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89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毛祖学，男，汉族，1975年3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闸**，委托诉讼代理人：尧振光，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杰，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平，男，汉族，1980年12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程志，东方昆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建中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田寮社区光明高新园西片区森阳电子科技园厂房****A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26372381J。法定代表人：黄家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海东，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豪，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黄家平，男，汉族，1971年7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武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亚清，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艺雯，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黎蒙林，男，汉族，1972年10月19日出生，身份证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上诉人毛祖学因与被上诉人王平、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建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中公司）、黄家平、黎蒙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7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毛祖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解除毛祖学与王平于2015年6月22日签订的《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3、判令王平立即退还毛祖学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万元；4、判令王平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毛祖学根本不是建中公司的隐名股东，黄家平在建中公司的股权由其实际控制、占有。首先，《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根本没有实际履行。建中公司在公司设立以及实际工商登记注册时，已对《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的企业性质、出资额、股东、缴付出资等均已做出实质性、根本性地变更，原《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更为重要的是，该协议书第十一条虽是关于股权代持的约定，但是该条款根本不能作为据此推定毛祖学与黄家平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依据。其次，毛祖学与黄家平之间不存在任何股权代持关系，黄家平在建中公司的股权由其实际控制、占有。根据建中公司提交的公司注册登记工商档案显示，建中公司的发起人为黄家平、王平、邓菊连和李建中，其中黄家平持股33%，且黄家平作为财务投资人，并不参与建中公司实际的经营管理。2015年7月9日，李建中通过与黄家平签订并公证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从而将其名下全部股权转让给黄家平，建中公司股东会也作出了同意此次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相应地，黄家平的股权比例也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从建中公司工商档案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书》来看，黄家平从建中公司设立至今一直都是以实际股东身份享受和承担股东权利与义务。尤其重要的是，在毛祖学与黄家平均否认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情况，一审判决在没有股权代持协议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将黄家平的股权判定为毛祖学持有，已严重侵犯了黄家平的合法权益。再者，王平并未履行任何股东出资义务，王平主张以场地及设备作价77万元入股建中公司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王平称其已用厂房装修、生产设备、办公设备、房屋租赁押金等作价77余万元出资，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以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王平应将其所主张的货币出资（房屋租赁押金）存入建中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将其所主张的非货币出资（厂房装修、生产设备、办公设备）依法评估作价，核实财产，并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然而，根据建中公司提交的公司注册登记工商档案可知，王平根本未缴纳任何货币出资，也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出资。尤其重要的是，《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的转让方为深圳市鼎鸿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鸿泰公司），受让方为李建中个人，即“厂房装修、生产设备、办公设备、房屋租赁押金”的原始所有权并非王平或黎蒙林所有，而是鼎鸿泰公司所有；李建中个人在受让上述设备、设施等资产后，并没有依法移转至建中公司名下。也就是说，王平主张已用上述设备、设施等资产履行股东出资义务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李建中、邓菊连、黎蒙林关于黄家平为毛祖学股权代持人的陈述，纯粹属于李建中、邓菊连、黎蒙林与王平恶意串通，损害毛祖学合法权益的虚假陈述。在本案中，王平既然称与黎蒙林是股权代持关系，那么黎蒙林应视为与王平有重大切身利益的利害关系人，甚至直接等同于王平，即黎蒙林关于黄家平为毛祖学的建中公司股权代持人的陈述不应具有任何证明力。而李建中、邓菊连关于黄家平为毛祖学建中公司股权代持人的《情况说明》与黎蒙林的《情况说明》，无论是格式，还是内容上，均完全一样，且邓菊连的陈述前后不一，不应具备证据证明力。