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终1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翁勤安，男，196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国栋，江苏恒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亮，江苏天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惠萍，女，196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国栋，江苏恒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亮，江苏天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费德云，男，196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满，江苏天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凤珍，女，196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满，江苏天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勇，男，196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系被上诉人金凤珍配偶。原审第三人：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扬州路**。法定代表人：葛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洋，该公司员工。上诉人翁勤安、田惠萍为与被上诉人费德云、金凤珍及原审第三人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均称“中瑞公司”）码头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翁勤安、田惠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国栋、朱瑞亮，被上诉人费德云、金凤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满，以及金凤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勇，原审第三人中瑞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翁勤安、田惠萍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虽然签订了退伙协议，但是该退伙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在签订退伙协议后，被上诉人并没有退出码头经营管理，而且指派其子费卫平作为码头实际经营的管理人，相关财务审批均由费卫平审批。财务苏铭太系被上诉人费德云的妹夫，由两被上诉人聘请，其工资是由两被上诉人发放。另外一个会计肖华维，系上诉人的女婿，由上诉人聘请，工资由上诉人发放。两会计在经营管理中共同配合、相互制约。所以说，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退伙合同的履行是错误的，事实上双方以实际行为将退伙协议作废。2、退伙协议第二条也约定，双方投资款和经办的借款以双方结账为准，事实上双方并未结账，也能证明退伙协议没有实际履行。3、退伙协议第七条约定，被上诉人退出后，不得在原码头经营砂石。事实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签订协议后一直在共同经营。4、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被上诉人在庭审以后撤回了其他的诉讼请求，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复存在，武汉海事法院仍以港口纠纷为由作出裁判是错误的。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系码头经营管理合同纠纷是错误的，本案系合伙纠纷，一审判决也是基于双方的退伙协议作出的。5、2015年翁勤安与金凤珍共同成立了泰州市云福安建材有限公司（以下均称“云福安公司”），双方一起持续经营该公司，而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含港口经营，事实上已经将上诉人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纳入。6、一审法院判决中瑞公司继续履行上诉人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是违法的，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无限扩大了中瑞公司的责任。码头的租赁只能由两上诉人与中瑞公司履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对中瑞公司不具有约束力。7、一审法院并没有就双方之间合伙情况作出明确的判决，而以退伙协议为由，在说理部分进行认定是错误的。8、被上诉人撤诉，诉讼费用应当减半收取，一审法院将全部诉讼费返还给被上诉人是不合理的。庭审中，其补充上诉理由：1、双方虽然签订了退伙协议，但是有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协议签订后双方协商过继续合伙经营的事实，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承认该事实。故，从被上诉人在2015年1月20日之后以码头的名义进行砂石交易，收取砂石材料款、成立云福安公司、规范经营的事实，可以证明双方合伙关系继续延续。退一步讲，被上诉人一直否认继续合伙，那么退伙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乙方退出协议后不得在原码头继续经营砂石，但是被上诉人继续从事砂石交易，又以发起人身份注册了云福安公司，现在仍为该公司的股东，继续从事该码头的砂石经营。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是先违约的一方，而且是在持续不断违约，而不是我方违约。另外，法院认为上诉人违约而判决场地租赁合同由被上诉人履行，是违法和显失公平的。本案基于退伙的法律关系审理，退伙产生的账目和结算问题直接关联到损失的认定。脱离结算判决违约责任，明显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其次，涉案场地的一部分出租给江苏名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均称“名和公司”），该合同还在实际履行中。