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37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伟，男，195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彦，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荣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海乐路****。法定代表人：马立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美娟，该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伟，该司职员。上诉人杜伟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荣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泰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26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荣泰公司退还杜伟合同保证金10000元；改判荣泰公司退还2013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杜伟多交的社会保险金21698.48元；改判荣泰公司退还多收的承包费22648.32元，合计54346.8元；2.荣泰公司支付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1.杜伟支付的33万元并非是预付款，而是一次性买断粤Ａ×××**号出租车经营权的全部承包费。（1）杜伟之前均是以一次性买断粤Ａ×××**号出租车和粤Ａ×××**号出租车经营权的方式挂靠荣泰公司经营。（2）双方于2013年5月14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是按7650元／月支付承包费，杜伟没有支付33万的预付款的合同义务，但杜伟一次性支付33万元与以往买断经营权方式相同，证实杜伟仍然是通过一次性买断粤Ａ×××**号出租车经营权方式履行义务实现权利。荣泰公司的上述行为很明显违反了广州交委联合广州市物价局早在2007年11月4日下达的《关于规范我市出租汽车承包费管理的通知》（穗价[2007]237号）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出租汽车企业不得出租汽车经营权、以车辆挂靠、一次性“买断”、收取“风险抵押金”“财产抵押金”“运营收入保证金”和“高额承包”等方式转嫁投资和经营风险，牟取暴利”）。荣泰公司害怕造遭投诉和举报，不肯签订买断协议，而是以承包合同为幌子来掩盖其违法行为。2.2015年8月，双方重新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承包费是第二年每月承包费7850元，第三年每月承包费8350元，第四年每月承包费6850元。（1）根据第二次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第一年每月承包费8850元，第二年每月承包费7850元，第三年每月承包费8350元，第四年每月承包费6850元是双方最终的结算标准。《情况说明》仅是杜伟因另案无责任事故赔偿案件中荣泰公司开具给白云区人民法院使用的。（2）《抵扣方式》中第一年每月承包费8850元，第二年每月承包费8350元，第三年每月承包费7850元，第四年每月承包费7350是不全面不完整，并非实际执行标准，其中不包含荣泰公司私自返还500元／月的费用，双方在2017年2月24日进行最终结算时荣泰公司予以一次性扣减该利息补偿。（3）2014年广州交委等部门下令对荣泰公司进行整改，要求返还收取的一次性“买断”费用给司机，但荣泰公司仍拒绝退款，强迫杜伟同意承包费从“买断”款中抵扣，同时希望按交委规定的新指导价开具收据并承诺从2014年6月开始每月遵循以往惯例，私下转给杜伟500元利息作为未退回“买断”款本金的补偿，因此，2014年6月是双方采取固定承包费和递减承包费的分水线，杜伟最终无奈只好签字，但要求把其承诺返还500元的利息补偿写在承包合同里，故双方形成的最后一份《承包合同》里，明确确定了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和第五年的承包分别是7850元、7350元、6850元、6350元。因此，一审法院第六页第四段查明的荣泰公司2015年12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关于承包费标准与实际情况不符，对此，杜伟在一审阶段也予以了说明，并提供了白云区法院的受理通知书予以证实该情况说明是另外案件的用途，并非是双方内部对承包费的确认。（4）2015年8月的清退协议书中所指的374419元，根据抵扣方式中的“已收费用”可知，是指杜伟交纳的33万元和另行交纳的现金44419元，并不包括合同保证金1万元和车辆残值。且，双方关于费用的结算并不全面不完整，荣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另行支付500元／月的利息给杜伟，否则杜伟没有理由同意更改收费标准更高的要求。另外，在清退协议中，荣泰公司称杜伟确认其不存在任何违规收据承包费的行为，以及杜伟向荣泰公司缴交的所有费用均由双方确认合规合理且由杜伟自愿缴交，杜伟没有任何异议和争议，明显是与事实不符的，这与我国社会保险法和交委[2007]237号）文的规定相违背。3.杜伟已付和应付荣泰公司承包款查明错误。（1）2016年9月26日，杜伟回公司对账清算，当天荣泰公司抵扣应付给荣泰公司的交通理赔款8785.12元、安全奖励3000元、失业人员补贴4133.65元，公司财务黄小姐对账后退回杜伟146.24元现金，双方并在《收据》上予以注明确认，故可以认定杜伟在2016年9月26日实际支付15772.44元。