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沪0112行初288号原告上海申苏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吴长建。委托代理人史清。委托代理人季华，上海徐卫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奉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吴雅奎。行政负责人万霞，主任。委托代理人姚燕红。委托代理人何智伟，上海赛意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峤，男，1986年2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第三人蔡萍，女，1963年2月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两位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施泽玲，上海申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申苏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苏公司)诉被告上海市奉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奉贤区人社局)及第三人陈峤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于2020年3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因蔡萍与本案的审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依职权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申苏公司委托代理人史清、季华、被告奉贤区人社局行政负责人万霞及委托代理人姚燕红、何智伟、第三人陈峤及两位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施泽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奉贤区人社局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奉贤人社认(2019)字第318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决定)认定：何连富系邵某雇某至浦东新区周浦镇万达广场地下车库，从事垃圾分拣分离工作。2018年6月27日8时55分，何连富驾驶正三轮摩托车从B1层至B2层途中，不慎发生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何连富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申苏公司诉称，何连富于2018年6月27日死亡,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第三人应于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第三人曾于2018年7月17日向劳动仲裁部门以及法院要求确认何连富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第三人的行为已表明当时其就认为原告是何连富的用人单位,在最终经由法院确认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下,第三人依旧选择原告作为工伤主体责任单位,而不是选择其他用工单位作为工伤认定主体责任单位,应视为已过工伤认定时效。据此,原告认为,被告不应再受理该申请。第三人曾就何连富的劳动关系问题向劳动仲裁部门及法院诉讼,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以(2018)沪0120民初185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第三人的诉请,即否认了何连富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该案经二审后,判决已生效。原告认为,工伤的认定应以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故被告所作被诉决定无事实依据。现在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垃圾房业务现在的负责人是邵某,何连富是邵某的雇员。但原告需要强调的是,原告没有将该垃圾房业务分包给邵某,邵某只是在郑学建死亡后开始接手负责垃圾房业务,而郑学建和邵某是上海阚疃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阚疃公司)的股东,正是因为郑学建有营业执照,具备相关经营资质,原告才将该业务发包与该公司经营,郑学建也好,邵某也好,均是垃圾房的负责人,并非承包人。所以,何连富的实际用工者要么是邵某个人,要么是阚疃公司,但绝非是原告。工商资料显示,阚疃公司的股东为郑学建和邵某,郑学建占股70%,邵某任监事,占股30%。当初和原告洽谈分包合同事宜的是郑学建,原告之所以将该垃圾房分包于郑学建来做,也是因为其向原告出示了阚瞳公司的营业执照,表明了其有资质来处理垃圾房的分包业务。但郑学建已于年前去世,该公司现唯一的股东和负责人就是邵某,故邵某继续履行的是阚疃公司的业务,其权利义务均是由阚疃公司享有和承担。被诉决定显示,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但该两项规定均是同一内容,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一规定明显不符合本案的情况。在邵某向公安机关称述的笔录中明确的说明了“垃圾房是在B1停车库,何连富是在B2停车库拉自己的物品”。同时在第三人提起的人身损害诉讼案件中,有两位现场保洁员出庭作证,证明事发地点并非何连富工作岗位,事发因素并非工作原因。邵某在庭审陈述中也明确何连富是未经同意擅自挪用了她的车辆从而导致的事故发生。何连富的工作场所是在B1层,事发是在B1和B2中间途中,被告显然扩大了对工作场所的解释;其次,工作原因问题,何连富的工作场所是在B1层,其至B2层所做何事?据邵某在交警队的笔录证实,其“为拉一些自己的物品,他自己收集的花盆之类的”,所以,何连富发生事故,也非工作原因。2000年12月14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是否认定工伤问题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该《复函》指出：“无证驾驶车辆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是违法行为。依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第九条关于违法或犯罪行为造成负伤、致残、死亡不应认定为工伤的规定,对于因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而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目前该复函并未失效,所以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不认定为工伤的重要依据。