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06民初3110号原告：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劲松路3号中泰广场1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王速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兴睿，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迎泽大街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赵剑峰，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改云，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郝兴睿，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改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理费3985061元，并支付暂计算至2020年6月19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702135元（其中2017年9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6.52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50%计算），之后的违约金继续计算至欠款全部付清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6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就被告与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工作提供代理服务，代理期限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完成被告委托的工作之日止，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本案的代理主要是风险代理，被告按照实际回款金额的一定比例支付原告代理费。具体为:实际回款金额在10000万元以下部分,按回款金额的4%支付代理费;实际回款金额在10000万元以上2000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回款金额的3%支付代理费;实际回款金额在20000万以上3000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回款金额的2%支付代理费。第六条第3款又约定:本案诉讼或执行过程中,经原告努力,被告与债务人达成和解、调解(包括被告同意的债务重组或贷款重组解决)或形成债权转让、主动撤诉结案情形的，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原告代理费。以上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开展代理工作,排除各方面障碍,协调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完成诉前财产保全、立案起诉、保全复议、管辖异议等诉讼程序,尤其第一时间查找并首轮查封了债务人及担保人的主要资产,在本案债权没有设定任何物权担保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保全和提升被告的债权资产价值;本案债权成功转让及确定债权转让价值与原告多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2017年9月27日,农行将本案的债权打包转让给信达资产公司，本案所涉债权转让价格为156431497.54元,信达资产公司于次日支付了全部转让价款。原告认为,本案所涉债权转让并非政府主导或政策性剥离不良资产,而是银行通过公开发布债权转让意向,经转让方和受让方分别债权评估,再以市场化公开竞价的方式完成交易，债权转让成交与原告前期就本案债权开展的诉讼及保全工作努力是分不开的,被告应当依约支付相应代理费。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第3款约定，被告应根据债权受让方支付的转让价格作为实际回款金额,按照第1条执行阶段回款比例的70%支付原告代理费共计3985061元，原告据此向被告提出代理费申请，要求被告支付以上代理费，但被告一直未予支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辩称，一、原告在代理被告普大煤业案件中存在违约行为，违反了代理协议第五条“乙方应履行的义务”中第1款、第2款及第3款规定的义务，属于违约，被告保留追究原告违约的法律责任。二、包括答辩人在内的4支行5户（包含普大煤业）不良资产等批量转让是执行上级行政策，并由总行批准后由山西省分行签订转让协议进行的批量转让，律师代理费应按照代理合同“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条代理费比例的10％”来计算。三、原告认为自己的保全工作提升了转让债权的价值，则相应代理费的基数也相应提升,这与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条代理费比例的10％收取律师代理费用的约定并不矛盾、不冲突。四、被告在诉讼保全工作时已经支付了原告30万元律师代理费，按照实际回款1.5643149754亿元按第1条代理费比例的10％计提律师代理费用时应相应扣减。综上所述，原告律师代理费应该按照债权转让所获得的价款，根据代理合同“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条代理费比例的10%来计算。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证据一：被告企业信息，证明内容：被告符合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委托代理协议，证明内容：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就被告与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的诉讼和执行工作提供代理服务，代理期限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完成被告委托的工作之日止。合同第六条第1项约定：本案的代理主要采取风险代理方式，被告按实际回款金额的一定比例支付原告代理费。具体为：实际回款金额在10000万元以下部分，按回款金额的4%支付代理费；实际回款金额在10000万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部分，按回款金额的3%支付代理费；实际回款金额在20000以上30000元以下的部分，按回款金额的2%支付代理费。