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72号原告（反诉被告）：王利，女，197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原告（反诉被告）：湖北振邦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黄石市杭州西路以南、青鱼路以西杭州公馆******综**。法定代表人：王利，总经理。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敬义，男，该公司法律顾问。被告（反诉原告）：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v>法定代表人：校荣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家隆，男，该公司职员。第三人（反诉被告）：长沙振邦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高新区）广发隆平创业园**厂房二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陈飚，经理。原告（反诉被告）王利、湖北振邦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振邦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八局公司）、第三人（反诉被告）长沙振邦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振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王利及其与湖北振邦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敬义，中建八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家隆到庭参加诉讼，长沙振邦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第二次、第三次开庭时，中建八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家隆到庭参加诉讼，王利、湖北振邦公司、长沙振邦公司明确表示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王利、湖北振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余欠货款364176.2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3月8日起以货款364176.24元为基数，按年6%的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原告王利以个人设立的开发区振邦建材经营部的名义与被告形成了口头约定混凝土外加剂买卖合同关系，累计向被告发送混凝土外加剂48.96吨，结算货款为598455元。被告也于2017年1月25日向开发区振邦建材经营部银行账户支付货款30万元，履行了合同的付款义务，故原告王利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2017年2月4日原告王利要求被告结算余欠货款298455元时，被告以“原告王利无法提供企业销售增值税发票”为由，拒绝支付。于是，原告以长沙市振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了《混凝土外加剂采购合同》。原告王利在2017年3月5日、3月8日又根据被告的需求发货6.04吨，计算货款为65721.24元，累计差欠货款为364176.24元。尔后，原告王利向案外人长沙振邦公司要求开具税务发票与被告结账时，但该公司要求原告王利支付高额的管理费用为由拒不开具发票。故原告王利解除了长沙振邦公司的名义挂靠关系。2017年3月7日，原告王利向工商部门注销了经营部的同时申请注册了湖北振邦建材有限公司，后经双方协商一致，以原告湖北振邦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补签了《物资采购合同》，在2018年4月14日依法向被告提供了发票，并要求被告支付贷款，但被告又以“长沙市振邦建材有限公司出函”为由，仍拒不支付原告的货款，故而成讼。被告（反诉原告）中建八局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第一，如果按照正式的合同的约定，如果未出现问题的话，结算金额确实是364176.24元。第二，被告是和湖北振邦公司办的结算，按照合同的约定，也不到支付70%货款的节点，此外还有5%的质保金。第三，按照合同的约定，逾期利息双方约定的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第四，诉讼费也应该由原告承担。此外，对原告所称的口头买卖合同约定被告不认可，被告买卖合同都是通过招标进行。原告起诉状中也明确被告是挂靠在长沙振邦公司，被告只认可和长沙振邦公司的法律关系，不认可和湖北振邦公司的法律关系，被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湖北振邦公司签的合同，该合同不成立。第三人（反诉被告）长沙振邦公司未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反诉原告中建八局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反诉被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2.反诉费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本案原告王利作为被申请人长沙振邦公司的代理人参加了中建八局公司组织的混凝土外加剂招标工作的投标并顺利中标。在中标后，王利私刻了长沙振邦公司的公章，在长沙振邦公司和中建八局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中建八局公司签订了外加剂买卖合同。中建八局公司也不知道王利私刻长沙振邦的公章的事实，一直认为自己同长沙振邦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后，王利声称长沙振邦公司无法向中建八局公司提供发票，于是成立湖北振邦公司承继了长沙振邦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并提供发票，与中建八局公司签订合同。