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03民初4304号原告：马晶，女，1973年11月4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显亮，男，1982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朝阳县。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大同支行，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30号。负责人：程琳，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涛，该行员工，男，1971年12月3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琦，该行员工，男，1979年11月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被告：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沪路55号1幢12楼。法定代表人：万建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千喜，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珍，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马晶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大同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大连大同支行”）、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联支付”）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显亮，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大同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涛、石琦，被告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千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返还本金93543元；2、被告二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从2016年12月2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3倍计付，截止2020年6月20日，利息为19644.03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10日，原告在被告工行大连大同支行处开银行卡，卡号为62×××23，被被告通联支付分二次非法扣款93543元，分别是2016年11月10日扣款68969元和2016年12月20日扣款24574元。而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工行大连大同支行和被告通联支付沟通，均没有明确答复。2020年5月份，原告把此事投诉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并在2020年6月19日答复，被告通联支付违反了《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工行大连大同支行辩称，案涉两笔交易系客户通过商户网站消费而发起的网银支付，我行均验证网银登陆的密码以及U盾认证，整个支付过程我行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被告通联支付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关于诉讼程序。1.本案依据原告提出的诉由、诉请，本案为“银行卡纠纷”，但原告未明确其诉讼基础系合同纠纷或侵权纠纷。2.如原告确认本争议属于合同纠纷，我方非对应银行卡发卡方，与原告无储蓄合同关系，亦未与原告建立其他的合同关系。3.如原告确认本争议属于侵权纠纷，原告应依民事诉讼法规定，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对我方所谓“侵权行为”进行举证，证明侵权之事实及依据、所造成的实际损害、法律上的关联关系，并说明具体的法律依据。（1）事实上，原告在诉状称我方“非法”扣款，但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资金非原告本人主动发起，更不能证明其不知情。（2）客观角度而言，相关资金路线中，我方依法作为收单机构角色出现，而并非是主动发起支付扣款行为的主体，也不是交易金额的实际收款方。（3）从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只能判断原告“两笔款项”发生扣划，并不能证明其因此而受到了财产上的损失，也即是说无法证明“财产损失”真实存在。据此，原告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银行资金发生“扣划”与“实际发生损失”完全是两个概念，怎能直接划等号？因消费、交易、投资、转账等原因主动发起的支付行为，均在客观上产生账户资金划扣，以上情况根本不能和“损失”混为一谈，无法产生唯一性的因果关系。（5）从本案材料判断，原告应举证证明损失的存在而不能证明损失存在以及与案涉交易的法律关联性。4.从原告的诉状及证据材料中，可以得知案涉资金并非我方“非法扣款”，而是原告作为账户持有人及交易的一方主动发起，也即案涉交易属于原告自身的交易行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发起交易系属于商业上的自享收益、自担风险的行为，如果依照原告之单方陈述“因其交易失误产生了财产损害风险”，我方按照现有材料所做判断，原告方选择性无视（忽略）真实的交易法律关系，以银行卡纠纷之形式起诉发卡行及收单机构要求双方承担赔付责任，实质就是将其自身的商业风险转嫁于真实交易关系之外的第三方（银行和支付机构）。此种行为不仅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基础，更有可能涉嫌滥用诉权甚至更为严重的违法性质。