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05民初3948号原告（反诉被告）：罗凯，男，197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叶，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承泽，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反诉被告）：袁达浒，男，1979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刚，系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系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告（反诉被告）：雷建东，男，197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叶，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承泽，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反诉被告）：姜雷，男，1980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叶，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承泽，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反诉被告）：肖黎，男，197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叶，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承泽，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反诉被告）：谈芳，女，198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叶，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承泽，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反诉被告）：夏威，男，198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叶，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承泽，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反诉被告）：徐大苗，男，197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叶，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承泽，系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郝玉升，男，1975年9月16日出生，满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锦涛，系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慧慧，系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与被告郝玉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5)鄂汉阳民三初字第01036号民事判决，原告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与被告郝玉升均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鄂01民终5175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该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被告郝玉升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罗凯、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叶、蔡承泽，原告（反诉被告）袁达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刚、李伟，被告郝玉升（反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锦涛、宋慧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剩余股权转让款390万元；2、判令被告立即按年利率6%支付给原告自2014年12月30日起至2015年11月28日的资金占用损失216450元，并支付至付款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的相应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7月17日，原、被告签订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达凯莱公司）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将其持有丰达凯莱公司100%的股权中的85%以15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同时约定股份转让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董事长、监事、总经理等高管人员由被告重新任命或选定，并在办理股份变更登记的同时进行变更登记。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履行合同义务，被告指定余宝玲先后向原告支付114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4年7月，原告与被告指定的关系人余宝玲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余款390万元在办理完工商过户变更登记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如未按约定执行按未支付款的日1.5‰支付违约金。2014年12月18日，原告配合被告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按照被告的指派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余宝玲。原告已履行全部股权转让义务，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拖欠余款390万元，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被告郝玉升辩称,1、本案在程序上存在严重问题，缺乏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即余宝玲的法定继承人；2、在未明确被告系公司股东（隐名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没有主体身份基础，也违反公平原则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人民法院应予释明并确定；3、根据原告与余宝玲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可从出售方后续应得款项中直接扣除”的已发生的债务及后续发生的丰达凯莱公司或有债务，股权受让人的实际付款已经超过了1530万元，原告应予退还，被告已经依法提起反诉；4、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争议主体为股权转让人与受让人，丰达凯莱公司向有关借款人行使追偿权系丰达凯莱公司与有关借款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郝玉升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原告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向被告郝玉升支付款项1,258,646.41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存在隐瞒真实情况，欺诈被告的情形，原告与被告、余宝玲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丰达凯莱公司的85%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并承诺转让基准日丰达凯莱公司对外无负债，丰达凯莱公司在各银行基础保证金共计675万元，在股权转让基准日后归所有新股东持有，此款已包含在股价转让金中。