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4民初620号原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法定代表人：贺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熹，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湖北省/div>法定代表人：张美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飞，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孟莉，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div>法定代表人：江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臻南，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波，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原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君证券公司)诉被告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同济堂公司)、第三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君资管公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被告湖北同济堂公司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被告湖北同济堂公司不服上述裁定，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做出(2019)沪民辖终23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20年6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国君证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闵熹，被告湖北同济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飞、冯孟莉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院对被告湖北同济堂公司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予以准许，于2020年7月1日追加国君资管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于2020年8月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国君证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闵熹，被告湖北同济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飞、冯孟莉，第三人国君资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臻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国君证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购回交易款本金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660,56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截至2019年7月19日(不含)的购回利息20,560,449.32元，并支付自2019年7月19日(含)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购回交易款本金660,56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的购回利息；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截止2019年7月19日(不含)的逾期罚息113,607.74元，并支付自2019年7月19日(含)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截至2019年二季度欠付利息14,479,677.80为基数，按日罚息率0.05%计算的逾期罚息；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截至2019年7月19日(不含)的违约金64,230,494.28元，并支付自2019年7月19日(含)至实际清偿日止，以回购交易款本金660,560,000元为基数，按年12%计算的违约金；5.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357,228.40元；6.判令如被告不履行上述第1项至第5项付款义务，则原告对被告持有的179,800,095股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0090)及其孳息，有权与被告协议折价，也有权就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和孳息价款在上述第1项至第5项诉讼请求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清偿；7.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6年11月4日与原告签署《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约定原告与被告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由被告向原告融资，被告以其持有的股票进行质押并在约定期限返还购回金额本金；此后双方于同日签订两份《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两方)》。该两份交易协议书与业务协议构成一套完整交易合约。因受规则限制，被告将股票委托给第三人国君资管公司持有，由原告与被告签署上述协议，直接进行还款和对接。据此，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与被告依约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初始交易，原告于2016年11月4日向被告提供融资本金800,000,000元，被告将其所持有的160,000,000股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0090)质押于原告。