（2）2017年2月双方因社保补交问题产生更大争议，杜伟告诉荣泰公司必须为杜伟购买社保，荣泰公司则以催款方式要求杜伟回去交清费用，荣泰公司称不交车就按交委和物价局规定收费，2月24日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杜伟自愿交车，荣泰公司同意按杜伟的《承包合同》收费，荣泰公司出具收款收据注明“今收到杜伟到2017年2月24日合同费用17476元，减2015年燃油5762.59元，减2016年4—9月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企业部分）7329.90元，减杜伟安全互助金2000元，实收5329.9元，故2017年2月24日，杜伟实际一共支付17476元合同费给荣泰公司，且双方已经按承包合同全部结清承包费。（3）2017年2月24日收款收据计算错误。2017年2月24日杜伟应付的合同费用为17476元，减去荣泰公司应退回给杜伟的2015年燃油5762.59元，减去应退回给杜伟的2016年4—9月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企业部分）7329.90元，再减去应退回给杜伟的安全互助金2000元后的余额为2383.51元，而非5329.9元，因此，荣泰公司多收5329.9—2383.51=2946.39元。基于以上数据，杜伟应有如下金额可以用于抵扣承包费和个人应付社保费，荣泰公司应当清退款374419元，2016年9月26日支付15772.44元，2017年2月24日17476元，合同保证金10000元，因计算错误而多收的2946.39元，合计420613.83元，而非一审法院查明的405589.58元。（4）2013年3月6日—2014年6月期间，双方一直是以7650元／月进行结算14个月另24天，合计113022元（2013年3月24天承包费为5922元）；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是以8370元／月结算，合计66960元；2015年3月到2016年2月按7870元／月结算12个月，合计94440元；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24日，按7370元／月计算11个月另24天，合计86775元（2017年2月份24天承包费应收5705元），以上承包费社保费合计361197元；2013年3月至2015年2月期间，是杜伟以另外以现金形式支付社保费，2015年3月—2016年8月期间的社保费17590元，双方同意从杜伟一次性买断款中抵扣，期间社保费抵扣金额和开始抵扣时间与抵扣清单上的数据一致，这也是当时杜伟在抵扣清单上签字的根本原因，但杜伟签字时忽略了在的承包费数据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合的问题，自2016午9月至2017年2月杜伟应付社保费是6707.08元，米伟社保费已付，综上杜伟应付社保承包费合计388887.08元，杜伟可以用于抵扣承包费和社保费为420613.83元，因此，荣泰公司应退杜伟31726.75元。4.承包合同期内荣泰公司的企业经营资质不清，无法确认其收费指导标准。5.承包合同期内，荣泰公司是否为杜伟交纳了个税不清。一审阶段，荣泰公司要求杜伟交纳个税，但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代交成功的税局出具的代缴代扣证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荣泰公司与杜伟签订合同附件约定由杜伟承担依法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险费是违法，不受法律保护，不具有法律约束力。（1）本案中的承包合同及其附件是荣泰公司制订的，重复利用和司机签订的格式化文书，杜伟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荣泰公司处于市场主导和强势地位，双方地位的不平等致使广大根本没有修改权和建议权。本案中，荣泰公司在对荣泰公司应交企业社保部分由杜伟自行承担的约定，改变了承包合同中双方主要权利义务，减轻了荣泰公司的企业法定责任，加大了杜伟作为劳动者的劳动成本，明显不合理。（2）上述约定条款违反了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社会保险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第十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第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第二十三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第四十四条：“职工应当参加失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失业保险费”。第五十三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3）上述约定条款违反了广州市交委广州市物价局穗价[2007]237号文相关规定，其中第七条规定荣泰公司收取的承包费应当包含了出租汽车企业提供以下管理和服务内容的成本：…（四）提供管理和服务：加强企业管理，按法律法规规定缴交费，其中当然包括了为杜伟交纳社保而产生的企业应付社保费。上述出租汽车企业的管理服务成本已包含在承包费基准价中，出租汽车企业不得另立项目重复收费。第十一条规定，为司机参加社会保险的出租汽车企业，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后，承包费可以在基准价的基础上增加，增加幅度不得超过出租汽车为司机参加社会保险的实际支出；第十五条规定，出租汽车承包费以外，司机需另行自付个人所得税、应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第十八条规定，本通知规定以外，出租汽车企业不得向司机另行收取其他任何费用。