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19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进，男，197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达举，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晶晶，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节市顺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水西田社区汽车北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2736620974L。 法定代表人：宋敏，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彭昊，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胜杰，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进因与被上诉人毕节市顺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之前简称顺鸿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7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进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7890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道路旅客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本质上属于挂靠协议，双方之间的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四条关于营运证不得转让、出租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已违反了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效力性规定，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4）（5）项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但该合同中约定的“合同期间发生安全事故，甲方有权据乙方与事故当事人协定或司法机关的裁决在车辆实际承担的责任范围内予以扣付，不足部分，承包人应当补足。”属于清算条款，对杨国荣发生工亡的赔付事宜应按照该条规定处理。二、一审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规定》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与杨国荣于2014年6月16日签订驾驶员聘用合同，双方成立劳动关系。在仲裁过程中，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对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进行抗辩，更加没有提出杨国荣的工伤赔付款项应当由上诉人来承担。发生法律效力的工伤认定决定已明确了用工主体系被上诉人，且被上诉人也对杨国荣家属进行了赔付。工伤认定决定作为具有拘束力的行政行为，在该行政行为未被撤销的情况下，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达成一致赔付协议的情况下，不发生工伤赔付责任主体变化的法律后果，故本案不应当适用民法关于追偿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二）被上诉人聘用杨国荣作为其用人单位的一员，与杨国荣成立劳动关系，应当履行为杨国荣缴纳工伤保险，这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不能与杨国荣通过协商或借故免除、规避自己的法定义务。（三）上诉人与杨国荣不具有聘用劳动合同关系，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规定》关于追偿的规定。三、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已向杨国荣家属支付699434.50元赔付款，无充分的事实证据支撑。原审中，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向杨国荣家属支付赔付款项的凭证有收条和转账凭证。收条形成的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显示的收付款金额为699434.50元。但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的汇款金额来看，实际汇款为59万元，两者之间差额为109434.50元。上诉人无承担该损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顺鸿公司二审未答辩。 原审原告顺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为其垫付的赔偿款699434.5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初，原告顺鸿公司与被告徐进达成口头协议，被告徐进出资购买涉案机动车（贵Ｆ×××××号车），被告徐进向原告顺鸿公司交纳安全保证金、风险抵押金、承包费、服务费等费用，该车辆登记在原告顺鸿公司名下，被告徐进以原告顺鸿公司名义从事旅客道路运营。后被告徐进向原告顺鸿公司交纳了上述费用并购买了涉案机动车（贵Ｆ×××××号车）。2014年6月16日，原、被告签订《道路旅客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将原告获得运管部门行政许可的毕节至水箐客运班线经营权及自有的贵Ｆ×××××号车（该车实际由被告徐进出资购买）发包给被告徐进经营，由被告徐进向原告顺鸿公司支交纳安全保证金、风险抵押金、承包费、服务费等费用；驾驶员由被告徐进推荐，原告顺鸿公司考核合格后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工资由原告顺鸿公司发放，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作保险由原告顺鸿公司负责办理；合同期间发生安全事故，原告顺鸿公司有权根据被告徐进与事故当事人协定或司法机关的裁决在车辆实际承担的责任范围内予以扣付相关权利人，不足部分，被告徐进应当补足。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日，原告顺鸿公司与涉案机动车（贵Ｆ×××××号车）的驾驶员杨国荣签订书面聘用合同。2016年2月27日，杨国荣驾驶贵Ｆ×××××号车至终点站停车后，在铲除泥土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后杨国荣的亲属向劳动行政部门启动工作保险待遇程序，毕节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七劳仲字（2017）10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顺鸿公司支付杨国荣的亲属丧葬补助金27114.5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72320元、原告顺鸿公司已支付的50000元从上述费用中予以扣除。该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告顺鸿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杨国荣的亲属支付590000.00元，通过现金方式支付59434.50元，杨国荣的亲属向原告顺鸿公司出具699434.50元的《收条》。为此，原告顺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徐进偿还原告顺鸿公司为其垫付的赔偿款699434.50元。 另查明，被告徐进系涉案机动车（贵Ｆ×××××号车）的实际所有人，其对该车享有实际支配并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并以原告顺鸿公司名义从事毕节至水箐的旅客道路运营。