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5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昌支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都昌镇东风大道**。代表人：余志海，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滨，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省都昌县航运公司，住，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都昌镇沿湖路**/div>法定代表人：利秉线，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利常富，该公司职员。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昌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西省都昌县航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公司）通海水域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20）鄂72民初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20）鄂72民初2号民事判决，改判保险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判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航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航运公司对投保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并判令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航运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之规定以及双方签订的《水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的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有义务在事故发生后向保险人提供能证明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但航运公司在一审中未提供相应证据。因此，航运公司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且不能证明其实际损失情况，保险公司对于涉案保险事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将保险公司出具的《关于“赣吉安货4416”号船搁浅导致船舱内豆粕部分浸湿受损报告》这一内部报告作为航运公司提交的证据并据此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重要依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首先，该报告属于保险公司内部呈报流程，且该报告没有明确具体损失金额，该报告对航运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其次，该内部报告属于保险公司与航运公司基于调解而出具的，不得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能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认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一审法院实际将该内部报告作为保险公司对于己不利的事实的自认，且对于保险公司关于该内部报告不得作为航运公司提交的证据的主张置之不理，与事实和法律相违背，剥夺了保险公司的辩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关于“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定”之规定，该内部报告不应被采纳。航运公司辩称，一、航运公司对涉案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是本案适格主体。（一）保险公司在双方签订的预约保险协议书中承诺，为航运公司具有保险利益的货物在国内运输过程中，因遭受保险条款所列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得到经济补偿，保险公司采取预约方式承保。故航运公司对涉案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二）航运公司已经向保险公司投保了涉案货物运输综合保险，交纳了保险费，保险合同成立，保险公司应履行保险合同义务。（三）航运公司作为承运人承担了涉案货物在运输途中的风险和责任，与货物具有法律上的经济利害关系。（四）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以及保险公司签发的水路货物运输保险单记载，航运公司独立办理货物运输综合保险，这正是责任利益和保险利益。因此，保险公司主张航运公司不具有保险利益、主体不适格，没有依据。二、航运公司投保前已经提交了相关单证，事故发生后又提交了相关单证申请赔偿，保险公司未通知航运公司提供补充单证，也未向航运公司书面通知拒赔，因此，保险公司应当赔偿航运公司各项损失合计179572.5元。三、2019年5月初航运公司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理赔所需相关单证，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收到后，于2019年5月27日向航运公司提交了《关于“赣吉安货4416”号船搁浅导致船舱内豆粕部分浸湿受损报告》，此后保险公司一直未书面通知航运公司该报告不能作为赔偿依据，也未书面通知航运公司因没有保险利益而拒赔。故一审法院对该报告的性质认定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航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保险公司向航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179572.5元；2.保险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4日，航运公司（乙方）与保险公司（甲方）为加强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防范，签订预约保险协议。该协议约定，保险标的为豆粕、玉米、大豆、小麦等饲料、原料，保险条款适用甲方的水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承保险别为综合险，每次事故免赔额/率为2000元或损失金额5%，两者取高。乙方保证将其生产、销售、运出、运进的商品、原材料等货物全部向甲方投保，乙方一旦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立即通知甲方或者出险地代理机构。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全部单证后，应根据保险责任范围迅速核定应否赔偿，并根据现场查勘情况尽快定责、定损。乙方独立办理货物运输保险，与发货方无关，协议有效期为2017年3月15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11月29日，保险公司签发航运公司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单》。该保险单载明，船名“赣吉安货4416”轮，从江苏张家港至江西南昌，启运日期2018年11月30日，货票运单号码BJJHS01811-0044,货物名称豆粕，数量650.094吨，险别为综合险，每次事故免赔额为2000元或损失金额5%，两者取高。涉案水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中的综合险包括基本险责任，而基本险包括船舶发生碰撞、搁浅、触礁等造成货物的损失和费用。2018年11月30日，航运公司作为承运人，以“赣吉安货4416”轮从张家港装运650.094吨豆粕至南昌港。12月3日11时30分左右，该轮在长江下游黑沙洲南水道长江205#白浮上约400米，横距北岸约300米处，因江面有阵雾影响能见度意外触碰障碍物导致搁浅，船艏底部破裂进水。该轮船长立即向95××8（保险公司公共服务电话）和当地海事局报案。95××8安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分公司人员去现场查勘拍照，海事局到现场调度，经过查勘认为“赣吉安货4416”轮上的货物应立即过驳，否则豆粕浸湿受损更大，还有沉船危险，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保险公司会同当地海事局，迅速调度“赣吉安货3118”轮到现场转运涉案豆粕，另调“六航浮吊186”轮在江面吊货过驳。