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38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丹，男，197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朝模，福建诺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福建诺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东，男，197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喜华，福建知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朱正明，男，197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上诉人林丹因与被上诉人杨文东、原审第三人朱正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2民初10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丹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2民初1018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杨文东对林丹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文东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林丹是与朱正明协商货物买卖，从未与杨文东有过协商案涉货物买卖事宜，一审法院认定林丹与杨文东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12月19日至2017年2月16日期间，朱正明向林丹提出和协商购买医疗设备，林丹也仅与朱正明进行协商采购事宜。之后，朱正明预先告知林丹，其助手将会与林丹继续沟通购买设备的事宜，明确要求林丹与黄某对买卖事宜进行交接。黄某与林丹接洽的时间点及黄某直接就在林丹与朱正明已取得协商的进展上，进一步对购买一事继续协商，且黄某并未表示其是作为杨文东的代理人，故黄某具备作为朱正明代理人的权利外观，林丹有理由相信黄某即为朱正明的代理人，继而同黄某协商后续购买事宜。纵观整个设备买卖协商过程，杨文东从未出现，也没有证据证明黄某代理杨文东与林丹协商货物买卖事宜，故本案林丹与杨文东无任何关系，不存在需要向杨文东退款的义务。二、一审法院对杨文东向林丹转账的性质认定有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杨文东提供的汇款凭证中并没有注明款项性质，该转账仅为一次单纯的转账行为，而转账行为代表的法律关系可能有多种，包括可能是受他人委托付款。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该笔款项即为杨文东向林丹所支付的货款，实际上已预先认定林丹与杨文东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而杨文东与林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及待证事实，一审法院以先入为主的方式认定本案事实，有失客观公正,亦违背了案件的基本事实。三、一审法院对林丹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不予采信，而采信证人黄某的劳动合同、缴纳社保凭证及证人证言，适用证据规则有误。1.证人黄某是厦门上元利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上元公司”）的职工，杨文东虽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在法律上黄某应代表该公司，而并不必然代表杨文东。若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保凭证来证明存在委托关系，也仅证明黄某代理的是厦门上元公司，而并非是代表杨文东。2.杨文东无证据证明在案涉货物采购过程中其有委托黄某与林丹进行交易，故黄某的劳动合同、缴纳社保凭证等证据仅能证明黄某与厦门上元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3.证人黄某与杨文东存在利害关系，其关于有告知林丹其代表杨文东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依法不应予采信。4.林丹已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黄某系朱正明的代理人，黄某也认可系通过朱正明联系到林丹，由此可证明杨文东并未与林丹有过任何联系，实际是朱正明与林丹联系、协商货物买卖事宜，故林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的。5.林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知晓其与何人在进行交易，林丹从未有与杨文东进行交易的意思和行为，且在交易实践中存在委托付款的情形，林丹完全有理由认为杨文东付款是受朱正明委托，故其将款项返还朱正明，这亦可证明林丹是与朱正明进行交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杨文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驳回林丹的上诉请求。一、本案现有有效证据可证明讼争买卖合同系林丹与杨文东助理林彩凤进行协商、确定交货品名、价格、货款支付、交货地点等事宜，林彩凤系代表杨文东，因此本案讼争买卖合同系杨文东与林丹之间形成，而不是林丹主张的其与朱正明之间发生，一审判决认定林丹与杨文东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正确。二、一审判决综合全案证据证明力判决认定林丹应当向杨文东退还货款是正确的。1.杨文东是在黄某与林丹对本案讼争货物品名、规格、价格确认后才向林丹支付货款，且支付的金额与黄某、林丹确认的货款一致。2.林丹单方退款给朱正明时备注“杨文东款”，这与杨文东转账吻合，可证明杨文东支付给林丹的236064元系本案讼争货款。3.本案整个交易过程都是黄某与林丹之间进行联络，林丹未征得黄某的意见擅自将货款退给朱正明，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林丹承自行承担。 杨文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林丹、朱正明向杨文东退还货款236064元；2.判令林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某系厦门上元利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员工，杨文东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2月，黄某与林丹通过微信就与林丹采购2台宫腔镜、2台宫腔电切镜的事宜进行沟通协商。2017年2月27日，杨文东通过其个人账户向林丹转账支付讼争货款236064元。2017年3月10日，林丹将上述货物运送至漳州市医院，后漳州市医院认为上述货物质量不合格通知退货，林丹遂于2017年6月8日以转账的方式向朱正明支付款项236064元并备注“杨文东款退回”。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杨文东与林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第一，杨文东与林丹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杨文东已经举证证明其通过个人账户向林丹转账支付了本案讼争的全部货款，林丹在向朱正明退回货款时，亦明确备注“杨文东款退回”，因此，林丹抗辩系与朱正明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杨文东系接受朱正明委托向林丹支付款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林丹亦确认其系与证人黄某就本案买卖合同事宜进行协商沟通，林丹称黄某亦系代表朱正明，未提交证据证明，反之，杨文东提交了黄某的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保凭据，可以证明黄某系杨文东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员工。结合黄某的证人证言，足以认定黄某系代表杨文东与林丹就履行本案买卖合同进行沟通协商。故本案系发生在杨文东与林丹之间的法律关系，林丹对于解除合同，并由其退还讼争货款没有异议，但其将款项退还给朱正明，属于对合同主体认识有误。基于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林丹应当将讼争货款236064元退还杨文东。而林丹向朱正明支付的货款236064元，林丹可依法另行向朱正明主张权利。朱正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愿放弃抗辩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一、林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文东退还货款236064元；二、驳回杨文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林丹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朱正明告知林丹，黄某是其商务，宫腔镜买卖事宜由黄某代朱正明与林丹交接办理。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质证，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电子资料截图，无法体现聊天记录中参与人员的真实身份，且杨文东对此不予认可，朱正明亦未出庭予以确认，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根据现有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林丹主张其仅与朱正明沟通协商本案货物买卖事宜，黄某系作为朱正明的代理人在交易后期与林丹进行对接，林丹与杨文东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此，林丹提供了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但该证据缺乏证明力，尚不足以证明林丹的主张。相反，杨文东已于一审中举证证明讼争货款支付及退款的整个交易细节，林丹虽主张杨文东向其支付货款系受他人委托，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某在本案货物买卖过程中是谁的代理人的问题，杨文东亦于一审中提供了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保凭证用于证明黄某系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员工，黄某是代表杨文东与林丹商谈本案货物买卖事宜，且黄某也到庭确认该事实。林丹称黄某系代表朱正明，但其无法予以证明，且朱正明本人亦未到庭确认，故林丹的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考量本案现有有效证据后，认定本案讼争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林丹与杨文东之间，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林丹对本案买卖合同主体认识错误，进而将货款236064元退给了朱正明，林丹就此可依法另行向朱正明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林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用4840元，由上诉人林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宁 审判员  谢芬 审判员  陈雯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吴文俊 书记员施铃涛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