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85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锦荣，男，1952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荻，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毅骅，广东泽康（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太平，男，1958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春明，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陶义务，男，1956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原审第三人：李祖发，男，196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上诉人姚锦荣因与被上诉人张太平、原审第三人陶义务、李祖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2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锦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张太平还需向姚锦荣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该款自2018年3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太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陶义务于2015年3月25日转账给姚锦荣的100万元为张太平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基于错误认定的事实，确认张太平需向姚锦荣支付股权转让款283.8万元。根据双方于2015年7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姚锦荣)同意将其持有的远安长缨化学动力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缨公司）股权38％(383.8万元)以总价383.8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张太平)。截至本案诉至一审法院之日，张太平仍未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经一审法院审理，确认张太平已支付其中100万元股权转让预付款。该100万元为姚锦荣与陶义务之间的个人借款，并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第三人代付张太平的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姚锦荣的合法权益。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相应的事项，支持姚锦荣的上诉请求。张太平辩称，不同意姚锦荣的上诉意见。陶义务述称，不同意姚锦荣的上诉意见。姚锦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太平向姚锦荣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83.8万元及利息损失以283.8万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至张太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张太平承担。后变更前述诉讼请求金额为383.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长缨公司登记成立于2004年9月9日，2011年5月5日至2015年8月11日期间登记的股东为姚锦荣、陶义务、李祖发、张华。2015年7月14日，姚锦荣、陶义务、李祖发、张华签署一份《股东会决议》，其中载明：长缨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决议：同意张太平、余海艳为公司新股东；同意姚锦荣将持有的55.0495%股权其中38%股权（383.8万元）以383.8万元价格转让给张太平，原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姚锦荣将其持有的55.0495%股权其中8%股权（80.8万元）以80.8万元价格转让给余海艳，原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李祖发将其持有的6%股权（60.6万元）以60.6万元价格转让给陶义务，转让后李祖发持股14%；同意张华将其持有的4.9505%股权（50万元）以50万元价格转让给陶义务，张华转让股权后在公司股权为零；同意姚锦荣将55.0495%股权中剩余的9.0495%股权（91.399万元）以91.399万元转让给陶义务，姚锦荣转让后在公司股权为零；要义无受让后在公司占股40%；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姚锦荣与张太平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姚锦荣同意将其持有的长缨公司股权38%（383.8万元）以总价383.8万元转让给张太平；本协议经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2015年8月11日，长缨公司股东提交上述《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申请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余海艳、李祖发、陶义务、张太平。后姚锦荣因未收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383.8万元，遂自工商登记机关复印上述《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张太平则认为姚锦荣将其股权转让给张太平，均是由陶义务全权代理；张太平受让长缨公司38%股权，约定的对价是342万元，张太平已全部支付给了陶义务。张太平为此提供了下列证据：1.落款时间为2015年2月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由陶义务、李祖发代表长缨公司与张太平签订，其中约定长缨公司将32%股权以288万元转让给张太平。2.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由陶义务、李祖发代表长缨公司与张太平签订，其中约定长缨公司将38%股权以342万元转让给张太平。3.张太平于2015年3月25日转账100万元给陶义务、陶义务于同转账100万元给姚锦荣的转账凭证、陶义务于2015年4月至2015年10月出具的载明收取张太平股份资金的六份收据、2015年7月28日张太平汇款给案外人王贵华60万元的汇款凭证及（2016）鄂0525民初496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5年12月6日张太平转账10000元给陶义务的转账凭证。姚锦荣质证称：对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不予确认，姚锦荣未委托过陶义务、李祖发代理股权转让的事宜，姚锦荣与张太平之间可以直接交易，不必要委托；姚锦荣与张太平股权转让的约定应以提交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对张太平提供的付款证据均不予确认。