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28民初1895号原告：杨光友，男，1965年7月12日出生，云南省昭阳区人，苗族，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原告：王洪会，女，1976年11月9日出生，云南省彝良县人，苗族，文盲，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原告杨光友、王洪会的委托代理人：文怀淑，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光友、王洪会的委托代理人：谭兴荣，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蔡吉友，男，1968年7月5日出生，云南省彝良县人，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委托代理人：王坚，彝良县律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角奎镇角奎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129015146379T。法定代表人：张成刚，镇长。委托代理人：吴友贵，云南意衡（彝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光友、王洪会与被告蔡吉友、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胡波独任审理，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光友、王洪会及二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文怀淑、谭兴荣，被告蔡吉友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坚，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友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光友、王洪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两被告连带返还两原告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款合计146293.62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原告于1989年结婚,于1993年1月被告蔡吉友将自己房屋出售给两原告,将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两原告,其中包括新场水库所占用的部分土地,同时被告蔡吉友搬迁外出,为了进一步明确房屋及土地的权利,于2003年1月双方约定签订书面合同书一份。约定:1、转包土地的期限为五十年,承包人为杨光友,转包人为蔡吉有；2、房屋出售价为220元,杨光友系买方,蔡吉有系卖方。两原告与被告蔡吉友签订的合同书生效后,原告一直经营管理耕种新场水库所占的土地,期间一直没有任何争议。于2017年4月8日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征收土地,被告蔡吉友以将其转让给原告的土地是自己母亲王成芝的土地为由,骗取彝良县角奎镇政府,以继承的方式获得补偿款。未经原告同意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将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相关款项合计146293.62元支付给被告蔡吉友,原告多次找两被告均无果。综上,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蔡吉友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且该土地于1993年至今均是原告耕种,,地上附着物均是原告栽种应当由原告享受,但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不顾事实和证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蔡吉友辩称，一、被答辩人在诉状中所作的陈述不是事实。(一)“将房屋出售给两原告,将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两原告”的说法不是事实,答辩人没有出卖过房屋和承包土地经营权。被答辩人诉称“1993年1月被告蔡吉友将自己房屋出售给两原告,将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两原告”,这一说法不是事实,答辩人不予认可。根本情况是:答辩人只是找被答辩人来家里照管房屋及土地,并不存在买卖出售一说。具体情况是:答辩人一家原本共8口人(父母二人,兄弟姐妹6人),父亲去世过早,后因兄弟姐妹均已陆续各自成家,只剩下老母亲和答辩人二人。因答辩人需要外出务工,老母亲年事已高,为了不让家里土地放置荒废,故答辩人不得不托人照管家里和土地。被答辩人杨光友是昭通盘河乡人,家里当时十分贫困。于是,在经人介绍下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便达成了合意,由被答辩人帮忙照管家里和土地。所以,答辩人并不存在出售房屋和转让土地的用意和行为,何况房屋和承包地并不属于答辩人个人所有,答辩人也不是户主,没有权利自主买卖,答辩人实难理解被答辩人捏造事实的居心。(二)被答辩人诉称“为了进一步明确房屋及土地的权利于2003年1月双方约定签订书面合同书一份”的说法不是事实,答辩人未与被答辩人杨光友签订过任何协议或合同，从被答辩人杨光友提供的所谓双方签订的合同书来看，1、合同格式及内容混乱,语句不通,意思表示不清。根据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而被答辩人杨光友提供的合同没有当事人的名称、具体住所和身份证号码,没有具体的标的、数量(也就是没有土地的面积、四至界线和名称),没有对应的标的、数量的价款或者报酬等,就连基本的语句表述也不通,意思更不明确。在合同中,当事人和标的数量为必要条款,而被答辩人提供的该份合同没有明确的当事人和标的数量,显然没有法律效力；2、合同第1条“承包土地五拾年”的“五”字明显是强行添加上去,落款出售人员“蔡吉有”三个字不是答辩人的签字。因此,该份合同一定是被答辩人伪造。众所周知,农户都知道自家的承包地期限为30年,而被答辩人提供的该份合同却写上承包土地五拾年,并且强行添加“五”字的痕迹太过明显。房屋不属于答辩人个人所有,私自买卖行为无效,出售价格220元也不符合常理,并且法律规定不能将房屋卖与本村以外的人(被答辩人杨光友不属于本村人),而“蔡吉有”和“蔡吉友”虽然发音相同,但实属不同的两个汉字,何况是用于人名,答辩人怎会写错自己的姓名?这同样不符合常理，答辩人认为此份合同一定是被答辩人伪造；3、合同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是以转让的方式将土地流转,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显然,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就土地转让事宜并未得到发包方的同意,甚至发包方根本就不知道有转让一事的发生,加之被答辩人杨光友不属于马腹村上寨组的人,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答辩人依法不能与其发生土地转让行为,因此该份合同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综合1、2、3点,这样一份混乱不堪的“合同”,显然具有很大的效力瑕疵和欺骗嫌疑,不应该被认定。