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28民撤1号 原告：王大钱，男，1962年5月20日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安龙县高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龙县栖凤街道办事处大坪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32870955131X6。 法定代表人：王大锣。 被告：孙贞荣，男，1956年7月18日生，回族，住贵州省安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将，贵州集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王大锣，男，1967年2月25日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现住贵州省安龙县。 原告王大钱与被告安龙县高乐食品有限公司（下称高乐公司）、孙贞荣、第三人王大锣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方当事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2.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高乐公司与第三人王大锣欠原告货款、工资等款项共计200000元及相应利息，该事实为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7民初4562号判决书所确认，现判决书已生效，但被告高乐公司、第三人王大锣至今没有履行生效判决书内容。2019年10月左右，原告才知道，二被告在没有真实借款的情况下，由被告高乐公司向被告孙贞荣出具虚假借条，后由被告孙贞荣向法院起诉还款，二被告于2017年11月14日，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由法院作出了本案申请撤销的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现该调解书已经执行完毕。原告认为：1、作为借款本金2600000元，被告孙贞荣只向法院提供3份借条，没有提供银行转款凭证，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借款的真实性，被告孙贞荣说是现金支付，但作为巨额资金出借，现金支付违反支付习惯。2、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被告高乐公司对利息和本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全部予以承认，违反常理。因此，二被告系虚假诉讼，转移财产逃避包括原告在内的第三人债权。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各方当事人的基本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 2.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19）浙民初4562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文书生效证明，证明原告系本案被告高乐公司的债权人，权益受到了相应调解书的侵犯，有权提出本案的民事诉讼。 3.（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申请撤销的民事调解书真实存在，并且双方之间的调解行为反常，有可能存在虚假诉讼，该借款关系不真实。 4.调解笔录、借条三张、再审申请书、受理案通知书（均系复印件），证明二被告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不真实性体现为：三张借条涉及的金额极为巨大，该款不可能以现金方式支付，根据被答辩人称，该借款系其他原因转化而来，该借条也能证明被告孙贞荣起诉事实异常，根据其在民事起诉中陈述的事实，是一天分三次向被告高乐公司借出现金，但三张借条时间并不相同，借条体现的时间与陈述不吻合，体现了民间借贷关系的不真实，调解笔录中体现双方对巨额借款没有任何代价抗辩性，被告高乐公司对被告孙贞荣的起诉完全配合，调解笔录中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被告高乐公司表示同意并且说出了利息的偿还方式，且被告孙贞荣提出还款金额、期限及利息计算的方式，被告高乐公司表示同意，对利息不作出答辩，被告高乐公司的积极态度，能够证明双方在调解前是有过协商的，且对诉讼费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在整个调解过程中体现了借款的不真实性；再审申请书及安龙县法院受理通知书，证明被告高乐公司对借款的真实性在事后反悔，主动证明了该借款关系的不真实性，且经安龙县法院立案受理，充分证明了该借款关系的不真实性。 5.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两份，证明被告高乐公司对外欠有相应债务，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有可能存在。 6.2017年10月6日民事起诉状一份，证明起诉状来源系被告孙贞荣起诉被告高乐公司的起诉状，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被告庭前提交的答辩状，答辩事实虚假，主要体现为在诉状中孙贞荣与王大锣是朋友关系，被告是高乐公司，自然人与法人是如何成为朋友，从措辞中可以看出民间借贷不存在，并且借条是两个时间，不可能在同一天借出巨额资金，答辩状中，经结算后分三张借条，如果是同一天结算为什么要结算为三张借条，与生活常理不符。 被告高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即第三人王大锣辩称，1.被告孙贞荣起诉我时我不知道，2017年我没有收到过法院的传票，我也根本也没有来过法院进行过调解，我也没有接到法院的电话，我也不知道被告孙贞荣起诉我的事，直到2019年我才知道这回事，我到法院调取证据，但是法院无法提供；2.在2017年之前我也没有向被告孙贞荣借款过，如果以公司名义借款，在公司应当有记录，被告孙贞荣是我公司的总经理，公章等都是在他的手里面。 被告高乐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2016年12月13日民事起诉状，证明该诉状与被告孙贞荣第二次起诉的时间相差一年多，且金额不一致。 2.基本信息表、股权转让计算、抵押合同记录4页，证明在被告高乐公司不清楚的情况下，被告孙贞荣自己在家里面商量如何以物抵债的事情。 被告高乐公司庭后提交证据： 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四份、书面说明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 被告孙贞荣辩称，1.二被告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被告孙贞荣在安龙县长期从事牛生意，积累了较多财富。