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16358号原告：梁悦源，男，1990年2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健，男，1964年8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毅，阳江市江城区城东街道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州市文昌中路**。法定代表人：王宏。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绍军，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滢渟，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悦源与被告张健、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苏华建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悦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强、被告张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毅、被告江苏华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绍军、苏滢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悦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张健向原告支付租金费用人民币687794元；2.判令被告张健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537794元按月息三分的标准自2019年4月23日起计算，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2日违约金为226464元；其中150000元按月息三分的标准自2020年1月21日起计算，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2日违约金为19950元）；3.判令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张健因承建阳江市“阳光马德里”项目，向原告租赁钢管及扣件。2017年7月1日，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张健向原告租赁钢管及扣件，钢管租金80元每吨每月，扣件按0.15元每只每月，数量以实际进场送货单为准，期限按实际天数计算，每个月的20日为交租日，一个月交一次租金。合同还约定，如承租方违约，须支付出租方以所有租赁物价值总额的30%作为违约金，以弥补出租方处理违约事件支付的律师费用。2017年7月3日，被告张健、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与原告签订担保协议，被告江苏华建公司愿意为被告张健作担保。合同签订后，原告严格依据约定向被告张健履行了出租钢管及扣件的义务，但被告张健迟迟不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2019年1月30日，原告与被告张健签订《协议书》，确认2016年7月7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金合计707794元，签订协议当天被告张健先支付150000元，剩余557794元须在2019年4月22日前付清，如果逾期未支付，则按剩余款项的3%计算每月的违约金。该协议签订后，被告张健依约支付了150000元，但剩余款项迟迟未付。2019年11月15日，原告与被告张健再次签订《协议书》，确认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25日期间的租金费用为150000元，被告张健同意2020年1月20日前支付该笔租金费用，但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被告张健也未支付该笔租金费用。截至起诉之日，被告张健拖欠原告租金费用共计707794元未支付，被告张健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张健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张健拖欠原告租金费用共计707794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清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被告张健拖欠租金费用的行为是严重的违约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遂成讼。被告张健辩称，原告、被告张健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属实，但被告张健至今尚欠原告租金130000元，并非欠款707794元，而且不存在违约金计罚问题。第一，关于欠款金额问题。原告在与被告张健履行合同过程中，授权梁达光配送钢管以及收取租金。经被告张健自行核算，租金计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一共产生的租金为1666281.15元，而被告张健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分别付给原告978000元，付给梁达光630000元，共计1608000元，被告张健实际尚欠原告租金58281.15元。被告张健承接的工程于2018年3月完工并开始拆除钢管棚架，至12月20日被告完成全部钢管棚架拆除工作，为此，原告与被告张健于2019年1月30日进行结算。经结算，双方确认，从2017年7月7日起租金计至2018年12月31日止，尚欠707794元，由被告张健在当天支付150000元，余款557794元在2019年4月22日前付清。由于结算当日（2019年1月30日）双方没有核实押金，以及经梁达光收款的金额，存在多计收被告张健租金的情况。为此，双方又于2019年11月15日进行重新结算，鉴于被告在第一次结算时已经支付了150000元给原告，则双方确认由被告张健在2020年1月20日前支付租金150000元给原告，合同租金就此结清。之后，被告于2020年5月21日转款20000元给梁达光，至今尚欠原告130000元未付。