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11民初7175号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住所昆明市春城路62号。法定代表人：钱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培红、李斌，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利丰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与吴井路交叉口证券大厦主楼8层。法定代表人：钱琍。第三人：曹恒，男，197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第三人：杨向阳，男，197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石屏县人，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第三人：何柔玫，女，196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充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第三人：贺新苹，女，1963年5月17日出生，彝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上述第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婷、蔡智，云南上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钱琍，女，195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现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第三人：田华，男，196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第三人：胡丽华，女，196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第三人：周亚萍，女，195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第三人：张红英，女，196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现住昆明市。第三人：杨映红，女，196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以下简称“包机公司”）与被告昆明利丰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丰源公司”）、第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钱琍、田华、胡丽华、周亚萍、张红英、杨映红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钱琍及委托代理人范培红、李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钱琍，第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婷、蔡智，第三人钱琍，第三人田华，第三人张红英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胡丽华、周亚萍、杨映红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经审批，本案延长审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包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原告是被告利丰源公司持有100%股权的实际股东。二、依法判令第三人曹恒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三、依法判令第三人杨向阳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7%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四、依法判令第三人何柔玫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五、依法判令第三人贺新苹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六、依法判令第三人钱琍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1%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七、依法判令第三人田华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7%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八、依法判令第三人胡丽华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九、依法判令第三人周亚萍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十、依法判令第三人张红英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十一、依法判令第三人杨映红协助原告将其显名登记的被告利丰源公司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十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第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2月24日，原告包机公司（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通过职工大会决议决定：一、在包机公司的基础上，注册成立新公司，两个公司，一个班子，以扩大经营范围，积极探索公司生存之路。二、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成立的新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明确“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决定董事长对公司承担51%的法律责任，其余股东承担49%的法律责任。三、讨论决定从包机公司的未分配利润里拿出100万元，作为职工出资额的来源，做新公司登记。按登记的比例对公司承担责任。而不作为利润分配的依据。不量化到个人等内容。2010年3月9日，原告包机公司支取税后利润100万元，按照职工大会确定的职工登记比例，以现金方式用本案全部第三人的身份证件完成利丰源公司的验资和工商登记手续后注册成立了原告包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一被告利丰源公司开展生产经营。原告认为利丰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虽有第三人持有相应股权比例的登记信息，但本案全部第三人自始并未对利丰源公司有过实际出资，实际出资人为原告，实际股东也是原告。按照《公司法》规定：股东是公司的投资者。股东将其财产投入到公司后，即以对公司的投资享有对公司的股权。本案全部第三人并未将其财产投入到利丰源公司，自然不享有实际股东资格，当然就不具备出资人（股东）身份。故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利丰源公司辩称：认可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第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共同述称：一、原告的起诉属于一个民事法律行为，该民事法律行为因原告没有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属于效力待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原告的起诉行为是否有效，需要看其是否属于公司真实表示，即是否是原告内部最高决策机构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一，原告的公司性质属于没有主管部门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九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公司职工大会为其最高决策机构。