由于履约保障比例跌破警戒比例，被告又分多次补充质押所持有的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补充质押后，被告质押给原告的股票总计为184,200,000股。此外，被告于2018年1月至7月期间陆续进行部分现金还款，还款后尚欠剩余融资本金680,000,000元。2018年6月19日，被告在原告处合约履约保障比例跌破最低比例，原告依约于次日向被告发送《履约保障通知书》，要求被告于2018年6月21日下午15点前采取履约保障措施，使得6月20日或6月21日至少有一个交易日日终履约保障比例不低于警戒比例。截止2018年6月21日日终收盘，被告前述合约履约保障比例仍低于警戒比例。原告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第四十五条约定，于2018年6月21日向被告发送《违约通知函》，告知被告构成违约并开始计收违约金。原告认为，被告已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购回交易款本息并向原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就该等债权对质押股票享有优先权，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湖北同济堂公司辩称，第一，原告并非本案债权人，无权以债权人身份向被告提起诉讼。第二，不同意原告诉请的本金金额。被告仅认可收到本金799,145,360元，故应当以实际收款金额为基数确定本金数额，在此基础上，扣减两次平仓所得款项共计21,516,182.05元，以及原告自2016年12月21日起第一期固定还息之日起至2019年3月21日期间，按本金8亿元为基数多计算利息共计169,075.60元后，被告未付的本金应当为638,020,102.38元。第三，不同意原告诉请的利息金额。原告计息基数错误而多支付的169,075.60元应当抵扣，且原告将两次平仓的部分款项用于抵扣罚息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用于扣减利息。据此，截至2019年7月19日，未付利息金额应当为19,706,274.30元，自2019年7月19日之后，应当以本金638,020,102.3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收。第四，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罚息和违约金。被告认为，原告收取罚息及违约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从合同约定来看，利息与违约金、罚息也不得同时并存，同时，从实际履行的情况看，双方对于不再计收违约金、罚息已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此被告不同意承担逾期罚息和违约金。第五，不同意原告关于律师费的诉请。由于律师费也属于违约金性质，与原告主张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合计超过年利率24%，应不予支持。第六，不同意原告对质押股票行使优先受偿权的诉请。虽然原告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但因原告并非实际债权人，故其不应享有质权。第三人国君资管公司述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达成股票质押式回购的交易意向并签订相关协议，但受制于规则，无法将质押的标的证券直接登记到原告处，故通过第三人设立证券账户，将被告的本案系争股票放入第三人账户中办理相关手续。案涉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相关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签署，融资款项也系原告所出，是由原告放款至托管户，第三人再将款项付给被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合同，主要是为了配合原告和被告办理系争股票的质押手续，同时也在原告与被告之间传递邮件和交易指令。针对被告质疑其收到的本金金额不足的问题，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所涉费用的情况说明》，称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合同》，设立定向资管计划，约定被告委托第三人管理标的股票，用以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业务，为此，被告应向第三人支付管理费，并向托管人支付托管费。通过案涉质押式证券回购交易，资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共收到扣除质押登记费以及经手费两项共计25,200元后的融资款799,974,800元，该款转到资管计划托管银行账户后，由第三人收取管理费414,720元，由托管银行收取托管费414,720元，被告实际从资管计划提款799,145,360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国君证券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用于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11月4日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双方就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达成合意，协议中约定了被告的业务专用电子邮箱；证据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融入方式风险揭示书》，用于证明：原告已向被告出具《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融入方风险揭示书》，揭示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的相关风险；证据3.两份《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两方)》(初始交易)，用于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11月4日签署两份《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两方)》(初始交易)，对交易的具体金额、标的证券、利率、履约保障比例等要素进行约定；证据4.六份《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两方)》(补充质押)；证据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投资者记名证券质押登记情况》；证据4和证据5共同证明，因质押的股票多次跌破警戒比例或最低比例，被告分别于2018年1月2日、2018年6月20日、2018年6月25日进行补充质押，现质押总数量为184,200,000股；证据6.