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9）晋04刑终215号原公诉机关山西省黎城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晓，男，197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人。2015年11月13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黎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未到案被网上追逃，2017年3月9日被抓获羁押于黎城县看守所。同年4月9日被变更强制措施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为黎城县。同年7月21日，经黎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由黎城县公安局对其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治市看守所。辩护人叶晋玲，山西飞翼律师事务所律师。黎城县人民法院审理黎城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晓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合同诈骗罪一案，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了（2018）晋0426刑初23号刑事判决。判后，原审被告人刘晓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以（2018）晋04刑终244号刑事裁定书发回黎城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黎城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9）晋0426刑初1号刑事判决。判后，原审被告人刘晓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一、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2011年10月，李某1、晋某1（均已经移送长治县公安局处理）委托刘晓寻找用于虚开、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平台公司。之后，刘晓与恒源洗煤厂的业务员张某1（已经移送河北省峰峰矿区公安机关处理）商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张某1把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的该厂的营业执照、煤炭经营许可证、合同专用章等手续提供给刘晓，刘晓又把这些手续提供给李某1、晋某1。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10月期间，由李某1投资，李某1、晋某1以恒源洗煤厂名义与长治市煤运公司签订了15份订购原煤的合同。李某1、晋某1将所购煤炭全部在长治县以现金方式销售给了李某2、晋某2等人，之后为恒源洗煤厂虚开8份税额为2805337.3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人将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刘晓，由刘晓交给张某1带回恒源洗煤厂进行抵扣。期间，张某1将卖票款转入刘晓账户，刘晓抽取一定费用后又将卖票款分别转入李某1、晋某1账户。二、关于合同诈骗罪的事实2012年10月，刘晓向黎城县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宁某隐瞒了准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谎称与宁某合伙做煤炭生意，请求宁某投资200万元，由其进行经营。后刘晓利用宁某投资的200万元及自有资金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活动。刘晓通过李某3（已移送河北省成安县公安局处理）借用满玉公司的手续和合同专用章，与长治市煤运公司签订了两份购买原煤合同。在2012年11月20日至12年20期间，刘晓以每吨760元、770元的价格从长治市煤运公司所属的王庄煤矿购买原煤，然后以每吨725元、730元的价格就地倒卖给李某2等人，收回了卖煤款。合同执行完毕后，刘晓从长治市煤运公司取得了两张销售给满玉公司原煤、税款总计为652754.4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交给李某3、宁某去满玉公司进行抵扣，后该公司根据刘晓安排，将356240元出卖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得款打给宁某。