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71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忆梅,女,199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全松，安徽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存，安徽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耀徽体育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香港广场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RFAFC84。 法定代表人：贺锋，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岩柏，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文君，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忆梅因与被上诉人安徽耀徽体育健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徽公司)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3民初2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忆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耀徽公司返还孙忆梅出资款7万元，并支付律师费8000元。 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孙忆梅与耀徽公司之间形成合伙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案涉《股份制合作协议》签订的主体一方为自然人，相对方为企业法人，不符合个人合伙的主体特征，不存在个人合伙法律关系。孙忆梅与耀徽公司之间也未新设合伙企业。从双方订立的股份公司合作协议的背景及协议的内容涉及的权利与义务来看，当时双方的意思表示是将孙忆梅承包的经营利润转为对耀徽公司的10%的股份，符合债权转股权的法律性质。如果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为合伙，那么双方应当在协议中约定设立合伙企业等相关事项，但《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约定内容并未涉及合伙组成新的经营体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合伙实质条件。从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双方之间也未成立合伙关系。耀徽公司一审中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何时以何种器材、场地、租金的数额多少出资。同时，实际上双方也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开展合作事宜，故不符合合伙中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本质特征，双方之间的合作或合伙关系并未成立。原审判决据以认定《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的性质是合伙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双方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孙忆梅购买蚂蚁健身品牌香港广场门店占10%股份，该门店系耀徽公司名下的经营实体，孙忆梅购买该门店的股份，等同于向耀徽公司出资增加该公司的注册资本，因为该门店并没有相对应的股份以及与该股份相对应的对价。虽然耀徽公司在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但是其股东实际上并没有实缴出资分文，而是认缴资本期限30年，耀徽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股东已经向公司实缴500万元注册资本的证据，因此，孙忆梅以7万元认购企业注册资本10%更符合常理。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时并没有对耀徽公司及其所属的香港广场门店和另一门店的净资产进行评估，故无法确认香港广场门店的净资产，耀徽公司在一审中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香港门店的净资产达70万元，如果香港门店的净资产达70万元以上，则孙忆梅以7万元购买其10%的股份符合常理。 2.原审判决在没有查明双方对合作协议是否实际履行情况该节事实的前提下，仅以合伙协议为由判决驳回孙忆梅的一审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倘若合作协议具有合伙的性质，但双方事实上并没有成立合伙关系，耀徽公司仍负有向孙忆梅返还出资款项的义务。虽然孙忆梅出资7万元，但耀徽公司并没有出资，双方也未以各自的出资形成共同的经营实体，双方亦没有开展合伙经营活动，且耀徽公司亦未让孙忆梅参与门店经营活动，耀徽公司也负有向孙忆梅返还出资款7万元的义务。孙忆梅在一审中主张与耀徽公司之间系债转股法律关系，耀徽公司对此并未表示异议，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为债转股。公司法第37条规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须经股东会作出决议。耀徽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由孙忆梅购买其10%股权的股东会决议。孙忆梅主张耀徽公司返还出资款7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3.原审审判程序违法。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认定不一致时，不能简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是明确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的问题，通过列为争议焦点进行审理，以保障当事人能够充分行使辩论权，对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实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节约司法资源。