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029刑初36号 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可桥，男，1961年5月13日出生于广西田林县，壮族，小学文化，农民，住田林县。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1月16日被田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1月30日经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8年11月30日由田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田林县看守所。 田林县人民检察院以田检刑诉（2019）1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可桥犯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于2019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农班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可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4月22日，被告人王可桥与广西弘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汽车产品购销合同》，在车辆型号栏写上大地汽车公告上户。广西弘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交付给王可桥一部大地牌货车，被告人王可桥见此车不是自己原来要购买的乘龙牌货车就有异议，但也接受了该车。被告人王可桥前期向弘某公司支付了135500元的定金、首付款及其他车辆装饰费，并将车辆挂靠平果安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并由安达公司作为担保人在百色市右江区农村合作银行贷款以支付车辆尾款及购置税、保险费等其他费用。从2009年6月至9月，被告人王可桥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发现该车质量有问题，拒不支付汽车按掲贷款被安达公司强制扣押处理，由此与弘某公司、安达公司产生纠纷。王可桥以弘某公司销售车辆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安达公司在车辆挂靠及贷款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在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均败诉；又以百色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给车辆登记上户违法，要求撤销行政登记为由在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均以超过诉讼时效被驳回；后王可桥申请高院再审、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均被驳回。被告人王可桥所有司法诉讼均得到被判处败诉的结果，没有达到自己合理诉求。其错误认为司法部门的各级领导、办案员存在官官相护、徇私枉法、故意错判、行政乱作为等情况，便从2016年11月至2018年10月开始多次越级到百色、南宁各部门非法上访，其中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以及中南海周边区域上访七次。经当地政府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多次对王可桥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其仍不悔改，不断进京上访，其分别于2017年4月13日、2017年6月1日、2017年10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进行训诫并作出训诫书；田林县公安局百乐派出所对其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于2017年6月6日对其行政警告处罚，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处罚。被告人王可桥于2018年11月12日仍到北京继续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进行训诫并作出训诫书。被告人王可桥的重复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了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周边的社会管理秩序及田林县百乐乡人民政府等相关接访单位的日常工作秩序，并致使百乐乡人民政府为其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产生各项接访费共计155236元。对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可桥多次到重点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诉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王可桥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对所有的证据全部都有异议，认为其行为是正常上访，不构成犯罪，检察院所指控的事实全部都是捏造出来的，所有的证据都是歪曲事实，所有的办案单位的办案人员和领导全部都是官官相护、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违法办案，本案不同意田林县法院审理，而是应该由北京法院来审理。 经审理查明，2009年4月22日，被告人王可桥与广西弘某汽车产品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汽车产品购销合同》，在车辆型号栏写上大地汽车公告上户，王可桥在合同书上签了名字。广西弘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交付给王可桥一部大地牌货车，被告人王可桥发现该车不是自己原来想要购买的乘龙牌货车便提出异议，但也接收了该车。被告人王可桥前期向弘某公司支付了135500元的定金、首付款及车辆装饰费，并将车辆挂靠平果安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由安达公司作为担保人在百色市右江区农村合作银行贷款以支付车辆尾款及购置税、保险费等其他费用。之后从2009年6月开始使用该车到同年9月，王可桥发现该车质量有问题，拒不支付汽车按揭贷款被安达公司强制扣车处理，由此与弘某公司、安达公司产生纠纷。王可桥以弘某公司销售车辆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安达公司在车辆挂靠及贷款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为由，先后在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均败诉；又以百色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给车辆登记上户违法，要求撤销行政登记为由在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均因超过诉讼时效被驳回。王可桥又分别申请南宁市人民检察院、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判决、裁定应予维持，均驳回王可桥的抗诉监督申请。王可桥又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也被驳回。所有正常的司法诉讼程序走完，被告人王可桥错误认为各级司法部门的领导、办案人员均存在官官相护、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政乱作为等的现象，便从2016年11月开始至2018年10月期间，多次越级到百色市、南宁市、北京市等地各部门非法上访，每一次非法上访都得到当地政府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劝导和思想教育，原地方政府也派员去劝返和做政策法律教育，但被告人王可桥不思悔改，不断非法进京上访，其中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及中南海周边区域上访七次。分别于2017年4月13日、2017年6月1日、2017年10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进行训诫并作出训诫书，田林县公安局百乐派出所对其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于2017年6月6日对其行政警告处罚；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处罚。被告人王可桥于2018年11月12日仍继续到北京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进行训诫并作出训诫书。被告人王可桥的重复非正常上访行为严重扰乱了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周边地区的社会管理秩序及田林县百乐乡人民政府等相关接访、劝返单位的日常工作秩序，并致使百乐乡人民政府因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产生接访、劝返等各项费用共计155236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2018年11月14日，家住田林县百乐乡板干村百木屯**的王可桥又到北京非法上访，且之前王可桥已经多次到北京、南宁、百色等地各部门非法上访，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2018年11月14日田林县公安局决定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2、被告人王可桥的供述笔录证实，因为2018年11月12日我又在北京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后被带回到田林县公安局执法办案区问话。2018年10月8日我从贵州兴义坐飞机到北京，2018年10月10日下午我到公安部信访处递交材料，接待我的工作人员问明一下情况后就推我出来了；2018年10月13日下午我到中纪委递交材料，接待我的工作人员看完我的材料后也不收我的材料；几天后我又去到最高人民法院，但没有接待广西信访的窗口；再过几天我又去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待人员说我的案件要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书他们才受理。见他们这样说了，后来我就向中央7、8个领导人及中央第二巡视组写信反映情况。