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8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星进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街齐富路888号齐富大酒店B座107房（自主申报）。法定代表人：王金星，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詹良，男，汉族，住。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雷，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星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詹良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2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徐艳进行独任审理。上诉人星进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金星，被上诉人詹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司无需支付詹良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8日期间工资7655元、2018年10月11日至2019年5月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6000元及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8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詹良负担。事实和理由：1.证据1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8、9、10、11月詹良五次提出辞职，欲解除劳动关系，等同于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相反星进公司没有拒绝，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詹良。2.詹良于2019年10月11日拿着其他公司的任职证明书申请仲裁请求星进公司支付二倍工资，表明其主张的是双重劳动关系或非全日制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詹良接受其他公司委托，租赁仓库宿舍并使用，星进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更没有责任与之签订劳动合同。3.证据2显示詹良2019年1月27日至2020年2月17日不在广州，没有参加劳动，星进公司无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詹良。4.詹良招聘其朋友陈某某入职并签订劳动合同及其提供给王金星的临时工人员工资表，证明其职责是招聘人员，并对员工进行劳动考核、支付工资，全权掌握整个仓库行政人事管理，是人事管理的唯一执行人，有与其他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职责，但自己却不签订劳动合同，不应获得二倍工资。5.詹良在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24日期间分15笔收取客户韩国李先生138662元，向欧阳某转账101107元，二者相差37646元。詹良从客户收取公司货款，拒不上缴，并私自处分，违反了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星进公司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关系。6.证据6为双方2019年10月10日的聊天记录，詹良认可未付陈某某8月份工资的事实，王金星应陈某某索要工资的要求，证据7为2019年9月23日对陈某某转账4000元，与詹良一审提供的工资报表内容相符。詹良虽主张上述4000元是其向陈某某的借款，但没有提供凭证，其侵占陈某某工资款4000元，事实清楚，星进公司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关系。7.詹良承认2019年9月3日收取王金星20000元是“8月底做的报表发给王金星”，该报表列明小工费用4980元。而詹良8月份并不在广州，不可能在仓库现场进行临时工的工时登记，其未能提供大多数临时工的联系方式，拒不提供工资发放凭证，涉嫌虚报临时工工资，侵占星进公司财产。8.詹良提供的证据9工作报表显示，临时工李某某2019年3-9月的工资为9892.5元，经与李某某核对，证据10显示李某某收取的总工资为4903.5元，且李某某证实2019年7-9月没有参加劳动，故詹良虚构李某某用工事实，以李某某工资为名侵占星进公司工资款4989元。9.詹良承认收取王金星暂借款352358元，无资金去向凭证，未履行报销手续，其私藏公司票据，违反职业道德。10.詹良在仲裁、一审关于其工资数额的陈述前后不一，不能单方面采信其主张。11.詹良确认2019年8月不在广州，且没有履行请假手续，王金星于9月通知詹良不用来了，10月再次告知其不用来了，已完成告知义务，并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詹良与王金星2019年10月11日的聊天记录显示，詹良承认尚未支付陈某某工资4000元，社保中其应自行承担部分1058.24元也未支付过。詹良2019年9月3日收取王金星20000元，2019年9月15日收取1801元，以上金额远大于其主张的工资7655元。在拒绝履行报销手续，不与王金星对账的情况下，詹良主张工资理据不足，不应支持。詹良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星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星进公司无需支付詹良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8日期间工资7655元；二、判令星进公司无需支付詹良2018年l0月l1日至2019年5月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6000元；三、判令星进公司无需支付詹良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入职时间：2018年5月4日。二、岗位：仓库管理。三、关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星进公司的主张及依据：星进公司与詹良并非劳动关系。星进公司及客户向詹良转款记录明细统计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微信转账记录、银行转账记录，证明星进公司法人以及客户转账给詹良的次数和金额，其中收了星进公司352358元，收了客户是138662元，从转账记录可以看出星进公司没有拖欠詹良所主张的工资，星进公司跟詹良之间不是处于一种劳动关系的状态。星进公司法人向他转账的记录可以显示金额不固定、日期不固定、金额也不固定，次数非常多。詹良所主张的15个月的工资，这是完全不相吻合的，跟劳动仲裁当时所说的工资支付凭证其实也是完全不像。他主张的工资才8万多，我已经汇给他35万多，而且我转款次数是66次。詹良主张的15个月的工资，这完全是不相同的。詹良想仅以此证明劳动关系是不吻合的，反而跟两者之间处于合作的，星进公司也有提交了证据，如星进公司法人跟詹良之间是合作关系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是说得清清楚楚。这也是可以证明星进公司跟詹良是出于一种合作关系。按照詹良所言他管理广州公司，聘请其他人员有陈某某、张某还有他姑姑和姑丈，张xx、张xx，这些所有人员及其他临时工都是由他一手招聘，都是在入职以后星进公司法人才跟他们见面的，平时我都不在广州，实际上广州的仓库是詹良承租的，通常星进公司法人如果来广州就来一天或者两天，见个面就走了，这个仓库实际的控制人是詹良。这个仓库其实不是星进公司的，只不过是外面的一个仓库，詹良完全控制仓库的一切人事管理，他是这个仓库实际唯一的经营人，一切事务的执行人跟管理者。如果像詹良所说，他跟星进公司有劳动关系，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申请二倍工资。