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民终5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鑫，男，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军，贵州贵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余伦，男，汉族，1965年7月25日出生，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勇，贵州天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湖南安石（集团）六盘水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八一路**凉都花园。法定代表人瞿国伟，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何鑫与被上诉人陈余伦、原审被告湖南安石（集团）六盘水煤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2017）黔01民初782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何鑫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鑫向本院提出的上诉请求为：一、撤销（2017）黔01民初78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主张股东权益应向英之杰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主张，不应当仅向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漏列当事人，程序违法。2、陈余伦、吴爱蕊、黄成芳、林良贵四人（以下四人同时表述时称乙方）于2011年1月13日与曹艳华、曹艳军、刘森筑、何鑫、田颖五人（以下五人同时表述时称甲方）签订了《煤矿股份、资产及采矿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涉案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且该协议未经审批，协议无效。3、被上诉人未登记为公司股东，其无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4、2014年6月4日黔南州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明确记载：“林良贵等4人反悔，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没有执行”，被上诉人不能依据涉案协议成为公司股东。5、根据《双方承诺书》第二段的约定，上诉人必须要在两个月内处理煤矿，否则此承诺书自动作废。在签署《双方承诺书》后，被上诉人并未按照约定将股份转让给上诉人，导致上诉人无法处置煤矿，因此，该承诺书应当作废，不应继续有效。6、《龙里县鸿泰煤矿售出2100万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均无效。鸿泰煤矿的财产权益归英之杰公司，分配鸿泰煤矿的转让价款应当得到英之杰公司所有股东的同意，何鑫无权代理贵州英之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之杰公司）所有股东，其个人出具的《双方承诺书》无效。陈余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何鑫向原告立即支付股份转让款人民币138.75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湖南安石（集团）六盘水煤业有限公司对上述请求在未付股权转让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陈余伦、吴爱蕊、黄成芳、林良贵四人（以下四人同时表述时称“乙方”)，于2011年1月13日与曹艳华、曹艳军、刘森筑、何鑫、田颖五人（以下五人同时表述时称“甲方”）签订了《煤矿股份、资产及采矿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对贵州英之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英之杰公司”）享有的100%的股份，及英之杰公司旗下的鸿泰煤矿的地下地面工程、机械设备等所有有形资产以及鸿泰煤矿的采矿权等所有无形资产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人民币1860万元。《煤矿股份、资产及采矿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由于黄成芳无钱投入，就将其约定的出资份额转由陈余伦及管品旺、陈余伦出资。乙方(原告陈余伦、吴爱蕊、管品旺、陈余伦及林良贵）在向甲方支付了转让款人民币822万元后（尚欠1036万元），甲方将英之杰公司（包括鸿泰煤矿）所有的资产及所有印章，图纸、技术资料、合同、文书、办公室档案资料，证书，账册、账薄、凭证、证书和文件的原件移交给乙方。并按《煤矿股份、资产及采矿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由乙方负责英之杰公司（包括鸿泰煤矿）实际的经营管理、投资，甲方不再参与，并由乙方承担英之杰公司（包括鸿泰煤矿）移交后的风险。之后，被告何鑫与乙方协商，保留了其29%原有股份的10%。为此，在尚欠的转让价款人民币1036万元中扣除186万元，并扣除之前何鑫以鸿泰煤矿名义向乙方的借款人民币130万元和人民币10万元，乙方实欠甲方人民币712万元。