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5民初2018号原告：梅华荣，男，194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原告：陈宗权，男，196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重庆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向瑞贤，男，195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梅华荣、陈宗权与被告向瑞贤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梅华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被告向瑞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当事人申请和解扣除审理期限40天，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梅华荣、陈宗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向瑞贤2018年12月7日向原告梅华荣、陈宗权共同发出的《解除协议函》不具有解除合同效力；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14日，原告梅华荣、陈宗权与被告向瑞贤签订《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2月7日，被告向二原告发出《解除协议函》，以原告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通知原告解除上述协议。因原告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并无违约行为，被告行使合同解除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其通知原告解除该协议依法不具有解除合同的效力。被告向瑞贤辩称，原告梅华荣、陈宗权与被告向瑞贤签订《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属实。该股权转让协议实为原告抽逃出资，因此应属无效。即便该协议有效，但因协议内容违背了国家关于小贷公司股权持有份额的相关规定，因此其股权变更不能完成，致使该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且从签订协议至今原告并没有将其股权变更自被告名下，其违约行为致使被告签约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原告梅华荣、陈宗权提交的公司章程、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报告、股权转让协议、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股东会会议纪要、催告通知、解除协议函等证据，被告向瑞贤提交的渝金发（2013）8号文件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系于2014年12月5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共有12名股东。其中企业法人股东一名（重庆市禾丰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出资额3300万元，出资比例11%）。自然人股东共有11名，其中被告向瑞贤出资额3000万元，出资比例10%；原告陈宗权出资额3000万元，出资比例10%。原告梅华荣系原告陈宗权股份的实际出资人。2017年3月14日，原告陈宗权（甲方、转让方）、被告向瑞贤（乙方、受让方）、原告梅华荣（丙方、实际出资人）共同签订《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额3000万元占1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该3000万元股权系梅华荣通过向陈宗权转账，再由陈宗权注入公司，所以实际出资人为梅华荣，甲乙双方及公司对此事实予以完全认可，无任何异议）；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作价为人民币65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享受10%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甲方应对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作与配合；丙方作为实际出资人同意甲方的转让行为；甲乙双方和公司均认可转让所得价款650万元归实际出资人梅华荣所有，梅华荣有权直接向乙方主张转让价款650万元，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各方对此无任何异议；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内向丙方付清股权转让款650万元，第一年不支付利息，乙方从第二年开始每月按月息1.5%另向丙方支付利息；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公司据此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该协议另对股权转让款650万元的来由作出说明：本协议签订前，甲方已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受让公司对高德明债权900万元（债权受让人为甲方股权实际出资人梅华荣，已签订三方协议但未实际收回）、实际已收回债权408.1447万元，合计1308.1447万元未纳入本次股权转让作价，其余1691.8553万元经各方协商作价为650万元由乙方收购。该协议另还约定了由案外人就乙方履行本协议义务向甲方提供担保、甲方需配合公司与乙方的股权转让中的全部手续并提供相关资料等内容。原告梅华荣、陈宗权与被告向瑞贤在该协议落款处签字捺印，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在该协议落款处加盖公章。同日，案外人重庆寿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陈发奇与原告梅华荣、陈宗权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一份，约定由案外人就《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被告对原告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原告陈宗权向被告向瑞贤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陈宗权由于已将在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和重庆昌捷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全额转让给了向瑞贤，现委托向瑞贤全权代表本人行使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由本人享有的一切股东权利、出席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在上述两个公司的股权变更、工商变更、金融办等所有职能部门需要本人签字的地方，均代表本人进行签字。同时委托人全力配合在所有职能部分办理的各种手续。”原告陈宗权在落款“委托人”处签名捺印，被告向瑞贤在落款“受托人”处签名捺印。2017年3月16日，被告向瑞贤（代表梅华荣和孔祥全）、陈发奇、罗阳、黄卫华、刘玉琴、陈浩等人召开会议并制作《会议纪要》一份。该会议纪要中载明：“根据公司法和股东真实意愿，原公司股东梅华荣和孔祥全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向瑞贤并已完善相关手续，梅华荣和孔祥全在三农公司和昌捷投资公司的责权利由向瑞贤承担和享有”。被告向瑞贤在该会议纪要落款处签名捺印。2018年12月5日，原告梅华荣、陈宗权向被告向瑞贤及保证人重庆寿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陈发奇发出《催告通知》一份，载明：“根据2017年3月14日签订的《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债权人陈宗权、梅华荣对债务人向瑞贤享有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债权，保证人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截至2018年12月5日，债务人向瑞贤未向梅华荣支付2018年3月14日起按650万元本金以月利率1.5%计算的月度利息。