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撤1号 原告：丁垂利，女，汉族，1942年12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 原告：王文德，男，汉族，1943年2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黔西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丁鹏志，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贵宁，男，汉族，1967年10月14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李朝胜，贵州众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周旭，贵州众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道明，男，汉族，1950年10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周勇，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敖成，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丁垂利、王文德与被告孙贵宁、吴道明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垂利、王文德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鹏志，被告孙贵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胜、周旭和被告吴道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丁垂利、王文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11日作出的（2017）黔05民终2122号民事调解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2002年，原告与被告吴道明及案外人谢某、王某1、朱某、刘某共同发起，成立了“毕节地区黔中汽车（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下称黔中驾校），2003年中旬，朱某、王某2、刘某分别将自己所持有黔中驾校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原告丁垂利、王文德和被告吴道明，2011年3月31日，原告丁垂利、被告吴道明及案外人谢某分别将其持有黔中驾校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原告王文德及案外人王某2、王某1。2003年11月1日，经黔中驾校全体股东会议决定，在大方县设立黔中驾校大方分校，计划投资80万元，全部由黔中驾校承担，同年11月1日，黔中驾校以大方分校筹建办、负责人被告吴道明的名义向原毕节地区交通局、毕节地区运管处递交了《申办毕节地区“黔中汽车（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的立项报告》和《关于申办毕节地区“黔中汽车（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的报告》，拟在大方县城关镇西大街（西南桥）处开办黔中驾校大方分校，同月13日，黔中驾校指派被告吴道明以黔中驾校大方驾校筹建办的名义与毕节公路高管处签订了《租用场地协议》，租赁了毕节公路高管处位于大方县西大街西南大桥约6000平方米的场地，用于黔中驾校大方分校驾驶培训。2004年6月16日，黔中驾校指派李祥燕与大方县魔芋精粉食品厂签订了《租房协议》，租用了该厂的办公楼用于黔中驾校大方分校办公。2004年6月7日，贵州省公路运输管理局以省运管（2004）驾33号《关于同意开办“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的批复》，同意黔中驾校开办大方分校。同月27日，黔中驾校根据省运管（2004）驾33号文，向大方县工商局申请工商登记，同年9月28日，大方县公路运输管理所以毕方运管（2004）26号《关于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的开业许可决定》，对大方分校作出开业许可的决定，但在办理工商登记时的经办人是被告孙贵宁，因此，被告孙贵宁将“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登记为自己的个人独资企业。2、2006年2月28日，经原告及被告吴道明决定，在“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办公室召集被告孙贵宁、案外人李祥燕开会，决定撤销“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筹备成立“大方县大方汽车（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并进一步明确出资人及比例不变。同年3月22日，原告及被告吴道明以书面形式再次确认“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的出资人及出资比例，原告丁垂利出资45万元，原告王文德出资35万元，被告吴道明出资20万元，仍然指令被告孙贵宁办理“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2006年4月18日，大方县公路运输管理所以毕方运管（2006）01号《关于同意原黔中驾校大方分校更名的决定》，同意“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更名为大方大山汽车（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同年11月23日，大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方工商）个独受理【2006】025号《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登记申请受理通知书》，受理了“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变更登记为“大方大山汽车（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但不论是在“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还是在更名后的“大方大山汽车（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被告孙贵宁既不是合伙人，也没有投入过一分钱，其个人独资企业的登记行为仅是为了履行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的职务行为，根据俩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曾也明确表示“大方大山汽车（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虽然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际上是由原告与被告吴道明合伙兴办的企业，这一事实不但有被告孙贵宁的陈述，还有“大方大山汽车（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开办、名称变更等国家权力机关的批文。3、“大方大山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和“大方大山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的实际出资人是原告及被告吴道明，被告吴道明根本不可能向被告孙贵宁收购“大方大山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和“大方大山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被告孙贵宁也无权将“大方大山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和“大方大山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出让给他人，而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并在有可能损害原告财产权的情况下，制作了（2017）黔05民终2122号《民事调解书》，明确被告吴道明通过买卖方式向被告孙贵宁收购“大方大山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和“大方大山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的假象，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致使原告作为“大方大山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和“大方大山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实际投资人的股东身份被消灭。