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4832号原告：苏玉来，男，196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秀艳，北京奕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水，男，198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王丽梅，女，198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娜，北京京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敏，北京京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苏玉来与被告张水、王丽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苏玉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秀艳，被告张水，被告王丽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玉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张水、王丽梅共同偿还苏玉来借款本金20万元；2、张水、王丽梅共同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事实和理由：苏玉来系张水的舅舅，张水、王丽梅原系夫妻关系，二人欲购置车辆用于家庭生活，于2010年9月向苏玉来借款20万元。张水于2010年9月29日向苏玉来出具借条，2010年11月4日，苏玉来以无折现金的方式向王丽梅名下银行账户存入20万元。2010年11月26日，张水、王丽梅以该款项购买了汽车。因张水、王丽梅没有偿还借款，苏玉来多次向二人要求归还借款，但二人至今未偿还。被告张水答辩称：认可借款事实，同意苏玉来的诉讼请求。被告王丽梅答辩称：不同意苏玉来的诉讼请求。一、苏玉来主张的借款合同关系不存在。在2019年4月17日王丽梅与张水的第三次离婚诉讼开庭前，苏玉来从未提及过20万元借款的事情，且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从未向王丽梅确认债权。二、苏玉来主张的借款合同关系不属实，苏玉来关于基本事实的陈述相互矛盾。《借条》与款项交付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三、苏玉来在王丽梅与张水的第三次离婚诉讼开庭时突然主张借款，目的是让王丽梅少分共同财产。四、虽然20万元交付到王丽梅银行卡内，但该银行卡实际由张水掌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存在争议的主要证据为：苏玉来提交的《借条》，该《借条》由张水向苏玉来出具，载明：因家庭购车需要，2010年9月29日，借款人张水向苏玉来借款20万元整，张水要求电汇至其配偶王丽梅银行卡内，借款期限自出借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王丽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王丽梅认为，第一，该《借条》出具日期距今已有九年，但纸张仍为崭新的，明显不合常理；第二，在离婚案件中，苏玉来作为证人称《借条》在交付借款当日出具，与本案事实明显不符；第三，《借条》由张水出具，但却要求将款项打到其配偶王丽梅卡内，“配偶”一词并非日常生活用语，这种表述与常理不符，也可以说明王丽梅的银行卡实际上并不在其本人控制之内。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苏玉来与张水存在亲属关系，苏玉来系张水的舅舅。张水与王丽梅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0年3月23日登记结婚，2019年12月26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14民初129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丽梅与张水离婚，该判决已生效。2010年11月4日，苏玉来以无折现金方式向王丽梅名下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储蓄卡（银行卡号：×××）内存入20万元。2010年11月26日，王丽梅名下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储蓄卡消费支出16万余元用于购买家庭用车及交纳车辆购置税。2019年4月17日，在张水与王丽梅第三次离婚诉讼的开庭过程中，苏玉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主要陈述内容为：1、关于想要证明的问题，苏玉来陈述称“张水找我借款，2010年9月20日左右借的”；2、关于《借条》出具时间，苏玉来陈述称“借钱的时候打的”；3、关于借钱时王丽梅是否在场，苏玉来陈述称“没有见到王丽梅，钱打到王丽梅卡上了”；4、关于为什么没有王丽梅签字，苏玉来陈述称“不出这个事，就没有这个事了，都是家里人，没有催着还”；5、关于是否向张水催要，苏玉来陈述称“没有，都是家里人，但张水承诺还”。本案开庭过程中，苏玉来对于借钱的过程作出如下陈述：1、关于打《借条》的详细经过，苏玉来陈述称“打借条当天我和张水不在一起，他向我爱人打的借条，我工作结束回家后我爱人告知我张水向我借钱的事实，工作结束后我去银行转账的”；2、关于办理银行存款业务的细节，苏玉来陈述称“我儿子开着面的带着我和王丽梅、张水一起去的”；3、关于张水是否承诺还款期限，苏玉来陈述称“苏玉来答应等拆迁结束后还款”；4、关于拆迁结束后是否找张水催要，苏玉来陈述称“找过很多次，每年都去他家里找他催要”；5、关于是否找王丽梅催要，苏玉来陈述称“没有，不是王丽梅借的钱，我没有找过王丽梅”。