但实际上在2012年9月18日，股东雷建东向丰达凯莱公司出具借条，借用公司在汉口银行光谷支行账上的基础保证金150万元至今未还。2014年5月，丰达凯莱公司以在交通银行江岸支行的基础保证金账户为沈威提供担保，导致丰达凯莱公司在2015年6月30日为沈威代偿2,041,610.14元；2014年3月18日，丰达凯莱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向交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于2014年6月10日出具《核保书》，以其在交投银行的保证金为王春的借款提供担保，导致丰达凯莱公司于2016年1月4日为王春代偿1,059,397.15元。在股权转让之时，原告却隐瞒事实真相，声称其公司账上还有675万元的基本保证金，骗取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7）鄂0111民初8186号民事判决书，载明：2014年6月3日陈乐明向工行武汉洪山支行办理银行卡大额分期业务，丰达凯莱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该判决书确认丰达凯莱公司对陈乐明负有的557,639.12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基于原告的欺诈行为，导致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多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原告应当返还给被告。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对于属于债务性质的“在该日期之前公司应予履行的债务，均由出售方承担”且购买方“可从出售方后续应得款项中直接扣除”，因被告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140万元，根据上述约定，将公司之前所负债务扣除后，被告向原告多支付1,258,646.41元的股权转让款，原告应予返还。原告（反诉被告）罗凯、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针对反诉辩称，1、郝玉升无论是在实体法上，还是程序法上，均非本案的适格反诉原告，其反诉应当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已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1）从债权债务关系的实体法上看，如雷建东、沈威、王春的三笔债权存在，该债权的债权人是丰达凯莱公司而非郝玉升个人，债权的主张主体也应当是丰达凯莱公司，因丰达凯莱公司与郝玉升在法律上属不同且相互独立的主体，郝玉升代丰达凯莱公司主张其可能存在的债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郝玉升也不符合提起反诉的实质法定条件，其反诉不能成立，应当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反诉在实质要件上，要求反诉与本诉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请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反诉与本诉之诉请基于相同事实，但郝玉升的反诉事由均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关于反诉的实质要件规定，其主张的雷建东、沈威、王春三笔债权的债权人是丰达凯莱公司，上述债权包括借款债权、因借款代偿而产生的追偿权债权，与本案本诉原告与被告之间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债权不是相同的法律关系，其所主张的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也与本诉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不同；反诉的诉请与本诉的诉请之间也无因果关系，反诉与本诉也并非基于相同事实。2、原告在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不存在隐瞒真实情况，欺诈被告的情形，雷建东借用150万元保证金一事，双方并无异议，基于雷建东的借款行为，丰达凯莱公司向雷建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已直接扣除了该笔款项；银行扣划王春、沈威保证金的时间均发生在2014年6月30日之后，在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时，王春、沈威的违约行为未发生，保证金账户亦未扣划，故原、被告签订协议时，不存在欺诈情形，反而是被告违约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3、被告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完毕，仍应履行支付义务，对于雷建东借用保证金150万元未归还一事，公司仅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945万元，系基于扣除未偿还的保证金而支付的，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规定，被告郝玉升享有的权益是85%，即127.5万；对于因客户王春的违约行为而导致扣划的保证金，王春借款的时间及丰达凯莱公司提供保证的时间均是2014年5月5日，发生在2014年6月30日前，应由公司向原告转让追偿权，再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保证金扣划责任，但丰达凯莱公司已经对王春提起了追偿权之诉，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亦作出了判决，因此，原告无需再对因王春的违约行为而导致扣划的保证金承担赔偿责任，郝玉升在反诉中起诉该项，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属于重复起诉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客户沈威的违约行为导致扣划的保证金，其中85%的份额应由原股东负责偿还，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亦已在一审中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保证金的责任承担，应是原股东承担85%，新股东承担15%。被告提供的《2014银行存款日记账》有退还客户保证金的支出项目，足以表明在客户未违约的情况下，丰达凯莱公司将保证金退还，在交行因某一客户的违约行为而扣除的保证金中，已经包含了客户自身交的保证金，在原告等人承担责任时，也应相应扣除。据此，沈威的贷款金额为200万元，则相应地由其本人缴纳的保证金为20万元。