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2376号原告（反诉被告）:张峰，男，1981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上华，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周晓燕，女，197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被告：刘贵燎，男，1971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浩，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张峰诉被告周晓燕（反诉原告）、刘贵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独任审判员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张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上华，被告周晓燕（反诉原告）、刘贵燎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浩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张峰诉称，被告周晓燕是广州多力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力教育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其为了吸引原告投资，在明知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多力幼儿园（以下简称多力幼儿园）尚未获得办学许可证和未通过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向原告自称有大量的幼儿园教育资源并承诺多力幼儿园一定顺利开园，让原告对多力幼儿园进行投资。2016年9月13日被告周晓燕与原告名下的北京信和兄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和公司）签订《幼儿园收购意向书》和《意向书补充协议》，由北京信和公司向被告刘贵燎名下的广州逢源祥建材有限公司支付200万元收购诚意金。2016年10月10日原告与被告周晓燕签订《合作合同》，约定，原告与周晓燕确定多力教育公司和多力幼儿园的股权总额按1000万元计算，原告以900万元收购被告周晓燕持有多力教育公司和多力幼儿园90%股权，双方按股份比例享有多力幼儿园利润分配和风险承担，并确认被告周晓燕已收到北京信和公司代原告支付的诚意金200万元，原告只需支付价款700万元，在签订合同后7个工作日由原告向周晓燕支付300万元，待多力教育公司的90%股权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完成股权转让并且多力教育公司取得由政府部门批准的幼儿园办学许可证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提前完成全部付款义务，根据《合作合同》第二条第2项约定，原告本应在多力教育公司取得政府部门批准的幼儿园办学许可证后7个工作日内将剩余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支付给周晓燕，但鉴于多力教育公司于2016年10月13日获得海珠区教育局批复，同意筹办多力幼儿园，并出具相关的批复，被告周晓燕向原告述称只要具备了教育局出具的《筹办证》，多力幼儿园就可以进行招生，办学许可证在一年半到三年之间一定能办出来，所以要求原告将前期的300万元和后期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并支付。由于原告对幼儿园办学缺乏经验，对周晓燕的话没有怀疑，原告将700万元一并支付给了周晓燕，并于2016年10月13日与周晓燕办理相关的股权转让手续。由于多力幼儿园仅有筹办证，由始至终没有办学许可证，且被告周晓燕与原告签订意向书及《合作合同》前，向广州市和峰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峰房产公司）租赁用于多力幼儿园的经营场地原本属于肉菜市场用途，致使多力幼儿园一直未获通过消防安全验收，2017年11月17日海珠区教育局职成幼教科向多力幼儿园出具《致海珠区多力幼儿园（筹）家长的一封信》，要求幼儿园完成分流工作。2017年12月20日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向多力教育公司发出《关于终止广州市海珠区多力幼儿园筹办事宜的通知》，决定自2018年1月1日起终止多力幼儿园筹办事宜。此后和峰房产公司也向多力幼儿园发出通告，要求多力幼儿园在2018年3月26日停止所有学生上课。原告认为，根据《合作合同》第五条第2项约定，原告已依约向被告周晓燕支付了约定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但由于多力幼儿园未能取得教育部门批准的办学许可证等相关资质致使被禁止开园办学，还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300多万元。为此原告委托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10月21日向两被告发送律师函，明确表示要求与被告周晓燕解除《合作合同》，并要求两被告在收到函件后10日内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和赔偿损失，但两被告收到函件后拒绝返还股权转让款和赔偿损失。两被告是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经营多力教育公司和多力幼儿园，根据《婚姻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刘贵燎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起诉要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周晓燕签订的《合作合同》于2019年10月22日解除；2.