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325民初800号原告（同案被告）：安徽惠洲院地质安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洲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经济开发区桃花工业园汤口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93556550J。法定代表人：周官群。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宜、吴宝锋，系北京市浩天信和（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男，1980年07月3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肥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云，系贵州雅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第三人：新疆惠泽明胜矿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胜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东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30991881299。法定代表人：余永明。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宏宝，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与被告李庆军（同案原告）、第三人明胜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7日立案后，因原、被告均对同一仲裁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并案处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4月29日和8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宜、吴宝锋，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云，第三人明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宏宝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双倍工资差额156206.9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6日，原告与贵州紫金矿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承接了水银洞金矿Ia矿体开采注浆改造工程。2018年7月12日，原告将工程转包给新疆惠泽明胜矿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双方签订《工程委托施工协议书》，约定由新疆惠泽明胜矿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员、材料等所有费用，自行组织人员进行案涉工程的施工。原告从未聘用被告，也未对被告进行管理或者工资发放，与被告没有劳动关系。故诉至法院，提出如上请求，望判如所请。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的主张及辩称为：一、判令被告惠洲院立即向原告李庆军支付双倍工资差额156206.90元；二、判令被告惠洲院向原告李庆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三、判令被告向原告李庆军支付2019年2月份之前扣发工资安全奖及生活补助和四月份工资共计41500元；四、判令被告惠洲院向原告李庆军支付2019年2月份之后工资安全奖及生活补助和四月份工资的赔偿金21409元；五、判令被告惠洲院向原告李庆军支付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加班工资145516元；六、判令被告惠洲院赔偿原告李庆军因未办理社保及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的经济损失43681元；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惠洲院承担。事实及理由：一、2018年5月15日，原告李庆军经巩丙军介绍进入被告惠洲院驻水银洞金矿项目部工作，并担任队长。基本工资为15000元，其余福利另算。直至2019年4月被告单方面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在此期间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原告缴纳五险，导致原告生活困难及未能享受正常的社保待遇。此外，原告在被告项目部工作时，被告要求进行高强度的工作，法定节假日、周末也是要求原告照常上下班。2019年1月份时，被告停发原告的工资、奖金及安全奖等17500元和2019年4月份的工资及各项补助24000元，共计41500元。为此，被告驻水银洞项目部向原告出具证明，并表示该款定于2019年5月份进行支付，但至今被告未履行承诺。被告的种种行为侵害了原告的相关权利。为此，原告向贞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二、贞丰县仲裁委对本案证据认定存在随意性、片面性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告对仲裁委的双倍工资差额计算不存异议，但要求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10个月零9天的双倍工资即156206.90元。2、关于被告拖欠原告工资、安全奖及生活费的问题，原告对被告未向原告发放工资、安全奖及生活费的问题后，应当由被告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不是由原告提供证据证明。此外，原告有证据证明被告拖欠原告工资的事实。3、关于加班工资问题，第一，仲裁委颠倒了举证责任的承担，加班的工资的计算基数在无特别约定情形下，依法应为申请人的应发工资，而被告计算加班工资的应发工资为基本工资，对于这两点，申请人提供了考勤表；被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第二、在申请人向仲裁委提交的加班工资计算明细中，申请人对加班工资区分，双休日班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工资；原告在仲裁庭审中，也明确说了加班工资的问题。此外，原告有上班时所携带的定位识别卡仪器，可以证明原告在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事实。4、关于赔偿金问题，仲裁委应当适用用人单位负举证原则，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此外，被告还应当支付原告因2019年2月份扣发原告4月份拖欠原告工资等所产生的赔偿金。5、关于未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的经济损失问题，此部分损失不仅包括因未缴纳社会保险，还包括了原告不能正常享受养老、医疗等待遇，因此实际支出的损失。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支持原告的上述请求。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辩称：一、李庆军的部分诉讼请求未经劳动仲裁，并且该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未缴纳社保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应驳回李庆军的起诉。李庆军在起诉状中要求惠洲院赔偿未办理社保及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的损失。