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20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晓薇，女，196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彭金超，贵州千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牛，男，196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韩韫，贵州贵达（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节市政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709552726W），住所：贵州省毕节市南部新区**路与碧阳大道（西）交叉路口（贵阳银行15楼）。 法定代表人：徐忠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卫东，贵州屯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鑫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2061011440G），住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砂石路**（毕节大酒店**）。 法定代表人：彭上峰，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罗晓薇因与被上诉人刘牛、毕节市政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政通公司”）、毕节市七星关区鑫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源公司”）民间借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6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晓薇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刘牛起诉；由被上诉人刘牛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基本事实及法律关系通过四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债权债务的主体已经变更，债务人由罗晓薇变更为政通公司，债权人由刘牛变更鑫源小代公司，刘牛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罗晓薇不是适格被告，上诉人罗晓薇分别于2014年11月4日、2014年12月19日、2015年2月13日向被上诉人刘牛出具借条，借款10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每次出具的借条均注明：所借款打入高守山账户、政通公司财务高守山账户、高守山工行账户；高守山系政通公司财务。所借款项300万元都是政通公司使用，并支付了部分利息，政通公司已“自认”。正因为政通公司使用了所借款项，才有下面的四方《还款协议书》。本案债务转让经过了债权人刘牛同意，故债务转让应实为有效，《还款协议书》中已经明确将罗晓薇名义借款转入政通公司名下，并已经结算清楚，并且在《还款协议书》签订以后，政通公司已经向刘牛还款450万元；2、债权转让后，诉讼权利随之转移，刘牛的债权转让后，其享有的诉讼权利随之转移给鑫源公司，刘牛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应裁定驳回起诉；3、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本案刘牛与鑫源公司的债权已经合并计算，并且在《还款协议书》首部有鑫源公司与刘牛的签字，并没有罗晓薇的签字，上诉人之所以在尾部签字，是因为上诉人系政通公司财务负责人，要求上诉人签字督促履行，一审已经查明上诉人所借款型利息由政通公司支付，故本案借款主体应认定为政通公司；4、一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合同有明确约定的条款，非常清楚的条款，不尊重，凭主观臆断进行解释，任意曲解合同文意，对债权转让、债务承担的法律适用，应当适用而不用，是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本上诉状三中（一）至（三）项对一审判决内容的剖析，一审判决显然违反了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等蕴含的价值判断，也是法律适用错误的范畴，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刘牛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刘牛系本案借款主体，罗晓薇向刘牛分三次借款，并均已出具了借条，答辩人已完成了借款的交付，故应当判决罗晓薇偿还借款；2、还款协议书系四方对债务的结算，同时为中断诉讼时效所签，不能改变权利承担主体；3、政通公司向鑫源公司履行的还款义务与罗晓薇没有关系，刘牛是代为收取政通公司向鑫源公司的借款；4、本案不存在债权转让的问题，罗晓薇称刘牛将自己债权转让给鑫源公司的说法没有是事实依据，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恶意中伤一审法官，应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否则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政通公司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刘牛答辩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鑫源公司二审未发表答辩意见。 上诉人刘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罗晓薇立即返还原告借款本金300万元，并以30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还清本息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4日，被告罗晓薇以借款人的名义向原告出具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并指示原告将借款支付至被告政通公司出纳高守山的个人账户。