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39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传来，男，198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启军，男，199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自治县。原审被告：张达辉，男，199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自治县。原审被告：陆少伟，男，1992年12月26日出生，彝族，住重庆市北碚区。上诉人谢传来与被上诉人朱启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1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传来及被上诉人朱启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张达辉及陆少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本院将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传来的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或依法改判（2019）黔0111民初1593号判决；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于2017年1月1日起，与原审被告张达辉经过口头约定，协商一致，将聚乎空间休闲吧也就是小店交与朱启军个人全权经营管理并自负盈亏，朱启军占有小店股份的80%，而新设花溪牛角岛的店，也就是大店朱启军不再参与经营及不再占有股份，经营权由谢传来和张达辉所有，在之后以大店签订的生效书面协议中，都表明了大店的经营和管理都是由上诉人谢传来和张达辉互相协商决定的。上诉人也从未与被上诉人朱启军及张达辉之间签订过《股东退出协定》，在朱启军全权负责小店期间，经营不善，收益不高，打算退出，上诉人并不同意其提出的所谓的退出赔偿。在被上诉人朱启军提出开设大店出资38,000元中，上诉人谢传来并不知晓该出资的实际情况，张达辉、朱启军、谢传来三人并未签订大店经营合伙协议以及未签订朱启军出资大店开设的证明，该款项由张达辉和朱启军两人私自完成，张达辉也未将收到朱启军38,000元的事实和证据告知谢传来，因此，上诉人不承认该出资的真实性，也不承认与朱启军之间在大店上存在合伙关系。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并未说明是谢传来向朱启军支付退股资金的事实，并不能作为谢传来与朱启军在大店的开设上存在合伙关系的判断依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签订过《股东退出协定》，该份协议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对上诉人产生约束效力，且被上诉人全权经营的小店三方约定是由其一人自负盈亏，因此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朱启军辩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伪造部分事实，上诉人已经承认我是出资人，小店占股80%（参与经营管理），大店我也占股10%了，是合法股东，且在我退股之前本人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小店也是在我退股后才关闭的，与我无关。《股东退出协定》谢传来虽未签字，但当时所有股东在店里共同讨论过，他也表示同意退伙，并且在我退伙后他从公账已两次向我转账退货款项共计15,000元，且张达辉以合伙企业名义公账向我转账四次共计31,807.63元，他并未提出异议，同时其上诉状最后部分已经明确表示我退出经营并给我补偿，足以证明同意退伙。以上有其他在场股东、转账凭证、现场录音（已交法院）佐证。我出资的38,000元转入张达辉账户作为出资人，他是知晓的，且我们共同购置设备，一起装修，以上有合伙人张达辉、陆少伟作证。综上，一审法院调查事实清楚，判决公正合法，上诉人所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前后矛盾，系上诉人为逃避债务拖延履行的行为。被上诉人张达辉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我与朱启军、谢传来和陆少伟存在共同投资合伙关系，出资形式和金额均有依据证明，且所有人员均知悉，被上诉人朱启军并未向我、谢传来和一审被告陆少伟转让股份，按照相关约定，朱启军的投资退出款应属于持有合伙投资项目的经营主体的债务，2018年7月23日通过合法注册公司后，该经营主体即为“贵州聚乎空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因此，在2018年9月26日，我、陆少伟与谢传来分别签署了《贵州聚乎空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后，根据约定我和陆少伟将不再承担该债务。朱启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支付剩余尾款17,190元，并从2017年7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3倍支付该笔款项的利息至款项付清为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6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谢传来、张达辉三人平均出资20,000元，共同经营聚乎空间休闲吧民宿（地址在花溪园亭山小区，以下简称小店）。2016年12月1日，原告与谢传来、张达辉三人商定新增加一个店面（地址在花溪牛角岛，以下简称大店），由原告出资38,000元，由谢传来、张达辉分别出资106,000元，经谢传来介绍，由陆少伟出资50,000元作为新增投资人（不参与经营管理）。2017年6月1日，经全体出资人一致同意原告退出以上两个店面的经营管理，退还出资款及小店半年的房租共计64,000元，该笔费用从以上两个店面所得利润中优先支付，最晚不超过2017年9月30日付清。2017年7月2日，张达辉以合伙企业名义向原告转账20,000元，同年9月19日，张达辉以合伙企业名义向原告转账10,000元，同年9月30日，张达辉向原告转账1,807.63元，同年11月4日，谢传来以合伙企业名义向原告转账10,000元，同年12月7日，谢传来以合伙企业名义向原告转账5,000元，至此共收到款项46,807.63元，剩余尾款17,192.37元未支付。当原告追要剩余款项时，谢传来认为原来的店面已经不存在，故不再支付剩余款项，该店面系被谢传来私自改装，用来经营其他项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诉请如前。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10日，原告朱启军、被告谢传来、张达辉三人共同签订《股东退出协定》1份，约定：“聚乎空间休闲吧股东朱启军因个人原因自愿退股，经全体股东商议后一致同意其全部退出聚乎空间休闲聚吧所有权益，其全部股份作价人民64,000元，转让给其余股东（包括股东张达辉、谢传来、陆少伟）。其退股应得金额将由聚乎空间休闲聚吧经营主体在其退出之日起所得全部利润优先支付，现于2017年7月2日已向其支付人民币20,000元，剩余部分理论将于2017年8月31日前付清，最晚不超过2017年9月30日。如到期未付清，每超过一日将支付其千分之一违约利息；如无故不支付，其有权提同申请经营主体破产清算并将清算所是优先偿还其未付清欠款。”该协议退股股东处由原告朱启军签名捺印，受让股东处由被告张达辉、谢传来签名捺印。