二、针对被答辩人诉讼请求,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无权享有答辩人家承包地,即没有物权请求权基础,没有要求返还征地补偿款的权利。被答辩人提起此诉讼的根据仅是一份混乱不明的土地转让合同,也就是其唯一的诉讼凭证,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综合上述第一条第(二)点,答辩人认为该份缺乏真实性的合同不能支撑被答辩人的物权请求权资格。理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承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备案;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因此,答辩人并没有向发包方有过备案或者提出转让申请，也就是说,答辩人并没有与被答辩人达成土地的流转意向,答辩人没有转让土地的事实和法律行为。其次,本案所征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自始由答辩人一家承包及拔苗耕种,并有政府机关发放的土地权属证书,是合法的权利人,也自然享有征收土地补偿收益的权利。最后,被答辩人诉称“被告蔡吉友故意将其转让给原告的土地是自己母亲王成芝的土地为由,骗取彝良县角奎镇政府以继承的方式获得补偿款”，这样的说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所征收的土地原本就是答辩人及其母亲王成芝的承包地,在征地过程中母亲去世,答辩人继承领取母亲王成芝的补偿款合理合法,不存在骗取一说,政府机关履行的征收程序和补偿对象均无任何不当。被答辩人仅仅是与答辩人形成看护管理的委托关系,被答辩人并不是承包权人,没有基于物权的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利。三、被答辩人杨光友在与答辩人的通话中承认未有土地转让事,现又基于合同声称答辩人已将土地转让,前后矛盾,实属捏造事实,滥用诉权。2019年,答辩人在与被答辩人杨光友的通话中,质问其是否有土地转让一事?被答辩人杨光友亲口回答没有转让土地。如今,被答辩人却诉称答辩人已将土地转让,并且与其签订了转让合同,完全是捏造事实,罔顾法律。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前后矛盾的言辞,实属居心叵测。综合以上答辩意见,望人民法院予以考虑和采纳,请求驳回对方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辩称，1、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县级人民政府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为准；2、政府对王成芝的土地的征收符合法律规定；3、原告方在土地征收期间未提出异议，直至原告在起诉后，角奎镇人民政府才知道原告的主张；4、蔡吉友接受其母亲王成芝的委托领取相关款项符合了法律规定。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杨光友、王洪会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杨光友、王洪会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二原告的基本身份情况；2.新场水库拟征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领款花名册2页、新场水库拟征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现场丈量调查登记确认表2页、委托书1页、移交土地笔录1页、《征地协议书》1页、蔡吉友身份证复印件及银行卡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蔡吉友为规避涉案土地已转让的事实，骗取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款，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未严格审查土地情况的基本事实；3.《承包关看房屋土地合同书》、《双方合同书》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蔡吉友于2003年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原告，期限为50年，原告承包期内被征收土地的相关款项应当由原告所所有，原告于1993年经营涉案土地至2019年，长达26年，蔡吉友及王成芝没有提出异议；4.王成芝户口注销证明，证明王成芝于2018年10月10日注销户口；5.蔡吉友与杨光友通话录音一份（光盘刻录保存，录音内容整理书面记录），用以证明涉案土地是被告蔡吉友转让给原告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蔡吉友认为，对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无异议；证据3中《承包关看房屋土地合同书》无异议，《双方合同书》中蔡吉友未签字，不是事实；证据4无异议；证据5录音是真实的，但没有说土地是转给原告家的，录音对于房屋的权属没有明确说到，对于土地的权属应依据承包经营权证为准，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当然应该属于被告蔡吉友家。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认为，证据1、2、4无异议；证据3的真实性，以蔡吉友的陈述为准，对涉及土地转让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土地转让手续；对证据5以被告蔡吉友的意见为准，双方对土地的问题进行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认为证据3中《双方合同书》系蔡吉友签字按印确认，证据2中只有王成芝委托蔡吉全的委托书，政府对于征收补偿款的发放没有严格审查。被告蔡吉友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6.200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涉案土地2008的承包经营权人为王成芝及共有人有蔡吉友、蔡吉全，2019年的承包经营权证上承包经营权人登记为蔡璐；7.通话录音一份（光盘刻录保存），证明杨光友与蔡吉友通话过程中认可没有转让土地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6中200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真实性无异议，2019年的证看不出来和本案涉案土地的关联性，不予质证；证据7中通话记录是事实，被告认为原告认可过土地没有转让不是事实，通话中说对土地的处理可以协商是事实，双方通话是多次，并且蔡吉友发信息威胁原告。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认为，对证据6没有异议，对证据7以被告蔡吉友的意见为准。被告蔡吉友认为，双方通话是事实，双方都是成年人，对陈述的内容是清楚的。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8.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的主体资格；9.