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82民初9914号 原告：袁顺江，男，197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复波，福建侨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达伟，福建侨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姚庆全，男，198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被告:福建省捷邦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庵前村中路三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MA2XNPBB40。 法定代表人：沈荣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琼，福建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江鸿，福建泉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袁顺江与被告姚庆全、福建省捷邦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邦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和被告捷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姚庆全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顺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30807.8元（已扣除垫付的85000元），误工费34813.97元，营养费10000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元，护理费14837.42元，残疾赔偿金101090.4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2600元，后续治疗费7000元，以上合计317149.59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9月17日驾驶摩托车在晋江市××镇××开发区恒安集团厂区内与被告捷邦公司的员工姚庆全驾驶的叉车相撞，原告当即被送往晋江市安海医院救治，后当天转至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治疗，治疗费用为215807.8元，被告捷邦公司已垫付85000元。事故发生后，当事人拨打110后，安平派出所依法出警，调查了相关当事人，原告的代理人到安平派出所调取事故相关笔录内容，派出所不予准许，要求由法院依法调取相关笔录内容。但从现场相关照片可以看出，被告姚庆全驾驶叉车装载物过高遮挡了视线，而且进行变道操作，原告驾驶摩托车直行，根据交通法规之规定，变道车辆必须让直行车辆通过。因此，被告姚庆全应对本起事故负全部责任。2019年3月25日，原告依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对伤残程度、后续治疗费用、误工期、护理期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十级伤残，附加1处十级伤残，后续取内固定治疗费用约7000元，误工期为210日，护理期为90日。由于被告姚庆全的过错而发生了本起交通事故，但被告姚庆全作为被告捷邦公司的职员，按照法律规定，职员从事职务行为造成他人损失，被告姚庆全也应承担法律责任。本起事故，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为此，原告具状提起诉讼。 被告姚庆全未作书面答辩。 被告捷邦公司辩称：1.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缺乏相应的依据，应该驳回诉求。本案是原告的过错造成的，事故发生在晋江市××镇××开发区恒安集团的车间通道，该通道两侧均有警示牌，警示牌有标识，事故发生于白天，原告在可以看到警示牌的情况下，违规驶入该路段，造成本案事故。2.原告所称的叉车前面的货物挡住视线，而且进行变道操作违法交通法规定，该理由不能成立。本身该车道是装卸区与车间的通道，该通道仅用于装卸货物，所以才明示禁止机动车辆驶入，不存在适用交通法规，不存在所谓变道要让直行通道先行的规定。3.原告违规进入通道，还超速行驶。按照厂区的其他路段（厂区允许的路段）即15ＫＭ／ｈ，但原告超速行驶，根据同车人称是时速30ＫＭ／ｈ，系严重违规。4.被告捷邦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该区域作业，是驾驶运输叉车，运输叉车的时速一般是没有超过10ＫＭ／ｈ，而且装卸区与车间距离才20-30米左右，所以被告捷邦公司的叉车工作人员也不可能速度过快，属正常操作，没有违规。5.原告没有戴安全帽，且驾驶无牌无证的摩托车，也存在违规违法，所以被告认为原告的上述过错和违法是原告造成事故的原因，应由原告承担事故的过错，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假如本案与被告捷邦公司存在关联，原告提出的数额赔偿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本身是农村户口，所参照的标准应该适用农村的收入，而且原告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其固定收入，故其参照城镇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诉讼中，被告捷邦公司申请追加卢有权、吴旭东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袁顺江向本院提供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A1.居民身份证，用以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A2.户籍证明，用以证明被告姚庆全的诉讼主体资格。A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用以证明被告捷邦公司的主体资格。A4.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用以证明原告的伤情为急性重型颅脑损伤，左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左髌骨骨折。