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2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庆春东路**金投金融大厦**。 负责人：胡拥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王琦，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善汇佳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魏塘街道鸿运路**> 法定代表人：张高荣，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涛、姚启明，浙江凯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嘉善汇佳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佳乐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7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汇佳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汇佳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为现有证据“无法得出汇佳乐公司与HM公司在涉案交易前已存在直接的交易关系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汇佳乐公司已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构成拒赔事由。汇佳乐公司与HM公司之间明明存在历史交易，汇佳乐公司申请信用限额时却未作如实披露，这是不争的事实。第一，现有证据反映至少在2015年5月，汇佳乐公司就已经向MICHAELYU发送装货单（详见汇佳乐公司一审证据11）。第二，《2015年关于嘉善汇佳乐与HOMEFLOORMAXINC合作Contract》（下称“《合作Contract》”）（详见汇佳乐公司一审证据1）显示在签署该合同以前，汇佳乐公司和HM公司早就有合作（而且可能使用的不仅是汇佳乐公司的抬头，还有使用其他抬头的情况），所以才述及“在双方互惠互利友好的合作关系下，汇佳乐希望在2015年乃至更长久的时间里与HOME有着更长远更稳固的合作关系”，“从2015年7月5日起，HOME下达的产品，将以汇佳乐为抬头，直接与HOME直接进出口业务”。再结合《2015年关于嘉善汇佳乐与HOMEFLOORMAXINC合作规划方案》（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一审证据14）来看就更清楚了，该方案表述“从2015年9月5日起，所有给东台生产的产品与之后HOME下达的产品，将以汇佳乐为抬头，直接与HOME直接进出口业务，与东台脱离业务关系”，可见汇佳乐公司和HM公司之前的交易关系中曾利用东台富安环美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台公司）为抬头进行交易。因此，本案证据已清晰反映出汇佳乐公司与HM公司之间存在历史交易的事实。无论该等交易关系是否是“直接的”，只要汇佳乐公司就HM公司向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申请信用限额时未作如实披露，就已经违反了法定和约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完全有权依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下称“《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二、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已经充分举证证明本案真实的交易关系是发生在汇佳乐公司和DFUD公司之间，而一审却曲解为“汇佳乐公司、HM公司、DFUD公司之间为连环交易”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一审认为“汇佳乐公司与HM公司之间的合同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在作出信用限额审批前应已经过审查，汇佳乐公司发货的提单记载的收货方均为HM公司，不能因最终收货人是DFUD公司或DFUD公司事后支付过部分货款而否认汇佳乐公司和HM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完全是违背国际贸易和出口信用保险常识的主观臆断，且举证责任分配严重不公。首先，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在作出信用限额审批前，仅就限额买方的国别、资信情况作审查，并特别要求汇佳乐公司对于是否存在历史交易作如实披露，但并不审查买卖双方的具体交易合同。况且，汇佳乐公司声称的其与HM公司之间所谓《合作CONTRACT》签署于2015年7月5日，而汇佳乐公司早在2015年6月18日即已向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申请了买方限额（详见汇佳乐公司一审证据3），可见一审认定完全不符合事实。其次，提单只不过是承运人收到货物的证据，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并不一定就是交易合同的相对方。真实的交易对象究竟是谁，必须要具体结合交易合同的签署和履行过程才能判断。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已经竭尽所能提供了能够取得的一切证据，证明了涉案货物的实际收货人和货款的付款主体均为DFUD公司，并且HM公司明确否认与汇佳乐公司的交易关系，在此情况下理应由汇佳乐公司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证明涉案交易的真实买方是HM公司。毕竟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证明涉案交易发生在其与限额买方之间的真实交易，本就应是被保险人最基本的举证义务和责任。一审法院却刻意回避这一举证责任分配，只是主观臆断认为“不能因最终收货人是DFUD公司或DFUD公司事后支付过部分货款而否认汇佳乐公司和HM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无视本案众多证据反映出的客观事实，明显有失公允。2、一审认定“汇佳乐公司、HM公司、DFUD公司之间为连环交易”也是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所谓“连环交易关系”并非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只能从只言片语猜测，一审法院是认为汇佳乐公司与HM公司之间有一层交易关系，然后HM公司与DFUD公司之间又有一层交易关系，故而构成“连环交易关系”。但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汇佳乐公司与HM公司之间、HM公司与DFUD公司之间并无所谓的“连环交易”之合意。汇佳乐公司声称能够代表HM公司的人员MICHAELYU，在涉案货物发运时早已不再担任HM公司CEO。HM公司和DFUD公司2015年8月5日签署《ARevisedSupplementtothecontractsingedbetweenHomeFloorMaxInc.and汇加乐》（详见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一审证据5）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从2015年8月5日起，所有汇加乐生产的产品与之后DFUD下达的产品，将以HOME为抬头，汇加乐与DUFD直接进行进出口贸易”，说明一开始就明确了真实的交易关系是发生在汇佳乐公司与DFUD公司之间，只不过借用了HM抬头而已。况且假设三方存在“连环交易关系”，则款项支付路径应为DFUD公司付款给HM公司，HM公司付款给汇佳乐公司，然而本案中所有的货款均为DFUD公司直接支付给汇佳乐公司，货物也由DFUD公司实际收取，再次印证了真实的交易关系是发生在汇佳乐公司与DFUD公司之间的事实。第二，从所谓“连环交易”的其他两方的说法来看，也印证了真实的交易关系是发生在汇佳乐公司与DFUD公司之间的事实。HM公司的代表律师在发给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海外调查渠道的信件（详见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一审证据10）中明确否认与汇佳乐公司存在交易关系，并称已经起诉MICHAELYU和DFUD公司，对此汇佳乐公司是明知的。DFUD公司人员GRAYWU在向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海外调查渠道发送的邮件（详见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一审证据6、7、8、9）中，也明确了DFUD公司认可其是通过HM公司帮助向汇佳乐公司采购，并曾就货物质量问题、还款方案等问题直接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海外调查渠道进行协商，DFUD已经承认其才是案涉交易的真实买方。