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2665号原告：曹罗轩，男，198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委托代理人：甘宇，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曾婉婷，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彪，男，1980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吴昌恒，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罗轩诉被告杨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原委托代理人黄启哲，被告杨彪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昌恒到庭参加了诉讼。后于2020年8月1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罗轩及其委托代理人甘宇，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吴昌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被告系高中同学，关系较好。2017年3月28日，原、被告与梁某经协商决定设立广州传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以货币出资。其中原告持股40%，出资200万元，被告及梁某各持股30%，分别应出资150万元，全体股东商定全部出资应在2018年3月15日前到位。期限届满前，被告与原告联系，称其资金很紧，请求原告出借150万元，用于缴付公司出资。原告于2018年3月15日将150万元借款汇入被告账户。但时至今日，被告仍未归还借款。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杨彪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与案外了梁某经协商决定成立广州传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基于经营便利的考虑，原告委托被告代为部分出资，代持该公司30%的股权。2018年3月15日，原告将委托投资款150万元人民币汇至被告账户，被告依约于当天将该笔投资款汇至广州传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账户。2018年3月16日，原告作为广州传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资金的支配人，案外人梁某作为第二大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财务负责人，分别向被告出具了两份书面承诺函，确认被告收取该笔汇款150万元是受原告委托的股权出资，而非被告向原告的个人借款这一事实。原告和案外人梁某承诺被告不会因收取该笔汇款承担任何债务风险，亦不会代原告持有广州传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权而对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此，原告主张这150万元汇款是被告向原告的个人借款，与事实严重不符。原告是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应予驳回。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系高中同学关系。广州传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传文公司）于2017年3月28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为曹罗轩（认缴出资额200万元，出资比例40%）、杨彪（认缴出资额150万元，出资比例30%）、梁某（认缴出资额150万元，出资比例30%），法定代表人为梁某，监事为杨彪。曹罗轩、杨彪、梁某于2018年3月15日分别向广州传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缴纳出资200万元、150万元、150万元。原告于2018年3月15日向被告工商银行账户转账汇款了150万元，转账附言“借款”。被告主张其代原告持有传文公司30%的股权，其收到原告汇款150万元已于当天转账至传文公司账户代为缴纳出资，案涉150万元并非借款。被告提供了盖有曹罗轩私章的《承诺函》、盖有梁某私章的《承诺函》，拟证明原告委托被告代持股权及出资；提供了《广州育教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监管协议》、《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客户资金监管协议》、《委托投资协议书》，拟证明原告及梁某在多个对外签订合同场合使用私章；原告向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申请向银行调取曹罗轩预留的印鉴、调取传文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某预留的印鉴。本院向被告开具了相应的律师调查令，被告亦向本院提交了调查结果。