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12581号原告：吕昊城，男，198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贤良，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段亚玲，女，1985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新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邺兴，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绮彤，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昊城与被告段亚玲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昊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贤良，被告段亚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邺兴、谭绮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昊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1.确认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路25号尚东数字大厦3栋1515房屋归原告所有，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过户；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中，吕昊城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购房款55万元。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01年3月份因精神疾病入院治疗，并被诊断为心境障碍躁狂症，需长期服药控制。因自小学习钢琴，九岁就到中央音乐学院读书，一直到去德国留学后发病，都是由其妈妈照顾所有生活。本人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加上长期精神疾病影响，缺少民事行为能力。自2014年原告与被告成为男女朋友关系后，被告就没有上班，原告的所有收入都交由被告使用管理（因原告的钢琴演奏之前多次得过国际、国内大奖，所以每年做钢琴培训教育也有几十万的收入）。2016年底，被告鼓动原告，说是看中了番禺大道北的公寓，让原告母亲将其在广州大道北的一套房子卖了，给原告在番禺买房。原告母亲为此和原告吵架多次后，为了儿子还是把自己在广州大道北的房子卖了，于2017年1月9日转账伍拾伍万元给原告，并让原告签了借款协议。第二天，被告利用其保管的原告银行卡，到ATM机上把五十七万元转账到自己卡上，2017年1月12日，原、被告一起把购买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路25号尚东数字大厦3栋1515房的首期款转入开发商的账户。购房协议上写的是原、被告两人的名字。到了2018年7月份，被告把与原告在天河区租的房子退掉，押金拿走，把原告的钢琴等贵重物品也低价处理掉拿走，就以双方分手为由离开，并把原告的微信等联系方式都拉黑，无法联系。因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路25号尚东数字大厦3栋1515房的购房款是原告母亲借给原告的钱。原告母亲到开发商处查询该房子的情况。开发商回复原告母亲，该房子的购房协议已经被被告改成被告一人名下，和原告无关。原告立案前查询到涉案房屋已登记在被告名下。原告认为涉案房屋由原告单独出资购买，房子应归还原告所有。原起诉的时候原告以为涉案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立案后才查询到涉案房屋已经办理了产权证，所以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购房款55万元。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段亚玲辩称，一、原告请求权基础错误，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2017年7月3日，原、被告之间签订了《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因资金周转困难，经慎重考虑，愿意将自己的产权份额以20万元销卖给被告。该协议签订后，被告就依约完全履行了义务，原告也出具了《收条》确认已经收到被告支付的全部转让款。自此，原告不再是案涉房屋权属人，也退出了案涉房屋交易活动。原告与被告签订该协议书时意志自由、意思表示真实，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合意，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均应遵照执行。进一步说，该协议书并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效力规定，而且原、被告双方之间也从未签订其他对案涉房屋产权作出约定的法律文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告直接提出确认案涉房屋产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二、原告长期沉迷赌博，欠下大量债务，为资金周转而与被告对案涉房屋进行分割。原告吕昊城与被告段亚玲于2014年2月至3月之间，经介绍认识。并在2个月后确认男女朋友关系，以及开始同居生活。经过一年的同居生活，原、被告双方关系进一步稳固，并且决定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组建家庭。因此，原、被告于2015年9月28日在沈阳市举行婚礼仪式，宴请了双方的众多亲友。然后又在同年10月，再到广州市宴请亲友。而且在双方同居期间，被告曾经怀有身孕，后来未能保住腹中胎儿，最后流产了。到2016年底，由于原告打算出国深造，需要资金周转，因此说服其母亲将其名下位于广州大道北的房产予以出售，以获取资金。同时，原告看中了案涉房屋，提出与被告共同购置婚房。所以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月6日与广东国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尚东·数字大厦】认购书》，认购了案涉房屋。但由于原告嗜赌成性，为了资金安全，原告于2017年1月10日主动将其银行账户内570000元款项转给被告代为保管。然后被告于2017年1月12日向广东国佑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案涉房屋首期购房款515902元。当时，被告以为与原告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启，但随着与原告长时间相处，以及逐渐深入了解，原告长期沉迷赌博的劣迹，逐渐地暴露出来。而且多次隐瞒被告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并且欠下不少赌债，被告也多次因为原告拖欠赌债而被追索。自2017年6月份开始，原告就多次以受微信转账限额为由，指示被告代其清偿赌债。