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桂7102行赔初17号 原告潘月群，女，194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代理人赖斯琪，广东诚迅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锦春路**。 法定代表人林兢，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覃川，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喆，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西房地产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南宁华润中心西写字楼**办公/div> 法定代表人赵文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毅，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月群与被告南宁市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资源局）行政赔偿，以广西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第三人一案，于2020年8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收到补正材料。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20年8月28日向被告市资源局和第三人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潘月群的委托代理人赖斯琪，被告市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覃川、黄喆，第三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月群诉称，被告对原告负有行政赔偿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原告享有合法产权位于南宁市青秀区的住宅面积57.375㎡（套内52.44㎡＋公摊4.935㎡），钢混结构，房屋实际占地20.35㎡（经调查，房屋所在小区宗地总面积为1861.5㎡，宗地内总建筑面积5254㎡（2754＋2500），则容积率为2.82，原告房屋实际占地＝房屋产权证记载面积÷容积率＝57.375÷2.82＝20.35（平方米）），在第三人申请的城镇混合住宅（住宅、商业、办公）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2005年被告作出《关于收回旧城改造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知》（以下简称《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收回原告房屋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但该通知未送达给原告。2007年5月23日原南宁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原市建委）作出南建房拆字〔2007〕9号《南宁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南宁市“”一号地块建设项目房屋拆迁公告》，该公告明确第三人为拆迁人。2013年10月15日原市建委对原告的房屋作出南建拆裁字［2013］28号《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书》（以下简称《行政裁决书》）。2014年7月9日，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乡塘区法院）作出（2014）西执字第11号行政裁定书。2014年9月10日，原告的房屋被第三人强制拆除，房屋被拆除后，第三人获得了相关土地使用权，并在其上建造并运作“（中山府）”房地产开发项目。2019年5月9日，经同一项目范围内的被拆迁人黄兆荫提供了（2019）桂71行终36号判决书后，原告始得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的存在。原告房屋被拆除至今，未与第三人或者其他任何机关部门就涉案房屋拆迁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未获得任何补偿或赔偿。2020年6月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现已超过两个月的答复期限，被告未作出任何答复，也未进行赔偿。 从前述事实可知，被告违法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的行为导致原告依法享有的“先补偿，后搬迁”的法定权利被剥夺，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与原告遭受财产损失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现原告的房产已经灭失，房屋原址已由第三人建造“”房地产项目并已出售，不存在恢复原状的可能。因被告的违法行为致使第三人对原告依法应当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持续违法占有。 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于2019年5月9日生效，原告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所涉的房屋于当日被收回，因此本案赔偿应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规定，以2019年5月9日原告所享有房屋的市场价值为基础，充分考虑原告的各项损失，确定损失数额。现原告参照相关法规，提出赔偿请求如下： 第一项：强拆房屋的赔偿费1536413.67元（房产价值）。2019年4月29日，第三人取得南房预字（2019）第185号预售证获准销售项目3号楼（住宅部分），2019年5月6日，第三人销售3号楼（住宅部分）共计156套商品房，销售均价15500元／㎡。项目3号楼位于旧城改造项目一期范围内原告合法享有产权房屋原址上，且其销售时间距离涉案《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仅3天时间，因此以该3号楼（住宅部分）市场销售均价价格来估算原告房屋2019年5月9日价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规定。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应当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影响被征收房屋价值的因素。原告合法所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西侧为江北大道，东临中山路，所处位置是南宁市传统城市中心，朝阳商圈。悦荟广场、朝阳广场、西南商都、步行街等耳熟能详的南宁市传统商业体，都聚集在朝阳商圈内，原告所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价值优势明显，但原市建委作出的《行政裁决书》所依据的评估报告未体现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且所依据评估报告评估时点为2007年，故该评估报告不能合理体现原告受损房屋价值。