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民终71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金发，男，1961年1月5日出生，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伟峰，太仓市浮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女忠，男，197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上诉人戴金发因与被上诉人常女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5民初1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金发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戴金发将涉案的木屑箱制造工程发包给案外人太仓荣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恩公司），戴金发与荣恩公司系承揽合同关系。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戴金发发现荣恩公司的工作人员无证驾驶叉车，便主动制止，并处于好意请求其租赁厂房厂家的叉车驾驶员帮忙开叉车，该行为并无恶意。之后常女忠要求叉车驾驶员帮助的内容戴金发并未参与，更谈不上指示如何操作的问题。退一步讲，即便戴金发存在指示不当，也应承担较轻的责任，主要责任方还是在于承揽方及其工作人员。法院应当根据查明事实向当事人释明，依法追加荣恩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但一审在常女忠并未明确表态同意放弃要求其实际雇主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未依法追加被告，导致本案事实未能查清，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加重了戴金发的赔偿责任。2、如果戴金发、常女忠、叉车驾驶员三方存在混合过错，也应当扣除承揽人应负的主要责任后由混合的三方来承担。一审将全部过错归结于混合过错的三方，主要责任人承揽方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显属不当。同时，如判混合过错，本案也应当追加叉车驾驶员作为被告，否则剥夺了叉车驾驶员的抗辩权和上诉权。3、常女忠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戴金发存在指挥不当的行为，亦未举证证明其受伤的原因，一审认定三方混合过错没有事实依据。本案应当重点查明常女忠的实际雇主是何人。4、常女忠的医药费远不止669.1元，常女忠受伤后，戴金发为其垫付医药费30000元，周某垫付10000余元，本案应当就垫付款问题一并作出处理。5、常女忠未能提供其在事发前已在太仓居住满一年的证据，应当按照其户口所在地标准予以赔偿。常女忠则表示应判决戴金发赔偿其损失共计136398.1元，但确认未提起上诉。常女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戴金发赔偿常女忠医疗费869.1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营养费3000元、护理费10800元、误工费24625元、残疾赔偿金87244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3060元，合计131398.10元；2.戴金发赔偿常女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常女忠围绕其诉讼请求主张如下事实：1.2017年6月，戴金发让周某介绍两个工人为戴金发厂里制作木屑箱；周某找到王某，王某叫来常女忠一同至戴金发厂里做木屑箱；由此，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2.2017年6月18日，因木屑箱制作安装过程中需要拆除阻碍作业的垂直木板，戴金发安排叉车师傅操控叉车并让常女忠站在叉车臂上、升至高处剪开捆绑木板的铁丝；常女忠剪开铁丝卸掉垂直木板后，在准备下降至地面时因叉车发生晃动导致常女忠跌落受伤。3.事发当天常女忠被送至太仓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右侧髋臼骨折、右侧髋关节脱位，后于2017年7月14日出院，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均由周某和戴金发支付（具体金额不清楚）。常女忠出院当天为购买拐杖支出200元，又于2017年8月16日和2017年10月17日在太仓市中医医院复诊共计支出420元，还在健生源药店购买药品共计支出49.10元。4.事故发生后，常女忠由其妻子和子女提供护理。5.受常女忠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12月27日对常女忠伤情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常女忠因外伤致右髋臼骨折伴髋关节脱位遗留右髋关节功能障碍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为五个月，护理期为一人护理三个月，营养期为二个月；常女忠为此支出鉴定费3060元。