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103民初88号 原告：廖文军，男，197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蓝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达池，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正璇，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宝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上海宝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中国石化大厦****。 法定代表人：徐雪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麟，北京颐合中鸿（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贺州市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地址：贺州市星光路**iv> 法定代表人：张世和，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绍安，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锦丽，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廖文军与被告上海宝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济公司）及第三人贺州市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贺州嘉亿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日受理立案。根据原告提出的诉讼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9）桂1103民初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告上海宝济公司向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8）桂民终17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由贺州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给上海宝济公司的工程款4704419.1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予以冻结。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上海宝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工商登记核准，变更为上海宝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4日、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廖文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达池、被告上海宝济公司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苏麟、第三人贺州市嘉亿公司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徐绍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廖文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钢管架工程款796926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迟延返还钢管架的占用金5118033.6元；3、判决被告从2014年6月25日起，以796926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4、判决第三人与被告共同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责任。事实和理由：2013年6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贺州市嘉御苑小区钢管架工程承包合同》，被告将其承建的由第三人开发建设的“贺州市嘉御苑小区”（即贺州市总工会住宅小区）项目的2#、3#商住楼钢管脚手架工程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发包给原告，工程单价按43元/平方米计算，期限为12个月；如果逾期，从逾期的第31天起，每天按0.1元/平方米的价格计算占用金。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按合同的要求为被告承建的2#、3#商住楼搭建钢管架，而被告只是在2014年1月才向原告支付了400000元的工程款。至2014年6月22日，合同约定的12个月期限已届满，但被告承建的工程主体仍未完成，原告因此还不能拆除钢管脚手架。按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从2014年7月22日起至拆除钢管架之日止，被告应按每天0.1元/平方米的价格向原告支付逾期占用金。但是，被告既没有再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也没有支付逾期占用金。原告经了解，被告承建的工程迟迟不能完工的原因，是被告与第三人因工程项目发生纠纷，双方忙于诉讼，同时原告也了解到第三人已经把钢管架部分的工程款支付给被告，但被告却恶意不支付给原告。原告因工程款被拖欠，向第三人反映情况，第三人因此于2015年7月1日、2016年6月3日和2017年1月20日分别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0000元、100000元和50000元。迄今为止，原告实际收到的工程款只有570000元，余款至今未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海宝济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签订《钢管架工程承包合同》是事实，合同约定的钢管使用期限为一年。被告承建的嘉御苑小区2#、3#楼分别于2013年12月27日和2014年1月6日封顶，主体完工。由于第三人嘉亿公司没有按约定支付工程款，造成后续工程停工，而第三人嘉亿公司又将后续工程转包给其他施工队施工，终止了与被告公司的合同关系，故被告实际使用原告钢管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1月30日，该时间点是由原告、被告及第三人于2014年9月18日共同协商确认的。之后，使用钢管架的合同权利义务就转移给第三人嘉亿公司，后续的费用也由第三人承担。按照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约定，被告实际使用原告的钢管架只有5个月，租金为55万多元，而被告实际已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为80万元，其中40万元于2013年11月30日支付，第三人嘉亿公司代被告支付了40万元。因此，被告不存在超期使用原告的钢管架的情况，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迟延占用金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第三人贺州嘉亿公司述称：第三人只与被告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且该合同关系已经过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予以解除，第三人应支付给被告的工程款也已经在判决书中得到确认，工程款中已经包括钢管脚手架等费用，现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第三人不应当也无需要再支付重复的费用。