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1081民初738号原告：杨喜海，男，住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权，黑龙江九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冠杰，黑龙江九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子军，男，住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昕，黑龙江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东地明街中华路世贸假日山水小区22号楼2单元201室。法定代表人：王伟，总经理。原告杨喜海与被告张子军、第三人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稷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喜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冠杰，被告张子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昕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恒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喜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2019）黑1081民初254号民事判决中第一项判决内容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7月16日签订玉米种植回收合同，第三人未如约向原告支付玉米款，后经绥芬河市人民法院审理原告诉恒稷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绥芬河市人民法院判决恒稷公司向原告支付玉米款24594元。该判决作出并生效后，原告得知被告与第三人是合伙关系，被告与第三人应连带向原告承担责任。张子军辩称：1.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的关系问题，现已生效的东宁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已明确予以确认。根据东宁市人民法院（2019）黑1024民初184号至（2019）黑1024民初188号已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被告系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上述判决中所涉基本事实与本案相同，被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同与本案相同，第三人与上述案件原告签订的合同与本案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内容也完全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6款，已为生效判决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的有关规定，现有的已经生效的判决中确认的事实，被告与第三人属于委托代理关系而非合伙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被告无须对第三人拖欠原告的玉米款承担连带责任。2.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2019）黑1081民初254号民事判决作出后，原告发现被告与第三人是合伙关系，与事实不符。在（2019）黑1081民初254号案件庭审过程中，第三人曾举示第三人与被告的甜玉米种植收购合同，并要求判令被告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原告认为该合同与其无关。绥芬河市人民法院也认为第三人未提供被告与其合伙的证据，且被告也不是本案涉诉种植回收合同的相对人，因此没有支持第三人的辩解主张。原告对同一事实前后陈述矛盾，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绥芬河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甜玉米种植收购合同并不具有合伙协议性质。3.根据第三人在（2019）黑1081民初254号案件中提交的答辩意见中也明确承认因其对绥芬河基地的基层种植户并不了解，全部委托张子军进行管理和操作，这也说明被告与第三人间之为委托代理关系。4.在被告保存的部分北寒村村民与第三人的甜玉米种植回收合同中第八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第三方经纪人保存一份，而第三份就是在张子军处保存，也就是说张子军是经纪人。通过该合同也能反映出签订合同当时包括原告在内的北寒村村民及第三人都明知张子军是经纪人。综上，张子军与第三人恒稷公司只是委托代理关系，不应当因为第三人违约，与第三人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恒稷公司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供的户籍证明、企业信息。欲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主体资格。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故对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及证明的问题予以确认。二、原告提供的（2019）黑1081民初254号民事判决。欲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因种植回收合同纠纷经绥芬河市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第三人向原告支付玉米款24594元。经原告了解第三人上诉后又撤回，该判决已经生效。恒稷公司在该案中抗辩空白合同和公章在被告处。恒稷公司抗辩与张子军是合伙关系，一审法院未将该案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审理，也未示明该案原告追加被告。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在案件庭审中本案原告已明确认可，本案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与原告无关。同时绥芬河市人民法院也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及辩解意见不足以证实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已生效的判决否认的合伙关系，应当被人民法院所认可和尊重。原告辩解称，在该判决中未涉及本案所要提交的询问笔录，因此本案不能完全以被告主张的合伙关系未被该案认可而否定。原告在该案中曾主张甜玉米种植回收合同与其无关，是其在不得知有询问笔录的情况下，且张子军向原告承诺合伙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作出的。被告认为原告所说的张子军向原告承诺合伙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恰恰说明了张子军所处的地位，与本案原告地位一致，如果张子军与第三人是合伙关系，张子军必然要维护第三人的权利，否则张子军将承担连带责任，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张子军与第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三、原告提供的甜玉米种植收购合同。欲证明合同签订时间是2018年2月9日，合同的当事人是被告与第三人，该合同第五条第七点明确约定张子军负责种子款回收等债务问题。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关于张子军与第三人的合同从整体内容来看，不属于合伙协议，确切的说是甜玉米种植收购过程中的代为管理和操作。从双方在协议中的约定来看，合同的内容收购价格、付款方式、收购标准、违约解约等约定与第三人和原告约定基本一致，只是原告的义务是种植而被告的义务是种植和回收过程中的管理和操作，本质上是付出一定劳务获得报酬。关于相关债务问题的约定，是指当时北寒村村民的部分种子款未能给付，由张子军帮助索要而并不是双方风险共担的约定。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四、原告提供的绥芬河市公安局询问笔录3份。欲证明2018年12月24日的笔录第2页张子军自认与第三人合伙向农户收玉米。