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60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汉林，女，196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乌当农村行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164号附9号臣功新天地15幢。法定代表人：韩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毅，北京市中银（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科虎，北京市中银（贵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阮永福，男，197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湄潭县。原审被告：李龙海，男，199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上列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霆，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中路98号金凤凰大厦1单元14层2号。法定代表人：周建贵，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黄汉林因与被上诉人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当农商行）、原审被告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图公司）、阮永福、李龙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112民初2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汉林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驳回乌当农商行的起诉；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乌当农商行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主体不适格，本案是由案外人张梅、周建贵、周凯以建立“资金池”的形式，利用太慈桥汽配城商户的名义向银行借款，借款当日，借款人均未得到相关款项及银行卡，款项均流入张梅等人手里，本案无论从贷款行为、贷款目的、资金用途等均非贷款合同约定，贷款的资料也可能涉嫌伪造，故本案应属于刑事案件侦查范围，且本案所涉及的款项以及相关犯罪事实已经由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立案受理，相关资金的最终流向都是明确的，且经相关生效文书予以载明并驳回相关起诉；本案涉及的金融机构包括农商行矿山支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涉案人员多，金额特别巨大，涉诉已达30多起，且本案不排除乌当农商行作为金融机构是否尽到合理审查借款等相关材料的义务以及是否有相关人员参与了相关犯罪行为，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应驳回乌当农商行的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本案借款合同印章及相关合同均加盖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野鸭支行（以下简称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印章，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应当依法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其内部的管理规定不能对抗法律规定，本案主体不适格。乌当农商行辩称，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贷款过程和事实均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贵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立案受理的案件与本案无关，截至现在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借款人在取得借款后出借资金的过程是否涉及刑事犯罪并不影响本案债权债务的成立，至于借款人在取得贷款后出借贷款的过程是否涉及刑事犯罪，与本案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作为乌当农商行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即乌当农商行承担，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乌当农商行承担了民事责任，也应享有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从事民事活动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故乌当农商行的主体资格适格。阮永福、李龙海均称无意见。鸿图公司未到庭陈述。乌当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汉林立即向乌当农商行偿还借款本金1849764.91元、利息155295元、罚息185570.39元、复利29162.46元，共计2219792.76元（暂算至2019年6月4日，以后应付罚息、复利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本息清偿之日）；2、判令黄汉林向乌当农商行支付逾期违约金10000元、律师费71893.78元；3、判令宏图公司、李龙海、阮永福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由黄汉林、阮永福、鸿图公司、李龙海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8日，宏图公司、阮永福与乌当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鸿图公司、阮永福自愿为黄汉林自2016年8月8日起至2018年8月7日期间在乌当农商行处办理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余额15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每笔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同日，黄汉林与乌当农商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筑乌农商野鸭个贷字第20160078号），约定黄汉林向乌当农商行借款1500000元用于购汽车配件，借款期限12个月，即从2016年8月8日至2017年8月7日。同日，乌当农商行将借款1500000元发放给黄汉林。2016年8月25日，宏图公司、李龙海与乌当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鸿图公司、李龙海自愿为黄汉林自2016年8月25日起至2018年8月24日期间在乌当农商行处办理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余额5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每笔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同日，黄汉林与乌当农商行再次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筑乌农商野鸭个贷字第20160078号），约定黄汉林向乌当农商行借款500000元用于购汽车配件，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从2016年8月25日起至2017年8月24日。合同签订后，乌当农商行于当日将借款500000元发放给黄汉林。2017年8月28日，因黄汉林未足额偿还前述两笔借款，黄汉林再次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黄汉林向乌当农商行借款200万元用于偿还筑乌农商野鸭个贷字第20160078号和第20160090号个人借款合同项下所欠款项。贷款期限自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8月27日。贷款利率为每月6.525‰，利息从贷款实际发放之日起计算，按季结算，结息日为每季的第20日。还款方式为按季付息，按期还本。借款人应在结息日向贷款人支付到期利息，借款人不能按期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黄汉林在本合同项下的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在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黄汉林若违反本合同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乌当农商行有权按贷款本金的5‰向黄汉林收取违约金。黄汉林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仲裁等方式实现债权的，黄汉林应承担乌当农商行方为此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合同签订后，乌当农商行向黄汉林发放了贷款，但黄汉林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担保人也未按约定履行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本案中，乌当农商行与黄汉林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乌当农商行与宏图公司、阮永福、李龙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基于上述合同所形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因乌当农商行已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向黄汉林发放借款的义务，而黄汉林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履行向乌当农商行还款付息的义务。