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28民初1991号原告：蒲代碧，女，生于1985年10月2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兴权，云南意衡（彝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梅征艳，女，生于1968年10月8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焕，云南悟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原告蒲代碧诉被告梅征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蒲代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兴权、被告梅征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蒲代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0.00元以及支付利息192000.00元，共计392000.00元（注：利息从2016年1月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金200000.00元×年利率24%×4年=192000.00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借款人）梅征艳因资金周转向原告提出借款，原告出于帮忙之心，原告拿出自己家庭的积蓄以及从其嫂嫂胡开飞处共计借款200000.00元给被告，该笔借款有170000.00元是被告要求存入被告提供的一个新场信用社活期存折上，因为当时被告提供活期存款本打印页用完，所以另外30000.00元是支付现金给被告。借款当天2014年7月17日被告写有借条给原告，借条载明被告今借原告蒲代碧现金200000.00元，借款期限半年，同时约定月利息为6000.00元，一个季度付一次利息18000.00元。2014年7月17日到2015年12月31日被告已经支付了利息，但至今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从2016年至今多次要求被告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但均未果，上述催要借款的事实有原被告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以及电话通话录音能够证明。原告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被告拒不偿还借款的行为不仅违背诚信、构成违约，也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事实，有被告梅征艳签字的借条以及原告催要被告还款的电话录音和微信语音聊天记录，现原告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便诉至法院。原告蒲代碧在庭审中陈述，我在彝良街上做水果生意，租住梅征艳的房屋，我住3楼，梅征艳住4楼，当时梅征艳联系我，问我有没有钱，说她的一个朋友柳安芬需要借钱20万，我根本不认识柳安芬，我就不同意，梅征艳叫我只管认她就行了。我就叫梅征艳写借条我才同意借。然后我拿出自己的积蓄后又向我嫂子等借钱凑了20万，梅征艳就带我到柳安芬卖烟的门市上，柳安芬就给了梅征艳一个存折，梅征艳又拿给我，要求把钱打到这个存折上。当时我要求梅征艳打借条给我我才借，后来柳安芬打了条子给梅征艳，梅征艳打了借条给我。然后就去银行往存折上打了17万元，因为存折本打满了，我又交付了3万元现金给柳安芬。被告梅征艳答辩称：1、关于本案的客观事实及事实真相。2014年7月17日，柳安芬因经营需要，请作为朋友的梅征艳帮忙借20万元使用。经梅征艳找蒲代碧联系，蒲代碧同意借款。2014年7月17日，梅征艳同蒲代碧就一同到彝良县农机公司临街的门面上来找柳安芬，当面表示愿意借款20万元给柳安芬，当时约定的利息是按月息3分计算。由于实际借款人柳安芬跟蒲代碧不熟悉，蒲代碧提出由梅征艳打借条，梅征艳打了借条后，柳安芬将自己在彝良县花桥信用社办的存折交给蒲代碧，蒲代碧于当天向该存折（存折账号为：03×××89）上打款17万元，另外3万元以现金形式给柳安芬。之后，柳安芬从2014年8月开始按月支付利息6000.00元给蒲代碧，支付到2015年12月31日，利息的支付方式是蒲代碧按月到柳安芬门市上拿现金，其中有一次因为柳安芬在昆明，通过转账转18000.00元作为一个季度的利息。后来由于经济原因，本金及利息从2016年1月柳安芬就未再支付蒲代碧，他们一直以打电话和微信的形式进行联系。这就是本案的客观事实，柳安芬已经作出书面证实，充分证明到底是谁向法庭讲了假话，欺骗了法庭，事实是，原告在向柳安芬追款未果，甚至连人都找不到后，却转过来找个背家，才来起诉梅征艳，提起了这一虚假的不当诉讼。2、原告的诉讼行为在性质上是虚假的诉讼行为。我国法律上的虚假诉讼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捏造的事实为案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骗取法院裁判文书的行为。在法律上，将虚假诉讼限定为捏造案由事实的行为，案由是诉权的载体，行为人捏造案由事实的目的，是意图制造自己具有合法诉权的假象。因此，从立法原意来看，刑法增设虚假诉讼罪的目的，是依法惩治不具有合法诉权的行为人故意捏造案由事实，制造自己具有诉权的假象，意图骗取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从而达到个人非法目的的行为。所谓虚假诉讼，重点是其中的“诉”的虚假性，惩治的对象是行为人行驶虚假诉权的行为，及原本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而行为人予以虚构并提起民事诉讼的“无中生有型”行为，本案就是如此。3、本案的借条不能作为答辩人实际借款的证据。借条在民间借贷案件中仅是书证之一，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要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不能仅凭一张借条就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出借人要证明民间借贷成立与生效，除了提供借条这一直接证据外，还要证明其确已支付了借款，单凭一张借条并不能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原告并没有完成本案的举证责任。