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赣民终3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方清，男，198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铁钢，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燕萍，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东环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李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审被告：邱欣雾，女，198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上诉人袁方清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原审被告邱欣雾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4民初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5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上诉人袁方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铁钢、傅燕萍，被上诉人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徐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邱欣雾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上诉人袁方清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人民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诉讼费及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人民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有权向上诉人主张融资租赁合同债权，显属错误认定。1、被上诉人主张其因债权转让而有权向上诉人主张债权，但其与国银融资租赁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没有通知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80条第一款，该转让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债权。2、被上诉人没有实际垫付租金。被上诉人提供的国银融资租赁公司和九江徐工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实际垫付租金。根据《融资租赁合同》专用条款第六条，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债权。国银融资租赁公司和九江徐工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且九江徐工不可能清楚徐州徐工垫付租金情况，该证明中的内容显然不真实，也不符合证据规则对于证明的要求。根据《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如果被上诉人支付了垫付款，其应该有转账凭证，被上诉人无法提供相关凭证，则证明该垫付行为并未实际发生，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垫付款。3、国银融资租赁公司没有履行其支付货款的义务，上诉人亦未收到承租物。《确认函》并没有上诉人收到承租物的相关内容，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收到了承租物，上诉人没有支付租金的义务。4、本案根据国银租赁《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第5条第5.1明确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一种购买行为，合同编号为2013070010《工业品买卖合同》，那么本案实际上是披着融资租赁合同外衣的货物买卖关系，更何况被上诉人主张垫付款和实际垫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完全错误。二、即使被上诉人与国银融资租赁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有效，国银融资租赁公司向上诉人主张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债权也超过诉讼时效。《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间为2013年9月25日至2015年9月24日，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第25条，出租人应该在2017年9月24日前向上诉人主张支付租金，否则其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原审人民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垫付租金的最后一期时间是2015年10月15日，该垫付行为只会影响被上诉人与出租人之间的债权转让的诉讼时效，并不影响《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租金支付诉讼时效。2、退一万步讲，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单方面制作的租金支付表显示，2014年1月15日上诉人已经停止支付租金，就已经构成严重违约。2018年9月18日，被上诉人这时突然起诉、并声称向国银代为垫付租金这一行为，严重与事实不符，且侵犯了上诉人的权利。具体是从2014年1月15日至2016年1月14日，国银债权早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垫付款没有银行流水得以支持，且在此期间上诉人对垫付款一事毫不知情。时隔五年后被上诉人单方要求上诉人支付垫付款是极其荒谬的。三、原审认定标的物为32台徐工牌NXG5650DT卡车，请求核实，并查明徐工已回收的工程设备数量。综上，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审原告。被上诉人徐工公司口头答辩称：上诉人所述无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工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1、被告袁方清向其支付垫付款13561908.23元及利息203万元；2、被告邱欣雾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袁方清、邱欣雾承担本案诉讼及保全费用。