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初3827号 原告：四川蓉垚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菊乐路****。 法定代表人：曾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德铭，四川川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仁义，四川川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德良，男，汉族，1971年11月4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成都益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成，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二路****楼****委会内)。 法定代表人：黄德良，执行董事。 被告：成都德益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普文社区**** 法定代表人：黄德良，执行董事。 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琳媛，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蓉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蓉垚公司）与被告黄德良、成都益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楷公司）、成都德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益公司，原成都江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银公司或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蓉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德铭、郑仁义，被告黄德良、益楷公司、德益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胡琳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蓉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黄德良和益楷公司支付转让价款145525784.85元，并从2017年8月16日起每日承担应支付款项千分之一的违约金（14.55万元）至以上款项付清之日止（计算到2017年11月9日为1222.4万元）；2.依法判决德益公司对以上应付价款和违约金等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15日，蓉垚公司与黄德良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协议约定蓉垚公司将其持有的原江银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黄德良（或者过户给甲方指定的关联公司），包含的资产为：有产权的未售商品房19035.63㎡（后核实为18781.94㎡），有产权的未售车位500个，未开发土地105亩（核定为104.55亩），转让价格467000088元，支付方式为：1.签订协议后两个工作日内支付3亿元，同时原告将目标公司80%股权过户至黄德良名下（或者黄德良指定的关联公司）；2.2017年8月15日前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0%股权过户至黄德良名下（或者黄德良指定的关联公司），黄德良再向蓉垚公司支付5000万元；3.蓉垚公司完成税费、成本核定等工作，黄德良支付剩余股权价款117000088元。2017年5月1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共同核定目标公司债务总额321474303.15元；双方还约定全部转让款转入目标公司，由目标公司向原告支付。协议书签订后，黄德良支付了第一笔股权收购款3亿元，转入了目标公司的账户，蓉垚公司将目标公司证照、资料、印章等资料物品约200多件交与了其指定人员，并分别于2017年5月16日、7月20日将目标公司股权80%、20%转让给黄德良并过户到其指定的关联公司益楷公司名下，并将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德良；为了履行协议书，蓉垚公司还聘请了专业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了税费核定、进行了成本费用支付清算、债务清偿等工作。但经多次通知黄德良、益楷公司、目标公司支付第二笔5000万和第三笔117000088元或者要求双方进行协商结算，但是黄德良及其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签订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书》，对蓉垚公司需要目标公司办理和协助办理的各种事务，黄德良和目标公司也不办理。故起诉来院。 被告黄德良、益楷公司、德益公司共同答辩称，1.益楷公司、德益公司不是协议相对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益楷公司并非协议书中的签约方和履行者，仅是指定接收股权的第三方，德益公司作为协议约定的被收购目标公司，并非协议的签约方，且没有对原告与答辩人黄德良之间的股权转让款支付作出过担保的意思表示。