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383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曲某1，女，1958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上诉人（一审被告）：曲某2，女，196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上诉人（一审被告）：曲某3，男，196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其双，山东德衡（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曲某4，女，1956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曲某5，男，1987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杰，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曲某1、曲某2、曲某3、曲某4因与被上诉人曲某5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1民初1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某1、曲某2、曲某3、曲某4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庭审中曲某1、曲某3、曲某2请求确认闫家疃村××房产属于曲中鼎夫妻所有。事实和理由：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人为何人未达成一致，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应当由人民政府进行确权处理，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2.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涉案房屋系曲天宫夫妻的共同财产，对此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虽提供证人(包括王某、曲某6)证言证明曲天宫参与并购置了涉案房屋部分建筑材料，但其证人均未出庭仅出具了书面证言，上诉人对于其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应当将上述证人证言(包括曲某6的书信、说明)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证人曲某7、曲某8(均出庭)，证明曲中鼎从其处借款用于涉案房屋的建设，所借款项也是由曲中鼎负责偿还，以此说明涉案房屋的建房资金来源于曲中鼎。结合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东江镇闫家疃村委会出具的房屋产权登记表目录中明确记载涉案房屋的户主系曲中鼎，可充分说明曲中鼎系涉案房屋的产权人，而一审法院却认为原告的证据更加充分，其行为明显滥用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已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4.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有曲中鼎签名的声明(时间为2014年5月28日)一份，该声明中仅记载曲中鼎放弃对曲天宫名下坐落于长岛县海港区房屋的继承，编号为(2014)龙证民字第649号公证书也是仅对上述放弃继承声明书做出的见证。关于一审法院判决中所提曲中鼎签名对涉案房屋由曲天宫处分给曲某5无异议的声明，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见到该证据。即使上述声明有曲中鼎的签字，但曲中鼎在上述两份声明上签字时已患有胃癌并多次住院治疗，出院后精神意识已模糊不清，其签字已无法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所做的声明也应当是无效的，一审法院在未查清声明有效性的前提下采纳该证据的做法是错误的，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5.涉案房屋于2011年拆迁时，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曲中鼎因一氧化碳中毒无法亲自参与涉案房屋拆迁，故其委托身在烟台的曲天宫代为签订所有手续，从2011年7月29日顺序号为188号的《搬迁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可看出是以产权证明为基础确认房屋建筑面积，而涉案房屋产权证明只有东江镇闫家疃村委会出具的房屋产权登记表目录，而该目录上的产权人为曲中鼎。从法律上讲，只有房屋的产权人有权签署补偿协议，故曲天宫实为以代理人的身份签署补偿协议。至于曲天宫未在补偿协议代理人处签名，可以说是协议方东莱街道闫家疃村民委员会审查疏漏，不能以此证明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为曲天宫。本院审理中补充上诉请求：请求确认闫家疃村××房产属于曲中鼎夫妻所有。被上诉人曲某5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曲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位于龙口市东门牌号为××的房产属于原告。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龙口市东门牌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605401元归原告所有。