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605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周口市广文数字电影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中州路桥北（关帝上城）。 法定代表人：巴莉芬，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象山影视城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象山县新桥镇影视城内。 法定代表人：洪佩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升，浙江昊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灵巧，浙江昊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巴莉芬，女，1962年10月7日出生，回族，住河南省周口市。 一审被告：河南三川影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中州路桥北（关帝上城）。 法定代表人：巴莉芬，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周口市广文数字电影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文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象山影视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视城公司）、二审上诉人巴莉芬及一审被告河南三川影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川公司）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广文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合作协议书》产生的基础实为安全责任事故，属刑事犯罪，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民事赔偿纠纷，不属于著作权合同纠纷；本案的《合作协议书》在签订过程中存在“暴力、软暴力”，扣押设备、阻止拍摄等行为；两审法院的判决自相矛盾，驳回了被申请人主张的部分金额应以不存在真实投资为基础，但并没有认定《合作协议书》为无效；原审确定的370万元的赔偿数额中有不合理支出；不存在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垫付赔偿款的事实，基础法律关系应为侵权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并非真实的著作权合同纠纷；巴莉芬个人与影视城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未向影视城公司出具个人保证担保的承诺，不存在连带担保合同约定，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请求再审本案。 影视城公司提交意见称，本案不存在刑事犯罪，属法院受案范围；《合作协议书》依法成立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存在著作权合同关系，我公司有权依照合同约定要求广文公司承担责任；巴莉芬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是：广文公司与影视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著作权合同关系；370万元的赔偿数额是否正确。 一、关于合同性质 首先，赔偿款确系由于处理马伤人事故所产生，但广文公司在自己出具的《申请》以及与影视城公司签订的《备忘录》中都承诺了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并认可赔偿费用共计550万元，先行支付50万元，剩余500万元由影视城公司垫付。此种情况下，广文公司已经为自己设立了向影视城公司清偿垫付赔偿费用的给付义务。虽然在签订《合作协议书》时，相关赔偿没有全部结束，约定的500万元的出资也没有实际支付，但双方对此都为明知。广文公司在赔偿数额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况下认可出资已经实际到位，也表明其认可己方负有向影视城公司支付垫付赔偿款的给付义务。影视城公司基于此种给付义务而享有的对广文公司的债权才是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基础。因此，赔偿产生的具体原因对本案合同性质的认定并没有直接影响。影视城公司对广文公司的债权能否转换为影视城公司的投资款取决于双方的协商。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当事人确定将影视城公司对广文公司的债权转化为影视城公司的投资款。这一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应为有效。 其次，《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在500万元赔偿款数额归还完毕后，影视城公司仍可自电影发行收益中分得利益，也表明了双方当事人将因垫付赔偿款产生的债权转化为电影投资的意思。《合作协议书》还明确约定了影视城公司享受联合出品方的权利，更表明了影视城公司愿意以对广文公司的债权为对价，参与电影发行的意思。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上具有建立著作权合同法律关系的真实意思。 再次，三川公司与广文公司为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同为巴莉芬，三川公司与影视城公司签订《联合出品协议》，约定三川公司为电影的著作权人及制片单位，影视城公司为联合出品方之一，影视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联合出品人之一，也表明广文公司与影视城公司在实际履行著作权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印证了《合作协议书》的主要目的和内容为建立和履行著作权法律关系。 最后，广文公司认为马伤人事故为刑事案件，又认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实际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民事赔偿纠纷。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已经查明，没有证据显示该案存在刑事犯罪嫌疑。广文公司在申请再审过程中也未提交新的证据或举证出现新的事实。而且，正如之前所述，赔偿产生的具体原因对本案合同性质的认定也没有直接影响。 综上，《合作协议书》与之后的《联合出品协议》相互印证，可以确认广文公司与影视城公司具有建立著作权合同法律关系的真实意思，一审和二审法院按著作权合同纠纷审理此案并无不当。 二、关于合同效力 广文公司主张，在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过程中，影视城公司采取了“暴力、软暴力”的逼迫手段，出现了扣押拍摄设备、阻止拍摄等行为。首先，广文公司和巴莉芬在一审和二审期间并未提交受胁迫签订协议的相关证据。其次，广文公司申请再审时提交了证人证言和录音，但未能说明逾期提供该证据的理由，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再次，广文公司既然认为2014年11月16日的《合作协议书》是受胁迫签订的，却一直没有行使撤销权。不但如此，广文公司的关联公司三川公司在2016年6月29日还与影视城公司签订《联合出品协议》。而且，直至电影《夺路而逃》上映，甚至诉讼已经发生，广文公司仍未向法院主张行使撤销权。因此，广文公司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的《合作协议书》应为有效。 三、关于支付数额 广文公司与影视城公司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了500万元的投资款，但如之前的分析，影视城公司用于拍摄电影的出资及后续取得联合出品方地位，所依据的都是影视城公司对广文公司所享有的债权。此债权为广文公司与影视城公司协商所确定，其产生的原因对《合作协议书》的合同性质没有直接影响。但同时，该债权的基础在于影视城公司所垫付的事故赔偿款。在赔偿款数额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备忘录》和《合作协议书》时所确定的投资款数额应为预估，故债权具体数额的确定仍应以实际发生的赔偿款为依据。原审法院以实际支付的赔偿款数额来确定影视城公司所享有的债权数额，进而确定广文公司应当归还的投资款数额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据广文公司的抗辩意见，审查了影视城公司支付赔偿款的证据，最终驳回影视城公司主张的部分投资款后，影视城公司并未对此提出上诉。二审中，影视城公司也未对此提出异议。影视城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再审答辩意见中，也明确表示二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因此，影视城公司对原审判决驳回其主张的部分投资款是认可的。在具体金额的确定上，原审依据优势证据规则，对影视城公司所提交的赔偿费用支出的数额进行了认定，且并未超出广文公司提前授权给影视城公司垫付的500万元的数额。广文公司对此并未提出新的证据，其该项主张无法得到支持。 另外，关于巴莉芬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由于巴莉芬未就此申请再审，广文公司无权以此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巴莉芬和广文公司在一审中对巴莉芬在签订《合作协议书》中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巴莉芬既未到庭，巴莉芬和广文公司也未提出相反证据或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由巴莉芬和广文公司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并无不当。 综上，广文公司主张的申请再审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口市广文数字电影制作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夏君丽 审判员  马秀荣 审判员  郎贵梅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魏磊 书记员纪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