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行终283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和平县古寨镇三联村鸣东村民小组。负责人：刘石翠，小组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胜添，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水材，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德育，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德煌，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德淦，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荣淳，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保明，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荣敏，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德钳，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绍广，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荣联，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德萌，男，汉族，住址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世雀，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甜英，女，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国林，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世栖，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坤月，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石砚，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东泉，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水胜，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飞燕，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门宣，男，汉族，住和平县，上述上诉人和平县古寨镇三联村鸣东村民小组及刘胜添等22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文泉律师，广东佳益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和平县古寨镇三联村梅坑村民小组。负责人：刘英才，小组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和平县古寨镇三联村鸣西村民小组。负责人：刘荣权，小组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和平县古寨镇三联村山下村民小组。负责人：刘腾芳，小组长。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伟光，广东正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王巍，县长。委托代理人：李才顺、陈文静，均为和平县林业局干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源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叶梅芬，市长。委托代理人：钟建华、黄旭赟，均为河源市法制局干部。原审第三人：刘世度，男，汉族，住址和平县，原审第三人：刘世标，男，汉族，住址和平县，原审第三人：刘水林，男，汉族，住址和平县，原审第三人：刘德铃，男，汉族，住址和平县，原审第三人：刘德钦，男，汉族，住址和平县，上述刘世度等五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伟光，广东正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和平县古寨镇三联村鸣东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鸣东小组）及刘胜添等22人因与被上诉人和平县古寨镇三联村梅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梅坑小组）、和平县古寨镇三联村鸣西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鸣西小组）、和平县古寨镇三联村山下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山下小组）、和平县人民政府、河源市人民政府山林行政处理纠纷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6行初8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争议林地座落在古寨镇××村刘风径，共有八块山林。第一块山：地名坑公里，第二块山：地名坑尾①号，第三块山：地名坑尾②号，第四块山：地名苗竹山，第五块山：地名水口，第六块山：地名下窝，第七块山：地名君田里，第八块山：地名长塘尾。原告、第三人对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的古寨镇××村刘风径自然村刘胜添等与刘世度等山林权属处理示意图认定的八块争议山林的坐落、地名及四至范围，没有异议。