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民终6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132号。法定代表人：陈学展，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济翔，陕西菲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娟娟，陕西菲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洋，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陕西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媛，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西安市百花村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太华北路百花村村委会内。法定代表人：郑松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青江，陕西菲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南国艳，陕西菲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淞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洋及原审被告西安市百花村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村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陕西淞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济翔、杨娟娟，被上诉人汪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胡媛，原审被告百花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青江、南国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陕西淞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本案于2018年11月14日一审开庭，但55日后的2019年1月8日，一审又要求就汪洋补充提交的7组证据进行质证，对超出举证期限提出的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本不应接收质证，但一审对逾期提交的证据予以采纳，程序违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仅合议庭成员1人参加，其余2人未参加，违反法律规定。（二）陕西淞江公司与百花村公司不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陕西淞江公司与百花村公司的债务加入行为均因无股东会决议同意，属于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六规定公司对外担保应经股东会半数同意，而债的加入更是属于无对价无保障的单方义务，从举轻以明重的逻辑和原则来说，为他人承担债务偿还义务更应当经过股东会决议通过，而且是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便陕西淞江公司签署了还款协议或承诺书，但并没有对涉及公司和股东重大利益的处分行为履行股东会决议程序，该行为因违反《公司法》规定而无效，陕西淞江公司与百花村公司不应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一审认定陕西淞江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郑松明且和郑松光是亲兄弟关系，系汪洋的一面之词，并无证据佐证。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第五条约定，在26幢别墅预售登记在深圳市淞江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淞江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并办妥预售备案登记之前，陕西淞江公司有权向汪洋主张先履行抗辩权，拒绝付款。（三）一审认定欠付股权转让款的本息数额错误。退一步说，即使陕西淞江公司与百花村公司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2009年3月13日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中所明确的股权转让款本息合计1172.0199万元（截止2009年3月13日），该1172.0199万元显然为包括利息在内的本息合计数额，一审却未区分本金和利息，而是将包含利息的1172.0199万元全部认定为本金，并以年利率36%计息，判决陕西淞江公司与百花村公司向汪洋支付，显然错误。本案的案由是合同纠纷，汪洋一审请求1172.0199万元的依据为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即1172.0199万元款项性质为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支付的亦是股权转让款，故对于逾期付款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违约金的相关规定。案涉款并非民间借贷，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认定利息计算标准，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该款项的利息以年利率36%计算标准超过法定上限，且存在复利，违反法律规定。百花村公司到2014年1月27日，共就股权转让款向合肥华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跃公司）支付了1875.6万元，一审未将每笔还款作相应扣减，将已还款项继续作为本金重复计算利息。一审未查明百花村公司的已付款金额，而该已付款金额直接关系到陕西淞江公司的切身利益。根据汪洋提交的对账单和百花村公司的已付款凭证，截止2014年1月27日百花村公司就股权转让款已付1875.6万元，一审仅认定1085.6万元，少计790万元，该790万元应予扣减。（四）陕西淞江公司与百花村公司不应支付反担保追偿款及利息。反担保协议涉及的借款数额为696万元，但本案没有任何转账凭证或与之对应的取款凭证能够证明徐斌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且一审确定的争议焦点为华跃公司是否享有600万元的反担保追偿款之权利，并未阐明696万元为何变更为600万元，自相矛盾。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九条规定，不能认定存在借款事实。郑松光向徐斌借款并由合肥市众鑫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众鑫公司）担保的借款担保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8月19日，而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与合肥众鑫公司签订的反担保协议时间为2011年7月1日，反担保行为应是在借款行为与担保行为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而依据前述两份合同签订日期，借款行为与担保行为还未产生前，反担保行为就已产生，显然自相矛盾。陕西淞江公司与百花村公司为该笔借款向合肥众鑫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行为在借款行为和担保行为未产生前，且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应属无效。即使该反担保行为有效，按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合肥众鑫公司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3日内，即2011年12月18日至20日，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为合肥众鑫公司提供反担保期间为合肥众鑫公司提供担保之日起2年（即在2011年12月18日至20日期间内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2年），虽然汪洋一审提交证据显示，WAN LIANG（汪洋称是华跃公司、泰王国公司、合肥众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万良）向徐斌分别于2011年10月18日转账40.8万元、2011年11月18日转账40.8万元、2012年1月21日转账43.25万元，且均为一审所认定，但该三次转账124.85万元是否是对郑松光向徐斌借款一事承担的担保责任，并无证据证明。同时2012年1月21日转账时已超出了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限，反担保责任因担保人未承担保证责任而免除。一审仅凭上述三笔转账，即认定陕西淞江公司与百花村公司应承担600万元的反担保责任及支付利息，属认定事实不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即使万良向徐斌的转账确定是向郑松光的借款承担的担保责任，那么最后一笔有效担保应是2011年11月18日的转账，至2013年11月17日为反担保期间，应从2013年11月17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显然，在2018年6月该笔债权向汪洋转让及汪洋向法院起诉时均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五）陕西淞江公司与百花村公司不应偿还汤桂珍借款及利息。汤桂珍对安徽华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的借款是否实际发生及借款数额一审未予查明，相应的债权转让缺乏事实基础，一审仅依据借条与收条孤证认定应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属认定事实不清。虽然汪洋提供了2009年6月8日和2009年6月10日的借条，以图证明汤桂珍分两笔向华夏公司出借600万元，但华夏公司出具的借条与收条内容相互矛盾，借条中500万元借款为“现汇”，而收条中410万元为汇款，90万元为现金，且汪洋未提供600万元的转账证明或对应现金时间的取款凭证，仅凭借条与收条不足以认定借款真实发生和足额出借（如先扣息或利息计入本金），对于未实际发生的虚假借款，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对于该虚假借款的债权转让行为，同样不受法律保护。一审在未核实该项借款的真实性及实际履行状况的情形下，判决向汪洋清偿其受让的虚假债权，显然错误。一审认定的借款利息标准超过法定上限，且存在复利，违反法律规定。借款600万元按照年利率36%计息自2009年6月11日至2014年6月12日为1096.2万元，百花村公司已经支付的1040万元未予扣除，将已还款项继续作为本金重复计算利息。前述计算方式不仅超出法定计息最高限额，也属于典型的复利，支持了汪洋超过24%的年利率诉请，应予纠正。（六）一审对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函担保费、查封公告费的分担显失公允。汪洋一审起诉的诉讼请求第一项是二被告连带偿还本金4166.8万元，第二项是连带支付利息4868.43万元，合计9035.23万元，并收取案件受理费493562元及保全费5000元、保函担保费68000元、查封公告费600元，其中诉讼费和保函担保费均是按照诉请标的额的比例交纳，最终的分担也应当按照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分担。但即便按照一审判决的错误本金计算（相当于诉请的45%），汪洋承担的诉讼费比例也不足40%，且保函担保费全额判决由陕西淞江公司与百花村公司承担，显然不公。汪洋辩称，（一）一审程序并不违法。