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8刑终126号 原公诉机关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汪家科，男，汉族，1963年5月28日出生，小学文化，安徽省舒城县人，系桐城市法人代表、总经理。户籍地舒城县，现住安徽省桐城市。2018年5月8日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指定）方超，安徽益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许卫国，曾用名许永光、焦伟国，男，汉族，1983年2月4日出生，初中文化，安徽省亳州市人，系桐城市“大技师”（卖淫女，下同）领班。住亳州市谯城区。2013年9月29日因犯容留卖淫罪被桐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2018年5月19日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指定）刘涛，安徽豪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焦伟光，绰号“胖子”，男，汉族，1982年2月26日出生，初中文化，安徽省淮南市人，系桐城市“大技师”领班。户籍地淮南市田家庵区，现住桐城市。2018年5月4日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光勇，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茂斌，曾用名胡茂兵，男，汉族，1963年12月27日出生，高中文化，安徽省合肥市人，系桐城市大股东。户籍地合肥市肥西县，现住合肥市瑶海区。2018年5月15日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许长江，安徽江玮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盛文龙，安徽江玮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向庆，男，汉族，1976年9月15日出生，初中文化，安徽省桐城市人，系桐城市经理。户籍地桐城市，住桐城市。2018年5月10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桐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指定）何杰政，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史小玲，女，汉族，1986年8月25日出生，大专文化，安徽省桐城市人，系桐城市财务会计。户籍地桐城市，现住桐城市。2018年5月9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2018年6月7日被逮捕。2018年12月28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唐顼，男，汉族，1984年2月17日出生，大专文化，安徽省桐城市人，系桐城市值班经理。住桐城市。2018年5月4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同月11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8月20日被逮捕，同月31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12月27日被逮捕，2019年3月20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项亚兵，男，汉族，1984年1月30日出生，初中文化，安徽省桐城市人，系桐城市值班经理。户籍地桐城市，现住桐城市。2018年5月4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7日被逮捕。2019年1月23日被取保候审。 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审理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犯组织卖淫罪，原审被告人胡茂斌、杨向庆、史小玲、唐顼、项亚兵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2018）皖0881刑初25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胡茂斌、杨向庆均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4月9日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余荣兵、陈维维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汪家科及其辩护人方超、原审被告人许卫国及其辩护人刘涛、原审被告人焦伟光及其辩护人光勇、原审被告人胡茂斌及其辩护人许长江、盛文龙，原审被告人杨向庆及其辩护人何杰政到庭参加诉讼，对未到庭的原审被告人史小玲、唐顼、项亚兵通过阅卷进行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7年4月份以来，被告人汪家科以桐城市门前修路影响生意为由，让被告人许卫国、焦伟光通过网络发布信息招募魏某、周某某、代某、刘某2（均已行政处罚）等多名“大技师”到该公馆浴场及酒店房间以400元至600元不等的价格从事卖淫活动。汪家科将招聘来的“大技师”统一安排在浴场二楼右边最里面的房间里，要求“大技师”平时不准外出，有事必须请假，且经许卫国、焦伟光同意后方可外出。汪家科在该公馆二楼楼梯口、“大技师”与客人发生性交易的包厢内安装了报警灯，并配发遥控器，要求被告人杨向庆、唐顼、项亚兵负责管理宾馆前台收银、现场处理收银纠纷、防范警察检查等。杨向庆告知唐顼、项亚兵，如果发现警察来检查，立即启动藏在衣兜里的遥控器，在对讲机里喊“1号来了”，许卫国、焦伟光发现报警灯闪烁后即带领“大技师”从浴场后门溜走，待警察离开后即在对讲机里喊“情况解除”，许卫国、焦伟光再带“大技师”返回公馆。当浴场或伯爵酒店房间有人需要性服务时，杨向庆、项亚兵、唐顼通知许卫国或焦伟光安排“大技师”到桐城市二楼716号至722号等包厢或酒店房间内提供性服务。汪家科要求杨向庆、唐顼、项亚兵监督“大技师”必须从酒店前门进入，不准走酒店后门，以防止“大技师”与许卫国、焦伟光之间合伙串通逃单接私活。