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46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大胜，男，196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建德市冠奇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寿昌镇经济开发区下桂区块。 法定代表人陈大胜，执行董事。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志军、王一凡，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宪宏，男，196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代理人邵鸣，浙江贤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邓志华，男，197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现在浙江省十里坪监狱服刑。 原审被告陈红燕，女，197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陈大胜、建德市冠奇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宪宏、原审被告邓志华、陈红燕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建德市人民法院（2019）浙0182民初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一、2015年3月6日，邓志华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判令邓志华向包括吴宪宏、陈大胜、案外人陈红征在内的54被害人退赔相关损失51063965元。其中，吴宪宏4178000元、陈大胜850000元、陈红征2625000元【（2014）杭建刑初字第391号】。二、判决确定邓志华应退赔的款项，该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执行【（2017）浙0182执779号】，执行标的为51063965元。该案执行了143631.84元后，于2018年4月13日结案，结案方式为“终结本次执行”。三、邓志华、陈红燕系夫妻关系。2002年9月5日，邓志华、陈红燕设立了冠奇公司，邓志华占公司60%股份、陈红燕占公司40%股份。四、2017年10月18日，邓志华、陈红燕、陈大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7年10月31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协议约定：邓志华、陈红燕以其享有的冠奇公司100%的股份折价转让给陈大胜，以抵偿邓志华、陈红燕所欠陈大胜及案外人陈红征的债务。五、冠奇公司名下在建德市块面积为20484平方米的商住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在处置过程中，该地块曾于2013年6月13日以1217万元的起拍价流拍，于2017年10月31日以3892万元的起拍价流拍，2018年6月5日，经挂牌拍卖，以59950000元的价格成交。 吴宪宏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邓志华、陈红燕与陈大胜之间股权转让行为无效。2、判令第三人配合恢复公司股权原状，即邓志华占股60%，陈红燕占股40%。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邓志华、陈红燕与陈大胜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情形，该院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邓志华明知经判决确定应向吴宪宏等54人退赔相关损失51063935元的事实，且退赔款项已立案执行，在被执行过程中，仍与个别受害人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抵偿个别债务。二、转让协议确定抵偿的债务总额为9261095.90元，而邓志华、陈红燕与陈大胜、陈红征之间的债务经依法确定的数额仅为3475000元。三、冠奇公司未经清算，其股权价值具有不确定性，但其名下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虽在处置过程中曾两次流拍，其巨额价值是明显的，该宗地最终以59950000元的价格拍卖成交，也证实了这一事实。四、邓志华、陈红燕与陈大胜、陈红征之间具有亲属关系，身份上具有特殊性。从以上四个方面分析，可以认定邓志华、陈红燕与陈大胜之间的股权转让有恶意串通的情形。陈大胜、案外人陈红征对邓志华所享有的债权均为普通债权，不具优先受偿的情形，邓志华在无力全面清偿判决确定的债务、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下，以其享有的股权折价转让，以清偿个别债务的行为，不符合民事案件执行的相关规定，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邓志华将其享有的冠奇公司60%股权转让给陈大胜的转让行为应认定无效。