汪洋首次开庭前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协议书、承诺书、借款担保合同、股东会决议、反担保协议、还款协议、借条、民事裁定书、债权转让通知书、债权转让通知、律师函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并且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诉讼请求及事实，但庭审中对方抗辩本案为虚假诉讼，并声称对本案所有印章、打印碳积时间进行鉴定，但又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也未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为证实本案并非虚假诉讼，原债权人与百花村公司、陕西淞江公司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汪洋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涉案相关证据，对证据来源、形式等方面进行补强。后经百花村公司、陕西淞江公司质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所谓本案二次开庭实为一审对本案是否为虚假诉讼的询问核实，主审法官在询问前已经对客观情况提前向各方进行了说明，经过了百花村公司、陕西淞江公司的认可，现在陕西淞江公司又以此为由称一审违反程序，实在不当。（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并未违《公司法》相关规定。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自愿加入债务偿还无需经过内部股东会决议，更无决议须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但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章程中并未规定哪个机构系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进一步说，股东会是公司内部的最高决策机构，并非常设机构，股东会并不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而对外担保系公司日常经营的一部分，如果每次对外担保都需要股东会进行决策，既不现实，又不符合《公司法》中股东会职责范围，也不符合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章程中的股东会职责范围。再进步一说，如果公司对外担保均需股东会决议的话，商业银行对外出具的独立保函将均为无效，为诉讼保全向法院提交的保险公司保函也将全部无效，这显然与立法不符。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对外担保是否需要经过股东会表决通过系其内部事务，对外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作为原债权人并不知情、也无法知晓其公司内部是否进行股东会决议，且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工商备案的公司章程中也并未规定对外担保需要股东会决议，所以其所谓的其未经内部股东会决议导致对外担保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百花村公司为一人公司，公司股东为汕头市德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100%控股，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不设股东会，也就没有股东会决议的问题。百花村公司作为一人公司，对外的行为实际也就是其全部股东的最终决策结果。陕西淞江公司据其提供的公司章程中郑松光持股31%，汕头市松发（集团公司）持股49%，而松发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为郑松光，可知陕西淞江的实际控制人为郑松光，郑松光绝对控股陕西淞江公司，郑松光本人的决策即可合法实现为股东会的决策，所以陕西淞江公司未经股东会多数同意的说法事实上也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有无经其股东会同意系其内部决议程序，并不必然发生对抗外部债权人之法律效力”并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一审对股权转让款分项数额认定清楚，并无将利息计入本金重复计息。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本息为1172.0199万元，双方以此最终计算总额转为借贷关系,不再涉及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逾期违约金标准为日千分之一，而违约金是为了督促合同当事人履行协议，弥补当事人损失，与利息并非同一概念。也就是说，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前双方应当适用《公司法》规定及遵守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并不适用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时双方对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作以确定，全部转为借贷关系并作为本金，此时1172.0199万元的本金中并无利息，之后才适用民间借贷不得复利的相关法律规定，这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从举证责任角度讲，汪洋已经完成了相应本金及利息的举证责任，若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认为股权转让款中存在利息重复计算，则应当举证证明本金为多少，利息为多少，本案中其始终未能举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依据借款担保协议、反担保协议以及还款协议中关于徐斌借款一节相关内容的相互印证关系，确定了借款600万元、合肥众鑫公司承担了担保责任，查清了事实。首先，在签订借款担保协议前担保人为了避免因借款人不履行还款义务而造成自己承担保证责任后无法追回款项的风险，在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前先期要求借款人或相关第三人设定反担保，并签订反担保协议的行为属于正常规避风险的行为。所以本案中借款行为与担保行为还未产生前，反担保行为先期产生并不矛盾，也是常见的反担保形式。其次，反担保协议借款金额696万与还款协议中约定借款600万元并不矛盾，还款协议是对协议签订时还剩的应还金额及如何还款的相关权利义务进行约定，还款协议中还款金额也小于实际借款金额，一审依据还款协议判定对剩余600万借款承担责任正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前提是在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况，而本案中汪洋不但出示了担保借款协议、反担保协议、还款协议、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还款凭证，而且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还实际履行了还款协议（上诉状中予以认可），显然已经证明了借款实际发生并已经承担了担保责任。而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并未对“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作出合理说明”，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借款未实际发生或其借款人郑松光已经实际履行还款义务而无需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故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外陕西淞江公司引用的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九条是判断虚假诉讼规定，而本案一审中，汪洋已经列举大量证据，并向一审申请调查令调取证据以证明本案并非虚假诉讼，且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并未提供任证据证明本案为虚假诉讼，所以陕西淞江公司认为合肥众鑫公司没有承担担保责任的说法不能成立。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其提供反担保的行为无需经过股东会决议。还款协议第二条关于郑松光借款担保如何还款的约定，可以印证并未超过担保期限及担保责任的诉讼时效。在连带保证中保证期间内债权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后，保证期间就转为计算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可以中止中断延长，而还款协议中依然约定了担保责任的解除问题及偿还方式，说明此时保证责任依然存在，而签订还款协议后郑松光及百花村公司又部分履行还款协议直至2014年6月12日，2016年6月8日原债权人连续发送4份律师函催款又使诉讼时效中段，直至本案起诉，所以陕西淞江公司以借款担保协议及反担保协议中约定的保证期间超过为由进行抗辩，显然理由不充分。一审中汪洋提交的2011年10月18日、2011年11月18日、2012年1月21日三张转账凭证，转账时间与担保借款协议中约定的付息时间一致，担保人与出借人主体一致，可以反应该转账行为系合肥众鑫公司实际控制人万良向徐斌承担了保证责任的行为。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的还款行为也可证明担保行为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首先，2012年3月31日对华跃公司及汤桂珍的还款协议签订后，2012年4月29日至2013年2月3日百花村公司向WAN LIANG转账，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12日期间百花村公司向汤桂珍账户转账，转账时间上具有前后联系，从作为WAN LIANG岳母的汤桂珍收到每笔转账后随即就将还款转给WAN LIANG账户的情况看该两笔款项实为一笔款项，所以诉讼时效在每笔还款时都存在中断。其次，汪洋一审证据3.4证明在2016年6月8日原债权人发送四份律师函，诉讼时效于当时已经再次中断，陕西淞江公司认为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依据借款担保协议、反担保协议、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还款凭证、还款协议中依然约定解除担保的相关事宜，及百花村公司用通过签订房屋买卖的抵偿欠款行为的相关印证关系认定郑松光未依照约定向徐斌还款，合肥众鑫公司为郑松光的担保行为并未解除。根据华跃公司还款协议第二条约定“…第二笔款项于2012年6月30日支付陆佰万元整，如甲方为郑松光借款的担保解除则支付肆佰万元整…”，也就是说还款协议双方约定只要担保没有解除，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就应当按照还款协议约定将担保款项向华跃公司支付。此约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予以尊重和履行。（三）汤桂珍对华夏公司的借款实际发生，借款金额明确，事实清楚，债权转让有事实基础。一审也并非仅依据借条、收据认定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应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汪洋一审中提交的关于汤桂珍出借款项的证据不但包括借条、收条，还包括2012年3月31日汤桂珍与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的还款协议，还款协议第三段中明确“华夏公司对汤桂珍出借的600万借款没有偿还的事实没有异议”，且还款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了汤桂珍出借款项的本金及违约金，同时还约定了还款的方式。另外在2012年3月31日华跃公司与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的还款协议第十条约定“甲方为华夏公司向汤桂珍借款600万元提供担保，该款没有偿还。乙方自愿债务加入，并与汤桂珍订立还款协议”，也可印证汤桂珍借款600万元并没有偿还的事实。另外，汤桂珍与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签订还款协议后，百花村公司至2014年6月12日履行了部分还款协议，同样也可印证该笔借款的实际发生，汪洋并非受让虚假债权。（四）一审判决第四项的利率标准未超过法定上限，不存在复利，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对已还款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未还部分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并未超过法定限额。