5.即使本案以侵权之诉提起，同样存在以下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明确了有关承担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在本案中，其一，我方作为非银行支付机构，在案涉交易过程中仅提供网络电子支付服务，起到支付平台的作用，原告的款项自身发起交易并最终进入相关商户的账户，我方并非资金的最终收取方；其二，我方作为非银行支付机构，已经按照人行规定建立商户进入制度，我方对签约商户进行了实名制资质审核，审查了其身份证件，并进行了现场考察，确认了商户的真实性。从当时的交易情况来看，对于支付机构而言，原告与商户之间的资金来往属于正常的交易范畴，至于具体每笔交易款项的支付原因及款项的性质，我方没有权利、能力或义务逐一审查。故，我方在案涉交易中并未存在过错，更不存在侵害原告的财产权益，无须承担侵权责任。（2）如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侵权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作为侵权纠纷，法律关系构成要件如下：第一，存在加害行为，即侵犯他人权利或者合法利益的加害行为本身；第二，损害事实存在，即他人财产或人身权益所遭受的不利影响；第三，加害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四，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本案中，我方均不涉及。（3）根据原告提供的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标准，无法形成有效证据链，其基础事由如下：（A）我方认为原告诉状中所谓“非法扣款”实际上系其主动发起的交易行为。根据原告提交的交易流水可知，交易系通过“网上银行”进行的，我方向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客服咨询以及查询工行官网求证，网上银行支付需安全验证，也即选择网银支付时需要短信认证（单日核计交易限额1万元，最高可调至2万元）或密码器（单日核计交易限额5万元）、U盾验证（单笔交易限额50万或100万元）。也就是说，网上银行交易需要获得持卡人的支付要素及验证信息为前提，通过持卡人持有的密码器、U盾进行支付操作，我方不掌握原告上述支付要素，不可能“替”原告操作上述行为进行扣划，故资金扣划应系其自身交易操作行为。我方作为收单机构，依照人行的收单业务管理办法，在收到支付要素后发送清算组织、再由清算组织发送给发卡机构，清算组织接到发卡机构应答后依法承担案涉交易的清算工作，再将指令发回给收单机构，对应交易款项由发卡行经清算组织清算到收单机构，再由收单机构结算款项至商户，前述清算及结算行为合法合规。据此，以上案涉交易仅凭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的款项余额减少不足以作为收单机构“非法扣划”之理由，亦无法证明“侵权损失”实际发生及违约事实的客观存在。（B）我方在原告的主张案涉交易中，并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通联支付具有互联网支付及银行卡收单的功能，性质上是中国人民银行辖下之收单机构，按照人民银行的管理办法向商户提供业务处理平台及收单服务。在案涉交易中通联支付依法担任收单服务机构职能，在收到完备的支付要素内容及符合收单要求的指令后，即按照人行的收单管理办法完成案涉交易的收单，不涉及任何侵权行为。在案涉交易中，通联支付非款项的最终收款方，在交易环节中，通联支付系依法履行收单服务职能，收单后资金经银联系统处理后，由人行清算系统处理后到达收单方，再到达实际商户（收款方），通联支付从未截留、侵占、挪用任何资金，不存在任何侵占原告财产的行为。（C）我方的依法收单行为与原告主张的款项受损无因果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案涉交易的商户“安徽容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款项划转的行为，系由其本人通过输入交易所必须的支付要素进行操作并发起支付，根据以上支付要素的核实，在交易中可以准确确认本人身份及交易金额，具有不可抵赖性，相关交易资金也已计算给商户，我方对原告的“损失”并未有任何因果关系。我方作为收单机构依法进行收单业务，客观上无法也不可能得知其支付要素的操作主体，原告将其款项之损失归责于为其提供支付服务的通联支付而不去追究实际收款方的责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没有任何关联性。6.主体和交易关系认定错误。与本案直接关联的是产生相关交易的民事关系，这才是本案纠纷产生的基础，对应的主体是原告和其交易相对方；通联支付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下辖之收单服务机构，不是本次纠纷的对应主体。7.事实认定错误。核心的问题是，本案中谁是付款方，谁是收款方，是与原告发生民事关系之主体，并非通联支付，按照法律程序，如果因为交易产生纠纷，原告方应该向实际收款方主张相关要求，通联支付并非交易的参与方，更不是实际收款方，通联支付无论是客观事实还是法律基础上，都无义务、无责任为原告方与实际收款方的纠纷来背书和买单。8.法律关系，特别是债权法律关系有其相对性，不能无原则的无限延伸。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之管理办法，通联支付向商户提供收单服务，并不直接对持卡人产生法律关系；假定相关法律关系中出现了任何过错和履约瑕疵，也是多层法律关系，一层是持卡人与商户的交易合同关系，一层是持卡人与发卡行的储蓄合同法律关系，另外一层是发卡行、清算组织、收单机构之间的资金清算法律关系。据此，相关交易或纠纷，并非通联支付与持卡人发生之直接法律关系。9.原告在起诉状中将工行列为第一被告，将通联列为第二被告，在诉请中要求二被告返还本金及支付利息。原告是否应明确，两被告应承担按份责任，连带责任，还是补充责任。具体的法律依据及事实基础是什么，原告均没有能确认。二、在实体上，原告的起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通联支付作为第三方支付的金融科技服务提供商，于2011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具备了合法之支付资质，按照人行有关支付规定为商户之支付服务提供业务处理平台及清算网络，通联支付完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操作，无任何过错。