6.常女忠两次复诊均是从太仓新毛坐出租车至太仓市中医医院，单程费用40余元。7.事故发生前常女忠一直从事瓦工工作，每月收入6000余元；2017年4月起，常女忠跟着王某搭彩钢棚，王某拿到钱后按照230元/天乘以工作天数与常女忠结算。8.常女忠从2016年上半年开始居住在太仓市。基于上述事实，常女忠认为：常女忠是在向戴金发提供劳务时受伤，戴金发安排叉车司机将常女忠升至高处拆卸木板的行为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常女忠从事彩钢棚搭建，每天出工报酬在230元至260元，因此常女忠参考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920元/月计算本案误工费；因常女忠事发前居住在太仓已一年以上，常女忠按照江苏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戴金发对常女忠主张的第3～6项事实未明确发表意见，否认常女忠主张的第7项事实。针对常女忠主张的第1项事实，戴金发提出：因生产经营需要，戴金发将车间内两个木屑箱的制作安装承包给了周某（诉讼后期改称承包给了周某为法定代表人的太仓荣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双方口头约定包工包料，价款为30000元；至于周某带来的工人，戴金发并不认识，不存在戴金发雇用常女忠的事实。针对常女忠主张的第2项事实，戴金发提出：因恰好看到王某操控叉车野蛮施工，戴金发叫停王某的行为并请隔壁厂里专门的叉车操作员过来帮忙，但并未让常女忠站在叉车臂上。针对本案常女忠的诉讼请求，戴金发认为：1.戴金发并未雇用常女忠从事木屑箱的制作安装，也未在事发现场安排指挥；2.常女忠自身存在较大过错，首先不排除常女忠饮酒后施工，其次常女忠未及时清理场地上的木板以致跌落时撞击木板棱角而受伤，再次当时叉车并未倒车而是常女忠自身没有站稳以致跌落；3.常女忠所主张的损失项目中，其自购药品应从医疗费金额中扣除，护理费应当按照80元/天计算，误工费证据不足故应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应适用江苏省农村居民标准，交通费认可200元。综上，戴金发请求法院驳回常女忠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关于常女忠主张的第1项事实，双方当事人的争议集中于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常女忠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周某和王某出庭作证。庭审中证人周某陈述：戴金发厂里的木屑箱并非承包给周某，双方约定按照每工日260元计算人工费、在戴金发已有旧钢材的基础上周某再购买部分材料以完成2个木屑箱的制作；2017年6月14日，周某带王某去查看现场，因为王某一直给周某干活，所以并没有谈人工费价格，当时周某让王某和戴金发交接一下，王某称不用交接、相信周某；2017年6月16日开始干活，当天周某没有去现场是因为有事去了上海；2017年6月18日，周某根据王某发来的信息将钢材送到施工现场，离开现场后周某又接到王某电话称常女忠受伤了；常女忠受伤后，周某的工人继续把木屑箱做完，大约做了18个工日，周某与戴金发之间已将木屑箱制作安装的价款结算完毕，共计25000元材料费和5000元人工费，但是听说常女忠和王某的工钱戴金发还没有支付；王某他们是6月16日下午做了半天，6月17日做了一整天，周某曾经关照王某让他自己记好干了多少活，周某之所以知晓出工情况是因为周某心里也要有个数。庭审中证人王某陈述：做工一周以前，周某称戴金发厂里有做木屑箱的活，向王某询问价格，王某报价管饭的话每工日260元、不管饭的话加10元；2017年6月14日周某带王某看现场的时候，戴金发并不在厂里，王某是从周某口中得知了木屑箱的大致规格；2017年6月15日第一天干活时初次见到戴金发，戴金发告诉王某木屑箱的规格和制作要求并询问王某午饭怎么弄，王某告知戴金发自己解决午饭，但因为相信周某所以并没有和戴金发谈人工费的价格，当天统计了搭建木屑箱所需材料后根据戴金发指示打电话给周某，周某于6月17日将材料送至现场；常女忠是王某带去工地的，王某告诉常女忠干点工，尽快干完可以拿钱走人，6月15日还有一个叫“金冠生”的人也是王某叫去工地的；常女忠和王某在6月15日和6月17日均做了一整天，6月18日做到下午一点半时发生事故。一审法院注意到，两名证人在王某等人具体出工日期、材料送到现场的日期等细节的陈述上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但两名证人的陈述在许多基本事实上陈述一致：常女忠去戴金发厂里制作安装木屑箱之前从未见过戴金发；王某因信任周某故从未向戴金发提出过人工费价格。同时，一审法院注意到常女忠于2018年4月17日向法庭陈述：“是王某跟我说周某有活让我们帮戴金发干活。工钱就是230元一天，是和王某谈的，钱是周某给王某，王某再给我的”；由此可见，在本案木屑箱制作安装项目上，常女忠仅是跟随王某参与。