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31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力，江苏名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德才。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卫，江苏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德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初1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德才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陈德才交易相对人是吴秀英及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同发鑫博），与同发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陈德才提供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同发快餐”是吴秀英的同发鑫博。2、送货单签收人是吴秀英及其雇佣的员工。3、根据同发鑫博工商信息，其有制售中餐的资质，不需借用他人资质或名义经营。4、孙玉兵与朱桂珍短信记录、派出所报警记录可以证明供应商向吴秀英催款并闹至派出所，朱桂珍说吴秀英债务太多，心寒，希望孙玉兵能帮吴秀英，可见供应商一直认可的交易相对人是吴秀英。二、一审中同发公司申请法院查询吴秀英、同发鑫博的银行明细，可以查明包括陈德才在内的供应商与吴秀英、同发鑫博往来付款的情况，但一审法院至今未开具调查令或依法调取。根据同发公司掌握的同发鑫博银行账户明细复印件，可以证明2017年4月至12月同发鑫博一直在经营。而吴秀英只有中央厨房一个快餐制售车间，可证明吴秀英、同发鑫博是以自己名义独立对外发生交易并结算。并且仅该一个账户交易明细就显示2017年4月26日至2017年11月10日期间同发鑫博已向陈德才支付货款158408元。三、一审未准予追加吴秀英作为共同被告。向陈德才订货、收货的负责人一直是吴秀英，陈德才及吴秀英对此并未否认。根据现有同发鑫博银行记录复印件，同发鑫博存在支付货款的事实。同发公司没有参与陈德才与吴秀英、同发鑫博之间的交易，对收货情况、送货金额与付款情况委实无法查明及举证。即使吴秀英作为证人出庭也显然是与陈德才串通，在其不需承担责任的基础上作出对同发公司不利的陈述。陈德才辩称：送货地点是同发公司而非同发鑫博，货物送到后由同发公司员工签收。同发公司的会计也转账给陈德才部分款项，备注为货款或预付款。吴秀英从2017年3月18日就在同发公司处工作，同发公司认可所有生意回款打入其账户，扣除相关费用后付给供货方。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德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同发公司支付陈德才货款380601元；2、诉讼费用由同发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陈德才称，陈德才与同发公司存在业务往来，陈德才为此提交了其整理的送货单一组。陈德才就双方往来模式解释称，陈德才与同发公司间为买卖关系，按照交易惯例，同发公司需要货物时由树旺、蒋安华、孔凡龙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向陈德才订货，并确定货物价格后由陈德才将货物送至同发公司处，同发公司员工签收。陈德才认为，同发公司仅支付了部分货款，余款未付，故诉至法院。陈德才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一、陈德才整理的每月的送货单：2017年6月送货单1张，孔凡龙、蒋安华两人签字，金额14585元。2017年7月送货单4张，签字人员：树旺、蒋安华、王建中签字，金额合计30772元。2017年8月送货单11张，签字人员：树旺、蒋安华、王建中、吴秀英，金额合计142629元。2017年9月送货单11张，签字人员：树旺、蒋安华、王建中，金额合计156155。2017年10月送货单6张，签字人员：王建中、树旺、蒋安华，金额合计54247元2017年11月送货单1张，王建中、蒋安华两人签字，金额32290元。2017年12月送货单1张，王建中签字，金额18563元。上述送货单中的抬头写明为“同发快餐”。上述送货单，陈德才解释称，所有送货单除了收货人的签字外的内容都是陈德才本人书写的，送货都是陈德才自己送货的，送至宏业路128号同发公司仓库。二、照片打印件一张，该照片中显示，抬头为同发公司的公示牌中显示，负责人（白班）姓名：树旺，职务：仓库管理，电话181××******。三、2017年3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同发公司的参保单位缴费明细一组，该明细中列明同发公司曾为员工树旺、李兵、孙凡龙缴纳了社会保险。四、银行流水一份，该流水中显示，徐小英曾于2017年12月9日分两次向陈德才支付32290元及17325元，其中32290元的付款备注中写明为“代吴秀英付11/29货款”、17325元的付款备注中写明为“预付货款”。陈德才对此解释称，徐小英为同发公司的会计。同发公司对证据一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收货单位同发快餐，与同发公司无关，签字人员也非同发公司员工。部分送货单中的签字人为吴秀英，说明陈德才是向吴秀英项目送货，与同发公司无关。