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75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孔琦，女，汉族，1967年9月19日出生，住洛阳市涧西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香菊，女，汉族，1958年2月15日出生，住洛阳市涧西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姬红杰，男，汉族，1956年12月15日出生，住洛阳市涧西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峻玲，河南松盛永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住所地：洛阳市涧西区珠江南路9幢203。负责人：白耀辉，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旱西关街26号旱西关街38#商住楼401号法定代表人：郭长林，该公司执行董事。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丹，该公司员工。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原玲玲，山西晋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耀辉，男，汉族，1972年6月5日出生，住洛阳市涧西区。上诉人孔琦、刘香菊、姬红杰因与上诉人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以下简称国基洛阳分公司）、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基公司）及被上诉人白耀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9）豫0305民初4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孔琦、刘香菊、姬红杰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诉求中160万元借款本息未予支持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改判；2.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的利息按照年6%计算错误，应按照年24%计算；3.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国基洛阳分公司的160万元借款关系应当予以认定。1、160万元的借条持有者为上诉人姬红杰。2、被上诉人并未对上诉人“姬红杰”与借条名字“姬宏杰”不符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也未就该名字问题向上诉人释明或查明。而事实上“姬宏杰”系曾用名，与“姬红杰”系同一人。3、姬红杰与刘香菊系夫妻关系。2014年11月2日借条虽分别向姬红杰与刘香菊夫妻出具，实际为2014年4月1－3日上诉人所出借260万元的换条。260万元款项的支付，系与刘香菊、姬红杰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刘向武银行卡向被上诉人支付，这是上诉人与刘向武之间的自愿、代表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收到了以刘向武银行卡转过来的款项却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款手续，亦说明其知晓、认可刘向武系代表上诉人收付款项的事实。4、本案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本金415万元证据确实充分。该415万元的借款既有国基洛阳分公司出具的415万元《借据》《收据》为证，又有国基公司洛阳分公司负责人白耀辉出具的欠款说明为证，更有上诉人举证的银行取现及转账流水证实415万元借款本金形成的来龙去脉。充分证实被上诉人借款多次、到期收条（借款还清情况下）或换条（借款未还清情况下），最终确认借款本金为415万元的事实。二、本案借款的利息应按照年息24%计算。1、因故未被收回尚留在上诉人孔琦手中的《借款合同》上面清楚的载明利息为月息3%；2、四张《借据》《收据》以及白耀辉的借款说明均清楚的显示借款利息存在；3、转账流水与上述证据印证双方借款利息先为月息3%，后为月息2.5%的事实。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国基洛阳分公司、国基公司辩称，一、姬红杰的16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已查清，其与原审三被告没有任何债务关系。二、上诉人主张415万元借款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在一审过程中，根本不能说清415万元的具体金额及产生方式，更不能说清该借款实际发生的基本事实，其三人也不是本案的实际出借人，本案实际出借人是刘向武。而刘向武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为规避法律制裁，以他人名义对外出借款项，故三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三、三上诉人主张借款年利率24%没有任何依据，三上诉人所陈述的借据借条上已经载明了3%的月利率，但这些借条借据并没有实际发生其金额，故也不存在所谓的利息约定。白耀辉辩称，同意国基洛阳分公司、国基公司的答辩意见。