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36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新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富强路******。 法定代表人：姚燕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来佳琪、焦现伟，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婧，女，198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新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浙公司）与被上诉人余婧劳动争议一案，因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7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4月1日，余婧（乙方）与新浙公司（甲方）订立《全日制劳动合同》一份，该劳动合同约定：期限自2014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0日止；乙方从事财务工作，根据甲方确定的薪酬制度确定为基本工资2000元+考核工资2000元。乙方工资的增减，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的发放，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等，均按相关法律法规及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执行。同日，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给予乙方每年贰拾万元年薪；乙方同意按公司规定缴齐所有证件，并接受甲方按公司《工资标准》方式支付给乙方每年人民币贰拾万元的年薪；乙方同意甲方每月薪金发放按以下组成执行：1.基本工资2000元；2.岗位工资2000元。若按公司《工资标准》未能达到甲方给予乙方的年薪，甲方按年薪以其他方式补足给乙方；若按公司《工资标准》已达到或超过双方协商年薪，应按实际发放给乙方为准，无需退还甲方。4月8日，余婧在《员工入职薪酬确认单》上签字，确认其工资标准为4200元/月。2016年3月15日，余婧在《员工薪酬调整确认单》上签字，确认其调整后薪酬包括固定工资14000元和绩效工资（按公式据实计算）。 2017年4月8日，甲、乙方双方续签了《劳动合同书》一份，该劳动合同约定：期限自2017年4月8日起至2020年4月7日止；甲方每月以货币或转账形式支付乙方工资。具体工资待遇和相关福利见附件《员工入职薪酬确认单》。乙方工资的增减，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的发放，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等，均按相关法律法规及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执行。 在职期间，新浙公司为余婧参加社保保险，并缴纳了2014年5月起至2018年5月止（共计49月）的社会保险费。除2014年4月-2015年3月外，其他剩余年度均未按照劳动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余婧发放年薪。具体汇总如下： 年度 应发（元） 实发（元） 差额（元） 2015年4月-2016年3月 200000.00 68938.37 131061.63 2016年4月-2017年3月 200000.00 153017.63 46982.37 2017年4月-2018年3月 200000.00 107989.59 92010.41 合计 600000.00 329945.59 270054.41 上述表内实发栏目内金额未包含新浙公司为余婧代扣代缴应由余婧个人负担部分的社会保险费等费用。 因新浙公司未足额发放年薪，余婧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新浙公司向其支付拖欠的年薪279062.98元（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2018年6月7日，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了浙杭劳人仲案〔2018〕第019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新浙公司支付余婧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拖欠的年薪252760.17元，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余婧的其他仲裁请求。 新浙公司不服上述裁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新浙公司无需向余婧支付年薪252760.17元；2.余婧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审理中，新浙公司主张其档案存放中没有补充协议的文本，该补充协议对其没有法律约束力。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即对新浙公司有无约束力的问题，构成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首先，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不以新浙公司是否存有该文件为判定标准。新浙公司在补充协议上盖章确认，余婧在补充协议上签字，未有相反证据证明该补充协议订立时存在任意一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形，且补充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给予乙方每年贰拾万元年薪；若按公司《工资标准》未能达到甲方给予乙方的年薪，甲方按年薪以其他方式补足给乙方；若按公司《工资标准》已达到或超过双方协商年薪，应按实际发放给乙方为准，无需退还甲方。从余婧在新浙公司工作的第一年度来看，即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期间，新浙公司已实际向余婧发放不少于200000元年薪，也印证了新浙公司已经在按照补充协议履行其义务，其事实上是知晓、认可并履行补充协议的。故新浙公司以其档案存放中没有补充协议的文本，该补充协议对其没有法律约束力为抗辩理由，难予采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现新浙公司在2015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未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足额向余婧发放年薪，显属不当，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新浙公司拖欠余婧年薪的实际金额，余婧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等费用属于其年薪的组成部分，该费用已由新浙公司在余婧的应发工资中予以代扣代缴，应当予以扣除，故认定新浙公司尚拖欠余婧的年薪为252760.1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判决：一、驳回新浙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新浙公司支付余婧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1日拖欠的年薪252760.1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三、驳回余婧其他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新浙公司负担。 宣判后，新浙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并改判。首先，新浙公司已足额向余婧支付工资，并不存在拖欠余婧工资的情况。新浙公司与余婧于2014年4月8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4月8日至2017年4月7日，薪酬以员工入职确认单为准。同日，余婧签署了员工入职薪酬确认单，工资为4200元每月，试用期工资为3360元每月。2016年3月15日，余婧签署了员工薪酬调整确认单，工资调整为14000元每月。合同到期后，2017年4月8日，新浙公司与余婧续签了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4月8日至2020年4月7日，劳动报酬以其确认的薪酬确认单为准。劳动合同履行期间，新浙公司已向余婧发放足额工资，并不存在任何拖欠工资的情况。