到2018年11月12日下午4点钟左右，我就带着上访的材料及10封写给国家领导人的信和一帮也是去上访的湖南人去北京天安门，来到天安门旁边的一处红绿灯路口，警察拦住问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说来北京上访的，警察就把我们带到北京的久敬庄上访人员救济中心。到久敬庄后，我们广西和百色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就想来接我出来，但我不愿出来，到2018年11月13日早上，久敬庄的警察说对我们的训诫结束了就让我们出来了，当天下午我与百色驻京办工作人员见面要求他们解决我的问题。2018年11月14日我又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田林县的工作人员来劝我，我才跟他们回田林了。从2016年11月份开始，我总共去到北京上访了七次，被北京警方训诫四次，2017年10月份去北京上访那次被田林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去南宁和百色是去多次了，具体多少次记不清了。我到南宁是去公安厅、区纪委、政法委、信访局、检察院、法院等各部门，到百色也是去这些部门反映情况，到北京是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全国人大、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政法委、天安门等部门反映诉求，递交材料，然后就到天安门等非访区域，故意暴露上访人员的身份，让执勤警察知道并带到久敬庄分流中心，他们会联系我们的驻京办人员，然后通知我们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到北京把我接回田林，四次都是这样。2009年4月22日，我与南宁市广西弘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汽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是买一部东风乘龙牌的货车，广西弘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交付给我一部大地牌的货车，当时我发现车型不对后就要求换车，但对方不同意。为了避免12万元前期付款的损失无奈我只能接收那部大地牌货车，车牌号为桂Ｌ×××××。后我将该车挂靠平果安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从2009年6月份至9月份，我在使用那部桂Ｌ×××××大地牌货车当中，发现质量有问题，我认为被弘某公司欺诈了，所以那三个月以来我就没有向右江农村合作银行支付按揭贷款，2009年9月24日被安达公司扣押了桂Ｌ×××××那部车自行处理。算到我在银行的贷款总共损失了40多万元。为此我认为广西弘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存在欺诈行为，百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管所给车辆登记上户是违法行为。于是我将广西弘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百色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告上法院，直告到最高法院均是我败诉。司法程序已经走完了，我认为司法部门的判决存在不公平、不公正，各级检察院、法院不依法办案，有徇私舞弊，徇私枉法的情况，但我不懂向哪里告去了，所以就走上访这条路。2017年10月份我上北京前曾向百乐乡政府书面报告过，政府没有答复，我就自己去北京了。除此之外我就没有报告过了，因为我发现政府并不支持我到北京上访，百乐乡书记、乡长、派出所所长、县公安局局长、县领导等各级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动员我不要到北京上访。每次北京有重大活动或会议，我们当地政府就派人明某找我做工作，暗里监视我的行踪，而我就想办法离开他们的视线，偷偷找机会上北京上访。2016年11月份我第一次去北京上访是我自己去然后自己回来的，后面六次去北京都是当地政府人员去接我回来的，我记得百乐乡黄某3乡长、周副乡长、乡人大张主席、乡派出所陆所长、黄所长及县公安局的民警等人先后到北京接我。这六次中只有2017年12月份那次回来的费用是我自己出的，其他次的费用都是政府出。这么多年的上访中我觉得政法部门包括公检法等部门徇私枉法，存在行政不作为甚至乱作为，还有当地政府部门无故监视我的行踪，也是行政乱作为。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互相推诿、行政不作为的行为，还有领导互相包庇、官官相护等等，所有办理我这件事情的部门及工作人员，我都觉得存在这些问题和现象。我希望我的不断上访能引起国家主要领导的注意，我的事情得到根本解决。这几年来我在上访过程中得向田林县政法委、百色市政法委、广西区政法委、广西纪检监察委员会及北京那里的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多次提交我写的申诉控告材料，我得控告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院长黄某4和承办法官；南宁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承办法官；广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某5和承办法官；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罗某1和承办法官；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院长；广西南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某2；广西区政法委书记黄世勇、百色市政法委书记周某2；田林县公安局局长谢某；百乐派出所所长黄某6、邓副所长及办案人员。我所控告的具体的人员名单在我所写的控告书上详细写有他们的名字。我所控告的事由是：他们徇私舞弊、徇私枉法、故意错判、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由于我一直打官司、上访，造成家庭生活很困难，政府也在生活上给我一些帮助。2017年春节买了一头200斤的年猪给我过年；2018年4月份给了5000株油茶苗给我种植，运费400元；价值2000元的5桶草甘膦。政府还为我修好到我家的桥梁，花费也有3000元左右；还有在逢年过节时市、县领导多次到我家里慰问，送大米、油、水果等礼物，鼓励我安心生活，我也很感激领导的关心。因为从2016年11月份开始断断续续两年多我到百色、南宁、北京等各级部门到处上访，现在我被逮捕了，我认为我是没有错的。 3、汽车产品购销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挂靠协议、汽车消费贷款购车合同、汽车消费贷款推荐保证函、借款合同书，证实王可桥于2009年4月22日与广西弘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汽车产品购销合同》购买一部货车，合同书上的“车辆型号”栏上填写“大地汽车公告上户”，被告人王可桥作为合同乙方签了名字，后甲方广西弘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26日将一部大地牌货车交付给王可桥，王可桥接受了该车并把该车挂靠平果安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由安达公司作为担保人在百色市右江区农村合作银行贷款以支付车辆尾款及购置税、保险费等其他费用的情况。 4、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乡塘分局受理消费者申诉举报登记卡，证实王可桥于2009年6月8日到南宁市明秀工商所申诉称南宁弘某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于2009年5月26日交付的车辆并不是其与该公司订车的样式，其本人不想要，但该公司业务员说车已送到不能不要或更换。因而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诉。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乡塘分局明秀工商所的处理结果是经协商调解，双方意见不一致，调解不成功，建议申诉或走司法程序。 5、2009年9月1日，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诉终止调解通知书，证实2009年7月10日，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受理了消费者王可桥对广西弘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购车合同方面发生争议的投诉，并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因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致，决定终止调解并通知了当事人。 6、2010年2月11日，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作出的关于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实王可桥于2010年1月18日向该局反映百色市安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涉嫌诈骗的问题，经该局依法调查认为证据不足。因为王可桥贷款购车时对所有的一系列合同手续都进行了签名确认，这些都是真实有效，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对方已按照合同内容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不存在诈骗钱财的问题和目的。认为所反映的问题属于民事纠纷。 7、2010年4月30日，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西民二初字第1446号民事判决书，证实王可桥诉被告广西弘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某汽车公司）、广西百色安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汽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09年11月9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12月28日、2010年4月2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弘某汽车公司辩称：被告所出售的是大地牌汽车。原告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在被告公司门前看到的摆放车辆是大地牌汽车，原告在与被告进行洽谈、要约以及承诺中，对被告销售的大地牌汽车是明知的，被告在交付车辆给原告前已通知原告看车，经检验合格后才发出合格证、用户手册等，被告没有进行欺诈，双方签订的汽车产品购销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原告购买该车只交了首付款。