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2行终1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大营门派出所，住所地天津市河**芜湖道**。负责人吴绍辉，所长。委托代理人安璐，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强，女，1964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金胜利（系张强之夫），196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与被上诉人张强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3行初1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4月3日，原告向被告报警称其母亲张某某冒用原告的身份证。同日，被告受理了原告的报警。在被告作出决定之前，原告认为被告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最长六十日的办案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于2018年8月10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在六十日法定期限内没有对原告所报身份证被冒用一案作出处理决定违法；2、判令被告依法履职，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所报身份证被冒用一案作出调查处理决定；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另查明，被告于2018年10月19日就原告所报案件作出西公（大）行终止决字[2018]189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决定终止调查并告知原告前去领取。原告未能按时领取。被告于2018年10月20日向原告邮寄该《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在庭审中，经合议庭释明和询问原告，原告明确要求法院继续就不作为进行审理。原审法院认为，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被告具有受理原告所报身份证被冒用案件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原告对此亦无异议。被告在接到原告的报案后，在原告起诉前，依法履行了受案、接受证据、询问、调查取证等行政程序。在原告起诉后，被告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原告和被告就本案属于公安机关办理的行政案件没有争议，但对于办案期限存在争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行政案件，是指公安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决定行政处罚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收容教育等处理措施的案件。”《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根据该两条的规定可以看出，立法本意是要求公安机关办理除治安案件以外的其他行政案件，若无法定办案期限的，应当依据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进行办理。在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报案的身份证被冒用一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调整的对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没有规定公安机关的办案期限。在没有其他法定办案期限的情况下，被告在受理原告报案后，仍应当适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办理治安案件的办案期限。因此，被告在2018年4月3日受理原告报案后，依法应当在三十日内或经延长在六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但被告在原告起诉后的2018年10月19日才作出处理决定，明显超过上述条款规定的办案期限，且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法定不计入办案期限的情况。鉴于被告在诉讼中已经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再判决被告履行作出处理决定的职责已无实际意义，故对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对原告报案作出调查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大营门派出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的报案作出处理决定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大营门派出所负担。原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大营门派出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是：1、被上诉人所报案件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调整的一般行政案件，而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治安案件。《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对除治安案件以外的其他行政案件办案期限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即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被上诉人所报之案为其他行政案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此类案件的办案期限；2、上诉人受理被上诉人报案后及时进行了受案、询问、调查取证等工作，但因涉案事件发生时间久远，涉及单位较多等客观因素影响，直至被上诉人起诉时，上诉人一直在开展相关调查取证工作，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综上，原审判决确认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被上诉人报案作出处理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张强辩称，上诉人描述的事实不真实、不准确、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在原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各方均坚持原审的质证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认定。被上诉人向本院申请调取以下证据：1、2018年6月2日10:15至10:50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大营门派出所民警询问张某某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录音；2、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大营门派出所办理本案的全部案卷。合议庭经评议认为，被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1与本案待证事实无直接关联性，且原审法院已经查明该证据不存在；被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2，上诉人已经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其认为办理本案所需的全部证据，被上诉人的申请已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被上诉人的调证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对原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举报其身份证被张某某冒用，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4年6月29日修订）第四十七条之规定，上诉人具有受理被上诉人所报冒用身份证案件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上诉人于2018年4月3日受理了被上诉人的报案，履行了调查取证、询问等行政程序，在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后，上诉人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上诉人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对被上诉人的报案作出处理。对此，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4年6月29日修订）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该条的立法本意是公安机关办理除治安案件以外的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但是对于其他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办案期限的，仍应当依据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办理。本案被上诉人所报冒用身份证案件虽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调整，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该类行政案件法定期限的情况下，上诉人在受理被上诉人的报案后应当适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4年6月29日修订）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关于办理治安案件的办案期限。本案上诉人于2018年4月3日受理被上诉人的报案后，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处理决定，已经超出上述规定的办案期限，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可以不计入办案期限的情形。鉴于上诉人在诉讼中已经作出处理决定，判决上诉人履行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确认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被上诉人的报案作出处理决定违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大营门派出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乜红审判员  陈艳审判员  张杰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书记员  崔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