出租汽车确有必要新增收费项目，应当报送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经批准后方可收取。本案中，荣泰公司要求杜伟直接承担应由荣泰公司交纳的社保费，视为间接新增收费项目。承包合同附件中约定乙方（杜伟）承担税费明细表中只规定了乙方（杜伟）应承担的社保费用，而没有约定由杜伟承担企业应付社会保险费。2.虽然杜伟有帮助米伟代付社保费的事实，但杜伟的代理行为，不应当作为杜伟有法定支付义务或口头约定在米伟不支付社保费时，杜伟有必须向荣泰公司代付代理费的合同义务。况且，本案中，米伟的社保费实际已经向荣泰公司支付过了，不存在拖欠事实。3.2017年2月24日，因杜伟多次主张补交社保仲裁和诉讼权益，荣泰公司违约提前通知收车，双方就合同费用进行了抵扣和结清，当天双方应当是互不相欠，如前所述，涉案车辆是杜伟在2013年3月6日，花了33万元一次性买断的，双方所签订的承包合同当初，其实对双方并无任何法律拘束力和实际执行力，荣泰公司只是为了应付广州市交委的检查，双方的补充协议也没有在广州市交委备案并申报收取应由其交纳的社保费，基于以上原因，请求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三）（2017）粤0106民初26050号判决书把保证金10000元及车辆残值合计为374419元，是与事实不符的，在判决书中也没有提2016年国家补给的燃油费及国家对失业人员的补贴。在（2018）粤01民终20193号判决中，已认定荣泰公司称2013年3月6日至2017年2月24日杜伟应交承包费、个税共386990.1元。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4日杜伟应交的社保费用为46627.66元，其公司已收费为405589.58元。确认374419元公司应给乙方，2016年9月26日公司收15772.44元，2017年2月24日收17476元，法院判决28028.18-10000元保证金=18028.18元，2017年2月24日代米伟交社保6707.08元，五项款数共向荣泰公司交费、社保共442402.7元，最后法官认定：杜伟提出上述三笔款项可以抵扣承包费和社保费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三笔款项是：1.国家对每台去租车的燃油补助2016年为10779.21元，公司已将4334元支付杜伟对班司机米伟，2.款项是国家对失业办员社会保险补贴金，2017年2月24日荣泰公司只给杜伟到2016年9月，从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补贴金共计3690元，3笔款项是荣泰公司多收8784.94元。综上，1.公司金收8784.94元。2.国家燃油补贴：6445.21元。3.国家对失业人员补贴3690元。杜伟上诉请求荣泰公司返还多收承包费22648.32元及公司多收社会保险金13216.14元，是完全有法律依据的。上述五个款项共计5484.61元，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被上诉人荣泰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所依据的《承包合同》及相关协议合法有效，且双方已经按照该约定履行，杜伟上诉的理由依然纠缠在一审判决不予采信的已经变更的且从未履行的无效证据中，该理由不能成立。（二）杜伟所提出的5点理由不能成立。1.荣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双方实际履行的《承包合同》《协议书》《杜伟欠费明细表》等证据充分证明了荣泰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而杜伟在上诉状中依然对双方己确认变更的或者无效的关于第一份合同、第二份合同已变更的收费标准等证据再次论述，并没有新的证据证明其上诉的事实存在，荣泰公司持有生效法律判决书(2017)粤0106民初16093号案中涉及双方承包费的结算以及保证金的处理，并有(2018)粤01民终20193号的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所以杜伟所述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承包费数据问题，对此数据双方有明确的合同约定和实际履行的数据相对应，杜伟提出的相关证据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错误的。3.关于荣泰公司企业经营资质证书问题，经生效的判决(2017)粤106民初16093号查明，企业经营资质证书显示：荣泰公司为一类企业。（二）一审判决认定杜伟应缴纳承包费和社保费等的事实清楚，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晰、明确，并有生效法律判决予以证明，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合同约定。1.根据已经生效的判决(2017)粤0106民初16093号和(2018)粤01民终20193号的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同时双方存在着劳动关系和承包关系相互依存的特殊性，各项费用的承担及司机的工资收入应该按照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相关约定来处理，也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也应由杜伟在营运收入中承担，荣泰公司只是履行代缴代付的义务，并不是费用承担主体。2.根据荣泰公司在一审所提交的《承包合同》及附件、2018年8月签订的《协议书》等一系证据，证明杜伟具有缴纳承包费和社保费等相关费用的责任和义务。3.