宁某的会计史某根据刘晓安排，除将163500元打入刘晓银行卡外，其余用于归还刘晓欠宁某的借款。刘晓在2012年12月收回宁某大部分投资款后，拒绝归还宁某。之后采取向公安机关编造谎言、长期藏匿的方式躲避还款义务，造成200万元至今无法返还宁某的后果。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受案登记表，可以证明案件的来源；2、户籍证明，可以证明被告人刘晓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3、到案经过，可以证明被告人刘晓系被抓获到案；4、前科劣迹调查表，可以证明被告人刘晓无违法犯罪前科记录；5、在逃人员信息表和撤销表，可以证明被告人刘晓被黎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后在逃，后被黎城县公安局抓获；6、黎城县煤运公司和黎城县国新能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证明王庄煤矿向省内外销售煤炭的价格；7、中国农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可以证明在2013年1月7日刘晓收到满玉公司支付的卖增值税票款163500元；8、琚某1记载的记账本，可以证明满玉公司从长治县王庄煤款购买的煤中2988.8吨，经过刘晓介绍卖给了李某4、刘某、李某2等人，没有向满玉公司销售过；9、刘晓的银行卡交易记录，可以证明案发时刘晓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10、银行查询记录，可以证明李某3在2013年1月5日收到岳某支付的卖增值税票返点款265100元；11、银行交易明细，可以证明满玉公司给宁某转款7513.80元、10万元、68240元，全部用于归还刘晓向宁某借款1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12、惠通运煤派车单、收据复印件，可以证明由刘晓经办，以满玉公司派车从长治县王庄煤款拉所购煤的情况；13、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证明长治市煤运公司给恒源洗煤厂和满玉公司所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移送案件通知书（回执）和拘留决定书，可以证明黎城县公安局将李某1、晋某1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移送给长治县公安局处理。满玉公司及李某3、岳某等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移送给成安县公安局处理；15、购煤和卖煤相关票据，可以证明李某1、晋某1以恒源洗煤厂名义从长治市煤运公司购煤，后将煤卖给了晋某2等人的情况；16、长治市煤运公司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结算清单，可以证明长治煤运公司给恒源洗煤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李某1、晋某1将票进行抵扣的情况；17、煤炭购销合同，可以证明刘晓代表满玉公司，李某1、晋某1以恒源洗煤厂名义分别与长治市煤运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18、张某1与刘晓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可以证明张某1向刘晓支付卖增值税专用发票款的情况；19、刘晓的销售煤炭统计表，可以证明刘晓以每吨760元、770元的价格从长治市煤运公司所属的王庄煤矿购买原煤，然后以每吨725元、730元的价格就地倒卖给李某2等人；20、河北省成安县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证明满玉公司取得的长治市煤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抵扣；21、被害人宁某的陈述（1）2015年1月8日的陈述，可以证明其到黎城县公安局报案称被刘晓骗了200万元钱。2012年10月份长治县的刘晓多次找到其称可以以低于市场价三四十元的价格从长治县王庄煤矿买到低硫煤，让其投资他经营，后其把200万元打在刘晓指定的涉县人李某3个人账户上，基于对刘晓的信任其没有与他签订协议，过了三四个月，其问他生意怎么样，他说煤矿开不出票无法结账，后其多次亲自去找他，多次派人去家里找，他说钱不合适，一直拖着不给钱；（2）2016年12月29日的陈述，可以证明其多次寻找刘晓都找不到，去过他的住所，也去过他朋友的家，公安局也多次去他家找过，但是至今没有音信；（3）2017年3月11日的陈述,可以证明2012年10月31日，刘晓说要与煤运公司签订购煤合同,让其转到侯某账户200万元,刘晓告诉其说以河北公司的名义从煤矿买出煤,就地卖了挣钱,当时约定利润每吨其分20元,刘晓分15元,其和刘晓商议让水斗帮忙联系平台公司，后面的事情都是刘晓去做的，用侯某公司的手续以及签订合同这些事情其不清楚，其和刘晓口头约定后，安排公司财务将200万款汇给刘晓指定的账户，后其派公司的冯某到刘晓办公地点监督执行，后因冯某说刘晓不让他参与业务，其就让冯某回来了。