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382民初552号原告：邳州市教育局，住所地邳州市建设北路。法定代表人：徐峰，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东，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涛，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衡墩臣，男，1965年9月1日生，汉族，个体户，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庆松，江苏徐淮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前林，男，1963年1月24日生，汉族，住邳州市。第三人：李飞龙，男，1964年8月16日生，汉族，住邳州市。原告邳州市教育局与被告衡墩臣、第三人刘前林、李飞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2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5月11日作出（2016）苏0382民初485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衡墩臣不服提出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苏03民终6268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重新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邳州市教育局诉讼代理人魏东，被告衡墩臣及其诉讼代理人高庆松，第三人刘前林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飞龙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将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邳州市教育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工程款239895.8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0年10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衡墩臣及第三人刘前林共同返还工程款239895.8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0年10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09年7月28日，第三人刘前林（代表李飞龙）与原告签订了承建邳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围墙工程的《协议》。工程完工后，经邳州市审计局审计工程造价为389895.80元。2009年10月1日、2010年2月3日，刘前林从原告处先后支取工程款15万元。2010年9月9日，被告衡墩臣向原告出具便函，称其与刘前林合伙承建职业教育中心围墙工程，经李飞龙授权除刘前林前期领取的15万元工程款外，剩余工程款全部由其领取，并于2010年9月9日、10月23日从原告处支取工程款239895.8元。2011年1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刘前林多次到原告处索要其剩余的工程款，并否认了和被告衡墩臣系合伙关系，更不承认授权委托被告衡墩臣支取过工程款。期间，刘前林多次将其年迈的父母带到原告办公楼内居住，原告无奈又三次向刘前林支付18万元工程款。综上，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衡墩臣辩称，1、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是李飞龙，答辩人受李飞龙委托在原告邳州市教育局处领取239895.8元并无不当。合同落款处括号内的“代表李飞龙”足以看出合同相对方为李飞龙，工程款发票也是以李飞龙的名义开具，且发票上有时任局长鲁瑞冬、分管局长于俊、基建科科长周浩签字认可，这些领导均是原告时任领导，对合同的一方为李飞龙均是认可的，且答辩人领取款项时，有李飞龙的签名和授权委托书。故被告领取的款项并无不当。2、原告诉称被告虚构和刘前林合伙的事实骗取工程款是错误的。一方面，和原告签订合同的主体是李飞龙，另一方面，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答辩人和刘前林，具体带工人做业务的也是答辩人，答辩人和刘前林的合伙关系是客观、真实的。3、从原告的诉状中可以看出，原告将18万元的款项交付给刘前林是基于刘前林多次索要，是在刘前林父母亲到办公楼内居住后，无奈之下才支付的18万元，这说明，原告对合同主体是清楚的，只是无奈才向刘前林支付的。据了解，刘前林以借款的方式领取款项的。4、答辩人领取款项的时间是2010年，至今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被告领取款项并无不当，请法庭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刘前林述称，1、原告邳州市教育局在起诉状中所述是事实，后期第三人多次去邳州市教育局索要的18万元，是第三人的工程款.2、案涉施工合同的相对人是第三人，工程也是第三人干的。第三人在合同落款处书写“代表李飞龙”五个字，本意并不是李飞龙为合同相对人，而是因为李飞龙是工程所在地后沙沟村支书，为使工程顺利施工才这样书写，李飞龙与案涉工程无任何关系。签订合同的时候李飞龙不在场，原告邳州市教育局的人和第三人的施工队长被告衡墩臣在场。3、工程结束后，经邳州市审计局审计总造价为389895.80元，该数额第三人予以认可，原告只能将上述工程款支付给第三人或第三人书面授权领取的人，任何未经第三人授权在原告处领取工程款的行为均与第三人无关。4、原告一共支付第三人工程款33万元，尚欠5余元没有支付。5、刘前林为第三人而非被告，原告要求刘前林与被告衡墩臣共同返还工程款没有依据。综上，请求依法裁判。第三人李飞龙庭前提供书面意见称，在邳州市建的大环境影响下，在后沙沟村建设邳州职业学校，我们村负责拆违及防护工作，由邳州市教育局承建，教育局冯局长，派驻后沙沟工地现场的沈局长、于局长、周浩、刘主任，因为老百姓不断闹事，经公安局多次调解未果。我当时任后沙沟村支部书记、主任。按领导意见，围墙工程交由我村承建，我当时考虑不妥，就交给我的熟人刘前林施工，我不参与建设和分利。但局领导不同意，要求必须以我的名义施工。2009年7月28日上午，于局长打电话让我去签订合同，我让刘前林去了，教育局不同意刘前林签，又打电话让我去，我就让刘前林代表我签下了这份施工协议。施工期间，刘前林、衡墩臣和其他工程队发生冲突，市里领导安排炮车派出所李所长和我一起处理，才知道刘前林和衡墩臣是合伙干的围墙工程。后来在2010年上半年，教育局领导打电话让我去将工程款结清，当时我没有去，又隔了一段时间，大约在2010年8月我接电话去了，衡墩臣和周浩科长都在，衡墩臣将施工方面的书面材料都提供给我了，我在财务科签字、领支票，交给了衡墩臣，之后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28日，第三人刘前林代表李飞龙作为乙方、原告邳州市教育局作为甲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由乙方负责承建邳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异地扩建工程围墙施工项目，工程名称为职业教育中心围墙工程，同时约定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三日内支付工程款50万元，余款经邳州审计局审计结束后一个月内付清。