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13年10月13日，出租人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承租人袁方清、出卖人九江徐工挖掘机有限公司签订国金租[2013]租字第（XG-5490011）号“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头部明确载明：本合同项下租赁本金计入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合作协议”项下的合作额度，其中，“合同通用条款”7.1约定：“出卖人向承租人交付工程机械即视同出租人向承租人交付了租赁物。承租人应在验收工程机械后出具‘租赁物接收确认函’，‘租赁物接收确认函’的出具即视为出租人已向承租人交付了租赁物以及承租人已确认租赁物验收合格。承租人受领租赁物后自行承担租赁物的保管和运往租赁物使用地点的责任、风险和运输费、保险费等一切费用。”另，“合同专用条款”约定：1.“合作协议”指出租人与工程机械生产厂商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的“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2.1本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为附件一所列的工程机械，出卖人应于本合同生效且具备交付条件之日起1月内向承租人交付该批工程机械，交付地点为出卖人经营场所，提取方式为承租人自提；2.2本合同项下的工程机械总价款分为首付款与后期款，首付款按合同专用条款第4.3条的约定支付，后期款即实际融资金额为人民币17568000元，由出租人支付至工程机械生产厂商收款账户，收款方收到上述款项时即视作出租人向出卖人支付完毕全部购买款项；3.租赁期限为24个月；4.1租金构成，租金由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组成，租赁本金与工程机械总价款金额相同；4.2租赁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并根据本合同通用条款第4.2条的约定（即按季调息）调整；4.3首期租金，为1952000元，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首期租金支付给出卖人；4.4后期租金，后期租金的支付方式、周期、数额、时间以“租金支付表”的约定为准，等额按月偿还租金即每1个月支付一次租金，共付24次，每期租金金额=当期应偿还租赁本金+当期应偿还租赁利息；4.5出租人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代扣承租人后期租金及租赁物转让名义价款，承租人扣款账户如下（略，为袁方清在中国建设银行武宁支行营业部开户的账号）；6.风险控制措施，连带责任保证：九江徐工挖掘机有限公司为承租人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承担保证责任后，即有权以自己名义向承租人进行追索，权益转让：承租人出现本合同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时，权益购买方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将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出租人支付承租人到期应付未付的租金、未到期的租赁本金、违约金、名义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出租人将租赁物所有权及相关权益一并转让与权益购买方，承租人确认：权益受让方或保证责任承担方向出租人支付完相关款项后，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承租人提起诉讼及/或其他方式予以追索，包括但不限于拖机、锁机、收回租赁物、变卖租赁物等救济措施，承租人应配合权益受让方采取上述措施，若因此产生争议，承租人与权益受让方应自行协商解决，与出租人无关。上述合同附件1“工程机械购买订单”，载明的融资租赁设备为挖掘机械，具体为：NXG5650DT32台，质量标准标配，每台61万元；合计1952万元；出卖人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出租人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承租人袁方清在该附件上签章。2013年10月13日即融资租赁合同签订的当日，袁方清在合同附件2“租赁物接收确认函”上签名、摁手印，确认当日收到上述32台融资租赁设备且验收合格。根据袁方清签署的“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工程机械厂商租赁业务调整租金偿还方式申请书”、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出具的“租金支付表”，可以证明，双方约定：本案融资租赁后期租金分24期给付，最后一期给付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租赁本金合计为1952万元，租赁利息合计为21013077.14元。上述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2013年11月19日，案外人李某向袁方清名下的租金扣划账户转账110444.16元，次日该笔金额作为2013年11月租金被扣划；2013年12月20日，李某向袁方清名下的租金扣划账户转账103541元，同日该笔金额作为2013年12月租金被扣划；2014年1月22日，李某向袁方清名下的租金扣划账户转账106993元，2014年1月25日该笔金额作为2014年1月租金被扣划。自2014年2月起，袁方清名下的租金支付账户未再有租金款项可供扣划；截止2015年12月，出卖人即经销商九江公司垫付袁方清名下的租金共计5160302.7元，徐工公司作为厂商垫付袁方清名下的租金共计13561908.23元。另查明，2012年11月10日，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徐工集团公司”）作为丙方签订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合作，充分发挥各自在金融租赁及工程机械销售方面的优势，共同拓展国内市场；甲方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出租人，“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的生产厂商包括乙方、乙方下属子公司、丙方、丙方下属子公司；经销商指乙方、丙方、乙方下属子公司、丙方下属子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授权经销商；经销商模式指由入围经销商作为出卖人与承租人、出租人共同签署“融资租赁合同”；权益购买方指为“不良‘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权益购买承诺并支付权益购买价款的法人主体；“融资租赁合同”指纳入本协议合作规模项下的每笔“融资租赁合同”，包括经销商模式与厂商模式；“甲方”、“乙方”、“丙方”、“下属子公司”、“经销商”、“承租人”根据上下文应包括其各自的继承人、允许的受让人及得到该称号的任何人；由甲方利用其在金融及资金方面的优势，以融资租赁的方式为乙方及其下属子公司、丙方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或销售的全部工程机械系列产品销售回款提供配套租赁服务，具体每笔“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以“业务确认函”的约定为准；权益购买方履行完毕权益购买义务后或经销商履行连带责任保证后，有权以自己名义直接向承租人追索或在其所在地法院直接对承租人提起诉讼行使追偿权。