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07民初2291号原告：邵同焕，女，1965年5月3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锋，男，1994年2月6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邵同焕之子）。被告：杨国合，男，1955年6月16日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生，男，1982年12月16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被告杨国合之子）。原告邵同焕与被告杨国合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杨红勇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曹鹏、张坤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同焕，被告杨国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同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土地补偿款16000元；2、被告承担此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3年，原告将1994年家庭承包的位于公路边的0.35亩水田临时与被告家庭承包的地名叫“六亩田”0.18亩水田进行互换作稻场用，讲好只是临时换地使用，只换用三年。被告当时也答应了，谁知三年后当原告要求把0.35亩地收回，把0.18亩地归还被告时，被告却一直赖着不把所换之地归还原告。到了2014年，该组把靠路边的土地规划成宅基地，划分给建房户建房使用，建房户按村组规定支付给土地户主一定补偿费。建房户所支付的16400元补偿款，被告以与原告换了地为由强行将款领走，原告多次索要，通过村里调解被告退给原告400元，剩余的16000元被告拒绝退还。由于原、被告互换土地是临时性质，并未把土地经营权流转，建房前的粮食补贴也是由原告领取，所以相应补偿款也应由原告享有，因多次向各级领导反映无果，故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杨国合辩称，本村1994年调整土地后，原告家没有稻场，其丈夫杨大志多次找到我要求换地，1997年左右，两家协商互换了耕地，原告家用来交换的地块当时并未丈量，直接用来交换我家承包的0.27亩“六亩田”用作稻场，且双方约定永久交换，以后不再退换。之后我一直耕种互换来的土地到2014年，2014年原告和村里另外几户需要建房，村里为他们几户建房规划新的宅基地要占用我互换来的土地，因原告与我对这块地的补助有异议，本人不同意征用。后来原告丈夫又找到村里书记、队长出来调解，原告的丈夫签名、摁手印同意该0.35亩土地的补偿款16400元由我得青苗、地皮等补偿款16000元，原告丈夫领取400元，这种情况下才割了我地里的麦子。这16000元补偿款是我应得的，原告诉称不实，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邵同焕与被告杨国合均系襄州区张家集镇王营村××组村民。1994年原、被告所在的王营村××组根据需要对本村的承包地调整后，原告的丈夫杨大志以没有稻场不便农业生产为由找到被告杨国合，要求用其家庭承包的靠近路边的一块约0.35亩的耕地与被告家庭承包的一块称作“六亩田”的耕地进行交换作为稻场使用。杨大志在与被告杨国合口头协商一致后，两家对所承包耕地的经营权进行了互换，截止2014年4月诉争的0.35亩的耕地一直由被告杨国合管理经营。2014年，原告邵同焕及同组的其他几户村民申请建房，王营村××组根据建房户的申请向襄州区张家集镇城建办、土管所等相关部门进行了宅基地规划申报，相关部门审批并施划了宅基地的位置界线。按照新规划的宅基地位置边界除占用本组村民杨定海0.4亩、杨定志0.7亩的耕地外，还将占用原告邵同焕家耕地0.72亩及本案诉争的原告邵同焕家互换给被告杨国合家的0.35亩耕地。按照规划申请建房的村民一户两间宅基地，每户需交纳20000元占地补偿款，同时建房户还应按照每亩1000元的标准另向被占用土地的村民交纳青苗损失费。村组收到该款后，根据占用土地面积的多少将收取的款项平均分配给被占用土地的村民作为耕地占用补偿费用。参照该分配方案，原告家0.72亩耕地应得占地补偿款33148元。另，此批申请建房户中杨定海将宅基地使用指标转让给原告家使用，扣减杨定海应得占地补偿款18410元，杨定海建房还应补齐差额1590元，该差额款与原告家应交占地补偿款20000元相加，原告家占用四间宅基地需交纳占地补偿款21590元，此款与原告家0.72亩耕地应得占地补偿款33148元相互冲减后原告家实际应得占地补偿款为11558元。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为16114元，青苗损失费350元，合计16464元。因原、被告两家为诉争的0.35亩耕地占地补偿款分配问题引发争议导致此批宅基地规划方案无法推进实施。后经村组干部调解，原告丈夫杨大志同意诉争的0.35亩耕地占地补偿款由被告杨国合领取，被告杨国合付原告家400元换地款。2014年4月23日，原告丈夫杨大志、被告杨国合在王营村××组组长张传昌处分别签名、捺印领取了各自的耕地补偿款，其中原告丈夫杨大志领取耕地补偿款11900元（11558元﹢400元＝11958元，零头忽略不计）；被告杨国合领取了本案诉争的0.35亩耕地的补偿款16000元（16464元-400元＝16064元，零头忽略不计）。占地补偿款分配完后，被告在诉争的0.35亩耕地上耕种的小麦被收割，原告家及村里需要建房的其他几户村民按照规划方案在襄州区张家集镇相关部门施划的宅基地位置界线内建造了房屋。2018年杨大志因犯罪被羁押服刑后，原告以耕地补偿款的分配未经其同意为由信访未果，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原、被告用于互换的耕地在2017年前一直没有确权，原、被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原、被告所承包地块确权时间为2017年8月左右，土地确权时因互换的“六亩田”地块小、诉争的0.35亩土地已经规划为宅基地等原因，原、被告所承包地块均不包含互换耕地地块。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原、被告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互换耕地的所有权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双方为方便耕种管理,口头约定互换耕地,并已实际履行多年,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又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应认定合法有效。另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邵同焕诉请判令被告杨国合返还土地补偿款16000元，其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为双方口头约定互换耕地的期限为3年，到期后其要求与被告换回耕地遭到拒绝。但审理中原告既未提交双方存在上述约定的相关证据，亦未举证证明其向被告主张过换回耕地的要求。故对原告陈述双方互换耕地为三年、其到期后主张要求换回耕地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庭审中查明原告丈夫杨大志与被告杨国合早在2014年经村组干部调解，对双方因村民建房所占用双方耕地的占地补偿款已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丈夫杨大志、被告杨国合各自在时任组长张传昌处分别签名、捺印领取了各自应得的耕地补偿款。故诉争的0.35亩耕地的补偿款并非被告杨国合强行领取，原告主张被告强行将换地补偿款领走无证据证明，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及村里其他几户建房户所建房屋能够建造的基础系原、被告对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作出处分，原告丈夫杨大志在时任组长张传昌处分别签名、捺印领取0.72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出于自愿，其在村组干部调解下对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由被告杨国合领取未提出异议，系对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归被告杨国合所得的认可，原告家房屋建造好后数年内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之间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双方对互换土地原享有的承包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应互换……”的规定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及互换耕地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杨国合领取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并无不当。故原告邵同焕主张被告返还诉争的0.35亩耕地的占地补偿款16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同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邵同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红勇审判员  曹 鹏审判员  张 坤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王伟书记员曾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