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内06民终7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万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2，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3，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4，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屈某1，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屈某2，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上诉人屈某1、屈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原审第三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董某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高某5。 上诉人万得荣因与被上诉人高某1、高某2、高某3、屈某2、高某4、屈某1及原审第三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董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董某村）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2018）内0622民初2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万某，被上诉人高某4、高某2、高某3,被上诉人屈某1、屈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原审第三人董某村法定代表人高某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得荣上诉请求：1、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2018）内0622民初2757号民事判决，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7年6月8日董某村与上诉人万某调解协议记载：被上诉人6.6亩土地无四至，解决此事的参与人是村主任高某5，村支书秦利军，会计张兴云，三人实际丈量该宗土地的四至为：东至苗家坟内；西至水泥路中；南至李某2防火墙一米；北至万某的土地。以上四至上诉人认可才签的字。然而第三人董某村出具的证明的具体界线为“东至苗家坟地西边；西至路；南至李某2地界；北由李某2地界向北17.8米”，该四至与上诉人签字实际丈量的四至严重不符，充分说明该份证据为虚假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将该份证据作为依据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该案做出错误的判决。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七与事实不符，只有亩数没有具体标注长度，属于伪证。三、如按照一审判决的四至计算6.6亩，则上诉人的土地不够19.8亩，充分说明该份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直接侵犯了上诉人享有19.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六被上诉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即事实理由。上诉人应当退还6.6亩土地，且应当赔偿损失，土地应当恢复原状。 原审第三人董某村述称，应当退还6.6亩土地，四至界限应当按照董某村主持调解的调解协议履行。 高某1、高某2、高某3、屈某2、高某4、屈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万某执行2017年董某村的处理结果，退还高某4等人6.6亩二轮承包地；2、恢复土地原状，确保能正常种植，人、车正常进入耕地内；3、万某付清高某4等人二年土地使用费4620元（按当地承包价：350元/亩×6.6亩×2年）；4、万某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1998年4月1日，高某4等人与原内蒙古××旗民委员会签订《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高某4等人承包涉案“世行地”户内人口每人0.3亩，其中高四（指高某3）户内4人，共1.2亩；高升（指高某1）户内2人，共0.6亩；屈某1户内3人，共0.9亩；屈某2户内1人，共0.3亩；高某2户内5人，共1.5亩，计4.5亩。2003年8月10日高某4等人与案外人董某奶站签订《董某奶站征用土地协议》，将涉案“世行地”共6.6亩由董某奶站使用，使用期限从2004年8月10日至2016年8月9日，共12年，约定“使用权在合同期内，归甲方（指董某奶站）所有”。2003年8月10日，案外人董某奶站与万某签订《董某奶站征用土地协议》，约定万某的11亩土地由董某奶站使用，使用期限从2003年8月10日至2016年8月9日。2003年9月9日，万某与董某村签订《合同书》，约定“一、乙方（指万某）自愿将原合同11亩土地以外所有土地全部无偿退给甲方（指董某村），本地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与乙方没有任何关系。二、甲方无偿给乙方在11亩地内付给乙方一大栋牛棚的砖，水泥，瓦工工资。其他材料由乙方自己负责。但是乙方牛棚的结构模式等均和其他牛棚相同。第一轮合同时间截止2016年，若在2016年以后奶站继续为奶业所用，原合同11亩土地继续征用，价格随行就市，按同等地同等价格计征，如在2016年奶站不为奶业服务，牛棚由牛棚户自行处理拍卖，原合同11亩地归乙方接手。其余土地归甲方其他村民所有。”期满后，董某奶站不再继续经营，高某4等人因退地与万某发生争议，经董某村委会协调，2017年6月8日高某4等人与万某协议如下：“1、东西长247米，万某19.8亩，宽53.4米，其中李某2与万某界限有高某4弟兄屈某1等6.6亩，247米长，宽17.8米。说明万某13.2亩家高某4等5户合6.6亩共19.8亩”。2018年5月31日，董某村作出补充说明“在2002年新建奶站时，根据原村委、支部协调意见的基础上，在2017.6.8号现任村领导再次强调划分如下：万某同意给高某4、高某2、高海青、高某1、屈某15户在原共有19.8亩内划分给该5户6.6亩。界限：1、南至李志忠房后墙一米；2、北界至南界线起北17.8米；3、西至水泥路中；4、东至水泥路中起247米。”2018年8月18日，董某村再次出具证明“……村民高某1、高某4、高某2、高某3、屈某1、屈某26户抓2个号，高家4户属父子关系1个号，屈某12家属父子关系1个号，抓号是37号、38号，37号38号位置是西至南北路（现修成水泥路）东至苗家坟地西畔；南至李某2的地北界；北至万某的地南界，合计面积6.6亩。”另查明，高某4“世行地”户内5人，共1.5亩。地界计0.6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高某4等人享有涉案“6.6亩世行地”的承包经营权，有高某4等人出示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及《承包经营权证》予以证明，高某4等人与董某奶站签订的《董某奶站征用土地协议》实质上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租，租赁期满后，奶站未继续租赁承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可见，高某4等人在承包地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其享有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高某4等人有权继续享有“6.6亩世行地”的承包经营权。 本案争议焦点为侵害该6.