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6民初8461号 原告:傅建中，男，1950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国、钱俊杰，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洲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公元大厦南楼303室。 法定代表人：王晓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鄞镇、李艳艳，浙江圣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傅建中（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新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0日、12月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国、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鄞镇、李艳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多支付的代被告缴纳的税款95951042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2202876元（自2019年2月25日暂算至2019年9月5日，此后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原告与案外人林海文原系被告股东，其中原告占20%股份。2009年8月，原告与林海文签订《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以下简称“分割协议”），约定：被告所有物业总权益1334521109.19元进行权益分配。原告分得的权益包括：被告持有的41943851股白猫股份股票、被告实际控制的远东市场和远东房产的资产、500万元补偿款。作为对价原告将其持有的被告20%股份转让给林海文。《分割协议》还约定：被告控制的俄罗斯木兴林场的保险理赔事宜仍由原告负责，所得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的保险理赔款由原、被告双方各得一半。 2009年9月4日，为将白猫股份股票过户至原告名下，原、被告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为尽快完成股票过户，原告做出让步，同意：因本次股份转让及过户过程中双方所发生的各项税收、费用均由原告负担。2010年12月29日，原告将持有的被告的20%股份无偿过户至林海文名下。 后经原告努力并承担所有费用的情况下，白猫股份与浙报传媒进行资产重组并获得证监会核准，股票更名为浙报传媒，后又更名为浙数股份。2014年5月，浙报传媒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后被告名下的浙报传媒股票增加至83887702股。因被告拒绝将重组成功后的股票过户至原告名下，原告于2012年3月7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3月3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分割协议》及《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之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在收到原告应支付的相应款项后，在三个工作日内协助原告办理过户手续，将被告名下的浙报传媒股票83887702股过户至原告名下，归原告所有；案涉浙报传媒股票2011年度的现金红利8388770.20元，由被告在将上述股票过户至原告名下时支付给原告。判决书同时明确，原告在要求股票过户前暂按：(付款之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平均收盘价格×83887702股-7500万元)×25%计算的企业所得税款支付给被告，如果国家税收主管部门事后确定的税款与此不符，双方可另行结算。 2019年2月25日，原告将暂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代被告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款15450万元支付给被告，后原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19年3月11日和2019年8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将53887702股和30000000股浙数股份股票过户至原告名下，2019年8月19日，被告将浙数股份2011年分红款8388770.2元支付至法院账户。8月29日，原告收到法院发出的结案通知书。在上述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案涉税务问题向有关税务主管部门发函询问。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复函》，明确：1.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为被告，获得的收益确认在2010年12月29日(工商登记变更即原告股权退出日)，实际应缴企业所得税金额为15230260元；2.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为原告、扣缴义务人为被告；案涉股票个人所得税为23243845.76元；500万元补偿款个人所得税752720.28元；3.印花税：被告应纳税额133452.11元；原告应纳税额133452.11元。 另外，原告因中信保公司保险理赔一案，于2013年10月30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过程中，原告付出了大量的精力、物力，作出艰苦的努力，并承担了律师费、差旅费、仲裁费(563270元)等所有费用。2015年9月，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了(2015)京仲裁字第0953号裁决书，裁决：1.中信保向被告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53820183.96元，以及以该数额为本金、使用6%年利率计算的自2010年4月1日起至2012年3月7日止的金额为6332841.65元人民币逾期利息；2.中信保向被告支付人民币281635元的仲裁费用。2015年12月8日，中信保向被告支付保险理赔款及利息60153025.61元及仲裁费用281635元，共计人民币60434660.61元。按约定，被告应将保险理赔款的50%及仲裁费用支付给原告，但被告拒绝支付。无奈，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经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和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生效判决。2018年6月，被告将判决确定的款项32191498.19元(含仲裁费用)支付给原告。因被告有代扣代缴的义务，原告同意该笔款项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上述款项扣除原告垫付的仲裁费后乘以20%)在原告支付给被告的税款中予以扣除。 原告认为，一、无论是《分割协议》中税费承担的约定，还是2010年12月16日原被告双方及林海文签订《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原告应承担的仅是《分割协议》约定的分配给原告的资产过户过程中产生的国家税法规定的税收和费用，并不包括滞纳金。滞纳金是因为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未及时缴纳税款或解缴税款而额外承担的惩罚性的款项，不属于税费范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明确：附件中可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数额先行支付本次交易产生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国家税收主管部门确定的税款与此不符，双方可另行结算。这说明原告代为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仅限于税款的范围，不包括滞纳金。 二、按税务部门的《回函》，被告应缴企业所得税金额为15230260.95元，从2011年6月1日开始，按每日万分之五加收滞纳金。《企业所得税法》第1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故被告为本次股权转让应缴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第5条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该条规定明确：企业所得税是按年度纳税，而不是按照某一项产生的收入进行纳税，收入总额需要减除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的亏损。