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粤高法发【2018】2号第一条规定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杜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杜伟的上诉请求。杜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荣泰公司退还杜伟合同保证金10000元；2.判令荣泰公司退还2013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杜伟多交的社会保险金13216.14元；3.判令荣泰公司退还多收的承包费22648.32元；4.判令荣泰公司赔偿杜伟提前收车违约金5000元；5.判令荣泰公司支付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4月4日，杜伟（乙方）与荣泰公司（甲方）签订《挂靠合同协议》约定：合作期内甲方提供出租小汽车有偿使用经营权（牌）一个给乙方使用，车牌号码粤Ａ×××**。车辆产权归乙方所有。车辆在正式营运前乙方向甲方缴交合同保证金一万元，合同期满后三个月后保证金归还乙方。合作期为2002年2月5日至2003年2月4日止。合作期满，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续约的权力。2004年12月6日，杜伟（乙方）与荣泰公司（甲方）签订《营运合同协议》约定：合作期内甲方提供出租小汽车有偿使用经营权（牌）一个给乙方使用，车牌号码粤Ａ×××**。车辆产权归乙方所有。车辆在正式营运前乙方向甲方缴交合同保证金一万元，合同期满后三个月内清理交通违章和客运投诉个案后，保证金才退还乙方。营运期为2004年12月6日至2012年12月5日止。营运期满，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续约的权力。2013年3月6日，杜伟（乙方、承包方）、胡开福（乙方、承包方）与荣泰公司（甲方、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甲方聘用乙方从事出租汽车营运服务并向乙方提供具备营运资格的出租汽车，乙方须服从甲方管理，按照双方约定交纳承包费和其他费用，超收自留、欠收自补，承包期满按约定将车辆及其附件返还给甲方。车辆由两名驾驶员共同承包，对甲方承担连带责任。承包车辆一辆、车牌号码粤Ａ×××**。车辆所有权属于甲方，乙方不得有转让、抵押或其他任何侵犯车辆所有权的行为。承包期共五年，即从2013年3月6日起至2018年3月3日止。甲方应根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及我市上年度出租汽车平均每小时营运收入测算标准核定承包费。双方约定每月承包费按如下约定缴付（已减扣相关劳动合同中所约定的工资）：第一年每月承包费7650元、第二年每月承包费7650元、第三年每月承包费7650元、第四年每月承包费7650元、第五年每月承包费7650元，除承包费外每月每台车缴纳个人所得税90元。合同期内，甲乙双方各自承担本合同约定的税费，具体详见合同附件1、合同附件2。乙方缴交承包费和其他税费的时间为每月5日前，如遇节假日顺延，甲方收款后应出具收款凭证。签订本合同时，由乙方二人共同向甲方一次性缴交合同保证金一万元。如乙方在本合同期限内发生欠费、违约或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等情况的，在甲方通知乙方后，乙方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相应义务的，甲方有权按照乙方欠费及违约金总金额，或事故责任比例应负责部分直接扣减保证金。合同期满后，乙方已履行合同和已处理完交通事故及赔偿责任、交通违法、营运违章及其他债权债务等的，甲方应于合同期满之日起90日内予以无息退还保证金。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本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和其它费用。乙方有权使用甲方提供的车辆，并获得收益，自负盈亏，及时交付本合同约定的费用。由于乙方原因导致车辆无法营运，使甲方利益受损，乙方要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合同期内，甲方无故提前终止合同的，应分别按下列情况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终止合同时，未履行期限达合同总期限80%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5000元；终止合同时，未履行期限达合同总期限20%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2000元。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时，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收回车辆使用权和各种证照，取消乙方的营运资格，并不予退还合同保证金：拖欠应付款项累计达5000元以上或逾期15天没支付承包款的；一年内发生2次以上全责交通事故或3次以上服务违章的；未经甲方同意将车辆交由他人驾驶的。上述合同附件1约定：甲方承担税费包括车辆保险；附件2约定：乙方承担税费包括按规定乙方应承担的社保费用等。附件3甲、乙双方对《劳动合同》有关条款的书面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为乙方参加社会保险，甲、乙双方约定社会保险之乙方个人承担部分和甲方承担部分均由乙方自行通过履行《承包合同》行为全部自行承担，相关费用由乙方每月随同承包费一同交给甲方（包括乙方个人承担部分和甲方承担部分），由甲方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上述合同签订后，杜伟向荣泰公司支付了预付款330000元。