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33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女，198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某，女，2005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法定代理人胡某，女，198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系潘某母亲。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晟，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丽佳，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仁法，男，1953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茶珍，女，195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俊俊，男，198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余芳、李佳佳，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某、潘某和被上诉人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104民初7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潘仁法与王茶珍系夫妻关系，潘俊俊系潘仁法、王茶珍儿子。潘俊俊与胡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年××月××日生育女儿潘某。2017年5月23日原审法院作出判决，准予潘俊俊、胡某离婚，该民事判决书已于2017年6月15日生效。2011年，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胡某、潘某户通过集体统一审批，建造了位于杭州市江干区的房屋。该房屋系农户自建低层联建房，占地100平方，审批时每户为三间三层，实际为五层（其中第五层为阁楼）。第一、二层系统间，与隔壁17、19号一起出租，其中一层由一间车库一间隔层；第三层共五间房，由一条东西走向的走廊隔开，南面由西往东依次是301室、302室、303室，北面由西往东依次是305室、304室，均用于出租；第四层为完整居室，共有四室一厅，为潘仁法户成员居住；第五层为阁楼，共两间，为潘仁法母亲居住。另查明，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九堡家苑三区16排17号、18号、19号三户联体房一至二层的房屋已出租，租期从2013年11月15日至2023年11月14日，租金前五年即2013年11月15日至2018年11月14日，年租金为260000元，后五年即2018年11月15日至2023年11月14日，年租金为273000元。一审庭审中，潘仁法确认其可以获得上述租金的三分之一，三楼五间房屋于2017年6月16日至2017年9月15日分别以1200元/月的价格出租。胡某、潘某于2017年9月21日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判决胡某、潘某享有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的房屋二分之一份额（房屋价值约100万）；2.判决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将九堡家园三区16排18号房屋的二分之一份额交由胡某、潘某使用；3.判决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自2017年6月16日起将九堡家苑三区16排18号房屋已出租部分所得租金的二分之一共计23733元支付给胡某、潘某（暂计算至2017年9月15日）。 原审法院认为：杭州市江干区房屋由村集体统一审批建造，审批时建房人口为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胡某、潘某五人，故该房产权归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胡某、潘某五人共同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对于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本案中，潘俊俊与胡某已离婚，婚生女潘某由胡某负责抚养教育、与其共同生活，故胡某、潘某已丧失与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一家共同生活的基础，有权请求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分割。但案涉房屋经合法审批建造为三层三间，故该房屋中当事人未经合法审批自行搭建的部分，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对于家庭共同财产分割的具体份额，因家庭成员之间没有达成协议，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胡某、潘某的具体情况及对案涉房屋贡献大小等因素予以确认。本案中，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胡某、潘某均认可，潘仁法户老房子拆迁时补偿款约600000元，其中为潘俊俊还赌债180000元，剩余约400000元，且证人王某1、王某2的证言能够证明潘仁法为建造房屋借款200000元，胡某虽在社区工作，但要抚养未成年子女，且潘俊俊有赌博恶习，赌债系用拆迁补偿款归还，可见当时胡某与潘俊俊经济并不宽裕，且胡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建房过程中出资，故原审法院认为建造案涉房屋主要款项系来源于潘仁法户老房子拆迁补偿款及潘仁法借款，原审法院酌情确定胡某、潘某对杭州市江干区房屋享有25%份额，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对该房屋享有75%份额。