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81民初6588号原告：王学峰,男，197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红涛，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晓燕，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闫经梅，女，1953年9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龙口市。被告：史卫利，男，197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宜兴市。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刚，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学峰诉被告闫经梅、史卫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学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红涛、程晓燕，被告史卫利及被告史卫利、闫经梅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王学峰与被告闫经梅于2015年7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撤销原告王学峰与被告闫经梅之间的股权赠与合同;3.判令被告闫经梅将所持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4%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王学峰名下;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本案2019年12月3日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于2020年3月11日提出申请,要求变更其第三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闫经梅将其所持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比例为2.5285%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原告王学峰名下；后原告又于2020年8月5日再次提出申请,要求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史卫利、闫经梅将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比例为2.5285%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原告王学峰名下。本院已经告知原告，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两次变更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准许，本案审理的为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已经明确的诉讼前请求。事实与理由：2010年7月15日，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前为无锡帝科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科电子”或“公司”）经无锡市宜兴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设立登记。其中，股东范田良出资69.3万元，持股比例99%，史卫利出资0.7万元，持股比例1%。2010年7月20日，史卫利将其持有的公司1%股权转让给王学峰，王学峰入股帝科电子。2011年9月10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570万元，股东王学峰认缴出资额62.8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比例4%。帝科电子是王学峰和史卫利共同创业的项目，王学峰为公司的成立和经营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并在帝科电子的成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5年上半年，帝科电子的法定代表人史卫利向王学峰称公司经营遭遇严重困难，投资人即将面临巨大损失。为了给投资人一个“交代”，史卫利向王学峰提出解决方案，要求王学峰将所持股权无偿转让给其指定的闫经梅（史卫利之母）。基于史卫利的种种说辞，王学峰同意了该无偿转让方案。2015年7月17日，王学峰与史卫利指定的闫经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5年8月21日完成变更登记。2019年4月9日，王学峰收到史卫利的消息，要求王学峰签署帝科电子历次股权变更的《确认函》。在此契机下，王学峰查询了帝科电子的公司信息，这才得知帝科电子于2018年12月公开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下称“招股说明书”）。原告根据该招股说明书披露信息发现，帝科电子2015年有3143.04万元的营业收入，而2016年营业收入发生了将近10倍的增长，达到了29312.75万元，史卫利2015年向王学峰所称“公司经营遭遇严重困难，投资人即将面临巨大损失”的情形并不存在。王学峰当时是基于史卫利虚构、捏造的不实信息而陷入错误认识，并作出了同意无偿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原告认为，依据《民法总则》第146条第一款，原告与被告闫经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表示，应属无效；《民法总则》第146条第二款及《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原告与被告闫经梅之间形成的股权赠与合同是股权转让协议的隐藏行为，该赠与合同因存在欺诈事由，王学峰作为受损害方有权要求法院予以撤销。