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否是万某。根据双方出示的证据及陈述，万某与董某奶站及董某村委会签订《董某奶站征用土地协议》及《合同书》，奶站投入使用后，原地形地貌发生变化，《合同书》中约定万某对原奶站范围内的一栋牛棚享有使用权，奶站的租赁合同到期后，万某继续使用该牛棚及牛棚周边土地，因高某4等人的承包地北界与万某使用的土地相邻，进而产生纠纷。故万某与高某4等人就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利害关系。双方的争议经董某村调解，高某4等人与万某就高某4等人承包经营土地的东、西、南界限无争议，对于双方相邻的北界限确定为“从南界限起向北17.8米”，且双方在协议上均签字认可，万某在庭审中也认可是其亲笔签字，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董某村的调解协议，因此高某4等人要求执行董某村委会的处理结果，退还高某4等人6.6亩承包地的请求一审予以支持。具体界限遵照董某村出具的证明概括为“东至苗家坟地西边、西至路、南至李某2地界，北由李某2地界向北17.8米”。高某4等人主张恢复土地原状，因涉案土地地形地貌的改变不完全由万某所致，高某4等人亦未出示涉案土地地形地貌变化的相应证据，因此对该项请求一审不予支持。高某4等人要求万某给付土地使用费4620元，依据为董某村证明向外承包土地每亩350-500元，该损失非高某4等人的直接损失，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项请求一审不予支持。综上，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万某返还原告高某4、高某2、高某3、高某1、屈某1、屈某2承包经营土地6.6亩，具体位置××旗东至苗家坟西边、西至路，南至李某2地界、北由李某2地界向北17.8米；二、驳回原告高某4、高某2、高某3、高某1、屈某1、屈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万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庭审中上诉人向本庭提供证明一份，拟证明董某村证明上诉人有20亩土地。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原审第三人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是上诉人在注册合作社时需要宅基地面积而请求董某村出具的证明。 被上诉人向本庭提供证明一份，拟证明每人实际承包0.3亩，上诉人没有其所举新证据中表述的那么多地。上诉人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理由为上诉人调整土地是在1986年，而在1998年时没有更换过土地。原审第三人质证称对该份证据不清楚。 经审查，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该证据证明的问题因出具证明的董某村不予认可，且缺乏相关的承包合同予以支撑，故对其证明问题不予确认；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因证人未到庭进行对质，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万某在二轮土地承包时未与土地所有权人董某村签订过承包合同。 再查明，案外人李某2土地在涉案争议地的南端相隔约一米相邻。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即本案原审被告万某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如为适格主体则上诉人应否返还被上诉人6.6亩土地及该6.6亩土地的具体位置？ 关于第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被上诉人与董某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了6.6亩土地，后于2003年案外人董某奶站与被上诉人签订《董某奶站征用土地协议》将6.6亩土地租与案外人董某奶站，并约定2016年合同到期后如果董某奶站不继续经营则将土地退还被上诉人。2016年合同到期后案外人董某奶站已不在经营，案涉土地应继续由原承包人即被上诉人经营；其次，经审查，在董某奶站停止经营后，由上诉人万某使用董某奶站租用的土地。且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万某自述同意返还被上诉人的6.6亩土地，但对村委会出具的四至界限不予认可。故，因被上诉人于二轮土地承包时承包的案涉6.6亩土地现占有者为上诉人万某，而非董某村或董某奶站，因此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向上诉人万某主张返还6.6亩土地具有事实依据，双方主体适格。 关于第二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万某作为案外人原董某奶站向被上诉人租用的土地的现占有者，理应返还被上诉人的6.6亩土地。 对于应返还的6.6亩土地的四至界限如何认定本院认为，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万某同意向被上诉人返还6.6亩土地，但称对四至界线不予认可，称应返还的土地在上诉人土地的北段，而非原审判决的上诉人土地的南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董某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虽未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写明该6.6亩土地的四至界限，但从2003年以甲方为董某奶站、乙方为被上诉人、丙方为董某村为合同当事人签订的《董某奶站征用土地协议》及上诉人与董某村签订的《合同书》的经过，可以判断至2003年时涉案6.6亩土地的四至、权属并无争议。其次，案外人董某奶站租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土地13年之久，其原地形地貌已经发生变化。董某奶站停止经营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涉案土地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案涉土地的所有权人即原审第三人董某村于2017年6月8日组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涉案土地进行调解并由三方签字确认盖章的证明上虽未写明上诉人应返还的6.6亩土地的明确四至界限，但该证明中所载明的“其中李某2与万某界限有高某4弟兄屈某1等6.6亩，247米长，宽17.8米”可以判断所应返还的案涉6.6亩土地的应从李某2地界北即万某现占有土地的南端向北丈量17.8米。而该从李某2地界北起丈量17.8米的土地与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所提供的由土地所有权人原审第三人董某村于2018年5月31日所出具的关于案涉6.6亩土地的具体四至界限的证明基本相吻合，形成了确定该6.6亩土地四至界限的证据链。最后，上诉人在未与董某村签订任何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占有使用由村委会主持协调并由三方签字盖章确认为被上诉人的6.6亩土地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故，上诉人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万得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万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图 雅 审 判 员 金  海 审 判 员 乌兰托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旭  日 书 记 员 哈斯塔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