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9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建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丽宜。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某1。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某2。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法定代理人：苏丽宜，女，系本案被上诉人之一，系黎某1、黎某2的母亲。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晓静，上海市海华永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黎建明因与被上诉人苏丽宜、黎某1、黎某2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6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黎建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苏丽宜、黎某1、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苏丽宜、黎某1、黎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黎建明自身经济状况发生明显恶化，具有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法定事由，应予免除房屋赠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黎建明与苏丽宜离婚后，其原享有的家庭财产已全部归为苏丽宜、黎某1、黎某2所有，黎建明没有分得任何财产，因此，除了案涉房屋外，黎建明自身已无其他任何财产，其微薄的工资收入在承担必要的赡养母亲、抚养小孩等责任后所剩无几，仅能维持个人房租及基本生活。虽然离婚时财产分割是自愿行为，但客观上黎建明的经济状况较签订赠与合同前确已发生显著恶化。涉案房屋是黎建明承担赡养老人的必要条件，一旦房屋产权发生变化，新权利人不同意原使用人居住的话，老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将难以为继。基于黎建明现时的经济状况，可以不再履行房屋赠与义务，且苏丽宜、黎某1、黎某2要求强制履行房屋过户的行为必然影响黎建明承担赡养义务和损坏老人的基本居住权，违背了公序良俗，不应支持。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赠与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附有一定条件，目前并不满足办理房屋过户的条件，且苏丽宜、黎某1、黎某2诉求黎建明立即将房屋过户亦没有相关合同依据。苏丽宜与黎建明于2016年5月6日签订《自愿离婚协议》，其中第三条第1项b房产约定：“男方黎建明婚前继承父亲赠送的坐落于广州市越秀区××路×号×室的楼房一套，自愿赠与母女三人：苏丽宜、黎某2、黎某1。双方约定：1、在二个孩子未满18岁前女方不得擅自将房产进行买卖，如女方违反约定，男方可向女方追究法律责任。2、如果男方故意、恶意断停抚养费并且超过一个月，女方便有权对此房屋进行买卖。双方相互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由此可得知，该房屋虽由黎建明赠与归苏丽宜、黎某2、黎某1三人所有，但房屋应待二人孩子年满18周岁后交由小孩决定处分方式，苏丽宜、黎某2、黎某1个人不得擅自处分买卖，只有男方故意断停抚养费超过一个月后，女方才有权处分。若房屋一旦办理过户，在二小孩年满18周岁之前，苏丽宜即享有任意处置房屋的便利条件，为限制苏丽宜个人擅自处分，当时考虑就是该房屋暂不办理产权变更手续，而且之所以做出上述安排，也是双方明知黎建明的母亲当时是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且会一直居住，这可保障老人的基本居住权利，因此，该赠与合同项下的房屋过户手续是附条件的，在条件未成就之前，不需要配合办理过户。双方签订上述《自愿离婚协议》后，即应当视作关于房屋的赠与合同已生效，而根据已生效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规定，双方可直接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房屋赠与的过户手续，根本无需额外办理赠与公证手续。双方在签订签署《自愿离婚协议》之后的5月11日同意到广州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是基于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只有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才不可以撤销，办妥公证手续的，即使没有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黎建明也不能随意撤销该房屋赠与，从而保障了受赠人的权益将来不受影响。由此可推知，双方是同意暂不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通过办理赠与合同公证的方式来保障受赠人的权益。按照经公证的《赠与合同》最后一段的约定，现苏丽宜、黎某1、黎某2依据该公证的合同诉求黎建明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是没有合同依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损害了黎建明的合法权益。现黎建明依法提出上诉，请求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苏丽宜、黎某1、黎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理由、判项合法，应予维持。黎建明与我方签订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经过公证，不具有任何撤销情形，黎建明也没有提到任何证据证明其出现法定撤销情形，黎建明在上诉状中以赠与义务的免除条款提起上诉，但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经济状态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活。据了解，黎建明目前正常上班，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有稳定收入，我方起诉黎建明后，黎建明的母亲另案起诉黎建明，要求撤销原来的赠与，在该案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认定了该案是黎建明的母亲及黎建明为对抗我方在本案的诉求作出的诉讼技巧，黎建明以各种理由提起上诉，是想拖延时间，恶意浪费司法资源。双方在《自愿离婚协议》第3条第1款约定了涉案房产的赠与事宜及配合办理房产过户事宜，并没有其他附条件的义务。黎建明在上诉中提及《自愿离婚协议》对房屋过户是附有条件是混淆概念，且黎建明提出的假如我方擅自处置房产，其不可以追究我方的法律责任，是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因为《自愿离婚协议》中已经讲明了上诉人享有的相关违约追究权利。黎建明主张双方签署赠与合同办理公证是其主观臆断的结果，出现严重的逻辑错误，如果只是签订赠与合同就享有房产的财产权，物权法关于不动产需要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又何以谈起。假如这种方式行得通，根本就无法实现所谓的赠与的目的，达到立法上赠与的效果。合同法第187条约定赠与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手续应当办理手续。双方办理公证手续的目的及初衷并不是暂时可以不办理过户手续，而是为了预防赠与方不守信用。黎建明提到赠与执行的问题，双方在《自愿离婚协议》》约定的是两个小孩未满18岁前不能擅自处置，而不是不希望过户，只有房子过户至我方名下才能彻底保障我方的权益，如果黎建明想要化解我方的顾虑可以通过过户的途径解决，所谓的办理抵押手续是多此一举。