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203民初1985号 原告：温德云，男，1955年6月12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纯婷，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1122271。 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义路6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132305。 法定代表人：周遵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斌，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610263035。 被告：贵州寿昌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六枝特区贵烟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06771100X0。 法定代表人：陈诚，该公司总经理。 第三人：李发顺，男，1977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 第三人：谭声领，男，1976年4月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平坝县。 原告温德云与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建工三公司）、贵州寿昌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昌公司）、第三人李发顺、谭声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黔0203民初1638号民事判决，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2019）黔02民终508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温德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纯婷，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斌，第三人李发顺、谭声领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寿昌公司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温德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与第三人李发顺、谭声领连带支付原告工程劳务欠款334000元、逾期付款利息63867元以及从2017年12月12日起至清偿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334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息）；2.判决被告寿昌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与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16日，原告与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签订《施工承包合同》，约定承包范围是“六枝特区郎岱人民路夜郎步行街1、3、4、5号楼的一层及一层屋面、走廊及踏步设计施工图及设计变更所示的图示内容。开工日期为2014年11月27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2月9日。该工程垫款至1、3、4、5号楼隔墙及室内外抹灰完成后支付75%，其余款项待该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付总款的95%，5%作为质量保证金，一年内无质量问题后返还。施工过程中，被告要求原告增加对2号楼的施工，工程款按建筑面积140元/平方米计算。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施工，被告却未向原告足额支付工程款，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系项目承建单位，被告寿昌公司为项目开发商，二被告尚有工程款未支付。 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辩称，首先，贵州建工三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诉请贵州建工三公司对涉案工程拖欠劳务费承担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就案涉工程，贵州建工三公司与寿昌公司虽然签订过《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但事实上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贵州建工三公司不应当就案涉工程欠付的劳务费承担清偿责任。从原告提供的政府文件材料可以证实事实上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为李发顺，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4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也查明案涉工程系由李发顺以其个人名义进行施工，其并非贵州建工三公司的授权代表，其与贵州建工三公司之间也无挂靠关系。同时就案涉工程的结算，同样也是由建设单位寿昌公司直接与李发顺进行结算，故与本案原告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的应当为李发顺，而非贵州建工三公司。寿昌公司一共支付了3000多万元工程款，且几乎全为直接与李发顺进行结算并直接向李发顺进行支付。贵州建工三公司虽在前期就案涉工程曾于寿昌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是该合同因为并未实际履行，故贵州建工三公司与案涉工程并无任何法律关系。假使案涉工程客观上确实存在欠付劳务费的问题，也应当由与原告存在真正合同关系的主体来承担付款义务，而贵州建工三公司事实上与原告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故贵州建工三公司不应当向原告支付工程劳务费，贵州建工三公司也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其次，虽然寿昌公司曾经向贵州建工三公司存在一次500000元的转账记录，但是该转账系委托贵州建工三公司代寿昌公司向施工班组支付劳务费。因案涉工程存在拖欠劳务费，民工不知受谁指使集体到贵州建工三公司去讨要劳务费，对贵州建工三公司办公场所进行围堵，因为当时正处年关之际，政府为了社会维稳需要，与贵州建工三公司协商，让贵州建工三公司与寿昌公司沟通先支付一部分劳务费，用以疏散围堵民工，避免发展成群休性事件。一方面因大量民工围堵导致贵州建工三公司没法进行正常工作，另一方面也迫于政府维稳压力，只能请求郎岱政府协助处理，为了能够在请求郎岱政府协助处理时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及身份，故在支付申请中才不得已而称贵州建工三公司为承包人。后经过郎岱政府出面协调，寿昌公司便向贵州建工三公司汇款500000元，让贵州建工三公司代为支付给民工。且该笔款项系贵州建工三公司与寿昌公司之间唯一的一次资金往来。如贵州建工三公司确为案涉项目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为3000多万元，且寿昌公司也陈述就案涉工程其对外支付了3000多万元，但是寿昌公司与贵州建工三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却仅有这次事件中的500000元，剩余工程款全部都是寿昌公司直接与李发顺进行结算后直接向李发顺支付的。