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粤高法民一终字第30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高峰，男，汉族，1968年12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桂琼，女，汉族，1970年2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永、黄焕秋，均系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前山市场二楼。法定代表人：黄锐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任开，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利，广东粤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市场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翠民路42号5-6楼。法定代表人：王小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杨志、陈新兴，均系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翁宏治，男，汉族，1965年6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杭海，广东瀛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莫希秀，女，汉族，1972年9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雪，贵州氧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劳伟明，男，汉族，1965年4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曾少莲，女，汉族，1974年6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劳仕平，男，汉族，1968年4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辛志勇，男，汉族，1975年3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列四位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炎。原审第三人：尹爱珍，女，汉族，1966年12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谭芬芳，女，汉族，1975年1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郭银娣，女，汉族，1964年10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张耀荣，男，汉族，1972年11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彭景芬，女，汉族，1976年11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欧丽君，女，汉族，1978年11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彭秉昂，男，汉族，1957年6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原审第三人：王苑，女，汉族，1976年2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任珂，男，汉族，1974年1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陈**兰，女，汉族，1971年6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叶贵荣，男，汉族，1964年2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王文，男，汉族，1960年8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林金杰，男，汉族，1965年2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原审第三人：吴小红，女，汉族，1965年10月3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卢波，男，汉族，1970年6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邝玉霞，女，汉族，1967年12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史丽，女，汉族，1964年4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陈永芬，男，汉族，1969年11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李志伟，男，汉族，1964年7月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钟海平，男，汉族，1964年5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金淑美，女，汉族，1967年9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周龙，男，汉族，1971年1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温翠雯，女，汉族，1964年11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欧阳国明，男，汉族，1972年7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杨华胜，男，汉族，1965年6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马燕飞，女，回族，1968年8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林植友，男，汉族，1976年8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杨进豪，男，汉族，1960年6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施丽花，女，汉族，1969年8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张木元，男，汉族，1969年3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江国经，男，汉族，1979年8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冯秀珍，女，汉族，1966年4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梁活坤，男，汉族，1969年12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甄银秋，女，汉族，1964年6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审第三人：谭秋梅，女，汉族，1968年8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郑高峰、王桂琼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谊公司）、珠海市市场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场经营集团），原审第三人翁宏治等41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珠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9月29日、2019年12月5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高峰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欣，上诉人王桂琼与原审第三人欧丽君等13人的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雪，被上诉人建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任开、张学利，被上诉人市场经营集团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刚，原审第三人翁宏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杭海，原审第三人劳伟明等4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炎于2014年9月29日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郑高峰及其与王桂琼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焕秋、原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萍，被上诉人建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任开、张学利，被上诉人市场经营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杨志、陈新兴，原审第三人翁宏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杭海于2019年12月5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高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建谊公司的诉讼请求；3.判令市场经营集团将前山市场主体建筑（不包括米铺、商铺、市工商局办公用房）全部不动产物权的1%的份额过户至郑高峰的名下；4.建谊公司立即将前山市场“包括消防和治安相关资料、场地、租赁合同变更等”全部资料，归还给郑高峰；5.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全部由建谊公司、市场经营集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用相同的证据推翻了（2011）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65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165号裁定）认定的事实。建谊公司在（2011）珠中法民三初字第25号案中的举证均与其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相同，但原审法院却作出与165号裁定认定“前山市场产权属于全体改制员工”的事实相反的认定，明显错误。2.错误认定《产权转让合同》受让方仅为郑高峰与翁宏治。事实是，全体改制员工均为《产权转让合同》受让方，且已缴纳认购款。理由：（1）依照珠联基[2003]137号《关于市属农贸市场改制方案的批复》的附件二《前山、唐家、湾仔、吉大等农贸市场和健民系企业改制方案》，必须有30名以上（含30名）员工认购前山市场才达到设立“员工改制扶持金”条件，否则不设立改制扶持金。（2）《产权转让合同》签订时设立了改制扶持金，说明认购前山市场产权的改制员工超过了30名，且改制员工用其所得的改制扶持金缴纳了认购款，全体改制员工均已按改制要求作出了认购。具体表现为《产权转让合同》载明受让方为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受让方代表为郑高峰，全体员工以最高价6320万元取得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根据珠联基[2003]137号文和珠市司字[2003]37号文，前山市场资产增值奖中出资人收益额为2381200元、改制扶持金为800万元，因此出资人优惠总额10381200元。据此，《产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时，必然是30名以上的改制员工认购了前山市场，否则市场经营集团不可能给予改制扶持金的优惠，这些优惠等于全体改制员工支付的认购款。故《产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时，全体改制员工均已按改制要求作出了认购，并用其所得改制扶持金缴纳了认购款。（3）依据《自愿参与前山市场改制员工可分配股计算表》，可知全体改制员工的具体份额，故原审判决认定《产权转让合同》签订时受让方的人数仍未确定亦属错误。（4）依照拍卖法与合同法相关规定，《拍卖成交确认书》签订时合同成立，即此时全体改制员工已是前山市场的买受人。（5）原审判决错误认定郑高峰非全体改制员工代表。《产权转让合同》多次提到“受让方代表：郑高峰”，市场经营集团、郑高峰、其他改制员工对此表述均无异议，说明参与改制的全部主体均认可郑高峰就是全体改制员工的代表。改制文件《发起人产生办法和守则》载明“发起人是资产改制的组织者和责任人”，这也说明郑高峰是全体改制员工的代表。（2008）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5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58号判决）、165号裁定也认定郑高峰是全体改制员工的代表。（6）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声明》的效力，也错误认定有39名员工出具书面声明。事实上，《声明》依法无效，且出具《声明》的人数不够39人。《声明》的签署时间均晚于《拍卖成交确认书》、《产权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即“放弃认购”是在改制员工已认购且已是前山市场产权人之后。既然改制员工已作出了认购，就不存在放弃认购的问题，所谓的“放弃认购”无法律效力。改制员工作为前山市场的受让人，既是《产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人，又是义务人。未经《产权转让合同》签约各方一致同意，其单方放弃权利义务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劳伟明、曾少莲等人均系建谊公司员工，其所签订的“放弃认购”的声明均是在2012年补签的（版本不同且无落款日期），建谊公司有造假之嫌。另外，王文、林金杰、叶贵荣、翁宏治、郑高峰等人没有签署声明。3.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仅郑高峰、翁宏治2名改制员工可享受全部改制扶持金。依照改制文件，必须有30名以上（含30名）员工认购前山市场，才达到设立改制扶持金的条件，如少于30名员工认购，则不能享受改制扶持金，故改制扶持金是分配给参与竞投改制的全体员工的。4.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建谊公司是本案适格原告。根据专家学者的《法律意见书》，按照判决既判力原则，应驳回建谊公司的起诉或诉讼请求。建谊公司并非《产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亦非全体改制员工设立，不是本案适格原告。58号判决、165号裁定已经认定市场经营集团不再是前山市场的产权人，建谊公司以不再拥有产权的市场经营集团作为本案唯一被告，要求确权、过户，应予驳回起诉或诉讼请求。郑高峰没有处分全体改制员工产权的权利，改制员工得知（2005）珠中法民三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24号判决）将前山市场产权过户至建谊公司名下、侵害全体员工权益时，已经联名提出异议。5.原审判决错误认定本案无需遵循既判力原则。建谊公司在本案中的举证与其在165号案中举证相同，但原审判决仍依据本案证据否定了58号判决及165号裁定认定的前山市场产权属于全体员工的事实，否定了既判力原则。6.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前山市场产权应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而不应登记在自然人名下。依据《拍卖成交确认书》的内容，标的成交后，由房产管理部门重新确权，可直接办理到买受人名下，前山市场应登记在自然人名下才符合法律及改制文件的规定。建谊公司非全体改制员工设立，前山市场产权不应登记在该公司名下。58号判决亦认定建谊公司并非市场受让方，亦非全体受让人开设的公司。7.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建谊公司支付了全部转让款。本案中是全体员工支付了全部转让款，建谊公司代付的仅部分是“金钱之债”，大部分属于侵吞、截留员工应得的租金收益。8.原审判决遗漏本案的重要事实，即全体改制员工已经付清全部转让款的事实。建谊公司代全体改制员工垫付了部分转让款，享有的是对全体改制员工的金钱之债，不能因此成为前山市场的产权人。市场经营集团应当补交土地出让金并将前山市场产权登记至郑高峰名下。郑高峰已经合法转让其对前山市场权利51%中的50%，自留1%。