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13民初6758号 原告：重庆南湖劳保用品厂，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南彭镇南湖车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203448171H。 投资人：卢利，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兰兰，重庆中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荣易达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星光大道999号1幢（重庆永川凤凰湖工业园区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688904154Y。 法定代表人：荣贵学，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女，1974年2月20日出生，系被告公司员工。 原告重庆南湖劳保用品厂（以下简称“南湖劳保厂”）诉被告重庆荣易达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易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姚芳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湖劳保厂投资人卢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兰兰，被告荣易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南湖劳保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29150元。事实及理由：原被告经口头协商一致约定被告向原告以门市价格购货，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微信转账方式付款。至2015年7月31日，原告已完成供货义务，经结算被告欠付原告货款41624元，其后被告偿还部分还款，但剩余29150元货款被告经原告催收拒不偿还，原告故诉至法院。 被告荣易达公司辩称：双方于2015.7.31已经进行结算，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从2015年至今已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双方结算中18732元开票相对方是原告南湖劳保，剩余22892元开票相对方是案外人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渝利劳保用品经营部。 原告南湖劳保厂围绕诉请向本院举示了证据，对其中被告荣易达公司对真实性予以认可的证据（送货单15张、发票8张、结算单1张、银行流水2张）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为凭。对被告荣易达公司对真实性不认可的原告南湖劳保厂举示的的证据（短信照片5张），本院评述如下：该短信截图经现场点入发送手机核对后由被告确认短信接收方系被告荣易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荣贵学，因此，本院对该短信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4月，原被告经协商一致口头约定，由被告荣易达公司向原告南湖劳保厂、重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渝利劳保用品经营部（以下简称“渝利经营部”）购买劳保用品。2014年4月15日-2014年9月21日期间及2014年10月26日、2014年11月7日、2014年11月25日的送货清单均载明：抬头为：“重庆市南湖劳保用品厂（批发部）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渝利劳保用品经营部”，收货单位为“荣易达”，并由被告荣易达公司员工荣兆在未付款人签字处签字（其中2014年8月8日送货单由田英签字）。2014年10月15日、2014年11月2日送货单载明：抬头为：“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渝利劳保用品经营部”，收货单位为“荣易达”，并分别由田英及被告荣易达公司员工荣兆在未付款人签字处签字。2014年11月16日、2014年11月22日、2014年12月1日送货单载明：抬头为：“重庆市南湖劳保用品厂（批发部）”，收货单位为“荣易达”，并由被告荣易达公司员工荣兆在未付款人签字处签字。其中，原告于2014年4月25日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为18732元；渝利经营部自2014年10月14日至2015年1月28日期间向被告开具的机打发票4张，票面金额共计18896元，开具手写发票4张，票面金额共计3996元。 2015年7月31日，原告前往被告荣易达公司处对账并共同制作了对账表载明：被告荣易达公司拖欠原告南湖劳保厂18732元，拖欠案外人渝利公司22892元，承诺于2015年9月偿还。2015年10月29日，被告荣易达公司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银行账户（户名：重庆荣易达铝业有限公司，账户XXX）向原告南湖劳保厂指定还款账户（中国农业银行，户名：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渝利劳保用品经营部，账户XXX）汇款2474元，备注为“货款”；2016年11月18日，被告荣易达公司又通过上述途径向原告南湖劳保厂汇款10000元。2015年11月25日、2015年12月14日、2016年3月10日、2016年3月22日、2016年10月28日、2017年1月10日、2019年8月13日、2019年12月26日，原告南湖劳保厂投资人卢利通过自己的手机向被告荣易达公司法人荣贵学发送短信催收货款。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合同订立可以书面形式，也可以以口头形式，本案中，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口头买卖合同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南湖劳保厂依约向被告荣易达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后，被告荣易达公司应当及时按约向原告南湖劳保厂支付货款。但被告荣易达公司抗辩称其交易相对方应当是“南湖劳保厂”和“渝利经营部”两家，2015年原告南湖劳保厂及被告荣易达公司财务部算账单上载明的欠款内容应当是被告荣易达公司分别拖欠原告南湖劳保厂18732元和案外人渝利经营部22892元。原告南湖劳保厂虽发表意见称案外人渝利经营部系其投资人全资投资的另一家公司，原告仅系因方便办理各样手续才将案涉送货单及结算款项分为两家公司，实际执行买卖合同的仅有原告南湖劳保厂一家公司，但原告南湖劳保厂未举示证据证明其观点，根据原告南湖劳保厂举示证据中送货单抬头内容和算账单收款主体的记载内容以及短信催款内容来看，虽然原告南湖劳保厂及渝利经营部系同一投资人投资设立，但两家公司在法律上仍具有独立性，不产生必然的关联性，因此被告荣易达公司交易相对方确系南湖劳保厂及渝利经营部两个主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南湖劳保厂仅能主张其自身买卖合同产生的货款债务。 关于拖欠货款金额的认定，根据原告南湖劳保厂举示的由被告荣易达公司财务部确认的算账单显示，截止至2015年，被告荣易达公司拖欠原告南湖劳保厂货款18732元，根据原告南湖劳保厂自认2015年10月29日、2016年11月18日案外人渝利经营部代原告收取被告支付的货款2474元、10000元，剩余6258元货款被告荣易达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已偿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被告荣易达公司对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诉讼时效是公民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期间，诉讼时效自公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损之日起开始计算至诉讼时效期限届满未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且义务人对此提出时效抗辩的的人民法院对该部分受损民事权利不再予以司法保护，但公民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行为视为对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自权利人主张权利之日重新计算。原告南湖劳保厂举示证据证明其于2015年-2019年间多次向被告荣易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荣贵学通过短信催收欠款，在每次催款后均应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原告于2015年至2017年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期间均未超过诉讼时效，明细如下：约定还款日2015年9月至2015年11月25日催款日期间3个月、2015年11月25日催款日至2015年12月14日催款日期间19天、2015年11月25日催款日至2016年3月10日催款日期间3个月13天、2016年3月10日催款日至2016年3月22日催款日期间2个月12天、2016年3月22日催款日至2016年10月28日催款日期间7个月6天、2016年10月28日催款日至2017年1月10日催款日期间2个月13天；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生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生效后诉讼时效的计算应当遵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之规定，原告于2017年至2020年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期间均为超过该时效，期间明细如下：2017年1月10日催款日至2019年8月13日催款日期间2年7个月零3天（该期间结束时民法总则已生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之规定）、2019年8月13日催款日至2019年12月26日催款日期间4个月13天。被告虽抗辩称因被告荣易达公司法人未回复所以无法确定是否收到存款短信，但本院认为原告南湖劳保厂的催款行为自通过合理方式发送至荣贵学手机后即成立并生效，不以荣贵学是否回复而阻却催款行为的效力。 综上，原告南湖劳保厂要求被告荣易达公司支付拖欠货款29150元的请求，本院仅支持6258元（18732元-12474元），对超出该诉讼请求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荣易达铝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重庆南湖劳保用品厂支付拖欠货款6258元； 二、驳回原告重庆南湖劳保用品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4元，由原告负担207元，由被告重庆荣易达铝业有限公司负担57元（此款原告已垫付，被告于履行上述给付内容时一并向原告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姚 芳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法官助理  赵之远 书 记 员  朱丽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