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14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学渊，男，194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为良、孙月眉，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伙利，男，195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和，福建宽达（长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学渊因与被上诉人陈伙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2019）闽0182民初5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学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郑学渊与陈伙利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郑学渊无需向陈伙利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事实和理由：一、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在重审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1段，法院认定“郑学渊向陈伙利出具了一张借条，确认向陈伙利借款360000元，自2002年11月13日开始计息。此后，郑学渊先后于2004年11月13日、2006年11月13日、2008年5月21日在该借条上加注姓名或日期。”法院认定既不是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事实上，在这期间郑学渊根本没有出具过其他借条。本案及系列案，郑学渊在所有的借条上第一次的落款时间都是在2010年12月30日，包括每一张借条上后续的两次落款时间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即2013年2月20日，2016年8月25日。系列案每一张借条上记载的借款时间都与借款行为不一致，出具借条时间与借款行为均相差7、8年，属于倒签借条，与正常的民间借贷相悖。2.判决书第4页认定：证人刘某、陈某1、陈某2在原审所作证言及资金平衡表等证据均是虚假的，上诉人郑学渊在重审一审中一一予以反驳，且陈伙利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但重审一审法院仍坚持上述证据能够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完全属于违背事实的认定。首先，陈伙利为了使虚假诉讼达到胜诉的目的，指使其配偶刘某、女儿陈某1及保利公司工程负责人陈某2出庭作伪证，且这三位证人与陈伙利都有利害关系。陈伙利在庭审时称：其出借给上诉人郑学渊的86万资金来源于其女儿陈某1；陈某1称：其2002年至2003年间投资保利公司，并占该公司10%股份，获利两、三百万元；而陈某2只是保利公司一位普通的工程负责人，竟对陈某1的陈述予以证明。如此一个证人证言对另一个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何以采信。况且陈某1称其占保利公司10%股份，没有事实依据。其所谓的公司分红两、三百万元，虽有陈某1个人制作的便函，但没有公司盖章，也没有银行流水凭证。据此，可以证明本案中陈伙利的出借资金来源不明，借贷事实不存在，陈伙利主张的借贷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刘某系陈伙利配偶，作为本案的证人，因其与陈伙利系夫妻关系，与被上诉人是利益共同体；刘某的证言等同于陈伙利的自述，没有任何证明力；刘某在庭审中提交了十多份所谓收取郑学渊的“利息证据”，没有一张有郑学渊的签字，不能证明是郑学渊给付的利息，且这十多份“利息证据”记载的利息起算时间分别是从2005年至2009年期间，与本案中的两笔借款时间2002年与2003年没有一张能够对应；甚至每一份“利息证据”的内容显示每月利息均为6000元，亦无一张可与案涉36万元或50万元或总额86万元本金借条凭证中约定的1%月息相印证（即按理对应月息凭证应记载为3600元或5000元，或8600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在庭审中陈伙利自认借款期间有利息给付，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不能做为定案依据。再次，结合陈伙利在原一审及重审一审提供的两份《平衡表》来看：原一审平衡表系陈伙利女儿陈某1单方制作，上面没有公司盖章。郑学渊对该份证据提出质疑且案件被发回重审后，陈伙利重新提供的《平衡表》，上面仅记载“材料属实”并加盖公章，却无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经办人员签字,也无核实者署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对于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规定。更蹊跷的是,郑学渊当庭追问陈伙利“公章是谁盖的？材料属实四个字是谁写的？”两个重要问题时。陈伙利先是很肯定的说“是法定代表人邱凌”，而后改口不知道，最后干脆说不回答。从陈伙利一系列的举动来看，足见其心虚，言词前后矛盾，该平衡表真实性实在令人怀疑。然而这样漏洞百出的证人证言及相关证据，竟然被重审一审法院所采纳。二、重审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前后矛盾，且于法无据。1.判决书第3页第4段，重审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债权人既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也要证明资金交付事实”，但在随后的论述中（判决书第4页第1行）又表明“虽然陈伙利未能提供确切证据证明款项的交付，但结合证人在原审所作证言及资金平衡表等证据能够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可以说明陈伙利出借案涉款项的来源、给付能力”。如前文所述，所谓的证人证言和资金平衡表根本是虚假的，又何来形成证据链一说。重审一审判决，不顾案件事实，法院论述前后矛盾，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2.判决书第4页第10行，重审一审法院认为“若不存在借贷事实，郑学渊本可在上述期间的某个时间节点拒绝签注认可，但郑学渊在十几年间均以此行为模式来确认债务的存在，从不否认。综上，本院认定本案两笔借款已实际发生。”然而纵观我国各部门法律，没有任何一个法条有将重复签注借款日期的行为，认定为实际交付款项的规定。重审一审得出两笔借款已实际发生结论，于法无据。三、重审一审判决不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导致判决结论错误。