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702民初6230号原告：祁某，甘肃省张掖市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管某，甘肃省张掖市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祁某与被告管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祁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被告管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祁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返还婚约彩礼及财产90673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祁某与被告管某均系离异单身，于2019年2月在亲友介绍下认识，随后开始谈婚论嫁。从2019年3月开始，双方及亲属先后进行了看家、验家、确定订婚日期、订婚等一系列程序，但自始至终没有领取结婚证。在与被告交往过程中，原告逐渐发现双方性格差异大，双方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均存在较大差异，双方在极为短暂交往20余天即按照乡俗订婚实属错误。双方明显缺乏了解，自始至终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所以至今也没有领取结婚证从而实质走入婚姻关系。原告祁某为实现结婚目的，原告及其父母亲属给付被告管某及父母现金彩礼60000元，另行在见面、看家、认亲、订婚、结婚等过程中为被告管某及其父母和亲属购买三金首饰、给付各类仪式中较大数额礼金、礼品、购置衣服、化妆品、手机等方面花费约30673元，以上彩礼及花费合计90673元。原告发现与被告不适合结婚后，曾单独或与自己父母多次与被告及其父母沟通商议退还彩礼，但遭到被告及其父母拒绝。被告管某及母亲到原告工作单位试图公开毁损原告名誉，让原告在同事中陷入负面评价。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缺乏了解仓促按照乡俗订婚，自始至终并未建立起真正的感情。原告为实现结婚目的花费巨大，导致家庭生产和生活困难，按照法律规定，相应的婚约彩礼应当予以返还。综上，现诉至贵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管某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原、被告相识、谈婚、没有领取结婚证实质走入婚姻关系属实，但至今未成婚的原因在于原告。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2月经他人介绍相识后谈婚，2019年3月，双方家庭按照习俗进行看家、订婚等程序。原、被告在积极安排订婚事宜时，原告却因谈婚期间和其他女子发生性关系致使他人怀孕，原告因无法隐瞒而将该事宜告诉被告，无奈，原告在张掖忙着订婚的同时还得把心思放在她人流产的事宜上，由此，被告即与原告心理上产生隔阂。2019年3月22日在双方家人的参与下订婚，原告在嘉峪关工作，2019年3月23日原告邀请被告去嘉峪关，便于更好的培养感情，被告从真诚婚约角度考虑便前往嘉峪关，并开始同居生活。此后，被告及被告家人催促原告将结婚事宜提上日程安排，原告吞吞吐吐，不置可否。直至2019年7月中旬，原、被告二人回到张掖商量结婚事宜，并将婚期定于7月30日。婚期将至，却不见原告筹备相关事宜，为此，二人发生了争吵。一直以来被告发现原告仍不断与该女性联系，经常翻看被告手机并在其手机里下载安装定位软件，二人关系开始产生隔阂。二人相互联系往来至2019年10月中旬，原告便不再主动联系被告，被告及其父母曾多次找到介绍人问及结婚事宜，但介绍人也没有准确消息。虽系婚姻自由，但自古以来，传统的“明媒正娶”仍系两家婚约的一部分，因此，本案中，如同原告陈述“没有领取结婚证，从而实质走入婚姻关系”，在女方及其家人看来，虽已共同生活，仍希望能风风光光的嫁给原告，被告回张掖后，原告便不再联系被告。2020年5月18日，原告到被告父母家要求退还彩礼，被告父母拒绝。原告所述被告及其母亲到原告单位毁损原告名誉的陈述不属实，属子虛乌有，原告无端构陷，如今面临的情况已经让被告及其家人颜面扫地，婚姻缔结不成，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原告主张的彩礼数额不实，要求返还婚约彩礼及财产90673元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所谓彩礼是指在婚姻缔结过程中方一次性给付女方2000元以上的礼金、衣物或者首饰等贵重物品。谈婚期间双方相互往来的烟酒、食品、化妆品以及招待费用，不属于彩礼。本案中，订婚前约定彩礼60000元，订婚时原告向被告及其父母给付彩礼40000元，剩余20000元在举行结婚仪式前一日给付，因二人并未举行结婚仪式，因此，彩礼仅支付了40000元。其他支出被告及其父母去原告家也有开支，包括给付现金，购买礼品、衣物等，按照法律规定，此项不应列入彩礼范围。其次，2019年3月，原、被告就开始同居生活至2019年7月，婚姻未能顺利缔结的原因在于原告，即使返还彩礼也不应全额返还，被告同意返还彩礼40000元的一半及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综上，被告认为，原告存在导致婚姻缔结不成的重大过错，给被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害和名誉损害。为此，原告的部分诉求不符合客观事实，也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不当的诉讼请求。被告管某在庭审时口头辩称：原告所诉我们都是离异属实。在我们确定订婚后，举行订婚仪式前，我发现原告和其他异性在处理流产的事情后，原告方才坦白。