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民终10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河池富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思恩镇大安路建材市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26MA5KDXDG9Y。 法定代表人：欧顺天，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华，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州飞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柳州市桂中大道南端**阳光壹佰城市广场****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315816688B。 法定代表人：李湘江，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广西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锋，男，197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伟权，广西比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广西比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西河池富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柳州飞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鸣公司）、黄永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桂1226民初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富安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飞鸣公司、黄永锋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核查不清，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1、合同实际履行中的运输方式和费用承担事实没有查清。从柳化公司的秤量单（磅单）、柳化公司制作给飞鸣公司的结算清单，以及飞鸣公司制作给富安公司的结算清单上运输车辆的号牌，均为广西河池欣辉运输有限公司名下的车辆。是富安公司通过广西河池欣辉运输有限公司的车辆进行煤炭运输，运输费也匀由富安公司支付给了河池欣辉公司（有柳化公司制作给飞鸣公司的结算清单、秤量单证明）。富安公司在已经承担完运输费后由，在与飞鸣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协议》中，约定的“一切费用”就仅包括了洗车清理、关门费（有广西河池欣辉运输有限公司车辆行驶证证明）。飞鸣公司在整个生意过程中只起到了在业务上的“牵线搭桥”作用，其即没有出资金采购货物、没有负责运输货物，其不存在收取运输费和支付运输费的问题。2、对代开的运输费发票是由哪方开具的没有查清。事实上本案涉案的三张运费发票是由富安公司依据飞鸣公司的要求找第三方在环江税局代开的，运费发票也是应飞鸣公司的要求直接寄给飞鸣公司（有代开运票缴纳费用的证据）。3、结算清单中的煤炭吨数、货款计量方式、货款金额及支付流程没有查清。(1)煤炭吨数：富安公司按飞鸣公司的要求直接将煤炭交付到柳化公司，柳化公司直接通秤量单进行计量，煤炭数量为12456.8吨。在一审庭审中，飞鸣公司在法庭两次询问下均确认飞鸣公司与富安公司的煤炭数量为12456.8吨。(2)货款计量方式及货款金额：①2017年9月4日，飞鸣公司与柳化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合同》（合同编号LHGF8117085)，在9月份的煤炭交易单价力850元/吨，交易量为3506.85吨，减去发热量扣款233062.53元后，货款金额为3210001.78元；②2017年10月9日，飞鸣公司与柳化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合同》（合同编号LHGF8117097），在10月份的煤炭交易单价为930元/吨，交易量为5248.2吨，减去发热量扣款437730.81后，货款金额为5318603.31元；③2017年11月9日，飞鸣公司与柳化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合同》（合同编号LHGF8117111)，在11月份的煤炭交易单价为900元/吨，交易量为3701.65吨，减去发热量扣款238078.48后，货款金额为3566336.75元；(3)支付流程：2017年9月、10月、11月份，富安公司按飞鸣公司的指示将货物交付至柳化公司后，柳化公司向飞鸣公司制作结算清单并支付货款，结算价分别为850元，930元，900元,然后经富安公司与飞鸣公司协商一致，飞鸣公司向富安公司制作结算清单并支付货款，结算价分别以840元、920元、890元，价差每吨10元为飞鸣公司的利润（原合同约定为价差每吨5元，双协定后按价差每吨10元）。飞鸣公司与柳化公司的结算清单总吨数为12456.8吨,结算货款总金额为12094941.8元。富安公司与飞鸣公司的结算清单总吨数为12456.8吨，扣除每吨10元后，结算货款总金额应为11970373.8元（计算时小数位四舍五入进位行差异，与富安公司结算清单数据11970374.31元基本吻合），飞鸣公司从柳化公司结算到货款后（实际上已经全部结算到）应该将此货款金额结算给富安公司，但飞鸣公司并没有将此货款全部结算给富安公司。