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06民初12867号 原告：王越，男，199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綦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生群（王越母亲），女，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被告：重庆壹贰叁房屋中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街道沿河北路65号附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3QK91M。 法定代表人：舒丹，重庆壹贰叁房屋中介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王林容，女，1955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王越与被告重庆壹贰叁房屋中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贰叁中介公司）、王林容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生群，被告重庆壹贰叁房屋中介有限公司及被告王林容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与买方恶意串通作伪证，妨碍人民法院公正判决，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0万元；2、要求被告交出在易房大师和易邀MSE移动营销管理平台发布：关于另行销售涉案房屋的信息登记记录的完整电子数据档案。根据书证中的证明妨碍规则，被告控制书证无正当理由拒不交出书证的，请求人民法院认定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3、要求被告王林容恢复2018年4月28日，由王林容如实记录的三方合同已解除，涉案房屋另行销售的业务文字档案。（该档案在2019年8月9日被王林容撕毁），如不能恢复，请求人民法院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为真实；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及理由：2018年2月26日，原告与郭堂忠（买方）、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居间方）签订了房屋买卖三方合同，由原告将其所有的位于沙坪坝区建博路9号龙腾丰文小区10单元14-4号房屋（下称涉案房屋）出售给郭堂忠。2018年4月26日，三方协商一致口头约定终止买卖合同。2018年4月28日，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又告知原告三方合同已解除，将重新签订居间代理合同，并让原告带上涉案房屋钥匙重新登记另行出售，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也在易房大师和易邀MSE移动营销管理平台发布了关于另行销售涉案房屋的信息登记记录，被告王林容系壹贰叁中介公司工作人员，也在其笔记本上记录了“三方合同已解除，涉案房屋另行销售”的档案。2018年5月21日，郭堂忠诉至沙坪坝区法院，要求原告配合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庭审中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作为第三人、被告王林容作为证人，与郭堂忠恶意串通，当庭作出虚假陈述，隐瞒涉案房屋三方合同已解除的事实。且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拒不提供易房大师和易邀MSE移动营销管理平台发布了关于另行销售涉案房屋的信息登记记录，被告王林容将其记录本中涉案房屋的内容撕毁，妨碍了人民法院公正判决，导致原告败诉。二被告的上述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王林容均辩称，被告王林容系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告王越于2018年2月26日与郭堂忠在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处购买房屋并签订居间合同一事属实。对于原告王越诉状中所称其他并非事实。对于王越于2018年2月26日与郭堂忠发生房屋买卖的过程及相关情况已经通过（2018）渝0106民初7543号民事判决书、（2019）渝01民终408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整个合同履行中二被告作为居间服务方，并无任何侵权行为，不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明确其依据侵权法主张各项诉讼请求，主张被告的侵权行为在于：壹贰叁中介公司和王林容明知三方合同已经解除，且买方承认另行支付原告16万元是作为不承担违约责任的借款，但二被告在法庭上做虚假陈述，且拒不交出关于涉案房屋已做另行销售的业务档案以及易房大师和易邀MSE移动营销管理平台发布的电子数据档案，被告王林容还撕毁其自行建立工作备案记录档案。基于被告的上述侵权行为，导致原告败诉，并承担了支付了另一买方邵付波的违约赔偿金1240000余元、诉讼费30000余元、另购新房损失130000余元、误工费、交通费及房屋增值10000余元。总计约300000元。被告应当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时依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出具涉案房屋相关电子数据档案及业务文字档案。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举示了以下证据： 1、2019年8月9日原告母亲刘生群与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工作人员陈冬电话录音，证明原告与郭堂忠、壹贰叁中介公司关于涉案房屋的三方合同已经解除，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有另行销售涉案房屋的行为，陈冬是本合同的签约人（王林容是本合同陈冬的助理），承认该重要证据被王林容撕毁。 2、2019年9月3日丰文派出所组织调解过程录音，证明被告承认在2018年4月26日解除三方合同口头协议，三方有解除书面合同的意思表示，因被告和当事人时间安排问题，尚未及时形成书面合同，在2018年4月26日被告知晓并参与了合同的解除。 3、被告王林容（涉案房屋三方合同经办人之一）的工作备案记录本，证明三方合同已经解除，被告已经在另行销售房屋，工作备案记录本被王林容撕毁，被撕毁部分是2018年4月28日的关键内容。 4、（2018）渝0106民初7543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被告在法庭上的陈述与在派出所的陈述及工作记录本记录的事实不一致，被告恶意串通在法庭上做虚假陈述。 5、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出具的书面答辩意见[（2019）渝01民终4083号案件]，证明被告出具此书证是要加强一审口头陈述的虚假事实，被告与买方恶意串通做伪证，欺骗法庭。 