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91民初5604号原告：黄振芳，男，1958年1月20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台湾居民居住证号码：830000195801200078。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雪霁，广东曹雪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增治，男，1951年3月20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茂华，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韵诗，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林顺忠，男，汉族，1985年11月2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原告黄振芳与被告刘增治、第三人林顺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振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雪霁，被告刘增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韵诗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林顺忠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振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12万元整；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5月26日，被告经朋友介绍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12万元整。经被告确认，原告当天分四次以转账的方式向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借款金额，分别为：第一笔款项：向被告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05）以转账的方式支付人民币22万元整；第二笔款项：向被告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43×××72）以转账的方式支付人民币30万元整；第三笔款项：向被告确认的代收人林顺忠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0）以转账的方式支付人民币30万元整；第四笔款项：向被告确认的代收人林顺忠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64）以转账的方式支付人民币30万元整。上述款项原告均在附言中注明“借款”，以明确上述款项的是作为借款用途。借款发生之后，原告因资金周转需要，自2016年开始多次请求被告偿还借款。2019年1月4日，原告最后一次见到被告本人，并要求被告一次性偿还上述借款，但被告始终拒绝履行返还借款义务。为保障原告的合法利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刘增治答辩称：一、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无须偿还原告任何款项。按照原告的说法，其与被告原本不认识，经朋友介绍后就自愿出借大额资金给被告。事实上，被告确与原告关系生疏，也没有原告的联系方式，仅通过案外人林先生介绍后认识原告，2019年至今没有见过面。双方非相熟已久的亲友关系，在转账发生前也没有直接接触，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经济往来，故原告在没有要求出具借条等书面债权凭证、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也没有要求中间的朋友做担保的情况下借款给被告，甚至在没有被告任何书面确认代收款人为林顺忠的情况下向林顺忠转账60万元，均与人情常理不符。诚然，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原告也从未向被告主张过还款，故其无法提供书面要求还款的证据。原告诉称“自2016年开始原告多次请求被告偿还借款，2019年1月4日最后一次见面并要求被告一次性还款”，全是虚构，口说无凭。即使如原告所言双方于2019年1月曾有过会面，但时隔四年分文未还的情况下见面时仍不要求写借条，是难以采信的。因此，假设原告是出借人，却对借贷发生的原因、经过等无法作出合理陈述，可见双方之间不可能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根据法律规定，仅有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不能据此认定成立民间借贷。1.民间借贷关系的形成有三大要素：一是借贷合意且是真实意思表示；二是款项的实际交付；三是该借款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转账凭证只能说明存在资金流转的事实，其虽在汇款申请书的附言处备注为“借款”，但该附言只是单方备注，不能体现借贷主体以及借款原因，被告收款时也并未收到该附言；且原告未能提供反映被告借款的意思表示的任何证据，其不能证明该附言内容系双方合意或已向被告发送且被告对此没有异议。故，不能据此认定转账是作为借款用途。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原告主张存在借款关系，则负相应的举证责任。现原告仅有转账凭证，无其它客观证据相印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被告明确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应由原告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借贷事实及借贷合意，否则，原告应依法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3.请求法院参照适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仅提供款项交付凭证，未提供借贷合意凭证，债务人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抗辩的，债权人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进一步证据”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划款凭证提起诉讼，被告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原告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承担证明责任”，要求原告对其主张承担本证所需证明力的举证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有虚假诉讼的嫌疑，故为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第三人未提交证据。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举证、质证和当庭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5年5月26日，原告向被告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05）转账人民币22万元，向被告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43×××72）转账人民币30万元，向第三人林顺忠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70）转账人民币30万元，向第三人林顺忠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64）转账人民币30万元整。上述款项附言均注明“借款”。被告否认原告转到林顺忠账户的款项与其有关，并否认转到被告账户的款项为原告的借款。庭审中，本院要求被告对于原告转到被告账户的52万元是何款项作出解释，被告称因时间较久，记不清楚了。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林某证言称：原、被告是证人介绍认识的，当时被告称其有一个很好的投资项目，原告想投资，但又担心，因此被告让原告将钱借给他，半年还一次利息，年利率为25%，当时借120万-130万左右，没有写借条。2019年1月，原、被告一起去被告朋友开的餐厅吃饭，其间原告曾向被告催要过借款。证人也曾向被告投资600万元台币。第三人林顺忠是被告的司机，被告曾用林顺忠的名义开了公司。原告曾告知证人，有款项汇到了第三人林顺忠的账户中。庭审中，原告另提交视频和音频，视频证明2019年1月4日原告与被告在一起吃饭，音频是证人林某与第三人林顺忠的对话，证明林顺忠的银行卡都是由公司（刘增治）在使用，原告转账给第三人的款项实际是给被告的借款。被告质证认为，第三人林顺忠并没有承认收到原告转账的款项后其又转给了被告，被告也没有使用林顺忠的个人账户。诉讼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调取第三人林顺忠收款账户的银行流水，未发现第三人林顺忠在收款后将款项转账给被告的交易明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原告主张的借款合同关系发生在我国内地，本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审理。根据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15年5月26日向被告转账52万元，被告虽辩称并非借款，但既未能对该款项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该52万元系原告向被告发放借款的事实予以采纳。关于原告向第三人林顺忠转账的60万元，被告否认与其有关，原告目前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直接证明系受被告指示汇到第三人的账户中，亦不足以证明系向被告发放的借款，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该60万元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增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黄振芳借款52万元；二、驳回原告黄振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8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黄振芳负担5880元，被告刘增治负担90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黄振芳负担1880元，被告刘增治负担31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顾 阳人民陪审员  贾丽新人民陪审员  夏 颖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古雅璇书记员吴育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