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变更成为利丰源公司100%股权的股东，这属于公司重大经营事项，应当经过公司职工大会表决。第二，本案四个第三人是原告登记的在册职工，但是四个第三人并未收到原告要召开职工大会的通知，也没有参加过原告的职工大会，故本案原告起诉的行为并没有通过职工大会的授权。第三，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般情况下可以代表公司作出民事法律行为，即法定代表人的意思表示可以作为法人的意思表示。但是，本案中钱琍既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职工，又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更是其中一位第三人，其身份发生多重重合，故钱琍只能以第三人（自然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因此本案中钱琍的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原告的意思表示，钱琍无权代表原告提起诉讼。钱琍越过职工大会起诉是无效的，钱琍无权越过职工大会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起诉。第四，钱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取得，以及“魏德亮、刀孟秋、栾鹤、魏玮、魏德广、高群”等所谓原告员工身份取得的原因，是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基于原告2018年7月3日作出的《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职工大会决议》及2018年7月13日作出的《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职工大会决议》变更而来。登记在册职工范明华（原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均认为上述职工大会并未召开过，两份决议不具备会议决议成立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内容虚假，严重损害公司及全体职工利益，已经向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确认两份决议不成立，现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如果该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则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将由钱琍重新恢复为范明华，而原告的原法定代表人范明华不同意提起本案诉讼，四位第三人也不会同意提起本案诉讼。综上所述，本案起诉行为未经职工大会表决授权，而钱琍本人不具备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资格，故本案应当驳回原告起诉或中止审理。二、答辩人是被告利丰源公司的股东，且股东身份适格。第一，答辩人四人是利丰源公司工商登记的在册股东，在审理涉及“已登记股东”的股东资格确认案件时，应强调“登记资格优先”的原则。第二，原告没有主管部门，公司的全部财产均属于公司职工的集体财产。被告利丰源公司的注册资本100万元，是从原告的税后未分配利润中拿出来的，当时成立利丰源公司由原告公司召开职工大会决议，一致表决通过的，而表决的十位职工系当时原告的全部在职职工。换句话说，当年原告只是将应当分配给十位在职职工的100万元利润用于投资成立利丰源公司而已，这100万元的出资人依然还是十位股东，因此答辩人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三、被告利丰源公司的经营期限为2010年3月16日至2020年3月15日，现利丰源公司经营期限已经届满。答辩人在经营期间作为登记股东已经对利丰源公司承担全部股东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答辩人有权了解公司经营期间的经营状况，有权行使相应股东权利。综上所述，本案程序上，原告并没有提起诉讼的意思表示，实体上，答辩人四人以及其他六人均具有利丰源公司合法股东身份，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钱琍述称：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我没有异议，原告提出诉请确认其系被告公司的股东，登记的股东是否真正出资，其他第三人都说没有出资。第三人田华述称：成立被告公司是从原告包机公司拿出钱来成立的，我个人虽然占7%的股份，但我没有出过钱。第三人胡丽华缺席未陈述意见。第三人周亚萍缺席未陈述意见。第三人张红英述称：从2010年5月17日调离至今，我不确认在利丰源公司享有5%的股东资格，现在原告起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我没有合法证据和理由确认我在利丰源公司的股东资格。10年前，我曾是原告包机公司的员工，所签劳动合同关系是机票销售员。包机公司的总经理是贾智、副总经理和财务经理是钱琍。被告利丰源公司是在钱琍任职时，通过行政手段办公室安排大家逐一签名，准备成立的公司。领导、办公室通知我们办理，人人都必须办，这是公司行为导致我签个名就在利丰源公司套个5%的假股东资格。为什么说是假股东资格我不能确认呢？关键在随后几天时间总经理和上级就发现，不同意利丰源公司的存在，不认可员工变股东，并发文件阻止，副总经理钱琍被上级免职，说清问题。见到文件我知道不是公司行为，我只是员工，没有理由是股东，马上于2010年5月17日调离包机公司回到总公司。总公司总经理也是贾智。我一直是有领导管理的，包机公司总经理、上级都不认可利丰源公司股东资格存在合法，我是包机公司一个机票销售员，一个小员工有什么资格要认可，服从总经理、上级安排是本分。调离后，工作由总公司安排。由于钱琍等人坚持，包机公司的总经理、上级就上告法庭，以刑事案件调查利丰源公司。我和利丰源公司无劳资关系，无5%股东权益关系，无资金经营运作关系，所以我不拥有利丰源公司5%股东资格，我不能确认股东资格。我的工资由总公司发，和利丰源公司无关。于2014年2月1日和总公司、包机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时领导依然是贾智。现在利丰源公司跳出来，我莫名其妙，这时的利丰源公司与10年前不被包机公司总经理贾智确认的利丰源公司不是一回事了。我无权理会，何来确认之说。我和包机公司早就合法解除了劳动合同。现在的原告、利丰源公司和我扯不上关系，我不是公司员工，不拿公司工资。我敬天地，本分做人，总想扯我做股东，还扯上法庭。原告在2008年11月17日，我还是包机公司的员工时，用加盖公章伪造我本人签名的辞职委托书、盗用我身份证、伪造委托书委托第三人杨向阳为我办理退保，模仿伪造本人签名，并按假手印、假收条提走现金一事，原告就不考虑我员工资格和合法权益。从利用职权随意利用行政公章伪造、制造证据作案提现到公开利用行政手段签字办利丰源公司，手段如出一撤，多年来未想过对我的伤害。请法庭公正审判。第三人杨映红缺席未陈述意见。原告包机公司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欲证明被告利丰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登记的股权情况为钱琍51%，田华7%、杨向阳7%、曹恒5%、何柔玫5%、贺新苹5%、胡丽华5%、周亚萍5%、张红英5%、杨映红5%。第二组证据：《关于成立新公司及选举新公司董事长的会议决议》，欲证明2010年2月24日，原告通过职工大会讨论决定，从原告的未分配利润中拿出100万元成立被告公司；第三人均为原告在被告公司的挂名股东，未对被告公司有过任何出资，不具有股东资格。第三组证据：1、原告的记账凭证、中国银行现金支票存根；2、被告的记账凭证、现金进账单，欲证明原告于2010年3月9日在中国银行支取100万元现金作为对被告公司的长期投资投入成立被告公司；原告借用第三人的相关信息进行被告公司的登记注册，原告是被告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第三人均未出资，不具有股东资格。第四组证据：1、原告的会计报表，2、被告的会计报表，3、原、被告合并会计报表，欲证明被告公司实质是原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被告利丰源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欲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第二组证据：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欲证明被告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登记的股权情况为钱琍51%，田华7%、杨向阳7%、曹恒5%、何柔玫5%、贺新苹5%、胡丽华5%、周亚萍5%、张红英5%、杨映红5%。