张水对于借钱的过程作出如下陈述：1、关于打《借条》的详细经过，张水陈述称“当天苏玉来在家，本来说先打借条，苏玉来下午去银行汇款，但当天苏玉来临时有事，因此打了借条但是没有汇款，过了一段时间才取的钱”；2、关于办理银行存款业务的细节，张水称“苏玉来的儿子开着一辆轿车带着我和苏玉来、王丽梅一起去银行办理业务”；3、关于张水是否承诺还款期限，张水陈述称“没有明确还款期限”；4、关于是否向张水催要，张水陈述称“要过，我去他家他总跟我说还钱的事”。另查明，关于涉案王丽梅名下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储蓄卡，在2019年4月17日的离婚诉讼庭审之前各方均未向法庭提交过银行交易流水，直到2019年12月24日的离婚诉讼庭审中，法庭向双方当事人出示了调取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争议焦点即在于苏玉来与张水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是否生效。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受理时间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修改之前，因此，本案仍应适用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民间借贷纠纷中，借款凭证与款项交付凭证是证明合同生效的关键性证据，如果借款凭证与款项交付凭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合同生效。本案中，苏玉来以张水出具的《借条》以及向王丽梅交付款项的凭证作为其证明合同生效的证据，但是，通过法庭调查，本院认为，《借条》与款项交付凭证不能形成证据链，理由如下：第一，《借条》载明的出具时间为2010年9月20日，款项交付时间为2010年11月4日，二者相差45天，这与常理明显不符。第二，关于《借条》出具的详细经过，张水与苏玉来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作出了明显矛盾的陈述，足以使本院对于《借条》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第三，关于款项交付的时间，在离婚诉讼案件法庭未调取涉案银行卡交易明细之前，苏玉来一直陈述称《借条》是“在借钱的时候打的”，本案诉讼中，苏玉来又以2010年11月4日的交易记录证明款项交付，前后陈述存在明显的矛盾与漏洞。第四，关于是否向张水主张过还款，苏玉来在离婚诉讼中作出的证人证言与本案当庭陈述完全相反。综上，本院认定张水出具的《借条》与苏玉来向王丽梅交付款项的凭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充分证明苏玉来与张水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生效事实。当然，借款凭证与款项交付凭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并非认定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生效的必要条件，债权人也可以通过借款凭证或款项交付凭证等单一证据证明合同生效。因此，本案仍需对于仅凭张水出具的《借条》或仅凭苏玉来向王丽梅的款项交付凭证能否证明合同生效进行判断。首先，关于仅凭张水出具的《借条》能否证明合同生效。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本院已经对于《借条》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且除2010年11月4日的银行交易明细外，苏玉来不能提供任何款项交付凭证，故本院认定仅凭《借条》不足以证明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生效。其次，关于仅凭苏玉来向王丽梅的款项交付凭证能否证明合同生效。本院认为，根据苏玉来的当庭陈述，其明确表示本案所涉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的借款人为张水，因此，从证据的关联性上讲，苏玉来向王丽梅的款项交付难以直接证明苏玉来与张水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另一方面，苏玉来与张水之间存在近亲属关系，张水与王丽梅原系夫妻关系，亲属之间的相互转账存在多种可能性，仅凭苏玉来与王丽梅之间的款项交付凭证，不能证明苏玉来与张水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生效。综上，本院认定苏玉来与张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不生效，苏玉来主张王丽梅对张水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张水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同意苏玉来的诉讼请求，张水自行处分其诉讼权利，本院不持异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苏玉来20万元；二、驳回苏玉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张水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筠韬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邢梓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