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6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美珍，女，1968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仙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仙居县国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军，仙居县国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爱娟，女，1957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仙居县，现住仙居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增和，男，195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仙居县，现住仙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飞燕，浙江君安世纪（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聪，浙江君安世纪（台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美珍因与被上诉人徐增和、吴爱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8)浙1024民初6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美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仙居县人民法院于二0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所作出的(2018)浙1024民初634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两个被上诉人在原审时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父母王相助、杨雪兰代上诉人与两个被上诉人签订房屋地基买卖，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恶意串通，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判决上诉人王美珍于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被上诉人徐增和、吴爱娟办理涉诉房屋不动产权证过户手续，且不同意上诉人提出的要求对王相助的笔迹真实性鉴定。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程序严重违法及适用法律错误。 （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1、上诉人系外嫁女，从1999年开始就由母亲杨雪兰强迫要求嫁到路桥区，因为婚姻上的不如意，上诉人极少回自己的娘家。1999年10月18日上诉人父母及兄姐背着上诉人，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一份赠送协议，协议中载明：原祖上遗留下的房屋二间多加天井共计126平方米中的30平方送给王美珍；如该30平方拆迁安置涉诉的屋基也归王美珍。1999年底涉诉房屋进行拆迁，上诉人的父母在没有告知上诉人涉诉地基已经赠送给上诉人的情况下，自己背着上诉人偷偷以代表的身份与仙居县城关中心菜场拆建工程指挥部签订“仙居县城关中心菜场拆建工程私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经仙居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但上诉人实际上没有在场）。仙居县建设局于2000年9月3日向上诉人父母（名义上是上诉人，实际上是上诉人父母背着上诉人拿走，上诉人到了2018年左右才知道父母有送给自己地基）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0)浙规证1148194号]。2000年9月6日仙居县土地管理局向上诉人父母（名义是上诉人，实际上是上诉人父母背着上诉人拿走，上诉人到了2018年左右才知道父母有送给自己地基）颁发了仙居县私人建房用地许可证[仙私建地证字(0124)号]。因此，上诉人实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父母的赠与而取得了涉诉地基的使用权，上诉人的父母无权利处分上诉人的涉诉地基。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上诉人什么时候知道了父母王相助、杨雪兰有财产赠与上诉人，就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认为上诉人回家看过父母就认为上诉人知道涉诉地基买卖一事，显然缺乏事实基础。2、从被上诉人提交到法院的《契约》分析，该契约的签订时间为2000年12月3日，立卖断契人栏签名王相助、杨雪兰，买主增和、爱娟。而涉诉的地基所有权实际上于2000年9月3日就属上诉人。立卖断契人栏理应是上诉人王美珍签字，而不应是王相助、杨雪兰，更何况王相助的几个字不是王相助所写。地基转让款被上诉人也是直接交给杨雪兰，被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与上诉人见面交涉。被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单位职工，在没有看到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书的情形之下，就与杨雪兰签订了地基买卖契约，主观上明显存在恶意；且杨雪兰到目前也没有把地基转让款交给上诉人，行为上明显属于串通。被上诉人与杨雪兰之间地基买卖行为完全符合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讼请求。3、原审法院在分析说理上也存在严重错误。