被告基于原告的要求，介绍原告到被告安达汽车公司挂靠搞运输经营，同时由被告安达汽车公司协助原告办理汽车贷款、上户等事项。原告的车辆被扣是因为未能按期还贷，与被告无关。原告诉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安达汽车公司辩称：被告不是涉案车辆的经销商，与原告没有买卖关系，只是基于原告与百色市右江农村合作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以第三方签订的保证合同进入诉讼，原告与被告之间是保证合同关系，与本案审理的买卖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合并审理，被告在协助原告办理车辆入户和挂靠以及借贷保证业务中没有欺诈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王可桥与被告弘某汽车公司订立的汽车产品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原告所购车辆型号为“大地牌”，被告弘某汽车公司依据该合同收取购车款并交付车辆给原告，原告依据该合同支付购车款并在被告安达汽车公司协助下办理贷款、上户及挂靠经营手续，在所有手续办理完毕后领取车辆实际运营三个月，至车辆因未能按期还贷被扣，在此期间原告对车辆并未提出异议，现原告主张被告在签订及履行合同中有欺诈行为并据此要求赔偿，证据不足，该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安达汽车公司虽然与原告订立了汽车消费贷款合同，但在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具体的车辆配置、规定等内容，显然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使原告获得贷款，而不是被告安达汽车公司向原告出售汽车，因此该公司在本案中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关系，其与原告之间的挂靠关系及保证关系与本案审理的买卖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可桥的诉讼请求。 8、2010年8月10日，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作出的百公右刑不立通字[201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证实王可桥于2010年1月29日提出控告百色市安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诈骗。经该局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并通知了王可桥。 9、2011年9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1）南市民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证实王可桥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09）西民二字第1446号民事判决，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认为：一、关于上诉人王可桥与弘某汽车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王可桥与弘某汽车公司订立的汽车产品销售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可桥与弘某汽车公司于2009年4月22日签订的《汽车产品购销合同》，其中车辆型号约定为“大地汽车公告上户”。上诉人王可桥上诉称其想购买的是东风牌乘龙自卸车，其应对此举证予以证实，但其在一二审期间均未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至于合同所涉及的标的物，即大地牌汽车是否合法的问题。王可桥购买的车辆经百色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登记为桂Ｌ×××××，品牌型号登记为大地牌RX3161ZA。百色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作为车管部门允许王可桥所购买的车辆上户，即意味着弘某汽车公司所销售的车辆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属允许正常上路的车辆。王可桥上诉认为弘某汽车公司所销售的车辆属于拼装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两个被上诉人（广西弘某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百色安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的问题。王可桥与弘某公司于2009年4月22日签订的《汽车产品购销合同》，其中车辆型号约定为“大地汽车公告上户”。弘某汽车公司依据该合同收取购车款并交付车辆给王可桥。王可桥依据该合同支付购车款并在安达汽车公司协助下办理贷款、上户及挂靠经营手续。弘某汽车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王可桥在一二审期间并无证据证明两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上诉人王可桥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271000元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基于本院已经认定王可桥与弘某汽车公司签订的合同为有效合同，弘某汽车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王可桥已实际支配、使用该车。现王可桥上诉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或存在欺诈可撤销的情形，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可桥上诉，维持原判。 l0、2012年4月16日，南宁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南市检民行不提抗（2012）15号民事行政检察不提请抗诉决定书，证实王可桥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宁民二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一案，向南宁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不符合《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的提请抗诉条件，决定不予提请抗诉。 11、2012年4月16日，南宁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南检函（2012）91号关于王可桥申诉一案不予提请抗诉的答复函，证实王可桥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宁民二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南宁市人民检察院申诉。经审查申诉材料，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提请抗诉。理由是：一、王可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与弘某汽车公司订立的《汽车产品购销合同》上签字予以确认，据此可以认定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汽车产品购销合同中，对标的汽车的名称、型号、价款、以及车辆的配置都做了明确的描述，王可桥称该汽车购销合同作为格式合同对相关车辆的约定不明，购车合同应认定无效的申述理由不成立。二、关于弘某汽车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的问题。王可桥与弘某汽车公司签订《汽车产品购销合同》时，对合同中有详细描述的汽车产品已通过自己签名认可，后王可桥称自己欲购买的是东风乘龙牌汽车，不是合同中约定的大地牌汽车，并无相应证据证实。王可桥与弘某汽车公司订立的《汽车产品购销合同》、与安达汽车公司签订的《汽车消费贷款购车合同》都是合法有效合同，王可桥在合同中签字。南宁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市民二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该判决应予维持。 12、2012年12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桂民申字第1224号民事裁定书，证实申请再审人王可桥因与弘某汽车公司、安达汽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市民二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申请人与弘越公司2009年4月22日签订的《汽车产品购销合同》上注明所购买的车辆型号是“大地汽车公告上户”，弘某公司实际交付给申请人王可桥的也是大地牌汽车，王可桥称其实际购买的是东风牌乘龙汽车，被申请人采取欺诈手段骗其签订合同，只是申请人王可桥单方面的主张，并无其他证据证明。且弘某公司交付车辆后，申请人去办理贷款、车辆入户等手续，均是以大地牌汽车的名义办理，申请人主张受欺诈签合同，理由不能成立。二、申请人王可桥称弘某公司所持成都新大地汽车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虚假，车辆上驾驶室标牌及方向盘、轮胎有东风牌标记，故该车辆为拼装车。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弘某公司销售给申请人的车辆有出厂合格证，也依法到有关部门办理了车辆入户手续，并无违反规定不准入户的情形。且弘某公司销售的车辆是否为拼装车，依法应由交警车管部门作出认定。申请人主张弘某公司交付的车辆属拼装车，理由亦不能成立。三、申请人主张弘某公司多收了车款，但从其提交的证据看，其只向弘某公司支付了10万元首付款和2万元定金，余款通过贷款办理，并无证据证明弘某公司收取了申请人的车辆款367500元。四、申请人与安达公司签订的汽车消费贷款购车合同、车辆处置协议、挂靠协议，与广西百色右江农村合作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存在偷税漏税行为等问题，与本案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均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申请人可另行向合同当事人主张或向有关部门反映。综上，申请人王可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立案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王可桥的再审申请。 