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执监851号申诉人（被执行人）：北京中冶设备研究设计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外胜古庄**。法定代表人：汪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北京刘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梨，北京刘涛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昆明上高阀门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路**科技创新园**。法定代表人：洪清在，该公司总经理。申诉人北京中冶设备研究设计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冶公司）因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2018)京执复37号执行裁定，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在执行昆明上高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上高公司）与北京中冶公司仲裁一案过程中，北京中冶公司以债权消灭为由向北京三中院提出异议。北京三中院查明，2016年6月22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京仲调字0159号调解书，内容为：（一）北京中冶公司于2016年7月22日前向昆明上高公司支付货款35万元；（二）如北京中冶公司未按期全部履行本调解书上述第（一）项的义务，则北京中冶公司除应支付上述全部款项外，还应立即向昆明上高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6万元；（三）本案本请求仲裁费26828.8元（已由昆明上高公司全额预付），全部由昆明上高公司自行承担。本案反请求仲裁费36624.82元（已由北京中冶公司全额预付），全部由北京中冶公司自行承担；（四）昆明上高公司放弃其他仲裁请求，北京中冶公司放弃其他仲裁反请求，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2017年6月16日，昆明上高公司向北京三中院申请执行上述仲裁调解书，该院以(2017)京03执524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该院扣划了北京中冶公司的银行存款166123.94元，但未查封北京中冶公司银行账户。2016年7月19日，北京中冶公司支付昆明上高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面金额367382.3元，汇票到期日是2016年11月12日。同年7月21日，昆明上高公司将汇票金额多出的17382.3元退给北京中冶公司，北京中冶公司出具收据一张。次日，昆明上高公司为北京中冶公司出具收款367382.3元收据一张。北京三中院认为，北京中冶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支付方式，支付所欠昆明上高公司的货款35万元，昆明上高公司收取了银行承兑汇票后为北京中冶公司出具了收据，并将汇票多出的17382.3元退还给北京中冶公司，由于汇票上已注明了“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1月12日”，昆明上高公司在明知“汇票到期日”的情况下，收取了该汇票且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昆明上高公司认可了北京中冶公司的履行方式及期限。因此，北京中冶公司已经履行了(2016)京仲调字0159号调解书第一项的内容，昆明上高公司要求北京中冶公司继续支付货款16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北京中冶公司请求退还被扣划银行存款的异议理由成立。该院在执行过程中并未查封北京中冶公司的银行账户，故对其申请解除对账户的查封，不予支持。对于北京中冶公司请求终止本案执行及案件执行费用及执行异议等费用由申请执行人承担等，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北京三中院作出(2017)京03执异223号执行裁定，退还北京中冶公司案款166123.94元，驳回北京中冶公司其他异议请求。昆明上高公司向北京高院申请复议称，请求撤销北京三中院作出的(2017)京03执异223号执行裁定，继续执行(2017)京03执524号案件。理由如下：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昆明上高公司先收到票面金额367382.3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再出具收据和将汇票金额多出的17382.3元退给北京中冶公司，与事实不符。事实情况是，北京中冶公司要求昆明上高公司先出具35万元收据并将汇票金额多出的17382.3元先返给北京中冶公司，才肯将票面金额367382.3元的远期银行承兑汇票交给昆明上高公司。昆明上高公司被迫在收到汇票之前先将17382.3元汇给北京中冶公司。但这并不代表昆明上高公司放弃调解书第二项权利。昆明上高公司没有作出放弃调解书第二项权利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其收到货款后出具收据是交易习惯，仅代表收到货款的意思表示，没有放弃某些权利的意思表示。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当事人放弃民事权利必须以明确意思表示为准。当事人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权利，他人不能随意理解为已经放弃权利，否则就是对当事人民事权利的非法剥夺。本案中，昆明上高公司没有明确表示放弃调解书第二项16万元货款的请求权，并且一直在积极主张，原审法院认定昆明上高公司放弃权利，系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北京中冶公司辩称，北京三中院(2017)京03执异223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北京中冶公司已经按照调解书的要求，将货款以承兑汇票的方式按时支付给了昆明上高公司。昆明上高公司接受承兑汇票并进行找零，也向北京中冶公司出具了收据。银行承兑汇票上已注明了“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1月12日”，昆明上高公司明知该情况仍收取了该汇票，且未提出任何异议。现昆明上高公司认为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收取汇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昆明上高公司收到款项后，滥用诉讼权利，继续申请强制执行属于不诚信的行为，也是在浪费司法资源，破坏法律尊严。综上，请求驳回该复议申请。北京高院审理查明，2016年7月20日，昆明上高公司向北京中冶公司交通银行北京慧忠里支行的账户汇入17382.3元，用途注明为“承兑汇票补差”。同年7月21日，北京中冶公司出具收款金额为17382.3元的收据一张。同年7月22日，北京中冶公司将票号为27076839、票面金额为367382.3元、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1月1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交付昆明上高公司；昆明上高公司向北京中冶公司出具金额为367382.3元且记载有“票号：27076839”的收据一张。