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4刑初1052号公诉机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任继东，男，196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住本市浦东新区。辩护人罗侯，上海锶镫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庄明胜，上海锶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郝治国(微信昵称：板砖)，男，199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甘肃省。辩护人张秉峰，上海市迅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高某(微信昵称：A阳光)，男，1989年3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吉林省舒兰市，暂住本市。辩护人张秀轶，上海国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黄伟粱，上海国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达怡峰(微信昵称：楚云飞、纳兰蓉若，男，1987年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本市普陀区，暂住本市青浦区。辩护人马宁，上海君恩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上海市徐汇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被告人徐佑东，男，198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暂住本市闵行区。辩护人王正东，江苏平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杨菊，女，1990年5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暂住本市闵行区。辩护人刘亦，上海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上海市徐汇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被告人张攀攀，男，198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暂住本市闵行区。辩护人刘帅，上海仁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沪徐检一部刑诉(2018)73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任继东、郝治国、高某、达怡峰、徐佑东、杨菊、张攀攀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11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许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任继东及其辩护人罗侯、被告人郝治国及其辩护人张秉峰、被告人高某及其辩护人张秀轶、被告人达怡峰及其辩护人马宁、被告人徐佑东及其辩护人王正东、被告人杨菊及其辩护人刘亦、被告人张攀攀及其辩护人刘帅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10月许，被告人任继东招募高某、郝治国、达怡峰、张某1(未到案)等人构建组织卖淫犯罪集团，以指定卖淫场所、确定卖淫价格、规定分成比例、统一收取嫖资等方式控制、管理卖淫女，在本市徐汇、闵行等区的多个宾馆、公寓等场所内组织进行卖淫活动。其中，任继东负责统筹管理，高某负责招募客服在互联网上散播招嫖信息以招揽嫖客，张某1负责招募管理卖淫女，郝治国负责确定、安排卖淫时间、场所，收取嫖资后统一转至财务达怡峰处，由达怡峰负责记账、嫖资结算，以及根据任继东的指示分配非法所得。现有证据查明，截至案发，以任继东为首的组织卖淫集团管理、控制卖淫女30人以上，非法获利人民币600余万元(以下币种均同)。2018年1月至案发，被告人徐佑东、杨菊、张攀攀为非法牟利，在上述组织卖淫犯罪集团中担任网络客服，通过QQ群、微信群等发布招嫖信息以招揽嫖客，并与被告人郝治国等人联系确定卖淫时间、卖淫场所等事宜，收取嫖资后统一转至达怡峰、郝治国等人处。截至案发，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分别向达怡峰等人控制的账户转账嫖资11万余元、4万余元、20万余元。2018年4月10日，公安机关在本市抓获被告人达怡峰、张攀攀。同月20日，公安机关在本市抓获被告人任继东、高某、徐佑东、杨菊。同月26日，公安机关在安徽将被告人郝治国抓获。到案后，郝治国、高某、达怡峰、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如实供述了基本犯罪事实，任继东对其罪行拒不供述。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任继东、郝治国、高某、达怡峰、徐佑东、杨菊、张攀攀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应以组织卖淫罪追究上述七名被告人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任继东、郝治国、高某、达怡峰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系主犯，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在犯罪集团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达怡峰、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可以从轻处罚。当庭建议对任继东在有期徒刑十二年以上、对郝治国、高某在有期徒刑十一年以上十二年以下、对达怡峰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十一年以下、对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六年以下予以量刑。提请依法审判。被告人任继东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辩解起诉指控与事实不符，他不是组织卖淫罪主犯，没有参与也没有拿过钱，更未与高某平分盈利，疑罪从无；仅帮达怡峰出主意，比如宾馆开在哪里、推荐熟悉的地方等。