“大技师”在浴场包厢或伯爵酒店房间与客人谈好价格后，即向前台收银员汪某等人“报钟”（服务项目时长）。“大技师”与嫖客发生性关系后，按照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的要求填好桐城市“技师项目单”红白蓝联，标注自己的工号及服务项目Ａ（收费400元）、Ｂ（收费500元）、Ｃ（收费600元）。“大技师”将红联交前台收银员录入电脑记账系统，白、蓝两联留存用作和许卫国、焦伟光对账结算收入。嫖客在前台结账既可现金支付嫖资，也可直接扫描前台被告人胡茂斌绑定手机的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昵称：伯爵水尚公馆，微信号：×××,支付宝账号18×××57）（18×××57）来支付嫖资。 被告人胡茂斌、汪家科商议，浴场的所有收入由被告人史小玲汇入胡茂斌提供的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账号10×××49）。根据汪家科的安排，史小玲负责每天到前台和收银员核对前日“大技师”卖淫收入，将前台公用手机微信、支付宝转账总额提现至胡茂斌微信、支付宝绑定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0）。胡茂斌后又提供一张开户名为“胡某3”的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账号62×××03）储蓄卡给史小玲作为开支卡，由胡茂斌将资金转到该卡上用于发放“大技师”收入及股东分红。史小玲每月1号、11号、21号依据电脑记账系统同许卫国、焦伟光核对“大技师”应得收入，出具结算清单，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史小玲在结算清单签字并经胡茂斌确认后，次日由史小玲按照汪家科与许卫国约定的分成比例将卖淫所得转账至许卫国提供的开户名为“焦伟国”的上海浦发银行账户（账号：62×××94），再由许卫国（焦伟光）与“大技师”按约定的比例结算各自分成。史小玲在结完账后根据汪家科要求删除电脑存储的上述账目。 按照被告人汪家科与许卫国的约定，自2017年4月份至同年12月份的违法所得按卖淫总收入的42%和58%分成，2018年1月份至案发前按45%和55%分成。经调取“焦伟国”浦发银行账号的流水记录后，该银行账户收到史小玲转汇的卖淫收入款共计1850930元。其中，自2017年4月份至同年12月底，收到史小玲转汇的款共计933520元，自2018年1月份至案发前，收到史小玲转汇的款共计917410元。 根据上述约定的分成比例，被告人汪家科分得非法收入共计1426605元，加上被告人许卫国分得的非法收入1850930元，该案卖淫所得合计3277535元。汪家科将分得1426605元按照股权比例分红各股东（现有材料显示除被告人汪、胡外其余均不知情）。其中，汪家科和胡茂斌均分得非法收入427981元。许卫国与卖淫女按卖淫总收入的15%和40%比例结算各自非法所得，许卫国分得非法收入491630元。2017年4月至8月份伯爵公馆和商务酒店卖淫非法所得为742189元，许卫国在该期间非法所得为111328元。被告人焦伟光自2017年9月份到伯爵水尚公馆上班，其非法所得为380302元（将许卫国总的非法所得减去2017年4月至8月期间许卫国获取的非法所得）。 被告人汪家科除了让史小玲每月转账基本工资给被告人杨向庆、唐顼、项亚兵外，还让三被告人按季度从史小玲处领取“绩效奖金”。为提高杨向庆、唐顼等人的工作积极性，汪家科还以发红包的方式对其予以奖励。杨向庆、唐顼非法获利约2.4万元。项亚兵自2018年2月份到伯爵水尚公馆上班，其非法获利约2000元。 2018年5月3日，桐城市公安局接到匿名举报电话，称桐城市存在卖淫活动。民警立即组织人员前往举报现场，在桐城市，现场抓获多名卖淫嫖娼人员，扣押记账凭证、电脑手机等物品，并当场抓获被告人焦伟光和项亚兵。桐城市公安局于翌日决定立案侦查。被告人汪家科于同月7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被告人史小玲于同月8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被告人杨向庆于同月9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被告人胡茂斌于同月14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被告人许卫国于同月18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被告人唐顼于同月3日被抓获归案，同月11日被桐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6月7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因其不到案被网上通缉，后其于同年8月20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案发后，伯爵酒店经理余某、网管杨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交了未销毁的记账系统服务器硬盘，公安网监技术部门随后对该服务器硬盘记载的原始卖淫收入数据进行了提取。2019年3月13日，被告人唐顼亲属、被告人项亚兵分别向该院退缴违法所得2.4万元和2000元。 原判确认了相应的证据。 原判认为，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管理的浴场和宾馆内，采用招募、容留等手段，组织多名女性从事卖淫活动，严重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构成了组织卖淫罪；被告人胡茂斌、杨向庆、史小玲、唐顼、项亚兵在明知汪家科等人实施组织他人卖淫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帮助，其行为构成了协助组织卖淫罪。公诉机关对八名被告人指控的罪名均依法成立。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组织卖淫非法获利总额超过了100万元，其行为均属情节严重。胡茂斌在其协助参与的非法获利数额亦达到了50万元以上，其行为亦构成了“情节严重”。对公诉机关指控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组织卖淫行为属“情节严重”；胡茂斌属协助组织卖淫“情节严重”标准的意见予以支持。