因此很明显，《关于汇佳乐适用中信保承保业务的账目处理承诺书》（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一审证据8）、《合同回款处理之承诺书》（汇佳乐公司一审证据9）所述“通过HM公司转卖/意图转卖给DFUD公司”指的就是汇佳乐公司假借HM公司名义将货物出售给DFUD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冒用HM公司买方限额——因为批复的DFUD公司买方限额仅为10万美元，无法满足其实际出口需求。而一审却将这两份证据曲解为能够证明所谓的“连环交易关系”，明显不能成立。因此，依据《保险条款》第三条、第六条、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六条之约定，汇佳乐公司借HM公司之名行向DFUD公司出口货物之实，企图瞒天过海，违背了如实告知义务，构成欺诈，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有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三、一审法院认为“出口贸易具有跨国性，要求被保险人先与买家进行国际仲裁或诉讼，再由保险人理赔有失公允，亦不符合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属于加重被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不能据此拒绝赔偿”，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一）“贸易纠纷先行仲裁或诉讼条款”的设置符合出口信用保险的行业惯例和国际惯例，也符合“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保护在真实的贸易关系中遭受贸易风险的被保险人，承保的是债务人未履行的风险。不得承保有争议的债务，是信用保险的特殊原则之一。依据该原则，信用保险承保的只能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真实的、无瑕疵的、直接的债权。为此，《保险条款》第一条就明确约定“本保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进行的符合下列条件的出口贸易：（一）销售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一般应包括合同主体、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交货时间、地点和方式及付、地点和方式及付款条件等主要内容在双方存在贸易纠纷的情况下，也唯有要求被保险人提起诉讼或仲裁并申请执行，才能确认买卖双方的交易合同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以平衡保险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从长远来看也是为了信用保险公司的持续经营，符合信用保险业务的设立初衷。而一审法院完全无视本案限额买方否认交易、实际收货方对质量及货款均有争议的事实，也就是说汇佳乐公司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足以主张全额债权的情况下，判定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违背了出口信用保险设立的初衷，且无异于将风险强加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这样的政策性保险公司，将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二）“贸易纠纷先行仲裁或诉讼条款”并未免除或加重被保险人责任，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之情形。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相关法律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对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保险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鉴于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参照适用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该批复确立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为“约定优先，参照保险法”。而“贸易纠纷先行仲裁或诉讼条款”应属上述“约定优先”的范畴，且司法实践中其效力已经得到近期多个生效判例的认可。第二，即便假设“贸易纠纷先行仲裁或诉讼条款”为《保险法》规定的格式条款，但本身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已经充分履行提示义务，汇佳乐公司已知晓并预见《保险条款》的风险并明确表示无异议，该条款不违反法律规定，当属有效。第三，先行仲裁或诉讼条款的法律效果并非使保险人“终局免责”，而只是暂不定损核赔，符合信用保险制度的特殊性，一旦被保险人应先进行仲裁或在买方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地区，在获得生效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后，保险人仍需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进行赔付，故该条款并未免除保险人的责任。第四，销售合同真实、合法、有效是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承保的前提，故证明涉案销售合同真实、合法、有效是被保险人应尽的义务。在被保险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的情况下，要求被保险人先行先行仲裁或诉讼以证明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损失程度完全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及保险合同的约定。虽然这表面上看似乎会给被保险人造成一定诉累，但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实际上从未将该等仲裁或诉讼风险和责任全部转嫁给被保险人。汇佳乐公司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签有《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追索货款，所以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才会委托海外渠道就本案进行调查和催讨。根据《委托代理协议》之约定，汇佳乐公司可以委托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提起仲裁和诉讼，追偿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佣金、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可按双方各自的权益比例进行分担，因此也不存在加重汇佳乐公司责任之情形。 四、一审认定汇佳乐公司未按时提交索赔申请书不构成违约的理由不能成立。《保险条款》第十一条约定：“被保险人在索赔时，应在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后四个月内向保险人提交《索赔申请书》，以及《索赔单证明细表》列明的相关文件或单证。超过上述期限，保险人有权降低赔偿比例或拒绝受理索赔申请。”第十二条则约定：“保险人在受理被保险人的索赔申请后，应在四个月内核实损失原因，并将核赔结果书面通知被保险人”。据此，汇佳乐公司在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后四个月内必须提交《索赔申请书》，否则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即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有权降低赔偿比例或拒绝索赔申请，该等义务并不因任何情形而得以免除或展期。一审认为汇佳乐公司2016年1月14日提交索赔申请书，中信保浙江分公司2016年8月23日告知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因此就认为汇佳乐公司不构成逾期，根本毫无依据。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告知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是基于汇佳乐公司在提交《索赔申请书》同时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代为追讨，而该委托代理关系是独立于保险合同关系之外的另一法律关系。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基于该独立的代理关系才委托海外渠道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反馈给汇佳乐公司，这与涉案保险合同的履行毫无关联。