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7民终42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某某，女，汉族，住广西钦州市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啸,广西万益（防城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嘉铖,广西万益（防城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某商贸城有限公司，住所地：钦州市金海湾东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xxx。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绪伟，上海申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某某，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某1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钦州金海湾东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xxx。 法定代表人：吴某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绪伟，上海申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某，该公司副总经理。 上诉人刘某某（以下简称上诉人）、上诉人广西某商贸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诉人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西某1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1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钦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702民初2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啸、翁嘉铖，上诉人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绪伟、沈某某，被上诉人某1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绪伟、戴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桂0702民初2174号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时对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法律没有规定只有合同的相对方才对合同承担责任，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某公司接受某1公司的委托，全权对中国广西某商贸城进行统一运营和管理，其民事责任，应当由委托人某1公司承担。某1置业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中国广西某商贸城认购协议书》约定:“认购可享受优惠前3年租金抵扣21％:双方同意，在签订本认购书之日十日内，乙方(上诉人)须携本认购协议书原件到甲方(被上诉人)营销招商中心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以及《中国广西某商贸城一期小商品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表明:“广西某商贸城有限公司接受广西某1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全权对中国广西某商贸城进行统一运营和管理。”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被上诉人与某公司是委托人与受委托人的关系，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委托人的民事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知道某公司以其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被上诉人某1公司应当与被告广西某商贸城有限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二、某1公司在与上诉人进行商品房买卖时，广告宣传对托管统一管理进行了承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被上诉人在商品房买卖广告中返租的承诺具体确定，对房屋价格的确定以及上诉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有重大影响，应当视为合同内容，被上诉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三、《中国广西某商贸城认购协议书》约定:“认购可享受优惠前3年租金抵扣21％”，被上诉人以提前收取3年租金来抵扣购房款的21％，说明被上诉人才是实际的租赁人。四、《确认书》是广西某1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对房屋交付以及委托经营管理的确认，并且盖章。综上所述，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应得到支持。 上诉人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702民初217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仅支付实际收到的租金即可，无需支付保底收益。第一，本案为委托合同，并非租赁合同。因此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的义务，被上诉人能否取得收益取决于商铺是否能够出租并取得收益。第二，上诉人在本委托合同中的义务为受托管理、经营商铺，只要上诉人不存在着《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过错、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则受托经营的商铺是否能够出租的风险和后果都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被上诉人实际能取得多少收益与商铺对外出租所能获得的实际租金直接相关。第三，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已积极宣传、招商，履行了妥善管理、经营商铺的责任。上诉人为顺利出租商铺，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招商宣传，并进行商业管理和物业管理，发生了较大的费用。受客观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影响，加之实体商业经营受到电商的巨大冲击，被上诉人的物业虽已出租，但是租金远远低于约定的保底收益，但这并非上诉人的责任。综上，被上诉人实际可取得的收益需以物业对外出租实际取得的租金为依据。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保底收益，违背了公平原则。被上诉人作为商铺的所有权人，本应自行承担商铺经营所带来的利益或风险。本案商铺若由被上诉人自行招商，商铺很可能是无法出租的结果，且被上诉人还要承担自己招租期间的宣传费、物业费、管理费用等成本支出。商铺委托给上诉人招商经营后，上诉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广西某商贸城进行统一业态规划、招商推广、经营管理等经营活动，并实际承担了招商宣传、物业、管理等费用支出。虽因市场大环境的影响尚未实现预期的收益，但商贸城的业态和影响力已逐步形成，被上诉人在未作投入的情况下也将因此受益。因此，合同中约定了保底收益，商铺因客观因素租金未达预期的后果，依据公平原则，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三、一审判决不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广西某商贸城作为钦南区重点引进的商业项目，上诉人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商业运营管理，广西某商贸城小商品城开业以来适逢国内经济形势低迷，受到电商的强烈冲击。