第二，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原告、被告张健双方最终结算的时间是2019年11月15日，并签订有《协议书》。该协议书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为此，原告主张计罚被告违约金缺乏理据。第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的租金应由被告张健负责偿还，原告主张被告江苏华建公司承担还款义务缺乏理据。被告江苏华建公司辩称，第一，因《担保协议》无效，原告要求被告江苏华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从原告提供的《担保协议》的落款可以看出，担保方加盖的是“江苏华建阳光马德里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该项目部是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在其承建阳光马德里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设立的项目施工及管理部门，并没有经过工商登记，也没有领取营业执照，其性质属于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为其承建的施工项目设立的临时部门，且从以上专用章的名称也可以看出，该章主要用于马德里项目内部技术资料的签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第一款：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事实上，对于以上担保事宜并未取得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单位的书面授权。甚至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在此前并不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该《担保协议》中的项目部公章因未取得被告江苏华建公司的授权而导致无效，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不应当承担协议约定的保证责任。第二，《担保协议》的主要条款约定不明，具体如下：第一，《担保协议》对保证担保范围、主债权种类及数额约定不明。《担保协议》中仅简单约定了由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对原告与被告张健“2017年7月1日签订的300吨钢管及3万只扣件的租赁协议”作担保，结合原告与被告张健签订的《租赁合同》第一条约定的“租用钢管、扣件的数量以实际送货单据为准”可以看出，保证担保合同的范围通过以上两份协议均无法确定，且原告与被告张健均一直未与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对以上担保范围、数额进行过确认。第二，《担保协议》中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原告也从未主张过保证责任，被告江苏华建公司的保证责任应当被免除。首先，《担保协议》中没有约定被告张健对《租赁合同》相关债务的履行期限，结合《租赁合同》中第一、二条约定，租赁物种类、数量及租赁期限都是由原告与被告张健另行通过“收款收据”、“交货凭证”及被告张健实际归还的情况来确定，因此，以上债务履行期限并不确定。其次，《担保协义》中既未约定保证方式也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我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未约定保证期间的情况下，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再次，根据原告提供的2份与被告张健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可以看出，其主张的被告张健尚欠的债务中，其中557794元于2019年4月22日履行期限届满，其中150000元于2020年1月20日履行期限届满。据此，即使根据原告与被告张健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计算，因原告从未向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主张承担保证责任，也已经超过了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的规定，依法应当免除被告江苏华建公司的保证责任。据此，《担保协议》因主要条款约定不明而导致无法履行，保证期间也已经经过，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应当被免除保证责任。第三，原告与被告张健并未按《担保协议》的约定向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备案担保债权的信息，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首先，根据《担保协议》第l条约定，钢管及扣件全部到位后，原告与被告张健应提交一份原件给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备查。从以上条款约定可以得知，鉴于租赁物及期限的不固定性，原告与被告张健有将以上租赁数据信息提供给被告江苏华建公司进行备案的义务。但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从未收到过以上资料，自始至终，对被告张健向原告租赁钢管、扣件的数量、种类、归还情况都并不知情。其次，根据《担保协议》第3条的约定，原告与被告张健的租赁材料及租金的结算及款项支付情况资料应当提供给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但在此之前，原告与被告张健也从未向被告江苏华建公司提供过关于租金结算及款项支付的对账结果。据此，既然原告与被告张健都未按照《担保协议》向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备案租赁的相关情况及担保债权的具体信息，鉴于以上二方的违约行为，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也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第四，原告主张的债权数额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不予认可，理由如下：首先，关于原告主张的债权本金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主张的债权本金是通过与被告张健于2019年1月30日及2019年11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对账得出，而以上协议的签订既未经过被告江苏华建公司确认，也未通知过被告江苏华建公司。