杨向庆、唐顼、项亚兵、史小玲非法获利情节应以其参与协助组织卖淫非法获利的数额来予以认定，综观全案此四被告人协助组织卖淫情节均未达到“情节严重”标准，依法应当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进行量刑。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和胡茂斌、杨向庆、唐顼、项亚兵、史小玲等人在桐城市浴场及酒店内组织妇女从事卖淫犯罪活动，形成了组织结构稳定、人员固定、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团，严重影响了桐城社会治安。该卖淫犯罪集团以汪家科为组织者、领导者，负责该公馆的日常经营管理，由许卫国、焦伟光招聘、管理“大技师”，胡茂斌提供银行结算账户，杨向庆协助管理，史小玲负责资金结算以及按照指示进行利润分成，唐顼、项亚兵负责居中联系、警戒望风等。汪家科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同时，其作为桐城市及酒店主要负责人，利用本单位条件组织他人进行卖淫活动，依法应从重处罚。许卫国有犯罪前科，可酌定对其从重处罚。案发后汪家科、许卫国、胡茂斌、杨向庆、史小玲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焦伟光、唐顼、项亚兵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结合史小玲、唐顼、项亚兵所在社区对其社会影响评价，可以对其适用非监禁刑罚。经合议庭合议并报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四款、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三、四款、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项、第四条、第五条第（四）项、第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被告人汪家科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被告人许卫国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被告人焦伟光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被告人胡茂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被告人杨向庆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史小玲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唐顼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八千元；被告人项亚兵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扣押的账本、对讲机、视频监控主机、电脑主机等与作案有关的工具依法予以没收。被告人唐顼、项亚兵向本院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0元和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的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3277535元，追缴被告人胡茂斌违法所得人民币427981元、被告人杨向庆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0元，上缴国库。 汪家科上诉提出,其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应当以容留卖淫罪认定更为恰当，其作为洗浴中心的管理者仅提供了供卖淫女从事非法活动的场所，未参与招聘、管理、控制。原判认定其构成组织卖淫罪及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明显不当，本案焦伟光实际是给许卫国打工，不构成组织卖淫罪，故其三人不能认定为犯罪集团；其在本案中作用、地位与胡茂斌一样，一起承担了洗浴中心领导责任。汪家科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许卫国上诉提出,其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按照14%提成，其共计收入约40万元，原判罚金过高，且其家庭困难，请求从轻处罚。许卫国的辩护人辩护提出，许卫国犯罪期间获得的收入应减去“技师”的日常用品开销以及手下雇佣的一名服务员工资等约8万余元的开销；原判罚金200万元过高，且其家庭贫困，请求减少罚金数额。 焦伟光上诉提出，原判认定其构成组织卖淫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其受许卫国委派，帮助许卫国对卖淫女进行管理，起协助或帮助作用，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即使认定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并从轻处罚，其具有坦白、自愿认罪、无犯罪前科等情节，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量刑不当。焦伟光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胡茂斌上诉提出，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罚金过重，请求对其适用缓刑。胡茂斌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同时提出原判认定胡茂斌非法获利金额错误、量刑过重罚金过高且自相矛盾的辩护意见。 杨向庆上诉提出，其在汪家科经营的伯爵商务酒店打工，按月领取工资及每季度的加班工资，并非判决书认定的绩效奖励工资；其只是工作人员，不是协助组织卖淫的参与者。原判在量刑时没有考虑到其自首、立功等情节，量刑过重。