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9民终8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毛某，男，1988年10月29日生，汉族，五台县人，农民，现居本村迎新街南七巷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山西五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1，女，1992年2月18日生，汉族，忻州市忻府区三交镇牛尾村人（200号1排2号），农民，现居忻府区宜居苑2号楼四单元14层东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2，男，1951年6月5日，汉族，定襄县人，农民，现居本村315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3，女，1958年3月24日，汉族，定襄县人，农民，现居本村315号。系苏某1之母亲。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某，山西天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毛某因与被上诉人苏某1、苏某2、苏某3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定襄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1民初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毛某及其诉讼代理人郑某，被上诉人苏某1，被上诉人苏某1、苏某2、苏某3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毛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重新作出处理。事实与理由：1、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肯定者应证明，否定者不应证明”，这是古老的罗马法谚，也是一项传统的证据规则。随着现代证据学的不断发展，在现代诉讼中虽存在部分对消极事实的举证责任，但司法理论与实践皆认为对当事人苛于消极事实的证明责任，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相关法律规定中，当事人承担消极事实举证责任的情形仅存在于部分侵权案件中，而本案系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明显不适用此规则。故对于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与苏某1未共同生活的消极事实，应由苏某1对二人共同生活承担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一审判决仅以“原告对其陈述的两项理由（其中一项即为未共同生活）不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为由，判决被上诉人不返还任何彩礼款，这明显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进而导致实体判决错误。/2、上诉人与苏某1在协议离婚时达成的退还彩礼款的口头协议，系双方在自愿合法基础上所作，真实有效，上诉人应履行该协议。2015年1月23日上午即上诉人与苏某1协议离婚当日，为解决二人纠纷，上诉人及其父母携同本村村民罗某、苏某4至被上诉人蒋村住所商量离婚事宜。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上诉人将苏某1的户籍开出携至五台县城，三被上诉人当场退还全部彩礼款及四枚银元。对于该事实，上诉人申请证人罗某出庭作证，另提供苏某4在2016年12月25日所作的书面证言。需要说明的是，苏某4在2016年12月25日为上诉人出具书面证言后,又于2019年2月18日为被上诉人出具与上述书面证言内容不一致的书面证言。但上诉人有客观事实与理由认为，苏某4于2016年12月25日向上诉人出具的书面证言为真实内容,应予以采纳。理由如下:第一、苏某4与三被上诉人系亲戚关系，较之与上诉人一家的关系，苏某4明显与三被上诉人关系更为亲厚,但却在第一次出具书面证言时出具与三被上诉人明显不利的证言，这只能说明其出具的证言为真实情况,即所谓的“帮理不帮亲”。至于在2019年2月18日改作对三被上诉人有利的证言，明显是事后被三被上诉人以“亲戚”、“胳膊肘往外拐”等语言暴力所捆绑，在无形的心理压力下所作的违心之证，包括其后在开庭时所作证言亦是如此;第二、上诉人之母亲于2016年12月向苏某4取证时，当场言明要求苏某4不偏不倚，按事实而言。当时在场的还有同村人刘某、刘小三，该几人皆可证明苏某4出具书面证言时完全是自愿而为。另外，关于被上诉人口头承诺退还彩礼款的事实，一审开庭时，苏某3曾亲口承认，双方曾口头谈好，上诉人为苏某1开户，被上诉人退还彩礼款。该自认虽不知因何原因没有记入庭审笔录，但确系事实，上诉人申请二审法院调取一审开庭录像予以查明证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为达到离婚目的，与上诉人达成退还彩礼款的口头协议，离婚目的达到后，却拒不履行退还彩礼款的约定义务，甚至利用不法手段运作，偷偷将户籍从上诉人户籍簿上迁出。被上诉人的行为纯属违反诚信、违反善良风俗的不信不义之举,法律应予以制止与纠正，应责令其履行约定义务，退还全部彩礼款。3、上诉人有新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苏某1从未共同生活过，且因给付巨额彩礼，上诉人现已生活严重困难。按照农村长期形成的婚嫁习俗与思想，人们所谓的结婚，相较结婚登记，更看重的是结婚仪式的举行。在一般农村人的心里，只有举行了结婚仪式，二人才算真正结婚，才算名正言顺。本案上诉人与苏某1之所以未举行结婚仪式、未共同生活却领取结婚登记，是因为上诉人所在村落实搬迁政策，为苏某1也能领取搬迁安置费，上诉人与苏某1才急于结婚登记，将苏某1户籍迁至上诉人村。但从其二人及其父母的真实观念出发，亦是认为只有二人举行了结婚仪式，才算结婚，二人才能名正言顺的共同生活。这本是上诉人及其父母的美好愿望，但不曾想,被上诉人收取巨额彩礼款、将户籍迁至上诉人村(认为领取彩礼款已不再需要上诉人）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举行结婚仪式，更拒绝与上诉人共同生活。关于二人未共同生活的事实，与上诉人家一直毗邻而居的人可证实。众所周知，农村系熟人社会，不说邻居，即使其他同村人，对彼此间的家长里短、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如数家珍,故该二人完全可证明上诉人与苏某1确未共同生活过。上诉人一家世代务农，上诉人自己及其父母皆无固定工作，更无其他经济来源。十余万的彩礼款，对上诉人一家而言不是小数目，为交该巨额彩礼款，上诉人及其父母负债累累，更因苏某1与上诉人离婚且不退彩礼款，上诉人又已娶妻，将好不容易领取的拆迁安置费再次全部用作了彩礼款及结婚费用，导致至今为止上诉人一家为交被上诉人彩礼款所负债务仍有大部分未清偿。上诉人现今既要还债，还需扶养现在的配偶与孩子，而上诉人又无固定工作，无稳定的经济来源，其生活已陷入严重困境。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五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上诉人无房的信息查询记录，上诉人住所地所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上诉人无房、无车、无固定工作的证明，上诉人信用卡欠款明细以及同村村民刘二虎、罗长珍、罗计隆等人出具的上诉人当年为订婚交彩礼向众人借款至今未还的证人证言。