吴宪宏与陈红燕之间，没有经依法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吴宪宏对邓志华所享有的债权未经依法确认系邓志华与陈红燕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吴宪宏要求认定陈红燕的转让行为无效，主体不适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邓志华将其对第三人建德市冠奇进出口有限公司享有的60%股权转让给陈大胜的转让行为无效。二、邓志华、陈红燕、陈大胜、第三人建德市冠奇进出口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陈大胜名下的60%股份变更至邓志华名下。三、驳回吴宪宏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邓志华、陈大胜负担。 宣判后，陈大胜、冠奇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针对一审认定邓志华、陈红燕与陈大胜之间的股权转让有恶意串通情形的四个理由，上诉人逐一反驳。一、一审法院认为邓志华明知经判决确定应向吴宪宏等54人退赔相关损失51063935元的事实，且退赔款项已立案执行，在被执行过程中，仍与个别受害人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抵偿个别债务。上诉人认为，邓志华明知经判决确定应向吴宪宏等54人退赔相关损失51063935元的事实，且退赔款项已立案执行。对于这一事实没有任何异议，问题是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也对邓志华在冠奇公司的股权进行了调查，但是基于冠奇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执行法院既没有采取保全措施、也没有对冠奇公司的股权进行拍卖处置，原因何在，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冠奇公司的股权没有任何执行价值，如果对冠奇公司的股权进行拍卖处置，反而会无端增加费用支出，执行法院根据客观情况主动放弃了对邓志华在冠奇公司股权的执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是一种主动的放弃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冠奇公司的印章等也由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邵呜律师控制。当时邵鸣律师也清楚冠奇公司的股权没有财产价值。除了法院、邵鸣外，冠奇公司的其他债权人，也不看好冠奇公司股权的财产价值。在当时情况下，相关权利人已经以实际行为主动放弃对冠奇公司股权的处置权，相关权利人也没有人对邓志华、陈红燕将冠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陈大胜提出异议。邓志华、陈红燕将冠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陈大胜是公开进行的，是在其他权利人主动放弃冠奇公司股权作为执行标的的情况下，陈大胜在期望冠奇公司股权今后可能会产生价值，也可能会一无所有的风险下，同时陈大胜将本来可以享有对冠奇公司的债权丧失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因此，邓志华、陈红燕将冠奇公司股权转让给陈大胜并没有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与理由。二、一审法院认为转让协议确定抵偿的债务总额为9261095.90元，而邓志华、陈红燕与陈大胜、陈红征之间的债务经依法确定的数额仅为3475000元。上诉人认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确认邓志华对陈大胜、陈红燕的债权数额为3475000元，该判决并没有确定陈红燕应当归还陈大胜、陈红征的债务金额为多少。上诉人计算邓志华、陈红燕夫妻应当归还陈大胜、陈红征的债务金额是根据邓志华、陈红燕夫妻与陈大胜、陈红征之间的借款合同以及邓志华、陈红燕实际归还借款的情况进行计算后得出的债务总额。该计算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即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邓志华应当归还陈大胜、陈红征为3475000元，但并不能以此确认陈红燕应当连带归还陈大胜、陈红征也为3475000元。在股权转让的当时，即便以3475000元受让邓志华、陈红燕夫妻在冠奇公司的股权，仍对陈大胜、陈红征存在重大不确定因素，如陈大胜取得冠奇公司股权后，就不能再对邓志华、陈红燕夫妻、冠奇公司追索债权，如果冠奇今后仍有剩余财产可供分配，也只能优先分配给冠奇公司的债权人，而此时陈大胜只能在冠奇公司清偿全部债务后，就剩余财产行使股东权益，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冠奇公司的股东权益是零甚至是负数，这个从冠奇公司的土地拍卖成交就可以倒推出来。