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粤1481行赔初1号原告：谢柏元，男，汉族，1950年8月24日出生，住梅州市梅江区。委托代理人：谢利琼，系原告谢柏元的妹妹。被告：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梅州市住建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1400007207952R，地址梅州市梅江区江南嘉恒路**。法定代表人：薛兴冰，职务：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曾祥集，职务：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范伟基，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谢柏元因与被告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8年3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9日、8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案经本院审理后于2018年9月6日作出（2018）粤1481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被告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赔偿应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原告谢柏元人民币200万元。原告谢柏元不服本院一审判决，于2018年11月9日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裁定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谢柏元的委托代理人谢利琼，被告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曾某集及其委托代理人范伟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终结。原告谢柏元诉称，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了(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梅州市住建局（原梅州市房产管理局）给梅州市华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公司）核发粤房地字第**《房地产权证》的具体行为违法。这是对梅州市住建局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认定，该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原告请求被告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理由依法成立，贵院应当予以支持。被告对原告进行国家赔偿的方式应当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按照原告的直接损失给予国家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返还财产是国家赔偿首选的赔偿方式，既符合赔偿请求人的要求也更为方便快捷，但其适用条件是原物未被处分或发生毁损灭失，若相关财产客观上已无法返还或恢复原状时，则应支付相应的赔偿金。本案中，被告作出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的房产被拍卖，原告的房产已经无法实际返还，故在涉案房产确已无法返还的情况下，本案应当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进行国家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本案的赔偿应当以赔偿直接损失为原则。关于赔偿标准的问题，应当按照涉案房产被违法拍卖时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认定。首先，在国家赔偿法对本案的情形仅规定了赔偿直接损失的原则，未明确具体赔偿标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类比与国家赔偿法最相近似的具体规定，来分析立法精神衡平赔偿标准。《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规定：“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该规定亦适用于行政赔偿，且适用的情形为侵权机关占用本属受害人所有的财产被确认违法，而本案却因涉案财产被转移给他人致无法返还给原告。一般来说，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即涉案财产转移给他人时的市场价值，类比到本案应为涉案房产被拍卖时的市场价值，即2003年6月27日涉案房产的市场价值。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该拍卖行为是违法的，故拍卖价格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或参考，涉案房产的拍卖公告展示期间为2003年6月25日至6月30日，而拍卖成交时间确是2003年6月27日，明显违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拍卖行为应当依法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而经原告向梅州市工商局查询，在梅州市工商局的本次《拍卖活动后备案登记表》中显示，竟拍结果为流拍。故该拍卖价格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性质，原告申请贵院对涉案房产的价值依法进行鉴定评估。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本案中，涉案房产被拍卖的时间点为2003年6月27日，至此，被告的违法行为才导致原告财产无法通过变更错误登记等方式返还给原告，进而导致其涉案房产财产权最终丧失、确己无法返还。故本案中“损失发生时”应认定为2003年6月27日涉案房产被拍卖并确认成交时，故本案应以涉案房产在2003年6月27日的市场价值作为赔偿金基数。综上，以涉案房产被拍卖给他人致无法返还的时间节点作为确定本案赔偿金基数的时点，既符合国家赔偿直接损失的原则，也保护了原告合法权益，更为公平合理。关于利息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应当支付未及时支付赔偿金所产生的利息，理由如下：《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违法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据此，被告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有及时支付赔偿金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被告在其行为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后，理应及时履行赔偿义务，但在收到原告赔偿申请后，仍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此外，依据公平原则，加害人理应及时支付违法损害赔偿金，以使赔偿金的孳息尽早归于受害人，尽可能减少受害人的损失。若违法损害赔偿金不计付利息，则会使受害人的直接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赔偿，甚至可能促使加害人拖延履行赔偿义务。故原告认为，被告未在2014年12月11日及时支付赔偿金所产生的利息亦属于直接损失的范围，应予赔偿。基于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涉案房产的价值根据原告实地调查为人民币50000000元，被告应当赔偿涉案房产的价值及从2014年12月11日至今的利息，经原告在央行官网查询，2014年11月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为6.00%，被告应当赔偿3年3个月的利息损失为人民币9750000元，加上涉案房产的价值，共为人民币59750000元，该损失为原告的直接经济损失。