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72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 法定代表人:刘小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孟璐，女，199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阿达，男，1941年6月21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红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作良，四川明炬（都江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朝静，女，196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div> 法定代表人：胡志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义峰，男，195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天仙桥北路**。 法定代表人：孟志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小兰，女，198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公司）与被上诉人阿达、李朝静、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公司）、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民初2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6年5月20日，阿达到中港公司都江堰市三官桥下街服务网点咨询出国事宜，李朝静系该网点负责人，阿达向李朝静支付了旅游费2900元。同日，李朝静以个人名义找到康辉公司都江堰网点负责人高小兰，称为其阿坝州朋友办理出国旅游手续，委托康辉公司为包括阿达在内的59人办理出国旅游护照提供所需的发票和合同，李朝静（甲方）与康辉公司高小兰（乙方）约定：“甲方付给乙方1200元/人，客人证件办下来半年之内走团充作团费，返100元/人；如果客人自行出行，凭出入境记录销签后退还760元/人。如果客人因为特殊原因，半年内不能出行，可电话协商适当延长出行时间期限”。因康辉公司没有为阿坝州旅客办理出国护照的资质，又委托给国旅公司为阿达提供办理出国护照所需的发票和合同，国旅公司与康辉公司约定按每人1000元收取费用，如退团则扣取300元服务费，即每人退回700元。2016年5月23日，康辉公司高小兰向国旅公司转账支付了59000元。国旅公司以旅客为购买方向康辉公司提供了价税30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并提供了加盖有国旅公司印章但旅游者栏空白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阿达于2016年6月收到李朝静寄件后，持国旅公司出具的合同和发票在阿坝州公安部门办理了出国旅游护照，但至阿达起诉时，李朝静未组织阿达出国旅游。 2016年5月23日，李朝静向阿达等人出具了《承诺书》，记载“凡在都江堰三官桥中港国际旅行社办理护照去旅游的游客已交2900元，再无需交取任何费用，如在产生任何费用，由都江堰网点中港国际旅行社李朝静负全责（除办签证费）。”该承诺书上除李朝静签署姓名、日期外，还留有“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都江堰三官桥服务网点业务专用章”的印文。2016年7月14日，李朝静与康辉公司高小兰确认实际参团人数为63人，康辉公司按1200元/人的标准向李朝静实际收取了56人的费用，余7人费用欠付。2016年11月15日，李朝静与国旅公司、康辉公司签署一份《情况说明》，载有“兹有李朝静2016年5月20日通过都江堰康辉旅行社委托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办理仁真机等63人出国旅游。出境旅游合同及发票于2016年5月20日由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开给仁真机等63人（已由都江堰康辉旅行社交给李朝静，她转到每个客人手上）。从2016年5月开始办理护照，至2016年11月，部分客人因为没有拿到护照，仁真机等63人至今没有一人参团出行。现已申请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退回扣除所开旅游合同及发票产生的税费及合同工本费后由李朝静为客人垫支的旅游团费给都江堰康辉旅行社最后退给李朝静，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李朝静承担，前面三方之间的协议解除，后面与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及都江堰康辉旅行社无关。”2016年11月21日，国旅公司向高小兰转账支付退款37100元，同日，李朝静在2016年11月15日《情况说明》空白处书写收条一份，记载了其收到都江堰康辉高小兰退仁真机一行63人旅游费39660元，已扣除费用，后面任何情况与都江堰康辉无关。 2017年10月12日，马丽萍作为游客代表向都江堰市旅游稽查执法大队投诉中港公司都江堰市三官桥下街服务网点李朝静不按合同履行义务，经都江堰市旅游稽查执法大队协调，马丽萍与李朝静达成一致处理意见。据都江堰市旅游稽查执法大队与2018年10月31日制作的《旅游投诉调解书》，对阿达处理方案为“五、红原县9人由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李朝静安排出行东南亚、出行时间由旅行社尽快安排，提前三天通知游客，签证费客人自付，就不再产生其他费用”。还确认了阿达已交费用为2900元。审理中，中港公司陈述服务网点负责收客，旅客与总公司签订合同，李朝静没有找过总公司，该网点2016年在营业，2017年年后未再营业，但未注销。为证明李朝静行为超出授权行为，中港公司提供了公司公章和财物章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朝静以中港公司名义与阿达建立旅游合同关系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中港公司对李朝静作为中港公司都江堰市三官桥下街服务网点负责人的事实予以认可，中港公司提供的公章和财务章证据不能证明阿达交款时明知李朝静系超出公司授权范围履行职责，故2016年5月李朝静以中港公司名义向阿达等人出具加盖有中港公司业务印章的《承诺书》，向阿达收取费用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阿达虽未与中港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但阿达向网点负责人李朝静支付旅游费，李朝静亦以中港公司名义出具承诺书，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阿达与中港公司之间的旅游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中港公司应当对阿达承担合同义务和责任。 