盖有曹罗轩私章的《承诺函》内容为：杨彪先生，本人曹罗轩现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法律声明：本人于2018年3月15日经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向你方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汇款150万元，该笔汇款是本人委托你方向广州传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股权出资，由你方代本人持有传文公司30%的股权。作为传文公司最大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资金支配人，本人承诺你方不会因收取该笔汇款承担任何债务风险，本人未来不会以任何形式追究你方的法律责任，你方亦不会因代为持有传文公司股权而对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人同意对上述承诺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确保你方不承担任何法律风险。2018年3月16日。盖有梁某私章的《承诺函》内容为：杨彪先生，本人梁某，现作出以下不可撤销的法律声明：本人知悉曹罗轩先生于2018年3月15日经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向你方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汇款150万元，该笔汇款是曹罗轩委托你方向广州传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股权出资，由你方代曹罗轩持有传文公司30%的股权。作为传文公司第二大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财务负责人，本人承诺你方不会因收取该笔汇款承担任何债务风险，你方不会因代持曹罗轩在传文公司30%股权而对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传文公司的所有资金使用均受曹罗轩先生与本人的实际控制，与你方无任何法律关联。本人愿对上述承诺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确保你方不承担任何法律风险。2018年3月16日。《广州育教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监管协议》是深圳前海育邦教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招商银行广州体育东路支行作为乙方（账户监督机构）于2016年8月签订。曹罗轩是深圳前海育邦教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书加盖了曹罗轩私章。《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客户资金监管协议》是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委托人与中国建设银行广州越秀支行作为监管人于2017年9月12日签订。曹罗轩是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在协议书加盖了曹罗轩私章。《委托投资协议书》是广州育教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甲方与杨彪作为乙方于2017年1月5日签订。曹罗轩作为广州育教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签字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经质证，原告对盖有曹罗轩私章的《承诺函》、盖有梁某私章的《承诺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广州育教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监管协议》、《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客户资金监管协议》、《委托投资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原告陈述：其没有使用私章代替签名的习惯，原告也没有在《承诺函》上加盖私章或委托他人加盖私章。原告的私章仅限于办理银行业务时加盖；2018年3月16日，原、被告双方一同前往北京出差多日，按照正常逻辑双方有长时间见面，被告要求原告在《承诺函》上签名只是举手之劳，何须刻意盖私章代替签名；原告并未委托被告代持股份，也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委托被告代持股份，原告并非隐名股东，工商登记显示原告占传文公司40%股权，已经是最大股东；传文公司保险柜曾于2019年7月6日上午被被告及其学生刘森林私自打开，一份协议书及被告的私章被取走，原告的私章放在保险柜中，《承诺函》应是当时被被告自行加盖。另外，《广州育教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监管协议》、《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客户资金监管协议》恰恰证明使用原告私章的场合是限于银行，而《委托投资协议书》是原告本人与被告签字，没有使用私章。原告为反驳被告并非代持股权的名义股东，提供了传文公司股东微信群聊天记录、传文公司工作微信群聊天记录、被告与李某的对话、电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并申请证人梁某、李某、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被告实际深度参与了传文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以股东身份及传文公司持有的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权益为由向李某索取巨额款项。