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9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精立五金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投资人：陈傲,该厂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道红，广东永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家奋，男，197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连绪槟，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山市精立五金制品厂（以下简称精立五金厂）因与被上诉人余家奋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2072民初2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精立五金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家奋一审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精立五金厂与余家奋未建立劳动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从余家奋提交的《聘用合同》来看，显然余家奋系与陈傲、龚星建立私人雇佣法律关系，从陈傲、龚星向其支付劳动报酬也可印证上述关系，余家奋理应接受雇主指示为雇主提供相应服务，故陈傲指示余家奋从事一些服务完全符合生活逻辑。至于余家奋与汪幼芳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任何关系，精立五金厂作为一独立民事主体，没有可能、也没有义务向法院解释第三方与余家奋之间的资金往来的性质、用途等一审法院“要求”精立五金厂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系强人所难，于法无据。二、假设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结果也是错误的，且不公平。首先，关于项目工程费问题。《聘用合同》第二条明确规定“双方承诺在项目上齐相关产品后，给予乙方人民币40000元的项目工程费”，假如该合同系一审认定精立五金厂聘用余家奋的劳动合同，则此条款规定的内容显然不属于劳动合同性质条款——实质是基本的民事法律关系条款，故对于履行与否承担举证责任的人显然不应是精立五金厂，此外考虑到此条款属于附条件性质的条款，即使法院认定该条款在性质上劳动合同条款，在举证责任上也不应依通常方式处理，否则，所谓附条件根本无从谈起。其次，关于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问题。从余家奋提交的相关证据看，其此项主张显然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任何事实的情况下，即以所谓的数据存在差额为由认定存在所谓工资差额，显然不合适、不公平。再次，关于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提成问题。从余家奋提交的汪幼芳所谓“微信”来看（假设这个是真实的），其也仅在部分月份存在所谓“产量”，且“产量”与其主张并不相同，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仍以其主张的最高额确认所谓“提成”——一审法院在此显然认为劳动案件中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高于一切，如用人单位未提交证据，则劳动者所述一切都是真的，不管其自身陈述有无明显矛盾。最后，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假如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属实，一审期间，余家奋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双方劳动关系系何原因解除，表面证据为何？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再次举起“举证责任”之大棒，判决精立五金厂承担所谓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此种处理方式不仅武断且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余家奋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傲与余家奋于2017年12月3日签订聘用合同，精立五金厂于2018年1月3日成立，陈傲在准备精立五金厂成立事宜前已先与余家奋签订本案聘用合同，且从该合同可见余家奋需要接受管理和服从工作安排，同时也约定为余家奋购买社会保险，这完全体现了劳动关系中的隶属关系和福利待遇，而合同最后一条约定其他事宜按劳动法规定执行，更加能说明陈傲聘请余家奋是为精立五金厂经营过程作准备的。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七条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名字及签名，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故劳动者工资支付的凭证和保存是用人单位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同时，根据双方的聘用合同约定，余家奋的工资结构为底薪12000元加所负责工序总月产值千分之八及在项目上齐相关产品后支付40000元的项目工程费用，而每月的产品产值等相关数据由精立五金厂保管，系工资结构的一部分，因此举证责任在精立五金厂，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用人单位无故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的，劳动者据此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应当予以支持。余家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精立五金厂向其支付项目工程费40000元、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底薪工资差额14000元（2000元/月*7个月）、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所负责工序总月产值的提成金额60800元（3200元/月*19个月）、经济补偿金30400元（15200元/月*2个月=30400元），并为其缴纳2018年3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29日，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余家奋的劳动仲裁申请，余家奋请求裁决精立五金厂支付其项目工程费40000元；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底薪工资差额14000元；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所负责工序总月产值的提成金额60800元；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0400元。