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吉0503民初1077号原告：唐延忠，男，1959年8月26日生，汉族，系吉林省通化市桃源电力实业公司退休工人，住通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延翔，吉林易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忠厚，男，1965年1月30日生，汉族，系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化中心支公司退休职工，住通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延翔，吉林易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荣利，男，1964年6月15日生，汉族，系通化市永利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通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重阳，吉林阳光博舟（通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通化市永利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公司”），住所地：通化市二道江区桃源村四组。法定代表人：刘荣利，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重阳，吉林阳光博舟（通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曲慧，女，1972年2月6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户籍地：吉林省通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国，吉林升圆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2，女，2009年12月18日生，汉族，系长春东北师大附小学生，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户籍地：吉林省通化市。法定代理人：曲慧（系刘某2母亲），女，1972年2月6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户籍地：吉林省通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国，吉林升圆事务所律师。原告唐延忠、苏忠厚与被告刘荣利、永利公司、曲慧、刘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延忠、苏忠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延翔、被告刘荣利及永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重阳、被告曲慧及刘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延忠、苏忠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刘荣利及永利公司立即给付借款306,000元及利息（其中100,000元从2003年8月7日、100,000元从2003年9月25日、106,000元从2004年4月12日起开始计算至全部清偿时止，按每月2分计算，截止起诉时利息800,000元），以上合计1,106,000元。二、要求曲慧、刘某2对上述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三、要求二被告（刘荣利及永利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刘荣利及永利公司于2003年8月7日、2003年9月25日、2017年2月13日、2004年4月12日分别向二原告借款100,000元、100,000元、106,000元并口头约定利息每月2分。二原告给付借款后，被告仅给付20,000元利息，没有给付本金；后经二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未给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曲慧、刘某2应当对上述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为保护二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保护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刘荣利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其从未在原告诉状中所述的时间向原告借款，并且在诉状中的2003年、2004年被告刘荣利与原告唐延忠并不认识，故二原告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借款凭证不是刘荣利签名和书写的内容，借款凭证即借条是伪造的。其没有利用股东身份滥用权利损害永利公司的利益，故不存在被告刘荣利与被告永利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况。在与被告曲慧离婚时，因永利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刘荣利与曲慧重新约定公司归刘荣利所有，且公司的股权一直未发生过工商变更登记。综上，被告刘荣利认为，二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永利公司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其从未向二原告借过钱，也未在借条上签字盖章，二原告所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存在。