《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两方)》十二份(部分现金还款)，用于证明：因质押股票多次跌破警戒比例或最低比例，被告湖北同济堂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22日、2018年2月2日、2018年2月13日、2018年6月28日、2018年7月16日、2018年7月20日进行部分现金还款，剩余融资本金6.8亿元；证据7.履约保障比例计算情况表(2018年6月15日-2018年6月22日)；8.《履约保障通知书》；证据7和证据8共同用于证明：2018年6月19日收盘后，被告的履约保障比例跌破最低比例，原告于2018年6月20日向被告邮箱发送《履约保障通知书》，要求其依约应于2018年6月21日前下午15：00前采取履约保障措施，以提高履约保障比例；证据9.《违约通知函》，用于证明：2018年6月21日，因被告未按约采取履约保障措施，原告再次以邮件形式向其发送《违约通知函》，告知其已构成违约；证据10.《关于恳请给予一定宽限时间完成履约的承诺函》，用于证明：被告于2018年7月6日向原告发函确认其向原告所负债务情况，同时确认其质押股票价格跌破预警线，恳请原告给予一定宽限期，并承诺将于2018年7月20日前履行补仓义务；证据11.《关于恳请给予支持在既定时间完成履约的承诺函》，用于证明：被告于2018年8月15日再次向原告发函确认其向原告所负债务情况，同时确认其质押股票价格跌破警戒线，恳请原告给予一定支持，并承诺将于2018年9月21日前履行补仓义务；证据12.《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以及律师费发票，用于证明：原告为实现本案系争债权，已实际支付律师费28万元。证据13.两份《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两方)》；证据14.三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证据15.微信聊天记录；证据16.定向资管计划交易流水(2019年5月、2018年7月)；证据17.《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投资者记名证券质押登记情况》；证据18.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付款请求书；证据19.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据13-证据19共同用于证明，被告于2019年6月17日、2019年6月28日、2019年7月19日清偿部分本金及利息；此外原告对部分质押股票进行违约处置，以处置所得价款清偿部分债权，并因此新增律师费损失。证据20.《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交易实施细则》；证据21.上市公司同济堂股份公告(原名“啤酒花股份”)；证据22.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据23.《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合同》；证据24.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认单；证据25.过户登记确认书；证据26.两份宁波银行资产托管交易凭证；证据27.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项目对账单；证据28.六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6份(5笔季度付息及1笔部分现金还款)；证据29.委托人投资指令(股票质押式回购)；证据30.两份过户登记确认书及委托人投资指令(补充质押)。证据20-证据30用于证明，系争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项下，原告为资金融出方，被告为资金融入方。资管计划系被告为解决交易障碍问题委托设立，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系明确的委托关系，法律后果及责任应由被告向原告承担。被告湖北同济堂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业务协议中约定的利息、罚息、违约金以及提前购回条款均加重了被告的责任，不具有合法性，对被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风险揭示书未对应具体交易业务，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证据3和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协议书中关于客户名称的记载，被告实际系与第三人国君资管公司建立债权债务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本案存在债权人和质权人分离的情况，故原告的质押权应属无效。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实际还款情况，被告尚欠剩余融资本金应当为638,020,102.38元，且协议书中购回交易金额一栏均未涉及违约金和罚息，由此表明双方均认可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需计收违约金及罚息，原告起诉主张计收罚息以及自2018年6月21日起计收违约金与事实不符。证据7系原告单方制作，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存在履约保障比例已跌破最低比例的事实。对证据8和证据9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作出该两份通知书的依据是其单方制作的履约保障比例计算情况表，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且因《业务协议》关于违约责任及提前购回的约定系格式条款，不具有合法性，故原告不得依据《业务协议》的约定主张被告已构成违约。对证据10和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目的，被告回函表示将筹措资金履行协议，同时提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提供保证责任作为免除违约责任、免收违约金的条件。对此，原告在收到被告函件后也表示予以认可，接受被告提供的增信措施，被告在后期也实际进行了现金偿还。由此表明，双方就违约责任已达成一致，原告不予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免于收取违约金。对证据12、证据18、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律师费与原告主张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合计已超过年24%，应属无效，被告不同意承担。