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205民初3335号 原告：徐柏生，男，193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 原告：王美英，女，1936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渭清（受上述二原告共同特别授权委托），无锡市锡山区锡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家顺（受上述二原告共同特别授权委托），无锡市锡山区锡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蒋伯荣，男，195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烨波，江苏恒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无锡超一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双桥村。 法定代表人：华仕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凤亚，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逸涵，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徐超一，男，1963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 第三人：刘琴，女，1963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锡山区。 原告徐柏生、王美英与被告蒋伯荣，第三人无锡超一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一公司）、徐超一、刘琴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柏生及其与王美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渭清，被告蒋伯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烨波，第三人超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逸涵，第三人徐超一，第三人刘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申请执行人蒋伯荣与被执行人刘琴、徐超一、超一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2019）苏0205执74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查封超一公司所有的位于无锡市。案外人徐柏生、王美英提出异议后，本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苏0205执异12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徐柏生、王美英的异议申请。 原告徐柏生、王美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停止对超一公司内无证建筑物的执行，即停止对（2020）苏0205执异123号执行裁定书所涉厂房的执行；2.本案诉讼费由蒋伯荣、徐超一、刘琴承担。事实和理由：其于1983年之后的几年中承包了锡山市八士三坝服装厂（以下简称三坝服装厂）挣了不少钱，1994年小儿子结婚后，其把钱分给长子徐超一和次子徐群一，二人各得30多万元，二个儿子建造了三层厂房，创办了超一公司，当时二个儿子都是股东；以后的几年里，其在超一公司承租的土地范围内陆续建造了宿舍楼、仓库和辅助房，又将超一公司的三层楼房加盖了一层，共有5000多平方米，其将这些房屋全部出租给超一公司，起先每年租金是几万元，逐步增加到2019年的租金为38万元，但其每年也支付土地租金，起初是1万元，逐步增加到12万元；超一公司在经营中欠了不少外债，在法院执行中查封了属于其的无证建筑物，其提出执行异议后被法院裁定驳回；其认为案涉建筑物虽然未办证，但其作为出资人应享有所有权，超一公司的债务与案涉建筑物无关，案涉建筑物不是超一公司的财产。庭审中，徐柏生、王美英陈述1992年，徐柏生出资，由张泾建筑公司建造了无锡显通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显通公司）的生产大楼、门卫、食堂（有证建筑物），后因显通公司开不下去了，就创办了超一公司，经营地点就在生产大楼的三层，因超一公司创办人是两个儿子，故徐柏生就让两个儿子使用生产大楼，但需向其支付租金；1992年以后，徐柏生陆续建造了宿舍楼、仓库、辅助房及生产大楼的加层（无证建筑物）；徐柏生建造楼房时，超一公司尚未成立。 