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终5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民治路西侧锦尚商业楼****。法定代表人：王晓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婴桃，广东颂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啸頔，广东颂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万嘉集运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自编**01。负责人：侯向阳，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梦丝，该分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晓勇，山东全正（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景爱，女，1979年5月12日出生，朝鲜族，住黑龙江省海林市。上诉人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万嘉集运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万嘉广州公司）、金景爱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18）粤72民初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博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婴桃、任啸頔及万嘉广州公司负责人侯向阳、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梦丝、邢晓勇和金景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博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改判驳回万嘉广州公司对博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万嘉广州公司与金景爱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万嘉广州公司主张涉案交易开始于2017年7月26日，金景爱于该日第一次向其订舱。而自交易开始，万嘉广州公司己明知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博洋广州公司）正在注销，金景爱夫妇无权代表博洋广州公司对外实施民事行为的事实，仍恶意利用金景爱尚登记为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的身份，通过P图伪造博洋公司印章图片，授意金景爱使用。同时，接受金景爱效仿伪造的博洋公司印章图片，伪造交易资料，企图将金景爱的个人行为伪造为代表博洋公司的职务行为。1.2017年8月9日，万嘉广州公司人员朱梦丝对金景爱称：“那个电话保函可以是分公司的，麻烦提供过来咯。”下午6：07，朱梦丝以P图方式，伪造了博洋公司中英文印章图片，主动对金景爱称：“给个章给你，你直接（在电放申请书上）盖这个就可以了”。金景爱看到该图片后说：“这是总公司（字样）的章，不是分公司（字样）的章。朱梦丝解释称“他们现在又要求同提单上的SHIPPER相同了。”2.2017年8月10日，万嘉广州公司使用博洋公司中英文伪章，伪造《出口电放申请书》。万嘉广州公司当庭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10日的《出口电放申请书》作为证据使用。该证据抬头是“致：华威货运（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威公司）”；万嘉广州公司在“申请人”栏打印了一枚万嘉广州公司的中英文印章P图图片；“ONBEHALFOF（提单上SHIPPER）”一栏，打印了博洋公司中英文伪章图片。《出口电放申请书》反映万嘉广州公司的虚假诉讼事实。3.2017年12月8日，万嘉广州公司欣然接受金景爱伪造的博洋广州公司印章图片。万嘉广州公司员工朱梦丝于2017年12月8日通过QQ询问金景爱：“合同盖好章没？”金景爱回复：“给你章了。”发出的却是一张有博洋广州公司字样的伪造图片。朱梦丝竟然用笑脸表情，默契地回答称：“好的，我扣上去”。意即将该印章图片复制到合同中去。数分钟后，朱梦丝又问：“看不大清楚，全称是深圳什么”。金景爱还解释道：“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该事实充分反映，双方在合谋使用虚假的博洋广州公司印章伪造交易材料。4.万嘉广州公司明知金景爱从未向博洋公司或博洋广州公司索要盖章材料。2017年12月8日，在万嘉广州公司使用金景爱实施上述P图伪造合同的行为后，其员工朱梦丝继续通过QQ向金景爱表示：“亲，那个章打印出来不行，能不能直接盖章然后给个扫描件我们呀？”金景爱明确表示：“每次都找报关行要，他们不会配合的，这次求什么一样才搞定。”朱梦丝又问：“唉，那怎么办呀？”金景爱表示：“不知道啊”。数分钟后，朱梦丝再次发来前述博洋公司中英文伪章图片。该QQ聊天记录，再次证实万嘉广州公司明知金景爱并未合法持有任何公章，也明知道金景爱从来没有向博洋公司及广州分公司索要盖章材料。（二）万嘉广州公司不仅伪造他人印章，也随意“制作”本公司印章。从万嘉广州公司提交的《万嘉代理运输合同》可知，万嘉广州公司在“乙方”一栏加盖的印章，系圆形、仅有中文字样，没有英文字样。但在2017年8月10日《出口电放申请书》上的“申请人”一栏，打印的是一枚椭圆形，兼有中文及英文名称的的万嘉广州公司印章图片。也就是说，万嘉广州公司同时使用了博洋公司中英文伪章图片及本公司伪章图片伪造《出口电放申请书》。（三）万嘉广州公司串通广州茂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星公司），提供伪证。茂星公司为证明与博洋广州公司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存在交易关系从而作为证人，出示了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对账单。