恳请贵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原告谢柏元在起诉时提交如下证据：1.（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书；2.××号《房地产权证》；3.最高人民法院（2014）行提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证据1-3证明本案基本事实；4.补充合同，证明原告主体资格；5.梅州市住建局告知书，证明被告拒绝赔偿；6.拍卖公告、成交确认书及工商局拍卖活动备案登记表，证明拍卖结果不能作为定案依据；7.（2017）粤14行终2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经依法确认为赔偿主体；8.兴宁市人民法院（2017）粤1481行赔初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被告拒绝赔偿；9.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拒绝赔偿。补充提交证据：1、房地产权利人信息登记查询资料两份。证据2、2003年6月24《梅州市拍卖行拍卖公告》、编号：梅拍〔2003〕32《梅州市拍卖行拍卖成交确认书》3份、梅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梅市工商（2003）拍备字026号B《拍卖活动后备案登记表》。证据3、报纸《梅州市拍卖行拍卖公告》。证据4、原告谢柏元2018年9月20《证明》、梅州市国土资源档案馆2018年11月16日作出的《证明》。证据5、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梅中法执案字第2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03）梅中法执字第25号之1《民事裁定书》、（2003）梅中法执字第25号之3《民事裁定书》，以上综合证明原告所拥有的涉案房产并未进行拍卖。被告梅州市住建局辩称：一、原告在未向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情况下，直接提起赔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当驳回不予受理。此前，因原告未经被告作出赔偿决定的前提下，曾先后二次直接向梅江区法院和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均被法院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原告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的规定依法驳回，而后被告根据兴宁市人民法院(2017)粤1481行赔初1号《行政裁定书》重新对原告于2017年1月9日向其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进行了审理，并于2018年2月12日向被告送达了《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如对其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不服，应当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原告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原告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而不应当在未请求撤销《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的情况下直接提起赔偿诉讼。因而原告起诉属于重复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不予受理。二、被告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继续行使房屋登记职权的机关梅州市国土资源局才是赔偿义务机关。被告并不是作出原涉案案粤房地字第**房地产权证》登记行为的机关，而作出该涉案房屋登记行为的原梅州市房管局虽然于2007年4月被梅州市编委以市机编[2007]64号文撤销，并将其职能并入原梅州市建设局，2010年梅州市政府又以梅市府办[2010]19号文将原梅州市建设局的职能并入，但是2015年7月市编委又以市机编发[2015]36号文将其房地产登记的职能划入梅州市国土资源局，并从2016年1月1日起进行了职权移交，因而从2016年1月1日起继续行使原梅州市房管局房地产登记职能的机关为梅州市国土资源局。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五款“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现继续行使房屋登记职权的梅州市国土资源局才是赔偿义务机关。2、原告因自己买卖房屋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与被告的行政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原告的实际损失是因其于1997年12月17日将涉案房屋卖给梅州市华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廖某后，被拖欠1000万元卖房款所致，其直接损失与原梅州市房管局核发粤房地证字第**《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原梅州市房管局是根据谢柏元与华龙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和申请材料等核发粤房房地证字第**房地产权证》的，原梅州市房管局的办证行为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办证程序虽然有瑕疵，被法院认定违法，但造成原告涉案房屋交易行为的直接损失，是由于原告与华龙公司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后，原告同意华龙公司拖欠其房屋出让款1000万元，并由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廖某写有“欠条”和提供有担保还款的“承诺书”等。而后原告虽然于1999年7月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与华龙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又于1999年12月4日申请撤诉，经梅州市中级法院作出(1999)梅中法民初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撤诉，事后原告未再向华龙公司（廖某）追收欠款。因而造成原告房屋买卖损失的直接原因是其转让涉案房屋给华龙公司被拖欠房屋转让款未追回和自愿放弃追收该欠款的民事行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即使原梅州市房管局核发粤房地房地证字第**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因原告的损失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原梅州市房管局和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3、原告提出赔偿请求已超过二年的国家赔偿时效。原告于2017年1月9日向其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时，均已超过二年的法定时效。首先，原告在2000年不服原梅州市房管局1997年10月28日作出的粤房地证房地证字第**权证，而向梅江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房地产权证时，就己认定和知道了原梅州市房管局核发涉案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但现在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按照2012年10月26日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早己超过二年国家赔偿时效。