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10868号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希习喜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晖悦三街22号1801房。法定代表人：高素琴，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徐海，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汕尾市红色文化协会，住所地海丰碧桂园傲云峰十四街五座1703房。法定代表人：彭丹，职务会长。委托代理人：陈鹏鹏，广东商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如洪，男，被告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原告广州希习喜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汕尾市红色文化协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余洁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希习喜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海，被告汕尾市红色文化协会的委托代理人徐鹏鹏、罗如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希习喜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称：2019年7月1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委托制作、排练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进行音乐剧《少年彭士禄》项目的策划及创排，被告向原告分期支付该合同款项109万元，被告承诺给原告优先演出权。在该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0万元的首期费用后，因项目资金迟迟未能到位，被告开始拖延支付合同款项。2019年9月30日，原、被告双方签署《补充合同》，再次约定被告分期付款进度及金额。但在该《补充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又一次因资金问题而迟延支付合同款项，并影响原告对该剧的创作进度。为此，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2月23日签订《关于音乐剧的创排时间调整的说明》，明确原告的创作进度及被告付款时间及金额等，其中，被告在该文件中承诺于2019年12月21日前支付合同剩余款项29万元。2019年12月19日，原告在创作团队及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该剧的联排，并得到了被告的高度认可。但此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以种种理由拒不支付合同项下的剩余款项，并严重违反合同有关原告享有优先演出权的约定，另行海选演员并组织该剧的演出。原告认为，被告迟延支付合同款项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故起诉要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委托制作、排练合同》项下剩余未付费用29万元；2.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29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2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被告汕尾市红色文化协会答辩并反诉称：一、原告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项目制作，被告有权拒付尾款。双方于2019年7月15日签订《委托制作、排练合同》之后，被告随即在7月18日支付了第一次费用，后由于剧本的第一次修改影响排练期拖后，双方于2019年7月30日重新约定付款时间，及约定曾宪元为定作方的责任人，孙鹏鹏为制作方的责任人。据原合同约定“计划在2019年10月完成内部彩排”。后来因音乐制作团队需要时间制作音乐，双方又于2019年10月22日约定“各项时间条款顺延20天”，将完成制作的时间定在2019年12月20日。而且创排时间的调整说明约定“12月5日进行内部观摩”，然而，原告将内部观摩足足推迟了15天，于12月20日才开展。