剩余租期十年，租金收益超过1000万元，而一审法院却判决了上诉人承担数千万元的违约责任，违背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明显不公平、不合理。2、一审法院认定退伙协议签订后，码头经过一段时间停业经营，目前仍未正常经营，属认定事实错误。涉案码头实际经营至2017年6月，后来因被上诉人阻止经营才停业。3、上诉人提供云福安公司经营期间的大量记账凭证、审批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云福安公司运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答辩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双方合伙的部分纠纷不属本案处理范围。同时，一审法院对诉讼费的处理也符合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补充的上诉理由，已包括在书面上诉状的要点之中，不是新的理由，一审法院已进行过审理。中瑞公司陈述：1、中瑞公司不是本案的被告，仅仅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于一审判决强加给我公司的义务，我公司拒不接受，请求法院保护企业的自主经营权。2、被上诉人费德云、金凤珍提交的录音是其私自录制，该录音并不是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公司之所以在一审中没有发表意见，因为我公司不是被告。我公司现声明，对录音拒不认可。3、公司只与翁勤安签订过场地租赁合同，只认可与翁勤安存在场地租赁合同关系，对于其他任何第三人，我公司概不接受。4、2013年5月我公司与翁勤安签订的《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以下均称“场地租用合同①”）仅仅限于翁勤安办理营业执照使用，该合同并不是翁勤安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费德云提供的合同更是无从谈起。5、2019年1月8日，我公司与翁勤安正式签订了《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以下均称“场地租用合同③”），这是一个正常的民事主体应有的权利，再次请求法院保护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由被上诉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继续履行与中瑞公司签订的《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2、诉讼费、保全费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翁勤安、田惠萍（原系夫妻关系）与费德云、金凤珍（原系夫妻关系）原系朋友关系，口头约定合伙投资经营位于泰州市农业开发区××号内中瑞公司场地上的码头。中瑞公司确认，翁勤安与中瑞公司签订场地租用合同①，租期15年，即2013年5月至2028年4月。当事人双方合伙期间以中瑞公司码头名义对外开展经营业务。退伙协议签订后，码头经过一段时间停止经营，目前仍未正常经营。2015年1月20日，费德云、金凤珍（乙方）与翁勤安、田惠萍（甲方）签订《协议书》，四人均在协议书上签名，姜六顺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书上签名。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就双方共同投资经营的中瑞公司泰东河码头吊机及整个房屋的经营权和资产分配协议如下：一、该码头的经营权、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二、共同经营期内乙方的投资款和经办的借款（具体数额以双方结账为准），甲方必须在2015年2月19日前分别付清本息。三、除上述第二条之外，因乙方退出经营权，甲方自愿一次性贴补乙方伍佰万元整，分三次付清；2015年2月19日春节前付贰佰万元整，2月19日春节前如甲方场地上的黄砂未全部出售，乙方同意留壹佰万元，由甲方在2015年4月10日前付清。无利息。余款叁佰万元分两年付清，即2016年春节前付壹佰伍拾万元；2017年春节前付壹佰伍拾万元。此伍佰万元甲方依上述规定期限内给付无利息，超出期限按本协议第十条约定处置。四、双方与名和公司和中瑞公司所签订的协议，从本协议签字生效后，其权利义务均由甲方享受和承担，与乙方无涉。五、以乙方投资关联企业向农商行所借伍佰万元贷款，其中：甲方实用肆佰贰拾万元整，银行质押伍拾万元，乙方实用叁拾万元，其贷款本息的归还，甲方承担肆佰柒拾万元整本金及利息，乙方承担叁拾万元本金及利息。六、以乙方投资关联企业向江苏银行所借壹佰捌拾万元贷款，双方各用玖拾万元整，需归还贷款本息分别由甲乙双方各承担50%。七、乙方退出后，不得在原码头经营砂石。八、甲方必须按时归还和支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银行贷款到期归还后，乙方可协助其再贷，以支持甲方的经营和发展。九、2015年春节前，码头场地上的所有收入和支出归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十、甲方如不能按协议约定的期限付款或银行贷款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甲方自愿无条件退出，本协议所涉码头场地的全部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归乙方所有，乙方无需对甲方作出任何补偿，且甲方的债权债务与乙方无涉。十一、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约定给付乙方款项及相关借款未能足额清偿前，不得将本协议所涉资产及经营权进行转让，否则视为违约，并依第十条约定处置。……十三、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共同遵守，任何一方不能违约。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发生争议由海陵区法院管辖。2015年6月24日，泰州市鼎和建材有限公司（以下均称“鼎和公司”）作为甲方，金凤珍、翁勤安、费德云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截至2015年5月31日，甲方欠乙方金凤珍材料款为312659.24元，欠乙方费德云材料款为235662.04元，欠乙方翁勤安材料款为2062944元，总计欠乙方人民币为贰佰陆拾壹万壹仟贰佰陆拾伍元贰角捌分（2611265.28元），经双方协定，甲方所欠乙方的贰佰陆拾壹万壹仟贰佰陆拾伍元贰角捌分材料款由甲方全额付给费德云（汇入银行卡号为62×××76），而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与甲方无关，特此协议。