对于房屋的使用问题，根据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并保障居住权的原则，原审法院酌情予以分割。关于胡某、潘某主张的案涉租金，原审法院按上述份额予以支持，截止2017年9月15日，租金为人民币9917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对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房屋（经合法审批为三层三间，落地面积100平方米），胡某、潘某享有25%份额的所有权，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享有75%份额的所有权；二、对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房屋，一楼、二楼、三楼的301室、305室归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使用收益；三楼的302室、303室、304室归胡某、潘某使用收益；楼梯、过道等公用部分归双方共同使用；三、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支付胡某、潘某房屋租金人民币9917元（暂计算至2017年9月15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四、驳回胡某、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胡某、潘某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片面采信证据，错误分割了案涉房屋所有权份额，导致实体判决有失公允，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1、首先，原审法院片面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类证据，错误分割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故本院认为建造案涉房屋主要款项系来源于潘仁法户老房子拆迁补偿款及潘仁法借款，本院酌情确定胡某、潘某对杭州市江干区房屋享有25%份额，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对该房屋享有75%份额。”故原审法院对于证据部分主要是片面采信了证人王某1、王某2的证言，认定潘仁法户老房子拆迁补偿款剩余约40万以及其向证人王某1、王某2借款的20万是房屋建造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未考虑到两名证人作为三名被上诉人的亲属，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不足，且被上诉人无任何其他书面的债权凭证、银行转账凭证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认定双方之间产生过借款关系，最后上述资金是否投入房屋的建设、装修也无从可知。因此，法院片面地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既不公平也不合理。2、其次，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出发，原审法院应先考虑应用等分原则对房屋做出分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之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本案中对于案涉房屋的处理各方并无任何协议，因此应根据等分原则进行处理。按照案涉房屋批建时在册人口数量计算，上诉人潘某系独生子女，可按两人计算，因此按份额比例上诉人可分得案涉房屋二分之一的份额。3、再者，原审法院应考虑按贡献大小分配的原则对房屋份额做出分割。对共有财产的贡献也应作为分割的一项重要考量因素。但原审法院主要以建房出资金额来衡量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有失偏颇。贡献大小应在共有财产按比例均分的基础上，对共有财产取得、存续、所依存的家庭关系本身等进行综合考量后予以增减。就涉案房屋的面积取得而言，其批建面积依杭州市相应文件系按大、中、小户按户审批，上诉人潘某系独生子女，可按两人计算，因此才能多分得案涉房屋的建造面积，为案涉房屋的取得作出重大贡献，否则按被上诉人三人计户仅为小户，按政策仅能分得建筑面积63平方米。该农居房占地的批建正是建立在户内人数的基础上，土地的占地面积才能达至100平方米，房屋建造的基础是建立于土地使用权之上的，因此上诉人正好占二分之一的份额。且被上诉人潘俊俊有赌博恶习，建造房屋以及房屋装修方面，上诉人胡某都付出了精力、心血，顶着巨大的压力照顾女儿及公婆，维系家庭生活开支，为共有财产付出了较大的贡献。4、最后，原审法院应对上诉人的实际生活情况等因素予以考量。上诉人胡某与被上诉人潘俊俊离婚后，上诉人潘某由胡某独立抚养，潘某目前也尚未成年，教育、生活费用的支出较多，上诉人胡某独自抚养子女的各方面经济、生活压力较大，从分家析产公平合理的原则出发，原审法院也理应考虑到这些因素，公平分割案涉房屋的份额，否则有失公允。综上，原审法院片面采信证据后仅以建设房屋出资考量对共有财产的贡献进行分割有失公允，请求二审法院在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后对案涉房屋重新进行分割。二、退一步讲，即使按原审法院判决的比例进行分割，其实体处理结果前后矛盾，同时也应对第四、五层作出处理以定纷止争。