（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理。（三）建谊公司主动撤回对165号裁定的再审申请，等于已经承认165号裁定正确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建谊公司撤回申请，说明该院也认同前山市场产权属于全体改制员工。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时，郑高峰变更第二项上诉请求为驳回建谊公司的起诉，并补充上诉意见称：（一）本案案由为产权转让合同纠纷，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1.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是关于前山市场主体房屋所有权及市场经营权益的转让，并非简单的“商品房买卖”。《产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约定，买受人必须重新安排至少45名市场经营集团的员工就业，并且与每名员工签订不少于二年的劳动合同；第五条第1款约定市场经营集团必须在30个工作日内配合买受人完成对农贸市场经营权的交接，包括消防和治安相关资料、场地、租赁合同变更等，第3款约定市场经营集团必须积极协助买受人办理前山市场房地产产权证手续，故郑高峰在涉案合同中享有和承担的权利义务包括前山市场产权（主体房屋产权和市场经营权）的转让和承接国企改制员工安置工作。《拍卖成交确认书》第三条第3款和《产权转让合同》第六条还约定了必须保证按照市场功能使用场地，也有别于房屋买卖合同的特点。可见，除了前山市场房屋产权之外，前山市场经营权也要通过移交消防、治安、租赁合同等方式转让给受让人。原审法院已查明市场经营集团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及与经营权相关的财务、水电、消防等材料一并移交给了郑高峰，即郑高峰已取得前山市场的经营权。另外，根据当年国企改制特殊情况，承接市场经营集团的员工安置工作也是合同重要义务之一。根据《前山市场职工安排通知书》，市场经营集团通知了郑高峰，郑高峰已经完成职工安置的合同义务。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仅仅针对房地产所有权的转让和产权交付，而经营权则涉及到所有权各项权能中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郑高峰从市场经营集团受让了对前山市场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及按照特定用途的处分权，同时负有约定的安置职工义务及享有改制文件规定的优惠条件。因此，本案争议法律关系及基本事实不仅涉及市场房屋的转让和交付，对争议法律关系及各方权利义务的认定，还应建立在改制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上。2.本案审理依据主要是当年的改制文件及合同法，而不是专门的房屋买卖相关法律法规。（二）建谊公司不是涉案《产权转让合同》主体和利害关系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应驳回其起诉。1.建谊公司不是《产权转让合同》受让人。该合同订立时，受让人是以郑高峰为代表的全体参与改制职工，而建谊公司尚未成立。合同生效后，约定的付款义务与接收市场经营资料等义务均由郑高峰履行。2.郑高峰从未将合同债权债务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建谊公司不是合同利害关系人，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错误。核心问题是郑高峰于2004年2月18日向拍卖公司和市场经营集团发出《关于将前山农贸市场产权登记至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请示》不能引起郑高峰将《产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建谊公司的法律后果。理由如下：（1）市场经营集团没有明确书面同意郑高峰将涉案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首先，郑高峰发出上述请示时，市场经营集团为郑高峰办理前山市场产权登记的条件尚未成就，郑高峰也尚不具备要求市场经营集团为其办理前山市场产权登记的条件。根据《产权转让合同》第五条第3款约定，郑高峰向市场经营集团支付中投价款的70%后，市场经营集团必须为郑高峰办理前山市场主体的房地产产权证手续，而郑高峰支付完中投价款70%的时间是2004年4月8日，即只有在2004年4月8日后郑高峰才有资格要求市场经营集团公司为其办理前山市场主体的产权登记手续。郑高峰于2004年2月18日向拍卖公司和市场经营集团公司发出上述请示时，尚未付清70%的转让款，暂且无权要求市场经营集团将前山市场产权过户到任何人名下。其次，判断涉案合同权利义务是否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不仅应审查合同权利是否转移，还须一并审查合同义务是否转移。原审法院对合同义务是否已经转移未作审查和认定错误。根据涉案合同约定，前山市场主体受让方除享有要求转让方为其办理产权登记的权利外，还负有支付转让款、安排43名职工再就业以及保证前山市场主体仍然作为市场用途等义务。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的规定，权利义务概括转移，需经合同相对方明确表示同意才有效。本案中，市场经营集团仅表示收到了郑高峰的请示，但未书面明确表示同意。（2）市场经营集团起诉郑高峰支付转让款尾款，以实际行为拒绝了郑高峰将涉案合同债权债务转移给建谊公司。市场经营集团于2005年起诉郑高峰，要求郑高峰依据涉案合同支付剩余尾款。在该案中，原告是市场经营集团，被告是郑高峰，证明市场经营集团在收到请示后并未同意建谊公司成为涉案合同主体，而且通过对郑高峰提起诉讼的方式确认郑高峰才是合同主体。已经生效的多份判决也确认涉案合同主体是市场经营集团和郑高峰。（3）原审判决认定翁宏治认可郑高峰签署的《产权转让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由建谊公司履行错误。对于建谊公司提交的翁宏治出具的《情况说明》，翁宏治在原审质证时称对法律理解有误及出于人情而在该《情况说明》上签名，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除了该《情况说明》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翁宏治认可由建谊公司履行《产权转让合同》。而且，即使翁宏治同意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由于其与郑高峰同样处于概括转让人的地位，不能代替合同相对方市场经营集团作出表态而使此次权利义务概括转移有效。（4）原审判决据以认定债权已经转移给建谊公司的请示已经被撤回，原审判决的判案依据已经灭失。2018年11月12日，郑高峰已将《关于撤回将前山农贸市场登记在珠海市建谊公司名下的通知书》递交给市场经营集团，并在（2018）粤民再319号案中提交作为证据使用。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法律并未禁止郑高峰在市场经营集团同意之前撤回债权债务概括转移的通知书。（5）涉案合同约定的全部转让款均是郑高峰支付，原审判决认定建谊公司支付全部转让款错误。尽管建谊公司曾经代郑高峰支付部分转让款，但这仅仅是建谊公司受郑高峰的委托替郑高峰支付款项，由此可能在郑高峰与建谊公司之间产生一定的金钱之债法律关系，但不能因此认定涉案合同权利义务已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本案证据证明涉案合同的所有转让款均是郑高峰支付的，即使最后一笔尾款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也是由市场经营集团起诉郑高峰，并且由郑高峰最后实际支付，法院的执行裁定书对此也已清楚载明。根据（2018）粤民再319号裁定书，法院及市场经营集团均确认郑高峰是涉案合同的受让人代表和付款人，同时郑高峰也已经支付了全款。尽管建谊公司曾经受郑高峰的委托，代郑高峰支付过部分转让款，但建谊公司代郑高峰支付的款项均写明“代郑高峰支付市场的产权转让款”等字样，表明建谊公司支付款项的行为并非因其是付款义务人，而是代替付款义务人郑高峰支付，其付款行为的后果应归属于郑高峰，应认定是郑高峰的付款行为。至于因建谊公司代替郑高峰付款而在建谊公司与郑高峰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则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何况，建谊公司代郑高峰支付的款项，仅有部分是建谊公司出借给郑高峰的款项，剩余均为前山市场的经营收益。建谊公司不能因其代付款行为而与市场经营集团就前山市场相关权益产生买卖合同关系，也不应认定为系郑高峰将权利义务转移给建谊公司后，建谊公司为履行合同而为。（6）郑高峰已退出建谊公司，产权过户到建谊公司名下的基础已不存在。郑高峰向市场经营集团发函要求将前山市场过户至建谊公司名下，是基于郑高峰当时仍是建谊公司的股东。郑高峰基于其是前山市场的中投人，有权依据其处分权，以一家公司作为享受其处分前山市场和享受收益的手段和载体。而这家公司的选定是基于该公司是由郑高峰作为股东而设立。郑高峰自2008年起已不再是建谊公司股东，依据郑高峰的意思表示，不再希望以建谊公司为经营前山市场的载体。（三）前山市场主体产权可登记在自然人名下，原审判决认定前山市场主体产权应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错误。1.《拍卖成交确认书》约定前山市场产权可直接登记在自然人名下。根据《拍卖成交确认书》第三条第5款“标的成交后，由房产管理部门重新确权，可直接办理到买受人名下”的约定，前山市场产权可直接办理至受让人（全体改制员工）名下。现前山市场由以郑高峰为代表的改制职工投得，其产权应直接登记在自然人名下。2.湾仔市场和吉大市场的产权登记经验不能任意参考，更不应作为判案依据。首先，本案改制文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参与改制的市场产权必须登记在某家公司的名下，但原审法院认为湾仔市场和吉大市场均由中投人设立的公司来承载，应当作为认定前山市场同样由公司来承载的断案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根据个案情况的不同而调整判断结果，不应任意和盲目参考。其次，湾仔和吉大两个市场能登记在公司名下，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审批程序，法院没有经过行政审批程序而直接判决前山市场产权能够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实际上是法院代行了应由政府审批的行政程序，超越了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3.若参考吉大市场和湾仔市场的做法，应过户至郑高峰为法定代表人或股东的公司。尽管郑高峰曾是建谊公司股东，但如今郑高峰已退出建谊公司，参与改制的其他员工也均非建谊公司的股东，在此情况下无法参照吉大市场和湾仔市场的做法。若前山市场产权的经营必须由一家公司为载体，按吉大市场和湾仔市场的操作，应当过户至郑高峰为代表的改制职工设立的公司。如果要求将前山市场产权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与吉大市场、湾仔市场做法不符。4.在郑高峰或其他改制职工没有与建谊公司另行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亦未按一定对价转让前山市场产权的情况下，前山市场产权应随郑高峰或其他改制职工过户至个人或新的公司。根据改制文件和精神，政府准予国企职工参与改制，意在使职工再就业或因取得市场产权而获益。但本案中，郑高峰及参与改制的职工并未通过收取合理对价向建谊公司转让前山市场产权。因此，原审法院认为郑高峰将建谊公司股权转让给余永佳不影响建谊公司的主体身份及所应享有的权利是错误的。当郑高峰退出建谊公司后，因郑高峰从未向建谊公司转让前山市场产权，该产权应过户至郑高峰或其他参与改制的职工个人或由郑高峰设立的新公司名下。（四）前山市场产权过户属于行政机关审查范围，法院无权径直判令将前山市场产权过户至建谊公司名下。1.能否将前山市场主体建筑产权登记到建谊公司名下,属于珠海市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并非法院的审判范围。市场经营集团本非前山市场的权利主体,其作为前山市场产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是受珠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按照珠海市政府相关批复授权进行的，将前山市场主体建筑产权登记到建谊公司名下绝非是市场经营集团的行为能力所能完成。相关政府部门应当满足以下条件和行政审批的流程：（1）市场经营集团向珠海市国资委申请报批转让时,建谊公司股权应当在郑高峰名下且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高峰；（2）市场经营集团向珠海市国资委申请报批,郑高峰在建谊公司的身份不变,才可能获得批准；（3）珠海市国资委批准后,再由国资委向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发函请求登记中心办理过户；（4）收到国资委来函后,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要出具文件向珠海市人民政府提出关于前山市场产权登记的请示；（5）珠海市人民政府批复后,不动产登记中心按市政府批准办理。原审判决提到的湾仔、吉大市场登记在中投人设立的公司名下，其不可忽略的前提是：将这两个市场的产权过户登记到中投人设立的公司名下经过了相关行政机关的审批。因此,将前山市场主体建筑产权登记到建谊公司名下,需要国资委、国土局和珠海市人民政府三个行政机关三份批文所包含的三个具体行政行为才可能办成。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其基本职能并不包括行政审批，无权在未经行政审批、无合同依据的情况下直接判决将前山市场产权过户到建谊公司名下，否则相当于人民法院以审判权代替了行政权，超越了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另一方面，由于产权过户审批属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若人民法院在未经行政机关审批的情况下直接判决产权过户，将导致该判决因不符合政府审批的要求而无法执行。当行政审批结果与司法确认结果相矛盾时，将直接导致前山市场产权永远处于无证和无主状态。2.原审法院认为市场经营集团已明确认可其是在征求珠海市办理登记至建谊公司名下，与事实不符。2011年3月21日,市场经营集团在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珠中法民三初字第3号案件中向法院提交的《关于建谊公司诉市场集团前山市场确权纠纷一案法庭要求落实问题情况的说明》第二条中强调,珠海市国资委目前没有出具过同意将前山市场采取办理登记到建谊公司名下的书面文件。这一事实证明了没有国资委等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前山市场主体不能登记在受让人以外的其他主体名下。（五）若认定建谊公司有权取得前山市场产权，将损害国有资产人民币一千多万元。根据改制文件规定，只有30名以上的职工参与改制，方能享受改制扶持金等价格优惠。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市场经营集团也表示“要是被其他第三方买，奖励肯定是不给企业职工享受的，要是被企业职工购买就可以享受这个奖励”。因此，一千多万元优惠是郑高峰以其自身为参与改制职工的身份取得的，这也是众多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员工用自己为国企工作、奉献多年的血汗换来的国家对他们的专有补偿。对于受让产权的职工而言，拍卖取得产权之后，除了可以自主经营长期获益之外，还可以对外转让。但即使要对外转让，职工也应当溢价转让，这才能体现国家以优惠价格转让产权给职工后能够使职工再转让时获得良好收益的改制初衷和精神。如果认为郑高峰将前山市场产权转让给建谊公司的对价就是原拍卖确定的五千多万元，甚或是2004年和2006年建谊公司代郑高峰支付的两千多万元，那么很明显是建谊公司利用了郑高峰系改制职工的身份，获取改制优惠，以低于拍卖价一千多万元取得前山市场产权。如此，建谊公司不费吹灰之力，利用郑高峰的职工身份，轻易以五千多万元的优惠价获得前山市场产权及经营管理权，其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前山市场产权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六）郑高峰有权对前山市场主张1%的权利，同时也是全体职工的代表，其独立请求权应得到支持。建谊公司长期占用、经营前山市场属于侵权。根据郑高峰原审提交证据《关于公开竞投市场股权设置及职工认购股份等问题的通知》，郑高峰作为发起人，对前山市场产权及经营收益权拥有51%的权利。郑高峰在本案中主张将前山市场1%的产权登记在其名下，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当然，郑高峰在本案中仅主张将前山市场1%的产权登记在其名下，并不意味着放弃前山市场其他产权。在条件成熟时，郑高峰仍然有权就前山市场其他产权份额登记事宜主张权利。同时，市场经营集团已于2003年12月31日将前山市场全套经营材料移交给郑高峰，此为市场经营集团依《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向郑高峰转移经营权的处分行为。