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7民终73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东头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张家业，组长。 上诉人(一审被告)：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米卜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张家海，组长。 上诉人(一审被告)：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诗二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黎永廉，组长。 上诉人(一审被告)：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诗三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黎世祥，组长。 上列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苏，广西同望（钦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家添，男，197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钦**人，居民，住钦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超，广西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土地坪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张元权，组长。 上诉人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东头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东头小组）、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米卜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米卜小组）、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诗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诗二小组）、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诗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诗三小组）与被上诉人张家添，一审被告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土地坪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土地坪小组）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702民初2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东头小组的法定代表人张家业，米卜小组的法定代表人张家海，诗二小组的法定代表人黎永廉，诗三小组的法定代表人黎世祥，上诉人东头小组、米卜小组、诗二小组、诗三小组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苏，被上诉人张家添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超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土地坪小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东头村民小组、米卜村民小组、诗二村民小组、诗三村民小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702民初2771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张家添一审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全部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协议书》《授权委托协议》无效，上诉人对协议书及委托被上诉人处理林地权纠纷事宜不知情，也没有委托被上诉人处理林地权纠纷一事，且该协议涉及到全体上诉人村民利益重大事项，未经村民民主程序通过，属于无效协议。(―)上诉人对《协议书》《授权委托协议》一事不知情，之所以有上诉人的部分村民名字在上面，是他人冒充签字的。有的村民签几个村民名字现象，有的不属于村民本人签字，由他人冒充签字，上述代替村民本人签字行为未取得村民本人同意，属无效行为。从两份《协议书》和两份《授权委托协议》内容可知，甲方分别为土地坪生产队和黎屋生产队，乙方均为被上诉人张家添。而土地坪生产队、黎屋生产队与本案上诉人分别属于不同村民小组，不存在隶属关系。被上诉人认为土地平生产队包含土地平村民小组、东头村名小组、米卜村民小组，黎屋生产队包含诗二、诗三村民小组，且认定东头村民小组长张家业，米卜村民村民代表张元宽己经在《协议书》《授权委托协议》上签字。上诉人认为，依据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当由被上诉人主张证明上诉人的村民在协议书上签字的事实。一则东头村民小组、米卜村民小组与土地坪生产队在2010年在协议书签订时分别属于不同生产队；二则东头村民小组、米卜村民小组对协议书不知情，也否认签字，且东头村村民小组长张家业、米卜村民小组张元宽本人字迹与《协议书》《授权委托协议》签字字迹明显不一样，也没有证据证明张元宽是米卜村村民代表。同理，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诗二、诗三村民小组是否在协议书上签字的事实。 (二)从《协议书》的内容上看，协议书的约定内容涉嫌损害村集重大利益问题，依照规定应当经过村民民主程序决定，未经民主程序且涉嫌损害村民利益，协议书无效根据两《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如挣回林地权属，甲方(土地平生产队、黎屋生产队)将铁路扩建所征用林地土地(含青苗费)所有土地补偿费支付给乙方(被上诉人)，作为乙方的先行垫付费和代理费用。如铁路不扩建征地的，由甲方按宽度为50米，长度为贯穿林地的范围面积，以此计算亩数，并按每亩1.7万元支付补偿费或划分同等价值林地给乙方。第六条约定，无论是乙方的工作还是双方的工作，挣回林地权属纠纷后，甲方(土地平生产队、黎屋生产队)均应第三条约定支付费用给乙方(被上诉人）。从以上规定可理解为，如土地坪生产队、黎屋生产队和被上诉人一起从事处理林地权属纠纷工作，即便被上诉人在代理处理林地权属纠纷中贡献很小的，甚至没有贡献的，换言之，就算土地坪生产队、黎屋生产队做了绝大部分工作或全部工作，只要能挣回林地权属的，则土地坪生产队、黎屋生产队均需要向被上诉人支付第三条约定的义务。