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4829号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原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111号。法定代表人：周学君。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显扬，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豫，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109号之9达宝广场901部位。投资人：邹利平。被告：吕海发（同系被告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邹利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男，汉族，1960年2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告：邹利平，男，汉族，1984年3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龙川县。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与被告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聚善中心）、吕海发、邹利平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显扬、陈嘉豫，同为被告聚善中心、邹利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被告吕海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聚善中心立即向原告返还代为管理的人体器官获取经费余额人民币3506176.33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自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利息以3506176.3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为人民币205866.12元；自2019年8月20日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止，利息以3506176.33元为基数按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决被告吕海发、邹利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聚善中心、吕海发、邹利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8月2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要求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成立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以下简称OPO)。2013年9月30日，广东省卫生计生委颁布《关于做好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工作的通知》，确认成立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联合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但是，以上规定试行期间，并未就人体器官获取经费的收支管理作出规定，处于立法空白状态。在人体器官获取医疗收费立法缺失的情况下，为积极满足患者的器官移植需求，同时保障相关工作稳定有序开展，原告的前身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下称“总医院”）与被告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聚善中心”）的投资人吕海发商定，由总医院委托聚善中心代为管理人体器官获取经费的收支。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管协议，但一致约定：在委托代管期间，聚善中心不收取管理费；因管理经费收支而产生的员工工资、办公设备采购费、场地租金及物业费列为人体器官获取经费的支出；在委托代管终止后，聚善中心向总医院返还人体器官获取经费的结余款、资料、办公等设施设备。2014年10月，总医院与聚善中心开展合作。2016年4月，因聚善中心多次迟延报账付款、拖欠运作费用和员工工资，总医院决定不再委托聚善中心收取经费，并要求聚善中心返还结余款。2017年底，总医院的相关工作已无法进行，向聚善中心提出终止合作，并再次要求其返还结余款及设施设备。2018年5月，双方正式终止合作，聚善中心将相关设施设备移交给总医院，但拒绝返还结余款，原告多次催收未果。经核算，双方确认人体器官获取经费总收入8750000元，总支出5243823.67元，结余3506176.33元。2019年1月1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人体捐献器宫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人体器官获取经费收支应当纳入OPO所在医疗机构统一管理，有效解决了规定试行期间的立法缺失问题。2019年上半年，军队审计工作组对器官捐献项目进行了审计，审计机关要求总医院限期追回结余款3506176.33元。总医院通过口头、书面、会议约谈等方式要求聚善中心及吕海发返还结余款，但均无实际效果。