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18350号原告胡东旭，男，1991年3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县，公民身份号码×××。原告胡某，男，2002年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县，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兼原告胡某法定代理人聂某，女，1966年8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县，公民身份号码×××。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蔡庆江，北京科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占文，男，1970年5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马占文委托代理人古彦龙，男，196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杨镇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唐如祯，男，195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聂某、胡东旭、胡某与被告马占文、唐如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聂某、胡东旭、胡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蔡庆江，被告马占文委托代理人古彦龙，被告唐如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聂某、胡东旭、胡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3852元，丧葬费50802元，交通费953元，住宿费2000元，餐饮费10642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事实与理由：死者胡学永自2016年开始跟随包工头马占文干活，为被告一提供劳务服务，以赚取劳务费，2018年9月25日死者胡学永在干活的过程中从堆积的砖垛上跌落，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死者胡学永死于重度颅脑损伤。三原告认为，死者胡学永在为被告马占文提供劳务期间，被告马占文应提供安全保障条件，然而事实上，被告马占文连最基本的安全帽都没有提供，存在明显的过错，另被告唐如祯作为发包方，应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关资质的企业或个人，然而根据三原告了解被告一没有任何的资质，被告唐如祯将工程发包给了没有相应工程资质的被告马占文，存在过错，所以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马占文赔偿三原告的各项赔偿，被告唐如祯对于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事故发生后双方多次协商，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三原告将二被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唐如祯辩称：第一，死者胡学永死亡的相关责任人应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马占文、现场指挥员、剪开砖垛包装带的人员、受害人本身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死者胡学永与被告马占文系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的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死者到码放二层砖的砖垛搬运砖理应知道砖垛突然被剪开后突然垮塌的危险性，受雇于马占文且负责剪开砖垛的劳务人员也理应知道其危险性，马占文作为雇主，理应在现场指挥或委托现场指挥的人员理应知道危险仍安排死者上砖垛操作，均具有相应的过错。第二，搬运砖头不属于建筑活动本身，且没有法律对搬运砖头的安全生产条件作出强制性规定，故死者的死亡与建筑活动本身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死者胡学永并非在从事建筑活动中并在答辩人所建建筑物范围内死亡，而系在离施工现场10米外建筑材料现场进行离地搬运建筑材料过程中突然被剪开的第二层砖垛挤到地面后头部着地死亡。第三，关于被答辩人各项赔偿的意见为：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照二十年计算，最终以人民法院按照上述标准认的为准；被答辩人胡某于2017年2月14日出生，同时被答辩人并未提交与死者胡学永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无法证实胡某属于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也不能证明胡东旭属于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故应当查明胡某、胡东旭是否属于被扶养人范畴后，再根据本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数额，最终以人民法院按照上述标准确认的为准；被答辩人主张的丧葬费符合本市标准；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应以人民法院的最终确认为准，其中被答辩人在诉状中主张的交通费过高，应当以相应的票据为准；被答辩人主张的精神损失抚慰金过高，且受害人自身也明知危险仍自甘危险操作，也存在过错，故答辩人认为以3.5万元左右属于比较合适的数额。