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冀08行终1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德珍，男，1965年6月30日生，满族，市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孙利民，男，河北山庄（隆化）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30820071039112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木兰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828000976951Y。法定代表人甄毓敏，女，职务县长。委托代理人于江乐，河北冀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308201811037763。委托代理人张旭，男，1983年10月13日生，满族，围场国土局工作人员，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被上诉人承德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8000005143438。法定代表人常丽虹，女，职务市长。委托代理人王玉凤，女，1985年7月10日生，满族，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住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原审第三人王天福，男，1940年4月8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上诉人李德珍因行政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一案，不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8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德珍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利民、被上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于江乐、张旭、被上诉人承德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玉凤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王天福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德珍与第三人王天福争议的土地原为王树本（已故）房院的一部分。1954年王树本将其所有的位于围××城区××（现××）的房屋（包括本案争议部分）出卖给姜悦（已故）。1966年2月，姜悦和姜明珠、姜文华、姜廷四户分家时，其中姜明珠分得上述房屋中的两间，在分家单上写明了房屋分配情况，对房院范围内的土地如何分配未予明确。1966年3月7日，姜明珠将其分的两间房屋以人民币800.00元出卖给原告李德珍的父亲李惠斌（在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上其名字曾出现“会”“惠”“慧”“彬”“斌”不同用字，但当事人均认可系同一人，现已故），在买卖契约中载明四至为东至姜悦、西至官街、南至白玉山、北至姜悦伙柁，未记载面积和边长。李惠斌在该房屋居住至1969年时被下放至农村，其所居住的两间房屋作价人民币450.00元被当时县房管所收为公房，在1969年至1979年的10年期间，此房屋先后被安排给于宝江、赵成志及本案的第三人王天福居住。王天福居住上述房屋期间，又于1977年3月从姜文华处以600.00元价款受让了姜文华当年分家时分得房屋的宅基地，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1978年，第三人王天福在其所居住的上述房屋东侧、受让姜文华房屋的宅基地上新建房屋三间，但一直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此房屋因有争议自2000年后无人居住）。1979年，原告父亲李惠斌被落实政策返城，当时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李惠斌解决了三间房屋临时居住，后李惠斌要求搬回原房屋居住，因此时李惠斌原房屋东侧已被第三人王天福建房三间，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告知李惠斌只能落实房子，不落实宅基地，院子要维持现状，如能住则退还原房屋，不能住给其另盖新房，在征得李惠斌同意后，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其办理了退回原房屋的手续，李惠斌搬回原房屋居住（现在此房屋已由原告进行翻建，被告为其颁发了围国用（2000）第032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后李惠斌以第三人王天福在其房院内建房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到政府部门信访，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答复应维持现状不变。后李惠斌继续信访，1984年、1985年围场县委信访科两次作出处理意见，认为经多方调查未能证实李惠斌诉求的合理性，决定维持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所答复的应维持现状不变的处理意见。1986年，李惠斌认为当年姜明珠将其原房屋院内土地转让给第三人王天福才致使其权益被侵害，遂以姜明珠为被告向围场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姜明珠按照原合同（指1966年双方房屋买卖合同）交付房院、恢复原合同的实际面积。1986年3月22日，围场县人民法院作出（1986）围法民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合同中东至姜悦界点是否清晰的问题，因在合同中未写明东至姜悦的距离，李惠斌主张用五尺杆从房檐往东量六杆的证据不足，遂判决维持现状。李惠斌不服提出上诉，1986年5月29日，承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86）民上裁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此案属于政策落实问题，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裁定撤销围场县人民法院作出的（1986）围法民字第57号民事判决，发回围场县人民法院移交有关行政部门处理。1986年11月，围场县政府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后，作出围政[1986]108号行政处理决定，维持现状。李惠斌不服该处理决定，1989年10月16日，围场县政府组成专门临时工作组进行处理，一致同意原处理决定的意见。1989年10月17日，原围场县土地管理局针对该纠纷作出围土[1989]监字第6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当年李惠斌返城后在给其落实政策时，明确向其讲明如果搬回原房屋居住只落实房屋不落实地，当时李惠斌同意，并且在李惠斌与姜明珠买卖房屋合同中对四至中的东至姜悦尺寸未明确，对李惠斌自己主张的用五尺杆往东量六杆的证据不足，遂决定维持围政[1986]108号行政处理决定。