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钦州市外来投资人口锐减，实体商业经济萧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商贸城先后组织有针对性、有影响力的近百场商业活动，在改善商户经商环境、聚集商贸城的人气、开拓货源渠道、促进货物批发贸易，并投入了数千万的市场运营费用。上诉人在广西某商贸城项目的商业运作中已履行了企业责任、社会责任。现在，商贸城的经营业态和影响力已逐步形成，后续的完善工作也在推进。为了妥善解决争议，化解矛盾，上诉人积极应对，提出了多种方案与众业主进行磋商和解，希望与业主共度难关把商贸城做起来，并已与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一期业主达成了协议。但一审判决有可能让上诉人为维系、推动商贸城发展做出的努力前功尽弃，并将会引发更大范围的业主群体性诉讼。同时，因上诉人无力承受巨额的债务，不堪重负，必将导致无法继续对商贸城进行投入和运营管理，最终的结局是商贸城的关闭、上诉人破产。上诉人因无力承受巨额的债务而停止运营管理，广大业主的商铺必将迅速贬值。商贸城关闭后的二次启动，将会更加困难。商贸城关闭后商贸城的商铺将会处于闲置状态，根本利益受损的还是广大业主，届时极有可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请求二审法院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中找到新的平衡，彰显司法的公平正义。 被上诉人某1公司辩称，一、广西某商贸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是受上诉人的委托，对案涉商铺进行经营管理的。委托合同的当事人是上诉人与某公司，并非上诉人与某1公司。《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第一段约定甲方购买商铺委托乙方经营管理，第一条约定甲方自愿将该商铺在合同期限内全权委托乙方经营管理。从合同条款约定看，上诉人自愿委托某公司经营管理并建立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与某1公司并无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第一段中“乙方接受广西某商贸城开发商广西某1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全权对中国广西某商贸城进行统一运营和管理”，仅表明某1公司将自己自持物业委托某公司进行统一运营和管理，并非将案涉商铺委托某公司进行统一运营和管理。上诉人与某1公司之间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二、《认购协议书》自上诉人与某1公司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日起失效。1、《认购协议书》第7条明确“本认购协议在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自动失效”。2、《认购协议书》只是对上诉人未来向某1公司购买房屋进行了约定，未约定上诉人将所购买的房屋委托某1公司经营管理，未约定某1公司委托某公司对案涉商铺进行经营管理。3、某1公司将自持(未售)物业委托某公司统一运营和管理，这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不涉及上诉人所购买的商铺。某公司与上诉人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只约束某公司与上诉人，与某1公司无关。4、某公司与某1公司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某公司与上诉人签署合同，是某公司与上诉人双方的法律行为，某公司并未以某1公司的名义实施任何民事行为。三、上诉人与某1公司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四第十三条约定“出卖人与买受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以买卖合同、协议及附件为准”。但是双方签署的买卖合同、协议及附件均未约定某1公司对商铺的委托经营收益承担任何责任，亦未约定某1公司委托某公司对案涉商铺经营管理。同时，某1公司也未在任何宣传广告中对案涉商铺的经营收益支付作出承担责任的允诺和说明，某1公司也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所列情形。四、上诉人、某1公司、某公司就交房事宜所签署的确认书，除了明确房屋交付事宜，还在第二条明确“买受人自愿选择将该房屋委托商业公司(即某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在第三条明确“自2014年7月1日起，商业公司(即某公司)按照委托协议约定对该房屋进行经营管理，并按照委托协议之约定向买受人支付委托经营收益”。确认书表明上诉人系自愿委托某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并由某公司支付委托经营收益。某1公司并非商铺经营管理方，不是委托经营收益的支付主体和责任主体。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对某1公司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租金27587元（暂时计算至2018年6月30日，以后产生的租金另计），违约金3020.78元，利息1655.22元，以上款项共32263元；二、请求判令两被告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中国广西某商贸城一期小商品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按时支付租金；三、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0日，原告与被告某1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购买广西某商贸城一期小商品区编号为A18-9-327号的商铺。同日，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签订了《中国广西某商贸城一期小商品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约定：甲方（原告）自愿将上述商铺委托给乙方（被告某公司）经营管理，委托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止共计10年；鉴于市场培育需要，甲方自愿放弃前三年的商铺收益权；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乙方承诺按每年人民币27587元向甲方支付每年保底收益，在该约定的委托期限内，如果该商铺实际租金超出人民币27587元，超出部分甲方占有90%，乙方占有10%的收益用于市场运营管理费用；委托期限内，自本合同约定的首次支付相关委托管理收益之日起，乙方按每季度向甲方支付一次委托经营收益，并于每季度的第一个月的15日前结算完毕；乙方逾期6个月不支付租金收益，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同时在逾期支付租金期间，每逾期一日，乙方按应付而未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014年7月26日，原告与被告某公司及某1公司共同签订确认书，确认某1公司已经基于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于2014年6月30日将涉案的A18-9-327号商铺交付给某公司经营管理。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确认该商铺的委托期限起算日为2014年7月1日。 