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52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海超，男，198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恒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富强街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6690531988。 法定代表人：张刚领，公司经理。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更全，河北齐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子仓，男，1971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法定代理人：李爱香，女，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系被上诉人刘子仓配偶。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英，河北航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晗，河北航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光服务区，住所地：京沪高速公路东光服务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23084971866K。 法定代表人：回冀，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衡水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衡水湖服务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21MA07P8TY4M。 负责人：张良武，公司经理。 二原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寇胜举，河北齐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海超、石家庄恒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子仓、原审被告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衡水分公司（以下简称衡水分公司）、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光服务区（以下简称东光服务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东光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3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海超、恒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东光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3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等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2019）冀0923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对涉案相关部分事实、法律关系及责任承担认定错误，适用法律明显不当。1、被上诉人刘子仓与上诉人恒源公司系劳务承揽合同关系，上诉人曹海超系恒源公司员工，代表恒源公司，履行该公司职务行为，上诉人曹海超与被上诉人不是个人之间劳务关系，两上诉人依法不应对被上诉人摔伤承担责任。2018年8月29日，衡水分公司以包工包料形式将其下属基层单位东光等四个服务区后厨吊顶维修工程发包给了上诉人恒源公司，衡水分公司及东光服务区之合同相对方是上诉人恒源公司。随后，被上诉人刘子仓通过上诉人曹海超从恒源公司承揽了涉案的东光服务区后厨吊顶维修工程，并于2018年9月5日作为该工程承揽承包人与工程所在地东光服务区签订了安全生产合同，明确了安全生产等注意事项。2018年9月6日晚，被上诉人带领木工王俊峰和其儿子共三人开始涉案后厨吊顶施工，期间，因被上诉人自己制作的木梯故障导致被上诉人摔伤。被上诉人的遭遇虽值得同情，但依据其与上诉人恒源公司系劳务承揽合同关系事实，作为劳务承揽人的被上诉人应自负其责，不能转嫁给上诉人恒源公司，更不能转嫁给上诉人曹海超等任何其他人。衡水分公司和东光服务区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曹海超受委派代表的是涉案工程总承包人恒源公司，履行的是该公司职务行为，否则，上诉人曹海超也无权将该公司总承包的涉案后厨吊顶维修工程交给被上诉人刘子仓来完成。即刘子仓作为涉案维修工程劳务承揽负责人，在与王俊峰、其子三人实施承揽工程中受伤，被上诉人对应的合同相对方是上诉人恒源公司，该上诉人公司作为定作人依法不应承担责任。无论能否认定两上诉人之间的单位和职工关系，上诉人曹海超确实受恒源公司委托，代表和履行的是恒源公司委托职责，上诉人曹海超依法更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另外，被上诉人刘子仓作为涉案工程劳务承揽人，故障木梯是其亲手制作的，事发时，上诉人曹海超及上诉人恒源公司人员根本都不在现场，两上诉人何错之有？一审法院否认曹海超系恒源公司职工，进而判令两上诉人共同承担涉案所谓70%责任确实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2、被上诉人部分损失认定或计算错误。住院伙食补助费应按每天50元计算，护理费计算标准、人数及期间错误无依据，伤残赔偿金应按河北省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等等。另外，事发后9月7日上午，即刘子仓自东光县医院转到沧州市中心医院当天，上诉人恒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刚领即前往医院看望并给付刘子仓爱人现金5000元作为慰问，以后，恒源公司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又多次通过曹海超向被上诉人刘子仓垫付救治费用，总计达419000元。但是，这无论如何不能成为转嫁损失及混淆法律关系的依据或把柄！当时，刘子仓爱人苦苦哀求上诉人恒源公司，并明确表示刘子仓摔伤责任在其自己，但救人要紧，家庭困难，请求恒源公司先行救急垫付救命费用，待日后再报答和归还。