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82民初1212号原告：康秀根，男，1962年7月21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老河口市。原告：康玉梅，女，1984年12月1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老河口市。原告：康桂梅，女，1988年12月6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老河口市。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华，系湖北遇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秀清，系原告康秀根弟弟，1965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老河口市。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老河口市酂阳办事处杨寨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老河口市酂阳办事处杨寨村九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20682011208990W。法定代表人：杨清，系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艳辉，系湖北宏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康秀根、康玉梅、康桂梅与被告老河口市酂阳办事处杨寨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杨寨村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秀根、康玉梅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华、康秀清，被告杨寨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艳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康秀根、康玉梅、康桂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被告给原告补发2011年12月湖地征地补偿款22368元（7456元×3人=22368元）；2019年修建四环路土地征用补偿集体收益分配款9615元（3205元×3人=9615元）；原告应得的承包经营的（位于黄营片区××地××组耕地）土地征用补偿费61614元（37800元×1.63亩=61614元）；三项合计93597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三人是1999年从襄州区（原襄阳县）搬迁到杨寨村××组居住，同时也将一家三人的户口迁入该村，合法取得了该村村民资格，成为了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99年7月，原告康秀根听从当时在任的杨二把队长的安排，分给原告一块多年弃耕无人耕种撂荒的土地，让原告把它开垦出来，由原告家来耕种。当时原告康秀根及其父亲二人连续挖了半个月，才把荒地开垦出来。开始几年，因为地力确实太差，收获甚微，但不管怎么样，原告康秀根仍然严格按队长要求，严格履行村民义务，每年如数交清提留等款项。2004年至2005年二轮延包期间，原告一家依法取得了该1.63亩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就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却于2010年春被时任村支部书记的杨根明以村里要核实地块为由给拿走了，之后原告康秀根多次找杨根明要，但杨根明一直没给原告。1、2011年12月村里湖地被征用，当时村里按人头分征地补偿款，每人7456元，原告一家三口应分得22368元，但村委会却以原告是外来户为由未给原告分配。原告多次要求村委会给予解决，村委会领导一直拖延不予解决。2、2019年秋，又因修建四环路，村里集体土地被征用，村里按人头分征地补偿款，每人3205元，原告一家三口应分得9615元，而村委会却又以原告是外来户为由未给原告分配。3、2019年秋，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1.63亩又因政府征地建小区等原因，其土地全部被征用。按照村里的分配情况，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1.63亩，原告（位于黄营片区××地××组耕地）土地征用补偿费每亩37800元，1.63亩应得的征地补偿款是61614元，可原告发现被告张贴的公示名单中没有原告一家的。原告多次去村里找村干部，村干部以原告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由仍然不予解决。综上所述，原告三人是1999年从襄州区(原襄阳县)搬迁到本村七组，同时也将户口迁入本村，合法取得了本村村民资格，成为了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理应享受村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原村书记杨根明在2010年拿走了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原告还有历年下发的“政策监督卡”（户主姓名：康秀根，农户编号：42068200201507033，土地确权面积1.63亩）、农民负担测算对比表、税费、提留款收据等票据等都可以证明原告耕种的1.63亩土地长达20多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相关的规定，原告具有该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应当同等享有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权利。