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2592号原告：广州市原林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周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永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文，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陈江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凯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李振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小丽，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湘粤，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原林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林公司）与被告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保公司）、第三人广州市凯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达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原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永强，被告天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第三人凯利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小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林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执异890号执行裁定；2．判令不得追加我公司为（2019）粤0106执14329号案的被执行人、承担该执行案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我公司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关追加我公司为被执行人，对（2019）粤0106执14329号案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2019）粤0106执异890号执行裁定，理由如下：1．该裁定程序错误。被告天保公司在其追加申请及执行异议听证中均未明确其请求，而是提出了两个选择性请求，即所谓的“请求追加原林公司为被执行人、对有关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者“200万元的补充清偿责任”，其诉讼请求不明确。但执行法院无视被告在执行听证中的上述错误，错误审理、作出错误裁定，故该执行裁定存在程序错误。2．第三人凯利达公司的注册资本均早己足额实缴，我公司不存在需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承担补充责任的情形。1998年11月，凯利达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公司设立时两股东已于1998年11月26日共实缴了50万元，并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2005年10月，凯利达公司增资150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200万元。2005年10月20日，当时两股东共缴纳新增注册资本150万元。凯利达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已足额缴纳，也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因此，凯利达公司并不存在被告所称的所谓股东未足额出资的情形，不符合被告主张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3．我公司并非是案涉债权债务发生之时凯利达公司的股东，也非本案执行过程中凯利达公司的股东；退一万步讲，我公司系凯利达公司股东期间，并未与凯利达公司发生财产混同，不存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规定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形。（1）我公司并非是案涉债权债务发生之时凯利达公司的股东，也非本案执行过程中凯利达公司的股东。案涉债权债务发生于2013年，当时凯利达公司股东为2人。直到2016年9月26日，我公司从凯利达公司原股东之一受让10%的股权，成为凯利达公司的股东之一，另一股东吴森（占股90%）。2018年10月16日，我公司从凯利达公司另一原股东吴森处受让90%股权，成为凯利达公司100%股权的股东。而此时距案涉债杈债务发生之时已过去5年之久。2019年8月15日，我公司已将所持的凯利达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了自然人卓健球，卓健球成为持有凯利达公司100%股权的股东。本案执行过程中，我公司并非凯利达公司的股东。凯利达公司的股权转让根本不存在本案执行裁定书中所称的为逃避债务之嫌——这实为主观臆断。（2）执行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等规定溯及既往的做法，违背立法宗旨；且我公司作为凯利达公司曾经的股东、在该期间并未发生与凯利达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故根本不适用前述规定而被追加。第一，据凯利达公司《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税务资料显示，凯利达公司起码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期间一直处于零报税状态，也即在我公司曾是凯利达公司一人股东期间（即2018年10月26日-2019年8月15日）凯利达公司一直处于零报税状态，凯利达公司无营收和支出，该申报表本身可以证明我公司和凯利达公司之间独立、不存在该期间的股东即我公司与凯利达公司发生所谓财产混同的事实和情形。而且我公司从凯利达公司另一原股东吴森处受让90%股权，成为凯利达公司100%股权的股东，此时距案涉债权债务发生之时已过去5年之久。因此，此时根本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等规定的构成要件事实，当然也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认定空间，执行法院“溯及既往”适用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在执行程序中追加第三人作为被执行人，是民事诉讼中的特殊程序，系执行法院在执行阶段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及主体基础上的扩张。为了保障执行程序中各方当事人的财产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通知》第二条明确规定“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应严格限定于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各级人民法院应严格依照即将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避免随意扩大变更、追加范围”。即执行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时应严格按照条文的文义内涵，不应类推普通民事诉讼中的惯常做法到执行程序中、并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如本案中对一人有限公司的曾经的股东不加区分地追如为被执行人并承担连带责任的处理，是错误的。此种溯及既往的做法，既无明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也与不应随意对案外民事主体创设义务/债务的法律宗旨相悖。第三，如果被告认为我公司在持有凯利达公司股份期间有其他不适法的情形也不应当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申请法院追加我公司为被执行人。而根据其他法律规定，显然不应当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我公司为被执行人，应当依法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查明事实，最后作出正确认定，即我公司是否应对第三人的所谓债务承担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为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特起诉，望判如所诉。天保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起诉请求，理由如下：1．执行法院依法作出裁定，程序正确，认定事实无误。我公司向执行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请求追加原告为本案的共同被执行人，请求事项明确具体，是基于对原告作为第三人股东身份可能产生的责任进而提出相应的主张。至于原告应当承担的是瑕疵出资责任和一人公司股东连带责任中的一种或是二者皆有，由执行法院依法审理裁判，并不存在冲突。2．原告受让股权成为第三人全资股东之时，债权债务业已发生且未完结，原告理应承担一人公司股东的连带责任。根据第三人的工商登记显示，2018年10月18日，凯利达公司的股东吴森和原告变更为原告一人，即第三人作为一人公司，原告是为一人公司股东。原案中第三人因合同履行不能而违约所产生的债务形成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第三人哄抢物资侵权事实发生之时，债务最终确认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二审判决确定第三人履行给付义务之时。因此，原告无论是作为股权变更后的一人公司的股东，对第三人变更为一人公司之前发生的债务，抑或是作为一人公司股权变更后的原股东，对其退出之前经营期间确定的公司债务，若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都应当承担连带责任。3．原告作为一人公司股东对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负有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原告作为一人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其财产与第三人财产相互独立时，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然而，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与第三人财产相互独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凯利达公司述称：（一）关于本案原告诉请与证据的意见。1．本案为原林公司与天保公司执行异议之诉，我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本案所争议的事项，由法院依法公平公正裁决。2．