被告周晓燕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800万元；3.被告周晓燕向原告支付逾期返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以8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11月2日起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4.被告周晓燕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5万元；5.被告周晓燕配合原告办理退出广州多力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等）；6.被告刘贵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被告（反诉原告）周晓燕答辩并反诉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与周晓燕的股权交易合同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条件和合同解除权的条件，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经双方充分协商确认，明确为目标公司是否取得教育局关于筹办幼儿园的批复，该批复已经取得了，原告无权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中最后一期400万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和合同解除的表述是完全一致的，即获得办学许可证。但是从合同的上下文表述可以看出，双方所约定的办学许可应该是指取得筹办批复，而不是办学许可证，合同中明确约定，股权转让后，公司和幼儿园所有的操控权归原告，被告周晓燕对目标公司和幼儿园均没有任何决定权；股权转让之后从取得筹办批复到取得办学许可证，有长达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期间全部由原告进行经营和管理，原告应对该期间发生的事情负责。因此股权款的支付和合同解除权的具备均应是以是否取得筹办批复为条件，该条件在合同签订后适当时间内就可以确定，也在被告的掌控和可预知情况之内，不应以三年之后是否取得办学许可证为条件。二、目标公司取得筹办幼儿园的批复后，在原告方完全控制、经营了一年有余的情况下，被教育局停止筹办，原告方对此无可推卸地负有过错，由此原告无权以“非因原告的自身原因造成无法正常办学的或者相关部门禁止开园办学的”为由提出解除合同。三、原告在得到和完全掌握相关事实的情况下，不但从未向被告表示要求解除合同，还对公司财产进行了大量处置，致使目标公司财产大量流失，原告在其自身掌控并任意处置公司财产后三年才提出解除合同，明显不公，也不切实可行。2016年10月17日开始原告完全掌控了公司和幼儿园，2017年12月20日原告收到教育局关于终止幼儿园筹办的通知，但原告方收到该通知后没有向被告方提出解除合同的任何意思表示，反而大量地处置公司财产，并将幼儿园的经营场地以承租的原价转租给原告的关联方，原告的这些行为都向被告方明确地表示其要继续经营公司和幼儿园，使被告确信其不会解除合同，根据这些事实，原告已经完全丧失了其主张的所谓解除权。原告的行为已经使公司目前没有任何财产，丧失了基本的经营场地，没有任何可继续经营的条件，并背负了大量债务，而且这些债务都是以原告为债权人的，原告所实施的处置行为均是以公司的名义行使的，即使被告方取回公司控制经营权，也无法实现合同解除后的恢复原状、计算或要求赔偿损失。四、解除权是法律赋予守约方的权利，原告明显存在违约行为，不应享有解除权。五、原告提出解除合同远超过了行使解除权的合理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解除权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可见解除权应在合理的期间行使，这不但是法律的规定，也是法律原则、法理和司法实践中现实存在的。本案中，退一万步即使原告具有解除权，由于公司和幼儿园完全掌控在原告手中，其怠于行使解除权，势必造成公司和幼儿园的情况发生不可预计的变化，延迟行使解除权极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等，原告应在合理的期限内行使解除权，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结合法律规定和本案的实际，原告行使解除权的合理期限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事由三个月以内，无论如何不应超过一年。事实上原告在收到终止筹办通知超过两年的时间内大量处置了公司的资产，包括转移了公司和幼儿园的经营场地，才向被告发出了律师函，造成公司没有任何资产，没有经营场地，背负巨额债务，显然原告主张所谓的解除权已经超过了合理的行使期限而丧失，其所发出的解除合同的律师函应无效。六、2019年10月21日原告发出的律师函表述含糊不清，不符合合同解除的要求，应认定无效。律师函中标题没有表示为合同解除函，函件中对行使权利的理由表述为被告隐瞒幼儿园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和消防未获验收通过的事实，诱使原告进行投资，该事实和理由属于撤销合同的理由，不是解除合同的理由，所表述的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时并没有告知是因为无法取得办学许可证还是因为非原告方的过错造成无法办学或政府部门禁止办学，被告无法确定原告是想行使合同解除权还是撤销权，无法确定原告行使权利是基于什么样的事由，更无法对此作出正确的回应或者行使相应的权利。因此律师函不能认定为有效的解除合同函。综上，原告诉请解除合同严重违反诚实原则，依照双方对合同最后确定的条件和双方其后履行的客观事实情况，原告不享有解除权。