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31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女，197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容艮，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1（ＳＨＡＯ,ＪＵＡＮ），女，195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美国（102167ＳｔＢｒｏｏｋｌｙｎ,ＮＹ11209）。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2，女，1958年3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3，男，1959年10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4（ＳＨＡＯ,ＲＵ），女，1964年11月1日出生，美国国籍，现住美国（55208ＡＶＢｒｏｏｋｌｙｎ,ＮＹ11200）。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品官，福建辉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东洪，福建辉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邵某5，男，1962年11月16日出生，现住美国，具体地址不详。 上诉人苏某因与上诉人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原审被告邵某5遗赠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5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容艮，上诉人邵某1、邵某2、邵某4及与邵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品官、郭东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邵某5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某上诉请求：一、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共同向苏某给付邵国栋遗赠款200000元”；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邵某4、邵某1具有中国和美国双重国籍，一审法院遗漏认定，导致本案基本事实不清。2018年2月9日福州市公安局马尾派出所出具了两份《户籍证明》，可以证实：1.邵某1于2017年7月18日因回国定居由美国纽约移入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2.福州市公安局马尾派出所于2017年7月19日签发了居民身份证,并以邵某1为户主颁发了户口本。3.邵某4于2012年5月2日因子女投靠父母由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西路汇特城1座110室移入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胐头村193号；4.2014年12月3日签发了居民身份证并以其为户主另立一份户口本。由此可见，邵某1和邵某4具有中国公民身份，为中国国籍。二、一审法院未予以查清被继承人邵国栋生前所有银行存款，将邵国栋名下建设银行存款等同于其名下的全部银行存款，认定邵国栋生前全部银行存款仅为300547.5元，该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2017年11月14日邵国栋代书遗嘱中明确“所有银行存款死后（除安葬费用）余下金额一切由长子邵某3负责处理”。可见除建设银行存款外邵国栋还有其他银行存款。在此情形下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应当举证证明邵国栋银行存款情况。2.为了多分得遗产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故意隐瞒了邵国栋生前银行存款具体金额，在邵国栋过世前后就着手转移藏匿邵国栋生前建设银行名下银行存款，一审判决明显鼓励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违法侵吞、转移、藏匿遗产行为。3.一审将未查清邵国栋全部银行存款举证责任全部分配给苏某，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公。邵国栋遗产全部归由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支配，四人更有能力和条件提供邵国栋是否存在其他银行存款。一审法院并未责令四人提供相应证据材料，并由其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苏向一审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无法前往所有银行进行调查核实。三、2017年11月14日《代书遗嘱》邵国栋并没有明确从建设银行30万定期存款中扣除丧葬费用后的余额归由苏某继承。一审不当解释邵国栋两份遗嘱的真实意思。2017年11月6日，邵国栋亲笔书写遗嘱十分明确建设银行30万元存款赠送给苏某。邵国栋预留了中国工商银行等其他笔银行存款用于支付丧葬费。因此，在2017年11月14日代书遗嘱中邵国栋对于其名下所有银行存款余额归由邵某3处理。