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72民初97号 原告：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渡海路8号外滩中心一楼3号。 法定代表人：王宇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峥，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瑶，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海南长益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紫荆路11号紫荆花园1#20-21B房。 法定代表人：蒋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平，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佳菁，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海口市航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文明东路92号。 法定代表人：林斯浩，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秋蕾，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运公司）与被告海南长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益公司）、被告海口市航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公司）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4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告航运公司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属于合作合同纠纷，应由被告航运公司所在地法院即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依法审查后，裁定驳回了被告航运公司的异议。被告航运公司不服，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审查后以（2020）琼民辖终1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于2020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能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峥、韩瑶，被告长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平、郭佳菁，被告航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许秋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能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于2013年3月7日签订的《新建船舶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7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了《新建船舶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约定由被告长益公司委托原告能运公司经营管理其名下的新建船舶“海口九号”轮，并约定被告长益公司应向原告能运公司支付的委托经营管理费归被告航运公司所有，支付金额为新建船舶投入运营之日起每月27万。同时还约定，新造船舶的经营期限为30年。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受托管理被告长益公司所属船舶。2015年2月,“海口九号”轮投入运营，原告继续依约履行委托经营管理义务至今。后原告在公司审计过程中，经审计部门提示本合同签订的内容显失公平，如继续履行合同将造成原告亏损、经营无法为继。2020年1月10日，原告向被告长益公司发出通知书，要求其暂缓向被告航运公司支付委托经营管理费。其后，原告与两被告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原告认为，《新建船舶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系委托合同，原告作为受托人继续履行该合同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原告作为受托人，有权随时解除该合同。故提起本诉。 被告长益公司辩称：涉案“海口九号”轮系其投资建造并运营。在运营过程中得到了原告能运公司、被告航运公司的大力支持。其在2018年9月30日收到本公司股东海南嘉永和投资有限公司的通知，要求其停止支付每月27万元的委托经营管理费，在2010年1月10日又收到原告能运公司的通知，要求其暂缓向被告海口航运公司支付委托经营管理费。由于受公司的章程和经营条件限制，其执行了上述两公司提出的要求。现在暂缓支付被告航运公司委托经营管理费。请求法院促成原告能运公司与被告航运公司达成和解、化解纷争。 被告航运公司辩称：1.涉案合同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实质上是船舶经营管理合同。原告能运公司在涉案合同中不享有任何权利，不享有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从《新建船舶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名称、前言及内容可知，合同界定的是新建船舶的实际所有权、经营权模式以及收益分配方案等。合同中有关“涉案船舶每个月的27万元经营管理费支付给被告航运公司”的约定体现了航运公司作为原告能运公司持股50%的股东及该船航权的实际所有人，在涉案船舶中的股权和航权收益。事实上原告能运公司设立至今均采用了涉案合同确定的经营模式及利润分配模式来处理涉案船舶的利益分配问题，从未另行就该船的经营收益和利润进行过分配。2.涉案船舶不具备约定和法定的解除条件。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并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本案也不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3.涉案合同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被告航运公司在涉案船舶的应得收益远高于每月27万元。合同履行至今，各方均未提出显失公平的主张，也未对原合同进行补充。4.依照涉案合同中设立的三方经营模式，原告不存在损失。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存在损失。5.原告在起诉前从未就涉案合同的相关事宜与两被告进行过协商。6.原告滥用诉权，虚构事实、虚假陈述，属于恶意诉讼。本案起诉状加盖印章系其法定代表人王宇永非法私刻，故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提起本诉的目的在于侵吞被告航运公司在原告公司依法享有的50%的股权加航权收益。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能运公司提交了两份证据： 1.《新建船舶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证明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了一份船舶委托经营合同，约定被告长益公司委托原告管理船舶，相关委托费用由被告航运公司收取。涉案合同为船舶委托管理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2.2020年1月10日《通知书》，证明内容：证明原告于2020年1月10日向委托人发出通知，要求暂缓支付委托管理费，并要求各方当事人协商相关委托管理费用的支付问题,但至今各方当事人未就该问题达成一致。 