原告在收到终止筹办通知后对公司和幼儿园资产大肆处置也已经明确向合同双方宣示其合同解除权的丧失，也使合同解除变得不可能。即使原告认为其享有合同解除权也应在合理的期限内行使，原告在得知相关理由后两年才向被告表示要解除合同，显然超过了行使解除权的合理期间，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七、案涉合同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原告于2019年10月21日发出解除合同的律师函，于2019年12月11日提起诉讼，均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反诉要求，请求法院判决2019年10月22日原告所发出的解约《律师函》无效，本案诉讼费由原告负担。被告刘贵燎辩称，不同意原告对刘贵燎的诉讼请求，同意周晓燕的答辩意见。被告刘贵燎是作为周晓燕的代理人参与到合同过程中，不是自己以合同主体或者股东身份参与其中，根据法律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另一方签名确认才能成立，故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刘贵燎的诉讼请求。原告张峰对被告周晓燕的反诉请求答辩称，原告是根据合作合同约定于2019年10月21日向被告发送解约律师函，律师函明确地指出多力幼儿园是基于未通过消防验收和缺少办学许可证被教育局终止办学，该情形明显符合合作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事由。律师函中明确表示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合作合同中没有约定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幼儿园被终止筹办后被告也没有向原告发函催告要求原告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发送的解除律师函是合法有效的。两被告在收到解约律师函后如果有异议，可以在3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被告却于2020年4月10日才提起反诉，请求确认解约律师函无效，被告提起反诉的时间明确超过了三个月，根据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请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信和公司（乙方）与被告周晓燕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多力教育公司（甲方）于2016年9月13日签订了《幼儿园收购意向书》，约定，乙方收购甲方投资筹办的多力国际幼儿园，甲乙双方同意收购按投资总额1000万元计，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收购款为850万元，余下150万元由周晓燕负责，甲方退出幼儿园；乙方在本意向书签订后3日内向甲方支付诚意金200万元；本意向书终止的情形：双方或甲方与乙方指定的公司就收购事宜协商一致并签订收购协议，双方或甲方与乙方指定的公司未能就收购幼儿园事宜签订收购协议，甲方承租的位于广州市琶洲大道1号的房屋未能转为由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公司直接向出租方承租，甲方申请的筹办幼儿园办学许可文件未能转至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公司名下，无论双方或甲方与乙方指定的公司是否签订收购协议，非因乙方自身原因造成幼儿园无法正常办学或无法运作经营，甲方的其中一个股东不同意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公司收购或不同意本意向书第一条的约定；本意向书因上述签订收购协议而终止的，诚意金200万元转为收购款，其他项原因终止的甲方应无条件退还诚意金200万元。2016年9月18日北京信和公司向被告周晓燕指定的广州逢源祥建材有限公司转账支付了200万元诚意金。2016年10月1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周晓燕（甲方）签订了《合作合同》。该合同约定，广州多力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成立，甲方在乙方入股前持有目标公司60%股权，现乙方入股目标公司并持有目标公司90%的股权，甲方持有剩余10%股权，由目标公司申办的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多力幼儿园（暂定名）的股权比例同样是甲方10%、乙方90%股份，甲乙双方协商就目标公司及幼儿园的股权及合作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就乙方入股目标公司作出以下承诺并承担相应责任……甲方承诺在签订本合同前目标公司除了截止至2016年9月5日未付的各种费用1175000元的债务外，没有其他未向乙方披露的任何其他债权债务……甲方承诺在完成本次转让前目标公司的债务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在2016年8月31日前（含该日）就幼儿园收取的学费归甲方支配，如该项学费中因转学、退学或其他原因退费的，由甲方承担，在2016年9月1日起幼儿园收取的学费归乙方支配；二、鉴于甲方对幼儿园进行装修、购买固定资产及教学设备等已投入8678614元，甲乙双方确定目标公司和幼儿园的股权总额按1000万元计，乙方以900万元受让目标公司及幼儿园90%的股权，即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合同项下乙方受让目标公司及幼儿园90%股权的价款为900万元，北京信和公司已代乙方向甲方支付了诚意金200万元，目标公司与甲方对此予以确认，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价款700万元；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