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93民初110号原告：刘祥春，男，1939年12月16日出生，无职业，住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原告：黄桂琴，女，1952年3月9日出生，无职业，住辽宁省辽源市龙山区。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权，吉林柳暗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理工大学，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22436090K。法定代表人：郭东明，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忠，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翠娟，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畅通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5607283XD。法定代表人：张广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英，女，1961年3月1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德思，辽宁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炮台镇炮台村注册号：210246000012740。法定代表人：唐连旭，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辽宁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祥春、黄桂琴与被告大连理工大学（以下简称理工大学）、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鑫公司）、被告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宝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权、被告理工大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忠和赵翠娟、被告圣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德思、被告旭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祥春、黄桂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旭宝公司和理工大学连带赔偿二原告1786681.43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二原告之子刘福兴被雇佣，于2018年8月4日开始在被告实验室房屋改造工程干电焊工作，每天工资350元。原来是一层钢结构房屋，要改造成三层，改造成三层的楼梯也是钢铁结构。刘福兴于9月9日中午，在焊接第三层楼梯时（在进入现场干活时,一楼、二楼都没有塑料板材）不知道二楼运进挤塑板，电焊渣落到挤塑板上发生火灾。刘福兴下楼救火被烧伤，于当日入住大化集团有限公司医院住院治疗，诊断：火烧伤头面颈躯干四肢臀会阴93％，二度18％，三度75％，吸入性损伤重度，低血容量休克，入院后重症监护，并于2018年10月10日行右上肢左下肢异体生物覆盖术。术后第二天出现欠费，于10月19日停止用有效药物治疗，仅以生理盐水维持基本治疗。期间原告亲属多次请求被告理工大学先垫付医疗费，但被拒绝。二原告年迈，且无经济能力，刘福兴于2015年9月10日与林国清离婚，无子女，两个妹妹都没有工作也无力相助，眼巴巴看着其因无钱治疗而于11月2日死亡。被告理工大学在房屋改造工程施工工程中，没有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义务，明知钢结构楼房改造有大量电焊活，在电焊工序没有结束前，将易燃塑料板材运进施工现场，而不采取安全防火措施，不提醒现场施工人员注意，如果电焊工序结束后再运进挤塑板，或将上面覆盖，或通知现场施工人员注意，就不会发生火灾事故；其次，被告理工大学违反国家关于建筑物禁止使用易燃塑料板，必须使用阻燃塑料板的强制性规定，及工程必须经过招投标，有中标公司施工的，工程发包方必须发包有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承包施工的强制性规定，而被告理工大学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旭宝公司或唐连旭承包施工，被告理工大学对此次火灾事故有不可推卸的全部责任。火灾发生后到刘福兴死亡期间，原告及亲属多次与被告理工大学交涉要求提供工程承包合同，被告称没有签订承包合同。由于被告理工大学不垫付医疗费，而二原告又无能为力，每天目睹刘福兴等待死亡，给二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刘福兴是唐连旭雇佣的到施工现场施工，因唐连旭是旭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认为是表见代理行为，是旭宝公司承包的案涉工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理工大学将楼房改造工程发包给旭宝公司或唐连旭都是不具有施工资质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理工大学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被告理工大学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应依法驳回对理工大学的起诉。1.原告在诉状中称“原告之子刘福兴被雇佣”，但未说明其被哪个主体雇佣，原告起诉状未阐明与理工大学有劳务关系，原告也未提供与理工大学有任何劳务关系的证据，理工大学从未与刘福兴形成任何形式的劳务关系，从原告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提到“被告将工程发包给唐连旭个人承包施工……”，也可以认定原告之子刘福兴应该是为唐连旭提供劳务，不是为被告理工大学提供劳务。2.被告理工大学保卫处询问唐连旭时，唐连旭也明确认可是其安排刘福兴等在施工现场工作。唐连旭明确认可其系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原告之子刘福兴有专业的《安全生产资格证书》，虽已过期，但一定程度可以印证原告之子刘福兴与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是劳务关系，应该是劳动关系。