2010年8月间，刘胜添、刘水才、刘德育、刘德煌、刘德淦与刘世度、刘世标、刘水林、刘德铃、刘焕钦因林权改革外业勾图引发涉案林地的权属争议，经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刘胜添、刘水才、刘德育、刘德煌、刘德淦向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申请涉案林地的调处，因双方当事人涉及鸣东小组、鸣西小组、梅坑小组、山下小组，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将该四个小组列为第三人参与涉案林地的调处。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受理调处申请。在调处期间，第三人刘胜添、刘水才、刘德育、刘德煌、刘德淦提交的证据有：1953年土地改革时期和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户主为刘绍庚、刘世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2份，其中户主刘绍庚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双溪乡鸣风村（即现在三联村刘风径），种类什山，面积四亩，四至是东至山嘴、南至坑公、西至山嘴、北至山顶。备考：绍庚、焕仁、世根、子平、德荫、养光、明光、世阳、绍贞、统光、世樊、世炎、世朋拾叁户共有。户主刘世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有七块山林：分别为：1.地名坑尾，种类什山，面积一亩，四至是东至上屋公山、南至山脚、西至世进山、北至山顶；2.地名坑尾，种类什山，面积一亩五分，四至是东至世进山，南至山脚、西至公山、北至山顶；3.地名苗竹山，种类什山，面积二亩五分，四至是东至山脚、南至大路、西至山顶、北至公山；4.地名水口，种类什山，面积陆分，四至是东至山顶、南至德求山、西至山脚，北至世伙山；5.地名下窝，种类什山，面积八分，四至是东至山顶、南至德仰山、西至山脚、北至世进山；6.地名君田里，种类什山，面积一亩，四至是东至梁亚胜山、南至山顶、西至亚胜山、北至山脚；7.地名长塘尾，种类什山，面积叁分，四至是东至路、南至世阳山、西至山顶、北至绍青山。该证记载的地名分别为苗竹山、坑尾、君田里、下窝，长塘尾、水口的坐落、四至范围与争议的第二块至第八块山林的四至范围吻合，原告、第三人均无异议。被申请人即刘世度、刘世标、刘水林、刘德铃、刘焕钦提供了八份证据：1.户主刘世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载明地名坑尾，种类什山，其中四至北至“公山”；2.户主刘世伙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载明地名下窝山，种类什山，其中四至西至“农会山”，北至“公山”；3.户主刘德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载明：地名下窝山，种类什山，其中四至西、北面至“公山”；4.户主刘世伙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载明：地名下富山，种类什山，其中四至西、北面至“农会山”；5.户主为梁胜业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载明：地名上窝，其中四至西至“公山”。地名石硖，其中四至东至“公山”。第三人主张这五份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林地与户主刘世朋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部分林地相邻，印证刘世朋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的林地即涉案的第二块至第八块山林为“公山”。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组织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相关的镇村干部到争议林地现场勘查，并绘制了古寨镇××村刘风径自然村刘胜添等与刘世度等山林权属处理示意图，申请人、被申请人及镇村干部、勘查人、构图人进行了签名确认，确定了涉案的八块山林的坐落、地名及四至范围。组织争议方进行调解，未果。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14号《处理决定书》，、认定“土改时万善公的两个儿子已将房屋山林之前已分割，才有上屋公山和下屋公山，不存在刘风径公山”，决定涉案的八块山林：（一）所有权××村××、××二个小组所有；（二）管理使用权归：刘世扬、刘荣纯、刘胜添、刘世岳、刘荣敏、刘德钳、刘少广、刘世联、刘水才、刘德荫、刘世雀、刘甜英、刘国林、刘世栖、刘坤月、刘石研、刘东泉、刘荣胜、刘飞燕、刘门宣二十户共有。梅坑小组、鸣西小组、山下小组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向被告河源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源市人民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通知和平县人民政府决定书的申请人刘胜添、刘水才、刘德育、刘德煌、刘德淦和鸣东小组作为第三人参与行政复议审查程序。经复议，被告河源市人民政府认为和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14号《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作出10号《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和平县人民政府的14号《处理决定书》。