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事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津72民申6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崔爱军，男，197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委托代理人：刘凤林，男，196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唐山市路**。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ConocoPhillipsChinaInc.）。注册地：利比里亚共和国蒙罗维亚市布洛德大街**（80BroadStreet,Monrovia,Liberia）。。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现代汽车大厦**代表人：马博威（MarkThomasWheeler），该公司总裁。委托代理人：王晓萌，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恩忠，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法定代表人：杨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向勇，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恺群，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崔爱军因与被申请人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津72民初26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崔爱军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加重崔爱军的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崔爱军只要证明污染与损害之间具有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康菲公司与中海油公司就应当承担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崔爱军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事故污染与其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而康菲公司与中海油公司并未就污染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提供任何证据，原判决未采信崔爱军提供的证据存在错误。（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涉案海域即曹妃甸以东海域与乐亭海域紧密相连，乐亭海域系涉案海域海水的唯一来源地，涉案养殖区遭到溢油污染影响，专家辅助人出庭对此作了说明。崔爱军新提供的证据《关于曹妃甸港以东海域潮流特征的专家分析意见》（以下简称《潮流分析意见》）亦可以佐证。崔爱军养殖海域遭受了溢油污染可由原审中提交的唐山市德信公证处所作（2011）唐证民字第1500号公证书、唐山市曹妃甸区一农场《关于提交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灾害损失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原唐海县人民政府《海水健康养殖生态资源修复项目建议书》（以下简称《海水修复项目建议书》）予以证明。溢油事故发生后，崔爱军的养殖生物在2011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出现死亡及减产现象。崔爱军在原审中提供了《海水修复项目建议书》《情况说明》、农业部农村杂志社的报道、2011年9月16日凤凰卫视新闻报道、农业部黄渤海区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2014）农黄渤海污评字第006号《蓬莱19-3油田溢油对曹妃甸以东海域养殖生物损害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损害评估报告》）予以证明。其中，《海水修复项目建议书》明确记载“蓬莱19-3溢油事故给唐海县海域造成了严重污染，养殖受损严重，仅对虾一项的产量较前一年就损失近一亿元人民币”。康菲公司提供的2011年、2012年、2013年《中国渔业年鉴》也对涉案海域养殖产量下降的事实予以佐证。《中国渔业年鉴》关于唐海县海水养殖情况的三年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唐海县的海水养殖产量出现了显著下降，2012年污染对海水养殖业的影响依然存在，而崔爱军养殖区绝大部分位于原唐海县海域内。与另案关于栾树海索赔污染损失的判决相比，原判决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综上，崔爱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康菲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只有在崔爱军能够证明溢油事件产生的油污到达其养殖区，并且到达养殖区的污染物在浓度或总量上达到了通常情况下足以造成损害的程度时，其所称污染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才能成立。崔爱军没有举证证明事故污染物到达其养殖区，原判决关于污染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关联性的认定正确。（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具有充分证据支持。在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赔偿的原告承担。原判决已经对崔爱军提交的相关证据进行了审核认定，最终因崔爱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损害和具体的损失金额，其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的支持。综上，康菲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崔爱军的再审申请。中海油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崔爱军提交的全部证据不应纳入再审审查范围。其在再审申请中补充提供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些证据也不属于新的证据。（二）崔爱军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诉称养殖损失以及涉案溢油事故与污染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海水修复项目建议书》无法证明涉案溢油事故对崔爱军养殖区所在区域的影响；《情况说明》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新闻报道缺乏客观真实性；《损害评估报告》无法证明损失的存在。有关国家机关组成的事故联合调查组调查认定的受污染区域外没有发现蓬莱19-3油田溢油，崔爱军的养殖区没有受到溢油事件影响，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已举证证明崔爱军诉称损失与溢油事故无因果关系。综上，中海油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崔爱军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根据崔爱军的再审申请，本案审查的重点是原判决是否加重了崔爱军的举证责任，以及崔爱军诉称的养殖损失与溢油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崔爱军针对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提起污染损害赔偿诉讼，各方当事人对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的发生并无异议，但康菲公司与中海油公司对崔爱军主张的损失有异议并否认其所称损失与溢油事故之间存在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原判决认定崔爱军应就其诉称的养殖损失与溢油事故之间的关联性承担举证责任，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后，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于2011年9月出具《蓬莱19-3油田溢油岸滩及近岸海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岸滩及近岸调查报告》），表明根据溢油期间环渤海三省一市近岸海域监视监测及油指纹鉴定结果，在辽宁绥中东戴河岸滩、河北唐山浅水湾岸滩、河北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岸滩发现油污。经油指纹分析鉴定，在以上区域采集的油样均与蓬莱19-3油田溢油油指纹一致。基于有关环境监测结果，原农业部与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于2012年签订《关于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的协议书》，将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至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连续岸段“四县三区”（包括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抚宁县、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纳入行政协调赔偿和补偿的范围。崔爱军申请再审时向本院提交了《养殖区域位置图》《北海分局传真电报》《潮流分析意见》《专家论证意见书》。经审查，《养殖区域位置图》系崔爱军在互联网下载的资料，但该位置图并不能表明其所在养殖区为事故污染范围。《北海分局传真电报》是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向可能受到损害区域地方政府发送的函件，其中并没有载明事故污染范围等相关内容，该份证据材料与崔爱军所主张的污染事实并无关联。《潮流分析意见》系专家个人意见，且该份文件没有表明事故污染物已经到达崔爱军的养殖区。污染物是否能随潮流到达崔爱军的养殖区具有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曹妃甸海域没有发现经现场抽样检测的事故污染物，仅依据该份材料不足以认定曹妃甸海域遭受到事故污染。《专家论证意见书》系有关专家针对张玉新等六人与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就涉案事故相关联的六件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一审判决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论证所做出的评述，该《专家论证意见书》并不是反映本案待证事实的材料，在性质上仅相当于崔爱军提供的法律意见，故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崔爱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的认定。原判决基于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经现场取样检测所确定的受污染区域对崔爱军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在另案中，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养殖户栾树海等21人的养殖区位于《岸滩及近岸调查报告》所确定的污染范围之内，而崔爱军的养殖区不在该调查报告所确定的污染范围之内，崔爱军主张原判决存在“同案不同判”并无事实依据。综上，崔爱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崔爱军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杨 玲审判员 张 颉审判员 张俊波审判员 韩晓辉审判员 宋文杰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