原告顺鸿公司与被告徐进的关系是被挂靠单位与挂靠人的关系。虽然原告顺鸿公司与涉案机动车（贵Ｆ×××××号车）的驾驶员杨国荣签订书面聘用合同，但驾驶员杨国荣在车辆的经营和实际工作中，由被告徐进支付工资并对杨国荣进行工作任务安排及管理。涉案事故发生后，被告徐进向原告顺鸿公司支付20000元用于处理杨国荣的丧葬事宜。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为《道路旅客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但从合同内容及双方实际履行情况反映出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车辆挂靠经营，双方间就车辆及营运投资、车辆经营、车辆折旧以及责任承担等有关事项经协商一致，故双方之间形成的是车辆挂靠经营关系。从挂靠合同的签订过程来看，体现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自愿协商一致后的产物，反映了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挂靠合同的内容看，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各自承担一定的出资义务和经营管理义务，从而享有一定的赢利，是互利互惠的；从与国家、集体及个人利益的关系来看，对外有关事项仍是以被挂靠人的名义进行，行政管理也由被挂靠人操作；从挂靠行为的合法性来看，现行法律对此尚无禁止性规定，因而车辆挂靠经营行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综上所述，车辆挂靠合同只要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即符合民法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等基本原则，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涉案《道路旅客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因而被告徐进关于《道路旅客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无效等辩解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道路旅客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合同期间发生安全事故，原告顺鸿公司有权根据被告徐进与事故当事人协定或司法机关的裁决在车辆实际承担的责任范围内予以扣付相关权利人，不足部分，被告徐进应当补足。此次事故发生后，原告顺鸿公司根据毕节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七劳仲字（2017）100号仲裁裁决向杨国荣的亲属支付赔偿款699434.50元，该款根据合同约定实际应由被告徐进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及第二款：“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的规定，对于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人员而言，真正的用工主体仍然是对其进行管理并支付劳动报酬的车辆实际所有人，被挂靠单位并非是其真正的用工主体。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在工作中受害的聘用人员的合法权益，才让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而这种责任办是一种替代责任，被挂靠单位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真正的用工主体即车辆实际所有人追偿。因此，原告顺鸿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在承担了工伤保险责任后可向真正的用工主体即车辆实际所有人被告徐进追偿。综上，根据毕节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七劳仲字（2017）100号仲裁裁决，原告顺鸿公司承担了工伤保险责任，并向杨国荣的亲属支付赔偿款699434.50元，故原告顺鸿公司有权向被告徐进追偿该款项，但应扣除被告徐进支付原告顺鸿公司的20000元。为此，对原告顺鸿公司请求被告徐进支付为其垫付的赔偿款679434.50元（699434.50元-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而被告徐进关于原告因其员工杨国荣发生工伤而向被告提出追偿的诉请无法律依据，以及原告聘用杨国荣作为驾驶员，应当向其购买工伤保险，这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等辩解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对原告顺鸿公司合理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而被告徐进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徐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毕节市顺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679434.50元。二、驳回原告毕节市顺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97元，由原告毕节市顺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100元，被告徐进负担3297元。 双方当事人二审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被上诉人是否有权向被上诉人追偿其支付杨国荣家属的赔偿款。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道路旅客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名为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实为车辆挂靠经营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反映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挂靠管理是一种市场准入行为，各类规范也只是管理性规定。故双方签订的《道路旅客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应为有效，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虽然毕节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七劳仲字（2017）100号仲裁裁决被上诉人支付挂靠车辆驾驶员杨国荣家属各项赔偿款699434.50元，但享有挂靠车辆实际处分权和受益权的是上诉人，且双方《道路旅客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期间发生安全事故，被上诉人有权根据上诉人与事故当事人协定或司法机关的裁决在车辆实际承担的责任范围内予以扣付，不足部分，上诉人应当补足。被上诉人已按生效裁决全额支付挂靠车辆驾驶员杨国荣家属各项赔偿款，其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及第二款：“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的规定向上诉人进行追偿。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94元由上诉人徐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平 审判员 朱 莉 审判员 曹建军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书记员 向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