整个买卖都是由刘晓一人发煤、收款，刘晓将部分款项转到其个人账户，其又将所有款项原封不动的转到刘晓指定的账户，后其听说刘晓不干了，便派公司的冯某、史某等人多次到刘晓家里找他，刚开始刘晓答应归还其的200万投资款，后其找不到人便报了案。刘晓交代从拿走其的200万元投资款后，陆续通过现金或承兑方式给过其钱这个事是真实的，但是这些钱是刘晓归还之前借的100万元钱，刘晓交代已经结清其的投资款不是事实，自从其报案后就联系不上刘晓；（4）2017年3月22日的陈述，可以证明2012年11月份其和刘晓开始做煤炭买卖，刚开始时其派冯某去监管，但刘晓不让他管事，其就让冯某回来了，其几次问过刘晓利润怎么样，刘晓都说还行，当时其知道他已经做好两个合同了，但是不见他给其钱，后其找他要回本金，刘晓说邯郸那边的煤场欠他的钱，等要回来钱了就给其。2013年2月份到10月期间，其不断找他要钱，但是刘晓总是说没有钱，后手机换号其就联系不上他了，两笔合同做完了，刘晓没有给其本金及利息，在这期间还给过其一笔长治煤运公司的退款7000多元，刘晓陆续给的这部分钱是还欠其的100万元,不是还其投资的200万元，到目前已基本还清这100万元；（5）2017年3月31日的陈述，可以证明2012年10月份当时煤炭正紧俏，刘晓找到其说他在长治县小王庄煤矿有熟人能拿出煤，让其拿200万投资和他共同做买卖，他许诺卖煤的差价就可以挣钱，当时与煤运公司签订的合同煤价格以及煤卖出的价格其都不知道，后来向他要钱，他都没有说过赔钱，只是说河北、河南没要回来钱，其没有参与在长治县订购煤以及销售煤，不知道每吨销售价比合同订购价要低60元左右；（6）2017年4月8日的陈述，可以证明刘晓多次找其谈投资做生意的事情，他声称自己在长治县王庄煤矿有关系，可以利用平台公司低买高卖获取利润，给其多分他少分，其和刘晓一起到黎城煤运公司发运站找过李某3，经李某3介绍使用满玉公司手续签订合同；（7）2017年4月15日的陈述，可以证明2012年10月20日的一天上午，刘晓到其的办公室说煤矿谈好了，平台公司找好了，就差其投入的资金了，让其赶紧汇款，给了其一张写有侯某账号的纸条，当时在场的有张某2和徐某；（8）2017年5月9日的陈述，可以证明其让单位会计史某把200万元钱转到了侯某的账户上，2012年12月4日刘晓给其卡上转了50万元，又让其把这50万元转到了侯某的账户上，满玉公司汇给其的三笔款，分别是188000元、10万元、68240元都是刘晓安排打给其的，是还之前欠其的100万元的借款；（9）2017年10月18日的陈述，可以证明2013年12月6日，长治市煤运公司给满玉公司开的第二张增值税发票是刘晓从煤运公司开出后交给其的，刘晓让其拿上发票送给满玉公司的郭某1，后郭某1分两次转给其16万元，用于偿还刘晓欠其的债务。22、证人史某的证言（1）2017年3月16日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担任黎城县华通公司的会计。2011年4月份刘晓向公司经理宁某借款100万元，担保物为刘晓在元通运输公司的3辆大货车。2013年3月13日因为刘晓还不了100万元本金，宁某向他收取了1万元的违约金，到2014年11月还有24246.2元没有还清，宁某曾多次向刘晓索要借款，刘晓一直还不了。后来刘晓找到宁某说他知道一个挣钱的项目，就是缺少本金，让宁某给他投资，宁某安排其打在侯某的卡上200万元，刘晓承诺出资90万元，宁某并派公司的冯某到刘晓的公司去监管这200万元，但是冯某去了后发现自己是个摆设，不清楚刘晓具体怎么运作，做事情也不经过他，没过几天就回来单位了，2012年12月4日刘晓往宁某的工行卡上打了50万元，让宁某代付给侯某；（2）2017年3月29日的证言，可以证明由于刘晓一直拖欠宁某的钱，从2013年春天开始其和宁某就通过打电话不断向刘晓要钱，但刘晓总是拖着不给，后来其和宁某、董某在和平医院找到刘晓，他给宁某的农行卡里打了8万元，年底的时候刘晓和他的妻子到黎城县华通公司解决借钱的事情，但是没有谈成；（3）2017年5月9日的证言，可以证明宁某安排其把侯某的账户上转过两笔款，一笔200万元，一笔50万元，河北公司给宁某打过三笔款，分别是188000元、10万元、68240元，其中188000元其把刘晓欠的100万元的利息扣下25000元后，剩下的钱都转给了刘晓，后两笔款是还了之前欠的100万元。23、证人张某2、徐某的证言，可以证明2012年10月份，二人在宁某办公室听到宁某和刘晓谈做矿上的煤炭生意，刘晓把手续准备好了，让宁某给他打200万元钱；24、证人吴某、唐某的证言，可以证明二人听到刘晓和宁某谈论合伙投资做煤炭生意的事情；25、证人冯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系黎城县华通公司的职工。2012年冬天公司和刘晓合伙在长治县做煤炭生意，后宁某安排其到长治县找刘晓查看发煤等情况，到长治县后刘晓从没有让其参与过与业务有关的事情，其没有见过一辆发煤车，没有开过一张发煤票，也没见过刘晓的相关经营行为，在长治县住了三四天后就走了；26、证人赵某1、李某5、李某6的证言，可以证明三人知道刘晓欠宁某钱，也知道宁某派人找刘晓要过钱；27、证人李某3的证言（1）2014年7月17日的证言，可以证明2012年10月份的一天，宁某给其打电话。