其实詹良他是完全知道劳动法的，他也知道不签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会有什么后果，他聘请了这么多人，发了这么多工资出去，他作为一个人事管理者，他非常清楚，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星进公司法人代表提起过签订劳动合同这个事项，法人代表也从未拒绝跟他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签订劳动合同应该本着诚实、平等、合法、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詹良是有意制造事端，不签劳动合同，他是明知故犯，采用双重标准，违反了签订劳动合同诚实守信的原则。有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为证。詹良的答辩意见及理由：我仅认可星进公司向詹良进行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的真实性，但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恰恰是证明双方是存在劳动关系，转账记录的款项是星进公司发放给詹良的工资以及包含了星进公司发放给其他工人的工资，然后由詹良来代为发放。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确认，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双方是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是属于管理和被管理的劳动关系，詹良请假以及跟星进公司索要工资均可以看出双方是属于劳动关系。詹良2018年5月4日入职，帮星进公司做仓库管理，后来做公司日常的发货和小工管理，第一个月试用期3500元，第二个月4000元，2018年12月份开始一个月6000元，工资有时通过微信转账，有的通过银行转账，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从2019年5月开始，星进公司通过江门星进贸易有限公司帮詹良购买社保直到2019年9月。上班时间没有规定，但是王金星说每天早上差不多8点左右开门，要等快递过来收货，下班没有规定时间，什么时候把今天的货发完了，什么时候可以下班，有时两三点，有时三四点，有时七八点，一周工作六天，每周三放假一天。詹良的工作对星进公司的法人王金星负责，请假、放假要问王金星，工作需要跟王金星汇报，例如每天收到档口多少货，收到包裹都要写张纸，拍个照，詹良不知道到底要发哪里的，只是按照王金星的安排发货。有微信聊天记录、公司日常费用报表和临时工工资报表、与同事的转账记录、发货记录、社保证明等作为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从双方均作为证据提交的星进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金星与詹良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詹良放假需要向王金星请示，工作需要向王金星汇报，詹良向王金星主张发放的为“工资”，詹良的工作为星进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詹良能够详细陈述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故一审法院对詹良的主张予以采信，星进公司与詹良应为劳动关系。星进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詹良，故对其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詹良于2018年5月4日入职，星进公司没有在詹良入职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之规定，星进公司应当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即2018年6月4日至2019年5月3日）向詹良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双方已经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詹良2019年10月11日申请仲裁，其要求2018年10月11日前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已超过时效。星进公司应向詹良支付2018年10月11日至2019年5月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詹良对36000元无异议且未超法定数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关于离职时间及欠付的工资。星进公司的主张及依据：2019年8月4日詹良离开广州，2019年9月5日回来广州，2019年9月3日星进公司法人与詹良发生了严重的经济纠纷，2019年9月3日跟2019年9月15日星进公司法人分别汇给詹良20000元及1801元，付清了全部款项，双方终止了合作。詹良的答辩及理由：星进公司法人王金星给的20000多元是8月份的工资，而不是9月的，8月份的工资是8月底做的报表发给王金星，因为我8月份不在所以8月份是扣掉我的工资的。星进公司法人王金星之前是在9月份的时候跟我说我不用来做了，然后我说你现在突然跟我讲，叫我不要做我怎么办？他说你可以一边找工作，一边在这边做着，工资我会照样发给你，我就在那边做到10月2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不要来做了，10月9日就直接跟我说你明天不用来公司了。他之前是有跟我说过，他说你可以边在这边做，然后边找工作，找到了以后再走。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离职时间。星进公司主张詹良工作至2019年8月，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2019年9月、10月双方依然有工作交流，故一审法院采信詹良主张的2019年10月9日离职。《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星进公司没有提供工资支付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詹良主张的工资标准及工资支付情况予以采信。詹良在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8日提供了劳动，有权获得劳动报酬，星进公司应支付詹良工资7655元（6000元+6000元÷21.75天×6天）。五、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及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星进公司的主张及依据：我跟他解除合作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弄虚作假捏造事实，徇私舞弊、严重失职。2019年9月23日，星进公司法人代表支付陈某某工资4000元。陈某某是詹良招聘来的人员，工资从来跟法人代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9月23日，法人代表应陈某某的要求支付了他4000元工资，这个证据我已经提供了。这4000元工资其实包含在法人代表支付的款项里面。证明詹良有意侵占了陈某某的工资4000元，他明知道拖欠克扣人员工资是违反了劳动法的，他自己也就是这么做的。他就是通过自己扣留其他人员的工资，采用双重标准，这种性质是很恶劣的，严重的失职。到2019年10月11日，詹良说如果不给他3700多元，他就去申请劳动仲裁，他申请劳动仲裁那一天他也没有给陈某某4000元，证明他侵占了别人的工资4000元。这是我想陈述的一个事实。另外一个事实，临时工李某某2019年3月到9月的工资，按詹良所提交的日常费用报表、临时工工资报表，李某某工资是9892.5元。事实上我跟李某某已经核对过，李某某收的总工资为4903.5元，2019年7月到9月还有一个事实，2019年4月1日到2019年6月2日，詹良通过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微信分15笔共收取星进公司法人代表的客户138442元。