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皖民申3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唐鹏，男，197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唐乾，男，197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上列两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文婷，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凤凰路支行，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凤凰东路**供电大厦东裙楼。负责人：陈庆芝，该支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志文，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滁州唐人包装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九华山路**/div>法定代表人：唐鹏，该公司董事长。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穆金华，女，1975年7月20日出生，回族，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再审申请人唐鹏、唐乾因与被申请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凤凰路支行（以下简称徽行凤凰路支行）及二审上诉人滁州唐人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包装公司）、穆金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滁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1民终2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唐鹏、唐乾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唐鹏和唐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审判决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借款合同涉及两重法律关系，主合同的借款关系和从合同的担保关系。原审判决均依据唐鹏、唐乾和案外人（案涉借款的委托人）滁州市琅琊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琅琊担保公司）之间签订的《反担保合同》来认定担保关系，撇开《反担保合同》的真伪不讲，《反担保合同》项下的当事人仅包括唐鹏、唐乾和琅琊担保公司，和徽行凤凰路支行没有任何关系。案涉《委托贷款合同》第十一章第二十六条更明确约定：“对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委托人可根据需要，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担保方式、担保人和抵押财产由委托人确定”，此约定的字面意义即指徽行凤凰路支行不对担保做要求。为此，唐鹏将其持有的唐人包装公司100%的股权质押给了琅琊担保公司，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案涉《反担保合同》的效力一般不会及于非合同当事人，原审判决违反这一基本的合同法原则，明显错误。从举证责任来看，徽行凤凰路支行虽诉称“唐鹏、唐乾签订了担保合同愿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故应承担败诉风险。但二审判决却把举证责任倒置，以唐鹏、唐乾未提供证据证明为由未支持二人的上诉请求。(二）案涉《反担保合同》只能为反担保关系，而非担保关系。一审判决认为该合同“名为《反担保合同》，但其内容实为担保合同”明显错误。《反担保合同》首部第一段文字载明：“甲方作为保证人为借款人与贷款人签署的《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信用担保；”第二段文字载明：“为确保甲方在为借款人承担保证责任后，行使追偿权及代位求偿权等权益，乙方受借款人的委托并自愿为借款人滁州唐人包装有限公司向甲方提供个人信用反担保；”合同第一、二、三条的内容均为反担保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因此，从合同内容看，该合同为一份“反担保合同”。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徽行凤凰路支行一审中多次伪造证据：将唐鹏和穆金华为滁州皖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乐支行贷款所签订的《反担保合同》移植到本案中，一审判决判令穆金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被二审法院纠正；徽行凤凰路支行立案时提交的唐鹏、唐乾签字的《反担保合同》与其开庭时出示的原件不一致，后撤回复印件；在唐鹏、唐乾签字的《反担保合同》上进行删改、添加，超出了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从请求权基础看，主合同关系项下，徽行凤凰路支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起诉借款人追索借款没有问题，但是在担保法律关系下，徽行凤凰路支行显然不具备请求权的基础。从实体上看，一审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和第三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从程序上看，本案二审判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规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但二审判决仅对一审判决部分改判。四、一审法院在未有效送达的情况下缺席审判，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审法院未予纠正。一审第二次开庭传票送达不成功系因一审法院遗漏送达地址所致。唐鹏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载明的地址为滁州市九华山路8号，而一审法院邮寄第二次开庭传票的邮件收件地址一栏仅写明“滁州市”，无具体的门牌号信息。一审法院未按照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规范填写，势必导致邮件无法有效送达。二审法院认为“该邮件有唐鹏的手机号码，也有人在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中签收，应当能够认定该传票已送达”，显然错误。