就是这次内部观摩，原告自己认为是“彩排”，然后要求被告支付尾款29万元，但被告认为这次观摩是原定12月5日内部观摩的延后，12月20日是双方约定的定作人完成全部定作的最后日子，且按照2019年10月22日的补充合同约定，这一天定作方应全面完成“导演组审核，修改各部门设计方案并定稿，剧目舞美、服装、道具等采购、制作、租赁”。而设计方案的定稿必须根据内部观摩后，双方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而且，双方的合同是约定了制作完成后付清尾款。然而，制作方的责任人孙鹏鹏却说“因为现在尾款没有到，我们的视频制作老师，包括舞美、灯光这些制作费没有打给老师，都在等，那也就是等于是尾款没有到的话，咱们舞台这块儿是做不了，因为舞美制作这一块儿占了大头儿”，原告显然是颠倒了合同履行的时间顺序。二、根据双方约定的项目预算，导演组15万元，舞美设计、道具设计及制作17万元，音乐设计及制作30万元，服装设计及制作8万元。但2019年12月29日原告在彩排中只给被告展现了部分服装及少量的普通道具，舞美的制作没有一丝踪影，虽然初步有音乐的制作，但仍需提高。原告距离剧目制作的全面完成相差甚远。三、按照合同约定，“剧本将根据双方意见修改两稿，第三稿作为剧本终稿，不再修改”。现在剧本只做过一次修改。本来12月5日内部观摩后，根据双方意见，对剧本再作一次修改，但被告多次要求原告提供联排演出的剧本，原告一直不予提供。同时，被告也多次要求原告作出演出费用的预算，原告也不提供，使双方合作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四、被告也没有履行合同第四条第五款的约定。五、原告主张项目资金迟迟未能到位，又一次因资金问题而迟延支付合同款项，不属实，事实上是原告收到被告的第一笔款项后没有开展任何工作，被告为了资金安全催促其完成有关工作后再付款。六、原告为了节省成本竟然不按照剧本进行排演，如剧中二幕，儿童团的舞蹈，全团仅安排了三人，并且其中一人是男身女声。再如在“汕头炮台监狱”一幕，原是有说有唱，而原告不但没有按剧本的要求排演，因为原告安排的是话剧演员，还将已经制作好的音乐删除不用，失去了音乐剧的应有特点。综上，双方合同不仅仅是委托排练，而且有舞美、道具、灯光、服装、音乐等制作，而原告根本没有依约完成合同任务，因此，被告有权拒付尾款。基于原告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并提起诉讼，被告于2020年4月9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双方合同应在通知送达时解除。被告委托原告制作的大型红色经典音乐剧《少年彭士禄》是一部红色基因传承的佳作，被告会员砸锅卖铁集资100多万元，委托原告打造这样一部红色剧目，准备在2020年的新年期间上演，但由于原告违约及滥用诉权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仅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也造成被告的巨大经济损失。因被告已经支付制作费80万元，除了30万元音乐制作已基本完成可继续利用外，其余50万元全部损失，故反诉请求：1.原告向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及利息（从反诉之日即2020年4月13日起以50万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原告广州希习喜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已经于2019年12月5日完成该剧的内部观摩，被告所称2019年12月19日举行的联排为内部观摩与事实不符。如此前所述，原告在2019年12月5日即已在导演组的安排下进行了内部观摩，并通知曾宪元及罗如洪到场参加。按照合同的约定，被告负责整体剧目创排的监督工作，原告负责本剧的前期策划筹备、创排及其他与剧目创作相关的工作。本剧的内部观摩属于创排的工作范围之内，不属于被告的工作范围，在原告已依约完成该剧的内部观摩的情况下，被告无权以其未参加内部观摩为由，拒绝支付剩余款项。在2019年12月19日举行的联排中，原告的全部演职人员带妆参加联排，服装、舞美、道具、音响等设施设备齐备，全体演员按照正式演出标准对该剧的四幕剧进行了不间断的联排。而按照《关于音乐剧少年彭士禄的创排时间调整的说明》，内部观摩仅仅涉及第一幕及第二幕剧的联排，足以认定2019年12月19日举行的并非内部观摩。另外，在该剧联排的过程中，原、被告双方是以联排审查的方式进行本剧的演出，此后罗如洪在其微信朋友圈中也多次表示，当日所进行的演出为联排性质。二、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该剧演出所需的全部服装、舞美、化妆、道具、灯光设计等工作。2019年12月1日，原告与广州市田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舞美/化妆设计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原告将本剧所涉及的舞美设计和化妆造型设计委托该公司提供相关的服务，且该司已经完成了该剧全部的舞美设计效果图、示意图及平面图等。