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6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市蚧口特种动物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港湾街道办事处蚧口村。法定代表人：刘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选辉，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治海，男，1969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均晓，山东海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东蚧口渔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蚧口路**。法定代表人：王祖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选辉，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积行，男，196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上诉人荣成市蚧口特种动物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治海、原审被告山东蚧口渔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蚧口集团公司）、原审第三人张积行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17）鲁1082民初4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治海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将仓储合同错误认定为保管合同，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山东蚧口集团有限公司外贸冷藏厂（以下简称蚧口外贸冷藏厂）是一家专业从事冷冻加工、冷冻存储的企业，其要从经营冷冻加工、冷冻存储业务取得收入、获得收益，如确实发生了案涉貂皮存储业务，则其应当收取费用。2.证人王某证实貂皮入库、出库均由蚧口外贸冷藏厂保管员出具单据。按照蚧口外贸冷藏厂业务流程，办理货物入库存储时，双方人员应当在场清点才能出具蚧口外贸冷藏厂的仓单，且由蚧口外贸冷藏厂经办人在仓单上签字，提货时，货主要出示蚧口外贸冷藏厂签发的仓单。因此，如果被上诉人确实存储了貂皮，其会取得蚧口外贸冷藏厂出具的入库单、仓单，提货时，其应当出示入库单、仓单。而且假如确实存在案涉貂皮存储业务，则蚧口外贸冷藏厂是实际存储主体，合同发生于被上诉人与蚧口外贸冷藏厂之间，与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无关。3.按照合同法有关仓储合同的规定，交付存储物时，货主应要求存储经营单位出具仓单，以证明仓储合同成立及生效，货主交付了仓储货物；提货时，货主应出示仓单来主张权利，提取货物。综上，案涉合同性质为仓储合同，不是保管合同，并且，如果刘治海主张的存储貂皮属实，刘治海应当向蚧口外贸冷藏厂出示仓单，向蚧口外贸冷藏厂主张权利。刘治海起诉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属于起诉主体错误。一审法院仅凭与刘治海有亲属关系的张积行的一面之词，认定蚧口外贸冷藏厂为其存储貂皮不收费，认定案涉合同为保管合同，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未查明刘治海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并据此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认定事实错误。（一）张积行的证言不应被采信。1.张积行不是本案第三人，其实际是刘治海的证人。2.张积行与刘治海存在亲密亲属关系，双方有明显利害关系，其证词不中立，证词内容明显不符合常理，其证言不应被采信。（二）张积行书写的收到水貂皮的收据不应被采信。1.假如张积行为刘治海免费代办存储貂皮属实，基于与刘治海之间的亲密关系，离职交接时，为了维护刘治海的利益，张积行会特别关注、提及此事，让相关单位、相关人员知晓该业务。张积行称，其将该收据第一联保存在其单位的办公桌内，没有交单位财务上账；离职交接工作时，其未提及该业务、未交接该收据，而是将该收据拿回家。另一方面，刘治海知道张积行被免职、需要交接业务，但其没有及时提走貂皮，或与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蚧口外贸冷藏厂提及此事。可见，张积行、刘治海有关收据的陈述和做法，与常人大相径庭，根本不符合常理，不能认定该收据是当时书写的。2.为查明该收据确实是在当时出具的，一审法院要求张积行提供该收据第一联，其表示在家里，需要找找，但却又拒绝出示。要求张积行提供其保存的该收据第一联，对刘治海非常有利，但张积行拒绝提供，有违情理，更有违常理。3.如果确实发生了案涉貂皮存储业务，除了上面提及的应当由蚧口外贸冷藏厂出具仓单外，即使是张积行以上诉人名义为被上诉人代办存储，张积行应当将收据第一联交到上诉人保管部门、财务部门记账，而不是自己保管，且拿回家中。特别是涉及到亲属关系的业务，为了避嫌和回避，更应当如此。4.该收据上只有张积行的签字，以上诉人名义出具，也未加盖“荣成市蚧口特种动物养殖有限公司”印章。因此，即使张积行当时书写了该收据，基于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也基于张积行离职时被上诉人、张积行的表现，只能认定是张积行的个人行为，不是履行职务行为，是张积行个人与刘治海之间存在貂皮存储合同关系，与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蚧口外贸冷藏厂等无关。5.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就收据书写形成时间申请鉴定，但原审法院未组织双方选定鉴定机构，也未告知不委托鉴定的原因，导致未能查明事实。6.因刘治海提供的收据第二联为复写联导致不能对书写形成时间鉴定，该不利后果应当由刘治海承担。因此，原审法院采信该收据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认定事实错误。（三）关于证人王某的证言。1.王某作证称：“单位有保管员、会计，以前给单位采购时，应向保管员、财务报账，财务还要记账。入库、出库都是由外贸冷藏厂保管员出具单据，开完单据后给我，我再给会计。