本案依《劳动法》七十九条之规定应履行前置程序，确认原告之子刘福兴到底和哪个法人主体有劳动关系，然后按工伤保险程序处理本案,向工伤保险机构请求工伤保险赔偿，对工伤保险赔偿有争议的，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应按照劳动争议纠纷的处理程序，必须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决定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3.唐连旭与被告理工大学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被告理工大学从未将工程承包过给唐连旭或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唐连旭也认可，不是被告理工大学安排其在施工现场施工，系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凤雪安排他施工的。因此，法院应查清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将项目转包给了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4.原告在与朱小鹏代表被告签署的《援助协议书》中也认可原告之子“刘福兴是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电焊工人”，即原告认可原告之子刘福兴是代表圣鑫公司来施工，发生火灾事故的时间是2018年9月9日，刘福兴于2018年11月2日死亡，即二原告在与其子将近两个月的相处，又处于急于解决这一件事过程中，原告夫妻已了解到事实真相，可以认定原告在《援助协议书》中签署的事实是真实客观存在的事实。另外，原告夫妻及刘福兴的妹妹刘福云签字认可被告理工大学是出于人道主义进行援助，而且援助高达464641.37元，也即印证原告自己认可与被告理工大学没有任何关系。5.虽然被告理工大学未与圣鑫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不影响刘福兴与旭宝公司的劳动关系，或与圣鑫公司劳务关系的确定。圣鑫公司系与被告理工大学长期合作的施工承包方，又因该改造项目仅有100000元的施工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就该工程改造项目属于小工程，没有签订书面的施工合同也在情理之中，双方没有签订施工合同不影响圣鑫公司对其劳务人员民事责任的承担。综上，足以认定原告之子刘福兴与被告理工大学没有法律意义上任何直接的、间接的劳务关系，被告理工大学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可得知，应当由原告之子刘福兴的实际雇主承担责任，而非本案被告理工大学。1.通过调查，至少可得出被告理工大学不是原告之子刘福兴的雇主，至于圣鑫公司还是旭宝公司是原告之子刘福兴的雇主，需要法庭调查查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知，应当由其雇主买单，而非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的被告理工大学。2.圣鑫公司系与被告理工大学长期合作的施工承包方，通过查询也可得知其是有承包资质，而旭宝公司却无其施工所需的必要资质，被告理工大学也从未接到承包方圣鑫公司将承包工程分包给其他公司的通知，也从未允许承包被告理工大学工程的公司违法分包或转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知，应当由分包人与原告之子刘福兴的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与被告理工大学无关。三、本案应首先确认原告之子刘福兴提供的劳务关系或劳动关系的主体再行处理，本案是劳动关系更有利于原告权利的保障，成本低，诉讼费仅10元，也可以不考虑原告之子刘福兴在施工过程中的过错。四、本案如坚持以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认定处理，即本案中承包方圣鑫公司、旭宝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唐连旭、提供保温材料的宝第建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或其法人王瑞林均有过错，甚至客观上讲原告之子刘福兴也有严重的过错（安全施工证过期、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具），上述主体均应对本次伤害结果承担责任，相反，被告理工大学不应该承担本案的责任。五、本次事故给被告理工大学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数千万元的进口设备至今不能安装运营、学生的科研项目不能如期进行，导致被告理工大学对设备进口安装等需承担严重的违约责任，甚至严重影响学生的科研进程。被告理工大学就圣鑫公司等在事故中给理工大学造成的全部损失保留通过诉讼主张的权利。综上，被告理工大学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应依法驳回对被告理工大学的起诉。被告圣鑫公司辩称，圣鑫公司与案涉工程没有任何关系，圣鑫公司和理工大学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与旭宝公司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圣鑫公司未进行过案涉工程施工，也未收到过案涉工程款项，也未对任何人进行过相关授权，圣鑫公司对理工大学的项目不知情。被告旭宝公司辩称，旭宝公司跟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而且死者刘福兴也不是旭宝公司的人员。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福兴的雇主是谁，案涉工程的所有权是理工大学，刘福兴在现场施工可以推定其受雇于理工大学，理工大学应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刘福兴本人在本次事故中存在严重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二原告提交的2018年11月12日购买开塞露、蛋白粉、盐酸氨溴索缓释发票。鉴于刘福兴已于2018年11月2日死亡，上述药物无法证明系刘福兴使用，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2.被告理工大学提交的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查询表，欲证明刘福兴的安全生产资格证已过期。二原告不予认可。鉴于二原告已提交刘福兴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限为2017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4日，该证据不足以证明理工大学的主张，不予采信。3.