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0民初3864号原告：王宝兰，女，1958年2月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东丽区。原告：孟丽丽，女，198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现住天津市东丽区。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保军，天津东昀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浩坤，天津东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孟苓和，男,1964年3月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东丽区,现住天津市东丽区。被告：李玉琴，女,196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东丽区,现住天津市东丽区。被告：孟乔，女,1987年9月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东丽区。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晴林，天津德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宝兰、孟丽丽与被告孟苓和、李玉琴、孟乔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宝兰、孟丽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保军、赵浩坤，被告孟苓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暨李玉琴、孟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晴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宝兰、孟丽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拆迁所获得的还迁权益180㎡还迁房中的31㎡面积归二原告所有（价值372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三被告拆迁所获得的还迁权益174.11㎡还迁房中的29.43㎡面积归二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母女关系，案外人孟令安与原告王宝兰系夫妻、与原告孟丽丽系父女关系。被告孟苓和与被告李玉琴系夫妻关系，与孟乔系父女关系。原告王宝兰与孟令安夫妻原有住房一处，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街××村××路××号，建筑面积43.68㎡。2014年6月，原告将此房转让给被告孟苓和，二原告户籍未迁出。2014年此房拆迁，被告以自有房屋一套，加上购买原告夫妻房屋共获得180㎡拆迁权益，其中29.43㎡属二原告享受政策增补的面积。现面临拆迁选房，原告找被告协商29.43㎡事宜，但被告予以拒绝，故起诉。补充诉称，被告所述2014年6月30日买卖11㎡的协议不是被告与原告、孟令安签订的，而是与孟令安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原告未将面积出售给被告，若二原告不挂户在被告家，被告家不会有174.11㎡，因此29.43㎡应属于二原告享有。被告孟苓和、李玉琴、孟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本案原告并没有获得29.43㎡的拆迁权益。理由：被告自有房屋拆迁有效折算面积70.88㎡，二原告及案外人孟令安共同转让给被告涉案房屋有效的折算面积73.8㎡，其中被告购买原告房屋后，在宅基地又增加了房屋，拆迁有效折算面积是30.12㎡，被告两处房屋拆迁安置面积合计144.88㎡，政策增补面积29.43㎡，被告还迁面积为174.11㎡。原告家庭成员3人，户口空挂在被告处，原、被告两个家庭的成员合计6人。按照新立街新市镇政策，有集体济组织成员资格、不足30㎡的可以增补至30㎡。被告拆迁有效折算面积合计144.68㎡，原、被告6人应补到180㎡，因政策可增补35.32㎡。按照应该增35.32㎡除以6人所得增补系数为5.88㎡，但原、被告两个家庭中有成员资格人员为5人，孟令安没有成员资格，不享受政策增补面积，按照人均系数5.88,后面保留0.0066,乘以5人，得出29.43㎡，两人的增补面积为11.76㎡。2014年6月30日，原、被告签订了买卖协议，二原告已将其政策增补面积11㎡出售给被告，价格是20000元，被告已将20000元交付原告。综上，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求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的律师向本院申请调取的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办事处留存涉诉拆迁还迁房屋拆迁档案材料、原、被告各自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均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二原告系母女关系，原告王宝兰与被告孟苓和系叔嫂关系。孟苓和与李玉琴系夫妻，孟乔系其二人之女。按照拆迁政策，二原告、原告王宝兰之夫孟令安与三被告挂户合并选房，原、被告5人均具有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顾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孟令安系非农业人口，并无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此不享受成员待遇。孟令安与原告王宝兰夫妻二人以10000元的价格将原天津市东丽区××街××村××路××号房屋卖予被告孟苓和，双方于2014年6月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公证。被告李玉琴代被告孟苓和就其原有房屋、所购买的孟令安名下的房屋分别与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顾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两份拆迁补偿协议书，其中2014年6月18日签订编号1-26拆迁补偿协议书，协议书记载房主为孟苓和，主房有效折算拆迁面积为65.56㎡，附房5.32㎡，总计70.88㎡，2014年6月30日签订编号1-47拆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记载房主为孟苓安，主房有效折算拆迁面积为69.91㎡，附房3.89㎡，总计73.8㎡。经原、被告所在村村干部刘某为原、被告调解，2014年6月30日，原告王宝兰与被告孟苓和签订买卖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今有孟苓和与孟令安在2014年6月19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孟令安将坐落在顾庄村富兴路北16条12号房屋出售给孟苓和。但其户口还在此房号。双方经协商决定，孟令安将其政策增补差额面积11㎡出售给孟苓和，价格为20000元。将来还迁时孟令安不再享受政策增补面积。王宝兰在刘某送来的该买卖协议之上签名，并代签了孟令安的名字，王宝兰当时收下该协议款20000元，现街办事处拆迁档案中亦保存有该买卖协议。2020年6月，被告孟苓和在街办事处办理还迁安置，新立新市镇还迁安置确认单记载被告孟苓和为房主，院落成员为6人，包括二原告、孟令安以及三被告，其中除孟令安无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外，其他5人均有资格，两个拆迁协议合计安置面积为144.68㎡，政策增补面积29.43㎡，还迁面积174.11㎡，可选择60㎡、120㎡各一套房屋。政策增补面积29.43㎡核算方式是以180㎡与安置面积的差额35.32㎡作为因政策增补面积部分，35.32㎡除以成员6口人，5人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每人人均可增5.88㎡，即可增补面积29.43㎡，二原告可享受的增补面积合计为11.76㎡。因原、被告此次发生纠纷，被告并未能选房。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王宝兰与被告孟苓和、李玉琴签订的买卖增补面积的协议效力。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买卖协议签订于2014年6月30日，系在涉诉平房拆迁协议订立之日，说明该协议与涉诉房屋拆迁利益有密切关联，原、被告均认可系经双方所在村村干部的调解下达成的买卖协议，孟令安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无享受增补面积资格，是村干部、原、被告均知悉的事实，协议写成孟令安一方面基于农村习惯于以男性家长为户主对外签约，也是对应编号1-47拆迁补偿协议书记载房主为孟苓安，该协议能够存入拆迁档案即可印证，因此不能仅以协议所写孟令安的增补面积认定为买卖的标的物是孟令安个人权益。原告王宝兰在明知的情况下，对协议内容涉及的11平米政策增补的面积并未表异议，现依据还迁面积确认单所核准的增补面积换算的系数与原告两人应享受面积之和基本相同，能够确认双方所签订增补面积的买卖协议是针对二原告所享受的增补面积进行的买卖，因此能够认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王宝兰代其女与被告方签订买卖协议并收款，应构成表见代理，王宝兰与被告方所签协议效力应及于原告孟丽丽，该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原告以买卖协议的方式将个人享受的政策增补面积卖予被告方，被告已经支付对价，买卖协议已实际履行，二原告所诉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宝兰、孟丽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440元，由原告王宝兰、孟丽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洪霞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 健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