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26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尚文召，男，汉族，1981年9月14日生，住汝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常圆，男，汉族，2012年11月17日生，住汝阳县。法定代理人：尚文召，基本信息同上。系郭常圆之父。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延旗，男，汉族，1988年4月15日生，住汝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世良，男，汉族，2018年1月21日生，住汝阳县。法定代理人：王延旗，基本信息同上。系王世良之父。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书强，河南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汝阳县城关镇武湾社区第二居民组。负责人：刘兴甲，该组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汝阳县城关镇武湾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城关镇武湾社区。法定代表人：夏春社，居民委员会主任。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喜全，洛阳市汝阳县公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尚文召、郭常圆、王延旗、王世良与被上诉人汝阳县城关镇武湾社区第二居民组（以下简称武湾二组）、汝阳县城关镇武湾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湾居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326民初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上诉人上诉称：1、撤销汝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326民初173号民事判决；2、改判四上诉人均享有被上诉人“武湾居委会”、“武湾一组”征地补偿款每人5000元的分配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2002年7月，尙文召、王延旗等14人每人向武湾缴纳了相当于当时一个农民两年半纯收入的落户费，为武湾的集体财富积累及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迁居到武湾以后，尙文召、王延旗等人均相继参加该村的数届村委会选举及第一组村民组长选举，行使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参与了武湾村民自治，履行了相关义务，且被上诉人代理人也一直辩称四上诉人“不完全具备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并没有完全否认四上诉人的“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应该认定七上诉人系武湾的普通村民，具有该村及武湾一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不具有“武湾一组”及“武湾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涉案的“菜棚地”原系“武湾××组”“交付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政策性家庭承包土地”，进而否认该“菜棚地”被征收前为机动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武湾居委会”及“武湾××组”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的“菜棚地”在被征收前由“武湾××组”的一户或者几户村民作为家庭承包地耕种；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的“菜棚地”“原系该组交付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政策性家庭承包土地。原审法院否认该“菜棚地”被征收前为机动地，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为，“户籍所反映的主要是农业与非农业、居住地等情况，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是同一概念”。但是，2015年07月08日，河南省公安厅推出的10项惠民举措的第一项“实行城乡统一户籍登记制度”，就是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以前公安机关签发的户籍证件、法律文书中的户口性质标注不再具有证明公民身份意义。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但没有规定尚未承包某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土地的个人，就肯定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原审法院以四上诉人尚未获得“武湾居委会”及“武湾××组”的承包土地，认为四上诉人不具备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程序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则、程序等，由法律、法规规定。”四上诉人提起的是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被上诉人以上诉人不具备该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抗辩，该事项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程序等另行处理。但原审法院却在没有明示根据何种原则、程序的情况下，径直认定七上诉人不具备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认定应属于程序错误。四、被上诉人提供的2018年7月16日《第二批征地分配资金情况》会议记录、2018年7月16日的会议记录、2018年7月23日会议记录、小店镇虎寨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证明尙文召在虎寨村6组有责任田、王延旗在虎寨村××组有责任田）、2018年7月18日的《武湾××组菜棚地分款方案》等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五、被上诉人制定的分配方案显失公平、公正。按照被上诉人制定的“武湾××组菜棚地分款方案”，能够参加此次征地补偿款分配的人中，有一部分同样为1998年农村承包土地调整后因为结婚或出生新增加的村民。这部分人与本案七上诉人的情况一样，甚至有些人到武湾生活的时间更短，而且也没有像尙文召、王延旗等人一样为集体财富积累出力，但是他们却被同意参加分配该批赔偿款。同样的情况却被给予不同的待遇，被上诉人制定的分配方案显失公平、公正，应确认四上诉人均享有被上诉人“武湾居委会”“武湾××组”“菜棚地”征地补偿款每人5000元的分配权。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武湾××组、武湾居委会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原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上诉状中有众多不实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实际不符，上诉人不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职责，不应当参与此次土地补偿款分配。1.上诉人从迁户时，村委会当时向其言明，只有户口不享有集体分配权；2.上诉人在原籍不但分配有土地，享有30年不动的承包责任权，并审批有宅基地，每人每年政府给予发放土地耕种补贴，也就是粮食滋补款，在原集体经济组织享有一切权利并承担着义务，因而在答辩人处不享有土地补偿款；3.土地补偿款的概念就是政府给失地农民所给予的经济补偿及精神上的安慰，对于上诉人来说，其承包地没有任何损失，因而不能获得答辩人处的土地补偿款；4.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才享有土地承包的权利，上诉人迁入到答辩人处时，是为了子女上学，交通方便的目的而来，况且上诉人没有在答辩人集体经济组织缴纳过任何提留粮、提留款及义务工，没有对我集体经济组织尽义务，也没有享有过权利，因而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5.答辩人分配方案是经全体村民代表及村三委会议确定的，并且进行公示，张贴，广播等形式。公示明确告知如有异议在公示期内向村民组或村委提出异议。但是在公示期上诉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6.就证据而言，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是在一审法院开庭的前一天到上诉人原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所出具的证明，证明上诉人在原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有土地。因此证据真实客观。综上，原审判决公平公正，应予维持。四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四原告均享有被告武湾××组、武湾居委会征地补偿款每人5000元的分配权。