该“合作协议”中，关于经销商模式下“不良‘融资租赁合同’的处理”的约定为：如经销商未能在甲方发出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完全履行连带保证责任，甲方有权向权益购买方（乙方或丙方）发出“权益购买通知书”，权益购买方则应在“权益购买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购买甲方在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并足额支付权益购买价款；权益购买方支付完毕全部权益购买价款后，甲方应将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剩余权益全部转让给权益购买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物权、债权、担保权益、保险权益及其他相关权益），并配合权益购买方办理相关手续，权益购买方履行权益购买义务后，有权要求承租人履行支付义务及要求经销商履行连带责任保证。该“合作协议”中第十一条第一款关于授权条款的约定为：“经各方协商一致，在本合同及纳入本合同项下的每笔‘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期限内，乙方不可撤销地授权乙方下属子公司作为乙方的委托代理人，代理乙方出具‘业务确认函’，乙方下属子公司在‘业务确认函’上盖章即视为乙方及乙方下属子公司共同发出，做出了共同的意思表示，乙方及乙方下属子公司均接受相关条款的约束，并承诺无条件对‘业务确认函’所确认的融资租赁业务履行权益购买义务。”2013年10月13日，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向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出具“业务确认函”，内容为：“袁方清已通过我司审批，同时我司已取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有效授权，以下声明代表我公司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的意思表示：同意贵司（作为出租人）与该客户（作为承租人）开展租赁业务并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并将该‘融资租赁合同’纳入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合作协议’合作额度内。我公司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将按‘合作协议’的约定为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权益购买义务。本函构成‘融资租赁合同’的组成部分，不可撤销、撤回，自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审庭审结束后，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在互联网查询的内容一致的企业信息，并一致确认：原告徐工公司是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袁方清、邱欣雾2007年7月19日登记结婚，2015年12月11日登记离婚。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出租人国银公司、承租人袁方清、出卖人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2013年10月13日签订的“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是否真实、有效？二、徐工公司是否有权向袁方清、邱欣雾主张本案融资租赁合同债权？关于第一点，本案“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及其附件由袁方清本人自愿签订，袁方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订立合同的能力（“合同通用条款”14.3载明：承租人进一步声明与保证如下，承租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签署本合同，且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且依法享有订立合同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等规定，该书面合同自包括袁方清在内的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成立，自成立时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袁方清辩称其在内容部分空白的合同上签字缺乏证据证明；即便该事实存在，亦不影响合同的真实性：当事人自愿在空白合同上签名，可以表明其对合同内容的任意性授权，即放任该合同承载的任意内容或任意合同内容其均予以接受，袁方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任意授权行为承担责任。案外人李某不是案涉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案涉合同对李某没有法律效力；袁方清是否出于帮助李某的原因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不影响融资租赁合同效力。袁方清在合同附件2“租赁物接收确认函”上签名、摁手印，根据该函内容及“合同通用条款”7.1约定，该行为视为出租人已向承租人交付了租赁物以及承租人已确认租赁物验收合格；袁方清辩称其未收到租赁物与事实不符，至于其是否将租赁物交由他人实际使用，涉及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和其他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不影响本案的处理。