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民终40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桂军，男，196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从菊，女，196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娇，女，系杜桂军、赵从菊女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宣艳萍，安徽润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南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新站区瑶海工业园区包公大道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54863881H。法定代表人：杜爱仓，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浩，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凤，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安徽瑞穗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瑶海区明光路黎明村**，统一社信用代码91340100684978711X（1-1）。法定代表人：王雷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华，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杜桂军、赵从菊与被上诉人安徽南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亚公司）、原审被告安徽瑞穗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穗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2民初5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桂军、赵从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皖0102民初507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南亚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南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南亚公司代杜桂军、赵从菊垫款缺乏事实依据。1、一审法院并未审理南亚公司作为保证人从2014年10月30日至2017年8月4日为饶成义向神钢公司垫款的实际给付凭证。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南亚公司作为保证人为杜桂军向神钢公司垫付租金286592.26元”,认定的依据仅仅是一份神钢公司出具的垫款证明。首先,该证明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该证据实际是一份孤证而且神钢公司并未出庭,该份垫款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南亚公司并未提供其代垫款项的银行转帐凭证。南亚公司作为一家有实力的企业,其进行经营业务时,应当通过其企业银行帐户对外进行财务往来,不可能通过现金方式进行,因此,如果南亚公司陈述属实,其必然有完整的银行转帐记录。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对于民间借贷类案件进行严格审查,必须审查其实际给付凭证,同理,对于本案中南亚公司垫付的款项,人民法院亦应当进行实际给付的查实,但是,一审法院却并未查证,仅凭一份无法确定真实性的孤证亦行认定,太过草率。2、神钢公司出具的垫款证明与合同约定不符,且不符合常理。依据《融资租赁合同》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约定,上诉人的每月租金支付方式选择的是“账户自动划拨”,也就是说采取先将款项存入指定帐户,再由融资租赁公司进行划拨。再根据上诉人与南亚公司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补充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南亚公司)为乙方(上诉人)代付租金的方式为甲方将乙方应支付的租金存入乙方为支付租金所开设的银行帐户中,甲方凭存款凭条与乙方结算帐目;如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有其他垫付方式,则以其他垫付方式所形成的票据与乙方结算帐目。”但是,依据南亚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来看,其并未按约定将垫付租金存入杜桂军帐户,亦未提供其他票据；而依据该条款及《融资租赁合同》中关于租金支付方式的约定,神钢公司作为融资租赁公司并未约定有其他收款方式,神钢公司所划转的租金应当均是从杜桂军银行帐户中转出,那么,神钢公司如何判断该款项系杜桂军存入还是南亚公司垫付?其为南亚公司出具的垫款证明有何依据?或者是南亚公司与神钢公司之间相互串通?因此,一审法院在未充分审查南亚公司垫款事实的情况下,即认定南亚公司存在实际垫款并判决杜桂军、赵从菊承担垫款费用,判决失当。二、南亚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只有其实际履行了保证责任后,才有权向杜桂军、赵从菊进行追偿。根据《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如前所述,南亚公司并无确实证据证明其已经完成垫款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南亚公司已经自认其将挖掘机拖回并处置得款27万元,即使南亚公司垫款真实,该款项已足以支付其垫付款项。1、南亚公司自认其已于2014年10月将案涉挖掘机拖回,但实际拖回日期应为2014年8月,南亚公司提供的垫款证明其从2014年7月开始垫款，故即使南亚公司实际履行垫款义务，杜桂军、赵从菊也只承担2014年7月和8月的两月共计16000余元的款项。2、一审法院在认定南亚公司已经得款的情况下,在判决结果中并未对这一事实作任何体现,仍然判决杜桂军、赵从菊应当支付垫付款项,明显不当。