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民终25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黄佑俊，男，1979年8月1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姗姗，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敖显能，贵州屋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泽喜，男，1965年6月2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上诉人（一审被告）：冉兴平，男，1973年3月2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文，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嘉军，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贵州恒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盘州市翰林街道月亮山对面320国道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3666970118L。法定代表人：刘泽喜，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文，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嘉军，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佑俊与刘泽喜、冉兴平、贵州恒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福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2民初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泽喜、冉兴平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黔02民初139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判项；2、改判上诉人刘泽喜、冉兴平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2393万元（请求减少股权转让款387万元、不承担违约金2,734,266元，上诉标的额为6,604,266元）。主要事实及理由：1、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8年5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还是2018年5月23日签订的《贵州恒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三被告”没有提出实际履行的是备案登记的转让协议的抗辩”违背客观事实，致使认定案件事实错误，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本案中，被上诉人依据双方在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起诉要求履行合同，但黄佑俊还在2018年5月23日分别与两名上诉人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主张实际履行的是这一份协议，而并非其起诉所依据的协议。由此可知，双方实际履行的到底是哪一份协议，决定了诉讼请求是否应当被支持。在2018年12月14日的《质证笔录》第3页中，明确记载上诉人对上述问题共同提出抗辩的具体内容：依据黄佑俊与刘泽喜、冉兴平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黄佑俊将其持有公司46.55%股权中的20％作价1200万元转让给刘泽喜，黄佑俊将其持有公司46.55％股权中的26.55％作价1593万元转让给冉兴平。此协议在股权转让的价款、付款时间、违约责任、有无公司担保等方面与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不一致，各方实际执行的是黄佑俊与刘泽喜、冉兴平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同时，上诉人在一审举证环节中，还将2018年5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作为证据提交，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该合同。以上事实，均说明上诉人已经多次提出针对该事实的抗辩。上述庭审事实均明确记录在案。一审法院本应当对此意见进行评析，但其却以上诉人未提出此抗辩为由，对这一案件核心事实不予审查，致使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望二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这一抗辩理由进行仔细审查。2、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约定不明确，不具有可操作性，实际履行中也并未按照该协议约定履行。被上诉人起诉所依据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虽然表述为黄佑俊将股权转让给刘泽喜、冉兴平，但却未约定刘泽喜与冉兴平各自应当受让多少份额，此关键条款缺失亦可见该协议根本就不具备可操作性，无法履行。鉴于该协议未约定具体履行方式、价款等，三人遂另行协商于2018年5月23日分别义签订了两份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分别约定了黄佑俊向刘泽喜、冉兴平转让股权的份额和价款（黄佑俊向刘泽喜转让20％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200万元；向冉兴平转让26.55%的股权，转让价款1593万元），随后按此股权转让份额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实际履行状况可知双方履行的是重新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称该协议仅是用于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而签订的格式合同，但若真是如此，该协议只需提交工商局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即可，恒福公司根本没有必要留存。一审诉讼中，恒福公司提交了被上诉人黄佑俊与上诉人刘泽喜、冉兴平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一审法院在工商登记机关调取的备案文件是一致的，恒福公司留存的是2018年5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而不是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一步证明各方履行的是2018年5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3、一审存在严重程序错误。既然黄佑俊分别与冉兴平、刘泽喜签订并履行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从法律性质上则是分别与二人形成了两个独立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因此应当分别立案、分别审理。一审程序以同一案件审理不同主体之间的两项法律关系，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4、发生纠纷的原因，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恒福公司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审计报告指出黄佑俊存在虚假出资和抽逃公司资金的行为，且数额巨大。刘泽喜、冉兴平遂停止向黄佑俊支付股权转让款，欲以股权转让款补充其虚假出资和抽逃资金。若黄佑俊率先得到股权转让款，将损害恒福公司和股东刘泽喜、冉兴平的合法权益。因此，上诉人停止向黄佑俊支付股权转让款是没有过错的，不应承担违约金。原审判决以刘泽喜、冉兴平提出的抗辩系另一法律关系为理由不予采信，实体处理不公平。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依据的合同并非实际履行的合同，一审法院不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且判决履行该合同义务。