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21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男，199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2001年11月14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78年7月12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吴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1民初39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关于“双方签订的‘解除同居协议’，其内容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签订时并非被告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张某1于2018年6月从外省返乡后，提出与上诉人分手。2018年6月12日晚，上诉人与张某1在双方父亲和村干部等人见证之下经过协商，自愿就解除同居关系和彩礼的返回达成协议，并签订《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从协商到签订协议，整个过程除了有双方父亲在场外，还有坪塘村委领导周祖军、杨书远等人见证。不存在限制人身自由、违背张某1意愿的问题。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订立协议违背其意志的事实。二、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和作出的认定自相矛盾。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称是经协商签订的《解除同居协议》，就说明双方是以共同商量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一审判决说理时，又称双方签订的“解除同居协议”内容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签订时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自相矛盾。三、一审判决关于“协议违反公序良俗及公平原则，属于无效协议”的认定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婚姻关系属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或者当时解除同居关系的请求涉及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纠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因此，解除同居关系协议中，关于同居关系的问题，是否具备法律效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其中关于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部分，只有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本案当事人签订的《解除同居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也未违反公序良俗和公平原则。四、一审法院仅判决返还2万元，违反了公平合理的原则和双方协议的约定。 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张某1履行与原告签订的《解除同居协议》，并返还彩礼现金82463元；2、被告张某2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原、被告经瓢井镇坪塘村龙井组村民马忠云介绍谈婚，谈婚期间，原告去被告家三回认亲花去礼金8800元，给付被告张某2的1000元，订婚送期辰花去礼金21000元，买三金6448元，举行婚礼当天用去摆礼现金40800元。2017年农历正月8日，原、被告开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同居期间被告张某1怀孕，后因检查所怀孩子是先天性畸形而流产，原告于是与被告张某1发生争吵，被告张某1不能忍受便外出务工。2018年6月被告张某1回来，6月12日晚，原告请了亲朋好友数人来到被告张某1家协商，经协商，双方签订一份名为“解除同居协议”，协议规定原告与被告张某1解除同居关系，由被告张某1退回原告的彩礼现金82463元，原告吴某退回被告张某1的嫁妆。协议签订后，由于被告张某1未能履行协议，原告于是起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如上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婚约财产纠纷，婚约财产是谈婚的男女双方为缔结婚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彩礼款的给付、接受不仅是婚约中男女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也是一方父母或者亲属通过婚姻介绍给付或接受另一方彩礼款的行为，其父母应共同承担返还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之规定，本案原告与张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被告是共同家庭成员，共同接受、支配彩礼款，因此，被告张某1、张某2应共同偿还原告的彩礼，原告给付被告方的礼金被认定为77048元，此礼金基于缔结婚姻而产生，金额较大，应予以返还，但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条“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是指男女双方既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共同生活。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数额。”的会议精神，本案从原告与被告张某1同居了10月余的时间看，从被告张某1尚未成年而与原告同居且又怀孕了的事实分析，应当本着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出发，对张某1收受原告的礼金予以酌情退回20000元为宜。关于双方签订的“解除同居协议”，其协议内容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签订时并非被告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违反了公序良俗及公平原则，属于无效协议，其约定的彩礼金额应不予支持。原告认亲时给付被告张某2的1000元，属于赠与性质，不予返还，至于被告张某1的嫁妆，因其未主张，且庭审中未查明具体种类、数量，故不作处理。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某1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吴某彩礼现金20000元，被告张某2对此现金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900元，由原告吴某负担750元，被告张某1、张某2负担150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解除同居协议》返还彩礼礼金。经查，张某1生于2001年11月14日，而吴某、张某1于2016年即经人介绍开始谈婚，于2017年农历正月初八便开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于2018年6月12日《解除同居协议》。张某1与吴某谈婚、同居时属于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到签订协议时，也年仅16岁零7个月，属于未成年人。而且，张某1在与吴某同居生活期间，怀孕又流产，身心已遭受严重伤害，但《解除同居协议》却约定由张某1返还上诉人82463元，该金额不仅包含了全部彩礼费用，还包含了张某1与吴某同居生活期间生病的医疗费用，该约定明显损害了张某1作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该协议关于返还前述款项的约定以及相关人员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第二条“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第六条第一款“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第十五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之规定，故《解除同居协议》关于由张某1返还82463元的约定无效，对上诉人主张按协议约定返还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根据法律规定，结合相关审判经验和本案实际情况酌情判决张某1、张某2连带返还相应的数额并无不当。但一审判决说理称协议内容涉及限制人身自由、违反公序良俗等裁判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但不影响其判决结果的正确性。故本院纠正前述说理瑕疵后，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吴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说理存在瑕疵，本院纠正后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吴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艳 审 判 员  袁利萍 审 判 员  李中付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郭友浪 书 记 员  主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