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8249号原告：广州安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A部位。法定代表人：苏健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林，系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怡，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福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3301v>法定代表人：林伟金。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东方，系该司职员。被告：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京城大厦法定代表人：陈一松。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莅宾、陈铮，均系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安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尚公司）与被告广州福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公司）、被告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被告中信信托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审查，本院依法作出（2019）粤0106民初8249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中信信托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中信信托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辖终1872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原告安尚公司增加诉讼请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春林、马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福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东方，被告中信信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莅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尚公司诉称：原告为被告福达公司的股东，出资比例为20%，为公司最小股东，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务。自出资以来，公司从未分红。后原告向被告福达公司要求查询账务，发现2015年6月29日被告福达公司与被告中信信托公司签订《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确认协议》，以无偿赠予的方式将公司资金2750万元支付给被告中信信托公司。被告福达公司作为投资顾问，上述信托计划发生亏损，已经跌破平仓线，应当通知劣后级投资者补充增强资金，被告福达公司并无增强资金义务。被告福达公司向被告中信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支付属于重大无对价投资事务，被告福达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未征得任何股东同意，擅自处分该笔资金。被告中信信托公司在明知被告福达公司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且被告福达公司非信托计划的追加资金义务人的情况下要求其追加资金，以合同形式予以确认，严重侵害股东利益，致使原告长期未能得到分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七条的规定，被告中信信托公司将被告福达公司的资金转入信托专户，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两被告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该协议应当认定无效。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1、确认两被告于2015年6月29日签订的《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确认协议》无效；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3、判令被告中信信托公司返还被告福达公司2750万元及利息（27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29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4、判令被告福达公司在收到2750万元返还资金后，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使用该笔资金，并就使用情况向原告报告。被告福达公司辩称：一、涉案合同应当为无效合同。（一）从资金支付和合同签订的过程来看，2015年，中信信托公司发起设立“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简称27号信托计划），由中信信托公司担任管理人，福达公司为投资顾问提供投资建议。根据信托合同第8.4.1.3条约定，“在信托计划触及预警线后，中信信托应当于触及预警线当日16：30之前通知B类受益人追加增强资金”，即说明追加增强资金的义务人是全体B类受益人，福达公司不是追加资金义务人。中信信托公司在没有经过全体受益人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要求福达公司追加增强资金，延缓平仓，造成了更大的损失。2015年6月26日，27号信托计划跌破预警线和平仓线（北京三中院已经判决认定），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应当通知B类受益人补充增强资金。由于B类受益人的人数比较多，中信信托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通知B类受益人，而是劝说和误导福达公司员工让福达公司先行垫付增强资金以保住产品，中信信托公司说会通知B类受益人补充增强资金，过几天就会将这笔钱退还给福达公司。由于时间紧迫，福达公司人员没有告知股东会和董事会就进行了转帐。事后，中信信托公司为了规避自己的违规行为，又误导员工补签相应合同，考虑到当时跟中信信托公司有大量产品合作以及后续的合作关系，公司员工在缺乏相关经验的情况下，被迫按中信信托公司的指示盖了章，该份合同的内容并不是福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信托法》第7条规定可知无论从法律法规还是信托合同约定，福达公司都不是追加增强资金的义务人。中信信托公司接受该笔资金本身就是违反信托法和信托合同的约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该行为应当无效。（二）该笔资金支付和合同签订需要经过股东会同意，公司无权决定，对此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中信信托公司都非常清楚，该合同缺乏法定生效要件。