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20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萍，女，1981年12月14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雷（社区推荐），男，1975年7月11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纳雍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环城路星宇小区**楼**门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5055030936P。 法定代表人：周湘武，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郭萍因与上诉人纳雍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鼎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5民初1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萍的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纳雍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5民初1712号民事判决，判决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为70417元；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中《认购协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性质、被上诉人违约的认定，不持异议，但对违约金的认定不服，原审认定的违约金过低。一审判决酌情认定上诉人商铺租金为两个门面租金共18000元/年，认定过低，参照《认购协议》中第三条第5项中3年返租3000元/㎡，上诉人租金应为44380元/年。18000元/年租金过分低于该数额，且上诉人收房后将商铺租赁，租金为25000元/年，上述事实有《认购协议》和《商铺租赁合同》为证。请求二审按照租金损失为25000元/年给上诉人认定，违约金应调整为25000元/年的130%，即：25000元/年×130%=32500元，2015年12月31日之次月至2018年3月，期间2年零2个月违约金计算为70417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于《认购协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性质、被上诉人违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对违约金认定过低，恳请贵院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依法改判。 新鼎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新鼎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纳雍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5民初1712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以下简称《认购协议》）属于“预约”合同，一审法院以《认购协议》为依据判令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认购协议》属于“预约”合同，不能作为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首先，《认购协议》名称中明确标明有“认购”字样，表明协议内容对双方只具有意向性，不具有确定性，不能作为最终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其次，《认购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上诉人在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本协议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失效。”由此足见，双方签订认购协议的目的在于将来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以《认购协议》作为最终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否则协议双方就不会约定在签订《认购协议》后还要另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约定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认购协议》失效。《认购协议》第三条、第五条所作的上述约定充分表明《认购协议》性质上属于“预约”，而非本约。因“预约”合同的标的为签订“本约”的行为。因此，除签订“本约”行为外，双方再无其他权利义务。违反“预约”合同的后果要么是继续履行合同，即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本约”），要么是解除“预约”合同本身，承担不能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缔约过失责任。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违反《认购协议》的相关约定为由，判令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2018年3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正式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对案涉房屋的交付时间和违约责任等作了明确的约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依该合同确定是否违约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但一审认为签订该合同过程中上诉人有“一定优势”，且未作“提示和说明”，且合同主要义务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前也已履行完毕”，因此该“合同中对被上诉人不利部分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确定双方是否违约以及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一审判决明显是错误的。首先，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制定的示范文本，文本的全部内容在互联网上均可自由查阅，且该示范文本对买卖双方权利义务均做了相应规定，并非一方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者加重对方义务剥夺对方法定权利的“霸王合同”，内容公平合理。另外，案涉房屋的交付时间，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以及违约金等具体内容在合同文本中均为空格，属于合同双方自由协商的内容，并非上诉人单方拟定不容协商的格式条款。合同中空格处填写的内容均系合同双方反复磋商的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任何无效情形，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因上诉人有“一定优势”，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对被上诉人不利部分不具有约束力的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假定房开企业与商品房买受人之间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房开企业有“一定优势”从而导致对买受“不利”的约定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么推而广之，汽车销售公司也有所谓“一定优势”，其合同中对买受人“不利”的约定也没有法律约束力，商场对顾客也有“一定优势”，因此买卖合同中对买受人“不利”的约定也没有约束力，如此一来，社会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合同都会因一方具有“一定优势”导致很多约定无效，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将处于无序和混乱中，民法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便无从实现，这是其一。其二，若上诉人真的利用了“一定优势”订立了显失公平的合同，或者上诉人利用“一定优势”欺诈、胁迫被上诉人签订了违背其真实意思订立合同，那么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该类合同也并非无效合同，仅是可以通过诉讼方式撤销或变更而已，但是在撤销和变更之前，该合同属于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再次，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应对变更的内容做提示和说明于法无据。如前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上诉人单方拟定的格式合同，有关房屋价格、面积、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等均属于合同双方自由协商的内容，上诉人无提示和说明义务。另外，被上诉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应当有遇见和控制能力，被上诉人阅读了合同内容后是否理解合同内容不属于上诉人审查的义务范围。因此，上诉人无需提示和说明。最后，无论《认购协议》性质如何，依据《认购协议》第五条之约定《认购协议》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已失效，不能作为认定和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退一步讲，就算不否认《认购协议》的效力，那么就同一事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了前后不一致的约定，该行为表明后面的约定变更了前面的约定，前面的约定因被变更而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以变更后的协议即《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认定和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 二、一审法院自行决定案涉商铺租金价格为18000元/年的做法于法无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案涉商铺的租金价格属于本案中的重要事实之一，与上诉人承担的违约金数额密切相关，因此准确认定案涉商铺的租金价格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判决的前提。