乙方根据各自出资明确股份比例为：原告陈余伦10%、吴爱蕊30%、管品旺10%、陈余伦25%、林良贵15%,剩余10%仍由何鑫享有。2014年1月，被告何鑫又将英之杰公司100%的股份，及英之杰公司旗下的鸿泰煤矿的地下地面工程、机械设备等所有有形资产以及鸿泰煤矿的采矿权等所有无形资产再次转让给被告湖南安石（集团）六盘水煤业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人民币为2100万元（事后得知实为人民币2500万元），目前尚有部分转让款未付。被告何鑫于2014年4月19日就再次转让价款的分配，对甲方其他人员及乙方作出承诺，并提出分配清单。其中，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31.25万元。该承诺再次确认了2014年3月28日原告与被告何鑫签订的《双方承诺书》。事后，被告何鑫分别于2014年6月13日、2014年7月18日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82.5万元、10万元，共计人民币92.5万元后就不再支付。截止到目前，被告何鑫尚欠原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38.75万元（231.25万元-82.5万元-10万元）。综上，由于被告何鑫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现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何鑫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解除2014年3月28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的《双方承诺书》；2.请求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92.5万元；3.本案反诉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2011年1月13日何鑫、曹艳华、曹艳军、刘森筑、田颖（此五人以下简称甲方）与林良贵、黄成芳、陈余伦、吴爱蕊（此四人以下简称乙方）签订《煤矿股份、资产及采矿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贵州英之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及鸿泰煤矿转让乙方，乙方支付转让款1860万元。协议签订后，甲方按照约定将英之杰公司以及鸿泰煤矿交付给乙方，但乙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全部煤矿转让款。2014年3月28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双方承诺书》，承诺书约定，被反诉人占鸿泰煤矿25%的股份，反诉人向其支付231.25万元，同时约定，反诉人必须在二个月内处理煤矿，若二个月内煤矿没有处理好，此承诺书自动作废。2014年4月19日反诉人写下《龙里县鸿泰煤矿售出2100万清单》但对于清单分配方案，甲方的其他股东并不同意，同时林良贵也不认可，所以导致清单并没有生效。另外，被反诉人受让煤矿时的出资金额至今未提交证据，并且对于被反诉人在受让煤矿时的出资，不应当由反诉人一人退还，因此，反诉人特请求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已支付的92.5万元，望法院予以支持。陈余伦辩称，一、何鑫的反诉请求超过了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陈余伦与何鑫之间于2014年3月28日日签订的《双方承诺书》中，没有约定解除期限。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的规定，何鑫经办的英之杰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给安石公司是在2014年6月24日。而何鑫在2018年5月23日提起反诉，要求解除与陈余伦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明显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二、采矿权过户登记公告虽然是2014年6月24日发布的，但从合同谈判到签订合同即完成了转让行为。申请审查备案刊登公告是行政处理过程，且公告过后双方在未提异议的情况，何鑫还向陈余伦付了部分款项，《双方承诺书》不必然作废，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不同意何鑫出具的《龙里县鸿泰煤矿售出2100万清单》。至于林良贵，只是他本人采用与何鑫达成协议后而形成的《保证书》主张权利，其也不反对《龙里县鸿泰煤矿售出2100万清单》明确给他人的金额。就本案而言，由于何鑫等原股东对陈余伦等人前期的付款金额没有异议，且何鑫与陈余伦签订了《双方承诺书》、何鑫又出具了《龙里县鸿泰煤矿售出2100万清单》，对陈余伦给得多少，已结算清楚，陈余伦的出资证明就无需再行出示，本案对陈余伦的诉请并非是何鑫个人承担责任，陈余伦所主张的款项是英之杰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转让所得，只是由于何鑫一人在操作办理，并代收持有转让款而已，当然，既然何鑫一人操作办理转让事宜，代收持有转让款项，并与陈余伦签订《双方承诺书》、出具分配清单，何鑫就有义务将陈余伦该得的款项交付给陈余伦。英之杰公司股权及资产再次转让给安石公司并已经完成过户手续，如果要求解除《双方承诺书》，应由何鑫将陈余伦对英之杰公司股权及资产享有的权利恢复原状。