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213民初2555号原告（反诉被告）：程某,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山西星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张某，住山西省大同市。被告(反诉原告)：徐某，男，汉族，住大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某，山西雅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1,男,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山西雅名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某2,汉族,住太原市。原告（反诉被告）程某诉被告（反诉原告）张某、被告（反诉原告）徐某、被告刘某1、第三人刘某2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反诉被告）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某、被告（反诉原告）张某、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某、被告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第三人刘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结付拖欠原告的工程款31504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在2016年5月份,原告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大同市全盛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盛绿化公司）负责人刘某1,并经口头协议达成由原告雇佣工人完成被告承揽的东方名城等小区的收尾零碎工程,按具体完成施工量结算费用,并由被告委派刘某2全权负责工程质量、技术、验收工作,工程施工用工工人工资由原告先行垫付,待每项工程完工后分别结算付款。从2016年5月份开始,原告雇佣了二十多位工人按照被告安排的不同种类工程依图纸在项目负责人刘某2的指导下进行施工作业,每项工程完工后都由项目负责人刘某2在验收结算表上签字确认。从2017年6月至2017年9月30日止,原告经项目负责人刘某2验收确认被告应付工程款总额为840040元,自2016年至2019年被告先后分十五笔给付原告共计525000元,现仍欠工程款315040元。两三年时间里原告因欠工人工资无奈向他人高利贷款予以分别支付,但被告拖欠原告的工程款原告反复催要,被告始终以各种理由予以推拖。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望贵院查清本案事实,支持原告诉求。被告（反诉原告）张某、徐某针对本诉辩称，二被告是原全盛绿化公司的股东，全盛绿化注册时间是2014年4月23日，注销时间是2020年6月19日，张某出资110万元，徐某出资90万元。全盛绿化公司确与原告存在施工合同关系，当时约定工程总额500000元，已经支付了525000元，现在不欠原告工程款。工程完工后，发现原告所做工程有质量问题，发包方找公司要求进行维修。但是原告一直没有维修，之后我们雇佣武海顺重新对该工程进行维修，花费438995元。被告刘某1辩称，我于2018年3月21日将我在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张某，且在工商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刘某1作为原股东，在公司成立正常运营期间履行相应义务，股权转让给被告张某后，不应该再对公司责任承担责任。2015年9月17日，原大同市全盛绿化公司与山西天峰公司签订东方名城好望角园林景观施工承发包合同，合同主体并非我个人，我作为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代表人义务，与原告就工程进行协商，协商工程总承包价款500000元大包，不单独计算用工及工程量。第三人并非原公司项目部负责人，而是放线员，负责现场放线工作，其没有权利代表公司进行工程验收结算。截至2019年原公司已经支付原告工程款525000元，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已经支付了全部工程价款，不存在拖欠事实。望法院驳回原告诉求。第三人刘某2述称，我是2015年受雇于刘某1，在东方名城二期工地开始干活，当时知道有全盛绿化公司，我是好望角工地现场负责人，我负责工人的计量以及工作安排，包括确认最后工程量。原告在好望角工地组建劳务队，负责好望角项目的土建工程及项目零星用工。原告在做工期间，工程量的确认是我签字的，量我可以确定，但是价款我不能确定。结算流程我也不清楚。我签字的东西需要刘某1进行审核。刘某1雇佣我的时候没有书面协议，刘某1给我发工资，是以现金发放，一开始按月是6000元，之后每年工资60000元。我在2017年年底就离开了全盛绿化。原告怎么进的工地我不清楚，他在工地上所有干活的单子都是我签字。被告（反诉原告）张某、徐某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工程维修款438995元；2、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反诉被告经人介绍承包了大同市全盛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在东方名城好望角绿化工程的土建施工，反诉被告与大同市全盛绿化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1口头约定，施工总价款500000元，后反诉被告进行施工。2017年工程结束，反诉被告陆续收到大同市全盛绿化工程公司支付的工程款525000元。