其次，一审法院将不同的合同主体之间的两个法律关系作为一案审理和判决，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望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黄佑俊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2民初139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违约金部分即“由被告刘泽喜、冉兴平于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佑俊违约金2734266元”，对其余部分以维持；2、改判被上诉人刘泽喜、冉兴平向黄佑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640000元，且2018年9月1日之后的违约金以278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被上诉刘泽喜、冉兴平实际支付完27800000元股权转让款时止：3、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对违约金的认定及计算方式错误。主要事实及理由：上诉人认为违约金不仅是对守约方损失的填补，也是对违约方的惩罚，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第2款“如甲方在约定的时间内，将股权变更给乙方后，乙方不能如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属乙方违约，在逾期支付期间，承担每月2％的违约金，直至支付为止”已经明确约定违约金计算至股权转让款支付为止，该约定是双方意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尊重合同双方约定，也就是说，本案违约金不是计算至一审判决作出之日，而是计算至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之日止，且违约行为时间的长短，决定了守约方损失的多少，若一审判决作出后，二被上诉人还是迟迟不履行义务，那将给上诉人造成更大损失，对上诉人严重不公平，因此，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求改判违约金计算至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原告黄佑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刘泽喜、冉兴平继续履行与原告于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判决被告刘泽喜、冉兴平向原告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1600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81333元（以160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暂计算至2018年7月17日，2018年7月14日之后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该计算方式支付至上述债务实际清偿完止）；3、判决被告恒福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2018年8月31日，原告黄佑俊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为“判决被告刘泽喜、冉兴平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780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640000元（以160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暂计算至2018年8月31日为640000元，2018年9月1日起至被告刘泽喜、冉兴平实际支付完股权转让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78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主要事实和理由：被告刘泽喜、冉兴平为了获得恒福公司的实际管理权、100%的股权、全部收益权，于2018年5月16日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以31800000元的价款将原告在恒福公司的所有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刘泽喜、冉兴平，股权转让款分四期支付，恒福公司对刘泽喜、冉兴平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股权转让协议书》同时对税费的承担、股权变更、印鉴的更换、债权债务的承担，违约责任等相关条款进行了约定。《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将恒福公司所有印鉴管理权进行了移交，且积极履行义务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刘泽喜、冉兴平，并配合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到刘泽喜、冉兴平名下，被告刘泽喜、冉兴平仅支付了第一期、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第三期股权转让款16000000元支付的时间是2018年6月30日前，第四期股权转让款11800000元支付时间是2018年8月30日前，现在第四期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已经到期，但至今被告刘泽喜、冉兴平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第三期、第四期股权转让款共计27800000元，已经严重违约，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刘泽喜、冉兴平支付股权转让款2780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并要求恒福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泽喜、冉兴平一审辩称：股权转让合同发生纠纷的原因是因为在合同履行中恒福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发现原告方原有的出资不实，并且有抽逃资金的行为，刘泽喜、冉兴平认为该股权转让款应当先行补充出资不实以及被抽逃的出资，因而发生纠纷，为此刘泽喜、冉兴平主张应当先就虚假出资以及抽逃出资的资金进行补充，再解决股权转让合同是否还应当支付价款的问题。恒福公司一审辩称：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由被告恒福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但本案中，并未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因此恒福公司担保条款无效，恒福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涉及到恒福公司的三个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进行股东会表决的时候，关联交易的股东是没有表决权的，本案中的原、被告及恒福公司的三个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公司法》规定的关联交易，在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由公司提供担保，构成了《公司法》规定的减少注册资本，抽逃出资的行为，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了损害，因此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的规范，恒福公司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提供担保无效，原告诉请恒福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能得到法律支持。一审经审理查明：恒福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2日，2015年2月2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佑俊变更为刘泽喜。2018年5月16日，原告黄佑俊（甲方）与被告刘泽喜、冉兴平（乙方）及被告恒福公司（目标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约定就乙方收购甲方在目标公司名下的全部股权有关事宜达成协议，甲方同意将其拥有的目标公司所有股权（出资）转让给乙方，一并转让给乙方的包括各种股东权益，鉴于徐世锋持有23.55%的股权是为冉兴平代持的，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的实际管理权、100%的股权、收益权全部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再主张对目标公司享有任何隐形的股权或其他权益。