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40642号原告：晟玺财务咨询（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A座1704-460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3410574273。法定代表人：徐连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艳菊，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文小玲，女，195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成龙，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丘燕辉，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砚，男，197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成龙，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丘燕辉，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晟玺财务咨询（天津）有限公司与被告文小玲、朱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峰、左艳菊，被告文小玲、朱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成龙、丘燕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晟玺财务咨询（天津）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文小玲、朱砚向原告支付财务顾问费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并支付利息（以100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7月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年利率6%计算）；2.被告文小玲、朱砚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本案是财务服务合同纠纷，原告的身份是私募公司，同时也有提供财务服务，为两被告融资。两被告系母子关系，二人是广州鑫源恒业电力线路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公司）大股东。2015年，两被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一旦为失信被执行人，是无法从所有的金融机构贷款，没有人愿意为被告提供财务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与两被告接触，原告（乙方）与文小玲、朱砚（二人均为甲方）签订《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作为甲方及甲方控股的鑫源公司的财务及融资顾问，服务期限是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服务期限内，原告帮助被告通过各种方式借到钱，以维持企业的经营，被告也需要支付一定的劳务费，但是被告是因为没有钱才找到原告的，所以要求被告支付一定的财务顾问费是更困难的，但标的公司鑫源公司，口头商量给原告5%的股权，折价1000万元，但是后来由于标的公司升值，股权值钱了，被告以原告没有支付1000万元转让款的理由，将5%股权收回，所以我方只能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起诉被告，原告通过各种形式提供的财务顾问服务产生的顾问费已经超过一千万元，两被告一直拒不支付财务顾问费。综上，两被告应支付财务顾问费1000万元，并参照民间借贷关系中未约定借款利息的情形以年利率6%支付利息。被告文小玲、朱砚共同辩称，原告并未依约全面、正当履行对应合同义务，其主张两被告支付合同约定款项无事实依据。一、深圳晟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以下简称深圳晟玺）为原告管理公司，文小玲与深圳晟玺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深圳晟玺长达三年多未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文小玲、鑫源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申请仲裁，仲裁认定深圳晟玺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根本违约，解除文小玲与深圳晟玺股权转让协议并由深圳晟玺返还受让股权，现该仲裁裁决已执行完毕，股权已转回。二、两被告与嘉瑞丰、北京千帆汇金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是融资行为，也不是原告促成，两被告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三、原告主张其帮助鑫源公司融资，要求支付财务顾问费，原告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约定的付款条款，不产生任何财务顾问费。四、北京乾元启明投资中心、原告和文小玲三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属于债权转让行为，不是融资行为，与本案《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无关。五、《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约定鑫源公司老股东不再退出则视为新的投资，应当由两被告支付财务顾问费。原告提供的八份股权转让协议，恰好证明两被告回购鑫源公司老股东股权，股东退出，两被告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六、深圳晟玺与宁波玺信之间的股权转让未成立，股权转让协议及中信银行客户回单、宁波玺信工商登记档案均无法真实体现鑫源公司股权估值提升。