因此，原告等人仅需对沈威的违约行为导致扣划的保证金，承担部分代偿责任，原告等人对沈威承担的份额应为1,565,368.62元；对因客户陈乐明的违约行为导致丰达凯莱公司对其负有的557639.12元债务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虽然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0111民初81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丰达凯莱公司对陈乐明负有的557,639.12元债务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但丰达凯莱公司还未承担代偿责任，其具体承担的清偿数额还没未确定,期望丰达凯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仍可通过对陈乐明提起追偿权之诉，故本案中不宜由原告对客户陈乐明的违约行为导致丰达凯莱公司承担的该笔连带责任承担责任。综上，在扣除原告等人已收到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雷建东从汉口银行借出的保证金中原告等人应承担的份额、以及因客户违约而扣除的保证金中原告等人应承担的份额，被告仍应向原告支付的金额为：1530万-（945万+127.5万+156.536862万）=3,009,631.38元。原告（反诉被告）袁达浒针对反诉辩称，同原告罗凯、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的答辩意见，另外补充：1、在法律上郝玉升与丰达凯莱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郝玉升也承认本案其反诉主张的债权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债权转让没有关联性，其反诉主张的债权包括借款债权、追偿权债权因此从主体上郝玉升不能代丰达凯莱公司向反诉被告主张民事权利，其反诉应当判令驳回起诉或者驳回诉讼请求；2、从实体法上看反诉主张的法律关系是一种不当得利的返还之债，那么被告应当举证证明以下事实：被告已经足额向原告支付款项、该原告已经收到了款项、原告占用款项不具有法律上的关系，由于被告没有举证证明不当得利的三个法定要件，因此在实体法上应当驳回其反诉请求。原告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1、股权转让合同，拟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7月17日签订协议，约定将原告持有的丰达凯莱公司的85%的股份转让给被告，转让款1530万元，并约定转让后由被告重新选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董事等高管人员；2、丰达凯莱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拟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1140万元，尚欠390万元至今未能支付；3、股东会决议，拟证明丰达凯莱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召开内部股东会议时，决议将85%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该股东会决议上有被告亲笔签字及按手印。证据二：丰达凯莱公司工商内档，拟证明：原告已配合被告进行工商登记，被告指定的余宝玲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三：证人徐某、范某、邓某各出具的情况说明（并出庭作证），拟证明：被告系丰达凯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余宝玲持有的85%股权实际是代被告持有。证据四：丰达凯莱公司2015年4月考勤统计表、2015年4月员工工资表、2014年年终奖金表，上述均有被告的签字及审批，且是在总经理一栏签字，拟证明：被告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五：证人徐某、范某提供的被告向其二人发送的短信截图，拟证明：被告在短信中承认其本人接受股权转让，而且短信威胁证人企图阻止证人出庭。证据六：承诺书二份，拟证明被告郝玉升与余宝玲共同育有一子，被告指派余宝玲作为其股份代持人合乎情理，更加印证了郝玉升为丰达凯莱公司实际股东的身份。证据七：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1221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441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2民初54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2民初93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艾红莉、渊泉公司、魏敏、钱文灏等客户在贷款时，均已向丰达凯莱公司缴纳了贷款金额10%左右的保证金，由此可知，丰达凯莱公司客户在贷款时，均需要向丰达凯莱公司缴纳贷款金额10%左右的保证金，丰达凯莱公司再将该保证金存入银行保证金账户中，客户如按时还款完毕后，保证金将退回客户，如客户未按时还款，银行将扣划该保证金，这是丰达凯莱公司的交易习惯，故因客户违约行为而扣划的丰达凯莱公司的保证金，一部分是由客户缴纳，原告对此部分不承担偿还责任，在计算原告等人需要承担的款项时，应当相应的扣除客户已缴纳的保证金份额。渊泉公司的贷款行为发生在2014年6月30日之后，且丰达凯莱公司已向渊泉公司提起追偿权之诉，判决已生效，原告对因渊泉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扣划的保证金不承担偿还责任。证据八：丰达凯莱公司诉王春等人追偿权纠纷一案开庭公告、判决书公告、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44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丰达凯莱公司已对因王春的违约行为导致扣划的保证金，向王春提起追偿权之诉，且法院已经判决支持丰达凯莱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等人对因王春的违约行为导致扣划的保证金不再承担偿还责任。被告郝玉升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丰达凯莱公司股东信息查询，拟证明：公司原股东将股权转让给余宝玲，股权转让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受让股东为余宝玲，郝玉升没有股东身份。证据二：公安网下载的余宝玲身份信息，拟证明：余宝玲已经公安机关确认死亡。证据三：交行江岸支行情况说明，拟证明：股权转让之前，丰达凯莱公司为他人债务担保，导致股权转让后该公司在该行的500万元保证金已经被该行划扣完毕，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约定，郝玉升有权在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该款项。证据四：丰达凯莱公司增资账目明细和增资开户行的对账单（复印件），拟证明：丰达凯莱公司原股东袁达浒等人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3000万，骗取了营业执照和省经信委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证据五：丰达凯莱公司账目和增资开户行的对账单、增资的银行存折扫描件、进账单复印件等，拟证明：原告虚假出资及抽逃出资7000万元，骗取了营业执照和省经信委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证据六：丰达凯莱公司注册地址虚假的照片及相关证照的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虚构丰达凯莱公司的注册地址。证据七：丰达凯莱公司向湖北省经信委、武汉市经信委、江岸区经信委提供的虚假变更文件，拟证明原告骗取省经信委同意变更的红头文件；丰达凯莱公司向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的虚假变更资料，拟证明原告骗取江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证据八：雷建东借条，拟证明：原告构成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虚构保证金骗取被告巨额股权转让款。