对证据13至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也证明原告认可被告无需计收罚息和违约金。证据16系原告自行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但对于处置的股票数量以及股票金额，被告予以认可。对证据20至证据2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无法得出系因交易规则限制而设立资管计划的结论。并且，如原告所称属实，则可能涉及规避金融规定而应认定为无效。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4的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客户签字及登记结算机构的盖章。对证据2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6、证据27的真实性不认可，但该份证据的内容可以证明被告收到的款项系第三人支付，且第三人支付的本金为799,145,360元而非8亿元，故利息以及后期扣减本金应当以被告实际收取的799,145,360元为基数予以计算。对证据28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每个月均是按照第三人发送的指令邮件向原告支付款项，第三人系本案债权人。对证据29和证据30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国君资管公司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予认可，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湖北同济堂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B-B(2016)641-01)》，用于证明：资管计划归属于第三人所有，第三人系股票质押回购交易的融入方。证据2.交易日期为2016年11月7日，金额为799,145,360元，付款单位名称为“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武汉沌口支行)贷记通知》，用于证明：第三人按照资管合同约定扣除管理费、托管费、手续费、经办费后，向被告转账支付799，145,360元，第三人为本案债权人，对被告依法享有债权。证据3至证据13：2016年12月9日、2017年3月2日、2017年6月8日、2017年9月12日、2017年12月18日、2018年3月9日、2018年6月12日、2018年9月11日、2018年12月11日、2019年3月12日、2019年6月11日第三人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的各季度利息的邮件，用于证明：第一，《资管合同》签订后被告均按照第三人的指令，向原告账户支付利息，被告一直与第三人对接，通过第三人才与原告进行接触，第三人系本案债权人。第二，《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B-B(2016)641-01)》约定的定向资管计划与本案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嵌套式金融产品，实际系第三人主债权债务关系及原告的从权利质押关系一同组成的主从合同关系，具有整体性及不可分割性。证据14.原告于2019年6月12日向被告发送的《转发：同济堂融资金额数据核对》邮件(对应2019年5月21日、2019年5月22日的两笔平仓)；证据15.2019年9月12日，第三人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第三季度利息的邮件。证据14以及证据15用于证明：第一，根据原告提供的交易协议书及2019年6月12日发送的邮件(平仓款项抵扣顺序及金额)显示，平仓款分别抵扣了本金及利息，且原告从未计收过违约金，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第二，从原告于2019年度第三季度利息邮件自认事实显示，平仓款分别抵扣了本金及利息，故被告的欠付本金金额应为639,043,818元。原告和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均不同意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针对其出具的情况说明，提交了如下证据：1.《宁波银行资产托管交易凭证》，用于证明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项下支付管理费和托管费的情况；2.《上海市场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收费及代收税费一览表》，用于证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对于本案系争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收取登记费和经手费的收费标准。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无异议，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不认可第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认为，第三人和宁波银行单方扣收管理费和托管费不具有合法性，第三人主张扣收的25,200元系为办理本案质押登记产生无事实依据，亦不具有合法性。对各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7系原告单方制作，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16，因被告对处置的股票数量及金额均认可，故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24、证据26以及证据27，被告虽对真实性持异议，但并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鉴于该些证据与各方争议事项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因被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均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因原告以及第三人均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亦均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纳。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被告虽不认可真实性，但对于相关款项的扣除原因以及登记结算机构对相关业务的收费标准均未提出任何相反证据予以推翻，鉴于该些证据与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事项均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亦采纳作为本案查明事实的证据。