被告以原告是外来户为由排除原告享有的同等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权利，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构成对原告方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侵害。故依法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准原告的诉求。被告杨寨村委会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第二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因原告是搬迁到杨寨村，而杨寨村形成的分配方案不包括外来搬迁户，因此，该项请求不能成立；对于第二项诉讼请求，实际是关于原告对主体身份的认定问题，应当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第三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告对该村七组的1.63亩土地，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该1.63亩土地是本村的杨太平所享有的经营权地，与原告无关；原告陈述的部分事实是不属实的。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康秀根、康玉梅、康桂梅为支持其诉讼主张举出了以下证据：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原告三人从1999年6月30日已经从原襄阳县龙王镇迁入被告村委会，取得被告方的村民资格；证据2、湖北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收款专用凭据两份，证明原告所在的村组在1999年向原告分配了口粮地1.63亩，被告也从2000年至2001年每年向原告收取了三提五统款；证据3、2002年度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卡一份、老河口市农业税纳税通知书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完税证一份、老河口市2002年度农村税费改革农户征（缴）结算清退明白单一份、老河口市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负担测算对比表一份，证明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时老河口市酂阳财政所根据被告村委会和老河口市酂阳经管站填报的农民负担监督卡，登记确定了原告二轮延包承包耕地面积为1.63亩，且当年应缴纳农业税数额为159.74元，原告也按照财政所的通知履行了缴税义务；证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完税证2份及农民负担卡一份，证明原告2003年至2004年按承包耕地面积继续向老河口市酂阳财政所缴纳了农业税，履行了缴税义务；证据5、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监督卡四份，证明老河口市酂阳财政所向原告发放的监督卡登记的2005年和2010年原告二轮延包和农工责任田按1.64亩确定了原告所享有的各种补贴数额；证据6、农民负担及补贴政策监督卡三份和一表知全组名单一份，证明老河口市酂阳财政所向原告发放的监督卡登记的2016年和2019年原告二轮延包从2016年按确权地实测面积1.60亩向原告发放了粮食补贴；证据7、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分户申报表一份，证明被告村委会于2019年6月17日向老河口市酂阳财政所申报的确权地报表中还申报的是原告名下确权确地实测面积为1.6亩；证据8、原告的弟弟康秀清在2020年5月25日与被告村委会原村支部书记杨根明的谈话音频资料一份，证明原告耕种的1.63亩（实测面积1.6亩）土地办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被杨根明拿走放在了村委会，但被其以该证已经换发新证，老证已经过期为由拒绝交还给原告；证据9、黄营片区××地××组耕地明细表照片一份，证明2020年6月初被告张贴的名单没有原告一家。被告对原告证据质证如下：对原告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主张的事实有异议，原告迁入杨寨村未经本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其不能作为认定为杨寨村原居住村民，对于原告怎么迁入杨寨村本村委会也不知情；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主张的事实有异议，从凭据的内容上看不能证明原告分得了1.63亩的土地；证据3监督卡、交税凭据、清退明白单盖有公章的无异议，对此表因没有公章且没有具体经办人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于这一组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取得了本案争议的1.6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当时的负担卡、交税凭据是根据当时的实际耕种人填写的，并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取得1.6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原告种地交税是正当的；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取得了1.6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作为实际的耕种人应当承担相关的税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一表知全组的名单有异议，该名单无公章，无制作人，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监督卡不能作为原告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监督卡解决的是实际耕种人的经济负担问题，与1.6亩地的权属无关；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不能作为原告取得1.