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481行初30号 原告李勇军，男，197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 被告嘉兴市妇幼保健院，住所地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中环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400470890538C。 法定代表人赵蔚，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敏丽，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嘉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住所地嘉兴市南湖区文桥路**社会信用代码11330400MB1937575G。 法定代表人王伟荣，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清，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铃铃，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朱月娟，女，198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三山，浙江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金丽，浙江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勇军不服嘉兴市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嘉兴妇保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及嘉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嘉兴卫健委”）于2020年2月13日作出的嘉集复字18〔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20年3月16日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向原告作出补正告知书，并经原告补正后，依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嘉兴市法院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异地管辖实施方案》的通知，将案件移送本院。本院于2020年4月8日受理，并依法于2020年4月10日向被告嘉兴妇保院、嘉兴卫健委及第三人朱月娟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2日、7月17日、8月18日、9月18日四次公开及不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李勇军，被告嘉兴妇保院副职负责人许胜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敏丽，被告嘉兴卫健委副职负责人王海燕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清，第三人朱月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三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嘉兴妇保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载明新生儿姓名朱楷奇，性别男性，出生时间2016年4月20日，母亲姓名朱月娟，父亲信息相应栏目处填写“/”等。 被告嘉兴卫健委于2020年2月13日作出嘉集复字18〔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嘉兴妇保院作出的《出生医学证明》（T330025869）。 原告李勇军诉称，原告李勇军与第三人朱月娟于2010年7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4月20日15时55分在被告嘉兴妇保院生下一男婴。因朱月娟父母及孩子姓名问题等原因，原告多次向嘉兴妇保院申请办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一直被拒。因无法与朱月娟协商一致等，原告只能搁置出生医学证明申请。2018年11月15日，原告向嘉兴妇保院发出律师函，要求在原告不在场的情况下不得为朱月娟单方办理婚生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在律师函发出前后，原告多次通过电话等方式向被告嘉兴妇幼保健院表明上述态度，嘉兴妇保院工作人员也承诺不会为朱月娟单独申领办理出生证。2019年3月19日，被告嘉兴妇保院在原告不到场且未通知原告到场的情况下，违规向朱月娟签发编号为T330025869号《出生医学证明》。2019年9月下旬，原告才获得出生医学证明存根的复印件，才得知嘉兴妇保院已经在朱月娟单方申请的情况下，办理了出生医学证明，婚生子登记姓名为朱楷奇，且登记为单亲。原告不服被告嘉兴妇保院签发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确认行为，于2019年11月17日向被告嘉兴卫健委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3月1日，原告收到嘉兴卫健委作出的嘉集复字18〔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认为：1、被告嘉兴妇保院签发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违法。首先，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载明的内容不符合事实。被告嘉兴妇保院明知原告李勇军与朱月娟系夫妻关系，明知两人的婚生子不是单亲，原告也健在，签发的单亲《出生医学证明》罔顾事实，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也给原告造成极大不便和伤害。其次，被告嘉兴妇保院与第三人朱月娟严重损害儿童的合法权益。再次，原国家卫计委及浙江省卫健委的规定，允许“单亲”申请办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是作为特例处理，并不意味新生儿母亲可以不与新生儿父亲协商，更不意味放任新生儿母亲可以漠视新生儿父亲的权利随意申请。否则违背法律确立的男女平等原则，也必然导致女方滥用这种权利。上述规则之所以允许依申请签发“单亲”医学证明，主要考虑无法确认新生儿父亲等特殊情形，不是为合法夫妻生子设计。这也是《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原则上由新生儿母亲申请”时强调应该“提交新生儿父母双方有效身份证件”的原因。最后，被告嘉兴妇保院明知原告与朱月娟是夫妻关系，两人的婚生子不是单亲，不属于相关规定的特例，且两人在婚生子申领出生医学证明过程中存在分歧，仍然违反法律及《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等规定，违规为朱月娟单独申领婚生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提供便利，并签发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此外，原告在与被告嘉兴妇保院交涉过程中，留有原告的联系方式，但被告在为朱月娟单独申领出生医学证明过程中未能通知原告，导致原告对办理事宜毫不知情。