既然反诉请求解除《双方承诺书》不成立，其第2项要求退回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同样不应支持，综上，由于何鑫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何鑫提出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1月13日何鑫、曹艳华、曹艳军、刘森筑、田颖（此五人以下简称甲方）与林良贵、黄成芳、陈余伦、吴爱蕊（此四人以下简称乙方）签订《煤矿股份、资产及采矿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第二章第八条约定：甲方将鸿泰煤矿的生产经营权、采矿权、、地面地下工程机械设备、材料、基建设备、矿区道路等所有有形及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第一条至第四条中列明的资产）全部转让给乙方，并将英之杰公司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第九条：乙方受让第八条所指资产及股份，向甲方支付对价人民币壹仟捌佰陆拾万元（￥18600,000）。2014年3月28日，何鑫与陈余伦签订《双方承诺书》。其内容为：贵州省龙里鸿泰煤矿新股东陈余伦，占股份25%，实际投资现金每股185万元，我陈余伦同意给何鑫处理原款打折50%，也就是462.5万元打折后231.25万元，按三次付款，第一次40%，即92.5万元，第二次40%，即92.5万元，第三次20%，即46.25万元，何鑫负责按买方合同实际比例汇款，陈余伦账号：农行62×××16。何鑫必须要在二个月内处理煤矿，如两个月内煤矿没有处理好，此承诺书自动作废。鸿泰煤矿外内债权债务与陈余伦无关，由何鑫全权负责。（注，林良贵的股份和一切费用工资由何鑫负责协商）。该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确认。现原告认可何鑫分别于2014年6月13日、2014年7月18日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82.5万元、10万元，共计人民币92.5万元后就不再支付。截止到目前，何鑫尚欠原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38.75万元（231.25万元-82.5万元-10万元）。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现依法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如前。何鑫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以其在两个月内没有处理好煤矿，承诺书自动作废及陈余伦受让煤矿时的出资金额未提交证据，对陈余伦在受让时的出资不应当由何鑫一人退还为由，故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为，其一、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当中，贵州英之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龙里龙山镇鸿泰煤矿机构类型当中登记为企业非法人田颖，在其营业执照当中亦登记为负责人是田颖。但被告何鑫对于原告陈余伦在贵州英之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龙里龙山镇鸿泰煤矿持有25%的股份权利（虽然没有登记）不持异议，但以不能履行为由拒绝付款。虽然庭审过程当中，何鑫拒绝提供与湖南安石（集团）六盘水煤业有限公司之间转让鸿泰煤矿之间的一系列证据（合同、付款凭证、往来帐目等），但根据最终鸿泰煤矿的归属表明，陈余伦在该煤矿的权益已经被处分。故可以认为陈余伦已经履行了与何鑫之间的协议，而将该煤矿的处分权交由何鑫处理。何鑫因不能提供该陈余伦在鸿泰煤矿的股权转让至湖南安石（集团）六盘水煤业有限公司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对于其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所以，何鑫未按照双方协议约定付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二、至于原告陈余伦向一审法院请求要求湖南安石（集团）六盘水煤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湖南安石（集团）六盘水煤业有限公司既不是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担保人，亦非共同买受人。该请求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其三、现何鑫反诉请求依法解除与原告陈余伦于2014年3月28日签订的《双方承诺书》及返还92.5万元，其理由是在两个月内没有处理好煤矿，承诺书自动作废及陈余伦受让煤矿时的出资金额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承诺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陈余伦已将该煤矿的权益交由何鑫处分，实际上陈余伦已经履行了与何鑫之间的协议，何鑫也应按承诺书履行付款义务，故被告何鑫反诉请求解除《双方承诺书》及返还92.5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二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何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陈余伦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38.75万元；二、驳回陈余伦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何鑫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7287.5元，由何鑫负担17287.