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民终37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名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蔚山路3777号。法定代表人：苑旭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华，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燕，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天津街1888号。法定代表人：洪秋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修志玉，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壮，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担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城农商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2民初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融资担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华、孙海燕，被上诉人环城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修志玉、史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环城农商行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融资担保公司向环城农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向环城农商行偿付合同款项本金3000万元和未付收益1231167.67元；并以未付收益1231167.67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计算标准支付自2017年6月21日起至2017年12月1５日的违约金；以及以合同款项本金及未付收益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计算标准，支付自2017年12月1６日起至融资担保公司实际付款之日的违约金（至本案起诉之日，暂计算违约金数额为7714362.91元）；2.判令诉讼费用及律师费10万元由融资担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16日,松原市锦达经贸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松原锦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吉林省尚文投资资合伙企业（丙方）（以下简称吉林尚文）、融资担保公司（丁方）共同签署编号为（SYQZR）GX-SG-201610-25《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约定乙方代甲方向丙方支付收益权转让款项3000万元整；甲方承诺在2017年12月16日之前向乙方偿付收益权回购款3000万元并按季支付相应收益；同时融资担保公司承诺对甲方的上述溢价回购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支付收益权回购款、收益及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融资担保公司向国信证券、环城农商行出具编号为2016年长担保函500号《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函》，承诺就上述回购行为和吉林尚文应向环城农商行支付的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包括违约金）向国信证券、环城农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12月16日，国信证券代松原锦达向吉林尚文汇付上述款项人民币3000万元整，吉林尚文于同日出具了《出资款到位及收益权转让证明》，据此，国信证券依照《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约定完整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2017年12月16日，环城农商行与国信证券签署编号为GX-HC-201711《关于国信-梁钧2号第1期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权利义务转让的协议》，国信证券按照《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将该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环城农商行，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环城农商行作为受让人继受取得国信证券享有的全部合同权利，融资担保公司自此应向环城农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自2017年6月21日起，松原锦达未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约定向国信证券支付收益款，至2017年12月16日,松原锦达亦未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约定向国信证券支付全部收益权回购价款，同时融资担保公司亦未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经国信证券及环城农商行多次催讨，融资担保公司仍拒绝履行《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及《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函》约定的保证义务，故融资担保公司之行为已经构成实质性违约，应当依约承担法律责任。现环城农商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融资担保公司在原审时辩称，融资担保公司不应向环城农商行承担民事责任，请求法院驳回起诉、中止审理或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程序方面，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本案的审理应以相关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本案相关刑事案件尚未审结。（一）本案与相关刑事案件系同一事实，应裁定驳回起诉。1.本案民事行为与相关刑事案件中行为系同一行为。目前，因作为本案基础法律行为的借贷行为存在犯罪嫌疑，名义借款人松原锦达已被长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作为从属法律行为的保证行为也存在犯罪嫌疑，融资担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戴君也已被立案侦查。2.本案与相关刑事案件主体系同一主体。松原锦达、融资担保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戴君涉嫌犯罪均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戴君的涉嫌犯罪行为虽然是个人犯罪行为，但其行为却是以其身为融资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实施。3.本案存在犯罪嫌疑，应移送公安机关。（二）本案在事实认定和民事责任承担上依赖于相关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本案民事审理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本案民事诉讼中所涉嫌的刑事案件尚未审结，因此，本案应裁定中止民事审理。（三）如果本案先于所涉嫌的相关刑事案件审理，则违背刑民交叉案件处理规定及最新司法政策精神。本案应贯彻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二、如果本案民事诉讼继续审理，应调取案涉犯罪案件刑事侦查过程中取得的刑事证据。本案真实法律关系是金融借款，之所以以通道业务的形式操作，目的在于规避监管要求。三、即便本案可以与相关刑事案件分开审理，因主债务人及融资担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案涉行为均涉嫌犯罪，主合同因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恶意串通而无效；环城农商行对主债务人和戴君犯罪行为的发生至少存在间接故意下的不作为犯罪嫌疑，其过错也不应由融资担保公司承担责任。四、主合同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商业银行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根据《贷款通则》第二十条，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果主合同中所述环城农商行为合伙企业出资人的内容属实，或将资金借给借款人用于股权投资，将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五、即便本案所涉的主合同有效，因戴君的行为系伪造公司印章违法出具金融票证的个人行为，且已经涉嫌犯罪，因此，戴君的个人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不能代表融资担保公司，案涉保证合同因系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即便主合同有效，案涉保证合同也因不代表融资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未能生效。