复议机关的复议程序及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事实加以认定违法。首先，被告嘉兴妇保院负责人和经办人员无人出席听证会。《浙江省行政复议听证规则》第8条“行政复议机关或者其行政复议机构应当通知被申请人要求其负责人参加听证。被申请人的负责人不能参加听证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经同意后，可以委托本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听证。……”之规定，听证会除被告嘉兴妇保院委托代理人钟敏丽出席外，嘉兴妇保院及嘉兴卫健委均无人员出席参加听证，原告在听证会上提出异议，但听证主持人没有明确说法，事后也未给予任何说明，听证程序存在问题。由于嘉兴妇保院的委托代理人不清楚出生医学证明办理流程，更不清楚原告与被告嘉兴妇保院经办人员交涉过程，导致听证会无法调查清楚相关事实，据此作出的复议决定必然脱离事实本身。其次，被告嘉兴妇保院未在听证会上提交证据电话录音（2019年2月27日），导致原告无法对录音资料进行质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等存在疑问。但行政复议决定对该证据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违反了《浙江省行政复议听证规则》《浙江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关于推行行政复议听证的指导意见》等规定中明确的“相互质证”“查清事实”“行政复议机关举行听证应当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不得偏袒或歧视”等规定。综上，被告嘉兴妇保院办理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违背事实并违法，被告嘉兴卫健委的复议程序、决定内容违法，严重损害原告的情感和合法权益。为此，诉请法院判令：1、撤销嘉兴卫健委作出的嘉集复字18〔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2、确认嘉兴妇保院于2019年3月19日签发单亲《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违法，撤销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请求本院一并审查案涉《出生医学证明》所依据的2013年12月27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国卫妇幼发〔2013〕56号）和2019年1月2日浙江省卫生健康委、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浙卫发〔2019〕4号）文件的合法性。 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李勇军与朱月娟通话信息手机截屏32页，证明原告一直主动联系第三人朱月娟，但朱月娟一直不接电话等事实； 2、通话记录2页及光盘一份，证明原告多次拨打朱月娟电话无法联系上后，原告与第三人朱月娟代理律师电话通话，转达诉求等事实； 3、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生证明有关问题的回应（2018年12月29日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质性意见》（2016年8月1日实施）。 被告嘉兴妇保院辩称，一、嘉兴妇保院根据第三人朱月娟申请，向其签发单亲《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根据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委、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朱月娟于2019年3月19日向嘉兴妇保院申请签发单亲《出生医学证明》所提交的材料均符合上述规定，故嘉兴妇保院签发的案涉《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合法合规，不应被撤销。二、原告李勇军要求撤销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另行申领的要求于法无据。根据《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的规定，原告要求撤销案涉《出生医学证明》，由其单独申领或换领的要求均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所谓的家庭矛盾，不应成为其损害新生儿合法权益的理由。朱月娟于2016年4月20日在嘉兴妇保院处分娩一男孩，当时因原告与第三人朱月娟的家庭矛盾，导致新生儿3岁都未办理新生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无法享有国家赋予的公民身份号码、医疗保障服务、入托入园等权益，严重损害新生儿的合法权益。嘉兴妇保院始终坚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提出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下，合法合规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充分保障新生儿合法权益。综上，嘉兴妇保院作出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 被告嘉兴妇保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第三人朱月娟身份信息一份； 2、《〈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申领登记表》一份； 3、书面声明一份； 4、出生医学证明存根一份； 上述证据，证明嘉兴妇保院根据第三人朱月娟的申请，签发案涉《出生医学证明》等事实。 5、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402民初2073号及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4民终3011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原告与第三人朱月娟离婚，婚生子归朱月娟抚养，原告不符合由父亲单方申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事实。 6、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国卫妇幼发〔2013〕56号）、《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浙卫发〔2019〕4号）第二条、第四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被告嘉兴卫健委辩称，一、嘉兴卫健委复议程序合法。原告李勇军不服嘉兴妇保院作出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行为，于2019年11月17日申请行政复议。嘉兴卫健委于2019年11月22日依法受理，2019年12月20日组织听证，2020年1月15日决定延长审理期限30日，于2020年2月13日依法作出嘉集复字18〔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原告，李勇军于2020年3月1日签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及《浙江省行政复议听证规则（试行）》第五条规定，本案不属于应当采取听证方式审理的情形，且李勇军亦未提出书面听证申请。