300万元，待目标公司的90%股权过户登记到乙方名下完成股权转让并且目标公司取得由政府部门批准的幼儿园办学许可证后七个工作日内由乙方将剩余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支付给甲方，甲方应在收款之时向乙方开具合规的收据；三、股权转让完成的条件，甲乙双方完成本合同所约定的与股权转让有关的全部手续，并将所转让的目标公司的90%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目标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工商管理登记档案中均已明确载明乙方持有该股权数额，乙方入股目标公司将负责该公司的经营运作、财务人事等事项，甲乙双方将按各自占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分配收益和承担亏损，目标公司所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减资、股权转让等事项）的决策表决以按股权比例过半数同意通过为原则，甲方须无条件配合按本款约定对目标公司的公司章程进行相应的修订；四、税费及承担；五、合同的变更与终止，1.本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方可对本合同进行变更或补充；2.双方同意出现以下情况本合同即告终止或解除：（1）甲乙双方依本合同所应履行的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且依本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已完全实现，（2）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解除本合同，（3）本合同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事宜未取得相关主管机关批准，（4）目标公司申办的幼儿园未能取得政府批准的办学许可或非因乙方自身原因造成无法正常办学的或相关部门禁止开园办学的；本合同因上述（2）、（3）项终止时，甲方应在10日内全额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各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出现上述第（4）项情形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甲方应在乙方提出解除本合同后10日内全额返还乙方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并赔偿乙方全部损失，并且合同终止或解除后，甲方须无条件为乙方办理退出目标公司所需的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六、乙方负责目标公司与幼儿园的经营运作、办学教学、财务人事等所有事项；七、甲方负责对幼儿园的经营发展提供指导意见；八、双方同意幼儿园一楼出租的用作超市区域的租赁收入及收取租金的权利归为乙方，甲方于本合同签订后七日内将已收到的超市租赁押金124800元交给目标公司，幼儿园在使用的校车由甲方购买，转为由目标公司所有，幼儿园承租房产时向出租方交纳的租赁保证金归目标公司所有，租赁期满由出租方退回给目标公司（琶洲大道1号租赁押金939510元，琶洲安置新社区B2-301押金7000元，琶洲安置新社区B1-301押金6800元，共计953310元）；九、目标公司在乙方入股之日前的全部债务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十、甲方在乙方入股后持有目标公司10%的股权，若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甲方需向乙方回购的，甲乙双方同意按回购时幼儿园的投资总额核定相应股权的价格出让给甲方回购，但甲方回购的股权合计不超过目标公司15%……十三、乙方拥有的“中加”“中加教育”品牌，甲方虽然是目标公司的股东，但甲方在任何情形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均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或利用“中加”“中加教育”品牌；十四、违约责任，本合同的违约金为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的5%，损失仅指一方的直接的、实际的损失，不包括其他，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乙方不得就幼儿园的任何事宜与其他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合伙或投资，否则甲方除退还乙方的900万元外，还需向乙方支付该款项10%的违约金，等。2016年10月13日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向多力教育公司出具了《关于同意筹办广州市海珠区多力幼儿园的批复》，批复，同意在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1号筹办“广州市海珠区多力幼儿园”，核定办园规模为294人，在筹建新园舍期间，按省、市托幼工作有关规定及《广东省城市规范化幼儿园标准》做好幼儿园的园舍建设工作，落实各项办园条件，按要求做好消防安全备案和园舍房屋安全鉴定，并提交相关鉴定材料及《广州市幼儿园托儿所审批注册登记表》，筹办期限为三年，筹建工作完成后书面报告筹建情况，经检查验收合格，方可到教育局职业成人幼教科办理相关手续并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若未能在三年期限内完成筹办，筹办资格将被取消，筹办期所产生的经济或其他损失自负；幼儿园筹办期间不得招生。2016年10月17日被告周晓燕办理完成了多力教育公司的股东、财务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事宜，财务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均由周晓燕变更为张峰，股东由吴舒茵、周晓燕变更为张峰和周晓燕，各自持股比例分别为90%和10%。