1、原审法院未进行实际测绘案涉房屋的面积便做出分割，仅凭有利于生产、生活并保障居住权的原则并不能达到对涉案房屋进行合理分割的目的。原审法院判决第二点载明“案涉房屋一楼、二楼、三楼的301室、305室归三名被上诉人使用收益，三楼的302室、303室、304室归上诉人使用收益；楼梯、过道等公用部分归双方共同使用。”法院在未对房屋进行测绘、未实际了解每层楼、每个房间的使用面积时便做出划分，未考虑划分给上诉人25%份额的所有权与302-304室的房屋使用面积是否对等。况且一般每个房间的租金都不同，也能说明房间的布局、面积大小不同带来的使用收益也是不同的。该分割结果根本无法体现方便生活、有利于生产等原则，反而给上诉人造成生活不便。因此该判决违反分家析产公平合理原则，在进行测绘后根据面积及份额进行划分或是直接将房屋使用收益的25%分配给上诉人更为公平。2、原审法院应对案涉房屋的第四、五层作出处理。原审法院对案涉房屋未经合法审批自行搭建的部分不予处理，未尽到对案件的充分审查与处理，审查事实不清。即使按判决的比例进行分割，原审法院的做法属于将房屋的使用权、收益权与所有权相分离，据此，在房屋第四、五层处于实际使用的情况下，法院即使对于所有权不予认定，也应对使用权做出处理。首先，案涉房屋第四、五层被法院认定为违法建筑的证据不足。上诉人提交的由九堡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提及“在上级部门审批时每户为三间三层（允许上下架空），考虑到实用性，建造时依据社区统一规划设计，在房屋总高度不变的情况下，三层变成了四层加阁楼”，该证据便说明这是统一规划进行的设计与建造，涉案房屋并不是由当事人自行规划设计的。且根据当时《杭州市市区农居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农居建设原则第（四）、（六）点，农居施工图一般需采用经批准的通用设计图和施工图，原则上也是由村委会实施统一建设，未统一建设的，也有相关部门实行监督。因此结合九堡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说明，第四、五层并非是违法建筑，均在规划之中。因此仍需对房屋的所有权进行分割，否则无法达到定纷止争之效。其次，即便涉争房屋存在违建部分，法院的判决系将使用权、收益权与所有权进行分离，则在第四、五层仍处于被上诉人占有、使用、收益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也应当做出处理。且合法建筑与违建部分发生混同后，法院对于如何认定一至三层为合法建筑而四至五层为违法建筑并未作出说明，未将事实查清。违法建筑一般需有关部门作出定性处理，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在案涉房屋未被认定为违法建筑的前提下，原审法院的认定毫无合理依据，同时也无法解决双方的矛盾，理应对房屋全部面积作出分割。三名被上诉人自住四至五层，因此案涉房屋实际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权仍系被上诉人的，法院若不对该部分做出处理，等同于默认将该部分分割给被上诉人，则实际占有使用房屋面积较多的一方势必获得较大利益，弱势一方的利益受损，甚至也无法保障弱势一方的居住权益。因此法院也应对该部分的使用权进行公平分割，缓和双方矛盾，解决根本问题。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案涉房屋三楼的五间出租房租金并非全部是1200元/月，且未在测绘的前提下简单粗暴地统一计算租金，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提及被上诉人潘仁法确认“三楼五间房屋于2017年6月16日至2017年9月15日分别以1200元/月的价格出租”，因而最终判决的第三条，被上诉人需支付的租金9917元系以此为基数计算而得。据查，上诉人周边同类型房屋同期的租金价格在1200元/月至1600元/月不等，按平均价格计算应为1400元/月，原审法院在未要求被上诉人出具房屋租赁合同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口头所述的租金为准进行计算，不具有合理性，对于租金的计算有失公允。同时，三楼不同房间的建筑面积也不一致，法院既未要求被上诉人出具房屋的建筑平面图，也未让专业机构对房屋进行测绘，未将房屋的实际建筑面积调查清楚后便作出处理，对于房间面积大小对应的租金金额高低都是不清楚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予以纠正。四、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租金计算时间错误，存在漏判之情形。上诉人于一审起诉状中的第3点诉讼请求明确写明“判决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自2017年6月16日起将九堡家苑三区16排18号房屋已出租部分所得租金的二分之一支付给胡某、潘某。（按照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实际出租房屋租金所得向胡某、潘某支付租金，暂计算至2017年9月15日的租金为23733元）”，即上诉人在起诉状中便是明确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自2017年6月16日起至被上诉人实际支付之日止的租金，只是暂时计算到起诉之日止，用语均为专业的法律用语，但一审判决第三条租金的计算时间仅计算至2017年9月15日，即上诉人起诉之日止，并未按常理将审理期间计入。期间经过两次开庭审理，2018年2月27日第二次开庭审理后，又经过漫长的等待，法院最终于2019年1月18日才做出判决，且忽视上诉人的诉请，未将被上诉人从2017年6月16日起至今所得的租金一并进行计算，为此上诉人需再提起诉讼主张审理期间的租金，徒增诉累，也浪费司法资源，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查明。