故原告需要承担的企业所得税额即为《复函》中确定的15320260.95元。被告主张应按应纳税所得额165662112.68元计算税款，不应减除被告的亏损额，要原告支付因弥补此前年度亏损而没有实际发生的税款给被告，要原告承担企业所得税税款41415528.17元，显然不符合约定，有违公平原则，是没有依据的。而企业所得税的滞纳金是对不依法纳税的纳税人所作出的一种惩罚。本案之所以产生企业所得税滞纳金，完全是被告的原因，对此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被告方承担。一方面，被告没有依法及时履行纳税申报义务。被告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在双方签订协议后，无论款项是否支付，均应当先进行纳税申报，由税务局进行核定，再进行纳税。另一方面，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被告应当及时将案涉股票过户给原告或原告指定的第三方，特别是在2011年10月31日股票解禁以后，股票过户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是，被告为达到占有属于原告资产的目的，在原告多次发函的情况下，拒绝将案涉股票过户至原告名下。其先是提出要按照股票当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所得税，并要求原告先将税款打给被告(按原告计算，所得税高达数亿)，而在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后，更是主张《分割协议》无效，企图直接将属于原告所有的浙数股份的股票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是不可能，也不愿意主动进行纳税申报。而在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原告通过高利民间借贷筹措资金，将15450万元预缴税款支付给被告后，被告仍拒绝配合法院办理过户，甚至在法院作出裁定后，提起执行异议，拒绝将股票过户，更没有及时进行纳税申报。从以上两方面原因看，本案之所以产生企业所得税滞纳金，最根本原因是被告没有进行纳税申报，被告主观上不愿意进行纳税申报，客观上也没有按照税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申报，故被告的行为是导致本案巨额企业所得税滞纳金产生的原因，被告对此应当承担责任。被告认为，之所以产生滞纳金是由于原告没有及时将企业所得税款先支付给被告，所以导致被告无法进行纳税。被告这种理由完全不能成立：(1)被告之所以这样认定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二)》。这份协议签订的背景是当时双方想赶在2010年12月28日前将股票转移到原告控制的公司名下，为此原告作出重大让步，同意承担税费并在被告在2018年12月20日出具全部股权过户手续前将按约定金额计算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提前支付给被告，并且同意将原告持有的20%被告股权先行变更到林海文名下。在签订(补充协议(二)》的同一天，双方又签订了一个《税款支付协议》，原告也支付了相应税款。但此后，由于政策原因，双方无法在2010年12月28日前将股票过户至原告名下，因此相应的文件作废，被告也将税款退还给原告；(2)《补充协议(二)》约定了税款计算方式，但该计算方式已经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就案涉股票纳税问题，后来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根据杭州市、浙江省、国家税务总局的意见专门出具意见，但是被告却仍按照自己的理解，要求原告将高达数亿的税款先支付给被告，这种明显不符合约定或法律规定的行为，原告当然有权拒绝；(3)退一步说，即使原告没有提前将税款支付给被告，被告也不能据此拒绝履行纳税申报的义务。 三、个人所得税发生时间是各项权益实际取得时间。案涉股票从原告实际取得股票之日起缴纳个人所得税。股票的个人所得税滞纳金是从股票过户之日起计算，两笔股票分别从2019年3月11日、8月15日开始计算。原告于2019年2月25日已将用于缴纳税款15450万元先行付给被告，足以覆盖原告个人所得税，故产生滞纳金应当由被告承担。500万元补偿款是双方一系列资产及费用的结算，该笔款项的滞纳金产生的原因也是被告没有及时申报并代扣税款，被告是扣缴义务人，应当先履行代扣代缴申报义务并及时缴纳税款。关于《分割协议》项下俄罗斯资产，该资产实际上是两家在俄罗斯公司的股权，虽然生效判决判令股权归原告，但目前被告尚未将股权过户给原告，故该部分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条件不成就。关于股票现金红利，原告已经自行申报缴纳税款了。 四、关于印花税，案涉合同印花税纳税人包括原告和被告，被告的印花税应当被告自行承担。双方在《补充协议(二)》中约定：“其它与股权转让过户相关的税费由乙方(原告)承担”。故原告承担的是股票过户产生的印花税，股票印花税在办理股权过户过程中已经由原告承担，包括被告应承担的这部分印花税。双方签订《分割协议》项下的俄罗斯资产债权的印花税双方并没有约定，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被告未及时申报并缴纳该部分印花税而产生的滞纳金，更不应由原告承担。该部分涉及原告应缴纳的印花税，原告已经自行缴纳。《补充协议(二)》中约定的原告需要将税款提前打给被告的只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不包括印花税，故被告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原告承担印花税的滞纳金。 五、关于85万余元代为履行款，所涉及的判决书已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现正在执行回转过程中，待案件处理完毕后双方可另行结算。 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多缴纳税款所对应财产和税款应为：1.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商再4号的民事判决书第四判项中浙报传媒股票83887702股转移过户而产生的企业所得税，金额为15230260.95元；2.第一项所述的股票转移过户所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金额为36184003.66元；3.《分割协议》项下的500万元补偿款所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金额为752720.28元；4.北京仲裁委裁决的由中信保应当向被告支付的保险赔偿金及利息中有50%权益属于原告，原告实际从被告处取得的这部分权益的总金额是32191498.19元，减去仲裁费281635元后，作为纳税的总金额，原告应承担的该部分权益的个人所得税，金额为6381972.6元。上述四项财产的税款的总额为58548956.5元，原告交给被告15450万元，则应返还款项为95951043.5元。 被告辩称，双方所涉及的资产过户费用明确约定由原告承担，除诉状上所列三项资产即股票、保险理赔款和500万元补偿款外，尚有其他资产。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都判令原告先支付相应款项后，被告才有相应义务。因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商再4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而引发案涉诉讼，原、被告没有进行结算，被告在执行过程中按照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给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复函，在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的指导下，对税务进行了申报，一笔笔进行了缴纳，原告在案涉股票过户后就不认账了。诉状中阐述的起因是因为被告拒绝将重组成功后的股票过户至原告名下，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可以反映出原告在生效判决作出后，认为双方争议的股票过户不能自行过户，只能强制执行，而且之前原告对个人所得税的税款没有异议的，在大量企业所得税的诉讼后就进行了执行，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股票执行过去并认定被告没有过错，被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护。根据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给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复函》，在纳税过程中，经税务局的核定，最终本次税款所涉金额为104387004.61元，双方还有一项财产即俄罗斯萨哈林税款3244120.43元尚在诉讼，故尚未征收。