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27655号原告：梁某国，男，199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锡峰，广东百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茹，广东百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某锐，男，199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湘文，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桂丹，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梁某国与被告梁某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某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茹，被告梁某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湘文、杨桂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某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归还尚欠的借款本金185440元及利息(其中以151240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1日起计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以34200元本金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均按年利率6%计算；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是朋友关系。2018年1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被告因经营需要多次向原告借款。基于朋友间互帮互助及信赖关系，原告通过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方式等方式向被告出借款项。2019年1月1日，经双方结算，被告尚欠原告180000元借款未归还，双方于同一天补充签署了《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出借18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被告每月还款7000元，剩余还款额于2019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还清；双方并无明确约定借款利息。此后，被告又陆续向原告借款34200元，2019年至今被告合计还款28760元，还欠185440元未归还，原告多次催收无获。被告梁某锐辩称：被告与原告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是合作放贷的委托代理关系，因原告在微粒贷、花呗等存在逾期还款行为，原告是担心其账户款项被扣划，因此，原告是委托被告对外向第三人放贷，赚取了利息，由双方分成，亏损由双方分担。原告是向被告提供12万元本金用于出借给案外人，被告在收到原告提供的款项后均是在当天以及按照原告提供的金额原封不动地根据原告的指示出借给案外人江咏珊、刘浩、吴光、陈浩以及吕晓汶；原告其余转给被告的款项也并非借款，而是原告在收取案外人支付的利息后支付给被告的分成和报酬，另外还有一些是原被告日常消费和娱乐的分摊。根据原告起诉状的陈述，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在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况下被告仍然合计向原告转账了74970元，这就是被告向原告转账双方合作放贷亏损的分担。该借款合同是在原告家中由原告胁迫所签订，因被告迫于无奈签订这份借款合同，签订借款合同时划横线的部分均为空白，没有填写，均是由原告后来自行添加上去，被告只是签名和盖手指模，因被告受到胁迫，所以被告在借款合同中所留的身份证号码也故意在最后一位将6改成7，以便日后向有关部门寻求救济。而且原告在借款合同中所添加的金额是18万元，但在2019年1月1日前原告仅仅提供了12万元本金用于出借给案外人，即使将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报酬算上，截止到2019年1月1日，即借款合同日期，原告也仅仅只是向被告转账137058元，与借款合同约定的18万元完全无法吻合，因此原被告之间存在多笔密集的资金往来，甚至存在同一天的转出和转入，资金变动情况与原告主张的借款时间和金额完全无法对应，双方不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特征，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1日作为甲方的梁某国与作为乙方的梁某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借贷给乙方180000元，订立本约之同时由甲方给付乙方，乙方已收到甲方现金180000元，借贷期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每个月应还款7000元起，乙方应于每月1日给付甲方，剩余还款额于2019年12月31日前一次还清，届期未能返还，乙方除照付利息外，并按利率一倍加计的违约金给付甲方。梁某国在“甲方代表”处签名并加盖手指模，梁某锐在“乙方签名”处签名并加盖手指模。根据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显示原告于2018年11月17日转账10000元、2018年11月21日转账20000元、2018年11月22日转账50000元，2018年11月29日转账10000元，2018年11月23日分别转账20000元、10000元、3000元、2019年1月16日转账2500元给被告；被告于2019年1月10日转账350元给原告。根据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显示原告于2018年11月22日转账500元、2018年11月25日转账400元、2018年12月7日转账9500元、2018年12月9日转账258元、2018年12月17日转账7000元、2018年12月20日转账2500元、1000元、2018年12月28日转账3800元、2500元、2018年12月31日转账500元、2019年1月5日转账30000元、2019年1月6日转账100元、2019年1月20日转账1100元、2019年3月17日转账500元给“鸡”（交易对方）；“鸡”（交易对方）于2019年1月5日转账1800元、2019年1月6日转账200元、2019年1月8日转账800元、2019年1月14日转账960元、2019年1月16日转账800元、2019年1月18日转账1900元、2019年1月19日转账500元、2019年1月22日转账2400元、2019年1月23日转账960元、2019年1月25日转账500元、2019年1月30日转账240元、2019年1月30日转账2400元、2019年2月7日转账800元、2019年2月8日转账100元，2019年2月12日转账1900元、2019年2月15日转账500元、2019年2月23日转账2100元、500元、2019年3月1日转账3000元、2019年3月4日转账500元、200元、2019年3月12日转账100元、2019年3月15日转账2000元、2019年3月16日转账250元、2019年4月23日转账500元、2019年4月24日转账500元、1000元、2019年5月16日转账1000元给原告。原告主张在一开始没有约定利息，借款合同也没有明确利息，签订借款合同前原告共计出借150958元，双方结算时口头约定还款本息按照180000元来算，所以借款合同180000元是包含以150958元为基数按照大约年利息19%自2019年1月1日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利息29042元；2019年1月1日后被告又陆续向原告借款34200元；被告还款共计28760元，视为还借款150958元的本金。