故对乌当农商行要求黄汉林偿还本金849764.91元、利息155295元、罚息185570.39元、复利29162.46元的诉请，符合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规定，对乌当农商行该诉请，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乌当农商行要求黄汉林向其支付违约金10000元的诉请，因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对违约金及违约金计算方式及标准均作出明确的约定，且该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乌当农商行的该诉请，法院亦予以支持。对于乌当农商行要求黄汉林承担本案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的诉请，虽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有关于黄汉林违约时应承担乌当农商行因诉讼产生的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的约定，但乌当农商行在本案中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确已支付了前述费用，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对乌当农商行的该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乌当农商行要求宏图公司对黄汉林所欠乌当农商行的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请，因宏图公司与乌当农商行签订有《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对黄汉林于2016年8月8日、8月25日签订的两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且宏图公司在本案中对其为前述两笔借款中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予以确认，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对乌当农商行的该诉请，法院亦予以支持。对于乌当农商行要求阮永福对本案案涉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因阮永福与乌当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仅对黄汉林自2016年8月8日起至2018年8月7日期间在乌当农商行处办理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余额15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且约定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故阮永福在案涉借款中应只对1500000元本金及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等费用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对于乌当农商行要求李龙海对本案案涉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因李龙海与乌当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仅对黄汉林自2016年8月25日起至2018年8月24日期间在乌当农商行处办理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余额15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且约定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故阮永福在案涉借款中应只对500000元本金及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等费用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对于黄汉林、阮永福关于本案乌当农商行主体不适格的抗辩，从乌当农商行提供的黔乌商办发[2018]341号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野鸭支行系乌当农商行为开展金融业务设立的分支机构，属乌当农商行的内设机构，其在开展金融业务过程中系受乌当农商行直接管理，且乌当农商行下设各支行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到乌当农商行的整体经营情况，本案的审理与乌当农商行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乌当农商行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故对黄汉林、阮永福的该抗辩，法院亦不予采信。关于黄汉林、阮永福关于本案涉案贷款涉嫌犯罪，应当驳回乌当农商行起诉的抗辩，因其未提交相关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法院对此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宏图公司、李龙海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说明正当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黄汉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849764.91元及截止至2019年6月4日欠付的利息155295元、罚息185570.39元、复利29162.46元；并从2019年6月5日起按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及计算方式向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利罚息、复利，直至全部借款本息偿还完毕之日止。二、黄汉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10000元。三、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前述第一、二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阮永福对前述第一、二项款项中本金1500000元及1500000元本金至借款清偿之日产生的欠付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李龙海对前述第一、二项款项中本金500000元及500000元本金至借款清偿之日产生的欠付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13元由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87.53元，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黄汉林负担24425.47元（其中被告李龙海对6106.37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阮永福对18319.1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本院二审期间，阮永福、李龙海提交贵阳市观山湖区立案告知书，主要内容为:袁德志等人：观山湖区鸿图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我局认为符合立案标准，现立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侦查。贵阳市观山湖区立案通知书一份，拟证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宏图公司、黄汉林均未质证。另查明，2016年8月8日，阮永福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筑乌农商野鸭最保字第20160078—1号），约定阮永福自愿为黄汉林自2016年8月8日起至2018年8月7日期间在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办理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余额15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每笔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同日，黄汉林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筑乌农商野鸭个贷字第20160078号），约定黄汉林向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借款1500000元用于购汽车配件，借款期限12个月，即从2016年8月8日至2017年8月7日。同日，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将借款1500000元发放给黄汉林。