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4570号原告：张媛，女，198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兵，广东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伟（系原告丈夫），男，197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被告：钟国权，男，196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被告：钟嘉伟，男，198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历，北京斐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媛诉被告钟国权、钟嘉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兵、王君伟，被告钟国权、钟嘉伟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钟国权立刻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0元；2.被告钟国权支付违约金500000元；3.被告钟嘉伟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律师代理费采取风险收费的方式，具体金额以实际执行到账为准；5.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两被告为父子关系，与原告的丈夫王君伟有业务往来，被告钟国权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王君伟提出借款，原告夫妇有存放现金的习惯，故同意出借。2016年4月19日，原告向两被告出借1000万元，两被告出具两张《借条》，其中600万元的借款期限为2016年4月19日至2019年4月19日，400万元的借款期限为2016年7月13日至2019年7月13日，双方约定逾期还款需要支付借款总额的5%作为违约金，被告钟嘉伟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确认自愿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范围包括所有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出借人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借条》签署当天原告通过转账、现金等方式出借借款。借款到期后，原告夫妇多次催促两被告还款仍然怠于偿还，故为维护原告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两被告共同辩称，确认被告钟国权与原告就借款金额为250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被告钟嘉伟仅对250万元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主张涉案借款为1000万元不真实，实际借款金额仅为250万元，且被告已经偿还了60万元，原告没有出借案涉借条所载明的剩余款项，因此其主张有1000万元的债务发生不真实，借款当天即2016年4月19日原告仅向被告转账250万元，510万元原告主张以现金方式交易，数额巨大不符合常理；原告主张的被告钟国权与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纠纷与本案无关，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军地文化公司归还的款项系被告的出借款；二、原告主张违约金按未付款5%计算的标准过高，不应支持，案涉实际未偿还金额为190万元；三、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是纯风险的方式支付，即实际费用未产生，不应支持。经审理查明：两被告为父子关系，原告与王君伟为夫妻关系。2016年4月19日，被告钟国权作为借款人、原告作为出借人、被告钟嘉伟作为担保人签订两份格式一致的《借条》，第一份《借条》的内容包括：借款金额为6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6年4月19日至2019年4月19日，利率为0%，全部本息于2019年4月19日一次性还清，违约责任为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五，担保人愿意承担还清该借款的本息及违约责任，附件为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广州市富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第二份《借条》的内容包括：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6年7月13日至2019年7月13日，利率为0%，全部本息于2019年7月13日一次性还清，违约责任为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五，担保人愿意承担还清该借款的本息及违约责任，附件为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广州市富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同日，原告通过名下银行账户向被告钟国权名下账户转账2500000元。2019年4月25日，被告钟国权通过转账方式向王君伟转账60万元。另查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8日以（2016）粤0112民初280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28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如下协议：“一、原告钟国权与被告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本案其余1500000元的债权，原告钟国权不再向被告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主张。二、被告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2016年4月至2016年9月分六次逐月偿还所欠原告钟国权款项本金15000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2年2月13日起按借款协议约定的5%年利率计算，截至2016年4月12日合计利息462500元，2016年4月13日起的利息仍按年利率5%计算），2016年4月13日前的利息462500元与本金1500000元平均分成六次逐月支付（即每月还327083元），2016年4月13日起的利息从2016年5月起每月随本金及原利息一并支付，具体还款时间和金额安排如下：1、2016年4月20日前支付327083元。2、2016年5月13日前支付327083元及当月利息5208元合计支付332291元。3、2016年6月13日前支付327083元及当月利息4167元合计支付331250元。