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45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双喜，男，汉族，1958年1月2日生，住昆明市盘龙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美芝，女，汉族，1963年2月5日生，住昆明市盘龙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云南锦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广，云南锦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利春，男，汉族，1987年5月27日生，住昆明市盘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云挪，男，汉族，1981年6月30日生，住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承波，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因与被上诉人汤利春、倪云挪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3民初11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汤利春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对于被上诉人汤利春假冒二上诉人签字并按手印的事实，被上诉人倪云挪是明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本案是基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高利贷引起，对于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及汤利春的无权处分行为倪云挪是明知的，且房屋目前市场价值在160万元左右，二被上诉人于2016年以60万元的低价进行“以物抵债”该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交易价格，被上诉人倪云挪、汤利春恶意串通处分房屋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就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应认定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及《房屋买卖备注说明》合同无效；2、一审认定所涉房屋的拆迁协议及最初迁房确认书签订事宜均由被上诉人汤利春办理错误。事实上拆迁协议上签字是二上诉人本人签署，并非被上诉人汤利春代签。被上诉人汤利春答辩认为：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观点及请求。被上诉人倪云挪答辩认为：首先，上诉人的一审起诉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审法院受理该案并作出实体处理违反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系被上诉人汤利春的父母，且共同居住，其对于被上诉人汤利春处分案涉房屋是清楚知道的，现上诉人主张我方与被上诉人汤利春存在恶意串意的观点不能成立，且无证据证实。本案二上诉人之所以提起诉讼的真正原因是房屋价值上涨，恶意反悔。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起诉，如果无法驳回起诉，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二被告于2016年6月5日就昆明市葡萄街区天宇佳园6-A-3607号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房屋买卖备注说明》（即以房抵债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汤双喜与原告朱美芝系夫妻关系，被告汤利春系原告汤双喜与原告朱美芝之子。原昆明市官渡区联盟镇长青办事处小厂村198号房屋登记的所有人为原告汤双喜、原告朱美芝、被告汤利春三人，共有方式为共同共有。2009年11月12日，原告汤双喜、原告朱美芝、被告汤利春与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小厂村城中村改造村民（居民）自建房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双方就小厂村198号房屋的拆迁补偿达成协议，约定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按产权调换（原地回迁）方式补偿原告汤双喜、原告朱美芝、被告汤利春，其中Ｂ户型房屋一套，面积为120.79平方米；Ｄ户型房屋一套，面积为116.41平方米；Ｈ户型房屋一套，面积为73.36平方米。2011年10月10日，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与原告汤双喜、原告朱美芝、被告汤利春签订选房确认书，确定原告汤双喜、原告朱美芝、被告汤利春通过抽签方式选择回迁安置房三套，其中Ａ7户型（原Ｄ户型）一套，面积为116.41平方米，房号为6-Ａ-3607；Ａ5户型（原Ｂ户型）一套，面积为120.79平方米，房号为1-Ａ-404；Ｄ2户型（原Ｈ户型）一套，面积为73.36平方米，房号为5-Ｄ-1703。因被告汤利春欠被告倪云挪借款，双方约定将被告汤利春因拆迁取得的上述6-Ａ-3607号房屋转让给被告倪云挪，以抵偿债务。被告汤利春、被告倪云挪共同前往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办理了转让手续，重新与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签订选房确认书；其中被告汤利春以原告汤双喜、原告朱美芝、被告汤利春的名义重新与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签订选房确认书，确认选择两套房屋，其中Ａ5户型（原Ｂ户型）一套，面积为120.79平方米，房号为1-Ａ-404；Ｄ2户型（原Ｈ户型）一套，面积为73.36平方米，房号为5-Ｄ-1703；被告倪云挪与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签订选房确认书，确认被告倪云挪选择Ａ7户型（原Ｄ户型）一套，面积为116.41平方米，房号为6-Ａ-3607。