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该报表解决的是实际耕种人的补贴，与权属无关；证据8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首先取得的程序违法，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该证据并没有明确的具体到关于1.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地是否办证，通过该录音，是在酒桌上进行的，而通过杨根明的答话来看，模糊不清，不能证明杨根明是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作出的答复，同时，原告若办理了承包经营权证，应当以经管局的档案为准；证据9有异议，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具备客观性，也没有公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被告杨寨村委会为支持其答辩意见举出了以下证据：证据1、承包经营权证及农民负担卡，证明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杨太平；证据2、2011年12月湖地征收补偿分配表，证明分配方案分世居户及搬迁户两类，世居户人平7456元+搬迁户的40%374元合计7830元，杨寨村××组搬迁户32人，人平是世居户7456元的60%即4474元，这个人平4474元原告一家没有拿到；这只是每家每户的领款明细，分配方案找不到，但实际是以该分配表实施；村里有一个总的分配方案，各组根据当组实际情况可另行安排；杨寨七组的搬迁户，在1982年以前就在村组居住的人员拿全额，1982年以后居住在村组的，有地就拿一半，没有地就不拿；原告在七组没有地；证据3、2020年4月7日四环路分配会议记录及分配明细，证明四环路占地集体部分人平2029元，因原告一家系搬迁户，没有土地，不占分配名额；证据4、杨寨村××组A地块地款，水渠占地、机井占地、路占地公共部分分配明细表，证明四环路占地集体部分人平1176元，因原告一家系搬迁户，没有土地，不占分配名额。原告对被告证据质证如下：对被告证据1承包权证真实性有异议，也不是原件，该证据也不能证明该经营权证与本案争议的地块有关联性，经营权证上的四至边界和面积与本案争议的地块不符；原告地块2016年实测面积为1.6亩，原来经营权证上登记的是1.63亩，地块的四至边界是东至王建民，南至路（路对面系黄营村），西至卢营（村）地（界），北边至田间小路（七组地）；对农民负担卡，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湖地征收补偿与搬迁户是否有地是两码事，只要是有村民资格就具有平等享有征收补偿的权利；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征收补偿与搬迁户是否有地是两码事，只要是有村民资格就具有平等享有征收补偿的权利；村规民约应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4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补偿款分配的合法性有异议，而且被告以原告没有土地为由，不占分配名额的内容有异议，原告一家三口合法迁入被告村委会七组后，当年就为原告分地1.63亩并耕种到2019年被征地为止，且一直按1.63亩交纳了各项税费，在税费改革后，原告也一直享有对耕种的1.63土地的粮补等补贴，在二轮延包时办理了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6日上午到涉案的地块实地进行了查看，该地块呈长方形，东至杨寨村××组村民王建民地块、南至小路黄营村地界、西至卢营村十二组地界、北至小路（小水沟），地块南北长167米、东西宽6.5米，原、被告对法院绘制的地块现状图无异议并签字确认。本院对原告证据1予以采信；对证据2、3、4、5、6、7客观性予以采信；证据8系录音证据，被录音者是杨寨村前任书记杨根明，录音时杨根明并不知晓，录音地点又是在一个吃饭的地摊处，对该录音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9客观性不予采信。对被告证据的客观性予以采信。对人民法院依法绘制的地块现状图证据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康秀根是原告康玉梅、康桂梅的父亲，三原告于1999年6月30日从原襄阳县龙王镇迁入被告村七组居住，并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三原告定居在杨寨村××组后，时任七组组长的杨二把将该组的一块耕地交给原告种植，该地块呈长方形，东至杨寨村××组村民王建民地块、南至小路（黄营村地界）、西至卢营村十二组地界、北至小路（小水沟），地块南北长167米、东西宽6.5米，约1.628亩。因原告耕种该土地，2000年9月13日交纳了提留款468元，2001年7月25日交纳三提五统款398元，2002年12月9日、2003年6月13日每次交纳农业税159.74元，2004年6月1日交纳农业税91.28元。原告2006年度的《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监督卡》记载：2005年、2006年家庭人口均为3人、劳动力均为1人、二轮延包耕地面积均为1.64亩，其中粮食生产面积均为0.5亩，2005年实际粮食直补3.29元，2006年应享受粮食直补5.5元。