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民终31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包河区九华山路**，统一社会代码91340000148940832A。法定代表人：胡六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宇鹏，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勇,男,1968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平选，安徽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琪，安徽威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安徽省合肥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明光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049750M。法定代表人：彭立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钧如，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安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勇，原审被告安徽省合肥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客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2民初4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工业安装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曹勇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曹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工业安装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合肥宏峰公路养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峰公司），宏峰公司是实际施工人，其代理人彭东林的行为与工业安装公司无关。工业安装公司在一审中向法庭出示内部承包协议、承诺书、授权委托书等证据证实，工业安装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宏峰公司，彭东林是该公司的代理人而非工业安装公司的员工，曹勇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据此，彭东林的行为应当由其本人及宏峰公司承担责任，与工业安装公司无关。关于曹勇向法庭出示的安人【2014】第4号文件，从形式和内容上均不具有真实性。首先该份证据为打印件而非原件：其次工业安装公司在一审中向法庭说明，经过工业安装公司公章保管人员辨认，该份文件上加盖的公章与工业安装公司使用的公章不一致；再次工业安装公司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登记申请表，经过比对该文件上加盖的印章与工业安装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公章并非同一枚公章。《竣工验收报告》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首先该份竣工验收报告共计4页，其中第4页加盖有工业安装公司公章，工业安装公司对该枚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3页签有彭东林三个字，但是否为其本人书写无法确定；其次该份证据共4页未加盖骑缝章，即使该份证据公章是真实的，也不能排除第3页被变造的可能性；再次曹勇持有竣工验收报告原件不具有合理性、合法性。二、工业安装公司已向宏峰公司足额支付了工程价款，曹勇向工业安装公司主张工程款没有法律依据。工业安装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宏峰养护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发包人仅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但工业安装公司已足额向宏峰公司支付工程价款。三、一审判决认定彭东林与曹勇已进行工程价款结算系事实认定错误。1、案涉《欠条》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欠条中彭东林三个字是否为其本人书写，是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在诉讼中准许曹勇撤回对彭东林的起诉，在工业安装公司及合肥客运公司均申请追加彭东林为本案被告的情况下，仍未予以追加，致彭东林无法参加庭审，本案的基本事实未查清。欠条内容为“欠到曹勇木工班客运中心工资款伍拾叁万元”，从主体上看，该份欠条的双方是彭东林与曹勇，并未加盖工业安装公司公章。从债务形成的原因上看，仅记载是客运中心，不能证明是案涉工程项目。从钱款性质上看，欠条记载是工资款，而非案涉纠纷的工程款。从出具日期上看，该份欠条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案涉工程竣工于2015年7月已竣工，该欠条形成时间与曹勇主张的工程相隔一年时间，该份欠条显然与曹勇的工程价款不具有关联性。2、在作为结算依据的欠条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怠于审查双方进行结算的基础性事实，即曹勇是否向工业安装公司提供了木工工程施工。一审中，曹勇未向法庭提供其在案涉工程上从事木工施工的任何证据，工业安装公司要求法庭对该节事实予以调查，但一审法院怠于调查，仅以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的欠条就认定曹勇提供了木工施工。四、欠条中表述客运中心工程实际分为两个工程，一部分为工程客运中心主站房、安装维修办公楼、换乘走廊，该部分系工业安装公司承建，另一部分为工程客运站交通快处中心，系安徽政楷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该两个项目均为彭东林实际施工。工业安装公司承建的安检维修办公楼是2014年11月4日竣工，主站房工程及换乘走廊均是2015年7月28日竣工，本案欠条不能说明曹勇施工的为工业安装公司承建的项目。曹勇辩称，一、合肥中院关于彭东林的身份在2018皖01民终4171号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其是涉案工程工业安装公司项目部的聘用人员。二、宏峰公司与工业安装公司的内部转承包行为是否存在，曹勇并不清楚。彭东林在涉案工程中的多种身份，只是在诉讼后工业安装公司才提出来的。但是彭东林在施工现场八大员公示当中以及政府的备案材料当中，彭东林均是涉案工程工业安装公司的施工项目负责人和副经理，曹勇仅认可彭东林的这个身份，该身份也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另外，工业安装公司所提的竣工验收报告不真实、不合法，这与其在第一次庭审中对合肥客运公司所提交的竣工验收报告三性没有异议是相互矛盾，该竣工验收报告真实、合法、有效。三、工业安装公司混淆了两个项目的名称，涉案工程项目名称是合肥东城客运中心，另一个附近的项目是肥东县东城客运站交通快处中心，本案无论是欠条还是协议都载明的是东城客运中心，与客运站交通快处中心没有任何关联，工业安装公司据此推定曹勇施工的项目是快处中心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案涉工程由曹勇班组施工，而这些材料均在工业安装公司处，故请求法庭责令工业安装公司将这些材料提供法庭。合肥客运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曹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工业安装公司给付曹勇工程款430000元，并以此为基数，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曹勇支付该款的利息（至起诉之日约2.4万元）；2、合肥客运公司在欠付工业安装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曹勇承担给付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和其他费用由工业安装公司、合肥客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1日，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中标承建合肥客运公司发包的合肥东城客运中心主站房、安检维修办公楼、换乘走廊等工程。