《担保协议》第二条约定明确了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仅对被告张健租赁原告钢管、扣件用于马德里项目才提供保证，但以上《协议书》并未明确租赁物的使用项目。2019年11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是原告对被告张健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25日期间欠付钢管租金的确认，从以上时间段来说，也与马德里项目无关。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债权本金金额，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不予认可。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问题。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金额已经超过年利率36%，在原告没有证明其损失的情况下，其违约金明显过高，理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依法予以调整。对于原告主张的150000元债权本金的违约金，并未在对应的原告与被告张健于2019年11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有任何约定，因此，该部分违约金因没有书面约定不应得到支持。最后，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已经向被告张健结清了所有工程款及费用，并声明双方之间再无其他任何争议，即使被告张健拖欠原告的租金，也应当由被告张健自行负责结清。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1日，原告（甲方）、被告张健（乙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租用300吨48mm钢管、3万只扣件，数量以实际进场送货单据为准。乙方租用最短期限8个月，若提前则按8个月计算，超期按实际天数计算。钢管按80元每吨每月计算，扣件按0.15元每只每月计算。租金以交货之日起计，每个月的20号作为交租日，一个月交一次租金，交款凭证以收款收据签名盖章为准，交货凭证以送货单据签名盖章为准。若乙方拖欠租金超过3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并没收乙方所有交来的押金抵作违约金以弥补甲方的损失。交货之时乙方应交给甲方钢管每吨500元作为押金，交货地点为阳江市阳光马德里工地，乙方负责进场货物运输，乙方负责退场货物运输，甲乙双方各负责各自场地的装卸。若乙方违反上述条款约定，除按上述条款承担责任外，另支付甲方以所有租赁物价值总额的30%作为违约金，以弥补甲方处理违约事件支付的律师费用。2017年7月3日，原告（甲方）、被告张健（乙方）、江苏华建阳光马德里项目部（丙方）签订《担保协议》，约定：“关于甲乙双方于2017年7月1日签订的300吨钢管及3万只扣件的“租赁协议”，丙方（江苏华建阳光马德里项目部）在甲乙双方的同意下，愿意作以下担保：1、该批钢管及扣件全部到位后，甲乙双方签名并提交一份原件给丙方备查；2、在乙方（承租方）张健没有全部归还甲方（出租方）梁悦源的所租钢管、扣件及租金（用在马德里项目的）时，江苏华建不得与张健结算，必要时由江苏华建直接从张健的工程款中扣除相关费用并支付给梁悦源。3、出租方与承租方的材料及租金结清后，必须提交一份结算及款项付清的说明给丙方，以便江苏华建与张健办理正常的结算。以上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共同遵守！（附件：租赁合同）”。原告、被告张健在该份协议上签名捺印，该份协议的丙方签名处盖有“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分公司阳光马德里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在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3月18日，原告多次向被告张健运送钢管、卡扣等货物，被告张健先后签具22张送货单，每一份送货单均列明了送货的时间、名称、单位、数量等内容。其中，在2018年3月18日的送货单中注明：“租用钢管6米37.52吨，其中2-3米30吨，每吨每月90元”。诉讼中，原告称2017年12月11日、2017年12月23日的两张送货单上载明的钢管的租赁单价实际应为3.33元每吨每天。因钢管租赁价格上涨，故双方达成口头约定，但未在送货单上记载，不过在2018年3月18日的送货单中已标注了涨价后的钢管租赁单价。故双方在签具2019年1月30日的《协议书》时，租金总额会与按照《租赁协议》计算的租金总额存在细微差异。诉讼中，原告、被告张健确认被告张健在2018年12月31日前未向原告退回任何租赁物。原告应本院要求制作了《租金明细表》。经本院核对，该《租金明细表》载明的租赁物种类、租赁时间、数量、单价等内容均与22张送货单及《租赁合同》载明的内容相一致。该《租金明细表》载明，自租赁物交付之日至2018年12月31日，涉案所有租赁物的租金总额共计1961370.263元。被告张健对该《租金明细表》中载明的租赁期间、租赁物种类予以确认，但认为扣件的租金应为0.004元每只每天，理由是双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对扣件的租金计算标准进行了变更，但被告张健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另外，被告张健称2018年5月至12月的租金应当按照该期间租金总额的80%计算，因为被告张健在此期间已拆除棚架，因原告未及时拉走导致租金继续计算，故双方口头约定按该期间租金总额的80%计算租金，但被告张健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双方曾对该期间的租金计算标准作出变更。另外，在2017年7月6日至2018年11月22日，被告张健称其共向原告支付1438000元押金及租金，其中被告张健直接向原告支付928000元，被告张健向案外人梁达光支付510000元。