后来，原告因为拖欠大量债务，需要资金周转，提出由被告向其支付转让款20万元，案涉房屋改为归被告一人所有。被告为了能维护两人的共同生活，所以经与原告协商一致后，在2017年7月3日签订了《转让协议书》。直至2018年6月，原告因再次拖欠大量债务，而与被告发生口角，并提出与被告分手。被告才最终对原告死心，并同意分手。三、《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原、被告是在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内，并且在陈**龙律师的见证之下，共同在2017年7月3日签订《转让协议书》。协议上附有原告与被告双方的亲笔签名及指模。原告确认将其拥有的产权份额全部转让给被告，转让金额为20万元，原告退出案涉房屋后续的买卖关系。上述《转让协议书》已经生效，对双方都产生了法律效力，双方都应该按照协议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于原告主张其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加上长期精神疾病影响，因而缺少民事行为能力的说法，被告完全不能认同。首先，原告能正常的投入工作、参与社交活动。其不管在情感表达方面，还是在理性思维方面，均与其他人没有明显的区别。并不存在原告因长期受到精神疾病影响，而缺少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其次，原告提供的证据，皆没有显示原告需要服用特殊药品等方式予以治疗，也没有认定原告无法辨认其自身行为，更无法证明原告在签订案涉《转让协议书》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原告的母亲殷红主张原告缺少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其并未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原告吕昊城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在原、被告联名购买案涉房屋、签订和履行《转让协议书》之前，法院没有对原告作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生效裁判，在法律上只能认定原告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转让协议书》的签订场所是在广州一家律师事务所，属于法律机构，且在该业务上也是中立方。原告作为一个正常成年人，其对于在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文件这一事实是有正常认识的。因此，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7月3日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法法律法定强制性禁止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四、《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被告依约向原告足额支付了款项，原告也配合被告办理了变更手续等，此后案涉房屋的交易活动及相关权利义务均由被告一人负责承担，与原告无关。自2017年6月起至2017年8月止，被告按原告指示，通过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的方式，代原告向其债权人支付各笔款项，合计多达20万元。2017年7月3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被告转账90000元，2017年7月31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被告转账60000元。至此，被告已经履行完毕《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原告也主动配合被告到广东国佑投资有限公司办理变更手续，由被告与广东国佑投资有限公司重新签订认购书等文件。自此之后，有关案涉房屋的交易活动均由被告一人负责，原告已经彻底退出案涉房屋的交易活动。对于案涉房屋后续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合同公证费、交易税费、登记费、律师费、物业维修资金、水电周转金、房屋贷款均由被告一人支付。被告作为案涉房屋的唯一买受人，依法已经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其对案涉房屋的合法产权依法应当得到保护。原、被告签订了转让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而且被告也足额支付了案涉房屋的款项。综上所述，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各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供了相应证据，本院依法组织质证，确认本案的事实如下：吕昊城与段亚玲自认双方在2014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系情侣同居关系，二人曾在2015年举办婚礼，但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2017年1月6日，广东国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佑公司）作为甲方（卖方）与段亚玲、吕昊城共同作为乙方（买方）签订《【尚东·数字大厦】认购书》，约定乙方向甲方认购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路25号尚东·数字大厦（自编）3栋15层15房（以下简称涉案物业），总建筑面积约53.1661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约为37.80平方米，认购价为1015902元，签订本认购书时交付定金20000元；乙方同意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房款，其中于2017年1月12日前交付房款的50%即515902元（含定金）作为首期房款，并同时交付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5582.44元，签订本认购书后三个工作日内向招商银行申请办理银行按揭手续，申请贷款金额为500000元，申请贷款年限10年。国佑公司于2017年1月5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段亚玲支付的购房定金20000元。2017年1月12日，国佑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段亚玲、吕昊城支付的涉案物业房款495902元，段亚玲、吕昊城并于同日缴交了装修改造款38000元。2017年7月3日，吕昊城（甲方）与段亚玲（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书》，确认涉案物业归甲、乙共同共有，现就涉案物业归边处理问题，协议如下：1.甲方因资金周转困难，经慎重考虑，愿意将自己的产权份额以20万元销卖给乙方；2.乙方同意该款项分三次向甲方支付，分别为甲方已收到乙方支付5万元，2017年7月3日办理更名之日，乙方转给甲方9万元，剩下款项6万元乙方保证在2017年7月31日之前向甲方支付；3.