中建八局与湖北振邦公司签订合同之前曾要求长沙振邦公司、湖北振邦公司联合出具了《合同主体变更暨债权债务承诺函》，借此来确定长沙振邦公司将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给湖北振邦公司的行为是长沙振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此时王利又用私刻的假章在承诺函上盖章，使中建八局公司信以为真，由此才决定和湖北振邦公司签订合同。因王利与长沙振邦公司存在经济纠纷，同时发函至中建八局公司主张该款，中建八局公司才得知王利伪造公章和假签合同之事。现中建八局公司面临长沙振邦公司和湖北振邦公司两家单位主张债权。因为王利所提供的混凝土外加剂不是长沙振邦公司的产品，与合同要求不符，质量难以保证，并且属于转包行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混凝土外加剂采购合同》第7条第6款规定：合同一经签定，乙方不得转包给其他供货商，否则按合同价款的30%向甲方支付赔偿金。但是因为王利伪造长沙振邦公司的公章的行为存在主观上的恶意，所以该公司主张湖北振邦公司、王利、长沙振邦公司对违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反诉被告王利、湖北振邦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反诉诉讼请求。1、该诉讼是个虚假诉讼。在其已经实际履行后，对方也已经使用了其材料后，再以开发票等理由拒不支付，是虚假诉讼。2、反诉原告据以提出反诉的合同未实际履行，并未生效，因此支付违约金的提出没有事实依据。由于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其已经供货了，不存在转包事实。反诉被告长沙振邦公司未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双方针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提交的主体资格证明、结算单、支款凭证、2017年2月15日物资采购合同（复印件）、荣誉证书、物资采购合同、税务发票、二原告共同出具的《合同主体变更声明书》，被告提交的《混凝土外加剂采购合同》、《混凝土外加剂采购合同》、《合同主体变更暨债权债务承诺函》、招标文件-法人授权书、长沙振邦事实说明、湖北振邦情况说明。经审理查明：王利系长沙振邦公司授权的湖北省黄石市总代理，全权代理该公司富尔威系列产品的推广和销售，授权范围为与工地或分销商签订购销合同及货款的回笼，公司相关产品的推广及售后服务。2016年10月18日，长沙振邦公司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载明其委托王利作为该公司代理人参与中建八局公司招标的采购程序。2016年10月27日至2017年3月，王利向中建八局公司供应货物若干。2017年1月25日，中建八局公司向案外人开发区振邦建材经营部账户付款30万元。2017年2月4日，中建八局公司（购货方，甲方）与长沙振邦公司（供货方，乙方）签订《混凝土外加剂采购合同》（合同编号：CSCEC-WZ-3043916001-G2-2016012-1）（以下简称合同一），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混凝土外加剂，标的物名称为聚丙烯弹丝纤维，暂定金额2176200元，以甲方现场验收人员实际检定合格数量为准；标的物用于黄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合同一经签订，乙方不得转包给其他供货商，否则按合同价的30%向甲方支付赔偿金。甲乙双方办理完结算手续后，次月21日前支付当月结算价款的70%，余款于甲乙双方最终结算办理审批完成后3月内支付至95%，合同额的5%作为质保金；甲方未按时付款的，按照应付款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支付违约金。该合同第10页附有2017年2月15日长沙振邦公司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载明其委托王利作为该公司代理人参与中建八局公司招标的采购程序。2017年6月13日，王利及湖北振邦公司向中建八局公司出具《合同主体变更声明书》，主要载明：由于长沙振邦公司与受托人王利之间产生内部经营纠纷，该公司无法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故由湖北振邦公司继受合同一的权利义务。中建八局公司签收该该声明书，同时要求长沙振邦公司提供发票或由长沙振邦公司及湖北振邦公司共同办理公证。但长沙振邦公司未开具发票，二公司亦未办理公证。2018年1月19日，王利使用长沙振邦公司合同专用章，盖住“合同专用章”部分，与湖北振邦公司共同在《合同主体变更暨债权债务承诺函》上加盖印章确认：由于长沙振邦公司与中建八局公司于2017年2月4日补签了《建设材料膨胀剂》买卖合同，为了减少运输成本，特委托湖北振邦公司履行本合同的权利与义务。双方同意将长沙振邦公司的合同主体变更为湖北振邦公司。在履行合同中所涉及的结账、应收货款、开具发票等认证手续，均由湖北振邦公司完成，不再从长沙振邦公司的账户进出。2018年4月，中建八局公司（购货方，甲方）与湖北振邦公司（供货方，乙方）签订《黄石奥体中心外加剂采购合同》（合同编号：CSCEC-WZ-3043916001-G2-2018008）（以下简称合同二），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聚丙烯弹丝纤维，暂定金额2176200元，以甲方材料员确认数量为准；标的物用于黄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甲乙双方办理完结算手续后，次月21日前支付当月结算价款的70%，余款于甲乙双方最终结算办理审批完成并且竣工验收完毕后3个月内支付至95%，合同额的5%作为质保金；当合同履行完毕后，若乙方无违约行为、质量纠纷等问题，甲方在质保期（2年）满后30日内无息付清质保金，如乙方有违约及质量纠纷，扣除相关费用后一次性以无息方式支付给乙方。2018年4月15日形成的中建八局公司与湖北振邦公司的月度物资采购结算单显示：编号CSCEC-WZ-3043916001-G2-2016012-1合同项下，“至本期累计结算金额”664176.24元，“至本期应支付金额”630967.43元，“合同应付比例”95%。