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122民初1488号原告：永州新希望六和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芦洪市镇工业园工业大道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1220601452521。法定代表人：李朝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君维，湖南淇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春长，男，197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溆浦县人，个体户，住湖南省溆浦县。被告：翟友青，女，197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溆浦县人，住湖南省溆浦县。被告：翟光院，男，1976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溆浦县人，住湖南省溆浦县。被告：彭欢英，女，197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溆浦县人，住湖南省溆浦县。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平生，湖南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永州新希望六和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六和饲料公司”）与被告杨春长、翟友青、翟光院、彭欢英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永州新希望六和饲料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君维、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生、被告杨春长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永州新希望六和饲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朝军、被告翟友青、翟光院、彭欢英因特别授权，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新希望六和饲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杨春长）、被告二（翟友青）向原告返还政府补贴款及保险赔偿款合计人民币壹拾伍万壹仟零捌拾陆圆整（151086元），其中政府补贴款53586元，保险赔偿款97500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杨春长）、被告二（翟友青）承担原告为追回本案涉案款项而支出的合理开支合计人民币壹万贰仟圆整（12000元），其中律师费10000元，差旅费2000元；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三（翟光院）、被告四（彭欢英）对本案被告一（杨春长）、被告二（翟友青）的款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诉讼费由四名被告承担。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杨春长）、被告二（翟友青）向原告返还生猪强制扑杀政府补偿金（含通过保险公司发放金额）人民币975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20日，原告与被告杨春长、翟友青（被告翟友青与被告杨春长系夫妻关系）、翟光院、彭欢英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负责为被告杨春长、翟友青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物料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被告杨春长、翟友青不得擅自处分。被告翟光院、彭欢英对该合同下的责任和义务及可能发生的违约责任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2019年，因非洲猪瘟爆发，涉案肉猪可能患有非洲猪瘟，在政府主导下于2019年7月25日扑杀了原告交予被告饲养的195头肉猪，并发放了补贴款53586元，该款项已全额转至被告杨春长、翟友青账户。原告认为，在原告与被告杨春长、翟友青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中已经约定涉案肉猪系原告所有，故政府发放的补贴款也应由原告所有，且被告杨春长、翟友青垫付的扑杀费4040元，原告在政府扑杀完成之后，就与寄养费一并支付给了被告杨春长、翟友青（合计34281.14元）。因此，补贴款中支付给被告杨春长的扑杀费无需再支付给被告杨春长、翟友青，故补贴款应全额系原告所有，但被告杨春长、翟友青至今都未将补贴款支付给原告。同时，被告杨春长、翟友青在饲养肉猪期间，为肉猪购买了自然死亡险。因涉案肉猪被扑杀，保险公司支付了保险赔偿款97500元，该款项也已全额支付至被告杨春长、翟友青账户。原告认为，由于涉案肉猪系原告所有，原告对涉案肉猪购买的保险享有保险利益，因此，肉猪死亡获得的保险赔偿款原告有权分配。原告认为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中，已明确约定涉案肉猪系原告所有，如因扑杀发放的政府补贴也归原告享有。被告杨春长在合同已有约定的情形下，拒绝将政府发放的补贴款支付给原告，已违反合同约定，构成违约。被告翟光院、彭欢英作为担保人，在原告与被告杨春长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上签字，同意对被告杨春长、翟友青在该合同下的全部责任及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由于被告杨春长、翟友青不按合同约定向原告返还补贴款和分配保险款，被告翟光院、彭欢英应对被告杨春长、翟友青的款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所述，被告杨春长的行为已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相关规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杨春长、翟友青、翟光院、彭欢英辩称：一、原告新希望六和饲料公司诉求返还政府补贴款53586元和保险理赔款97500元共计151086元的金额不真实。