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吉01行赔初17号 原告李顺军，男，1971年10月29日出生，居民身份号码×××，汉族，住址长春市九台区。 委托代理人郭珉琦，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亮，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长春市九台区金港大街900号。 法定代表人张少军，主任。 出庭负责人汪东军，该单位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蔡春雨，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高明，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顺军因与被告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赔偿一案，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顺军及其委托代理人郭珉琦、姜亮，被告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行政负责人汪东军、委托代理人蔡春雨、高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8年9月29日，被告强行拆除原告位于兴港街道龙嘉堡镇和平村的大棚及其附属设施，并将原告及家人打伤。该违法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害。2019年9月30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行终313号终审判决确认该强拆行为违法。2020年4月13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20年5月11日，原告收到被告做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等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原告损失14588009.1元。 原告提供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2.税务登记证。以上证明被拆大棚等设施、财产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3.村委会介绍信复印件，证明原告所建大棚及附属设施程序合法。早在2016年5月原告曾专门持村委会介绍信到被告所属兴港街道办吉相关部门进行备案，街道办答复说电脑里有记录就可以了。4.李顺军请求赔偿损失清单。5.视频光盘、照片。6.医疗费、诊疗记录11张复印件。7.植物检疫证书。8.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9.证明。10.土地流转合同书6份。以上证据证明原告合法权益的损害。 被告辩称，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程序合法、审查内容清晰，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部分不是合法财产，房屋、大棚等均没有合法建设手续，电脑等未提交证据证明产生损失和因果关系。不应支持其赔偿请求。被告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行政赔偿申请书，证明2020年4月，原告李顺均向被告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申请赔偿总计14588009.01元，申请书后附《关于九台区龙嘉镇李顺军种植家庭农场损毁物品赔偿明细表》，共列举21项赔偿项目，包括大棚、彩钢房、阳光房、苗木、电脑灯设备、女士金项链、经营损失等。第二组证据1.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目录及对应证据复印件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生情是递交了以下证据吉林省高级法院2019吉行终313号判决书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职务检疫证复印件、村委会介绍信复印件、视频、照片、医疗费及诊疗记录复印件11张。第三组证据1.2015年5月4日，长春市人民政府下发的《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长吉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长东北先导区部分区域制止违法建设、违法用地的通知》，文号为：长府通告【2015】3号；2.2016年6月15日，长春新区管委会下发的通告；3.2016年9月30日，长春新区管委会下发的《关于印发长春新区查处集体土地上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事实办法（试行）的通知》文号为：长新管发【2016】15号。证明问题1、长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长吉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长东北先导区部分区域制止违法建设、违法用地进行专项治理，专项治理范围包括和平村，通告中明确载明在专项治理范围内禁止未经批准新建、扩建房屋、温室、大棚等各类构筑物。2长春市新区管委会为落实长春市政府下发的长府通告【2015】3号通告，于2016年下发通告，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依法批准禁止在包括和平村的区域内占用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进行建筑，种植树木、建设任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属设施，包括打井、建筑房屋、构筑温室、大棚、拱棚和挖鱼塘等，对已经违反前述规定行为，且不自行拆除或移除的，将予以强制铲除或拆除；3.拆除新区管委会就查处集体土地上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的具体实施办法通知空港管委会，且通知中名曲规定了工作程序包括强制拆除程序。第四组证据1.空港区违法建筑物调查统计表；历史影像截图；对李顺均违建测绘图；空港区构筑物等合法性确认书。证明长春市政府下发【2015】3号通告后，李顺军共建九处违法建筑物的事实。证明经和平村委会、长春空港管委会兴港街道办、空港经开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空港经开区农业委员会确认上述九处构筑物均未经审批或备案。第五组证据1.限期拆除违法构筑物告知书、限期拆除违法构筑物决定书、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强制拆除通知书、法律文书送达回证4份、送达时派车照片三张。