梅坑小组、鸣西小组、山下小组不服，以涉案第二块至第八块林地属于全村（刘风径）公山，属于刘风径所有小组村民，包括鸣东、鸣西、梅坑、山下村民小组所有村民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和平县人民政府14号《处理决定书》以及河源市人民政府作出的10号《复议决定书》；2.判决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河源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确认本案争议的第二块至第八××山林××坑××、坑××、××、××、××、××田里、××这××山林××坑、山下、××、××小组共同共××自然村全体共有，其经营、管理、使用的权利由该四个村民小组共同享有。另查明，争议山林所在的刘风径村（鸣丰村）村民的祖先万善公从古寨水背迁居而来，生育两个儿子，分别为上屋、下屋，上屋为长子宗儒公，下屋为次子宗学公。三联村鸣丰村现有鸣东小组、鸣西小组、梅坑小组、山下小组四个村民小组。经过时间推移至今，现上屋分布在鸣西小组、山下小组及部分鸣东小组、梅坑小组，下屋分布在部分鸣东小组、梅坑小组。争议双方分布在上述村民小组。1953年填写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户主刘绍庚是第三人刘胜添的父亲，刘世朋是第三人刘德钳的父亲。刘绍庚和刘世朋为宗学公后裔即下屋人，刘胜添、刘德钳认可争议山是下屋共有山林，由其父亲承担填写，在土地改革时期下屋共有十三户人。户主刘德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杂山一块，上厅一间、下厅一间，余坪一块、其中杂山，地名龙头山，四至是东至老祖屋背，南至宗儒公祖屋，西至全村公山，北至下屋人公山。备考宗儒公。原告主张该证是由刘德仰代表上屋承名登记上屋公产，包括上屋宗儒公祠堂及上屋公山“龙头山”。户主刘绍庚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杂山一块。备考下屋十三户人共有。该证记载的杂山即是争议的第一块山林“坑公里”，原告对被告将第一块山林所有权和使用权确权归下屋共有，即鸣东小组、梅坑小组所有，由下屋二十户人共同管理使用，没有异议，认为刘绍庚代表下屋承名登记下屋公产包括涉案的第一块山林“坑公里”，从两证的备考栏记载看，刘风径村（鸣丰村）现存在有上屋公产和下屋公产。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确定涉案山林使用权的二十户人即为土地改革时期“刘绍庚”土改证备考栏注明的十三户人，现在为鸣东小组、梅坑小组部分村民。再查明，在庭审时，原告提交了刘世度的林权证，其中《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xxx，载明林地所有权古寨镇联村委会，林地使用权权利人等均为刘世度，小地名小窝，其中四至“南至刘风径公山”。涉案户主刘世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除登记了涉案的七块山林，还登记有祠堂上厅、祠堂下厅，余坪，经庭审调查，原告、第三人均认可其中载明的祠堂上厅、祠堂下厅、余坪为祖先万善公祠堂，即鸣丰村全村的祠堂。又查明，在庭审时，原告还提供了三份证据：1.登记户主为刘世朋、刘绍庚、刘德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可以证明在土改时，刘世朋、刘绍庚、刘德仰作为土改干部，代表集体承名登记公山，除此，其户下，土改还分有山林归其个人户下管理使用。2.《关于鸣丰村坑尾栗树的处理意见》、《关于鸣丰村角头公家地基及公地（包括井头浴室）的意见》。《关于鸣丰村坑尾栗树的处理意见》的内容是“鸣丰村坑尾栗树属集体种植，经全村代表在1984年十月初九开会讨论，从即日起收回集体管理……（转鸣东、鸣西队）”。《关于鸣丰村角头公家地基及公地（包括井头浴室）的意见》，内容为鸣丰村角头原学校炮台背空地属集体地方，任何人不得侵占，屋基转包个人种植，每年交款一元。经原告、第三人的确认，该两份“意见”上有包括上屋和下屋村民代表盖章确认，即包括现鸣丰村的四个小组村民代表盖章确认，其中就包括涉案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户主刘世朋及本案第三人刘胜添的盖章。坑尾与涉案的其中一块山林地名相同。角头荒地与涉案刘世朋土改证载明的荒地角头地名相同，第三人认可角头荒地原有学校。“意见”可以证明当时在1984年时，坑尾、角头属于集体管理使用。这两份证据，在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调处、河源市人民政府复议期间，原告均未提供。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14号《处理决定书》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二、被告河源市人民政府作出的10号《复议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对于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的古寨镇××村刘风径自然村刘胜添等与刘世度等山林权属处理示意图认定的八块争议山林的坐落、地名及四至范围，有纠纷双方的签名认可，在庭审时，原告、第三人也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对争议的第一块山林地名“坑公里”，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确权归梅坑小组、鸣东小组所有，由刘世扬等二十户人共同管理使用，对此，原告、第三人没有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涉案的其他七块山林在土地改革时期填入户主刘世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告、第三人没有异议。原告认为刘世朋是代表全体刘风径村民承名登记的是鸣丰村公山，第三人则认为刘世朋是下屋人，是宗学公的后裔，代表的是下屋十三户人承名登记下屋人公山。对于刘世朋是代表下屋还是代表全体刘风径村民承名登记山林，各方各自主张不一。