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23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本建，男，1966年6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汶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湘萍，山东国曜（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广存，山东国曜（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灿，男，1985年7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菏泽市单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晓裕，男，197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伟，山东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本建因与被上诉人杨灿、魏晓裕采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2019）鲁0830民初4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本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并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等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曲解案涉《矿山转让合同》中的关键内容，二审应依法予以纠正。案涉《矿山转让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的转让标的为“一次性转让采矿权”和“矿产资产”两部分内容。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采矿权”转让价款为54万元，但对“矿产资产”的具体转让价款却没有提及。2016年12月10日被上诉人杨灿强迫上诉人在《矿山转让合同》上签字时，上诉人的“矿产资产”所有设备价值约100余万元，已经一审法院核实后予以裁定查封；未开采的土地约30亩，上诉人已经一次性支付了土地使用费128.1万元(案涉《矿山转让合同》签订时剩余土地使用期限还有10年)，上述“矿产资产”总价值约1000万元。同时，被上诉人杨灿又强迫上诉人书写了金额为54万元的“收到条”，但是，该笔所谓的“采矿权转让费54万元”，被上诉人并未实际支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给上诉人“采矿权转让费54万元”和“矿产资产转让费”的事实。一审判决认为案涉《矿山转让合同》是“转让经营权的行为”是混淆事实，且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矿山转让合同》签订时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公司)的采矿权没有变动和转让”，错误认定“案涉《矿山转让合同》转让的标的是隆达公司允许的拐点范围内的经营权”。2016年10月10日，隆达公司名下的《采矿许可证》(C3708302010107130076723)有效期限届满，已作废，也就是说，2016年12月10日被上诉人杨灿逼迫上诉人在《矿山转让合同》上签字时，隆达公司已经没有《采矿许可证》，该事实各方均认可。一审法院以后补的《采矿许可证》认定隆达公司的“采矿权”没有变动和转让，继而否定本案不是采矿权转让，没有依据。本案实质是将矿产资源开采权非法转让即非法转让采矿权的行为，与《采矿许可证》内容有无变动无关联，非法转让采矿权就是转让主体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前提下，将国有矿产资源交给他人开采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矿山转让行为的界定，背离了案件基本事实。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刘本建协助办理工商局、国土资源局过户、变更手续的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且没有证据证明。原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刘本建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除此之外，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刘本建协助办理工商局、国土资源局过户等事实。4、关于上诉人受胁迫、威逼签订案涉《矿山转让合同》的事实及证据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仅凭口头陈述不能证明受胁迫、威逼签订案涉《矿山转让合同》”，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悖。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八，证明：上诉人实际欠被上诉人杨灿借款14.7万元，上诉人在案涉吉顺矿山投资了200余万元，剩余10年矿产资源开采30亩土地使用权的开采价值近千万元，以及被上诉人杨灿并未支付给上诉人54万元转让款的事实。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十三至证据十五，证明：上诉人多次到汶上县公安机关控告被上诉人杨灿和案外人陈新路强迫交易犯罪的事实，同时，申请了证人刘某1、刘某2到庭作证，证明上诉人受强迫交易案涉矿山后报案维权的事实。上述证据已经充分印证上诉人在仅欠被上诉人杨灿借款14.7万元情况下，被迫将案涉矿山价值近千万元的采矿权和矿山资产转让给被上诉人杨灿，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未收到54万元采矿权转让款，被上诉人强迫让其出具收到购买矿山款54万元的“收条”均是被上诉人杨灿为掩盖其强迫交易的事实而为。上诉人作为一个正常人，不可能自愿将案涉矿山近千万元价值的资产以低价54万元(实则是14.7万元)转让给被上诉人杨灿。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控告被上诉人杨灿及案外人陈新路强迫交易的违法犯罪行为，虽然目前没有刑事立案，但不能否定上诉人被强迫交易的客观事实。上诉人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维权，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大量证据，置之不理，轻率得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在签订《矿山转让合同》时是受到胁迫、威逼所签订。”二、案涉《矿山转让合同》及后续转让行为均属无效。我国对开采自然资源实行严格的管制制度，开采自然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获得采矿权。采矿权的转让必须依法转让，依据我国《合同法》、《物权法》、《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案涉《矿山转让合同》涉及的转让行为以及被上诉人杨灿再次转让吉顺矿山采矿权的行为均违反上述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7年7月27日施行)第5条规定，案涉《矿山转让合同》及被上诉人杨灿再次转让案涉采矿权的行为均应依法认定无效。三、一审法院应依法追加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参与诉讼，却没有追加，程序违法。2016年10月10日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已经到期，2016年12月10日的《矿山转让合同》涉及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转让与“采矿权”登记主体隆达公司的矿产资源开采权具有关联性，实际为同一权益，隆达公司为本案利害关系人，系必要共同诉讼人。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然而一审法院应追加而未追加，系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杨灿、魏晓裕答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本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杨灿于2016年12月10日签订的《矿山转让合同》无效，确认被告杨灿与被告魏晓裕转让案涉矿山及资产的行为无效；二、判令被告魏晓裕停止开采案涉吉顺矿山的行为，返还吉顺矿山处两层楼房及矿山机械设备等财产价值104.64万元(附：吉顺矿山资产清单)；三、本案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0日，刘本建与杨灿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杨灿向刘本建出借40万元；刘本建向杨灿出具《质押协议》，内容为“刘本建今借杨灿现金四十万元整，将吉顺矿山共计20亩，质押给杨灿，质押时间2015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0号到期，如到期不还，矿山使用权归杨灿。”