杨向庆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 安庆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意见，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恰当，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份以来，上诉人汪家科以桐城市门前修路影响生意为由，让上诉人许卫国、焦伟光通过网络发布信息招募魏某、周春霞、代某、刘某2（均已行政处罚）等多名“大技师”到该公馆浴场及酒店房间以400元、500元、600元不等的价格从事卖淫活动。汪家科将招聘来的“大技师”统一安排在浴场二楼右边最里面的房间里，要求“大技师”平时不准外出，有事必须请假，且经许卫国、焦伟光同意后方可外出。汪家科在该公馆二楼楼梯口、“大技师”与客人发生性交易的包厢内安装了报警灯，并配发遥控器，要求上诉人杨向庆、原审被告人唐顼、项亚兵负责管理宾馆前台收银、现场处理收银纠纷、防范警察检查等。杨向庆告知唐顼、项亚兵，如果发现警察来检查，立即启动藏在衣兜里的遥控器，在对讲机里喊“1号来了”，许卫国、焦伟光发现报警灯闪烁后即带领“大技师”从浴场后门溜走，待警察离开后即在对讲机里喊“情况解除”，许卫国、焦伟光再带“大技师”返回公馆。当浴场或伯爵酒店房间有人需要性服务时，杨向庆、项亚兵、唐顼通知许卫国或焦伟光安排“大技师”到桐城市二楼716号至722号等包厢或酒店房间内提供性服务。汪家科要求杨向庆、唐顼、项亚兵监督“大技师”必须从酒店前门进入，不准走酒店后门，以防止“大技师”与许卫国、焦伟光合伙串通逃单接私活。“大技师”在浴场包厢或伯爵酒店房间与客人谈好价格后，即向前台收银员汪某等人“报钟”（服务项目时长）。“大技师”与嫖客发生性关系后，按照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的要求填好公馆“技师项目单”红白蓝联，标注自己的工号及服务项目收费标准Ａ（400元）、Ｂ（500元）、Ｃ（600元）。“大技师”将红联交前台收银员录入电脑记账系统，白、蓝两联留存用作和许卫国、焦伟光对账结算收入。嫖客在前台结账既可现金支付嫖资，也可直接扫描前台绑定上诉人胡茂斌手机的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昵称：伯爵水尚公馆，微信号：×××,支付宝账号18×××57）（18×××57）来支付嫖资。 胡茂斌、汪家科商议，浴场的所有收入由史小玲汇入胡茂斌提供的账号为10×××49的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根据汪家科的安排，史小玲负责每天到前台和收银员核对前日“大技师”卖淫收入，将前台公用手机微信、支付宝转账总额提现至胡茂斌微信、支付宝绑定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0）。胡茂斌又提供开户名为“胡某3”的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账号62×××03）储蓄卡给史小玲作为开支卡，由胡茂斌将资金转到该卡上用于发放“大技师”收入及股东分红。史小玲每月1号、11号、21号依据电脑记账系统同许卫国、焦伟光核对“大技师”应得收入，出具结算清单，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史小玲在结算清单上签字并经胡茂斌确认后，次日由史小玲按照汪家科与许卫国约定的分成比例将卖淫所得转账至许卫国提供的开户名为“焦伟国”的上海浦发银行账户（账号：62×××94），再由许卫国（或焦伟光）与“大技师”按约定的比例结算各自分成。史小玲在结完账后根据汪家科要求删除电脑存储的上述账目。 按照汪家科与许卫国的约定，2017年4月份至同年12月份的违法所得按卖淫总收入的42%和58%分成，2018年1月份至案发前按45%和55%分成。“焦伟国”浦发银行账户收到史小玲转汇的卖淫收入款共计1850930元。其中，2017年4月份至同年12月底，收到共计933520元，2018年1月份至案发前，收到共计917410元。根据约定的分成比例，汪家科分得非法收入共计1426605元，该案卖淫所得合计3277535元。汪家科将分得1426605元按照股权比例分红各股东（现有材料显示除汪家科、胡茂斌外其余均不知情）。其中，汪家科和胡茂斌均分得非法收入427981元。许卫国与卖淫女按卖淫总收入的15%和40%比例结算各自非法所得，许卫国分得非法收入491630元。2017年4月至8月份伯爵公馆和商务酒店卖淫非法所得为742189元，许卫国在该期间非法所得为111328元。焦伟光自2017年9月份到伯爵水尚公馆上班，其非法所得为380302元。汪家科安排史小玲每月转账基本工资给杨向庆、唐顼、项亚兵，按季度给三人发放“绩效奖金”。为提高杨向庆、唐顼等人的工作积极性，汪家科还以发红包的方式对其予以奖励。杨向庆、唐顼非法获利约2.4万元。项亚兵自2018年2月份到伯爵水尚公馆上班，其非法获利约2000元。 2018年5月3日，桐城市公安局接到匿名举报电话，对桐城市卖淫活动进行查处。现场抓获多名卖淫嫖娼人员，扣押记账凭证、电脑手机等物品，并当场抓获焦伟光和项亚兵。汪家科、史小玲、杨向庆、胡茂斌、许卫国先后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唐顼于当日被抓获后取保候审，因其不到案被网上通缉，后于同年8月20日到桐城市公安局投案。案发后，伯爵酒店经理余某、网管杨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交了未销毁的记账系统服务器硬盘，公安网监技术部门随后对该服务器硬盘记载的原始卖淫收入数据进行了提取。唐顼亲属、项亚兵分别向桐城市人民法院退缴违法所得2.4万元和2000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物证，用于作案的手机、报警器等物品。 （二）书证，本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身份信息情况、归案情况，许卫国犯罪前科的刑事判决书，桐城市朝阳伯爵商务酒店营业执照，史小玲提供证实焦伟国共收到卖淫收入1850930元及各股东分红的银行交易明细，汪某提供2018年3月4日至5月3日卖淫收入共计113600元的红色结账单数据，汪家科、胡茂斌银行交易明细。 （三）证人证言 1.汪某（公馆收银员）的证言，证实伯爵水尚公馆负责人是汪家科，前台用于收费的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是大股东胡茂斌的，胡总和汪总是浴场合伙人。有“大技师”在二楼房间从事卖淫活动，“大技师”领班姓焦，负责将技师项目单送到前台，其据此通过电脑系统将客人的消费项目、技师工号、技师项目单编号输入系统，客人离开时通过手牌结账，可以是现金，也可以通过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结账。