本案听证程序并不是行政复议决定的必经程序，听证过程不影响复议结果的认定。听证系嘉兴卫健委为了方便查清事实，主动采取的调查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行政复议人员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时，可以查阅、复制、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向有关人员进行询问。”的规定，嘉兴卫健委作为复议机关有权向嘉兴妇保院调取电话录音，该电话录音并不必然经过质证才有效，且该电话录音不影响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综上，嘉兴卫健委在李勇军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后，受理、审理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二、嘉兴卫健委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内容合法有效。2010年7月28日，李勇军与朱月娟登记结婚。2016年4月20日，朱月娟于嘉兴妇保院生育一子。后因家庭矛盾，双方一直未申领婚生子出生医学证明。2018年11月15日，李勇军向嘉兴妇保院发出《律师函》一份，要求在李勇军未到场的情况下，不得为朱月娟办理孩子出生医学证明。2019年2月27日，嘉兴妇保院电话通知李勇军，告知朱月娟陈述诉讼程序已经结束，要来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事实。李勇军回复没有其同意不能给朱月娟办理。2019年3月19日，朱月娟向嘉兴妇保院提交相关材料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并作出书面声明。同日，嘉兴妇保院作出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载明新生儿姓名朱楷奇，性别男性，出生时间2016年4月20日，母亲姓名朱月娟，父亲信息的相应栏目处填写“/”。另查明，李勇军与朱月娟离婚纠纷一案，经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浙04民终3011号终审判决，李勇军与朱月娟离婚，婚生子（尚未取名）归朱月娟自行抚养。嘉兴卫健委参照《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国卫妇幼发〔2013〕56号）附件二，首次签发情形与要求第二条第（二）款第7项规定，未提供新生儿父亲信息的，新生儿母亲应当提供本人签字的书面声明，签发机构可在出生医学证明上父亲信息的相应栏填写“/”……。《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第十条“机构内首次申领，及助产机构内出生或急产分娩后立即送往助产机构处理的新生儿，原则上由新生儿母亲向助产机构为新生儿首次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第十二条“机构内首次申领时，应填写《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申领登记表，并提交父母双方有限身份证件”、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的，需提交补充材料：（一）未能提供新生儿父亲信息和有效身份证件、申请办理母方单亲的，新生儿母亲还需要提供相应的书面声明”的规定，由于朱月娟未能提供李勇军的身份证原件，且依法出具书面声明，嘉兴妇保院作为有签发资质的医疗机构，依据上述规定签发案涉《出生医学证明》，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本案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复议决定的内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法有效。原告李勇军提出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理由，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嘉兴卫健委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一份； 2、李勇军申请行政复议提交的证据材料、快递信息共25页； 上述证据1-2，证明原告李勇军向嘉兴卫健委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等事实； 3、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一份及送达信息2页； 4、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各一份； 5、行政复议答辩状一份及证据材料（共4页）； 6、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一份； 7、证据材料（共43页）； 8、电话录音光盘一张及录音材料文字稿； 9、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份及文书送达资料（4页）； 上述证据3-9，证明嘉兴卫健委受理李勇军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向嘉兴妇保院作出提交书面答复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及材料的通知，通知当事人进行听证，向嘉兴妇保院调取电话录音，作出延期30日作出复议决定的通知，并于2020年2月13日依法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等事实。 1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浙江省行政复议听证规则（试行）》及《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国卫妇幼发〔2013〕56号）文件、《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浙卫发〔2019〕4号）文件。 第三人朱月娟辩称，原告所诉的关于离婚诉讼中有关情况与事实不符，朱月娟系合法申领出生医学证明，不存在违法行为。 第三人朱月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及依据。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原告李勇军提供的证据1，二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即使原告真实拨打了第三人朱月娟的电话，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为了办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的事情。