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26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舒航，男，汉族，1961年3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莉，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江，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铧，男，汉族，1964年2月17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金华，贵州森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遵义红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人民路市政府住宅一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16801727880。法定代表人：邹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民，男，汉族，1963年2月16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该公司员工。上诉人舒航因与被上诉人邹铧、原审第三人遵义红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都城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3民初5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舒航上诉请求：1.撤销2018黔03**民初5459号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诉争事实在2017黔03民初480号以及2018黔民终364号判决中己经进行了认定，且前案判决己经发生法效力，本案不宜再作出与其相反的判决。首先，邹铧系前案的被告之一，其在前案二审上诉中明确提出了与本案诉请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因此，本案诉争事实在前案中已经进行了审理和认定，不宜再重复审理。其次，前案诉争焦点是股东查阅权纠纷，审查股东身份是前提，邹铧作为前案被告之一抗辩称其才是真实股东，但前案判决并未认定其股东身份，而是认定舒航才是股东，并确认了舒航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查阅权。因此，舒航的股东身份毋庸置疑。二、本案的诸多证据都证明了舒航作为红都城公司实际股东在工商登记持股1%的事实。根据一审证据《遵义红都城项目合作协议》、《遵义红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协议》、《遵义红都城项目补充协议》、红都城公司的工商登记底档资料、10万元注册资金的《借条》等，证明事实：舒航与邹铧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开发红都城项目，舒航负责协调资源获取土地，邹铧负责投入前期启动资金1000万元作为红都城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其中300万元作为舒航的出资，700万元作为邹铧自己的出资。后来因为工商机关要求注册有限责任公司必须要有三个股东，于是双方又引入了遵义建工公司，三方签署了合作协议，约定遵义建工出资900万，邹平出资90万，舒航出资10万注册成立红都城公司，该协议签署后，三方按照协议约定办理了公司注册登记，其中舒航出资10万元系邹铧先行垫付，因此，舒航向邹铧出具了10万元借条。由此足以证明，虽然舒航的10万元是邹铧垫付，但舒航向出具了借条，认可垫付事实，双方内部形成的是借贷关系，但该10万元的性质仍然是舒航的出资款，并非邹铧的出资款。如果邹铧所称代持股成立，那么10万元出资款理应由邹铧自行出资，舒航不必出具借条而徒增自身债务。其次，如果代持股成立，那么双方在签署合作协议时就会明确舒航在工商的登记股份是代持，但是，无论是在两方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还是在三方合作协议中，都未曾提及任何代持的事宜，反而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舒航作为公司实际股东之一的事实，因此，综合全案证据可以判断代持股事实根本不存在。三、关于舒航实际占股30%却只在工商登记占股1%的原因。根据双方于2009年12月23日签署的《遵义红都城项目补充协议》第三条“项目利润不按红都城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股份进行分配，双方一致同意按甲方占30%、乙方占70%比例执行”，首先，该补充协议是在红都城公司注册成立一年以后签署的，此时舒航在公司登记的股权比例为1%,因为双方合作项目的本意是按30%、70%来分配，因此才会约定双方利润分配不按工商登记股份分配，言下之意就是邹铧明知并且认可舒航是公司的股东，享有利润分配权，但因为工商注册只登记了1%,而实际舒航应分配30%，因此，双方才以补充协议的方式明确了实际的分配比例，如果是代持股，邹铧不会认可舒航的股东身份，也不会提及舒航在工商部门只登记了1%股份的事实。事实上舒航在工商登记1%的股份是为其占项目30%分配权的一种保证和保障，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了舒航负责获地以后，由邹铧负责整个项目的组织实施，同时在补充协议中明确了双方不按登记股份比例分配，实际按30%、70%来分配，因此，有该内部协议做支撑，无论工商登记的股份比例是多少，均不影响舒航的分配权。虽然在遵义建工公司退出后，舒航有权要求将工商登记的股份变更为30%,但因合作协议约定项目后期的组织实施均由邹铧负责，为了便于公司的决策行使，同时有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为舒航的分配权益做保障，因此，舒航才一直未要求变更工商股权比例。