2.黄德良应付收购总价款应扣除承诺分别载明的700万元、2500万元以及因土地面积减少产生的16553920元，即为418446168元，扣除原告所称债务后未付款为96971864.85元。3.协议约定的第二笔及尾款未达到约定支付条件，第二笔的支付条件为蓉垚公司完成目标公司未售商铺的出售、剥离，且在2017年8月15日前并未将目标公司剩余20%股权过户至黄德良指定的益楷公司名下，蓉垚公司逾期过户、至今未完成剥离且黄德良已经支付第二笔5000万元。尾款支付条件为蓉垚公司完成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以及其他应付款核缴清楚后，再由黄德良支付。4.蓉垚公司未按约定期限履行义务，至今有合同义务未完成，黄德良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5.因蓉垚公司隐瞒目标公司实际债务，且应缴税费金额为87431767.33元，黄德良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6.黄德良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支付违约金，且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为证明股权转让总价款减少，黄德良提交了以下证据： （1）《承诺书》一份，时间为2017年5月16日，载明“乙方（蓉垚公司）郑重承诺：根据该《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甲方支付最后一笔收购尾款的时间由甲方与乙方协商确定，如甲方未按协议约定时间付款，不视为甲方违约且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如乙方要求甲方按协议约定时间支付最后一笔收购尾款，则甲方只收购目标公司250个有产权的未售车位，收购单价6万元/个，双方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收购总价款为人民币肆亿肆仟贰佰万零捌拾捌元整（小写：442000088.00元），甲方按此总价款支付剩余收购尾款。”该《承诺书》上有曾波签字。被告拟证明股权转让总价款应减少至442000088.00元，交易所涉资产减少250个车位。同时，该证据亦能证明尾款还未达到支付的条件，所以不应当支付。 （2）目标公司的《新都区规划管理局建设项目规划条件通知书》，载明目标公司规划净用地面积约104749.68平方米，约157.1245亩，4号征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约4.5亩，用地性质为服务设施用地（幼儿园）。被告黄德良主张，该面积与《框架协议》载明的105亩减少0.4488亩；同时根据规划条件，4号地只能建设幼儿园。被告主张因误差减少的土地面积应当扣减相应价款，只能建设幼儿园的土地不具备开发价值，应减少1655.392万元。 （3）公证书，拟证明黄德良与曾波在微信中就价款减少多次协商，曾波在发给黄德良的股权收购协议、补充协议中明确认可减少股权转让的价款4080万元。 蓉垚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承诺书》附有条件，即双方就最后一笔收购尾款的支付时间协商并形成协议，现双方未达成协议，故承诺内容未生效，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关于土地面积，认可可开发用地是减少了约0.45亩，但因双方是对该地块是概括性的约定，蓉垚公司法定代表人就具体未开发土地面积的准确数字无法全面记清，105亩与真实未开发面积差距微小，同时第4号4.5亩土地是教育用地，并非没有开发价值，且幼儿园用地比商品房开发更有价值，故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公证书所载补充协议，系双方协商的内容，但并未签订确认。 本院认证：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是否具有证明力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协议虽系曾波发送给黄德良，但不能证明双方就协议内容已达成一致意见，故该证据与本案实际交易情况缺乏关联，不予采信。 2.为证明黄德良已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黄德良提交2018年2月8日黄德良向指定收款账户即目标公司账户转款5000万元的转款凭证、银行回单，蓉垚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向目标公司发出的催款通知，载明“你公司于2018年2月8日收到黄德良支付给我公司的股权收购款5000万元，此款系黄德良2017年5月15日与我公司签定《股权收购款项协议》应当支付的部分款项”，拟证明黄德良在未达到支付条件的情况下支付了第二笔5000万元，且蓉垚公司知晓并认可该付款行为。 蓉垚公司质证认为，对转款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蓉垚公司已于2017年9月要求黄德良向其支付，并于2017年11月起诉黄德良，要求其向蓉垚公司支付，第一笔打款到原江银公司，是蓉垚公司的委托行为，系因双方共管账户且有信任基础，现账户已由黄德良控制，黄德良于2018年2月向目标公司账户转款的行为不符合合同约定和目的，该支付行为与蓉垚公司无关，向原江银公司发出通知并非认可黄德良的履行行为，而是向原江银公司主张该款。 本院认证：对前述转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是否采信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3.