该公司与被告刘荣利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综上，该公司认为二原告的主张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曲慧、刘某2辩称，一、曲慧与刘荣利结婚时间是2009年10月，二原告主张的借款发生在曲慧和刘荣利结婚之前，也发生在刘某2出生之前，二原告对曲慧和刘某2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二、曲慧与刘荣利因感情不和，双方协议离婚，离婚时间是2019年2月9日，在婚姻登记机关离婚时约定，住宅、汽车、永利公司的资产，均归曲慧和刘某2所有，双方领取离婚证后曲慧发现，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永利机公司起诉通钢环境污染案件的资产鉴定结果小于永利公司的外债，再加上刘荣利与曲慧的离婚涉及隐私，经双方协商于2019年2月14日重新签订离婚财产变更协议，上述约定的财产归刘荣利和刘某2所有，曲慧不得干涉，因此刘荣利和曲慧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永利公司归曲慧所有一事，已经由双方协议撤销，原告依据该约定起诉，失去了事实基础，而刘某2作为未成年人，其父母对债权债务的任何约定都不是本人意愿，由于刘荣利和曲慧约定了财产分割中的永利公司的归属，损害了刘某2的合法权益，刘某2无法承担永利公司的外债，因此，刘某2依法不承担责任。三、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永利公司与通钢的环境污染赔偿案件，仅赔偿了刘荣利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永利公司600余万元，到目前为止，曲慧没有分得一分钱，也没有参加诉讼和申请执行，因此，二原告主张曲慧受让了永利公司就应该承担民间借贷的还款义务，没有具体的事实和依据，法庭应驳回其诉讼主张，而且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法院在本案立案后，已经查明通钢的赔偿款已经由永利公司予以占有、处分，并对赔偿款的去向予以追踪，足以证明二原告起诉的民间借贷和曲慧、刘某2没有任何关系，法庭应驳回二原告对曲慧及刘某2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刘荣利、曲慧于2009年9月10日登记结婚，刘某2系二人婚生女。刘荣利与曲慧于2018年2月9日离婚，二人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刘某2由曲慧抚养，刘荣利不承担刘某2的抚养费，双方婚后有一处房产，位于××街归曲慧和刘某2所有，双方婚后有一辆黑色斯巴鲁私家车（车牌号：×××）归曲慧所有，双方婚后在二道江经营了一家名为“通化市永利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归曲慧和刘某2所有。永利公司成立于2004年9月24日。另查明，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5民初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赔偿原告通化市永利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各项损失为646.8588万元；二、被告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原告通化市永利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的赔偿与被告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通化市永利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永利公司、刘荣利在2019年12月2日就履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民终423号民事判决书事宜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2日支付永利公司判决款项100万元，同时永利公司及刘荣利配合完成资产盘点交接等事宜。通化市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向我院提出执行异议，因永利公司依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民终423号民事判决书所享有的646.8588万元债权已支付完毕，现已无到期债权可配合协助执行。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借款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原告唐延忠、苏忠厚主张被告刘荣利向其借款本金306,000元，提供如下证据：①2003年8月7日借款人处署名刘荣利的100,000元借据一张；②2003年9月25日借款人处署名刘荣利的100,000元借条一张；③2004年4月12日署名刘荣利的106,000元借条一张；④2005年1月7日甲方署名苏忠厚和唐延忠、乙方署名刘荣利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中约定：乙方借甲方人民币410,000元，借款期限为2005年1月7日至2005年7月7日止；乙方用产籍号280－010/617－074的房屋所有权证做抵押，乙方如到期不能偿还借款，乙方愿将抵押房屋归甲方所有……⑤2006年12月7日甲方署名苏忠厚和唐延忠，乙方署名刘荣利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中约定：乙方借甲方人民币750,000元，借款期限为2006年12月7日至2007年7月7日止；乙方用产籍号280－010/617－074的房屋所有权证做抵押，乙方如到期不能偿还借款，乙方愿将抵押房屋归甲方所有……⑥2006年12月7日借用人署名刘荣利的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将借款协议中做抵押的房屋产权证借出，借出用途办理土地使用证，办完证后一并交回。被告刘荣利认为借款事实不存在，借条所示时间，其与唐延忠并不认识；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签名不是其本人书写；2005年1月7日的协议书与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所陈述的时间、金额均不符，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刘荣利没有书写过所谓的借据和借条，这些借条和借据是伪造的，因此，刘荣利申请法庭委托鉴定机构对是否是本人书写的笔迹、书写时间，是否为一次性书写进行鉴定，并保留向公安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的权利。