四、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在内容上并不相互抵触，自书遗嘱涉及银行存款和代书遗嘱涉及银行存款是特殊和一般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苏某有权依据自书遗嘱继承建设银行存款30万元。在2017年11月14日代书遗嘱后邵国栋还不断跟证人邵某6念叨将30万银行存款给苏某。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丧葬费用不属于邵国栋生前所负的债务，子女有义务殡葬邵国栋，为此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由负有殡葬义务的继承人负担。六、退一步来说，丧葬费属于遗产债务，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二条规定，剩余债务应由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按比例用所得遗产进行偿还。邵某3应当举证证明就其所继承的不动产价值金额以及邵国栋其他银行存款，之后按照比例分担。七、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所提供的两张《收款收据》并不是正式发票，不足以证实其丧葬费真实支出金额和实际付款人。一审采信《收款收据》并认定33300元丧葬费支出，缺乏证据证明。并且编号2678717收款收据记载了款项内容后事殡葬所有用品及人员配套服务等等合计21700元，编号2678718收款收据记载了款项内容：腰鼓队、肩大戏等，由此可见，编号2678717收款收据所记载款项支出内容实际已经包含了编号2678718收款收据款项支出部分。八、退一步来说，一审酌定邵国栋丧葬费支出为10万元，该酌定金额明显偏高，不符合简办丧事立法精神，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丧葬费酌定标准，根据上述法律相关规定的合理丧葬费标准应当是31569元。 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辩称，一、一审认定邵国栋于2017年11月6日的自书遗嘱以及2017年11月14日的《代书遗嘱》均有效是错误的。二、退一步说，如果订立的自书遗嘱有效，那么2017年11月14日的《代书遗嘱》也已经撤销了自书遗嘱对建行存款的赠与。三、在邵国栋将所谓的自书遗嘱建行存款30万元存款的存折赠给其子女邵某2并告知邵某2密码之时，上述自书遗嘱中的建行存款30万元的所有权已经转给其子女邵某2即自书遗嘱中的赠与给苏某的30万元存款已不存在了，也不存在履行自书遗嘱中赠与问题。四、一审法院在对2017年11月14日《代书遗嘱》“所有银行存款死后（除丧葬费用）余下金额由长子邵某3负责处理”理解及推理系错误的，也不合常理。五、邵某1、邵某2、邵某4千里迢迢回家奔丧，并协助邵国栋儿子处理丧事事宜（按农村惯例丧事应由被继承人儿子操办，与出嫁女无关），丧事完成后邵某1、邵某2、邵某4在既花钱处理丧事事宜，又未获得邵国栋任何财产情况下，只因其回家奔丧，而一审判决其与邵某3共同承担向苏某支付遗赠款10万元。邵国栋另一儿子邵某5因其个人原因在邵国栋死后未回家奔丧、未出庭应诉，而一审判决其不承担责任，这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苏某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苏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事实认定错误，导致了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一审认定邵国栋于2017年11月6日的自书遗嘱以及2017年11月14日的《代书遗嘱》均有效是错误的。1.2017年11月6日邵国栋自书遗嘱时已经卧床很久了，不能下床走动，对于一个80多岁瘦的皮包骨且是癌症晚期病人，能坐起来手握着笔花半个小时来写遗嘱，显然不现实。因此，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认为邵国栋在自书遗嘱时已经神志不清，属于无行为能力人，所订立的《遗书》是无效的。2.2017年11月6日邵国栋所谓的自书遗嘱经法庭质证，该《遗书》有修改过，依法应认定无效。3.该《遗书》系遗赠协议，苏某未在二个月明示接受该赠与，直到2018年2月才向法院起诉，经法院送达传票，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才知道《遗书》之事，应认定为苏某未接受遗赠，已失效。二、退一步说，如果订立的自书遗嘱有效，那么2017年11月14日的《代书遗嘱》也已经撤销了自书遗嘱对建行存款的赠与。邵国栋《代书遗嘱》载明：“委托堂弟邵国华代书遗嘱如下：…本人现有主要财产如下：1、坐落于福州市马尾区（祖上留下）归长子邵某3所有，任何人无权分配。2、所有银行存款死后（除安葬费用）余下金额一切由长子邵某3负责处理…”，《代书遗嘱》内容可以确认以下两个事实：1.邵国栋在遗嘱中提及了所有银行的存款包括了自书遗嘱中的建行存款；2.没有涉及对苏某的赠与。从《代书遗嘱》本意来看，对自己财产给子女的分配，更是对自书遗嘱中建行存款赠与的撤销。而不是如一审法院认为的将扣除丧葬费用后剩下的银行存款赠与苏某。《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因此，《代书遗嘱》中所提及的所有银行存款与自书遗嘱对建行存款赠与的内容存在抵触，应当以《代书遗嘱》为准。在《代书遗嘱》中提及的所有银行存款显然包括建设银行的存款是由长子邵某3负责处理。那么该如何处理？那是邵某3的事情。一定要继续赠与给苏某吗？特别是在邵国栋已将建行存款30万元存折赠给其子女并告知其子女存折密码之时，邵国栋就已经以自己的行为撤销其于2017年11月6日所订立的所谓的自书遗嘱，即将建行存款赠与苏某的行为，其子女邵某2在2017年11月29日将建行存款30万元取出作为日常开销，另外邵国栋于2017年11月14日订立的《代书遗嘱》均未提起将建行存款给苏某，更能说明如果邵国栋真的有订立所谓自书遗嘱，但其2017年11月14日的《代书遗嘱》已经推翻了自书遗嘱的赠与。