虽然其所依据的《试行办法》、《治安管理条例》、《交通管理条例》却均已失效,但已经相继被《工伤保险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条例》所替代。无证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综合依据《关于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是否认定工伤问题的复函》、《工伤保险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治安管理条例》,合法合规的作出认定行为。涉案事故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显示,何连富无驾驶证,其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导致发生事故,是“构成本起事故的根本、唯一的原因”,并因此而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自身的违法和责任相当明显，故被告认定工伤的法律依据是不足的。无证驾驶机动车、擅自未经垃圾房负责人同意挪用他人机动车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也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根据以上原因,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被诉决定程序不合法、事实不清,且无法律依据。为此，原告起诉要求：撤销被告奉贤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决定。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被诉决定一份，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将原告确定为用人用工单位的事实；2.原告与上海万达广场南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签订的《周浦万达广场大商业环境清洁类外包服务合同》、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原告工商公示信息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承包万达公司的保洁工作中不含垃圾清运内容，原告在事发时也没有垃圾清运资质的事实；3.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六大队(以下简称浦东交警六大队)于2018年7月2日对邵某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邵某确认由其雇某何连富，何连富负责收集纸板，事发时何连富驾驶三轮车由B1层前往商场B2层运送自己物品的事实；4.阚疃公司工商信息一份，证明原告将保洁业务分包给阚疃公司，邵某系阚疃公司股东的事实；5.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交警部门认定何连富无证驾驶无牌车辆发生单车事故，且负事故全责，不应认定为工伤；6.照片一组，证明周浦万达商场地下B1层垃圾房、B1层至B2层通道、B2层停车场现状以及何连富工作场所是B1，B2是停车库，无垃圾房也无垃圾箱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是认为合同明确万达公司将周浦商场垃圾房的日常管理外包给原告，原告将垃圾房的管理分包给案外人明显违反合同约定，同时垃圾房的管理应该包括了垃圾收集、分类及压缩等内容。被告及第三人对于证据2中其于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原告在签订外包合同时不具有相应的垃圾处置资质已属违法，将垃圾房再转包给案外人的行为更是违法。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原告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笔录中邵某明确其在事发当时并不在现场，对于何连富是否用正三轮摩托车装运个人物品纯属主观臆测。被告及第三人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原告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根据民事判决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将垃圾房转包给邵某个人的事实。被告及第三人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同意原告的证明内容。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6，被告认为并非拍摄于事发当日，对于原告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被告奉贤区人社局辩称，2019年8月27日，第三人陈峤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对其继父何连富于2018年6月27日工作期间受到的事故伤害进行工伤认定。经陈峤补正材料后，被告于2019年10月14日依法予以受理。经被告调查核实：何连富系邵某雇某至浦东新区周浦镇万达广场地下车库，从事垃圾分拣分离工作。2018年6月27日8时55分，何连富驾驶正三轮摩托车从B1层至B2层途中，不慎发生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被诉决定，认定何连富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原告将其从万达公司承包的保洁业务中的垃圾清运业务转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案外人邵某，原告应当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被告作出被诉决定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决定的证据材料：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以此证明被告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行政主体资格；2.工伤认定申请表、原告申苏公司工商档案机读材料、第三人陈峤身份证、何连富身份证、结婚证、离婚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旨在证明第三人陈峤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事实以及原告注册地在被告管辖范围内，被告具有管辖权；3.