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22民初3239号 原告：陈龙尧，男，1963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 原告：张路，男，198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四川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告：湖南黄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花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黄花镇黄龙新村湖南通用模塑有限公司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陈建武。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嘉来，男，198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 被告：三台县教育和体育局，住所地三台县潼川镇宁靖街**。 法定代表人：李军，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大勇，四川规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司国友，男，1959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 第三人：张文勇，男，1977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 原告陈龙尧、张路与被告湖南黄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台县教育和体育局、司国友、第三人张文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转换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原告陈龙尧、张路申请追加司国友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原告陈龙尧以及陈龙尧、张路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和被告黄花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嘉来、被告三台县教育和体育局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大勇、被告司国友（参加第二次庭审）、第三人张文勇（参加第三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龙尧、张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工程款533091.75元，并从2013年2月28日，按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利息，直至付清为止。二、被告二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被告一承担支付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4月1日，被告一与被告二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第一被告作为承包人承包被告二发包的三台县中小学灾后重建项目附属工程施工四标段工程，工程地点位于三台县，包括28所学校，工程内容包括场地平整、校门、围墙、道路、堡坎、边坡及给排水和电接入等施工。2011年4月13日，第三人以被告一负责人身份与原告陈龙尧签订了《项目目标责任书》，该责任书约定陈龙尧承包三台县中小学灾后重建项目附属工程四标段中三台县芦溪镇立新小学校项目。2011年5月14日组织人员、材料进场施工，并于2011年12月30日完工交付立新小学使用，原告系三台县立新小学室外附属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3年2月27日，受三台县审计局委托，四川蜀威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三台县立新小学室外附属工程出具审计报告，经审计，该工程审定金额为1284827元。原告在被告一处，领取了部分工程款，还有533091.75元工程款未领取，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本案受理后，原告申请追加司国友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要求司国友承担给付工程款的义务。 被告黄花公司辩称，原告提供的项目管理承包责任书与我司无关，第三人张文勇并非我司指定的委托人，我方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我方与司国友签订有项目目标责任书（第三次开庭时又辩称不认识司国友），包干价为715000元，至于审计金额是多少与司国友无关，原告应当向司国友主张相应的给付义务。 被告三台县教育和体育局辩称，请法庭核实二原告是否实际承建了案涉工程，截止到目前，该工程的审计金额为1284827元，我局已向黄花公司支付了968905.77元，尚欠315926.23元，系黄花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相关手续而导致工程款尚未支付完毕，该案存在违法转包的问题，法院判决不应突破合同相对性进行判决，我方只能向黄花公司承担给付义务，本案不存在增加工程量的情况，及时增加也仅增加了近9万多元的工程量，我局也只能认可是黄花公司完成了实际的增加工程量。只要黄花公司履行完毕相关手续，我局愿意支付相应尾款，但是如果突破合同相对性必须提供相应的税费发票，确保国有资产支付有据。因此，无论怎么判决我局均不应承担诉讼费。 被告司国友未提出答辩意见。 第三人张文勇陈述，案涉合同是我和陈龙尧签订的，当时是司国友带来我和四标段项目部吴小兵签订，签订完后由我组织人员计划施工，我感觉我自己能力无法完成这个工程，呆了没多久我就走开了，然后我就将这个工程合同转给了陈龙尧，工程转给陈龙尧以后，我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去过，至于张路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就不清楚了。我至今不清楚司国友是什么角色，不好明确谁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司国友是否与别人重新签订合同我也不清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4月13日，第三人张文勇与原告陈龙尧签订一份《项目目标责任书》，约定张文勇以“项目责任人”（甲方）的身份将三台县中小学灾后重建项目附属工程四标段立新小学交由陈龙尧施工（乙方，班组负责人），由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清单工程量及图纸施工，实行包干价。若超过甲方提供的清单工程量以外工程甲方给予认可，但必须按包干价计价，并必须以甲方下发的增加工程确认书后，由乙方责任人签字确认后，由乙方负责实施。工程包干价为71.5万元整等等。2011年5月14日，张文勇给陈龙尧和张路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三台县立新镇小学由湖南黄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负责人张文勇，现已委托陈龙尧、张路承建该项目，按清单施工，总承包价为715000元。注：1、不含一切税费及管理费等。2、若超过甲方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以外工程，甲方给予认可，按包干价计价。结款方式为：月进度的80%，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一次性付清。随即陈龙尧和张路即组织人员和材料进场施工，建设期间为2011年5月14日至2011年12月30日止，2011年12月交付学校使用。 另查明：案涉工程建设单位为原三台县教育局（即现三台县教育和体育局），施工单位为湖南黄花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三台县中小学灾后重建项目附属工程施工四标段”共计28所学校中的一处。四标段合同总金额为18596322元。案涉工程于2013年2月27日经四川蜀威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审核完毕报送审计。合同价格为：1199176元；送审价格为1607733元；审定金额为1284827元；审减金额为322906元。目前尚有315926.23元未支付完毕。 又查明：陈龙尧当庭陈述自己与第三人张文勇签订《项目目标责任书》属实，自己给了张文勇30000元作为介绍费（张文勇当庭认可），张文勇离开项目后，就是由被告司国友在发放工程款，自己一共领取了655000元的工程款。