6、丰文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参与调解的人员身份，但漏掉了参加调解的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的店长陈冬。 7、2019年8月9日被告壹贰叁中介办公室视频及文字整理资料，证明被告多次拒绝原告提取档案的要求，王林容将工作备案记录本上的重要档案撕毁。 8、郭堂忠再审答辩意见、居住证明，证明郭堂忠在再审答辩意见中陈述，涉案房屋的钥匙一直在中介保管，就同一问题郭堂忠与一审时的陈述完全不一致，郭堂忠做虚假陈述。被告收到涉案房屋的钥匙，就是代表将另行出售房屋。 9、（2018）渝0106民初7543号民事判决书、（2019）渝01民终4083号民事判决书、（2020）渝民申17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和买方是如何作伪证欺骗法庭的，影响法院公正判决。 10、视频监控，证明2018年4月28日，被告的办公室电脑里有另行出售涉案房屋的登记信息。 11、法院执行案款票据2份、法律服务增值税发票一份、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一份、意向订金协议一份、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明细一份，证明原告被执行119602元，聘请律师花费4000元，另原告准备购买新房，由于承担了违约责任，无钱继续购买，导致交付的2万元定金无法退回。 12、陈冬的名片、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最后一页，证明房屋买卖合同的经办人是陈冬，王林容只是陈冬的主力，王林容的作为是陈冬指示的，陈冬也是知晓的。买方指示陈冬撕毁工作备忘录，陈冬指示王林容撕毁的。 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2、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4、5、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均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7，该证据在高院再审时已有举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二被告有侵权行为。对于证据8、9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费用均系原告方在履行房屋买卖合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致使其产生的费用，与二被告无关。对证据11中的名片无异议，但无法核实是否为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也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 同时，被告举示了（2018）渝0106民初7543号民事判决书、（2019）渝01民终4083号民事判决书、（2020）渝民申178号民事裁定书，主张被告作为居间方，与原告及郭忠堂签订的居间合同系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整个合同履行过程均是按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内容予以履行，二被告并无任何侵权行为。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5月21日，案外人郭堂忠诉至本院，要求王越将位于沙坪坝区建博路9号龙腾丰文小区10单元14-4号房屋配合过户至郭堂忠名下，壹贰叁中介公司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该案经过三次庭审，在2018年6月14日庭审中，壹贰叁中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冬陈述：“当时来签订合同的时候是王越本人和郭堂忠来签订的，之后郭堂忠与王越代理人刘生群之间的通话我们不清楚；（对王越举示的录音，证明双方对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不清楚，我方没有参与；（对2018年5月10日王越与中介的微信截屏，证明中介知晓合同变更的事情）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不是王越说的那个意思，我不晓得他们合同变更的事情，直到郭堂忠要起诉了才知道。我不清楚任何合同变更的事项，一切以合同为准，微信只是单方面的意思表示。” 在2018年11月8日庭审中，壹贰叁中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冬陈述：“与上次庭审意见一致，补充意见：1、不管哪方败诉，我都要按照合同收取双方的中介费；2、王越所说的我与郭堂忠有亲戚关系以及16万元是借款都没有任何证据；3、我们是签订了合同的，社区不可能不管合同，而组织双方调解，社区也没有通知过我。我没有接到任何一方解除合同的通知。” 在2019年3月5日庭审中，郭堂忠申请证人王林容出庭作证，王林容陈述：“我是壹贰叁中介公司从事房屋中介。郭堂忠、王越双方之间买卖房子，是我在中间联系，签订合同时，买方向卖方支付了5万元定金。之后，业主要求买方付款，我就通知买方付款。我不清楚他们是否都是按合同约定时间付款的。买方最后一次付的16万元是业主让我通知买方支付16万元，我就通知的买方支付。三方协议上是我签的字。涉案房屋的钥匙是谁拿着的我记不清了，但是没有拿给买方，好像是业主说房子有个保险柜，就把钥匙拿走了，好像是。对王越询问28日为何找王越拿钥匙的原因及为何4月28日还要来仔细看房子的原因记不清了，通话录音是证人的声音。涉案房屋买卖过程中，买方没有说过不要这个房子，买方说是买给娃娃住的，两代人有个照应。16万元是业主让我通知买方支付，我就通知的，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 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8）渝0106民初75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2月26日，郭堂忠（乙方）与王越（甲方）以及壹贰叁中介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一份，约定：乙方购买甲方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建博路9号龙腾丰文小区10单元14-4号房屋，房屋总成交价600000元，甲方于2018年5月15日前办理该房屋的抵押注销手续，签订合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50000元，解押当日支付250000元，过户当日支付300000元，甲乙双方同意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过户当日内，由三方共同向房屋所在土地房屋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等。同日，郭堂忠向王越支付了定金50000元。2018年4月20日郭堂忠与王越以及壹贰叁中介公司达成三方协议一份，约定郭堂忠支付的解押款由250000元变更为260000元，同日郭堂忠向王越支付了260000元，王越办理了该房屋的抵押注销手续。