“大技师”同客人在二楼谈好价格，用包厢内线电话向收银员报钟，消费结束，将技师项目单红白两联交给“大技师”领班送到前台，其在项目单上签“大技师”下钟时间，把白联退给“大技师”，其同领班结账。Ａ、Ｂ、Ｃ、Ａ＋Ａ是老板汪家科和杨经理等人要求前台收银录入的，“大技师”10天结一次账，结完账汪总就让史会计将账清除掉。其在电脑上录入的大技师有52、55、59、60、66、68、72、99号。报警器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值班经理身上，4个经理都说过在遇到警察检查按报警器。 2.姚梅的证言（收银员），证实客人同“大技师”在二楼谈好价格，“大技师”用包厢内线电话向收银员报钟，其就在报钟登记表上登记，消费结束，将技师项目单红白两联交给“大技师”领班焦伟光送到前台，其在项目单上签“大技师”下钟时间，把白联退“大技师”同其领班结账。前台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绑定的是胡茂斌的银行卡。胡茂斌规定如果警察来检查，值班经理就要按报警器或对讲机呼“胖子”带大技师从二楼离开，如果值班经理不在，收银员就会按报警器。A、B、C是大技师同客人发生性关系的项目，价格分别为400元、500元、600元，是老板汪家科和杨经理等人要求前台收银录入的。其在电脑上录入的大技师有58、59、60、68、69、72、88、99号，2018年过年之前“大技师”领班要求将“大技师”的工号全部录入59号。 3.刘某1（经理）的证言，证实其于2018年3月到该公馆上班，跟在唐顼后面从事管理工作。“大技师”给客人提供性服务，价格在400元至600元不等，由焦伟光负责管理。 4.杨某（网管员）的证言，证实2018年5月4日上午10点余某告诉其浴场被查了，让其将硬盘清空，其知道浴场有卖淫活动，后台服务器内有“大技师”卖淫款的营业记录，就没敢删。 5.余某（客房经理）的证言，证实该公馆因卖淫被公安机关查处后，老板胡茂斌和汪家科让其想办法处理公司的财务账目系统硬盘。2018年5月3日23时左右，汪家科让其陪史小玲到三楼监控室将伯爵水尚公馆收银数据清除掉。5月4日1时许，汪家科问史小玲收银系统数据可清除掉了，又叫其打电话让杨某过来查看，杨某查看后说数据没有清除掉，其将该情况向汪家科汇报，后来杨某把硬盘拿走了。 6.胡某1（服务员）的证言，证实其在公馆给洗浴的客人存寄鞋子，上班时间不能同“大技师”接触，前台有三个负责经理，一个是光头的焦经理、一个是戴眼镜的唐经理，还有一个瘦瘦的刘经理，“大技师”有事就找经理解决。 7.王某（洗浴人员）的证言，证实2018年5月3日晚10点左右同朋友鲍兆庭一起到二楼时，有个男服务员讲右边是大技师，左边是按摩，他俩去左边做了279元的按摩。 8.刘某2、代某（大技师）的证言，证实其系伯爵公馆卖淫女之一。 9.周某（大技师）的证言，证实2018年5月1日来公馆上班，“胖子”焦伟光安排（59号、68号、72号）提供Ａ、Ｂ、Ｃ三个性套餐服务，平时住在浴场二楼右边最里面的房间。4月份来桐城两次，一次做过6、7天，一次做过2天。客人需要性服务，“胖子”就打技师房电话安排同客人谈服务项目，客人选好后就用包厢内线打到前台报钟。给客人服务完后就用一个红白蓝联记下客人手牌及所做服务，400元的记Ａ，500元的记Ｂ，600元的记Ｃ，让客人签手牌号，随后将三联交给“胖子”。“胖子”同会计十天一对账，会计将钱打给“大眼”许卫国，“大眼”通过支付宝和网银转账给技师。 10.魏某（大技师）的证言，证实平时“胖子”对其进行管理，并说十天结一次提成，填写技工单时只写Ａ、Ｂ、Ｃ，这三个都发生性关系，时间不同而已。客人需要“大技师”提供性服务时，前台电话通知技师上钟，技师就到二楼包厢里谈价格，然后用包厢内线打到前台报钟，消费结束后，将技师项目单交“胖子”送前台，让前台在项目单上签技师下钟时间，然后白联拿回同“胖子”结账。 11.吴某1、胡某2、陈某1、陈某2、李某1、欧某、吴某2、刘某3、尹某、姜某、李某2、尤某、桂某（均系嫖客）的证言，证实2018年2月至5月，在伯爵水尚公馆二楼右边包房同一“大技师”发生性关系，之后到前台支付了400元、500元、600元不等的性服务套餐嫖资。 12.徐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3月16日晚上11点，其到伯爵水尚公馆给刘某3和尹某嫖娼用支付宝结账，一个是400元，一个是500元。 13.胡某3（隐名股东）的证言，证实2012年左右，胡茂斌说他朋友汪家科在桐城做宾馆生意让其投资，胡茂斌、汪家科分别占30%，其他每人股份10%，就签订了投资协议，协议上写明汪家科负责桐城所有事宜，胡茂斌负责所有投资款，每月到桐城对一次账，其他股东不参与宾馆任何事情。 （四）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上诉人汪家科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桐城市有三个老板，其任该公馆法定代表人，负责管理经营，如果其不在店里则由杨向庆负责，并向其汇报工作。杨向庆下面有两个经理（唐顼、项亚兵），一楼“小技师”领班是张红，二楼“大技师”领班是“胖子”（焦伟光），会计是史小玲。2017年5月，杨向庆因浴场门口修路生意差同其商议找“大技师”把生意搞起来，即在浴场给客人提供性服务，其同杨向庆商定项目和价格。其将“大技师”统一安排在浴场二楼右边最里面的房间，规定不同套餐用英文字母代替，并交代分成及如何分发卖淫款等情况。浴场二楼楼梯口上方一个红色警示灯是其安排人安装的，主要防止浴场“大技师”给客人提供性服务时遇到警察检查。 2.上诉人胡茂斌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汪家科、自己、胡某3、杨涛、胡茂光、万多军、余贤保分别占桐城市30%、25%、10%、10%、10%、10%、5%股份。2017年8、9月份，浴场门口修路，公司效益差，有次去浴场核账，汪家科跟其商量在浴场内搞点“按摩”服务，即提供卖淫服务，其同意。酒店和浴场是分开的，会计史小玲将客房和浴场分两个银行卡打款，这两张银行卡都是其把身份证交给史小玲去桐城农商行办理的，卡在史小玲处。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都是绑定其桐城农行的银行卡。每月5、6号其到公馆同史小玲核算账目，史小玲每天将客房和浴场收入的账与前台电脑系统进行核对，然后通过电脑系统打出单据并由收银员签字，史小玲作出账目后交给汪家科签字确认，史小玲再将收入打到卡上，其看到他们的签字就认可。浴场和客房开支的卡是其和胡某3一起到农商行用胡某3身份证办理的。开支包含浴场里面值班经理、技师领班、技师、前台收银员工资。