根据《劳动法》第100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13条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结合《劳动法》及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应通过相关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予以实现，而非劳动法律的调整范围。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8整理版）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李庆军的该项诉讼请求既不属于劳动争议也未经劳动仲裁，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李庆军的起诉。二、惠洲院与李庆军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其要求惠洲院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李庆军与惠洲院之间并无劳动合同，无法直接证明李庆军与惠洲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可知，劳动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主体合法性、管理从属性、工资支付性、劳动包容性”等，这几个条件是整体统一，缺一不可的。李庆军与惠洲院之间并无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性，李庆军直接受第三人新疆惠泽明胜矿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以下简称“新疆惠泽明胜公司”），根据李庆军向劳动争议仲裁委提交的尾号为4300的银行账户收款信息明细查询单证明了由新疆惠泽明胜公司向其发放工资。李庆军既不受惠洲院管理，也不是由惠洲院向其支付工资，其主张与惠洲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其次，惠洲院与李庆军之间并没有丝毫的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必须遵循自愿原则。自愿就是指订立劳动合同完全是出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真实意志，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加给另一方。在这种完全缺乏双方合意的情形下，直接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合法劳动关系，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通过劳动仲裁方式强行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则等于违背了《劳动合同法》总则中对自愿原则的规定。综上所述，李庆军要求惠洲院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李庆军与新疆惠泽明胜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其应向新疆惠泽明胜公司主张劳动权利。2018年，惠洲院与贵州紫金矿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水银洞金矿la矿体开采注浆改造技术服务及工程施工协议书》，后惠洲院将该工程委托第三人新疆惠泽明胜公司全权管理、施工，并签订《工程委托施工协议书》，协议约定由新疆惠泽明胜公司组建专业的探放水和注浆施工队伍，并约定由其承担施工过程中的人身伤害、开采安全事故、设备等事故，并要求乙方办理相关工伤保险等。上述协议均表明，施工队伍由新疆惠泽明胜公司组建并由其管理，并且相关人员的工资发放均由新疆惠泽明胜公司进行，施工队伍与新疆惠泽明胜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故李庆军应向新疆惠泽明胜公司主张权利，其要求惠洲院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四、根据相关规定，在雇佣李庆军的新疆惠泽明胜公司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情况下，不应认定惠洲院与李庆军之间具有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应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原则。（一）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2号）第59条：“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承包人，承包人又非法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招用的劳动者请求确认与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不予支持。”（二）2014年4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信箱对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9条作出进一步的答复：“关于实际施工人招用的劳动者与承包人也就是建筑施工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实际施工人与其招用的劳动者之间应认定为雇佣关系，但实际施工人的前一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与劳动者之间既不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劳动关系。理由是：建筑施工企业与实际施工人之间只是分包、转包关系，劳动者是由实际施工人雇用的，其与建筑施工企业之间并无建立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的合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认定实际施工人的前一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为认定他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有利于对劳动者保护。我们同意第一种观点。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实际施工人的前一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与劳动者之间并没有丝毫的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必须遵循自愿原则。自愿就是指订立劳动合同完全是出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真实意志，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加给另一方。自愿原则包括：订不订立劳动合同由双方自愿、与谁订立劳动合同由双方自愿、合同的内容取决于双方的自愿。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往往不知道实际施工人的前一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转包人或分包人是谁，承包人、转包人或分包人同样也不清楚该劳动者是谁，是否实际为其工程提供了劳务。在这种完全缺乏双方合意的情形下，直接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合法劳动关系，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如果实际施工人的前一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根本没有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意思，我们通过仲裁或者司法判决方式强行认定他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则等于违背了《劳动合同法》总则中对自愿原则的规定。