其次，新浙公司与余婧未签订过《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无需向余婧支付年薪。经新浙公司查询与核实，新浙公司的档案中并无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也无任何关于年薪的约定。根据前述事实与理由，新浙公司与余婧自2014年4月8日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而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4月1日，故新浙公司与余婧尚未建立劳动关系，就与余婧签署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明显与常理不符。故新浙公司与余婧之间不存在年薪的约定，无需向余婧支付任何年薪。再者，新浙公司与余婧协商一致对工资支付标准进行了调整，经新浙公司与余婧协商一致，自2016年3月起将余婧的工资标准调整到了14000元每月，并经余婧签字确认。上述调整应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应共同遵守。因此，即使新浙公司与余婧签订过《劳动合同补充协议》，那么自2016年3月以后，余婧的工资发放应以调整后的标准为准，而非以《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为准。根据上述事实可知，新浙公司与余婧之间并无关于年薪的约定，无需向余婧支付年薪。即使有年薪的约定，也应以双方协商一致调整后的工资为准。一审法院认定新浙公司与余婧之间存在约定年薪的补充协议，并据此认定新浙公司欠付余婧工资252760.17元，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故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新浙公司无需向余婧支付年薪252760.17元；2.余婧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针对新浙公司的上诉，余婧答辩称：1.余婧与新浙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有效，新浙公司应当按约定履行义务。余婧与新浙公司于2014年4月1日签订了《全日制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且《全日制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上盖有新浙公司公章，并经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燕军签字确认，该合同及补充协议有效。《全日制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上约定了新浙公司应当每月向余婧支付薪酬4000元及支付年薪200000元。新浙公司只向余婧支付了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4月1日期间的年薪，但自2015年4月1日开始至2018年3月31日，新浙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余婧支付年薪，仅支付了薪酬320937.02元，尚拖欠余婧年薪279062.98元，故新浙公司应当按约定向余婧支付年薪279062.98元。2.新浙公司主张其足额支付工资，不存在拖欠余婧工资的情况无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新浙公司认为其从2016年3月15起每月向余婧支付14000元工资无依据，余婧并没有收到14000元/月的工资，新浙公司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工资单及其档案应由新浙公司掌握，应由新浙公司对其每月向余婧支付14000元工资进行举证，未提供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法院不应支持新浙公司的该项主张。3.新浙公司主张其未与余婧签订过《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无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新浙公司认为其档案中并无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也无任何关于年薪的约定。事实上，余婧与新浙公司于2014年4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上盖有新浙公司公章，且新浙公司也按照该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了余婧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4月1日期间的年薪200000元，能够证明新浙公司与余婧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事实。新浙公司主张其档案中并无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是其公司内部档案管理问题，与余婧无关，且新浙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推翻《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故法院不应支持新浙公司提出的其未与余婧签订过《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主张。4.新浙公司主张其与余婧协商一致对工资支付进行了调整，不能排除其向余婧履行给付年薪的义务。2016年3月15日，新浙公司向余婧制发了员工薪酬调整确认单，新浙公司盖章确认，余婧签名确认。该确认单上规定的是对余婧的工资进行调整，从4000元/月调整到14000元/月，并没有对余婧的年薪进行调整，也没有取消余婧的年薪，更没有以《员工薪酬调整确认单》的形式更改、取消《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有关新浙公司向余婧支付年薪的规定，故新浙公司应当继续按照《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余婧支付年薪。综上，应当按照余婧与新浙公司于2014年4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保护余婧的年薪请求，驳回新浙公司的诉请。 二审期间，新浙公司、余婧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余婧要求新浙公司按照约定的年薪200000元支付工资。对于自己的主张，余婧提供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以及银行账户明细清单等证据。对此，新浙公司则认为其档案中并无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无需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余婧支付年薪。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余婧提供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经由新浙公司加盖印章及余婧签名确认，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该补充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该补充协议的约定，新浙公司应支付给余婧每年不少于200000元的年薪。同时，根据第一年度的工资发放情况，新浙公司已实际向余婧支付了不少于200000元的年薪。也即，新浙公司已按照该补充协议约定的工资标准向余婧履行了工资支付义务。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新浙公司事实上认可并履行了该补充协议，并无不当。综前所述，余婧有权要求新浙公司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年薪标准支付工资。新浙公司的相关抗辩显然不能成立，无法予以采信。原审法院支持余婧要求新浙公司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年薪标准支付工资的请求，依据充分，应予以确认。综上，新浙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新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为民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睢晓鹏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秦海龙 书记员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