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02民初5947号原告：周惠军，女，1967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富强，辽宁敦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盖军鹏，辽宁敦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云龙，男，198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庞莹，辽宁跃重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宇，男，1990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法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廉昊，辽宁跃重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惠军与被告高云龙、张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本院依法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富强、盖军鹏，被告高云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庞莹，被告张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廉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惠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0月12日签订《机动车买卖协议》；2、判令二位被告返还全部购车款人民币壹拾肆万元（140,000元）及因车辆造成经济损失（5,270元）；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倍赔偿规定，判令二位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420,000元）；4、判令二位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10月12日签订《机动车买卖协议》；2、判令二位被告返还全部购车款人民币壹拾肆万元（140,000元）及因车辆造成经济损失（5270元）；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倍赔偿规定，判令二位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420,000元）；4、判令二位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9年10月12日在位于昆山，二位被告经营的《吉朋精品车业》内购得2008年二手卡宴车一台，车辆售价壹拾肆万元整(140,000元)。购买后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二位被告存在如下问题：一、故意欺诈行为：(1)故意隐瞒车辆上牌年限。在看车时，出示车辆登记证是2008年的，车辆原籍属于葫芦岛市。交易完成后，车辆登记证却是2007年车辆，且车辆原籍变为天津。二位被告承认以上事实存在，并说明这是二手车交易潜规则（证据：电话录音及交涉过程录像）。(2)更改车辆里程表：签订协议时，二位被告承诺里程表保原装真实(120,000公里）,经本人在保时捷4S店查看维修记录时，发现于2014年5月17日时，公里数己经为161,541公里（证据：己经将4S店维修记录拍照留存）。(3)隐瞒此车为故障车辆事实，自从此车交易完成后，一直处于故障车辆状态，车辆一直无法正常行驶。每一次发现问题时，二位被告均知道车辆故障所在位置，并说我要事先告诉你你就不能买我的车了（证据：见交涉录音及录像)。二、此车为严重安全隐患车：(1)车辆启动时，偶尔出现挂挡不走路现象，稍等片刻后车辆突然发疯似前行，险些造成事故。此现象二位被告已经知晓，并让进修理部维修。(2)车辆屡次在行驶过程中高温报警，不得不在高速或普通道路上抛锚停车，造成极大安全事故隐患。(3)车辆买过来不到十天功夫，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爆胎，车辆急速跑偏，幸好在国道上行驶，如在高速上出现这类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证据：车辆爆胎照片及换胎记录）。此车目前为故障状态，一直趴窝在家。此车给我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及心理负担，多次与二位被告协商未果。特起诉至法院，恳请法官查清事实，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高云龙辩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首先，答辩人非机动车买卖协议签订的相对方，不应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涉案车辆系原告周惠军与被告张宇之间所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该协议无任何答辩人签字的字样，同答辩人无关，不应认定答辩人负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其次，答辩人对原告周惠军及张宇之间的交易情况不知情，因被告张宇交易需要刷取POS机，但张宇不具备相应的收付机器，由答辩人代为收取款项后，以现金或转帐的方式交付给张宇。涉案车辆的相关款项答辩人已经将款项支付给了张宇。对于涉案车辆的买卖协议及后续履行情况答辩人并未参与也不知情。再次，在《机动车买卖协议书》中明确了买卖车辆的品牌型号、车架号、车牌号、出厂日期、发动机号、车体颜色等基本信息，上述信息已经经过周惠军及张宇共同确认无误。关于原告所述车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问题，仅凭原告单方陈述，不能证明车辆存在重大故障，而且原、被告在签订协议时已经对车况外观等有认可，双方签订确认。