传文公司股东微信群成员包括曹罗轩、梁某、杨彪，群名称于2020年3月24日修改为“传文股东群”，聊天记录显示：1.2018年3月15日上午，曹罗轩说“杨彪，再给一次你的账户信息给我，我今天打钱给大家”，杨彪发出其个人工商银行账户信息并说“我上午代我爸去正骨医院。智强把传文的账号也发上来，收到钱之后立刻打到传文账”。同日上午，曹罗轩说“两位领导，钱已经打出，请查收。杨彪你是下午过来？”杨彪回复“我上午搞完就过来，下午四点半开家长会”，梁某回复“已经收到”；2.2018年3月15日上午，梁某说“上午已经跟王姐讨论过了，等她整理好整个程序和注意事项”，曹罗轩说“传文，然后立刻打到禾田（禾田需要两个Ukey都掌握在我们手上），禾田再打入基金户，然后立刻化州户。所以周转流程比较长，要节约时间”，杨彪说“肯定是要打到传文账先的，发上来我待会处理完再过来公司，费事明天去北京了又要拖好几天”。传文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部分内容显示：1.2017年5月31日上午，杨彪邀请曹罗轩、梁某、刘森林加入群聊，曹罗轩说“杨彪给本群赐名”，杨彪将群名修改为“传文工作群”；2.2017年8月27日，杨彪说“廉江实验学校这份合同对校方太有利了，该有多硬的关系才能做到这一点啊”，曹罗轩说“这是正常的合同来的，并无出格的优惠”；3.2017年9月14日，杨彪说“尊敬的黄书记，您好！周末打扰了。我是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彪，吴刚强常务副市长的朋友。因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我和几个中大的同事加入了育邦教育基金，与粤民投、越秀产投一起进行教育服务的投资、管理工作……”；4.2017年10月13日，杨彪说“刚和黄书记开完会，我们现在回程”，梁某问“跟黄聊得如何”，杨彪回复“很顺利，他非常给面子，而且很有魄力！召集了各大部门局长和常务副市长，噼里啪啦吩咐了工作。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紧张了，组基金，做设计，跟进项目。现在赶回来”，梁某说“两位老板辛苦啊”；5.2017年11月2日，曹罗轩说“请彪哥最后看一次合同后，我发出”，杨彪回复“第13条开头可要空两格，将和地上附属物删除。第15条多了一个句号。其他我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了”；6.2018年1月9日，杨彪说“尽调时间可以压缩，但排他性和保密条款还是要保留吧，不然我们签了这份东西，他转头就找别人要更高价了”，梁某回复“其实也很难真正做到排他”，杨彪说“确实是，我们很难阻止他这期间找别人谈，但他连一份意向书中的保密和排他都不愿意给，明显没有诚意。他这个人出尔反尔，之前我们也见识过了。”杨彪与李某的对话录音主要内容：2019年7月10日，杨彪与李某当面协商、签订协议，杨彪说“你今日打500，几时打剩下的”，李某说“13号之前打，今日的我等一阵食完饭就可以打”，杨彪说“好，你打齐尾款之后我统一出一张收据，收足1000”，李某说“你能不能将股权转让的1块钱写张收据给我”，杨彪说“好”；等等。杨彪与李某的电话录音主要内容：杨彪不同意李某变更其法定代表人身份，撤销法定代表人后其基金份额没有保障，同意退还已收取李某的200万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李某要求杨彪协助将法定代表人身份变更为李某，不同意解除合同，亦会将原约定的1000万元支付给杨彪。杨彪表示知道李某会支付1000万，但这是他应得的，是他的投入；等等。杨彪与李某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2019年7月6日，李某说“教授，请问明天能见面吗？”杨彪回复“李局，你和曹总谈妥就行，我明天中午时间有点紧”；2017年7月8日下午，杨彪发出四份文件，分别是《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章程》、《民办教育行业投资咨询服务合同（3）》、《付款通知书》、《股权转让合同》，并说“李局，三份文件一起签，我把法人代表和执行董事都让给你，股权也转让给你。要快点，14号就要交土地款了”，李某于2019年9月9日回复“已详细阅，基本无问题，待明天问清楚工商银行有关手续后再复你”；2.2019年7月9日，李某说“我明天早班车，估计十二点左右到珠江新城。请不要把此情况告诉其他股东，我们之间处理便行”，杨彪回复“明白，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到时处理妥当，我会保密的，放心。只有你我两个人清楚”；3.2019年7月10日，杨彪将其个人工商银行账户信息发送给李某，此后说“收到200”；4.2019年7月10日晚上，李某说“我俩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生效，教授您应该配合我办理法人等变更手续，至于你们三人的基金份额不是合同内容，不应拿这个再来难为我。我的出资人现在都不同意再欠额外合同，交不了土地款，大家都无脸见领导”、“我不方便与曹讲太多，你的股权转让给我，已经使你获得1000万，还有奖励275万，怎么说都是合理的”；5.2019年7月12日，杨彪将其出资150万元到传文公司账户的银行汇款凭证拍照发给李某，此后将《基金份额转让协议（2）》、《权利义务整体受让协议-杨彪转李某》、《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行业政策咨询服务合同（1）》、《付款通知书（2）》等四份文件发送给李某。