关于保险理赔款的税款，原告之前始终说自己会缴纳，但被告实际已经代扣代缴了该部分税款8543615.80元。原告在申请执行前，打款给被告15450万元，扣除萨哈林资产的税款、保险理赔款税款，应退还的钱款应是38325259.16元。从合同项下的金钱给付义务来讲，总结算后，被告应退还原告19765308.32元。 被告认为，一、本案系原告企图借助诉讼，在案涉股票全部执行扣划完成后，肆意违反其承担分得资产全部所涉税费(包括滞纳金)责任的合同约定、判决认定和执行阶段承诺所导致。《补充协议(二)》明确约定，股票转让“由此产生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及其他与股权转让过户相关的税费由傅建中承担。若税务部门今后对白猫股票的评估价值不认同而导致税费增加，增加的税费由傅建中承担”；“乙方(即傅建中)承诺远东房产、远东市场、材源木业、木兴公司及因上述资产引起的税务、行政处罚、经济纠纷、赔偿、补偿等的相关责任和费用由其承担”；“保险理赔过程中产生的各项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杭商再字第4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再终字第1号案审理后，判决书也确认“双方对案涉股票权属变动所发生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所对应的款项由傅建中承担并无争议”。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原告又再三承诺“按照税务局的核算，无论多少，我都愿意承担，在应缴纳的期限内如不自行缴纳，也不汇至新洲公司由其代缴……由此造成的损失均由我自行承担”。同时，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也明确，滞纳金“不管钱多少都是傅建中要承担的”。可见，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杭商再字第4号案以前、该案审理过程中乃至判决执行阶段，由原告承担税务责任、承担全部税费包括滞纳金、印花税，是非常明确、没有争议的。纵观这么多年、这么多起原告与被告的诉讼，均由原告发动，“打官司成瘾”。原告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完成全部案涉股票司法扣划、被告支付税务部门《复函》所确定的税款后，言犹在耳，又公然违诺，不认滞纳金、印花税的“帐”，并希冀借助司法公权力，实现赖“帐”企图。 二、原告未履行在先税款支付义务，而被告就纳税事宜催促申报、及时申报，税务核定后第一时间缴纳税款，故对所涉税款滞纳金的产生，无任何过错。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杭商再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原告迟迟未履行先履行义务即应在股票过户手续办理前将所涉税费打入被告帐户的义务。原告将判决认定中的企业所得税税款15450万元于2019年2月25日打入被告帐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3月1日即予执行立案。自此起，尽管被告认为根据判决认定，原告尚应履行支付个人所得税、负责办理案涉股票过户的先履行义务，但在申报纳税事宜方面，在案的一系列证据已充分证明，无论口头还是书面，无论是向法院还是税务局，被告均催促尽快核定税款，以便被告第一时间进行申报纳税。2019年3月11日、8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涉股票5388.7702万股、3000万股份分两次司法扣划至原告名下。3月8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致函杭州市税务局，税务部门历经区、市、省三级请示商讨后于7月25日出具《复函》。8月14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被告送达《复函》复印件，在办理一系列提供资料、手续办理、税务核定的基础上，8月22日、8月27日被告就已最快速度办理完成了税款缴纳，被告没有过错。同时，仅从申报手续办理上，连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作为征税主管机关在2019年7月25日才弄清楚征什么税种、征多少税款，原告却要求被告在此之前就要去申报纳税，既无法理，也违背了“天理”。 三、弥补亏损扣减企业所得税部分26185267.22元，系被告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弥补亏损部分对应产生的税款少缴的利益不该由原告享有，且原告承诺该款项可以协商，故要求原告将亏损弥补部分乘以25%作为税款弥补支付被告。根据《复函》中列明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第十八条、第五十三条等规定和被告提交的《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等申报材料，被告“应纳税所得额为165662112.68元”、“2007-2010年度累计亏损104741068.87元”，被告应缴纳企业所得税41415528.17元，经被告申报税务部门核准弥补企业亏损的所得税税款26185267.22元，抵扣后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15230260.95元；并以15230260.95元为基数，缴纳滞纳金22883467.08元。若以未经抵扣的41415528.17元为基数，则应缴纳滞纳金为62226831.08元。也就是说，正是鉴于被告合法权益的行使，原告减少承担滞纳金39343364元。即使从公平原则出发，在原告已减少缴纳滞纳金39343364元情形下，由被告享受26185267.22元也属公平。2019年8月14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笔录证明，原告代理人表示，“我们这边算了下总数是7700万。即便抵扣的2000多万给他们，也就一个亿左右”“我们这边计算，扣掉你们亏损基数企业所得税是1500万，企业所得税加滞纳金就3700万，个人所得税加上滞纳金也是3700万，加起来7400万，还有500万的补偿款以及印花税，大概7700万。至于你们亏损冲抵的那笔钱，这个我们是可以协商的。但是交滞纳金的时候，基数肯定是按1500万为基数算的”。对此，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也敦促双方协商解决抵扣部分税款享有事宜。 四、远东债权打包、保险理赔款、材源木业代垫款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远东债权打包所涉税务责任、税款金额在税务机关《复函》中已确定，且所涉俄罗斯公司这么多年也一直由原告控制；保险理赔款所涉税务事宜原、被告均同意在本案中解决；材源木业代垫款由原告承担没有争议。为定纷止争，双方又互负支付义务，上述事宜应在本案中一并解决。 五、原告主张应从2019年2月25日起计算资金占用费没有依据。本案系原告请求返还多支付的税款的诉讼，即使按照原告所举证据，本案本次所涉税款金额在2019年11月8日才能计算明确。在对返还额存在重大争议且原告于2019年9月已起诉的情形下，被告认为应在由判决确定返还金额即判决作出后按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起算资金占用费。 六、原告分得资产所涉税款若以后发生税务等法律风险，概由原告承担。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杭商再字第4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均对2014年西湖区税务局《政策回复》、案涉股票系“代持”、案涉股票只能司法扣划等事宜作出了详细的、明确的否定性法律评价。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立案后，被告即联系纳税申报，经被告向西湖区税务局口头了解，其初步测算本案纳税金额约为4.5亿元。后至7月25日正式出具《关于傅建中与新洲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涉税情况的复函》时，却又以《政策回复》为蓝本，计算税款；在原告缴纳股票现金红利款项税款时，却又按股票“代持”来进行确认。税务机关置生效判决于不顾，背后原因不得而知。即使按照西湖区税务局2014年《政策回复》，“傅建中所持有的公司如按上交所规定分批出售股票后，再按出售的实际股票价格减去2.4亿元成本后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务风险凸现。 最后，被告认为除了原告主张可扣除的四项税款以外，还有四项款项需要在15450万元中予以结算：1.按照《分割协议》的约定，在俄罗斯的资产远东市场和远东房产已经分割给原告所有，原告应当就其该项获得的权益缴纳个人所得税，这部分个人所得税被告认为缴纳的基础是21549309.16元；2.《分割协议》项下的俄罗斯资产债权总的印花税都应由原告缴纳；3.经生效判决认定的2011年度至2017年度现金红利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4.