为证明剩余款项未达支付条件，黄德良在收购后，目标公司实际成本已远超未付转让款，被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黄德良提交了以下证据： （1）蓉垚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出具的承诺书，载明：蓉垚公司将北尚城项目尚未销售的商铺及部分未售住房、部分未售车位剥离至案外人名下。黄德良主张，现蓉垚公司仅仅和案外人签订了合同，剥离未完成，故未达到支付对价的条件。 （2）2017年8月15日蓉垚公司的回复函，拟证明税务问题由双方协商进行核定；2017年9月12日税费核定函，拟证明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蓉垚公司进行核定税费、成本费等。 （3）结算账户电子明细对账单、电子缴款凭证、税款缴纳凭证、完税证明，新都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成都市新都区地方税务局欠税确认书、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等，以及当事人双方往来函件，拟证明目标公司实际支付税费14275085.93元，超过蓉垚公司出具的债务清单所载金额，且多次催促蓉垚公司对目标公司税费进行核定并及时完成清缴工作。 （4）根据蓉垚公司移交材料形成的税务报告书，拟证明目标公司应补税金及滞纳金共计87431767.33元。 （5）四川省税务稽查局于2019年2月15日所发的税务稽查通知书，拟证明目标公司税费至今都没有核缴完毕。 （6）贷款还款凭证、利息回单、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等，拟证明前述贷款本息总额为179727245元，付款委托书、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目标公司已实际支付黄德彬代付案外公司设计费的个人债务443800元蓉垚公司未列在债务清单中，蓉垚公司移交工程款类材料，载明工程款应付金额为12682502.67元；根据蓉垚公司移交的资料已清理出的蓉垚公司未列明的目标公司其他合同类应付款1566617.72元；记账凭证、银行进账单、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等，拟证明黄德良已经代蓉垚公司清缴了部分工程类应付款85825209.65元、部分其他合同类应付款1375800元。以上证据，拟证明目标公司实际所负债务金额已超过蓉垚公司出具的债务清单所载明金额。 上述证据，蓉垚公司对证据(1)(2)(3)（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系对商铺资产进行出售或剥离，并未约定要求完成；往来函件只能证明协商；因资料已全部移交、股权已经全部转让，蓉垚公司已无法掌握税务问题、不是纳税主体，且蓉垚公司也无法收到相关法律文书，目标公司应自行申报并进行纳税，其未正常纳税所产生的滞纳金以及2017年8月15日之后正常经营产生的税费与蓉垚公司无关，且对目标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前的债务，蓉垚公司已承诺对超出债务清单的部分承担支付责任，故以上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税收总额，蓉垚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时预估为1200万元，根据现有证据，认可总额变为15655261.62元，多出部分可从总价款中减去。蓉垚公司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报告为被告自行制作，且明确为内部使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且报告形成的前提是假设全部销售，与实际不符。蓉垚公司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除黄德彬代付案外公司设计费的个人债务443800元可以从总价款中扣除外，其他付款存在争议，且其他认可的费用均在总负债中，其中工程款为1875万元、其他合同八十余项为8157万元，包含300多万工程造价款，且如2017年8月15日前发生的债务总额超过3.2亿元的部分，蓉垚公司已承诺由其负担，黄德良可以向蓉垚公司主张，故以上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本院认证：对证据(1)(2)(3)（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因证据（2）仅能反映当事人双方在就税费问题进行协商，不能证明双方已就税费问题形成了一致意见，故不予采信，其他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证据（4）为三被告自行制作，因该报告注明的使用范围为内部使用、不得向第三方披露，且本案中黄德良已就目标公司税费等与蓉垚公司形成了一致协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予采信。 4.关于合同相对方及德益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双方提交以下证据： （1）为证明益楷公司为合同相对方，蓉垚公司提交了黄德良与益楷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蓉垚公司与益楷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工商登记材料。 