因此，即便不考虑其犯罪嫌疑，环城农商行对案涉贷款风险的发生也存在明显的重大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其责任不应由融资担保公司承担。六、即便《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函》真实，也应认定为未生效或无效，融资担保公司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该担保函系戴君私刻公章伪造，不代表融资担保公司真实意思，故未生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戴君伪造的担保函无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不代表公司真实意思，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函》因环城农商行与借款人和戴君恶意串通，侵害融资担保公司合法权益而无效。环城农商行对该笔贷款负有法定的贷前资信调查等义务，但其并未履行相关法定义务，并逃避银监部门依法制定的监管要求，属于明显的故意，融资担保公司对此无过错。七、即便《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函》真实有效，因环城农商行违反《担保贷款合作协议》第十一条第一款约定，故环城农商行无权要求融资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八、即便案涉协议均真实有效，环城农商行也无权要求融资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一）环城农商行未实际取得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其未提供任何足以证明其为实际出资人或已实际取得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的证据。（二）即便环城农商行实际取得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其也不具备向融资担保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和法律基础。第一，环城农商行并未提供其向吉林尚文出资的付款凭证及相应的验资报告，无法证明其向吉林尚文实际出资且出资款已到位。第二，环城农商行并非向融资担保公司主张权利的适格主体，不能依据其与国信证券签订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要求融资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融资担保公司认为本案应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如果继续审理，因环城农商行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6日，松原锦达（甲方）、国信证券（乙方）、吉林尚文（丙方）、融资担保公司（丁方）经协商一致，就转让及回购丙方财产份额收益权事宜，签订编号为(SYQZR)GX-SG-201610-25《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协议如下：第一条转让标的。甲方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在吉林尚文出资人民币陆仟万元整（小写：￥3,000万元），占丙方出资额的50%。本合同项下的转让标的是指：甲方合法持有的上述丙方财产份额对应的收益权，包括但不限于按照合伙协议约定所拥有的财产性权利，及为实现该财产份额收益而产生的其他权利，不包括甲方作为有限合伙人应承担的任何义务和责任。第二条转让价款及回购价款。（一）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由甲方转让至乙方的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陆仟万整（小写：￥3,000万元）。（二）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由甲方溢价回购的总价款合计为：转让价款+转让价款*5.5%*乙方持有转让标的实际总天数/360。其中乙方投资本金为转让价款，由甲方回购转让标的之日向乙方支付。乙方投资收益为转让价款*5.5%*每个投资收益支付期间乙方持有转让标的实际天数/360，由甲方于每自然季度末月21日及回购日向乙方支付当期投资收益。（三）每个投资收益支付期间乙方持有转让标的实际天数的计算方式为：前一个投资收益支付日（如无，则为投资起始日）（含）起，至该日后首个自然季度末月21日（或回购转让标的之日，两者先发生者为准）（不含）之间的实际天数。（四）如乙方受让的丙方财产份额收益权的实际价值在回购日已发生增值或贬值，甲方回购转让标的的总价款仍为本合同第二条（二）之约定总价款。第三条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一）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由于甲方并未实际向丙方缴纳出资，甲乙丙丁四方在签署本协议时，同意甲方将向丙方实缴出资的义务转让给乙方，乙方应在本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成就时代甲方履行向丙方实缴出资的义务。（二）转让价款的支付条件：1.编号为“（DX）国信-广州银行-合同2016第1号”的《国信-梁钧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已签署并生效；2.委托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向国信证券发送投资指令并交付相应的委托资金；3.甲方已向乙方提供丙方营业执照及全体合伙人关于同意本次转让事项的相关会议决议；4.本合同已签署并生效；5.在本合同项下所作的任何保证、承诺不存在虚假或不真实。（三）由于甲方并未实际向丙方缴纳出资，而是由乙方代甲方履行向丙方实缴出资的义务。甲乙丙丁四方一致同意通过乙方代甲方履行向丙方实缴出资的义务而豁免乙方向甲方支付收益权转让款义务，即：当乙方已经代甲方履行完毕向丙方实缴出资义务后视为乙方已经向甲方划转收益权转让价款。甲乙丙丁四方一致确认以上条款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甲方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司法途径）向乙方提出支付转让价款的请求。在具备上述全部支付条件后，乙方将按照本合同第二条（一）约定的转让价款一次性划入甲、乙、丙、丁四方共同约定的丙方银行账户。（四）转让价款划入丙方指定账户内之日，丙方应向甲方及乙方出具出资款已到位的证明文件及收益权转让证明文件，证明甲乙丙三方的应履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并对乙方未来将产生的收益权利予以确认。并且，丙方将在【十】个工作日内落实办理与本次出资款到位相对应的甲方有限合伙人工商登记手续。（五）丙方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的交付方式：本合同项下转让价款按上述规定全额划入丙方上述银行账户当日，甲方即已经出让转让标的，乙方已经受让转让标的，乙方自该日起享有转让标的对应的一切财产性权益。第四条转让标的的回购。乙方受让上述转让标的后，甲方应于转让期满之日（即2017年12月16日）回购转让标的。甲方按照本合同向乙方全额支付溢价回购的总价款且总价款到达第二条第（五）款约定的银行账户当日，转让标的项下权益即回转至甲方。第五条乙方投资收益的实现及甲方的保证。转让后，为保证乙方受让丙方财产份额收益权的出资价款如期返回，同时为保证乙方取得投资收益，甲方现向乙方作出如下保证：（一）甲方承诺本次转让的丙方财产份额收益权完整、真实，不存在转让限制。除丙方财产份额收益权以外的其他义务和责任仍由甲方承担。甲方一并承诺在向国信-梁钧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转让其合伙份额收益权交割日之前及之后均不存在任何向任意第三人转让其合伙份额收益权之行为。（二）在乙方持有转让标的财产份额收益权期间，乙方不承担甲方作为有限合伙人产生的所有税费及其他各种费用负担，该等税费及费用负担全部由甲方承担。第六条丁方的担保责任。丁方愿为甲方向乙方（代表国信-梁钧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溢价回购行为及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第七条违约责任。如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日期支付投资收益或未按约定日期回购，则自逾期之日起承担相应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违约金=（逾期未付回购款+逾期未付投资收益）*0.5‰*逾期天数。除非本合同另有规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中约定的义务，违反本合同项下陈述、保证和承诺，均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2016年12月16日融资担保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戴君出具编号为2016长担保函500号《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函》。