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34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启林，男，1961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重庆百君（合川）法律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泽莲，女，196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远游，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凌宗亨，男，196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上诉人宋启林因与被上诉人余泽莲、原审第三人凌宗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1民初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3日进行了调查审理。上诉人宋启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被上诉人余泽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远游、原审第三人凌宗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启林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余泽莲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余泽莲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宋启林为余泽莲、熊永超等几位合伙人无偿保管和处理原贵州省水城县鑫源盛砂石厂设备款，无任何擅自处分行为，一审认定以下款项系擅自处分行为有误：1、支付陈本福18万元系根据合伙事务执行人凌宗亨的指示，为其履行债务，并有法院《执行通知书》，凌宗亨亦同意今后在其分配剩余股款中抵扣，且该款从砂石款中支出而与委托合同约定代管的设备款无关；2、凌宗亨在原出纳李桂梅处借支的2万元，系李桂梅直接扣除和支付给凌宗亨，与宋启林无关，凌宗亨亦同意今后在其分配剩余股款中抵扣；3、5月24日、7月25日分别支付凌宗亨2万元共计4万元，系凌宗亨借支并同意今后在其分配剩余股款中抵扣，按照委托合同约定，4月15日后合伙人可以预先分配占股收益，故该支付行为不违反委托合同约定；4、7月27日向凌宗亨报账5000元（烟茶油费）及4月5日凌宗亨报账支取2000元（差旅费），均系为处理合伙事务支出，经凌宗亨同意今后在其分配剩余股款中抵扣。综上，宋启林妥善处理委托事务，无任何违约行为，现管账剩余金额40余万元全部移交约定合伙人掌管，目前因合伙人内部纠纷未能算清账目故未分配，但与宋启林无关，其无违约行为不应当向合伙人赔偿损失。余泽莲二审答辩称：上诉人的事实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凌宗亨答辩认可宋启林的上诉意见。余泽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宋启林赔偿余泽莲448168元（8963369元×50%）；2．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以29816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7月27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为止，为方便计算诉讼费，暂时计算至2018年11月27日的利息为5963元；2）以1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9月15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为止，暂时计算至2018年11月15日的利息为1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宋启林承担。一审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中第一项为赔偿295790.88元（896336元×33%），第二项中第1的请求为以196790元（596336元×33%）为基数，第2的请求为以99000元（300000元×33%）为基数。主要事实和理由：2013年7月1日，余泽莲与第三人等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共同出资承包原水城县盛火砂石厂（以下简称盛火砂石厂）生产加工事务，约定余泽莲占33%的股份。2016年2月23日应当地政府要求，原盛火砂石厂与原鑫发砂石厂整合更名为水城县鑫源盛砂石厂，原盛火砂石厂与原鑫发砂石厂各持50%的份额。2018年2月12日水城县鑫源盛砂石厂整体转让。