2013年5月14日，荣泰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AU2Q47合同保证金10000元。2015年8月，荣泰公司（甲方）与杜伟（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承包车车牌号码粤Ａ×××**。自乙方在甲方运营该出租车辆至今（即自2013年3月6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乙方确认甲方对其不存在任何违规方式收取包括但不限于承包费等相关费用的行为；乙方向甲方缴交的所有费用均由甲、乙双方清晰确认合规合理且均系由乙方自愿向甲方缴交；乙方明确确认对此一直不存在任何异议和争议。基于当下行业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近期有关文件精神的要求，结合甲方公司和乙方相关实际情况，甲、乙双方在自愿充分、准确清晰地基础上查证核实相关费用的收取实际，双方同意就涉及承包费、车辆残值、合同保证金等费用的收取与退还通过本协议书做一次最终的清退处理；综上，经最终核实，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清退合计374419元给乙方；乙方承诺对上述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不再存在任何异议和争议，此次清退是双方对此事项的最终处理。具体清退方式为甲方将清退总金额374419元给乙方，双方一致同意清退总金额可从乙方每月应支付给甲方的相关费用中逐月抵扣，直到上述金额抵扣完毕。抵扣完毕后甲方即履行完本协议书约定的支付义务。抵扣时间自2013年3月至2016年8月31日止。（抵扣方式见附件2）车辆残值归甲方所有。综合本协议书上述事实和情形，乙方在此郑重承诺不再就上述事实和情形向甲方提出任何异议和要求；乙方亦承诺不再就上述事实和行为向政府有权部门或法院再行主张任何权利和提出任何异议。上述协议附件《抵扣方式》列明自2013年4月起第一年每月的承包费为8870元、第二年每月的承包费为8370元、第三年每月的承包费为7870元、第四年每月的承包费为7370元。自2013年3月至2016年8月已收费用为374419元、应收费用中的承包费为343823元、应收费用中的社保费为35461.16元。粤Ａ×××**车预交款冲抵2013年3月至2016年8月每月承包费及2015年3月至2016年7月社保费（按实际发生数多退少补），2016年8月起所有预收款已冲抵完毕，此后的承包费及社保费须按合同缴费。另手写部分注明：以上预交款冲抵完毕后，从2016年8月粤Ａ×××**的承包费及社保费按时现金交付。杜伟在上述附件上签名确认。上述《协议书》签订后，杜伟与荣泰公司再次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粤Ａ×××**车辆承包期共五年，从2013年3月6日起至2018年3月3日止，第一年每月承包费8850元、第二年每月承包费7850元、第三年每月承包费7350元、第四年每月承包费6850元、第五年每月承包费6350元，除承包费外每月每台车缴纳个人所得税20元。合同期内，双方各自承担本合同约定的税费，具体详见合同附件1、附件2。附件2列明杜伟承担的税费包括按规定乙方应承担的社保费用等。附件3约定荣泰公司为杜伟参加社会保险，双方约定社会保险之杜伟个人承担部分和荣泰公司承担部分均由杜伟自行通过履行《承包合同》行为全部自行承担。2015年11月30日，荣泰公司向杜伟发出《情况说明》载明：荣泰公司与杜伟签订的粤Ａ×××**出租车《承包合同》中第五条第一款乙方（杜伟）每月缴付的承包费（已减扣相关劳动合同中所约定的工资）标准为：第一年每月承包费8850元；第二年每月承包费8350元；第三年每月承包费7850元；第四年每月承包费7350元；第五年每月承包费6850元。原合同中的递减标准有误。杜伟于2015年12月30日在上述《情况说明》上签名确认。2017年2月24日，荣泰公司与杜伟签订《提前终止合同收车函》载明：由于粤Ａ×××**车承包人杜伟与荣泰公司产生合同纠纷，存在异议，荣泰公司提前在2017年2月24日收回粤Ａ×××**车，同时终止杜伟与荣泰公司的《承包合同》。同日，杜伟与荣泰公司进行了结算，杜伟向荣泰公司补缴了款项5329.9元。荣泰公司向杜伟出具的结算《收据》上载明：“今收到杜伟到2017年2月24日合同费用17476元减2015年燃油5762.59元减2016年4-9月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企业部分），实收7329.9元－2000元（杜伟安全互助金）＝5329.9元（实收）。2016年7-9月补收社保328.68元未交、2016年9月-2017年2月社保费未交”。另查明，2007年11月4日，广州市物价局与广州市交通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规范我市市区出租汽车承包费管理的通知》【穗价（2007）237号】规定，为司机参加社会保险的出租汽车企业，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后，承包费可以在基准价基础上增加，增加幅度不得超过出租汽车企业为司机参加社会保险的实际支出。出租汽车企业不得利用出租汽车经营权，以车辆挂靠、一次性“买断”、收取“风险抵押金”、“财产抵押金”、“运营收入保证金”和“高额承包”等方式向司机转嫁投资和经营风险，牟取暴利。出租汽车企业可以向司机收取合理的合同保证金，按不超过10000元/车收取，合同期满退回。再查明，荣泰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以杜伟为荣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杜伟支付承包款28028.18元及逾期缴费违约金。