关于第二点，根据本案融资租赁合同头部关于“本合同项下租赁本金计入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合作协议’项下的合作额度”、“合同专用条款”1“合作协议指出租人与工程机械生产厂商签订的合同编号为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的‘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合同专用条款”6“承租人出现本合同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时，权益购买方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将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出租人支付承租人到期应付未付的租金、未到期的租赁本金、违约金、名义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出租人将租赁物所有权及相关权益一并转让与权益购买方”等约定，国银公司、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合作协议”构成本案融资租赁合同的组成部分，故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虽未直接在本案融资租赁合同上签章，但依约成为该融资租赁合同的权益购买方。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系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合作协议”中的乙方，根据“合作协议”第一条解释部分3、第十一条授权条款的约定及徐工公司向国银公司出具的“业务确认函”、徐工公司系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的子公司事实，徐工公司作为“合作协议”乙方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或乙方下属子公司允许的受让人可以取得本案融资租赁合同中权益购买方地位；袁方清关于其与徐工公司未签订合同故没有合同关系、徐工公司主张的债权转让缺乏依据的抗辩，与案涉合同约定情形不符，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出租人国银公司根据承租人袁方清的选定向出卖人九江公司购买了租赁物，有融资租赁合同附件1“工程机械购买订单”为证，且国银公司向袁方清交付了租赁物（见融资租赁合同附件2“租赁物接收确认函”），袁方清称国银公司未履行租赁物的购买义务，与事实不符。袁方清举证的其名下银行账户流水，与徐工公司举证的“租金支付证明”相应内容一致，可以证明国银公司从袁方清银行账户扣划了头三笔租金，根据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扣款账户约定及金钱占有即所有的法律属性，该三笔租金应视为袁方清交付；至于该款是否来源于案外人李某、李某是否为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均不影响本案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袁方清关于其受李某委托订立本案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相对人国银公司及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李某与袁方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故本案存在显名代理的抗辩，缺乏证据证明，也与其自述的国银公司和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告诉李某个人没有办法租赁这么多设备、每个自然人承租限额不能超过2千万、李某可以借一些人的名字来签合同的事实矛盾，不能成立。袁方清支付了头三笔租金后，未再履行分期支付租金义务，徐工公司共计为袁方清垫付应付租金13561908.23元；依据“合作协议”第三条10.(3)、第五条7.及“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第二部分“合同专用条款”第6.的约定，权益购买方（即权益受让方）徐工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通过直接向承租人袁方清提起诉讼的方式追索债权，要求袁方清向其履行租金支付义务，故徐工公司提出的袁方清向其支付垫付款13561908.23元的诉请有理，应予支持。因徐工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垫付最后一期租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关于“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而徐工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7日立案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同时，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徐工公司在为袁方清陆续垫付应付租金（根据融资租赁合同专用条款4.1的约定，租金由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组成）后向袁方清主张了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徐工公司未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违约损失扩大，应承担相应责任，故对其要求袁方清支付垫付款利息203万元的诉请，不予支持。本案的融资租赁合同系承租人袁方清以自己的名义独立签订，其当时的配偶邱欣雾未在合同上签名、不是合同当事人；本案亦无证据证明，本案的租赁物工程机械或其收益用于袁方清、邱欣雾夫妻共同生活、本案的合同之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徐工公司诉请袁方清原配偶邱欣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及其配套协议国金租[2012]合作字第（XG-001）号“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徐工公司作为权益购买方在依约履行了权益购买义务后依约有权直接向承租人袁方清追索债权；徐工公司提出的由袁方清向其支付垫付款的诉请成立，应予支持；徐工公司诉请给付垫付款利息、由邱欣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缺乏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袁方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支付垫付款13561908.23元；二、驳回原告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351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20351元，由被告袁方清负担113331元，原告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负担7020元。