角奎镇人民政府角政通〔2017〕37号文件、角奎镇人民政府角政通〔2017〕44号文件、彝良县人民政府办公公文批办单，用以证明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对于新场水库建设拟占地涉及农户的土地已经完善相关手续（含涉案土地），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征收土地的行为合法的事实；10.会议纪要、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询价单、拟征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现场丈量调查登记确认表、移交土地笔录、《征地协议书》，用以证明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对王成芝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按照宜昭高速公路等征地标准进行征收并已经办理和完善征地相关手续；11.彝良县新场水库建设占地用地和地上附着物丈量和登记结果公示、新场水库马腹村建设拟征收土地面积及地上附着物情况统计公示表，用以证明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对于新场水库建设占地用地和地上附着物丈量和登记结果进行了公示，对新场水库马腹村建设拟征地征收土地面积及地上附着物情况统计公示表进行张贴公示，原告未在规定期间提出异议，视为原告对政府征收行为无异议的事实；12.委托书、新场水库拟征收土地及附着物征收领款花名册、征收奖励花名册、领款汇总表、信用社代发明细表和回单，用以证明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在原告对王成芝的征收情况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根据王成芝的委托，将款项146293.62元打入尾号为7575的银行账户的事实，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把相关款项打入蔡吉友账户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8、9、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即不能证明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发放土地征收补偿款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11、12中只有一份王成芝委托蔡吉全的一份委托书，但所有材料中的签字是蔡吉友，并无蔡吉全委托蔡吉友签字的材料，所有材料中“王成芝”的签字不能确认系本人签字，证据中无蔡吉友、王成芝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资料，政府发放土地征收补偿款存在重大瑕疵。被告蔡吉友认为，对证据8、9、10、11、12无异议，证据是真实的，征收土地有严格的程序，对于相关土地的征收是有公示的，在公示期间，原告并未向村社及政府提出异议，应视为原告认可征收的事实过程，即认可了涉案土地属于被告蔡吉友的事实。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认为，政府征收土地符合法律规定，虽然证据中无征收土地的经营权证，但涉及土地的权属是以经营权证为基础的。征收的过程是进行过公示的，期间并未提出异议，如果提出异议就需要对异议先行解决确认后才会发放相关款项，蔡吉友作为王成芝的儿子，对征收的土地进行处理符合法律规定，蔡吉全也是默认的，政府发放相关款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可做如下认定：证据1系公安机关制作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内容，其内容客观真实，能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应予采信；证据2、11、12，系内容相同证据，原、被告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能证明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对涉案土地进行征收的事实过程，应予采信；对证据3，其中被告蔡吉友无异议《承包关看房屋土地合同书》，能证明蔡吉友委托杨光友自1993年开始照管房屋及土地的事实，应予采信。其中《双方合同书》，其内容系2003年签订，被告蔡吉友未予认可签订该协议的事实，该协议内容主要为约定对蔡吉友的承包地由杨光友承包及房屋等转让给杨光友，结合《承包关看房屋土地合同书》约定内容与庭审中查明自1993年至今二原告即居住于上述双方协议中确定的房屋中至今及由二原告经营管理协议中约定的土地至今的事实，并无证据证明在此期间被告蔡吉友对二原告居住房屋及经营管理土地的行为提出异议，对于蔡吉友与杨光友曾签订《双方合同书》的事实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对双方签订《双方合同书》应予采信，但其中是否存在添加修改内容，与本案争议法律关系的认定无直接关系，本案中对该事实无需确认；对证据4，被告蔡吉友无异议，能证明王成芝死亡的基本事实，应予采信；证据5、7系杨光友与蔡吉友通话录音，杨光友与蔡吉友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应予采信，但不能据此确认双方存在对涉案土地达成转让协议的事实；证据6系政府部门不同时期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件，对原告无异议的200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证明2019年前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情况，应予采信。201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现行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予采信；证据8能证明被告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的身份情况，应予采信；证据9、10系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对本案涉案土地等土地进行征收的程序性事项等相关文件，内容客观真实，能证明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对本案涉案土地等土地进行征收的基本事实过程，应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二原告系夫妻关系，被告蔡吉友原系彝良县角奎镇马腹村上寨组村民。1993年，杨光友与蔡吉友签订《承包关看房屋土地合同书》一份，约定由杨光友代为管理蔡吉友的房屋、土地等，两原告即在彝良县角奎镇马腹村上寨组蔡吉友房屋中生活至今，并对由蔡吉友及其母亲王成芝的共同承包经营土地经营管理。2003年，杨光友与蔡吉友签订《双方合同书》一份，主要约定由杨光友承包蔡吉友土地及蔡吉友房屋出售给杨光友。2017年，因彝良县新场水库建设需要，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需对彝良县新场村等土地进行征收。2017年4月8日至4月9日，对王成芝户的拟征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现场丈量和调查登记，由相关工作人员及王成芝进行了现场确认。