2018年7月10日，长沙振邦公司出具《事实说明》一份，主要载明：中建八局公司承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使用的抗裂防水外加剂及单丝纤维（聚丙烯）材料，由长沙振邦公司黄石代理商王利参与投标并中标，该项目使用该公司资质和名义在云筑网注册，但该公司未发货、未收款，2017年2月4日形成的合同一合同公章系王利私刻，法定代表人签名系伪造，且王利于2018年3月私自将合同乙方长沙振邦公司变更为湖北振邦公司，该公司不予认可，要求中建八局公司停止支付后续材料款，并敦促王利返还30万元。同日，湖北振邦公司亦出具《情况说明》一份，主要载明:案涉货物买卖合同系中建八局公司与王利以黄石开发区振邦建材经营部个体户名义形成，王利一方依约供货，由于中建八局公司要求开具发票故而借用长沙振邦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一。因王利与长沙振邦公司就管理费发生纠纷，故王利成立了湖北振邦公司并开具了货款发票，但因长沙振邦公司阻挠，中建八局公司未付剩余货款，故成讼。经查，合同一尾部加盖的是长沙振邦公司合同专用章，但无法定代表人签名，而是王利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审理中，中建八局公司提交的招标系统照片显示：就案涉工程，2016年9月5日开始招标程序，但废标，2016年10月20日再次开始招标程序，2017年2月4日招标完成。中建八局公司提交的供货单显示：供货事实发生时间为2016年10月27日至2017年3月。庭审中，到庭各方认可合同一、合同二签订后，虽合同约定的暂定金额均为2176200元，但实际发货金额确为664176.24元。中建八局公司认可货物已经实际使用，案涉工程部分已经投入使用。另外，中建八局公司对前后签订两份合同的解释为：其在要求长沙振邦公司出具承诺函的情况下认可该公司将权利义务交由湖北振邦公司继受，故而签订合同二，但因长沙振邦公司又出具《事实说明》向其要求拒付湖北振邦公司货款，故未支付剩余货款。本院认为：王利向中建八局公司供应货物，中建八局公司接受使用，并支付了部分货款，双方之间成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建八局公司与长沙振邦公司签订合同一、与湖北振邦公司签订合同二，该两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案涉三个合同关系均成立并有效。关于中建八局公司提交《事实说明》主张长沙振邦公司称王利使用私刻公章签订合同一一节，本院认为，长沙振邦公司认可王利系该公司授权的参与项目采购的代理人，合同一的成立系基于代理人有权代理行为成立并生效。故，对中建八局公司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双方对货物价值无争议，争议焦点是：王利供货后，中建八局公司依约支付了部分货款，其后又形成合同一、合同二，则案涉合同相对方究竟是王利、湖北振邦公司还是长沙振邦公司，及各方权利义务如何确认。对此，本院认为，应以各方实际履行行为进行认定合同相对方。本案中，中建八局公司与王利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证据显示，中建八局公司支付部分货款的时间早于两个书面合同的签订时间，无证据显示且双方亦未主张本案存在30万元预付款的情形，由此可见送货事实发生于两个书面合同签订之前。同时，长沙振邦公司出具的《事实说明》文件显示，虽其主张货款不应向湖北振邦公司支付，但其认可货物并非其所供应。在原被告均认可货物已经实际交付并使用的前提下，应认定长沙振邦公司并非货物的供货方。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的核心义务是交付标的物所有权。本案中，王利系交付货物一方，应依据该核心事实认定买卖合同的主体。关于中建八局公司主张长沙振邦公司系其经招投标选定的买卖合同相对方一节，首先，本案诉争合同性质为买卖合同，并非建设工程合同，在法律、行政法规无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买卖合同的效力不受招投标程序的影响；其次，本案中，货物交付这一买卖合同的核心履行内容在招投标程序完成之前已经开始，中建八局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后，才通过招投标程序签订合同一，故招投标程序、后续合同签订都是为了确认之前事实上成立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为。在此情况下，应对切实发生的买卖合同事实据实认定。因此，本案中建八局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应为王利，现王利及以其任法定代表人的湖北振邦公司共同主张权利，本院不持异议。关于货款金额，因双方权利义务以事实合同为准予以认定，现王利、湖北振邦公司已交付全部货物，中建八局公司认可其已经开具全部货款金额发票，故对尚欠货款金额364176.24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因王利确实以代理人身份前后两次针对同一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与中建八局公司签订合同书，其与长沙振邦公司还因管理费问题发生争议，导致中建八局公司有合理理由在争议解决前暂缓付款，且其直至2018年4月才以新注册成立的公司名义开具发票，而开具发票不仅系合同的附随义务且系法律规定的供货方的法定义务，故因王利个人供货而无法开具发票导致的中建八局公司延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应由其自行负担。关于中建八局公司的反诉请求，如前所述，本案基于事实上成立的买卖合同确认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故该公司依据合同一、合同二有关条款要求对方承担违约金，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利、湖北振邦建材有限公司货款364176.24元。二、驳回王利、湖北振邦建材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382元，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佳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温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