辩护人作罪轻辩护，认为任继东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理由如下：1.达怡峰需要一个“老板”，庭审中郝治国和高某都指证达为老板，任为“老板”只是达告诉郝和高的，达庭审中多次供述自己不是老板，不应定组织卖淫，应是协助组织卖淫，其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老板，从而达到减轻自己罪行的目的；2.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任继东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高某供述其笔录中关于每天保证30档及支付保护费，都是达打电话给他这样说的，而且明确说明达是其老板，公诉机关提供的笔录材料只有达指认任为老板，但达本身的笔录存在矛盾和不合常理之处，且反复变动，故仅仅依据达的笔录不足以认定任构成组织卖淫罪；3.关于录音证据，任继东和达怡峰之间账目问题的录音，不具有唯一标识性质，因为达在2018年5月3日笔录中提到曾向任借钱，故该录音可能是任涉案的证据，也可能是有关借款的录音；任和高某的录音，根据庭审，任自己也供述其曾帮助达出主意，还打算和一位章先生开这种类似的店，故该录音不能证明任有组织卖淫的行为。被告人郝治国对起诉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辩解因为害怕打击报复，之前审讯中没有说清全部事实，他在加入该组织时，该组织已经将人员架构好，他只是参与其中，并不是组织，他由达怡峰招募，协助达工作，他的工作只是与客服对接房间号码，没有任何管理、领导、组织行为，拿到的收益远低于他人，作用远小于他人，不是本案中的主犯。辩护人对定性不持异议，提出郝治国在本案中的地位仅仅是受支配，任继东和高某、达怡峰的谈话也反映郝没有参与管理活动，郝在进入该组织时，该组织已经形成制度，郝的工作是老板安排的，不是自愿承担，起诉指控郝安排卖淫场所、时间与事实有出入，是卖淫女开好房才和郝说的，开房行为在前，不能说时间地点是郝确定的。郝应该是从犯，隶属于其他人管理，认罪态度很好，系坦白，建议对其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高某对起诉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辩解他没在网上发布招嫖信息，群里只有6个卖淫女，没有30多人，不知道开房信息等，也不在群里，不是主犯。辩护人对定性和基本事实不持异议，提出高某招募客服但没有发布招嫖信息，本案中高不应认定为犯罪集团主犯，亦不属于首要分子，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高的工作主要是招募客服，不涉及其他犯罪行为，徐佑东、杨菊、张攀攀也不是高招募的，达怡峰指控高是大客服没有相关证据，也没有证据证明高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达说高和任继东平分盈利没有充分依据，互相指认不排除是推卸责任。关于任和高谈话记录，高是否有策划作用，仅仅根据电话内容达到刑法中的策划参与行为，只是一个线索。综上，高不构成主犯、首要分子，量刑与任只差一年不合理，社会危害性不能与首要分子相提并论，应该按照实际参与处罚，只有高招募部分客服行为可以认定为事实，其他都应补强证据。高应认定为从犯，系坦白、初犯，社会危害性小，愿意退赃，建议对其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达怡峰对起诉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无异议，辩解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他不是主犯，是受到任继东指使，任是老板。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达怡峰系初犯，且系坦白，庭审中达供述是最客观、最可信的，认罪态度好，愿意退赃，建议对其减轻处罚。被告人徐佑东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辩解构成介绍卖淫罪。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徐佑东的行为接近介绍卖淫罪，没有组织卖淫罪的故意，没有参与任继东的组织、参与、策划，不认识其他被告人，只是居间方，没有工资也不分成，系初犯、且系坦白，认罪悔罪态度好，获利较少，愿意退赃，前妻杨菊也是被告人，孩子小需要照顾，建议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杨菊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辩解不构成组织卖淫罪，最多是介绍卖淫罪，其中起诉指控转账嫖资4万余元有异议，她没签过字。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菊构成介绍卖淫罪，主观上杨菊是在徐佑东介绍和指导下做的，初衷是为了介绍卖淫，客观上没有实施组织策划卖淫女卖淫，只是居间介绍嫖客，并且独立收取居间介绍费。杨菊另外收取200元居间介绍费，向达怡峰转账4万元，获利1.15万元，愿意退赃，系初犯、坦白，社会危害性小，获利少，建议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攀攀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辩解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张攀攀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不是组织卖淫罪的共犯，是帮助行为，没有控制卖淫女，也不认识卖淫女，没提供场所，只是充当客服联系嫖客，只拿提成工资，没有利益分成，获利少，与核心人员不熟识，系初犯、坦白，愿意退赃，建议对其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许，被告人任继东招募高某、郝治国、达怡峰、张某1等人构建组织卖淫犯罪集团，以指定卖淫场所、确定卖淫价格、规定分成比例、统一收取嫖资等方式控制、管理卖淫女，在本市徐汇、闵行等区的多个宾馆、公寓等场所内组织进行卖淫活动。其中，任继东负责统筹管理，高某负责招募客服在互联网上散播招嫖信息以招揽嫖客，张某1负责招募管理卖淫女，郝治国负责确定、安排卖淫时间、场所，收取部分嫖资后统一转至财务达怡峰处，达怡峰负责收取嫖资、记账、嫖资结算，以及根据任继东的指示转账、取现非法所得。2018年1月至案发，被告人徐佑东、杨菊、张攀攀为非法牟利，在上述组织卖淫犯罪集团中担任网络客服，通过QQ群、微信群等发布招嫖信息以招揽嫖客，并与被告人郝治国等人联系确定卖淫时间、卖淫场所等事宜，收取嫖资后统一转至达怡峰、郝治国等人处。