在黑龙江法院执行案件中，被告替原告垫付的诉讼执行款859645.73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03年3月，林海文和原告共同创立被告，初始注册资本1亿元，后增至3.3亿元，林海文和被告分别拥有被告80%和20%的股份。2009年8月26日，林海文和原告签订《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其中约定：经双方协商同意终止合作，并对被告现有的权益进行分割；本次权益评估由被告委托两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根据二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结果，取其平均值，双方共同确认：截止2008年9月30日，被告所有的物业总权益为1334521109.19元；被告持有的41943851股白猫股份(证券代码600633)的股票分配给原告；原告同意在确认取得相应权益后，将其名下被告的股份及其权益无偿转归林海文所有；林海文及被告保证配合原告办理白猫股份的股票过户事宜；任何一方处置分配给自己的物业及其权益、以及转移物业权属时所产生的税费自行承担。除此之外，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税费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负担。根据浙江东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09年5月15日出具的被告物业价值口径净资产价值咨询报告《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书》(浙东评咨[2009]4号)显示，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08年9月30日，被告持有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41943851股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248695414元。浙江耀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09年6月29日出具的被告物业价值口径净资产价值《咨询报告复核意见书》(浙耀评核字[2009]第1号)显示，新洲公司所持有的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41943851股的评估价值为232014411.35元。 2009年9月4日，被告作为出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原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明确：被告拟将其持有的41943851股白猫股份股票出让给原告，目标股份处于禁售禁转期(股改承诺)，全流通日期为2011年6月13日；本次股份转让所发生的税收、费用由双方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各自承担。同日，被告与原告又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明确：股份转让的实质是被告将原告所有的白猫股份的41943851股通过股份转让的方式归还给原告，为保证股份过户的顺利完成，双方同意根据办理股份过户手续时的政策要求另行协商股份过户的具体方式；对税费承担修改为：因本次股份转让及过户过程中双方所发生的各项税收、费用均由原告承担。同时，原告向被告、林海文出具《股份及权益所有权确认书》，明确其名下持有的被告出资14850万元(占被告注册资本的45%)归林海文所有。 2009年9月11日，林海文与原告签订《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之补充协议》，其中明确：受制于白猫股份股改承诺的限制，暂无法办理股票过户手续，经双方协商，原告同意由被告代持41943851股白猫股份的股票。 2010年12月16日，林海文、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二)》，其中约定：原告指定被告将白猫股份股票转让给浙江永恒实业有限公司，由此而产生的企业所得税(暂按白猫股票评估价值减去7500万元后的余额×25%)和个人所得税(暂按白猫股票评估价值减去6600万后的余额×20%)及其他与股权转让过户相关的税费由原告承担。若税务部门今后对白猫股票的评估价值不认同而导致税费增加，增加的税费由原告承担，浙江永恒实业有限公司对增加的税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原告应在林海文、被告按本协议第4条约定出具白猫股票转让所需的全部文件前一天内，将浙江永恒实业有限公司受让白猫股权的评估报告正本提供给被告两份，同时将由被告代扣代缴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扣除股权质押费用后打入被告账户。同日，原、被告与杭州顺悦房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税款支付协议》，约定白猫股票过户中原告应承担230万元税款，原告同意在2010年12月20日前将此款项打入被告账户，由被告代付，原告并应承担双方在2010年12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中的相应义务。2010年12月26日，浙江永恒实业有限公司汇入被告账户200万元，2011年1月25日被告将该款返还给浙江永恒实业有限公司。2010年12月18日，被告董事会、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将被告持有的白猫股份转让给浙江永恒实业有限公司，并同意与浙江永恒实业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12月19日，被告与浙江永恒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关于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但该协议实际未履行。 2010年12月25日，原告与林海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45%(含傅建中实际拥有的20%)被告股权转让给林海文。原告就此转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原告在被告的工商登记上不再是股东。 2011年10月8日，被告向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关于解除限售的申请报告》。2011年10月31日，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41943851股，上市流通日为2011年10月31日。该公告的附件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亦载明：被告持有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上市流通时间由2011年6月13日推迟到2011年10月31日。 2012年3月7日，原告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股票过户诉讼，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原告与林海文签订的《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有效；2.判令按照《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由林海文实际控股的在被告名下的浙报传媒(证券代码600633)41943851股股票归原告所有(股价按2008年9月30日基准日评估价2.4亿元计)；3.判令被告、林海文赔偿因不自动履约而造成原告的损失2311万元；4.判令黄伟因未履行合同担保责任而应承担与林海文、被告责任的相应连带责任。2012年5月29日，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请求确认浙报传媒2012年5月22日分配给被告的股票现金红利8388770.20元归其所有。 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原、被告、林海文、黄伟于2013年6月13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如下：一、各方一致确认原由被告代持的41943851股浙报传媒(证券代码600633)股票及相应收益归原告所有。各方一致确认2009年8月26日订立的《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有效。二、上述浙报传媒股票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办理过户手续，过户至原告指定的公司帐户名下，过户产生的全部税、费均由原告承担。