关于解除合同和退还旅游费。阿达虽未在2017年10月31日《旅游投诉调解书》签字，但游客代表马丽萍进行了签字，结合阿达的陈述，可以确认阿达知晓并认可该调解书中的处理意见，中港公司在庭审中亦否认李朝静行为系职务行为，视为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规定，阿达依法有权解除双方的旅游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阿达与中港公司作为旅游合同关系相对方，阿达已履行向中港支付旅游费的合同义务，中港公司并未履行安排出国旅游的合同义务，阿达要求中港公司退还阿达支付的旅游费用2900元，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中港公司提出根据李朝静与第三人的委托合同，扣除护照费用440元，因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不予采纳。故对阿达要求中港公司退还2900元旅游费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阿达主张的利息，原审法院认为，该诉请实际系阿达要求中港公司赔偿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阿达于2016年5月20日支付李朝静2900元旅游费，基于前述对李朝静职务行为的认定以及对解除阿达与中港公司旅游合同关系的认定，中港公司应当向阿达支付旅游费支付次日起至退款之日止的利息，即自2016年5月21日起至实际退款之日止以29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阿达计算并支付利息损失，阿达主张2016年5月23日起计算支付，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李朝静的行为是否构成债务加入，原审法院认为，1.根据《承诺书》内容，系李朝静对阿达支付2900元后不需在支付任何费用的承诺，并非李朝静以个人名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2.据2016年11月15日《情况说明》，系李朝静在与康辉公司、国旅公司协商退款过程中对康辉公司和国旅公司作出的承诺，不能证明其具有加入阿达与中港公司之间债务关系的意思表示；3.2017年10月31日《旅游投诉调解书》关于阿达处理意见的表述，也不能证明李朝静具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阿达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故对阿达关于李朝静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一、解除阿达与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旅游合同关系；二、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阿达退还旅游费29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29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6年5月23日起至实际退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阿达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港公司不服原判，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中港公司与阿达之间不存在旅游合同法律关系，其不应退还2900元旅游费用。事实和理由为：首先，原审法院依据庭审中未出示原件的《承诺书》，亦非公司授权的印章，推定李朝静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其次，原审法院认为中港公司与阿达构成旅游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旅游者并未与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旅游合同》，中港公司也并未收取过旅游者费用。旅游者与国旅公司签订了《旅游合同》，国旅公司向旅游者出具了等额发票，实际上旅游者与国旅公司构成了旅游合同法律关系。 被上诉人阿达、国旅公司、康辉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李朝静二审中未陈述答辩意见。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李朝静在本案中收取旅游费用、出具《承诺书》、参与都江堰市旅游稽查执法大队组织的调解等一系列行为是否属于代表中港公司的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李朝静收取旅游费用时为都江堰市三官桥下街服务网点负责人，代表中港公司招客系旅游网点的主要经营职责，阿达系在中港公司网点咨询后支付的涉案旅游费用。在嗣后争议发生时，李朝静亦以中港公司的名义出具了加盖有“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都江堰三官桥服务网点业务专用章”印章的《承诺书》，并经由中港公司安排（根据上诉人二审自述）参与了都江堰市旅游稽查执法大队组织的调解。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李朝静的一系列行为属于代表中港公司行使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中港公司具体承担。李朝静在代表中港公司收取旅行费用后，相关费用是否交给中港公司及中港公司与李朝静如何安排旅游相关具体事项，属于中港公司内部事务，对本案被上诉人阿达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中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成都中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艺 审判员  陈楠 审判员  曹巍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郁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