现有证据查明，截至案发，以任继东为首的组织卖淫集团管理、控制卖淫女30人以上，非法获利600余万元。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分别向达怡峰等人控制的账户转账嫖资11万余元、4万余元、20万余元。2018年4月10日，公安机关在本市抓获被告人达怡峰、张攀攀。同月20日，公安机关在本市抓获被告人任继东、高某、徐佑东、杨菊。同月26日，公安机关在安徽省黄山风景区抓获被告人郝治国。到案后，郝治国、高某、达怡峰、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如实供述了基本犯罪事实，后郝治国、高某在庭审中予以翻供，任继东对其罪行拒不供述。审理中，被告人高某、达怡峰、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均有退赃行为。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一、证人证言、辨认笔录等1.证人徐某某证言及辨认笔录等证明，⑴她从2018年1月左右开始在一个叫“朵姐”的妈咪手下做卖淫女。具体流程是，公司每天会安排她至指定的宾馆，一般是在徐汇或闵行，她用自己的身份证开房，把房间号报给“朵姐”或“板砖”(经辨认系郝治国)，由“板砖”通知客人上门时间，客人上门后确定没问题就会向客服付款，等“板砖”通知钱到账后就可以开始提供性服务。一般每天下午一、二点做到凌晨一、二点。…“问：如何结算？”一般第二天“纳兰”会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将房费以及每档400元的嫖资转账给她。…她表示和“板砖”是情人关系，案发前两个月“板砖”将一箱行李和一个手机放在她处。…另，她表示“朵姐”和“琳姐”是同一个人，听口音像是东北人。辨认出郝治国。⑵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她和“朵姐”等人员联系的情况；⑶宾馆开房记录等，证明2018年1月至4月期间她在本市各酒店开房登记入住的情况。2.证人李某1、李2、吕某某、朱某、王某、刘1、张某、杨某某、陈某某、白某等证言、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明，⑴她们均系卖淫女，介绍她们卖淫的人叫“琳姐”或“朵朵姐”，“琳姐”一般通过在网上招揽女性卖淫，安排卖淫女去拍摄宣传照片；“板砖”负责指定开房的酒店，以及通知、联系客人抵达时间、上下钟等；“纳兰蓉若”负责每天结算嫖资以及房费，一般是直接打到卖淫女的银行卡；“收款找我”负责告知卖淫女客人上门时间，以及收到嫖资可以开始卖淫。⑵白某另证明，“朵朵姐”曾通过微信发了一个相关的告知给她们，规定第一点要用自己的身份证开房登记，上班的地址由“板砖”确定；第二点是中午十二点四十分之前必须开好房间，必须一个人前往开房，不能结伴；第三点是客人到了“板砖”会通过微信通知，等客人到了就开门；第四点是应对公安机关检查，要将避孕套藏在房间里，等客人来了再拿一、两个，用完之后剪碎丢马桶冲掉，另外客人一来就要问清楚名字，万一民警查房要说得出名字，并一口咬定是约炮。⑶辨认笔录等，证明卖淫女从照片中辨认出涉案相关嫖客，另，朱某辨认出介绍其进行卖淫的“朵朵姐”就是张某1。⑷宾馆开房记录等，证明卖淫女的开房登记情况。3.证人田某、刘某、付某、丁某、郭某、沈某1、唐某、朱某、沈2、沈某3、韩某1、张2、萧某某等证言、辨认笔录、支付宝交易记录截图、QQ聊天记录等证明，他们均系嫖客，他们通过网络添加客服，客服会发送有卖淫女照片、服务项目及价格等的链接供选择，选中卖淫女后，根据指示至指定酒店房间，确认卖淫女后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支付嫖资，后进行嫖娼的事实。辨认出涉案卖淫女。4.证人刘2证言，其与张攀攀系情侣关系，已经办好婚礼但还没领结婚证，平时住在一起，证明张攀攀在案发前有介绍卖淫的行为，且用一本红色笔记本(已扣押)进行记账，并有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5.证人应某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8年4月10日左右他接受达怡峰老婆委托担任达的辩护律师，同月12日后多次去闵行看守所会见达。会见期间，根据达的口述，他记录形成一张纸条，主要内容是“如果要定组织的话，公安还是一定能定下来的，因为我手机上的资料很多，很多人的真实姓名公安也都在提审时提到过….在外面尽量操作，一定要让我早点出去”，并经过达签字。应某将这张纸条带出来并拍照后发送给达的舅舅任某(经辨认系任继东)，后任某表示会想办法。另外，任某让应某带话给达，让达在看守所里不要乱说，还问了三部手机的事情。辨认出任继东。二、其他书证1.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物证照片等证明，⑴2018年4月20日，公安机关至本市闵行区齐丰商务大楼XXX号楼西环路XXX号二楼办公室(任继东办公处)进行搜查，查获黑色联想牌一体式电脑一台、白色点钞机一台、绿色金属制保险箱一只、黑色POS机一台、账本二本；同日，公安机关至本市浦东新区秀沿路XXX弄XXX支弄XXX号(任继东住处)进行搜查，查获手机五部、银行卡三张、账本二本。⑵同日，公安机关至本市闵行区同乐路XXX弄XXX幢XXX室(徐佑东、杨菊住处)进行搜查，查获手机八部。⑶同日，公安机关至本市水清路XXX弄XXX号XXX室恒享宾馆XXX房间(章子谷住处)进行搜查，查获手机四部、银行卡五张、网银U盾若干等物。⑷同日，公安机关至本市长宁区茅台路XXX弄XXX号XXX室(高某住处)进行搜查，查获手机二部、现金5,600元、银行卡三张。⑸同日，公安机关至本市闵行区万源路XXX弄XXX号XXX室(徐某某住处)进行搜查，查获手机三部、白色U盘一个。徐某某表示其中的白色U盘和华为手机是“板砖”放在她处的。⑹同年4月28日，公安机关从郝治国处扣押iPhone7手机一部。⑺同年4月10日，公安机关至本市闵行区沁春路XXX号格林豪泰酒店多个房间共查获11名涉嫌卖淫嫖娼人员。⑻同日，公安机关至本市青浦区徐泾镇龙联路XXX弄XXX号XXX室(达怡峰住处)进行搜查，查获账本二本、银行密码器一个、手机三部。⑼同日，公安机关至本市闵行区金霄大厦XXX室(张攀攀住处)进行搜查，查获手机六部。另，同年5月14日，公安机关从张攀攀处扣押账本一本。2.手机微信聊天截图等，⑴任继东手机中微信聊天记录中的部分照片证明，达怡峰与任继东通过律师沟通本案实体及程序的相关情况，达表示“如果要定组织的话，公安还是一定能定下来的”，要求任为其“尽量操作，一定要让我早点出去”。任关照律师告诉达“那两部手机不是他的，那部聊天手机不是他持有的”。⑵任手机中发现相关账目记录，包括收入、支出、盈利，均分金额等。⑶任向Simon(章子谷)发送相关照片，内容为：3月1日至20日(徐汇﹢闵行)的账目，包括房费、车费、工资等支出，档数、收入、盈利、均分金额等，上述账目显示3月1日至20日期间共计1865档，收入37.3万元。