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2574号原告：湖南和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南二环518号阳光壹佰新城1号地块1-34栋605房。法定代表人：谢竺青，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前明，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丽，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市博乐锅炉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朱村街南岗村湴冚寮（土名）。法定代表人：张咏，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源，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南和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邦公司）诉被告广州市博乐锅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和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前明、被告博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和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服务费人民币21万元整；2、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损失以未付服务费总金额人民币21万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自起诉之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5月12日签订《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提供代为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事宜，服务前期不收费，且服务前期资料收集、整理，专利申报、财务审计等费用由原告支付。服务总费用按被告获得补贴的30%计算，于被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获得通过且补贴到账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现被告已经成功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领取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收到了两批次共计110万元的补贴。但被告仅支付12万元服务费，拖欠服务费21万元未支付。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仍拒绝支付。被告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所以，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博乐公司辩称，双方成立服务合同关系，原告也确实提供了服务，双方现仅对服务费用有争议。1、原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合同是我方的法定代表人的父亲张春芳签订，但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父亲已想不起签订合同的情形。我方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7年7月12日，是晚于原告提交的合同的签订时间，后签订的合同比前签订的合同有效力。2、两个合同均为原告制订，原告提供的合同没有合同编号，我方提供的合同有合同编号，证明原告对该合同是有备案的。3、我方提交的合同是双方的法定代表人协商后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订的，我方没有授权张春芳签订合同。4、根据原告提供的合同，费用是获取补贴的30%，该费用包括高企申报所需软件著作权费用，而我方合同并无该项费用。该申请事项，双方在2017年7月26日签订了我方提供的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当天我方已将该合同的服务费6800元支付给原告，该费用是属于固定费用，并不包括在30%之内，该委托合同是我方法定代表人签订的。综上，双方履行的是我方提供的合同，并非履行原告提供的合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和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谢竺青，经营范围为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商标服务、版权服务、著作权代理、管理体系认定、企业管理服务和商业管理。被告博乐公司的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张咏，经营范围为：通用设备制造业，具体经营项目为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等。原告提供了一份签订日期为2017年5月12日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人）：博乐公司，联系人：张咏，联系电话：139××××5542；乙方（受托人）：和邦公司，联系人：谢竺青，联系电话：151××××3274。……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服务事项：甲方授权乙方代为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事宜。申请认定的企业名称：广州市博乐锅炉有限公司，注：上述申请事项若需做出修改，甲、乙双方经共同协商后，做出相应的修改。二、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4、乙方就办理上述事项向甲方提供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按所获取政策补贴的30%支付，包括第1项费用：咨询、资料收集、整理、文件递交的认定费用、高企申报所需软性著作权费用(按所获取政策补贴20%计费)，第2项费用：审计费用(按所获取政策补贴10%计费)。此两项费用分别开票，第1项费用由湖南和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开具发票，第2项费用由湖南湘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开具发票，甲方按开票单位付款。付款时间为：自甲方于每一笔高企认定相关的政策补贴到账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付款方式可以用现金、转账方式。……七、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交湖南湘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落款的甲方处加盖有被告的公司公章和张春芳的签名，乙方处加盖有原告的公司公章和谢竺青的签名。被告提交了一份合同编号为20170412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合同》，该合同与原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合同》内容基本一致，但该合同中没有原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第4项的内容，该合同另约定：“二、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3、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应按照本合同之约定支付相应费用。若甲方在约定的时间内未履行付款义务，乙方有权拒绝履行相关委托事项，并可请求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4、乙方就办理上述事项向甲方提供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总计为人民币15万元，包括咨询、资料收集、整理、文件递交的认定费用。自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网上公示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付款方式可以用现金、支票、转账或双方约定的其他方式。……九、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落款的甲方处加盖有被告的公司公章和张咏的签名，日期为2017年7月12日；乙方处加盖有原告的公司公章和谢竺青的签名，日期为2017年4月12日。被告另提交一份签订日期为2017年7月26日的《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复印件，被告为委托方（甲方），原告为受托方（乙方），双方约定：“甲方就‘4软件著作权’委托乙方代为办理，工作范围包括撰写申请文件以及办理软件著作权申请、审批程序中的有关事宜。