被告闫经梅、史卫利辩称，2015年7月17日王学峰与闫经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根本不存在欺诈情形。首先，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原告本身就是公司的董事。作为公司的决策层、管理层，应该知晓公司的业绩及财务状况,尤其涉及股权转让这种涉及到自身利益的问题，原告更应该深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根据原告诉状中的陈述，其自述对公司的发展均深度参与，其本人也是职业投资人身份。原告陈述对股权转让时的财务状况不了解根本不符合常理。其次，从《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及履行程序看，2015年7月1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通过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并依法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直至2015年11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才免去王学峰的董事职务。在此期间，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股权转让后长达4个月的时间仍然担任公司董事，也应该知晓公司的财务状况。故原告主张2019年4月9日才查询帝科电子的公司信息，通过2018年12月公开的招股说明书才发现帝科电子2015年有3143.04万元的营业收入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再次，从客观事实上看，根据2018年12月公开的招股说明书，帝科电子2015年度净利润为-503.02万元，仍处于亏损状态，根本不是原告所认为的盈利状态。综上所述，可以认定本案被告根本不存在欺诈的故意，亦未实施欺诈行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至于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在原告收到后又进行转出的行为，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作为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同时，本案与原告史卫利无关，法庭应当庭驳回对史卫利的起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帝科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15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帝科公司于2020年6月18日在创业板上市。帝科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70万元，其中股东范田良出资69.3万元，持股比例99%，史卫利出资0.7万元，持股比例1%。2010年7月20日，史卫利将其持有的公司1%股权转让给王学峰。2011年9月20日，范田良、吴建东作为赠与人与受赠人史西茜、王学峰、遇璐璐签订赠与合同，赠与合同约定，范田良无偿赠与史西茜62.8万元，无偿赠与王学峰62.1万元，无偿赠与遇璐璐364.7万元；吴建东无偿赠与遇璐璐600.85万元；受赠人均接受赠与，且将上述款项用于帝科公司的增资扩股。2011年9月23日，帝科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570万元。增资扩股完成后，范田良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为21%，吴建东的持股比例为9.5%，史西茜的持股比例为4%，王学峰的持股比例为4%，遇璐璐的持股比例为61.5%。2013年1月，吴建东将其所持帝科公司9.5%的股权转让给庄丽，范田良将其所持帝科公司21%的股权转让给刘国良。2013年3月，遇璐璐将其所持帝科公司61.5%的股份转让给史卫利。2014年9月史卫利将其所持帝科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朱亮。此时，帝科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史卫利持股41.5%，刘国良持股21%，庄丽持股9.5%，史西茜持股4%，王学峰持股4%，朱亮持股20%。2015年7月17日，王学峰与史卫利的母亲闫经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王学峰以62.8万元向闫经梅出让其持有的帝科电子的4%的股权,被告闫经梅应于2015年7月20日前将股权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交付给出让方。协议最后，原告王学峰与被告闫经梅分别签字确认。同日，史卫利作为主持人主持召开帝科公司股东会，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决议中，全体股东均同意王学峰在公司中4%股权以62.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闫经梅；同意史西茜在公司4%股权以62.8万元转让给闫经梅；同意朱亮在公司6.1%股权以95.77万元转让给被告史卫利。决议最后原股东与现在股东分别签字确认。经此股权转让后，帝科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史卫利持股47.6%，刘国良持股21%，庄丽持股9.5%，朱亮持股13.9%，闫经梅持股8%。2015年8月21日，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原有股东王学峰、史西茜、刘国良、庄丽、史卫利、朱亮，变更为股东刘国良、庄丽、史卫利、朱亮、闫经梅。2016年9月12日，王学峰招行银行的账户收入闫经梅的转账628314元，客户摘要备注为“股权转让款”，约十分钟后，王学峰向遇璐璐的账户中转出628314元，客户摘要备注为“还款”。