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51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科瑞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金地梅陇镇**15A。法定代表人：贾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霍路鹏，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舰，广东文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鳄鱼门街**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iv>法定代表人：鲁威，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威，男，汉族，1973年5月12日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明超、李景优，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前海易人易贷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鳄鱼门街**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法定代表人：周海林。上诉人深圳市科瑞泰投资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鲁威及原审被告深圳市前海易人易贷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圳市科瑞泰投资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连带支付上诉人服务费人民币75万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从2016年11月11日起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证据和事实未尽到审查义务，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作出错误判断，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的事实情况如下：(1)上诉人系具有合法资质的投资服务企业，具备丰富的业务经验和业内资源。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出庭的两位证人袁某和陈某均属于金融投资服务业从业人员，在业内工作多年，了解业内的相关信息。霍路鹏系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和业务代表，他与袁某、陈某二人均系朋友关系。陈某与周海林相识，当他得知周海林正为其服务的深圳盈某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某公司”）寻找适合的P2P公司进行收购时，便将该业务介绍给霍路鹏所在的公司（上诉人）。上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运用自己的业内资源，积极搜寻相关潜在的卖家信息，其中包括托请袁某帮忙留意具有P2P资质且有转让意向的公司。袁某与鲁威认识，知道其名下有P2P公司，为此，袁某将鲁威介绍给霍路鹏认识。霍路鹏认识鲁威后，得知鲁威名下的“深圳市前海易人易贷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状况惨淡，其有出售的意向，便告知可以帮其联系买家，对易人易贷公司进行收购。双方在谈到可能的收购价格和服务费时，鲁威当时还不太相信上诉人能够帮其联系并谈出高价收购易人易贷公司的买家，便主动与上诉人约定，结合达成收购价的范围，上诉人可采取阶梯式服务费收费方式，于是，双方签订了本案的《财务顾问协议书》。(2)双方签订顾问协议后，上诉人根据掌握到的双方的意向，本着促成双方达成交易的原则，给双方提出合理建议，并着手约了双方直接见面、对谈等事宜，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交易。事后，鲁威还多次对上诉人和介绍人袁某表示感谢。但在上诉人向鲁威提出按照约定支付服务费时，鲁威开始敷衍、回避，背信弃约，并一直拒不支付服务费。2、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通过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业内资源，为原本并不认识、不可能发生交易的被上诉人和盈某公司建立联系，直接促成双方完成对易人易贷公司的交易。（1)一审中的证据。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双方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书》，被上诉人和盈某公司达成交易的证据，上诉人提供的证人，上诉人的业务代表、证人在协助双方建立联系，促成双方达成交易的通讯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这些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链，可以证明上述事实。(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全盘否认上诉人的居间服务行为，声称盈某公司非上诉人介绍而来，却没能提供任何相反的证据。结合日常生活常识即可得知，如果以周海林为代表的盈某公司真的非上诉人介绍而来，那么，被上诉人如何与盈某公司建立联系，其依据是什么。上诉人与盈某公司完成易人易贷公司的交易行为，恰恰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顾问协议，帮助交易双方建立联系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能凭被上诉人简单的一句“并非由上诉人介绍而来”就轻易否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一审法院在审理程序上，存在以下问题。1、本案从立案到开庭，从开庭到判决，持续了长达约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虽然中间存在公告送达和被上诉人提出管辖异议等程序，但在这些程序终结后，从2018年3月5日开庭审理至2018年11月6日上诉人拿到一审判决书，又经历了长达八个月的期限，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审理期限。2、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虽然没有经过公证，但这些证据均是从当庭参加庭审的原告代理人霍路鹏和证人袁某的手机记录中而来，他们不仅当庭陈述了相关事实，还提供手机记录作为辅证，并表示可以出示手机核查，但一审法院在庭审时，未能尽到认真审查义务，对上诉人的主张未予理睬。3、一审中，上诉人向一审合议庭提供了两名证人，除了袁某外，还有另一名重要证人陈某，一审开庭当天，证人陈某提前来到法院，并在合议庭门外等候，当陈某出庭时，由于陈某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忘记带在身上，当庭出示了身份证复印件，但一审法官以此拒绝证人陈某出庭。证人陈某有协助上诉人参与居间事宜，了解案件事实，一审法院理应重视案件事实，查明事实真相，对于不能当时出示身份证原件的证人，完全可以以合理的方式处理，先同意证人作证，再要求证人及时某身份证原件予以核对（事实上，证人陈某也表示愿意让人把身份证原件送来或回去取身份证原件，并且，在开庭结束前，陈某拿来了身份证原件）。但一审法院仍以证人存在的微小瑕疵，拒绝证人出庭，显然是不适当的。三、被上诉人鲁威应当就服务费的支付向上诉人承担责任。