刘治海的这批货外贸冷藏厂保管员没出具单据给我，具体原因我不清楚。”正如前面所述，如果确实发生了案涉貂皮存储业务，刘治海就应当提交蚧口外贸冷藏厂出具的入库单、仓单等凭证，刘治海出具此类证据才能要求提货、主张权利。因此，该证人证言完全可以推翻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2.本案中，蚧口外贸冷藏厂是实际从事冷冻仓储业务的当事人，刘治海将貂皮送到其仓库冷冻存储，双方之间建立仓储合同关系，由于刘治海不能出示该冷藏厂出具的入库单、仓单等凭证要求提货、主张权利，便与张积行配合制造该收据，故意混淆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认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是合同当事人，认定事实错误。（四）刘治海提供的录音证据不应被采信。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刘治海没有提供电话录音原始载体，只提供了光盘载体的复制件，刘治海称原始录音保存在原始载体手机里，但未当庭打开手机、未当庭播放。原审法院没有组织将复制载体里的录音与原始载体里的录音进行核对，以便上诉人审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且在上诉人有异议时，可以申请鉴定。2.刘治海应当提供通话详单，以证明通话发生时间、通话长度、接听电话人员电话号码及身份，以证明通话长度与录音长度的一致性、通话发生时间与录音证据形成时间的一致性，以证明录音证据形式、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但是，刘治海没有提供通话详单，光盘显示的证据形成时间与其诉称的通话发生时间根本不符。刘治海没有提供原始载体、通话详单，违反录音证据审查规则。一审法院没有组织将复制载体里的录音与原始载体里的录音进行核对，因此，不能认定该录音的真实性、完整性。原审法院直接采信该录音证据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即使录音证据真实，也不能证明其内容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证明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收到案涉貂皮，也不能证明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同意返还。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法律关于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特定人员身份、职务外观主义的规定，是法律赋予外部陌生人一定的信赖利益，平衡单位与外部陌生人之间的利益，维护交易的稳定性，促进交易，但这种信赖利益不是任何外部人都可以享受的，特别是具有上述身份、职务人员的亲属不应当享有上述信赖利益。公司法规定了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应遵守的勤勉忠诚义务，公司法等对此类关联业务规定了回避制度。外部亲属人员与该单位开展业务，应当遵守业务单位的流程规定，办理正规手续。原审法院援引案发当时尚未生效且不适用于本案的民法总则，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援引有关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特定人员身份、职务的外观主义的规定，认定张积行可以无条件代表上诉人为其亲属随意出具收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如果随意扩大上述法律规定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将严重损害正常的交易秩序，损害正常经营单位的合法权益，严重背离法律的本意。2.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规则，刘治海提供的证据应当确实、充分，以证明待证事实高度存在，达到75%以上的高度可能性，但刘治海提供的证据并不确实、充分。原审法院援引“证据优势”规则认定事实，以刘治海证据存在优势的情况下，即作出事实认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刘治海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审时，上诉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对光盘的真实性已予以认可,其占有保管刘治海貂皮拒不交出的原因是原审第三人张积行在担任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负责人期间所销售的貂皮款未完全回收，该内容在对话录音中已有体现。蚧口集团公司述称，同意上诉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的上诉意见。张积行未到庭陈述意见。刘治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公水貂皮2450张、母水貂皮396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蚧口动物养殖公司系一人有限公司，股东为蚧口集团公司，蚧口集团公司有下属企业蚧口外贸冷藏厂。蚧口集团公司、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资产与蚧口集团公司独立，不存在混同。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王国振，张积行2004年至2014年5月在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工作，负责养殖场的经营、管理、销售等。张积行不再在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任职时，蚧口集团公司组织十多人对蚧口动物养殖公司物资进行了清点，但张积行未签字确认。张积行系刘治海姐夫，其为刘治海出具单据，载明“今收到刘治海寄存水貂皮，公皮2450张、母皮396张。蚧口貂场张积航2014年3月10日。”该收据系通过复写纸复写，张积行称：“第一联原来放在办公室，后来我不在公司任职后将该单据及办公桌的东西全部打包，现在该单据能否找到也不清楚。”对于该次交易，刘治海、张积行均称，“单据是在张积行办公室出具的，当时只有我们二人在场。该次存储期限没有约定，也不收费。”