因此，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因原告房屋被拆迁后所涉土地使用权用于商品房商业开发，鉴于项目范围内房屋价值主要体现区位上，因同区位缺乏类似新建商品房销售案例难以适用比较法，因此评估原告房屋价值适宜选用成本法采用房地分估路径，分别把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当做各自独立的物，分别测算土地使用权重置成本和房屋重建成本。鉴于目前3号楼销售价格已经确定，且原告原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系通过涉案违法行政行为被用于3号楼（住宅部分）的建设，因此在估算土地重置成本时应选用《城镇土地估价规程》5.4规定的“剩余法”作为评估方法，则根据测算，原告房屋价值为：1536413.67元。 第二项：拆迁/征收安置及奖励损失。因原告此前因违法拆迁丧失了合法被拆迁应当获得安置补助、奖励的机会。又鉴于房屋被违法强拆在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被生效判决书维持在后，则原告按2019年5月9日的政策获得拆迁/征收安置及奖励损失赔偿款765235.1元。 第三项：返还屋内财物。因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青秀区政府）曾向原告发出《限期搬迁通知书》，故原告认为2014年9月10日实施强拆人员隶属于青秀区政府。根据相关规定，强拆时执行机关应当将屋内物品搬离后转交给原告，并由公证部门对被拆迁房屋及其房屋内物品进行证据保全。原告房屋被强拆后，一直未有任何机构或个人联系原告将原告原先放置在涉案房屋内的财物交回。为此，原告曾于2019年6月28日向强拆机关青秀区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其公开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时的现场记录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物品清点登记清单、房屋拆除现场照片、房屋拆除现场视频、物品转移后存放证明或照片、视频等），青秀区政府于2019年8月20日答复原告称，强制拆除并非由其作出，而系第三人公司作出，青秀区政府未制作和保存原告所申请政府信息，则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实施强制拆迁的，必须由法院强制执行，因此第三人实施的强拆行为系违法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对于财物损失的情况原告已尽举证义务，故根据原告提供的财物损失清单，原告的财物损失价值：89200元。 综上，原告因违法行政行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1.被告市资源局赔偿原告潘月群因违法行政行为所遭受损失共计2301648.77?元（其中超期住宅临时安置费暂计自2018年3月10日至2020年2月10日，实际费用应计算至被告市资源局支付全部款项之日止）；2.被告市资源局返还涉案房屋内财物（详见证据财物损失清单），如不能返还的按损失清单所载明价值赔偿892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市资源局承担。 原告潘月群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房屋所有权证》邕房权证字第××号，证明原告合法拥有明德街××单元××房且该房位于旧城改造项目用地范围内的事实；2.（2019）桂71行终36号《行政判决书》、3.《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证据2-3证明侵犯原告合法财产的行政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4.要求公开房屋被强制拆除现场记录文件的申请书、5.关于潘月群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证据4-5证明第三人基于违法行政行为对原告房屋强拆，损害原告财产权益的事实；6.土地登记卡、7.《南宁市建筑工程申请书》（明德街27-1号）、8.《职工购买被拆迁已购公有住房公摊面积实交款核定表》（明德街27号）、9.《房屋所有权证》（邕房权证字第××号），证据6-9证明原告房屋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及房屋、结构；10.南宁选房网房产交易数据，证明原告事实铺面面积为35.65㎡；11.南宁选房网新房详情页，证据10-11证明3号楼销售价值；12.财物损失清单、13.要求公开房屋被强制拆除现场记录文件的申请书、14.关于潘月群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证据11-14证明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强拆发生时屋内财物情况，举证责任应当倒置；15.《行政裁定书》（2014）西行执字第11号，证明原告房屋被拆除时间；16.《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奖励补助与补偿有关问题的通知》（南府规〔2016〕20号）、17.《南宁市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货币化安置实施细则》（南府规〔2017〕19号），证据16-17证明原告应获得的拆迁／征收安置补贴及奖励计算依据；18.签收单，证明原告于2020年6月2日向被告提交了行政赔偿申请。 被告市资源局辩称：一、被告是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的行政主体，但并非是进行补偿的行政主体。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本案中，被告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的时间为2005年7月21日，《行政裁决书》（南建拆裁字［2013］28号）载明，第三人已经于2007年5月23日取得拆许字（2007）第4号拆迁许可,对原告房屋进行拆迁。另原市建委作出南建房拆字（2007）9号《南宁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南宁市“”一号地块建设项目房屋拆迁公告》明确“”一号地块建设项目的拆迁人为第三人。根据前述规定及上述事实，本案中房屋和征收补偿的规定应适用当时有效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中房屋的补偿义务人应为第三人。被告在房屋拆迁过程中仅承担土地管理工作，并不负责征收补偿相关事宜。 二、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并未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害后果，该行为与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之间也并无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根据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有无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及显失公正等诸多方面进行判断的，只要其中某一方面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行政行为就会被认定为违法。但不能由此就认为：凡行政行为违法，与相对人的财产损失必然有因果关系。