其次，如果认定实际施工人的前一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将由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对劳动者承担劳动法上的责任，而实际雇佣劳动者并承担管理职能的实际施工人反而不需要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不符合公平原则。如果我们许可这样做法，实际施工人反而很容易逃避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如果强行认定实际施工人的前一手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还会导致产生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现实难题：劳动者会要求与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要求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要求支付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的双倍工资，等等。这些要求显而易见都是不应当得到支持的。再次，《通知》第4条之所以规定可认定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用意是惩罚那些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任意分包、转包的建筑施工企业。我们认为，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违反了《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不能为了达到制裁这种违法发包、分包或者转包行为的目的，就可以任意超越《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强行认定本来不存在的劳动关系……”。（三）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2条：“对于发包人将建设工程发包给承包人，承包人又转包或者分包给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招用的劳动者请求确认与发包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因新疆惠泽明胜公司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李庆军主张权利的对象应是新疆惠泽明胜公司，一个劳动者无法在同一份工作中与两个适格用工主体建立劳动关系。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超越《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强行认定本来不存在的劳动关系，综上所述，认定李庆军与惠洲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明显不符合相关规定，李庆军要求惠洲院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五、李庆军所有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其工资标准为每月1.5万元，但李庆军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原劳动仲裁裁决书认定李庆军工资标准为1.5万元每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李庆军自称其工资标准为每月1.5万元，但未提供相关收款证明。同时，其提交的多份证据均表明，其工资标准并非劳动仲裁裁决书认定的每月1.5万元。李庆军自称2019年4月25日惠洲院已经解除了与他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4月25日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同时，李庆军自称2019年8月24日才收到惠洲院的电话，让其回金矿工作，并表示其工资与效益挂钩，如每月完成30万的产值，每月支付其工资1.5万元，从李庆军表述可知，该工资标准的支付前提是其完成相关绩效。上述内容虽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构成自认的部分应由李庆军承担不利后果。按照李庆军的说法，在2019年4月25日，其就与惠洲院解除了劳动关系，仲裁裁决书以2019年8月26日之后的工资标准计算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4月25日之间的工资，并且以完成绩效的标准进行计算，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同时，根据李庆军在劳动仲裁申请书第一条仲裁申请，要求支付2018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4月25日止的双倍工资21万元，上述时间段合计11个半月，按照其提交的申请数额，平均每月工资仅为9130元，按照其劳动仲裁申请书中提的第七条仲裁申请，要求支付其第二次来矿上的工资2500元，按照其在仲裁申请书中的描述，从2019年8月26日实际到岗至2019年9月5日离岗，合计9天，日均工资277.78元，按照法定每月工作20.83天计算，月工资仅为5786.16元，从上述证据表明，李庆军自称其工资标准为每月1.5万元明显与事实不符。六、关于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李庆军在本案中提供的工资结算文书的复印件与李庆军在劳动仲裁中提交的工资结算文书系同一份证据，但李庆军提交给劳动争议仲裁院的该份证据中没有惠洲院项目部的盖章。惠洲院在发生劳动纠纷且已经劳动仲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再给李庆军加盖不符合自身利益的项目章。同一份证据在劳动仲裁及本案中存在如此重大差异，且李庆军也未能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充分说明，因此，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能予以认可。李庆军在本案中提供了一份的其作为收款方出具给惠洲院的工资收条，通常来说，收款方在收条上进行签字捺手印并将收据交给打款方，但该份证据却加盖了收款方惠洲院的项目部章，这与收付款逻辑不相符，严重与常识相背离，且李庆军也未能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充分说明。因此，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能予以认可。本案中法院对巩丙军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该份《询问笔录》中巩丙军的陈述与其在贞丰县劳动争议仲裁委的庭审中的当庭陈述存在重大差异。根据贞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2019年11月19日对本案的《庭审笔录》，巩丙军陈述了“1.李庆军是巩丙军介绍到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水银洞金矿项目部；2.巩丙军与李庆军共同成立了山东省兴茂地质勘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兴茂公司”），本案第三人新疆惠泽明胜公司与山东兴茂公司还针对本案的涉案项目签订了《打钻注浆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协议》，新疆惠泽明胜公司将本案的涉案工程施工承包给了山东兴茂公司。”