2019年12月5日，原告与佛山市铵德服饰有限公司签订《服装设计及制作聘用合同》，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原告将本剧所涉及的服装设计及制作委托该公司提供相关的服务，原告全体演员在2019年12月19日进行的联排中均着演出服，且原告全体演员的定妆照也是着演出服并带妆进行拍照的。2019年12月16日，原告与何洋签订《舞美制作聘用合同》，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原告将本剧所涉及的舞美制作委托何洋提供制作服务。另外，原告还委托其他方完成了本剧的视频背景制作、灯光设计、推文等工作。截至2019年12月19日，原告已完成了该剧正式演出所需的全部服装、舞美、化妆、道具、灯光等工作，相关的服装道具现全部存放在原告安排的仓库内，如被告有需求，原告可随时向其交付。三、被告要求原告在正式演出场地再次进行联排没有合同依据。根据双方所签署的《委托制作、排练合同》的约定，原告负责联系和协调该剧目排练所需的排练场地，并按合同明确了排练场租赁的费用预算，但并没有列出任何有关联排在正式演出场地的费用预算。众所周知，正式演出场地的租赁费用非常之高昂，在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并没有列明联排需在正式演出场所进行及没有预算的情况下，原告有权在其排练场地进行联排，被告要求原告在正式演出场所进行联排，并承担全部费用，完全没有合同依据，并对原告有失公允。四、原告向被告承担的支付义务是附期限的义务，而非附条件的义务，被告依法应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在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三份协议中，均明确约定了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时间点或时间段，并没有设定任何被告付款的前提条件，被告所承担的付款义务是附期限的义务，而非附条件的义务，在本案中，被告为逃避其应当承担的支付义务，恶意捏造原告未履行合同相关义务的虚假事实，并人为曲解合同的相关条款，其主张或抗辩应依法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便被告所承担的本案剩余款项支付义务是附条件的，但鉴于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本剧的联排，则被告应在2019年12月24日前支付剩余款项。五、被告恶意激化与原告之间的矛盾，并借原告起诉之机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其目的在于赚取更高的回报。在原告于2019年12月19日举行的联排过程中委托专业机构对原告的联排现场进行了全程录音录像。在此后的数日内，被告假借联排效果未达到预期，或者联排未在正式演出场地进行为由，恶意激化与原告之间的矛盾。同时，被告在2019年12月25日在汕尾当地媒体公开选聘该剧的全部演员，其目的在于抛开原告另起炉灶。如其确为履行本合同之目的，其不可能对现场联排进行全程录音录像，更不可能在联排事隔几日之后，即进行该剧演员的海选。原告组织的演职人员均系业内专业人士，而被告海选的人员绝大部分系临时性的群众演员，二者在专业能力、艺术成就等方面不可同日而语，费用也相对较高，原告无法排除被告因原告进行后续演出的费用过高，启用群众演员更有利于降低成本，获取更高回报而恶意违约的可能性。而事实上，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后，被告不是从减少其经济损失的角度出发，而是在第一时间向原告送达解除合同的通知，并在2020年4月公开组织演员进行该剧目的演出，被告此举更加坐实了其恶意违约的行为。六、原告未向被告提交演出的报价并不构成对合同的违约。根据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委托制作、排练合同》的约定，原告负责该剧目的创作及排练等相关工作，但并不承担演出该剧目的任何义务，反而是原告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演出剧目的权利。在此情况下，原告未按照被告的要求提交有关演出的费用报价的，并不构成对双方所签署的合同违约。