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703民初146号原告（被申请人）：刘寿萍，女，汉族，住连云港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标，江苏新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请执行人、申请人）：陶青，男，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江苏维尔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被执行人）：连云港泰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开发区云桥路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3309077806。法定代表人：霍某某，总经理。原告刘寿萍与被告陶青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苏0703民初1074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刘寿萍的起诉。陶青不服，提起上诉，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0月10日作出（2019）苏07民终317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2019）苏0703民初1074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期间，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追加连云港泰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案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寿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标、被告陶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泰达公司经依法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寿萍向本院提出诉讼称，1.请求依法判决不得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2019）苏0703执异18号之一执行裁定（以下简称18号之一执行裁定）与本案执行依据即（2016）苏0703民初131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319号判决)相违背。（一）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执行行为应受到既判力的约束。本案的执行依据系1319号判决，法院的执行不能突破执行依据。陶青在诉讼中将泰达公司、刘寿萍等共同列为要求承担法律责任的被告，判决主文第二项驳回原告陶青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阐述：陶青的款项初始目的系作为股权出资投入泰达公司，现其要求泰达公司的原始股东及现股东负责返还该出资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寿萍不承担责任系判决主文羁束内容。执行裁定追加刘寿萍为被执行人系对生效判决的否定。（二）陶青申请追加刘寿萍为被执行人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重复诉讼。1.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47条的规定。陶青在1319号诉讼中就诉争的投资款事宜将泰达公司、刘寿萍列为被告向其主张责任，1319号判决生效后，基于陶青的追加行为而引发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与1319号案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一样，系重复起诉。2.本案亦没有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48条规定的“新的事实”发生，不能引发诉讼。法院在1319号案审理中已经查明了刘寿萍不存在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形，陶青在追加申请中的事实理由在1319号案中已经提出，没有新发生的事实，故陶青不能再次以相同的理由申请追加刘寿萍为被执行人。退一步讲，假使陶青在1319案中部分事实未提出，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248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院认为“需要注意的是，新的事实为生效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原生效裁判未查明或涉及的事实，亦不是当事人在原审中未提出的事实。应当指出的是，原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当事人应当主张而未主张的事实，也不属于新的事实。”也就是说，假使按照陶青认为的“刘寿萍是泰达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实际控制人，徐某某代持刘寿萍股份、刘寿萍无偿将泰达股权转让给吴某、转让股权、未依法出资、采取转移资产的方法，躲避债务等”所有事宜都发生在1319号判决作出之前，按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的意旨，无论陶青是否知情，是否在1319号案中提出，法院是否在1319号案中查明或涉及都不能以发生新的事实再次诉讼。陶青如果想要重新诉讼，应当依据1319号判决之后新发生的情形才可以再次诉讼，而本案并无1319号案发生效力后新发生的情形，即陶青不能再次申请追加刘寿萍为被执行人。本案中，陶青上述所有的观点均在1319号案中提出，法院进行审理查明并最终做出了刘寿萍无需担责的认定。3.本案虽系执行行为引发执行异议之诉，但仍适用普通民事案件的起诉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05条、第306条规定，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普通民事案件的受理标准即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本案为民事案件，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三）陶青申请追加行为实质上系认为执行依据错误，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1319号判决确定刘寿萍无需承担责任，而陶青在本案中又要求追加刘寿萍为被执行人，实质上系认为1319号判决错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第124条、民诉法解释第305条、第306条及《江苏省高院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案件审理指南一》的相关规定，1319号案件判决刘寿萍不承担责任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本案中陶青申请刘寿萍承担责任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客体是同一的，陶青认为刘寿萍应当承担责任，实质认为原判决错误，即应当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二、执行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规定》）第20条追加刘寿萍为被执行人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执行裁定认为“泰达公司名义上是刘寿萍和徐某某共同持股，实际上徐某某是代刘寿萍持股，应认定泰达公司系刘寿萍个人独资企业”。对此，原告刘寿萍认为：（一）执行机构的追加事由超过了当事人的主张。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28条，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是依当事人申请，并无法院依职权追加适用的空间。