13、2011年12月28日，百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向广西区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指挥中心信访办公室作出的“关于王可桥投诉我支队车管所为桂Ｌ×××××违规注册登记的情况报告”证实桂Ｌ×××××于2009年6月5日办理注册登记，出厂合格证发证日期为2009年5月18日，车辆型号为大地牌RX3161ZA重型自卸车。该车型公告发布日期为2009年4月2日符合国家公布的合格产品；桂Ｌ×××××靠平果安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该公司有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桂Ｌ×××××大型汽车办理注册登记资料齐全有效，办理程序合法，不存在违规办理问题；该车于2009年6月24日办理抵押登记，主合同有投诉人王可桥本人签名记录；据投诉人王可桥称其原想购买其他品牌而不是大地牌车辆，平果安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给他购买了大地牌，后因车辆质量问题，双方引起了合同纠纷。 14、百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于2013年9月9日作出的行政答辩状称程序上，被答辩人王可桥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其起诉的也不是答辩人；实体上，桂Ｌ×××××重型自卸车所办理的注册登记，资料齐全有效，程序合法，不存在违规办理问题，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 15、2013年10月30日，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右行初字第35号行政裁定书，证实该法院于2013年8月23日受理原告王可桥与被告百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公安车辆行政登记一案，并依法追加平果安达汽车运输公司及其百色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3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认为原告王可桥在2009年6月5日就知道被告作出注册登记这一具体行为，但其在2013年8月才起诉要求撤销注册登记，其请求已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故裁定驳回原告王可桥的起诉。 16、2014年2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百中行终字第7号行政裁定书，证实上诉人王可桥因被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百色交警支队车管所”）公安车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右江区人民法院2013年10月30日作出的（2013）右行初字第35号行政裁定书，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认为原审裁定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上诉人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百色中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王可桥上诉，维持原裁定。 17、百色市人民检察院2014年9月12日作出的百检民（行）监[2014]45100000071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证实，王可桥因与百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公安车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百中行终字第7号行政裁定书，向百色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百色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王可桥从应当知道具体行为的2009年11月，到提起撤销注册登记行政诉讼的2013年8月，其请求已经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百中行终字第7号行政裁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进行监督的情形，百色市人民检察决定不支持王可桥的监督申请。 18、2015年1月27日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右民二初字第44号民事裁定书证实，右江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王可桥诉百色安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平果安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广西弘某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王可桥于2015年1月27日提出撤诉申请。右江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王可桥撤回起诉。 19、2015牟4月14日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百行申字第17号不予立案再审通知书证实，王可桥因与百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行政登记一案，不服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的（2013）百行初字第35号行政裁定书和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9日作出的（2014）百中行终字第7号行政裁定书，于2014年10月21日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王可桥的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申请请求不符合法定再审立案条件，决定不予立案再审。并通知了王可桥。 20、2016年2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桂行申字第470号行政裁定书，证实王可桥因与百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车辆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不服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百中行终字第7号行政裁定，于2015年7月8日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王可桥2009年6月5日在百色市车管所办理了桂Ｌ×××××重型自卸货车的注册登记手续，其于该日已经知道百色市车管所作出的桂Ｌ×××××车辆的注册登记行为，其不服该注册登记行为至迟应于2011年6月5日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其于2013年8月23日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裁定驳回王可桥的起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可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王可桥的再审申请。 21、2016年12月1日，百色市人民政府信访百网告字（2016）5号不予受理告知单，证实王可桥向国家投诉办反映的信访事项已通过诉讼途经解决。根据《信访条例》规定，百色市信访局不予受理。 22、2016年12月27日，中共百色市政法委员会作出的信访答复函，证实王可桥向百色市政法委信访材料已收悉。已书面答复王可桥，其与广西弘某汽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属南宁市管辖范围，应向南宁有关部门反映。其与百色市车管所的行政诉讼，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已裁定。百色市政法委不予监督受理。 23、2017年2月10日，田林县人民政府信访局作出的田信告字（2017）1号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证实田林县信访局书面告知王可桥等30名信访人：你们向国家信访局投信反映请求国家信访局撤销百色市中院判决及追究百色中院不作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责任和要求赔偿甘蔗损失等问题的信访事项已转交至田林县信访局。经查，该信访事项已通过诉讼途经解决，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律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的规定，本部门不予受理。 24、写明上访时间是2017年4月13日、6月1日的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落地交接责任单，证实被告人王可桥于2017年4月13日、6月1日分别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府右街非法上访被当地警方带到久敬庄训诫后移交给原地政府劝访人员的情况。 25、2017年4月15日，田林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向市联席办作出的关于王可桥因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进京上访情况汇报，证实王可桥2016年11月2日进京上访，2017年4月9日再次进京上访。 26、2017年6月，中共百乐乡委员会、百乐乡人民政府制作的百乐乡重点信访人监控记录表、王可桥上访监控时间和人员安排表，证实从2016年6月12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百乐乡人民政府安排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轮流对王可桥上访负责监控的情况。 27、2017年10月12日，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作出的南公西（信）不受字（2017）123号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证实2017年10月12日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于2017年10月12日收到王可桥反映被汽车销售公司诈骗40万元，要求立案的信访事项。