三、一审法院认为冠奇公司未经清算，其股权价值具有不确定性，但其名下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虽在处置过程中曾两次流拍，其巨额价值是明显的，该宗地最终以59950000元的价格拍卖成交，也证实了这一事实。上诉人认为，在邓志华、陈红燕将冠奇公司股权转让给陈大胜时，冠奇公司的土地并无财产价值，法院也没有对冠奇公司的股权采取保全、拍卖措施。当时邓志华在冠奇公司的股权没有处置的价值，冠奇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拍卖所得尚不足以覆盖冠奇公司已经确定的债务，冠奇公司的净资产是零，甚至是负数，邓志华在冠奇公司的股权自然就没有执行的价值了，因此，执行法院当时没有对邓志华在冠奇公司股权进行处置是有客观原因的。一审法院认为，在邓志华、陈红燕将冠奇公司股权转让给陈大胜时，其股权价值具有不确定性，说明一审法院也知道在当时情况下，冠奇公司的股权价值是否有实际意义。一审法院以邓志华、陈红燕将冠奇公司股权转让给陈大胜时，没有进行清算，存在恶意串通情形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冠奇公司的该块土地分别于2013年6月、2017年10月两次流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10月的流拍价3892万元与股权转让时间同期，因此可以公允地体现出该块土地的市场价值小于3892万元，冠奇公司对其享有的权益应小于1556万元。而邓志华、陈红燕将冠奇公司股权转让给陈大胜时，其已通过建德市人民法院判决、执行的案件金额既已达到1193万元；同时，冠奇公司曾对外为邓志华、陈红燕等人提供一系列保证担保，合计金额1174万元。可见，冠奇公司的整体负债约为2367万元。合计上述资产及负债情况，冠奇公司的股权价值为负值。而第三次股权拍卖以59950000元的价格拍卖成交，是在近期房地产回暖后的成交价，现一审法院以及被上诉人以该成交价作为认定邓志华、陈红燕将冠奇公司股权转让给陈大胜的行为是恶意串通，显然是错误认定。显然，一审法院以此理由作为认定邓志华、陈红燕与陈大胜之间股权转让是恶意串通，显然是不当的。四、一审法院认为邓志华、陈红燕与陈大胜、陈红征之间具有亲属关系，身份上具有特殊性。上诉人陈大胜认为，陈红燕与陈大胜、陈红征是四代以上的旁系远亲，身份上虽然有一点亲属关系，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恶意串通的理由与情形。陈大胜、陈红征也是受害者，在雅居公司最后的困难时期，邓志华、陈红燕夫妻找到陈大胜、陈红征要求帮助借款时，雅居公司已经濒临破产，但是，邓志华向陈大胜、陈红征隐瞒事实真相，将从陈大胜、陈红征借得的款项用于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债务。邓志华、陈红燕完全是因为当时法院、其他债权人都放弃执行邓志华在冠奇公司股权的情况下，邓志华、陈红燕夫妻名下没有其他财产可以清偿陈大胜、陈红征债务的情况下，权且将冠奇公司的股权抵偿给陈大胜，根本不存在所谓恶意串通的情形与理由。而且当时抵偿的风险也是极其大的，因为受让了邓志华、陈红燕在冠奇公司的股权，就等于放弃了对冠奇公司的债权。值得注意的是，吴宪宏是邓志华表嫂的弟弟，吴宪宏与邓志华也存在亲属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做出认定邓志华、陈红燕与陈大胜之间的股权转让有恶意串通的情形，根本就不成立。请求二审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吴宪宏辩称：一、上诉人上诉当中也承认了邓志华在明知这个判决确定应当向吴宪宏等54人退赔相关损失5100余万元的这个事实，并且退赔款已经在建德法院立案执行，那么这个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认为在案件执行当中，法院对冠奇公司的股权没有进行拍卖处置，意味着法院放弃了对冠奇公司股权，这个观点不是事实。因为在该案的执行中，冠奇公司早已停止经营这块土地，原来是工业用地的性质，在邓志华的手上转为商住用地以后，邓志华就出事了，实际上冠奇公司一直都没有生产经营，主要就是这块土地的价值。这块土地转为商住用地，其跟航头镇人民政府，因为土地的拍卖的分成为四六开。这个土地，政府一直在操作，在准备要推向市场，法院也知道这个事情。建德法院了解企业没资产，唯一资产土地下一步政府要招拍挂，面向社会公开挂了，等挂了以后就有价值了。根据拍卖的情况，法院随时执行，所以没有必要对股权进行拍卖，因为都是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二、上诉人认为其他债权人都认为股权是没价值，并不是这个情况，正如上诉状所说的，一开始冠奇公司的公章印鉴章在几个债权人手里，后来把这个公章放到代理人办公室，这个是事实，但是若干年以后，也就是在2017年股权转让的前一个月，陈红燕跑到代理人办公室里来，以她本人要缴纳养老保险不能中断为由将公章拿走，其他债权人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代理人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并不表示转让债权人就都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损害债权人利益这个是本案的关键。三、转让协议认定的总债务是926万多，法院认定为347万，这个问题非常清楚，应当以刑事判决书确定的数额为准，陈红燕并不是债务人。