内容为：致国信证券、环城农商行：鉴于，松原锦达与国信证券(代表国信-梁钧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签订《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环城农商行与吉林尚文签订《金融业务安排服务协议书》，为保证“农商行”与国信证券的上述合同权利，本公司特出具此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函，保证范围为国信证券向松原锦达支付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叁仟万元整(小写：￥3,000万元)及年化5.5%的投资收益、年化3.1%的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违约金（罚息）、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并约定如下：一、本担保函承担的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二、本担保函保证期限自本公司签署之日生效，至本担保函所列担保事项全部履行完毕后为止。三、投资收益、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违约金（罚息）的计算方式及投资收益、回购价款的支付日期：1.投资收益=转让价款*本担保函约定的投资年化收益率*国信证券持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实际天数/360;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转让价款*本保函约定的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年化收益率*国信证券持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实际天数/360；其中：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2.投资收益在已签订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及回购协议》存续期间按季支付，每自然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1日为投资收益支付日，最后一期投资收益在回购日随回购价款一并付清。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在已签订的《金融业务安排服务协议书》存续期间按季支付，每自然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1日为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支付日，最后一期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在已签订的《金融业务安排服务协议书》约定的日期支付。3.回购价款的支付日期为已签订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及回购协议》约定的回购日，回购价款于约定的支付日期一次性支付。4.如松原锦达未能按约定日期回购或未按约定日期支付投资收益的，则自逾期之日起承担相应违约金（罚息），违约金（罚息）的计算方式为：违约金（罚息）=(逾期未付回购款+逾期未付投资收益)*0.5‰*逾期天数。如吉林尚文未能按约定日期支付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的，则自逾期之目起承担相应违约金（罚息）,违约金（罚息）的计算方式为：违约金（罚息）=（逾期未付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0.5‰*逾期天数。四、如松原锦达迟延支付投资收益及/或回购价款达5个工作日（含）的，国信证券可向本公司发出支付通知，本公司承诺按照支付通知所写的日期和金额无条件足额向国信证券支付全部投资收益及/或全部回购价款并支付相应违约金（罚息）。五、如吉林尚文延迟支付财务顾问收益达5个工作日（含）的，环城农商行可向本公司发出支付通知，本公司承诺按照支付通知所写的日期和金额无条件足额向环城农商行支付全部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并支付相应违约金（罚息）。六、如松原锦达在向国信-梁钧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转让其合伙份额收益权交割日之前或之后存在任何向任意第三人转让其合伙份额收益权之行为的，本担保函仍然有效,本担保函的效力不受任何影响。七、本担保函项下的任何权利、利益和收益均不得转让或转移。八、有关本担保函的争议均由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解决。九、本公司承诺出具本担保函符合法律规定及监管要求，且在出具本函前已获得了全部所需的内部审批、同意和授权。2016年12月16日，吉林尚文（甲方）与环城农商行（乙方）签订了编号为HC-SW-10《金融业务安排服务协议书》，内容为：乙方根据甲方的委托，为甲方提供金融业务安排服务。甲方向乙方支付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简称“安排费”，安排费费率3.1%/年，甲方按季度分期支付安排费，每期支付金额计算公式如下：安排费=吉林尚文已到位出资（转让价款）×3.1%/年×当期实际存续天数/360。其中已到位出资为转让价款3,000万元。计提日为每季度末月20日，支付日为2016年12月21日，2017年3月21日，2017年6月21日，2017年9月21日和2017年12月18日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若甲方在支付日未按上述约定给付乙方服务费，每逾期一天，按未支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支付乙方违约金。2016年12月6日，吉林尚文召开合伙人大会，吉林省鼎宝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松原锦达参加，一致同意通过以下决议：一、同意松原锦达向国信证券转让其合法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并承诺由松原锦达溢价回购该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如松原锦达未能履约，则由吉林尚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代松原锦达履行相关义务。二、同意融资担保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松原锦达向国信证券转让其合法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的保证人，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三、同意国信证券代有限合伙人松原锦达向本合伙企业履行实缴出资3,000万元义务。四、同意按约定向环城农商行支付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2016年7月1日，环城农商行（甲方）与融资担保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第2016007号《担保贷款合作协议》，约定：第一条合作事项。甲乙双方共同合作开展担保贷款业务。由甲方为借款人提供贷款，乙方为借款人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乙方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各项费用。第二条合作额度。乙方就单个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贷款本金最高不超过甲方资本净额的10%，就甲方发放的由乙方所提供的保证担保的本金总余额不超过100000万元。第三条合作期限。双方合作期满两年，合作期届满双方可按具体业务开展情况调整、续签合作协议。第四条保证金条款。合作期间甲方不收取乙方保证金，乙方无需在甲方开立保证金账户。第五条保证责任的履行。当发生借款人未能按时、足额履行还款义务时，甲方需要书面通知乙方，并要求乙方履行担保义务。乙方自接到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履行代偿义务。乙方履行代偿义务后，甲方需向乙方提供充分配合，保证乙方向借款人进行追偿。乙方承诺，如果乙方未按上述款项约定，及时足额履行担保义务，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进一步的业务合作。本协议有效期为2年，即自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止。2016年12月16日，国信-梁钧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开户行为中信银行深圳分行支行，账号8110301413100153715），汇款至吉林尚文（开户行为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账号0710459011015200000257）银行账户叁仟万元整。2017年，国信证券（甲方）与环城农商行（乙方）签订《关于国信-梁钧2号第1期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权利义务转让的协议》(编号：GX-HC-201711)。鉴于甲方作为管理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作为托管人于2016年12月13日共同签署了《国信-梁钧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下称“《定向合同》”)。