对此，根据王学峰与史卫利的微信聊天记录，2016年9月9日，王学峰与史卫利微信联系，王学峰通过微信向史卫利发送了账户名为王学峰的银行账号（开户行：招商银行江苏宜兴支行；卡号：6225××××1206）。2016年9月12日上午10时20分，史卫利向王学峰发送微信信息“建设银行宜兴氿滨支行6227××××7880遇璐璐”，被告史卫利在微信中称“学峰，中午62.8万会打给你，回头你再打回到这个账户。谢谢！”原告回复其“好的”。同日13时33分，闫经梅向原告银行转账628314元。王学峰发微信给史卫利称“我马上转回去，遇璐璐是账户名称？”被告史卫利回复原告“是的”。随后13时43分，原告向被告史卫利提供的遇璐璐的账户银行转款628314元。王学峰与闫经梅签订完毕股权转让协议后2015年7月22日，王学峰与史卫利之间发生了一段微信聊天。王学峰：“问一个问题，不影响我的决定：我这次退出来，你的理由是什么？”史卫利：“上次你和史局（史卫利称史局是范田良的一个亲戚）来的时候，吴总和我，我们四个沟通过。”王学峰：“这个是过程。我同意是有我的考虑，我是问你的想法，你为什么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史卫利：“钱是吴总和范总的，没有增值，增值了大家分，没有增值的话，还本给他们也很公平。实际是新出资人原价把帝科100%买去，1:1，我们把原始全退给他们，之前是他们借钱或赠与我们注册钱，我们现在退还给他们，我是这么理解。”王学峰：“可以，我能接受。问题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没有沟通这些想法。我是可以接受你的方案，即使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因为我觉得有责任配合你。但你不能让每一个人都无条件配合你的想法，特别是未来的团队。”史卫利：“目前所有努力是不让投资人损失钱，他们投资失败，对你、我、史局都不好。”王学峰：“这个我理解，现在的方案，我们几个看来都能接受，但关键你要和朱博士谈。”史卫利：“恩，我会再努力。”王学峰：“未来的团队的股份和责权利怎么安排，现在看比较混乱。就我看，朱博士考虑问题很成熟，不是不好沟通的人，关键你们要充分交流。”史卫利：“好。”2019年4月9日，史卫利微信给王学峰发送了一份“确认函”，要求王学峰签署该帝科电子历次股权变更确认的函件。原告称，其在此契机下查询了帝科公司的公司信息，得知帝科公司于2018年12月份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根据当中披露的信息，帝科公司在2015年有3143.04万元的营业收入，2016年营业收入发生了近十倍的增长，史卫利在2015年向王学峰所称的“公司经营遭遇严重困难，投资人即将面临巨大损失”的情形并不存在。王学峰基于史卫利虚构的不实信息陷入了错误认识进而无偿转让了股权，此其一。其二，根据2015年7月份王学峰与史卫利的微信聊天记录，史卫利称新出资人要把帝科公司百分之百买去，1:1，但至今史卫利持股35.6%，史卫利的母亲闫经梅持股5.06%；2015年十月刘国良转让给史卫利329.7万元股权的对价是1050万元，股权增值两倍多，2015年11月、2016年一二月份庄丽转让给新投资人的股权也并非1：1，而是多倍增值。由此可见，2015年7月22日史卫利与王学峰所述的融资方案是虚假的。综上原告王学峰主张，被告史卫利在两点上欺诈了王学峰,一是2015年股权转让时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二是融资方案。对此被告史卫利陈述，2015年上半年，史卫利与范田良、王学峰、史西茜、吴建东等人协商，考虑公司当时资金短缺、经营困难，为了避免损失，范田良和吴建东作为最早的投资者拟将其所投资金收回。史卫利在微信聊天中所称“新投资人把帝科100%买去1:1”是指史卫利通过洽谈引进新的投资人，新投资人受让股份，老股东退出，使范田良、吴建东两位创始人投入公司的原始资金（包括其投入的注册资金及其赠与给遇璐璐(代史卫利)、史西茜、王学峰增资的资金）可以足额收回。基于王学峰、史西茜的股权来源于受赠资金，经过多次协调王学峰、史西茜同意退出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史卫利或史卫利指定的第三方并放弃股权转让款。“我们把原始退给他们”是指遇璐璐（代史卫利）、史西茜和王学峰三人受赠的股权投资款返还给范田良和吴建东。上述内容不表示史卫利也要退出帝科公司，只是强调史卫利洽谈引进新的投资人，史卫利是帝科公司的核心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不可能退出帝科公司。且被告认为，本案中股权转让发生在2015年7月17日，微信聊天记录发生在2015年7月22日，是在股权转让已经完成之后的沟通，不可能影响此前王学峰已经做出的向闫经梅转让股权的独立判断和决策，更不能影响本次股权转让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根据双方上述诉辩观点，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二。一，原告王学峰与被告闫经梅2015年7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系股权转让合同还是股权赠与合同；二，本案中是否构成第三方欺诈导致合同可撤销的情形。焦点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原告主张双方虽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股权转让款，但被告闫经梅的账户向原告付款后，原告又按照被告史卫利的指示将款项转到了遇璐璐（遇璐璐是史卫利的表妹）账户中，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实际系股权赠与，原告王学峰没有实际取得股权转让款。被告主张，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原告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又转出的行为，实系返还范田良、吴建东赠与的股款。对此本院认为，原告王学峰与被告闫经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经过帝科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通过，并实际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闫经梅确实从其账户中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王学峰，王学峰收款后按照史卫利的指示向遇璐璐的账户中转款，应当视为王学峰与史卫利就股权转让款的处分达成了一致。