一审法院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于2016年8月23日方告知调查相关情况及后续处理意见”为由，认定汇佳乐公司未在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后4个月内提交索赔申请书不构成违约，显然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护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之合法权益。 汇佳乐公司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称：一、本案贸易背景关系真实存在，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属于适保范围，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赔偿保险金，二审应当依法驳回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汇佳乐公司和HM公司在2015年5月前并不存在历史交易。第一，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认为汇佳乐公司与HM公司之间存在历史交易，汇佳乐公司申请信用限额时未作披露，不符合本案事实情况。本案的关键人物MIKEYU于2015年7月5日即本案合同签订之时仍为HM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全权代表，其所签的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是代表HM公司，合同相对人系HM公司。第二，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提出的《2015年关于嘉善汇佳乐与HOMEFLOORMAXINC合作Contract》（下称“合作协议”）无法证明汇佳乐公司和HM公司在2015年5月前具有历史交易。首先，合作协议第一条为合作背景，“汇佳乐希望在2015年乃至更长时间”并不能看出2015年5月前进行过合作。其次，合作协议第一条出口模式说的很清楚，是“从2015年7月5日起”双方进行合作，第二条销售订单可以证明，从2015年9月5日起为第一笔订单起始日。第三，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提出的《2015年关于嘉善汇佳乐与HOMEFLOORMAXINC合作规划方案》更无法证明历史交易的事实。首先，该合作规划的性质并非为三方协议，为公司内部文件，该份文件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签名盖章，没有法律效力。其次，即使有关联也无法证明存在历史交易。东台公司并非本案所争议的合同的当事人，其和汇佳乐之间的合作或者说是汇佳乐替代东台公司，恰恰能够证明汇佳乐和HM公司之间没有历史交易。第四，《保险条款》第十二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应按本保单规定履行其义务，被保险人未履行应尽的义务而影响保险人利益时，保险人有权降低赔偿比例、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或解除保单，并不退还已收保险费”，汇佳乐公司认为，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主张即不能证明汇佳乐公司违反应尽义务即未确实披露，更无法证明此等行为损害了保险人利益，因此，保险人据此拒赔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本案的真实交易模式的问题。汇佳乐公司系案涉货物的供应商，2015年7月5日与HM公司当时的负责人MIKEYU签订合作协议，汇佳乐公司负责供货，由HM公司负责签提单并确认收货（一审提交的提单收货方均为HOMEFLOORMAXINC），在HM公司确认收货后再转卖给DFUD公司，HM公司从每笔提单中收取3%的佣金（见一审被告提供的证据6，总证据第11页，《ARevisedSupplementtothecontractsingedbetweenHomeFloorMaxInc.and汇佳乐》第1条出口模式）。该份协议的第3条b项能够很明确的看出HOME公司在本案交易的地位。b项中约定：“以上备料订单如遇DFUD实际情况需要调整，DFUD需通过HOME提前2个月告知汇佳乐”。换句话说，HM公司在汇佳乐和DFUD公司之间充当了必不可少的交易角色，如果没有HM当中间的经销商或采购商的角色，起到其采购、收货再转卖给DFUD的作用的话，DFUD根本不可能和汇佳乐发生交易。所有采购、销售、运送等情况均需要先从HOME公司联系汇佳乐来处理。只要HM公司在提单上签字，就代表HM公司为收货人，因为提单系货物的收据也是一种物权凭证，在汇佳乐公司将货物发给HM公司后，HM公司即获得了物权的占有，双方的交易已经完成。况且，HM公司并不是无本进行上述连环交易，而是要从每笔提单所对应的货物中抽取3%的高额佣金。因此，本案的真实交易对象即是汇佳乐和HM公司之间发生，并非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所认为的“发生在汇佳乐和DFUD公司之间，HM公司只不过借用了抬头而已。”至于DFUD之后和汇佳乐进行的结算，恰好能够证明，HM公司在收到货物后确实转卖给DFUD。因此，汇佳乐公司认为一审对以上问题的审查符合事实，应当予以维持。（三）关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认为汇佳乐公司未作详细披露的问题。首先，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出具的保险单明细对于买方资信调查费用的约定看，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对与汇佳乐公司交易的买方资信负有调查的责任和义务，在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对买方即HM公司的资信调查之后，汇佳乐公司与之进行贸易并将有关单据提交给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签发了信用限额审批单，由此可见，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对汇佳乐公司的交易相对方为HM公司并无异议。这点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上诉状上已经自认。其次，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在上诉状陈述“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并不审查买卖双方的具体交易合同”明显是颠倒事实，无视合同约定。实际上，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第二十四条明确约定：“被保险人有义务协助保险人核查与本保单相关的账册、合同、单证以及往函电等资料。”在这里可以看出，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作为保险人负有核查本保单相关的合同的义务，汇佳乐公司仅负有协助核查的义务，对此汇佳乐公司已经向保险人提供了合同、提单等相关证据，相对的合同义务已经完成，因此不存在汇佳乐公司未尽到详尽披露义务的情况。 二、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提供的证据缺乏证明力，无法证明合同相对方为DFUD。首先，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多份证据称是其海外调查渠道提供的电子邮件，但是并未提供其海外调查渠道的背景资料，也未经过我国使领馆进行公证或者有权机关的认证，甚至还未经翻译，因此其证据均为传来证据，缺乏证明力。其次，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既然已委托海外调查渠道对本案的贸易情况进行调查，就不仅要向HM公司了解交易情况，还应向货运代理公司调查货物到达目的港后的流转情况及货物在美国海关的出关情况。如果货运代理公司或美国海关证明汇佳乐公司所出示的提单所涉及的货物并不存在，或与HM公司无关，才能充分证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所主张的交易不真实的事实。现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仅凭与贸易方存有利害关系的HM公司律师的陈述抗辩就认定汇佳乐公司的该十几单出口贸易不真实，HM公司从未收到该货物等情况，显然依据不足，也难以令人信服。HM公司律师否认HM公司与汇佳乐公司有业务往来是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委托海外调查渠道向HM公司律师所作调查后所形成的意见，属传来证据；MIKEYU在当时负有被追偿和司法追究的情况下所写给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邮件内容真实性不足，亦不足以采信。且MIKEYU的邮件也并未反应出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所主张的交易关系发生在“汇佳乐公司和DFUD之间，只不过是借用HM抬头而已”的事实，此事实是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自己的主观臆断和推测而已。 