同日，杨灿向刘本建农行账户实际转账38万元。经刘本建申请，本院调取了刘本建向杨灿银行转款记录，显示2015年5月11日农行转账20000元，2015年8月11日农行转账10000元，2015年8月14日农行转账10000元，2015年9月11日建行转账20000元，2015年10月10日农行转账20000元，2015年11月12日农行转账20000元，2016年2月7日农行转账8000元。2016年12月10日，刘本建与杨灿签订《矿山转让协议》，约定刘本建将其实际开采经营的矿点（在汶上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权人为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C3708302010107130076723号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区域范围内）转让给杨灿，转让价格为54万元，刘本建协助办理工商局、国土资源局的过户、变更手续；同日，刘本建向杨灿出具收到购买矿山款现金54万的凭据。2018年1月19日，刘本建申请对涉案矿点的价值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6月27日，因鉴定机构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答复鉴定条件不存在无法进行鉴定，刘本建撤回了鉴定评估申请。2013年10月10日，汶上县国土资源局向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颁发证号为C3708302010107130076723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3年10月10日至2016年10月10日；2016年10月10日，汶上县国土资源局向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颁发证号为C3708302010107130076723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6年10月10日至2017年5月10日；2017年5月10日，汶上县国土资源局向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颁发证号为C3708302010107130076729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7年5月10日至2022年5月10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自然人不能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只能以企业名义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刘本建是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其他股东均有各自的矿点，各个矿点均独立经营，互不干涉。后因政府整合矿山资源需要，涉案矿点划归到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区域内，因刘本建将矿点转让，魏晓裕现为该公司的股东，并实际经营涉案矿点。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杨灿于2016年12月10日签订的《矿山转让合同》无效，其理由是原告刘本建与被告杨灿签订案涉《矿山转让合同》转让案涉采矿权及矿山资产的行为，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系被告杨灿乘人之危，威逼、强迫原告刘本建签订的，违背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关于被告是否趁人之危、威逼、强迫原告刘本建签订《矿山转让合同》，原告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否则仅凭口头陈述，人民法院无法采信。但目前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自己在签订《矿山转让合同》是受到威逼、强迫所签订，故对原告的此项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案涉《矿山转让合同》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问题。根据该转让合同的约定，原告是将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全部采矿权、矿山资产一次性转让，将矿山资产转让，属于正常交易，并不违法。至于采矿权，在符合法定的条件下，亦可以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因此，采矿权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转让的，不能理解为采矿权一律不允许转让。另，本案转让合同虽然名为转让采矿权，但事实上并不涉及采矿权转让，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没有变动也没有转让，刘本建只是原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在公司允许的拐点范围内有经营权，案涉转让合同，也不是将原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转让，只是刘本建将自己在公司允许的拐点范围内的经营权转让给被告。案涉矿点划归到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区域内，因刘本建将矿点转让，魏晓裕现为该公司的股东，并实际经营案涉矿点，由此可知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对于刘本建的转让行为是认可的。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本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刘本建负担。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本建作为原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在公司允许的矿点范围内具有开采经营权，2016年12月10日,上诉人刘本建与被上诉人杨灿于签订《矿山转让合同》,将自己矿点范围内的经营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杨灿，约定“上诉人刘本建将其开采经营的矿点转让给被上诉人杨灿，转让价格54万元”，该《矿山转让合同》转让的标的物实质是案涉矿点开采经营权及矿山资产，并非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矿山转让合同》系本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刘本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是受欺诈或胁迫威逼的情况下所签订。故，案涉《矿山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刘本建关于《矿山转让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刘本建依照案涉《矿山转让合同》的约定，只是将自己矿点范围内的经营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杨灿，并未转让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没有发生变动和转让,一审法院不追加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参与诉讼，并无不妥，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因政府整合矿山资源，案涉矿点划归到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区域内，被上诉人魏晓裕现为该公司的股东，并实际经营案涉矿点，由此可知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对于上诉人刘本建的转让行为是认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本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18元，由上诉人刘本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力红审判员  张 鹏审判员  胡玉松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闫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