原告按月息4分预扣利息后于出具借条当日将96万元借款支付至高守山的个人账户。2014年12月19日，被告罗晓薇以借款人的名义向原告出具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并指示原告将借款支付至被告政通公司出纳高守山的个人账户。原告按月息4分预扣利息后于出具借条当日将96万元借款支付至高守山的个人账户。2015年2月13日，被告罗晓薇以借款人的名义向原告出具金额为200万元的借条，并指示原告将借款支付至被告政通公司出纳高守山的个人账户。原告按月息4分预扣利息后于出具借条当日将192万元借款支付至高守山的个人账户。2016年3月11日，第三人鑫源公司和原告刘牛作为甲方，被告政通公司作为乙方，双方共同签署《还款协议书》，协议将被告罗晓薇以个人名义向原告所借三笔共计400万元借款列入被告政通公司借款，合并对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协议确认，乙方共计向甲方借款1700万元，乙方已向甲方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其中100万元偿还以被告罗晓薇个人名义于2014年12月19日向原告刘牛所借100万元借款。协议还确认，乙方已实际支付甲方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8个月共计127万元的利息。协议约定，剩余借款1300万元于2016年9月11日前返还完毕。被告政通公司所欠第三人鑫源公司借款本息，由原告刘牛代为收取。协议落款处，“甲方”处由第三人鑫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上峰签章并加盖第三人鑫源公司公章、原告刘牛签名捺印，“乙方”处由被告政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忠杰签名捺印并加盖被告政通公司公章，被告罗晓薇同时在“乙方”处签名捺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有：1．原告刘牛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被告罗晓薇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刘牛借款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被告罗晓薇是否因签订《还款协议书》而免除还款责任。关于原告刘牛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还款协议书》中，无任何文字体现原告刘牛有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鑫源公司的意思。尽管《还款协议书》将原告与第三人鑫源公司的债权合并计算，但诉讼过程中，第三人鑫源公司并不否认原告债权的存在。因此，原告诉讼主体适格，被告罗晓薇关于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罗晓薇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刘牛借款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被告罗晓薇是否因签订《还款协议书》而免除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尽管涉案借款支付至被告政通公司出纳高守山的个人账户，《还款协议书》也最终将涉案借款列入被告政通公司借款合并计算借款本息，但涉案借款的用途以及涉案借款本息最终由谁偿还，属于借款协议履行的问题，不足以否定被告罗晓薇借款人的主体身份。被告罗晓薇以借款人身份向原告刘牛借款，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其次，《还款协议书》将涉案借款列入被告政通公司借款，足以认定被告政通公司有承担涉案借款的意思表示，但被告罗晓薇并不因此免除还款责任。一般情况，当事人如非因在协议、借条等空白处签名或捺印不能确定其主体身份外，在能确定其身份的一方处签名，可以认定其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事实成立。因此，被告罗晓薇在《还款协议书》中“乙方”处签名捺印，可以认定其作为乙方的主体身份，而“乙方”即为偿还债务的主体。由此可知，被告政通公司认可偿还涉案借款本息，只是与被告罗晓薇并存的承担涉案债务，被告罗晓薇在《还款协议书》中“乙方”处签名捺印，使其未能在涉案债务中抽身出来，其仍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被告罗晓薇虽抗辩其在《还款协议书》中签名捺印在于督促协议的履行，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尽管被告政通公司亦有偿还借款的义务，但经向原告刘牛释明，原告刘牛不要求被告政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原告刘牛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院不便干预。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被告罗晓薇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罗晓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牛借款288万元，并自2017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全部借款返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00元，由原告刘牛负担480元，被告罗晓薇负担14,920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罗晓薇向我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会议纪要两份及通知，证明2012年至2017年期间上诉人在政通公司分管财务，该证据刘牛及政通公司认可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2、政通公司收款收据两份及利息支付凭证，证明涉案借款主体是政通公司，上诉人只是经办人，被上诉人对此知情，利息是通过政通公司出纳黄秀英账户支付给刘牛的。