《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及福达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第一款股东会职权中第13条的规定，公司对外投资和担保需经股东会决议。对外投资和担保事项的决定权是股东专属权利，即便是公司也无权作出决定。况且如前所述，转帐行为是员工受到中信信托误导而进行，事后由于资金亏损，无法向股东交代，而一直没有告知股东相关情况。中信信托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且与福达公司有紧密合作，对此法律规定和章程规定充分知悉的情况下，未尽到审慎核查的法定义务，该协议因缺乏法定生效要件，应为无效。（三）资金支付的经过和结果侵犯股东的知情权、决策权，使公司利润减少，致使股东长期无法分红，侵害股东利益，应为无效。中信信托公司接受该笔资金后，应当先履行通知B类受益人追加增强资金义务后再平仓，而中信信托公司根本没有通知任何B类受益人追加资金，信托计划就被强制平仓，最终该笔增强资金也未按承诺退还给福达公司，导致公司的利润减少，此后为弥补该笔亏损，股东长期也没有得到分红，致使股东利益受损。二、合同无效应当恢复原状，原告要求返还资金并依据公司章程对资金予以使用，向股东报告的诉求，公司予以认可。该行为的本质是福达公司受到中信信托公司劝说和误导下与中信信托公司共同侵害了股东的决策权和知情权，中信信托对此负有全部过错。股东对外投资和担保的决策权是法定权利，应当予以保障。中信信托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明知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诱使公司做出严重侵害股东利益行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综上所述，中信信托公司接受2750万元资金的行为无论是从信托法的强制规定，还是行为的过程和结果，都严重侵害了公司和股东利益，相关事实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北京银监局答复证实，转帐行为及补签合同应为无效，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中信信托公司应当将该笔资金以及资金占用利息退还给福达公司。被告中信信托公司辩称：一、安尚公司并非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一）安尚公司并非适格的第三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原告。安尚公司为福达公司股东，持有福达公司20%股权，福达公司另一股东为自然人王福亮，持有福达公司80%股权。安尚公司提起诉讼，系以福达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签订的《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信托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确认协议》（以下简称《确认协议》），违反公司章程，福达公司擅自处分资金，且向股东隐瞒，致使福达公司发生严重亏损，影响公司利润和股东分红权，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七条为由，要求法院确认《确认协议》无效。由此可见，安尚公司主张其权益受损是基于福达公司因《确认协议》的履行而发生亏损，进而影响安尚公司作为公司股东的分红权，这并非是安尚公司的权益直接受《确认协议》的影响，且依安尚公司诉讼请求，《确认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及诉讼利益亦是直接归于福达公司。鉴于《确认协议》的效力直接影响的是福达公司，安尚公司至多是间接利益受影响，安尚公司并非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是起诉的法定条件之一。人民法院在立案后发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因安尚公司与案涉《确认协议》并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其不具备提起第三人确认合同无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二）安尚公司不符合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律规定。首先，关于股东代表诉讼，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安尚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提起诉讼时已符合《公司法》前述规定情形，故安尚公司并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定条件。其次，安尚公司于本案中并无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之意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四条规定，安尚公司系以福达公司及中信信托公司为被告提起的诉讼，而非将福达公司列为第三人，明显系基于第三人确认合同无效的方式提起的诉讼，并无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意思。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二条仅规定，关联交易合同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公司没有起诉合同相对方的，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相关负责人就《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关于关联交易中相关合同确认无效与撤销的问题。在这方面，《规定》实际扩展了股东代表诉讼的适用范围，将之扩大到关联交易合同的确认无效和撤销纠纷中。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下，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如果合同存在无效或者显失公平等可撤销情形，可以根据相关规定直接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或撤销该合同。但是关联交易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合同，是关联人通过关联关系促成的交易，而关联人往往控制公司或者对公司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即使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公司本身也很难主动提出请求。故在关联交易中，有必要给股东相应救济的权利。在公司不撤销该交易的情形下，符合条件的股东可根据法律规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来维护公司利益，进而维护股东自身利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的意见，就关联交易合同无效或可撤销可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系对股东代表诉讼的扩展，亦即现有司法解释尚未允许就关联交易合同外的其他合同的无效或可撤销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本案所涉《确认协议》并非关联交易合同，故亦不应提起股东诉讼。