三、为确保被告在股票过户中没有税务风险，股票过户按以下方案进行：1、傅建中在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向被告提交办理3000万股浙报传媒股票过户需要的材料清单，被告收到上述清单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提交办理过户需要的全部材料。若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提交补充材料的，被告在原告通知之后7个工作日内提交相应材料给原告。2、因股票变更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原告依法向税务机关自行缴纳。3、因股票变更产生的企业所得税由被告依法向税务机关缴纳。原告同意在3000万股股票过户后的当季季末次月5日前将按以下公式计算的企业所得税额支付至被告帐户：(上述股票过户时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上市公司公告的每股价格x41943851股-7500万元)×25%。4、被告在收到上述税款的三个工作日内，根据原告提供的剩余11943851股股票过户所需要的材料清单，在5个工作日内把应由被告提供的材料提供给原告。因过户价格变动产生的企业所得税的增减，增加部分由原告在股票过户10个工作日内付清，减少部分由被告在10个工作日内退还给原告。5、若原告不能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将全部的税款支付到被告帐户的，被告有权在原告逾期付款5个工作日后通过向二级市场转让的方式处置剩余的由被告代持的浙报传媒股票以抵缴税款。在抵缴税款之日后3个工作日内，若有剩余款项的，被告将剩余的款项支付给原告指定的公司。6、原告以其全部个人资产对股票过户产生的纳税事宜提供担保。如因纳税问题给被告造成损失的，被告可就实际欠款和罚款向原告追偿，原告自愿放弃抗辩权。四、各方一致确认2011年浙报传媒股票分红款8388770.2元，2012年浙报传媒股票分红款10485962.75元，共计18874732.95元可用于抵扣前述第三条第3项载明的税费。五、被告或原告未按上述规定履行义务的，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六、各方放弃本案关于浙报传媒股票讼争的事项。本案案件受理费3662564元，减半收取1831282元，由原告负担。各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协议经签名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4日作出(2012)浙杭商初字第17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 2013年6月13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根据双方于2013年6月13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签订的《民事调解书》，就《民事调解书》履行过程中相关事宜补充约定如下：一、双方同意于2013年被告企业所得税汇缴清算后一个月内，被告将按以下公式计算的款项支付给原告或原告指定的企业：(原告依据《民事调解书》第三条原告实际支付给被告的全部税款-被告2013年汇缴清算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35%。上述款项超过1750万元以上的部分应凭发票支付。税务机关要求补缴企业所得税的，按被告65%，原告35%的比例补缴。二、原告承诺所有因俄罗斯木兴林场引发的针对被告、黑龙江材源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他人的诉讼纠纷均由其按《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处理。三、原告保证要求受让《民事调解书》约定的浙报传媒(证券代码600633)股票的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即原告违反《民事调解书》相关规定时，受让股票的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受让股票的公司应在被告根据《民事调解书》第三条第一项提交材料清单的同时确定，并与被告签订《保证协议》或出具《担保函》。四、任何一方违反约定的，应当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万元。五、本补充协议与《民事调解书》同时生效。 2013年12月11日，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关于公司5%以上股东股份过户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收到傅建中提交的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杭商初字第17号《民事调解书》，内容涉及公司第二大股东新洲公司所持本公司41943851股股份过户事宜。根据调解书内容，上述股份将分两次(分别为30000000股和11943851股)过户至傅建中指定公司名下，过户产生的全部税、费由傅建中承担。经咨询新洲公司，截止目前，双方对上述股份过户的具体履行方式尚未达成一致，相关股份过户尚未进行。12月19日，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关于新洲集团代持公司股份的说明公告》，该公告称，2013年12月1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问询函，涉及民事调解书中所称的股票“代持”行为。该公告对股票“代持”情况作出了说明。2014年6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2014]21号《关于对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新洲集团有限公司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傅建中、林海文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该决定认定新洲公司、傅建中、林海文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违规行为，对新洲公司、傅建中和林海文予以公开谴责。 2014年6月24日，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根据被告的询问给被告《政策回复》，就被告关于如何确认股权转让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问题进行回复，其中载明：1.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被告是上述股票转让所得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相关规定，上述股票不过户不纳税，被告何时过户办结，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便随之产生。在上述股票未过户前，该局不行使征税权。3.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及6月10日省局专题会议意见，被告划转浙报传媒股票(原白猫股票)给原股东即原告所指定的公司，可按2009年白猫股票评估价约2.4亿元扣除该股票所持成本约7500万元后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原告所持有的公司如按上交所规定分批出售股票后，再按出售的实际股票价格减去2.4亿元成本后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2014年7月10日，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给予原告《咨询回复》，告知其所咨询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业务问题，已函复被告。 此后，原告未按上述调解书自觉履行，于2013年7月8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4年7月8日以(2014)浙杭执民字第353号案件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原告要求按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的《政策回复》履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2014)浙执他字第3号函件，认为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杭商初字第17号民事调解书存在确有错误的情形，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再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2014)浙杭民监字第10号民事裁定，予以再审。因浙报传媒股票转增，争议股票股数41943851股变更为83887702股。