所以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不存在违约，原告所述不符合法定撤销合同的事由，其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张宇辩称：一、请求依法驳回原告主张的四项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本案案涉合同明确载明案涉车辆出厂日期为2007年不存在隐瞒车辆登记年限的事实。2、合同中约定车辆交付后产生的损坏及相关费用由购车方承担。3、关于里程数，本车交易时由原告方自行聘请验车人员，将车辆单独开走，查验后同意交易，且交易时并未提出诉状中所列各项问题，原告主张的现有问题不排除其在车辆使用过程中操作不当导致，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之间关联性上并无直接关联性，原告提出撤销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机动车买卖协议应符合合同法中关于撤销合同五种法定事由情形，结合第一次开庭举证查明事实，不存在合同法当中第五十四条关于可撤销、可变更协议的法定情形，故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与法无据。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车辆公里数照片一份（原告拍摄于2019年10月14日），证明原告购买车辆时车辆表显里程数为122,013公里，经法院委托调取的涉案车辆维修里程记录显示该车辆于2014年8月25日实际行使里程已经达到161541公里。车辆实际行使里程与表显里程不符，涉案车辆为调表车辆。被告高云龙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无法体现是否为涉案车辆实际公里数情况，另外该证据形成于原告与被告张宇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后，且车辆已经实际交付于原告使用，是否为原告自行更改无法核实，另外被告高云龙非该车辆买卖协议任意一方，不应承担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被告张宇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证据本身未体现为哪一辆所属车辆的仪表盘，不能确定是否为案涉车辆。2、证据记载的形成时间为2019年10月14日，此时车辆已由原告实际占有控制使用，结合第一次庭审可知，原告取得车辆后以及在缔约过程中验车时均由原告单方完成，且缔约当时验车时未对公里数及其他事宜提出置疑，又结合机动车买卖协议备注中并未明确记载交易时的实际公里数，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主张。经审查，原告与被告张宇在2019年10月21日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里程数为122312公里，与原告拍摄的照片显示的公里数相差不多，亦与原告购车后使用的情况相符，同时二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存在修改公里数的行为，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2、被告张宇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购买涉案车辆后车辆出现漏防冻液，亮故障灯等各种车辆故障，原告一直在与张宇对车辆出现的故障进行沟通。被告高云龙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份证据大部分为语音聊天记录，无法核实原告对该记录所转换成文字的真实性及相关意思是否表示真实，另外该记录系原告同被告张宇之间相关的微信聊天，同被告高云龙不具有关联性，被告高云龙对该聊天记录内容不知情。被告张宇对真实性无异议，但需要就证据本身记载内容作如下说明，证据中仅记载车辆行驶过程中存在防冻液渗漏和故障灯亮起等相关事实，原告与被告张宇就可能产生的相关问题的原因进行了交换意见，且在不断的排查、排出故障原因过程中，被告张宇已积极履行售后维修义务，同时为解决现有故障问题，原告也自行对车辆进行过维修，该部分事实记载于该组证据第四页第二条信息（2019年10月15日）中明确记载原告自己找了3位修车师傅，是否能够解决或处理已有故障问题，因此该证据中仅证明车辆售后存在使用过程中的部分故障问题，不足以证明在缔约之时对车辆瑕疵存在隐瞒或欺诈的事实，且售后被告张宇积极配合履行维修义务，维修过程中原告在自行予以修理，因此车辆现有问题是否为缔约时已有的故障问题还是使用过程中操作不当导致的问题，以至于是否在维修过程中处理不当导致的问题，均存在可能性，故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主张。经审查，被告张宇对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3、被告张宇朋友圈截图，证明被告张宇从事二手车经营业务，属于二手车经营者，并且在第一次庭审中高云龙也明确表示其本人与张宇均为二手车经营者。被告高云龙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微信朋友圈同被告高云龙无关，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被告高云龙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被告张宇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证据本身不具备法定证据形式要件，但是对被告张宇本人个人从事二手车买卖的证明内容我方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4、法院委托律师调取的沈阳铁西保时捷中心4S店出具的车辆保养及里程信息情况证明一份，证明涉案车辆于2014年7月26日里程数已经达到161,541公里，而原告购买车辆时车辆里程表显示的公里数为12万公里左右，二被告向原告销售的车辆为调表车辆，使原告对车辆情况陷入认识错误进而做出错误的购买选择。被告高云龙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通过庭审可知，涉案车辆经过多手买卖，在本案车辆买卖之前是否存在他人在使用过程中对车辆的公里数进行更改，无法核实，而且该车辆也非由被告高云龙出卖给原告，所以该份证据同被告高云龙无关。