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72民初311号 原告：北海市泽鸿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海大道**北海奇珠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泽豪，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言红，广西现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大顺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海大道**海富大厦第****v> 法定代表人：黄玉娇。 被告：黄翔，男，198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 原告北海市泽鸿船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广西大顺物流有限公司、黄翔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由于原告庭后更正了被告广西大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顺公司）的名称，本院于2019年6月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言红到庭参加诉讼，二被告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和被告大顺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签订的《国内货物航次运输合同》；2.被告大顺公司立即支付欠付运费人民币63040元；3.被告大顺公司向原告支付船舶滞期费189120元；4.被告大顺公司向原告支付船舶改港费7880元；5.被告大顺公司赔偿原告律师服务费损失10000元；6.被告大顺公司自2018年9月5日起以27004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2160.32元（暂计至2018年10月22日，以后另计至全部付清之日止）；7.被告大顺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8.被告黄翔就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16日，原告与被告大顺公司通过网络订立《国内货物航次运输合同》，约定原告作为承运方，被告大顺公司作为托运方租用“鑫海89”轮运输黄砂（建筑砂）7788吨，自北海沙田港运至广州南沙港，预到期限2018年8月18日（±1日），装/卸船期限4天，运费41元/吨（按7800吨计算），定金50000元，滞期费2元/吨/天。“鑫海89”轮于2018年8月18日抵达北海沙田港装载货物，实载7880吨，8月19日启航开往广州，21日到达珠海。被告大顺公司以原定买家拒收货物需寻找新买家，且广州南沙港没有泊位为由，多次要求“鑫海89”轮更改卸货港，并承诺按1元/吨支付改港费，二被告共同承担因改港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018年9月4日，“鑫海89”轮在深圳福永锚地卸货，滞期12天。原告多次向被告大顺公司催收运费余款及滞期费，但其拒不清偿。 二被告未作书面答辩，亦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原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以支持其诉讼主张： 证据1.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证据2.电脑咨询单、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证据3.《国内货物航次运输合同》、微信聊天截图，证明原告与被告大顺公司通过网络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及相关权利义务； 证据4.“鑫海89”轮实际载重量单据，证明“鑫海89”轮发船时的实际载重量是7880吨； 证据5.“鑫海89”轮船舶轨迹图、原被告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记录、《业务函》3份、《承诺函》2份，证明因被告大顺公司声称收货人违约，为寻找新的货主多次更改收货人和卸货港，导致“鑫海89”轮滞期，被告大顺公司同意自2018年8月29日起按1元/吨增加改港费，二被告承诺因变更收货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由二被告共同承担； 证据6.《商函》、《业务函》各1份，证明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多次向被告大顺公司发函催收运费及滞期费； 证据7.《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委托代理合同》、律师服务费发票，证明原告为向二被告主张权利支付律师服务费10000元； 证据8.《业务函》、《承诺函》各1份，证明二被告再次更改卸货港，并承诺因变更收货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由二被告共同承担； 证据9.《“鑫海89”轮航海日志和海事签证记录》，证明“鑫海89”轮航海轨迹以及因被告原因频繁改港的事实，船舶实际是按照被告的指示行驶的。 本院认为，二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及抗辩的诉讼权利。原告证据2中的电脑咨询单、证据3、证据5中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9月2日出具的《业务函》及《承诺函》、证据6中2018年9月4日出具的《业务函》、证据7、证据8中2018年9月3日出具的《业务函》，上述证据原告均提供了原件核对，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证据1、证据2中的身份证系被告的身份信息，证据9来源于“鑫海89”轮的航海日志，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原告证据4无原件核对，且无其他证据佐证“鑫海89”轮的实际载重量，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原告证据5中的船舶轨迹图系手机截图，并未显示对应的船名，且本院通过其来源的“携船网”已无法查询到“鑫海89”轮在2018年8月-9月期间的航迹信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原告证据5中2018年8月29日出具的《业务函》和《承诺函》、8月30日出具的《业务函》系打印件，与证据5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证据6中原告2018年8月28日出具的《商函》无原件核对，亦无被告已签收该函的证据，且无法与证据5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8中二被告2018年9月3日出具的《承诺函》与被告大顺公司同日出具的《业务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确认其真实性的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情况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8月16日，原告与被告大顺公司通过微信签订《国内货物航次运输合同》，约定：一、原告为承运方，被告大顺公司为托运方。