经审查，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该信访事项属于应按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部门提出。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不予受理。 28、2017年12月14日，中共百乐乡委员会、百乐乡人民政府向县府办作出的百乐乡关于王可桥外出行踪的情况汇报（续报），证实2017年12月3日下午17时40分王可桥到北京；12月4日至6日分别到公安部接待司询问和到国家信访局递交诉求材料；12月8日6点左右到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司递交诉求材料，接待司工作人员答复不接访广西案件；下午两点半左右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欲递交材料反映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待司已下班；12月10日王可桥在北京与北京籍的上访者见面；12月11日上午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欲递交诉求材料，最高人民检察院接访人员告知其，此事应去最高人民法院反映，当天下午王可桥到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接访人员答复他，对申诉不服的情况应去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于是王可桥赶回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再次到接待司反映，门卫告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同一个人一天只接访一次，当天王可桥反映情况未果，期间乡随同干部一直跟其左右，并对其进行劝返，但其不听劝返；12月12日早上8点多，王可桥到公安部递交材料，随后到邮政局将申诉材料寄给国家领导人。下午，王可桥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门卫告知，因12月11日已进去反映过情况，要满三个月才能再进去。经乡随同干部劝返，王可桥同意离开北京返回广西，乡随同干部马上买票离京，于下午16时18分从北京乘高铁到武汉，当晚22时到达武汉；12月13日早上7点从武汉乘坐动车返回南宁，并于当晚回到田林县城；12月14日回到百乐乡新吉街家中，同时乡主要领导到王可桥家里找其，了解相关情况，做其工作，稳控其思想情绪。 29、2017年12月15日，田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请示报告处理笺，证实王可桥于2017年12月3日前往北京，先后到国家信访局、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递交材料反映诉求，百乐乡随行三名干部一直跟其左右，并对其进行劝返。12月11日王可桥同意离开北京返回，12月14日回到百乐乡新吉街家中。对此，县府办签收汇报材料的工作人员拟：1、请百乐乡做好王可桥的思想工作，做好稳控，防止出现非访情况。2、建议上报市应急办。县府办副主任、县府办主任、分管副县长、县长分别在此请示报告处理笺上分别签署处理意见。 30、2017年12月27日，中共百乐乡委员会、百乐乡人民政府向县维稳办作出的百乐乡关于王可桥活动情况汇报，证实2017年12月27日，乡主要领导与王可桥电话联系，得知王可桥在前往南宁的途中，立即安排两名乡干部前往南宁与王可桥对接劝返。 31、2018年1月31日，田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请示报告处理笺，证实鉴于王可桥已有多次上访行为，根据市委、县委的部署和要求，自1月16日起至31日，百乐乡三家班子领导和干部职工每天24小时分组轮流入驻其种植基地工棚，开展“三同”活动，对其进行思想开导，掌握其动态。1月30日了解到王可桥将于1月31日去相关部门咨询案件立案情况后，乡党委主要领导对王可桥进行思想劝导工作，但其不听劝导，执意要前往百色和南宁反映诉求。1月31日下午15时，王可桥乘车前往百色，欲到市政法委和市公安局反映情况。目前，百乐乡已安排两名乡干部和派出所干警跟随做其劝返和稳控工作。请示报告签收人拟：请百乐乡做好劝返及稳控工作，县公安局、信访局、维稳办做好指导。县府办副主任、主任、分管副县长、县长分别在请示报告处理笺上签署处理意见。 32、2018年2月2日、2018年8月28日、2018年9月12日，中共百乐乡委员会、百乐乡人民政府向县府办作出的百乐乡关于王可桥活动情况汇报（续报），证实王可桥于2018年2月2日、8月27日、9月12日分别到南宁市自治区政法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部门上访，百乐乡安排干部及时前往南宁劝返。 33、2018年8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作出的桂公（信）不受字[2018]068号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证实2018年8月2日，自治区公安厅收到王可桥提出汽车消费贷款购车合同的信访事项，经审查，该信访事项属于应按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自治区公安厅不不受理，并告知了王可桥。 34、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1月16日，中共百乐乡委员会、百乐乡人民政府作出的王可桥行踪汇报、情况说明，证实2018年10月9日王可桥到北京上访，百乐乡即派出4名干部跟随前往做劝返工作，王可桥不听劝导，继续滞留北京，因扶贫工作需要，乡劝返干部10月25日从北京返回，11月12日下午，王可桥到非访区上访被扣留。11月12日晚，百乐乡连夜派出3名干部前往北京对接，11月13日晚劝返工作组到达北京驻京办对接，当晚劝返工作组与王可桥一同住进宾馆，14日凌晨4点至下午3点，王可桥到国家信访局递交申诉材料。11月14日，乡劝返干部继续跟随王可桥做其思想工作，但王可桥不听劝导，执意留在北京，劝返无果。11月14日晚，县公安局民警对其依法刑事传唤，并包车携王可桥前往石家庄乘坐高铁，11月15日上午，乡劝返干部和王可桥乘坐高铁，11月15日晚19时38分到达南宁，16日凌晨0时40分回到田林。 35、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的王可桥的行政起诉状，行政起诉原告王可桥，被告田林县公安局，法定代表人谢某，办案人员梁某1、雷某，百乐乡派出所所长黄某6，副所长邓某，办案人员交警兰韦青。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田某3罚决字[2018]000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追究本案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赔偿原告及家人的经济损失、误工损失和人权、人格名誉、精神损害费共94462元。 36、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10日，致中央政法委的控告书，控告人王可桥，被控告人：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院长黄某4、承案法官张某3、朱某、何某；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某4，承案法官黄某7、程某、陆某1；广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某5，承案法官兰曲、黎某、张英伦、罗某2、张某5、贾某；广西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院长罗某1，承案法官梁某2、韦某2全、罗钢铁；广西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某2，承案法官罗某3、任某、罗某4；广西南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建波、广西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文某；广西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某2；广西区政法委书记黄世勇；百色市政法委书记周某2。控告事由：徇私枉法、徇私舞弊、故意错判、行政不作为。请求中共中央政法委调查、追究本案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依法维护控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依法判令本案相关人员赔偿控告人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以及人员损失和精神损失费400多万元。 37、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20日，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控告书，控告人王可桥，被控告机关广西公安厅信访室；广西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公安分局；广西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广西田林县公安局局长谢某。控告事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行不作为，行政乱作为。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督促下级机关对刑事案件立案调查追诉相关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 38、2018年监控信访重点人员王可桥安排表、稳控记录，证实百乐乡人民政府为稳控王可桥，安排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员精力进行稳控工作。 39、百乐乡2017年3月7日至2018年11月17日，维稳经费支出情况统计表（王可桥）、出差申请表、旅差报销单以及飞机票、车票等凭证附件，证实百乐乡人民政府为稳控、劝返王可桥，花费政府财政经费155236元。 40、2018年11月16日，田林县公安局百乐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说明，证实2018年10月8日百乐派出所在工作中发现王可桥途经贵州兴义到北京上访，后接到百色市驻京信访工作组的通报，2018年11月14日田林县公安局派出民警黄东、陆世明等人到北京将在北京非法上访的王可桥传唤回到田林县公安局接受讯问。经讯问，王可桥承认其多次到北京非法上访并于2018年11月12日下午王可桥到北京天安门附近上访又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右街派出所抓获进行训诫并送入久敬庄分流中心进行训诫的事实。 