对于原告所称的我方“非法扣划”行为，实际系由原告作为账户持有人及交易一方主动发起的，应认定为自身的交易行为，原告基于其主动自身的交易行为将风险转嫁给发卡行及作为提供支付服务的第三方，将通联支付作为银行卡纠纷被告的基础事实和逻辑完全错误。三、关于事实部分的说明。1.我方认为，查清事实，适用法律是处理案件的基本程序，也是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之基本前提。2.还原本案的真实场景，需要查清本案争议的三流：交易流程、信息流程、资金流程。还原了以上三流，才能真正核实客观真相，落实权利义务，理清法律责任。3.本案纠纷中，我方非交易相对方，非收款方。4.如原告认为案涉资金系某方“非法扣划”的，正常的反应应是在知悉自己的财产被“非法”扣划时选择报警或者直接联系发卡行反映情况并要求挂失支付，但其并未采取主动措施阻止“非法行为”的发生，甚至还在第一笔、第二笔资金“被划走”后，仍通过ATM交易向该账户存入资金，这不符合常规逻辑，亦不是正常的交易习惯。5.如前所述，对应银行卡支付方式，在支付当时需要银行卡卡号、交易密码、短信、网银U盾或网银电子密码器一并配合，这可以合理推断相关交易就是本人行为或经本人授权（还需告知支付密码并交付网银U盾或网银电子密码器），如果否认这是本人交易，于情于理不合，如果真是被非法使用，正常人士收到交易短信后会立即处理。6.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民法总则》规定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原告所称我方“分两次非法扣款”的时间分别系2016年11月10日、2016年12月20日，至今已经超过三年，且原告对诉状中自称“多次找二被告沟通，均没有明确答复”，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扣划发生之日起至起诉之日向两被告主张权利，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之效力。另外，基于案涉资金系通过网上银行交易需输入验证信息，加上原告在两笔案涉资金扣划后，存在“ATM交易”之记录，可以推定原告在资金扣划之日即对扣划行为知情，故应自扣划之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截止至起诉之日已超过三年，也即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7.需查实原告在银行开户时是否绑定手机情况、短信通知情况、当时交易完成后是否否认交易、当时交易完成后是否向银行挂失支付或报警。8.提请法庭注意几个细节：（1）原告自称的所谓“被非法扣款”的交易，是两笔，且相隔接近一个半月（2016年11月10日、2016年12月20日），如果是“非法扣款”，原告有足够的时间处理及投诉。（2）根据原告自己提供的证据材料，案涉交易发生在2016年，而银行流水查询打印时间在2019年12月15日，相隔3年多，太不符合常理。（3）根据原告自己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该银行卡使用是非常频繁的，不存在属于睡眠卡被扣款而不知道的可能。（4）2016年11月10日，原告自称的被非法扣款后的12月4日等，该银行卡账户即发生多笔ATM取款及现金存入之操作（详见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即使在原告自称的第二笔非法扣款日（2016年12月20日）当天，该账户即发生一笔5062.27元的代付存入业务，而3天之后即发生多笔ATM取款。足以证明相关交易记录是持卡人自身的存取款及支付行为。（5）根据原告自己提供的证据材料《举报答复意见书》第二页第三段：“资金扣划需输入网银登录密码、支付密码等验证方式确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相关资金划转指令非本人做出”。四、有关参考判决。我方搜集了有关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相关案例：（2019）湘0104民初16570号、（2019）闽0302民初238号、（2018）辽0882民初255号、（2017）京0108民初52154号、（2017）吉2424民初688号、（2017）京01民终7216号、（2016）粤2071民初18261号、（2016）沪01民终7650号、（2015）徐民一（民）初字第4395号、（2014）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066号、（2014）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276号、（2017）辽0103民初2528号、（2019）吉0105民初161号等，在以上案例中，法院认定的逻辑是“支付机构在相关交易过程中仅提供网络电子支付服务，起到支付平台作用，根据签约商户的指令代收代付款项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其并非资金的最终收取方。相关支付机构公司作为非银行支付机构，应建立交易风险管理制度和交易监测系统，保护客户权益。此种风险控制措施也应限于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不得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正常交易秩序。对于具体每笔交易款的支付原因及款项性质，支付公司没有权利、能力或义务逐一审查。原告向支付公司主张归还相关款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合以上说明，本案原告对于事实认定不清，混淆法律关系，所诉请的权利请求主体错误，我方与本案纠纷及损害无法律意义上之任何关联因果关系，对于相关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查清事实、适用法律、作出判决是必要程序，而查清事实真相是基本的前提，事实不清的基础上，无法做出公平公正的认定。法律的作用是倡导公平正义、惩恶扬善，而不应成为枉顾事实真相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以上意见请审判长充分考虑，请查清事实，依法裁决。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8日，原告在被告工行大连大同支行处开立借记卡一张，卡号62×××23。