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14民初915号 原告（反诉被告）：四川益多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蓉北商贸大道一段39号5栋3楼1号。 法定代表人：李国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四川凯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四川锦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街道承顺街399号40栋。 法定代表人：吴金良。 被告（反诉原告）：成都锦润诚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园区金石路81号3栋1楼。 法定代表人：杨晓蓉，执行董事。 以上二被告（反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柏心，北京市法典航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告（反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代林芬，女，汉族，1969年1月14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佳，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思伶，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吴金良，男，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柏心，北京市法典航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益多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四川锦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锦润诚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确认解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川0114民初861号判决。被告四川锦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锦润诚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不服（2019）川0114民初861号判决，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上诉后，于2019年12月26作出（2019）川01民终12063号裁定书，认为一审原判决认定案涉合同应否解除的基本事实不清，发回重审。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受理发回重审（以下称本诉，当事人称谓以本诉为主）后，本诉被告四川锦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锦润诚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提起反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4月21日、5月13日公开开庭对本诉、反诉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四川益多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多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及二被告（反诉原告）四川锦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门公司）、成都锦润诚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润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柏心、罗红，第三人代林芬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佳、易思伶，第三人吴金良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柏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益多利公司诉称，1.请求确认被告四川锦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门公司）、成都锦润诚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润公司）于2018年9月2日作出的解除《“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解除合同行为无效；2.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28日，原、被告三方签订《“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协议》）。2018年9月2日，二被告依据合同第十条第六款之约定，作出关于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的通知，通知原告因违反协议第二条约定之义务，而解除合同。故，二被告上述行为系行使约定解除权的行为。原告认为，二被告未按照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的解除权行使方式行使解除权，其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 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锦润公司对本诉辩称，二被告是在本诉原告未按合作协议约定如实履行主要债务违反协议第二条约定之义务的前提下，不履行合同约定主要义务，构成根本违约，依据合同第十条第六款之约定，向本诉原告发出关于解除《“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通知，当然具有解除权。如果原告不把它当做解除通知，但至少它是一个催告通知，原告应该履约，但原告在收到催告函之后三十日至今并未采取补救措施。被告就应当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这个权利是约定解除权，也是法定解除权。 第三人代林芬对本诉辩称，同意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 第三人吴金良对本诉辩称，无论本诉的二被告还是反诉的二原告其利益都由第三人吴金良承受，受吴金良协调控制，因此其代表本诉二被告签约，同时也代表本诉二被告实际控制人身份与益多利公司实际控制人代林芬签订承诺书。 