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7民初8619号原告：刘逊，男，汉族，1977年10月31日出生，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胜，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恒升汽车橡胶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傅仲耀，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强，上海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芸，上海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逊与被告上海恒升汽车橡胶件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6日、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胜，被告上海恒升汽车橡胶件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强、戴芸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3月12日拖欠的工资307,26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337,260元。事实和理由：2000年7月1日，原告进入被告单位工作，起初为销售员，一年多时间以后担任销售经理，自2019年3月1日岗位调整为总经理。入职后，原告每月工资为1,500元，自2016年1月1日起调整为11,863元，离职前月工资为16,863元，其中5,000元为总经理岗位津贴。入职后，原告认真工作，但被告自2017年9月1日起拖欠原告工资。为此，原告在反复催讨工资无果的情况下，于2020年3月12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上海恒升汽车橡胶件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原告大学毕业时曾经在被告处工作过，2007年被告上海工厂停业，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结束，后来原告入职了上海臣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社保也由该公司缴纳，再之后2013被告在江阴成立了分公司，被告的社保就又挂靠在了被告处，但社保缴纳费用全部由原告本人承担，每月由原告把钱转给被告，再由被告为其缴纳。2014年初，原告自己成立了上海轶逸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轶逸贸易公司”)，开始与被告做生意，该公司也是被告的主要供应商，有时也从被告处购买材料和产品，原、被告也共同出资设立过公司，可能由于生意的需要，被告给过原告一些头衔，但不能因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9月2日，被告向有关部门提交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上载明的联系人为“刘逊”，即原告。原告提供的被告与案外公司签订的合同显示：2014年、2015年、2017年，原告均存在作为被告的代表与客户签订合同的情况。2000年7月至2007年2月、2013年8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原告的社保缴费单位为被告。被告的经营期限自1998年11月9日至2020年11月8日止。自2019年8月1日起，被告停止了生产经营活动。另查明，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傅忠耀之间的微信沟通内容显示，双方就被告的经营情况存在大量工作上的交流，傅忠耀曾在微信中提及原告是工厂负责人以及双方之间除了雇佣关系还存在业务上的合作关系等内容。2019年8月，原告与傅忠耀商谈“债转股”事宜，拟以被告公司的股份向债权人抵债，这里的债权人包括原告。2019年8月8日，傅忠耀发给原告的对账表中显示：“……刘逊布2,845,235.05元……刘逊业务费用40,914.23元……刘逊借款299,166.56元、刘逊工资社保203,715元、工人工资300,000元，应付合计6,278,000.24元”。后来，双方未能就抵债事宜协商一致。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过工资。2020年5月17日，原告向傅忠耀发微信，指责其“为了赖钱，枉顾事实，甚至不承认原告是其公司员工”，傅忠耀未作回复。2020年7月6日，原告向傅忠耀发微信，以其去新公司入职、交社保为由，要求为其出具退工单。傅忠耀于次日晚回复：“……关于你的退工单，律师拿去了”。再查明，2019年8月2日，被告处负责工资发放事宜的人员吴华(系本案证人)向原告发送“19年5月各部门工资单”，并让原告转发给傅总，上面除了傅忠耀、傅予和江鸣川以外，还包括原告，其中显示原告基本工资16,745.25元，扣除餐费10元，当月应发工资16,735.25元，另加押工资的利息167.35元，合计16,902.60元。2020年4月10日，原告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3月12日拖欠的工资307,260元；2.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337,260元。2020年5月13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松劳人仲(2020)办字第752号裁决，裁决如下：对原告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裁决后，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审理中，原告提供付款凭证(13份，复印件)，证明其月工资标准。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另提供工商银行往来明细清单，证明原告每月将社保缴纳费用全转账给被告的事实。原告表示被告位于上海的总公司2007年之后就没有业务了，而原告的劳动关系又隶属于上海总公司，工资却由江阴分公司发放，故每月江阴分公司将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原告之后，再由原告将社保缴纳费用转账给被告，之后江阴分公司会以报销形式向原告全额返还，被告是为了避税，员工的工资均以现金形式发放。被告提供轶逸贸易公司的企业信息、轶逸贸易公司开具给被告江阴分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轶逸贸易公司与被告江阴分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19年9月11日)，证明原告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的股东，该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贸易往来，双方于2019年9月11日签订协议，约定被告江阴分公司以实物抵偿其所欠轶逸贸易公司的货款500,000元。