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7102行初965号     原告郭新户，男，1958年8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市工行家属院。   被告陕西省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西安市。   法定代表人徐立，局长。   委托代理人逯华，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全，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住所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负责人张宏亮，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贞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孙胜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员工。   原告郭新户诉被告陕西省社会保障局（以下称省社保局）及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以下称工行渭南分行）劳动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于2020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9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新户，被告省社保局委托代理人逯华、陈全，第三人工行渭南分行委托代理人陈贞锋、孙胜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85年, 第三人在渭南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对摘帽“右派”郭某某落实政策复查时,发现对其子女的政策没有落实到位,1985年12月,在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督导下,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渭南地区中心支行（以下称工行渭南地区支行）参照陕发(1978)85号文件精神,将原告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变更为1974年8月。此后,第三人(1995年后改为工行渭南市临渭区支行)就依据1974年8月的参加工作期限对原告进行了调资,办理了社保。2000年第三人依据1974年8月参加工作年满25年给原告办理内退手续,2010年原告的劳动关系上划到第三人。至今,第三人都认为当时给原告落实政策的行为是正确的,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74年8月。2017年,原告年届60岁时,第三人向省社保局上报原告的有关退休资料，其中，第三人上报表中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74年8月，视同缴费年限是19年5个月。经被告审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是1980年12月，视同缴费年限是13年1个月，审定的结果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养老权益。2018年9月5日，第三人将《陕西省行业企业参保职工档案信息审核表》送达原告。原告认为，被告审查认为原告在1980年12月参加工作的时间是错误的，因为原告是摘帽右派落实政策的子女，原告的参加工作时间是1974年8月，是由落实政策决定，工行渭南地区中心支行确认的，这是一个组织行为，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30多年来，第三人一直按照1974年8月参加工作的时间来确认原告工龄，为原告调资，办理内退、退休等事项。确认原告1974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的证据有给原告父亲摘帽的文件、工行渭南地区中心支行渭地工银人发(1985)121号《关于郭新户等五位同志更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批复》等档案资料确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撤销被告陕西省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8月8日对原告出具的《陕西省行业企业参保职工档案信息审核表》中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2.判决被告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对原告参加工作时间重新作出认定;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陕西省行业企业参保职工档案信息审核表。证明工行渭南分行上报原告1957年8月出生，退休应为2017年8月，参加工作时间是1974年8月，视同缴费年限19年5个月。被告2017年8月核定认为原告是1980年12月参加工作，视同缴费年限13年1个月，该认定是错误的，因为原告是摘帽“右派”落实政策的子女。   2.关于更改赵巧等三名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请示报告（渭工银人字（85）第131号）。证明工行渭南支行1985年12月2日向渭南地区工商银行中心支行出具请示报告，根据省分行陕工银劳（1985）55号文件和陕发（78）85号文件精神给原告落实政策，请求更改参加工作时间。原告也应同赵巧一样按插队知青计算连续工龄后正常退休。   3.关于郭新户等五位同志更改参加革命时间的批复（渭地工银人发（1985）121号）。证明《关于郭新户等五位同志更改参加革命时间的批复》已确认原告于1974年8月参加的革命工作，被告应确认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4年8月，视同缴费年限19年5个月。原告工龄确认机关是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渭南地区中心支行，是劳人培[1985]23号文件规定县处级以上单位，一旦批准，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要否定其效力，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依据法定程序撤销该行政行为，未撤销之前均有效，其他行政机关应遵守并执行.   4.更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审批表，证明1985年11月工行渭南市支行、工行渭南地区中心支行认可原告于1974年8月参加的革命工作。被告应确认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4年8月，视同缴费年限19年5个月.   5.关于郭某某同志的安置决定（渭摘发（1979）004号）。证明原告父亲郭某某是摘帽“右派”，原告应享受摘帽右派子女享有的国家政策。   6.关于对郭某某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79）XX组XX号）。证明原告父亲郭某某是摘帽“右派”、错划“反革命分子”，原告应享受摘帽右派子女和错划“反革命子女”享有的国家政策。   7.青海省劳动人事厅青劳人险字（87）386号《关于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关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证明青海省劳动人事厅经请示劳动人事部，凡因父母问题株连回原籍农村劳动，后因父母问题平反的其他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的时间，从十七岁起至离开农村时止，可以与回城参加工作后时间合并计算连续工龄。原告可以享受摘帽右派、错划反革命分子子女享有的按插队知青连续计算工龄的国家政策。   8.《关于“文革”前随父母迁往农村年满16周岁子女能否按知青对待的复函》（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证明该复函是针对宝鸡市人事局报告的答复，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不是规范性文件。该文件内容没有纠错的意思表示，不具有溯及力，该复函不适用原告。该复函发文部门是劳人厅下属社会保险处，是县处级单位，其效力很低，无法解释上级机关的文件。从内容看，该复函未请示劳动人事部。该复函内容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精神矛盾。   9.