第三组证据：《关于成立新公司及选举新公司董事长的会议决议》，欲证明2010年2月24日，包机公司通过职工大会讨论决定，从包机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中拿出100万元成立被告公司。第四组证据：1、被告的记账凭证、现金进账单；2、包机公司的记账凭证、中国银行现金支票存根，欲证明包机公司以第三人的名义于2010年3月9日向利丰源公司投入100万元现金登记注册了被告公司。第五组证据：1、利丰源公司2010年3月、4月会计报表；2、包机公司3月、4月会计报表；3、母子公司4月份合并财务报表，欲证明利丰源公司与包机公司的母子公司关系因为会计准则-33号规定，母子必须合并财务报表。第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何新苹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7）云01行终185号行政判决书、（2015）云高刑监字第175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欲证明原告作为无主管部门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大会为其最高决策机构。原告已将集体所有资产税后利润中的100万元分配给当时在职职工，10名职工针对成立“昆明利丰源商贸有限公司”事宜召开职工大会，并表决通过：（1）确认10名职工作为被告方合法股东；（2）100万元款项支付方式为缴纳10名职工注册成立被告方所应缴纳的出资款，10名职工按各自在被告方的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利、承担法律责任，均为实际出资人并非原告所称的代持。第二组证据：利丰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验资报告、《昆明利丰源商贸有限公司章程》，欲证明第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股东身份适格，合法持有被告股权，即曹恒占股5%、杨向阳占股7%、何柔玫占股5%、贺新苹占股5%。第三人张红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劳动合同续订登记表，2、云航辰发（2010）24号文件，3、个人请调报告，4、云航辰发（2010）27号文件，5、航辰公司员工离职登记表，6、昆明市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欲证明我一直是管理中的员工，不是股东，是公司行为不是个人行为。第二组证据：7、（2010）盘法民三初字第589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原告伪造我写假收条提现退保险真有其事。第三人钱琍、田华、胡丽华、周亚萍、杨映红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原、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质证意见记录在卷，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客观真实，系被告利丰源公司现工商登记信息，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系第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钱琍、田华、胡丽华、周亚萍、张红英、杨映红等十人参与签字的会议决议，关系被告利丰源公司设立的资金来源问题，客观真实，内容与本案关联，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能够反映被告利丰源公司注册资本资金来源情况，客观真实，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系原告制作的2010年1季度和2季度的会计报表，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予采信。被告利丰源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系被告利丰源公司现营业执照及工商登记信息，客观真实，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系第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钱琍、田华、胡丽华、周亚萍、张红英、杨映红等十人参与签字的会议决议，关系被告利丰源公司设立的资金来源问题，客观真实，内容与本案关联，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涉及被告利丰源公司注册资本资金来源情况，客观真实，予以采信；第五组证据中的被告利丰源公司2010年1季度及2季度会计报表并无会计原始凭证印证，无法核实损益表及资产负债表中所涉数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其中包机公司2010年1季度及2季度的会计报表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予采信。第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2017）云01行终185号行政判决书所涉及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2015）云高刑监字第17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涉及第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钱琍、田华、胡丽华、周亚萍、张红英、杨映红等十人挪用资金一案与本案中该十人出资行为性质的认定，内容与本案部分关联，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被告利丰源公司现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公司成立时验资情况和章程记载事项，内容与本案关联，予以采信。第三人张红英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能够证明第三人张红英原系原告包机公司的职员以及离职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2与本案审理内容无关，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与本案审理内容无关，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包机公司于1992年12月12日成立，注册资本为250万元，企业类型为集体所有制。2010年2月24日，原告包机公司做出《关于成立新公司及选举新公司董事长的会议决议》，决议内容如下：“为维护社会稳定，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为保障职工的民生大计，经全体职工大会讨论决定：一、在包机公司的基础上，注册成立新公司，两个公司，一个班子，以扩大经营范围，积极探索公司生存之路。二、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成立的新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明确‘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决定董事长对公司承担51%的法律责任，其余股东承担49%的法律责任。三、讨论决定从包机公司的未分配利润里拿出100万，作为职工出资额的来源，做新公司的注册登记。按照登记的比例，对公司承担责任。而不作为利润分配的依据。不量化到个人。四、讨论新公司名称。五、全体股东以不记名方式选举公司董事长，钱琍同志全票当选。六、依照《公司法》，新公司决定不设监事会，只设一名监事，田华同志全票当选。七、待新公司注册后，全体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第三人钱琍、杨向阳、田华、贺新苹、胡丽华、周亚萍、张红英、杨映红、何柔玫、曹恒十人原系包机公司的职工，均在会议决议上签名。