根据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甲方出具的编号为“梁钧2号-01”的《投资通知》，甲方代“国信-梁钧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将《定向合同》项下第1期委托资产（下称“本期委托资产”）用于向松原锦达购买其合法持有的吉林尚文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国信证券、松原锦达、吉林尚文、融资担保公司四方于2016年12月16日签署了《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截至2017年11月26日，甲方已收取的松原锦达应付投资收益共计810,333.34元，委托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前述投资收益全部划提取。根据《定向合同》和《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约定，甲方有权将其在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定向合同委托人或委托人指定的第三人。现甲方根据定向合同委托人指令将《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项下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等权利义务，并承担协议项下的风险。就上述吉林尚文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的转让，乙方应于2017年12月16日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103,833.33】元，转让价款由两部分构成：1.本期委托资产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叁仟万元整)；2.本期委托资产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自2017年6月21日（含）起至2017年12月16日（不含）期间对应的收益【815,833.34】元。（鉴于乙方为实际出资人，故无需支付相当于投资本金的3,000万元以及实际向其分配的收益【815,833.34】元，仅需实际支付【103,833.33】元转让价款）。转让后，乙方享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项下的权利及其义务，并承担该协议项下的风险。乙方作为该协议的债权人直接向松原锦达主张债权、向融资担保公司主张连带保证责任。后，国信证券分别向松原锦达、吉林尚文、融资担保公司出具《权利义务转让通知书》，将《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委托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第三人环城农商行，由环城农商行行使该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融资担保公司为环城农商行的债权继续承担该协议约定的担保责任。2015年7月6日，融资担保公司2015年第6号董事会决议，全体到会董事一致同意融资担保公司在与各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有效期内，为符合融资担保公司担保条件的中小企业客户向各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融资担保公司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公章，即为该业务已得到融资担保公司董事会的认可，融资担保公司不再向各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具每笔业务的董事会决议。此决议未经董事会同意变更之前长期有效。2017年8月3日长春市公安局出具长公（直经）立字[2017]834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融资担保公司董事长戴君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案立案侦查。2019年9月16日，原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变更为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环城农商行就包括本案在内的5件保证合同纠纷案件，与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就本案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每件案件代理费10万元，总计50万元，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6月5日向环城农商行开具律师代理费发票，总计金额50万元。以上事实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编号：(SYQZR)GX-SG-201610-25）、《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函》（编号：2016年长担保函500号）、《金融业务安排服务协议书》（编号：HC-SW-10）、《关于国信-梁钧2号第1期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权利义务转让的协议》(编号：GX-HC-201711)《权利义务转让通知书》、中信银行客户回单、2015年第6号董事会决议、长春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担保贷款合作协议》（编号为：第2016007号）等证据予以证明并在卷佐证。原审法院认为，松原锦达、国信证券、吉林尚文、融资担保公司四方签订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国信证券与环城农商行签订的《关于国信-梁钧2号第1期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权利义务转让的协议》，环城农商行与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担保贷款合作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国信证券依约代松原锦达向吉林尚文汇付3,000万元，吉林尚文亦出具了《出资款到位及收益权转让证明》，国信证券已履行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而松原锦达未按协议约定向国信债券支付收益款，亦未在回购期满向国信证券支付全部收益权回购价款，松原锦达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融资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亦未按照《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第六条及《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函》的约定主动履行连带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国信债券将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环城农商行，环城农商行同意受让该等权利义务，并承担协议项下的风险，故环城农商行在回购期届满时，依据上述协议，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符合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融资担保公司向国信证券、环城农商行出具担保函，明确表示为案涉债权提供连带保证，保证期限为本担保函所列事项全部履行完毕后止，故融资担保公司应依法承担偿付环城农商行本金3,000万及未付收益1231167.67元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据此，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所签订的合同，对法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案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及《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函》，系戴君在工作时间于融资担保公司办公地点签署；除戴君外，融资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参与了合同的签订及办理过程。据此可以看出，戴君作为融资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署案涉协议及担保函并非其个人行为，而是以融资担保公司的名义作出的职务行为，融资担保公司应当向环城农商行承担保证责任。融资担保公司虽主张公章虚假及本案涉及戴君的违法犯罪行为，但其并未提供能够证明公章及戴君签字虚假的初步证据以支持其进行鉴定的主张，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戴君所涉嫌犯罪行为与本案相关，因此，融资担保公司应依照担保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对融资担保公司认为戴君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因保证的范围包括转让价款本金、年化5.5%的投资收益、年化3.1%的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违约金（罚息）、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故环城农商行支付的律师费亦在保证范围之内，融资担保公司应予承担。