由此也印证了贵州建工三公司与寿昌公司所签订的合同事实上并未实际履行。第三，在案涉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存在他人私刻、伪造贵州建工三公司印章签订合同的行为。原告提交的《施工承包合同》，虽在合同首部及落款签章处均加盖了刻有“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字样，且为资料专用章。而贵州建工三公司虽然也会针对所承接项目专门刻制项目资料专用章，但是资料专用章其用途仅为公司内部使用，项目资料专用章并不具有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且在贵州建工三公司的资料专用章上都刻有“签订合同无效”的字样。而原告提交的《施工承包合同》上所加盖资料专用章却并无“签订合同无效”的字样，很明显该合同所加盖的印章系他人伪造了贵州建工三公司的印章与原告签订合同。同时就签订合同所用印章，贵州建工三公司都专门刻制有合同专用章，只有合同专用章才能对外签订合同。除该份合同签章系他人伪造之外，寿昌公司所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所加盖的印章同样是伪造的，贵州建工三公司的印章刻有印章编码，且进行了备案登记，而该份合同中的印章却并无印章编码，该印章同样系他人伪造后，以贵州建工三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如前所述，贵州建工三公司与寿昌公司签订的合同至始至终就末实际履行，故也就不可能与合同中的六盘水正辉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就该项目签订任何的劳务合同，即使要签订合同，也不会让与贵州建工三公司无任何关系的人代表公司签订合同。通常合同签订都是由项目经理代表公司签订，而本合同签订合同的签约代表却是李发顺。就该合同中印章的真伪，已经过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该杖印章并非贵州建工三公司的印章。就他人伪造贵州建工三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其行为后果不能归结为贵州建工三公司，贵州建工三公司也就无需承担该合同所产生的付款义务。第四、李发顺、谭声领与贵州建工三公司之间并无任何关系，其行为对贵州建工三公司不具有任何约束力。李发顺与贵州建工三公司之间，既无劳动关系、也无委托关系，其在与寿昌公司及原告进行经济活动时，均系以其个人名义进行，故其行为与贵州建工三公司之间既不存在有权代理，也不具备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故其行为及后果不应当对贵州建工三公司产生任何约束力。同时根据六枝特区郎岱镇人民政府郎府(府复字(20l6)号)文件调查结果显示，李发顺为涉案项目的实际承包人，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4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也查明案涉工程系由李发顺以其个人名义进行的施工，故其应当对于涉案项目的权利义务概括承受，其才应当是本案适格的责任主体。同时谭声领也并非贵州建工三公司的员工或者授权代表，谭声领的所有行为也都对贵州建工三公司之间无任何约束力。根据六枝特区郎岱镇人民政府郎府(府复字(2016)号)文件显示谭声领为涉案项目经理，而涉案项目实际承包人为李发顺，即在谭声领与李发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故谭声领的行为应当对李发顺具有约束力。综上所述，贵州建工三公司并非涉案工程的付款义务人，原告主张由贵州建工三公司向其支付工程劳务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贵州建工三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寿昌公司辩称，2014年3月13日，寿昌公司与贵州建工三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将六枝特区郎岱镇步行街工程发包给贵州建工三公司施工；2014年4月6日，冯前云代表六盘水正辉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辉公司）与贵州建工三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明确约定贵州建工三公司将六枝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项目施工图纸范围内全部土建工程的劳务分包给正辉公司实施，同时贵州建工三公司将该劳务分包合同提交寿昌公司备案。贵州建工三公司具有合法施工资质，正辉公司也具有合法劳务分包资质，在此情形下，不存在违法转包或违法分包的情形，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若存在欠付劳动报酬的情形，应由正辉公司向贵州建工三公司主张，原告作为正辉公司的雇佣人员，没有主张工程款的法律基础，故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李发顺、谭声领述称，涉案工程是第三人李发顺挂靠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建设，对原告主张的金额有异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关于谭声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施工承包合同》、《关于解决郎岱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申请》、《贵州建工三公司支付原告劳务费的银行流水》与被告寿昌公司提交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支付凭证-寿昌公司支付李发顺工程款》、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提交的《建设银行明细单》、第三人李发顺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支付凭证-李发顺收到寿昌公司的工程款》、《支付凭证-李发顺支付原告工程款》、《验收申请表》、《六枝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1-5工程结算单》、《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工程竣工交付使用责任认定书》及第三人李发顺与被告寿昌公司的陈述相互印证，能证明第三人李发顺借用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资质承揽被告寿昌公司建设的六枝特区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工程，工程造价35815776元（暂定），第三人李发顺又将涉案部分工程交由原告施工的事实。原告提交的《贵州建工三公司支付原告劳务费的银行流水》、《结算单》、《欠条》相互印证，能证明原告的施工工程款共计1515354.2元，至2016年7月15日，尚欠原告510000元，2017年1月24日，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176000元。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提交的《关于启用印章的通知》不能证明《施工承包合同》不是其与原告签订，不予认定。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与被告寿昌公司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合同》能证明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未与六盘水市正辉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合同》，予以认定。