截止至原告起诉至人民法院之日，被告公司经催告未能向原告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收益义务，原告遂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原、被告身份证明、《中国广西某商贸城一期小商品区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确认书、《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当事人的庭审笔录等在卷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代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中国广西某商贸城一期小商品区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属委托合同的性质，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原告已按合同的约定交付了房屋，被告接收了房屋进行了经营管理，但是被告并没有履行合同的约定，截止2018年10月16日，被告某公司已经拖欠原告六个季度的保底收益，现原告请求被告某公司支付已经到期的保底收益，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被告辩称支付收益的时机未达到应属于情形变更，不应支付原告相关收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该抗辩意见缺乏相应的依据，不予采纳。从原被告签订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原告已经将其购买的商铺出租权让渡于被告，被告作为一个完全市场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是其市场经济法则，被告应该预见商铺不能出租的商业风险，但其仍作出支付保底收益的承诺，应当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针对原告请求支付违约金及利息的问题。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收益支付的方式及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被告某公司未能按时支付收益，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应以每一季度应支付的收益6896.75元（27587元÷4季度）为基数，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16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按每日万分之三的利率计算违约金给原告。双方合同中未约定利息，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 原告诉称被告某1公司在宣传过程中承诺了保底收益故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某1公司辩称该宣传属于要约邀请，不予认可原告的诉称。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某1公司并非委托合同的当事人，原告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中国广西某商贸城一期小商品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并未解除，对原告及被告某公司仍具有约束力，应由其双方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承受合同约定的权利。对尚未处理的收益及违约金等其他问题，原告方未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或未届履行期限，原告可另案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广西某商贸城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刘某某A18-9-327号商铺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16日的保底收益41380.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办法：按应支付的收益6896.75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16日起计至2018年6月30日止；按应支付的收益6896.75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6日起计至2018年6月30日止；按应支付的收益6896.75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6日起计至2018年6月30日止；按应支付的收益6896.75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16日起计至2018年6月30日止;均按每日万分之三的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刘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3元，由被告广西某商贸城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证据1、电脑咨询单，证明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委托经营合同书》，某公司、某1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确认书》时，某1公司持有某公司90%的股份，占绝对控股地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证据2、《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天眼查信息，证明某公司与某1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强调某公司与某1公司存在公章混用的情况，在委托经营应该盖的是某公司公章，但是里面盖的是某1公司的公章，存在着关联关系，还有人员混同的关系。天眼查的信息可以看出某公司电话、邮箱、公司地址与某1公司是一致的，存在关联的、人格混同。 上诉人某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和股东都是独立的法人，都以各自的财产对外承担有限责任。上诉人主张某1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违背公司法规定。对证据2，上诉人出示的委托合同是作废的，在签约的时候，部分合同提前加盖公章的，不代表两个公司之间承担连带责任，某公司与某1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应该各自独立对待责任。对于上诉人提供的天眼信息，对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天眼信息只是表明工商的登记情况，按照目前某公司的股东结构，与某1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因此，上诉人以天眼查的信息主张某1公司与某公司存在关联不符合客观事实。 被上诉人某1公司的质证意见与某公司一致。 经本院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对证据1、2，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经本院二审审理，所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委托经营合同效力如何认定，上诉人某公司是否应按合同约定支付保底收益，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二、一审判决是否超出诉讼请求；三、某1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一、关于委托经营合同效力如何认定，上诉人某公司是否应支付保底收益，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上诉人与上诉人某公司签订的《中国广西某商贸城一期小商品区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以下简称《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第4.2条约定，上诉人某公司承诺每年向上诉人支付保底收益。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将其向某1公司购买的商铺交付给上诉人某公司，上诉人某公司对商铺进行租赁经营。