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60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负责人：郭少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颂雨，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依，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瑞菊，女，196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元清，女，194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红月，女，199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红玉，女，199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红娜，女，199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岩，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京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瑞菊、王元清、邱红月、邱红玉、邱红娜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北京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瑞菊、王元清、邱红月、邱红玉、邱红娜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瑞菊、王元清、邱红月、邱红玉、邱红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驾驶”的认定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结论相违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十分明确地认定邱文德在事故发生时在“驾驶方正三轮摩托车”，邱文德处于驾驶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所涉的保险事故系由交通事故引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由交通管理机构出具，除非有其他相反证据能够达到足以推翻该文件的情形，否则应据此对事实予以认定。一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而且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足以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因此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邱文德在事故发生时处于驾驶状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此外，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以驾驶人的身份对邱文德的行为性进行认定并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如果按一审法院的认定，邱文德在事故发生时的行为不构成“驾驶”，则邱文德应属于乘客而非驾驶人，此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结论相悖。二、一审法院对“驾驶”的认定与法律、行政法规相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牵引故障机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被牵引的机动车除驾驶人外不得载人……摩托车不得牵引车辆或者被其他车辆牵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五）不得牵引、攀扶车辆或者被其他车辆牵引，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手中持物”。说明即使被其他车辆牵引，驾驶人依然处于驾驶状态。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说明“被驾驶车辆具有动力装置驱动”并不是“驾驶”的必要条件，即使驾驶人在被牵引的机动车上依然处于驾驶状态。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中所涉“驾驶”的解释，明显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相违背，应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对“驾驶”的认定与本案其他证据相矛盾。被上诉人提供的临江森林公安局交警大队对牵引车司机梁洪斌询问笔录第二页载明：“答：……他说你帮我把车拖回去吧，我说你车这么沉我车拖不动……我就发动车刚开始我车没拽动，他说你再试试再帮帮忙，我就加大油门，离合器都踩冒烟了，车辆慢慢的动了……我们往下走的时候突然我从倒车镜看见三轮摩托车在我左侧抄过来了，我就踩了一脚刹车，我看见三轮摩托车就翻……”。笔录第5页：“问：三轮摩托车在被你拖拽的过程中你感觉到他踩过刹车吗？答：经常感觉到，他一踩刹车我车就一耸。”从上述内容可知，以夏利牌小型汽车的动力来牵引案涉正三轮摩托车是较为吃力的，牵引的启动阶段就已经十分困难，行驶中如果被牵引的三轮摩托车刹车的话对牵引车的影响也很大，即感觉很明显“一耸”。牵引启动时被拖带三轮摩托车未踩刹车就已经如此吃力，如果邱文德在启动时或行驶中全力踩三轮摩托车的刹车，夏利牌小型汽车将无法继续进行拖带。因此，邱文德事实上是可以对行驶速度进行控制甚至令牵引停止的。所以，一审法院认为速度主要由牵引车控制这一表述不当，结合上述证据较为客观的表述应为“牵引的速度主要由牵引车提供，但是由被牵引车（邱文德）控制”。本案中牵引末使用硬连接牵引装置牵引，而是使用软性尼龙绳。所以，牵引车是不能完全控制被牵引三轮摩托车的行使方向和速度的，尤其是在转弯的时候，还是需要邱文德驾驶三轮摩托车予以配合。案涉事故是因被牵引三轮摩托车开始从侧面超车而引起，说明牵引车对于牵引的方向和速度的控制力非常有限，这恰恰与一审法院认为方向主要由牵引车控制的结论相矛盾。