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4民初5552号原告:周金明，男，1967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委托代理人:赵宗缘，湖南睿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福瑞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高新开发区文轩路**麓谷钰园创业大楼****房。法定代表人:李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项涛，湖南上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岳伟才，男，198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系公司员工。被告:湖南湘才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中路**碧云天商住楼**div>法定代表人:刘小敏，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周咏琴，女，1985年7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永顺县，系公司员工。原告周金明诉被告湖南福瑞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物流”）、被告湖南湘才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才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刘蜜纯独任审理，书记员曾辉担任法庭记录。原告周金明的委托代理人赵宗缘，被告福瑞物流的委托代理人岳伟才、被告湘才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咏琴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原告周金明向本院提交如下诉讼请求：1.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5499.5元（65994元÷12月）；2.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期间（11个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60494.5元（65994元÷12月×11月）；3.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9248.25元(65994元÷12月×3.5月)；4.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19248.25元（65994元÷12月×3.5月）；5.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失业保险金10744元（1580元×85%×8月）。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5年7月9日与被告湖南湘才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5年7月9日起至2017年8月9日止，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后，原告被派遣至被告湖南福瑞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从事搅拌车驾驶员工作，工资由福瑞物流公司支付，工资按每月基本工资2500元+每趟车35元的标准计算，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月平均工资约为6000元，期间被告一直没有给原告购买失业保险。原告与被告湖南湘才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7年8月9日到期后，两被告均没有与申请人续签书面劳动合同，原告继续在福瑞物流公司工作。2018年9月3日，原告所驾驶的搅拌车发生故障，第二天，被告的管理人员李红明以原告驾驶的车辆不赚钱为由出要求原告去其在江西的另外一个工地去做事，双方遂未能协商一致，原告遂从2018年9月4日开始未再去上班。2018年9月30日，原告到被告处结算2018年7月、8月的工资时，被告要求原告补签劳动合同和主动离职的协议，因原告明确拒绝签字，被告竟然指派打于将原告打倒在地，逼迫原告在劳动合同和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上签字。2019年3月7日，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长芳人仲案字(2018)第2466号裁决书，裁决被告湖南福瑞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各项款项共计29992.25元，原告认为，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劳动合同系原告离职以后补签的，而且是在被逼迫的情况签订的，该劳动合同的签订不应当成为被告推脱责任的理由。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贵院，恳请依法判如所请。被告福瑞物流辩称：一、原告周金明无权要求原告支付代通知金。理由有三:其一，周金明诉求中无权既向原告主张代通知金又主张经济赔偿金，二者不能同时主张;其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本案的情形并非第四十条中需支付代通知金的三种情形；其三，被告与周金明在《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中，明确约定周金明已经取得相应的一次性补偿金，其无权再向被告主张任何法律责任。二、原告周金明称其与被告未签订《劳动合同》，要求被告支付双倍工资的主张于法无据。1.被告与周金明于2017年3月1日已经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书》，合同约定的工作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双方签字确认，是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井非周金明所称的“福瑞物流要求周金明离职，并将其打倒在地，逼迫其在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上签字”。周金明所提供的《报警案件登记表》中也明确说明“暂未发现周金明有被殴打的相关证据”，周金明称“被逼迫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书》和《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一事”无任何证据证明。2.即使认为该劳动合同是补签的，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双方补签了劳动合同，且补签合同的落款时间为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补签劳动合同，该补签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视为双方自劳动关系成立之日已经签订劳动合同。