《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第5.2条约定，委托期限内，自本合同第4.1条约定的首次支付相关委托管理收益之日起，上诉人某公司按每季度向甲方（上诉人）支付一次委托经营收益，并于每季度的第一个月的15日前结算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中，上诉人某公司将上诉人购买的商铺对外进行租赁经营，收取租金，双方签订的合同实质是租赁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的保底收益，应认定为上诉人某公司承诺的最底租金。因此，上诉人某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上诉人支付保底租金。现上诉人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保底租金，上诉人某公司已构成违约。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某公司支付保底收益并支付违约金，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上诉人某公司主张其已经尽到了妥善经营管理的义务，不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保底收益来支付租金，应按照实际收益来支付租金，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上诉人某公司在合同期内拥有该商铺的经营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同时合同约定上诉人某公司按月支付租金，并没有约定按实际收益支付租金。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诉人某公司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上诉人某公司上诉认为受托经营的商铺是否能够出租的风险和后果都应由上诉人个人自行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与上诉人某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的保底收益期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上诉人于2018年7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租金计算至2018年6月30日，并明确对以后产生的租金另计。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11月作出判决，根据上诉人的请求，租金计算至一审判决前，并没有超出上诉人的请求。上诉人某公司称一审判决超出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三、关于某1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问题。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二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中，某1公司与上诉人某公司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某公司的法律责任与某1公司的法律责任是相互独立的，上诉人某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第三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三款第（一）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本案中，某1公司是上诉人某公司占股90%的股东，某1公司应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某1公司未足额缴纳出资，无证据证实某1公司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因此，上诉人请求某1公司对上诉人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上诉人某公司应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上诉人以某1公司和上诉人某公司对外的联系电话、通讯邮箱、网站宣传、营业场所一致，主张两公司之间人格混同证据不足。某1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吴某某，而上诉人某公司在公司变更前为林某某、陈某某、林某1及某1公司，变更后为某1公司、范某某，同时，两公司均为独立法人。某1公司作为商品房的开发商，而上诉人某公司只负责商铺经营管理，经营业务不同，同时，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两公司存在财务混同。因此，上诉人请求某1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 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上述规定，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属要约邀请，构成要约的要件是：一、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二、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本案中，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所描述的返租的具体说明和允诺，是对购买商铺后的商业目的所做的描述，属要约邀请，不是对商铺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描述，不符合要约的构成要件一。并且，上诉人购买商铺后，某1公司已经将商铺交付给上诉人，后上诉人与上诉人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商铺交付给上诉人某公司，由上诉人某公司代管涉案房屋，对涉案房屋进行返租。上诉人所购买的是商铺，属商业投资，商铺的价格本来就比较高，并且会随市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宣传广告对上诉人订立合同及价格未构成重大影响，不符合要约的构成要件二。因此，涉案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属于要约邀请，上诉人主张构成要约，应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组成内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上诉人与上诉人某公司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乙方（上诉人某公司）接受中国广西某商贸城开发商广西某1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全权对中国广西某商贸城进行统一运营和管理。”上诉人以该条约定认定上诉人某公司与某1公司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关系。本院认为，某1公司无书面委托手续，也未在《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上签字盖章确认，因此，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上诉人与上诉人某公司，某1公司不属于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合同的效力仅及于上诉人与上诉人某公司，不对某1公司产生效力。因此，上诉人请求某1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广西某商贸城有限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06元，由上诉人广西某商贸城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刘某某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06元，由上诉人刘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应锐 审 判 员 阮 真 审 判 员 何 海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杨雯民 书 记 员 陆瑞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