其次，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书时，原告就已经知道原梅州市房管局核发粤房地证字房地证字第**权证》的具体行为违法的事实，但原告是在2017年1月9日才向其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也早已超过《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二年赔偿时效。因而原告提出赔偿请求时已超过二年的国家赔偿时效。4、原告请求赔偿的涉案房屋属未经报建和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的违法建筑，权属来源不具有合法性，无权请求行政赔偿。根据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书第8页认定，原告请求赔偿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违法建筑，无权申请行政赔偿。三、原告起诉请求行政赔偿5975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虽然原告因自己买卖房屋欠款造成的损失与被告无关，但原告提出涉案房屋赔偿59750000元计算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在原梅州市房管局的登记档案中，由原告与华龙公司于1997年12月1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看，当时原告与华龙公司就涉案房屋的转让价值才5056060元；另涉案房屋在2003年经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梅州市拍卖行进行处置拍卖时，拍卖价值才250万元。因而现原告主张赔偿5975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赔偿申请己超过两年的行政赔偿时效，原告的实际损失与原梅州市房管局的登记行政行为、被告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并不是继续行使房屋登记职权的赔偿义务机关，原告提出的赔偿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在答辩时提交如下证据：1.《行政赔偿申请书》和被告2017年1月9日作出的告知书，证明原告已经在2017年1月9日向其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申请行政赔偿的事实；2.梅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1402行初25号行政裁定书和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4行终24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曾于2016年就本案向梅江区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梅江区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予以维持；3.兴宁市人民法院（2017）粤1481行赔初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被法院驳回起诉；4.《不予赔偿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其根据兴宁市人民法院的裁定已于2018年2月12日对原告提出的赔偿申请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的事实；5.梅江区人民法院（2000）梅区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于2000年就已经知道原梅州市房管局核发07××03号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内容的事实；6.房地产买卖契约，证明原告和华龙公司于1997年12月18日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涉案房屋的转让价格为5056060元；7.买卖楼房合同及华龙公司出具的欠条、《承诺书》，证明原告在1997年12月17日将涉案楼房卖给华龙公司，原告的实际损失是华龙公司结欠原告房屋转让款造成的；8.民事起诉状及补充民事起诉状；9.原告1999年12月4日的撤诉申请书；10.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梅中法民初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证据8-10证明原告因买卖房屋所致损失是其自己的直接行为造成，而非原梅州市房管局的登记行为造成；11.（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请求赔偿的房屋权属来源不具有合法性。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原告谢柏元对被告梅州市住建局提交证据的综合质证意见为：被告提交的11份证据中，其主要观点已经被（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书所否定，其证据对本案争议的两个焦点没有影响，请求法庭不予采信。被告梅州市住建局对原告谢柏元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根据该判决书可以证实原告第二至八层的涉案房屋属于未经报建的违法建筑，其请求赔偿不符合《国家赔偿法》关于对合法权益进行赔偿的规定。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意见与证据1一致。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因涉案土地属于划拨土地，并未对二至八层办理手续，该转让合同不合法。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拍卖行为是人民法院委托中介机构进行的司法行为，该拍卖行为在没有被司法机关撤销前是合法有效的，涉案房屋的拍卖价格应当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赔偿义务机关应为梅州市国土局。证据8、9三性无异议，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依据充分。对补充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因涉案房屋被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梅中法执字第25号之1《民事裁定书》裁定250万元人民币进行拍卖成交，如果原告认为法院该裁定以及拍卖行的拍卖行为会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另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赔偿诉讼或者对拍卖行以及现房屋使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解决。经审理查明，1997年12月18日，原告谢柏元与华龙公司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华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廖某在1997年12月17日写下一张“欠谢柏元购房款人民币1千万元整”的欠条给原告谢柏元。后因华龙公司未依约支付购房款给原告谢柏元，谢柏元遂在1999年7月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双方所签买卖楼房合同无效、返还涉案楼房产权及该楼房第一层产权证，后原告于1999年12月4日申请撤诉，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99年12月17日作出（1999）梅中法民初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原告谢柏元撤回起诉。