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3民终14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学林，男，1979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桥森，仪陇县德帅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太，男，1942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国坤，男，197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玲（曾用名赵凤），女，200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女，200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辉，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学林因与被上诉人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2018）川1324民初3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依法审理终结。 吴学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吴学林和杨某之间未形成雇佣关系。吴学林仅是一个包工头，贵阳工地工程于2018年6月15日完工时，杨某与吴学林之间的雇佣关系就已结束。本案发生时，杨某并非已在铜仁工地务工，其乘车去铜仁工地也并非是因吴学林雇请，故不能认为杨某是在前往铜仁工地上班的途中，而是赵国坤、杨某想去铜仁的另一个工地寻找工作机会，肇事司机王志斌的供述也说明吴学林与乘车人之间未形成雇佣关系，故吴学林和杨某之间未形成雇佣关系。2.一审证据采信不公。⑴一审法院没有审查赵国坤的银行明细以及有李勇军签字的结算单，也没有关注赵国坤、杨某是做一天才算一天报酬和不排除在该期间二人去其他地方务工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只要发了工资、有到工地务工的事实就应认定吴学林与赵国坤、杨某存在雇佣关系，但未到工地做劳务的时间是不能认为形成了雇佣关系的；⑵赵国坤、赵玲、赵某所提供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该录音未得到吴学林的允许，存在删减的嫌疑，其合法性、完整性存疑；该录音系赵国坤诱惑所为，赵国坤事前几次称只找司机赔偿，希望多解决赔偿点费用，想参照城镇户口计算，让吴学林作证就说赵国坤一直在吴学林承包的工地上务工；吴学林当时喝了酒，按照赵国坤的要求回答的；该录音的书面整理资料只截取了对其有利的部分，对其不利部分并未予以整理；该录音只能说明赵国坤确实在吴学林所包的工地班组务过工，但不能证明赵国坤、杨某务工的具体时间以及在本案交通肇事事件发生时双方是否仍存在雇佣关系。⑶交警大队作出的“本次交通事故中的死者杨某、伤者赵国坤、高龙碧、刘素蓉由吴学林雇佣并为其提供劳务”的情况说明毫无事实依据。吴学林从未与做木工的高龙碧和刘素蓉有过雇佣关系，也与吴学林带的钢筋班无任何的联系。一审只采信了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王志斌和赵国坤的笔录作为证据，没有采信高龙碧、刘素蓉和吴学林的笔录，显失妥当。3.对本案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杨某是农村户口，也居住在农村，一审法院以其多年从事建筑劳务和其收入来源已脱离农村生产为由，判决其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均按城镇标准计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4.本案应当终止审理。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已在事故发生地对肇事驾驶员王治斌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肇事司机一方有保险公司理赔，赔偿应有保障，本案应当终止审理。5.一审判决计算错误。一审判决在计算交通费、住宿费、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时给吴学林多算了5万多元。6.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只起诉吴学林是错误的。本案真正的责任人是肇事司机王志斌，且其买了保险，一审法院对吴学林申请追加肇事司机王志斌为当事人不予采信是不妥当的；吴学林不是铜仁工地真正的用工者，真正的用工者是四川省炬辉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吴学林仅是带钢筋班的包工头。四川省炬辉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与吴学林于2018年6月6日签订钢筋制安合同后，直到2018年7月中旬才开工。按合同约定“在施工过程中造成的安全事故，赔偿及医药费等所有费用5,000元（含5,000元）以内的乙方（吴学林）自行承担所有费用，5,000元以外的工伤，按公司购买的保险进行赔付，不足部分甲方（四川省炬辉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承担60%，乙方（吴学林）承担40%”，故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不应只起诉吴学林。 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答辩称：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无误，吴学林在本案中的上诉理由均不予成立。1.根据吴学林在一审法院提交的其于2018年6月6日与四川省炬辉劳务公司签订的承包劳务合同，吴学林承包了贵州省铜仁市扶贫安置房钢筋劳务工程，吴学林系工程的承包人，并不是其诉称的领班和带班的人员，即该工程的老板；2.从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交警部门出具的询问笔录以及情况说明、赵国坤与吴学林之间的谈话录音，能够证明赵国坤与死者杨某是受吴学林的雇佣在其承包的工程上提供劳务，双方之间建立了劳务雇佣关系。同时，该证据也能证明2018年6月17日赵国坤与死者杨某是受吴学林的安排到贵州的工地从事劳务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相关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赵国坤及死者杨某是受雇主吴学林安排和指示到其承包的工地从事劳务，虽然该交通事故不是在工地现场发生的死亡事件，但是受吴学林安排从事劳务过程中造成的死亡，应当认定从事雇佣活动，因此吴学林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吴学林与赵国坤的录音证据应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在一审中经法庭询问，吴学林的代理人对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是予以了确认，并且是经一审法官询问是否当庭播放音频原件，吴学林的代理人明确表示不需要播放。该录音证据是赵国坤与吴学林之间谈话的客观情况的反映，吴学林未提供证据证明录音存在删减或者是剪辑，并且该录音证据的谈话内容能证明赵国坤及死者杨某受吴学林的雇佣，但并不涉及当事人的其他隐私。4.本案中一审赵国坤提交的交警部门的情况说明已经明确赵国坤、死者杨某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当天是受吴学林的安排到贵州省铜仁市工地从事劳务，该证据系由国家机关出具的，其证明效力是高于吴学林的单方陈述。