被告永利公司认为，公司成立于2004年9月24日，从三份借条的标注时间上来看，永利公司还未成立，故不存在永利公司向二原告借款的事实。被告曲慧、刘某2认为，证据①②③签订的时间均为2003年、2004年，不管这306,000元借款是否成立，都与曲慧、刘某2无关；证据④⑤⑥的书写时间均在曲慧和刘荣利结婚之前，不管协议是否成立，均与曲慧、刘某2无关，这三份证据涉及借款数额高达1,160,000元，并且涉及抵押借款法律关系，借款时间均发生在2005年、2006年，可以证明无论这三份协议真假，都与本案无关，因为二原告起诉的时候明确了借款时间和借款数额，假如后三份证据真实，应该另案诉讼，本案不应合并审理。经被告刘荣利申请，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2003年8月7日、2003年9月25日、2004年4月12日的借条（借据）上的“刘荣利”签名，是否为本人书写、书写时间、借条（借据）的内容与“刘荣利”签名是否为一次性书写、借条（借据）的内容与“刘荣利”签名是否为多人笔迹进行鉴定。经吉林瑞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吉瑞光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1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JC1）2004年4月12日（借条）下方留有‘刘荣利’签名与提供现有（YB）对比检验，是同一人书写笔迹。2、（JC2）2003年9月25日（借条）下方借款人签名处留有‘刘荣利’签名与提供现有（YB）对比检验，是同一人书写笔迹。3、（JC3）2003年8月7日（借据）下方借款人签名处留有‘刘荣利’签名与提供现有（YB）对比检验，是同一人书写笔迹。4、以上三份检验材料‘刘荣利’签名笔迹是否是多人书写，无法出具鉴定意见，无他人笔迹参照。”经吉林瑞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吉瑞光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1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检材（JC1-JC2）特征点反映出是一次性书写形成；2、检材（JC3）特征点反映出不是一次性书写形成。”另外，原告主张借款形式为现金支付。其已多次到银行调取取款记录，因当时是存折，没有银行卡。由于年代久远，无法调取，申请法院调取。本院调取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站支行出具的唐延忠、贾桂秋、宋金枝银行流水明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通钢支行出具的唐延忠、苏忠厚、贾桂秋、宋金枝开卡卡号及开户日期情况未体现2003年-2004年开卡记录。被告对本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看不到银行流水中转款等相关记录，不能证明款项的来源，也不能够证明原告陈述的款项已经实际支付给被告。原告为证明其具备出借能力，提供2020年7月17日吉林弘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唐延忠是1999年至2004年在其多个公司做兼职，收入每月5,000元；还提供了二份工程预算书，用于证明原告在弘大公司施工排水和热力外网，其结算收入超过130余万元。被告刘荣利和永利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如果按照原告所述那么应该有弘大公司给原告唐延忠的工资记录和工程款结算方面的证据，但庭审中这些证据原告均没有提供，其次，根据证据规则要求如果证人作证应以出庭的形式接受原被告及法庭的询问，所以该证据也不符合证据规则。曲慧和刘某2代理人认为关于2020年7月17日吉林弘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这是弘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手写加盖弘大公司印章，因为出证人及唐延忠和其都是好朋友，作为律师出庭其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说明证据不真实，因为弘大公司的财务账非常齐全，其为该公司担任多年法律顾问，在工资表中没有唐延忠的记录，但唐延忠确实和弘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有经济往来，至今欠唐延忠至少几十万元，但这都是个人之间的债务，由于弘大集团无人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对原告提供的二份工程预算书真实性无异议，预算书确实是弘大公司的张文新亲自签署的，但美好家园热力外网和排水外网有专业施工队伍施工，施工单位是东昌区第一建筑公司，该公司的工程款尾款大约2,000,000元是向刘金泉借款支付的，所以这两份证据不能证明苏忠厚及唐延忠出借了资金，另外苏忠厚本人在美好家园小区的相关工程也有业务，弘大公司是用房子向苏忠厚结算的工程款，双方有诉讼法律文书，均在弘大公司，所以这二份证据没有施工单位的印章，无法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本院认为，原告为证明借款事实存在提供了2003年8月7日借款人处署名刘荣利的100,000元借据一张、2003年9月25日借款人处署名刘荣利的100,000元借条一张、2004年4月12日署名刘荣利的106,000元借条一张、2005年1月7日甲方署名苏忠厚和唐延忠，乙方署名刘荣利的协议书一份、2006年12月7日甲方署名苏忠厚和唐延忠，乙方署名刘荣利的协议书一份。被告先是以借条所示时间其与唐延忠并不认识、签名不是其本人书写否定了借款事实的存在，在借据系刘荣利本人书写的鉴定结论作出后，又认可了借款300,000元的事实，却又主张该欠款已在2007年以前还完，还款过程是陆续归还，原告是记在一个笔记本上，借款的借条都是在一个笔记本上，具体还款数额具体记不清了，但300,000元本金肯定已经还清了。