此外，根据2020年5月1日已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本案中法院对巩丙军进行了询问并制作的《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综上所述，原劳动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李庆军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李庆军的全部其诉讼请求，确认惠洲院与李庆军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口头辩称：惠洲院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我方不否认，第三人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山东兴茂地质勘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兴茂公司”），山东兴茂公司雇佣李庆军到项目部工作，所以我方不是用工主体。因为2018年7月份，我公司因官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后面我方将该工程承包给其他公司，李庆军是巩丙军介绍到来的，李庆军还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李庆军与第三人没有劳动关系，只是与惠洲院存在劳动关系，至于什么情况我方不是很清楚。在仲裁委开庭时候巩丙军也承认这个事实，由巩丙军请李庆军来施工。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原告工商登记信息、第三人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原告、被告、第三人诉讼主体适格。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第三人与我没有什么关系。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2、施工协议书复印件、委托施工协议书复印件、银行回单及承兑汇票复印件、内部承包协议、李庆军尾号为4300银行账户收款信息明细查询单复印件、第三人工商登记信息复印件，拟证明：1、被告承接了原告的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水银洞金矿开采注浆项目，并将项目委托给第三人进行施工，并按照合同约定向第三人支付相应款项。根据施工合同，由本案第三人组建专业钻探和注浆施工队伍，该项目承担所有施工费用、材料费用、商贸费用、人工成本及税费均由第三人承担。2、第三人接受被告委托，又将紫金矿业有限公司开采注浆项目承包给山东兴茂公司。3、第三人作为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具备劳动用工的主体资格。4、在原告诉请支付双倍工资的期间，原告工资由第三人支付。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紫金公司与惠洲院签订的施工协议书无异议。惠洲院与第三人签订施工协议书，与我无关。内部承包协议，当时我已经被惠洲院项目部辞退了。银行转账明细，我承认，也是我向仲裁委提交的，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和余永昌是兄弟关系，我将银行卡拍照发送到群里面，这是工资，我只认钱不认人这事与我无关。客户打印清单与我没有关系。第三人质证称：对紫金公司、第三人、山东兴茂公司签订的施工协议无异议。其次提供的转账记录涉及第三人只有三月份和四月份有转账记录，这个是因为第三人与余永昌关系，因为山东兴茂公司没有钱发放，委托第三人发工资，至于2018年、2019年的工资是巩丙军个人发放，且证明原告与巩丙军存在利益关系，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第三人不知情，原告主张的工资拖欠和赔偿应向山东兴茂公司主张。3、公司员工名录（2018年5月-2019年4月）、劳动合同书抽样3份复印件、社保明细表复印件、职工考情记录，拟证明被告依法制作职工名录、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不属于被告的职工，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该证据与我无关，不予认可。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4、工资结算证明复印件及本案提交的工资结算单复印件，拟证明李庆军在劳动仲裁中提交的工资结算单并未加盖被告项目章，本案李庆军提交的工资结算单加盖了项目部章，李庆军在本案中提交的工资结算单是伪造的证据。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当时劳动仲裁的时候没有质证，没有拿盖章的原件交，2019年5月11日余永昌本人给我写的欠条，加盖公章是2019年8月20日至9月9日之间余永昌给我加盖的公章。第三人质证称：这段时间查询一下余永昌本人的记录，原告无法缩短这个时间，原告对其提供的真实性存在异议，欠条是原告与余永昌本人签订的欠条，且欠条没有规定相关福利和待遇，与惠洲院没有关系，是不是余永昌自己盖章还是私刻公章进行盖章有异议。5、劳动仲裁裁决书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诉请未缴纳社会保险的赔偿不属于劳动争议，也未经过劳动仲裁，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2、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申请事项中确定的工资标准与诉讼请求中的工资标准自相矛盾，且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每月工资15000元。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当时我在劳动仲裁的时候出具了一份工资证明，因为本案是劳动关系，应当审理与本案有关联性的证据。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身份复印件，拟证明李庆军的诉讼主体适格和身份信息。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对该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2、用工证明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务用工关系。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证据是李庆军手写的，在其他部分进水涂划的现场，明显是其伪造的，同时该项目章有伪造的可能，并且上面的描述是办理相关劳动手续与实际劳动没有关系。第三人质证称：证明上是安徽惠州没有三点水，而且关键地方都是空出来的，有伪造的情况。3、劳动仲裁裁决书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被告未给原告缴纳社保，被告单方面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裁决书惠洲院从未承认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事实，原告所称惠洲院与自认陈述断章取义，同时从该裁决书可知原告所称的工资标准和诉请完全自相矛盾其中，自认2018年8月之后的工资为15000元，仲裁委用来计算2018年5月15日到2019年4月25日的工资标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三人与惠洲院的质证意见一致。4、欠条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并且被告有拖欠工资的行为。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对于证明三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收条既然是是出具给被告的，原告应该没有收条原件，并且惠洲院项目部在上面盖章，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收条存在伪造的嫌疑。第三人质证称：与惠洲院质证意见一致。5、证明复印件，拟证明被告拖欠原告工资及相关福利共计41500元。