证明空港管委会已严格按照长春新区管委会下发长新管发【2016】15号通知中的规定向李顺均送达了法律文书，告知其限期拆除违法构筑物。第六组证据1.听证接待登记表、听证通知书、送达回证、听证会记录、听证报告。证明空港管委会依法保障了原告申请听证的权利，但李顺均未能提供其地上物的合法建设手续，因此认定其地上构筑物属于违法建筑。第七组证据1.长空港赔决字【2020】003号《长春空港管委会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经被告审查李顺军提交的证据材料，依据《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规定，2020年5月6日，被告作出长空港赔决字【2020】003号长春空管管委会不予赔偿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决定如下：对赔偿请求人李顺军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决定不予赔偿，并告知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本决定作出之日起三个月内，向长春市法院提起诉讼。第八组证据1.领取文件登记、李顺均行政赔偿申请工作进程登记。证明2020年5月9日，原告委托何忠臣领取了长空港赔决字【2020】003号长春空港管委会不予赔偿决定书。第九组证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行终313号行政判决书、长春市法院（2018）吉01行初35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两级判决中虽认定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理由是被告强制拆除主体等没有法律依据，但并未确认原告主张赔偿的各项内容属于合法财产。原告不能提供其地上物的合法建设手续，不应认定为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合法财产。第十组证据长春新区空港经济开发区兴港办事处和平村耕地及地上附属物测绘普查报告。证明目的同证据4.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告收到了原告的申请。对第三组证据合法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此文件违反了上位法关于农用地设施的规定，不应适用。对第四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在强拆原告涉案大棚和房屋之前从未向原告出示过，原告此前从未见过该份证据，上面没有原告的签名。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在拆除原告涉案大棚房屋之前，充分履行何时调查，并对涉案建筑物位置、面积等基本信息进行调查核实。对第五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该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私自向原告强制性送达了相关的法律文书。并不能证明涉案大棚和房屋就是违法建筑。该证据没有法律依据，不具有合法性。涉案地块属于乡村规划区，根据城乡规划法第65条，对乡村规划区内的违建进行认定，主体只能是乡镇政府。管委会不具备违建认定资格，决定书和通知书均不合法。对第六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从未收到过送达回执，且农场的实际经营者是李顺军一人，与李顺风并无关系，被告的送达方式错误，不符合留置送达的条件。送达照片也没有全景图，没有显示张贴地点、时间。没有提供原始存介质。对第七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被告出具的不予赔偿决定书，没有法律依据。对第八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九组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经过省高院的生效判决，没有对被告主张的原告被拆除的涉案大棚房屋是违法建筑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也没申请再审。证明对判决内容没有异议。本案涉案房屋和大棚是否是违法建筑，不应是争议焦点，根据一事不再审原则，被告证明目的不应支持。对第十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该报告没有相关负责人和测绘单位盖章签字，真实性无法判断。对该证据内容真实性不认可，原告经营的农场不是种玉米，而是种树木。该证据内容错误。 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本案被告拆除的是李顺军在没有取得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建设的大棚、阳光房等建筑。两证据只是说明其取得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递交相关书面性材料符合工商机关及税务机关形式性审查的要求，所取得的证照。不能说明被告拆除的建筑是合法的。对证据3三性有异议。该证据虽印有村委会公章，但该证据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在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所说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4，清单中1-7项属于被告踏查的认定为违法建筑的内容，其没有取得相关审批手续，擅自建设相关建构筑物，其财产是非法的。其中记载的价值被告不认可，没有相关凭据，清单中第8项不在被告拆违范围内，但不代表这部分也是合法财产。依据长春市2015年5月4日发布的长府通告，明令专项治理范围包括和平村，禁止未经批准新建大棚等建构筑物、未经批准栽种树木和其他经济作物。本案原告主张的1-8项，均是形成在通告发布后。不属于合法财产。清单中9-12、14项，被告已向原告通知到被告处领取，原告表示近期领取。清单中第13项与被告无关。如原告认为财产丢失，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清单15-21项与本案无关，其在修建违法建构筑物和栽种经济作物时的投入也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第一个录像中是拆除前的，录制声音中明确说明了建构筑物及树木是在2015年底，2016年形成的。均在长春市政府公告之后。拆除后录像能够看出被告只是拆除建构筑物和大棚，没有拆除树木及其他经济作物。在拆除建构筑物过程中，存在对靠近建构筑物的作物有损坏。证据中内看出作物的种植不合理的地方，是明显是在该区域可能存在征拆时，抢栽、抢种，密度不符合科学逻辑。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拆除时没有对原告的身体伤害，没有对何忠财造成身体伤害，且何忠财不是本案当事人，李顺军无权主张该项赔偿。