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28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姚丽，女，196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腾建东，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007715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江德富，男，196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金鸿，男，1971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审第三人：贵阳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协会，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飞山街****。法定代表人：唐齐斌。上诉人姚丽因与被上诉人江德富、王金鸿、原审第三人贵阳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出租汽车协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2民初9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丽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三项、第五项；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律师费4000元的诉讼请求；三、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承包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因违约产生的律师代理费由违约方负担的权利义务内容，因此原审判决姚丽承担律师代理费4000元缺乏事实依据。二、首先江德富、王金鸿有违反合同的行为，2016年3月24日王金鸿驾驶贵Ａ×××**号出租车在贵阳市中曹司违反驾驶规定使用计价器，其应依照承包合同第三条第四项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其次双方在承包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责任。再次江德富、王金鸿不具有免责事由，承包合同并未明确约定清算完毕就免除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且结算完毕不属于法定的免责事由，因此其二人应对违反承包合同的违章行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江德富、王金鸿因客运违章行为或者交通违法行为产生的罚款，由姚丽垫付的，其二人应当承担相应的给付责任。江德富、王金鸿辩称：我们与上诉人签订了出租车整包合同，国家燃油费是归驾驶员的，但是上诉人不支付燃油费给我们，还把我们两个被上诉人拉入黑名单，使得我们多次联系不到上诉人，经过协会的调解，上诉人还是拒绝支付燃油费，我们就起诉到南明区法院。认可一审判决，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出租汽车协会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江德富、王金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到第三人处签字领取贵Ａ×××**号出租车2015年全年和2016年全年政府发放的燃油补助费28,260元；2．判令被告到第三人处签字领取贵Ａ×××**号出租车2017年1月1日到4月30日政府发放的燃油补助费5,080元（估计）；3．判令被告向二原告支付上述两项燃油补助费（合计37,340元）；4．判令被告承担二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4,000元；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将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到第三人处签字领取贵Ａ×××**号出租车2015年全年和2016年全年政府发放的燃油补助费28,260元；2．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到第三人处签字领取贵Ａ×××**号出租车2017年1月1日到4月30日政府发放的燃油补助费5,080元（估计）。姚丽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江德富、王金鸿支付姚丽违约金40,000元；2．判令江德富、王金鸿支付姚丽更新车辆损失12,000元；3．判令江德富、王金鸿支付姚丽垫付的处理违章、违法费用4450。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贵Ａ×××**号车辆系姚丽所有的个体出租汽车。2013年7月18日，姚丽（甲方、车主）与江德富、王金鸿（乙方、驾驶员）签订《出租车整包合同》，约定：甲方有贵Ａ×××**号出租车一辆，承包给乙方经营；乙方交给甲方承包风险金肆万元整，承包期从2013年7月18日至2017年4月30日；合同期满后，甲方检查车辆及乙方在经营期间无违法行为后退还乙方保证金，但不计利息；乙方交给甲方每月6,000元；因乙方违章不处理30日以违约处理，风险金不退；乙方中途不交台班费，以违约处理，风险金不退；合同期满后，乙方留下叁仟元作为违章肇事的保证金，6个月后无违章违纪肇事记录后退还。合同签订后，江德富、王金鸿向姚丽支付了承保风险金40,000元。后因贵Ａ×××**号出租车经营年限到期需报废更新，江德富、王金鸿遂于2017年3月31日将车辆交还姚丽。同日，姚丽退还江德富、王金鸿风险保证金10,800元。2017年7月3日，姚丽又退还江德富、王金鸿押金3,000元。2018年1月28日，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下发筑运管字（2018）8号《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2015年度中心城区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补助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开始组织发放2015年度中心城区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补助资金（以下简称燃油补贴）。该通知规定：发放标准为每车每月1,270元，发放对象是2015年12月31日前投入运营并在2015年度内有实际经营行为的车辆，按2015年度内实际运营的月份数进行发放（以自然月计算）；个体车辆由出租车协会组织发放，采取由交通银行代付方式发放，为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从事营运的驾驶员，按以下程序办理：（一）每名车主携1名驾驶员在规定时间内到市出租车协会（××号公交公司停保场内），由车主登记交通银行卡，车主及驾驶员双方在登记表格上签字确认。（二）车主或被委托人与我局签订《燃油补贴资金发放承诺书》。（三）我局向交通银行提供登记表格情况，3个工作日后可在交通银行营业网点查询取款。车主根据所聘驾驶员实际营运情况，准确计算、分配补贴资金额，确保公平公正，及时并确保发放给从事营运的驾驶员。