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04民初2205号 原告：梁某1，男，2006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 原告：梁某2，男，200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 上述二名原告法定代理人：梁正勇，男，197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系梁某1、梁某2父亲。 上述二名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佘以芳、黄林锋，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交通路**。 法定代表人：王鸿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威伟，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鑫满大厦**。 主要负责人：林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兰，女，系公司员工。 第三人：朱雄，男，198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 第三人：朱某1，男，2013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 法定代理人：朱雄，男，198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系朱某1父亲。 第三人：朱某2，女，201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 法定代理人：朱雄，男，198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系朱某2父亲。 第三人：余登学，男，196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 第三人：朱爱国，女，196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 上述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贤芝，福建纵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某1、梁某2与被告福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集团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公司”）、第三人朱雄、朱某1、朱某2、余登学、朱爱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梁某1、梁某2的起诉。梁某1、梁某2不服本院裁定上诉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8）0104民初2538号民事裁定，本案指令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某1、梁某2法定代理人梁正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佘以芳、被告公交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威伟、被告中华联合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兰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朱雄、朱某1、朱某2、余登学、朱爱国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某1、梁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公交集团公司、中华联合公司赔偿梁某1、梁某2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合计人民币295822元（死亡赔偿金39001×20年×100%=780028元÷7×2=222865元、被抚养费梁某215岁25980.5×3年÷2=38970元、梁某112岁25980.5×6年÷2=7794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三项合计369777元×80%=295822元）；2.判令公交集团公司对梁某1、梁某2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中华联合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4.本案诉讼费用由公交集团公司、中华联合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23日12时23分左右，方秀兰驾驶车牌号为闽Ａ×××××的大型普通客车，经仓山区盖山路由北往南行驶至安达物流园门口路段，遇毛家瑞驾驶车牌号为皖Ｋ×××××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后牵引皖Ｋ×××××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在仓山区盖山路西侧车道安达物流园门口路段由南往北倒车，遇余兰驾驶无牌二轮电动车沿人行横道北侧路面由西往东横穿盖山路，在人行横道北侧路面方秀兰未注意观察路面情况未减速慢行，闽Ａ×××××大型普通客车车头左侧与无牌二轮电动车左侧发生碰撞，造成余兰摔倒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仓山大队就该事故依法作出仓公交认字（2018）第0050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公交集团公司司机方秀兰承担主要责任，余兰和毛家瑞共同承担次要责任。经查，公交集团公司为肇事车辆闽Ａ×××××大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方秀兰系公交集团公司的员工，事故是发生在方秀兰履行职务期间，故公交集团公司应承担责任。中华联合公司为肇事车辆闽Ａ×××××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的承保公司。方秀兰的侵权行为给梁某1、梁某2造成人身和财产上的损失，并带来精神上无法磨灭的痛苦，被告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梁某1、梁某2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向贵院起诉，请求贵院依法作出判决。 公交集团公司辩称：《人民调解协议》中包含了梁某1、梁某2应得的赔偿金额，答辩人已支付金额超过应承担部分，要求答辩人继续赔偿有失公平，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梁某1、梁某2与朱雄等人系连带债权人，任一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答辩人向朱雄等人支付赔偿款符合法律规定。《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梁某1、梁某2与朱雄等人作为事故受害人的近亲属，对本次事故的赔偿款项享有连带权利，根据《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朱雄等人有权要求答辩人向其支付赔偿款项。而梁某1、梁某2又认可赔偿款项中包含了其应得份额，因此梁某1、梁某2应当向朱雄等人要求分割。在事故发生后，答辩人多次要求梁某1、梁某2一同参与调解，但是梁某1、梁某2消极对待，拒不配合[（2019）闽0104民初2538号判决书中第4页第二段]。在上诉人不予配合的情况下，答辩人无法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只能由朱雄等人代表全体家属与答辩人签订调解协议。二、《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包含了梁某1、梁某2全部应得赔偿金额，即使梁某1、梁某2参与到《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订中，赔偿金额也不会有任何改变。1.《人民调解协议书》中明确82万元赔偿款包含了受害人余兰及其近亲属可获得的全部赔偿项目。