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6545号原告：覃某宁，男，2005年3月1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法定代理人：冯某，是原告覃某宁的母亲。原告：覃某琍，女，2014年4月2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法定代理人：冯某，是原告覃某琍的母亲。原告：韦美余，女，1953年7月2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梅君，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府佑路**********。法定代表人：刘世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凝波，广东凝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梅，广东凝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覃某宁、覃某琍、韦某余诉被告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覃东宁、覃琦琍、韦美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梅君，被告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凝波、吴玉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覃东宁、覃琦琍、韦美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394518.56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12月9日凌晨，覃海平饮酒后（经检验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71.60mg/100ml）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以约为58km/h行驶车速沿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大道西由西向东方向行驶。在00时22分许，车辆行驶至新塘××××大道西337米时碰撞道路右侧围蔽设施后倒落，造成覃海平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查明，该处围蔽属于被告设置，最终，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未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由该司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覃海平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了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于法院，望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主张相关费用按照最新的《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为此要求变更诉讼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453905.25元。被告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辩称：1．答辩人没有任何侵权行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没有法定和推定的过错，原告主张答辩人应当承担30%的次要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增城交警已查明事故现场中有绿化隔离带分割，右侧车道围蔽施工，并未认定道路管理者存在违反管理义务的情形，也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公路存在足以引发本次交通事故的重大安全隐患，因此不能认定答辩人在本案的交通事故中有过错，故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答辩人仅负有合理范围的“安全注意义务”，而非“安全保障义务”。交警大队认定答辩人在未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并非事实，答辩人的施工范围是经过批准的，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2．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与答辩人的施工设施、施工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应由原告承担全部责任。该路段不是受害人进出的必经之路，发生交通事故产生相应损失应由受害人自行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答辩人施工路段是否经过批准与交通事故发生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答辩人提交的证据，答辩人的交通疏解方案经过了交通部门的批准，答辩人是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合法施工。本案中，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系因受害人酒驾、夜间超速行驶等多种原因造成，即使案涉路段施工经过批准，也无法避免受害人碰撞倒落这个事实，强行将答辩人认定次要责任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受害人覃海平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并非事实，据答辩人了解到，增城交警之所以这么认定，是听家属口头表述，没有看到实质证据就武断下结论，该份证据是不真实的，根据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出院记录》，受害人于2019年12月9日入院，于2019年12月11日按家属要求自动出院，出院医嘱“外院继续治疗”，而事实是原告家属擅自把死者接出医院，未进行任何治疗，放任其最终在两天之后死亡，故除了受害人自身行为过错外，原告家属应对受害人的死亡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在此恳请法院高度关注的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受害人覃海平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明显与本案事实不符!其死因是多因一果，即除了交通事故的原因之外，还明显存在其家属在将死者擅自转出院后两天未继续治疗所导致的原因。4．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赔偿和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案涉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故答辩人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免责，即原告所主张的损失必须先扣减交强险部分的110000元由其自负。5．案涉摩托车显系无牌无证的“三无”产品，在案涉事故中，稍一碰撞就起火燃烧，并将死者烧伤面积高达30%，按《产品质量法》之规定和生活常识都可直接推断摩托车质量有缺陷，然而，交警部门在作出责任认定前，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收集案涉摩托车的质量单证，不对摩托车的各项性能作出检测，因此，受害人的死亡原因之一应当包括摩托车起火燃烧导致受害人烧伤面积高达30%以上，即应包括生产厂家生产质量不合格的摩托车从而导致起火并致受害人死亡的原因。6．即使答辩人非要被认定承担责任，原告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计算有误，不应全部支持，且交通事故发生在2019年，应参照广东省2019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1）丧葬费，应当参照2018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计算，即58258元/年÷12个月×6个月=29128.9元；（2）死亡赔偿金，受害人为农村户口，应参照2018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68元/年计算，即17168元/年×20年=343360元；（3）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是指受害人的近亲属因处理丧葬事宜务工实际减少的收入，误工天数一般不超过10天，但本案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处理丧葬事宜的3人均为近亲属，也未提交存在误工损失的相关证明，对此应不予认定。即使有实际损失，也应参照2018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8258元/年计算，且最多仅能计算2人，即58258元/年÷365天×2人×10天=3192.2元；（4）处理事故人员住宿费，应当根据住宿发票据实计算，但不得超过国家一般工作人员出差标准，一般不超过10天。但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住宿费发票，也未提交相关支付凭证，对此应不予认定。且按照450元/天计算住宿费用过高，即使认定也应以2人、10天为限酌情减少；（5）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应凭交通费发票据实计算，且需提供近亲属关系证明，但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任何交通费发票，也未能证明处理事故人员为近亲属，故对此应不予认定或酌情认定。（6）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2018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5411元/年计算，韦美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3536.5元，受害人儿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5042.8元。根据（2018）桂1224民初714号民事判决书，受害人的女儿被判决由其前妻自行抚养至能独立生活时止，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由受害人承担；（7）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的金额过高，且受害人自身具有重大过错，应当适当减少，一般不超过30000元。综上，答辩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2月9日凌晨，覃海平饮酒后（经检验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71.60mg/100ml）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以约为58km/h行驶车速沿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大道西由西向东方向行驶。在2019年12月9日00时22分许，车辆行驶至新塘××××大道西337米时碰撞道路右侧围蔽设施后倒落，造成覃海平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在受伤后，受害人覃海平被送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治疗，因治疗无效，于2019年12月12日死亡。