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上述公寓归乙方个人所有，与甲方无关，剩余银行贷款亦由乙方偿还，跟甲方无关，甲方须无条件协助乙方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4.本协议经双方慎重考虑，不存在任何胁迫之情形，签订本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日，吕昊城、段亚玲向国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将涉案物业权属人在原业主的基础上减少吕昊城一人，即由段亚玲独立购买涉案物业。后吕昊城分别于2017年7月3日及7月30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段亚玲转款90000元及60000元。国佑公司与段亚玲即重新签订涉案物业的《【尚东·数字大厦】认购书》，其约定内容与前一份认购书的约定基本一致。2017年9月1日，国佑公司（甲方、卖方）与段亚玲（乙方、买方）就涉案物业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由段亚玲向国佑公司购买涉案物业，建筑面积53.1661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37.8平方米，购房总金额1015902元，首期款自本预售合同网上签订之日起支付全部房价款的50.78%，金额515902元，剩余房款金额500000元须于2017年9月1日前申请办理银行按揭手续，并按照按揭方式付款；等。同日，段亚玲缴纳物业维修金5582.44元。2019年6月2日，国佑公司向段亚玲出具涉案物业《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价税合计1015902元。2019年6月13日，段亚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签订《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约定由段亚玲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贷款500000元用于购买涉案物业，贷款期限为120个月。2019年8月12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向段亚玲合法涉案物业的《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权利人为段亚玲，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庭审中，吕昊城陈述称段亚玲在与其恋爱同居期间并无工作，二人靠吕昊城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吕昊城多次向段亚玲转账汇款，后吕昊城为购置涉案物业向其母亲殷红借款55万元，殷红于2019年1月9日将55万元汇至吕昊城银行账户，而段亚玲凭借其保管及持有的相应银行卡将该55万元及原剩余款项2万元合共57万元转至自己的账户，并直接支付给开发商作为涉讼物业的首期楼款。对此，吕昊城提交了两份《借款协议》、银行转账凭证、银行账户明细、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段亚玲确认涉案物业首期购房款系由吕昊城先汇至其账户，再由其直接支付给开发商，但吕昊城所主张向其汇出的其他款项系用于共同生活开支或是其受吕昊城委托转汇给指定人员，且段亚玲也曾多次向吕昊城及殷红转账汇款。另外，吕昊城称其曾患精神疾病，其在2017年7月3日签订的《转账协议书》系其在未明晰协议内容的情况下签订，协议内容亦不符合双方当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状态，且段亚玲并无工作，无力支付协议约定的20万元款项，吕昊城也从未收到过相应转账汇款。而段亚玲对此不予确认，主张其向吕昊城支付的20万元系其在认识吕昊城前的存款，段亚玲提交了《东方证券广州平月路证券营业部对账单》及《个人活期明细信息》等证据。本院认为，吕昊城要求返还的55万元房款，是吕昊城与段亚玲共同购买涉案物业时由吕昊城转付给段亚玲，段亚玲再向开发商支付的首期楼款。现双方已就房屋归属段亚玲已经达成一致协议，房屋已登记在段亚玲名下，吕昊城要求返还其支付的55万元房款，属于双方就购买房屋的合同纠纷。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确认的事实，吕昊城与段亚玲在恋爱关系期间共同购置涉案物业，首期购房款来源于吕昊城向母亲殷红的借款。后吕昊城与段亚玲于2017年7月3日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吕昊城将自己的产权份额以2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段亚玲，吕昊城同时在协议及另行出具的《收条》中确认已收到段亚玲支付的20万元。庭审中，吕昊城称该份协议系其在未明晰协议内容的情况下签订，也从未收到过《收条》中载明的款项，但吕昊城并未依法被认定存在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障碍，现其对协议书及《收条》中“吕昊城”签名及其他书写内容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其与段亚玲共同向国佑公司申请变更涉案物业权属人为段亚玲一人的行为也符合协议约定，故吕昊城及段亚玲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自觉遵照履行。《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吕昊城确认收到段亚玲支付的转让款20万元，段亚玲即与国佑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取得涉案物业所有权。但涉案物业系吕昊城及段亚玲在恋爱关系期间基于建立婚姻关系的愿望共同购置的房屋，相应首期购房款系由吕昊城一人出资，而段亚玲在两人恋爱关系期间内并无固定的工资收入，其确认平时的生活费支出基本由吕昊城负担，段亚玲所主张的向吕昊城及指定收款人支付的款项金额亦远少于吕昊城向其转账或汇款的金额。现两人已结束恋爱关系，涉案物业也已登记至段亚玲名下，段亚玲通过购买吕昊城的份额而获得房屋全部份额，但段亚玲对于原属于自己份额部分的房款，亦是由吕昊城代付，段亚玲应当返还该部分房款给吕昊城，则段亚玲还应返还吕昊城款项为315902元（515902元-200000元），对于吕昊城主张超出该金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段亚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吕昊城返还款项315902元；二、驳回原告吕昊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300元，由原告吕昊城负担3261元，被告段亚玲负担603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 珣人民陪审员 吴 威人民陪审员 王敏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 记 员 陈 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