因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包括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双方形成的借贷的合意，也就是以书面为载体或者通过口头形式表现出的民间借贷合同。这个合同起到了证明双方就借贷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另一个要素是出借人支付的款项，付款人支付款项的行为，意味着其完成了出具款项的义务，这两个要素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应当以出借人给付欠款人为条件，作为自然人的原告起诉，要求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仅仅依据借条，是尚未完成举证责任，这两个要素不仅是证明合同生效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出借人诉讼请求能获得支持的重要法律依据。因为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是要以民间借贷的成立并生效为前提，而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作为原告的出借人承担。按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1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就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而言，应当包含两个基本要素，这两个要素不仅是证明合同生效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出借人诉讼请求能获得支持的重要法律依据，因此本案的民间借贷合同，原告提起诉讼，主张借款人承担责任，除了要证明其与借款人之间存在着借贷关系，还负有责任证明出借人履行了提供借款的义务，只有出借人履行了，才拥有向借款人请求还款的权利。就此而言，出借人应当对其履行了提供借款的行为，要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还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民间借贷是否真实发生防止虚假诉讼。本案中，作为出借人的原告只提供了借条而无其他直接付款给答辩人的证据，借条仅仅是形成借贷合意的表征，但绝非是借贷行为已经发生和履行的最佳证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认为答辩人只要出具借条，就意味着获得了借款，更不能将之认定为习惯。法律规则优先于习惯应用，习惯只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以交易习惯作为认定事实和证据分配的参照或准则。4、本案出现名义借款人和实际使用人并存的情况。出借人和名义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借条，借款实际交由柳安芬使用，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实际使用人为真实的借款人时，应由实际使用人承担偿还责任；而且答辩人已经向出借人披露了实际使用人是柳安芬，双方的真实意思仅为借名义借款人的名义，并没有实际参与借款关系的整个履行活动，也没有享受借款活动的利益，依法应认定实际使用人为实际借款人，并由实际使用人承担偿还责任。5、原告之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称的借款时间是2014年7月17日，借款期限6个月，至2015年1月16日借款期限届满，原告提起本案之诉是2020年6月8日，即借款期限届满5年后，原告之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事实和依据法律所得出的结论，原告提起的民间借贷之诉，是建立在捏造事实的基础上的虚假诉讼，除了请法庭依法驳回外，还应当予以法律的合法约束和公正追究，答辩人已经明确将依法对原告虚假诉讼的行为向司法机关提出刑事控告。被告梅征艳在庭审中陈述，当时是柳安芬要借钱，说3分的利息，我就介绍原告给柳安芬。当时在柳安芬的门市上，原告说跟柳安芬不熟，提出由我打借条，我就说我在借条上作为担保人签字，但是原告不同意，如果我不打借条就不同意借款，我想着我与柳安芬是同学，就帮她借这个钱了。原告蒲代碧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借条原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20万元的事实；2、原告的取款记录、存款记录复印件共15页，用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20万元的事实；3、原告与被告梅征艳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共10页（2020年1月19日至2020年5月29日），用以证明被告梅征艳承诺还款的事实，也证明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4、原、被告的通话录音（2020年1月19日，2020年4月26日）、微信聊天语音录音光碟各1张，用以证明被告梅征艳承诺还款的事实，也证明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经庭审质证，被告梅征艳认为证据1借条确实是梅征艳出具的，但是有两点说明借条虽然是梅征艳出具的，但是梅征艳没有收到一分钱，借条上写的136××××9299是柳安芬的电话号码。证据2反映不出被告向原告借款20万元的依据及17万元打款，3万元现金支付的依据，这组证据也没有注明出处，除了2014年7月14日这一份勉强看出安芬二字，其他单据根本看不清，关键内容已经被遮盖，同时还要表明这个借条和原告的证明目的不合，只能证明梅征艳打了借条，不能证明梅征艳收到20万元。对证据3聊天记录截图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在原被告双方的对话中被告明显是在帮原告追债，也证明了被告并没有收到这笔款项。对证据4通话录音三性不予认可，不予质证，未经对方同意就录音，而且必须有两个人在场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的录音不符合证据的形式，不予质证。