3.调取证据通知书、银行交易明细、支付宝交易记录等证明，⑴银行交易明细，反应户名“胡某某”的工行账户(XXXXXXXXXXX********)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间的交易情况，高某名下尾号9060的工行卡2018年2月至4月的交易情况，高某名下尾号2480的邮政储蓄银行卡的交易情况，张攀攀名下尾号6676的农行卡交易情况；⑵达怡峰使用的支付宝(XXXXXXXXXXX)账户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交易明细等证明，该账户主要用于收取嫖资及提现至银行卡；从撮合卖淫的作案时间上，杨菊、徐佑东、朱光辉为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潘贞景为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史郭香为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郝治国有频繁向达怡峰支付宝转账的情况，由于该账户专门用于收取嫖资，故可以认定郝治国也参与收取嫖资的事实。⑶郝治国使用的支付宝(XXXXXXXXXXX)账户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交易明细等证明，郝治国收取部分小客服支付的嫖资，后转账至“胡某某”账户的事实。4.达怡峰记录的涉案账本(已扣押)、情况说明(附卖淫女名单)等，该账本系达怡峰于涉案期间记录的组织他人卖淫的每日账目，根据达怡峰供述，账目包括卖淫女人数、卖淫档数、卖淫女收取现金情况、卖淫女垫付房费等；账目反映，2018年1月至案发，每日卖淫女稳定在20人以上，最多一天卖淫女有36人，总共出现过不同名字的卖淫女超过150人，档数多时200余档，公安机关提供的能够确定身份的卖淫女有30人。5.郝治国微信聊天记录等，系从郝治国手机查获，证明其加入了“财神爷到”客服群，群成员数162人，群里每天有卖淫女进行卖淫活动的安排，包括卖淫场所、卖淫时间、卖淫女姓名、服务项目等，二、三十个卖淫女的数据信息每天都在发布，同时相关客服在群里预约时间、取消信息等，另包括群里规定、预约不要卡点、不要迟到、不要私聊等。6.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监控录像截图、银行ATM机录像截图等，证明公安机关调取相关酒店监控录像的情况及达怡峰在涉案期间至本市松江区泗泾镇银行ATM机操作的情况。7.工作情况(涉案人员通话情况)，证明公安机关侦查涉案人员的情况，主要内容有达怡峰向任继东汇报卖淫档数等账目，以及涉案酒店的相关情况，高某和任继东商量准备“再弄一摊”，讨论价格、模式及规定等，任继东与章子谷商量、策划组织卖淫方案等。8.司法审计报告，证明经对达怡峰控制的支付宝、微信账户、银行卡账户进行审计，结论为：⑴2018年1月1日至同年4月10日期间，胡某某的支付宝账户收款合计198.9883万元(其中收到徐佑东支付宝账户转入3.33万元，收到杨菊支付宝账户转入1.93万元)。该支付宝账户提现至胡某某尾号4574的工商银行账户合计181.524433万元。⑵2018年1月1日至同年4月10日期间，涉案微信账户(即“纳兰蓉若”)收到微信账户转账金额合计424.0072万元，收到微信账户发送红包合计1,417.83元，两项合计424.148983万元。该微信账户提现至胡某某尾号4574的工商银行账户合计323.136781万元，向其他微信账户转账或发送红包合计174.7447万元。⑶胡某某尾号4574的工商银行账户在2018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1日期间收入合计508.733253万元，支出合计529.525177万元。其中，向高某尾号9060账户转账47.27795万元，向郝治国尾号3533账户转账7.693万元，向达怡峰尾号6867账户转账100.017万元，向王伟尾号3877账户转账42.012万元，向张某1尾号1087账户转账27.386万元，另，ATM机取现23.48万元。⑷收取嫖资合计600余万元。9.物证检验报告，证明公安机关对从达怡峰、张攀攀处查获的手机进行了数据保全固定。10.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明涉案嫖客、卖淫女被行政处罚的事实。1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本案案发情况。12.工作情况、抓获经过等，证明2018年4月10日，公安机关在本市青浦区徐泾镇龙联路XXX弄XXX号XXX室、闵行区金霄大厦XXX室分别抓获被告人达怡峰、张攀攀。同月20日，公安机关在本市闵行区同乐路XXX弄XXX幢XXX室抓获被告人徐佑东、杨菊；同日，在本市浦东新区秀沿路XXX弄XXX支弄XXX号抓获被告人任继东；同日，在本市长宁区茅台路XXX弄XXX号XXX室抓获被告人高某。同月26日，公安机关在安徽省黄山风景区抓获被告人郝治国。三、被告人供述、辨认笔录等1.任继东到案后的多次供述，均否认实施犯罪，庭审中供述，⑴他的办公室在闵行区西环路XXX号二楼，案发前做盒饭生意，与章子谷(微信昵称Simon)系朋友关系，2016年至2017年上半年曾在古美西路上开过油压店。案发后在他住处及办公地查获的账本是以前做油压店的记录。他认识达怡峰，通过达认识了高某，不认识“朵朵”等人。曾帮达出主意哪里的宾馆便宜，推荐过闵行区格林豪泰、维也纳酒店等。⑵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对任继东四部手机(一部苹果、一部VIVO、两部三星)进行数据固定，涉案手机登陆的微信号检出他人曾向其报账的相关情况。2.被告人郝治国的供述。⑴在侦查阶段，供述了部分犯罪事实，证明①2017年10月底他在“58同城”上找工作，有个女的打电话问是否去做服务员，一个月工资6,000元，他觉得可以，这个女的就跟他说过几天会有人联系他。同年11月初有个叫“老四”的男子联系他，并给他邮寄了一部华为牌手机，叫他按照指示操作，“老四”先叫他找到一个叫“财神爷到”的微信群，“老四”会打电话叫他在该群里发卖淫女的名字及上下钟时间等；②到了2018年1月底，“老四”和他联系说给他换个工作，并叫他把之前的一部手机扔了，又给他邮寄了一部灰色的华为手机，后来他就一直用这部手机了，手机里的微信名叫“板砖”，“财神爷到”群里有很多客服发消息问卖淫女信息，微信里一个叫“。”的人就会将客服问的信息编辑好发送给他，他再转发到“财神爷到”群里，嫖客见到卖淫女确认后客服就会微信问他要一个收款二维码，他就将这个手机里保存好的收款二维码图片发过去，之后卖淫女就会将上钟的情况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就将卖淫女的名字加上时间发到“财神爷到”群里。手机中的收款码不知道具体是谁的，上面只能看到名字里有个“花”字。“上钟”代表卖淫女开始卖淫，“下钟”代表卖淫女卖淫结束。…郝治国辩称不认识“任总”及其他团伙成员，不知其手机中存储的账目照片是怎么回事。