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故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126民再2号原审原告：黄鸿博，女，1966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故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章岩，故城县政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男，196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故城县。系故城县人。原审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政府街酒厂综合楼**底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722661003B。法定代表人：司融然，执行董事。原审被告：北京市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北环路三里庄农资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809007713115955。负责人：赵剑，经理。诉讼代表人：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华、杨方霖，系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均为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军洪，男，197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原审被告：鑫港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北环路三里庄农资公司院内组织机构代码：59825285-0。法定代表人：冯亚辉，经理。原审被告：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北环路三里庄农资公司院内组织机构代码：59825626-1。法定代表人：张军洪，经理。原审原告黄鸿博与原审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达公司”）、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沧州分公司”）、张军洪、鑫港集团商贸有限公司、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5）故民二初字第1101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9）冀1126民监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黄鸿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章岩、王鹏飞，原审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张军洪、原审被告鑫港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原审被告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原告黄鸿博诉称，要求撤销故城县人民法院（2015）故民二初字第1101号民事判决书。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1日申请人发现张军洪在2015年4月16日与我签订的标的额99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同时已不是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所使用的公章系作废的公章，所以该借款合同系无效合同且贷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双方订立的借款担保合同无法律效力。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还有张军洪个人均没有还款事实。另外，原告在开庭陈述中补充如下：2014年4月13日被告北京博达公司及沧州分公司向故城县裕民公司借款7900万元，双方订立了民间借贷担保合同，裕民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王桂华的银行账号分别向时任博达公司经理张军洪两个银行账号付款7900万元，该账号是北京博达公司指定张军洪的账号接收7900万元的借款，北京博达公司沧州分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做抵押，双方签订了土地抵押合同，并办理了他项权证书，当时约定借款期限1年，约定利率千分之三十八，裕民公司履行借款义务以后，被告北京博达公司及沧州分公司未偿还本息，期间产生利息被告均未偿还。由于裕民公司欠原告黄鸿博等人借款款项，2014年6月10日裕民公司及执行董事王桂华将被告欠原告的借款7900万元债权本息及抵押权转让给原告等8名公司职工，双方书写了债权转让协议，并书面通知了被告方时任经理张军洪，张军洪书面确认得到通知，债权转让以后被告偿还7900万元的借款应向原告等人偿还，而不应再向裕民公司及王桂华偿还。为了将被告借款产生的利息导成本金，这样原告委托代理人王鹏飞与被告的时任经理张军洪协商由裕民公司筹集资金500万元用于以原告等人的名义转给被告，走一遍银行流水账，最后该走账的资金回到裕民公司，为了落实将利息倒成本金的合意，原告委托王鹏飞与张军洪协商，双方订立了民间借贷合同，本案涉及的金额是990万元，约定利率千分之三十八，借款期限1个月，被告博达公司及沧州分公司指定张军洪的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账号尾号为0411的银行卡接收涉案款项，合同订立后原告的代理人王鹏飞责成会计张彦霞以及原告等人使用原告的银行卡号向张军洪指定的银行账号0411于2015年4月16日汇款两笔，各495万元，共990万元。该笔借款到张军洪账号后即时转给王桂华，王桂华将该笔款项即时又转给原告，这样990万元只是通过银行走了一遍流水，原告并没有向被告实际履行合同项下的借款，被告也没有将合同项下的借款偿还给原告及裕民公司和王桂华。原、被告之间只是签订了民间借贷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在原审中原告方只是提交了原告向被告汇入款项的网银流水，提供的证据不全面，致使法院认定了借款事实，出具了（2015）故民初字第110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下发以后原告发现原债权转让中的抵押权没有诉讼，又在法院起诉抵押权确认之诉，在抵押权确认之诉一案中被告提出张军洪使用的公司印模是作废的，张军洪签字也提出质疑，申请法院进行司法鉴定，在尚未进行司法鉴定过程中由于该案涉及7900万元借款及其他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并且因抵押合同办理的他项权证书在一个证上，那么整个的案件标的额为7900万元及利息，县级法院无权管辖，随之抵押权确认之诉撤回，法院予以准许，并建议7900万元的借款本息诉讼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诉讼，那么本案是由于7900万元的借款本息债权转让而来，本案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没有实际履行，所以说原审原告黄鸿博提出再审申请，当时法院没有立案，通过多方申诉最终法院依职权进入再审。