百花村公司根据还款协议已经偿还的股权转让款转为借贷关系后的利息及为徐斌担保金额的利息为1085.6万元，陕西淞江公司一审中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现又提出向华跃公司支付利息1875.6万元，前后矛盾且与事实不符，也就不存在每笔款项相应扣减的问题，所以本案不存在复利，一审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中百花村公司并未提交任何对账单及付款凭证证明已还金额。二审中提交的该部分证据显然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纳。直至一审判决下发时二公司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还款金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一审在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函费、查封公告费的分担上并未显示公允。按照一审判决金额本息计算截止一审判决之日即2019年1月15日为6102.426836万元，汪洋起诉本息合计金额为9035.23万元，判决金额系起诉金额的67.5%，按照此比例责任分摊49.3562万元诉讼费，陕西淞江公司及百花村公司承担的诉讼费应为33.3154万元，高于一审判决的281330元，若是有失公允也是对汪洋有失公允。关于陕西淞江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郑松明且和郑松光是亲兄弟关系，一审庭审中双方均予认可。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百花村公司述称，同意陕西淞江公司上诉意见。汪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共同偿还本金2372.0199万元（本金由三部分构成即1172.0199万元、600万元以及600万元）；2.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支付利息3866.9886万元以及自2018年7月1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1）其中本金1772.0199万元的利息2924.1886万元，分两段计算：截止2012年3月26日，剩余212.998万元利息未支付；自2012年3月27日暂计算至2018年7月9日，按年利率24%计算为2711.1906万元；（2）600万元本金的利息942.8万元，分两段计算：截止2012年3月31日，剩余26.8万元未支付；自2012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9日，按年利率24%计算为916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用、公告费、律师费等）由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9月18日安徽华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董事会决议，一致同意大理凤凰海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理凤凰公司）控股占有公司95%股权，合肥华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跃公司）将15.92%股权全部转让给大理凤凰公司，泰王国发良国际贸易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王国公司）将79.08%股权转让给大理凤凰公司，各股东均声明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待《股权转让协议》批准生效后，华跃公司不再是华夏公司股东，其股东地位由大理凤凰公司取代，董事会新成员由新股东推荐。2007年9月24日，泰王国公司和华跃公司（甲方、转让方）与深圳市淞江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淞江公司，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所持华夏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在办理公司股权变更时泰王国公司持5%股权，由乙方与泰王国公司签订代持股协议；乙方与泰王国公司重新修改章程，成立新的华夏公司董事会；甲乙方确认华夏公司项目及资产折价3600万元，转让金额为3600万元，由乙方按照甲方指定账户支付全部股权转让金。同时约定甲方确认转让股权行为已由甲方公司股东会同意并已出具股东会决议，乙方同意并确认原华夏公司持股方“泰王国公司”全权委托“华跃公司”为该转让合同中甲方全权代表及主体，履行股权转让金全部后期余款收取及处理争议的解决；合同除各公司加盖公章外，泰王国公司万良、华跃公司汤海荣和深圳淞江公司刘伟宏分别签字确认，深圳淞江公司出具《委托证明书》上加盖该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郑松光私章，载明授权刘伟宏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当日，泰王国公司（甲方、法定代表人万良）与深圳淞江公司（乙方、法定代表人郑松光）签订《代持股协议》，约定:甲乙双方2007年9月24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甲方作为转让方之一，并约定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时由甲方代乙方持有华夏公司5%的股权，甲乙双方另行签订《代持股协议》，现就代持股事项达成以下协议：甲方确认其名义所持华夏公司5%的股权系代乙方持有，所产生的任何股东权益均为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自行行使股东权利；在签订本协议后，甲方将其代持华夏公司5%股权质押在乙方名下；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上有同等效力。2007年9月28日，华跃公司（转让方、甲方）与大理凤凰公司（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华夏公司是由泰王国公司和华跃公司共同投资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华夏公司投资总额1380万元，注册资本1200万元，其中泰王国公司占有股份84.08%，华跃公司占有股份15.92%；甲方华跃公司自愿将其在华夏公司所持有15.92%股权转让给乙方大理凤凰公司，相应债权债务一并转让；乙方以现金191万元缴付给甲方。同日，泰王国公司（转让方、甲方）与大理凤凰公司（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泰王国公司自愿将其在华夏公司所持79.08%股权转让给乙方大理凤凰公司；协议由审批机构批准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乙方以现金948.96万元缴付甲方。2007年9月28日，大理凤凰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一致同意受让华夏公司95%股权，该决议上股东签章为深圳淞江公司公章及郑松光个人印鉴，和深圳水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水晶公司）公章及李晓东个人印鉴。同日，深圳淞江公司向泰王国公司和华跃公司出具《函告》载明“我方与贵方于2007年9月24日《股权转让合同》，经研究我方决定由大理凤凰公司受让华夏公司100%股权，履行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的责任和义务。”2007年9月29日，泰王国公司（甲方，法定代表人万良）和华跃公司（甲方，法定代表人汤海荣）与深圳淞江公司（乙方，法定代表人郑松光）、大理凤凰公司（丙方，法定代表人陈森良）签订《补充协议》，载明甲乙双方2007年9月24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丙方为乙方指定的第三方，甲乙丙三方协商达成本协议，约定：1.原《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应将华夏公司的36幢别墅预售登记在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现三方协商同意暂缓上述产权预售登记；2.三方同意先向合肥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办理股权变更申报手续，经批准后丙方在两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股权转让定金600万元；3.《股权转让合同》的其他条款不变。2007年9月30日，合肥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向华夏公司作出合外经（2007）206号《关于同意华夏公司股权变更、经营期限延长的批复》，批复如下：一、同意华跃公司将其所持你公司15.92%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大理凤凰公司，相应债权债务一并转让；泰王国公司将其所持你公司79.08%股权转让给大理凤凰公司，相应债权债务一并转让。股权转让后，你公司投资总额仍为1380万元，注册资本仍为1200万元，其中大理凤凰公司出资1140万元占注册资金95%，泰王国发良公司出资60万元占注册资金5%。二、同意你公司经营期限延长为20年。2009年3月13日深圳淞江公司和华夏公司（甲方）与华跃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就股权转让合同中利息补偿达成协议，同意乙方向甲方投资借款500万元暂按18个月计算共计利息150万元；其余迟延付款按二步计算，如黄山市项目合作成功甲方补偿给乙方利息300万元整，如黄山市项目合作不成功乙方同意甲方按200万元利息补偿；双方同意在2009年5月中旬支付本息在内的50%，5月底之前全部付清，甲方到期如不能支付按未付款总额日2‰计算违约金，甲方由华夏公司盖章并由郑松光签订确认，乙方由华跃公司盖章并由汤海荣和万良共同签字确认。2009年8月31日深圳淞江公司、华夏公司（甲方）与华跃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载明甲乙双方就2009年3月13日签订协议相关问题，就最终解决股权转让遗留问题达成如下协议：双方认可原转让方泰王国公司将股权转让的所有余款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为最终转让方的唯一主体，结清所有转让余款，泰王国公司对转让余款不主张任何权利，甲方确定华夏公司为债务的承担人，甲乙双方均没有异议；截止2009年3月13日签订协议时，连本息在内所有余款为11720199元，双方均同意逾期付款按日1‰计算、按月3%计算补偿，双方以本息最终计算总额转为借贷关系，不再涉及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付款时间分为三次每月按比例支付，2009年底前付清，甲方按未付款数从合同签订之日起按日1‰计算补偿，直至付款之日止；乙方指定款项接受人为WAN LIANG,甲方同意以WAN LIANG为唯一所有转让余款的收款人（乙方出具委托付款函）；因原万佛湖工地赔偿问题，乙方同意暂留200万元作为保证金，甲方同意留扣200万元如没有出现赔偿部分则返还给乙方；甲方履行完所有余款的付款后（包括甲方留扣的200万元在内），股权转让合同视为履行完毕，双方对此没有任何异议；此补充协议与前合同有冲突之处，以此协议为准，如该协议没有履行，以前合同协议均为有效；乙方由华跃公司盖章并由汤海荣签字确认，甲方由郑松光签字确认。2011年1月18日，陕西淞江公司、大理凤凰公司和百花村公司（担保方）出具《承诺书》载明，因华夏公司大股东股权转让，为确保华跃公司（全权代表发良国际公司）债权，深圳水晶公司、华夏公司愿意共同作债务人，大理凤凰公司和陕西淞江公司愿意与以两家公司共同作为债务人，共同履行2007年9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及华夏公司与华跃公司2009年3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在2009年3月13日签订协议及2009年4月1日确定的债务共计1210万元整，违约金按华夏公司与华跃公司2009年3月13日签订协议约定的月息3%执行；百花村公司以担保人身份在《承诺书》上盖章，并注明此担保至本息还清之日止。