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黔2601行初37号原告杨某某，男，1968年7月12日生，畲族，农民，住贵州省麻江县。被告麻江县林业局，地址贵州省麻江县杏山镇环城东路73号。法定代表人龙光中，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黄洪勇。第三人杨某某，男，1981年12月1日生，畲族，住贵州省麻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龙顺彪，男，1963年5月18日生，瑶族，住贵州省麻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杨凯，男，1971年8月4日，畲族，住贵州省麻江县。第三人麻江县杏山镇河山村民委员会。原告杨某某诉被告麻江县林业局、第三人杨某某不服林权登记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麻江县林业局及第三人杨某某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相关诉讼材料，因麻江县杏山镇河山村民委员会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某某，被告麻江县林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洪勇，第三人杨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顺彪、杨凯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麻江县杏山镇河山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麻江县林业局于2008年12月29日作出编号为B520802046860的麻府林证字（2008）5226350602221-1/1号《林权证》，登记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杏山镇河山村，其中涉案林地小地名为“瓦厂山”，面积11.51亩，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人为杨启明，四至为：东抵杨德昌山界、杨凯土边，南抵杨凯山界，西抵岭，北抵沟、杨德昌土边、河（杨兴富杨某某田坎上）。原告杨某某诉称：“对门田”（与第三人家房屋林地相邻）一直是原告家承包耕种（1998年12月30日原告取得的土地承包证），承包期限为50年，面积0.13亩，四至为：上至启明山界石，下至兴才田坎，左至兴付田界，右至河。1998年7月25日，在村领导的主持调解下，原告与第三人之父杨启明就原告承包的对门田与被告家居住的房屋地基及通道等相邻管理界限问题达成了《调解书》并栽定了界石：“从界石横到路出角（上河）为界线，上由杨启明管理，下由杨某某管理。杨启明的房子门前界线（位置）上五尺杨启明家只能栽种白腊和其他小树挡泥巴，如长高发枝由杨启明自砍独尖。弯弯的界线上一直不准植树造林，其中界石横路出田角的位置，路坎上一丈五也不准植树造林，如发现有情况，杨某某有权砍掉，还有杨启明家的房子屋檐水水沟排除路走，由杨某某自行修理。另外，房子门口的泥土要保持现状，不再堆泥巴，如自然塌方田农自负；如杨启明还要继续堆泥巴，塌方由杨启明负责。泥巴桩有朽烂，杨启明主动来换保护泥土，如不还朽烂泥巴桩塌方也要杨启明负责。从调解书清楚之日起，双方各自遵守，按划定的界线履行管理，否则后果自负。”因杨启明不会签字，他人代签后，杨启明按了手印。双方按照该《调解书》管理了十几年后，2008年12月29日被告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虚假材料，颁发的编号为Ｂ520802046860的林权证给第三人，该《林权证》四至为：东抵杨德昌土界，杨凯土边；南至杨凯山界；西抵岭；北抵沟、杨德昌土边、河、（杨某某、杨兴富田坎上）。被告为第三人颁发Ｂ5××60号《林权证》时，未依法通知四邻征询意见及公告，严重侵犯了原告对“对门田”的管理使用，侵犯了原告依法取得的承包经营权，违背了原告与第三人1998年7月25日达成的《调解书》，被告颁发Ｂ5××60号《林权证》的行政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侵犯原告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撤销。为证明上述事实和理由，原告向法庭出示了如下证据：1.2019年7月30日证人姚茂兴等人证词。拟证明在1998年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已经调解，且栽石为界。2.河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证明。拟证明原告家田地与第三人的山林是经村委会调解以堡坎为界。3.户籍证明。拟证明原告主体适格。4.1998年《调解书》。拟证明双方调解以界石以上归杨启明，界石以下原告。5.杨某某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拟证明原告以该证上的“对门田”来主张权利。6.杨启明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拟证明第三人之父杨启明的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瓦厂山”与其08年《林权证》登记的“瓦厂山”四至不一致。被告麻江县林业局辩称：（一）原告诉讼请求不明。一是被告第三人杨某某未持有麻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号《林权证》，持有该证的是第三人的父亲杨启明，二是该《林权证》登记的林地有5幅，而原告与被告争议的仅一是其中的一幅。（二）杨某某不具备就该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杨某某提供的麻江县人民政府1998年12月30日向其颁发的《土地承包合同公证书》（1998）麻公证农第Ｎ00023253号，其证上登记的是耕地，没有争议的林地，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享有争议林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亦未举证证明对涉案的林地实际进行管护，所以无法证明麻江县林业局对该证的登记行为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三）诉讼超过时效。