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奉贤区仲裁委)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的(2018)沪0120民初1854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的(2019)沪01民终3672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第三人陈峤于2018年7月17日起提起劳动仲裁和民事诉讼直至2019年3月26日，扣除该期间，陈峤申请工伤认定并未超过申请期限，同时，经民事诉讼虽然没有确认原告与何连富存在劳动关系，但是，确认原告将承包的万达公司保洁工作中的垃圾房转包给案外人邵某，并由邵某雇某何连富的事实；4.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何连富的交通事故时间、地点及现场情况及死亡时间及原因，何连富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的事实；5.浦东交警六大队于2018年7月2日分别对原告经理吴长义及案外人邵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万达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出具的“证明”以及(2019)沪0115民初60683号民事案件法庭审理笔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在笔录中承认保洁工作包含垃圾分离分拣工作从万达处承包后转包给邵某的事实以及事故发生在何连富工作时间的事实；6.原告向被告提供的“关于何连富认定工伤申请的公司意见”、“关于何连富认定工伤申请的公司补充意见”、“关于何连富认定工伤申请的公司再补充意见”以及阚疃公司工商信息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在认定工伤期间原告向被告提供书面意见，原告不同意认定工伤的事实；7.被告分别对陈峤、史清及邵某制作的工伤认定调查记录各一份，证明经被告询问，陈峤陈述原告将垃圾收运承包给案外人违反法律规定，其父亲接受案外人雇某，在工作期间及工作场所发生事故应当由原告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史清陈述何连富并非原告职员，并不清楚何连富的工作内容，原告承包万达公司保洁业务后将垃圾房清运业务分包给阚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学建，原告与阚疃公司没有订立书面合同，郑学建过世后由其妻子邵某接手经营，何连富由邵某雇某，具体工作由邵某安排；邵某陈述何连富系其雇某在万达公司垃圾房工作，垃圾房业务系其丈夫从别人处转来，发生事故时邵某不在现场，垃圾房开放时间为上午8时至9时30分等时段，三轮车系邵某所有；8.工作笔记一份，证明万达公司拒绝配合被告调查，邵某拒绝在笔录上签名以及向交警部门调查仅获取事故现场监控录像翻拍视频的事实；9.事故现场监控录像翻拍视频一份，证明事故发生的情况；10.被诉决定一份，证明被告经调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事实；1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第(一)项、《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证明被告适用法律正确；12.《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以及补正材料通知书、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提供证据通知书、被诉决定及送达回证一组，证明被告的执法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即对被告的职权依据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第三人陈峤的申请已经超过一年的申请期限，对于申苏公司工商档案机读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原告的经营范围不包含垃圾处置和清运，原告不存在违法转包的行为。对于陈峤身份证、何连富身份证、结婚证、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将垃圾房承包给阚疃公司，邵某是阚疃公司的负责人，承包的内容不包括垃圾清运。原告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何连富无证驾驶未经登记及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正三轮摩托车发生单车交通事故，不应当认定为工伤。原告对于证据5中的万达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证据5中的其于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认为证据5中浦东交警六大队对吴长义制作的笔录中均陈述垃圾房负责人，“负责人”的表述说明垃圾房是由单位或组织负责，说明原告未将垃圾房转包给个人，实际上是承包给阚疃公司。浦东交警六大队对邵某制作的笔录中，邵某陈述其没有要求何连富使用三轮车从事相关工作内容，是何连富擅自使用邵某的三轮车处理自己的事务，与工作内容无关。原告认为(2019)沪0115民初60683号民事案件法庭审理笔录中，原告虽然陈述将垃圾房承包给邵某丈夫后又承包给邵某，但是邵某夫妇均是阚疃公司股东，原告没有将垃圾房承包给个人。同时笔录中有证人出庭，能够证明何连富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何连富发生事故虽然在工作时间，但是并非发生在工作岗位，也非从事工作内容。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原告认为史清笔录中陈述将垃圾清运业务承包给阚疃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学建的表述有误，原告仅将垃圾分类承包给阚疃公司。而邵某在笔录中陈述何连富事发时是为了拉自己的物品，不存在工作内容。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8不予确认，认为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事发时何连富驾驶的正三轮车是空车。原告对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不应当认定工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陈峤、蔡萍对被告提供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于被告的证明内容均没有异议。第三人陈峤、蔡萍述称，陈峤申请工伤认定并未超过一年的期限。