2018年9月，原告在得知被告的恶意诉讼后，才得知被告吴道明违背2012年10月17日股东会决议，与被撤销“大方大山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和“大方大山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的原校长、法定代表人孙贵宁签订所谓“大方大山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和“大方大山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转让协议，以160万元的价格从被告孙贵宁处转让“大方大山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和“大方大山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最后经法院调解转让费60万元的事实。为此，特依法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下，支持原告之诉讼请求予以裁判。 被告孙贵宁答辩称：1、原告诉请事实及理由不充分，调解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调解书的由来是有工商登记的信息为个人独资企业和两份转让协议及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未违反法律规定；2、调解书内容合法并没有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原告所提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吴道明答辩称：本案二被告之间不存在恶意诉讼，我在2016年黔05**民初2954号案中及中院调解过程中均主张孙贵宁不是涉案驾校的出资人，但一、二审法院不予采信，若当时吴道明不调解，法院维持原判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吴道明才与孙贵宁进行调解，如果法院撤销涉案调解书，请责令孙贵宁返还已经支付的款项并承担相应责任。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方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二被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2017）黔05民终2122号民事调解书、送达回证、（2016）黔0521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该调解书、判决书、裁定书在没有查清大方驾校实际权利人的情况下作出的调解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这里说的大方驾校是指大方摩托车驾校及汽车驾校； 被告孙贵宁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达不到对方证明目的，按照第三人撤销之诉，三份文书不能证明损害了原告的利益。 被告吴道明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在判决书中我方主张孙贵宁不是驾校出资人，只是管理人。 第三组证据：毕节地区黔中汽车（摩托车）回吧培训学校章程、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关于变更股东的决议、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股东会决议、关于申办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立项报告、关于申办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的报告、租房协议、租用场地协议及场地平面图、省运营（2014）驾33号《关于同意开办“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的批复》、关于申请设立“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的报告、毕节运营（2014）26号《关于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的开业许可决定、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股东会会议纪要、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会议纪要、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出资确认书、毕节运营（2016）01号《关于同意原黔中驾校大方分校更名的决定》、2012年8月28日会议纪要、2012年10月17日股东会会议纪要、2012年10月17日股东会决议，证明目的：1、证明黔中驾校是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校开办的一个分支机构，2、证明大方驾校的出资人是两原告及被告吴道明,出资金额是45万元,王文德出资35万元,吴道明出资20万元，3、证明孙贵宁是受原告及被告的委托办理大方驾校的一切手续及管理驾校,因此孙贵宁无权处分大方驾校。 被告孙贵宁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来源及真实性均有异议，达不到原告方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仅仅是黔中驾校的，若认为是黔中驾校的合伙人，原告应当另案提起诉讼。关于驾校的性质有生效判决书及工商登记信息确认为个人独资企业。 被告吴道明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两个股东我不认识，我只认识其中两个人，在大方法院审理此案时我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我们认为有职务犯罪嫌疑，所以向大方县公安局报案了。 第四组证据：（2014）黔毕某终1170号判决书，证明目的：结合调解书第二页，能够证明孙贵宁认可大方驾校不是自己出资的，不是独资企业，是合伙企业，孙贵宁不是合伙人。 被告孙贵宁质证意见：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对方证明目的，该证据并非我认可，也不是我认可就是有效的，要有法院的审理查明及认为部分，应当以生效判决为准。 被告吴道明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判决已经被毕节中院（2016）黔05民再8号予以否定。 被告孙贵宁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孙贵宁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目的：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大方大山摩托车、汽车培训学校工商登记信息、营业执照，证明目的：证明大方大山摩托车、汽车培训学校为个人独资企业、企业变更前负责人是孙贵宁，变更后为吴道明； 第三组证据：大方大山摩托车、汽车培训学校转让协议两份，证明目的：根据学校的性质，孙贵宁有权转让该两所学校，而且协议内容得到多份生效判决确认其效力； 第四组证据：大方县人民法院（2013）黔方民初字第130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2013年，原告吴道明诉被告孙贵宁追偿权纠纷一案，虽然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吴道明的起诉，但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11月23日，大方汽车学校经依法登记成立、2009年1月4日，大方摩托车学校经依法登记成立，两所学校设立时的企业类型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且认定原告吴道明与被告孙贵宁双方签订的《大方汽车学校转让协议》、《大方摩托车学校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第五组证据：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黔毕中民终字第19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吴道明不服大方县人民法院（2013）黔方民初字第1308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提起上诉，虽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年黔毕中民终字第191号民事裁定，撤销大方县人民法院（2013）黔方民初字第1308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指令大方县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但没有否认大方县人民法院对大方汽车学校、大方摩托车学校性质的认定，以及对吴道明与被告孙贵宁双方签订的《大方汽车学校转让协议》、《大方摩托车学校转让协议》真实性的否认； 