三被告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益楷公司系黄德良控制的关联公司，益楷公司仅为黄德良指定承受股权的第三方，《框架协议》中已有明确，且《框架协议》和支付转让款均是黄德良与蓉垚公司签订、支付，不能达到益楷公司系合同相对方的证明目的。 （2）为证明德益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蓉垚公司提交了加盖有目标公司原印鉴、载明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的《承诺书》，载明“承诺对甲方（黄德良）及其指定购买过户的成都益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进行担保，担保期间为两年……，担保范围为甲方及成都益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当支付给乙方的款项、违约金、乙方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等，还担保包括目标公司应当配合乙方办理剥离或者出售属于乙方所有的商铺及商业房产等所有相关事项的义务”。 三被告质证认为：该协议系蓉垚公司伪造。2017年5月18日，印章在双方共管之下，此期间并未加盖有该份《承诺书》，且无股东的意思表示和股东会决议等印证。 （3）为证明在目标公司原印章共管期间并未加盖过印鉴，三被告提交了《印章使用登记审批表》，拟证明自2017年5月15日之后当事人双方共管目标公司原印章，受让方指定张某保管钥匙、蓉垚公司指定李思静保管密码，自5月17日起，需双方共同打开保险柜才能使用印章，但5月18日并未登记《承诺书》的使用印章情况。同时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并申请对《承诺书》进行朱墨形成时间以及朱墨时序进行鉴定。 蓉垚公司质证认为：对《印章使用登记审批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共管印章期间，并非需要使用审批表，从该表看，5月18日使用印章多次，但有九处没有原江银公司人员签字，且保管人员与被告陈述的不符。 证人张某陈述：其现为德益公司即原江银公司职工。股权收购完成后，其于2017年5月16日到原江银公司工作，从2017年5月17日开始负责管理印章，印章在保险柜中，其负责管理钥匙，原江银公司人员、蓉垚公司出纳李思静负责管理密码，印章使用会签《印章使用登记审批表》。5月18日，加盖的主要涉及支票，其自管理印鉴后并未加盖过承诺书之类的文书。其负责印章管理一直到2017年9月，至5月18日之后，因资料太多，故不再进行登记。 对证人证言，蓉垚公司认为，因张某与三被告有利害关系，且该印鉴并不排除是5月18日之后所盖，故证人证言应不予采信。同时，蓉垚公司称原江银公司在2017年5月15日之前没有对外出具过承诺书，但不记得在2017年5月15日之后原江银公司是否对外出具过其他承诺。 （4）成联[2018]文鉴字第256号鉴定意见及成联[2018]文鉴字第328号司法鉴定意见。 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9月4日出具的成联[2018]文鉴字第2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鉴定意见为：标称时间“2017年5月18日”的《承诺书》落款处留有的“成都江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出自以公安备案印模为底板刻制的印章；该印章印文与文字的先后顺序应为先盖章、后打印（即先印后字，先朱后墨）；该印章印文应为2016年10月之后形成。 对该鉴定意见，蓉垚公司认为：鉴定意见不真实，鉴定仅与公安机关备案的印模进行了对比，而未与40多份双方认可的合同等比对材料进行比对，公章在使用中发生了变形，比对材料应采用双方共管的印鉴，同时黑色墨水可以吸收和覆盖其他颜色，朱墨时序的鉴定意见不客观。三被告认为：鉴定意见正确。 此后，蓉垚公司申请补充鉴定，当事人双方共同调取了共管的原江银公司印鉴作为补充鉴定样本印文。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18日出具的成联[2018]文鉴字第3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鉴定意见为：标称时间“2017年5月18日”的《承诺书》落款处留有的“成都江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出自同一枚章盖印形成。 对补充鉴定意见，蓉垚公司认为该鉴定报告意见正确，但朱墨时序未能进行补充鉴定是错误的，三被告认为，补充鉴定意见不应当采信，只有由公安机关备案的印模才是真实性鉴定。 本院认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是否能够证明益楷公司系本案合同相对方在本院认为部分详述。证据（2）（3）（4）中，对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对张某的证人证言内容以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但是否采信《承诺书》内容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根据无争议事实以及上述采信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1.2017年5月15日，蓉垚公司与黄德良签订了《框架协议》。其中，该协议第一、二条约定：蓉垚公司将其持有的江银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黄德良（或者过户给甲方指定的关联公司）。