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7民初21721号原告：瞿朝军，男，197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智勇，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方予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项永余，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腾，上海普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瞿朝军与被告上海方予实业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瞿朝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智勇、被告上海方予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瞿朝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07年7月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回款奖励人民币95173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4年10月1日进入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工作，2007年7月由于股东间分歧，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拆分为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项永余公司)即后来改为被告上海方予实业有限公司及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王华军公司)即后来改为上海巧迪商贸有限公司。拆分时员工自由选择股东，原告选择股东之一的法定代表人项永余，并于2017年7月25日与项永余签订聘用协议，约定奖励提成按照回款金额的1%计算，经原告多次协调沟通，项永余以公司未盈利为由，一直未兑现协议承诺。2007年7月的聘用协议签订主体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项永余，也是当时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项永余提供给原告的“证明”是被告和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于2008年2月16日出具的，上面载明“同属一家公司，债权和债务上的权利和义务共享”，这是被告实际控制人向原告作出的承诺，故聘用协议上的提成约定继续适用于被告。原告为被告回收了大量的货款，达到了双方约定的提成条件，理该获得相应的提成报酬。另，仲裁委员会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未明确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原告已在合理期限内提起诉讼。被告上海方予实业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没有就原告主张的回款奖励的相关约定，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了所有的劳动报酬，聘用协议是原告和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并不是和被告签订的，项永余担任过被告和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项永余代表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不能约束其在其他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相关行为，且这份聘用协议签订于2007年7月25日，约定时间为三年，如果要向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主张的话也只能是2007年至2010年，而不是原告主张的2007年至2017年，该聘用协议约定的发放时间是当月支付50%，季度支付20%，庭审中，原告陈述自2007年至今其从未提起过，原告这种反常行为说明其当时就认同没有向对方主张的权利；原告提出离职的时间为2017年7月31日，这是双方确认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按照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是一年，而原告于2018年8月2日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了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了一年的时效；另外，原告于2018年8月10日收到仲裁委员会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应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在15日内向法院提出起诉，但原告于2018年9月6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诉称意见，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员工花名册，证明原告于2004年入职被告处。2、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档案机读材料和被告营业执照、《证明》、《聘用协议》，证明被告与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为关联方，在业务经营、财务收支上不区分、不独立；2007年7月25日，原告与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永余签订聘用协议，担任浦东区域销售主管，约定待遇按销售回款1%计算。3、收款委托告知书、沟通函、商户信息截图，证明被告与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不仅使用公司对公银行账户收款，还使用项永余、饶海勇为户名的多个个人银行账户收款，被告曾使用麻永珍个人名义开通POS系统。4、调换须知、客户沟通函、致客户书、上海巧迪商贸有限公司商品目录封面、送货单，证明被告和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项永余，这两家公司的债权债务是混同的，原告与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永余签订的聘用协议也适用于被告。5、2007年原告负责业务的送货单(部分)。6、2008年至2013年的送货单(部分)。7、2007年至2017年销量统计表，证明2007年至2017年原告负责业务的回款统计。8、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9、被告工商内档材料：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证明2007年10月27日被告实际控制人项永余才从原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转到被告处成为法定代表人。10、区域经理聘任书，聘用协议上销售目标和应收款指标每年口头约定一次，2010年5月原告升职为整个销售部经理，2012年始，公司和原告口头约定总目标，然后分别和各个区域经理签订聘任书。11、录音光盘及文字稿，证明2017年1月5日原告向项永余提出支付销售提成的要求。12、退工证明，证明2017年8月15日原告收到退工证明方才知道被告在未与原告结算销售提成的情况下单方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是原告自行制作的，没有客观性，也没有关联性，不予质证。对证据2中，工商档案机读材料和营业执照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不是原告所称的证明目的，这张《证明》是被告在2008年向被告客户出具的；从内容来看，如果当时是出具给原告的话，一般会涉及相关劳动法的权利义务，但该《证明》一看就是商业合同业务的，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和被告是两个独立的公司，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注销，而不是分立的概念；《聘用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承担这个聘用协议的义务人是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而不是被告，且该《聘用协议》约定的是在浦东区域，对浦东之外的提成回款奖励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也没有义务给原告，约定的按销售回款1%，是否回款有疑问，还约定了当年度必须完成回款，2007年约定的话，2007年应当结清，最晚也应该在2008年结清，但之前原告从未提出过，现在才提出是违背常理的，该协议约定了三年，到2010年，原告和被告、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约定。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都是被告对外与客户之间就付款方式的沟通，没有涉及到原告的权利义务。对证据4中，1至28页真实性无法判断，是由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对外出具的，没有被告的参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送货单的抬头是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不是被告，与本案无关；29至43页真实性认可，是被告公司在经营中产生的，2008年，被告开始经营时，承接了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的少量业务，所以在开具送货单时注明了“原嘉辰公司”，被告也出具了证明给客户，但不认可原告所称的凭送货单就有提成的权利。