对该单据的形成时间，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在法庭辩论终结以后提出鉴定申请，但鉴定机构无法做出鉴定结论。原告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称：“我与原告是朋友关系。2004年至2014年我在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干活，从事采购和向库里入货工作。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刘治海将貂皮送到冷藏厂，张积行让我把刘治海的货入库。当时就我与刘治海两个人，我负责入的库，与刘治海点了点数，2000多张，用编织袋装的，袋子上写的刘治海的名字。入到库里后，我告诉了张积行。”证人同时称：“单位有保管员、会计，以前给单位采购时，应向保管员、财务报账，财务还要记账。入库、出库都是由外贸冷藏厂保管员出具单据，开完单据后给我，我再给会计。刘治海的这批货外贸冷藏厂保管员没出具单据给我，具体原因我不清楚。”对于该批货物未报账的原因，张积行称“因为不收费、没有期限，所以我不用报账。”刘治海提交了其妻周秀芳与蚧口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祖涛的录音，该录音中周秀芳问貂皮的事情时，王祖涛称：“你那个皮还在那放的。……你先不要说那个皮是谁的皮，一听你说是你的皮，我就挺生气的。……公司没有任何资料能显示那个皮是你的皮，因为没有手续。……国航（指张积行）说有2000张咖啡貂皮，之前说账面卖了，后来说没有卖，后来他说把这2000张貂皮退回给公司再加上库里这皮顶公司的账，我没同意。……他把咖啡貂皮卖了，他把咖啡貂皮拿回来就行了。这事我也不会押着你的皮。他现在说咖啡貂皮卖了又说没卖……。你那个皮弄不好是公司的皮。……我现不好跟你怎么说，你怎么能说那个皮是你的皮……。他（指张积行）原来那2000张咖啡貂皮钱拿公司里，这个皮我该撒手就撒手……”。庭审中，张积行还称：“蚧口集团公司、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蚧口外贸冷藏厂三方口头协商，每年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支付蚧口外贸冷藏厂20万元租金，蚧口外贸冷藏厂的冷库归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使用。”一审法院认为，据原告与第三人所称，本案诉争的貂皮保存并未约定费用，因此无论原告诉请能否得到支持，本案应为保管合同之争，被告抗辩本案为仓储合同而不应按保管合同审理，不予采纳。从证人出庭作证陈述单位之前的交易习惯、张积行出具单据未加盖公章、单据的第一联并未交到公司，甚至张积行自己亦称“因未约定期限、不收费”而未将该笔交易记载到公司账上等事实，可以认定无论本次交易是否真实发生，张积行之行为与正常履职行为不符，考虑到原告与张积行之亲戚关系、不用交纳费用，不排除二人借用张积行职务而私自使用冷藏厂之可能。但是，即使存在该种可能，被告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也不当然的免除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为，张积行虽非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系该公司的负责人，其在公司经营期间履行的职责相当于法定代表人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张积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从事的与公司有关的行为，原则上应当认定为代表公司从事行为。原告虽为张积行之亲戚，但在无其他证据证实原告与张积行串通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况下，不能仅凭该亲属关系即直接否认张积行之职务行为，故张积行本次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蚧口集团公司系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唯一股东，该两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财产独立于蚧口集团公司，依据上述规定，蚧口集团公司应当对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之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原告未签订书面合同，其主张与被告存在合同关系的依据即张积行出具的“收货单”，对此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对双方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进行查实，被告仅以原告未有仓单、合同即否认双方存在合同关系，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蚧口动物养殖公司除诉争的该次交易外，无其他证据证实双方有其他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原告为证实其主张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对该次交易之真实性进行了作证，并且原告提交了其妻子与蚧口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录音，从该录音至少可以证实，被告已认可与原告间存在貂皮之争，即间接承认原告之貂皮存放在冷藏厂之可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被告对张积行离职后库存是否有原告貂皮、清点情况等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而原告提交的收货单、证人证言、录音证据，在证实貂皮是否已存入冷库时，明确占证据优势，故原告主张之诉请，予以认定。因原告与二被告并未约定保管期间，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履行归还义务，现原告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归还公水貂皮2450张、母水貂皮396张，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至于第三人之行为是否违反二被告公司内部规定、是否给被告造成经济损失等问题，均不是本案审查的范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七十六条、第三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荣成市蚧口特种动物养殖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刘治海公水貂皮2450张、母水貂皮396张。