再审时，原告坚持原审诉讼请求，将股票数量以转增为由变更为83887702股。被告则主张案涉《分割协议》违反公司法人财产独立原则，被告持有的股票真实有效，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2015年11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杭商再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1.《分割协议》、《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中除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计缴数额外其余部分应认定有效。2.原调解协议中各方确认被告“代持”案涉股票，与法律规定不符，确有错误，再审予以纠正。原告已依据协议履行20%股权过户义务，故被告收到原告依《补充协议（二）》中约定支付分款项后，亦应履行案涉股票的协助过户义务。3.对原告要求确认股价按2008年9月30日基准日评估价2.4亿元计以及其在原调解书执行中，要求按照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政策回复》的“可按2009年白猫股票评估价约2.4亿元扣除该股票所持成本约7500万元后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意见支付案涉股票权属变动后所涉的企业所得税，法院认为既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也不符合双方在案涉相关协议中的约定，故不能支持。4.原、被告双方对案涉股票权属变动所产生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对应的款项由原告承担并无争议，也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原告应在案涉股票权属变更手续完成之前按照股票的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相应的款项支付至被告。为便于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法院确定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的相应款项为：（付款之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浙报传媒股票平均收盘价格×83887702股-7500万元）×25%，对原告要求案涉股票股价按照2.4亿元计，不予支持。5.对原告的违约金请求和黄伟的法律责任的请求均不予支持；对案涉股票2011年度现金红利8388770.2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调解书确认被告“代持”案涉股票，与法律规定不符，且原调解书确认原、被告自行约定企业所得税的计缴数额，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所确定的“税由法定”原则，确有错误，故再审予以撤销。判决：1.撤销（2012）浙杭商初字第17号民事调解书；2.确认《分割协议》及《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之补充协议》合法有效；3.确认《补充协议（二）》中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计缴数额约定无效，其余部分有效；4.被告收到原告应支付款项后，三个工作日内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将浙报传媒股票83887702股过户至原告名下，归原告所有；5.2011年度现金红利8388770.20元由北奥在履行上述第四项过户案涉股票时支付原告；6.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请。 原、被告均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告认为：1.《补充协议（二）》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约定有效，双方只是暂时对税费问题作出约定，最终金额仍以税务部门确定为准，并未违反“税收法定”原则；2.原判确定原告向被告支付相应款项的计算公式超越权限，缺乏依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政策回复》合法有效，法院应按此意见判决。原判直接否定《政策回复》，以“付款之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浙报传媒股票平均收盘价格”确定计税价格系主观臆断，违反“税由法定”原则。3.案涉股票符合“代持”的法律特征，而双方对税费负担的约定，应视为完成股权变更登记而非取得所有权的前置程序。4.原判对被告协助过户方式语焉不详。被告认为：1.分割协议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财产独立性原则，损害被告和债权人利益，应无效。2.《政策回复》针对的是仅限于国有企业间的资产“划转”，不能适用本案。 2017年3月3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1.除《补充协议（二）》中关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计缴数额约定内容之外，《分割协议》、《终止合作及权益分割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的其余部分应认定有效；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第三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公告》（2011年第39号）第三条规定，被告在计算因案涉股票变动产生企业收入时，应按减持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限售股取得的全部收入作为其公允价值，计入企业当年度应税收入计算纳税。《补充协议（二）》自行约定以订立《分割协议》时案涉股票的评估价值作为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计缴数额，违反“税由法定”原则。3.原告不直接对案涉股票享有所有权，仅享有要求合同相对人被告办理股票过户的债权请求权，原告应受《补充协议（二）》的约束，先行将相关款项汇至被告账户。因其并未履行该项先行付款的义务，被告有权拒绝将案涉股票过户至原告名下。4.《政策回复》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确定本案所涉税款的依据。本案中只有在被告将股票实际过户至原告名下完成整个交易行为后，国家税收主管部门才依法以年度为单位确定被告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金额，而《补充协议（二）》又约定原告应先行将税款汇入被告账户，被告才应将案涉股票过户至其名下，基于这一实际，为避免履行时发生矛盾，方便执行并保证当事人权益，原告可按一审判决方式、数额先行向被告支付本次交易产生的企业所得税款，如国家税收主管部门事后确定税款与此不符，双方可另行结算。最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被告均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2747民事裁定书，认为：原、被告申请再审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是再审程序启动后的第二审判决，属于再审判决。故裁定：终结审查原、被告的再审申请。 2019年2月25日，浙江永恒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受原告委托，以代缴企业所得税款项向被告账户打款15450万元，原告申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该院经审查后立案执行，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9）浙01执188号执行裁定。在执行中，原告承诺用其中三千万股作担保保证税收。被告则认为按照生效判决确定的计缴方式，企业所得税尚差6436万元，且还要增值税及附加4405万元、个人所得税16902万元，共计还要交27743万元（即被告主张原告应缴纳税费4亿余元），以原告并未完整完成判决确定的在先履行义务、其履行判决义务条件尚未成就、原告不具备申请执行条件为由对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立案行为提出异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9）浙01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被告的异议。2019年3月12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过户了53887702股股票。