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50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正定支公司，住正定县恒山西路**。 负责人：崔军，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武叔红，河北凌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 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正定县燕赵医院，住，住正定县燕赵北大街/div> 法定代表人：刘国岐，职务：院长。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定支公司与被上诉人正定县燕赵医院保险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正定县人民法院（2018）冀0123民初2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04月0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武叔红、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刘国岐依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定支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诉讼时效期间判令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存在认定错误，根据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其中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二条（保险责任）的约定：“在本保险期限内，由患者或其近亲属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本案中，被上诉人投保的医疗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为自2008年11月15日零时起至2009年11月14日二十四时止，在该期间内患者或其近亲属、被上诉人从未提出，被上诉人是在2018年7月份与案外人达成了《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该时间已经已经远远超过了双方约定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限和追溯期限，故上诉人不应该承担保险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保险责任约定的很明确并且根据书面保险条款显示第二条是对保险责任的解释，而一审法院不适用保险责任条款反而引用诉讼时效条款违背了双方订立保险合同真实的意思表示，对上诉人明显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引用保险责任第二条款来认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二、诉讼时效条款的内容也是法律规定的内容，诉讼时效仅仅针对是在属于保险责任的情况下，如果不主张就丧失了被法律保护的权利，但是诉讼时效并不等于保险期限，保险责任条款中约定了“在本保险期限内首次提出”就是明确事故发生后主张赔偿的时间必须在保险期限内提出，而不是保险期限以后的5年、10年甚至更远以后再提出，双方既然约定了首次提出时间为准，那么就应该尊重合同约定，“约定大于法定”这是民商事审理一贯坚持的原则，一审法院既然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那么就应该适用该保险条款的约定，并且一审法院也没有对为什么不适用该条款作出解释，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将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依据保险合同、赔偿处理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被保险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灾”。知道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第一时间申请上诉方、卫生局一起处理，上诉方以超过时效为由不予理睬，故被上诉人未超过诉讼时效；保险合同第二条完全不符台实际，患者及家属既没有找保险公司看病，又互不相识，遇医疗事故怎么能直接找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不知道第二条的意义何在，简直是闭门造车霸王条款。患者2009年5月在被上诉方医院行创宫产，出院后只感觉身体不适、腰疼，查体几家医院未找出根本原因，总以为是产后综合征，患者2008年至2009年怎么能提出索赔？2018年患者身体严重不适，住，住院手术中才发现腹中遗留纱布属找到被上诉人、卫生局，提出索赔50万。因保险公司拒绝出面，由卫生局出面被上诉方患者经过艰苦调解从50万降到5.5万，三方达成了《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参照保险合同第十九条及《石家庄市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暂行办法》第十七条。上诉方诉状，只说协议书是被上诉方与患者达成的，只字不提见证机关卫生局，其目的何在？完全是为了逃避赔付。再说，保险合同第二条与第十九条自相矛盾，为此一审法院判决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正确内容;被上诉人合同是在2008年至2009年签订的，患者手术也是在2009年保险期内做的，是因为被上诉方执业过失而造成了患者人身损害，更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写的很清楚。被上诉人知道事故后，第一时间就向上诉方提出了赔偿。上诉方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特别是第二条为格式条款，约定对保险公司明显有利，有失公平，该条款可认定为无效条款；关于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问题，本案保险期间为2008年11月15号零时至2009年11月14日止，本案涉及的医疗责任事故发生在2009年7月，在保险期限内。根据医疗责任保险条款中第二十五条约定“被保险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的规定，因原告与杜芬芳达成调解协议是在2018年七月，原告向上诉方请求赔偿的时间及向原审法院起诉的时间亦未超过二年，均符合上述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决公正、合理，请求贵院撤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550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1月1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医疗责保险合同一份，保险单号为NO：pzzy2008130123000000032009,该保险单载明：医疗责任每人赔偿限额为10万元，其中精神损害赔偿限额为3万元,累计赔偿限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限自2008年11月15日零时起至2009年11月14日24时止；医疗责任每次免赔按每人赔偿金额的5％或1000元计算，二者以高者为准。2009年7月，杜芬芳在原告正定县燕赵医院行剖宫产手术，2018年5月，杜芬芳因身体不适，在正定县医院检查并手术，发现盆腔内遗留陈旧性纱布。杜芬芳与本案原告发生医疗纠纷后，经正定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调解，双方于2018年7月23日签订了《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约定由原告正定县燕赵医院给付杜芬芳一次性经济补偿（包括精神损失费和其他列出的费用）55000元，该补偿款已补偿到位。上述事实，由原、被告陈述、保险单、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收条等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被告投保医疗责任保险，被告签发了保单，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应受法律保护，医疗责任保险条款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关于被告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本案保险期间为2008年11月15日零时起至200年11月14日24时止，本案涉及的医疗责任事故发生在2009年7月，在保险期限内。根据医疗责任保险条款中第二十五条约定“被保险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的规定，因原告与杜芬芳达成调解协议是在2018年7月，原告向被告请求赔偿的时间及向本院起诉的时间亦未超二年，均符合上述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故本院认为被告应承担保险责任。关于补偿款的问题，本案原告与杜芬芳在正定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补偿的数额亦未超出保险单约定的赔偿范围，故被告对赔偿金额不认可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在保险单明细表中约定了医疗责任免赔按每人赔偿金额的5％或者1000元计算，二者以高者为准，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的55000元保险赔偿金中应扣除免赔额2750元，应赔付的数额为5225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定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正定县燕赵医院保险赔偿金522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5元，减半收取计587.5元，由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医疗责任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保险合同对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本案中由于医疗事故的危害具有隐蔽性，进而导致损害结果迟延。但这并不能否定医疗事故的发生时间是在保险期间内的事实。而且保险合同中亦明确约定“被保险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被上诉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两年内向上诉人提出索赔申请，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因此，上诉人所称被保险人索赔超出保险期间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定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75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定支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维山 审判员  曹建民 审判员  张国顺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侯轶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