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被告方“包工包料总承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三人只与被告存在合同关系，工程款也只应向被告支付。被告承包第三人的工程项目后，又把钢管架工程分包给原告，故钢管架工程的费用应当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既然原告施工的脚手架钢管工程包含在被告承包的工程范围内，无论实际由谁付款，都应当包含在被告应当获得的工程款范围内，而不应再另行计算，否则就属于重复计算。第三人不是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钢管架工程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不受该合同的约束，原告与被告在合同中作出的约定，对第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不能强加给第三人。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不合理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廖文军提交的证据 1、《贺州市嘉御苑小区钢管架工程承包合同》，证明被告将其承建的“嘉御苑小区”2#、3#楼钢管架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承包，被告对此无异议，予以认定。同时，对被告主张该合同后面空白处添加的由被告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单努文、第三人的项目负责人陈冠贵以及原告三方共同签署的“关于使用钢管外架责任问题”的内容，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以认定。 2、开工通知便笺，虽然被告否认在便笺上签名的“秦荣”、“肖华俊”系其公司的项目工作人员，亦否认该二人签署的开始日期为正式使用钢管的日期，但被告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开工日期，而原、被告签订的钢管架工程承包合同明确约定“开工日期以书面签发为准”，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 3、《钢管架工程结算单》，系原告自行计算的工程建筑面积，因其计算的面积与被告、第三人共同计算确认的工程建筑面积不一致，未经被告和第三人共同确认，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4、《结账表》系结算零星工作的工资单，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工程面积为31671平方米的事实，故不予认定。 5、《借支单》和《现金支出证明单》，证明第三人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70000元，且第三人无异议，予以认定。 6、广西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民终17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与第三人因工程纠纷涉诉的事实，予以认定。 7、《自行移除嘉御苑小区2#、3#楼施工现场钢管的通知》，证明第三人于2018年11月28日通知原告拆除钢管架的事实，予以认定。 8、其他工程项目的钢管架工程结算材料的签名，证明案外人陈冠贵系第三人嘉亿公司派住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施工过程的书面材料均由其签字确认，予以认定。 （二）被告上海宝济公司提交的证据 1、营业执照、准许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被告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已由“上海宝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宝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该证据客观真实，予以认定。 2、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11民初41号《民事判决书》和广西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民终176号《民事判决书》，该两份判决书应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3、《混凝土试块抗压强度试验报告》，被告认为应按试验取样时间“2013年8月20日”作为使用原告的钢管材料起始时间，但本院认为该试验报告系对3#楼第一层的取样试验，由于楼房底层建筑也需要使用钢管支架，故该试验报告记载的取样时间不能认定为正式使用钢管脚手架的时间。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4、《工程结算书》，证明被告完成2#、3#楼的建筑面积为31176.86平方米，该结算书已经由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所确认，故予以认定。 5、广西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单1页、工商银行个人转账汇款单1份，证明第三人于2013年12月3日代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300000元，于2016年6月3日代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00000元，予以认定。 6、图纸会审记录、工程联系函，证明在这些工程材料上签名的案外人陈冠贵系第三人派住工地的负责人，予以认定。 （三）第三人嘉亿公司提交的证据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由被告以“包工包料总承包”方式承建第三人建设的贺州市总工会嘉御苑小区2#-7#楼工程，予以认定。 2、《建筑工程结算书》，系第三人与被告方的相关工作人员于2016年1月8日共同计算确认被告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及工程费用的结算书，证明被告承建的2#、3#楼工程总面积为31176.86平方米，工程价款中已包含钢管脚手架费用990108.95元及安全网费用153602.21元，予以认定。 3、补充提交的证据：①《上海宝济公司承建2#、3#楼尚欠款清单》系被告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单努文在双方于2016年1月8日进行结算之前出具的证明材料，不再具有证明作用，不予认定。②《收据》，系被告的项目负责人单努文确认实际收到第三人支付的工程款1852.144万元而出具的收据，予以认定。③《2016年1月16日嘉御苑小区2#、3#楼工程决算》，该证据已经由法院生效的判决书确认，予以认定。④-⑥《由建设单位代付款项汇总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贺州市总工会嘉御苑小区1#楼住宅交付使用的说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与本案的处理无关联性，不作认定。⑦电子回单，原告无异议，证明第三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代付原告工程款25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庭审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4月28日，第三人贺州嘉亿公司与被告上海宝济公司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第三人将其开发建设的贺州市总工会住宅小区（即嘉御苑小区）2#、3#、4#、5#、6#、7#楼的建设工程发包给被告上海宝济公司承包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签订合同后，被告进场首先进行2#和3#楼的施工。 