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42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冉昀东，男，1994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可，上海市建纬（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住所地重庆市北碚区碚峡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676130841J。负责人：郎兴云，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鑫，重庆荣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冉志刚，男，196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碚区。上诉人冉昀东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北碚支行）、原审被告冉志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9民初7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冉昀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可、被上诉人农商行北碚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冉昀东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农商行北碚支行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农商行北碚支行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其出具给冉志刚的委托书系委托其代为行使自己在重庆百吉四兴压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吉公司）的股东权利，委托书中并未列明其授权冉志刚代其对外以股东身份提供担保，故冉志刚代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字属于无权代理，该合同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农商行北碚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未尽到审慎义务，冉志刚的代签行为亦不产生表见代理人的法律后果，一审认定“冉昀东同意向农商行北碚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中依据的《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实施同意授信制度指引》《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规范的对象是商业银行而并非客户，因此前述规定的内容、效力不能适用于银行客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而不能在主债务人百吉公破产程序尚未终结时提出。此外，保证责任的应当严格以已经确认和股东的破产债权为限，债权人无权要求担保人支付债务人宣告破产后的利息。农商行北碚支行辩称，委托书中明确表示冉志刚代为行使冉昀东股东表决权，百吉公司多份股东会决议均明确记载各个股东同意对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应当视为冉昀东知晓并同意向百吉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即使冉志刚为无权代理，农商行北碚支行作为善意第三人基于冉志刚、冉昀东为父子关系且冉昀东对冉志刚有授权等事实也有理由相信冉志刚具有代理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冉志刚未作述称。农商行北碚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冉志刚、冉昀东立即偿还农商行北碚支行截至2018年7月23日的借款本金8000000元、利息207833.35元、复利3485.6元；2.判令冉志刚、冉昀东向农商行北碚支行支付2018年7月24日至付清之日止的罚息及复利，其中罚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复利以未偿还的利息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冉志刚、冉昀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9日，经北碚区公证处公证，冉昀东向冉志刚出具了《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受托人冉志刚以委托人冉昀东的名义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委托受托人冉志刚以委托人冉昀东的名义行使百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股东权利，并签署相关文件；委托受托人冉志刚以委托人冉昀东的名义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北碚支行签订授信、查询征信、贷款支用业务相关的资料。2017年4月12日，百吉公司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各股东一致同意以百吉公司名义向重庆农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23000万元；公司股东同意为百吉公司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冉志刚在该决议中签字，并代表冉昀东签字。2017年5月4日，农商行北碚支行（甲方、债权人）与冉志刚、冉昀东（乙方、保证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乙方同意为甲方与债务人百吉公司在2017年5月4日到2018年5月3日内连续办理具体业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等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合理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冉志刚在该合同中签字，并代表冉昀东进行签字。2017年9月11日，农商行北碚支行（甲方、贷款人）与百吉公司（乙方、借款人）签订了《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北碚支行2017年公流贷字第0700002017105406号），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贷款800万元，贷款期限为自2017年9月11日至2018年9月10日止，贷款利率按照基准利率水平上浮0%；乙方按照按期结息、到期还本法进行还本付息；对逾期的贷款，从逾期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罚息利率为在贷款利率上加收50%；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照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当日，农商行北碚支行向百吉公司发放了800万元贷款。至2018年7月23日，百吉公司已拖欠农商行北碚支行借款本金800万元、利息207833.35元、复利3485.6元。2018年3月1日，该院作出了（2018）渝0109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百吉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2018年3月13日，该院作出了（2018）渝0109破2号之一号决定书，指定中豪律师事务所担任百吉公司管理人。2018年10月16日，百吉公司管理人出具了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已对债权本金800万元和所欠2018年3月1日之前的利息进行了债权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冉志刚辩称农商行北碚支行应当在百吉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要求冉志刚、冉昀东承担保证责任，但法律并未禁止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或破产程序终结前向连带保证人单独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因此农商行北碚支行单独起诉连带保证人所应享有的权利不受债务人百吉公司破产重整程序的影响。冉志刚还辩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担保期间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及程序问题的请示》的答复，本案应当中止审理，该答复表明，认定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时，如需等待破产程序结束的，可裁定中止诉讼，但本案不需等待百吉公司破产程序结束即能确定保证人应承担的金额，故本案不需中止审理。关于冉昀东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在冉昀东出具给冉志刚的委托书中，冉昀东授权冉志刚行使股东权利，在百吉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明确各股东同意为百吉公司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冉志刚代冉昀东签字确认，应当视为冉昀东对该股东会决议知晓并同意，即同意向农商行北碚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虽然在委托书中未明确授权签订保证合同，但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实施统一授信制度指引》、《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的规定，授信业务包含担保，另外依据委托书中的文义，保证合同应当属于委托书中载明的“授信、贷款支用业务相关的资料”，再结合股东会决议，应当认定冉昀东向冉志刚出具的委托书中包含有委托冉志刚代为签订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故冉昀东也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关于冉志刚、冉昀东的保证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该项规定是法律针对破产程序中破产债权作出的特殊规定，即债权人依法可以申报的债权为破产申请受理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而在民事活动中产生的债权，不仅包括应当清偿的本金，还应当包括自债务发生之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等，债权人对此享有给付请求权。破产程序对于破产债权的调整或豁免均不影响保证人依照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两者是可以分别处理的不同法律关系。本案中，冉志刚、冉昀东作为保证人，在为百吉公司提供担保时，就应当对其所提供的保证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有充分的预判，即百吉公司不能按期清偿借款本息时，冉志刚、冉昀东要对百吉公司所应当支付的借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而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冉志刚、冉昀东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等农商行北碚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合理费用等，因此，冉志刚、冉昀东应当向农商行北碚支行支付截至2018年7月23日的借款本金800万元、利息207833.35元、复利3485.6元，以及2018年7月24日以后的罚息及复利，其中罚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利随本清，复利以未偿还的利息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利随本清。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冉志刚、冉昀东对百吉公司应支付给农商行北碚支行的截至2018年7月23日的借款本金800万元、利息207833.35元、复利3485.6元，以及2018年7月24日以后的罚息及复利（其中罚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利随本清，复利以未偿还的利息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利随本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冉志刚、冉昀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农商行北碚支行支付。案件受理费69279元，由冉志刚、冉昀东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冉昀东应否应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冉昀东出具给冉志刚的《委托书》中载明的授权范围为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行使百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股东权利并签署相关文件以及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北碚支行签订授信、查询征信、贷款支用业务相关的资料，并未明确授权冉志刚代为签订保证合同，尽管百吉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载明有百吉公司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相关内容，但该决议为冉志刚代签，不能据此认定为冉昀东具有担保的意思表示。《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实施统一授信制度指引》《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属于对商业银行授信等业务进行管理的行政规章，不宜据以直接推定自然人委托授权范围，且根据社会一般常理，授信业务并不包含担保，冉昀东作为非银行系统专业人士，其在出具《委托书》时不一定知晓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文件的相关要求，亦不能对其对商业银行授信方面的知识储备提出过高要求，故《委托书》中签订授信资料的范围并不当然涵盖担保文件，则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冉昀东对冉志刚的授权包含有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冉昀东无需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冉昀东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9民初7850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冉志刚对重庆百吉四兴压铸有限公司应支付给被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的截至2018年7月23日的借款本金800万元、利息207833.35元、复利3485.6元，以及2018年7月24日以后的罚息及复利（其中罚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利随本清，复利以未偿还的利息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利随本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原审被告冉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支付；三、驳回被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69279元，由被上诉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毅审 判 员  张 薇审 判 员  余彦龙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玲玲书 记 员  冉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