2018年，原告李德珍在其父去世后向河北省委巡视组信访，要求对与第三人争议的宅基地进行确权。被告围场县政府在经过调查走访、现场勘验后，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围政行[2018]17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原告的父亲李惠斌在1966年从姜明珠手购买房屋时只是取得了两间房屋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其余土地使用权为姜家。在原告父亲返城落实政策时经征得其本人同意，已经将其原来的房屋退还，至此政策落实完毕。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对争议土地享有合法使用权，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决定：双方现争议的土地使用权应依法归王天福使用。原告不服，向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受理、复议后，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承政复决字[2018]1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的围政行[2018]17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另查明，经被告所属国土资源部门现场勘验，争议土地现在位于围场镇木兰北路、中天宾馆对过、马明中医诊所北侧。四至及边长：东至姜林，边长7.70米；西至李德珍，边长7.70米；南至马明中医诊所，边长11.25米；北至巷道，边长11.25米，面积86.625平方米。其中建房三间，边长为东边长4.90米、西边长4.90米、南边长10.55米、北边长10.55米，建筑面积为51.70平方米（北侧滴水檐宽0.40米，东侧滴水檐宽0.35米）。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据此，被告围场县人民政府对辖区内发生的土地权属争议，具有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原告的父亲李惠斌生前就本案争议的土地使用权问题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一直找有关部门解决，原告在其父亲去世后，也一直在向政府有关部门寻求处理。被告围场县政府虽然在1986年就双方争议的土地使用权问题作出过围政[1986]108号行政处理决定，维持土地使用现状，但1986年尚未有行政诉讼法，原告的父亲对该处理决定虽不服但未能获取通过诉讼进行救济。原告的父亲在1989年又向原围场县土地管理局申请处理，原围场县土地管理局于1989年10月17日作出围土[1989]监字第64号行政处理决定，亦维持土地使用现状，但此时的行政诉讼法未正式实施（该法于1989年4月4日颁布，1990年10月1日实施），从法律层面上尚未赋予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救济权利，因此，被告围场县政府本次作出的围政行[2018]17号行政处理决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明确给予原告诉讼的权利，充分地保障了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权利，故不应认定系对争议事项的重复处理，且原告系针对被告本次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原告与第三人在本案中争议的焦点是第三人王天福在1978年建筑的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归谁？首先，原告的父亲李惠斌在1966年从姜明珠手购买两间房屋的契约中对东至姜悦的距离界点不明确，原告在行政机关对争议事项进行行政处理中亦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而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王天福当年建房占用的土地系第三人于1977年从姜文华手受让的宅基地，且四至清楚。原告虽然认为第三人与姜文华所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合同无效，但并未通过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予以确认，该项亦不是行政诉讼审理的范围，故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其次，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在1969年至1979年原告的父亲李惠斌被下放农村期间，其购买取得的两间房屋已被当时县房管部门作价收归公房，并先后另行安置给包括本案第三人王天福在内的他人居住使用，在李惠斌返城后给其落实政策时，该房屋及相邻院落已发生重大变化，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征询李惠斌是否同意只落实房子不落实地、如不同意可另行给其建房的处理意见，在征得李惠斌同意后，给其办理了退回原房屋居住的手续，故应视为原告的父亲李惠斌在当时同意维持土地使用现状，且原告及其父亲在居住期间亦对该房屋进行了翻建，被告为其核发了土地使用权证，取得该房屋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综上，被告围场县政府在调查走访、现场勘验后作出处理决定，认定第三人王天福对争议土地具有使用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复议后，对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予以维持，程序合法，处理正确。故对原告诉请撤销二被告分别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德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承担。上诉人李德珍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8行初3号行政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8行初3号行政判决存在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购买房院是经过合法手续而购买，并且依法纳税，第三人所谓购买了姜文华的土地建房，一是当时的政策和法律规定都是不允许个人买卖土地的，所以也是非法的，因此没有依法纳税。二是姜文华与王天福的土地买卖协议实际签订日期是1984年，即李惠斌返城向政府要求落实政策之后，并非是1977年建房之前就已签订。既然没有依法纳税王天福与姜文华的买卖合同又怎么能够合法有效。在一审中我们已经明确提出了合法与否的法律根据，但是一审判决对这一根本事实避开不讲。二、1985年和1986年调查姜林、在县房产办公室任职的魏玲均证实从李惠斌购买的两间房至姜悅猪圈有5米左右宽，证明上诉人家当时购买姜明珠的房屋是带有院落的。