蓉垚公司承诺在签订该协议前向甲方提供按公司法要求同意签订本协议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纪要。江银公司资产包括：有产权的未售商品房19035.63平方米，有产权的未售车辆500个，未开发土地105亩；股权转让价格为467000088元，全部股权转让价款蓉垚公司委托黄德良以转账支付至目标公司账户（账户名称：成都江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账号：51×××65；银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 第三条第一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两个工作日内，黄德良向蓉垚公司支付人民币3亿元。在支付该笔款项的同时，蓉垚公司将目标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证号、营业执照原件、资质证书原件、公章印章、财务印章、法人印鉴、合同专用章、房管局网签通道、网银U盾及密码、银行支付密码器、银行印鉴卡等等印鉴资料全部交由黄德良指定人员共同管理：在支付该笔款项3个工作日内，蓉垚公司向黄德良提供目标公司相关资料（详见清单）。 第二项约定，蓉垚公司收到第一笔股权收购款叁亿元一周内，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80%的股权过户至黄德良（或黄德良指定的关联公司）名下。同时在此期间，蓉垚公司需完成目标公司土地解除抵押手续及法院查封资产解封手续。 第三项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即在2017年8月15日前）蓉垚公司将目标公司未售商铺进行出售或剥离，需在2017年8月15日前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剩余的20%的股权转让至黄德良公司（或黄德良公司关联公司）名下。黄德良再向蓉垚公司支付股权价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第四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即在2017年8月15日前）蓉垚公司完成税费核定、债权债务公告等法律手续及向黄德良移交目标公司全套资料。蓉垚公司承诺在2017年8月15日前目标公司的债务、税费、成本及费用以及其他应付款项均全部由蓉垚公司承担，及2017年8月15日前所售一期物业收尾工作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蓉垚公司承担，2017年8月15日后（股权已全部过户，印章已换新）所产生的新债务由黄德良承担。 第五项约定，蓉垚公司完成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以及其他应付款项核缴清楚后，黄德良向蓉垚公司支付剩余股权价款人民币117000088元，经双方书面同意，黄德良可在收购余款中代行蓉垚公司支付。 第五条约定，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蓉垚公司收到黄德良第一笔收购款后生效。 第七条第二项约定，如由于蓉垚公司的原因，致使黄德良不能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黄德良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蓉垚公司应向黄德良按目标公司协议签订日账面总资产金额的15%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相应损失。如因蓉垚公司违约给黄德良造成损失的，黄德良保留向蓉垚公司追究赔偿损失的权利。 该《协议》附件《目标公司资料清单》载有14项移交内容。其中包括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全套资料，资产及股权对外担保、抵押、质押情况，涉及诉讼情况资料等。 2.2017年5月18日，黄德良与蓉垚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一，载明双方就目标公司有关债务问题达成一致协议。该协议约定，蓉垚公司核实目标公司对外债务（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借款、个人借款、企业借款、民间借贷、工程欠款、应交税费、代收款项、零星应付款以及其他应付款等）总额为：321474303.15元。蓉垚公司承诺除债务清单以外目标公司无其他任何债务，其中工程欠款及应交税费金额待办理完毕工程结算及税费核定后最终确定。目标公司债务清单外的债务全部由蓉垚公司及蓉垚公司股东曾波、阚平承担。蓉垚公司对所提供的债务清单的真实性、完整性、数据的准确性及有效性承担全部责任，如因债务清单不实、不完整、不准确等而给黄德良带来损失的，由蓉垚公司及蓉垚公司股东曾波、阚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蓉垚公司将债务清单中所有债务依据原件全部交由当事人双方共管。该协议附件《债务清单》载明了前述321474303.15元的构成，包括欠李思静600万元，营业税、增值税及附土地使用税等1200万元，以及未付工程款81577728.28元等。 3.2017年5月16日，蓉垚公司向黄德良发出《委托付款书》，黄德良向前述《框架协议》约定以及《委托付款书》指定的原江银公司账户转款3亿元，蓉垚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向黄德良出具收到前述款项的收据。 