被告长益公司对原告的两份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被告航运公司对原告的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原告向被告长益公司发送的通知未经原告股东会决议通过，故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 被告航运公司提交了七组证据： 1.刑事控告状 2.（2019）琼0106民初169号民事判决书、（2019）琼01民终4344号民事判决书 证据1-2证明内容：判决生效后，该判决第四项并未执行。能运公司也未依法刻制新印章。原告能运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意思表示不真实。 3.组建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协议书 4.船舶委托管理合同 5.船舶改造及承包经营合同书 6.关于同意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更新运力的批复、新造船舶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 证据3-6证明内容：《新造船舶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协议三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该协议合法有效。航运公司作为协议乙方，收取经营管理费是其实际经营权益以及在能运公司50%股权的体现。该协议实质上是长益公司及航运公司对经营新船舶收益的分配方案。该协议不具备合同约定及法定的解除条件，非协议三方协商一致，依法不得解除。同时，依据合同的全部内容可知，能运公司在该合同中并无任何权利，无权单独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 7.长益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及公司章程，证明内容：证明长益公司的股东之一是海南嘉永和投资有限公司，而海南嘉永和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的股东海南长和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是关联公司。 原告能运公司对被告航运公司的证据2-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7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长益公司一致，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该控告书是原告能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林斯浩擅自使用原告公章的个人行为。被告长益公司对被告航运公司的证据3-7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1、2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长益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庭后按本院要求补充提交了四组证据： 1.“海口九号”轮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原告能运公司与被告长益公司于2015年2月27日签订的《船舶股权转让协议》《船舶股权转让交接协议》，证明被告长益公司持有涉案船舶100%的股权，但尚未办理其中51%股权的过户手续。 2.被告长益公司支付给原告能运公司每月3-5万的费用统计表，证明自涉案船舶营运之日起至2018年8月，长益公司支付给原告的费用。 3.船员工资表及缴纳社保费的回单，证明涉案船舶的船长、船员的工资及社保均由被告长益公司承担。 4.2017年至2019年“海口九号”轮的收入及直接成本，证明涉案船舶的营运收益归被告长益公司所有，成本由长益公司承担。 原告能运公司对被告长益公司的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认为证据1中的《船舶股权转让协议》《船舶股权转让交接协议》、证据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被告航运公司对被告长益公司的证据1中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及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据1中的《船舶股权转让协议》《船舶股权转让交接协议》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对各方证据的认证如下：对原告能运公司两份证据的三性、被告航运公司七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对被告长益公司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虽然证据2-4为被告长益公司自制证据，但原告对证据2统计的其收到被告长益公司支付的费用及证据3所体现的涉案船舶船员工资由被告长益公司承担均无异议，证据4与涉案《新造船舶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内容一致，且原告及被告航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将在查明事实部分综合认证。 结合上述有效证据及庭审情况，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 2002年1月7日，被告航运公司与案外人海口市水运公司（以下简称水运公司）因均达不到船舶营运资质条件，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了《组建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协议书》。双方约定，组建能运公司（本案原告）并由能运公司统一管理双方经营的“海口一号”、“海口二号”、“海口三号”客滚船的营运活动。能运公司应与航运公司、水运公司签订船舶委托管理协议，为受委托的船舶提供机务、海务、船舶检修和保养等安全管理方面的服务和经营方面的服务，并负责办理有关营运、年审等手续。该协议书还约定，航运公司的“海口一号”、“海口三号”轮与水运公司的“海口二号”轮对外以能运公司的名义从事船舶运输经营活动，对内航运公司、水运公司对原有船舶的所有权不变，双方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行分配，船舶的处置权归原公司所有。同年2月1日，原告能运公司与被告航运公司就“海口一号”、“海口三号”轮的运输经营，签订了《船舶委托管理合同》。合同约定，被告航运公司以原告能运公司的名义从事船舶营运活动，航运公司的船舶所有权不变。2006年9月5日，被告航运公司作为发包方与案外人海南鑫燃能源有限公司就“海口三号”轮的承包改造及经营事宜签订了《船舶改造及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约定的承包形式为：光船+船员+工资+税费定额承包，承包期限为2006年12月2日至2016年12月2日，海南鑫燃能源有限公司应向航运公司支付的承包金第一、二年为每年120万元，从第三年开始调整为每年140万元，在船舶改造完成下水后五个工作日内，还应支付承包押金120万元整，第三年起押金增加至140万元整。交通运输部交水批[2012]334号《关于同意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更新运力的批复》，其中第一条规定：“同意能运公司在国内新建一艘客滚船（50车位/986客位），替换‘海口三号’轮客滚船，从事海口至海安航线旅客、普通车辆运输，海口新兴港至海安港液化天然气槽车运输。‘海口三号’轮退出琼州海峡客运市场后，新建船舶方可投入营运”。 