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案涉商铺的价格评估申请，但一审法院以减少当事人诉累为由不予批准评估申请，一审法院不予批准上诉人申请的理由不仅于法无据且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就反驳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提供证据的权利，一审法院不予批准评估申请的做法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权。另外，价格评估是一项专业性极强且有资质要求的活动，人民法院既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也没有相应的资质，因此人民法院对案涉商铺租金的认定不具备科学性和客观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综上所述，本案中的《认购协议》属于预约合同，不能以预约合同作为认定上诉人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另外，一审法院自行决定租金损失的做法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上诉人特上诉至贵院，恳请贵院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郭萍二审答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协议不是预约合同，而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4年8月24日签订《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以下简称《认购协议》），约定答辩人认购被答辩人开发的“新鼎大商汇”一期B1栋33号商铺，建筑面积45㎡，单价为20088元/㎡，商铺总价903960元，交房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如不能按时交房则视为被答辩人违约，自交房截止日起被答辩人每天按答辩人已付款的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直至交房为止。答辩人在《认购协议》签订当天，向被答辩人支付了30000元定金，并于2018年8月29日又向被答辩人支付了尾款811757元，共计支付人民币841757元（一次性支付现金享受总房款5%优惠及其他优惠条件叠加），至此，答辩人已向被答辩人付清了全部购房款。但直至2018年3月8日，被答辩人才将商铺交付答辩人。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规定，原被答辩人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应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 （二）本案事情清楚，被答辩人延期交房，交房的商铺面积与约定不符，被答辩人违约，应支付答辩人违约金。1、《认购协议》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但实际交付时间为2018年3月8日，延期交房797天吗，被答辩人已经构成违约，应按《认购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支付答辩人违约金。2、答辩人购买的商铺约定面积为45㎡，而实际交付的面积为44.38㎡，少了0.62㎡，因此，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出卖人交付使用的房屋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面积不符，合同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以下原则处理：(一)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含3%)，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据实结算被答辩人应退还面积差价”的规定，被答辩人应退还面积差价20088×0.62㎡=12454.56元人民币。 （三）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1、答辩人于2018年3月8日接到被答辩人的交房通知，遂答辩人于当天到被答辩人售楼部办理了房屋交付手续，被答辩人在未于答辩人协商的情况下，提前拟定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对合同条款只字未提，未尽到告知解释义务，并告知答辩人，不签就不给办理房产证，签字的话可以适当考虑给予违约金，此时答辩人处于弱势地位，在没有谈判机会的情况下，答辩人以为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关键性条款跟《认购协议》一样，又无谈判就机会，便签订了该合同，事后才知，被答辩人在未于答辩人协商的情况下，擅自把交房时间和交房面积、单价等作了修改，这将有可能导致答辩人无法向被答辩人主张违约金；2、被答辩人作为合同提供方，并未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于免责或限责条款并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以及依对方的要求给予说明，违反公平原则。被答辩人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交房时间由《认购协议》中的2015年12月31日修改为2018年3月30日，将商铺面积由原来约定的45㎡，修改为44.38㎡，少了0.62㎡，将原来约定的商铺单价20088元/㎡，修改为19191.91元/㎡。被答辩人在明知自延期交房已构成违约的情况下，擅自将交房时间等关键性内容修改，目的就是“免除自身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根据《合同法》第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交房时间、房款单价、总价的约定违反诚信原则，应为无效条款。 二、关于一审判决违约金调整为507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答辩人不服违约金金额认定的内容，原审认定的违约金过低。一审判决酌情认定答辩人商铺租金为两个门面租金共18000元/年，认定过低，参照《认购协议》中第三条第5项中3年返租3000元/㎡，答辩人租金应为44380元/年。18000元/年租金过分低于该数额，且答辩人收房后将商铺租赁，租金为25000元/年，上述事实有《认购协议》和《商铺租赁合同》为证。请求二审按照租金为25000元/年给答辩人认定，违约金应调整为25000元/年的130%，即：25000元/年×130%=32500元，2015年12月31日之次月至2018年3月，期间2年零2个月违约金计算为70417元。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于《认购协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性质、被答辩人违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对租金损失认定过低，恳请贵院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依法改判。 郭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134147.066元（被告违约797天，以购房款841757元为基数，以日利率万分之二计算所得）；2、被告向原告退还所交付房屋存在面积差0.62平方米的差价12454.56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24日,原告郭萍向被告新鼎公司认购了该公司开发的房地产一期B1栋33号号商铺，双方签订了《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本案原告）认购甲方（本案被告）开发的“新鼎大商汇”一期B1栋33号商铺，商铺建筑面积为45平方米；第二条约定商铺单价为每平方米20088元，总价款为903960元；第四条第一款约定乙方在签订认购协议起第8-30天内向甲方缴纳首付款或全额房款……，第三款约定甲方承诺新鼎大商汇一期项目B1栋商铺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向乙方交付，如不能按时交付房屋则视为甲方违约，自交房截止日起甲方每天按乙方已付款的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直至交房为止。2014年6月29日，原告向被告交付了3万元定金。后被告举办了各项优惠活动，原告所购买的商铺享受各项优惠后折后总价为841757元。2014年8月2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该商铺尾款811757元。2018年3月8日原、被告共同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第三条约定，买受人购买新鼎大商汇城市综合体一期工程第B1栋1层1-33号房，建筑面积为44.38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43.86平方米；第七条约定，商品房价款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每平方米19191.91元，总价为841757元；第十一条第一款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8年3月31日前向买受人交付商品房；第十三条约定，出卖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条件交房，出卖人自交房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按日计算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2018年3月8日,原、被告办理了交房手续。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性质如何认定；2、被告是否违约，若违约，违约金数额应如何确定,是否应当返还差价。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焦点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到法律保护，合同相对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的性质问题。