2020年1月17日，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9]6018号仲裁裁决，裁决驳回余家奋的仲裁请求。精立五金厂未在法定期限内就上述仲裁裁决提起诉讼。余家奋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2020年2月3日诉至一审法院。余家奋主张其于2018年3月1日入职精立五金厂，任职五金机加工车间主管，双方有签订聘用合同，工作由陈傲负责安排，受汪幼芳管理，主要负责产品开发、技术人员及车间人员管理，具体工作地点与多帮电器是同一个大门进去，一边是精立五金厂，一边是多帮电器，工资由陈傲、龚星发放。余家奋提交聘用合同、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为证。经查，聘用合同内容反映陈傲、龚星（二人为合伙关系）作为甲方，余家奋作为乙方，双方于2017年12月3日签订期限为2018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的聘用合同，约定“甲方聘用乙方在五金机加工车间担任主管一职，双方承诺在项目上齐相关产品后，给予乙方人民币40000元的项目工程费，甲方雇佣乙方的薪资为基本工资+提成，及12000元底薪+所负责工序总月产值*8%，即为实际所得月薪。乙方负责甲方车间的日常生产和人事管理；甲方为乙方提供工作条件，明确岗位职责。根据工作岗位需要，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等用品；甲方按时支付乙方基本工资及提成；根据工作岗位需要，甲方在乙方聘用合同期满时决定是否续签新合同；乙方接受甲方的管理，按合同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任务，服从工作安排；甲方为乙方提供社会保险，具体方式为甲乙双方各承担费用的50%；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劳动法等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执行”；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反映陈傲于2018年6月1日向余家奋转账15000元、摘要/附言为“余家奋余传洲4月份工资”，陈傲于2018年7月2日向余家奋转账16500元、摘要/附言为“余家奋余传洲5月份工资”，龚星于2018年8月4日向余家奋转账16500元、摘要/附言为“老余工资7”，汪幼芳于2018年8月31日向余家奋转账12000元、摘要/附言为“余家奋7余家奋7”；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反映2018年10月27日至2019年9月1日汪幼芳向余家奋转账金额为4160至12000元不等；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反映2019年10月5日陈傲向余家奋转账19666元。其中，汪幼芳、陈傲向余家奋支付2019年3月份至2019年9月份期间的工资合计69166元。精立五金厂否认其与余家奋存在劳动关系，并称其自成立后至今仍未实际经营及运作，余家奋、余传洲及汪幼芳均非其员工，上述聘用合同是陈傲、龚星与余家奋签订的私人雇佣关系合同，2018年6月1日、7月2日、8月4日是聘用合同中甲方分别向余家奋支付的工资，2018年8月后因余家奋开发不出产品就到中山市多帮电器有限公司工作，汪幼芳为该公司的财务，故汪幼芳给余家奋发放工资。经查，精立五金厂于2018年1月3日登记成立，投资人为陈傲。中山市多帮电器有限公司于2005年4月12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娇，股东有龚星、龚琴琴。余家奋称陈傲系龚星的姐夫，龚星是汪幼芳的儿子，汪幼芳系陈傲的岳母，精立五金厂对此予以确认，但认为中山市多帮电器有限公司与精立五金厂在法律上没有关系，上述三人亦不存在法律上主体混同。余家奋主张精立五金厂按9000元左右支付其每月工资，存在2000元/月的差额，且精立五金厂未支付其项目工程费及提成并于2019年9月30日口头告知以经济效益不好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精立五金厂均不予确认。余家奋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2019年7月18日至2019年9月18日期间陈傲向余家奋下达生产任务，余家奋于2019年10月4日向陈傲询问2019年8月、9月的工资什么时候发放，陈傲即要求余家奋提供银行账户并于次日将工资予以支付；2019年7月6日至2019年9月3日期间汪幼芳向余家奋发送精立五金厂部分月份的销售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精立五金厂与余家奋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虽然案涉的聘用合同并非精立五金厂与余家奋直接签订，但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3日，而合同期限从2018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精立五金厂成立于2018年1月3日，而且陈傲、龚星或其亲属汪幼芳在前述合同期间内向余家奋按月支付金额不等的工资，精立五金厂对此未作出合理的解释或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显然，前述聘用合同系陈傲等人为筹备成立精立五金厂与余家奋而签订，故认定案涉聘用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为精立五金厂与余家奋。同时，精立五金厂辩称该厂成立后从未实际运营，但从余家奋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汪幼芳曾向余家奋公布精立五金厂部分月份的销售数量，陈傲也向余家奋下达生产任务，可见精立五金厂的上述说法不成立。综上，认定精立五金厂与余家奋存在劳动关系，并认定余家奋于2018年3月1日入职精立五金厂。二、关于项目工程费的问题。根据聘用合同约定，项目工程费的支付系附条件即项目上齐了相关产品，精立五金厂认为项目没有开发成功，工厂亦从未运作，但对此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余家奋诉请要求精立五金厂支付项目工程费40000元，予以支持。三、关于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底薪工资差额的问题。因一审法院已认定余家奋与精立五金厂存在劳动关系，精立五金厂作为用人单位未对余家奋的考勤情况及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聘用合同约定，余家奋底薪为12000元，故余家奋前述7个月期间的总工资金额为84000元，经查，2019年3月份至2019年9月份期间的工资，汪幼芳、陈傲共向余家奋合计支付69166元，故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为14834元。现余家奋主张精立五金厂向其支付上述期间工资差额为14000元，系其权利的自由处分，予以确认。四、关于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提成的问题。