二、被告山东蚧口渔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荣成市蚧口特种动物养殖有限公司、山东蚧口渔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原审第三人张积行离职交接的现场照片和交接书，用以证实张积行在离职时仓库内无案涉貂皮，张积行也未告知仓库有存储案涉貂皮的事实。2.入库验收单，用以证实办理入库需要入库单，被上诉人刘治海应提供当时由保管员出具的入库验收的入库单。经质证，原审被告蚧口集团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刘治海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联，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本院经审查认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无法证实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对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被上诉人刘治海提交如下证据：1.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诉张积行买卖合同纠纷（2017）鲁1082民初6304号案件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张积行答辩意见，用以证实被上诉人刘治海的貂皮确实存放在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处。2.2016年3月17日上午刘治海与王祖涛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录音中，王祖涛承认案涉貂皮在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冷库存放，并表明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扣留刘治海貂皮的原因系张积行与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存在其他纠纷，案涉貂皮不属于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所有。经质证，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蚧口集团公司对（2017）鲁1082民初6304号诉讼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张积行在任职期间对外销售大额貂皮货款未收回，而且无正规销售合同、收货凭证，导致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追收货款困难，所以，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要求张积行承担责任。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认为不能证明谈话发生的时间、地、地点能证明录音笔作为载体的原始件的真实性、完整性，不能证实以光盘作为载体的复印件与以录音笔作为载体的原始件之间的一致性，并申请对此进行鉴定。同时，要求当庭播放一审中被上诉人刘治海提交的谈话录音的手机原始载体，本院当庭予以播放。经质证，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认为刘治海不能证实该通话的发生时间、地、地点能证明以移动电话作为载体的原始件的真实性、完整性，不能证明光盘作为载体的复制件与以电话作为载体的原始件之间的一致性，亦申请对该证据进行鉴定。本院经审查认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蚧口集团公司对（2017）鲁1082民初6304号诉讼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宗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对于录音证据，本院将结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在说理部分进行综合分析。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中被上诉人刘治海提交了其妻子与蚧口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祖涛的录音光盘，虽然上诉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没有听录音原始载体，但在一审法院要求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对该证据重新发表质证意见时，其并未提出异议，并明确认可“该录音是王祖涛的录音”。二审中上诉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称“蚧口渔业集团底下有好几个冷藏厂，有相对固定的库给上诉人使用”。另查明，一审中，上诉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申请对张积行书写的收到水貂皮收据的书写、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该中心以“经对该案的审查，检材字迹为蓝色复写字迹，色料成分特殊，限于本机构水平和能力，不能完成贵院此次的鉴定委托事项”为由，退回送检的全部鉴定材料。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案涉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二、上诉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应否承担返还水貂皮的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一，案涉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保管合同是指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仓储合同是有偿合同，仓储人提供仓储服务具有盈利的性质，而保管合同存在有偿、无偿两种情形。