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2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均，男，197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儒林，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容城县天润拉链厂，住所地河北省容城县昝村。经营者：董巍峰，男，1977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斌，河北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健蓉，女，197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林彬，男，1981年8年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遨，男，198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双楠路**********。法定代表人阚培涵，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王均因与被上诉人容城县天润拉链厂、罗健蓉、叶林彬、王遨、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容城县人民法院（2018）冀0629民初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均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容城县人民法院(2018)冀0629民初6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容城县天润拉链厂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不用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五被上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河北省容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冀0629民初640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一）上诉人并非买卖合同的合同主体。1、被上诉人容城县天润拉链厂（以下简称天润拉链厂）在《民事起诉状》中称“被告罗健蓉、叶林彬、王遨、王均四人合伙经营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5日开始从原告处购买拉链货物,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上诉人王均与被上诉人罗健蓉、叶林彬、王遨共同合伙经营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是在工商局登记备案注册的合法主体,且上诉人王均与被上诉人罗健蓉、叶林彬、王遨对外也是以公司名义经营,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王均与被上诉人罗健蓉、叶林彬、王遨个人承担货款支付义务没有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天润拉链厂提交的《销货单》上面的签名均为被上诉人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恒商贸公司)的工作人员所签。被上诉人容城县天润拉链厂向法庭提交的《对账单》来看，被上诉人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是承担货款给付的义务主体。在该对账单中,被上诉人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明确承认了尚欠被上诉人容城县天润拉链厂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拉链货款180675元。该对账单系被上诉人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盖章确认的,应当作为审理案件的重要、直接证据。《对账单》上亦加盖有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的公章,被上诉人天润拉链厂对此知悉且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以上两点,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天润拉链厂是以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作为买卖合同主体的。3、关于《对账单》上有上诉人签名的问题,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的工作人员,其签字的行为只是代表公司履行职责,不能看作是其个人行为;况且《对账单》上加盖有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的公章,这也可以推导出对账的行为系公司行为,并非上诉人个人行为。4、对于《对账单》上加盖的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的公章与《公司交接协议》、《车辆使用协议》等加盖的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的公章不一致的问题,该情况系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的自身原因造成的,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原审法院以此认定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主体,明显错误。5、被上诉人天润拉链厂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上付款方为被上诉人罗健蓉,而被上诉人罗健蓉与时任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阚培涵系母子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买卖合同的主体系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或罗健蓉。故,上诉人认为,与被上诉人天润拉链厂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系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或罗健蓉,并非上诉人。(二)原审判决认定《合伙退出协议》、《公司交接协议》《车辆使用协议》等证据有误。1、上述三份协议均载明“甲方退出成都粤享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的沙发辅料合伙事业,并将相关业务转入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罗健蓉、叶林彬、王遨之间合伙经营的是成都粤享嘉科技有限公司的沙发辅料事宜,和被上诉人天润拉链厂与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无关。2、同时,上述三份协议仅仅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罗健蓉、叶林彬、王遨之间存在过合伙关系并不能直接证明上诉人参与了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或罗健蓉与被上诉人天润拉链厂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认为,其并非买卖合同的主体，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一）由前所述,与被上诉人天润拉链厂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系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或罗健蓉,因此,应由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或罗健蓉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二)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以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公司承担责任的主体为公司本身及其股东,而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森恒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非股东,其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王均承担货款给付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河北省容城县人民法院(2018)冀0629民初64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上诉人王均不向被上诉人容城县天润拉链厂承担货款给付义务。