被告表示双方不存在借款，没有约定利息；确认原告提交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中“鸡”（交易对方）就是被告，确认收到原告转账的上述款项，但表示除3000元和2500元的支付宝转账外，其余支付宝转账是原告与被告合作放贷委托被告寻找借款人之后由原告提供给被告，再由被告转给案外的借款人的款项，原告转给被告之后被告马上于当天也是按照同样的金额转给案外人，每一笔都是一模一样的，微信的转账部分是原告转给被告的分成和报酬，部分是双方日常消费娱乐的分摊，对此被告表示双方没有书面协议，因为之前的手机坏了，所以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了，双方合作的放贷业务是高息，所以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的东西，且放贷收益标准每天都在变化，大部分按照8分息，但是不是每次收到原告的款项后立刻回息，是经过结算，有计算亏损，比如一些无法追回的本金和利息，因此无法一一对应，双方之前是在微信上进行核算，但我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了；确认原告所述的还款28760元，但表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还款，被告通过微信于2018年11月22日转账5400元、2018年11月25日转账400元、2018年12月1日转账500元、2018年12月2日转账250元、2018年12月17日转账800元、2018年12月18日转账200元、2018年12月29日转账800元、800元、2018年12月30日转账100元、900元给原告，2018年12月2日转账10000元、2018年12月14日转账960元、2018年12月22日转账2400元、2400元、2019年2月27日转账6000元、2019年2月27日转账3000元给王俊杰（原告要求被告微信转账给王俊杰，王俊杰是原告朋友），被告通过银行于2019年8月6日转账3500元、2019年9月24日转账1000元给王俊杰，被告通过支付宝于2019年2月16日转账9000元给原告指定的“*伟国”。原告对于被告转账非原告本人的款项均不确认，主张根据双方在2019年1月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最终结算的金额是180000元，对于签订借款合同前的款项情况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所以对于2019年1月1日前转账给原告的款项双方已经结算清楚，不应该再计算。被告主张双方存在多笔密集资金往来，是合作放贷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交以下证据：1、银行流水，2、转账凭证，3、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4、微信聊天记录，5、视频（当时原告去骚扰被告，拍了个骚扰的视频，但是不是原告本人发的，有一个自称原告父亲的人通过微信发给被告，视频没有人，只是说话的声音，说话的人是原告的父亲，原告在附近）。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作放贷的关系，也不能证明被告受原告指示将款项出借他人，被告从原告借的款项后如何处置该款项与原告无关，且被告在取得原告出借的款项后即将款项出借给他人是被告为了赚取息差转借，与原告无关，证据2对于交易对象并非原告本人的转账，原告均不确认，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微信昵称“世界冠军”是原告本人，2019年1月1日签订《借款合同》前被告的还款情况已经全部结算清楚，不应重复计算，2019年1月1日后的还款情况原告已全部予以扣减，被告与案外人的交易记录与本案无关，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双方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微信聊天记录起始日期是2019年8月1日，不能从该记录得出原被告合作放贷，证据5三性不认可，该视频并非原告本人发给被告，视频内也没有人像，无法核实说话对象的身份，无法显示拍摄时间和地点，不能证明原告骚扰被告的事实。另，被告主张就原告胁迫其签署《借款合同》，其有报警，但是忘了具体哪一天报警，也没有报警回执，其手机丢了，通话记录也没有，警察来了之后说这是经济纠纷，没有处理，让被告去法院找扫黑除恶组织去处理；被告主张原告通过发微信指定其转账给王俊杰及“*伟国”，但是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了。庭审结束后，被告向本院申请调取其2019年通过手机号码131××××1963拨打110报警的报警记录及报警通话录音。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提交《借款合同》、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等予以证明，被告辩称双方存在多笔密集资金往来，是合作放贷的委托代理关系，受原告胁迫在空白的涉案《借款合同》上签名加盖手指模，但未能提交涉案款项属合作放贷、放贷收益核算发放以及被胁迫签订上述合同的证据，且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理应清楚签署空白《借款合同》的法律后果，综合现有证据及双方陈述，本院对于被告的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本院采信原告的借款主张。但《借款合同》载明的金额与原告实际出借金额150958元不符，原告表示双方结算时口头约定还款本息180000元，其中2019年1月1日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利息29042元，但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且被告对此不予确认，故本院不予采纳，《借款合同》的出借金额应以原告实际出借金额150958元为准。对于被告主张其受原告指定转账给王俊杰及“*伟国”，因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是原告指定的还款收款人，且原告对此不予确认，本院对于被告主张的上述转账为本案还款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主张其于签署《借款合同》前转账给原告的款项属于本案还款，依据不足，本院对于该辩称亦不予采纳。原告自认被告已还款的28760元均为本金，并提交还款凭证为证，本院予以采纳，该28760元应作为本金予以抵扣，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22198元。又双方之间经济往来密切，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34200元，但未能提交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且被告亦对此不予确认，故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借款34200元，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应归还借款本金122198元及利息（以12219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20年1月1日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对于庭审结束后被告申请调取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本院不予接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梁某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返还借款本金122198元及利息（以12219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20年1月1日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给原告梁某国。二、驳回原告梁某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129元，由原告梁某国负担726.07元，被告梁某锐负担1402.9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周 密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倪凯娜孔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