据现有证据已能认定戴君签订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故原审法院对融资担保公司调取证据的申请、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融资担保公司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专业担保公司，其对外担保不完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即便债权人环城农商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亦有效，故融资担保公司认为环城农商行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审查融资担保公司提交的担保手续的辩解，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环城农商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融资担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环城农商行偿付合同款项本金3000万元及未付收益1231167.67元，并以未付收益1231167.67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计算标准支付自2017年6月21日起至2017年12月1５日的违约金109,573.83元；以及以合同款项本金及未付收益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计算标准，支付自2017年12月1６日起至融资担保公司实际付款之日的违约金；融资担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环城农商行支付律师费10万元；融资担保公司就上述款项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松原锦达行使追偿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028元，由融资担保公司负担。融资担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重新判决；2.依法判决融资担保公司不向环城农商行承担偿付合同款项本金3000万元及未付收益1231167.67元以及相应违约金（即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或者依法驳回环城农商行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3.依法判决由环城农商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4.依法判决融资担保公司不承担环城农商行的一审律师代理费。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没有将国信证券列为本案的第三人或者当事人参加一审诉讼，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一审没有将案外人国信证券列为本案一审的第三人或者当事人参加一审诉讼，致使案外人国信证券与环城农商行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是否存在真实客观履行行为等关键性客观事实无法核实。第二，依据《商业银行法》等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因此，作为案涉主合同的《回购协议》、《服务协议》、《转让协议》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该系列合同应认定为无效，由此导致相关的担保合同和担保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一审判决融资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商业银行法》第43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九民纪要第30条规定强调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上述规定应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转让协议》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第三，案外人国信证券与环城农商行签订的《转让协议》系案外人国信证券与环城农商行之间严重违法虚构的法律关系，案外人国信证券与环城农商行之间并没有有效证据能够证明客观存在实际履行行为和实际履行事实，环城农商行通过与国信证券签订《转让协议》的“合法形式”而严重违法虚构环城农商行与国信证券之间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关系、并据此而对融资担保公司提起的本案一审民事诉讼涉嫌严重的虚假诉讼。融资担保公司认为，《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对环城农商行和国信证券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法律效力。一审判决做出的案外人国信证券与环城农商行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认定，属于认定案件事实严重错误，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环城农商行与国信证券签订的《转让协议》第二条中约定：“......（鉴于乙方（即环城农商行）为实际出资人，故无需支付相当于投资本金的30000000元以及实际向其分配的收益【815,833.34】元，仅需实际支付【103,833.33】元转让价款）。”但是，本案一审诉讼中，环城农商行没有提供能够证明环城农商行作为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30000000元的有效证据，也未提供能够证明“实际向其分配的收益【815,833.34】元”的有效证据。由此可证明，环城农商行并没有实际出资行为、并没有实施向国信证券支付购买《回购协议》项下的权利及义务的购买款的法律行为。《转让协议》中所谓的“鉴于乙方（即环城农商行）为实际出资人，故无需支付相当于投资本金的30000000元以及实际向其分配的收益【815,833.34】元”属于环城农商行和国信证券虚构的法律关系，客观上并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第四，环城农商行至今仍没有实际取得《回购协议》项下的权利及义务。在此情况下，环城农商行无权对融资担保公司提起一审诉讼请求。环城农商行与国信证券签订的《转让协议》第二条中约定：环城农商行“自实际应支付的转让价款全部支付之日起乙方（即环城农商行）享有《回购协议》项下的权利及义务，并承担《回购协议》项下的风险。......”由于环城农商行在一审中没有提供能够证明环城农商行已经向国信证券实际支付转让价款的有效证据，因此，环城农商行至今尚未实际取得《回购协议》项下的权利及义务。环城农商行还没有取得《回购协议》项下的权利人及义务人的法律地位。环城农商行无权对融资担保公司提起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决融资担保公司向环城农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错误的。第五，该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内容应该是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权利、义务和风险的转让，而不是单纯债权及其从权利的移转。第六，融资担保公司不应对环城农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据《回购协议》第六条的规定，融资担保公司为松原锦达向国信证券的溢价回购行为及违约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融资担保公司不是《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对融资担保公司根本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担保函》（2016）长担保函500号中所约定的特定担保范围并不包括国信证券向环城农商行转让《回购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及风险的情形和内容。即环城农商行无权据此约定要求融资担保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担保函第七条约定的“本担保函项下的任何权利、利益和收益均不得转让或者转移”的内容，更是对该担保函项下的任何权利、利益和收益的转让或者转移做出了禁止性规定。据此约定，环城农商行更无权要求融资担保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七，本案纠纷及其本案焦点都不属于担保贷款合作事宜，即《担保贷款合作协议》更是与本案纠纷和争议焦点没有任何关联性。一审判决极其错误地将《担保贷款合作协议》“嫁接”到本案中，并根据《担保贷款合作协议》而判决融资担保公司向环城农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完全是错误的。第八，环城农商行未实际取得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和相应义务，故环城农商行无权要求融资担保公司承担责任。环城农商行一审中提供的中信银行回单仅能证明国信梁钧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向合伙企业汇款3000万元，并不能证明该款项属于并来源于环城农商行。