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26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住所：惠州市惠城区高新科技产业园**中心园**（**厂房）。法定代表人：张春林。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晶，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十堰市五堰街办南街居委会iv>法定代表人：张玺。被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张玺，男，汉族，住址：，住址：湖北省房县iv>被上诉人（原审第三被告）：胥从梅，女，汉族，住址：，住址：湖北省房县iv>被上诉人（原审第四被告）：何新云，女，汉族，住址：，住址：湖北省房县iv>上诉人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丰公司”）、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茂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玺、胥从梅、何新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8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德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德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按每月欠款总额的1.80%标准支付违约金；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15万元；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二、三、四与被上诉人一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4、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调低违约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每月按欠款总额的1.80%计收违约金标准实际是按每日万分之六标准计算违约金，该标准根本不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签订两份《销售合同》，均约定“若被告一连续三个月未按合同约定足额付款，或连续两个月未付款，原告有权选择按本条第1款收取财务及催收费用，并按逾期天数，每月按欠款总额的1.80%计收违约金”。按上述约定计算，每月按欠款总额的1.80%计收违约金的标准，实际就是违约金的标准为每日万分之六。每日万分之六的违约金标准是普遍适用的标准，根本不存在过高情况，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应调低标准的情形。不应当仅看到违约金金额达到62万元，就认定违约金标准过高，应当审查该违约金金额达到62万元的具体原因。“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违约金62万元（暂计至立案日止）”，违约金金额之所以达到62万，是因为被上诉人自2015年1月份起就开始拖欠货款，且拖欠金额巨大，分别为55万元、44万元、130万元。自2015年1月起至上诉人起诉之日止，已经累计拖欠长达二年八个月时间，因此才导致违约金金额达到62万元。3、未分析违约金标准和诉请违约金金额形成原因而盲目地调低违约金金额，不但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在助长被上诉人违反诚信而长期拖欠货款，帮助被上诉人逃避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一审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立案后，因被上诉人逃匿玩失踪，搬离注册地址和实际经营地址，导致本案无法送达。上诉人为此专程派人到湖北找到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人张玺，但张玺仍然拒不接收法院传票等文件。在被迫无奈情况下，上诉人不得不同意公告送达。被上诉人却在公告期满前几天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在管辖权被驳回后又提起上诉，以此拖延案件开庭审理时间，拖延支付货款时间。因被上诉人的故意拖延，导致本案一审于2018年10月16日才得以开庭。若本案的违约金被违法调低，正好帮助被上诉人实现了长期拖欠货款且不用支付长期拖延产生的违约金的目的。二、被上诉人应承担上诉人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15万。上诉人与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律师费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委托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代理其与被上诉人的纠纷，并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放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相关规定，《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已经实际作废，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方式和支付标准均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已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支付了第一期律师费10万元，仍需支付律师费5万元。因此，上诉人请求律师费1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诉请律师费1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且低于按《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计算出的收费金额。《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上诉人委托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为其处理与被上诉人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全部程序，为全程序整体委托，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且无论到哪个程序结案律师费金额不变。上诉人支付的律师费15万元为处理双方纠纷的全部律师费用，包含了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的全部费用。同时，该费用包括了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为处理双方纠纷到惠州出差产生的各项费用。即使按《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关于民事诉讼收费标准的规定，以本案诉讼标的130万元为基数计算一审律师费应为61000元，且仍可以向上浮动20%。而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一审后再办二审的，按一审标准减半收费，执行案件按一个审级收费。且外地出差产生的差旅费等可另行收取。因此，上诉人为本案一审、二审、执行程序聘请律师将产生律师费至少为一审程序61000元+二审程序30500元+执行程序61000元=152500元。依据本案实际案情，上诉人根本无法以40360元律师费聘请到代理律师，一审判决仅支持40360万元律师费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将导致上诉人自己承担其他律师费用。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可以用40360元律师费聘请到代理律师，一审法院应当给予合理解释，而不能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权，想判决多少律师费就判多少律师费。同时，（2016）最高法民终61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双方签订即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已经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10万元，也承担着支付剩余律师费5万元的责任。