被告蒋伯荣辩称：徐柏生、王美英未提供充分依据证明案涉厂房归己所有，也未提供可以排除法院对案涉厂房执行的依据；徐柏生、王美英在诉状中明确案涉厂房建造在超一公司承租的土地范围之内，且部分厂房是建造在超一公司三层有证厂房之上，从权利外观可以判断案涉厂房归超一公司所有；法院组织评估公司和勘查公司对案涉厂房进行查勘评估时，蒋伯荣以及超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华仕杰、刘琴均在现场，三人均未对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且是由华仕杰亲自带领执行法官和评估人员至各个无证厂房进行勘查，明确厂房的面积、坐落、结构等，法庭要求徐柏生、王美英明确案涉厂房信息时，徐柏生、王美英并未直面回应，无法明确具体信息，这一事实也可以印证案涉厂房实际应归超一公司所有，由超一公司使用。 第三人超一公司述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涉案厂房未经不动产登记，徐柏生、王美英无证据证明已申领了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更未举证证明涉案厂房由己出资建造和实际占有使用，故二人认为对涉案厂房享有所有权的证据及理由不充分，请求予以驳回。 第三人徐超一述称：案涉厂房由徐柏生个人建造，建造时间为1992年到1994年，面积约几千平米，案涉的有证厂房由张泾建筑公司建造；其不知道蒋伯荣提到的华仕杰带领执行法官勘查现场的事情，华仕杰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通过各种手段诈骗去的。 第三人刘琴述称：没什么可说的。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1月21日，超一公司股东由徐超一、刘琴变更为徐超一、刘琴、华仕杰。2018年7月27日，无锡市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局）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载明超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徐超一变更为刘琴，股东由徐超一、刘琴、华仕杰变更为刘琴、华仕杰等。2019年1月21日，市场监管局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载明超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刘琴变更为华仕杰等。 2020年6月8日，本院作出（2020）苏0205执异123号执行裁定书。其中，本院查明部分载明案涉房屋所在土地系由超一公司曾于1996年10月、2001年1月、2019年1月多次向八士镇三坝村民委员会、锡北镇双桥村村民委员会租赁使用，曾在村委土地证中进行记录，该土地上同时存在超一公司已登记的3幢房屋，权证编号为WZ20190734346。 2020年8月31日，徐柏生、王美英申请张丙裕、黄树耀、卞伟元出庭作证。张丙裕陈述，其于1987年至1993年11月8日任三坝大队的大队书记，徐柏生建造厂房是经其口头同意的，其表示建成后厂房归徐柏生所有，其没有和前任书记蒋根娣商量过徐柏生要建造房子的事情；徐柏生是口头申请用地建房的，没有和村里签订过相关协议，也没有向村里提出办理规划和施工手续；徐柏生自己找的人建造的房子，从1987年开始建造，到其离任时还在建造，其并不清楚三坝服装厂和显通公司建造了哪些房子，因为大队没有出钱，所以其认为徐柏生是拿自己的钱建造的房子，其并不知道徐柏生建造房屋所用款项的具体来源；其于1993年给蒋根娣打过招呼，告诉蒋根娣徐柏生要建房子。黄树耀陈述，其是泥水匠，给徐柏生造了房子，因为时间长了，其记不清楚何时为徐柏生在何地建造了什么房子；造房子的工钱是徐柏生向其支付的，双方约定按市场价计算，具体工钱不记得了，徐柏生给了其多少钱，其也不记得了，其实际施工的工程量也不记得了，双方并未签订协议，也没书面结算凭证；其是做瓦工的，建房的木工也是其叫去的，但是其不知道木工的名字。卞伟元陈述，其帮徐柏生在三坝服装厂周围建造过房子，一共造了3个，建造时间想不起来了；其是做点工的，建房材料时徐柏生买的；其和徐柏生未签订协议，也没办理过施工许可证，一九八几年时是三五块一个工，后来是十块一个工；其记不清楚实际施工的面积，也记不清楚徐柏生给了其多少钱，怎么给的钱。 审理中，徐柏生、王美英提供：1.徐柏生、王美英（甲方）与超一公司（乙方）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载明经双方商谈决定乙方同意在厂园区内由甲方徐柏生个人建造所有的无证厂房（包括仓库、宿舍、甲方生产大楼的第四层及一些辅助房，合计约6800平方米），将这些房屋全部租赁给甲方使用，乙方每年支付租金费用38万元给甲方，甲方每年支付乙方土地租金12万元（如街道、村委要增加土地租金，则甲方也必须增加支付土地租金）……以上协议所有各方租金每年年底结清，双方共同一次性付清，租赁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本协议经双方商定每年年底更新一次，再签订下年度租赁协议等。