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102民初5275号原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日照市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海滨三路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X135945490。负责人：尤洪峰，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新，山东德与法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阵波，山东德与法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被告：日照天恒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昭阳路中段东辰皓星园006号楼，现住址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海曲国际A座9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2577757972H。法定代表人：尹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路金键，男,1989年6月1日，汉族，该公司经理，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原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日照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日照分公司)与被告日照天恒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天恒人力资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新、王阵波，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路金键、赵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邮政集团日照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款项469792.11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8日，原被告签订《农村电商业务外包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8年7月25日和2018年9月21日向被告付款345253.94元、330361.52元，合计675615.46元。原告支付相关款项后，被告迟迟不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相关的配送业务，严重影响了原告农村电商业务的开展，迫于无奈，原告只能自己安排人员完成了相关的农村电商业务配送。基于原告已经提前将款项支付给被告，原告曾指示被告相关的款项支付给配送人员，截至诉前被告已付款205823.35元给配送人员，尚有469792.11元在被告处原告认为，双方虽然签订了外包合同，但被告并未实际履行相关的合同义务，所有工作均由原告安排人员完成，被告也未实际从事员工管理及工作安排等事宜，因而被告应依法返还剩余款项469792.11元。故此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处理。被告天恒人力资源公司辩称：邮政集团日照分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天恒人力资源公司返还款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所述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据原告所述，其虽与被告签署了《农村电商业务外包合同》，但被告只是负责根据原告所提供的名单为其发放工资等业务，并从中收取点管理费用，且被告已根据其名单发放了工资等20余万元。由于其后原告的第三笔款项及管理费用等未及时到账，致使剩余款项不能及时发放。二、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定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依其类型可区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系因请求人的给付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是请求人将财产处于权属不明的状态，请求人对给付的原因是知悉的，其有责任也有能力对给付无法律上的原因进行证明。就本案而言，被告收取款项为双方合意，是基于合同行为，涉案款项系原告主动交付给被告的，不存在重大误解，如原告认为被告系不当得利，其作为给付型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举证证明其将涉案款项给付给被告没有法律根据，或提供切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向被告支付款项，故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定构成要件。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双方签订的《农村电商业务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是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6月8日签订，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外包买卖惠平台地推、货品配送工作”，主要是日照市五莲、莒县的配送业务，合同期限约定为2018年6月8日至2019年6月8日，用以证明双方合同签订情况；证据二、原告方于2018年7月25日和2018年9月21日向被告付款345253.94元和330361.52元的《银行转账记录》；用以证明原告的转账情况；证据三：《原告方工作人员信息清单》（买卖惠6月业务外包费用支出明细表）、《五莲外包人员信息表》、2018年8月7日原告方工作人员与被告方工作人员姚杰的《qq聊天记录截图》，该证据为员工工资记录及工资发放标准，证实该合同由原告履行，所有人员的工资计算明细均由原告发送给被告，被告根据原告的指示发放工人工资或退还原告方，最终被告选择了发放给部分工人工资。证据四：《被告的企业信息》一份。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业务外包合同》实际只是被告与原告达成协议的一个形式，实际内容是原告将其“买卖惠”业务中人员的工资发放承包给被告公司，“买卖惠”中的人员名单是由原告提供的，而且是在合同签订以前就已经在原告处工作，被告只是从中收取管理费用，管理费用每人每月100元，并给原告提供的人员发放工资，并开具发票给原告；对于证据二无异议；对于证据三从原告提供的原告方工作人员清单及QQ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发放工资的人员名单是由原告方提供给被告方的，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的时间是2018年6月8日，从QQ聊天记录上可以看出原告方给被告发放的人员名单是2018年6月份“买卖惠”费用的人员名单，如此可以看出，被告方只是代原告方发放工资，其签订的《农村电商外包合同》只是个形式，并非实际业务，对于证据三中的工资发放标准，被告并不知情，只是根据原告提供的数字发放；对于证据四没有异议。