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8民初2521号 原告：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成都市成华区建和路6号附16号1层。 法定代表人：周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竹，四川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九州，四川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张贺，男，汉族，1985年8月3日出生，住天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辉，四川星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张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竹、伍九州,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不承担被告从2018年6月1日起至2018年9月17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10000元；2.判令原告不承担拖欠工资11138元；事实与理由：自2018年3月1日原告公司设立后，被告作为相声演员时常接受原告邀请参与各种演出活动，演出接受后双方一般情况下都是即时结清演出费用，被告在活动中亦不受原告的任何管理、指挥，不需要遵守原告内部的劳动规则及规章制度，日常被告均是自由安排时间，无工作时间等各方面限制。同时，被告也承接其他公司业务，受邀参与其他公司主办的演出活动。后因原告资金周转困难，无法继续经营公司业务，欠付了被告部分劳务费，双方矛盾也日益加深，被告于2018年9月21日申请劳动仲裁，原告认为仲裁委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裁决原告支付被告双倍工资差额的事实认定错误。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张贺辩称，对方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支持自己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仲裁庭审笔录，证明：本案的被告作为相声演员，在演出的过程中接受原告的指示，监督管理，如按时出场，但从未要求上下班打卡，但该种管理是为了保证演出质量的必然产生的义务行为，双方形成的松散的合作关系，仅仅是业务层面上的合作管理，不同于长期的、持续的规章制度层面上的管理，不是劳动关系从属性所要求的紧密性与严格性。 证据2张锡恒、郭志昂、常卫新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明：根据原告向被告支付劳务费的微信转款，通过发放情况可以看出，被告的劳务费并不是每月定时足额发放，有时一个月发放六七次，有些月份没有发放，并且月份之间劳务费数额相差较大，劳务费差距较大的原因是被告作为相声演员到场参加演出的次数不等造成的，并不是因为公司考核的工作成果、工作业绩后导致劳务费差别较大，同时原告也没有对被告进行具体的业绩考核要求，故从劳务费发放的时间及数额看，原、被告间更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且，中间有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劳务费的发放，该时间为被告的休演期，同时被告也没有接收原告严格的规章制度的束缚，即使演出的效果不好，原告对被告也没有进行任何处罚措施。 被告张贺对原告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证据质证意见为：一、对庭审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以认可。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庭审笔录记载的是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且在记载中双方的陈述不一致，原告举出的陈述仅为原告单方说法，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自己有利的陈述应提供相应证明，原告均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庭审笔录中的陈述是真实的，故该证据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二、微信转账记录均为打印凭证，没有出示手机的原始载体，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到腾讯总部做相应的认证，故三性均不予认可，且该转账记录中，原、被告间除工资欠付外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即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发放工资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证明原告对被告的实际管理状况。在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没有足额按时向被告发放工资，且被告也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由于原告向被告欠付工资，被告被迫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被告张贺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和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1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1.被申请人主体适格；2.周玲是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对公司负责；3.公司于2018年3月1日成立； 证据2工资欠款。证明：1.张贺与成都喜乐荟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张贺每月工资标准为5000元/月；3.成都喜乐荟公司拖欠张贺工资； 证据3艾蓬与周玲结婚证照片。证明艾鹏与周玲系夫妻关系； 证据4合同书。证明成都喜乐荟公司系周玲与艾鹏夫妻一起经营，艾鹏实际控制成都喜乐荟公司，艾鹏的行为可以代表公司； 证据5微信公众平台认证公函。证明：1.成都喜乐荟公司系周玲与艾鹏夫妻一起经营，艾鹏实际控制成都喜乐荟公司，艾鹏的行为可以代表公司；2.成都喜乐荟公司申请了账号为gh_3c60c804cca9的微信公众号）； 证据6微信公众号：蓉城喜乐荟gh_3c60c804cca9的微信截图4张及公众号对演员的介绍。证明姜顺然、郭志昂、常卫新、张锡恒与成都喜乐荟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证据7原告仲裁时的答辩书。证明成都喜乐荟公司系周玲与艾鹏夫妻一起经营，艾鹏实际控制成都喜乐荟公司，艾鹏的行为可以代表公司。且原告在仲裁庭审中答辩第一页艾鹏实际掌控并经营喜乐荟公司，且第三页载明对方给演员工资为5000元/月，并没有按照实际演出场数计算，答辩状充分证明原告与被告间属于事实劳动关系，不存在劳务关系。 证据8仲裁庭审笔录。证明：1.成都喜乐荟公司系周玲与艾鹏夫妻一起经营，艾鹏实际控制成都喜乐荟公司，艾鹏的行为可以代表公司；2.被告在原告公司工作时受原告公司安排参加演出，已构成事实劳动关系；3.证明被告月工资标准为5000元；4.在仲裁及本案诉讼中我方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对方均进行了认可。特别明释，庭审笔录中第三页载明被申请人说每个月的工资为5000元、第四页至五页载明，在本次诉讼中被告举出的证据均在仲裁庭审中进行了举示，且原告在仲裁庭审中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进行了认可，根据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及禁反言的相关规定，如原告在诉讼中有相反陈述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由于在庭审中原告并未对该部分进行反驳，所以被告提供证据均为真实、第一页载明艾鹏在仲裁庭审中作为原告公司总经理的名义出庭且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庭审中反复陈述，喜乐荟公司实际是由其经营、掌控，所以艾鹏在本案中所有的签字均系原告单位的职务行为，对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 证据9仲裁裁决书。证明：我方主张事实在仲裁裁决中得到了认定。 