原告对此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表示其成立公司是应傅忠耀的要求，傅忠耀本来想让其入股，其不同意，傅忠耀遂让原告成立个贸易公司，这样就可以向原告名下的公司采购，原告可以从中获得利润。对于经济补偿金，原告表示因被告欠薪，导致双方劳动关系事实上解除，故主张经济补偿金。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辩称即便劳动关系成立，也应当是兼职，原告经营自己的公司，客观上不可能全职为被告工作。应原告申请，案外人张绍金、孔军、杨红、张月丽、胡开芹和吴华出庭作证，其陈述：原告在被告处担任管理人员，员工工资均以现金形式发放，2019年7月被告江阴分公司停产停业。其中吴华陈述：其是办公室人员，负责一些财务工作，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发放时间不确定，付款凭证(13份，复印件)除了收款人签字以外，其余内容均由其本人书写，原告每月工资11,863元，自2019年3月起调整为16,803元，由于原告不是一直待在江阴分公司，故而其会将原告的工资先留着，等原告来了签好字后，再发放给其本人，2019年3月领导说以后由原告管理，平时也是由原告与其进行对账，工资一般是押两个月再发放，有时候资金不够，原告的工资会先不发，其本人离职时，除了原告以外，其他员工的工资已结清，原告2017年的工资还差一些，2018年和2019年都有几个月没有发，原、被告之间对于工资没有书面约定，一般是老板说发多少，其就发给原告多少钱。以上事实，由裁决书、微信聊天记录、合同、银行卡交易明细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傅忠耀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清楚地显示双方之间存在用工关系。另，原告提供的其作为被告的代表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也进一步印证了双方之间存在用工关系这一事实。双方均符合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要求，客观上原告为被告提供劳动，被告对原告进行劳动管理并支付原告相应的工资报酬，显然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故被告辩称其与原告之间非劳动关系，本院不予采纳。2019年8月8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傅忠耀发给原告的对账单中载明，被告欠原告“工资社保”203,715元，可见被告拖欠原告工资情况属实。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补偿，但适用这一规定，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其一、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其二、劳动者以此为由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本案中，仅凭被告拖欠工资这一事实，并不足以推定原告以此为由解除了其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故原告据此主张经济补偿，显然依据不足。然而，原、被告一致确认被告自2019年8月1日起歇业，且从原告与傅忠耀之间的微信沟通内容来看，自2019年8月起，双方之间的沟通也主要围绕“债转股”而展开，另被告处其他员工也均已遣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也已处理，显然劳动条件已不具备，而被告也明确表示今后将不再经营，只是解散的手续尚未实际办理，故结合以上事实，能够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实际已于2019年7月31日因被告决定提前解散而终止。对于拖欠工资，对账单中清楚地显示被告欠原告工资情况，当时原告对于这一结算金额也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以该对账单中载明的金额为准，确定被告支付原告截止于2019年7月31日的工资203,715元。至于2019年7月31日之后的工资,由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故原告再要求被告支付其劳动关系项下的工资报酬,显然也缺乏基础条件，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依法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根据原、被告劳动合同终止的实际情况来看，符合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条件，故确定由被告支付原告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对于月工资标准，被告既未能明确原告的工资标准，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告的工资发放情况，而原告的陈述与证人证言以及微信聊天内容等证据能够相吻合。对于经济补偿的计算年限，被告辩称劳动关系2007年中断过，但其未能提供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以及原告再次入职等相关证据材料来佐证，故关于经济补偿金，按照原告陈述的工资标准及调整情况为依据，自2000年7月1日计算至2019年7月31日，金额为271,947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恒升汽车橡胶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逊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工资差额203,715元；二、被告上海恒升汽车橡胶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逊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71,947元；三、驳回原告刘逊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刘逊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朱宁芳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孙洪阳书 记 员 孙洪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法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