该协议中对涉案房屋的房号、面积、价格、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且原告已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房款支付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中已经具备了买卖合同的基本要素，且约定了原被告履行合同过程中的基本权利义务，合同性质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认为该协议为预约合同仅对签订本约合同的行为有约束力的抗辩不成立。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结合全案，原、被告于2014年8月24日签订了《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原告于2014年8月当月履行了支付全部房款的主要合同义务，原、被告于2018年3月8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中约定的商品房面积、单价、交房时间均进行了变更，且变更后的合同内容均减损了原告的合同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被告作为商品房开发商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过程中，无论是在合同条款拟定上，还是商品房的产权权属办理上，都占有一定优势地位。本案中，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办理不动产登记，签订合同前，原告已履行了前协议中房款支付的主要合同义务，基于合同诚信原则、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被告向原告出示《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若合同中改变原协议内容做出对原告不利的变更时，被告必须尽到告知义务。被告若主张已尽告知义务，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庭审中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结合《商品房买卖合同》显失公平的合同内容，采信原告陈述合同签订过程中被告存在未尽提示义务的事实，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交房时间、及房款单价、总价的约定违反诚信原则、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应认定为无效条款，交房期限应当以《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中约定的交房期限为准。后签订的合同对前协议不完整、遗漏事项有补充完善的作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系示范性文本，该文本系相关房地产主管部门为约束房地产开发商完善合同权利义务所设计的指引性合同范本，对合同主要条款均以下划线的方式待合同签订双方进行协商后填补或选项，是可协商性合同，并非格式合同，对原告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格式合同的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是否违约，若违约，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归责原则，被告作为出卖方应当对商品房达到交付条件并如约交付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庭审中被告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本案中被告应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关于违约期限的认定，应当从《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约定交房之日2015年12月31日之次日起算，计算至实际交房之日2018年3月8日止。本案中，被告提出违约金过高，依法请求对违约金进行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结合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该地段商铺租赁情况笔录，兼顾原告购买的B1栋商铺平方面积及实际损失、预期利益，酌情认定原告商铺租金为两个门面租金共18000元/年。原告所主张的违约金134176.066元（以购房款为基数，以日利率万分之二，违约797天计算）确过高于造成租金损失的30%，应予调整，违约金计算标准应调整为18000元/年的130%，即调整为：18000元/年×130%=23400元/年，2015年12月31日之次月至日2018年3月，期间2年零2个月违约金计算为50700元。原告主张超出上述违约金金额的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房屋建筑面积交付与认购协议存在面积差问题，根据商品对价性原则，被告交付的商品房建筑面积为44.38平方米，确不足认购协议时评估的建筑面积45平方米，应当向原告退还0.62平方米差价，折后单价为841757元÷45平方米=18705.71元/平方米，0.62平方米差价为11597.54元，原告主张12454.56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被告纳雍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郭萍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50700元；二、被告纳雍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郭萍返还商品房平方面积差差价11597.54元;三、驳回原告郭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22元，由原告郭萍负担1865元，由被告纳雍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357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性质及效力如何认定？二、一审关于逾期交房违约金及购房面积差价款的处理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本案涉及的《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对双方当事人名称和姓名、商铺的基本状况、商铺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交付使用的条件和时间、违约责任等均有明确的约定，已经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且郭萍于2014年8月24日交纳购房定金30000元，于2014年8月29日交纳购房款811757元，新鼎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据明确载明收款项目为“购房款”，故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并非预约合同，而应为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该认购协议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同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对认购协议的内容作出的变更亦产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商品房买卖合同》均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但《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在后，其系双方对《新鼎大商汇商品房认购协议（商铺）》的补充约定，两份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应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进行履行。郭萍认为新鼎公司作为合同提供方，并未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商品房买卖合同》关于交房时间、房款单价、总价的约定违反诚信原则，应为无效条款的抗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交房时间、房款单价、总价的约定违反诚信原则应认定为无效条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二。如上所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对认购协议的变更内容有效，针对涉案商铺的交付，应以认购协议之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为准。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约定涉案商铺建筑面积为44.38平方米以及新鼎公司应当在2018年3月31日前向买受人郭萍交付商品房。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规定，郭萍认可2018年3月8日新鼎公司已通知其交房，且双方已履行完毕交房手续。则新鼎公司已依约履行了交房义务，且新鼎公司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面积进行交付也不构成违约，故郭萍诉请的逾期交房违约金及面积差价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支持该诉请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新鼎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上诉人郭萍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5民初171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郭萍的一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2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79元，由郭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可 审 判 员  张 晶 审 判 员  唐 琳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法官助理  曾 建 书 记 员  龚佳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