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25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殷玉花，女，汉族，1968年11月11日出生，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阎三则，男，汉族，1965年2月23日出生，住太原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田，山西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凤兰，女，汉族，1965年11月11日出生，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洪波，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桃花，女，汉族，1969年5月5日出生，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明生，男，50多岁，住太原市。上诉人阎三则、殷玉花因与被上诉人张凤兰、王桃花、高明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9民初1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阎三则、殷玉花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田，被上诉人张凤兰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洪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桃花，高明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阎三则、殷玉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9民初1206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案件事实，以真实性存疑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明显违背客观事实。1.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核心证据是上诉人殷玉花与被上诉人王桃花于2011年签订的《宅基地买卖协议》，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该份协议中的签字非上诉人所写，对该协议的内容上诉人毫不知情，而出具该《宅基地买卖协议》的被上诉人王桃花在无理由不到庭的情况下，法庭应就该证据《宅基地买卖协议》是否客观存在，以及是否是真实的进行查明和审理，在上诉人明确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质疑，那么被上诉人张凤兰应就其提供的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一步予以证明。那么，法庭也应对该证据是否应当进行鉴定做出明释。基于以上，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案件关键事实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的认定。2.本案一审法院应就上诉人殷玉花与被上诉人王桃花之间究竟是借贷关系还是买卖关系进行审理。本案实际情况是殷玉花在2010年9月份向王桃花借款2万元，2011年3月又向其借款2万元，形成共计借款4万元的借贷关系，在此期间每月按5分的利向其支付利息，直至2013年王桃花不知所踪，但一审法院并未对双方之间究竟是基于借贷关系提供的担保，还是基于宅基地单纯的买卖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审理。退一步说，就算上诉人殷玉花与被上诉人王桃花之间确实存在宅基地的买卖协议，但殷玉花也是无权处分人，该协议也是无效协议。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农村宅基地按照一户一宅原则享有相应的宅基地权利，而在被上诉人张凤兰出具的殷玉花与王桃花关于该宅基地的买卖协议形成时，该宅基地事实上是属于上诉人与母亲殷彩仙以及其丈夫阎三则等共同共有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而该协议中仅仅只有殷玉花一人的签字，其作为无权处分人单独签订的也是无效协议。而被上诉人张凤兰与被上诉人王桃花均为本村村民，也分别享有村委划分的宅基地，对农村宅基地转让应取得需要全体共有人同意的事实不可能不知晓，但在未向宅基地所有人求证的情况下私自制作买卖宅基地的协议，并在转让后建筑房屋的行为明显属于恶意串通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殷玉花与王桃花之间协议上当时村委会主任胡柱柱签字和村委会印章的形成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1.一审法院对该协议本身真实性就未予充分的审查，该盖章的真实性是否真实也是存疑的，不足以作为佐证该证据的条件。2.针对该份协议上出现的当时的村委主任胡柱柱的签字和村委会印章，胡柱柱本人亲自出具证明文件证明其是在王桃花一人在场的情况下，因王桃花的欺骗才在协议上签字盖章的，对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而一审法院却无视该矛盾点，对案件事实不予充分调查就认可证据作出裁判。明显有失偏颇。三、被上诉人张凤兰因该宅基地获得拆迁补偿款150万元和90平方米安置房一处，而上诉人仅获得所谓的交易款6万元显失公平。