经过民事诉讼明确原告将垃圾房业务非法转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案外人邵某，邵某雇某何连富从事垃圾处理工作，何连富在工作期间发生事故伤害，应当由原告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被告作出的被诉决定合法有效，符合事实之情况，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就其述称未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被告在受理第三人陈峤的申请事项后，依职权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相关认定行为，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3、4、5以及证据2中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原告工商公示信息复印件”，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合同，虽然原告提供的合同复印件与当庭出示的原件版本不一致，但是均有合同双方的印章且内容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其证据效力。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6，系原告在本案诉讼阶段拍摄的照片，并非事发当日拍摄，无法证明事发当日的情况。根据前述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何连富与第三人蔡萍系夫妻关系，系第三人陈峤之继父。2018年3月5日，何连富进入浦东新区周浦镇万达广场地下车库从事垃圾分拣分离工作。2018年6月27日8时55分，何连富驾驶正三轮摩托车(空车)从B1层前往B2层，在B1层通往B2层通道内侧翻后与墙壁发生碰撞，造成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公安交警部门认定交通事故系何连富的过错导致。2018年7月17日,第三人陈峤向奉贤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何连富与原告自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7月28日原告收到奉贤区仲裁委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陈峤不服，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何连富与原告自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日立案后，经审理，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沪0120民初18548号民事判决，对陈峤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是，在该判决中确认如下事实：“…2018年6月27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六大队工作人员询问陈峤何连富工作单位名称是什么，其回答，不知道，只知道是江苏徐州人，应该是万达垃圾站承包商。2018年7月2日，交警人员询问吴长义(被告公司经理)你们公司与周浦万达广场有什么关系，其回答，周浦万达广场的保洁工作是我们公司承包的，6月27日死亡的何连富是我们转包的垃圾房的员工。问你们转包的垃圾房的负责人是谁，其回答，垃圾房负责人现在是邵某，垃圾房是我们公司转包给他们的。问你们公司与周浦万达广场的保洁方面工作有否合同，其回答，有的。问你们公司与垃圾房负责人之间有否合同，其回答，没有的，以前的负责人是邵某老公的弟弟，他弟弟把这些活儿转给他老公，后来她老公死了，这些活儿就由邵某在做，我们和他老公的弟弟之间有谈话录音，以前有口头协议，他们付给我们公司一万元承包费。同日，交警人员询问邵某你的个人情况，其回答，我叫邵某，曾用名邵芝芝，我现在承包周浦万达广场垃圾房的工作。问你如何承包万达广场的垃圾房，其回答，我是从申苏公司转包给我的。问你与该公司之间有无工作的合同时，其回答，没有。问说一下何连富的情况，其回答，何连富到我们这里工作一个多月，我们也没有与他签订过工作合同。问何连富在你们这里负责什么工作，其回答，他负责收集纸板的。问你是何时知道何连富发生事故，其回答，我是万达方面的工作人员通知我的，接到通知是2018年6月27日9时12分，我马上赶去现场。2018年6月27日，杨伟新、吴长义、刘万群(上述三人均系被告公司工作人员)与邵某丈夫之弟进行沟通，并作了谈话录音，该录音内容显示，系邵某丈夫承包的垃圾房，邵某丈夫死亡后由邵某负责。2018年7月9日，杨伟新、吴长义、刘万群与邵某及上海万达广场南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并作了谈话录音，该录音内容显示，邵某认可是其个人承包的。…”。陈峤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沪0120民初18548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6日予以受理，之后，陈峤提出撤回上诉。2019年3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1民终367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陈峤撤回上诉。2019年8月27日，陈峤向奉贤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要求对其继父何连富于2018年6月27日工作期间受到的事故伤害进行工伤认定。经陈峤补正材料后，被告于2019年10月14日依法予以受理。经被告调查核实：何连富系邵某雇某至浦东新区周浦镇万达广场地下车库，从事垃圾分拣分离工作。2018年6月27日8时55分，何连富驾驶正三轮摩托车从B1层至B2层途中，不慎发生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调查核实，被告认定何连富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故被告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被诉决定，并送达原告及第三人陈峤。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奉贤区人社局作为本区工伤保险工作的主管部门，具有对其行政区域内从业人员进行工伤认定的主体资格。被告奉贤区人社局在收到陈峤的工伤认定申请后，经调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决定，并送达原告及陈峤，被告的认定程序合法。原告主张何连富事故发生于2018年6月27日，第三人陈峤虽然曾于2018年7月17日起向奉贤区仲裁委以及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何连富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陈峤的行为表明当时其已经将原告作为何连富的用人单位，在法院确认原告与何连富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仍将原告作为工伤保险责任主体，应当视为超过《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一年的申请期限。