第六组证据：大方县人民法院（2014）黔方民初字第42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吴道明诉讼请求，证明目的：该份判决认定大方汽车学校、大方摩托车学校的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吴道明与孙贵宁双方签订的《大方汽车学校转让协议》、《大方摩托车学校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第七组证据：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黔毕中民终字第117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此判决书虽撤销大方县人民法院（2014）黔方民初字第421号民事判决，但对大方县人民法院（2014）黔方民初字第421号民事判决书中对大方汽车学校、大方摩托车学校的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吴道明与孙贵宁双方签订的《大方汽车学校转让协议》、《大方摩托车学校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没有改变； 第八组证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申字第1613号民事裁定书、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再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年黔毕中民终字第1170号民事判决书，指令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2016）黔05民再8号民事判决书，撤销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年黔毕中民终字第1170号民事判决，维持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黔方民初字第421号民事判决。再审判决再次确认大方汽车学校、大方摩托车学校的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吴道明与孙贵宁双方签订的《大方汽车学校转让协议》、《大方摩托车学校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第九组证据：大方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1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由于多份判决认定大方汽车学校、大方摩托车学校的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吴道明与孙贵宁双方签订的《大方汽车学校转让协议》、《大方摩托车学校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于是原告孙贵宁就《大方汽车学校转让协议》、《大方摩托车学校转让协议》所确认的内容对吴道明提起诉讼。大方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判决支持原告孙贵宁的诉讼请求，由被告吴道明支付原告孙贵宁转让款160万元，该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判决正确； 第十组证据：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5民终2122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目的：被告吴道明不服大方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1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经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吴道明与孙贵宁双方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该调解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原告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二到第十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被告方证明目的，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若有相应的证据能够推翻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则生效判决能够推翻，大方驾校是合伙企业，不是独资企业，吴道明与孙贵宁签订的转让协议，并不是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因为要办理变更，工商局要求要有转让合同，所以才产生了转让合同，买卖合同并不是吴道明的真实意思表示。 吴道明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到第十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转让协议是为了配合工商登记的要求，并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孙贵宁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我与孙贵宁之间无任何侵占行为，我们之间约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孙贵宁承担。 被告吴道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对于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身份信息证明，因双方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2122号调解书、送达回证、2954号裁定书及判决书及1170号判决书，因二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驾校章程、股东会决议、立项报告等，本院予以采信，但能否达到原告方证明目的，待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及案件事实以后再分析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营业执照以及一系列的裁定书、判决书及调解书，因系国家行政机关及人民法院作出，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原告与被告吴道明及案外人谢某、王某1、朱某、刘某共同发起，成立了黔中驾校，2003年11月1日，黔中驾校全体股东会议决定，在大方县设立黔中驾校大方分校。经相关部门审批后黔中驾校大方分校成立，大方分校工商部门登记为孙贵宁的个人独资企业。2006年11月23日，毕节地区黔中汽车驾驶培训学校大方分校变更为大方大山汽车（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工商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孙贵宁。2009年1月14日，大山摩托车学校依法成立，该学校在工商部门仍然登记为孙贵宁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孙贵宁。2012年11月7日，孙贵宁与吴道明签订了《大山汽车学校转让协议》及《大山摩托车学校转让协议》，孙贵宁分别以150万元和10万元的价格将上述两所学校转让给吴道明，双方在协议中还约定了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孙贵宁负责，2012年11月13日，两所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吴道明。