原审法院在分析说理第三点认为，上诉人在反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的陈述“上诉不仅知道，且委托其父母办理相关事宜”与事实严重不符，真实的情况上诉人的代理人已经在原审开庭时作出详细解释，原审法院只是为了掩饰自己错误判决，虚构了事实。 （二）原审法院在程序上严重违法。1、上诉人自从收到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起诉材料的副本后，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契约》找王相助了解核实，立卖断契约人栏中王相助几个字是不是其本人所签，王相助明确告知上诉人他没有签字过。为此，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要求对王相助几个字的笔迹真实性进行鉴定，以便确认该份契约是否存在伪造，但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申请无理拒绝，系程序严重违法。2、法院审理案件首先应当查明事实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而原审却草率地作出判决，理应认定程序违法。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此，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七十条等相关规定特向贵院上诉，敬请二审法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徐增和、吴爱娟答辩称，王美珍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增和、吴爱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协助两原告将仙居县南峰街道世纪新村5区16幢10号（现门牌号为仙居县南峰街道××幢9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2月2日，仙居县城关中心菜场拆建工程指挥部与被告签订《城关中心菜场拆建工程私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经仙居县公证处公证。被告房屋拆除后，被安置的房屋地基坐落在仙居县。对安置给被告的坐落在世纪新村5区16幢第10号住宅用地，仙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仙居县建设局）于2000年9月3日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本，仙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仙居县土地管理局）于2000年9月6日颁发《仙居县私人建房用地许可证》一本。仙居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于2000年11月26日颁发《门牌证》一本。2000年12月3日，王相助、杨雪兰与原告徐增和、吴爱娟签订《契约》，将坐落在世纪新村5区16幢第10号房屋地基一间作价59180元转让给原告徐增和、吴爱娟。此后，两原告在世纪新村5区16幢第10号房屋地基上建造房屋（现门牌号为××幢9号），并占有使用至今。2002年5月24日，对坐落在城关世纪新村5区16幢第10号的住宅用地，仙居县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一本（地号26-33-0-86003)，土地使用者登记为王美珍。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父母王相助、杨雪兰与两原告签订的《契约》是否受被告委托？两原告认为被告委托其父母出卖房屋地基，《契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认为其在2018年下半年才知道有房屋地基，没有委托父母出卖房屋地基，本案系两原告与杨雪兰恶意串通所为，所签订的《契约》违法，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被告提交的“分家书”、《公证书》、《城关中心菜场拆建工程私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情况来看，原当铺巷房屋拆除后被告知道其有被安置在世纪新村的房屋地基一间。其次，被告父母所居住的房屋与两原告相邻，被告称每年或两年都会回父母家看望父母一、二次，两原告在该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并居住至今长达十余年，被告一直没有提出异议的实际情况来看，被告对其所安置的房屋地基一间由父母代为出卖给两原告是认可的。再次，从被告提交的反诉状（被告提交后又放弃反诉）内容即“1999年10月18日被告家父母及兄姐商定分家，将仙居县县前村当铺巷30-4号，原祖上遗留下的房屋加天井共计126平方米中的30平方送给被告，如该30平方拆迁安置的屋基也归被告。1999年底，仙居县城关中心菜场拆建工程指挥部与被告签订《城关中心菜场拆建工程私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并经仙居县公证处公证。仙居县建设局于2000年9月3日向被告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仙居县土地管理局于2000年9月6日向被告颁发了《仙居县私人建房用地许可证》。因被告系外嫁路桥平时生活在路桥，具体建房事宜交其父亲王相助负责。”等内容来看，被告对因当铺巷房屋拆迁所安置的世纪新村5区16幢第10号房屋地基（门牌号为××幢9号）不仅知道，且还委托其父母办理相关事宜。因此，从以上三方面情况来分析，被告父母王相助、杨雪兰与两原告签订的《契约》，出卖讼争的房屋地基是受被告委托的。现被告在庭审中称在2018年下半年才知道有被安置房屋地基一事，并称两原告与杨雪兰恶意串通签订《契约》，其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要求对《契约》中“王相助”三个字的笔迹是否系王相助本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该鉴定没有必要，故对被告的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王相助、杨雪兰代被告与两原告签订的房屋地基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两原告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并在转让的宅基地上建好房屋后，房屋地基出卖人（即被告）协助买受人（即两原告）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变更登记手续是其应当承担的合同附随义务，但被告至今没有协助两原告办理房地产过户登记手续显属违约，依法应负相应的民事责任。