原告提供的证据2，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电话录音中原告陈述的与第三人朱月娟联系不上的事实仅是原告的单方意思表示，且原告与第三人朱月娟代理律师之间的通话也并不涉及孩子的情况，故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二被告同意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原告提供的证据3法律依据，被告嘉兴妇保院对二份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被告嘉兴卫健委认为其中第一份材料因没有文件的文号，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第二份文件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嘉兴妇保院意见一致；第三人朱月娟认为第一份材料因没有文号故对其法律效力有异议，并认为出生医学证明只是记录新生儿基本信息，婚生子是否为单亲是客观事实并不因为出生医学证明而否定，对第二份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朱月娟作为新生儿母亲，理应享有申请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权利，且朱月娟的身份信息明确，朱月娟选择单亲方式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机构应当予以确认。 被告嘉兴妇保院提供的证据1-4，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嘉兴妇保院作出的案涉《出生医学证明》程序不合法，且记载的单亲内容与事实不符，新生儿父亲真实存在，应该在出生医学证明中予以体现；被告嘉兴妇保院提供的证据5，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第三人朱月娟没有权利用生效的判决书申领单亲出生医学证明，且原告也从未提出单独申领出生医学证明，而是要求原告与第三人朱月娟共同申请或者申请变更换领出生医学证明。被告嘉兴妇保院提供的法律依据，原告对法律法规部分没有异议，申请二份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被告嘉兴卫健委及第三人朱月娟对被告嘉兴妇保院提供的证据及法律依据均没有异议。 被告嘉兴卫健委提供的证据1-4、6-7、9，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嘉兴卫健委提供的证据5，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答辩状中提出的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理由不成立；被告嘉兴卫健委提供的证据8，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电话记录是真实的；被告嘉兴卫健委提供的法律依据，原告对其中法律法规部分及《浙江省行政复议听证规则（试行）》没有异议，申请《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国卫妇幼发〔2013〕56号）、《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浙卫发〔2019〕4号）二份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被告嘉兴妇保院及第三人朱月娟对被告嘉兴卫健委提供的证据及法律依据均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李勇军提供的证据1，经审查，原告无法提供当时拨打第三人朱月娟电话时的原始载体，原告仅提供原告拨打朱月娟电话无人接听的信息截屏后在原告手机上的显示内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原告拨打朱月娟电话及朱月娟没有接听的事实真实存在，也无法说明原告是为了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的事由拨打朱月娟电话，且即便原告是为了申领出生医学证明事项拨打朱月娟电话，也只能证明就共同申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原告与朱月娟未能协商一致的事实，与本案审查的被告嘉兴妇保院签发案涉《出生医学证明》及被告嘉兴卫健委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没有直接关联，故该证据在本案中，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李勇军提供的证据2，经审查，该录音资料记载的三段通话内容为原告与第三人朱月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金丽律师的通话记录，涉及的内容系对离婚诉讼中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等，与本案案涉出生医学证明之间没有关联性，该证据在本案中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嘉兴妇保院提供的证据，原告、被告嘉兴卫健委及第三人朱月娟对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所提的被告嘉兴妇保院为朱月娟单方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及签发案涉《出生医学证明》的程序及新生儿为单亲的内容违法的意见，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 被告嘉兴卫健委提供的证据1-7、9，原告、被告嘉兴妇保院及第三人朱月娟对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所提的复议程序中听证过程中的合法性问题，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被告嘉兴卫健委提供的证据8，经审查，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审理过程中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该录音资料的原始载体在被告嘉兴妇保院的工作电脑上，原告对通话内容的真实性及完整性有异议，经本院释明后，原告李勇军不申请对通话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司法鉴定；关于通话内容的时间，被告嘉兴妇保院陈述系2019年2月27日，原告李勇军予以否认，审理过程中经嘉兴妇保院申请，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出具调查令，指令嘉兴妇保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敏丽律师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调取2019年2月27日有关电话的通话记录流水信息，在调查令规定的时间内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未向本院反馈信息，庭审中被告嘉兴妇保院陈述因需要调取的通话记录时间距离调取时已超过一年，相关的通话记录流水信息已无法调取。因该通话内容无法确定具体形成时间，且即使按被告嘉兴妇保院的陈述形成于2019年2月27日，其形成于被告嘉兴妇保院受理、签发案涉出生医学证明的时间2019年3月19日以前，另嘉兴妇保院受理、签发案涉单亲《出生医学证明》是否征求李勇军的意见，并不会影响判断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该通话内容与案涉《出生医学证明》的合法性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性，故该证据在本案中不予认定。 关于法律依据部分。