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106民初2015号 原告：杨某1，男，1949年8月25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绿园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郎双全，吉林全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肖某，女，1952年5月2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车家村娘娘庙前屯，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享，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2，男，1989年6月30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凤，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3，男，1945年7月8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汽开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晟艺，女，1992年8月23日生，现住长春市高新区，系杨某3孙女，公民身份号码：×××。 被告：杨某4，女，1957年6月6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公民身份号码：×××。 被告：杨某5，女，1978年4月1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49街区**1门**9中门，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凤，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6，女，1979年6月21日生，汉族，，住长春市二道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凤，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某1、肖某与被告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原告肖某认为自己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申请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本院审查后增列肖某为本案原告。原告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郎双全，原告肖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享，被告杨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凤，被告杨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晟艺，被告杨某4，被告杨某5、杨某6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2000年8月11日杨某5代书的遗书无效;2、请求判决被继承人杨森的遗产（房屋）拆迁款平均等分四份，分别由原告、被告杨某3、杨淑琴各继承一份，杨长福晚辈直系血亲继承一份;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杨森与王淑荣系夫妻，王淑荣先于杨森去世，去世时间无法考证。杨森于2010年8月5日去世，留有房产一处。杨森与王淑荣共育有三子一女，分别为长子杨某3、次子杨某1，三子杨长福、小女杨某4。其中三子杨长福于2000年3月21日先于杨森去世，杨长福生前育有二女一子其中长女杨某5、次女杨某6、长子杨某2。被继承人杨森生前有房产（长房权字5722905）一处，位于绿园区城西乡车家村娘前屯，面积为78平方米。2000年8月11日，被告杨某5代笔遗书一份，遗书内容为杨森去世后，把现有住房和土地所有权全部遗产留给孙子杨某2。遗书下方分别有被告杨某4、杨某3签字。杨森去世后，所遗留房屋由被告杨某2一直居住。2019年,遗留房屋被征收时，被告杨某2拿出这份遗书主张权利，原告才知道这份遗书。原告认为，这份遗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遗书系由继承人的姐姐代书，由法定继承人杨某4、杨某3见证的。代书人、见证人均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另外，从遗书书写形式来看，见证人杨某4的签名与身份证上的名字不符，遗书下方写有一段文字，是遗书出具之后后填上去的，与遗书内容无关，文字后有见证人杨某3的签名。综上，这份遗书违反法律的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遗产应按法定继承、代位继承进行。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确认遗书无效。 原告肖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和杨某2共同继承案涉房屋。