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提交的《（2019）黔04民再37号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在涉案工程中，其与第三人李发顺无挂靠关系，不予认定。被告寿昌公司提交的《支付凭证-寿昌公司支付李发顺工程款》能证明被告寿昌公司已支付第三人李发顺部分工程款，但不能证明已支付工程款33542000元。第三人李发顺提交的《工程结算单》与《六枝郎岱人民路步行街竣工资料》无建设方与承包方的印章，不能证明涉案工程款造价为40627218.85元，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13日，被告寿昌公司作为发包人，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作为承包人，双方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第三人李发顺在该合同尾部承包人处签字。合同专用条款16.3.2约定：本工程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单栋房屋主体结构完成后15日内按建筑面积（200+670）×85%=739.5元每平方米支付；主体结构完工后每月按实际完成工程量根据《包干单价分解表》中各分部分项工程单方造价的85%进行支付；工程完工并经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全工程合同金额的95%；审计完成后支付至总计的97%；余款3%作为保修金。一、被告寿昌公司将其建设的六枝特区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工程发包给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施工。二、工程内容（承包范围）：施工图纸散水以内所规定的全部内容。三、建设规模：28245.88平方米，结构类型：底层框架、上部砖混，檐口高度21.2米。四、合同工期：计划开工日期：2014年1月20日，计划竣工日期：2015年7月20日。五、承包方式：采用施工图纸散水以内建筑面积平方米包干，包干单价：1268元/平方米。六、签约合同价：35815776元（暂定金额）。2015年1月16日，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有“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六枝郎岱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资料专用章”，代表人处有“谭声领”签名，第三人谭声领系第三人李发顺授权管理涉案工程的人员。合同约定：承包范围是“六枝特区郎岱人民路夜郎步行街1、3、4、5号楼的一层及一层屋面、走廊及踏步设计施工图及设计变更所示的图示内容。开工日期为2014年11月27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2月9日。该工程垫款至1、3、4、5号楼隔墙及室内外抹灰完成后支付75%，其余款项待该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付总款的95%，5%作为质量保证金，一年内无质量问题后返还。合同签订后，原告即进行施工，期间，又增加了2号楼工程施工。2016年7月7日，第三人谭声领与原告进行结算，工程造价共计1515354.2元，并注明：请老板审核，扣除借支款后支付。2016年7月15日，第三人李发顺出具欠条给原告，认可欠原告工程款510000元。2016年1月13日，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向郎岱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解决郎岱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申请》，称“我单位承建的六枝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1-5号楼工程，1、3、4、5号楼于2015年5月20日组织预验收，2号楼已达到竣工验收条件，请求郎岱镇人民政府协调建设单位支付4000000元用于发放工人工资”。2016年8月30日，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向被告寿昌公司申请对2号楼验收，同时，被告寿昌公司要求交付2号楼使用。2017年1月14日，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将六枝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1-5号楼工程结算单提交给被告寿昌公司。2014年5月13日，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给第三人李发顺，内容为“兹授权我单位李发顺担任六枝郎岱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工程项目的（施工）负责人，对该工程项目的（施工）工作实施组织管理，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履行职责，并依法对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工程质量承担相应终身责任。同年5月21日，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与第三人李发顺签订《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将涉案工程发包给第三人李发顺施工，并按工程总造价的3.5%收取综合服务费。六枝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1-5号楼工程施工过程中，大部分工程款均是被告寿昌公司直接支付给第三人李发顺，2017年1月24日，被告寿昌公司支付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500000元，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用该款支付涉案工程款（其中支付原告工程款176000元）。同时查明，六枝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1-5号楼工程已于2016年8月30日前全部交付使用，工程未验收，工程价款未结算。2019年11月5日，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向本院申请对被告寿昌公司提供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上加盖的“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印章进行鉴定，经鉴定：该合同上的首部及第十四页落款部分一栏处“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印文与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提供的《印章备案证明》上的“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问题，一、案由问题。根据《施工承包合同》的承包范围，原告承建的是六枝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1-5号楼的隔墙及室内外抹灰工程，涉案工程属于建设工程，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本案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第三人李发顺提供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与《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虽系复印件，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不予认可，但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承建被告寿昌公司建设的六枝特区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工程是事实，且第三人李发顺在《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上签字，被告寿昌公司亦认可系依据《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支付第三人李发顺工程款，即在涉案工程的施工过程中，被告寿昌公司对第三人李发顺的施工行为是明知的，第三人李发顺也实质性主导了工程项目施工的全过程。