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民申249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甘再斌，男，195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斯显翠，女，195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上述二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春，湖北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钢集团襄阳重型装备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襄州区肖湾华强路18号。法定代表人：汪福民，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肖孚顺，男，194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荆州市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荆襄路37号（该公司已注销）。再审申请人甘再斌、斯显翠因与被申请人武钢集团襄阳重型装备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襄阳公司）、肖孚顺、荆州市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0民终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甘再斌、斯显翠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判决认定甘再斌、斯显翠将案涉房屋所有权转移给了肖孚顺无依据。甘再斌、斯显翠仅实施了借肖孚顺6万元而用房屋抵押给肖孚顺的民事法律行为，并未实施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肖孚顺的行为。2.武钢襄阳公司在二审上诉时自认：“甘再斌夫妻于1996年10月18日将诉争房屋以6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原荆沙市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且不论该自认是否有据，单就同一时间的买售人与二审判决认定的买售人相互矛盾，即可进一步证明二审判决对该节事实的认定无据且随意。3.二审判决认定武钢襄阳公司获得案涉房产系善意取得同样无据且不合常理。首先，1996年11月14日荆沙市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与襄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时的《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都是作为自然人的甘再斌、斯显翠的姓名，作为国企法人的被申请人对此视而不见说不过去。其次，甘再斌、斯显翠现仍是《土地使用权证》的合法使用权人，因为1993年甘再斌、斯显翠向肖孚顺借款时仅以《房屋所有权证》进行了抵押，如案涉房屋的物权变动系善意的，那么买受人应当理直气壮要求即使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但买受人怕惊动甘再斌、斯显翠，故善意取得之说无理无据。再次，二审法院为认定被申请人善意取得，而有意将其行为与肖孚顺的处分权割裂开，甘再斌、斯显翠系将所有被申请人列为共同侵权人，若肖孚顺侵犯甘再斌、斯显翠，武钢襄阳公司应当为此担责。故武钢襄阳公司并非善意取得案涉房屋，而是与其他被申请人故意串通，共同侵犯甘再斌、斯显翠的财产权利。（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1996年10月18日记有甘再斌之名的《江陵县城镇房屋买卖许可证书》及附件是一组伪造的文书。《买卖许可证书》不仅不是买卖合同，且是以房屋买卖合同为前提条件的，附件中没有房屋买卖合同、夫妻双方的身份证复印件，仅有落款时间1996年11月18日的制图，而几被申请人系1996年11月14日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可见该组文书不仅是伪造的，且属于后交易材料，为后交易服务。另一份记有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和武钢襄阳公司的《江陵县城镇房屋买卖许可证附件》的落款时间也是1996年11月18日，表明两份许可证都是为1996年11月14日的一份《房屋买卖契约》办理过户而准备的，伪造原因不言自明。2.1996年11月5日以代理人甘泉名义形成的《申请书》是一份不合常理、不符合逻辑的伪造文书。第一，如以前述《买卖许可证书》为据，甘再斌、斯显翠房屋交易的对象应是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申请书》则载明“出售给襄樊钢铁公司荆沙市分公司”，说明《申请书》是伪造的文书，目的是为“办理过户手续”找“合法”依据，房管部门清楚，只有合法权利人才有资格申请，荆州市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没有该资格。第二，该《申请书》载明的代理人甘泉当时仅16岁，无资格作为代理人，且代理应有被代理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应的身份信息，但被申请人未出示，房管部门的档案中也并无身份信息，故委托之事系捏造。第三，从笔迹的流畅性来判断，《申请书》及甘再斌、甘泉的签名均出自同一人之手，故签名并非甘再斌、甘泉各自所为，且除签名外应当捺手印，此处没有。（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认定甘再斌、斯显翠在超过诉讼时效二十年后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已经丧失胜诉权，该认定系偷换概念，因为甘再斌、斯显翠主张《房地产买卖契约》因侵权而不发生效力，意在说明签约双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共同侵犯甘再斌、斯显翠的物权，甘再斌、斯显翠不是合同的主体，不是在打合同官司，甘再斌、斯显翠主张的是物权保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原判决的该节事实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甘再斌、斯显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甘再斌、斯显翠的再审申请事由均不能成立，评述如下：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甘再斌、斯显翠主张二审判决认定甘再斌、斯显翠将案涉房屋所有权转移给了肖孚、肖孚顺又将之转移至荆沙市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名下无依据，经审查，武钢襄阳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甘再斌在1996年向原荆沙市襄阳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申请书，证明甘再斌主动要求将本案诉争房屋过户给襄阳钢铁公司荆沙分公司名下，结合甘再斌于1993年向肖孚顺借款6万元，并将编号为0034002号的房屋所有权证抵押给肖孚顺，肖孚顺对该房屋进行了加建添附，肖孚顺组建原荆沙市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时，将该房屋作价30万元作为自己的集资，将该房屋转移至荆沙市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名下等事实，二审法院据此认定甘再斌、斯显翠于1996年将该房屋转移给肖孚顺，肖孚顺将至之转移至荆沙市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名下，并无不当。甘再斌、斯显翠主张二审判决认定武钢襄阳公司获得案涉房产系善意取得无证据证明，经审查，武钢襄阳公司于1996年11月14日与荆沙市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1997变更为荆州市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签订了关于案涉房屋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其时荆沙市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实际控制该房屋且持有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且甘再斌在1996年向原荆沙市荆州区房地产管理局出具了申请书，要求将案涉房屋过户至襄阳钢铁公司荆沙分公司名下，该申请书除有甘泉（甘再斌之子）的签字外，还有甘再斌的私章盖章，二审法院依据上述查明事实，结合武钢襄阳公司已经支付了合理的价款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的事实，认定武钢襄阳公司获得案涉房产系善意取得有事实依据。甘再斌、斯显翠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主张不成立。关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伪造。甘再斌、斯显翠主张1996年10月18日记有甘再斌之名的《江陵县城镇房屋买卖许可证书》及附件及记有乡镇企业发展总公司和武钢襄阳公司的《江陵县城镇房屋买卖许可证附件》系伪造的文书。经审查，如上所述，二审法院据以认定武钢襄阳公司系善意取得案涉房屋这一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并不包括该两份买卖许可证及附件，故甘再斌、斯显翠以该两份买卖许可证及附件系伪造为由主张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不成立。甘再斌、斯显翠主张1996年11月5日以代理人甘泉名义形成的《申请书》系伪造的证据，对此，甘再斌、斯显翠未提供相应证据支持其主张，且上节已述明，二审法院查明该申请书除有甘泉（甘再斌之子）的签字外，还有甘再斌的私章盖章，甘再斌、斯显翠关于该《申请书》系伪造的主张亦不成立。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经审查，甘再斌、斯显翠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形成于三被告之间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因违法侵权而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武钢襄阳公司占有原告的不动产物权返还给原告；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二审法院系以武钢襄阳公司获得案涉房屋系善意取得为由而非并未以时效为由对其第二项诉请不予支持，同时，二审法院明确阐明系以时效为由对甘再斌、斯显翠要求确认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的诉请不予支持，甘再斌、斯显翠关于二人系主张物权保护、二审法院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甘再斌、斯显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甘再斌、斯显翠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龚璟审判员  牛卓审判员  吴琦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杨同军书记员唐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