原告（反诉被告）益多利公司为支持其诉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用以证明原被告间成立合法有效合同关系，协议内容以及履行涉及到案外人成都兴竹置业有限公司、成都立达昇商贸有限公司、成都卓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夏志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事实上在履行中也与相关案外人建立了合同关系，且已履行；合同约定了行使解除权的条件以及解除合同的方式，以及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而且解除合同还应当向违约方送达书面通知给违约方30日的补救。 2.解除合同通知、函、回单。用以证明该解除合同通知书不具有合法性，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3.原告支付212.4万元资金利息的凭证、支付通知以及代付单位出具的资金支付证明。用以证明原告为履行合作开发酒店机电城项目支付了相应资金利息。 4.本案第三人吴金良作为甲方、代林芬作为乙方2017年10月29日共同签署的承诺书。吴金良系合作开发协议的锦门公司和锦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代林芬系合作开发协议的益多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用以证明两位自然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保障合作开发酒店机械城项目而签署了承诺书。 5.原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二被告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适格。 以上证据综合证明，合作开发事涉多方主体，项目对外销售更涉及公众利益，被告在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时，不具备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因此其发出的通知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锦润公司，第三人吴金良对原告（反诉被告）益多利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1—4认可其真实性，不认可其关联性。一是对证据一：不管合同里牵涉多少案外人、多少第三方，都不影响原告和被告的实际控制人代林芬、吴金良对所有案涉主体的实际操控，因此说到底就是代林芬和吴金良的实际利害关系，形式上如果真有涉外的案外人，案外人利益受损人还可以提起诉讼；二是对证据二解除通知，如果解除通知在没有催告函之前不能直接解除，至少实际应该起到一个催告作用，在催告之后三十日以后，就应该采取补救，如果没有补救，那本案被告就有约定的解除权；三是对证据三原告支付的是利息，显然原告未履行本金支付义务，显然原告不具有实际履约能力；对证据四：代林芬是益多利公司实际控制人，涉事主体不应是多方主体，实际主体就是吴金良和代林芬。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的销售涉及到法律意义上的所谓公众利益。 2、对证据5三性予以认可。 第三人代林芬对原告（反诉被告）益多利公司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1.同意原告的举证。 被告锦门公司、锦润公司、第三人代林芬、吴金良未提交任何证据。 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锦润公司提出反诉诉称，1.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及其组成部分，即相关联的两份承诺书；2.原告（反诉被告）益多利公司支付及赔偿二被告（反诉原告）约定违约金与融资利息及众所周知的市场收益等部分综合损失1000万元；3.原告（反诉被告）承担本案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1.原告（反诉被告）与二被告（反诉原告），不仅于2017年10月28日签订了《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而且为保障该合作协议的切实履行，相关企业实际控制人还签订了该合同组成部分，即原告（反诉被告）及其实际控制人代林芬，当日共同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具了《承诺书》，主要约定如违约，自愿承担800万元人民币违约金等违约责任；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实际控制人吴金良（也即四川润茂丝绸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原告（反诉被告）实际控制人代林芬，次日共同签署了《承诺书》，主要约定如反诉人违约，自愿承担违约金6000万元人民币等违约责任。2.根据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应予2018年4月29日前为案涉项目投入人民币3600万元，但时至2018年8月31日至今仍未能兑现。二被告（反诉原告）随即于2018年9月2日，向其发出以解除合作协议通知为形式的实际有效催告，但经30日至今，原告（反诉被告）仍未采取任何有效补救措施。原告（反诉被告）长期迟延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债务等义务，且经有效催告警示后30日至今仍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二被告（反诉原告）因此享有本诉解除合同的约定解除权。3.同时由于原告（反诉被告）已依约丧失其在本案所涉项目公司的约定股份及权益（按照协议其未支付土地款，约定股份及权益已减降至零），证明其丧失基本履约能力，丧失实现案涉协议合作目的之基本条件，构成解除案涉作开发协议及其组成部分与两份《承诺书》之充分条件。4.原告（反诉被告）的违约行为及履约不能行为表明其不履行协议主要债务，以及其长期拖欠至今尚未归还被告（反诉原告）借款500万元及利息等的不履行主要债务行为，确已构成根本性违约。5.被告（反诉原告）已被迫依约另寻合作人投资开发该案涉项目，且该项目已依法陆续销售及基本完工，完全不具备与原告（反诉被告）权利义务对等合作的实际基础，完全不能实现与原告（反诉被告）权利义务对等的合作协议目的，完全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被告（反诉原告）因此享有反诉的解除合同的法定解除权。综上所述，原告（反诉被告）明显不具备主债务履行能力、完全不履行协议约定主要义务、明显不能实现其与被告（反诉原告）所签合同目的，且在收到被告（反诉原告）发出书面催告通知后而长期未能采取补救措施，被告（反诉原告）依约定解除权、法定解除权解除与原告（反诉被告）合作协议行为合法有效。6.原告（反诉被告）的违约行为，已给被告（反诉原告）造成融资利息及众所周知的可预见市场收益减损数千万元人民币的巨额损失。但被告（反诉原告）顾及原告（反诉被告）无实际履约能力的财务困境现实，出于人道基本同情心，放弃追偿大部分综合损失，仅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赔偿相关部分综合损失人民币1000万元。 