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18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某1，男，1970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山常佩、王世坤，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某2，女，197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建锋，山东劳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允柳，山东劳尔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691民初1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一、二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李某1因与李某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691民初1869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认为该《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李某2无权直接依据涉案遗嘱直接获得烟房权证开字第××号房产的所有权。无论涉案遗嘱的真实性和效力如何，一审法院已查明：烟房开(集)私证61172号房产属于被继承人李守林和曲延娥的夫妻共同财产，而非被继承人李守林的个人财产。因此涉案遗嘱的效力处分属于曲延娥部分的财产是不能发生效力的，无论曲延娥是否同意。况且，曲延娥在(2020)鲁0691民初1869号案中并未对该事项发表意见，也未对烟房权证开字第××号房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作出赠与或者放弃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判决依据涉案遗嘱判决烟房权证开字第××号房产归被上诉人李某2所有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二、被上诉人李某2并未举证证明涉案遗嘱系由被继承人李守林亲笔书写。被上诉人李某2提供的所谓证明涉案遗嘱系自书遗嘱的证据仅有《律师见证书》及其辅助材料(录像、照片)，但根据庭审情况，《律师见证书》及其辅助材料(录像、照片)是不应采纳的。具体原因如下：第一，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王武律师已承认：该《律师见证书》并未由被继承人和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办理委托手续。这与《律师见证书》中载明的内容是相矛盾的，也是违反《律师法》第二十八条和《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十四条之规定的。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律师见证书》及辅助材料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不应予以采纳。而被上诉人提供的《遗嘱》是《律师见证书》的一部分，也不应予以采纳。第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王武律师声称其见证了被继承人书写、签字及按手印的整个过程，并全程进行了录音录像，但同时又称录音录像是完整的，没有经过剪辑的。根据其提供的13分钟51秒的视频资料，并未显示含有被继承人作出财产处分部分的内容，因此证人证言与真实情况是相矛盾的。同时，证人王武律师承认被继承人是按照王武律师预先写好的文本内容让被继承人誊写的。根据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视频资料来看，被继承人誊写遗嘱文本时，被上诉人李某2是在场的，只不过在最后一段签字时，王武律师才让其回避。第三，被上诉人提供的律师见证书中的《遗嘱》上下半部分，被继承人的签字明显不同，且与被上诉人提供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签名明显不一致。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律师见证书》不能予以认定，该《律师见证书》中的《遗嘱》自然也不能予以认定。三、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涉案遗嘱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也存在着多处矛盾的地方，一审判决不应采纳王武律师的证人证言。即便按被上诉人所述，被继承人立遗嘱时身处医院，也理应由医务人员判断其神志情况，而非由缺少专业能力的见证律师进行判断。一审判决根据“2016年5月4日神志清，精神差”和“2016年5月6日神志清，精神尚可”，推测出2016年5月5日被继承人的神志是清醒的，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2016年5月6日被继承人的病历记载其病情是加重后重新入院的，因此被继承人的病情是发生过剧烈波动的，结合2016年5月20日被继承人即病逝的事实，不应认定被继承人立遗嘱时是神志清醒的。