二、船舶资料：船名“鑫海89”；船长115米；船宽18.2米；总长125米；舱口数3个；型深9米；满载吃水6.6米；总吨/净吨为5715吨/3200吨；载重吨7788吨。三、货名：黄砂（建筑砂）；重量（吨）：7788吨；起运港：北海沙田港锚地；预到期限：2018年8月18号±1天；到达港：广州南沙锚地；装/卸船期限：4天；滞期费:2元/天/吨；运费：41元（不含税、两港实收）；结算方式：按7800吨计算；船定金：5万元。四、特约条款及违约责任：有关托运方与承运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界限适用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及运费杂费的有关规定；若船舶在装卸货港因托运人原因导致滞期，由托运人承担，如因船方原因导致滞期由承运人承担；装卸时间为两港并用，自船空载抵装载港锚地起算、重载抵卸载港锚地开始起算至装卸完毕为止，天气影响及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双方各承担一半；航线原则上不得更改，如托运方临时要求更改航线或增加多港装、卸货时，托运方必须经承运方重新签约书面认定，否则视托运方违约；合同签订后，托运方当天预付定金，运费余款在船舶抵达卸货港开舱卸货前付清。 合同签订后，被告大顺公司支付了50000元定金给原告。“鑫海89”轮按约定到北海沙田港锚地装载黄砂后离港。8月25日，原告与被告通过微信进行协商，被告向原告询问“鑫海89”轮能否去珠海拱湾码头卸货，原告则反问被告何时能靠港，被告回答正在落实，此后无船舶可以靠港的明确答复。8月29日，被告大顺公司出具《承诺函》给原告，载明因原定买家拒收货物，需将货物另卖，将卸货港更改为广州黄埔港珠刚码头，因改港产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均由被告大顺公司承担；同日出具《业务函》给原告，载明应收货方要求，将卸货港更改为广州黄埔港珠刚码头，改港费为1元/吨。8月30日，被告大顺公司出具《业务函》给原告，载明由于广州南沙港待靠船舶较多没有泊位，将卸货港更改为广州新沙淡水河码头，收货人变更为广州市南沙区南沙立欣土石方工程部。9月2日，被告大顺公司出具《业务函》给原告，载明由于广州南沙港待靠船舶较多没有泊位，将卸货港更改为鸿海过驳作业点，收货人变更为吴智江；同日，二被告共同出具《承诺函》给原告，载明因原定买家拒收货物，需将货物另卖，将卸货港更改为鸿海过驳作业点，如因变更收货人对原告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二被告共同承担。9月3日，被告大顺公司出具《业务函》给原告，载明由于广州南沙港待靠船舶较多没有泊位，将卸货港更改为珠海高栏港海重钢管码头，收货人变更为吴智江；同日，二被告共同出具《承诺函》给原告，载明因原定买家拒收货物，需将货物另卖，将卸货港更改为珠海高栏港海重钢管码头，如因变更收货人对原告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二被告共同承担。卸货后，被告大顺公司支付了210040元运费给原告。 根据原告提供的“鑫海89轮”航海日志显示，该轮于2018年8月18日1时40分在北海铁山港外抛锚，8月19日8时45分完货，9时20分开始起锚，9时26分锚离底上线出口，8月21日5时50分于珠江口外停车抛锚，8月31日1时40分自广州狮子洋水域开始起锚，2时4分报交管原地继续抛锚；9月2日21时55分于广州狮子洋水域备车起锚，22时13分锚离底，9月3日1时30分于珠江口深圳宝安机场附近抛锚，9月4日8时40分完货，9月4日9时整开始起锚，10时5分下线出口。又据原告陈述，8月21日“鑫海89”轮抵达的是珠海桂山锚地，自8月25日起被告多次指示原告更改卸货港，“鑫海89”轮于8月30日8时1分离开珠海，8月31日1时47分锚泊广州。 本院认为，本案系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大顺公司签订的《国内货物航次运输合同》是双方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关于原告请求解除《国内货物航次运输合同》的问题。该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为被告大顺公司提供了航次租船服务并已履行完毕，被告也按约支付了50000元定金及210040元运费，已履行其大部分的合同义务，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故原告请求解除其与被告大顺公司签订的《国内货物航次运输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运费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国内货物航次运输合同》约定，合同费用的结算方式按运输货物重量为7800吨计算，运费每吨41元，共计为319800元，被告大顺公司应于签订合同当日预付定金50000元给原告，运费余款在船舶抵达卸货港开舱前付清。被告大顺公司按约支付了定金，但在2018年9月4日卸货后，仅支付了210040元运费给原告，余款59760元至今未支付，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向原告支付运费余款的违约责任，并自2018年9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止。原告主张按实际载货量7880吨计算运费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改港费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国内货物航次运输合同》约定，起运港为北海沙田锚地，卸货港为广州南沙锚地，航线原则上不得更改，如托运方临时要求更改航线或增加多港装、卸货时，托运方必须经承运方重新签约书面认定，否则视托运方违约。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被告大顺公司多次发函给原告更改卸货港，并承诺按1元/吨支付改港费给原告，双方没有重新签订书面合同，原告亦没有提出异议并按被告的指示将货物送达到变更后的卸货港，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之规定，视为双方对合同约定的目的港条款已达成变更的合意，改港费1元/吨，为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改港费7800元。