苏丽宜、黎某1、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黎建明立即将其名下位于广州市××路×号×室（房产证号：粤房地证字第**）过户至苏丽宜、黎某2、黎某1名下，其中苏丽宜占20%、黎某1占40%、黎某2占40%。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市××路×号×室是登记在黎建明名下的房产，该房产为住宅，建筑面积为50.28平方米。苏丽宜与黎建明原为夫妻关系，黎某1和黎某2为其二人生育的女儿。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的《暂准判令转为绝对判令证明书》显示，关于2016年7月28日关于苏丽宜与黎建明解除婚姻的判令已于2016年11月2日转为最后及绝对的判令，两人婚姻亦已据此解除。2015年5月6日，苏丽宜与黎建明签订《自愿离婚协议》，其中约定：一、两人自愿离婚；二、子女抚养、抚养费及探望权：1……离婚后女儿随女方直接抚养生活，由男方每月给付抚养费3000元，在每月5号前付清，直到孩子完全高中（18岁）教育阶段止……三、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b房产：男方婚前继承父亲赠送的坐落于广州市越秀区××路×号×室的楼房一套，自愿赠与母女三人：苏丽宜、黎某1、黎某2。（包括房内装修内附属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双方约定：1、在二个孩子未满18岁前女方不得擅自将房产进行买卖，如女方违反约定，男方可向女方追究法律责任。2、如果男方故意、恶意断停抚养费并且超过一个月，女方便有权对此房屋进行买卖。双方相互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因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所应支付的税费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2016年5月11日，苏丽宜、黎某2、黎某1与黎建明签订《赠与合同》，约定：黎建明决定将其名下的广州市××路×号×室产权赠与给苏丽宜、黎某2、黎某1共同所有，其中黎某1、黎某2各占40%产权，苏丽宜占20%产权。该《赠与合同》于2016年5月16日经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以（2016）粤广广州第087604号公证。本案诉讼过程中，黎建明的母亲谭奕嫦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其赠与给黎建明广州市越秀区××路×号×室的二分之一产权的行为，判令黎建明向其返还该产权并协助将房产变更登记至谭奕嫦和黎建明名下等。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14日作出（2018）粤0104民初23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谭奕嫦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后，谭奕嫦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粤01民终152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苏丽宜向一审法院提出了对黎建明名下的价值1000000元的财产进行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依其申请发出了对黎建明价值1000000元的财产进行保全的裁定。苏丽宜交纳了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苏丽宜、黎某1、黎某2与黎建明之间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苏丽宜、黎某1、黎某2与黎建明签订的《赠与合同》经公证处公证，黎建明作为赠与人，应积极配合苏丽宜、黎某1、黎某2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现苏丽宜、黎某1、黎某2要求黎建明履行该义务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黎建明辩称双方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的第三条第二款可以证明赠与是附条件的，即在两个女儿均年满18岁后才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但从该条款的文义上看，“女方不得擅自将房产进行买卖”与赠与行为对应的产权变更手续并非同一概念，故一审法院对黎建明的该抗辩意见不予接纳。至于黎建明称其母亲需在涉案房屋居住终老的问题，与一审法院需处理的法律关系无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黎建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同苏丽宜、黎某1、黎某2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广州市××路×号×室的产权转移变更登记至苏丽宜、黎某1、黎某2名下的手续，其中：苏丽宜占20%产权份额、黎某1占40%产权份额、黎某2占40%产权份额。案件受理费8828元，保全费5000元，由黎建明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因苏丽宜、黎某2、黎某1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合同纠纷。因涉案赠与物为不动产，而该不动产位于我国内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作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黎建明要求免除其赠与义务是否成立的问题。涉案《赠与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并经过公证，故该合同应属合法有效，黎建明理应按照合同的内容履行赠与义务。黎建明主张其自身经济状况发生明显恶化，依法应不再履行赠与义务，但至今黎建明均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其经济状况，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该理由也不构成免除黎建明的赠与义务的法定理由，故黎建明要求免除其赠与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赠与是否附有条件的问题。首先，本案处理的是苏丽宜、黎某2、黎某1与黎建明之间的赠与关系，故应依据他们之间签订的《赠与合同》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黎建明要求按照其与苏丽宜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来确定赠与的条件，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根据涉案《赠与合同》的内容显示，该合同约定上述房产权由受赠人持该合同向房管部门申请变更产权登记之日起转移给受赠人，并未就涉案赠与设有条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办理赠与财产的登记手续是赠与人的法定义务，故一审法院据此判令黎建明协助苏丽宜、黎某2、黎某1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黎建明主张的涉案房屋为其赡养母亲的唯一住所、过户将影响其承担赡养义务及损害老人基本居住权等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亦不构成免除其赠与义务的法定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黎建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28元，由上诉人黎建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碧玉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张 宾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晓君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