当事人主张包括请求事项和据以追加的理由。本案陶青的《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主张追加的依据为《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和《变更、追加规定》第19条，并未主张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20条。即双方当事人都不认为泰达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且不能以此追加，执行机构超越当事人意思自治予以认定一人有限公司并追加，系对不告不理原则的违反。（二）执行机构认定追加事由和追加依据相矛盾。执行裁定认为泰达公司为个人独资企业。《独资企业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执行裁定追加依据却为《变更、追加规定》第20条即一人有限公司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系不同的经营形态，前者为非法人企业，后者为法人企业。执行机构以此追加刘寿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执行裁定对泰达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未能区分对外和对内的不同，导致作出错误认定。1．如认定陶青为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则泰达公司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而非一人有限公司。根据权利外观主义原则，泰达公司的工商登记为刘寿萍和徐某某，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以此主张权利，泰达公司不是一人有限公司，陶青据此追加刘寿萍为被执行人没有依据。2．如认定陶青不是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则陶青和刘寿萍为泰达公司股东，同样不是一人有限公司。根据本案的事实，陶青系泰达公司的股东，应认定泰达公司不是一人有限公司，理由如下：（1）陶青自认泰达股东。1319号案件审理中，陶青在起诉状诉称：“2014年11月份，原告经李某某介绍认识刘寿萍，刘寿萍承诺双方合作成立泰达公司。刘寿萍投资1200万，占股60%，陶青投入800万，占股40%。刘寿萍也向陶青出具投资意向书，自2015年，陶青一共投资819万。”2016年6月1日笔录第12页：“庭审中陶青对泰达举证的公安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虽然陶青自认是股东，但工商登记中并没有明确登记，所以不能证明陶青是股东。”2016年8月11日庭审笔录第3页：“陶青对泰达举证的对会计苏某、缪某某的询问笔录质证为：真实性无异议，苏某、缪某某陈述陶青是股东，但陶青认为没有发生矛盾前，泰达员工都是这么认为的，发生纠纷后才知道陶青不是股东。”（2017）苏0703民初773号（以下简称773号）案件，2017年7月20日笔录（2页）审：被告，陶青是不是原告股东？被一代（注：陶青）：开始说是股东，工商登记上不是股东。综上，依据最高院证据规定第74条之规定，陶青在起诉状、庭审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其股东身份。（2）生效判决认定陶青系泰达股东。773号判决作出时间为2017年7月21日，系在1319号判决（2016年12月13日）作出之后并发生法律效力，773号判决审理查明中认定事实如下：“陶青系原告泰达公司的实际股东，被告缪某某系陶青在泰达公司的股东代表兼材料科科长。被告陶青与缪某某系连襟关系，被告李某某系陶青、缪某某子舅。因陶青与原告泰达公司的另一名股东刘寿萍产生经济纠纷……”（3）陶青实际行使股东权益，系泰达股东。陶青在1319号案起诉状中诉称：“后被告泰达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原告方所派的人员，采用排挤、威胁等手段，逼迫原告方人员离开公司。”陶青在1319号案2017年6月1日的笔录中认可公安笔录的真实性，认为虽然陶青认可自己是股东，但工商登记没有登记。陶青对泰达公司举证的陶青投资款明细及票据，质证意见为：证实了陶青的投资款，双方在经营的过程中发生了矛盾，所以泰达没有把陶青在发生矛盾期间的一些票据入账。泰达公司举证了对缪某某的聘书，陶青认为：前期缪某某确实在泰达公司工作，但是后来刘寿萍采取排挤、打压的手段致使缪某某无法在该公司工作，这也是双方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泰达公司的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员工对此事实均予以认可，实际上陶青以股东身份参与了公司的经营，在泰达公司行使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依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7条，陶青自认是股东，泰达公司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亦认可其股东身份，且陶青行使了股东权利，泰达公司为刘寿萍和陶青出资的有限公司。依据上述意见第28条泰达公司认可陶青的股东身份且陶青行使了股东权利，故陶青为泰达公司股东。综上，无论陶青身份是公司以外的第三人还是非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都得不出泰达公司是一人有限公司结论。三、执行裁定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19条追加刘寿萍为被执行人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执行裁定认为：“5、在设立泰达公司时，刘寿萍认缴注册资金2970万元，认缴期限30年。在依法正常经营时注册资金可以在30年内缴纳完毕，但当泰达公司正常经营出现异常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注册资金认缴人应当提前缴纳注册资金以便偿还债务。”《变更、追加规定》第19条适用的前提是“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首先，刘寿萍未违反合同约定和公司章程约定。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司自行公示的年度报告显示，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的实缴时间为2045年2月5日，认缴期限还未到期，其出资义务尚未达履行条件，不应认定其“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其次，基于公司章程的公示性。股东已经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包括债权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公示了认缴资本的实缴时间，债权人在此情况下与公司交易，知道或应当知道股东实缴时间尚未到期的实际情况，在其债权得不到清偿时又要求股东提前到资，构成对股东期限利益的违反，不具有正当性。再次，司法实务中也不适用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不能支持债权人的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请求权。四、执行裁定描述的其他追加事由违反了执行追加当事人法定主义原则。执行裁定其他追加以刘寿萍为被执行人的理由为存在虚假转让股权、逃避债务承担、转让相关股权等规避执行的行为。对此，刘寿萍认为：执行追加当事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执行裁定描述的内容不是司法解释规定可以追加的情形；裁定依据的法律司法解释和本院认为中认定的内容无关。五、泰达公司目前正常经营，生效文书确定的款项应当予以冲抵。泰达公司起诉陶青等人返还财物一案中，法院在773号判决中判决陶青、缪某某、李某某十日内连带将搅拌车六台、装载机一台及搅拌楼上的两个主机返还给泰达公司以及陶青等人连带给付泰达公司六台混凝土搅拌车的租金损失，租金自2016年3月1日起至被告实际返还搅拌车之日按照每日2400元，至今已有约300余万租金费用，应依法予以冲抵。综上，泰达公司有足够偿还被告陶青投资款能力，完全没有必要追加刘寿萍个人作为被执行人。被告陶青辩称，1.