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02民初4230号原告:郝喜龙，男，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林，内蒙古尊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利霞，内蒙古尊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中山,男，住呼和浩特市。被告:霍荣先,女，住址同上，与赵中山系夫妻关系。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内蒙古英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内蒙古昭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慧敏,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霈岩，公司员工。被告:北京银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勇，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民，公司员工。原告郝喜龙与被告赵中山、霍荣先，被告内蒙古昭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北京银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郝喜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林，被告赵中山、霍荣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被告内蒙古昭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霈岩、被告北京银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请求判令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息2,303,840元（本息结算至2015年4月29日）;2.依法请求判令被告连带支付自2015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期间借款利息663505.92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连带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7月5日,被告霍荣先、赵中山向原告郝喜龙借款300万元融资给被告北京银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凯公司”）办公用房建设使用，该借款由尹某转被告银凯公司使用。被告尹某与银凯公司有大量的民间借贷往来关系。2015年4月29日,被告霍荣先与被告银凯公司会计李功会本息结算数额分别为拖欠郝喜龙借款本息230.384万元、霍荣先借款本息808.95092万元、霍某借款本息141.328万元。2015年4月8日,2015年4月29日分别以位于北京通州区被告银凯公司开发的房屋抵顶拖欠案外人霍某和原告郝喜龙的借款本息。被告霍荣先为证明结算的真实性、合法性,由被告内蒙古昭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君公司”）在结算单上盖章确认，2018年11月5日，原告以被告银凯公司拒绝交付房屋为由,与案外人霍某分别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被告银凯公司以“抵债”房屋属于担保为由,拒绝履行交付房屋义务。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以(2018)京0112民初39983号民事判决以原告之女郝筠名义与被告银凯公司所签订的《办公用房预购合同》无效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之女郝筠不服通州区法院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也以相同理由以(2019)京03民终166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通州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原告认为:被告之间因建设房屋向外融资借款后,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当结算、办公用房预购合同签订后,应当各自履行借款归还义务。但是,当被告银凯公司、昭君公司、尹某、霍荣先、赵中山之间产生纠纷以后,被告银凯公司以《办公用房预购合同》属于担保为由否认“以房抵债”协议的客观性,以房屋尚未验收,未办理预售许可证为由,认为“以房抵债”协议无效。对其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后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有关房屋合法性问题不再赘述。经查:刘勇是被告银凯公司、昭君公司、包括吉人(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郝喜龙在北京通州区法院提起诉讼前,由被告赵中山向原告出具2015年5月2日确认拖欠原告郝喜龙结算借款本息230.384万元的“结算单”,并当时同意“以房抵债”的方式偿还借款本息的《办公用房预购合同》，原告郝喜龙对合同项下房屋已经进行装修完毕。既便这样,被告银凯公司仍以“以房抵债”协议房屋尚未办理竣工验收和没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由,逃避应当履行的归还借款义务。原告诉讼请求的借款本息至2015年4月29日时为230.384万元。对其结算以后尚未归还,拒绝交付房屋期间的利息仍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根据《合同法》第60条、第196条、第210条、第2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第24条、第25条、第26条之规定,判令被告连带偿还原告的借款本息。被告赵中山、霍荣先辩称：一、原告郝喜龙对被告赵中山、霍荣先的230余万元的债权，已经以“以房抵债”的方式实现了债权，双方的债权债务己经消灭。事实如下：1、2015年4月29日北京银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昭君公司共同法人）法定代表人刘勇与郝筠签暑《办公用房购房协议》，将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镇、712室，建筑面积104.72平方米，单价22000元/平米，共计房款2,303,840.00元”，并开具同等金额的收据一张。当日签署《协议书》确认银凯公司的购房款通过债权债务转移的方式，从昭君房地产公司欠被告赵中山、霍荣先的总欠款中进行核减，视为归还向被告赵中山、霍荣先的借款2,303,840.00元。该顶账房屋银凯公司己经给原告的女儿郝筠交付钥匙，原告也己进行了装修，并实际己经占有使用。