原告（反诉被告）对反诉提出辩称，1.被告锦门公司、锦润公司系合作开发协议的独立主体，两被告也系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法人，两被告在合作开发协议中分别约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现两被告共同提起反诉且形成一致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应当驳回二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2.反诉请求的原告向被告锦门公司作出的承诺书，被告锦润公司不是该承诺书的主体，锦润公司无权就此承诺提起诉讼请求，并且该承诺书的内容系原告为代林芬向案外人借款的担保，与本案讼争的合作开发协议没有关联；3.反诉请求解除由吴金良与代林芬之间形成的承诺书，两被告不是该承诺书的签约主体，在该承诺书上也没有任何合同上的权利，因此两被告反诉请求解除该承诺书依法不能成立；4.被告（反诉原告）反诉请求的是解除合同，依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未履行的部分不再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恢复原状或者进行其他补救，在本诉中原告方已提交的合作开发协议，载明的主体涉及多方案外人，合同的履行中也与相关案外人建立并履行了相关合同，两被告在反诉状中也确认该项目已依法陆续销售且基本完工，故合作开发协议对未履行的部分如果不再履行，肯定会损害协议各案外人及项目购买业主的利益，合作开发不能停止，被告反诉的解除合同得到支持将会损害他人或公众利益；5.被告在反诉状中诉称的解除合同的通知系一种催告，与通知书的内容完全不符，这不是一个催告，这就是一个解除合同的通知。被告没有对原告进行催告，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方式，至于被告是否是完全遵守了合作协议履行义务，是否是合作协议约定的解除合同时的守约方，我们要看被告的举证之后再予以确定；6.被告在反诉状中已确认就酒店机械城项目，被告已经与另外的合作人合作开发，这个事实构成了吴金良在向代林芬的承诺书中支付赔偿金的条件，当然，代林芬是否据此向吴金良追索赔偿是另案处理的问题。 第三人代林芬对反诉提出辩称，1.同意益多利公司代理人的意见；2.反诉状恰好证明了合作开发协议并没有解除；3.要求解除代林芬与吴金良的承诺书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因为被告（反诉原告）并不是承诺书的当事人。关于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和益多利的承诺书的意见是和益多利公司的观点一致。另外要求相应的赔偿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和事实依据。 第三人吴金良对反诉提出辩称，同意二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 被告（反诉原告）为支持自己的反诉主张，提出如下证据： 一、第一组证据 证据目录附件一： 1.2017年10月28日，本诉原被告三方签订《“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用以证明本诉原被告三方建立合作关系，约定由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负责在2017年11月3日前，筹措1100万元、锦润公司筹措7900万元，用于目标公司参与土地竞拍，并按照三方占目标公司股权比例承担7900万元融资及利息，其中约定锦门、益多利、锦润公司应于2018年4月29日前出资到位3400万元、3600万元、900万元及利息。 2.2018年9月2日，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锦润公司向原告（反诉被告）益多利公司发出“关于解除《“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通知”，用以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未按照《合作开发协议》约定支付筹措资金3600万元及融资利息，被告（反诉原告）向其发出解除《合作开发协议》通知形式的有效催告，原告（反诉被告）未在30日内直至今仍未采取任何有效补救措施，依约已丧失其在目标公司的约定股权及其相关权益，无论是依照约定还是法定均构成解除合同的充分条件。 3.2017年10月28日，原告（反诉被告）益多利公司、第三人代林芬向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发出《承诺书》，用以证明如原告（反诉被告）违约，其自愿承担800万元违约金等违约责任。 4.2017年10月29日，吴金良、代林芬双方协商达成《承诺书》，用以证明如被告（反诉原告）违约，吴金良自愿承担违约金6000万元等违约责任。 上述一协议、一解除协议通知、两承诺书，证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合作关系的解除。 二、第二组证据 证据目录附件二： 1.2017年10月26日，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与成都恒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合公司）进行融资合作签订《新都斑竹园镇地块开发合作协议书》，约定恒合公司为目标公司融资7900万元。 2.2017年10月27日，被告（反诉原告）锦润公司向锦门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锦门公司接受锦润公司委托代为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中的筹资等义务，包括代为办理签订筹资合作协议和借款合同、补足差额资金、支付筹资利息、部分或全部归还筹资款项等。 3.2017年10月27日，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作为出借人向目标公司出借单位资金1100万元。 4.2017年10月27日，目标公司作为借款方与出借方恒合公司分别签订6000万元、1900万元共计7900万元的两份借款合同，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等作为担保人。 5.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从2017年10月2日始，截止2017年11月3日，完成向目标公司筹借到位1100万元（500万元+600万元两笔），筹资到位7900万元（7900万元一笔）义务的凭证明细表。 证据目录附件六：土地取得的资料及价款支付凭证明细表 1.2017年10月26日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支付目标公司600万元用于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竞拍土地保证金，有客户收付帐通知两份、支付宝收付凭证一份、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往来结算票据为证。 