双方就此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接收甲方的委托，指派专利代理人谢竺青代为办理上述事务。……5、甲方按以下标准向乙方支付费用：软件著作权1700元/件，包括代理费和所有*****（注：复印件中复印的文字模糊不清）申请4件软件著作权，共计6800元整，并乙方提供发票。……8、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样法律效力。”落款处有原、被告双方加盖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合同签订当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支付了6800元。另查明，2017年12月11日，被告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为三年。2018年8月13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知识产权服务费114570元。2018年11月16日，被告入选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过拟奖励企业名单，被告确认其已收到奖励补贴110万元。对于原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被告质证称：该合同甲方落款处签名的张春芳系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咏的父亲，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合同中甲方的联系人为张咏及其联系电话，但落款签名为张春芳，所以一直都是张咏与原告接洽，张春芳没有与原告接触，该签名是真实的，但张春芳现已记不起来，张春芳也不是股东，关于费用支付的约定已记载为两部分，第二部分为审计费用，而实际上我方提供的合同中服务费用已经包括审计费用，不存在额外收取审计费用，因此我方主张的15万元费用已包括审计的费用。第一项费用包括高新企业申报所需软件著作权费用，按其收取的方式，是包含在服务费内的，根据我方提供的《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及转账回单，证明该项费用是额外支付的；原告实际收到的服务费用只有114560元，原告自认收到12万元，多出的部分是包括了支付的6800元著作权费用的，不存在著作权费用是另外支付的说法。对于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和《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原告质证称：对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认可，该合同的真实签署日期为2017年4月12日，双方已于2017年5月12日重新就该服务签订了新的合同，新的合同与旧的合同内容不一致，应按新合同的约定履行；另，该合同只约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资质，涉及知识产权提交资料、收集整理资料等，没有涉及审计的内容。对《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没有原件，真实性由法院核实，据原告所知，双方确实有另行签署著作权的委托代理合同，合同中约定申报4个软件著作权，但只通过了1个，所以该合同的服务费用中抵扣了一部分，所以我方算作被告支付了12万元，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也不能够证明被告要证明的内容，反而可证明是属于双方单独的软件著作权的业务，该业务若包括在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的业务中，不应当另行签署合同，且只有4个软件著作权，也未能达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原告另提交了五份《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和四份审计报告，其中，五份《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证明原告为被告办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为其申报并通过了五个软件著作权，该服务费用已经包含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费中，未另外签订合同，未另行收费；四份审计报告证明被告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所需的审计报告是由原告的合作方湖南湘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与原告提交的合同中约定的会计师事务所一致，说明原、被告实际履行的是原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而非被告提交的那份合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确认五份《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所证明的内容，原告已举证证明了双方另行签订《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并另行支付了著作权服务费6800元，原告对此也予以确认；对四份审计报告，虽然原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中约定了审计事务所，被告提交的合同中未约定，但这与按哪份合同履行是两码事，按照被告提交的合同约定，15万元是包干价，至于原告请哪个事务所，没必要一定在合同中约定。庭审中，原告称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的编号其实是签订合同的日期，我方提交的合同虽没有编号，但合同并非一定要有编号；至于合同是否加盖骑缝章是签订合同双方的自由，可盖也可以不盖，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及效力；原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张春芳，后才认识张咏，张春芳是张咏父亲，被告公司原来也是张春芳的，后由张咏承接，基于其亲属关系及其是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张春芳经常到公司，并参与管理，也有权代表公司签订相应的合同，我方提出签订合同时，张咏应该是不在，所以由张春芳作为授权代表与我方签订的，合同是经过双方协商后由我方拟定，合同上也盖有被告的公章，既然加盖公章，就是属于被告的公司行为，至于签订的人员是公司员工或是法定代表人，均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签订在前，我方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是对之前的合同的变更，是双方重新签订的合同，且双方均在同日签名并盖章；关于软件著作权的问题，原告为被告提供相应的服务是两部分，一部分是高新企业认定服务，是我方为被告申请5个软件著作权，其费用是包含原告为被告认定的5个软件著作权，不包括在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内，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是另外提供的服务；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除高新技术的要求外，还有财务方面的要求，财务方面的要求是以审计报告体现的，被告提供的合同没有包括审计的费用，当初约定未包括审计的费用，所以是15万元，我方提供的合同包括了审计的费用，审计的费用是我方找会计师事务所制作的，若没有审计不能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双方实际履行的是我方提供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务合同。此外，按照被告的说法，被告提供的服务合同中没有包含著作权的代理事项，所以另外签订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那么被告提供的服务合同中也没有关于审计的事项，双方是否也应当签订审计的合同？但事实上双方并没有签订审计的合同，审计的事项是包括在服务合同中，且我方也能提供委托审计的相应的证据。被告称我方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是有被告公司加盖的骑缝章，原告提供的合同并没有加盖被告公司的骑缝章，之所以双方签订的时间相差3个月，是因为张咏经常出差，所以先由原告签章，待张咏出差回来后再由我方在合同上签章,我方最后签订的时间是2017年7月12日，应以我方最后签订的时间作为合同生效的时间，而并非以原告签订的时间为准，而原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原告确认其是在张咏不在时找张春芳签订的，张春芳代表被告签订并未得到被告的授权,由张春芳加盖被告的印章是没有效力的;若按照原告提供的合同约定履行，就没有必要再签订著作权委托代理合同，事实是我方提交的合同没有约定著作权的委托，所以才另外签订著作委托代理合同；原告自认收到12万元，我方认为该12万元是服务费用114560元及著作权委托代理费用6800元共两笔业务的费用，评定了高新企业后，随后3年均需每年再递交相应的材料，因原告后续的服务有拖延、推迟递交材料进行评定，因此我方扣除了35440元，现确认尚有35440元服务费未支付。