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民终27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柴寿宽，男，1979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南省宁陵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维兴，男，194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南省民权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仁军，男，197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南省民权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承领，男，195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南省民权县。以上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文洁，河南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守合，男，195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南省民权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传友，男，197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南省宁陵县。原审被告：杨红海，男，197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南省民权县。上诉人柴寿宽因与被上诉人赵维兴、杨仁军、杨承领、刘守合、贾传友及原审被告杨红海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民权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1民初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柴寿宽和被上诉人赵维兴、杨仁军、杨承领的委托代理人金文洁及原审被告杨红海到庭参加诉讼，刘守合、贾传友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柴寿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判决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一审中，在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建筑工程系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共同承建的情况下，仅仅依据陈德山个人陈述与原审被告的陈述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共同承建的楼房，该事实认定依法不能成立。事实为：上诉人仅仅为原审被告杨红海与延庆县小浮沱村、百眼泉村等工程房主的居间介绍人，被上诉人的工资结算及发放均由原审被告支出与发放，上诉人从未参与延庆县小浮沱村、百眼泉村等工程施工等事宜，被上诉人也不是跟着上诉人从事劳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务合同法律关系，与原审被告之间也不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针对延庆县百眼泉村、八达岭镇小浮沱村等工程，均是由原审被告承建，上诉人均未参与其中，并且房主也予以认可上述工程系原审被告杨红海承建，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认定由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共同承建，认定事实错误。后补充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未与杨红海共同承建楼房工程（北京市延庆区小浮坨村翟海林两层楼房、百眼泉村张伟两层楼房、岳家营村岳进芳两层楼房）（一）杨红海所提供的《证明》缺乏客观真实性，一审法院对陈德山的调查笔录内部逻辑牵强，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对上诉人承建楼房工程的证明无法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之标准。首先，原告所提供的《证明》缺乏客观真实性，系属伪造材料。（二）涉及本案建房工程事实的其他生效法律文书，均认定杨红海是三处建房工程的承包方，上诉人并非建房工程的承包人。二、上诉人仅是为建房工程提供劳务的郑新良、柴士民、孔维义的介绍人，不应承担劳务报酬的支付责任。劳务报酬的支付义务应由获得工程款的承包人杨红海承担。至于上诉人，既未与发包方签有承包协议，亦未与劳务者签署劳务合同确立雇佣关系，甚至未因三处建房工程获有利益。如仅作为部分劳务者的介绍人都可能视为工程承包人的一份子，恐有法条扩张解释之嫌。基于此，上诉人不应承担劳务报酬的支付责任。被上诉人赵维兴、杨仁军、杨承领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在上诉状（补充）中称“其未与杨红海共同承建楼房工程”不符合事实。首先，上诉人凭借“证明”下方翟海林、岳进芳的声明，便认定该证据缺乏客观性真实性、系伪造，纯属主观臆断。由“证明”内容可知，该“证明”是由陈德山书写和出具，用于证明经其介绍由柴寿宽承包的楼房有哪几处。该“证明”并不需要也没有可供翟海林、岳进芳签字、捺手印之处，上诉人上诉理由并不成立。而从一审中原审被告杨红海提交的“岳进芳与柴寿宽签订的协议”可知，岳家营村岳进芳将房屋承包给了柴寿宽，既已有直接证据证明柴寿宽的承建人身份，那么再由岳进芳在他人出具的“证明”下方进行备注证明其未签字，已经偏离庭审焦点，证明目的毫无意义。其次，调查笔录是本案一审法院法官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亲自到北京延庆区大榆树镇对介绍人陈德山所做的书面性调查记录，程序合法，内容真实可靠，逻辑顺畅完整，是证据来源之一，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列明了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而其第二款规定“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无论是答辩人在一审所提交的证据、还是被上诉人杨红海所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依职权所调取的证据，均能推翻上诉人柴寿宽在上诉状（补充）中所称的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证据间相互印证，证明涉诉北京几处建房工程由上诉人柴寿宽和被上诉人杨红海承建。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上诉人柴寿宽在上诉状（补充）中称“其仅是为建房工程提供劳务的郑新良、柴士民、孔维义的介绍人，不应承担劳务报酬的支付责任”不符合事实。一审时我方已有工长郑新良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双方和法庭质询，证明北京几处建房工程由上诉人柴寿宽和被上诉人杨红海共同承建，工地工人由二人组织和雇佣，甚至部分工人是由柴寿宽亲自开车将其送至北京工地，并且，上诉人柴寿宽安排自己同村的郑新良做工长，代其行使记工、派工的工作，郑新良每日工钱与他人相区别也是由柴寿宽所决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红海对此表示认可，同时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依职权对陈德山做的的调查笔录与我方出具的证据能相互印证，证实北京几处建房工程由陈德山介绍，柴寿宽与杨红海共同承建、合伙建房。所以，上诉人柴寿宽称“其仅是为建房工程提供劳务的郑新良、柴士民、孔维义的介绍人”不符合事实，其应承担答辩人劳务报酬的支付责任。