41、2017年4月13日、2017年6月1日、2017年10月12日、2018年11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分别作出的《训诫书》，证实被训诫人王可桥，男，出生于1961年5月13日，身份证号码：，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乐乡板干村百木屯**。分别于2017年4月13日、2017年6月1日、2017年10月12日、2018年11月12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信访接待场所非访，被辖区警方训诚并出具训诚书。 42、2017年6月6日、2017年10月13日，田林县公安分别作出的田某3罚决字[2017]00341、00342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王可桥于2017年5月27日、2017年10月9日到北京中南海及周边区域非法上访，被北京警方教育、训诫后仍扬言继续进京非法上访，被田林县公安局百乐派出所、田林县公安局分别处于警告、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43.2018年进京涉访人员劝返落地交接责任单，证实2018年11月12日王可桥到北京天安门非法上访被警方训诫并送到久敬庄移交给驻京办工作人员。 44、2018年11月14日，百色市驻京信访维稳工作组作出的关于王可桥再次进京到非接待场所上访的情况说明，证实据工作组掌握，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间，王可桥先后进京上访6次，其中到非接待场所上访4次。2018年10月9日进京并滞留，至11月12日下午到天安门地区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后送到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11月13日表示愿意配合劝返。 45、2018年11月16日，田林县信访局作出的关于百乐乡王可桥进京上访活动，我局派员参与开展劝返情况说明：我县百乐乡板干村百木屯王可桥因于2009年6月5日与广西弘某汽车销售公司购买汽车产生合同纠纷，而后王可桥通过走司法途径，各司法机关分别都作了裁定，但王可桥对所做出的裁定结果均表示不服。自2011年11月以来多次向有关部门及领导投信，从2016年12月1日起先后到市、自治区、进京上访。据统计至今王可桥进京上访已达7次。其中，我局直接安排人员参与进京对王可桥劝返共两次：1、2017年6月2日岑某2副局长随同县组成工作组到京开展劝返，6月5日王可桥随工作返回田林；2、2018年10月11日韦某3副局长列为县工作组员到京开展劝返，2018年10月15日因局里工作需要提前返回，其他工作组成员继续在京对王可桥开展劝返工作。 46、2018年11月20日，中共百乐乡委员会、百乐乡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百乐乡王可桥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稳控情况说明：2016年起，王可桥以不服裁定结果为理由，多次进京赴邕进行上访。其分别于2016年11月2日，2017年4月9日、5月15日、6月1日、10月10日；2018年10月9日共7次进京上访，其中2017年4月9日、6月1日、10月10日；2018年10月12日共4次到非访区非访。2017年以来，王可桥分别于2017年3月7日、6月4日、12月27日；2018年1月31日、6月14日、6月22日、7月31日、8月27日、9月1日、9月12日共10次到南宁上访。针对王可桥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一是各责任领导、派出所、工作组每天必须积极主动与其见面一次以上，了解其思想动态，掌握其行踪，并做好记录，做到“一日一联系，一天一见面”，并向乡党政主要领导汇报见面情况。据统计，与其开展“三同”工作产生直拉费用3651元；二是联合县以及上级部门通过产业帮扶的方式，对其开展产业帮扶工作，为其提供8桶价值5100元草甘膦用于杀草；花费15000元为其购买5000株油茶苗和为其购买一头价值2000元的年猪，并出资4300元维修通往其工棚的道路和漫水桥，帮助他拓宽增收途径，提高生活水平。三是与其家属和邻居保持密切联系，对其开展疏导工作。四是每次王可桥进京赴邕，我乡都派出劝返工作组跟随开展劝返工作，据统计，到北京劝返7次花费127177元，到南宁劝返花费25897元，到市县劝返共花费11837元。五是开展慰问、为其换门、换锁芯等共计花费1300元。综上所述，我乡在开展稳控工作过程中，直接花费资金196262元，不包括期间为其动用的大量人力。由于乡人民政府人力财力有限，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支出，为本乡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极大的阻碍，同时也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47、证人潘某的证言笔录证实，我于2016年到田林县工作，担任百乐乡党委书记职务。王可桥是百乐乡板干村百木屯的村民，也是我们乡党委、政府多年来需要维稳管控的老上访户，也是我们乡维稳工作的重点对象。2009年4月份左右，王可桥与广西弘某汽车销售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以按揭付款的方式买了一部货车，后发现交付到手的车辆与原定的车辆品牌不一样，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多次出现故障，认为被汽车销售公司欺诈了，还认为百色市车管所在办理车辆入户过程中存在过错乱作为，为此引发了纠纷并提起诉讼。可能是王可桥举证方面的原因，一、二审法院判决王可桥都是败诉，他不接受这个判决。认为在诉讼过程中，办案部门及办案人员存在徇私枉法、执法不公等问题，就开始不断上访。先是到百色、南宁上访，然后去北京。其中在2017年4月13日、2017年5月15日、2017年6月1日、2017年10月12日和2018年10月份到北京的中南海、天安门、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上访，也因为到非访区上访先后4次即2017年4月13日、2017年6月1日、2017年10月12日和2018年11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训诫。王可桥一心认定自己有理，不服从党委政府的管理，要走上访之路。2018年11月12日，又因到北京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训诫后，由我们工作人员到北京接回，现因涉嫌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被田林县公安局立案侦查了。王可桥的上访过程给当地党委政府的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干扰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是很严重的。一方面是工作上的影响，由于王可桥多次到南宁、北京上访活动已经造成了恶劣影响了，所以每到有党和国家有重大活动及会议等敏感活动节点，对王可桥的监管维稳就变成了我们乡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防止王可桥赴邕进京进行非法上访，我们乡政府抽调包括乡里7所8站及板干村的部通“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对王可桥进行监管，每班2-3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每一次排班都是持续好几天至几十天不等，这项工作就浪费了我们大量的人力。还有王可桥到南宁、北京上访时，我们还得派出工作人员跟随去监控劝返，防止他借上访之机闹事，最后还要接返回来，也需要很多人力。特别是当前扶贫工作任务那么繁重的情况下，更是严重影响了我们乡扶贫及各项中心工作的正常开展，严重干扰了我们乡政府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第二就是财力上的影响。因为王可桥多次到百色、南宁、北京上访，我们乡里都得派出工作组跟随稳控及劝返、接返工作，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差旅费。据财务统计，我们这几年因为王可桥非法上访产生的差旅费已经达到16万多元。还有就是王可桥因为一心都用在上访，无心家庭生产生活，他自己家庭的生产生活也受到影响，乡里在政策范围内对他家进行帮助和扶持，先后给他家买了一头年猪2000元；扶持茶果经济林苗木15000元；为他修路到工地4200元；买农药草甘膦3000多元。自2017年底以来，由于王可桥频频非法到北京上访，给田林县、百色市乃至广西的维稳工作造成了很大压力。平常我们把管控工作落实到干部个人，领导跟普通干部搭配，几个人一组轮流监控。有重大活动或敏感期时，为防止王可桥外出上访，我们乡党委经过研究，就对王可桥以“三同”的方式处理，即把全乡的男性乡干部和板干村男性干部拿出来排班，2-3人组成值班组24小时对王可桥监控，白天跟他一起做工，自己买菜到他家一起煮饭吃，晚上就在他家屋旁掊建的帐篷住宿。在他需要离开辖区外出活动时或偷偷跑去上访时，我们派出工作人员跟随他一起去，怕他借上访之机自伤自残或闹事，并做劝返工作。平时都是安排乡干部和村干部对他进行思想沟通交流，了解他思想动态及观察他行踪情况。因为维稳是头等大事，我们很多工作就因为要监管稳控他而不得不放下来，给我乡的维稳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所以这项工作对我们乡正常工作秩序的影响和干扰是相当大的。从2016年底以来，王可桥不停不断在上访，他一般会选择广西和中央有重大会议、重要活动这些敏感节点时进行上访活动。比如在党的十九大会议召开期间以及北京、南宁有重大活动期间，他都想办法避开我们“三同”乡干部出去上访。我记得我安排乡干部去北京、劝返王可桥从田林出发至返回到田林县的时间是：2016年11月2日至2016年11月5日；2017年4月9日至4月14日，这次劝返是由当时我们的乡人大主席张某1劝返；2017年5月15日至5月18日，这次劝返是由当时我们乡的人大主席张某1、邓某去劝迫的；2017年6月1日至6月6日这次劝返是我们乡的副乡长周某1去劝返的；2017年10月9日至10月13日这次劝返是由我们的乡长黄某3、黄某6、罗某5去劝返的；2017年12月3日至12月13日这次劝返是当时的司法所所长黄某2、姚某、黄某1、邓某等人去劝返的；2018年10月11日至10月27日这次劝返是由黄某6等人去劝返的；2018年11月12日至11月16日这次劝返是由黄某6、陆某2、卢某、姚某等人去劝返的。另外，我安排我们乡干部去南宁劝返王可桥从田林出发至返回到田林县的时间是：2017年3月7日至3月8日这次是由黄高兴、邓某去劝返的；2017年12月27日至12月29日这次也是由黄某2、邓某去劝返的；2018年2月2日至2月2日这次也是由黄某2、邓某去劝返的；2018年6月14日至6月16日这次是由杨某、黄某9去劝返的；2018年6月21日至6月22日这次是由吴某、姚某去劝返的；2018年7月31日至8月2日这次是由杨某等人去劝返的；2018年8月27日至8月29日这次是由黄某6、覃某、黄某1去劝返的；2018年9月12日至9月15日这次是汤某2、覃某、岑某1去劝返的，当时我们的乡干部劝他不回来，就在13号的时候，我又安排黄某6和姚某这两个人去。