4.2017年5月17日，蓉垚公司向黄德良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现因乙方提供的未售有产权的商品房面积有误，乙方郑重承诺：本次股权收购价款应减去因面积误差产生的差价人民币柒佰万元整……，本次承诺减少的股权收购价款不影响本承诺之前或之后的其他承诺、协议或约定等引起的股权收购价款减少，因其他原因减少的股权收购价款仍然有效，因各种原因减少的股权收购价款金额应累计计算，并在最终股权收购价款中予以扣除”。 5.签订合同时，目标公司8号楼与地下车位的预售许可证尚未取得。从2017年5月16日起，黄德良与蓉垚公司就涉目标公司资料进行交接，5月16日完成第三条第一项中的共管，6月26日双方相互发函确定交接人员，除刘开会、赖德勇、徐敏案件的涉诉资料在8月31日完成移交，以及一期竣工备案资料、8号楼和地下车位预售许可证，南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公司）59641631元发票和对应支付凭证未移交外，协议约定的其他资料均于当年8月15日前移交完毕。目标公司原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章，现保存于德益公司的保险柜中，蓉垚公司保有保险柜密码、黄德良指定人员持有钥匙。 6.2017年5月16日，目标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将蓉垚公司持有的该公司80%的股权，转让给益楷公司，并修改了公司章程，益楷公司在该章程上加盖印鉴。2017年5月18日，黄德良向蓉垚公司发出《股权转让指定函》，指定目标公司股权80%变更到益楷公司。2017年6月6日，成都市新都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就目标公司变更股东等申请出具《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2017年7月20日，目标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将蓉垚公司持有的该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益楷公司，并修改了公司章程，益楷公司在该章程上加盖印鉴。以上股东会决议形成当日，蓉垚公司均与益楷公司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9月1日，成都市新都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就目标公司变更股东等申请出具《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 7.2017年5月15日，本院受理了南通公司诉原江银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5月27日，本院作出（2017）川01执保205号执行裁定书，根据（2017）川01民初1841号民事裁定书，限额冻结原江银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开立账号51×××65的人民币5000万元，查封了原江银公司名下位于新都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权证号：新国用（2013）第13923号，查封期限为三年。2017年8月21日，本院作出（2017）川01民初184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南通公司与原江银公司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达成的调解协议，该协议中载明，南通公司与原江银公司就案涉工程的总价款为12650万元，黄德良自认已收到3028万元发票。此后，本院作出（2017）川01执保20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解除对前述原江银公司名下土地的查封措施。2017年8月28日，成都市新都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变更登记。2017年9月27日，本院作出（2017）川01执2374号协助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解除前述原江银公司的银行账户冻结。 8.2017年10月20日，目标公司启用新印鉴。2018年3月5日，目标公司更名为成都德益置业有限公司。 9.2017年11月13日，新都区城建档案馆出具《建设工程档案资料收讫通知单》，载明北尚城一期5、6、7号楼及相应地下室、总平工程项目、一期1-4、8号楼、门卫及相应地下室总平工程项目工程竣工资料已收讫。 10.2018备[3-6]001号、2018备[3-6]002号竣工验收备案书分别载明蓉垚北尚城一期5、6、7号楼及相应地下室、总平工程与蓉垚北尚城一期1-4、8号楼、门卫及相应地下室、总平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已于2018年3月6日收讫，成都市新都区城乡建设局准予备案。 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框架协议》中所载面积与规划条件通知书所载面积相差约0.4484亩。黄德良、益楷公司陈述，益楷公司为黄德良控制的关联公司。 本院认为，案涉《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1.案涉股权交易未付款项数额；2.黄德良、益楷公司应否向蓉垚公司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未付款项、应否承担违约责任；3.德益公司是否应当对本案未付款款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第一，关于案涉股权交易未付款数额问题。 