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208民初226号原告：张长安，男，196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委托代理人：范桂兰，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齐齐哈尔）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人民武装部（以下简称梅里斯区武装部）。住所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华丰大街1号楼。组织机构代码证A1100000MK0007125Q。法定代表人：丁仕峰，职务：部长。委托代理人：籍门立，黑龙江铭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玉，黑龙江铭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张长安与被告梅里斯区武装部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长安及委托代理人范桂兰、被告法定代表人丁仕峰及委托代理人籍门立、李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长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齐梅劳人仲字（2020)第1号《仲裁裁决书》；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1、原告从来没有接收到过被告的辞退决定书。原告于1985年10月入伍，在武警内蒙古总队第二支队运输股服役，于1989年12月复员后被分配到被告单位工作，是军工人员，任仓库保管员。1996年被被告派出为被告创收，期间停发工资。1997年被告归部队管理后，原告要求回单位上班，时任领导让原告等通知，之后每次找单位领导，均被告知等通知，直至2018年9月3日原告再次找部领导，被告告知原告己于1997年7月被被告辞退。被告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也辩称“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1997年已经被被告辞退”。但原告从来没有收到过被告向原告做出的任何辞退文书，更没收到过辞退决定书。2、被告没有依法向仲裁庭提出能充分证明原告被辞退的有力证据，辞退决定书由被告做出的，被告应存档保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九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查证属实的，仲裁庭应当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仲裁庭质证过程中，被告应当向仲裁庭提供能充分证实原告被辞退的证据，但是被告没能向仲裁庭提供出任何能够充分证实原告被辞退的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规定被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原告的申请期限未超期。仲裁庭认定原告超过仲裁时效1年的期限，此推知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原告至今没有接收到被告对原告作出的任何辞退文书。原告是在2018年9月3日才被被告告知辞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原告的申请期限应该从2018年9月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证明日期起计算，原告于2019年9月7日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申请，未超过申请期限。4、被告辞退程序违法。被告没有向原告及仲裁庭提供出辞退原告的任何程序材料，只是口头说明原告被辞退。综上所述，齐梅劳人仲字（2020)1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程序违法，裁判结果错误。原告没有接收到被告任何辞退文书及辞退决定书，被告也没有提供出任何能充分证实原告已经被依法辞退的有力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因其他原因接触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齐梅劳人仲字（2019）第20号《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执复印件、梅里斯区人民法院（2019）黑0208民初1314号《民事裁定书》、齐劳人仲字（2020）第1号《仲裁裁决书》、邮政快递收寄日期寄付单。证明原告提起仲裁及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在齐齐哈尔市××军人安置办公室调取的《通知书存根》、被告于2018年9月3日给原告出具的《证明》。证明：1、原告经齐齐哈尔市××军人安置办公室于1990年7月5日分配到被告处工作，是被告单位具有工勤编制的职工，原告和被告自此建立了劳动关系。被告于2018年9月3日给原告出具书面证明，该证明内容证明原告与被告具有劳动关系，原、被告之间于2018年9月3日起产生劳动争议；该证明证实了原告提起仲裁未过法定仲裁申诉时效。3、周某和邓某证明两份。证明：原告是被告职工；被告在1995年搞经济创收，成立了多种经营办，个人和集体为武装部搞经济创收，原告是在此期间段响应被告的号召出外搞经营活动；该证明同时能够证实原告响应单位的号召出去搞经营，原告不是无故旷工。4、中共黑龙江省委黑发1996第4号文件《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黑龙江省军区关于贯彻中发(1995)12号文件的意见》。根据文件的规定，人民武装部可以劳养武；证明被告在1996年根据此文件精神让工勤编制的职工去搞创收，原告去搞创收。5、原告与两位证人邓某、周某通话的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材料。证明两个证人邓某、周某可以出庭作证，但受到被告单位某领导威胁不让两位证人出庭作证。梅里斯区武装部辩称，一、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被区武装部辞退后没有收入，自愿从事其他工作数余年，故推知应当知道被区武装部辞退的事实，原告在起诉状中说是在2018年9月3日接到通知才知道被辞退，但基于所说的通知，也就是申请人提交的唯一一份证据，是张长安为找寻其档案，主动要求被告开具的证明，证明事实基本由原告陈述，由被告核实后盖章。从原告主动到武装部开证明的事实来看，原告也是明知其辞退时间的，故诉讼请求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3年的期限。同时也超出了法定最长诉讼时效的规定，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即1997年开始也已经超过了20年，故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二、被告与原告张长安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以及《黑龙江省军区人武部职员、职工管理暂行办法》第六章第十九条之规定：“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超过15天的，或者一年内旷工累计超过三十天的，经教育无效的，单位可以辞退。”原告张长安长期不上班连续旷工，通知后仍屡教不改，累计旷工时间也严重超过法律规定的辞退标准。