A5.费用清单、发票，用以证明被告的治疗费用合计215807.8元。A6.闽中卫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用发票，用以证明福建中卫司法鉴定中心对伤残程度、后续治疗费用、误工期、护理期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十级伤残附加1处十级伤残；后续取内固定治疗费用约7000元；误工期为210元；护理期为90日；鉴定费用为2600元。A7.现场照片，用以证明车祸现场，原告为直行车辆，被告为拐弯车辆，被告未让行原告，存在过错。A8.居住证明、居住证，用以证明原告长期在东石镇东兴新村居住，在晋江市工作，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费用应当按照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121元计算。A9.驾驶证，用以证明原告持有国家法定机关发放的驾驶证，具有驾驶资格。 被告捷邦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A1、A2、A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A1可以证实原告是农村居民。对证据A4没有异议。对证据A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厦门中山医院的医疗费发票173773.23元的“其它项目”中8486元没有办法体现实际用途，该笔款项没有准确治疗费用的项目，该笔不能列为医疗费；外购药没有相应的医嘱，故无法证明是原告实际所需。对证据A6没有异议，但是造成的伤残与被告没有关联性。对证据A7警示牌的标志没有拍出来，被告捷邦公司的工作人员是从右边装运到左边，发生地是被告捷邦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过了靠近车间的路段，从照片可以看出原告是违规的，且事故发生路段在修路，原告在该路段行驶本身就存在违规。对证据A8真实性不予确认，如这份居住证是真实的，居住时间距事故发生已有1年半的时间，所以不能说事故发生前1年居住在这边，具体居住到什么时候居住证没有显示，无法证明2018年还有居住在该地区，也没有办法证明该地方是城镇还是农村；社区的居住证明2018年3月10日才居住在这个地方，到事故发生前也不满1个月，这个是社区证明不是公安机关证明，所以没办法证明原告居住在这个地方。对证据A9没有异议。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捷邦公司向本院提供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B1.照片，用以证明原告驶入的通道是厂区的装卸通道，通道的出入口均有禁止驶入的警示牌。B2.协议书，用以证明被告与卢有权、吴旭东协商各自暂时垫付原告治疗费用的1/3，待有关部门作出事故认定后，按事故责任大小分担治疗费用。B3.叉车驾驶证，用以证明被告捷邦公司的驾驶员姚庆全是拥有叉车驾驶证的。B4.叉车驾驶说明，用以证明有负载的叉车形式在斜坡上坡时应向前行驶。 原告袁顺江质证认为：对证据B1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当时事发当日拍摄的照片就可以清晰看出没有警示标识，现在提交的是事故发生后加装的，与当时现场严重不符，并且原告通过被告所在厂区大门时，保安予以放行，已默认予以通行。对证据B2协议的三方并没有达成一致，被告捷邦公司也没有加盖公章，而且卢有权、吴旭东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的当事人并不能约束合同之外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证据B3没有异议，但是叉车属于特种车辆，每年要进行年检，被告捷邦公司没有提供年检材料。对证据B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 在本案中，经原告提出申请，本院到晋江市公安局安平派出所调取了相关证据材料，该派出所提供了证据C1.对黄治发、姚庆全的询问笔录。 对于证据C1，原告袁顺江质证认为，该2份笔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黄治发的笔录真实客观地印证现场的情况，可以证实被告违反交通法规定，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对于证据C1，被告捷邦公司质证认为，对黄治发笔录的表面真实性没有意见，黄治发被原告所载，本身车速30公里/小时，且摩托车是旧的，时速也是估测，而按被告姚庆全的陈述，原告的速度很快。叉车是装载了货物，在上坡最快速度是10公里/小时，所以原告陈述被告姚庆全的速度快是不正确的，叉车也不存在违规转弯的问题，笔录陈述不完全是现场情况。 本院认为，被告姚庆全未到庭参加诉讼，又未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证据材料，视为其自愿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原告提供的证据A1、A2、A3体现了当事人的身份情况，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A4、A5、A6、A9，被告捷邦公司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该证据的来源及形式未违反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内容与本案事实有直接的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可依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B3、B4经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C1的来源于公安机关的相关部门，该证据内容与本案事实有直接的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可依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被告捷邦公司提出异议的证据A7、A8和原告提出异议的证据B1、B2，本院将在对原告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及相关赔偿项目进行认定时，对该部分证据一并予以分析说明。 