而要看行政相对人是否产生了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以及损害损失后果与行政行为违法之间是否有无因果关系。《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按照该条规定进行国家赔偿，必须同时具备五个要件：（1）违法行使职权的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2）行使职权的行为已被确认违法；（3）违法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4）已造成了损害后果；（5）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诉争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显然不满足上述（4）、（5）两个要件，原因如下：（一）本案中，原告并未因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产生任何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损害后果。1.就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而言，法院生效判决已认定被告“对旧城改造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收回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收回土地使用权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实体法律规定，该行政行为未被撤销，则应继续执行且也已实际执行完毕。换言之，在被告作出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中，与原告可能产生的财产损失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几个方面（职权依据、事实依据、法律依据等）均未违法，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并不会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害后果。2.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及《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之规定，原告应举证证明其因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程序违法而产生了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本案中原告未能完成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关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之规定，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3.原告在本案主张的损害后果实质是房屋被强拆及由此产生的财产损失，但原告自行提交的证据已证实，第三人已依法取得拆迁许可证，在第三人与原告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涉案房屋系经原市建委裁决并经法院判决生效后，由原市建委依法申请西乡塘区法院强制拆除的，而涉案房屋被依法强制拆除显然不能认定为系损害后果。综上所述，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因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程序违法而产生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并未给原告造成任何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即被告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告在本案主张的财产损失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原告在本案主张的财产损失是因房屋被强制拆除而产生，而非是因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程序违法导致。如前所述，本案中虽然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被确认违法，但原告的房屋是在与拆迁人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经原市建委裁决并经法院判决生效后，由原市建委依法申请西乡塘区法院强制拆除的。而原南宁市国土资源局和原市建委是两个不同的行政主体，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与拆迁裁决、补偿决定是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收回土地使用权决定与作出补偿决定也分属不同行政管理领域范畴。即便原告认为其产生了损失，那也应当遵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不同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应由分别的行政主体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事实上，本案中，《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与原告是否享有“先补偿，后搬迁”的法定权利并无直接关联，收回土地决定被确认违法与否与原告是否取得补偿也无任何直接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原告未取得补偿并非是因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程序违法导致，而是因为其未与拆迁人达成补偿协议。原告应通过房屋征收补偿程序来解决其诉求。根据《行政裁决书》所陈述的事实，在被告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后，案涉房屋被拆迁之前，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已就补偿安置事宜进行多次协商，但并未达成协议。这与原告在起诉状所称剥夺其补偿权利并不相符。根据《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第七页倒数第二段：“收回以上国有土地使用权涉及需要拆迁安置补偿的，由项目拆迁人在项目拆迁阶段，按照国家、自治区及我市城市房屋拆迁有关法规政策规定进行拆迁安置补偿”的规定，如果原告想要得到补偿，应按《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的规定，通过房屋征收补偿程序来解决。原告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被确认违法为由，进而申请国家赔偿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 三、原告提出的赔偿内容及计算标准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013年，第三人已经向原市建委申请行政裁决，根据现已生效的《行政裁决书》中关于补偿的裁定内容，原告可获得补偿为：（一）如果原告选择产权调换回迁补偿安置:1、原告可在第三人开发建设的回迁商住住宅中选择调换回迁房屋，补偿面积为57.375㎡；2、第三人在本市快环内为原告提供30个月面积不少于57.375㎡的周转房，原告也可自行过渡，并获得第三人支付的25819元临时安置补助费；3、第三人应当支付给原告下列拆迁补助费：(1).