后又因嫖娼被治安管理处罚，严重违反了我单位的规章,《黑龙江省军区人武部职员、职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嫖娼、卖淫、猥亵调戏妇女，或有其他流氓行为的，应当视情节给予不同程度（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的纪律处分”，上述均属法定的辞退事由。故原告于1997年已经被我单位辞退离职，辞退通知书因张长安拒绝签字已经采取留置送达的方式予以送达。退一步说，就算辞退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35号}第六条第二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受聘人连续旷工10个工作日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20个工作日的或者出国逾期不归的，聘用单位可以随时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2019年8月12日的情况说明可以认为是被告梅里斯区武装部因张长安连续旷工而行使了单方解除权。而原告在起诉状中称1996年被被告派出为被告创收，但期间被告未收到过任何创收，并且原告未就此提供证据证明。所以，原告张长安与我单位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三、原告在已经生效的齐梅劳人仲字（2019）第20号仲裁裁决书中自称原系事业编制，那么依法不受《劳动法》的调整。根据《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不适用《劳动法》关于一般劳动者的规定。其中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对象只限工人性质，而对由人事部门管理的干部性质的人是普遍不订立合同的。原告张长安任仓库保管员，属于由人事部门管理的干部性质，因此原告张长安与我单位之间的工作纠纷，应属于《公务员法》调整，不应适用《劳动法》。根据最新的证据规则规定，原告在起诉状中构成部分自认，被告认为应以原告未修改之前的起诉状为准。对于原告所诉不知道被辞退的事实，原告作为一名完全行为能力人其不应该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辞退了。故原告所诉不符合习惯，希望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生效，希望法院在裁判时充分考虑到事情发生时的社会背景。被告为证明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黑龙江省军区人武部职员、职工管理暂行办法》、《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关于我部对张长安同志给予辞退的事实经过》，证明原告被依法辞退的事实。2、《情况说明》、《张长安所持证明的情况说明》，证明依法辞退原告事实的经过，原告在齐梅劳人仲字（2019）第20号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开庭时已经认可。3、齐梅劳人仲字（2019）第20号《仲裁裁决书》、梅里斯区人民法院（2019）黑0208民初131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生效裁决确认过的相关事实。4、证人陶某出庭作证证言。证明陶某与张长安当年都在武装部工作，陶某任后勤科任科员。1997年4月其与党组成员、后勤科长王明清一同前往张长安家中送告知书，当时张长安本人没在家，告知张长安父母通知张长安在15日内返回工作岗位，否则将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开除公职；1997年7月份，因告知原告到单位工作时间已过，武装部党委会研究决定将张长安开除公职，并报军分区报备，由其与后勤科科长王明清将开除公职告知单送到张长安家中，由张长安的父母接收，并用手机拍照留下影像资料。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上述证据分别表示了结论性意见。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出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的法律规定。被告对原告的证据2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通知书存根》并不能证明原告是工勤编制的职工，故依法不受劳动法的调整，对于被告为原告出具的《证明》仅是被告出于道义为方便原告查找档案出具的，并不能证明原、被告具有劳动关系；同时此份证明也可以证实原告于1997年7月份就被辞退的事实。被告对原告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根据最新的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签署保证书，故对本组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对原告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首先就未证明自己为工勤编，被告从未收到过原告的创收收入，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就是文件中所说的以劳养武。被告对原告证据5有异议，认为：一、由于周某、邓某并未出庭作证，被告无法核实其录音的真实性；二、录音只是其二人的自我陈述，只是其一面之词，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称证人被威胁是张长安所述，录音的对方并没有表明其被威胁，因录音对方并没有出庭作证，因此被告不认可；原告自相矛盾，邓某与原告的通话录音中所说的“小陶”，我们单位没有姓陶的。原告对被告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仅凭文件的规定并不能证明原告有旷工的行为，因为原告是响应被告的号召出去创收，并不是旷工；对治安处罚裁决书，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的辞退，也不能证明被告给原告送达了辞退的文书。原告对被告证据2有异议，情况说明是被告单位单方出具，只能算为自己的陈述，并且该情况说明也未证实对原告辞退向本人送达；对张长安所持证明的说明，仍然是被告对原告单方陈述，且内容所表述不清。原告对被告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之前的裁决书和裁定书与本次诉讼的案由是不相同。原告对被告证据4证人陶某作证的内容不认可，首先证人曾经是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与被告之间有一些工作上的密切联系，其证明的内容均没有相关的证据佐证，有部分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况且庭前给原告的证人打电话，干扰了原告证人出庭，从证人一系列表现看他证实的内容不能体现客观公正性。结合原、被告的陈述、辩论及对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核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4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3周某和邓某证明两份，周某、邓某证明原告分配到被告单位工作，与原告提交的证据2相符，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5即原告与周某、邓某通话录音，周某、邓某在通话中未明确表示受到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威胁不出庭为原告作证，而是因与被告有利害关系不愿作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被告提交证据1中《黑龙江省军区人武部职员、职工管理暂行办法》、《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关于我部对张长安同志给予辞退的事实经过》虽然有原任领导及工作人员签名，但被告未提交当时党委会议记录、《辞退通知书》原本及原告收到辞退通知书的证据予以佐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定。