现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王美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徐增和、吴爱娟办理坐落在仙居县，地号为26－33－0－86003)的不动产权证过户手续。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王美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美珍申请对卖屋基《契约》上“王相助”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同时，上诉人王美珍还提交了其母亲杨雪兰写的“卖地基经过说明”。经质证，被上诉人徐增和、吴爱娟对上诉人提出的鉴定申请和新证据不认可。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徐增和、吴爱娟在上诉人王美珍的父亲王相助、母亲杨雪兰配合下取得案涉一间宅基地，建房后两家相邻而居10余年，《契约》相对双方身份明确，没有证据显示王相助、杨雪兰对出让屋基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王美珍笔迹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对于杨雪兰的“卖地基经过说明”，内容与上诉人王美珍在一、二审期间陈述的内容高度相符，杨雪兰系王美珍的母亲，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杨雪兰的证言，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徐增和、吴爱娟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王美珍现是否系案涉这间屋基的权利人。2、《契约》（2000年12月3日）双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情形。 对于争议焦点1，上诉人王美珍现是否系案涉这间屋基的权利人。上诉人王美珍的父母（王相助、杨雪兰）在2000年前后以王美珍的名义取得案涉屋基一间，该间屋基系30平方米老屋基拆迁安置所得。上诉人王美珍的父母在新屋基安置明确后，即将该间屋基以近6万元价格转给被上诉人徐增和、吴爱娟占有、管业、使用。上诉人王美珍在案涉屋基交与被上诉人占有、管业、使用10余年后，得知父母曾在2000年前后将30平方米的老屋基及相关权利赠与给王美珍，王美珍现表示接受赠与。王美珍与其父母在明知被上诉人徐增和、吴爱娟建房入住10余年的情况下，以“赠与”来对抗先前的权利转让行为，属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该赠与行为无效。上诉人王美珍不能基于赠与合同取得案涉这间屋基的土地使用权。上诉人王美珍称其对被上诉人徐增和、吴爱娟从王相助、杨雪兰处获取相邻的这间屋基并建房居住不知情，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王美珍现在不是案涉这间屋基的权利人。 对于争议焦点2，《契约》（2000年12月3日）双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情形。上诉人王美珍认为，王美珍在2018年下半年才知道享有房屋地基，没有委托父母出卖房屋地基，本案系两个被上诉人与杨雪兰恶意串通所为，所签订的《契约》违法，应属无效。被上诉人徐增和、吴爱娟认为，王美珍委托其父母出卖房屋地基，《契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美珍在一审期间曾提起反诉（后又放弃反诉）称，1999年10月18日王美珍的父母及兄姐商定分家，将仙居县县前村当铺巷30-4号，原祖上遗留下的房屋加天井共计126平方米中的30平方送给王美珍，该30平方拆迁安置的屋基也归王美珍。1999年底，仙居县城关中心菜场拆建工程指挥部与王美珍签订《城关中心菜场拆建工程私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经仙居县公证处公证。仙居县建设局于2000年9月3日向王美珍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仙居县土地管理局于2000年9月6日向王美珍颁发了《仙居县私人建房用地许可证》。从王美珍的上述表达中可以看出，上诉人王美珍对宅基地交由被上诉人徐增和、吴爱娟占有、管业、使用一事，是知情的。并且，从王美珍提交的“分家书”、《公证书》、《城关中心菜场拆建工程私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内容看，原当铺巷房屋拆除后王美珍知道其有被安置在世纪新村的房屋地基一间。上诉人的父母所居住的房屋与两被上诉人相邻，在两个被上诉人居住长达十余年时间里，王美珍一直没有提出异议。故本案所涉《契约》（2000年12月3日）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美珍有义务协助被上诉人徐增和、吴爱娟办理坐落在仙居县，地号为26－33－0－86003)的不动产权证过户手续，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美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80元，由上诉人王美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童明强 审 判 员 徐黎明 审 判 员 陈永领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代书记员 朱艺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