虽然工商只登记了1%的股份，但其己经足以保障舒航作为公司股东可享有的除分配以外的其他权利，包括参与权、查阅权、知情权、建议权等，可以保障舒航充分知悉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而确保其获得真实的利润分配，因此，在项目利润分配未完成之前，舒航登记的1%股权作为一种权利保证也是合法有效的。四、关于舒航在前案诉讼的证据交换笔录中错误地将1%不是其真实股权比例表达为代持的情况说明。首先，在前案诉讼过程中均是舒航本人出庭，未委托律师参与，其本人并非法律人士，对公司法中的“代持股”概念模糊不清，所以才会错误地表达为“代持股”，其真实意思表示是，舒航在红都城公司及项目的实际股权比例是30%,而非1%,因此舒航在起诉之初的诉请是要求按照30%进行分配。同时结合前案的整个案件来分析，舒航在前案中是以股东身份起诉要求行使其股东知情权，查阅公司会记账簿及凭证，如果舒航自认是代持股的事实成立，那舒航启动前案诉讼的基础就不存在，如果舒航自认了是代持股，那为何还要以股东身份起诉行使股东知情权呢？这种逻辑本身就是前后矛盾的，由此可推断，舒航在前案诉讼中的所谓“自认”完全就是一种口误，综合全案，该“自认”根本不能与其他证据形成锁链，也不能作为另案证据孤立使用。五、本案认定股东身份应当严格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不应仅适用民诉法解释及证据规定中的“自认”，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构成法律上的代持股是要由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就代持事宜订立合同的，本案除了舒航在前案笔录中的口误所形成的错误的“自认”以外，没有代持股合同，也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舒航与邹铧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相反，所有的书面证据都证据舒航确实是股东，并享有股东权利。如果是代持股关系，那么名义出资人不应当享有任何股东权利，而本案舒航却享有作为公司股东最大的一项权利——利润分配权。由此可见，舒航与邹铧之间不可能是代持股关系。民诉法解释及证据规定中的“自认”，我们认为应当是在同一案件的诉讼过程中的承认才构成，原审判决引用的“自认”并非在本案过程中发生，而是在其他案件中的陈述，不能直接援用。因每个案件的事实和理由不同，当事人在每个案件中为了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而侧重的方向也不同，其陈述肯定会存在片面性、偏向性和主观性。因此，不能将另案的片面陈述直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即使要引用该“自认”作为证据，也必须与其他证据形成锁链，能够相互印证的前提下才予以采信。综上，本案无论是从事实层面（基于合作协议的约定）还是法律层面(基于工商注册登记），舒航都是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原审判决仅以前案笔录中的错误“自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直接证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邹铧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证明舒航代持了被上诉人百分之一的股权。理由如下：一、本案并非重复起诉重复审理，而是在原一二审之外提出的诉讼。二、邹铧不否认舒航在名册中登记为股东，原来一审庭审笔录中舒航自认其是为邹铧代持的，不是实际股东，双方并未形成借贷关系。三、舒航主张的盈利分配权与代持的股权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四、原来关于知情权的诉讼中，舒航自己变更了诉讼请求，其陈述自相矛盾。五、应当认定舒航在知情权诉讼中一审中的“代持”的陈述，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邹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舒航所持有的红都城公司百分之一的股份是舒航为邹铧代持；2.判令舒航返还其代持的红都城公司的百分之一的股份给邹铧，并协助邹铧办理变更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舒航承担。在审理过程中，邹铧放弃第2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9月2日，舒航作为甲方与邹铧作为乙方签订《遵义红都城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就遵义市汇川区汇川大道南段红都城经济适用房项目进行合作，舒航负责前期费用、项目策划及协调关系，并取得地块开发权和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等。在满足上述条件之基础上，甲方不再出资，占30%股份；乙方货币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占70%股份。其他参与人，根据出资情况占有乙方股份，具体出资额和股份与乙方协商确定，但最多不超过总股份的10%。为便于工商登记注册，乙方同意在所投入的1000万元货币资金中，300万元作为甲方资金验资注册，700万元作为乙方资金注册，并设立“遵义红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合作平台。合作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08年10月16日，红都城公司制定公司章程，章程载明舒航系该公司股东。