这就是本案的整个由来。另外，在故城县法院抵押权确认诉讼撤回后原告向裕民公司提出被告的公章有问题及法人签字也有问题，原告的债权能否得到保障，提出质疑。裕民公司就答复原告，你要是认为有问题可以再将债权转让给我（裕民公司）。这样2017年3月28日黄鸿博与裕民公司、王桂华又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即将涉案的债权本息及抵押权又转给了裕民公司。现在7900万元的借款本息的诉讼已在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等待故城县法院对本案的处理结果，以便决定是否继续审理。所以说现在进入再审，原告要求法院对本案依法处理。原审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辩称，本案作为由法院决定的再审案件原告刚才所述我方认为已超出再审审理范围。本案中原告同博达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原告由其账户向博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军洪账户转入本案所涉的借款金额990万元，与博达公司同原告签署的借贷合同相一致，借款合同真实发生，且具有合法效力，在原审中原告提交了原告向张军洪打款的银行流水，也证明借款已实际发生，原告刚才所述的其债权来源我方不予认可。裕民公司同博达公司之间的债权和本案中原告与博达公司债权为两个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张军洪、鑫港投资公司、鑫港商贸公司未作答辩。原审原告黄鸿博在原审中向本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北京博达公司沧州分公司偿还借款990万元及利息，被告北京博达公司、鑫港商贸公司、鑫港投资公司、张军洪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原审认定案件事实：2015年4月16日，被告北京博达公司沧州分公司向原告黄鸿博借款99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4月16日至2015年5月15日，月利率为3.8%，被告北京博达公司、鑫港商贸公司、鑫港投资公司及张军洪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借款期满之日起两年，双方签订了《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指定的张军洪银行账户转款990万元。借款到期后，被告北京博达公司沧州分公司未偿还借款及利息。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北京博达公司沧州分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被告北京博达公司、鑫港商贸公司、鑫港投资公司、张军洪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原审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除双方约定的利息及违约金外，其他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约定支付借款990万元的义务，被告北京博达公司沧州分公司借款到期后未偿还借款，构成违约，由于北京博达公司沧州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应由北京博达公司承担责任。至于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5.35%的四倍，其超出部分不予保护。被告鑫港商贸公司、鑫港投资公司、张军洪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且在保证期间，故原告要求被告鑫港商贸公司、鑫港投资公司、张军洪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本院原审判决：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黄鸿博借款99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5.35%的四倍计算自2015年4月16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被告鑫港集团商贸有限公司、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张军洪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原告在再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7900万元借款合同一份、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一份，土地抵押合同一份，他项权利证书一份，证明本案所涉及的7900万元借款裕民公司实际向被告履行了借款并办理了土地抵押的他项权利证书，该笔借款本息至今未还。（2）2014年6月10日债权及抵押权转让协议书一份、2016年6月11日张军洪签字的收到债权转让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涉案的990万元借款本息是7900万元借款本息的一部分，借款合同的金额是依据债权转让借款本息而来的，债权转让以后债务人即被告将所欠借款本息应向原告偿还，而不应该向王桂华及裕民公司偿还。（3）2015年4月16日原告与被告订立的涉案金额990万元借款担保合同一份、网银汇款凭证交易单两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了借款金额990万元的借款担保合同，网银交易单两笔各495万元，合计990万元是原告与被告银行流水的去向证明。（4）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一份，这是农行故城支行出具的，在信息表中从黄鸿博8075账号中转入张军洪兴业银行0411账户两笔共990万元，每笔均为495万元，顺序是黄鸿博转给张军洪，张军洪又转给王桂华，王桂华又转给黄鸿博，证明这两笔转款只是走了银行流水，转让的款项又回到黄鸿博账户中，等于原告未向被告实际履行借款义务，被告也没有向王桂华偿还借款情况，只是履行的是王鹏飞与张军洪约定的将利息倒成本金的流水账而已。（5）2017年3月28日黄鸿博与裕民公司、王桂华签订的债权及抵押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圆通快递单一份，证明涉案的7900万元本息债权由原告等人又转给裕民公司、王桂华。（6）被告于2016年8月23日司法鉴定申请书一份，证明由于被告对自己公司的公章及张军洪的签名提出质疑，原告担心受让的债权不能实现又将涉案债权转给了裕民公司及王桂华。（7）张军洪的书面证明两份，都是2017年10月11日出具的，通过该证明能看出2015年4月15日至16日原告及其他案子的原告及被告银行导账是裕民公司筹措500万元资金进行导账，并没有实际还款，导账的金额最终又回到裕民公司银行账户内，导账的目的是把7900万元债权转让后产生的利息导成本金，并没有真正的借新还旧。属于虚倒，被告博达公司及沧州分公司还有张军洪个人均没有还款的事实。第二份证明当中证明张军洪在2013年6月4日至2014年11月24日任博达公司法人代表及执行董事，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于借款时抵押了股权变更了法人代表，当时这些情况张军洪本人不知情，本人知道后也未告知裕民公司。