雷建东于2012年9月18日向丰达凯莱公司借用公司在汉口银行光谷支行账上的基础保证金150万元，至今未归还，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约定，郝玉升有权在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该笔借款。证据九：股份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拟证明：原告构成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只是原告实施合同诈骗的幌子，原告没有按照协议履行合同义务，股份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均为无效合同。原告出让丰达凯莱公司85%的股权对价为1530万元，同时合同约定，对于属于债务性质的“在该日期之前公司应予履行的债务……均由出售方承担”且购买方“可从出售方后续应得款项中直接扣除”。证据十：丰达凯莱公司的银行流水，拟证明：丰达凯莱公司是空壳公司，股权无任何价值。证据十一：民事诉状及查封清单，拟证明：原告利用司法诉讼敲诈勒索。证据十二：丰达凯莱公司账本复印件和原始凭证的扫描件，拟证明：丰达凯莱公司没有健全的财务制度，没有按照《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设置财务科目；无法满足一个正常融资性担保公司应满足的监管要求。证据十三：被告支付1140万元的付款凭证复印件，拟证明：郝玉升已经向原告支付了1140万元的股权转让对价款。证据十四：王锐、王春等反担保手续的公证书四份、银行汇款凭证、银行付款凭证、现金日记账，拟证明：原告等为王春和沈威等300万元的贷款的代偿承担连带责任。证据十五：现金日记账和投资合作协议书，拟证明：截止2014年底丰达凯莱公司在各银行账户合计仅6万余元，丰达凯莱公司已成空壳。证据十六：投资合作协议书，拟证明丰达凯莱公司在外有1900万元的对外投资，应予收回。证据十七：可能承担代偿责任的业务清单，拟证明：转让前的业务还有几百万元可能发生代偿。证据十八：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贷款资料：王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丰达凯莱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保证金合同》；丰达凯莱公司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出具的《担保贷款放款通知书》、《核保书》、《收款通知书》、《担保意向函》、《股东会决议》等，拟证明：就王春向交行湖北省分行贷款100万事宜，丰达凯莱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担保并向交行湖北省分行出具《担保意向函》，经交行湖北省分行审核通过，王春与交行湖北省分行于2014年5月4日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丰达凯莱公司与交行湖北省分行于2014年5月5日签订《保证合同》、《保证金合同》；丰达凯莱公司于2014年6月10日向交行湖北省分行出具的《担保贷款放款通知书》、《核保书》，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约定，郝玉升有权直接扣除为王春代偿的959,397.15元。证据十九：（2016）鄂0102民初54号民事判决书、（2016）鄂0102民初930号民事判决书、（2017）鄂0111民初8186号民事判决书及人民法院报公告三份，拟证明：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的约定，郝玉升有权直接扣除丰达凯莱公司应支付给魏敏的保证金200,000元及利息、应支付给钱文灏的保证金30,000元及利息以及应支付给工行武汉洪山支付本金413,734.41元、透支利息131,404.71元、滞纳金12,500元（截止2017年7月10日）。被告郝玉升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中的股权转让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没有实际履行；补充协议是余宝玲与原告签订的，无异议，真实履行了；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没有履行。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余宝玲不是被告指派的。证据三证言不属实，被告不是通过徐某认识丰达凯莱公司的股东，没有向其了解公司的业务，证言无事实佐证，被告与余宝玲是独立的个人；对范某的证言有异议，对其职位不了解，被告也没有任命他的职务；对邓某的证言有异议，证言中称被告任命人事岗位没有依据，三证人的证言有串通的嫌疑，内容相似，具体时间均记不清楚，关于余宝玲的身份有代管、财务主管等不同身份，证人证言不实。证据四年终奖、工资是丰达凯莱公司找被告借的钱，所以是被告签的字。证据五短信是被告发的。证据六无异议。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判决与本案争议无关，（2018）鄂0102民初1221号民事判决书没有生效，（2018）鄂0102民初441号判决书仅能证明渊泉公司向丰达凯莱公司缴纳了20万保证金，不能证明其他客户向丰达凯莱公司缴纳了保证金，基础保证金及业务保证金是以丰达凯莱公司的名义向银行支付，由客户缴纳贷款金额10%是违法违规行为的个案，即使存在，丰达凯莱公司账户上已经没有该笔保证金了，公司亦应当向客户承担责任，亦为公司的损失，按照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也应该予以扣除；对于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争议发生在丰达凯莱公司新、老股东之间，属于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的纠纷，该判决属于丰达凯莱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追偿权纠纷，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不是属于同一层次的法律关系，该生效判决认定丰达凯莱公司与王春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发生在2014年5月5日，依据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3.1条及第3.2条的约定，被告有权直接扣除丰达凯莱公司代偿款项。原告罗凯、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对被告郝玉升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原告在原审中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重审时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出资信息中涉及的雷建军与实际不符，原告起诉基于郝玉升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如郝玉升否认则无权提起反诉。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没有出具签字，不符合法律规定。证据三：交行江岸支行的情况说明没有原件，不予质证。证据四中从工商局调取的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余的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与其证明目的无关联性。证据五、六、七均系复印件，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八：原告在原审中确认借条属实，但钱已还给公司，与本案无关联性，重审时认为因雷建东未到庭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借条已过诉讼时效，丰达凯莱公司无权主张债权。