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三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被告代理人调取的证据显示，结合原告提供两份一样的证明，提交给仲裁委证据中并没有惠洲院项目部的盖章，在起诉时提交的上面加盖公章，惠洲院在发生纠纷且已经劳动仲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再给原告加盖不符合自身利益的项目章，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明显是其伪造的，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同时惠洲院的公章一直保留在第三人手中直到2020年4月人份才交还给惠洲院，该项目章不能代表惠洲院。我方向贵院申请对项目公章和文字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第三人质证称：与惠洲院质证意见一致。6、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六张（2018年国庆节期间），拟证明被告与巩丙军的聊天记录，说明当时原告在节假日还在上班。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首先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不能确定，至于对方是不是巩丙军无法核实，该证据存在伪造的可能，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原告与巩丙军均系山东兴茂公司股东，存在利害关系，该份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存在异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核实原始载体的过程中看到巩丙军给李庆军定的工资标准1200元，同时巩丙军要求李庆军做好相关记录，该份证据证明是双方伪造的。第三人与惠洲院质证意见一致。7、微信聊天记录截屏20张（2018年国庆节期间），拟证明原告在星期六星期天依然在上班。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与上面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质证意见一致。对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第三人质证称：聊天记录与巩丙军是否是惠洲院的工作，是否是紫金公司的项目，不能作为上班期间的证明。8、定位标示卡，拟证明节假日加班情况，数据可以到项目部调取，要我本人瞳孔比对之后才能进入井下工作。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关于定位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定位器是原告下井时候使用，且该定位器是否是紫金矿业公司所属使用都无法证明，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质证称：对其定位卡是否用于下井使用原卡，李庆军的查询记录与上班时间是不符合，2019年5月份以后仍然有下井记录，是否是本人下井记录难以取证。9、保单一份复印件，拟证明惠洲院给我购买的意外保单。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该证据没有签字和盖章，只是一张图标打印出来，不能证明李庆军是惠洲院的员工，对该份证据三性不予认可。第三人质证称：该份证据我也没有见过，对三性存在质疑。10、劳动合同复印件，拟证明巩丙军与余永昌同为惠洲院的项目部负责人。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根据以上质证意见，该项目章不掌握在惠州院手里而是惠洲院交由第三人承包之后由其持有，从该份证据证明巩丙军与余永昌系该项目实际承包方，该项目章及劳动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使用。第三人质证称：劳动合同与原告在惠洲院上班时间不是一个时间段，和我之前陈述的一样，是第三人转包给山东兴茂公司。11、处罚单复印件，拟证紫金公司对惠洲院施工人员进行处罚的决定，同时涉案项目是被告的工程。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该份证据是紫金公司做出的内部通报，并不是发给任何第三人，同时因紫金公司与惠洲院存在合同关系其只能向惠洲院进行处罚和通报，对外交流当中存在惠洲院名称并不难于理解，不妨碍惠洲院将该工程承包给第三人，也不妨碍将该工程再次转包给山东兴茂公司，并不能因为其中的转包关系，就认定原告与承包人存在劳动关系，其与第三人和山东兴茂公司存在实际劳动关系。第三人质证称：与惠洲院质证意见一致。12、聊天记录复印件，拟证明项目部负责人余永昌拖欠工资，是余永昌给打的欠条。当时打欠条的时候巩丙军不在场。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首先从该聊天不能反馈余永昌代表惠洲院，同时该份证据也不能证明惠洲院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在庭审过程中自认余永昌是其负责人，故该份证据可以反馈原告系第三人或山东兴茂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质证称：聊天记录，发生在离职以后，至于劳动关系所属问题，不能证明与余永昌有劳动关系，因为第三人将该工程发包给山东兴茂公司，后面惠洲院的将该工程收回，给予巩丙军补偿，只承认与巩丙军存在劳动关系，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13、微信聊天记录截屏41页，拟证明我在惠洲院项目部井下施工干活的事实。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对三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该份聊天记录相对人身份信息待核实，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余本案有关，并且其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李庆军是惠洲院员工，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质证称：三性质疑，正能证明与此人有联系或者真实性可靠也只能证明在紫金公司上班，与原告没有关系。并不能证明其与被告、第三人有劳动关系。14、微信聊天群，拟证明我在惠洲院项目部聊天群里面。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不能证明原告是惠洲院员工，微信群名完全属于当事人可控范围，可以任意更改，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并且惠洲院将工程承包给第三人之后，第三人与合作名义对微信群命名不是惠洲院可控范围，不能凭微信群来认定劳动关系。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惠洲院质证意见一致。15、总结报告两份和安全清单1张，拟证明原告与安徽惠洲院存在劳动关系，该证据已经在微信群里面通知了的。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对该份证据三性不予认可，两个总结报告和确认单没有惠洲院的落款和签章，这是原告单方面的制作的。第三人质证意见与惠洲院质证意见一致。16、现场工作照片七张，拟证明原告与惠州院负责人工作照片。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对该组证据我方认为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在上一次开庭也陈述了的，我们公司将该工程发包给第三人施工，该组证据恰好证明原告你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质证称：从照片上看只有负责人照片，然后原告与第三人的关系不能反映这个关系，这个工程是山东兴茂公司实施的，原告与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人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资表和转账记录，拟证明原告的工资是巩丙军支付，原告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巩丙军和余永昌也是惠洲院的员工，不能证明第三人的主张，工资表上恰好能证明我的工资是15000元，并且能证明该改项目属于惠洲院，我是该项目的队长。