2008年10月21日，舒航向邹铧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邹铧壹拾万元整。用于红都城公司注册”。2008年10月22日，红都城公司登记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登记股东为案外人遵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0%、舒航持股比例1%及邹铧持股比例9%。2009年12月15日，遵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股比例90%转让给邹铧，公司章程记载邹铧持99%股份，舒航持1%股份。2009年12月23日，舒航与邹铧达成《遵义红都城项目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不在另设项目部，整个项目操作、核算、销售等均由红都城公司负责，公司已发生的前期费用全部进入成本。项目利润不按红都城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股份进行分配，双方一致同意按舒航占30%、邹铧占70%比例执行。2012年5月18日，公司股东决议及修改公司章程，公司增资到2000万元，邹铧、舒航持股比例不变。公司增资的1000万元由邹铧一个人出缴。公司成立后，舒航并未参与公司事务。公司除需配合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后变更股东及增资外，没有召开过股东会议。在邹铧与舒航签订上述协议后，双方因合作发生纠纷，2017年4月18日，舒航起诉邹铧、遵义红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舒航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并按协议约定的30%及70%分配、处置权益等。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行使30%的合作权利，并查阅公司财务账簿、会计报告及记账凭证等。舒航在对邹铧出示的证据进行质证时曾发表质证意见为：“对10万元的事做个说明，根据公司法规定注册公司需要三个股东，我占百分之一股份，股金10万元，实际是替邹铧（误写为被代铧）代持。……增资的事事前我并不知晓，事后几个月才知道，也未经合作方参与，工商部门的登记文件没有我的签字，签字是模仿的，没有本人授权，是严重伪造公文行为。关于公司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邹铧从未主动告诉过我方”，2017年10月12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3民初480号民事判决书，因邹铧、红都城公司不服该判决，2018年7月31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民终3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红都城公司向舒航提供公司2008年10月22日起至2017年8月15日止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舒航是否是公司实际股东。虽（2018）黔民终36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舒航股东资格，仅是从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信息等形式上作审查，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是为公司设立、股东变更时为工商登记需要而制作的，也可能存在不真实性；而工商登记信息虽记载舒航占1%的股权，但工商管理部门对公司提供的设立登记材料仅进行形式审查，工商登记所公示的也仅是权利的表征，仅作为一种权利外观，仅具有权利推定效力，并不一定与实际权利相符。对于实际股东的认定，应结合证据材料综合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自认需满足以下要件：第一，承认发生在诉讼过程中；第二，承认的对象是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第三，当事人所承认的事实于己不利。在另案诉讼过程中，舒航曾称其占1%的股份是替邹铧代持，构成自认。现舒航反悔但并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之前的自认。再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分析，首先舒航与邹铧达成的多份协议均约定按30%与70%的比例分成，双方仅以红都城公司为合作平台，公司登记的持股比例并不是两人真实意思表示，如舒航是公司实际股东其所占公司股份应为30%，且在遵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退出后，公司登记股东仅剩邹铧和舒航，舒航完全可以要求将其公司股份变更为30%，但至始至终舒航以1%的股份登记，其挂名可能性较大；其次，如舒航为实际股东，应当对公司重大决策发表意见或通过股东会议形成决议，但公司成立后舒航未参与公司事务，公司也未对重大事项召开股东会议，与常理不符；再次，公司成立时舒航并未实际出资，其认缴的10万元是邹铧代为出资的，在公司增资时，也是由邹铧一人出资的，舒航曾还称其并不知道增资的事情。合作协议约定舒航满足约定条件后邹铧出资1000万元用于公司资金注册，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未按此约定履行，舒航对邹铧出资注册公司资金如何归还一事前后矛盾，且无证据支撑，更进一步说明舒航是公司的挂名股东。综上，原审法院对舒航自认的事实予以确认，舒航所占公司1%的股份是为邹铧代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舒航所占第三人遵义红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的股份是为原告邹铧代持。