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42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乔香路**。组织机构代码：618814858。法定代表人：邱文益。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天机，广东深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昱，广东深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恒基联银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组织机构代码：565803847。法定代表人：张正英。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赟，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焯，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田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赟，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焯，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恒基联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原审第三人田锋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4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富公司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驳回恒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恒基公司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恒基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与事实不符。根据《咨询服务合同》第二条约定，委托事项为：1.房地产政策咨询，在合规合法的前提下，协助甲方（上富公司）办理相关手续。2.协调相关部门关系，将容积率4.2进行上升调整（以政府部门批准和国土局签订新补充协议为准）。根据恒基公司的一审证据，无法证明其在约定期限内，协助上富公司办理了什么手续,与哪个相关部门做了什么协调工作,为了完成委托事项向有关政府部门递过什么文件或写过什么申请或打过什么报告等等。一审判决认为恒基公司委托设计单位对B4××-00××宗地进行了重新规划设计，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根据该规划设计复函，将上述地块纳入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建设规划，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上富公司对恒基公司与深圳市物×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福田区××路××地块（B4××-00××)规划设计合同》和委托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人员古海波所做的设计完全不知情，对规划设计合同的三性没有确认，恒基公司也没有进一步证据能够证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将上述地块纳入安居型商品房建设规划鈐该规划设计存在关联性，并釆纳了该规划设计。相反，上富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6-14均证明提升容积率、方案调规、办理规划许可证及与地铁公司协调等工作是由上富公司及深圳市在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在远公司）完成的，一审查明事实部分有关地块申报时间顺序，都是按照上富公司以上证据时间和内容罗列的，与恒基公司毫无关系。根据服务合同第二条第2点约定，容积率上升调整是“以政府部门批准和国土局签订新补充协议为准”，上富公司至今都没有与规土委签订新补充协议。一审仅凭恒基公司一份未经确认的规划设计合同，就认定恒基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不符合事实。二、恒基公司未履行服务合同约定义务，无权主张报酬。根据《咨询服务合同》第三条约定：“委托时间：至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到期为止。”从2013年3月18日至2014年3月17日为合同有效期间（在《咨询服务合同》有效期届满后，恒基公司即属无权代理）。在这期间内，上富公司和在远公司完成的工作如下：1.2013年4月24日，上富公司的工作人员乘剑冰代表公司向规土委申请B4××-00××地块提升容积率；2.2013年6月27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对上富公司的B4××-00××地块建设保障性住房有关问题复函，同意上富公司的B××2-0×××地块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原则建设安居型商品房;3.2013年7月29日，上富公司的工作人员姚某冰代表公司向规土委申请B4××-00××地块提升容积率办理规划许可证的申请；4.2013年11月18日，市规划国土委第一直属管理局关于B4××-00××号地同地规划许可问题的复函，同意该地块按法定图则容积率调整为6.0，建筑面积中住宅建筑面积比例不少于70%,其他商业、办公及公共配套建筑面积比例不超过30%。该地块涉及到地铁轨道保护控制区域、开发，建设方案应征求地铁公司意见；5.2013年11月22日，上富公司工作人员姚某冰向规土委申请B4××-00××地块的用地方案图调整；6.2014年5月18日，上富公司与在远公司因地铁建设申请将B4××-00××、B4××-00×两宗地合宗，住建局在之前的8月14日依法向社会公示。2014年9月26日，上富公司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随后即被收回，原因是两宗土地合并需要重新调整规划，至今没有核发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前述工作均由上富公司和在远公司完成，上富公司的证据足以佐证。反之，恒基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前述工作是由其完成，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恒基公司在约定期限内，协助上富公司办理了什么手续，又与哪个相关部门做了什么协调工作，为了完成委托事项向有关政府部门递过什么文或写过什么申请或打过什么报告等等。根据服务合同约定，上富公司与规土委签订新补充协议也是恒基公司需完成的委托事项之一，这是恒基公司必须完成的合同义务，上富公司至今都没有签订，恒基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一目了然。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在服务合同有效期内，恒基公司并没有履行约定义务，其无权向上富公司主张报酬。