但是其中2017年8月至12月的对账单，没有任何印章；而2018年1月、2月的对账单，竟然也是使用P图方式，将“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业务专用章”样式的印章图片复制到对账单上。2018年8月13日法庭质证时，博洋公司问茂星公司派出的证人：“有没有发现对账单上业务章的问题？”对于对账单上印章，证人竟然回答：“没有，我们只看金额。”博洋公司继续问：“有没有看到印章？”证人继续坚持：“当时没留意。”（四）整个交易期间，万嘉广州公司与金景爱始终只使用伪章图片伪造交易资料。万嘉广州公司所提交的，所谓形成于交易期间的所有资料中，只出现过博洋公司中英文伪章、博洋广州公司伪章图片，而从未出现过博洋公司或博洋广州公司的其它真实盖章。2018年3月21日，万嘉广州公司与金景爱的交易已经停止之后，因金景爱个人拖欠代理费用，万嘉广州公司通过向金景爱个人索要房产担保、扣押金景爱个人身份证及货柜、逼迫金景爱签订《借款协议》等方式追款，均未收到效果，万嘉广州公司才要求金景爱借用博洋广州公司名义确认欠款。金景爱再次强调“没有章”的情况下，万嘉广州公司首次提出要求金景爱使用发票章确认“对账单”。（五）博洋公司自身就经营国际货运代理，无需委托万嘉广州公司代理国际运输。万嘉广州公司答辩称，本案焦点不在于印章是否是伪造，而是在于本案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是否足以让交易相对人产生足够的信赖。金景爱作为博洋广州公司的负责人，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署的任何合同，不论提供的印章是不是伪造，博洋公司均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第一，金景爱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从交易之初，到一审庭审过程中，工商登记部门登记的民事主体显示金景爱是该公司的负责人，所涉业务的名片和QQ聊天记录都是以博洋广州公司的名义，证人也证明了涉案业务是金景爱以公司名义揽货。金景爱以博洋广州公司名义委托万嘉广州公司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第二，在文件上盖章或签字具有同等的效力。即使本案没有盖公司印章，金景爱作为博洋广州公司的负责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博洋公司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没有博洋公司的配合，货物在目的地港口无法完成放货。第四，任意交易活动，都要求对方授权，核查公章是否备案，不符合交易便捷原则。第五，博洋公司主张伪造印章的事实不存在。之所以作为证据，在一审提交后又撤回。是因为在一审开庭的时候，暂时没有从公司电脑里找到出处，所以没有作为证据提交。一审宣判后，在电脑里又找到了此章的来源。博洋广州公司在刚开始与万嘉广州公司合作的时候，因为船公司爆舱，万嘉广州公司拿不到舱位。博洋广州公司、万嘉广州公司都是通过华威公司拿的舱位。因为需要电放盖章，万嘉广州公司没有博洋公司的章。华威公司因为之前和博洋公司有业务合作并有电子章，所以通过QQ发给了万嘉广州公司，这个印章是因博洋公司的货物在目的港需要顺利放货而出现，此印章不是为了万嘉广州公司的利益，而是给对方放货使用，既没有伪造的必要，更谈不上主观故意。从实际业务和逻辑上更说不过去。况且万嘉广州公司已经找到了电子章的来源，更证明了一审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没有任何错误。第六，博洋公司为了达到摆脱承担责任的目的，在一审庭审尚未结束之时，就将博洋广州公司注销。第七，货运代理行业在业务操作过程中，经常需要各种保函声明。如果去任何一家货代公司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公司会有多枚印章。根据举证规则，博洋公司主张印章伪造，应该由博洋公司承担举证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博洋公司的诉讼请求。金景爱同意博洋公司的上诉意见。万嘉广州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1.博洋公司、金景爱连带偿付万嘉广州公司海运费、港口操作费、舱单费、单证费等运杂费共计人民币436,077.61元及利息（从2018年3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博洋公司、金景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博洋广州公司一审1.博洋公司主体资格博洋广州公司一审博洋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晓利，经营范围为国际货运代理、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博洋广州公司为博洋公司于2010年7月20日设立的分公司，负责人为金景爱，经营范围为国际货运代理。2017年5月，博洋公司以公司内部邮件形式告知金景爱将办理注销手续。之后，金景爱仍继续使用ｇｚｏ×××＠ｗｏｏｙｏｕｎｇ.ｃｏｍ.ｃｎ邮箱与万嘉广州公司进行账单确认，博洋公司庭审时确认该邮箱为博洋广州公司邮箱，后缀名为博洋公司英文名，承认在收回博洋广州公司的印章后，并未收回金景爱对该邮箱的使用权。2018年8月23日，博洋广州公司注销。博洋公司提交的一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16日的由金景爱以“原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身份出具的声明书记载：因博洋公司5月15日召开股东会，决定自5月16日起博洋广州公司停止经营，全面停止一切对外业务；自5月16日起，发生以博洋广州公司名义对外作出的新业务，博洋公司、博洋广州公司对此均不负责。一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14日的由金景爱以“原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身份出具的《公司印章移交证明书》记载：兹证明博洋公司已于2017年8月14日收回了博洋广州公司公章、财务章和法人名章，并即时封档停止使用；为此，在博洋公司收回相关印章后，市场上若有出现博洋广州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和法人签名章或盖有该印章的文件或者资料，应为假冒印章的行为，博洋公司与博洋广州公司对此不负有任何责任。