同年，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又下发了筑运管字（2018）29号《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2016年度中心城区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补助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和筑运管字（2018）39号《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调整2016年度中心城区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发放标准的通知》，开始组织发放2016年度燃油补贴，发放标准为每车每月1,085元，发放对象是2016年12月31日前投入运营并在2016年度内有实际经营行为的车辆，按2016年度内实际运营的月份数进行发放（以自然月计算），发放方式、程序和要求与2015年度相同。姚丽未协助江德富、王金鸿领取上述燃油补贴，江德富、王金鸿遂诉至本院，提出诉请如前。姚丽认为江德富、王金鸿存在违约行为，遂提起反诉，诉请如前。本案审理中，江德富、王金鸿另提交了《出租车整包合同》两份，上载明：“车主：姚丽车牌号是贵Ａ×××**，江德富和王金鸿承包期从2013年7月18日至2017年4月30日的合同，政府有补助的燃油费归江德富和王金鸿所有”，合同尾部有江德富、王金鸿和姚丽的签字捺印。姚丽的质证意见起初为“字不是我签的，手印也不是我按的，我申请笔迹鉴定”，后又变更为“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时间久了，我想不起来了”。另查明，该车在2016年3月24日有客运违章一条；在2016年11月20日至2017年3月19日期间有交通违法五条，交通违法已分别于2017年3月31日和2017年4月10日处理完毕。又查明，江德富、王金鸿为本次诉讼委托了贵州唐德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代理费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江德富、王金鸿与姚丽自愿签订《出租车整包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基于该合同，江德富、王金鸿自2013年7月18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实际运营贵Ａ×××**号出租车。根据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发放2015年度、2016年度燃油补贴的相关规定，燃油补贴应当发放给从事营运的驾驶员即江德富和王金鸿。根据《出租车整包合同》的附随义务，姚丽应当协助江德富、王金鸿领取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燃油补助。根据第三人出租汽车协会的陈述，2015年度的燃油补贴15,240元已由姚丽领取，故姚丽应当将该款支付给江德富、王金鸿。2016年度的燃油补贴13,020元，姚丽应当协助江德富、王金鸿进行领取。若姚丽已经领取，亦应当支付给江德富、王金鸿。2017年度的燃油补贴，因尚未组织发放，是否发放以及发放的标准均不明确，故本院不予支持，江德富、王金鸿可待通知发放后另行主张。江德富、王金鸿支付的律师代理费4,000元系因姚丽的违约行为产生，江德富、王金鸿要求姚丽进行赔偿，亦予以支持。至于姚丽提起的反诉，自江德富、王金鸿于2017年3月31日将车辆交还姚丽后，姚丽先于当日返还了承包风险金10,800元，后又于2017年7月3日（违章处理完毕后）退还了押金3,000元，应视为双方已对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清算完毕，故姚丽的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诉被告姚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本诉原告江德富、王金鸿2015年度燃油补贴15,240元；二、本诉被告姚丽于上项同时协助本诉原告江德富、王金鸿到第三人贵阳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协会领取2016年度燃油补贴13,020元（若姚丽已领取，则应支付给江德富、王金鸿）；三、本诉被告姚丽于上项同时支付本诉原告江德富、王金鸿律师代理费4,000元；四、驳回本诉原告江德富、王金鸿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反诉原告姚丽的全部诉请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66元（已减半收取）、反诉案件受理费106元（已减半收取），共计472元，由本诉被告姚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质证，因被上诉人认可其在一审审理中提交的《出租车整包合同》的真实性，本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上诉人未持异议，本院从其自愿予以维持。对于被上诉人诉请的律师费，涉案《出租车整包合同》并未约定该费用需上诉人负担，一审判决予以支持无合同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反诉请求，上诉人主张其诉请的违约金4万元系根据涉案合同约定，应将被上诉人交纳的4万元风险金转化为违约金，但上诉人退还了4万元风险金中的13800元，上诉人该意思表示属于对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认可及就退还风险金数额的确认，且被上诉人接受了上诉人退还的保证金，视为双方在上诉人退还风险金当日已就保证金结算完毕，现上诉人提出的该项诉请违背其已作出的意思表示，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存在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诉请的12000元损失，并无具体的损失依据，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诉请的垫付费用4450元，即使该费用确系上诉人垫付，因上诉人已在双方结算中对退还的保证金予以扣除，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相应的违章事实出现在双方结算之日前，故应认定上诉人扣除的保证金费用已包含了对其垫付费用的返还，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据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2民初91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二、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2民初919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三、驳回江德富、王金鸿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6元、由江德富、王金鸿负担89元，姚丽负担277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6元，由姚丽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收取212元，由江德富、王金鸿负担14元，姚丽负担1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俊审判员 李云鹤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武雨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