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28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春璐，女，1971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学礼，吉林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秋梅，女，1960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上诉人聂春璐因与被上诉人李秋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3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春璐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李秋梅偿还借款人民币491700元；给付人民币491700元年利率24%利息（自2019年1月1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至）；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李秋梅承担。事实与理由：李秋梅于2019年1月19日向聂春璐借款人民币491700元，用于资金周转。约定到期后，聂春璐多次催款，李秋梅均以种种理由托词，至今未还。为维护聂春璐的合法权益，特诉讼到人民法院，请依法判决。李秋梅原审时答辩称，聂春璐提供的借条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她拿到借条没有给我钱。聂春璐没有履行借款义务。聂春璐称，约定到期后，聂春璐多次催款，李秋梅以种种理由托词，至今未还。其实不是这样，她以捏造事实的方式向我逼债还钱，目的是说我没有还钱，这是她的本性。所以，聂春璐向法院虚假诉讼，强烈请求法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聂春璐与李秋梅曾系朋友关系。2019年1月19日，李秋梅手写一份《借条》，载明：“今李秋梅（身份证号2201031960********）向聂春璐借款人民币肆拾玖万壹仟柒佰元整（491，700元），2019年2月19日前还清，逾期按三分利息支付。借款人：李秋梅（签名并摁指纹）落款时间：2019年1月19日”。在原审庭审时，因李秋梅否认借条为本人所写，对此法庭向聂春璐询问相关问题及其回答和李秋梅质证为：“向聂春璐询问？（以下用？）由于被告对借条不清楚，为了证实被告本人所写，能否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聂春璐回答：为了证明原告主张，由于借钱时间比较久远，是发生在2016年，所以说现在出示给法庭的借条是近期的，每年都换，原条交给被告。原告为了证明借款事实的持续，所以留一个复印件。就是说2017年6月8日的、2017年7月7日的、2017年12月7日的、2018年7月7日的借条递交法庭。原件被告均已拿回。李秋梅质证：本案跟之前的借条都没有任何关系。”？就你提供的2017年的6月8日借条，2017年的7月7日收条、借条，2017年的12月7日借条，2018年的7月5日一张借条，一张借款凭条，欲证明什么问题？回答：李秋梅借款时间最起始的时间是2016年，接下来没有偿还就转到下年重新打条，一直持续到2019年1月19日。我们提交的是欠条复印件，因为改了新条，所以说原件李秋梅就收回了。证明李秋梅所欠的钱一直没有还，一直持续到2019年的1月9日重新打条。而且提供的条整体上和签字均是由李秋梅亲笔所写。证明与法庭提交的欠条写的字是一致的，出于李秋梅一人之手。李秋梅质证：聂春璐说的不是事实。第一、是这个条根本跟2016年没有任何关系，跟所有之前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关系。第二、既然你手中有复印件，那是你这人不地道。我把结帐结清了以后，原条抽回来了。你为啥还要复印件，侵犯我个人隐私权。所以说你这是别有用心的早有预谋的。说你捏造事实，一点都不过分，还想再继续捏造，所以说我强烈抗议，核实是不是。16年我也有往来账，而且没有结清的时候，你不会把原条给我的。怎么会给我。这可能吗？而且从16年到现在没有结束，没有结清的话，条会给我吗？我们今天的案子跟以前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今天所说的是案件号是491700元的这个案子，我希望法庭就这个条进行给我们判决。你把491700的打款的凭证拿出来。？就刚才法庭要求你提供的上述借条、收条，欲证明的问题，以及刚才你所说的以前发生的借贷关系，并已于2019年1月19日重新出具的借据，也就是借条。刚才法庭在核算你的上述借条数额中，共计是829500元，可你说的借条总共出的借条是491700元，请你做一下解释。回答：借条原件给她以后，把原来的金额和再借出的金额打成一张新的借条，所以总共加829500并不是借款总数。在2017年的6月8日，聂春璐向李秋梅出借144500元，2017年1月5日至2018年5月10日，聂春璐向李秋梅银行转账出借327245元，有招商银行转账流水。？