被告圣鑫公司提交的两份施工合同，该两份施工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4.被告旭宝公司提交的销售清单，欲证明唐连旭为刘福兴购买人血白蛋白花费13500元。二原告不予认可，称上述费用系二原告支付，但收据开给了唐连旭。鉴于二原告无证据证明销售清单中载明的费用系其支付，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5.被告理工大学提交的圣鑫公司中标工程网页截图、孙凤雪中标工程项目网页截图、圣鑫公司项目经理孙凤雪作出的《项目经理投标承诺》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孙凤雪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7月24日与孙凤雪的电子邮件记录、2018年7月29日“关于夹层预算”的电子邮件记录，欲证明本案工程由被告理工大学承包给圣鑫公司进行施工，圣鑫公司在未经理工大学同意的情况下，将工程转包给旭宝公司，现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圣鑫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过程责任。原告及被告圣鑫公司、旭宝公司均不予认可。上述证据圣鑫公司中标工程网页截图、孙凤雪中标工程项目网页截图、圣鑫公司项目经理孙凤雪作出的《项目经理投标承诺》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可以证明圣鑫公司曾于2014年中标理工大学部分工程，并与理工大学签订施工合同。关于微信聊天记录及电子邮件，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案涉事故责任的承担问题，需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综合认定，在此不作表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28日，大连市公安消防局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载明火灾事故基本情况：2018年9月9日14时12分，大连市公安消防支队作战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的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系设备夹层改造工地发生火灾，此起火灾造成1人受伤（刘福兴，男，公民身份证号码********），该改造建筑及内部设施和设备、唐连旭的工具和物品、王瑞林的保温材料、刘福兴的物品等被烧毁或烧损。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此起火灾起火时间为2018年9月9日14时05分左右，起火部位位于该改造建筑二层，起火地点位于靠近二层楼梯护栏西侧的挤塑板堆垛处，起火原因为刘福兴操作电焊产生焊渣引燃挤塑板发生火灾。根据被告理工大学保卫处消防管理科2018年9月9日对唐连旭的询问笔录，唐连旭称：我是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人，我公司有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经营许可范围，没有房屋钢结构施工许可范围，材料系实验室的装修是大连圣鑫建设有限公司孙凤雪联系我的，让我在今天着火的实验室进行施工，没有跟任何人签订施工合同，我总共安排了四个人在现场施工，分别是我哥唐连臣、我舅刘学盛、电焊工刘福兴、力工李春利，在现场进行明火作业没有办理明火动火手续，这次着火的保温板是挤塑板，是今天中午进场的，保温板是王瑞林提供的，这次的实验室内部保温装饰部分的工程我是交给他干的，保温板进场时我不在现场，具体堆放地点不清楚……。根据被告理工大学保卫处消防管理科2018年9月9日对王瑞林的询问笔录，王瑞林：我是宝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火灾现场的保温板是我送的，室内墙体保温的活是我来干的，今天中午12点半左右，我和我的工人将85包保温板搬到二层楼梯边上一米远的地方，摞了2米4左右的高度，我们在搬运的过程中，唐连旭的两个干打磨的工人在三楼干活，我们一直搬完保温板，那个电焊工也没开始干活，大约过了十分钟左右，我看到有电焊火花从楼梯位置掉落下来，然后看到二楼冒烟了，我送的保温板不是阻燃或难燃材料，这个材质保温板是唐连旭要求的，今天送货的时候也电话通知唐连旭了……。案涉工程未进行招投标，亦未签订书面的施工合同。庭审中，理工大学主张案涉工程造价100000元、材料均由孙凤雪联系购买。孙凤雪系圣鑫公司编制内项目经理，关于案涉工程事宜，理工大学袁老师曾与孙凤雪联系，根据袁老师与孙凤雪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7月24日，袁老师：孙老师，图纸刚发去，请查收；8月31日，袁老师：孙经理，4笔材料费，约200000元，今已转完，剩余的钱，还需要走一部分，最少100000元的工程费，好像需要经过三方招标，走手续，我没做过，请指示。孙凤雪：要是我就叫那个做标书的小于去找你，我就按照现场去趟领着他去找你，看需要怎么弄。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旭宝公司、圣鑫公司为本案被告，并要求被告旭宝公司与理工大学连带赔偿原告的损失。对于追加圣鑫公司，原告认为系为查明案情需要，并不要求圣鑫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刘福兴入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ICU病房治疗54天，产生住院医疗费524421.37元、急救费457元（唐连旭支付）、血费2400元。刘福兴于2018年11月2日死亡。刘福兴住院期间根据医嘱需使用人血白蛋白，二原告购买人血蛋白花费63410元、唐连旭购买人血蛋白花费13500元。刘福兴住院期间购买被褥、手术衣、卫生纸、护理垫、棉垫等共计花费3786元（其中的1172元由唐连旭支付）。庭审中，二原告主张交通费6390元。事故发生后，唐连旭为刘福兴交纳住院费54000元。2018年11月8日，二原告（乙方）与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小鹏（甲方）签订《援助协议书》，内容：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表面工程实验室科研平台改造时，大连圣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电焊工人刘福兴因操作电焊产生焊渣引燃挤塑板发生火灾，刘福兴被烧伤。现因乙方无力支付医院费用，医院拒绝出具死亡证明，导致乙方无法为刘福兴办理丧葬事宜。