三、一审法院关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有违公允的判决理由充分，应当予以维持。（一）汇佳乐公司认为“贸易纠纷先行仲裁或诉讼条款”的设置明显属于加重被保险人负担，损害出口企业，给出口企业设置壁垒，有损国家出口贸易市场的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本案中，汇佳乐公司在HM公司拒绝支付货款后于2016年1月14日向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提交《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可能损失通知书》，随后于2016年1月15日和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以委托人名义向有付款义务的买方追偿，追偿范围包括自行追偿和转委托，采取仲裁或诉讼等必要法律措施。自2016年1月15日起，汇佳乐公司对外调查和起诉的权利实际已经委托给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行使，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也是应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要求签订的。如果汇佳乐公司具备海外追偿或海外诉讼的能力，那么为何还要签署该份委托代理协议？正是基于我国出口贸易的特殊性，国家才设立了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用于当出口企业遇到海外纠纷的时候，保险公司能够偿付保险金代为追偿，保证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受海外诉讼的重大影响。如果像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要求的，每一个出口企业均需要获得海外法院支持判决并申请执行后才能启动赔偿程序的话，会造成出口企业的巨大负担，人为地给出口企业设置壁垒。信用保险目的在于对卖方因贸易活动造成的损失及时予以保险保障，具有鼓励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目的。只要贸易背景真实有效，且在保险期间内因卖方拖欠货款等造成被保险人损失，基于信用保险之目的，以及被保险人对于获得保险保障的合理期待，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地予以保险赔偿，而不应设置不合理的格式条款限制被保险人获得保险赔偿进而阻碍贸易活动，从而悖离信用保险的目的。同时，近年来的多个判决也对此类不公平的条款予以否定。例如，2015年4月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460号判决书认为“本院认为，出口信用保险的设置，本意在于弥补被保险人参与跨境诉讼能力上的不足，如果被保险人有能力通过跨境诉讼维护自己的合同债权，则无须就买方拖欠货物、买方拒绝接受货物等情况购买出口信用保险，先行跨境诉讼仲裁的适用无疑会使被保险人购买此险的本意落空，不符合公平原则。即便需先行诉讼仲裁确定损失等，也不应约定到买方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地区款要求被保险人应先行仲裁或在买方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地区保险人获得仲裁裁决或者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保险人不予以定损核赔，属于保险人通过格式条款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根据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无效，因此，《短期出口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第（二）款项的约定无效，信保广州分公司不能据此主张拒赔”，从该判决可以明显看出，法院认为此条款的设置属于典型的不公平条款，应当属于无效条款。（二）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作为国内仅有的政策性海外保险企业和专业信用保险机构，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义务。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在官方网站上自称是将“履行政策性职能，服务开放型经济”为己任，以“优化服务，大力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为目标。而反观本案，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在汇佳乐公司理赔过程中设置重重阻碍，在调查期超过合同约定时间8个月后才告知汇佳乐公司调查结果，随后即以汇佳乐公司未及时提交索赔申请书为由拒赔，同时设置“贸易纠纷先行仲裁或诉讼条款”如此苛刻的条款，造成汇佳乐公司已经走到了“死胡同”。这不仅是有违诚信原则，且明显与其自称的“优化服务，大力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试问：以如此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条款来限制出口企业发展，怎么还能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怎么还能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汇佳乐公司认为，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作为国有金融企业应当有所担当，而不是一味以“国有资产流失”为要挟。本案与国有资产的流失没有任何关系，汇佳乐公司正常从事海外出口贸易，贸易背景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欺骗因素。汇佳乐公司多年从事对外贸易，先后荣获了“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浙江省林业龙头企业”的称号，并且已经成功申请专利40多个，省级新产品10个。2017年被批准为嘉善县木业行业国高新企业。无论从法理上还是情理上，汇佳乐公司绝不能也绝不会做出骗取国有资产，刻意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种可笑的事情。 四、关于未按时提交索赔申请书的问题。汇佳乐公司未按时提交索赔申请书是因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原因造成，且并不影响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应当承担汇佳乐公司保险赔偿金的责任。首先，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汇佳乐公司未及时提交《索赔申请书》而造成本案保险事项案情无法查清、损失扩大或其他影响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利益的情形。其次，根据《保险合同》第十一条约定：“被保险人在索赔时，应在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后四个月内向保险人提交《索赔申请书》，以及《索赔单证明细表》列明的相关文件和单证。超过上述期限，保险人有权降低赔偿比例或拒绝受理索赔申请，但经保险人书面同意的除外。”该条约定的后果是“降低赔偿比例或拒绝受理索赔申请”而不是拒绝赔偿。第十二条约定：“保险人在受理被保险人的索赔申请后，应在四个月内核实损失原因，并将核赔结果书面通知被保险人”实际上，保险人在2016年8月23日向汇佳乐公司发送了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调查报告，详细陈述了案情、调查结果、案件初审及处理意见等内容，事实上已经完成了核实损失这一步骤，应当视为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已经受理了索赔，并将核实情况告知了汇佳乐公司。再次，汇佳乐公司未及时提交《索赔申请书》是因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原因造成的，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一方面进行长达8个月的调查，另一方面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业务经理陆某也一直让汇佳乐公司“等通知”。客观上造成了延误提交的事实，完全应当由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自行承担其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的责任。最后，根据《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被保险人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是索赔的前提条件。”