案件受理费60元，公告费400元，共计460元，由被告舒航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舒航持有的红都城公司的1%的股权是否为邹铧代持。股权代持，也称隐名出资，是指名义股东代替实际出资人成为公司股东，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并见诸公司章程等公司文件当中，名义股东并未实际出资。本案中，从2008年9月2日舒航作为甲方与邹铧作为乙方签订的《遵义红都城项目合作协议》可知，关于红都城经济适用房项目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并约定了项目的股份分配方案，同时在该协议中还明确了公司设立的出资人为乙方邹铧，即“乙方同意在所投入的1000万元货币资金中，300万元作为甲方资金验资注册，700万元作为乙方资金注册。”从项目筹备之初，就表明邹铧负责公司注册验资等事务、舒航不实际出资但享有股东资格这一事实，舒航并不是名义股东。随后，2008年10月22日，红都城公司登记注册成立，登记股东为遵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舒航和邹铧，而注册资本仍是由邹铧一个人负责，由此可知邹铧、舒航之间关于股权的约定均以双方签订的《遵义红都城项目合作协议》为基础，为了保障舒航在项目中的权益而赋予舒航公司股东资格。其三，关于舒航向邹铧出具的《借条》，本院二审中，邹铧向法庭陈述“所有钱（指注册资本1000万元）都是我去办理，因为钱是从我账户上过的，没有条子（指舒航出具的《借条》）我怕钱回不来，条子是股东登记之后补给我的。……”，由此可知，为成立红都城公司，邹铧负责了红都城公司的注资验资事务，也为舒航的1%股权出资了10万元，但为了防止损失而要求舒航出具了《借条》，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其与舒航之间就出资形成了借贷关系，结合双方在公司设立之初并没有签订有关股权的代持协议，也没有证据表明舒航是挂名股东的身份，因此，邹铧关于舒航没有股东资格的主张，证据不足。邹铧认为舒航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没有履行股东义务，这一事实系双方在签订《遵义红都城项目合作协议》的共同意愿，并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舒航是否参与公司事务，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确认。2012年5月，红都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到2000万元，根据《股东会议决议》，此次注资系认缴，邹铧认缴新增资本990万元，舒航认缴新增资本10万元，双方的股权比例维持原状，并未发生改变，同时，双方也没有就舒航1%的股份有任何关于代持的协议或意思表示。虽然舒航在2017年7月21日本院审理（2017）黔03民初480号案件的证据交换笔录中称“根据公司法规定注册公示需要三个股东，我占百分之一股份，股金10万元，实际是替被代铧（即邹铧）代持”、“增资的事事前我并不知晓，事后几个月才知道，也未经合作方参与，工商部门的登记文件没有我的字，签字是被告模仿的，没有本人授权……”，但结合同案在2017年9月25日第二次开庭的庭审笔录中，邹铧和红都城公司的辩论意见认为：舒航实际只占股份1%，不存在舒航和邹铧之间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合作关系，同时舒航没有经济能力参与项目的经营，“如果舒航能有此经济能力，为何出现了注册资本10万元都是向邹铧借得……请合议庭关注2012年5月舒航与邹铧股东会记录增资1000万元也可以证明舒航权利和义务的变动，证明项目合作已经不存在，能证明的是舒航在红都城公司占股1%的事实。”，综上，舒航关于“自认代持”的解释是：因为不懂法律术语作出的错误表达，真实的目的是想通过诉讼确认其在红都城项目中有30%的收益分配权而非注册红都城公司时候确定的1%的股份收益权，该解释与邹铧、红都城公司在诉讼中所陈述的事实相对应，故舒航的该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就舒航诉邹铧、红都城公司的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初364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明确：“二审诉讼过程中，舒航明确其是基于股东身份在本案中主张股东知情权。”、“舒航股东身份经过公司股东会决定、公司章程记载、工商信息进行登记确认，一审判决认定舒航有权行使股东知情权并无不当，舒航基于其系红都城公司的股东身份，请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本院应予支持”，因此舒航的股东资格已经股东知情权诉讼得到了确认，邹铧关于确认舒航持有的1%股份为代持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舒航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邹铧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3民初54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告邹铧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共计120元由邹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洪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陈 娜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黄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