陶义务转账给姚锦荣的100万元系陶义务向张太平借款清偿对姚锦荣的其他债务。陶义务、李祖发对张太平提供的上述证据无异议。姚锦荣为证实未委托陶义务、李祖发转让股权、撮合姚锦荣与张太平交易的是王贵华，双方股权转让交易价格是383.8万元，提供了上述（2016）鄂0525民初496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及该案庭审笔录。该案庭审中，王贵华称上述2015年7月28日张太平汇款的60万元系其撮合张太平受让长缨公司股权的报酬，长缨公司确认系王贵华撮合，但认为该款实际是张太平代长缨公司支付的设备回购款，是张太平对长缨公司的入股金。张太平作为长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加该案庭审，就法官关于“张太平入股出了多少钱”的询问，张太平称：“383万，包括那个60万”。姚锦荣就其关于陶义务转账的100万元系清偿其他债务的主张，提供了一份张太平定存1001500元的储蓄存单的照片，在该存单下手写：此存单是由陶义务向张太平借用支给姚锦荣的款，我和张太平保证此存单到期支付给姚锦荣，金额100万元。陶义务、张太平均在该内容后签名，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5日。张太平质证称不予确认。陶义务质证确认系其书写存单上的文字并签名，称当时是借用该存单质押给姚锦荣担保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后面张太平支付的100万元并非该存单款项，而是另外通过陶义务银行转账给了姚锦荣。李祖发同意陶义务的质证意见。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陶义务、李祖发：你方与张太平先后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为何不让姚锦荣一起签名？陶义务、李祖发称：当时联系不上姚锦荣，在签合同前已与姚锦荣协商好，姚锦荣转让其股权比例及相应价款、实际可收取的价款、剩余价款如何处理，但在签合同时，姚锦荣不在场；如果姚锦荣不知情，姚锦荣不会同意签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文件。一审法院因此再询问：为何后来可以找到姚锦荣让其签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文件？找到姚锦荣后为何不让姚锦荣补签与张太平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补签一份约定股权转让款如何分配的书面合同？陶义务、李祖发称：姚锦荣收到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其签署的文件都是由王贵华转交过来的；王贵华不想帮忙处理其他的事务，所以未能让姚锦荣补签与张太平的《股权转让协议》，补签其实际可得款项的书面合同。一审法院询问姚锦荣：为何未持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原件？为何该协议内容简单，对付款时间、过户时间等都未作约定？为何事隔三年多才提起诉讼，追讨股权转让款？如何与张太平协商并签署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姚锦荣称：是通过王贵华撮合与张太平达成协议的，涉案股权交易对价是由王贵华协助商定的，姚锦荣从未交给陶义务、李祖发定价；没有明确具体付款时间是因为姚锦荣、张太平认识多年，之前有过交易，张太平称因资金周转困难希望不写明具体付款时间，等其筹集到资金再支付；并不存在找不到姚锦荣的情况；股权转让后，姚锦荣一直有向张太平追收，最后没办法才提起诉讼；姚锦荣持有的原件已丢失。张太平则就此回应称：姚锦荣如果自2015年7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就向张太平追讨股权转让款，则姚锦荣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另查明，姚锦荣提起本案诉讼后，长缨公司也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姚锦荣返还抽逃的出资。该案仍在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姚锦荣是否受2015年4月20日陶义务、李祖发与张太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束、陶义务是否为姚锦荣代理人的问题。姚锦荣本人未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张太平、陶义务也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实陶义务获得姚锦荣授权代理其签署该《股权转让协议》。而根据双方确认的由王贵华撮合姚锦荣、张太平股权转让交易，姚锦荣签署的文件由王贵华转递的事实，则反证陶义务并非姚锦荣的代理人。故一审法院认定，陶义务并非姚锦荣的代理人，姚锦荣不受该《股权转让协议》约束；姚锦荣与张太平之间的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应以2015年7月14日该二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张太平交付给陶义务或以其他途径支付的款项，陶义务未转交给姚锦荣的部分，均不对姚锦荣发生清偿股权转让款债务的效力。关于陶义务于2015年3月25日转账给姚锦荣的100万元是否属于张太平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问题。陶义务在储蓄存单上手写的内容并未明确保证支付的100万元系清偿张太平股权转让款之外的陶义务的个人债务，张太平个人也签名作了担保，在姚锦荣未提供证据证实陶义务对其负有100万元债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陶义务对此的解释，即该储蓄存单实际就是用于作为张太平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担保。故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3月25日陶义务收到张太平的100万元后即转账同样金额给姚锦荣，就是代付张太平的股权转让款。实际上，姚锦荣在提起诉讼时，也确认已收取1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在张太平并未分期多次支付的情况下，姚锦荣没有理由混淆该100万元的性质。至于该100万元付款日期早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则应认定姚锦荣、张太平之前已达成初步意向，该款属于预付款。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2015年7月1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如采信姚锦荣在签署该协议后即向张太平追讨的陈述，则自当也采信其一直在追讨的陈述。