为证明上述主张，被告张健提交了送货单、银行转账记录及《付给梁悦源钢管押金及租金款》《付给梁达光钢管、扣件押金及租金款》等证据予以证实。在上述款项中，原告对两笔款项存有异议，对其他的款项支付情况予以确认。其中，原告有异议的款项有两笔：第一笔是《付给梁悦源钢管押金及租金款》显示的“2018年7月18日：100000元”。第二笔是《付给梁达光钢管、扣件押金及租金款》载明的“2018年7月18日：150000元”。关于第一笔款项，原告认为该笔款项已包含在“2018年7月18日：（5-7月17日内共105000元）”中，该100000元应属重复计算。被告张健称上述两笔款项不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形，上述105000元是被告张健通过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的款项。被告张健称双方的交易习惯为现金交付的款项会以送货单的形式加以确认，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款项不再签具送货单。经本院核实，《付给梁悦源钢管押金及租金款》中显示被告张健于2018年9月21日支付20000元、2018年10月22日支付40000元，上述款项均是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均记载于2018年9月21日的送货单中。关于原告存有异议的第二笔款项，原告称该150000元中包含了被告张健支付给梁达光的71889元钢网款，剩余的款项为梁达光代原告收取的案涉租赁物的押金、租金。关于该71889元，本院开庭时曾电话联系梁达光，梁达光称被告张健确实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张健于2017年年底左右向其支付了70000元左右的价款。庭后，原告又向本院提交了梁达光出具的《情况说明》。在《情况说明》中，梁达光确认被告张健于2018年7月18日支付给梁达光的15万元中包括71889元的钢网款，因法庭电话调查时其正在开车，加之事情已过两年，故其对被告张健的付款时间陈述与开庭陈述存有出入，梁达光并向本院提交了其与被告张健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2月18日，梁达光：“之前讲好今个月付钢网款，合计71889元”。被告张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被告张健确认其与梁达光在2017年10月份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认为其已通过现金方式向梁达光支付了约7万元的货款。另外，被告张健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原告曾指示被告张健将涉案的租金、押金等转至梁达光账户。2019年1月30日，原告（甲方）、被告张健（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1、甲乙双方确认2016年7月7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共欠钢管租金柒拾万零柒仟柒佰玖拾肆元整（￥707794.00元），乙方同意2019年1月30号支付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150000.00元）。2、乙方同意剩余款项人民币伍拾伍万柒仟柒佰玖拾肆元（￥557794.00元），必须在2019年4月22号前付清给甲方。3、如果剩余款项逾时未能支付，乙方则按合同赔偿标准计算延期费用（即按剩余款项的3%计算每月的违约金）给甲方。4、签订本协议后，双方都不得反悔，甲方收完此款项后，不得再追究乙方任何经济责任。5、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双方签字即生效。”该协议上有原告、被告张健签名捺印。2019年1月30日，被告张健向原告转账支付50000元。同日，被告张健向梁达光支付100000元。诉讼中，原告确认梁达光收取的该100000元为被告张健向原告支付的涉案租金。2019年11月15日，原告（甲方）、被告张健（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1、甲乙双方确认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25日共欠钢管租金壹拾伍万元整（150000.00元）乙方同意于2020年1月20日前支付结清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150000.00元)。2、签订本协议后，双方都不得反悔，甲方收完此款项后，不得再追究乙方任何经济责任。3、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双方签字即生效，具有法律效应。”该协议上有原告、被告张健签名捺印。2020年5月21日，被告张健向梁达光支付20000元。诉讼中，原告确认梁达光收取的该20000元为被告张健向原告支付的涉案租金。后因被告张健未能支付剩余租金，遂成讼。诉讼中，被告张健称2019年1月30日的《协议书》存在错算、漏算问题，已被2019年11月15日的《协议书》所替代，故双方的租金结算应以2019年11月15日的《协议书》为准。原告称2019年11月15日的《协议书》中载明的150000元还包含被告张健运输租赁物应支付的运输费用。另外，原告、被告张健、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共同确认，在三方签订《担保协议》后，原告、被告张健均未将钢管、扣件的送货情况报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备案。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担保协议》后向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主张过担保责任。此外，被告张健称其于2018年3月开始拆除钢管材料，并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被告江苏华建公司称，被告张健分包的阳光马德里工程项目于2018年3月份完工，被告张健、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对被告张健分包的所有工程项目已于2020年5月8日已结算完毕。