当时郑高峰系建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因此便将这些材料存放在建谊公司处。但郑高峰被余永佳等人起诉并退出建谊公司时，建谊公司拒绝归还全部的经营资料，明显侵占郑高峰的资产。另一方面，自2008年郑高峰退出建谊公司后，建谊公司长期无权占有整个前山市场房产，使用并侵吞租户每年缴纳的租金，其非法占有并从中获益的行为亦属侵权，郑高峰有权要求其返还。王桂琼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市场经营集团立即协助王桂琼将前山市场全部不动产物权的1.12%办理产权登记至王桂琼名下；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建谊公司、市场经营集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前山市场主体产权属于全体改制员工。王桂琼等43名员工作为受让方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是当然的受让方。王桂琼从未放弃前山市场的认购权。用以证明员工放弃认购的《声明》是建谊公司骗取员工信任而签订的，不是员工的真实意思，应属无效。而且，王文、林金杰、叶贵荣没有签署《声明》。2.改制扶持金只属于改制员工。该800万元改制扶持金属于全体改制职工支付的第一笔转让款。根据改制文件，只有职工30人以上参与竞投方可享有改制扶持金。《产权转让合同》约定了中投人享有改制扶持金800万，证实有30名以上员工参与认购。3.建谊公司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58号判决、165号裁定已经确认前山市场属于全体改制员工所有，建谊公司与讼争标的物无关，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产权转让合同》受让方是全体员工，165号裁定认定全体员工支付了全部转让款。建谊公司代付部分为“金钱之债”，大部分属于侵吞员工应得的租金。4.本案中有别于58号案的证据在165号案中已经全部举证，165号裁定仍确认了58号判决认定的前山市场属于《产权转让合同》的受让方即全体改制员工的事实。建谊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有关湾仔市场的证据及《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安置情况说明及经济合同补偿表》均与本案无关。5.依照改制文件，前山市场登记在买受人或“全体员工设立公司”名下均可，而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员工成立的公司”。建谊公司只是郑高峰和翁宏治设立的，并非全体改制员工成立的公司。（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三）原审判决忽略以下重要事实。1.市场经营集团应依照《产权转让合同》办理产权登记至王桂琼名下。2.前山市场的受让方（全体改制员工）已付清了全部转让款。3.王桂琼享有前山市场产权的1.12%。（四）58号判决、165号裁定作出后，在建谊公司和市场经营集团均不享有前山市场所有权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将市场经营集团列为本案唯一被告，属于立案错误。建谊公司答辩称：（一）58号判决、165号裁定作出的“前山市场产权属于全体改制员工”这一认定已为新的事实推翻。1.58号判决是在建谊公司和其他改制员工没有参加诉讼、未查明《产权转让合同》的具体履行及41名员工放弃前山市场认购权并在取得补偿后自愿离职的情况下，仅依据《产权转让合同》作出的，其作出的“前山市场产权属于全体改制员工”这一认定已为建谊公司提供的《声明书》《申请书》《关于公开竞投市场股权设置及员工认购股份等问题的通知》等证据推翻。2.165号裁定仅以58案判决的部分评述为依据，认定前山市场属于全体改制员工共同共有，显然是停留在58号案证据基础上作出的认定。3.郑高峰、王桂琼主张的前山市场产权归全体改制员工共同共有只体现在上述两份文书的“本院认为”部分，不是“事实查明”或“实体判项”，不属于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已决事项，依法不具有既判力，也不能作为前山市场改制员工主张享有前山市场产权共同共有权的依据。本案中，郑高峰、王桂琼的诉求是将前山市场相应的产权份额过户至其名下，而非主张享有共同共有权，可见郑高峰、王桂琼也不是依据该两份文书作出“全体改制员工对前山市场享有共同共有权”的认定为依据提起本案诉讼。4.本案当事人、证据与前述两案不同，从各方证据来看也足以证明前述两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建谊公司在165号案中提供了17份证据，但本案中提交了25份，除有15份证据相同外，其余证据均不相同。市场经营集团在165号案中没有提供证据，但在本案中提供2份证据，证明了郑高峰只是前山市场改制内部职工的发起人，而不是改制员工代表。郑高峰在165号案中提供2份证据，在本案中提供5份，其中2份与165号案相同。王桂琼没有参加165号案的诉讼，但在本案中提供了3份证据。5.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郑高峰不是前山市场参与改制的全体员工代表，只是作为市场经营集团确认的改制发起人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全体改制员工对前山市场不是共同共有，而是基于改制安排的认股权；本案不是简单的产权转让合同纠纷，而是集前山市场物权、经营权于一体的农贸市场改制资产归属纠纷。（二）郑高峰从诉讼主体资格、《产权转让合同》履行、前山市场产权受让主体等角度质疑原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1.郑高峰只是作为前山市场改制发起人参与改制、竞投并订立《产权转让合同》，但不因此当然成为前山市场产权人。根据珠市司字第55号文，“五个工作日内认购个人应得股权并缴清认购款”才能成为前山市场的产权人之一。《拍卖成交确认书》签订时间是2003年12月26日，经过五个工作日为2004年1月6日，而《产权转让合同》签订日期是2003年12月31日，即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时受让方的人数仍未确定，具体受让人应当以最后缴款的员工名单为准。全体改制员工除郑高峰、翁宏治外均未按期缴纳前山市场股权认购款。郑高峰、翁宏治在成立建谊公司之后，通知市场经营集团将《产权转让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转由建谊公司履行，建谊公司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郑高峰、王桂琼主张建谊公司是代替全体改制员工垫付全部转让款，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中，履行《产权转让合同》、落实改制工作、经营管理前山市场的是建谊公司，不存在建谊公司为改制员工代付转让款的事实。3.改制扶持金享受对象是出资认购的员工而不是全体员工，其优惠方式是直接在产权转让合同中予以扣减，而不是对全体员工的现金奖励或补偿。郑高峰、王桂琼以其是参与改制员工的身份，以改制扶持金设立及优惠措施主张其是前山市场买受人，明显错误。4.本案涉及的是改制纠纷，为实现改制目的，中投人需要与认购股份的员工成立公司受让农贸市场经营资质、进行经营管理并安置分流员工等。前山市场全部产权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符合改制文件规定。5.依据郑高峰与余永佳签订的《产权及股权转让协议书》，郑高峰已经退出前山市场的经营管理。（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郑高峰、王桂琼属于无理缠讼，依法不应支持。本案于2019年12月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时，建谊公司补充答辩意见称：（一）建谊公司是本案适格原告。改制文件明确规定由竞得人成立管理公司对前山市场进行经营管理，建谊公司也是根据改制文件由当时的竞得人郑高峰与翁宏治两人设立，且该二人明确同意由建谊公司履行《产权转让合同》。此后，支付转让款、前山市场的运营管理等义务均由建谊公司履行。58号案中，市场经营集团在报告珠海市国资委后向省法院发出文件，要求维持把前山市场过户至建谊公司名下的判决，足以证明珠海市国资委同意建谊公司按照改制文件要求取得前山市场产权。（二）郑高峰在转让股份并退出建谊公司之后，又于2018年向市场经营集团发出撤销《关于将前山农贸市场产权登记在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请示》，破坏交易稳定，有失诚信，不应予以支持。（三）本案不属于行政机关处理范围，属于民事审判管辖范围。《产权转让合同》履行中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是法律程序之一。至于市场经营集团是否按照改制文件要求报告珠海市国资委、市政府或房产登记中心，是该公司履行的内部审批报告程序，不属于民事主体之间需行政机关审查批准的问题。（四）本案所涉改制已经进入尾声，整个改制流程都是符合改制文件精神要求的，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市场经营集团答辩称：（一）市场经营集团同意为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权利人办理权属登记的协助义务及交付对应资料，但现在无法履行郑高峰要求的交付资料义务。（二）郑高峰、王桂琼要求办理1%、1.12%产权的过户登记义务，但根据“一物一登记”的规定，需明确剩余产权应办至何人名下。（三）根据改制文件，前山市场改制中取得产权转让受让方的资格需要参与竞买并支付对应竞买款项。前山市场改制中只有郑高峰、翁宏治二人满足上述条件，除此二人外，其他人均不是产权转让合同受让方，也不是改制后前山市场相应股权的持有人。《产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市场经营集团收到郑高峰、翁宏治将产权转让合同权利转让给建谊公司的通知，至今未收到书面撤销该通知的通知。市场经营集团收到的产权转让对价款很大部分是由建谊公司转付。（四）58号判决对本案事实没有查明，认定前山市场产权属于改制全体员工共同共有与事实不符。原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准确，符合当年改制的相关规定。本案于2019年12月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时，市场经营集团补充答辩意见称：（一）关于合同履行问题。本案《产权转让合同》已经基本履行完毕，只是由于郑高峰与建谊公司之间的纠纷导致市场经营集团无法完成协助过户手续。（二）关于珠海市国资委是否同意将前山市场过户至建谊公司名下的问题。市场经营集团在之前的多次答辩中已经明确将前山市场过户至建谊公司已经过珠海市国资委同意。在58号案中，珠海市国资委也致函给省法院，对此予以认可。翁宏治对郑高峰提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予以认可，对王桂琼的上诉请求和事由未提出异议。劳伟明、曾少莲、劳仕平、辛志勇对郑高峰、王桂琼上诉事由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委托郑高峰作为全体员工代表，郑高峰仅是改制发起人；同意建谊公司和市场经营集团的答辩意见。欧丽君、彭秉昂、王苑、谭芬芳、彭景芬、张耀荣、叶贵荣、王文、莫希秀、史丽、马燕飞、杨进豪同意郑高峰、王桂琼的上诉意见，认为原审法院立案错误，建谊公司不享有前山市场的产权。其他原审第三人未发表意见。建谊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市场经营集团协助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2.市场经营集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郑高峰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驳回建谊公司的起诉。2.判令市场经营集团将珠海市前山市场主体建筑（不包括米铺、商铺、厕所、市工商局办公用房）全部不动产物权1%的份额过户至郑高峰的名下。3.责令建谊公司立即将前山市场“包括消防和治安相关资料、场地、租赁合同变更等”全部资料归还给郑高峰。4.由建谊公司、市场经营集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全部费用。王桂琼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驳回建谊公司的起诉。2.判令市场经营集团立即将前山市场全部不动产物权的1.12%办理产权登记在王桂琼名下。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建谊公司、市场经营集团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前山农贸市场主体建筑（不包括米铺、商铺、厕所、市工商局办公室用房）位于珠海市，该建筑物是以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名义报建的，未办理产权登记。2003年11月28日，珠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出具《关于公开转让前山等农贸市场的批复》给珠海市联基控股有限公司，同意该司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公开转让前山、湾仔等农贸市场。同时，根据珠联基［2003］137号和珠市司字［2003］37号文的规定，改制资产的受让方必须重新安排一定数量的公司职工就业。其中，安排到前山农贸市场就业员工的数量为45名。2004年1月6日，珠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以珠国经［2004］3号文授权市场经营集团办理农贸市场产权转让有关事宜。2003年12月17日，市场经营集团以珠市司字［2003］51号文确认郑高峰、欧丽齐、翁宏治、郑庭美等四人为前山市场竞投改制发起人。2003年12月25日，郑高峰作为前山市场改制员工代表参加珠海市机电物资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拍卖会，成功竞投到前山农贸市场主体建筑（不包括米铺、商铺、厕所、市工商局办公室用房）。2003年12月26日，郑高峰与该拍卖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2003年12月31日，以郑高峰作为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受让人代表为乙方与市场经营集团作为甲方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甲方确认乙方经过公开竞投成为珠海市主体的中标人。甲方保证转让给乙方的前山市场主体的产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产权没有设置抵押。中标价为6320万元人民币，扣除前山市场资产增值奖、改制扶持金及出资人优惠额后，乙方实际应出资为52818800元；中投日当天，乙方所缴纳的竞投保证金800万元转为合同定金；中投日后的30天内，乙方支付应出资总额的50%（包括定金）即26409400元；中投日后的60天内乙方支付应出资总额的70%即36973160元；中投日后的一年内乙方必须支付所欠余款15845640元。并约定乙方在按合同规定累计缴纳完应出资总额的70%后，甲方必须积极协助乙方办理前山农贸市场主体的房地产产权手续。乙方未付清应付出资总额前，其已办理好的房地产权证作为质押，并由双方共同办理质押登记手续直至乙方付清全部款项。违约责任中约定：乙方中投后未依约如期支付应出资额的，在逾期60天以内，每逾期1天，应向甲方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0.05%的逾期违约金；逾期60天以上，甲方有权罚没合同定金，并收回该物业的产权，同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同日，郑高峰作为前山市场改制员工代表与市场经营集团签订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及相关事项移交书》，双方就该市场涉及的资料、合同、附属资产设备、消防治安、办公用品等办理了移交手续。2003年12月31日，市场经营集团将前山市场职工安排通知郑高峰称，“根据珠联基[2003]137号和珠市司字[2003]37号文的规定，前山市场公开转让的受让方必须重新安排45名员工就业，并与这些员工签订不少于两年的劳动合同。鉴于目前移交工作和再就业安排工作较为复杂，暂先安排翁宏治等43人（第一批）到你处办理关系移交手续，请你将职工安排情况于签定产权转让合同之日起20日内报该司人事监察部备案”，并附有前山市场43名职工安排名单表。郑高峰在中标人签名确认处签名确认。市场经营集团珠市司字[2003]55号文《关于公开竞投市场股权设置及职工认购股份等问题的通知》对员工认购股份工作重申如下：一、凡列入改制的资产（含内部改制）若由内部竞投发起人中标，其总股本均按成交价设置。总股本分发起人股和非发起人股。发起人股占51%，非发起人股占49%；二、凡内部竞投发起人中标的改制资产，发起人股的股额分配由发起人内部自行协调分配；三、凡分配给职工的股额，由集团公司计算并通知到本人。职工必须在成交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按规定认购个人应得股权份额。若逾期不能认购缴清认购款的职工，一律视为自动放弃自己应得的股权份额，职工弃购部分股权由发起人包购。