2018年4月26日应中介通知郭堂忠再次向王越支付了160000元。2018年4月30日，王越与邵付波、谢邦洁签订了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以640000元的价格卖给邵付波、谢邦洁。另，2018年4月30日王越之母刘生群与郭堂忠之妻刘清电话联系，主要内容“刘生群：你4月26日不是给我说，你房子不要了，你儿子要去璧山买是不是？刘清：嗯，我给我儿子谈了的，他说他要。刘生群：你上回26号说不要。刘清：嗯，那哈没经过他同意，我大人在想。不是他说不要，是我心想的，但是钱已缴了这么多，要，要。刘生群：但是你26号说，你意思说我没听清楚。你意思说你今天娃儿决定又要了。刘清：嗯嗯嗯，麻烦你。”本院经审查认为：一、王越举示的2018年4月30日刘清与刘生群的电话录音中并无郭堂忠明确表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且即使刘清在4月26日向刘生群表示过不要涉案房屋了，也仅仅是购房者一方的提议，而要完成合同解除还需要卖房者的意思表示及双方对解除合同后的事宜进行约定，现王越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二、关于郭堂忠支付160000元是否表示郭堂忠同意解除合同的问题，首先，按王越所称郭堂忠于2018年4月26日即表示不要涉案房屋了，郭堂忠却在当日支付了160000元，如郭堂忠要解除合同却在当日又支付房款，该行为不符合生活常理，王越称系郭堂忠为自己的违约行为征得王越同意的条件，但当时房价在逐渐上升，即使郭堂忠要另行购房，郭堂忠完全可以购买涉案房屋后再出卖，而不可能为解除该房屋买卖合同而支付160000元的违约金或借给王越160000元，再者，中介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这160000元是按王越的要求通知郭堂忠向王越支付的，且如果在4月26日双方约定解除合同且就合同解除善后事宜作出新的约定，那么在4月30日的通话中应当有所反映，但在4月30日的通话中均未提及160000元作为解除合同的条件，故该160000元的支付不能证明郭堂忠表示同意解除合同，相反可以证明郭堂忠一直在履行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三、关于涉案房屋钥匙的问题。王越一直称中介是受刘清指使从王越处拿走涉案房屋钥匙以便重新出售涉案房屋，表示郭堂忠已于4月26日要求解除合同，但从中介的证言来看，并无王越所称的内容，且即使中介4月28日从王越处拿走涉案房屋钥匙，亦不能证明郭堂忠要求解除合同。综上，王越的辩称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判决王越于判决生效后立即配合郭堂忠办理重庆市沙坪坝区建博路9号龙腾丰文小区10单元14-4号房屋产权过户登记。 王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渝01民终4083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审理确认新事实：1.2018年4月23日王越结清了案涉房屋全部贷款本息。2.王越2018年4月26日出具了收郭堂忠购房款16万元的收条。3.王越一审辩称，2018年4月26日双方口头协商解除合同，案涉房屋找到新买家付款后，退还郭堂忠所付47万元款项，还提交了与新买家的买卖合同及王越另购新房合同；并陈述本案整个房屋买卖都是刘生群和刘清在联系；王越二审解释要郭堂忠先支付16万元，是用于其支付另购房屋的首付款应急，作为解除合同和不追究郭堂忠违约责任条件。4.郭堂忠一审陈述，中介通知其支付16万元用于解押。5.重庆市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丰文社区居民委员会证实：刘生群于2018年5月3日及22日两次要求调解本案纠纷，社区工作人员电话通知郭堂忠，郭堂忠未参加。二审法院认为，买卖双方及中介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系有效合同，各方应按约履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中涉及房屋买卖部分是否已经解除；郭堂忠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对此评判如下：合同的解除，是使有效合同失去效力的法律行为，将会产生合同关系自始消灭、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法律后果。当合意解除时，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应真实、明确，含糊不确定的意思表示将不能达到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本案中，王越并未举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直接证据，4月30日的通话录音也不能证明之前郭堂忠表示放弃购买房屋后，双方就此协商一致解除了合同的事实。且，双方因解押款增加1万元都签订了书面补充协议，反而就解除合同、借款16万元、解除合同的后续事宜及借款归还等决定双方权利义务的重大事项却无任何书面协议；并在王越2018年4月26日出具收郭堂忠购房款16万元的收条中，未载明王越所称解除合同，借款应急，互不再追究违约责任，并房屋再卖后退还的事项；这均与双方的交易习惯和常情常理不符，而王越对此解释为“因信任而疏忽”也难以让人信服。虽购房款16万元未到合同约定的过户时就提前支付，但郭堂忠积极提前主动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越未举示充分证据证实其上诉主张，且所称的事实存疑，故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王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越不服（2019）渝01民终4083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2020）渝民申178号民事裁定书，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是否已经解除。王越主张《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已经解除，应当举证予以证明。