故本院认定第三人李发顺系借用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资质承建六枝特区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工程1-5号楼工程，双方之间实为挂靠与被挂靠关系；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仅为名义上的合同相对方，第三人李发顺与被告寿昌公司实际上已达成建设工程施工合意，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第三人李发顺以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将隔墙及室内外抹灰工程交由原告施工，双方已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第三人谭声领系第三人李发顺委托对涉案工程进行管理的人员，其所从事的民事活动系代表第三人李发顺，双方系劳务关系。被告寿昌公司称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民事主体。本院认为，第三人李发顺将其承建的部分工程交由原告施工，原告也实际投入了资金、劳力进行工程施工。故原告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权对涉案工程款主张权利，系适格的民事主体，对被告寿昌公司此辩解，不予采信。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与《施工承包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第三人李发顺借用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的资质承建六枝特区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工程1-5号楼工程，将该工程肢解后又将部分工程交由原告施工，属于转包行为，故《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与《施工承包合同》均违反了法律规定，应为无效合同。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虽称《施工承包合同》上所加盖资料专用章与其启用的印章不一致，无“签订合同无效”的字样，该合同所加盖的印章系他人伪造了贵州建工三公司的印章与原告签订合同之辩解，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上的印章不是其实施的民事行为，故对其辩解，不予采信。四、涉案工程款及利息支付问题。首先，第三人李发顺以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将部分工程交由原告施工，第三人李发顺对外代表的是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并直接支付原告工程款，故双方应对欠付原告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因六枝特区郎岱镇人民路夜郎古镇步行街工程未验收，工程款未结算，依照《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之约定，被告寿昌公司仅支付至工程款35815776元（暂定金额）的85%，且第三人李发顺称已收到被告寿昌公司31000000元，已超出合同约定应支付的工程款，故在工程未验收且工程款未结算的情况下，被告寿昌公司暂不应支付第三人李发顺工程款，不应对原告主张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第三人谭声领系代表第三人李发顺管理涉案工程，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不应对原告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支付责任。其次，关于欠付工程款的金额问题。从查明的事实可知，第三人李发顺尚欠原告工程款334000元。关于利息支付及计付标准问题。原告与第三人李发顺于2016年7月7日对工程款进行结算，明确约定在扣除借支款后支付，第三人李发顺又于2016年7月15日出具欠条给原告，认可尚欠原告工程款510000元，但未履行完毕，故第三人李发顺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的计付标准，故自2016年7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以前的利息，以未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以未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16年7月16日至2017年1月23日，尚欠510000元，利息为12676.6元[510000元×（4.75%÷365）×191]；2017年1月24日支付176000元，尚欠334000元，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利息为40727.4元[334000元×（4.75%÷365）×937]，以上利息共计53404元；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以未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工程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综上，涉案工程已于2016年8月30日前交付使用，且第三人李发顺已与原告对工程款进行结算，故第三人李发顺应支付原告工程款334000元，并支付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53404元；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以未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工程款支付完毕之日止。被告贵州建工三公司对第三人李发顺欠付原告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第三人李发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德云工程款334000元，支付至2019年8月19日的逾期付款利息53404元。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以未支付原告温德云的工程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工程款支付完毕之日止； 二、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判决确认的第三人李发顺的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原告温德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268元，由原告温德云负担268元，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温德云）。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肖 鸿 人民陪审员  孔维美 人民陪审员  吴 云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