三、上诉人以“未享受到劳务利益”为由割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应尽的劳动报酬支付义务，该理由不成立。上诉人柴寿宽和被上诉人杨红海二人无论是从这几处工程里获利还是赔钱，收益如何分配、赔钱如何担责，都属于二人合伙事务的内部争议，不影响二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劳动报酬应负的责任。尤其是从“调查笔录”里可知，农民工以及介绍人陈德山的报酬均由柴寿宽设置分配标准，建房时由上诉人柴寿宽安排各人的分工和工钱。所以，只因在工程完工结算时承建人没有盈利，上诉人柴寿宽没有享受到劳务收益便割裂其对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支付义务，该观点不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雇佣关系、欠薪数额清晰明了，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合法、合理，上诉人柴寿宽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柴寿宽一味拖欠被上诉人劳动报酬，逃避给付义务，已严重侵犯我方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刘守合、贾传友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被告杨红海述称，柴寿宽找我干活，期间让我帮他签合同。涉案工程中，我与柴寿宽是合伙关系。对欠款数额无异议，核实单据由柴寿宽拿走一份。请二审依法裁判。赵维兴、杨仁军、杨承领、刘守合、贾传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清偿给原告赵维兴工资款3637元；判令二被告清偿给原告杨仁军工资款1522元；判令二被告清偿给原告李贤瑞工资款2992元；判令二被告清偿给原告刘守合工资款5801元；判令二被告清偿给原告杨承领工资款1700判令二被告清偿给原告贾传友工资款1559元。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春天，五原告随被告到北京延庆县××、××、岳家××村搞建筑建房，原告借资后，经二被告和工长郑新良算账，仍欠下五原告部分工资，欠赵维兴3637元、欠杨仁军1522元、欠刘守合5801元、欠杨承领1700元、欠贾传友1559元原告多次向二被告催要，而二被告互相推诿至今不给付工资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赵维兴、杨仁军、刘守合、杨承领、贾传友与被告杨红海、柴寿宽劳务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杨红海、柴寿宽欠原告赵维兴工资款3637元；欠原告杨仁军工资款1522元，欠原告刘守合工资款5801元；欠原告杨承领工资款1700元；欠原告贾传友工资款1559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原告赵维兴要求二被告支付工资款3637元、原告杨仁军要求二被告支付工资款1522元、原告刘守合要求二被告支付工资款5801元、原告杨承领要求二被告支付工资款1700元、原告贾传友要求二被告支付工资款155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杨红海、柴寿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赵维兴支付工资款3637元；支付原告杨仁军工资款1522元；支付原告刘守合工资款5801元；支付原告杨承领工资款1700元；支付原告贾传友工资款1559元。案件受理费155元，由被告杨红海、柴寿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明5份，证明刘守合、柴福胜、王正全、张凡思四人无委托手续，一审提交的委托手续为虚假手续。另案判决书，证明上诉人从未参与涉案工程，并非杨红海的合伙人，上诉人是杨红海接工程的介绍人，（2017）京0119民初7548号判决书、（2014）延民初字04449号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07802号判决书可以印证，都可以看出上诉人不是合伙人。给工人的欠条中柴寿宽的名字都不是上诉人本人所写。（2017）豫1421民初562号民事判决书、（2017）豫1421民初564号民事判决书、（2017）豫1421民初559号民事判决书、（2017）豫1421民初561号民事判决书、（2017）豫1421民初560号民事判决书中，上诉人都不是被告，都能体现欠款与上诉人无关。对房主的照片及说明，证明杨红海以前提供的柴寿宽接受工程的证据都是假的。被上诉人赵维兴、杨仁军、杨承领质证认为，五份证明不符合证据要件，无法证明书写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提交的已发生效力的判决书，我方已在一审提交了证据，能够推翻裁判文书中确定的事实，杨红海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调查笔录也能与我方证据相印证，推翻上诉人所举证的证明目的，证明涉案北京几处工程是由上诉人与杨红海承建。上诉人提交的欠条一份，被上诉人并不知情，是上诉人与杨红海合伙事务的证据。对照片及说明有异议，从证据内容上，证明目的不成立，上诉人并未获取二人证明。原审被告质证认为，欠条中柴寿宽的签名是柴寿宽的哥哥柴寿彬让我代签的。对他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我们是合伙关系。请法院依法到北京调查核实。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被告杨红海对其组织涉案被上诉人务工并拖欠劳务费的事实认可,关于原审被告杨红海与上诉人柴寿宽是否为合伙关系承包工程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由原审被告杨红海另行主张权利。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春天，赵维兴、杨仁军、杨承领、刘守合、贾传友随杨红海到北京延庆县××、××、岳家××村搞建筑建房，赵维兴、杨仁军、杨承领、刘守合、贾传友借资后，经算账，下欠赵维兴3637元、杨仁军1522元、刘守合5801元、杨承领1700元、贾传友1559元，杨红海对此认可。本院认为，原审被告杨红海对其组织本案被上诉人到北京务工并拖欠劳务费的事实认可，故原审判决原审被告杨红海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原审被告杨红海与上诉人柴寿宽是否为合伙承包涉案工程，双方存在原则性分歧，是否合伙涉及内部责任承担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杨红海在履行本案生效判决后对责任的负担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民权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1民初830号民事判决“被告杨红海、柴寿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赵维兴支付工资款3637元；支付原告杨仁军工资款1522元；支付原告刘守合工资款5801元；支付原告杨承领工资款1700元；支付原告贾传友工资款1559元”为杨红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赵维兴工资款3637元，支付杨仁军工资款1522元，支付杨承领工资款1700元，支付刘守合工资款5801元，支付贾传友工资款1559元；二、驳回赵维兴、杨仁军、杨承领、刘守合、贾传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5元，共计310元，由杨红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学朋审判员  朱利民审判员  王晓辉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姬红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