一审法院认为：(1)合同的成立需要合同双方间的要约与承诺，但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有王某、周某阻隔，而常女忠只是一味跟随王某，故一审法院并未发现双方之间意思联络的有效渠道；周某虽称其仅是业务的介绍人，但其所述事实并未展现出其介绍双方达成合意的场景；(2)人工费计价方式和计价标准是双方之间劳务合同的重要内容，但本案中不管饭时常女忠所述价格信息（每工日230元）、王某所述价格信息（每工日270元）、周某所述价格信息（每工日260元）各不相同，因此客观上也就排除了周某单纯作为介绍人促成双方当事人形成价格合意的可能性。综上，常女忠提交的证据明显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常女忠所说的合同关系若存在也是与戴金发之外的其他人员所建立。因此，一审法院对常女忠主张的第1项事实仅能采信戴金发工厂里需要制作安装木屑箱、意思联络的先后顺序（戴金发联系周某、周某联系王某、王某联系常女忠）、王某和常女忠在戴金发处制作安装的事实，但无法认定周某的介绍人身份；与此同时，一审法院采信戴金发提出并未雇用常女忠的事实（事实上，常女忠在2018年5月21日开庭时也曾认为戴金发并非常女忠的雇主）。至于戴金发提出的其将两个木屑箱的制作安装承包给了周某或其经营的太仓荣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事实，考虑到周某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不排除周某持有相反证据），而该事实并非本案的要件事实，故本案中不直接做出认定。2.关于常女忠主张的第2项事实，双方当事人的争议集中于戴金发是否安排指挥常女忠站在叉车臂上至高处作业。常女忠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陈述：王某没有叉车的操作证，曾试图找专门开叉车的人来操控叉车但对方未来，王某就自己操控叉车打算将木板挑下来，戴金发看到后让王某停下，换了一个人来操控叉车，同时让常女忠站在叉车臂上，要求其上去后用老虎钳把铁丝剪掉。庭审中，戴金发否认安排指挥常女忠站在叉车臂上作业的事实，对该证人所述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法庭通过询问当事人了解到：常女忠、戴金发及戴金发叫来的叉车操作员是事发前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三个人，而王某及其他人员距离事发现场均有一定距离（常女忠称王某距离事发现场有10多米）；因此有关取下铁丝捆绑的垂直木板的对话内容很可能仅有这三人知晓，现在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找寻到最可能了解事故细节的叉车操作员出庭作证，因此双方所争议的戴金发安排指挥常女忠站在叉车臂上至高处作业的事实具有模糊性。一审法院通过询问当事人还了解到：(1)常女忠站在叉车臂上高处作业摔下后，叉车操作员和戴金发上去搀扶常女忠坐到常女忠的三轮车上，等待周某派车送常女忠去医院；在此过程中，常女忠、叉车操作员、戴金发并未交谈高处跌落的细节也未发生责怪某方的情况。(2)常女忠以前也有过站在叉车臂上至高处作业的经历。结合本案调查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戴金发叫停王某换上专业叉车操作员操控叉车的在先行为预示着戴金发很可能参与到后续拆除木板之工作方案的策划中，而叉车操作员熟悉叉车的操控和具体用途，常女忠有过站立叉车臂上作业的经历，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事故发生前的作业行为源于各方合意或认同是大概率事件；事发后三方的行为表现基本排除了这一事故单纯因某一方过错而引发的可能，反而揭示了事故系三方混合过错的较大可能性。因此，一审法院采信常女忠主张的第2项事实中有关拆除垂直木板的缘由、常女忠作业方式和跌落经过，但不采信常女忠主张的该作业方式系单纯由戴金发安排指挥之事实。3.关于常女忠主张的第3～5项事实。常女忠主张的第3项和第5项事实，有其提交的门诊病历、出院记录、医疗费票据、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等证据予以印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常女忠主张的第4项事实，戴金发未提出异议，结合常女忠伤情和生活经验，一审法院对该项事实予以采信。4.关于常女忠主张的第6项事实，常女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该项事实不予认定。5.关于常女忠主张的第7项事实，结合常女忠事发时的工作情况及证人周某、王某的陈述，一审法院采信其事发前跟随王某搭建彩钢棚以及每工日230元报酬的事实；但常女忠所述月收入6000元以及跟随王某做工的起始时间之事实无其他证据予以相印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6.