2016年11月2日，原告在被告工行大连大同支行处为上述银行卡开通个人电子银行业务，包括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关联认证介质为密码器。2016年11月9日，原告在被告工行大连大同支行处办理网银认证介质变更业务，将密码器变更为二代U盾。另查，2016年11月10日，原告通过网上银行自行输入密码支出68969元、2016年12月20日，原告通过网上银行自行输入密码支出24574元，上述两笔款项均通过被告通联支付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账户后划转至安徽容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账户。又查，2020年4月26日，原告因上述两笔款项的支出问题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进行举报，举报被告通联支付违规提供资金结算业务等情况，经调查答复内容为：来信反映的两笔交易在通联公司业务系统中资金结算的对应特约商户为安徽容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生公司”）。通联公司于2016年8月与容生公司签订网络支付服务协议，签约网址为××。商户准入审核时，容生公司提供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开户许可证等资质材料，通联公司留存了该特约商户相关档案复印件。经查，通联公司已终止了与容生公司的业务合作。根据你提供的交易信息，经查，相关业务结算为网关支付业务。资金扣划的支付指令系通过商业银行网银发起，资金扣划需输入网银登录密码、支付密码等验证方式确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相关资金划转指令非本人作出。通联支付根据容生公司支付接口上送的交易指令，为容生公司收到的资金款项（包括来信相关交易资金）提款资金划转服务，资金进入通联公司客户备付金账户后，根据容生公司的支付指令将资金划转至其指定的非同名银行结算账户。根据调查情况，通联公司存在未落实特约商户检查制度、未按规定设置特约商户收单银行结算账户的问题，违反了《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再查，被告通联公司系经中国人民银行授予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支付机构，其业务类型包括互联网支付。2016年8月22日，被告通联公司与安徽容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就双方建立电子商务中网上支付的合作关系签订《网上支付接入和结算服务合同》，约定被告通联公司根据容生公司经由通联公司支付网关完成的交易，在与银行完成对账后，按与容生公司的结算周期和手续费收取方式，将待结算资金划拨给容生公司指定收款账户等内容。被告按照与容生公司的约定，将原告2016年11月10日网上银行支出的68969元及2016年12月20日网上银行支出的24574元支付至容生公司账户。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举报意见答复书，被告工行大连大同支行提交的开户申请资料、个人电子银行开通业务申请书、网银认证介质变更凭证、银行交易明细，被告通联支付提交的支付业务许可证、安徽容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入网资料及现场考察材料、网上支付接入和结算服务合同、马晶与容生公司的交易记录、容生公司的结算总记录、案涉交易当天容生公司的全部交易记录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据材料来源及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有效、与本案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均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6年11月10日及12月20日，原告所有的中国工商银行62×××23账户支出的68969元及24574元款项，是否为二被告非法扣取。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的内容，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原告上述两笔款项的支出系原告自主操作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工行尾号7023账户经本人申请开通个人电子银行，设立网银支付密码并领取U盾，支付密码及U盾作为支付要素仅由原告本人掌握，且原告认可上述两笔网银支出交易系原告输入密码自行操作的行为。第二，原告主张被告通联公司未按原告的支付指令支付款项，而将款项支付他人，属于违规操作。原告自述两笔网银支出款项系在一家投资公司业务员的指导下进行的投资，而非网上购物，其并未有向容生公司支付款项的意思表示。但是原告未能准确表述其进行网上投资的网址，即实际进行网银支出的网络平台，原告亦不清楚其意图支付款项的对方主体，故不能确定容生公司不是原告的支付对象。另外，原告庭审自述款项投资初期有过几次几百元的收益，如果被告通联公司非法转移了原告的款项，原告的收益从何而来，其表述的内容存在矛盾之处。第三，原告主张被告工行大连大同支行在其款项支出后，未积极配合原告进行调查，属于侵犯原告权益。但是原告自认在两笔款项支出的过程中，被告工行大连大同支行并无不当之处，故原告主张工行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原告自行通过网上银行支出两笔款项，系其自主操作的行为，该两笔款项基于投资目的而支出，如存在纠纷，亦应属于原告与其投资对象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问题，与本案二被告无关。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二被告存在非法扣划其银行存款的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晶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马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 立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