按照被告史卫利的主张，是要将范田良、吴建东赠与给遇璐璐（代史卫利）、史西茜、王学峰的股款返还给范田良与吴建东。而王学峰向遇璐璐转账时也确实标注了“还款”二字。因此应当认为，在上述交易过程中实际存在两个行为，一是闫经梅给付王学峰股权转让款，二是王学峰将股权转让款转出用于“还款”，此为两个行为与两种法律关系，不应混为一体。原告仅依据其按照史卫利的指示将款项转到了遇璐璐的账户主张其与闫经梅之间是股权赠与，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将股权转让款转出用于还款的行为不影响股权转让款已经给付的事实，原被告之间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认定为股权转让。焦点二，本案中是否构成第三方欺诈导致合同可撤销的情形。原告主张，被告史卫利在两点上欺诈了王学峰,一是2015年股权转让时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二是融资方案。对此原告提交了多份邮件截图，证明王学峰深度参与了帝科公司的创业历程，对帝科公司的设立经营作出了重大贡献；帝科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搜狐网页新闻及帝科公司官网报道的《无锡帝科，为国产导电银浆正名—专访史卫利博士》的新闻报道等证据，用以证明帝科公司在2015年有3143.04万元的营业收入，2016年营业收入发生了近十倍的增长，且在2014年年底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并取得了核心专利授权，进而说明史卫利宣称的2015年帝科公司经营困难是虚假陈述，对王学峰构成欺诈；帝科公司历次股权变更及工商档案、无锡赛德科贸易合伙企业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用于证明原告转让股权后，历次股权变更股权一直在向史卫利集中，并且帝科公司的股东赛德科公司的合伙人范俊是范田良之子，范田良至今都在通过范俊及赛德科公司持有帝科公司股份，说明史卫利在融资方案等问题上也欺诈了王学峰。等等。此外，原告还申请本院调查向帝科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保荐机构为帝科公司IPO出具的审计意见、工作底稿、法律意见、工作报告、尽调报告、帝科公司2014年和2015年的业务合同、帝科公司的客户与帝科公司之间的合同等等，用以证明帝科公司2015年的真实经营情况。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认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原告本身就是公司的董事。作为公司的决策层、管理层，应该知晓公司的业绩及财务状况,尤其股权转让这种涉及到自身利益的问题。原告自述对公司的发展深度参与，其本人也是职业投资人身份，原告陈述对股权转让时的财务状况不了解根本不符合常理。同时，从客观事实上看，根据2018年12月公开的招股说明书，帝科电子2015年度净利润为-503.02万元，处于亏损状态，史卫利没有欺诈王学峰。对此，被告提交了帝科公司2012年、2013年、2015年的股东会决议，证明原告在此期间一直担任公司董事，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应当十分了解；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证明帝科公司2015年度处于亏损状态，经营困难；王学峰与史卫利在2017年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中2017年王学峰还想进一步谋求与帝科公司合作的机会，说明王学峰对其退出帝科公司，由史卫利继续经营帝科公司是完全认可的。对此原告认为，2013年以后王学峰参与公司的情况逐步减少，因此王学峰并不知晓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帝科公司在2015年净利润是负503万元，不能说明公司非常困难，对于这种创业公司有大量客户及大量现金进入就说明该公司具有活力；原告知道史卫利会继续在帝科公司工作，但认为史卫利不应仍然是公司的大股东，而只是领取较高薪资和奖金获得收益。对于原告主张的上述两方面欺诈的问题，我们逐一论述。关于2015年帝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问题。帝科公司在2015年尚为有限责任公司，王学峰为公司的股东并担任董事。作为公司的董事，王学峰有权参与重大的公司决策，与一般股东相比可以获取更多公司经营信息。其次，即使作为公司的股东，王学峰也有权行使公司法规定的股东知情权，了解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同时，王学峰的身份为职业投资人，属于股权投资领域的专业人才，与一般投资者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知识储备与更加专业的思维模式，其关于股权投资的认知能力明显高于一般的社会公众。现王学峰主张其与闫经梅股权转让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了解，与其董事、股东以及职业投资人的身份不符。王学峰还主张虽然帝科公司在2015年经营利润为负数，但十分有活力，有成长发展的潜力，并要求本院调取相关资料证实帝科公司在2015年的真实经营情况。对此本院不予调取，理由是，基于原告职业投资人与董事、股东的身份，其在2015年7月17日股权转让前应当有意识、也有能力对帝科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进行了解，对帝科公司成长发展潜力等问题进行充分地评估，本案中再调取上述资料缺乏必要性。综合上述所有要素，本院认为，原告王学峰在公司股权转让关系中具有明显高于一般社会公众的认知能力，其作出的股权转让的决定应当系基于独立的意志与专业的分析。原告主张被告史卫利欺诈其称公司经营困难，致使原告作出了无偿将股权赠与给闫经梅的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与常理不符。