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8602行初715号 原告潘兴保，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孙红梅（系原告潘兴保之妻），女，汉族。 被告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龙飞路**。 法定代表人陈志康，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玉国，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胡国凡，江苏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市雨花台区征收拆迁安置办公室，，住所地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金蕊家苑** 法定代表人薛伟，南京市雨花台区征收拆迁安置办公室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潘红，南京市雨花台区征收拆迁安置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波，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兴保请求撤销其与被告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雨花开发区管委会）、南京市雨花台区征收拆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雨花台征收办）之间签订的《南京市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涉案搬迁补偿协议），于2018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9月17日立案受理，于2018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苏8602行初1611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涉案搬迁补偿协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收案范围，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2019）苏01行终107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涉案搬迁补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受理，随后向原告及两被告发送了相关法律文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本案。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潘兴保及其委托代理人孙红梅，被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陈玉国、胡国凡，被告雨花台征收办的出庭应诉负责人潘红及委托代理人刘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兴保诉称，原告家的涉案楼房系砖混结构房屋，于2001年经生产队批准建设，楼房房主名字是孙红梅。现在，涉案楼房已经全部被拆除,并按照平房的价格进行补偿，补偿价格较低，而且原告到现在也不知道平房与楼房的价格分别是多少。拆迁的时候，队长没有开会，也没有做任何解释，就予以拆除。被告雨花台征收办把潘兴保的平房分别拨给潘长敬和潘桂香若干，虽然两者也向原告潘兴保给予了部分款项。拆迁时实际给4户总计238万元，但经查应为295万，其余价款不知所踪。故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撤销涉案搬迁补偿协议。 原告潘兴保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项目补偿协议审批表（住宅户）； 2、南京市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3、宁信核字（2017）110号关于孙红梅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 4、雨信复字（2017）10号关于孙红梅反映开发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复查意见； 5、雨开管字（2017）002号关于孙红梅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 6、孙红梅的残疾证、身份证； 7、信访人复查申请书； 8、上访材料； 9、信访事项复查（核）申请登记表； 10、南京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 被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辩称，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潘兴保要求撤销该涉案搬迁补偿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潘兴保在庭审中的大量陈述与事实不符，其诉请没有事实依据。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系各方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后签订，该协议也已经充分履行。首先，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的价款是潘兴保认可、确认的。案涉房屋产权人潘长敬（潘兴保父亲）以及潘兴保、孙红梅（潘兴保的妻子）、潘琦（潘兴保的儿子）均出具了《自愿拆迁承诺书》，其中载明：“本人对本次房屋拆迁所参照的宁政规字[2015]15号文《南京市征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办法》没有异议。”其次，潘兴保在庭审中多次强调其房屋均是按照平房标准补偿的，其家人4户房屋总面积390平方米，拆迁时仅计算了310平方米，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且潘兴保房屋面积130平方米也是经其确认的。