国基洛阳分公司、国基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孔琦、刘香菊、姬红杰的诉讼请求或改判由被上诉人白耀辉承担还款义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孔琦与国基洛阳分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白耀辉以国基洛阳分公司名义与孔琦签订《借款合同》《借据》《借条》后，孔琦不但未向国基洛阳分公司账户支付相应款项，也未向白耀辉支付相应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借贷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无论是孔琦称述的2014年11月20日的70万元和85万元的收据、借据，还是2013年10月9日和20日的借款合同，均未生效。2、孔琦为证明155万元借款关系存在的事实，提供了其与白耀辉等人的银行往来明细，但从往来明细可以清楚地看出，从2013年5月至2014年11月20日期间，孔琦转给白耀辉等人的金额累计为134万，而非155万，即孔琦主张155万元欠款缺乏事实依据。3、从孔琦提供的银行流水可清晰地可以看出，孔琦转给白耀辉等人的金额为134万，而白耀辉等人转给孔琦的金额为3252750元，即白耀辉等人支付给孔琦的金额已超付1912750元，根本不存在欠付孔琦款项的问题。该事实也再次说明，孔琦述称国基洛阳分公司欠其款项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刘香菊与国基洛阳分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虽白耀辉以国基洛阳分公司名义为刘香菊出具100万元的《借据》《收据》，但刘香菊未向国基洛阳分公司账户支付相应款项，也未向白耀辉支付相应款项，故国基洛阳分公司出具的100万元的借据并未发生法律效力。2、一审法院认定“刘香菊虽未提供直接给被告转款100万元的银行流水，但刘香菊提交的银行流水中有刘向武的转款，刘香菊称刘向武系其弟弟”，据此认定刘香菊履行了100万元付款的义务。首先，白耀辉已在一审庭审中明确称述其根本不认识刘香菊，更不可能向其借款；其次，从刘香菊等人提供的刘向武银行流水中可以看出，刘向武与白耀辉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且在国基洛阳分公司成立前双方就有大量的资金往来，故一审法院主观推定为刘向武与白耀辉之间的资金往来中包含刘香菊100万元属于主观臆断，也与客观事实不符。3、一审庭审中白耀辉也明确称其与刘向武系多年朋友关系，在国基洛阳分公司成立之前就一直存在资金往来，且所有的资金往来均是白耀辉个人与刘向武之间的关系。三、一审法院认定孔琦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符合交易习惯和法律规定，故予以支持。该认定不仅缺乏事实根据，更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根据2013年10月9日和20日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息3%，故支持孔琦主张的利息。首先，2013年10月9日和20日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当然不存在利率计算的约定。其次，在孔琦提供的2014年11月20日70万元和85万元的借据中并未约定利息，也就说即使2013年对利息有约定，在2014年的借据也已变更了2013年利息约定，即双方不在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支持孔琦主张的利息无任何根据。四、本案存在案外人刘向武与孔琦、刘香菊、姬红杰恶意串通，指使上述三人进行虚假诉讼之嫌疑，恳请二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在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同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1、本案存在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不能提交有效的债权凭证、三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未出庭，委托代理人又回避基本案件事实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列明可能存在的虚假诉讼情形。2、与白耀辉发生借贷关系的实际出借人本是刘向武，刘向武与孔琦是关系密切友好，故以孔琦名义出借和收款。因刘向武为洛阳市铜加工集团有限公司实业公司党委书记，以其名义起诉，可能涉嫌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资金来源不明等刑事犯罪风险，故以孔琦、刘向武姐姐、姐夫之名义提起诉讼。3、刘向武与白耀辉系多年朋友关系，在国基洛阳分公司成立之前，已有大额资金的经济往来。4、刘向武明知国基洛阳分公司不需要大量周转资金，反之，其非常清楚白耀辉向其借款系用于转贷赚取利息差及个人购房购车使用，却利用白耀辉的特殊身份，以孔琦等人的名义恶意起诉上诉人。5、白耀辉在一审时已当庭陈述，刘向武与其有借贷关系，且系与其个人的借贷关系。6、本案明显有“伪造证据，编造事实，扩大债权”之情形。具体情形如下：搜索亲朋好友的取现记录及凭证，以栽赃于向国基洛阳分公司出借款项；查明国基洛阳分公司于2013年5月17日成立，则筛选自2013年5月17日起的取现记录，第一笔即为2013年5月24日49100元；手持有国基洛阳分公司盖章的《借款合同》编造借还款明细表，为与借款合同金额相对应，不惜以11600的取款记录来凑数，但忽略了计算错误问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孔琦、姬红杰的诉讼请求或改判由被上诉人白耀辉承担还款义务。同时，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孔琦、刘香菊、姬红杰辩称，一、关于孔琦、刘香菊借款这一事实，答辩人一审提交了12份银行流水，并依据该流水整理出客观的双方往来明细，充分印证了双方自国基洛阳分公司成立至对方停止付息期间款项的借、还相关情况。且本案中有国基洛阳分公司给三答辩人出具的借条、收据以及留存在答辩人手中的两份借款合同，并有白耀辉所出具的借款本息相应的情况说明，充分证实了孔琦、刘香菊向国基洛阳分公司出借款项的事实。