（三）安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具有恶意，其起诉亦应予以驳回。安尚公司于2019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此时安尚公司的股东为李润祺和林伟金，法定代表人为林伟金，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和经理职务；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为林伟金，担任公司董事长、经理职务，李润祺担任公司董事职务。鉴于安尚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同时亦分别是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安尚公司完全有能力使福达公司作为原告，就《确认协议》的效力问题提起诉讼，而不必以第三人身份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或者以福达公司股东身份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安尚公司提起本诉讼，以人为方式制造案件管辖连接点，规避中信信托住所地法院对确认《确认协议》无效的案件管辖，具有明显恶意，其就本案的诉讼属于恶意诉讼，参照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恶意诉讼予以驳回的做法，安尚公司就本案的起诉亦应予以驳回。二、安尚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支持，即使其为适格主体，其诉讼请求亦应予以驳回。根据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27号信托计划）的信托文件，信托计划的全体委托人指定福达公司为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就信托资金的运用事宜，代表全体委托人向受托人出具投资指令并提供相关服务。2015年5月，中信信托公司与福达公司签署《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操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操作协议》），就双方的权利义务予以约定。其中，根据《投资操作协议》第十一条“投资顾问收取的费用”的约定，福达公司作为27号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可收取固定投资顾问费和浮动投资顾问费。根据27号信托计划的约定，投资顾问固定投资顾问费按（前一日信托单位净值x信托单位份数）的2%的年费率收取，自本信托计划生效日开始按日计提（《信托计划说明书》第19.4条）。投资顾问的浮动投资顾问费按照一定计算方式的20%收取（《信托计划说明书》第19.5条）。27号信托计划设立后，即按照福达公司的投资指令进行证券投资操作。2015年6月26日，27号信托计划的信托单位净值89.88元，低于信托文件约定的信托单位净值90元的平仓线。为避免27号信托计划强行平仓，福达公司于2015年6月29日，自愿向27号信托计划汇入资金人民币2750万元，并与中信信托签订《确认协议》。2015年6月29日，福达公司向《确认协议》约定的27号信托计划信托专户汇款2750万元。（一）福达公司签署并履行《确认协议》并不违反福达公司公司章程。首先，根据安尚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福达公司公司章程，并不能证明系当时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其提供的章程真实性存疑。其次，福达公司签署并履行《确认协议》亦不违反福达公司公司章程。福达公司在向27号信托计划交付资金前，其已是27号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并从27号信托计划收取固定投资顾问费和浮动投资顾问费。根据《确认协议》的约定，其向27号信托计划交付资金，系其日常经营事项，并不属于福达公司的对外投资，并不需要福达公司股东会决议。（二）福达公司签署并履行《确认协议》，安尚公司、王福亮作为福达公司股东系明知，且自2015年起至2019年本案诉讼前从未提出异议。在2015年6月29日，安尚公司的股东仅为李润祺一人，安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福亮，担任安尚公司执行董事和经理职务。在此期间，李润祺亦是福达公司董事，王福亮为福达公司投资总监，且亲自操作、管理27号信托计划，在福达公司官方宣传中王福亮也被称为福达公司董事局主席。亦即在2015年6月29日之时，安尚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分别同时担任福达公司的董事、投资总监等职务，并实际根据《投资操作协议》操作27号信托计划相关证券投资，该等人员明知《确认协议》的签订及2750万元支付至27号信托计划之事实，且未提出异议，亦即安尚公司、王福亮作为福达公司的股东明确知道《确认协议》的签署及资金支付的事实，其无权以《确认协议》的签署及资金支付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确认协议》无效。2016年9月20日起，林伟金担任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董事长、经理职务，并同时担任安尚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执行董事、经理。2018年3月27日，林伟金又成为安尚公司股东。林伟金作为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对福达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知晓，鉴于其同时为安尚公司法定代表人，应视为安尚公司亦知晓福达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并且，在2016年，27号信托计划投资人与中信信托公司、福达公司的诉讼案中，该《确认协议》签署及资金支付事宜即已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涉及，福达公司承认《确认协议》及资金支付事宜，从未主张《确认协议》无效。林伟金作为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亦应知晓。鉴于林伟金同时亦是安尚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即应视为安尚公司对此亦早已明知。且上述案件自2016年至2018年底的审理期间，福达公司或安尚公司从未提出无效，安尚公司现无权以《确认协议》的签署及资金支付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确认协议》无效。（三）《确认协议》所涉2750万元资金的支付，系基于福达公司的利益，并非无对价。如前所述，福达公司为27号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从27号信托计划收取固定投资顾问费和浮动投资顾问费。福达公司向27号信托计划交付2750万元资金，是为了避免27号信托计划平仓，并拟通过后续的证券投资操作使27号信托计划存续，以达到自身获得固定投资顾问费和浮动投资顾问费的目的。此外，福达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州公司）同一期间运作、管理多支信托计划和基金，其向27号信托计划交付资金并进行证券投资，亦有利于稳定及提升福达公司及其子公司安州公司管理的其他信托计划和基金的价值，对福达公司和安州公司有利。因此，《确认协议》中明确写明，福达公司系基于27号信托计划的持续运作可能有益于作为本计划投资顾问的福达公司，福达公司决定自愿不可撤销的向计划的信托专户支付资金2750万元，用于且仅用于提升本计划的单位信托净值。