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922行初129号原告周志云，男，195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沅江市。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住所地益阳市鹿角园路**。负责人曾戈彬，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刘国安，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进文，男，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奇国，湖南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益阳市赫山区梓山西路**/div>负责人张值恒，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熊昌文，男，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李奇国，湖南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周志云诉被告益阳市司法局、益阳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20年6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立案后，于2020年6月1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志云，被告益阳市司法局的出庭负责人刘国安、委托代理人陈进文、李奇国，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熊昌文、李奇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于2020年3月24日向原告周志云出具告知书，就原告周志云向他局投诉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李艳召律师违法违规有关问题的处理情况进行归纳，告知原告周志云。原告周志云于2020年4月3日向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府审理后，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驳回了原告周志云请求确认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并责令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对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李艳召律师执业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进行行政处罚的复议申请。原告周志云诉称，1、确认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对律师、律师事务所执业违法行为查处的法定职责违法，并判令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对原告如下举报事项进行立案查处。①李艳召律师接受委托人（原告）的财物或其他利益。②李艳召律师向益阳市司法局提供虚假材料或其他弄虚作假。③不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④李艳召律师在代理原告案件过程中故意失职或有重大过错。2、确认案外人李艳召律师在代理原告案件过程中故意失职或存在重大执业过错。3、撤销被告益阳市司法局2020年3月24日向原告作出的告知书，并重新作出行政处理。4、撤销益阳市人民政府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益阳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事实和理由：一、益阳市司法局应当对李艳召律师及湖南省滨湖律师事务所执业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或确认其执业违法，而未对其行政处罚或确认其执业违法，构成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原告向益阳市司法局投诉、举报李艳召律师及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执业违法，投诉举报内容及诉求见《关于沅江市李艳召律师违规执业的举报（以下简称举报书）》和请求确认沅江市滨湖律师事务所及李艳召律师具有执业违法行为申请书（以下简称《确认申请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因益阳市司法局仅只处理了原告申请投诉举报事项中的不规范收费，遗漏了其他事项未查处。因此要求益阳市司法局承诺对遗漏原告的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理，原告向益阳市司法局提交的《举报书》和《确认申请书》，其实质为《行政查处申请书》，原告请求益阳市司法局履行查处李艳召律师多项执业违法，但益阳市司法局仅对李艳召律师及湖南省滨湖律师事务所不规范收费执业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原告举报李艳召卡拿索要等执业违法行为未予查处。二、被告益阳市司法局2020年3月24日向原告作出的告知书及益阳市人民政府益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遗漏了如下投诉事项：1、李艳召律师向益阳市司法局提供虚假材料或其他弄虚作假。2、不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3、李艳召律师在代理原告诉讼过程中故意失职或存在重大过错未处理。三、李艳召律师在代理原告诉讼过程中故意失职或存在重大过错。周志云与杨志、刘育红债权纠纷一案中，原告因诉讼请求不当导致未能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的损失，作为原告的代理律师李艳召存在重大过错。因为：首先李艳召律师作为原告的律师应当仔细研究案情及熟悉案件材料，勤勉履职，诉讼请求是否适当是代理律师应当考虑的问题，当事人所提诉讼请求不当，代理律师应当告知当事人，并采取补救措施，以免因诉讼请求不当造成损失，补救措施有两种方式：一是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二是申请撤诉，再重新起诉。可李艳召作为原告周志云的代理律师并没有这样做。可见，李艳召代理律师在代理原告的诉讼过程中存在重大执业过错。四、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于2020年3月24日向原告作出的告知书及益阳市人民政府益府复决［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应当撤销。综上，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存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情形，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支持其主张：证据1、行政起诉状（2020年6月16日），证据2、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3、益阳市司法局《告知书》，证据4、益阳市司法局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承诺书》，证明被告司法局承诺处理问题但是并没有进行处理，只是进行了告知，证据5、请求确认沅江市滨湖律师事务所及李艳召律师具有职业违法行政申请书，证据6、关于沅江市李艳召律师违规执业的举报，证据7、阴阳民事诉状两份，证明李艳召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弄虚作假，证据8、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证明李艳召私自收案，代理参与了三次诉讼活动，证据9、三份代理费收款单复印件，证明收费未开具正式发票，证据10、（2011）沅民二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1、（2011）益法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因李艳召提供法律服务存在过错，导致原告合法权益受损，证据12、（2019）湘09民终1975号民事判决，证据13、（2018）湘0981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证据14、回复举报李艳召偷税一案处理结果，证明税务机关认定了私自收费不开具发票的偷税事实，证据15、（2011）沅民二初字第11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张惠民案裁定撤诉在2011年1月9日，原告的案子李艳召代理本来有三个被告，一个当事人和两个担保人，但是他只起诉了一个担保人，原告先撤诉，后面又去起诉，导致原告的案子搞了很久，证据16、关于投诉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及李艳召相关答复情况说明，证据17、2015年5月11日益阳市司法局答复函，证据18、2015年12月18日益阳市司法局答复函。以上1-18份证据共同欲证明被告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被告益阳市司法局辩称，一、他局作出的《告知书》不属于行政诉讼事项。