技师是汪家科招的，技师工资都是由史小玲一次性转给技师领班，值班经理每月工资3000元，每个月还有2000元至3000元奖励，员工一般2000元左右。2017年年终汪家科从自己收入中发红包给员工和经理，总的大概发了11万元。每次来浴场跟汪家科、史小玲核对酒店、浴场、卖淫女收入、开支等账目，也到浴场内转转，担心卖淫服务被查，其在浴场时间也少，就跟汪家科说要注意平时管理。 3.上诉人许卫国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2年桐城市开业时法人代表是胡茂斌，2013年浴场被查后法人代表变更为汪家科。2017年2月份因父亲住院需要钱，便答应汪家科到伯爵浴场上班，收入是卖淫女收入当中提取14%。汪家科说浴场生意不好，让其在外面找几个“大技师”到浴场上班，其通过网络（58同城、赶集网）招聘了59号代某、60号琪琪、72号（工作十余天）、68号（5月2日才上班），汪家科他们拿伯爵浴场那块的45%，其和“大技师”拿55%，十天一结账，“大技师”收入由浴场转账给其，其再转账给“大技师”。同时，交代了规定性服务套餐项目及管理卖淫女、防范警察检查等情况。 4.上诉人焦伟光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桐城市是汪家科负责经营管理，胡茂斌是该公馆老板之一，其带的“大技师”主要在浴场给客人提供性服务，收费标准分别是400元、500元、600元，分别用字母“Ａ”“Ｂ”“Ｃ”代替，这是汪家科规定的。汪家科不在的时候由杨向庆负责管理，唐顼、项亚兵是值班经理。其在浴场里面负责“大技师”管理安排工作，并询问客人是否需要大技师服务，如果需要就将客人带到浴场二楼右边的房间里，然后用二楼吧台内线电话拨打“大技师”房间电话安排“大技师”到指定包厢给客人提供性服务。 5.原审被告人史小玲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汪家科让其于2015年7月到桐城市朝阳伯爵水尚公馆财务上班，该公馆法人代表是汪家科，大股东是胡茂斌，该两人分别占公司股份30%，余下的小股东是胡茂斌亲戚。汪总不在的时候，公司管事的是杨向庆，唐顼、项亚兵是值班经理。其每天负责将前台的公用手机打开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和收银员交上来的结账单对账，并将微信、支付宝转账总金额提现到胡总合肥农业银行卡上面。“大技师”10天结一次账，结完账汪总就让其将账清除掉，其就在电脑的记账软件点数据总清键将账目清掉。伯爵商务酒店浴场所有收入全部打入胡茂斌开的尾号0049的桐城农村商业银行卡里，客房收入则打到0057农行卡，胡茂斌给其一张胡某3开户的尾号为5403农商行卡用于日常开支，发工资等，其中二楼四个“大技师”卖淫收入的55%打到“大技师”领班焦伟光提供给其的开户名为焦伟国的上海浦发银行（尾号为6794）卡里。客人和大技师在二楼谈好价格后，卖淫女用包厢里内线电话向前台收银员“报钟”，然后收银员在报钟登记表上登记，消费结束后卖淫女将“技师项目单”红白联交给焦伟光送到前台，收银员在上面签“大技师”下钟时间，然后把白联退“大技师”同大技师领班结账。项目单上消费项目及收费标准是汪家科和杨向庆规定的。经理和员工工资从账面上走，每月绩效工资2000元，每季度发一次，年终胡总、汪总还发红包奖励给杨向庆和值班经理，这些钱不从账面上走。案发后汪家科打其电话担心其清理的业务软件账不管用，让其和余某去查看工程部机房，后来汪家科安排余经理换了台主机。 6.上诉人杨向庆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汪家科于2015年让其负责住宿部和洗浴部整体工作，大小“技师”及其领班考勤直接对汪家科负责，汪家科不在桐城时由其全权负责宾馆和水尚公馆事情，“大技师”提供性服务。2017年8月份，汪家科告诉其门口修路，公馆收入不好，要搞“大技师”项目，很快他就安排焦伟国到水尚公馆，焦伟国当天晚上就带了2个“大技师”提供性服务。对讲机是汪家科安装配发的，其按照汪家科指示交代保安，让他们留意警察检查。二楼“大技师”按摩房报警闪光灯，一个遥控器在前台服务员管理，一个由值班经理保管，汪家科让其督促他们注意使用报警器。2018年4月份，唐顼值班时就使用过报警器，派出所没有查出问题。2017年汪家科找了“大技师”后，焦伟国、焦伟光轮流负责大技师管理，汪家科将“大技师”收费标准和对应项目告诉其。唐顼和项亚兵处理浴场内大小事务，胡茂斌每月来跟汪家科、史小玲对账，并看下“大技师”经营、管理情况，史小玲每天来前台收账，经她核对后将现金收走，微信、支付宝也由她提现到绑定的胡茂斌银行卡上。 7.原审被告人项亚兵的供述与辩解，证实该公馆实际控股人是胡茂斌，汪家科是法人代表，其是2018年2月份来公馆上班。客人到二楼由姓焦的指引是按摩还是性服务，“大技师”和客人谈好价格后进行性服务，服务结束再由“大技师”开A、B、C三类单子，分别代表400元、500元、600元的性服务。之后交给姓焦的，再由姓焦的送前台录入收银系统。其自从上班，唐顼和杨向庆就交代其对讲机和遥控器是逃避公安检查而装的。杨向庆直接对汪家科负责，其和唐顼向杨向庆汇报。卖淫女是焦伟光和“大眼”招过来的，住宿吃饭都是汪家科安排的。 8.原审被告人唐顼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汪家科、胡茂斌是朝阳伯爵水尚公馆实际控股人，二楼右边主要是提供性服务，即“大技师”由焦伟光负责管理，服务项目包括400元的A服务、500元的B服务、600元的C服务。汪家科给前台收银员和当班经理配发了无线遥控报警器，还给保安和技师领班配发了对讲机，几个经理也都多次向前台工作人员和保安打招呼，要求他们提高警惕。2017年其使用过一次报警器，当时派出所没有检查出问题。“大眼”带“大技师”来是同汪家科谈的，并由“大眼”管理大技师，“大眼”回去后安排“胖子”过来负责大技师。焦伟光将卖淫大技师的卖淫次数和项目统计后与汪家科对账，对好账由汪家科签字确认再拿财务史小玲处领钱。2017年5月左右开始从事卖淫。一般客人进浴场换鞋时，其和项亚兵就用对讲机或微信呼一下“胖子”说有客人来了，“胖子”就在二楼楼梯口处，问客人需不需要服务，然后“胖子”联系大技师，“大技师”同客人谈好价格并向收银台报钟，服务完后“大技师”就填红白蓝三联单，出来就把单子全部拿给“胖子”，“胖子”把红联给一楼收银台，剩余的白蓝联拿回去留着对账。史小玲每天早上八点多到一楼收银台对账，胡茂斌每月5号到8号左右过来一趟，到浴场各个房间看看。浴场里面的“大技师”服务胡茂斌是知道的。 （五）检查、搜查、辨认等笔录 1.