2018年3月26日，合伙人与宋启林共同约定原盛火砂石厂的设备款打入宋启林帐户保管，待支付完欠设备款后，按原盛火砂石厂各股东（合伙人）份额支付到各股东个人帐户，同时约定，该款需经原盛火砂石厂各股东（合伙人）共同确认后才可以付款。宋启林未经各股东（合伙人）确认，私自付款给第三人凌宗亨，并超额开支，截止2018年7月27日私自付款给第三人和超额开支共计596336元。2018年9月15日，宋启林又收到300000元，余泽莲应当分得150000元。宋启林严重违反保管义务，损害了余泽莲的合法利益，应就损失进行赔偿。一审法院审理如下事实：2013年7月1日，余泽莲与第三人凌宗亨等合伙人签订《盛火砂石厂合伙协议》，约定余泽莲占33%的股份。2016年2月23日，原盛火砂石厂（以凌宗亨为代表）与原水城县鑫发砂石厂（以宋启林为代表）签订《合伙协议》，整合更名为水城县鑫源盛砂石厂，约定原盛火砂石厂与原水城县鑫发砂石厂各持50%的股份。2018年2月12日水城县鑫源盛砂石厂以4400000元整体转让给邓龙应，邓龙应于2018年2月、3月分两次将转让款打入宋启林帐户。一审庭审中当事人共同确认以凌宗亨为代表的原盛火砂石厂方实际应得转让款2100000元。宋启林与包括余泽莲、凌宗亨在内的原盛火砂石厂股东于2018年3月29日形成了《关于鑫源盛砂石厂出售设备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其中约定：“一、本厂整体出售由甲方收购乙方设备，转让的方式其中原盛火砂石厂所欠设备款项，甲方担心凌宗亨不支付所欠设备款，所以召集股东进行商论，拿出一个支付方案如下：1．所卖设备款由邓龙应打入宋启林帐户，由宋启林保管，原盛火砂石厂凌宗亨全权实施所欠设备款属实后，由宋启林打款到设备方，直到（注：原文为知道）付完所欠设备款，再分配给原盛火砂石厂的股东。2．原盛火砂石厂股东内部协商完毕，确认股权所有股东签字后由宋启林按股份比例分红，打入每个股东帐户。3．如盛火砂石厂任何设备款未付清，给购买方带来的后患，由生产方宋启林全权代表股东负责，由宋启林追究原盛火砂石厂的责任和所有损失，因此带来的一切损失由乙方代表宋启林股东承担。4．时间约定上的问题不能超过2018年4月15日，否则就按原盛火砂石厂所分配的股份进行分配给每个股东，分配后再发生堵厂、造事、与宋启林无关，后果由造事者承担一切损失及法律责任”。宋启林及包括余泽莲、凌宗亨在内的原盛火砂石厂股东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捺印。由宋启林制作并签字的支付明细中，双方对其中的金额567000元及对应的支付对象无异议。双方争议的事实如下：（1）2018年4月5日支付给凌宗亨的2000元，余泽莲认为是凌宗亨的私人花销，宋启林认为是凌宗亨去荣昌谈设备款的时候让其支付的车费；（2）2018年4月9日支付给张学的300000元中的100000元，余泽莲认为每个股东只认可支付20万元，但是凌宗亨让支付300000元，所以多支付了100000元，宋启林认为支付的是设备款，且是根据凌宗亨安排支付。（3）明细中第14项在以前凌宗亨支付的220000元，余泽莲认为属于凌宗亨的私人借款而不应使用合伙人的钱，宋启林认为按照凌宗亨安排支付，且支付时还没有形成《会议纪要》。（4）2018年5月22日、7月27日分别各借支凌宗亨20000元，余泽莲认为与合伙事务无关。宋启林认为自己只负责监管设备款的欠款支付，支配权是凌宗亨。（5）2018年7月27日宋启林给自己开支的5000元烟茶酒，余泽莲认为不属于合伙事务，宋启林认为是其在接受合伙人的管理委托后，合伙人方每次来商谈和查账而实际支出的接待费用。（6）余泽莲认为支付陈本福180000元是凌宗亨在2013年欠的木材款，属于私人欠款，与合伙事务没有关系，宋启林认为确实支付的是凌宗亨个人的钱，但在凌宗亨应获得的股份利益中已经扣除，且凌宗亨用自己的钱，宋启林无权干涉。（7）余泽莲认为支付李桂梅扣凌宗亨的20000元不是合伙事务，宋启林认为李桂梅当时是出纳，凌宗亨的钱如何安排是其自己的事情。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关系，合同各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就本案而言，宋启林基于与包括余泽莲、凌宗亨在内的原盛火砂石厂股东形成的《会议纪要》，其实质就是一种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即宋启林受托对原盛火砂石厂应得资金进行管理和按约定支付、分配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人即为包括余泽莲、凌宗亨在内的原盛火砂石厂合伙人，受托人则为宋启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结合如上法律规定，对双方争议评析如下：一、关于宋启林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问题。按照《会议纪要》的约定，宋启林在管理包括余泽莲、凌宗亨在内的原盛火砂石厂各合伙人应得的出售款中，约定支付设备欠款时，由凌宗亨全权负责核实并安排宋启林支付，支付各合伙人应得利益时，则由合伙人内部协商完毕并确认后，由宋启林直接支付给各合伙人。结合如上的约定对567000元的支付情况审核，可以确定：1．