四、南亚公司在未取得杜桂军、赵从菊同意将挖掘机拖回并擅自处置,且按其所述之后仍然继续为上诉人垫款,违反合同约定且与常理不符;且由于南亚公司的上述行为势必导致挖掘机价值受损,南亚公司所述得款27万元并非挖掘机的实际价值。1、虽然上诉人向南亚公司出具的《欠条》中约定,如上诉人不能按时归还欠款,应当无条件协助南亚公司将挖掘机拖回,但是,该条款并未免除南亚公司的通知义务,相反,从“协助”二字可以看出,南亚公司在拖回挖掘机时应当通知上诉人并取得上诉人的协助,但是,南亚公司在拖回机器前并未通知杜桂军、赵从菊,导致杜桂军、赵从菊以为机器被盗而报警。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在上诉人没有支付租金的情况下,南亚公司可以将机器回购,但首先应当向上诉人发出《书面通知》,南亚公司并未履行该项义务,南亚公司的这一行为明显违反了合同的约定。2、挖掘机被拖回后,南亚公司在没有征得上诉人同意,甚至都没有给上诉人催款通知、上诉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机器擅自出售,有违公平原则。在南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催款函》来看,直到2017年8月20日,南亚公司才向上诉人发出催款,且在该《催款函》中表示“请你在收到本催款函后三日内,立即向我公司清偿欠款,否则我公司将按合同约定拖回机械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不论这份《催款函》是否实际送达上诉人,仅从其内容来看,这份《催款函》距离挖掘机被拖回已经近三年的时间,挖掘机已经被出售也已经两年多了,此时再向上诉人催款并表明“即将”拖回机械,不是很滑稽的一件事情吗？3、在南亚公司将挖掘机拖回时起,该挖掘机就不再处于上诉人的占有和使用之下了,此时,《融资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均应终止,南亚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明知这一事实,但却仍然向神钢公司代上诉人垫付租金,明显与事实不符;如果南亚公司的陈述属实,该部分垫款及利息系南亚公司自行扩大的损失,应当由其自己承担责任。4、南亚公司在将挖掘机拖回后,并未即时与上诉人联系,否则,完全可以及时对挖掘机进行处分,减少损失;事实是,南亚公司在时隔半年后才将挖掘机变卖,此时,挖掘机处于什么状态、南亚公司是否继续使用盈利、挖据机是否得到正确的保养与使用等均未作任何说明,更何况时隔半年之后再行处置,挖据机的价值势必受到贬损，而该部分损失均是由南亚公司的原因造成的,其后果不应由上诉人承担。5、从南亚公司提供的垫款证明来看,其一共为上诉人垫款286592.26元,而其自述将机器出售得款270000元,其差价160592.26元,而案涉挖掘机在由南亚公司占用期间,其可能产生的利润及折旧损失已远远大于该差价。因此,南亚公司擅自将挖掘机拖回并出售,导致挖掘机价值受损,应当由南亚公司承担损失,即使南亚公司实际垫付28万余元,扣除其因自身过错而应承担的扩大损失后,其所得款项27万元亦足以弥补。五、南亚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一审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补充合同》第三条“乙方(上诉人)在甲方(南亚公司)代其支付后三日内向甲主清偿代付款”及第四条“如果因乙方未按照足额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导致甲方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履行回购义务方所租赁的工程机械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应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履行的全部义务(含到期和未到期的)均应在三日内全部向甲方履行”,依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应当履行义务的期限在南亚公司代垫款项后三日内或者拖回挖掘机后三日内。在本案中,南亚公司一审自认其拖回挖掘机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4日,那么,上诉人履行义务的期限应当在2014年10月27日之前,诉讼时效应当至2016年10月26日,而南亚公司却在2018年5月19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南亚公司实际垫款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返还垫款及利息,属事实不清,判决失当,恳请二审法院能够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南亚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南亚公司辩称，一、杜桂军、赵从菊在上诉状中陈述一审法院没有审理南亚公司垫款的实际给付凭证没有事实和依据。一审案件庭审中我公司提供的垫款证明均有相对应的垫款凭证予以佐证。对于杜桂军、赵从菊陈述神钢公司出具的垫款证明与合同约定不符，且不符合常理的说法没有事实予以证明。杜桂军、赵从菊如按照合同的约定将融资租赁的租金存入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再由神钢公司予以划扣是符合合同约定的，但杜桂军、赵从菊在融资租赁后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租金，导致担保人即我公司为其垫付款项，垫付款项如何支付即我公司与神钢公司就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的支付方式，并非是按照杜桂军、赵从菊支付租金的方式支付。二、对于杜桂军、赵从菊陈述南亚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只有其实际履行保证责任后才有权向上诉人进行追偿的权利，杜桂军、赵从菊并陈述了相关法律的规定。我公司根据合同的约定向神钢公司履行了担保人的义务，神钢公司出具垫款证明予以证明，且我公司提供了相应的票据予以佐证，显然符合追偿的前提，所以杜桂军、赵从菊的陈述依法不应当得到支付；三、对于杜桂军、赵从菊陈述案涉挖掘机拖回并处置事宜，我公司在杜桂军、赵从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后，协助神钢公司将所有权属于神钢公司的案涉机器拖回后，怎么处置以及处置的结果与杜桂军、赵从菊无关，杜桂军、赵从菊需要支付签订合同至租赁期限内的租金，杜桂军、赵从菊陈述将神钢公司处置其公司名下的案涉机器得来的款项来冲抵杜桂军、赵从菊欠南亚公司为其垫付的款项，显然不符合事实。