原告提供的法律依据，经审查，其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生证明有关问题的回应，从内容上看仅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出生医学证明有关问题的说明、解释，因从形式上该材料不属于规范性文件性质，故本院对该材料不作为审查案涉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依据，其内容可予以参考；原告提供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质性意见》（2016年8月1日实施），因属于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故本院予以认定。二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浙江省行政复议听证规则（试行）》，均系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国卫妇幼发〔2013〕56号）、《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浙卫发〔2019〕4号）二份规范性文件，因原告申请本院一并审查其合法性，故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 经审理查明，2010年7月28日，原告李勇军与第三人朱月娟登记结婚。2016年4月20日，第三人朱月娟在嘉兴妇保院生下一子。因原告与第三人朱月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一直未申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2018年11月15日，原告李勇军委托浙江国毅（嘉兴）律师事务所向嘉兴妇保院发出《律师函》一份，要求在李勇军未到场的情况下，不得为朱月娟办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2019年3月19日，朱月娟向嘉兴妇保院申领单亲出生医学证明，并出具书面声明。同日，嘉兴妇保院作出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2019年11月17日，原告李勇军不服嘉兴妇保院作出的案涉《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行为，向嘉兴卫健委申请行政复议。嘉兴卫健委受理后于2019年12月20日举行听证会，2020年1月1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延期30日作出的通知书并送达李勇军。2020年2月13日，嘉兴卫健委作出嘉集复字18〔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邮寄送达原告，李勇军于2020年3月1日签收。 另查明，原告李勇军因与第三人朱月娟离婚纠纷，于2018年4月2日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离婚诉讼经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浙04民终3011号民事判决，判决李勇军与朱月娟离婚，婚生子（尚未取名）归朱月娟自行抚养等。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出生医学证明》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因本案中被告嘉兴妇保院在提交的法律依据过程中，提供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国卫妇幼发〔2013〕56号）、《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浙卫发〔2019〕4号）作为其作出案涉《出生医学证明》的依据，故原告可以一并请求对上述二份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原告认为上述二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平等原则，用词表述具有不确定性，容易让申领者和签发者随意解释，新生儿母亲单方申领时未提供新生儿父亲信息的，只要签署书面声明，就可以签发《出生医学证明》，让签发机构审核义务形同虚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一并审查时，可以从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是否超越权限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等方面进行。经审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国卫妇幼发〔2013〕56号）规范性文件，系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与公安部为了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出生医学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和管理的特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是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国家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精神，为加强母婴保健工作，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结合浙江省实际由浙江省卫生健康委、浙江省公安厅制定的规范化文件。出生医学证明是证明新生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申报国籍、户籍等的法定医学证明，主要是保护新生儿合法权益。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上父母亲信息登记，是对该父母子女间血亲关系的确认。因小孩的出生存在一个两性结合、受孕及怀胎和出生的完整过程，自然受孕之后整个过程均由新生儿母亲一方完成，直观可见，故新生儿与母亲的血亲关系天然可证。与母子关系不同，新生儿与父亲之间的血亲关系，因为存在着不为外人知晓的两性结合及受孕过程，对此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医疗机构或者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并不具有介入见证的条件及可能性。男女平等，是指男女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担同等的义务。并不是具体在社会生活中针对男女两性作出完全一致的规定，在申领出生医学证明过程中根据男女两性在孕育生命过程中不同的作用及婴儿与母亲的血亲关系直观性，同时为了更有利于保护新生儿的合法权益，对新生儿母亲及父亲申领作出不同的规定，真正体现公平、男女平等，且不违反法律法规。故原告认为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违反平等原则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医疗机构，基于其为生育孕妇助产接生这一事实，其得以第一时间见证和掌握婴儿与其母亲的关系，也因其直接参与获得了独有的条件与便利，这也是法律赋予其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职责的根据。上述简单见证及审查显然也是与其能力相匹配。