为证明上述工程的施工、结算情况，被告江苏华建公司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外墙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阳江市阳光马德里56-61栋工程）；2、《外墙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阳江市阳光威丽诗花园工程）；3、《外墙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阳江市阳光威丽诗花园二期工程）；4、《结算争议一揽子解决会议洽谈纪要》；5、《外架张健马德里四期从华建公司领款明细对账表；6、《威丽诗一期外架张健从华建公司领款明细对账表》；7、《威丽诗二期外架张健从华建公司领款明细对账表》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对上述证据1、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合法性不予认可。被告张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此外，原告确认江苏华建阳光马德里项目部不具有企业法人主体资格，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担保协议》取得了被告江苏华建公司的确认。被告江苏华建公司称江苏华建阳光马德里项目部是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为进行项目管理建立的临时部门，亦非被告江苏华建公司的分支机构。以上事实，有《租赁合同》、《担保协议》、送货单、银行转账记录、《付给梁悦源钢管押金及租金款》、《付给梁达光钢管、扣件押金及租金款》、《租金明细表》、《协议书》（2019年1月30日）、《协议书》（2019年11月15日）、微信聊天记录、《外墙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阳江市阳光马德里56-61栋工程）、《外墙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阳江市阳光威丽诗花园工程）、《外墙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阳江市阳光威丽诗花园二期工程）、《结算争议一揽子解决会议洽谈纪要》、《外架张健马德里四期从华建公司领款明细对账表、《威丽诗一期外架张健从华建公司领款明细对账表》、《威丽诗二期外架张健从华建公司领款明细对账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两被告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是2019年1月30日《协议书》是否对被告张健产生法律效力；二是被告张健尚欠原告的租金总额是多少；三是被告张健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四是被告江苏华建公司是否应当对被告张健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张健主张2019年1月30日的《协议书》已被2019年11月15日的《协议书》所替代，该协议书不对被告张健产生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协议内容看，2019年1月30日《协议书》载明的租金计算区间为2016年7月7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1月15日的《协议书》载明的租金计算区间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25日，两份协议载明的租金计算时间并无重合之处，且2019年11月15日的《协议书》并无废止上一份协议书的文字表述。其次，从实际发生的租金总额看，原告、被告张健确认被告张健在2018年12月31日前并未退还任何租赁物。根据原告提交的《租金明细表》，自租赁物交付之日至2018年12月31日，涉案所有租赁物的租金总额共计1961370.263元，该明细表与22张送货单及《租赁合同》载明的内容相一致。被告张健虽对原告提交的《租金明细表》的租金计算标准提出异议，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双方曾对租金计算标准作出新的约定，被告张健的该项抗辩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最后，从被告张健的已付租金情况看，截至2019年1月30日签订《协议书》之日，被告张健自认的付款总额仅有1438000元。且在该1438000元中，原告对两笔款项存有异议：第一笔是《付给梁悦源钢管押金及租金款》显示的“2018年7月18日：100000元”；第二笔是《付给梁达光钢管、扣件押金及租金款》载明的“2018年7月18日：150000元”。关于第一笔款项，原告主张该100000元已包含在当日记账的105000元中，被告张健虽对此予以否认，但被告张健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以现金方式另向原告交付105000元。且被告张健陈述的“现金交付签具送货单，银行转账不签具送货单”的交易习惯亦与2018年9月21日送货单的记账方式不符。故被告张健的该项抗辩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原告存有异议的第二笔款项，原告对其中的71889元不予确认，并提供了梁达光签具的《情况说明》及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被告张健虽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但在原告对梁达光收取的71889不予确认的情况下，被告张健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原告曾指示其将案涉租金支付给梁达光，被告张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张健主张上述71889元为涉案租金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此，截至2018年12月31日，被告张健应付租金为1961370.263元，实付租金为1266111元（即1438000元-100000元-71889元=1266111元）。被告张健尚欠租金总额为695259.263元。该项租金总额与2019年1月30日记载的租金总额707794元相差12534.737元。对于差额部分的款项，原告称2017年12月11日之后钢管租金价格上涨，双方已达成口头协议，故租金总额会与按合同计算的租金总额存在一万余元的差异。