本案中，王某作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从事采购和入库工作的工作人员，其出庭证实案涉貂皮由其清点后入库，刘治海与原审第三人张积行均称案涉貂皮的保存并未约定相关费用，故案涉法律关系更符合保管合同的法律特征，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主张系仓储合同无依据，一审法院将本案认定为保管合同并无不当。针对争议焦点二，上诉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应否承担返还水貂皮的责任。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上诉主张蚧口外贸冷藏厂是实际从事冷冻仓储业务的当事人，蚧口外贸冷藏厂与被上诉人刘治海之间建立仓储合同，二审中又称原审第三人张积行以个人名义出具单据，应由张积行承担法律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其一，刘治海主张将案涉貂皮委托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保管，并由其负责人张积行出具收据，张积行对此予以认可，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亦无证据证实刘治海与蚧口外贸冷藏厂存在直接业务关系，其主张刘治海与蚧口外贸冷藏厂之间发生业务关系没有依据。其二，虽然蚧口动物养殖公司称张积行与刘治海存在利害关系，但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认可张积行系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负责人，负责养殖场的经营、管理、销售等工作，张积行向刘治海出具的单据中亦载明了“蚧口貂场”字样，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认可蚧口集团公司有相对固定的冷库给其使用，蚧口外贸冷藏厂与刘治海之间并未发生直接的业务关系，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主张蚧口外贸冷藏厂与刘治海之间发生业务关系没有依据。其三，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从事采购、入库工作的王某亦出庭证实案涉貂皮经其清点后入库，袋子上也注明了“刘治海”的名字，其亦将清点数目告知了张积行，由张积行出具了收据，刘治海一审出示的其妻子与蚧口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祖涛的录音中，王祖涛认可貂皮尚在公司，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一审亦认可该录音系王祖涛的录音，二审又以刘治海不能证明该通话发生的时间、地、地点能证明以移动电话作为载体的原始件的真实性、完整性，不能证明以光盘作为载体的复制件与以电话作为载体的原始件之间的一致性为由申请鉴定，于法无据，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其四，王某作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处从事采购、入库工作人员证实了其将案涉貂皮入库的事实，与刘治海提交的收据及刘治海妻子与蚧口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祖涛的录音内容相互印证，与刘治海二审提交的其与王祖涛的谈话内容亦相互吻合，能够证实刘治海的主张，蚧口动物养殖公司要求对刘治海与王祖涛之间的谈话录音进行鉴定，本院不予准许。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一审对案涉收据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但鉴定机构无法做出鉴定结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称一审法院未委托鉴定与事实不符。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主张应由刘治海承担不利后果于法无据。综合张积行出具的收据、王某的证言、刘治海妻子与蚧口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祖涛的录音，应认定刘治海将案涉的貂皮交由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保管。保管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保管寄存人刘治海交付的案涉貂皮，现刘治海要求返还案涉貂皮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判决蚧口动物养殖公司应向刘治海返还案涉貂皮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主张的其与原审第三人张积行在经营期间的欠款事宜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主张张积行系本案法律关系的主体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定蚧口动物养殖公司系本案适格主体并无不当。对于王某的证言，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一审中主张对其证言不应认可，二审又称王某的证言完全可以推翻被上诉人刘治海提供的欠条证据，前后矛盾，对其主张不予采信。蚧口动物养殖公司与刘治海的保管合同纠纷发生在2014年，应适用当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不当，应予以纠正，但本案的实体处理正确，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荣成市蚧口特种动物养殖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英秋审判员  宫建军审判员  葛俊生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亚男书记员邵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