对证据二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人员并非同发公司的员工，是同发公司代吴秀英缴纳的公积金。对于证据四，同发公司认为，徐小英的转款与同发公司无关，与本案也无关联，故对该转账记录不予认可。同发公司另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一、餐饮项目承包协议一份，该协议写明甲方（发包方）为同发公司，乙方（承包方）为吴秀英，协议中约定，经营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中央厨房，经营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宏业路128号，协议有效期限：自2017年3月18日起至2020年3月17日止，本协议有效期为3年。费用结算及支付方式中约定，乙方应每月向甲方支付管理费（管理费为中央厨房营业额的7%），乙方应每月向甲方支付税金（中央厨房营业额的3%作为税金）。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向甲方分三期支付人民币100万元作为保证金。保证金于本协议终止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且乙方结清全部甲方款项及没有任何违约扣款情况下一次性无息返还乙方。每月15日前甲乙双方核算由甲方代垫支付的水电、燃气、房租、人员社保及保险……，经双方确认后从甲方需向乙方支付的款项中扣除。待客户货款到账10个工作日内，且甲方扣除乙方应付的上述所有费用后，向乙方支付经营费用。乙方的义务及责任中约定，乙方自行采购原材料，所有与供货商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金钱关系等事宜均与甲方无关（乙方有义务书面告知供应商），乙方不得以甲方名义对外经营，乙方必须每月按甲方的要求提供采购原材料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发票抬头按甲方指定名称开具。乙方应当按时足额支付供应商货款、员工工资等款项。因乙方原因导致任何第三方到甲方场地进行催款、聚集等情况发生的，影响甲方正常工作、生产，或给甲方造成的名誉损失、经济损失的，乙方须承担本协议总金额20%的违约金，及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乙方承诺在服务期内与乙方员工、与任何第三方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等纠纷均与甲方无关。二、同发公司（甲方）与案外人吴秀英（乙方）于2017年12月28日签订的《＜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终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写明，乙方合作人吴秀英于2017年3月18日与甲方签订《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现因乙方吴秀英在履行承包协议过程中，自己经营不善，且多次违反《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第四条第3款、第10款等规定，将本项目款项用于其他债务清偿，导致本项目不能正常经营，同时天天债主不断向吴秀英催债，严重影响甲方的正常工作和经营。为此，经与乙方吴秀英协商一致，现乙方同意甲方根据《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第七条第2款规定提前终止《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终止时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甲乙双方同意自《餐饮项目承包协议》终止之日起双方应立即进行委派相关人员进行财务清算，乙方应在5日内将承包财产归还甲方。在清点过程中若有财产设备损失、损坏，乙方应按原价承担赔偿责任。三、欠条一份，载明，本人吴秀英（系同发公司采购）于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所欠昆山市玉山镇金满堂六和食品批发部（法定负责人：张媛）供货款424601元。经双方协商，债务人必须于2017年12月30日将所欠金额全部还清。落款处写明为债务人吴秀英，下方有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发票专用章。四、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欠范玉光工资共计84716元，承诺在2018年2月底付清，落款处有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加盖公章。陈德才对同发公司提交的证据一承包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同发公司称2017年3月承包公司给吴秀英，但承包协议显示2017年8月签订，协议不真实，陈德才有理由相信承包协议是同发公司为达到损害陈德才等债权人目的时候伪造的。据了解，吴秀英与同发公司有两份协议，系阴阳协议，同发公司应当出示。承包协议关联性也有异议，陈德才向同发公司供货，同发公司员工也予以签收入库，同发公司向陈德才支付了部分货款，故陈德才有理由相信是与同发公司在做生意，该承包协议与本案无关联。退一步讲，该协议仅在吴秀英与同发公司之间生效，不能对抗第三人。对该协议合法性也有异议，该承包协议没有向社会公示，也未在陈德才与同发公司交易时进行告知，也未在给付货款时进行告知，故该承包协议不具有合法性。