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该份证据没有签字和盖章，关于工资表有惠洲院抬头的请款与微信群名一致，完全是巩丙金打印交给李庆军盖章，该证据不能表明李庆军与惠洲院存在关系，反而证明巩丙金向李庆军发放工资的肯定，其证明是第三方委托公司的员工。2、第三人2018年银行流水清单复印件、结算商定协议复印件、转账记录复印件、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复印件，拟证明第三人没有向原告支付工资的情况。该项目是第三人发包给山东兴茂公司。原告主张的不应向被告和第三方申请，因当向山东兴茂公司主张。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第三人与山东兴茂公司的施工协议是2019年9月13日签订的，与本案无关。结算商定协议我不认可不认同，只是签名，只能证明拖欠我工资的事实。发票与我无关。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对庭审笔录三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对发票和转账记录等证明，证明被告将工程承包给第三人，至于第三人与山东兴茂公司怎么结算与被告无关，但该证据可知山东兴茂公司与第三人才是本案实际承包人。银行流水第三人没有给原告转账过，但从巩丙金给原告转账记录可以表明，是巩丙金雇佣原告，原告提交的银行账户尾号4300可知，原告是第三人的员工，至于原告到底是山东兴茂公司和第三人员工由法院裁夺，综上所述原告与惠洲院不存在劳动关系。3、施工协议书、惠州明胜账户对账清单、安微惠洲院汇款单复印件，拟证明第三人没有实际参与涉案工程的，因为惠州院与明胜公司的信任，将涉案工程给明胜公司施工，但是明胜公司因为官司原因又将该工程转给山东兴茂公司施工。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原告的离职时间是2019年4月25日。当时的工资清单仍然有公司签章的。惠洲院将工程承包给两个公司，我怀疑有伪造的嫌疑，而且对于协议签订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对协议书惠洲院将工程分包给明胜公司，但是为什么与山东兴茂公司签订，签订协议是因为第三人公司账户冻结，无法收到惠州院的款项，经过申请我方与山东兴茂公司签订协议书，将工程款汇入山东兴茂公司，便于工程款支付。惠州院的工程实际分包给新疆惠泽明公司这是比较清楚的。4、公司登记信息、工资表13页复印件、微信聊天截屏1页，拟证明原告与巩丙军有直接劳务关系，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巩丙军支付工资实际情况与诉求不符合，原告的工资是每月递增的不是一直都这样，从原告与巩丙军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告与山东兴茂公司存在劳务关系。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系，惠泽明公司法定代表余永和与余永昌石系亲兄弟关系，持股百分之百在本案中具有利害关系。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工资单不是惠州院出具的，这个恰好说明项目已经分包出去了。5、商定协议、银行汇票、增值税发票复印件，拟证明余永昌和巩丙军分账的情况，并且给原告四万元工资，第三人与代山东兴茂公司转账四十万，根据协议可以看出是巩丙军与余永昌承包。从该协议可以看出对原告工资这一块是巩丙金支付，李庆军的工资没有必要通过巩丙军去支付，包括原告来工作都是巩丙军介绍，工资是与巩丙军谈的，李庆军同为山东兴茂公司股东。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与本案无关，是余永昌和巩丙军之间的事情。巩丙军在笔录中说了2019年2月底巩丙军已经被辞退了。当时劳动仲裁的时候巩丙军已经说清楚了与惠州院、惠泽明公司、山东兴茂公司的关系。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签订商定协协议上可以看出与工程委托协议书，李庆军的工资欠款在商定协议中有明确，与李庆军所述有差异，而且该协议已经陈述了谁来承担李庆军的工资责任。6、仲裁委庭审笔录，拟证明该项目是山东兴茂公司实际实施的。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仲裁委已经裁决惠州院承担相应责任，恰好证明原告与惠洲院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三性认可，证明目的可以证明这个项目是惠州院分包给惠洲院的，这是内部协议本案原告的用工主体不是惠洲院应当是第三人或者山东兴茂公司。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调取了以下证据：1、余永昌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案涉工程是余永昌与巩丙军挂靠第三人承接，案涉工程余永昌负责技术，巩丙军负责施工。案涉工程款由紫金矿业拨付给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收取管理费后，再将工程款付给余永昌和巩丙军，约定我占七成，巩丙军占三成。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对三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李庆军由巩丙军招录，而巩丙军和李庆军又同为山东兴茂公司的股东，同时余永昌也认可了该项目是由第三人挂靠实施，无论是李庆军与山东兴茂公司还是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均与惠洲院无关。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余永昌是利害关系人。另外余永昌是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的哥哥，余永昌的笔录不能作为证据。第三人质证称：余永昌称涉案工程是与巩丙军挂靠第三人承接的，表述不是很准确。惠洲院出于对第三人的信任决定将涉案工程分包给第三人，第三人只是为了方便余永昌和巩丙军从惠洲院结账，但后面第三人因官司问题无法结账，后工程款直接汇到山东兴茂公司，第三人从头到尾没有参与涉案项目的生产管理工作。2、巩丙军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涉案工程系巩丙军与余永昌挂靠惠洲院承接的，2018年5月15日至2018年8月份，李庆军的工资由巩丙军垫付。2018年9月至2019年春节前，是惠洲院拨付工程价款后付给李庆军的。李庆军的工资是巩丙军定的，2018年7月份之前按8000元/月计算，2018年8、9月按12000元/月计算，10月份以后按15000元/月计算。李庆军平时的工作也是接受巩丙军的安排。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从该证据原告的工作从2019年2月份之后是余永昌和王玉启安排的。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说的欠款是17500元，是电脑里面核算好的，当时来的时候是九千，不是八千，但是我来的时候与惠洲院签订的合同，后面被王玉启撕掉了。后面王王玉启在群里面发了消息说放假，其实就是辞退，且被告一直没有提供劳务合同。原告（同案原告）惠洲院：真实性不予认可，本案的劳动争议庭审笔录中巩丙军已经陈述，是巩丙军介绍到矿上工作的，山东兴茂公司是巩丙军的，第三人将该工程承包给山东兴茂公司，且巩丙军与原告同为山东兴茂公司股东，该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人质证称：笔录内容巩丙军口头约定利益分配，该工程本来就是余永昌和巩丙军合作的项目，从笔录上看可以看出原告的工资情况，这是巩丙军与原告商量的工资约定，原告在诉状中的15000元有敲诈的嫌疑，而且余永昌与巩丙军的商定协议中也陈述了原告的工资是山东兴茂公司发放，至于原告是否签订合同，这是因为原告是山东兴茂公司的股东签订合同情况我方不清楚。3、用工备案查询复函，拟证明李庆军在贞丰县劳动保障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用工备案系统未进行用工备案登记。