该协议第二页下方空白处甲方由徐柏生、王美英签字捺印；乙方写明“乙方：无锡超一制衣有限公司”，超一公司名称下方空白处盖有超一公司印章，印章右侧有徐超一、刘琴签字捺印。徐柏生、王美英陈述在此份租赁协议之前，双方还签订有其他的租赁协议，由于签订了此份租赁协议，其他的租赁协议就未保存。2.超一公司于2018年1月1日出具的欠条，载明超一公司欠徐柏生房屋租金和借款共计335万元，从1995年开始到2017年间的所有借据、欠条全部作废，以此欠条为准。欠条下方空白处写明“欠款单位：无锡超一制衣有限公司”，超一公司名称下方空白处盖有超一公司印章，印章左侧有徐超一、刘琴签字。3.三坝服装厂、显通公司和超一公司的工商资料，上述资料显示三坝服装厂设立于1990年1月4日，核准注销日期为1996年4月30日，法定代表人为徐柏生，住所地为八士三坝村；显通公司设立于1992年8月21日，核准注销日期为1995年8月7日，法定代表人为徐柏生；超一公司设立于1995年2月17日，法定代表人为华仕杰。徐柏生、王美英陈述1989年三坝村的书记蒋根娣和徐柏生到深圳招商引资，回来后决定创办显通公司，于1992年由外商、徐柏生和蒋根娣共同商量创建显通公司，并由徐柏生出面建造了生产大楼三层楼、门卫和食堂，1993年4月大楼建成，但外商未出资。1993年5月，徐柏生向村委提出在原地再建造仓库、辅助房等设施，当时的书记张丙裕同意了，并讲好由徐柏生出资，房子归徐柏生所有，当时村里写过字条并盖章，但时间长了，字条没了。从当年9月开始，徐柏生建造了530平方米的房屋，11月又建造了荷花池和亭子。1994年，经时任书记安石艰同意，徐柏生又向西扩建了约200平方米的2号房，由黄树耀承建。同年，在显通公司的东南角马路边建造了约200平方米的3号房（老年活动室），由黄树耀承建。房子建好后，显通公司因经营不善，于1995年8月7日注销。此后，徐柏生让二个儿子创建超一公司。1996年，经时任书记安石艰同意，徐柏生在生产大楼西面扩建了约90平方米的4号房，由卞伟元承建。1998年，徐柏生在三层楼西面扩建约90平方米的5号房（锅炉房），由黄树耀承建，同年在公司园区西南角扩建约400平方米的6号房，由卞伟元承建。1999年，又在仓库西面建造了约150平方米的7号房，由黄树耀承建。上述扩建均经时任书记同意。2002年，徐柏生经时任村书记俞洪同意由仓库向北扩建了约220平方米的8号房，由黄树耀承建。同年，经时任书记徐群一同意在公司西北角扩建约2000平方米的9号房（三层宿舍楼），由黄树耀承建，并在公司园区东面、门卫南面扩建约400平方米的10号房，由周士一承建。2004年，在宿舍楼和仓库中间的空地上扩建了约200平方米的11号房（6间平台），由周士一承建。2007年，在生产大楼上加建一层约750平方米，即12号房，由黄树耀承建。2014年，经书记冯明同意建造了其现在住的约90平方米的平台房、约125平方米的内花园和约250平方米的外花园，由周士一承建。4.蒋根娣于2020年8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八士乡领导与其和徐柏生于1989年到深圳招商引资，1992年创办了显通公司商定由港商、三坝村委、徐柏生三方出资，后港商和村委均未出资，1993年5月徐柏生问时任书记张丙裕及村委提出在显通公司园区内除建成的生产厂房、门卫、食堂外，后期要建造仓库等，都由徐柏生个人出资建造，产权归徐柏生个人所有，时任书记张丙裕也征求了其意见等。徐柏生、王美英拟证明创建显通公司的情况及徐柏生建造无证厂房经蒋根娣同意。关于《房屋租赁协议》和欠条，蒋伯荣对其不予认可，认为《房屋租赁协议》未加盖骑缝章，且第二页超一公司的公章未盖在超一公司名称上，而是盖在了空白处，如《房屋租赁协议》和欠条的形成时间属实，当时超一公司的股东为徐超一、刘琴、华仕杰，但《房屋租赁协议》上并没有华仕杰的签名，其认为《房屋租赁协议》应该是先有盖章，然后再书写形成的，仅凭《房屋租赁协议》不能证明案涉无证厂房归徐柏生、王美英所有。超一公司对《房屋租赁协议》和欠条亦不认可，认为徐柏生、王美英与徐超一、刘琴存在近亲、姻亲关系，从《房屋租赁协议》的形式上看，该协议并非连贯形成，2018年1月恰是超一公司的公章处于徐超一、刘琴控制的时间，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高度可能性，且《房屋租赁协议》的内容与徐柏生、王美英陈述的事实不相符（《房屋租赁协议》载明面积约为6800平方米，诉状中明确为5000平方米），仅能提供2018年的租赁协议也与常理不符，即使徐柏生、王美英享有2018年租赁权，也不应就此视为其建造了案涉厂房，享有所有权。超一公司另认为蒋根娣的《情况说明》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徐超一陈述徐柏生、王美英于超一公司的租赁关系从1995年开始，案涉厂房由徐柏生出租给超一公司使用，合同每年一签，中间还有借款，多年结算下来将之前的借据和欠条作废，形成了2018年的欠条。 