第一，2018年4月30日刘清与刘生群的电话录音中并无郭堂忠明确表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第二，《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是由郭堂忠与王越签订，刘清与刘生群并非合同当事人，即使2018年4月26日刘清与刘生群对涉案房屋买卖有过沟通，也并不当然意味着郭堂忠已经对王越作出放弃购买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第三，如果郭堂忠是为了避免承担违约责任才将160000元支付给王越，那么依常理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对不予追究违约责任予以明确，但双方不仅未签订书面协议，而且在王越出具给郭堂忠购房款160000元的收条中，也未载明任何不再追究违约责任、解除合同的约定，结合双方因解押款增加1万元都签订了书面补充协议的事实，应当认定郭堂忠此举并非是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违约责任，并不能证明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已经协商解决；第四，郭堂忠有没有要求王越拿钥匙给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王林容与双方《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有无解除并无直接关联，即使一审庭审中郭堂忠表示其没有要求王越拿钥匙给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王林容，亦不能直接证明郭堂忠与王越已协商解除《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此外，中介公司的工作备案记录是中介公司工作人员自己的工作记录，其内容无需得到买卖双方的认可，亦不能证明《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况且王越没有证据证明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王林容撕去工作备案记录。中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舒丹无权代替王越或郭堂忠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王林容有无撕去工作备案记录以及在派出所调解过程中舒丹有无承认王越于郭堂忠之间有解除合同的口头协议均不属于新证据范畴，亦不能直接证明郭堂忠与王越已协商解除《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故王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王越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王越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案中，原告主张二被告明知三方合同已经解除，且买方承认另行支付原告16万元是作为不承担违约责任的借款，但二被告在法庭上做虚假陈述，且拒不交出关于涉案房屋已做另行销售的业务档案以及易房大师和易邀MSE移动营销管理平台发布的电子数据档案，被告王林容还撕毁其自行建立工作备案记录档案。基于被告的上述侵权行为，导致原告败诉，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构成侵权。二被告辩称在居间服务过程中，并无任何侵权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含过错、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原告应当就上述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 从原告举示的（2018）渝0106民初7543号案件庭审笔录的内容来看，并无直接证据证明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与被告王林荣在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的行为，同时根据（2018）渝0106民初7543号民事判决书、（2019）渝01民终4083号民事判决书、（2020）渝民申178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定，原告王越与案外人郭堂忠、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是否解除是依据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加以认定，生效判决结合2018年4月30日刘清与刘生群的通话录音、郭堂忠付款160000元的行为及双方合同约定，综合认定王越与郭堂忠并未协商解除《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并且明确了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的工作备案记录是其工作人员自己的工作记录，其内容无需获得买卖双方的认可，亦不能证明《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是否已经解除。被告壹贰叁中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舒丹无权代替王越或郭堂忠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被告王林容是否撕去工作备案记录以及在派出所的调解过程中舒丹有无承认王越与郭堂忠之间有解除合同的口头协议，均不能直接证明王越与郭堂忠已协商解除《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换言之，原告王越主张的被告上述侵权行为，与其主张的败诉及经济损失等损害后果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不能达到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故对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损失300000元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原告王越依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要求被告交出在易房大师和易邀MSE移动营销管理平台发布的电子数据档案，并恢复被告王林容自行建立的工作备案记录档案的诉请，本院认为，《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建立业务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业务情况。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保存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保存期不少于5年”，第三十二条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应当按照规定提供真实、完整的信用档案信息”，上述规定均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无明确法律规定被告有义务提供其内部记录的工作档案，且如前文所述，被告自己的电子数据及工作备案记录并不能直接证明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原告意欲证明的侵权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缴纳29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王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 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楚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