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再11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卫国，男，196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仁财，湖南南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文锋，男，196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聂凯元，男，196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以上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蒇，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詹青山，男，195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聂文华，男，196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一审第三人：池先明，男，1967年8月11日出生，土家族，住长沙市雨花区。一审第三人：邱益，男，1972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汉寿县。再审申请人马卫国因与被申请人陈文锋、聂凯元、二审被上诉人詹青山、聂文华、一审第三人邱益、池先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湘01民终3771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8）湘民申272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马卫国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审认定“聂文华与陈文锋、聂凯元之间就《购船协议》构成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认定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经过詹青山“同意和确认”没有证据证明。詹青山和聂文华进行船舶交易时，并不认识陈文锋和聂凯元。在公安机关和法院的庭审笔录中，没有体现概括转移的事实，三方也未签概括转移的合同，或者在《购船协议》中予以载明。马卫国对聂文华和陈文锋、聂凯元之间的交易也不知情。涉及的是两个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2、聂文华和陈文锋、聂凯元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委托代理关系。有转让协议和付款凭证，陈文锋、聂凯元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对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衡阳市珠晖区（2012）珠和民一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陈文锋、聂凯元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池先明归还船舶，该判决已于2013年4月23日发生法律效力。陈文锋、聂凯元此时就已经知道对该船无法主张所有权了。其于2016年5月26日才提起诉讼，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一审认定直至2014年12月船舶被强制执行后才知道权益受损与事实不符。二审也认为其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在收到裁判文书时仍未意识到权益受损，符合常理。这是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曲解。其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2、原审确认民事责任违背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原审法院在认定《购船协议》应当解除时，对于合同解除后的责任承担方式认定有误。首先，陈文锋和聂凯元在收到船舶相关证书时，已经知道船舶并非登记在马卫国名下，只是因为急于用于营利，才选择仍然购买该船。具有重大过错；其次，陈文锋和聂凯元于2009年7月3日将涉案船舶开走，用于出租营利，直至2014年12月被法院强制执行，期间获利近百万元，实际上他们是以每月18000元的价格将船舶出租给中铁二十五局二公司。原审在解除协议后，错误地只要求马卫国返还购船款，而对购船所得的利润不予处理，损害了马卫国的利益，应当予以纠正。再次，一审法院据以定案的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2012）珠和民一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有误，其送达程序不合法、在马卫国缺席的情况下判决，剥夺了其举证辩论的权利。导致判决存在诸多错误。综上，请求: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5民初5270号民事判决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民终377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文锋、聂凯元的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由陈文锋、聂凯元承担。被申请人陈文锋、聂凯元答辩称：申请人的申请理由不充分，应当予以驳回，维持原判。一、一、二审法院已经充分论述了陈文锋、马卫国、聂凯元之间的法律关系，合同履行方实际是马卫国、聂凯元、陈文锋。二、本案是解除合同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对解除合同的赔偿适用诉讼时效，但是应在解除合同之时起算，执行终结是2014年12月份。三、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判决是生效判决，除非有其他的判决推翻该判决，则认定的事实应当作为定案依据。陈文锋、聂凯元前后花费50多万元购船，花了钱什么都没有得到。请求维持原判。一审被告詹青山述称：我是代表马卫国和陈文锋签订合同，钱是直接支付到马卫国账上。最后几笔扫尾的款项是我垫付的。陈文锋、聂凯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马卫国、詹青山与聂文华签订的《购船协议》；二、马卫国、詹青山连带返还陈文锋、聂凯元购船款518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陈文锋、聂凯元利息损失；三、聂文华返还陈文锋、聂凯元支付的信息服务费38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陈文锋、聂凯元利息损失，以上合计576000元；四、马卫国、詹青山、聂文华连带赔偿陈文锋、聂凯元因签订涉案《购船协议》遭受的损失20000元；五、由马卫国、詹青山、聂文华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7月1日，马卫国、詹青山（甲方）与聂文华（乙方）签订《购船协议》，约定购买“飞龙叁号”钢制油机船一艘，船舶协议价格为518000元，包括船舶证书、国籍证书和原油运输许可证书。乙方首付定金20000元，开船前一次付清余款，乙方不承担此船的任何债权债务，甲方只负责出汉寿港；船离港后甲方必须配合乙方办理原油运输许可证过户手续，此协议如有一方违约按整船价的20%付违约金。该协议出卖方（甲方）栏系马卫国授权后由詹青山签署。协议签订后，陈文锋、聂凯元于2009年7月1日向詹青山指定账户转账300000元，次日向詹青山指定账户转账195000元，另向詹青山以现金方式支付23000元（含定金20000元），购船款合计518000元，詹青山予以认可。詹青山收款后以银行转账方式向马卫国转账470000元，马卫国于2012年1月19日向詹青山补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飞龙叁号船款肆拾柒万整（￥470000元），注：该船系我委托詹青山牵线买卖款我已收，马卫国，2012年1月19日”。