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84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建立，男，1963年2月4日出生，住河北省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路飞，北京鹏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倩，北京鹏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松榆南路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南新园**楼**。负责人：张艳艳，行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负责人：胡新智，行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君，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逵，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建立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松榆南路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财产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2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建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松榆南路支行（以下简称松榆南路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北京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1.范建立提交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办公室出具[2017]60号关于对范建立反映问题回复的函》,该函件中明确认定:签约和购买地点均在中国农业银行营业场所,松榆南路支行单位职员存在违反监管规定和中国农业银行内部制度管理规定的情况，同时,松榆南路支行存在厅堂管理和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的情况；2.因松榆南路支行单位职员芦珊的误导,使范建立产生了错误认识,购买了认为系中国农业银行发售的产品,导致投资款无法追回,损害结果已经明确,且损害结果的出现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因果关系。松榆南路支行、北京分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范建立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范建立明知北京中源惠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不是松榆南路支行发售的；2.即便存在芦珊向范建立介绍北京中源惠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的行为，也是芦珊个人行为，与松榆南路支行无关；3.范建立应当对自己的投资行为承担责任；4.松榆南路支行是北京分行的分支机构，支行作为领取营业执照的独立主体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与北京分行没有任何关系。范建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松榆南路支行向范建立赔偿投资本金损失500万元及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31日计算至实际返还投资本金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北京分行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芦珊系松榆南路支行职员，2014年10月离职。在芦珊任职期间，范建立曾在芦珊推荐下购买过松榆南路支行发售的理财产品。2012年5月10日，范建立在松榆南路支行营业场所内通过芦珊介绍购买了北京大观言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观言公司）发行的“观言吉祥煤业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涉案基金）。同日，范建立在松榆南路支行向北京中源惠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名下华夏银行北京两广支行的××9592账号汇款500万元。范建立主张芦珊在推荐时表示涉案基金是农业银行发行、华夏银行托管的投理财产品；芦珊在其认购涉案基金一两个月后才向其交付了购买涉案基金的文件材料。范建立提交了大观言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签约方、有限合伙人签约方为空白的《观言吉祥煤业股权投资基金入伙协议》及大观言公司于2012年5月10日出具的确认收到范建立交付的500万元基金投资金额、投资期限为12个月并列明具体年化收益率的《承诺函》予以佐证。前述文件确认了范建立系大观言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资金定向投资于内蒙古吉祥煤业有限公司而设立的北京中源惠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出资一律汇入北京中源惠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名下华夏银行北京两广支行的××9592账号；约定认购金额在300万元以上800万元以内的第一年投资年预期回报率为12%，第二年投资回报率为12.5%，第三年投资回报率为13%。购买理财产品后，范建立称其分别于2013年5月1日、2013年6月7日收到投资收益共计60万元，但无法提供收款账户相关信息；并主张在约定的投资期限届满后，因未收到退还的本金，其与芦珊共同前往大观言公司，大观言公司无力兑付本金；其便与松榆南路支行进行交涉。2013年6月6日，范建立向松榆南路支行出具承诺书，表明其系通过华夏银行的客户经理购买的涉诉理财产品，整个销售过程没有松榆南路支行的员工提供支持，系其个人投资行为。时任松榆南路支行行长苗震飞又于2013年6月10日对范建立前述所承诺的内容以电话沟通方式与范建立进行确认。经询，范建立主张因当时松榆南路支行向其承诺可按相应比例退还本金，故其应松榆南路支行要求作出前述承诺。松榆南路支行则称因其公司在排查资金风险时，发现范建立存有大额资金转向其他基金公司的情形，故通过前述方式要求范建立对核实的情况进行确认。2014年1月3日，范建立与大观言公司签订《观言吉祥煤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退伙期推迟确认函》，确认将合伙企业退伙期推迟至2014年3月30日，大观言公司承诺于2014年1月22日支付范建立投资本金的30%，于2014年3月30日期之前支付剩余投资本金及相关收益。审理中，范建立主张前述确认函系在芦珊指示下签订的。2017年4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监管局）出具《关于对范建立反映问题回复的函》，函件中提及涉案基金不是中国农业银行准入的理财产品，北京分行未组织过代销涉案基金；并表示根据现有证据，芦珊存在向范建立推荐销售未经中国农业银行授权的第三方公司产品的行为，签约和购买地点均在中国农业银行营业场所，违反了监管规定和中国农业银行内部制度管理规定；松榆南路支行存在厅堂管理和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等情形，在督促下北京分行已就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关于资金赔偿的诉求，因已超出监管局的职责，建议通过司法或其他途径加以解决。经询，范建立称在本案起诉前其尚未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涉案投资款项事宜。范建立主张因松榆南路支行职员芦珊在松榆南路支行的营业场所内向其推荐涉案基金产品，使其因此相信系松榆南路支行发行该理财产品，松榆南路支行为此需对其财产损失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因北京分行系松榆南路支行的管理机构，需对前述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范建立主张芦珊利用松榆南路支行职员身份向其出售涉案基金产品，侵犯其财产权益，此种情形属于一般侵权行为，依法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项下的主观过错、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四个要件缺一不可。从损害结果来看，在本案之前，范建立并未根据观言吉祥煤业股权投资基金入伙协议》、《承诺函》、《观言吉祥煤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退伙期推迟确认函》起诉过大观言公司亦或北京中源惠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也未就其主张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理，在未能确定自行是否就涉案基金投资产生损失及损失的具体数额情况下，范建立即提出侵权之诉，实属不当。从违法行为来看，虽然范建立购买涉案基金产品的行为发生在松榆南路支行办公场所，时间发生在松榆南路支行的工作时间，且芦珊当时也是松榆南路支行的职员，但综合范建立因购买涉案基金支出款项的直接对手信息、范建立因购买涉案基金而取得的《观言吉祥煤业股权投资基金入伙协议》、《承诺函》所载的内容以及在投资期限届满后签订的《观言吉祥煤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退伙期推迟确认函》等因素，法院认定范建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通过前述途径购买涉案基金产品时理应知晓所购买的涉案基金并由此进行的交易对象不是松榆南路支行，而是大观言公司亦或北京中源惠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范建立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松榆南路支行与涉案基金产品存在任何关联情形下，法院难以确认松榆南路支行亦或北京分行实施了违法行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范建立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松榆南路支行亦或北京分行存在违法行为及范建立已因购买涉案基金产品确定产生损失的情况下，对于范建立的现有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范建立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6151元，由范建立负担（已交纳）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范建立依据侵权责任向松榆南路支行及北京分行主张损失赔偿，首先应以其能够证明损害后果的发生为前提。据本案已查明事实，范建立系向大观言公司购买的涉案基金，针对未如期兑付的基金产品，范建立可依据其与大观言公司签订的《观言吉祥煤业股权投资基金入伙协议》及大观言公司出具的《承诺函》、《观言吉祥煤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退伙期推迟确认函》，向大观言公司、北京中源惠晟投资中心主张权利。现范建立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上述公司主张权利，亦未举证证明其根据上述协议确已遭受损失及损失的具体金额，故在无充分证据证明范建立已经因购买涉案基金而产生确定损失的情况下，范建立要求松榆南路支行及北京分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无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范建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151元，由范建立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京审 判 员 薛妍审 判 员 周易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越书 记 员 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