因此，剩余律师费5万元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剩余律师费15万元，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三、从一审判决支持的律师费金额可知一审判决仅支持了一审程序产生的律师费，将导致上诉人自行承担本案二审程序和执行程序的律师费，且无其他救济途径可以弥补。一审判决计算出的律师费为40360元的计算过程本身是严重违法和严重错误。一审判决计算出的律师费为40360元的过程是：以一审支持的诉讼金额884000元为基数，截取了《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5万元（含5万元）以下：免加收，5万－10万（含10万元）：8%，10万－50万（含50万元）：5%，50万－100万（含100万元）：4%的规定，而计算出一审程序的律师费是40360元。一审判决直接否定了《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关于“基础费用1000-8000元”的规定。按一审判决的逻辑，律师办理诉讼金额为5万元以下的案件是不能收律师费的。若一审判决正确即仅支持一审律师费，那一审判决就是否定了《销售合同》关于律师费承担的约定，将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的本案二案和执行程序的律师费转嫁给上诉人承担。《销售合同》关于律师费的约定没有区分诉讼程序，而是因被上诉人逾期付款产生的律师费全部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现案件已经进入了二审程序。从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被上诉人远在湖北省，拖欠货款已近4年时间，且一直在阻挠本案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根本不可能主动履行一审判决，必定会启动执行程序。因此，二审程序和执行程序产生的律师费难道不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吗？一审判决仅支持一审程序的律师费，就是直接否定了上诉人对二审程序和执行程序的律师费主张，导致上诉人二审程序和执行程序的律师费无法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四、一审判决发生的错误完全是因为对法律规定理解和适用错误，且滥用自由裁量权导致的，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是完全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部分存在严重错误情况。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德丰公司补充意见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因此，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相当于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0%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上诉人康茂旭公司、被上诉人张玺、胥从梅、何新云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上诉人康茂旭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8404号民事判决；二、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66万元（不服金额2万元）。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为66万元，而不是68万元，原判金额明显有误。原审原告诉请的货款金额为68万元，但上诉人于诉讼期间2017年12月3日、2017年12月4日分两次支付货款共计2万元，工商银行转账交易回执单两份证明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12月3日向原告转账14000元，2017年12月4日向原告转账6000元，合计2万元整，以上证据上诉人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诉人另外支付的2万元应当扣减，因此，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为66万，原判结果明显不公。二、本案一审程序违法。原审被告张玺与原审被告胥从梅、何新云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审法院未向被告胥从梅、何新云送达诉讼文书包括起诉状、开庭传票、判决书等，法院将被告胥从梅、何新云的诉讼文书一并邮寄送达给张玺明显程序违法，其严重侵害被告胥从梅、何新云诉讼权利，因此，本案送达、开庭程序明显违法，应当发回重审。综上所述，原判认定的货款金额有误，一审程序违法，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人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人民币68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立案日为62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15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申请追加被告张玺、胥从梅、何新云，诉讼请求被告张玺、胥从梅、何新云与被告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告费260元由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4日，原告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与被告一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SDXX）约定：被告一向原告购买四台Ｄ×××**立式加工中心，每台单价为27.5万元，合计110万元。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即付定金（10%），以现金方式支付11万元；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款（50%），以现金方式支付55万元；余款分六期付清（40%），每月付7.3333万元，分六个月付清，合计金额为44万元。双方还约定：分期款项按实际金额收取财务费用，月息按0.8%收取。被告一应在收到货物之日起3日内具备安装调试条件，安装调试完成后3日内要进行验收。如对货物质量有异议，应在设备验收时3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逾期则视为验收合格。被告一必须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货款。如有任何一期未按时足额付款，原告有权自发货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每月向被告一另行收取总欠款金额1.8%的财务及催收费用。若被告一连续三个月未按合同约定足额付款，或连续两个月未付款，原告有权选择按本条第1款收取财务及催收费用，并按逾期天数，每月按欠款总额的1.80%计收违约金。设备实际配置务必按技术协议执行，若有不一致，要提前协商使用经甲方认可的同等或优于原配置代替。交货后发现不一致的，若新配置优于原配置的，则不算违约，若低于原配置的除无偿更改为一致外，另再赔偿该配置等值的违约金。被告一逾期付款应赔偿给原告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等。该销售合同有原告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并加盖原告的公章和被告一委托代理人被告二张玺的签名并加盖被告一的公章。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显示，2015年1月16日，原告向被告一配送了4台V**-850整机。之后，被告一也于2015年1月31日向原告出具了四份机床验收单，确认签收设备且验收合格，并加盖了被告一的公章。2015年3月13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SDXXX），合同约定：被告一向原告购买四台Ｄ×××**立式加工中心，每台单价为27万元，两台DF106**立式加工中心，每台单价为33万元，合同金额共计174万元。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即以现金方式支付定金20万元；出机前以现金方式付款154万元。