作为遗产执行人的邵某3如何处理剩余的存款由其决定的，显然是不可能把剩余的存款给苏某。邵某3在邵国栋死亡后，基于孝道需要购买墓位，而根据福州城区的墓位价位及农村的殡葬习俗，花费30多万元属于基本消费。同时又本着人道主义出发，另外凑足10万元借给苏某（银行用途为借款）。这些都是邵某3对《代书遗嘱》中的所有银行存款全部处理事宜。苏某无权也不能要求邵某3将邵国栋银行存款全部都处理给她。更何况邵国栋子女在处理完其丧葬后，已无任何存款，要求其子女再付苏某赠与款，是不公平的。另外，在庭审中苏某向法庭申请证人邵某6出庭作证，经双方发问及质证，邵某6明显神志不清，答非所问，一审采纳证人邵某6作证多次提及要将30万元赠给苏某的证言，显然系错误的。三、在邵国栋将所谓的自书遗嘱建行存款30万元存款的存折赠给其子女邵某2并告知邵某2密码之时，上述自书遗嘱中的建行存款30万元的所有权已经转给其子女邵某2即自书遗嘱中的赠与给苏某的30万元存款已不存在了，也不存在履行自书遗嘱中赠与问题。四、一审法院在对2017年11月14日的《代书遗嘱》“所有银行存款死后（除丧葬费用）余下金额由长子邵某3负责处理”理解及推理系错误的，也不合常理。“处理”从字面意思可看出，一是该余下存款在办完丧葬所花费用之后如有剩余存款，由长子邵某3单独所有；二是该余下存款在办完丧葬所花费用之后如有剩余，由其子女共同所有，并由其长子邵某3负责分配；三是该余下存款在办完丧葬所花费用之后，如有剩余存款，由其长子邵某3将该剩余款项捐献给慈善机构或村委会等等。《代书遗嘱》未提起将该存款在办完其丧葬所花费用之后，如有剩余应赠与给苏某，更何况办理完邵国栋丧葬所花费用之后已经无任何剩余存款，何来钱赠与给苏某。五、邵某1、邵某2、邵某4千里迢迢回家奔丧，并协助邵国栋儿子处理丧事事宜（按农村惯例丧事应由被继承人儿子操办，与出嫁女无关），丧事完成后邵某1、邵某2、邵某4在既花钱处理丧事事宜，又未获得邵国栋任何财产情况下，只因其回家奔丧，而一审判决其与邵某3共同承担向苏某支付遗赠款10万元。邵国栋另一儿子邵某5因其个人原因在邵国栋死后未回家奔丧、未出庭应诉，而一审判决其不承担责任，这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苏某辩称，一、邵国栋属于完全民事行为人，有权处分其名下银行存款，2017年11月6日自书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亲笔书写遗嘱、签字并注明书写时间，遗嘱内容不存在任何篡改情形。该自书遗嘱内容和形式均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遗嘱无效情形。邵某3在2018年1月16日也向苏某转账十万元，说明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也承认自书遗嘱，并且在一审时也没有对自书遗嘱提出异议，提出笔迹鉴定。因此，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主张该自书遗嘱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规定。二、邵国栋之所以立下自书遗嘱，一方面是因为苏某在其过世前三年尽心尽力照顾，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子女根本不尽赡养义务。三、2017年11月14日的《代书遗嘱》不存在变更、撤销自书遗嘱的内容，两份遗嘱内容并不相抵触。按照《代书遗嘱》，邵某3既是继承人之一也是遗嘱执行人。《代书遗嘱》中安葬费用处理意思表示不明确，该部分遗嘱内容无效。四、邵某2自行以邵国栋代理人身份前往建设银行取款30万元，该行为并不是邵国栋的行为，且代为取款行为并没有改变款项所有权人。邵某2行为属于无权行为，属于擅自转移遗产行为。五、原审被告邵某5是否需要共同给付遗赠款的法律责任由法院依法认定。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在上诉状中承认自掏腰包支付丧葬费，一审从遗赠款项中直接扣除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苏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苏某有权继承分得遗赠人邵国栋名下价值300000元的遗产，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邵某5应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共同给付苏某200000元；2.依法判令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邵某5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合理费用支出。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国栋于1936年10月17日出生，2018年1月1日去世；郑碧英于1936年6月10日出生，2012年3月26日去世。邵国栋与郑碧英系夫妻关系，双方共生育两子三女：长子邵某3、次子邵某5、长女邵某1、次女邵某2、三女邵某4。邵国栋父亲邵云平于解放前失踪，母亲张月宝于1992年5月29日去世。 2017年4月24日，邵国栋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以下简称“建行自贸分行”）办理了一年期金额为300000元的整存整取储蓄存款（户名为邵国栋，账号为35×××64）。2017年11月29日，邵某2将上述300000元及利息547.50元取走。邵国栋去世后，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经过共同商议，邵某2分两次将300000元全部交给邵某3，用于办理邵国栋丧葬事宜。 2017年11月6日，邵国栋亲自书写一份《遗书》，内容载明：“我邵国栋留给苏某的遗书：邵国栋今年81岁，只有苏某对我真心照顾和关心。我最后要报答苏某的感情，我把财产（建设银行存款叁拾万元）30万元整分给苏某做为报答。