被告无权以此为由，要求原告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被告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15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委托制作、排练合同》，约定，基于乙方在舞台艺术策划及戏剧创排等方面的专业度，甲方委托乙方进行音乐剧《少年彭士禄》项目的策划及创排，计划在2019年10月完成内部彩排，剧目时长为90分钟内，本项目由甲方出品并对整体剧目创排进行监督，乙方负责该项目的前期策划筹备、创排等与剧目创作相关的工作；制作及内部彩排时间为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10月31日；甲方作为该项目出品方，负责对项目的制作进度、质量、主题思想等进行监督及审核，甲方负责提供原版剧本供乙方进行修改，并保证该剧本为原创，版权归甲方所有，该剧目版权归甲方所有，乙方所创作的有关资料应在创作完成后上交甲方归档；甲方承诺，在合同期限内，本剧目的所有剧目创排、演出工作均交由乙方执行实施，甲方不得另行委托第三方，合同期后，甲方如需演出本剧目，乙方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权；双方确认，该项目完成内部彩排后，双方共同商讨并确认后续剧目运营及演出事宜，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运营模式、演出场次规划、演出费用、市场推广策划等，并且甲方承诺给予乙方优先演出权，除非乙方主动放弃，并另行签订合同；乙方负责选拔及聘用剧组相关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人、导演、编剧、舞美设计、舞台监督、演员等职位，并与相关人员签订合同及为其购买保险，劳务费用由乙方支付；乙方负责根据甲方所提供基础剧本进行修改，剧本将根据双方意见修改两稿，第三稿作为剧本终稿不再作修改，乙方将在双方约定时间框架内完成剧本创作，但甲方理解基于艺术创作需要，剧本修改期限可顺延十天，若剧本创作期限延后，则整体剧目创排进程延后，则乙方不算违约；乙方负责联系和协调该剧目排练所需的排练场地、人员协助，并按照甲乙双方拟定的排练时间及内容，提前做好场地及人员的安排；乙方负责根据项目时间表进行剧目的舞美设计及制作、服装设计及制作、道具设计及制作、音乐设计及制作、灯光设计等，在尊重甲方意见的情况下，乙方有权根据其专业判断对以上项目的设计及制作有最终决定权；该项目总价为109万元，本合约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费用20万元，2019年7月31日至8月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费用20万元，2019年8月25日至8月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三期费用20万元，2019年9月10日至9月15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四期费用20万元，按双方约定于9月底完成内部彩排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五期费用29万元；等。合同附件1《项目预算》载明，导演组15万元（包括戏剧、舞蹈、声乐等）、项目管理/策划费5万元（整体项目监督）、舞美/道具设计及制作17万元（包括舞美、道具、视频内容设计及制作）、音乐设计及制作30万元、服装设计及制作8万元、灯光设计1万元、化妆设计1万元、排练场租赁3万元（按30天排练周期计算）、演员排练及创作15万元（含保险费用）、演员交通、伙食费5万元、演职人员6万元（包括执行制作人、舞台监督、剧务、场记、舞工队等幕后演职工作人员费用）、不可预知费用3万元，合计109万元（已含税）。附件2《项目时间表》载明，7月15日至7月17日签订合同，7月15日至7月20日剧本研讨，7月20日至7月23日剧本一稿修改，7月24日至7月31日剧本研讨、二稿修改、确定剧目角色及演职团队人选并签订合同，7月31日至8月10日剧本三稿修改、审核并最终定稿，8月10日至8月24日音乐作曲（第一场、第二场）、8月25日至9月5日剧目排练（第一场、第二场）、舞美、服装、道具、造型等出备设计构思、设计方案，9月6日剧目内部审查（第一场、第二场），9月7日至9月30日剧目排练、导演组审核、修改各部门设计方案并定稿、剧目舞美、服装、道具等采购、制作、租赁，10月8日至10月10日剧目联排，10月11日完成剧目创排（包括音乐、舞美、服装、道具等制作）。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9年7月18日向原告支付了第一期费用20万元。2019年9月3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补充合同》，约定，甲、乙双方于2019年7月签订《委托制作、排练及演出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已支付首期费用20万元，乙方严格按照合同开展了工作，稳步推进，由于双方在工作上沟通不及时，造成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如期进行，现经双方沟通，对后期应支付费用的期限作出重新约定，而双方在沟通方面也需要密切沟通交流，协同推进：1、2019年9月30日前支付20万元，2、2019年10月16日前支付20万元，3、2019年11月20日前支付20万元，4、2019年12月1日前支付29万元；甲方指定曾宪元为责任人，乙方指定孙鹏鹏为责任人；等。