案涉《框架协议》载明，股权转让价格约定金额为467000088元。 2017年5月16日，蓉垚公司向黄德良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虽有确定违约责任和车位减少、价款减少的内容，但应以最后一笔收购尾款的时间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为前提。本案中，黄德良无证据证明双方已就案涉股权转让的尾款与蓉垚公司已形成一致意见，故对黄德良主张价款应首先减少至442000088元的主张不予采纳。 2017年5月17日，蓉垚公司出具《承诺书》，因房屋面积减少从总价款中扣减700万元。庭审中，蓉垚公司主张，700万元应为125.5万元。因该承诺书系蓉垚公司出具，且无其他证据证明扣减金额应变为125.5万元，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庭审中，蓉垚公司认可税款总额为15655261.62元，超出1200万元的3655261.62元可从总价款中减去，也认可黄德彬代付案外公司设计费的个人债务443800元可以从总价款中扣除，对蓉垚公司自认的部分，因系其对自身利益的处分，本院予以采纳。 就黄德良关于土地价款应减少1655.392万元的主张，双方确认土地总面积比《框架协议》约定的减少了0.4484亩。就该减少面积，三被告主张应以每亩380万元的价格计算，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涉及土地价款，三被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就股权交易中所涉土地的价格形成了一致意见以及幼儿园用地面积排除在土地面积之外，故对三被告每亩土地应减少380万元、幼儿园用地应按每亩330万元的价格从总价中扣减的主张不予采纳。因庭审中，蓉垚公司陈述每亩土地价格系320万元，故总价款应减少1434880元。关于黄德良主张已支付第二笔5000万元的抗辩，该款付款时，蓉垚公司已起诉要求黄德良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且黄德良指定的公司已经取得了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并实际控制了目标公司，黄德良即使要支付股权转让款，也应向蓉垚公司支付，而非向目标公司进行支付，故该行为不应视为对合同的继续履行，其提交的2018年2月8日的《转款凭证》等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该抗辩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黄德良已支付的款项，可另行要求德益公司返还。 综上，案涉股权转让款总价款应计为467000088-7000000-1434880=458565208。 根据蓉垚公司主张的应收款系总价款减去《补充协议一》共同确定的目标公司对外债务总额为321474303.15元的请求，以及认可新增债务3655261.62元、443800元，案涉股权交易未付款数额为132991843.23元。 第二，关于黄德良、益楷公司应否向蓉垚公司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未付款项、应否承担违约责任问题。 首先，关于合同相对方。案涉《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均系蓉垚公司与黄德良签订，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承受和履行者也系蓉垚公司与黄德良，同时前述《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目标公司股权过户至黄德良或黄德良指定的关联公司名下，协议第三条第一项、第四项亦约定目标公司资料的接受者为黄德良，且已支付的股权收购款亦是黄德良进行的转款。因此，无论是合同签订主体、约定权利义务的承受人的一方，还是蓉垚公司的催款对象、股权转让款的实际支付者、确定交接事宜的主体一方，均是黄德良。虽合同履行和资料交接是益楷公司派人与蓉垚公司交接，但与《框架协议》的约定并不矛盾，应系《框架协议》的具体履行方式，而收购资金来源与本案并无关联。故蓉垚公司关于益楷公司系合同相对方、应承担付款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主张益楷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的请求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黄德良主张5000万元、尾款均未达到支付条件的抗辩。（1）《框架协议》第三条第三项约定，仅系蓉垚公司对目标公司的未售商铺进行出售或剥离，并未约定目标公司未售商铺出售或剥离完毕，蓉垚公司出具的关于剥离商铺的承诺亦无完成剥离意思表示，同时现目标公司股权已登记至益楷公司名下，故黄德良主张须以未售商铺的出售或剥离完毕为支付条件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2）纵观案涉协议，黄德良已与蓉垚公司就目标公司债务总额达成一致协议，并确认为321474303.15元，且黄德良已支付的3亿元亦系打入目标公司账户用于清偿目标公司负债，同时蓉垚公司以及案外人在协议中、补充协议中均作出承诺，承担2017年8月15日前目标公司的债务、税费、成本及费用以及其他应付款项，以及2017年8月15日前所售一期物业收尾工作所产生的全部费用亦由蓉垚公司承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蓉垚公司主动扣减了税款增加部分和未在清单中载明的债务。因此，蓉垚公司已在双方《框架协议》补充协议一签订时完成案涉协议所载的税费核定清缴、成本费用支付、债务清偿以及其他应付款项核缴清楚的义务。