合同第六条第3项又约定：本案诉讼或执行过程中，经原告努力，被告与债务人达成和解、调解（包括被告同意的债务重组或贷款重组解决）或形成债权转让、主动撤诉结案情形的，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原告代理费。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形成债权转让，应当适用本条约定，被告应当根据债权转让实际回收的金额，按约定折扣比例70%支付代理费。目前双方争议主要是合同第六条第3项约定了两种例外情形，即在政府主导下或执行甲方上级行政策而形成债权转让，则在收到生效判决前按10%支付代理费。本条“但是”部分，把政府主导和执行上级行政策两种情形列在一起，说明二者有类似的地方，这个相同之处就是债权转让成功与否和律师代理工作没有关系，完全是政府行为或者政策性行为决定的，所以折扣比例自然是很低，合同本意是有别于前面一般情况下形成的债权转让。本案债权成功转让，纯粹是被告与受让人之间的商业行为、合同行为，与律师前期代理工作密切相关（下面证据会说明），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是政策性行为，被告把必要的内部审批流程解释为上级行政策，不符合合同条款的本意。证据三：案件诉讼材料，1、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附财产线索清单）（7-12页）、保全裁定、复议申请（13--17页）、协助执行通知书（18-96页）；2、民事起诉状及证据目录（97-99页）；3、民事裁定书（管辖权异议）（100-102页）；证明内容：原告代理本案后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完成财产线索调查整理、诉前财产保全、立案起诉、保全复议、管辖权异议一审等诉讼程序，尤其是第一时间查找并通过法院首轮查封了债务人及担保人名下的煤矿企业股权、采矿权等主要资产，之后债务人及担保人均提出保全异议，普大煤业更是认为查封煤矿股权价值超过30亿元，但是法院没有同意解除查封；在本案债权没有设定任何物权担保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保全和提升了被告的债权资产价值。证据中查封记录显示，在被告首轮查封后，有多家法院陆续对普大煤业主要资产轮候查封，其中包括天津高院、山西高院另案、太原中院、北京四中院等等；（如果不是原告第一时间完成财产线索查找和保全工作，且努力维护保全和管辖的有效性，被告的债权既无财产担保，又排在多个债权后面轮候查封，被告债权价值和债权转让能不受影响？被告拿到债权转让款，又全盘否定律师代理工作是过河拆桥，诉讼中想硬套合同中和律师代理工作无关的政府行为和政策行为来扣减代理费，没有依据。）总之，本案债权成功转让及确定债权转让价值与原告的多方面努力是分不开的；原告根据合同约定比例，按被告债权转让收回的款项为基数请求支付代理费，符合合同约定，公平合理。证据四：《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及批量转让价款分配表、付款凭证，证明内容：被告于2017年9月27日将本案所涉债权打包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信达资产公司于次日支付了全部转让价款；其中本案债权转让价款为156431497.54元，占本次所转让债权价值的近80%。证据五：《关于普大煤业案债权转让后代理费支付申请》及《律师函》、《普大煤业债权转让后应付代理费说明》。证明内容：在被告债权转让前数月，原告就曾给被告方提出根据合同计算代理费的说明，被告并未提出异议；债权转让后，原告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向被告催告，要求被告按约支付代理费用，前后计算方式始终一致，但被告以种种理由不愿解决。证据六：代理费计算方法、违约金计算方法，证明内容：本案原告计算违约金的方式，符合委托代理议约定及法律规定。被告质证：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二委托代理协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代理协议中约定的代理费支付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诉讼或执行过程中，经原告努力，被告与债务人达成和解、调解或形成债权转让、主动撤诉结案情形的，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条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乙方代理费。但本案不是被告与债务人达成协议，而是由被告上级行与案外人达成的债权转让。第二种在政府主导下或因执行被告上级行政策而进行的债务重组或贷款重组、债权转让等形式落实了债权的，银行内部是严格的上级管理下级的工作模式，属于被监督和被管理模式。应按照10%计算代理费。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需要按照农业银行总行的政策依据才能进行转让，严格禁止私下达成和解转让。对证据三案件诉讼材料中的相关法律文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证明了原告进行了首轮查封，被告查阅了原告的相关证据后，发现只有个别财产属于首轮查封，而且查封的股权及采矿权在银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时从评估报告和尽调报告中看出虽然是首封，但之前都办理了出质或抵押手续。故应按照回款的10%支付代理费是公平合理的，也符合协议的约定。债权批量转让的回款额是按照清算法计算，跟原告进行查封的工作关联不大。对证据四《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批量转让价款分配表、付款凭证需要核对原件，该材料涉及保密，故我方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五《关于普大煤业案债权转让后代理费支付申请》及《律师函》、《普大煤业债权转让后应付代理费说明》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六代理费计算方法、违约金计算方法，合同中没有约定，故对此证据不认可。被告举证：证据一：原、被告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主诉案件）》证明内容：1.原告并未完全履行该委托代理协议。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关于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大煤业）、太原市龙威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威经贸）、山西省柳林同德焦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焦煤）借款纠纷诉讼代理协议，约定代理服务内容是需要代理该借款纠纷的一审、二审及执行全过程。代理协议签订后，原告也因管辖议并未进入一审的实体审理中。2.