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09民初1295号   原告：张某某，男，1934年2月1日出生，汉族，文水县人，住山西省文水县。公民身份号码：×××.   原告：杜某某，女，193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文水县人，住山西省文水县。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常有(二原告之子)，住山西省文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勇刚，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杜某1，男，1988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峰，山西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某、杜某某与被告杜某1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某、杜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常有、王勇刚，被告杜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某、杜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应属二原告所有的抚恤金各25万元，共计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张某某与原告杜某某系张某2的父亲与母亲，原告的儿子张某2生前在交城县某厂工作，于公历2018年11月8日（农历十月初一）在工作中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11月15日受害人张某2家属与交城县广兴村某厂签订了张某2的工伤赔偿协议，赔偿款确定为1060000元。次日交城县某厂派人与被告杜某1在中国农业银行直接将张某2的工亡赔偿金大写：壹佰零陆万元整（小写：1060000元）。转入被告杜某1在该银行开户的银行卡内，同时支取60000元现金用于丧葬费。在张某2的丧事办完之后，就如何分割这笔抚恤金，二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综上所述，为维护二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杜某1辩称，一、本案诉状二原告签名笔迹雷同，明显出自同一人之手，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请法庭进行核查。被告与二原告系祖孙关系，知道杜某某不会书写，且本人未到庭，不能核实，故怀疑本案有他人冒用原告之名诉讼；二、本案不符合共同诉讼的法律条件，二原告应分别起诉，应当依法裁判不予受理或者驳回二原告的起诉。二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是各250000元，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各自独立的，诉讼标的不是共同的，不属于共同诉讼的范围，二原告应当各自独立起诉；三、被告收到的交城县某厂的谅解补偿款为被告与其母亲弓某某二人所共有，其中无原告二人份额，原告无权要求返还。2018年11月8日，张某2在交城县某厂工作期间不幸死亡，后炉料厂通过中间人找到被告和母亲弓某某要求不要追究厂方法律责任并愿意支付被告经济补偿，后来在众多中间好心朋友的帮忙沟通之下，在2018年11月15日双方达成谅解协议，被告和母亲弓某某二人共1060000元，协议书上写明为650000元（实际打款为1060000元），因为当时某厂提出总数额不能在协议书中体现，原因是考虑到之前处理过类似事情担心补偿标准不同引起纠纷。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双方协商过程非常艰难，厂方开始并不同意支付1060000元的谅解补偿款，只是同意支付600000元左右，之后是因为中间人说明了被告母亲弓某某的病情，即患有乳腺癌（已进行部分切除）等严重疾病，后期还需要花费巨额医疗费，而且生活极其困难，外债累累，厂方是基于极大的同情心才同意支付的。整个协商过程一直是在厂方与被告及弓某某之间进行的（其他人均为中间人），二原告既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协商，也没有委托他人代理，协议书上甲方部分根本无二原告，因此，该谅解赔偿协议书是某厂与被告及弓某某二人达成的，该谅解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收取的炉料厂补偿款为被告及弓某某二人共同所有，至于二原告是否与炉料厂另行协商取得谅解，被告不知情也与被告无关，原告应当另行向厂方主张，要求被告返还不属于原告的款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原告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与事实不符，其诉讼请求需提供充分证据支持。首先，原告事实与理由部分称“2018年11月15日受害人张某2家属与交城县广兴村某厂签订了张某2的工伤赔偿协议”，其中所称家属并不包括原告二人，因为协议书甲方明确是弓某某、杜某1，签字摁手印部分也为弓某某、杜某1二人，原告不仅不是协议书的主体，而且自始至终均未参加协商过程也未授权被告。另外，协议书双方签订的并非是工亡赔偿协议，而是谅解协议，因为当时发生意外张某2死亡之后，双方均没有通过劳动行政部门进行工亡认定，并未取得正式的工亡认定书；该谅解协议内容是甲方弓某某、杜某1二人对某厂表示谅解，不再追究某厂任何法律责任，炉料厂给付甲方款项1060000元（其中协议书650000元，实际1060000元），可以看出，协议并未确定款项性质，即使涉案款项具有补偿性质，但不是严格按照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标准进行计算，没有具体列明款项性质是一次性死亡补助金等，该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具有安抚、补偿性质的协议，其中大部分款项是考虑到弓某某身体状况，某厂出于同情进行的补偿，该协议签订主体是用工单位与受害者家属分别进行的，其法律效力只限于参加协议的家属并在协议书上甲方签字的家属。最后，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就如何分割这笔抚恤金，二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纯粹是杜撰，原告在本案起诉前从未要求被告分割所谓抚恤金，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和被告协商过分割款项。五、被告已经实际不占有涉案款项，原告要求返还无事实依据。尽管本案涉及到的某厂谅解补偿款是打入被告的个人账户，但该款项的所有人属于被告及弓某某二人共有，被告只是临时保管，而且因为弓某某患有严重疾病，之后需要巨额医疗费用，故在该款项到账后经母亲弓某某提出，被告已将剩余全部款项1000000元全部交付弓某某，用于之后弓某某的疾病治疗，被告已经不再实际控制该笔款项。综上所述，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款项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张某某、杜某某系张某2的父母，被告杜某1系张某2的儿子。2018年11月8日，张某2在交城县某厂工作期间不幸意外死亡。2018年11月15日，被告杜某1及其母亲弓某某作为一方当事人与交城县某厂签订书面谅解协议，协议中约定交城县某厂赔偿被告杜某1及其母亲弓某某650000元。原告张某某、杜某某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交城县某厂实际支付的赔偿款为1060000元。2018年11月16日，交城县某厂将1060000元赔偿款支付至被告杜某1账户，杜某1于当日取出60000元交给其母亲弓某某用于丧葬费。   庭审中，被告杜某1称1000000元已全部交给母亲弓某某。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张某某、杜某某、杜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村委会关于亲属关系的证明；村委会关于张某2死亡的证明、死亡医学证明、死亡注销户口证明；证人王某、张某、弓某1、牛绿林、弓某2的证言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谅解协议是被告杜某1及其母亲弓某某与某厂签订的，并无原告张某某、杜某某签字，原告主张1000000元是抚恤金，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占有物返还是指纯占有人丧失占有的返还请求权，占有物返还的前提是请求权人是物的占有人，占有人返还指向的对象是侵夺占有物的人及其继承人。因某厂支付的1060000元赔偿款的性质现不明确，原告张某某、杜某某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有二人的份额，故原告张某某、杜某某作为该笔款项占有返还的请求权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张某某、杜某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某某、杜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0元，由原告张某某、杜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继红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郭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