2019年5月27日，保险公司形成书面《关于“赣吉安货4416”轮搁浅导致船舱内豆粕部分浸湿受损报告》，详细载明了涉案事故承保情况、出险情况、查勘和抢险经过，并结合涉案保险条款和芜湖荻港海事处出具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结论书，核定本次事故构成保险责任。损失初步确定包括：施救费90300元，豆粕受损41370元，1976件豆粕被水湿产生拆包、购袋、转运、装卸和仓库租金等相关费用47902.5元，共计179572.5元。保险公司作出此报告，但一直没有赔付，航运公司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通海水域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航运公司与保险公司签订的预约保险协议及保险单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该按合同约定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航运公司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险公司是保险人，路易达孚（张家港）饲料蛋白有限公司是货方。财产保险利益主要有既得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三种情形，其中责任利益是指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产生的经济利益，航运公司作为承运人承担了涉案货物运输途中的风险和责任，与货物具有法律上的经济利害关系，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货物承运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的经济利害关系。根据双方签订预约保险合同的约定和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航运公司是独立办理货物运输综合险，这正是责任利益，因此航运公司具有保险利益。航运公司提供了货物交接单、收条和第三方扣款明细表等证据，保险公司根据运单签发了保险单，对事故处理和定损都已经参与，形成的《关于“赣吉安货4416”号船搁浅导致船舱内豆粕部分浸湿受损报告》核定属于保险责任和损失金额179572.5元，可以推定收到过相关主要单证，否则无法形成该报告，即使没有收到所辩称的全部单证也不等于可以免除保险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内部报告不影响认可事实，与涉案保险条款中综合险的保险责任一致。故保险公司应该向航运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并依法承担诉讼费。但是，涉案预约保险协议约定每次事故免赔额/率为2000元或损失金额5%，两者取高，涉案保险单中有内容相同的备注，应该按约定取高方式从核定的相关损失金额中扣除免赔额8978.63元（179572.5元×5%），故保险公司向航运公司应该赔付本金为170593.87元，一审法院对航运公司超出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航运公司的主要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六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保险公司向航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170593.8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航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91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945.5元，由航运公司承担97元，保险公司承担1848.5元。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诉讼费连同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一并支付给航运公司。本院二审期间，航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单，拟证明：1.航运公司在投保时已向保险公司提交了托运单；2.保险单上的货票运单号码证明涉案货物的货主系路易达孚（张家港）饲料蛋白有限公司，保险公司称货主不明无依据；3.涉案货物系按照每吨3000元投保；4.双方签订保险单后，保险公司对每吨豆粕保价3000元未提出异议，其现在提出异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保险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航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非本案货物的保险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通海水域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航运公司与保险公司签订的预约保险协议书及保险单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关于涉案货物的保险利益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六款分别规定：“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在财产保险中，保险的标的是财产及其有关利益。因财产发生危险事故而可能遭受损失的人，依法理对该项财产都应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利益主要有既得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三种情形，其中责任利益是指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产生的经济利益。航运公司作为承运人承担了涉案货物运输途中的风险和责任，与货物具有法律上的经济利害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预约保险协议书的约定和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航运公司系独立办理货物运输综合险，这正是责任利益，因此，航运公司对涉案货物具有保险利益。涉案货物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向航运公司赔偿相关损失。关于赔偿金额问题。第一，航运公司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向航运公司提交了《关于“赣吉安货4416”号船搁浅导致船舱内豆粕部分浸湿受损报告》，该报告明确记载了承保情况、出险情况、查勘和抢险经过以及损失的构成，认定构成保险责任并初步确定损失金额为179572.5元。第二，从上述报告记载内容看，可以推定保险公司收到过相关主要单证，否则无法形成该报告，即使没有收到其所辩称的全部单证也不等于可以免除保险赔偿责任。第三，航运公司提供了货物交接单、收条和第三方扣款明细表等证据，可以证明因本次事故产生的施救费用为90300元（46300+9000+35000）。第四，关于货物本身的损失，航运公司主张受损货物系货主和保险公司处理的，航运公司未参与，保险公司表示不清楚。结合上述报告中关于“事故发生后，船方立即向95××8和当地海事局报了案；9****电话委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分公司进行查勘，当地保险公司也进行了现场查勘拍照；通过现场查勘，船上豆粕必须立即要过驳，否则拖长时间，豆粕浸湿受损更大；豆粕损失及整包费用89272.5元”的记载，可以认定保险公司参与了受损货物的处理，货物本身的损失为89272.5元。第五，保险公司主张该报告系基于调解而出具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且，也不存在剥夺其辩论权的情形。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定因涉案保险事故造成货物损失合计179572.5元。因此，保险公司关于航运公司不能证明其实际损失情况以及上述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涉案预约保险协议约定每次事故免赔额/率为2000元或损失金额5%，两者取高，涉案保险单中有内容相同的备注，应该按约定取高方式从核定的相关损失金额中扣除免赔额8978.63元（179572.5元×5%），故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向航运公司赔付170593.87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91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昌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邬文俊审判员  卫逊敏审判员  马文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