4、2016年7月13日前支付327083元及当月利息3126元合计支付330209元。5、2016年8月13日前支付327083元及当月利息2085元合计支付329168元。6、2016年8月13日前支付327083元及当月利息1044元合计支付328127元。三、原告钟国权放弃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四、被告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于法院调解结案后五日内，一次性给予原告钟国权110000元延期支付借款利息的补偿。五、案件受理费18681元由被告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负担，该原告钟国权已预缴，由被告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在调解结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钟国权。”另，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以（2019）粤0104财保720号民事裁定，查封、冻结被告钟国权、钟嘉伟名下价值10500000元的财产。案件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原告主张涉案借款1000万元的构成如下：第一张《借条》的600万元包括以下三笔款项：1.2016年4月19日通过现金方式向被告钟嘉伟交付510万元，交付情况如下：2016年4月19日上午，王君伟、两被告及被告的财务梁某在王君伟位于番禺区南村镇上城国际1期2座1521室商谈借款方案并签署本案的两张借条，两被告签署后，钟国权有事离开，要求钟嘉伟和梁某办理余下手续和收取现金，王君伟、钟嘉伟搭乘梁某分别开着自己的车去到原告夫妇居住的番禺区南村镇华南碧桂园翠山南天苑一街36办理原告的签名和收取现金事项。大约中午12点左右，王君伟领着而人来到，原告当时在吃饭，王君伟给原告介绍了两人身份，由钟嘉伟把借条拿给王君伟，让王君伟拿给原告签名。王君伟指引原告签完名后再将借条给回钟嘉伟，然后由王君伟引领钟嘉伟去到负一层比较隐秘的房间清点当时承诺支付的现金510万元。510万元款项分别放在了两个箱子里，一个灰色的较小箱子装了200万元，共20捆，每捆10万元，面值100元，分成两层，每层两排，每排5捆即50万元，一层共100万元，两层共200万元。清点完灰色箱子后，二人接着清点较大的粉色箱子，里面装了310万元共31捆，每捆10万元，面值100元，每层4排，每排4捆，底层一共装了16捆即160万元，上面一层共4排，其中一排缺一捆，共15捆即150万元，上层和下层合计310万元。清点完后，钟嘉伟先拉着灰色的箱子，王君伟在后面搬着抬至一楼客厅，由梁某保管。接着二人回到负一层，钟嘉伟拉着粉色的箱子，王君伟在后面搬着抬至一楼客厅，两个箱子拿完后由钟嘉伟让梁某再清点一次，当时原告在客厅吃饭，清点完后钟嘉伟说无问题，梁某把签好的借条递给钟嘉伟再交付给王君伟，王君伟接过借条后交给原告保管。钟嘉伟和梁某自行搬着两个装着款项的行李箱离开，约14:00时，王君伟告诉原告因两被告急需资金，让原告下午提早转账250万元给钟国权账户。原告于当天下午提早转账250万元至钟国权账户，差不多两个星期后钟国权两个箱子送还至原告家；2.280号《民事调解书》中的调解协议第二项利息478128元，第四项11万元，案件受理费18681元，三项合计606809元；3.差额293191元为被告钟国权转让了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地文化公司”）的部分股权给王君伟，因而支付给王君伟的好处费。第二张《借条》的400万元包括转账250万元和280号《民事调解书》中的调解协议第二项本金150万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被告钟国权与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及王君伟与被告钟国权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各一份，拟证明王君伟作为军地文化公司的隐名股东委托被告钟国权代为起诉，被告钟国权收取款项后应转交给王君伟，王君伟无需被告钟国权转交而是把调解书应收取的款项作为借款；2.原告名下银行账户流水明细清单五份，拟证明原告平时有大量现金存款的习惯；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若干，其中原告与被告钟嘉伟的对话内容包括原告称“我是很急很急等着这笔资金”，被告钟嘉伟回复称：“好的”、“我觉得我老豆有病”、“所以你知道我跟他沟通有几辛苦未”，拟证明被告钟嘉伟一直承认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4.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一份；5.用于交付现金510万元的行李箱两个。两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但认为被告钟国权跟军地文化公司的债务纠纷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认为尽管原告有大量现金存入交易也无法证明其出借本案510万元现金，对证据3真实性确认，但认为被告钟嘉伟没有直接承认涉案借款的金额，对借款的具体构成不清楚；对证据4不确认，认为相关费用并未产生；对证据5未见过。被告钟国权主张涉案借款金额仅为250万元，且已经偿还60万元，认为被告钟国权虽然于2014年10月26日将军地文化公司的债权合计50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凌艳琚，但凌艳琚于2017年6月才支付完所有对价，故被告钟国权在2017年6月前依然对军地文化公司享有债权，故原告称其委托被告钟国权代为起诉因此产生280号《民事调解书》的事实不属实，并提交：《股权转让协议》及银行交易流水各一份。原告不确认上述60万元款项为还款，认为属于被告钟国权因未能及时清偿本案对原告的补偿款，对证据的真实性确认。诉讼中，原告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其和王君伟为朋友关系，经常往来，有一次和被告钟国权交谈中，被告钟国权承认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证人许某出庭作证称，其和原告是关系要好的朋友关系，一周都会见面两次，其只认识钟嘉伟，经常和钟嘉伟一起喝茶，约于2019年年后，三人在聊天时听到王君伟向钟嘉伟说最近打电话给你父亲也不接，让钟嘉伟帮我催一下其父亲什么时候向王君伟还1000万元，钟嘉伟就回应称回去帮王君伟跟进一下，并无确认欠王君伟1000万元；证人符某出庭作证称，其和王君伟为朋友关系，经常一起吃饭，大概在去年下半年时，其和王君伟、钟国权三人一起吃饭，有听过到钟国权称借款要迟点还，但是具体金额不知道；本院传唤证人梁某出庭作证称，其是被告的富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工作有十几年至今，认识王君伟，不认识原告。去王君伟家前，钟国权开车和其一起去王君伟公司签订借条，双方签订了600万元的借条，出借人为张媛，张媛没有在借条上签名，借条是王君伟准备的，签署借条后就去王君伟的家，其不记得是坐王君伟的车还是钟嘉伟的车，也不记得钟嘉伟开什么车，王君伟的家是别墅，大概两层左右，不清楚房屋是否有地下室，其和钟嘉伟去王君伟的家签完合同就走了。