2019年9月30日、10月16日，被告分别向原告支付了第二期费用20万元、第三期费用20万元。2019年10月23日，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了《关于音乐剧的创排时间调整的说明》，约定，由于主办方委托的音乐制作团队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创作，现经团队内部磋商，决定按照原协议所约定的各项时间条款顺延20天，以确保创排质量，新的创排时间为：9.23-11.20音乐作曲（全剧），11.20-12.20剧目排练（全剧）、舞美、服装、道具、造型等出备设计构思、设计方案，12.5内部观摩（第一场、第二场），10.8-12.20导演组审核、修改各部门设计方案并定稿、剧目舞美、服装、道具等采购、制作、租赁，12.20剧目连排，12.20后安排演出；余款的付款时间调整为：1、2019年12月10日前支付20万元，2、2019年12月21日前支付29万元；等。原告以被告未支付尾款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为了证实其已完成合同义务，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予以证实：1.《舞美/化妆设计合同》、舞美设计效果图及平面图；2.《服装设计及制作聘用合同》、定妆照及联排现场服装照片；3.《舞美制作聘用合同》、服装道具清单及照片；4.推文截图；5.灯光设计；6.联排现场照片及视频；7.罗如洪微信截图，其中，2019年12月19日，罗如洪发布朋友圈，内容为，“红色经典大型音乐剧《少年彭士禄》取得重大进展，今晚成功举行四场带妆连排，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罗东凯、广东省红色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冯胜平、副会长广东电视台新闻中心原副主任周晓瑾、汕尾市红色文化协会会长彭丹和彭士禄院士的儿子、汕尾市政协委员彭浩等出席观摩审议”；8.网页截图，2019年12月25日，被告在汕尾市民网上发布《红色经典大型音乐剧演员招聘启事》，主要内容为，“在中共汕尾市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本会经过两年精心打造的红色经典大型音乐剧《少年彭士禄》A角已在2019年12月19日晚在广州成功进行全剧连排……为了将汕尾市首部大型音乐剧地方化，本会决定启动该剧B角排演，特招聘演员64名……”；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2、3中的《舞美/化妆设计合同》、《服装设计及制作聘用合同》、《舞美制作聘用合同》，原告提交的复印件存在大量遮蔽部分，与原件不一致，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1中的舞美设计效果图及平面图的三性和证明事项均有异议，合同约定的舞美设计及制作费用预计高达17万元，即应该制作实物一并在连排时将舞美展现出来，由被告进行审核，而不是提供十余张所谓的设计图；证据2中的定妆照及联排现场服装照片三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演员确实有带妆进行了表演，但舞美、灯光、背景均未展现，被告对演员的表演是赞赏的，但是原告远远未完成合同义务；证据3的服装道具清单及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这些服装道具仅仅是全剧的小部分，按照预算，仅服装设计及制作就高达8万元；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原告有义务为剧目进行宣传推广，发布相关帖子并积极与各方媒体资源交流，扩大剧目影响力，然而被告发布的推文直至今日的阅读量都是很低的；证据5的三性和证明事项均有异议，原告没有在所谓“连排”时展现其灯光设计，而灯光设计必须与排演结合才能体现灯光效果；证据6的质证意见与证据2中的定妆照及联排现场服装照片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7真实性予以认可，同时说明被告意见，观摩不等于合同约定的彩排或联排；证据8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原告先存在违约，也以行为表示不履行合同，而被告因需要在年前进行演出，迫不得已才招聘演员，这对被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时间消耗，被告至今仍无法顺利完成该音乐剧的正式演出。被告为了证实原告未完成合同义务，提供了以下主要证据予以证实：1.