同日，翁勤安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费德云收取其供应鼎和公司材料款贰佰陆拾万元，汇入费德云的银行卡。费德云、金凤珍确认收到鼎和公司款项261万元。另外，费德云、金凤珍还从码头提走8132吨黄沙。2016年9月20日，鼎和公司出具2015年度与中瑞公司码头往来交易付款记录一份（近40笔付款）。记录载明鼎和公司2015年1月至12月期间支付翁勤安、费德云及金凤珍砂石材料款，其中列明收款人为费德云的是2015年8、9、10、11、12月（15笔，另1笔注明为老款），收款人为金凤珍的是2015年1月、3月共2笔。2015年2月后，费德云、金凤珍合计收取约260万元。其余款项收款人为翁勤安或者未注明收款人。2016年11月5日，鼎和公司出具材料对账明细（25批次）及进货明细（92批次），注明“以上是泰州中瑞路桥公司码头经营往来”，明细载明自2014年3月到2015年6月期间，金凤珍于2015年2月13日向鼎和公司供应1次材料1914.23吨，费德云于2015年3月27日、29日向鼎和公司3次供应材料4134.35吨，其余批次为翁勤安供应材料。2015年5月5日，金凤珍出具收条一份及承兑汇票。收条载明：“今收到鼎和公司材料款现金壹拾壹万元整、承兑伍万元、贴息壹仟贰佰伍拾元整，合计收现金计壹拾伍万捌仟柒佰伍拾元整”。金凤珍在承兑汇票上签字收到汇票。费德云、金凤珍持有的《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以下均称“租用合同②”），甲方（出租方）中瑞公司，乙方（承租方）金凤珍，合同约定租用土地面积及位置，租用期间，租金及支付方式，双方权利义务，合同尾部甲方一栏加盖中瑞公司编号尾数为“475”的公章，甲方代表（签字）“葛忠”为复制形成，乙方（签字）“金凤珍”为复制形成，乙方担保人费德云（签字）为复制形成。中瑞公司否认与金凤珍签署过该合同，其只与翁勤安签订过上述内容的场地租用合同，但中瑞公司与翁勤安均未举证该原始合同。翁勤安、田惠萍申请对该合同“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并对合同上“葛忠”“金凤珍”“费德云”的签名字迹是直接书写还是复制形成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出具书面鉴定结论：《检材1》（即涉案场地租用合同②）印文与《样本1》（中瑞公司提供的公章样本）盖的“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3212010102475”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印文；《检材2》（即合同落款签字）上“葛忠、金凤珍、费德云”签名字迹是复制形成的字迹。鉴定费2万元。云福安公司在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设立时提交的材料中包含中瑞公司与云福安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出租人一栏加盖“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公章（编号尾数475），费德云、金凤珍主张与场地租用合同②印章系出自同一枚印章。同时，“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甲方）与江苏省泰州市航道管理处（乙方）2014年（具体时间不详）签订的航道补偿协议书，甲方一栏加盖“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公章（编号尾数475），乙方一栏加盖江苏省泰州市航道管理处公章，江苏省泰州市航道管理处对其单位公章予以确认。费德云、金凤珍主张与场地租用合同②印章系出自同一枚印章。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5日到中瑞公司调查并形成调查笔录，中瑞公司陈述：中瑞公司与翁勤安签订场地租用合同，未与金凤珍签订场地租用合同。场地上的设施由承租人自行建设，租期15年，租期届满后用场地上的设施、设备来抵租金，承租人自行办理码头经营的相关手续。中瑞公司编号尾数为“475”的公章只有一枚，经公安机关备案，由公司自己保管。中瑞公司未曾与江苏省泰州市航道管理处签订航道补偿协议书，也未在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中的材料加盖编号尾数为“475”的公章，上述材料中的公章都不是其公司备案的公章；中瑞公司未出具过2015年10月25日的“证明”，也未在2016年1月13日“房屋租赁协议”上盖过编号尾数为“475”的公章。中瑞公司不清楚翁勤安与费德云的合伙关系，也不干预其内部关系。费德云、金凤珍举证金凤珍的授权委托代理人殷勇和中瑞公司负责人曹福江通话录音资料，录音内容反映中瑞公司知悉其员工持有与其公司备案不一致的另外一枚“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3212010102475”印章，后于2017年或2018年被公司收回。中瑞公司对此未发表质证意见。另查明，云福安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经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住，住所地泰州市农业开发区××幢定代表人翁勤安，职务执行董事兼经理，注册资本300万元，经营期限30年，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股东金凤珍，金凤珍任公司监事。2015年11月16日，云福安公司在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原股东金凤珍变更为金凤珍、翁勤安。当事人双方均未提供公司注册登记时缴纳出资的相关证据及公司运营的相关证据。2016年10月8日，费德云、金凤珍向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以下均称“海陵区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要求冻结翁勤安、田惠萍银行存款30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相关财产。海陵区法院裁定准许，并于2016年10月31日冻结翁勤安对鼎和公司到期债权及应付租金200万元，于2016年11月1日冻结翁勤安对王刚的应收账款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码头经营管理合同纠纷。