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5民终9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宪伦，男，1973年9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诉讼代表人：邓建军，男，1967年8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诉讼代表人：白建华，女，1968年1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南华，男，1977年12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诉讼代表人：邓建军，男，1967年8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诉讼代表人：白建华，女，1968年1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宾市盛昌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小南门城墙巷**。 法定代表人：黄玉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虹飞，宜宾市翠屏区大众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剑，宜宾市翠屏区大众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曾宪伦、王南华因与被上诉人宜宾市盛昌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昌汽车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川1502民初8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宪伦、王南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车辆归实际出资人所有；2.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中，对于事实认定的部分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且其在作出该判决时完全没有采信曾宪伦、王南华的证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其一，案涉车辆系由曾宪伦、王南华全额购买，且车辆的保险及驾驶员均由曾宪伦、王南华负责，因而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属于曾宪伦、王南华；其二，盛昌汽车公司收取10000元的保证金系违法收取，盛昌汽车公司应予退还；其三，顶灯广告系盛昌汽车公司单方在曾宪伦、王南华所有的车辆上发布的广告，且其私自收取了广告方的投放费用，并未分配给车辆所有人；其四，盛昌汽车公司强制统一购买的出租车交强险和商业险费用远远高于曾宪伦、王南华的自行投保；其五，当事人双方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系依法应当解除的合同；三、一审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引用的文件系已失效的文件。 盛昌汽车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曾宪伦、王南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曾宪伦、王南华与盛昌汽车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并退还曾宪伦、王南华交纳的保证金10000元；2.请求判令曾宪伦、王南华在经营期间（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顶灯广告费归曾宪伦、王南华所有，26个月×200元/月，共计5200元；3.请求判令川Ｑ×××××号出租汽车归曾宪伦、王南华所有，盛昌汽车公司协助曾宪伦、王南华办理该车的过户手续；4.本案诉讼费由盛昌汽车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宜宾市公用事业局（甲方）与盛昌汽车运输公司（乙方）于2010年7月9日签订《宜宾市中心城区出租车第三轮经营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甲方于2009年7月1日对中心城区375辆到期出租汽车经营权进行第三轮有偿出让，乙方按规定程序取得90辆出租汽车经营权，甲方依法授予乙方出租汽车经营权90辆，经营权使用期限6年，自2009年7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经营权有偿使用费为每辆车每年10000元，履约保证金100000元，乙方在获得经营权后一次性缴纳；实行规范的合作经营模式，将获得的出租汽车经营权与原承租人合作，乙方收取车辆营运成本费用（代收代付、按实结算）和公司经营管理费用（公司管理费、营运权有偿使用费、驾驶员基本工资、驾驶员社保等）及服务性成本费用（服装费、座套制作清洗费、车辆保洁费等）、相关税费。 2010年6月1日，宜宾市公用事业局（甲方）与盛昌汽车公司（乙方）签订《宜宾市中心城区出租车第三轮经营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甲方于2010年6月1日对中心城区150辆到期出租汽车经营权进行第三轮有偿出让，乙方依法取得17辆出租汽车经营权，故甲方依法授予乙方出租汽车经营权17辆，经营权使用期限6年，自2010年6月1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止。