七、原告提交的电子邮件记录，证明其已完成商业计划书要求两被告付费，但原告没有完成财务顾问费对应工作，且商业计划书未经两被告确认，两被告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八、原告所称原被告间约定以财务顾问费折抵股权转让款的说法不成立。首先，如果双方有意向将股权转让协议、财务服务协议相互抵充应当在协议中作出明确约定，而《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中不仅没有关于以财务顾问费冲抵股权转让款的约定，而且《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8条明确限制了权利义务的转让，如果事实如原告所述，那么该协议第8条与原告的主张前后矛盾。因此关于财务顾问费抵充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不存在。其次，深圳晟玺与文小玲关于鑫源公司股权转让的纠纷已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深圳晟玺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应返还受让的股权，上述事实没有任何争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23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财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等，徐连文任原告法定代表人。鑫源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18日，注册资本8973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文小玲任法定代表人，股东包括文小玲、朱砚等，二人系母子。原告（乙方）与文小玲、朱砚（二者共为甲方）签订的《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约定，双方就委托乙方协助甲方作为甲方及甲方控股的鑫源公司财务及融资顾问事宜达成以下协议：第三条委托事项甲方聘请乙方作为甲方的财务顾问，服务期限从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在服务期限内为甲方提供以下顾问服务：1.协助甲方以朱砚名下北京房产作为抵押进行融资；2.在对公司尽调的基础上，提出甲方财务重整方案；3.与甲方一起完成鑫源公司的商业计划书；4.协助甲方协调鑫源公司其他股东、政府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关系；5.为甲方推荐合适的财务总监人选及其他关键财务人员，并在需要时派出人员协助甲方进行财务规范工作，保证未来三板上市及IPO上市的需要；6.协助甲方处理相关税务问题；7.协助公司引进新的投资人（包括有并购意向的上市公司）；8.为甲方进行融资规划，扩大甲方融资规模；9.协助鑫源公司选定和协调新三板挂牌及未来IPO上市的中介机构，保证鑫源公司新三板挂牌及IPO上市工作的顺利推进；10.提升鑫源公司的股权价值。第六条顾问服务费用本顾问服务费用分阶段按以下标准收取：1.完成三、1的约定事项（甲方实到资金800万后），收取服务费10万元；2.出具财务重组方案，完成商业计划书后，收取服务费20万元；3.协助鑫源公司引入新投资人（包括置换截止2015年11月30日的现有股东持有股份），根据引入新投资人的投资额收取5%的服务费；原拟退出的股东按最新估值折股，不再退出的，视同引入新投资人计算，按折股总价作为投资额；4.以2015年12月31日鑫源公司的银行负债（扣减保证金）为基数，按鑫源公司在本约定书服务期内新增银行负债的3%收取服务费；5.以其他方式帮助甲方及鑫源公司进行融资的，按融资额的3%收取服务费，6.乙方或乙方关联单位用自有资金或通过融资帮助甲方解决鑫源公司老股东遗留问题的，按融资额的3%收取服务费；7.以鑫源公司整体估值2.5亿元为基数，按服务期内鑫源公司整体估值提升额的2%收取服务费。鑫源公司整体估值提升额为最新股权转让价格计算的企业整体估值与2.5亿的差额；8.乙方承诺在协助公司完成新三板挂牌、上市公司并购或境内外上市之前，将按本协议约定提供持续服务；9.乙方承诺本协议最终结算服务金额扣除乙方向第三方付出的成本后，超出1000万元部分，全部用于公司支出。与本协议履行有关的其他支出，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人员往返的差旅费用、融资过程中发生的合理的招待费用、礼品费用等由甲方承担。第七条排他条款如甲方在服务期内未经乙方同意，自行或委托乙方以外的第三方进行股权融资的，需按六、3约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第八条除协议中另有规定外或经双方协商同意外，本协议所规定双方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在未经征得另一方书面同意之前，不得转让给第三者。任何未经另一方书面明确同意的转让，均属无效。2015年12月25日，文小玲（甲方）与深圳晟玺（乙方）签订《广州鑫源恒业电力线路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1.鑫源公司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注册资本为8973万元；2.甲方对鑫源公司实缴出资4192.2477万元，占鑫源公司股本总额的46.72%，系鑫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3.基于鑫源公司将按预期完成新三板挂牌，乙方有意向鑫源公司进行投资，并根据本协议所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甲方持有的鑫源公司493.515万元股份，乙方作为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本协议受让上述股份并成为鑫源公司的股东，甲方同意该等转让。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1.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1.1双方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为1000万元（相当于每1元鑫源公司股份的转让价格为2.03元）。