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原告称龙口市东门牌号××房屋系其父母曲天宫、崔秀英共同建造，因为当时和邻居有纠纷，所以房产证和土地证一直未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应为曲天宫和崔秀英。被告对此不认可，称涉案房屋为曲中鼎和曲某4、曲某1共同建造，四被告共同偿还外债，房屋所有权人应为曲中鼎夫妻、四被告、曲天宫共同共有。原、被告关于涉案房屋权属的争议，是本案遗嘱继承应当首先认定的事实，只有明确了涉案房屋的权属，才能确定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进而确定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对此，法院对双方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第一，原告提交的曲天宫、崔秀英户口本复印件、长岛县南长山镇南城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时任南城村书记石永生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崔秀英于1981年曾将户口从长岛县迁至龙口市东江乡闫家疃村，后又于1984年迁回长岛县，这与双方陈述的曲天宫夫妻在房屋建好后居住3年的事实相吻合。原告称将崔秀英和曲莉丽的户口迁回闫家疃村就是为了以曲天宫夫妻的名义申请宅基地建造涉案房屋，被告对此不认可，称涉案房屋宅基地是以被告曲某3的名义申请的，但被告曲某3又称其在婚后在闫家疃村又申请一处宅基地建房，这与农村一户一宅的政策相矛盾。对于涉案房屋的宅基地是以谁的名义审批的事实，双方均未能提供涉案房屋的宅基地审批表，法院亦无从查证，仅能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第二，原告提供的证人王某的视频录像和书面证言，能说明建造涉案房屋时曲天宫参与并购置了部分建筑材料，还找了朋友去帮忙。被告提供的证人曲某7、曲某8的证言以及王太发、曲士清的视频录像，能说明建造涉案房屋时曲中鼎参与并购置了部分材料，家里其他人和亲戚朋友帮忙。但双方均未举出充分的证据证实建房的全部资金来源，以及房屋是为谁建的。而证人曲某7作证时陈述当初曲中鼎为建房向其借钱时，称为曲天宫盖的房，被告曲某4也当庭陈述建房时将彩礼钱给了曲中鼎，曲中鼎让曲某4找曲天宫要钱。通过上述陈述，可以看出曲中鼎为建造涉案房屋对外筹钱时，表示过为儿子曲天宫建房的意思，即使建造涉案房屋时由曲中鼎一手操办，但曲中鼎的意思表示并不是为自己建房，而是为儿子曲天宫建房，这也符合农村父母牵头为儿子盖房的习俗。再结合原告提交的曲某6《关于曲天宫房屋产权的说明》以及曲某6在1993年给曲天宫夫妻写的信件，曲某6亦认可涉案房屋是为曲天宫夫妻所有。第三，原告提供的2011年涉案房屋准备拆迁时曲天宫签订的所有涉案房屋的拆迁手续，可以证实曲天宫为被拆迁人。被告称曲天宫是代父亲曲中鼎签名，但上述手续中均未出现曲中鼎的名字，曲天宫的签名也未出现在代理人处，这明显与被告的主张不符。第四，原告提供的有曲中鼎签名的声明一份，其中载明对涉案房屋由曲天宫遗嘱处分给曲某5无异议，原告对该声明的形成进行了说明，并提供了2014年5月28日同日曲中鼎签署的另一份公证书，说明两份声明是同时签署的。虽被告不认可该声明的真实性，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从该证据上来看，即使曲中鼎参与建造涉案房屋，但其意思表示也是为儿子曲天宫建房，认为房屋是曲天宫的，与其曾向曲某7表达过的意思一致。第五，被告提供的东江镇闫家疃房屋产权登记表目录，对涉案房屋登记的户主姓名为曲中鼎（西），该证据虽是闫家疃村的记录，但并不是房屋所有权证，无登记房屋权属的效力，不能以此认定房屋的权属。综上分析原、被告的举证，法院认为原告的证据更加充分，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证实涉案房屋为曲天宫与崔秀英共同共有。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曲中鼎夫妻育有子女6人，为曲某6、曲天宫、曲某4、曲某1、曲某3、曲某2。诉讼中，曲某6书面声明对涉案房屋属于曲天宫所有并由曲某5继承无异议，经法院电话询问其明确表示不参与本案诉讼。曲天宫与崔秀英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户口均在长岛县，1981年崔秀英将户口从长岛县迁至龙口市东江乡闫家疃村，二人女儿曲莉丽出生后也落户在闫家疃村。1982年曲中鼎与曲天宫均参与在闫家疃村村东建房（门牌号为××），房屋建好后曲天宫夫妻在里面居住三年。1984年崔秀英和曲莉丽将户口迁回长岛县。2011年闫家疃村涉案房屋准备拆迁时，曲天宫与村委签订了拆迁相关手续，后拆迁被搁置。2014年2月5日，曲天宫和崔秀英共同出具一份说明，内容为涉案房屋系曲天宫夫妻建设，并于2011年7月29日签订了《搬迁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二人中任何一人逝世，涉案房屋由其子曲某5继承。2014年2月18日曲天宫去世，曲天宫去世时其法定继承人为妻子崔秀英、父亲曲中鼎、女儿曲莉丽、儿子曲某5。2014年3月1日，崔秀英与曲某5签订一份房产赠与书，内容为涉案房屋属曲天宫与崔秀英共同共有，崔秀英将其份额赠与曲某5。2014年5月28日，曲中鼎签署了一份放弃继承声明书，内容为放弃继承曲天宫坐落在长岛县海港区房屋的遗产份额，并办理了（2014）龙证民字第649号公证书。同日，曲中鼎又签署了一份声明，内容为同意曲天宫将涉案房产留给曲某5。2014年7月份曲中鼎去世。2018年3月闫家疃村涉案房屋再次启动拆迁，原告委托闫家疃村民委员会主任邢兆强代其签订了编号为448号的《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涉案房屋应获得的货币补偿总金额为605401元。