让在邯郸帮他找一个要煤炭的客户，隔了几天满玉公司说要煤，其就介绍给了宁某，后来知道宁某和满玉公司这个买卖做成了，具体怎么做的不清楚；（2）2017年3月23日、4月30日的证言，可以证明刘晓和宁某找其介绍满玉公司和煤运公司做生意，他们通过其利用满玉公司做平台，使用满玉公司的手续，给满玉公司的报酬是让满玉公司抵扣增值税发票的8个点，返回9个点的税款，增值税发票是刘晓到了黎城给了其，其再给了岳某。2013年10月左右听宁某说刘晓欠他200万元，满玉公司和长治煤运签订合同时所用的财务专用章、派车专用章不是其和岳某提供的；（3）2017年5月12日的证言，可以证明岳某给了其侯某的账户，后其以短信的形式告诉刘晓，关于满玉公司返回的188000元是岳某将卖增值税票返点的钱给了其，其安排李三斗将该款转给了宁某；（4）2017年5月21日的证言，可以证明刘晓和宁某找到其让其帮忙找“平台公司”，刘晓准备利用平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其找好平台公司后，约定给刘晓返回9个点的税款作为报酬，后来卖票的半个点，其分0.2%，岳某分0.3%。刘晓是否给宁某说过卖增值税发票的事不清楚，其和岳某、刘晓都是单线联系，侯某和岳某也是单线联系。其将侯某的账户给了刘晓而不是给了宁某；（5）2017年10月3日的证言，可以证明平台公司是刘晓找其联系的，满玉公司的手续和合同章是其给了刘晓的，长治煤运公司开具的第一张发票是刘晓给了其，其再给了岳某，抵扣后的税款其和岳某分了1万元，剩余188000元其打到了刘晓指定的账户上，刘晓不是满玉公司的员工，长治市煤运公司与满玉公司没有真实的货物往来，其不清楚刘晓是如何处置购买的208万元煤炭的。28、证人岳某的证言，可以证明2012年10月份李某3找到其联系倒卖税票的事，其将满玉公司的手续和合同章交给李某3，李某3又给了刘晓，额度是208万元的增值税发票是李某3给其的，其又给了侯某，侯某将税票抵扣后，将票款打给其，其在中间拿了8300元介绍费，后又将票款打给李某3指定的账户；29、证人侯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系满玉公司的会计。2012年10月31日其的农行卡号接收过黎城县华通公司宁某的一笔转账200万元，这笔业务是公司业务员通过李某3联系的，其把款转到满玉公司账上，然后再从满玉公司账上转到长治县煤运公司，当时其按照业务员的要求办了，这笔款没有用于满玉公司购买煤炭；30、证人李某7的证言，可以证明其知道刘晓借宁某100万元，当时刘晓找其给他出具了抵押证明（三辆大车×××、×××、×××），具体借款的情况以及用途不清楚。刘晓与宁某之间的另一份200万元的往来刚开始不知道，后来其在中间帮他们说合了一下，提出给宁某一套刘晓的房子以及50万元的现金，最后是否谈成其不清楚；31、证人琚某2的证言，可以证明其与刘晓系同村村民。2012年9月份刘晓让其帮他购买煤，其让刘晓找郭某2买，后来晓刚和刘晓都不太懂签合同的事情，其就让王某1去帮忙办了，当时其见过刘晓提供的五证，后来刘晓拿去王庄煤矿了，当时刘晓说成事以后每吨给其5元的好处费，其告诉他事情是晓刚办的，让刘晓直接对晓刚，至于刘晓给没给晓刚好处费其不清楚，当时煤炭的出境费用大概是每吨一百几十元，煤价是600多元；32、证人王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2012年11月份刘晓与王庄矿要签订购买煤的合同，因他这方面业务不熟悉，琚某2就安排其去帮刘晓办理，其先后帮他办理了两份合同，一份是交款拉煤的合同，一份是变价合同，当时其先帮刘晓办理了一份编号为y120900E08008-241的合同，刘晓让其签上自己的名字，说是如果煤运公司有什么联系的，可以联系其，其再联系他。签完合同后刘晓拿出满玉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盖了章，当时刘晓还拿着满玉公司的五证。第二天长治市煤运公司打电话给其说价格有变动，其就叫上刘晓又到煤运公司签订了变价合同。合同履行完毕后，销售结算清单是其签字后拿给刘晓的，增值税发票是刘晓自己去拿的，当时签订这个合同时，是刘晓自己与郭某2联系的，签订完后其把合同等手续交给刘晓，然后就是刘晓自己跑业务，其就没有再管这件事，当时煤炭的出境费用大概是每吨140.5元，煤价是每吨600元左右；33、证人郭某2的证言，可以证明2012年9月份，琚某2给其打电话说有个邯郸公司想从王庄煤矿买煤让其帮忙，中间可以挣好处费5-10元每吨，其先和王庄煤矿的有关销售人员说好，后其和王某1在王庄煤矿供销科领了一份合同，王某1签的字，其他的其不清楚，再后来听琚某2说这个合同是刘晓做的，当时这份合同的每吨煤出境费用应该是一百几十元钱；34、证人李某2、李某4的证言，可以证明2012年李某2、李某4、刘某合伙做煤炭生意，从刘晓手中购买过长治县王庄煤矿的煤，琚某1负责记账，购买的吨数可以查看琚某1的记录，购买的煤没有卖给满玉公司，购买方式是先打款后拉煤，和刘晓之间的往来货款都已结清.