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民终19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振祥，男，197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柘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德，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乐，男，196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柘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帅，河南心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传江（曾用名：阮长江），男，196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柘城县。上诉人高振祥因与被上诉人王玉乐、阮传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18)豫1424民初3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振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德，被上诉人王玉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帅，被上诉人阮传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振祥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高振祥与被上诉人王玉乐、阮传江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本案案由应定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原审按照“合伙协议纠纷”审理并作出判决错误。根据被上诉人王玉乐的起诉及上诉人高振祥、被上诉人阮传江的答辩，本案系因合资、合作开发柘城县小吴集商品一条街的房地产过程中上诉人高振祥与被上诉人王玉乐、阮传江因分配房地产开发的利润产生的纠纷，有原审开庭笔录内容为据。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规定，本案案由应定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被上诉人王玉乐以“合伙协议纠纷”起诉错误。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根据原审庭审查明，上诉人高振祥与被上诉人王玉乐、阮传江合资、合作开发的房地产位于柘城县××乡小吴集。该项目是由柘城县惠济乡政府批准的新农村建设项目。项目所使用的土地性质是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项目的拆迁、建设、施工等均由惠济乡政府负责监管。根据三人合资开发协议，本项目的建设手续及与乡政府的协调由被上诉人王玉乐负责。项目建设过程，因该项目没有土地征用批准及准建等手续，由被上诉人王玉乐向惠济乡政府交纳了“双违”罚款5万元。这有惠济乡政府财政所开的证明、票据及被上诉人王玉乐的庭审陈述为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应驳回被上诉人王玉乐之起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项目建成后，三方多次算账并对三人的出资进行清算，最终，上诉人高振祥与被上诉人王玉乐、阮传江达成了分房协议，该协议已经履行。被上诉人方恶意串通反悔，原审法院不应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并支持被上诉人的无理诉讼请求。王玉乐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阮传江辩称，一审正确，应该维持。同王玉乐答辩意见。王玉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高振祥、阮传江向其返还合伙经营投资及利润共873,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高振祥、阮传江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玉乐在2012年左右与被告高振祥、阮传江合伙开发柘城县小吴乡（又名惠济乡）商品一条街，当时三位合伙人口头约定：被告高振祥每出资10,000元，原告王玉乐就出资20,000元（其中包含有被告阮传江的出资份额），但没有商定各人应投资的具体数额。在施工过程中因合伙事务支出相应费用时，各合伙人有时以现金支付，有时将债务以给债权人签字记账的方式记在自己名下。在工程建设期间合伙人各自联系出售了一部分房屋，所得房款又用于工程建设。三位合伙人共建房屋64间，其中有10间是免费提供给回迁户的。余下54间房屋中有47间每间价格是90,000元（其中4间抵给承包方作为工程款360,000元），另外7间每间价格是70,000元。在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原告王玉乐出售房屋9间，每间90,000元，收取房款810,000元，又收取张富友交来的房款70,000元，另外，又分三次收取被告阮传江交来房款290,000元、80,000元、100,000元，共收取房款1,350,000元，其为合伙事务支出1,938,300元（支出详见被告阮传江认可的原告王玉乐的收支清单），收支相抵后为合伙事务垫付588,300元。被告高振祥出售房屋17间（每间90,000元）收回房款1,530,000元，又收取张富友交来的房款420,000元，孙同利交来的房款60,000元，“火头”交来房款35,000元、被告阮传江交来的房款230,000元，共计收款2,275,000元，为合伙事务支出1,335,000元（支出详见被告阮传江证实被告高振祥向其报账的收支清单，原告王玉乐也认可），收支相抵后，被告高振祥现在持有合伙经营利润940,000元。被告阮传江出售房屋15间，每间90,000元，其又收到孙同名交来的房款10,000元，应收房款1,360,000元，其中的290,000元由原告王玉乐收取，被告阮传江实收房款1,070,000元，为合伙事务支出774,000元（支出详见原告王玉乐与被告阮传江均认可的被告阮传江的收支清单），现持有合伙利润296,000元。所建54间房屋已全部售出，未收回的房款为180,000元（孙同利70,000元、孙国华20,000元、孙国民20,000元、王成福20,000元、孙同明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伙人在合伙事务终结后应及时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是法定的义务。原告王玉乐与被告高振祥、阮传江三人在2012年左右合伙开发柘城县小吴乡商品一条街期间，三合伙人未商定各人具体的出资数额，由于没有规范管理统一由专人记录合伙事务的收支账目，导致三合伙人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合伙事务的收入与支出，并且每人均各自都记录有收支流水账目。原告王玉乐与被告阮传江对于各自的收入及支出账目相互进行了核实且互相认可。被告高振祥经本院向其释明应提交其为合伙事务收支的账目，但其以合伙财产已进行了分割，其应分得17间房屋，原有的记账找不到为由未向本院提供。另外，两名合伙人对该理由均不认可，三合伙人最后一次在柘城县格林豪泰酒店算账时在场人王景林、张连义均证实不清楚合伙财产已分割一事，被告高振祥又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此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阮传江答辩称交给被告高振祥房款240,000元，而被告高振祥只认可230,000元，被告阮传江又没其他证据证实，本院采纳被告高振祥的观点。2011年11月6日的收条被告高振祥称是其与原告王玉乐在蓝湾国际项目合作时的账务，与本案无关，因被告高振祥称与原告王玉乐确实合作了蓝湾国际项目，该条上又没有显示属于哪一个工程项目，被告阮传江也表示对此条上内容并不知情，故对此辩解理由予以支持。再者，被告高振祥认可是其与原告王玉乐在蓝湾国际项目工程的账务，所以并不影响他们两人在另一工程项目中结算。被告高振祥、阮传江、现在分别持有合伙利润940,000元、296,000元，共1,236,000元。原告王玉乐现在仍为合伙事务垫支588,300元，应从1,236,000元中减去王玉乐垫支的588,300元，即为可分配的合伙利润647,700元（未收回的房款180,000元未计入，仍为三位合伙人的共同债权）。因三合伙人未对利润分配进行约定，又达不成一致意见，实际出资比例也不明确，故应由三人均分，各人应得215,900元。被告高振祥与阮传江持有的合伙利润分别超出215,900元的部分应返还给原告王玉乐。综上所述，被告高振祥、阮传江应分别付给原告王玉乐724,100元（现持有的合伙利润940,000元-应得的利润215,900元）、80,100元（现持有的合伙利润296,000元-应得的利润215,900元）。驳回原告王玉乐的其他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被告高振祥、阮传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支付给原告王玉乐724,100元、80,100元；二、驳回原告王玉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30元，由原告王玉乐负担987元，被告高振祥负担10,393元，被告阮传江负担1,1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高振祥提交了支付工程款的单据11张及高振祥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花费和流水账、收据、票据等共12张，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本院不予分析。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案由的问题，上诉人高振祥与被上诉人王玉乐、阮传江合伙开发柘城县小吴乡（又名惠济乡）商品一条街，一审法院以合伙协议纠纷为案由并无不当。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项目各种手续的相关事宜不影响本案三人合伙协议的履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三方对该项目已经算账并结算，因三合伙人未对利润分配进行约定，又达不成一致意见，实际出资比例也不明确，一审法院认定利润由三人均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高振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40元，由上诉人高振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利民审判员  张学朋审判员  王晓辉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冯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