证据九：原审中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重审时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股份转让合同中显示股东有8名但是在甲方签字的地方只有3名股东，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由于被告没有提交原件，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证据十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十一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法院是依法进行保全。证据十二真实性有异议，均系复印件，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十三：原审中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无原件，且与原告收到1140万元的时间不一致，重审时对其中没有原件部分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交了户名为余宝玲的银行回单足以表明郝玉升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其中2014年7月7日账户名为郝玉升银行流水中显示的280万的银行转账是在基准日（2014年6月30日）之后，此时郝玉升已经控制了公司的财务管理权以及人事管理权，无证据证明该款项是否为股权转让款，仅能证明郝玉升向丰达凯莱公司支付了1140万元，不能证明原告收到了1140万元，付款方式违背了合同中约定直接向原告付款的条款。证据十四有异议，时间是在2014年6月30日发后，风险应由被告承担。证据十五、十六、十七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十八：对其中与法院调取证据一致的个人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其他他证据均有异议，无原件，也无出具单位的盖章或出具人的签字；对证据十九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对（2017）鄂0111民初8186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公告的关联性有异议，丰达凯莱公司还未实际发生代偿责任，也没有扣划相应保证金，因此不宜在本案中作出处理，对该组证明目的被告并没有对魏敏、钱文灏的代偿行为提出反诉，原告更无需承担责任。原告袁达浒对被告郝玉升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同原告罗凯、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的质证意见，对证据十三的质证意见，另外补充如下：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股权转让的主体是被告郝玉升，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是他的义务，而被告提交的转款凭证的户名是余宝玲不是本案被告，收款方也不是原告，而是丰达凯莱公司，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5条第2款，对于是否履行合同义务发生争议的，应当由义务的履行方承担证明的举证责任，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郝玉升已经向原告支付1140万元股权转让款，被告郝玉升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本院根据原、被告的申请，分别对丰达凯莱公司在汉口银行光谷支行、工行汉阳支行开设的保证金账户明细进行查询。原告对汉口银行光谷支行的查询结果有异议，认为丰达凯莱凯公司在该行有两个账户，150万元的保证金是存在的；对工行汉阳支行的查询结果无异议，从转账凭证上看曾祥云、胡源的保证金扣划的时间均是2016年3月，在合同约定的基准日2014年6月30日之后，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对汉口银行光谷支行的查询结果无异议；对工行汉阳支行的查询结果无异议，被告对工行汉阳支行调取的证据无异议，曾祥云和胡源签订保证合同的时间是2014年5月5日，2笔总共大概5万多直接划扣应在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对交行江岸支行的查询结果，原告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王春的合同确实是发生在2014年5月5日，但丰达凯莱已对这笔款项提起了诉讼，判决已生效，且被告已举证王春提交10万元保证金，武汉渊泉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的合同签署日期为2015年4月16日，与原告无关；被告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王春与丰达凯莱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发生的时间是2014年5月5日，应直接扣除，认可武汉渊泉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签署合同是在2014年6月30日之后。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综合分析判断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三证人证言，结合其他证据，对相同部分予以认定。证据四证明三位证人均曾系丰达凯莱公司的员工，公司员工考勤表、工资发放表、年终奖金发放表均须由郝玉升签字同意发放。证据五真实性予以认定，且被告郝玉升已认可其委托余宝玲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及在丰达凯莱公司履职的事实。被告提交的证据二已经本院调查核实，对余宝玲已死亡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三未加盖银行印章，本院不予认定。证据四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五、六、七均系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八,原告在原审中确认借条属实，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雷建东借款事实，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九：原审中原告对其无异议，且股权转让合同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一致，根据“禁反言”的原则，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十、十一、十二均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证据十三未提交原件，但原告在起诉状中已对被告已支付114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十四虽有有异议，但后续法院调取证据已查明丰达凯莱公司与王春签订担保合同的时间。