如果儿女反对不同意，法院按这份遗书判定。谢谢法院大人”。邵国栋及作为证明人邵某6、林英坤在上述《遗书》中签字捺印。 2017年11月14日，邵国栋让邵国华为其代书遗嘱，内容载明：“立遗嘱人邵国栋，汉族，男，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七日生，住址福州市马尾区，身份证号Ｈ376847（5）。为防止遗产继承纠纷，特请堂弟邵国华、邵其瑞、邵某6作为见证人。并委托堂弟邵国华代书遗嘱如下：…本人现有主要财产如下：1.坐落于福州市马尾区（祖上留下）归长子邵某3所有，任何人无权分配。2.所有银行存款死后（除安葬费用）余下金额一切由长子邵某3负责处理…”。邵国栋及作为代书人的邵国华、作为见证人的邵其瑞、邵某6在上述《代书遗嘱》中签字捺印。 2018年1月1日邵国栋去世后，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为其办理了丧事，但仅向一审法院提供了33300元的丧葬费用票据。2018年1月16日，原告收到邵某3转账的100000元。 另查明，邵国栋生前由苏某照顾，出于感恩及考虑苏某家庭困难的因素，邵国栋才决定遗赠给苏某300000元。邵某6与邵国栋系邻居关系。从2017年11月14日签完《代书遗嘱》至去世前，邵国栋还多次向邵某6提及要将300000元交给苏某一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涉外民事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庭审中，原、被告均同意适用我国法律，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 本案双方当事人存在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2017年11月6日邵国栋的自书遗嘱究竟是遗赠还是遗赠扶养协议；2.邵国栋是否有将个人财产建设银行存款300000元遗赠给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上述两个争议焦点作如下评析： 1.2017年11月6日邵国栋的自书遗嘱应为遗赠。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的重要区别在于：⑴遗赠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只要遗赠人作出遗赠的意思表示就成立，不需要征求受遗赠人的同意；遗赠扶养协议则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必须以遗赠人和扶养人达成合意为成立条件。本案中，邵国栋系出于自己的个人意愿将财产赠与原告，并未与原告协商一致，原告也没有作为协议相对方在《遗书》上签名。⑵遗赠是无偿民事法律行为，不需要受遗赠人承担财产等给付义务；遗赠扶养协议则是有偿民事法律行为，扶养人应承担对遗赠人的生养死葬义务。本案中，邵国栋并未在《遗书》中要求原告承担任何义务，仅是出于对苏某之前的照顾行为而给予的报答。结合以上两点，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11月6日邵国栋的自书遗嘱应为遗赠，并非遗赠扶养协议。 2.邵国栋有将个人财产建行自贸分行300000元遗赠给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应扣除其相应的丧葬费。本案为遗赠纠纷，根据《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邵国栋先后所立的两份遗嘱，一份为《遗书》，系自书遗嘱，由邵国栋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另一份为《代书遗嘱》，由邵国华代写、邵国栋签字，注明年、月、日，并由非继承人的邵某6、邵其瑞作为见证人签名。两份遗嘱均在邵国栋意识清醒时所写，其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符合《继承法》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017年11月6日，邵国栋在自书遗嘱中，决定将个人财产建行自贸分行的300000元遗赠给原告，但此后并未立即将相应储蓄存单交付给原告。同年11月14日，邵国栋又立下代书遗嘱，决定将自己的“所有银行存款死后（除安葬费用）余下金额一切由长子邵某3负责处理”。在这里，由邵某3“负责处理”银行存款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与之前的遗赠意思表示相左，即邵国栋的银行存款不再赠与原告，改由邵某3在扣除丧葬费用后自行全权处置；另一种是仍遵循之前的遗赠意思表示，但银行存款要先扣除丧葬费用后再交由邵某3来执行遗赠等事宜。由于邵国栋在《代书遗嘱》中，将祖房留给邵某3继承，用的是归邵某3“所有”俩字，而银行存款归邵某3则并未用“所有”而是用“处理”俩字，且邵国栋立下两份遗嘱后，仍多次向邵某6提及遗赠给原告300000元之事，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应按后一种理解，即邵国栋决定将扣除丧葬费用后剩下的银行存款赠与原告。 经过原告申请一审法院签发调查令调查，邵国栋生前仅有2017年11月29日邵某2取出的建行自贸分行的300000元及利息547.50元，并未有其他银行存款，根据《代书遗嘱》扣除丧葬费用后邵国栋所余银行存款明显不足300000元，进而导致《代书遗嘱》与《遗书》的部分内容相抵触。《继承法》规定，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遗嘱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因此，应按《代书遗嘱》的内容来执行对原告的遗赠，即邵国栋的银行存款300547.50元应扣除自身丧葬费用后，剩下金额再全部赠与原告。