关于黄树耀的证言，本院在庭审时要求黄树耀明确其于何时为徐柏生在何地建造了说明房屋。黄树耀表示因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了，同时提到其书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上面记载了具体内容。本院遂要求徐柏生、王美英出示该《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载明其为徐柏生建造房屋7处，分别为1994年建造2号房、3号房，1998年建造5号房，1999年建造7号房，2002年建造9号房，2003年建造8号房，2007年建造12号房。本院询问黄树耀《情况说明》是何时书写，其回答是开庭前写的。本院又询问为何刚才询问其在哪里为徐柏生建造了什么房子，其回答记不清楚，而《情况说明》上却详细记载了建造房子的时间和房号。黄树耀回答：“我一直在他的厂里，我造的房我都认识，大概哪一年我记得，具体的几月几号记不清楚，时间长了。”此后，高渭清询问黄树耀替徐柏生建造了几个地方的房子，是否记得大概的年份。黄树耀回答共7个地方，记不得年份了。高渭清再次询问：“刚才交给法庭的就是你自己写的，你可以陈述一下吗？”黄树耀回答：“我记不清了，我是在家定定心心在现场看了房子写的。具体几号房也记不得了。”关于建房所用材料，黄树耀先是陈述其亲眼看到是徐柏生购买的，后本院询问其徐柏生何时在何地购买了什么材料，黄树耀回答：“我需要材料的时候告诉他，他去买，比如砖头是在窑厂买的”，并表示没有和徐柏生一起去买材料。关于卞伟元的证言，其陈述亲眼看到徐柏生购买材料。本院询问卞伟元徐柏生是何时在哪里买了说明材料。卞伟元陈述其看到有拖拉机将材料拉到厂里，徐柏生将钱支付给开拖拉机的人，由于没有人帮徐柏生付钱，故其认为这些钱都是徐柏生个人的钱。 关于《房屋租赁协议》和欠条，徐柏生、王美英陈述是由徐超一于2018年1月11日书写，徐超一、刘琴均陈述是由徐超一于2018年1月1日书写，因为写了后面的协议，前面的协议就作废了，故其无法提供2018年之前的租赁协议。徐柏生表示对租赁关系何时开始已经记不清楚了，租金每年付多少也想不起来了，每年付一次，付的是现金。徐超一、刘琴陈述租赁关系从1995年开始，租赁合同每年一签，租金约定一年一付，实际上是其有钱就付，没钱就不付，这样的方式持续到2018年，租金是超一公司以现金形式支付的，但其无法提供超一公司的财务账册或付款凭证以供核实。超一公司表示其与徐柏生、王美英之间没有租赁关系，没有支付过租金。关于《房屋租赁协议》和欠条上超一公司印章的位置，徐超一陈述印章是其写协议时加盖的，没有刻意规定盖在什么位置。关于徐超一、刘琴为何签字，徐超一表示二人当时是股东。超一公司提供其与张东于2011年9月19日签订的就其委托张东负责处理亳州分公司相关事务的《合同》和华仕杰向王力出具的《借条》照片打印件。其中，《合同》落款处甲方写明超一公司的名称，并由徐超一签字，超一公司的印章和超一公司的名称及徐超一的签名重合;借条担保单位签名盖章处由徐超一、刘琴签字，并加盖超一公司印章，超一公司的印章与徐超一的签名重合。超一公司拟以此证明徐柏生、王美英提供的《房屋租赁协议》和欠条中超一公司印章加盖的位置不符合超一公司、法人以往的用章习惯，超一公司的公章与《房屋租赁协议》非同时形成的可能性较高。徐超一书面质证称借条是华仕杰盖的公章，其记不清楚《合同》了。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供的执行裁定书、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证人证言、房屋租赁协议、欠条、工商资料、情况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徐柏生、王美英主张案涉厂房系由其个人出资建造，并提供了证人证言、情况说明、租赁协议和欠条等证据。关于张丙裕的证言，其在庭审作证时先是陈述没有和蒋根娣商量过徐柏生建房的事情，后又陈述于1993年给蒋根娣打过招呼，告知了徐柏生要建房，前后矛盾。其虽然陈述口头同意徐柏生建造厂房，并表示厂房归徐柏生所有，但其对徐柏生建房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也不知道徐柏生建房款项的具体来源，仅凭“大队没有出钱”就认为徐柏生是拿个人的钱建造厂房的意见缺乏依据，不足以认定建房款项系徐柏生个人款项。且张丙裕陈述的徐柏生申请用地、建房等情况，并无任何书面证据印证，结合张丙裕任职期间和徐柏生陈述的案涉厂房的建造时间，张丙裕的证言不足以认定案涉厂房全部系徐柏生个人出资所建。故本院对张丙裕的证言不予采纳。关于黄树耀的证言，其于开庭前出具的《情况说明》明确列明了其建造的厂房的时间和房号，然其在庭审时却表示因为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何时为徐柏生在何地建造了说明房子，前后存在明显矛盾，且其未能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黄树耀还陈述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无结算凭证，其对工程量、工程价款也记不清楚了，对于其找来的木工的姓名也表示不知道。