市场经营集团安排的43名到前山市场就业的员工，除郑高峰、翁宏治、叶贵荣、林金杰外，其他39名员工均书面声明、申请自愿放弃前山市场股权的认购，并一次性领取两年的经济补偿金及社会劳动保险金后，放弃与建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建谊公司提交的2004年1月至2006年1月的工资发放表，叶贵荣、林金杰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在前山市场管理公司处实际工作了两年。2004年2月18日，郑高峰与另一参与改制的员工翁宏治共同出资成立了建谊公司。郑高峰向拍卖人珠海市机电物资拍卖有限公司和市场经营集团发出《关于将前山农贸市场产权登记在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请示》，并通知市场经营集团将前山市场产权过户到建谊公司名下，明确郑高峰签署的《产权转让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将由建谊公司履行。对此，翁宏治亦予以确认。《产权转让合同》签订后，郑高峰依《产权转让合同》支付了70%转让款，但逾期未支付30%转让余款15845640元。2005年9月13日，市场经营集团以郑高峰未按照《产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为由另案向原审法院提起了诉讼，原审法院以24号判决判令郑高峰向市场经营集团支付产权转让余款人民币15845640元及逾期违约金，同时依郑高峰的反诉请求，判令市场经营集团协助郑高峰办理相关产权证明，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登记于建谊公司名下。原审法院作出该判决后，市场经营集团与郑高峰均未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原审法院以（2006）珠中法执字第228号民事裁定书确认郑高峰已于2006年11月17日将转让余款及违约金共计人民币16274763.64元汇入原审法院，并裁定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登记于建谊公司名下。2008年6月12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抗字[2008]99号民事抗诉书，认为原审法院24号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应依法追加《产权转让合同》受让方全体成员为该案共同被告而未追加不当；（二）因《产权转让合同》载明产权受让方为改制员工，约定前山市场的产权转让给受让方。郑高峰并非改制员工选举的诉讼代表人，也未有证据证明改制员工对其在诉讼中有特殊授权，在此情况下，法院超出合同约定，按郑高峰的主张，判决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转让给非受让方的建谊公司，属适用法律错误。为此，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就该案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依法提审该案，并作出58号判决。该判决书认定：（一）关于郑高峰作为该案的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应否追加被告的问题。该案争议的标的物前山市场属于国有资产。市场经营集团受政府委托，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对前山市场通过评估、公开拍卖等程序后，进行转让的改制。在改制过程中，郑高峰作为参与前山市场改制全体员工代表的资格，已被市场经营集团依法按政府进行市场改制的有关规定进行了确认。前山市场被公开拍卖时，郑高峰作为改制员工的代表竞投成功后，与市场经营集团签订了前山市场的《产权转让合同》。该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郑高峰也已依约履行了该合同约定的大部分义务。在整个改制过程中，其他参与改制的员工对郑高峰上述代表行为从未提出过异议，表明他们对郑高峰以其个人名义代表他们参与前山市场改制、受让前山市场使用权的行为是认可的。因此，当市场经营集团以前山市场受让方未完全履行前山市场转让合同约定的给付金钱义务为由，将郑高峰作为该案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郑高峰支付受让前山市场余款时，原审法院认为郑高峰系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受让人代表，可将其一直以来代表前山市场全体受让员工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延伸至该案诉讼，而认定其为该案适格的被告，并承担履行给付余款义务的做法，在仅审理该案本诉的情形下，未损害前山市场其他受让人的利益，故不追加其他参与改制员工参加本诉的诉讼，实体处理无原则性错误。惟在论述中，未明确认定郑高峰系代表前山市场全体受让人履行应尽义务一节欠妥，本院再审予以补正。因此，本院维持了郑高峰向市场经营集团支付产权转让余款人民币15845640元及逾期违约金的判项。（二）关于应否受理郑高峰在该案以原告身份提出的反诉，判决将前山市场变更登记至其个人与他人合资开设的建谊公司名下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该反诉请求属于变更转移不动产物权之诉。而该案本诉的当事人是前山市场的转让方与受让方，建谊公司并非市场受让方，也不是全体受让人开设的公司，不是该案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本诉诉讼标的是给付转让款，建谊公司不是该标的权利人或义务人。故郑高峰提出的变更前山市场受让人的反诉与给付之诉的本诉，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吸收或抵销本诉，不符合反诉的条件。原审判决在此情形下，仍受理该反诉请求，程序错误。其次，前山市场的不动产物权依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已变更转让给参与改制的全体员工，他们享有前山市场的共同共有权。而非经全体共有人同意，依法不得仅依某一共同共有人的主张而实现不动产物权的变更转移。原审法院未审理查明前山市场的其他共同受让人是否同意该反诉请求，并在缺乏他们为变更不动产物权登记而给予郑高峰特别授权的情形下，作出支持郑高峰反诉请求、将前山市场产权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的判决，极可能侵害了共同受让前山市场产权的其他参加改制员工的合法权利，实体处理不当。为此，本院撤销了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登记于建谊公司名下的判项。市场经营集团在58号判决一案中就郑高峰反诉请求将前山市场产权登记至建谊公司名下问题辩称，市场经营集团是在征得珠海市国资委同意后办理产权登记的，并没有不合法之处。58号判决还认定了关于建谊公司的以下事实：建谊公司成立于2004年2月28日，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28000元，登记股东郑高峰和翁宏治，其中郑高峰出资353800元，占67.01%的股份，翁宏治出资174200元，占32.99%的股份。2005年2月7日，余永佳和郑高峰签订一份《产权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郑高峰确定其在购买前山市场的资金36973160元及对建谊公司出资股本金353800元，均是向余永佳所借，合计37326960元。郑高峰同意以将其所有的前山市场产权及在建谊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余永佳的方式清偿借款，余永佳应再支付80万元给郑高峰。为保证协议的履行，余永佳应在协议签订当日将75万元以郑高峰名义存入银行，开立一年期的定期存单，同时借款5万元给郑高峰使用。郑高峰应在银行定期存单生效后的当日将其拥有的前山市场的全部股权、产权转让手续交给余永佳，并积极配合办理前山市场国有产权注销手续。产权注销后，郑高峰应尽快将该产权注入到建谊公司，配合余永佳在15天内到工商局将其在建谊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余永佳，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余永佳。上述变更过户完结之日，郑高峰方可支取存单项下的75万元。在产权过户更名前，由郑高峰出具委托书，委托余永佳对市场进行经营管理。如有一方违约，则应赔偿对方80万元。协议附有六份附件，包括三份承诺书、两份授权书和一份借据。其中第一、二份承诺书由郑高峰在协议签订当天作出，前者的主要内容是：建谊公司的股本金353800元是由余永佳全部支付，余永佳是实际出资人，应享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郑高峰愿意随时将自己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资格转到余永佳或其指定人的名下。后者的内容是：由于郑高峰无法偿还余永佳的800万元借款，故以竞投到的前山市场主体转让给余永佳，转让价为52818800元，抵扣借款800万元后，余款44818800元仍由余永佳支付；郑高峰自承诺之日起对前山市场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并无条件办理有关手续。第三份承诺书由倪炳林、余永佳、黄锐凯等七人于同一天作出，主要内容是：为使前山市场产权过户、建谊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切实履行，现股东七人共同作出以下承诺：郑高峰完全履行有关前山市场产权过户、建谊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后，与公司各股东再无任何关系，之后公司所产生的任何债权债务都与郑高峰无关。协议签订当天，建谊公司的另一股东翁宏治出具一份确认书，称同意郑高峰将持有的建谊公司67.01%股权转让给余永佳，并放弃对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协议签订后，双方因履行协议发生纠纷，余永佳遂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郑高峰持有的建谊公司的股权归自己所有，并判令郑高峰支付违约金80万元。该案经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06）香民二初字第1353号民事判决：（一）确认登记在郑高峰名下的建谊公司67.01%股权归余永佳所有；（二）郑高峰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永佳支付违约金80万元。郑高峰不服，向原审法院上诉。原审法院经二审审理作出（2007）珠中法民二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建谊公司在2008年的股东是倪炳林、余永佳、黄锐凯、潘万得、张源育、戴松铭等六人，法定代表人为黄锐凯。2009年9月30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与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以珠国土字［2009］1127号文联合向珠海市政府请示关于湾仔市场产权登记的有关问题，称2003年2月市场经营集团对外公开拍卖湾仔市场主楼（不包括垃圾池、公用厕所以及临时建筑和加建建筑）产权，由王美莎竞得，成交价3120万元。根据市国资委珠国资函（2008）66号，竞得人王美莎成立了以其为法定代表人的珠海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并已付清产权转让款。因湾仔市场用地于1991年9月办在珠海市工商局香洲分局名下，后又于1998年移交给市场经营集团管理，建成之后也一直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根据2001年9月市政府第31号工作会议纪要“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按一级市场为吉莲农贸市场的土地和物业办理确权手续，并负责为中标人重新办理该市场物业产权权属证明”、2002年11月市政府第39号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农贸市场出让后的办证问题。……南坑市场遗留的有关问题可参考吉莲市场的做法来解决，…”和2003年10月市政府第128号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农贸市场改制后的房地产办证问题。……市国土部门参照朝阳、南坑、吉莲农贸市场改制后办理房产证的做法，……”等有关解决农贸市场改制后房地产办证会议决定精神，鉴于王美莎（珠海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通过公开拍卖取得湾仔市场产权，并已付清产权转让款，同时市国资委也以珠国资函［2008］66号、珠国资函［2009］041号要求办理湾仔市场过户手续，为妥善解决湾仔市场产权登记问题，体现我市农贸市场改制精神，经与产权实际所有人沟通，就湾仔市场产权登记问题提出如下意见：建议参照朝阳、南坑、古莲农贸市场改制后办理房产证的做法，按照一级土地市场（地价视为已结清）将湾仔市场主楼（不包含垃圾池、公用厕所以及临时建筑和加建建筑）产权核准登记至珠海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珠海市政府同意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与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的建议后，珠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3月31日以珠国资函［2009］041号函告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就湾仔市场有关问题进一步说明如下：市场经营集团提供的湾仔市场公开拍卖资料显示，湾仔市场的中标人为王美莎等11名员工（除王美莎，其他员工现已退股），因自然人中标，王美莎成立了以其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珠海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符合有关规定。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给予办理“湾仔市场”房产过户至“珠海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有关手续。2011年3月21日，市场经营集团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说明称，2001年至2003年底，市场经营集团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对包括前山市场在内的多个市场进行改制。其中，湾仔市场、金湾片市场、吉大市场与前山市场情况基本相同，均是通过公开拍卖，最终由改制员工代表竞得所拍卖的市场，成为资产转让的受让主体。且湾仔市场、金湾片市场、吉大市场的产权均登记在改制员工成立的管理公司名下。2011年4月20日，建谊公司依据原审法院24号判决将余款人民币517372元付至原审法院[执行案号为：（2006）珠中法执字第228号]并承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市场经营集团称若收到了款项人民币517372元，则前山市场转让款全部付清。该案在诉讼期间，郑高峰以涉案前山市场产权归以其为代表的参与改制的全体员工为由，请求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该案的诉讼活动。原审法院经审查，于2011年2月14日同意郑高峰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同月24日，郑高峰以难以交纳诉讼费为由，撤回了参加该案诉讼的申请。原审法院另查明，市场经营集团珠市司字[2003]37号《关于印发改制方案实施细则的通知》附件四《发起人产生办法和守则》规定，员工参与改制以发起人的方式进行，只设第一发起人。发起人按自愿参与，由本人填报申请表的原则产生并经公司发给确认通知书。被公司确认为发起人即是竞投的举牌人。若出现多个发起人，则同时参与公开竞价。选择充当公开发起人而又未能成为发起人的员工，可以以非发起人的方式参与该块资产改制。发起人股权占转让资产总股本的51%，非发起人占49%，当非发起人股认购不足时，发起人必须包购。附件五《内部职工参与改制、自愿离职的优惠政策及分配办法》规定，员工参与竞投并中标可以享受改制扶持金和增值提成奖。改制扶持金全部按出资比例分配，若员工认购股份参与改制，则可享受，否则不能享受这部分优惠。增值提成奖按8:2比例分配，其中80%按参与本块资产改制购股的出资比例分配，20%由市场经营集团统筹分配。珠联基（2003）137号文《关于市属农贸市场改制方案的批复》附件二《前山、唐家、湾仔、吉大等农贸市场和健民系企业改制方案》规定：资产按现有条件和状况进行改制转让，转让方协助受让方到相关职能部门办理鉴证、变更、过户、确权和办证等相关手续。具体手续的办理可按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第128号，2003年10月15日）的规定执行。