2018年12月26日的笔录第2页谈到被告与恒稷公司玉米款分成，第3页谈到张子军收玉米时自己垫付出资，收恒稷公司给付的转款也用于支付铲车费人工费。2018年12月27日的询问笔录第2页体现恒稷公司的合同在张子军处，由张子军与农户签合同。这与原告提交的判决书中恒稷公司主张空白合同和公章在被告张子军处相印证。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被告认为，从该证据可以看出张子军是第三人的基地负责人，第三人给付资金用于甜玉米的回收和操作，这都说明张子军和第三人属于委托代理关系。所谓合同的分成也是第三人给付张子军报酬的一种形式，在委托代理过程中经常会约定代理费以分成的形式给付。这也符合签署委托代理合同的一个习惯，该份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与第三人存在合伙关系。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五、被告提供的（2019）黑1024民初184号、185号、186号、187号、188号5份生效民事判决书。欲证明已生效的判决书中明确确认被告与第三人为委托代理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被告出具的证据是东宁市绥阳镇二道河村农户，与本案没有必要的关联性，被告仍然有举证责任。上述判决中体现的双方提交的证据没有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种植回收合同，也没有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所以上述案件与本案不同，不能将该案中的事实认定为本案中被告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被告在答辩中主张被告与第三人是代理关系，但是从张子军与第三人恒稷公司的合同，以及张子军与农户的合同、询问笔录体现的是张子军的地位是基地负责人，张子军与恒稷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且被告称与第三人之间是联合行动方式互相配合关系，但是委托关系存在支配被支配，需要报告后由另一方来承担后果，就不是联合方式，联合是由多个主体来承担法律后果，所以被告也是在自认与第三人之间并非委托关系。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与本案既没有关联性也没有参考性，更不是指导性案例，该几份判决是法官依据当时的原、被告庭审时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凭借自己的法律知识和逻辑推断进而得出的委托关系，对本案原告无约束力也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原告对该份判决的结论也不认可。被告辩解称，在东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中已经明确说明恒稷公司于庭前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与张子军甜玉米种植合同，这份合同在上述庭审中有所体现。上述案件中张子军与恒稷公司的关系与本案完全一致，双方签订的合同与本案也完全一致，唯一不一样的本案原告与上述案件的原告非同一人。关于东宁市人民法院的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为不需当事人举证的事实，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非是否为指导性案例，如果原告方没有证据足以推翻上述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就为被告方免证事实，人民法院应予采纳。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六、被告提供的2018年4月北寒村村民王国夫、李玉平与第三人签订的甜玉米种植回收合同尾页。欲证明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第三方经纪人保存一份，而该合同由张子军保存，因此可以证实包括原告在内的北寒村村民及第三人都明知被告是经纪人。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村民与第三人签订的甜玉米种植回收合同都是由第三人提供的统一格式文本。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组证据不是完整的合同，无法体现签署的时间和是否是本人书写。被告的证据是要证明被告在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处于经纪人地位，被告与第三人、原告之间是两个法律主体，恰恰说明被告认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不是委托关系。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七、被告提供的第三人出具的甜玉米种子款、终止保证金收据、收购甜玉米的明细账。欲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北寒村村民交付的种子款、保证金均已给付第三人，甜玉米由第三人回收，第三人未给付甜玉米款属于第三人的违约行为，与被告无关。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本案基础法律关系虽是种植回收合同，但是原告向被告主张的是基于张子军与恒稷公司为合伙关系，以及张子军与恒稷公司签订的合同中体现了张子军对种子款回收等债务问题负责主张的权利。被告主张种子款支付给第三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结合本案收玉米的具体情况原告支付的保证金均是由张子军收取并向农户出具的收据。本院认为，恒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质证权利，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恒稷公司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甜玉米种植回收合同。双方约定由第三人以每市斤150元的价格向原告提供甜玉米种子，原告种植30亩甜玉米。收购价格以每市斤0.45元为基础，随市场行情进行调控，第三人保证全部现金收购。如质量未达到标准，第三人保留扣除杂质的权利。种植时原告需保证种植地为正常农耕地，不能种在江湾地、树林带等。合同签订后，原告领取了40斤种子，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一半的种子款3000元。同年9月13日，第三人收购原告甜玉米30680公斤（净重），当时并未提出质量存在问题。另查明，原告与第三人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9）黑1081民初254号民事判决，判决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杨喜海玉米款24594元。上述判决已生效。判决生效后，原告认为被告与第三人是合伙关系，要求判令被告按（2019）黑1081民初254号民事判决中第一项判决内容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主张被告与第三人是合伙关系，被告应对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玉米款24594元承担连带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供的证据（2019）黑1081民初254号杨喜海与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中，原告质证意见中表明：“原告认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系原、被告，被告与张子军之间的关系与原告无关”。结合庭审中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被告是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故拖欠的甜玉米款应由牡丹江恒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原告要求被告对甜玉米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喜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4.85元，由杨喜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淑霞审 判 员  周长寿人民陪审员  赵长青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姜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