关于常女忠主张的第8项事实，常女忠于2018年5月30日庭审时称其居住地房屋系常女忠购买并向法庭提出举证申请，但2018年6月6日开庭时常女忠又称该房屋并非其购买且未能向法庭提交购房合同，此次开庭常女忠仅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流动人口信息证明，该证明上虽有暂住地址登记但登记日期一栏记载“20180517”，故仅凭该份证明无法达到常女忠的证明目的；常女忠应当就其不当诉讼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常女忠主张的第8项事实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当事人和证人周某的陈述，一审法院另查明：事故发生后，周某为常女忠交纳过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其中30000元款项来源于戴金发；出院后，常女忠因缺少生活费从戴金发处要得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常女忠在本起事故中遭受人身伤害，其作为被侵权人有权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现有证据表明，戴金发并非常女忠的雇主，常女忠要求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缺乏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常女忠同时主张戴金发存在不恰当的指挥和安排行为，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并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要求戴金发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在事实查明部分结合本案调查情况对常女忠站在叉车臂上高处作业而跌落这一过程中的基本事实和相关人员的过错已作分析；一审法院既未采信常女忠所述作业方式单纯由戴金发安排指挥而发生之事实，也未采信戴金发所述作业方式与戴金发完全无关之事实，并且认为本案的损害结果系常女忠、戴金发和叉车操作员的混合过错所致，在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交可信证据足以查明相关事实细节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按照三方平均负担的原则确定戴金发对常女忠损失所应负担的比例，即戴金发按照33%的比例向常女忠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本案常女忠主张的物质损失之相关项目金额核定如下：1.医疗费。常女忠在庭审中表示因无法说清百联药房和东源药店的定额票据（计200元）的发生缘由故放弃主张该部分治疗事实，此系当事人对权利的自行处分；戴金发委托诉讼代理人虽然在答辩时提出无法确定常女忠医疗费中外购药品49.10元与本案的关联性，但一审法院注意到庭前准备程序中戴金发已对该项费用之票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故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形下戴金发再行提出异议属于诉讼权利的不当行使，一审法院对其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常女忠的医疗费损失为669.10元。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当事人虽曾提及常女忠的大部分医疗费已由戴金发等人垫付，但当事人并未向法庭证明费用的具体金额，且该部分费用结算还涉及案外人，故本案中对该部分医疗费金额不作认定，当事人可参照本案裁判结果自行结算。2.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戴金发对常女忠计算的该两项费用金额不持异议，一审法院按照常女忠主张金额分别予以认定。3.护理费。庭审中双方只对护理费计算所适用的每日标准存有争议，一审法院按照日均100元的标准加以确定，结合司法鉴定建议的90天的护理期限，确定护理费为9000元。4.交通费。常女忠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交通费的具体发生情况，一审法院结合常女忠的治疗情况，按照最低需求考虑，确定交通费为300元。5.误工费。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常女忠伤前出工时每工日报酬标准以及常女忠在无固定工作单位情形下出工不稳定的实际情况，确定误工费为20000元。6.残疾赔偿金。常女忠事发前跟随王某在太仓从事彩钢棚搭建施工，虽然常女忠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事发前连续在太仓居住一年以上，但综合考虑常女忠的年龄状况和收入水平，本案从宽适用江苏省城镇居民标准确定其残疾赔偿金；常女忠的计算金额87244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7.鉴定费。该项费用有票据为证，一审法院对常女忠主张金额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本案常女忠物质损失包括医疗费669.1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营养费3000元、护理费9000元、交通费300元、误工费20000元、残疾赔偿金87244元、鉴定费3060元，合计124573.10元。结合前文确定的损失负担比例，戴金发应当赔偿常女忠41109.12元；扣除常女忠在事故发生后已从戴金发处提前要得的2000元，戴金发还应赔偿常女忠物质损失39109.12元。