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12民初4295号原告：东莞市鹏昌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高埗镇塘厦村百茂物流城A区广场街1栋1001、1002、1003、100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912059250。法定代表人：杜木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云龙，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云，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告：谢学文，男，汉族，1973年2月10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永俊，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鹏昌货运有限公司与被告谢学文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曾庆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莞市鹏昌货运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云龙和被告谢学文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本案案情较为复杂，本院将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东莞市鹏昌货运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云龙、被告谢学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永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东莞市鹏昌货运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8年提成工资77937.24元、2019年1月1日至8月9日提成工资47553.6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同被告系合伙关系，本案仲裁裁决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左右，被告注资30万元入股原告重庆站点，并作为重庆负责人，管理该站点东莞-重庆物流专线的业务。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被告实际交付了投资款，多年来亦按约定领取了分红。在本案仲裁阶段，被告当庭自认其在原告处有投资，分成是每年5万元。因而，无论是从客观角度出发，还是从主观看，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二、本案仲裁阶段，仅有被告提交的《员工离职函》疑似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除此之外，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员工离职函》仅为对外文件，是处理外部法律关系。因被告作为原告重庆站点的合伙人并负责相关业务，对外代表原告公司，客户有理由相信被告系原告的员工之一，原告使用“员工”一词对外发函并无不当。但本案属于原被告的内部争议，应按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双方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对内而言，被告履行其合伙人职责及业务是基于双方的合伙关系，系以老板、股东的身份履职，并非基于劳动关系。事实上，原告从未与被告达成任何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被告对此亦予以自认，故在内部法律关系中，应当按照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原被告属于合伙关系。三、原告不存在违法同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是被告因合伙事务的争议，单方终止合伙关系，停止处理合伙事务。故即便适用劳动关系来认定是否属于违法解除，因是被告单方主动离开公司，退出合伙事务，根本不存在违法解除。2019年6月至2019年9月，被告陆续擅自向该站点的部分客户收受运费共164162元，并在2019年6月份通过案外人何小伟(重庆站点员工)领取了站点运营资金35000元，前述款项合计199162元。2019年8月，因双方对合伙事务存在分歧，被告在未同原告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即单方终止合伙关系，至今未再履行合伙人的管理职责，未交接合伙事务，亦未归还前述199162元。四、在被告终止合伙事务离开公司后，原告已和被告对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并将结算款33万元支付给被告。无论双方是什么法律关系，均已结清双方之间的所有款项。被告无故退伙之后，原告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同被告结清了合伙关系产生的所有款项。2019年7月15日，被告确认已收悉原告退回的投资款30万元及2019年上半年的股东分红3万元，双方在合伙期间的所有法律关系之款项均已全部结清。但2019年11月1日，被告反以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支付2018年绩效工资、2018年春节后被收回的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等款项，无疑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对其予以惩戒。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出具的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3243号《仲裁裁决书》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恶意诉讼之嫌，现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提起诉讼。被告谢学文辩称，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请求维持仲裁裁决的结果。经审理查明：原告公司系成立于2006年7月2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重庆设有站点，被告系原告公司重庆站点的负责人。何小伟系原告公司从事财务及业务工作的人员。何小伟曾向被告通过微信发送月结清单，并告知被告“提成单子发过来了”。前述月结清单列明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提成金额合计为157773.2元，扣减税费1898.52元后，注明提成为155874.48元。2019年7月11日，原告公司出具一份员工离职函，内容载明：东莞鹏昌货运有限公司重庆站点负责人谢学文，因个人原因，已于2019年7月11日正式离职，我公司郑重声明，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其在外的一切业务活动与债权债务皆属于个人行为，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与本公司无关，原鹏昌业务电话1398303××××手机号作废，此号码与鹏昌物流无关。现该员工的工作即日起由我司重庆站点何小伟（1398349××××）具体跟进……2019年11月1日，被告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2018年绩效工资77937.24元、2018年春节后被收回的工资1200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2147.7元。后被告在仲裁庭审中当庭增加要求原告支付其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的绩效工资51958.16元的仲裁请求。