博洋公司没有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金景爱向万嘉广州公司出具过该声明书和《公司印章移交证明书》，或者博洋公司将该声明书和《公司印章移交证明书》对外进行公告。2.涉案业务具体的联系过程金景爱一审庭审时称朴香哲为其丈夫，两人共同经营博洋广州公司，朴香哲负责承揽业务，金景爱负责操作。朴香哲出庭作证时承认其与金景爱曾是夫妻，两人先后于2006年结婚、2017年4月离婚，其为博洋广州公司的总经理，负责招揽业务。2017年7月初，朴香哲与万嘉广州公司联系货运代理事宜时向万嘉广州公司提交了名片，名片显示其职务为博洋广州公司总经理。2017年7月24日，金景爱使用QQ以广州博洋金小姐名义向万嘉广州公司工作人员朱梦丝（QQ名为LUCY）订舱；7月26日，朱梦丝向金景爱发送“客户信息采集表模板”的文件，金景爱提供资料，录系统后出账单给金景爱；金景爱回复朱梦丝时发送了“博洋信息采集表模板”的文件。之后一直由金景爱与万嘉广州公司工作人员联系订舱等货运代理事宜。万嘉广州公司提交的提单和海运单显示，2017年7月26日至2018年3月10日，万嘉广州公司完成了122票货运代理业务。万嘉广州公司主张其完成的122票业务均根据金景爱订舱时的指示制作不同的海运单，其中48票运往美国或者韩国的货物存在套单业务。如果金景爱要求发货人是博洋公司，就使用套单，即：船公司出具的提单上记载托运人为万嘉广州公司，收货人为万嘉广州公司的国外代理；万嘉广州公司出具给金景爱提单是万嘉公司的提单，记载托运人为博洋公司，收货人为博洋公司的国外代理；金景爱再根据该提单号制作博洋公司抬头的提单，记载托运人和收货人分别为实际发货人和实际收货人，金景爱会将博洋公司抬头的提单用企业电子邮件进行确认后交给实际托运人。金景爱承认存在套单行为，承认在2017年9月底前有美国货物套单业务时，船公司提单上记载国外收货人和国外通知人为博洋公司的美国代理UIAWORLDWIDELOGISTICS,INC，10月之后开始使用万嘉广州公司的国外代理做收货人和通知人，5月之前是与博洋公司合作关系，使用博洋公司美国代理做收货人和通知人，与博洋公司合作终止后仍使用博洋公司的代理一段时间，原因是运往美国的货物涉及清关问题，不能立即更换代理，需要与国内发货人以及美国收货人沟通后才可以更换。金景爱称其在与博洋公司终止合作时曾告知，运往美国货物的代理更换需要沟通好后才更换，更换前仍由博洋公司操作指示其美国代理放货，9月底沟通完成就更换为万嘉广州公司的国外代理。根据金景爱一审庭审陈述，其在2017年5月至9月27日仍在使用博洋公司的美国代理作为提单记载的收货人和通知人，并由博洋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该美国代理联系收、放货事宜。金景爱制作的博洋公司抬头的部分提单会由博洋公司工作人员代为联系国外代理操作放货事宜，应认定博洋公司知晓金景爱在被收回证照后一直使用博洋公司名义进行交易。17年8月9日，朱梦丝联系金景爱称：“那个电放保函可以是分公司的，麻烦提供过来。”金景爱表示同意。当日，朱梦丝向金景爱发送一个中文为“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英文为“Ｗ00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ｎａ）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Ｃ0，Ｌｔｄ”的椭圆形印章，称“给个章给你，直接盖这个就可以了。”金景爱称“这是总部的，不是广州分公司的”。朱梦丝称“他们现在又要求同提单上的ｓｈｉｐｐｅｒ相同了。”8月10日，万嘉广州公司向华威公司出具的《出口电放申请书》上在提单上ｓｈｉｐｐｅｒ盖章处出现了上述博洋公司的中英文印章。金景爱称该电放保函涉及运往韩国的货物，实际托运人要求提单上的托运人为博洋公司，存在套单行为。22017年12月6日上午，金景爱使用QQ就订舱单号147700657315告知朱梦丝报关行给不了报关单，朱梦丝告知金景爱“需要报关单合同发票比较急，财务去汇款，被银行退回来了，要求准备资料”。当天下午朱梦丝询问金景爱“23号装柜的报关单买单有了吗？船公司要罚款了。”金景爱回复“要了。明天应该会给。”12月7日，朱梦丝再次询问报关单，金景爱下午发送3份编号分别为167958798、167910413、167966346的出口货物报关单，朱梦丝表示要金景爱“帮忙给个章”，12月8日金景爱发送了一张“博洋广州公司业务专用章”的图片。当日朱梦丝联系金景爱询问“合同盖好章没？”金景爱回答“给你章了”，并再次发送了上述业务专用章的图片，朱梦丝表示“好的，我扣上去。”金景爱回复“嗯。”朱梦丝回复“看不大清楚，全称是什么？”金景爱回复：“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朱梦丝又回复：“那个章打印出来不行，能不能直接盖章然后给个扫描件给我们呀？”金景爱回复再次发送了“博洋广州公司业务专用章”的图片。朱梦丝向金景爱发送了一份标题为“博洋中英文章”JPG格式的文件。万嘉广州公司提交了《万嘉代理运输合同》，该合同内容为博洋公司委托万嘉广州公司提供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合同没有落款时间，甲方处盖有该“博洋中英文章”，乙方签章处加盖了万嘉广州公司印章。万嘉广州公司主张聊天记录中的“合同”指的是《万嘉代理运输合同》，制作该合同的原因是万嘉广州公司需要以美元向船公司支付海运费，中国人民银行要求以美元付款时要提供报关单和相应的货运代理合同，因该票海运单记载托运人为博洋公司，因此需要博洋公司委托万嘉广州公司的货运代理合同。金景爱承认曾因需要加盖电放保函扫描过公章发送给万嘉广州公司，但不确认以上运输合同的公章是其曾经发送的章，并提出不知道该公章用于《万嘉代理运输合同》。公司主张以上合同为万嘉广州公司伪造的印章单方制作的合同，其未与万嘉广州公司有过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博洋公司从未持有上述“博洋中英文章”，万嘉广州公司涉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并提供了两份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备案的印鉴卡以及深圳龙华新区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机关于2016年4月22日出具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编号114378的印鉴卡显示博洋公司的印鉴为圆形印章，印文为“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编号12520的印鉴卡显示博洋公司的发票专用章为椭圆形印章，印文为“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440300788310337发票专用章”。