二审期间，上诉人袁方清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上诉人的确在案争合同上签字，但该合同为李某假借上诉人名义签订，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2、上诉人在附件“工程机械购买订单”、“租赁物接收确认函”签字盖章时均为空白内容，被上诉人起诉时提交的附件均为后期填写，不符合当时签订的真实情形，上诉人并未接收案争32台设备。3、原审判决认定九江公司、徐工公司垫付租金有异议，被上诉人一审并未提交准确的银行流水、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其垫付相应租金。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垫付资金的事实。4、原审判决认定的“合作协议”有异议，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见过，也不知晓。5、原审判决认定的“业务确认函”有异议，上诉人自始未见过该函件。6、上诉人一审申请李某出庭作证，一审法院未予准许。被上诉人徐工公司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上诉人袁方清二审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国金租2013租字第XG-549011号《融资租赁合同》一份（源于被上诉人提供）。证明：1、案争合同主体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出租人，以下简称国银公司）与袁方清（承租人）、九江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出卖人）；案争合同存有两个法律关系，（1）国银公司与九江徐工之间构成机械买卖合同关系；（2）在国银公司向九江徐工购买机械后，国银公司向袁方清出租工程机械，国银公司与袁方清构成租赁关系。2、合同专用条款的第2条显示：出租人向承租人购买的租赁物为工程机械，其总价款为人民币1952万元分两期向承租人支付，其中：首期款人民币195.2万元与承租人应付出租人之首期租金金额相等在租赁物交付日抵消；后期款人民币1756.8万元由出租人将其支付至工程机械生产厂商。但是国银公司也没有提交任何支付了后期人民币1756.8万元的凭证。证据二、2019年5月4日对李某个人形成的《调查笔录》证明：经调查李某确认以下事实：1、案争融资租赁合同系李某委托上诉人代为签订的，李某因做煤矿及土方工程而需要大量工程车等，但因国银公司内部规定自然人融资授信在2000万元以下，李某为达融资目的，故李某委托邵杰、李奇、袁方清、江志伟、陶晓卫、郑华松六人，及其李某自己，与国银公司分别签订了7份融资租赁合同，其中包括本案案争融资租赁合同。2、上述7份融资租赁合同中涉及的工程车的实际使用人也是李某，所以上述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含上诉人袁方清的租赁合同），李某将每月的租金及保证金汇至上诉人名下开办的银行卡上，再由国银公司划扣款项。3、在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前，案争工程车已经由徐工于2013年4月份开始就陆续向李某发放了，融资租赁合同只是一个补办手续而已。事实上，除国银租赁合同中的车辆，还有其他工程车，徐工总计向李某发放了330台工程车，款项共计为31378.8万元。这330台工程车办理情况如下：（1），因李某个人资金有限，为达融资目的，李某因此与国银、徐工租赁、民生租赁公司分别达成199台融资租赁约定，其中36台工程车由李某与徐工租赁公司达成了融资租赁协议，合同金额8927万元；50台工程车由李某与民生租赁达成融资租赁协议，设备金额为3170万元；113台工程车则是上述7份国银融资租赁合同所含。（2）有19台未办理融资租赁或分期贷款业务，由李某转给了北京裕华公司使用；（3）有112台工程车自始没有办理融资租赁或者分期贷款等业务手续，设备金额为5605.8万元，由于李某及时未支付该款项，徐工因此向李某提起了诉讼（案号为2018苏03民初3号）。4、就上述330台工程车，李某与徐工发生多次对账事宜，经双方确认截止2017年3月11日，李某对徐工总欠款为273406845.07元，而徐工为及时止损要求向李某回收车辆，截止2018年3月份，徐工已收回202台工程车，尚有128台工程未收回。李某与徐工对账过程中形成了2015年6月11日、2015年8月22日、2016年10月15日、2016年10月17日、2016年12月26日、2017年3月11日等时间的约谈会议记录、会议纪要、对账确认函等材料。向徐工对账材料中李某对上诉人袁方清等人代为签订合同事宜予以追认确认，同时徐工与李某达成了相应的还款承诺及回收车辆计划。5、本案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大部分车辆已经被徐工从李某处回收了，只是被上诉人与李某没有达成价格确认。证据三：上诉人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源自上诉人提交）证明：上诉人袁方清名下卡号为62×××61银行卡中被国银公司系统自动划扣的3期租金均为案外人李某转入，进一步证明李某才是案争融资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人。证据四：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李奇之间的（2018）苏03民初3号案卷材料（来源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具体如下：1、被上诉人的证据清单；2、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10月15日《李某、李文整体应付情况》；3、被上诉人提交的李某《承诺函》及附件《计划返厂设备明细》；4、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10月15日《李文、李某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5、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10月17日《李文、李某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6、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12月26日《李某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7、（2018）苏03民初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1、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10月15日《李某、李文整体应付情况》明确显示以下内容：李某对徐工及各业务平台总债务为32662.67万元，使用工程车共计330台，其中国银租赁原为113台，因有3台回购已销账，事实上国银租赁方式为110台、徐工租赁36台、民生租赁50台、业务未办112台、转移设备19台。