2010年12月22日，建谊公司以市场经营集团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市场经营集团协助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1年5月25日作出（2011）珠中法民三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判令市场经营集团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登记至建谊公司名下。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生效。2012年3月14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珠中法立民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在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对其应缴纳的诉讼费计算有误为由，裁定再审本案。再审过程中，原审法院通知郑高峰、王桂琼等43人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其中郑高峰、王桂琼提出独立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产权转让合同》的合同效力均予以确认，对受让方支付转让款、安排改制员工就业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的事实亦无争议，市场经营集团对其应当协助办理前山市场产权过户也不持异议，本案再审争议的问题是前山市场产权应当过户到何人名下。建谊公司及第三人郑高峰、王桂琼均对前山市场产权提出权利主张，针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依据，原审法院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前山市场产权受让方主体的确认问题。虽然《产权转让合同》中的受让方为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但由于本案系涉及政府主导下的国有资产改制拍卖，不同于一般的不动产转让，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应当遵循相关改制文件作为本案解决纠纷的依据，故根据改制文件对改制竞投的方式、程序、职工的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原审法院认为，全体员工并非《产权转让合同》的当然主体，具体名单应以在认购期限内认购缴款的员工为准。首先，全体员工并未推举和委托郑高峰作为员工代表参与竞投及签订《产权转让合同》，郑高峰订立合同行为是履行改制文件规定的发起人职责。根据改制文件珠市司字[2003]37号《关于印发改制方案实施细则的通知》附件四《发起人产生办法和守则》规定，员工参与改制以发起人的方式进行，发起人即是竞投的举牌人，对竞投行为负责，无需其他非发起人推举和委托。本案中，郑高峰经申请被市场经营集团确认为发起人，交纳了800万元保证金，是竞投的举牌人，在竞投中的出价完全由其一人决定，竞投行为由其个人负责，如有违规800万元保证金将被没收。其他员工没有交纳保证金，也没有共同决定出价或授权郑高峰出价，无须对竞投行为负责。因此，郑高峰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时虽然以全体改制员工代表的名义签字，但实际上是履行改制文件规定的发起人职责，而不是受43名员工的推举和委托。第二，非发起人员工对是否成为《产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有选择权。《发起人产生办法和守则》第三条第4项规定，“发起人股权占转让资产总股本的51%，非发起人占49%，当非发起人股认购不足时，发起人必须包购。”市场经营集团珠市司字[2003]55号文《关于公开竞投市场股权设置及职工认购股份等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凡分配给职工的股额，由集团公司计算并通知到本人。职工必须在成交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按规定认购个人应得股权份额。若逾期不能认购缴清认购款的职工，一律视为自动放弃自己应得的股权份额，职工弃购部分股权由发起人包购。”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非发起人员工可以放弃认购前山市场股权而不成为《产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第三，《产权转让合同》签订时受让方的人数仍未确定。根据《关于公开竞投市场股权设置及职工认购股份等问题的通知》规定，非发起人员工的认购缴款期是成交日后五个工作日。本案《拍卖成交确认书》的签订日期是2003年12月26日，五个工作日应截止到2004年1月2日，而《产权转让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03年12月31日，未到非发起人员工的认购截止日，因此，《产权转让合同》中的受让方“全体改制员工”在合同签订时仍是不确定的，具体的受让人应当以最后缴款的员工名单为准。综上，根据查明的事实，全体改制员工除郑高峰和翁宏治在认购期内缴款外，其他41名员工未按期缴纳前山市场股权认购款，其中还有39名员工明确以书面形式声明自愿放弃各自份额的认购并同意由郑高峰认购，根据改制文件规定，该41名员工视为自动放弃自己应得的股权份额，从而丧失了成为前山市场产权受让人的主体资格。王桂琼既承认《声明》签名的真实性，又认为其他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应视为代其缴纳认购款，该辩解自相矛盾且与改制文件关于认购股权的规定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前山市场《产权转让合同》实际受让方仅为郑高峰和翁宏治二人。2.关于改制扶持金和增值提成奖是否必须由全体员工共享。郑高峰、王桂琼认为，享有改制扶持金和增值提成奖是全体改制员工的权利，放弃认购就无法享有该部分利益极不公平，因此，对前山市场的认购权不能放弃。原审法院认为，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改制扶持金和增值提成奖的对象是出资认购的员工而不是全体员工，既有文件规定又有合同约定。改制文件《内部职工参与改制、自愿离职的优惠政策及分配办法》明确规定，改制扶持金和增值提成奖按出资比例分配，若员工认购股份参与改制，则可享受，否则不能享受这部分优惠。《产权转让合同》在中投价款的支付条款中亦明确约定，“前山市场资产增值奖中出资人受益额为2381200元，改制扶持金8百万元，出资人优惠总额10381200元。”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改制文件及《产权转让合同》的相关条款合法、合理、公平。其次，前山市场属于国有资产，不是全体改制员工的集体资产，作为受政府部门委托进行改制拍卖的市场经营集团决定拍卖资产的付款优惠条件，是代为行使前山市场所有权人的财产处分权，没有侵害未出资员工的财产权益。第三，改制扶持金和增值提成奖不是员工因参与改制而必然享有的权利和经济补偿。根据改制文件规定，前山市场是面向社会公开拍卖，如果由外部人员以底价竞得，则全体改制员工既不享有改制扶持金，也不享有增值提成奖。设立改制扶持金和增值提成奖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员工参与竞投，是对出资认购员工的一种付款优惠，直接在产权转让合同中予以扣减，而不是对全体员工的现金奖励或补偿。3.关于建谊公司是否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如前所述，前山市场产权《产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一方实际仅有郑高峰和翁宏治二人。根据查明的事实，郑高峰向拍卖人珠海市机电物资拍卖有限公司和市场经营集团发出《关于将前山农贸市场产权登记在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请示》，通知市场经营集团将前山市场产权过户到建谊公司名下，明确郑高峰签署的《产权转让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将由建谊公司履行。对此，作为买受人之一的翁宏治亦予以认可。因此，作为《产权转让合同》的受让方当事人已全部同意将其在《产权转让合同》中的合同权利即取得前山市场产权的权利转让给了建谊公司，市场经营集团作为合同相对方确认收到该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的规定，建谊公司作为合同权利的受让人有权依据《产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主张权利，建谊公司是本案的适格原告。4.关于58号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无需举证证明。58号判决认定，“前山市场的不动产物权依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已变更转让给参与改制的全体员工，他们享有前山市场的共同共有权。而非经全体共有人同意，依法不得仅依某一共同共有人的主张而实现不动产物权的变更转移。”郑高峰、王桂琼认为该判决是生效判决，依法无需举证证明，本案审理时应当遵循。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58号判决是在建谊公司和其他改制员工没有参加该案诉讼以及大部分改制文件未作为证据提交的情况下作出的，故该判决对郑高峰和翁宏治是否侵害其他改制员工权利也没有作出确定性的判断。如前所述，现有证据足以证明58号判决的上述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应当以本案中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为准。首先，相关改制文件及王桂琼等员工出具的《声明》证明全体改制员工中有41名员工已放弃购买前山市场股权，最终的买受人仅剩下郑高峰和翁宏治，故该41名员工对前山市场产权不享有任何权利，郑高峰和翁宏治有权处分其权利。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截至本案诉讼，前山市场的不动产物权仍未办理过户登记，即使郑高峰和翁宏治也未取得前山市场的不动产物权，他们转让的仅是《产权转让合同》的合同权利。第三，根据改制文件，改制员工对前山市场产权是按份共有而非共同共有。郑高峰、王桂琼在本案中主张的也是将前山市场相应的产权份额过户到其名下而不是主张享有前山市场不动产物权的共同共有权。5.关于将前山市场产权登记在员工成立的管理公司名下是否符合改制文件的要求。珠联基（2003）137号文《关于市属农贸市场改制方案的批复》附件二《前山、唐家、湾仔、吉大等农贸市场和健民系企业改制方案》规定，资产按现有条件和状况进行改制转让，转让方协助受让方到相关职能部门办理鉴证、变更、过户、确权和办证等相关手续。具体手续的办理可按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第128号，2003年10月15日）的规定执行。虽然各方当事人未能提交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第128号），但在同期改制完毕的湾仔市场办理产权过户过程中，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与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联合向珠海市政府请示湾仔市场产权登记的有关问题，在请示中称：按照市政府第128号工作会议纪要等有关解决农贸市场改制后房地产办证会议决定精神，建议参照朝阳、南坑、古莲农贸市场改制后办理房产证的做法，将湾仔市场主楼产权核准登记至珠海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珠海市政府同意该建议后，珠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函告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就湾仔市场有关问题进一步说明：湾仔市场的中标人为王美莎等11名员工（除王美莎，其他员工现已退股），因自然人中标，王美莎成立了以其本人为法定代表人的“珠海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符合有关规定，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给予办理“湾仔市场”房产过户至“珠海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有关手续。从上述一系列的改制文件可以看出，前山、唐家、湾仔、吉大等农贸市场改制后的市场产权应当登记在中标员工成立的市场管理公司名下，而不是自然人名下。事实上，根据市场经营集团在原审中提交的书面说明称，已完成改制的湾仔市场、金湾片市场、吉大市场的产权均是登记在改制员工成立的管理公司名下。综上所述，郑高峰作为改制发起人参与前山市场产权的竞拍，竞买成功后包购了其他非发起人员工放弃认购的前山市场股权，翁宏治作为非发起人员工出资认购了股权，郑高峰和翁宏治是前山市场产权的最终受让方。包括王桂琼在内的其他41名改制员工在规定期限内放弃了前山市场产权的认购，故已丧失了《产权转让合同》的受让方资格。郑高峰和翁宏治作为前山市场《产权转让合同》受让方的全体当事人，共同出资成立了建谊公司作为前山市场的经营主体，并书面通知合同相对方市场经营集团将前山市场产权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符合改制文件的规定。建谊公司因郑高峰和翁宏治转让《产权转让合同》合同权利的行为获得了将前山市场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合同权利。鉴于转让方市场经营集团认可《产权转让合同》受让方的合同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同意协助办理前山市场产权过户手续，故建谊公司请求判令市场经营集团协助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登记在其名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郑高峰、翁宏治以书面形式通知市场经营集团将其合同权利转让给了建谊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该通知不得撤销。鉴于郑高峰对前山市场产权已不享有合同权利，其要求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及移交资料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桂琼作为非发起人员工，书面声明放弃了前山市场产权的认购并同意由郑高峰包购，其已丧失了《产权转让合同》的受让方资格，不享有前山市场产权任何合同权利，其所提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原审法院（2011）珠中法民三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郑高峰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王桂琼的全部诉讼请求。郑高峰之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541元，由郑高峰负担；王桂琼之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439元，由王桂琼负担。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一）二审期间，案外人徐晓军主张原审第三人邝玉霞并未参与前山市场的改制，而是与其调换，由徐晓军参与前山市场的改制，但徐晓军表示已经放弃请求竞得人安排工作的权利。经本院查明，徐晓军于2004年1月30日签订了放弃前山市场股权认购及由建谊公司安排工作的《声明》和《申请书》。经本院询问，徐晓军表示对一审审理程序无异议，也不要求参加二审诉讼，故本院未追加徐晓军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二）翁宏治于2011年5月20日向原审法院作出《情况说明》，内容是：“本人翁宏治，是珠海市市场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在2003年12月进行市属农贸市场改制时安排到前山市场安置的43名员工之一。郑高峰作为发起人代表改制员工竞得前山市场后，其中有41名员工不愿意出资认购，只有郑高峰和我肯出资购买，故我和郑高峰商量各自出资的比例，结果是郑高峰出资67%，我出资33%。为衔接市场的经营，我两人亦按此比例成立了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由于当时是以郑高峰名义与市场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产权转让合同的，为理顺合同关系，在公司成立后，我两人决定通知市场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拍卖人，明确郑高峰签署的《产权转让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由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在经营一段时间后，郑高峰和我先后转让了各自的权益，退出了前山农贸市场。”