1.2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0日内向甲方支付上述1.1条约定的出资的转让价款总额的50%，剩余转让价款在2016年3月10日前一次性支付。双方因履行该《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纠纷，文小玲于2018年8月23日向贸仲委申请仲裁，贸仲委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127号《裁决书》，裁决解除文小玲与深圳晟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深圳晟玺向文小玲返还其所受让的鑫源公司股份485.3093万股等。该《裁决书》已于2019年7月30日生效，前述股份已返还给文小玲。双方在该仲裁案件中均认可原告、深圳晟玺于2018年1月向文小玲发送《通知函》要求以本案的财务顾问费折抵前述股权转让款。原告称文小玲、朱砚、鑫源公司在2015年底存在债务危机，在此情况下，文小玲、朱砚与原告达成协议，由原告提供财务服务，据此提交的企查查查询打印件、民事判决书显示，文小玲、朱砚于2015年12月23日被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并于2016年2月25日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内容。原告主张其为两被告提供了以下财务及融资顾问服务：1.原告及关联公司向两被告、鑫源公司提供借款2747万元，原告主张应按3%收取服务费82.41万元。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2月20日期间，原告、徐连文、深圳晟玺合计向文小玲、朱砚及鑫源公司转账2747万元。被告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徐连文为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上述借款期限很短，不能达到融资目的，该借款不是提供融资服务。2.原告为两被告引进第三方融资，原告主张应按5%收取服务费合计255万元。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2016年3月30日，文小玲、朱砚分别与北京嘉瑞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瑞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嘉瑞丰公司分别以1750万元、1250万元受让文小玲、朱砚持有的鑫源公司7%、5%的股权（分别对应为628.11万元股份、448.65万元股份）；2016年，文小玲与北京千帆汇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千帆基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千帆基金以2100万元受让文小玲持有的鑫源公司6%的股权（538.38万股）。两被告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前述股权转让系被告以自有股权按照市场价值交易获得对价的行为，并非融资行为。3.原告为朱砚融资900万元，原告主张应收取服务费10万元。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收条及承诺书等显示，2015年12月7日，朱砚及案外人韦伟向徐连文借款900万元，约定月利率为2%，借款期限为3个月，朱砚以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的房屋提供抵押担保。两被告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笔借款已经约定了借款利息，朱砚已经还本付息，与《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没有关联。4.原告法定代表人徐连文作为担保人，第三方借款给鑫源公司合计1450万元，原告主张应按3%收取服务费43.5万元。原告提交的关于借款延期的申请、借款合同载明，2016年8月12日，鑫源公司向洛阳海润电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海润）申请将借款800万元的借款期限从8月10日延长至8月18日，并称因银行贷款手续办理进度未达到预期，贷款仍在办理中；2016年9月5日、10月7日，鑫源公司先后与洛阳海润签订《借款合同》借款300万元、300万元，文小玲、徐连文提供担保；鑫源公司向刘志锋借款50万元，文小玲、徐连文提供担保。被告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鑫源公司与洛阳海润、刘志锋之间的往来拆借早已存在，前述款项并非是原告引入的借款，与原告无关。5.原告为两被告解决老股东北京乾元启明投资中心（有限合同）（以下简称乾元启明）的退出问题，原告主张应按3%收取服务费37.1万元。原告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民事判决书载明，乾元启明、原告、文小玲于2016年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文小玲与乾元启明就股权回购事宜已达成和解，文小玲应支付乾元启明股权回购款本金及利息2645.4万元，三方一致同意，乾元启明将对文小玲的债权及其他附属权利以2248.6187万元转让给原告，并约定原告代文小玲分四次向乾元启明支付款项共计2248.6187万元；（2019）京0106民初103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原告向乾元启明支付了12367403元，后文小玲将该款项返还给原告。被告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债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债权转让在《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中也没有对应的付款条件，不产生费用。6.原告为两被告解决老股东退出的问题，原告主张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原拟退出的股东在服务期内没有退出的，视为引入新投资人，按5%收取服务费，扣除两被告已支付给老股东的款项后，应收取服务费合计557.06万元。