至于上述证据能否证明各方的诉辩主张，本院将结合查明的相关事实，一并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26日，被告作为委托人、第三人作为管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托管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对于委托资产投资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作为资金融入方)时，合同约定：委托人先行向管理人出具委托人投资指令，管理人收到后向委托人确认并执行。一旦执行，投资结果由委托人承担，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股票质押式回购(作为资金融入方)需要签署相关协议的，委托人完全认同并承诺由其自行签署。委托人进一步承诺，委托人认可签署相关交易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等)的全部内容和条款，并愿意自行承担在前述交易协议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项下所应承担的全部权利、义务、风险、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资金融入方所承担的支付利息、购回交易资金、补充质押交易、追加保证金或部分现金偿还义务、违约责任、需支付或可能预付的费用、税款等事项)，管理人不因接受委托人指令/授权及委托而承担任何责任。对于管理费、托管费，合同约定：按每一期委托资产金额的0.02%年费率计算，实际运作天数超过365天的，该期委托资产的管理费按年收取，首年管理费于该期资产完成股票质押式回购初始交易后一次性支付。管理人负责监控并计算费用结果，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委托资产管理费、托管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于五个工作日内从托管账户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托管人。2016年10月28日，定向资管计划在原告处开立证券账户，证券账号为BX********，证券账户户名为被告。2016年11月3日，被告将共计1.6亿股同济堂股票从名下另一证券账户转入BX********账户内。2016年11月4日，被告(作为甲方)与原告(作为乙方)，签订《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以下简称《业务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由甲方以其所持有的股票向乙方融入资金，并在约定期限返还资金、解除标的证券及相应孳息质押登记。关于利息的计收，第二十五条约定，乙方自甲方初始交易日当日开始每日计收甲方利息，至购回交易日(包括到期购回日、提前购回日、延期购回日)或者清偿负债之日，购回交易日或者清偿负债当日不予计收，即算头不算尾。关于利息的支付方式，第二十六条约定，如甲方实际购回期限不超过91天(含)，甲乙双方约定甲方于购回时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利息；如甲方实际购回期限超过91天(不含)，甲方应于每年自然季末月(3月、6月、9月、12月)的21日(称为结算支付日)计算并支付自甲方初始交易日或者上一次结算支付日至该结算支付日期间的利息。计算支付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计算并支付相应利息。如甲方逾期未向乙方偿付利息，乙方有权自结算支付日起开始按日计收罚息，罚息金额=甲方逾期利息×罚息率×逾期自然日天数，罚息率由甲乙双方在《交易协议书》中约定。乙方向甲方计收利息的方式为按日计提，定期扣收，扣收不到的转为逾期利息。乙方按照罚息、逾期利息、利息的顺序进行扣收。第二十九条约定，待购回期间，交易履约保障比例低于最低比例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前购回标的证券，甲方应当按照乙方的要求提前购回，否则视为甲方违约。第三十八条约定，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标的证券当日收盘后，标的证券履约保障比例低于警戒比例的，甲方应当在三个交易日内进行补充质押交易或部分现金偿还，使得日终清算后甲方的履约保障比例不低于警戒比例。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标的证券当日(T日)收盘后，标的证券履约保障比例低于最低比例时，乙方将于当日(T日)或下一个交易日，以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向甲方发出《履约保障通知书》，甲方应当自T日起的两个交易日内选择采取如下一项或者多项履约保障措施：(一)提前购回该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二)进行补充质押交易或部分现金偿还，使得T+1或者T+2日日终至少有一个交易日清算后甲方履约保障比例不低于警戒比例。第四十五条约定，当标的证券履约保障比例低于约定的最低履约保障比例，甲方未在规定期限内采取履约保障措施使得规定期限内至少有一个交易日日终履约保障比例不低于警戒比例的，按甲方违约处理。第四十六条约定，甲方确认，发生甲方违约情形的，乙方有权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全部卖出或部分标的证券，以抵偿甲方负债。第四十八条约定，甲乙任何一方违约的，违约方自违约之日起按照下述方式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额=违约天数×初始交易金额×购回利率×1.4/365。第五十条约定，甲乙双方确认，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中质押标的证券相应孳息的担保范围为本协议项下甲方应缴税款及甲方对乙方所负全部负债，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应缴税款、应付质押登记费及交易佣金等费用、应付购回金额、应付罚息、应付违约金以及乙方为实现质权而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保全费、拍卖费等违约处置费用。第五十一条约定，甲乙双方确认，违约处置以最有利于成交为首要原则，乙方有权选择其认为最有利于成交的价格处置。违约处置所得偿还顺序为：应缴税款、应付交易佣金等费用、违约处置费用、应付罚息、应付违约金、应付购回金额(按照先息后本原则)。同时，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两份《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两方)》(以下简称《交易协议书》)。