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质证称：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因李庆军与并非由惠洲院招录，与惠洲院也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惠洲院对李庆军的用工单位是否履行了劳动备案的情况不了解。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质证称：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侧面证实了惠洲院没有与李庆军签订合同的事实。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上述证据已经庭审质证，经审查对于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将作为定案的依据予以采纳。对于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提交的2、9号证据，均系复印件，不能与原件核实，无法证实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提交的8号证据，不能体现其证明内容，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提交的其余证据，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对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1-3证据，与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能相互印证其证明内容，且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将作为定案的依据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6日，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与贵州紫金矿业有限公司签订《水银洞金矿Ia矿体开采注浆改造基数服务及工程施工协议书》，协议约定贵州资金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通过必要的钻孔施工和注浆改造，使水银洞Ia矿体达到安全开采条件，避免7-11线Ia矿体在开采过程中有较大以上水害事故发生。2018年7月12日，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驻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与第三人又签订《工程委托施工协议书》，约定将水银洞Ia矿体7-11线开展注浆改造基数服务和工程施工，有效防范Ia矿体开采过程中的突水事故，同时还约定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收取狂放实际结算金额的3%作为管理费，其余作为乙方施工费用。该项目产生的所有施工费用、材料费用、商务费用、人工成本及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惠洲院给狂放开具发票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第三人方承担。2018年7月6日，由于第三人因涉诉，单位账户被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冻结，直至2018年12月18日解除冻结。之后，为了方便拨付工程款，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又与案外人山东兴茂公司签订《水银洞金矿Ia矿体开采注浆改造基数服务及工程施工协议书》，山东兴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巩丙军，李庆军系山东兴茂公司股东之一。2018年5月15日，案外人巩丙军介绍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到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驻贵州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水银洞金矿项目部进行钻探和注浆工作，担任队长一职。2019年2月底，巩丙军离开涉案项目部，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继续在涉案项目部工作。在此期间，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的工作是接受巩丙军、余永昌的指示和安排，工资均由巩丙军来定，巩丙军通过微信、支付宝的方式向李庆军支付工资。2019年2月至4月的工资，余永昌通过支付宝的方式和第三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庆军支付。2019年4月25日，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驻水银洞金矿项目部负责人王玉启通知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放假，且之后一直也未安排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到涉案项目部继续工作。2019年5月11日，余永昌、巩丙军向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出具工资结算证明一份，载明的内容为“2019年2月份以前所欠工资、生活费、安全奖等所有费用共计17500（壹万柒仟元），因水银洞工程结束，给予补助及四月份工资补助共计2.4万（贰万肆仟元），一次性结清所有费用，五月份汇至李庆军银行卡上。合计：17500+24000=415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向贞丰县劳动保障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查询李庆军在劳动用工备案系统的备案信息，经查询无用工备案登记信息。2019年10月28日，李庆军向贞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惠洲院支付所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等。2019年12月9日，贞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贞劳（人）仲案字〔2019〕06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安徽惠洲院地质安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李庆军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56206.90元；二、驳回申请人李庆军的其他仲裁请求。现原、被告对该仲裁裁决均不服，遂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请求。另查明：2018年9月30日晚20:47至21:07，被告李庆军（同案原告）与案外人巩丙军微信聊天，李庆军向巩丙军称“不是提钱的事，当时你说的头两个月干不了工资按9000，结果你给我按8000，我没说别的，现在你又按1200（系笔误，应为12000），那还不如当时我去河南了”，巩丙军回复称“庆军凭良心我从心里把你当兄弟，钱是我说了算，包括现场工作，我也给你说过这个工程合同签下来，钱多少应该都不是主要问题，我也没说不给你涨工资，还是咱们一来我给你说的那句话，在贵州咱们一块挣个钱，庆军你如果不相信我咱们没必要合作。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说话算话。”，李庆军回复“工资以后按多少啊巩哥”，巩丙军回复称“为了下一步工作没让你拿一分钱，我自己投了接近六万把淮北那台钻机买下来一块干这个事，我觉着应该还说得过去。”，李庆军回复“巩哥你的意思是下一步咱合作干水银洞这个活”，巩丙军回复称“庆军你不能光看眼前，还是那句话你放心工资的事没问题，我答应过不好干工资给你涨到一万五至一万六。