事实与理由：案涉房屋为肖某丈夫杨长福在1991-1992年所建，只是在1997年土地重新测量时把名字写在了杨森名下，该房屋实质是肖某与杨长福夫妻共同财产，不应是杨森的个人财产，更不是遗产，因为案涉房屋被拆迁补偿所有手续都是申请人自己的名字，与原告无关。另外，假设案涉房屋为杨森所有，因杨森生前一直与原告肖某一居生活，且杨长福在世期间其他子女并未尽赡养义务，在杨长福去世后，原告肖某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且案涉房屋肖某与儿女一直使用，从未有任何人来主张权利，现肖某身体多病无法正常自理生活，儿子杨某2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如此艰难的生活境况下，就是因为房屋被拆、被占有补偿的情况下，房子还有人有“抢”。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申请参加诉讼，并提出如上请求。 被告杨某2、杨某5、杨某6辩称，1、首先，登记在杨森名下房产（产权证号为：长房权字XXXX）号房屋，并不是杨森所有，更不属于杨森个人遗产，亦不应作为遗产来继承。该房屋是杨某5、杨某6，杨某2父亲杨长福在1988年至1989年间买的五保户的房屋，当时所买的房屋倒塌了，杨长福在1991年至1992年向土地部门申请自建的房屋。杨森在1992年就患了脑出血的疾病，根本无力建房。后来在国家1997年土地测量时，测量登记部门把土地及房产的名字写成了杨森的名字(因为杨森与杨长福一直一居生活)。当时工作人员说：“都是一家人，写谁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案涉房屋才会登记在杨森名下。又因该房屋为自建房屋，其权利来源为原始取得，所有权人应该是谁建房所有权人是谁，因此该房屋所有权人应是杨长福，该房屋并不是杨森的遗产，也不存在继承问题。2、案涉的遗书(2000年8月11日形成)，实际上并不是杨森对个人财产处理的遗嘱性质，更不存在有效、无效问题。案涉遗书形成时间为2000年8月11日，这份遗书是因为杨长福在2000年3月份因病去世，其房产又在1997年换证时登记在杨森名下，杨长福的家人恐杨森年龄大了，万一哪天离开了，这家的财产无法处理。因当时杨长福三个孩子杨某2最小，只有11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家人担心杨长福的妻子肖某若有一天改嫁了，再把房子带走。留下这个小孩子（指杨某2）无法生活。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所谓的“遗书”，试想，若当时真的按杨森个人遗产来处理，再没有法律常识的人也会把所有的继承人考虑到写上。不可能只写杨长福家的人和事。且当时，因杨某3提出肖某对整个家付出很多，不应把杨长福的房子留给杨某2个人，所以加了一句话，主张应分给肖某一半。这一主张是按杨长福个人财产进行析产主张的，基于以上事实，案涉遗书并不是遗嘱的性质，是杨长福的家族内亲人在处理杨长福个人财产的一份证明材料而已。不存在遗书是否有效问题。3、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2010年8月5日去世不真实，另外陈述“2019年遗留房屋被征收时，被告杨某2拿出遗书主张权利，原告才知道这份遗书”陈述不真实。杨森实际是在2000年12月去世，在2010年人口普查时注销的户口，即实际死亡时间是在2000年。试想，假如说本案的财产是可继承财产，原告是为了达到取得最长诉讼时效不超过20年的法律利益，而把杨森死亡时间写成了2010年。原告是杨森的亲儿子，难道能对自已父亲去世的时间不清楚吗？在常理上说不通。事实上，在当年，杨某3、杨某4，杨长福的三子女在处理杨长福个人生前财产时，原告是在场的，只是未在遗书上签字而已，若是杨森个人遗产，原告如真有异议，20年的时间，应该早就主张权利了，为何只等到房产即将被征收时来主张权利，从常理上说不通，也无法理解。4、案涉房屋财产为杨长福为妻、儿留下的个人财产，不能作为杨森的财产来继承，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退一步讲，在2000年形成的所谓的“遗书”，原告在知情的情况下不主张，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了。综上，原告主张无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诉请。法院裁判案件应本着尊重事实真相，注重法律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前提下裁判。 被告杨某3辩称，案涉房屋是杨森所有，杨森的四子女应平分，杨某3在遗嘱上签字属实，但认为遗嘱无效。 被告杨某4辩称，与杨某3意见一致，我的签字也属实。 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杨森于2001年1月4日去世，其妻子王淑荣先于杨森去世十余年（去世时间不可考）。杨森、王淑荣夫妻育有子女四名，分别为被告杨某3（长子）、原告杨某1（次子）、原告肖某的丈夫杨长福（三子，于2000年3月23日去世）、被告杨某4（长女）。杨长福、肖某夫妻育有子女三名，分别为被告杨某5（长女）、杨某6（次女）、杨某2（长子）。杨森生前一直与三子杨长福一家一居生活。 杨森名下登记于1997年10月10日“绿园”集建（城西）字第9733503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杨森生前在城西乡（现城西镇）车家村娘前屯有宅基地一处，用地面积472.29平方米，建筑占地78平方米。杨森名下登记于1997年5月20日“长房权字XX**”《私有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杨森生前在绿园区城西乡（现城西镇）车家村娘前屯有住宅房屋一处，栋号7—2/454—3，房屋结构为新式砖木，共3间，建筑面积78平方米。