一审法院虽经过两次开庭，但都没有将本案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也就是究竟是债权转股权法律关系，还是合伙法律关系，抑或是其他法律关系，以及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作为案件审理的焦点，亦未给予双方进行辩论，充分发表辩论意见的机会，而是在双方均认可合作协议的性质为债权转股权协议的前提下，其仅凭所谓的推论认定双方的合作协议系合伙协议，显然剥夺了孙忆梅对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民事行为效力的辩论权利，不仅审判程序违法，而且严重的侵害了孙忆梅的合法权益。 耀徽公司辩称，本案系合同纠纷，双方签订的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仅仅是耀徽公司其中的一个香港广场门店的合作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显然是有效合同，且实际履行，孙忆梅参与了管理并领取工资。案涉合同及收据均明确载明，孙忆梅购买的是香港广场门店10%股份，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耀徽公司当时实际投资经营两个门店，孙忆梅对此认可知情，因此孙忆梅无购买公司股权的任何可能。耀徽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不论出资是否实缴，其股东都要以其认缴出资为限对外承担责任，如果孙忆梅以7万元债权投资就占有耀徽公司10%股份，明显不合常理，也与事实不符。且案涉合同中并没有任何股东签字，更没有各股东关于股权的安排以及工商变更登记、章程修正等内容，很明显，孙忆梅的投资与耀徽公司股权无丝毫关系。二审中，孙忆梅在没有对合同效力提出上诉的情况下，直接要求改判返还出资款7万元及支付律师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耀徽公司从未认可合作协议的性质为债权转股权协议以及债转股法律关系性质。一审法院程序没有瑕疵，充分保障了双方权利。综上，一审法院驳回孙忆梅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孙忆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孙忆梅、耀辉公司于2018年9月13日签订的“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无效;2.判令耀辉公司返还孙忆梅出资款7万元、给付劳务承包费37997元;3.判令耀徽公司支付孙忆梅律师服务费8000元;4.耀徽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案审理过程中，孙忆梅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耀辉公司返还孙忆梅出资款7万元、给付劳务承包费4799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耀辉公司（甲方）与孙忆梅（乙方）签订《游泳池承包经营合作方》（因孙忆梅提供的证据原件部分损毁，协议名称及部分协议内容不完整），双方约定：甲方将位于香港广场蚂蚁健身室内的游泳池交由乙方承包经营，期限自2018年6月2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承包费10万元，甲方满足10万元纯利润后，超出10万元部分全部归乙方，水电人员成本归乙方。乙方应在结束营业当天算清所有水电费并于3日内结清所有余款。2018年9月13日，耀辉公司（甲方）与孙忆梅（乙方）签订《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乙方同意购买蚂蚁健身品牌香港广场门店10%股份，合计金额7万元，同时按照比例享有该店季度利润分成，乙方自协议签订经甲方审核确认7个工作日内将认购股份金额支付到筹备账号。合同有效期以与香港广场店租赁合同为准。如果在合同到期前任一方决定中途退出，另外一方有优先接受其股份的权力，如果无法接受其退出的股份，决定退出的一方可以再另外寻其股份接受方并经股东会同意通过。如果决定退出的一方无法找到其股份的接受方，则不能退出。协议签订后，经耀辉公司与孙忆梅协商一致，以孙忆梅前期承包利润中的7万元抵偿其应支付的入股费用。2019年1月30日，耀辉公司向孙忆梅出具金额为7万元的收据，收款事由为“蚂蚁健身香港广场店入股10%费用。” 一审法院另查明，经耀辉公司财务部门统计，孙忆梅承包期间游泳池的收入为：2018年6月21日至2018年6月30日24980元、2018年7月88540元、2018年8月59270元、2018年9月28147元、2018年10月17060元，合计217997元。2018年10月14日孙忆梅通过微信向耀辉公司工作人员张家欢支付5000元，备注为“房租”。2018年11月12日孙忆梅通过微信向张家欢支付6000元，备注为“水电费余款”。2018年12月25日及26日张家欢通过支付宝共向孙忆梅转账2000元，2019年1月31日通过微信转账1000元，2019年2月25日通过支付宝转账2600元，2019年2月28日通过支付宝转账3000元，2019年3月17日通过支付宝转账1000元，2019年3月27日通过微信转账2000元，2019年4月7日通过支付宝转账2000元。前述转款备注为“×月工资”或“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孙忆梅主张《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无效的主要理由是，其将对耀辉公司享有的7万元债权即游泳池承包利润，转为了耀辉公司10%的股权，债转股协议因未经耀辉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而无效。对此，耀辉公司辩称孙忆梅出资的7万元系入股耀辉公司经营的香港广场门店，而非耀辉公司。纵观双方提供的证据：首先，《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及收据均载明为香港广场门店10%股份，该约定明确具体；其次，双方在庭审中均陈述，在签订《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时，耀辉公司名下有两家门店在经营。