费德云与翁勤安共同合伙经营码头，有当事人陈述、提供的协议以及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等证据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50条规定，应当认定翁勤安与费德云之间具有合伙关系。同时，依据《意见》第43条规定，金凤珍与费德云原系夫妻关系，翁勤安与田惠萍原系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作为合伙人共同出资，均对合伙财产享有权益，对合伙债务负有清偿责任。本案双方主要争议是费德云、金凤珍主张由其履行与中瑞公司的场地租用合同，实质是要求履行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协议，即翁勤安、田惠萍未按照约定给付费德云、金凤珍款项，故翁勤安、田惠萍应当退出合伙，由费德云、金凤珍继续经营涉案码头。有关双方的财产及债务问题，双方均未提供有关账目，同时费德云、金凤珍主张有关财产账务问题另行解决，故本案仅对合伙关系中与码头经营权有关的法律关系进行评判。一审法院认为，费德云、金凤珍与翁勤安、田惠萍签订的退伙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无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合法有效。根据双方退伙协议约定，双方已经开始部分履行退伙协议，费德云、金凤珍按约收取鼎和公司材料款261万元，包括费德云、金凤珍自认提走部分黄砂等行为，但翁勤安、田惠萍未按约定继续履行付款义务以及支付银行本息，构成违约，按照退伙协议的约定，其应当退出合伙。翁勤安、田惠萍辩称退伙协议签订后，费德云、金凤珍继续以码头名义从事材料供应业务，重新派管理人员参与管理，但费德云、金凤珍从事少量材料供应业务，且费德云、金凤珍认为其与翁勤安、田惠萍确实曾经协商过继续合伙，但并没有达成一致，该行为不能代表双方继续合伙，故在没有更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翁勤安、田惠萍主张退伙协议失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翁勤安、田惠萍抗辩退伙协议失效，即退伙协议所涉权利义务终止，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对翁勤安、田惠萍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合伙关系的建立是以合伙人之间的信任为前提，本案当事人合伙中发生矛盾，相互之间逐渐失去信任，已经没有合伙的信任基础，经过多次协商，始终没能达成一致。一审法院也曾希望调解以减少双方损失但仍未能达成一致，因此一审法院考虑双方无继续合伙的信任基础，结合协议的履行情况，认定退伙协议具有效力，双方没有书面的继续合伙的协议，故翁勤安、田惠萍按约应退出合伙。关于费德云、金凤珍诉讼请求问题。费德云、金凤珍主张由其继续履行与中瑞公司的场地租用合同，系基于合伙法律关系的一项权利主张，翁勤安与中瑞公司签订场地租用合同，翁勤安也系代表合伙人与中瑞公司签订。中瑞公司明确其与翁勤安签订场地租用合同，其不干涉承租人内部事务，故费德云、金凤珍基于与翁勤安、田惠萍的合伙关系，享有的合伙合同项下的权利，在翁勤安、田惠萍退伙后，费德云、金凤珍有权代表原合伙人继续履行场地租用合同，享有场地租用的合同权利。尽管中瑞公司与翁勤安都没有举证中瑞公司与翁勤安的场地租用合同，但合同内容与费德云、金凤珍提供的合同内容一致，中瑞公司在法院调查时对租期、租金方式作了明确，因此不管是翁勤安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还是费德云、金凤珍自行主张其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是一致的，费德云、金凤珍与翁勤安、田惠萍在合同中权利义务是同等的。故费德云、金凤珍主张由其履行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合伙期间的账目问题，费德云、金凤珍要求另案主张，本案不予审理。关于诉讼主体问题。费德云、金凤珍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合伙关系，要求履行退伙协议，翁勤安、田惠萍退出合伙，由其履行与中瑞公司的合同，该主张对翁勤安、田惠萍具有请求权，即使在金钱给付请求撤回之后，其仍然要求翁勤安、田惠萍退伙，由其继续履行合同，因此，翁勤安、田惠萍诉讼主体适格。同时，该权利涉及中瑞公司，在中瑞公司加入诉讼后，其表示不干涉承租人的内部关系，并未明确反对合伙人对码头的权利，因此，中瑞公司作为与案件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诉讼主体适格。故翁勤安、田惠萍及中瑞公司的抗辩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管辖问题。本案系码头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也是码头合伙产生的纠纷，费德云、金凤珍诉讼主张也是基于合伙权利，其基础法律关系仍然是合伙纠纷。涉案码头在泰州市××东河，属于与长江相通的水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3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诉讼管辖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翁勤安、田惠萍认为本案不属于海事法院管辖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费德云、金凤珍在海陵区法院撤诉后又起诉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费德云、金凤珍撤诉后有权再次提起诉讼，故翁勤安、田惠萍关于费德云、金凤珍撤诉后再起诉系重复起诉，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的抗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翁勤安、田惠萍主张鉴定费2万元负担问题。费德云、金凤珍举证的场地租用合同②，其加盖的“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3212010102475”印章经鉴定与中瑞公司提供的样本不一致，但费德云、金凤珍举证的录音资料证明，中瑞公司明知其员工处持有另外一枚编号尾数为“475”的公司印章，后来才收回，且没有证据证明系费德云、金凤珍伪造。翁勤安、田惠萍申请鉴定产生的鉴定费负担问题，依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翁勤安、田惠萍主张由费德云、金凤珍负担，但基于上述理由，该费用不应当由费德云、金凤珍负担。费德云、金凤珍自愿撤回金钱给付请求，仅保留确认之诉请求，故应当按照确认之诉负担诉讼费。