2、李某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承诺函》及《计划返厂设备明细》表明：（1）其于2012年、2013年向被上诉人购买了工程车330台；（2）李某就其购买的330台工程车因经营困难而做出相应的承诺及车辆返厂计划；（3）《计划返厂设备明细》表明李某计划返厂144台设备，其中该表中2016年5月返厂时间中的第41号、42号、43号、44号整机编号分别为LC1AMMAF0D0008208、LC1AMMAF0D0008372、LC1AMMAF0D0008384、LC1AMMAF0D0008391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案争32台租赁设备中的其中4台（见案争融资租赁合同中附件一租赁物接收确认函清单），同时李某手中剩余设备160台。（4）由此可知，本案所争议的融资合同中租赁物事实上就是由李某购买并占有、使用，同时李某也决定这些设备的处置权，而徐工该事实完全知晓。3、李某就其向徐工购买的330台工程车（含本案所涉32台），一直与徐工在协商购买330工程车款项如何偿还事宜，双方为此分别形成了2016年10月15日《李文、李某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2016年10月17日《李文、李某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2016年12月26日《李某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4、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苏03民初3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上述事实均已查明。证据五、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李文之间的（2018）苏03民初3号案件的执行案件材料（来源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1、（2019）苏03执273号执行通知书；2、（2019）苏03执273号案件《查封、扣押财产清单》、《李某设备拖回明细》、21张《设备交接及车况检查单》证明：1、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李文之间的（2018）苏03民初3号案件现已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案号为（2019）苏03执273号，执行法官之一为王磊法官。2、（2019）苏03执273号执行案件中，经被上诉人提供财产线索，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扣押了李某名下的21台矿卡设备（徐州中院为方便执行并根据被上诉人的意见将这21台设备由山西盂县运往了被上诉人指定的包头场所处并进行了查封），其中《李某拖回设备明细》表中第4号、第5号设备分别为LC1AMMAF0D0008208、LC1AMMAF0D0008372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案争32台租赁设备中的其中2台（见案争融资租赁合同中附件一租赁物接收确认函清单）。3、由此可知，本案案争融资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为李某，车辆为李某占有使用，而被上诉人自始均知晓！证据六、2015年6月11日《九江徐工大客户李某债权事项约谈会议》一份、2016年10月17日出具的《关于承担合同义务的承诺书》三份（源自被上诉人内部材料）证明：1、2015年年6月11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与李某形成会议纪要确认李某截止2015年6月11日，李某购买了330台工程车，设备金额为31378.8万元。李某自行向国银租赁支付两期租金1010万元左右。2、李某于2016年10月17日向被上诉人、九江徐工、国银租赁公司承诺，就2013年，上诉人、李奇、袁方清、江志伟、陶晓卫、郑华松分别与国银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含案争合同），李某系所有设备的实际承租人，其自愿承担应承担的租金支付义务等；证据七、《李某设备明细》（源自被上诉人内部材料）。证明：案争的所有租赁设备在被上诉人内部系统中均登记为李某设备，而且案争的设备在合同签订前即2013年3月19日、4月2日全部已发出；同时也证实被上诉人也明知设备为李某实际使用、占有等。证据八、2017年3月11日《九江徐工大客户李某债权事项约谈会议》及附件一份（源自被上诉人内部材料）。证明：被上诉人与李某于2017年3月11日达成债权债务偿还事宜，附件中设备含有案争的32台租赁设备。证据九、2018年3月约谈时李某设备及欠款情况（源自被上诉人内部材料）。证明：截至2018年3月，李某向被上诉人购买的330台工程车中已有202台已收回，18台其他收回，仅有128台设备未收回。证据十、（2019）赣民终30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邵杰与被上诉人之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二审审理核实确认了上诉人提交的以上第二、四、六、七、八、九组证据。2、该裁定书认定了如下：因国银公司对个人融资额有不得超过2000万元的限制，为达到融资目的，李某找到了6名公司员工替李某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均由李某本人实际履行，邵杰是其中之一，对此国银公司和被上诉人都是知情。邵杰与国银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系双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国银公司与李某之间达成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合意，《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实际为李某。因此根据《民法总则》第146规定，国银公司与邵杰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3、经该案庭审确认被上诉人袁方清系李某所找的6名员工之一，上诉人也替李某签订了相同性质的案争融资租赁合同即本案案争的融资租赁合同，由此，上诉人与国银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也系虚假意思表示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该合同也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综合上述所有证据证明：1、上诉人只是受李某委托而代李某与国银公司、九江徐工签订了案争融资租赁合同，被上诉人及国银公司、九江徐工公司自始均知晓上述事实。案争融资租赁合同的签订系上诉人与国银公司、九江徐工以虚假意思表示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该行为隐藏了李某与国银公司、九江徐工达到融资租赁车辆的目的，李某才是案争履行合同的真正主体，李某自始占有使用、控制所有设备。2、国银公司根本没有根据融资租赁合同支付购买设备款1756.8万元，国银公司与九江徐工之间未成立购买合同关系。