1.根据庭审调查，刘世朋是土改干部，其户下有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除涉案土地房产所有证外，还有一份土改证登记土改时分给其户下管理使用的林地。本案第三人刘世朋的儿子刘德钳也予以认可，认为其父亲是代表当时的下屋十三户人承名登记下屋公产。对于涉案土地房产所有证刘世朋是代表下屋人还是全体刘风径村民承名登记，该证备考并无载明。2.从户主刘世朋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涉案山林“坑尾①”“坑尾②”“下窝”“均田里”等的相邻界址的山林权利人刘世进、刘世伙、梁亚胜等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看，接界人均填写为至“公山”，该“公山”指向刘世朋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坑尾①”“坑尾②”“下窝”“均田里”山林，可以印证涉案户主刘世朋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的林地即涉案的第二块至第八块山林为“公山”，但该“公山”是指下屋公山，还是全村公山，指向不明。3.涉案户主刘世朋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涉案山林“坑尾①”东至“上屋公山”。户主刘德仰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龙头山”四至中西至“全村公山”，北至“下屋人公山”。原告提交的刘世度林权证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四至载明“南至刘风径公山”。上述土改证、林权证的四至界址的填写参照物内容可以证明土地改革时期分山至今确系存在“全村公山”“下屋人公山”“上屋人公山”“刘风径公山”的说法，这与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认定的“土改时万善公的两个儿子已将房屋山林之前已分割，才有上屋公山和下屋公山，不存在刘风径公山”相矛盾，被告的认定存在事实不清。4.从庭审的调查看，刘德仰、刘绍庚的后人认可刘德仰、刘绍庚持有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除涉案土地房产所有证外，另有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其自己管理的山林。户主刘德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龙头山”备考“宗儒公”，户主刘绍庚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坑公里”备考绍庚、焕仁等十三户，从两证的备考栏记载看，刘风径村（鸣丰村）确系有上屋公产和下屋公产，当时土改时，刘德仰代表上屋承名登记上屋公产，刘绍庚代表下屋承名登记下屋公产。原告主张既然刘绍庚已经代表下屋13户人承名登记了下屋公产，再让刘世朋代表下屋13户人登记下屋公产，违反常理和土改的政策，原告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况且从涉案户主刘世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登记看，除涉案的七块山林外，还登记了祠堂上厅、祠堂下厅、余坪。经庭审调查，原告、第三人均认可该祠堂上厅、祠堂下厅指的就是万善公祠堂，是鸣丰村全村公产。这与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认定涉案户主刘世朋的土改证登记的是下屋公产，相互矛盾。原告主张同份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记的其他七块山林（即涉案山林）也应属于刘风径全体公产，现有证据，无法排除这一可能性，原告的主张有一定的证据支持。另外，从原告提供的《关于鸣丰村坑尾栗树的处理意见》《关于鸣丰村角头公家地基及公地（包括井头浴室）的意见》，该两份“意见”涉及的坑尾与涉案的其中一块山林地名相同，角头与涉案刘世朋土改证上登记的荒地角头相同，并且上有本案当事人刘胜添及涉案土改证的户主刘世朋的盖章确认，内容可以证明在1984年坑尾、角头荒地属于鸣丰村全体管理、使用。这两份证据指向的土地、荒地，从字义内容上与涉案山林有一定的关联性，是否可以认定原告对涉案山林有管理使用的事实，由于原告在两被告处理决定过程中均未提供，在庭审时才提供，应由被告进一步调查核实。据此，对于刘世朋土改证登记的林地，被告只采纳第三人的证言，认定刘世朋是代表下屋13户人承名登记下屋公产，作出处理决定，将涉案的七块山林确定归原下屋的13户人共有，没有查清涉案的七块山林的历史权属演变过程，存在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且据庭审调查看，现在刘风径村小组的划分不是按照上屋和下屋进行划分，上屋和下屋的小组划分不明显，对于刘绍庚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备注涉及的十三户人，现在分别属于梅坑小组、鸣东小组村民，梅坑小组、鸣东小组并不仅限于下屋人，还包括部分上屋人。被告将争议山林所有权确定归梅坑小组、鸣东小组所有，况且梅坑小组也对该处理不服起诉，该确权不符合尊重历史、照顾现实情况，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存在不当。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被告河源市人民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应起到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作用。