可见，该条约定己然显失公平，签订之时便己经损害集体公共利益之嫌。在这样情况下，须经三分之二村民代表同意，才能签订协议书。但在签订本协议书时，未经民主程序，显然违反《村民组织法》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协议。 二、本案被上诉人不符合适格代理人资格条件，依照规定将无法开产处理林地权属纠纷问题的代理事宜。(一)被上诉人不符合民事代理人要求的资格条件根据《民法总则》第162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65条，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从本案的两份《授权委托协议》内容上看，并没有载明有委托权限、委托事项、委托期限的基本内容，因此，被上诉人不符合民事代理人规定的条件要求，将无法代理当事人从事代理工程。从钦南区调处办出具的证明可知，被上诉人没有参与处理林地纠纷的处理事宜，进一步证明了，被上诉人无法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土地坪生产队、黎屋生产队)从事代理工作。 (二)被上诉人不符合公民诉讼代理人资格条件，与此同时从公民代理人立法目的上看，作为公民诉讼代理人不能收取代理费用从两份《协议书》第二点约定，乙方(被上诉人)代理甲方(土地坪生产队、黎屋生产队)行使申请、诉讼等权利时，将应按乙方要求予以配合。从该约定可得出，为了处理林地纠纷，被上诉人是需要满足诉讼条件的，即被上诉人作为公民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行政诉讼法》第31条关于委托诉讼代理人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一致。纵观本案，被上诉人作为公民代理人没有获得村委推荐，因此不符合公民代理人资格条件，无法以公民诉讼代理人参与林地纠纷处理。实际上，在整个处理林地纠纷案处理中，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参与处理林地纠纷一事。何况，作为公民代理人是不能收取代理费的。2010年9月160,最高人民法院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答复》指出，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因此，被上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代理人资格条件，也没有从事代理行为，其作为公民代理人请求代理费用不应予以支持。 三、退一万步，即便协议书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有履行代理行为。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处理的事项唯一，即代村民处理好林地权属纠纷，但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看，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亲自处理林地纠纷事项，也未能证明其在林地纠纷处理中所起到的作用从《协议书》条款内容上看，被上诉人从事的是民事代理行为，且从协议内容得知，如能处理好林地纠纷，被上诉人所获得的报酬的非常丰厚的，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履行好代理职责。根据《合同法》第400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即民事代理以亲自处理作为原则，如转委托的必须经委托人同意。康熙岭镇诗家村委林地权属纠纷案涉及到土地确权、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 (一)在林地权属纠纷行政复议期间，被上诉人没有从事代理行为钦南区人民政府处理该林地确权纠纷期间，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代理行为。该林地纠纷权属纠纷向钦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纠纷期间，上诉人没有出具委托书给被上诉人代理行政复议事项。换言之，在林地行政复议期间，被上诉人没有代理行为。 (二)在林地权属纠纷行行政诉讼期间，被上诉人没有从事代理行为。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对钦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林地权属处理决定不服，向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又向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以及向广西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三级人民法院审理该行政诉讼案件期间，上诉人均没有向被上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被上诉人自然也就没有参与代理案件的一系列诉讼活动。在处理山林权属纠纷期间，上诉人己经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活动，律师代理费用也是上诉人自行支付。依照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及证据规则规定，应当由被上诉人就其履行代理行为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 综上，一审人民法院认定《协议书》《授权委托协议书》有效错误，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理山林权属纠纷中从事过代理事宜，但仍判决上诉人支付代理费给被上诉人错误。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清本案情况，依照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张家添辩称，上诉人主张对《协议书》、《授权协议书》一事不知情，没有委托过被上诉人张家添处理林地权属纠纷，部分村民名字系他人冒签，《协议书》的内容涉及村民重大利益事项，未经村民民主议定程序，故《协议书》无效。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主张不知情、没有委托过被上诉人处理林山岭林地纠纷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一审被告土地坪小组于2010年3月5日签订《协议书》、《授权协议书》时，土地坪时任小组长张无政（正）、村民代表张元文、东头小组时任小组长张家业、米卜小组时任小组长张元宽、诗二小组时任小组长黎炳贤、诗三小组时任小组长黎炳超分别在《协议书》、《授权协议书》上签字并按印手印，《协议书》附页上绝大部分村民代表也签字并按印手印。协议书上上诉人的签名尤其是各村民小组长的签字，至今无证据否定其真实性。