房屋所有权办证补助费300元；(2).搬迁费1148元；(3)、拆迁误工费1000元；(4)、电话、空调、有线电视等迁移费凭有效票据支付。（二）如果原告选择货币补偿：1、房屋分户评估总价165815元；2、公摊面积补偿15605元；3、搬迁补助费：(1).临时安置补助费7746元；(2).房屋所有权办证补助费300元；(3).搬迁费1148元；(4)、拆迁误工费1000元；(5)、电话、空调、有线电视等迁移费凭有效票据支付。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生效的《行政裁决书》以外的补偿标准对其进行补偿，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被告并非案涉房屋补偿义务行政主体，所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并未造成原告财产损失，被告主张的强拆房屋价值、拆迁/征收安置及奖励损失、返还屋内财物应当由第三人依法承担补偿责任。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个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是可能包含多个方面的，比如实体违法或程序违法等多方面。而本案中，生效法院已确认被告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涉案行政行为虽然程序违法，但其法律效力并未被否认，应继续执行，不存在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情形。原告诉请的损失并不是因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程序违法产生的，而是因为房屋被拆迁、其无法与拆迁人达成一致意见而产生，与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程序违法无关。《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并未对原告的拆迁安置补偿作出任何决定，因此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在事实上不会侵犯原告经济利益，也不会剥夺原告获取拆迁安置补偿的权利。最后一段已明确是告知拆迁安置补偿系由项目拆迁人进行。 被告市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证明在2011年1月21日前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2.《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证明涉案房屋的补偿义务人依法应为第三人；3.《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4.（2019）桂71行终36号《行政判决书》、5.（2019）桂行申660号《行政裁定书》，证据3-5证明法院生效判决已认定被告作出涉案《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的行为在实体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收回土地使用权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实体法律规定，该行政行为未被撤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应继续执行。原告应通过房屋征收补偿程序解决其房屋拆迁补偿问题；6.南建拆裁字[2013]28号《行政裁决书》、7.（2014）西行执字第11号《行政裁定书》，证据6-7证明涉案房屋被依法强制拆除，其因涉案房屋被强拆产生的损失与被告无关。 第三人公司述称，一、第三人作为拆迁人，已根据法律规定对原告的房屋进行拆迁安置补偿。2005年9月14日，第三人的母公司恒益建设（香港）有限公司以最高价竞得为“”项目的43064.8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经原南宁市国土资源局批复，第三人取得该宗地使用权。“”项目一期涉及被拆迁户396户，其中单位21个、私房及房改房375户，总拆迁面积42011.4平方米；二期涉及被征收户449户，其中房改房94户，私人自建房286户，学住房69户，拆迁面积达43873.02平方米。2007年5月23日，第三人取得拆许字（2007）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成为“”项目一号地块的拆迁人。2017年3月24日，第三人取得南宁市［2016］南国土批（服）字第40号《建设用地批准书》。2017年4月28日，第三人取得桂（2017）南宁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所涉及地段的房屋长期年久失修、火灾隐患极大、居住环境十分恶劣，项目的建设和改造对南宁市城市发展、功能完善、城市形象提升、提高周边居民生活环境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市委、市政府要求“”项目建设势在必行，必须采取强力措施，切实加快进度，争取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原告为一期项目的被拆迁户，因原告与第三人无法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第三人请求原市建委依法裁决。原市建委受理后作出《行政裁决书》，认为第三人作出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符合拆迁管理的法规、规章的规定。第三人对原告的房屋进行拆迁，是城市建设的需要，手续完备，程序合法。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南宁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裁决若原告可以选择产权调换回迁补偿安置或货币补偿，如逾期不向第三人提出选择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的，视为放弃货币补偿。原告不服该行政裁决，向西乡塘区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认为，原市建委作出的《行政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应予判决驳回。南宁市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法院判决生效后，原告仍拒绝搬迁，西乡塘区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对于原市建委作出的《行政裁决书》，准予强制执行，由青秀区政府组织实施。 二、原告的房屋财产权益已得到法律的保障，本案不存在其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原告以2019年5月9日的原告房屋、土地市场价值为赔偿基础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在起诉状中将《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被确认违法时间2019年5月9日等同于其刚知晓土地被收回的时间是错误的，这个完全不能划等号，铁路运输中院的判决也没有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原告对该判决的误解。