辨认笔录，证实汪家科、杨向庆、项亚兵、唐顼辨认出“大眼”即是许卫国；许卫国、焦伟光、杨向庆、汪家科、项亚兵、汪某、唐顼分别辨认出“大技师”代某（59号）、周某（60号）、魏某（68号）、刘某2（72号）；焦伟光辨认出杨经理即是杨向庆；史小玲辨认出同其对账的“胖子”即是焦伟光和“小技师”周丽；周某辨认出伯爵水尚公馆老板、“大眼”、“胖子”分别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魏某辨认出嫖客、“胖子”分别为吴某2、焦伟光；吴某1、陈某1、陈某2、欧某、尹某、尤某、桂某、姜某、李某2辨认出为其提供性服务的“大技师”为代某；胡某2、李某1辨认出为其提供性服务的“大技师”为刘某2；吴某2、刘某3辨认出为其提供性服务的“大技师”为魏某；胡某2、陈某1、尹某、尤某、桂某、刘某3分别辨认出询问其是否需要性服务及安排技师的中年男子为许卫国、焦伟光。 （六）现场检查、搜查、扣押、提取笔录 1.现场检查、搜查笔录及对主机勘验笔录，附扣押清单、技师项目单、搜查现场照片。 2.网监对涉案电脑的检查报告及界面截图，证实前台微信、支付宝绑定的手机号是胡茂斌的。 （七）视听资料 1.搜查视频，证实公安机关在搜查伯爵水尚公馆情况。 2.检查报告光盘，证实网监部门提取的有关数据情况。 针对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上诉人汪家科及其辩护人提出汪家科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不属于首要分子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汪家科是伯爵水尚公馆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管理者，亦是其和许卫国等人商议招募“大技师”在浴场和宾馆从事卖淫活动，故汪家科在组织卖淫犯罪集团中属于组织者、领导者地位，系首要分子。 2.上诉人焦伟光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其构成组织卖淫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意见，经查，焦伟光参与招聘、代替许卫国管理“大技师”，系组织卖淫的犯罪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 3.上诉人胡茂斌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罚金过重，请求对其适用缓刑。经查胡茂斌在本案中负责提供账号、审核确认违法所得等情况，其应对公馆卖淫总收入情况知晓并应该对此负责，其在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中相对比其他同案人作用大，协助参与的非法获利数额亦达到了50万元以上，其行为亦属于“情节严重”。 4.上诉人杨向庆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其在汪家科经营的伯爵商务酒店打工，不是协助组织卖淫的参与者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意见。经查，我国刑法规定，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本案中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等人为实施卖淫活动组成固定的犯罪组织，内部分工明确，管理制度严密，且时间长达一年有余，杨向庆协助管理，获取非法利益，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5.关于各上诉人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辩护提出原判罚金刑过高的理由及意见，经查，根据约定分成比例，经营、管理洗浴中心的汪家科分得非法收入共计1426605元，招募、管理卖淫女的许卫国分得非法收入1850930元，组织卖淫犯罪所得合计3277535元。汪家科将分得的非法收入按照股权比例分红各股东，汪家科和胡茂斌均分得非法收入427981元。许卫国与卖淫女按卖淫总收入的15%和40%比例结算各自非法所得，许卫国分得非法收入491630元。其中许卫国于2017年4月至8月份期间非法所得为111328元，焦伟光自2017年9月份到伯爵水尚公馆上班，其非法所得为380302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犯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应当依法判处犯罪所得二倍以上的罚金；共同犯罪的，对各共同犯罪人合计判处的罚金应当在犯罪所得的二倍以上。本案组织卖淫犯罪所得合计3277535元，扣除各卖淫女获得利益及本案上诉人汪家科、胡茂斌外其他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分红获取的利益，汪家科和胡茂斌均获得非法收入427981元，许卫国获得非法收入491630元，焦伟光获得非法所得为380302元，杨向庆、唐顼非法获利约2.4万元。项亚兵非法获利约2000元。依据各上诉人实际犯罪所得作为判处罚金的根据，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原判以组织卖淫犯罪所得合计数额为依据判处汪家科、胡茂斌罚金各180万元、许卫国200万元、焦伟光160万元，罚金刑过高。 本院认为，上诉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管理的浴场和宾馆内，采用招募、容留等手段，组织多名女性从事卖淫活动，严重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构成了组织卖淫罪；上诉人胡茂斌、杨向庆、原审被告人史小玲、唐顼、项亚兵在明知汪家科等人实施组织他人卖淫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帮助，其行为构成了协助组织卖淫罪。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组织卖淫非法获利总额超过了100万元，其行为均属情节严重。胡茂斌在其协助参与的非法获利数额亦达到了50万元以上，其行为亦属于“情节严重”。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和胡茂斌、杨向庆、唐顼、项亚兵、史小玲等人在桐城市浴场及酒店内组织妇女从事卖淫犯罪活动，形成了组织结构稳定、人员固定、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团，严重影响了桐城社会治安。