诚如上述所言，被诉的14号《处理决定书》的行政行为存在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被告河源市人民政府并未作出撤销、变更的决定，而是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本案中，刘胜添、刘水才、刘德育、刘德煌、刘德淦与刘世度、刘世标、刘水林、刘德铃、刘焕钦因林权改革外业勾图引发涉案林地的权属争议，因争议双方当事人涉及不同的村民小组，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通知了所在村民小组鸣东小组、鸣西小组、梅坑小组、山下小组作为第三人参与调处。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作出被诉的14号《处理决定书》，对涉案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均作了确定。因此，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包括主张所有权的权利人鸣东小组、鸣西小组、梅坑小组、山下小组和纠纷当事人刘世度、刘世标、刘水林、刘德铃、刘焕钦以及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作出被诉处理决定确定涉案林地使用权的权利人刘世扬等20户人。但被告河源市人民政府受理梅坑小组、鸣西小组、山下小组的复议申请后，并未通知刘世度、刘世标、刘水林、刘德铃、刘焕钦和刘世扬等20户人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的复议调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剥夺了刘世度、刘世标、刘水林、刘德铃、刘焕钦及刘世扬等20户人的陈述申辩、举证的权利，违反程序正当原则，程序违法。因此，被告河源市人民政府作出的10号《复议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至于原告的第二个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河源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确认本案争议的第二块至第八××山林××坑××、坑××、××、××、××、××田里、××这××山林××坑、山下、××、××小组共同共××自然村全体共有，其经营、管理、使用的权利由该四个小组共同享有。该诉讼请求超出法院的审理权限，原审法院不作审查。综上，原告梅坑小组、鸣西小组、山下小组请求撤销被诉的14号《处理决定书》和10号《复议决定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河源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河府行复〔2016〕10号）的行政行为。二、撤销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的《关于古寨镇××村刘风径自然村刘胜添等与刘世度等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书》（和府决字〔2015〕14号）的行政行为，由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河源市人民政府、和平县人民政府共同负担。上诉人鸣东小组及刘胜添等22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4、被上诉人5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本案山林纠纷不属界址划定纠纷，而是既涉及到单位之间的林地的所有权归属，又涉及到个人之间的使用权归属，且个人成员又分别不处于同一单位之间。有的成员属鸣东村民小组、有的成员属梅坑村民小组，形成这错综复杂原因单位是主体原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后分立多个集体经济组织而产生。由被上诉人4、被上诉人5进行管辖和受理符合程序。被上诉人5在行政复议中所确认的主体是根据申请人在申请复议中所确认的主体而确认，对原行政行为中的其他主体对否追加通知复议调查，是根据案件情况而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三款“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该条文只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刘世扬等20户人不是原行政行为中“申请人”、“被申请人”中的当事人，行政复议申请时既没有列第三人，也没有申请追加；刘世度、刘世材、刘水林、刘德玲、刘焕钦虽是原行政行为中被申请人，原行政行为作出后，该五人没有提出行政复议，表明该五人服从原行政行为的决定；在行政复议中申请人既没有将上述五人列为复议的第三人，上述五人也没有主动申请追加参与。根据事实，依据法律，是否列为第三人进行复议，由被上诉人5决定，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一审判决认定程序违法错误。二、被上诉人4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上诉理由第一点已经陈诉），是正确的行政行为，被上诉人5的行政行为决定维持正确。一审判决撤销是错判。被上诉人1、2、3与上诉人争议一共有八块山林，在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时期已登记确权，此后一直没有变更过权属登记。其中一块在土改时以户主刘绍庚登记确权，并在备考栏中注明了13户共有户。对此在一审中被上诉人1、2、3已认可是上诉人所有和管理使用，已不存在争议。另七块山在土改时登记在户主刘世朋名下确权，该证据证实权属是刘世朋所有，没有任何记载是公有户，也没有记载与他人共有的事实，但刘世朋及其后人都认可是同自然人上诉人成员共同共有管理使用，不存在与被上诉人1、2、3共有的事实。因为刘世朋及其后人是同自然人上诉人是同宗同族，符合客家人传统习俗，对刘世朋及其后人的自愿行为表示，不应排斥，应当予以认同。被上诉人1、2、3提出是共同共有的公山，既无确权的权属证据，也无旁证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证实被上诉人1、2、3享有共有权属。