二、王平的根本性欺诈行为导致黄家平在本案中对涉案股权主张优先购买权，致使毛祖学根本无法受让涉案股权，因此毛祖学完全能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解除《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首先，王平故意虚构涉案股权转让“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等事实，已构成根本性欺诈，应承担根本违约责任。《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首部写明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是由作为股权出让方的王平向毛祖学作出的根本性承诺，而非交易背景（即使是交易背景，那也是虚假的交易背景）。毛祖学正是基于王平的承诺和对其诚实信用的信赖，才会与王平签订协议受让涉案股权及设备。既然王平对毛祖学构成根本性欺诈，那么王平就应当承担根本违约责任。尤其重要的是，李建中、邓菊连所谓对涉案股权转让是知情且同意的《情况说明》均是毛祖学起诉后制成的，并非是在涉案股权转让过程中形成的，即根本不能证明李建中、邓菊连在协议签订时对涉案股权转让是知情且同意的。又根据建中公司提交的工商档案显示，公司股东黄家平与李建中的股权转让履行了召开股东会和形成股东会决议的程序，那么为何毛祖学与王平之间的股权转让在协议签订前没有召开股东会和形成任何股东会决议，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协议签订时建中公司的股东对涉案股权转让是不知情的。其次，正是由于王平的欺诈行为，才导致黄家平在本案中主张对涉案股权的优先购买权，致使《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根本无法履行，即毛祖学根本无法实现受让涉案股权的合同目的。综上所述，毛祖学根本不是建中公司的隐名股东，王平的欺诈行为致使毛祖学根本无法实现受让涉案股权的合同目的，毛祖学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解除《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支持毛祖学的全部上诉请求。王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毛祖学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黄家平述称，《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应当认定无效或者被撤销，理由如下：一、黄家平不是毛祖学的股权代持人，双方没有任何代持协议，黄家平在2015年7月31日后垫付了建中公司员工的工资，所以视为支付了部分的出资。二、黄家平没有放弃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该协议损害了黄家平作为在册股东的决议，所以黄家平支持毛祖学的诉讼请求。建中公司述称，一、毛祖学和王平签订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予解除或者撤销。1、毛祖学和王平签订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召开任何合法有效的股东会，也没有形成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同时，也违反了建中公司章程第18条的规定，不成立也不能实际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个规定（四）》第五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上述规定，应予解除或者撤销。2、建中公司在本股权协议中是作为担保人出现的，违反了公司法第18条以及公司章程第36条，这是公司原董事李建中利用公司地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要求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3、本案毛祖学和王平于2015年6月22日签订的《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因损害了建中公司、在册股东的权益应当认定无效或者被撤销。4、建中公司2015年1月7日申请设立时，股东结构是黄家平33%、王平27%、邓菊连10%、李建中30%，到了2015年7月31日李建中将其股权转让给黄家平，股权结构变更为黄家平63%、王平27%、邓菊连10%。除此之外，建中公司并没有其他任何变更事项。根据公示主义原则，应以工商注册为准，建中公司同意毛祖学的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事实上是一份合伙协议，并非股东协议，第二条约定各方成立合伙企业，而建中公司注册成立后并非是合伙企业，而是有限公司，而各方约定承诺的合伙人出资并非实际履行，以上事实可以证明该《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一审法院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以李建中、黎蒙林单方面的陈述证言就直接认定毛祖学为实际隐名股东，以判决改变建中公司的股权结构，无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公示公信效力，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三、建中公司的股东并非实际以货币出资。由于建中公司成立后，各股东并未实际以获利出资，建中公司也未收到股东的任何出资。黎蒙林、李建中所有出资并未经法定程序评估作价，也没有办理任何资产交界手续，王平将其根本毫无价值的股份以高达100万元价格转让给毛祖学，属于欺诈行为，对于毛祖学显失公平，毛祖学签订该协议时系重大误解，其有权可以要求撤销该协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支持毛祖学的诉讼请求。黎蒙林述称，一、毛祖学与黎蒙林皆系建中公司的投资人，分别持有建中公司33%和27%的股份，黎蒙林的投资也全部到位。黄家平和王平分别是毛祖学和黎蒙林在建中公司的股份代持人。毛祖学与王平2015年6月22日是在黎蒙林的办公室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属于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同时在黎蒙林办公室签订合同的时候毛祖学和李建中也签订了类似的合同，并且是同一天（2015年7月）办理了股权转让的登记手续，所以股权转让协议是依法应当得到履行。二、从签订《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以后到毛祖学找黄家平代持股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黎蒙林及黎蒙林的代持人王平从未见过也不认识黄家平，黄家平不是所谓的财务投资人。他从未向建中公司投入过一分钱，黄家平在工商登记中持有的股份都属于毛祖学所有，仅此而已。三、李建中作为促成毛祖学、邓菊连以及黎蒙林共同投资建立建中公司的股东，对建中公司实际情况非常清楚。他在一审中所作出的陈述是真实的，并且李建中也到庭作了陈述。综上，毛祖学与黄家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毛祖学的诉讼请求。