从原告提供的三张借据来看并非同一种纸质，与被告所述不符，虽然由于时间较久，银行明细没有体现2004年4月之前的详细流水，但被告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唐延忠和弘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有经济来往，至今欠唐延忠至少几十万元”、“苏忠厚本人在美好家园小区的相关工程也有业务，弘大公司是用房子向苏忠厚结算的工程款”，能够估证原告具备相应出借能力，故认定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存在。二、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的问题。原告主张借款本金306,000元及利息（其中100,000元从2003年8月7日、100,000元从2003年9月25日、106,000元从2004年4月12日起开始计算至全部清偿时止，按每月2分计算，截止起诉时利息800,000元），以上合计1,106,000元。借款时双方口头约定利息每月2分，借款后被告仅给付20,000元利息，提供2005年1月7日、2006年12月7日原告与刘荣利签订协议书，用以证明刘荣利不能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出具的协议书是将借款本金及利息共同计算后为借款，并提供房屋作为抵押，向原告提供产权证原件。被告先是否认了借款事实的存在，认为2005年1月7日、2006年12月7日原告与刘荣利签订协议书与本案无关，应该另案诉讼，后又主张双方只约定了借款本金，没有约定利息，协议上的利息是原告根据自己的意思得出的，没有征得被告同意。本院认为，被告主张借款本金是300,000元，且已还清，但其未就其主张提供任何证据，其主张不能得到支持。依据原告提供的2003年8月7日借款人处署名刘荣利的100,000元借据一张、2003年9月25日借款人处署名刘荣利的100,000元借条一张、2004年4月12日署名刘荣利的106,000元借条一张，认定原告最初出借的本金为306,000元。在上述的三张借据上虽未体现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但在鉴定时被告认可了2005年1月7日、2006年12月7日原告与刘荣利签订协议书中乙方签名为刘荣利本人书写并作为检材，借据系刘荣利本人书写的鉴定结论作出后，被告又认可借款本金300,000元的事实，并认可两份协议是同一事实、同一笔借款，除了本案诉争的债务外，无其他债务，以上证据形成了链条，能够证明2005年1月7日的协议书是将借款本金和利息计算后重新出具的借款协议，2006年12月7日的协议书是再一次将本金和复利计算后重新出具，故可以认定自借款之日起至2006年12月7日，双方均认可借款利息，但该利息计算超出了年利率24%，对于超出部分不予保护。截至2006年12月7日，原告本息合计保护530,290.19元（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03年8月7日至2006年12月6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为80,021.92元，自2003年9月25日至2006年12月6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为76,800元；以106,000元为本金，自2004年4月12日至2006年12月6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为67,468.27元）。原告与被告刘荣利于2006年12月7日签订的协议，仅是双方对此日期前的本息合计数额、借款期限、抵押达成了一致，没有对借款期限内利率和逾期利率进行约定，原告主张2006年12月7日后仍然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没有证据支撑，故2006年12月7日至2007年7月7日借期内无利息，逾期利息应以本金530,290.19元自2007年7月8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扣除被告已偿还的利息20,000元。原告主张2003年8月7日借据上的利息计算，因吉林瑞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不是一次性书写形成，不能认定被告认可该利息计算，原告此主张不予采纳。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主张，借款后一直向被告刘荣利催要欠款，并多次去刘荣利单位和家附近向其催要，没有中断，提供2006年12月7日协议书背面2017年收条以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被告刘荣利及永利公司对2006年12月7日协议书背面2017年收条真实性有异议，并认为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被告曲慧、刘某2认为2006年12月7日协议书背面“刘荣利”的签字是在“已付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内容之外写的，应通过鉴定程序将2006年12月7日协议书背面所有内容的写字人查清；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其对原告起诉的事由不应承担还款义务。刘荣利申请对2006年12月7日协议书背面书写的2017年6月8日已付20,000元的收条的签名是否为刘荣利本人签字进行鉴定。经吉林千迈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2017年6月8日《已付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元）的收条》中下方签名字迹‘刘荣利’是刘荣利本人书写。”本院认为，刘荣利主张2007年12月7日协议书背面的全部内容不是其书写，但经鉴定该内容的落款处签名系刘荣利本人书写。因一方当事人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由合同相对方的，应视为对合同内容中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内容。