2016年6月5日，被告汤利春以被告汤利春、原告汤双喜、原告朱美芝、张颖的名义（卖方、甲方）与被告倪云挪（买方、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被告汤利春、原告汤双喜、原告朱美芝、张颖将位于昆明市盘龙区以6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倪云挪。被告汤利春另于当日与被告倪云挪签订《房屋买卖备注说明》，《房屋买卖备注说明》载明：“对于位于昆明市盘龙区，此套房屋买卖的补充说明，本人及家人张颖、汤双喜、朱美芝因2015年5月14日向倪云挪方一次性借款人民币肆拾万元整，并将此套房屋抵押给乙方倪云挪方，现因到期逾期后无法偿还欠款，现经双方协商由乙方倪云挪一次性在补给甲方20万元整，即将此套房屋一次性永久卖给乙方，甲方及家人并保证根据乙方需要，按时协助乙方办理完成此房屋的所有产权。在甲方收到乙方再次补给款项20万元后，甲乙双方均不得反悔，如反悔则按照房屋买卖合同上规定的三倍赔偿给对方。并承当（担）相应法律责任！特立此协议为证。备注：此次卖房合同，已经家人授权和当乙方面电话授权，本人办理此次买卖。被告汤利春在《房屋买卖协议》的“卖方甲方”后签署“汤利春”“张颖”“汤双喜”“朱美芝”，并捺印，在《房屋买卖备注说明》的“立据人：”后签署“汤利春”“张颖”“汤双喜”“朱美芝”，并捺印。2016年6月5日，被告倪云挪向汤利春出具手写《承诺书》一份，《承诺书》载明：“本人倪云挪承诺：因2015年5月14日汤利春、张颖及其汤双喜、朱美芝向本人共同借款人民币四十万，因借方难以偿还，今由借款方和本人双方协商后达成协议，本人在拿出人民币贰拾万元交付给汤利春及家人（一次性交付）一共陆拾万元整。（？）抵转购方式购买昆明市户型平方面积为116.41㎡，房号6-Ａ-3607号房的回迁房一套以抵清债务。因目前暂时没有拿到此套房的产权证，以及将来其它未知因素，所以本人暂扣其所有借条，本人保证并承诺，只要拿到房屋产权证，一定第一时间交付汤利春及家人所借的所有借款凭据，否则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此承诺书一式两份，债务方原件，债权方复印件，涂改无效！注：如在没有拿到产权证前本人倪云挪所扣押凭证借条依然具有法律效应。特立此据承诺方：倪云挪5301111981××××××××被告汤利春在“接受方：”后签名、捺印。2018年9月3日，汤双喜和朱美芝向我院起诉汤利春和倪云挪，要求确认汤利春无权擅自处分房屋，汤利春依据2016年6月5日其与倪云挪就昆明市葡萄街区天宇佳园6-Ａ-3607号房屋所签订的《承诺书》将该房抵债及卖与倪云挪的行为无效。我院作出（2018）云0103民初882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汤双喜与朱美芝的诉讼请求。汤双喜和朱美芝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汤双喜和朱美芝撤回上诉。另查明，2016年6月20日至今，被告倪云挪一直居住于6-Ａ-3607号房，该房未进行房屋所有权登记。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汤利春、被告倪云挪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与《房屋买卖备注说明》是否是无效的合同？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而订立的合同，其构成要件是：一是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即明知或者知道其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二是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串通是指相互串连、勾通，使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行为。三是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恶意串通的结果，应当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恶意串通所订立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对此,主张合同因此无效的当事人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对于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要求当事人对其提出的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主张,应提供充分证据以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则,其主张的恶意串通的待证事实难以认定。本案中，原告认为二被告以60万元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案涉房产进行转让，并在案涉《房屋买卖协议》、《房屋买卖备注说明》上伪造原告的签字及手印，故二被告之间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二原告的利益。一审认为，被告汤利春系原告汤双喜和朱美芝的儿子，基于汤利春身份的特殊性，是否有与被告倪云挪有事前预谋，故意相互勾结来损害原告的利益的必要？汤利春故意损害家人利益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什么？对此，原告没有作出合理解释的陈述,也没有提交有效的证据来证明。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证据认定，原告与被告汤利春在庭审中陈述，汤利春未取得原告的授权，以原告的名义在案涉《房屋买卖协议》、《房屋买卖备注说明》上签字、捺印，事后原告也未追认该案涉协议。但从被告汤利春与被告倪云挪双方在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办理房屋转让手续时，被告汤利春出示的《房屋买卖协议》《房屋买卖备注说明》已有“汤双喜”“朱美芝”“张颖”字样签名。根据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被告倪云挪的陈述，拆迁协议及最初的选房确认书签订事宜均由汤利春一人前往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处办理，汤双喜和朱美芝并未提出异议。