潘兴保、潘长敬、潘桂香（潘兴保的姐姐）、潘崎四人出具了《房产分割协议书》，其中载明总面积389.86平方米，潘兴保所属房产为：砖混106.2平方米，砖木23.8平方米（总面积130平房米）。这里的“砖混”即是指“楼房”、“砖木”也即是指“平房”。再次，潘兴保多次强调案涉房屋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强拆，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潘兴保、潘长敬签署了《同意拆迁验房单》交房后，案涉房屋才被依法拆除，并非强拆。最后，涉案搬迁补偿协议中所约定的款项均已被相关权利人领取。二、在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的前期沟通、乃至签订、履行的全过程中，被告恪守法律规定，并无违法行政行为，潘兴保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经各方协商一致，潘兴保与被告雨花台征收办以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涉案搬迁补偿协议，该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法定可撤销事由。该协议中约定的搬迁补偿款为867726元，该数额是根据潘兴保确认的面积，参照宁政规字[2015]15号文（该文件也经过潘兴保的确认）的相关规定计算得出，并无少补、漏补、低补的情形。计算明细如下：一、搬迁补偿款（小计639406元）1、原房补偿款：106.2×896+23.8×724=112384元（砖混面积补偿标准为896元/平方米，砖木面积补偿标准为724元/平方米）；2、购房补偿款：130×0.8×4880=507520元（安置购房款为4880元/平方米，0.8为打八折，依据是《南京市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安置办法》（宁政规字[2015]15号文第二十一条规定“住宅房屋征收补偿中的购房补偿款标准，按照征收安置房安置价格的80%确定”）；3、区位补偿款：130×150=19500元。二、其他补偿款（小计228320元）1、定附属物：130×460=59800元；2、搬家费：130×12=1560元；3、过渡费：130×8×12×2=24960元（过渡费为8元/平方米/月，预补2年过渡费）；4、提前搬家奖：50000元（50000元保底）;5、片区安置补助：130×200=26000元；6、大病等综合补助：30000元；7、支持工作奖励：36000元。上述两大项合计补偿款为867726元。其中，639406元为购房款,228320元为现金补偿款，该款项已被潘兴保领取。综上，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被告恪守法律规定，并无违法行政行为。潘兴保要求撤销该涉案搬迁补偿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自愿拆迁承诺书，证明案涉房屋为协议搬迁，并非征地拆迁，该搬迁系参照宁政规字[2015]15号文进行； 2、房产分割协议书，证明潘兴保签字确认其所属的房屋面积为砖混106.2平方米，砖木23.8平方米； 3、南京市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明案涉房屋为协议搬迁，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该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被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向本院补充提供以下证据： 4、雨花台区房屋征收房屋平面图，证明涉案房屋量房经潘兴保、潘长敬签字确认； 5、项目补偿协议审批表，证明潘兴保对案涉房屋的总补偿款867726元签字确认，原告参与了涉案房屋的测量； 6、南京市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3份，分别为潘长敬、潘桂香、潘琦的协议，证明涉案房屋为协议搬迁，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签订了《南京市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已经充分履行，其中潘长敬的搬迁面积为99.86平方米，总补偿款为962501，货币补偿款为267106元；潘兴保的搬迁面积为130平方米，总补偿面积为86776元，货币补偿款为228320元；潘琦的搬迁面积为80平方米，总补偿款为569800元，货币补偿款为173800元；潘桂香的搬迁面积为80平方米，总补偿面积为382800元，货币补偿款为173800元。以上各户拆迁总面积与房产分割协议书一致，所有货币补偿款均已被相关人员领取； 7、同意搬迁验房单，证明案涉房屋是在潘长敬、潘兴保签字交房后才被依法拆除的。 被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十九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被告雨花台征收办辩称：一、原告与被告雨花台征收办以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涉案搬迁补偿协议属于民事协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经原告所在村全体村民申请，被告雨花台征收办以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实施大潘村、许村房屋搬迁工作。2017年1月18日，原告与被告雨花台征收办以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签订了涉案搬迁补偿协议，属于民事协议而非拆迁协议，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原告与被告雨花台征收办以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搬迁补偿协议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可撤销情形，原告对其有效认定的建筑面积以及搬迁补偿款是予以认可的，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被告雨花台征收办以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对原告的补偿完全符合法律政策规定，并不存在任何少补、漏补或低补情形，该补偿协议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因此原告要求撤销补偿协议于法无据。