毛祖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毛祖学与王平于2015年6月22日签订的《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2、王平立即返还毛祖学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王平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2月，毛祖学与李建中、黎蒙林、邓菊连四人共同签订《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四人一致同意出资组建“建中公司”，从事触摸屏全贴合的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及销售，出资比例为李建中30%，毛祖学33%，黎蒙林27%，邓菊连10%。协议第一条约定，四人总投资额为285万元，黎蒙林出资77万元，其余三人需在约定期限内完成出资。第十一条约定，本协议为建中公司实际控股股东所签署，除非有其他证明文件，否则公司股东以此为准，如某方需要在公司注册公司时采用其他自然人做代理，则必须确保该代理人与委托股东意见一致，并不得干预公司运作。此外，协议第二至四条以“合伙人”称谓出资的主体。2015年1月8日，建中公司登记设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此时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建中，股东及出资比例为李建中30%，黄家平33%，王平27%，邓菊连10%。《建中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载明，公司股东为黄家平、王平、邓菊莲和李建中四人，认缴注册资本和持股比例同工商登记信息。王平主张，其与黄家平实际分别为黎蒙林和毛祖学的代持股人，毛祖学对此不予认可。毛祖学称《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部分约定与工商登记信息和公司章程不符，且毛祖学不是建中公司发起人。建中公司、黄家平均同意毛祖学主张，并称《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二至四条的原意系约定成立合伙企业，建中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应以工商登记信息和《公司章程》为准，且黄家平已对建中公司实际出资，系其实际股东。王平表示，毛祖学等四名公司发起人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在草拟合同时措辞的瑕疵不能否定发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投资数额与认缴资本之间并不矛盾，持股比例前后一致方可认定《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设立之目的已经实现，说明毛祖学、黎蒙林为建中公司的实际股东，黄家平、王平分别系毛祖学、黎蒙林的股权代持人。2015年6月22日，毛祖学与王平签订《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其正文首段写明：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并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王平愿将其名下的建中公司27%的股权转让给毛祖学。协议约定，王平须将其持有建中公司27%的股份（作价77.8万元）、王平对建中公司出借的款项10万元以及王平名下的八组设备（作价25.2万元）共计113万元，折价以100万元转让给毛祖学。且王平须在收到毛祖学支付的全部转让款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此外，《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落款有建中公司公章和毛祖学、王平签字及指印，且协议后附的设备清单上有黎蒙林签字。同日，毛祖学与李建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李建中将其持有的建中公司30%的股份以0元转让给毛祖学。王平举证并称，2015年7月9日，黄家平作为毛祖学的代持股人，通过与李建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经由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作出JZ20150709078号《股权转让见证书》，以1元受让李建中名下建中公司30%的股权，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此后，黄家平持有建中公司63%的股权，可见毛祖学与黄家平之间系股权代持关系。毛祖学反驳称，其与李建中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且未实际履行或办理变更登记。2015年7月23日，毛祖学通过银行转账向王平支付6万元。建中公司《公司章程》关于股权转让之规定与《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相同，即为：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该章程第二十四条第十款还规定，股东会应对股东转让出资作出决议。据此，毛祖学向该院提交两份《申明书》，主张《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未通过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亦未征得其他股东同意。两份《申明书》显示其制作日期为2016年3月20日和2016年4月1日，申明人分别系黄家平和邓菊莲，落款有申请人签字及指印，且两者主要内容相同，为：申明人作为建中公司股东，未曾参与关于王平向毛祖学出让股权的股东大会，亦未就相关事项签署任何股东会决议，王平在出让其名下股权之前没有询问其他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并未放弃该权利。黄家平对其《申明书》予以认可。王平反驳称，毛祖学、黎蒙林是建中公司实际股东，其中黎蒙林已履行出资义务，王平系黎蒙林股权代持人，邓菊莲亦知悉毛祖学与王平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且公司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不受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之限制。王平进而提供三组证据材料：1、由邓菊莲在2016年5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邓菊莲本人手持该说明和身份证原件的照片以及邓菊莲身份信息；2、分别由黎蒙林、李建中在2016年6月7日、2016年7月8日出具的《关于建中公司设立及相关股权转让事宜的情况说明》；3、鼎鸿泰公司与李建中在2014年12月签订的《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三份说明书均有说明人签字及指印，其主要内容相同，为：四名发起人签订《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之后，毛祖学、黎蒙林分别委托黄家平、王平代其持有建中公司33%、27%的股权，即公司的实际股东为毛祖学、黎蒙林、李建中和邓菊莲。四名实际股东确认黎蒙林以厂房装修、相应生产设备、办公设备设施、房屋租赁抵押金四项财产作价77万元实际出资，且协议约定了其他三位股东的出资金额及出资期限；至于毛祖学向王平受让建中公司股权之事，李建中、邓菊莲和黎蒙林均表示知情，且对股权转让不持异议，不主张优先购买标的股权。