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01民初2720号原告：毕吉兰，女，1961年7月7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务农，住云南省大理市。原告：毕社文，男，1959年4月3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务农，住云南省大理市。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青超，云南天外天（大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陈从良，男，1956年12月11日生，汉族,浙江省乐清市人，自由职业，住大理市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正（系被告陈从良儿子），男，住大理市，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敬贤，云南聚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毕吉兰、毕社文诉被告陈从良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毕吉兰、毕社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青超，被告陈从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正、吴敬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毕吉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毕吉兰与被告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将位于大理市内的所有生产设备、铁皮等材料搬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原告是夫妻，被告系原告毕吉兰的妹夫。1992年原告通过向邻居赵发富互换土地方式取得位于大理市老人协会旁的土地。1993年向村公所、市郊乡土地管理所申请在原告换来的土地上创办小型铁件加工厂，经批准后同意建厂用地。原、被告开始着手办厂，后因原告妹妹去世，原、被告因经济问题发生纠纷。2010年3月14日原、被告因腾房问题发生纠纷，被告报警后经大理市开发区派出所民警调解，在见证人张寅辉见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约定陈从良将其位于大理市内的所有生产设备、铁皮材料搬走，原、被告及见证人均签字确认，并经大理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盖章。原告认为，双方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自愿达成协议，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应判令被告履行协议。庭审中，原告撤回了要求确认原告毕吉兰与被告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被告陈从良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只有在调解协议书被确认有效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支持。但该调解协议达成时间远远超过10年，提出确认该协议效力申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即使调解协议书被确认有效，也与本案原告毕社文无关，毕社文没有参与调解，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二、被告与原告毕吉兰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本身是无效的。诉争的土地和厂房并非原告所有，而是由被告与案外人满兰花（已故）出资购买及建盖。原告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诉争土地系其出资购买并登记在其名下，及诉争厂房系原告出资建盖，故原告要求被告办理诉争厂房内的设备等材料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大理市公安局在未对双方争议土地及厂房来源进行调查，也无权对双方争议的土地及厂房权属进行裁决，即便被告签署过协议，也是对自己实体权利的错误处分是无效的，可单方面撤销。答辩人在自己出资购买、建盖的房屋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侵犯任何人利益，原告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毕吉兰妹妹满兰花生前与被告陈从良同居生活多年。1993年原告毕社文与同村村民赵发富通过土地置换方式获得案涉房屋土地，并另行向赵发富支付7000元土地置换差价，原、被告对该7000元款项实际出资人有争议。1993年4月13日，原告毕社文与案外人赵发富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对双方转让土地及补偿金的情况进行了约定，并注明该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保存两份，现其中一份由被告陈从良保存。同年5月5日毕社文、赵发富向市郊乡政府、乡土地管理所等申请在该土地上创办小型铁件加工厂，获批准后，同年在该土地上建盖了四层房屋一栋。庭审中，原、被告确认赵发富未参与建房，仅因建房土地原系赵发富名下，故建房申请将其列为申请人。被告认可案涉房屋由二原告负责具体建盖事宜，但认为全部建房款项均由被告出资，原告对此不认可。房屋建盖完成后由被告陈从良在一、二层经营铁件加工。2010年原告毕吉兰、被告陈从良、案外人毕仅全因经济问题发生纠纷，经被告陈从良报警，大理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受理后，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三人达成《治安调解协议书》，约定：……2.陈从良将其位于云南省大理市内的所有生产设备、铁皮材料搬走；3.在搬运的过程中，毕吉兰、毕仅全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阻挠。另查明，案涉房屋第一、二层放置有被告的机器设备，第四层原由工人居住放置有部分床铺等生活用品，该三层房屋自2010年起就未再使用，第三层由满兰花父亲赵信居住使用，赵信去世后整栋房屋由被告陈从良上锁封闭。上述事实有双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的治安调解协议书、申请书、勘验照片、土地转让协议书及双方庭审一致陈述予以证实。原告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证明原件一份，证明案涉房屋土地系原告与赵发富调换获得，原告有权提出排除妨害。被告为证明其答辩主张还提交了:B1、调查笔录原件两份（附证明两份），证明被告曾委托律师向赵信（原告毕吉兰父亲）、原告毕社文进行调查，二人均认为涉案土地是陈从良及案外人满兰花出资购买并在土地上建盖有四层的房屋，房子和地基也属于二人，只是地基由毕社文提供的土地置换得到，认为陈从良、满兰花应当给他经济上的补助才合理；B2、监护权约定协议复印件1份、公证书原件2份、遗产继承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在案外人满兰花去世后，原告毕吉兰的父亲赵信与被告陈从良对其非婚生子女的抚养权及满兰花的遗产进行了约定，满兰花遗产部分包括了案涉房产。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明三性均不认可，认为应当出示换地协议，该证明真实性无法核实。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B1合法性不予认可，调查笔录相当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接受询问，也没有提供律师的信息、委托材料及加盖律师事务所印章，无法核实真实性；对证据B2中遗产继承协议书不认可，系复印件。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明，出具人虽未到庭接受询问，但该证明所载内容与双方庭审一致陈述及被告提交的《土地转让协议书》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B1中赵信的调查笔录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毕社文的询问笔录经本院反复向原告核实，原告坚持不认可其上签字系毕社文本人签署，但经本院释明，原告亦未申请司法鉴定佐证其辩解，结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对该询问笔录予以采信。经上述举证、质证，本院还确认本院如下法律事实：2010年11月7日，被告委托云南隆云律师事务所律师梁隆乾、周进向原告毕社文进行调查，在调查笔录中毕社文陈述：向阳村老人协会旁一栋四层楼房（即案涉房屋）是我岳父赵信居住，这个房子的地是1993年赵发富转让的，地基费7000元及建房的全部费用和向村委会交的相关费用是赵信的小女儿满兰花和陈从良交的，钱是满兰花和陈从良出的，有的费用是我转交的，但我换了一块地给赵发富。这个是农村的房子，没有任何产权证，只是村上开了一张发票，房子一直是满兰花和陈从良居住和使用。房子和地基是属于满兰花和陈从良的，但当初我换了一块地给赵发富，满兰花、陈从良应该给我经济上的补助才合理，陈从良要生产我也不干涉，但应在一定时间内将给我的补偿协商好。本院认为，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本案两原告以对案涉土地享有使用权且双方曾协商一致被告应腾房为由要求被告排除妨害，则两原告需举证证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且被告已妨害其物权。但案涉房屋及土地至今未办理产权证书，而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房屋系由被告陈从良及其原同居人满兰花（已故）出资建盖，且建盖至今一直由被告管理使用，在无相关管理机关对被告陈从良对房屋的管理、使用作出否定性认定之前，被告陈从良作为房屋建盖人对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现两原告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对案涉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被告排除妨害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在无法证实被告侵犯其物权的情况下，二原告仅依据原告毕吉兰、被告陈从良及案外人毕仅全因经济纠纷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书》要求被告陈从良排除妨害无事实依据。综上，两原告要求被告陈从良排除妨害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毕吉兰、毕社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毕吉兰、毕社文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应梅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