证据十五、十六、十七均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十八中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担保贷款放款通知书》、《核保书》、《收款通知书》、《担保意向函》、《股东会决议》未提供证据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十九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被告是否有权直接扣除，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阐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7月17日，原告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合同甲方、转让方）与被告郝玉升（合同乙方、受让方）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合同》，主要内容为：鉴于丰达凯莱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已取得湖北省经信委颁发的从事融资担保业务的经营许可证，甲方拟将持有的公司85%的股份转让给乙方，转让后郝玉升持有公司85%的股份，袁达浒持有公司5%的股份，罗凯持有公司5%的股份，雷建东持有公司5%的股份；本合同所涉及的股份转让的基准日为乙方实际控制目标公司之日，即本合同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款项到达目标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转让合同总价为1530万元，本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360万元，甲方转让公司的股份给乙方，获得武汉市经信委和湖北省经信委批复同意股东变更后，乙方分别向甲方支付2笔各390万元，在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现场签字确认后，乙方向甲方支付余款390万元；甲方所有股东对原有的担保业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甲方要向乙方提供一份公司所有资产、应收应付明细、公司近三年的财务报表及银行账；关于目标公司组织机构及人员的变更，甲方将股份转让给乙方，甲原已任命或选定的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董事长、监事、总经理等高管人员均应辞去相应的职务，由乙方重新任命或选定（应符合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管部门要求的条件），并在办理股份变更登记的同时进行变更登记；公司在银行存的所有授信基础保证金，在股权转让基准日后归所有新股东持有，此款已包含在股价转让金里；公司账上所有的流动资金和银行存款归股权转让基准日后的新股东所有，原股东不得抽逃公司账上的流动资金和银行存款；公司所有的办公设备和公司资产归股权转让后的新股东所有。合同还对双方责任、公司交接事宜等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2013年11月至2014年7月期间，郝玉升通过余宝玲共向丰达凯莱公司付款1140万元，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2014年7月，被告郝玉升委托余宝玲（购买方）与原告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出售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出售方同意向购买方转让丰达凯莱公司85%股权，罗凯转让25%，袁达浒转让20%，雷建东转让15%，姜雷转让11%，肖黎转让5%，谈芳转让5%，夏威转让2%，徐大苗转让2%；转让后余宝玲持有公司85%的股权，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各持有公司5%的股权；转让款总价为1530万元，出售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购买方已向出售方支付股权转让款1140万元，余款390万元在办理完工商过户变更登记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如未按约定执行，按未支付款的1.5‰支付违约金；公司目前在各银行存有授信基础保证金共计675万元（其中交通银行500万元、汉口银行150万元，工商银行25万元），上述银行基础保证金全部由收购完成后的股东按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2014年6月30日之前的公司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债务：在该日期之前公司应予履行的债务（如应缴税款等）、因该日期之前的行为（如签约等）而在该日期之后公司应履行的债务、因该日期前的行为导致的该日期后发生的债权债务争议（如担保业务而发生的债务）、因公司与员工在该日期之前的劳动关系而应支付给员工的任何费用、补偿或赔偿等，均由出售方承担。各出售方也不再向公司主张任何债权或要求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如购买方或公司因上述债务而受到了相应的损失或承担了相应的偿付责任，则购买方及公司有权向出售方追偿，并可从出售方后续应得款项中直接扣除，不足部分，购买方及公司有权向出售方追偿。所有出售方对公司上述债务（包括原担保业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出售方要对公司今年在交通银行和汉口银行的续授信工作负责完成。该协议未载明签订日期。上述补充签订前后，原、被告即向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报送资料以办理变更审批手续。2014年3月，省经信委批复同意丰达凯莱公司的变更事项。2014年12月18日，丰达凯莱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东由八原告变更为雷建东、罗凯、余宝玲、袁达浒，其中雷建东、罗凯、袁达浒各持股5%，余宝玲持股85%。丰达凯莱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袁达浒变更为余宝玲，罗凯任监事，袁达浒任经理，余宝玲任执行董事（余宝玲于2015年3月自尽身亡）。郝玉升进入丰达凯莱公司后实际行使主要负责人的相关职权。另查明，2012年9月18日，雷建东向丰达凯莱公司出具借条一张，其主要内容为：本人雷建东今向公司借用公司在汉口银行光谷支行账上的基础保证金150万元，保证不影响公司在银行的正常业务。银行提出存回基础保证金时，雷建东无任何理由应及时存回。除此外，公司任何股东不得催还此款，本人贷款下来应及时还上。袁达浒和罗凯在该借条证明人处签名。嗣后，雷建东未将该150万元还入该保证金账户。2015年6月30日，丰达凯莱公司以其在交通银行江岸支行的基础保证金账户为其客户沈威代偿基础保证金2,041,610.14元，沈威的起贷时间为2014年5月26日。2015年6月30日，丰达凯莱公司以其在交通银行江岸支行的基础保证金账户为其客户武汉渊泉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渊泉公司）代偿基础保证金27,172.66元；2015年12月22日，丰达凯莱公司以其在交通银行江岸支行的基础保证金账户为渊泉公司代偿基础保证金1,837,393.80元。渊泉公司与交通银行江岸支行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起贷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2016年1月4日，丰达凯莱公司以其在交通银行江岸支行的基础保证金账户分两次为其客户王春代偿业务保证金100,000元、基础保证金959,397.15元，合计1,059,397.15元，王春与交通银行江岸支行于2014年5月5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丰达凯莱公司于2014年5月5日与交通银行江岸支付签订《保证合同》，王春于2014年6月24日向丰达凯莱公司缴纳保证金100,000元。贷款的起贷时间为2014年7月1日。2016年3月9日，丰达凯莱公司以其在工商银行汉阳支行的基础保证金账户为客户曾祥云代偿基础保证金37,216.99元；2016年3月16日，丰达凯莱公司以其在工商银行汉阳支行的基础保证金账户为客户胡源代偿基础保证金12,861.91元。