这些钱款除5000元是恒源公司法人张刚领直接给付刘子仓爱人外，其它虽是通过曹海超给付的，但钱款实际均出自上诉人恒源公司，是恒源公司会计先转账或现金给付上诉人曹海超的，曹海超只是代转代付而已。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曹海超之间形成个人劳务关系并判令上诉人曹海超承担责任是完全错误的，曹海超系恒源职工，受恒源公司指派，代表和履行的是恒源公司职务行为，否则，上诉人曹海超就无权将恒源公司包工包料承包承揽的涉案后厨吊顶维修工程交给刘子仓完成，刘子仓作为王俊峰和其子的代表人，通过曹海超从恒源公司承揽了涉案工程，刘子仓依法就是涉案工程承揽人，其与上诉人恒源公司系劳务承揽合同关系,基于承揽关系这一基本事实，其摔伤及其损失依法均应自负其责，不能转嫁给任何其他人，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恒源公司作为承包方应对工程施工、质量、安全生产等负贵为由判令两上诉人按过错程度共同承担损失责任是明显错误的。望二审法院彻底查清事实，正确认定涉案相关各方当事人关系，纠正一审错误，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刘子仓答辩称，1、上诉人曹海超雇佣被上诉人等三个人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约定工资每人每天320元，施工的工具和材料均由曹海超提供。一审提交了被上诉人家属和王俊峰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一审因为疫情王俊峰无法出庭作证，被上诉人提交了其个人信息和电话，供法院核实情况。2、二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承揽了上诉工程，但依据常理和日常生活习惯，承揽工程应当约定完成工作成果所支付的总的承包费用，而不应约定日工资。由此可见，二上诉人陈述的是虚假事实。3、被上诉人只知道为曹海超干活，根本不知道石家庄恒源交通设施公司的存在。事发后，一直是曹海超在积极的处理该事故，并且承担了部分的责任后，向被上诉人家属保证不会逃避责任，其在积极想办法。4、张刚领是以曹海超亲戚的名义前去探望被上诉人，一审案件受理前，恒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刚领一直也没有承认其承包了涉案工程。5、曹海超没有工资纳税证明，工资流水以及恒源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无法说明曹海超与恒源公司系劳动关系的事实。由于曹海超与恒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刚领是亲戚，伪造劳动合同轻而易举，并且恒源公司在事发后开庭前，违反法定程序进行了减资，其目的和意图是将本事故的责任完全推给一个在事故后被掏空的公司来承担。利用公司独立法人来逃避责任，最终使被上诉人损失不能得到弥补。6、被上诉人的各项损失均是根据伤情，被上诉人提交的石家庄的居住证明、租房合同、水电费缴费凭证等证据，依据鉴定结论和法律的规定计算得出，一审法院认定和计算完全正确。 原审被告衡水分公司、东光服务区述称，1、一审判决驳回对二原审被告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2、对于上诉人的上诉无异议。 刘子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暂定2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9日，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衡水分公司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将下属单位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光服务区的后厨吊顶维修工程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发包给石家庄恒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石家庄恒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1月13日，经营范围中含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等项目。原告刘子仓和被告曹海超早就认识，被告曹海超把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光服务区的后厨吊顶工作交给原告刘子仓来完成，曹海超提供施工材料等物品，原告等几人根据被告曹海超的要求完成吊顶施工项目。2018年9月5日，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光服务区与刘子仓签订了东光服务区后厨吊顶安全生产合同，约定了安全生产的注意事项。2018年9月6日晚上，原告刘子仓在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光服务区做后厨吊顶工作时，由于捆梯子的绳子松开，从约2米处摔落，头部着地受伤。制作吊顶所使用梯子的材料（木头）和捆梯子的绳子是由被告曹海超提供，梯子由原告刘子仓亲自制作完成。事故发生后，原告在东光县县医院和沧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被告曹海超为原告刘子仓垫付医药费共计419000元。以上事实有原、被告一致陈述、吊顶维修工程合同、东光服务区后厨吊顶安全生产合同、被告恒源公司营业执照等证据予以证实，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提供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刘子仓和被告曹海超系旧识，被告曹海超将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光服务区的后厨吊顶维修工程交给原告刘子仓施工，原告向被告曹海超要求劳动报酬，原告在施工过程中受到损害，被告曹海超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理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以保障提供劳务者施工时的人身安全。本案所涉及工程是高处作业活动，被告曹海超未采取相应的劳动安全防护措施并加强劳动安全的科学管理，被告曹海超应该根据其过错程度，对原告刘子仓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曹海超庭审中提交劳动合同，证实其为恒源公司员工，具体负责包括东光服务区在内的四个服务区的工程，曹海超代表的是恒源公司。