依据被上诉人张凤兰的观点，上诉人殷玉花是以6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被上诉人王桃花的，而王桃花在一年后又以1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都出现了4万元的涨幅，并且上诉人在发现其所有的宅基地被非法交易后就提出调解和诉讼，该期间该地块一直处于价格增长的过程中，而被上诉人却根本不与上诉人调解，并最终获得高达200万元的拆迁补偿金和90平方米安置房的巨额收入，如此巨大的价格差异对上诉人明显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核心证据真伪，未明确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前提下进行认定是错误的，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提起上诉，望贵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给予公正的判决。被上诉人张凤兰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凤兰之间并无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系善意第三人，上诉人无权对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本案的基本事实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桃花于2011年3月10日签订《房基地买卖协议》，王桃花向上诉人支付房基地转让款6万元，上诉人向王桃花提供收款收据。之后王桃花与张凤兰于2012年12月6日签订《房基地买卖协议》，张凤兰向王桃花支付房基地转让款10万元，王桃花向张凤兰出具收款收据。从上述事实可知，张凤兰与上诉人之间并无任何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其无权向张凤兰提起诉讼。二、张凤兰与王桃花及王桃花与上诉人签订的两份《房基地买卖协议》均属真实合法有效，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殷玉花、阎三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于2012年12月6日签订的《房基地买卖协议》无效。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殷玉花的母亲殷彩仙系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乡西铭村人，1993年西铭村委会给其批下一块位于本村桃园东巷的宅基地，该宅基地编号为0**。2011年3月10日原告殷玉花与本村村民王桃花达成房基地买卖协议，由原告殷玉花将坐落在西铭村桃园街东四巷22号房基地转让给被告王桃花，转让价为6万元，当时原告殷玉花收取6万元后给被告出具了收款收据，并将原购买的宅基地收据交给被告王桃花，随后该协议经村委会加盖公章予以批准。2012年12月6日，王桃花、高明生与张凤兰达成房基地买卖协议，将坐落在西铭村桃园街东四巷22号房基地转让给被告张凤兰，转让价为10万元，当日被告王桃花、高明生收取10万元后给被告张凤兰出具了收款收条，同时经村委会审批加盖公章予以批准，随后被告张凤兰在该宅基地上加盖了住宅房屋。2014年5月20日，原告申请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因王桃花缺席，张凤兰不同意调解，原、被告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2017年西铭村列为太原市城边村拆迁改造重点项目，位于西铭村桃园街东四巷**的住房被告张凤兰与西铭村委会达成补偿方案，该宅基地已进行了拆迁。现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于2012年12月6日签订的《房基地买卖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位于西铭村桃园街东四巷**宅院即原宅基地编号为**该宅基地是原告殷玉花母亲殷彩仙从西铭村委会审批下，现二原告主张被告王桃花、高明生将该宅基地转让给被告张凤兰的《房基地买卖协议》无效，被告张凤兰不予认可，并当庭提交原告殷玉花与被告王桃花签订转让该房基地的协议及收款凭证、被告王桃花、高明生与被告张凤兰签订的房基地买卖协议及收款凭证，原告对被告张凤兰提交的原告殷玉花与王桃花签订的房基地买卖协议不予认可，只承认原告与被告王桃花有借贷关系，但并未提交证据；对于被告王桃花、高明生与被告张凤兰签订的房基地买卖协议不予认可，并要求确认无效，对原告殷玉花的辩解，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将其母亲办理该宅基地所支出费用的收据交给被告王桃花，原告与被告王桃花签订《房基地买卖协议》，经西铭村委会签章予以确认，故对原告的抗辩不予认可。另被告王桃花、高明生与被告张凤兰签订的《房基地买卖协议》，并有被告王桃花收取被告张凤兰的转让款的收条。受让人张凤兰受让该不动产时是善意取得的，并支付合理的转让价格，以及村委会的盖章确认，且二原告与被告张凤兰并无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对二原告主张要求确认被告王桃花、高明生与被告张凤兰签订的《房基地买卖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殷玉花、阎三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殷玉花、阎三则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殷玉花与被上诉人王桃花签订了《房基地买卖协议》并向被上诉人王桃花出具了收款收据，经西铭村委会签章予以确认，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上诉人殷玉花、阎三则对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房基地买卖协议》中约定事项无法律利害关系，且对其上诉请求的相关事实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阎三则、殷玉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阎三则，殷玉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峥审判员 段晋文审判员 张璟芳 二O一九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