且被上诉人提供的2010年3月、4月分别向康熙岭镇政府、钦南区国土局、钦南区林业局、钦南区征拆中心递交的《关于暂缓支付征地款项的要求》中，均有被上诉人、张元政、张元文、黎炳超、黎炳贤等人的签名而不予否认，故上诉人称不知情、没有委托过被上诉人处理山岭纠纷与事实不符。《协议书》《授权协议书》的甲方为土地坪生产队和黎屋生产队，与本案分属不同村民小组，不存在隶属关系，即主体不符，理由不成立。实际上，土地坪生产队为土地坪小组、米卜小组、东头小组三个村民小组的旧时统称，黎屋生产队为诗二、诗三小组的旧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尤其是《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山岭，均是目前政府确权给各上诉人的山岭，有《处理决定书》可查。《协议书》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协议书不存在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之无效情形，其效力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民主议定程序主要规范的是村民小组的内部问题，村民小组对外签订的合同效力并不完全受内部民主议定程序的约束。本案中，《协议书》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上诉人与外部的商事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是基于信赖原则才签订该《协议书》，被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人，仅能从合同签订的书面形式和交易习惯中加以合理注意，经对各小组长或代表签字进行审查，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协议书》符合民主议定程序，在审核民主议定上没有明显重大过错，即使出现个别村民在签名上存在瑕疵，上诉人不能将其是否履行法定职责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归于被上诉人，故《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作为善意合同为对方的利益，理应得到司法优先保护。上诉人主张《协议书》第六条约定显失公平且损害集体公共利益，协议书无效，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协议书的签订目的是争取回上诉人的山岭权属，不存在损害村民利益的内容，签订协议时存在代理费的不确定性，风险完全由被上诉人承担。实际上争取回1722亩，其主张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如上诉人所称显失公平，也并不导致协议书无效。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不符合适格代理人资格的问题，协议书中，被上诉人的工作不是诉讼代理，而是诉讼代理以外的工作即非诉讼代理，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是诉讼代理人属于张冠李戴，公民进行非诉讼代理不仅不为法律所禁止，相反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履行了代理义务的问题。协议书并无具体要求被上诉人从事何种工作，协议书第四点也进行了约定。被上诉人确实做了相关的工作。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做了如下相关工作：咨询专业人士、指导村民小组提供证据、反映村民意见、协调行政部门调查工作、阻止他人侵吞征地款、出资给小组长到钦州办事、带领村民组长和村民代表到镇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诉请等以及最终争取回山岭权属。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履行职责方面的举证责任与合同约定不符且无法律依据。《协议书》第四点明确约定，是基于被上诉人工作的特殊性，且被上诉人在接受委托后长达七年时间都不提出任何异议，被上诉人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履行了代理工作。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用。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争议山岭已经争取回来，被上诉人履行了代理义务并完成委托事项，依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报酬。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上诉人应当支付报酬。被上诉人主张103万的报酬具有合理性，争取回来的1722亩山岭价值巨大，要求按约定支付103万元报酬合理。上诉人上诉无理且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被告土地坪小组不出庭应诉，也不提出书面的答辩意见。 张家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五被告共同支付原告代理费1030000元（以法院调查核实的数额为准）;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五被告因与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存在山岭权属争议，为取得山岭权属，2010年3月5日，经原、被告双方协商，被告土地坪村民小组、东头村民小组、米卜村民小组以土地坪生产队（甲方）的名义与原告张家添（乙方）分别签订了《协议书》和《授权委托书》;诗二村民小组、诗三村民小组以诗家黎屋生产队（甲方）的名义与原告张家添（乙方）签订了除山岭范围不同外其他协议内容基本一致的《协议书》和《授权委托书》。五被告的村民小组组长或村民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并捺印。《协议书》约定：一、与土地坪生产队约定的山岭范围四至：东至南防铁路，南至石龙岭、鸡蛋岭、圆岭，西至白坟岭、峨眉月岭，北至虎爪岭、长山嘴岭；与诗家黎屋生产队约定的山岭范围四至：东至转台岭、小转台岭，南至捻竹岭、乞丐岭，西至屯垭岭、黎合岭，北至两头袋岭。二、乙方代理甲方行使申请、诉讼等权利时，甲方应按乙方要求予以配合，包括一些行为的配合。三、考虑到甲方经济困难，乙方同意先行垫付费用。如果山岭权属争取不回，乙方已付费用由乙方自负，甲方不承担责任；如果山岭权属争取回来，甲方同意将铁路扩建所征用山岭土地（含青苗费）的所有补偿费支付给乙方，作乙方的先行垫付费和代理费用。四、乙方的行为及花费无义务报告甲方。五、因该代理工作困难较大，甲方应给予乙方一定时间，以便有效开展工作，乙方有权委托律师共同代理。六、无论是乙方的工作还是双方的工作，争取回山岭权属后，甲方均按第三点约定支付费用给乙方。七、甲方应在得到权属或费用后无条件付费给乙方。《授权委托书》约定：一、铁路征用土地山岭所得的费用（即是此次征地费用），同意由乙方全部代领，扣除双方原订协议书约定应付给乙方费用后，其余所得如数退给甲方。