2013年9月6日，吴道明以代孙贵宁偿还了大山驾校转让前的职工养老保险、汽车驾驶学员规费、机动车维修费等属于转让前的债务为由，将孙贵宁诉至大方县人民法院，要求孙贵宁偿还上诉款项，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黔方民初字第1308号裁定，驳回了吴道明起诉，吴道明不服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毕中民终字第191号裁定，指令大方县人民法院审理，后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方民初字第42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吴道明诉讼请求；吴道明不服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毕中民终字第1170号判决，撤销了421号判决，由孙贵宁在判决生效以后支付吴道明442672元。孙贵宁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高民申字第1613号民事裁定，指令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经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2016）黔05民再8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1170号民事判决，维持421号民事判决。2016年9月27日，被告孙贵宁将吴道明起诉至法院，要求吴道明支付涉案两所学校转让费160万，大方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6）黔0521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判决吴道明给付孙贵宁转让款160万元，吴道明不服提起上诉。经二审中调解，吴道明与孙贵宁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由吴道明支付孙贵宁人民币60万元，为此，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黔05民终2122号民事调解书。本案原告丁垂利、王文德认为2122号民事调解书损害了其权益，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另查明：2011年3月31日，黔中驾校召开了股东会议，并制作了变更股东的决议，其中第二项内容为丁垂利、吴道明、谢某自愿将其所有的黔中驾校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王文德、王某2、王某1。2012年10月12日，由原告丁垂利之夫朱世光主持，王文德、吴道明参加形成股东会纪要，并于10月17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撤销孙贵宁驾校校长及法人资格，由吴道明出任驾校法人。2012年11月7日孙贵宁将涉案两所驾校转让给吴道明后，一直由吴道明经营管理，本案原告丁垂利与王文德从涉案驾校转让以后至本案起诉前均未主张过权利，也未在吴道明起诉孙贵宁要求返还代付的转让前债务等一系列生效法律文书中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院（2017）黔05民终2122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存在错误，是否损害二原告的利益，二原告所提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应当成立。 关于本院（2017）黔05民终2122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存在错误，是否损害二原告的利益问题。经查，首先，涉案两所驾校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孙贵宁，并且在转让给吴道明以前一直由孙贵宁经营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案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案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本案中，涉案两所驾校是登记在孙贵宁名下的个人独资企业，故理应属于孙贵宁个人合法财产，孙贵宁与吴道明签订的涉案驾校《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当认定有效。同时，二原告在起诉时陈述，孙贵宁仅仅是从事职务行为，不是涉案驾校合伙人，但吴道明系黔中驾校股东及合伙人，其理应知道孙贵宁身份，如孙贵宁仅是在涉案驾校中从事职务行为，那么在两份《转让协议》中也不会约定转让前债务由孙贵宁负责，更不会出现转让后吴道明起诉要求孙贵宁支给付其代为支付的一系列费用问题，显然与常理不符。其次，在庭审中吴道明陈述其告知了王文德及丁垂利丈夫朱世光关于涉案两所驾校转让的事实，二原告并没有提出异议，在后期吴道明起诉孙贵宁给付代为支付转让前的债务时，二原告也在一审、二审及再审中均未提出异议。在吴道明与孙贵宁双之间一系列纠纷的所有裁判文书中，均认定了双方《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故本案被告孙贵宁与吴道明之间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根据双方自愿调解作出的（2017）黔05民终2122号民事调解书符合法律规定，未损害二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三、本案原告丁垂利在2011年3月31日已经将其所有的黔中驾校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王文德、王某2、王某1，双方对孙贵宁担任驾校法定代理人和校长的事实明知。2012年10月12日，原告丁垂利之夫朱世光主持，王文德、吴道明参加形成股东会纪要，并于10月17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撤销孙贵宁驾校校长及法人资格，由吴道明出任驾校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第三百条规定：“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涉案两所驾校是登记在被告孙贵宁名下的个人独资企业，根据法律规定其对涉案驾校有处分的权利。孙贵宁与吴道明签订的两份《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后双方在二审中自愿达成的调解书内容合法。根据吴道明庭审中陈述涉案驾校由孙贵宁担任法定代表人及其与孙贵宁之前因转让合同纠纷产生的诉讼，原告均明知，在驾校工商登记为孙贵宁个人独资财产后，双方于2013年还向公安机关报案孙贵宁侵占驾校财产，在转让驾校时吴道明与丁垂利之夫朱世光商量并电话通知王文德，双方均未提出异议。现驾校的法定代表人吴道明认可原告丁垂利在驾校的股份，王文德因当时未出钱投资和参与诉讼，其不认可王文德现有股份，属于驾校股东之间的纠纷，本院不予审理。最后，从涉案（2017）黔05民终2122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看，吴道明对大方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1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其支付孙贵宁驾校转让款160万元的结果不服上诉，而二审调解结果为吴道明支付孙贵宁驾校转让款60万元，大大减轻了吴道明的责任，并未有损害二原告的任何权益的情形，故原告丁垂利、王文德所提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请不应支持。 综上，原告丁垂利、王文德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本院（2017）黔05民终2122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请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丁垂利、王文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丁垂利、王文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舒 平 审 判 员  李厚军 审 判 员  张 伟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王 跃 书 记 员  王宏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