2、关于利息，有未被国基洛阳分公司所收回的两份借款合同载明的月息3%为证，有银行流水显示每月20号对应相应的借款本金来支付利息的事实，有借据显示和白耀辉的借款说明显示有利息，这些足以证明答辩人以年利率24%主张利息的正确性。3、刘向武系刘香菊与姬红杰的亲属及朋友，刘向武自愿以其银行卡进行收付是答辩人与刘向武之间的代表关系，与对方无关，对方收到刘向武的相关款项，而向三答辩人出具相应的手续，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综上，国基公司、国基洛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白耀辉辩称，同意国基洛阳分公司、国基公司的上诉意见。孔琦、刘香菊、姬红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15万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6年1月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月2%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7月30日为3486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系被告国基公司2013年5月17日出资设立的分支机构，负责人系被告白耀辉，经营范围：为所隶属企业法人承接其建筑资质范围内的业务。原告孔琦与被告白耀辉及薛可（被告白耀辉妻子）等人2013年至2015年9月期间存在相互银行转账往来。2013年10月9日和20日，原告孔琦（甲方、出借人）、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乙方、借款人）、被告白耀辉（丙方、担保人）签订借款合同各一份，原告孔琦分别为国基洛阳分公司提供借款50万元和80万元，期限三个月，月息3%。2014年11月20日，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给原告孔琦出具70万元和85万元收据各一份，收据均加盖“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财务专用章”。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还给原告孔琦出具70万元和85万元借据各一份，借据未明确约定利息标准，“借款人”处均有被告白耀辉的签字和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公章。2018年6月12日，被告白耀辉单独以及与其妻子薛可等人共同给原告孔琦出具委托书二份，委托原告孔琦收取洛阳励精实业有限公司退还的保证金100万元。原告还提交了洛阳励精实业有限公司（发包人）与被告国基公司（承包人）的施工协议书。2019年7月24日，被告白耀辉在一份打印的书面材料下方签名捺印，该材料内容为：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期间，因我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资金紧张，孔琦、刘香菊、姬宏杰多次向公司出借款项，最终核算公司借以上三人款为肆佰壹拾伍万元整（415万元），利息已付至2015年9月份。因上述借款公司主要用于宜阳“名门国际”工程项目、“洛阳杂技团”工程项目，工程项目因种种原因未能交工决算，致使孔琦、刘香菊、姬宏杰虽多次催要借款一直未能偿还。原告孔琦、刘香菊、姬红杰提交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2014年11月2日分别出具给原告刘香菊、“姬宏杰”100万元和160万元收据各一份，收据均加盖“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财务专用章”。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还给原告刘香菊、“姬宏杰”出具100万元和160万元借据各一份，借据未明确约定利息标准，“借款人”处均有被告白耀辉的签字和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公章。原告孔琦、刘香菊、姬红杰提交的：工商银行2012年8月至2016年6月8日的流水单，无银行印章，不显示账户人及收款人姓名；洛阳银行交易查询单仅有客户账号；中信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客户名孔琦和对方名称；建设银行个人存款明细查询单显示卡号；洛阳农商行客户交易明细显示客户孔琦；中国银行借记卡历史交易明细单显示账户名杨娜；中信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客户刘香菊，2014年5月20日转白耀辉账户65262.55元；邮政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户名董亚敏；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显示户名董利娃；中国银行交易流水单账户系刘向武，刘向武与被告白耀辉之间转款很多。原告刘香菊称案外人刘向武系其弟弟。被告国基公司和国基洛阳分公司提交的：薛可中国银行积翠路支行交易流水单，显示其与原告孔琦存在转账往来；被告白耀辉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仅显示对方账户，不显示对方名称。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明确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本案中，原告孔琦不仅提交了2014年11月20日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出具的70万元和85万元的收据、借据，并且能够提供原告孔琦与被告白耀辉之间的银行往来明细、2013年10月9日和20日的借款合同等证据予以印证，故原告孔琦与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足以认定。