后陕西淞江公司、大理凤凰公司和百花村公司（担保方）再次出具《承诺书》，载明陕西淞江公司和大理凤凰公司承诺为确保实现华跃公司债权共计：按最低违约补偿金计本金加违约金截止2011年1月30日为1728.7832万元，两家公司承诺如淞江广场融资成功，将一次性支付以上款项给华跃公司，如融资未成功将分次支付，在2011年3月底前支付300万元，2011年6月底前全部支付完毕；如届时逾期支付，华跃公司有权按2009年3月13日签订协议书中约定计算违约金、自协议签订之日计算至付款之日止；百花村公司以担保方在《承诺书》上盖章，陕西淞江公司加盖公司公章确认。2011年7月1日，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甲方）与合肥市众鑫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众鑫公司，乙方）签订《反担保协议》，载明鉴于乙方为债务人郑松光向徐斌借款提供了房产抵押担保，甲方自愿为债务人郑松光向乙方提供反担保；债务人郑松光2011年8月18日和债权人徐斌、乙方共同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郑松光向徐斌借款696万元，乙方以其位于合肥市铜陵路36号计728.8平方米的房屋为合同项下郑松光债务提供抵押担保；约定甲方承认以上合同效力，自愿共同向乙方提供无限连带反担保，承诺在乙方向徐斌承担担保责任后3日内按乙方代清偿债务数额等额款项支付，每逾期一日按债务总额的2‰计付违约金，反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违约金、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等，反担保期限为乙方代郑松光清偿债务之日起2年；各方一致确认，在乙方要求甲方承担反担保责任时，可将债权转让给华跃公司，由该公司直接向甲方主张债权；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分别加盖公章并均由郑松光签字确认，合肥众鑫公司同时在协议上加盖公章。2011年8月18日合肥众鑫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该公司同意用房地权合产字第017619号建筑面积726.38平方米坐落于铜陵路36号房产，作为郑松光向徐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借款金额为696万元；该决议上盖有华跃公司和合肥众鑫公司公章，并由罗华广签字确认。2011年8月19日，郑松光（借款人，甲方）、徐斌（出借人，乙方）与合肥众鑫公司（抵押人，丙方）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约定抵押房屋坐落于铜陵路36号，房产证号房地权合产字第017619号，建筑面积726.38平方米，丙方将土地证、房产证和他项权证由甲乙丙三方确认封存后由乙方保管，三方确认房产市场价值696万元；借款金额696万元，期限自2011年8月18日至2011年12月17日，借款利率为2%按月结息、结算日为17日；丙方自愿为甲方偿还借款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丙方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甲方追偿范围包括保证责任、行使追偿权支出的诉讼、保全等费用，乙方有权按日收取甲方逾期款额2‰的违约金并提前收回借款本息。2009年6月8日，华夏公司向汤桂珍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汤桂珍现汇500万元整”；同日，华夏公司向汤桂珍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汤桂珍借款500万元，其中汇款410万元，现金90万元，借据已出具”。2009年6月10日，华夏公司向汤桂珍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汤桂珍现金100万元整”；同日，华夏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我公司对于汤桂珍追加给我公司的100万元借款，我公司承诺抵押物按2009年6月5日办理抵押公证的土地，土地证号：舒国用（2003）字第100809号，使用权面积202280平方米作为抵押担保，如到期不还与20095112号的《借款合同》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承诺书上加盖华夏公司公章和郑松光私人印鉴。2012年3月31日，华跃公司（甲方）、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乙方）和昆仑日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公司，丙方）签订《还款协议》，载明甲方因与深圳淞江公司、华夏公司以及乙方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2合民二初字第00081号），请求乙方和深圳淞江公司、华夏公司共同向甲方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合肥中院对陕西淞江公司名下的淞江广场部分房屋进行了诉讼保全查封。现甲乙双方本着友好态度，就债务清偿达成如下协议：一、百花村公司自愿和深圳淞江公司、华夏公司、陕西淞江公司共同向华跃公司履行债务清偿义务；百花村公司对前述三公司及泰王国公司签订的所有协议均予承认，对于三公司向甲方及泰王国公司还款承诺和安排均予认可，对甲方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及诉请的权利主张不持异议；相关协议包括但不限于2007年9月24日的股权转让合同、2009年3月13日的协议书等。二、如乙方能够按照本协议约定清偿债务，甲方同意给予一定的债务减让，将截止2012年3月26日的应付债务减让至2500万元（该2500万元包括徐斌借给乙方由甲方担保的600万元），如乙方不能按约履行债务，则甲方收回所作的债务减让，乙方同意继续按相关协议及甲方诉讼主张承担债务；乙方声明，对于深圳淞江公司、华夏公司欠付甲方债务的原因及事实均全部知悉，对于甲方的债权主张及数额不持异议，乙方按照本协议向甲方履行债务不受深圳淞江公司、华夏公司商业诚信缺失的影响，独立于深圳淞江公司、华夏公司的违约抗辩。三、乙方承认甲方减让后的2500万元债务包括欠付的股权转让款本金及因迟延支付给甲方所造成的部分损失，承认甲方已在约定的违约金标准及实际损失范围之内给予了相应减让，承认上述的部分损失不足以补偿甲方的全部损失。四、百花村公司同意在甲方债权没有实现前，将其开发的位于西安市太华路与凤城三路东口交汇处的百花御景名都的房产，按3800元/平方米成本价格作价抵偿给甲方，用于抵偿的房屋面积按照债务额2500万元、单价3800元/平方米折算，约为6579平方米，百花村同意和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将抵偿房屋售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名下，一房一签直至总面积达到6579平方米……七、百花村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松光向徐斌借款600万元，合肥众鑫公司以其自有房产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泰王国公司法定代表人万良为借款提供保证，乙方共同为郑松光向众鑫公司提供反担保，依据反担保协议众鑫公司将担保追偿权授予甲方行使；乙方承诺在2012年4月10日前负责偿还徐斌借款本息，负责解除合肥众鑫公司房产抵押并免除万良的保证责任……九、甲方既可要求全部债务人承担债务，也可单独要求乙方承担全部债务，乙方应从逾期之日按逾期付款额的日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十、甲方为华夏公司和汤桂珍借款600万元提供担保，该款没有偿还，乙方自愿债务加入，并与汤桂珍订立还款协议；乙方承诺如未按该还款协议向汤桂珍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则甲方对乙方所作的债务减让收回，甲方仍按原合同协议向乙方追偿。十一、乙方和甲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丙方和陕西淞江公司签订的商务中介合同、甲方或泰王国公司与相关债务人签订的合同及协议、（2012）合民二初字第00081号案民事起诉状等所有与本协议相关的文件，均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后华跃公司制作的《对账单》载明，依据上述《还款协议》乙方（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于2012年4月29日至2013年2月3日，通过郑文豪银行账号向WAN LIANG银行账号转款7笔、通过钱侠豪银行账号向WAN LIANG银行账号转款1笔，合计1085.6万元。2012年5月4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合民二初字第00081-2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华跃公司称其与深圳淞江公司、华夏公司、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已与四被告达成庭外和解协议故申请撤诉，该院裁定准许华跃公司撤回起诉。2012年3月31日，汤桂珍（甲方）与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乙方）签订《还款协议》，载明甲方与华夏公司于2009年6月5日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抵押合同，华夏公司向甲方借款500万元，并以华夏公司舒国用（2003）字第100809号土地证登记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还款期限届满后华夏公司未予偿还；2009年6月10日甲方又向华夏公司追加借款100万元，华夏公司出具承诺书，该100万元与前述6月5日借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华夏公司至今未偿还该100万元借款；2010年12月31日，甲方与华夏公司就债务处理签订了解除抵押协议书，华夏公司对前述600万元没有偿还的事实没有异议，同意向甲方支付截止至2010年12月24日逾期还款违约金5268000元，此后至借款还清之日的违约金按日2‰另行计付，后华夏公司仍未予以履行；乙方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对于上述事实及合同效力均不持异议，自愿债务加入，与华夏公司共同偿还甲方的全部债务，现就债务偿还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确认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华夏公司欠甲方借款本金600万元、逾期还款违约金1066.8万元，合计1666.8万元，乙方自愿按照华夏公司与甲方签订的所有协议向甲方履行债务清偿义务。二、甲方同意如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期限和方式清偿债务，则将截止2012年3月24日的债务总额减让为1600万元（包括195日的利息在内），如乙方违约则甲方收回所作的债务减让。三、乙方共同保证，在本协议签订后195日内支付第一笔400万元，2012年12月30日支付第二笔400万元，在2013年2月30日支付400万元，2013年4月15日付清上述1600万元欠款，如有任一笔逾期未付，按逾期应付总额甲方有权处置和转让乙方出售给甲方的房产，乙方同意按此前约定按借款额的日2‰支付违约金；乙方声明，对于华夏公司欠付甲方债务原因及事实全部知悉，对于甲方的债权主张及数额、违约金标准不持异议，乙方按照本协议向甲方履行债务不受华夏公司商业诚信缺失影响，独立于华夏公司违约抗辩。四、百花村公司同意在甲方债权没有实现前，将其开发位于西安市太华路与凤城三路东口交汇处的百花御景名都房产作价抵偿给甲方，鉴于甲方对债务予以一定减让，百花村公司同意按3800元/平方米的成本价格将房屋作价抵偿给甲方，用于抵偿房屋面积按债务额1600万元、单价3800元/平方米进行折算，约为4211平方米；百花村公司同意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方式，将抵偿房屋售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名下，一房一签直到总面积达到4211平方米；甲方同意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12个月内，如乙方能够按本协议约定履行债务，仍按照3800元/平方米单价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五、本协议签订后、乙方房产抵债出售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同意解除对华夏公司的土地抵押合同，甲方将抵押的土地证交还给乙方郑松光。