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7）粤0106民初16093号《民事判决书》，杜伟提起了上诉。该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论述杜伟欠付荣泰公司28028.18元承包费，但应扣除杜伟已缴纳的保证金10000元，故根据公平原则判令杜伟向荣泰公司支付18028.18元。杜伟于2017年8月15日以荣泰公司为荣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粤0106民初20013号《民事判决书》并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法院认定及理由部分载明杜伟的确存在违反双方《承包合同》的行为，且按照杜伟的陈述，荣泰公司有先通知其回公司结清合同费用，而杜伟亦在荣泰公司发出的《提前终止合同收车函》上签名并如期交回了运营的出租汽车，尚无证据显示其曾对此提出异议，故荣泰公司解除双方的《承包合同》并无不当。一审庭审中，杜伟及荣泰公司均确认2017年2月24日的《收据》是双方结算后出具的，但杜伟认为上面计算有误，当时其也缴费了。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杜伟要求荣泰公司退还多收承包费22648.32元、保证金10000元以及赔偿提前收车违约金5000元的问题。杜伟与荣泰公司于2015年8月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双方同意就涉案车辆涉及的承包费、车辆残值、合同保证金等费用的收取与退还通过该协议书做一次最终的清退处理，经最终核实，双方一致同意荣泰公司清退合计374419元给杜伟，杜伟承诺对上述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不再存在任何异议和争议，此次清退是双方对此事项的最终处理。可见，上述协议书涉及的结算项目已包括了承包费以及保证金，并确认荣泰公司应清退共374419元，杜伟亦在附件《抵扣方式》上签名确认上述清退款的清退方案。且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抵扣方式》与2015年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杜伟确认的《情况说明》的承包金额能够相对应，故一审法院对于荣泰公司主张双方实际按2015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内容履行的主张予以确认，杜伟主张《协议书》签订后仍按2013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履行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杜伟及荣泰公司均确认双方于2017年2月24日经结算出具了《收据》，杜伟根据收据上的内容向荣泰公司补缴了费用5329.9元，现杜伟以2013年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承包费标准主张荣泰公司多收承包费与事实不符。另外，（2017）粤0106民初20013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已查明荣泰公司提前收车并无不当，杜伟未提交证据证明荣泰公司存在其他违约行为。（2017）粤0106民初16093号案中亦涉及双方承包费的结算以及保证金的处理。综上，现杜伟要求荣泰公司退还多收承包费22648.32元、保证金10000元以及赔偿提前收车违约金5000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关于杜伟要求荣泰公司退还多交的社会保险金13216.14元的问题。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社会保险之杜伟个人承担部分和荣泰公司承担部分均由杜伟自行通过履行《承包合同》行为全部自行承担。且双方于2017年2月24日的结算《收据》中已包含了社会保险的费用，现杜伟再要求荣泰公司退还多交社会保险金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杜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80元，由杜伟负担。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杜伟提供以下证据：1.广东交通委员会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用以证明：粤Ａ×××**号车在2016年燃油补贴10779.21元，荣泰公司没有补助给杜伟。2.关于广州市社保中心明细，用以证明：2017.1-2017.2的2050社保补助1476.56＋2214.84元，荣泰公司未补发给杜伟。其中，证据1有原件，证据2是网上打印件。对此，被上诉人荣泰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1.证据1已在20193号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20193号判决已经代表荣泰公司意见，判决里也有关于证据1的算法；2.证据2也是在20193号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并且杜伟也提出过该意见。被上诉人荣泰公司亦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7）粤0106民初16093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合同保证金10000元，已在杜伟应支付荣泰公司承包费中予以扣减。2.（2018）粤01民终20193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通过双方结算，杜伟欠荣泰公司承包费以及社保费28028.18元。