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70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何琼。上诉人（一审原告）：何伯健。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志江（又名何伯仲）。上诉人（一审原告）：何玉燕。上诉人（一审原告）：何伯良。上诉人（一审原告）：吕肇燊。上诉人（一审原告）：何伯佳。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凤美（兼上诉人何琼、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何伯佳、何伯良、吕肇燊共同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伯利。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谭瑞芬。一审第三人：禤敏仪。一审第三人：禤帼婷。一审第三人：禤天翅。一审第三人：禤鸾英。一审第三人：蔡万营。一审第三人：蔡万荣。一审第三人：何伟光。一审第三人：余翠媚。上诉人何琼、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何伯良、吕肇燊、何凤美、何伯佳（以下简称何琼等人）因与被上诉人何伯利、谭瑞芬，一审第三人禤敏仪、禤帼婷、禤鸾英、禤天翅、蔡万营、蔡万荣、何伟光、余翠媚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琼等人在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何伯利、谭瑞芬腾空广州市越秀区××路××街×号首层的档口、货仓交还给何琼等人；2.何伯利、谭瑞芬按照同地段同时期商铺租赁价格向何琼等人支付自2014年8月25日起至何伯利、谭瑞芬实际腾空交房之日止的租金收益；3.本案诉讼费用由何伯利、谭瑞芬承担。事实与理由：涉案房屋××街×号（旧×号）房屋，是何世昌的遗产。（92）穗荔证内字第11134号的《继承权证明书》写明该房屋由何世昌的子女何琼、何凤玲等14人继承产权，每人各占五十六分之四的产权。其中因何世昌的子女何凤芝已故，其继承权由其子女禤敏仪、禤帼婷、禤銮英、禤天翅四人代为继承，各占涉案房屋五十六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何世昌的子女何志江系××人，经各继承人协商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份额由何伯健代管。何伯利、谭瑞芬为了牟取私利，罔顾其他产权继承人的反对，长期以来对涉案房屋中的档口部分（铺面使用面积约8平方米、货仓使用面积12平方米）仅以月租约4000元出租给他人并收取租金和使用费，此举严重损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利益。为合理使用涉案房屋的档口、货仓出租事宜，何琼等人可以月租15000元转租给他人，所获收益按产权继承份额分配，现在何琼等人也正在进行出租备案手续过程中，由于遭到何伯利、谭瑞芬的无理阻拦才未能成行。何伯利、谭瑞芬在一审共同答辩称：对于涉案物业，何伯明也是继承人之一。涉案物业的档口只有3平方米，按照涉案物业的总面积约180平方米除以14名继承人，何伯明应当占有的份额面积也超过了档口的3平方米。涉案物业档口由何伯明经营是其父亲何世昌及母亲在30年前就同意的。当时何伯明是待业青年，为了解决生计，父母便指定何伯明申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进行经营。所以涉案物业的档口应当属于何伯明的私有财产而不是共有的财产，其有权处置自己的财产。何伯明在世期间一直是自营，后来身体得病才将档口出租给他人，以租金维持生活开支和看病费用。何凤美为了谋取档口，不惜代价诬陷何伯明。这在（1995）穗中法民终字第892号民事判决书中就已经查明。何伯明在病重期间曾经留有遗言，死后将租金存放在禤敏仪管理的公账中。现在涉案档口一直是何伯明生前签约租赁经营的人，至于租金则是何伯明生前约定的，与何伯利、谭瑞芬无关。至于何琼等人说他们可以更高的价格出租涉案档口，其提供的所谓租赁合同根本是假的，不足采信。何世昌夫妇留下了四间房屋，一间在××街×号，一间在××路××横×号，在南海九江乡下有两间祖屋。××路××横×号的房屋经营所得一致都是何琼等人自己分钱，从来没有分钱给何伯利、谭瑞芬，××街×号仓库出租租金也是由何凤美掌握，何伯利、谭瑞芬并没有收取任何收益。何剑超是××街×号房屋的合法继承人之一。谭瑞芬与何剑超是夫妻，两人无儿女。因此，谭瑞芬是何剑超死亡后的唯一继承人，继承其所有的遗产。自（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56号案件及（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714号案件结案后，谭瑞芬被迫将谭瑞芬、何剑超持牌的档口收入分付给何琼等人，后由于生病被迫结束了档口的经营。（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56号案件执行结案后，何凤美开始向××街×号档口租户收取租金，该档口原来由何伯明继承持有，相关收益从未与共有人分享。2015年3月，何凤美私自将××街×号档口以每月600元租金标准对外出租并领取相关执照，损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利益。综上，何琼等人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第三人禤敏仪、禤帼婷、禤鸾英、禤天翅、蔡万营、蔡万荣、何伟光、余翠媚未在一审作出答辩。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涉案房屋即座落于广州市高第路×号（即本案争议的××街×号房屋）的房屋，原产权人为何世昌。1992年10月23日，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出具编号为（92）穗荔证内字第11134号的《继承权证明书》，写明：被继承人何世昌于1986年10月25日在广州市死亡，死后留有坐落在广州市××路×号房屋业权，何世昌生前无遗嘱，其父母及前妻梁氏已先死亡，其继妻潘惠贞于1989年5月29日死亡；何琼、何凤玲、何伯健、何玉燕、何剑超、何凤群、何伯安、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何伯利、何伯明、何志江、何凤芝是何世昌、梁氏、潘惠贞的子女；其中何凤芝于1978年9月15日在广州市死亡，禤敏仪、禤帼婷、禤鸾英、禤天翅是何凤芝的子女；何世昌的上述房屋应由何琼、何凤玲、何伯健、何玉燕、何剑超、何凤群、何伯安、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何伯利、何伯明、何志江十三人继承（各人占有五十六分之四产权），何凤芝（已故）的继承份额转由其子女禤敏仪、禤帼婷、禤鸾英、禤天翅四人代位继承（各人占有五十六分之一产权）；何志江是××人，经继承人协商，其份额由何伯健代管。