在该两份《交易协议书》项下，交易基本信息的客户姓名(名称)栏均载明为“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交易类型均为初始交易；初始交易日均为2016年11月4日，购回交易日均为2019年11月1日；购回利率(年化)均为2016年11月4日至2017年5月4日(不含)融资利率5.6%，2017年5月4日(含)至2017年11月3日(不含)融资利率5.8%，2017年11月3日(含)至2018年11月2日(不含)融资利率8%，2018年11月2日(含)至购回日融资利率12%；罚息率(按日计)均为0.05%(逾期未付利息，自应付息日起按日计收罚息)；标的证券代码均为600090，标的证券数量均为8,000万股，初始交易金额均为40,000万元。两份《交易协议书》声明栏，双方均确认，本交易协议为《业务协议》的附件，适用其相关规定，并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1月7日向户名为“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账户内划款799,974,800元。同日，“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向被告划款799,145,360元，用途载明：提取资产。之后，原被告双方又先后签订了六份《交易协议书》，该六份《交易协议书》所涉的交易类型均为补充质押，标的证券数量分别为160万股、160万股、500万股、500万股、550万股、550万股。初始交易以及补充质押的标的证券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0090)共计184,200,000股均已办理了质押登记。质押标的股票待购回期间，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情况如下：2016年12月21日付息5,768,767.10元；2017年3月21日付息11,046,575.34元；2017年6月20日付息11,502,465.76元；2017年9月20日付息11,695,342.47元；2017年12月20日付息13,882,739.73元。另，根据原告的对账单，被告还于2018年3月20日付息14,360,547.96元；2018年6月20日付息14,679,671.23元；2018年9月21日付息13,711,780.86元；2018年12月21日付息17,214,246.56元；2019年3月28日付息5,000,000元；2019年4月4日付息15,120,547.92元。原告书面确认被告虽在2019年3月21日之前存在逾期归还利息的情况，但对于2019年3月21日及此前其他各季度利息均已还清。此外，被告还陆续向原告进行部分现金还款，根据双方陆续签订的多份《交易协议书》(交易类型均为部分现金偿还)，被告在此期间的购回交易情况如下：2018年1月22日，两个合约项下分别购回1,007.013699万元(含本金1,000万元，未付利息7.013699万元)；2018年2月2日，两个合约项下分别购回1,514.136986万元(含本金1,500万元，未付利息14.136986万元)；2018年2月13日，两个合约项下分别购回1,113.019178万元(含本金1,100万元，未付利息13.019178万元)。2018年6月20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履约保障通知书》，告知被告，截至2018年6月19日，被告存续的两笔合约履约保障比例跌破最低比例。根据《业务协议》第三十八条款的约定，要求被告于2018年6月21日下午15点前采取履约保障措施使得6月20日或6月21日至少有一个交易日日终履约保障比例不低于警戒比例。2018年6月2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违约通知函》，告知被告，截至2018年6月21日收盘，被告存续的两笔合约履约保障比例仍然低于警戒比例。根据《业务协议》，被告已构成违约，原告有权依约处置被告质押股票，并加计因被告违约而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罚息、违约金(违约金=违约天数×初始交易金额×购回利率×1.4/365)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等款项，其中违约金自违约日(即2018年6月21日)起计收。2018年7月6日、2018年8月15日，被告先后向原告发送《关于恳请给予一定宽限时间完成履约的承诺函》《关于恳请给予支持在既定时间完成履约的承诺函》。被告在该两份函件中均表示，对原告因被告未能及时补仓到预警线之上而要求被告提前购回的要求，请求原告给予一定履约宽限期，且免收违约金。在原告向被告发送《履约保障通知书》以及《违约通知函》后，根据双方签订的《交易协议书》(类型为部分现金偿还)记载，被告的还款情况如下：于2018年6月28日在两个合约项下分别购回150.230136万元(含本金150万元，未付利息0.230136万元)，于2018年7月16日在两个合约项下分别购回251.369863万元(含本金250万元、未付利息1.369863万元)，于2018年7月20日在两个合约项下分别购回2,012.712329万元(含本金2,000万元、未付利息12.712329万元)。后因被告始终未按通知履行义务，原告起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后，被告分别于2019年6月17日、2019年6月28日、2019年7月19日向原告进行部分现金还款。其中，根据双方2019年6月17日签订的《交易协议书》(类型为部分现金偿还)载明，被告在两个合约项下分别购回交易金额1,000.121425万元(含本金972万元，利息28.121425万元，违约金未付)。2019年6月28日、2019年7月19日，被告先后向原告转账500万元和50万元，汇款附言均注明利息。期间，被告亦分别于2019年5月21日、2019年5月22日、2019年7月19日对本案质押标的股票进行了处置，共处置股票数量为4,399,905股，处置后扣除税费共获偿22,065,258.38元。2019年6月12日，原告向被告转发第三人邮件，告知被告平仓金额以及对平仓金额按罚息、逾期利息、利息、本金顺序扣减等事项，邮件中并相应列明了两个合约项下各项目的具体扣减金额。2019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转发第三人邮件，请被告2019年9月23日中午11点前将利息金额支付至被告账户。邮件附件中列明：XXXXXXXXX合同编号下本金316,894,636.20元、当期利息9,793,346.57元、逾期利息6,993,391.59元、罚息340,939.41元；XXXXXXXXX合同编号下本金322,149,181.70元、当期利息9,955,733.62元、逾期利息6,993,909.50元、罚息340,963.74元。再查明，为实现债权，原告与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约定代理费用由基本费用28万元以及风险代理费两部分组成。2019年7月19日，原告向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支付基本费用280,000元，2020年3月19日，向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支付风险代理费77,228.40元。