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民终7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海，男，1949年8月15日生，汉族，住遵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先菊，北京市京悦（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岩，北京市京悦（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卫东，男，汉族，1965年11月12日生，住遵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瑞心，河北力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翠梅，女，汉族，1961年11月12日生，住唐山市曹妃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军，河北承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淑艳，女，汉族，1966年3月11日生，住遵化市。 上诉人张海为与被上诉人李卫东、丁翠梅、刘淑艳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2民撤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上诉人张海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冀02民撤1号民事裁定书；2、裁定指令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上诉人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符合《民诉法》第五十六条及《民诉法解释》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是适格原告。1、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李卫东、丁翠梅、刘淑艳债权人代位合同纠纷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因借款给被上诉人李卫东，对李卫东享有债权。而曹妃甸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冀0209民初172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720号判决书）及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冀02民终6451号（以下简称6451号判决书）系针对三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诉讼作出，被上诉人李卫东与被上诉人丁翠梅于2017年6月28日签订抵账《协议书》，上诉人并非该《协议书》的权利义务主体。因此，上诉人对三被上诉人之间就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件的诉讼标的不具有独立的请求权，不属于该案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2、上诉人是三被上诉人代位合同纠纷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卫东民间借贷纠纷于2017年6月5日遵化市人民法院出具（2017）冀0281民初212号（以下简称212号判决书），该判决书2017年6月20日生效。被上诉人李卫东与被上诉人丁翠梅于2017年6月28日签订抵账《协议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卫东民间借贷案件2017年7月18日进入强制执行阶段，被上诉人丁翠梅2018年4月24日到曹妃甸人民法院起诉物权确认纠纷（后案由变更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被上诉人李卫东、丁翠梅之间签订《协议书》、启动诉讼均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卫东判决生效后及强制执行后的敏感而巧妙的时间节点上，更重要的是三被上诉人之间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审理结果的权利义务发生变化时，则可能对上诉人强制执行被上诉人李卫东财产的执行产生影响。因此，三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诉讼处理结果与上诉人存在牵连关系，影响到上诉人的利益。据此，应认定三被上诉人之间的诉讼处理结果与上诉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属于有权申请或经法院通知参加三被上诉人之间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诉讼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债权是一般债权，被上诉人丁翠梅对拆迁补偿权益是物权”，三被上诉人对诉讼标的处理结果与上诉人不具有利害关系为由，认定上诉人不属于该案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进而否定上诉人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不利于对上诉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本意相矛盾。3、鉴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包括但不限于因恶意诉讼逃避债务及虚假诉讼给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案外第三人提供救济途径，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范围的审查标准，是应以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标准，通过审查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原诉讼争议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是否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原诉讼结果是否可能影响上诉人利益进行综合判断，对“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进行适用，以有效发挥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为案外第三人面临虚假诉讼提供司法救济的制度功能。4、被上诉人李卫东、丁翠梅生效的6451号判决书部分内容错误并损害上诉人民事权益，符合《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上诉人属于一般债权人，但同样享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其核心要点在于被上诉人之间符合《合同法》七十四条规定的相关行为，即通过虚假债务、虚假诉讼方式逃避上诉人债权。