（三）在原告郑高峰诉被告市场经营集团、第三人建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1）珠中法民三初字第25号〕中，第三人建谊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收据、银行进账单、划款凭证等支付凭证，拟证明建谊公司已向市场经营集团实际支付前山市场转让款53247923.64元，其中，2003年12月10日至2004年4月8日付款总额为38973160元，2006年11月16日由建谊公司账户付至原审法院账户16274763.64元。郑高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建谊公司是代郑高峰付款，可以向郑高峰追索，是另一法律关系。此外，原审法院作出（2005）珠中法民一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后，市场经营集团申请强制执行，原审法院于2006年11月27日作出（2006）珠中法执字第228号民事裁定，确认被执行人郑高峰于2006年11月17日将转让余款及违约金共计16274763.64元汇入法院执行账户。本院另查明，在原告余永佳诉被告郑高峰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审法院于2008年1月29日作出的（2007）珠中法民二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查明，在该院就市场经营集团诉请郑高峰支付前山市场剩余转让款一案作出（2005）珠中法民一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后，市场经营集团申请强制执行，建谊公司先后支付了转让款及滞纳金16274763.64元、执行费18347元。本案二审庭审中，郑高峰认为该转让余款系建谊公司代郑高峰支付。（四）在原审法院于2012年7月27日对本案组织进行的再审庭审中，法庭询问市场经营集团选择郑高峰作为起诉对象追索剩余转让款的原因，市场经营集团回答：“诉前准备时，也比较纠结。当时，从合同的相对性来讲，立案庭关注的是哪两方签订的，审判庭可能会关注的是郑高峰是一个个体的自然人还是代表一个群体。当时从诉讼策略来讲，我方只是讲（应为‘将’）郑高峰列为被告。但是我方也清楚，我方告的不是郑高峰一个个人，而是前山市场改制中的一个群体。”“根据《产权转让合同》。转让方，我方当事人。受让方，表达是比较反复的，写明改制的全体员工，又列明员工代表郑高峰，签字时不是全体员工签字，只是郑高峰一个人的签字，包括后期款项的支付和收据的出具，似乎只针对郑高峰个人，其实，我方也是把他看成一个代表。”“现在，作为我方公司，只列明郑高峰为唯一的被告，其实是把这个难点移交给法院，所有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产权转移的过程。公司如实提交了证据材料，可能一个方面是郑高峰申请追加其他改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也可以法院以查明的事实主动追加其他改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当时，我方最主要的诉求是追讨最后一笔尾款。”另外，在当天庭审中，原审法院询问市场经营集团《产权转让合同》载明“受让方：珠海市市场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详见由市场集团公司确认的名单）”中的“市场集团公司确认的名单”是指哪一份名单，市场经营集团称在（2011）珠中法民三初字第3号案中有一份名单，《产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市场经营集团确认的名单即指该名单。经查，该名单系市场经营集团在该案中提交的《前山市场职工安排名单表（第一批）》，载明的员工共43名，即为市场经营集团根据改制文件要求安置于前山市场受让方就业的43名员工。（五）在（2008）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58号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收到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6月3日作出的《关于请求维持（2005）珠中法民一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的函》（珠国资函〔2009〕68号），载明：“一、本案中郑高峰是《产权转让合同》中受让方全体员工的代表人，在改制过程中的所有文件均是由郑高峰作为员工代表签署的，符合珠海其他市场改制的惯例，贵院也有与本案类似的判例。在王美莎与珠海市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产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案号：（2006）粤高法民一终字第363号〕中，由某个自然人作为受让方员工代表进行诉讼，二审法院未追加其他受让方员工，贵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因此，本案中有关案件当事人的情况是正确的，无需追加其他受让员工作为代表参加诉讼，请贵院予以维持。二、一审法院判决答辩人协助办理相关的产权证明，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登记在建谊公司的名下是完全正确的。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的一审判决符合事实和法律，申请人郑高峰申请再审完全是为了拖延诉讼，延缓执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我委请求贵院尽快判决此案，维持一审判决结果，驳回郑高峰的再审请求。”本案二审时，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函件进行质证。郑高峰、王桂琼对该函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并认为该函件是案外人珠海市国资委作出的证言，无证据佐证，且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求，出具函件的相关人员亦未出庭作证，市场经营集团在（2011）珠中法民三初字第3号案审理时于2011年3月21日向原审法院出具的《关于建谊市场诉市场集团前山市场确权纠纷一案法庭要求市场集团落实问题的说明》第二点称经其向珠海市国资委相关部门查询，珠海市国资委未出具过同意将前山市场产权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的书面文件，故该函件只是行政机关干预司法审判的行为，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建谊公司、市场经营集团对该函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翁宏治等原审第三人未到庭对该函件发表质证意见。（六）二审中，对郑高峰提出其向市场经营集团发出《关于将前山农贸市场产权登记在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请示》的行为性质属于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主张，建谊公司表示同意，但认为《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应由受让人履行的合同义务虽然名义上由郑高峰履行，但实际上均由建谊公司履行，且郑高峰已通过与案外人余永佳签订《产权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方式对该事实进行了背书，故郑高峰又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不诚信。市场经营集团表示对郑高峰向该集团发出上述请示的行为性质应由法院依法认定，该集团在收到请示后即上报珠海市国资委，珠海市国资委同意将前山市场过户至建谊公司名下，该集团亦已着手准备，但由于郑高峰与建谊公司之间的诉讼纠纷，故该集团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七）关于58号判决，本院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8）粤民监2号民事裁定，再审该案。本院经再审查明，确认该案一审判决、原再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该案再审期间，郑高峰于2018年11月21日以建谊公司不是《产权转让合同》当事人、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等为由，申请撤回一审反诉，并获准许。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市场经营集团是否有权请求郑高峰履行《产权转让合同》中付款义务及本案应否审理转让款支付完毕后前山市场的实际权利人问题。经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12月25日，郑高峰参加拍卖公司举行的拍卖会，成功竞投到前山市场主体建筑（不包括米铺、商铺、厕所、市工商局办公室用房）。同年12月26日，郑高峰与拍卖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2003年12月31日，郑高峰与市场经营集团签订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及相关事项移交书》。同日，市场经营集团与市场经营集团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代表（中投人）郑高峰签订了《产权转让合同》。因此，市场经营集团起诉请求郑高峰支付转让余款及违约金，郑高峰并无提出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虽然郑高峰与市场经营集团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但在另案中当事人提供的市场经营集团珠市司字[2003]55号文《关于公开竞投市场股权设置及职工认购股份等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凡分配给职工的股额，由市场经营集团计算并通知到本人。职工必须在成交后五个工作日内按规定认购个人应得股权份额。若逾期不能认购缴清认购款的职工，一律视为自动放弃自己应得的股权份额，职工弃购部分股权由发起人包购。”即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在前山市场工作的职工，必须在市场主体产权成交后五个工作日内按规定认购个人应得股权份额，逾期不认购、缴清认购款的，一律视为自动放弃自己应得的股权份额。在另案中当事人提供的文件显示，重新安排在前山市场工作的员工为43名，但有多少员工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出资认购股权份额，有多少员工放弃认购股权份额，原再审判决并未查明。且本案本诉为市场经营集团请求郑高峰支付产权转让余款及违约金，郑高峰原提出的反诉已在本院再审期间撤回。而对于前山市场的实际权利人问题，建谊公司、郑高峰及王某已向一审法院另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亦依法追加了前山市场全体员工参加诉讼。因此，对上述员工有无按照《通知》规定出资认购股权份额以及是否为前山市场的实际权利人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认定范围，应由另案审理后依法予以认定。原再审判决在上述事实不清及当事人未提出请求的情况下，作出“前山市场的不动产物权依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已变更转让给参与改制的全体员工，他们享有前山市场的共同共有权”的认定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综上，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8）粤民再319号民事判决：（一）维持24号判决第一项；（二）撤销58号判决及24号判决第二、三、四项；（三）驳回市场经营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于同日作出（2018）粤民再319号民事裁定：准许郑高峰撤回反诉。二审期间，郑高峰提交了下列新证据：1.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湛中法民一终字第343号民事裁定书和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湛吴法民三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其中，（2013）湛吴法民三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查明：2012年12月19日，郑高峰与徐晓军及张木元等27名本案原审第三人分别签订《协议》，约定郑高峰购买该28人对前山市场享有的全部权利合计31.68%，并向该28人每人支付了转让款5万元。除徐晓军外，其他27人书面同意郑高峰对外转让其享有的权利。2012年12月28日，郑高峰与侯志辉、林文能、黄敬潭签订《合同书》，约定郑高峰将其享有的前山市场权益中的30%转让给黄敬潭、20%转让给侯志辉、20.76%转让给林文能。侯志辉与林文能向郑高峰支付了转让款205万元，但郑高峰未依约将前山市场相应权益份额过户给侯志辉与林文能，故侯志辉与林文能提起该案诉讼，提出确认自2012年12月28日起前山市场主体建筑全部不动产权的20%归侯志辉所有、20.76%归林文能所有，郑高峰、市场经营集团立即将上述份额产权分别登记至侯志辉与林文能名下等。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湛吴法民三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支持了侯志辉、林文能的诉讼请求。市场经营集团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湛中法民一终字第343号民事裁定，以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受理本案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了（2013）湛吴法民三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发回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重审。2.本院作出的（2018）粤民再319号民事判决书。3.郑高峰于2018年11月12日致市场经营集团《关于撤回将前山农贸市场产权登记在珠海市建谊公司名下的通知书》及快递单据与妥投记录。其中，《关于撤回将前山农贸市场产权登记在珠海市建谊公司名下的通知书》称，因为相关事实发生重大的变化，自2008年9月以后，建谊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已经不是郑高峰，建谊公司已经与郑高峰没有任何股权关系，加之建谊公司不是《产权转让合同》当事人，在此情况下如果继续要求将前山市场产权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已经不符合珠海市人民政府、珠海市国资委、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文件和批复的条件，故撤回《关于将前山农贸市场产权登记在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请示》的相关要求。4.原审法院作出的（2006）珠中法执字第22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载明郑高峰已于2006年11月17日将转让余款和违约金16274763.64元汇入法院执行账户，原审法院已出具（2006）珠中法执字第228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并送达有关部门要求协助办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过户手续，由于办理过户手续尚需一段时间，而申请执行人市场经营集团同意暂时中止案件执行，故裁定24号判决未执行部分中止执行。5.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14日作出的（2004）香民一初字第997号民事判决，载明郑高峰起诉珠海市得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一公司），请求解除市场经营集团与得一公司于2001年6月22日签订的《前山市场场地经营权租赁合同》与《补充协议》，得一公司支付欠缴租金、违约金并搬离场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郑高峰的诉讼请求。6.郑高峰于2011年1月9日致市场经营集团《关于请求贵公司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申请》与市场经营集团于2011年3月1日致郑高峰《复函》。其中，《关于请求贵公司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申请》称58号判决已经认定《产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且郑高峰已向市场经营集团支付了绝大部分转让款，并拟于近期支付完剩余款项，请求市场经营集团依照《产权转让合同》第五条第3款约定协助办理前山市场产权过户手续。