登记表显示博洋公司的中文名称为“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ＷＯＯ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ＮＡ）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ＬＴＤ”。22018年1月29日，万嘉广州公司工作人员杨涛使用QQ联系金景爱，要求金景爱提供上海改单保函资料并盖章，金景爱回复称“我现在什么章都没有。”杨涛称“没章？”金景爱称“恩。分公司在注销”。杨涛称“这个保函要shipper的章”，金景爱回复称“你跟lucy问问”。1月30日，万嘉广州公司工作人员陈韵芮使用QQ联系金景爱“提供一下三证合一的资料给我们，上海那边需要入系统，以便准备付款。”金景爱回答“没有，营业执照没有了。”陈韵芮询问“是因为在注销吧？”金景爱确认。1月30日之后金景爱继续委托万嘉广州公司办理了11票业务，主单号分别为COAU7052474500、CN02659203、CN02660022、CN02659194、EGLV147800076322、APLU719254995、EGLV143888310277、EGL143888310285、I30957759202/203、SHK346772、COAU7052475980，合计应付金额为人民币110,734.50元，期间万嘉广州公司工作人员一直催促金景爱付款。3.万嘉广州公司办理货运代理及其已收款项情况金景爱委托万嘉广州公司办理的货运代理事宜应付款项均由朴香哲个人银行账户向万嘉广州公司负责人侯向阳个人银行账户支付。博洋公司提交的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7年9月30日、12月2日、12月18日、12月21日、12月22日、12月28日、12月29日、2018年1月8日、1月23日，朴香哲分17次向侯向阳账户转账人民币745,227.14元,万嘉广州公司确认收到以上款项，其与金景爱均确认朴香哲支付的以上款项为涉案纠纷前产生的货运代理费用。2017年12月15日，万嘉广州公司工作人员朱梦丝使用QQ联系金景爱要求其提供电子邮箱，金景爱回复电子邮箱为“ｇｚｏ×××＠ｗｏｏｙｏｕｎｇ.ｃｏｍ.ｃｎ”。2017年12月21日至2018年3月13日，万嘉广州公司工作人员杨涛累计向ｇｚｏ×××＠ｗｏｏｙｏｕｎｇ.ｃｏｍ.ｃｎ邮箱发送25份邮件，要求确认附件中账单，ｇｚｏ×××＠ｗｏｏｙｏｕｎｇ.ｃｏｍ.ｃｎ复确认账单，该邮箱回复邮件时后缀均有“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ＷＯＯ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ＮＡ）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ＬＴ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ＢＲＡＮＣＨ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解放庄璐78号威斯商务中心0810室、电话为020-3677****、邮箱为ｇｚｏ××ｇｚｏ×××＠ｗｏｏｙｏｕｎｇ.ｃｏｍ.ｃｎ、网址为××”。金景爱在一审庭审时确认收到并回复了以上邮件，确认附件中账单。万嘉广州公司提交的海运单及账单（其中账单均为2018年4月18日制作）明细显示，2017年12月19日至2018年3月10日，万嘉广州公司接受委托共计完成38票货运代理事项，其中船期2017年12月6票，2018年1月份17票，2018年2月份12票，2018年3月份3票。万嘉广州公司称青岛万嘉集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嘉公司）具有无船承运人资质，其中25票为万嘉广州公司以万嘉公司抬头自行制作的提单，再委托实际承运人承运，提单上标注有实际承运人海运单号，和万嘉广州公司接受委托编制的分单号，13票为直接使用实际承运人的海运单，标注万嘉广州公司自己的分单号。账单明细中显示主单号为实际承运人出具的海运单号，分单号为万嘉广州公司自行编制的序号。4.万嘉广州公司与金景爱就欠款事实进行确认过程因金景爱未向万嘉广州公司支付相应的货运代理费用，2018年2月万嘉广州公司扣押了未付款部分的集装箱。3月21日，万嘉广州公司工作人员陈韵芮使用QQ联系金景爱，双方约定见面地点后陈韵芮要求金景爱带上笔和公章，金景爱告知陈韵芮没有公章，陈韵芮告知金景爱带发票章，金景爱同意。当日，万嘉广州公司与金景爱签订《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约定博洋广州公司委托万嘉广州公司代办其货物运输的有关事宜。合同落款委托方处盖有“博洋广州公司发票专用章”章和金景爱签名，受托方处盖有万嘉广州公司的印章。同日，金景爱使用该发票专用章在万嘉广州公司制作的账单上盖章确认，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3月10日期间万嘉广州公司共计完成了63票货运代理业务，截止2018年3月21日，共计欠款人民币856,077.61元，已付款人民币280,000元，余欠款人民币576,077.61元。2018年3月22日，茂星公司向万嘉广州公司支付人民币14万元。万嘉广州公司与茂星公司均表示该费用为茂星公司委托金景爱的货柜的货运代理费用，万嘉广州公司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博洋广州公司欠付的费用也因此由人民币576,077.61元减至人民币436,077.61元。万嘉广州公司2018年4月17日制作的账单记载38票业务欠款费用为人民币436,077.61元。金景爱对上述事实表示确认。同时，万嘉广州公司与金景爱一审庭审时均确认，2017年12月19日之前产生的货运代理费用均已付清。2018年3月23日，万嘉广州公司法定代表人侯向阳与金景爱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76,077.61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3月21日至2018年6月20日，借款期限3个月内利率以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准。