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明确表述“福州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次性赔偿给受害人余兰医疗费、丧葬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死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损失和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捌拾贰万元整，一次性结案”。可见该赔偿金额包含了受害人余兰在此次事故中所有的赔偿项目与金额。2.梁某1、梁某2在起诉状中认可《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赔偿金额包含了梁某1、梁某2的赔偿款。在事故发生后，由于梁正勇与第三人朱雄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梁正勇拒绝沟通、调解，导致答辩人只能与受害人余兰的现任丈夫等人进行协商调解并签署调解协议。3.梁某1、梁某2曾在另案中提供一份公交集团公司的内部文件《福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公司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载明《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的赔偿金额的具体项目明细，包含梁某1、梁某2应得款项在内。梁某1、梁某2在另案起诉答辩人（2018）闽0104民初2687号申请撤销调解确认决定纠纷一案中，提供了该份报告作为证据，答辩人对其表示认可，该份报告的真实性已由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予以确认，表明各方均认可一次性赔偿金额中包括了梁某1、梁某2的赔偿金额。综上，《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包含了梁某1、梁某2全部应得赔偿金额，即使梁某1、梁某2参与到《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订中，赔偿金额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三、《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赔偿款项本就属于受害人余兰的家属共同共有，未经法院分割，答辩人无法就其家属各自所占份额分别进行支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的性质是损害赔偿,其内容是对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的赔偿，原则上应由家庭生活共同体成员共同取得,当事人未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主动予以分割。在实务中，在分割该笔赔偿金前,应扣除已实际支付的丧葬费用,并优先照顾被抚养人的利益,剩余部分的分配应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及生活来源等因素适当分割,而非等额分配。因此，即使梁某1、梁某2参与到《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答辩人也无法将该笔款项进行分割后分别支付，若梁某1、梁某2与朱雄等人未达成协议，答辩人也仅能向其中一方支付，再由梁某1、梁某2与朱雄等人自行分割。因此，答辩人的赔偿金额包含了梁某1、梁某2的赔偿款，梁某1、梁某2应当向朱雄等人要求分割该部分赔偿款项。四、若继续让答辩人赔偿，将超出了答辩人本应承担的赔偿范围，有失公平。《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答辩人向余兰家属一次性支付赔偿金82万元，而（2018）闽0104民初2572号判决书已就本次事故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进行了认定，为1090303.58元。根据答辩人应承担的责任比例计算，答辩人应承担1090303.58元×70%=763212.5元，明显低于调解赔偿金额。若让答辩人继续赔偿梁某1、梁某2，答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明显过高，有失公平。考虑到答辩人是一个有担当的国企，在本次事故后积极与受害人家属协调并配合履行赔偿义务，若继续让答辩人承担额外责任，对于答辩人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综上，虽然梁某1、梁某2并未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但梁某1、梁某2认可其应得的赔偿金额已包含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82万元赔偿款中。即使梁某1、梁某2参与到《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字中，赔偿金额也不会发生改变，答辩人也无法自行对赔偿款项进行分割，答辩人已充分履行赔偿义务，不应继续赔偿，应驳回梁某1、梁某2的诉讼请求。 中华联合公司辩称，其答辩意见同公交集团公司答辩意见。 朱雄、朱某1、朱某2、余登学、朱爱国书面述称：一、答辩人与公交集团公司签订的编号2018156《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赔偿金额并不包括梁某1、梁某2的赔偿款，该协议书上载明的当事方仅有答辩人五人，不包括梁某1、梁某2。当时交警要求梁某1、梁某2提供亲属关系证明，以便于对两人赔偿款做确认，但两人未配合提交，因此，答辩人五人先就属于答辩人的赔偿款与公交集团公司达成和解。当时情况下，答辩人亦无法代表梁某1、梁某2处分其权益。梁某1、梁某2的赔偿权益应当另行向公交集团公司主张。二、根据证据2中的离婚的民事调解书，死者余兰与梁某1、梁某2父亲梁正勇离婚时，双方各自抚养一个孩子，梁某2由梁正勇抚养，梁某1由余兰抚养，因此，梁某2的抚养费不应由余兰承担，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应以一人计算。综上所述，请求法庭依法判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梁某1、梁某2提交的《调查表》、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2012）平昌法民初字第126号《民事调解书》，可以证实梁某1、梁某2系死者余兰与梁正勇生育的两个儿子；2.梁某1、梁某2提供的梁正勇的居住证、户口簿、梁某1、梁某2就读于福州的证明、梁正勇的居住证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3.梁某1、梁某2提供的暂住地址登记记录，可以证实死者余兰事故发生前一年居住生活于福州市，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4.公交集团公司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各方当事人对该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2018年4月9日，公交集团公司与余登学、朱爱国、朱雄、朱某1、朱某2签订《人民调解协议》，协议如下：一、福州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一次性赔偿给受害人余兰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死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捌拾贰万元整，一次性结案；5.公交集团公司提交的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4民初2687号民事判决书、福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公司报告，证明生效判决（2018）闽0104民初2687号民事判决书对福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公司报告真实性予以确认；6.