需要强调的是，被上诉人从未提供被继承人书写《遗嘱》中财产处分部分的任何证据，无法判断涉案遗嘱中财产处分部分的形成时间和当时的各种状况，自然也无法判断被继承人作出财产处分的意识情况和精神状况，也无法判断涉案遗嘱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其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李某2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李某2按照遗嘱继承被继承人李守林名下搬迁补偿安置所得坐落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产；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某1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曲延娥与被继承人李守林系夫妻关系，二人于××××年××月结婚，婚后生育长子李某1、长女李月香、次女李某2,李守林于2016年5月20日因病去世，此前，李守林的父母均已去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月香向法院出具声明，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并放弃对其父李守林名下财产的继承权利。坐落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泉居民委员会）产权证号为烟房开（集）私证61172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登记在李守林名下。2014年，李守林的哥哥李守森向法院起诉李守林，称，涉案房屋系其祖屋，应由李守森和李守林共同继承所有，各占一半份额，要求依法确认涉案房屋所分配的拆迁安置房及拆迁补偿费归二人共同所有，并要求李守林支付占用拆迁安置房产期间的租金60000元。法院立案号（2014）开民一初字第78号，经审理，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李守森的诉讼请求，认为，李守森、李守林及其母亲共同居住的老房（草房，北屋三间、西厢两间），其中北屋三间已于20世纪70年代翻建成北屋四间（石木结构），西厢两间已于1983年被拆除，原房已灭失。1983年，李守林在北屋四间的基础上又加盖一间成北屋五间，并于1989年将房产证办至李守林名下，后又于2000年1月25日领取了新房产证。该房屋长期由李守林居住、管理、使用。李守森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烟民四终字第135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认为，根据涉案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记载，涉案原五间草房系李守森、李守林及双方的母亲刘金英三人共有。李守森于1959年搬出该房屋后，该五间草房由李守林及其母亲居住使用。20世纪70年代，五间草房中北屋最东面一间倒塌，李守林将三间北屋草房拆除，翻建成石木结构的四间北屋。1983年，李守林将其余两间西厢房拆除，在四间北屋的东边又加盖一间，建成北屋五间。根据法律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故涉案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五间草房，因房屋被拆除而致使物权消灭。李守森不服该二审判决，申请再审，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2015）烟民申字第330号民事裁定，驳回李守森的再审申请。该裁定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以上案件李守林一方的诉讼代理人均系王武律师。另查明，2003年10月19日，李守林与烟台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公室就涉案房屋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李守林依据该协议取得的拆迁安置房为坐落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产，该房产交付后，李守林于2013年10月15日领取了该房的房产证，房产证号为：烟房权证开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人为李守林。李某2主张李守林生前已立下遗嘱，指定其名下坐落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产（房产证号为：烟房权证开字第××号）由李某2继承，提供如下证据证明：1.遗嘱、律师见证书各1份。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李守林经慎重考虑，本人在百年之后将坐落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产证号烟房权证开字第××由女儿李某2继承，其他人不得干涉，我名下的其他产权份额全归我妻子曲延娥继承，任何人不得干涉。以上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该遗嘱是在王武律师、武韦君律师的见证下由本人自书。由王武律师为我的执行人。落款签有“李守林”并注明日期2016年5月5日。律师见证书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5日，内容为：山东信力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武律师和山东达承律师事务所律师武韦君律师受立遗嘱人李守林的委托，于2016年5月5日早上六点十五分在烟台中医院住院部四楼39号床前见证了委托人李守林自书的一份遗嘱，该遗嘱是由立遗嘱人李守林自行书写，并自行签字按手印，立遗嘱人李守林在书写该遗嘱时神志清楚，其意识表达真实。为全面客观地证明这一情况，见证律师对立遗嘱人书写、签字及按手印的实况进行了录音录像，立遗嘱人所立遗嘱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其所立遗嘱合法有效。该律师见证书落款有王武、武韦君签名并盖有山东信力源律师事务所的印章。