2013年6月23日，被告上海宝济公司（甲方）与原告廖文军（乙方）签订《贺州市嘉御苑小区钢管架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贺州市总工会嘉御苑小区项目2#和3#楼的钢管脚手架工程以及现场所有安全防护材料以“包工包料”方式分包给乙方施工（包括提供内架材料）；工程款按建筑面积（含地下室）43元/平方米计算；钢管使用期限为12个月，超期30天内不计算费用，超过30天之外按剩余工程量每天0.1元/平方米计算占用金；开工日期以甲方通知乙方进场起架时计算，以书面签发为准……。签订合同后，被告方的工地负责人秦荣、肖华俊用便笺签署了一份载明“地下层立;地下层立杆开始日期2013.6dquo;的确认开工日期的便条给原告，原告即开始进场施工，并按照被告承建的2#、3#楼的施工进度安装钢管脚手架。2#楼于2013年12月27日完成封顶，3#楼于2014年1月6日完成封顶。经第三人贺州嘉亿公司与被告上海宝济公司的相关人员共同结算，该两幢楼总建筑面积合计31176.86平方米。由于被告与第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支付工程款等问题产生矛盾，以及受贺州市城市规划变动的影响，上述2#和3#楼工程从2014年1月封顶后便已停工。虽然该两幢楼的主体已完工，但外墙尚未装修，因此搭建在外墙的钢管脚手架仍不能拆除。2015年9月18日，被告上海宝济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单努文与第三人贺州嘉亿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陈冠贵分别以各自公司项目代表的名义，就继续使用原告的钢管架问题进行协商后，双方在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贺州市嘉御苑小区钢管架工程承包合同》落款日期以下的空白处签署如下内容“注明：使用外架责任问题，1、2014年春节前由上海宝济建筑工程公司单努文负责；2、2014年春节后由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单努文、陈冠贵以及原告廖文军在上述“注明”内容的落款处签名。原告廖文军确认，在施工过程中，被告上海宝济公司于2014年1月之前共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00000元（该款实际上系由第三人贺州嘉亿公司代上海宝济公司付给原告）。停工之后，第三人分别于2015年7月1日、2016年6月3日、2017年1月20日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0000元、100000元和50000元，以上原告收到的工程款共计570000元。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第三人又支付拆除钢管脚手架人工款50000元，已付工程款合计620000元。 2016年1月8日，被告与第三人双方派出代表共同结算、确认被告实际完成2#、3#楼的工程量和工程费用，双方代表在两份《建筑工程结算书》上签名，工程结算书载明被告完成的工程建筑面积为31176.86平方米，工程款中已包含钢管脚手架费用990108.95元及安全防护网费用153602.21元。 由于被告上海宝济公司与第三人贺州嘉亿公司在工程款结算、支付，以及停工后移交工程等方面产生矛盾，2016年8月16日，第三人贺州嘉亿公司向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贺州嘉亿公司与上海宝济公司于2012年4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于2016年7月3日解除，并判令宝济公司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撤离“嘉御苑小区”施工现场，将施工现场移交给嘉亿公司。2016年10月25日，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1102民初2770号民事判决。2016年11月29日，上海宝济公司以嘉亿公司逾期未支付工程款为由，向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裁定对（2016）桂1102民初2770号民事案件再审。2017年8月30日，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2016）桂1102民初2770号案件的判决及其再审判决，将该案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上海宝济公司诉嘉亿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合并审理。2017年12月27日，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11民初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上海宝济公司与贺州嘉亿公司于2012年4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于2016年7月3日解除；二、贺州嘉亿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海宝济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3627303.02元；三、上海宝济公司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贺州市嘉御苑小区施工现场及施工材料移交给贺州嘉亿公司……。2018年8月28日，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二审后，作出（2018）桂民终1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11民初41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撤销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11民初41号民事判决第二、四、五项；三、贺州市嘉亿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海宝济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4704419.14元……。判决生效后，第三人至今未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 2018年11月28日，第三人贺州嘉亿公司向原告廖文军发出一份《自行移除嘉御苑小区2#、3#楼施工现场钢管架的通知》，通知原告自行将工地内的钢管脚手架拆除并运走，但原告以被告和第三人没有支付工程款为由不予拆除钢管。由于自2013年6月起，原告承包的嘉御苑小区2#、3#楼的钢管架工程期限被拖延了数年，而且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支付工程款未果，原告于是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原告承包的嘉御苑小区2#、3#楼钢管架工价款是多少？2、被告和第三人是否超期占用原告的钢管架？3、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及第三人支付工程款以及支付钢管占用费和逾期利息，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原告廖文军与被告上海宝济公司签订的《贺州市嘉御苑小区钢管架工程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经协商一致签订的合同，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廖文军按照合同的约定，为被告上海宝济公司承建的嘉御苑小区2#、3#楼提供钢管脚手架并负责搭建施工，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上海宝济公司则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向原告支付工程价款的义务。 一、关于原告承包钢管脚手架工程款的确认。