3、基于国银公司没有向九江徐工支付后期购货款1756.8万元，被上诉人自始也无法提交向国银公司垫付了所谓租金的凭证，被上诉人事实上未向国银公司替上诉人垫付所谓的逾期租金；4、案争32台的设备大部分从李某处回收（也包含通过徐州中院执行实现部分），只是李某与被上诉人未确定回收价格。5、被上诉人明知案争融资租赁合同系虚构的合同意思表示，实际合同主体为李某，且案争设备已大部分回收，且其根本未垫付租金，却仍然提起本案诉讼，被上诉人行为明显构成恶意虚假诉讼！被上诉人徐工公司质证称，第一组证据《融资租赁合同》来源于一审案卷，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调查笔录》及证人李某出庭陈述的真实性有异议。袁方清和李某是江西公司的上下级同事，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次，李某作证能够证明其没有向袁方清出具过委托手续，委托袁方清替他办理业务不能成立。李某本身欠徐工公司很多款项，我公司也对李某提起过诉讼，目前李某也没有能力偿还欠我公司的欠款，李某也没有将本案32台设备交给我公司。因此，证人李某的证明观点与事实不符，我公司不予认可。第四组证据来源于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的材料，对证据本身没有异议，但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是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2018）苏03民初3号民事判决的依据，该判决在确定该案事实基础上认定李某个人欠徐工挖机欠款5000多万，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第五组证据都是复印件，没有徐州中院的印章和档案室的盖章，对真实性保留意见。即使是真实的，也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为徐州中院执行的是李某的个人欠款，与本案无关。即便明细是真实的，有两台与本案上诉人承租的设备有重合，也不影响本案的认定。因为该设备是李某个人欠徐工挖机的钱款，设备所有权是否为李某的，案外人可以提出相应的异议。本案诉争的是我公司替上诉人垫付的租金款项，而不是购买设备的款项。因此，即使是事实，也不影响本案认定。第六、七、八、九组证据均为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据此，不发表其他质证意见。证据十邵杰案裁定书，邵杰案与本案是两个单独的融资租赁合同。其次，邵杰与国银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并非双方的虚假意思表示。该裁定书只是发回重审，至于邵杰与国银公司的融资租赁合同，有待于重审法院开庭后予以认定。该裁定书也无法证明本案上诉人与国银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也为虚假意思表示。因此，该证据证明不了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融资租赁合同》系复印于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合同的主体为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简称国银租赁公司）、袁方清，对此原审法院并未作出否定性认定，被上诉人徐工公司亦未提出与合同不一致的主张。证据二李某《调查笔录》，根据证人李某在（2019）赣民终309号案件中的出庭陈述，袁方清系其公司员工，因国银租赁公司对个人融资额有限制，不得超过2000万元，为能融到资金，其让包括邵杰、袁方清在内的六名员工邦其签订了六份融资租赁合同，且国银租赁公司、徐工公司均知情。对该内容的真实性尚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证据三《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系上诉人袁方清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体现的事实已经确认。证据四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李文、黄玲之间发生的（2018）苏03民初3号民事诉讼案卷材料，该组证据包括该案判决书、被上诉人徐工公司在该案提交的《计划返厂设备明细》、《李某、李文债权事项约谈会议纪要》等证据材料，均来源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计划返厂设备明细》系由李某出具给徐工公司，该明细中有四台设备型号、整机编号系本案合同项下租赁设备，分别为LC1AMMAF4D0008208、LC1AMMAF6D0008372、LC1AMMAF2D0008384、LC1AMMAFXD0008391。李某2016年10月15日出具的《李某、李文整体应付情况》载明，对应国银租赁名下的NXG5650DT机型有96台，该机型与本案合同项下租赁设备机型一致。证据五（2018）苏03民初3号案件的执行案件材料（来源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1、（2019）苏03执273号执行通知书；2、（2019）苏03执273号案件《查封、扣押财产清单》、《李某设备拖回明细》、21张《设备交接及车况检查单》。（2019）苏03执273号执行通知书系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查封、扣押财产清单》、《李某设备拖回明细》、21张《设备交接及车况检查单》虽系复印件，但该执行案件执行人员王磊签署了“与抵押原件一致”的意见，法院发出的（2019）苏03执273号执行通知书载明的联系人为“王磊”，因此对经过法院执行人员确认的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应予确认。被上诉人徐工公司就真实性异议理由不成立。该证据表明，法院在执行（2018）苏03民初3号民事案件过程中，查封、扣押的李某财产徐工牌矿卡21台中，包含本案合同项下两台矿卡，设备型号NXG5650DT、整机编号LC1AMMAF6D0008209、LC1AMMAF6D0008310。证据六、七、八、九包括《九江徐工大客户李某债权事项约谈会议》、《关于承担合同义务的承诺书》、《李某设备明细》等，均来源于李某处，李某陈述系其与被上诉人徐工公司商谈往来，双方协商以设备作价抵债，有些设备已作价抵债，有些设备双方对作价金额未达成一致，尚在商谈中。被上诉人徐工公司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这些证据尚应结合其他证据作进一步的审查。证据十（2019）赣民终309号民事裁定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该案有关证据与本案证据相同，法院对证据的认定上两案一致，但在案件的具体处理上尚应依据本案具体事实依法处理。被上诉人徐工公司二审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袁方清的融资租赁申请书一份、设备预定单一份、设备预定确认函一份。证明目的：承租人袁方清自己主动申请，要求融资租赁本案诉争的设备，并不存在替他人办理的情形，也不存在胁迫、欺诈等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形。