根据2013年10月9日和20日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息3%，原告孔琦诉求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符合交易习惯和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原告刘香菊虽未提交其直接给被告转款100万元的银行流水，但原告刘香菊提交的银行流水中有刘向武的转款，原告刘香菊称刘向武系其弟弟，且被告白耀辉也在2019年7月24日出具了书面材料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综合收据、借据、银行流水单、白耀辉2019年7月24日出具的书面材料等证据，对原告刘香菊与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也予以认定。原告刘香菊的收据、借据未明确约定利息标准，故逾期利息依法应按年利率6%计算。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系被告国基公司开办的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故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的民事责任依法应由被告国基公司承担。被告白耀辉用个人账户接收款项，应认定为共同借款人承担共同偿付责任。原告姬红杰提交的被告国基洛阳分公司2014年11月2日的收据、借据上以及白耀辉2019年7月24日出具的书面材料中，名字为“姬宏杰”，与其名字不符，是否有曾用名或别名，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且提交的银行往来明细单并没有其给被告白耀辉的转款记录，故因证据不充分，其与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其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借款应当偿还，被告国基公司、白耀辉应共同向原告孔琦偿付借款155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被告国基公司、白耀辉应共同向原告刘香菊偿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原告孔琦、刘香菊、姬红杰的其他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白耀辉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孔琦偿付借款155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白耀辉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刘香菊偿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孔琦、刘香菊、姬红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252元，由原告孔琦、刘香菊、姬红杰共同负担25252元，被告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白耀辉共同负担4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理查明：刘香菊结婚证显示其丈夫名字为姬宏杰，出生年月为1956年12月，刘香菊的家庭户口本显示其丈夫为姬红杰，出生日期为1956年12月15日。姬宏杰的人事档案显示其曾用名为姬红杰，出生日期为1956年12月15日。姬红杰提供的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干部培训中心提供的培训证、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高级工程师证书上均载明为“姬宏杰”，人事档案、培训证、高级工程师证书上均贴有照片。另查明：孔琦70万元借款、85万元借款的《收据》显示出具日期分别为2014年11月15日、2014年11月20日。2018年6月12日，白耀辉向孔琦出具《委托书》，委托孔琦收取洛阳励精实业有限公司退还的100万元保证金。同日，白耀辉及其妻子薛可及张红斌共同给孔琦出具《委托书》，委托孔琦收取河南帝都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退还的100万元保证金。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虽然姬红杰的户口本没登记其曾用名为姬宏杰，但姬红杰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可证明姬红杰曾用名为姬宏杰，结合姬红杰与刘香菊、刘向武之间的身份关系，能够认定姬红杰为2014年11月2日160万元《借据》《收据》所载明的债权人。关于白耀辉、国基洛阳分公司与孔琦、刘香菊、姬红杰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国基公司、国基洛阳分公司称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主要理由为：刘香菊、姬红杰与白耀辉、国基洛阳分公司之间无转款凭证，而刘向武与白耀辉之间的资金往来系白耀辉个人与刘向武之间的资金往来。孔琦在签订《借款合同》《借据》后并未支付款项，孔琦之前转给白耀辉等人的款项与其主张的借款数额不符，且白耀辉转给孔琦的款项已多于孔琦转给白耀辉的款项。对此，本院认为，孔琦、刘香菊、姬红杰提交了孔琦、刘向武等人与白耀辉及其妻子薛可、国基洛阳分公司等之间的银行交易流水，证明双方存在多次经济往来，借款金额系累计形成。