詹良欺上瞒下，利用公司的资源，人员的工资和日常的费用，以及工作场所固定设备，为他达到私自收取客户款项的目的，私下跟客户提供服务。根据劳动法九十条，违反了劳动保密协议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应该承担赔偿。詹良的答辩意见及理由：关于詹良支付陈某某4000元，该4000元是我向陈某某本人借用的，而不是挪用的。陈某某与詹良的聊天记录可以显示是詹良还给陈某某的4000元，所以不存在詹良挪用公司4000元的这个事情。李某某的工资有的是詹良直接发放给李某某的，有的是通过张某、陈某某两个人发放给李某某的，而不是詹良一个人发放，这个可以找两个人核实的，也可以找李某某核实。他说的那个15笔，是NB的货款，是由韩国的李先生与NB客户欧阳某两个人之间关系，然后是通过我把每次的单子做好，发给他跟欧阳某两个人核实以后，李先生把钱打给我，然后我把钱直接转交给欧阳某的，所以这个钱我是有收到，但是我是有直接还给欧阳某的。星进公司当庭的表述多处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一方面又认为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詹良存在职务侵占，同时又主张詹良存在违反劳动纪律和违反公司用人规章制度的情形，违反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其表述本身自相矛盾。因此詹良认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清楚，请求法庭驳回星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星进公司主张詹良弄虚作假捏造事实、徇私舞弊、严重失职，进而解除与詹良的劳动关系，但仅有星进公司的陈述不足以证实星进公司的主张，故对星进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詹良主张星进公司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星进公司应支付詹良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8000元（6000元×1.5个月×200%）。六、本案经过仲裁的情况：2019年10月11日詹良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0年4月13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一、星进公司一次性支付詹良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8日期间工资7655元；二、星进公司一次性支付詹良2018年10月11日至2019年5月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6000元；三、星进公司一次性支付詹良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8000元；四、驳回詹良的其他仲裁请求。詹良对上述仲裁裁决无异议。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7日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星进公司支付詹良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8日期间工资7655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星进公司支付詹良2018年10月11日至2019年5月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6000元；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星进公司支付詹良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8000元；四、驳回星进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星进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星进公司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詹良质证称，证据1詹良是在2018年提出辞职，星进公司没有同意。这与2019年10月星进公司辞退詹良没有关联性。确认星进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与本案争议的劳动关系无关。对于詹良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星进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首先，星进公司主张是詹良主动提出离职，但星进公司提交的詹良提出离职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生在2018年8-11月，而星进公司主动告知詹良解除劳动关系发生在2019年10月2日。二者相隔1年之久，而且星进公司明确是因为工资的原因（用工成本）与詹良解除劳动关系。因此，星进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实2019年10月2日是詹良主动提出了离职。其次，星进公司主张詹良是与其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星进公司主张詹良在其他公司上班的期间，星进公司仍与詹良沟通协商工作事宜，对詹良的工作进行安排。可见，詹良是按照星进公司的安排去其他仓库上班，在此期间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最后，至于星进公司主张詹良存在私自收取客户货款未全部上缴、占用其他员工工资、虚报员工工资等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故而其解除劳动关系合法问题。本院认为，星进公司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仅以詹良工资比其他员工高，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可以降低用工成本的事由来解除劳动关系，并未提及上述是否侵占公司财产的问题。因此，星进公司在2019年10月解除与詹良劳动关系的事由并不合法，一审认定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詹良在工作期间是否侵害公司利益，星进公司可另寻途径解决。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期间，星进公司没有与詹良签订劳动合同是客观事实，星进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是詹良的原因拒绝签订劳动合同。星进公司主张詹良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没在广州，故无法签订劳动合同。对此本院认为，即便詹良没在广州上班，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期间，詹良也是按照星进公司的工作安排去其他仓库上班，且现在交通、通讯发达，没在广州并不必然导致无法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星进公司拒绝支付詹良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月工资数额以及2019年9月工资，从星进公司要求与詹良解除劳动关系的微信聊天内容“你说你6000，她3500元，开谁好”以及詹良向星进公司发放的费用清单等微信内容可以反映出詹良月工资为6000元。一般来说，2019年9月份工资从次月开始发放符合常理，星进公司主张在2019年9月上旬向詹良转账支付的款项中就已经包含9月份工资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星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星进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陈泽如邱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