融资担保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戴君伪造的担保函也明确，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吉林尚文已到位出资*本保函约定的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年化收益率*国信证券持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实际天数/360。但环城农商行并未提供其向吉林尚文出资的付款凭证，及相应的验资报告，环城农商行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来证明其向吉林尚文实际支付款项、且款项性质为环城农商行对于吉林尚文的出资款。因此，假设相关协议均真实有效，环城农商行向融资担保公司主张权利也不具备事实基础和法律基础。第九，在程序法方面，本案民事案件中涉嫌经济犯罪，本案民事诉讼审理的事实认定和民事责任的认定都依赖于相关刑事程序查证和刑事判决确定的相关事实，但是，因相关刑事案件尚未侦查结束和审理结束，本案民事诉讼应当裁定中止审理或者驳回环城农商行的一审起诉。而一审法院径行做出一审民事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目前，因本案案涉的融资行为、保证行为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松原锦达、融资担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戴君已被立案侦查，环城农商行也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本案民事案件中的主合同及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都依赖于刑事程序查证的事实确定。第十，即使案涉业务是借贷合同关系，因环城农商行严重违反担保合作协议的约定，仍无权要求融资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严重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环城农商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担保贷款合作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假设该合作协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则该合作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债权人须在接到保证人出具的《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流动资金放款通知书》后方可放款，否则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是，本案中，融资担保公司根本没有向环城农商行出具放款通知书，根据该合作协议的约定，环城农商行也无权要求融资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第十一，本案案涉的主债务人及融资担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案涉行为均涉嫌重大经济犯罪，环城农商行的案涉行为也存在重大犯罪嫌疑，案涉主合同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恶意串通而无效。根据长春市公安局的立案决定和通报，本案主债务人及融资担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戴君因案涉行为涉嫌犯罪已被立案侦查。而环城农商行也存在重大犯罪嫌疑：案涉《服务协议》足以证实案涉业务均为环城农商行主导筹划、操作。案涉收益权标的所指向的合伙企业吉林尚文是一个刚成立，无实际营业行为，在签订《回购协议》当时未有任何实缴出资的空壳企业。仅仅是通过《回购协议》而得到了部分汇款。并且据环城农商行所述，在其受让所谓的收益权之前，合伙企业的出资人松原锦达已出现违约。而且在此情况下，环城农商行仍然收购所谓的受益权，明显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且明显涉嫌违法、串通。第十二，假设主合同有效，环城农商行明知案涉业务违法、风险巨大，仍然主导筹划、操作的故意下，环城农商行并非善意相对人，融资担保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戴君的个人行为也非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贸然认定戴君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且认定融资担保公司不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并将民法总则适用于生效前的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由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融资担保公司对外担保的业务流程则要求担保审查委员会同意方可。案涉保证合同签订中，既未取得融资担保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亦未取得融资担保公司担保审查委员会同意。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是对法定代表人等人职权的法定限制。环城农商行作为负有法定义务的金融机构，其对担保行为合法性审查义务并非一般民商事主体的形式审查义务。案涉《服务协议》，也足以证实案涉业务均为环城农商行主导筹划、操作。在案涉业务明显违法违规，且风险巨大的情况下，明知合作协议要求融资担保公司出具放款通知书而仍然主导操作该业务，足以证明环城农商行不仅未履行法定义务，且积极与各方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足以认定环城农商行对戴君在案涉保证合同中的行为系无权行为是明知的，决非善意相对人。第十三，一审中环城农商行并未将《出资款到位及收益权转让证明》作为证据，一审判决也未认定该部分事实，但一审法院却直接认定吉林尚文已经出具了《出资款到位及收益权转让证明》，国信证券已经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环城农商行答辩称：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本案案涉《回购协议》和《担保函》系由融资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君和其他工作人员于工作时间在融资担保公司的工作地点加盖公章和亲笔签字，均系融资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和《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相关规定，本案融资担保公司按照《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承担本案案涉《回购协议》和《担保函》项下的连带保证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述事实亦有环城农商行与融资担保公司签署的《担保贷款合作协议》及融资担保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予以佐证。同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9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公司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或者是开展保函业务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第二，本案案涉业务合法合规，案涉《回购协议》和《担保函》合法有效。本案案涉业务是由融资担保公司主导的，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融资企业、业务模式和合同文本、向环城农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承担实际偿贷风险。本案融资担保公司作为全资国有融资担保企业，依据《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15〕43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15〕67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13〕49号）的政策规定，以国有资本兜底担保的形式为中小企业融资助力其发展，落实中办、国办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政方针和政策精神。同时，案涉《回购协议》和《担保函》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社会公众利益和公共秩序，合法有效。第三，融资担保公司及其主管机关对本案案涉业务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认可。环城农商行的法定代表人及工作人员与融资担保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工作人员等沟通会商案涉担保业务的逾期处置和保证责任代偿问题，特别是2018年10月，长春市工信局、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及其他吉林省农村信用社所辖六家与融资担保公司有担保业务合作的行社的主要负责人赴融资担保公司，与融资担保公司相关人员举行案涉担保业务专题处置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融资担保公司希望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化解担保债务。在历次沟通和会议中，本案融资担保公司对案涉担保业务的性质和效力均予认可、从未否认。