故周金明与被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告与周金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被告无须向原告周金明支付任何经济补偿，即使认为被告需要支付补偿金，也并非周金明所称的19248.25元。1.周金明与被告通过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的方式，确认了双方于2018年9月3日开始正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事实，该协议是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福瑞物流已向周金明支付了相应的一次性补偿款(以支付13325元和代缴交通违章罚款缴纳方式冲抵支付)，且该解除协议明确双方所有债权债务均已全部结清，周金明无权再向被告主张劳动补偿金。2.即使认为被告应支付赔偿金，之前被告与另一被告湖南湘才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终止协议》对周金明不当然产生法律效力，因为该协议中有关员工劳动关系的转接约定，是福瑞物流与湘才公司双方之间的约定，是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约定，并未获得劳动者周金明的同意或追认，不能作为认定周金明与福瑞物流之间劳动关系转接起始时间的认定依据，对周金明不当然产生法律约束力。此时，周金明与湘才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仍未发生转移，直至2017年3月1日经过福瑞物流与周金明协商确定才是周金明劳动关系发生变更的开始时间。本案中，即使认定福瑞物流应向周金明支付劳动补偿金，也并非周金明所称的从2015年7月23日开始计算的3.5个月，而从2017年3月1日开始计算，仅有1.5个月的补偿金，故补偿金按3.5个月计算错误。四、被告与周金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无须向周金明支付任何经济赔偿金，即使认为被告需要支付赔偿金，也并非周金明所称的19248.25元1.经济赔偿适用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经济补偿金适用于用人单位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和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二者不能并用，故周金明不能同时要求赔偿金和补偿金。2.被告与原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根据被告与周金明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双方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的，根本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情形，故被告无须支付赔偿金。3.被告有权解除与周金明的劳动合同关系。根据福瑞物流与周金明所签订《劳动合同书》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周金明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第(四)款及第(四)款第3项的规定，因周金明的违规行为，造成政府机关等向公司索赔或罚款，金额超过1万元的，视为驾驶员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有权要求驾驶员赔偿。本案中，周金明在福瑞物流工作期间，共计违章驾驶86次，严重违反被告处用人规章制度，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故根据上述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周金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早已达到法定的合同解除的条件，被告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不违法，也无须向其支付劳动补偿金。3.即使认定被告应支付赔偿金，根据上述第三点第2小项的同样理由，周金明诉状中的所要求的3.5个月的赔偿金，系明显错误，赔偿金应当按1.5个月为基数向被告主张，故计算错误。五、被告支付周金明失业保险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计算年限和认定标准错误。1.周金明与被告在劳动合同第八条第(一)款中明确约定，愿意放弃缴纳社保，甲方将社保补贴己发发放到其工资中，工资中包含社保补贴，周金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承担社保损失。故周金明要求被告承担保险损失的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周金明并没有提供证据能够证明，从2018年9月30日开始周金明即已失业未再就业，具备达到能够享受失业保险的条件，如失业证明等证据，故周金明无权主张享受失业保险待遇。3.根据上述第三点第2小项同样的理由，《劳务派遣终止协议》对周金明不当然产生法律效力，周金明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是从2017年3月1日开始的，周金明的失业保险损失也应当从2017年3月1日开始计，为非周金明所说的2015年7月23日。故计算年限认定错误。4.周金明对失业保险损失的超年限计算，被告与周金明劳动关系存续期为一年以上不足两年，又根据2016年《湖南省失业金保险申领发放办法》第二十一条，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满1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为4个月，以后没每增加1年可增加2个月，又根据第二十二条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故周金明失业保险损失的金额仅为1580X85%X中5372元，故超年限超标准计算。鉴于以上事实，根据《劳动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恳请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湘才公司辩称：一、两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劳务派遣终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劳务派遣合作于2016年10月1日终止，此后所有被派遣人员的劳动关系由被告福瑞物流承继，并由福瑞物流承担因终止合作导致的被派遣人员(该终止合作众所周知，针对所有的被派遣人员，其中包含原告周金明)劳动纠纷的全部经济责任。二、被告与原告周金明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日为2017年7月9日)因被告与福瑞物流的劳务派遣合作终止而同时终止，即被告与周金明白2016年10月1日起已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关系，双方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与劳动关系有关的行为(如发放工资、购买社保、进行劳动管理等)。