其余约定与上述2010年7月9日签订的《宜宾市中心城区出租车第三轮经营权有偿使用合同》一致。 2015年7月1日，宜宾市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甲方）与盛昌汽车公司（乙方）签订《宜宾市中心城区客运出租汽车特许延续经营权合同》，约定：“经宜宾市人民政府同意，市交通运输局批复，甲方代表政府管理部门，对乙方2015年到期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进行特许延续经营。甲方依法准予乙方特许延续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90个，延续经营权使用期限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止。……” 2016年6月1日，宜宾市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甲方）与盛昌汽车公司（乙方）签订《宜宾市中心城区客运出租汽车特许延续经营权合同》，约定：“经宜宾市人民政府同意，市交通运输局批复，甲方代表政府管理部门，对乙方2016年到期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进行特许延续经营。甲方依法许可给乙方市城区出租汽车经营权128个，每个经营权限1辆出租汽车使用，经营权使用期限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17年5月31日止。” 2017年6月5日、2018年6月1日，宜宾市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甲方）与盛昌汽车公司（乙方）再次签订两份《宜宾市中心城区客运出租汽车特许延续经营权合同》，将128个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期限延续至2019年5月31日。 2016年5月31日，盛昌汽车公司（甲方）与曾宪伦、王南华（乙方）签订《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将宜宾市人民政府依法授予的营运编号为205042号的出租汽车经营权，与乙方出资购买的川Ｑ×××××客运小汽车（以下简称单车），双方合作参与城市出租汽车市场营运；乙方用于合作经营的单车车型必须为东风雪铁龙爱丽舍、上海大众桑塔纳、一汽大众捷达之任意一款（车辆更新，须经甲方和主管部门同意审批后才能更换）；单车交由乙方负责具体营运，甲方负责经营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处理营运中的事项；第二条约定，合作经营期限为有条件的6年经营期限，即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22年5月31日止；第三条规定，乙方按照政府定价800元/月的标准向甲方给付合作经营承包费，其余营运产值及收益归乙方所有，合同期内不作变更；合同期内乙方承担单车的营运费用（包括：GPS轨迹监控服务代收费110元/月、座套洗涤代收费45元/月、车辆营业税及附加所得税167元/月），由甲方代收代缴；第四条第2项第③点约定，为了降低出租车营运风险，乙方必须按甲方管理要求向在宜宾市翠屏区范围内经甲乙双方或行业统一招投标确定的保险公司投保相关车辆保险，并对第三者责任险和驾乘人员险进行足额风险保险（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以上，乘坐险每人保额10000元以上，道路承运人责任险500000元以上），其保费交由甲方统一办理，未办理保险、脱保或保额不足的，不得营运；第五条约定，双方签订本合同时，乙方须一次性向甲方缴纳履约及安全保证金10000元，本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依法解除、终止本合同时，在结算并清偿乙方对甲方的所有欠款、借款、违约责任及其他债务后，剩余安全保证金无息退还乙方；第六条第2项约定，因本合同履行期满或依法解除、终止履行，乙方应立即将车辆退出运营，清除营运标志标识，向甲方交回单车营运手续，车辆所有权及其残值归乙方所有；第七条第3项约定：任何一方擅自单方终止本合同的，应当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000元。《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未对乙方单方提起解除合同的情形进行约定。 2014年7月24日，盛昌汽车公司（甲方）与兴旅公司（乙方）签订《顶灯管理协议》，合同载明：鉴于乙方经通过公开拍卖取得发布出租车顶灯广告权，由乙方出资制作安装甲方出租车顶灯，乙方按照50元/辆/年向甲方支付出租车顶灯管理、督促维修等工作的补助费用，甲方自愿将此补助发放给出租车驾驶员，由乙方统一支付；乙方支付甲方驾驶员150元/辆/年的油耗补贴，作为驾驶员保管顶灯、亮灯亮屏的补助；上述两项补助共计200元/辆/年，乙方以燃油补助的形式统一发放给出租车驾驶员，按合同执行情况以驾驶员签字领取表作为领取凭证。 2016年11月20日，兴旅公司向宜宾市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发出《关于的复函》，复函中载明“我公司于2014年5月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取得中心城区1407辆出租车营运标志顶灯背面LED显示屏的八年广告经营权，…截至2016年10月，我司已累计6200000元经营权拍卖款未按期缴纳。