公交集团公司提交的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4民初2572号民事判决书、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1民终84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生效判决（2018）闽0104民初2572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本案交通事故死者损失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费用为60136.18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费用为1270167.4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23日12时23分左右，方秀兰驾驶车牌号为闽Ａ×××××的大型普通客车，经仓山区盖山路由北往南行驶至安达物流园门口路段，遇毛家瑞驾驶车牌号为皖Ｋ×××××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后牵引皖Ｋ×××××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在仓山区盖山路西侧车道安达物流园门口路段由南往北倒车，遇余兰驾驶无牌二轮电动车沿人行横道北侧路面由西往东横穿盖山路，在人行横道北侧路面方秀兰未注意观察路面情况未减速慢行，闽Ａ×××××大型普通客车车头左侧与无牌二轮电动车左侧发生碰撞，造成余兰摔倒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8年4月28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仓山大队作出仓公交认字[2018]第0050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方秀兰承担主要责任，余兰和毛家瑞共同承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朱雄等人代表受害人余兰家属一方与公交集团公司于2018年4月9日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公交集团公司一次性赔偿受害人余兰八十二万元整，一次性结案。根据公交集团公司提交的《关于与朱雄等五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情况说明》，上述八十二万元由下列细项组成：医疗费63061.57元、残疾赔偿金780028元、丧葬费31569元、亲属误工费519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梁某1、梁某2、朱某1、朱某2四人）36372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1000元。该款项已履行完毕。另，1.余兰与梁正勇共生育有二个儿子，分别是梁某2（2004年2月27日出生）、梁某1（2006年7月4日出生）。余兰与朱雄共生育有两个子女，分别是朱某1（2013年1月17日出生）、朱某2（2014年2月24日出生）；2.中华联合公司作为闽Ａ×××××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额30万元，未投保不计免赔率特约险）承保公司，扣除15%的免赔额，于2018年5月22日向公交集团公司转账120000元及255000元，共计转账375000元；3.生效判决（2018）闽0104民初257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本案交通事故死者余兰损失总额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费用为60136.18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费用为1270167.4元;4.方秀兰系公交集团公司驾驶员，事故发生时正在执行工作任务；5.方秀兰因本案事故于2019年4月18日被本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案件现已生效。 本院认为，方秀兰驾驶闽Ａ×××××大型普通客车遇毛家瑞驾驶的皖Ｋ×××××重型半挂车后牵引皖Ｋ×××××重型低平板挂车倒车，同时遇余兰驾驶二轮电动车沿人行横道横穿路面，方秀兰未注意观察路面情况未减速慢行借道时与余兰驾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余兰摔倒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方秀兰负事故主要责任，余兰、毛家瑞共同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各方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事故责任认定予以确认。朱雄等人代表死者余兰家属一方与公交集团公司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中包含梁某1、梁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在未经梁某1、梁某2授权的情况下与公交集团公司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在未经梁某1、梁某2追认的情形下，协议中涉及梁某1、梁某2的部分无效，即本案《人民调解协议》部分无效。驾驶员方秀兰因本案事故被本院处以刑事处罚，故梁某1、梁某2诉请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人民调解协议》中涉及梁某1、梁某2的赔偿项目为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 死亡赔偿金是对因受害人死亡导致其近亲属在正常情况下所享有的被继承财产减少的赔偿，在性质上采纳“继承丧失说”，故应当按照《继承法》规定的顺序确定赔偿权利人，但其本身不属于遗产，如近亲属之间请求分割的，在同一顺序中，原则上按照与受害人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决定各自的应得份额，而不适用《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同一顺序一般应当均等的原则，公交公司已就死亡赔偿金与朱雄等人达成调解协议，其中死亡赔偿金金额按780028元全额计算，根据余兰家属与余兰生活的亲疏远近，本院酌定余兰父母余登学、朱爱国、余兰与梁正勇所生二子梁某1、梁某2分别按照10%的比例分得死亡赔偿金，与余兰共同生活的朱雄、朱某1、朱某2分别按20%的比例分得死亡赔偿金，同时按事故责任比例70%计算，故梁某1、梁某2可以分得的死亡赔偿金为780028元×20%×70%=109203.92元，由朱雄、朱某1、朱某2、余登学、朱爱国向梁某1、梁某2支付。 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余兰四名子女的抚养年限分别为梁某24年，梁某17年，朱某113年，朱某214年，前四年被抚养人为四子女，前四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5980元/年×4年=103920元，其中梁某1、梁某2享有的份额为103920元×2人/4人=51960元。梁某2成年后三年被抚养人为三子女，三年期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5980元/年×3年=77940元，其中梁某1享有的份额为77940元×1人/3人=25980元。故按照责任比例计算后梁某1、梁某2可依法享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1960元+25980元）×70%=54558元。根据公交集团公司出具的《关于与朱雄等五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中的情况说明》中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金额为363727元，其中已包含梁某1、梁某2的份额，故朱雄、朱某1、朱某2、余登学、朱爱国应向梁某1、梁某2支付54558元。综上，朱雄、朱某1、朱某2、余登学、朱爱国应向梁某1、梁某2支付109203.92元+54558元=163761.92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朱雄、朱某1、朱某2、余登学、朱爱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梁某1、梁某2支付163761.92元； 二、驳回梁某1、梁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481元，由梁某1、梁某2负担1906元，由朱雄、朱某1、朱某2、余登学、朱爱国负担3575元。朱雄、朱某1、朱某2、余登学、朱爱国负担的诉讼费用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珲 人民陪审员  陈彬 人民陪审员  陈伟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林薇 书记员施炜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