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在融资方案上欺诈原告致使其陷入错误认识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可得撤销的受第三人欺诈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第三人须有欺诈行为；第三人须有欺诈故意；行为人须因欺诈行为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第三人的欺诈行为。本案中，原告王学峰与被告史卫利于2015年7月17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7月22日原被告双方发生了原告据以主张欺诈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话中，王学峰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一个问题，不影响我的决定：我这次退出来，你的理由是什么？”史卫利回答：“上次你和史局（史卫利称史局是范田良的一个亲戚）来的时候，吴总和我，我们四个沟通过。”王学峰：“这个是过程。我同意是有我的考虑，我是问你的想法，你为什么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史卫利：“钱是吴总和范总的，没有增值，增值了大家分，没有增值的话，还本给他们也很公平。实际是新出资人原价把帝科100%买去，1:1，我们把原始全退给他们，之前是他们借钱或赠与我们注册钱，我们现在退换给他们，我是这么理解。”王学峰：“可以，我能接受。问题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没有沟通这些想法。我是可以接受你的方案，即使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因为我觉得有责任配合你。但你不能让每一个人都无条件配合你的想法，特别是未来的团队。”史卫利：“目前所有努力是不让投资人损失钱，他们投资失败，对你、我、史局都不好。”通过上述对话中“问你一个问题，不影响我的决定”、“我同意是有我的考虑，我是问你的想法”、“问题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没有沟通这些想法”可以看出，史卫利所谓“钱是吴总和范总的，没有增值，增值了大家分，没有增值的话，还本给他们也很公平。实际是新出资人原价把帝科100%买去，1:1，我们把原始全退还他们，之前是他们借钱或赠与我们注册钱，我们现在退换给他们，我是这么理解”是史卫利的想法，且史卫利的想法此前双方没有沟通过。可得撤销的第三人欺诈行为中行为人须因欺诈行为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也就是说，第三人的欺诈与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之间须有因果关系。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发生于2015年7月17日，上述对话发生于股权转让之后，发生在后的行为不能作为发生在前行为的原因。原告提交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被告系因上述对话陷入了认知错误并基于错误的认知作出了意思表示。此外，双方在2015年七八月份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全部手续，2016年9月份完成了股权转让款的交付，2017年王学峰与史卫利之间还发生过想要进一步合作的对话。而帝科公司在2015年10月、2015年11月、2016年1月、2016年2月、2016年3月、2016年11月份、2016年12月份、2017年等等时间点，经历过多次股权变更以及增资扩股，期间史卫利一直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如果2015年7月份股权转让时，王学峰作出同意转让的原因之一是其主张史卫利也要退出帝科公司，那么在上述期间，王学峰应当关注帝科公司的股东变更情况。但事实是，王学峰在2016年9月份时隔一年之后还配合史卫利进行了股权转让款的还款操作，2017年还希望与帝科公司谋求进一步的合作。由此可见，王学峰在此期间对于史卫利在帝科公司的股东身份是认可的，并未提出质疑。综合以上，原告以原告与史卫利2015年7月22日发生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被告以融资方案欺诈原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原告王学峰与被告闫经梅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5年7月17日成立，当日帝科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均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帝科公司亦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于2015年8月对于股东的变更进行了工商登记的变更。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现原告主张原告与被告闫经梅之间系股权赠与合同，系认识错误，双方系股权转让合同；原告主张其系受史卫利的欺诈做出股权赠与的意思表示故要求撤销，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相应地，原告主张协议撤销后的股权变更登记依法也不应支持。鉴于本案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学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王学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供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亚男人民陪审员  张治程人民陪审员  吕洪丽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 记 员  胡韵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