……我司向贵局承诺：待公司经营情况好转后立即支付贵局的欠款。……故特向贵局协商，终止《出租车营运标志顶灯合作协议》，重新选择一家有足够实力的企业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创造更大的价值。” 2017年8月25日，宜宾市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向行业协会出具宜运函[2017]283号《关于做好中心城区出租汽车顶灯广告发布工作的函》，载明“……我局同意终止《出租车营运标志顶灯合作协议》，将出租汽车顶灯广告发布权交由宜宾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经营。……”2017年8月27日，包括盛昌汽车公司在内的七家出租车公司（蓝星、九鼎、广汇、美都、盛昌、戎州、长祥）共同委托行业协会办理宜宾市中心城区1407辆出租车的顶灯运营标志对外合作事宜。2017年8月28日，行业协会（甲方）与正奇公司（乙方）签订《出租车补贴协议》，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乙方支付甲方驾驶员150元/辆/年的油耗补贴，作为驾驶员保管顶灯、亮灯亮屏的补贴，另外支付出租车公司管理费用50元/辆/年。 另查明，案涉川Ｑ×××××号车登记在盛昌汽车公司名下。庭审中核实，案涉车辆现正常营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车顶灯广告费的归属；2.曾宪伦、王南华请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 关于焦点1，车顶灯广告费的归属。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中未对车顶灯广告费的归属进行约定。根据盛昌汽车公司提交的《顶灯管理协议》、《关于的复函》等证据，可以证明案涉车辆的营运标志顶灯背面LED显示屏广告经营权在2014年通过公开拍卖方式由兴旅公司拍得，其拍卖款项与盛昌汽车公司无关，且盛昌汽车公司不享有顶灯广告的收益权。《出租车补贴协议》约定由正奇公司向出租车驾驶员支付油耗补贴等补助费用150元/辆/年，盛昌汽车公司不是支付主体。故曾宪伦、王南华诉请盛昌汽车公司向其支付出租车顶灯广告费，无合同约定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2，曾宪伦、王南华请求解除《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的理由是认为盛昌汽车公司勾结商家坑害曾宪伦、王南华：1.更换新车同样型号比在其他地方购买新车多7000左右；2.购买同样标准的保险，盛昌汽车公司指定的保险公司，比曾宪伦、王南华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多4000元左右保费；3.安装气瓶多800元。曾宪伦、王南华认为盛昌汽车公司违约，曾宪伦、王南华有权解除合同，由盛昌汽车公司退还保证金。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并未约定曾宪伦、王南华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情形，且盛昌汽车公司不同意曾宪伦、王南华解除合同的请求，因此本案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条件。而合同的法定解除，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曾宪伦、王南华诉称盛昌汽车公司与商家勾结使曾宪伦、王南华买车贵、买保险贵、安装气瓶贵，但曾宪伦、王南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曾宪伦、王南华也未举证证明盛昌汽车公司有根本违约的行为，且曾宪伦、王南华庭审中确认案涉车辆现正常营运，因此本案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综上，曾宪伦、王南华诉请解除与盛昌汽车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并要求盛昌汽车公司退还曾宪伦、王南华安全保证金10000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而根据《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的约定，在合同履行期满或合同依法解除、终止的情况下，曾宪伦、王南华需清除营运标志标识并向盛昌汽车公司交回单车营运手续，车辆的所有权及其残值才归曾宪伦、王南华所有，现案涉《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未解除，曾宪伦、王南华诉请案涉车辆归其所有并要求盛昌汽车公司配合其办理案涉车辆过户手续，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曾宪伦、王南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元，减半收取计140元，由曾宪伦、王南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曾宪伦、王南华表示其要求解除合同归还车辆的请求包含了归还车辆所有权及出租车经营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的归属；2.《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是否应予解除。 针对争议焦点一，即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的归属问题。