后第三人到安龙兴办高乐公司，主要经营牛肉干的加工和销售。因此双方有了业务和工作上的往来，时间长后形成了良好的友谊关系。因被告高乐公司约从2011年起陷入困境，且规模较大，急需大量流动资金，所以第三人四处举债用于被告高乐公司的经营。鉴于与第三人良好的私人关系，被告孙贞荣约从2011年起断断续续的通过现金、转账（以现金支付为主）等方式多次将钱借给第三人。刚开始未约定利息，但随着所借资金越来越多，且被告孙贞荣觉得风险较大，于是要求第三人偿还借款。第三人不愿放弃，一心只想将生意做大，于是承诺支付被告孙贞荣2分的利息，并继续向包括被告孙贞荣在内的多人借款。借款到期后第三人无力偿还，又由被告孙贞荣代为偿还部分借款，当作第三人向被告孙贞荣的借款。为稳住被告孙贞荣，第三人在2014年、2015年曾多次向被告孙贞荣支付20000元或30000元不等的借款利息。后来由于第三人未及时支付利息，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告孙贞荣要求第三人向自己出具借条，于是经双方结算，由第三人向被告孙贞荣出具3张借条，并加盖被告高乐公司的公章。借条上没有写借款利息，但第三人口头承诺按照2分利息支付给被告孙贞荣，考虑到双方的关系，被告孙贞荣对此表示认可。出具借条后，第三人的生意仍不见好转，且囤积了大量货物无法售出，被告孙贞荣担心借款无法收回，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高乐公司偿还借款。可能是因为此时双方关系仍然较好，未撕破脸，考虑到被告孙贞荣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自己，也可能是第三人故意为之，为之后的一系列逃债套路作铺垫（祥见第三条答辩意见），第三人同意调解，并同意按照自己的承诺支付借款利息（本金2600000元、利息936000元），被告孙贞荣考虑到第三人的难处，也给出了大半年的履行期限，最后由安龙县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2.（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合法有效，该调解书系根据二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作出的，实体和程序上均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被告孙贞荣从未威胁过第三人，更未教唆他人威胁，双方的调解系自愿作出的；3.原告、第三人等人可能涉嫌虚假诉讼，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第三人未还款，于是被告孙贞荣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阶段，安龙县人民法院拍卖被告高乐公司的房产，于2019年12月21日获得价款3562920元。2020年1月20日，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提出参与分配（涉及高乐公司的7个案件），共分配得案款1198499.14元(执行裁定书案号：(2019)黔2328执恢87号）。2019年10月28日，第三人向安龙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谎称调解时被威胁，自己及被告高乐公司从未向被告孙贞荣借款，请求撤销上述调解书，被依法驳回。第三人又向公安机关控告被告孙贞荣涉嫌犯罪，公安机关调查后未予立案。现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企图将上述调解书撤销。因原告系王大锣的堂哥，所以被告孙贞荣可以提出一个合理怀疑，本案系原告与第三人串通损坏被告孙贞荣合法权益的结果，甚至原告与被告高乐公司、第三人在浙江省苍南县的民事诉讼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其目的就是帮助第三人逃避债务。因为上述案件唯一的证据就是一张欠条，且欠条载明的是货款，而在本案诉状中，货款又变成了借款和工资。更为诡异的是，原告提交的3份判决书显示，3个案件全是买卖合同纠纷，全部由同一家法院审理，定案证据均只有一张欠条，第三人和被告高乐公司均在签收传票后未出庭，均在领取判决后未上诉，且原告的姓氏和字辈与第三人均是一样的（王大钱、王某某、王某1）。第三人与被告高乐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安龙及其周边地区，经常居住地也位于安龙，为何会在自己的老家与自己同姓同辈的这么多人发生买卖合同纠纷？难道这些同姓同辈的人都是专门为王大锣的商业链条提供配套专项服务的？如果本案原告败诉，王某某、王某1是否会提起同样的诉讼？4.原告提起本案的时间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原告应当在自知道(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之日起6个月内提起诉讼，该调解书早在2017年就已作出，考虑到原告与第三人的特殊关系，原告应该早已知晓，因此应从调解书作出之日起算6个月的时效。即使原告确实没在第三人知晓之日知晓，也应由原告举证证实其知晓的时间，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孙贞荣提交以下证据： 1.被告孙贞荣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孙贞荣基本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 2.安龙县公安局作出的第三人王大锣反映被告孙贞荣职务侵占案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孙贞荣诉被告高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前双方关系良好，曾在第三人王大锣资金周转困难时多次借钱给第三人王大锣，其中一次是代第三人王大锣还款600000元给郑某某，并证明第三人王大锣为筹集周转资金多次向多人借款，同时配合原告第六组证据证明该案与王某某、王某1有可能均系虚假诉讼。 3.储蓄（卡）业务凭证（复印件），证明2012年9月27日孙贞荣借款600000元给被告高乐公司。 4.被告孙贞荣安龙农商行银行卡交易记录8页、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卡交易明细24页，证明被告孙贞荣的银行卡大额交易记录较多，有能力向第三人王大锣出借资金，并证明第三人王大锣在向被告孙贞荣出具借条前就向被告孙贞荣偿还利息，双方口头约定了借款利息。结合第二、三组证据及原告提交的再审申请书，证明第三人王大锣在再审申请和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所作陈述均为虚假陈述，在再审申请不成功后便企图通过本案逃避债务。 被告孙贞荣庭后提交证据： 个人担保借款合同。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 1.安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说明，拟证明王大锣反映孙贞荣职务侵占一案，经调查未发现犯罪事实。