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业务协议》《交易协议书》以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被告已将其持有的本案标的证券质押给原告，原告亦依约向被告发放了融资款，但被告在合同期内出现《业务协议》第四十五条所约定的违约情形，故原告依据《业务协议》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六条以及第四十八条的约定，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采取措施提高履约保障比例，并在被告未采取措施提高履约保障比例至警戒比例的情况下，发函告知被告将按约对标的股票进行违约处置，以及自被告违约之日起加计违约金，具有事实及合同依据。被告针对原告发出的违约通知，多次向原告申请给予宽限期，请求原告允许其在既定时间内完成履约，然，直至宽限期乃至双方约定的原定购回交易日届满，被告仍未能完成购回交易，故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所有剩余购回交易款本金以及至清偿负债之日止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具有事实依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第二，本案初始交易本金数额是否应以被告实际收取的金额为准。第三，原告能否在主张利息的基础上另行主张罚息和违约金。第四，原告可予主张的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的金额应如何认定。第五，原告是否有权向被告主张律师费损失。第六，原告是否有权对质押标的股票行使优先受偿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合同》，被告作为委托人向作为管理人的第三人出具投资指令，第三人收到后向被告确认并执行，投资结果由被告承担。双方约定，股票质押式回购(作为资金融入方)需要签署相关协议的，被告完全认同并承诺由其自行签署，并承诺，被告认可签署相关交易协议的全部内容和条款，并愿意自行承担在前述交易协议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项下所应承担的全部权利、义务、风险、责任。结合被告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签署《业务协议》以及相关《交易协议书》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并在原告书面通知被告违约后多次向原告出具承诺函，请求原告给予宽限期等情况，本院认为，本案系争交易权利义务主体明确，原告为系争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资金融出方，被告为资金融入方。第三人系受被告委托，为协助办理本案系争交易的目的而与被告签订合同，设立国君资管1739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因此形成委托法律关系。对于上述一系列交易安排以及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各方之间均属明知。作为被告的直接交易相对方，原告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履行其在前述交易协议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项下所应承担的全部义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登记结算机构公布的收费规则，原告与被告开展本案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应支付对应的质押登记费以及经手费。而原被告签订的《业务协议》第五十条明确约定，上述费用属于质押证券担保的范围，故本案所涉两单合约共计发生25,200元交易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该笔费用由原告在发放8亿元款项至资管计划专用账户过程中进行了代扣代缴，而非作为利息提前预收，故应当视为原告已全额履行放款义务。其次，第三人从资管计划账户中扣收的管理费以及托管费，因系第三人与被告双方约定的费用，与原告无涉，故对被告针对管理费及托管费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如被告认为第三人的扣收金额及扣款方式违反双方约定，可另行主张。对被告关于本案初始交易本金数额不应认定为8亿元，应当以其实际收到的799,145,360元作为本金基数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被告主张，原告在本案中同时主张利息、罚息以及违约金违反法律规定以及双方合同约定，认为根据《业务协议》，罚息、违约金与利息不得并存。对此本院认为，法律并未禁止合同当事人在利息之外针对违约情形约定计收罚息和违约金。而双方签订的《业务协议》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亦分别针对利息、罚息以及违约金的计收进行了明确约定，故被告上述主张缺乏依据。被告提出《业务协议》第五十一条已明确排除了利息与罚息、违约金的并存，但该条的内容仅涉及针对违约处置所得款项的偿还顺序，并不能据此得出利息与违约金、罚息无法同时并存的结论。被告另主张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已经就违约金免除事宜已达成一致。对此本院认为，对权利的放弃须以明确的方式作出，虽然被告在出现违约情形后，多次发函要求原告免除其违约金，但原告对被告关于豁免违约金的请求并未明确表示同意。虽然2019年6月12日以及2019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的两封邮件中未涉及违约金，但因该两份邮件的发送目的是向被告告知两笔标的证券的平仓金额，以及原告将该平仓金额按照罚息、逾期利息、利息、本金的顺序予以扣减后的情况，并不表明原告自此不再主张违约金，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但针对违约金和罚息部分，本院注意到，《业务协议》第四十八条关于违约金额的计算方式约定为“违约天数×初始交易金额×购回利率×1.4/365”，对此本院认为，股票质押式回购的融资人到期未履行购回义务，资金提供方的损失主要为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此种情形下融资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其责任的范围和大小应基于资金被占用的实际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预期利益损失等因素综合确定，不能违反公平原则。涉案《业务协议》约定违约金以初始融资本金为基数计算，根据该约定，无论融资人是否归还过本金，只要有尚余本金未归还，均需以初始融资本金为基数计算违约金。