因此，原审法院对货款金额及案件事实核查不清，飞鸣公司在没有向富安公司支付11970373.8元也没有任何抗辩理由的情况下，理应履行合同的支付义务。原审法院没有核清上述事实，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 （二）原审法院对飞鸣公司向富安公司出具的结算清单不予釆纳有误，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1、从富安公司提供的结算清单可以清楚的体现出,供货方是“富安公司”，飞鸣公司作为需方制作结算清单并签章寄发给了富安公司，结算单的供需关系已经显而易见。而且在结算单最后还注明了“以柳州鸣公司与柳化公司之间的煤炭采购合同为结算依据”，其实质上就是富安公司按飞鸣公司指示向柳化公司交付的煤炭货款，故而数据上要求以其为依据，实际上煤炭吨数上完全吻合，只是在结算价格上经富安公司给予了飞鸣公司10元的价差作为飞鸣公司的利润利益。2、在原审庭审中，飞鸣公司在法庭询问下确认了双方的煤炭交货数量共计为12456.8吨，从柳化公司的结算清算和秤量单记录中也已经证实,飞鸣公司制作的结算清单与柳化公司制作的结算清单数据完全吻合，结算清单格式基本一致，两份清单合法有效且相关联，是完全符合法定意义上的结算依据，也应当是本案符合证据“三性”的证据。因此,原审法院仅因原审被告否认该结算清单上的支付金额而不予采纳该关键证据是错误的，也导致了原审法院对本案作出错误裁判。 （三）对“一票结算”及“二票结算”的成因没有理顺。1、富安公司开具运费发票和增值税票，实质上是为了顺应飞鸣公司的要求，便于飞鸣公司与柳化公司的二票结算方式（因为飞鸣公司与柳化公司签订的合同为二票结算方式）。采用“一票结算”或“二票结算”方式，与本案的货物价格无关，开具了运费发票是为了合理避税，降低成本（从增值税为17%降至运费税3%，达到降低成本，提高利润）。2、开具运费发票是飞鸣公司与富安公司双方达成的合意。飞鸣公司于2018年2月8日向富安公司支付的一笔50万元货款（有飞鸣公司的支付凭证证据），正是在富安公司开具运费发票给飞鸣公司之后，飞鸣公司给予认可后作出的付款回应。被告在之前的交易过程中从没有反对或提出异议，在诉讼中为推卸付款义而进行否认是违背了诚信原则。按我国《合同法》之规定，已经履行的合同双方没有异议的应视为双方对其合同的认可，飞鸣公司在本案诉讼中的否认，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飞鸣公司在2017年向富安公司制作结算清单后，富安公司完全可以全部开具增值税票给飞鸣公司并要求其支付货款，对自身一点损失也没有，但富安公司在2017年11月4日、2017年12月7日、2018年3月8月顺应飞鸣公司合理避税，降低税赋，提高利润的需求，开具三张运费发票给飞鸣公司，实为飞鸣公司的要求，若不这样，飞鸣公司就没有运费发票抵增值税发票据出具给柳化公司，只能全部按增值税发票进行结算，则飞鸣公司将在此交易中将会亏损。故而，富安公司与飞鸣公司在交易中之所以协商一致变更开具运费发票，完全是为了顺应飞鸣公司与柳化公司的《煤炭采购合同》履行，便于飞鸣公司与柳化公司双方的结算，也是飞鸣公司与富安公司达成的合意。 （四）飞鸣公司辩称其额外另支付了2017年12月份的预付款86万元给富安公司以及辩称双方的交易总货款是10101771.81元，完全不符合逻辑，严重与事实不符。1、富安公司明明开出的是银行承兑汇票，被告说是预付款没有任何依据，因为在还没有确定货物吨数、单价及货款金额前，开出86万元的金额本身就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及双方的交易习惯。且从开具的银行汇票数额中，在富安公司还有36万元货款没有催收回来的情况下，又开出一张50万元金额的银行汇票，凑成86万的金额作为预付费，显然也是不合常理的。2、50万金额的汇票是在2018年2月份开具的，飞鸣公司说是2017年12月份的煤炭预付款更是来得不符合逻辑，难道双方协商在2018年2月份预付2017年12月份的货款？3、飞鸣公司辩称双方的交易总货款是10101771.81元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和计算依椐事实，也没有任何合同约定。其苍白无力的说法，无非是想将其从柳化公司结算出来的全部价款扣除每吨150元运输费归自己占有，但所有的运输费都已经由富安公司承担支付的情况下，飞鸣有何理由扣除150元每吨的运输费？因此，飞鸣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的辩解符合逻辑，严重与事实不符。 （五）黄永锋出具的《担保书》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黄永锋作为完全民事主体，自愿作为担保人出具《担保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书》合法有效并生效，其在本案中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飞鸣公司向富安公司支付煤炭货款。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未以核实清楚，对证据的采纳有误，对案件中涉及的“一票”“二票”没有理顺，所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诉诸贵院，请求判如所请。 飞鸣公司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 黄永锋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2.退一步来说，二审法院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履行的二票结算，依照担保法律二十四条规定，被上诉人黄永锋对两票承担担保责任，不承担联保责任。 