2019年4月，被告提起复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浙执复3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复议，维持（2019）浙01执异16号裁定。 2019年3月8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致函给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征询争议的税费缴纳相关规定。2019年7月25日，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给予《复函》，载明：1.企业所得税以权责发生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2.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股权转让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3.该股权划转事项获得的收益确认在2010年12月29日(工商登记变更即原告股权退出日)，转让协议约定的公允价值减去购入成本后，应纳税所得额为165662112.68元，被告2007-2010年度累计亏损104741068.87元，故企业实际应缴所得税金额为：（165662112.68-104741068.87）×25%=15230260.95元。4.纳税义务发生时间2010年12月29日，2010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于2011年5月31日结束，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5.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为原告、扣缴义务人为被告；原告已取得股票53887702股个人所得税为23243845.76元；原告已取得500万元补偿款的个人所得税752720.28元；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各项权益实际取得时间，其中已取得股票为2019年3月11日，补偿款为双方一系列资产及费用完成结算时间（2010年6月12日）；6.印花税：被告应纳税额133452.11元；原告应纳税额133452.11元。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2009年8月26日）。 2019年8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剩余股票30000000股执行过户。上述二次股票执行过户过程中产生的印花税和手续费共计1049318元均由原告支付。 2019年8月22日，被告向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申报缴税，根据税务局出具的税款缴款书显示，被告缴纳了企业所得税15230260.95元，该税款所属时期2010年度，限缴日期2011年5月31日。被告在申报缴纳该笔企业所得税时，按照税法规定，弥补2007年至2010年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合计104741068.87元。该笔企业所得税产生滞纳金22883467.08元。被告还补缴案涉《分割协议》的印花税133452.11元及滞纳金242082.13元。2019年8月27日，被告代扣代缴第一次执行过户的53887702股股票产生的原告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23243845.76元及滞纳金1522471.9元；第二次执行过户的3000万股股票产生的原告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12940157.9元。同日，被告还代扣代缴500万元补偿款的原告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752720.28元及滞纳金1253279.27元。 2019年9月9日，原告自行申报缴纳2019年8月所得股票分红的个人所得税838877.02元，补缴案涉《分割协议》的印花税133452.10元及滞纳金243283.18元。2019年11月8日，原告就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9年10月股票现金分红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其中2015-2017年度免税，2019年10月缴纳个人所得税2181080.25元。 另查明：2017年10月，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支付中信保的保险理赔款、逾期利息及仲裁费。本院于2018年3月作出（2017）浙0106民初1002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款27811912.8元及自2016年1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的逾期利息；二、被告支付仲裁费231635元及利息328.57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不服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6月作出（2018）浙01民终36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2018年6月22日，被告按照生效判决将所有款项共计32191498.19元汇入原告账户。2019年6月14日被告发函给原告，就该笔款项让其交付8543615.8元税款。原告于6月18日回函表示由其本人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9月1日原告发函又同意被告在15450万元中代扣代缴。目前双方均未缴纳。 2019年3月，原告起诉林海文和被告，要求将俄罗斯萨哈林新洲有限公司95%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本院于2019年9月3日作出（2019）浙0106民初332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林海文、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协助原告将俄罗斯萨哈林新洲有限公司95%的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但原告尚未取得上述股权。 上述事实由《分割协议》、《补充协议（二）》、（2014）浙杭商再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2015）浙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申2747号民事裁定书、银行凭证、（2019）浙01执188号执行裁定书、异议申请书、（2019）浙01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复议申请书、（2019）浙执复30号执行裁定书、税务部门《复函》、执行谈话笔录、（2016）黑7519执40-9号执行裁定书、（2019）浙0106民初3322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106民初11859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终5589号民事判决书、（2017）浙0106民初10024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1民终3613民事判决书、缴款单、刷卡记录、股票现金红利纳税申报表、税收缴款书、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存在以下八个争议焦点，现分别分析如下： （一）原告应当承担的企业所得税及是否应承担滞纳金。原告应承担的企业所得税数额是15230260.95元，还应承担一定的滞纳金。理由是：双方约定企业所得税由原告承担，在双方对企业所得税缴纳金额产生争议，即使被告对《分割协议》、《补充协议》等一系列股票转移过户协议的效力主张无效，都不改变原告负有先给付税款的义务，原告未给付税款是客观事实，法律上将致使被告未收到税款而无法缴纳争议税款，相应的税款滞纳金便由此产生，该滞纳金属于原告违约产生的损失范围，故原告的违约行为导致滞纳金该项损失的产生。但是2019年2月25日原告将税款交付被告，被告不能申报缴纳税款的障碍已经消除，故被告仍未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导致的滞纳金系被告不当行为所致，应当由被告自行承担。考虑到必要合理的申报纳税时间，故本院酌情由被告承担自2019年2月28日之后的滞纳金。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2019年7月25日的复函，2010年度企业所得税（即本案争议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于2011年5月31日结束，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综上，原告应承担的滞纳金应为21550819.24元。