二、征用费经政府（含村委会）同意付给之日起，须及时由乙方代理领取费用。 2009年至2012年期间，因修建高速铁路需要，上述争议的山岭部分被征用，并由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与钦州市国土资源局钦南分局土地征收征用中心签订了《征地协议书》，被征用的林地面积为67.715亩（67.265+0.45），征地补偿款共得1037596.95元（不含桉树补偿1000元），全部转入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的账户。2017年4月12日，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07行终1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钦南区政府决定、钦州市政府复议决定、钦南区法院一审判决，上述争议的山岭裁决归五被告所有，裁决总面积约1717亩，其中，土地坪村民小组约577亩，东头村民小组约415亩，米卜村民小组约280亩，诗二、三村民小组共约445亩。因原告认为五被告未能按协议约定支付原告相应的付出及代理费，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原告接受委托后，与被告代表人或其他村民代表先后向康熙岭人民政府、钦南区国土资源局、钦南区林业局、钦南区土地征地拆迁中心提出《关于暂缓支付征地款项的要求》，请求上述部门暂缓支付上述征地款，并在要求中载明已就争议山岭已向政府申请处理。案件在钦州市人民政府复议期间，原告也代被告收取了钦州市人民政府发出的《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告知书》、《关于征求行政调解、和解意愿的通知》。钦州市政府作出复决字（2016）5号复议决定书后，原告持有了该决定书。钦南区法院作出（2016）桂0702行初13号行政判决书、钦州市中级法院（2017）桂07行终21号行政判决书后，原告持有了该两份判决书。自2010年3月5日起至原告起诉时止，被告未见对《协议书》和《授权委托书》及原告代理行为提出过异议。 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该院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为：1.《协议书》是否成立？2.《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3.原告是否履行《协议书》约定义务？4.《协议书》约定报酬是否应予支持？ 下面对各争议焦点问题评判如下： （一）关于《协议书》是否成立问题。 一般而言，合同成立要件有三：一是当事人意思表示须一致，即合意，这是合同成立的根本要件。凡意思表示不一致，即虽经协议但未达合意者，合同不能成立。二是合意则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仅有一方当事人是不可能产生合意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成立合同。三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须以订立合同为目的。不以订立合同为目的意思表示，即使达成合意，也不能成立合同。 本案中，五被告因与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存在多年山岭权属争议，为取得山岭权属，奔走了多年，但未有效果。因此，被告存在找人做协调工作，争取取得山岭权属的动机和基础。2010年3月5日，原告分别与土地坪生产队、黎屋生产队签订了《协议书》，土地坪村民小组时任组长张元政、村民代表张元文、东头村民小组时任组长张家业、米卜村民小组时任代表张元宽、诗二村民小组时任组长黎炳贤、诗三村民小组时任组长黎炳超在《协议书》签字并捺上手印。《协议书》附页上，村民代表也签了字并捺了手印。同一天，原告分别与土地坪生产队、黎屋生产队签订了《授权协议书》。《协议书》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原告合同义务是争取回山岭权属，被告义务是支付费用。这表明，双方当事人存在合意，签订了合同，合同目的明确，合同已经成立。被告主张没有委托过原告处理山岭纠纷，与事实不符。 关于《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除非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情形，否则任何合同都应予以认定其效力。 本案中，被告东头村民小组、米卜村民小组、诗二村民小组、诗三村民小组主张，原告与部分村民所签订的协议无效，协议涉及众多村民利益，应通过村民民主议定程序讨论。 一审法院认为，1.村民小组对外签订的合同其效力并不完全受内部民主议定程序的约束。村民民主议定程序，一般是指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前两法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后一法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主要是规范村民组织内部权利义务的法律，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民主议定程序主要规范的是村民小组的内部问题。村民小组对外签订的合同其效力并不完全受内部民主议定程序的约束。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村民小组签订的《协议书》，是村民小组与外部的商事法律关系。从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看，原告是基于信赖原则才签订《协议书》的。本案被告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依法对外独立从事民事活动并承担民事责任，负有保证合同签约形式符合民主议定程序的缔约义务。原告是合同相对人，仅能从合同签订的书面形式和交易习惯上加以合理注意，经对村民组长或代表签字进行审查，有理由相信《协议书》符合民主议定程序，在审核民主议定上没有明显重大过错。法律应当保护善意合同相对人的利益不受侵害，被告不能将其是否履行法定职责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归于合同相对人。善意合同相对方的利益，理应得到司法优先保护。被告东头村民小组、米卜村民小组、诗二村民小组、诗三村民小组现在以违反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该院不予支持。2.案件事实表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之前，被告内部已执行贯彻了相当程度的民主议定程序。从《协议书》的酝酿过程以及签字情况来看，起码可以推定其履行了内部民主议定程序。3.从《协议书》的履行情况看，自2010年3月签订并履行《协议书》和《授权委托书》至2017年7月，时间长达近八年，受托事务已经完成，期间被告从无异议。被告在原告起诉后才提出民主议定程序问题，现在认为村民对《协议书》和《授权委托书》不知情，不合常理。对这种部分民众推翻原合同行为，违反民事活动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基本原则，理应不予支持。