被告张宇质证意见为：（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据本身记载车辆在4S店保养及维修期间内全程无重大事故，无水渍、火灾，无原告主张的防冻液渗漏等事实，故该份证据恰可以证明车辆交付时，被告张宇作为出售方，如实陈述的车辆的实际情况，无隐瞒和欺诈等行为；（2）证据中记载了2014年的里程数，但协议中双方并未约定实际里程数确保为具体的实际数值，故该份证据中里程数的一项记录仅证明在2014年其里程数达到了161541，但证据本身不体现现有里程数是否由被告张宇进行调整，也不体现里程数是否是在使用过程中和缔约之后进行调整，因此，该组证据恰恰否定了第一、二组证据记载的相关事实，即被告张宇出售车辆时，对车辆陈述准确、属实，无原告主张的事故故障历史记录，且未记载公里数是否有过调整，故该证据可证明被告张宇在庭审过程中陈述的情况属实。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5、2019年10月17日周惠军与张宇通话录音（编号20191017171856）,证明被告在车辆销售时进行了虚假宣传，将2007年车辆描述为2008年车辆进行销售，存在欺诈行为，使原告在选购车辆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被告高云龙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原告同被告张宇之间的通话录音，无法体现同被告高云龙之间的关系，被告高云龙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被告张宇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如下：该证据形成时间是2019年10月17日，本案涉案机动车买卖协议签订时间是2019年10月12日，也就是说证据中记载的内容形成于协议签订之后，而且协议中已经明确标明，车辆的实际出厂时间为2007年，故证据中所记载的内容与协议不一致，且证据中张宇并未明确交谈过程中所涉车辆是否为本案涉案车辆，在与书证存在记载事实不一致的情况下，该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经审查，被告张宇承认录音中通话的人员为其与原告，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该证据证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记载的车辆的出厂时间为2007年，但录音中张宇告知原告车辆的出厂时间为2008年。6、2019年10月18日周惠军与张宇通话录音（编号20191018131322）,证明原告与张宇电话沟通要求张宇将合同补全，原告就车辆漏防冻液的情况与被告沟通，被告为原告找修理厂修理车辆；被告高云龙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原告同被告张宇之间的通话录音，无法体现同被告高云龙之间的关系，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被告张宇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本身只是原告对车辆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提出异议，并与被告张宇进行的交涉，但经被告张宇确认合同中所谓后续填写的内容是指备注中对该车辆事故及发动机等重要事项的补充约定，发动机是因为原合同中仅简写为车驾号和发动机的后六位，现补充为完整的全部号码，因此可知关于备注事项中的约定，是合同已经缔约交易完成后，原告另行提出的要求，不应视为缔约过程中被告张宇的承诺，且在此期间车辆由原告实际使用，故期间产生的故障问题，并非交车、交验时确认存在的问题，故该份证据本身仅能证明就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车辆故障双方有所交涉，不足以证明其他内容。经审查，被告张宇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7、2019年10月19日周惠军与张宇通话录音（编号20191019111424）,证明周惠军发现车辆不能正常起步行驶，变速箱出现问题，与张宇对故障情况进行沟通。被告高云龙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原告同被告张宇之间的通话录音，无法体现同被告高云龙之间的关系，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被告张宇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仅证明车辆使用过程中原告发现车辆存在故障问题与被告张宇进行了沟通，无其他证明内容。经审查，被告张宇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8、2019年10月18日周惠军与高云龙录像（编号20191018112041）,证明周惠军在车辆出现问题后找到高云龙要求把合同填全并且与高云龙沟通了车辆年限和过户次数与二被告卖车时宣传的情况不同以及车辆有故障漏防冻液的问题，其中人物是高云龙公司的，证明合同是后补的，我一直认为高云龙是公司老板，我一直都与高云龙谈，后来才知道他们没有营业执照。被告高云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述证明内容，在该录像中能够明确体现原告在签订买卖协议前，已经明知车主为张宇，对于车辆的具体细节并未同被告高云龙进行过协商，被告高云龙不负有相应的义务。在该份证据中被告高云龙并未同原告进行任何对话，无法证明原告所想证明的问题。被告张宇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中只是原告与被告张宇合同形成的内容，且原告要求案外人在协议中补充被告张宇的相关信息，且以上行为是在机动车交易已完成的前提下，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形成时间在2019年10月18日，合同实际应是在10月12日履行完毕，结合第六组证据通话录音可知当时原告与被告张宇已经缔约了，只是原告认为合同中有部分内容应增加补充，在合同已经签署的情况下，其不可能不知道缔约方是被告张宇，主张误认为是出售方是被告高云龙与事实不符，所以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与原告之前所举证据相互矛盾，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欲证明的内容。