为防止被上诉人李卫东以该种方式逃避债务，损害上诉人利益，赋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当提起诉讼的债权人提供了证据证明原诉当事人之间存在不符合常理的诉讼行为，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显不对等，即只要认为案件处理结果损害其合法权益、导致其债权无法实现的，都可纳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范围，并通过实体审理对于是否存在应撤销的行为予以查明确定。 二、被上诉人李卫东、丁翠梅之间民间借贷不真实、生效的6451号判决书部分内容错误损害上诉人利益：（1）被上诉人丁翠梅与李卫东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关系，但是通过查阅1720号案卷四次庭审笔录可知：被上诉人丁翠梅在开庭中仅提交了其与被上诉人李卫东签订的协议书，并未提交其与被上诉人李卫东之间存在真实借款关系的证据，如借款合同、银行转账记录、借据、收条、款项来源等足以证实借款关系真实存在的客观证据，故仅凭被上诉人李卫东自认就认定其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进而存在抵债行为，不客观、不真实。（2）两个案件当庭陈述借款过程不一致，相互矛盾，借款基础事实不真实，应不予认定。第一个债权人代位权案件：6451号案件庭审笔录Ｐ9页，被上诉人丁翠梅的代理律师王会军陈述“丁翠梅与李卫东之间共计存在借款十笔，分别为：①2013年9月15日丁翠梅女儿曹某转给刘建华3.5万元；②2014年1月23日丁翠梅女儿曹某转给李宾2万；③2014年1月26日丁翠梅支取现金5万给付李卫东现金；④2014年4月28日2.6万元也是给付李卫东现金；⑤2014年5月1日丁翠梅女儿曹某转给宋雪波5万；⑥2014年5月26日丁翠梅账户转给李卫东指定供给他钢筋的人4万；⑦2015年5月27日给付李卫东现金10万；⑧2015年6月29日丁翠梅转给李新军5万；⑨2015年7月29日丁翠梅再次转给李新军5万；⑩2015年7月29日当天给付李卫东现金2万。以上共计十笔44.1元。第二个第三人撤销权案件（本案）：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丁翠梅申请证人曹某出庭证明丁翠梅与李卫东之间共计存在借款12笔，12笔借款分别为：①2013年9月15日转给刘舰华3.5万元；②2013年12月30日给付李伯军8万元；③2014年11月16日，给付马彪1.6万元；④2014年给付尹亚光陆仟；⑤2014年8月21日，给付郭之瑞23603元；⑥2014年5月1日给付宋雪波5万；⑦2014年5月给付李彬2万；⑧2015年5月丁翠梅给付王争4万；⑨2015年5月26日给付李新军5万；⑩2015年7月29日给付李新军5万；2014年11月26日现金5万；现金2万。共计12笔440603元。 综上，被上诉人丁翠梅在代位权二审及本案一审开庭中陈述相矛盾之处：①借款笔数不同：代位权案件陈述为10笔、本案陈述为12笔；②收款人员不同：代位权诉讼收款人有刘建华、李宾、宋雪波、李新军四人；本案陈述的收款人有刘舰华、李伯军、马彪、尹亚光、郭之瑞、宋雪波、李彬、王争、李新军九人；代位权案件中并不存在向李伯军、马彪、尹亚光、郭之瑞、王争五人收款；且刘建华收款，代位权案件书写名称为“刘建华”，本案出庭的为“刘舰华”，非同一人；李宾收款，代位权案件中为“李宾”，本案银行流水显示为“李彬”，非同一人；李伯军收款，代位权案件无此人，本案中李伯军出庭时，其本人称已记不清具体收款时间，但在核对并无其收款信息的银行流水时，却称丁翠梅的转账十万就是其收款，违反常理；③借款金额不同：代位权案件借款总额为44.1万元，本案中为440603元，而被上诉人丁翠梅与李卫东《协议书》约定的是40万元，且该40万元未曾偿还过本息；④支付方式不同：代位权案件中六笔转账、四笔现金；本案中为十笔转账、二笔现金；⑤被上诉人丁翠梅与李卫东为岳母与女婿的关系。首先：丁翠梅女儿为曹某（证据见1720号判决书），曹某与李卫东系夫妻关系（证据见一审上诉人提交出生证、户籍信息及3048号民事裁定书），曹某当庭对该事实表示认可，故被上诉人丁翠梅与李卫东之间为岳母与女婿的关系，二人是利害关系人，鉴于二人存在亲属关系、借款涉及的款项较大，且被上诉人李卫东向丁翠梅借款期间与曹某与被上诉人李卫东同居期间相重合，故通过曹某账户内转出的钱款也无法认定就是被上诉人丁翠梅向李卫东的借款，应认定为曹某与被上诉人李卫东的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的规定，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故应对其双方的借款关系严格审查、严格认定。其次：被上诉人李卫东与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生效判决出具日期为2017年6月5号，被上诉人李卫东在明知其应偿还上诉人债务的前提下，仍将拆迁补偿权益抵债给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岳母被上诉人丁翠梅，严重侵害了上诉人权益，应予撤销。 故，被上诉人李卫东、丁翠梅之间存在的基础借款事实存在借款笔数、借款人、收款人、姓名及借款总金额、支付方式等方面相矛盾，导致借款事实缺乏合法性、客观性、真实性，二被上诉人之间还存在利害关系，依据不客观、不真实的基础借款事实产生虚假诉讼，逃避上诉人债务，请二审予以查清。 三、被上诉人之间代位权诉讼案件不符合代位权案件的构成要件，名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诉讼”，实为“物权确认纠纷”，1720号民事判决书、64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未予查清该事实，应予撤销。（1）三被上诉人之间不符合《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及《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一条债权人代位权构成要件。被上诉人刘淑艳与被上诉人李卫东于2017年6月19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遵拆议字第12号）》补偿事宜由被上诉人李卫东享有，与被上诉人刘淑艳无关。而在原代位权诉讼案件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刘淑艳就该协议书曾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该协议书中“刘淑艳”的签名予以鉴定；并且诉讼中被上诉人刘淑艳曾以要求确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为由起诉至遵化市人民法院，2018年11月27日遵化市人民法院做出了（2018）冀0281民初32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刘淑艳的诉讼请求。后被上诉人刘淑艳不服该判决，向唐山中院提起上诉，唐山中院做出了（2019）冀02民终24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正是由于被上诉人刘淑艳的起诉，导致了代位权诉讼的中止审理。