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利随本清。同日，金景爱以朴京风委托代理人身份与侯向阳就以上借款合同签订抵押合同，约定朴京风将其所有的中山市古镇镇东兴中路2号汇盈大厦2栋1503房的房产抵押给侯向阳，作为金景爱债务的抵押物，并约定该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后并经市房地产市场管理部门登记，方为有效。朴京风为朴香哲之父。合同落款处朴京风未签章，金景爱作为朴京风的委托代理人签名，侯向阳加盖了其个人印章。该抵押合同并没有附金景爱获得授权的委托代理授权书。同日，金景爱以自己和朴京风的名义向万嘉广州公司出具《担保函》，该担保函内容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21日博洋广州公司委托万嘉广州公司货运代理事宜，共欠万嘉广州公司费用为人民币576,077.61元。担保函的前四项记载朴京风就博洋广州公司履行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向万嘉广州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博洋广州公司未按约定足额清偿万嘉广州公司以上本金和利息时，朴京风承诺无条件代付以上费用等并自愿提供其名下中山市房产即上述抵押合同的房产担保履行该担保函法律责任。第五项记载博洋广州公司与万嘉广州公司的财务往来均通过金景爱的丈夫朴香哲账户操作，个人财务与博洋广州公司财务混同，金景爱愿意为博洋广州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博洋广州公司所欠债务为分期债务，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该担保函落款人记载为金景爱和博洋广州公司，金景爱在其名字上加印了指模，未加盖博洋广州公司的印章。金景爱和万嘉广州公司一审庭审时均确认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涉及的欠款即为本案争议的货运代理费用。侯向阳本人并未向金景爱借款，金景爱将担保函中所提及的朴京风的房产的房产证交给了万嘉广州公司，但是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没有证据显示金景爱取得朴京风的授权。金景爱在一审庭审时主张涉案的货运代理委托事宜均发生在博洋公司收回印章之后，是其个人行为，因其个人无力偿还债务，万嘉广州公司遂要求其及家人、博洋广州公司提供担保，其按照万嘉广州公司要求签署了以上书面材料。博洋公司一审庭审时就此内容提供了金景爱于2018年7月10日就上述陈述内容出具的声明书。5.茂星公司与博洋广州公司业务往来过程2018年8月8日，茂星公司出具《业务关系证明函》，证明2016年5月至2018年2月博洋广州公司为其提供货运代理服务；博洋广州公司每月向其提供对账单；2017年10月前发生的业务博洋广州公司均出具了博洋公司的提单，之后的业务出具的是万嘉公司的提单；万嘉广州公司应收费用的主单号大部分与博洋广州公司提供给其的对账单中主单号相符；因博洋广州公司未支付运费，导致其货物被扣，其在2018年3月初知晓其业务被博洋广州公司委托给万嘉广州公司操作。茂星公司随函提交了以博洋广州公司抬头制作的2016年7月、2017年8月至12月各月、2018年1月和2月对账单，其中2017年11月开始，对账单上加盖了“博洋广州公司业务专用章”字样的印章，该印章为使用P图方式加盖。另外还提交了2017年8月1日至9月27日以博洋公司为抬头的45份提单，2017年10月11日至12月18日32份以万嘉公司为抬头的海运单副本，以上提单或海运单均为未签发的电子打印版。万嘉广州公司为佐证以上事实，申请茂星公司操作部经理邓知劼出庭作证。金景爱承认万嘉广州公司完成的122票货运代理业务均为其接受茂星公司委托后再委托万嘉广州公司的，且未告知茂星公司关于博洋广州公司要注销的事宜，其向茂星公司出具了以上对账单、提单和海运单，对账单上的“业务专用章”是按照茂星公司要求加盖的，承认茂星公司已经付清了货运代理费，款项均支付至朴香哲或其个人账户。金景爱主张以上业务均是以个人名义承揽，是因朴香哲与茂星公司老板个人关系好才获得以上业务，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金景爱是否向万嘉广州公司表明其不代表博洋广州公司与万嘉广州公司发生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博洋公司和金景爱均主张涉案纠纷为金景爱个人委托事项，与博洋广州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博洋公司提交的金景爱出具的声明书和《公司印章移交证明书》等证据只是其内部管理手续，直至本案立案时，博洋广州公司在工商登记的负责人仍是金景爱。万嘉广州公司通过朴香哲名片、金景爱的自我介绍、工商登记资料、电子邮箱等认定金景爱为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并因此将博洋广州公司认定为委托方有事实依据，2017年12月15日金景爱告知万嘉广州公司的邮箱为博洋广州公司的企业邮箱，并一直使用该邮箱对账，回复邮件时署名也为博洋广州公司。金景爱主张未告知过万嘉广州公司其代表博洋广州公司，在交易之初口头告知了博洋广州公司在注销，其不持有分公司证照，但未提交证据证明。2018年1月29日、1月30日，万嘉广州公司工作人员杨涛和陈韵芮在QQ群中分别联系金景爱要求其提供印章和证照，金景爱分别告知两人博洋广州公司在注销，没有印章，在案证据中在此时间之前的聊天记录未显示金景爱告知万嘉广州公司分公司在注销，博洋公司已收回印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月29日前无证据证明金景爱向万嘉广州公司声明其不代表博洋广州公司，万嘉广州公司是在2018年1月29日之后得知博洋广州公司在注销。2.万嘉广州公司是否向实际承运人或代理人支付了相关费用万嘉广州公司提交了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6月5日37份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付款人为万嘉广州公司，用途标注为代理国际运费或者运费，其中人民币244,900.71元,23,248美元（美元按照转账当时交易牌价折合人民币149,669.63元），合计转账人民币394,570.34元。