被告庭后补充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发票》四份，证明被告针对原告的打款为原告开具发票，其中，2018年7月4日的连号发票四张，累计345253.94元；2018年8月7日的连号发票四张，累计330361.52元；证据二、《买卖惠6月业务外包费已支出明细表》（含莒县、五连），证明被告将原告打来款项的支出情况。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没有切实证据证实相关付款记录，不能证实被告已按照该表格进行付款。经审查，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关联证据及案件事实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对上述证据均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系人力资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职业介绍、劳务输出、人力资源政策咨询、事务代理……等等。经协商，原、被告于2018年6月8日签订《农村电商业务外包合同》一份，合同部分主要内容：甲方（原告）根据工作需要向乙方（被告）外包买卖惠平台地推、货品配送工作；地推方式为平台推广、维护、配送，运输方式为汽车公路运输；合同还约定甲方根据乙方提供工作成果的质量、数量和结算标准，经考核后支付外包服务费用，甲方按照“平台推广服务费+配送服务费”的模式进行结算；合同还约定乙方应为履行本合同的车辆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为甲方货物投保运输财产险；乙方自备车辆、自选司机、自己保养……等等，合同还约定了其他详细内容。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8年7月4日为原告开具了累计数额345253.94元的发票，原告于2018年7月25日向被告转账345253.94元；原告于2018年8月7日通过QQ向被告的工作人员发送《买卖惠6月业务外包费用支出明细表》，被告于同日为原告又开具了累计数额330361.52元的发票，原告2018年9月21日向被告转账330361.52元。上述发票上“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处均载明“*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劳务费”，“税率”均载明“5%”。此后，被告根据原告发过来的《买卖惠6月业务外包费用支出明细表》，仅支付了部分款项，剩余款项未再支付。经原告催要，剩余款项被告未予以退回，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处理。诉讼中，原告明确同意本案案由以本院查明的事实定案由。诉讼中，原、被告均认可被告向外发放的的费用是205823.35元；被告抗辩其代原告发劳务费，应按照每人每月100元管理费用，原告的打款675615.46元中包含招标费、发票税金及管理费，原告否认由此费用的约定，被告未再提交证据；被告在庭后又抗辩已代原告发放305890.3元，原告予以否认，被告未再提交证据。诉讼中，原告主张给被告的全部打款675615.46元是履行涉案合同，被告认可该款项是基于涉案合同打的，但否认是涉案合同的业务，主张涉案合同仅是形式，实际业务是劳务派遣。双方除涉案合同外，无其他合同或续签合同。诉讼中，双方均认可业务派送人员由原告方招募，原告且主张该部分人员非临时从社会上招募，都是与邮政局有劳动合同关系的工作人员，该部分人员的收入除了邮政局按月发放工资外，还另外支付派送产生的费用。诉讼中，双方均认可被告没有为派送人员缴纳过涉案合同约定保险。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本案案由不当得利是否适当，二、本案原告的诉求是否应获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一，案由问题。根据当事人陈述、举证及自认，本院分析如下：（一）从原、被告的陈述及举证看，双方虽然签订了《农村电商业务外包合同》，但双方在诉讼中均未提交履行涉案合同留下的其他历史凭证，原、被告均认可从事派送业务的人员系原告募集或原告工作人员，均认可被告未曾给合同约定的甲方货物、乙方组织的车辆交纳保险，双方亦均未按照涉案合同的约定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等等，以上迹象表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双方之间仅存在合同形式；（二）从双方的陈述及举证内容看，原告为被告提供人员名单、提供资金款项，委托被告代为支付派送人员的劳务费，由被告为原告开具发票，便于公司财务入账等。可见，原告使用自己员工或自己募集人员从事派送业务，其应支出的人员派送费用由人力资源公司代为支付，形式上看，上述参与派送的劳务人员与人力资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原告发放的该部分费用意图在形式上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发放。故，该种运作模式可能是原告公司进行人员管理的模式，原、被告之间实质上是原告委托被告发放劳务费，双方之间建立的合同关系是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故本案案由应定委托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二、原告诉求能否获得支持问题。1.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均认可被告实际按照原告发送的人名单支付给派送人员205823.35元，虽被告在庭后提交了实际支出305890.3元的明细表，但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未补充提交银行打款记录，本院不予采信。扣除被告已经开支出去的205823.35元，余款469792.11元被告应予以返还。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具体的催要时间，本院酌定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被告占用原告上述资金的利息损失，标准：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原告委托被告代为支付派送人员的劳务费，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存在有偿的可能，被告为原告开具与打款数额等额的发票，存在发票税金承担约定的可能，等等，但本案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之间有过约定，亦未提起反诉，故本案不作处理。被告如存在损失，可另行与原告协商处理或另案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日照天恒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日照市分公司款项469792.11元及利息（以469792.11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7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47元，由被告日照天恒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善霞人民陪审员  贺 见人民陪审员  王 健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赵兰倩书记员张翠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