（四）中信信托公司与福达公司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安尚公司利益的行为。首先，福达公司是向27号信托计划交付的2750万元，该笔资金属27号信托计划的信托财产，并非中信信托公司所有的财产，中信信托公司并无与福达公司进行恶意串通之动机。且福达公司向信托计划交付2750万元，亦并非中信信托公司要求福达公司支付，而是福达公司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自愿不可撤销的作出，中信信托公司也不存在与福达公司之间进行恶意串通的行为。其次，福达公司向27号信托计划交付资金系可能有益于福达公司的行为，亦当然有益于作为福达公司股东的安尚公司，不存在损害安尚公司利益的行为。第三，福达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仅对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具有内部约束力，并不约束第三方。并且，福达公司在签订《确认协议》及向信托计划支付资金时，安尚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都在福达公司任职且操作、运营27号信托计划，对相关事宜完全知情。安尚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明知福达公司签订《确认协议》及向信托计划支付资金之后，作为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在相关案件中诉讼中主张《确认协议》无效，故中信信托公司签署《确认协议》亦不存在故意。（五）安尚公司所述因福达公司该笔资金的支付，导致福达公司发生严重亏损，该亏损至今仍未得到弥补，致使安尚公司作为股东长期未能得到分红与事实不符。安尚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福达公司利润表显示，福达公司2015年的利润为42825554.29元，福达公司于2015年并未亏损。安尚公司至今未能得到分红，首先系因福达公司在相关资金支付前2015年前即已亏损1.66亿元，且除2015年盈利外，在2016年、2017年、2018年又分别亏损数百万元不等，其将所谓导致福达公司发生严重亏损、亏损至今未能弥补、作为股东未能分红归责于福达公司依《确认协议》支付款项，并无事实依据。（六）福达公司与中信信托公司签署的《确认协议》不存在因违反《信托法》而无效。首先，《信托法》第七条并非效力性禁止性规范，本案不属于《信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信托无效的情形。其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办公室（以下简称北京银监局办公室）《关于对江涛反映问题回复的函》（以下简称《回函》）并未确定《确认协议》无效。第三，北京银监局办公室《回函》仅称“投资顾问广州福达不是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和B类受益人，其向信托专户追加资金的行为不符合《信托法》第七条“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的规定。依《确认协议》内容，福达公司向27号信托计划交付资金，并非是设立信托，北京银监局办公室《回函》称其行为不符合《信托法》第七条的规定仅是对其非设立信托行为的客观陈述，而不是认定《确认协议》及福达公司向27号信托计划支付资金行为无效。第四，《确认协议》及福达公司向27号信托计划支付资金行为符合《信托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信托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也归入信托财产。中信信托与福达公司签署《确认协议》，福达公司基于《确认协议》向27号信托计划交付资金即是“因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且该等资金归属于27号信托计划，符合《信托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七）福达公司将2750万元支付至27号信托计划专户，属信托财产，该笔款项并非中信信托公司取得，亦非中信信托公司所有的财产，且福达公司自行进行证券投资操作而将资金亏损，安尚公司亦无权要求中信信托公司向福达公司返还该笔财产。三、安尚公司与福达公司在本案中涉嫌虚假诉讼罪。人民法院应将相关人员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本案中，安尚公司在安尚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福达公司董事、投资总监等职务且具体操作、管理27号信托计划的情况下，捏造其不知晓同意福达公司签订《确认协议》并向27号信托计划支付款项的事实；在安尚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完全知悉、了解、掌握福达公司财务情况和公司运作，且早已知悉福达公司所涉案件已披露《确认协议》签署福达公司向27号信托计划支付资金的情况下，与福达公司配合伪造核查公司账务的通知，捏造其通过2019年核查福达公司账务方知悉《确认协议》的签署及福达公司向27号信托计划支付资金的事实；在明知福达公司2015年盈利以及2015年前巨额亏损、2016年、2017年及2018年亏损的情况下，捏造因福达公司该笔资金的支付，导致福达公司发生严重亏损，该亏损至今仍未得到弥补，致使安尚公司作为股东长期未能得到分红的事实；意图使法院判决《确认协议》无效、中信信托公司向福达公司返还2750万及利息，严重妨碍司法秩序并侵犯中信信托合法权益，已涉嫌虚假诉讼罪。人民法院应将安尚公司、福达公司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诉讼代理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被告福达公司与被告中信信托公司签署《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操作协议》。协议甲方为中信信托公司，乙方为福达公司；投资顾问为乙方，受托人为甲方；信托资金为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资金；本信托计划为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预警与止损安排：本信托计划运行期间，当某一交易日估值结果显示该日信托单位净值等于或低于95元时，则本信托计划触及预警线，估值结果以受托人计算结果为准；本信托计划触及预警线后，B类受益人按信托文件约定在规定时间内分次追加增强信托资金时，B类受益人所追加的增加信托资金在到账之日计入信托财产；本信托计划运行期间，当某一交易日估值结果显示该日信托单位净值等于或低于90元时，则本信托计划触及平仓线，估值结果以受托人计算结果为准，受托人将开始变现非现金资产；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甲方按照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文件约定有权获得乙方出具的投资指令，并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执行该等投资指令；甲方应负责审核投资指令是否符合本信托计划信托文件的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投资范围；甲方应承担因甲方违约对乙方和本信托计划财产造成的损失；国家有关法律、监管机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有权从甲方提供证券投资系统终端向甲方出具电子投资指令；乙方不得违反本协议第八条项下约定的承诺与保证条款，否则要承担由此给信托财产和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并承担法律责任，且甲方有权因此决定提前终止本信托计划，对于由此给信托财产和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也应由乙方全部承担；本信托计划投资顾问接受全体委托人的委托及授权出具投资指令，可收取费用，投资顾问收取的费用由信托财产承担等内容。