在被上诉人4进行行政处理中被上诉人1、2、3虽提供旁证《土地房产所有证》四至中有记载至公山，但至谁人公山不清，即无法证明就是刘凤径公山，也即无法证明就是双方当事人的公山。根据上述事实，被上诉人4依据争议山《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事实和刘世朋及其后人的认可事实，作出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是正确的行政行为，符合《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一项，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五项之规定。请求：1、撤销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6行初84号行政判决；2、改判维持和平县人民政府作出和府决字【2015】14号《处理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以及河源市人民政府作出河府行复【2016】10号《复议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被上诉人梅坑小组、鸣西小组、山下小组二审答辩称：第一、原审各方当事人对14号《处理决定书》涉及的七块争议山坐落、地名及四至范围均无异议；争议点主要系在涉案七块山的承名登记人刘世朋系代表上诉人还是代表包括争议各方在内的刘风径全村村民承名登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的问题）。第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被诉14号《处理决定书》认定的“土改时万善公的两个儿子已将房屋山林之前已分割，才有上屋公山和下屋公山，不存在刘风径公山”明显与客观事实相矛盾。刘风径村一直存在全村公山，和平县人民政府的确权行为认定明显存在事实不清。第三，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答辩人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对涉案七块争议土地具有长期管理的事实，而14号《处理决定书》罔顾这一事实，存在明显认定事实错误。第四，14号《处理决定书》所认为的“下屋分得刘绍康《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及刘世朋《土地房屋所有证》上所载明的房屋林地”与各方当事人均在庭审时认可的“刘世朋《土地房屋所有证》载明的该祠堂上厅、祠堂下厅指的是万善公祠堂，是鸣丰村全村（含上屋和下屋）公产”相互矛盾。而且决定书说法不符合农村以平均分配为原则的分家析产风俗。第五，被诉的14号《处理决定书》当中的确权结果不符合“尊重历史、照顾现实情况，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确权行为存在明显不当。原审法院查明情况属实，认定合法合理。第六，河源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时确实遗漏了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属于程序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复议机关河源市人民政府作出复议时程序错误适用法律正确。第七，原审法院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为查明案件事实，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原审法院有权追加第三人，一审法院未遗漏任何必要当事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和平县人民政府二审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查明事实清楚，认定证据确凿。（一）争议山基本情况，争议山坐落在古寨镇××村刘风径，共计8块山林，经双方代表到实地现场确认，对坐落地点无异议。（二）双方提供权属证据及管理事实。1、第三人（原案被申请人）在土改时期没有填发土地证，审理期间，向答辩人提交了八份旁证，旁证①、②为刘世进的土地证；旁证③：刘德仰的土地证；旁证④：刘世伙的土地证；旁证⑤：刘世朋土地证，载明房屋。以上5份土地证不涉及争议山。旁证⑥、⑦、⑧分别是刘水材、刘德钳、刘金水三人的受理林权登记及公示表，与争议山无关。2、上诉人（原案申请人）向答辩人提交了2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户主名为刘绍庚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涉及争议山林的第一块，土地证最后注明：绍庚、焕仁、世根、子平、德荫、养光、明光、世阳、绍贞、统光、世樊、世炎、世朋、拾叁户共有；户主刘世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涉及争议山中的第二至第八块山。3．管理事实问题：听证会上争议双方均称对争议山进行过管理。但争议双方均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管理收益事实。（三）本案争议的事实焦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答辩人作出的和府决字[2015]14号《处理决定书》行政行为是否合法。1、(2016)粤16行初84号以第三人在庭审时提交的刘世度林权证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中载明“南至刘风径公山”推断存在刘风径公山，进而判定答辩人认定存在事实不清。