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525元，由何鑫负担6525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涉案协议第30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手印，英之杰公司及鸿泰煤矿盖章后生效”。涉案协议尾部有甲方和乙方签名，没有英之杰公司及鸿泰煤矿盖章。2、2014年3月28日，何鑫与陈余伦签署《双方承诺书》，该承诺书第二段载明：“何鑫必须要在两个月内处理煤矿，如两个月内煤矿没处理好，其承诺书自动作废”。3、2014年4月19日何鑫与吴爱蕊、管品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何鑫向吴爱蕊、管品旺支付金额518万元。同时，向吴爱蕊之夫王开旺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书》明确：“在股权转让款分配完毕后，如有剩余，将全额支付给王开旺，作为介绍卖矿的酬劳”。因何鑫未按约定支付全额上述款项，2017年吴爱蕊、王开旺提起诉讼向何鑫主张328万元（含20万元损失赔偿），该案现在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审理。4、2014年7月1日，何鑫与祝建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何鑫向祝建胜支付金额92.5万元。因何鑫未按约定支付全额上述款项，2017年祝建胜提起诉讼，主张余款58.5万元（含10万元损失赔偿），贵阳市中院以（2017）黔01民初783号民事判决支持，何鑫不服已提起上诉。5、2014年3月28日，何鑫向陈余伦出具《双方承诺书》一份，约定何鑫向陈余伦支付金额231.25万元。因何鑫未按约定支付全额上述款项，2017年陈余伦提起诉讼，主张余款138.75万元，贵阳市中院以（2017）黔01民初782号民事判决支持，何鑫不服已提起上诉即本案。6、何鑫于2014年4月2日向林良贵出具《保证书》一份，约定何鑫向林良贵支付林良贵在鸿泰煤矿内股份及垫资与一切费用400万元，因何鑫未按约定支付全额上述款项，2017年林良贵提起诉讼，主张余款200万元，贵阳市中院以（2017）黔01民初855号民事判决支持，何鑫不服已提起上诉。二审审理中，何鑫提供了黔南州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6月4日向省厅执法监察总队出具的《关于龙里县龙山镇鸿泰煤矿非法转让调查情况说明》（以下简称国土局情况说明），载明：“按照总队的安排，我局对龙里县龙山镇鸿泰煤矿矿业权转让一事进行了调査，査阅了矿山相关资料，询问了目前矿山的当事人，电话询问了反映情况的人员(金海生、陈君链等人)，及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组织机构文书。调查发现，2011年1月13日，贵州英之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龙里县龙山镇鸿泰煤矿(曹艳华、曹艳军、刘森筑、何鑫、田颖)与黄成芳、陈余伦、吴爱蕊、林良贵等四人签订股份、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以1860万元将鸿泰煤矿采矿权转让给黄成芳等四人，但由于黄成芳等人因为省政府煤矿政策的变化，黄等四人反悔，协议没有执行。我局认为，该矿的采矿权转让行为没有产生实质上的结果，不存在非法转让采矿权行为”。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被上诉人主张买受人已经向出让人支付了转让款，涉案协议已经履行，该情况说明所载明的内容不实。在二审审理中，何鑫认可收到了包含陈余伦在内的四名股东支付的822万元转让款，出让方也向受让方移交了煤矿的实体资产。涉案协议已经部分履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涉案协议是否无效；2、陈余伦是否有权向何鑫主张权利；3、本案是否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4、《双方承诺书》和《清单》是否有效；5、何鑫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关于焦点一。何鑫主张涉案协议无效的理由为：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就且未经审批。本院认为：依照涉案协议第30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手印，英之杰公司及鸿泰煤矿盖章后生效”的约定，英之杰公司及鸿泰煤矿盖章是合同生效的条件。但是双方在签订涉案协议以后，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了转让款822万元，出让方也向受让方移交了煤矿的实体资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出让方已经接受受让方的履行，且已经将煤矿实体资产移交受让方占有，涉案协议成立并生效。何鑫以英之杰公司及鸿泰煤矿未在合同上盖章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协议是否需要审批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及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批准后合同生效。