重审一审判决第3页第4段，法院认为“郑学渊辩称涉案债务是因陈伙利为其提供便利而给予的好处并非实际借款，然而郑学渊未能就此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于该事实证据，上诉人根本不可能进行举证，该证据应由侦查机关介入调查取证。重审一审判决不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导致判决结论错误。四、本案及相关系列案的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本案系虚假诉讼。1.本案及相关系列案借款凭证的格式、内容、形式都如出一辙。2.借款凭证都没有记载借款期限。3.每一份借条均未写“借到”，且都是以现金交付。4.从本案及相关系列案法庭审理认定的事实来看，三个不同的出借人长达16年都没有向借款人催要借款本息。5.每一张借条上记载的借款时间都与借款行为不一致，相隔七八年时间，属倒签借条。6.系列三案四张借条凭证上记载的倒签借款时间，包括第一次原始打印的时间及之后的两次重新确认时间，竟然都是同年同月同日。7.三个不同的出借主体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即2018年年末，向长乐市人民法院起诉。五、本案是一起人为制造的虚假诉讼。1.本案的审理应结合与本案相关的系列案：出借人陈伙利【（2018）闽0182民初2550号】本金36万元、50万元（本息合计247.4万元）、出借人陈守华【（2018）闽0182民初1413号】本金190万元（本息合计543.4万元）、出借人保利公司【（2019）闽0182民初800号】本金15万元（后陈利琛以35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保利公司15万元债权，本息合计56.175万元）。2.本案的借款凭证系这样形成的：上诉人与陈伙利是同学关系，于1996年至2004年办厂期间，找到时任长乐市水利局局长陈伙利帮助协调，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位于长乐市的土地29亩。2001年陈伙利又帮郑学渊减免了电容增容费19.2万元，郑学渊向陈伙利表示要送给他好处费，他没有拿。直到陈伙利退休后的几个月，即2010年12月30日，他向郑学渊索要好处费，并且拿出事先打印好的四张借条叫郑学渊签字，借条上记载的出借人分别为陈伙利36万元及50万元（本息合计247.4万元）的二张借条、陈守华190万元（本息合计543.4万元）、保利公司15万元（后陈利琛以35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保利公司15万元债权，本息合计56.175万元）各一张借条。（陈守华、陈利琛均系陈伙利的亲属，郑学渊不认识他们，也没有与陈伙利有借贷关系），本案的借条凭证系基于陈伙利向上诉人索要“好处费”而形成的，索贿金额共计846.975万元。3.从本案借条凭证的格式、内容及形式来看，与系列案的诸份借条凭证如出一辙，高度雷同。在系列案的审理过程中，出借人陈伙利、出借人陈守华、出借人保利公司均自称与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形成于2002年到2003年之间。虽三个出借人主体不同，但在四张借条凭证上所记载的借款时间，都是同一个时间，即2010年12月30日。每一张借条上记载的借款时间都与借款行为不一致，相隔七、八年时间，属倒签借条。如此的借贷行为发生的概率仅为八百五十万分之一，这样的借条凭证形成不可能存在，以此认定借贷行为的真实性毫无事实根据。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上诉人郑学渊在本案及相关系列案的借款凭证上两次重复签定借款时间，只能证明郑学渊两次确认借款的合意形成；退一万步说。无论郑学渊在借条上有多少次确认借款时间，都不能证明本案及系列案借款行为已实际发生、借款款项有实际交付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货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结合本案事实证据：1.陈伙利不具备出借资金能力。2.陈伙利对资金来源的说明不符合常理。3.陈伙利交付资金的方式有悖常理。4.出借资金的交付地点与事实不符。以上事实及证据足以证明，本案的借贷关系不存在，被上诉人陈伙利捏造民事法律关系，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综上，本案及相关系列案的借条凭证系基于陈伙利向上诉人索要好处费”而形成的，借条凭证的内容是虚构的、借款凭证上记载的出借人主体是虚构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被上诉人未实际向上诉人支付借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借贷关系，恳请二审法院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陈伙利辩称，首先，被上诉人陈伙利支付给上诉人郑学渊的借款分两次，第一次是2002年11月13日36万元；第二次是2003年3月7日50万元，两次共借给郑学渊86万元。两次给郑学渊的借款都是按当时最普遍的习惯方式现金支付给郑学渊。地点都是在郑学渊鞋厂的**办公室内（裕利达旁边旧海燕鞋业公司），这是事实。郑学渊辩称2002年底时，郑学渊已不在该地点不是事实也无依据，当时郑学渊也都有写借据，后来于2010年12月30日换条，陈伙利将原有的两张借条原件还给了郑学渊，郑学渊如果没有借款，郑学渊就不会换条，更不会在同一张的借据上在不同的时间段签字确认借款事实并愿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至于陈某1的出庭作证，虽然是陈伙利的女儿，但是陈某1都是按事实陈述的，且证明了当时的交易习惯多是用现金支付的事实，同时也证明了陈伙利借给郑学渊款项的资金来源。而刘某的证词更说明了郑学渊向陈伙利的借款事实。收取的借款利息都只有6000元，虽然不足，但这都是郑学渊给付的，做为好朋友，陈伙利不去计较而已。这更加说明了郑学渊是不守诚信的人，且陈某1与刘某的证词能与本案相互印证是可信的，是有效力的。郑学渊上诉称，该借款是因为陈伙利帮其忙给陈伙利的好处，是陈伙利要求写借条的，那更是郑学渊的无稽之谈，没有任何事实与依据。本案在发回重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就郑学渊所述“好处费”问题移送相关部门查证落实，结果是郑学渊的荒唐之言，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为此，一审法院依法作出了根据事实符合法律的正确判决，维护了陈伙利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判决符合事实与法律，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郑学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陈伙利的合法权益。 