何世昌死亡后，各继承人办理继承公证后未办理产权证，也未就房屋的使用、收益进行过协商。谭瑞芬系何剑超的配偶，何剑超已经死亡。何伯明于2012年9月30日逝世，据何琼等人、何伯利、谭瑞芬双方一致陈述，何伯明生前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另据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公证处出具的（2015）粤广荔湾第14401号《公证书》及（2015）粤广荔湾第14403号《公证书》，何凤玲与吕元共生育有吕肇燊、吕绍裘、吕肇洛、吕肇邦、吕肇德，无收养子女；何凤玲于2002年6月14日死亡，何凤玲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何凤玲遗有广州市越秀区××街×号房屋中属于其所有的五十六分之四房屋产权份额，该房屋份额属于何凤玲与其配偶吕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何凤玲、吕元各占二分之一。吕元将属于其所有的上述产权份额无偿赠与给吕肇燊一人所有，吕肇燊接收该赠与。同时，2015年12月9日，吕元、吕绍裘、吕肇洛、吕肇邦、吕肇德均明确表示放弃对何凤玲上述遗产的继承，该遗产由吕肇燊一人继承。一审另查明：2013年1月7日，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以涉案×号房屋被分成东、西两个档口，东边档口由何伯利、刘丽玲使用并以商铺出租给他人经营，但从未将出租所得租金分给其他继承人为由，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何伯利应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应分得的广州市××街×号房东档口的租金收益支付给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自2010年11月15日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按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每人每月214元的标准计付）；二、禤敏仪对于何伯利的上述债务在每月3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禤敏仪得对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负担的债务中先行分别抵扣每人73.14元；三、驳回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的其他诉讼请求。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42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前述判决于2014年8月25日生效后，何凤美、何琼、何伯良、何伯佳申请执行，该案以（2014）穗越法执字第7973号案于2015年1月以全执结方式执行完毕。2013年1月7日，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以涉案房屋西边档口由何剑超的妻子谭瑞芬对外出租但从未将出租所得租金分给其他继承人为由，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谭瑞芬及禢敏仪连带支付使用费（自2011年12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何琼等人每人每月300元计付）。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谭瑞芬应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应分得的广州市××街×号房西档口的租金收益支付给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其中自2011年12月1日至31日止按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每人每月153元的标准计付，自2012年1月1日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按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每人每月239元的标准计付）；二、禤敏仪对于谭瑞芬的上述债务在每月2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何琼、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的其他诉讼请求。谭瑞芬、禤敏仪不符该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42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前述判决于2014年8月25日生效后，于2015年3月以（2014）穗越法执字第7974号案全执结方式执行完毕。2015年3月11日，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何伯利、禤敏仪出租涉案房屋即××街×号东档口的租金标准过低，损害了其他共有人权益为由，请求法院判令何伯利、禤敏仪向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支付从2010年11月15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止的租金收益（按每月每人214元计算）以及判令何伯利、禤敏仪终止出租广州市××街×号东档口。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71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何伯利应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应分得的广州市××街×号房东档口的租金收益支付给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自2010年11月15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止，按每人每月214元的标准计付）；二、禤敏仪对于何伯利的上述债务在每月3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禤敏仪得对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负担的债务中先行分别抵扣每人73.14元；三、驳回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的其他诉讼请求。