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容城县天润拉链厂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没有法律依据，通过王均为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及对账单能够证实王均、罗健蓉、叶林彬、王遨四人合伙经营期间，共欠被上诉人拉链款180675元，王均退伙之后其他三人合伙经营又欠被上诉人拉链货款33508元，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罗健蓉、叶林彬、王遨、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均未出庭答辩。容城县天润拉链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欠原告货款231523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赔偿原告自起诉之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的逾期付款损失；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罗健蓉、叶林彬、王遨、王均四人系合伙关系，与原告长期有业务往来，2015年9月20日开始从原告处购买拉链货物，于2016年1月5日至2017年3月31日共欠下原告拉链货款180675元，被告王均给原告出具对账单，2017年7月20日，被告王均退出合伙经营之后，被告罗健蓉、叶林彬、王遨三人继续从原告处购买拉链货物，至2018年1月27日又欠下原告货款50848元。2018年1月27日被告罗健蓉、叶林彬、王遨给原告退回部分货物，上述欠款至今未还。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销货清单、银行交易明细、录音证据、微信截图、王均证明、对账单、《公司交接协议》、被告王均提供的《合伙退出协议》、《车辆使用协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2017年3月31日之前所欠货款180675元，有原告提供的销货清单、王均签字的对账单予以证实，原告提供的销货清单记载的付款金额与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相一致，能够相互印证，应由合伙人被告罗健蓉、叶林彬、王遨、王均连带承担。被告罗健蓉提供的聊天记录公证书，所载欠款数额与原告提供的销货清单、王均签字的对账单不一致，原告称属其工作人员计算失误，此点在原告与被告罗健蓉的谈话录音中亦有体现，应认定计算错误。原告提供的《合伙退出协议》、被告王均提供的《公司交接协议》、《车辆使用协议》，证实2017年7月20日，王均退出合伙经营。王均退伙后所欠原告货款50848元，有原告经营者与罗健蓉的谈话录音予以证实。关于退货款，被告罗健蓉主张所退货物总价值为37803元，但就其主张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佐证，原告自认所收退货总价值为18440元，扣除运费1100元后为17340元，且退货清单为被告罗健蓉提供，上面明显载明退货单价、数量及金额，故被告所退货物应按17340元计算为宜。据此，2017年7月20日以后，尚欠原告货款33508元，应由被告罗健蓉、叶林彬、王遨三人承担清偿责任。被告罗健蓉虽然不认可合伙关系，但从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录音证据、微信截图、王均证明、《合伙退出协议》、被告王均提供的《公司交接协议》、《车辆使用协议》，足以认定被告罗健蓉、叶林彬、王遨、王均四人系合伙关系。原告提交的《合伙退出协议》复印件、被告王均提交的《公司交接协议》复印件、《车辆使用协议》复印件与王均提供的原件经核对无异。对于王均称为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员工，购买拉链均为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购买，罗健蓉为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合伙退出协议》、《公司交接协议》以及《车辆使用协议》相矛盾，故对其主张不予认定，原告主张被告罗健蓉、叶林彬、王遨、王均四人合伙经营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仅提供对账单予以证实，但该对账单上面加盖的公章与原告提交的《合伙退出协议》以及被告王均提交的《公司交接协议》、《车辆使用协议》中加盖的公章明显不一致，不能证实系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加盖的公章，故对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的逾期付款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被告叶林彬、王遨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法释〔2000〕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罗健蓉、叶林彬、王遨、王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容城县天润拉链厂货款18067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8年6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二、被告罗健蓉、叶林彬、王遨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容城县天润拉链厂货款3350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8年6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73元，由被告罗健蓉、叶林彬、王遨、王均负担4513元，原告容城县天润拉链厂负担260元，保全费1720元由被告罗健蓉、叶林彬、王遨、王均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二组证据。证据一：微信记录及三份对账单，证明上诉人王均与被上诉人拉链厂联系均系以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证据二：违章补贴的证明，工资表一组，证明上诉人王均与被上诉人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王均系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的采纳。观点同上诉状。容城县天润拉链厂质证意见：一、对微信记录，王均口称系森恒的工作人员，但被上诉人未见到相关授权委托书，对其观点不予认可。对账单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上面加盖的公章与森恒商贸的章不一致。二、对于违章补贴与工资表，未加盖森恒公章，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均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所欠被上诉人容城县天润拉链厂的180675元的债务人应是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但从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截图、王均于2018年5月22日出具的证明、《合伙退出协议》、王均提供的《公司交接协议》、《车辆使用协议》等证据，足以认定罗健蓉、叶林彬、王遨、王均四人系合伙关系。且王均在与被上诉人容城县天润拉链厂的业务往来中，并未获得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之授权委托。在2017年3月31日王均签字的对账单中，虽盖有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的印章，但该印章与公司交接协议、合伙退出协议中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所盖印章并非同一印章。上诉人认可交接协议、合伙退出协议中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所盖印章为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印章，故该对账单无法证实本案欠款主体为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因此，上诉人称180675元欠款的主体应是成都森恒商贸有限公司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73元，由上诉人王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亚男审判员  赵春林审判员  刘 斌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