5.从本案吴学林与赵国坤的谈话录音以及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所在村委会的情况说明来看，死者杨某是在2014年受吴学林的雇佣在城镇从事劳务工作，因此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以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额是正确适用法律。6.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认为虽然死者杨某系在从事劳务的过程中因交通事故死亡，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雇佣关系中因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佣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选择雇主或者第三人承担责任，本案正是基于雇佣关系向吴学林提出赔偿，是当事人权利的选择。本案中，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针对驾驶员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仅仅针对赵国坤的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非是针对本案死者杨某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不应终止审理。 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吴学林向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支付死亡赔偿金614,540元（30,727元×20年）；2.判决吴学林向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支付丧葬费29,335.5元（58,671÷12×6月）；3.判决吴学林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99,875元〔赵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1,991÷12×69月）÷2=63,224元，杨国太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1,991×5）÷3=36,651元〕；4.判决吴学林支付精神抚慰金20,000元；5.判决吴学林支付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60,492元；6.判决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吴学林承担。事实和理由：赵国坤与死者杨某系夫妻。自2014年起，赵国坤和杨某受吴学林雇佣，在吴学林在贵州省内承包的劳务工地为其提供劳务工作。2018年6月17日，雇主吴学林安排赵国坤和杨某从贵州省贵阳市出发至贵州省铜仁市某工地从事劳务工作，乘坐由吴学林联系安排的由王治斌驾驶的贵Ｃ×××××号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王治斌驾驶贵Ｃ×××××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安江高速翁安往余庆方向行驶途中，行驶至安江高速133公里850米处时，碰撞道路右侧紧急停车带提示牌位立柱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杨某当场死亡，赵国坤受伤。经黔南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本次事故作出事故认定书，杨某在本次事故中不承担任何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杨某受雇主吴学林安排至贵州省铜仁工地从事劳务工作途中受伤，吴学林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此，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起诉到一审法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6月17日，赵国坤和死者杨某搭乘由王治斌驾驶的贵Ｃ×××××号小型普通客车从贵州省贵阳市前往贵州省铜仁市，途中王治斌驾驶的车辆右侧碰撞道路右侧紧急停车带提示牌位立柱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杨某当场死亡，赵国坤受伤。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认定由王治斌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杨某、赵国坤不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一审法院另查明，杨某出生于1973年8月25日，户籍登记住所地为四川省青川县房石镇理河村平头坝组**，系农村户口。杨国太系杨某之父，赵国坤系杨某之夫，赵玲系杨某之长女，赵某系杨某之次女。杨国太育有子女三人，杨某系其次女。事故发生后，吴学林自称垫支费用11,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认可收到费用6,000元，但称其余费用系吴学林发放的拖欠的工资报酬。另贵Ｃ×××××号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向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赔付了车上人员乘坐险保额1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赵国坤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贵州省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作出的《“6.17”死亡道路交通事故情况说明》、银行卡的交易明细相互映证，形成证据锁链，可证明赵国坤及死者杨某在事发前长期向吴学林提供劳务，在吴学林承揽的工程工地务工；事发时系接受吴学林的安排搭乘王治斌的车辆从贵州省贵阳市工地前往贵州省铜仁市工地继续提供劳务。虽然杨某不是在做工过程中发生事故，但杨某系在雇主安排转移施工工地过程中受害，此过程是劳务施工的准备行为，与履行劳务合同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故应当认定杨某提供劳务仍在持续进行并未间断，杨某系在向吴学林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为此杨某的近亲属可以要求吴学林承担赔偿责任。法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杨某自身不存在过错，吴学林在转移工人的过程中，未能保障所提供的交通工具及运输方式安全，应承担杨某近亲属损失的全部赔偿责任。关于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主张的损失的计算标准，因杨某多年从事建筑劳务工作，收入来源已脱离农村生产，故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主张损失按城镇标准计算，予以支持。对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主张的损失认定如下：1.对于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为614,540元（30,727元×20年）。