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69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绵洋国（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邵会亮，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桥，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欣华，女，1971年8月11日出生，住河北省三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宝柱，北京市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绵洋国（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洋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欣华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61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绵洋国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绵洋国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于欣华在微信中已明确表示公司公章、证照等资料就在其手中，依法应予归还。至于一审判决中提出的“2018年6月19日微信记录中，邵会亮所称的北京公司指代不明，不能等同于绵洋国公司。”事实上，绵洋国公司与于欣华在北京乃至全国共同成立的公司只有一家，就是本案的绵洋国公司，对此，绵洋国公司已提供工商档案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据此认为北京公司指代不明，属于事实错误。2.股东乔某的说明不仅表明其知晓本案诉讼，同时也表明其知晓于欣华将公司相关证照取走的事实并要求于欣华返还。一审法院认为乔某的说明无法证明于欣华持有上述物品，属于事实不清。3.一审法院称绵洋国公司持有的公司章程和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并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属于事实不清。公司章程是公司对外及对内经营的重要依据，章程中明确规定股东及执行董事的各项职权，公章证照应由执行董事保管并使用，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属于事实不清。第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微信对话记录、股东乔某的说明足以证明于欣华将公司公章证照等资料取走的事实，而且在双方私下的沟通及新西兰的诉讼中，于欣华已承认其取走北京公司证照的事实。于欣华仅在庭审中拒不承认公章在其处，且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就使绵洋国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实现，使公司经营继续面临巨大风险，适用法律明确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于欣华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绵洋国公司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绵洋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于欣华将绵洋国公司的营业执照、法人代码证、公章、财务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2016年6月7日至今的财务账册返还绵洋国公司；2.要求于欣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经审理查明：绵洋国公司于2016年6月7日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为乔某、于欣华和邵会亮。诉讼中，绵洋国公司为证明于欣华持有公司的章证照等物品，提交了于欣华与邵会亮之间的微信记录、绵洋国公司的公司章程予以佐证。其中：2018年4月20日10:43，邵会亮告知于欣华：“我作为法人及大股东，要求您2018年4月20日北京时间上午10点，请把绵洋国公司的，所有相关证件，印章，U盾等物品全部交出。谢谢配合！”于欣华回复：“北京的事情您跟张某谈吧。”邵会亮回复：“不是谈的事，现在需要您从您的另一个公司的保险柜里，把上面的那些东西交给我。”2018年6月19日21:02，邵会亮告知于欣华：“把北京公司的所有印章和证件交还给我。”于欣华回复：“新西兰这边您交接完就给您。”邵会亮主张上述对话中的“北京公司”就是指绵洋国公司。于欣华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于欣华持有公司章证照等物品。2018年8月4日，乔某出具说明，内容为：本人乔某，是绵洋国公司的股东，知晓绵洋国公司对于欣华提起的公司证照返还纠纷，对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本人持同意态度，要求于欣华将营业执照、法人代码证、公司公章、财务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合同、财务档案等资料全部交回公司，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邵会亮保管上述物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绵洋国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于欣华持有绵洋国公司的营业执照、法人代码证、公章、财务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2016年6月7日至今的财务账册。理由如下：首先，2018年4月20日微信记录中在邵会亮要求返还相关物品时，于欣华未认可其持有上述物品；其次，2018年6月19日微信记录中，邵会亮所称的北京公司指代不明，不能等同于绵洋国公司。再次，乔某的说明仅表明其知晓本案诉讼，同意由邵会亮保管公司相关证照物品，无法证明于欣华持有上述物品。此外，绵洋国公司提交的公司章程和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因此，绵洋国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于欣华持有其主张的公司的章证照等物品，其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绵洋国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绵洋国公司提交了证据1.新西兰裁决书及公证翻译件，证明于欣华在2018年7月18日和解中提出要将涉案公章证照返还公司；证据2.于欣华和邵会亮的投资及任职报告，证明于欣华和邵会亮在中国范围内仅共同投资了一家公司即绵洋国公司；证据3.常某证言，证明公司公章等材料在于欣华手中；证据4.乔某的说明，证明乔某知晓于欣华于2018年2月左右将公司公章等资料取走。于欣华对证据1英文版本形式真实性认可，但对翻译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存在多处翻译错误，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2，认为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3，认为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另查明：2019年4月9日，奥克兰劳动关系管理局就原告邵会亮与被告绵洋国集团有限公司（于欣华为该公司董事）[2019]NZERA207案作出一项关于诉讼费的裁定，裁决中有“2018年12月10日，绵洋国提出向邵先生支付一笔25000新西兰元的费用，‘以补偿他在本案中所产生的费用’。提出的方案附带其他条件：a)于女士将她在北京公司的股份放弃并归还给邵先生，并返还北京公司证章。”的内容。二审中，于欣华认可2018年6月19日微信记录中“北京公司”指的就是绵洋国公司。2019年5月22日庭审中，于欣华称，其在绵洋国公司任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的经营，公章证照在公司保险箱中，邵会亮偶尔去公司，很少参与公司经营；2018年6月之前，绵洋国公司提到的相关公司证照都在公司，之后邵会亮和其妻子把材料抱走了。于欣华在庭后提交《关于公司经营和用章的情况说明》，称于欣华不负责公司实际运营，不担任公司具体职务，绝大部分时间在新西兰陪读，邵会亮负责国内业务。在公司经营期间，与公司相关的所有材料均在公司注册地经营场所保存，公司没有成文的用章保管和流程，在国内业务需要用章时，邵会亮找财务人员盖章，不需要于欣华同意。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2018年6月19日微信记录中，邵会亮要求于欣华返还绵洋国公司证照公章，而于欣华的回复是“新西兰这边您交接完就给您。”即于欣华认可了其持有绵洋国公司的所有印章和证件。且在新西兰诉讼中，于欣华提出的方案中包括其返还北京公司证章的内容，更印证了于欣华持有绵洋国公司的所有印章和证件的事实。于欣华在二审庭审中认可其在绵洋国公司任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虽然于欣华在其后否认上述事实，但不能就其前后陈述的矛盾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禁止反言原则，本院对于欣华其后的陈述不予采信。于欣华作为绵洋国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接触、控制公司相关证照的使得。于欣华即主张邵会亮拿走了相关证照，但并未就此举证，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证据及事实，本院认为于欣华持有绵洋国公司的营业执照、法人代码证、公章、财务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现绵洋国公司起诉要求返还上述材料，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但相关记录中未包含任何财务账册内容，不足以证明于欣华持有财务账册，故对绵洋国公司有关要求于欣华返还财务账册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绵洋国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61167号民事判决；二、于欣华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绵洋国（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返还绵洋国（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法人代码证、公章、财务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三、驳回绵洋国（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于欣华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于欣华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龚勇超审 判 员 蒙 瑞审 判 员 金妍熙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程惠炳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刘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