万嘉广州公司主张以上款项是其向实际海运单签发人或者代理人支付的涉案38票货运代理业务的费用,以上付款回单中部分回单为与代理人月结付款费用，博洋公司和金景爱均不确认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万嘉广州公司提交的以上的银行付款回单每笔付款时间都是发生在海运单签发后，付款人为万嘉广州公司，收款人与万嘉广州公司提供的38票业务账单应付人名称明细一致，合计转账金额略低于38票业务金额，高出金额符合货运代理赚取的差价，且博洋公司与金景爱均未举证证明其已经支付了38票业务中海运费或者实际承运人向其追索海运费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万嘉广州公司已经垫付了以上38票业务的海运费等费用。3.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担保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的效力博洋公司提交了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以证明涉案债务为金景爱个人债务，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为，万嘉广州公司在2018年1月29日得知博洋广州公司在注销，金景爱不持有该分公司印章和证照情况下，向金景爱催款未果，3月21日万嘉广州公司要求金景爱以个人名义签订借款合同，以朴京风代理人名义签订抵押合同，在一审庭审时金景爱确认以上合同是万嘉广州公司为了收回涉案货运代理费用而签订。以上过程说明上述借款合同与抵押合同均直接指向万嘉广州公司与金景爱之间就涉案货运委代理事宜产生的费用，并无真实的借款事实发生，抵押合同的生效条件也未成就。关于担保函，博洋公司主张该担保函是万嘉广州公司在扣押集装箱后胁迫金景爱形成，将博洋广州公司、金景爱及其家人均作为责任人，不认可该担保函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该份担保函将朴京风与金景爱均作为连带保证责任人，但因朴京风与涉案纠纷没有实际关联，担保函中提及的其所有的房产也未办理抵押登记，其未在担保函签字确认，也没有证据显示其授权金景爱代表其签订该担保函，事后也没有追认该担保函，因此该担保函对朴京风不发生效力。没有证据显示金景爱在签订该担保函时被胁迫，金景爱一审庭审时主张该担保函为万嘉广州公司起草，其看后签字确认，并承认其当时做了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金景爱作出了就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其对万嘉广州公司作出的担保有效。关于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的效力，该合同签订于2018年3月21日，约定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金景爱使用的是博洋广州公司发票专用章，发票章并非代表分公司的备案印鉴，也没有证据证明博洋公司在收回博洋广州公司印章后授权金景爱签署该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因合同签订之时万嘉广州公司对博洋公司已收回博洋广州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章的事实已知晓，结合该合同签订的背景，该合同不能视为金景爱代表博洋广州公司的行为，也不能视为是博洋广州公司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对博洋公司不发生效力。4．万嘉广州公司向金景爱提供博洋公司中英文印章图片行为的性质博洋公司认为万嘉广州公司工作人员朱梦丝于2017年8月9日向金景爱提供了伪造的博洋公司中英文印章图片用于出口电放申请书，12月8日又向金景爱提供该印章图片并用于《万嘉代理运输合同》，万嘉广州公司涉嫌伪造印章，存在明显恶意。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时要求金景爱提交以上时间其与万嘉广州公司有关印章的聊天记录，金景爱仅提交了手机中2017年8月9日部分聊天记录。万嘉广州公司及金景爱在一审庭审时承认使用该印章图片的目的是完成电放、支付运费等事项，相关提单上记载博洋公司为托运人。在2017年8月9日和12月8日的聊天记录中，朱梦丝均先要求金景爱提供博洋广州公司印章，该聊天记录未显示金景爱告知万嘉广州公司其不持有博洋广州公司印章，据聊天记录无法判定万嘉广州公司已经获知金景爱不持有印章，相反，金景爱同意提供或者向朱梦丝发送博洋广州公司印章图片，在博洋广州公司印章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万嘉广州公司向金景爱发送了该中英文印章图片，金景爱未质疑印章来源，仅表示“这个是总公司的，不是分公司的”。万嘉广州公司主张该印章图片为金景爱之前提供的，但未能就此举证。博洋公司主张该中英文章系万嘉广州公司伪造，其从未使用过该印章，并提供了其备案印鉴和中英文名称备案登记。图片显示的该中英文印章虽与博洋公司备案登记印章不符，但金景爱作为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理应识别博洋公司的印章，其在业务操作中未对该印章的真实性和来源质疑。一审庭审中金景爱承认曾经因电放保函发送过公章扫描件，但不确认是否该中英文印章，并表示对万嘉广州公司将该印章用于《万嘉代理运输合同》不知情。2018年1月29日、1月30日，万嘉广州公司工作人员杨涛和陈韵芮在QQ群中分别联系金景爱再次要求其提供印章和证照，金景爱分别告知两人博洋广州公司在注销，没有印章，此前万嘉广州公司和金景爱提交的聊天记录证据没有显示金景爱告知万嘉广州公司博洋广州公司在注销，金景爱没有印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月29日前无证据证明万嘉广州公司就金景爱不具有代表博洋广州公司权限知情，万嘉广州公司是在2018年1月29日之后得知博洋广州公司在注销，在此之前金景爱作为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与万嘉广州公司之间因货运代理事项使用博洋公司印章有其合理性，万嘉广州公司发送博洋公司印章图片给金景爱是用于完成委托代理事务，而非虚构合同恶意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宗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金景爱委托万嘉广州公司办理涉案业务是否为职务行为。