乙方拒绝按本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应从逾期之日按照逾期付款额的2‰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实现债权支付的保全费、律师费用等。甲方由万良签字、并盖有汤桂珍印鉴，乙方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分别加盖公章并分别由郑松光签字确认。后汤桂珍自行统计制作的《对账单》，载明甲方汤桂珍、华跃公司，乙方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根据2012年3月31日所签订《还款协议》，乙方向甲方支付款项对账明细如下：自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12日，百花村公司向汤桂珍银行账户转款9笔计1040万元。2018年6月24日，华跃公司、汤桂珍（转让方、甲方）与汪洋（受让方、乙方）在西安市西大街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其对债务人百花村公司、陕西淞江公司拥有的所有债权（华跃公司债权本金2500万元、汤桂珍债权1666.8万元，实际转让债权数额为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全部债权），转让标的清单包括：1、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2007年9月24日；2、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签订时间2009年8月31日；3、反担保协议：签订时间2011年7月1日；4、借款担保合同：签订时间2011年8月18日；5、合肥众鑫公司股东会议纪要：签订时间2011年8月18日；6、还款协议：签订时间2012年3月31日；7、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GF-2000-0171：签订时间2012年3月31日（共41套）；8、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合民二初字第00081-2号、3号、4号裁定书，时间2012年5月4日；9、收条：签订时间2009年6月8日；10、借条：签订时间2009年6月10日；11、借条：签订时间2009年6月8日；12、承诺书：签订时间2009年6月10日；13、公证书：2009年6月5日；14、抵押合同编号20095112；15、解除抵押协议书，签订时间2010年12月31日；16、还款协议，签订时间2012年3月31日；17、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GF-2000-0171，签订时间2012年3月31日（共28套）；18、律师函EMS4份，甲方将各自依据2012年3月31日还款协议合同项下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乙方。2018年7月，华跃公司分别向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2012年3月31日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和华跃公司共同签订了《还款协议》，现华跃公司和汤桂珍将《还款协议》项下享有的本金、违约金和利息等全部债权转让给汪洋，与此相关其他权利一并转让，请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接到本通知后直接向债权受让人汪洋履行全部义务，并由汪洋向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邮寄送达；2018年7月18日华跃公司和汤桂珍在《三秦都市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书》2份，分别向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告知债权转让事宜。另，2016年6月8日，华跃公司和汤桂珍委托律师分别向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发送催款函4份，邮件均未妥投后被退回。另查明，2006年4月19日杭州千岛湖凤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凤凰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杭州凤凰公司占大理凤凰公司20%股权现以223万元转让给深圳水晶公司；2006年4月19日深圳水晶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受让杭州凤凰公司占大理凤凰公司20%股权，受让价格为223万元；2006年4月20日，杭州凤凰公司（转让方）与深圳水晶公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杭州凤凰公司将其在大理凤凰公司20%出资额223万元的股权，以223万元转让给深圳水晶公司，深圳水晶公司于签订协议7日内将223万元支付给转让方；2006年4月20日，大理凤凰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杭州凤凰公司占大理凤凰公司20%股权现以223万元价格转让给深圳水晶公司，转让后公司股东为深圳淞江公司占80%股权，深圳水晶公司占20%股权；后大理凤凰公司出具《出资协议书》，载明该公司股东深圳淞江公司、深圳水晶公司共同出资1115万元，其中深圳淞江公司占注册资本80%，深圳水晶公司出资223万元占注册资本20%；2006年4月25日，大理凤凰公司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将登记股东杭州凤凰公司和深圳淞江公司，变更为深圳水晶公司和深圳淞江公司。2008年1月23日，大理凤凰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深圳淞江公司增加注册资本6885万元，增资后深圳淞江公司占大理凤凰公司97.21%股权，深圳水晶公司占大理凤凰公司2.79%股权，股东深圳淞江公司加盖公章及郑松光私章，股东深圳水晶公司加盖公章及李晓宇私章；同日深圳淞江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决定向大理凤凰公司增加注册资本8865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7777万元，占大理凤凰公司97.21%股权。2011年10月18日，万良通过工商银行向徐斌转款40.8万元；2011年11月18日，万良通过工商银行向徐斌转款40.8万元；2012年1月21日，万良通过工商银行向徐斌转款43.25万元。百花村公司2012年7月20日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由法定代表人郑松光签字，并经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将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修正为5000万元，并由汕头市德明包装材料公司认缴800万元、实缴800万元，修正为汕头市德明包装材料公司认缴5000万元、实缴5000万元，以货币出资、出资到位时间2012年7月20日。庭审中，汪洋称汤桂珍与汤海荣系母女关系，汤海荣与万良系夫妻关系，华跃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汤海荣、实际控制人为万良；泰王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为万良；合肥众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汤海荣、实际控制人为万良；郑松光是百花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股人，郑松光与陕西淞江公司现实际控股人是亲兄弟关系。百花村公司认可其现法定代表人为郑松光，郑松光曾是深圳淞江公司和陕西淞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陕西淞江公司称其唯一注册股东为汕头德明包装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大明宫保护办和莱安集团公司，其现法定代表人是陈学展，实际控制人郑松明与郑松光系亲兄弟关系。经询，汪洋明确其诉请的诉讼费用具体包括案件受理费493562元，保全费5000元，查封公告费600元以及保函保单费用68000元，并对应提交了相应票据。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借款担保合同》、《反担保协议》、《还款协议》均系合同当事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述合同协议合法有效，对当事各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07年9月24日《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华跃公司是否享有600万元反担保追偿款之权利，汤桂珍与华夏公司之间是否存有600万元借贷关系，汪洋受让华跃公司和汤桂珍享有的债权有无依据以及金额如何认定，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应否承担相应还款责任。2007年9月24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泰王国公司和华跃公司将所持华夏公司100%的股权，以3600万元转让给深圳淞江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因2007年9月28日深圳淞江公司向泰王国公司和华跃公司出具《函告》载明“我方与贵方于2007年9月24日《股权转让合同》，经研究我方决定由大理凤凰公司受让华夏公司100%股权，履行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的责任和义务”；且2007年9月29日泰王国公司和华跃公司与深圳淞江公司和大理凤凰公司四方签订《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大理凤凰公司为深圳淞江公司指定的上述《股权转让合同》中的第三方；泰王国公司和华跃公司亦分别与大理凤凰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各方办理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注册；此后深圳淞江公司、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华夏公司、大理凤凰公司出具的函件、《承诺书》以及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还款协议》等，均相互印证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已依约实际履行，故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辩称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并未履行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信。2011年7月1日，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与合肥众鑫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约定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自愿就债务人郑松光向徐斌借款696万元，向抵押担保人合肥众鑫公司提供无限反担保，在合肥众鑫公司要求承担反担保责任时，可将债权转让给华跃公司；因郑松光与徐斌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约定所涉696万元借款期限至2011年12月17日届满，而在2012年3月31日华跃公司、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及昆仑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明确约定，如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能够按照本协议约定清偿债务，华跃公司同意给予一定的债务减让，将截止2012年3月26日的应付债务减让至2500万元（该2500万元包括徐斌借给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由华跃公司担保的600万元）；百花村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松光向徐斌借款600万元，依据反担保协议众鑫公司将担保追偿权授予华跃公司；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声明，对于欠付债务的原因及事实均全部知悉，对于债权主张及数额不持异议，可以印证郑松光并未依约定向徐斌足额偿还借款、合肥众鑫公司将600万元追偿权转让给了华跃公司之事实，且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对债务数额不持异议。