原告提交的鑫源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协议等载明，广州海汇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海汇）、蓝勇、深圳市致诚博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致诚合伙）、苏州创东方富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东方）、苏州富丽高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丽高新）、苏州富丽启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丽启康）、苏州富丽泰泓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丽泰泓）（以下统称为涉案股东）作为鑫源公司的股东，分别于2016年与文小玲、朱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各自持有的鑫源公司股权转让给两被告，股权转让款分别为1445万元、2456.5万元、1323.1553万元、2890.4383万元、2116.6977万元、1322.7168万元、529.1744万元，均约定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为分期支付，其中第一笔支付日期为2016年3月31日前，尾款支付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前，两被告依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按照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比例，办理相应比例的股权交割，涉案股东应根据两被告的要求办理标的股权的过户手续，另第6条特殊约定内容为“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涉案股东）与乙方（文小玲、朱砚）原于2015年签订的股权补偿协议自动中止执行，但如乙方未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甲方有权废止本协议，并恢复原补偿协议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执行”；2016年3月9日，创东方、富丽高新、富丽启康、富丽泰泓与两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该四个股东保留股权转让的选择权，可在鑫源公司新三板挂牌前的任意时间，按照主协议的付款进度，提出将剩余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停止支付，转为鑫源公司股份，另约定如文小玲、朱砚未能按照本协议付款，该四个股东有权废除本协议及主协议，并参照主协议第6条执行。截至2017年11月30日，涉案股东均未退出鑫源公司，且2014年2月10日至2017年11月30日，创东方、蓝勇、致诚合伙、富丽高新、富丽启康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2014年2月10日，广州海汇、富丽泰泓分别持股1.5046%、0.5561%,2016年4月18日分别变更为1.5045%、0.8%，至2017年11月30日，该两股东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两被告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前述股权转让协议本身系涉案股东准备退出鑫源公司而签订，上述协议均在原告服务期内签订，且大部分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并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恰能证明原告没有履行相关服务，不产生服务费。7.服务期内，鑫源公司估价升值至4亿元，原告主张应按估值升值差额1.5亿元的2%收取服务费300万元。原告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银行回单、付款凭证、工商档案、《股权投资意向书》等显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玺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玺信）的股东包括原告、深圳晟玺、刘师光等，2017年5月2日，宁波玺信与深圳晟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股份转让按照鑫源公司整体股值4亿元定价，宁波玺信就受让5.41%的股份（485.3093万股）需支付2000万元，后宁波玺信向深圳晟玺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1700万元；2017年12月26日、2018年5月29日，嘉瑞丰公司与平潭傅泓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潭傅泓）先后签订两份《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股份转让按照鑫源公司整体估值4亿元计算，平潭傅泓就受让4%的股份（358.92万股）需支付1600万元，后平潭傅泓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2900万元；成都锦诚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诚祥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出具《股权投资意向书》，载明锦诚祥公司将向鑫源公司投资1.5亿元，鑫源公司投资前估值为6.5亿元，该意向书上并无任何签章。被告对宁波玺信与深圳晟玺间的《股份转让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双方为关联公司，且交易并未实际发生；对嘉瑞丰公司与平潭傅泓间的《股份转让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协议签订时间已超过服务期，所涉估值与原告无关，对《股权投资意向书》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交易并未实际发生。