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11414号 原告：廖红，女，197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男，1969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系仁寿县珠嘉镇踏水村（原仁寿县珠嘉乡红瓦村）村民委员会推荐，一般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频辉，四川国普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威特龙消防安全集团股份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西区大道1599号附9号。 法定代表人：汪映标。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仕杰，男，196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钦，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第三人：杨春梅，女，198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第三人：罗洋，女，198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第三人：丁晓明，男，197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原告廖红与被告威特龙消防安全集团股份公司、第三人杨春梅、罗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8日、2020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频辉、陈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仕杰、李钦、第三人罗洋（第一次庭审到庭）、杨春梅（第二次庭审到庭）到庭参加诉讼。经审理，依法追加丁晓明为第三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8月3日、2020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频辉、陈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仕杰、李钦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杨春梅、罗洋、丁晓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限期向原告支付货款 1371332.09元，并从原告起诉之日起以1371332.0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003625的标准上浮50%计算资金利息，直到被告付清全部货款为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原告以金牛区兴家兴建材经营部的名义与被告签订《消防工程物资采购合作协议（框架协议）》，该建材经营部现已注销，故在本案以原告为诉讼主体。随后，原告向被告的多处工程项目供应建材价值为2527919.21元，被告于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期间以银行转账、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原告付款 2256587.12元，被告支付的货款2256587.12元包含了2017年7月5日被告向原告交付的11张价值1100000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但该11张价值1100000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又于2017年7月6日被被告全部收回。故被告现仍欠原告货款为 1371332.09元。被告均以自己尚未收到工程款为由拖延支付至今。由于双方具有民事合同关系，被告欠款事实充分，现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 威特龙消防安全集团股份公司辩称，1．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向被告供货2524379.21元，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其送货清单并没有被告的签署确认，且与被告所留存的由原告制作并签章的送货单所载明的不一致；2．杨春梅在对账单上的签字确认行为，与被告无关。杨春梅于2016年8月已从被告处离职，而其在对账函上的签字不是职务行为。并且从对账函内容可看，其对账也不仅涉及到被告一家，涉及到六家。因此，杨春梅与原告之间也不仅仅存在案涉合同关系；3．罗洋不能代表被告进行对账函的签字确认，2017年10月20日，对账单罗洋签字时早已从被告处离职，被告也没有授权罗洋进行任何的对账工作，因此罗洋在对账单上的签字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其签字的确认行为与被告无关。从原告供货总数来看，被告已经支付了 2256587.12元的材料款，是从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的。暂且按原告供货总数2520000余元来计算，被告目前只尚欠原告200000元左右。目前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供货事实，原告有将其他项目的材料加设于被告的货款。所以原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 第三人罗洋述称，我不清楚原、被告之间的供货及相应的利息。从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确实是威特龙给我发工资，给我购买社保，从2017年1月威特龙就停止给我购买社保和发放工资。但因为领导丁晓明把这个项目拿给威特龙在做，具体在做的还是丁晓明这一拨人，虽然我们从威特龙离职了，但是事情还是我们这一拨人在做，所以基于这样的情况我签的字。我对的金额主要是付款的金额。在这期间给供应商支付多少钱我这边是有记录的，我主要看付款金额对不对。从威特龙公司离职了还签字的原因是这个具体的项目还是我们这一拨人在执行。比如说杨春梅是采购员，她还是负责采购，比如说我负责对账，我还是做这个事情。2017年1月我们从威特龙离开了，但是项目不可能说不做就不做，项目还是一直在运营着走的。我和杨春梅之后是四川中友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给我们发工资和购买社保，中友消防的实际控制人是丁晓明，也是丁晓明把我们带过去的。我是2017年1月份离开威特龙公司的，我们的实际领导人是丁晓明，所以他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杨春梅述称，我于2015年12月入职威特龙消防安全集团股份公司大客户事业部一分部，职务为采购专员。主要负责各项目（领地中心、佳年华4号地块、佳年华.A地块）的消防物资采购工作及对账工作。2016年8月工作性质、职务不变，公司由威特龙大客户事业部变更到其他公司，直接领导人是丁晓明，所有工作由其直接领导安排。关于送货单、发票、入库单、合同类别不一致的说明：各项目现场所需材料品种成千上百，有许多辅材类无法一一列进合同，一则威特龙材料入库系统有些类别无，无法入库，二则种类繁多、开票麻烦，入库员也觉得不合理，后经领导开会商议简化，即采购合同类别按甲方项目清单列举，数量、金额都不得超清单内容，实际送货内容按照项目需要采购和对账、开票，入库按采购合同，须一致。关于2017年7月6日承兑汇票一事，2017年7月6日，本人因项目需要于金府市场询价时接到丁晓明电话，说与廖珊珊已商量好，让赶快往其门市拿个东西立马带回去，追问下是 1100000元承兑汇票，让给对方打个收条，拿到东西立马回去交给丁晓明，用于工人工资发放。我进入威特龙消防安全集团股份公司后签订过合同，但是离开时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离职证明，但我2016年8月份左右的工资是由中友公司发放的。我的工资不再由威特龙消防安全集团股份公司发放后，我依然会在丁晓明的安排下向原、被告提供供应商对账单和送货单。 丁晓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金牛区兴家兴建材经营部与被告签订《消防工程物资采购合作协议》（编号：WTL-D1-2016-006），主要约定：被告（甲方）向金牛区兴家兴建材经营部（乙方）购买阀门、钢材、管件、消防器材，包括但不限于消防制品、沟槽管件、丝接管件、盲片、法兰等。合同期限自2016年2月15日至2017年2月15日。以一个月为结算期。