承包协议内容看，都是吴秀英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权利义务不对等。对同发公司举证目的有异议，同发公司提出承包协议不能证明其主张，不能解释为何向陈德才付款的事实。证据二终止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终止协议是同发公司与吴秀英之间的关系，与陈德才无关。证据三欠条、承诺书与本案无关，张媛、范光玉陈德才均不清楚是何人。审理期间，陈德才申请吴秀英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吴秀英到庭，并对本案所涉交易情况陈述如下：陈德才应为同发公司的供应商，我个人在同发公司负责餐饮生产，但未签订劳动合同，未支付工资，也未缴纳社保。同发公司曾与我签订承包协议，但实际未按该协议履行，我与同发公司另签订了一份委托协议，约定其仅负责生产，上家的货款支付至同发公司，再由同发公司支付供应商货款。供应商的实际履行过程为，供应商将货物送至仓库，同发公司的仓库管理员接收，生产部门核对金额后报给同发公司的财务，由同发公司支付给相应供应商。我对陈德才的送货单均没有异议。我原是负责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的经营生产的，后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于2016年搬迁了，没有生产基地，故至同发公司继续生产，对外以同发公司的名义接单、付款，我负责生产。陈德才与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之前也有业务往来，但是可以区分的，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与陈德才的往来截止于2017年2月，2017年4月起即向同发公司供货。我向陈德才购货时未告知与同发公司有承包关系或个人经营的情况。供应商的发票都是开具给同发公司的，上家的货款也是同发公司收取的，故供应商的货款应由同发公司支付。另，一审法院受理（2018）苏0591民初145号案件，原告为昆山市玉山镇金满堂六和食品批发部，被告为同发公司及吴秀英，在该案中，同发公司及吴秀英就其与中央厨房的关系陈述如下：中央厨房有自己的配送资质和营业执照，名称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快餐服务部，经营者为孙玉兵，同发公司负责在外接生意，将接好的生产交由中央厨房即吴秀英做，吴秀英负责向客户配送。但中央厨房不仅是接同发公司的生意，也接受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及另一家公司的生意，由谁接的客户，客户就将款打给谁，同发公司的客户是打款至同发公司的账户上。承包费包括房租、流水线等费用直接扣除后再给吴秀英。同发公司是不认识供应商的，如付款，则由吴秀英要求我方代付并签字确认。最后结算时，该款项都是要扣除的。吴秀英陈述称，对于同发公司的交易模式予以认可，但供应商的款项也是同发公司付的。李兵、孙凡龙、蒋安华、树旺、刘广贞、王建中、孙鹰均是中央厨房项目上的员工，这些员工的工资都是由我个人支付，社保以同发公司的名义缴纳，但与同发公司无关，中央厨房三分之一的员工是我带去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亦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陈德才提交了送货单，上述送货单中的抬头写为“同发快餐”，陈德才亦表示，陈德才确已将货物送至同发公司的经营地苏州工业园区宏业路128号，上述送货单的签收人均为王建中、蒋安华、树旺等人，为同发公司员工。对于上述人员的身份，陈德才亦提交了其拍摄的照片一张，该张照片中显示树旺为同发公司的仓库负责人。陈德才另曾收到同发公司会计支付的货款，故陈德才据此认为，与陈德才交易的相对方为同发公司，同发公司应支付涉案货款。而同发公司虽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陈德才应知与其交易的相对方为案外人吴秀英，陈德才与吴秀英存在交易往来，故陈德才所写的上述送货单中所写的“同发快餐”应指吴秀英经营的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鑫博餐饮服务中心，送货单中的签收人也是吴秀英雇佣的员工，吴秀英亦曾支付陈德才货款，故涉案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应为承包人吴秀英。但从同发公司提交的餐饮项目承包协议来看，协议中明确了吴秀英承包的项目是在同发公司住所地的中央厨房，承包期限自2017年3月18日起至2020年3月17日止。而陈德才提交的送货单所载明的日期也在该期限内。且同发公司的名称中亦有“同发”字样。同发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明确告知供货至其住所地的供应商，其与吴秀英的关系。吴秀英虽曾在庭审中明确，上述人员均为其雇佣的员工，但亦明确上述员工均在中央厨房工作，其也从未向供应商明确购买方为其个人。同发公司虽对陈德才提交的显示树旺为同发公司仓库负责人的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另外，同发公司虽对于陈德才所称的收到同发公司会计徐小英支付的货款的事实提出异议，但也未提交相反证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陈德才认为涉案货物买卖相对方即为同发公司，要求同发公司付款的意见，属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同发公司认为，陈德才应知涉案货物的购买方为案外人吴秀英，并据此要求调取吴秀英的银行流水的意见，缺乏相应依据，一审法院碍难采纳。