《复函》称由于郑高峰与建谊公司就改制后的前山市场所有权权属问题存在争议，建谊公司将该司列为被告于2010年12月23日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前山市场所有权确认纠纷”诉讼，故建议郑高峰尽快解决前山市场权属问题，否则该司无法协助郑高峰办理前山市场产权过户手续。王桂琼对郑高峰提交的上述证据无异议。建谊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2013）湛中法民一终字第343号民事裁定已经撤销（2013）湛吴法民三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而发回重审后，侯志辉、林文能已经申请撤诉且被准许，故该两份裁判文书不具有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郑高峰在转让持有的建谊公司股权十多年后撤销其此前发出的函件，不应得到支持。对证据4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是郑高峰实际支付了转让款，彼时郑高峰正在将《产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建谊公司，建谊公司以郑高峰名义进行诉讼并履行合同，该事实已为建谊公司提交的证据《内部股东承诺授权书》所证明。对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案发生在郑高峰担任建谊公司股东期间，当时郑高峰未依指令将前山市场产权过户至建谊公司名下，故该案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郑高峰退出建谊公司后又利用其原来的合同地位干预交易，不守信不诚实。市场经营集团认为证据1不是生效文书。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认可，称市场经营集团已经向郑高峰作出回复，告知根据法律规定市场经营集团无权拒绝建谊公司的请求，否则可能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前山市场应当过户到哪一方名下，由法院依法认定。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的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无异议，但强调前山市场应过户至哪一方名下由法院予以认定。翁宏治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文书查明涉及到郑高峰及其他员工转让产权的事实不予认可。对证据2无异议，但认为郑高峰是代表全体43名改制员工提起该案诉讼。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通知书未附其余参与改制员工的签名，故对其效力不予认可。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但认为郑高峰是代表全体43名改制员工提起该案诉讼。对证据6无异议，但认为郑高峰是代表全体43名改制员工请求市场经营集团协助办理前山市场产权过户。劳伟明、曾少莲、劳仕平、辛志勇认为证据1认定事实错误，不同意作为新证据使用，对其余证据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欧丽君、彭秉昂、王苑、谭景芬、张耀荣、叶贵荣、王文、莫希秀、史丽、马燕飞、杨进豪对证据1无异议，对其余证据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其他原审第三人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一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称本院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8）粤民监2号民事裁定，对（2008）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58号案启动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审理需要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本案中止诉讼。2019年7月10日，本院作出（2018）粤民再319号民事判决与民事裁定，本案随即恢复审理。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案由应如何确定。（二）《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前山市场受让人是郑高峰、翁宏治二人还是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三）《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前山市场受让人是否将《产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四）前山市场产权转移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是否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五）对郑高峰、王桂琼作为第三人独立提出的请求应否予以支持。（一）关于本案案由应如何确定的问题。郑高峰认为，本案纠纷性质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前山市场买受人依据《产权转让合同》承担的合同义务不仅包括支付转让价款，还包括安置员工就业、对前山市场进行经营管理，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产权转让合同纠纷”。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并无“产权转让合同纠纷”这一案由。产权是经济领域概念，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在法学领域，可以把产权理解为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组权利的集合，包括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经营权（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及授权下的处分）等。在具体案件中，对因名为“产权转让合同”的合同引发的纠纷，人民法院不能直接确定案由为产权转让合同纠纷，而要根据标的性质即合同权利义务内容确定法律关系种类，并根据当事人争议指向的对象确定相应的案由。本案中，虽然郑高峰与市场经营集团签订的《产权转让合同》名为“产权转让合同”，合同第五条也约定了交接前山市场经营权的内容（包括消防和治安相关资料、场地、租赁合同变更等），但并不存在前山市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前山市场经营权依附于所有权而存在，故本案实质上争议的仍然是前山市场所有权的归属，即谁有权请求市场经营集团协助办理前山市场所有权变更登记的问题。但是，考虑到《产权转让合同》约定买受人义务除了支付转让价款以外，还包括安置职工就业等非属一般意义上房屋买卖合同义务的内容，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确实不能完全涵盖纠纷性质。由于本案纠纷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并无对应的三级、四级案由，故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二级案由“合同纠纷”。（二）关于《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前山市场受让人是郑高峰、翁宏治二人还是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的问题。首先，《产权转让合同》记载的受让方“市场经营集团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并非指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而是指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并在指定期限内认购并缴清股权认购款的员工。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市场经营集团于2001年11月13日制订的《关于员工参与市场内部改制若干问题的规定》（珠市司字[2001]38号）第三条规定，员工对改制市场的选择原则是跟市场，不跟发起人；改制市场的确定以参股员工最多的为最终标准；参与改制是每一个员工的权利，不论有多少员工参与改制，第一发起人都必须无条件接受所有员工的参与，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拒绝。市场经营集团于2003年11月28日制订的《关于印发改制方案实施细则的通知》（珠市司字[2003]37号）附件三《员工改制、分流及安置办法》第二条规定，员工参与改制以自愿为原则，每位员工只能选择一块资产参与改制或分流，一旦选择某块资产改制，不论该块资产能否进行内部改制，都必须随该块资产分流。该通知附件四《发起人产生办法和守则》第三条第4款规定，发起人股权占转让资产总股本的51%，非发起人占转让资产总股本的49%，当非发起人股认购不足时，发起人必须包购。市场经营集团于2003年12月18日作出的《关于公开竞投市场股权设置及职工认购股份等问题的通知》（珠市司字[2003]55号）第三条规定，凡分配给职工的股额，由集团公司计算并通知到本人；职工必须在成交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按规定认购个人应得股权份额；若逾期不能认购缴清认购款的职工，一律视为自动放弃自己应得的股权份额，职工弃购部分股权由发起人包购。从上述改制文件规定内容来看，参加改制是市场经营集团给予员工的一项权利，员工可以通过不认购股权份额或者认购股权份额后不在指定期限内缴清认购款的方式放弃权利，员工放弃的股权份额应由发起人包购。因此，虽然《产权转让合同》记载的受让方为市场经营集团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该“全体员工”并非当然指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而应当结合上述改制文件的规定，理解为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并在指定期限内认购并缴清股权认购款的员工。其次，在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43名员工中，只有郑高峰、翁宏治最终成为《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前山市场受让人。根据本院查明事实，在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43名员工中，除了郑高峰、翁宏治、林金杰、叶贵荣、王文、邝玉霞外，其余37名员工均签署了自愿放弃前山市场股权认购的书面声明，故该37名员工的股权份额应由发起人郑高峰包购。邝玉霞在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后，又与案外人徐晓军进行了调换，由徐晓军实际参与前山市场的改制，而徐晓军后来亦签署了自愿放弃前山市场股权认购的书面声明，故徐晓军的股权份额亦应由发起人郑高峰包购。此外，林金杰、叶贵荣、王文虽未签署书面声明，但未支付股权认购款，根据市场经营集团《关于公开竞投市场股权设置及职工认购股份等问题的通知》（珠市司字[2003]55号）第三条的规定，应视为该三人放弃股权认购，其股权份额亦应由发起人郑高峰包购。综上，在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43名员工中，除了郑高峰与翁宏治以外，其余41人通过签署书面声明或逾期不支付股权认购款的方式放弃认购前山市场股权，对应的股权份额应由发起人郑高峰包购，故实际竞得前山市场产权的员工仅为郑高峰与翁宏治，而非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43名员工。最后，郑高峰提出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享有改制扶持金且已以改制扶持金支付认购款的主张不能成立。珠海市联基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市属农贸市场改制方案的批复》（珠联基[2003]137号）附件二《珠海市市场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前山、唐家、湾仔、吉大等农贸市场和健民系企业改制方案》第四条“内部职工参与竞投的优惠方法”规定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员工达到30人以上并最终中标的，设立并以转让底价的20%提取员工改制扶持金，并由市场经营集团统筹以一定的比例办法分配给参与竞投改制的员工，同时明确具体按实施细则办理。市场经营集团《关于印发改制方案实施细则的通知》（珠市司字[2003]37号）附件五《内部职工参与改制、自愿离职的优惠政策及分配办法》第一条第3款第（3）项“改制扶持金的分配办法”规定“改制扶持金全部按出资比例分配。若员工认购股份参与改制，则可享受，否则不能享受这部分的优惠”。结合市场经营集团《关于公开竞投市场股权设置及职工认购股份等问题的通知》（珠市司字[2003]55号）第三条关于“凡分配给职工的股额，由集团公司计算并通知到本人；职工必须在成交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按规定认购个人应得股权份额；若逾期不能认购、缴清认购款的职工，一律视为自动放弃自己应得的股权份额，职工弃购部分股权由发起人包购”的规定，应认定以下事实：第一，前山市场改制扶持金的性质是前山市场产权转让人为激励员工积极参与改制分流而设立的一项在受让价款方面给予优惠的政策，故该扶持金的设立必须以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员工人数达到30人为基础。第二，有权享受改制扶持金的员工并非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而是参与前山市场改制并在指定期限内认购并缴清股权认购款的员工，意即改制扶持金的享受必须以认购股权并缴清认购款为前提，并非所有选择参与改制的员工均有权享受该扶持金。第三，改制扶持金是转让价款优惠政策，体现为适当减少认购股权的员工实际需要支付的股权认购款数额，但享受改制扶持金须以缴清股权认购款为前提，故享受改制扶持金不代表无须支付股权认购款，也不能以可以享受的改制扶持金数额抵销应当支付的股权认购款数额。由于在选择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43名员工中，除郑高峰、翁宏治以外，其余41名员工均以签署书面声明或未支付认购款的方式放弃认购股权，故郑高峰提出改制扶持金应由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享有且放弃认购股权的41名员工已以改制扶持金支付了认购款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虽然《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前山市场的受让方为“市场经营集团参与前山市场改制的全体员工”，但参与前山市场改制属于市场经营集团赋予其员工的一项权利，员工可以基于意思自治予以放弃，而在改制进程中，除郑高峰、翁宏治以外的其余41名员工也确实通过签署放弃认购的书面声明或未在指定期限内支付认购款的方式对认购权予以放弃，而郑高峰提出改制扶持金应由参与改制的全体员工共同享有且放弃认购权的41名员工已以改制扶持金支付认购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认定《产权转让合同》的受让方只有郑高峰与翁宏治二人，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郑高峰、翁宏治有无将《产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的问题。二审中，郑高峰主张其向市场经营集团发出《关于将前山农贸市场产权登记在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请示》的行为性质属于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建谊公司对此表示同意。该请示载明，建谊公司已成立，全体股东决定将前山市场产权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郑高峰签署的《产权转让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由建谊公司履行。从该请示的内容来看，确有将《产权转让合同》约定郑高峰、翁宏治作为前山市场买受人的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的意思，建谊公司对此亦无异议，故应认定郑高峰向市场经营集团发出上述请示的真实意思是概括转移《产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而非仅仅转让合同权利。