近日，总医院发现，聚善中心和吕海发在2018年4月25日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聚善中心的投资人在2018年4月26日发生变更，从吕海发变更为邹利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根据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聚善中心逾期返还结余款已严重违反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总医院依法依约有权要求聚善中心立即返还代为管理的人体器官获取经费，并要求其赔偿损失。因聚善中心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不具备清偿债务的能力，总医院有权要求委托代管期间聚善中心的投资人吕海发以及现投资人邹利平对聚善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共同辩称：原告总医院是不正当的原告！聚善中心从来没有和总医院合作过，总医院更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能证明双方合作过，完全是空口说白话，因此更不存在合同纠纷，更没有理由把吕海发列为被告和连带责任人，因此总医院是不正当的原告。1、总医院前身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从未与聚善中心的原投资人吕海发商定过：“由总医院委托聚善中心代为管理人体器官获取的经费的收支。”这就是总医院提供不出签订书面代管协议的原因，总医院没有提供合法证据，完全是凭空捏造。所以总医院与聚善中心根本不存在合同，更不存在合同纠纷，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总医院的所有毫无根据，随意捏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判决总医院是不正当的原告。2、总医院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医院，有收、付款和开发票的资质和能力，比聚善中心的能力和实力强大很多，为何要舍近求远和聚善中心合作？这根本就是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的事情！所以总医院和聚善中心根本不可能存在代收代付合作，更不存在合同纠纷。3、事实真相还原1，根据“关于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与GHOPO组织合作事宜的情况说明”，是应GHOPO主任霍枫的请求，知情人-聚善中心原投资人吕海发和GHOPO主任霍枫双方就聚善中心和GHOPO合作事宜经过做以说明，双方有签字和按手印，以此为准。而0P0(中文名称是：人体器官获取组织）是设立在中国红十字会下的专门独立组织机构，不隶属于各医院，更与总医院无关。说明内容如下：2014年吕海发准备投资做血管、组织保存方面的研究(血管组织库），以填补国内医学这方面空白，造福中国人民，于是在2014年9月4日成立了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并找到当时在国内这方面比较著名的专家霍枫主任，希望听一听霍枫主任的意见，霍枫主任挺支持，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内提供一些帮助。在交谈中他提出GHOPO组织现在遇到一些困惑，受相关政策影响，受财务管理制度制约，开展器官捐献与获取工作十分困难，主要是因为业务特殊，很多费用无法处理，他向吕海发介绍GHOPO组织隶属于广东红十字会下边0P0组织的，是其中一个OPO组织，是几家医院的移植科室联合组织（据吕海发回忆他当时讲包括广州军区总医院、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他讲GHOPO不是总医院的机构，以前是总医院帮GHOPO代收代付，钱是GHOPO的，现在总医院不愿意代收代付，报销十分困难，正在寻找第三方机构来提供帮助，问吕海发能不能帮助，吕海发就咨询了他有关事项的合法性。他向吕海发提供了（1)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国卫医发【2013】11号。（2)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问价国卫办医发【2013】37号。（3)广东省卫生和计划委员会：粤卫办函【2013】260号三个文件，向吕海发说明合法性，吕海发考虑这事是利国利民的事情，解决很多危重病人的救治，又是合法的，就以做善事的心态，表示聚善中心可以帮助GHOPO组织解决这方面的困难。也就是从2014年10月份开始聚善中心帮GHOPO代收代付款项并记账，GHOPO组织业务由GHOPO组织自己管理，吕海发没有参与GHOPO业务和管理，吕海发也没有收取管理费。没有拿一分钱工资，也没有报销过一分钱。完全是出于慈善和为救治更多危重病人的良好愿望出发！聚善中心的企业名称是吕海发所起，可以说明吕海发发自内心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医疗健康事业贡献力量的强烈心愿！这也说明聚善中心合作对象是GHOPO。而非总医院。总医院作为事实还原真相2:聚善中心是GHOPO和西班牙专家三方合作，与总医院毫无关系，见合作签字仪式照片、GHOPO做的宣传册、合作协议。聚善中心的合作对象是GHOPO组织和西班牙专家，而GHOPO是广东省红十字会下属专业的机构，而且是多家医院移植中心的联合机构，还有西班牙专家，非总医院的机构。所以聚善中心与总医院不存在合同和合作，更不存在合同纠纷，GHOPO和总医院考两个不同的各自独立的机构和法律主体，总医院做为原告起诉聚善中和原投资人吕海发是不合法的和毫无道理的，是不正当的原告。二、聚善中心与GHOPO合作终止：（1)、聚善中心和GHOPO从合作开始吕海发一直就没有参与、也没有过问，直到2015年底看财务给的报表，才发现GHOPO很多费用没有发票，因此害怕留有后遗症，并于2016年4月终止替GH0P0代收和代付器官获取经费，但原来余留的资金继续帮GH0P0代付仅限于GH0P0员工的工资、社保、租金、水电费、出差、交通等费用报销，直到2018年5月与GH0P0全面终止合作，见“关于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与GH0P0组织合作事宜的情况说明”附件：GH0P0组织经费明细账。所以聚善中心根本没有和总医院合作过，更不存在总医院说的：“2016年4月，2017年底，总医院向聚善中心提出合作终止，并要求聚善中心返还结余款及设施设备之事情。”