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不论是基于上诉人与苏某1领取结婚登记却未共同生活的事实，还是基于因给付彩礼款导致上诉人如今生活困难的事实，三被上诉人都应返还全部至少部分彩礼款。不论是按照法律规定，还是善良风俗，上诉人都恳请二审依法改判，责令三被上诉人退还全部或部分彩礼款。被上诉人苏某1、苏某2、苏某3辩称，一、上诉人没有任何有力证据来支持其诉讼请求。正如上诉人所陈述的理论，其依法应当对其主张进行举证，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苏某1与上诉人订婚后，便开始同居生活，并领取了结婚证。之后，上诉人及其家人又苦苦相逼苏某1离婚。因在离婚时，知悉苏某1所收取的彩礼款花费殆尽，故在离婚协议中载明无财产、无纠纷的内容。苏某1与上诉人结婚，没有共同生活，应由上诉人举证，因为同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故其无法举证。上诉人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的判决完全合法。二、毛某上诉称:苏某1与上诉人对退还彩礼达成了口头协议，更是子虚乌有。在苏某1与上诉人离婚时是签订过协议书，如果有退还早已花销的彩礼款的意向，为什么不在离婚协议书中表述。至于上诉人所称在一审审理的过程中,苏某3承认在苏某1迁户时退还彩礼款，更是无中生有。苏某3既没有接收彩礼款，也不是离婚协议的当事人，更没有在一审开庭时表述迁户时退彩礼款。苏某1迁户是由于上诉人娶妻后,多次催促苏某1从其户籍下迁出，是其积极配合所致。如果没有其催促，苏某1不会迁户,因为其村露天开采正在拆迁安置中。三、上诉不存在生活困难。结婚时，上诉人虽然给付苏某1彩礼款项，但其家庭条件优越，其父母称如果不是政府要拆迁，还可以在五台县城给其儿子购置婚房。由于其家境优越，才养成上诉人无所事事，不求进取，坐享安逸。在拆迁之后，其家获得补偿有数百万元，并每人在五台县城安置30平米的住房，不存在生活困难。四、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完全正确。1、彩礼款项在离婚前已花费殆尽;2、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书中明确表明无纠纷;3、不符合法律规定彩礼款返还条件;4、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5、苏某2、苏某3作为本案的当事人，诉讼主体不适格。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完全正确，依法予以维持。毛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审原、被告于2014年办理结婚登记，但一直未共同生活。2015年1月23日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并领取了离婚证。离婚时三原审被告与毛某约定：双方离婚后，苏某1迁户时将收受的彩礼款10.2万元及银元四枚退还毛某。后苏某1将户口迁出，也没有按约定退还彩礼。经多次催要，均推诿不还。为此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某2、苏某3系苏某1父母。原审原、被告经苏某4介绍相识。毛某给付三原审被告彩礼款108000元及银元四块，原审被告方返还6000元。2014年8月22日在五台县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双方于2015年1月23日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并领取了离婚证。双方未生育子女。离婚协议书载明“双方无共同子女、无共同财产、无纠纷”。2019年2月11日，毛某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原审三被告退还彩礼102000元及银元4块。毛某诉称离婚时，双方口头约定退还彩礼102000元及银元4块。庭审中原审被告及证人苏某4均否认存在退还彩礼情形。此为本案事实。以上事实有原审原、被告陈述，证人证言及证人刘某、苏某4出庭作证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彩礼是一方当事人按当地风俗以与另一方当事人结婚为目的而给付另一方当事人的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中毛某诉称离婚时，双方口头约定退还彩礼102000元及银元4块。一审庭审中原审被告及证人苏某4（介绍人）对退还彩礼之事予以否认。毛某称双方未共同生活，原审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毛某对其陈述两项理由不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其所提交证据形成证据链接，其返还彩礼之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无法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毛某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0元，由毛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毛某向法庭提交了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证明一份、五台县白家庄寨里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拟证明毛某无房、无车。并申请证人罗某出庭作证，罗某证言证实，大概在2015年，毛某叫我的车去了女方家解决离婚的事情，我听见他们说退彩礼102000元、4块银元，然后把户口迁回去。被上诉人代理人质证意见：不动产证明，只能体现未登记，不能表明上诉人无房产。村委证明没有客观实际写明情况，上诉人一家属于拆迁户，按照露天开采的政策规定，上诉人获得了巨额的补偿款，并且有安置房，应当由上诉人出具拆迁安置协议书。证人所述女方家的位置和女方家的实际居住地不吻合，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退还上诉人毛某彩礼款102000元及银元4块。毛某与苏某1于2015年1月23日离婚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载明“双方无共同子女、无共同财产、无纠纷”。毛某主张离婚时，其与被上诉人口头约定退还彩礼102000元及银元4块，但被上诉人均否认存在退还彩礼情形。上诉人毛某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离婚时，其与被上诉人约定过退还彩礼款的问题，故毛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毛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0元，由上诉人毛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勇审判员 张 亮审判员 王晓华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周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