对此，上诉人杜伟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判决书第10页的1万元，并未指明是合同保证金1万元，而且杜伟对该判决法院查明部分是有异议的，该判决第5页-8页，意见以杜伟上诉状、补充上诉意见为准。另，该判决书第7页里双方确认的清退金额374419元，里面不包括合同保证金1万元在内。该判决所查明的杜伟已交的承包费、社保费等，数额也有异议。对于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以杜伟的上诉状、补充上诉意见为准，该判决的法律适用有误，杜伟已经提出再审的申请，受理的通知书尚未下达，该判决明显就公司应当收取的承包费和社保费计算数据错误。二审查明：上诉人杜伟二审庭审后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对其上诉诉求中的相关金额作出以下说明：一、上诉请求要求退还多交的社会保险金21698.48元问题，一审庭审时将由荣泰公司企业应交部分调整为13216.14元不属实，根据杜伟一审提供的证据显示，2013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荣泰公司企业应交社保金额为41252.5元，其中医疗保险金26324.28元，养老保险金为14397.32元，失业保险金为530.9元，因荣泰公司已返还的4050人员社保金为19554.02元（2016年第四季度及以后至今未返还），故荣泰公司实际应当返还杜伟代其企业应交纳的社保费仍为21698.48元。二、双方承包涉案车辆期间，多收了杜伟承包费，具体如下：（一）杜伟已付和荣泰公司应付的费用记录如下：1.按规定，荣泰公司应清退一次性买断款33万元（见抵扣方式中已收费用）和杜伟支付的2013年3月到2014年5月向公司交3000元，合计374419元，其中并不包括合同保证金；2.2016年9月26日双方对账结算，荣泰公司抵扣杜伟驾驶涉案车辆期间应退给杜伟的交通理赔款8785.02元（见支付证明单，即荣泰公司所称的事由充8月承包费）、荣泰公司应退安全奖励3000元、4050失业险补助4133元，本条合计15772.44元（见收据）；3.2016年燃油补助6445.21元，荣泰公司已付给顶班司机米伟4334元，合计10779.21元（见交委文件和米伟付款收据）：4.荣泰公司应退2016年第四季度和2017年第一季度4050失业险补助3691.4元（见广州市天河区社保局打印件）；5.2017年2月24日双方进行结算，杜伟支付17476元，其中包括2015年燃油补助5762.59元，2016年4—9月失业人员社保补助4383.51元、安全互助金2000元和杜伟现金实付的5329.9元；6.2016年9月26日，杜伟支付涉案车辆承包费4370元和社保费用1461.04元，杜伟和米伟个人社保费555.18元，合计6386.22元；7.2017年2月24日，杜伟现金支付给荣泰公司的顶班司机米伟的社保费6707.08元（见米伟付款收据）；以上杜伟已付和荣泰公司应付的费用总计430342.17元，另加上合同保证金，共计440342.17元。8.杜伟因（2018）粤01民终20193号民事判决书（杜伟已申请再审）又另行支付18028.18元（附交费单），因此杜伟总计支付458370.35元。（二）杜伟应付给荣泰公司的费用记录如下：1.根据双方当初签订的承包合同和收款收据来看，双方一直按7650元／月计算承包费，有收据为证。但自2014年7月起，因荣泰公司因一次性买断使用权违法而改为递减收费，同时荣泰公司同时少收500元／月作为对杜伟因清退374419元的利息补偿，因双方因此形成了新的《承包合同》，即第二的承包费为7850元／月，第三年承包费8350元／月（原上诉状笔误），第四年承包费为6850元／月，据此，杜伟依法应付荣泰公司社保承包费合计为388887.08元，这是双方最终于2017年2月24日进行最终结算时的执行标准，其中的差额18000元（2018粤01民终20193号）正是杜伟上述所称的三年（2014—2016年期间36个月）的利息补偿款（36*500元／月）。2.即使按照荣泰公司所称的计算标准，根据2018粤01民终20193号民事判决书第10页，荣泰公司一直在该案中诉称2013年3月6日至2017年2月24日期间杜伟应交承包费个税共386990.1元，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4日杜伟应交社保费用（个人和企业二部分）为46627.66元，荣泰公司应付款为433617.76元。因杜伟现已付458370.35元，故荣泰公司实际应付18921.55元。3.抵扣方式中涉案车辆收费明细表不能作为判案论据，因为该应收费用中承包费标准与承包合同约定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而且2016年1月到2月社保分别是2000元，实际上荣泰公司当时仅为杜伟购买了社保，而没有给顶班司机李维禹购买，但荣泰公司超额扣除。对此，被上诉人荣泰公司发表书面意见称：一、本案杜伟起诉时未要求支付4050社保补贴及油补资金，该两项补贴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二、根据一审（2017）粤0106民初16093号判决书确认，合同保证金10000元已在杜伟应支付荣泰公司承包费中予以扣减。根据（2018）粤01民终20193号判决书确认，通过双方结算，杜伟欠荣泰公司承包费及社保费28028.18元。三、关于杜伟未领取的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的4050社保补贴（返还企业部分）说明该补贴分为企业部分和个人部分，杜伟个人部分由社保部门发放到杜伟个人存折，企业部分直接划拨到荣泰公司账户。由于出租车行业司机社保是由司机承担企业部分和个人部分的，因此荣泰公司在收到社保划拨到荣泰公司属于杜伟的4050补贴时是全额给杜伟的。