三、福瑞物流也自认2017年3月起承继了周金明的劳动关系，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原告周金明针对被告的所有诉求均与答辩人无关，且均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综上情况，被告认为原告针对被告的全部诉请均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0日，被告福瑞物流与被告湘才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由被告湘才公司向被告福瑞物流派遣劳动者，该合同期限自2014年8月10日至2017年8月9日止。2015年7月23日，原告周金明与被告湘才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7月23日至2017年8月9日止，约定由被告湘才公司派遣原告周金明至被告福瑞物流名下的搅拌站任职搅拌车驾驶员职位。2016年10月1日，被告福瑞物流与被告湘才公司签订劳务派遣终止协议，约定：双方于2014年8月10日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于2016年9月30日终止，被告湘才公司于2016年10月1日起解除其与派遣至福瑞物流全部人员的劳动关系，相关劳务派遣人员全部由福瑞物流接收并安排工作，从2016年10月1日起由福瑞物流负责与全部员工建立社保关系和劳动关系，因福瑞物流终止合作协议而解除派遣人员劳动合同的，双方共同做好员工劳动关系的转接工作，由福瑞物流承担被告湘才公司因终止被派遣员工劳动关系所可能导致的相关经济损失。对于上述派遣协议终止情况，两被告均未有效通知到原告周金明，原告周金明也一直在搅拌站工作。2018年9月4日，被告福瑞物流车队长李红明与原告电话商议，询问原告是否愿意跟随其至江西工地工作，原告表示需要考虑。原告实际工作至2018年9月3日，此后未再来被告处工作。2018年9月30日，原告前往被告福瑞物流处办理结算，被要求补签劳动合同，原告予以签字，并与被告福瑞物流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载明：原告周金明系主动离职，离职时间为2018年9月3日，自签订该协议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原告不得再以劳动关系为由向原告主张任何权利，双方就已经结清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原告不得再主张任何权利。协议签订当日，被告福瑞物流支付原告13325元。2018年10月1日，原告向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区分局慕云派出所报案，称其因不同意签字而与被告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随后民警出警，并在之后走访了解，但并未发现原告有被殴打的相关证据。原告此后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定被告向被告支付：1.代通知金5499.5元；2.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60494.5元;3.经济补偿19248.25元;4.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9248.25元;5.失业保险金损失10744元。2018年11月22日，仲裁委做出裁决：1.被告福瑞物流支付原告周金明经济补偿19248.25元;2.被告福瑞物流支付原告周金明年失业保险金损失10744元;3.对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被告不服仲裁裁决，均诉至本院。另查明，原告周金明目前无固定工作，在老家打零工；被告湘才公司自2015年7月份开始给原告周金明缴纳了至2016年12月的工伤保险。依据原告周金明的银行流水显示，原告周金明的工资自2017年1月14日开始一直由被告福瑞物流员工李红明的私人账户负责发放。原、被告、被告均认可原告周金明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高于其主张的5499.5元。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被告提交的周金明与李红明之间的工资发放银行流水、仲裁裁决及送达回证、劳动合同、驾驶员手册、社保参保情况表、银行流水、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终止协议、通话录音、出警记录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称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2015年7月23日，原告周金明与被告湘才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7月23日至2017年8月9日止，原告周金明与被告湘才公司自2015年7月23日起建立劳动关系。2016年9月30日，两被告所达成的劳务派遣终止协议仅约束合同相对方，且两被告也未告知原告周金明，故该解除协议对原告周金明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继续在原岗位工作，其用人单位仍应认定为被告湘才公司。2017年8月9日，原告与被告湘才公司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原告继续在原岗位工作，被告福瑞物流也未表示异议，应视为自2017年8月10日起，被告福瑞物流和原告周金明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原告的用人单位在此之后变更为被告福瑞物流。原、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认定双方于2018年9月3日解除劳动关系，且载明离职理由为原告主动离职，并就一切债权债务关系结清，再无其他争议。原告主张其签订该协议系胁迫，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劳动关系、支付工资、经济补偿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应当认定有效，故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此后又以此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支付代通知金、双倍工资、经济补偿、赔偿金、失业保险金等相关款项于法无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金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周金明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蜜纯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曾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