对证据5、6，除2-31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余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只能说明有这个业务行为，不能说明原告有提成权利；送货单上有原告名字的，说明原告有参与，但没有原告名字的，被告不认可是原告经办的业务。对证据7真实性不认可，是原告自行制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质证。对证据8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不予受理通知书是2018年8月9日出具的，但原告于2018年9月6日才提出诉讼，已经超过15天提出诉讼的期限。对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起到原告的证明目的，项永余是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原来的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是分别独立的法人，2017年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才注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0真实性认可，2012年被告确实收到五位销售员提交的材料，但当时被告管理层有不同意见，最终没有确定实施该聘任书上的内容，因此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2017年1月5日双方没有当面或电话沟通过，原、被告之间从未约定过年工资20万元。对证据12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原告于2017年7月31日自行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2017年8月15日只是被告办理退工手续的时间。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分别由被告客户单位上海远扬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青浦华苑商场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2008年2月中下旬，这两家公司曾收到过被告向他们提供的《证明》即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证明》，证明被告和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和债务上的权利义务共享，而不是原告所称的证明目的；该《证明》仅仅限于向客户提供，当时原告作为被告经办人持有原件是很正常的；上海远扬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至今合法经营，在2008年与被告有合同交易关系。上海青浦华苑商场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至今合法经营，2008年与被告有合同交易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都不予认可，这都是案外人所某的事后补充说明，仅表示案外人的某某，对本案没有证明力；且原告提供的证据2原件都在原告处，可以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明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和被告在业务上的债权债务混同，原告要求回款奖励也同样适用于被告。根据原、被告的上述举证、质证意见，并结合本院庭审调查，本案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原系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的员工，后进入被告处工作。原告实际工作至2017年7月31日。2017年8月15日，被告向原告开具了退工证明，其中载明原告于2007年11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于2017年7月31日合同终止。2018年8月2日，原告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07年7月25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回款奖励951730元。该会于2018年8月9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如其诉请。另查，2018年1月15日，原告曾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04年10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双休日加班工资、2004年10月1日至2014年10月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014年10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及2004年10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高温费。该会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普劳人仲(2018)办字第418号裁决书，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本院依法受理，案号为(2018)沪0107民初8525号，根据原、被告在该案庭审中的某某及均认可的劳动合同、员工请假单、微信聊天记录，确认事实如下：2014年4月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工作岗位为销售。2017年6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期间，原告以“跨区域工作，路上来回时间长，工作压力大造成晚上失眠”为由向被告申请了两个月的事假。2017年7月31日，原告通过微信方式向被告法定代表人提出“项总：经过二个月的休息和自己的再三考虑，我慎重选择决定离开公司，请老板谅解”。同日，原告还通过微信方式向其主管表示“陆总：你好！经过思想斗争，最终还是向项总提出离开公司，请陆老板谅解”。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2007年7月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回款奖励，但根据原告所提供《聘用协议》，可以看出《聘用协议》系原告与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所签，并非与被告签订，故上述协议对被告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至于原告提供的盖有被告和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的《证明》，其虽载明：“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和上海方予实业有限公司不同名称，同属一家公司，债权和债务上的权利和义务共享”，但结合被告提供的其客户单位上海远扬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青浦华苑商场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该《证明》仅系被告提供给客户用于结算业务，并没有承诺原告继续履行上海嘉辰商贸有限公司与其之间签订的《聘用协议》的意思表示。况且，从原、被告双方实际履行劳动权利义务的情况分析，原告自入职被告公司后，至2017年7月31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日，在上述工作期间被告实际从未向原告发放过回款奖励，而原告也从未向被告主张过上述奖励。故，现原告称，原、被告之间存在销售回款奖励的约定，缺乏事实依据。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原、被告劳动关系于2017年7月31日解除，原告虽曾于2018年1月15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费用，但并未涉及本案争议的事项，其就销售回款奖励的主张实际直至2018年8月2日方才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显然已经超过了一年的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原告称，其曾在2017年11、12月左右向被告法定代表人项永余主张过本案的诉请，并提供了其与项永余的谈话录音，故本案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然，根据录音内容，本院难以采信原告的主张，故被告以原告的请求超过时效为由予以抗辩，理由成立。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回款奖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瞿朝军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原告瞿朝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侯 钧审 判 员  孙宏伟人民陪审员  王 俭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书 记 员  高 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