他局2020年3月24日作出的《告知书》是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要求，对原告投诉事项的处理情况进行归纳整理后的告知行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湘检民（行）监［2019］43000000249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中明确，他局已履行其法定职责。故他局不需重新履职，该《告知书》并非作出的新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事项。二、他局已经充分履行监督、指导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以及立案查处律师、律师事务所执业活动中违反律师执业行政管理秩序的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他局具有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和指导的法定职责，有权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在执业活动中违反律师执业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因此，针对原告的投诉举报，其中举报属实应由他局立案查处的违规收费和疏于管理的行为，他局已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益司法决字［20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已执行完毕。涉及税费的问题，已由沅江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了相应的处罚。原告投诉举报的其他内容，他局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要求，归纳整理后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告知书》，向原告就其投诉举报事项进行了全面告知。据此，他局依原告的投诉举报，对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和李艳召违反律师执业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充分履行了监督、指导和立案查处的职责。三、他局对原告投诉举报的内容已全面进行处理并告知，原告投诉举报事项部分内容不实，他局不存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问题。他局于2020年3月24日向原告作出的《告知书》已经涵盖了原告投诉举报的全部内容，且分别向其作出了答复处理。他局归纳整理的投诉举报问题“一、关于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问题；二、关于未开具正式票据问题；三、关于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疏于管理、偷税问题；四、关于索拿卡要问题；五、关于李艳召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问题”，虽然与原告诉请认为没有立案查出的“①李艳召律师接受委托人（原告）的财物或其他利益，②李艳召律师向益阳市司法局提供虚假材料或其他弄虚作假，③不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④李艳召律师在代理原告案件过程中故意失职或有重大过错。”在文字表述上有差异，但实质内容是一致。沅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981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书、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9民终1975号民事判决书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湘检民（行）监［2019］43000000249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原告周志云诉请的关于李艳召隐匿证据、私自制作阴阳合同、在从事法律服务过程中违法执业、串通对方当事人并导致原告周志云损失、侵害原告周志云的合法权益等主张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原告诉请未立案查处的举报内容不实，他局在《告知书》中已经明确告知。因此，他局不存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对律师、律师事务所执业违法行为查处的法定职责问题。四、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告不服他局作出的《告知书》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通知他局进行行政复议答复，市人民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复议程序合法，复议审查中，查明了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和李艳召违反律师执业行为行政管理秩序的事项已由有权的行政机关作出了相应行政处罚，对投诉举报不实的内容进行了界定，确认了他局作出的《告知书》对原告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没有漏项，维持了他局作出的《告知书》，驳回了原告要求确认他局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等复议请求。因此，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他局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告知书》，仅将相关处理情况统一告知原告，并未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故他局认为该《告知书》不属于行政诉讼事项，且他局已经充分履行了对律师、律师事务所的监督、指导和违反律师执业行为行政管理秩序立案查处的法定职责。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诉请要求立案查处的投诉举报事项不实。据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告知书及送达回证，欲证明：（1）被诉行政行为；（2）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已经充分履行法定职责，归纳整理了原告投诉举报五个方面的事项为：一是关于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问题，二是关于未开具正式票据问题，三是关于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疏于管理、偷税问题，四是关于索拿卡要问题，五是关于李艳召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问题。证据2、关于沅江市李艳召律师违规执业的举报；证据3、请求确认沅江市滨湖律师事务所及李艳召律师违规执业的举报；证据2、3欲证明：被告在《告知书》中归纳整理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已经涵盖了原告所有的投诉举报事项。证据4、益司罚决字［20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据5、回复举报李艳召同志偷税一案的查处情况；证据4、5欲证明：相关有权行政机关对原告投诉举报的第二、三个方面的问题已经对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和李艳召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并已执行完毕。证据6、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7）湘0903行初43号行政判决书；证据7、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9行终23号行政判决书；证据8、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行再28号行政判决书，以上证据6-8欲证明：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已经依据原告的投诉举报履行的立案查处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法定职责合法恰当。证据9、《承诺书》；证据10、《关于中止调查程序的函》及送达回证；证据9、10欲证明：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向原告实施告知程序的合法性。