代理协议约定了两种代理费的支付方式，证明内容：代理协议中第六条第三款约定了两种支付代理费的方式：第一种是：诉讼或执行过程中，经原告努力，被告与债务人达成和解、调解或形成债权转让、主动撤诉结案情形的，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条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乙方代理费；第二种是：在政府主导下或因执行被告上级行政策而进行的债务重组或贷款重组、债权转让等形式落实了债权的，根据原告所做工作确定代理费用，具体为：（1）在被告收到生效判决书之前，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条代理费比例的10％支付乙方代理费；（2）在本案进入执行阶段后，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一条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原告代理费。证据二：2014年3月31日被告河西支行与张丽琴个人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证明内容：若是按照第一种代理费支付方式，就是河西支行与张丽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形式，该形式是需要经原告努力，促成被告河西支行与债务人普大煤业达成《债权转让协议》，被告河西支行主动撤诉结案的情形。该案包括普大煤业在内的4家支行5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都不是此种方式实现债权的，不应该要求被告按照代理协议约定的第六条第3款70%支付代理费。证据三：被告2016年11月30日给上级行山西省分行提交的《关于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贷款担保人山西柳林汇丰兴业同德焦煤有限公司被保全主体变更的情况报告》证明内容：在2016年6月24日法院将已经查封的普大煤业担保人同德焦煤的采矿权置换成了山西临县焉头煤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半年之久原告都未通知过被告。置换后价值远远低于置换前的价值，且被置换的临县焉头煤业采矿权被置换前早已抵押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抵押金额为18亿。被告也是通过自己聘请的评估公司得知此情况。根据原告单方面所述是因为其在法院做了大量工作才使高院诉前财产保全了普大煤业担保人同德焦煤的采矿权，但在保全后，原告又未及时跟进，未按时向甲方书面汇报过案件进展情况，已经违反代理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构成违约。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2月7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辖终417号裁定书，驳回了被告河西支行两案合并在山西省高院的起诉，证据内容：原告采用把两份借款合同借款标的相加提高法院审理级别的方式提起了诉讼，但因普大煤业提出管辖异议，导致该案件自2015年仅管辖异议从山西省高院打到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2月7日裁定驳回被告河西支行的起诉。该种诉讼策略使得河西支行对普大煤业的诉讼迟迟不能进入实体审理程序，司法程序清收推进困难。证据五：耿春郎证人证言；证据六：不良资产组包会议记录；证明内容：2016年5月27日，农行河西支行及其他支行在农行太原市行四层会议室召开了市、分支机构不良资产组包转让会议，本次是由省行牵头并组包，被告河西支行按照上级行政策要求全力配合。证据七：《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农银规章【2012】170号），证据八：《关于进一步做好自营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工作的指导意见》（农办发【2015】271号）；证明内容：根据被告河西支行上级行政策的规定，普大煤业符合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的条件。证据九：2017.8.16《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河西支行资产处置委员会会议纪要》；证据十：2017.9.26《关于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处置方案的请示》农银并河发【2017】97号·；证据内容：被告河西支行在普大煤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前做了大量的清收工作，具体包括：山西省分行、省分行营业部、河西支行三级联动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清收对策；多次深入企业实地调研催收；多次约见担保公司山西柳林汇丰兴业同德焦煤有限公司和太原市龙威经贸有限公司进行催收，并对两家担保单位进行实地摸底；督促企业加快平陆三个煤矿的技改步伐，办理长期采矿权证，进行抵押登记；密切关注运城煤矿“煤铝联采”申报进度及启动诉讼程序等多种多渠道方式开展，2015年4月委托原告代理被告农行河西支行进行诉讼清收，仅是被告针对普大煤业不良贷款在清收过程中的一部分工作。被告根据上级行省分行的要求外聘了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及山西真诚评估公司，分别对普大煤业进行了尽职调查及债权分析并出具了《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法律意见书》及《债权分析报告》，为四支行五户不良资产进行批量转让做准备工作。证据十一：2018年3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分行向太原市财政局报告的农银并发【2018】77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关于不良贷款批量转让情况的报告》；证据十二：2018年3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分行向中国银监会山西监管局的报告农银并发【2018】78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关于不良贷款批量转让情况的报告》；证明内容：被告河西支行的上级行太原市行在涉及到4支行5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完成后，分别向太原市财政局及中国银监会山西监管局报告此次转让的情况，该两份报告中显示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背景同时证明了批量转让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影响下由上级行政策主导的转让。