原告2007年度的《湖北省农民负担及补贴政策监督卡》记载：2006年、2007年家庭人口均为3人、劳动力均为1人、二轮延包耕地面积均为1.64亩，其中粮食生产面积2006年0.5亩，2007年0.8亩。原告2009年度的《湖北省农民负担及补贴政策监督卡》记载：2008年、2009年家庭人口均为3人、劳动力均为1人、二轮延包耕地面积均为1.64亩，其中粮食生产面积2008年1亩，2009年0.4亩。2010年5月25日、2016年6月30日、2017年6月30日、2019年8月30日酂阳办事处财政所也为原告发放了各年度《湖北省农民负担及补贴政策监督卡》，记载内容与2009年度基本一致。另查明：杨寨村××组村民杨太平耕种地块名称为“门前”，承包地面积为1.24亩，四至边界东至熊付英、南至路、西至杨江生、北至渠。再查明：2011年12月杨寨村的湖地被征收，该村的征地补偿费在分配中，是把全村村民分为世居户及搬迁户两类，世居户人平7456元加搬迁户的40%即374元合计7830元，其中杨寨村××组搬迁户32人，人平是世居户7456元的60%即4474元。被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仅提供了2012年2月13日杨寨村××组每户的湖地征收补偿费领款明细，未举出分配方案，但实际是以该分配表实施；在杨寨村总的分配框架内，各村民小组根据各组实际情况可另行安排，具体到杨寨村××组的搬迁户，在1982年以前搬迁并居住在七组的村民可以领取全额征地补偿费，1982年以后搬迁并居住在七组的村民且有耕地的可以领取征地补偿费的一半，没有土地的搬迁户不能够领取征地补偿费，因杨寨村××组认为原告在七组没有耕地，搬迁户人平的4474元也未给三原告分配。2019年因老河口市修建四环路杨寨村的部分土地被征收，在前述杨寨村总的征地补偿费分配框架下，2020年4月7日杨寨村××组召开7人参加的村民代表会议，一致同意四环路A地块占地按人平进行分配，每人2029元。因修建四环路，杨寨村的水渠占地、机井占地、路占地的公共部分土地也被征收，四环路A地块占地集体部分按人平进行分配，每人分得1176元。以上两笔四环路A地块征地补偿费2029元、1176元，合计3205元，因三原告是1982年以后搬迁并居住在七组且没有耕地，杨寨村也未给三原告分配征地补偿费。本院认为：原告康秀根、康玉梅、康桂梅从原襄阳县龙王镇搬迁杨寨村××组组居住长达21年，三原告的户籍也落户杨寨村××组组，长期耕杨寨村××组组的土地也有20年，并且履行了交纳三提五统款、农业税的村民义务，三原告的农民身份没有改变，杨寨村××组组合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具有杨寨村村民资格，理应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杨寨村的部分土地被征收，征用地的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该集体收益三原告应该享有分配权，杨寨村在分配时以原告属于“搬迁户“且在该村没有耕地为由剥夺了原告征用地补偿费分配权，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征用土地补偿费用、集体收益按人头分配时，三原告也应平均分得，对于三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补发2011年湖地征地补偿款22368元以及发放2019年修建四环路A地块征地补偿款9615元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辩称的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即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原告补发2011年12月湖地征地补偿款22368元），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这一观点，本院认为，诉讼时效仅使用于债权请求权，原告的请求是物权的所有权引发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被告还辩称杨寨村的分配方案不包括外来搬迁户，其辩称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所称的本案争议的耕地承包经营权者是案外人杨太平的意见，被告证据1记载的土地面积为1.24亩，四至边界为东至熊付英、南至路、西至杨江生、北至渠，与法院实际查看丈量的地块东杨寨村××组组村民王建民地块、南至小路（黄营村地界）、西至卢营村十二组地界、北至小路（小水沟），地块南北长167米、东西宽6.5米，约1.628亩的情况不一致，不论面积和四至边界都存在重大差别，本案争议的地块与被告证据1记载的地块不是同一地块。即便不是同一地块，原告并未举出该地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原告请求的要求被告支付其承包的1.63亩土地征用补偿费61614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老河口市酂阳办事处杨寨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康秀根、康玉梅、康桂梅2011年湖地征地补偿款22368元（每人7456元，3人）、支付因修建老河口市四环路A地块征地补偿款9615元（每人3205元，3人），合计31983元；二、驳回原告康秀根、康玉梅、康桂梅其他诉讼请求。被告老河口市酂阳办事处杨寨村村民委员会若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40元，减半收取1070元，由原告康秀根、康玉梅、康桂梅负担704元，被告老河口市酂阳办事处杨寨村村民委员会负担36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蔡静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