被告提交证据2《情况说明》、《张长安所持证明的情况说明》是被告单位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予认定。被告提交证据3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证据4即陶某出庭证言，因其证明原告张长安被被告单位开除公职，同后勤科科长王明清1997年7月将开除公职告知单送到原告家中由原告父母接收，与被告辩称原告被辞退不符，其证明用手机拍照留下影像资料与当时手机不具有拍照功能的客观事实不符，且未提交拍照照片，故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张长安于1985年10月应征入伍，在武警内蒙古总队第二支队服兵役，于1989年12月复原，于1990年7月5日经齐齐哈尔市××军人安置办公室分配，被分配到被告梅里斯区武装部工作，任仓库保管员。1995年，原告张长安被被告派出为被告搞创收，期间停发工资。被告梅里斯区武装部于1996年4月开始被收归军队建制。原告张长安于1997年7月10日因嫖娼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建华分局处以罚款伍仟元的治安处罚。2018年9月3日，被告梅里斯区武装部为原告张长安出具《证明》，内容为：“张长安同志于1991年12月分配到梅里斯区人民武装部，身份证号码。1997年被武装部辞退”。原告张长安于2019年8月7日向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为：1、区武装部撤销1997年武装部辞退证明，2、恢复申请人的事业编制及岗位。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齐梅劳人仲字[2019]第20号《仲裁裁决书》，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原告张长安不服裁决于2019年9月10日诉至本院，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撤销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齐梅劳人仲字[2019]第20号《仲裁裁决书》；2、请求依法撤销对原告作出的辞退决定，判令被告恢复劳动关系；3、请求被告依法参照在岗的与原告同类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补发自停发工资以来的全额工资及相应福利待遇。本院认为，关于原告第一项请求，因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齐梅劳人仲字[2019]第20号《仲裁裁决书》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要求撤销没有法律依据；关于原告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由于原告仲裁请求中没有，根据仲裁前置的规定，原告应就诉讼请求先行申请仲裁，再向本院提起诉讼；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黑0208民初131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张长安于2020年1月2日再次向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为：1、请求确认劳动关系；2、支付24年工资576000.00元；3、请求被申请人按国家规定标准补缴社会劳动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齐梅劳人仲字[2020]第1号《仲裁裁决书》，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裁决，再次于2020年2月1日因疫情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受理本案。另查明、原告张长安搞创收期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经营餐饮行业，自1998年至2015年在梅里斯区莽格吐乡嫩水农场承包土地耕种，自2015年4月出车祸后，至今无职业。原告在创收期间，被告停发工资，原告未向被告缴纳利润；原告自1997年至今未参加过被告单位的各种会议、未参加过被告单位组织的各种活动、未参加过被告单位的各种培训。被告自1997年至今未向原告支付工资、未给原告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原告本人也未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原告诉称“自1997年被告归军队建制后，原告要求回单位上班，时任领导让原告等通知，之后每次找单位领导，均被告知等通知，直至2018年9月3日原告再次找部领导，被告告知原告己于1997年7月被被告辞退，原告在被告单位是工人编制”；但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告辩称“原告于1997年7月因连续旷工、嫖娼等违反工作纪律被单位辞退，《辞退通知书》因原告拒绝签字，采取留置送达的方式予以送达”；但被告未提供《辞退通知书》原本及留置送达的证据、未提供原告在被告单位的人事档案、未提供被告研究辞退原告的会议记录及向主管部门报备材料。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原告张长安退伍后于1990年7月5日经齐齐哈尔市××军人安置办公室分配，被分配到被告梅里斯区武装部工作，双方确定劳动关系。根据被告提供的1997年1月颁布的《黑龙江省军区人武部职员、职工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人武部机关、民兵弹药库及人武部其它直属单位的职员、工人”；第十八条规定：“辞退职工是指因法定事由，经法定程序由单位主动解除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第十九条规定了辞退职工的九种情况。被告辩称原告因连续旷工且有嫖娼行为被公安机关处罚，于1997年7月被辞退；虽然原告嫖娼的违法行为违反被告单位工作纪律，属辞退的法定事由,但被告未提供辞退原告履行了法定程序的证据，更未提供《辞退通知书》原本及原告于1997年7月收到《辞退通知书》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综上，因被告不能提供履行了法定程序于1997年7月辞退原告的证据及原告于1997年7月收到被告《辞退书面通知》的证据；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故对原告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张长安与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人民武装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梅里斯区武装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立君人民陪审员 ：姜宁宁人民陪审员 ：郑恒武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张鹤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