但是涉案协议不需要变更鸿泰煤矿采矿权权利主体，仍以鸿泰煤矿作为采矿权人，仅为煤矿实际出资人发生了变化，不属于需要行政审批的范围，故该合同成立即生效。因此何鑫以涉案协议未经批准主张无效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何鑫以陈余伦在公司工商登记中未登记为公司股东，且以涉案协议没有执行，陈余伦不能依据涉案协议成为公司股东，陈余伦无权向何鑫主张权利。为此，何鑫在二审中提交了国土局情况说明拟证明涉案协议未履行。本院认为，对公司外部而言，公司的股权应当以对外公示的工商登记为准；但是，就公司股东内部关系而言，要对各出资人的出资及实际权利义务进行据实审查认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作为认定股东资格依据，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案中，何鑫虽然在二审中提交了国土局情况说明拟证明涉案协议未履行，但是在二审审理中又自认接受了受让方支付的转让款，并将鸿泰煤矿移交受让人占有。何鑫上述主张与其自认自相矛盾，涉案协议已经部分履行。陈余伦作为受让人之一，其与出让人签订涉案协议以后，即取得相应的合同权利。尽管未在工商登记中将陈余伦登记为公司股东，但是并不影响陈余伦依据涉案协议主张合同权利。在涉案协议签订以后，何鑫虽然已经将煤矿资产移交包含陈余伦在内的受让人占有，但是何鑫将鸿泰煤矿再次进行转让后所获转让款由何鑫进行统一分配，何鑫为与陈余伦签订了《双方承诺书》，该《双方承诺书》属于何鑫与陈余伦之间就煤矿转让款进行分配达成新的合意，属于何鑫与陈余伦之间新的合同，陈余伦有权依据《双方承诺书》向何鑫主张权利。因此，何鑫以陈余伦未被登记为公司股东，且涉案协议未履行，陈余伦不是公司股东无权向其主张合同权利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如前所述，《双方承诺书》系何鑫与陈余伦之间形成的新的合同。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陈余伦有权依据何鑫出具的《双方承诺书》向何鑫主张权利。陈余伦并非基于涉案协议向何鑫主张权利，因此何鑫以陈余伦主张股东权益应向英之杰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主张，不应当仅向何鑫主张，一审法院漏列当事人，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四。何鑫认为《双方承诺书》和《清单》无效的理由有：何鑫无权代表全体股东向陈余伦出具《双方承诺书》，且陈余伦并非公司股东，其缺乏主张股东权利的基础。本院认为，如前所述，陈余伦作为受让人之一，已经实际取得了鸿泰煤矿的股东权利，何鑫以陈余伦并非公司股东，其缺乏主张股东权利的基础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何鑫虽然已经将其在鸿泰煤矿拥有的股权转让出来，但何鑫将鸿泰煤矿再行转让，并保管转让款。何鑫向包含陈余伦在内的四个新股东出具《保证书》《承诺书》或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承诺书》，将出售鸿泰煤矿获得的转让款2100万元在新股东（涉案协议的受让人）之间进行了分配，四个新股东接受了何鑫分配转让款的分配方案，对何鑫出具的《保证书》《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承诺书》均不持异议，因此本案涉案的《双方承诺书》未损害其他股东的权益，且也得到了陈余伦的认可。因此何鑫以其无权代表全体股东向陈余伦出具《双方承诺书》，《双方承诺书》《清单》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关于上诉人以其未在两个月内处理煤矿，《双方承诺书》自动作废，不应继续履行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依据《双方承诺书》第二段载明：“何鑫必须要在两个月内处理煤矿，如两个月内煤矿没处理好，其承诺书自动作废”的内容来看，《双方承诺书》系生效附条件的合同。《双方承诺书》签署的时间为2014年3月28日。从上诉人于2014年4月19日出具的《清单》来看，该清单是出售涉案煤矿以后所获得的转让款的分配清单。可见，上诉人已经在2014年4月19日之前处分了涉案煤矿，《双方承诺书》约定的条件已经成就，《双方承诺书》已经生效。因此，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并未按照约定将股份转让给上诉人，导致上诉人无法处置煤矿，该承诺书应当作废不应继续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五。何鑫主张在陈余伦签订涉案协议后支付的煤矿转让款也不应当由其一人退还，因此主张陈余伦向其返还何鑫依据《双方承诺书》向陈余伦支付的92.5万元。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双方承诺书》，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经成就，上诉人依据《双方承诺书》的约定分别于2014年6月13日、7月18日两次向被上诉人支付92.5万元符合合同的约定，因此何鑫请求陈余伦向其返还依据《双方承诺书》向陈余伦支付的92.5万元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何鑫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87.5元由上诉人何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 慧审判员 李道鸿审判员 苟泰强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魏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