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黔05行赔初30号原告熊树青，男，1956年05月11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刘正航，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纳雍县雍熙街道县府街岩头田**。法定代表人许晓鹏，该县县长。出庭负责人王瑞岗，该县副县长。委托代理人赵永华。原告熊树青诉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管理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熊树青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正航，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出庭负责人王瑞岗、委托代理人赵永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熊树青诉称：原告于2008年向被告申请办理林权证，被告于2009年5月向原告办理了林权证，面积为47亩，使用期限至2077年12月31日。涉案林权证办理成功后，期间被告为案外人李国品错误办理了林权证，导致涉案土地受到侵占，造成损失，最终被告自行纠错，撤销了案外人李国品的林权证。2017年李国品起诉要求撤销涉案林权证，七星关区法院判决撤销涉案林权证，后经过毕节中院的维持而生效。根据撤销判决显示，被告违反法定程序是导致涉案林权证被撤销的唯一原因，原告依法提出了林权证的办理申请，被告在办理期间从未告知过原告任何办理事宜，因此原告不可能知晓任何关于涉案林权证的瑕疵，且依据合法流程办理涉案林权证系被告的责任和义务，与原告无关。原告于2019年向被告申请赔偿，被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5条规定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土地使用权权属被撤销的纠纷，属于国家赔偿类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确定土地使用权并发证造册的机关，涉案土地使用权因被告的许可发证而取得，又因被告的过错被撤销，故应当由被告承担责任。根据相关规定及司法案例，原告认为涉案林权证的撤销以及被告错误为李国品办证的行为均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原告不服纳雍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纳府不赔决字【2020】8号决定，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因被撤销林权证的损失822500元；2、本案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第一组证据：《林权证》。用以证明：1、原告曾系涉案林权证的合法权利人；2、涉案林权证的具体内容。被告质证：对林权证无异议。第二组证据：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5行终145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1、原告林权证被撤销的具体事实与理由；2、被告撤销为案外人李国品错误颁发林权证的事实；3、纳雍县人民政府系赔偿义务机关；4、被告为原告办理林权证被确认办理程序违法的事实。被告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关联，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相反证明了原告林权证被撤销的原因是因原告与原告所在的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存在瑕疵被认定为无效，是村委会的发包程序不合法所致。第三组证据：毕节市征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更新标准。用以证明：1、2018年度纳雍县林地补偿标准；2、原告申请赔偿的计算标准。被告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答辩人的林地使用权是基于其与所有权人签订《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而取得，纳雍县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的行为只是行政登记行为，仅具公示作用。被答辩人的《林权证》被撤销，并未对其权利产生影响；二、被答辩人要求赔偿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答辩人在纳府不赔决字【2020】8号决定书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5条的规定只是介于在涉案土地诉讼中出现了两个林地承包合同，解决和指引被答辩人按所引用法律条文的规定去寻求解决的途径，并不是以该规定作出不予赔偿决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第一组证据：《纳雍县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用以证明：原告与其所在村集体签订的《纳雍县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约定的宗地与被告为其颁发的《林权证》的宗地相同，同时证明原告的林地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通过签订承包合同取得，颁发《林权证》只是在原告已取得的使用权上进行确认。原告质证：关于该林权证，我方认可真实性。《纳雍县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的真实性需要看过原件后核实，但原告的林权是基于林权证产生的，承包合同只是约束了原告对于林地的经营事宜，并非对林权权属的确认，因此，对纳雍县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二组证据：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5行终145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七星关区法院判决，仅撤销原告林权证，如原告与其所在村集体签订的《纳雍县农村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不存在效力瑕疵，原告仍然依承包合同享有涉案林地的使用权，撤销《林权证》并不当然导致原告的林地使用权丧失。原告质证：原告的林权是基于林权证享有，林权证的撤销意味着原告林权证的丧失。另一方面，原告作为一名村民，仅知晓依法向被告申请办理林权证，至于办理的程序及流程原告不可能知晓，也无权干预。因此，在办理程序中，出现的违法事项，应当由被告负责。第三组证据：《纳雍县人民政府不予赔偿决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用以证明：原告的合法权益并未因法院判决撤销其林权证而减损，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不予赔偿决定是正确的，原告主张的赔偿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也不存在需要行政赔偿的情形。原告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纳雍县人民政府不予赔偿决定书的具体内容及证明目的不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不属于法定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用以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根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及相关政策，向原告户颁发纳府林证字（2008）第031100015000400006500080号林权证。2009年9月16日，纳雍县姑开乡寨块村村民委员会与案外人李国品签订《荒山承包合同》，将包括涉案林地在内的共计2050亩土地承包给案外人李国品，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了林权证。2017年，原告与案外人李国品因林地纠纷以纳雍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向案外人李国品颁发的林权证。在诉讼过程中，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认为其颁证行为错误，自行撤销案外人李国品的林权证。后，案外人李国品认为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的纳府林证字（2008）第031100015000400006500080号林权证程序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向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502行初147号行政判决，以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为原告办理的纳府林证字（2008）第031100015000400006500080号林权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判决撤销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纳府林证字（2008）第031100015000400006500080号林权证。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黔05行终145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认为，涉案林权证因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违法法定程序颁发被人民法院撤销，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的错误颁证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原告于2019年11月27日向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申请国家赔偿，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1月22日作出纳府不赔决字[2020]8号《纳雍县人民政府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如所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赔偿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行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之规定，原告以被告向其颁发的林权证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该颁证行为致使其遭受损害为由，要求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原告应当对其财产损失的具体情况，财产损失与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违法颁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向本院提交的林权证、行政判决书及毕节市征地统一年产值补偿更新标准不能证明被告纳雍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被撤销对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故原告请求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请求无事实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之规定，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熊树青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陆 川审 判 员  赵 娟审 判 员  黄塑希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黄 珊法官助理  洪运佳书 记 员  黎 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