2019年6月左右，湖南省溆浦县非洲猪瘟发生后，县政府只对未购买生猪保险养殖户进行专项补贴，购买生猪保险的则全部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县政府未发放专项补贴。被告杨春长收到的保险公司理赔款为97500元，未收到政府补贴款。二、原告新希望六和饲料公司认为保险理赔款中有政府补贴款并要求返还，既不真实，又无法律依据。被告杨春长饲养的生猪中，因非洲猪瘟疫情防控需要而全部扑杀，保险公司对扑杀的生猪按保险合同约定支付了97500元理赔款，且该97500元理赔款中没有政府的扑杀专项补贴款。县政府的补贴款是通过惠农平台对未投保的养殖户发放，政府补贴款和保险公司的理赔款是完全分开的，是不同性质的款项。根据《湖南省中央财政育肥猪养殖保险（B款）条款》、《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的规定，保险公司进行赔偿时，其赔偿金额为保险金额与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部分，不存在保险理赔款中有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结合溆浦县的实际情况，县政府对已投保的养殖场（养殖户）未发放扑杀专项补贴。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政府补贴款53586元无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三、保险理赔款与原告新希望六和饲料公司毫无关系。首先，原、被告双方系商业合作关系，不是委托代养关系。双方虽然签订了《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但依据该合同第一条、第三条第三款、第五条第四款、第七条第四款等条款内容及供应的种猪由被告杨春长出具借条等事实可知,原告虽然提供了猪苗、特定的猪料、疫苗，但该养殖成本最终由被告承担，在整个生猪的养殖过程中，原告实际只承担按照约定价格进行肉猪的回收、承担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被告杨春长负责饲养过程中的场地、设施、人员工资、饲料、水电等饲养成本，独自承担饲养过程中的猪死亡、安全管理、意外事故等各种经营风险。因此，原、被告双方实质上是一种商业合作关系，不是一种委托养殖关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动产物权自实际交付之日起发生转移，被告杨春长养殖的生猪与原告无任何关系。依据《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的约定，被告杨春长只负有将成年肉猪定向出售给原告的合同义务，若发生违约亦只是产生合同违约赔偿责任。故原告不得依据《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主张肉猪的所有权，更不得提出保险理赔款归其所有的主张。其次，生猪养殖保险系被告杨春长为避免养殖经营管理风险独自参保，与原告无任何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只要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保险利益，不论是物的所有者还是对物拥有其他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关联者，都可以成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结合本案实际，保险理赔款是对投保养殖场（户）利益损失的填补，并不是对物的损失的补偿。在原告拒绝为生猪投保的情况下，为降低经营风险，减少因猪死亡带来的经济损失，被告杨春长为饲养的生猪投保了生猪养殖（中央政策性）保险，全部保费由被告杨春长承担。依据“谁投保，谁受益”的保险基本原则，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均为被告杨春长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支付的理赔款97500元理应由被告杨春长全部享有。同时，在此前的保险公司受理正常保险事故赔偿时，所有的理赔款均由被告杨春长享有，原告未有任何异议。现原告提出分配97500元理赔款，毫无依据。再次，依据双方签订的《非洲猪瘟防控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原告可以享受的是政府的扑杀专项补贴款，不是保险理赔款。此外，按照《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双方的代养协议自原告将全部“运费”给付被告之日起即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合同业已终止，双方基于代养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履行终结，不存在未清债权债务。四、被告翟光院、彭欢英不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杨春长在与原告新希望六和饲料公司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时，被告翟友青、翟光院、彭欢英未在合同上签字，该合同上的签名系他人仿冒，且该三人从未知晓该合同。五、原告新希望六和饲料公司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差旅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自双方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后，被告杨春长一直依约履行，未有任何违约行为，也未收到过政府的补贴款，不存在将政府补贴款转付给原告。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仅是一种合作养殖关系，原告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其无权主张保险公司的理赔款，被告杨春长、翟友青未收到过政府补贴款，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杨春长、翟友青系个体养殖户。