此外，公司对外所负债务的清偿主体地位及其纳税人的法律地位并不因股东的改变而改变，故向公司债权人进行清偿以及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主体仍是公司本身。因此，本院对被告方申请对目标公司税款进行审计的申请不予准许。如黄德良认为目标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实际负债超出总债务金额以及蓉垚公司庭审中已认可并扣除的金额，可另行通过其他途径解决。（3）关于其他合同义务未履行的问题。股权的变动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即在当事人双方产生股权转让的效力，股权权能由转让方移转至受让方，工商登记仅对应产生对抗目标公司、第三人的效力，故案涉股权已经按协议和黄德良的指定在2017年8月15日前转移到益楷公司，蓉垚公司并未违约。根据双方确认无异议的事实，虽蓉垚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但从其具体违约情形来看，益楷公司已于2017年8月15日前接收了目标公司绝大部分资料，实际取得目标公司实际控制权，且未履行的内容并未对黄德良所指定的益楷公司获得案涉股权、实际控制目标公司、对目标公司治理等造成影响。综上，黄德良关于未付款未达到支付条件、实际债务已超过总债务金额、其他合同义务未履行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再次，关于支付时间及违约金问题。因《框架协议》未就黄德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时间进行明确约定，故支付时间应自蓉垚公司向黄德良主张时确定，即向本院提起诉讼之日。《框架协议》约定，黄德良未履行付款义务的违约责任是每天按逾期付款总额的1‰支付违约金。庭审中，黄德良主张违约金约定过高，请求调整为根据对方的损失进行确定或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即年利率4.6%-4.7%计算；蓉垚公司请求，如调减应按年利率24%计算。结合案涉协议内容、履行情况以及本案争议情况，本院酌定将违约金计算方式调整为每日按未付股权转让款总额132991843.23元的万分之四，自2017年11月13日起计算。 第三，关于德益公司是否应当对本案未付款款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问题。 本案中，蓉垚公司主张德益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为加盖有目标公司原印鉴、载明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的《承诺书》。本院认为，文字是当事人各方合意结果的反映和承载，盖章系当事人各方确认合意的行为表现。蓉垚公司先陈述《承诺书》形成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而后又改称不清楚形成时间。首先，2017年5月18日，益楷公司已成为目标公司新增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须由股东会作出决议。该份《承诺书》无股东签字确认，蓉垚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股东形成一致意见。同时，结合该份《承诺书》印鉴与文字的形成时间为先盖印鉴后打印文字鉴定意见，以及证人张某作出的其在与蓉垚公司员工共管印章期间并未加盖有《承诺书》陈述，该《承诺书》在形式上存在严重瑕疵。其次，从《承诺书》所载明内容来看，系目标公司为股权转让交易的唯一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后果实质是公司向股权转让方退还出资，会实际造成公司资本的不当减少，可能损害公司及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故本院对该《承诺书》不予采信，对蓉垚公司请求德益公司对本案未付款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蓉垚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黄德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蓉垚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32991843.23元和违约金（以132991843.23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13日起以每日万分之四的标准计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四川蓉垚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鉴定费65800元，由四川蓉垚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830549元，由黄德良负担700000元，四川蓉垚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13054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 兵 审判员 贺晓琼 审判员 徐尔双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姚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