2.2017年11月3日，被告（反诉原告）锦门公司筹资7900万元，用于目标公司支付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及案款即支付土地价款8292.8万元，有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土地发票、土地转让完税证明、不动产权证为证。 上述附件二和附件六所列证据，证明被告（反诉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锦门筹借1100万元到位，锦润公司委托锦门公司筹资7900万元到位，并将到位资金用于参加土地拍卖，支付土地款，取得土地权属等。 三、第三组证据 证据目录附件三：被告（反诉原告）截止2018年4月29日出资2640.4万元的凭证明细表 1.锦润公司向目标公司出资500万元，有中信银行电子交易明细流水两份为证。 2.锦门公司向目标公司出资2140.4万元，其中出资2110万元，代目标公司向恒合公司支付借款利息30.4万元，有四川天府银行电子回单两份、客户收付帐通知为证。 截止4月29日，锦门公司、锦润公司交足3400万元、900万元到目标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履行到位率达71.3%、55.6%，总体达68.7%，接近70%。 证据目录附件四：被告（反诉原告）在2018年4月30日—2018年8月1日出资凭证明细表 1.锦门公司向项目公司转账5130万元，其中出资4626万元，代目标公司向恒合公司支付借款利息504万元，有客户收付帐通知12份为证。 截止2018年8月1日，被告（反诉原告）已补足出资6736万元，超额完成补足4300万元（3400万元+900万元）的出资义务，已再增加大额出资推进项目开发。 四、第四组证据 证据目录附件五：被告（反诉原告）在2018年8月2日—2018年12月31日投资凭证明细表 1.锦门公司对目标公司投资13957万元，有50份客户收付帐通知及银行客户回单为证。 附件七（1）：锦门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旗下公司在2019年1月1日—2020年1月25日支付项目建设款凭证明细表 1.锦门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旗下润茂通公司、润茂丝绸公司共同投资给目标公司20914.83万元，有74份银行电子交易打印单为证。 证据目录附件五、附件七（1）、及前述附件四的一部分，证明被告（反诉原告）及实际控制旗人下其他公司对目标项目公司除去前述土地款4300万及筹借资金1100万外，被告（反诉原告）及实际控制旗下其他公司对目标项目公司另外共投资了3.836亿元。 五、第五组证据 证据目录附件七（2）：目标公司在2019年1月1日—2020年1月25日支付建设款凭证明细表 1.目标公司已经支付的建设资金2.532194亿元，有49份银行电子交易支付凭证打印件为证。 用以证明这个项目统计到2020年1月25日，被告（反诉原告）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基本完成建设，并取得预售证和进行销售。 六、第六组证据 1.四川润茂丝绸有限公司与代林芬、四川昌民置业有限公司2017年9月15日签订借款协议书，以及由此借款合同纠纷引起的（2019）川0114民初3100号判决书。 该借款协议与2017年10月28日，益多利公司、代林芬向锦门公司作出的《承诺书》关联，用以证明原告益多利公司、代林芬完全无偿债及履约能力，其所签《承诺书》应与《合作开发协议》一并解除。 七、第七组证据：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款及凭证（第一次开庭后，庭中会议期间提交） 1.被告（发诉原告）总计向目标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700万元，其中锦门公司向卓识公司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390万元，向夏至来公司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润茂丝绸公司代锦门公司向卓识公司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157万元，锦润公司向卓识公司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133万元，有9份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为证。 用以证明，按照《合作开发协议》第二条，合作各方必须在履行了土地款9000万元（其中锦门公司筹借1100万元、锦润公司向恒合公司借款担保7900万元）、履行了补足7900万元（其中锦门应补足3400万元、锦润补足900万元，益多利补足3600万元）全部借款之后，才有权受让项目公司股权，并履行向目标公司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项目公司立昇达公司注册资本700万元，按照《合作协议》约定，锦门公司占50%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350万，锦润公司占10%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70万，二被告（反诉原告）都足额甚至超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履行了《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支付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款义务。 八、第八组证据：《合作开发协议》涉及房地产开发项目预售证、验收合格证（第一次开庭后，庭中会议期间提交） 1.成都市商品房预售证两份：蓉预售证第51011420191223号（1、2、3、5、6栋于2019年4月29日取得），蓉预售证第51011420191639号（4、7、8栋于2019年5月16日取得）。 2.主体结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报告8份，分别为2019年9月6日、2019年11月8日、2019年12月13日、2020年1月9日取得。 3.项目工程外观图，可见主体建设工程已基本完工，楼群整体形象突显。 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提出的反诉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1.第一组证据：对《合作开发协议》三性没有异议。对解除合作协议通知，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2017年10月28日承诺书其内容与合作开发协议没有关联，且被告锦润公司不是该承诺书的主体。对2017年10月29日的承诺书，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两被告不是承诺书的主体。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2.