故无论是被上诉人刘淑艳在代位权诉讼中提出的笔迹鉴定还是被上诉人刘淑艳单独起诉的民事案件，均能证实被上诉人刘淑艳与李卫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物权确认权纠纷，而非债权纠纷，二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更不涉及到期债权的问题。（2）曹妃甸法院审理的1720号代位权案件，不符合代位权诉讼的法律构成要件。《合同法》第73条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的代位权诉讼是指“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故，代位权诉讼要求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要具有合法的债权债务纠纷，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也应是合法到期的债权债务纠纷，且债务人怠于履行到期债务。首先：被上诉人丁翠梅与被上诉人李卫东之间基础的债权债务关系缺乏客观性、真实性，无法认定民间借贷真实，属于虚假诉讼，逃避债务清偿，在无真实的借贷关系前提下，代位权诉讼就失去了起诉的根基。其次，被上诉人刘淑艳与被上诉人李卫东之间也根本不是债权债务纠纷，被上诉人刘淑艳也不是被上诉人丁翠梅的次债务人，被上诉人李卫东、刘淑艳双方争议在确认拆迁补偿权益的所有权属问题，并不是被上诉人刘淑艳欠被上诉人李卫东钱款问题，更不涉及被上诉人李卫东对于到期债权怠于向被上诉人丁翠梅履行的问题，那么代位权诉讼又失去了次债务人基础。所以说被上诉人丁翠梅的起诉根本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代位权诉讼的构成要件，原代位权诉讼的一审二审既未审理被上诉人丁翠梅与被上诉人李卫东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往来；也未审查清楚被上诉人李卫东与被上诉人刘淑艳之间属于物权确认纠纷还是代位权中债权债务纠纷?就直接认定本案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错误。（3）曹妃甸法院审理的1720号代位权案件，判项与案由相矛盾，判项错误。曹妃甸法院审理的1720号案件案由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属于债权案件，如果债权人代位权成立，判项应为“刘淑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丁翠梅借款本金共计多少元”，这是债权人代位权成立的正确判项，但曹妃甸法院在审理该案件后，最终判决被上诉人丁翠梅对被上诉人李卫东在遵化市西三里乡农经站的拆迁补偿收益享有物权权益，判项结果将拆迁权益物权判予被上诉人丁翠梅，该判项属于物权确认之诉的判项。债权案由与物权判项之间相矛盾，判项错误，本案一审法院将错误判项未予审查，反而认可错误判项属于物权，上诉人判项属于债权，上诉人无法对争议的68万元款项主张利益，该事实原一审法院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上诉人此观点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最高法民终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82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例所认定，请二审法院予以查清该事实。 四、上诉人未参加被上诉人间的代位权诉讼不存在可归责于其本人的事由，符合《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仅是被上诉人李卫东民间借贷的债权人，双方借款时经人介绍相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丁翠梅、刘淑艳并不相识，更不知道被上诉人李卫东、丁翠梅之间签订《协议书》，上诉人也不是《协议书》中的当事人，更没有《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三被上诉人诉讼纠纷，上诉人一直不知道，上诉人未参与代位权诉讼案件的审理并非是由于上诉人本人原因，故不能将未参加代位权诉讼的事由归责于上诉人本人。上诉人是在代位权诉讼二审结果出具后才知道其冻结被执行人李卫东拆迁补助款却被认定为由被上诉人丁翠梅所有，才知道自己权益受损，故在代位权二审结果出具后的六个月内提起本案诉讼，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间要求，并且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92条规定，上诉人起诉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要求、时间要求。且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作为利害关系人，已申请中止对（2018）冀0209民初1720号民事判决书的强制执行，经审查一审法院2020年4月29日已出具了（2019）冀02执21696号执行裁定书。故上诉人是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的主体，符合起诉条件。 五、被上诉人李卫东在本案一审中申请证人出庭未提前予以通知，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违反法定程序（法律依据《民诉证据规定》第69条），对于证人证言因违反法定程序也应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丁翠梅辩称，一、上诉人不符合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一审判决认定正确。根据《民事诉讼法》56条的规定，有权作为第三款规定的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上诉人，必须是能够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的人，分两种，一是对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二是虽无独立请求权，但是案件处理结果在法律上与其有利害关系，也就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是本案上诉人张海不符合任一条件：1、上诉人与李卫东、马子春之间是普通债权债务关系，而答辩人的诉讼是代位权诉讼，即针对抵债的补偿款物权，显然上诉人对该补偿款物权没有独立请求权，故此上诉人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2、上诉人与答辩人的案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原诉中，不论是其申请还是合议庭，都不会同意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原诉之间只存在“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种较为间接的关联，这种利害关系实际为一种牵连关系，这种牵连关系只是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有别于事实上的牵连关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地位是与原告或被告站在一起，依附于原告或被告一方，支持或帮助一方，反对另一方。