四、冠奇公司股权价值问题，冠奇公司转让的时候，同一天该块土地第二次流拍是3880多万，将近有4000万，虽然是流拍，但是这个巨大的利益是有的，股权转让同一天去签订股权转让，转让之前上诉人肯定对土地价值的大致情况进行过了解。冠奇公司没有像上诉人所说的有这么多的债务，债务一般都是担保债务，也是为邓志华刑事犯罪，法院判下来基本上都是承担本金三分之一的还款责任。五、一审法院认为，冠奇公司是未清算，其股权价值具有不确定性，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是正确。此外被上诉人认为在转让之时，上诉人主观恶意也是非常明确的，明知冠奇公司的土地有巨大利益。虽然在一审当中，法院没有支持被上诉人的全部请求，也就是认为陈红燕不欠吴宪宏的钱，还有另外40%股权转让没撤销，实际上在转让之时，陈红燕也负有1000多万的债务，这个案子建德法院其他债权人也起诉了，也要求撤销另外的40%股权转让无效。上诉人在转让之时，邓志华夫妇都有巨额的债务，而且知道这个土地有使用价值，却私下转让，把这个全部的股权受让，这个行为被上诉人认为是明显的侵害了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陈红燕陈述称：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陈大胜、冠奇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再344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就返还本金及利息的数额认定问题，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因适用不同法律规范，计算方法存在差异，故尚欠金额并不当然一致，但二者并不冲突。因此上诉人陈大胜的债权金额应当认定为926万元是正当的。2、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复印件，欲证明借款人邓志华和陈红燕在收到陈大胜、陈红征的借款后，雅居公司已经濒临破产，陈大胜、陈红征完全是出于热心救急，帮助邓志华和陈红燕渡过难关，邓志华和陈红燕所借款项均用于返还其他债权人（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债权人）借款，陈大胜与邓志华和陈红燕不存在恶意串通。 吴宪宏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建德市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一份，欲证明在股权转让时陈红燕对外负有巨大的债务，因此更能说明当时陈红燕主观上也存恶意串通。 陈红燕未提供新的证据。 对陈大胜、冠奇公司提交的证据，吴宪宏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这是个案，以个案来确定待证事实股权转让金额利息加本金，这是不能够证明的。对证据2，对三性均有异议，退一步讲即便是原件，也证明不了上诉人的待证事实，上诉人认为借款发生之时雅居公司濒临破产，这时是雪中送炭的行为，但要说明的是，上诉人陈大胜借款对象与雅居公司无关系，钱是借给邓志华个人的。陈红征的借款是借给雅居公司的，2012年是否濒临破产，从证据中看不出。陈红燕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未能提供原件，且并非与本案相关联，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对吴宪宏提交的证据，陈大胜、冠奇公司质证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陈红燕如果存在其他债务的情况下，能否对其他债权人进行清偿，被上诉人认为是不能的，但是上诉人认为陈红燕对其他债务人进行单独清偿并没有违反法律。陈红燕已经进行合法转让的股权行为，其他债权人以不知道来撤销是不合理的。陈红燕质证认为：其享有自由选择清偿哪个债权人债务的权利。本院认证意见：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邓志华未作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邓志华、陈红燕与陈大胜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从2017年10月31日的冠奇公司土地拍卖情况看，虽为流拍，但其起拍价达3892万元，为第一次拍卖起拍价的三倍多，可见该土地处于不断升值状态，最后成交价5995万元亦能印证该土地存在的高昂价值，故转让协议签订时陈大胜对冠奇公司的股权价值应有利益预期。而此时邓志华对多人所付债务已经法院立案执行，在债务尚未全部执行完毕前，邓志华将其所有冠奇公司股权单独抵偿个别不具有优先受偿的债务，应当认定为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原审法院认定邓志华、陈红燕与陈大胜之间的股权转让有恶意串通的情形，理由充分，本院予以认可。邓志华将其享有的冠奇公司60%股权转让给陈大胜的转让行为应认定无效。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陈大胜、建德市冠奇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潘云斌 书记员王贞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