北京高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北京中冶公司是否于2016年7月22日前向昆明上高公司支付了货款35万元。因2016年7月22日前北京中冶公司仅向昆明上高公司交付票面金额为367382.3元、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1月1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且在交付之前已收取昆明上高公司支付的承兑汇票补差17382.3元，故2016年7月22日前北京中冶公司向昆明上高公司交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实际现金价值不足35万元。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可以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付款方式、金额、期限等内容。但本案中，北京中冶公司对此未提交证据证明且昆明上高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不能视为昆明上高公司认可了北京中冶公司的履行方式及期限。北京中冶公司未按照(2016)京仲调字0159号调解书履行第一项义务，昆明上高公司依据该调解书第二项有权要求北京中冶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6万元，并可以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因此，昆明上高公司所提复议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北京中冶公司所提异议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北京三中院(2017)京03执异223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结果应予纠正。北京高院作出（2018）京执复37号执行裁定，撤销北京三中院(2017)京03执异223号执行裁定，驳回北京中冶公司全部异议请求。北京中冶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诉，请求撤销北京高院第（2018）京执复37号执行裁定，退还北京中冶公司被执行款项166123.94元，终止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第（2016）京仲调字0159号调解书，执行异议费用由昆明上高公司承担。理由：1.原裁定认定事实错误。（1）北京中冶公司于2016年7月22日前已足额履行了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第（2016）京仲调字0159号调解书，原裁定认定北京中冶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实际现金价值不足3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案涉执行异议纠纷系因履行当事人双方《工业品买卖合同》引发的争议，该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为“银行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且北京中冶公司一直是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昆明上高公司支付合同货款，北京中冶公司支付的每笔货款均是以承兑汇票票面价值为准，昆明上高公司均予以认可。本案中，在北京仲裁委员会第（2016）京仲调字0159号调解书及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均未明确付款方式的情况下，北京中冶公司根据双方交易惯例，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货款35万元，昆明上高公司在收到上述货款后向北京中冶公司出具了收据。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清。（2）复议裁定以北京中冶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付款方式、金额、期限等内容予以变更为由，不予认可北京中冶公司的履行行为，是错误的。首先，双方当事人并未变更北京仲裁委员会第（2016）京仲调字0159号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及金额，且该调解书并未确定履行方式，北京中冶公司无需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其次，在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情况下，北京中冶公司有理由根据《工业品买卖合同》相关合同条款及交易习惯确定履行方式。再次，不论北京中冶公司采用何种方式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昆明上高公司已出具收据的行为明确表明其已在2016年7月22日收到货款。北京中冶公司已在生效文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完毕全部义务，昆明上高公司未提出任何异议。2.复议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北京中冶公司已经提交了证据，而昆明上高公司在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复议程序中均未就其主张提交证据，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昆明上高公司在已向北京中冶公司出具收据长达一年的情况下，不认可履行行为，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北京中冶公司于2016年7月22日交付给昆明上高公司承兑汇票能否视为已经履行仲裁调解书第一项义务，本案是否应当继续执行调解书确定的第二项义务。北京中冶公司于2016年7月22日交付给昆明上高公司的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1月12日，尽管该到期日晚于调解书确定的7月22日，但从昆明上高公司在2016年7月20日向北京中冶公司汇入17382.3元用于承兑汇票补差的事实看，昆明上高公司对北京中冶公司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款项是明知的，故可以视为双方变更了调解书确定的付款方式为承兑汇票方式。在此情况下，虽然北京中冶公司交付的是远期汇票，但在交付之后昆明上高公司已经按期收取了35万元。即使昆明上高公司认为北京中冶公司以远期汇票履行义务不符合调解书要求，也应当在收到汇票的同时提出异议，以便北京中冶公司能够在调解书确定的期限逾期前修正相关履行行为，但是昆明上高公司并未提出相关履行异议，故可以认定北京中冶公司并未在根本上违反调解书确定的第一项义务，本案不应继续执行调解书确定的第二项义务。综上，北京中冶公司的申诉理由成立，北京高院（2018）京执复37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执复37号执行裁定；二、维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执异223号执行裁定。审判长  毛宜全审判员  杨 春审判员  向国慧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宝道书记员刘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