第二组证据：对证据目录附件二，新都区斑竹园镇地块开发合作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书签订在2017年10月26日，签订时间在案涉的合作开发协议签署之前，协议内容系被告锦门公司与案外人成都恒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卓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夏志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成都立达昇商贸有限公司合作竞拍目标土地以及后续合作开发建设，是被告锦门公司与案外人签署的另一份合作开发协议，与本案无关；对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由被告锦润公司向被告锦门公司进行授权，授权时间2017年10月27日，授权内容为合作开发酒店机械城项目调配两家企业内部资金，鉴于其签署时间在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签署之前，该授权委托书与本案无关；第三、四、五项三份借款合同，签署时间均为2017年10月27日，三份借款合同明确约定是为履行附件二第一项合作开发协议筹措资金，不是为履行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筹措资金，因此也与本案无关；对第六项明细表系被告单方编制的，与本案无关，均系为履行前述斑竹园合作开发协议，不能证明其为履行案涉合作协议，且金额和时间也不符合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被告相应义务的要求，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目录附件六，没有证据证明系两被告履行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的相应证明。 3.第三组证据：对证据目录附件三、附件四，没有证据证明系两被告履行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的相应证明。被告（反诉原告）自述截止2018年4月29日出资2640.4万元，其自述系其自认，就该自认事实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在2018年4月29日锦门公司应出资3400万元、锦润公司应出资900万元，其其余补足款至2018年8月1日才补足。根据其自认，两被告已经违约，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守约方，依照合同无权解除合同，无权向原告追索违约金。 4.第四组证据：对证据目录附件五、附件七（1）质证意见与附件四质证意见相同，对于被告证据列表所附各项证据对应的各单据原件的真实性不能辨别。 5.第五组证据：对证据目录附件七（2）所列证据质证意见与对附件七（1）所列证据质证意见相同。对于被告证据列表所附各项证据对应的各单据原件的真实系不能辨别。 6.第六组证据：判决书的原告是四川润茂丝绸有限公司，被告是代林芬以及四川昌林置业有限公司，被告所举示的原告的那份承诺书，没有在这个案子中进行认定，也就是说判决书原告没有依据那份承诺书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代理人初步核实，新都法院的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被告不能再以借款协议和承诺书向他人主张权利，所以那份承诺书是已经失效的承诺书，不需要解除。 7.第七组证据：2017.10.26锦门向卓识付款200万元，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2018.12.20锦门付卓识90万元、16万元、84万元，锦门付夏至来20万元，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4笔款项明确载明是锦门公司代周建明付股权转让款，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9.1.3锦润付卓识33万元、100万元，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锦润公司仅占项目公司百分之十的股权，项目公司注册资本700万元，锦润公司所付款项不是70万元，因此这笔款项与合作协议无关；润茂丝绸公司付卓识57万元、100万元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润茂丝绸公司不是合作协议的主体，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履行了对项目公司出资的义务； 8.第八组证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份预售许可证反证了合作开发协议的项目已经开发顺利取得许可证；8份质量验收报告，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反证了合作协议所涉及的开发项目，工程建设顺利开展已经取得验收报告；照片真实性无异议，三张照片显示项目工程开发进展，反证合作开发项目，工程建设顺利开展，从被告补充的第二份证据，基本证明合作开发协议的项目也接近开发完成，合作开发协议的开发目的接近实现。 第三人代林芬对被告（反诉原告）反诉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同意原告（反诉被告）益多利公司质证意见。 经原被告双方举证、质证等进行法庭调查，双方对案涉基本客观事实无争议，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并认定以下基本事实： 1.2017年10月28日，原、被告三方经过协商订立了《“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合同约定：甲方四川锦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乙方四川益多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丙方成都锦润诚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三方自愿通过参与竞拍取得位于成都市新都区××镇××村××村，土地使用证为××号（以最终变更的土地使用权为准），面积80237.28平方米的目标地块，并确定以成都立达昇商贸有限公司为目标公司名义共同开发目标地块。为确保资金按时足额到位，三方约定，购买目标土地所需价款8892.8万元及相应税费，由甲方筹措1100万元，丙方筹措7900万元。该款作为甲乙丙三方的融资款，期限6个月，从2017年11月3日至2018年5月2日，三方按约定最终目标公司的股份比例即甲方50%、乙方40%、丙方10%承担融资利息。在丙方筹措自己的借款期限终止前三天，即2018年4月29日前，甲乙丙三方必须按股权比例将各自承担部分补足。《合作开发协议》还对三方合作方式、权利义务、利益分配、项目运营、物业服务及移交、违约责任、共同的声明与承诺、解除与变更、争议解决、通知与送达等主要合作内容进行了约定。 