你刚才所述出具的借条总数核算为491700元，为什么不相吻合。回答：2018年7月5日出借395000元，2018年7月7日出借54000元，2018年7月5日出借112000元，这112000元已由韩秀华还款，原因是李秋梅说韩秀华欠她款，韩秀华有偿还能力，给我提供韩秀华房产证及营业执照，请求将此款转给韩秀华偿还。？就你所称以前借条的原件已返还李秋梅，并重新出具了2019年1月19日的借条，从借条内容来看，没有体现出以前发生借贷关系。请你做出解释。回答：因为每月借款李秋梅都向我重新出具一张新的借条。？按照日常生活常理，应当在借条中载明，以前从什么时间发生过多笔借款，共计为多少钱的一个借条。回答：因为每笔借条我都留有复印件，双方确认，所以李秋梅提议将小的借条合并成一张总借条。李秋梅意见：说的完全是假话。没有一句是真话。我啥时候承诺这把小条合成大条了？你留复印件，我要你做什么证明了吗？我都不知道你留复印件。原件不给我，我俩能结清帐吗？哪个人借钱不结清的会把借条给你。我不认可。”就聂春璐提供上述复印件的借条按时间顺序分别载明：2017年6月8日的借条载明：“今借聂春璐壹拾肆万肆仟伍百元（￥144500），于2017年6月25日还清。借款人：李秋梅2017.6.8”；2017年7月7日的收条载明：“聂春璐在李秋梅刷卡人民币玖万肆千元（94000.00）、预计7月20日返现。李秋梅2017、7、7”；2017年12月7日的借条载明：“今借聂春璐叁万元（30000.00）（刷民生卡消费款）未付。于2018年2月5日前还清。借款人：李秋梅2017、12、7”；2018年7月5日的借款凭条载明：“今李秋梅（身220103196006173221）向聂春璐身份证（220102197111022829）借款壹拾壹万贰仟元整（￥112,000），于2018年8月5日还清，逾期按三分利支付（此款韩秀华身份证号220105195905011822还款时还清。）借款人：李秋梅2018年7月5日”；2018年7月5日的借条载明：“今李秋梅（身份证号2201031960********）向聂春璐借款人民币叁拾玖万伍仟元整（￥395000.00），逾期按三分利息支付，于2018年8月5日前还清。借款人：李秋梅2018年7月5日”。2018年7月7日借条载明：“今李秋梅身份证号220103196006173221向聂春璐借款人民币伍万肆仟元整（￥54000.00），逾期按三分利支付，于2018年8月7日前还清。借款人：李秋梅2018年7月7日”。以上借条、收条及借款凭据复印件上载明的款项数额共计为829500元。在原审庭审中，聂春璐为证明实际履行借款义务，提供其名下的招商银行借记卡（卡号：62260943********）历史交易明细单载明24笔，每笔发生的时间和数额分别为：2017年1月25日25000元、8月11日20000元、10月25日3000元、12月10日7900元、12月16日1000元；2018年1月5日8500元、1月7日13580元、1月19日50000元、1月19日35500元、1月20日1300元、2月1日23880元、2月3日20000元、2月13日600元、2月25日16800元、3月1日10685元、3月5日19400元、3月8日3000元、3月12日3000元、3月16日3000元、3月16日2000元、3月30日4600元、4月3日7000元、5月7日45500元、5月10日2000元，以上合计数额327245元；及聂春璐又提供12张信用卡用于2016年11月起至2018年8月，李秋梅以其POS机刷卡方式向聂春璐借款252200元和2018年4月8日至5月5日聂春璐通过微信向李秋梅银行账户转账两笔分别为2600元、3700元。以上发生的款项数额合计585745元。原审庭审结束后，聂春璐以其制作的借款明细表，用于证明实际履行借款并按年度发生的款项和数额分别为：“2015年5月-2016年10月李秋梅借款明细表（注：1）载明，2015年5月至2016年10月共发生数额不等22笔，合计数额68.55万元；聂春璐通过银行卡出借给李秋梅借款明细表1（注：2）载明，2017年至2018年招行出借数额不等24笔，合计327，245元；李秋梅借款明细表2（注：3）载明，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共发生出具数额不等27笔，合计105.65万元，李秋梅转入数额不等27笔，合计92.27元，其差额为借款数额为13.38元；李秋梅借款明细表3（注：4）载明,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出借数额不等32笔，合计130.28万元，李秋梅转入数额不等8笔，合计117.84元，其差额为借款数额为12.44元；2016年-2018年李秋梅借款明细表补充（注：5）载明，2016年11月至2017年8月在兴业银行、工行、建行、招行、浦发、中信民生共发生数额不等20笔，合计数额50.35万元。另，聂春璐提供李秋梅转账款明细表两份，分别载明，2015年-2016年李秋梅转账给聂春璐明细表（注：1）载明，2015年5月至2016年10月共发生数额不等24笔，合计63.25万元；2016年-2018年李秋梅转账款明细表补充（注：2）载明，2016年11月至2017年8月共发生数额不等22笔，合计51.35万元。