至于杜桂军、赵从菊陈述我公司在机器拖回后继续为其垫付款项是我公司根据融租租赁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以及金额履行的担保义务，本案我公司仅起诉追偿的是融资租赁期间的部分垫付租金；四、对于杜桂军、赵从菊陈述我公司的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依据。我公司在协助神钢公司拖回机器后，我公司向杜桂军、赵从菊以及原审被告催收过案涉租金，并且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中予以查明，我公司根据合同的约定为杜桂军、赵从菊垫付租金截止到2017年7月4日，且有相应的垫付凭证予以佐证，在我公司为杜桂军、赵从菊垫付完毕后神钢公司才给我公司出具相应的现款证明。显然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我公司为杜桂军、赵从菊垫付最后一笔款项完毕后开始计算。综上，杜桂军、赵从菊的上诉请求与事实和理由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有法有据，请求贵院驳回杜桂军、赵从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瑞穗公司述称，一、在本案追偿权纠纷中，瑞穗公司依据合同的约定为杜桂军、赵从菊的购机消费行为向南亚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请求法庭予以支持。二、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杜桂军、赵从菊未能按约定履行确定的还款义务构成违约，给我方的担保行为构成了较大的风险。南亚公司每年都以各种方式向我进行催款主张债权，瑞穗公司及时给予回复，催款事实真实存在，请求法庭予以支持。三、对南亚公司的还款情况客观事实请求法庭予以核实，并予以认定。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南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桂军、赵从菊共同向南亚公司偿还垫付款本金41265.33元和违约金22060.53元（截止至2017年9月10日，后期按照每日0.05%计算至被告结清欠款日止），合计63325.86元；2、判令瑞穗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杜桂军、赵从菊、瑞穗公司承担本案相关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15日，杜桂军、赵从菊与神钢公司以及南亚公司共同签订一份《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杜桂军、赵从菊从神钢公司租赁一台神钢牌挖掘机(机型：SK60-8，机号：LE10-H1869），初始租金65000元，租赁期限为3年（2014年6月5日至2017年5月5日），每月租金8190元，南亚公司为杜桂军、赵从菊融资租赁挖掘机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同日，杜桂军在南亚公司的《购机费用明细单及付款方式说明》上签字确认，对月租金还款情况进一步明确。同日，南亚公司与杜桂军、瑞穗公司签订一份《补充合同》，约定：杜桂军应当按时足额向神钢公司支付租金，如杜桂军未按时支付租金，杜桂军授权南亚公司代其支付，杜桂军在南亚公司代其支付后三日内向南亚公司清偿代垫款，如届时未清偿，杜桂军按照日万分之五向南亚公司支付利息。南亚公司为杜桂军代付租金的方式为南亚公司将杜桂军应支付的租金存入杜桂军为支付租金所开设的银行账户中。瑞穗公司为杜桂军向南亚公司履行本补充合同约定的义务向南亚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为杜桂军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如杜桂军没有按照约定清偿借款或者代付款，南亚公司有权对杜桂军租赁的机械采取停机措施，如连续或者累计三期未按时足额还款，南亚公司有权取得杜桂军租赁机械的占有权。一审法院另查明：同日，瑞穗公司与南亚公司、杜桂军签订《担保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瑞穗公司为杜桂军向南亚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日，杜桂军向南亚公司出具收条一张，确认收到案涉挖掘机。从2017年9月1日神钢公司出具的垫款证明可以看出，南亚公司作为保证人为杜桂军向神钢公司垫付租金286592.26元（具体明细如下：2014年7月31日垫付8241.6元、同年9月30日垫付16534.8（8297.02+8237.78）元、同年10月30日垫付8247.33元、同年11月28日垫付8233.95元、同年12月31日垫付8239.69元；2015年2月3日垫付8245.42元、同年3月2日垫付8237.78元、同年3月31日垫付8237.47元、同年4月27日垫付8233.82元、同年5月29日垫付8233.82元、同年7月1日垫付8174.65元、同年7月31日垫付8175.73元、同年8月31日垫付8172.44元、同年9月30日垫付8173.36元、同年10月30日垫付8176.48元、同年12月3日垫付8170.99元、同年12月31日垫付8169.51元；2016年2月6日垫付8176.88元、同年2月29日垫付8165.09元、同年3月30日垫付8168.04元、同年4月27日垫付8162.15元、同年5月31日垫付8168.04元、同年7月1日垫付8077.81元、同年8月4日垫付8080.72元、同年9月2日垫付8077.81元、同年10月10日垫付8088元、同年12月5日垫付8133.16元；2017年1月4日垫付8125.88元、同年2月6日垫付8128.79元、同年3月6日垫付8124.42元、同年4月6日垫付8127.34元、同年5月8日垫付8133.16元、同年6月9日垫付8131.71元、同年7月4日垫付8624.42（8124.42+500）元。另杜桂军与赵从菊于2010年3月25日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审理中，南亚公司陈述于2014年10月24日自行将案涉机械拖回，并于2015年3月15日变卖得款27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神钢公司与杜桂军、赵从菊、南亚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杜桂军、赵从菊、瑞穗公司与南亚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以及杜桂军、南亚公司与瑞穗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杜桂军从神钢公司处融资租赁涉案挖掘机后，没有按约定时间支付租金，南亚公司依照《补充合同》的约定于2014年10月24日将案涉挖机拖回，故在案涉机械拖回之前，南亚公司为杜桂军代垫的款项，杜桂军理应偿还南亚公司。