《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证明原告是1962年随母下放农村的，符合该文件第（三）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插队知青，计算插队期间的连续工龄。   10.右派子女工龄计算问题的法规文件（劳动社会保障部）。证明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错误打击，本人及家属受到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学习上的影响和损害，有关部门及单位应妥善解决、安排。被告应当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应确认原告是插队知青，连续计算工龄。   11.罗建敏与重庆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证明重庆市已经对错划右派子女按插队知青认定连续工龄，陕西省也应对错划右派子女按插队知青认定连续工龄。   12.右派子女连续工龄按上山下乡知青政策办理。证明重庆市、江西省、山东省、青海省XX乡知识青年认定连续工龄，陕西省也应对错划右派子女按插队知青计算连续工龄。   被告辩称，被告是严格根据原告的个人档案材料，结合当时的政策规定以及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80年12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理由如下：一、被告有权对原告的参加工作时间作出认定，且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保障厅关于规范全省企业职工退休审批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陕政办发〔2003〕7号）中规定，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职工退休条件等项目(包括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视同缴费年限、从事特殊工种种类及1997年12月本人档案工资)进行审核。被告经授权有对本辖区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的退休事项进行审核的职权。被告根据原告的档案材料作出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80年的认定是符合国家和陕西省政策规定的。《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中明确规定，文革期间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和1962年至文革开始前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该文件明确确定的适用主体是“文革期间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或“在1962年至文革开始前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而本案中，原告明显不符合适用主体的条件，不能按知青对待，不能计算连续工龄。另，《陕西省劳动和人事厅关于“文革”前随父母前往农村年满十六周岁子女能否按知青对待的复函》（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明确规定，关于文革前职工因冤假错案处理，随父母迁到农村且年满十六周岁的子女，不属于文革期间和1962年至文革开始前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不能按知青对待，也不能计算连续工龄。该文件的依据是劳人培[1985]23号文件，那么，综合劳人培[1985]23号及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文件规定，原告不属于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且该事实在本案原一审中由原告本人所确认。因此，原告中学毕业后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不能计算连续工龄。二、第三人当年作出原告参加工作时间的批复本身是错误的，与国家政策不符。第三人于1985年12月12日根据工商银行内部陕工银劳（1985）55号文件精神，作出更改原告参加工作时间的批复。而被告对原告作退休审核时所依据的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文件的上位法依据劳人培[1985]23号文件，是在1985年6月28日发布的。也就是说，国家出台的关于知青认定的条件及参加劳动时间能否计算连续工龄的政策文件是早于第三人作出更改原告参加工作时间批复的时间的。劳人培[1985]23号文件明确规定了按知青对待的条件及处理办法，而第三人在原告明显不属于XX组XX乡XX队知识青年的情况下，违反当时国家已经出台的政策规定，作出与政策、事实不符的批复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三、认定退休职工参加工作时间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第三人无权作出职工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郭新户档案最早记录的出生时间是1958年8月，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是2017年8月。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的退休审批工作是由被告按照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进行审核的，即被告才是对原告退休审核认定的有权机关，包括对原告参加工作时间进行认定。第三人认为其在1985年有权对原告参加工作时间进行认定明显与事实和国家政策不符。国家于1998年将原行业统筹企业（包含工商银行）的养老保险纳入了省级统筹，并交由地方管理。在未移交地方管理前，国家对原行业统筹企业的授权仅是在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对职工的退休事项进行审核后报劳动行政部门。而1985年原告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第三人无权对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进行认定。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支持，应依法予以驳回。   1.退休、退职职工子女招收登记表；   2.干部、职工转正定级审批表；   3.改定工资审批表；   4.招工登记表、档案节选2张（中国工商银行便签和稿纸上手写）；   5.《关于郭某某同志的安置决定》（渭摘发（1979）004号）；   6.《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   7.《陕西省劳动和人事厅关于“文革”前随父母迁往农村年满十六周岁子女能否按知青对待的复函》（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   以上证据证明，原告是1962年随母下乡人员，不是知青，是原告的自主行为，不是国家统一组织的知识青年下乡行为，不符合《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和《陕西省劳动人事厅关于“文革”前随父母迁往农牧村年满16周岁子女能否按知情对待的复函》（陕劳人险发[1987]390号）规定的身份。   第三人述称，中国工商银行属于原行业统筹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执行的是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统一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第三人有权对原告参加工作时间进行认定。当时全国多数地区类似原告退休都是按照《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执行，参照知青对待。工商总行按照该政策作出了对此类情况的调查，进行重新认定上报，第三人根据总行政策规定对原告工龄按返乡劳动时起算。   第三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是认定工龄的法定机关，第三人作为企业，没有该职权，工龄应当以被告审核认定的为准。