对此，本院认为，对于租金上涨问题，原告虽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2018年3月18日的送货单中已明确载明钢管租金已上涨，且按《租赁协议》计算的被告张健欠付租金总额与707794元差异较小，双方将结算价定为707794元亦符合常理。因此，2019年1月30日《协议书》应属原告、被告张健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对被告张健产生法律效力，被告张健称该份协议已被2019年11月15日的《协议书》所替代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2019年1月30日、2019年11月15日的两份《协议书》均系原告、被告张健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根据上述两份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张健共欠原告857794元（即707794元+150000元=857794元）租金，其中2019年1月30日的《协议书》约定，被告张健应于2019年1月30日支付150000元、于2019年4月22日支付557794元；2019年11月15日的《协议书》约定，被告张健应于2020年1月20日支付150000元。现原告、被告张健确认，被告张健在签订上述两份协议后，仅于2020年1月30日、2020年5月21日支付了150000元、20000元，原告要求被告张健支付剩余的687794元租金合理合法，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如前文所述，被告张健在签署两份《协议书》后仅支付170000元，被告张健未能足额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张健自逾期之日起支付违约金合理合法，本院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两份《协议书》的约定，537794元的违约金自2019年4月23日起算，150000元的违约金自2020年1月21日起算。至于违约金的计收标准，本院对以上两笔欠款的违约金分别加以分析。关于537794元的违约金，根据2019年1月30日《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张健逾期付款按月利率3%计收违约金，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因被告迟延付款所导致的损失，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计收标准过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本院依法调整为该537794元的违约金按如下标准计算：自2019年4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关于150000元的违约金，在2019年11月15日《协议书》中并未对该笔款项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作出明确约定，《租赁合同》虽约定被告张健拖欠租金超过30日原告有权以押金抵作违约金，但在2019年11月15日《协议书》已经对租金进行了重新结算，且原告已经以押金抵扣租金，双方已对合同条款进行了变更，故违约金的计算应当以《协议书》的约定为准。另外，《租赁合同》虽约定被告张健违约需另行支付原告所有租赁物价值总额的30%作为违约金以弥补原告律师费损失，但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剩余租赁物的价值，且原告确认该15万元还包含运输费用，原告依据该条款要求被告张健承担该150000元欠款的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鉴于被告张健逾期付款确实给原告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本院依法认定该150000元的违约金自2020年1月2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原告提交的《担保协议》载明的担保人为江苏华建阳光马德里项目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的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本案中，江苏华建阳光马德里项目部并非被告江苏华建公司的分支机构，原告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江苏华建阳光马德里项目部取得了被告江苏华建公司的书面授权或确认，故该《担保协议》依法应属无效。同时，从《担保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江苏华建阳光马德里项目部亦无以自身的财产或信誉为被告张健的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原告、被告张健也未按照协议约定将租赁情况向担保人备案，在案涉阳光马德里项目完工后，原告也未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向被告江苏华建公司主张过担保责任。因此，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原告要求被告江苏华建公司对被告张健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梁悦源支付租金687794元及违约金（其中，537794元的违约金自2019年4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150000元的违约金自2020年1月2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梁悦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530元（原告梁悦源已预交），由原告梁悦源负担980元、被告张健负担5550元，并由被告张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其所负担的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范晓玲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吴子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