在答辩人审理本案期间，已告知争议双方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告知后，第三人（原案被申请人）并未向答辩人提交刘世度林权证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因此，第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该《登记表》在本案中不属确权证据。2、(2016)粤16行初84号以第三人在庭审时提交《关于鸣丰村坑尾栗树的处理意见》、《关于鸣丰村角头公家地基及公地（包括井头浴室）的意见》推测“是否可以认定原告对涉案山林有管理使用事实”，由此认定答辩人审理案件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在答辩人审理本案期间，已告知争议双方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告知后，第三人（原案被申请人）并未向答辩人提交以上两份《意见》，因此，第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刘风径的祖先万善公从古寨水背迁居而来，生育二个儿子，分居上屋下屋，上屋为长子宗儒公（即原案被申请人），下屋为次子宗学公（即原案申请人）。目前，古寨镇××村刘风径共有鸣东、鸣西、梅坑、山下四个村民小组。鸣西、山下村民小组是上屋长子宗儒公的后裔，鸣东、梅坑村民小组是上屋长子宗儒公后裔和下屋次子宗学公后裔混居。刘世朋和刘绍庚为梅坑村民小组村民，刘绍庚《土地房产所有证》注明的十三户人均属宗学公后裔，分布在梅坑村民小组、鸣东村民小组。刘世朋《土地房产所有证》名下的六口人，填证时均属于梅坑村民小组村民，后代分布在梅坑村民小组、鸣东村民小组，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户主为刘世朋、刘绍庚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鸣西村民小组、山下村民小组与争议山没有利害关系，因此答辩人做出的和府决字[2015]1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处理给梅坑、鸣东二个村民小组是正确的，查明事实清楚，认定证据确凿。二、答辩人作出的[2015]14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本案由上诉人（原案申请人）向答辩人提出林地权属行政调解处理申请。接受材料后，依法进行了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依法受理，立案处理。立案后，进行了实地勘查和举行了听证、质证，在查实证据的基础上，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之规定，作出(2015)14号《处理决定》，因此，答辩人的行政行为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河源市人民政府二审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10号《复议决定书》查明事实清楚，认定证据确凿。争议山坐落在古寨镇××村刘风径，共计8块山林。复议期间，第三人（原审原告）向答辩人提交了三份《土地证》，分别是户主名为刘世朋的《土地证》，该证涉及八块争议山林中的第二块至第八块；户主名为刘德仰的《土地证》，该证不涉及争议山；户主名为刘绍庚的《土地证》，该证涉及争议山林的第一块，土地证最后注明：绍庚、焕仁、世根、子平、德荫、养光、明光、世阳、绍贞、统光、世樊、世炎、世朋拾叁户共有。上诉人向答辩人提交了两份《土地证》，分别是刘世朋的《土地证》和刘绍庚的《土地证》。目前刘风径村共有四个村民小组，鸣西、山下村民小组是上屋长子宗儒公的后裔，梅坑、鸣东村民小组是上屋长子宗儒公后裔和下屋次子宗学公后裔混居。刘世朋和刘绍庚为梅坑村民小组村民，刘绍庚《土地证》注明的十三户人分布在梅坑村民小组、鸣东村民小组。根据第三人提供的户主为刘世朋、刘绍庚的《土地证》证明申请人鸣西村民小组、山下村民小组与争议山没有利害关系，和平县政府将争议山确权给鸣东、梅坑村民小组所有是正确的。因此，答辩人作出的（河府行复[2016]10号）复议决定查明事实清楚，认定证据确凿。二、答辩人作出的（河府行复[2016]10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10号《复议决定书》。原审第三人刘世度等5人二审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山林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审判决撤销和平县人民政府作出和府决字(2015]14号《处理决定》以及河源市人民政府作出河府行复[2016]10号《行政复议决定》的处理结果是否恰当。本案中，对于和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的古寨镇××村刘风径自然村刘胜添等与刘世度等山林权属处理示意图认定的八块争议山林的坐落、地名及四至范围，有纠纷双方的签名认可，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争议的第一块山林地名“坑公里”，和平县人民政府确权归梅坑小组、鸣东小组所有，由刘世扬等二十户人共同管理使用，对此,各方均无异议。各方对剩下的另外七块山林的权属存在争议。涉案的其他七块山林在土地改革时期填入户主刘世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对于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各方争议之处在于梅坑、鸣西、山下小组认为刘世朋是代表全体刘风径村民承名登记的，是鸣丰村公山，第三人则认为刘世朋是下屋人，是宗学公的后裔，代表的是下屋十三户人承名登记下屋人公山。根据一审庭审调查，刘世朋是土改干部，其户下有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除涉案土地房产所有证外，还有一份土改证登记土改时分给其户下管理使用的林地。本案第三人刘世朋的儿子刘德钳也予以认可，认为其父亲是代表当时的下屋十三户人承名登记下屋公产。