经审查，被告高云龙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9、2019年10月19日周惠军与张宇录像（编号20191019121736），证明周惠军找到张宇要求将合同补全，在视频中张宇告知周惠军车辆公里数真实，没有调过，并且张宇承认买车时作虚假宣传将2007年车宣传为2008年车辆。被告高云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证据能够证明车辆买卖的双方为原告与被告张宇，被告高云龙非买卖一方主体不应承担买卖协议中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该证据与被告高云龙无关，被告高云龙不予认可。被告张宇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关于证据的真实性其中的人物为被告张宇无异议，其中有异议的部分是该组证据形成时间为2019年10月19日，结合庭审质证的前面各组证据可知，至少在2019年10月15日的时候，原告已经发现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部分问题，而在发现问题后，在本证据中原告明确要求在合同中增加备注内容，提出对车辆多项内容的质保，也就是说原告对合同的修改是在合同已完成交易的情况下，且在自行使用过程中产生问题后又要求被告张宇对其重新作出承诺，由此可见本案中机动车买卖协议关于质保的内容事实上发生在交易之后，经庭审中双方确认机动车买卖协议成立且有效，故该证据中体现的内容明显证明与机动车买卖协议书面记载内容不一致，故对真实性有异议；关于合法性，该证据的采集未经被告张宇同意，证据中明确指向要求提供被告张宇的身份信息、身份号码，明显具备了诉讼意图，因此该份证据采集手段及来源途径系原告非基于合同目的实现而实施的；关于关联性，证据中仍然是就10月15日已经产生的故障问题进行的交涉，其真正的性质应定性为售后服务问题，而不是合同本身缔约过程中的问题，因此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经审查，录像为原告与被告张宇的沟通交流过程，本院对录像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该证据证明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2日的机动车买卖协议书，系2019年10月19日原告与被告张宇补签，车辆出厂日期为2007年，但告诉原告为2008年；10、2019年10月20日周惠军与张宇录像（编号20191020141032），证明张宇在视频中承认自己为二手车经营者以经营二手车盈利，承认将2007年的涉案车辆宣传为2008年车辆出售给原告并声称“车行卖车都这样卖”。被告高云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证据能够证明车辆买卖的双方为原告与被告张宇，被告高云龙非买卖一方主体不应承担买卖协议中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该证据与被告高云龙无关，被告高云龙不予认可。被告张宇对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机动车买卖合同签订日期为10月12日，结合庭审已查明的事实可知，除了备注条款和发动机车架号的前10位号码以外，其他信息在缔约过程中都已记载，所以合同中记载车辆为2007年的，10月20日再提出理由，与合同不一致，理由不成立。经审查，被告张宇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同时可以证明被告张宇告知原告车辆出厂日期为2008年。11、2019年10月21日周惠军与张宇录像（编号201910215206），证明周惠军与张宇协商涉案车辆解决方案，张宇在视频中承认把2007年车宣传成2008年车辆出售并声称这样宣传车辆容易出售。被告高云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证据能够证明车辆买卖的双方为原告与被告张宇，被告高云龙非买卖一方主体不应承担买卖协议中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该证据与被告高云龙无关，被告高云龙不予认可。被告张宇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机动车买卖合同签订日期为10月12日，结合庭审已查明的事实可知，除了备注条款和发动机车架号的前10位号码以外，其他信息在缔约过程中都已记载，所以合同中记载车辆为2007年的，10月20日再提出理由，与合同不一致，理由不成立。经审查，二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12、2019年11月4日周惠军与高云龙录像（编号20191104120823），证明周惠军与高云龙沟通时高云龙承认高云龙及张宇均知晓车辆漏防冻液无法开长途的情况，并为了将车辆顺利出售故意隐瞒车辆故障将车辆出售给周惠军，目的是为了使周惠军陷入认识错误而选择购买该车辆。被告高云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中不能体现高云龙承认购买车辆属于其所有，高云龙仅就张宇同原告之间所产生的纠纷进行调和，在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后，如张宇产生相关的赔偿责任，高云龙可在能力范围内代其履行，并不代表高云龙享有相关的债务承担责任。被告张宇认为证据本身仅证明原告与二被告就车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故障问题进行过磋商，并最终达成共识，通过诉讼方式进行解决，其他内容证据本身不足以体现。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该录像可证明二被告在车辆交易时并未将车辆存在漏防冻液的情况告知原告。13、2019年11月4日周惠军与张宇、高云龙录像（编号20191104121840）证明事项：证明原告因为涉案车辆销售存在欺诈问题及车辆故障问题找到张宇与高云龙协商，高云龙告知原告车辆是高云龙出售并要求周惠军起诉高云龙，并且向周惠军承诺对退车款及赔偿款由高云龙本人承担。