依据现有证据，法院对南亚公司主张的垫付款依法予以支持33023.73（8241.6+8297.02+8237.78+8247.33）元。关于南亚公司主张逾期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但计算时间应予以调整。因赵从菊在《融资租赁合同》、《补充合同》中与杜桂军共同签字，且赵从菊与杜桂军系夫妻关系，债务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机械用于家庭生产经营。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解释，依法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由杜桂军和赵从菊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瑞穗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抗辩，亦未提供证据反驳南亚公司的诉求，依法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瑞穗公司在《补充合同》中以保证人的身份盖章确认，自愿为杜桂军的债务向南亚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依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瑞穗公司依法应当对杜桂军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杜桂军和赵从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南亚公司代垫款33023.73元和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法：以33023.73元为基数，以每日万分之五为标准，从最后一期垫款之日2017年7月4日起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瑞穗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南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元，由南亚公司负担450元，由杜桂军、赵从菊、瑞穗公司共同负担930元。二审期间，杜桂军、赵从菊向本院提交南亚公司网页简介截图一张，证明南亚公司与神钢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南亚公司对截图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南亚公司向本院提交垫款凭证一组，证明南亚公司为杜桂军、赵从菊垫付了相应的款项。杜桂军、赵从菊认为垫款凭证所附明细系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有异议。瑞穗公司对南亚公司的证据无异议。瑞穗公司未提供证据。本院对南亚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对杜桂军、赵从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审查明：《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日期及在该支付日期的支付金额参照合同附件1《租金支付日期及支付金额》，《租金支付日期及支付金额》载明：第1期租金8190元于2014年6月5日支付，第2期租金8190元于2014年7月4日支付，第3期租金8190元于2014年8月5日支付，第3期租金8190元于2014年9月5日支付，第5期租金8190元于2014年10月3日支付。南亚公司作为保证人于2014年7月31日垫付8241.6元、2014年9月30日垫付16534.8（8297.02+8237.78）元、2014年10月30日垫付8247.33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南亚公司是否实际履行了代偿义务，杜桂军、赵从菊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南亚公司对杜桂军、赵从菊向神钢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杜桂军、赵从菊未按时履行还款义务，南亚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代为履行清偿义务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案中，南亚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垫款证明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了清偿义务，对杜桂军、赵从菊认为南亚公司未实际垫款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垫付款金额，本院认为对机械拖回前的代垫款项，杜桂军、赵从菊理应支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南亚公司在案涉机械拖回前共向神钢公司垫付33023.73元，一审法院对南亚公司就案涉机械拖回前已垫付租金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中，杜桂军、赵从菊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且在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故对杜桂军、赵从菊上诉认为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桂军、赵从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元，由上诉人杜桂军、赵从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亚娟审判员  古开利审判员  温占敏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姚瑞芳书记员宋知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