该数额为暂定，具体以法院查明数额为准。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尚文召、王延旗原系汝阳县小店镇虎寨村村民。2002年，原汝阳县城关镇武湾（后改制为武湾社区）时任村两委为给村集体筹措资金，决定按每人交纳5000元落户费的方式接收外来户并分配到四个村民组。在按规定交纳落户款后，2004年8月7日原告尚文召将户口迁至武湾××组，2004年7月21日王延旗将户口迁至武湾××组。原告郭常圆系尚文召之子，2013年7月1日“出生申报”登记在尚文召户口本上。原告王世良系王延旗之子，2018年1月30日“出生申报”登记在王延旗户口本上。因1998年土地调整时期已过，原告尚文召、王延旗2004年户口迁至武湾××组后，均未取得武湾及武湾××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涉案的武湾××组村南公路边的集体土地，原系该组交付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政策性家庭承包土地，数年前因发展蔬菜大棚，该组从农户处统一收回后划段出租，收益款项除集体提取少量费用外其他仍归原承包户所有并分配。2017年底，政府因公益事业征用了包括武湾××组的该段集体土地，2018年7月武湾社区召开社区三委及各居民组、党小组组长等会议，确定了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一、1998年大动地农户户口及以后又新增人口参与分配，死亡人口不计入分配。二、回迁户、外来户一律不分。三、本组闺女户口未开走所生子女不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被征收的土地，原系被告武湾××组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二被告代表集体对集体土地行使经营、管理、收益权。土地补偿费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消灭的补偿，受益主体是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具有其成员资格的农户。原告应否参与征地补偿款分配，前提应看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确定时，原告是否为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及原告所在户对涉案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尚文召、王延旗原属汝阳县小店镇虎寨村村民，2004年才将户口迁至武湾××组，原告郭常圆、王世良因出生随其××在××组。户籍所反映的主要是农业与非农业、居住地等情况，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是同一概念，因1998年土地承包在先，四原告在武湾××组并没有取得土地承包权。四原告仅具有被告武湾××组的户籍，不能说明其已成为被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主张确认四原告均享有被告武湾××组、武湾居委会征地补偿款5000元／人的分配权，依据不足，该院无法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尚文召、郭常圆、王延旗、王世良的诉讼请求。诉讼费150元，由原告尚文召、郭常圆、王延旗、王世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1、尚文召、郭常圆《洛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1份、尚文召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票据1份、尚文召缴纳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票据1份；2、王延旗《洛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1份、王延旗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票据6份、王延旗缴纳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票据6份；3、汝阳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6民初2601号民事判决书1份。上述证据拟证明：1、尚文召、郭常圆、王延旗、王世良居住在武湾，该四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档、管理、缴费，以及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的缴纳等相关事项均由武湾村委会（或通过第二村民组）负责办理。2、汝阳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6民初2601号等民事判决书确认，武湾委会及各村民组给1995年到武湾村××12户人家分配了承包土地。本案上诉人的情形与上述1995年迁入武湾的12户人员相似，应该认定本案的上诉人也自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而认定七上诉人具有武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方向有异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的土地补偿款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在原籍承包耕种有土地，在答辩人处不应享有征地补偿款。补偿款的分配是为失地农民给予的补偿，对上诉人来说，没有失去任何土地。关于2018豫03**民初2601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提交过，但是判决书上所涉及的人员于上诉人的情况完全不同，判决书上所涉及的人员均在答辩人处承包有土地，划分有宅基地，土地征收显然应当予以分配。而上诉人没有在被上诉人处没有承包任何土地，根据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上诉人是不完全具备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而不享有分配资格。被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武湾××组《建立蔬菜大棚各户兑地亩数》，拟证明该蔬菜大棚所占的土地是武湾××组农户的承包责任田。同时各上诉人没有分配任何土地包括责任田和蔬菜大棚的所占地，各上诉人不应该享有土地的补偿款。从每户的人口和所承包的责任田每段的数据，以及又抽出来建大棚的地的亩数明确看出该菜棚地系各农户的承包责任田，证明承包责任田的时间要早于蔬菜大棚的时间，且与抽出的地的亩数20亩数字相一致。上诉人质证意见：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没有标明形成时间，从该证据的纸张颜色及笔迹、墨水氧化情况来看，该证据形成于双方发生争议之后，不是上诉人落户到武湾之前1998年土地延包时形成的材料。2.该证据不能证明菜棚地约20亩，在本次被征收之前，有武湾××组的一户或几户村民承包。该20亩菜棚地属于武湾××组全体村民所有，其征收补偿款也应由武湾××组全体村民参与分配。3.菜棚地实际形成于1996年前后，在1998年土地延包时，没有被确定为武湾××组任何村民的家庭承包地，从而证明该20亩菜棚地属于机动地。综上，武湾××组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尙文召、郭常圆、王延旗、王世良等四上诉人应否享有被上诉人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权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尙文召、王延旗系2004年后将户口迁至武湾××组，郭常圆、王延旗因出生随父亲××在××组。四上诉人在武湾××组均未取得土地承包权。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征地补偿款是国家征用集体土地后对失地农民的补偿费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因四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并无承包地，四上诉人没有获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有鉴于此,被上诉人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会议记录)、分款方案,已依照法定程序并经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代表参加讨论通过,该分配方案符合民主议定程序,是村民行使自治权的体现，故被上诉人依照程序制定本村民委员会土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涉及本案的主要内容是“回迁户、外来户一律不分款”,并以公告的形式进行公示,并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分配方案有效，上诉人主张享有被上诉人“武湾居委会”“武湾××组”征地补偿款每人5000元的分配权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尚文召、郭常圆、王延旗、王世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庆刚审判员  邢 蕾审判员  衡宏波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