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04民初803号原告：史刚毅，男，1974年8月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长，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被告：廖梓敬，男，1984年10月5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锋，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史刚毅与被告廖梓敬公司设立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刚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长、被告廖梓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史刚毅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东协议》；2、被告立即返还原告20万元投资款及资金占用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原、被告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双方于2017年12月1日在深圳签订《股东协议》，协议约定拟设立公司名称为东莞市友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趣公司），注册地为“东莞长安镇莲丰路**众焱科技大厦7002”。拟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万元，由原告出资20万元，持股20%，被告出资5万元，持股80%，约定投资方应于2017年12月30日前将认缴资金支付至被告账户，协议同时对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及违约情况等做了相应的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12月8日如约汇款，汇款中途原、被告又重新协商，鉴于公司成立实行认缴制，可在公司成立后，由原告将投资款直接汇入公司账户，随后被告将已经收到了10万元投资款原路退回，2017年12月13日，友趣公司成立，注册地址、注册资本等与股东协议完全一致。公司成立后，被告开设公司银行账户，并将账户提供给原告，原告按照指示于2018年2月5日陆续将投资款20万元打入友趣公司账户，但被告收到款项后至今为止未如约将原告登记为股东，也未依约任命原告为公司监事，且于209年9月24日注销友趣公司，被告的行为已属严重违约。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协议》已达法定解除情形，被告应当立即全额返还投资款并赔偿原告损失。经多次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廖梓敬辩称，原、被告素不相识，原被告之间是通过中间人荀洪强进行协调合作的。2017年，南京公司（显庆公司、规贝公司、猎宝公司，三家公司是关联企业）想在广东设立公司，目的是为南京公司引流。经中间人荀洪强介绍，被告与南京公司指定的人即原告达成协议，设立东莞市友趣公司，但在公司设立和运营中被告均未直接与南京公司或者原告联系沟通过，双方之间均是通过中间人荀洪强沟通的，甚至连《股东协议》也是被告在广东单方签字之后交给中间人，再由中间人交给原告签字的。在公司经营中，被告多次向中间人要求变更工商登记，把原告登记为股东和监事，中间人也多次向南京公司要求变更登记，但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并没有变更登记。可见，被告已经尽了通知催促的义务，故不应当由被告来承担没有变更登记的不利法律后果。友趣公司的运营均是为了实现南京公司的利益，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南京公司引流。事实上，友趣公司一直都是在为南京公司的引流服务。可见，南京公司和原告已经实现了设立公司的目的，也实现了《股东协议》的目的，友趣公司虽然没有把原告登记为股东和监事，但原告事实上是友趣公司的隐名股东，就连南京公司负责此项目的朱总都以为原告已经登记为友趣公司的股东。综上，被告认为友趣公司没有将原告登记为股东和监事的过错不在被告。并且，成立友趣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南京公司引流，友趣公司也已经实现了原告在《股东协议》中的目的。原告的投资款在友趣公司的经营中实实在在地花掉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1日，原、被告签订《股东协议》，约定：各方拟共同出资在东莞市长安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为友趣公司，注册地址为“东莞长安镇莲丰路**众焱科技大厦7002”；公司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万元，其中原告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20%，被告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80%；公司成立后，不设董事会，由被告担任执行董事，期限为3年，公司不设监事会，由原告担任监事，期限为3年；被告担任公司经理，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若经理擅自促使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作出其他不当行为，这董事会有权立即解聘经理；由已方（应该指合同的乙方，即被告）任命财务负责人，该负责人受监事监督。2017年12月13日，友趣公司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为25万元，注册地为“东莞长安镇长盛社区莲丰路**众焱科技大厦****”，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被告，监事为案外人彭加填。2019年9月24日，友趣公司注销。2017年12月8日，原告汇款给被告个人账户10万元。2018年2月5日，原告分四笔、每笔5万元向友趣公司账户汇款共计20万元，注明为“投资款”。同年2月7日，友趣公司向原告帐户汇款两笔共计10万元，注明为“还款”。关于此10万元的性质，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称“该10万元愿意视作被告个人账户收到10万元的退款”，在第二次庭审中称退款行为“是公司行为，公司退给他的投资款”。被告还称，原告的钱是打给了公司，应当向公司要款。在庭审过程中，被告坚持认为原告未能被登记为股东或者监事并非其责任，而是由于原告自身原因造成，其曾多次要求变更登记原告为股东或者监事，但原告拒不配合。但对于原告的身份，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称原告事实上是友趣公司的隐名股东，在第二次庭审中则称原告是代持股份者，系代案外人朱信鹏持股。为此，被告提供了其所称的中间人即本案证人荀洪强和一些其他其认为系南京公司的工作人员的部分微信及钉钉聊天记录，以证实友趣公司的设立目的和经营过程就是为了替南京公司服务，原告只是合同的签订人而非合同的实际权利人和义务人。但被告当庭认可以下事实：被告不认识原告，也不认识朱信鹏；原告、朱信鹏或者朱信鹏的公司没有派员到友趣公司参与经营，友趣公司亦未向原告、朱信鹏进行过分红；被告在注销公司时并未书面告知原告和朱信鹏；公司注销时审计没有进行或者没有进行完毕。关于利息的起算日期，原告表示汇款到被告帐户的日期2018年2月5日，故按该日期主张起算时间，但并不坚持，请求法院裁量。本院认为，当事人在民事交往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就本案而言，原、被告签订的《股东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也不否认其真实性，故该协议应当得到履行。被告认为原告并非实际权利人，而是股份的隐名股东或者代持人。