股份转让完成后由原告负责多力教育公司和幼儿园的日常经营运作，被告周晓燕担任多力幼儿园的园长。案外人王偲君于2016年10月14日代原告向被告周晓燕支付了50万元，于同月18日代原告向周晓燕支付了400万元；原告于2016年10月29日向周晓燕支付了137万元，2016年11月3日向周晓燕支付了40万元，2016年11月9日向周晓燕支付了40万元，2016年11月11日向周晓燕支付了33万元。2016年9月之前多力幼儿园已开始招生，并于2016年9月1日已经开始幼儿开学教育。诉讼中被告周晓燕表示，当时确定可以拿到办学文件，但不知道准备的批准文件名称是什么，以为就是办学许可证，所以就开始招生开学；与原告办理股权转让交易过程中原告清楚知道已经开始招生，所以协议中约定2016年8月31日前收取的学费归周晓燕支配，2016年9月1日起幼儿园收取的学费归原告支配；筹办幼儿园的过程原告也有参与，双方确定可以拿到批准文件后原告才确定入股的。原告确认招生开园是周晓燕负责，学费由原告收取。多力幼儿园在经营过程中因故被他人投诉。2017年11月17日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出具了《致海珠区多力幼儿园（筹）家长的一封信》，表示，多力幼儿园未通过消防安全验收，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和托幼机构卫生评价合格报告，幼儿在该场所就读存在安全隐患，通知家长报读已审批开办的幼儿园等。2017年11月28日被告周晓燕向王偲君移交了所持有的相关资料，包括校车使用许可申请表、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教育局筹办批复、临时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场地交接确认书（公侧部分）、场地建设用地批准书、公司公章1枚。2017年12月20日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向多力教育公司发出“关于终止广州市海珠区多力幼儿园筹办事宜的通知”，通知，基于实际工作情况，经研究现决定于2018年1月1日起终止广州市海珠区多力幼儿园筹办事宜，等。2018年7月和峰房产公司起诉要求多力教育公司支付租金等费用，原告方代表多力教育公司与和峰房产公司达成一致的和解协议，并由本院依法出具了民事调解书【案号（2018）粤0105民初6287号】。原告方将民事调解书通过微信发送给了被告周晓燕，并询问，“请问您那百分之十的钱是怎么处理？”2018年8月22日原告签发股东会会议通知，通知股东于2018年8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审议事项为关于公司将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1号商铺内配套肉菜市场按与和峰房产公司原价转租给派迪（广州）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迪教育公司）的议案。2018年8月30日原告与被告周晓燕（代表人刘贵燎）共同签署多力教育公司的股东会会议决议，决定将海珠区琶洲大道1号内配套肉菜市场原价转租给派迪教育公司。派迪教育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登记设立，登记住所地为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1号内配套肉菜市场自编2号。2018年9月13日多力教育公司与派迪教育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1号内配套肉菜市场内2409平方米的物业转租给派迪教育公司。诉讼中原告表示原多力幼儿园内的全部设备设施等在原场地内一起转让给了派迪教育公司，原告已经收到了该公司返还的场地保证金100万元。2019年10月21日原告委托律师向两被告发送《律师函》，表示，由于受到两被告一系列的误导和欺骗，原告已提前支付了900万元股权转让款，多力幼儿园仅有筹办证，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幼儿园的经营场地原本属于肉菜市场用途，一直未获得通过消防安全验收，2017年11月17日教育局出具致家长的信，要求幼儿园完成分流工作，2017年12月20日教育局出具终止筹办通知，决定终止多力幼儿园筹办事宜等，律师认为，两被告隐瞒幼儿园未获得办学许可证和消防未获验收通过等事实，诱骗原告进行投资，现幼儿园已被终止筹办，造成原告300多万元经济损失，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合作合同第五条第2项约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故函告如下，立即解除合作合同，返还股权转让款800万元，支付违约金45万元和赔偿经济损失3399480.3元，等。两被告于2019年10月22日收到该《律师函》。原告于2019年12月11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查封了被告周晓燕名下的财产。本院认为，关于两被告辩解原告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虽然原告与被告周晓燕签订《合作合同》是2016年10月10日，但合同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双方均是按合同约定正常履行，并未发生纠纷，至2017年11月、12月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向家长出具分流通知、向多力教育公司出具终止筹办通知，合同履行出现异常，2019年10月原告向被告周晓燕发出了有关的律师函，此后不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法律规定解除合同的诉讼时效从签订合同之日起算，因此，两被告辩解原告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诉请确认《合作合同》于2019年10月22日解除的问题。