2020年1月15日，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18年提成工资77937.24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提成工资47553.66元，并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另查明，被告于2019年7月15日向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木祥发送微信，内容为：杜木祥，已经收到33万，除开我投入鹏昌东莞到成都重庆往返专线的本金30万，另外3万是作为去年返货提成15.5万元的预付吗？杜木祥回复：是今年上半年的分红。另查明，何小伟在仲裁庭审时出庭作证称提成工资按照重庆站点纯利润的20%计算，并由刘长财、被告、何小伟三人分配，其向被告发送的月结清单显示的提成工资也是由刘长财、被告、何小伟三人分配。另查明，被告于2019年6月18日曾出具一份欠条，内容载明：今欠到何小伟现金叁万伍仟元整。另庭审中，被告举示一份由刘长财于2019年10月27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表明：刘长财工资包括每月基本工资3000元、伙食费720元及绩效工资。2018年原告公司重庆站点应得的绩效工资为155874.48元，已经扣除税款1898.52元，刘长财在2019年7月中旬从重庆站点财务何小伟处领到2018年的绩效工资50758元。庭审中，原告陈述：工资包括每月底薪3000元、伙食费720元，被告的提成不是10%，要看重庆站点对业务的贡献人数，提成是按照重庆站点业务利润的20%提取，再由重庆站点的人平均分。2018年是由3个人平均分，包括被告、刘长财、何小伟，刘长财和何小伟的已经发放了，每个人是50758.16元，被告也应发放50758.16元，但他在2019年6月18日支取了35000元，原告当庭提供欠条一份予以证明，被告实际可得的是15958.16元，35000元是重庆站点的款项，被告在原告举示的运费明细表中，被告已经注明，35000元是当时被告收取的运费，没有交给公司，原告认为35000元不是提成工资，被告应当退回给原告公司。何小伟可以参与提成分配。事实上，原告已经向何小伟发放了提成工资。2018年的提成需要在2019年5月才会出最终的分配结果。2019年的提成现在尚未结算，发生纠纷后，财务大概算了之后，被告可得31458.6元。原告针对被告侵占款项事宜已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公司在纯利润的20%内，从20%的纯利润中提取3000元给文员丁琦，剩余部分再由三个人平均分配，每个人还需再给200元给丁琦；被告在2019年可分的提成工资为31458.55元。庭审中，被告陈述：工资包括每月底薪3000元、伙食费720元、提成工资，提成工资的标准为重庆到东莞这条线上业务纯利润的10%，通过各种形式发放，主要是微信转账、现金，领钱都需要签字、且需要本人填写领款内容，当月底薪和伙食费是在次月20日发放，提成工资是按年发放，是在次年3月发放。对原告举示的欠条真实性无异议，欠条所领取的35000元，是用于冲抵承包人李长林欠被告的欠款50000多元，35000元是何小伟个人给被告的，系被告与何小伟的私人款项，跟原告公司无关。重庆站点有8个人，只有2个人拿提成工资，是被告和刘长财。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员工离职函、月结清单、欠条、原被告陈述等在案为凭，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被告系原告公司股东、合伙人。但被告即使系原告公司股东或合伙人并不能当然排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庭审中自认被告系原告公司重庆站点负责人，管理该站点东莞至重庆物流专线业务。故根据原告自述，被告存在为原告公司提供劳动的事实，且根据原告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出具的员工离职函，亦可直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据此，本院对于原告否定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应当向被告发放相应的劳动报酬。关于被告在2018年的提成工资，原被告双方均确认2018年原告公司重庆站点的提成工资总额为155874.48元，双方争议的焦点系该笔155874.48元提成工资应当如何分配。被告主张该笔155874.48元提成工资仅应由被告和刘长财两人均分，其应分得77937.24元。原告主张前述155874.48元提成工资应提取3000元给文员丁琦，剩余部分再由被告、刘长财、何小伟平均分配，每个人还需再给200元给丁琦。对于提成工资的分配方案，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而根据被告举示的一份由刘长财于2019年10月27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表明刘长财在2019年7月中旬从重庆站点财务何小伟处领到2018年绩效工资为50758元。前述证明系由被告举示，被告当对该证据予以认可，而该证据中载明的刘长财领取的2018年绩效工资金额（即50758元）与原告主张的提成工资分配方案相吻合，故在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提成工资分配方案的情况下，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提成工资分配方案予以采信。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应分得的2018年提成工资应为50758元[（155874.48元-3000元）÷3个人-200元，四舍五入取整数]。关于被告在2019年的提成工资，首先应当确定被告工作截止时间。作为用人单位，原告应当对被告的工作期间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在仲裁时自述其于2019年8月10日停止工作，在本案中要求维持仲裁裁决的结果，即要求提成工资支付至2019年8月9日，而原告在起诉状中亦陈述被告系在2019年8月单方终止合伙关系。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在原告公司的工作截止时间应为2019年8月9日，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的提成工资。原被告均确认提成工资是根据原告公司重庆站点的利润计提，对于原告公司重庆站点2019年的利润，原告提供了月结清单及利润计算表，但前述证据均系原告单方制作，被告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前述证据不予采信。故在双方均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提成工资计算基数的情况下，本院酌情以被告在2018年的提成工资折算被告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可享有的提成工资。据此，本院认定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的提成工资30970元（50758元÷12个月×7个月+50758元÷12个月÷21.75天×7天，四舍五入取整数）。又因原告在庭审中自认被告在2019年可分的提成工资为31458.55元，该金额超出前述本院认定的被告2019年提成工资金额，故本院认定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的提成工资31458.55元。关于被告于2019年6月18日出具的欠条中载明的35000元，因该笔款项系被告向何小伟出具的欠条载明，该欠条中表明的亦系被告欠何小伟款项而非欠原告款项。原告在本案庭审中亦认为35000元是当时被告收取的运费，不是提成工资，而被告也主张35000元系被告与何小伟的私人款项，跟原告公司无关。且原告还主张被告收取公司运费款项事宜双方已另行诉讼，故本院认为前述35000元与本案中被告主张的提成工资无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东莞市鹏昌货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谢学文支付2018年提成工资50758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9日提成工资31458.55元；二、驳回原告东莞市鹏昌货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谢学文的其他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东莞市鹏昌货运有限公司负担5元，由被告谢学文负担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曾 庆人民陪审员  王先容人民陪审员  刘运祥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 记 员  粟 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