另查，以上宅基地及房屋于1991年1月地籍调查费收据、1992年9月建设用地有偿使用通知单、1992年10月土地使用费收据等凭证显示，使用人为杨森、杨长福；1991年7月3日地籍调查表、1992年4月11日土地登记申请书、1992年4月11日土地登记审批表等档案资料显示，使用人为杨长福。 2000年8月11日，杨森留《遗书》一份，内容为：本人将在去世后，把现有住房和土地所有权的全部遗产都留给小孙子杨某2继承，其他人不得享有。该《遗书》由杨某5代笔，有杨森签字及指纹，并有杨某4、杨某3签字及指纹。杨某3签字之上另有两行字：“你爷的财有杨某2所有，你父亲的房有你母亲一半所有权”。 杨森去世后，案涉宅基地上房屋及附属物由肖某及子女杨某5、杨某6、杨某2居住使用，目前实际使用人为肖某、杨某2。现上述财产均处于待拆迁状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本案被继承人杨森于2001年1月4日去世，同时继承开始。 《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通过庭审查明，被继承人杨森名下有宅基地一处，宅基地上所建房屋一处，以及其他建筑物、附属物、树木等财产，其中除果树外，其他财产均形成于杨长福、杨森生前，目前以上财产处于待拆迁状态。另查明，杨森的妻子王淑荣先于杨森10余年去世，具体时间不可考，本案各方均未主张王淑荣在取得案涉宅基地和房屋后在世，则推定王淑荣去世时间在取得案涉宅基地和房屋之前。另因本案各方均未主张王淑荣遗产继承一节，且王淑荣在案涉财产中是否占有份额一事也不可考，故推定案涉财产无王淑荣份额。 以上宅基地于1991-1992年初始登记时，档案材料记载使用人为杨长福，相关票证记载使用人为杨森、杨长福。本院认为，杨森生前一直与杨长福一居生活，双方财产并无清楚的分界，且根据农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的相关政策，案涉宅基地登记兼有杨森、杨长福信息，无法界定各自出资情况，且当时杨长福、肖某已结婚十余年，杨长福出资亦无法证明系其婚前个人财产，故应认定案涉宅基地系杨森与杨长福、肖某三人的共有财产为宜，则相应的，宅基地上的房屋亦应认定为三人的共有财产。同样基于共同共有各自出资情况的无法界定，以上财产应按三人各拥有1/3份额处理为宜。 前述已对杨森、杨长福、肖某共有财产份额作出论述，故不再就杨长福、肖某夫妻共同财产作以分割，杨长福所占1/3份额作为杨长福个人遗产进行处理为宜。杨长福先于杨森去世，其共有继承人5人（父亲杨森、妻子肖某、长女杨某5、次女杨某6、长子杨某2），因其未留有遗嘱，故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5人各继承1/5。 关于杨森遗产份额的确定及继承。杨森的个人财产在与杨长福、肖某三人的共有财产中所占比例为1/3，继承杨长福遗产的1/5后，则其遗产份额占案涉财产（案涉宅基地上房屋及其他建筑物、附属物、除外果树的其他树木）总额的2/5（1/3+1/15）即40%，案涉财产其余60%为肖某个人财产和杨长福个人遗产剩余部分。杨森生前虽留有遗嘱性质的《遗书》一份，但因代书人、见证人均为本案继承人，不符合《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代书人及见证人的要求，故该《遗书》不具有遗嘱的法律效力，本案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杨长福去世后至杨森去世仅有9个多月的时间，且在此期间杨森其他子女对杨森亦有照顾，无法认定肖某对杨森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故其不能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对杨森的遗产参与继承。杨森共有四名子女（杨某3、杨某1、杨长福、杨某4），四人各继承1/4份额即25%为宜，杨长福应继承的份额应由其晚辈直系血亲即三子女代位继承，因杨某5、杨某6均表示二人应继承的份额归于杨某2，故该部分遗产由杨某2继承。 因案涉财产已进入拆迁程序，故具体财产价值应以拆迁部门最终确认的数额为准。 原告杨某1、被告杨某3、杨某4关于案涉财产为杨森个人遗产，原告肖某、被告杨某5、杨某6、杨某2关于案涉财产为杨长福与肖某共同财产的依据均不足，不予采纳。因案涉财产自杨长福、杨森去世后一直未能分割，故原告杨某1主张继承不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继承人杨森名下坐落于长春市绿园区城西镇车家村娘前屯房屋一处（“;长房权字XX**rdquo;《私有房屋所有权证》、栋号7—2/454—3，建筑面积78平方米），以及“绿园”集建（城西）字第9733503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所载宅基地上其他建筑物、附属物、树木（果树除外）等财产中的40%为杨森个人遗产，由杨某3、杨某1、杨某4、杨某2各继承25%，具体财产价值以拆迁部门最终确认的数额为准； 二、驳回原告杨某1、肖某及被告杨某3、杨某4、杨某2、杨某5、杨某6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88.00元（原告杨某1已预交），由原告杨某1、肖某及被告杨某3、杨某4、杨某2各负担597.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邹华娟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杜鹏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