三、一审判决未对恒基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调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推定上富公司的涉案宗地工程项目已经施工，缺乏事实依据。一审经历过两次庭审，两次庭审均没有对恒基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调查和核实。本案另一事实是，涉案工程项目至今没有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等开发建设文件，项目是否能够开发建设，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一审对项目现状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核实，就认为上富公司负有更高的举证责任，推定涉案宗地工程项目已经施工，判令上富公司需按服务合同约定向恒基公司支付全部报酬，一审的判案思路违反了基本逻辑和常识。工程项目是否已经施工，只要到现场勘查，或发函给政府主管部门就可以水落石出，不需要推定。综上，上富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恒基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存在错误。本案二审调查询问时，上富公司补充其上诉理由：一、根据《咨询服务合同》第二条委托事项约定：“1.房地产政策咨询，在合规合法的前提下，协助甲方办理相关手续。2.协调相关部门关系，将容积率4.2进行上升调整（以政府部门批准和国土局签订新补充协议为准）。”这是恒基公司和田锋获得回报的前提条件。恒基公司和田锋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协助上富公司办理相关手续，恒基公司和田锋没有完成“协助甲方办理相关手续”的义务；在合同约定的一年有效期内，上富公司没有与国土局签订新补充协议，恒基公司和田锋没有完成与“国土局签订新补充协议”的义务。恒基公司和田锋没有完成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委托事项，构成违约，无权向上富公司主张回报。二、恒基公司不是合同的真正权利人，其主张合同权益，主体不适格。田锋在本案和（2015）深南法民二初字第1235号案的反诉中，均确认《咨询服务合同》的权益是属于其个人所有，为了开具发票方便，委托恒基公司与上富公司签订合同。显然，恒基公司与田锋是委托关系，不是合同的履行主体，也不是合同的真正权利人，恒基公司主张合同权益，不是适格主体，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恒基公司答辩称：一、恒基公司已履行了合同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涉案地块容积率已调整为6，已完成合同将容积率4.2进行上升调整的约定，恒基公司及上富公司的相应行为与容积率上升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恒基公司于2013年3月18日《咨询服务合同》签订后即着手委托设计公司出具设计方案，并要求设计方案“要结合国家安居型商品房的政策”。2013年6月27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出具复函原则同意涉案地块纳入安居型商品房建设。2013年8月28日上富公司向田锋出具权限为“办理提升容积率，办理规划许可”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2013年11月13日深圳×报刊登了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关于×山地区法定图则（修编）15-06地块容积率调整为6.0的公示通告。2013年11月28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出具复函，表示同意涉案地块容积率调整为6.0。从上述事件中可以看出，自2013年3月18日双方签订合同后，自2013年11月13日容积率调整为6.0的公示通告发布及2013年11月28日出具复函，恒基公司的委托规划行为、上富公司向田锋出具法人授权委托证书等行为均与最终容积率上升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恒基公司已按合同履行义务。（二）上富公司以其提交的证据6—14和上诉状中罗列的对应事实来证明其自行办理了容积率提升，且容积率提升是由于深圳地铁占用和土地合宗，与事实不符，前后矛盾。1.上富公司提交的证据6、7、10是收文回执，是普通的证明文件交接的程序性文件，是由办事人员提交的。而恒基公司显然扮演的并非普通办事员的工作。2.上富公司提交的证据8、9是政府复函。深圳规土委第一直属管理局在2013年11月28日就已作出复函，同意将容积率调整为6.0。涉案合同的委托义务已完成。3.而上富公司提交的证据11—13的产生时间均在2013年11月28日政府同意容积率提升以后。其中：证据11是土地合宗开发申请，和本案无关。证据12是土地合宗开发后办理的规划许可证，和本案无关。证据13第一份是地铁部门于2013年12月2日出具给合×房地产公司的复函，有关B4××-00×宗地，与本案涉案宗地无关。第二、三份均是在2014年产生的文件，发文单位均是地铁公司，内容也是施工注意事项和协调的有关问题，和提升容积率显然无关。因为深圳规土委第一直属管理局在2013年11月28日就已作出复函，同意将容积率调整为6.0，原因是方案纳入安居型保障房建设。4.对于土地合宗事宜，B4××-00××、B4××-00×两宗地合宗的情况由相关部门于2014年8月14日出具公告，即使按照上富公司所述其在2014年5月18日申请合宗，该两时间点也晚于作出容积率提升复函的时间2013年11月28日，合宗事宜与涉案地块调整容积率也无关联。（三）田锋清楚知晓相应手续的办理及相应事件的发生的过程，是推动容积率提升的实际经办人。田锋参与了推动容积率的提升的全过程，能够详细阐述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而上富公司员工并不清楚具体情况，其工作仅为向窗口递交文件。从关键复函的原件保存来看，有关容积率提升的关键复函原件均在田锋手中，也可印证其全程参与办事过程并接收有关部门出具的文件。二、恒基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容积率提升工作在合同约定期限内，符合合同约定。2013年11月28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出具《关于B4××-00××宗地用地规划许可问题的复函》同意提升涉案宗地容积率为6.0，而恒基公司与上富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的有效期为1年即至2014年3月18日，上述复函出具时间在合同有效期内。恒基公司已在合同有效期内完成约定工作事宜。而对于上富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土地规划中被收回，涉案地块未开发，未签署协议等情况。恒基公司认为这些均是上富公司违反合同约定，趁田锋患脑溢血之际擅自与第三方合作将地块合宗开发导致的，这些后果应由上富公司自行承担，和恒基公司无关。综上，恒基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完成委托事项，上富公司应当支付对应报酬，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富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三、涉案《咨询服务合同》的签订主体是上富公司与恒基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恒基公司主体适格，而田锋与恒基公司之间的关系为内部关系，不影响恒基公司在本案中的主体地位。