从晋某1、李某1手中购买的王庄煤矿的煤卖给了河北武安市的正盛洗煤厂和英林洗煤厂，没有卖给恒源洗煤厂；35、证人琚某3的证言，可以证明其帮助刘晓和刘晓的姐夫开具拉煤的派车单据，购买满玉公司200多吨的煤是卖给河北邯郸的瑞驰洗煤厂，煤款已经结算清楚了，刘晓从王庄煤矿购买的煤是带增值税票的，但是刘晓拉出去的煤就地现金卖出，买主都不要税票，因此其怀疑刘晓倒卖增值税票；36、证人琚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2012年11月至12月，李某2等三人经过刘晓、琚某3手购买满玉公司煤2988.8吨，价格每吨是725元或者730元，但是这些煤都没有卖给满玉公司；37、证人郭某3的证言，可以证明其认识壶关县国新能源煤炭公司的武某，认识他是因为刘晓和他有煤炭生意，到他的公司去对了两次账，最后一次对账是2014年5月份，两次去都是和他的老婆对账，对账单上所写的对账结果是真实的；38、证人武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担任壶关县国新能源煤炭公司负责人。2013年7月16日，经李某8、刘晓和其三人共同协商，将其欠李某8的钱转给刘晓，并给刘晓打了59万元的欠条，已经归还了刘晓，只是没有撤掉欠条，刘晓给其写了证明。2013年10月31日其借刘晓50万元承兑汇票一张和2014年3月19借刘晓60万元（50万元一张，10万元一张）的承兑汇票的借据，这三张汇票是刘晓做担保向刘晓村里的一人借的，当时未约定是否是承兑汇票还是现金，至今未归还；39、证人高某2的证言，可以证明其系武某的妻子，担任壶关县国新能源煤炭公司出纳。2013年7月16日武某给刘晓打过一张59万元的欠条，截止2014年5月19日公司共计欠刘晓690049.62元，目前公司欠刘晓10万元左右。2014年3月10日武某借刘晓60万元的借款已经还清，刘晓于同年4月10日给武某出具了证明，证明欠条作废；40、证人李某8的证言，可以证明武某欠其钱，其欠杨玉鹏钱，杨玉鹏欠刘晓钱，最后武某给刘晓打了59万元的欠条；其听宁某说刘晓欠他300多万元并且到处找过刘晓；41、证人韩某、崔某、李某2的证言，可以证明他们的车把满玉公司贩卖的煤拉到别的地方了，并没有卖给满玉公司；42、证人杨某、王某2、张某3、裴某、栗某、赵某、秦某、刘某1、赵某2、刘某2、牛某、李某9、郭某4、宋某、尚某、任某的证言，可以证明近三四年他们均没有见过刘晓；43、证人晋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其和李某1在2012年合伙做煤炭生意，期间委托刘晓找了一家平台公司，后其利用平台公司提供的手续，将从王庄煤炭批出的煤卖给了李某2、刘某、晋某2等人，后将增值税发票开到平台公司，平台公司抵扣税款后，由刘晓将税款的返点款4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其，刘晓支付给李某1的返点款是现金，刘晓在其中提取多少卖票款不清楚，2014年冬天之后没有再见过刘晓；44、证人李某1的证言（1）2017年4月12日的证言，可以证明其与晋某1合伙做过小王庄煤矿的生意，当时是刘晓介绍了河北峰峰平台公司，从小王庄煤矿订购煤炭后刘晓拿走平台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然后把税款返点款打在晋某1的账户上；（2）2017年5月11日的证言，可以证明其与恒源洗煤厂合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是晋某1找的刘晓，刘晓把恒源洗煤厂的业务员介绍给晋某1，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事情是刘晓、晋某1和张某1谈的。利用平台公司做买卖，其主要负责投资、收款、支款，每吨煤获得不少于20元的利润，恒源洗煤厂与长治市煤运公司的合同以及相应的结算单据上“李某1”的签字都是其本人签的，这些手续也是其办理的，其认识恒源洗煤厂的业务员张某1，代替恒源洗煤厂与长治市煤运公司签订合同使用的恒源洗煤厂的印章、五证等手续都是晋某1拿来的，晋某1负责销售，其购买的煤主要卖给了李某2、刘某。是否卖过恒源洗煤厂其不清楚，市煤运公司开给恒源洗煤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其开出来给了刘晓、晋某1、张某1，晋某1讲刘晓每吨煤抽取1元钱，为了便于刘晓核对数目，其给过刘晓一张发票复印件，卖发票的票款是由刘晓转给其的；45、证人郭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2013年12月6日长治市煤运公司开具给满玉公司的第二张增值税发票是刘晓安排宁某送给其的，其到成安县国税抵扣后，根据刘晓的安排分两次将16万元转给宁某，用于归还刘晓欠宁某的债务，刘晓向满玉公司卖过3000吨煤，满玉公司将这批煤卖给了四海碳素公司；46、证人梁某的证言，可以证明2012年2月份其从侯某手中接手满玉公司，是满玉公司的法人代表。