《合作开发协议》第三、四、五条约定三方主要权利义务为：甲方在2017年11月3日前筹资到位1100万元，2018年4月29日前再补足到位3400万元；乙方2018年4月29日前补足到位3600万元；丙方在2017年11月3日前筹资7900万元，2018年4月29日补足到位900万元。 《合作开发协议》第八条约定违约责任主要为：若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和保证，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800万元；若任何一方单方面解除协议，除非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免责，三方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首次违约，违约方将根据逾期天数按月息2.25%的标准支付利息，同时每逾期一日按当期应付款项的万分之五支付逾期违约金；如果一方出现两次资金给付逾期并经目标公司催促后仍没有及时支付的，将扣减违约方持有目标公司5%股份及相应权益，并把扣减股份及权益依守约方股权比例变更至守约方名下；从第三次违约，每次违约均扣减持有目标公司5%股权及相应权益至守约方名下等。 《合作开发协议》第十条约定解除与变更主要内容为：第1款，由于一方严重违约，在守约方向违约方送达书面通知要求违约方违约行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之日起30日内，违约行为未获得补救，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第5款，一方违反合作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未能按时足额将各自承担的购买土地款打入目标公司账户，守约方可另行寻找其他合作方，违约的一方按实际出资比例调整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及相应权益；第6款，任何一方未未履行各自的约定义务，如属于资金给付的若逾期超过30日，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第7款，其他违约情形导致法定解除情形发生，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2.二被告（反诉原告）履约情况： （1）2017年10月27日，锦门公司作为出借人向目标公司成都立昇达商贸有限公司出借资金1100万元。 （2）2017年11月3日，锦门公司受锦润公司委托向目标公司筹措到位7900万元，并用于目标公司支付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竞拍土地保证金600万元，用于目标公司支付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及案款即支付土地价款8292.8万元，取得支付拍卖土地价款发票、土地转让完税证明、不动产权证。 （3）截止2018年4月29日，锦门公司、锦润公司分别向目标公司缴纳土地款出资3210万元（2110万元+1100万元）、500万元（均不含筹措资金利息支付），完成交足4500万元（1100万元+3400万元）、900万元土地款到目标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履行到位达71.3%、55.6%，总体达68.7%。 （4）截止2018年8月1日，锦门公司、锦润公司已补足出资6736万元，超额完成补足4300万元（3400万元+900万元）的出资义务，并已再增加出资推进项目开发。 （5）截止2020年1月25日，锦润公司、锦门公司及实际控制旗下其他公司对目标公司除土地款出资外，另外投入开发建设投资3.836亿元，目标公司立昇达公司已经支付建设资金2.532194亿元。 （6）项目于2019年4月、5月全部取得成都市商品房预售证两份，于2020年1月9日前取得主体结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报告8份，主体建设工程已基本完工，楼群整体形象突显。 3.原告（反诉被告）履约情况： （1）截止2018年8月31日至今，益多利公司未向目标公司交纳应于2018年4月29日应交足的3600万元土地款中的一分钱（不含2018年1月25日成都华友置业有限公司代为支付的筹措资金利息212.4万元）；其后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款、合作项目开发建设资金一分钱未出资。 2.二被告（反诉原告）解约情况： （1）二被告（反诉原告）认为其已认真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作为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即原告四川益多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张解除合同，于2018年9月2日向原告送达解除《“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通知。 尽管原被告三方对基本客观事实无争议，但对事实及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归属争议较大，经合议庭梳理，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二被告（反诉原告）是否守约方，是否拥有解约权；2.二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提出解除协议的通知是否有效，是否达到约定或法定解除的条件，履行解除的程序是否合法；3.解除《合作开发协议》，是否能同时解除两《承诺书》；4.《合作开发协议》解除后的法律后果，违约金及损失等的计算。 本院在上述已查清的基本事实及三方法庭辩论的基础上，将原被告间的争议焦点综合分析如下： 一、关于二被告（反诉原告）是否守约方，是否拥有解约权。 原告（反诉被告）益多利公司截止2018年8月31日至今，未向目标公司交纳应于2018年4月29日交足的3600万元土地款中的一分钱，也未缴纳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款及合作项目开发建设款项，显然不是守约方，而是违约方。但原告（反诉被告）认为，根据二被告（反诉原告）的自认，其在2018年4月29日也未交足土地款，因此二被告（反诉原告）也不是完全的守约方，而是违约方，不享有解约权。 本院认为，1.二被告（反诉原告）积极履行并按时完成筹措1100万元、7900万元的支付土地款的融资义务。截止2018年4月29日，二被告（反诉原告）已履行交足土地款的大部分义务。锦门公司、锦润公司分别完成交足4500万元（1100万元+3400万元）、900万元土地款到目标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履行到位率达71.3%、55.6%，总体达68.7%，接近70%，已履行到位大部分土地款支付主要义务。2.被告锦门公司同时承担筹措7900万元土地款借款的连带还款担保责任，由于目标公司本身就是原被告三方出资设立的运营公司，其资金实力受限于合作方出资，其偿债能力自然薄弱，无疑偿还借款资金本金及利息的重担将落在被告锦门公司身上，可以认为从其2017年11月3日承担筹资7900万义务开始，其已承担了补足7900万元土地款的主要义务。3.