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32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住所：昆明市高新区二环西路**昆明高新科技广场**。法定代表人：张春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吉龙华，云南诚信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超，该公司工作人员，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栾晓红，女，汉族，1966年8月20日出生，住云，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div>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栾晓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2民初9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栾晓红对上诉人的起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被上诉人栾晓红与上诉人2017年1月1日所签的《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有上诉人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属于上诉人法人行为，具有法律效力。《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并非销售部门与上诉人所签，并不需要其盖章。《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中：“四2、结算金额的100%需提供正式的发票，不能提供发票计入工资核算”，“六2、违规人员自行承担责任，公司有权进行处罚”，属于一种用人单位的管理行为，而被上诉人也根据该考核制度领取了绩效收入。况且，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的入职登记表、岗位聘用协议等材料。该考核制度不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不能说是一种挂靠关系。在这一行业中不存在，也不允许挂靠。第二，三份结算单上，并非法定代表人张春艳的签字，而是业务主管张春梅的签字，对此，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指出，一审判决仍然罔顾这一事实认定为张春艳所签，与事实不符。在这几份结算单上，根据上诉人的管理制度，没有经理张春艳的签字，以及栾晓红本人的确认，不能作为货款的依据。第三，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提交的单据均是以被告公司名义出具，这也与票据、入库出库单等对应，购销行为、货款的进出，均是上诉人的行为，《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中也没有销售款的规定，所以被上诉人所主张的销售款不成立。第四，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款项系其“资金”，其又如何从“销售款”得出“资金占用损失”，一审判决这种推定显然缺乏依据。第五，根据《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的规定，被上诉人迄今未能提供发票，其应缴税款累计为50万余元，目前税务部门正在核查、追缴，栾晓红应当承担。第六、双方系比较宽松的劳务关系，不存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栾晓红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被上诉人系借用上诉人的资质从事药品的进货与销售业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劳动关系，应当按照结算单进行结算。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并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上诉人没有替被上诉人购买社会保险，没有发放工资，也没有业绩考核，没有岗位，也没有为被上诉人安排办公地点，被上诉人也无需遵守上诉人的规章制度，双方之间仅仅是根据《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中的约定进行结算。上诉人提供的岗位聘用协议当中的聘用期限、基本工资、绩效奖金、生效时间均为空白，签订时间也是空白。形式和实质上均非劳动合同。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因被上诉人是借用上诉人的资质进行货品的进货销售。因此票据出库、入库，单位购销货款的进出当然是以上诉人的名义进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之初，系被上诉人将货款现金支付到上诉人的账户，用于购买药品。药品销售的货款到账后就用于下次购买药品的款，如此循环。回款资金实质上是由被上诉人享有。上诉人并不承担被上诉人应当缴纳的税费（含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这也是结算时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除了要按18%的税率缴税外，还要提供结算金额百分之百发票的原因。第三，上诉人自认结算单系其业务主管张春梅的行为也是职务行为，同时就代表了上诉人对结算金额的确认。第四，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应缴税费高达七十多万元，恰恰说明双方之间并非劳动关系，且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款项是客观事实，缴纳销售营业收入税款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员工仅负有个人所得税的义务，上诉人却称该部分税款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其更能证明双方不具有劳动关系。第五，上诉人在面对被上诉人要求支付款项的请求时，认为被上诉人系其员工，在面对税务部门稽查时，又认为被上诉人不是其员工，税款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可见上诉人主张涉案双方是劳动关系仅仅是为了拒不支付被上诉人的货款。原审原告栾晓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销售款666520.8元，并支付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主要内容为：1、为提高2017年经营目标，实现公司与个人双赢，公司采取业务承包模式与销售人员进行合作，具体合作方式为：销售人员自定销售品种、规格、销售业绩由销售人员自主完成；2、公司按所有品种销售出库金额2%扣综合管理费；3、按高开部分（当月销售金额-当月采购金额）×18%公司代缴税费；次月15日前依据实际回款金额对结上月所有业务的各项结算；结算金额的100%需提供正式的发票，不能提供发票计入工资核算，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之后，按月及时发放到个人卡上。2017年4月栾晓红结算单载明：2017年2月18日，景洪市人民医院回款28500元；2017年2月28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回款112200元；2017年4月18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回款88060元，应付金额为228760元。在该结算单内被告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进行了签字确认；2017年6月栾晓红结算单载明：2017年5月27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回款分别为113900元，扣除公司代缴税费后，应付金额为109957.2元，在该结算单内被告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进行了签字确认；2017年8月栾晓红结算单载明：2017年7月19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回款95880元；2017年7月24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呈贡医院回款68000元；2017年7月26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回款8160元；扣除公司代缴税费后，应付金额为166042.4元，在该结算单内被告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进行了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所签的“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并未加盖销售部门印章，原告也并非销售部负责人，在该份考核制度中，明确销售人员可自定销售品种、规格，由公司代缴税费、按一定比例扣综合费等内容，一审法院确认该份“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系原告以个人名义与被告所签，用于挂靠被告公司，以被告公司名义从事医用耗材经营。