违约金约定利率虽在合理区间，但违约金金额若仅与初始融资本金对应，则根据不同还款情况，实际利率仍存在畸高的可能，故该约定有所不当，应当以实际欠付的本金为基数计算违约金。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违约金部分的诉请均是以实际欠付本金为基数计算和抵扣，故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罚息部分，本院认为，因原告主张的罚息实质是逾期利息的逾期息，鉴于原告在主张被告支付至实际购回完成日的延期利息的同时又主张了违约金，而该两项请求足以弥补原告资金被占用期间的损失。现原告又主张罚息，属加重被告负担，故虽然《业务协议》对罚息部分做出了约定，出于公平合理原则的考虑，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罚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标的证券处置金额抵扣问题，虽然原告称系因其工作人员失误，对于两笔处置金额未按照《业务协议》的约定顺序优先抵扣违约金后再抵扣利息和本金，请求本院仍根据《业务协议》的约定抵扣顺序确定扣款金额，但本院认为，因原告向被告发送的两份邮件中已明确表明，该两笔处置金额按罚息、逾期利息、利息、本金的顺序予以抵扣，被告对此已产生信赖利益，故原告应当受此约束。据此，本院对原告要求按《业务协议》约定的抵扣顺序，将违约金也列入在本息之前优先扣除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本院确定的上述计收标准以及抵扣顺序，结合被告的还款情况，截至2019年7月19日(不含当日)，被告在两个合约项下尚未偿还的购回交易款本金共计639,043,817.95元、应付未付利息共计19,699,494.10元，应付违约金85,746,922.22元。2019年7月19日之后直至实际清偿日止，被告应以欠付的本金639,043,817.95元为基数，分别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购回利息及违约金。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业务协议》第五十条明确约定，原告为实现质权所产生的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等。经查明，原告主张的357,228.40元律师费确已实际支付，该收费标准并不过高。考虑到原告向被告发放本案系争8亿元初始本金后，在2016年11月4日至2018年3月21日期间，仅按合同约定的先后以5.8%和8%的利息标准向被告计收利息，故即便如被告所称，律师费亦属于违约金的性质，将上述律师费平均至整个合同履行期间后与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各项金额合计，亦未超过年利率24%的上限，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357,228.40元律师费的诉请，本院亦予支持。关于第六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告将其持有的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0090)向原告进行了质押融资，并已办理了质押登记，原告据此依法取得相应质权。关于被告主张本案主债权以及质权分属于不同主体，原告无权行使质权的意见，因本院已认定原告为本案债权人，享有本案诉权，故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原告有权就剩余的质押股票即共计179,800,095股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及其孳息，在被告应付债务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融资本金639,043,817.95元；二、被告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计算至2019年7月19日(不含当日)的利息19,699,494.10元，以及以本金639,043,817.95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三、被告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计算至2019年7月19日(不含当日)的违约金85,746,922.22元，以及以本金639,043,817.95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违约金；四、被告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357,228.40元；五、若被告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未履行本判决第一至第四项的付款义务，原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可以与被告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协议以质押的179,800,095股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0090)及其孳息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上述质押股票所得价款和孳息价款优先受偿，该质押股票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及孳息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继续清偿；六、驳回原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70,708.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775,708.90元，由原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925.93元，由被告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负担3,770,782.9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承晔审 判 员  张文婷人民陪审员  林华标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瞿 峥书 记 员  桂文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质权人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九条权利质权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动产质权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