原审第三人田锋陈述意见称：一、对方是歪曲事实，上富公司没有实事求是，是田锋全权办理，不是协助。二、没有签订补充协议，提高容积率不需要签订补充协议。三、田锋是恒基公司的最大股东，是董事长，无论哪一方面都是权益人，对此没有争议。四、提升容积率的全流程包括上富公司都不懂，田锋全程参与，上富公司并没有参与，其上诉理由不成立。恒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富公司向恒基公司支付委托报酬8553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549301.8元（暂计至2015年10月30日）并继续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至实际给付完毕时止。2.判令由上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9月23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作出编号为深规土规许0×-19××-01××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证据显示用地位置为×山，用地单位为上富公司，容积率为4.11，建筑面积为21132平方米。2013年3月18日，恒基公司（乙方）与上富公司（甲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由恒基公司向上富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合同第二条约定恒基公司在上富公司协助下提供相关材料，将B4××-00××号地块容积率4.2进行上升调整（以政府部门批准和国土局签订新补充协议为准）。第四条第一款约定按照容积率4.2的多出部分建筑面积以1000元/平方米计价作为咨询费用；第二款约定容积率提高获得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后，上富公司按总价款的50%支付乙方费用，余款待甲方施工前一次性付清。在落款处有双方的印章，田锋在乙方法定代理人签字处签名。2013年4月6日，恒基公司与深圳市物×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福田区××路B6号地块（B4××-00××）规划设计合同书》，约定“为了将该地块容积率由原来的4.11提高约6-7.45”委托深圳市物×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规划并配合进行申报。合同中对规划方案的设计要求中载明“要结合国家安居型商品房的政策及新的住房理念、创意，满足提高容积率的规划要求。”该公司随后制作了项目概念设计方案。2013年6月27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作出深建住保[2013]53号复函，原则同意涉案地块纳入安居型商品房建设。2013年8月28日，上富公司向田锋出具了权限为“办理提升容积率，办理规划许可”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2013年11月13日，深圳×报刊登了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关于×山地区法定图则（修编）15-06地块容积率调整为6.0的公示通告。2013年11月28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作出《关于B4××-00××宗地用地规划许可问题的复函》，表示鉴于B4××-00××宗地已纳入我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经研究原则同意涉案地块容积率调整6.0，其中住宅面积不少于70%，其他商业、办公及公共配套建筑面积不超过30%。该函中还要求施工方案需征求地铁公司意见。2014年8月14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作出编号为深规土许Z×-2×-0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证显示用地项目名称为“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用地（B4××-00××）”，总用地面积为4947.45平方米，用地单位为在远公司和上富公司，容积率为6，建筑面积为29685平方米。同日，该局还作出关于《福田区×山片区B4××-00××、B4××-00×宗地合宗的公示》，称福田区×山片区B4××-00××宗地用地单位为上富公司，B4××-00×宗地用地单位为在远公司，上述两地块因涉及轨道线路保护区，为优化布局拟进行合宗，合宗后用地面积为12840.8平方米。2014年9月26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作出编号为深规土许ZS-2014-005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证显示用地项目名称为“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用地（B4××-00××）”，总用地面积为4947.45平方米，用地单位为上富公司，容积率为6，建筑面积为29685平方米。另查明，2013年12月2日，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合×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关于地铁7号线从B4××-00×宗地穿越情况的说明，称该宗地地产项目应当符合相关要求。2014年9月25日，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向上富公司作出关于B4××-00××、B4××-00×宗地地下空间地铁占用面积的复函，说明了地铁相关项目的有关情况。2014年12月3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函复上富公司和在远公司，要求其核实地铁相关项目的坐标、黄海高程及面积。另查明，在远公司于2015年11月6日出具证明称，深规土许Z×-2×-0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系该公司经理李某梅于2014年8月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申报办理。上富公司员工姚某冰在本案庭审时出庭作证称：B4××-00××宗地容积率申请手续系由其从2013年起单独负责，无人协助；其不认识田峰，也不知道恒基公司；其主要负责递交文件，不清楚相关经办人员是谁，也不清楚容积率的提升是否与地铁项目有关。上富公司在诉讼期间提交了多份收文回执复印件，其中提交人处有姚某冰字样签名。另查明，上富公司因其答辩中所称的与深圳市恒某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某福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书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了田峰，要求其退还收取的费用，案号为(2015)深南法民二初字第1235号。该案尚未审结。在该案中田峰提出反诉，要求上富公司支付提升容积率而应支付的费用。田峰在本案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其删除了前述反诉请求中关于提升容积率所涉费用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关于合同效力问题。