再查，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向本院申请对被告所有的价值21万元的财产进行财产保全，并提供了保单保函担保。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2020）粤0118民初257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荔星大道支行账户（账号：12×××29）内的银行存款21万元，冻结期限为一年。原告为此缴纳保全费1570元。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2017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项目拟立项企业名单公示及附表、2019年经费安排表《第八批》、增城区高新技术企业群微信聊天记录、中信银行账单明细截图、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五份《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和四份审计报告，以及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银行电子回单2份为凭。本院认为，原、被告对双方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应以原、被告哪一方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作为双方服务合同关系的依据？二、原告主张的服务费及资金占用损失是否合法有据？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从合同的形式来看。第一，原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是由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咏的父亲张春芳签订的，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张春芳系被告的股东或员工，亦无证据证明张春芳签订该合同得到了被告的委托授权，且被告亦不确认张春芳代表公司签订的该合同的效力。另，从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和《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来看，在该两份合同的甲方落款处签名的均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咏本人。因此，张春芳代表被告签订合同既不构成委托代理或表见代理，亦非被告公司的交易习惯。对于原告称张春芳是被告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现仍参与被告公司管理，并无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原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双方签订的落款日期均为2017年5月12日，而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中原告签订日期为2017年4月12日，被告签订日期为2017年7月12日。被告称张咏因经常出差，所以合同先由原告签订后由被告签订；原告也确认其提交的合同是在张咏不在公司时由张春芳签订的。因此，合同作为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的体现，应以签订在后的日期作为生效日期，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中被告签订在后，且该日期亦在原告提交的合同落款日期之后，故即使原告提交的合同为有效，但后签订的合同与前签订的合同不一致的，应视为后签订合同对前签订合同的变更，合同的履行亦应以后签订的合同为依据。另外，对于双方争议的合同编号和加盖骑缝章的问题，从合同的形式要件来看，合同编号和加盖骑缝章并不是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必要形式条件，被告以其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有编号和双方的骑缝章就主张其合同更正式、更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来看。第一，原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中，约定服务费用包括两项，一项是咨询、资料收集整理、文件递交的认定费用、高企申报所需软件著作权费用，一项是审计费用。据此，在该合同约定的服务费用中已包含了软件著作权费用，无需另行支付软件著作权费用。而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中，约定的15万元仅为咨询、资料收集整理、文件递交的认定费用，未包括软件著作权费用。结合被告与原告另行签订的《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被告另行支付了6800元软件著作权费用。由此可见，双方实际履行中是就高新企业认定费用和软件著作权代理费分别签订合同进行约定，如按照原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约定，则双方并无另行签订《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的必要。第二，关于审计费用。被告作为一家从事知识产权代理业务的公司，其不可能实际对原告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因此，被告称审计费用已包括在其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中服务费用之内，即被告只能就审计工作进行咨询、资料收集整理、文件递交，更符合生活常理，本院对此予以采信。且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并非要对业务往来中的所有事项均单独进行合同约定。因此，原告以双方并未就审计费用签订合同来否定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的效力，显属无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从合同的形式和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上来看，应以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和《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作为认定双方服务合同关系的依据。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在以被告提交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合同》和《软件著作权代理委托合同》作为认定双方服务合同关系的依据的前提下，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已完成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软件著作权代理和审计服务的情况下，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费用，现双方确认被告已经支付了服务费用114560元及著作权委托代理费用6800元，故被告仍需向原告支付服务费用为35440元（15万元-11456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因被告未及时支付服务费用，存在违约，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该损失以未付服务费35440元为基数，自立案之日即2020年2月2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付清款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博乐锅炉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湖南和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服务费用3544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35440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2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原告湖南和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的案件受理费2225元和保全费1570元，由原告湖南和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1850元和保全费1305元，由被告广州市忻盛家具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375元和保全费2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徐小卓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汤建成附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