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事故的相关责任应如何承担？2.原告所主张的各项赔偿损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3.被告捷邦公司申请追加卢有权、吴旭东为共同被告的请求是否应该在本案中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事故的相关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 原告袁顺江主张，本起事故的发生应该由被告承担全部责任。虽然本事故发生在恒安集团的厂区内，不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交通道路，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交强险条例，该两部条例均规定非公共安全道路可以参照公共交通安全法责任划分，且全国绝大多数法院也有类似判例。根据公安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规定，拐弯车辆必须让直行车辆通过，从原告提交的照片可以清楚体现被告姚庆全驾驶叉车以后退方式准备进入仓库，装载物明显遮挡了视线，故可以认定本起事故发生的责任应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交强险条例，对事故责任认定为被告姚庆全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至于原告有无戴安全帽、有无车牌不是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被告捷邦公司主张，关于本起事故的责任分担，本事故被告捷邦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被告姚庆全的操作是完全合规，被告姚庆全有叉车驾驶证，所作业的区域是厂区指定的行驶路线，也是正常行驶的，被告姚庆全是严格按照叉车的驾驶程序，时速是10KM/h。原告自身驾驶摩托车载人进入非行驶通道，这个通道前后两端都有警示牌，所有机动车都是禁止驶入的；原告的车没有上牌，原告没有戴安全帽，导致直接碰撞了脑部；原告超速，后面乘坐人员估算30KM/h,而被告姚庆全估算不止30KM/h；在碰撞点附近刚好是车间进入的通道，而在这个地方被告姚庆全是一定要转弯的，并不存在是在直行车道突然转弯。因此，原告自身的过错，可以认定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本院认为，被告捷邦公司对证据A7现场照片虽提出没有拍出警示牌等异议，但对该照片所体现的两车相撞的状况并未提出异议，结合证据C1询问笔录所载有关原告驾驶摩托车与被告姚庆全驾驶叉车相撞的表述等证据材料，可表明确曾发生车辆相撞的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七条“车辆在道路以外发生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处理”的规定，案涉事故虽是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但鉴于现有证据材料并未体现有相应的事故认定书或事故证明等，故现依据相关证据规则并参照相关规定来确定该事故的相应责任。 根据证据Ｃ1黄治发在该询问笔录中所述的内容“2018年9月17日早上9时50分许，我们在工地内工作下班后，我乘坐同事袁顺江驾驶的一辆深灰色女式摩托车途经晋江市安东开发区恒安中国纸业有限公司造纸一车间外面的路边准备要回去租房，袁顺江当时开摩托车开得也不是很快，大概30ＫＭ／ｈ。在前方我当时看到一辆叉车和我们对向行驶，开得很快要左拐进去车间，我当时就想提醒袁顺江注意安全，谁知我还没来得及提醒他，我们的摩托车车前方就被叉车右前侧撞上了，我和袁顺江两个人都受伤躺在地上都晕过去，后面我被叫醒自己去的医院包扎检查，袁顺江在现场头部流了很多血是被120送去安海医院急救”“对方叉车当时是和我们对向，要左拐进去车间”“我们摩托车的车头撞在叉车的右前侧”，和证据Ｃ1姚庆全在该询问笔录中所述的内容“2018年9月17日早上9时50分许，当时我正在开叉车到了晋江市安东开发区恒安中国纸业有限公司造纸一车间外面的路边要进去车间装卸货。我当时有看到一辆摩托车（车上两名男子）开得很快与我叉车相向开过来，因为要开叉车进去车间有一个上坡，我正准备要开叉车进去，就没注意那辆摩托车。等我开叉车左拐弯要进去车间的时候，发现那辆摩托车已撞到我叉车前的纸箱，摩托车上有两个人，他们都没有戴安全帽，两个人都躺在地上，其中一名男子头部在流血，摩托车后座的人有轻微擦伤，我就直接打120了，接着就把他们送到安海医院了”“我叉车当时正开过路中间的实线”“对方摩托车的车头撞在我叉车前装纸箱的右前侧”，和证据Ａ7所体现的两车相撞的状况，以及原告和被告捷邦公司的相关陈述，综合该现有证据材料可认定事故发生的过程为:2018年9月17日早上9时50分许，原告驾驶摩托车（后载黄治发）在晋江市安东开发区××区内与被告姚庆全驾驶的叉车相撞，造成了原告受伤等的交通事故;在事故发生时,两车相向行驶，系原告驾驶摩托车直行,被告姚庆全驾驶叉车左拐，该叉车的右前侧与该摩托车发生碰撞。 关于本起事故的成因，鉴于并未体现有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形成原因分析及相应的责任划分，也未体现有相应的事故证明，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结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根据当事人即原告和被告姚庆全各自的行为对发生本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当事人的事故责任。根据证据A7现场照片及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当时原告驾驶摩托车在该路段中心线的右侧直行，被告姚庆全驾驶叉车跨越中心线左拐过程中未能有效观察车辆来往的情况并确认安全后通过，未能及时让对向直行车辆先行，应承担该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虽然被告捷邦公司举证证据B1照片用以主张该通道有禁止驶入的警示牌，但原告对该照片真实性表示异议并主张当时没有警示标识，该照片与当时现场严重不符。双方对于事发当时的现场是否有禁行的警示标识各执一词，本院认为，结合证据C1公安机关相关部门对黄治发、姚庆全的询问笔录，当时原告未有效注意到该路段系在厂区内，有别于用于公众通行的道路，其在载有1人时驾驶摩托车速度较快，未能及时有效地操控该车以确保安全行驶，应承担该事故发生的次要责任。 