双方还约定：被告一应以现金或当期现金转账支票、承兑汇票、当期银行转账形式支付货款，其他付款方式均视为未付款或逾期付款。除此之外的格式条款与前一《销售合同》相同。该《销售合同》有原告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并加盖原告的公章和被告一委托代理人被告二张玺的签名并加盖被告一的公章。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显示，2015年4月28日和2015年4月30日，原告分别向被告一配送了4台V**-850L整机和2台DF106**整机。之后，被告一于2015年4月28日和2015年4月30日分别向原告出具了六份机床验收单，确认签收设备且验收合格，并加盖了被告一的公章。原告出具的多份银行转账记录、收据、银行承兑汇票等证据，证明被告一已向其支付货款共计216万元。原告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银行转帐记录显示,原告已向其代理人支付10万元代理费。被告一的公司章程显示，被告一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被告二张玺为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三胥从梅与被告四何新云为股东。被告三认缴出资为995万元，出资比例为99.5%，实缴出资为195万元，剩余出资额800万的出资期限为2035年6月11日。被告四何新云出资为5万元，出资比例为0.5%，今已全部实缴完毕。原告向被告追讨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本案起诉立案后，被告一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于向2018年2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22日裁定驳回，被告一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1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以上有两份《销售合同》、三份《送货单》、十份《机床验收单》、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一工商登记信息单、被告一公司章程、庭审笔录等在卷为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一间签订的两份《销售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均认定合法有效。原告与被告一于2015年1月14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合同编号：SDXX）约定：合同总价款110万元，签订合同即付定金11万元，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款55万元，剩余44万元分六期付清。原告与被告一于2015年3月13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合同编号：SDXXX）约定：合同总价款174万元，签订合同即付定金20万元，出机前付款154万元。根据原告提供的相应证据显示，自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合同之日起至原告起诉之日止，被告一已向原告支付货款216万元，仍欠货款68万元。故，原告请求被告一向其支付货款68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两份《销售合同》还规定：“若被告一连续三个月未按合同约定足额付款，或连续两个月未付款，原告有权选择按本条第1款收取财务及催收费用，并按逾期天数，每月按欠款总额的1.80%计收违约金”，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违约金62万元（暂计至立案日止），但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因被告违约给原告实际所造成损失的相关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204000元（680000×30%）。关于律师费，根据两份《销售合同》约定：“逾期付款应赔偿给原告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等”，被告应赔偿原告因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本案的律师费15万元，依据《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以及本案予以支持的诉讼金额核算，予以支持40360元。被告二张玺为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原告提供银行转帐记录显示，被告一有存款转入被告二张玺账户的事实，但并足予证明被告二张玺滥用法定代表人身份损害被告一公司利益的行为，故，原告的主张被告二张玺承担连带责任，缺乏相应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显示，被告三胥从梅和被告四何新云为公司股东，被告三胥从梅认缴出资为995万元，出资比例为99.5%。2008年5月10日第一次出资额195万元，剩余出资额800万元的出资时间为2035年6月11日，被告四何新云认缴出资5万元，出资时间为2008年5月10日，被告三胥从梅未足额出资的，应在其未缴出资额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告请求被告三胥从梅对被告一货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一通过邮寄方式向一审法院寄送答辩状与部分证据材料，但未到庭应诉和举据，未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一审法院依据证据规则不予采用。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一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8万元及违约金204000元和律师费40360元。二、被告三胥从梅对被告一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上述欠款在其未缴出资额8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对被告二张玺、被告四何新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85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合计2311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一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和被告三胥从梅共同负担13043.6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合计18303.6元，原告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负担4806.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并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上诉人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张转账汇款回单，一张金额为6000元及另一张金额为14000元（共计20000元），收款人户名均为上诉人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付款人户名均为被上诉人张玺，两张回单分别加盖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北京路支行”公章。本院另查明二，上诉人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甲方）与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乙方）作为受托人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第二条内容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范围包括财产保全程序、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执行程序”。另，上诉人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提交了一张关于其转账给收款人为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10万元的转账凭证。