证据11、沅江市人民法院（2018）湘0981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2、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9民终1975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3、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湘检民（行）监［2019］43000000249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以上证据11-13欲证明：（1）有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认原告投诉举报的第一、四、五个方面的问题失实，被举报对象没有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和索拿卡要以及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等问题；（2）被告益阳市司法局经调查后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的《告知书》内容合法，符合客观实际，被告已经充分履行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定职责。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辩称，一、他府受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益府复决字［2020］12号）的程序合法。他府于2020年4月3日收到原告周志云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4月9日决定立案受理，同日向原告和益阳市司法局分别送达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因案情复杂，于2020年6月1日决定延期至2020年7月1日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经复议审查，他府于2020年6月5日作出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据此，他府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复议程序合法。二、他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益阳市司法局已经充分履行职责。原告认为其与张惠民财产返还案件中担任其代理人的李艳召律师，未尽到相应的法律服务工作义务，李艳召律师所在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存在疏于管理，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行为，李艳召存在私自收案收费、未开具正式票据、索拿卡要、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执业违法行为，向益阳市司法局投诉、举报，该局先后向原告周志云作出书面《答复函》及《关于投诉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及李艳召律师相关答复的情况说明》，原告不服，向他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他府审查后作出益府复决字［2016］2号复议决定，责令益阳市司法局对原告的申请事项按照行政执法程序进一步调查处理。2016年5月6日，益阳市司法局正式启动立案调查程序，并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了益司罚决字［20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收取代理费不及时提供正式发票，属违反规定收取费用，李艳召作为律所负责人，未尽管理责任。决定对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处警告、罚款1万元，对李艳召处警告。益阳市司法局将该处罚决定内容以《答复函》的形式向原告进行了告知。原告不服该《答复函》，于2017年1月23日向他府再次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他府受理后经审查，于2017年5月8日作出益府复决字［2017］06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益司罚决字［2016］2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先后向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和再审，各级法院均维持了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过程中认为原告向益阳市司法局申请投诉处理的事项涉及李艳召在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中是否存在侵害委托人利益，收取律师费违规，偷税等问题，益阳市司法局仅处理了原告投诉中1个事项（针对违反规定收取律师费的投诉事项，司法局作出的处理决定对李艳召及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行政处罚），而对其他事项未受理并处理，不符合法律规定，并要求益阳市司法局就原告的诉求整理归纳后在60日内另行处理。但原告仍然不服，以同样的事实与理由于2019年8月26日向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已作出湘检民（行）监[2019]43000000249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相关行政机关已经履行法定职责，其申请不符合监督条件。益阳市司法局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重新启动调查程序，并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告知书》。该《告知书》对原告举报的有关问题的处理情况归纳为“一、关于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问题；二，关于未开具正式票据问题；三、关于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疏于管理、偷税问题；四、关于索拿卡要问题；五、关于李艳召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问题”，告知原告周志云。综上所述，益阳市司法局此次对原告投诉举报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为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未开具正式票据、疏于管理偷税、索拿卡要、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等五个方面，根据其调查结果于2020年3月24日重新进行了全面回复。说明益阳市司法局已经充分履行了法律、法规赋予其监督、指导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以及立案查处律师、律师事务所执业活动中违规的职责，原告诉称其未履职的诉求不成立；根据现有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说明原告投诉举报的内容除已由有权的行政机关作出处理的外，其他投诉举报的内容不实。因此，他府作出的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2、益府复受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据3、益府复答字［2020］12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据4、益府复延字［2020］12号行政复议案件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据5、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该组证据欲证明：益阳市人民政府受理原告周志云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复议审查后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第二组证据：同益阳市司法局的证据，该组证据欲证明：在益阳市司法局拟证明目的的基础上，证明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益阳市司法局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所有13份证据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是重复的，被告曾经向高院承诺60天处理原告投诉的问题，但是现在被告只是告知这些问题并没有进行处理。证据1有异议，告知书只是进行了告知，没有进行处理，送达回证签收没有异议，证据2、3无异议，证据4有异议，李艳召开具假的证据证明没有偷税，提交给司法局，原告举报后才进行查处的，证据5有异议，2012年8月5日李艳召开具的证明不合常理，证据6-8都有异议，法院没有正确判决，李艳召出尔反尔，原告提交的录音录像法院都没有采纳，不按事实办事，高院是提审，结果司法局去担保，证据9是益阳市司法局对高院的承诺书，有异议，承诺书是承诺处理问题，但是被告结果仅仅只是告知这些问题给原告，证据10这是民事官司，原告不需要他们告知，证据11-13均有异议，都没有依法进行办案，妨碍办案，被告提供的证据都是假的，没有一份是真的。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对被告益阳市司法局提交的证据均不持异议。原告对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无异议，证据2、3、4、5，上述文书原告都已经收到，但是有异议，益阳市人民政府没有履行法定职责，整个原告举报的事项都没有进行查处。