二被告（反诉原告）在其后截止2018年8月1日，已补足出资6736万元，超额完成补足4300万（3400+900万）中1690万元缺口土地款的出资义务，并已再增加较大金额即5046万元投资推进项目开发建设。其后截止2020年1月25日，被告锦门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旗下公司又另外投入3.836亿元用于项目开发建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规则，在双务合同中，双方均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应根据合同义务分配情况、合同履行程度以及各方违约程度大小等综合因素，判断合同当事人是否享有解除权。综合上述分析，案涉《合作开发协议》是各方权利义务分配均较为均衡的合同，二被告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了大部分的合同土地款补足义务，同时承担土地款借款融资的连带还款担保责任，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在较短时间内（截止2018年8月1日）超额补足未履行的小部分土地款出资义务，而原告迟至今日仍未履行相应补足土地款义务，随后二被告及实际控制人旗下公司截止2020年1月25日又另行完成近4亿元开发建设投资，如此一方积极并超标准履约，另一方完全不履约根本违约，导致原被告双方完全不能实现合作开发协议的根本目的，为此，本院综合判断认为，二被告（反诉原告）具备守约方地位，拥有解约权。 二、关于二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送达解除协议的通知是否有效，是否达到约定或法定解除的条件，履行解除的程序是否合法。 （一）二被告（反诉原告）发出解除协议通知当时是否具有约定解除权，解除通知是否有效。 如前所述，原告（反诉被告）益多利公司截止2018年8月31日至今，未向目标公司履行应于2018年4月29日交足3600万元土地款的主要合同义务，符合履行资金给付逾期超过30日的违约情形，在此情形下，作为在合作开发协议履行过程中具有守约方地位的二被告，当然可以选择《合作开发协议》第十条第6款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本协议，该解除通知经合法有效送达原告方，即行发生解除协议的法律效力。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合作开发协议》第十条解除与变更第6款与第1款同为并行条款，对资金给付方面逾期超过30日的特别违约情形，可直接适用第6款这个特别条款，而不再适用第1款这种通用情形，催告通知违约方采取补救措施的30日时限，这也是基于合作开发协议主要是履行出资合作主要义务而特别设定。 （二）二被告（反诉原告）发出解除协议通知当时是否具有法定解除权，基于法定解除权解除通知是否有效。 《合作开发协议》第十条第七款规定：其他违约情形导致法定解除情形发生，守约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合同的法定解除规定了五种情形，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原告（反诉被告）益多利公司本应在2018年4月29日完成3600万元土地款的出资到位义务，但其截止2018年8月31日至今仍未履行一分钱的出资义务，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主要的合同义务就是按时足额的出资履行义务，由于原告不能履行合作之初就要履行到位的购买土地款出资义务，导致合作无法深入继续下去，同时可以预测：其后原告更不能履行需要更多开发建设资金的后续出资义务，根本不能实现原被告间合作开发地块的合同目的，因此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第二种（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和第四种（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此两种情形有别于本条需要催告合理期限履行的第三种（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情形，其不需要经过催告给违约方合理采取补救措施履行的期限，因此，经二被告直接向原告送达解除通知，即行发生法定解除的法律效力。 （三）现时二被告（反诉原告）是否具有法定解除权，反诉是否具备解除协议效力。 从当前来看，其一，原告目前未履行交付土地款出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出资、项目开发建设投资出资等一系列合作开发协议的主要义务；其二，依据《合作开发协议》第十条第5款约定，一方违反合作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未能按时足额将各自承担的购买土地款打入目标公司账户，守约方可另行寻找其他合作方，违约的一方按实际出资比例调整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及相应权益，当前因原告未将土地款打入目标公司账户，守约方二被告已另行寻找合作方，且因原告未交土地款，其股权比例及相应权益降减调整为零；其三，经守约方二被告引入第三方投资合作者，各方共同投资截止2020年1月25日达近4亿元，目前该合作开发项目已基本完成项目开发建设，楼群形象突显，主体结构分部工程已经全部质量验收，并全部取得成都市商品房预售证并进行销售。原被告间已不具备合作开发建设的现实基础，也因原告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构成根本违约，不能实现合作开发项目的合同目的；二被告积极依照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引进有实力的第三方参与加快合作项目开发，降低原告根本违约造成的损失，实现合作项目的加快推进，目前基本完成建设，其不仅不会危害购买业主和社会公众利益，反而有助于促进购买业主和社会公众利益，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因此，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二被告也具备行使法定解除权，通知原告解除协议的权利，即二被告关于解除协议的反诉请求到达原告即行发生解除协议的法律效力。 综上，二被告具备合同守约方地位，其行使约定或法定解约权通知本诉原告解除协议的通知合法有效，已发生解除协议法律效力。 三、关于解除《合作开发协议》，是否能同时解除与之关联的两《承诺书》。 1.对原告益多利公司、第三人代林芬2017年10月28日向被告锦门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益多利公司承诺为代林芬向四川润茂丝绸有限公司借款500万元提供履行还款义务担保，并作为《“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本公司义务，如代林芬未按时还款，自愿按照《“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第八条约定接受相关的违约处罚。