2014年1月27日，工业安装公司与发包方合肥客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4年2月28日，工业安装公司又与宏峰公司签订了《工程合作协议书》，将东城客运中心工程转包给宏峰公司，工业安装公司收取工程结算总价的2%作为工程管理费。2014年3月7日，工业安装公司下发安人〔2014〕第3号和第4号文件，决定成立工业安装公司合肥汽车东城客运中心主站房、安检维修办公楼、换乘走廊等施工工程项目部，该项目部聘:张胜洋为项目经理，彭东林为项目副经理兼施工现场负责人。此后该项目部副经理兼施工现场负责人彭东林将该工程中的木工工程口头交由曹勇承包。2014年11月10日，案涉工程安检维修办公楼竣工验收合格，2015年7月28日，案涉工程主站房等竣工验收合格。2016年6月27日，经决算，工业安装公司尚欠曹勇530000元，彭东林出具了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曹勇木工班客运中心工资款计伍拾叁万元正。彭东林，2016年6月27日”。2017年1月26日，工业安装公司支付了10万元，下欠曹勇430000元。另查，案涉工程大合同造价为41087864元，合肥客运公司已支付工业安装公司工程款4031万元。该工程的项目经理张胜洋、副经理彭东林兼施工现场负责人作为工业安装公司的代表在合肥东城客运中心主站房、安检维修办公楼的竣工验收报告中签名。再查明，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于2015年名称变更为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本案在原审诉讼期间，曹勇撤回对彭东林的诉讼，该院已裁定准许。一审法院认为，合肥东城客运中心工程系由工业安装公司承建后，交由宏峰公司实际施工，并由彭东林担任涉案项目项目副经理兼施工现场负责人，工业安装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涉案工程交由宏峰公司施工对外进行了公示或者备案，上述事实已在其他案件中经终审确认。彭东林以工业安装公司合肥汽车东城客运中心主站房、安检维修办公楼、换乘走廊等施工工程项目部将案涉木工工程交由曹勇班组具体施工，曹勇有理由相信其是能够代表设备公司的。现曹勇已经进行了施工，合肥东城客运中心一期已经竣工验收合格且交付使用，并由项目经理张胜洋、副经理兼施工现场负责人彭东林代表设备公司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上签字。在案涉工程中，彭东林的行为应系代表工业安装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工业安装公司承担。因曹勇无相应的施工资质，案涉木工施工合同（口头）系无效合同，但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曹勇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应予支持。曹勇施工的工程量已由彭东林出具欠条确认。曹勇诉请判令工业安装公司给付其下剩工程款430000元，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工程款利息，曹勇主张以43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因为双方结算之日为2016年6月27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第十八条规定，工业安装公司应自2016年6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工业安装公司辩称其未与曹勇签订施工协议，未接受曹勇施工，不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理由不当，该院不予支持。合肥客运公司辩称其在本案中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经庭审查明合肥客运公司已支付工业安装公司工程款4031万元，且对该付款数额工业安装公司不持异议，案涉工程造价为41087864元，合肥客运公司支付给工业安装公司的工程款已达98.1%，大于95%（5%质保金应暂扣），合肥客运公司的辩称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曹勇工程款430000元。并自2016年6月27日起以43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曹勇利息，款清息止；二、驳回曹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110元，由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承担。对原判所认定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二审期间曹勇提交补充证据二组，证据一、李定周、彭磊、许运富的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工业安装公司现场技术负责人李定周、材料员彭磊和木工工人许运富皆证明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涉案工程木工模板制作安装工程是曹勇施工的事实。证据组二、合肥中院（2018）皖01民终417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工业安装公司安人[2014]第4号《关于张胜洋等同志工作职务的通知》已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是真实、合法和有效的。该文件确认了彭东林、李定周、彭磊系工业安装公司涉案工程项目部聘用人员。彭东林在施工中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工业安装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不予认可。对证据二三性没有异议。本案工程流转关系清楚，彭东林为何种身份应当遵循客观事实，彭磊等人是在彭东林的聘用下作为项目的管理人员，在买卖合同案件中或许存在表见代理一说，而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曹勇作为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即不存在表见代理一说。曹勇应当提供基础的材料证明其在涉案项目上施工，通过证人证言无法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其向工业安装公司主张权利应当就其在案涉项目实际施工承担举证责任。合肥客运公司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发表意见。本院认为，从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合肥东城客运中心工程系由工业安装公司承建后，交由宏峰公司实际施工，并由彭东林担任涉案项目副经理兼施工现场负责人，彭东林以工业安装公司合肥东城客运中心办公楼工程项目部的名义，将案涉木工工程交由曹勇班组具体施工，在曹勇依约完成案涉工程木工工程后，彭东林于2016年6月27日出具《欠条》，载明欠曹勇木工班工资款53万元。工业安装公司认为案涉工程其交付给宏峰公司施工，彭东林对外所欠债务不应由其承担。但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首先，工业安装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涉案工程交由宏峰公司施工对外进行了公示或者备案；其次，工业安装公司下发的安人[2014]3号、4号文载明，工业安装公司承接案涉工程后成立了合肥汽车东城客运中心主站房、安检维修办公楼、换乘走廊施工工程项目部，彭东林系项目副经理兼施工现场负责人；再次，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彭东林也系代表工业安装公司在验收报告签名。故综合以上证据来看，曹勇有理由相信彭东林相关行为及出具欠条系代表工业安装公司，彭东林的行为系代表工业安装公司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认为彭东林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工业安装公司承担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工业安装公司认为彭东林相关签字虚假，并未提供切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其该项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工业安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00元，由上诉人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勇审判员 张 怡审判员 董江宁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 颖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