本院认为，首先，隐名股东是指为了规避法律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且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均记载为他人的实际出资人，而代持股份一般应具有书面代持股协议。根据隐名股东的定义，隐名股东实际系借用名义股东的身份对公司行使权利，而本案中被告明确表示其不认识原告，从出资情况来看，原告也是按照《股东协议》约定出资20万元，并非由原告代替被告出资，故本院对于被告主张原告系隐名股东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其次，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与其所称的股份实际持有人朱信鹏之间有书面代持股协议，并且其也承认原告、朱信鹏或者朱信鹏的公司并未派人到友趣公司参与经营，其也未向原告、朱信鹏或者朱信鹏的公司书面汇报过友趣公司的经营情况，且如果原告代他人持股，原告应当被登记为股东，何况被告也自认其并不认识其主张的被代持人朱信鹏。综上，被告应按约将原告登记为股东和监事，现友趣公司已注销，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本院对于原告要求解除《股东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股东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照约定将20万元汇入指定的账户，应视为其已完成约定的义务，但被告未依约将原告登记为股东和监事，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虽然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并不严密，甚至出现了经理向董事会负责，但又明确不设董事会的条款。关于20万元的返还主体，本院认为应当为被告个人。理由如下：原告先后向被告个人账户及友趣公司账户汇款10万元和20万元，后友趣公司账户向原告返还10万元，关于该行为性质，被告在前后两次庭审中作了不同的陈述，分别为“愿意视作被告个人账户收到10万元的退款”和“是公司行为，公司退给他的投资款”，不同的陈述导致不同的后果，但是被告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随意解释10万元的退还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本院相信友趣公司和被告个人有人格混同的嫌疑，现友趣公司未经清算或者完整清算就注销，被告作为法定代表人、实际的经营人、唯一的登记股东以及注销人，被告应当负有返还原告投资款20万元的义务。当然，从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原被告间的合作并非完全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一时冲动，但原告不认可被告的主张，被告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此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以及与原告和本案之间的关联性，故若被告认为公司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案外人的利益，现案外人的目的已经实现所以其不应返投资款，或者其返还投资款自已的合法权益就会受损，可另案向案外人主张。但是，其与原告之间签订的系股东合作协议，其未与原告合作亦未让原告享受任何权利，也未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将公司置于原告的监督之下，甚至注销公司也未得到原告许可，故被告无权获得此20万元投资款。简言之，本院在本案中仅否定了被告及其经营的友趣公司自原告手中基于《股东协议》获得的20万元投资款的合理性，但并未彻底否定被告与其他主体甚至与原告之间存在其他合作形式的可能性，只是这些可能性与本案无关，而原告亦予否认，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评价。关于20万元投资款的利息的计算方式，原告主张自2018年2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2018年2月5日为其将款项汇入友趣公司帐户的时间，作为利息的起算日期明显不当。理由如下：虽然本院认为被告应当返还原告20万元投资款，因为被告未按照双方之间的协议履行相关的登记义务并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与原告共同经营并共享收益。但即便如此，原、被告之间签订该合同并非完全没有缘由，虽然原告并未向本院仔细陈述其究竟为何与被告签订合同、又为何没有在公司设立前后及时充分地与被告沟通股东登记事宜，但是，显然不能将原告汇入友趣公司帐户的款项按照欠款利息的计算方式确定起算日期。本案是否可以依照借款未约定利息的情况确定起算日期也是一个需要纳入考虑的问题，本院认为该方式亦不可取，毕竟此20万元并非原、被告之间的金钱无息互助，而是原告为实现合同目的而支付的对价，故利息的起算日期按照原告主张之日起计算也明显不当。综合考量，本院认为利息的起算日期应当为友趣公司的注销当日即2019年9月24日，因为一旦注销，原告将再无可能实现双方合同项下的权利，被告亦再无理由拒不返还原告的投资款。事实上，正是基于合同目有无实现可能性的考虑，本院认为不应当将公司注销之前、双方矛盾产生之后的某一时间点为利息的起算日期。如前所述，原、被告均未表示双方亲密无比、友谊长存，故可以认为双方签订合同、设立公司均系为谋取各自利益，并无理由认为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原告一定会不接受补充登记其为股东和监事的结果，只要该公司有足够的利润和未来预期，哪怕双方产生矛盾、相互交涉，也不一定就不能继续合作，因为原、被告之间的合作模式本身就没有证据证明是公司法意义上的“人合”，看起来“资合”的痕迹更明显一些。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只要被告的公司设立之初不将其登记其为股东和监事其就拒绝登记，因为原告将20万元汇入友趣公司帐户的时间已晚于公司成立的时间。所以，法院无法确定在公司设立到注销的时间段内，究竟哪一个时间点是双方一致认为原告已无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法院随便确定一个时间点均有可能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可能正确的。对于被告提出的要求追加荀洪强为第三人的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之诉，其权利义务一般仅限于原被告之间，而本案的合同中并无涉及到荀洪强或其他案外人利益的描述或条款，目前合同也没有继续履行的可能性，故追加案外人为涉及《股东协议》案件中的第三人或被告既无必要也缺乏事实依据，且荀洪强已作为证人参加本案诉讼。对于双方与案外人之间可能的纠纷，可另案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史刚毅与被告廖梓敬于2017年7月1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二、被告廖梓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史刚毅20万元及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9月24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史刚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49元，保全费1670元，合计6219元，由原告史刚毅负担2498元，被告廖梓敬负担372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沈小军人民陪审员  张春华人民陪审员  高晓红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见习书记员  王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