⑵在审查起诉阶段，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证明他负责记账，主要是卖淫女每天的工作情况，收取嫖资情况，然后报给“阿伦”，也负责收取部分嫖资，然后统一交给“阿伦”；他还通知卖淫女嫖客的具体上门时间，以及在确认收到嫖资后，通知卖淫女可以开始卖淫；他每档抽成10元，胡某某账户向其银行卡转账的就是分成。⑶手机中的账目照片，显示团伙的组织卖淫情况，其中2018年1月6日卖淫女有16人，2月3日卖淫女有17人，3月14日卖淫女有21人。微信截图显示，他使用的微信账户有大量收款二维码以及向“纳兰蓉若”微信账户转账的情况。3.被告人高某供述，证明⑴他原来是一个接客人的小客服，使用的微信昵称有“AA阳光”、“空白”。2018年春节前后通过一个叫“阿信”的朋友介绍认识了任总(经辨认系任继东)，才知道任总是后面的大老板。当时任总许诺，只要他能保证每天预约的客人不少于30档，他就有额外的分成，具体就是在上交的700元中每单他能分成50元，每十天结一次账，一般结一次账他能分到1万多元，但还要返回给任总2,000元，因为任总自称万一他们出事了要花钱找人通关系。他两个月一共拿了不到2万元的分成，是“阿伦”通过银行转账至他名下的工商银行卡。⑵他微信里有很多个客服群，他会将一些小客服拉进群里，主要是到“财神到”的群内，预约小姐的客服群还有“闵行区吴中路打包700”、“闵行七宝(打包700)”等。另外，他还是“m小孩不能看m”、“M小孩不能看2群M”等招揽嫖客群的群主。他自己一般不招揽嫖客，都是下面的小客服负责找客人。具体是由“板砖”在客服微信群内发布小姐的广告信息，客服将这些招嫖信息转发至多个客人群内，客人看中哪个小姐了会和客服预约，客服再将客人的预约情况发到客服群内，群内一个叫“小弟金牛”的人负责安排小姐的上下钟时间，并将小姐的排班表发在客服群里，方便客服和客人预约上门时间。客人到预约好的宾馆内看到小姐后，觉得满意就当场将嫖资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给预约的客服，然后接受小姐服务。客服收到嫖资后扣除自己的收入，将每档700元通过“板砖”发送的二维码转至“阿伦”(经辨认系达怡峰)处。⑶关于本案相关人员，任总是大老板，“阿伦”负责收取客服转账嫖资，“板砖”负责在群里发布小姐照片、价格及动态等，动态包括小姐预约房间、小姐上下钟记录报送、发送小姐招嫖资料的云盘等，“琳姐”(经辨认系张某1)负责后场，负责招募、管理小姐，“小东”(经辨认系徐佑东)是客服。“财神到”群里都是客服和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有“阿伦”、“琳姐”、“板砖”和他(“阳光”)。2018年春节时，高某等客服和任总、“阿伦”等人在外吃过饭。辨认出任继东、达怡峰、张某1、徐佑东。⑷支付宝交易截图，证明2018年3、4月间，高某频繁向高狄账户转账9,990元。⑸微信交易记录等，证明高某使用的微信账户(昵称“AA阳光”，微信号bXXXXXXXXXXX)在2018年1、2月间频繁收到他人转账998元、1,996元不等，后向其个人微信账户(昵称“空白”，微信号kongbaiXXXXXXXXX)转账的事实。另，高某从微信名单中指认出其拉入“财神到”群的客服，共10人左右。4.被告人达怡峰供述，证明⑴案发前在网上做过招揽嫖客的客服，2017年过了夏天，通过朋友认识了任总(经辨认系任继东)，当时知道任总是干网上招嫖这一行的老板，任总叫他收账并发工资，就是根据他们算好的账目，给他人分账转账发钱。任总答应每个月给他固定工资4,000元，另外在报销小姐开房费时，他可以从中拿点钱，他就跟着任总一直干到案发。酒店开房的房费是先由小姐垫付的，再上报给他，他做好报销房费的账报给任总，一般小姐开房是每间240元，他就报250元，每个房间从中赚个10元左右。他的工资和房费抽拿的钱都从客服转给他的嫖资中自己扣除，就算作他的收入了。小姐是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将报销房费的钱直接报给他，然后他等“板砖”(经辨认系郝治国)报给他小姐的账目后，加上房费一起转给小姐。⑵具体的操作流程是，嫖客看中小姐后，是打钱给客服的，客服会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将每档700元的嫖资转账给他。小姐会通过微信每天向他报一次账，“板砖”也会算好小姐的账目通过微信发给他，他把小姐的账和“板砖”发给他的账目进行核对，没问题了就给小姐转钱。问：“你是如何发工资、分账的？”任总的分账，都是从银行卡中取现给他的，一般是扣除其他人的钱后凑整(5万或10万)给他现金；小姐是“琳姐”管的，“琳姐”负责管理、招募小姐，打给“琳姐”的钱是根据每天客人的总档数，按照每档客人提60元；打给“板砖”的提成，是按照每档客人提10元计算，“板砖”向他报账，经任总确认无误后向“板砖”转账；打给小姐的账都是“板砖”做的，“板砖”每天会把小姐的账算好并拍照通过微信发给他，小姐的钱一般是根据“板砖”做的账一天一结，一档客人给小姐400元及报销开房费的钱；客服是十天结一次账，客服的账是任总自己做的，做好后发给他，他根据任总的账目给客服转钱，包括大客服高某，小客服赵某某、韩2等人，任总每次给他的账目上，会写清楚任总和高某二人的总收入、总支出，并写除以二，两人均分。⑶人员架构方面，任总是老板，负责统筹管理；他负责收取嫖资，发工资，根据任总算好的账目分账，以及负责查看宾馆实地情况，另外自己也会记小姐的账，和“板砖”制作的账目核对无误后报任总；“琳姐”负责后场，招募、管理小姐；“板砖”负责记录卖淫女账目(包括嫖资和房间费)，并向他报账；高某是大客服，手下有很多小客服招揽嫖客；“小弟金牛”、“小弟发财”、“钻石王老五”等人负责安排小姐上下钟及客人上门时间。⑷达怡峰使用的是一张任总提供的黑卡，用户名叫“胡某某”，是用来收钱和转账的，被公安机关抓捕前这张卡在他家里。胡某某账户转账至他名下的钱，部分是他的工资及报销房费的钱，还有部分是取现后交给任总的；胡某某账户转账给郝治国的钱都是给“板砖”的分成，“板砖”没用过其他账户；胡某某账户转账给高某的钱都是给高某的分成，高某没用过其他账户。他主要使用二部手机，白色苹果手机登录的微信昵称叫“楚云飞XXXXXXXXXXX”，黑色OPPO手机登录的微信昵称叫“纳兰蓉若”，他平时收钱、发工资、转账等使用的都是黑色OPPO手机和“纳兰蓉若”这个微信及该手机的支付宝。⑸2017年秋冬换季时，任总曾把他、“琳姐”、高某、“板砖”等人约出来吃饭。公安机关从他住处扣押的二本账本，其中一本小的咖啡色封面的账本是记录小姐的账目，一本大的账本是他以前做小客服时记的账。辨认出任继东、高某、郝治国、张某1。⑹手机截图等证明，达怡峰使用的手机登录名为“纳兰”的支付宝账户，该账户绑定的实名用户为“胡某某”，登录名为“纳兰蓉若”的微信账户；另，手机中发现胡某某的身份证照片；手机中发现他和“任总”(XXXXXXXXXXX、XXXXXXXXXXX)于案发前的通话记录；他与“琳姐”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琳姐”向他发送相关卖淫女照片的事实；他与“板砖”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板砖”向他报告卖淫女例假等情况；相关群聊记录反映，“板砖”将卖淫女昵称、预约时间等发至群内的事实，以及相关人员沟通组织卖淫事项的情况。