汤桂珍向华夏公司出借600万元的事实，有2009年6月8日华夏公司出具的500万元《借条》和《收条》，以及2009年6月10日出具的100万元《借条》和《承诺书》证明，且2012年3月31日汤桂珍与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签订《还款协议》，载明上述500万元和100万元借款到期后华夏公司未予偿还，故可以认定汤桂珍与华夏公司之间600万元借款已实际交付，双方之间6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清楚明确。2018年6月24日，华跃公司和汤桂珍与汪洋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其向汪洋转让对债务人百花村公司和陕西淞江公司拥有的所有债权（华跃公司债权本金2500万元、汤桂珍债权1666.8万元，实际转让债权数额为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全部债权），华跃公司和汤桂珍将各自依据2012年3月31日还款协议合同项下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汪洋。2018年7月，华跃公司分别向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并由汪洋邮寄送达；2018年7月18日华跃公司和汤桂珍亦分别在《三秦都市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书》，公告通知债权转让事宜；此前在2016年6月8日，华跃公司和汤桂珍委托律师亦分别向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发送催款函4份，故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辩称涉案债权转让通知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而无效、汪洋主张的担保责任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之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纳。现汪洋依据2012年3月31日《还款协议》诉请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承担相应还款责任有据，依法应予支持；而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自愿加入涉案债务偿还行为，有无经其公司股东会同意系其内部决议程序，并不必然发生对抗外部债权人之法律效力，故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以此为由否认其债务加入应承担的相应还款责任显系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因庭审时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表示，自2012年3月31日《股权转让款还款协议》和《出借款还款协议》分别出具后，其公司未曾偿还过所涉债务，而华跃公司自行统计的《对账单》认可《股权转让款还款协议》签订后至2013年2月3日，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委托郑文豪和钱侠向WAN LIANG付款8笔计1085.6万元；《出借款还款协议》签订后至2014年6月12日，百花村公司向汤桂珍付款9笔计1040万元，故上述还款金额理应相应扣除。2009年8月31日《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华夏公司和深圳淞江公司与华跃公司确认截止2009年3月13日，欠付股权转让款本息为11720199元，双方以此最终计算总额转为借贷关系，不再涉及股权转让合同，逾期付款按日1‰计算补偿，付款时间为三次每月按比例支付，2009年底前付清。故截止2009年3月13日，欠付股权转让款的本金应认定为11720199元，并以此为基数按年利率36%标准从2010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相应利息至最后一次还款日即2013年2月3日止，而2013年2月4日起相应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为宜，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委托郑文豪和钱侠向WAN LIANG付款8笔计1085.6万元相应予以扣除。因郑松光与徐斌及合肥众鑫公司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约定郑松光借款696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8月18日至2011年12月17日，借款按月结息利率为2%；《反担保协议》约定，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如不能支付现款给合肥众鑫公司，每逾期一日按债务总额的2%计付违约金；2012年3月31日《还款协议》约定，百花村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松光向徐斌借款600万元，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共同为借款向合肥众鑫公司提供担保，依据担保协议合肥众鑫公司将担保追偿权授予华跃公司行使；百花村公司同意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约定方式，即将价值600万元的房屋及其至本协议签订时的应付利息163.2万元以3800元/平方米的单价，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抵偿给华跃公司，可以印证郑松光未依约向徐斌还款以及截止2012年3月31日双方认可担保追偿本金为600万元、利息为163.2万元，但双方约定利息计算标准显系过高，应以6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1年12月18日开始计算为宜。2012年3月31日《出借款还款协议》约定，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欠付借款本金为600万元、逾期还款违约金为1066.8万元，因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明显过高且超出法定上限，故600万元借款利息，应自借款交付之次日即2009年6月11日开始按年利率36%计算至最后一次还款日即2014年6月12日止，而2014年6月13日起相应借款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为宜，而百花村公司向汤桂珍付款9笔计1040万元相应予以扣除。因涉案《还款协议》明确约定由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负担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和律师费等，现汪洋诉请有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负担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函担保费68000元、查封公告费600元有据，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和被告西安市百花村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汪洋支付股权转让款1172.0199万元；二、被告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和被告西安市百花村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汪洋支付反担保追偿款600万元；三、被告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和被告西安市百花村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汪洋支付借款本金600万元；四、被告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和被告西安市百花村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汪洋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以欠付股权转让款本金1172.0199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标准自2010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3年2月3日止，以1172.0199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自2013年2月4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已付1085.6万元利息相应予以扣除；以担保追偿本金6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自2011年12月1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借款6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36%标准自2009年6月11日起计算至2014年6月12日止，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3日起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百花村公司已付1040万元利息相应予以扣除）；五、驳回原告汪洋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3562元（汪洋已预交），由原告汪洋负担212232元，被告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和西安市百花村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81330元；保全费用5000元、保全保函担保费68000元、查封公告费600元（汪洋均已预交），均由被告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和西安市百花村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担，与上述款项一并支付原告汪洋。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陕西淞江公司提交1组新证据，华跃公司出具的1875.6万元对账单，百花村公司向WAN LIANG付款凭证7份、银行交易流水单，证明，2012年4月29日至2014年1月27日，百花村公司及郑文豪共向WAN LIANG还款1875.6万元，百花村公司一审没有提供相应证据的原因是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故不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由于百花村公司现处在经营困境，本案没有上诉是因为无力支付上诉费，一审认定的已还款数额错误。汪洋质证认为，万良已经去世，无法核实，其作为外国人，在银行无法打出银行流水。对于数字问题不发表具体意见。陕西淞江公司二审庭审中已经撤回所有关于百花村公司的上诉理由，而新增加的1875.6万元凭证属百花村公司的上诉理由，陕西淞江公司已经全部撤回。