第十二条规定“保险人在受理被保险人的索赔申请后，应在四个月内核实损失原因，并将核赔结果书面通知被保险人，但本保单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可以看出，所谓的索赔申请的目的是为了查清核实损失原因、确定损失，而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上诉称“《索赔申请书》和《委托代理协议》是对于保险合同关系之外的另一法律关系”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委托代理协议》第一条“根据保险合同相关约定，委托人同意将应收账款委托受托人以受托人名义向有付款责任的买方、担保法或开证行追偿；或委托受托人登记破产债权等特定事项”，第四条第2款规定“委托人同意追回款直接汇至受托人（即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指定账户。对赔付前追回款，受托人在扣除委托人应分摊的追偿费用后，将余额全部转付委托人。对赔付后追回款，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委托人和受托人将按照各自权益比例进行分摊”。从这些约定可清楚看出，委托代理协议就是对保险合同项下货物的款项追回的约定，且委托代理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赔付前追回和赔付后追回的处理方法，从委托协议足以看出，汇佳乐公司已经表达了愿意赔付的意思表示。而保险条款中约定《索赔申请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保险人明确索赔的意思表示，据此，汇佳乐公司认为，委托代理协议中的内容足以表达《索赔申请书》需要表达的意思，即使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交索赔申请书，也并不构成汇佳乐公司对保险合同的违约。关于此点，在2014年8月31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73号判决中得以肯定，判决认为“即使千洋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提供部分索赔文件，只要不影响保险事故的原因、性质以及损失程度的判定，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赔偿范围，中信保广东公司仍应对千洋公司给予赔”。 五、关于信用保险设立之目的。近年来多起判决对于信用保险设立之目的均有明确说明，例如2015年5月6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榕民终字第2053号判决书“综上分析，本院认为，信用保险目的在于对买房因贸易活动造成的损失及时予以保险保障，具有鼓励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目的。只要贸易背景真实有效，且在保险期间内因卖方拖欠货款等造成被保险人损失，基于信用保险之目的，以及被保险人对于获得保险保障的合理期待，保险公司应当及时予以保险赔偿，而不应设置不合理的格式条款限制被保险人获得赔偿进而阻碍贸易活动，从而悖离信用保险的目的”。再看本案，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总是以“四个月未及时提交《索赔申请书》”、“应当先行诉讼或者仲裁”等程序上诉的瑕疵拒赔，这显然违背了信用保险设立的目的，不利于出口交易的进行。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是保险合同的一种，而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应当遵守最大诚信信用的原则对被保险人的损失向保险人或者受利益负赔偿责任。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判决维持一审裁判。 汇佳乐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向汇佳乐公司支付保险金80万美元。二、判令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支付2016年8月23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5年7月5日，案外人（不明）以HM公司President的身份代表HM公司与汇佳乐公司签订合作合同，约定：从2015年7月5日起，HM公司下达的产品，将以汇佳乐公司为抬头，直接与HM进行进出口业务；从2015年9月5日起，HM公司将给予汇佳乐公司6个月的备料订单，所有备料订单享受90天账期；如其中一方决定终止协议，需提前90天告知其他两方；等等。 2015年7月30日，汇佳乐公司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签订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续转保险单明细表，约定：被保险人汇佳乐公司，保险范围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全部出口，1.符合保险条款第1条，2.被保险人与买方签订出口合同、并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出口报关，3.信用期限不超过180天，4.存在有效信用限额；被保险人按保险人批复的信用限额投保的业务，买方拒绝接受货物风险赔偿比例为90%，其他商业风险赔偿比例为90%，政治风险赔偿比例为90%（以上赔偿比例信用限额审批结果另有约定的，以信用限额审批结果为准）；投保金额1000万美元，保单最高赔偿限额500万美元；保单有效期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该保单适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3.0修订版；如果发生保单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照保单的有关约定以美元申报额为准定损核赔，对以美元计价的合同以美元支付赔款；等等。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3.0修订版及批改内容包括： 第1条，保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进行的符合下列条件的出口贸易：（一）销售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一般应包括合同主体、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交货时间、地点和方式及付、地点和方式及付款条件等主要内容或非信用证为支付方式，信用期限不超过360天。 第2.1条，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在保单有效期内按销售合同约定出口货物后，或作为信用证受益人按照信用证条款规定提交单据后，因下列风险引起的直接损失，按保单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一）商业风险，非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包括以下情形：1.买方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2.买方拖欠货款；3.买方拒绝接受货物。 第3.2条，除非保单另有规定，保险人对下列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二）被保险人或其代理人违约、欺诈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所引起的损失，或被保险人的代理人破产引起的损失。 第6条，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未申报或误申报的出口有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申报的出口，被保险人有义务及时补报。对于在补报前已经发生的损失或者可能引起损失的事件已经发生的，保险人对该补报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被保险人有故意不报或漏报行为，对保单项下被保险人所有出口发生的损失，保险人有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已收保险费。 第11条，被保险人在索赔时，应在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后4个月内向保险人提交索赔申请书，以及索赔单证明细表列明的相关文件和单证，超过上述期限，保险人有权降低赔偿比例或拒绝受理索赔申请，但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的除外；被保险人提交的索赔单证不全而又未能按保险人要求提交补充文件的，保险人有权拒绝受理索赔申请。 第13.2条，对存在贸易纠纷的案件，被保险人可先自行与买方协商解决争议。买卖双方协商后达成和解协议的，保险人对买卖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调查核实，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被保险人无法与买方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纠纷，保险人以销售合同为依据，结合调查审理结果，综合判定保险责任。