富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飞鸣公司、黄永锋共同向富安公司支付货款1009176.34元；2、判令飞鸣公司、黄永锋共同向富安公司支付逾期利息5121.57元（以1009176.34元货款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31日起计算至2018年5月12日止，余下的利息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履行期届满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飞鸣公司、黄永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富安公司与飞鸣公司于2017年9月1日签订《煤炭采购协议》，合同约定：一、货物名称、规格、质量要求按照“柳州化工”结算方式。二、数量：3000吨/月，每月供需双方根据“柳州化工”生产和煤炭需求情况确定具体数量，以结算为准。三、价格：随行就市。根据“柳州化工”每批次结算价及回款周期调整，供方给予价格优惠，优惠差价按每吨5元结算。四、交货地点：“柳州化工”指定的厂内地点。运输方式和费用承担：1.汽车运输：供方送货上门，交货地点为“柳州化工”指定的地点。2.到指定地点前，一切费用（含汽车清理、关门费）由供方自行负责。五、结算方式：1.一票结算，以“柳州化工”标准。2.煤炭到“柳州化工”验收合格后，需方有责任有义务向“柳州化工”催款，所得款项必须支付供方货款，不得做他用。十四、其它规定：本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黄永锋在《煤炭采购协议》上签字捺印，同时于合同签订当日另外向富安公司出具了一份担保书，担保书载明：为促使富安公司与飞鸣公司达成煤炭购销，确保双方之间的煤炭购销货款能够及时回收，本人自愿作为担保人，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 与此同时，飞鸣公司与柳化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4日、2017年10月9日、2017年11月9日签订了《煤炭采购合同》共三份，合同编号分别为：LHGF8117085、LHGF8117097、LHGF8117111。三份合同对货物名称、数量、单价、交货时间及数量、交货方式及地点等均作了约定，同时合同还约定结算方式及时间为：两票结算（17%增值税票、铁路增值税发票或短途运输发票），验收合格后付款（电汇、银行承兑汇票），汽车运输费150元/吨。富安公司与柳化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18日、2017年12月29日签订了《煤炭采购合同》共两份，合同编号分别为：LHGF8117129、LHGF8117132。 富安公司与飞鸣公司签订合同后，富安公司于2017年9月至11月期间按照合同约定将无烟粉煤运送至柳化公司进行了交付。飞鸣公司按照富安公司供应给柳化公司无烟粉煤的情况，于2017年10月13日制作了2017年9月无烟粉煤结算清单，结算单中载明富安公司2017年9月份运输的粉煤净重为3506.85吨，单价840元，扣减后货款金额为3174933.31元，备注：附复印件煤炭采购合同（编号：LHGF8117085）一份以此为结算依据；2017年11月14日制作了2017年10月无烟粉煤结算清单，结算单中载明富安公司2017年10月份运输的粉煤净重为5248.25吨，单价920元，扣减后货款金额为5266120.8元，备注：附复印件煤炭采购合同（编号：LHGF8117097）一份以此为结算依据；2017年12月12日制作了2017年11月无烟粉煤结算清单，结算单中载明富安公司2017年11月份运输的粉煤净重为3701.7吨，单价890元，扣减后货款金额为3529320.3元，备注：附复印件煤炭采购合同（编号：LHGF8117111）一份以此为结算依据。截止2017年11月27日，富安公司在9月、10月、11月份运输的粉煤净重共计12456.8吨，货款金额共计11970374.41元。飞鸣公司分别向富安公司发出了此三张结算清单，富安公司对结算清单均无异议。 富安公司于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3月8日期间分别向飞鸣公司提供了无烟粉煤货款及运输费的广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有11张无烟粉煤货款发票，金额共计10101861.81元，另外3张无烟粉煤运输费发票开票时间分别为2017年11月14日、2017年12月7日、2018年3月8日，金额分别为526027.50元、787237.50元、555247.50元，共计1868512.5元，以上无烟粉煤货款及运输费合计为11970374.31元。三张运输费发票上均注明购买方为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方的代开机关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思恩分局，代开企业名称为环江顺促货运，其中2018年3月8日的发票中备注煤3701.65吨*150，代飞鸣公司。飞鸣公司根据富安公司提供的增值税票多次通过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方式向富安公司支付无烟粉煤货款共计10961197.97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富安公司向飞鸣公司运输无烟粉煤产生的运输费应该由谁来承担；二、富安公司请求飞鸣公司、黄永锋共同向富安公司支付货款1009176.34元及逾期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一、关于富安公司向飞鸣公司运输无烟粉煤产生的运输费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富安公司与飞鸣公司签订的《煤炭采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合法权益，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均应诚信履约。