再有，我安排我们乡干部去百色劝返王可桥从田林出发至返回到田林县的时间是2018年6月25日至6月26日这次是由吴某、黄某9去功返的。按照我国的信访条例，涉法涉诉的案件是不给上访的，更不能去非访区去上访，王可桥的情况就是涉诉的案件。王可桥的上访给社会稳定工作造成负面的影响，重要的是给我乡的维稳工作造成极大的压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当前扶贫的中心工作，所以我要求公安机关能依法对王可桥的行为立案处理，恢复我乡的工作秩序。 48、证人汤某1的证言笔录证实，我于2011年到百乐乡工作，2017年10月任乡里的人大主席，分管维稳工作。王可桥是百乐乡板干村百木屯的村民，是我们百乐乡的一个老上访户，也是我们乡府的一个维稳重点人员。王可桥从2016年11月份开始多次到北京、南宁、百色等地各部门上访。2016年11月初开始至2018年10月份，王可桥共到北京上访七次，其中2017年4月13日、2017年6月1日、2017年10月12日、2018年11月12日共四次被北京警方书面进行训诫；2017年10月13日被田林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还有他到南宁、百色的有关部门上访更是不计其数。王可桥每一次的上访行为都牵动到我们百乐乡府的工作人员，他每次到百色、南宁、北京、上访我们乡府都要派出工作人员到北京接他返回，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王可桥思想上已经产生认识上的畸形了，他都认为他什么都是对的，给我们维稳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甚至直接影响我们百乐乡人民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每次重大会议活动期间、重要节假日期间、敏感时期、两会期间等我们乡府都会安排工作人员要24小时时刻监控王可桥的情况，乡府手头上的工作都挨放下一边，其他工作基本上做不了，全力做好他的维稳工作，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经乡里的财务统计，百乐乡劝返小组到北京劝返王可桥七次花费127177元；到南宁劝返花费25879元；到县劝返花费11837元。对于王可桥上访的事，全乡干部职工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各自手头上本来已经安排好的工作都要挨停下来去应对他，其他工作就不能正常开展。乡长王某、百乐派出所所长陆某2、邓副所长、乡里的前人大主席张某1、工作人员黄某1、司法所所长覃某等人都得去南宁和北京接返王可桥过。还有每次到国庆、两会期间、敏感时期，我们乡里都安排人员对王可桥进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做他思想工作。那段时间乡里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办法开展了，只能围绕王可桥的事情，王可桥开始是有点配合，慢慢他就有反感，口头上威胁工作人员要打人，干部思想压力很大。王可桥的上访行为已经严重影响扰乱了百乐乡人民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为了让他安心生产生活，乡里力所能及帮他解决他生活上一些实际困难。2017年春节，乡里帮他买了一头2000元的年猪给他家；2018年4月份给了5000株油茶苗给他种植，运费400元，价值2000元的5桶草甘膦；为他修复了一条通往他家的小路，花费3000元左右；平时逢年过节乡里送水果送米、油等物品。王可桥认为政府这样做是不给他上访。 49、证人黄某1的证言笔录证实，我在百乐乡林业站工作，2017年11月30日中午我接到我们百乐乡黄某3乡长的电话说，让我12月1日至4日去守王可桥，当天下午我就和当时的乡司法所所长黄某2、百乐派出所民警姚某一起，带上棉被、米、油、菜等生活物品，下到王可桥的工地，，住在百乐乡府搭建在王可桥工棚旁边的一个帐篷与王可桥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是了解掌握王可桥的思想动态和动向。到12月2日下午，王可桥说要去潞城乡看一个亲戚，我和黄某2、姚某三个就与王可桥坐班车到潞城，到了潞城，王可桥就直接去潞城高速路口，说要去兴义看一个律师，但太晚了，我们拦不到车，于是，我们就陪王可桥回到田林县城住。到12月13日早上，王可桥一早就到田林车站买到贵州安龙的车票，见这样，我们三个也一起买票同往，到贵州安龙县后，我们又跟王可桥转车到贵州兴义市，到了贵州兴义市后，王可桥并没有去见什么律师，直接就赶到兴义万峰机场买飞机票坐飞机去北京了，见他去北京，我们三个只好也买机票跟他去北京。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凌晨5点多，王可桥就到北京国家信访局排队递交材料，我们也只好跟他去。在王可桥在北京上访的这段时间，王可桥到了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提交上访材料，我们怕他去非访区上访，全程我们都陪他去。在那段时间，我们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睡都睡不好，怕王可桥失踪，压力非常大。在王可桥在北京期间，在12月6日左右，百乐派出所所长黄某6也坐飞机到北京一起劝王可桥回去，但王可桥不回。到12月9日，黄某6所长有公务要赶回去处理就先回百乐乡了，由邓某副所长又来北京接黄某6的班劝王可桥回去，一直到12月12日，王可桥才同意离开北京，当天下午我们从北京坐动车到武汉，12月13日下午回到南宁再坐动车回百色后坐快巴回到田林县再回百乐乡。王可桥从2016年11月份就开始到百色、南宁上访，我前后共去参与劝返王可桥12天左右，每次去劝返王可桥，我手上的工作只能丢下来，除了业务上的工作挨放下外，我的扶贫工作也受影响。 50、证人韦某1证言笔录证实，我在百乐乡政府担任会计负责乡里的财务工作。我知道王可桥是百乐乡的老上访户了，特别是这两年更是频频到南宁、北京上访，对我们乡的维稳工作造成了很大压力，也增加了乡里的财务支出。百乐乡府对王可桥稳控工作的经费开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王可桥外出百色、南宁、北京上访时乡里派出工作人员去劝返、接返过程中产生的差旅费共155236元，这些支出完全有相应差旅报销审批单及相关票据凭证为证；二是政府对王可桥家里进行帮助扶持买苗木、买农药草甘膦、修路、及买年猪慰问等费用合计24400元。王可桥的上访活动已经涉嫌违法了，所以乡里对他的稳控管理变成了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在重大会议或活动时，乡里所有的男性干部包括板干村干部都要放下其他工作，跟王可桥同吃、同住、同劳动，轮流对他进行监管稳控，每一期轮班时间从几天到几十天不等，2-3人一组24小时轮值，已经轮班好几期了。有时王可桥外出上访了，乡里又派出人员劝返，接他回来，也要动用很多人力。这项工作耗费了很多人力和财力，因为维稳工作是首要任务，大家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来做这项工作，对我们百乐乡的各项中心工作影响很大。 51、证人岑某1的证言笔录证实，我是百乐乡板干村人，任板干村民委副主任。我与板干村百木屯的王可桥有点远亲关系。王可桥因购车合同纠纷，对法院判决他败诉不服，要汽车销售公司赔偿他的经济损失。认为司法部门办事不公、徇私枉法等等，他理由一大堆，认为都是他有理。从2017年初开始，王可桥经常到南宁、北京进行上访活动，引起了各级政府的关注，按照属地管理的要求，对王可桥的监管就成为我们百乐乡及板干村民委干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村里按照乡领导的管理，村里7个脱产干部还轮流对他进行监控，到敏感节点，乡政府把我们村民委干部安排跟乡干部一起组成工作组，每组2-3个人，24小时跟王可桥进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目的是保持跟王可桥一起，不让他脱离监管视线，乱去上访，2017年我得参加对王可桥“三同”3次，我们村里的7个干部也都得参加。王可桥上访的事情对我们影响很大，一方面我们村干部觉得压力很大，二是增加了村民委的工作量，影响了扶贫工作。 52、证人向某的证言笔录证实，我在百乐乡工作任乡府民政助理。王可桥是百乐乡板干村百木屯的村民。因为王可桥经常去上访，给乡里和县里的维稳压力很大，国庆节、两会期间等重大节日或敏感时期的时候，为了随时掌控王可桥的去向及思想动态，乡里就安排我们乡干部跟王可桥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得跟王可桥“三同”过三次，每次去跟王可桥“三同”，我们只能放下手上的工作，也影响了扶贫工作，耗费了我们干部的很多精力，严重干扰了干部们的正常工作。 53、证人覃某的证言笔录证实，我于2018年6月到百乐乡司法所任负责人。王可桥是板干村百木屯的村民，在百乐乡是比较出名了，他到百色、南宁、北京等各地各部上访，王可桥买车合同纠纷的诉讼败诉后，他认为是各级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局等司法部门官官相护、徇私舞弊、不作为或乱作为、就写材料控告办案人员及司法部门领导，并要法院改判要对方公司赔偿几百万元的经济损失。乡里的领导和县里的有关部门领导多次就他上访的事与王可桥进行思想教育和引导，但他听不下去，思想已经定型，死认定他是受害者，所以就不断地上访，一定要达到自己的要求才罢休。我调来百乐司法所工作后了解到王可桥从2016年11月初开2018始到2018年11月，到北京上访共7次，其中2017年4月13日；2017年6月1日；2017年10月12日；2018年11月12日这四次被北京警方书面进行训诫；2017年10月13日被田林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还有以前他到百色、南宁的有关部上访的那就更多了。刚几个月，就得参与到南宁、北京劝返王可桥三次。王可桥这种上访活动给百乐乡政府及乡直各单位带来很大的影响，乡司法所工作很多，王可桥一上访，我们司法所只能停下所有的工作，全力配合乡里的维稳工作，其他事情就不能做了，所里的日常工作不能正常开展。乡政府的工作更不用说了。我认为王可桥这几年来的上访活动已经严重扰乱了百乐乡人民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 54、证人刘某1的证言笔录证实，我于2016年5月调到百乐乡任武装部部长。百乐乡板干村百木屯的王可桥是一个老上访户，是我们百乐乡的一个重点稳控对象。王可桥买车合同纠纷的诉讼败诉后，他认为是因为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和政法机关不作为、乱作为造成，然后就开始写材料告状，并要求法院改判要对方公司赔偿他几百万元的经济损失，到百色、南宁、北京上访，我知道王可桥去南宁、北京上访四、五次了，而且都是等到自治区或中央有什么重大会议期间才去上访。这么多年来，乡里面长期安排工作人员对他做劝返工作，把乡里的中心工作安排全部打乱，同时每次乡里安排工作人员去南宁、北京劝返也给乡里的经费支出增加了负担。 55、证人张某1的证言笔录证实，我于2011年至2017年9月份在百乐乡担任人大主席，2017年10月份调任田林县政法委副书记。