2010年3月9日，第三人钱琍、杨向阳、田华、贺新苹、胡丽华、周亚萍、张红英、杨映红、何柔玫、曹恒十人提取原告包机公司未分配利润100万元作为被告利丰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云南高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记载利丰源公司于2010年3月9日在昆明官渡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的验资专户存入企业登记注册资金100万元，钱琍实际缴纳出资51万元，田华实际缴纳出资7万元，杨向阳实际缴纳出资7万元，杨映红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贺新苹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胡丽华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曹恒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周亚萍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张红英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何柔玫实际缴纳出资5万元，全体股东货币出资金额合计100万元，占注册资金总额的100%。2010年3月9日《昆明利丰源商贸有限公司章程》记载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名录如下：钱琍，认缴出资51万元，持股比例51%，实缴出资51万元；田华认缴出资7万元，持股比例7%，实缴出资7万元；杨向阳认缴出资7万元，持股比例7%，实缴出资7万元；杨映红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贺新苹认缴出资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胡丽华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曹恒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周亚萍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张红英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何柔玫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5%，实缴出资5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已由全体股东于2010年3月9日前全部足额缴纳出资。被告利丰源公司于2010年3月16日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登记股东为第三人钱琍（持股51%）、杨向阳（持股7%）、田华（持股7%）、贺新苹（持股5%）、胡丽华（持股5%）、周亚萍（持股5%）、张红英（持股5%）、杨映红（持股5%）、何柔玫（持股5%）、曹恒（持股5%）。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钱琍、杨向阳、田华、贺新苹、胡丽华、周亚萍、张红英、杨映红、何柔玫、曹恒十人犯职务侵占罪；指控被告人钱琍、杨向阳、杨映红犯挪用资金罪，于2011年8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理后作出（2011）官刑一初字第33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十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2012）昆刑一抗字第1号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3年4月26日作出（2012）官刑一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认定十被告人挪用“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资金100万元用作自己个人注册资本的法律事实已经形成，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挪用资金罪，判决：被告人钱琍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被告人杨向阳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被告人杨映红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被告人田华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被告人贺新苹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被告人周亚萍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被告人何柔玫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被告人胡丽华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被告人张红英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被告人曹恒犯挪用资金罪，免于刑事处罚。十被告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昆刑一终字第16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十被告人的上诉，维持原判。现原告包机公司诉至本院，主张前述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原告诉请要求确认其系被告利丰源公司的股东，并要求第三人曹恒、杨向阳等十人将其名下登记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原告包机公司系独立法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第三人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认为原告未经职工大会决议无权诉讼，其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的主张依据为2010年2月24日的《关于成立新公司及选举新公司董事长的会议决议》，以及由第三人杨映红等十人将原告公司未分配利润100万元提取后作为被告利丰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记账凭证及支票存根、现金进账单。因原告包机公司系集体企业，第三人钱琍等十人在政府相关部门（企改办、经贸委、发改委、国资委等）未进行清产核资，确定包机公司资产的所有权、处分权及经营权归属的前提下，将集体所有的资产100万元用于注册归属为个人私营的有限责任公司，即注册成立利丰源公司，利丰源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第三人钱琍（持股51%）、杨向阳（持股7%）、田华（持股7%）、贺新苹（持股5%）、胡丽华（持股5%）、周亚萍（持股5%）、张红英（持股5%）、杨映红（持股5%）、何柔玫（持股5%）、曹恒（持股5%）。第三人钱琍、杨向阳、杨映红、田华、贺新苹、周亚萍、何柔玫、胡丽华、张红英、曹恒等十人挪用包机公司集体资产100万元用作个人成立利丰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事实已由生效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并由法院判决钱琍等十人犯挪用资金罪。通过2010年2月24日《关于成立新公司及选举新公司董事长的会议决议》决议内容“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以及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第三人钱琍、杨向阳、杨映红、田华、贺新苹、周亚萍、何柔玫、胡丽华、张红英、曹恒是设立利丰源公司的主体和实际出资人，其资金来源不合法，已经由法院判决挪用资金罪，刑事判决没有否定第三人钱琍、杨向阳、杨映红、田华、贺新苹、周亚萍、何柔玫、胡丽华、张红英、曹恒系利丰源公司的股东资格。第三人钱琍、田华、张红英认为自己不是利丰源公司股东，因其挪用原告包机公司集体资产用作被告利丰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事实已经形成，而且设立利丰源公司是经过其参与会议作出了相应的表决意愿，现其否定自己股东资格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包机公司的集体资产受损，可以向第三人钱琍、杨向阳、杨映红、田华、贺新苹、周亚萍、何柔玫、胡丽华、张红英、曹恒追讨所挪用资金，原告包机公司据此主张确认其系被告利丰源公司的股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包机公司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颜芬芬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欧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