司法实践中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般为：连环买卖合同中转让方或受让方，承包合同中的转包人、分包人，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收货人等等。本案中上诉人认为本属于李卫东所有的补偿款被偿还给答辩人，会影响到其执行利益，这个牵连不是法律上的牵连，最多是一种事实上的牵连，而且他也不站在原诉中的原告、被告的任何一方，更不会帮助一方；另外反过来讲，如果允许上诉人张海作为第三人参加原诉的案件，那么李卫东的十几个债权人都有权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了，这样法院还要审查、公告李卫东的债权人，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按此理论，本案中也应该将李卫东的全部债权人都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显然上诉人张海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3、原诉的判决与上诉人张海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上诉人张海的判决结果，是李卫东、马子春二人连带偿还借款本息，不是李卫东一人，而且李卫东、马子春二人尚有交通局的应得款项、二人共同施工的各个工程的应得工程款等可执行财产，故此原诉的审理结果与上诉人没有必然联系。综上，上诉人不符合原诉第三人的条件，就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一审判决对此问题的认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正确的，上诉人仅从自身角度考虑而不顾其他债权人利益的看法，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如果上诉人的观点成立，那么不仅李卫东的大量债权人应该参加1720号案件的审理，而且本案也应该将全部的债权人追进本案参加诉讼，缺一不可，否则就是1720号案件和本案在程序上的错误，显然这个情况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上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权之诉不符合法定程序。本案法律上涉及了三个救济途径或者程序，一是第三人撤销之诉，二是案外人申请再审，三是案外人异议之诉，但是只能选择其一，不能重复行驶权利，而本案中上诉人既然选择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便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民诉法》227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再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303条二款的规定“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三条法律规定非常明确，就是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如果案外人当事人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有错误，应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也就是申请再审，而不能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这是由当事人提起执行异议案件来决定的，而本案上诉人已经提出了一次执行异议，答辩人提出了两次执行异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应该申请案外人再审，而不是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故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 三、答辩人和李卫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明确，不存在伪造债务虚假诉讼的情况，上诉人起诉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不论是在起诉状还是上诉状中的核心意见，便是答辩人和李卫东虚构债权债务，涉嫌进行虚假诉讼，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对此答辩人一审时提供了充分证据可以证实，李卫东拖欠其借款本息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有转账凭证、人证等客观真实的证据予以证实，而且李卫东包括马子春在同期为了干工程，大量对外借款，如今涉及了50左右件的诉讼案件，对此上诉人也是明知的，其借款必然从身边熟识的亲戚朋友处借款，哪一个出借人不是与李卫东存在这样那样的关系而出借款项呢？另外根据法律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一方，上诉人应该拿出证据证实1720号判决的判决结果损害了其合法民事权益，但是上诉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点，故此上诉人的观点不能成立。 四、本案不是对1720号案件的再审，上诉人关于该案件的审理程序、法律关系、案由等问题均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而1720号案件的再审结果证明该案件不存在错误。本案审查的是上诉人是否应该是第三人以及其判决结果是否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的问题，至于该案件中程序、法律关系、案由等问题都是再审过程中应该考虑的问题，而第三人刘淑艳已经对1720号案件申请了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了其再审申请，证明该案件从程序到实体都没有问题；包括上诉状中所述的代理人对借款笔数的陈述问题，代理人在一审时已经进行了说明，两次对借款笔数的陈述并无实质性的矛盾，只是个别笔数由于时间长、次数多而当事人没有回忆清楚，本案经过调取大量的银行流水和人证出庭，反而证明了当初代理人陈述的借款都是真实的，没有虚假诉讼。 五、上诉人最迟在2019年5月便知道了答辩人和李卫东之间的诉讼案件，本案起诉超过了6个月的除斥期间。上诉人称其执行案件是在2019年2月和5月两次向保管拆迁补偿款的遵化市西三里乡政府送达了冻结、扣留、划扣裁定书，而此前的2018年11月，曹妃甸法院就已经将查封此款的裁定书送达西三里乡政府，上诉人的执行法官不可能不知道答辩人的查封裁定，其也不会不向上诉人反映此事，此后就该查封款的问题，通过执行部门、曹妃甸法院等进行了多次的协商，最终上诉人的执行部门置1720号查封裁定于不顾，强行违法划扣该款项，严重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故此最迟在2019年5月上诉人便已经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了1720号案件，只不过不愿意承认而已，但是完全可以推定上诉人应该知道，其没有申请参加诉讼，超过6个月的除斥期间，无权提出本案诉讼。 