在原审庭审中，李秋梅为证明其不欠聂春璐借款及发生的款项已还清的抗辩，提供了其名下的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单，按年度的顺序发生的款项的笔数和数额如下：自2015年5月13日起至2015年12月8日止招商银行借记卡共发生款项数额不等12笔，合计款项数额为366080元；自2016年1月13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止招商银行借记卡共发生款项数额不等21笔，合计款项数额为557850元；自2017年1月5日起至2017年12月29日止招商银行借记卡载明共发生款项数额不等67笔，合计款项数额为1571500元；自2017年7月25日起至2017年9月12日止建设银行借记卡载明共发生款项数额不等38笔，合计款项数额为313500元；2018年8月8日招商银行借记卡载明共发生款项数额不等2笔，合计款项数额为69500元。以上自2015年5月13日起2018年8月8日李秋梅的招商银行借记卡和建设银行借记卡载明共发生款项140笔，共计款项数额为2878430元。另查明，在原审庭审时，聂春璐称其与李秋梅只有借贷关系，没有其他业务关系；而李秋梅称其与聂春璐有借款、还款、退款、分成款等业务发生。原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借款合同的一种，是根据主体类型作的一种分类。借款合同是指出借人将资金出借给借款人并约定一定期限，借款人到期还本付息的合同，所以出借行为和还款行为是当事人的主要合同义务。若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出借人有没有实际提供借款，还直接关系到借款合同是否生效。所以，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首先要审查的基本事实就是借贷关系是否存在，出借人对实际发生的出借行为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就聂春璐提供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12张不同银行的信用卡消费单、微信支付凭证以及李秋梅多笔还款交易明细，可经相互印证并未达到聂春璐出借李秋梅491700元的事实证明标准，由此双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能成立。首先，聂春璐称《借条》来源于以往的六份借款凭据的总汇，且均系复印件并称原件已返还李秋梅，可六份借款凭据总额为829500元，与《借条》载明的数额并不一致，况且李秋梅称六份借款凭据已还清才把原件给的李秋梅，尤其聂春璐未将超出数额部分所作陈述，不符合借贷交易习惯和常理。特别是聂春璐自称借贷发生于2016年，并提供六份借款凭据所载明的时间、数额与银行明细单（详见明细表）所载明的时间、数额又不相对应。由此表明《借条》的形成并非来源于六份借款凭据而重新出具的借条。其次，李秋梅抗辩称聂春璐未向其履行借款491700元义务。对此聂春璐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支付明细单和12张信用卡消费明细单，用以证明其实际履行交付借款的事实，但聂春璐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支付明细单和12张信用卡消费明细单大多数款项并非发生在2016年而是发生在2017年至2018年间，且聂春璐均以12张银行信用卡为消费方式发生的款项，款项的发生又未明确哪笔款项属于借款及消费款项如何偿还的事实。同时结合李秋梅提供的银行借记卡历史交易明细单所载明聂春璐转款总计数额2878430元。由此表明，聂春璐与李秋梅之间发生的款项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关系。相比之下，李秋梅提供的银行历史交易明细所载明的款项、数额转入聂春璐银行账户内款项、数额性质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聂春璐银行卡账户内的款项转入李秋梅银行账户内的款项、数额的性质。因此聂春璐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支付明细单和12张信用卡消费明细单所发生的款项性质，其不足以证明实际履行借款义务，对此不予采信；再次，聂春璐在庭审中对法庭的询问所作回答和解释，而李秋梅均不予认可，且聂春璐的回答和解释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因此聂春璐所作的回答和解释均无法采信。综上，认定聂春璐与李秋梅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故李聂春璐主张李秋梅偿还借款4917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聂春璐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规定，原审判决：驳回聂春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38元、保全费2979元，由聂春璐负担。