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8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岑伟泽，男，1985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韦，广东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雯，广东坤益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强兴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义沙村环保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665038222X。法定代表人：沈建强，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学明，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开明，广东信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岑伟泽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强兴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兴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1972民初12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一、限岑伟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强兴司赔偿加工款171337.0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加工款171337.05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加工款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强兴公司的其他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3942元，由强兴公司负担215元，岑伟泽负担3727元。岑伟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强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强兴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仅以岑伟泽的微信聊天记录就推定岑伟泽欠强兴公司货款，证据不足。该微信的内容不能证明强兴公司的主张，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1.一审庭审中岑伟泽并未确认2015年2月份的加工费是143237.05元。庭审中，岑伟泽明确表明对于签有岑伟泽名字的部分由于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假，因此不确认其真实性。假如送货单是真实的情况下，金额总共是143237.05元，但在2015年6月9日岑伟泽支付了54447.26元，余下金额也不少于强兴公司请求的金额。2.从微信内容来看，双方表达内容不具体，聊天针对性不强。微信作为一个手机端即时通讯工具，其不是一个严谨周密的商业沟通工具，同时普通人在使用微信时，言语上难免会有夸大和随意性。根据强兴公司所微信截屏记录，此双方的一问一答关联不顺畅，涉及人员是多方，并不能简单依据双方的聊天记录作为本案证据。3.强兴公司提供的微信截屏内容后面还有内容，后面的内容对强兴公司不利，该内容强兴公司应提供给法庭。在一审时，岑伟泽应申请法院责令强兴公司提供，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4.岑伟泽认为已不欠强兴公司的货款，因为岑伟泽早已支付了263746.2元给强兴公司，所以在强兴公司又向岑伟泽主张货款时，岑伟泽就称“什么时间又变成了173212.64元”，并且表示“你慢慢算”。5.双方进行生意来往，约定岑伟泽支付货款给强兴公司，强兴公司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岑伟泽。岑伟泽支付给强兴公司的价款是含税价，现岑伟泽共支付了263746.2元的货款给强兴公司，强兴公司也开具了263746.2元的发票给岑伟泽，其中金额是143237.05元的货款是强兴公司要求岑伟泽支付17%的税款，为20000多元。岑伟泽不同意支付，双方为此发生过争论，误差2000多元，是岑伟泽打错了，实际误差是20000多元。税差是指143237.05元货款的税费，对此误差岑伟泽不同意承担，强兴公司要求岑伟泽承担。6.误差2000多元不是对欠强兴公司货款的确认。7.微信上所说的欠阿张28100元是与本案无关联，此内容不能看出欠强兴公司货款。在欠阿张28100元，岑伟泽不能在未征得阿张同意的情况下将阿张的债权转让给他人，法院也不能在本案中一同处理案外人的款项。8.微信内容“阿张28100不含税，阿沈143237.05含税，还没除掉出问题要扣款的”，其意思是已付清了以上货款，还多付了因强兴公司生产质量问题本该扣款部分。而不是回答上一句强兴公司“你算算，你认为你该付多少”。因此，在上述微信内容存在多种解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以微信证据就认定岑伟泽欠款，是错误的。二、岑伟泽已付清货款给强兴公司。1.岑伟泽与强兴公司有多笔交易，岑伟泽也共向强兴公司支付了货款263746.2元。如强兴公司认为岑伟泽还欠货款，其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但强兴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无原件。2.强兴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产生的基础是送货单，对账单。双方在微信内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强兴公司应提供有效送货单，对账单，否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强兴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的送货单全部是2015年2月份，而该送货单有原件的部分是案外人盖章，非岑伟泽签名及盖章，对于签有岑伟泽名字的部分均没有原件。退一步说，就算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2月份货款金额为143237.05元是真实的，岑伟泽也支付了114447.26元，余下只欠28789.8元。强兴公司答辩称：1.一审判决根据岑伟泽在微信上及一审庭审中承认的事实认定其欠强兴公司加工费171337.05元，认定事实证据确凿。强兴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对账单、电子邮件等证据虽然没有原件或者没有岑伟泽签名，但岑伟泽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该等证据与微信聊天记录及岑伟泽在庭审中承认的事实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进一步印证岑伟泽拖欠加工费的事实。2.强兴公司已向东莞市铭林纺织品公司（以下简称铭林公司）开具总金额为344142.8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岑伟泽主张其已付清加工费无事实依据。二审期间，岑伟泽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强兴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日期为2014年11月26日及2016年10月4日的发票没有原件，其余5份有原件），拟证明强兴公司向铭林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为344142.82元。二、2016年7月对账单（无原件）、送货单，拟证明强兴公司在2015年2月之后仍为铭林公司提供加工服务。岑伟泽质证称，确认有原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对没有原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确认2016年7月对账单的真实性，确认有岑伟泽签名的送货单的真实性，不确认有刘成路签名的送货单。二审庭审中，岑伟泽确认在2017年8月的微信聊天记录后，没有再付过款。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院对岑伟泽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围绕岑伟泽的上诉，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铭林公司是否拖欠强兴公司加工款。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二审中，岑伟泽对强兴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确认，岑伟泽主张强兴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连贯、不顺畅，但却未能提供岑伟泽的该手机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本院对其岑伟泽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强兴公司将对账单发给岑伟泽，并称岑伟泽从2014年9月至2016年7月尚欠货款173212.64元，岑伟泽在微信中认为该数额不正确，并陈述“欠阿张28100元，出了问题的加工费143237.05含税，何来的173212.64元”、“误差2000多”，强兴公司则再次问岑伟泽，“你算算，你认为你该付多少？”岑伟泽回应称：“阿张28100不含税，阿沈143237.05含税，还没除掉出问题要扣款的”。强兴公司主张“阿张”是其公司隐名股东张扬轩，28100元是其经手的，“阿沈”是强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岑伟泽认为的欠款（28100元+143237.05元）与强兴公司主张的欠款173212.64元相差1875.59元，与岑伟泽微信上所说的误差2000多元的约数能相互对应，证明岑伟泽对171337.05元（28100元+143237.05元）是确认的。虽然岑伟泽在微信上有说是欠阿张28100元，但强兴公司的人员发对账单是将该数额一起发给岑伟泽结算的，岑伟泽亦一起核算并认为相差2000多元，且其后亦陈述143237.05是阿沈的，故本院认为岑伟泽与强兴公司皆认可该金额一起进行结算，“阿张”和“阿沈”只是经手人。对岑伟泽关于不能将阿张的28100元一起处理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岑伟泽虽然在微信中有说明该143237.05元是出了问题的加工费，但岑伟泽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在本案中不主张质量问题的抗辩，要另行起诉，故原审法院认定岑伟泽确认欠强兴公司货款171337.05元，并无不当。最后，二审庭审中，岑伟泽确认在2017年8月的微信聊天记录后，没有付过款，故本院认为双方通过微信结算后，岑伟泽并未再支付过货款，对岑伟泽关于已经付清款项给强兴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岑伟泽应向强兴公司支付加工款171337.05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岑伟泽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727元，由上诉人岑伟泽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天宇审判员  陈美苑审判员  王 聪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梁善华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