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对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不持异议。被告益阳市司法局、益阳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共同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本次诉讼的诉状不属于证据的范畴，证据2、3、4三性无异议，但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明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已经充分履行职责，证据5、6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书证内容的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提供的生效判决书中已经确认原告投诉的内容有三项不客观，证据7与本案无关，已经通过人民法院审理确定的事实，证据8、9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相关违规收费的问题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已经作出了处理决定，证据10、11、12、13三性无异议，待证目的有异议，这些判决书正好说明原告投诉举报事项除了税务机关已经进行处罚外，其他投诉的事项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不实在，相反证明被告司法局已经充分履行查处的职责，证据14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也无异议，证据15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6、17、18三性无异议，能够证明益阳市司法局受理原告的投诉举报后已经充分履行法定职责。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被告益阳市司法局、益阳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复议行为的合法性在判决时一并认定。被告益阳市司法局提交的证据，原告虽对部分证据真实性存在异议，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对该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在判决时一并认定。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5日，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与原告周志云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指派李艳召律师代理原告与张惠民财产返还案件一审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约定代理费1万元，同日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出具NO.002369号收据，收到原告律师代理费6千元。2011年3月5日，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出具NO.00236944号收据，收到周志云代理费2千元。2011年4月21日，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再次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指派律师李艳召代理原告与杨志、刘育红债权纠纷一案的二审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诉讼代理，约定代理费1万元，该所出具NO.00236951号收据，收到原告代理费1万元。三张收据均注明“由承办律师代交，凭此据换正式发票”，且三张收据均盖有该律所财务专用章。2015年5月5日，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出具了05557732、05557733、05557734三张共计2万元的正式发票。原告与案外人杨志、刘育红债权纠纷两审终结后，原告咨询他人认为法院的终审结果对其不利，原因是李艳召作为律师没有尽到相应的法律服务工作义务，将原本原告可按照定金合同起诉，有望获得双倍返还定金的案件，作为普通的借贷债务案件处理，履职期间可能存在与相对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由此原告与李艳召发生纠纷。2015年11月2日，原告向被告益阳市司法局递交了《请求确认沅江市滨湖律师事务所及李艳召律师具有执业违法行为的申请书》，要求被告益阳市司法局确认：1、李艳召具有私自收案收费、未开具正式票据、索拿卡要、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不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执业违法行为，并给予行政处罚；2、确认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具有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对本所律师李艳召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等执业违法行为和涉嫌逃税的违法行为，并给予行政处罚。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书面《答复函》，答复原告：“你反映请求的事项不属于行政确认范畴，就同一事实和理由，益阳市律师协会和我局已给予答复；你提出的关于‘逃税’事项不属于我局管辖。如你对本答复不服，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湖南省司法厅申请复查”。2015年12月24日，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又向原告出具《关于投诉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及李艳召律师相关答复的情况说明》，认为一是李艳召代理原告的三件案件，均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原告签署了授权委托书。故原告举报李艳召私自收案收费、违法执业、滨湖所疏于管理等均不成立；二是原告所称的李艳召没有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问题，建议原告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三是原告举报的滨湖律师事务所逃税的问题，沅江市地税局已出具证明材料，未发现该所存在偷税、漏税、欠税行为。原告对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答复函》和《说明》不服，认为李艳召及其所在的滨湖律师事务所存在执业违法行为，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应该立案调查并给予行政处罚，但该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未进行查处，已构成行政不作为。2016年1月4日，原告向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府经立案审查后认为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对原告的投诉请求有职责进行调查核实，确定原告举报的对象是否存在执业违法行为，是否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并作出决定，被告益阳市司法局没有正确履行该法定职责，存在不作为情形。该府于2016年5月5日作出益府复决字［2016］2号复议决定，责令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对原告的申请事项按照行政执法程序进一步调查处理。2016年5月6日被告益阳市司法局正式启动立案调查程序，并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了益司罚决字［20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收取代理费不及时提供正式发票，属违反规定收取费用，李艳召作为律所负责人，未尽管理责任。决定对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处警告、罚款1万元，对李艳召处警告。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将该处罚决定内容以《答复函》的形式向原告进行了告知。原告不服该《答复函》，于2017年1月23日向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府受理后经审查认为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答复函》实际上是将处罚决定内容向原告进行的告知，原告不服该《答复函》实为不服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处罚决定，2017年5月8日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益府复决字［2017］06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益司罚决字［2016］2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先后向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和再审，各级法院均维持了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过程中认为原告向被告益阳市司法局申请投诉处理的事项涉及李艳召在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中是否存在侵害委托人利益，收取律师费违规，偷税等问题。