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902民初1719号原告：王永泉，男，195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泰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泰安市诺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环山路**普照小区**综合楼。法定代表人：张宪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涛，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永泉与被告泰安市诺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宇物业）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永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被告诺宇物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补发原告2013年至2014年工资252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在被告处工作任职副总经理，2015年原告与被告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发生争议，最终在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双方确认劳动关系自2015年3月20日解除。2017年7月18日原告作为被告出资股东，认为被告2016年3月未给予原告进行分红违反法律规定，为此向泰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分红款项。庭审中被告认为原告要求进行分红不符合事实，并提出2016年3月支出的款项实际是补发2013、2014年工资，2018年3月1日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902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支付分红款项的诉讼请求。原告认为2013年、2014年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2016年3月补发工资待遇的政策享受同等待遇，原告向泰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后，该委员会作出泰山劳人仲案字2019第71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原告仲裁请求，为此原告特具状起诉，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诺宇物业辩称，一、原告向泰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且泰山区劳动仲裁委也是以此驳回了其仲裁请求，故依法应驳回原告本案的诉讼请求。1、根据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其认可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3月20日解除，根据该事实，原告如果认为被告欠付其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需要补发，应当在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至迟在之后一个月内申请劳动仲裁主张相应权利，也就是说原告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上权利被侵害。在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前，如果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原告应当对相应的事实和数额有明确的主张和计算依据。但原告却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将近四年前在起诉被告因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败诉后，依据被告庭审中提交的为公司正常上班提供劳动的职工补发工资的数额推算得出其主张的具体数额时至2016年2月才提出劳动仲裁请求，早已远远超过了仲裁时效。2、在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等人诉被告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中，被告已于2017年11月16日第二次庭审中将2016年三、四月份补发工资情况以情况说明和2013年1月-二零一四年12月工资表的形式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原告对以上证据均进行了质证，发表了质证意见，并在庭审笔录中签字确认。因此从这一事实角度看，被告也已经在2017年11月16日向原告明确告知了2016年三、四月份补发工资的情况。原告自当日就已经知道了被告补发工资的事实，其于2016年2月才提出补发2013到2014年工资的请求，同样超过了仲裁时效。综上，应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依法驳回原告本案的诉讼请求。二、原告自2012年12月28日后就未在被告处工作，没有为被告提供任何劳动，不应当享有自此以后的任何工资待遇。因原告及彭兵等人在任期间，未经全体股东同意，违法擅自低价出售了位于青岛市的房屋使用权，引发其他股东不满。其他股东经法定程序于2012年12月28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高全芝、张宪惠、李宪忠为新一届董事会成员，高正军为新一届监事。自此以后原告就离任前一直未到被告公司的任何合法的办公地点上班，更未向被告提供任何劳动。不仅如此，彭兵及原告等人在离任时还将被告公司的印鉴、支票、财务账本、档案等资料一起带走，非法持有以上资料，直到2015年11月11日，迫于公安经侦部门的压力才将财务档案交回，双方共同委托对其离任期间的财务情况进行了审计。彭兵及原告等人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严重影响了被告公司的正常经营。原告等人在任期间，职工待遇极低，生活难以维系。新一届管理层上任后，为了提高职工的待遇，不得已处置了泰安市的一套房产，所得收益于2016年三、四月份进行了集中处罚。因此以上补发的工资系自2013年1月起被告未正常上班，为公司提供劳动的职工补发的部分集体工资。原告未上班，未向被告提供劳动，其无权获得劳动报酬。其本案的诉讼请求根本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样应予驳回。综上，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系2003年5月14日核准成立的企业法人，成立时，原告王永泉为公司股东。2010年12月3日原告与诺宇物业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份，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自签订时生效。2015年7月29日，原告向泰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工资、经济赔偿金等。该仲裁裁决作出后，原、被告双方对该裁决均不服向本院提出诉讼。本院以（2015）泰山民初字第2077号、2087号民事判决作出判决后，被告诺宇物业对该判决不服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9民终1417、1418号民事调解书，在调解书中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自2015年3月20日解除。原告及彭兵等人作为被告的股东，认为被告未向其分红，于2017年7月18日向本院提出诉讼，要求支付股东分红款本金总额1858072.89元。本院于2018年3月1日以（2017）鲁0902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该判决中查明：被告据此主张被告公司2012年至2016年度一直处于经营亏损状态，2016年3月、4月两次发放的款项系补发公司在职职工2013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间39个月的部分工资。其中，《关于2016年3月、4月补发在职证实职工工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自2003年改制之初，彭兵就担任公司董事长，长期以来在职正式职工月工资800元左右，2012年在股东提出公司管理层改选的要求后，才勉强为职工涨了400元工资，职工生活难以维系，在职职工涨工资资金一直未能落实，公司才处置了一套位于泰安市的资产，售房收益用来支付几年了拖欠的在职正式职工工资，于2016年3月和4月进行了二次集中补发。”原告认为在该起案件中原告主张是分红款项，被告主张补发工资，在判决未作出之前原、被告双方的主张是否成立需经法院确认，故原告于2019年2月12日申请劳动仲裁主张被告补发2013年至2014年工资252000元。泰安市泰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泰山劳人仲案字【2019】第71号仲裁裁决书，认为原告提起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故驳回了原告的仲裁申请。后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书不服向本院提出本案诉讼。对原告主张的252000元的数额，原告称被告为全体员工补发的2013年1月份至2014年12月份工资平均数为112354.6元。原告当时工作岗位是副总经理，是与张宪惠职位相同，张宪惠补发工资数是2013年每月补发8500元，2014年每月12500元，总计为252000元，参照《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规定“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适用集体合同规定；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实行同工同酬……”，所以原告按照张宪惠的岗位要求被告补发工资252000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1年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3月20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系解除后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其劳动仲裁的起算日应为用人单位承诺支付工资的时间为具体日期，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承诺向其支付工资，因此本案的仲裁时效应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即2015年3月20日起算。原告于2017年7月18日向泰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分红，该行为并非本案争议问题的法定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原告于2019年2月12日向泰安市泰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已明显超出仲裁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永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王永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东明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高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