费德云、金凤珍要求翁勤安、田惠萍负担诉讼费、保全费的请求部分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综上，翁勤安、田惠萍退出合伙，费德云、金凤珍有权享有原合伙人权利，履行与中瑞公司的场地租用合同权利。费德云、金凤珍的部分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由费德云、金凤珍自本判决生效之日继续履行与第三人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二、驳回费德云、金凤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翁勤安、田惠萍共同负担。鉴定费2万元，由翁勤安、田惠萍自行负担。费德云、金凤珍预交的其他费用予以退还。本院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且在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双方当事人又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因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提交的证据进行交换及质证，并对双方当事人逾期举证的行为予以训诫。翁勤安、田惠萍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一、2013年11月8日翁勤安、费德云和名和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一份（复印件）；证据二、海陵区法院（2018）苏民初2424号民事判决；上述证据拟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翁勤安、田惠萍违约，则上诉人承担的违约责任明显过高，违背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证据三、2019年1月8日翁勤安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拟证明：虽然2015年的合同仅是为了办理营业执照所出具，并非实际租赁合同，但中瑞公司于2019年1月8日与翁勤安签订正式的场地租用合同，不认可费德云、金凤珍的身份。证据四、叶兰芳诉翁勤安、金凤珍买卖合同一案的起诉状、民事判决书、欠条及云福安公司的领付款凭证，拟证明双方继续合伙的事实。证据五、人民来访接待登记簿、协议书、情况说明各一份、民事调解书六份、领付款凭证和记账凭证一组，拟证明被上诉人与翁勤安共同经营云福安公司，双方继续合伙。证据六、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苏1291民初220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翁勤安对退伙协议所涉及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承担还款责任，所以不管是还款的主体还是内容均与退伙协议内容不相符。证人钱某证言：2014年我是中瑞公司的员工，现在不在中瑞公司工作了。翁勤安提交的《器材入库单》上“钱某”的签名是我签我，其他入库单上的不是我签的。对本案纠纷不是很清楚。费德云、金凤珍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系费德云、翁勤安共同作为出租方签订的该合同，并不是翁勤安一方和名和公司签订。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三是翁勤安与中瑞公司在一审判决后签订的，该证据没有中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同时与翁勤安及中瑞公司在一审中的自认不一致，该证据系翁勤安与中瑞公司串通形成。证据四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不能证明金凤珍与翁勤安继续合伙经营。证据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费德云、金凤珍未参与业务。付款凭证也与本案无关，都是翁勤安自己经营产生纠纷所致。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人钱某的证言与本案无关。中瑞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一、证据二虽然真实、合法，但与本案退伙协议产生的纠纷没有关联性，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三真实、合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以及证人钱某的证言与本案退伙协议产生的纠纷没有关联性，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费德云、金凤珍提交新证据一组：证据一、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2民终1711号民事判决一份；证据二、道歉书一份；上述证据拟证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翁勤安采取了违法手段侵犯金凤珍权利。证据三、场地租赁合同一份，拟证明与名和公司签订的合同系翁勤安、费德云共同出面签订的。证据四、《泰州市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征收协议书》（复印件）。费德云、金凤珍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本院从泰州市水政监察支队调取该支队所留存的协议书原件。证据五、中瑞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忠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据六、中瑞公司与泰州新境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技术合同书》一份。证据七、器材入库单一组。证据八、《2016年度防汛安全责任书》。证据九、《鉴定报告》一份。以上证据四至证据九拟证明中瑞公司在场地租用合同②上加盖的公章与上述证据中的公章一致，中瑞公司多次对外使用。证据十、《会议纪要》一份。证据十一、银行汇款凭证。证据十二、金凤珍代中瑞公司向案外人赵日建支付相关费用。上述证据十至证据十二拟证明中瑞公司知道并认可由翁勤安、田惠萍和费德云、金凤珍合伙租赁、经营涉案码头。翁勤安、田惠萍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三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中瑞公司的公章系金凤珍加盖。