就2005年6月9日所做出的《董事会决议》而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向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撤销变更登记；6.三被告就2005年6月9日所做出的《董事会决议》而办理的外资企业变更登记向贵阳市商务局申请撤销变更登记；7.依法撤销盛恩担任被告公司董事长和法人代表职务；8.依法确认原告为被告公司董事长；9.依法判令被告盛筑生移交被告公司经营管理权、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公司财务账册及财务资料；10.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何家贤撤回第2、3、4、5、6、7、8项诉请。庭审结束后，原告何家贤口头表示不撤回第二项诉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规定，变更诉讼请求应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何家贤庭后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因此一审法院审理的范围就是原告诉请的第一、九、十项，并不因原告何家贤的增加而增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显盛公司是在香港设立的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公司，企业投资人、法定代表从设立起至今一直都是盛恩。1996年3月，显盛公司作为外资股东与国营贵州安黔能资开发总公司合资，成立中外合资盛安公司，显盛公司持有股权70%，贵州安黔能资开发总公司持股30%。2006年9月14日，盛恩出具《情况说明》，其主要内容是盛恩表示贵州安黔能资开发总公司及安黔房屋公司登记注册开办资金全是盛筑生个人出资，挂靠在武警水电指挥部下属的企业管理局，由盛筑生个人承包经营，其企业性质、资产理应属民营和盛筑生个人。为重组企业内部事务，寻求企业发展，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将贵州安黔能资开发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及在合资企业中的一切股份归还给盛筑生。原告何家贤认为盛恩与原告父亲为显盛公司的股东，而显盛公司为被告的股东，在盛恩直接将显盛公司股权转移至个人明显的情况下，原告父亲应按照在显盛公司持有的股份比例相应享有被告公司的股权。同时，因原告父亲已辞世，原告作为大陆唯一的继承人，有权继承被告公司的相应股权，但却因盛恩与盛筑生之间的纠纷，使得原告的权益受到损害，因此向法院起诉，请判如前所请。一审法院认为，从原告何家贤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来看，并没有直接指向被告盛安房开公司，其对于盛安房开公司自成立以来的出资、股权变动，都没有举出相应的证据表明自己系有权利向被告盛安房开发展有限公司主张确认股东资格。关于原告何家贤诉请依法判令被告盛筑生移交被告公司经营管理权、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公司财务账册及财务资料的诉请，由于原告何家贤不是公司的股东，因此没有权利要求对方移交公司的资料，故对此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股东资格确认系确认之诉，原告何家贤需要证明权利发生的事实或是权利变动的事实，而该事实则直接成为原告主张权利的基础。在本案当中，原告何家贤并没有证据表明可以直接向被告盛安房开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原告何家贤与本案的被告之间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何家贤主体不适格，应当裁定驳回原告何家贤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何家贤的起诉。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何家贤负担。二审中，何家贤提交三组证据，拟证明贵州安黔能资开发总公司、贵州安黔房屋开发公司属于国有企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认定司法机关没有理由推翻；何家贤是盛安房开公司股东。盛安房开公司、盛筑生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不能否定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第二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有关事实已经联合调查组认定；第三组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省法院、最高法院的有关生效裁判文书已对相关事实作出认定，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三组证据是否采信，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二审期间，何家贤提出调查取证申请，并请求对一审已经质证过的证据进行重新质证。对于其关于调取贵州盛安酒店有限公司成立至今的全部原始内档资料请求，本院认为，从何家贤的一审诉讼请求看，其请求权基础在于其是否具有盛安房开公司股东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何家贤应证明是否对盛安房开公司投资，或者是否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至于案外人贵州盛安酒店有限公司的有关资料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规定，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何家贤请求对一审已经质证过的证据进行重新质证，该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经二审补充查明：2017年7月17日，本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庭向何家贤释明“诉请2、3、4、5、6、7、8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9属于知情权范围”并询问“是不是坚持1、9、10项诉请”后，何家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青回答“是的，撤回其他诉请”。何青在一审中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等。还查明，我院已生效的（2013）黔高民三终字第6号及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1992年9月18日，安黔房屋公司与显盛公司（盛恩为东主）合资成立贵州盛安房开公司，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安黔房屋公司出资300万元，占30%的股权，显盛公司出资700万元，占70%的股权。2005年6月9日，显盛公司与安黔房屋公司签订《股权放弃并归还协议书》，放弃其在盛安房地产公司45%的股权，并归还给安黔房屋公司。显盛公司将部分股权归还给中方后，其在盛安房地产公司中所占股权比例为25%。前述裁判文书在有关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有关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贵州盛安房开公司目前的股东为贵州安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显盛公司，股东及出资信息没有变更记录。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二审程序围绕何家贤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从何家贤的上诉请求看，本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程序问题，即是否需要公开开庭审理及是否需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之规定，本案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均充分发表了意见，本案可以不开庭审理。此外，何家贤请求将本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何家贤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其一审中的十项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首先，一审中何青作为何家贤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在庭审中表示只坚持1、9、10项诉请而撤回其他诉请的表示，是有权处分，符合法律规定，即一审中何家贤只有3项诉讼请求，而不是10项诉讼请求，即使要变更诉讼请求也只能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在此时间之后变更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其在一审中的第1、9、10项诉讼请求，从法律关系上看，第1项诉讼请求是基础，即何家贤是否具备盛安房开公司的股东资格是其第9、10项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前提条件。故本案审理的第一个重点为何家贤是否具备盛安房开公司的股东资格；最后，从何家贤的上诉理由来看，其主张股东资格确认的依据在于其系王显文的继承人，系继受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股东资格可以依法继承，那么王显文是否具备盛安房开公司的股东资格就是何家贤是否具备盛安房开公司的股东资格的前提。二审中何家贤提交的三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王显文曾经是盛安房开公司的股东的事实，该三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一审中何家贤提交的拟证明其具有股东资格的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我院生效裁判文书证明的事实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信息，贵州盛安房开公司的股东为贵州安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显盛公司，何家贤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王显文曾经是盛安房开公司的股东的事实，故何家贤继受取得盛安房开公司股东资格的证据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何家贤没有证据证明其股东资格，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盛筑生移交公司经营管理权、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公司财务账册及财务资料也就没有法律依据，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何家贤与盛安房开公司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何家贤主体不适格，从而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何家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谭董新审判员  徐 彬审判员  干秋晗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潘玉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