如被保险人既无法与买方达成和解协议，又不认同保险人的责任判定结果，则被保险人应先进行仲裁或在买方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地区得生效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保险人不予定损核赔。 第22条，被保险人应将可能影响保险人风险预测、费率厘定、限额审批和理赔追偿的信息真实、全面、准确、及时地书面告知保险人。出口后，被保险人应经常检查销售合同的执行情况，切实做好货款催收工作。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买方或开证行不利的消息以及保单条款第2条项下任一风险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及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失，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买方或开证行进入破产程序的，被保险人有义务及时在相关法院或机构登记债权。 第26条，被保险人应按保单规定履行其义务。被保险人未履行应尽的义务而影响保险人利益时，保险人有权降低赔偿比例、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或解除保单，并不退还已收保险费。 2015年7月7日，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作出信用限额审批单，载明：被保险人汇佳乐公司，买方HM公司，支付方式OA，信用期限120天，金额50万美元，生效日期2015年6月18日，循环使用，限额闲置期120天，等等。2015年10月13日，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作出信用限额审批单，载明：被保险人汇佳乐公司，买方HM公司，支付方式OA，信用期限90天，金额100万美元，生效日期2015年10月14日，循环使用，限额闲置期120天；拒收风险赔偿比例80%，其他商业风险赔偿比例80%；等等。汇佳乐公司申请上述信用限额时陈述与HM公司无历史交易。此外汇佳乐还于2015年6月18日以DFUD公司为买方申请100万美元的信用限额，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审批同意的信用限额为10万美元。 2015年9月24日至12月6日，汇佳乐公司11次发货，提单记载的收货方均为HM公司，到货受通知人均为DFUD公司MIKE，货物为实木复合地板，货款共计1660477.26美元。 汇佳乐公司发货后未如期收到货款。2016年1月14日，汇佳乐公司向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作出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可能损失通知书，载明的发货内容为上述11次发货，发票金额与可损金额均为1660477.26美元，案情说明为“我司于2015年9月开始给买方供货，买方逾期不付款”，减损措施为停止出货、报损、委托追讨。 2016年1月14日，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向汇佳乐公司作出信用限额撤销通知单，通知前述2015年10月14日生效的100万美元的信用限额自2016年1月15日起撤销失效，原因为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获悉关于该买方的不利信息。 2016年1月15日，汇佳乐公司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汇佳乐公司同意将应收账款委托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以汇佳乐公司名义向有付款责任的买方、担保方或开证行追偿，或委托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登记破产债权等特定事项；对赔付前追回款，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在扣除汇佳乐公司应分摊的追偿费用后将余额全部转付汇佳乐公司，对赔付后追回款，除非双方另行约定，汇佳乐公司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将按照各自权益比例进行分摊；等等。汇佳乐公司出具了委托事项明细表，载明债务人为HM公司，委托债务合计1660477.26美元。汇佳乐公司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出代收授权书，就上述11次发货授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代表汇佳乐公司向HM公司收取全部款项1660477.26美元及应计利息。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委托其特别托收代理人美国Brown&Joseph有限公司就涉案货款进行追讨，具体承办人为该公司的诉讼主管妮可?佩里，妮可?佩里就追讨过程出具了宣誓书，宣誓书及其附件主要内容如下： 2016年1月29日，MICHAELYU在发给托收代理人的电子邮件中称，在HM公司帮助下工厂凭借口头合同将产品出售给了DFUD公司；DFUD公司通知工厂称，因为不符合DFUD公司的质量要求，所有相关产品必须在2个月内从DFUD公司取回；MICHAELYU在2013年至2015年之间担任HM公司总经理，2013年之后没有在DFUD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请尽快联系DFUD公司退回所有缺陷产品。2016年2月7日，MICHAELYU在发给托收代理人的电子邮件中称，如果您让人翻译了您的中国客户提供给您的“合同”，您会发现，虽然“合同”书面指出了“任何终止合同的行为需要第三方的同意”，但“合同”并未提及谁是第三方，也就是说，您的客户故意未向您披露完整的情况；该电子邮件附有1份首部为HM公司、DFUD公司、“汇加乐”但尾部只有HM公司、DFUD公司签名的协议。 2016年2月3日，DFUD公司的GARYWU在发给托收代理人的电子邮件中称，DFUD公司收到的材料不符合质量要求，请告知您的客户，DFUD公司要求将材料取回，然后运回至工厂。2016年2月8日，DFUD公司的GARYWU在发给托收代理人的电子邮件中称，DFUD公司向工厂采购的产品是基于寄售条款，DFUD公司是因为HM公司的帮助才和工厂达成上述条款；DFUD公司收到的部分材料不符合最低质量要求，30%的产品必须退还给中国工厂；DFUD公司提出下列解决方案用于解决问题，（1）DFUD公司将只负责亏欠工厂货款的70%，每月分期支付10万美元，（2）DFUD公司将15%的缺陷材料退还给工厂，（3）对于剩余的材料，向DFUD公司给予30%的折扣。2016年3月2日，DFUD公司的GARYWU在发给托收代理人的电子邮件中称，根据中国工厂和DFUD公司签订的未偿债务协议，DFUD公司将只需负责总计大约110万美元的债务；电子邮件的附件为《关于汇佳乐使用中信保承保业务的账目处理承诺书》。2016年7月12日，DFUD公司的GARYWU在发给托收代理人的电子邮件中称，根据“我们”办公室的信息，发票HJL-DT011、HJL-DT010、HJL-DT009与HJL-DT008已经完全付清，办公室告知GARYWU，您应当联系HM公司处理剩余的未付款发票。 2016年2月12日，麦科勒姆律师在发给托收代理人的电子邮件中称，HM公司聘请其所处理涉案债务；HM公司原本并无人知晓本项追讨所依据的所谓合同，直至汇佳乐公司的人员在2016年1月上旬通知了HM公司，HM公司并不知悉本项交易，也没有接收涉及货物的记录，因此HM公司认为并不存在或者签订或履行过合同，鉴于存在不明确性及也未曾履行过，HM公司特此废除与/或终止上述合同；HM的JAYJIANG在1月上旬要求汇佳乐公司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与文件，作为合同以及货物发运与接收的证明，JAYJIANG于2016年1月21日再次向汇佳乐公司提出了这一要求，HM公司一直在索取这些信息，但是迄今为止汇佳乐公司只提供过1份非完整签署的合同，没有提供可以作为交易或者货物发运与接收的证明的任何信息或文件，因此请将本函当做索取上述信息的进一步请求；等等。 2016年8月23日，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向汇佳乐公司发函，告知调查相关情况及后续处理意见。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表示经审核汇佳乐公司的贸易单据，汇佳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限额买方否认债务，且汇佳乐公司与买方签署的中文框架性协议不构成完整的合同内容，如没有产品单价及出运数量，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无法有效向买方主张债权；二、涉案货物都由DFUD公司收取，而限额买方HM公司不知道该交易也未收取任何货物；三、汇佳乐公司收到的部分货款也是由DFUD公司支付的，而非限额买方；四、涉案的大部分货物的出运时间在MICHAELYU离职HM之后，这是目前限额买方主张抗辩的主要依据，亦造成MICHAELYU无法向买方确立债权。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处理意见为，鉴于限额买方HM公司否认与汇佳乐公司的贸易，且汇佳乐公司目前所提供的书面材料不足以向限额买方主张全额债权，因此建议汇佳乐公司通过诉讼或仲裁等方式向限额买方确立合法有效的债权，以进一步推进案件处理。 