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但来源不清楚，加盖印章真实性有异议。证据六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七真实性有异议，入库单是金凤珍自己制作，不是中瑞公司出具，钱某的签名亦非其本人所签，公章不是我加盖。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是翁勤安本人所签，但公章不是其加盖。证据九鉴定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报告系费德云、金凤珍单方委托，对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并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十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十一、证据十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中瑞公司没有否认过码头是几方合伙经营，但是根据合同相对性，中瑞公司只认可翁勤安系租赁合同的承租方。中瑞公司认为，对证据一至证据三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证据四至证据九上的公章与中瑞公司备案公章不一致，对证据的真实性存有异议。证据十至证据十二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一、证据二虽然真实，合法，但仅证明翁勤安与金凤珍在诉讼过程中发生侵犯名誉权的纠纷，与合伙协议纠纷的相关事实并无关联性，故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三真实、合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四至证据六、证据八至证据十二真实、合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七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予采信。中瑞公司提交新证据《承诺书》一份，拟证明翁勤安与中瑞公司在2013年签订的合同仅仅是为了办理营业执照所用。翁勤安、田惠萍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费德云、金凤珍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不是新证据，系翁勤安、田惠萍与中瑞公司恶意串通所制，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因该《承诺书》的出具人翁勤安对该证据无异议，故中瑞公司提交的该证据真实、合法、有效，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经翁勤安、田惠萍申请，本院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对涉案相关印文进行鉴定：1、《泰州市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征收协议书》中“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475”印文（印文1）与中瑞公司《刻制公章备案证明》上的“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475”印文（印文2）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泰州市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征收协议书》中“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475”印文（印文1）与金凤珍提交的租用合同②中“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475”印文（印文3）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019年6月4日，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出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结论为：1、印文1与印文2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印文；2、印文1与印文3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印文。翁勤安、田惠萍质证认为：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鉴定程序无异议，但是该鉴定报告没有解决该公章由谁加盖的问题，如果金凤珍与中瑞公司签订合同，就没有必要复制中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所以鉴定结论不能达到费德云、金凤珍的证明目的。实际上翁勤安与费德云是合伙关系，无论是中瑞公司认可的合同还是金凤珍签订的合同，都可以表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金凤珍合同上的公章仅仅在码头经营过程中使用，并没有出现在其它方面使用。从2013年起金凤珍一直持有其私自刻制的假公章。费德云、金凤珍质证认为：对鉴定报告无异议，可以证明金凤珍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合同上使用的公章在其他场合或者在征收协议书中多次使用，结合其它证据以及南京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结论，可以证明这枚中瑞公司的公章多次对外进行法律活动，租赁合同②对中瑞公司有约束力。中瑞公司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述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对三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应予确认。本院另查明，2013年5月29日，翁勤安向中瑞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因办理江苏中瑞混凝土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需向工商局出具与贵公司签订的《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及《房屋无偿使用证明》。