由于被告仅向一审法院提供了33300元的丧葬费用票据，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大量丧葬支出没有保留相关凭证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对邵国栋的丧葬费用予以酌定处理。综合考量邵国栋将扣除丧葬费用后剩余银行存款遗赠给原告的意愿，以及由子女支付父母丧葬费用的公序良俗，再结合2017年起福州市区内开始实行的移风易俗、简办丧事活动，一审法院酌定邵国栋的丧事费用为100000元出头，即邵国栋的银行存款300547.50元扣除自身丧葬费用后，尚余200000元。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辩称邵国栋的丧事费用接近300000元，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对于履行将邵国栋剩余的银行存款200000元遗赠给原告的义务主体，由于银行存款系邵某2在邵国栋生前取出保管，并在邵国栋过世后由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共同商议作出处分决定，最终由邵某3负责执行，因此，应由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共同履行向原告给付遗赠款项的义务。2018年1月16日，原告已收到邵某3转账的100000元，因此，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应再向原告给付邵国栋遗赠款100000元。由于没有证据证明邵某5有参与对邵国栋遗赠款的处分行为，因此，对于原告要求邵某5履行邵国栋遗赠款给付义务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应共同向原告苏某给付邵国栋遗赠款100000元；原告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一、三款、第十七条第二、三款、第二十条第一、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应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苏某给付邵国栋遗赠款100000元；二、驳回原告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一审案卷移送至本院。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邵国栋于2017年11月6日立下的《遗书》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其于2017年11月14日立下的《代书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从遗嘱内容上看，邵国栋在自书遗嘱中决定将其在建设银行存款30万元遗赠给苏某，在代书遗嘱中又决定将其“所有银行存款死后（除安葬费用）余下金额一切由长子邵某3负责处理”。对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代书遗嘱》中的“由长子邵某3负责处理”，应结合立遗嘱时的情景来解释，因该遗嘱系由邵国华代书，邵国华在代书时不知道遗赠之事，故应按照通常大众普遍理解及民间习俗，理解为由长子邵某3自行全权处置。而邵国栋和见证人邵某6均在明知邵国栋遗赠之事的情况下予以签字确认，应为邵国栋确认长子邵某3为遗产处置人而非遗嘱执行人。邵某6一审中作证邵国栋立下代书遗嘱后仍多次向其提及遗赠给苏某30万元之事，但该证言仅为邵某6单方陈述，不足以推翻邵国栋在《代书遗嘱》中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代书遗嘱》中的“负责处理”的解释，有欠妥当，本院予以更正。其次，根据苏某陈述，邵国栋日常银行取款均是由苏某办理，邵国栋却在明知自己曾作出将其建设银行存款30万元遗赠给苏某的意思表示且完全可以依惯例交由苏某取出存款的情况下，其却在立下《代书遗嘱》之后于去世前交由其女儿邵某2将该笔存款及利息从银行取出。邵国栋以其行为变更了其遗赠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综上，邵国栋的《代书遗嘱》撤销了其《遗书》中的遗赠事宜，本案应以2017年11月14日立下的《代书遗嘱》作为定案依据。据此，邵某3有权依《代书遗嘱》处分邵国栋的银行存款。关于邵某3转账给苏某的10万元，在一审庭审及询问笔录中邵某3等人特别授权的诉讼代理人多次谈到系基于同情并考虑到苏某经济困难给苏某10万元，应为邵某3对邵国栋遗产的处分，自愿赠送给苏某，不违反《代书遗嘱》。现邵某3在二审辩称为出借给苏某10万元，与其一审自认不符，本院对该辩解不予采纳。苏某上诉主张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应向其给付邵国栋剩余遗赠款2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苏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邵某1、邵某2、邵某3、邵某4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5民初25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苏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均由上诉人苏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宁 审判员  谢芬 审判员  陈雯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张玲 书记员施铃涛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