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0民初39号原告：袁某1男，196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东丽区，现住天津市东丽区。原告：袁某2男，195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被告：袁某3女，195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东丽区，现住天津市东丽区。被告：袁某4女，1960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现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振华（系袁某4之妹）女，196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东丽区，现住天津市东丽区。被告：袁振华女，196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东丽区，现住天津市东丽区。原告袁某1与被告袁某3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后，依职权追加袁某2为本案共同原告，袁某4、袁振华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于2019年3月25日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某1、原告袁某2、被告袁某3、被告袁振华兼被告袁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某1、袁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袁某3签署的《扶养遗赠协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袁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袁某1、袁某2与袁某3、袁某4、袁振华系兄弟姐妹关系，五人之母赵某于2008年初去世。袁某1修建的位于天津市东丽区房屋之正房东侧两间房屋为其母赵某所有。由于新袁庄村整体还迁，袁某1得知就归属于赵某的两间房屋已由袁某3签订了拆迁协议并选取了还迁房屋。经向袁某3询问，袁某3出示了《扶养遗赠协议》，作为其取得还迁房屋的依据。袁某1、袁某2认为《扶养遗赠协议》并非赵某签字，也不是赵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袁某3并未尽到生养死葬的义务，故请求法院确认该《扶养遗赠协议》无效。袁某1提交如下证据：1、遗体火化证，拟证明袁某1与赵某系母子关系及赵某于2008年3月5日病逝；2、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06）丽民初字第262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房屋包括判归其母所有的两间系袁某1建造；3、《扶养遗赠协议》，拟证明赵某将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房屋东侧两间赠予袁某3，该协议无效。袁某3辩称，不同意袁某1及袁某2的诉讼请求，《扶养遗赠协议》真实有效，协议是赵某在病重时让袁某3找律师代写的，赵某签名处的手印也是其本人按的。袁某3提交如下证据：1、《扶养遗赠协议》及《律师见证书》，拟证明《扶养遗赠协议》系通过鼎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代书。2、证人刘某、张某的证言，拟证明为赵某、袁某3办理了《扶养遗赠协议》见证业务。袁某4、袁振华辩称，同意袁某3的答辩意见，《扶养遗赠协议》是真实有效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原、被告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袁某1、袁某2、袁某3、袁某4、袁振华系兄弟姐妹关系，其母赵某于2008年3月5日因病去世，其父早于其母去世。2006年9月15日，赵某对袁某1及其妻孟凡香提起财产分割纠纷诉讼。经本院审理后，于2006年11月12日判决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房屋之正房四间东侧两间归赵某所有。该判决早已生效。后因新袁村整体拆迁，袁某3在向相关单位出示《扶养遗赠协议》后，就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房屋之正房四间东侧两间签订了拆迁协议。《扶养遗赠协议》主要内容为：遗赠人赵某，扶养人袁某3。遗赠人赵某的丈夫十五年前去逝，现有大儿子袁某2、二儿子袁某1、大女儿袁某3、二女儿袁某4、三女儿袁振华。因为大女儿袁某3对我照顾特别好，所以我同大女儿袁某3建立以下扶养遗赠协议：一、袁某3愿对赵某尽扶养之责任，做到对赵某生养死葬；二、赵某死后，属于个人所有的东丽区无瑕街新袁庄村二区76号房屋之正房四间东侧两间房屋全部归袁某3所有，别人无权干涉；三、本协议一式叁份，遗赠人、扶养人双方各持一份，另一份由律师事务所存档，自见证之日起生效。协议落款遗赠人处署有“赵某（代）”，并按有指印，扶养人处署有“袁某3”，并按有指印。载明的日期为“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庭审中，袁某3提交了《扶养遗赠协议》原件，同时还提交了鼎名律师事务所2007鼎律见字第016号《律师见证书》，二者粘合于一起，在《律师见证书》背面及《扶养遗赠协议》正面粘合处加盖有鼎名律师事务所印章。《律师见证书》除落款签名、盖章外，其余部分均为打印形成，内容为：委托见证人赵某、袁某3委托鼎名律师事务所，就其所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协议》进行律师见证。本所于2007年12月14日接受上列委托见证人的委托，指派我所律师刘某、张某办理见证，经查阅委托见证人的身份证明，上述委托见证人就该委托事项向我鼎名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户籍证明、身份证明和《遗赠扶养协议》，根据核查情况，特作如下见证：兹证明上列委托人系在2007年12月14日所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见证书落款见证人处加盖有“鼎名律师事务所”印章，律师处署有“刘某、张某”的签名。日期原打印为“2007年12月13日”，但在“13”处有改动，改动为“14”，改动处加盖有鼎名律师事务所印章。庭审中，刘某及张某为袁某3出庭作证，称系受鼎名律师事务所指派为赵某及袁某3办理见证事项。《扶养遗赠协议》的内容系赵某与袁某3口述，由刘某代笔书写，袁某3本人签名并按指印，赵某的签名为他人代签，但是其本人于签名处按的指印。协议的内容系赵某的真实意思。且于当日，鼎名律师事务所为赵某及袁某3出具了《律师见证书》。《扶养遗赠协议》共三份，赵某、袁某3及鼎名律师事务所各一份，现鼎名律师事务所那份已查找不到了。经刘某及张某辨认，袁某3于庭审中提交的《扶养遗赠协议》即为其二人所见证。对于《律师见证书》落款时间改动之处，张某称其已记不清了，刘某称日期处为笔误，更改后鼎名律师事务所加盖了印章，该处的印章是在2010年前加盖的，具体时间已记不清。而袁某3称，日期系2018年改动并于改动处加盖的印章。另查，鼎名律师事务所根据相关文件于2011年更名为天津鼎名律师事务所，且于更名后将鼎名律师事务所印章交于天津市东丽区司法局。本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一人或数人继承。本案中的《扶养遗赠协议》涉及赵某对自己所有的两间房屋指定由其长女袁某3继承的内容，协议的名称虽为《扶养遗赠协议》，但由于袁某3系赵某的法定继承人之一，故该协议具有遗嘱的性质，本案案由也并非遗赠扶养协议纠纷。关于《扶养遗赠协议》效力问题。虽然留存于鼎名律师事务所的《扶养遗赠协议》已查找不到，但作为代书人的刘某律师及见证人的张某律师已出庭指认袁某3提交的《扶养遗赠协议》即为其二人所见证，并证明协议有关遗产部分的内容系根据赵某口述形成，并由赵某于签名处按指印。现袁某1及袁某2未提交证据证明赵某订立协议时并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或系受胁迫、欺骗而订立协议，故本院认定协议内容系赵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刘某及张某律师并非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人员，虽其二人未在《扶养遗赠协议》中签名，而是于另附的《律师见证书》中签名，对于该种见证形式，并未被相关法律所禁止。对于《律师见证书》落款日期的改动，袁某3与刘某律师虽陈述不相吻合，且《律师见证书》中记载的协议名称与赵某、袁某3二人签署的协议书名称不完全一致，但在《律师见证书》背面与《扶养遗赠协议》正面粘合之处加盖有鼎名律师事务所的印章，外观上具有一体性。现袁某1及袁某2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扶养遗赠协议》及《律师见证书》系伪造，故本院对袁某1及袁某2要求确认赵某与袁某3签署的《扶养遗赠协议》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某1、袁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袁某1、袁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兆敏审 判 员  石金娟人民陪审员  罗松玉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书 记 员  宋晓峰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