2.对孙贞荣、案外人龚某某所作询问笔录，其称，2011年王大锣陆续向我借款，其中，2012年我和我妻子龚某1向农业银行借款1200000元，打给了王大锣指定的收款人李某某，帮王大锣偿还了欠郑某某的借款600000元，2012年9月27日转账600000元到王大锣安龙农村商业的账户内，还有2014年到2016年陆陆续续转账给王大锣，已提交了交易明细。2016年1月1日，王大锣写了两张借条给我，1750000元的借条是结算的我们在这之间发生的借款。还有一张350000元的借条其实是王大锣欠龚某某的钱，因为龚某某兴信不过王大锣，所以就把借款转给我了，由我再打借条给龚某某，龚某某是我舅子，这笔钱我在法院拍卖王大锣房子的时候就把钱还清楚了。我们之间也有现金交付，但是因为时间太长，所以记不清楚了，但是我们是经过结算的，结算后，王大锣就出具了借条给我。案外人龚某某称，我不认识王大锣，孙贞荣是我姐夫，我和王大锣是后面才认识的，王大锣向我借350000元是通过孙贞荣找到我的，当时是在我姐姐家借给王大锣的，孙贞荣都在场。但是之后这笔钱我转给孙贞荣了，孙贞荣还给我出了个条子，现在这笔钱已经还清楚了，听孙贞荣说是法院拍卖了王大锣的房子得到的钱。 3.对王大锣所作询问笔录两份，其称，高乐食品厂在经营过程中孙贞荣就是老板，我是负责经销的。2010年，高乐食品厂就没有办了。高乐公司虽然在安龙没有经营了，但是在徐州等地方还有客源，河南郑州、温州、徐州我都有加工的，我是套我老乡在这些地方的生产许可证，然后在他们那里加工的。在浙江省苍南县法院起诉的王大钱、王某某、王某1、王某2、王某3、林某某都和我有亲戚关系，高乐公司虽然没有经营了，但是他们都是认我的，而且我的名字和高乐公司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向我供货。我和孙贞荣的案子法院调解的时候我没有到场，也没有委托其他人。调解笔录、调解书送达回证上的字有可能是我签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到法院调解过，也没有来法院签字，是孙贞荣和法院勾结起来整的这个事情，我没有欠孙贞荣钱，而且2010年我就离开安龙，把厂交给孙贞荣了，当时只有银行贷款1000000元，是2015年4月22日到期。后面孙贞荣打钱给我都是公司之间的账目往来，我不知道郑某某是谁，我没有向他借钱，2012年9月27日孙贞荣转账600000元给我，我都没有在公司，在河南郑州的，我没有操作，也不晓得，这个600000元就是孙贞荣还的2010年差的1000000元，龚某某这笔钱我根本就不知道，不属实。李某某是谁我也不知道。我向安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举报孙贞荣职务侵占，当时公安局经侦大队给我做的询问笔录都是属实的。 4.（2018）黔2328执919号执行裁定书、（2019）执恢87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情况。 5.（2019）黔2328民申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2019年11月4日，高乐公司就（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间借贷纠纷向本院申请再审，2019年11月25日，本院依法作出（2019）黔2328民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高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理查明：高乐公司系1997年4月21日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案外人林某1持股20%，王大锣持股80%，2015年12月29日变更为王大锣持股100%的自然人独资公司。孙贞荣与王大锣系朋友关系。2011年，王大锣因其经营的高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陆续向孙贞荣借款，并经2016年1月1日、2017年1月1日结算向孙贞荣出具三份借条，载明：今借到孙贞荣现金350000元、1750000元、500000元，借款人王大锣。同时，三张借条下方均加盖高乐公司印章，并注明“用途是公司借款”，未载明借款期限及利息。2017年11月14日，孙贞荣以高乐公司未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及约定的利息为由诉至本院，经本院庭前主持调解，孙贞荣与高乐公司自愿达成一致意见，孙贞荣、王大锣均在调解笔录上签字捺印，本院于同日作出（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高乐公司于2018年6月30日前清偿原告借款本金2600000元及利息936000元，本息3536000元。” 2018年7月19日，因高乐公司未履行生效调解书内容，孙贞荣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经查，高乐公司名下登记有位于安龙县的房屋（房产所有权证号：安房权证新安镇字第××号，国有土地证号：安国用（2014）第××号）一栋，本院依法予以查封、评估，2019年1月18日，孙贞荣欲与高乐公司协商，故自愿撤回执行申请，本院于同日作出（2018）黔2328执919号终结执行裁定书。后双方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本院遂恢复执行［执行案号（2019）黔2328执恢87号］，2019年5月31日，执行到因出租该房屋所得租金120000元，同年12月20日，本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该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次日以3442920元的最高价成交，共计执行到位3562920元。 同时查明：王大钱（系王大锣兄长）、案外人王某某及王某1（与王大锣系同一家族）、王某2及王某3（系王大锣侄儿）、林某某（系王大锣姐夫）从2018年10月起，陆续以王大锣、高乐公司为被告，向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王大锣及高乐公司偿还货款或欠款，王大锣及高乐公司均未到庭应诉，该院经缺席审理后依法作出生效判决。其中，2019年5月4日，王大钱起诉王大锣、高乐公司拖欠货款200000元经该院2019年7月29日（2019）浙0327民初45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高乐公司偿付王大钱货款2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1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该判决于2019年8月19日发生法律效力。 2020年1月20日，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向本院发出参与分配函，请求以该院涉及高乐公司的上述六个案件所涉案款金额为限参与执行该房屋所得款项的分配。