宣判后，聂春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李秋梅偿还聂春璐借款491700元及自2019年1月19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李秋梅承担。主要上诉理由为，第一，李秋梅向聂春璐借款事实清楚，聂春璐通过招商银行尾号为1278的借记卡向李秋梅出借327245元、通过12张信用卡向李秋梅出借258200元、通过微信出借6300元，且李秋梅还向聂春璐出具多张借条，部分借条聂春璐能够提交借条原件；第二，李秋梅和聂春璐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和经济往来；第三，李秋梅提供的向聂春璐银行卡转入款只是李秋梅返还李秋梅刷聂春璐信用卡的款项；第四，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聂春璐向原审提交的六份借款凭据是证实聂春璐向李秋梅出借款项的由来和事实，并非简单相加，原审法认为李秋梅向聂春璐银行卡转入款项就存在其他业务往来的观点错误，李秋梅在原审第一次开庭时对案涉借条予以抵赖，聂春璐提出鉴定申请后其在第二次庭审时才认可借条签字及手印，李秋梅对聂春璐提供的其他证据予以否认无可信性；第五，原审中未提交的借条凭证原件均已找到，二审中一并提交；第六，原审法院对聂春璐和李秋梅的证据混淆。李秋梅二审时辩称，第一，原审判决正确；第二，聂春璐借款资金未实际支付，借款合同未生效，聂春璐的陈述存在矛盾；第三，聂春璐长年涉诉，具有放贷经验，应在借条中注明491700元的形成过程；第四，经原审梳理，李秋梅给聂春璐转账金额明显大于聂春璐给李秋梅转账的金额。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外。二审中，聂春璐提供其与李秋梅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上显示，2019年1月14日李秋梅与聂春璐对账，李秋梅称截至2018年10月19日尚欠聂春璐本息共计420910元，并向聂春璐发送三张对账计算单，其上记录了李秋梅以2018年7月5日借款39.5万、11.2万及2018年7月7日借款5.4万之和为基数按月份三分计算的尚欠本息数额，但包含利滚利，李秋梅认可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并认可上述计算系双方对于所有经济往来的结算，但李秋梅第二次询问时表示该对账计算单与本案无关，系双方其他经济往来。聂春璐称借条中491700元按李秋梅微信对账单的算法包含利息共计94146.82元，但按聂春璐本人的算法该491700元均为本金，且不包含另一笔144500元的借款，但聂春璐并未对其主张的结算过程提供充分证据，且聂春璐在微信中对于聂春璐的计算过程并未提出异议。聂春璐与李秋梅均向法庭出示2018年7月5日借款39.5万、11.2万及2018年7月7日借款5.4万的借条，并均称系原件，聂春璐称上述三笔借款李秋梅均未偿还，李秋梅称其均已还款聂春璐已向其返还借条原件，经比对，聂春璐提交的借条纸张背面有在书写过程中留下的凸凹不平的笔痕，李秋梅提交的借条并无此种笔痕。另查明，聂春璐向李秋梅出借39.5万、11.2万、5.4万后，李秋梅于2018年8月8日向聂春璐还款6.95万元；对账计算单载明，“10月19日本息和530910-110000”，对于该11万元，李秋梅称因该对账计算单系双方之间其他经济往来，11万元与其无关，聂春璐称该11万系案外人韩秀华代李秋梅还款11万元，还款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其在起诉时已将该11万元扣除。李秋梅称其在2019年1月14日后其未向聂春璐转过钱，且其于2019年1月19日向聂春璐出具491700元的借条后并未向聂春璐偿还过款项。再查明，聂春璐和李秋梅均同意将双方之间涉酒的经济往来另行处理。本院认为，关于借款事实的认定。聂春璐与李秋梅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聂春璐主张李秋梅尚欠其借款491700元及利息，并提交李秋梅于2019年1月19日出具的借条，李秋梅认可该借条的真实性，但主张借款并未实际发生。虽然聂春璐在原审中对于491700元借款形成过程的陈述与二审陈述存在矛盾，但其在二审中提交的与李秋梅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秋梅于2019年1月14日称截至2018年10月19日其尚欠聂春璐本息共计420910元，并向聂春璐发送三张对账计算单，聂春璐在收到该对账计算单时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其对李秋梅计算金额的认可，李秋梅在第一次询问时认可该对账计算单系双方对所有经济往来的结算，虽然李秋梅在第二次询问时称对账计算单系其与聂春璐对于其他经济往来的结算与本案无关，但其对此反言并未提供充分证据，故应认定该对账计算单系双方于2019年1月14日借贷金额的结算。