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2民终41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春蕾，女，1980年4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现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晨佳，上海政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韩某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亦，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春蕾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1民初2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春蕾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环境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宋春蕾提供的快递单显示的寄件件数共计74件，其中的4件为器械所配空瓶，故实际发出的件数为70件设备和4箱空瓶。宋春蕾提交单号为XXXXXXXX的物流记录显示的发货网点为上海奉贤区前桥镇营业部，但并不代表寄件位置在奉贤区该镇，而是因天气原因推迟送货，故转运至奉贤营业部代发。2、一审法院判决要求宋春蕾归还111套设备，但该些设备中的21套由上海翼鲲环境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源取得、90套设备由杨婕取得。3、一审法院以环境公司与广州翼鲲生物公司(以下简称“生物公司”)的购销合同及发票即认定涉案机器每套实际售价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615.49元，而该购销合同发生在关联公司之间，没有付款凭证，仅凭合同及发票即认定该实际售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若要作出赔偿，应按照设备实际进货价进行赔偿。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标准过高。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宋春蕾与环境公司之间不存在有偿保管合同纠纷。宋春蕾代上海翼鲲环境有限公司暂管设备，并在上海翼鲲环境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要求下返还设备，是宋春蕾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宋春蕾没有返还设备的法律责任。宋春蕾要求环境公司支付仓储费，并不能说明双方存在有偿保管合同关系。双方的对话发生在特定语言环境下，并非宋春蕾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环境公司也未支付过仓储费。2、一审法院判决若宋春蕾在15天内无法归还设备，则以每台20,615.49元的价格进行赔偿，没有依据。一审法院确定交还设备的时间过短。涉案设备并未在宋春蕾处，即便法院判决返还，也应给予宋春蕾合理及充裕的时间向案外人要回物品。且在诉讼未决的情况下，直接判令宋春蕾向环境公司支付赔偿金极其不妥当，将极有可能导致宋春蕾支付钱款换来案外人归还设备，而该设备对宋春蕾毫无用处，从而导致宋春蕾遭受巨大损失。环境公司辩称：一、宋春蕾在一审审理中对双方存有的保管关系及保管设备的数额已经确认。宋春蕾擅自将其保管的设备寄给他人、寄了多少与本案无关。二、环境公司向生物公司购买了系争设备，有相应的合同、发票及付款凭证为证。三、刘源于2017年11月6日已被免除上海翼鲲环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而宋春蕾直至2017年12月仍称设备仍在其处。四、本案一审诉讼至今已有一年零五个多月，宋春蕾再以15天的期限为由作为上诉理由，违背逻辑。五、一审法院对环境公司主张的损失不予支持，不符合事实、情理、法律，保留对损失提起再审和另案起诉的权利。综上，不同意宋春蕾的上诉请求，对一审法院的判决持保留意见。环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宋春蕾向环境公司归还111套“蚊虫司令A套装”，如宋春蕾无法归还，则赔偿环境公司2,297,700元；2、判令宋春蕾赔偿环境公司直接经济损失612,000元；3、判令案件受理费30,077.60元由宋春蕾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环境公司(甲方)与生物公司(乙方)于2017年2月15日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环境公司向该公司购买130套涉案的“蚊虫司令A套装”，单价为20,700元，总金额为2,691,000元，剔除折扣10,986.71元后，价税合计2,680,013.29元，每套实际售价为20,615.49元。合同同时载明：甲方的联系人、收货人均系宋春蕾，乙方的联系人系案外人韩某某，交货地点为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XXX号欧西玛创新园区A308室。2017年3月1日，生物公司作为“销售方”开具了“购买方”为环境公司的三张价税合计金额分别为1,035,000元、1,035,000元及610,013.29元的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5月11日，上述130套涉案设备运抵上海市，由宋春蕾父亲宋代明签收，但并未运送至合同约定的交货地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XXX号欧西玛创新园区A308室，而是运送至宋春蕾父母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六灶镇会龙村新兴**存放。