2018年5月24日，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11民初8186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陈乐明（丰达凯莱公司提供担保的金融借款客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偿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借款本金413,734.41元、透支利息131,404.71元、滞纳金12,500元（截至2017年7月10日）；二、被告丰达凯莱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2016年8月29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102民初5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丰达凯莱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魏敏（丰达凯莱公司提供担保的金融借款客户）返还保证金200,000元；二、被告丰达凯莱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魏敏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2日起至保证金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魏敏的其他诉讼请求。”2016年12月5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102民初93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丰达凯莱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钱文灏（丰达凯莱公司提供担保的金融借款客户）返还保证金30,000元；二、被告丰达凯莱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钱文灏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本金3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2日起至保证金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魏敏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均未执行。2018年6月27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02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判决中查明：“渊泉公司向丰达凯莱公司缴纳了200,000元保证金。”2018年1月，丰达凯莱公司对王春等提起追偿权诉讼，2018年9月3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02民初44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王春、王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丰达凯莱公司支付代偿款1,059,397元及逾期利息(以1,059,397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若被告王春、王锐未能履行上述第一项债务，原告丰达凯莱公司有权对被告王春、王锐所有的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汤云海路巢上城2栋一单元2802号（所有权证号：黄**）的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房屋的价款优先受偿，价款超出债权金额部分归被告王春、王锐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王春、王锐清偿；三、若被告王春、王锐未能履行上述第一项债务，原告丰达凯莱公司有权对被告胡荷池、高春国所有的位于武汉市经济开发区32R地块松园2-3-502号（所有权证号：经2008009：经**拍卖、变卖该房屋的价款优先受偿，价款超出债权金额部分归被告胡荷池、高春国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王春、王锐清偿。”该判决尚未执行。本院认为，原告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与被告郝玉升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及与郝玉升授权余宝玲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股份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系郝玉升或郝玉升委托余宝玲签订，合同当事人均为郝玉升，余宝玲系受郝玉升委托签订合同，不是合同相对人，故对被告郝玉升辩称缺乏余宝玲的法定继承人参与诉讼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对被告已向原告支付1140万元股权转让款，尚有39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未支付的事实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丰达凯莱公司已代偿的银行授信保证金是否应从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及扣除的金额、原告雷建东借的150万元基础保证金是否应从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原、被告双方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约定：公司目前在各银行存有授信基础保证金共计675万元（其中交通银行500万元、汉口银行150万元，工商银行25万元），上述银行基础保证金全部由收购完成后的股东按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同时约定：2014年6月30日之前的公司全部债务，包括因该日期前的行为导致的该日期后发生的债务争议（如担保业务而发生的债务）等，均由原告承担。如被告或公司因上述债务而受到了相应的损失或承担了相应的偿付责任，则被告及公司有权向原告追偿，并可从原告后续应得款项中直接扣除。从本案证据分析，交通银行江岸支行的500万元授信保证金，已分别为其客户沈威代偿基础保证金2,041,610.14元，为渊泉公司代偿1,864,566.46元，为王春代偿959,397.15元。其中沈威的起贷时间为2014年5月26日，系2014年6月30日前公司发生的担保业务，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在丰达凯莱公司以基础保证金为上述担保业务代偿后，依合同约定，被告郝玉升有权对上述代偿款2,041,610.14元的85%（即1,735,368.62元）直接从原告后续应得款项中扣除。在该款从原告后续应得款项中扣除后，原告享有对沈威的追偿权。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渊泉公司等缴纳了保证金，并无证据证明沈威向丰达凯莱公司缴纳了保证金及保证金的金额，故原告要求扣除保证金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渊泉公司的起贷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系2014年6月30日后开展的担保业务，该代偿款不应由原告承担。王春的起贷时间为2014年7月1日，丰达凯莱公司于2014年5月5日与交通银行江岸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系2014年6月30日前公司发生的担保业务，依合同约定，被告郝玉升有权对上述代偿款直接从原告后续应得款项中扣除。但郝玉升控制的丰达凯莱公司已就王春的欠款起诉要求王春等支付代偿款，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已作出判决，丰达凯莱公司已行使追偿权，原告无法再对王春行使追偿权，故上述代偿款不应从后续款项中扣除。