王君伟的别墅有个花园，进去房屋后只有原告一人，没有在吃饭，其见到王君伟把刚才签订的借条给原告签名，原告签完名后由其保管借条，随后其乘坐钟嘉伟的车离开，从其踏进王君伟的家到离开大概十多分钟，时间大概是午餐之后，约2点左右，离开后其回到永福路的办公室。原告对证人李某、许某、符某的证言予以确认，认为证人梁某的证言因收到被告钟国权的干扰不可信。两被告对证人李某、许某、符某的证言认为不可信，因三人与原告关系要好，具有利害关系，均为传来证言；对证人梁某的证人予以确认，认为其出庭并非其方申请，属于当庭传唤，其朴素的心理状态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应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借款本金金额问题。首先应从原告主张的1000万元借款的三部分构成逐一分析，即转账、现金及涉28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的款项。其一，1000万元中的转账250万元。原告对此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被告钟国权对该款项予以确认，本院予以认定。其二，1000万元中的现金510万元。原告主张现金510万元为2016年4月19日当天由丈夫王君伟领着被告钟嘉伟及证人梁某到其番禺的别墅地下室用两个旅行箱交付，并主张**时因出售字画有大量现金流，涉案510万元用了半年时间积累存放的，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钟嘉伟及证人梁某对收到现金510万元不确认。尽管两被告已经在涉案的两张《借条》签名确认共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但原告主张510万元现金的交付是在《借条》签订之后，因此两被告签署《借条》并未能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交付全部借款的义务，故原告仍需对已经交付510万元现金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均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都属于传来证据，并未亲眼所见涉案510万元的交付经过；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钟嘉伟作为现金510万元的实际接收人亦无直接确认借款金额，而是要向被告钟国权转告；原告对510万元现金的来源亦未能作出合理说明，综上，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采信。其三，涉280号《民事调解书》中调解协议的款项。原告主张该调解书为王君伟委托被告钟国权作为该案原告起诉军地文化公司，调解书中军地文化公司需向被告钟国权履行的义务应向王君伟履行，但未能提供任何关于委托的证明，尽管280号《民事调解书》作为《借条》的附件，但《借条》中亦无明确借款的组成包括调解书所涉款项，相反，被告钟国权能举证证明其在280号《民事调解书》作出期间仍然对军地文化公司享有债权，故本院对原告主张涉案借款的构成包括280号《民事调解书》的款项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两被告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认定涉案借款本金金额仅为通过转账支付的250万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两被告的还款情况问题。原告对被告钟国权于2019年4月25日通过转账方式向王君伟转账60万元的款项不认同为涉案借款的还款，主张属于补偿款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采信，认定被告钟国权已经对涉案借款偿还60万元，剩余未还本金金额为190万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为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律师费、保全费是否成立的问题。其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主张违约金按《借条》约定的借款总额的5%的计算标准没有超过上述规定，应予支持；两被告主张还款60万元是在借款期限内偿还，故按250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应按190万元的5%计算违约金的抗辩意见，合情合理，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9.5万元（计算公式：190万元×5%）。其二，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按实际执行到账的金额为依据，亦无提交证据证明该项损失，由于原告主张该项费用属于尚未产生的损失，本院不予调处，原告可待实际产生后另行向两被告主张。其三，原告主张的诉讼保全申请费符合双方于《借条》的约定，亦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之四为被告钟嘉伟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原告主张通过转账交付的250万元借款属于第二份即借款期限从2016年7月13日至2019年7月13日的金额为400万元的《借条》项下借款，该《借条》约定的担保期间为“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借款偿还期限届满后”，属于约定不明，故250万元借款的保证期间应从2019年7月13日起算两年，原告的主张显然未超过保证期间，故被告钟嘉伟应当对被告钟国权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钟国权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媛偿还借款本金1900000元；二、被告钟国权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媛支付违约金95000元；三、被告钟国权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媛支付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四、被告钟嘉伟应对被告钟国权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张媛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84800元（原告张媛已预付）由原告张媛负担68688元，由被告钟国权、钟嘉伟负担1611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项目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邹海媚人民陪审员  黄军艳人民陪审员  苏丽红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卢俊霖法庭记录黄天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