被告中信信托公司在本协议甲方处加盖公章和“陈一松”印章，被告福达公司在本协议乙方处加盖公章和“卢志明”印章。另，被告福达公司与被告中信信托公司签署《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确认协议》，载明：甲方为福达公司，乙方为中信信托公司；基于本计划的持续运作可能有益于作为本计划投资顾问的甲方，甲方决定自愿不可撤销地于2015年6月29日向本计划的信托专户（户名：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招商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账号：95×××55）交付资金2750万元，用于且仅用于提升本计划信托单位的净值，由乙方在本计划的信托专户实际收到该等资金后，依照本计划信托文件的约定对本计划的信托单位净值做相应调整。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在第1条中交付的资金归入本计划的信托财产，但在任何情况下不视为甲方认购本计划的信托单位，甲方亦不因此享有本计划的信托利益，并且在任何情况下，甲方均无权要求本计划及/或乙方向甲方返还该等资金；甲方确认其已充分知悉作为本计划的投资顾问不负有向本计划追加增强信托资金的权利及义务，其自愿向本计划交付资金并自愿同意承担与此相关的所有后果；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自2015年6月29日起生效等内容。被告福达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公章，被告中信信托公司在乙方处加盖公章。2015年6月29日，被告福达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2750万元，付款回单显示收款人户名：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账号95×××55，摘要：增强资金（安州27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办公室于2016年10月11日出具《关于对江涛反映问题回复的函》﹝2016﹞88号提及关于2015年6月29日投资顾问广州福达向信托财产专户注入资金2750万元，核查认为中信信托允许投资顾问向信托财产专户转入资金的行为不符合《信托法》的相关规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京03民终1386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27号信托计划在2015年6月26日触及平仓线，理应在2015年6月29日开始平仓，但实际上，在2015年6月29日，由于2750万元的大量资金注入，信托单位净值得到提升。《信托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中信信托公司接受了2750万元注入资金，并且在信托单位净值得到较大提升的情况下，未立即平仓，并无明显不当。另查明，被告福达公司2014年12月22日章程显示股东为卢志明、王福亮；2015年7月16日章程显示股东为卢志明、王福亮，法定代表人为卢志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被告福达公司股东为王福亮、原告安尚公司，核准日期2016年12月13日。原告安尚公司提交的《利润表》编制单位为被告福达公司，显示2015年本年累计数42825554.29，2016年本年累计数-1875987.02，2017年本年累计数-2135810.81，2018年本年累计数-5846892.75。以上事实，有《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操作协议》、《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确认协议》、福达公司公司章程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以两被告签署《中信信托安盈安州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确认协议》（以下简称《确认协议》），被告福达公司向被告中信信托公司支付2750万元，致使原告在被告福达公司的股东分红权受到损害而提起确认合同无效诉讼。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应先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监事、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现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已提出股东书面请求后被拒绝或情况紧急的情形。第二，原告认为两被告签署的《确认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首先，《确认协议》的合同方为两被告，《确认协议》尾部加盖了两被告的公章，自2015年6月29日生效，被告福达公司于2015年6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信托专户（户名：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账号：95×××55）支付2750万元，《确认协议》合同方均系两个独立的主体，原告非《确认协议》一方当事人。其次，原告起诉请求确认两被告签署涉案协议无效，被告中信信托公司返还被告福达公司2750万元及利息，非归属于原告自身直接利益。第三，《确认协议》明确资金仅用于提升本计划信托单位的净值。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3862号认为在2015年6月29日，由于2750万元的大量资金注入，信托单位净值得到了提升，未立即平仓，并无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据此，被告中信信托公司接受了2750万元注入资金，信托单位净值得到提升，被告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原告认为其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现原告起诉认为两被告签署《确认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主张《确认协议》无效、被告中信信托公司返还被告福达公司2750万元及利息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安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9300元，由原告广州安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8249号案，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苏杰威人民陪审员  杨慧芬人民陪审员  官美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 记 员  叶丽方王子艳判决书已于年月日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