否则如果丰达凯莱公司的追偿权得以实现，郝玉升又因该债务抵销了应付给原告的股权转让款，实际上相当于两边得利。关于陈乐明的借款，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已作出民事判决，判决丰达凯莱公司对陈乐明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款项尚未实际代偿，故不应从后续款项中扣除，上述款项待丰达凯莱公司向债权人（银行）支付后，被告郝玉升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钱文灏、魏敏的保证金，均系2014年6月30日前公司发生的担保业务，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已作出判决，判令丰达凯莱公司返还保证金，上述债务属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公司应履行的债务”，故被告对该保证金的85%即195,500元（230,000×85%），可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工商银行汉阳支行的基础保证金账户于2016年3月9日为曾祥云代偿基础保证金37,216.99元；于2016年3月16日为胡源代偿基础保证金12,861.91元，现有证据无法确定两笔业务的发生时间，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笔业务发生在2014年6月30日前，故本案中不宜由被告从原告后续应得款项中扣除，被告可另行主张权利。被告郝玉升主张双方至今未进行交接，上述三笔业务均系原告经手办理的理由，根据本案证据分析，双方在签订股份转让合同时约定:原告将股份转让给被告,原告原已任命或选定的目标公司高管人员均应辞去相应职务,由被告重新任命或选定,并在办理股份变更登记的同时进行变更登记；公司所有授信基础保证金在股权转让基准日后归新股东所有，公司所有的办公设备和公司资产归转让后的新股东所有。而合同约定转让基准日为被告实际控制公司之日即合同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款项到达目标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被告郝玉升支付该360万元的时间为2013年11月19日，但双方并未按合同约定进行交接。2014年7月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对此也未进行新的约定。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交新老股东办理公司人事、财务、资产等交接的交接单，合同上也未约定具体的交接日期，但证人邓某、范某、徐某均证实2014年7月公司召开了员工大会，被告郝玉升和余宝玲出席，并宣布郝玉升为公司新的大股东，余宝玲在公司负责财务。而被告郝玉升在答辩时也称：“2013年7月17日签订股份转让合同时，我要求对丰达凯莱公司的财务状况、人员管理、经营活动等进行适度监督管理被袁达浒等人拒绝；2014年7月7日在支付收购款项1140万元后再度要求时，袁达浒等人仅同意对财务现况进行监督，并将丰达凯莱公司2个U盾中的一个交给余宝玲；余宝玲从2014年6月30日丰达凯莱公司正在使用的9个银行账户进行时事记账监督。……2014年12月25日袁达浒将丰达凯莱公司的公章、印鉴、U盾、保险柜钥匙等扔给余宝玲……”故可以认定2014年7月起原、被告双方对财务进行了部分交接，至迟在2014年12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后对公章、印鉴等进行了交接。故被告的此辩称理由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汉口银行光谷支行的150万元的基础保证金，已于2012年9月18日被原告雷建东借取，并未归还入该账户。原告雷建东虽称该借款已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但被告的股权转让款1140万元是汇入了丰达凯莱公司账户而非直接向各转让股东即各原告直接支付，对此付款方式原告也予以认同，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看，原告罗凯、袁达浒个人从公司银行账户进出账过多，且金额不能一一对应，无法判断该1140万元中扣除了雷建东的150万元借款，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也未对此作出交待或说明，故本院认为雷建东的该笔借款未归还。因雷建东系本案原告之一，且各原告领取的股权转让款未予区分，故被告对该150万元基础保证金的85%即1,275,000元，可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被告郝玉升欠原告股权转让款390万元，扣除代偿款及雷建东借款，被告郝玉升需向原告付款694,131.38元(3,900,000-1,275,000-1,735,368.62-195,500)。《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余款390万元在办理完工商过户变更登记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如未按约定执行，按未支付款的1.5‰支付违约金。”该约定未写明1.5‰是按日计算，如果无论时间长短均按1.5‰计算则明显低于郝玉升资金占用期间造成的损失，原告要求按年6%计算损失，但该标准的依据不足，本院予以适当调高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资金占用损失。丰达凯莱公司于2014年12月1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故原告起诉要求郝玉升从2014年12月30日起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违反合同的约定，本院予以支持。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1月28日资金占用损失为32,316.64元，后续资金占用损失以转让款本金694,131.3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从2015年11月29日起计算至上述转让款付清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郝玉升支付原告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股权转让款694,131.38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郝玉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从2014年12月30日起至2015年11月28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32,316.64元，后续资金占用损失以股权转让款本金694,131.3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从2015年11月29日起计付至上述转让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郝玉升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732元，由原告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共同负担28,668元，由被告郝玉升负担11,06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郝玉升负担；反诉费8,064元，由反诉原告郝玉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俊杰人民陪审员  卢玲芳人民陪审员  李国芬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郑芳洁书记员杨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