《基金份额转让协议（2）》载明：转让方（甲方）杨彪，受让方（乙方）李某；鉴于甲方是广州传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占有传文教育30%的股权（传文教育注册资本金500万元，甲方已按照其股权比例完成了其对传文教育的实缴出资义务，见附件），传文教育在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持有基金份额。现甲方有意转让其通过传文教育所拥有的育教三号基金份额，乙方同意受让甲方通过传文教育在育教三号拥有的基金份额。甲方同意根据本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以人民币1元的对价将标的基金份额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份额；等。《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行业政策咨询服务合同（1）》载明：甲方李某，乙方杨彪，乙方为甲方提供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行业政策咨询服务，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675万元，甲方应在2019年7月12日前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500万元，在2019年7月15日前支付剩余的175万元；等。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传文股东会微信群”的名称是在20120年3月24日由梁某将群名称变更而来，之前并非传文股东群；传文工作群、股东群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不确认被告参与了传文公司的运营，原告与被告、梁某三人是相熟的朋友，有其他项目合作，故三人经常沟通需要建群；被告与李某目前有行政诉讼案件，双方有重大利益纠纷，被告和李某之间关系与本案无关。原告提供了2019年7月6日的传文工作微信群记录、2018年3月16日传文股东会微信聊天记录、原被告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王某与梁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工商银行业务回执，拟证明被告、刘森林撤回的聊天记录是关于私开保险柜的聊天记录，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3月16日一同前往北京出差，且2018年3月16日上午梁某的私章由传文公司财务人员王某持有并到银行办理业务，当天无法在《承诺函》上加盖私章。2019年7月6日的传文工作微信群记录显示：当天上午11时52分，刘森林撤回了一条消息、杨彪撤回了一条消息，此后杨彪说“发错”。2018年3月16日传文股东会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当天上午7时28分，杨彪发出“中山大学（东校区）牌坊”的位置，曹罗轩回复“收到，11:40？”杨彪说“没错”。当天下午，梁某说“跑了趟惠州，刚回到。那家伙有钱，但是只投房地产，对教育项目无兴趣。他在增城、惠阳、惠东都有地……等两位老板回到再详细说”，曹罗轩回复“好的”，杨彪回复OK手势表情。2018年3月17日原、被告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在北京出差。2018年3月15日，梁某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某说“调整网银支付限额需要带营业执照正本原件、法人身份证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梁某说“传文的法人是我，我明天拿给你办就好”；王某说“那我明天早上不回公司，直接在三支行等诗敏，我家就在旁边，我先取号，诗敏上班拿齐证件来和我汇合，可以吗”，梁某回复“没问题，具体的你跟诗敏商量。她还在公司，我把所有资料先给她让她直接过去找你也行”，王某回复“好”。工商银行业务回执显示：2018年3月16日传文公司办理了支付限额变更为500万元的业务，回执加盖了传文公司财务专用章、梁某法人私章。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9年7月6日传文工作微信群记录的撤回消息不能证明被告私开传文公司保险箱；被告认可2018年3月15日王某可能去了工商银行办理业务，但不能证明3月15日梁某的私章就不在手上，梁某亦可委托下属盖章。原告提供了原告及梁某签订的多份协议书，包括梁某与被告签订的《投资顾问服务协议》等，拟证明原告及梁某对外签订合同均是签名并无盖私章的习惯。原告所提交的协议书、合同书中原告作为法定代表人身份签章处均有原告的签名，梁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签章处有梁某的签名。经质证，被告认为不能排除原告和梁某签订其他合同和文件不使用私章，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提供了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传文公司间接持有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权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为深圳前海育邦教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慈勇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传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化州汇育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曾靖媛、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质证，被告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申请证人梁某、李某、王某出庭作证，本院准许。