2016年2月13日，汇佳乐公司与DFUD公司签订合同回款处理之承诺书，约定：2015年年底，汇佳乐公司通过HM公司转卖给DFUD公司的合同号为HJL-DT008、HJL-DT009、HJL-DT010、HJL-DT011的4份合同，总金额596596.02美元，由于DFUD公司资金紧张，只能通过2期回款方式处理货款；第1笔28万美元付款在该合同签订生效日起5个工作日内由DFUD公司直接打入汇佳乐公司指定的外汇户头，第2笔付款316596.02美元在该合同签订生效日起28个工作日内由DFUD公司直接打入汇佳乐公司指定的外汇户头。此后汇佳乐公司收到了承诺书约定的第1笔款项。 2016年2月13日，汇佳乐公司（甲方）与MICHAELYU（乙方，HM公司前任总裁）、DFUD公司（丙方）签订《关于汇佳乐使用中信保承保业务的账目处理承诺书》，约定：甲方通过乙方当时在职的公司意图转卖给丙方的货物（合同号HJL-DT001、合同号HJL-DT002、合同号HJL-DT003、合同号HJL-DT004、合同号HJL-DT005、合同号HJL-DT006、合同号HJL-DT007），由于甲方正向中信保申请信保业务，且授权中信保在美国的合作单位向HM公司甚至丙方收款，所以涉及上述7个货物合同的收款业务将由HM公司甚至丙方负责，乙丙双方将通过与中信保在美的授权单位协商，并妥善解决回款，努力保持三方长久以来的合作关系。 另查明，2015年5月31日，MICHAELYU在发给汇佳乐公司员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这是提单；请将收货方姓名告诉张总裁，从现在起他直接负责向HM公司出口产品（我是HM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2015年9月21日，汇佳乐公司工作人员向MICHAELYU发电子邮件，内容为关于汇佳乐公司后续产品的合作，汇佳乐公司做了1个备忘录，请MICHAELYU查阅，如果可以请MICHAELYU签字回传。电子邮件的附件为《2015年关于嘉善汇佳乐与HM公司合作规划方案》，首部为HM公司、汇佳乐公司、东台公司，内容包括在双方互惠互利友好的合作关系下，东台公司已与汇佳乐公司一起度过了3个年头，双方就2015年9月5日达成以下共识；出口模式为从2015年9月5日起，所有给东台公司生产的产品与之后HM公司下达的产品，将以汇佳乐公司为抬头，直接与HM公司直接进出口业务，与东台公司脱离业务关系；等等。 HM公司及另外2家公司于201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高等法院起诉MICHAELYU及另1被告。原告主张MICHAELYU原任HM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2015年10月原告解除了MICHAELYU在HM公司的所有职务，原因是：（1）MICHAELYU将HM公司的货物以远低于常价出售给其所属的公司并从中不当牟利；（2）MICHAELYU贪污HM公司资金及财产。诉求为：（1）就MICHAELYU以“低价”出卖HM公司的货物并不当牟利以及MICHAELYU贪污HM公司的资产的行为请求赔偿经济损失；（2）针对被告恶意、肆意的不法行为的惩罚性损失赔偿；（3）请求确认股东和董事会关于解除MICHAELYU在HM公司的所有职务的决议及强制执行力；（4）请求临时禁令和永久性禁令：要求MICHAELYU离开HM办公区并禁止MICHAELYU参与HM公司的任何运营工作。原告主张2013年5月21日至2015年9月20日期间MICHAELYU在HM公司任职首席执行董事长、总裁、副总裁、秘书、首席财务官/主管及董事，2015年9月20日至10月24日期间MICHAELYU担任HM公司总裁、副总裁、秘书、首席财务官/主管及董事；在MICHAELYU任职HM公司高管及董事期间，MICHAELYU通过将原告的货物以远低于通常的毛利率的价格出售给实际上隶属于被告自己的若干空壳公司的方式欺诈原告，原告认为被告控制的空壳公司包括DFUD公司。根据起诉状及其所附电子邮件内容，MICHAELYU即MIKEYU、MINGJIEYU。 一审法院认为：汇佳乐公司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之间的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保险条款第2.1条约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在保单有效期内按销售合同约定出口货物后，因买方拖欠货款引起的直接损失按保单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汇佳乐公司于2015年9月24日至12月6日11次出口货物后未能如期收到货款，其损失大于100万美元，因此汇佳乐公司根据其公司经审批的信用限额（100万美元）及赔偿比例（其他商业风险赔偿比例80%）要求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支付保险金80万美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辩称其公司无须支付保险金。一、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认为汇佳乐公司在涉案交易前早就与HM公司存在交易关系，但汇佳乐公司在申报HM公司买方限额时未如实披露该信息，其有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该院认为，根据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所主张的合作合同、2015年5月31日MICHAELYU所发邮件、《2015年关于嘉善汇佳乐与HM公司合作规划方案》的内容，无法得出汇佳乐公司与HM公司在涉案交易前已存在直接的交易关系的结论，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二、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认为涉案货物的真实买方并非HM公司，而是DFUD公司，汇佳乐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未履行如实披露的义务，其有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该院认为，汇佳乐公司与HM公司之间的合同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在作出信用限额审批前应已进行过审查，汇佳乐公司发货的提单记载的收货方均为HM公司，不能因最终收货人是DFUD公司或DFUD公司事后支付过部分货款而否认汇佳乐公司与HM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MICHAELYU及DFUD公司人员所称的在HM公司“帮助”下汇佳乐公司将涉案货物销售给DFUD公司并不能准确反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不能排除连环交易，而从HM公司等原告起诉MICHAELYU等被告一案的起诉状来看，HM公司和DFUD公司确实存在交易往来；2016年2月13日汇佳乐公司与DFUD公司签订的合同回款处理之承诺书、2016年2月13日汇佳乐公司与MICHAELYU及DFUD公司签订的《关于汇佳乐使用中信保承保业务的账目处理承诺书》均表示涉案货物是汇佳乐公司通过HM公司转卖给DFUD公司的，即汇佳乐公司、HM公司、DFUD公司之间为连环交易关系；因此，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三、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认为HM公司、DFUD公司与汇佳乐公司之间存在严重的贸易纠纷，依据保险条款约定在汇佳乐公司取得对限额买方生效的胜诉裁决/判决并申请执行前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有权不予定损核赔。该院认为，保险条款虽有先行仲裁或诉讼的约定，但出口贸易具有跨国性，要求被保险人先与买家进行国际仲裁或诉讼、再由保险人理赔有失公允，亦不符合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属于加重被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不能据此拒绝赔偿。四、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认为汇佳乐公司未按期提交索赔申请书，实际上正式启动赔付程序的条件尚未成就，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有权降低赔偿比例或拒绝受理索赔申请。该院认为，保险条款虽约定了汇佳乐公司应在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后4个月内向保险人提交索赔申请书，超过上述期限保险人有权降低赔偿比例或拒绝受理索赔申请；但是汇佳乐公司2016年1月14日向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作出可能损失通知书、双方于次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于2016年8月23日方告知调查相关情况及后续处理意见，汇佳乐公司未在2016年1月14日起的4个月内提交索赔申请书并不构成逾期。并且，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在2016年8月23日的函中称鉴于限额买方HM公司否认与汇佳乐公司的贸易且汇佳乐公司所提供的书面材料不足以向限额买方主张全额债权，建议汇佳乐公司通过诉讼或仲裁等方式向限额买方确立合法有效的债权以进一步推进案件处理；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意见实质上属于拒绝赔偿的意思表示。 