二审庭审中汪洋已明确询问过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是否有790万元的证据提交，二公司均说没有证据提交，现举证期限已过，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汪洋提交的对账单是万良配偶提供，2013年1月31日之前的记录因与对方对账单一致，而              2013年2月3日这笔100万元还款因万良为外籍且去世，已无法核实，其认可与对方对账单2012年5月2日的100万元为同一笔钱，但对于对方对账单超出其对账单之外的790万元，不予认可。百花村公司质证认为，认可陕西淞江公司的证明目的。汪洋二审提交1组新证据，百花村公司还款的转账交易明细，证明，百花村公司向汤桂珍转款8笔共计1040万元，汤桂珍收到每笔转账后均迅速转给WAN LIANG，转账记录显示的还款时间、金额与其提供的对账单一致。百花村公司部分履行了2012年3月31日汤桂珍还款协议，以汤桂珍名义出借的款项实际借出，百花村公司按照还款协议也部分履行了还款义务，汤桂珍的借款实际也是WAN LIANG的出借款，两份还款协议的款项实际为同一笔款项。陕西淞江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可以反映出百花村公司先后向汤桂珍付款1040万元，但是款项的性质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而本案中存在2笔借款，是哪笔借款的还款无法分清。对于借款是否发生应当审查转款凭证或付款凭证，而不能根据还款凭证倒推，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汤桂珍的借款实际出借及具体的借款数额。百花村公司质证认为，同意陕西淞江公司的质证意见。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基本相同。另查明，一审中经汪洋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6日出具调查令，授权汪洋可持令向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案涉相关公司在以上行政机关的登记资料。二审中陕西淞江公司陈述，其上诉提出一审合议庭成员没有全部参加庭审的开庭日期为2019年1月9日；其撤回“一审认定陕西淞江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郑松明且和郑松光是亲兄弟关系，并无依据”的上诉事实理由，认可该事实；撤回上诉中所有关于百花村公司的上诉主张。各方当事人均认可WAN LIANG与万良系同一人，万良为合肥众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案涉款项的利息计算方式为已还利息按年利率36%计算，当期还款超出部分抵扣本金，未还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均认可郑松光向徐斌借款696万元，2012年3月31日还款协议约定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向华跃公司清偿基于该笔债务的反担保产生的债务600万元，汪洋在本案中就此笔担保债务起诉请求的金额也是600万元。陕西淞江公司与汪洋共同认可对汤桂珍借款已还1040万元，还款时间及金额无异议，认可该笔借款的利息应从2009年6月10日起算。对于股权转让款，汪洋主张依据其一审提交的对账单为还款8笔1085.6万元，陕西淞江公司主张依据其二审提交的对账单为还款17笔1875.6万元，双方相差790万元，与陕西淞江公司上诉主张要求增加确认的还款数额相同。陕西淞江公司与汪洋二审各自提交的利息计算说明显示，双方均认可股权转让款债务的利息起算时间为2010年1月1日。本院认为，百花村公司本案中未提出上诉，陕西淞江公司也不得代百花村公司行使诉讼权利，且其亦表明对上诉状中以百花村名义提出的事实理由予以撤回，故本案二审对以百花村公司名义提出的上诉主张，不予涉及。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一审庭审中，陕西淞江公司辩称股权转让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并提交华夏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予以证明，基于陕西淞江公司以上主张及证据，汪洋向一审申请调查令并补充证据，证明深圳淞江公司、深圳水晶公司、大理凤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郑松光，深圳淞江公司指定由大理凤凰公司持有华夏公司股权。因此，汪洋经一审准许对陕西淞江公司的主张及证据提出反驳证据，不属于逾期提交证据，一审对汪洋补充提交的证据组织质证，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陕西淞江公司上诉称一审存在合议庭成员未参加庭审情形，经查，本案一审仅有一次合议庭全体成员参加的开庭审理，并不存在第二次庭审，陕西淞江公司所称的第二次庭审实际为2019年1月9日由一审承办法官单独组织的询问，并非开庭审理，而法律并未规定在询问时必须由全体合议庭成员参加，故陕西淞江公司关于一审存在合议庭成员未参加庭审违法情形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关于股权转让款相关债务问题。（一）陕西淞江公司应否支付该款项。陕西淞江公司先出具承诺书，承诺与大理凤凰公司共同承担股权转让款的清偿责任，之后又签署2012年3月31日的还款协议，再次确认其承担清偿义务，并且声明其对债务原因及事实全部知悉，对债权主张及数额不持异议。以上系陕西淞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陕西淞江公司应依据其承诺及还款协议约定履行清偿股权转让款债务义务。陕西淞江公司称其行为属债的加入，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因未经股东会决议同意而无效。首先，该条法律规制的是公司的投资或担保行为，而非是对债的加入行为的规定；其次，即使如陕西淞江公司上诉主张，按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将该条法律类推适用于债的加入，该条法律也是对公司内部控制程序的规定，属管理性强制性规范，陕西淞江公司关于其债的加入属于无效的主张亦不能成立。陕西淞江公司还称在26幢别墅预售登记在深圳淞江公司或指定第三方名下之前，其有权拒付股权转让款。陕西淞江公司该抗辩依据为2007年9月24日股权转让合同第五条约定，因在后的2009年8月31日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对之前的约定进行了变更，确认将债务转为借贷不再涉及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故陕西淞江公司的抗辩缺乏依据，不能成立。（二）本金数额。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显示，华夏公司、深圳淞江公司与华跃公司共同确认，截止2009年3月13日欠付股权转让款本息为1172.0199万元，以本息最终计算总额转为借贷关系，不再涉及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付款时间分三次，每月按比例支付，2009年底前付清，华夏公司、深圳淞江公司按未付款数从合同签订之日起按日1‰计算补偿至实际清偿之日。上述约定表明，合同当事双方已将之前股权转让合同项下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并将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终止，重新以清算结果为借款本金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上约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约定，一审依据该有效约定，认定股权转让款债务的本金为1172.0199万元，并无不当。（三）利息计算标准。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转为借贷后未付款补偿标准为日1‰，折算年利率为36%，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已还利息应按年利率36%计算，当期还款超出部分应抵扣本金；未还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陕西淞江公司上诉称股权转让款不是民间借贷，认定利息应依据合同法关于违约金的规定，不应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因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已对股权转让合同进行清算并确认转为民间借贷，故一审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认定该笔款项的利息，适用法律并无不当。陕西淞江公司、汪洋均认为起息日应为2010年1月1日，汪洋一审请求利息支付到实际清偿之日，故利息计算的起止时间应为2010年1月1日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四）关于已还款。汪洋依据其一审提交的证据1.7对账单（以下称8笔对账单）主张自2012年4月29日至2013年2月3日共收到还款8笔1085.6万元；陕西淞江公司依据其二审提交的对账单（以下称17笔对账单）主张自2012年4月29日至2014年4月27日共还款17笔1875.6万元。经核对两份对账单，有7笔时间金额完全相同，即双方达成一致，本院对该7笔还款：2012年4月29日100万元、2012年5月8日100万元、2012年6月28日100万元、2012年7月20日100万元、2012年8月2日200万元、2012年8月30日285.6万元、2013年1月31日100万元，予以确认。以上7笔之外，17笔对账单中其余10笔还款陕西淞江公司提交了相应付款凭证、银行流水单予以证明，汪洋认为属逾期举证不应采纳，且付款人为未提出上诉的百花村公司，对证据不予认可。百花村公司虽未提出上诉，但其已还款数额对于共同债务人陕西淞江公司具有诉讼利益，故陕西淞江公司有权将百花村公司的还款记录、凭证作为证据提交，且以上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该证据应予采纳。在汪洋并未提出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此10笔还款：2012年5月2日100万元、2013年2月7日50万元、2013年5月24日100万元、2013年5月30日100万元、2013年8月21日100万元、2013年8月28日70万元、2013年10月9日100万元、2013年12月13日100万元、2013年12月20日100万元、2014年1月27日70万元，予以确认。以上经本院确认的还款金额总计1875.6万元。8笔对账单还有1笔2013年2月3日100万元与17笔对账单记录无法对应，因汪洋二审期间认可该笔还款即为17笔对账单中2012年5月2日的100万元，且陕西淞江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银行流水单上并无2013年2月3日100万元的记录，其上诉要求确认的对股权转让款的还款总款亦为1875.6万元，故本院对2013年2月3日100万元还款，不予确认。（五）下欠本息数额。已还1875.6万元按每笔还款时间金额，以前文所述利息计算标准，经本院核算，至最后1笔2014年1月27日70万元还款时，本金为1035.021484万元，至当日利息全部清偿，因未还利息只能按年利率24%主张，从次日起，利息应以为1035.021484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关于反担保追偿款相关债务问题。（一）陕西淞江公司应否支付该款项。陕西淞江公司虽上诉称一审对徐斌是否向郑松光实际出借款项未予查明，认定的借款数额存在矛盾之处，但二审审理中其与汪洋共同认可徐斌向郑松光出借696万元，还款协议将该款担保债务数额减至600万元，故本院对该笔借款实际发生予以确认。陕西淞江公司称其提供反担保时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前文已述，该条法律规定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即使陕西淞江公司提供反担保时违反该法律规定，亦不影响交易相对方，反担保协议应属有效，陕西淞江公司应依据协议约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陕西淞江公司称汪洋一审提交的WAN LIANG向徐斌的三笔转账凭证不能证明是履行保证责任，且2012年1月21日转账43.25万元显然超出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在合肥众鑫公司未履行保证责任的情况下，其不应承担相应的反担保责任。