对涉及王成芝户土地征收事宜，2017年4月22日，王成芝向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由其子蔡吉全代理，经对王成芝户的拟征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现场丈量登记，需征收王成芝户土地6.76亩，其中平旱地1.16亩，林地5.6亩。2019年，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与王成芝签订《征地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需支付王成芝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82049.92元及青苗补助48363.70，合计130413.62元，其中青苗补偿包含竹子31800.00元、核桃树（成树）7400.00元、核桃树（幼树）4025.00元、板栗树（成树）1200.00元、漆树（成树）1740.00元，杉树（成树）400.00元、杏树（成树）200.00元、李子树（成树）720.00元、玉米套种878.70元，上述款项由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打款至蔡吉友提供的银行账号中。2019年7月31日，彝良县角奎镇马腹村上寨村民小组向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移交土地，对移交事实通过移交土地记录》签字确认。对以上涉案土地征收过程中签字确认的《征地协议书》、《新场水库拟征收土地及附着物征收领款花名册》、《征收奖励花名册》、《移交土地记录》均有“王成芝、蔡吉友（代）”字样，其中“蔡吉友”签名处加盖手印确认。另查明，彝良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12月31日，向王成芝下发农地承包权证（2008）第01101902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王顺珍（即王成芝）、蔡吉全、蔡吉友。2007年，因蔡吉友再婚后到楚雄居住生活，蔡吉友户口亦迁移至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仁和村委会。2018年10月10日，因王成芝死亡于公安机关办理了户籍注销手续。2019年11月18日，彝良县人民政府，向蔡吉友女儿蔡璐下发滇（2018）彝良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08116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蔡璐。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5日下发《角奎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场水库拟征收工作方案〉的通知》（角政通〔2017〕37号）对彝良县。2017年4月14日，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对新场水库建设安用地和地上附着物丈量和登记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五天，并告知对公示有异议的在公示期内向征地工作组书面反映。2017年4月16日下发《角奎镇人民政府关于新场水库建设拟占地相关事宜的通知》（角政通〔2017〕44号）通知拟占地所涉及农户关于所征土地的相关补偿标准及补偿时间。本院认为，通过当事人的诉辩称及举证、质证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对本案诉争的涉案土地是否转让；二、相关补偿费用是否应支付二原告。关于本案诉争的对涉案土地是否转让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内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需经发包方同意，现无证据证明本案中对涉案土地的转让协议经发包方同意的事实，对《双方合同书》内容是否存在添加修改的认定，不影响本案的处理。即使该协议内容完全真实，也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即《双方合同书》不具有合法性，即对涉案土地已转让原告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相关补偿费用是否应支付二原告的问题。结合争议焦点一的认定意见，对涉案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和安置补助费82049.92元应属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所有，二原告不属于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范围，对该项费用不具有分配权利。对青苗补助费用，从庭审查明事实可以确认自双方签订《承包关看房屋土地合同书》后，即自1993年至涉案土地被征收前，均由二原告对涉案土地进行经营管理，二原告主张地上附着物均由原告方栽种及被告蔡吉友主张所有树木均是1993年栽种后提供给二原告经营管理，均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亦不符合基本的客观事实。对于青苗补助中涉及的玉米套种、核桃树（幼树），从作物生产情况及二原告经营管理土地的年限上看，应属二原告栽种及管护的事实，玉米套种及核桃树（幼树）的青苗补助费用合计4903.70元应该属二原告所有。二原告在被告蔡吉友提供土地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之上，对涉案土地的经营管理二十多年，对于土地及地上栽种的树木必然投入了大量的管护精力，对于地上附着物的价值，被告蔡吉友及家人与二原告均有贡献，对玉米套种、核桃树（幼树）之外的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用合计43460.00元，结合公平合理的原则，酌情确定由二原告享有其中50%部分即21730.00元，其余部分属蔡吉友及其家人所有，被告蔡吉友应退还二原告青苗补助费用合计26633.70元。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对土地征收相关补偿款的支付系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确定，在二原告未提出异议及提供相关权属证据的情况下，彝良县角奎镇人民政府向蔡吉友发放款项并无过错，至于蔡吉友是否取得王成芝的授权与本案无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蔡吉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杨光友、王洪会青苗补助费26633.70元；二、驳回原告杨光友、王洪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26.00元，减半收取1613.00元，保全费1251.00元，合计案件诉讼费2864.00元，由被告蔡吉友负担1432.00元，原告杨光友、王洪会负担1432.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的，本判决自上诉期届满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胡 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余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