2013年3月7日，原告能运公司与被告航运公司、被告长益公司签订了《新建船舶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合同约定：一、能运公司、航运公司同意由长益公司出资新造船舶，替换现在运营的“海口三号”轮，投入海南海口至广东海安航线、车客及危险品货物运输。新造船舶的经营期限为30年，经营期从新造船舶投入运营之日起计算。经营期限届满，新造船舶由长益公司自行处理。二、新建船舶属长益公司所有，能运公司协助长益公司办理新造船舶的所有权登记及相关手续。三、新建船舶由长益公司委托能运公司经营管理，长益公司向能运公司支付的委托经营管理费归航运公司所有，由长益公司直接向航运公司支付，能运公司不另收委托经营管理费。支付金额及方式为：新造船舶投入运营之日起每月27万元人民币；新造船舶的运营收益，除支付委托经营管理费、承担税费外，归长益公司所有。四、在新造船舶投入运营前，航运公司与海南鑫燃能源有限公司于2006年9月5日签订的《船舶改造及承包经营合同书》继续有效。五、新造船舶投入运营后航运公司与海南鑫燃能源有限公司于2006年9月5日签订的《船舶改造及承包经营合同书》自动终止，海南鑫燃能源有限公司支付给航运公司的承包押金120万元不予退还，作为长益公司支付的新造船舶委托经营管理押金。长益公司承担支付120万元给海南鑫燃能源有限公司的义务。六、关于船员聘用、待遇，税费、保险、安全事宜，按航运公司与海南鑫燃能源有限公司于2006年9月5日签订的《船舶改造及承包经营合同书》内容，由长益公司执行。“海口九号”轮建成后，按照前述合同的约定投入海南海口至广东海安航线运营至今。 2020年1月10日，原告能运公司向被告长益公司发出通知书，以2013年3月7日签订的《新建船舶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损害其根本权益为由，要求长益公司暂缓向航运公司支付经营管理费。被告航运公司确认，2020年1月之后其未收到长益公司支付的经营管理费。原告能运公司确认，长益公司不具有海南海口至广东海安的运营权，其在“海口九号”轮实际运营中为长益公司提供综合管理服务，包括根据安全体系管理办理相关手续和船舶运营所需要的一系列证件，该轮的船长船员工资、社保均由长益公司承担，其在2015年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陆续在长益公司报销了相关费用，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收取了长益公司支付的每月5万元的费用。 另查明，“海口九号”轮建成日期为2015年1月21日，登记所有权人为原告能运公司（持有51%股权）与被告长益公司（持有49%股权）。2015年2月27日，原告能运公司与被告长益公司签订了《船舶股权转让协议》《船舶股权转让交接协议》，约定被告长益公司持有“海口九号”轮100%的股权。 再查明，2019年1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王宇永与能运公司、林斯浩、陈**汉、麦瑛、梁辉的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同年1月30日，能运公司向海口市公安局申请备案了新制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印章（现用）。同年5月19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琼0106民初169号民事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确认能运公司董事会2018年12月29日作出的《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2018年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二、限能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将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林斯浩变更为王宇永；三、限林斯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能运公司履行判决第二项变更登记事项的义务；四、限林斯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王宇永移交能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五、驳回林斯浩的全部反诉请求。林斯浩、能运公司不服，上诉于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日，该院作出（2019）琼01民终434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为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能运公司是否有权解除涉案《新建船舶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原告能运公司主张涉案合同为委托合同，其作为受托人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随时解除合同。被告航运公司认为涉案合同为船舶经营管理合同，既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本案也不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受托人处理委托人委托的事务的合同，属于双方相互承担义务的合同。就本案而言，涉案合同权利义务主体包括了原告能运公司、被告长益公司和被告航运公司三方。原告能运公司的主要义务为协助被告长益公司办理“海口九号”轮的所有权登记等手续并代为管理该轮，但被告长益公司支付的每月27万元委托经营管理费却由被告航运公司收取。之所以出现合同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情况，是因为涉案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以被告长益公司所有的“海口九号”轮替代被告航运公司所有的“海口三号”轮从事海南海口至广东海安航线的运营。从原告能运公司的组建过程及其与被告航运公司签订的《船舶委托管理合同》来看，被告航运公司享有“海口三号”轮的所有权及航线运营权。由于被告航运公司的运力达不到船舶营运资质条件才将“海口三号”轮挂靠在原告能运公司名下。在此基础上，交通运输部就“海口三号”轮作出的更新运力批复并未改变“海口三号”轮的航线运营权实际上归属于被告航运公司的事实。这一点也可以通过被告航运公司先将“海口三号”轮承包给案外人海南鑫燃能源有限公司，又以涉案合同第四、五、六条的约定替代原有承包合同等事实得到印证。在“海口三号”轮即将退出琼州海峡客运市场时，被告长益公司欲以其新建的“海口九号”轮替代“海口三号”轮继续运营海南海口至广东海安航线的航线，必须取得原告能运公司和被告航运公司一致同意。涉案合同约定的所谓委托经营管理费，实质上是被告长益公司支付给被告航运公司的海南海口至广东海安航线的承包费用。对于原告能运公司为“海口九号”轮所提供的办理安全体系管理相关手续和船舶运营所需证件的服务，被告长益公司在涉案合同约定之外向原告能运公司支付每月3-5万元的费用。可见，涉案合同虽然约定了被告长益公司委托原告能运公司代为管理“海口九号”轮，但其主要内容在于原告能运公司和被告航运公司将海南海口至广东海安航线的航线运营权承包给被告长益公司，由被告长益公司新建的“海口九号”轮替代“海口三号”轮继续运营该航线。 因此，从涉案《新建船舶及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合同主体、权利义务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等方面来看，均不应认定为委托合同，原告并不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解除合同权利。涉案合同既未约定解除条件，各方也未就合同的解除达成一致意见。在约定的合同经营期限未届满之前，原告要求解除涉案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清武 审 判 员 张医芳 审 判 员 王 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蒋珊珊 书 记 员 毛佳歆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