2016年8月25日，宏图公司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筑乌农商野鸭最保字第20160090—1号），约定鸿图公司自愿为黄汉林自2016年8月25日起至2018年8月24日期间在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办理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余额5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每笔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同日，李龙海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筑乌农商野鸭最保字第20160090—2号），约定李龙海自愿为黄汉林自2016年8月25日起至2018年8月24日期间在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办理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余额5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每笔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同日，黄汉林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再次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筑乌农商野鸭个贷字第20160090号），约定黄汉林向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借款500000元用于购汽车配件。合同签订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于当日将借款500000元发放给黄汉林。2017年8月28日，因黄汉林未足额偿还前述两笔借款，黄汉林（甲方）再次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乙方）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32017082800046），约定黄汉林向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借款200万元用于偿还筑乌农商野鸭个贷字第20160078号和第20160090号个人借款合同项下所欠款项。合同第三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实际放款日和到期日以借款借据为准。第四条约定贷款利率、罚息利率。双方在第十二条二、违约救济措施中约定，借款到期前，对甲方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借款逾期后，对甲方未按时还清的本金及利息，自逾期之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罚息利率和本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利息和复利。双方还约定，黄汉林未按期归还债务本息，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有权按贷款本金的5‰向黄汉林收取违约金。合同签订后，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于2017年8月31日将借款200万元发放给黄汉林，借款借据载明到期日期为2018年8月23日。截至2019年6月4日，黄汉林尚未偿还的本金为1849764.91元、利息155295元、罚息185570.39元、复利29162.46元。此外，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与黄汉林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以及与鸿图公司、阮永福、李龙海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乌当农商行基于其野鸭支行与黄汉林借款合同关系向黄汉林主张相应合同权利，黄汉林则提出本案应属于刑事案件侦查范围，应驳回乌当农商行的起诉的上诉理由。但黄汉林提交的立案侦查材料中并未明确提及与本案借款有关的内容，且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与黄汉林并非同一主体，其所称案件目前尚未形成任何定案结论，公安机关并未对黄汉林立案侦查，即便黄汉林为有关刑事案中的受害人，也并不影响乌当农商行寻求民事救济的权利，故黄汉林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黄汉林还提出本案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虽然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以其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是基于法人即乌当农商行的授权，其属于乌当农商行的组成部分，乌当农商行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故黄汉林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黄汉林未按时偿还贷款本息，根据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与黄汉林在《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32017082800046）的约定，乌当农商行有权按贷款本金的5‰向黄汉林收取违约金，故本院对原判判决黄汉林向乌当农商行支付违约金10000元的结果予以维持。各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1849764.91元无异议，根据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与黄汉林在上述借款合同第四条中约定的贷款月利率6.525‰、贷款逾期罚息利率（即在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以及借款到期前对黄汉林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借款逾期后对未按时还清的利息自逾期之日起至利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的约定，截至2019年6月4日的尚欠利息为155295元、罚息185570.39元、复利29162.46元，原判对此认定正确，但原判对判项“从2019年6月5日起按涉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及计算方式向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利罚息、复利，直至全部借款本息偿还完毕之日止”表述不清，本院予以纠正，自2019年6月5日起，罚息以未还本金1849764.91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月利率9.7875‰的标准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复利以未还利息155295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月利率9.7875‰的标准计算至利息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2民初268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六项；二、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2民初268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三、变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2民初268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黄汉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849764.91元、利息155295元、罚息、复利（罚息截止2019年6月4日为185570.39元，之后的罚息以尚欠本金1849764.91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月利率9.7875‰的标准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复利截止2019年6月4日为29162.46元，之后的复利以未还利息155295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月利率9.7875‰的标准计算至利息清偿之日止）；四、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阮永福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确定的债务中本金1500000元及1500000元本金至借款清偿之日产生的欠付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李龙海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款项中本金500000元及500000元本金至借款清偿之日产生的欠付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213元，由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87.53元，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黄汉林负担24425.47元（其中李龙海对6106.37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阮永福对18319.1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25213元，由黄汉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有临审判员  李 蓉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王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