协议订立同时，目标公司出具协议项下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作为附件。双方确认协议总价款为31800000元，协议签订前，已付2000000元作为定金处理（即双方发生股权转让诉讼争议中刘泽喜支付给黄佑俊指定的李娟账户2000000元）；2018年5月22日，乙方向甲方付款2000000元；在2018年6月30日内，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16000000元整；余款人民币11800000元，在2018年8月30日内支付给甲方。甲方将其名下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支付给甲方，转账至甲方指定账户（以书面通知为准），该股份转让款如果产生税费，全部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转让股权后，由刘泽喜负责向法院申请解除查封后，乙方随即通知甲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甲方收到乙方通知次日起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协议项下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或乙方指定代持股人名下，如甲方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乙方付款时间根据股权变更时间顺延。公司相关公章、法定代表人印鉴等在协议生效后，在甲乙双方参与下，向公安机关申请变更恒福公司全部印鉴，原印鉴交给公安机关销毁，重新启用新的印章。恒福公司与贵州海都商贸有限公司向工商银行贷款30000000元本金的事宜，甲乙双方全力向贵州海都商贸有限公司及黄右学追讨15000000元，如在本协议生效后两年内不能追回，甲方无条件承担7500000元（甲方用恒福公司老股东应归还的借款作为担保），恒福公司承担7500000元，代偿后如果收回，甲乙双方按照各自比例收回，协议签订后目标公司产生的所有债务，由目标公司承担，依法负责处理，与甲方无关。目标公司的对外债权，无论股权转让前后，均由目标公司享有，甲乙双方均不得以转让或受让股权的股东名义主张权利。鉴于乙方已取得目标公司100%股权，故而目标公司为协议中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进行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如乙方不按协议支付股东转让款，由目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甲方用乙方应支付甲方的股权转让款、恒福公司老股东的借款本息或以房抵款的权利作为履行协议的保证，但若甲方无违约行为，依法不得扣留甲方应得的股权转让款和老股东偿还的借款，其中协议第五条第1款约定甲方预留老股东应偿还借款中的7500000元（或抵偿7500000元的房屋）作为履约担保。第七条违约责任中约定如甲方原因不能如期将股权变更给乙方，属甲方违约，甲方需双倍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定金，已付股权转让款按日承担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至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为止，同时乙方有权解除协议，甲方需向乙方双倍返还定金，已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并承担乙方损失，但非因甲方原因造成股权不能变更的除外。如甲方在约定时间内将股权变更给乙方，乙方不能如期支付转让款属乙方违约，在逾期支付期间，承担每月2%的违约金，直至支付为止。逾期超过一个月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协议，乙方须退还原甲方变更给乙方的全部股权，并将恒福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重新归还给甲方。乙方退回股权和经营管理权后，须承担本款第三条的违约金（即甲乙如有其它违约行为，均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5000000元）。协议第九条“附则”约定“甲乙双方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按工商登记机关要求签订备案的格式股权转让协议，如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原被告均在该协议书尾部签名或盖章确认。协议签订后，2018年5月17日，黄佑俊出具一份《付款说明》，注明根据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刘泽喜、冉兴平需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请支付至李娟在工行六盘水广场支行尾号为2988的账户。刘泽喜和冉兴平在该说明尾部签字同意。同日刘泽喜向李娟工行尾号为2988的账户转款2000000元。2018年5月18日，黄佑俊将恒福公司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及法人章移交给刘泽喜。2018年5月29日，恒福公司股东从黄佑俊（46.55%）、刘泽喜（30%）、徐世锋（23.45%）变更为刘泽喜（50%）、冉兴平（50%）。另查明，从恒福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体现，2018年5月23日，原告（甲方）与刘泽喜（乙方）签订一份《恒福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泽喜以1200万元受让原告在恒福公司股权46.55%中的20%，转让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分两次付清，如未按期支付股权价款，逾期一天，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能补偿原告损失的，还应支付赔偿金，如因甲方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严重影响乙方实现订立该协议目的，甲方向乙方支付的违约金为万分之（此处没有注明数额）。2018年5月23日，原告（甲方）与冉兴平（乙方）签订一份《恒福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冉兴平以1593万元受让原告在恒福公司股权46.55%中的26.55%，转让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两次付清，如未按期支付股权价款，逾期一天，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能补偿原告损失的，还应支付赔偿金，如因甲方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严重影响乙方实现订立该协议目的，甲方向乙方支付的违约金为万分之（此处没有注明数额）。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请求继续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诉请是否成立；二、对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是否予以支持，如支持，则应当支持的金额是多少；三、被告恒福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一。原告要求继续履行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审查，一审法院不能确认贵州恒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有哪些，该协议书中部分条款还涉及案外人，徐世锋是否为冉兴平代持股份一审法院也不能确定，且协议书中约定恒福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约定也违反了法律规定，原告要求继续履行该协议，因涉及案外人权利及部分条款无效，且该项诉请过于笼统，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对于该协议书中其余有效部分及可继续履行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各方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针对争议焦点二。