证人梁某陈述曹罗轩是证人的大学同班同学，杨彪是证人妻子的同系同学，证人从某过被告出示的《承诺函》，从未在《承诺函》上加盖私章，在2018年3月16日证人去了惠州，杨彪与曹罗轩去了北京，故证人并未见到杨彪；因为原、被告与证人关联公司较多，故证人的私章与原告的私章均放在传文公司的保险柜，但保险柜在2019年7月6日被被告私自打开。在2019年7月7日原、被告、证人与李某协商，在李某离开后，被告承认打开保险柜拿走被告的私章和有关化州汇育公司协议；证人没有使用私章代替签名的习惯，私章一般在办理银行相关业务时使用；证人不知道原、被告有股权代持关系，证人和杨彪在传文公司的出资均是向原告所借，当时约定待传文公司盈利后先归还原告的借款再分配利润；被告在传文公司担任监事一职，大家一起讨论工作一起决策。证人王某陈述其在传文公司任职财务，传文公司有三个股东分别为曹罗轩、梁某、杨彪，入职时是三股东一起面试证人的，且公司财务微信群有三股东和证人四人；2018年3月15日三股东需要往传文公司转款，但银行转账限额很少，需要扩大限额，故证人与黄某在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在银行汇合办理业务，办理完成后大概是10点半左右，其回到传文公司后没有见到梁某。证人李某陈述杨彪在电话和微信上明确说其在传文公司占有30%股权，杨彪提出以400万元对价转让给证人，但证人不同意，杨彪通过微信将协议发给证人。经质证，原告对梁某的证言真实性予以认可，且原告与证人是同学关系，被告与证人的妻子是同系同学，各方在成立公司前已认识，证人陈述符合客观逻辑，可信程度高；对王某证词真实性予以认可，原、被告及梁某是传文公司股东且加入了财务群，2018年3月16日上午私章不在梁某手上，到了中午11时40分原告已经到大学城接被告到机场坐飞机，当天梁某无法加盖私章，《承诺函》的私章与事实不符；对李某的证词真实性无异议，虽然李某与杨彪存在诉讼，但李某与杨彪的微信聊天记录在纠纷发生前就存在，真实可信。被告对梁某、王某、李某的证词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梁某、李某与本案原、被告存在利害关系，王某立场并非中立。在庭审中，被告陈述2018年3月16日上午原告拿着两份已加盖私章的《承诺函》到被告家楼下（广州市海珠区景悦街10号）交给被告，之后两人分头办事，现场只有原、被告两人；基于双方的信任，故被告没有让原告签名。原告反驳被告陈述不属实，2018年3月16日原、被告双方一起到北京，原告没有必要早上交付一份盖私章的文件给被告；原告于2018年3月16日打“滴滴车”到广州大学城中大小区接被告一起去白云机场，当天上午11时25分，原告发微信给被告说已到大学城。被告在2020年4月20日庭审对原告陈述转账给被告150万元时附言“借款”证明双方是借贷关系进行反驳，称转账附言是单方行为，被告看不到转账附言，被告担心款项的真实性说明不清，因此其要求原告出具《承诺函》说明该汇款的真实用途。后被告在2020年8月22日《补充说明》陈述“2018年3月15日被告另有要事在外处理，直至下午晚些时候，被告看到汇款记录才发现原告是以借款名义汇给被告，被告担心以后说不清楚，就和原告联系，表达了被告的疑惑，问原告汇款的名目为何与双方原先的口头约定不符。原告表示可能是操作失误，为打消被告的疑虑，原告和梁某一起向被告出具书面文件，交代一下有关事实，说明该笔汇款的性质不是借款，并称可以第二天去机场时交给被告。被告和原告说，这个文件比较重要，被告不想随身携带到北京去，让原告第二天早些时候拿到被告家。第二天一大早，原告就拿着两份承诺函给被告。”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于2018年3月15日向被告转账支付150万元，转账附言“借款”，被告收到该150万元后当天将款项全部汇入传文公司账户。被告抗辩原告支付给被告的150万元是原告委托被告代持传文公司股权的出资款，并非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关于其代原告持有传文公司30%股权的主张是否成立。本院认为被告代持股权的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一、被告2020年8月22日的《补充说明》解释原告出具《承诺函》的来龙去脉，明确了被告在2018年3月15日下午晚些时候看到汇款记录已发现原告是以借款名义汇给被告，被告即向原告提出异议，原告同意与梁某一起向被告出具书面文件，被告认为文件比较重要，不想随身携带到北京，让原告第二天早些时候拿到被告家里。但被告在2020年4月20日第一次庭审中表示其看不到转账附言，附言系原告单方行为。被告对于其是否知道原告转账附言前后陈述矛盾。被告就其对原告转账附言借款表示异议的主张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另外，被告表示其对原告转账附言“借款”提出异议，并表示原告出具的文件比较重要，让原告2018年3月16日早上先将《承诺函》送给被告。事实上，原、被告双方已相约当天上午11点40分由原告接上被告到白云机场一起到北京出差。如被告陈述属实，《承诺函》真实且重要，以至于原告需要在当天早上先将该《承诺函》送至被告广州市海珠区景悦街10号楼下，上午11时40分再到大学城接上被告到机场。被告承认并未亲眼看到原告和梁某在《承诺函》上加盖私章，也没有要求原告在《承诺函》上当面补签名，以便确定《承诺函》的真实性。无论是普通的个人，抑或是被告作为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法学教授，签署重要的文件时更注意要求对方当面签字、盖章，避免签章的真实性存在缺陷。