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当年第三人作出更改郭新户参加工作的时间的批复，本身就是违法的，是在国家政策出台后作出的更改行为，违反劳人培[1985]23号文件的规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父亲右派摘帽与本案无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他省市规定对陕西省没有约束力，对原告工龄的认定应按照陕西省政策执行，不应参照其他省的政策规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虽是文件是针对宝鸡市的，但加盖的是陕西省劳动人事厅的印章，对全省范围内的类似情形具有约束力，至今有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9，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返乡参加农村生产，不符合文件规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0，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无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1、12，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民事裁定书及相关规定是其他省市的，不能约束陕西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所有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人更改原告工龄的依据是对原告父亲作出平反的中发[1978]11号文件中“右派平反安置”第二条第七项、中发[1978]55号文件中“若干政策问题”第十条以及中办发[1984]32号文件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从被告提交证据看，被告没有职权推翻劳人培[1985]23号的规定，工商银行对原告作出连续认定工龄的原因是工商银行是行业统筹，当时全国多数地区类似原告退休都是按照劳人培[1985]23文件执行，工商银行据此作出变更决定，工商银行职工赵巧的情形与原告类似，也认定为连续工龄了。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原告进入工商银行工作的原因没有异议，对于原告是自愿返乡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是父亲被划为右派后被迫返乡劳动的。被告不认可原告为连续工龄的行为是错误的，第三人属于原行业统筹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执行的是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统一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第三人有权对原告参加工作时间进行认定。当时全国多数地区类似原告情况的都是按照《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执行，参照知青对待。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按照该政策作出了对此类情况的调查，进行重新认定上报，第三人有权根据总行政策规定对原告工龄按返乡劳动时起算。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9，因证据形式合法、内容真实，对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0-12，因原告未提供证据的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依法不予确认。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因客观真实，形式合法，且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郭新户出生于1958年8月2日。其父郭某某因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分子，给予开除公职和劳动教养的处分，1962年5月20日原告父亲解除劳动教养后返乡劳动，XX户XX乡，1974年原告高中毕业后，在其所在大队参加劳动。1979年5月13日，中国共产党户县委会会作出《关于对郭某某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了郭某某的公职，被安排到原工行渭南县支行工作。1980年12月，经原渭南地区劳动局同意，原告顶替其父亲进入工行渭南分行工作。为落实政策，郭新户所在单位原工行渭南市支行于1985年12月2日作出《关于更改赵巧等三名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请示报告》，将原告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从1980年12月认定为1974年8月，并提请上级单位原工行陕西省渭南地区中心支行批准。1985年12月12日，原工行陕西省渭南地区中心支行作出《关于郭新户等五名同志更改参加革命时间的批复》，同意更改原告郭新户的参加工作时间为1974年8月。2017年，原告郭新户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第三人工行渭南分行初步审查后认定原告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为1974年8月，视同缴费年限19年5个月，并按照相关程序向被告省社保局提出为原告办理退休的申请，被告省社保局经过审查，在《陕西省行业企业参保职工档案信息审核表》中，认定原告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为1980年12月，视同缴费年限为13年1个月。原告认为，被告省社保局作出的关于其参加工作时间和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错误，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对原告郭新户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是否合法。被告省社保局经省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授权后，具有对本辖区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的退休事项（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视同缴费年限等）进行审核的法定职权。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规定：“……（一）凡在“文革”期间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XX乡XX队之日起算。……（三）在一九六二年至“文革”开始前，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在工龄计算上可以仿照上述办法处理……”陕西省劳动和人事厅 《关于文革前随父母前往农村年满十六周岁子女能否按知青对待的复函》规定：“……根据劳动人事部劳人培［1985］23号通知规定，上述随父母迁到农村年满十六周岁的子女，不属于“文革”期间和一九六二年至“文革”开始前，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因此，不能按知青对待，也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本案中，原告郭新户虽因其父郭某某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分子，而随父母返乡，并于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乡下参加劳动，但是其并非属于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上述两个文件明确适用主体是“文革期间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或“在1962XX组XX乡的知识青年”，原告郭新户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显然不符合上述文件的规定，不能按照知青对待，亦不能计算连续工龄。被告省社保XX组XX乡XX队的知识青年，其工龄计算不能适用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新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新户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王静   审判员蔡淑芳   人民陪审员翁安娜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袁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