弥补亏损确实不产生企业所得税，但是弥补亏损确实有少缴税款的利益存在，且弥补后可能导致被告之后周期的企业所得税缴纳不能实现弥补，故该利益确实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但按照亏损数额乘以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该部分利益价值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但是考虑到原告单方享有该项利益于被告而言并不公平，故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就此利益可不返还原告款项450万元。 （二）原告应承担的股票个人所得税及是否应承担滞纳金。原告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数额是为36184003.66元，该金额由税收完税证明为凭，且双方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支付应税款项时，应当依照税法规定代扣代税款，按时缴库，并专项记载备案。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各项权益实际取得时间。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2019年8月15日分二次取得案涉股票，被告于2019年8月27日为上述股票交付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而原告早已于2019年2月25日交付被告代缴税款15450万元，故被告逾期代扣代缴税款造成滞纳金，该滞纳金系被告自身原因所致，故应由被告自行承担。 （三）原告应承担的500万元补偿金的个人所得税及是否应承担滞纳金。原告应承担的该项个人所得税752720.28元，该金额由税收完税证明为凭，且双方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该笔补偿金是双方一系列资产及费用的结算，于2010年6月已经结清。原告是该笔税款的纳税义务人，而且纳税义务发生时原告并无代缴税款交付被告，故对于该笔早已取得的收入，原告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纳税申报，逾期不申报造成滞纳金的后果应当由其承担。被告在原告因企业所得税争议而支付给其15450万元后为了原告利益，减少该部分款项的滞纳金数额为其补缴个人所得税和滞纳金，该行为有利于原告，由此缴纳的滞纳金1253279.27元亦应当由原告承担。 （四）原告主张的保险理赔金的税款数额。原告主张该笔保险理赔金应缴纳个人所得税，被告于2018年6月22日支付给其的32191498.19元中281635元是仲裁费，故应纳税额为6381972.6元【（32191498.19-281635）×20%】，该笔税款可在15450万元中由被告代扣代缴。被告则主张该笔款项不涉及个人所得税，而是企业所得税，要求按照企业所得税计税税率25%抵扣。关于该项财产的税费负担双方并无民事约定，故应当依照国家税法的规定依法纳税。因目前双方均未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双方对缴纳税种亦存在争议，故按照“税由法定”原则，本院对此应纳数额不予确定，亦不予在本案中处理，由纳税义务人自行向税务机构申报。 （五）关于被告主张的《分割协议》约定的俄罗斯的资产远东市场和远东房产，原告应当就其该项所有获得的权益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分割协议》涉及的俄罗斯资产，实际是公司股权，该股权争议虽经生效判决处理，但尚未办理股权过户手续，而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各项权益实际取得时间，故该部分如涉及个人所得税则纳税义务尚未发生。况且被告亦未就此权益申报纳税，没有履行代扣代缴义务，故其主张要扣除相应税款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因此本院对被告该项辩称不予采纳。 （六）被告主张的上述俄罗斯资产债权总的印花税都应由傅建中缴纳。该笔印花税的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以及税务部门的《复函》，该笔印花税应纳税额是案涉《分割协议》约定的分割给原告的财产价值（白猫股份240354912.68元、远东债权打包作价21549309.16元、补偿款500万元），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各自缴纳该合同产权转移的印花税，金额各为133452.11元。双方约定股票转移过户过程中所有税费都由原告承担，该笔印花税应纳税额包含有股票，故该笔印花税中股票对应部分金额和滞纳金应由原告按比例承担。经计算原告应承担的印花税是120177.46元，滞纳金是219083.49元。 （七）关于被告主张的原告2011年至2017年度现金红利的个人所得税。原告已经于2019年11月8日缴纳该部分个人所得税共计3019957.27元，故无须被告代扣代缴该项个人所得税。 （八）关于被告主张其替原告垫付的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案件的执行款859645.73元。岑俊等四人诉黑龙江新洲材源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新洲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四个案件，经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一审、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令被告对黑龙江新洲材源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法院执行了被告执行款859645.73元。原告向被告承诺该笔款项由其本人承担。虽然目前上述判决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予以撤销原判决，改判被告无须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也已经申请执行回转，但目前都尚未执行回转到位。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原告对被告负有上述到期债务事实清楚，故被告主张抵销成立。但是执行回转后的上述债权的权利归属原告，被告应当对原告取得上述执行回转款项予以配合。 综上所述，原告在被告处款项15450万元，扣除企业所得税款15230260.95元及滞纳金21550819.24元及可不返还原告款项450万元、股票的个人所得税款36184003.66元、500万元补偿款的个人所得税752720.28元及滞纳金1253279.27元、印花税120177.46元及滞纳金219083.49元、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案件的执行款859645.73元，被告尚需返还原告钱款73830009.92元。关于该笔款项资金占用利息问题。因该笔款项的支付是基于生效判决确定的原告的先履行义务所为，款项目的亦是代为支付税款，故被告在案涉股票全面划转后的纳税期限内完成纳税后则理应将多余款项返还原告。被告最后完成纳税时间是2019年8月27日，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自2019年8月28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新洲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傅建中钱款73830009.92元； 二、新洲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傅建中自2019年8月28日起至上述第一项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73830009.92元为基础、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三、驳回傅建中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3257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37570元，由傅建中负担121620元，新洲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15950元。 傅建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新洲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杨志敏 人民陪审员  王景莉 人民陪审员  胡雄伟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 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