该协议约定：运输方式和费用承担：1.汽车运输：供方送货上门，交货地点为“柳州化工”指定的地点。2.到指定地点前，一切费用（含汽车清理、关门费）由供方自行负责。协议中约定一切费用由供方即富安公司自行负责，虽然括号里未具体注明包含运输费，但运输费属于到指定地点前运输方产生的费用，应包含在一切费用里面，富安公司辩称一切费用仅指括号中注明的汽车清理、关门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应认定运输费由富安公司承担更符合协议约定。另外，协议还约定结算方式为一票结算，以“柳州化工”标准。所谓一票结算即一票制结算，指所购货物实行到厂价格一票制，让销售方统一开具增值税票，将运输费用包括在其中。本案富安公司向飞鸣公司提供了无烟粉煤增值税票10961197.97元之后，飞鸣公司已按税票金额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富安公司支付了价款。而富安公司又另外提供了三张运输费的增值税票要求飞鸣公司承担运输费用，富安公司的该项主张与双方协议约定的一票结算相冲突，富安公司辩称两票结算是根据飞鸣公司与柳化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两票结算来开具的，且是按飞鸣公司的要求来开具的，因飞鸣公司予以否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且三张运输费增值税票中载明的购买方、销售方、代开企业名称均未包含富安公司在内，富安公司凭三张与自己无关的增值税票要求飞鸣公司向其支付运输费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对于富安公司认为应由飞鸣公司承担运输费的主张，因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飞鸣公司、黄永锋是否应共同向富安公司支付货款1009176.34元及逾期利息的问题。富安公司提供的飞鸣公司制作的2017年9月、10月、11月无烟粉煤结算清单只盖有飞鸣公司的公章，该清单最后备注是以飞鸣公司与柳化公司之间的煤炭采购合同为结算依据，并未注明是与谁之间的货款结算，富安公司以此三张结算清单证实是富安公司与飞鸣公司之间的货款结算并要求飞鸣公司按该结算单上的货款金额11970374.31元来支付证据不足，飞鸣公司、黄永锋予以否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飞鸣公司应当支付给富安公司的无烟粉煤货款应以双方在《煤炭采购协议》中约定的一票结算为依据，即以富安公司向飞鸣公司提供的无烟粉煤增值税票10101861.81元（不包含运输费的增值税票）为准。飞鸣公司已先后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共向富安公司支付了10961197.97元货款，该金额已超过了富安公司提供的无烟粉煤增值税票10101861.81元，应认定飞鸣公司已向富安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鉴于飞鸣公司已向富安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故富安公司请求支付逾期利息已无事实根据，对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黄永锋出具的《担保书》内容来看，其对飞鸣公司支付给富安公司的货款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飞鸣公司已支付了全部货款，黄永锋的担保责任应予以解除。故对富安公司请求飞鸣公司、黄永锋共同向富安公司支付货款1009176.34元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富安公司对飞鸣公司、黄永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29元，由富安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富安公司向飞鸣公司出售无烟粉煤，飞鸣公司制作并向富安公司提供了结算清单，结算清单载明货款金额为11970374.31元，飞鸣公司应当按照结算清单确定的金额支付货款。 综上所述，富安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桂1226民初572号民事判决； 二、柳州飞鸣贸易有限公司、黄永锋共同向广西河池富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1009176.34元及利息（以1009176.34元货款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31日起计算至2018年5月12日止）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29元，由柳州飞鸣贸易有限公司、黄永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国祥 审判员  李剑峰 审判员  韦海平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兰小盆 附：本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