原告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先后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原市建委作出的《行政裁决书》，原告的房屋是由法院依法执行拆除的，说明早在2011年的时候甚至于更早的时候，原告均已知晓土地被收回的事实。第三人对原告房屋进行拆迁补偿，通过委托有资质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南宁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提供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供原告选择。原告房屋损失已经通过拆迁补偿得以实现，并得到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现原告提出超出生效的《行政裁决书》的补偿标准对其进行巨额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被告的行政行为虽然被确认程序违法，并没有造成原告的财产损失。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9）桂71行终37号行政裁定认为：旧城改造项目列入南宁市2003年第一批旧城改造项目计划，并经前期调查、规划设计、规划定点和项目可行性论证等环节，被告根据相关规定，向市政府提出申请收回该项目土地使用权，并将项目土地出让方案报市政府审定。经报请市政府批准，被告对旧城改造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收回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和“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造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情形”的规定。单就实体内容而言，被告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造需要调整使用土地，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定被告在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前，未尽告知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之义务，违反了国务院国发［2004］10号《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的正当程序原则，违反了法定程序。鉴于本案旧城改造项目已实施，撤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可能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应当判决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故一审判决依法确认市资源局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违法，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同时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驳回上诉人利基成等提出撤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的上诉请求。由此可见，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的行为被确认违法是因其违反正当程序要求，侵犯了相关原告的程序性权利，而非直接侵犯原告的财产权。 综上所述，第三人认为原告的房屋财产权利也早已经得到了保障，原市建委及西乡塘区法院已就原告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宜作出《行政裁决书》及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对拆迁双方当事人就房屋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以及拆迁补助等事项作出处理，因此，原告再要求被告作出行政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房屋拆迁许可证，证明2007年5月23日，第三人取得拆许字（2007）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成为“”项目一号地块的拆迁人；2.《行政裁决书》、3.一审行政判决书、4.二审行政判决书，证据2-4证明原告的房屋财产权利也早已经得到了保障，原市建委及西乡塘区法院已就原告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宜作出《行政裁决书》及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对拆迁双方当事人就房屋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以及拆迁补助等事项作出处理；5.行政裁定书，证明法院判决生效后，原告仍拒绝搬迁，西乡塘区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对于原市建委会作出的《行政裁决书》，准予强制执行，由青秀区政府组织实施；6.临时过渡安置费签领表，证明原告已领取裁决书裁决的临时安置补助费等费用。 经庭审质证：一、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不是拆迁补偿案件，而是基于被告作出的违法行政行为起诉的行政赔偿案件，因此证据1、2的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行政行为没有被撤销且继续执行不必然导致原告通过房屋征收程序解决拆迁补偿问题；对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房屋被拆迁与原告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无关。二、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的房屋财产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作出后，至2019年5月才经法院确认违法，因此原告的房屋财产权利至违法行政行为作出后，到2019年5月持续受到损害，裁决书是涉案违法行为的后续行为，无法保障原告的合法权利；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3、14内容冲突。原告证据13、14可知，青秀区政府答复原告拆除行为是由第三人作出的；证据6没有体现原告领取过渡费是向第三人或者原市建委领取的，因此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该表应当是原告向青秀区政府申领的，青秀区政府不是项目的征收、实施拆迁行为等主体，原告向青秀区政府领取这笔款项仅仅是房屋拆除后原告没有住所才向辖区政府申请救济。