经核对杜伟未领取的2016年10月至12月社保补贴2214.84元（荣泰公司收到该款项时间是2017年4月11日），2017年1、2月的社保补贴1476.56元（荣泰公司收到该款项时间是2017年7月11日），2笔社保补贴款合计3691.4元划拨到荣泰公司账上时，荣泰公司与杜伟正在法律诉讼过程中，而且杜伟各项起诉请求也没有提及社保补贴，因此在双方诉讼中没有计算这部分的社保补贴，而且因为杜伟拖欠荣泰公司垫付的社保费，所以未将上述社保补贴发放给杜伟。四、关于杜伟未领取2016年度中央财政成品油价格改革补助资金（以下简称油补资金）的说明。杜伟承包的AU2Q47车2016年度的油补资金10779.21元本应发放给杜伟和其副班司机米伟，属于杜伟部分6437.64元，但是荣泰公司收到该笔油补资金时间是2017年3月23日，当时荣泰公司与杜伟正在法律诉讼过程中，而且杜伟各项起诉请求也没有提及油补资金，因此并非是荣泰公司不发放。在2019年2月荣泰公司收到穗交运函【2019】234号文《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做好中央财政2015年度及2016年度出租汽车行业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清算回收工作的通知》，按文件内第三、四条规定及第18页附件2的要求，要分类记录明细，做好清算台账归档，如实记录填写油补资金清算回收情况明细表，司机不愿退回油补清算资金的，应按上述文件附件2要求填写情况说明并且签名确认。如杜伟愿意支付欠荣泰公司的承包费及社保费，并按穗交运函【2019】234号文的要求填写情况说明及签名确认完成后，荣泰公司才可以按234号文件规定将油补资金、4050社保补贴与杜伟结算。再查：荣泰公司（甲方）与杜伟（乙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中附件三：《甲、乙双方对有关条款的书面补充协议》三（二）约定：甲方为乙方参加社会保险，甲、乙双方约定社会保险之乙方个人承担部分和甲方承担部分均由乙方自行通过履行《承包合同》行为全部自行承担，相关费用由乙方每月随同承包费一同交给甲方（包括乙方个人承担部分和甲方承均担部分），由甲方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院认为：本案系承包合同纠纷。杜伟与荣泰公司签订的《挂靠合同协议》《营运合同协议》及两份《承包合同》《情况说明》均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荣泰公司是否应退还杜伟合同保证金、多收承包费及多交社会保险金的问题。本案中，杜伟上诉请求荣泰公司退还其合同保证金10000元、2013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杜伟代荣泰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金21698.48元及多收的承包费22648.32元，合计54346.8元。对此，本院认为，关于杜伟与荣泰公司因承包出租车进行运营期间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由生效判决（2018）粤01民终20193号《民事判决书》根据相关事实与证据作出了认定，该判决认为荣泰公司根据双方确认的承包费计算标准，计算出杜伟在承包期内欠付荣泰公司承包费及社保费共28028.18元的事实，证据充分，且该判决已明确应扣除杜伟已缴纳的保证金10000元后，判令杜伟向荣泰公司支付18028.18元。故对杜伟在本案中请求返还10000元保证金及多交承包费，因保证金已在另案中予以扣减，承包费亦在另案中予以查明，故一审法院对于杜伟的该项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多交社会保险金的问题。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已明确约定，社会保险之杜伟个人承担部分和荣泰公司承担部分均由杜伟自行通过履行《承包合同》行为全部自行承担。杜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签署的《承包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及风险应有明确的认知。现杜伟在该《承包合同》中签名确认，并已实际履行《承包合同》多年后才主张上述关于社会保险负担的约定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双方于2017年2月24日进行结算并出具的结算《收据》中亦包含了社会保险的费用，杜伟均未对该结算《收据》中所载内容及数额提出异议。故杜伟起诉要求荣泰公司退还多交社会保险金，理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妥，本院亦予确认。至于杜伟在本案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荣泰公司尚欠其2016年燃油补助及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的4050社保补贴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现针对杜伟该项请求，荣泰公司虽确认数额，但不同意杜伟在二审期间主张，故杜伟应就此另行起诉，本院在二审期间不予调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杜伟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9元，由上诉人杜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佩莹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徐 艳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罗雅之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