本案中刘寿萍将对泰达公司的出资期限约定至2045年，在公司成立至今没有向公司履行过出资义务，属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在此情形下，刘寿萍却将自己持有的99%的股权以及自己控制的徐某某1%的股权转让给吴某，且吴某是其表妹，具有关联关系，在吴某持有属于刘寿萍100%股权期间，刘寿萍再次指使吴某将持有的100%股权转让给屠某某，后又转让5%给李某。经过执行法官做笔录询问，刘寿萍均表明转让股权没有款项来往。刘寿萍的上述行为已经违背了其向泰达公司出资并以出资对外承担责任的承诺，同时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19条规定的情形，18号之一执行裁定追加刘寿萍为案件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2.对于刘寿萍主张其出资期限未到的问题，结合公司法相关法律精神并综合本案具体案情，应认定刘寿萍的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理由如下：首先，公司法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该义务为法定义务。目前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度，股东可以自主约定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但股东的出资义务只是暂缓缴纳，而非永久免除。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2条规定及公司法第26条、第80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包括已经缴纳的部分出资和认缴后尚未到期的出资。本案中作为执行依据的1319号民事判决所涉出资纠纷以及案件的诉讼审理，均发生在刘寿萍实际经营泰达公司期间。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尚未缴足出资的股东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8条第一款的规定，刘寿萍存在未履行出资即转让股权的情形。3.刘寿萍成立泰达公司的章程对出资时间的约定和公司实际经营时间的约定违反了公司法立法精神，存在恶意规避股东应该出资，对外承担责任的承诺。根据泰达公司成立之初的章程22条约定公司经营期限为30年，同时作为股东刘寿萍的出资约定，也就是从公司成立后的30年，即2045年出资。上述两项约定是为了规避股东的出资义务和出资对外承担责任的承诺，对此，应该认定刘寿萍的出资加速到期。4.泰达公司实质是刘寿萍的一人公司，在股东不能证明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的情况下，应该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经申请人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应该支持申请人的追加申请。首先，刘寿萍一人控制下的一人公司泰达公司存在规避执行的行为。答辩人已经举证证明，1319号案件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6年4月25日。根据省高院关于规避执行认定的规定，在诉讼开始前一年之内被执行人泰达公司将自己的债权、现金、资产分别向刘寿萍、驰某公司无偿转让共计730万多元，构成事实上的规避执行行为。其次，刘寿萍作为泰达公司的一人股东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根据《变更、追加规定》第20条，申请人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该支持。综上所述，刘寿萍作为被执行人泰达公司的股东，在泰达公司资产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因刘寿萍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应该追加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不予追加被执行人的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泰达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3日，本院对原告陶青诉被告泰达公司、刘寿萍、徐某某、吴某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作出（2016）苏0703民初131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连云港泰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陶青投资款6865000元。二、驳回原告陶青的其他诉讼请求。”根据陶青的申请，本院于2017年5月5日立案强制执行，案号为（2017）苏0703执1066号。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因查明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本院于同年11月3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9年2月22日，陶青向本院申请追加刘寿萍为（2017）苏0703执1066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称：该案已经立案执行，经法院调查泰达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泰达公司设立日期2015年3月9日，法定代表人刘寿萍，注册资本3000万元，刘寿萍认缴出资金额297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45年2月5日。2016年3月4日刘寿萍为了躲避债务，将其持有的泰达公司的99%股权转让给吴某。根据《公司法》第2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3条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刘寿萍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严重侵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刘寿萍在诉讼过程中，其作为泰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原属于泰达公司的债权转移给驰某公司所有，且将属于泰达公司所有的700多万的债权转移自己名下。根据《变更、追加规定》第19条规定，申请追加刘寿萍为本案被执行人。本院于2019年4月9日作出（2019）苏0703执异18号之一执行裁定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分析，应当追加刘寿萍为本案的被执行人，理由：1.泰达公司名义上是刘寿萍和徐某某共同持股，实际上徐某某是代刘寿萍持股，应认定泰达公司系刘寿萍个人独资企业。2.刘寿萍与陶青因投资问题产生争议后，名义上是为了其投资的驰某公司信用不受影响，实际上通过虚假转让股权，从而逃避债务承担。3.刘寿萍将泰达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其个人出资的驰某公司享有并向有关债务人主张权利；同时刘寿萍还将泰达公司享有的债权工程款5928204元转移到个人名下，导致个人财产与泰达公司财产混同。4.刘寿萍应当将其以出资的车辆及时转移登记至泰达公司名下，却没有转移登记并交付。5.在设立泰达公司时，刘寿萍认缴注册资金2970万元，认缴期限30年。在依法正常经营时注册资金可以在30年缴纳完毕，但当泰达公司经营出现异常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注册资金认缴人应当提前缴纳注册资金以便偿还债务。