5.被告人徐佑东当庭供述，2018年1月底至案发，他加入“财神爷到”组织卖淫的客服群，群里有“板砖”发的招嫖链接，他转发给客人，嫖客选定后他联系“板砖”，“板砖”负责安排卖淫女，确定卖淫时间、场所(一般在徐汇、闵行的酒店、宾馆)，同时发给他酒店定位、房间号等，他再联系嫖客前往。在性交易前嫖客会通过支付宝或微信将嫖资转账给他，他通过“板砖”发送的二维码(名字是“*花”或“纳兰”)将每档700元支付给“板砖”，一共获利1万余元。2018年2月左右，他曾带着杨菊一起做介绍卖淫的客服。他与“板砖”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由徐佑东向“板砖”预约卖淫女，“板砖”发送酒店定位、房间号、二维码、收取嫖资等事实。6.被告人杨菊当庭供述，2017年底至案发，她加入“徐汇酒店外卖”、“财神到”等微信群，群里有招嫖信息链接，她通过QQ群、微信群将招嫖信息转发给嫖客，嫖客选中后她再和“板砖”联系，“板砖”会发她小姐的服务酒店、时间、房间号，她再发给嫖客，嫖客至约定地点确认后将嫖资转账至她的支付宝，她扣除提成后将每档700元嫖资转给“板砖”，一共获利1万余元。微信截图，证明杨菊曾使用“草莓”、“海豚”、“三妹”、“毛毛”等微信号。支付宝交易截图，证明杨菊的支付宝收取、转账嫖资的情况。7.被告人张攀攀当庭供述，2018年1月至案发，他加入“财神爷到”群，群里每天会有客服发送卖淫小姐的信息，他将招嫖信息转发给客人，嫖客选中后他向“板砖”预约地点、时间，然后收取嫖资，去除抽头后每单转账“板砖”700元，一共获利1万余元。根据账本的记录，4月6日有24个嫖客，7日有9个，8日有16个，9日有20个，10日有2个。…其昵称“小钱儿可猛了”的微信号是zhangpan—926。手机截图等证明，张攀攀的微信加入“徐汇酒店外卖”、“财神爷到”等群聊，且有向“纳兰蓉若”转账的情况。经司法审计，张攀攀使用的多个微信账号在2018年1月至4月间向“纳兰蓉若”转账合计20.35万元。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评述如下：一、本案的定性。(一)各名被告人的行为定性1.《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的组织卖淫罪仅以简单罪状表述，相关司法解释则以司法实务中较为常见的组织方式，将该罪中的实行行为“组织”一词以列举的方式表述为“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从“组织”一词的字面意思来看，一般是指“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由于“组织”行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涉及多方面的管理与协调等，特别是在组织人员与被组织人员众多的情形下，依靠单个人的行为很难完成。因此，实践中的组织者便往往是由众多目的一致、分工明确的若干人员共同组成，在一定的目的下，形成一个稳定而协同有序的整体。即组织行为，既包括主动的安排、管理分散的行为，也包括通过一定的行为使得原本分散的行为得以有序化。组织卖淫罪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组织类犯罪，绝大多数都是由犯罪团伙完成的。在组织者之间、组织者与被组织者之间往往在共同利益的追求下，有着明确的分工与特定的职责，在整个组织卖淫犯罪团伙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角色作用。在《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协助组织卖淫罪之后，其实质是将原本属于组织卖淫罪中的帮助犯予以正犯化，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行为便应当仅限于实施组织卖淫的实行行为，即对卖淫活动本身直接进行管理的，或者对卖淫活动本身通过协调安排等行为使得原本分散无秩的卖淫活动得以有序化，则应以组织卖淫罪论处，其中对卖淫活动进行协调安排起主要作用的构成主犯，起次要作用的构成从犯。但即便起的是次要作用的从犯，也应当是组织行为，即针对卖淫活动本身进行协调安排，否则便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同时，在网络环境下，特别是手机等移动通讯终端非常便捷的时代，一个犯罪组织的建立和运转不会也无需像以往那样基于成员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只需首要分子或者主犯事先确定好分工，在共同利益与目的的追求下，直接通过手机等移动通讯终端，便可以将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作为整个组织的必要组成部分的成员联系在一起，进而合力促成犯罪行为的完成。2.被告人任继东、郝治国、高某、达怡峰的行为定性。经查，同案被告人高某、达怡峰均供述并辨认出，任继东系涉案组织卖淫集团的老板，负责统筹管理组织卖淫团伙进行卖淫活动；被告人郝治国负责记录卖淫女账目(包括卖淫女每日工作情况、收取嫖资情况和房间费等)，并向达怡峰报账，负责收取部分嫖资后转账达怡峰，通知卖淫女嫖客上门时间、确认收到嫖资后通知卖淫女开工等，分成是上交的700元中每单提10元；高某是大客服，将很多小客服拉进“财神爷到”等组织卖淫的客服群，小客服再通过微信群等转发招嫖信息招揽嫖客，收到嫖资、扣除提成后将每档700元通过郝治国发送的二维码转账达怡峰，高某与任继东盈利均分，另有额外分成是上交的700元中每单提50元(每天客人不少于30档)；达怡峰负责收取嫖资，发工资，根据任继东算好的账目分账，以及负责查看宾馆实地情况，另外自己也记录卖淫女账目，和郝治国制作的卖淫女账目核对无误后报任继东，收入是固定工资每月4,000元加每个房间赚10元；故被告人任继东、郝治国、高某、达怡峰在共同利益的追求下，有着明确的分工与特定的职责，均对卖淫女及卖淫活动本身直接进行管理，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3.被告人徐佑东、杨菊、张攀攀的行为定性。本案中的被告人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尽管没有对卖淫女及卖淫活动本身直接进行管理，但他们通过在微信群等发布招嫖信息的方式招揽嫖客，待嫖客选择好卖淫女之后，他们再与郝治国等人联系确定卖淫时间、卖淫场所以及嫖资等相关事宜，正是他们针对卖淫活动本身进行的协调安排等行为，使得原本分散无秩的卖淫活动得以有序化，从而使得以任继东为首的组织卖淫集团中的卖淫女及其卖淫行为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下快速发展。