本院另查明三，上诉人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章程》、《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信息》、《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章程》记载了公司股东被上诉人何新云认缴出资额为5万元，《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信息》显示，公司股东被上诉人何新云实缴金额为5万元；《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显示，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张玺认缴金额为185万元，实缴金额亦为185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案涉逾期欠还货款是多少；2、案涉逾期欠还货款的违约金及上诉人德丰公司的律师费如何确定；3、上诉人康茂旭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张玺、何新云是否需对上诉人康茂旭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案涉逾期欠还货款是多少的问题。案涉两份《销售合同》（合同编号SDXX/SDXXX）合法有效，均应恪守履行。上诉人德丰公司主张上诉人康茂旭公司拖欠货款，提交了《销售合同》、《送货单》、《机床验收单》为证，一审法院认定拖欠货款数额为68万元。二审中，上诉人康茂旭公司对其欠款数额68万元提出异议，提交了两份转账汇款回单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己方于一审诉讼期间已支付上诉人德丰公司2万元，尚欠货款总额为66万元。根据本院另查明，两份转账汇款回单清楚记载了上诉人康茂旭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玺分别于2017年12月3日、2017年12月4日转入户名为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14000元、6000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案涉拖欠货款数额为66万元。关于案涉逾期欠还货款的违约金及上诉人德丰公司的律师费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案涉合同（编号：SDXXX）约定：总价款174万元，即付定金20万元，出机前付款154万元；另一案涉合同（编号：SDXX）约定：总价款110万元，即付定金11万元，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款55万元，剩余44万元分六期付清，即每一期应还73333元。上诉人德丰公司主张上诉人康茂旭公司对于前者合同，已履行支付150万元义务，尚欠24万元，该合同虽未明确约定出机前付款的具体时间，而根据其提供的相关证据显示，上诉人康茂旭公司自2015年5月17日开始拖欠；上诉人德丰公司亦主张上诉人康茂旭公司对于后者合同，已履行支付66万元义务，尚欠约定的分六期付清总额44万元，亦根据其提供的相关证据显示，上诉人康茂旭公司自第一期73333元最迟应付时间2015年5月1日开始拖欠。案涉两份《销售合同》均约定了“若甲方上诉人康茂旭公司连续三个月未按合同约定足额付款，或连续两个月未付款，原告有权选择按本条第1款收取财务及催收费用，并按逾期天数，每月按欠款总额的1.80%计收违约金”。上诉人康茂旭公司未按照案涉两份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履行义务，应当承担支付约定的逾期违约金责任。本院根据两份案涉合同违约金计算方式，经核算，应以案涉合同欠付货款66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日开始每月按1.80%计收违约金计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未依照案涉合同约定计算违约金,以拖欠金额总额的30%为限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上诉人德丰公司的律师费如何确定的问题。案涉两份《销售合同》均约定：“逾期付款应赔偿给原告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等”，上诉人康茂旭公司应当承担本案的律师费。上诉人德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虽参与了本案的诉讼，并不代表其已完全履行完毕委托合同中所包括的履行范围，如本案尚未进入执行程序。因此，本院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关于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兼并考虑本案实际支持的判决货款数额66万元，上诉人康茂旭公司需支付上诉人德丰公司的一审律师费34900元，二审律师费17450元，合计52350元。关于上诉人康茂旭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张玺、何新云是否需对上诉人康茂旭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被上诉人张玺系上诉人康茂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德丰公司虽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由上诉人康茂旭公司存款转入给被上诉人张玺账户的银行转帐记录，但该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张玺损害上诉人康茂旭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股东被上诉人张玺、何新云的认缴出资额均与实缴金额一致，故被上诉人张玺、何新云无需对上诉人康茂旭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经本院依法传唤，上诉人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按时到庭参与诉讼，上诉人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按自动撤回处理，本院不再另行制作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书。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有理部分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84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840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84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上诉人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6万元及违约金（以案涉合同欠付货款66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日开始每月按1.80%计收违约金计至付清之日止）和律师费52350元；四、驳回上诉人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上诉人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785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060元，共计32170元，由上诉人惠州市德丰精密机床有限公司负担9651元，由上诉人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负担22519元。各方当事人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差额，在执行过程中径行抵扣处理。上诉人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预交上诉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本院给予退还上诉人湖北康茂旭工贸有限公司1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巍审判员 邓耀辉审判员 刘艳妹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嘉伊书记员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