庭审中原告唐延忠对于诉讼时效的主张为“从借款后我们一直找被告催要欠款，没有中断，多次去单位和他家附近找他催要，其中2016年初在火葬场正好遇见曲明波，曲说看见了“本拉登”（即刘荣利的绰号），当时我说要找刘荣利找不到人呢，在这怎么能看见他呢，后来我就下车找他要钱，当时刘荣利开了一个黑色的越野车。2017年在法院门口堵他要的上述的两万元钱，2018年我在陈维国律师家又见到刘荣利，向其催要欠款。”被告代理人陈述为“刘荣利在2017年10月左右去我那里取费用，在往外走的时候遇见了唐延忠，唐说本拉登你拿走的房照什么时候给我，刘荣利说我什么也不欠给你什么，转身就走了。这时唐告诉我他和苏忠厚间与刘荣利有债务纠纷并押了房照，后来把房照借走了一直没还，请大哥帮忙如果打赢官司告诉我一声，我当时明确答复，你们这种债权债务我不了解情况，法院刚刚立案什么时候有结果我也不知道，这个忙帮不了，但你们双方在我家里争吵我很不高兴。”二人的陈述与原告提供的2005年1月7日、2006年12月7日两份协议中刘荣利将房产证抵押给原告及2006年12月7日又将房产证借出的事实相符，能证明在2018年原告主张过权利，也能与证人曲明波的证言形成链条，因此，至本案原告起诉之日，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四、关于承担还款责任的主体问题。1、被告刘荣利是否承担还款责任。原告主张被告刘荣利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提供2张借条、2张借据、2份协议书予以证明。被告刘荣利认为，虽曾向二原告借款，但已经全部还清。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借据、协议均为本人签写，且鉴定后被告刘荣利认可其欠付原告唐延忠、苏忠厚本金共300,000元，虽主张该借款已全部还清，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被告刘荣利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被告永利公司是否承担还款责任。原告主张，刘荣利与永利公司存在财产混同，永利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提供（2017）吉05民初59号判决书、执行和解协议、执行异议书予以证明。被告刘荣利及永利公司认为，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是股东利用身份挪用和侵占公司财产，而本案人民法院依法调取的执行和解协议、判决书均是刘荣利行使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行为，并未体现出刘荣利侵占和挪用了公司的财产，故不能体现永利公司已与刘荣利财产存在混同。本院认为，永利公司成立于2004年9月24日，而本案所涉债务均发生在永利公司成立之前，故永利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3、被告曲慧、刘某2是否承担还款责任。原告主张，刘荣利与曲慧虽离婚，但离婚协议约定永利公司归曲慧、刘某2所有，被告曲慧、刘某2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被告曲慧、刘某2认为，2018年2月14日刘荣利与曲慧重新签订离婚财产协议，约定住宅、汽车、永利公司变更为刘荣利所有，且刘荣利和曲慧结婚的时间为2009年9月10日，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发生于曲慧、刘荣利结婚之前，假如借贷是真，也与曲慧、刘某2无关，并提供离婚财产变更协议、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刘荣利、曲慧于2009年9月10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2月9日离婚，而本案借款分别发生于2003月8月7日、2003年9月25日、2004年4月12日，均在刘荣利与曲慧结婚之前，属于刘荣利的婚前债务，故被告曲慧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另，刘某2系刘荣利与曲慧婚生女，刘荣利与曲慧离婚协议虽约定财产归曲慧及刘某2所有，无论离婚协议后续是否存在变更，该约定并不必然导致刘某2对本案债务的承担，刘某2对本案债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因原告在追加被告曲慧、刘某2申请书中仅请求曲慧、刘某2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没有明确被告曲慧、刘某2的诉讼请求，原告在庭审中对该项请求进行补充说明，要求被告曲慧、刘某2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因其系在法庭辩论结束前进行的补充，且被告曲慧、刘某2亦明确表示不要求答辩期，已针对该请求进行了答辩，故对原告补充的诉讼请求应当审理。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被告刘荣利欠付原告唐延忠、苏忠厚借款，被告刘荣利应当对本金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荣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唐延忠、苏忠厚借款截至2006年12月7日本息合计530,290.19元；二、被告刘荣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唐延忠、苏忠厚自2007年7月8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息计算：以530,290.19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并扣除被告已偿还的利息20,000元）；三、驳回原告唐延忠、苏忠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77元，由被告刘荣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阴弥枝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代理书记员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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