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4民终6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发元，男，198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人，户籍地重庆市垫江县，现住贵州省普定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省安顺市金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东关办新哨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402314218264G。法定代表人：孙辉友，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洪卫，系西秀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胡发元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安顺市金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顺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2018）黔0422民初2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发元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事实与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判以合同约定租赁费应在每月对账后于次月付清，并认定双方就租赁费的最终结算系在2018年4月15日，故上诉人最迟应于次月5日，即2018年5月5日前付清。现上诉人未按约定付款，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上诉人认为，原判纯属断章取义，因为双方的合同自2017年11月开始履行，而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在每个月与上诉人对账，而是不定期来收取租赁费，这表明双方关于“每月对账”的约定已经不再履行，因此，就不存在“次月付清”的基础，原判将2018年4月15日的结算等同于“每月对账”，实为代被上诉人抗辩，这显然有悖人民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应当保持“中立”的原则，属于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2、上诉人未及时支付租赁费，系因被上诉人未及时拆除设备所致，并非上诉人违约，根据合同第二条第2款的约定，设备的安装和拆卸是不用另行支付费用的，表明设备的安装和拆卸义务由被上诉人承担，这在一审庭审时得到被上诉人的确认，由此，在工程完工后，被上诉人应当及时拆除设备，然而，被上诉人一直拖延，上诉人为了向工程的发包人交付工程，不得不自行拆除，上诉人自行拆除设备的行为，在一审时也得到被上诉人的确认。原判以合同未约定设备拆除时间为由，认定拆除设备不是付款的条件，按原判的说法，被上诉人一直不拆除设备，上诉人都应当支付租赁费，可现实的情况是，被上诉人不拆除设备，上诉人是无法向工程的发包人交付工程的，这是最基本的日常法则，无需上诉人举证证明。双方在2018年4月15日作最终结算，表明拆除设备的条件已经成就，被上诉人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将设备拆除，但被上诉人并未拆除。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确认了未及时拆除设备的事实，但不知什么原因，该事实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故提起上诉，请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金顺公司二审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构成其违约的必要条件，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原告金顺公司一审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吊篮租赁费43424元及违约金37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一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6日，原、被告签订《电动吊篮租赁合同》，约定被告胡发元向原告金顺公司租用电动吊篮，租金按每日每台32元计算，每月月底对账，次月5日前付清，在吊篮报停拆除时应付清租金及一切费用。租期自吊篮安装验收之日起至吊篮施工完毕被告胡发元报停及原告金顺公司签字之日止。并约定若一方违约，则承担违约金50000元。2018年4月15日，原告金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孙辉友与被告胡发元对租赁费用进行结算，确认电动吊篮总租赁费用为123424元，扣除被告胡发元期间支付的40000元，尚欠83424元。后被告胡发元又于2018年6月26日及2018年9月6日分别给付原告金顺公司20000元，于2018年11月16日给付原告金顺公司2800元。原告金顺公司索要余款未果，诉至一审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电动吊篮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原告金顺公司如约将吊篮安装供给被告胡发元使用后，被告胡发元应如约支付租赁费。根据双方的结算金额及被告胡发元提供的付款凭证，其还应支付余款40624元。至于违约金，因双方合同约定租赁费应在每月对账后于次月付清，而双方就租赁费用的最终结算系在2018年4月15日，故被告胡发元最迟应于次月5日，即2018年5月5日前付清。现被告胡发元未按约支付租赁费，已构成违约，其在支付尚欠租赁费的同时还应按约支付违约金50000元。原告金顺公司对违约金仅主张37000元，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予以支持。对被告胡发元称系原告金顺公司不按约拆除吊篮导致付款条件未达到的抗辩理由，因双方合同中就付款时间已经有明确约定，“吊篮部报停拆除时，乙方（被告胡发元）应付清所有租金及一切费用”并非付款的成就条件，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且双方合同中对吊篮的拆除时间并未约定，被告胡发元称吊篮的延迟拆除对其造成损失也未举证证实，故其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综上所述，对原告金顺公司要求被告胡发元支付吊篮租赁费的诉请，予以支持40624元；对原告金顺公司要求被告胡发元支付违约金37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判决：1、被告胡发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金顺公司吊篮租赁费40624元。2、被告胡发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金顺公司违约金37000元。案件受理费1810元，减半收取905元，由被告胡发元负担。二审举证期间，上诉人胡发元与被上诉人金顺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6日，上诉人胡发元作为乙方与被上诉人金顺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电动吊篮租赁合同》，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约定“每月租金在月底对账，在次月的5日之前付清。吊篮部报停拆除时，乙方应付清所有租金及一切费用，若乙方未按前面约定时间内付清租金，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第四条第二款约定：“违约责任：合同双方因一方违约，必须承担违约金伍万元整。”上诉人胡发元就案涉租赁合同共向被上诉人金顺公司支付过四笔租金，分别是2018年1月15日支付了20000元（虽然付款凭证上日期为2017年1月25日，但《电动吊篮使用单》上记载“2018年元月15日收2万元整”，该使用单上有被上诉人金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且被上诉人金顺公司一审庭审也认可2018年1月收到20000元租金的事实，故付款凭证中的日期应为笔误），2018年3月28日支付了20000元，2018年6月26日支付了20000元，2018年9月6日支付了20000元，2018年11月16日支付了2800元。另查明，现尚有一台吊篮仍在案涉现场并未拆除。以上事实有《电动吊篮租赁合同》、付款凭证、《电动吊篮使用单》、一审庭审笔录、二审接待笔录为凭。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上诉人胡发元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自2017年11月16日双方签订《电动吊篮租赁合同》后，上诉人胡发元于2018年1月15日向被上诉人金顺公司支付了租金20000元，于2018年3月28日支付了第二笔租金20000元。可见，《电动吊篮租赁合同》中虽然明确约定了“每月租金在月底对账，在次月的5日之前付清”，但双方当事人实际均未按照该约定履行，而是不定期进行对账和支付租金，在二审询问时双方也均认可租赁费是被上诉人金顺公司来对账才支付。2018年4月15日，上诉人胡发元与被上诉人金顺公司对租金做了结算并均在《电动吊篮使用单》上签字，认可上诉人胡发元尚欠被上诉人金顺公司租金83424元，但并未就付款时间重新进行约定。且在结算后，上诉人胡发元分别在2018年6月26日、2018年9月6日、2018年11月16日向被上诉人金顺公司支付租金共计42800元。被上诉人金顺公司对上诉人胡发元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的行为并未提出异议，且一直也在继续为上诉人胡发元提供吊篮租赁服务，履行案涉租赁合同。故被上诉人金顺公司现再以原合同约定主张上诉人胡发元逾期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本院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胡发元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2018）黔0422民初25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胡发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省安顺市金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吊篮租赁费40624元”。二、撤销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2018）黔0422民初25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胡发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省安顺市金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违约金37000元”。三、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贵州省安顺市金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审案件受理费1810元，减半收取905元，由上诉人胡发元负担474元，由被上诉人贵州省安顺市金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4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10元，由上诉人胡发元负担948元，由被上诉人贵州省安顺市金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86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虹审判员 黄光美审判员 宋 颂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朱俊蓉书记员郭敏（代）附：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