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16177号原告：房欣慰，女，1987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赟，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诗雅，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引领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胜古中路2号院8号楼5层502、506。法定代表人：夏莉娜，财务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孟喜，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琴，女，198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引领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员工。原告房欣慰与被告北京引领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引领旅行社）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房欣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赟、乔诗雅，被告引领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孟喜、胡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房欣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引领旅行社返还房欣慰机票款193248元；2.判令引领旅行社给付房欣慰迟延履行利息（以193248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85%的标准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引领旅行社负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房欣慰及其家人一行共计8人，原计划于2019年4月出国旅行，遂委托引领旅行社代订机票。2018年10月18日，房欣慰将预订机票的费用217248元汇入引领旅行社的账户。引领旅行社为房欣慰等人预订的航班为，2019年4月11日上海飞往阿姆斯特丹的KL896号航班，4月21日巴塞尔飞往巴黎的AF1903号航班，4月21日巴黎飞往上海的AF5200号航班。以上机票价格为每人27156元，8人共计217248元。2019年4月，房欣慰因自身原因，决定取消行程，遂联系退票。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如果退票需要扣除每人3000元的退票费，房欣慰要求引领旅行社在扣除退票费后将剩余机票款193248元予以退还，但是，引领旅行社拒绝退还任何款项。因此，房欣慰诉至法院。引领旅行社辩称，不同意房欣慰的诉讼请求。第一，房欣慰并非适格主体，房欣慰主张的机票款为8位乘机人的权益，而非房欣慰个人权益。房欣慰现没有得到其他7人的授权，无权代表其他人主张权益。第二，房欣慰与引领旅行社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房欣慰在2018年10月初找到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上海维京旅行社分公司（以下简称维京旅行社）的员工进行询价，由该公司员工吴双接洽，吴双后联系张可仁进行询价，请求张可仁帮忙出票，后张可仁联系引领旅行社进行询价。之后，张可仁同意引领旅行社的报价，便要求引领旅行社为房欣慰出票，并且指示吴双要求房欣慰直接向引领旅行社汇款。但在引领旅行社出票前，张可仁认为引领旅行社报价过高，要求引领旅行社中止出票，张可仁委托报价较低的北京保盛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盛公司）进行出票。经张可仁与引领旅行社协商，引领旅行社将机票款全部退还给张可仁。张可仁收到款项后便在保盛公司为房欣慰出票。保盛公司出票后，房欣慰因其父亲病重，取消出行计划，遂与吴双协调退还机票款和船票款，吴双找到张可仁要求其帮忙与保盛公司协商退还机票款事宜。2019年2月16日，张可仁与保盛公司签署退票确认单，张可仁指示保盛公司向王振杰汇款，后保盛公司根据指示完成退款。张可仁和王振杰收到款项后，是否向房欣慰实际退款，引领旅行社对此并不知情。通过上述事实可知，房欣慰自始系与吴双洽谈订购机票事宜，虽然吴双找到张可仁，张可仁找到引领旅行社和保盛公司，但其中并不存在转委托或转介绍的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均应当由吴双所在的公司承担。