结合一、二审查明情况，车辆所有权归曾宪伦、王南华所有，出租车特许经营权归盛昌汽车公司所有。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关于出租车经营权的由来。出租车经营权是指经政府特许，经营者取得一定期限从事出租车行业经营活动的权利。该权利属于国家行政许可范围，须经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定程序审查许可方能设立、变更或撤销。判断出租车经营权归属的依据是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该经营权核发的相关许可凭证。盛昌汽车公司分别与宜宾市公用事业局、宜宾市城乡道路运输管理局签订的《宜宾市中心城区出租车第三轮经营权有偿使用合同》、《宜宾市中心城区客运出租汽车特许延续经营权合同》取得对中心城区150辆出租汽车经营权。上述证据证明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案涉出租车经营权的许可对象是盛昌汽车公司，故案涉出租车特许经营权归盛昌汽车公司所有。二是关于车辆所有权的由来。案涉出租车系曾宪伦、王南华出资购买，且在二审庭审中盛昌汽车公司当庭表示对于车辆系曾宪伦、王南华出资购买，所有权归其所有不持异议。一审法院认定在《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解除后，案涉车辆所有权才归曾宪伦、王南华所有系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故案涉车辆所有权应归曾宪伦、王南华所有，但只有在盛昌汽车公司名下的客运车辆才能进行出租车载客服务。 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二，即《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一是从案涉出租车的由来来看，鉴于案涉车辆所有权及出租车特许经营权相分离的状况，曾宪伦、王南华与盛昌汽车公司签订了《出租汽车合作经营合同》，将车辆所有权与出租车特许经营权通过挂靠经营、收取管理费等形式整合起来，曾宪伦、王南华将案涉车辆动产登记在盛昌汽车公司名下，曾宪伦、王南华在其车辆上安装顶灯、门衔、计价器等体现出租车经营权的设备并对外以盛昌汽车公司名义从事出租车运营。二是从合同解除权的行权主体来看，在双方的挂靠经营期限并未履行届满，曾宪伦、王南华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盛昌汽车公司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合同的解除权的行权主体应为守约方行使，在没有证据证明盛昌汽车公司存在严重违约情形下，曾宪伦、王南华不是合同解除权的适格行权主体。三是从曾宪伦、王南华诉讼请求来看，其诉请解除合同要求返还车辆，其内在的诉求系要求返还车辆所有权及出租车特许经营权。在车辆所有权与特许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形下，其要求返还车辆所有权与出租车特许经营权不符合查明的产权客观状况。其之所以要求解除合同，根本原因是近年来人们出行方式的变革，网约车对传统出租车的冲击，导致出租车收入下降。案涉挂靠合作协议属于商事行为，商事交往双方应恪守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网约车的盛行系出行方式变革带来的商业风险，任何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中均有盈亏风险，曾宪伦、王南华不能在商业行为中只享受收益而不承担风险。综上，曾宪伦、王南华请求盛昌汽车公司配合其办理案涉车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双方争议的其余事项，本院综合评述如下：关于车顶灯广告费的归属问题。一审法院通过《顶灯管理协议》、《关于》查明案涉车辆的营运标志顶灯背面LED显示屏经营权由兴旅公司拍得，盛昌汽车公司不享有顶灯广告的收益权。《出租车补贴协议》约定由正齐公司向出租车驾驶员支付补贴费用。盛昌汽车公司并非顶灯广告的发布主体，也非经营主体，亦未从顶灯广告中获益，根据一审查明情况来看，现有的顶灯广告发布权归宜宾市出租车行业协会所有，正齐公司系现有案涉车辆的顶灯广告经营单位。故曾宪伦、王南华关于盛昌汽车公司未向其支付顶灯广告费，构成违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盛昌汽车公司强制要求购买指定保险单位的车险和缴纳保证金的问题，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缴纳10000元保证金，也约定了在统一招投标确定的保险公司投保车辆保险，故曾宪伦、王南华的该点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曾宪伦、王南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曾宪伦、王南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妥，本院予以纠正，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0元，由上诉人曾宪伦、王南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晓烽 审判员  李 荷 审判员  王纯强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牟岑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