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确定。根据证据C1的黄治发的表述，原告当时系头部受伤流血；根据证据C1的姚庆全的表述，当时摩托车上两个人均没有戴安全帽，其中一人（袁顺江）头部在流血。结合证据A7现场照片，并未体现摩托车驾驶人戴有安全头盔。在本案中，原告主张有无戴安全头盔不是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被告捷邦公司认为没戴安全头盔才导致了颅脑的损伤。本院认为，虽然没戴安全头盔不是双方车辆相撞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规定，戴安全头盔是对驾驶摩托车人员的法定要求，原告驾驶摩托车未戴安全头盔，未尽到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且根据证据A4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原告的伤情系急性重型颅脑损伤，与其未戴安全头盔存在关联。因而，本院认为，鉴于原告对其自身受伤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上，对于本案原告受伤损害的发生，事故的双方均有过错，且与原告的受伤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姚庆全作为本起事故的侵权行为人，应对其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上述对事故责任的分析，结合原告因未戴安全头盔的过错程度而适当减轻对方侵权人的责任，故综合双方对造成损害的过错情况，本院确定被告姚庆全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为60%。 叉车属于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定义的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不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投保交强险的范围，其驾驶人对行驶发生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不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双方的陈述，被告姚庆全系受雇于被告捷邦公司的工作人员。被告姚庆全驾驶叉车与原告相撞，系在履行职务行为时发生了本起事故，依法应由雇主即被告捷邦公司作为赔偿义务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原告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被告姚庆全本人也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姚庆全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各项损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 1.关于医疗费，原告提供了证据A5的票据以主张相应的费用，但被告捷邦公司对原告主张的部分费用提出异议。关于被告捷邦公司提出异议的证据A5的№00157421票据中“其它项目”的金额8486元，该项金额与其他项目的费用金额一并列明于该份住院收费专用票据且加盖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相关印章予以确认，该票据所载期间与证据A4出院记录所载的住院期间一致，该票据上的费用系发生于原告受伤住院治疗期间。关于被告捷邦公司提出异议的证据A5中的外购药，从证据A5的№05791279、00959978、00959977、03717720等票据体现的内容来看，该票据加盖有关药店的印章予以确认，该外购药购买方的名称体现为原告，日期也系在证据A4出院记录所载的住院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的规定，故被告捷邦公司应其异议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作为赔偿义务人的被告捷邦公司虽对部分医疗费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该费用不是用于原告的本次受伤治疗，现有证据材料尚不足以反驳原告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进而，根据证据A5所记载的内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中已结算的票据金额合计214807.8元，原告一并提供证据A4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等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部分医疗费的主张予以认定。 2.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按50元/天的标准计算。参照本地县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结合证据A4出院记录所载明的住院天数，故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0天×30元/天=1800元，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予以部分认定。 3.关于营养费，根据原告的伤残及治疗等情况，并参照证据A4诊断证明书上所载明的“加强营养”等相关医嘱，本院认为，原告确需加强营养以有利于恢复健康，故对原告按10000元所主张的营养费，本院予以认定。 4.关于护理费，原告因本起事故住院达60天,所受损伤经鉴定伤残程度为1处十级附加1处十级，结合原告的年龄、受伤治疗及恢复等相关情形，确定原告出院后的护理时间为30天，合计90天。原告住院期间的80天可确定完全护理依赖，出院后的30日根据其伤情及出院情况可确定为部分护理依赖，相应赔付比例根据《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附录B的规定可分别确定为100%及50%。鉴于现有证据未体现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可按2019年度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标准66815元/年计算，现原告主张按60174元/年作为计算标准，予以照准。