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8835号原告：王永强，男，198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国，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淑英，女，194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屈某，女，196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程某，女，201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理人：屈某（程某之母），女，196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屈某、韩淑英、程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伟，山东康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屈某、韩淑英、程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禹孜，山东康桥（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王永强与被告韩淑英、屈某、程某（一并提及时简称三被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永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国，屈某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永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返还王永强垫付的医疗费657,837.28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30日，案外人马某驾驶的小客车沿热阿行驶时单方下路发生翻覆，造成驾驶人马某、乘车人程某1、白某、王永强受伤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后经公安机关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系马某驾驶不当造成，马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程某1、白某、王永强无责任。事发后，程某1先后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医院就诊，后陆续转诊至北京协和医院、朝阳医院、复兴医院、北京博爱医院、廊坊红十字万兴中医医院就医，最终于2017年7月2日死亡。事发后，因王永强与程某1是朋友关系，且共同遭遇事故，王永强出于友情之意，第一时间垫付了抢救费用，帮助联系医院就医，并陆续垫付医疗费75万余元。王永强基于生命第一先行垫付医疗费，但程某1的家人将王永强的好心当成了软弱，不仅不返还王永强垫付的医疗费，反而想让王永强承担更多不应承担的责任。故王永强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三被告辩称，第一，王永强在诉状中陈述的情况不属实，本案的真实情况是：程某1与北京阳光丽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丽和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王永强系朋友关系。2016年9月中下旬，应王永强邀请，程某1加入阳光丽和公司，工资6000元，程某1亲口告知过他妻子屈某。入职后程某1受公司指派前往上庄基地工作，在2016年10月15日，王永强曾向其支付2016年9月中下旬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工资2500元，支付方式为网上银行转账。2016年10月30日9时许，程某1因公出差发生交通事故。程某1先后被王永强送至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朝阳医院、复兴医院进行治疗。在复兴医院治疗过程中，大约在2017年2月，阳光丽和公司拒绝支付后续医疗费，但程某1母亲韩淑英及程某1妻子屈某仍然没有放弃治疗，先后将程某1转至北京博爱医院、廊坊红十字万平中医医院进行康复治疗，三被告垫付近医疗费40多万。2017年7月2日，程某1在康复治疗过程中因抢救无效死亡，并由廊坊红十字万平中医医院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三被告已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2018）京0108民初712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出具的（2019）京01民终1065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确认程某1与阳光丽和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7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二，程某1系因公出差并发生交通事故，医疗费应由阳光丽和公司承担。根据相关病例记载事故发生在出差过程中，以及票据中的交款人显示为阳光丽和公司，可以佐证我方的主张。同时，按王永强所述，仅为垫付，为何不要求三被告出具相应的欠条或书面确认，而且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显与事实不符。第三，王永强不是适格的原告。“王永强通过其本人账户为程某1支付了部分医疗费用”并不代表“王永强本人为程某1支付了部分医疗费用”。王永强支付费用期间，其作为阳光丽和公司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可以代表公司的行为，“王永强本人为程某1支付了部分医疗费用”实际上是阳光丽和公司为其因公出差受伤的员工而支付的费用。第四，退一步讲，即便王永强是适格的当事人，本案的三被告主体不适格。遗产是公民死亡时尚存的个人财产。死亡赔偿金是公民因人身损害事故死亡之后才发生的而不是公民死亡时所遗留的，因此不是遗产。实际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5920号《民事判决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为马某无钱支付，仅仅支付给三被告一点点费用，大部分费用都没有执行。第五，退一步讲，即便王永强是适格的原告，也应该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系不当得利之诉，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是一方当事人受有利益，二是一方当事人受有损失，三是获得利益和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是获得利益无合法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5920号《民事判决书》中，答辩人诉请的医疗费为479,127.79元，法院认定的医疗费为479,127.79元。因为阳光丽和公司拒不提供相关医疗费的原件，三被告无法向马某进行主张，因此三被告并没有任何获利。阳光丽和公司自始至终向三被告承诺医疗费由其公司承担，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后几方产生分歧，阳光丽和公司拒绝继续支付医疗费，阳光丽和公司已经用实际行动证实此费用为其赠与或者为其处理内蒙古出差主动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应该再找任何人主张。