2008年被告对第三人进行林权登记已有10余年，原告现才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四）原告诉请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麻江县林业局对第三人之父杨启明持有《林权证》××号林权证登记行为合法有效，我局是严格按照2008年集体林权证制度改革有关政策依法登记的，有杏山镇河山村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有林权证的张榜公布、有林权证发布登记表、有权属来源等材料佐证；同时，原告也参加了2008年林改，在此期间被告对第三人之父对争议地进行林权登记，原告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和反映。原告管理的“对门田”是耕地，在争议地前坎，原告说争议地归他管理不是事实，农村的田土管理原则上只管理前坎，不管理后坎，也就是农村习惯说的“土田无后坎”，原告争议的土地是荒地。因此，被告麻江县林业局对第三人之父申请“瓦厂山”林地的林权登记并没有侵犯原告的“对门田”的管理使用，原告提供1998年的《调解书》所述的内容与现实管理不符。综上所述，麻江县林业局给第三人之父杨启明登记的林权手续程序合法，原告不具备就该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原主体资格，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上述事实和理由，被告麻江县林业局向法庭出示了如下证据：1.麻江县杏山镇河山村林改实施方案及审批表、林地使用权现状登记一、二、三榜公示、林权证发放登记表复印件。旨证被告为第三人之父杨启明进行林权登记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旨证被告为第三人之父杨启明进行林权登记的权属依据。第三人杨某某述称：（一）杨某某现持有的《林权证》是2008年12月29日依法颁发给杨某某的，其四至为：东抵杨德昌、杨凯土边，南抵杨凯山界，西抵岭，北抵沟，杨德昌土边，河（杨兴富、杨某某田坎上），证号为“麻府林证字（2008）第522635062221-1/1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本证中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业经登记，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二）杨某某的《林权证》在2008年颁发给杨某某至今已有12年，在这12年中该地一直是杨某某管理使用，现杨某某提起行政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仅为6个月。（三）杨某某现所持的《林权证》是经过行政机关严格的合法程序进行登记的，其行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四）对该“调解书”的说明。在土地未承包前，“对门田”和“瓦厂山”都是集体管理使用，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土地纠纷和山林纠纷，更没有什么“界石”问题。土地承包后，“对门田”即由杨某某承包，“瓦厂山”由杨某某管理使用，因田和山是相邻的，田是田，山是山，界线是非常明显的，根本没有什么一小块地由杨某某管理，只是到了2008年10月，杨某某的父辈和杨智德的父辈因打了一次行政官司，杨某某家输了以后，杨某某家就不停的找村委会麻烦，村委会在无奈的情况下就组织双方进行处理，为了平息纠纷，村委会就违心作了该“调解书”，该“调解书”只是一个建议性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效力，更不受法律的保护。（五）按照农村对田土的管理原则，田土的后坎是不能管理的，所以杨某某对田的后坎是不能管理的。（六）本纠纷已在2019年由麻江县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黔2635民事371号判决，判决书认定该争议地属杨某某管理，现杨某某以行政官司取代民事官司只是改头换面而已，第三人利用田与山相邻的斜坡土坎挖地修路建房，以及供电部门安装的电杆，均未发生在原告管理的“对门田”中，既未影响原告“对门田”的管理和耕种，也未导致该责任田农作物减产和面积的减少，相反，杨某某将路面拓宽并硬化后，方便当地村民的出入。（七）杨某某现提起的行政诉讼是一场恶意诉讼，是滥用诉权的不良行为。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上述事实和理由，第三人杨某某向法庭出示了如下证据：1.麻府林证字（2008）5226350602221-1/1号《林权证》，拟证明该证的四抵中北抵为杨某某的土地，并没有抵界。2.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6民终1984号民事判决书、麻江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5民初371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本案争议情况（界石以下到原告田上那块地）业经终审判决。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各方当事人出示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杨某某出示的证据1，该证人证词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2，该河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证明没有出具人签名，不符合单位证据的形式要件，不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3，能证明原告的基本身份信息，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4，该《调解书》的真实性及合法性第三人及被告均不认可，经审查认为，该调解书只是对第三人户房屋前面与原告户的“对门田”界线的确定，与本案颁证行为无直接关联性，不采纳为原告主张权利的证据。