经计算，上述送货单载明的金额合计449241元，扣除陈德才确认的已收到货款49615元，现陈德才要求同发公司支付货款380601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德才货款380601元。案件受理费7010元，由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一致。二审中，同发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同发鑫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吴秀英作为经营者的同发鑫博经营范围为制售快餐，送货单上写同发快餐应指同发鑫博。同发公司不实际操办快餐的制作。2、供货商朱桂珍与同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玉兵的短信聊天记录，证明2017年12月供货商是找吴秀英催款，供货商知道经营的负责人是吴秀英。3、吴秀英与同发鑫博部分银行流水，证明至少从2015年11月起陈德才就与吴秀英有业务往来，2017年3月18日起吴秀英和同发鑫博独立经营并收取了大量快餐款，孙玉兵也将结算款付给了吴秀英；在中央厨房经营期间陈德才已收到同发鑫博和吴秀英付的213792元。陈德才质证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送货地址是同发公司注册地。证据2与本案无关，吴秀英是作为同发公司员工以同发公司名义对外订货。证据3只能证明以前订的货支付的款项，2017年6月前的账目结清了，之后的款同发公司没有支付。二审中，同发公司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查吴秀英账户明细，以查明2017年3月前吴秀英与同发公司业务往来情况、吴秀英及同发鑫博向陈德才已付款情况、2017年3月至12月期间吴秀英除同发公司介绍客户之外向其他客户供应快餐并收款的情况。二审中，本院向吴秀英进行调查，吴秀英陈述其至同发公司的中央厨房经营前，同发鑫博与陈德才没有业务往来。在中央厨房经营期间同发鑫博、吴秀英向陈德才付的款是转给陈德才的货款，用于支付陈德才向同发公司送货的货款。陈德才在本案中所主张的送货单是未付款的送货单。供应商都知道中央厨房是同发公司的。同发公司对此质证认为：吴秀英认可其要求供应商开票给同发公司，供应商是与吴秀英及其员工对账。吴秀英从未向同发公司汇报送货及应付款情况，同发公司未参与过其与供应商的合同成立及履行的过程。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买卖合同主体的认定；二、已付款金额的认定；三、本案应否追加吴秀英为当事人。本院认为：关于买卖合同主体问题，同发公司主张陈德才系与吴秀英、同发鑫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陈德才主张其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为同发公司。本院就此认为，首先，吴秀英与同发公司签订了餐饮项目承包协议，吴秀英个人承包同发公司住所地的中央厨房，承包期限为2017年3月18日至2020年3月17日。陈德才提交的送货单显示其供的货物是中央厨房经营所需的食品、饮料等，送货单载明的日期在承包期限内。虽然同发公司及吴秀英均陈述在2017年3月后中央厨房也接同发鑫博的业务，但同发鑫博与其他公司有销售业务不能证明吴秀英必然是以同发鑫博名义与供货商订立合同。其次，陈德才提交的送货单显示的收货单位为“同发快餐”，货物已送至同发公司的经营地苏州工业园区宏业路128号。虽然吴秀英表示送货单的签收人为其雇佣的员工，但亦明确上述员工均在同发公司的中央厨房工作，且同发公司为部分收货人员缴纳了社会保险。再次，同发公司虽对陈德才所称的收到同发公司会计徐小英支付的货款的事实提出异议，但也未提交相反证据。因此，根据吴秀英与同发公司的承包合同关系，综合交易过程中送货、收货、付款等情况，本案应认定同发公司与陈德才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同发公司已付款问题。同发公司主张仅根据其已提供的银行明细，就可以证明在2017年4月后同发鑫博公司、吴秀英向陈德才支付过213792元，同时申请法院调取吴秀英其他银行明细以证明已付款情况。吴秀英表示上述已付款对应的送货单已结清，并非陈德才在本案中所主张的送货单项下的付款。陈德才亦表示其主张的该部分送货单系未结清的送货单。本院就此认为，同发公司所称的上述付款项并非由同发公司支付，吴秀英否认付款系支付本案所涉送货单的货款，同发公司也未能证明上述付款系支付该部分送货单项下的货款。一审法院就已付款部分仅认可徐小英的付款并无不当。同发公司与吴秀英之间的纠纷由其另行处理。吴秀英并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同发公司申请追加吴秀英为当事人及调取吴秀英其他银行明细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同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10元，由上诉人苏州工业园区同发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沈军芳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陆晓婷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