《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约定鼎鸿泰公司同意将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田寮社区光明高新科技园西片区森阳电子科技园厂房一栋11楼A及B座的房屋内的装修和相应的生产设备、办公设施折价以77万余元转让给李建中。毛祖学对以上证据材料不予认可，称毛祖学不是建中公司的创始股东，黄家平名下的建中公司股份由其实际所有，并非由毛祖学委托持有。其次，三份说明书的内容、格式基本一致，应为王平针对毛祖学诉讼请求写好后交由邓菊连、黎蒙林和李建中签名按手印的。再次，邓菊连2016年4月1日出具的股权转让申明与王平提交的情况说明内容相悖，因此不能排除邓菊连是在受到王平胁迫、利诱的情况下才签字。且黎蒙林既不是案件当事人，也不是建中公司股东，其说明不应具有证明力。最后，《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项下设备的所有权属于鼎鸿泰公司，而非黎蒙林。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建中公司股东的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且李建中没有按照该合同约定，将该些资产移交至建中公司。王平反驳称，根据一审阶段的庭审笔录，毛祖学和第三人建中公司均确认《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项下的设备在建中公司工厂。2015年7月31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建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建中变更为黄家平，股东变更为黄家平、邓菊莲和王平，分别持股63%、10%和27%。另查，黎蒙林为鼎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系该公司持股90%的股东，且鼎鸿泰公司登记的住所地与建中公司一致。王平为证明毛祖学是建中公司隐名股东，向该院提交《固定资产登记表——鼎鸿泰寄放清单》（简称《寄放清单》）和《鼎鸿泰与建中的往来明细》（以下简称《往来明细》）。经该院核查，上述两份证据均有毛祖学、黎蒙林和李建中的签字，日期显示为2015年2月6日。其中，《寄放清单》项下的八组设备与毛祖学、王平之间签订的《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后附的设备清单所列一致，《往来明细》显示建中公司尚欠鼎鸿泰公司款项10万元。毛祖学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称《寄放清单》列明的设备是由鼎鸿泰公司所有。此外，王平在一审庭审中向毛祖学委托诉讼代理人发问，问毛祖学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在上述文件中签字，毛祖学委托代理人称不清楚。王平进而表示，《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的签订日期在两份证据载明的日期之后，说明毛祖学实际系建中公司的发起人和实际股东，除非毛祖学提供相反证据，否则不能解释毛祖学为何在2015年2月6日，即建中公司成立后不久就需在《往来明细》和《寄放清单》上签字。再查，该院在一审阶段要求建中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李建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李建中述称，王平、黄家平分别系毛祖学、黎蒙林的股权代持人。其后，毛祖学有意收购李建中和黎蒙林所持的股权，即分别与两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股东邓菊莲知悉并同意上述两笔股权转让。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毛祖学与王平于2015年6月22日签订的《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毛祖学、王平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案件焦点为：1、毛祖学是否为建中公司隐名股东；2、毛祖学能否以《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解除上述《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一、关于毛祖学是否为建中公司实际股东。该院认定，毛祖学、黎蒙林系建中公司实际股东，其股份分别由黄家平、王平代为持有。理由如下：1、工商登记信息仅具有推定的证据力，若当事人向法庭举出充足的相反证据证明相关事实与记载的信息不一致时，工商登记信息即可被推翻。2、黄家平、王平所持股份比例与《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上约定的毛祖学、黎蒙林应持比例一致，根据该协议书的其他条款，四名出资人之本意确系发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而非合伙企业。《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除非有其他证明文件，否则公司股东以本协议为准，如某方需要在公司注册时委托其他自然人代为持股，隐名股东必须确保名义股东与其意见一致，不得干预公司运作。3、《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一条载明黎蒙林的出资额为77万元，股份占比27%，但对黎蒙林的出资期限未作具体约定。经核查发现，鼎鸿泰公司（由黎蒙林实际控制）与建中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建中签订《装修和设施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之日（2014年12月）早于建中公司登记设立之日（2015年1月8日），该合同标的亦为77万元，且鼎鸿泰公司与建中公司登记的住所地相同，一审时毛祖学和建中公司均确认设备位于建中公司处。故王平主张黎蒙林以场地及设备作价77万元入股建中公司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此外，黎蒙林在毛祖学与王平2015年6月22日《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后附设备清单上签字的行为能与王平主张其代持黎蒙林股权的事实相符。4、毛祖学与李建中在2015年6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李建中履行该协议，是将其股权转入黄家平名下，并非转入毛祖学名下。其次，毛祖学在签订《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之前（2015年2月6日）在《寄放清单》和《往来明细》均作签字，《寄放清单》项下八组设备与《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附表所列相同，《来往明细》显示建中公司尚欠由黎蒙林实际控制的鼎鸿泰公司10万元借款，与《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项下的债权数额一致。王平据此主张，毛祖学系建中公司发起人和实际股东，《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的实际交易主体就系黎蒙林与毛祖学。对此，经毛祖学特别授权的诉讼代理人未作明确解释，亦未提供相反证据。再次，建中公司、黄家平不能提供向公司投入资本或有其他投资行为的证据。