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的期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本案中何连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第三人陈峤无法直接确定工伤保险责任单位，故其通过仲裁和民事诉讼确定工伤保险责任主体的期间不应当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何连富事故发生于2018年6月27日，陈峤于2019年8月27日申请工伤认定，扣除陈峤于2018年7月17日向奉贤区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之后提起民事诉讼，直至2019年3月26日陈峤撤回上诉的期间，陈峤申请工伤认定时未超过一年的申请期限，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难以采纳。本案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是否属于工伤保险责任主体存在争议。原告主张其将垃圾房的业务承包给阚疃公司而非邵某个人，阚疃公司具有相应的资质，邵某系阚疃公司的股东，何连富由邵某雇某，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何连富可能与邵某或者阚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原告并非是何连富事故的工伤保险责任主体。被告及第三人均认为原告将其从万达公司承包的保洁业务中的垃圾房业务转包给邵某个人，违反了《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属于非法转包，应当由原告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原告虽然主张其将垃圾房业务转包给阚疃公司，但是没有提供书面合同或者其他书面证据加以证明，而被告提供的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8)沪0120民初18548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原告将其从万达公司承包的保洁业务中的垃圾房业务转包给邵某个人。何连富是由邵某个人聘用。同时《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擅自从事生活垃圾收运或者处置活动。原告将垃圾房业务擅自转包给没有处置生活垃圾资质的邵某，而何连富系邵某聘用，根据前述规定，在何连富发生因工伤亡时，原告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据此，本院的原告的这节主张不予采纳。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于何连富于2018年6月27日发生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存在争议。原告主张邵某在浦东交警六大队笔录及民事诉讼中的陈述以及民事诉讼中证人的证言均证明何连富在事发时私自驾驶邵某的正三轮摩托车用于搬运个人物品，并非从事工作内容。垃圾房处于商场B1层，事故发生于****的通道，并非何连富的工作场所，何连富发生事故时并非因为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同时，何连富的事故属于单车交通事故，且何连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按照《复函》、《试行办法》等规定，不应当认定为工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何连富发生事故时处于工作时间均确认一致。对于何连富的工作内容，邵某在其对浦东交警六大队的笔录中陈述为“负责收集纸板”。在(2019)沪0115民初60683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中，证人贾某某陈述“有时候他们会去拉拉纸箱…”、“纸板是由何连富处理的”。贾某某的陈述与邵某在浦东交警六大队的前述陈述向印证，能够证明何连富的工作内容至少包括了收集纸板。至于邵某在之后的民事诉讼及工伤认定期间的笔录中关于何连富的工作内容为操作机器压缩垃圾的陈述，不能排除何连富收集纸板的工作内容。何连富事故发生时驾驶的正三轮摩托车是否从事工作内容，邵某在浦东交警六大队中陈述“平时何连富不大开的”，该陈述并未直接否定何连富平时驾驶正三轮摩托车的事实。对于事发当时何连富是否去拉自己的物品一节事实，根据事发当时的监控视频显示车辆是空车，而邵某在事发时不在现场，并不知情。在现场的贾某某对于何连富去拉自己的物品的证言，经民事诉讼庭审确认系贾某某主观臆测，结合邵某及贾某某之前的陈述，不排除何连富在事故发生时使用邵某的正三轮摩托车收集纸板。虽然邵某承包的是处于商场B1层垃圾房，但是由于何连富存在前述收集垃圾的行为，何连富的工作场所并不仅限于垃圾房，结合何连富的工作内容，事故发生于商生于商场****的通道属于何连富合理的工作场所。何连富发生事故时处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且系因工作原因导致伤亡。至于原告主张何连富无证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车辆发生单车交通事故，属于违法行为，不应当认定为工伤。本院认为结合何连富的工作内容，其使用车辆并非私自使用，即便存在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排除工伤情形。故本院对原告的前述主张均难以采纳。被告奉贤区人社局据此作出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被告奉贤区人社局作出被诉决定，认定事实基本准确，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原告之诉请，缺乏相应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申苏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上海申苏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卫志成审 判 员  钟 渊人民陪审员  朱 进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袁 帅书 记 员  徐诗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二）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三）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的职工因工伤亡的，指派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