陈伙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学渊向陈伙利偿还借款本金86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1%计息，其中本金360000元从2002年11月13日至2018年9月13日暂计利息684000元，剩余本金500000元从2003年3月7日至2018年9月7日暂计利息930000元，利息均应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并扣除已收取利息132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及提供担保损失7397元由郑学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学渊向陈伙利出具了1张借条，确认向陈伙利借款360000元，同时注明借款利息为月利率1%，自2002年11月13日开始计息。此后，郑学渊先后于2004年11月13日、2006年11月13日、2008年5月21日在该借条上加注姓名或日期。2010年12月30日，郑学渊就该笔借款重新出具了借条，再次确认向陈伙利借款360000元、月利率1%、本息未付的事实。同日，郑学渊还另行向陈伙利出具了1张借条，确认2003年3月7日向陈伙利借款500000元、月利率1%、本息未还的事实。郑学渊分别于2013年2月20日、2016年8月25日在该二份借条上签名并标注日期。庭审中，陈伙利自认已收取郑学渊支付利息共计13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债权人既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也要证明资金交付事实。现陈伙利提供了郑学渊出具的借条，郑学渊对借条的真实性并不持异议，但辩称因陈伙利为其提供便利而给予的好处并非实际借款，然而郑学渊未能就此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确有借贷合意。虽然陈伙利未能提供确切证据证明款项的交付，但结合证人刘某、陈某1、陈某2在原审所作证言及资金平衡表等证据能够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可以说明陈伙利出借案涉款项的来源、给付能力。同时，借条的内容体现，双方间的民间借贷并非遵循先出具借条再交付借款本金的交易习惯，以及陈伙利多年间持续向郑学渊催讨还款，郑学渊也每隔两三年在借条上进行签注。郑学渊作为具有独立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出具借条及在借条上签注的行为的民事法律后果应当有所预见，相应行为应视为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若不存在借贷事实，郑学渊本可在上述期间的某个时间节点拒绝签注认可，但郑学渊在十几年间均以此行为模式来确认债务的存在，从不否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两笔借款已实际发生。案涉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陈伙利有权随时要求郑学渊在合理期限内清偿，郑学渊未能还本付息，已构成违约，应承担清偿责任。双方约定借款月利率为1%，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陈伙利主张按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伙利自认已收取利息132000元，属于减轻债务人负担的自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陈伙利为实现其债权而申请财产保全，并支出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费用7397元及保全费5000元，均为其合理支出，故陈伙利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判决：一、郑学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陈伙利借款本金860000元及利息（利息均按月利率1%标准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其中360000元本金的利息从2002年11月13日起算，500000元本金的利息从2003年3月7日起算，并应扣除已实际收取的利息132000元）；二、郑学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伙利保全申请费5000元及担保损失7397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两组证据。1.向陈伙利借款36万元的字据、向陈秀华借款95万元的字据、向林甦借款95万元的字据，证明上诉人应陈伙利要求，于2002年11月13日同时出具该3张借据，而且又加注2004年11月13日；证明陈伙利变相索贿，虚假诉讼；2.2005-12-30利息统计表、2006-10-16利息统计表、2008-12-30利息统计表、2009-6-30利息统计表、2010-6-30利息统计表、2013-2-28利息统计表，证明6份利息统计表皆是陈伙利亲笔制作，将陈伙利、陈秀华、林甦借款数额及息金全部统计列成表格，证明陈伙利变相索贿，虚假诉讼。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不是二审新证据。证据中只有借条是原件被上诉人对向陈伙利借款36万元予以确认，其他与本案无关，并已实际履行。其余的证据都是复印件，代理人认为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假如说这个是真实的，里面有记载利息及时间，也正是郑学渊有向他人借款的事实，再加上郑学渊在借条上多少确认承认债权债务的存在，更加证明了郑学渊向陈伙利借款的事实。本院分析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法定二审中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借款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等为据，双方借贷事实清楚，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本案借条并签名，其应知晓该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上诉人辩称涉案借款系因被上诉人为其提供便利而给予的好处并非实际借款，但未能提供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且在借条出具后上诉人又多次地在借条上进行签注确认，故上诉人的该抗辩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郑学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691.1元，由上诉人郑学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乐影 审判员  吕德快 审判员  刘 瑜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叶 翔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