据此，护理费为60174元/年÷365天/年×60天+60174元/年÷365天/年×30天×50%=12364.52元，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予以部分认定。 5.关于误工费，根据证据A6，福建中卫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闽中卫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了原告的伤残等级被评定为1处十级附加1处十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的规定，鉴于原告已构成伤残，并结合相关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原告主张按210天计算误工时间，超过定残的前一天(2019年3月28日)。根据双方的相关陈述，当时原告系从事建筑施工等情形，故参照福建省建筑业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标准59959元/年，原告的误工费应为59959元/年÷365天×192天=31540.08元，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误工费予以部分认定。 6.关于残疾赔偿金，就是否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来计算的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原告提供证据A8并主张该证据可证明原告居住在晋江市东石镇的社区，且居住社区依法应该按城镇户口计算赔偿标准。被告捷邦公司认为，原告要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是指事故发生时是否连续在城镇居住1年，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在2017年之后是否居住在东石镇工业路？而到了2018年才有社区证明，从该份居住证明所载的这个时间“2018年3月10日”到事故发生时仅有半年的时间，至于事故发生后是否居住在这个地方与本案无关，居住证和居住证明所载的两个地方是否属于城镇，即使是城镇，原告也没有连续在城镇居住，故原告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根据《居住证暂行条例》第三条“居住证是持证人在居住地居住、作为常住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的证明”等规定，居住证作为相关职能部门依其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系作为持证人在居住地居住的书面证明，依照该规定应每年签注1次。在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A8居住证体现的初领日期为“2016.4.19”，签注日期一栏为空白，并未体现有连续签注的情形；证据A8居住证明所载的居住起算日期为“2018年3月10日”，距案涉事故的发生日期不满1年。进而，鉴于现有证据材料尚不足以证明原告所主张其本人的居住地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条“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规定的“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情形，故就本案而言，在原告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原告提出的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原告因本起事故造成1处十级附加1处十级伤残，属多个级别的伤残等级，相应的残疾赔偿金应以伤残等级最高级即十级为基数，其他伤残等级的，每增加1处伤残所增加的附加赔偿比例在0%-10%之间确定。原告的伤残等级是1处十级附加1处十级，则赔偿系数应为11%。鉴于原告系农村户口，应按照上一年度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即19568.35元/年计算，则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为19568.35元/年×20年×11%=43050.37元，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予以部分认定。 7.关于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的规定，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未能提供有效的正式票据，但是原告因伤前往厦门等地医院诊治，且住院治疗较长的一段时间，原告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治疗确实需要支出一定的交通费，根据本案的情形，酌情认定15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予以部分认定。 8.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认为，原告因本起事故遭受伤害，伤残等级达1处十级附加1处十级，结合本案的事故过程及责任认定等其他因素，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确定为7000元。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部分认定。 9.关于鉴定费，根据证据A6鉴定费用发票所记载项目及金额，该费用系原告为确定其伤残等级等项目而支出的费用，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鉴于对证据A6的误工期未直接采纳为定案的依据，结合证据A6鉴定费用发票所载明的相应项目的鉴定费用，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鉴定费按2200元予以部分认定。 10.