2009年7月1日，《购船协议》的乙方聂文华向陈文锋出具转让协议一份，载明“飞龙叁号由聂文华同志有价转让给乙方陈文锋，协议按原合同不变价格伍拾壹万捌仟（￥518000元），转让人：聂文华，身份证4306241967××××××××”，随即聂文华向陈文锋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收条收衡阳陈文锋老板购飞龙叁号信息费叁万八仟元整（￥38000元），收款人：聂文华，2009年7月1号。”次日，詹青山向聂文华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聂文华购飞龙叁号油船款518000元，收款人詹青山，2009年7月2日”，并向其提供了船舶所有权证书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为此，陈文锋、聂凯元为购买“飞龙叁号”船舶共支付了购船款518000元。其中，马卫国得款470000元，詹青山得款48000元，陈文锋、聂凯元向聂文华支付“信息服务费”38000元，并于2009年7月3日开走“飞龙叁号”船舶。船舶登记号为340603010016的“飞龙叁号”油船登记在池先明、邱益的名下，证书载明池先明、邱益各占50%股份共同共有。经查，“飞龙叁号”油船实际出资人为马卫国及池先明，其中，池先明出资40余万元，马卫国出资5万元。池先明将该“飞龙叁号”油船租赁给邱益使用，租金为198000元/年。该“飞龙叁号”油船实际一直由马卫国借用“邱益”名义控制并使用。马卫国在出卖“飞龙叁号”油船时未告知池先明，亦未经得池先明同意，擅自委托詹青山出售该船。池先明于2011年4月23日向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刑侦大队报案，詹青山所得购船款48000元及聂文华所得“信息服务费”38000元被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刑侦大队收缴。庭审中，陈文锋、聂凯元称马卫国、詹青山与聂文华签订《购船协议》时，陈文锋、聂凯元均在场，并向詹青山支付了部分购船款。另查明，池先明于2012年5月22日向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起诉陈文锋、聂凯元、马卫国等返还标的船舶，该法院于2013年4月7日作出（2012）珠和民一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判决陈文锋、聂凯元向池先明返还该船舶。该船舶经该院强制执行，返还给池先明，池先明已将该船舶出卖他人，并办理变更登记，且该院还执行扣划了陈文锋的银行账户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该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1、詹青山代马卫国与聂文华签订《购船协议》的行为，构成代理。马卫国作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詹青山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2、聂文华与陈文锋、聂凯元之间就《购船协议》构成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2009年7月1日，聂文华与马卫国的代理人詹青山签订《购船协议》后，将该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陈文锋、聂凯元，并经过了马卫国的代理人詹青山的同意和确认。陈文锋、聂凯元作为合同权利义务的受让人，成为该《购船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取得该协议所约定的全部权利义务，聂文华不再受该《购船协议》的约束。3、马卫国依据《购船协议》，履行该协议约定的义务，向陈文锋、聂凯元转移船舶占有，并提供了船舶所有权证书及其他证明文件；陈文锋、聂凯元依据《购船协议》履行向马卫国的代理人詹青山支付船舶对价518000元的义务，且马卫国向陈文锋、聂凯元出具了收据。因此，陈文锋、聂凯元与马卫国形成了船舶买卖关系，且双方均实际对该船舶买卖合同进行了履行。（二）陈文锋、聂凯元主体是否适格。该案系就前述《购船协议》产生的合同纠纷，陈文锋、聂凯元作为《购船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为维护自身权益，依法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三）关于马卫国、詹青山、聂文华提出的陈文锋、聂凯元诉请已超诉讼时效的问题。《购船协议》的合同标的物为“飞龙叁号”船舶，陈文锋、聂凯元称其是在2014年12月该船舶被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执行后才知道自身权益受损，故于2016年5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未超过原诉讼时效2年。马卫国、詹青山、聂文华提出陈文锋、聂凯元诉请已超诉讼时效，但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陈文锋、聂凯元在2014年12月之前知道或应当知道自身权益受到损害。马卫国、詹青山、聂文华对陈文锋、聂凯元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四）关于责任承担的问题。1、马卫国应承担违约责任。马卫国作为《购船协议》的卖方，对合同标的物“飞龙叁号”船舶没有完全的所有权及处分权，经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2012）珠和民一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池先明收回该标的船舶，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买方陈文锋、聂凯元构成根本违约，陈文锋、聂凯元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马卫国承担违约责任。因此，陈文锋、聂凯元要求解除2009年7月1日签订的《购船协议》，并要求马卫国返还陈文锋、聂凯元已交付的购船款47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詹青山在本案中不承担连带返还陈文锋、聂凯元购船款的责任。《购船协议》中虽有詹青山的签名，但詹青山实际系马卫国的代理人，《购船协议》实际系詹青山作为代理人以被代理人马卫国名义订立的合同，由此产生的合同权利义务，直接由被代理人马卫国承担。因此，对陈文锋、聂凯元要求詹青山连带返还陈文锋、聂凯元购船款47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关于詹青山在《购船协议》中收取购船款48000元的责任问题。池先明报案后，詹青山所得的购船款48000元被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刑侦大队收缴，詹青山无法返还给陈文锋、聂凯元，且詹青山与聂文华签订《购船协议》时陈文锋、聂凯元称均在场，詹青山向聂文华提供了船舶所有权证及其他相关证件，陈文锋、聂凯元未核对船舶所有权人与出卖人的关系，未尽到一般注意义务和合理审查义务，具有一定过错，应当自行承担部分责任，考虑到詹青山所得的购船款48000元已被收缴，故对陈文锋、聂凯元主张詹青山返还陈文锋、聂凯元购船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关于聂文华在《购船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陈文锋、聂凯元后，向其收取的38000元“中介费”，该笔款项实际是基于聂文华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陈文锋、聂凯元的行为而予以支付的，聂文华已履行完合同转让义务，因此对陈文锋、聂凯元要求聂文华返还38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5、陈文锋、聂凯元诉求的20000元损失，系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中明确由陈文锋、聂凯元承担的费用，及由此产生的执行费，因此对陈文锋、聂凯元要求马卫