经分配，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共分配得案款1198499.14元；扣除评估费40000元、执行费37898元，实际执行到位2286522.86元，尚欠1263277.14元（含案件受理费13800元）未履行。 另查明，王大锣向县局指挥中心反映称“操作法院（庭前调解笔录）祸国殃民背后的保护伞”，安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9年12月14日接该反映材料后，遂以职务侵占罪立案侦查。但经侦查，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孙贞荣存在涉嫌犯罪的情况，2019年12月23日，该队以线索核查的方式书面回复县局指挥中心未发现有犯罪事实。 再查明，2019年11月4日，高乐公司以（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违反自愿原则、基础事实不存在、调解期间其遭受胁迫等为由，于2019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再审申请，本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黔2328民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高乐公司的再审申请。2020年6月12日，王大钱以（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系虚假诉讼、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王大锣否认在（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间借贷纠纷调解笔录、调解书送达回证上签名捺印，但经本院询问，其表示不申请笔迹、指纹鉴定。 孙贞荣称，与王大锣之间的资金往来主要是：①2012年6月21日，通过以案外人龚某1（孙贞荣之妻）作为借款人、孙贞荣房地产提供担保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龙县支行借款1200000元，并签订《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将王大锣指定收款人李某某列明为该借款合同借款人，现该款我方已清偿。②2012年9月27日，向王大锣贵州安龙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转款600000元。③代王大锣偿还欠郑某某借款600000元。④2014年1月20日、4月19日、6月14日、7月19日、8月20日、2015年1月3日、1月6日、1月7日、1月20日、4月20日、6月29日、2016年4月20日、5月11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分别向王大锣转账60000元、35000元、20000元、30000元、30000元、50000元、10000元、10000元、40000元、20000元、20000元、50000元、70000元。合计2845000元。除此之外，与王大锣之间还有现金往来，但因时间较长记不清楚了。上述款项经过其与王大锣结算后，王大锣出具了借条给我。另外，2016年1月1日的350000元借条实际是王大锣欠案外人龚某某的钱，但因龚某某信不过王大锣，所以就由我作为债务人向龚某某出具借条后，再由王大锣向我出借的借条。同时，孙贞荣提交《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储蓄（卡）业务转账凭证、2019年12月23日安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郑某某所作询问笔录予以印证。王大锣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以上法律事实，有原告的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在卷为据，经庭审举证及本院审查，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系针对生效裁判提起的诉讼，一方面是给予因故未能参加诉讼而没有获得程序保障、却可能受到生效裁判拘束的第三人提供救济途径，另一方面则是防止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虚假诉讼的侵害。鉴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法律稳定性，第三人撤销之诉除在原告适格性问题上应当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外，还必须具备有证据证明生效裁判内容错误且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实体性要件。故具体到本案中，本案争议焦点：一、王大钱是否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二、（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内容是否错误；三、（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是否损害王大钱的民事权益。 关于争议焦点一，王大钱是否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第一、王大钱申请撤销的（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处理的法律关系为孙贞荣与高乐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9）浙0327民初4562号民事判决书中处理的系王大钱与王大锣、高乐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二者之间并无法律上的牵连，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而王大钱对（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讼标的并不存在独立的实体性权利，因此，王大钱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第二、在孙贞荣与高乐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中，王大钱不依附于任何一方存在，不是该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查明案件事实也没有起到任何辅助作用，且王大钱在（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中未承担责任，该案件处理结果与王大钱亦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其也不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故王大钱并不是该案适格的第三人，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条件。 