后四被告主张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并交给曲某3处理。曲某3称2019年其又与闫家疃村委签订了一份《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内容与前协议内容一致，被告未提交该份协议，法院亦未调取到。另查明，涉案房屋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和集体土地使用证书。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通过上述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分析认定，涉案房屋应为曲天宫与崔秀英夫妻共同共有。曲天宫去世前写有遗嘱，其遗产份额由曲某5继承。曲天宫去世时，其法定继承人为妻子崔秀英、父亲曲中鼎、儿子曲某5、女儿曲莉丽。诉讼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崔秀英书面认可曲中鼎遗嘱内容并放弃参加本案诉讼的声明书，曲莉丽书面认可曲中鼎遗嘱内容并放弃参加本案诉讼的声明书，以及曲中鼎2014年5月28日认可曲天宫遗嘱的声明，故法院对于曲天宫遗嘱处分涉案房屋所占份额的行为予以采信。因此，曲天宫所占涉案房屋1/2的份额应由曲某5继承，又因崔秀英将其所有的1/2份额赠与曲某5，故曲某5享有涉案房屋全部的财产份额。因涉案房屋已被拆迁，该房屋可获得的拆迁补偿款605401元应归原告曲某5所有，故对原告曲某5的主张，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鉴于本案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判决：位于龙口市房屋的拆迁补偿款605401元归原告曲某5所有。案件受理费9854元，由原告曲某5负担1971元，由被告曲某4、曲某1、曲某3、曲某2共同负担7883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闫家疃村出具证明一份，称经向闫家疃村落实，编号188号搬迁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所载明的“产权证明”即为房屋产权登记存根，而该存根登记的户主为曲中鼎。被上诉人质证称，闫家疃村出具证明上无经办人签字。关于上诉状所称的上诉人在一审中未见到曲中鼎对涉案房屋由曲天宫给曲某5无异议的声明这一问题，被上诉人称一审中已经出示并进行质证，即证据九第一个；2014年5月28日同一天曲中鼎出具两份证明，曲中鼎自己签名一份。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称，一审中其已经提交2018年4月18日被上诉人母亲和量房子的人赵腾原的电话录音的光盘，但没有作为证据，现提交该录音的文字说明。二审庭审之后，上诉人提交《质证意见书》，对曲某5母亲崔秀英与赵腾原（音）电话录音、崔秀英与赵树州（音）电话录音、（2014）龙证民字第649号公证书均不认可；提交曲中鼎病例两页以证实曲中鼎签字时意识不清；提交《庭审情况说明》称，出具闫家疃村证明的是村会计赵全源。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2019年5月27日一审庭审中提交证据九即曲中鼎2014年5月28日签名的对诉争房屋处分给被上诉人无异议的声明。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已对曲中鼎2014年5月28日做出的两个声明作了解释，上诉人虽对两份声明均不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案一、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均未否认公证处曾到曲中鼎处做公证，但称对公证内容不了解，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称在一审开庭时才得知有两份曲中鼎2014年5月28日签名的文件，与日常情理不符。结合曲中鼎的声明与公证书、编号188号《搬迁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中被拆迁人处是曲天宫签字而上诉人虽不认可但一直未提出异议等事实，可以认定2014年5月28日曲中鼎将诉争房屋通过遗嘱方式给了被上诉人。一审中证人王某、曲某7的证人证言以及曲某4庭审陈述，证实涉案房屋建造时，曲中鼎曾对外表示涉案房屋系为曲天宫建造。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曲某6《关于曲天宫房屋产权的说明》、曲某6、曲莉丽的信件、房屋拆迁手续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系曲天宫与崔秀英共同共有，判令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款归被上诉人曲某5所有，证据充分。一审判决对本案证据与事实的调查、分析、认定，细致、清楚，对上诉人一审中所提异议也做了详细的说明，本院予以支持、不再赘述。二审中上诉人虽不认可崔秀英与赵腾原电话录音、崔秀英与赵树州电话录音、公证书，但无充分证据反驳，本院对上诉人的异议不予支持。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诉争的××房产系曲中鼎所有、曲中鼎出具声明时意识不清等诉讼主张。综上所述，曲某1、曲某2、曲某3、曲某4的上诉请求显属无理，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54元，由上诉人曲某1、曲某2、曲某3、曲某4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