六、关于证人出庭问题，上诉人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一审法院并未给答辩人指定明确的举证期间，而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庭有权提出证据，而且根据最高院的多个规定和判例，不要说一审当庭举证，即便是二审的证据，即便不是新证据，但是对于认定案件事实有重要意义的，也不能轻易以不是新证据为由而不予审查或者采纳，故此上诉人关于证人出庭超出举证期限的观点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李卫东辩称，同意丁翠梅代理人答辩意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上诉人用很大的篇幅及普法式的陈述认为上诉人符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对上诉人是否具有独立请求权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审法院民事裁定书第6、7、8页本院认为中已具体阐述，上诉人既不是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且在一审开庭审理时，代理人答辩状、代理词中对上诉人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已进行了详细论述，李卫东、丁翠梅、刘淑艳之间的债权人代位权之诉业已发生法律效力，且李卫东、丁翠梅、刘淑艳案一审、二审、再审结果均已作出，确认了丁翠梅对拆迁补偿款的权利。而上诉人借款给被上诉人李卫东、马子春，不仅对李卫东享有债权，对马子春也享有债权。上诉人上诉状中陈述民间借贷不具有真实性，但并没有任何证据，一审开庭时就丁翠梅、李卫东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已经进行了实体上的审查。而且，我方也提交了证据，能够证实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上诉人无权参加李卫东、丁翠梅、刘淑艳之间的代位权之诉，上诉人与马子春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已经法院判决并生效，且已进入执行程序。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丁翠梅、李卫东之间的民间借贷为虚假诉讼。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刘淑艳未提交答辩意见。 张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曹妃甸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9民初1720号民事判决；2、撤销唐山中院（2019）冀02民终6451号民事判决；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首先应当审查张海的起诉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应为对原审案件诉讼标的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本案中，丁翠梅与李卫东、刘淑艳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8）冀0209民初1720号民事判决，判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遵拆字第12号）》全部权益归丁翠梅所有；丁翠梅与李卫东之间、李卫东与刘淑艳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丁翠梅依据本判决实现的债权范围内消灭。在该案一审审理期间，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2018）冀0209民初1720号民事裁定，冻结刘淑艳、李卫东在遵化市西三里乡农经站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遵拆字第12号）》的补偿款68万元。因刘淑艳不服（2018）冀0209民初1720号民事判决，上诉至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2019）冀02民终64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机构作出（2019）冀02执21696号执行裁定，提取李卫东在遵化案件中，遵化市西三里乡农经站应给的房屋拆迁补助款681193元。另，张海与李卫东、马子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遵化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5日作出（2017）冀0281民初212号民事判决，判令：李卫东、马子春偿还张海借款本金893400元及相应的利息。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遵化执行大队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2017）冀02执14277号之四执行裁定，冻结、扣划、扣留、提取李卫东享有的刘淑艳在遵化市西三里乡农经站的房屋拆迁补助款681193元。 根据遵化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冀0281民初212号民事判决的内容，张海对李卫东、马子春享有的权利仅属于一般债权，其并非对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9民初1720号、唐山中院（2019）冀02民终6451号判决所涉及的标的物享有物权权利。丁翠梅与李卫东、刘淑艳案件审理的是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对于该诉讼标的，张海显然不具有独立请求权；另，张海是李卫东一般债权人，丁翠梅与李卫东、刘淑艳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的审理结果对张海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判决结果并未导致张海对李卫东、马子春所享有的债权灭失或受到影响，在张海无法对案涉标的物行使查封权益时其仍可以查封、执行李卫东、马子春的其他财产。 综上，张海对于（2018）冀0209民初1720号、（2019）冀02民终6451号民事判决案件的诉讼标的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属于因该案件的审理结果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海的起诉。 