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仅处理了原告投诉中1个事项（针对违反规定收取律师费的投诉事项，对李艳召及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行政处罚），而对其他事项未受理并处理，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在再审期间，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承诺书承诺：基于周志云的诉求延续时间长、诉点分散等原因，该局将就周志云的诉求整理归纳后在60日内另行处理。以上事实均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原告周志云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向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法律监督，该院经审查，作出湘检民（行）监[2019]43000000249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原告周志云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充分保障，不支持周志云的监督申请。后被告益阳市司法局重新启动调查程序，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告知书》，该《告知书》对原告周志云的诉求归纳为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未开具正式票据、疏于管理偷税、索拿卡要、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等五个问题，将相关处理情况分别作了说明。原告不服该《告知书》，于2020年4月3日向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经立案审查后，于2020年6月5日作出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另查明，2016年1月20日原告在第一次复议期间提出对《委托代理合同》上原告的签名和手印进行鉴定，同时要求自己选定鉴定机构，并确定由“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因原告无法提供笔迹鉴定样本，最终经原告同意，该鉴定中心只对《委托代理合同》上原告的手印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为《委托代理合同》上的红色指印均系原告右手食指捺印形成。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在第二次调查处理原告举报投诉期间，应原告要求多次指派工作人员前往原告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原告指定内容的鉴定，均因无法提供鉴定所需资料未果。且在一审，二审阶段，原告亦两次提出对《委托代理合同》中相关内容进行鉴定，但均未得到支持。再查明，原告周志云起诉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李艳召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沅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周志云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湘09民终1975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李艳召在代理原告案件过程中存在故意失职或者重大执业过错的行为，维持了沅江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之规定，被告益阳市司法局具有对律师、律师事务所进行监督、指导，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存在违法执业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的职权。针对本案争议焦点，分述如下：第一，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的《告知书》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系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意见，结合原告投诉事项整理归纳后，经调查依法重新作出的处理告知，属于新的行政行为，且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认为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可以提出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因此，被告益阳市司法局辩称其作出的《告知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院不予采纳。第二，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是否合法。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依法重新对原告周志云投诉李艳召及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一案启动调查，将原告的诉求归纳为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未开具正式票据、疏于管理偷税、索拿卡要、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未开具正式票据、疏于管理偷税等两项问题已由有关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另外三项问题也在人民法院相关判决文书中做了事实认定，被告益阳市司法局根据有关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各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以及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对原告投诉的五个方面的问题作出的处理告知，不存在漏项未进行查处的情形，亦不存在原告所称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在作出该《告知书》后，依法送达给原告周志云，系程序合法。故原告提出要求确认被告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及撤销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责令重新作出行政处理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原告诉请确认案外人李艳召在代理原告案件过程中故意失职或者重大执业过错，该事项已由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湘09民终1975号生效民事判决中所确认，原告的该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第三，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原告周志云因不服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于2020年4月3日向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府依法立案受理，向原告周志云送达了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向被告益阳市司法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告知书。因案情复杂，经负责人批准，决定对该案延期30日，并将该延期审理通知书送达给当事人双方。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查明被告益阳市司法局所作《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于2020年6月5日作出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要求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志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志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继恩人民陪审员  莫赛军人民陪审员  高 卫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胡 蕾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