对于本案原告提供的四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二）关于本案的事实部分我公司作以下补充以便法院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1．关于我公司与本案被告的债权债务问题，因该债务问题已经过终审判决，我公司虽有心偿还却无力偿还，我公司自2018年以来都无力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也没有处理过公司资产，所以对于本案被告的债权也绝非有意拖欠。同时，我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股东对于注册资本已经足额实缴，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以我公司所有的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我公司不持任何异议。2．关于我公司与原告的关系，原告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确实曾为我公司的股东，但被告认为我公司与原告存在财产混同情形确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第一，我公司为了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几次变更股东但依旧没有改善经营、增加收入，这期间原告虽曾为我公司的股东，但不存在与我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第二，假如法院不着重审查证据轻易认定原告与我公司存在财产混同情形，这必定也会增加我公司的诉累且对我公司也不公平、不合理，因为我公司可能也无法避免因为法院错误的认定而被原告债权人起诉的风险。经审理查明：天保公司诉凯利达公司合作合同纠纷一案，分别经本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案号：（2017）粤0106民初15028号]、二审[案号：（2019）粤01民终2976号]，判决：凯利达公司向天保公司返还合作款200万元及利息，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判决于2019年5月21日发生法律效力。上述生效判决查明：2013年9月18日，天保公司与凯利达公司签订《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天保公司表示其按凯利达公司的指示向该案案外人原林公司支付共计1300万元，并提交凯利达公司出具的付款函件以及相应的银行记账回执为证，其中2013年9月24日支付300万元、2013年9月29日支付1000万元。对此，判决认定案涉合同约定废旧物资总价值约1500万元，且天保公司已向凯利达公司支付1300万元，等。因凯利达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天保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向本院申请立案执行，本院以（2019）粤0106执14329号案立案执行。本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在限期内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本院经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凯利达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因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另查明，凯利达公司原名称为广州市凯利达储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2月8日，设立时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王小平、李清华二人，注册资本50万元。同年11月26日，广州科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注册资本已以货币形式实缴，其中股东王小平实缴15万元，李清华实缴35万元。2005年9月30日，凯利达公司变更为现名。同年10月20日，新增注册资本150万元，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陈乐文、邱建红二人。同年10月20日，广州深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新增注册资本已以货币形式实缴。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200万元，其中股东陈乐文实缴20万元，邱建红实缴180万元。2016年9月26日，原林公司以20万元受让凯利达公司原股东周建10%股权。受让后，凯利达公司变更为吴森、原林公司，分别出资180万元、20万元，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10月16日，原林公司以180万元受让股东吴森90%股权，成为凯利达公司唯一股东，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2019年8月13日，原林公司将持有的凯利达公司100%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卓健球。转让后，凯利达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公司（自然人独资）。执行异议过程中，凯利达公司提交其公司上报给税务部门的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税务资料，拟证明凯利达公司在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期间是0报税，没有发生任何业务。庭审中，凯利达公司提交经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盖章确认的其报税申报的2018年4月至2020年6月的《资产负债表》、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利润表》，拟证明其公司自2018年以来没有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也没有对资产进行处置。经质证，原林公司无异议，并认为生效裁判文书作出时凯利达公司没有相应的经营活动，也不存在原林公司作为凯利达公司股东期间有债权债务往来和财产不清的情形。天保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等证据不能证明原林公司与凯利达公司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天保公司提供2013年9月18日凯利达公司付款函、银行记账回执，证明天保公司按凯利达公司指示于2013年9月24日、29日共向原林公司支付1300万元。就代收凯利达公司1300万元的问题，原林公司称即便其公司曾代凯利达公司收取天保公司的款项，也可能是其他业务关系发生的收款行为，属于案外的法律关系。天保公司主张原林公司是凯利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修正)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林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至2019年8月13日作为凯利达公司股东期间，并不存在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情形，故本案不存在适用上述条款追加原林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首先，上述司法解释条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是专门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进行的规定,旨在防止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重点约束的是该股东个人,并给予了申请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存在上述规定情形时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权利。而凯利达公司与天保公司的案涉债务形成时，原林公司并非凯利达公司的一人股东，不存在应当适用上述条款对凯利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天保公司以原林公司于2013年代凯利达公司收取1300万元款项主张原林公司是凯利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未能提供进一步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信。其次，原林公司作为凯利达公司持股100%股东的时间是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虽然凯利达公司欠付天保公司的债务于2019年5月21日被生效判决确认。但，第一，该债务形成时原林公司并非凯利达公司的唯一股东。第二，根据凯利达公司提供的经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盖章确认的其报税申报的2018年4月至2020年6月的《资产负债表》、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利润表》，拟证明其公司自2018年以来没有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也没有对资产进行处置。再者，本案无证据显示原林公司与凯利达公司的财务之间存在混同。综上，无论从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本案均未有证据证明原林公司在担任凯利达公司一人股东期间存在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的情形，且凯利达公司的案涉债务形成时原林公司并非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天保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进一步反驳上述情况。据此，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优势证据规则，本院对于原林公司有关其公司在担任凯利达公司一人股东期间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的主张、其公司与凯利达公司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予以采信，天保公司依据上述条款主张追加原林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理据不足，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告原林公司作为被申请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理由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9）粤0106执异890号执行裁定；二、不得追加原告广州市原林纸业有限公司为（2019）粤0106执14329号案件被执行人；三、驳回原告广州市原林纸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苏 扬审判员 何伟赞审判员 谢桂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余颖蓉伍婕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