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8民初4804号原告：白晓泳，男，1975年4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溯，北京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龙卓，男，1980年1月2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琳，北京谋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白晓泳与被告龙卓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白晓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溯，被告龙卓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白晓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欠款25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经案外人杜少强介绍相识。2013年，被告表示愿意与原告一起在广西开展文化项目合作，因当时原告与被告并不熟悉，故希望被告表示诚意。被告表示，可以将部分投资款先转给原告。因杜少强与原被告均相识，且当时原告与杜少强尚有2万元债权、债务未结清，故原告同意被告将款项先转给杜少强。2013年5月15日，被告将35万元转给案外人杜少强，杜少强于次日将款项转给原告。后经接触，原被告均认为无法继续合作，遂在杜少强见证下达成一致意见，扣除日常车马费用外，将25万元返还给被告。自2015年起，原告陆续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等形式，将25万元返还被告。2018年，被告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杜少强返还其欠款33万元。经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8民初3593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358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向杜少强转款为民间借贷关系，判令杜少强返还被告欠款33万元。在（2019）京03民终358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庭作证并提交了原告向被告转款25万元的证据，被告在庭审中亦认可收到了原告的转款25万元，但主张该款与其和杜少强间的欠款纠纷无关，被告在该案中未证明其收到原告转款的理由与依据。现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判定，在被告向杜少强转款、杜少强向原告转款、原告向被告转款之串联给付过程中，由于被告不认可曾通过杜少强向原告转款，则被告向杜少强的转款，应推定为杜少强向被告的借款，并判令杜少强返还，因此，被告所获得原告之转款25万元，已丧失法定或约定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被告向杜少强转款35万元，杜少强已返还2万元，原告又向其支付了25万元，其已获得了27万元，而又通过诉讼，获得了杜少强返还33万元的判决，则其实际获得回款60万元，超出部分，显系不当得利。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龙卓辩称，2013年时，我与原告相识，原告自称可帮助我侄女调动工作，但需要现金打点，故我以现金方式在原告家中给付其40万元用于帮助我侄女办理工作调动事宜。至2015年时，原告仍未能兑现承诺，我感觉上当，故要求原告退款，后原告陆续向我退款25万元，剩余15万元至今未予退还。综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8日，白晓泳自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龙卓转账支付10万元；2015年7月30日、9月2日、10月31日、12月6日，白晓泳自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分别向龙卓转账支付5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2015年12月6日，白晓泳向龙卓微信转账支付1万元，2016年3月23日、6月12日、9月10日、11月14日，白晓泳分别向龙卓微信转账支付5000元、1万元、5000元、1万元。前述款项合计25万元。2018年4月2日，龙卓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杜少强诉至本院，案号（2018）京0118民初3593号。该案审理查明：“经本院查询，卡号为X的中国建设银行卡持卡人为杜少强，转账记录显示此卡号在收到35万元的第二天，即2013年5月16日，转账给白某33万元”，经查，“白某”即白晓泳。2018年11月27日，本院一审判决：“被告杜少强偿还原告龙卓借款三十三万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一审宣判后，杜少强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2019）京03民终3584号，杜少强上诉理由为：“杜少强曾委托案外人白晓泳代为偿还25万元，因代还款人白晓泳一审开庭时不在国内，故杜少强未能提供证据。因此，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二审中，杜少强变更上诉理由为：龙卓与杜少强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杜少强是受白晓泳委托代收该笔款项，该款项系白晓泳与龙卓之间因合伙做生意发生的钱款往来，白晓泳指定杜少强的账户收款。之后，杜少强再次变更上诉理由为：本案是白晓泳从龙卓处的借款，白晓泳已经偿还25万元。庭审中，杜少强再次变更陈述称，本案款项是龙卓给白晓泳的投资款，白晓泳已经归还25万元”。龙卓在二审中辩称：“白晓泳确实归还了龙卓25万元，但25万元款项并非替杜少强的还款，与本案杜少强的欠款无关；杜少强对于本案法律关系、款项性质的陈述意见多次变更，且均与一审陈述的理由自相矛盾，均是虚假陈述”。白晓泳在二审审理期间出庭作证称：“2013年，龙卓在杜少强的带领下到白晓泳的办公室，表示想与白晓泳在广西合作进行文化投资，因为白晓泳与龙卓不熟悉，需要龙卓有点诚意，龙卓就给白晓泳打款35万元，白晓泳要求打给杜少强。因之后认为双方无法继续合作，所以龙卓、杜少强、白晓泳一起商量将钱退回龙卓，扣除车马费后，退还了25万元。关于合作的具体项目或名称，白晓泳表示没有具体项目，仅有合作意向，且没有形成书面协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龙卓与杜少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关于该焦点问题，龙卓仅提供了转账凭证。杜少强予以否认，但关于款项的性质，杜少强的抗辩意见多次变更，变更过程为：先否定涉案银行卡为自己所有，后认可收到转账但主张该款项为龙卓与杜少强之间的经济往来，在一审法院认定为民间借贷并作出裁判后，又以案外人白晓泳代为偿还了25万元为由提起上诉，二审中又以该笔款项实际借款人是白晓泳、该笔款项是白晓泳与龙卓之间的投资款等不同意见进行抗辩……本案中，虽然龙卓仅提供了转账凭证，但杜少强提出的抗辩意见自相矛盾且缺乏证据予以支持，故本院对其上诉意见均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并无不当”。2019年4月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龙卓主张其曾以现金形式给付白晓泳40万元，白晓泳所给付其的25万元系针对40万元的还款行为，该款与其诉讼杜少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所涉及的款项并非一笔，龙卓向本院提交其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证明其主张，根据该对账单记载，2013年3月9日，龙卓曾取款87万元。白晓泳对龙卓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白晓泳向本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请求对龙卓所有的债权或财产在25万元的范围内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保全措施。白晓泳以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险单》为担保，支出保费2000元。2019年4月22日，本院以（2019）京0118民初48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被申请人龙卓名下价值二十五万元的财产”。白晓泳预交保全申请费一千七百七十元。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2018）京0118民初3593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3584号民事判决书、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条、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白晓泳、龙卓对白晓泳给付龙卓25万元的事实均认可，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至于此款给付原因，系本案双方现在的争议焦点，白晓泳主张系投资目的不达而退款，龙卓对此主张予以否认，并提出曾以现金形式另行给付白晓泳40万元，涉案款项系针对40万元的退款。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曾就前述疑问向龙卓释明，并限期其补充证据，但依据其所提交的全部证据仍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事实的存在及占有涉案款项的合法根据，故综合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龙卓持有白晓泳转款25万元的合法根据无法确认，对龙卓之答辩意见无法采信。关于白晓泳要求龙卓负担保全担保费一项诉讼主张，欠缺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龙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白晓泳不当得利款二十五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二千五百二十五元（系原告白晓泳预交），由被告龙卓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保全申请费一千七百七十元（系原告白晓泳预交），由被告龙卓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朱成辉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相 颖书 记 员 郭赛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