该证据系上诉人罗晓薇从政通公司复印得来，本院要求政通公司将其现金日记账及会计凭证提交予以核实，但政通公司未按时提交，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3、涉案借款使用情况两份，证明涉案借款打到政通公司账户以后，由政通公司支配使用，并且之前政通公司法人代表徐中杰认可收到该300万元，因被上诉人刘牛及政通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予以采信，但能否打到上诉人证明目的，待本院综合各项证据以后予以认定。 二审中、被上诉人刘牛、政通公司及鑫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高守山系政通公司出纳，其个人账户是政通公司对外使用的账户，账户收入资金由政通公司使用，涉案借款利息均是由政通公司财会人员高守山、黄秀英支付。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承办人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涉案借款是上诉人罗晓薇个人借款还是公司借款；2、被上诉人刘牛是否享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3、涉案借款由谁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涉案借款是上诉人罗晓薇个人借款还是公司借款问题。经查，首先，在涉案借款产生期间，上诉人罗晓薇是政通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财务工作，虽然涉案借款是上诉人罗小薇向被上诉人刘牛出具借条，但该借款由被上诉人刘牛直接转给政通公司出纳高守山账户，由政通公司进行使用，用于政通公司的各项支出。其次、涉案借款发生后，由政通公司会计黄秀英通过自己账户向被上诉人刘牛支付利息，公司出纳高守山已出具情况说明，向被上诉人刘牛支付了10多万元的利息。本案中，黄秀英、高守山系政通公司财会人员，如本案系罗晓薇个人借款，不可能由政通公司支付利息。同时被上诉人刘牛也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款后上诉人罗小薇向其支付过利息和偿还本金，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被上诉人政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忠杰在一审庭审中称刘牛转入政通公司的300万元，系罗晓薇向刘牛所借用于增加投资的款项。经查，罗晓薇任股东的时间为2015年2月4日至2015年2月26日，2014年11月4日及2014年12月19这两笔借款时，罗晓薇并不是公司股东，不存在增资问题，显然与徐忠杰陈述矛盾。政通公司提交的收款收据仅仅是政通公司向徐忠杰出具的收款收据，并没有提供当时股东之间决定增资的会议纪要，也未提供当时另一股东王永祥增资的证据，故其称涉案借款系罗晓薇增资的主张不能成立。第四、在各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明确了2014年12月19日上诉人罗晓薇出具借条向刘牛所借的100万元已于2016年2月6日付清，并在该《还款协议书》中重新约定了借款本金及利息，显然该《还款协议书》系各方对债权债务的结算，明确以罗晓薇名义向刘牛所借的共计400万元借款由政通公司偿还。2016年2月6日，政通公司偿还毕节宏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200万元，其中100万元用于偿还2014年12月19日以罗晓薇名义向刘牛出具借条所借100万元，如果系罗晓薇个人借款，政通公司替罗晓薇偿还个人借款，显然也与常理不符。同时，在该《还款协议》签订以后，政通公司又共计向刘牛偿还了借款450万元，应视为该《还款协议书》已履行，虽然在该《还款协议书》尾部有上诉人罗晓薇的签名，但首部借款主体的甲方只有鑫源公司、刘牛名字，乙方只有政通公司，并没有上诉人罗晓薇的名字。再纵观整个《还款协议书》内容，均是明确了政通公司与鑫源公司及刘牛之间的借款本金和利息的结算及支付时间（包括涉案借款300万元），并没有涉及上诉人罗晓薇承担还款责任的约定，印证了本案涉案借款主体是政通公司的事实，罗晓薇在借款过程中仅仅是职务行为，其辩称在《还款协议书》尾部签字的原因系其在政通公司分管财务工作，签字目的督促执行符合情理。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各项证据，能够证实涉案借款主体系政通公司，上诉人罗晓薇的行为是从事职务行为，不是涉案借款主体。 关于被上诉人刘牛是否享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问题。经查，在各方签订《还款协议书》中，约定了鑫源公司全权委托刘牛向政通公司收取鑫源公司出借给政通公司的本金和利息，并对刘牛签署的文件和收款行为予以认可，并没有将刘牛债权转让给鑫源公司的意思表示，该《还款协议书》仅仅是将被上诉人刘牛和鑫源公司的债权合并计算，并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鑫源公司也未否认刘牛债权的问题，故被上诉人刘牛享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关于涉案借款由谁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经查，被上诉人刘牛的一审诉讼请求中并未主张政通公司承担借款偿还责任，经一审法院向释明是否要求政通公司承担责任后，刘牛仍表示在本案中不要求政通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不诉不理的原则，对政通公司是否承担借款偿还责任问题，在本案中不作处理，被上诉人刘牛可向政通公司另案主张。 综上，上诉人罗晓薇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611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刘牛一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5,400元，由被上诉人刘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被上诉人刘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平 审判员 李厚军 审判员 张 伟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