二、2017年11月15日，宋春蕾与韩某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了如下内容：“那您看这一年的租金怎么算呢，毕竟那也不是我房子是我爸妈的房子”；“当初刘总和何总都说过要支付的，那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没必要怎么着了，因为货你要拿走我肯定要问下你啊，也请你体谅”；“我提出收租赁费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外面借仓库也是要支付的租赁费的，当初说好是一个月3000，正好1年”。2017年11月16日，宋春蕾与案外人何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了如下内容：“琳达，建议你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予以配合，你提出的仓储费公司已经承诺支付，拒不交出公司财产事关重大，希望你保持高度的理性，千万不要把事情复杂化”；宋春蕾回复：“何总您好！我从来没有把事情搞复杂化，相反就是因为当初为了减轻公司负担，才把货放到我家。那么重的设备都是我父母两个人自己一套套的抬进家门……”。2017年11月20日，韩某某与宋春蕾微信联系称：“Linda，存放设备的仓储费何总已经同意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去提货，你看这个仓储费是怎么给你？是银行转账还是现金？”；宋春蕾回复：“韩总！这些都是小事，事到如今您觉得是给租金就能解决的问题吗？何总一次又一次做出那么极端的举动，真的令人刮目相看，甚是寒心……”。2017年12月20日，宋春蕾在与何某通话时称：“但是我也没说要把这些东西给怎么着，我已经昨天反复跟你说了，东西全都在，你就是按照你昨天说的，跟我们说的清算的话，把我们收购了，我把东西全部给你……”。2017年12月25日，环境公司委托上海海朋律师事务所徐亦律师制作了要求宋春蕾在三日内将涉案设备返还环境公司的律师函，并以EMS快递的方式向宋春蕾寄出。2017年12月27日，徐亦律师通过微信将上述律师函发送给宋春蕾，但宋春蕾拒收。三、2017年11月13日，环境公司(乙方)与案外人鼎立实业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环境公司向鼎立实业有限公司(甲方)出售120套“蚊虫司令柜式主机”，交货时间为2017年11月27日；合同的第五条约定：“货到付款，在双方确认订单后于2017年11月27号交货，若逾期交货一天乙方需每天交5‰的违约金给甲方……”。2018年1月9日，环境公司与鼎立实业有限公司签订赔偿协议，承诺于2018年1月15日前赔偿该公司违约金612,000元。2018年1月24日，环境公司向鼎立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美元80,000元；2018年1月30日向鼎立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美元15,850.36元。四、一审庭审中，宋春蕾作了如下陈述：全部涉案设备运送至上海市浦东新区六灶镇会龙村新兴645号后，先是由上海翼鲲环境公司提取了20套涉案设备至中春路XXX号欧西玛创新园区A308室进行销售，其中10套售出，9套由环境公司提取，1套由刘源提取；其余110套中的70套按照刘源的指示通过物流发送到了其指定地点，收货人系杨婕，另40套由刘源自行安排车辆提取。之后，刘源与杨婕进行协商并作了调整，目前涉案设备中的90套在杨婕处，21套在刘源处，共计111套；因涉案设备目前均已不在宋春蕾处，故宋春蕾无法返还，环境公司可催促刘源及杨婕返还。为证实以上所述事实，宋春蕾提供了《销售安装及服务合同》5份以证实涉案设备的所有权人系上海翼鲲环境公司，且由该公司进行销售，但上述5份合同中上海翼鲲环境公司作为“乙方”的仅有2份；宋春蕾还提供了快递单及快递查询信息以证实涉案设备已通过快递运送至他处，快递信息显示2017年11月14日自上海浦东新区祝桥镇营业部寄往上海浦东派送中心的件数共22件，签收人系杨婕，签收时间为2017年11月15日；2017年11月15日自上海奉贤区钱桥镇营业部寄往上海浦东派送中心的件数共52件，签收人一栏记载的是“草签”，签收时间为2017年11月18日，两次寄件数共计74件而非宋春蕾所述的70件，杨婕也仅签收了一次，且，且第二次寄出的52件的寄件地非宋春蕾父母住所地所在的上海市浦东新区，而是上海市奉贤区宋春蕾在庭审中的陈述不相吻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设备的所有权人是环境公司还是上海翼鲲环境有限公司。二、环境公司、宋春蕾之间是否存在有偿的保管合同关系。三、宋春蕾辩称其听从刘源指令将涉案设备予以转移，目前已无法返还环境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四、环境公司所主张的“直接损失”是否应当由宋春蕾承担。争议焦点一：涉案设备的所有权人是环境公司还是上海翼鲲环境有限公司：首先，环境公司向生物公司购买了涉案的130套设备，有购销合同及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为证，足以证明涉案设备的所有权人系环境公司；其次，购销合同中宋春蕾的身份是环境公司的联系人及收货人，是经由环境公司授权并在合同中确定的，收，收货地点记载的虽是上海翼鲲环境有限公司在上海市的住所地，但同样也是由环境公司在合同中确定的宋春蕾认为涉案设备的所有权人系上海翼鲲环境有限公司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争议焦点二：环境公司、宋春蕾之间是否存在有偿的保管合同关系。首先，涉案设备发货至上海市后，由，由宋春蕾之父宋代明签收并运送至上海市浦东新区宋春蕾父母的住所地而非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春蕾在事后与案外人进行微信联系时称，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目的是为降低仓储成本，不仅事先得到了环境公司的确认，且环境公司还承诺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向宋春蕾支付一年的仓储费；其次，在宋春蕾明确要求环境公司按上述计算方式支付仓储费后，环境公司表示同意支付，并征询宋春蕾具体的支付方式，由，由此可以证实双方就涉案设备存放于宋春蕾父母住所地期间所需支付的仓储费金额已经达成合意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双方之间的有偿保管合同关系成立。