原博洋广州公司为博洋公司设立并注销的分支机构，金景爱为该分公司的负责人，博洋公司为证明在涉案业务开始前已对金景爱停职，提交了金景爱向博洋公司出具的声明书与印章移交证明书，但该声明书与印章移交证明书系博洋公司内部处理管理关系的文件，不具有对世效力，在案证据未显示博洋公司对其上述内部管理行为对外进行公示，也没有证据证明金景爱向万嘉广州公司出示了上述文件，因此博洋公司内部的停职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金景爱不能代表公司的证据。第三人是否善意是法律推定的，第三人无须举证证明其善意，如果博洋公司主张万嘉广州公司存在恶意，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目前博洋公司提交的万嘉广州公司曾向金景爱发送博洋公司中英文印章图片用于具体某票货运代理事项的聊天记录，以及金景爱一审庭审时主张交易之初已口头告知了万嘉广州公司博洋广州公司在注销的陈述，均无法据此推定万嘉广州公司在交易开始及交易中存在恶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相反，据已查明的事实，金景爱在与万嘉广州公司联系公司业务时也宣示了自己的职务，万嘉广州公司对金景爱作为原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可以构成合理信赖。金景爱作为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与万嘉广州公司建立该分公司业务范围内的合同关系为职务行为，该职务行为属于代表行为，并非博洋公司抗辩的表见代理行为。根据金景爱一审庭审陈述，其在2017年5月至2017年9月27日仍在使用博洋公司的美国代理做提单的收货人和通知人，并由博洋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该美国代理联系相应提单的放货事宜，该事实表明博洋公司知晓金景爱在被收回公章与证照后仍在使用博洋公司名义对外交易，博洋公司放任这一行为。博洋公司不能以其公司内部管理已停止金景爱职务为由，否认金景爱在作为原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对外代表行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虽然金景爱在2017年7月26日至2018年1月28日期间没有以原博洋广州公司名义与万嘉广州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但万嘉广州公司基于对其作为原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身份的合理信赖，接受金景爱的委托实际办理111票货运代理事项，应视为金景爱超越权限与万嘉广州公司订立了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万嘉广州公司与博洋公司成立事实上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在此期间有27票货运代理业务未付款，合计金额人民币325,343.11元。在案证据表明万嘉广州公司于2018年1月29日知晓原博洋广州公司在办理注销，金景爱不持有博洋广州公司印章和证照后，虽然金景爱仍为原博洋广州公司工商登记的负责人，但万嘉广州公司既没有向博洋公司主张权利，也没要求博洋公司对金景爱的委托行为进行追认，应视为已经知道金景爱超越权限委托其办理业务。2018年1月29日至3月10日期间金景爱委托的11票业务、3月21日签订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以及以原博洋广州公司名义确认欠付账单的代表行为无效，该期间的货运代理业务的委托方应认定为金景爱，由其对上述11票业务欠付人民币110,734.50元承担给付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关于“货运代理企业按照概括委托权限完成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请求委托人支付相关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万嘉广州公司已经完成受托事务，并向实际承运人或者签发提单的代理人垫付了海运费等费用，因此有权要求委托人支付涉案38票货运代理业务的产生的海运费、港口操作费、舱单费、单证费等费用。金景爱作为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其委托万嘉广州公司办理的其中27票业务为职务行为，相应法律责任应该由其任职的原博洋广州公司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原博洋广州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博洋公司承担，在其注销后，其民事责任依法由设立和注销该分公司的博洋公司承担。因金景爱在担保函中对上述欠款做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万嘉广州公司要求博洋公司偿付27票货运代理业务的运杂费人民币325,343.11元和金景爱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万嘉广州公司请求支付运杂费迟延履行利息。27票业务的运杂费利息损失系因原博洋广州公司迟延支付造成的法定孳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关于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偿还该费用及利息的规定，应由具备法人资格的博洋公司承担。本案当事人对于支付货运代理费用的时间和利息计算方式并无书面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关于“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万嘉广州公司主张从2018年3月21日金景爱使用“博洋广州公司发票章”确认欠付金额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但2018年1月29日万嘉广州公司已经得知金景爱的职务权利已经被博洋公司终止，因此金景爱对该账单的确认并不能视为原博洋广州公司的意思表示，万嘉广州公司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向博洋公司主张过偿付费用，且万嘉广州公司提交的垫付海运费等费用的最后日期为2018年6月5日，因此万嘉广州公司主张该部分欠款从2018年3月21日开始计算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博洋公司应付运杂费325,343.11元的利息的起算日应为万嘉广州公司向起诉之日，即2018年5月8日。