此时，被告已对原告转账附言心存芥蒂，其有足够的时间要求原告在《承诺函》上签名或另行签订协议，但被告本案中并未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显然与常理不符。二、原告已举证证明梁某的私章在2018年3月15日下午及2018年3月16日上午由公司财务人员持有到银行办理业务。根据传文股东微信群聊天记录可知，被告2018年3月15日上午带其父亲到医院，中午回到传文公司，下午4点半开家长会。被告陈述其在2018年3月15日下午晚些时候查看汇款记录后向原告提出异议，原告表示与梁某一起出书面文件即本案《承诺函》给被告。由此可推知，被告即便向原告提出转账附言异议属实，该事实发生也在当天下午6点以后。而梁某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梁某在2018年3月15日下午6点表示将所有资料（包括传文公司公章、法人私章）交给诗敏，让诗敏第二天早上直接去银行与王某汇合。鉴于此，梁某在2018年3月15日下午有时间在《承诺函》加盖私章的可能性并不高。三、被告为证明原告在多个场合使用私章签署合同的提供了《广州育教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监管协议》、《广州育教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客户资金监管协议》、《委托投资协议书》，其中：两份《监管协议》是广州育教一号、广州育教三号与银行签订的协议，协议上加盖了原告私章；《委托投资协议书》是原告曹罗轩作为广州育教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签字代表与被告在协议书上签字，并未使用私章。原告提供了大量对外签订的合同，证明其仅在办理银行业务时才使用私章，其他场合并未使用私章代替签名。虽然原告无法证明其在办理银行业务之外，从未使用私章签订合同或出具书面文件的消极事实，但本案中被告提供的加盖原告私章的协议书均是与银行签订的协议，且原、被告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中原告亦是签名并非盖私章。四、一般股权代持关系应由委托人和受托人签署代持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保障双方的权益。但本案《承诺函》只有原告盖私章，并没有被告签字确认，且双方未签订其他任何书面协议书。即便《承诺函》真实，如双方发生争议亦难以保障原告的权益。故以《承诺函》证明股权代持关系，与商业习惯不符。五、原告提供的传文工作微信群是被告建立的微信群且由被告将群名称变更为传文工作群。微信群中由大量的、时间跨度比较长的关于工作的聊天记录，既包括了合同的修改，也包括了被告与原告一起到化州与当地政府部门举行会议的反馈、为被告选聘员工讨论等。可见，被告主动参与了传文公司的经营管理，并非被动配合。六、证人李某提供了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对话录音等证据并出庭作证。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于2019年7月12日向李某发出了其汇款150万元至传文公司账户的凭证及传文公司工商信息的截图，并且发出的《基金份额转让协议》中载明“被告是传文公司的股东，占有30%股权且已实缴出资义务”。被告对微信聊天记录、《基金份额转让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从被告的行为可推知被告以传文公司的股东身份，表明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享有股权权利，对外进行民事活动。该事实与被告主张其代原告持股，其仅为名义股东的相矛盾。综上所述，被告仅提供了《承诺函》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原告委托被告代持传文公司股权关系，原告对《承诺函》的出具过程提出质疑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同时，原告提供了传文工作微信群、传文股东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被告参与了传文公司的经营管理。证人李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对外主张其为传文公司的股东并实缴出资。鉴于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大于被告提供的《承诺函》，对被告代持传文公司股权的主张不予采信，原、被告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由于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利息，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的合理期限内归还借款，故原告要求被告归还15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利率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杨彪向原告曹罗轩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50万元为本金，自2020年1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300元，由被告杨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林湛河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徐文慧谭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