2、2013年5月至2014年11月19日昭君公司共计向霍荣先支付借款人民币234.6万元，并于2015年4月8日、2015年4月29日用三套住房（其中包括本案涉案的两套房屋）抵顶借款共计3,717,120.00元。2015年5月22日被告北京银凯公司会计李功会在利息结算单中扣除以上款项后，备注剩余未还款项共计8,089,09.00元，并加盖昭君公司公章。3、呼市赛罕区人民法院(2016)内0105民初8744号民事判决、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1民终768号判决，均确认本案被告霍荣先在诉被告尹某、昭君房地产公司的案件中，判决尹某偿还霍荣先自2012年6月至12月的欠款本金8,089,509.00元及利息。此款中己核减北京银凯公司向霍某、郝喜龙销售的三套房屋的等值欠款共计3,717,120.00元。综上，原告对被告赵中山、霍荣先的230万余元的债权，通过债权债务转移的方式，己经以“以房抵债”的方式实现了债权，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经消灭。二、本案的债权债务关系己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基于合同无效的互相返还法律关系。北京通州区法院的判决，只是以银凯公司没有竣工验收、没有销售许可证，改变土地用途为由确认了购房合同无效，并没有确定原告与被告赵中山、霍荣先和内蒙古昭君公司、北京银凯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转移的行为和事实无效，北京银凯公司通过债权债务转移的方式，取得的购房款并没有返还。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相互返还，并按照造成无效的责任赔偿损失。就本案所涉购房合同的无效后果，应当是由北京银凯公司返还原告和案外人霍某的购房款，并赔偿因此给原告造成装修、使用等实际损失。不应当再由被告赵中山、霍荣先承担己经消灭的民间借贷债务的偿还责任。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判决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赵中山、霍荣先还款的诉讼请求，判令北京银凯公司承担返还原告购房款并赔偿损失的义务。被告内蒙古昭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1、在本案的法律关系中，我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我公司与郝喜龙之间未有任何法律关系，尤其是从未向郝喜龙借过任何款项。并且郝喜龙提供的证据中，明确的借款双方为郝喜龙与霍荣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请求贵院依法裁定驳回郝喜龙对我公司的起诉；2、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郝喜龙追偿借款应向借款人霍荣先追偿；3、我公司与本案第二被告霍荣先之间的法律关系仅存有过担保关系且已过保证期间，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此事实经赛罕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内0105民初8744号民事判决书中予以认定；4、根据本案情况，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可得出，霍荣先从郝喜龙处借款用于向尹某放贷，尹某从霍荣先处借款用于向银凯放贷，虽然银凯公司对尹某的借款来源不明，但是可以确定霍荣先、尹某所用的出借资金均非自有资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8]10)》规定，均强调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为自有合法资金。关于郝喜龙出借资金是否为自有合法资金请求法院查清事实。请贵院对上述各借贷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三、五项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予以认定无效，我公司保留对相关人的追偿权。5、原告认为我公司与银凯等公司存有关联交易，属于关联公司人格混同并承担连带责任，我公司不予认可，我公司在公司人员配置、办公地点、经营范围、财务管理上均是独立的，且原告亦无足够证据予以支持其观点，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裁断。6、尹惠临等人因涉嫌高利转贷已经被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尹惠临与尹某系父女关系，该案原告郝喜龙、被告霍荣先、赵中山是否亦涉及刑事犯罪，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如当庭上述当事人代理人之间的交流及行为，尹某这一个关键当事人未进入本案程序等情形，请贵院查明事实，如涉及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将查明的事实情况转交公安机关妥处。综上所述，我公司与本案无关，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北京银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申请追加银凯公司为被告，无论从程序还是实体均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一、银凯公司系原告以《追加被告申请书》申请，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以（2019)字第4230号追加被告通知书追加为被告而参与到本案诉讼当中，从程序上说，追加银凯公司为被告并不符合追加被告“须为必要的共同诉讼”的先决条件，银凯公司当庭针对“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申请追加被告”（追加被告申请书）、“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追加银凯公司为被告”（追加被告通知书）均不符合法律规定而提出异议，而且在此后庭审过程中，银凯公司发现审理卷宗中有一份“代理词”，落款处为“诉讼代理人：刘波2019年11月25日”，由此可知，本案已经经过开庭审理，甚至法庭辩论已经结束，之后才又追加银凯公司为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因而本案追加银凯公司为被告违反法定程序。而事实上，在银凯公司进入诉讼程序后，原告几乎放弃了对其他几个被告的诉讼请求，而对银凯公司，其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称与银凯公司存在“以物抵债”、借贷担保法律关系，而在法庭辩论开始之前，经银凯公司提出，法庭询问并释明，其（代理人）又主张与银凯公司是“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诉讼请求也不明确，且按原告当庭对诉讼请求的放弃和变更的事实，本案当事人似乎只有原告和追加的被告银凯公司，这就形成：一、本案之前的诉讼归于无效，严重浪费诉讼资源；二、原告以此种诉讼方式规避人民法院管辖权；三、原告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一事不再理”之规定，属于重复起诉，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0112民初3998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661号民事判决书为证，依法应驳回其对银凯公司的起诉，请人民法院依法裁断。