最后，结合李建中在一审阶段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以及黎蒙林、邓菊莲和李建中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书，王平主张黄家平系毛祖学股权代持人的事实亦具有高度可能性。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第一百零八条，该院认定事实如下：自2015年1月7日，建中公司经核准登记设立，毛祖学、李建中、黎蒙林和邓菊莲四人由《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的主体转变为建中公司的股东。毛祖学、黎蒙林实际系建中公司隐名股东，其股份分别由黄家平、王平代持。二、关于毛祖学是否有权解除《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根据该院认定之事实，王平与毛祖学的股权转让实际为建中公司隐名股东黎蒙林与毛祖学的内部转让。建中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份，没有对股权的内部转让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故黎蒙林向毛祖学出让股权无需获得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亦不享有优先购买权。至于毛祖学主张未就涉案股权转让召开股东会，并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致使《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根本无法履行。该院认为，《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缔约双方均系建中公司股东，其交易本质系公司股权之内部流转，协议首部写明的“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应视为双方交易的事实背景，而非一方向另一方作出的承诺。事实上，建中公司其余股东均表示对黎蒙林与毛祖学的股权转让是知情且同意的，应视为各股东已对该股权转让达成一致，作出决议，但未按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进行表决。但是，王平作为合同相对人，其主要义务系向毛祖学转让股权及设备，不以公司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存在程序瑕疵而承担违约责任，又何谈根本违约。故毛祖学主张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诉请解除《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毛祖学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毛祖学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毛祖学与王平于2015年6月22日签订的《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全面如实履行合同义务。二审双方争议焦点为：一、毛祖学是否为建中公司的隐名股东；二、毛祖学是否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上述《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一、关于毛祖学是否为建中公司的隐名股东问题。本院认为，毛祖学、黎蒙林系建中公司隐名股东，其股份分别由黄家平、王平代为持有。具体评析如下：首先，黄家平、王平所持股份比例与《全贴合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毛祖学、黎蒙林应持比例一致。该协议第十一条就代为持股问题有明确特别约定，即除非有其他证明文件，否则公司股东以本协议为准，如某方需要在公司注册时委托其他自然人代为持股，隐名股东必须确保名义股东与其意见一致，不得干预公司运作。其次，黎蒙林以场地及设备作价77万元出资入股建中公司，股份占比27%并在毛祖学与王平2015年6月22日《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后附设备清单上签字等一系列行为，与王平主张其系黎蒙林股权代持人的事实相符。再次，毛祖学与李建中在2015年6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李建中将其股权转入黄家平名下，而非转入毛祖学名下，印证了黄家平是代毛祖学持股的事实。最后，毛祖学在签订《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之前（2015年2月6日）在《寄放清单》和《往来明细》均作签字，这就印证了毛祖学属建中公司的发起人和实际股东，否则的话，其在上述文件上的签字行为便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同时，《寄放清单》项下八组设备与《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附表所列相同，《来往明细》显示建中公司尚欠由黎蒙林实际控制的鼎鸿泰公司10万元借款，与《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项下的债权数额一致。因此，对于王平关于毛祖学系建中公司发起人和实际股东，《装修和设施转让合同》的实际交易主体就系黎蒙林与毛祖学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二、关于毛祖学是否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上述《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的问题。《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才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王平与毛祖学的股权转让实际为建中公司隐名股东黎蒙林与毛祖学的内部转让。建中公司的章程并未对股权的内部转让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因此，建中公司其余股东对涉案转让的股权并不享有优先购买权。建中公司是否就涉案股权转让召开股东会并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并不影响王平和毛祖学履行《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合同义务，在《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中写明“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也不构成根本性欺诈，更不会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毛祖学主张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上述《股权及设备转让协议书》，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毛祖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毛祖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曾慧清（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