高云龙对涉案债务加入并自愿承担，并且购车时部分购车费用支付给高云龙，高云龙在销售过程中也实施了对原告的欺诈行为，应当对原告提出的返还退车款及三倍赔偿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原告在高云龙手里买的车，过的户，高云龙是车主，原告与高云龙谈的价格，并不是与张宇谈的。被告高云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录像中高云龙多次告知原告实际车主为张宇，高云龙仅为中间沟通作用，在双方签订车辆购买协议前原告已明知张宇为实际车主，所以该车辆买卖同被告高云龙无关，被告高云龙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被告张宇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一、证据中所反映的车辆存在的质量问题，系原告与被告高云龙之间的对话内容，上述内容并无相应的被告张宇的认可及相关书面证据佐证。二、证据中明确载明，合同缔约的主体为原告与被告张宇。三、被告高云龙的证据中明确表示，可以协助、协调解决原告的争议纠纷，但是需与被告张宇事先达成一致，关于证据中被告高云龙所述的“如事先告知原告防冻液遗漏，则原告不可能买车”应结合全部谈话内容的上下语境作出理解，证据中被告高云龙的该说法是为向原告示明在被告高云龙并非交易主体的前提下，善意告知车辆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故该说法不应认定为有意的隐瞒故障，而是在交易过程中以第三方身份的善意提醒，故证据本身所记载的内容不足以证明原告欲证明的目的。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高云龙自愿承担债务。14、协议书2份，证明10月19号补签的协议，但落款写的是12号，协议是后补的，10月12日当天签订协议被告张宇没有在场，由他人代为填写，原告也未签字，合同中没约定车辆出厂日期，后期在补签协议中签上2007年出厂，在2019年10月19日与被告张宇的录像中可以证明后补协议情况。被告高云龙对于有原告签字的机动车买卖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系原告同被告张宇之间所形成的车辆买卖，同被告高云龙无关，对于该协议所约定的内容被告高云龙不知情，也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无原告签字的机动车买卖协议因该协议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于该份证据被告高云龙不予认可，也无法核实该证据中所书写内容是否真实。被告张宇对无原告签字的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要陈述一点客观事实，案涉车辆已于2019年10月12日过户至原告名下，如果按原告所述现有合同均为后补签订，过户会因为缺少合同要件而无法完成，因此，该种陈述与主张事实不符；第二，如原告自述证据并非张宇本人由他人代签，原告完全有理由拒绝应与本人缔约签订合同，且在该份证据中并无公里数的约定。第三，假设存在合同后补的事实因车辆实际过户已于10月12日完成，买卖双方如后补协议确认上述交易，其追认行为仍然依法有效，故该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经审查，结合证据9的录像，原协议书的内容填写不全，并未载明出厂日期等内容，原告与被告张宇于10月19日补签内容完整的协议书，本院对原告提供的两份协议书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予以采信。15、机动车登记证，机动车行驶证，证明2007年的车，被告告诉我是2008年，被告告诉我是四次过户，现在已经过了十手。被告高云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未体现被告高云龙任何字样，被告高云龙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被告张宇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机动车登记书及行车证记载案涉车辆于2019年10月12日登记于原告名下，故前一组证据中所说的合同倒签日期的事实不存在。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16、销售单、专用款收据、加油开票凭证、收据，证明原告从沈阳-葫芦岛-山东防冻液费用，加汽油的费用，销售单是车辆保养的费用，复印、刻光盘的费用。被告高云龙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原告在购买车辆后所产生的相应的花费，应由其自行承担，与被告高云龙无关。被告张宇同意被告高云龙的质证意见，以上票据应附相应的正规发票。本院认为，2019年10月16日的销售单载明购货单位为周惠军，购买的防冻液等产品与车辆有关，本院予以采信；收据、加油开票凭证，并未写明购货主体，收据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高云龙未提供证据。被告张宇提供证据为：1、《机动车买卖协议书》一份，微信转帐截图3张，证明案涉车辆是张宇从前手车手李凌旭中于2019年10月4日购买的，于2019年10月12日出售给原告，微信的收款记录金额有5,000元、25,000元、10,000元，5,000元和25,000元均是原告转款至张宇处，10,000元的转款因当时张宇没有工商银行的卡，所以当时借用了高云龙的银行卡收取了周惠军10,000元的购车款，总价款为140,000元，主要证明车辆的来源及交易过程。原告对微信转款无异议，但是不论转给谁，原告都认为转给高云龙的，机动车买卖协议与原告无关。通过原告前期举证可以认定机动车买卖协议真实签订日期为2019年10月19日，在10月19日被告张宇明确在备注中保证原装公里数真实，同时在承认将2007年出厂的涉案车辆以2008年出厂对外声称。对于被告所说的微信收款主体符合事实，剩余100,000元购车款是被告高云龙提供给原告POS机，原告将100,000元购车款刷给被告高云龙。被告高云龙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的真实性予以采信。2、机动车买卖协议、机动车登记证、行车证、手机银行的截图照片，证明张宇以高云龙银行卡代收的100,000元的购车款已在2019年10月27日至11月27日的辽Ａ×××**猛禽车辆的交易中抵顶完毕，猛禽车辆的成交价格为238,000元，张宇在2019年10月27日向高云龙转款138,000元，并于2019年11月27日将猛禽车辆更名至张宇名下，至此高云龙代收的100,000元已偿还完毕。