至于原告在法庭辩论阶段所称的“债权转让”也是没有事实依据、不成立的。银凯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勇与本案被告赵中山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原告证据4)，系受其债权人尹某的指令以第三人的身份与赵中山签订，其目的是为了部分消灭其对尹某的债务，进而依据该协议第三条变更姓名的约定，又由银凯公司于当日与赵中山指令的郝筠签订《办公房预购合同》（原告证据5),约定代尹某清偿的金额为230.384万元，这很明显是第三人代为清偿，与债权转让有明显区别：1.债务履行主体不同。在债权转让的情况下，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仍是原合同的债务人；而第三人代为清偿则是由第三人代债务人进行清偿。2.债权享有主体不同。在债权转让的情况下，享有债权的为第三人或者原债权人；而第三人代为清偿则是由第三人向原合同关系的债权人履行。3.对债务履行主体的意思要求不同：在债权转让的情况下，债权人与第三人达成的债权转让合意只要通知债务人即可，无须征得其同意。而第三人代为清偿，在第三人对债务人负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债务人可以与债权人直接约定由第三人直接向债权人进行清偿。4.第三人的主体地位不同。在债权转让中，第三人成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如果是债权全部转让，则第三人将完全取代原债权人的地位，原债权人退出合同关系，即使是部分转让，第三人也将加入合同关系成为债权人。而第三人代为清偿中的第三人只是债务人的履行辅助人，不是合同关系的当事人。5.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不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债权转让中，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要向第三人即新的债权人承担责任；而第三人代为清偿中的第三人如果不能清偿，则由债务人承担履行不能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具体到本案，第三人银凯公司在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银凯公司与尹某之间的约定）的情况下，其应当向其债权人尹某承担违约责任，而赵中山或其指定的郝筠无权要求银凯公司承担责任。二、事实上，在该《办公房预购合同》未实际履行、刘勇与尹某的借款金额尚未核减该230.384万元的情况下，尹某于2015年10月26日依据其与刘勇2014年6月27日签订的《结算协议》、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九份《售房协议》等证据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新城区法院以（2015)新民三初00673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尹某的诉讼请求，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内01民终2366号判决维持原判，至此，银凯公司拟代尹某清偿230.384万元而签订《办公房预购合同》已经没有清偿的事实基础，也就是说，该《办公房预购合同》的签订，是银凯公司为了消灭其对尹某的债务而采取的一种履行方式，而在双方的债务经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该生效判决依据双方2014年8月15日最后一次结算签订的《补充协议》确定的债权数额，并未核减此后双方于2015年4月29日以签订《办公房预购合同》的形式欲由银凯公司代尹某清偿230.384万元，之后，尹某于2015年10月26日提起诉讼）确认后，银凯公司若再按《办公房预购合同》的约定履行，则构成重复履行、加倍履行，对银凯公司造成不公。综上所述，简单归纳如下几点：1、银凯公司从未与郝喜龙、霍荣先、赵中山发生任何经济往来，更与原告没有其所称的金钱债权；2、与赵中山签订的协议实际是受尹某指令，为抵消我公司与尹某之间债务而为，但不代表我公司对赵中山、霍荣先与尹某之间的债务有承担的意思表示，且协议中也未有明确的表达，所以原告代理人所表述与事实不符，且该案所有当事人之间有何其他约定亦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履行《协议书》的基础消失，即法院相关判决确认，综上可得出，霍荣先应向尹某继续追偿而非我公司；3、《办公房预购合同》基于《协议书》签订，而《协议书》履行的基础消失，该《办公房预购合同》履行义务消失，且已经法院认定无效，事实上亦不存在原告主张的所有诉求，因为该《办公房预购合同》亦无相关表述；4、纵观本案审理过程，原告与第二被告相互沟通，合力针对银凯公司，且双方提供的证据均在北京案件中提交过，且对事实已经查清并认定，双方是想通过合法手段达到最终使我公司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的非法目的，存在恶意诉讼之嫌疑。且昭君公司提交的证据“立案告知单”，我公司也认为他们之间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请贵院查清事实，支持我公司答辩意见，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以物抵债、借贷担保、债权转让等事实及法律关系均不成立，银凯公司与原告不存在任何民事法律关系，原告起诉银凯公司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或者驳回其对银凯公司全部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7月5日,被告霍荣先、赵中山向原告郝喜龙借款300万元融资给被告北京银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凯公司”）办公用房建设使用，该借款由尹某转被告银凯公司使用。2012年6月28日，赵中山、霍荣先（甲方）与郝喜龙签订《借款协议》内容为：一、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3894000元，借款期限为九个月（从2012年6月28日起至2013年3月28日）；二、还款期限及方式：从借款之日算起，六个月内甲方向乙方还款39.6万元，剩余部分到期后一次性还清；三、抵押物：甲方用内蒙古昭君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五塔寺后街北侧钰景花园小区公寓（商业5号）楼，建筑面积6819平米房产，《开发项目投资协议书合同编号：NY-0002》作为向乙方借款的抵押物。同日，赵中山、霍荣先向原告郝喜龙出具借条，内容为：借郝喜龙人民币3894000元。2013年2月2日，被告霍荣先（甲方，出借方）与案外人尹某（乙方，借款方）、被告昭君公司（丙方，担保方）签订担保还款协议，协议约定：由于丙方与乙方有债权债务关系，丙方承诺由其代替乙方偿还所借甲方918万元本金，并由丙方开发的商铺作为担保。