根据案涉房屋一至二层的房屋租赁合同，2018年11月14日前的年租金为26万，此后5年的年租金为273000元，因此2017年6月16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一至二层17个月的租金应以26万为基数进行计算，2018年11月15日暂计至判决作出之日也应以273000元为基数进行计算。三层的五间出租房也应以平均价格或实际的出租金额进行计算，而不是一律以最低价格1200元/月为标准做出判决。因此原审法院在未查明租金金额等事实的基础上便做出判决，且未充分听取上诉人的诉请，导致最后判决的金额计算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依法予以查明。五、原审法院判决存在漏判，一审时候，其诉讼请求第三项是判决三被上诉人自2017年6月16日将涉案房屋已经出租部分的租金二分之一支付给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实际出租房屋租金所得向上诉人支付租金，暂时计算2017年9月15日）。从原审判决的逻辑看，在2017年6月16日，也就是本案上诉人和潘俊俊离婚之后，双方存在分家析产的事由，自确认各方对于房屋的权属，计算房屋租金，但是其在判决之中，仅仅针对2017年6月16日到2017年9月15日作出判决，对此后所得的租金收益未作出评价，属于遗漏判决，希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从现有的证据看，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涉案房屋4楼、5楼属于违章建筑，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对于违章建筑的认定，其权限在国土部门以及城管部门，其中对于集体土地上的违章建筑，国土部门有权利认定，从2011年到现在，该房屋并未被认定为违章建筑，从相关证据看，原审法院的判决书之中，提供了九堡居民委员会的情况证明一份，证明表述为在上级部门审批的时候，每户是三间三层，允许架空，根据杭州市市区农居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也就是农居建设第4、6点，农居施工图，一般需要采用经过批准的通用设计图和施工图，由村委员会统一建设，未统一建设的，由相关部门进行监控，原审法院判决，在判决的主文上引用了九堡社区的评述，对于同一份证据之中允许架空，而认定4楼、5楼是违章建筑，缺乏证据。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看，该图纸经过审批，图纸进行了备案，所以4楼、5楼不属于违章建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胡某、潘某的全部原一审诉讼请求。 上诉人胡某、潘某在二审中提交涉案房屋整个区块的规划图纸两份（一份户内、一份户外），证明涉案房屋经过了审批，是三层三间，允许架空，涉案房屋不属于违章建筑的事实。 被上诉人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共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所有权份额的分割合法有据，理应予以维持。（一）案涉房屋主要系由潘仁法、王茶珍出资建造而成。1、案涉房屋本身系由另一套房屋拆迁而来，而另一套房屋则是在上诉人尚未嫁入被上诉人家庭时，由被上诉人家庭自行建造而成的，上诉人并未履行过任何相应的出资、建造义务。2、即使在建造案涉房屋时，出资建造方也是被上诉人夫妇，而非上诉人，其从未履行过建造案涉房屋的应尽义务，自然也不享有相应权利。1、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均提到，前一套房屋拆迁后的补偿款被用于案涉房屋的建造。而如前所述，前套房屋系潘仁法、王茶珍出资建设的，由该套房屋产生的价值自然也归潘仁法、王茶珍夫妻两人所有。2、案涉房屋造价约为70万-75万元左右，在拆迁款不足以支撑完整的房屋建造的情况下，也系潘仁法以其个人名义，向亲戚朋友举债继续建造房屋，相应欠款的还款责任也是由潘仁法承担，上诉人并未就此履行过任何出资的行为。一审过程中，证人王某1、王某2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具有可信度，理应予以确认。3、即使上诉人手中有部分刷卡明细等，但这并不能代表其对案涉房屋的建造起到了关键性的左右。首先，上诉人手中的部分证据并不能清晰地指明付款者究竟是谁，在案涉房屋建造时，上诉人胡某还是被上诉人潘仁法、王茶珍的儿媳，被上诉人潘俊俊的妻子，其代家人保管一部分单据也是合情合理的；其次，从上诉人手中的材料也可以看出，所有金额加起来后与建造房屋的70余万元相比也依然是极小的一部分，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建造案涉房屋的根本性支出；再次，结合上诉人第一次庭审时的陈述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知，上诉人认为其存在的出资部分也主要集中为购买家电等软装工程，而与房屋的基础建设无关；最后，即使上诉人确实也为房屋的装修付出了一定的金钱，但当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潘俊俊还系夫妻关系，上诉人用夫妻共同财产为自己实际居住、生活的房屋添置一些家用电器，与她为房屋的建造履行了出资义务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与此同时，在上诉人与潘俊俊离婚的案件中，法院已查明潘俊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欠有大量赌债，可见胡某的经济也并不宽裕，其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足以证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其自然也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综上，案涉房屋的建造系由潘仁法、王茶珍出资完成的，上诉人并未对此履行过相应的义务，自然也不能够享有相应的权利。