原告辩称被告曹海超仅提供了劳动合同未提交纳税证明、工资缴纳证明及保险缴纳证明，不能足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一审法院认为，书面劳动合同并非判断劳动双方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绝对标准，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建立的标准应当是实际用工，同时也无证据证明恒源公司按月支付其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等形成劳动关系的其他证据，故该劳动合同不能成为认定曹海超和恒源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的依据。被告恒源公司作为工程的承包方，应按照工程合同的约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安全生产等负责，故被告恒源公司应和被告曹海超按照过错程度共同承担原告的各项损失。原告刘子仓作为实际施工人员，在进行吊顶过程中未能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对自身的损害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酌定由原告自行承担30%的责任。被告曹海超、恒源公司承担70%的责任。 被告衡水分公司将东光服务区工程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发包给被告恒源公司，两被告之间维修施工行为应为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于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庭审中，被告衡水分公司辩称恒源公司营业执照上有经营范围，东光服务区后厨吊顶工作法律没有规定需要资质。根据《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装饰装修工程属于建设工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企业应当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范围内承揽工程。原告虽以被告衡水分公司未审查被告恒源公司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为由主张被告衡水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对于原告刘子仓施工的后厨吊顶工程是否需要资质及需要何等资质举证不明，故一审法院支持被告衡水分公司的抗辩意见，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东光服务区作为被告衡水分公司的下属单位，与原告刘子仓在施工前签订有安全生产合同，明确约定了安全生产的注意事项，应视为被告东光服务区对施工人刘子仓尽到了安全施工的提醒义务和约束机制。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东光服务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 原告刘子仓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医药费：经核对原告提交的相关票据，原告提供了东光县医院和沧州市中心医院住院票据各一张，共花费403285.96元。另提交门诊收费票据和救护车费收费票据74张，共计28990.81元，支持被告方的抗辩，对非正式收据的票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法支持原告提交的门诊收费票据和救护车费收费票据69张，共计26236.9元。原告医疗费共计429522.9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住院票据及病例显示，原告刘子仓住院共计148天，参照《沧州市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伙食补助费按照每天100元计算，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48天×100元/天=14800元。 3、营养费：原告主张营养期自2018年9月6日至2019年10月13日，共计403天，符合鉴定意见书记载，营养费按照每天30元计算，共计30元/天×403天=12090元。 4、误工费：原告主张误工费按照河北省2019年度建筑业57681元/年计算，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鉴定意见书中载明，被鉴定人刘子仓的误工期限建议为伤后至伤残鉴定前一日。误工期自2018年9月6日至2019年10月13日，共计403天。误工费共计57681元/年÷365天/年×403天=63686.14元。 5、护理费：原告提交沧州市康乐之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护理协议书、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护理费发票5张，证实该事故给原告造成的护理费损失，予以采信。河北盛唐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0月14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被鉴定人刘子仓的颅脑损伤致肢体瘫构成一级伤残……护理期限为长期护理；被鉴定人刘子仓的目前状况属于完全护理依赖。经当庭质证，被告认为鉴定结论没有明确原告的护理需要两个人，应该按照一人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数原则上为1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数”。经审查，原告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未明确原告的护理人数，因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方主张二人护理的诉讼请求。故原告刘子仓的护理费：2名护工护理（住院自2018年9月27日至2019年2月1日）护理费为48640元；原告出院后（2019年2月2日）至伤残评定前一日（2019年10月13日），共计253天，由其妻子李爱香一人护理，但未提交护理人的固定收入的证明，其按照2019年度河北省发布的居民服务业年收入39947元/年计算1人的护理费为39947元/天÷365天×253天×1人=27689.3元；根据鉴定意见书中记载，原告刘子仓需要长期护理。