第三人刘前林在协议书下方乙方处签署“刘前林（代表李飞龙）”。工程完工后，经邳州审计局审定，邳州市职业技术学院门房、围墙工程工程造价为911104.77元，其中门房工程造价521208.97元、围墙工程造价389895.80元。2009年10月1日、2010年2月3日原告邳州市教育局分两次向第三人刘前林支付工程款共计15万元。2010年9月9日、2010年10月23日，被告衡墩臣经第三人李飞龙授权，分两次从原告处领取工程款共计239895.80元。第三人刘前林因对被告衡墩臣的上述领款行为不认可，携其家人多次到教育局索要工程款，于2013年1月4日、2013年9月9日、2015年9月22日分三次从原告处领取工程款共计18万元，并出具借条三份。现原告邳州市教育局以被告衡墩臣虚构和第三人刘前林合伙的事实骗取原告工程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案涉工程系被告衡墩臣及第三人刘前林合伙承建。第三人李飞龙、刘前林及被告衡墩臣均认可刘飞龙在案涉工程中未实际参与施工，未获取收益。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庭审陈述及付款凭证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衡墩臣、第三人刘前林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二、原告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一，被告衡墩臣、第三人刘前林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第一，对于刘前林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这一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应予以确认。刘前林前期领取的共计15万元工程款，系其基于实际施工人身份所为，原告邳州市教育局、第三人李飞龙均未持异议，应为有效。第二，关于被告衡墩臣自教育局领取款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首先，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根据李飞龙在诉讼过程中的陈述，签订案涉施工合同时，原告邳州市教育局一直坚持由李飞龙作为施工方签订合同，而刘前林在2009年7月28日“协议”落款处签名时，已明确注明为“代表李飞龙”，说明刘前林在签订该协议时实际系李飞龙的委托代理人身份，该协议的相对方应为原告邳州市教育局与第三人李飞龙。刘前林的实际施工人身份并不能否定李飞龙的合同相对方身份。其次，根据李飞龙于诉讼过程中的陈述可知，被告衡墩臣自原告邳州市教育局处领取工程款239895.80元时，系基于第三人李飞龙的授权。而李飞龙作为案涉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其有权向发包方邳州市教育局指示付款对象。且教育局支付的239895.80元，再加上前期支付的15万元，总款并未超出案涉工程的审计价389895.8元。故原告邳州市教育局将239895.80元工程款交付被告衡墩臣，应视为工程款债务的有效履行，不应认定为被告衡墩臣不当得利。第三，关于后期第三人刘前林从原告邳州市教育局领取的18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如前所述，在被告衡墩臣领取工程款239895.80元后，案涉工程的工程价款原告已支付完毕，而第三人刘前林采取携家人到原告处索要工程款的方式，从教育局领取的累计18万元，已超出了案涉工程的总价款，本质上属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构成不当得利。该款刘前林虽然出具的为借条，但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其本质为工程款，刘前林出具借据的行为不影响其不当得利的本质。第四，关于被告衡墩臣应否承担连带返还责任。（2012）邳民初字第0831号衡墩臣起诉要求刘前林偿还借款一案中，刘前林答辩时曾明确陈述就案涉工程其与衡墩臣系合伙关系。该案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中也明确约定：“四、刘前林、衡墩臣承建邳州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围墙工程款双方已经全部结清……”，从该两项事实，足以认定案涉工程系被告衡墩臣及第三人刘前林合伙承建的事实。第三人刘前林虽于本案中否认合伙关系的存在，但并未提供充分反证，其该项辩解不能成立。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工程系被告衡墩臣、刘前林合伙承建。根据法律规定，合伙体成员对合伙体所负债务，对外应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刘前林后期陆续从邳州市教育局领取的18万元，本质上为案涉工程工程款，该笔债务与合伙有关，故被告衡墩臣应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关于焦点二，原告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人刘前林领取案涉18万元款项的行为，系不同时期的连续性行为，系在此期间其与邳州市教育局多次协商后所为，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之规定，”原告邳州市教育局对被告衡墩臣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之效力。刘前林最后一次领款的日期为2015年9月22日，原告提起原审诉讼的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利息。原告邳州市教育局明知案涉工程款已于2010年10月23日付清，仍同意刘前林陆续领取工程款，对不当得利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故其利息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衡墩臣、第三人刘前林连带返还原告邳州市教育局不当得利款18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邳州市教育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98元，由原告邳州市教育局负担998元，被告衡墩臣、第三人刘前林负担3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董可伟人民陪审员  戴 虎人民陪审员  董雪利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籽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