原告认为与我没有关系，被告高云龙与被告张宇之间内部结算顶帐与原告不产生法律关系，但原告是将车款支付给两位被告，因此由两位被告共同承担给付义务。被告高云龙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高云龙、张宇系经营二手车者。2019年10月12日，原告在被告张宇处购买车辆一台。2019年10月12日，他人代张宇与原告签订一份《机动车买卖协议书》，协议书载明，品牌型号卡宴，车架号:A44918，车牌号:辽Ａ×××**,车体颜色:黑，关于出厂日期、发动机号均未填写，该协议书原告亦未签字；同日将车辆交付原告，并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手续，车辆登记至原告名下。2019年10月19日，原告与被告张宇补签一份《机动车买卖协议书》，协议书载明，品牌型号:保时捷，车架号:WPIAB29P58LA44918,车牌号:辽Ａ×××**,出厂日期:2007年11月23日，发动机号:M480183813869,车体颜色:黑。备注：包此车无重大事故、无水泡、无火烧、发动机、变速箱保半年。保原装公里数真实。原告于2019年10月11日，付款给张宇5,000元，10月12日付款给张宇35,000元，在被告高云龙出刷卡付款100,000元（被告高云龙已经给付被告张宇）。原告购买车辆时，被告张宇告知原告车辆的出厂时间为2008年，车辆的原登记车主为葫芦岛的，但被告张宇交付的车辆出厂时间为2007年，原登记车主为天津的；2019年10月14日车辆上显示的里程数为122013公里，2019年10月21日原告与被告张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里程数为122312公里；4S店出具的维修保养记录显示，2014年5月16日，车辆的里程数为161541公里。二被告在车辆交易时未将车辆漏防冻液的情况告知原告。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高云龙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机动车买卖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是否应对原告进行三倍赔偿。关于原告与被告高云龙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购买车辆时，虽与被告高云龙商谈，但在签订协议书时，虽然是他人代签，但卖方签的是张宇的名字，后来补签合同时，仍是张宇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结合原告提供的录音、录像，说明是原告与被告张宇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高云龙仅是介绍作用，原告主张与被告高云龙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张宇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原告与被告张宇签订的《机动车买卖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机动车买卖协议书》能否撤销，应审查被告张宇在销售车辆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被告张宇作为销售方，在出售车辆时，应向原告如实告知车辆的真实情况，但被告张宇在出售车辆时并未如实向原告告知车的出厂日期、车辆的里程数及车辆漏防冻液的情况，且出示给原告的机动车登记证与原告实际购买的机动车登记证不一致，被告张宇的上述行为足以使原告对车辆情况发生错误认识，做出错误的判断，被告张宇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本院对原告要求撤销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被告张宇作为二手车的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原告要求按照车辆价款的三倍增加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准许。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车辆经济损失527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对原告2019年10月16日购买产品的货款1820元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张宇提出车辆的里程数系其购买车辆之前修改或是原告购车后修改的及原告操作不当导致车辆故障的抗辩意见，被告张宇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周惠军与被告张宇签订的《机动车买卖协议》；二、被告张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周惠军购车款140,000元；三、被告张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周惠军购车款三倍的增加赔偿款420,000元；四、被告张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820元；五、原告周惠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车辆（品牌型号:保时捷、车架号:WPIAB29P58LA44918、车牌号:辽Ａ×××**、发动机号:M480183813869）返还被告张宇，并配合被告张宇办理过户手续；六、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张宇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52元，由被告张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惠华人民陪审员  刘 亮人民陪审员  郭志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胡畔书记员雷明本判决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