华龙公司领取粤房地证字第房地证字第**证》后，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抵押贷款160万美元并办理了抵押登记，1999年因贷款纠纷，经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梅中法经二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华龙公司在十日内偿还融资款本息，如未按期偿还则依法处理华龙公司用于抵押的07××03号房产。之后涉案房地产经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买受人在2003年6月27日通过拍卖程序以250万元价格竞拍取得涉案房产。原告和梅州市梅江区三角供销社诉请撤销梅州市房产管理局于1997年10月28日核发给梅州市华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粤房地证字第×房地证字第**》一案，梅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00）梅区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该涉案《房地产权证》。后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后撤销原判，驳回原告和三角供销社的起诉。经原告申请再审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2月7日作出(2001)粤高法行监字第8号行政裁定，指令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3月18日作出(2002)梅某1审监行再字第1号行政裁定，维持其原来的二审裁定即(2000)梅中法行终字第23号行政裁定。经原告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要求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粤高法审监行再字第3号行政裁定，维持(2002)梅某1审监行再字第1号行政裁定。原告遂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4日作出(2014)行提字第1号行政裁定，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粤高法审监行再字第3号行政裁定、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梅某1审监行再字第1号行政裁定和(2000)梅中法行终字第23号行政裁定，指令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该案。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认为，粤房地证字第××房地证字第**存在下列问题：一是谢柏元没有申请也没有委托他人办理变更登记；二是由一层房屋变更登记为八层没有合法有效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是涉案土地属于划拨土地，未经依法批准出让、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粤，粤房字第**屋所有权证》直接变更登记成了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证字第**而在转移登记中，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证字第**在以下问题：一是时间顺序颠倒，不符合逻辑，如粤房地证字第××号《房房地证字第**先（1997年10月28日），基础权证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房地证字第**（1997年12月16日）；二是即使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房地证字第**由于其本身存在合法性问题，不能作为核发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房地证字第**遂判决确认被告向华龙公司核发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房地证字第**违法。该判决还认定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房地证字第**表和审批表中，申请表显示卖方单位意见及盖章处盖有谢柏元的“梅州东郊厢园酒店”印章，买方单位意见及盖章处盖有华龙公司印章，但无日期；审批表显示谢柏元在共有房屋人意见、抵押权人意见、承租人意见三栏中签了名，在梅江区人民法院（2000）梅区行初字第3号行政案件庭审中谢柏元和华龙公司确认谢柏元在申请表和审批表中盖章和签名是真实的，但谢柏元和华龙公司均确认盖章和签名时申请表和审批表都是空白的。2016年1月1日起，被告的不动产登记职能转移给梅州市国土资源局。2016年11月17日原告向梅州市国土资源局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梅州市国土资源局于次日告知原告应当向致害行为机关提出赔偿。2016年12月1日，原告将梅州市住建局和梅州市国土资源局列为被告，向梅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在梅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的过程中，被告和梅州市国土资源局均答辩认为自己单位不是赔偿主体，梅江区人民法院以原告未先行向赔偿义务机关梅州市住建局提出行政赔偿请求为由，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粤1402行初25号行政裁定，不予受理原告的起诉。原告遂于2017年1月9日向被告梅州市住建局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梅州市住建局于当日作出《告知书》，告知原告向梅州市国土资源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原告不服（2016）粤1402行初25号行政裁定，上诉至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5日作出（2017）粤14行终24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上诉。该裁定认定赔偿义务机关是梅州市住建局，且原告未先行向赔偿义务机关梅州市住建局提出行政赔偿请求。2017年5月11日，原告谢柏元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被告梅州市住建局赔偿109639215元。本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梅州市住建局在法定期限内尚未作出是否予以赔偿的决定，原告在法定期限未届满前提起赔偿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被告梅州市住建局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对是否予以赔偿作出明确的决定并说明理由，原告如果对被告作出的决定不服，可在法定期限内再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粤1481行赔初1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谢柏元的起诉。被告梅州市住建局遂对原告谢柏元于2017年1月9日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继续审查，审查后认为原告谢柏元的实际损失与其行政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原告提出赔偿请求时已超过二年的赔偿时效，涉案房屋未经报建和办理出让手续，是违法建筑且权属来源不具有合法性，原告无权请求赔偿，于2018年2月12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对原告谢柏元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不予赔偿。