关于争议焦点二，（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内容是否错误。本案中，王大钱称（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间借贷纠纷系虚假诉讼，孙贞荣与高乐公司之间并无真实的借贷关系。首先，从借贷关系出发，王大钱未提交证据证明（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间借贷纠纷系虚假诉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孙贞荣与高乐公司之间借贷行为的真实性，有借条、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储蓄（卡）业务凭证、2019年12月14日、2019年12月23日安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王大锣、案外人郑洋毕所作询问笔录予以印证。其次，从时间逻辑上讲，（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案件立案时间、结案时间均早于（2019）浙民初4562号案件，所涉两张借条与（2019）浙民初4562号案件结算欠条发生在同一时间，另一借条发生在2017年1月1日，故孙贞荣与高乐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不存在逃避高乐公司所欠原告债务的情况。再次，王大锣庭审时称（2017）黔2328民初3334号调解笔录中“王大锣”的名字“不清楚是谁签的。”、庭审后经本院询问，其又称“调解时我没有到场，也没有委托其他人来。我人没有来，没有签字。”但在本院询问其是否需要对其在调解笔录上的笔迹申请鉴定时，其又称“我也不申请鉴定，调解笔录、调解书送达回证上的字有可能是我签的，但是我没有到法院来调解。也没有来法院签字，不是调解的这个时间我签的字。我只有7、8月还有点热的时候来过法院一趟，但绝对不是调解书上的时间。”对此，本院认为，且不说王大锣对（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案件调解笔录、调解书送达回证上其是否签字态度反复，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款数额巨大、涉及其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其不可能、也完全没有理由在“没有向孙贞荣借款”的情况下、在明确载明其与孙贞荣债权债务关系、借款偿还方式的调解笔录、调解书送达回证上签字捺印，故本院对其辩解理由不予支持。综上，（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间借贷纠纷并不存在虚假诉讼、调解书内容错误的情形，本院对王大钱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是否损害王大钱的民事权益。第三人撤销之诉系一种事后救济程序，原告主体资格和范围的认定，必须结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条件进行判断。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条件之一即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了第三人的民事权益，该种民事权益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的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对于普通债权，不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予以保护。本案中，（2019）浙0327民初456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王大钱的权益系普通债权，且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加之前述本院已认定（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并不存在内容错误、虚假诉讼的情形，故（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并未损害王大钱民事权益。 最后，王大钱在（2019）浙0327民初4562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起诉时称“二被告（高乐公司、王大锣）从2015年正月开始多次向原告（王大钱）购买牛肉，截止2016年1月1日，经双方结算，被告共欠原告货款200000元。”但王大锣在安龙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9年12月14日、2020年1月8日两次询问笔录中称高乐公司“2010年就没有运转了的，房子和厂房都出租了。”“2010年到现在都没有经营了，房子就租给别人了，第一次2011年就开始租的，租给一家卖药的公司，租期五年，租金115000元。2013年他们转租给李某2后，我找卖药这家公司每年都要10000元。2016年就租给李某2了，租期五年，租金120000元。”审理过程中，经本院询问，王大锣称“高乐食品厂2010年就没有办了，虽然在安龙没有经营了，但在徐州还有客源。河南郑州、温州、徐州都有加工的，我是套我老乡在这些地方的生产许可证，在他们那里加工的。”王大钱与王大锣之间的陈述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不管是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条件，还是实体条件出发，王大钱均无提起本案诉讼的条件。加之本院确认（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事调解书并不存在内容错误、虚假诉讼的情形，故本院对王大钱基于某些事实的主观猜疑和错误判断而认为（2017）黔2328民初3334号民间借贷纠纷系虚假诉讼、民事调解书内容错误并请求予以撤销的诉请不予支持，对其要求孙贞荣、高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的请求亦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及理由，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大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王大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岑 飞 审 判 员 付 军 审 判 员 陈念念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罗启君 书 记 员 朱露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