张可仁从没有直接与房欣慰联系，房欣慰也不认识张可仁，最后在退款时张可仁才与房欣慰有过接触。因此，房欣慰与引领旅行社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8年10月，房欣慰通过微信找到维京旅行社的员工吴双，咨询上海飞往阿姆斯特丹和巴塞尔飞往上海的机票情况。吴双通过微信联系微信昵称为“宫城”的人员，吴双在与房欣慰的微信中告知房欣慰该人名为张可仁，引领旅行社在诉讼中也认可该微信用户为张可仁。吴双于2018年10月15日向张可仁询问机票信息和价格，张可仁在报价后，吴双表示客人需要考虑。次日，张可仁与引领旅行社的员工胡琴联系，按照吴双提供的订票需求向其询问航班和票价，胡琴经过查询后向张可仁报价。张可仁向吴双催问是否下单，经过协商，吴双同意下单，并且将房欣慰等人的护照照片发送给张可仁。10月17日，在讨论付款事宜时，吴双说：“账单做给我。”张可仁说：“哦，抬头写什么？是你们公司付款还是他们自己付款啊？”吴双回复：“客人自己付款，房欣慰，账单。”同日，胡琴与张可仁联系时，胡琴向张可仁发送微信说：“你那个票要出的话，还是汇给引领吧。”在张可仁的要求下，胡琴向张可仁发送行程确认单，并表示无法在该确认单上加盖引领旅行社的公章或业务章，理由为：“你这个票都不是我们记录。”后张可仁将该确认单发送给吴双，吴双收到确认单后转发给房欣慰，房欣慰同意该确认单内容，并于10月18日委托李秀兰向确认单中记载的引领旅行社的账号汇款217248元。房欣慰付款后，张可仁将付款截图发送给胡琴，胡琴表示收到款项，并向张可仁强调：“再说一次，你的票不能有问题啊，不能给我惹麻烦啊。”当日，张可仁取消订票，要求胡琴退还机票款，经双方协商，胡琴个人实际向张可仁退还139231元，胡琴表示其中差额系胡琴与张可仁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张可仁主动要求胡琴将其欠付的款项从中予以扣除。胡琴于10月19日收到引领旅行社退还的机票款157800元。10月19日，张可仁向保盛公司订票，票价总额为215088元，保盛公司出具电子客票行程单。张可仁收到行程单后向发送给吴双，吴双收到后又发送给房欣慰。2019年2月25日，房欣慰向吴双发送微信：“你好，4月份的行程帮我们取消了吧。”吴双回复：“所有的？”房欣慰说：“对。”吴双获知退票消息后联系张可仁，张可仁于次日向吴双发送退款确认函，并告知吴双要求客人签字并注明账号。吴双收到后转发给房欣慰，并将张可仁的要求告知房欣慰，退款确认函显示联系人为张可仁。房欣慰于2月28日在确认函上签字并注明收款账号，拍照后发送给吴双。3月8日，房欣慰询问吴双其何时可以收到机票款退款，吴双表示15个工作日。房欣慰分别于3月27日、4月1日、4月12日等日期，多次询问吴双退票进度，吴双表示尽快和票务代理联系。吴双在收到房欣慰的询问后，也随后联系张可仁，张可仁表示抓紧联系票务公司，尽快退款。4月19日，吴双再跟张可仁联系，张可仁已不再回复微信。诉讼中，李秀兰到庭表示，其于2018年10月18日向引领旅行社转账的217248元系接受房欣慰的委托支付的机票款，相应的权利义务由房欣慰承担。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房欣慰系与吴双联系，提出订票需求，吴双在获知其订票需求后找到张可仁进行询问，张可仁得知后又向引领旅行社的职员胡琴咨询，张可仁在得知具体航班信息和票价后告知吴双，从而吴双又告知房欣慰。在房欣慰确认航班和票价后，吴双向张可仁表示同意订票，后张可仁向胡琴下达订票指令，胡琴要求张可仁告知实际订票人将机票款汇至引领旅行社。后因机票价格问题，张可仁要求胡琴退票，转而向保盛公司订票。张可仁在向胡琴提出退票请求后，主动确认退款金额和收款账户，在此情况下，胡琴向张可仁汇款。从整个交易过程来看，可以确认的是，房欣慰自始既没有与张可仁直接联系，也没有与引领旅行社直接联系，其中的订票需求、航班信息、机票价格、行程确认、退票申请等事项均是通过吴双传递信息，因此，房欣慰并没有与引领旅行社就委托购买机票达成合意的机会。房欣慰仅凭其向引领旅行社支付机票款就主张其与引领旅行社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房欣慰依据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要求其引领旅行社退还机票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房欣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82元，由原告房欣慰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代 策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高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