但是在其接手后侯某继续使用满玉公司的手续做煤炭生意，2012年12月27日、2013年12月6日长治市煤运公司开给满玉公司的两张增值税发票其不清楚具体情况，因平时满玉公司的税务问题都是郭某1办理的；47、证人晋某2的证言，可以证明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期间其向李某1、郭某转入大量资金，均是支付其通过晋某1等人从长治县王庄煤矿购煤的货款，其所购煤从未销售给恒源洗煤厂；48、证人张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其系恒源洗煤厂的职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是其与刘晓商谈的，公司从其他地方购买的煤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了少缴税就让刘晓虚开了一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告诉刘晓虚开几百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每吨煤支付其10至20元的业务费，恒源洗煤厂的营业执照、煤炭经营许可证、合同专用章等手续是其提供给刘晓的，后刘晓将这些手续提供给晋某1、李某1用于与长治市煤运公司签订购煤合同；49、证人马某的证言，可以证明2012年7月20日其签字从长治市煤运公司取走恒源洗煤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金额50666.64元），印象中好像是替刘晓捎的；50、被告人刘晓的供述与辩解（1）2014年6月10日的供述与辩解，可以证明2012年1月其向宁某借款100万元现金，2013年1月份就把这部分钱还清了，还多给了70多万元钱。其知道2012年10月31日宁某给河北邯郸侯某转过200万元左右，另外经其的银行卡给河北这个公司转过190万元。其在整个购煤过程中只负责受邯郸公司指派，在小王庄煤矿见有公司派车单的汽车，把车装上煤过了磅出矿就完成了工作，最后是公司和小王庄煤矿对账，每吨按2元给其劳务费，到现在还没有给；（2）2017年3月10日的供述与辩解，可以证明其欠宁某50万元左右，2013年5月份武某在长治县发运站通过火车两次把煤运走，武某到现在欠其130万元货款没有结清；（3）2017年3月16日的供述与辩解，可以证明2012年底至2013年，其从长治县的小河南、红旗、振兴等煤矿给武某上了两次煤，煤的数量记不清了，一次是50万元，另一次是70万元，一共130万元左右，武某至今没有还钱，其中50万元的煤款是打的欠条，70万元的煤款是对账单据，与长治市煤运公司的第一份290万元的合同履行完毕了，第二份160万元中有7000元钱没有拉完煤，把钱退给满玉公司了。这两份合同中的煤是其提走卖了的，卖的煤款其都汇给宁某了，第一份合同执行完毕后，其给宁某打了50万元，他将50万元打给满玉公司，其又打给满玉公司110万元，合计160万元，剩下的货款投到其他生意中了。大概在2013年4月份向宁某借款100万元，由潞城的李某7担保，到目前为止钱没还；（4）2017年3月20日的第一次供述与辩解，可以证明其执行与长治市煤运公司的两份合同（一个290万，一个160万）是满玉公司派的人来盖章的，这个人其不认识，河北的李某3知道这个情况。其没有见过满玉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在履行与煤运公司的两份合同中，主要是靠卖增值税票挣钱的，除去给琚某的每吨5元的好处费，其每吨能挣10元钱。宁某最早找其要钱是在2013年10月份，宁某到和平医院找其要200万元，其答应将煤炭尾款处理完毕后给他钱；（5）2017年3月20日的第二次供述与辩解，可以证明当时执行与长治市煤运公司的两份合同是满玉公司配的惠通公司的运煤派车单据，印章是满玉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其留下的，这个人其不认识，河北的李某3知道这个情况，当时这些派车单据是谁填发的其不知道；（6）2017年3月30日的供述与辩解，可以证明当时和宁某做买卖时是宁某主动找的其，签订合同的煤价是每吨735元，卖出的煤价是每吨680元，煤价是宁某订的，其只管负责煤矿卖煤后结算，怎么挣钱其不知道，煤是其卖的，款是其收的，其给宁某说过这样卖煤是赔钱的，但是宁某说最后肯定亏不了其；（7）2017年4月29日的供述与辩解，可以证明其介绍李某1与恒源洗煤厂的张某1虚开增值税发票，税票返点的钱经过其的银行卡转给李某1，其从中扣除每吨1元的电话费，李某1开出票后给了张某1，具体怎么抵扣的不知道。李某1给过其一张税票的复印件，其从李某3手里拿上满玉公司的手续和合同专用章与长治市煤运公司签订合同，在长治市煤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第一次是其委托琚某开出后给了其，其给了李某3，第二次是其亲自开出后给了宁某，两次开出的煤，满玉公司均没有接收货，都是其提出煤后在长治县以每吨680元的低价卖了，两次卖煤都没有向税务机关报税，两次增值税票是否抵扣，是否返点其不知道；（8）2017年5月8日的供述与辩解，可以证明其介绍李某1与恒源洗煤厂虚开增值税发票谋取利益，当时恒源洗煤厂的增值税发票第一张是其拿着的，第二张是李某1直接和业务员联系的，其没有参与，发票抵扣后返还的票款由张某1打给其，其再打给李某1妻子郭某的卡上，并收取每吨1元钱的费用，收了七八千元，其还往郭某的卡上打过欠李某1的投资款一百万元，满玉公司给其打过一次增值税票抵扣后的税款，第二次是打给了宁某；近年来其为了躲避债务停用手机、变换住所、东躲西藏直到公安机关找到其；（9）2017年5月22日的供述与辩解，可以证明其介绍张某1与李某1、晋某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张某1把卖票款打在其的农行卡上，其再把卖票款转给李某1妻子郭某的卡上，随后李某1再把该给其的钱转给其。