被上诉人鲁威全程与上诉人协商签订《财务顾问协议书》，其属于该协议书的主体，被上诉人深圳市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作为易人易贷公司项目的交易主体和该交易的获利主体，应当与鲁威一起向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依法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重新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深圳市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辩称,一、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中，签订《财务顾问协议书》的是被答辩人和原审被告，有关权利和义务与答辩人无关。二、收购方深圳市盈某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非被答辩人居间介绍而来，被答辩人无权主张相关权利。事实上，收购方的介入与被答辩人无任何关系，被答辩人也未提交证据证实收涉案收购系其居间促成。三、收购方的成交价远低于被答辩人和原审被告签订的合同标准。盈某联合作为收购方，最终的收购价格是500万元，未达到被答辩人和原审被告约定的居间费用的起收标准。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鲁威答辩称,答辩人并非交易一方，其作为原审被告深圳市前海易人易贷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深圳市前海易人易贷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未到庭亦未陈述意见。深圳市科瑞泰投资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服务费750000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15000元(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从2016年11月11日起暂计至2016年12月20日)。以上共计765000元；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1日，被告鲁威与原告科瑞泰公司签订《财务顾问协议书》，该协议记载的甲方为易人易贷公司，乙方为科瑞泰公司，被告鲁威在合同落款“甲方”处签名，未加盖华信公司或易人易贷公司公章。协议约定，甲方因企业业务转型，需要寻找有相关资源的收购方来收购具有P2P资质的“e人e贷”P2P公司。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在许可的范围向乙方授权，为甲方引荐相关收购方；向乙方提供完成财务顾问工作所需的必要资料，包括公司股份结构、相关财务数据等；按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及时向乙方通告与收购方及相关参与方工作进展的情况，并提供有关文件的复印件。协议第二条同时约定，乙方在许可的范围接受甲方授权，为其寻找收购方，并联系甲方与相关收购方的商务洽谈事宜；协助甲方与相关收购方进行谈判、交易方案设计并审核相关协议文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同意向乙方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财务顾问费，财务顾问费支付金额与支付方式如下：若甲方和收购方合同金额为1000万以上、1500万元以下，顾问费为实际成交价的10%；若甲方和收购方合同金额为1500万以上、2000万元以下，顾问费为实际成交价的12.5%；甲方和收购方合同金额为2000万以上，顾问费为实际成交价的15%；甲方与收购方签订转让或收购协议并收到首期款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财务顾问费用。2016年11月8日，易人易贷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内容为同意股东华信公司将其持有的易人易贷公司100%的股权以65548390.12元的价格转让给盈某公司。同日，华信公司与盈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华信公司将其持有的易人易贷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盈某公司，转让价款为65548390.12元，并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股权转让见证。2016年11月15日，易人易贷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法定代表人由鲁威变更为周海林，登记股东由华信公司变更为盈某公司。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财务顾问协议书》的合同主体；2、原告是否促成华信公司与盈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财务顾问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合同主体应为科瑞泰公司与华信公司，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易人易贷公司的股权系科瑞泰公司须依据《财务顾问协议书》履行居间义务促成转让的标的物，该股权的原所有人为华信公司，与收购方达成转让协议且通过股权转让行为获利的亦为华信公司。其次，虽然合同记载的甲方并非华信公司，亦未加盖其印章，但合同内容系关于居间促成转让其持有的易人易贷公司100%股权后的顾问费，鲁威作为华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科瑞泰公司是否促成华信公司与盈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科瑞泰公司主张，其工作人员霍路鹏介绍案外人周海林与鲁威相识，并参与协商，最终促成交易。科瑞泰公司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其主张。华信公司、鲁威对微信聊天记录不予认可。科瑞泰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并未经公证，且从其内容来看，不足以证明科瑞泰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促成华信公司与盈某公司之间的交易，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证人袁某的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其介绍科瑞泰公司工作人员霍路鹏与鲁威认识，不足以证明科瑞泰公司最终促成华信公司与盈某公司之间的交易。综上，科瑞泰公司与华信公司之间达成的《财务顾问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科瑞泰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依据协议约定履行居间义务促成华信公司与盈某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科瑞泰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深圳市科瑞泰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450元，由原告承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深圳市科瑞泰投资有限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证人袁某和上诉人员工霍路鹏微信聊天记录的公证书。其中，袁：“P2P鲁总那个公司怎么样了？”霍：“大的框架协议谈的差不多了，有些细节还在谈。你可以问问他，让他抓住这个机会，错过这个，他的P2P就烂在他手里了。”袁：“鲁总那个项目最近怎么样？”霍：“上周打电话问了一下，说还在谈，我也不能一直问。你可以打他电话问问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袁：“好的。”2016年11月8日霍转发《关于e人e贷股权转让的重要通知》。袁：“这就是说咱们搞定了？”霍：“下一步就是收钱了，要看他们的具体合同的标价多少。阶段性的成果。”袁：“签合同了吧？”霍：“肯定签了，我这两天要一下合同。”