宋启林于2018年4月5日支付给凌宗亨的2000元、两次借支凌宗亨共40000元、给自己开支的5000元烟茶酒、支付陈本福180000元和支付给李桂梅扣凌宗亨的20000元共计247000元，既不是支付设备款，也不是用于股东利益分配，即使如宋启林辩称系受第三人凌宗亨安排支付，但不符合《会议纪要》的支付要求，宋启林明知而为，存在过错，此其一；其二，即使如宋启林辩称第三人凌宗亨本身还存在自身股权利益的收益，其按凌宗亨安排支付的金额并不超出凌宗亨应当分得的股份利益，也属于凌宗亨自己处分自己的财产，但是，纵然如此也没有证据证明在涉及合伙利益确定和分配时可以直接依凌宗亨的要求而随时进行支付，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对包括余泽莲、凌宗亨在内的合伙人分配利益已经由全体合伙人确认或者已经通过结算等方式形成了具体的股东利益分配方案，其以此理由进行支付的行为明显不符合《会议纪要》约定，存在过错；其三，按照《会议纪要》约定，虽然在约定的期限满后可以直接分配合伙人利益，但如上的各项支出并不是对该利益的分配，而仅是受凌宗亨的指示用于他项支出，宋启林的行为不符合《会议纪要》约定，构成《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的情形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对支付凌宗亨的220000元，该笔款项实际支付时间在《会议纪要》形成前，并是基于凌宗亨的指示支付，在当时的情形下，凌宗亨作为原盛火砂石厂各股东的代表和实际的该方管理者，在无其他约定的情形下，宋启林受凌宗亨指示付款的行为并无不当，故对余泽莲的该笔款异议不予支持；3．对余泽莲认为2018年4月9日多支付张学100000元的理由，由于宋启林支付给张学的300000系设备款，且受凌宗亨安排支付，符合《会议纪要》要求，故对余泽莲的该笔款异议不予支持。对余泽莲以一份没有宋启林签字的支付明细为据而主张的支付异议，由于宋启林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且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余泽莲主张由宋启林赔偿退还的保证金及其资金占用损失的请求，由于宋启林收到此笔款项后被法院依法冻结而不能使用，宋启林对此无过错，故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损失确认问题。宋启林作为受托人，仅按照《会议纪要》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仅对受托期间的事项负责，其举示了于2018年1月13日由包括余泽莲在内的原盛火砂石厂各股东签字的股东出资表，此出资表上载明余泽莲的股份为30%，虽然余泽莲认为是基于应付购买方邓龙应款项而临时形成的并不实际执行的出资表，并举示了其与第三人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以证明实际占33%的股份，但并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该出资表不具有执行效力，故宋启林只应按照其受托期间确认的比例承担责任，即按余泽莲占30%的股份来确定，至于余泽莲与其他合伙人之间形成的股份比例约定，属于其内部问题，与本案无关。综上，由于宋启林在履行委托事务中在支付相关款项时不符合《会议纪要》的要求，其支付的行为造成了余泽莲不能获取应得利益的损失，宋启林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应当赔偿的损失为74100元（247000元×30%）；对资金占有利息的请求，基于宋启林的不当支付，给余泽莲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故对该项请求，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判决如下：由宋启林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余泽莲损失74100元和资金占用损失（以74100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27日起至本金付清时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余泽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宋启林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34元，减半收取4067元，由余泽莲负担3167元，宋启林负担900元。二审中，宋启林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2019年3月26日账目表，系凌宗亨最新核对账目制作，证明设备款和砂石款账目分配及收支情况，其中凌宗亨同意从其本人股权收益中扣除预支款项；2、案外人陈本福的收条，证明18万是经凌宗亨同意由宋启林支付，并从凌宗亨合伙收益中扣除；3、陈本福本人出具的证明书，证明收款时是余泽莲通知陈本福，余泽莲对此知晓和同意；4、原盛火砂石厂的《合伙协议》，证明凌宗亨是该厂实际控制人和代表人，其有权利委托宋启林支付相关款项；5、两厂合并的《合伙协议》，证明凌宗亨系实际控制人和代表人，主持该厂各项事务，其有权利委托宋启林支付相关款项。