三、原告已领取涉案搬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现金补偿款。根据补偿协议约定，除申购安置房的款项封闭运作外，原告现金补偿款为228320元，原告已领取该现金补偿款。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雨花台征收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签订的涉案搬迁补偿协议，证明原告签订的补偿协议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2、原告的《房产分割协议》，证明原告补偿面积与房屋补偿协议一致； 3、原告的《补偿协议审批表》，证明原告对补偿数额知悉并认可； 4、评估报告，证明对原告的房屋补偿款计算符合要求； 5、支付凭证，证明原告已领取现金补偿款。 被告雨花台征收办向本院提交的法律依据与被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相同。 经庭审质证，被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面有原告的签字；对证据2－5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认为证据6与本案无关；认为证据7、8系原告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称原告不合理的诉求上访与本案无关。被告雨花台征收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认为能够表明搬迁的面积及补偿明细，有原告签名，相关部门对原告的信访也予以了回应；对证据6不予认可；认为证据7属于原告自己的意见，不属于证据；认为证据8系原告自己书写，无法证明原告是否提交。 原告对被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同时主张原告本人不识字；对证据2、3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也承认字是自己所签，但称证据3的签字是被忽悠签的；对证据4－7，原告认可上面的签字真实，但认为潘长敬、潘桂香与涉案房屋无关，楼房是原告家所盖，原告与孙红梅、潘琦才是一家。被告雨花台征收办对被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原告对被告雨花台征收办提供的证据1、2的质证意见同对被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所提证据1、2的质证意见；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其系被忽悠签字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不予认可，称拆迁是2016年拆的，但补偿系按照2015年的相关政策进行补偿的，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签订后原告就反悔了，也经过被告相关部门领导同意说暂时不拆，但最后还是拆除了。被告雨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被告雨花台区征收办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8系原告单方制作，内容是否真实、是否向相关部门提交等均无法核实，本院对其不予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6即孙红梅的残疾证，与本案审理搬迁补偿协议无关，本院对其不予审查。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两被告提供的全部证据均来源合法，形式真实，与本案的审理相关，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本院对其均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潘兴保原居住于南京市××××村。2016年，雨花台区开发区实施大潘村、许村农户搬迁项目。2016年9月20日，原告与其妻孙红梅、其子潘琦写明《自愿搬迁承诺书》称：“本次房屋拆迁因不属于征地拆迁，无征地拆迁手续，完全属个人自愿申请要求拆迁。本人不要求征地代劳。本人房屋拆迁后，分配安置房地点本人自愿选择雨花经济开发区锦华新城安置房，并自愿按照交房顺序进行选房。本人对本次房屋拆迁所参照的宁政规字[2015]15号文《南京市征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办法》没有异议。因本次拆迁所引发的一切矛盾纠纷均由本人负责处置，与拆迁单位无关。”同日，原告的父亲潘长敬也书写一份同样内容的《自愿搬迁承诺书》。同日，原告与其父亲潘长敬分别在《雨花台区房屋征收房屋平面图》上签字，对房屋分间示意图及相关面积等签字确认。2016年11月18日，潘长敬、潘兴保、潘桂香（原告潘兴保的姐姐）和潘琦共同签署《房产分割协议书》，对近华社区潘窑二组17号房屋进行了协商分割，写明房屋产权人为潘长敬，总建筑面积为389.86平方米，分割情况包括潘兴保砖混106.2平方米、砖木23.8平方米等，同时载明“以上是我家全体成员自愿决定，如因以上房屋分割发生矛盾，有我们家庭内部自行解决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与各级政府及拆迁实施单位无关。请拆迁实施单位直接和以上确认的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将拆迁补偿款直接支付给各所有权人。” 2017年1月18日，原告潘兴保与被告雨花台征收办、雨花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称：“根据宁政规字[2015]15号等文件规定，甲方经乙方全体村民自愿提出申请搬迁，报雨花台区政府批准同意，于2016年11月15日至2016年12月29日，在雨花台区开发区实施大潘村、许村农户搬迁项目进行房屋安置工作。