原告与被告订立的借款合同无法律效力。（8）法院工作人员调查笔录一份，2017年11月9日，调查内容为是2017年10月11日张军洪出具的证明是真实的，是本人签字。（9）裕民公司证明一份，证明黄鸿博等人系裕民公司原职工，证明2015年4月15日至16日公司使用原告等人的银行卡与张军洪、赵玉红转过账，转账用款是公司资金。（10）2017年11月8日北京市工商局查询证明一份，证明张军洪于2013年6月4日至2014年11月24日任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职务。原审被告在再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由衡水市中院做出的2017冀11民终141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已对刚才原告所述的裕民公司与博达和原告与博达公司两个债权债务关系作出了认定，原裕民公司与博达之间的债务关系应视为履行完毕。原告与博达公司债权债务关系为独立的法律关系。1415号庭审笔录中明确记载了原告在庭审中承认被告向本案原告借款，目的为偿还裕民公司的借款，因此原审原告黄鸿博在该案中所主张的事实并不存在。2、上海鹰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乙方张军洪、丙方博达公司签署的债务清偿协议，证明张军洪在2016年1月15日之前仍对博达公司及沧州分公司享有实际控制权，也证明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3、北京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民初10307号民事判决及该判决的生效证明，证明该判决中对证据2的债务清偿协议以及张军洪在2016年1月15日前对博达公司存在实际控制权的问题依法作出认定。补充一点，在故城县法院原一审卷宗第93页庭审笔录中倒数第五行原告代理人的陈述是当时张军洪借黄鸿博的钱是用于偿还王桂华的账。对于当事人在再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再审被告对再审原告提交的证据（1）（3）（6）（8）（10）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再审原告提交的证据（2）债权及抵押权转让协议书及张军洪出具的收到债权转让的书面证明，经本院与张军洪本人调查核实，该书面证明上确实是张军洪本人签字，该证明能够与债权及抵押权转让协议相呼应，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再审原告提交的证据（4）资金往来全渠道信息结果表系中国农业银行故城县支行出具的资金往来的查询明细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认可；证据（5）黄鸿博将债权及抵押权又转给裕民公司的转让协议书及圆通快递单及查询结果，该组证据显示了从网上查询的快递单最终被签收的情况，客观真实，故本院予以认可；证据（7）张军洪于2017年10月11日出具的两份证明，虽然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抗辩称不是张军洪本人签字，但是经法院调查核实该两份证明确实是张军洪本人所签名的，且与证据（8）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这两份证明予以认可；证据（9）裕民公司的证明，因其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再审被告博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关于190万元所有权归属的问题）证据3（关于张军洪是否为博达公司实际控制权的问题）系生效的法律文书，故本院予以认可；被告博达公司提交的证据2与证据3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认可。综合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4年4月13日再审被告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向裕民公司借款7900万元，再审被告鑫港集团商贸有限公司、鑫港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盛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鑫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月宁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并且博达沧州分公司以位于新华区永济路北侧的地号130902002003GB000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35023.6㎡为7900万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并办理了他项权利证书。借款合同签订后裕民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王桂华向合同指定的张军洪银行账户内转款九笔共计7900万元。2014年6月10日，裕民公司、王桂华将上述7900万元中的本金1958万元的债权本金及转让后的利息、相应的抵押权转让给了黄鸿博，双方签订了债权及抵押权转让协议书并且都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摁手印及盖章。2014年6月11日，张军洪向裕民公司、王桂华出具证明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王桂华、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送来的其将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借其7900万元的债权及抵押权分别转让给张彦霞、黄鸿博、王淑静、陈桂芳、陈宝强五人的债权及抵押权转让协议共五份。同意以上债权及抵押权转让给上述五人。张军洪（签字摁手印）。之后，为了达成将借款利息导成本金的目的，2015年4月16日裕民公司代理人王鹏飞与被告北京博达公司、沧州分公司方代理人张军洪协商由裕民公司筹集资金近500万元用于以原告等人的名义转款给被告张军洪，走一遍银行流水账，最终该转账所用的资金再回到裕民公司，并因此以张彦霞、王淑静、黄鸿博、陈桂芳、陈宝强与再审被告签订了八份《借款担保合同》，合同总标的金额1.17亿，本案涉及的金额是990万元。该八份《借款担保合同》订立后的当日原告方通过员工张彦霞、王淑静、王桂华、黄鸿博的账户筹集资金490万元进行倒账，从第一笔由张彦霞向张军洪名下转账490万元开始（原一审判决（2015）故民二初字第1110号载明的打款事实，再审案号（2019）冀1126民再7号），张军洪随即将490万元转回至王桂华账户，王桂华随即又将该490万元转至张彦霞账户，张彦霞再转发到张军洪帐户495万元，张军洪再将此款转到王桂华账户，王桂华再将此款转账至张彦霞名下再转到张军洪名下，经过四次如此转账出现1940万元的银行流水，（原一审判决案号（2015）故民二初字第1109号载明的转款事实），王桂华向黄鸿博账户转款460万元，黄鸿博向张军洪账洪转款495万元，张军洪又向王桂华转账495万元，王桂华又转给黄鸿博495万元，黄鸿博又转给张军洪，张军洪再转回王桂华495万元，出现了990万元的银行流水。