按照承诺内容，《“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解除后，代林芬未按时还款，按照《“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第八条约定接受相关的违约处罚的承诺内容部分自动解除（其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承诺各方当事人可另行主张解决）；与此同时，益多利公司为代林芬借款履行还款担保责任的承诺内容部分，与《“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履行无关，其并不当然解除（各承诺相关方可另行主张解决）。因该《承诺书》是一个整体，故本院不对该《承诺书》作解除处理。 2.第三人吴金良与代林芬为促进《“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履行于2017年10月29日共同签订《承诺书》：约定了双方及不特定第三方的权利义务及赔偿责任。由于二被告及原告都不是该承诺书的签订主体，在该承诺书上也没有任何合同上的权利，因此二被告反诉请求解除《“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后，同时解除该承诺书依法不能成立，该《承诺书》是否解除，均须由两签订人根据法院对本案的裁判另行主张。因此，本院不在本案判决中解除《“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同时对该《承诺书》予以解除。 二、关于《合作开发协议》解除后的法律后果，违约金及损失等的计算。 二被告（反诉原告）在反诉中主张：在《合作开发协议》解除后，原告（反诉被告）支付及赔偿二被告（反诉原告）约定违约金与融资利息及众所周知的市场收益等部分综合损失1000万元。并提供了其具体损失计算为：1.违约金。依据《合作开发协议》第八条第2款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应向二被告（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800万元。2.利息损失。依据《合作开发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原告（反诉被告）未能在2018年4月29日支付融资款9000万元中的3600万元构成逾期违约，导致二被告（反诉原告）不能及时偿还3600万元本金给第三方债权人，因此额外向第三方债权人支付了自2018年4月30日起至2018年9月2日（解除通知送达之日）该笔融资的利息，按融资借款合同约定月息1.5%计算，每日1.8万元。期间利息为221.4万元（二被告提交的支付凭据中已包含支付第三方融资公司的利息支付凭据）。关于主张的众所周知的市场收益损失等二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 原告（反诉被告）也提交委托第三方成都华友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支付从2017年11月3日始3600万元土地款融资利息212.4万元的证据，并得到二被告（反诉原告）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规则，合同解除导致合同关系归于消灭，故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不表现为违约责任，而是返还不当得利、赔偿损失等形式的民事责任。故，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后，违约方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表现为赔偿损失，由于二被告未提交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后受到的损失，因此其损失主要表现为解除《合作开发协议》前其因此而承担的融资利息损失，从原被告三方从2017年11月3日融资7900万元开始至2018年9月2日解除协议送达之日止，其承担补足原告融资3600万元支付的利息不足的损失，即借款10个月的利息与原告已向目标公司支付利息的差额，具体金额为：3600×1.5%×10（10个月应支付利息总额）－212.4（已支付利息金额）＝327.6万元（应赔偿二被告支付的利息差额损失）。 综合上述对原被告间四个方面争点的分析，本院认为，原被告三方签订的《“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合法有效，但由于原告不约履行支付土地款等主要合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二被告依据约定和法定行使《合作开发协议》解除权，并经合法有效通知对方，协议解除合法有效，本院予以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四川锦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锦润诚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日向原告(反诉被告)四川益多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出的解除《“酒店机械城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通知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二、原告(反诉被告)四川益多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四川锦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锦润诚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解除合同损失赔偿款327.6万元； 三、对原告(反诉被告)四川益多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四、对被告(反诉原告)四川锦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锦润诚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其余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四川益多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人民币81800元，由原告四川益多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26797.68元，由被告四川锦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锦润诚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55002.3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传生 人民陪审员  徐 红 人民陪审员  李 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周冬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