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嵩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25民初1943号原告：曹某，男，汉族，1994年3月10日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原告：王某（系曹某母亲），女，汉族，1977年9月30日生，住河南省嵩县。原告：葛某（系曹某父亲），男，汉族，1981年2月14日生，住河南省嵩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玲，河南光法（洛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亢某1，女，汉族，2000年2月7日生，住河南省嵩县。被告：亢某2（系亢某1父亲），男，汉族，1976年4月4日，住河南省嵩县。被告：时某（系亢某1母亲），女，汉族，1979年2月1日生，住河南省嵩县。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席普卫，洛阳市众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原告曹某、王某、葛某诉被告亢某1、亢某2、时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除被告亢某2本人未到庭外，其他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某、王某、葛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三被告返还三原告84824元（见面礼2000元，化妆品2000元，彩礼32001元，手机3399元，五金37184元，橱柜2000元，转账624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曹某与被告亢某1于2020年3月4日经媒人葛平心、葛怀群介绍相识，3月6日被告亢某1到原告曹某家，原告曹某的父母王某、葛某按当地习俗给付亢某1见面礼2000元，3月14日亢某1借买化妆品之名向原告王某索要2000元现金。3月15日曹某与亢某1在饭坡乡味源大酒店按照农村习俗举行订婚仪式，当场交付彩礼金32001元（10001元另加22000元）。3月17日应被告亢某1要求，原告曹某为其购买手机一部，价值3399元。3月21日三原告给被告亢某1五金（吊坠8.65克，手镯38.03克，戒指5.53克，耳坠3.05克，项链24克），价值共计37184元。4月17日，原告葛某、王某为被告家安装橱柜一套，价值2000元。在曹某与亢某1交往期间，亢某1经常向曹某索要财物，共向亢某1转账6240元。2020年5月23日被告亢某1无故向原告曹某提出退婚，但关于财物的返还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特提起诉讼，望贵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亢某1、亢某2、时某共同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不属实：2020年3月6日见面时的2000元见面礼不属实，不符合民间习俗和常理；3月15日订婚原告一家当场交付彩礼金32001元不属实，被告根本没有收到。“五金”也是在订婚后的3月21日分两次交给被告的；被告亢某1从没有向原告曹某索要手机。被告亢某1收到了原告曹某的化妆品，但不至于达到2000元的高价。曹某与亢某1退婚的原因是曹某隐瞒真实年龄并且殴打亢某1。原告诉称被告利用婚姻之名索要大量财物是冤枉的，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20年3月4日，原告曹某与被告亢某1经葛怀群介绍认识，由葛平心做媒，双方邀请亲友于3月15日按当地习俗举办订婚仪式（订婚宴）。3月17日，原告曹某为被告亢某1购买手机一部，价值3399元；3月21日，原告方为亢某1购买“五金”：金吊坠、金手镯、金戒指、金耳坠、金项链各一。自××××年××月××日起至5月19日两个月内，原告曹某以微信方式向被告亢某1转账24次，每次80元—1000元不等。共计6240元。2020年5月23日，原告曹某与被告亢某1因琐事产生矛盾，二人解除婚约。双方就如何返还彩礼经协商未果，引发诉讼。另查明，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方已于2020年9月11日将“五金”（吊坠8.65g、手镯38.03g、戒指5.53g、耳坠3.05g、项链24g）退还给原告方。本院认为，彩礼是指男女双方按照当地习俗以结婚为目的，一方或其家庭成员给付另一方的礼金及贵重财物。给付彩礼的行为是一种以结婚为生效条件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只有在所附条件成就时，赠与方能有效，否则，受赠人应当返还赠与物，赠与物不宜返还的，应当返还相应的折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中，原告曹某与被告亢某1于××××年××月××日按照当地习俗缔结婚约，两个月后解除婚约，二人并未共同生活，依照法律规定被告应当返还彩礼。但针对彩礼数额问题双方各执一词，被告辩称，在订婚当天原告方给的红皮包里仅有香皂、毛巾和红线，并没有见面礼10001元和订金22000元，“五金”和一部价值3399元的手机也是在订婚后原告才给的。那么这32001元现金到底是否给付，根据双方的陈述和其它证据分析如下：1、原告称，订婚宴结束后，在被告的车上交给被告一个小红皮包，里面除香皂、毛巾和红线外，还有两个红包，分别装见面礼10001元（寓意万**挑一），订婚礼22000元（寓意好事成双）；被告称收到原告一个小红皮包，回家后看到里面只有香皂、毛巾和红线。可以证明被告接受了原告的小红皮包；2、介绍人葛怀群当庭证明，订婚宴前原告在其家包了两个红包，分别是10001元和22000元；媒人葛平心证明，作为媒人其事先与双方沟通商定订婚时以10001元和22000元做彩礼。两个证人虽未直接看到彩礼交付情况，但均证明了订婚彩礼的数额为32001元。3、原告曹某与被告亢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二人在协商退婚事宜时亢某1曾提到“你妈知道了，会不会来我家要彩礼和首饰啊”，“把首饰还给你们，订的钱就作为补偿”。从“彩礼”“首饰”“订的钱”这些关键词来看，被告不仅收到了首饰（五金）也收到了现金。4、根据当地习俗，订婚时男方通常要向女方支付彩礼，这是约定俗成的订婚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既然已通过媒人商定订婚彩礼是32001元，并且是在订婚宴上交付，被告却称订婚时未收到彩礼，而事后也不向媒人或者男方询问情况，实属反常，违背常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方在订婚时交给被告方彩礼32001元的事实存在，该彩礼被告方依法应当予以返还。原告称为被告亢某1购买价值3399元的手机一部，被告亢某1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并当庭表示愿意如数返还，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诉称第一次与被告见面时给见面礼2000元，订婚后又给被告2000元买化妆品，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对此也不予认可，对该部分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订婚后的日常交往中，原告曹某通过微信多次向被告亢某1转账和发红包，属人情往来的消费性支出，不属彩礼范畴。原告要求返还，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亢某1、亢某2、时某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曹某、王某、葛某返还婚约彩礼35400元；二、驳回原告曹某、王某、葛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20元，减半收取960元，由原告曹某、王某、葛某共同承担160元，被告亢某1、亢某2、时某共同承担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云忠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