何伯利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70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前述判决生效后，何伯利、禤敏仪未自动履行，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申请强制执行，是为（2015）穗越法执字第11619号案。2015年3月11日，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以谭瑞芬、禤敏仪出租××街×号西档口的租金标准过低，损害了其他共有人权益为由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谭瑞芬、禤敏仪向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支付从2011年12月1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止的租金收益并谭瑞芬、禤敏仪终止出租广州市××街×号西档口等。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71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谭瑞芬应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应分得的广州市××街×号房西档口的租金收益支付给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自2011年12月1日至31日止按每人每月153元的标准计付，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止，按每人每月239元的标准计付，自2014年5月1日至6月30日，按每人每月107元计付，自2014年7月1日至8月25日，按每人每月71元计付）；二、禤敏仪对于谭瑞芬在2011年12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债务在每月2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谭瑞芬在2014月5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于2015年6月6日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生效后，于2015年8月以（2015）穗越法执字第7241号案全执结方式执行完毕。一审庭审中，何琼等人陈述称，谭瑞芬对外出租××街×号首层西边档口及仓库至2015年9月30日，一直都是按照每月3500元的标准收取租金，但自2014年8月25日起的租金收益并未分配给何琼等人。谭瑞芬陈述称，其自2015年3月开始不再出租××街×号首层西边档口和仓库，由于何琼等人一直打官司，原来的租户不做了，后面重新对外出租，每月租金才1000元；自2014年8月25日至2015年2月底的租金收益有支付给其他共有人。何伯利陈述称，其一直都没有分得该档口和仓库的租金收益。前述陈述，何琼等人、何伯利、谭瑞芬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另据何琼等人、何伯利、谭瑞芬双方一致陈述称，××街×号房屋首层西边档口及仓库目前一直处于空置状态，无人管理。一审庭审中，何琼等人与何伯利、谭瑞芬一致陈述，××街×号房屋首层东边档口、仓库自2018年6月1日后就没有对外出租。何伯利陈述称，其依据生效的（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书并通过法院执行向其他共有人支付东档口、仓库至2014年8月25日的租金收益，此后其没有再向该物业的租户收取任何租金。何琼等人称，该档口和仓库在何伯明死后一直都由何伯利收取租金。何琼等人为了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交了1张照片、登记地址为越秀区××街×号东边内的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打印件1张。照片拍摄于2018年4月18日，其显示××街×号东边档口正在经营服装销售。商事登记基本信息载明该×号房屋东边档口和仓库为何伯明负责的个体工商户。何伯利对前述照片、商事登记基本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否认其关联性，否认自2014年8月25日之后其继续收取该物业的租金。一审法院认为：何琼等人与何伯利、谭瑞芬作为涉案房屋的共有产权人，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各房屋共有人就广州市越秀区××街×号房屋的管理使用进行过相关约定，因而各共有人依法均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其次，何琼等人称其能够以更高价格对外出租档口、仓库因而能更好维护各共有人利益，但何琼等人对此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另外，根据前述查明事实，××街×号房屋首层档口、仓库目前均已经处于空置。因此，何琼等人要求何伯利、谭瑞芬腾空交还相关物业给其对外出租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何琼等人认为自2014年8月25日之后何伯利继续收取××街×号房屋东档口、仓库租金，何伯利予以否认。何琼等人提供的前述现场照片1张仅能证明当时该档口存在经营使用的事实，该档口的商事登记基本信息资料也仅能证明该物业个体工商户的登记负责人是何伯明，均无法证明何伯利负责对外出租该物业并收取租金。因此，何琼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何琼等人要求何伯利支付相应租金收益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谭瑞芬的陈述，其在向何琼等人支付××街×号房屋西档口、仓库至2014年8月25日的租金收益之后，以每月1000元的租金对外出租并收取该物业租金直至2015年2月底，此后西档口、仓库一直处于空置状态。