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8111民初681号原告：北大荒粮食集团方正粮食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24MA18Y83C0Q(1-1)，住所地黑龙江省方正县天门乡新兴村。法定代表人：杨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哈尔滨鑫顺兴经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24793081612E，住所地方正县方正镇建国村。法定代表人：蒋长友，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索锦亮，方正县匡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蒋长友，男，汉族，1975年7月12日出生，住所地方正县。被告：隋金凤，女，汉族，1975年10月3日出生，住所地方正县。被告：蒋长伟，男，汉族，1983年3月7日出生，住所地方正县。被告：蒋东华，女，汉族，1973年7月19日出生，住所地方正县。共同委托代理人：肖立国，方正县匡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北大荒粮食集团方正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荒方正公司）与被告哈尔滨鑫顺兴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顺兴公司）、蒋长友、隋金凤、蒋长伟、蒋东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疫情原因，本案中止审理，恢复审理后，于2020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大荒方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被告鑫顺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索锦亮，被告蒋长友、隋金凤、蒋长伟、蒋东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立国到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大荒方正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鑫顺兴公司给付原告粮款2784575.10元及违约金278457.51元；2.判令被告蒋长友、隋金凤、蒋长伟、蒋东华对被告鑫顺兴公司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事实与理由：2019年2月25日，原告与各被告签订了《水稻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原告销售给鑫顺兴公司2018年方正产水稻1234.57吨，每吨单价3430元，合同金额4234575.10元，交货地点为鑫顺兴公司仓库内，交货期限为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8月15日，原告按鑫顺兴公司给付粮款数额安排相应数量粮食出库，如鑫顺兴公司未按约定给付粮款，按欠款金额的10%承担违约金。被告蒋长友、隋金凤、蒋长伟、蒋东华为鑫顺兴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合同履行期间，鑫顺兴公司在仅支付保证金300000元、粮款1150000元的情况下，私自将全部粮食出库，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经原告多次催要，各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故将各被告诉至法院。鑫顺兴公司辩称，1.原、被告双方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为借款，不是粮食买卖。2019年2月27日，原告给方正县顺兴粮米产销专业合作社汇款4000000元，同年3月13日给合作社汇款500000元，汇款合计4500000元，这些款项实际是原告借给被告的收粮款，双方建立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为了掩盖民间借贷的事实，双方签订了水稻采购合同，原告对鑫顺兴公司的诉讼是虚假诉讼，其公司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合作社欠原告借款是事实，也愿意承担还款义务，但不存在违约责任。原告诉称的1450000元还款与本案无关，是另案的还款，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蒋长友、隋金凤、蒋长伟、蒋东华辩称，四被告不应当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理由如下：1.鑫顺兴公司并未违反合同项下约定义务，保证人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2.蒋东华《担保书》签订时间为2019年2月16日，而本案主合同《水稻销售合同》签订日期为2019年2月25日，在签订《担保书》的时候，作为所担保的主合同根本并不存在，所担保的对象也不存在，担保合同本身应属无效；3.原告起诉事由不属保证责任范围，原告起诉是被告公司私自出库，并不属于合同项下所约定的甲方义务，四被告对此均不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保证书所担保的主合同不明，担保书规定“为哈尔滨鑫顺兴公司履行2019年与北大荒粮食集团方正粮食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所有合同项下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担保书所担保的主合同并不明确；5.原、被告之间名为销售实为借贷，编号为FZZY201020190006《水稻销售合同》并不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实际上该合同也没有履行，属虚假无效的主合同，其担保条款及担保书因此而无效；5.