因此，被告人徐佑东、杨菊、张攀攀的行为均应构成组织卖淫罪而非协助组织卖淫罪或介绍卖淫罪。综上，对于各名被告人、辩护人关于定性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事实、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二)各名被告人的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1.根据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卖淫人员累计达10人以上的；…(四)非法获利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的；…。⑴在控制卖淫女方面，根据在案证据，达怡峰记录的账本、情况说明(附卖淫女名单)等证实，2018年1月至案发，每日卖淫女稳定在20人以上，涉案期间最多一天卖淫女有36人，总共出现过的不同名字的卖淫女超过150人，公安机关提供的能够确定身份的卖淫女有30人；郝治国亦供述，他负责记账，主要是将每天卖淫女的人数、收取嫖资情况做账，报给达怡峰，每天都有十几人，庭审中对最多涉及有36人予以确认，他有在“财神爷到”等介绍卖淫的微信群里发布招嫖信息，他手机中的账目照片显示团伙的组织卖淫情况，其中2018年1月6日卖淫女有16人，2月3日卖淫女有17人，3月14日卖淫女有21人。⑵在非法获利方面，根据司法审计报告证实，2018年1月至4月10日期间，达怡峰控制的“纳兰蓉若”账户收入嫖资合计424.1489万元，“胡某某”支付宝账户收入合计198.9883万元，银行卡账户收入合计508.733253万元，涉案嫖资总收入合计600余万元。综上，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涉案集团控制、管理的卖淫女达十人以上，且非法获利100万元以上，故被告人任继东、郝治国、高某、达怡峰的涉案行为已经达到情节严重。2.本案中，根据郝治国供述及微信聊天记录(板砖)证实，他有在“财神爷到”等介绍卖淫的微信群里发布招嫖信息，每天都有十几人，他手机中的账目照片显示2018年1月6日卖淫女人数16人，2月3日卖淫女人数17人，3月14日卖淫女人数21人；被告人徐佑东、杨菊均供述，他们有加入“财神爷到”等组织卖淫的客服群，群里有“板砖”发的招嫖信息链接，他们再通过微信群等转发出去，招嫖信息链接里有卖淫女的昵称、照片等，收款二维码亦来源于“板砖”；张攀攀的手机截图显示，他的微信加入了“财神爷到”等组织卖淫的客服群，且有向“纳兰蓉若”转账嫖资的情况，相关审计结论显示，张攀攀使用多个微信账号于2018年1月至4月间向“纳兰蓉若”转账嫖资合计20.35万元，故被告人徐佑东、杨菊、张攀攀的涉案行为亦达到情节严重。综上，对于各名被告人、辩护人提出涉案行为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法律不符，本院亦不予采纳。二、关于起诉指控犯罪集团及各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的认定(一)各名被告人已经构成犯罪集团经查，2017年10月许至案发，任继东先后招募郝治国、达怡峰、高某等人构建组织卖淫团伙，通过制作招嫖信息、指定卖淫场所、制定统一卖淫价格、控制嫖资后当日结算等一系列措施对卖淫女进行控制、管理，该卖淫集团组织结构严密，核心人员固定，分工明确，属于三人以上为共同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系犯罪集团。(二)各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1.根据在案证据，同案被告人高某、达怡峰均供述并辨认出，任继东系涉案组织卖淫集团的老板，负责统筹管理组织卖淫团伙进行卖淫活动，2017年底任曾约达怡峰、高某、“板砖”等人一起在外面吃饭；郝治国供述，曾和任继东、高某等一起吃饭，达怡峰介绍任继东是老板，并曾在任继东油压店工作过；达怡峰亦供述，郝治国是任继东手下实体店客服，应该认识任继东；工作情况(涉案人员通话情况)证明达怡峰向任继东汇报卖淫档数等账目，以及涉案酒店的相关情况，高某和任继东商量准备“再弄一摊”，讨论价格、模式及规定等，任继东与章子谷商量、策划组织卖淫方案等。上述证据材料表明，本案中的被告人任继东招募多人构建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并担任该犯罪集团的老板，组织、管理多人进行卖淫活动，其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领导作用，因而属于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2.被告人郝治国负责记录卖淫女账目(包括卖淫女每日工作情况、收取嫖资情况和房间费等)，并向达怡峰报账，负责收取部分嫖资后转账达怡峰，通知卖淫女嫖客上门时间、确认收到嫖资后通知卖淫女开工等，分成是上交的700元中每单提10元；高某是大客服，将很多小客服拉进“财神爷到”等组织卖淫的客服群，小客服再通过微信群等转发招嫖信息招揽嫖客，收到嫖资、扣除提成后将每档700元通过郝治国发送的二维码转账达怡峰，高某与任继东盈利均分，另有额外分成是上交的700元中每单提50元(每天客人不少于30档)；达怡峰负责收取嫖资，发工资，根据任继东算好的账目分账，以及负责查看宾馆实地情况，另外自己也记卖淫女账目，和郝治国制作的账目核对无误后报任继东，收入是固定工资每月4,000元加每个房间赚10元；故被告人郝治国、高某、达怡峰均积极参与组织卖淫犯罪，虽分工不同但相互配合，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且均参与分成，均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3.被告人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在涉案组织卖淫集团中担任网络客服，直接将卖淫集团控制、管理的卖淫人员信息通过互联网予以发布，直接介绍撮合嫖客与卖淫女之间的卖淫活动，并从卖淫集团获取提成。可见，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在整个卖淫活动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直接影响到整个卖淫集团的规模和非法收益，但考虑到客服人员并非整个组织卖淫活动的犯意发起者，亦非整个卖淫活动非法收益的主要获得者，其在作用上相较于犯意发起者和非法收益的主要获得者而言作用轻，可以从犯评价，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三、被告人郝治国、高某是否构成坦白。1.