恒基公司与上富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从现有证据来看，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应为合法有效。上富公司主张涉案合同系田峰用于行贿，但上富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田峰在庭审时也明确了恒基公司系合同签订方，故恒基公司具有诉权。关于恒基公司是否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问题。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一审法院认为恒基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其一，恒基公司举证证明涉案的委托合同签订后，其委托设计单位对B4××-00××宗地进行了重新规划设计，并要求设计方案“要结合国家安居型商品房的政策”，此后不久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复函将上述地块纳入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建设规划，并要求规划国土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续则由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以涉案宗地纳入保障性房屋建设为由将容积率调增至6。恒基公司的委托规划行为与此后政府部门作出的审批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更为可信。其二，作为实际经办人的田峰详细阐述了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反观上富公司员工姚某冰所述，其并不了解如何能够取得容积率的提升，也不清楚政府经办人员的具体情况，只能说明姚某冰只是提交文件的办事人员，而非是由其推动容积率得到提升的。其三，从上富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系2014年9月25日对B4××-00××宗地地下空间的占用情况作出复函，此前地铁部门于2013年12月2日作出的复函是关于B4××-00×宗地的，与涉案宗地无关。并且在上述两份函件出具之前的2013年11月28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即作出《关于B4××-00××宗地用地规划许可问题的复函》，表示鉴于B4××-00××宗地已纳入我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经研究原则同意涉案地块容积率调整6.0。该函中提出调整容积率的理由是纳入保障性住房建设，未涉及地铁占用。上富公司关于地铁从涉案地块通过，方使得容积率得以提升的主张，证据不足。其四，在远公司所称申报工作系其工作人员办理，但是国土部门作出的合宗公告系晚于提升B4××-00××宗地容积率的复函，在远公司所称与本案无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从一审法院确认的证据来看，一审法院认为恒基公司主张的由其实际完成了涉案宗地容积率的提升具有高度的可能性，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恒基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关于容积率调整为6是否超出合同约定期限的问题。2013年11月28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作出《关于B4××-00××宗地用地规划许可问题的复函》同意提升涉案宗地容积率。恒基公司与上富公司2013年3月18日签署的《咨询服务合同》约定有效期为1年即至2014年3月18日，国土部门的批复时间属于合同有效期内。关于上富公司应当支付的咨询服务费及利息问题。恒基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上富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费用，逾期还应赔偿利息损失。调整容积率后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为29685平方米，与未提升容积率时的建筑面积21132平方米相比，增加了8553平方米。按照《咨询服务合同》的约定，按照所增加的面积，以每平方米1000元计算咨询服务费，上富公司应当支付的费用为855.3万元。依约上述咨询费的50%应在国土部门批准提升容积率后支付，剩余50%在施工前支付。恒基公司主张前50%咨询服务费的利息从2014年9月26日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制作之日起起算，晚于国土部门批准提升容积率的时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剩余的50%，恒基公司主张从2014年10月31日起算利息，但恒基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施工系在此日开始，上富公司亦未对施工时间作出抗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上富公司作为用地单位，对是否施工及时间具有更高的举证能力，在恒基公司起诉后，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否则一审法院将有理由推定至少在起诉时涉案宗地工程已经施工，即该部分应付款的利息可以从起诉之日即2015年10月30日起算。综上所述，恒基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判决：一、上富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恒基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8553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其中以4276500元为基数从2014年9月26日起计算至2015年10月29日，此后以8553000元为基数计算至债务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恒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5516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恒基公司预交），由上富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富公司提交了：1.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的（2015）深南法民二初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书及上富公司对该判决提出的上诉状；2.编号为1××04、签发日期为2013年3月18日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存根）》。恒基公司称以上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上富公司原审提交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处理表（办文编号SZ20×××979）载明，2012年10月9日经深圳市政府有关领导审批同意市规划国土委以下建议：1.