综上，王永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三被告请求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依法裁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程某1与屈某系夫妻，程某系二人之女，韩淑英系程某1之母。2016年10月30日9时许，案外人马某驾驶×××号小型普通客车沿热阿线由南向北行驶至57+700公里路段时，车辆单方下路发生翻覆，造成×××号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马某、乘车人程某1、白某、王永强受伤及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因是马某驾驶机动车在有冰雪的道路上行驶，未降低车速，遇紧急情况时，采取措施不当，其行为是发生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原因，认定马某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程某1、白某、王永强无责任。事发后，程某1先后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复兴医院、博爱医院、廊坊红十字万平中医医院进行就医。2017年7月2日，程某1死亡。庭审中，王永强主张共计为程某1垫付医疗费657,837.28元，其中在赤峰克什克腾旗医院花费24,000元、支付急救救护车费用16,000元、北京协和医院花费171,702.01元、在华联超市和协和医院购买物品330元、在康林仁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花费4440元、朝阳医院花费80,062元、为屈某报销医疗费30,000元、护工费1900元、转院救援费219元、医疗器械费1580元、红十字会急救费8492.91元、复兴医院300,380.14元、王永强在阳光丽和公司的同事代王永强看望程某1的花费10,000元、外购药8731.22元。王永强为证明其垫付情况提交王永强名下尾号1839的工商银行账户明细及票据若干。三被告对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根据王永强提交的费用票据，显示：2016年10月30日、31日支付克什克腾旗医院医疗费22,992元，2016年10月31日支付从克什克腾旗医院至北京协和医院的转院救护车费16,000元（姓名处记载为阳光丽和公司），2016年11月1日-25日支付协和医院医疗费185,939.5元，2016年11月25日支付协和医院转院至朝阳医院的救护车费219元，2016年11月25日至2016年12月14日支付朝阳医院医疗费74,603.55元，2016年11月18日在北京康林仁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林公司）购买颈托支付2600元，2016年11月25日在北京银发美医疗器械销售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银发美中心）购买鱼跃气垫一包支付1280元，2016年11月25日支付护工费950元，2016年12月14日在银发美中心购买病人用品支付300元，2016年12月22日支付朝阳医院转至复兴医院的救护车费360元，2016年12月22日至2017年1月20日支付复兴医院医疗费300,380.14元。根据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12月6日向*娜转账30,000元。王永强对此称，该笔费用系为垫付程某1的医疗费，包括在朝阳医院的医疗费票据中。庭审中，王永强主张其基于与程某1的朋友关系，因程某1伤势较重，且在双方共同考察合作项目过程中发生的事故，王永强为程某1垫付相关费用，现因王永强并非实际侵权人，其仅为垫付费用，故三被告应予以返还。三被告称，王永强系阳光丽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某1系阳光丽和公司员工，王永强支付费用是代阳光丽和公司承担责任，且马某在（2017）京0108民初45920号案件中称事发时程某1系阳光丽和公司工作人员。经查，2017年9月5日，三被告作为原告起诉案外人马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要求马某及保险公司承担责任。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马某主张事发时程某1系阳光丽和公司工作人员，但阳光丽和公司对此不予认可。2019年7月12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8民初459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马某赔付三被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共计1,412,152元等。经询，王永强称实际侵权人马某与阳光丽和公司或王永强无关，并非公司的工作人员；三被告对此称，马某是王永强的朋友，给阳光丽和公司介绍项目。2017年，三被告作为申请人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淀区劳动仲裁委）申请确认程某1与阳光丽和公司劳动关系。2017年11月16日，海淀区劳动仲裁委作出京海劳人仲[2017]第13231号裁决书，确认程某1与阳光丽和公司在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7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京海劳人仲[2017]第13231号裁决书第三页第二段载明：“阳光丽和公司主张其公司与程某1并未建立劳动关系，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永强向程某1支付2500元系基于此前的合作事项，且2016年10月30日发生交通事故当天系程某1与王永强等朋友一起出游，并非工作原因，王永强基于朋友帮忙的关系才为程某1垫付了医疗费，均非履行职务的公司行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月2日，阳光丽和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三被告，要求确认阳光丽和公司与程某1在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7月2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6日作出（2018）京0108民初7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阳光丽和公司与程某1在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7月2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三被告不服该判决并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京01民终106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京0108民初712号、（2019）京01民终10651号民事判决书在事实查明部分载明：阳光丽和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北京五彩缘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彩缘梦公司）工商信息查询记录，显示程某1曾系该公司的投资人，该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注销。