根据《聘用合同》约定，提成按所负责工序月产值×8%，余家奋称精立五金厂告知每月产量为3至5万，故按每月5万×8元/个×8%即3200元计19个月，精立五金厂不确认，但其对此亦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采纳余家奋主张，并认定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每月的提成金额为3200元，即精立五金厂应向余家奋支付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提成金额60800元（3200元/月×19个月）。五、关于社会保险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或者个人认为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行为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是国家社会保险征缴部门与缴费义务主体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并非劳动争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据此余家奋主张缴纳社会保险费，也应当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相关职能部门处理，而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因此，余家奋的该诉求，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不予处理。六、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余家奋主张2019年9月30日被口头告知以经济效益不好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精立五金厂均不予确认，余家奋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精立五金厂亦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精立五金厂与余家奋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可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精立五金厂应向余家奋支付经济补偿金。结合前文认定，余家奋在精立五金厂在职19个月，每月底薪为12000元、提成为3200元，故精立五金厂应向余家奋支付经济补偿金30400元[（12000元+3200元）/月×2个月]。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精立五金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余家奋项目工程费40000元；二、精立五金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余家奋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底薪工资差额14000元；三、精立五金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余家奋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提成金额60800元；四、精立五金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余家奋经济补偿金30400元；五、驳回余家奋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精立五金厂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如下：一、精立五金厂与余家奋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陈傲、龚星与余家奋于2017年12月3日签订《聘用合同》，双方对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及待遇、双方权利和义务、合同变更、解除及违约责任均进行了约定，并约定该合同未尽事宜按劳动法等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执行。从合同内容来看，该合同符合劳动合同的基本规范，是典型的劳动合同，上述合同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由陈傲与余家奋签名确认。而陈傲于2018年1月3日成立精立五金厂，其后银行转账记录显示陈傲、龚星、汪幼芳多次向余家奋转账支付工资待遇，一审中，精立五金厂确认陈傲是龚星的姐夫，汪幼芳是陈傲的岳母，而微信记录显示陈傲在合同期间向余家奋下达了生产任务，双方有关于工资发放的聊天记录，汪幼芳也向余家奋发送了精立五金厂2019年5、6、8月销售情况，以上证据足以证实余家奋与精立五金厂存在劳动关系。二、项目工程费、2019年3月至9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提成、经济补偿金能否支持的问题。首先，余家奋与陈傲签订的《聘用合同》中明确了余家奋的待遇包括在项目上齐相关产品后，给予余家奋40000元项目工程费，而上述微信记录、银行转账记录已反映精立五金厂在合同期间确有生产、销售情况，合同中未约定“相关产品”的具体名称，二审中，双方对合同中约定的“相关产品”陈述不一致，精立五金厂主张精立五金厂未实际运营，项目相关产品未开发成功，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关于2019年3月至9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提成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余家奋的工资底薪为12000元/月，加上其所负责工序总月产值×8%，余家奋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其在2019年3月至9月共7个月期间收取的工资总额为69166元，与合同约定的工资差额为14834元。同时，余家奋称精立五金厂每月产量为3万至5万，微信记录显示汪幼芳向其发送了精立五金厂部分月份的销售情况，可证实精立五金厂应有每月产量的统计数据，现其对余家奋所述不确认，但未提交任何证据反驳，一审判决采纳余家奋主张并无不当。再次，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二审中，精立五金厂主张双方解除聘用关系的原因系余家奋开发不出相关产品，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其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余家奋存在其可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事由，故一审结合余家奋的在职时间确定精立五金厂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合理。综上所述，精立五金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山市精立五金制品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 文审判员 管晓明审判员 唐芙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禤婕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