2.被抚养人生活费113,620.17元〔其中赵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1,991×7年）÷2=76,968.50元，杨国太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1,991×5年）÷3=36,651元〕。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仅主张99,875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丧葬费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2017年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8,671，丧葬费损失应为29,335.50元。4.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主张精神抚慰金2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5.交通费、住宿费、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60.492元。交通费依据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提供的票据支持杨某直系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合理费用1,500元；住宿费按3人、每人每天100元计算7天为2,10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按3人7天的标准，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未举证证明实际处理事故人员工资标准，一审法院酌定按150每天计算，共计3,150元。此三项费用，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仅主张60,492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以上损失合计824,242.50元。吴学林主张事故发生后已支付11,000元，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认可收到11,000元，但称其中5,000元系吴学林支付的拖欠的工资。因双方未书面明确款项的性质，吴学林是否存在欠付工资的事实在本案无法认定，故按支付人的意思认定此11,000元系吴学林垫付的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损失的赔偿款项。另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已从保险公司获赔10,000元，余下的损失803,242.50元由吴学林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吴学林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赔偿因杨某死亡的各项损失803,242.50元。案件受理费6,021元、保全费4,641元、保全担保费2,473元，由吴学林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吴学林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第一组证据：2018年5月、6月的考勤表一份，其主要内容为赵国坤与杨某上班情况的统计，拟证明当时工地的工作已于2018年6月15日完成以及死者杨某并未在工地上务工的事实。2.第二组证据，⑴赵国坤的银行卡明细一份，显示2017年12月5日赵国坤的上海中信银行账户收入1.657万元，还显示2018年1月2日郭孝军转存赵国坤该账户3,580元，拟证明赵国坤、杨某夫妻在给吴学林做工期间，也在其他地方从事劳务。⑵现场负责人李勇军于2017年9月6日签字的用工统计单一份，载明杨某在一个月之内工作7.3天、工资为每天200元、计1,460元，该用工统计单还载明杨某工作9.5天、工资为每天200元、计1,900元，拟证明杨某在此务工期间与李勇军、吴学林的雇佣关系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查明杨某在此务工期间是否与李勇军、吴学林之间存在雇佣关系。⑶现场负责人李勇军于2014年1月15日签字的结算统计单两份，载明赵国坤2014年9月份工作6.8天、2015年1月份工作10.6天，杨某2014年9月份是被临时雇佣，拟证明吴学林与赵国坤存在雇佣关系以及杨某只有在务工时才算雇佣关系。3.第三组证据，吴学林与四川省炬辉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同条款》第九条“安全施工9.4”复印件一份，该条明确约定在施工过程中造成的安全事故并非完全应由吴学林承担，而出现本案的情形应由四川省炬辉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责任，拟证明四川省炬辉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应是本案的责任主体。4.第四组证据，交警部门对王志斌所作的讯问笔录及对赵国坤所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在上述笔录中表明吴学林对赵国坤、杨某是先考察，而非正式雇佣；根据赵国坤的陈述，当时车上还有木工及其他做工的，与吴学林之间并无雇佣关系，拟证明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采信赵国坤对其有利的陈述不当，一审法院认定双方雇佣关系成立缺乏事实依据。 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的质证意见为：1.对吴学林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该考勤表不属于二审中法定的新证据，吴学林在一审中完全能够提供该证据，但其并未提交；该考勤表是照片的打印件，不是原件，其真实性不能确认；即使该考勤表是真实的，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认为该考勤表反而能够证明赵国坤与杨某受吴学林的管理，能够证明吴学林与赵国坤、杨某是建立了劳务雇佣关系的；吴学林认为该考勤表记录到2018年6月15号，此时贵阳的工地已完工，但吴学林在贵阳的工地完工应有与发包方结算的证据加以证实，因此该考勤表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对吴学林提供的第二组证据，⑴对赵国坤的中信银行卡明细统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该银行卡明细统计看不出吴学林提及的两笔转账是劳务费，只能看出是正常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因此该银行卡明细统计不能证明赵国坤、杨某在其他地方从事劳务；该银行卡明细统计载明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期间均有吴学林给赵国坤的转账记录，从而反证吴学林与赵国坤、杨某之间存在连续的雇佣关系。⑵对该用工统计单和结算统计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只确定了双方的劳务报酬的结算方式，即在没有安排劳务时不计算劳务报酬，而该结算方式不代表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真实的情况是赵国坤、杨某均是在吴学林承包的工地上从事劳务，劳务关系是持续的、连续的。3.