国、詹青山、聂文华赔偿该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6、聂文华、邱益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承担不应诉、不举证、不质证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解除马卫国、詹青山与聂文华于2009年7月1日签订的《购船协议》；（二）马卫国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文锋、聂凯元返还购船款47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三）驳回陈文锋、聂凯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60元，保全费3470元，共计13030元，由陈文锋、聂凯元承担2398元，马卫国承担10632元（该款陈文锋、聂凯元已垫付，由马卫国直接支付陈文锋、聂凯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诉讼时效问题；二、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三、虚假诉讼及程序违法问题。关于诉讼时效。马卫国未提供证据证明陈文锋、聂凯元在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受损。陈文锋、聂凯元并非法律专业人士，虽其收到关于返还船舶的裁判文书，但直至船舶被法院强制执行时才意识到其权益受损，这符合常理。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对诉讼时效问题做出的认定并无不当。马卫国上诉称陈文锋、聂凯元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届满期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主体资格。陈文锋、聂凯元与聂文华签订《购船协议》的当日即将购船款支付给詹青山，两日后陈文锋、聂凯元便开走了涉案船舶。从该《购船协议》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来看，聂文华将其与詹青山签订的《购船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陈文锋、聂凯元，并得到了詹青山的认可。一审判决陈文锋、聂凯元与詹青山代理的马卫国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符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马卫国称陈文锋、聂凯元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聂文华已退出原有的合同关系，陈文锋、聂凯元要求聂文华承担法律责任，依据不足。詹青山系马卫国的代理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马卫国承担，且其收取的48000元已被公安机关收缴，陈文锋、聂凯元要求詹青山返还48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虚假诉讼及程序违法问题。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案中，马卫国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陈文锋、聂凯元与池先明或其他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故马卫国主张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陈文锋、聂凯元虽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迟到，但其说明了具体理由，且法律并未规定对于迟到的原告必须按撤诉处理，故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马卫国上诉称一审未依法作出按撤诉处理的裁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文锋、聂凯元、马卫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二审予以驳回。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60元，由陈文锋、聂凯元承担2000元，马卫国承担7560元。再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申请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诉讼时效问题；三、应否直接适用《合同法》第97条，在解除合同后判决相互返还的问题。关于焦点一、签订《购船协议》时，聂文华、陈文锋、聂凯元、詹青山均在场；协议签订后，购船款是由陈文锋、聂凯元支付至詹青山指定账户；陈文锋、聂凯元支付的购船款已由马卫国收取；陈文锋、聂凯元于2009年7月3日开走涉案船舶；池先明在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起诉返还船舶的相对方也是陈文锋、聂凯元。因此，本院二审从《购船协议》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分析，认定聂文华将其与詹青山签订的《购船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陈文锋、聂凯元，陈文锋、聂凯元与詹青山代理的马卫国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陈文锋、聂凯元一审诉讼请求中，第一项为解除合同。在合同解除之前，双方买卖合同关系一直持续。只有在解除合同后，才涉及购船款返还问题。本案对于解除合同权而言，是不适用时效问题的。返还购船款作为解除合同后的附随义务，其诉讼时效应从合同解除之时起计算。被申请人的该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再审申请人的该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三：本案被申请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为解除涉案合同，并返还购船款、赔偿相应损失。但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未提起反诉请求解决被申请人购船后所得收益返还的问题。因此，合同解除后，被申请人是否应返还购船所得收益以及收益多少、如何返还等问题，并非本案审查范围，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另案解决。因此，再审申请人的该再审请求亦不能成立。此外，对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2012）珠和民一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马卫国未上诉亦未申请再审。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其定案事实可作为本案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湘01民终3771号民事判决。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560元，保全费3470元，共计13030元，由陈文锋、聂凯元承担2398元，马卫国承担10632元（该款陈文锋、聂凯元已垫付，由马卫国直接支付陈文锋、聂凯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60元，由陈文锋、聂凯元承担2000元，马卫国承担75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雅审判员 肖志维审判员 刘文涛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聪书记员彭丹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