经质证，被告对长期护理予以认可。结合原告年龄、健康状况，原告暂主张护理期限10年，符合法律规定，并按照河北省2019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行业标准39947元/年计算护理费，予以支持，故长期护理费为39947元/年×10年×1人=399470元。原告刘子仓护理费为48640元+27689.3元+399470元=475799.3元。原告提交护理用品收款收据1张、网上购买护理卫生用品订单截图36张，证明原告方购买护理用品、卫生用品花费1758.47元。被告方对于该部分证据因无正式发票不予认可。经查，原告受伤后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需要完全依赖护理，在网上购买护理用品为了节省开支，虽未提供正式发票但确实日常护理所必须，经核实36张订单共花费1487.89元，予以支持。另，原告提交的裕华五福堂食品经销处出具的收据，虽证据形式合法但不能证实与该案的关联性，不予支持。 6、伤残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伤残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结合本案，根据原告提交的身份信息，可以认定刘子仓为农村户口，但原告提交了刘子仓办理手机号码186××××5479（入网时间2011年11月5日）营业厅截图、2012年-2013年与2016年-2017年刘子仓居住证、2014年河北鑫界房地产开发责任公司给原告刘子仓出具的购房发票（所购为鑫界9号院Ｂ区2-1-1902房产）、2018年房屋租赁合同、2016年11月、2017年10月、11月和2018年1月至9月刘子仓用其支付宝账号186××××5479为在石家庄租住房屋缴纳电费的记录、2018年1月至9月刘子仓用微信方式支付租住房屋租金的记录，证明刘子仓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故原告刘子仓的伤残赔偿金可以按照河北省城镇标准来计算。被告辩称应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原告刘子仓经鉴定为一级、九级两处伤残，伤残赔偿系数按照100%计算20年，以2019年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32997元为基数，故原告刘子仓伤残赔偿金为32997元／年×20年＝659940元。 7、精神损害赔偿金：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刘子仓因事故受伤，且颅脑损伤致肢体瘫达到一级、颅脑损伤术后达到九级，对原告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数额过高，一审法院酌定为50000元。 8、被抚养人生活费：经鉴定，原告的损伤被鉴定为颅脑损伤致肢体瘫达到一级、颅脑损伤术后达到九级，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该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伤残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规定的原则确定。”结合本案，原告刘子仓的父亲刘天知系农村户口，1947年10月14日出生，事故发生时71周岁，被抚养年限9年，共育有四个子女。根据按照2019年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22127元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22127元/年×9年×100%÷4人=49785.75元。 9、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票据18张，共计836元。结合原告伤情及住院治疗的实际情况，予以支持。 10、鉴定费：原告支出鉴定费4000元系实际发生，且有河北盛唐司法鉴定中心收费票据一张予以证实，予以支持。 11、住宿费：原告提供450元住宿费票据一张，该票据未加盖住宿单位财务专用章，也无法证实其与该案的关联性，不予支持。 12、后续治疗费：原告主要后续治疗费5万元。被告辩称后期治疗费没有依据。关于后续治疗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应以实际临床治疗支出费用为准，原告可另行主张，本案不予涉及。 以上原告刘子仓的损失共计1761948元。结合本案实际，由原告自行承担30%的责任，即528584.4元。被告曹海超和被告恒源公司共同承担70%的责任，即1233363.6元，扣除被告曹海超已垫付419000元，还应付814363.6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曹海超、石家庄恒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子仓各项损失共计814363.6元，二被告互负连带责任。 二、驳回原告刘子仓对被告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衡水分公司、被告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光服务区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944元，减半收取计5972元，由被告曹海超、石家庄恒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1、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石家庄恒源公司职工工资发放表，其中有上诉人之一曹海超，每月工资显示3300元。该证据与原来提交的合同进一步证明了曹海超属于恒源公司职工。2、恒源公司垫付刘子仓费用清单。在一审中已经确认，一审中被上诉人承认一审法院也确认的恒源公司通过曹海超给其受伤的老乡刘子仓垫付费用419000元，说明该笔钱款虽是通过曹海超给付的刘子仓以及治疗的医院，但该钱款均来自恒源公司，均是由恒源公司会计先转给曹海超，曹海超于同日分多次转给了刘子仓或其治疗的医院。进一步证明了虽然刘子仓收到的钱直接来自上诉人曹海超，但该钱款的真正来源是恒源公司。进一步证明曹海超是石家庄恒源公司员工，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中：1、曹海超通过微信转王金文5000元，分两笔转的，一次转了2000元，一次转了3000元。证据是微信转款截屏。这5000元来自于2018年9月7日恒源会计陈晓芬先转给曹海超的10000元，曹海超转出去5000元。