何琼等人虽然认为谭瑞芬实际以每月租金3500元的租金标准对外出租该物业至2015年10月1日，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谭瑞芬的相关陈述予以采信，经核算，谭瑞芬自2014年8月25日至2015年2月底的租金收益为6200元，何琼等8人每人应分得442.86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谭瑞芬向何琼、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何伯良、吕肇燊、何凤美、何伯佳每人分别支付租金收益442.86元。二、驳回何琼、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何伯良、吕肇燊、何凤美、何伯佳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何琼、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何伯良、吕肇燊、何凤美、何伯佳负担2359元，谭瑞芬负担141元。判后，上诉人何琼等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何伯利、谭瑞芬将涉案档口及货仓的锁匙交还何琼等人管理出租。2.判令何伯利于2014年8月25日起至2018年6月1日止、谭瑞芬于2014年8月25日起至2015年8月1日止在涉案档口获取租金收益返还给何琼等人。3.一、二审诉讼费由何伯利、谭瑞芬承担。事实与理由：××街×号涉案房屋是先父何世昌生前的物业，经办理（92）穗荔证内字第11134号的继承权证明书后，何琼等人与何伯利、谭瑞芬均有权享有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何琼等人一直主张：档口的出租管理事宜，应以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何伯利将涉案东档口、货仓以超低价出租，严重损害了共有人的利益，直至2018年7月3日才注销该档口的税务登记。在税务登记注销前，应仍视为正常经营，且何伯利一直以来都有缴纳涉案房屋的房产税（自营税），若无进行经营，自住房屋是不需交房产税的。何琼等人提供的照片是何伯利出租涉案东档口的事实依据，据何伯利自称：每月3千元租金，承租人是张海山，何伯利在涉案东档口所获取的租金收益，应平均返还权利人。涉案的西档口含货仓，由谭瑞芬以每月3500元出租，由2014年8月25日至2015年8月止的租金收益，应返还共有人平均分取。何琼等人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书面补充意见及证据，认为何伯良、何伯佳很贫困，为了解决其贫困现象，何琼等人要求把商铺租出去，各共有人分取租金收益，但何伯利、谭瑞芬不同意，现涉案房屋被何伯利、谭瑞芬锁住，无法进出。被上诉人何伯利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何琼等人的上诉请求。何伯利依据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书并通过法院执行向其他共有人支付了涉案房屋的租金后，便没有收取过租金，之后是由何凤美收取档口租金，但何凤美并没有把租金收益分给何伯利与谭瑞芬。被上诉人谭瑞芬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何琼等人的上诉，其同意何伯利的意见。一审第三人禤敏仪、禤帼婷、禤天翅、禤鸾英、蔡万营、蔡万荣、何伟光、余翠媚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二审中，何琼等人提交了如下11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其中一份为本案一审判决书，其余10份证据为：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845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何凤美并没有收取××路××横×号房屋的租金；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42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何伯利在涉案东档口收取的租金应支付给何琼等人；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42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谭瑞芬在涉案西档口收取的租金应该支付给何琼等人；四、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447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何凤美没有出租涉案房屋；五、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拟证明涉案房屋在1983年7月12日开始营业；六、涉案房屋公款账目，拟证明何伯利、谭瑞芬早在1989年就在涉案房屋进行经营；七、头房租部，拟证明涉案东档口的使用面积是4平米；八、广州市越秀区地方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拟证明涉案房屋自开业以来一直都在进行经营直至2018年7月3日停业；九、税收缴纳书，拟证明涉案房屋有出租；十、涉案档口出租照片，拟证明涉案档口有出租；针对上述证据，何伯利、谭瑞芬共同发表质证意见为：不同意质证，何琼等人拟证明的都不是事实。何伯利另补充质证意见：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税务登记及缴纳是由承租人张海山办理的，并不是何伯利交的。张海山一直使用涉案档口至2018年6月1日。该档口的租金是由何凤美与禤敏仪收取的。何伯利向本院出示一份内裤的签收单，该单所签的“美姐”就是何凤美，何凤美是以货抵租，且不同意向张海山签字承认其已收取了租金。何凤美主张何伯利收取了租金，应当提交租金收条或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因何凤美多次诉讼打官司并去检察院投诉，所有人不再愿意去管理档口的事，自2014年8月25日后何伯利便没有收租。谭瑞芬的质证意见与何伯利的质证意见一致。二审庭询结束后，何凤美向本院递交了部分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何琼等人、何伯利、谭瑞芬均向本院表示同意一审法院管辖和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另查明，2017年1月4日，何伯利以何凤美收取××路房屋的租金却还数次诉讼要求何伯利支付高第街房屋的租金，且何凤美只管收租不善于管理以致房屋发生火灾，后果应由其自负为由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03民初465号民事判决驳回何伯利的全部诉讼请求。