该卖淫犯罪集团以汪家科为组织者、领导者，负责该公馆的日常经营管理，由许卫国、焦伟光招聘、管理“大技师”，胡茂斌提供银行结算账户，杨向庆协助管理，史小玲负责资金结算以及按照指示进行利润分成，唐顼、项亚兵负责居中联系、警戒望风等。汪家科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同时，其作为桐城市及酒店主要负责人，利用本单位条件组织他人进行卖淫活动，依法应从重处罚。许卫国有犯罪前科，可酌定对其从重处罚。案发后汪家科、许卫国、胡茂斌、杨向庆、史小玲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焦伟光、唐顼、项亚兵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结合史小玲、唐顼、项亚兵所在社区对其社会影响评价，可以对其适用非监禁刑罚。本案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犯罪所得应以其实际非法获利数额予以认定。原判定罪准确，主刑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罚金刑量刑不当，予以改判，对各上诉人的相关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项、第四条、第五条第（四）项、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2018）皖0881刑初252号刑事判决的第五至九项，即被告人杨向庆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史小玲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唐顼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八千元；被告人项亚兵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扣押的账本、对讲机、视频监控主机、电脑主机等与作案有关的工具依法予以没收。被告人唐顼、项亚兵向本院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0元和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汪家科、许卫国、焦伟光的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3277535元，追缴被告人胡茂斌违法所得人民币427981元、被告人杨向庆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0元，上缴国库。 二、撤销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2018）皖0881刑初252号刑事判决的第一至四项，即被告人汪家科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被告人许卫国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被告人焦伟光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被告人胡茂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 三、上诉人汪家科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三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五月七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四、上诉人许卫国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起至二〇二九年五月十八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五、上诉人焦伟光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五月三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六、上诉人胡茂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四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祖琴 审判员  方国松 审判员  唐 毅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琳璘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四款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六十一条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利用本单位的条件，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前款所列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第（四）项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的； 第四条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 在具有营业执照的会所、洗浴中心等经营场所担任保洁员、收银员、保安员等，从事一般服务性、劳务性工作，仅领取正常薪酬，且无前款所列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不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第五条第（四）项协助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的； 第十三条第一款犯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应当依法判处犯罪所得二倍以上的罚金。共同犯罪的，对各共同犯罪人合计判处的罚金应当在犯罪所得的二倍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