针对吴学林提供的第三组证据，该合同条款恰能证明贵州省铜仁市的工地项目是吴学林所承包的，吴学林与发包方四川省炬辉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责任承担、责任分配对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主张权利没有影响与约束。4.针对吴学林提供的第四组证据，讯问笔录第2页载明肇事驾驶员王治斌供述吴学林“让我帮他带四个人去铜仁的工地”，由此可见，王志斌是受吴学林的安排将赵国坤、杨某带往该工地；询问笔录中载明赵国坤“不知道驾驶员叫什么、只知道是和我们一起去工地打工的、是老板叫我们乘坐他车一起去铜仁做工”，这也能够印证赵国坤是受吴学林安排到铜仁的工地去的。因此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认为吴学林与赵国坤、杨某之间存在持续的雇佣关系。 本院对吴学林提供的证据的认定：对吴学林提供考勤表系复印件，不是原件，本院对该考勤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定；对吴学林提供的赵国坤的中信银行卡明细表，因该明细表不是银行出具，仅是吴学林所作的统计打印件，本院对该明细表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定；对吴学林提供的用工统计单和结算统计单，仅能表明该段时间内赵国坤、杨某在该工地从事劳务的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结算方式，但不能直接证明杨某与吴学林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本院对该用工统计单和结算统计单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吴学林提供的合同条款复印件以及公安机关对王志斌所作的讯问笔录，均系在一审中已经出示并在卷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二审中不作认定。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归纳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吴学林与死者杨某是否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存在雇佣关系；吴学林应否承担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相关损失责任。 关于吴学林与死者杨某是否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存在雇佣关系的认定。首先，贵州省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对王志斌、赵国坤的询问笔录以及贵州省黔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作出的《6.17死亡道路交通事故情况说明》证明案涉交通事故死者杨某和伤者赵国坤、高龙碧、刘素蓉由吴学林雇佣为其提供劳务，吴学林委派上述四人乘坐王志斌驾驶的贵Ｃ×××××车辆从贵阳市出发至铜仁市某工地从事劳务活动，杨某、赵国坤告等人系在雇主吴学林安排下转移施工工地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杨某死亡。其次，赵国坤提供的其与吴学林在2018年7月27日的谈话录音，证明吴学林认可赵国坤、杨某自2014年起一直跟随吴学林从事建筑劳务工作，吴学林向赵国坤、杨某发放劳动报酬。第三，赵国坤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尾号为7579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吴学林于2017年8月9日至2018年7月24日期间多次向赵国坤的该账户转账。上述证据相互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前吴学林与死者杨某存在雇佣关系，吴学林上诉称其与杨某不存在雇佣关系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吴学林应否承担本案交事故造成的相关损失责任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本案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作为死者杨某的近亲属，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要求吴学林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不因对肇事驾驶员王志斌是否另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终止本案审理。杨某已多年从事建筑劳务工作，其收入来源已脱离农村生产，且有青川县房石镇里河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以及赵国坤与吴学林的谈话录音为证，一审法院支持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按城镇标准计算损失，并无不当。故吴学林上诉称一审对本案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本案应当终止审理以及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只起诉吴学林错误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在计算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的损失时将“5.交通费1,500元、住宿费2,10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3,150元”错误计算为60,492元，本院予以更正，该三项合计金额应为6,750元，根据一审法院及本院的认定，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749,500.50元，该费用由吴学林赔偿。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的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2018）川1324民初3111号民事判决，即“吴学林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赔偿因杨某死亡的各项损失803,242.50元”为“吴学林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赔偿因杨某死亡的各项损失749,500.50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42元，由吴学林负担11,295元，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负担747元；一审案件受理费6,021元、保全费4,641元、保全担保费2,473元，合计13,135元，由吴学林负担12,764元，杨国太、赵国坤、赵玲、赵某负担37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卫东 审判员  何顺红 审判员  董 行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法官助理谢 赟                                                                                         书记员  任珍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