经质证，李某1称，对于遗嘱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1）遗嘱的时间为2016年5月5日，而被继承人于2016年5月20日去世，说明被继承人的病情严重，神智情况不明，不具备立遗嘱基本条件。（2）遗嘱全文字迹前后不一，存在明显的差别，且全文进行了多处涂改，不能体现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并且该遗嘱中被继承人的签名和上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签名明显不符。（3）遗嘱中所记载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屋系被继承人与曲延娥共同财产，被继承人无权全部处分。对律师见证书形成过程不了解，对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存在多处问题，律师见证书声称两位律师受被继承人委托办理律师见证，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合同、付款凭证、律师费发票等予以证明。该律师见证书称被继承人神智清楚，其意思表达真实，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律师见证书所附视频，被继承人语言表达能力基本完全丧失，被继承人的神智情况和意思表达能力需要医护人员专业意见，见证律师并无自行判断的资格和能力。该律师见证书称对书写、签字及按手印的实况进行录音录像，但根据视频反映的情况，没有见到书写过程、签字过程和手印按捺过程。根据视频，律师见证书中的武韦君律师并未出现，且该律师见证书仅有一个律师事务所盖章，山东达承律师事务所并未加盖公章。从照片可以看出被继承人是根据已经书写好的内容进行誊写，是按照他人要求进行书写，可见遗嘱并非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律师见证书并未询问被继承人财产具体情况，继承人的情况，并未让被继承人明确其他财产的具体范围和所在。鉴于律师见证书存在的多处问题，两位见证律师应当出庭说明情况并接受法庭和双方当事人的询问。2.录像2份、照片2张。显示李守林在病床上书写遗嘱。经质证，李某1称对真实性无法确认，需查看该份证据的原始载体，李某2提供其中1份录像的原始载体并当庭播放。李某1称，该视频开始播放时，遗嘱内容已经书写完毕，无法体现是被继承人书写，无法显示遗嘱形成的完整过程，被继承人的签字行为也是在见证律师的指导下和指引下进行的，从视频中可以看出，被继承人语言表达困难，表达的也不清楚，见证律师没有仔细完整的询问被继承人的意思，无法证明其提供的遗嘱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烟台市中医院的住院病案2份，该病案显示，李守林于2016年4月20日至5月4日在该院第4次住院，2016年5月6日至5月20日在该院第5次住院，中医诊断为：主病肺癌、主证气虚痰湿证，西医诊断为：左肺恶性肿瘤等。经质证，李某1对病案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称病案记载，李守林第4次住院，入院时间是2016年4月20日，出院时间2016年5月4日，第5次住院，入院时间2016年5月6日，死亡时间2016年5月20日。两次住院中均不包括立遗嘱时间2016年5月5日，因此，该两份病案并不能证明李守林2016年5月5日的神志情况及精神状态，第4次住院病历入院记录记载，被继承人的出院情况为神志清、精神差，结合被继承人于2016年5月6日重新入院的情况，说明2016年5月5日其神志和精神状况恶化。李某2称，2016年5月5日李守林未出院，病案显示2次住院李守林的病床号均系39号可以证明其一直在烟台市中医院住院，出现2次住院病历案可能是涉及医保报销方面的原因。法院询问双方2016年5月5日李守林在何处，李某1称，2016年5月4日，我和李月香均在医院陪护，我当晚回家，直至2016年5月6日返回烟台市中医院。李某2称，2016年5月4日晚上我姐李月香不在医院，我哥李某1在病房外走廊的病床上睡了一晚上，5月5日早上因要上班走了，我是和他一起走的，我回家做饭，我回来后推开病房门，看到里面有人，这时王武律师跟我说需要我回避一下，我一直在病房外面。4.王武律师到庭作证并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询问。王武称：我曾作为李守森诉李守林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中李守林的代理人，并因此与李守林一家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每年春节都去李守林家看望他。2016年5月4日，我接到李守林的电话，在电话中李守林说他要立一份遗嘱，让我到医院去为他见证，2016年5月5日早晨，我和武韦君律师一起到李守林住院的烟台市中医院，见到李守林后，李守林和我谈了他要设立遗嘱的具体内容，我就问李守林“你是否可以自己写”，李守林说“能”，在这种情况下，李守林躺在病床上，用了一个写字板，我用两台摄像机，一台放在他床尾的桌子上，另外一台放在床头柜的位置，李守林就自己在写，写完以后，我就对主要的遗嘱内容口头问李守林，问李守林“这个房子你准备给谁”，李守林说给他小女儿，思路很清晰。根据法律规定，自书遗嘱并不需要有见证人，但是我当时为了安慰李守林的心，让李守林感觉很放心，于是我和武韦君在“见证人”的位置签了自己的名字，签了以后又说了其他的事情，大概在9点多钟我们就回去了。本人再次庄严承诺上述话没有一句是虚假的，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经质证，李某1称，证人证言不应得到采信，理由如下：从证人的作证情况可以看出，两位律师见证没有经过委托，因此出具的律师见证书不具有合法性，见证律师没有向医生询问李守林的神志和精神状况，是自己整理好遗嘱内容后让李守林誊写，不能体现遗嘱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不能证明遗嘱是被继承人李守林本人亲自书写的；证人的部分证言系证人的个人意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人说遗嘱形成过程视频是没有经过剪辑的，是完整的，但是视频只有13分钟，根本不可能完成整个遗嘱的书写过程，与其所说的见证整个过程是矛盾的。