只是因为“文革”期间允许房主卖房子带院子，而不允许卖院子，才没有写院子大小，这只是卖方的要求，并非买方的要求，李惠斌1966年买房院价格为800元，而1969政府将李惠斌下放时收购此房屋仅给付450元，这里的差价证明了带院落和纯收购房产价格的区别。《关于李会斌房院问题的复查报告》中明确写明，落实下放户回城的房屋时政策有明确规定，宅基地问题上级没有明确规定之前暂不解决。并没有说不解决，只返还房屋而不返还院子。所以李惠斌为了解决因文革政治运动被他人强占之院落一直向政府提出合法请求。而不像是第三人没有任何合法手续非法占地，非法建房，时至今日第三人都没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手续。并非上诉人主张的房院权利没有证据支持，而是没有真正依法讲理的执法者为合法、为正义作主罢了。综上，上诉人对其所购买姜明珠房屋和5米左右宽的院落是真实的。在国家落实返城政策后就应一并返还给上诉人。但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才不得已长期上访。巡视组转到当地政府处理。当地政府就应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不应支持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违法利益。但是政府并没有依法进行处理案件，上诉人不得已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也没有从合法与否的角度认定案件事实，而是片面的支持了政府的处理决定。为此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公正、合理、合法的认定案件事实，维护合法权益，做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答辩称：答辩人依法作出的围政行[2018]1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具体理由如下：一、被答辩人的父亲李慧斌确有购买两间房屋的事实，但是被答辩人不能证明其对诉争土地享有使用权：首先，李慧斌与姜明珠于1966年3月7日签订契约，契约中明确约定以800元价格购买西厢房两间，并没有约定院落及四至。就这一争议焦点事实，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自1980年起，围场县政府相关部门就争议地的归属问题进行数次调查，均未能取得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李德珍对诉争土地拥有合法的使用权，故答辩人不能支持被答辩人的土地确权请求。被答辩人的主张理由也是推测性的陈述，没有相应证据支持。从姜明珠家的分家单中也能确实反映出，当时姜明珠父辈分家时只是把十一间房屋进行了家庭内部分割，并没有明确分割院内土地。即姜明珠的房屋取得是否包含院落以及院落大小、四至均不明确，李慧斌购买取得姜明珠的房屋时，是否包含院落以及院落大小、四至同样不明确，且购房契约中没有明确约定记载，多名当时知情证人的证言不一致，对当时是否有院落也不明确，且由于历史原因，争议地现状已经改变，无法认定。其次，李慧斌下放乡下后，县政府将原李慧斌购买的两间房屋作价收回。自此被答辩人对该房屋不再享有所有权。被答辩人返城后，依据政策落实组当时政策及与被答辩人协商情况，当时告知被答辩人只落实房屋，不落实宅基地。被答辩人同意这种落实方式，被答辩人重新对两间房屋取得所有权。对诉争土地没有使用权被答辩人是明知且同意的。二、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在土地公有制之前通过购买房屋，取得土地使用权，可以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即被答辩人房屋占地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可以确定，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正确。三、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围场县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争议土地使用权的确定权属申请进行全面认真的调查核实，拟作出处理决定，并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听证。依据当事人的申请，组织当事人进行听证。全面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后，作出拟处理意见后报县政府，答辩人即县政府最终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综上，答辩人所做的(2018)17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答辩人的行政诉讼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依法维持该行政处理决定。被上诉人承德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首先，行政复议的受理符合法定行政复议范围。其次，行政复议的决定符合法定程序。二、答辩人行政复议决定结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后，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并经答辩人审查后认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据此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围政行[2018]17号行政处理决定。综上，答辩人认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及结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原审第三人未答辩。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随卷移送至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围场县人民政府对辖区内发生的土地权属争议，具有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上诉人主张原审第三人王天福在1978年建筑的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归其所有因证据不足，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围政行[2018]17号行政处理决定及承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承政复决字(2018)116号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德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松平审判员  李小龙审判员  李海燕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薛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