证据十三：《批复通知书》及《批复通知书信贷资产信息清单》；证据十四：2017年9月27日农行山西省分行与中信达资产山西分公司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证明内容：该《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是在经过农行总行批准4支行5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后，由被告河西支行的上级行农行山西省分行与中信达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合同签订的主体不是被告河西支行，是被告的上级行农行山西省分行，且，涉及到农行山西省分行、太原市分行下属的河西支行、并州支行、府西支行及北城支行的5笔不良贷款进行批量转让的行为不是被告河西支行能单方决定的。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是依据上级行政策才能进行的，与河西支行和个别债权人单独达成债权转让是不同的，原告混淆了概念。普大煤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最后是否进行批量组包转让审批级别是由农行总行批准同意，再由河西支行的上级行山西省分行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证据十五：《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法律意见书》；证据十六：《关于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尽职调查报告》；证明内容：根据鼎信泽律所的《法律意见书》，原告所申请查封后在农行河西支行不知情的情况下高院裁定将同德煤业的采矿权置换成山西临县焉头煤矿采矿权，虽然是首轮查封，但是在查封之前，该煤矿已经抵押于中国民生银行有限公司太原分行，抵押金额为18亿，被告仅为一般债权人，无法受偿权，普大煤业评估估值采用的是假设清算法，不仅仅是针对原告查封冻结的财产，是对借款人普大煤业一般受偿额中的所有有效资产进行全面分析定价。另外原告提出的冻结普大煤业公司及相关投资公司股权分别为：（1）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平陆大金禾煤业有限公司60%股权，出质长城资产公司全部股权冻结；（2）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平陆大金禾金门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出质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洪鑫煤炭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冻结；（3）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平陆大金禾金亿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出质长城资产公司全部股权冻结；（4）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平陆大金禾乌金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出质长城资产公司全部股权冻结；（5）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平陆大金禾安瑞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出质长城资产公司全部股权冻结；（6）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霍州力拓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出质工商银行，全部股权冻结；（7）山西柳林汇丰兴业同德焦煤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柳林汇丰兴业王家会物流有限公司65%股权；（8）以上公司股权在被查封冻结前都已登记出质于其他公司，债权实现难度很大。原告质证：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当时有关部门要求对该案件不能进行立案、也不能采取保全措施，故当时无法在太原市中级法院进行立案审理，根据最高院的判例，经过我方分析，最有利于保护被告的权益，才开始进行诉前保全查封了债务人的财产，并在山西省高院立案。本案债权转让是普通一般的债权转让，不是政策性债权转让，应按照双方协议的70%进行支付代理费，而不是按照10%支付代理费。对证据二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被告也没有提供该债权转让的内部审批流程。对证据三是山西省高院依据职权作出的股权、采矿权的置换裁定。对证据四的裁判结果我方没有参与，驳回起诉的结果与我方无关，由于在此过程中，被告已经将债权卖给了资产公司，我方不再代理该案件了。对证据五证人是被告的员工，有利害关系，针对普大煤业的债权转让，也是根据一般流程进行审批、尽调、组包。对证据六会议记录中看出本案资产转让是一般市场招标转让，不是政策性转让。对证据七、八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这些文件不是针对普大煤业债务处置内容，不是针对普大的政策性债权转让的文件，普大煤业债权的转让是属于市场化，不是政策性转让。对证据九、十、十三均能证明债权转让是按照市场化运作，符合财政部及农行对于不良资产转让的管理办法。本次债权转让是由被告由下而上，逐级上报，与政策性指导转让不同。从批复内容看最终债权转让给谁由市场决定，如是政策性转让，则只能转让给长城资产公司，而不能转让给信达资产公司。对证据十一、十二是债权转让完毕后，农行向财政局、银监会作的报告，与本案无关。也是根据市场原因进行的债权转让。对证据十四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农行山西省分行与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是由于信达公司出价高，属于市场行为。根据农行内部关于不良贷款转让的意见，必须得以农行山西省分行名义与资产公司签订合同。对证据十五、十六中的尽调报告可以看出是河西支行委托的鼎信泽律所进行的尽调报告和河西支行自己委托第三方进行的尽调报告，可以证明本案债权转让是商业市场化转让，不是政策性转让。根据原告代理过程中查封的股权情况，刨除抵押、出质的股权，剩余的股权价值足以偿付被告的债权。经上述认证，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1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甲方）与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主诉案件），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就甲方与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市龙威经贸有限公司、山西省柳林同德煤焦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为甲方提供一审、二审、执行代理服务，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代理期限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完成甲方委托的工作之日止。