前已述及，对于协议书中有效部分当事人应继续履行，案涉2018年5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就刘泽喜、冉兴平收购黄佑俊在恒福公司全部股权有关事宜达成了协议，对收购价格及付款时间和方式均进行了约定，该部分约定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现黄佑俊已经按照约定将其股权转移登记在刘泽喜、冉兴平名下，冉兴平、刘泽喜就应当向黄佑俊支付相应对价。被告刘泽喜、冉兴平认为原告存在出资不实且有抽逃资金的行为，应先解决该问题后再解决是否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因本案审理的是股权转让纠纷，公司股东出资是否到位系公司内部问题，如果存在股东出资不到位等情形，可依照公司法关于股东瑕疵出资责任向黄佑俊主张权利，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不应在本案中审查处理，一审法院对二被告该抗辩不予采信。对于被告刘泽喜、冉兴平庭审结束后又提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备案登记的转让协议而不是案涉原告提交的协议书问题，本案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三被告均未提出该抗辩，此后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恒福公司工商档案，其中附有2018年5月23日的两份转让协议，一审组织各方进行质证时，三被告亦没有提出实际履行的是备案登记的转让协议的抗辩，庭审中刘泽喜也自认前两期的4000000元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给黄佑俊指定的收款人李娟，该4000000元支付时间在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之前，公司印章的移交时间也在此之前，结合协议第九条约定“甲乙双方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按工商登记机关要求签订备案的格式股权转让协议，如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一审对黄佑俊的陈述予以采信，认定此后签订的备案协议仅是为了配合工商变更登记，并非双方实际履行的协议，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现黄佑俊的股份已经变更登记在刘泽喜、冉兴平名下，协议书约定的最后一笔款11800000元应在2018年8月30日前支付，该时间现已经届满，刘泽喜、冉兴平仅支付了4000000元，尚有27800000元未履行到位，二被告明显违约，依照双方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应承担每月2%的违约金。因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且违约金主要是对损失的填补，并不是以惩罚性为主，本案原告黄佑俊的损失主要是利息损失，故对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一审法院仅支持计算到本判决作出之日，其中第三期16000000元应在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则该16000000元以月息2%计算，从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24日期间共五个月零二十三天，违约金应为1845333元，最后一期转让款11800000元应在2018年8月30日前支付，则该11800000元以月息2%计算，从2018年8月31日至2018年12月24日期间共三个月二十三天，违约金应为888933元，以上共计2734266元，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如乙方不按本协议支付股东转让款，由目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抗辩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为股东担保应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但本案中从被告提交的章程来看，当时公司章程并无该规定，故对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如果公司为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就会出现受让股权的股东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时，由公司先向转让股权的股东支付转让款，导致公司利益及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受损，形成股东以股权转让方式变相抽回出资的情形，有违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回出资的规定。本案中由恒福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则意味着在刘泽喜、冉兴平不能支付转让款的情况下，恒福公司应向原告进行支付，从而导致刘泽喜、冉兴平可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从公司抽回出资，该约定损害了第三人利益，也违反了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规定，该条约定系无效约定，恒福公司主张该条约定系无效条款的抗辩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原告请求由恒福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由被告刘泽喜、冉兴平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黄佑俊股份转让款27800000元及违约金2734266元；2、驳回原告黄佑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4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冉兴平、刘泽喜共同负担。二审中，各方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刘泽喜、冉兴平向本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称案外人赵春龙已于2019年5月17日向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黄佑俊与刘泽喜、冉兴平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因此认为鉴于赵春龙提起诉讼使本案诉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该案的审理结果对本案认定基础法律关系具有前置性作用，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依法应中止本案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之规定，结合各方二审诉辩，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应以另一案作为本案审理的前提，是否应中止审理。2、本案应以哪一份协议作为双方股权转让履行的依据；3、本案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如何计算？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本案是否应以另一案作为本案审理的前提，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本案中，刘泽喜、冉兴平向本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称案外人赵春龙已于2019年5月17日向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黄佑俊与刘泽喜、冉兴平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因此认为鉴于赵春龙提起诉讼使本案诉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该案的审理结果对本案认定基础法律关系具有前置性作用，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依法应中止本案诉讼。本院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该申请书中所附上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显示，赵春龙主张的是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赵春龙认为其系与恒福公司原股东廖江鑫签署的协议，但该协议中的内容主要为以赵忠勇对廖江鑫的债权120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的对价，并明确约定了除非发生了股权转让的登记行为，赵忠勇的债权才充抵股权转让款，否则不发生效力，而从现有的登记情况可知，赵春龙从未进行过股权登记，赵春龙是否是恒福公司的隐名股东也没有经生效判决的确定，赵春龙是否具备股东资格尚不确定。