将该宗地（涉案地块）闲置土地处置方案由“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调整为“免收闲置费，限期开发”；2.该宗地按安居型商品房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建设安居型商品房，由该委和市住房建设局按规定办理后续用地手续。二、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在（2015）深南法民二初字第1235号案中判决驳回上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田锋的全部反诉请求。上富公司、田锋均对该判决不符提起上诉，该案二审尚在审理中，案号为（2018）粤03民终23169号。三、上富公司二审提交的编号为1××04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存根）》与原件核对一致，且与恒基公司一审提交的编号为1××04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编号一致、加盖了同一枚上富公司骑缝章，本院予以采信。因上富公司超过举证期限提交该证据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予以训诫。《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存根）》载明：“被授权人姓名：田锋，授权内容及权限：办理提升容积率，有效期限至2014年3月18日，签发日期：2013.3.18。”《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载明：“兹授权田锋同志为我方签订经济合同及办理其它事务代理人，其权限是：办理提升容积率，办理规划许可。有效期限至2014年8月28日，签发日期：2013.8.28。”其中阿拉伯数字均为手写，“8月28日”的第一个“8”及“2”字有明显的涂改痕迹，“2013.8.28”也是写好后重新描摹、涂改。结合以上事实，足以认定《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开具时填写的有效期限为至2014年3月18日，签发日期为2013年3月18日。四、本案二审调查询问时，田锋称编号为1××04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是从国土局档案复印的，全部会议纪要上都有其签字，上富公司签订的所有合同都是其办理的。上富公司遂申请调取2013年3月18日—2014年3月18日期间田锋到深圳市国土局参加会议的材料。田锋称不是每一次开会都有纪要。被问及国土局档案中有无田锋签字的会议纪要或者其他材料时，田锋称：“没有，但是所有的会议都是我参加的。”上富公司回应称：“如果田锋说没有，调取证据没有意义。”五、田锋称涉案工程在2014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工。上富公司则称涉案工程于2018年11月8日开工，以开工许可证时间为准。上富公司二审提交了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2018年11月8日出具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为上富公司、在远公司，工程名称为合×置地大厦主体结构施工，建设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路北侧、×山六路西侧，建设规模78106.51平方米，合同开工日期2015年6月1日，合同竣工日期2018年4月30日。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委托合同纠纷。涉案《咨询服务合同》由恒基公司与上富公司签订，田锋在合同中是以恒基公司法定代理人身份签字，且田锋对恒基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权利不持异议，故恒基公司是本案适格原告。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恒基公司是否依约履行了《咨询服务合同》的义务、其要求上富公司支付该合同咨询服务费用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一、根据《咨询服务合同》的约定，恒基公司合同义务为：“1.房地产政策咨询，在合规合法的前提下，协助上富公司办理相关手续。2.协调相关部门关系，将容积率4.2进行上升调整（以政府部门批准和国土局签订新补充协议为准）。”履行期限为2013年3月18日—2014年3月18日。恒基公司一审提交的编号为1××04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的有效期限实为至2014年3月18日，上富公司并未延长对恒基公司的委托期限。在以上委托期限内，无国土局签订的新补充协议。二、恒基公司主张委托了深圳市物×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进行涉案地块整体规划并配合进行申报，但无证据证明就该规划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了申报。三、恒基公司、田锋主张田锋参加了提升涉案地块容积率的有关会议、与政府主管部门进行了协调工作，但又确认国土局档案中无田锋签字的会议纪要或者其他材料。四、恒基公司与田锋均未能证明其在委托期限内，协助上富公司办理了哪些相关手续、从事了哪些协调相关部门关系的工作、其工作与涉案地块提升容积率的因果关系。五、恒基公司、田锋称涉案地块提升容积率的原因是其委托设计公司出具设计方案、要求设计方案“要结合国家安居型商品房的政策”、方案纳入安居型保障房建设，但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处理表（办文编号SZ20×××979）载明，在2013年3月18日《咨询服务合同》签订之前，深圳市政府已于2012年10月9日审批同意涉案地块建设安居型商品房，故，涉案地块被纳入安居型商品房建设，不能视为恒基公司履行《咨询服务合同》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恒基公司对其本案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综合以上分析，恒基公司本案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要求上富公司支付《咨询服务合同》中的咨询服务款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富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465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北京恒基联银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75516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北京恒基联银投资有限公司预交），二审受理费人民币75516元【已由上富土石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预交】，均由北京恒基联银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晓  琴审判员 林  建  益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书记员 陈永雪（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