原告与被告周晓燕签订的《合作合同》第五条第2点第（4）项明确约定“目标公司申办的幼儿园未能取得政府批准的办学许可或非因乙方自身原因造成无法正常办学的或相关部门禁止开园办学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于2016年10月出具的批复中明确“筹办期间不得招生”等，此时原告应当已经知道被告周晓燕或者多力幼儿园没有取得《合作合同》约定的办学许可证。即使原告持有投资经营的侥幸心理，2017年12月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已经明确通知终止筹办多力幼儿园，原告此时已经明确知道多力幼儿园不能继续开办。根据《合作合同》的约定，原告最早在知悉教育局的筹办批复后，最迟在知悉教育局的终止筹办通知后，应及时通过终止或者解除合同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原告并未实际行使该项合同权利。2016年10月13日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出具了筹办批复，2016年10月14日原告委托王偲君向周晓燕支付转让款，并陆续至2016年11月11日向周晓燕支付了除诚意金之外的全部股权转让款700万元。原告支付7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是其第一次对自己合同权利的合法处分。原告在2016年9月开始已经参与了幼儿园的经营，其对经营场地的性质以及消防情况不可能不知晓。2017年12月原告已经知悉多力幼儿园被终止筹办，但是原告仍在2018年7月代表多力教育公司与场地出租方协商解决租金事宜，并询问周晓燕其名下10%股份的款项如何处理，而且在2018年8月经营多力教育公司与其他公司签订场地转租协议、物品设备等转让协议，将多力幼儿园的经营场地和设备物品进行处分，可视为其第二次对自己合同权利的合法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可见，由于解除权的行使会直接影响到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因此，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应当及时。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两次情况原告有合同权利行使解除权，但其以自己的行为表示继续按合作合同有效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履行。虽然被告周晓燕没有向原告发出行使解除权的催告，但是，2018年7月原告代表多力教育公司处理租金纠纷、询问周晓燕名下10%股份的款项如何处理，以及，2018年8月原告将多力教育公司和多力幼儿园的经营场地和设备物品处分的行为，足以向被告表明原告抛弃了其在合作合同项下第五条第2点第（4）项的解除权。原告在2019年10月才向被告周晓燕发出解除合作合同的律师函，此时合作合同所转让的多力教育公司的股份持有人虽然可以恢复，但多力教育公司和幼儿园的财产、经营场所已经变更难以恢复，而该难以恢复的原因显然在于原告。因此，原告基于合作合同第五条第2点第（4）项所享有的约定解除权因其在相关事由发生之后选择继续履行而视为放弃并消灭。原告于2019年10月向两被告发送的律师函不符合法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故对其主张确认《合作合同》于2019年10月22日解除，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是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当事人享有约定的解除权或者法定的解除权，而本案中原告于2019年10月发出律师函时其已经不享有法定的解除权，而约定的解除权因前述事由已经消灭，因此，其以被告周晓燕收到律师函后未在三个月内以诉讼方式提出异议为由主张律师函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周晓燕返还股权转让款800万元及利息、办理退出多力教育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等（包括要求被告刘贵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均不予支持。被告周晓燕反诉要求确认2019年10月原告所发出的解约《律师函》无效，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45万元，《合作合同》签订之后，原告依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取得了多力幼儿园的运营运作，被告周晓燕依约办理了股份转让变更登记，将多力幼儿园的经营运作交付给原告，原告在开园办学过程中因故被终止筹办，不属于合同所约定的被告周晓燕的违约行为，其要求两被告支付违约金45万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张峰于2019年10月21日向两被告发送的解除原告与被告周晓燕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合作合同》的《律师函》无效；二、驳回原告张峰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周晓燕的其他反诉请求。本案诉讼费79850元（其中本诉受理费74800元，反诉受理费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张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许丽群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程琛琦周彦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