第六条第一款约定本案的代理主要采用一般风险代理的方式，主要代理费用均在执行阶段支付，即甲方按照实际回款金额的一定比例支付实际代理费，具体为实际回款金额在10000万元以下部分，按回款金额的4%支付代理费；实际回款金额在10000万元以上2000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回款金额的3%支付代理费；实际回款金额在20000万以上30000万元以下的部分，按回款金额的2%支付代理费；第二款约定，甲方在诉前保全完成后，先预付乙方代理费30万元，该费用在甲方按照上述第一条支付代理费用时予以扣除。合同第六条第3项又约定：本案诉讼或执行过程中，经原告努力，被告与债务人达成和解、调解（包括被告同意的债务重组或贷款重组解决）或形成债权转让、主动撤诉结案情形的，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原告代理费。但在政府的主导下或因执行上级行政策而进行的债务重组或贷款重组、债权转让等形式落实了债权的，根据乙方所做的工作确定代理费用，具体为，在甲方收到生效判决书之前，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照第一条代理费比例的10%支付乙方代理费，在本案进入执行阶段后，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照第一条代理费比例70%支付乙方代理费。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开展代理工作,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查找并首轮查封了债务人及担保人的主要资产，后参与了案件立案起诉、保全复议、管辖异议等诉讼程序。2017年9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7zyp1001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涉及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分配价款为156431497.54元。农行将本案的债权打包转让给信达资产公司，本案所涉债权转让价格为156431497.54元,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于2017年9月28日支付了全部转让价款202140000元。债权转让后，原告通过发送律师函和电子邮件，向被告说明涉及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的律师费金额为395.15万元。另查明，《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被告向原告预付代理费300000元，庭审中双方都认可该笔款项。本院认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甲方）与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主诉案件）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根据协议第六条第3项约定：本案诉讼或执行过程中，经原告努力，被告与债务人达成和解、调解（包括被告同意的债务重组或贷款重组解决）或形成债权转让、主动撤诉结案情形的，根据实际回款金额按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原告代理费。本案中原告接受委托后,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查找并首轮查封了债务人及担保人的主要资产，后参与了案件立案起诉、保全复议、管辖异议等诉讼程序。诉讼程序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7zyp1001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其中包括本案涉及的原告代理的诉讼案件，其债权转让所得价款为156431497.54元，符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诉讼过程中，经原告努力，被告与债务人形成债权转让按第1项代理费比例的70%支付原告代理费，故代理费为（1亿元×4%+56431497.5×3%）×70%=3985061元。《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约定，甲方在诉前保全完成后，先预付乙方代理费30万元，该费用在甲方按照上述第一条支付代理费用时予以扣除，故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30万元后的代理费为3685061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被告认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7zyp1001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属于《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第三款约定的，“因执行上级行政策而进行的债权转让，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及本案债权转让是执行上级行的相应的政策，是上级行组织下进行的债权转让，故原告的辩称因缺乏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因《委托代理协议》对代理费的履行期限、违约金未作出明确约定，故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从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即2020年7月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685061元及违约金（2020年7月7日起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149元由原告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负担5000元，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河西支行负担1714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建堂二○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高 斌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严格履行与诚实信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