4.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授权协议书》，目的是争取回被告的山岭权属，实际上是为了被告全体村民利益。本案中原告主张的103万元，在2010年3月签订《协议书》、《授权协议书》时是不确定的，风险完全由原告承担。可见，《协议书》、《授权协议书》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没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更没有损害被告全体村民利益。尊重当事人自治、尊重契约自由，是司法实践中应秉持的原则，基于此，该院对《协议书》、《授权协议书》效力予以认定。5.至于被告主张的原告作为公民代理，不符合代理人资格问题，该院认为，本案的诉讼代理，村民小组已另行委托律师，但原告在《协议书》中的工作，不是诉讼代理，二是其他工作代理。本案中存在双重代理的事实，对出庭诉讼代理工作，已有律师代理；其他相关工作，原告代理，两种代理，在时间阶段或工作内容上，并不必然产生冲突。故对被告主张的原告作为公民代理，不符合代理人资格观点，不予采纳支持。 （三）关于原告是否履行《协议书》约定义务问题。 该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主要是争取回山岭权属，这是双方合同目的。原告的合同义务是争取回山岭权属。至于要求原告具体做什么工作，《协议书》并无具体约定。相反，按照《协议书》第四点约定，原告的“行为及花费无义务报告甲方”。原、被告这样约定，自然应有其考虑理由，无非是原告工作不想留痕或代理工作不可能任何时候都留下痕迹，预防被告异议。从原告所举证据以及查明案件事实看，原告确实做了相关代理工作，体现：一是本案查明事实中认定的原告的工作；二是争取回了山岭权属，完成了《协议书》约定义务。至于原告工作是否应留痕问题，首先，按照《协议书》第四点约定，原告的“行为及花费无义务报告甲方”，原告属于执行约定；其次，作为一般当事人，不可能做到所有工作都注意留有痕迹以及证据，符合常理。因此，原告确实做了工作，只是难以量化或原告没有留痕而已。对被告主张的原告没有履行《协议书》约定义务的观点，不予支持。 （四）关于《协议书》约定报酬是否应予支持问题。 该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协议书》约定报酬应予支持。理由：1.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原告主张具有法律依据；2.原告已完成委托事务，有事实依据，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报酬；3.原告主张符合双方约定。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里的“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属于第四百零五条的特别条款，相当于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特别条款优先适用。《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无论是乙方的工作还是双方的工作，争取回山岭权属后，甲方均应按第三点约定支付费用给乙方。”当事人另有约定，没有理由不按照其约定。5.争取回来的山岭共1722亩，价值巨大，原告主张的报酬具有合理性。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被告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东头村民小组、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米卜村民小组、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诗二村民小组、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诗三村民小组、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土地坪村民小组共同支付给原告张家添代理费1037596.95元。案件受理费14070元，由被告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东头村民小组、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米卜村民小组、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诗二村民小组、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诗三村民小组、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土地坪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 《情况说明》（张家良）、诗家村委会《证明》，证明米卜村委会时任代表张元宽已经过世不是事实，当时签订协议书是组长张家良，从2008年至2010年期间由张家良任队长，2010年后由张元安任队长，到2018年由张家海任队长。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的“三性”，是否为张家良个人签名，因其不出庭而无法确认；村委会证明，不符合证据制作的要求，要有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张家良是否于2008年至2010年担任队长，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10年3月，该证明不能证明张家良在2010年3月仍担任队长，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 本院对上诉人所提交的新证据认证如下：张家良所写的情况说明，因其本人不出庭，不符合证据的要求，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村委会证明，不符合证据的要求，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本案经本院二审审理，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与二审查明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协议书》、《授权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委托报酬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协议书》、《授权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土地坪小组、东头小组、米卜小组系由原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土地坪生产队分立而来，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诗二小组、诗三小组系由原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黎屋生产队分立而来。