证据二：1、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系袁方清办理业务时提交。2、尽职调查报告一份。证明目的：证明上诉人为办理诉争融资租赁业务，而向国银公司管理方提供了土石承包合同。上诉人以此证明其工程项目稳定，工程结算有保障，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良好的还款意愿及态度。通过国银公司面谈，作出了尽职调查报告，认为袁方清符合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证据三：委托银行代收承诺书及带有袁方清签字的中国建设银行卡的复印件。证明目的：证明上诉人承诺并授权建行，从其开立的银行账户上扣划租赁款。上诉人袁方清质证称：证据一、1、经当事人核实，上诉人不记得是否在融资租赁申请书上签过字。2、设备预定确认函定金五万元，上诉人没有缴纳。3、这些证据2013年9月24日签的。实际上，2013年3月设备就已经租赁了，都是后面补签的。证据二、1、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上袁方清的签字不是他本人签字。这些是为了满足形式上的需要，自己制作的。袁方清也没有承包工程，没有将工程款打入建行卡上，工程是李某的。2、尽职报告是国银公司单方制作的，调查人员只有一个人签字，内容是虚构的。证据三、账号是为李某开设的，也是李某划款，卡交给了徐工公司。我们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李某往建行卡里打了三笔账。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徐工公司提供的证据一均系原件，上诉人未否认其真实性，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组证据反映，袁方清于2013年9月24日出具了《融资租赁申请书》、《设备预订确认函》、《设备预订单》。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中的《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系复印件，上诉人提出该合同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该组证据中的尽职报告由国银公司单方制作，即便该复印件真实，仅证明国银公司实施了尽职调查行为，不代表上诉人袁方清的意思。证据三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反映的事实已得到原审法院的确认。上诉人袁方清在一审阶段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原审法院以李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由未予准许。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1、本案所涉融资租赁合同是否在合同签订双方之间进行了实际履行？上诉人袁方清是否系合同的实际履行人？2、徐工公司是否实际垫付租金，其请求支付垫付款是否有依据？3、国银公司对上诉人的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作为受让方向上诉人主张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4、本案涉租赁的32台徐工牌NXG5650DT卡车，被上诉人已收回多少台？本案所涉《融资租赁合同》虽由上诉人袁方清作为承租方签订，但户名为袁方清的银行卡支付租金的明细反映，系统自动扣划的三期租金均由案外人李某转账存入。徐工公司在另一与李某的民事诉讼案件中提供的证据，即李某出具给徐工公司的《计划返厂设备明细》，其中有四台机械设备系本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机械设备。徐工公司提供的李某2016年10月15日出具的《李某、李文整体应付情况》载明，对应国银租赁名下的NXG5650DT机型有96台，与本案《融资租赁合同》下机械设备机型相同。此外，本案合同项下的两台设备已作为李某的财产被法院查封扣押。本案中，被上诉人徐工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所涉租赁物均由上诉人袁方清实际使用，也无与上诉人袁方清有关案涉租赁物进行任何商谈接洽。李某在（2019）赣民终309号案出庭作证陈述，由于国银公司对个人融资额有不得超过2000万元的限制，为达到融资目的，其找了6名公司员工替其签订合同，合同均由其本人实际履行。本案上诉人袁方清是其中之一。对此，国银公司、徐工工程公司均知情。上述证据表明，本案袁方清与国银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系双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国银公司与李某之间达成的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合意，本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实际为李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本案国银公司与袁方清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国银公司与李某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应将李某追加为本案被告后经过依法审理进行确认。本案的其他几个焦点问题，应在审理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时查明。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融资租赁合同》系国银公司、袁方清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认定该合同有效，属事实认定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综上，上诉人袁方清主张其不是合同的实际履行人、本案应追加实际履行人李某为本案被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融资租赁合同》有效、袁方清对该合同项下的义务应承担责任依法应予撤销。本案事实认定二审与原审判决有不同，是由于上诉人袁方清在二审提供了新的证据所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4民初26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袁方清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3171.45元予以退回。审判长  胡俊涛审判员  徐快华审判员  徐清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何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