经双方协商，就乙方房屋征收补偿签署协议如下：第一条被补偿房屋坐落于雨花台区××××号，现房屋建筑面积130平方米（砖混106.2平方米，砖木23.8平方米），乙方家庭人口2人，基本情况为潘兴保、孙红梅（妻子）……”。同日，原告的父亲潘长敬、儿子潘琦、姐姐潘桂香也分别与雨花台区征收办和雨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达成搬迁补偿协议。 另查明，在涉案补偿协议审批表上，对原告户的拆迁补偿款、原房补偿、购房补偿、区位补偿、装修及定附属物补偿、搬家奖、过渡费、提前搬家奖、区位安置补助、大病、残疾、特困、其他特殊补助等均写明相应数额，并写明总补偿款（小写）867726元。原告潘兴保在该表上签名并捺手印确认。 再查明，原告潘兴保的妻子暨原告本案委托代理人孙红梅曾于2017年5月15日起因房屋补偿事宜向包括雨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雨花台区信访局、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南京市人民政府等多家单位进行信访，相关单位均进行了处理答复。原告依然不服，诉至本院，要求撤销涉案搬迁补偿协议。 在2018年10月30日的庭审中，原告潘兴保称，其儿子所有的80平方米房屋应一并写入涉案《南京市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内，三人应当在一个协议内；协议签订后，原告就反悔了，当时拆迁办主任与生产队长同意不拆除其房屋，但后来却偷偷拆了；原告家的是楼房，不应当按平房价格补偿；涉案房屋本身没有证，但经生产队批准并交钱给了生产队；原告领取了20多万元的补偿款，但安置房尚未建成。被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称，房子没有证，但宅基地是潘长敬的；如果原告不签订协议、不同意搬迁，被告不会动用公权力强拆原告的房屋。被告雨花台征收办称，本案不涉及征地，是自愿拆迁，每户在拆的时候都要签署自愿拆迁承诺书，如果不愿意拆，被告不会、也不能动用公权力去拆除。 在2019年5月17日的庭审中，原告称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确系其本人签字，但是签订协议时，其对内容并不清楚；涉案楼房和平房被告并没有告知其具体补偿多少；签协议时，是原告和原告父亲、姐姐和儿子一起去签的，均系自愿行为，但被忽悠了；2017年1月底左右，原告已领取相应补偿款，但房子因面积算小了，故通知原告拿房的时候原告未领取。被告雨花开发区管委会称，所有搬迁都是自愿的，同意搬迁就签字；补偿价格都上墙公示，公示45天，原告应当可以看到；原告签字并捺手印，对补偿价格应当很清楚；货币补偿部分原告已经领走，但原告和其儿子均还未申购房屋，同村其他协议均已经签完，符合条件的，货币补偿和房屋也都已领取。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原告潘兴保及两被告对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存在对涉案房屋面积及补偿款项计算错误的问题，涉案搬迁补偿协议是否应予撤销或确认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本案中，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庭审情况，可以认定两被告与原告潘兴保之间签订的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系双方自愿协商签订，不存在上述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情形。原告虽然提出其当时签订协议系被忽悠，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结合当日原告、原告父亲、原告儿子与原告姐姐均分别与两被告签订了相关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等情况，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该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原告潘兴保与其妻子、儿子于2016年9月20日共同签署《自愿拆迁承诺书》，并于2017年1月18日与两被告签订涉案搬迁补偿协议，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第一条约定，被补偿房屋坐落于雨花台区××××号，现房屋建筑面积130平方米（砖混106.2砖木23.8其他-）；且在第三条中约定，乙方用于申购征收安置房的征收补偿款，按照宁政规字[2015]15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固定进行封闭运作。乙方除征收补偿款外其余补偿款计228320元，由甲方及时支付给乙方。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包括原告在内的双方对涉案房屋砖混、砖木面积以及相关补偿款项的计算数额均已作出明确约定，原告亦签字确认予以认可。结合在案房产分割协议书、两被告与原告的父亲、儿子、姐姐签订的相关搬迁补偿协议等相关证据，无法认定涉案搬迁补偿协议对涉案房屋面积及补偿数额计算错误。且，实际上，原告业已领取了相关部分搬迁补偿款。 综上，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约定内容系原告与两被告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应予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情形。原告在涉案搬迁补偿协议已经签订并部分履行的情形下，向本院提出要求撤销涉案搬迁补偿协议，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兴保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潘兴保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熊文超 人民陪审员  杨会志 人民陪审员  华杏琳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官 助理  王 琳 书 记 员  石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