（二）本案不应适用上诉人主张的“等分原则”，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恰恰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法院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之规定的看法，属于对法条的理解不当。该条款中明确载明“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亦即证明了在共有财产分割时贡献的重要性。本案中的共有情况是建立在上诉人胡某嫁入被上诉人家庭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不同于一般的共有财产。案涉房屋的建造是基于被上诉人潘仁法、王茶珍系九堡村的老居民，并建有一幢老房屋，需要被拆迁的基础之上，且上诉人也已确认建造房屋的主要款项来源于老房子的拆迁款。由此可见，案涉房屋的建造主要系依靠被上诉人潘仁法、王茶珍多年的辛勤劳动及积蓄，同时也具有九堡村此类城中村的显著特征。上诉人作为一个新媳妇，在因各种原因与前夫离婚的情况下，便要分割掉老两口辛辛苦苦大半辈子建造起来的房产的50%，这将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亦会造成不当的社会导向。（三）案涉房屋的面积并非根据户内人口的审批而成，而系九堡村的统一规划。1、案涉房屋系根据另一套房屋拆迁而来，其建造依据为原房屋所构成的一户家庭户。2、上诉人的存在并未对案涉房屋的建造起到任何积极作用。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二《情况说明》明确载明：九堡社区系集体统一向上级部门申请宅基地建房，且社区考虑到联建房的复杂性，大中小户采用统一户型，统一占地100平方，以资金找补的方式予以平衡；再结合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一《证明书》可知，案涉房屋的建造面积并不受人口数量的影响，不论被上诉人家庭人口为几人，均有资格建造案涉房屋，要说在册人口所能带来的唯一影响也仅为一笔金额并不大的补贴。即使一开始的政策有区分所谓的“大、中、小户”，但政策在具体落地时已变更为所有户均采用统一户型，统一占地100平方，在案涉房屋面临分割时，自然应该以最终落地的政策作为依据，换句话说，新的政策已完全覆盖了旧的政策，并最终得以实施、落地。上诉人关于潘某系独生子女所以案涉房屋可占地100平方米的理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四）关于上诉人提到的其抚养潘某的相关事宜，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需在本案中予以考虑、处理。且（2017）浙0104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书中可以看出，潘俊俊应每月承担抚养费人民币1000元，共同承担抚养潘某的义务。同时，本案一审时也已分割给上诉人相应的房屋份额，已足以支持潘某的生活、教育。另外，在上诉人胡某嫁入被上诉人家之后，从未在家里面主动烧饭或者洗衣，主要是由王茶珍烧饭并照顾潘某，而且上诉人的经济收入，从未用整个家庭的共同生活。二、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享有案涉房屋相应份额，潘某作为胡某与潘俊俊的女儿，也并不享有双倍份额。虽由于潘某系独生子女，在审批宅基地时按照两人计算。但正如前文所述：（一）案涉房屋并非根据人口数进行拆迁建造，而是按照一个家庭户的整体进行建造、审批，无论家庭户现有几人，建造面积均为100平方。（二）在村集体审批时，给予独生子女的两倍份额是给整个家庭的一种政策上的奖励和平衡，系为了避免家庭在审批过后再依法生育儿女而导致不公的一种协调性政策，而并不是说独生子女就是享有两人的份额。究其根本，独生子女之所以为独生子女，并不是其自身决定的，而是由整个家庭决定的，故不能简单理解为独生子女当然地享有两人份额。（三）拆迁时，虽然拆迁单位会采用“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这一政策，只有分析出其政策的本意，才能更好地作出公正的判断。1、独生子女之所以会是独生子女，显然不是由独生子女自身决定的，而是由其父母及整个家庭决定。2、拆迁时，在面对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和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时，应如何平衡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根据我国国情，拆迁时，在同等条件的家庭中，经常出现部分家庭有一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有两个孩子的情况。在这种现状下，“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这一政策应运而出，而这一政策的本意在于：在拆迁时，对暂时（也就是拆迁时）仅生育有一个子女的家庭，预留一个份额给将来可能出生的第二个孩子，这样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不公，同时也能避免出现为了多拆迁而赶着生孩子的情况或其他道德风险。而不是独生子女本人当然地享有两人份额，这也是为什么所有文件中的表述都是“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而非“独生子女占有两人份额”，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胡某、潘某的诉请明显系误读了政策的本意。在村集体审批时，将独生子女视为两人的政策是给整个家庭的一种政策上的奖励和平衡，系为了避免家庭在审批过后再依法生育儿女而导致不公的一种协调性政策，而并不是说独生子女就是享有两人的份额。