合同签订后，每结算周期结束后15天内乙方需提供发票及甲方订单申请结算，经甲方将产品订单与产品验收单对照核实后，确认发生费用与乙方提供的发票相符，甲方将实际发生的结算周期内货款的90%支付给乙方，余款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届满后支付。货款结算以实际供货量为准。 原告提交了六份《兴家兴对账函》，证明其向被告指定的三个项目“领地中心”、“佳年华.A地块”、“佳年华广场”送货。第三人杨春梅在六份《兴家兴对账函》签订确认，分别为：1．2016年7月1日确认的《兴家兴对账函》，载明：金牛区兴家兴建材经营部向上述三个项目的供货金额为合计436311元；2．2016年9月20日确认的《兴家兴对账函》，载明：金牛区兴家兴建材经营部向上述三个项目的供货金额为合计553729.2元；3．2016年11月2日确认的《兴家兴对账函》，载明：金牛区兴家兴建材经营部向上述三个项目的供货金额为合计 720419.5元；4．2016年11月23日确认的《兴家兴对账函》，载明：金牛区兴家兴建材经营部向上述三个项目的供货金额为合计352526.3元；5．2016年12月7日确认的《兴家兴对账函》，载明：金牛区兴家兴建材经营部向上述三个项目的供货金额为合计97107.5元；6．2017年4月14日确认的《兴家兴对账函》，载明：金牛区兴家兴建材经营部向上述三个项目的供货金额为合计364585.71元。上述合计为：2524679.21元。 原告认可被告已经支付原告货款1156587.12元。 另，除上述原、被告均认可已经支付的货款1156587.12元之外，被告还于2017年7月5日向原告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原告货款11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十一份：0010006223758879、0010006223758880、0010006223758881、0010006223758882、0010006223758883、0010006223758884、0010006223758885、0010006223758886、0010006223758887、0010006223758888、0010006223758889）。2017年7月6日，原告陈述其与第三人丁晓明沟通，将上述银行承兑汇票由丁晓明从原告处取回。第三人杨春梅陈述系由第三人丁晓明告知其从原告处取回上述十一份银行承兑汇票。第三人杨春梅于当日从原告处取走上述1100000元承兑汇票并向原告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金牛区兴家兴建材经营部商业承兑汇票1100000元。 被告庭审陈述第三人丁晓明在2016年8月之前系属被告的员工，2016年8月之后与被告没有关系。 另，金牛区兴家兴建材经营部已注销，原告系属该金牛区兴家兴建材经营部经营者。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陈述、《消防工程物资采购合作协议》（编号：WTL-D1-2016-006）、《收条》、转款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关于原告提交的拟证明2017年10月20日向被告送货3240元的《送货清单》，因被告并不认可，原告亦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对该《送货清单》，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双方自愿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的总金额，原告提交了第三人杨春梅签字确认的《对账函》六份予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指定的“领地中心”、“佳年华.A地块”、“佳年华广场”项目送货金额合计2524679.21元。对第三人杨春梅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因第三人杨春梅陈述曾系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且杨春梅在被告公司系从事物资采购及对账工作，虽然第三人杨春梅自2016年8月从被告公司离职，但是第三人杨春梅陈述其工作性质、职务并未改变，第三人杨春梅依然对原告向被告的送货进行对账工作，在被告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通知过原告对第三人杨春梅对账工作不再认可的情况下，原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杨春梅的对账工作系属被告认可的职务行为，对被告否认第三人杨春梅签字确认的《对账单》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交的杨春梅签字确认的《对账函》，本院均予以采纳，确认原告向被告的供货金额合计为2524679.21元，减去原告认可被告已经支付的货款 1156587.12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金额为1368092.09元。关于被告抗辩原告诉请的货款被告已以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了原告1100000元，原告亦认可被告曾以承兑汇票十一份的方式支付了原告货款合计1100000元，且原告于2017年7月5日向被告出具《收据》予以确认，原告陈述系其从被告处领取承兑汇票后第二天，第三人丁晓明与原告联系，丁晓明与原告沟通从原告处取回承兑汇票后另行支付原告货款，第三人杨春梅受第三人丁晓明的指示将该承兑汇票从原告处取回，即原告认为该货款1100000元系被告支付后又从原告处取回，被告并未实际支付原告。现被告并不认可第三人丁晓明、杨春梅从原告处取回案涉承兑汇票的行为，而原告认为第三人丁晓明、杨春梅从原告处取回承兑汇票的行为系属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因第三人均曾系被告的工作人员，第三人杨春梅、罗洋均陈述丁晓明是其负责人，第三人杨春梅陈述系属从事对账等相关工作，第三人罗洋、杨春梅分别于2017年1月、2016年8月从被告公司离职，原告系自2016年至2017年期间向被告公司供货，在此期间，第三人虽陆续从被告公司离职，但第三人杨春梅、罗洋均依然在从事同一项目相同的工作，原告作为供货方，其并无条件知晓第三人丁晓明、杨春梅、罗洋在从事同样的工作的情况下其履职公司的变化情况。原告与第三人丁晓明沟通后，第三人杨春梅即受第三人丁晓明指示取回被告已支付原告的承兑汇票并向原告出具《收条》，原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丁晓明、杨春梅的行为系属履行被告公司工作的职务行为。对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被告尚未支付该1100000元货款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即被告合计尚欠原告货款金额为1368092.09元。对原告主张的资金利息，因双方并未明确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原告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就资金利息予以确认为：以货款1368092.0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525%，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2日起计算至被告付清货款之日止。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威特龙消防安全集团股份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廖红货款1368092.09元及资金利息（资金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货款1368092.0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525%，自2019年8月2日起计算至被告付清货款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廖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344元、公告费300元及后续因送达本裁判文书所产生的公告费，均由被告威特龙消防安全集团股份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方利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石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