综上，汇佳乐公司出口货物后因买方拖欠货款而遭受的损失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因商业风险引起的直接损失，汇佳乐公司的损失大于100万美元，汇佳乐公司有权根据其公司经审批的信用限额（100万美元）及赔偿比例（其他商业风险赔偿比例80%）要求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支付保险金80万美元，并要求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赔偿上述保险金自2016年8月23日起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汇佳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向嘉善汇佳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支付保险金80万美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向嘉善汇佳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赔偿上述保险金自2016年8月23日起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保险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704元，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嘉善汇佳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 二审期间，汇佳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案涉货物交易过程中的往来电子邮件确认单、报关单、装箱单，拟证明案涉11批货物的数量、种类、单价、总价、集装箱号，以及该11批货物的买方为HM公司，且HM公司的MICHAELYU确认了每批次货物的清关数据和进口安全申报数据，并通过电子邮件确认订单等事实。以上证据经质证，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可与汇佳乐公司一审提交的其他证据相印证，能证明待证事实，予以确认。 汇佳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案涉交易中，HM公司的MICHAELYU以电子邮件或电话形式确认每批次订单，并确认每批次货物的清关数据和进口安全申报数据。 本院认为：一、关于汇佳乐公司在向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申报HM公司买方限额时，汇佳乐公司是否存在未如实披露与HM公司之间的历史交易。经审查，MICHAELYU于2015年5月31日发给汇佳乐公司员工的电子发邮件确认其系HM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此后由汇佳乐公司负责向HM公司出口产品；《2015年关于嘉善汇佳乐与HM公司合作Contract》约定从2015年7月5日起，HM公司下达的产品，将以汇佳乐公司为抬头，直接与HM进行进出口业务；《2015年关于嘉善汇佳乐与HM公司合作规划方案》载明自2015年9月5日起，所有给东台公司生产的产品与之后HM公司下达的产品，将以汇佳乐公司为抬头，直接与HM公司直接进出口业务，与东台公司脱离业务关系。本院认为，从上述文件内容来看，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所主张的2015年5月31日MICHAELYU的电子邮件、《2015年关于嘉善汇佳乐与HM公司合作Contract》、《2015年关于嘉善汇佳乐与HM公司合作规划方案》均不能证明汇佳乐公司在案涉交易之前曾与HM公司存在直接的交易关系。汇佳乐公司并不存在未披露历史交易而影响保险人利益的情况。因此，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依据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主张免责，无事实依据。 二、关于汇佳乐公司与HM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MICHAELYU于2015年5月31日发给汇佳乐公司员工的电子发邮件确认其系HM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双方于2015年7月5日签订了《2015年关于嘉善汇佳乐与HM公司合作Contract》，在实际交易中，MICHAELYU以电子邮件或电话形式确认每批次订单，并确认每批次货物的清关数据和进口安全申报数据。从案涉报关单、发票、装箱单、提单来看，买方均系HM公司，虽然提单注明收货人是DFUD公司，案涉货物也由DFUD公司实际收取，但此涉及HM公司与DFUD公司之间的关系，根据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六《ARevisedSupplementtothecontractsingedbetweenHomeFloorMaxInc.and汇加乐》，HM公司在汇佳乐公司和DFUD公司之间充当了必不可少的交易角色，而HM公司也曾以MICHAELYU将HM公司的货物以远低于常价出售给其所控制DFUD公司并从中不当牟利为由提起诉讼。因此，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以HM公司并非本案真实交易方为由主张免责，无事实依据。 三、本案是否应先行仲裁或诉讼。本院认为，投保人购买出口信用保险的目的，是为了应对买方破产、无力偿付债务、拖欠货款等情况，以有效分散风险，而国家设立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目的旨在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进行对外贸易。案涉保险条款第二条已明确在买方拖欠货款等情形下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第二款虽然约定了“……在被保险人获得已生效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保险人不予定损核赔”的纠纷先决免责条款并进行了加黑加粗，但该条款已被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续转保险单明细表》中批注修改，修改后更为细化的纠纷先决免责条款并未以加黑加粗等形式作出足以引人注意的特别提示。再者，涉案贸易具有跨国性，要求汇佳乐公司先与买家进行国际诉讼或仲裁，再由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理赔，有失公平，亦不符合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另外，本案现有证据反映汇佳乐公司与国外买方HM公司存在真实贸易关系，欠款数额明确，而HM公司却仅以未收到货物单纯否认存在案涉交易并拒付欠款。因此，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以汇佳乐公司未先行仲裁或诉讼为由拒绝赔付，理由不能成立。 四、关于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所称汇佳乐公司未按期提交索赔申请书的问题。保险条款第十一条约定，被保险人在索赔时，应在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后4个月内向保险人提交索赔申请书……，超过上述期限，保险人有权降低赔偿比例或拒绝受理索赔申请。本案中，汇佳乐公司2016年1月14日向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作出可能损失通知书，双方于次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追回款在赔付前或赔付后的分摊，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于2016年8月23日才告知调查相关情况及后续处理意见，但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也未以汇佳乐公司未按期提交索赔申请书为由拒绝赔付。因此，从形式上看，汇佳乐公司虽未能在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后4个月内向保险人提交书面的索赔申请书，但根据上述事实，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实际上已受理了索赔申请，按保险条款第十二条之约定进行了核实，并将核实结果书面通知汇佳乐公司。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以汇佳乐公司未按期提交索赔申请书为由拒绝赔付，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704元，由上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明贵 审判员  黄江平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