“少年彭士禄”的群聊记录，其中，2019年12月24日，被告方发送，“连排后休息一下，下来时间紧任务重，请相关专家把规划（如各种要素到位彩排时间、演出的时间、后来演出每场的费用等）做出来，这本来早应该做的，别放松啊”，原告方发送，“……我们是做演出预算，没问题，但是彩排时间，演出时间，应该是咱们出品方定的，就是罗会长，应该是您这儿定了在哪儿演联系到哪儿，我们这边是等于是您这边联系好了，我们才知道去哪儿啊，不是我们来做这个规划，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你要上哪儿演，怎么演怎么做呀，我们就是做出演出预算来。而且预算已经做完了，我跟王导下午再碰头沟通一下，但是也就跟您说一下，因为现在尾款没有到，我们的视频制作老师，包括舞台、灯光这些制作费都没有打给老师们，都在等，那也就是说等于是尾款没到的话，咱们舞台这块儿呈现不了，因为舞美制作这一块儿占了大头儿。而且也是有一部分主要演员的费用也没有打到位，所以罗会长，其实我们，第一件事儿是赶快履行合同，把尾款打过来，这样的话给各位老师赶快进行，我们现在等于是，整个舞台上呈现不了……”，被告方发送，“这个钱已经政府在那里，已经放在那里了，等你来拿的，但是你现在呢，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这个钱不敢给你的，你是定作方你也不会给的，现在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怎么会给你呢，对不对，你看那原来的那个合同就是你要彩排后五天我们就付钱，你彩排都没有，我们怎么付钱，后来，虽然我们又订立一个合同，也是在你联排后才给，但是你这一次的联排什么要素都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你这样的排练，如果说我们把钱给你后搞不出来，谁来敢承担这个责任呢……你再看一下合同先，对你们的演出排练，我们是满意的，但是对你们作为公司合作方跟我们的合作，我们是不满意的，这是两回事……我的尾款给你，就是一给你，你就要能够演出的，但是你现在你离演出还不知道有多远啊，你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你都可以看啊，我现在我都不知道80万去哪里，灯光也没有搞，音响也没有搞，还有那个舞美也没有搞，对不对，那就是搞一下这个排练就花了我80万”，原告方发送，“假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俩就没法谈了，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来聊过这个剧的制作，现在在群里这样说……我们现在是因为没有这个钱，所有的演员所有的支出都是在为咱们这个剧服务，而且当时我们写的不是在舞台上呈现，就是排练场的彩排给你们看，我们排练场的这样的审查呀，而且当天也很满意，各个方面，对于我们的演员演出和这个制作是没有任何异议的……灯光是在演出合同里租赁的，灯光不可能附在这些钱里边儿，这些钱说句真心话，咱们搞一剧能搞下来吗，不可能搞下来的呀，这个你心里很清楚呀，还80万不知道去哪里了，我们有60号演员，有服装有化妆……我们现在到手里70万元，然后还有30万，给了音乐就40万，咱们就能呈现在舞台上了这么大一个巨作一个半小时的，这样的话没法儿说了”；2.三人的群聊记录，2020年1月11日，原告方发送，“曾老师，今早我也已经特别说明，合同里乙方义务内应完成的内容早已在去年19号完成，一直在等待协会方交接”，被告方发送，“王老师，罗会长回复，19号的所呈现的离合同所规定的相差甚远，这里面有太多的见解需要沟通寻求解决方案，如果贵方认可19号所呈现的就是在出品方交付最后一笔定作费之前所要给我们的内容，那肯定会失去我们这次见面的意义”。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孙鹏鹏作为我方授权代理，其系外聘导演，对于双方签署的合同情况并不清楚，在该合同中，孙鹏鹏作为导演方，明确表示有关本剧的演出，需要被告安排，原告方能提供相关报价，原告对于演出没有任何决定权，被告对于孙鹏鹏在微信中陈述的事实进行了恶意曲解，在本案的后续排练、定妆、道具制作、灯光、舞美等，均是由原告垫资支付，或截至联排时尚未支付给服务方，故孙鹏鹏在微信中指出“费用都没有打给老师们”“都在等”，即是被告方的原因导致相关款项未能及时支付，另外，孙鹏鹏在其陈述中，表示舞台展现不了等，该表述既是对合同中没有约定场所进行联排，以及合同预算中并未包含相关费用的主张，被告对此进行恶意曲解，对其主张不应支持；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诉讼中，原、被告表示因双方已经失去信任基础，创排的音乐剧已经没有正式演出的可能性。本院认为：《委托制作、排练合同》、《补充合同》、《关于音乐剧的创排时间调整的说明》是原、被告双方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委托制作、排练合同》、约定，尾款29万元于9月底完成内部彩排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后双方签订《关于音乐剧的创排时间调整的说明》将付款时间变更为2019年12月21日前支付29万元，同时将最终剧目联排时间调整为12月20日，结合创排进度和付款时间，尾款是在剧目联排之后支付，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有无按照上述系列合同的约定履行完创排义务。