8.原告为两被告完成了商业计划书，原告主张应收取服务费20万元。原告提交的公证书载明，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间，徐连文先后向朱砚及其他账户“13×××15…”等发送针对鑫源公司的重组方案、商业计划书等，并附有相关文档。两被告对邮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只能说明原告就相关事项发过电子邮件，不能证明原告已完成出具财务重组方案、完成商业计划书的工作。9.服务期内，两被告增加银行负债合计1500万元，原告主张应按3%收取服务费45万元。原告提交的《权利质押合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股权出质登记簿等显示，2016年6月20日、2017年6月28日，朱砚、文小玲分别向广州增城长江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500万元、1000万元，并以其持有的鑫源公司股份作为质押担保。两被告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中的第六条第5款并不包括银行借款，前述借款没有对应的付款条件，不应产生服务费。两被告辩称鑫源公司与洛阳海润资金往来已久，鑫源公司向洛阳海润、刘志锋借款与原告无关；原告未向两被告提供银行借款服务，鑫源公司银行负债相比2015年12月31日的基数，并未增加反而减少，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不产生相应服务费；原告主张的涉案股东目前已全部转出其持有的鑫源公司股权，不存在投资人拟退出而未退出的情况，两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两被告就其抗辩，提交了以下证据：1.银行汇款回单等转账凭证，显示2014年8月26日，洛阳海润向鑫源公司提供借款300万元，2015年1月6日、7日，鑫源公司向洛阳海润转账合计300万元；2016年11月25日，刘志锋向鑫源公司转账50万元，备注为“短期借款”，同年12月5日，鑫源公司向刘志峰转账50.5万元。2.鑫源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2015年12月31日，鑫源公司短期借款年末余额为13070万元。3.借款合同三份，载明2016年7月26日、2016年8月24日、2017年6月28日，鑫源公司分别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塘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塘支行、广州增城长江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1850万元、1500万元、500万元。4.股权转让协议、电子银行回单、收款说明等，载明2016至2019年期间，两被告向涉案股东多次转账支付款项；对于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间发生的转账，原告已在前述第6项服务费基数中扣除。5.《鑫源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截至2018年11月12日，涉案股东除创东方、致诚合伙、广州海汇外，均已退出鑫源公司；截至2020年3月12日，涉案股东已全部退出鑫源公司。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两被告、鑫源公司在2015年底已陷入债务危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是在原告的帮助下才能借到款项；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鑫源公司自己出具，没有法律效力；对证据3-5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就借款合同涉及的款项应增加计算服务费2350万元×3%=70.5万元，涉案股东是否退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涉案股东在服务期内没有完全退出，应按未退出的金额计算服务费。本院认为，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已依约提供相关的财务及融资顾问服务，原告诉请两被告支付财务顾问费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三条、第六条分别约定了顾问服务的内容、服务费的收取标准，对于原告是否已按照协议约定提供财务及融资顾问服务，其主张的每项服务费的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成就，本院依照协议条款评析如下：关于第1项服务费。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2月20日期间，原告、徐连文及深圳晟玺共向两被告、鑫源公司提供借款2747万元，前述借款属于“以其他方式帮助甲方及鑫源公司进行融资”，应按照《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5款约定收取服务费82.41万元（2747万元×3%）。鉴于条款并未将短期借款排除在融资方式之外，原告主张符合上述条款约定，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关于第2项服务费。2016年，文小玲、朱砚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嘉瑞丰公司、千帆基金，原告主张系其为两被告引进第三方融资，两被告则认为前述股权转让系以自有股权按照市场价值交易获取对价的行为，并非融资行为。对此本院认为，《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约定“协助鑫源公司引入新投资人（包括置换截止2015年11月30日的现有股东持有股份），根据引入新投资人的投资额收取5%的服务费”；第七条约定“如甲方在服务期内未经乙方同意，自行或委托乙方以外的第三方进行股权融资的，需按六、3约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嘉瑞丰公司、千帆基金受让两被告股份后，成为鑫源公司新投资人，根据上述条款约定，即使该融资行为并非由原告引进，亦应按第六条第3款收取服务费，故原告应收取服务费255万元（5100万元×5%=255万元）。