故一审法院认定其付款请求权未罹于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张太平还应向姚锦荣支付股权转让款283.8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自姚锦荣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张太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283.8万元股权转让款给姚锦荣，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该款自2018年3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姚锦荣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诉讼费42504元（其中受理费37504元、保全费为5000元），由姚锦荣负担11075元，张太平负担31429。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根据姚锦荣提供的储蓄存单照片显示，该存单为张太平名下100万元的湖北银行整存整取存单，到期日为2015年3月25日。二审中，张太平表示确认存在该100万元的存单，但表示对姚锦荣提供的存单照片真实性无法确认，并认为其是于2015年3月25日在湖北银行将100万元转账给陶义务，陶义务又当场转给姚锦荣，并认为该款项是支付股权转让款。陶义务亦陈述认为张太平是在2015年3月25日将存单到期的100万元转给其后，其再转给姚锦荣，并认为在2015年1月期间，张太平已协商受让姚锦荣的股权，双方尚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故张太平通过陶义务提交该存单作为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担保。姚锦荣则认为该100万元是陶义务向张太平借取用以支付给姚锦荣的款项，并认为陶义务于2011年5月受让姚锦荣的股权从而进入长缨公司，当时陶义务应支付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尚未付清，该笔100万元就是陶义务向张太平借取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陶义务确认其曾与姚锦荣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但认为其受让姚锦荣股权的对价仅100多万元，且已通过还公司账的方式付清转让款。再查明，姚锦荣于2018年3月14日向原审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中述称：“被告仅支付了其中的100万元，余下的283.8万元被告以暂时资金紧张为由……”。2018年3月20日，姚锦荣向原审法院递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表示其前期收取的100万元款项实为姚锦荣与案外人（陶义务）之间往来款项，与本案股权转让无关。原审法院于2018年11月6日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期间，姚锦荣提交上述100万元存单，用以证明陶义务向张太平借款用以清偿其与姚锦荣之间的债务。本院认为，姚锦荣与张太平于2015年7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张太平于2015年3月25日通过陶义务转账支付给姚锦荣的100万元款项是否可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本案中，根据各方陈述事实，可以认定张太平于2015年3月25日向陶义务转账支付的100万元正是来源于其名下定存于湖北银行的100万元存单款项。而根据姚锦荣提供的存单照片显示，该存单下方有陶义务签名并书写“此存单是由陶义务向张太平借用支给姚锦荣的款，我和张太平保证此存单到期支付给姚锦荣，金额100万元”等内容，陶义务亦确认其书写上述文字并签名的事实。虽陶义务表示其书写上述内容只是表明将存单质押给姚锦荣作为张太平有能力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担保，但其一，从其书写内容文义，已清晰表明是陶义务借用张太平的该笔100万元存单款项用以支付其个人对姚锦荣的应付款，而并无任何关于以该存单作为张太平付款担保的意思表示。其二，从陶义务自行书写内容，可以反映其已确认对姚锦荣负有一定的付款责任，结合二审中陶义务与姚锦荣均确认双方此前存在股权转让等债权债务关系，故姚锦荣提出陶义务是借用张太平的该笔款项偿还其对姚锦荣债务的上诉意见，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其三，张太平与姚锦荣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订立于2015年7月14日，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在2015年1月陶义务在存单中作出上述声明内容时，姚锦荣已经与张太平达成了股权转让的基本意向，因此陶义务所述该存单系作为张太平支付股权转让款担保的解释，明显有违常理，也与其书写文义不符，故本院对陶义务就其书写内容所作出的解释不予采信。本案中，张太平作为股权受让方负有对姚锦荣直接支付股权对价款的合同义务，现张太平并无证据证实姚锦荣已授权陶义务收取股权转让款，因此仅仅以其向陶义务转账付款的事实并不能认定其已履行对姚锦荣的付款义务。而关于讼争100万元款项，虽陶义务在收款后即转付给姚锦荣，但根据本院前述认定，陶义务在取得该存单项下款项后对姚锦荣的付款行为，显然是按照其于2015年1月15日作出的承诺履行其本人对姚锦荣的付款义务，而非代张太平转付股权转让款。因此，在张太平并无证据证实其本人或陶义务另行向姚锦荣声明该笔100万转款系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仅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张太平已支付1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至于姚锦荣在2018年3月14日递交的起诉状中表述“张太平仅支付了其中的100万元”，对此，姚锦荣随即已于3月20日变更其该项事实陈述，并于诉讼中提供相应存单对其变更后的事实主张予以佐证，故张太平认为姚锦荣已对该款项性质作出自认，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确认。据此，张天平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实其已履行付款义务，姚锦荣上诉要求张太平支付股权转让款383.8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有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变更。姚锦荣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249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24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张太平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诉人姚锦荣支付股权转让款383.8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该款自2018年3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诉讼费42504元（其中受理费37504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诉讼费13800元，均由被上诉人张太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泳筠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