第四，答辩人向马占文发包的工程尚未纳入建设部门监管的范畴，且不属于建筑法规定的建筑活动，不属于建筑法规定的建筑工程，不属于法定的必须由有资质的施工企业承包的工程，被答辩人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要求答辩人与被告马占文承担连带责任的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不足，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马占文签订的《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合同》所涉及的房屋建筑工程属于低层住宅，而非二层及以上的工程；依据《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83条的规定答辩人向马占文发包的工程未纳入建设部门的监管范畴、不属于建筑法规定的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对本案不适用，该解释适用的前提为承包人没有相应的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但本案涉及的建筑并不需要建筑企业的资质，也不存在法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要求。综上所述，应由被告马占文、现场指挥员、剪开砖头包装带的劳务人员、受害人按照责任比例分担因受害人死亡所造成的合理合法损失。同时，因国家没有强制性规定农村建设二层以下的房屋必须由具有建筑资质的企业施工，也没有规定搬运砖头属于建筑活动的一部分，更未规定搬运砖头需要安全生产条件，故被答辩人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被告马占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标准过高，事实上讲是死者自身不注意安全所致，自身安全的责任较大，具体责任由法院认定。我们都上了保险，且都带着安全帽，而且原告出事前一晚喝酒了，而且对方的住宿费我们已经负担了一万多元，也负担了原告及死者的一部分医疗费用，并且也通过打条、微信转账方式给了原告14830元，打条的是6000多元，胡学永的医院治疗费2283元是我方负担的，聂某的治疗费用2893.62元也是我方支付的。死者本身有过错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10日，唐如祯为甲方、马占文为乙方签订《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合同》，唐如祯委托马占文进行村民自居房建设，房屋结构为基础标高1.2米、墙体高度3.6米、墙体厚度0.37米。合同第十条约定：“乙方应确保文明施工、安全施工，如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由乙方自行处理，与甲方无关。”胡学永为马占文提供劳务，双方约定日工资为220元。胡学永与聂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二子，分别为长子胡东旭、次子胡某。胡学永户别为家庭户。2018年9月25日，胡学永在工作过程中，自高一米二三的砖垛上仰面跌落（未佩戴安全帽），后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胡学永符合颅脑损伤死亡。胡向朋接受杨镇派出所询问时陈述事情经过如下：“2018年9月25日上午6时，我们大约8个工人在顺义区杨镇红寺村一户人家干活，后来大约是8时许，我让胡学永和胡学财一起配合运砖砌墙，胡学永和胡学财他俩只负责搬砖，其他工人负责砌墙，当时砖都堆放在施工人家的院外边，剁舵高约1.3米，胡学永在砖舵上边把砖直接扔到砖舵下停好的电动三轮车上，胡学财负责把电动车里的砖运到施工现场，我当时在砖舵的北侧约30米处看着他们千活，大概干了一个小时左右，9时许，我看到胡学永站在砖剁上（脚离地面约1.3米）往下搬砖，突然他身前高处的砖倒了，他为了躲这些倒的砖就往后一仰就从砖剁上掉下来了，看到他摔倒后，我就赶紧呼叫别人过来帮忙，之后我就迅速跑过去把着他的肩膀扶起来了，然后我看到他后脑和右耳朵出血，当时他一动不动，也没说话，有呼吸，然后我就赶紧打120叫救护车，大约过了20分钟，120救护车就来了，把胡学永拉到顺义区医院抢救了，我和胡学财也一起坐的救护车来的医院，到了医院胡学永还有呼吸，大约抢救了30分钟后，医生宣布胡学永死亡了，后来我就打110报警了。”“他（胡学永）当时站在砖垛上搬砖，突然间砖垛要倒，他为了躲倒下来的砖，从砖垛上摔下来的。”胡学才接受杨镇派出所询问时陈述事情经过如下：“2018年9月15日6时许，我和胡学永到杨镇红寺村一民房工地上干活，我俩在一起干活，负责运砖。大约9时许，我开着拉砖的电动车倒车呢，胡学永在砖垛上准备装车，忽然砖垛上面一层砖倒了，把胡学永从砖垛上砸下来了。胡学永仰面就从砖垛上掉下来了，正好后脑勺着地。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拉到边上坐着，当时他已经昏迷了，耳朵也出血了，流了好多血。我们带班的胡向朋就叫救护车了，急救车来以后，我们就跟着来顺义区医院了，医生抢救了20多分钟说人已经死了，后来胡向朋就报警了。”“他（胡学永）当时站在1米多高的砖垛上，正准备把砖垛上打包的塑料绳剪开时，上面一层的砖倒了，他就从上面摔下来了。”唐如祯接受杨镇派出所询问时陈述事情经过如下：“2018年9月25日6点20分左右，给我家盖房的员工就来了，来了6、7个员工，之后我就去鲜花港上班了，到了13时左右，我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回家，回到家我才得知有盖房工人受伤送去医院可能已经死亡了。”马占文接受杨镇派出所询问时陈述事情经过如下：“2018年9月25日9时许，我的工人胡向朋给我打电话说：有人从砖剁上摔下来了。我说谁呀？他说是胡学永。我说那赶紧带他去医院啊，胡向朋说已经打急救电话了。我当时正在外地出差呢，我接到电话以后就赶紧打车回来了，在路上胡向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现在在区医院，胡学永经抢劫(救)无效已经死亡了。