余泽莲质证认为，证据1形成于一审之后，由凌宗亨单方制作，无余泽莲、熊永超签字，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案外人陈本福的收条及证据3陈本福的证明书，一审举示过，不确认是陈本福本人书写，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陈本福应出庭作证，因陈本福未到庭，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4一审举示过，不是新证据且达不到对方证明目的；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一审亦举示过，且不代表凌宗亨有权利处理合伙人的财产，不能达到对方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余泽莲的质证异议成立，对上述证据均不作为二审新证据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二审还查明：宋启林与包括余泽莲、凌宗亨在内的原盛火砂石厂合伙人于2018年3月29日形成的《会议纪要》，其中约定条款语义不十分清楚，二审中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各方一致认可，盛火砂石厂设备出售给邓应龙，但设备尚有部分欠款未付清，故各方约定邓应龙应付设备款打到宋启林账户，设备欠款由凌宗亨确认后指示宋启林打款到设备原出售方，最后由合伙人协商按合伙比例分配剩余款项。关于其中“4．时间约定上的问题不能超过2018年4月15日，否则就按原盛火砂石厂所分配的股份进行分配给每个股东，分配后再发生堵厂、造事、与宋启林无关，后果由造事者承担一切损失及法律责任”，宋启林、凌宗亨称系约定2018年4月15日各合伙人不能协商拿出分配方案则宋启林可以先行分配给合伙人，但余泽莲不认可，双方就该条款内容不能达成一致；根据一审中双方认可并据以争议合理性的支付明细的记载，其中除记载设备款210万元及其开支情况，另有一部分分别记账的款项，宋启林、凌宗亨称系收回砂石款的开支情况，其中记载了“付陈本福18万元”、“李桂梅扣凌宗亨2万元”等开支；二审中，双方均认可宋启林将管账期间的最后剩余款项41万元余元将徐世国保管。余泽莲陈述合伙人之间分配剩余利润的案件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徐世国、凌宗亨等人在该案中陈述还有合伙欠账100多万，故各合伙人不能分得剩余利润。凌宗亨对余泽莲的上述陈述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宋启林除依据《会议纪要》的约定为合伙人管理设备款的收支之外，在实际履行中还为合伙人管理了砂石款的收支，双方之间就砂石款收支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虽然《会议纪要》未就该款项的管理作出明确的委托要求，但砂石款仍属于全体合伙人的财产，在无明确合同约定的情形下，宋启林应当本着谨慎管理的原则，经全体合伙人同意而进行相关支出。针对双方二审中争议的几笔款项，本院审查认为：1、支付陈本福18万元系根据凌宗亨的指示为其履行个人债务的偿还，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即不应当支付；2、凌宗亨在原出纳李桂梅处借支的2万元，现在砂石款中扣除，亦是用合伙人财产偿还凌宗亨个人债务，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不应当支付；3、5月24日、7月25日分别支付凌宗亨2万元共计4万元，宋启林称系凌宗亨借支并同意今后在其分配剩余股款中抵扣，但委托合同未约定合伙人可以将最终分配利润进行先行预支，至于委托合同载明“4．时间约定上的问题不能超过2018年4月15日，否则就按原盛火砂石厂所分配的股份进行分配给每个股东”，从文意上看亦应当是4月15日后将剩余利润按照全体合伙人的份额统一分配，没有明确约定单个合伙人可以预先分配收益，故该支付行为仍不符合委托合同约定；4、7月27日向凌宗亨报账5000元（烟茶油费）及4月5日凌宗亨报账支取2000元（差旅费），宋启林虽称系为处理合伙事务支出，但在委托合同未授权凌宗亨代表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亦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同时，上述所有支出款项，宋启林、凌宗亨虽陈述认可今后在凌宗亨分配剩余利润中抵扣，但该方式本身不符合合同约定，且现凌宗亨亦陈述合伙开支大于收益，合伙人已无利润分配，故宋启林所称未损害合伙人利益的观点不能成立。综上，宋启林未按照约定妥善处理全体合伙人交付的委托事务，应当向合伙人赔偿损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653元，由宋启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拯审判员 章兴东审判员 向 川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毕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