在本案中，即便潘某享有相应的房屋份额，也不可能是两倍份额。三、一审法院不对第四、五层作出处理的决定具有法律依据。（一）案涉房屋经审批建造时明确“批建面积为三层三间”。根据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1、证据2可知，案涉房屋在审批时每户为三间三层，由此可见，案涉房屋的合法建造面积仅为三层三间。（二）法院无权也不应对未经合法审批自行搭建的部分予以处置。通过本案事实可知，案涉房屋的第四、五层并非是经合法审批所建造的部分，而是通常意义说的“违章建筑”，涉及该类房产的相关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而应当由相应的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四、上诉人要求租金的诉请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在对案涉房屋进行确权分割之前，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并没有所有权，其要求支付租金收益的诉请并无法律依据。如其主张一审法院对租金金额的认定有错，其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判决租金计算时间错误，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是根据上诉人的诉请进行判决，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胡某、潘某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认为上诉人提供的两份图纸，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围，不应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从图纸上，正好可以证明，涉案房屋是统一建造的，上诉人所谓的“上诉人潘某是独生子女，所以才可以多分面积，以及为取得房屋作出重大贡献”，是错误的。一审中，上诉人也提供了社区的证明书，证明了审批的房屋是三层三间，也明确了上级部门审批的房屋是三层三间，虽最终建设的时候，有4层以及阁楼，但不能代表该加建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审批和通过，九堡村作为村集体，统一进行加建的行为，不能让未进行审批的4楼、5楼，变成为合法建筑。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尚不能反映案涉房屋全部属于合法建筑的事实，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九堡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反映，案涉房屋在上级部门审批时每户为三间三层（允许上下架空），但在实际建造过程中，房屋三层变成了四层加阁楼，虽然房屋设计系社区统一规划设计，但在无相关部门对超出审批的建筑认定为合法建筑的情况下，法院不宜对超出审批建造的建筑部分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作出处理，故原审法院仅对案涉房屋经合法审批的三层三间作出处理，并无不当之处。胡某、潘某认为案涉房屋均属于合法建筑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一审中，双方均认可潘仁法户老房子拆迁时补偿款约600000元，其中为潘俊俊还赌债180000元，剩余约400000万元。而胡某虽在社区工作，有稳定的收入，但其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且潘俊俊有赌博恶习，赌债也用拆迁补偿款归还，说明当时胡某、潘俊俊的经济并不宽裕。虽然胡某也举证证明其出资用于购买部分家电、家具，但数额较小，且未举证证明其出资用于房屋建造的事实。因此，结合本案的有效证据，可以认定对于案涉房屋的建造，潘仁法、王茶珍的贡献较大。原审法院考虑到各方当事人对案涉房屋的贡献大小，确定胡某、潘某享有25%的权利份额，并无不当之处。胡某、潘某上诉就原审法院确定权利份额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胡某、潘某一审中主张租金收益的时间暂计算至2017年9月15日，对于2017年9月15日之后的租金收益并未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依据“不告不理”原则，对于2017年9月15日之后的租金收益不予处理，并无不当之处，胡某、潘某可另案再予以主张。原审法院根据胡某、潘某享有的权利份额，以及合法建筑租金收益的实际情况，确定潘仁法、王茶珍、潘俊俊应支付的2017年6月16日至2017年9月15日期间的租金收益，也无不当之处。胡某、潘某上诉就原审法院确定的租金收益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胡某、潘某在二审调查程序后，向本院提交一份潘俊俊出具的声明（复印件），潘俊俊愿意将自己享有的案涉房屋的份额赠与潘某，胡某、潘某据此要求处理潘俊俊享有的权利份额。本院认为，即便潘俊俊的声明系其本人意愿，胡某、潘某基于该声明提出新的主张，已经超过了胡某、潘某基于一审主张的事实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故本院在二审中不作处理。胡某、潘某可以与潘俊俊协商解决或另案处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55元，由胡某、潘某共同负担。胡某、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手续。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