后来在路上民警给我打电话让我来杨镇派出所，我就直接打车到了杨镇派出所。”三原告认可，马占文带班人员胡向朋向其转账8820元，此外，另给付1000元现金（该1000元由聂金印出具收条）。根据马占文所提交的医疗票据，马占文曾为聂某垫付医疗费2893.62元，为胡学永垫付医疗费2283.18元。三原告同意在本案中一并解决聂某的医疗费问题。马占文主张，其曾为原告及家人支付住宿费20256元，并提交了发票。三原告表示，三张发票开票日期为同一天，且数额相同，故不认可发票的真实性，但认可2018年9月25日至11月7日期间的住宿费由马占文支付，同意由法院酌定该项费用的数额。双方存在的分歧有：1.胡学永死亡，何人存在过错。三原告认为，马占文没有相关资质，存在过错；而唐如祯明知马占文没有相应资质，也存在过错。马占文表示，其已进行教育培训义务，胡学永在事发前晚喝酒，且未佩戴安全帽，故胡学永存在过错。唐如祯表示，其本人不存在过错，胡学永没有自我防护意识，存在过错。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中显示，毒物检验结果为：据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编号:2018DW2309）述，在所送胡学永的心血中未检出乙醇。在所送胡学永的心血中未检出常见巴比妥类、吩噻嗪类和苯二氮卓类催眠镇静药。2.何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主张，马占文、唐如祯均应进行赔偿。唐如祯表示，其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的义务，工程属于大包，合同中明确约定其不存在任何安全义务。3.各项赔偿项目是否合理。三原告主张，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各项损失。马占文、唐如祯则主张以农村居民标准予以计算。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河北省涞水县××乡××村证明，河北省涞水县××乡派出所证明，购买安全帽票据，收条收据，门诊费票据、发票，证人证言，照片，《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户口本，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票据、发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鉴定文书及视频光盘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胡学永发生意外并死亡，情感上讲，任何人均不愿看到这种意外事件。而放下情感，回到法律层面的逻辑分析，胡学永与马占文之间形成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法律关系，在该事件中，胡学永站立在高一米二三的砖垛上工作，本人没有佩戴安全帽，更不幸的是其跌落时，是仰面跌落，后脑勺着地，进而导致颅脑损伤死亡。在此事件过程中，胡学永本人未尽到谨慎义务，而马占文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也没有尽到监督责任，故双方均存在过错，本院酌定胡学永承担30%的责任，马占文承担70%的责任。至于唐如祯一方是否承担连带责任一节，胡学永受伤事实可以佐证现场并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故唐如祯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第四条之规定，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均属于因此事故造成合理损失的范围，餐饮费并非合理损失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诸项合理损失，本院根据双方一致确认的事实、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有关法律规定予以核算；对于原告诉讼请求数额过高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经过庭审质证，本院审核确认原告因此事故造成合理损失的项目及其具体数额如下：医疗费2283.18元、丧葬费50802元、死亡赔偿金1402726元（由于胡学永从事建筑施工，已脱离农业生产，故应以居民标准予以计算；北京市2018年城镇居民收入标准67990元×20年=1359800元；含胡某被扶养人生活费42926元，北京20**城镇居民消费支出42926元×2年÷2=42926元，聂某不符合被扶养人标准，不予认定）、亲属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4000元、住宿费9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对于马占文微信转账8820元、1000元现金（聂金印出具收条）、为聂某垫付医疗费2893.62元、为胡学永垫付医疗费2283.18元、本院酌定马占文已支付住宿费7000元，上述费用本院自应付费用中予以扣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占文、唐如祯连带赔偿原告胡东旭、胡某、聂某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一百零三万六千一百七十一元零三分（应付总额一百零五万八千一百六十七元八角三分，已支付二万一千九百九十六元八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二、驳回原告胡东旭、胡某、聂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九千三百八十二元，由原告聂某、胡东旭、胡某负担二千三百一十九元（已交纳），由被告马占文、唐如祯负担七千零六十三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万忠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