2012年张某1从农行卡上给其打过5笔款，共计113万元左右，这笔款除了十几万是张某1欠其的煤款，其余都是卖增值税票的钱，李某1从王庄煤矿开出的恒源洗煤厂的煤，没有卖给张某1，因为张某1不要煤厂加工过的煤；（10）2017年7月10日的供述与辩解，可以证明其与郭某3和高某2于2014年5月19日的对账记录是真实的，王庄煤业调拨单据是满玉公司在王庄煤矿拉的5000多吨煤用的调拨单据，这些煤大部分卖给长治县的“猪头（刘某）”、“驴皮（李某2）”、“小马（李某4）”三人了，剩下的以现金在长治县王庄煤矿门口卖了，记不清卖给谁了，上述这些人与满玉公司无关系；（11）2018年3月2日的供述与辩解，可以证明其不认识满玉公司的郭某1，也不认识满玉公司的人，在与宁某合伙做煤炭生意期间没有把从王庄煤炭买出的煤卖给过四海碳素公司。辩护人叶晋玲向一审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3年-2014年运煤派车单，可以证明2013年至2014年刘晓还在从事煤炭买卖，没有消失也没有逃避；2、2015年民事裁定书，可以证明2015年刘晓涉嫌民事诉讼案件，当时去参加了开庭；3、短信记录，可以证明2014年10月份刘晓与宁某发送过一条信息；4、2013年12月10日邮箱截图，可以证明税票开票的时候需要有委托手续，宁某给刘晓从邮箱发过来一个授权委托书；5、武某的借条，可以证明2014年5月、8月武某借到刘晓现金145万元；6、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刘晓在2016年去长治县人民法院领取过判决书；7、电子证据，可以证明刘晓妻子与李某3的通话情况。原判认为，被告人刘晓明知满玉公司、恒源洗煤厂虽与长治市煤运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但刘晓持合同提货后并未将煤炭运往满玉公司和恒源洗煤厂，也未交付其指定机构，而是就近予以倒卖，且未开具相应发票，故满玉公司和恒源洗煤厂与长治市煤运公司之间属于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依法不应向供货方申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了达到非法抵扣和占有国家税款的目的,刘晓采用为满玉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介绍他人为恒源洗煤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数额3458091.76元，数额巨大。被告人刘晓向被害人宁某隐瞒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骗税的目的，谎称与宁某合伙做煤炭生意，诱骗宁某投资200万元，采取贵买贱卖的手段收回卖煤款后，不归还宁某投资款，且拒见宁某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安机关介入该案后，被告人编造谎言欺骗办案人员，之后逃匿，给宁某造成20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确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应依法处以刑罚。被告人犯二罪，应数罪并罚。追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所得163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的违法所得200万元应予追缴后退还给被害人宁某。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一致，不予采纳。为了维护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和公私财物所有权不受侵犯，保障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款、第五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晓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5万元；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零五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10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刘晓的违法所得200万元，退还给被害人宁某。