关于第3项服务费。2015年12月7日，朱砚及韦伟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徐连文借款900万元，该笔借款虽已约定了借款利息，但利息系朱砚、韦伟与徐连文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约定，并不影响原告依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向两被告主张服务费。根据该协议第六条第1款，原告协助两被告以朱砚名下北京房产作为抵押进行融资，实到资金800万元后，收取服务费10万元，故原告据此主张服务费10万元应予支持，两被告相关辩称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4项服务费。首先，对于鑫源公司向洛阳海润申请将借款800万元的借款期限延长，该借款延期是否符合《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5款约定的“以其他方式帮助甲方及鑫源公司进行融资”，本院认为，据借款延期申请中所载，延期系因银行贷款仍在办理中，并未显示原告就此提供了担保或其他服务促使该借款延期达成，故原告就此主张服务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鑫源公司向洛阳海润、刘志锋借款合计650万元，徐连文为前述借款提供担保，已符合第六条第5款的约定，原告主张按3%收取服务费有理，两被告应付服务费19.5万元。鑫源公司与洛阳海润、刘志锋此前存在资金往来并不影响前述借款系在原告帮助下达成，两被告辩称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第5项服务费。文小玲应向乾元启明支付股权回购款本金及利息，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乾元启明将其对文小玲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原告为此需向乾元启明支付债权转让款，可知该协议的实质系文小玲将其对乾元启明的债务转移给原告。后原告虽仅向乾元启明支付12367403元，但亦属于为文小玲垫付了资金，符合《财务与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6款约定的“乙方或乙方关联单位用自有资金或通过融资帮助甲方解决鑫源公司老股东遗留问题”，原告据此主张以12367403元为基数按照3%收取服务费37.1万元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6项服务费。《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3款约定“协助鑫源公司引入新投资人（包括置换截止2015年11月30日的现有股东持有股份），根据引入新投资人的投资额收取5%的服务费；原拟退出的股东按最新估值折股，不再退出的，视同引入新投资人计算”，原告主张该条款中的“不再退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两被告则认为应以涉案股东意愿为准。应如何理解该条款，本院认为，“涉案股东不再退出”这一条件是否成就应从以下两点来判断，第一，“不再退出”的判定是否应设有期限及如何确定该期限；第二，“涉案股东不再退出”应以何标准进行认定。本院从合同文义、合同目的、合同履行情况及双方举证综合分析如下：关于第一点，首先，该条款虽未约定“不再退出”的期限，但从双方签订《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的目的来看，两被告及鑫源公司陷入资金困难，意图通过原告提供的专业技能和资源获得融资，并处理相关财务工作，原告以此收取相应的服务费作为对价。因此从合同目的来解释，该第六条第3款约定的“不再退出”虽未设定期限，但仍应以服务期为限。其次，第三条委托事项中约定“在服务期内为甲方提供以下顾问服务：7.协助公司引进新的投资人（包括有并购意向的上市公司）”，结合第六条第3款前段将“引入新投资人”与“原拟退出的股东不再退出”并列，并将“原拟退出的股东不再退出”约定为“视同引入新投资人”，故该服务事项亦应适用第三条第7款中约定的顾问服务期限。结合前述分析，本院认为“不再退出”应以服务期内是否实现为标准。关于第二点，涉案股东在服务期内是否不再退出。现有证据显示，涉案股东均于2016年与两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两被告在服务期内向涉案股东支付了部分股份转让款，但截至服务期届满，涉案股东均未退出鑫源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对于“不再退出”的标准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的期限，且最后一笔款项的支付期限在服务期届满前半年，并进一步约定按照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比例办理相应比例的股权交割，但从双方举证来看，两被告仅在服务期内向涉案股东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且涉案股东的股权比例并未减少，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在服务期内并未完全履行；此外，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的特别约定可知，涉案股东与两被告已在2015年签订过股权补偿协议，结合两被告在2016年初均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本院认为原告为挽留涉案股东做了相应工作，并产生了涉案股东在服务期内未退出鑫源公司的积极后果，已具备充分的理由及可能性。综上，本院认定涉案股东不再退出这一条件已经成就，原告主张服务费基数以涉案股东股份估值扣除两被告在服务期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计算方式合理，但计算结果有误，应为557.05739万元，两被告对此应予支付。关于第7项服务费。