第四，就本案涉及刑民交叉是否应当继续审理的问题，本案原二审民事裁定已经明确本案应继续审理。融资担保公司在与本案相类似的同类案件中，提出了与本案完全相同的上诉理由，对此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明确予以驳回。《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128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情形：（1）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3）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五，依据《回购协议》的相关约定，国信证券与环城农商行签署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环城农商行已经实际出资，无须再支付转让价款。第六，关于案涉业务的性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907号民事判决，对案涉合同的性质和效力的认定：案涉《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的性质。人民法院认定民事合同的性质，应根据合同条款所反映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结合其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的真实交易目的在于通过出卖而后回购的方式以价金名义融通金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案涉《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一审判决根据协议性质参照合同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适用法律正确。第七，本案融资担保公司和融资人签署有反担保合同，并持有本案融资人的反担保物，融资担保公司的追偿权完全能够实现。第八，虽然本案环城农商行一审中没有提交出资证明，但环城农商行提交了客户回单、汇兑往账凭证等其他证据证明出资已经到位。二审中，环城农商行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汇兑往账凭证（加盖环城农商行公章的复印件）、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电汇凭证。证明：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环城农商行履行了全部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490汇兑往账凭证和商业银行电汇凭证金额合计311，500.00元，证实案涉回购义务人（借款人）收到出资款的事实。证据二、《吉林省尚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修正案》，证明出资款于2016年12月16日到位，与其他案件中《收益权转让及出资款到位证明》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证明作用及法律效力。一审判决中关于上述两份证据（修正案及到位证明）的表述属笔误，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融资担保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关联性有异议。2017年12月18日的银行电汇凭证与本案无关联性，数额及时间都不对，用途中标明是梁钧2号业务通道费，而不是转让费，收款单位不是国信证券。该份证据不能证明环城农商行向国信证券已经支付了转让费。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说明一审判决是笔误，只能说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该修正案出资时间不能证明出资方实际于2016年12月16日到位。出资应经过会计事务出具正式的验资报告，但是环城农商行至今不能提供实际出资款汇入到出资账户中的凭证，也没有出具会计事务所的验资报告，融资担保公司有理由认为环城农商行没有出资。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另查明：2017年12月18日，环城农商行向国信-梁钧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转款311，500.00元。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1.关于应否追加国信证券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融资担保公司主张原审未将国信证券列为本案第三人，导致《转让协议》是否具备客观真实性以及是否实际履行无法查清，原审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在债权转让纠纷中，债务人可以对债权的受让人主张其对原债权人及受让人的全部抗辩，为便于查清案件事实可以将原债权人追加为第三人，但并非必须追加。本案中，融资担保公司可以向环城农商行主张其对原债权人国信证券的全部抗辩，原审法院在可以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未追加国信证券为本案第三人，并不违反上述规定，故本院对于融资担保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2.关于本案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的问题。融资担保公司主张环城农商行与国信证券之间并未实际履行《转让协议》，环城农商行与国信证券虚构转让关系，涉嫌虚假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条规定：“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之间并无真实的法律关系，仅是恶意串通借用诉讼程序侵害案外人的利益，即案件本身虚假。本案中，融资担保公司主张的是环城农商行与案外人国信证券之间的法律关系虚假，并非本案当事人双方之间法律关系虚假，反而环城农商行与融资担保公司之间就是否存在连带保证合同关系争议较大，并不存在恶意串通，亦不涉及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故本案不符合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本院对融资担保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融资担保公司与环城农商行之间《转让协议》是否实际履行、法律关系是否虚假的问题，将在后文予以论述。3.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或驳回环城农商行的起诉的问题。融资担保公司主张松原锦达及融资担保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罪已被立案侦查，公安机关通报案涉行为与犯罪系同一事实，环城农商行亦存在与松原锦达恶意串通的犯罪嫌疑，故本案应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1.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定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3.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定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本案中，松原锦达作为主合同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出具《担保函》的融资担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戴君亦涉嫌刑事犯罪，但融资担保公司作为法人单位并未涉嫌犯罪，环城农商行主张融资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符合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的情形。融资担保公司主张环城农商行亦涉嫌犯罪，但公安机关并未对环城农商行立案侦查。故融资担保公司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融资担保公司主张原审程序违法，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回购协议》、《服务协议》、《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融资担保公司主张环城农商行通过签订《回购协议》、《服务协议》、《转让协议》，掩盖其向企业投资的目的，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上述协议无效。从国信证券、松原锦达、吉林尚文及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回购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国信证券受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并非要获得吉林尚文的企业财产份额，而是为松原锦达融资，在回购期限届满后，松原锦达未及时回购，与国信证券形成的是欠款关系，环城农商行在回购期满后受让国信证券对松原锦达的该笔债权，包含回购款及相应违约金等，与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无关，故本案并不涉及环城农商行向吉林尚文进行投资的问题，不存在违反《商业银行法》的情形，融资担保公司基于此主张案涉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转让协议》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融资担保公司主张环城农商行并未实际向国信证券支付转让价款，并未实际取得转让协议中的权利义务，无权向融资担保公司主张连带保证责任。