2013年5月27日，尹某（甲方）与被告刘勇（乙方）签订《结算协议》，内容为：一、双方以前所有的借贷现确认总额为8000万元，其他所有手续作废；二、甲方同意以上述款项中由乙方代替甲方偿还赵中山（甲方借款：918万元）；偿还付存保（甲方借款：1034万元）；顶抵乙方房产（商业5#楼十一、十二层，顶抵金额840万元）；顶抵乙方房产（商业5#楼底商至三层，顶抵金额3520万元）。最后约定，乙方同意代为甲方经双方约定支付甲方其他欠款，但总额不应突破乙方所欠甲方款项总额。2014年6月27日，（甲方）第三人尹某与（乙方）被告刘勇签订《结算协议》，该协议对双方2013年5月27日《结算协议》约定的内容再次确认。并约定2013年5月27日至2014年10月底之前给付以上欠款不再计取利息，赵中山、付存保的账款由尹某负责处理。2014年8月15日，尹惠临（甲方）、昭君公司（乙方）、银凯公司（丙方）、吉人（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丁方）。内容为：鉴于甲方自2009年开始与乙方发生借贷关系，截止2014年6月27日，乙方欠甲方总计人民币10245万元。因乙方无力以现金偿还甲方欠款，现经四方协商，丙方、丁方同意以其共同开发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镇办公用房及商铺代替乙方偿还甲方欠款。如若发生任何情况，导致甲方无法取得《售房协议》中所约定的北京市通州区××镇办公用房及商铺以及2013年5月27日签订的呼市钰景花园5#商业楼的占有，则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之前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仍然继续有效。2015年4月29日,被告霍荣先、赵中山与被告银凯公司会计李功会本息结算数额财务对账注明：2015年4月29日刘勇付霍荣先房屋两套抵顶欠款2303840元，截止到2015年4月29日，刘勇尚欠霍荣先人民币8089509元。2015年4月29日，刘勇即银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甲方）与赵中山（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用“北京银凯综合楼”项目的商品房抵付欠乙方借款，乙方同意接受。该商品房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镇，房号为2号楼1单元6层711和712室。建筑面积合计104.72平方米，单价为22000元/平方木，共计2302840元，用于抵付甲方欠乙方的借款。同日，郝筠与银凯公司签订《办公用房预购合同》。合同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5年9月3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房屋，合同签订后，银凯公司将案涉房屋交付郝筠，郝筠装修完后，银凯公司又强行将案涉房屋收回。郝筠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年12月7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39983号判决书、2019年3月2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661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认为郝筠与银凯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案涉预购房屋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银凯公司“以房抵债”的行为性质应如何认定，以及由谁清偿借款的问题。关于“以房抵债”行为性质应如何认定问题。2015年4月29日，银凯公司（甲方）与赵中山（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用“北京银凯综合楼”项目的商品房抵付欠乙方借款，乙方同意接受。同日，被告霍荣先、赵中山与被告银凯公司会计李功会本息结算数额财务对账注明：2015年4月29日刘勇付霍荣先房屋两套抵顶欠款2303840元。再同日，原告的女儿郝筠与银凯公司签订《办公用房预购合同》，合同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5年9月3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房屋。可见，被告银凯公司与被告赵中山签订的《协议书》属于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其中对还款方式约定的内容是，由银凯公司支付给原告两套房屋，以抵顶银凯公司对赵中山欠款2303840元。原告与被告银凯公司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银凯公司与原告的女儿郝筠签订《办公用房预购合同》，这实质是约定由银凯公司清偿被告霍荣先对原告郝喜龙的借款，是一种债务转让行为，并且银凯公司也实际履行了《办公用房预购合同》，将房屋交付原告的女儿郝筠，只是在原告的女儿郝筠装修房屋后，银凯公司又将房屋强行收回。根据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3998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66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郝筠与银凯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的《办公用房预购合同》无效。根据无效合同的原则，银凯公司应当返还原告抵顶的款项2303840元，造成合同无效的责任在于双方，故对于各自因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各自承担，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银凯公司承担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诉请的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内蒙古昭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故原告对被告内蒙古昭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银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郝喜龙返还借款本息2303840元；二、驳回原告郝喜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30539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北京银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采生人民陪审员 陈文登人民陪审员 李春秀二0二0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徐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