反诉被告施工结束后，正逢雨季，降雨较多。因反诉被告在施工中未按要求砌筑雨水井、收水井、pvc管堵塞、石材施工未留伸缩缝，导致施工小区地库被淹、电梯损坏、地面胀裂。为此反诉原告多次找反诉被告协商进行维修，反诉被告一直拖延。之后我方雇佣武海顺进行维修，花费438995元，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反诉原告诉求。反诉被告程某针对反诉辩称，反诉被告只是提供人工，工地技术员是刘某1派来的，反诉被告是在技术员指导下进行工作，且材料是由刘某1提供，从验收单可以看出，工程已经经过刘某1验收，且如果刘某1所述属实，反诉被告是总包，验收单上就没有分别计量的必要。从刘某1提供的合同4.1条可以证明只有经过验收才能进行下一步工程，且工程总价为16000000元，反诉被告只做了80多万元，即使如反诉原告所述，出现质量问题，也不能证明是程某承建，且程某施工的时候是在刘某1派来技术员指导下施工，不存在未按要求施工，否则刘某2不会在确认单上签字。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原、被告及第三人均对刘某1提供的发包合同无异议，本案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作如下确认：原告针对本诉提供的工程计量验收单7张，证明原告施工时间、项目、具体业务，有项目负责人刘某2签字确认，工程款数额为840040元。三被告对该证据均不认可，认为公司没有委托第三人签字，第三人只是放线员，验收单没有公司盖章也没有刘某1签字。第三人认可签字的真实性，并称只负责计量。本院认为，第三人虽为全盛绿化公司雇佣人员，但对其工作范围、工作职责、是否享有签字确认工程量的授权均未举证证明，原告与被告刘某1均认可双方只有口头协议，因此对工程量及价款的确认应由口头协议的双方予以确认，现原告仅以自行制作的、有第三人签字的计量单为证确认工程总量，依据不足，故对原告待证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反诉原告针对反诉提供证据：1、东方名城好望角园林景观工程维修通知单，证明因工程质量问题要求维修；2、工程维修合同，证明维修的事实；3、2018年5月微信截图，证明发现质量问题后刘某1联系过程某，之后与武海顺签订维修合同；4、照片，证明反诉被告施工存在的问题；5、工程材料单、票据、收条，证明因反诉被告施工问题，全盛绿化公司维修花费的材料费用；6、工程结算单、借条，证明因反诉被告施工问题，全盛绿化公司维修花费的人工费用。反诉被告对第1、2、4项证据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损害部位由其施工，对第3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据可以说明反诉被告施工是刘某1派的技术员指导的。对第5、6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没有发票是收据。本院认为，因反诉原告对反诉被告自行制作的工程项目清单不认可，双方亦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反诉被告所做工程的明细，因此工程中需要维修的项目是否为反诉被告施工无法确认，故上述反诉证据不能证明与反诉原告有关或其应当承担责任，对待证事实，本院不予确认。根据上述证据分析认定，本院确认如下事实：被告刘某1原系全盛绿化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1与徐某为公司股东。2018年3月21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某，股东为张某和徐某，刘某1退出公司。2020年6月19日，该公司经工商局核准注销登记。2015年9月17日，全盛绿化公司承包山西天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东方名城好望角园林景观工程。2016年5月，原告与被告刘某1达成口头协议，由被告承包上述工程的土建工程。至2018年工程结束，原告收到工程款525000元。本院认为，被告刘某1代表全盛绿化公司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分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原告进行施工，双方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依法应确认为无效。但原告所做工程已交付使用，故有权要求按约支付工程款。针对本诉，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工程总价款，因此其主张被告支付拖欠工程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反诉，反诉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反诉原告所做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因此主张反诉被告承担维修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程某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张某、徐某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6026元，（已减半收取）反诉费394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程某负担6026元，被告（反诉原告）张某、徐某负担394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武抒琴人民陪审员 刘 刚人民陪审员 邰海刚二0二0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温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