2.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王永强分别于2016年4月15日向程某1汇款25,000元、于2016年5月21日向程某1汇款800元、于2016年5月31日向程某1汇款35,799元、于2016年6月3日向程某1汇款20,000元。3.程某1与王永强微信聊天记录：2016年7月2日程某1向王永强发送文件《2016“战地之王”模拟作战夏令营》；2016年8月18日程某1向王永强微信转账1000元；2016年8月28日程某1向王永强发送其名下招商银行卡号；2016年10月24日程某1向王永强发送文件《合作合同》，并说明“其他业务合作。学生，亲子。业务由阳光谈，和执行。我方只做配合。”；2016年10月24日程某1向王永强发送文件《静之湖酒店报价-新10月（2）》，王永强询问“我们单位怎么加钱”。4.程某1微信朋友圈截屏。显示程某1在朋友圈中发布链接，包括“五彩缘梦军旅夏令营”、2016年7月2日“什么是夏令营”、2016年8月1日“[军事体验夏令营]8.6战地之王模拟作战夏令营”、2016年8月29日“撒花儿部落快乐宝贝中秋夜露营赏月会”、2016年10月25日“我是小战士—走进军营亲子体验活动”。5.电子邮件往来截屏。2016年9月26日程某1与王永强电子邮件往来中显示主题为“Fw：合作合同”，附件为《合作合同》，附件《合作合同》甲乙方均为空白。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通过程某1与王永强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知，程某1的用语区分了“我方”“阳光（丽和）”，并谈及“业务合作”，王永强亦以“我们单位”进行回应，该微信聊天记录发生的时间节点在三被告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在无其他证据佐证及合理解释的情况下，程某1并非向王永强提供劳动，而是以“合作”形式进行沟通，不符合劳动关系中管理和被管理的特征，也无法显示系为阳光丽和公司提供劳动；三被告主张2016年10月15日王永强向程某1支付2500元，该笔款项性质为工资，但在2016年9月20日之前，王永强与程某1之间为合作关系且存在多次款项往来，三被告无证据证明2016年10月15日的该笔款项与此前的款项性质不同。在本案庭审中，三被告主张王永强2016年10月15日向程某1支付的2500元系工资；王永强对此不予认可，称系王永强让程某1代买手机的钱。三被告对此称，在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中，阳光丽和公司主张该笔款项为合作费用，现又陈述为手机费用，前后矛盾。王永强对此称，在劳动仲裁案件过程，未经核实，便做出该回答，与事实有出入。关于本案原告主体问题，王永强称，上述款项均系其个人财产，阳光丽和公司亦同意王永强主张权利。三被告为证明王永强有支付医疗费的义务提交银行流水、2016年10月31日的救护车票据、说明、裁决书、录音等。王永强对前述证明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庭审中，三被告主张上述款项来源于阳光丽和公司，王永强并非本案适格原告。王永强对此称，上述款项均来源于王永强账户，阳光丽和公司亦同意由王永强进行主张。本案法庭辩论结束后，三被告向本庭提交《供应商资格评估表》以证明程某1系阳光丽和公司员工的身份。其中，《供应商资格评估表》显示程某1系阳光丽和公司的业务经理。王永强对此称，2015年，因程某1的五彩缘梦公司没有资质，欲借用阳光丽和公司的资质向中青旅公司进行项目投标。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永强有无为程某1支付医疗费的义务。本案中，三被告辩称程某1与王永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阳光丽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就此已有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即程某1与阳光丽和公司在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7月2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同时，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8民初459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了实际侵权人马某与阳光丽和公司或王永强不存在雇佣关系。根据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生效文书查明的事实，在事发期间，王永强与程某1系合作关系，亦非劳动关系之外的雇佣关系。综上所述，王永强对程某1无支付医疗费的义务，而为程某1垫付了医疗费，程某1受益缺乏法律依据，客观上导致王永强利益受损，程某1负有返还义务，具体数额，由本院根据在王永强处的医疗费票据予以核定，即601,444.19元。该笔债务发生在程某1与屈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用于程某1治疗所需，应作为程某1与屈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屈某应承担连带责任。对王永强要求韩淑英、程某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本院认为，韩淑英、程某作为程某1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在继承程某1遗产的范围内对程某1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三被告抗辩原告并非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本院认为，款项从王永强账户中支出，从形式上，王永强可以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从实际上，即便该笔款项属于阳光丽和公司，阳光丽和公司亦同意由王永强进行主张。故，王永强可作为本案原告向三被告主张权利。关于三被告申请追加阳光丽和公司、马某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申请，鉴于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属于王永强与程某1间的纠纷，故本院对三被告的追加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屈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王永强垫付的医疗费601,444.19元；二、被告韩淑英、程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在继承程某1的遗产范围内返还原告王永强垫付的医疗费601,444.19元；三、驳回原告王永强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78元，减半收取5189元，由原告王永强负担284元（已交纳），被告屈某、韩淑英、程某负担490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 彬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晓明书记员 慕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