出于人道主义，为能让刘福兴早日入土为安，甲方暂时给予援助，为此，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同意为乙方先行援助刘福兴住院期间的医疗费欠费，乙方同意该费用由甲方直接支付给医院，具体金额为62421.37元；2、乙方在甲方结清拖欠医院的医疗费之后，自行到医院办理刘福兴的死亡证明；3、甲方指定全权代理人杨文崧、侯英华陪同乙方办理刘福兴的大连市殡仪馆火化；4、甲方援助乙方办理丧事费用20000元，以及火化费实际发生费用2220元；5、乙方及刘福兴的其他家属在刘福兴火化之后，委托代理律师刘宝权进行诉讼，保证不再到大连理工大学进行上访，一切事宜均由委托的律师处理，大连理工大学有权不再接待乙方的上访；6、甲方支付的费用系基于乙方年迈，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有关费用，不视为任何个人和单位对于刘福兴的受伤承担责任，在乙方通过诉讼确认最终责任承担主体之后，应向甲方返还全部援助款项（包括之前已经援助的380000元）。甲方也有权直接向责任承担主体要求返还暂时援助的费用，乙方应予积极配合，并给予必要帮助，包括但不限于出具书面材料、出面处理、提供相关材料、信息等；7、刘福兴合法继承人为乙方，刘福云系乙方授权代表，代表乙方在本援助协议签字，乙方应予认可，不得撤销，在场家属刁春海、闫绍玉、赫明兴予以签字认可及见证；8、双方因履行该协议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诉至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刘福兴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准操项目：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有效期限2017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4日。2015年9月10日，刘福兴与林国清离婚，无婚生子女。刘福兴系非农业人口，其于2015年10月27日购买位于大连旅顺口区房屋一套。刘祥春、黄桂琴系刘福兴的父母，二人育有三个子女。2017年度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587元/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7191元/年。大连市国家机关相关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为每人100元/天。大人社发（2018）391号《关于发布2018年大连市人力资源市场部分职业（工种）工资指导价位》的通知中公布焊工平均工资79409元/年。本院认为，结合本案现查明的事实情况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可以看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第一，原告之子刘福兴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如何认定的问题；第二，原告之子刘福兴的人身损害赔偿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此规定可以看出，雇主对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按照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向雇员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雇主能够证明雇员的损害是雇员自己故意造成的则雇主不承担责任，而发包人、分包人若存在前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则其才对雇员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依据查明的事实情况可以看出，首先，被告理工大学作为发包人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被告圣鑫公司进行施工，被告圣鑫公司又将案涉工程交由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被告旭宝公司（即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连旭在相关笔录中承认其公司并无案涉工程的施工资质）施工，被告旭宝公司在施工过程中雇佣原告之子刘福兴进行案涉工程中的钢结构部分的焊接工作。其次，由于原告之子刘福兴的死亡原因系其在从事案涉工程的施工时所致，且被告旭宝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事故的发生系刘福兴本人故意所致，因此，作为其雇主的被告旭宝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再次，被告圣鑫公司选择被告旭宝公司进行案涉工程的施工，被告旭宝公司并无案涉工程的施工资质，故被告圣鑫公司应当与旭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理工大学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方在既未按照相关程序与圣鑫公司签订书面施工合同，亦未安排相关指定人员去施工现场对工程进度、质量、施工人员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的情况下，其对圣鑫公司将案涉工程交由旭宝公司安排相关施工人员直接进场施工有可能发生案涉的安全事故的情形应当知晓，故综合本案情况，被告理工大学应当与旭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鉴于原告刘祥春、黄桂琴明确表示其不主张由被告圣鑫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刘祥春、黄桂琴要求理工大学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圣鑫公司辩称其与被告理工大学、旭宝公司并无案涉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一节，本院认为，依据被告理工大学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孙凤雪作为被告圣鑫公司的项目经理曾与被告理工大学签订过相关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且通过孙凤雪与被告理工大学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理工大学将案涉工程交由被告圣鑫公司进行施工亦是通过被告圣鑫公司的项目经理孙凤雪联系，故虽然被告理工大学并未提供孙凤雪在案涉工程中有被告圣鑫公司的授权，但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理工大学有理由相信孙凤雪的行为是被告圣鑫公司的意思表示。