关于后续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结合证据A6所载明“袁顺江的后续取内固定物治疗费用约7000元”的意见，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7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 以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31262.77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结合前述分析，被告捷邦公司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即198757.66元。在本案中，原告述称，其诉讼请求中注明的垫付款项85000元是由被告捷邦公司已先行支付的，而被告捷邦公司对此并无异议。因而，对于原告所确认的其收到该笔款项85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进而，本院确定被告捷邦公司尚应赔偿原告的金额为198757.66元-85000元=113757.66元。 关于被告捷邦公司申请追加卢有权、吴旭东为共同被告的请求是否应该在本案中予以支持的问题。 被告捷邦公司主张，原告在恒安公司内的施工作业是受雇于卢有权，而卢有权是向吴旭东承包部分工程。由于他们没有对原告进行安全教育，且事故发生后卢有权、吴旭东与被告捷邦公司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被告捷邦公司也先垫付本起事故的医疗费用，后续再根据责任划分来承担相应费用。因此，被告捷邦公司认为卢有权、吴旭东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应追加为共同被告。 原告袁顺江主张，卢有权是其直接雇主，吴旭东是承包工地的大包工头，他们不是本案必要的共同被告，故不同意被告捷邦公司追加的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是因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事故所导致的人身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损失等的纠纷，虽然被告捷邦公司提供了证据B2协议书用以主张该协议的三方有关分担费用的约定，但该协议书并未得到原告的确认，原告不构成该协议书约定内容的合同当事人，该协议内容对原告并未产生法律约束力。在本案中，现有证据材料并未体现被告捷邦公司所主张的卢有权、吴旭东在该事故中具有直接的侵权行为或其他致害原因，也未体现依照其他法定的事由须由卢有权、吴旭东直接对该事故所造成的人身损害一并在本案中承担相应的赔偿义务，卢有权、吴旭东并不属于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故被告捷邦公司申请追加卢有权、吴旭东作为本案共同被告的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扣除原告所确认的被告捷邦公司已先行支付的85000元，被告捷邦公司尚应赔偿原告因本起事故伤害所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计113757.66元。除此之外，原告的其他部分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双方至今也未能达成一致的调解协议，故本院依法作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居住证暂行条例》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福建省捷邦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袁顺江人身损害赔偿款合计113757.66元。 二、驳回原告袁顺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6057元，由原告负担3884元，由被告捷邦公司负担21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许礼俊 审判员  洪肇鑫 审判员  熊 威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郭宝琳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 第一百一十九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二）“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四）“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居住证暂行条例》 第十条居住证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签发，每年签注1次。 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连续居住的，应当在居住每满1年之日前1个月内，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办理签注手续。 逾期未办理签注手续的，居住证使用功能中止；补办签注手续的，居住证的使用功能恢复，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的居住年限自补办签注手续之日起连续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二条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第十七条第一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第六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 （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 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七条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二十八条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第二十九条生效法律文书规定债务人负有不作为义务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债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