而新生儿与其父亲的关系，尽管与父母亲婚姻多数情况下保持一致，但也存在例外，因此，不能仅凭婚姻关系直接认定新生儿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对于谁是新生儿真正血缘父亲，最了解掌握情况的非新生儿母亲莫属，母亲指认的证明效力远强于除亲子鉴定程序外其他证据。医疗机构并非专业的行政执法机关，除母亲提供新生儿父亲的身份证（有效身份证件），并无其他有关婴儿父亲的信息需要医疗机构去审查核实。故新生儿母亲未提供新生儿父亲信息及有效身份证件，新生儿母亲提供书面声明的，签发机构可以签发单亲出生医学证明的有关规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符合医疗机构的审查核实的条件和可能性。综上，原告认为上述二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嘉兴妇保院签发案涉《出生医学证明》的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及《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第七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委托或指定机构、助产机构为《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机构……”、第十条“机构内首次申领，及助产机构内出生或急产分娩后立即送往助产机构处理的新生儿，原则上由新生儿母亲向助产机构为新生儿首次申领《出生医学证明》”之规定，被告嘉兴妇保院作为提供助产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其根据法律授权依法具有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法定职责。原告所提嘉兴妇保院出具案涉《出生医学证明》违背事实和程序合法问题。李勇军主张其为案涉新生儿的父亲，嘉兴妇保院在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前已经知道其信息且通过《律师函》的形式告知没有李勇军在场的情况下，不得为第三人朱月娟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故嘉兴妇保院知道新生儿生父情况，而不应该直接根据第三人朱月娟的单方申请出具没有父亲信息的案涉《出生医学证明》。《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的，需提交补充材料：（一）未能提供新生儿父亲身份信息和有效身份证件的、申请办理母方单亲的，新生儿母亲还需提供相应的书面声明（附件2）；……”之规定，确认了新生儿母亲单方面申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的权利。本案中，第三人朱月娟在申领单亲出生医学证明时，提供了书面声明等材料，不能因为存在婚姻关系而要求新生儿母亲一定要在申领出生医学证明时取得其生父的同意并提供生父的信息，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要求一定要查清新生儿生父情况才能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情形下，被告嘉兴妇保院据此签发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符合规定。原告所提的嘉兴妇保院签发案涉《出生医学证明》程序违法且违背事实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意见，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嘉兴卫健委复议程序合法性问题。浙府法〔2017〕30号文件规定，同意嘉兴市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明确切实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完善行政复议程序。行政复议局负责本级政府及有关政府工作部门行政案件复议申请的立案审查工作，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局负责行政复议案件审理工作，行政复议决定以部门名义作出。李勇军申请的案涉行政复议案件，嘉兴市行政复议局受理并进行审理，由嘉兴卫健委的名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上述文件的规定。本案行政复议听证由嘉兴市行政复议局的工作人员主持听证会，符合行政复议程序体制改革的要求。听证过程中，没有嘉兴妇保院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参加，不符合规范性文件《浙江省行政复议听证规则（试行）》的规定，听证程序存在瑕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之规定，复议机关根据申请人、被申请人等提供的证据材料，经书面审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为原则。被告嘉兴卫健委受理李勇军申请的行政复议案件，没有证据表明属于法律法规应当举行行政复议听证的情形，且李勇军在复议程序中也未申请听证，故本案听证程序的瑕疵，并未对李勇军重要的程序性权利造成实质损害，故本院予以指正。同时，复议机关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时可以调查取证，故嘉兴卫健委向嘉兴妇保院调取电话录音，符合法律规定。虽然李勇军在嘉兴妇保院签发案涉《出生医学证明》前向签发机构发送《律师函》，要求不得为朱月娟单方申领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由于新生儿母亲单方面申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并不需要取得新生儿父亲的同意，故嘉兴妇保院在签发案涉单亲《出生医学证明》时对李勇军发送的《律师函》是否回复或征求李勇军的意见，并不会影响其作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虽然嘉兴卫健委在行政复议程序中调取的电话录音直接作为证据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予以认定，存在瑕疵，但未对李勇军的实体或重要的程序性权利造成实质损害，故本院予以指正。嘉兴卫健委于2019年11月17日受理李勇军的行政复议申请，延期3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通知书送达李勇军，于2020年2月13日作出嘉集复字18〔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李勇军，行政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原告李勇军要求撤销被告嘉兴妇保院签发的编号为T330025869《出生医学证明》、被告嘉兴卫健委作出的嘉集复字18〔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以及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勇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勇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伟峰 人民陪审员  冯 华 人民陪审员  张定康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金竹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