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结合本案事实综合判断，应当认定该概括转移合同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仍可约束郑高峰、翁宏治与市场经营集团，建谊公司据此获得合同相对人主体地位，并享有请求市场经营集团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转移登记到建谊公司名下的合同权利。具体理由分述如下：第一，市场经营集团对郑高峰概括转移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并未表示反对。二审庭审时，市场经营集团表示该集团收到上述请示后即上报珠海市国资委，珠海市国资委同意将前山市场转移登记至建谊公司名下，市场经营集团亦已着手进行准备工作，但由于郑高峰与建谊公司之间存在诉讼纠纷，故市场经营集团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从市场经营集团上述陈述内容来看，其并不反对郑高峰将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而且，从前山市场等农贸市场改制的一系列文件内容及“湾仔市场”等同类农贸市场改制的实施方式来看，受让人在竞得农贸市场产权后设立公司并由公司承接产权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系产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行为，符合改制工作相关规定，市场经营集团没有合理理由拒绝郑高峰将《产权转让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至于市场经营集团在起诉追索欠付转让款时选择郑高峰而非建谊公司为被告，从市场经营集团在原审法院于2012年7月27日组织再审庭审中的陈述来看，其并非基于不同意郑高峰将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的意思，而是出于便利诉讼的考虑，将郑高峰作为前山市场受让方的代表，希望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以事实为依据，对包括合同权利义务是否概括转移在内的相关事项进行查明和认定，最终确定应当承担给付义务的责任人。因此，郑高峰主张市场经营集团以起诉请求郑高峰履行付款义务的方式表达了拒绝郑高峰将债权债务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的意思，与市场经营集团的真实意思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第二，《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应由受让方履行的合同义务已实际由建谊公司履行。根据该合同约定，前山市场受让方需要履行的合同义务有两项，一是安置不少于45名市场经营集团员工就业且与每人签订不少于二年的劳动合同，二是及时足额支付转让款。关于安置就业一项，根据查明的事实，市场经营集团实际要求受让人安置43名员工就业，而该43名员工中有39名在一次性领取了两年的经济补偿金及社会劳动保险金后放弃与建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另有2名员工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在建谊公司实际工作了两年，而郑高峰、翁宏治作为建谊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故建谊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安置员工就业义务。关于转让款支付一项，《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受让人实际应支付的转让款总额为52818800元，应于中投日后60天内支付70%即36973160元，中投日后一年内支付余款15845640元。根据原审查明事实，郑高峰与案外人余永佳于2005年2月7日签订《产权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郑高峰确定其购买前山市场的资金36973160元及对建谊公司的出资股本金353800元均是向余永佳所借，郑高峰同意以将前山市场产权及对建谊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余永佳的方式清偿借款，并负有将前山市场产权注入建谊公司及配合办理建谊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因此，前山市场首期款36973160元虽以郑高峰名义支付，但实际上是由以余永佳为股东的建谊公司出资。对于欠付的转让余款15845640元本息，建谊公司已经提交相关转账凭证证明是由该公司根据生效判决向市场经营集团支付了16274763.64元。原审法院于2008年1月29日作出的（2007）珠中法民二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亦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虽然原审法院（2006）珠中法执字第228号民事裁定称该款项由被执行人郑高峰支付，但郑高峰只是以被执行人身份代付款项，并不能据此否定该款项实际由建谊公司支付的事实。郑高峰称建谊公司支付的款项均为建谊公司代其付款，其与建谊公司之间构成借款合同关系，与上述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前山市场转让款应认定全部是由建谊公司而非郑高峰支付，建谊公司已实际履行《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支付转让款义务。第三，翁宏治对郑高峰概括转移《产权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已予以确认。根据翁宏治于2011年5月20日向原审法院作出的《情况说明》，其称“在公司成立后，我两人决定通知市场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拍卖人，明确郑高峰签署的《产权转让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由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在经营一段时间后，郑高峰和我先后转让了各自的权益，退出了前山农贸市场”。因此，郑高峰概括转移《产权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系与翁宏治共同作出，对翁宏治具有拘束力。郑高峰称翁宏治出具的《情况说明》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举证证明，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四，建谊公司已经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取得《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受让人应享有的合同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合同相对人利益，保证应由原债务人履行的合同债务在未经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转移给第三人，以避免第三人履约能力不足给债权人造成损害。因此，认定合同当事人概括转移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不应仅局限于相对人有无作出明确同意的意思表示，还应当结合受让人有无实际履行合同、相对人有无接受受让人的履行以及相对人的合同权利有无受到侵害等事实进行判断。本案中，市场经营集团虽未明确对郑高峰、翁宏治概括转移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表示同意，但建谊公司已实际取代郑高峰、翁宏治的合同主体身份履行了《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前山市场受让方应当履行的义务，市场经营集团亦已接受建谊公司的履行，其合同权利并未遭受侵害，并表示愿意遵循司法判决向郑高峰或建谊公司任何一方履行前山市场转移登记义务，故应认定由建谊公司享有《产权转让合同》受让方的合同权利，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与公平原则。第五，郑高峰于2018年11月12日向市场经营集团发出的《关于撤回将前山农贸市场产权登记在珠海市建谊公司名下的通知书》对建谊公司和市场经营集团不发生法律效力。如前所述，虽然郑高峰向市场经营集团发出《关于将前山农贸市场产权登记在珠海市建谊前山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请示》的行为性质属于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但在建谊公司已经全部履行合同、市场经营集团已经接受建谊公司履行的情况下，建谊公司应当享有合同权利，此时郑高峰又通知市场经营集团撤回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通知，有违诚信原则，亦未得到建谊公司同意，故上述《关于撤回将前山农贸市场产权登记在珠海市建谊公司名下的通知书》对建谊公司和市场经营集团不发生法律效力。最后，建谊公司享有前山市场转移登记请求权，不仅是《产权转让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法律后果，也是郑高峰与案外人余永佳签订的《产权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履行结果。郑高峰在《产权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确认其购买前山市场的资金36973160元及对建谊公司的出资股本金353800元均是向余永佳所借，同意以其享有的前山市场合同权利转让给余永佳的方式清偿欠债，并负有根据余永佳的指示将前山市场变更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以及将其享有的建谊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在余永佳名下两项合同义务，足以证明将前山市场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不仅是《产权转让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法律后果，也是郑高峰作为建谊公司原股东履行《产权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补足出资义务的结果。综上，郑高峰、翁宏治竞得前山市场后设立了建谊公司，并将《产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市场经营集团对此未表示反对，而建谊公司亦已实际履行《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支付转让款与安置职工就业的全部合同义务，故《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受让人的权利义务已由郑高峰、翁宏治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建谊公司取代郑高峰、翁宏治成为《产权转让合同》的合同主体，而郑高峰在合同权利已经转让给建谊公司后又通知市场经营集团撤回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通知，对建谊公司和市场经营集团不发生法律效力，建谊公司据此应当享有请求市场经营集团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转移登记至建谊公司名下的合同权利。（四）关于前山市场产权转移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是否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问题。虽然前山市场等一系列农贸市场改制是地方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活动，地方政府对参与竞投农贸市场的买受人主体资格进行了限制，并在支付转让对价以外为买受人设置了安置国企员工就业的合同义务，具有鲜明的行政管理色彩，但买受人在竞得农贸市场并签订转让合同后处分合同权利的行为仍属于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范畴。本案中，郑高峰、翁宏治在竞得前山市场后为经营管理该市场专门设立了建谊公司，并通知市场经营集团将《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受让人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本身就是为履行《产权转让合同》而进行的行为。其后，郑高峰为偿还因竞买前山市场而欠下的金钱债务，将其享有的建谊公司股权以抵债的形式转让给案外人余永佳，并承诺仍负有将前山市场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的义务。因上述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郑高峰亦应根据诚信原则履行合同义务。其中，郑高峰以其享有的建谊公司股权抵顶其所欠余永佳债务的行为合法有效，已得到原审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而对郑高峰概括转移《产权转让合同》的合同权利义务而言，建谊公司作为受让人已实际支付全部转让款并依约履行了职工安置义务，市场经营集团作为前山市场转让方，其享有的合同权利即收取转让款并安置员工就业的权利并未受到损害，故亦不存在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的问题。而且，根据查明事实，珠海市国资委于2009年6月3日向本院作出的《关于请求维持（2005）珠中法民一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的函》（珠国资函〔2009〕68号）亦同意将前山市场过户至建谊公司名下，故郑高峰提出将前山市场登记在建谊公司名下将损害国家利益并且仍应当经过相关政府部门审批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市场经营集团协助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登记至建谊公司名下，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五）对郑高峰、王桂琼作为第三人独立提出的请求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对于郑高峰的诉讼请求，本院作出的（2018）粤民再319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58号判决在事实不清及当事人未提出请求的情况下，作出“前山市场的不动产物权依产权转让合同约定，已变更转让给参与改制的全体员工，他们享有前山市场的共同共有权”的认定不当，并予以纠正，同时认定“对于前山市场的实际权利人问题，建谊公司、郑高峰及王某已向一审法院另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亦依法追加了前山市场全体员工参加诉讼。因此，对上述员工有无按照《通知》规定出资认购股权份额以及是否为前山市场的实际权利人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认定范围，应由另案审理后依法予以认定”，故58号判决作出的相关认定不能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郑高峰已经将其在《产权转让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建谊公司，其已丧失《产权转让合同》主体地位，无权请求市场经营集团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的部分份额转移登记在郑高峰名下，亦无权请求市场经营集团向其归还前山市场的经营资料，故原审判决驳回郑高峰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王桂琼的诉讼请求，王桂琼在前山市场改制时即已放弃认购股权，并非《产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故其主张将前山市场主体产权的部分份额转移在其名下，亦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郑高峰、王桂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980元，由郑高峰负担4541元，由王桂琼负担543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文建平审判员  张艮开审判员  贾 密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马绮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