原告请求按实际载货量7880吨计算改港费与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没有约定支付改港费的期限，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改港费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滞期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航次租船合同的装货、卸货期限及其计算办法，超过装货、卸货期限后的滞期费和提前完成装货、卸货的速遣费，由双方约定。”在本案《国内货物航次运输合同》中，双方约定了船舶预计到达起运港的期限是2018年8月18号±1天，没有约定运抵目的港的期限，约定装卸船期限为4天，并且特约条款及违约责任第6条约定“装卸时间为两港并用，自船空载抵装载港锚地起算、重载抵卸载港锚地开始起算至装卸完毕为止”。据此，如因托运方的原因导致“鑫海89”轮在装货港及卸货港两个港口装载和卸载货物的时间合计超过4天的，托运方需向原告支付滞期费。根据航海日志的记录并结合原告陈述可知，“鑫海89”轮于2018年8月18日1时40分空载抵北海铁山港，完货后于8月19日9时20分起锚离港，8月21日5时50分抵珠海桂山锚地抛锚，8月30日8时1分离开珠海，8月31日1时47分锚泊广州，9月2日21时55分自广州狮子洋水域备车起锚，9月3日1时30分抵深圳宝安机场附近抛锚，完货后于9月4日9时整起锚离港。原告主张，因“鑫海89”轮是按照被告的指示在珠海桂山锚地停泊等待的，故卸货期限应自该轮抵达珠海桂山锚地的时间起算，装卸期限共计4天，扣除装载货物已用的时长，滞期费应自8月23日22时36分起算。本院认为，首先，珠海桂山锚地并非《国内货物航次运输合同》约定的卸货港，原告亦无证据证实在“鑫海89”轮抵达珠海前被告已发出指示将卸货港变更为珠海，故原告主张卸货期限自抵达珠海桂山锚地时起计算缺乏依据。其次，据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直至8月25日，双方仍在协商“鑫海89”轮能否去珠海拱湾码头卸货的问题，且彼时“鑫海89”轮处于没有靠港的状态。此后被告频繁向原告发出指示，要求更改卸货港，即在8月26日至9月3日期间，卸货港是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此期间“鑫海89”轮是否已符合合同约定的“重载抵卸载港锚地”的条件，原告亦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再次，根据被告的最终指示，本航次的卸货港确定在深圳，“鑫海89”轮于9月3日1时30分锚泊深圳宝安机场附近，9月4日9时整完货后离港，据此“鑫海89”轮在卸货港卸货的时间合计为31小时30分，加上在北海港装货的时间31小时40分，两港装卸货物的时间合计63小时10分，亦未超过双方约定的装卸货时间4天，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滞期费，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请求二被告支付律师费的问题。原告主张在二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承诺书》中，承诺赔偿原告因改港造成的一切损失，为此原告请求二被告支付其因提起本案诉讼支出律师服务费10000元。本院认为，虽然在二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承诺书》中，赔偿范围表述为“因改港给原告造成的一切损失”，但是在双方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一方违约需支付另一方律师服务费，而律师费并非属于因违约产生的必然损失，故对于原告请求二被告支付律师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请求被告黄翔对被告大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二被告于9月2日、9月3日共同出具《承诺函》给原告，承诺因变更收货人对原告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二被告共同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保证责任”之规定，被告黄翔在《承诺函》上签名并加盖指印的行为，系其自愿为被告大顺公司提供连带保证。对于变更收货人对原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大顺公司承诺按1元/吨支付改港费给原告，原告对此未提出异议，视为双方已达成合意，据此被告黄翔应对被告大顺公司应支付的改港费78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未付运费及迟延支付运费产生的利息，并不属于因改港造成的损失，故原告主张被告黄翔对被告大顺公司应支付的运费及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西大顺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运费余款59760元及利息（利息以597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9月5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给原告北海市泽鸿船务有限公司； 二、被告广西大顺物流有限公司支付改港费7800元给原告北海市泽鸿船务有限公司； 三、被告黄翔对改港费78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北海市泽鸿船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3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北海市泽鸿船务有限公司负担4012元，被告广西大顺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338元。 本案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偿，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权人可以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提交上诉状时应依法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员  唐华泽 审 判 员  岑 潇 人民陪审员  赵裕珩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孙淑锋 书记员植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