五、本案并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但一审判决却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系因案涉借款的委托人琅琊担保公司为国有控股公司，本案受到行政机构的干扰，司法明显不公。综上，原审判决判令唐鹏、唐乾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显失公正。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十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指令滁州以外的法院再审或提审后依法改判，驳回徽行凤凰路支行对唐鹏、唐乾的诉讼请求。徽行凤凰路支行、唐人包装公司、穆金华未提交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唐鹏、唐乾是否为案涉贷款的保证人；徽行凤凰路支行是否有权向唐鹏、唐乾主张保证债权；一审法院传票送达程序是否违法。一、关于唐鹏、唐乾是否为案涉贷款的保证人。徽行凤凰路支行作为案涉委托贷款的贷款人，向唐鹏、唐乾主张保证责任的依据为唐鹏、唐乾与案涉委托贷款的委托人琅琊担保公司签订的《反担保合同》。该《反担保合同》系格式合同，基于琅琊担保公司为债务人提供保证、债务人或第三人为琅琊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法律关系设定琅琊担保公司与反担保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反担保合同》第一页中原记载反担保关系中的“委托保证合同”及“保证合同”处被手写修改为本案委托贷款关系中唐人包装公司与琅琊担保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及琅琊担保公司与徽行凤凰路支行、唐人包装公司签订的“2014凤凰路支行委贷字第241032014046号《委托贷款合同》”，修改处无唐鹏、唐乾的签名；合同的其他内容未作变动。根据唐鹏、唐乾的陈述，该《反担保合同》原系二人基于琅琊担保公司为唐人包装公司向徽行凤凰路支行贷款600万元提供保证担保、二人为琅琊担保公司提供保证反担保的事由而与琅琊担保公司签订，后因琅琊担保公司提供保证的贷款未获徽行凤凰路支行批准，改为琅琊担保公司委托徽行凤凰路支行向唐人包装公司发放贷款600万元。唐鹏将其持有的唐人包装公司100%股权质押给琅琊担保公司，琅琊担保公司与徽行凤凰路支行、唐人包装公司签订2014凤凰路支行委贷字第241032014046号《委托贷款合同》，向唐人包装公司发放了案涉600万元贷款；但唐鹏、唐乾并未就该委托贷款向琅琊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前述《反担保合同》中的手写修改部分系琅琊担保公司未经唐鹏、唐乾同意擅自修改，对唐鹏、唐乾不具有效力。琅琊担保公司相关人员在一、二审期间则称，案涉贷款由琅琊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改为琅琊担保公司委托贷款后，《反担保合同》的相关内容经唐鹏、唐乾的同意进行了修改。本院认为，案涉《反担保合同》上手写修改部分虽无唐鹏、唐乾的签字确认，但依据唐鹏、唐乾的陈述，琅琊担保公司在为唐人包装公司从徽行凤凰路支行获得案涉600万元贷款提供保证、其可能承担或然的保证责任的情况下，都要求唐鹏、唐乾提供反担保，在其作为委托人将自有资金通过徽行凤凰路支行贷款给唐人包装公司的情况下，却不要求唐鹏、唐乾提供保证，不符合情理。也就是说，在案涉贷款由琅琊担保公司向徽行凤凰路支行提供保证改为琅琊担保公司以自有资金委托徽行凤凰路支行发放的情况下，琅琊担保公司要求唐鹏、唐乾为该委托贷款提供保证符合情理及逻辑，其不要求二人提供保证反而与常理不符。依据本案事实，唐鹏、唐乾为唐人包装公司从徽行凤凰路支行获得案涉600万元贷款向琅琊担保公司提供保证，并不违背其真实意愿及公平原则。据此，应当认定，案涉《反担保合同》的手写修改内容经过了唐鹏、唐乾的同意，系二人为案涉贷款提供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唐鹏、唐乾为案涉贷款的保证人，应依法承担保证责任。唐鹏、唐乾关于二人未为案涉贷款提供保证，案涉《反担保合同》系琅琊担保公司伪造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二、关于徽行凤凰路支行是否有权向唐鹏、唐乾主张保证债权。案涉600万元贷款为委托贷款，琅琊担保公司、徽行凤凰路支行、唐人包装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合同》明确了当事人间的委托贷款关系。唐鹏、唐乾作为唐人包装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及关联人，对各方当事人的委托贷款关系应为明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就案涉贷款债权，委托人琅琊担保公司及受托人徽行凤凰路支行均有权以自己名义向借款人及其他债务人主张权利。唐鹏、唐乾虽然与琅琊担保公司签订案涉《反担保合同》，但其担保的债权系徽行凤凰路支行受琅琊担保公司委托发放的案涉贷款为其明知，因此，在徽行凤凰路支行以其名义就案涉贷款债权提起诉讼时，其亦有权依据《反担保合同》向唐鹏、唐乾主张保证债权。唐鹏、唐乾关于徽行凤凰路支行向唐鹏、唐乾主张保证债权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主张，不能成立。三、关于一审法院传票送达程序是否违法。一审中唐鹏是唐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鹏代表其本人及唐乾、唐人包装公司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载明送达地址为“滁州市九华山路8号（唐人包装公司住所地）”，并留有唐鹏的手机号码。一审法院向唐鹏、唐乾、唐人包装公司邮寄送达第二次开庭传票的法院专递邮件上收件人写为“滁州市滁州唐人包装有限公司唐鹏、唐乾”，并留有唐鹏手机号码；该邮件回执联上签收人处有人签收。本院认为，该邮件上虽未写明收件人的详细地址，但邮件上留有唐鹏的手机号码，投递人员通过电话联系即可以确定详细投递地址，一般不会发生投递不到的情况；且该邮件已被人签收，故应当认定唐鹏、唐乾收到该邮件。一审法院传票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即便唐鹏、唐乾确实未收到该邮件而未参加一审法院的第二次庭审，因二审法院已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诉讼权利亦得以保障。唐鹏、唐乾仍以一审法院传票送达程序违法为由申请再审，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唐鹏、唐乾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十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唐鹏、唐乾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文友审判员  徐旭红审判员  刘 颖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卢慎书记员洪贤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