由于贵公司需召开董事会才能正式签订此《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及《房屋无偿使用证明》，所以该《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及《房屋无偿使用证明》仅限申办营业执照使用。待贵公司经董事会确定后，再签订正式合同（仅限申办营业执照使用合同同时作废）。”2017年7月20日，中瑞公司经办人员程松平在上述《承诺书》上注明：“泰东河码头租用人翁勤安于2013年5月29日提交《承诺书》，要求与公司签一份《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仅为申办营业执照之用。葛总审核此《承诺书》后，同意其要求，并签订了《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一份，仅由其办理营业执照用，有效的租地合同经董事会决议后再正式签订。”2019年1月8日，翁勤安（乙方）与中瑞公司（甲方）签订场地租用合同③，约定：甲乙双方于2013年5月1日签订了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但是该合同签订目的是为了乙方办理营业执照需要，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目前乙方已将码头建成并组建了商品混凝土搅拌站。为明确甲乙双方在土地租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双方经协商就土地租用，签订本合同。……一、租用土地面积及位置……二、租用期间：土地租用期间为20年，从2013年5月1日起至2033年4月30日止。……三、租金及支付方式：1、租金：单价：每年壹拾陆万元（20年内单价不变），前三年租金（2013年5月1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乙方已经支付。……四、双方权利与义务：1、土地租用期间，所有权属甲方，使用权归乙方（仅限乙方自主经营使用或由乙方参与的合作营业使用）。综合三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归纳二审焦点问题：1、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2、本案所涉退伙协议是否解除？3、费德云及金凤珍是否能继续履行与中瑞公司签订的《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本院评述如下。1、关于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翁勤安、田惠萍认为：本案由海陵区法院移送至武汉海事法院后，费德云、金凤珍变更了诉讼请求，本案仅为合伙协议纠纷，不属海事法院管辖范围。本院认为，武汉海事法院对本案进行立案后，费德云、金凤珍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由费德云、金凤珍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继续履行与第三人中瑞公司签订的《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因该合同所涉租赁物为码头，且本案系因翁勤安、田惠萍与费德云、金凤珍在合伙经营管理码头过程中产生退伙纠纷而引起，即因码头租赁合同和码头经营管理合同产生的纠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38、39条规定的由海事法院管理案件范围，故武汉海事法院关于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认定并无不当，翁勤安、田惠萍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退伙协议是否应继续履行的问题翁勤安、田惠萍认为，退伙协议签订后，费德云、金凤珍仍旧指派亲属参与涉案码头经营，金凤珍还与翁勤安成立云福安公司，对涉案码头共同经营管理，因退伙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经协商继续对码头进行合伙经营管理，故退伙协议已解除。本院认为，2015年1月20日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决定解除合伙关系。翁勤安、田惠萍提交《领（付）款凭证》及与鼎和公司的交易明细等证据，证明签订退伙协议后，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仍继续合伙。费德云、金凤珍对翁勤安、田惠萍提交的《领（付）款凭证》上费卫平、苏铭太的签字并无异议，可以证明2015年3月至2015年5月期间，费德云、金凤珍之子费卫平、妹夫苏铭太在码头负责财务管理，但翁勤安、田惠萍在上诉状中自认该二人的工资由费德云、金凤珍自行发放。从与鼎和公司的交易明细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2015年1月20日以后，鼎和公司与费德云、金凤珍及翁勤安均发生交易，鼎和公司将交易分别记录在各人名下，且经四方对账后，鼎和公司确认了三方的各自欠款数额，嗣后，根据四方协议约定，翁勤安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将其所应收取的材料款汇入费德云的帐户。费德云、金凤珍确认收到鼎和公司支付的261万元系翁勤安履行退伙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二条还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本案中，从上述工资发放事实可以证明，员工工资的发放并非由合伙组织的财产中支出；从收取鼎和公司支付的材料款事实可以证明，所谓“继续合伙期间的收入”亦未归合伙组织共有，未统一管理和使用。另外，云福安公司虽然于退伙协议签订后成立，但初始发起人股东仅为金凤珍，后变更为金凤珍和翁勤安，且从公司章程看，股东认缴出资为货币300万元，目前无证据证明金凤珍、翁勤安在云福安公司中的合伙行为与翁勤安、田惠萍、费德云、金凤珍之间合伙经营码头的行为有关联性，亦无证据证明涉案码头的港口经营许可证过户至云福安公司，故，金凤珍与翁勤安合伙成立云福安公司，与本案所涉合伙关系无关联性。综上，翁勤安、田惠萍关于“退伙协议已签订后，费德云、金凤珍继续参与合伙”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从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矛盾纠纷看，双方当事人已失去继续合伙经营的信任基础，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对解除退伙协议达成一致，故退伙协议仍系双方当事人关于解除合伙关系及处理退伙事宜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然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3、关于费德云、金凤珍能否继续履行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的问题费德云、金凤珍认为，翁勤安系代表费德云、金凤珍及田惠萍等合伙人，与中瑞公司签订场地租用合同，中瑞公司知晓并认可涉案场地由四人合伙租赁并经营。