本院审理查明，21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冀02执14277号之四执行裁定书，丁翠梅不服，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冀02执异1121号执行裁定：撤销（2017）冀02执14277号之四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丁翠梅还以案外人身份向遵化市人民法院提出中止（2017）冀02执14277号之四执行裁定书的执行，遵化市人民法院出具（2019）冀0281执异98号执行裁定：中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2执14277号之四执行裁定书对房屋拆迁补助费681193元的执行。张海不服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冀02执异1121号执行裁定，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0）冀执复12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张海的复议申请。后，张海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后又提出执行异议，要求撤销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冀02执21696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张海是否具有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张海对于丁翠梅与李卫东、刘淑艳之间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是否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曹妃甸区人民法院172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李卫东与刘淑艳于2017年6月19日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遵拆议字第12号）》中约定的具体补偿事宜均由李卫东享有，与刘淑艳无关，刘淑艳负有配合办理相关手续的义务。丁翠梅与李卫东于2017年6月2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李卫东将享有的刘淑艳名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遵拆议字第12号）》的权益全部抵顶给丁翠梅。李卫东作为丁翠梅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被告刘淑艳的到期债权，对丁翠梅造成了损害，丁翠梅作为李卫东的债权人，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李卫东的债权，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判决：一、《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遵拆议字第12号）》的全部权益归丁翠梅所有，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从判决书认定事实来看，李卫东与刘淑艳之间并非债权债务关系，且该判决的主文实为确认财产归属，并非确定债权。该项财产权益与上诉人张海申请执行与李卫东民间借贷纠纷案的生效判决，即212号民事判决中申请法院查封的财产为同一项财产。因此，丁翠梅与李卫东之间的抵账行为是否真实有效，对张海的民事权益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张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法院认为丁翠梅与李卫东、刘淑艳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的审理结果对张海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虽然一般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不包括债权人。但是，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因生效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因此在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合同法》第74条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或债权人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鉴于李卫东与丁翠梅的女儿曹某之间的特殊关系，且张海对否认李卫东与丁翠梅之间借款关系的真实性的主张提供了初步证据。因此张海对李卫东与丁翠梅之间的诉讼形成的1720号判决与6451号判决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丁翠梅一方提出因刘淑艳对6451号民事判决提出的再审申请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0）冀民申1829号民事裁定驳回，因此证明6451号和1720号民事判决并无错误。但因再审申请人不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的仅为刘淑艳的再审理由，并不等于张海的撤销理由不能成立。 因张海就1720号判决和6451号判决先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后提出执行异议，因此被上诉人丁翠梅提出的张海只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未中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的，执行法院对第三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的执行异议，应予审查。第三人不服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申请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张海选择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维护自身权益并无不当。丁翠梅一方提出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理据不足。关于张海是否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起诉。张海提出遵化法院查封涉案款项时并不知道该款项已被查封的事实，对此一审法院并未进一步审查。另，张海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张海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1、撤销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2民撤1号民事裁定； 2、本案指令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赵 倩 审判员 马艳辉 审判员 吴 悦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