完全是捏造事实！按照法律谁提出谁举证的规定，请总医院提出有关证据。提不出相关证据，就进一步证明总医院是不正当的原告。三、从20l8年4月I7日起，聚善中心原投资人吕海发和现在投资人邹利平签订聚善中心转让协议书起，吕海发不再是聚善中心投资人和不再承担聚善中心的任何责任、债权、债务、业务。2018年4月17日聚善中心原投资人吕海发和现投资人邹利平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协议三：至2018年4月17日止，本企业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转让双方均已认可，从2018年4月17日起受让方成为本企业的出资人。协议四：转让方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企业出资人，不得再以本企业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如二中所述，聚善中心与GHOPO是在2018年5月份因双方合作不顺畅终止合作的，是在2018年4月17日吕海发不是投资人的之后终止合作的。吕海发没有权利参与，双方怎么终止、怎么清算和债务问题、法律问题不再是吕海发应承担的责任。把聚善中心原投资人吕海发列为被告和连带责任人，是不合法的和没有道理的。四、至于聚善原投资人吕海发只是作为知情人应GHOPO和其主任霍枫之邀对聚善中心和GHOPO合作事宜做个说明，聚善中心原投资人吕海发是出于一种善意，做为知情人特以说明，而不是作为应承担责任的依据。如果以此说明为依据把聚善中心原投资人吕海发列为被告。所以，总医院不仅是不正当原告，起诉聚善中心是荒唐和没有法律依据的，把吕海发做为被告更是没有理由和法律依据！五、其他知情的情况证明：至于聚善中心和GHOPO合作结余的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九条：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财产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清偿：（一）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其他债务。2019年7月26日经聚善中心委托有税务清算和审核资质和注册税务师的第三方机构广州易千洵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聚善中心的应纳税务和滞纳金进行了清税。并于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广州易千洵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聚善中心清税咨询鉴证报告证据后，聚善中心向霍枫主任移交了两份上述报告。这样聚善中心在2018年5月和GHOPO彻底终止合作结余款3506176.33元，减去聚善中心应纳税1954327.94元，应缴税滞纳金14l8339.84元（截止2019年7月31日），合计应缴税：3372697.78，减去第三方有资质的税务清算机构广州易千洵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税务清算费用30000元，还余103478.55元。而这款是应归GHOPO的，这笔款的去向聚善中心也只会按照双方确认的金额，和GHOPO主任霍枫提供的合法账号打款。所以总医院起诉聚善中心要求支付余额3506176.33元和以此为基数的利息是不合法的：1、聚善中心和总医院是不存在合作关系，总医院是不正当的原告。2、按照法律纳税在先，清偿GHOPO余款103478.55在后。但应缴滞纳金1418339.84元（是截止2019年7月31日）从2019年8月1日至今的滞纳金未包含，103478.55元是否够从2019年8月1日至今的税务滞纳金？因为在2019年8月27日税务清算报告交给霍枫主任后，吕海发受托曾向霍枫主任转达聚善中心现投资人邹利平要注销聚善中心，要开始办理注销和清税、纳税事宜，并按规定销毁公章，霍枫主任说现在先不要让邹利平清税、纳税、注销和销毁公章，等他得到总医院和上级意见后再做，2019年11月8日16:30吕海发在微信再次催霍枫主任，霍枫主任回答：“医院这边在等上级回复，等有了结果我告诉你”！聚善中心至今都未收到霍枫主任的回复！从2019年8月1日至今，因霍枫主任要求先不要清偿税务、注销公司、和销毁公章，导致聚善中心滞纳金继续增加，由谁承担？余款103478.55元够吗？六、总医院民事起诉状中第三页说，近日，总医院发现，聚善中心和吕海发在2018年4月25日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原因：是因为二零一七年八月九日（2017)年粤0104民初8096号判决书，和（2017)粤01民终19892号判决书关于聚善中心与广州倍立思仪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方提供的这起案件也与本案无关。原告提交的证据《关于我院器官获取组织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是其内部的文件，三被告非原告的工作人员，故该文件对三被告没有约束力。原告的证据聚善移植经费收支明细账是我方与OPO组织的结算确认，与原告没有关系。被告吕海发辩称，同意三被告上述答辩意见。另外补充:1、在聚善中心在与OPO（人体器官捐献中心）组织合作期间，我没有参与，所以没有相应的权利。2、在聚善中心与OPO合作过程中，我没有拿过工资及管理费，完全是作为慈善为国家医学发展提供服务。