《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就上述吉林尚文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的转让，乙方应于2017年12月16日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103,833.33】元……自实际应支付的转让价款全部支付之日起乙方享有《回购协议》项下的权利及其义务，并承担《回购协议》项下的风险……”依据二审中环城农商行提供的商业银行电汇凭证可知，环城农商行已经向国信证券支付转让价款，《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融资担保公司主张该款项支付的数额、时间与合同约定不一致以及标明的用途并非转让费，不能证明系支付转让款。经查，转让款数额与同期系列案件转让款相加之和吻合，且国信证券已经向《回购协议》的各方送达了《权利义务转让通知书》，说明国信证券对于《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认可，故本院对融资担保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融资担保公司主张环城农商行无证据证明《转让协议》中记载的委托资产本金3000万元及对应收益已经支付，亦无证据证明吉林尚文取得的3000万元来自环城农商行，故环城农商行无权向融资担保公司主张权利。由于本案中环城农商行享有的债权系基于债权转让法律关系获得，故本案仅审查基础债权即国信证券与松原锦达之间的债权是否真实，而对于环城农商行与国信证券之间转让对价是多少，以及吉林尚文的资金是否来自于环城农商行，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关于融资担保公司提出的一审法院依据环城农商行并未提交的《出资款到位及收益权转让证明》认定国信证券已经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本案中，虽然没有《出资款到位及收益权转让证明》，但环城农商行提交的客户回单、汇兑往账凭证等其他证据亦可证明国信证券已实际代松原锦达向吉林尚文支付3000万元，故融资担保公司应对松原锦达欠付国信证券的回购款及相应违约金等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此处虽表述有误，但并不影响本案实体判决结果。四、关于融资担保公司应否向环城农商行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融资担保公司主张其仅依据回购协议向国信证券承担担保责任，其并非转让协议的主体，转让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其不应向环城农商行承担担保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债权同时转让，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对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保证人与债权人事先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禁止债权转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回购协议》第十二条特别约定第四款约定：“甲方、丙方及丁方知悉并同意，乙方有权将有关情形向委托人披露，并由委托人直接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并且乙方有权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委托人或者委托人指定的第三人，乙方按照本条规定转让本合同权利义务无需事先征得甲方、丙方及丁方同意，但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及丁方。”同时协议中载明委托人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权利义务转让通知书》中，国信证券已明确环城农商行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第三人，故国信证券向《回购协议》中约定的第三人转让案涉债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融资担保公司应当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融资担保公司依据《担保函》第七条“本担保函项下的任何权利、利益和收益均不得转让或转移”的约定，主张各方已明确约定不得转让债权，故转让后融资担保公司不再承担担保责任。《担保函》《回购协议》均对保证合同的内容进行了约定，《担保函》于签订《回购协议》的同日出具，二者内容应当协调一致。《回购协议》中国信证券、松原锦达、吉林尚文及融资担保公司四方均同意国信证券向特定第三人转让债权。从《担保函》上述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第七条应为禁止担保函项下的权利转让，即保证债权不能单独转让，而非禁止保证债权随主债权转让，故本院对融资担保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融资担保公司主张环城农商行对融资担保公司的担保行为未尽到审查义务，在融资担保公司未出具放款通知书的情况下操作业务，环城农商行并非善意相对人，戴君是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融资担保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首先，融资担保公司系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其在对外担保时，不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调整，环城农商行、国信证券无须审查对外担保是否经过融资担保公司决议机关的决议，其对外签订的《回购协议》及出具的《担保函》应当认定符合融资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次，在环城农商行与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担保贷款合作协议》第十一条第一款约定：“甲方须在保证合同附加条款上加上‘债权人需要在接到保证人出具的《长春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流动资金放款通知书》后方可放款，否则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根据该约定，环城农商行向债务人发放贷款时，在与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应附加该条款。但本案中环城农商行主张的案涉款项并非其向债务人发放贷款，而是基于受让了国信证券在《回购协议》项下享有的债权，在《回购协议》中并没有该项约定，故融资担保公司主张环城农商行应在收到其出具的放款通知后才能放款，没有依据。最后，戴君作为融资担保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其在办公地点为《回购协议》加盖融资担保公司的公章及其个人名章，并为国信证券及环城农商行出具《担保函》，足以认定戴君系代表融资担保公司的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且环城农商行本案主张的债权受让于国信证券，在融资担保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国信证券明知戴君超越了公司内部对其的授权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其行为后果亦应由融资担保公司承担，故本院对融资担保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另，案涉担保行为发生于2016年，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认定戴君的行为后果应由融资担保公司承担确有不妥，应予纠正。五、关于融资担保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问题。在融资担保公司向国信证券、环城农商行出具的《担保函》中明确保证范围为“国信证券向松原锦达支付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收益权转让价款人民币叁仟万元整(小写：￥3,000万元)及年化5.5%的投资收益、年化3.1%的金融业务安排服务费、违约金（罚息）、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故原审判令融资担保公司就松原锦达欠付的投资回购款本金3000万元、未付收益1231167.67元、上述款项的相应违约金及律师代理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未超出融资担保公司的担保范围，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虽适用法律存在部分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7，028.00元，由上诉人长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谷 娟审判员 苏 浩审判员 吕佳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