经查，被告人郝治国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供述，每月工资6,000元，负责记卖淫女账目、收取部分嫖资转账达怡峰，通知卖淫女嫖客上门时间，以及确认收到嫖资后通知卖淫女开工等，每档提10元，胡某某账户向他转账的就是分成等，庭审中予以翻供，辩解卖淫时间、卖淫场所不是他确定的，招嫖信息不是全部由他发布的，他只是听从达怡峰安排，不认识任继东，也不知道老板是谁。而根据卖淫女证言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明，“板砖”负责指定开房的酒店以及通知、联系嫖客上门时间、安排卖淫女上下钟等；同案被告人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均供述，转发的招嫖信息均来源于“板砖”，向“板砖”预约卖淫女，“板砖”会发送卖淫女的服务酒店、时间、房间号、收款二维码、收取嫖资等，并有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相印证。郝治国亦供述，曾和任继东、高某等一起吃饭，达怡峰介绍任继东是老板，并曾在任继东油压店工作过。2.被告人高某在侦查阶段供述并辨认出老板任继东，任许诺每天不少于30档，每单提50元，他主要将小客服拉进“财神爷到”群里，具体是郝治国在群里发布小姐招嫖信息，客服予以转发招揽嫖客，客服收到嫖资后扣除提成将每档700元通过郝治国发送的二维码转至达怡峰处，庭审中拒不供述老板是任继东，亦否认与任继东盈利均分。而根据达怡峰供述、涉案账本等证明，高某是大客服，手下有很多小客服招揽嫖客，任继东每次给达的账目上，会写清楚任和高某二人的总收入、总支出，并写除以二，两人均分，胡某某账户转账给高某的钱都是给高某的分成，根据审计报告，胡某某账户向高某尾号9060账户转账有47万余元。结合工作情况，高某和任继东曾多次通话商量准备“再弄一摊”，讨论价格、模式及规定等。3.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指的是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共同犯罪案件中，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外，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根据在案证据，任继东、郝治国、高某等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的共犯，庭审中郝治国、高某拒不供认老板是任继东，且未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故郝治国、高某均不能认定为坦白。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任继东、郝治国、高某、达怡峰、徐佑东、杨菊、张攀攀以犯罪集团的形式，组织他人进行卖淫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且系共同犯罪，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涉案被告人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被告人任继东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领导作用，是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郝治国、高某、达怡峰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达怡峰、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到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高某、达怡峰、徐佑东、杨菊、张攀攀均有退赃行为，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符合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任继东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2031年4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二、被告人郝治国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6日起至2030年4月25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三、被告人高某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2030年4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四、被告人达怡峰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0日起至2029年4月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五、被告人徐佑东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2023年10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六、被告人杨菊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2023年4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七、被告人张攀攀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0日起至2024年4月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八、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涉案物品等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吴娟平人民陪审员  盛建国人民陪审员  陈震威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陈 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五十五条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外，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第五十六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