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干什么都不往心里去。”。再查明：2019年7月12日，余永昌、巩丙军共同签订《关于余永昌、巩丙军承包贵州资金公司水银洞金矿打钻、注浆工程最终结算商定协议》，双方对挂靠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在水银洞金矿所从事的工程项目截止到2019年2月底结束进行了结算，除去前期费用，双方从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所得工程款约110万元。余永昌决定再支付给巩丙军50万元（其中包括李庆军4万多元工资和补偿款等，2019年2月底以前所有工人工资、补偿款等）。2019年7月25日，山东兴茂公司向第三人开具了三联增值税普通发票，税费名称为研发和技术服务勘探费，金额为300000元，余永昌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余永明系同胞兄弟，余永昌担任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水文院的总工。又查明：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的员工花名册、考勤记录和肥城县社会保险征缴中心出具的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社会保险账目明细表，均未登记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的信息。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是否与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是否构成事实劳动关系？首先，确认劳动关系应由劳动者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凭证、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考勤记录、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实身份的证件，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具有经济上、组织上和人格上的从属性，即劳动者以其劳动报酬作为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用人单位将劳动者编入其生产组织内并提供生产场地及设备、劳动者在劳务提供中需服从用人单位前指挥监督。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在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驻水银洞金矿项目部工作，从事钻探、注浆作业，未与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签订劳动合同，也未有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向其支付工资的凭证和缴纳社会保险记录，对于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与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对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也没有经济上、组织上和人格上的从属性，故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与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之间并未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但结合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在庭审中的自认、巩丙军的陈述及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能相互印证2018年5月15日至2019年2月期间李庆军向巩丙军作出提供劳务的意思表示，巩丙军向李庆军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并且李庆军接受巩丙军、余永昌的工作指示安排，应认定系李庆军与巩丙军、余永昌之间达成提供劳务的合意。其次，结合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与贵州紫金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水银洞金矿Ia矿体开采注浆改造基数服务及工程施工协议书》、与第三人签订的《工程委托施工协议书》、与案外人山东兴茂公司地质勘探有限公司签订的《水银洞金矿Ia矿体开采注浆改造基数服务及工程施工协议书》，并结合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向第三人和案外人山东兴茂公司背书转账的事实，能相互印证余永昌和巩丙军陈述的事实，即涉案项目部的钻孔、注浆工程系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分包给二人合伙挂靠的第三人，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在收取管理费后将工程款拨付给巩丙军实际控制的山东兴茂公司和与余永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故2018年5月15日至2019年2月期间，涉案项目部钻孔、注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应系巩丙军和余永昌。综合以上分析，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未与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也不从属于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故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与原告（同案被告）惠洲院在2018年5月15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至于2019年2月至4月25日期间，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已不再接受巩丙军的工作指示和安排，结合第三人和余永昌向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支付这期间工资的事实，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与他人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因确认劳动关系是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未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故本院在本案中不做评价，也不予处理，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七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同案被告）安徽惠洲院地质安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驳回原告（同案被告）安徽惠洲院地质安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同案原告）李庆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洪斌人民陪审员  李家军人民陪审员  冷正茂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法官助理田雷书记员邱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