2012年3月31日还款协议确认郑松光向徐斌借款600万元，合肥众鑫公司提供担保，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为合肥众鑫公司提供反担保，合肥众鑫公司将追偿权授权华跃公司行使；还确认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欠付华跃公司的债务经减让后为2500万元（包括徐斌借款的担保债务600万元），华跃公司是在损失范围内进行的相应减让，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承认减让后的债务不足以补偿华跃公司的全部损失。还款协议约定前述2500万元债务分4笔清偿，第1笔700万元，第2至4笔支付时，如担保解除则每笔支付400万元，否则每笔支付600万元或最后支付时按2500万元结算完毕支付；还约定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在2012年4月10日前负责偿还徐斌借款本息将担保解除。上述表明，陕西淞江公司负有在还款协议签订后10日内偿还徐斌借款本息、解除担保的义务，如其按期履行了该义务，则其虽向华跃公司认可的债务为2500万元，但实际按还款计划安排其仅需支付1900万元，基于保证的600万元债务得以免于向华跃公司支付；如其未按期履行该义务，则仍应按规定期限向华跃公司支付包括600万元债务在内的共计2500万元债务。还款协议签订时间晚于借款担保合同和反担保协议，在后的还款协议已变更了在前协议的约定，改由陕西淞江公司直接向徐斌清偿债务解除担保，逾期未履行则按还款协议约定分期向华跃公司支付600万元，陕西淞江公司是否向华跃公司承担该600万元债务不再以合肥众鑫公司实际承担担保责任为条件，而是以陕西淞江公司是否如约按期清偿徐斌债务、解除合肥众鑫公司担保责任为条件。在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完成该义务的情况下，应认定还款协议约定的条件成就，其应依约分期向华跃公司支付600万元。其所称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已过以及在合肥众鑫公司未承担保证责任情况下，其不应向华跃公司的债权继受人汪洋清偿600万元债务的主张，均不能成立600。（二）汪洋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012年3月31日存在两份还款协议，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先与华跃公司签订还款协议，该协议确认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所欠股权转让款、徐斌借款的担保债务600万元两笔债务经华跃公司减让后为2500万元。协议第十条约定华夏公司向汤桂珍借款600万元未偿还，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自愿债务加入并与汤桂珍订立还款协议，如未按协议向汤桂珍还款，则华跃公司对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作出债务减让收回。当日，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按上述协议第十条约定与汤桂珍签订还款协议，确认了债务总额及还款计划。以上表明，同日签订的两份还款协议内容相互联系，汤桂珍还款协议是对华跃公司还款协议的补充，基于华跃公司法定代表人汤海荣、实际控制人万良为夫妻，汤桂珍为汤海荣之母，汤桂珍在之后收到百花村公司还款8笔1040万元，每笔转账后均迅速转给万良；百花村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均为郑松光，陕西淞江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松明与郑松光为兄弟，向汤桂珍借款的华夏公司就是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标的公司，徐斌出借款项的借款人为郑松光；因此2012年3月31日两份还款协议实质为债权人万良、债务人郑松光就双方之间3笔债务的清偿进行的统一安排。双方之后再未形成新的协议，故在还款协议签订后，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还款时履行的即是还款协议，还款协议约定的3笔债务应适用同一诉讼时效。一审查明，2014年6月12日百花村公司向汤桂珍最后一次还款，2016年6月8日华跃公司和汤桂珍分别向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发送催款函，2018年6月24日华跃公司和汤桂珍向汪洋转让还款协议所涉债权，2018年7月华跃公司分别向陕西淞江公司和百花村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由汪洋邮寄送达，2018年7月18日华跃公司和汤桂珍分别在《三秦都市报》刊登公告通知债权转让事宜，陕西淞江公司上诉未对上述事实提出异议。按以上事实和诉讼时效相关法律规定，2014年6月12日诉讼时效中断，按2年重新起算至2016年6月12日，届满前2016年6月8日诉讼时效再次中断，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依据该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按3年重新起算至2019年6月8日，届满前在2018年7月18日再次中断，故本案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关于利息。华跃公司还款协议约定在2012年9月30日前将该协议约定的债务清偿完毕。因协议将股权转让款与徐斌借款的担保债务600万元合并减让至2500万元，并就2500万元债务的分期清偿进行了约定，因此2500万元债务中所包含的600万元已失去独立性，无法区分出具体的逾期支付时间。诉讼中，双方均同意股权转让款利息从2010年1月1日起算，但对于前述600万元的起息时间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且目前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并未将华跃公司还款协议项下债务清偿完毕，故本院综合以上事实，确定该600万元的利息起算时间为还款协议约定的全部债务期限届满日2012年9月30日的次日，即2012年10月1日。还款协议约定逾期还款承担欠付款数额日2‰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应以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为准。关于汤桂珍借款相关债务问题。华夏公司先后多次向汤桂珍出具借条、收条、承诺书，确认其向汤桂珍借款600万元。2012年3月31日，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签署还款协议确认上述借款事实，就该笔债务清偿作出计划安排。之后向汤桂珍还款共计1040万元，陕西淞江公司直至向本案一审提交书面答辩状时，并未对借款事实及金额提出过异议。以上说明该借款事实经过各方当事人多次确认且债务人实际履行了部分清偿义务，故一审认定存在借款事实，本金为600万元，并无不当。债权转让经华跃公司、汤桂珍与汪洋签订转让协议确认，债权转让通知通过邮寄和登报公告的方式通知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汪洋受让的债权有事实依据，不违反法律规定，故陕西淞江公司上诉称汪洋受让虚假债权，依据不足，不能成立。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与汤桂珍还款协议约定在2013年4月15日前付清该笔借款本息1600万元，该笔借款中500万元于2009年6月5日出借、100万元于2009年6月10日出借，按年利率36%分别均计算至2013年4月15日，本息总额为1445.5万元，少于还款协议约定的1600万元，说明双方约定的借款年利率高于36%，还款协议还约定逾期还款应承担日2‰的违约金，折算年利率亦超过36%，按法律规定该笔借款已还款应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当期还款超出部分应折抵本金，未还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二审中双方均认可该笔借款的利息从2009年6月10日起算，对已还款9笔计1040万元的时间、金额均无异议。本院依据双方确认的事实，按前述标准核算，至2014年6月12日最后一笔还款时，下欠本金600万元、利息56.8万元未清偿，因未清偿的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故至当日未清偿利息应为37.866667万元（56.8万元÷36%×24%），从次日起利息应以本金6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关于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费用负担问题。陕西淞江公司上诉称一审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费用负担处理有误，因还款协议约定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除负担违约金外，还应承担华跃公司、汤桂珍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诉讼费、保全费（含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而华跃公司、汤桂珍签署协议将还款协议项下的全部债权转让给汪洋，故一审认定由陕西淞江公司、百花村公司负担保全费用5000元、保全保函担保费68000元、查封公告费600元并无不当。鉴于汪洋未提出上诉，答辩要求维持原判，故本院对一审确定的诉讼费负担金额不再调整。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撤销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662号第五项；三、变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662号决第一项为：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和西安市百花村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汪洋支付股权转让款10350214.84元；四、变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662号决第四项为：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和西安市百花村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汪洋支付股权转让款等款项的利息378666.67元及按如下方式计算的利息：以10350214.8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4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6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2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6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4年6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五、驳回汪洋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3562元，由汪洋负担212232元，由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和西安市百花村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81330元；保全费用5000元、保全保函担保费68000元、查封公告费600元均由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和西安市百花村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340954元，由陕西淞江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22519元，由汪洋负担184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玉红审  判  员  马彦雨审  判  员  李勇杰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法 官 助 理   王乐璋 书   记  员   赵颖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