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63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后，原审被告人刘晓不服，提出上诉，认为满玉公司、恒源洗煤厂和长治煤运公司存在真实的煤炭购销行为，上诉人以满玉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从王庄煤矿提货并出售煤炭并未导致国家税款的流失，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上诉人还认为本案系民事合伙纠纷，上诉人有结清款项的意愿，并无非法占有的故意，具有清算债务的经济条件。上诉人与宁某系共同投资，宁某对开票事宜均知晓，上诉人没有高买低卖的行为，扣除税款后，仍有利润，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请求改判。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同上。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合法有效，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晓明知满玉公司、恒源洗煤厂虽与长治市煤运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但刘晓持合同提货后并未将煤炭运往满玉公司和恒源洗煤厂，也未交付其指定机构，而是就近予以倒卖，且未开具相应发票，故满玉公司和恒源洗煤厂与长治市煤运公司之间属于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依法不应向供货方申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了达到非法抵扣和占有国家税款的目的,刘晓采用为满玉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介绍他人为恒源洗煤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数额3458091.76元，数额巨大，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刘晓向被害人宁某隐瞒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骗税的目的，谎称与宁某合伙做煤炭生意，诱骗宁某投资200万元，采取贵买贱卖的手段收回卖煤款后，不归还宁某投资款，非法占有，并逃匿，给宁某造成20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关于上诉人所提满玉公司、恒源洗煤厂与煤运公司存在真实的煤炭购销行为，上诉人以满玉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从王庄煤矿提货并出售煤炭，并未导致国家税款的流失，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意见，经查，证人晋某1、李某1、晋某2、张某1、李某3、岳某、侯某、李某2、李某4、琚某3、琚某1的证言、刘晓银行卡交易明细与上诉人刘晓的供述可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以恒源洗煤厂、满玉公司名义从长治市煤运公司购买原煤开出税票后就地以现金方式将煤卖给了李某2等人，恒源洗煤厂、满玉公司与长治市煤运公司并无真实的煤炭交易。在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票抵扣情况证明等证据可证实上诉人虚开的增值税票已由上述两公司进行抵扣，从税源管理来看，恒源洗煤厂、满玉公司在未带增值税票销售的前提下，抵扣税款，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上诉人的行为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所提上诉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系民事合伙纠纷，并无非法占有的故意，具有清算债务的经济条件，上诉人与宁某系共同投资的意见，经查，被害人宁某的陈述，证人史某、冯某、赵某3、李某3、侯某、李某2、杨某等人的证言，宁某的银行转款记录、上诉人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上诉人的供述可以相互印证，证实宁某投资200万元煤款之后，上诉人将煤就地现金转卖后，拒绝归还宁某投资款项，且长期藏匿、逃避还款义务，可证实其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煤炭购销合同、李某2、琚某1等人的证言、上诉人的供述可证实上诉人高买低卖煤炭的事实，印证了其虚开增值税票的行为和主观目的。证人郭某3、武某、高某2的证言、上诉人刘晓的供述可证实其与武某之间的对账记录是真实的，其并无大量债权，上诉人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史 蕾审判员 刘冠晋审判员 康 抗 二О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