2019年7月24日白耀辉签名的材料中明确载明：“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期间，因我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资金紧张，孔琦、刘香菊、姬宏杰多次向公司出借款项，最终核算公司借以上三人款为肆佰壹拾伍万元整（415万元），利息已付至2015年9月份。因上述借款公司主要用于宜阳“名门国际”工程项目、“洛阳杂技团”工程项目，工程项目因种种原因未能交工决算，致使孔琦、刘香菊、姬红杰虽多次催要借款一直未能归还。”白耀辉一审庭审质证时认可是其签名，并未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该证据印证了双方存在多次借贷经核算后确认存在415万元借贷关系的事实，即案涉共计415万元的《借据》《收据》是双方核算后而出具，同时也说明了借款系用于国基洛阳分公司工程项目。白耀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国基洛阳分公司负责人，不可能在不存在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先后向孔琦、刘香菊、姬红杰分别出具四张共计415万元的《借据》《收据》。虽然转账记录显示刘香菊与白耀辉之间仅有一次转款记录，而姬红杰与白耀辉等人并无转款记录，但刘香菊、姬红杰系夫妻关系，其提供证据证明刘香菊弟弟刘向武银行卡与白耀辉、薛可等人之间存在多次转款，白耀辉在收取刘向武银行卡转款后向刘香菊、姬红杰出具《借据》《收据》，属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孔琦、刘香菊、姬红杰提供证据证明其三人出借的款项存在密切联系，故孔琦、刘香菊、姬红杰共同作为债权人提起了诉讼，孔琦接收款项的行为也并非仅代表自己，因此，国基公司、国基洛阳分公司以白耀辉转给孔琦的款项多于孔琦转给白耀辉的款项为由，否认孔琦与白耀辉、国基洛阳分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本案的借款总金额为415万元，一审法院对其中的160万元借款未予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同时，国基公司、国基洛阳分公司称本案存在虚假诉讼，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借款用途，除了2019年7月24日白耀辉签名的材料中明确载明案涉借款系用于国基洛阳分公司工程项目外，国基洛阳分公司、白耀辉于2013年10月9日、2013年10月20日向孔琦出具的借款合同中均载明借款用于公司经营。2018年6月12日，白耀辉及妻子薛可等人向孔琦出具委托书，由孔琦收取退还的工程保证金，印证了借款用于国基洛阳分公司工程项目。而且本案《借据》中借款人处既加盖了国基洛阳分公司的公章，也有白耀辉的签名。综上，一审法院判令国基公司与白耀辉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借款利息，虽然孔琦与国基洛阳分公司、白耀辉2013年10月9日、2013年10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载明为月息3%，但该借款合同也明确载明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而国基洛阳分公司、白耀辉在之后经核算后，在2014年11月2日至2014年11月20日间向孔琦、刘香菊、姬红杰出具的《借据》《收据》中仅载明了出借人、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并未约定利息。因国基洛阳分公司、白耀辉最终出具的《借据》《收据》中并未约定利息，孔琦、刘香菊、姬红杰提供的银行流水也不足以充分证明双方之前约定的利息为月息3%，后调整为月息2.5%。故一审法院依据孔琦之前与国基洛阳分公司、白耀辉签订《借款合同》中的利率标准，从而认定孔琦的借款利息为月息2%，依据不足。本案的415万元借款利息均应按照年利率6%从孔琦、刘香菊、姬红杰主张的2016年1月1日起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9）豫0305民初46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9）豫0305民初461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9）豫0305民初46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白耀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孔琦偿付借款155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四、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白耀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姬红杰偿付借款16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五、驳回孔琦、刘香菊、姬红杰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252元，由孔琦、刘香菊、姬红杰共同负担19576元，由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白耀辉共同负担456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7808元，由孔琦、刘香菊、姬红杰共同负担17342元，由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白耀辉共同负担404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欣审判员  李依芳审判员  王茂兵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陈兴治书记员炎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