2019年4月20日，原告新希望六和饲料公司（甲方）与被告杨春长（乙方）、翟友青（乙方）、被告翟光院（家庭农场担保人）、彭欢英（家庭农场担保人）签订了《肉猪委托养殖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1、双方以优势互补、共担风险的原则进行委托养殖，甲方负责为乙方提供技术指导及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乙方负责提供养殖场地、设施和劳动力，并承担到甲方指定地点领取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所需要的费用；2、甲方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及乙方饲养过程中管理的由甲方供应的肉猪均属甲方财产，乙方无财产处分权，不得私自处理；3、乙方应按合同规定将委托养殖的肉猪交予甲方回收，并负责回收肉猪装车（含装车费用）及装车人员安全，甲方提供的各种物料及肉猪回收价格均为流程定价，与市场价不具可比性；4、如出现重大疫情，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或重大自然灾害、战争、国家政策改变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引起市场严重萎缩，销售无法进行，本合同可协商终止，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5、甲方向乙方提供猪苗650头，乙方按200元/头的标准向甲方交付保证金；6、家庭农场担保人对乙方在本合同下的权利和义务，及可能发生的违约责任向甲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7、如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8、本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本批次肉猪回收结算完毕之日终止。2019年5月5日，被告杨春长又与原告签订了《肉猪委托养殖结算方案》。《肉猪委托养殖结算方案》主要约定：1、增重报酬的计算方式及标准；2、猪成活率报酬的计算方式及标准；3、料肉比标准；4、药费的奖励及扣除标准；5、控料补贴及未按规定控料造成损失的赔偿标准；6、每月日常工作检查考评奖励标准；7、税额补贴按开票时结算总金额的税率额度的50%计算；8、乙方可获得利润的标准即30%×（销售收入－寄养费－仔猪成本－饲料成本－药费－管理费），其中管理费为110元每头。2019年5月11日，被告杨春长从原告处领走猪苗650头，并当即向原告出具了《猪苗借条》。2019年6月25日，被告杨春长为其管理的600头生猪在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溆浦支公司投保了生猪养殖保险（中央政策性），该投保费18000元由中央、省、县财政补贴80%，被告杨春长承担20%即3600元。2019年7月25日，因非洲猪瘟爆发，当地政府组织扑杀案涉生猪195头，其中保险范围内扑杀数量为195头，应获得保险理赔款97500元。2019年8月28日，原告向被告杨春长支付寄养费34286.14元。2019年12月24日，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被告杨春长账户转款97500元。尔后，原告要求被告杨春长、翟友青分配保险理赔款的未果。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处。另查明，原告将本案与（2020）湘1122民初1485号、（2020）湘1122民初1486号、（2020）湘1122民初1487号等四个同类型案件委托给湖南淇凭律师事务所进行诉讼代理，共支付基础代理费30000元。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猪苗借条》、《肉猪委托养殖结算方案》、银行流水记录、投保单、《委托代理协议》、《阳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等证据在卷，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原告新希望六和饲料公司与被告杨春长、翟友青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和原告新希望六和饲料公司与被告杨春长签订《肉猪委托养殖结算方案》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被告杨春长投保了生猪养殖保险（中央政策性），并作为该保险的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即生猪因非洲猪瘟被扑杀，所获得的保险理赔款97500元，理应由被告杨春长享有。政府补贴养殖户投保费的行为，系帮助养殖户（场）规避风险、减少损失的鼓励性政策。本案中，虽然中央、省、县财政补贴了被告杨春长生猪养殖保险（中央政策性）投保费的80%，但并不代表被告杨春长从保险公司获得的保险理赔款97500元是政府发放的补贴款。原告新希望六和饲料公司不是生猪养殖保险（中央政策性）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与被告杨春长、翟友青签订返还保险理赔款、生猪强制扑杀政府补偿金的相关协议，故原告要求被告杨春长、翟友青返还生猪强制扑杀政府补偿金（含通过保险公司发放金额）975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告新希望六和饲料公司与被告杨春长、翟友青在合同中未约定律师费、差旅费的承担，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10000元、差旅费20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被告翟光院、彭欢英系《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中被告杨春长、翟友青的担保人，但该合同未约定返还政府补贴款、保险理赔款的内容，故被告翟光院、彭欢英不承担上述款项的保证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永州新希望六和饲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38元，减半收取计1119元，由原告永州新希望六和饲料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席光武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莫来银书记员刘佳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