较为客观的表述应为“牵引的方向由牵引车和被牵引车（邱文德）共同控制”。邱文德留在被牵引的三轮摩托车上的目的就是“驾驶”，否则坐到牵引车上即可。如果牵引的速度、方向完全由牵引车控制，则邱文德留在被牵引摩托车上完全没有意义。一审法院对于邱文德在被牵引过程中对于方向和速度控制程度的认定有欠妥当，导致最终结论与事实不符。四、一审法院对“驾驶”的认定与已经审理查明的事实矛盾。法院已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29日，梁洪斌驾驶夏利小型轿车牵引由邱文德驾驶R1672号福田牌正三轮车，当行驶至临漫线200米处下坡路时，邱文德驾驶正三轮车向左侧发生侧翻，致邱文德受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故形成原因为邱文德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正三轮摩托车被其他车辆牵引，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的载质量，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正三轮摩托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梁洪斌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牵引制动失效机动车时，未使用硬核连接牵引装置牵引，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其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因此，一审法院最终判决的结论明显与其查明的事实相矛盾。五、根据保险合同的订约目的、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的主观心理状态，“驾驶机动交通工具期间”一直在持续没有中断。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对于“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残疾”的情形保险人免于赔偿责任，目的之一即是为了引导被保险人遵守交通法规，远离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被保险人强调并警告该违法行为后果严重，且保险公司也不会予以赔偿，被保险人不应怀有侥幸心理。邱文德无证驾驶无行驶证的三轮摩托车，属于明知故犯，已经违背了保险合同的订约目的。而且，摩托车被牵引也是在邱文德再三请求下才进行的，从主观心态考虑邱文德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修理以便继续违法使用三轮摩托车。如果不是因为发生意外事故，邱文德在修理完成后无疑会继续进行违法驾驶活动。因此，被牵引的过程仅是邱文德驾驶机动交通工具期间中的一个阶段，整个驾驶行为其实并未因为牵引而中断。从危险程度上考虑，在第一阶段，邱文德无证驾驶无行驶证的三轮摩托车已经将自身处于十分危险的情形。在随后的第二阶段，其枉顾摩托车不能被其他车辆牵引之规定，让无驾驶证的梁洪斌违规牵引三轮摩托车并继续在三轮摩托车上进行驾驶，且未使用硬连接牵引装置，无疑使风险进一步成倍数的扩大。如果事故发生在第一阶段，认定本案人保北京分公司可以适用责任免除应无异议。本案中事故发生在第二阶段，但相较于第一阶段，被保险人违反的法律法规更多、所面临的风险更高、被保险人自身的主观过错也更严重，如果在此情形下人保北京分公司反而不能适用责任免除条款，既不符合保险合同的订约目的，也会起到不良的社会示范效果。王瑞菊、王元清、邱红月、邱红玉、邱红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人保北京分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1.事故发生时，邱文德的正三轮车处于被牵引状态，不是驾驶状态。正三轮车提供动力的半轴已经拆下，导致正三轮车失去动力和发动阻力，因此才由梁洪斌帮忙牵引。邱文德虽能踩刹车，但不能控制速度，车辆不能正常行驶，车辆的方向和速度均由牵引车控制。邱文德只是坐在驾驶的位置上，而不是正常驾驶车辆。2.事故原因是梁洪斌在牵引事故车辆时未使用硬核牵引装置，致使被牵引车辆在下坡时冲到牵引车之前，导致意外发生。事故发生与邱文德是否有驾驶证以及车辆是否有行驶证并无因果关系。3.人保北京分公司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本案是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而不是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人民法院需要审査保险合同条款，及事故的发生是否适用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并不需要去评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正确。因此人保北京分公司的理由并不成立。4.本案中免责条款只是对无证驾驶期间出意外免责，人保北京分公司引用对机动车的定义及被牵引车不得载人等规定，并不能证明邱文德发生意外是在驾驶期间。不能说邱文德坐在机动车上就属于驾驶状态。意外发生时，正三轮车已坏，已无动力，邱文德无法操纵车辆行驶，不属于驾驶。邱文德在前车控制的范围内调整方向和踩刹车只是辅助性动作，并不是操纵车辆行驶的驾驶行为。5.司机梁洪斌的笔录仅为其个人对事故的看法，事故形成过程的认定最终应该以《司法鉴定意见书》为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描述“最后，受甲车的牵制作用，乙车向左发生侧翻”，可以看出正三轮车侧翻的原因是受到前车牵制，而不是正三轮车自身行驶侧翻，故不存在人保北京分公司所述共同控制及邱文德正在驾驶的说法。6.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部分，只是引用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部分，用以描述事故当时的情况，并不是给事故成因下结论及定义，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才是对本案中是否属于驾驶状态的法律分析。因此，引用和结论并不矛盾。7.邱文德在车辆被牵引前的驾驶行为和本案无关，意外并不是发生在此阶段，且免责条款并不是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所有行为都免责，人保北京分公司无权随意扩大解释。《司法鉴定意见书》第6页事故形成过程分析，很清晰的表明是三轮车受到牵引作用，发生侧翻。