3、关于吕海发代表聚善中心写的情况说明和结算明细，是受聚善中心和法人的委托来制作的，吕海发与聚善中心和邹利平没有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当时是为了对避免对霍枫主任造成不良的影响和对总院领导造成困惑，所以以善意的出发点出发的，吕海发完全可以不管这件事情，不能因为吕海发的善意而把吕海发作为被告，于情于理于法都是错误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9月29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工作的通知》（粤卫办[2013]260号），通知内容：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的通知》（国卫医发[2013]11号，以下简称《规定》）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强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3〕16号）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经申报和确认，全省共成立6家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分别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联合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等。庭审中，原告称其作为医疗机构，从器官捐献者获取器官之后涉及到器官的保存以及捐献者的丧葬工作，这些开支均由医疗机构来支出，成本较巨大，所以按照国内多家医疗机构开支器官移植活动的做法，器官接受者在获取适配器官之后会向医疗机构交纳器官获取费。而我国的器官移植立法最早在2013年，但仅是对器官移植程序作了规定，没有涉及器官移植工作中的医疗成本、费用如何处理。据此，原告早期开展的器官移植工作收取医疗成本费用的依据比较欠缺，故原告就决定找第三方机构代为收取和管理这些费用，以确保器官移植工作正常开展。2014年10月起，原告名下所在的OPO委托被告聚善中心对人体器官获取的经费进行管理，双方就此业务没有签订书面协议。至2016年4月，原告不再委托被告聚善中心收取人体器官获取的款项。2018年5月双方正式终止合作。庭审中，被告聚善中心则称其管理的费用是属于OPO组织而非原告所有。2019年1月1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其中第二十条规定：人体器官获取经费收支应当纳入OPO所在医疗机构统一管理。……。2019年4月28日，原告南部战区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霍枫与被告吕海发就原告名下的GHOPO组织在委托被告聚善中心管理经费期间购买的资产进行了移交。2019年6月10日，被告吕海发与霍枫在日期自2014年10月至2018年3月聚善移植经费收支明细账（实收代付）中签名，确认结余款为3506176.33元人民币。同日，被告聚善中心与吕海发作出《关于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与GHOPO组织合作事宜的说明》，内容载明：被告吕海发称其在2014年准备投资一笔资金做血管、组织保存方面的研究（血管组织库），于是在2014年9月4日成立了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并找到霍枫主任，希望听一听霍枫主任的意见……。在交谈中他提出GHOPO组织现在遇到一些困惑，受相关政策影响、受财务管理制度制约，开展器官捐献与获取工作十分困难。主要是因为业务特殊，很多费用无法处理，以前是广州军区总医院财务科对此进行管理，广州军区总医院现在不同意收费，报销也十分困难。他们希望寻找第三方机构来提供帮助。我当即表示聚善中心可以帮助GHOPO组织解决这方面的困难。从2014年10月份开始，我中心帮GHOPO收付款项并记账，GHOPO具体业务由GHOPO自己管理；我也没有收取管理费。到了2016年4月份双方决定不再合作，聚善中心不再接受GHOPO业务和其他移植医院的款项；截止2016年4月底合作终止时，账面上与广州总医院有关的费用结余6134387.04元；其中3000000是应付代付其他医院的资金；到2018年5月，账面还剩3506176.33元人民币，霍枫主任要求把结余款打到广州军区总医院账户。2019年7月15日，被告聚善中心、吕海发向原告作出《关于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与GHOPO组织合作事宜的说明》: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从2014年10月份开始，帮收GHOPO收付项款并记账，截止2018年5月底完全停止合作，经军委审计组审计确认总的收入8750000元，总支出5243823.667元，结余3506176.33元。当时没有计算按国家税务规定的应纳税额。为了不遗留后遗问题，因此，目前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聘请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军委审计组审计通过的数据进行税务审计。我国税务征收计算办法比较复杂，所以审计需要一个过程，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给的时间，大约在7月25日左右可以审计完。在税务审计完成后，把3506176.33元减去应纳税额的余款打入贵医院。2019年7月17日，原告向被告聚善中心和吕海发发函，以军队审计工作组认定被告聚善中心从2014年10月至2018年4月收取广州总医院联合OPO相关的人体器官获取成本费用，期间除去有关支出费用和移交给医院的相关设备及血管组织外，尚有结余款350.62万元一直未归还，要求被告聚善中心接到此函之时至7月30日前，将上述结余款归还原告。被告聚善中心和吕海发于同日收到该函。被告则以有关应纳税款还在核算，余款应扣减应交税还有部分会计事务所费用后才能知道确定余额为由没有交付。2019年7月26日上午，包括南部战区总医院卫勤部副部长王蜀燕、南部战区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霍枫、南部战区总医院外科教授、聚善中心总经理吕海发、广州传信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邓杰在南部战区总医院召开了一个会议，形成了一份《会议纪要》，纪要内容：会议就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待归还南部战区总医院（以下简称南总）的一笔350.62万元结余款事宜进行了沟通。形成会议纪要如下：一、南总霍枫主任通报军队审计工作组审计意见：研究中心为原广州军区联合OPO代为收取器官移植有关费用，双方已于2018年5月完全停止合作，研究中心共收取870万元，除去成本费用及运营开支，目前共结余350.62万元。