2、证人袁某和鲁威微信聊天记录的公证书。其中，袁转发《关于e人e贷股权转让的重要通知》。袁：“鲁总，恭喜啊。”鲁：“还得感谢你！”袁：“鲁总，有空去你那坐坐。”鲁：“正有此意。下周约霍总，陈总一起坐坐？”袁：“可以啊。”霍：“下周四？”袁：“法人变更和股权变更的细节跟买家沟通好了吗？可以啊。”鲁：“等下回你电话。”以上两份证据共同证明上诉人促成被上诉人股权转让的交易。被上诉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证据并非新证据，且不能证实待证内容。深圳市科瑞泰投资有限公司还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该证人陈述，深圳盈某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周海林询问证人有无P2P平台要出售，证人经霍路鹏得知袁某的朋友易人易贷的鲁威有P2P平台要出售。证人遂与霍路鹏、袁某到鲁威的办公室洽谈该事。起初鲁威承诺如果谈成给120万元，谈成后鲁威很开心，在社交平台发布喜报。成交过程中买卖双方发生了不愉快，周海林给鲁威打了500万元定金，叫鲁威即刻上产品，鲁威说钱没有给完不能上产品。证人与霍路鹏又居中协调，最终双方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另查明，证人袁某一审出庭证实，其和霍路鹏以及鲁威均认识，证人得知鲁威经营的P2P公司经营不好意欲转让，同时得知深圳市科瑞泰投资有限公司有客户想购买P2P公司，于是介绍霍路鹏和鲁威认识。证人带着霍路鹏两次去了鲁威的公司，并参与了收购中的相关事宜的沟通。证人称不认识收购方，只知道是陈某介绍给霍路鹏的。上诉人确认霍路鹏为其公司员工及合伙人。再查明，《财务顾问协议书》约定违约条款为：若甲方延迟支付应向乙方支付的财务顾问费，应承担违约责任，除支付财务顾问费外，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款项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居间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履行了《财务顾问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应否向其支付财务顾问费。关于前述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一审认定深圳市前海易人易贷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系诉争协议转让的标的，该股权的所有人为上诉人，通过转让获利的亦为上诉人，鲁威代表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委托上诉人为转让深圳市前海易人易贷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股权寻找收购方，合同相对人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鲁威在合同上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该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深圳市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辩称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其并非合同主体，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前述协议约定，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深圳市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寻找收购方，二是参加谈判以及审核协议文本。上诉人提交了霍路鹏和证人袁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证人袁某和鲁威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以及证人袁某、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从霍路鹏和袁某提及“大的框架协议谈的差不多了，有些细节还在谈”、“上周打电话问了一下，说还在谈”，以及鲁威在收到袁某转发的《关于e人e贷股权转让的重要通知》后表示“还得感谢你”，结合证人陈某和证人袁某的证言以及深圳市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将其持有的原审被告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深圳盈某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一事实，上诉人主张其为深圳市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寻找收购方，且参与谈判以及沟通事宜，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据标准，本院对其主张予以采信。深圳市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否认其通过上诉人寻找到收购方，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证实其通过其他途径寻找到收购方，本院对其主张难以支持。故本院确认上诉人已经完全履行了诉争协议约定的义务，深圳市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财务顾问费。关于顾问费的具体金额，诉争协议约定：“甲方和收购方合同金额为2000万以上，顾问费为实际成交价的15%”，深圳市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和深圳盈某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65548390.12元，且被上诉人确认股权转让的实际成交价为500万元，故上诉人主张顾问费应为实际成交价500万的15%即75万元，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还主张前述顾问费的违约金（以75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付，从2016年11月1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依据充分，本院亦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鲁威应就前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70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深圳市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深圳市科瑞泰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75万元以及违约金（以75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付，从2016年11月1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深圳市科瑞泰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450元，由被上诉人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450元，由被上诉人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负担，该款上诉人已预交，本院不予退回，被上诉人前海华信金控投资股份公司应将所负担之数迳付上诉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赖汉贞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