这和三轮车是否有行驶证，邱文德是否有驾驶证无关。保险公司不能滥用免责条款，随意拒赔，否则就会造成投保人购买保险容易，而理赔难的状况，违背了人身保险合同设立的初衷。王瑞菊、王元清、邱红月、邱红玉、邱红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北京分公司赔偿王瑞菊、王元清、邱红月、邱红玉、邱红娜保险金10万元；2.诉讼费由人保北京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邱文德于2018年7月29日去世，其与王元清系母子关系；与王瑞菊是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三个婚生子女，分别为邱红玉、邱红娜、邱红月。2018年5月30日，邱文德在人保北京分公司处投保了综合意外险，保险单载明：鉴于投保人已仔细阅读了本保险所适用的保险条款、并已知悉了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愿意以上述保险条款的约定为基础向保险人投保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为邱文德，受益人为法定受益人，保险期间自2018年6月2日零时起至2019年6月2日二十四时止。保障项目包括：在飞机中因意外伤害造成的身故、残疾，在火车中因意外伤害造成的身故、残疾，在轮船中因意外伤害造成的身故、残疾，意外身故、残疾给付，意外医疗费用补偿，意外住院津贴。其中，意外身故、残疾给付的保险金额为10万元，适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约定，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批单组成。身故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责任免除：原因除外……期间除外，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残疾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⑺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无有效驾驶证，包括无驾驶证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等情形。无有效行驶证，指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驾驶的机动车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农机部门等政府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或号牌，或行驶证不在有效期内，或该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2018年7月29日，梁洪斌驾驶夏利小型轿车牵引由邱文德驾驶R1672号福田牌正三轮车，当行驶至临漫线200米处下坡路时，邱文德驾驶正三轮车向左侧发生侧翻，致邱文德受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故形成原因为邱文德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正三轮摩托车被其他车辆牵引，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的载质量，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正三轮摩托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梁洪斌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牵引制动失效机动车时，未使用硬核连接牵引装置牵引，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其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2019年9月18日，人保北京分公司出具了拒赔通知书，根据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中的（7）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这一规定，拒绝赔偿。另查，邱文德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具有机动车驾驶资格；其驾驶的R1672号福田牌正三轮摩托车状态为注销，不具有合法行驶资格。庭审中，王瑞菊、王元清、邱红月、邱红玉、邱红娜主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邱文德当时出于被牵引状态，不是驾驶状态。关于受牵引的原因，王瑞菊、王元清、邱红月、邱红玉、邱红娜解释称，因邱文德驾驶正三轮摩托车上路行驶坏在途中，提供动力的半轴已经拆下，导致正三轮摩托车失去动力和发动阻力，故请求梁洪斌帮忙牵引。事故发生时，邱文德在正三轮摩托车的驾驶位，虽然能踩刹车，但是不能控制速度，能简单控制方向，但主要取决于前方的牵引车。邱文德不能完全控制正三轮摩托车，只是坐在摩托车驾驶位，协助牵引车辆对被牵引的摩托车转向，因而不是驾驶。第二，此次事故的发生原因是梁洪斌在牵引事故车辆时未使用硬核牵引装置，致使被牵引车辆在下坡时冲到牵引车之前，导致意外发生，事故发生与邱文德是否有驾驶证以及车辆是否有行驶证并无因果关系。第三，人保北京分公司对免责条款的解释和说明义务履行存在重大瑕疵。人保北京分公司只是在电子平台上提供了电子版保险条款，未提供纸质版保险条款。虽然人保北京分公司在保险条款中将免责条款进行加黑处理，但限于手机屏幕太小，加粗加黑的文字无法像纸质版文件上经加粗加黑文字一样，能够与其他部分的文字形成鲜明的对比，且保险条款中每个条款的标题也全部加粗加黑，免责条款难以引起一般人的特别注意。对于帮助投保人理解免责条款至关重要的免责条款释义部分在保险条款的末尾，没有加粗加黑，更难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且人保北京分公司并未对免责条款进行说明。人保北京分公司认为第一，邱文德当时处于驾驶状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已经认定邱文德驾驶正三轮摩托车发生事故。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被牵引的机动车除驾驶人外不得载人。路上驾驶三轮车，不得牵引、攀扶车辆或者被其他车辆牵引。