2020年1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分析认为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未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为此认定其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另查明，根据原告提交的家庭成员证明、户口本以及出生医学证明，证实原告覃东宁、覃琦琍分别是受害人的子女，原告韦美余是受害人的母亲。此外，原告韦美余生育了包括受害人在内的3名子女。在庭审中，证人韦某、谭某、覃某出庭作证，证实受害人于事发前已经在广州地区工作及生活一年以上。同时，针对上述事实，原告还提供了受害人的部分银行交易明细流水以及微信朋友圈截图等予以佐证。再查明，被告在事发后未向原告垫付过任何费用。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综合考虑被告提出的各项答辩意见，并依据双方提供的现有证据，本院对本案的争议问题分析如下：第一，关于被告不认可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书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具有高度证明力的证据，依照上述规定，除非当事人能够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推翻，否则，人民法院应当经审查后确认该证据的证明力。本案中，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书查明被告存在“未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的事实，并据此认定其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么，假如被告对该责任认定结论提出异议，关键是向本院举证证明案涉事发地点属于是经依法批准的可以实施围蔽施工的路段，以及事发时属于经依法批准的允许施工的时间。然而，本院经审查被告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均不能反映上述反驳事实，为此，本院依法确认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第二，关于被告认为其不存在过错，以及提出施工路段是否经过批准与该次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问题。如前所述，在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认定被告存在“未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的法律事实，该事实已经表明被告存在一定过错。同时，假如被告未经批准，其本不应该在事发路段内进行施工以及设置围蔽设施，而该次事故的发生是由于受害人驾驶摩托车（其自身存在主要过错）碰撞被告未经批准设置的围蔽设施而造成，即被告因施工需要而设置了围蔽设施的行为与受害人的自身违法驾驶行为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了该次事故的发生，为此，被告未经批准的施工行为与该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关于被告提出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受害人覃海平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并非事实的问题。该事故发生在2019年12月9日，受害人经治疗至2019年12月11日出院，并于次日即12月12日死亡，从受害人的受伤情况以及住院治疗至死亡的时间等综合考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该情形属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并无明显不当。况且，退一步来说，即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文字表述上与客观事实有所出入，该情形也只属于文字的表述瑕疵，该表述瑕疵对事故的认定结论不产生任何影响，不能以此即否定整个事故责任的认定结果。第四，关于被告提出受害人应自行扣减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11万元的问题。交强险是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即交强险赔偿的对象是针对被保险机动车以外的第三者伤亡人员而言，而在该次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属于摩托车的车上人员，显然不应由该摩托车的交强险进行赔偿，被告提出的上述抗辩理由明显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相悖。第五，关于被告提出受害人驾驶的摩托车存在质量缺陷的问题。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而上述摩托车是否存在产品缺陷则属于产品质量纠纷的审查范围，两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原告是基于交通事故的事实向被告主张侵权责任，至于上述摩托车是否存在产品缺陷，并不影响被告因不当施工、围蔽的侵权行为而在本案中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综上，被告提出的上述答辩意见，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上述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本院认定其应对原告的各项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同时，关于被告提出应按照事发时的标准计算相关费用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为此，原告主张相关费用按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陈述，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参照《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的有关规定，本院对原告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丧葬费：63800元。按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127600元/年计算，核定为63800元（127600元/年÷2）。2．死亡赔偿金：962360元。根据证人韦某、谭某、覃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原告提供受害人的部分银行交易明细流水、微信朋友圈截图等证据，可以证明受害人于事发前一直在城镇工作及生活的事实，为此，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118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上述损失应计算为962360元（48118元/年×20年）。3．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470元。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处理丧葬事宜的具体人员以及该误工人员的收入情况，为此，本院酌定按照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月，并以误工人员3人、误工时间7天计算。据此，该项损失为1470元（2100元/月÷30天×3人×7天）。4．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9450元。原告的住所地均不在本院辖区范围内，其主张必要的住宿费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参照上述误工人员3天以及误工时间7天，并按照450元/天计算，本案的住宿费为9450元（450元/天×3人×7天）。5．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考虑到受害人近亲属处理该交通事故和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交通费用支出，结合原告的居住地点和处理丧葬事宜的往返距离，本院酌情支持2000元。6．被扶养人生活费：393007.34元。与上述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同理，原告主张按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4424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在受害人死亡时，原告韦美余年满66周岁，应计算14年，由3人共同扶养；原告覃东宁年满14岁9个月（即177个月），应计算39个月，由2人共同扶养；原告覃琦琍年满5岁7个月（即67个月），应计算149个月，由2人共同扶养。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经核算，上述前39个月的年赔偿总额累计已经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为此，上述3人在前39个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11878元（34424元/年÷12月×39月）。此后，原告韦美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3352.67元【34424元/年÷12月×（14年×12月-39月）÷3人】，原告覃琦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57776.67元【34424元/年÷12月×（149月-39月）÷2人】。据此，上述3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393007.34元（111878元+123352.67元+157776.67元）。至于被告提出原告覃琦琍已经判决由受害人的前妻冯某抚养的问题，离婚案件中的抚养权归属并不割裂亲子关系，即使离婚后的父母仍负有对非直接抚养子女的教育、抚育、照顾等义务及责任，被告提出无需支付原告覃琦琍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意见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7．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该起事故造成了受害人死亡，对原告造成了精神痛苦，根据该次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原告主张该项费用为50000元并不过高，本院予以支持。上述全部损失合计1482087.34元，应由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被告应向原告赔偿各项损失444626.2元（1482087.34元×3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覃东宁、覃琦琍、韦美余各项损失444626.2元；二、驳回原告覃东宁、覃琦琍、韦美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9元，由原告覃东宁、覃琦琍、韦美余负但93元，被告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负担459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温展翔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