2018年3月12日，原告谢柏元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诉讼中谢利琼于2018年5月10日向本院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并请求撤销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2月10日作出的（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书或依法改判撤销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的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房地证字第**事实，谢利琼的请求事项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其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的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故本院于2018年7月20日通知谢利琼退出本案诉讼。2018年9月6日，本院作出（2018）粤1481行赔初1号行政判决，判决被告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原告谢柏元人民币200万元。原、被告双方接到上述判决后均不服，上诉至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经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粤14行赔终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重新审理。本院认为，根据原告谢柏元的起诉和被告梅州市住建局的答辩，本案的处理主要涉及如下二个方面：一、关于原告谢柏元诉请赔偿5975万元是否超过赔偿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可见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人身权、财产权被侵犯之日起两年内提出主张，因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案中，从（2000）梅区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2000）梅中法行终字第23号行政裁定、（2001）粤高法行监字第8号行政裁定、（2002）梅某1审监行再字第1号行政裁定、(2011)粤高法审监行再字第3号行政裁定、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行提字第1号行政裁定、（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2016）粤1402行初25号行政裁定、（2017）粤14行终24号行政裁定至（2017）粤1481行赔初1号行政裁定，均是谢柏元因主张赔偿而提起的一系列相关诉讼。这期间是原告谢柏元基于对相关行政机关及法院的信赖，等待其就相关赔偿事项进行处理的期间，此期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或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内。已经生效的（2017）粤1481行赔初1号行政裁定书也认为，如原告谢柏元对被告梅州市住建局作出的赔偿决定不服，可在法定期限内再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被告梅州市住建局也是在经过一系列的诉讼后才于2018年2月12日正式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可见原告谢柏元在2018年3月12日提起本案的行政赔偿诉讼并未超过赔偿时效。故对被告梅州市住建局认为原告谢柏元提起本案赔偿之诉超过国家赔偿时效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谢柏元主张赔偿5975万元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相对人财产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由此可知，国家赔偿制度对于造成财产权损害时，只对直接损失予以赔偿。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查明事实可知，原告谢柏元与梅州市华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秋扬所签订《买卖楼房合同》《房地产买卖契约》来看，廖某曾写下一张“欠谢柏元购房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元）”交由原告谢柏元收执。原告谢柏元也曾为房屋买卖一事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确认其与梅州市华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签订买卖楼房合同无效、返还涉案楼房产权及该楼房第一层产权证，后原告谢柏元又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而且原告谢柏元在涉案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房地房地证字第**表中签了名。由此可见，原告谢柏元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申请撤回起诉和在涉案的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中房地房地证字第**表中签名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应知悉上述行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虽然已有生效判决确认被告梅州市住建局向梅州市华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核发的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的具体行房地证字第**告谢柏元在通过民事诉讼进行权利救济后又主动放弃其向梅州市华龙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进行追偿的权利。对此，原告谢柏元应承担主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一项最终救济制度，在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失系由第三人行为所造成，尤其是该第三人因受害人损失而受益的情况下，应当先由加害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使行政机关的行政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损失起一定作用，也只有在穷尽民事诉讼救济途径仍不能使被侵害权益得到足额赔偿时，受害人方得以行政赔偿作补充，行政机关不应承担应由直接加害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原告谢柏元在提起民事诉讼后又撤回起诉，其在还未穷尽民事诉讼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就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显然不合时宜，原告的讼诉请求明显不当，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谢柏元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健萍审 判 员  何 裕人民陪审员  何海琼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帅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