本案常女忠同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综合考虑事故双方的过错、侵害的具体情节、损害后果等因素后，一审法院确定戴金发赔偿常女忠精神损害抚慰金165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判决：一、戴金发赔偿常女忠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等在内的物质损失39109.12元；二、戴金发赔偿常女忠精神损害抚慰金1650元；以上两项合计40759.12元，由戴金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至常女忠确认的银行账户：户名常女忠，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太仓新毛支行，账号62×××79。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82元，减半收取计591元，由常女忠负担414元，戴金发负担177元。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另查明，一审中法院要求常女忠主张戴金发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常女忠称“还有因为原告帮被告做木屑箱，因为被告安排叉车让原告站在里面，叉车上去后晃动因此原告摔下来受伤，原告（一审记录笔误，应为被告）是侵权方”。以上事实由一审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常女忠起诉主张戴金发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理由是基于其认为戴金发是其雇主，以及戴金发安排、指示常女忠站在叉车上至高处取物的行为不当，存在侵权行为。常女忠、王某、周某对于劳务报酬的金额所作陈述均不相同，一审据此认定常女忠与戴金发之间并非直接的雇佣关系，并无不当。但依照常女忠的诉讼请求，其主张包含要求戴金发基于侵权行为而承担赔偿责任的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以戴金发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作为审理焦点，亦有相应依据。戴金发上诉认为常女忠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存在安排不当的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就此认为，常女忠仅系一般工人，要求其对事故发生情况提供充分证据过于苛刻，对于事故发生事实的认定应结合现有证据、各方当事人陈述，根据日常经验法则综合予以判断。戴金发发现王某操作叉车不当便指示更换叉车驾驶员，而对于此后发生的情况双方各执一词，常女忠认为是戴金发安排其站在叉车上取木板，而戴金发则认为后来的事情其并未参与，但事实上戴金发并未离开施工现场，结合其发包人的身份，一审认定戴金发安排、指示常女忠站到叉车上取木板较为符合情理，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因戴金发对于安排常女忠站在叉车中从高处取物的行为具有相应危险性，该安排指示行为不当，而戴金发是涉案木屑箱制造工程的发包人，常女忠认为其应服从戴金发的安排指示亦合乎常情，故戴金发就其安排不当行为存在过错，常女忠自身亦未尽注意义务且明知危险仍站在叉车上操作亦有过错。关于叉车驾驶员是否存在过错，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陈述驾驶员操作叉车行为不当，常女忠亦未将其作为被告诉至法院主张权利，目前并未任何证据证明叉车驾驶员存在过错，其无需承担过错责任，一审认定叉车驾驶员需对事故后果承担三分之一责任欠妥，本院予以纠正。就本案而言，戴金发的指示安排不当行为与常女忠自身未尽安全义务、明知危险仍进行操作的行为相比过错较小，一审认定戴金发对于常女忠的损害后果承担33%的赔偿责任在合理范围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垫付款问题。戴金发称其在涉案事故发生后通过周某垫付了30000元医药费，但未提供相应依据，一审对此未予理涉并明确由当事人自行结算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赔偿适用标准问题。本院认为，受害人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予以计算，故本案一审判决以江苏省居民标准计算常女忠的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案外人叉车驾驶员承担过错责任欠妥，但本案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戴金发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2元，由上诉人戴金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祁 锋审 判 员  赵 东审 判 员  郭 锐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赵 俊书 记 员  杨舒静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