另外，张军洪于2017年10月11日出具了两份证明，其中一份证明载明：2015年4月15、16号我代表北京博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与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订立的倒据7900万元本息，实际是裕民公司筹措资金近500万元倒账，并没有实际还款，双方也没有真正的1.17亿元资金流动，最后近500万元资金都应回到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账户内。故我代表北京博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与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职工王淑静、陈桂芳、张彦霞、陈宝强、黄鸿博五人所订立的借款担保合同，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倒账只是想将债权转让后的利息加进去，没有真正的借新还旧，属虚倒。北京博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与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之间只有2014年4月13日借裕民公司7900万元的事实，这7900万元北京博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还有我个人均没有还款事实。张军洪（签字摁手印）。另一份证明载明：我于2013年6月4日至2014年11月24日任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执行董事、经理。因借款时将股权质押，于2014年11月24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变更了股权和法定代表人，更换了单位公章。知道上述情况后因我想将股权赎回，所以并未将实情告知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5年4月15、16日我与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倒借据7900万元及利息，使用的是变更前公司的公章，法人变更后此公章作废，故我代表北京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沧州分公司与故城县裕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职工王淑静、陈桂芳、张彦霞、陈宝强、黄鸿博五人订立的借款合同无法律效力。张军洪（签名摁手印）。但是实际上张军洪自2014年11月24日至2016年1月15日对博达公司及沧州分公司仍有实际控制权。此后，2017年3月28日黄鸿博与裕民公司、王桂华又签订了债权及抵押权转让协议书，即将涉案的债权本息及抵押权又转给了裕民公司及王桂华，并将债权及抵押权转让协议书通过圆通快递寄给博达公司，司融然于2017年4月4日签收该快递单。原审中原告只提供了自己向被告博达公司单方面转款的银行流水，并没有提供完整的银行打款流水明细表，所以才导致原审判决中认定了原告已完成出借款项义务的事实。本院再审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包括其他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民事法律行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需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即达成合意的外在形式，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意思表示。实质要件是指款项的实际交付。本案原告庭审中称自己不认识张军洪等人，签合同的时候是公司拿回来让签的，转款的资金也是公司的，自己和张军洪之间没有借贷的意思表示。而且张军洪本人也表示自己不认识原告，没有原告的联系方式，签借款合同的时候是王鹏飞找其签的。此外，张军洪于2017年10月11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中也说明了与原告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是为了将利息加入到本金中，是裕民公司筹措近500万元进行倒账，没有真正的借新还旧，属虚倒。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借款合意。另一方面，关于款项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从2015年4月16日打款的银行流水来看，黄鸿博向张军洪转款495万元是王桂华向其转账460万而来，张军洪在收到495万元后立即又将这495万元转给王桂华；王桂华在收到这495万元后又立即转给黄鸿博，黄鸿博又将这495万元又转给张军洪，张军洪又立即将这495万元又转给王桂华，自此，该990万元借款共汇款两笔，每一笔均为495万元，共990万元。被告抗辩称借原告的钱是为了偿还欠裕民公司王桂华的7900万元借款的主张不能成立。因为1、张军洪本人承认自己并不认识原告，也没有原告的联系方式，所以被告向原告借钱的说法不符合常理；2、2014年6月11日裕民公司将7900万的债权中的债权转让给了原告黄鸿博等五人，债权转让之后被告博达公司就不应再向裕民公司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而应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但是涉案款项的打款是2015年4月16日，显然，被告称借原告钱用来还裕民公司王桂华的借款这一说法明显不符合常理。因为债权转让在前，而涉案款项的打款流水在后，黄鸿博给张军洪打款之时，张军洪已无向王桂华还款的义务；3、从被告张军洪2017年10月11日出具的证明来看，2015年4月16日其代表博达公司及沧州分公司与裕民公司五名员工订立八份借款合同为79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实际是裕民公司筹措近500万元资金来回转账产生借款合同金额的银行流水，并没有实际还款，也没有真正的1.17亿元的资金流动，其与原告所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双方并未实际履行，欠裕民公司（王桂华）7900万元的借款，博达公司及沧州分公司及张军洪均没有还款的事实，所以被告博达公司及沧州分公司抗辩称借原告钱用来还裕民公司的借款7900万元与被告张军洪所出具的该证明相互矛盾。综上所述，结合本院认定的有效证据来看，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没有真正地履行借贷合同。所以，结合上述两个方面，原告与被告之间既没有借贷的合意，也没有实际出借款项，故原告与被告博达公司沧州分公司之间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5）故民二初字第1101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原告黄鸿博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811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86100元，由原审原告黄鸿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晓红人民陪审员  张 涛人民陪审员  宋 娟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杜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