2、曹海超微信转刘子仓的儿子刘强40000元，有曹海超和刘强双方的微信转账截屏两张，显示刘强收到曹海超40000元微信转账，该40000元分四次，该钱款的来源是2018年10月3、5、7、24日均由恒源公司的会计陈晓芬，先给曹海超转入10000元，后曹海超转出10000元，钱均来自恒源公司。3、曹海超通过自己的平安信用卡于2018年9月7日转东光县医院垫付医药费5000元，2018年9月7日转中心医院20000元，2018年11月13日转中心医院10000元，2018年12月23日转中心医院5000元，通过信用卡转中心医院三次共计35000元，有信用卡的三张明细。4、曹海超通过工商银行分20次转给刘强共计262000元，20次每一次转款数额不一样。每一次转款都是曹海超先收到恒源公司会计陈晓芬的进账，然后同日转出。5、曹海超通过工商银行分8次转沧州市中心医院65000元，在清单最后一页2018年12月21日曹海超收到恒源会计60000元，2018年12月10日转了5000元，共计转账65000元。从11月28日、12月10日、12月21日、12月22日一共转了中心医院65000元，该钱均来自恒源公司会计。6、唯一转账没有来源出处的，给被上诉人妻子现金7000元，该7000元是现金给付，事发当天恒源公司法人张刚领给了刘子仓妻子5000元现金，2019年2月23日曹海超给其妻子2000元现金，共给了7000元现金，虽然不能显示钱的来源，可以显示张刚领作为恒源公司法人，出了5000元。说明一审刘子仓认可的，一审法院也确认的已经垫付的419000元绝大部分来自恒源公司，曹海超只是其中的经手人，从而给其他的证据共同印证我方观点，曹海超与恒源公司是职工和单位的关系。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工资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并且该证据并不能达到上诉人所述的证明目的。如一审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判断劳动关系是是否建立实际用工，同时应当提交社会保险缴纳的情况等证据。上诉人并未提交社保及纳税等相关证据，因此二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另外，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为每月5000元，而二审中提交的工资表标明3300元，足见二上诉人有串通嫌疑，影响事实的认定。对于明细费用清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不认可，并且不能达到上述证明目的。证明劳动关系应当提交纳税、社保等相关证据。上诉人称陈晓芬系其公司会计，并未提供纳税等证据，不能证明陈晓芬向曹海超支付的款项为恒源公司所出。即便陈晓芬为上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因曹海超与公司为长期合作关系，因此并不能排除所转款项系其之前工程的款项。曹海超与被上诉人家属在电话录音中一直说自己没有钱，能借的都借了，所以现在曹海超能拿出一些微信或者银行转账记录合情合理，这很可能是个人的借款。公司应当使用对公账户，而不应借用公司会计或者某个员工的微信进行转账，这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合常理。 二原审被告质证称，对于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均无异议。对于二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刘子仓之间的关系，同意二上诉人的观点，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一审庭审中，一审法官总结本案事实“原告受雇于被告曹海超，在东光服务区做后厨吊顶，双方口头约定原告每天工资320元……对以上事实原被告有无异议？”，当事人均回答“没有”，曹海超及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寇胜举均在该庭审笔录中签字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刘子仓与恒源公司为承揽合同关系，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认可刘子仓受雇于曹海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原审据此认定刘子仓与曹海超系劳务关系，并判令二上诉人承担70％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曹海超系恒源公司职工，但其二审提交的工资表与原审提交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数额明显不符，且未提交公司为曹海超缴纳保险的相关证据证实，故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参照《沧州市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沧州市康乐之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护理协议书、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护理费发票及《司法鉴定意见书》、2019年度河北省发布的居民服务业年收入等对刘子仓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计算标准、护理人数和护理期间进行认定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提交的刘子仓居住证、购房发票、2018年房屋租赁合同、刘子仓在石家庄租住房屋缴纳电费的记录、刘子仓用微信方式支付租住房屋租金的记录等，充分证明刘子仓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故一审法院对其伤残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按照河北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曹海超、石家庄恒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944元由曹海超、石家庄恒源交通设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友僧 审判员  刘晓莉 审判员  毕文娟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孙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