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证据形成是2018年7月24日。是在长春市政府通告发布之后，该证据只能说明栽种经济作物符合检疫，不能说明合法性。对证据8三性不认可。该证据形成时间是2018年5月15日，印有受理机关是九台区国家税务局，原告取得营业执照是长春市工商管理局颁发。原告应在长春市缴税。该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说明建构筑物和作物的栽种是合法的。对证据9三性有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3。对证据10三性均有异议。6份合同均只有甲乙双方的签字，没有村集体的盖章。且合同文本表述合同自鉴定之日起生效，而6份合同中没有见证机关的盖章。不能说明建构筑物的栽种是合法的。 本院对各方提交证据认定如下：对被告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虽然强制拆除被确认违法，但能够证明所拆除构筑物无审批手续。对原告提交证据4系自行制作，不予确认。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合法权益受损。关于受伤损失问题，因本案基于构筑物被拆除而产生的赔偿之诉，挨打受伤医药费损失不在本案审查范围。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4日，长春市人民政府下发《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长吉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长东北先导区部分区域制止违法建设、违法用地的通告》，通告中专项治理范围包含涉案地区，通告中明确载明在专项治理范围内禁止未经批准新建、扩建房屋、温室、大棚等各类构筑物；2016年6月15日，长春新区管理委员会下发《通告》，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依法批准禁止在包括和平村的区域内占用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进行建筑，种植树木、建设任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属设施，包括打井、建筑房屋、构筑温室、大棚、拱棚和挖鱼塘等。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间，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兴港执法大队在片区巡查时发现原告存在抢建房屋的行为，经街道办事处、规划和国土等部门确认，涉案建筑均未取得审批手续。2018年6月11日空港管委会向李顺军作出长空限拆《限期拆除违法建（构）筑物告知书》；2018年7月10日，空港管委会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构）筑物决定书》；2018年7月17日，空港管委会作出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2018年7月31日，空港管委会作出强制拆除通知书；2018年9月29日，空港管委会将涉案建（构）筑物拆除。2019年5月24日，针对原告主张被告“拆除了原告的八个大棚、一个阳光房、一个门斗”之拆除行为违法，本院作出（2018）吉01行初355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吉林省高院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吉行终313号行政判决，维持本院判决。2020年4月13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20年5月11日，原告收到被告做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随后，原告诉至本院。原告在庭审中自述涉案建筑2015年底基本建完，苗木是2016年4月种。原告提供自行制作清单以证明其损失。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但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不予赔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对其受损财产属于合法财产以及具体损失数额负证明责任，这种证明责任是结果性的而非过程性的。本案赔偿问题的焦点在于原告受损财产是否是合法财产，被告违法拆除清理是否会导致损失扩大至原告的合法财产。 首先，抢建建筑不属于合法利益。本案中，长春新区和空港开发区成立后进行了规划调整，尽管具体征收时间未定，但周边土地必将会进行大规模征收与建设，这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是明知的，长春市政府与新区管委会发布通知的目的也在于防止抢建，该《通告》并不以原告未看到为由而不产生效力。特别是，2016年被告下属单位组织测绘普查，具有正常生活常识的人都能据此知晓涉案土地即将会被征收、征用或转用，在此情况下原告在2015年年底、2016年建设涉案建筑物，明显系想获取不当利益。故原告对涉案建筑不具备合法利益，对于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不予赔偿。 其次，其他损失。本案基于“拆除了原告的八个大棚、一个阳光房、一个门斗”的确认之诉而衍生赔偿之诉，实际上严格说来除确认拆除违法所涉之外，其他物品损失并未被确认违法。当然，此种说辞虽有法理基础，但稍显强词夺理。若对原告其他赔偿请求再行分析，一般说来，被告应对拆除过程中进行合理处置，防止将损害扩展到原告的合法利益。被告自认在拆除过程中对构筑物旁边的作物造成一定毁损，但要拆除抢建建筑就不可能保证旁边苗木没有任何损失，在认定其建筑物系抢建、不具备赔偿利益的前提下，再苛求行政机关将地上物进行区分、妥善保管并交付，还在诉讼中让行政机关负担上述证明责任及相关后果，这显然不符合有关行政赔偿的立法精神，更将严重误导社会公众。原告在拆除前一天忙于制作录像，而不是转移贵重物品。在被拆除之后亦没有积极进行抢救，而是坐等一年之后起诉索赔一千四百万。其自行提交的视频中完全显示不出其所谓精良农场所应有的外观和生产设施。其主张的损失主要靠自己估算臆测。医疗费损失并无证明与强拆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本案中原告既然能意识到提前录像取证，也就不存在原告自己无法调取证据、不能评估鉴定的问题，法院不应越权调查损失，也不应随意予以裁量，原告应承担自己举证不能的后果。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顺军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亓晓鹏 审判员  姜 楠 审判员  厉 丽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侯天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