为实现债权，特催告债务人及保证人按合同约定尽快向梅华荣清偿所欠借款利息”。2018年12月7日，被告向瑞贤向原告梅华荣、陈宗权发出《解除协议函》一份，载明：“依据2017年3月14日签订的《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你方未向公司及登记机关申请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变更股权登记等行为，导致向瑞贤并未受让协议约定的股权，由此，你方已严重违约。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方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现通知贵方：自本通知送达贵方之日起，各方之间签订的《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正式解除”。另查明，2013年，原重庆市金融工作办公室（现为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渝府发[2008]76号）、《关于转发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渝办法[2008]239号）、《关于调整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办发[2009]109号）和《关于进一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意见》（渝办发[2011]92号）的有关规定，制定颁布了《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工作监管指引（试行）》（渝金发[2013]8号）。该文件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控股股东必须是企业法人；控股股东是指出资额或持有股权的比例超过10%，且在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中出资额和持有股权最多的股东；内资小额贷款公司必须且只有一个持股比例最高可为注册资本50%的控股股东，其余每个股东持股比例最高为注册资本的10%；通过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等行为导致小额贷款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属公司重大变更事项，需由区县金融办完成备案、自然人股东面签手续和初审，对初审合格的出具初审意见后转报市金融办，经市金融办主任办公会审议，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后下发批复。该文件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现未废止。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按照上述文件规定报经重庆市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准后于2014年12月5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设立。《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毋须征得其他股东同意；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再查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4月11日，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及出资信息与登记设立时未发生变化。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原告梅华荣、陈宗权与被告向瑞贤于2017年3月14日签订的《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被告辩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涉嫌抽逃出资问题。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本协议签订前，甲方已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受让公司对高德明债权900万元（债权受让人为甲方股权实际出资人梅华荣，已签订三方协议但未实际收回）、实际已收回债权408.1447万元，合计1308.1447万元未纳入本次股权转让作价，其余1691.8553万元经各方协商作价为650万元由乙方收购”，因双方已明确该1308.1447万元未纳入本次股权转让作价，故该部分股权是否属抽逃出资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不影响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被告辩称该协议应属无效的辩解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在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甲方应对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作与配合”，根据该约定，原告并非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的义务主体，其仅负有协助与配合的义务。被告现并无证据证明其通知原告履行协助与配合的义务，亦无证据证明原告拒绝履行该义务，其以原告违约为由要求解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辩称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规定情形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相关法规及政策性文件均颁布于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前，该公司即是按照相关规定对股东出资比例的要求进行审批后成立，原、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应当知晓此规定，故此规定在本案中显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股权转让的目的系使出让方的收益权以及公司经营决策权等多种权利转移给受让方，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被告作为受让方未实际取得上述权利。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规定，修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向有关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等均系公司义务，该义务是否履行，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及履行，亦不应作为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要件。故被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向瑞贤于2018年12月7日向原告梅华荣、陈宗权发出的《解除协议函》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对原告的异议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向瑞贤于2018年12月7日向原告梅华荣、陈宗权发出的《解除协议函》不具有解除双方所签订的《重庆市长寿区三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元，由被告向瑞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谷 博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法官助理  杨 放书 记 员  王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