2017年7月3日至2017年12月7日，被告张达辉、谢传来共向原告转账46,807.63元，具体明细如下：            日  期              金额（单位：元）              转账人                  2017年7月3日              2500              张达辉                  2017年7月4日              17500              张达辉                  2017年9月19日              10000              张达辉                  2017年9月30日              1807.63              张达辉                  2017年11月4日              10000              谢传来                  2017年12月7日              5000              谢传来                  合计              46807.63      另查明，2018年9月26日，被告张达辉、陆少伟分别与被告谢传来签订《贵州聚乎空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书》）各1份，分别约定张达辉、陆少伟将所持股份转让给谢传来。庭审中，原告陈述，因小店在居民家中经营，未办理工商登记，大店在原告退出后被告等人才办理的工商登记。原告退出后，被告陆少伟才参加的经营。审理中，原告提交照片12张，拟证明与被告等人经营聚乎空间休闲聚吧的事实。原告提交现场录音1份，拟证明曾与被告三人协商退钱事宜，但未协商一致。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及业经庭审质证的原告身份证、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股东退出协定》、《贵州聚乎空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关于经营主体责任人任命和经营和管理制度的协议》、微信转账记录、照片、录音等证据在卷佐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朱启军与被告张达辉、谢传来签订的《股东退出协定》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履行。关于原告主张三被告支付尾款17,190元的诉请，经查，《股东退出协定》签订后至2019年3月26日（本案开庭之日）被告张达辉、谢传来共向原告支付了46,807.63元，尚欠17,192.37元未支付。《股东退出协定》中虽记载：“其余股东（包括股东张达辉、谢传来、陆少伟）”，但受让股东处仅由张达辉、谢传来签字，陆少伟并未签字，且原告庭审中也认可被告陆少伟系其退出后才参与经营的，因此，被告陆少伟不应承担《股东退出协定》中约定的退款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52条：“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应由被告张达辉、谢传来二人共同承担向原告支付欠款17192.37的义务，现原告主张17,190元，一审法院从其自愿。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自2017年7月1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3倍支付利息至尾款付清为止的诉请，因在《股东退出协定》约定的最后支付日期是2017年9月30日，逾期则按每日按千分之一支付利息，即年利率36%（0.1%/天×360天）。现原告诉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支付利息，经查，中国人民银行2017年基准贷款利率为年利率4.35%，3倍利息经计算为13.05%（4.35%×3），该利率未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年利率24%的上限，也未超过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起息日期应为2017年10月1日。关于被告张达辉提出的“已将股份转让给被告谢传来，也将股份转让之事告知过原告，故应由谢传来支付余款”的答辩意见。因其转让行为发生在朱启军转让之后，其与谢传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仅对谢传来及张达辉之间具有约束力，被告张达辉未举证证明已将股份转让之事告知原告，且原告同意由谢传来一人支付欠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故对被告张达辉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张达辉在承担支付责任后可根据与谢传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另案主张权利。关于被告陆少伟提出的“已将股份转让给被告谢传来，且陆少伟系朱启军退出后才参与经营，故不应承担支付责任”的答辩意见，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符，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被告谢传来、张达辉、陆少伟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辩论的权利，其相应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提，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已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张达辉、谢传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启军欠款人民币17,190元并以人民币17,190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13.05%支付逾期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朱启军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5元（已按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被告张达辉、谢传来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谢传来是否应当对转让款承担责任。在《股东退出协定》中，上诉人主张落款处谢传来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系张达辉代签，该协定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对其无效，不应对协定中约定的转让款承担责任。从本案事实来看，上诉人两次通过其支付宝账号以合伙企业名义于2017年11月4日及12月7日向朱启军转账共计15,000元，从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来看，上诉人曾与被上诉人及张达辉，协商该协定中约定的退钱事宜，本院认为，上诉人应当是知晓并且承认协定约定内容，且对该协定中约定的内容已作出了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之规定：“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上诉人既已开始履行合同义务，则视为对该协定的追认，应当对协定中约定的转让款承担责任，因此，即使谢传来的签字、手印不是其本人所签，亦不影响本案审理结果。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谢传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元，由上诉人谢传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可审判员 庞 敏审判员 刘 佳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彭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