被告虽辩称该份协议为单位与本单位员工之间的内部协议，但因被告并未提交书面劳动合同，亦未提交按期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的相关证据，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三份结算单内，对应支付给原告的款项，被告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均签字确认，该三份结算单可视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结算的凭证，被告应依诚信原则，及时支付相应款项。经审核，结算单确定的回款金额为504759.6元，原告虽主张被告尚欠原告666520.8元，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就差额部分的款项进行过结算确认，且原告提交的单据均是以被告公司名义出具，对原告称上述款项均应扣除相应费用后由原告所有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被告未按约及时支付款项，客观上占用了原告资金，给原告造成资金占用损失，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8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零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栾晓红支付货款504759.6元；并支付以504759.6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原告栾晓红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165元由被告承担8060.8元，由原告承担2104.2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天津阿克弗公司营业执照、法定委托书及身份证、《质量保证协议书》、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医疗器械生产产品登记表3份、《天津阿克弗公司购销合同》1份、付款申请及工行电子回单10份，欲证明栾晓红的销售、购货、售货，货款的收支均是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的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并非挂靠，销售款属于公司，栾晓红的劳务报酬依据《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执行，其有纳税的义务，公司有代扣的义务。2、青岛颐中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授权书、身份证、岗位合格证书3份、医疗企业质量保证协议1份，授权书3份、销售合同1份、付款申请、工行电子回单7份，欲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劳务关系，并非挂靠关系。栾晓红的劳务报酬依据《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执行，其有纳税之义务，公司有代扣的义务。3.政策签订表、付款表、合同、申请3份，欲证明2017年栾晓红结算单上审核栏签字系张春梅，非张春艳，结算未经批准。4.栾晓红费税情况3份、栾晓红结算单、收条、工行电子回单36份，欲证明栾晓红的劳务报酬和其未提供发票，公司应代扣的税款额（其应纳税）。5.税务事项通知书（昆税稽通[2018]209号）（部分）4份，欲证明栾晓红应缴纳税款（公司应代扣税额）。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均予确认，至于是否足以证明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本院将结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评述，此不赘述。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所涉违法违规行为均与被上诉人无关。由于该证据不完整，且不能直接证实与本案被上诉人完成的销售业务存在关联，故本院在本案中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经二审查明被上诉人栾晓红一审提交的“栾晓红结算单”中审核签名为“张春梅”，一审认定审核签名为“张春艳”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主张审核签名人员“张春梅”为其公司员工，职务为业务主管，据此，本院对栾晓红一审提交的“栾晓红结算单”予以采信，其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了“栾晓红结算单”的事实。对此，上诉人在二审中亦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与此同时，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二审补充确认以下事实，即：2018年3月29日，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发出的催要涉案结算款项的律师函。归纳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议的税款问题应如何处理？三、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结算款及利息？本院认为，第一，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根据该协议的相关约定，双方的合作方式为被上诉人栾晓红自行承担销售的经营费用，并向上诉人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缴纳管理费用，栾晓红销售所得回款至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按月向栾晓红结算回款。由此可见，栾晓红报酬是通过协议约定，不符合劳动关系中工资应遵循的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遵守当地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同时，根据双方的约定，上诉人不用为被上诉人购买社会保险。据此，本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劳动关系，而系普通合同关系。第二，根据庭审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销售货物中产生的税款已经在双方的结算中进行计算，并无争议。双方存在争议的系栾晓红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应否在本案中予以扣减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销售部绩效考核制度》中约定：“四、绩效结算及具体规定:1.次月15日前依据实际回款金额对结上月所有业务的各项结算；2.结算金额的100%需提供正式的发票，不能提供发票计入工资核算，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之后，按月及时发放到个人卡上……”现上诉人主张其应根据约定代扣代缴被上诉人栾晓红的个人所得税，并据此抗辩不应再行支付给被上诉人结算款。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第五条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本案中，首先，被上诉人依法纳税是法定义务，同时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上诉人同时具有代扣代缴被上诉人的个人所得税的权利，现上诉人自身怠于行使该项权利，其不得以此作为拒不履行结算款支付义务的抗辩。其次，纳税义务为法定义务，即使双方不约定代扣代缴，被上诉人栾晓红亦应依法缴纳，而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由国家税务部门进行，上诉人无权直接要求被上诉人缴纳税款。据此，上诉人仍应按照结算向被上诉人付款。至于被上诉人栾晓红的个人所得税的缴纳问题应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认定处理，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第三，鉴于各方当事人对于结算单中所载明的结算应付款金额并无异议，故一审法院根据结算单认定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款项504759.6元的处理，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因2018年3月29日，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发出的催要款项的律师函，被上诉人据此要求上诉人支付自2018年4月1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所作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165元，由上诉人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起 俊审判员 钱晓燕审判员 汪 佳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陈栋书记员罗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