何伯利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粤01民终845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谭瑞芬、何伯利以何凤美、龚秀珍于2015年3月13日签订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应予以作废为由，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934号民事判决：驳回谭瑞芬、何伯利的诉讼请求。谭瑞芬、何伯利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44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涉案房屋公款账目记录了截止2013年4月10日涉案房屋的借款、档口费用、还款等情况。广州市越秀区地方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记载：何伯明在2018年7月3日申请的注销税务登记事项，符合注销税务登记的条件，予以注销，可凭此通知到其他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税收缴纳书》上纳税人名称是何世昌，2014年3月26日的填票人是谭智芬，2015年7月8日、2017年8月9日的填票人均为郑毅豪，2018年5月29日的填票人为张琳。何琼等人向本院陈述：其不清楚2014年8月25日至2015年8月1日涉案西档口是否空置、是否出租，其主张谭瑞芬收取的租金按每月3500元的标准计算13个月。其主张何伯利是按每月3000元的标准从2014年8月25日至2018年6月1日将东档口出租给张海山。无论租金多少，可以参考同地段同时期商铺租赁价格计算，应由何伯利、谭瑞芬向何琼等人支付。何伯利向本院陈述：从（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55号案宣判后，其就没有收取过租金，之后是由何凤美收取档口阁楼租金。谭瑞芬向本院陈述：涉案西档口是其家婆分给其先生的，是住房，目前是空置状态。其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其收取租金的情况，即以每月1000元的租金标准从2014年8月25日至2015年2月底。现在高第街都不存在住改仓用于出租的情况，因为违反消防安全。本院认为：本案是共有纠纷，何琼、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吕肇燊均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应为涉港民事纠纷，应当参照涉外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涉案不动产位于广州市××路××街×号，且何琼等人与何伯利、谭瑞芬对于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均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关于“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何伯利、谭瑞芬应否腾空涉案房屋交还给何琼等人并向何琼等人支付租金收益的问题。首先，何琼等人、谭瑞芬、何伯利作为涉案房屋的共有产权人，现无证据证实各共有人已就涉案房屋的管理使用已达成相关的约定，因此各共有人依法均享有对涉案房屋进行管理的权利和义务。何伯利、谭瑞芬均表示目前涉案档口、仓库曾空置状态，而何琼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判决书等证据不足以证明何伯利、谭瑞芬实际控制或占有涉案档口、仓库，何琼等人上诉要求何伯利、谭瑞芬将涉案档口及货仓的钥匙交还其管理出租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何琼等人提交的四份判决书只能证明何伯利曾在2014年8月之前收取过涉案东档口租金，并不能当然证明何伯利在2014年8月25日至2018年6月1日期间继续收取租金，也不能证明谭瑞芬在2015年2月底之后收取过租金。因涉案东档口是由张海山实际使用，不能排除相关税金是由张海山实际缴交；且《税务事项通知书》记载有申请人可凭通知办理税务注销的手续等内容，并不涉及谭瑞芬、何伯利收取相关租金的记载；而张海山出具的《证明书》只显示其向何伯明交纳租金，虽然何伯明已去世，但该证明书也不能证明租金的实际收取人就是何伯利或谭瑞芬，故何琼等人以《税务登记通知书》和张海山出具的《证明书》主张何伯利收取了涉案东档口从2014年8月25日至2018年6月1日止的租金依据不足。涉案《商事登记基本信息》证明该物业登记人为何伯明，并非何伯利、谭瑞芬。《税收缴纳书》显示纳税人为何世昌，而填票人是谭智芬、郑毅豪、张琳，何琼等人并无证据证明上述填票人与何伯利、谭瑞芬的关联性，从该缴纳书不足以证实何伯利、谭瑞芬的收租情况。何琼等人提交的房屋公款账目只记录有截止2013年4月10日涉案房屋的借款、档口费用、还款等情况，并无2014年之后的相关款项记录；而房屋租部也不能证明何伯利、谭瑞芬收取租金的情况。何琼等人提交的涉案档口照片仅能看出涉案档口在经营服饰，不能证明该经营者是向何伯利、谭瑞芬承租的，也不能证明何伯利、谭瑞芬收取了租金。何琼等人在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本案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仅有谭瑞芬自认其已按每月1000元的标准收取了涉案西档口自2014年8月25日至2015年2月底租金的事实，故一审据此判令谭瑞芬向何琼、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何伯良、吕肇燊、何凤美、何伯佳每人分别支付租金收益442.86元有据，本院予以维持。何琼等人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59元，由上诉人何琼、何伯健、何志江、何玉燕、何凤美、何伯良、何伯佳、吕肇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宾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王碧玉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伍静怡王嘉宝易臻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