争议焦点三：宋春蕾辩称其听从刘源的安排将涉案设备转移，目前已无法向环境公司返还涉案设备，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首先，基于环境公司、宋春蕾之间的有偿保管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宋春蕾擅自听从非所有权人的指令而将涉案设备转移，在其自认已无法向环境公司返还的情况下，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其次，宋春蕾提供的销售发票仅能证实涉案设备中的两套由上海翼鲲环境有限公司提取并进行了销售，环境公司并未提出异议是建立在上海翼鲲环境有限公司与案外人签订了购销合同，上述两套设备已被售出的事实基础上，且上述两套设备并未包含在环境公司主张返还的111套设备之中；最后，宋春蕾提供的快递信息显示在宋春蕾要求环境公司支付仓储费的前一日及同日，也即2017年11月14日及2017年11月15日先后转移了22套及52套设备，但却未能提供相应合同以证实上述74套设备已被售出，在没有合同依据的情况下，宋春蕾擅自转移涉案设备，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争议焦点四：环境公司所主张的“直接损失”是否应当由宋春蕾承担。首先，环境公司提供的其与鼎立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为2017年11月27日，环境公司紧接着要求自宋春蕾处提取涉案设备，但宋春蕾却于2017年11月15日要求环境公司支付仓储费，在何某及韩某某分别于2017年11月16日、11月20日回复同意支付仓储费后，宋春蕾仍以各种理由拒绝环境公司提货。此时，距环境公司向鼎立实业有限公司交货尚有一周的时间，环境公司已明知无法按期交货，却没有采取任何诸如解除合同等措施以避免违约，故该部分违约金损失应由环境公司自行承担。综上所述，环境公司、宋春蕾之间的有偿保管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对于环境公司要求宋春蕾返还111套涉案设备的诉请，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由于宋春蕾自认已将保管物交由第三人保管，如其无法返还而给环境公司造成损失，则应按照111套涉案设备的实际售价2,288,319.39元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宋春蕾自认已于2017年11月14日、11月15日将保管物转移给案外人，应视为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向环境公司返还保管物的合同义务，且经环境公司以律师函催告后宋春蕾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故环境公司、宋春蕾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已于宋春蕾拒收环境公司律师函的2017年12月27日解除。与此同时，因宋春蕾在本案中并未主张保管费，且环境公司、宋春蕾对于保管费是否已支付存在争议，故对保管费本案依法不作处理，宋春蕾可另案主张权利。判决：一、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宋春蕾的保管合同关系于2017年12月27日解除。二、宋春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返还111套“蚊虫司令A套装”设备；如宋春蕾无法在上述期限内交付全部111套“蚊虫司令A套装”，则应赔偿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288,319.39元；如宋春蕾在上述期限内交付部分“蚊虫司令A套装”，则缺少的“蚊虫司令A套装”按照单价20,615.49元赔偿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三、驳回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审理中，宋春蕾提交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用于证明系争设备外包装上贴有发票；2、英文版的商业发票复印件，用于证明进口设备的价格为单价1,385美金；3、委托核查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于证明环境公司在2017年12月出售的同样设备单价为8,000元。经质证，环境公司表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系英文复印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证据要件；对证据3的真实性由法院确定，该证据显示的委托人为刘源、杨婕，对所载事实无法确认，且2017年12月的一次销售行为不能证明环境公司的实际购买价格，也不能证明市场价格。本院认为，证据1，系截屏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系英文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内容亦无法确认；证据3，该证据仅能证明环境公司于2017年12月曾出售主机柜及出售价格，既未能证明该主机柜与本案系争的设备套装是否为同一设备，亦不能证明环境公司购入本案系争设备的价格。二审审理中，环境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与鼎力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往来电子邮件打印件，用于证明环境公司在与鼎力实业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可能有违约情况发生时采用了积极沟通的方式减少损失；2、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客户专用回单和电子回执，用于证明环境公司与生物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已经实际付款，本案系争设备亦非进口而来。