上述条款说明即使在被牵引情形下，驾驶员依然处于驾驶状态。此外，由于未使用硬核牵引装置，邱文德仍然需要继续操作正三轮车的方向盘以控制方向、操作刹车以控制速度，负责转弯和刹车，说明正三轮摩托车一直处于邱文德的操作之下。第二，人保北京分公司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根据双方提交的保险条款，均显示责任免除条款已经用加粗字体特别标示，且释义部分对无有效驾驶证和无有效行驶证进行了释义，属于通过网络以书面形式进行解释说明。此外，涉及的免责条款涉及交通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人保北京分公司仅需尽到提示义务即可。第三，人保北京分公司依据的免责条款为期间除外，与原因除外不同。只要满足在这一期间，即可免除保险责任，而不论免责事由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及户口本复印件、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及保险条款、死亡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询问笔录、拒赔通知书以及人保北京分公司提供的投保过程截屏、保险条款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作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发生事故免于赔偿的免责条款在本案中是否可以适用；二是事故发生时邱文德是否处于驾驶状态。一、关于免责条款可否适用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邱文德通过网络在人保北京分公司处购买保险，人保北京分公司通过网络向邱文德送达了电子版的保险条款，并对其中的“期间除外，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残疾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7）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免除责任内容以黑体字的方式进行了提示，且在释义部分对本案所涉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其行为已经完成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解释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至于原告所称事故发生与邱文德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无有效行驶证不具有因果关系，故该条款不应适用于本案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保险条款中已经明确约定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属于期间除外，而不是保险条款中约定的原因除外，即无论事故原因为何，只要发生在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保险人即可免除赔偿责任。综上，人保北京分公司所依据的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免予赔偿的免责条款，在本案当中可以适用。二、关于邱文德是否处于驾驶状态的问题。本案中，邱文德驾驶已被注销的正三轮摩托车上路行驶，在行驶途中车辆发生故障，失去动力和制动效果。在由牵引车牵引过程中，发生意外，导致邱文德死亡。一审法院认为，驾驶，其含义为操纵车辆、船舶、飞机等使其行驶。本案中，事故发生时，邱文德虽然坐在正三轮摩托车上，但是仅能调整方向和踩刹车，故障车辆已经不能正常行驶，其方向和速度主要由牵引车控制，故一审法院认为，邱文德当时对事故车辆的控制行为不能构成驾驶。现保险条款中虽然约定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免予赔偿，但邱文德当时并非处于驾驶状态，其发生翻车致死属于意外事故，人保北京分公司不能依据上述免责条款免予赔偿，故王瑞菊、王元清、邱红月、邱红玉、邱红娜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人保北京分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瑞菊、王元清、邱红月、邱红玉、邱红娜保险金10万元。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邱文德在人保北京分公司购买综合意外险，与人保北京分公司形成保险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有效，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义务。双方在身故保险责任条款中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案涉意外伤害事故发生在约定的保险期间，人保北京分公司应按约定向各受益人支付保险金。人保北京分公司上诉提出邱文德没有驾驶证，其所驾三轮车也没有行驶证，且在意外伤害事故发生时，邱文德系处在对其三轮车的驾驶状态，符合保单中免责条款约定的保险人免除责任的情形，故人保北京分公司应免除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驾驶”的概念及案涉意外事故的实际情况，对邱文德当时的行为作了分析认定，认为邱文德“并非处于驾驶状态，其发生翻车致死属于意外事故”，该认定正确。人保北京分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系期间除外条款，即被保险人在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发生意外事故，保险人即可免除赔偿责任。但根据上述分析认定，案涉意外事故发生时邱文德并非处于驾驶状态，意外事故不在约定的“免责期间”，故本案不符合该条款所约定的免责情形。综上所述，人保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 军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韩耀斌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 翼书 记 员  朱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