其次，即使赵春龙具备股东资格，也并不导致本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归于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前款规定的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中2018年5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赵春龙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基础，只有在协议有效的情况下赵春龙才能主张优先购买权。赵春龙也没有提出相关的要求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本案所涉的各方当事人也未就合同效力提出上诉，故本案并非必须以赵春龙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本案应以哪一份协议作为双方股权转让履行的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中黄佑俊与刘泽喜、冉兴平之间存在有如下三份协议：1、2018年5月16日，黄佑俊（甲方）与刘泽喜、冉兴平（乙方）及被告恒福公司（目标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转让价款为31800000元；2、2018年5月23日，原告（甲方）与刘泽喜（乙方）签订一份《恒福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泽喜以1200万元受让原告在恒福公司股权46.55%中的20%，转让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分两次付清，如未按期支付股权价款，逾期一天，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3、2018年5月23日，原告（甲方）与冉兴平（乙方）签订一份《恒福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冉兴平以1593万元受让原告在恒福公司股权46.55%中的26.55%。本院认为，结合本案的履行情况来看，案涉股权转让款的前两期的40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和金额均与第一份协议的约定内容一致，同时，黄佑俊对公司印章的移交时间在后续两份协议之前，再之，双方第一份协议第九条明确约定“甲乙双方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按工商登记机关要求签订备案的格式股权转让协议，如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因此，一审对黄佑俊的陈述予以采信并认定2018年5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各方真实履行的协议准确，依法应予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本案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如何计算的问题。第一，关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问题。本院认为，从第一个争议焦点的论述及认定可知，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履行的协议为2018年5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对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约定为：“已付2000000元作为定金处理；2018年5月22日，乙方向甲方付款2000000元；在2018年6月30日内，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16000000元整；余款人民币11800000元，在2018年8月30日内支付给甲方”，从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2018年5月18日，黄佑俊将恒福公司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及法人章移交给刘泽喜。2018年5月29日，恒福公司股东从黄佑俊（46.55%）、刘泽喜（30%）、徐世锋（23.45%）变更为刘泽喜（50%）、冉兴平（50%），已完成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但至今，冉兴平、刘泽喜仅于2018年5月16日支付了定金200万元，2018年5月22日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剩余款项均未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冉兴平、刘泽喜应当依约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一审判决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2780万元准确，依法应予维持。第二，关于违约金问题。本院认为，从前面的论述可知，本案中黄佑俊依约转让并过户了股权，但冉兴平、刘泽喜拒不支付剩余价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黄佑俊上诉主张一审违约责任计算错误，本院认为，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2018年5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乙方的违约责任主要约定为“如甲方在约定时间内将股权变更给乙方，乙方不能如期支付转让款属乙方违约，在逾期支付期间，承担每月2%的违约金，直至支付为止”，冉兴平、黄佑俊依约应当于2018年6月30日支付黄佑俊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于2018年8月30日支付黄佑俊股权转让款1180万元，其未予支付且无法定抗辩理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本院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为2%每月，因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而是股权转让纠纷，对于黄佑俊而言，其损失主要是股权转让款的资金占用费损失，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之规定，结合双方诉辩主张，对本案的违约金标准调整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截止日为股权转让价款付清之日为止。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2民初139号民事判决；二、由刘泽喜、冉兴平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黄佑俊股份转让款27800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从2018年7月1日起以1600万元为基数计算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标准计算至2018年8月31日，从2018年9月1日起以278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黄佑俊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刘泽喜、冉兴平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黄佑俊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4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冉兴平、刘泽喜共同负担180000元，由黄佑俊负担9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1835元，由冉兴平、刘泽喜负担51035元，黄佑俊负担4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二审判员 范淑婷审判员 罗 宁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