请研究中心尽快归还结余款。二、研究中心吕海发总经理表示，该中心是一家私营企业，作为独立法人进行商业活动，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剩余款项尚需补充缴纳税款.特委托广州传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进行税务审计，扣除相应税款后归还结余款。三、事务所邓杰副所长表示，受研究中心委托，事务所对上述收支款项进行审计，由于该收支款项已经军队审计工作组审计，事务所仅对该款项涉及的税务进行审计，完成税务审计报告后尽快呈交研究中心。四、南总王蜀燕副部长指出：军队审计工作组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财务审计，形成了完整的审计报告。霍枫主任前期已将审计报告有关情况通报给研究中心，请研究中心尽快归还结余款项。该款项是否涉及相应税款,研究中心请了事务所进行审计，我方没意见。希望尽快完成相关审计报告。2019年8月29日，被告聚善中心和吕海发向原告作出《关于广州聚善移植医学研究中心与GHOPO合作结余款项、及按国家税法应缴税款的情况说明》，以代管期间产生税费和滞纳金以及审计费用合计3392667.78元，扣除后结余款为113508.55元，待原告和军队审计工作组对上述款项确认后，由研究中心将113508.55元打入原告账户。因双方就上述结余款项的归还协商不成。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予以立案受理。另查明，被告聚善中心是被告吕海发于2014年9月4日投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8年4月17日，被告吕海发将被告聚善中心转让给被告邹利平，转让金为500万元。现被告聚善中心的投资人登记为被告邹利平。本院认为，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系具有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资质，同时，根据原、被告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和双方当庭的陈述，足以证实被告聚善中心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委托收取人体器官获取的经费并对这些经费收支进行管理。现原告就委托管理的经费与被告聚善中心发生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据此，被告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不是适格的原告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被告聚善中心自2014年10月至2018年5月期间受原告委托管理人体器官获取的经费。现委托管理经费的期限已经届满，对剩余的经费3506176.33元，现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聚善中心返还并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并无约定逾期返还上述款项需计付利息，且无证据证明原告在起诉前有向被告聚善中心主张过利息，故利息应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即立案之日）起计。个人独资企业不是法人，其民事权利义务由投资人享有和承担，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邹利平对被告聚善中心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据此，在被告吕海发将被告聚善中心转让给被告邹利平的情况下，因原告是基于对原投资人吕海发的信任与之产生联系，故从可预见的角度及防止原投资人吕海发逃避债务的角度看，原告现要求被告吕海发对之前被告聚善中心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至于被告认为结余款项应扣除税费、滞纳金和审计费的问题。因被告并无提交其在管理上述费用期间产生了上述税费和滞纳金并由其向税务机关实际缴纳的情况下，被告就要求在返还的费用中予以扣减没有事实和合同的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故被告自行委托审计产生的审计费用20000元亦要求扣减的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人民币3506176.33元返还给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三、被告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款项的利息【（以3506176.33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3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支付给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三、被告吕海发、邹利平对被告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上述第一、二项判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767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负担2352元，被告广州聚善益植医学研究中心、吕海发、邹利平负担344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传岳人民陪审员  钟穗英人民陪审员  陈海平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张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