由于李秋梅称其于2019年1月14日之后未向聂春璐转过钱，且其于2019年1月19日向聂春璐出具491700元的借条后未向聂春璐偿还过款项，故应认定李秋梅向聂春璐的借款尚未清偿完毕。根据聂春璐提交的转款明细表及李秋梅的陈述，均能够认定2019年1月14日李秋梅向聂春璐发送对账计算单后至2019年1月19日出具案涉借条期间，双方并未发生新的借贷往来，由于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491700元的结算过程，故应以对账计算单列明的借款事实作为认定李秋梅尚欠聂春璐借款数额的依据。关于尚欠本息数额的认定。由于李秋梅向聂春璐发送的对账计算单列明的计算过程包含利滚利，故应审查双方此时实际发生的借贷事实，进而计算李秋梅尚欠聂春璐的借款本息数额。对账计算单系以双方在2018年7月5日借款39.5万、11.2万及2018年7月7日借款5.4万（共计56.1万元）为计算基础。聂春璐称李秋梅对于上述三笔借款均未偿还，并持有借条原件，李秋梅称该三笔借款已偿还完毕，并持有借条原件。聂春璐与李秋梅将其持有的三张借条“原件”交给法庭，经比对，聂春璐提交的三张借条纸张背面有在书写过程中留下的凸凹不平的笔痕，而李秋梅提交的借条并无此种笔痕，故应认定聂春璐持有的三张借条系原件，李秋梅持有的三张借条系复印件，因此，对李秋梅称其已清偿该三笔借款并将原条收回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三张借条记载，39.5万元、11.2万元的借款还款日期为2018年8月5日、5.4万元的借款还款日期为2018年8月7日，逾期利息均按月利三分支付，且李秋梅在对账计算单时亦按月利三分进行计算，故应认定该三笔借款存在逾期按月利三分计算的利息约定。聂春璐与李秋梅均称李秋梅于2018年8月8日还款6.95万元，但双方对于对账计算单中所列明的扣除11万元的陈述不一致，虽然聂春璐称该11万元系案外人韩秀华于2019年5月20日代李秋梅的还款，并在诉请中将该11万扣除，但其在收到李秋梅发送的对账计算单时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其对李秋梅计算数额的认可，根据对账计算单载明，“10月19日本息和530910-110000”，故本院依法认定该11万元的还款时间为2018年10月19日。因此，李秋梅向聂春璐借款50.7万元（39.5万+11.2万）于2018年8月6日起计息，借款5.4万元于2018年8月8日起计息。由于双方对于利息约定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故对于已还利息按月利三分计算，未还部分利息按月利二分计算。2018年8月6日至2018年8月8日（3天）以50.7万元为基数，2018年8月8日（1天）以5.4万元为基数，均按月利三分计算，共产生利息1575元（1521元+54元）。李秋梅于2018年8月8日还款6.95万元，多出部分67925元抵扣本金，尚欠借款本金493075元（56.1万-67925元）。2018年8月9日至2018年10月19日（2个月11天），以493075元为基数，按月利三分计算，共产生利息35008.33元，李秋梅于2018年10月19日还款11万元，多出部分74991.68元抵扣本金，尚欠借款本金418083.32元。因此，李秋梅还应向聂春璐偿还借款本金418083.32元及自2018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418083.32元为基数，按月利二分计算的利息。由于聂春璐主张的利息系以4917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9日起算，故判令李春梅偿还以418083.32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0日起算的利息并未超出聂春璐的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2民初331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李秋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上诉人聂春璐给付借款本金418083.32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418083.32元为基数，按月利二分计算）；三、驳回上诉人聂春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3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38元，保全费2979元，由上诉人聂春璐负担1298.96元，被上诉人李秋梅负担10356.0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明审判员 梁欣华审判员 杨 洋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周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