《委托制作、排练合同》约定，完成剧目创排包括音乐、舞美、服装、道具等制作，《关于音乐剧的创排时间调整的说明》亦约定，12月20日剧目联排完成舞美、服装、道具等采购、制作、租赁，其中均提到的舞美，即舞台美术的简称，包括布景、灯光、化妆、服装、效果、道具等，其根据剧本的内容和演出要求，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中运营多种造型艺术手段，创造出剧中环境和角色外部形象，渲染舞台气氛，虽然原告提交了证据证实其与第三方签订了《舞美/化妆设计合同》、《服装设计及制作聘用合同》以及《舞美制作聘用合同》，并提交了舞美设计效果图及平面图、定妆照及联排现场服装照片、服装道具清单及照片证实上述合同的履行，但据2019年12月19日的联排现场照片和小片段视频反映，该联排并未呈现完整的舞美效果，音乐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形式，其是否完成制作和创排最终需以舞台呈现的效果作为判断的基本标准，而原告所主张的最终联排并未完整体现合同约定的舞美，故原告并未全面履行系列合同约定的创排义务。但原告未全面履行创排义务事出有因，《委托制作、排练合同》仅约定了由原告负责联系和协调该剧目排练所需的排练场地、人员协助，但舞美效果的整体展现需要各方面软硬件设施的配合，包括场地规模、大小、构造、灯光租赁等等，而为了节省创排成本，排练场地通常不具备正式演出所需要的硬件设施，且合同约定的项目预算109万元中仅包含排练场租赁3万元（按30天排练周期计算），并未包含正式演出场地的租赁费用和灯光租赁费用等，即能否实现完整的舞美效果，需要委托方即被告提供正式演出场地并支付相应的租赁费用，因此，被告未履行协助义务是原告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主要原因。原、被告均确认因失去信任基础，创排的音乐剧已经无法正式演出，考虑到以下因素，其一，12月19日联排结束后，被告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在朋友圈中发出，“红色经典大型音乐剧《少年彭士禄》取得重大进展，今晚成功举行四场带妆连排，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罗东凯、广东省红色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冯胜平、副会长广东电视台新闻中心原副主任周晓瑾、汕尾市红色文化协会会长彭丹和彭士禄院士的儿子、汕尾市政协委员彭浩等出席观摩审议”，同时被告在12月25日发布音乐剧B角的招聘启事，据此可知，被告对于原告的创排结果是满意的；其二，联排后，原告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因为现在尾款没有到，我们的视频制作老师，包括舞台、灯光这些制作费都没有打给老师们，都在等，那也就是说等于是尾款没到的话，咱们舞台这块儿呈现不了，因为舞美制作这一块儿占了大头儿”，即截至联排，因资金问题，舞美制作尚未全部完成。结合原、被告的过错程度和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本院酌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尾款16万元。基于此，被告反诉要求原告赔偿已支付的部分款项和利息，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汕尾市红色文化协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希习喜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尾款16万元；二、驳回原告广州希习喜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汕尾市红色文化协会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诉讼费用7672元（其中受理费5689元、保全费1983元）、反诉受理费4400元，由原告广州希习喜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诉诉讼费用3477元（其中受理费2578元、保全费899元），被告汕尾市红色文化协会负担本诉诉讼费用4195元（其中受理费3111元、保全费1084元）、反诉受理费4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余 洁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巫青璇王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