原告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被告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为： 证据1并未载明张锡恒为监事，且即使张锡恒为监事，其在仲裁庭审中自认并不知其为监事的事情，故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2中，对于欠条中描述的“工资”称呼，作为普通人非法律专业人员不会严格区分“工资”与“劳务费”、“薪酬”、“报酬”等区分，故若无法证明该被告的10000元的产生原因、时间，则对其三性不予认可；张贺工资欠款上载明共10000元，已发放3000元，其中已发放金额若以微信转款形式发放则应与原告提供微信转款记录相印证。 对证据3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 对证据4，艾鹏签订的合同书若有公司的相关授权，可以认定其为职务行为，若无授权，则属于无权代理，但都与本案争议劳动关系无关，无法达到被告证明目的，且被告出示证据无原件，三性不予认可； 对证据5、6，其上显示的演员介绍反映出原告与被告属于劳务关系，对其对外开展的演出活动对演员进行介绍，包括曾经的奖项也是正常的宣传方式，但通过个人介绍的版块并未显示出被告就职于原告公司，故无法达到被告证明目的。 对证据7，答辩状中第三页，被告断章取义，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8，仲裁笔录第三页，被告断章取义，申请人回答劳务费是5000元，被申请人回答劳务费是5000元，且在答辩状中并未陈述关于是否按照实际演出场数进行计算劳务费，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9中对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在事实认定部分并不清楚，不充分，被告并未举证类似于劳动合同书面或文字性的记载，且未提供类似于工作证、工作服等代表公司原告性质的证据证明存在劳动关系。同时也未举证其在工作期间收到的工资或劳务报酬的转款凭证，更未举证其按照公司要求正常上下班的证据，而实际上，被告的工作就属于无固定的工作时间安排，属于临时聘用人员。综上，仲裁裁决书因没有进行客观认定，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艾鹏曾代表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演出事宜对外签订合同，并作为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平台的指定联系人。张贺通过艾鹏进入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8年8月22日，艾鹏签署《工资欠款》一张载明：蓉城喜乐荟总经理艾鹏雇佣张贺为蓉城喜乐荟员工，6月份工资5000元，7月份工资5000元，总计为10000元，已发款3000元，还差7000元未发放。张贺也在《工资欠款》中签字。 2018年9月21日，张贺作为申请人，以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成都市成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9月17日拖欠的工资14500元；2.裁决被申请人向其支付2018年5月至2018年9月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0000元；3.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因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0000元；4.裁决被申请人为其补缴社会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2018年11月12日，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仲裁答辩中称：2018年2月艾鹏与张锡恒、郭志昂合议共同成立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而周玲当时与艾鹏为夫妻关系，故而他们求周玲单位公司挂名法人，由张锡恒担任公司监事。在仲裁庭审中，张贺称其入职时间和离职时间分别为2018年5月1日和9月17日，仲裁员询问月均工资多少，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称5000元，是劳务费。2018年12月12日，成都市成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成华劳人仲委裁字（2018）第0080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在本裁决生效后五日内，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一次性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9月17日期间拖欠的工资11138元、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9月17日期间双倍工资差额10000元，共计21138元；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后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并向法院起诉。 上述事实有经质证的下列证据在案证实：原被告身份信息和工商登记信息、工资欠款、结婚证照片、合同书、公司微信公众号、仲裁答辩书、仲裁笔录、仲裁裁决书及送达证明等。 本院认为，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当从劳动者由谁招募、谁具体承担管理职能和发放劳动报酬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根据本案查明事实，首先，张贺进入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事有报酬的劳动，艾鹏作为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管理者，负责相关费用的发放，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认可张贺等人每月5000元“劳务”费用。其次，艾鹏向张贺出具《工资欠款》，认可张贺为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员工，且载明了拖欠工资事宜，故综合上述证据，双方建立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虽然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辩称双方只是合作，劳动者没有受公司实际管理，但并未就此提供有效证据印证，故本院对于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未与张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拖欠张贺工资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艾鹏签字的《工资欠款》，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截止到2018年8月22日尚欠张贺7000元，张贺2018年9月17日离职，按照月工资5000元的标准计算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应向张贺支付2018年8月23日至9月17日期间的工资4137.93元。由于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支付了张贺拖欠工资，故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应向其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9月17日期间拖欠工资11137.93元。 因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未举证证明张贺入职时间，故本院对于张贺陈述其2018年5月1日入职于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未与张贺签订劳动合同，应当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张贺在仲裁中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原告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张贺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9月17日期间的拖欠工资11137.93元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9月17日期间二倍工资差额10000元，共计21137.9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成都喜乐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贾少朋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谭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