被告梅征艳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5、柳安芬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本案中的借款人是柳安芬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5的三性不认可，因为柳安芬并没有到场，而说明书写的请梅征艳帮我借20万元，恰好说明了这笔钱是以梅征艳的名义借的。本院为查明本案事实，依法调取以下证据：6、梅征艳询问笔录一份，主要内容为：柳安芬现在在新疆，现在回来不了，她是什么时候出去的我不清楚，但是我一直都能联系她的。蒲代碧从柳安芬没有付利息后就一直跟我有联系，让我帮她催柳安芬还钱，我也一直向柳安芬催问这个钱，柳安芬也一直说马上就还，但是就是一直都没有还，一分钱都没有打回来。经质证，原告蒲代碧认为其跟梅征艳一直有联系的，我租住在她家房子里面，要么是我当面问她，要么是打电话给她，每次都是我问了她之后她又打电话给柳安芬，让柳安芬打钱给我。有时候又喊柳安芬打电话给我说缓一下，但是我从来没有打通过柳安芬电话，每次我一问她，她就说与柳安芬联系的了，但是柳安芬从来没有联系过我。对被告说的钱没有收到一分这个事情我不清楚，因为我听梅征艳说过她帮柳安芬借到60万，柳安芬就拿20万的红利给她，她自己后来也给我说过她得到这个红利了。被告梅征艳对证据6认为是其本人说的，没有意见。本院认为，证据1被告认可是由其本人出具，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能够证明出借款项的来源及去向，且与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与证据4中的微信语音聊天录音真实性被告无异议，对其中与本案有关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其余不予采信；对证据4中的通话录音，被告在庭审中认可其真实性，且无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对其中与本案有关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其余不予采信；证据5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6中能证明原告一直与被告联系催要借款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其余无证据佐证的，本院不予采信。通过庭审陈述、举证、质证和认证，本院确认本案如下法律事实：2014年7月17日，因案外人柳安芬需用钱，经被告梅征艳介绍向原告蒲代碧借款200000.00元，原告蒲代碧表示其与柳安芬不熟，必须由被告梅征艳出具借条才同意出借该款项。被告梅征艳同意后于同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蒲代碧现金200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正，利息一个月6000.00元，一个季度付一次18000.00元，借款期限半年，借款人：梅征艳，2014年7月17日”。被告出具借条后原告于同日向亲友筹集款项合计170000.00元存入案外人柳安芬账户，另向案外人柳安芬支付了30000.00元现金。出借款项后，原告认可利息已支付至2015年12月31日。之后被告一直未还本付息，原告在一直催要无果的情况下，便诉至法院。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根据被告梅征艳庭审所述，当时其提出由案外人柳安芬出具借条，其本人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的主张是被原告果断拒绝的，且原告明确提出必须要被告出具借条才同意出借款项，足以证明原告出借款项的本意是在熟知被告、信赖被告的情况下才出借款项给被告，而非出借给不熟悉的案外人柳安芬。而被告也是在明知原告要求其作为借款人才出借借款的情况下向原告出具借条，表明其愿意作为借款人向原告借款后给案外人柳安芬使用，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已达成借贷的合意，因此，应认定原、被告双方借贷关系明确且成立。原告在被告出具借条后按约交付了借款，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规定，被告梅征艳应偿还原告蒲代碧借款本金200000.00元。对被告提出应由实际使用人承担偿还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的诉讼行为系虚假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二条“本规定施行后···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的诉状中载明被告已经支付利息至2015年12月31日，被告也无异议，现原告主张自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31日共4年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起诉至法院的日期为2020年7月28日，因此，被告应以本金200000.00元为基数，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即15.4%支付原告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即200000.00×15.4%×4=123200.00元。对原告主张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规定，本案中，被告梅征艳认可原告自未收到利息之日起，一直都与其联系催要借款，因此，根据以上规定，本院认为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梅征艳偿还原告蒲代碧借款本金200000.00元及利息123200.00元，合计323200.00元，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蒲代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90.00元，由被告梅征艳承担2960.00元，原告蒲代碧承担63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的，本判决自上诉期届满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彭应连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杨琳书记员徐朝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