翁勤安与费德云、金凤珍签订退伙协议，未按照退伙协议的约定向费德云、金凤珍支付补贴款、偿还银行贷款，根据退伙协议的约定，翁勤安、田惠萍应退出涉案租赁场地经营，由费德云、金凤珍继续履行与中瑞公司的场地租用合同，承接相关权利、义务。本院认为，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应由费德云、金凤珍继续履行。首先，现查明，在涉案租赁场地上出现了签订时间和内容相同的两份租用合同，即场地租用合同①及场地租用合同②。结合两次司法鉴定的结论，本院认为，虽然场地租用合同②中出租人栏中“葛忠”的签字系复制形成，且所加盖的中瑞公司“475”公章与中瑞公司备案公章不一致，但该公章与中瑞公司向泰州市水政监察支队出具的《泰东河道堤防工程占用补偿费征收协议书》上所加盖的公章系同一枚。因征收协议书上公章印文处有中瑞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忠的签名，则可以认定场地租用合同②上所加盖的公章亦系中瑞公司认可的公章。另外，费德云、金凤珍提交的《技术合同书》、《2016年度防汛安全责任书》以及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亦可以证明中瑞公司多次使用该非备案公章对外进行经营活动。翁勤安认为该枚中瑞公司非备案公章系金凤珍加盖，但其未提交相关证据。故可以认定场地租用合同②上所加盖的公章虽然为非备案公章，但中瑞公司认可并多次在对外经营业务中使用，则中瑞公司在租用合同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从中瑞公司同时与翁勤安及金凤珍分别签订内容相同的场地租用合同、费德云在租用合同①担保人处签名的事实，以及中瑞公司为解决码头经营纠纷的《会议纪要》、一审法院调查情况、录音资料可以证明，中瑞公司一直知晓涉案租赁场地实际由翁勤安、田惠萍与费德云、金凤珍合伙承租，共同经营管理。本院二审期间，虽然翁勤安与中瑞公司均主张签订场地租用合同①的目的是为办理营业执照，并非正式合同，但从翁勤安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③的内容可以证明，从2013年5月1日至2019年1月8日，双方系按场地租用合同①的约定履行，费德云、金凤珍对此事实无异议，则可以认定在本案纠纷发生前，场地租用合同①系翁勤安代表合伙人与中瑞公司签订。其次，退伙协议签订后，翁勤安、田惠萍并未按约定向费德云、金凤珍支付补偿款并承担偿还部分银行贷款的义务，根据退伙协议第十条的约定，翁勤安、田惠萍应无条件退出码头经营，所涉租赁场地的全部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归费德云及金凤珍所有，则当约定条件达成时，在翁勤安、田惠萍及费德云、金凤珍之间已形成经营权转让关系，而码头经营权的基础即为涉案租用场地的租赁、使用权，则根据约定，涉案租用场地租赁权应由翁勤安、田惠萍转让给费德云、金凤珍。一审法院对中瑞公司进行调查时，中瑞公司表示“不干预（翁勤安与费德云合伙）其内部关系”，即使目前翁勤安与中瑞公司于2019年1月8日签订场地租用合同③，明确承租人为翁勤安，但在二审庭审中，中瑞公司关于“对由费德云和金凤珍经营涉案场所，是否有意见”的答复意见仍为“实际上没意见”，则可以认定中瑞公司对翁勤安、田惠萍及费德云、金凤珍之间关于租赁权转让的约定知晓并不表示反对。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关于“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本案所涉场地租赁合同关系中的租赁权已由费德云、金凤珍受让取得，故费德云、金凤珍关于“确认由其继续履行租用合同”的主张成立。因本案出现两份内容相同的场地租用合同，一审法院在判决主文中未予明确，容易产生歧意或纠纷，应确认由费德云、金凤珍继续履行场地租用合同①。因退伙协议第十条约定翁勤安、田惠萍自愿无条件退出，费德云、金凤珍无需对翁勤安、田惠萍作出任何补偿，且翁勤安、田惠萍的债权债务与费德云、金凤珍无关，则一审法院判决确认由费德云、金凤珍继续履行场地租用合同，并未加重翁勤安、田惠萍的责任，根据费德云、金凤珍在本案的诉讼请求，本案仅处理因退伙纠纷发生的涉案场地租赁权问题，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伙清算问题可另行主张。从费德云、金凤珍提交的起诉状及陈述意见看，其诉讼请求隐含两层意思：1、翁勤安、田惠萍退出涉案码头的经营；2、确认由费德云、金凤珍继续履行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因其主张确认的涉案场地租用合同的出租人为中瑞公司，故中瑞公司亦应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将中瑞公司列为第三人有误，但并未影响实体处理。另外，费德云、金凤珍在一审中最后确定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由原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继续履行与中瑞公司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对翁勤安、田惠萍没有具体诉讼请求，故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翁勤安、田惠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表述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二、确认由费德云、金凤珍自本判决生效之日继续履行翁勤安与江苏中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泰东河场地租用合同》。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鉴定费20000元，共计20100元，由翁勤安、田惠萍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鉴定费3000元，共计3100元，由翁勤安、田惠萍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海莉审判员  胡正伟审判员  曾 诚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