本案中，四上诉人东头小组、米卜小组、诗二小组、诗三小组及一审被告土地坪小组因多年以来与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存在山岭权属纠纷，在多年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处理未果的情况下，于2010年3月5日与被上诉人张家添签订了《协议书》及《授权协议书》，土地坪小组时任组长张元政（正）、村民代表张元文、东头小组时任组长张家业、米卜小组时任代表张元宽、诗二小组时任组长黎炳贤、诗三小组时任组长黎炳超在《协议书》上签名并按印手印。同日，被上诉人张家添与土地坪生产队、黎屋生产队签订了《授权协议书》，《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协议书》及《授权协议书》是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本案中，四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土地坪小组均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召开村民会议，根据需要可以邀请驻本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派代表列席。”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主议定程序主要规范的是村民小组的内部问题，本案《协议书》属于村民小组与外部的商事法律关系。四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土地坪小组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对外独立从事民事活动并承担民事责任，负有保证合同签约形式符合民主议定程序的缔约义务。被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人，仅能从合同签订的书面形式和交易习惯上加以注意，经对村民小组长及签字代表签字进行审查，有理由相信《协议书》符合民主议定程序，在审核民主议定上没有明显重大过错。法律应当保护善意合同相对人的利益不受侵害，上诉人不能将其是否履行法定职责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归于合同相对人。善意合同相对方的利益，理应得到司法优先保护。本案中，四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土地坪小组，为解决其山岭权属纠纷问题而委托被上诉人张家添，对于该委托事项，未有明确属于上述法律所规定的须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议定程序讨论决定而方可办理的情形。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当时土地坪生产队共有农户110户，而《协议书》附页上签名的农户代表有86户；当时黎屋生产队就委托被上诉人处理山岭权属纠纷事项，也召开了村民会议，在《协议书》上签字的代表64户农户，同此可见，对于委托被上诉人处理其山岭权属纠纷，四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土地坪小组，已经按照民主议定程序，召开了村民代表讨论，并经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讨论通过并签字进行了确认。从《协议书》的履行情况来看，自2010年3月签订至2017年7月，受托事务已经完成，期间上诉人从无提出过异议。本案订立《协议书》、《授权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讼争山岭的权属，没有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到四上诉人及一审被告的利益，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因此，本案《协议书》及《授权协议书》合法有效。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的代理资格的问题，本案中，对于诉讼部分，四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土地坪小组已经委托律师进行诉讼代理，而委托被上诉人的是其他事务的代理，即非诉讼代理，两种代理工作并不必然产生冲突，因此，对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作为公民代理，不符合代理人资格的上诉意见，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二、关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委托报酬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本案《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考虑到甲方（生产队）经济困难，乙方（被上诉人）同意先行垫付费用。如果山岭权属争取不回，乙方已付费用由乙方自负，甲方不承担责任；如果山岭权属争取回来给甲方，政府发放山权证后，甲方同意将铁路扩建所征用山岭土地的所有补偿费支付给乙方，作乙方的先行垫付费和代理费用。如果权属争取回来，铁路不扩建征地的，由甲方按扩建宽平均20米，每亩1.7万元的价值付费用给乙方，或划同等价值的新修铁路征用土地面积的山岭给乙方永久使用。”本案《协议书》对于委托事项并无具体约定，因委托事项的特殊性也没有进行具体量化。对于被上诉人所完成的委托事项，一审案件查明事实部分已经进行了认定，本案《协议书》所委托事项的合同最终目的已经实现，即争取回争议山岭的权属，完成了《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因此，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及双方的约定，四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委托报酬。 综上所述，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东头村民小组、米卜村民小组、诗二村民小组、诗三村民小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70元，由上诉人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诗家村委会东头村民小组、米卜村民小组、诗二村民小组、诗三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成 审判员 陆 斌 审判员 文其谦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吴春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