依据水稻销售合同第8条规定，原告应派出监管人员履行监管义务，但原告并没有履行监管义务，属违约，且对于水稻出库，原告存在监管过错，根据过错及相抵原则，原告也理应承担过错责任或减轻被告公司的责任；6.原告应按鑫顺兴公司的付款给付相应粮食，不存在仅付部分款项原告已付全部粮食的事实。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25日，原告北大荒方正公司与被告鑫顺兴公司签订水稻买卖合同(编号为FZZY201020190006)，约定原告以每吨3430元价格向鑫顺兴公司销售水稻1234.57吨。同日，原告另与案外人顺兴合作社签订《水稻采购合同》（编号为FZZY201020190007)，约定原告以每吨3240元的价格从顺兴合作社购买水稻1697.53吨。两份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均为鑫顺兴公司仓库。在水稻买卖合同中同时约定被告蒋长友、隋金凤、蒋长伟、蒋东华为鑫顺兴公司履行合同项下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9年4月3日，原、被告签署《粮权交接确认单》，确认在鑫顺兴公司仓库内存有粮食2783.6吨。后期，鑫顺兴公司单方将库存水稻全部卖掉。原告认为鑫顺兴公司未经其同意将水稻全部出售的行为是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故将各被告诉至法院，要求鑫顺兴公司给付原告粮款2784575.10元，支付违约金278457.51元。同时诉求被告蒋长友、隋金凤、蒋长伟、蒋东华四人对鑫顺兴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另查明，鑫顺兴公司与顺兴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被告蒋长友。以上事实有原告与被告鑫顺兴公司签订的《水稻销售合同》（编号为FZZY201020190006）、原告与顺兴合作社签订的《水稻采购合同》（编号为ZZY201020190007）、《粮权交接确认单》、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方正城关支行业务凭证等证据及原、被告庭审陈述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各被告应否承担责任。关于上述焦点问题，原告诉称，原、被告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辩称，双方是基于原告与方正顺兴粮米产销专业合作社借贷关系而签订的水稻销售合同，因此原、被告间系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原告于2019年2月25日当天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是与顺兴合作社签订的水稻采购合同，一份是与鑫顺兴公司签订的水稻买卖合同，采购合同约定原告以每吨3240元价格从顺兴合作社购买水稻1696.53吨，买卖合同约定原告以每吨3430元价格向鑫顺兴公司销售水稻1234.57吨，两份合同约定的水稻单价差为190元/吨。而顺兴合作社与鑫顺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蒋长友，在同一天，蒋长友将自己合作社的粮食低价售出，又以自己公司名义高价买入，此行为与常理不符。且在买卖合同签订时，买卖标的物即已存在于鑫顺兴公司仓库内，原告没有向鑫顺兴公司交付水稻的行为，无论是售前还是售后，该标的物都始终在鑫顺兴公司管理和控制之下，这不符合日常买卖交易模式。另，原告诉称被告已给付保证金300000元，给付粮款1150000元，总计给付粮款1450000元。但案涉买卖合同中，未约有保证金条款，且第一笔粮款的给付时间为2019年1月23日，此时双方的买卖合同尚未签订。未约定保证金却给付保证金，合同未签订、标的物未交付即给付货款，均与正常的买卖行为不符，亦有悖于交易常情。按法律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对于出卖标的物，出卖人具有所有权或处分权。而本案原告作为出卖方，没有交付标的物的行为，对出卖标的物从未实际占有和控制过，被告蒋长友自卖、自买，在未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即能占有和处分标的物，此种种情形既不符合交易惯例，又不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件。在原告不能证实水稻销售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存在真实交易行为的情况下，对双方签订的水稻销售合同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另外，原告称出售给鑫顺兴公司的粮食除大部分是从顺兴合作社购买的以外，另有少部分（约300吨）是从农户手中购买的。原告在本院同期受理的另起仓储合同纠纷案件中[（2020）黑8111民初682号]同样主张该部分粮食是仓储合同中粮食的组成部分，两案所出示的该部分粮食证据完全相同。而同一批粮食不能分属于两个合同标的，更不应重复计数。因原告关于该部分粮食所属的陈述自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因原告坚持原诉讼请求不变更，在双方水稻销售合同约定不能认定为真实意思表示并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对原告要求各被告给付购粮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大荒粮食集团方正粮食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52.13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北大荒粮食集团方正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审判员  徐艳慧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董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