此外，被告圣鑫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旭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施工是通过其他人进行联系的事实。据此，被告圣鑫公司该项辩称，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旭宝公司辩称其与案涉工程无关且原告之子并非其雇佣一节，本院认为，依据案涉工程在发生事故后，被告旭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唐连旭在相关笔录中的陈述可以认定，被告圣鑫公司的孙凤雪联系其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且其雇佣原告之子刘福兴在案涉工程中从事钢结构焊接方面的工作，故被告旭宝公司的该项辩称，亦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赔偿标准，案涉证据可以认定刘福兴系非农业人口并居住于城镇，故相关损害赔偿标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结合本案证据，二原告主张的医疗费524421.37元、血费2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400元（54天×100元）、死亡赔偿金811740元（40587元/年×20年）数额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主张的丧葬费40944元，计算有误，实际应为40942元，应予纠正。二原告主张的营养费5400元（54天×100元）无据认定，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误工费18900元（54天×350元/天），根据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布的大人社发（2018）391号工资指导价位的通知，焊工的平均工资为79409元/年，刘福兴的误工费应为11911.35元（79409元/年÷12个月÷30天×54天），二原告主张按照350元/天计算无据认定，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护理费10600元（54天×100元/天×2人），根据二原告陈述刘福兴因病情严重，入院后一直在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除医护人员其他人员是无法进入的，亦不存在二原告主张的护理问题，对二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交通费6309元，结合本案证据和实际，本院确定其中的3000元属合理，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白蛋白费用63793.4元，根据医嘱刘福兴病情需要白蛋白治疗，结合本案证据，二原告购买白蛋白的费用应为6341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72209.66元，其中原告刘祥春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45318.33元（27191元/年×5年÷3人），原告黄桂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26891.33元（27191元/年×14年÷3人），刘福兴的父亲刘祥春、母亲黄桂琴均已达退休年龄，应给予被抚养人生活费，因刘福兴的赔偿标准按城镇计算，根据最高院复函精神，被抚养人生活费也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原告主张按2017年度大连市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27191元/年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主张的购买卫生纸、护理垫等住院物品费用2614元、复印费150元，系刘福兴因本次事故产生的间接合理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主张的租房租金1600元无据认定，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结合本次事故给二原告造成精神伤害事实、事故责任及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二原告主张的数额合理。上述二原告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524421.37元、血费2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400元、死亡赔偿金811740元、丧葬费40942元、误工费11911.3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72209.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3000元、白蛋白费用63410元、住院物品费2614元、复印费150元，合计1738198.38元。扣除被告理工大学已赔偿的464641.37元、唐连旭已赔偿的住院医疗费54000元，剩余合理损失1219557.01元，应由被告旭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圣鑫公司和理工大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鉴于原告不主张被告圣鑫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祥春、黄桂琴各项损失合计1219557.01元；二、被告大连理工大学对上述第一项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刘祥春、黄桂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713元，由原告刘祥春、黄桂琴负担6575元，由被告大连旭宝门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被告大连理工大学负担1413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洪梅人民陪审员  杜莲环人民陪审员  孙玉清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宋晓娜附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第十八条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抚养人还有其他抚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