原告提交了只有其本人及肖华俊二人签名的《钢管架工程结算单》，证明2#和3#楼的建筑面积为31671平方米，而被告和第三人亦提交了由其双方的代表及有关的工作人员签名的《建筑工程结算单》，该《建筑工程结算单》已经由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认定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因此，本院确认工程面积为31176.86平方米，按照原、被告约定的一年内（即截止2014年6月23日）按43元/平方米单价计算，钢管架的工程款为1340604.98元（31176.86平方米×43元/平方米）。 二、关于逾期占用钢管架的问题。原告与被告上海宝济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工程在一年期限内，工程款按43元/平方米的单价计算。如工程逾期，在30天内不计占用金，从逾期的第31天起，按每天0.1元/平方米的单价计算占用金，该条款可以视为当事人对逾期占用钢管违约责任的约定。原、被告约定从2013年6月23日起作为使用钢管架的起始时间，至2014年6月23日止一年期满。按照合同的约定，从2014年7月24日起，应计算钢管延期占用金。被告与第三人于2015年9月18日在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贺州市嘉御苑小区钢管架工程承包合同》落款以下的空白处签署“注明：使用外架责任问题”的内容，证明被告与第三人就工程停工后使用原告的钢管责任承担问题达成协议，也证明第三人对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内容是知晓、认可和接受的。因此，原告与被告在该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转移，转由第三人嘉亿公司承担。但是，由于被告与第三人因工程款结算、支付的问题未及时解决，被告实际上并没有把工程现场及工程资料移交给第三人，才导致第三人贺州嘉亿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上海宝济公司撤离施工现场，将施工现场移交给嘉亿公司。因此，虽然被告与第三人达成协议从2014年春节后由嘉亿公司承担使用钢管的责任，但由于被告上海宝济公司没有将施工现场和施工资料移交给第三人，导致第三人不能实际控管工程施工的现场，也就不能实际取得使用原告的钢管架的权利。由此造成拖延钢管使用期间的后果，应当由被告上海宝济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况且，被告与第三人达成使用钢管的协议时，双方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尚未解除，在此情况下，直接导致第三人嘉亿公司不能实际取得使用钢管的权利。造成延长钢管使用期间除了上述原因外，第三人嘉亿公司所建设的上述工程项目因城市规划变动的影响，也是导致钢管使用期被延长原因之一。因此，造成钢管使用期被延长，被告和第三人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无论上述何种原因造成使用期延长，均与原告无关，对原告而言，任何迟延钢管使用期的行为，都可以视为违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对方按合同的约定支付钢管延期占用金，占用金应从2014年7月24日起计算，截止时间应计算至第三人通知原告拆除钢管之日，即2018年11月28日止，共计1587天，钢管迟延占用金为4947767.68元（31176.86平方米×0.1元/平方米·天×1587天）。 三、上述钢管工程款和延期占用金，应当以被告和第三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之日，即2016年7月3日作为划分双方责任的时间点，在该日期以前使用和占用原告钢管的费用由被告承担，该日期之后占用钢管的延期占用金由第三人承担。因此，被告上海宝济公司应承担实际使用原告的钢管一年期内的费用1340604.98元，以及从2014年7月24日至2016年7月3日止，共709天的延期占用金2210439.37元（31176.86平方米×0.1元/平方米·天×709天）。第三人贺州嘉亿公司则应承担从2016年7月4日至2018年11月28日止，共计878天的延期占用金2737328.31元（31176.86平方米×0.1元/平方米·天×878天）。由于第三人与被告于2016年1月8日结算工程款时，双方对之前使用钢管的费用990108.95元及安全防护网费用153602.21元，已经作为应付工程款的一部分进行了结算，而且该两笔工程款已经被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书所确认。因此，该两笔费用应当从第三人应支付给原告的钢管延期占用金内扣除，转由被告向原告支付。第三人在施工过程中代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400000元，已经由法院生效的判决书确定直接抵扣第三人应付被告的工程款，故该400000元应视为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应从被告应付给原告的钢管工程款中扣除。第三人在停工之后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170000元，以及第三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支付给工人的拆除钢管架的费用50000元，可直接在第三人应向原告支付的钢管延期占用金中抵扣。作上述抵扣调整后，第三人贺州嘉亿公司实际还应支付原告钢管延期占用金1373617.15元（2737328.31元-990108.95元-153602.21-170000元-50000元）。被告上海宝济公司应付给原告的钢管架工程款940604.98元（1340604.98元-400000元），应付给原告的延期占用金为3354150.53元（2210439.37元+990108.95元+153602.21）。 四、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问题，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和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的规定处理。被告应付原告的钢管工程费940604.98元，扣除第三人已支付给原告的170000元，计息的基数为770604.98元，从2014年6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由被告承担给付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宝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廖文军钢管架工程款940604.98元，应支付原告廖文军的钢管延期占用金3354150.53元，合计支付4294755.51元；该款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完毕； 二、第三人贺州市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廖文军钢管延期占用金1373617.15元；该款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完毕； 三、被告上海宝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向原告廖文军支付工程款逾期利息（利息计算：以工程款770604.98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该笔工程款全部付清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54604元（原告已预交2730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合计59604元，由原告廖文军负担2277元，被告上海宝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43435元，第三人贺州市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3892元。 义务人如果未按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缓一 人民陪审员  尹 静 人民陪审员  黄秀莲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小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