三、被告与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没有证据原件；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中的本院认为部分说明被告对旧城改造项目用地依法收回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实体法律规定，只是由于违反正当程序原则被确认违法，但是法院没有撤销，被告作出的通知书得到实际实行，没有对原告实体权利产生影响；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告知原告要求公开的信息不由被告制作获取保存，不能证明原告想要证明的事实；对证据6-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涉案建筑的合法性，与本案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无关；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由于没有证据原件。关于原告对损害价值的价值问题，原告损失应当由于拆迁人依法补偿且房屋行政裁决书已经委托房地产评估公司进行评估，该裁决书已经生效；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网页上的信息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12-1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主张的对损害房屋内物品的价值是由拆迁行为引起，拆迁行为是由原市建委依据已经生效的行政裁决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最终由青秀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与被告无关；对证据1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内容证明拆迁行为的依据是房屋行政裁决书，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对证据16、1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涉案房屋已于2014年依法申请强制拆除，补偿标准应当适用当时标准，不应适用2016年标准，且关于标准已经由生效裁决确认；对证据1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不是行政赔偿的主体。四、被告与第三人对对方提供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05年7月21日，原南宁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原市国土局）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将旧城改造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国有土使用权收回，原告的房屋在项目用地范围内，根据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原告的房屋位于明德街××单元××房，建筑面积为52.44㎡。 因原告与第三人未能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商一致，第三人向原市建委申请行政裁决，原市建委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行政裁决书》，对补偿安置的标准和金额进行了裁决，并裁决原告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20日内自动搬迁，将被搬迁房屋交第三人拆除，并按裁决书规定办理补偿、安置手续。原告不服，于2013年12月30日向西乡塘区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行政裁决书》。西乡塘区法院于2014年3月5日作出（2014）西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至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6月3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南市行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判。《行政裁决书》生效后，原告未搬迁。2014年7月2日，原市建委向西乡塘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裁决，西乡塘区法院于2014年7月9日作出（2014）西行执字第1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由青秀区政府组织实施。2014年9月3日，青秀区政府对原告作出《限期搬迁通知书》，限原告于通知送达之日起三日内自行搬离房屋，逾期未搬迁的，将由青秀区政府依法强制腾迁。之后,原告的房屋被拆除。 2017年1月25日，原告领取了临时过渡安置费、临时过渡安置困难补助费共计48199.2元（未包含拆迁补偿款）。 2019年6月28日，原告向青秀区政府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包括房屋被强制拆除现场记录文件。2019年8月20日，青秀区政府作出答复，项目拆迁工作由第三人负责组织实施，拆迁人未将相关资料备份存档到青秀区政府。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于2019年5月9日被确认违法。2020年6月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至今未进行答复，故原告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原告要求被告进行行政赔偿，是认为第三人实施强拆行为的依据系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对此本院认为，土地征收并不会直接导致损害的发生，被征收人可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确定的补偿安置原则获得相应的征收补偿。且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请求，均是基于房屋强制拆除行为，而该拆除行为系原告与取得拆迁许可证的第三人之间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经市建委作出《行政裁决书》并申请西乡塘区法院强制执行，由此可见，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的依据亦并非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综上，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与原告基于房屋被拆除产生的损失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的规定，被告作出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虽然被确认违法，但与原告主张的各项财产损失没有因果关系，故对原告的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月群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罗宏萍 审 判 员  蓝丹丹 人民陪审员  吴少英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 助理  韦春迪 书 记 员  周珍苑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七条第五款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