王可桥是百乐乡板干村百木屯村民，我在百乐乡担任人大主席期间，分管的是维稳工作，当时王可桥是百乐乡的上访户，因买车合同纠纷的诉讼，一审、二审王可桥都败诉，其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也被驳回，王可桥不接受法院的判决，认为在诉讼过程中，办案部门及办案人员存在徇私枉法、执法不公等问题，从2016年开始，王可桥就先后多次到百色、南宁及北京上访，2017年4月13日前后；2017年5月15日前后；2017年6月1日前后分别到北京中南海、天安门、国家信访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政法委等部门上访递交材料，控告各级司法部门领导及办案人员，连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政法的领导及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等领导都被王可桥控告了。我曾得两次去北京劝返接王可桥回来，百乐乡的黄某3乡长、周某1副乡长、司法所所长黄某2、派出所所长黄某6，邓某副所长，还有乡干部韦某4、姚某、黄某1等和县里的一些干部都得前往南宁、北京劝返王可桥。对于王可桥上访，百色市政法委、田林县政法委、公安局、信访局等单位的领导也多次到王可桥家做其思想工作，但王可桥不听。王可桥的上访，给百乐乡、田林县、百色市乃至广西的维稳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为了应对王可桥的上访，百乐乡可以说是举全乡之力来维稳，乡党委、政府多次研究应对措施方案，采取与王可桥“三同”的方式，全乡的男性干部和板干村的男性干部全部进行排班，2-3人组成值班组24小时对王可桥监控，干部自己买菜到他家一起煮饭吃，白天跟他一起做工，晚上就在他家旁边搭建的帐篷住宿。在他需要离开辖区外出活动时，我们派出工作人员跟随他一起去，一是怕他借上访之机自伤自残及闹事，二是做劝返他的工作。王可桥去上访，对当地的党委、政府的工作影响非常大，我们很多正常工作就因为要监管稳控王可桥而不得不放下来，给百乐乡的其他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百乐乡是贫困乡，脱贫任务非常重，我们乡干部除了日常的工作外，每个干部都联系有3至5个贫困户，扶贫是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由于每到重大节假日或敏感时期，我们都要安排干部轮流与王可桥“三同”，在当前扶贫工作任务繁重紧张的情况下，影响了我们百乐乡扶贫及其他各项中心工作的正常开展，严重干扰了百乐乡政府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乡党委政府领导，每人都管一大块的，还有一些乡直单位，如司法所，为了劝返王可桥，一去就是五、六天，领导一离开，分管的工作几乎都停摆了，司法就所长一个人，一出去劝返王可桥，所里的工作几乎都瘫痪了。另外，王可桥每次到百色、南宁、北京上访，我们百乐乡都派出工作组跟随做稳控及劝返、接返工作，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差旅费。据我了解知道的，单花在王可桥身上的维稳经费已经有10多万元了。 56、证人黄某2的证言笔录证实，我于2013年至2017年4月份在田林县担任司法所所长，2018年4月调任田林县八渡乡人民武装部部长至今。王可桥是百乐乡板干村百木屯的村民，王可桥因买车合同纠纷的诉讼一审、二审均败诉，申请再审也被广西区高级法院驳回，王可桥不接受法院的判决，从2016年开始到百色、南宁上访。我在百乐乡工作期间，我知道王可桥去北京上访5次，其中，2017年12月3日至12月13日这一次我得一起去劝返王可桥。为了掌控王可桥的思想动态和行踪，百乐乡党委、政府把全乡的男性干部和板干村的男性干部全部进行排班，2-3人组成值班小组24小时对王可桥进行监控，到王可桥家与其“三同”，2017年12月1日，我和乡干部黄某1、姚某三人去与王可桥“三同”，12月2日王可桥说想去潞城乡看个亲戚，我们向乡领导报告后某书记叫我们三人跟随王可桥。到潞城后王可桥又说要去贵州，没有车了当晚我们回田林县城住。12月3日我们三人随同王可桥从贵州安龙县再转车到兴义市，王可桥即购买了去北京的机票。经请示乡主要领导后，叫我们三人马上买机票跟随王可桥去北京。到了北京，王可桥就去国家信访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政法委等部门递交材料，我们三人一直随同他，在北京两天王可桥没有回去的迹象，后乡里又派黄某6、邓某轮换来京一起劝返王可桥，一直到12月12日王可桥才同意离开北京返回田林县。王可桥到南宁上访时，受百乐乡领导的安排，我也得参与去南宁劝返王可桥两次。王可桥去上访，对百乐乡党委、政府的工作影响非常大。我们乡干部除了日常的工作外，每到重大节假日或两会期间，乡里都要安排干部轮流与王可桥“三同”。这样我们手上的工作都要丢开了，如果被乡里安排与王可桥“三同”或去南宁、北京劝返王可桥，司法所就关门了。 57、证人岑某2的证言笔录证实，我在田林县人民政府信访办工作，我来公安局反映王可桥的情况，我于2017年3月开始到驻京办事处上班，我知道王可桥多次到北京的中南海、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信访局等部门上访。2017年6月1日，王可桥到北京中南海非法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后送进久敬庄分流中心，后我们去接王可桥到驻京办事处，6月2日百乐乡周某1副乡长和派出所民警到北京把王可桥接回田林县。我要求公安机关对王可桥进行依法处理。 58、证人周某1的证言笔录证实，我在百乐乡人民政府任副乡长，我来公安局反映王可桥去北京上访的情况。王可桥多次到南宁、北京上访，2017年3月7日王可桥到南宁市上访；2017年4月7日、2017年5月14日、2017年6月2日王可桥到北京的中南海、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信访局等部门上访，2017年6月2日这次我得到北京广西驻京办事处接返王可桥回田林县。我这次去北京接王可桥回来，花费了不少钱，耽误了很多工作，平时百乐乡人民政府领导、干部职工轮流去做王可桥思想教育转化工作，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严重影响平时的正常工作。 59、证人黄某3的证言笔录证实，我在田林县百乐乡人民政府任乡长，我来公安局反映王可桥去北京上访的情况。王可桥于2017年3月7日到南宁市上访；2017年4月13日、5月15日、6月1日、10月12日，王可桥到北京的中南海、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信访局上访。其中，2017年4月13日、2017年6月1日、2017年10月12日，王可桥三次到北京中南海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并送进久敬庄分流中心，后被接回田林县。王可桥多次到南宁、北京上访，我们干部职工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劝说、思想教育转化和接返工作，严重影响了平时的日常工作，而且也花费了政府的很多钱。 60、2018年11月16日，田林县公安局百乐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说明，证实2018年10月8日百乐派出所在工作中发现王可桥途经贵州兴义市到北京上访，后接到百色市驻京信访工作组的通报，2018年11月14日田林县公安局派出民警黄东、陆世明等人到北京将在北京非法上访的王可桥传唤到田林县公安局接受讯问。经讯问，王可桥承认其多次到北京非法上访并于2018年11月12日下午到北京天安门附近上访又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抓获进行训诫并送入久敬庄分流中心进行训诫的事实。 61、2018年11月16日，田林县公安局百乐派出所出具的王可桥的户户籍证明，实被告人王可桥出生于1961年5月13日。。住址在广西田林县百乐乡板干村百木屯**被告人王可桥犯罪时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62、2018年11月20日，田林县公安局百乐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证实王可桥于2017年6月6日因涉嫌扰乱单位秩序被田林县公安局百乐派出所进行警告处罚；2017年10月12日，王可桥涉嫌到北京中南海周边越级上访及非法上访，扰乱单位秩序被田林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2018年1月31日中午11时40分，王可桥无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普通摩托车途经百乐乡新吉街乡府门口路段时被百乐派出所交警中队民警查获，于2018年3月1日被田林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以上证据经过法庭举证、质证，证据之间相互吻合并能相互印证，证据收集方法合法，证据内容客观真实，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予以确认和采用。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可桥因购买汽车合同纠纷，经过法定诉讼程序败诉后，没有正确认识自己败诉的真正原因，而是一味认定自己必须是要赢的，凌驾于法律之上，把个人的商业活动失败责任怪罪于所有的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愿望要求，便以广西公、检、法各级司法机关参与办理过其该案件的办案人员及部门领导，全部都存在徇私枉法、官官相护、故意错判、不作为、乱作为为由，不断地到百色、南宁有关部门进行上访，并多次到北京重点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经反复教育、训诫并行政处罚后仍不停止不改正而继续上访，致使相关的接访机关单位耗费了大量的机关效能资源，严重扰乱了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尤其是扰乱了属地百乐乡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安排，并且为应对王可桥上访，到南宁、北京劝返、接返王可桥产生了155236元的费用支出，后果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王可桥到案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触犯法律，拒不认罪执意与法律对抗，没有悔改表现，依法应从重处罚。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其的犯罪事实全是歪曲事实、诬告陷害，所有的证据全都是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官官相护、弄虚作假的辩解理由，毫无事实依据，纯属狡辩推责，本院不予采信，庭审中提出本案应由“北京法院”审理的管辖异议毫无法律依据，异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王可桥犯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16日起至2020年5月15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审 判 长  黄绍杰 人民陪审员  罗艳祝 人民陪审员  李松正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黄丽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