但是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司国友出示了一张由张路于2016年1月29日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立新小学附属工程款一共70.5万元，注明下欠工程款壹（涂改不能识别）元正，由项目部工程量计算。借款人张路。张路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予以了否认，称自己没有出具该借条，经张路申请，本院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对该借条的指印和笔迹是否是张路书写和加盖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张路未按要求缴纳鉴定费，变更为只申请对其指印是否是张路本人加盖，2020年8月18日，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29日《借条》中“柒拾零”处和“张路”处的指印，均是张路右手拇指捺印所留。原告方认可鉴定报告，确定原件确实是张路按了指印，但是张路对于工程款支付情况不清楚，不能证明按照上述金额给付了工程款。张文勇陈述案涉工程最初由司国友介绍自己来做，由自己与项目部吴小兵签订的合同，合同原件后已交给了陈龙尧。经手利润共同分配，前期自己在实际施工，但是后期觉得资金压力大，就不想做了，再加上家中出事，又听别人说司国友在抽取资金，关键是所有合同司国友都没有签字，所以就觉得不继续做下去了，就将工程转给了陈龙尧，包括所有的合同和借支单据都是交给了司国友，因为当时想急于离开，也没有想那么多。司国友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张文勇一共有五个班组，最开始是张文勇在独立核算，单独支钱，但后面张文勇支钱支超了，公司就派他来管理财务，所以后面的款项支取就是他在负责。 又查明：黄花公司当庭表明并不认识司国友、陈龙尧、张路、张文勇以及吴小兵。公司没有实际派人到现场负责施工和开展实际工作。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项目目标责任书、委托书、借条、司法鉴定意见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据在卷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陈龙尧、张路主张的工程款应当支持的金额和给付工程款的主体。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最大的事实认定困难就是三台县教体局将案涉工程发包给黄花公司施工后，一直到张文勇将案涉工程转包给陈龙尧、张路这之前的法律关系存在断层，经本院多方组织调查和核实后仍未补充该断层，仅能从现有证据所反映的事实进行判断。张文勇和陈龙尧以签订《项目目标责任书》的形式，将案涉工程由张文勇转包给陈龙尧这一事实各方均无异议，关键是被告司国友的角色问题需要进行判定，司国友本人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张文勇因将工程款超支，公司派他来管理财务，但是具体是继受张文勇的权利义务还是取代张文勇成为新的转包方或者就是真正的实际转包人，凭现有证据无法准确予以识别，客观上形成了后期工程款走向和合同关系的严重错位。黄花公司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辩称案涉工程是公司与司国友签订的《项目目标责任书》，但是未向法庭出示该责任书，第三次庭审过程中又陈述不认识司国友，所以单独认定司国友系案涉工程的实际转包人证据不足。张文勇陈述自己的确与项目部签订有施工协议，是后来由于客观情况无法继续做下去，才转让给陈龙尧的，结合原告出具的《项目目标责任书》以及收取工程款的委托书，可以认定张文勇系案涉工程的转包人，至于司国友后期参与工程的财务支取，是否与张文勇之间存在其他的合同关系，相关当事人可以另案主张，根据合同相对性，陈龙尧和张路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只能向张文勇主张工程款的给付义务。黄花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未实际参加施工修建，也未与陈龙尧和张路之间建立转包关系，不承担给付工程款的合同义务。三台县教育和体育局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单位，现尚有工程款余额未拨付完毕，应在未拨付完毕的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经本院第三次庭审专门要求原告进行明确给付主体问题，陈龙尧和张路均称只要求司国友和黄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教体局在未付范围内承担工程款，并明确表示不要张文勇承担责任。所以凭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司国友或者黄花公司与陈龙尧和张路之间存在转包合同关系，陈龙尧和张路请求司国友和黄花公司承担给付下欠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但是三台县教育和体育局存在案涉工程未支付完毕工程款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追加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法律赋予了实际施工人在发包方欠付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工程款范围内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给付的权利，经查明，案涉工程三台县教体局尙有315926.23元未支付完毕，所以张路和陈龙尧请求三台县教体局在未付完毕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义务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应收工程款金额的问题，张文勇与陈龙尧均不具有建设工程的施工资质，他们之间签订的《项目目标责任书》违反建筑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同，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二十二条：“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之规定，《项目目标责任书》中约定的案涉工程实行单价包干为71.5万元，该价格约定依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结合案涉工程的审核意见可以看出，案涉工程合同价（即发包方和总包方之间的约定）为1199176元，审定金额为1284827元，净增85651元，净增部分可以视为增加工程款的金额，但是仅限于建设单位和总包单位之间的合同定价范围，对转包方和实际施工人的层面计算增加工程量无溯及力，同时张路作为陈龙尧的合伙人于2016年签订的借条可以看出，截止2016年1月29日，张路认可通过借支形式借支工程款共计为70.5万元，下欠工程款备注“壹”与“元”之间存在涂改，涂改部分到底是“千”还是“万”不能直接看出，但是通过双方约定的固定单价可以看出即便为涂改部分为“万”，与固定单价也系吻合，需要说明的是该借条出具时间为2016年1月29日，在竣工验收和审计之后，且借条上也载明由“项目部工程量计算”，所以应视为借条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结算性质，所以应当按照71.50万元作为陈龙尧和张路应当获取的工程款结算依据。根据借条载明的内容，原告之一的张路认可在案涉工程款已借支70.50万元的事实，现余1万元应由三台县教体局向陈龙尧和张路支付，由于三台县教体局未与二原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其给付义务基于法律规定，本身不存在违约和过失行为，所以三台县教体局不承担资金利息给付义务。同理，三台县教体局将应向总包单位支付的工程款直接给付无合同关系的原告，陈龙尧和张路需向三台县教体局提供相应价值的税票。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三台县教育和体育局向陈龙尧和张路支付工程款10000元；陈龙尧和张路向三台县教育和体育局提供10000元的税收发票； 二、驳回陈龙尧和张路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第（一）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65元，由陈龙尧和张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易 审 判 员  李 锋 审 判 员  张明永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陈 影 书 记 员  芮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