上述陈述亦不符合常情。此外，关于建造材料，黄树耀先是陈述其亲眼看到徐柏生购买材料，后在本院要求其明确详情时，又陈述是徐柏生自行去购买的材料，其并未一同前去。相关陈述亦存在矛盾。故本院对黄树耀的证言不予采纳。关于卞伟元的证言，其陈述共为徐柏生建造了3处厂房，然根据徐柏生的陈述，卞伟元仅建造了4号房和6号房，双方陈述并不一致。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卞伟元陈述一九八几年是每工三至五元，后涨至每工十元。然根据徐柏生的陈述卞伟元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为其建造了4号房和6号房，这与卞伟元陈述的双方曾在一九八几年约定每工三至五元存在矛盾。此外，卞伟元对工程量、工程价款金额及支付方式等情况均表示不清楚，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仅凭其口述内容不足以认定其欲证明之事实。因此，本院对卞伟元的证言不予采纳。关于蒋根娣出具的《情况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证人应出庭接受询问。蒋根娣无正当理由以书面形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本院对蒋根娣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予采信。关于《房屋租赁协议》，首先，徐超一陈述徐柏生、王美英和超一公司的租赁关系始于1995年至2018年，租赁合同每年一签，然徐柏生、王美英仅提供了2018年，并表示无法提供其他的租赁协议。若如徐超一所言，双方的租赁关系已发生二十余年，租赁合同亦应有二十余份，现徐柏生、王美英仅能提供2018年的一份，并陈述其余租赁合同因作废无法提供，这与常理不符。其次，徐柏生和徐超一均陈述租金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然其双方均未提供租金交付的凭证等证据，不足以证明租金交付的事实，且从《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的租金来看2018年的年租金已达38万元，由此按常理可推知，2018年之前的近几年，双方约定的租金金额应就38万元的标准不会有较大幅度的减少。进一步可得知，双方约定的年租金的金额较大，全部以现金形式支付，与常理不符。再次，从《房屋租赁协议》本身来看，该协议特别写明了“由甲方徐柏生个人建造所有的无证厂房（包括仓库、宿舍、甲方生产大楼的第四层及一些辅助房，合计约6800平方米）”，对于租赁关系来说，双方约定的租赁标的物是否为徐柏生个人建造以及租赁标的物是否具有产权证并非租赁合同必须明确的事项，若如徐超一所言，双方从1995年便形成了租赁关系，二十余年间，双方对租赁标的物的情况应早已明确，在二十余年后的租赁合同中对此特别说明，不符合常理，且《房屋租赁协议》系徐超一手写，并非格式合同，有此特别明示的内容更不符合常理。需要说明的是《房屋租赁协议》中载明的无证厂房的面积6800米与本案中徐柏生、王美英确认的5000平方米也具有较大的差距。最后，关于《房屋租赁协议》和欠条落款处的超一公司的印章的位置及徐超一、刘琴的签名，从超一公司提供的与张东的《合同》和华仕杰向王力出具的借条来看，《房屋租赁协议》和欠条落款处的超一公司的印章的位置确与超一公司提供的证据中超一公司盖章的习惯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此外，徐超一、刘琴称其二人系超一公司股东，故在《房屋租赁协议》和欠条签字，然华仕杰于2017年1月21日已成为超一公司股东，相关协议或书面凭证在公司已加盖公章的情况下若还需股东签字确认的话，则华仕杰也应进行签字确认，然《房屋租赁协议》和欠条却只有徐超一和刘琴的签字，不合常理。综上，本院对《房屋租赁协议》和欠条不予采信。 当事人的其他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徐柏生、王美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厂房系由其个人出资建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柏生、王美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徐柏生、王美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家强 人民陪审员  过建华 人民陪审员  邱新华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杨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