再次，耀辉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孙忆梅以7万元出资入股10%的股份，显然不符常理。故孙忆梅要求确认《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无效并返还7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耀辉公司的陈述，香港广场门店未单独进行工商登记，故双方签订的《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实际上是双方之间就经营香港广场门店的合伙协议，双方按照出资比例享受门店盈余、承担门店债务。孙忆梅与耀辉公司虽然在承包协议未届满的情况下又签订合作协议，但承包协议约定的承包范围为游泳池，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伙范围为香港广场门店，两份合同的经营范围并不完全相同。根据双方庭审陈述，承包期满后，孙忆梅仍在香港时间，双方约定的孙忆梅基本工资为3000元／月，这与耀辉公司提供的微信及支付宝转账凭证备注为“工资”的金额不符。故孙忆梅承包期间的总收入应认定为217997元，扣除归耀辉公司所有的10万元及孙忆梅参与合伙经营的7万出资外，耀辉公司还应向孙忆梅支付承包利润47997元。耀辉公司提供的热水费、水电费、物业费缴费单等，系香港广场门店的全部费用总和，不能明确区分承包期间游泳池的专属费用金额，故其要求孙忆梅承担部分热水费及水电费，不予支持。孙忆梅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耀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忆梅承包利润47997元；二、驳回孙忆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孙忆梅负担898元、耀徽公司负担55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忆梅向本院提交耀徽公司章程一份，证明，耀徽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500万元，认缴期限30年，并没有实际出资。 耀徽公司对孙忆梅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经审查，本院对孙忆梅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耀徽公司的股东是否实际出资与本案争议的合作协议效力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忆梅要求确认案涉合作协议无效及返还出资款、支付律师费的主张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孙忆梅提出，案涉合作协议的性质为债转股协议，但耀徽公司既未将孙忆梅登记为耀徽公司股东，又不向孙忆梅分配季度利润和公司利润，也不允许孙忆梅查阅门店财务状况和参与门店的经营管理，孙忆梅与耀徽公司签订案涉合作协议是向耀徽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但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因此应属无效协议。本案首先应审查的问题为界定案涉合作协议是否为孙忆梅与耀徽公司之间的增资入股协议。根据已查明事实，案涉合作协议约定，“孙忆梅同意购买蚂蚁健身品牌香港广场门店10%股份，合计金额七万元（RMB），同时按照比例享有该店季度利润分成”。上述约定内容明确载明孙忆梅购买的标的物为“香港广场门店10%股份”，7万元为香港广场门店10%股份的对价，协议条文中并没有孙忆梅以增加注册资本形式入股耀徽公司的表述。耀徽公司向孙忆梅开具的收据也载明收款事由为“蚂蚁健身香港广场店入股10%费用”。从案涉合作协议的字面、内容以及履行情况均不能反映双方存在孙忆梅对耀徽公司增资入股的意思表示。孙忆梅关于其与耀徽公司签订案涉合作协议是向耀徽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主张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孙忆梅提出的案涉合作协议违反公司增资应经过股东会决议同意的法律规定应为无效协议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案涉合作协议无效并返还出资款7万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孙忆梅关于案涉合作协议无效并返回出资款7万元的请求不能成立，相关的律师费的主张也不应得到支持，且律师费的请求亦没有合同依据，本院对孙忆梅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3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及收据均载明为香港广场门店10%股份，该约定明确具体；其次，双方在庭审中均陈述，在签订《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时，耀辉公司名下有两家门店在经营；再次，耀辉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孙忆梅以7万元出资入股10%的股份，显然不符常理。继而一审法院认为，孙忆梅要求确认案涉合作协议无效并返还7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据此驳回了孙忆梅的相关诉讼请求。由此可见，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作出上述三点认定并将此作为驳回孙忆梅此项诉讼请求的裁判理由。虽然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股份制公司合作协议》实际上是双方之间就经营香港广场门店的合伙协议，但该认定对一审法院驳回孙忆梅其他诉讼请求的裁判理由及结果并无影响，孙忆梅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上诉人孙忆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苗 审判员 程亚娟 审判员 温占敏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卞洋洋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