原告主张服务期内鑫源公司估价升值至4亿元，并提交了《股份转让协议》等证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宁波玺信与深圳晟玺均为原告关联公司，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定价并不能客观反映市场交易价格，故对该两主体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鑫源公司整体股值4亿元”不能作为鑫源公司估值的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次，嘉瑞丰公司与平潭傅泓间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分别为2017年12月26日和2018年5月29日，已超过原告服务期，故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鑫源公司估值亦不能反映服务期内鑫源公司的估值，原告以此来主张服务期内鑫源公司估值升至4亿元不能成立；最后，锦诚祥公司出具的《投资意向书》仅为打印件，并无任何签章，该意向书亦不足以采信。故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服务期内鑫源公司的估值得到提升，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于原告就此主张的服务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8项服务费。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2款约定，“出具财务重组方案，完成商业计划书后，收取服务费20万元”，对此条款的解释，应结合第三条第2款、第3款约定的顾问服务内容“在对公司尽调的基础上，提出甲方财务重组方案”“与甲方一起完成鑫源公司的商业计划书”来理解，对于原告是否已提供上述条款相应的服务，本院认为，原告已举证证明其向朱砚等发送过财务重组方案、商业计划书，并附有相关文档内容，现有证据虽未显示两被告与原告就前述方案及计划书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但商业计划书、财务重组方案属顾问服务中的前期服务，结合本案《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履行来看，原告已为两被告提供了后期的融资服务，如双方未对财务重组方案、商业计划书达成一致，后续的财务及融资顾问服务则难以推进。故不能以现有证据未显示协商过程而认定原告没有履行相应的服务，在两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主张其已完成该项服务予以采信，对原告主张的服务费20万元予以支持。关于第9项服务费。根据《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第六条第4款约定，以2015年12月31日鑫源公司的银行负债（扣减保证金）为基数，按鑫源公司在本约定书服务期内新增银行负债的3%收取服务费。按合同文义解释，“服务期内新增银行负债”应以2015年12月31日的银行负债为基数，在此基础上，服务期内银行负债合计增加的，应收取服务费，而非是针对每一笔银行负债收取服务费；且在第六条第4款已将新增银行负债专门列明为融资方式之一的情况下，银行负债不应再纳入第六条第5款约定的“以其他方式帮助甲方及鑫源公司进行融资”。现原告以两被告、鑫源公司向广州增城长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的借款主张按3%收取服务费，但并未举证证明服务期内鑫源公司的银行负债合计相较2015年12月31日这一基准日有增加，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原告就此主张的服务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的服务费用收取标准，就原告已完成的上述顾问服务，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财务顾问费合计981.06739万元（82.41万元+255万元+10万元+19.5万元+37.1万元+557.05739万元+20万元）。关于利息问题，《财务及融资顾问协议》中双方对付款期限并未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约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1月向文小玲发送《通知函》要求以财务顾问费折抵股权转让款，可以认定为原告要求两被告履行债务，本院酌情确定两被告的合理履行期限为2018年2月1日前。两被告逾期未履行付款义务给原告造成了资金占用的损失,现原告要求参照民间借贷关系中未约定借款利息情形，主张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逾期付款的利息，亦属合理，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文小玲、朱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晟玺财务咨询（天津）有限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人民币9810673.9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9810673.9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两被告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晟玺财务咨询（天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5530元，由原告晟玺财务咨询（天津）有限公司负担1923元，被告文小玲、朱砚负担83607元（两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该费用）。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童宙轲人民陪审员  邓 昕人民陪审员  梁黛熹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李梦蝶书记员郑苗璇林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