本案焦点为：1.涉案房屋属于李守林的个人财产还是其与曲延娥的夫妻共同财产；2.涉案遗嘱为自书遗嘱还是见证遗嘱；3.涉案遗嘱是否是被继承人李守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第1个焦点问题。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十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本案中，已生效的（2014）开民一初字第78号等民事判决查明，涉案房产系李守林与曲延娥婚后建造，属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该房产为二人夫妻共同财产。李某2主张涉案房屋系李守林的个人财产，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2个焦点问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李某2提供的录像、照片能够反映李守林书写遗嘱的情况，可以认定该遗嘱系李守林本人书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遗嘱属于自书遗嘱。王武、武韦君律师出具的律师见证书系对李守林亲笔书写遗嘱的证明，不妨碍对该遗嘱性质的认定，李某1主张该遗嘱为见证遗嘱，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3个焦点问题。法院认为，涉案遗嘱系被继承人李守林的真实意思表示，理由如下：（1）尽管病历未显示李守林于2016年5月5日在烟台市中医院住院，但录像和照片均显示其书写遗嘱的地点系在医院的病床上，李某1也承认其父李守林2016年5月4日当晚在烟台市中医院住院，假如李守林于2016年5月4日当晚出院，作为其子的李某1不可能不知道，李某1未举证证明李守林于2016年5月5日在烟台市中医院之外的其他场所，故法院认定2016年5月5日李守林仍在烟台市中医院住院；（2）录像和照片虽未全部反映李守林书写遗嘱的整个过程，但结合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涉案遗嘱系李守林本人书写，录像反映其当时神志清醒，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愿，且在书写过程中就遗嘱内容与王武律师进行了沟通确认，其虽因病声音沙哑，但其所表达内容可以听清，遗嘱内容存在的涂改之处均有李守林当场摁有手印，不存在事后被涂改情况；（3）烟台市中医院的病历记载，李守林2016年5月4日“神志清，精神差”、2016年5月6日“神志清，精神尚可”，可以认定虽然当时被继承人李守林患有严重疾病，但神志清醒。综上，法院认定，涉案遗嘱系李守林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某1主张李守林立遗嘱时神志不清，该遗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个或者数人继承。本案被继承人李守林所立遗嘱尽管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涉案房屋所置换的财产指定由女儿李某2继承，但其妻曲延娥予以同意，故该遗嘱并不构成无权处分，李某1以该遗嘱构成无权处分为由主张该遗嘱无效，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被继承人李守林所立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李某2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判决：坐落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产（房产证号为：烟房权证开字第××号）归原告李某2所有。案件受理费5316元，由被告李某1负担。二审期间，曲延娥出庭作证称，我向法庭提交自己签字的书面说明，李守林立遗嘱时，不知道要我签名，李守林立遗嘱的时候我在场，该遗嘱是我们两个人的意思表示，因为上诉人不孝顺，所以没告诉他，其他子女也不知道，当时找律师弄的；遗嘱是李守林自己写的，录像时我在旁边；我现在长期跟着小女儿李某2居住；李守林去世后，第一年的初一上诉人过来了，发生争吵。曲延娥另提交一份书面的《曲延娥对李某2案件情况说明》，称同意李守林所立遗嘱，儿子李某1与大女儿李月香不孝顺，其与丈夫李守林对李某1与李月香绝望，把财产给小女儿李某2。二审当庭重新播放一审中李守林立遗嘱时的录像。上诉人认可视频中系其父亲在遗嘱上签名。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是，涉案遗嘱是否合法有效。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认可立遗嘱的视频中系其父亲李守林，从该视频可见，李守林本人亲自在遗嘱上签字，其神志清楚。一审法院认定遗嘱真实，符合证据规则。二审庭审中，曲延娥当庭作证称，李守林立遗嘱时其在场、知道也认可遗嘱内容，上诉人主张该遗嘱非法处分了曲延娥的财产份额，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根据李守林所立遗嘱，结合律师见证书、李守林立遗嘱时的视频等，认定涉案遗嘱有效，判令坐落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产（房产证号烟房权证开字第××号）归李某2所有，合法有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32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