经质证，宋春蕾表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即便环境公司已实际支付货款，也不能以该货款的金额来确定宋春蕾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本院认为，证据1，系环境公司自行打印的电子邮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客户专用回单和电子回执显示的内容一致，且金额、时间亦能与环境公司和生物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对应。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依据本案在案证据查明的法律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宋春蕾陈述其收取了系争的设备130套，该130套设备中的21套在刘源处、90套在杨婕处，其余由环境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某某收取。环境公司就此陈述其仅收到130套设备中的19套，剩余设备并未收到。宋春蕾继而陈述其系受上海翼鲲环境有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源的指示将剩余的111套设备交由刘源、杨婕。本节事实，有本院2019年5月23日的审理笔录为证。本院认为，2017年2月15日，环境公司通过与生物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方式向生物公司购买了涉案设备，而宋春蕾系该《购销合同》约定的环境公司方的收货人。之后，生物公司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发出了涉案设备，总，总计**设备由宋春蕾的父亲代为签收并存放于宋春蕾父母的住所，宋春蕾对其收取该**设备亦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所述，根据宋春蕾与环境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某某及案外人何某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宋春蕾与环境公司就涉案设备的就涉案设备存放至宋春蕾父母处并由环境公司向宋春蕾支付仓储费用已达成合意，故宋春蕾与环境公司之间形成有偿保管合同关系。生物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上述《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生物公司亦作为销售方开具了与《购销合同》约定货款同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该《购销合同》目前并未被主张撤销或无效，故环境公司有权向保管人宋春蕾主张取得涉案设备。宋春蕾保管的设备共计130套，环境公司已确认其中的19套由其提取。对于剩余的111套设备，宋春蕾主张由案外人刘源、杨婕提取，但宋春蕾现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刘源、杨婕系代表环境公司取得该些设备。同时，宋春蕾在一审审理中提供了快递单及快递查询信息以证明涉案设备通过快递运送至他处，但快递信息显示的签收日期为2017年11月15日、2017年11月18日，而宋春蕾与环境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某某及案外人何某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通话记录显示宋春蕾于2017年11月15日向环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某某主张涉案设备的仓储费用；韩某某于2017年11月20日回复宋春蕾同意支付仓储费并要求提货；宋春蕾于2017年12月20日还称“东西全都在”、“把我们收购了，我把东西全部给你”。因此，宋春蕾对于涉案设备应由环境公司提取的事实是明知的，且剩余的111套设备并未由环境公司取得。宋春蕾称其受刘源的指示将该些设备交给刘源、杨婕，宋春蕾擅自将涉案设备交由他人的后果由其自行承担，宋春蕾应及时向环境公司返还该111套涉案设备。现一审法院判决宋春蕾在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环境公司返还上述设备，已经给予宋春蕾合理的时间。届时宋春蕾无法返还，则宋春蕾应向环境公司承担赔偿之责。环境公司在一审审理中提供了其与生物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相应的发票，环境公司在二审审理中又提供了相应的付款凭证，且付款凭证显示的金额与《购销合同》及发票显示的金额一致，故一审法院根据环境公司与生物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的设备单价作为宋春蕾无法返还设备应向环境公司支付的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并无不当。宋春蕾上诉主张按环境公司向国外进货的价格作为赔偿标准，但宋春蕾既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设备系由环境公司直接向国外进货，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进货的价格，故本院对宋春蕾的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宋春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106.56元，由上诉人宋春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周丽云审判长  王冬寅审判员  汪 毅审判员  郑 璐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郑文浩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