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86014号原告：和谐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102内103。法定代表人：左荣林，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鑫，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彤，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陈旸，女，197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处事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和谐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陈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荣林、喻鑫及被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我公司不支付被告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工资差额100000元；2．不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5401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于2017年9月1日入职我公司，双方于2019年1月31日终止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我公司于2018年9月调整了所有员工的绩效考核方案，并已按照调整后的工资标准向被告足额支付了工资，因此无需支付工资差额。另法院核实被告离职前十二个月工资收入等事实，根据双方解除事由，依法裁判我公司无需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和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未约定原告可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调整我的工作岗位，因此原告的请求没有依据，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期间，原告一直按照固定工资4万元/月的薪酬标准向我支付月薪，双方早已形成合意，同时，原告2017年11月发放绩效奖金的通报及执行单证明其经营状况良好，能够发放绩效奖金。原告处于自身需要，单方面采取行政手段，于2018年9月3日强行调整我的工作岗位，我明确拒绝了原告提出的改签《劳动合同变更书》和《补充协议》、重新约定工作岗位和降低固定薪酬的要求，后原告于2018年12月4日重新发文免去了我北京分公司临时负责人的职务。但原告注销了我在原职场上下班打卡的权限，导致我只能在北京分公司上班，否则就要承担旷工或违纪的行政处罚，并非我自愿接受调岗调薪安排，因此本案不应适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第五条。另我于2010年3月22日入职，因工作需要最终调至原告公司工作，工作年限保持了连贯性，原告单方终止我的劳动合同，应当支付我经济补偿254010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此部分证据显示：被告于2010年7月与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入职该公司，2011年1月4日与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1月25日与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9月1日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2019年1月31日，合同第六条约定：“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可以根据乙方的工作能力及表现、工作需要等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和待遇”，第九条约定，被告的基本工资为2000元/月，“公司根据自身状况，可不固定期限、不固定标准地临时向乙方发放除基本工资以外的报酬，该报酬不作为乙方基本工资变更的依据”。2018年9月前，原告按照每月40000元标准向被告支付工资。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原告按照每月20000元标准向被告支付工资。2019年1月31日，原告通知被告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双方劳动关系因此解除。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工资标准，原告主张在2017年被告入职该公司时担任公司战略管理岗位，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2000元+岗位业绩津贴38000元，岗位业绩津贴不固定发放，需要考核发放，有浮动，2018年9月3日岗位调整为北京分公司负责人，负责保险销售，薪酬标准相应调整为基本工资20000元+绩效奖金20000元，绩效奖金根据业绩核算，按照该公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执行，2018年10月至12月被告均未完成绩效考核目标，因此没有绩效奖金。被告主张2018年9月前其月工资为固定40000元，没有绩效考核，没有发放过绩效奖金，其工作内容为行业信息调研、同业市场分析、公司业务发展分析，2018年9月3日，原告单方面通知其岗位调整为北京分公司负责人并降低其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20000元+绩效奖金20000元，其明确表示不接受并拒绝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因原告取消其原工作地点的打卡权限，其被迫到北京分公司打卡上班，并非接受岗位调整及工资调整，并仍然从事原岗位工作，因此要求被告补发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工资差额100000元。原告认可被告在协商时表示不同意岗位及工资结构的调整，但主张被告已到岗上班，因此应视为已接受岗位及工资的调整。原告提交了考勤记录、《内部调动通知&确认单》、2018年10月通知被告上报目标以及被告回复的邮件、该公司向各分公司负责人发出的确认2018年10月、11月、12月业绩完成情况的通知邮件、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的月度目标绩效兑现的请示批示、原该公司人力资源部职工李琳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明，提交了2018年9月7日该公司下发的薪酬绩效及考核激励实施方案作为绩效考核依据。《内部调动通知&确认单》载明，原告调动前的收入信息为固定工资40000元/月、绩效激励为考核核定，调动后固定工资为20000元/月、绩效激励为20000元/月。李琳出庭作证称被告岗位调整前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2000元、岗位津贴38000元，岗位津贴固定金额发放，此外另有绩效奖金，具体发放情况不清楚。2．关于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原告在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审理过程中曾表示同意按照10年的工作年限支付被告，本案审理中，原告亦认可自2010年3月22日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被告在其关联公司工作，该公司为安邦保险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现已更名为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但不认可被告入职该公司前的工龄连续计算。2019年6月25日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工资差额、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未休年假工资、确认与原告及其关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该仲裁委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工资差额100000元、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54010元，驳回了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裁决诉至本院。本院认为，1.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应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原告于2018年9月3日单方通知被告调整工作岗位，变更了被告的工作性质及内容及工资构成，严重影响被告的权利，被告明确表示不接受并拒绝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因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调岗的正当性及必要性，本院不认可其单方对被告变更劳动合同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原告称被告2018年9月前月工资由基本工资2000元+岗位业绩津贴38000元构成，岗位业绩津贴在考核后不固定发放，意为2018年9月后的工资调整实际提高了基本工资的比例、降低了绩效奖金的比例，与其所提交的《内部调动通知&确认单》中所载明的情况及其证人的陈述不一致，本院亦不予采信。因此本院不支持原告要求不补发被告工资差额的请求。2.原告与被告终止劳动合同，依法应当支付被告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被告自2010年7月起连续在原告的关联公司工作，其劳动关系的变更显然系受用人单位安排，因此其工作年限应联系计算，依法计算应为25401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第四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和谐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被告陈旸二〇一八年九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工资差额100000元；二、原告和谐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被告陈旸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54010元；三、驳回原告和谐保险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和谐保险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