金景爱在2018年1月29日至3月10日期间委托万嘉广州公司办理11票业务的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110,734.50元，万嘉广州公司有权要求委托人金景爱偿付。虽然万嘉广州公司请求的是金景爱对该部分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为避免当事人诉累，一审法院对万嘉广州公司针对金景爱的该部分的给付请求予以支持。金景爱于2018年3月21日向万嘉广州公司确认了欠付金额并作出了从欠付之日起支付利息的承诺，万嘉广州公司主张该部分欠款从2018年3月21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博洋公司向万嘉广州公司支付运杂费人民币325,343.11元及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5月8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二、金景爱就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金景爱向万嘉广州公司支付运杂费人民币110,734.50元及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2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四、驳回万嘉广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博洋公司是否应向万嘉广州公司支付运杂费人民币325,343.11元及其利息。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在博洋公司已收回博洋广州公司公章并拟注销博洋广州公司的情形下，金景爱以博洋广州公司的名义与万嘉广州公司联系货运代理业务事宜。2017年7月26日至2018年1月28日期间，金景爱仍为工商登记的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工商登记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万嘉广州公司因此而产生对金景爱身份的信赖，认为金景爱代表博洋广州公司，符合一般常理。且金景爱是以博洋广州公司的名义委托万嘉广州公司运输，并未告知万嘉广州公司博洋广州公司正在注销的情况。博洋公司决定停止博洋广州公司经营后未及时办理工商注销手续，亦从未就博洋广州公司正在办理注销及公章不再使用等事宜发布公告。博洋公司上诉认为，依据朱梦丝与金景爱2017年8月19日QQ聊天记录和2017年8月10日《出口电放申请书》，万嘉广州公司应知晓博洋广州公司正在注销，金景爱无权代表博洋广州公司事宜。万嘉广州公司基于对工商登记的信赖，认可金景爱为博洋广州公司负责人。在此情形下，金景爱向万嘉广州公司发送博洋公司公章图片并要求复制粘帖在电放保函上，系委托人对电放意思表示形式作出的安排，亦是对其权利的处分，故尚不足以认定万嘉广州公司未尽谨慎的审查义务。何况，金景爱委托万嘉广州公司的部分运输，是通过博洋公司的美国代理完成相应提单的放货事宜。综合以上分析，在工商登记未变更且万嘉广州公司已尽谨慎审查义务的情形下，金景爱以博洋广州公司的名义与万嘉广州公司之间发生海上货运代理业务，应视为博洋广州公司与万嘉广州公司签订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博洋广州公司未依约支付运杂费，博洋广州公司应承担继续履行的义务，向万嘉广州公司支付未付的运杂费人民币325,343.11元及其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博洋广州公司的上述付款责任由博洋公司承担。故博洋公司应向万嘉广州公司支付运杂费人民币325,343.11元及其利息。对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和标准，博洋公司、万嘉广州公司和金景爱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博洋公司向万嘉广州公司支付运杂费人民币325,343.11元及其自2018年3月2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博洋公司关于其不应向万嘉广州公司承担支付运杂费及其利息义务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一审判决认定金景爱对上述博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及金景爱承担2018年1月29日至3月10日期间产生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110,734.50元，博洋公司、万嘉广州公司和金景爱均予确认，故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博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50元，由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深圳市博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向本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80元，由本院向其清退人民币3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饶 清审判员 王 芳审判员 李民韬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周瑾书记员刘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