刘寿萍在没有缴纳注册资金情况下无偿转让泰达公司股权，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泰达公司现有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而刘寿萍作为泰达公司唯一股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泰达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的财产，申请人申请追加刘寿萍为本案的被执行人，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之规定，裁定：追加刘寿萍为（2017）苏0703执1066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刘寿萍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泰达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载明：泰达公司设立日期2015年3月9日，法定代表人刘寿萍，注册资本3000万元，股东为刘寿萍和徐某某，其中刘寿萍认缴出资额2970万元，徐某某认缴出资额3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45年2月5日。2016年3月4日刘寿萍、徐某某分别将各自99%股权计2970万元认缴出资额、1%股权计30万元认缴出资额转让给吴某，同年3月7日办理工商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7年1月17日吴某将其持有的泰达公司100%股权以人民币0元的价格转让给屠某某，并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2017年3月8日屠某某将其持有的泰达公司5%股权以0元价格转让给李某，同日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019年5月5日屠某某将其持有的泰达公司95%股权以0元价格转让给李某，同年5月10日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20年1月19日，泰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霍某某。上述事实，有（2016）苏0703民初1319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2017）苏0703民初773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公司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泰达公司工商登记材料、（2020）苏07民终966号民事裁定书、连云港市驰达实业有限公司企业状态查询表及公司章程、（2017）苏0703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谈话笔录、支付泰达公司工程款明细、收据、收条、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债权确认单、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撤诉申请书、（2017）苏0703民初139号民事裁定书、立案登记表、申请执行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当事人与1319号案件的当事人并不相同，且两案的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也均不同，故本案刘寿萍的起诉与1319号案不构成重复诉讼，本院对刘寿萍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刘寿萍是否存在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所认缴的出资额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泰达公司原股东刘寿萍的认缴出资期限截至2045年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享有出资的“期限利益”，公司债权人在与公司进行交易时有机会在审查公司股东出资时间等信用信息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是否与公司进行交易，债权人决定交易即应受股东出资时间的约束。本案中，刘寿萍转让股权时，所认缴股权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且陶青并未举证证明其基于刘寿萍的意思表示或实际行为并对上述股东的特定出资期限产生确认或信赖,又基于上述确认或信赖与泰达公司产生债权债务关系。陶青关于刘寿萍的出资加速到期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陶青提出刘寿萍作为泰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原属于泰达公司的债权转移给驰某公司所有，且将属于泰达公司所有的700多万的债权转移自己名下，故应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九条追加刘寿萍为被执行人的主张，本院认为，追加执行案件被执行人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司法解释规定。陶青主张的上述情形不符合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结合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泰达公司登记的公司类型多次变更，股权也几经转让，陶青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可以追加刘寿萍为被执行人的情形。如陶青认为刘寿萍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情形，可通过其他司法途径主张权利。关于刘寿萍提出的18号之一执行裁定的法律适用问题，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畴，本案不予涉理。综上所述，原告刘寿萍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不得追加被申请人刘寿萍为被执行人。案件受理费59855元，由被告陶青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9855元。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苍梧支行，账号：1044××××9094（上诉人将上诉费交款凭证连同上诉状一并交于本院）。审 判 长  刘楠楠人民陪审员  刘道根人民陪审员  金立荣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孙松林法律条文及上诉须知附录一、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第五十七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适用本节规定；本节没有规定的，适用本章第一节、第二节的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三条被申请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理由成立的，判决不得变更、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诉讼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被申请人争议范围内的财产进行处分。申请人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法信超链：裁判2121篇×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二、上诉须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现将有关上诉事项告知如下：当事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上诉及相关权利、义务。上诉人上诉时未交纳上诉费的，应自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同时将缴款凭证提交本院。逾期未交纳或者未将交纳凭证提交本院，亦未提出司法求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求助未获批准的，本院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上诉须知与《催交上诉费通知》具有同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