对于涉案土地房产所有证刘世朋是代表下屋人还是全体刘风径村民承名登记，该证备考并无载明。从户主刘世朋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涉案山林“坑尾①”“坑尾②”“下窝”“均田里”等的相邻界址的山林权利人刘世进、刘世伙、梁亚胜等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看，接界人均填写为至“公山”，该“公山”指向刘世朋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坑尾①”“坑尾②”“下窝”“均田里”山林，可以印证涉案户主刘世朋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的林地即涉案的第二块至第八块山林为“公山”，但该“公山”是指下屋公山，还是全村公山，指向不明。涉案户主刘世朋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涉案山林“坑尾①”东至“上屋公山”。户主刘德仰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龙头山”四至中西至“全村公山”，北至“下屋人公山”。梅坑、鸣西、山下小组提交的刘世度林权证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四至载明“南至刘风径公山”。上述土改证、林权证的四至界址的填写参照物内容可以证明土地改革时期分山至今确系存在“全村公山”“下屋人公山”“上屋人公山”“刘风径公山”的说法，这与和平县人民政府认定的“土改时万善公的两个儿子已将房屋山林之前已分割，才有上屋公山和下屋公山，不存在刘风径公山”相矛盾，和平县人民政府的认定存在事实不清。从一审庭审的调查看，刘德仰、刘绍庚的后人认可刘德仰、刘绍庚持有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除涉案土地房产所有证外，另有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其自己管理的山林。户主刘德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龙头山”备考“宗儒公”，户主刘绍庚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坑公里”备考绍庚、焕仁等十三户，从两证的备考栏记载看，刘风径村（鸣丰村）确系有上屋公产和下屋公产，当时土改时，刘德仰代表上屋承名登记上屋公产，刘绍庚代表下屋承名登记下屋公产。梅坑、鸣西、山下小组主张既然刘绍庚已经代表下屋13户人承名登记了下屋公产，再让刘世朋代表下屋13户人登记下屋公产，违反常理和土改的政策，梅坑、鸣西、山下小组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况且从涉案户主刘世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登记看，除涉案的七块山林外，还登记了祠堂上厅、祠堂下厅、余坪。一审庭审调查中，梅坑、鸣西、山下小组、第三人均认可该祠堂上厅、祠堂下厅指的就是万善公祠堂，是鸣丰村全村公产。这与和平县人民政府认定涉案户主刘世朋的土改证登记的是下屋公产，相互矛盾。梅坑、鸣西、山下小组主张同份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记的其他七块山林（即涉案山林）也应属于刘风径全体公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从梅坑、鸣西、山下小组提供的《关于鸣丰村坑尾栗树的处理意见》《关于鸣丰村角头公家地基及公地（包括井头浴室）的意见》，该两份“意见”涉及的坑尾与涉案的其中一块山林地名相同，角头与涉案刘世朋土改证上登记的荒地角头相同，并且上有本案当事人刘胜添及涉案土改证的户主刘世朋的盖章确认，内容可以证明在1984年坑尾、角头荒地属于鸣丰村全体管理、使用。这两份证据指向的土地、荒地，从字义内容上与涉案山林有一定的关联性，是否可以认定梅坑、鸣西、山下小组对涉案山林有管理使用的事实，由于梅坑、鸣西、山下小组在和平县人民政府及河源市人民政府处理过程中均未提供，在一审庭审时才提供，应由政府进一步调查核实。据此，对于刘世朋土改证登记的林地，和平县人民政府只采纳第三人的证言，认定刘世朋是代表下屋13户人承名登记下屋公产，作出处理决定，将涉案的七块山林确定归原下屋的13户人共有，没有查清涉案的七块山林的历史权属演变过程，存在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且据一审庭审调查看，现在刘风径村小组的划分不是按照上屋和下屋进行划分，上屋和下屋的小组划分不明显，对于刘绍庚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备注涉及的十三户人，现在分别属于梅坑小组、鸣东小组村民，梅坑小组、鸣东小组并不仅限于下屋人，还包括部分上屋人。和平县人民政府将争议山林所有权确定归梅坑小组、鸣东小组所有，梅坑小组也对该处理不服起诉，该确权不符合尊重历史、照顾现实情况，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存在不当。河源市人民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对被诉的14号《处理决定》存在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未予以纠正，存在错误。综上，原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改判的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和平县古寨镇三联村鸣东村民小组及刘胜添等22人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曾沧审判员  黄伟明审判员  罗 燕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文蓝王秋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