证据5，系原告主张权利的依据，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6，与被诉行政行为无直接关联性，不采纳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对被告出示的证据1，系被告作出林权登记行政行为程序方面的证据，采纳为本案证据。证据2、系被告为第三人之父杨启明进行林权登记依据，采纳为本案的证据。对第三人出示的证据1，系涉案行政行为本身，不作为本案证据；2.系与案件事实情况相关的生效法律判决，具有法律效力，采纳为本案确定部分案件事实的证据。根据以上的证据和各方当事人合理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杨某某与杨某某均系麻江县杏山镇河山村半山组村民。1998年7月2日，杨某某与杨某某之父杨启明签订了经河山村民委员会盖有公章的《调解书》，主要内容为：双方对“对门田”边界争议达成协议，划定了管理的界线并栽定了界石，从界石横到路出角（上河）为界线，上由杨启明管理，下由杨某某管理。杨启明的房子门前界线（位置）上五尺杨启明家只能栽种白腊和其他小树挡泥巴，如长高发枝由杨启明自砍独尖。第二轮土地延包时，1998年12月30日麻江县人民政府向杨某某户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其中登记地名为“对门田”的四至为“上至启明山界石，下至兴才田坎，左至兴付田界，右至河。”林权制度改革期间，被告麻江县林业局依据麻江县杏山镇河山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杨某某之父杨启明出具的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材料，于2008年12月29日向杨启明颁发麻府林证字（2008）5226350602221-1/1号《林权证》，该证登记有地名为“瓦厂山”的林地，面积11.51亩，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人为杨启明，四至为：东抵杨德昌山界、杨凯土边，南抵杨凯山界，西抵岭，北抵沟、杨德昌土边、河（杨兴富杨某某田坎上）。2019年，杨某某就其责任田“对门田”的后坎、杨某某新建砖房正向左前侧的地段因在使用上发生纠纷，杨某某起诉至麻江县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黔2635民初371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争议的地点实际上是杨某某管理的“对门田”与杨某某管理的“瓦厂山”山脚相邻边界的斜坡地段；杨某某新建的砖房正向左侧三角形的盖板位于山界石上方并呈悬空状，该处系一斜坎，杨某某并未耕种任何农作物，距“对门田”也有一定的距离。现杨某某以其持有的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地名为“对门田”主张杨某某之父杨启明的（2008）5226350602221-1/1号《林权证》中对地名“瓦厂山”的登记侵犯其对“对门田”享有的土地承包权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林权证》。庭审中，经本院释明，杨某某变更其诉讼请求为撤销杨启明的（2008）5226350602221-1/1号《林权证》中对地名为“瓦厂山”的林权登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根据以上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证实其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证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已产生实际影响因而存在利害关系。本案中,杨某某主张其与麻江县林业局向杨某某之父杨启明的（2008）5226350602221-1/1号《林权证》中对地名“瓦厂山”的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其主要证据是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地名为“对门田”的登记,实际上亦是原告“对门田”田坎上抵与杨启明的“瓦厂山”下抵的交界处，杨某某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权利“对门田”的登记与被诉《林权证》中对地名“瓦厂山”登记林地存在包含或重叠,只能证明双方的边界相抵，故麻江县林业局的登记行为并未对杨某某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杨某某与麻江县林业局向杨某某之父杨启明的（2008）5226350602221-1/1号《林权证》中对地名“瓦厂山”登记的行政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杨光顺无权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应依法驳回杨某某的起诉。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某某的起诉。杨某某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杨某某。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刘 江人民陪审员  罗净尹人民陪审员  黄贵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李维君书记员邓汝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