被告汤利春与被告倪云挪在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处办理房屋变更手续时，被告汤利春也出具了“汤双喜”“朱美芝”“张颖”字样签名的《房产授权办理凭据》，且被告汤利春还就6-A-3607号房屋的相关问题通过电话方式与原告朱美芝进行了沟通，被告汤利春在《房屋买卖协议》《房屋买卖备注说明》上特别注明在办理房屋买卖事宜时，已经受家人的当面及电话授权，案外人张颖也认可其曾在《房产授权办理凭据》上签名{见[（2018）云0103民初8825号]判决书}。基于被告汤利春与原告汤双喜及原告朱美芝的特殊身份关系，被告倪云挪在与被告汤利春订立合同时，有理由相信被告汤利春有权代表汤双喜和朱美芝，原告应当对汤利春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此，《房屋买卖协议》与《房屋买卖备注说明》应为有效协议。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汤双喜与朱美芝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提交：1、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实一审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所加盖公章无经办人员签字及印章使用记录的事实；2、接处警登记表6份，欲证实我方不知道倪云挪在与汤利春订立合同并处分房屋的情况。被上诉人汤利春质证，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倪云挪质证，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二审出具的“证明”也无经办人签字，而双方当事人对一审中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有无印章使用记录是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证据的证明力无关。被上诉人汤利春提交录音证据一份，欲证实被上诉人倪云挪自始至终都知道二上诉人的签字是汤利春签写的事实。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被上诉人倪云挪质证，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内容确实是汤利春与我方的通话，但不能证明对方观点。对此，本院对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接处警登记表及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部分证据并不能直接证实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不真实及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不清楚倪云挪与汤利春订立合同并处分房屋的事实，对于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评判。经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确认，在具有法律效力的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3民初8825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于被上诉人倪云挪受让天宇佳苑6-A栋36楼07号房屋权利构成“善意取得”进行了认定。综合诉辩双方观点，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所涉《房屋买卖协议》与《房屋买卖备注说明》是否有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系以被上诉人倪云挪与被上诉人汤利春恶意串通及汤利春无权代理处置房屋权利为由，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协议》与《房屋买卖备注说明》无效而提起的诉讼，故本院依法在二上诉人所主张的无效事由项下对本案进行审理评判。首先，倪云挪与汤利春是否成立恶意串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应对其主张被上诉人倪云挪与被上诉人汤利春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而从本案一、二审的举证情况，两上诉人并无明确的证据证实倪云挪与汤利春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且两上诉人系被上诉人汤利春的父母，对于其儿子为何与他人恶意串通又未能进行合理的说明和解释，故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以被上诉人倪云挪与汤利春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要求确认前述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被上诉人汤利春签署协议是否系属无权代理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本案中，从查明的案件事实看，本案所涉房屋权利系居于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及被上诉人汤利春共同所有的原房屋拆迁安置所取得，故被上诉人汤利春属共同权利人，作为共同权利人的汤利春签署前述协议非属无权代理，而其擅自处分其父母即本案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部分权利是否导致本案合同无效的问题，因生效的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3民初8825号《民事判决书》已对是否善意、是否支付合理价格以及是否取得财产三个方面进行了审查，并明确认定被上诉人倪云挪取得涉案房屋权利构成“善意取得”，故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主张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汤双喜、朱美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光玉审判员  罗增龙审判员  李 鸿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武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