原告所诉第一次双方见面的时间是到我家举行换手仪式，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原告给我给了2000元，我给原告退了900元，原告到我家的时候确实购置了礼品，但是价值多少我不知道。3月5日到原告家举行了小验家仪式，其实就是家里做招呼人的普通饭菜，并不是酒席，花费多少钱我不知道，当时去了几辆车我也没有注意。3月16日确定订婚日子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是我们是3月22日订婚的，原告在订婚前确实到我家去协商订婚的日子，但具体多少钱我不知道。三金的情况及价格属实，手镯不属实，我并不知道手镯的事情。现金彩礼60000元我不知道，都是双方父母和介绍人协商的，我没有见这些东西。3月22日订婚时，我们家去了3桌子人，拴钱400元属实，购买礼品属实，但是价格多少我不知道，有一辆中巴车，但是几辆小轿车我不知道。购买手机一部2480元不属实，被告没有给我买过手机。化妆品确实买了，但是价格我不知道。6月28日给我大伯送礼是300元。婚纱照花费了4000元左右，我不承担该费用。原告祁某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祁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的当庭陈述；2.原告祁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与案外人麻某的录音笔录各一份；3.姓名为祁某的会员卡消费清单复印件一份；4.甘肃唯一爱婚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金额为5218元的收据一张；5.张掖市甘州区南大街梦金园珠宝专卖店出具的质量保证单两张；6.嘉峪关市天大通讯器材店出具的手机销售专用票据一张；7.原告向甘州区马佳佳珠宝店微信转账6826元的记录一份；8.原告向甘州区代明月珠宝店微信转账8626元的记录两份；9.原告向柳云天转账248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一份；10.原告向嘉峪关市澳亚化妆品经营部微信转账479元的记录一份；11.案外人麻某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被告管某围绕其抗辩理由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及陈述：1.被告管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的当庭陈述；2.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15张）；3.原告的微信运动截图一份（8张）；4.甘州区人民医院心理测验系统检查报告单三张。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本案原、被告均系离异单身，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经朋友麻某介绍相识谈婚，并分别按照习俗举行了换手、小验家、订婚等仪式。其中双方于2019年3月4日在被告家举行“见面（换手）”仪式，原告给被告给付现金2000元，被告给原告退还现金900元，原告前往被告家时购买了礼品。双方于2019年3月5日在原告家举行“小验家”仪式，原告提供车辆接送被告及其亲属在原告家中进行了招待。2019年3月15日，原告给被告购买价值479元的化妆品。2019年3月16日，原告携带礼品前往被告家协商订婚事宜，双方约定由原告一次性给被告及被告父母给付彩礼60000元。2019年3月17日，原、被告前往甘州区梦金园珠宝店，原告为被告购买价值6826元的三金（金项链/吊坠、金耳环、金戒指）。2019年3月22日，原、被告举办“订婚”仪式，原告在酒店备酒席招呼客人，其中被告家亲属参加仪式和酒席的三桌人，原告给被告家购买礼品，并提供车辆对被告亲属进行了接送，原告给被告拴钱。订婚当时，原告母亲将准备好的彩礼装在手提袋中交给了介绍人麻某，麻某转手将手提袋交给了被告母亲。2019年3月24日，原、被告拍摄婚纱照，原告花费5218元。双方在谈婚期间，原告参与被告大伯家的酒席，并随礼。原、被告订婚后，前往嘉峪关同居生活数月。之后原、被告未登记结婚。另查明：2019年3月8日，原告在嘉峪关市天大通讯器材店购买型号为vivoX23手机一部。2019年6月9日，原告在张掖市××区专卖店购买价值8626元的萃华999硬足金手镯一个。又查明：原、被告订婚后，准备结婚前，原告与异性办理流产事宜，该异性已怀孕一月多，此事件一度导致原、被告产生隔阂。还查明：被告于2020年8月21日经甘州区人民医院检查，有严重焦虑症状。本院认为：彩礼是指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男方给付女方数额较大的财物，是一种民间习俗，是当地的习惯性做法，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在法律上亦无明文禁止，故彩礼问题不具有非法性。按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原告祁某与被告管某于2019年2月27日经人介绍谈婚相识，于2019年3月22日按当地习俗举行订婚仪式，但双方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二人相识谈婚后到订婚期间，原告给付被告彩礼，购买数额较大的金饰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在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请求对方返还按照习俗支付的彩礼，故本案中原告祁某享有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的权利。就本案的主体问题，经被告及介绍人麻某陈述，收取大额彩礼的系被告母亲。对此，本院认为，原告起诉时只将管某作为唯一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彩礼。庭审中，被告称彩礼由其个人退还，经本院向被告释明是否将其父母追加为共同被告后，经被告犹豫，法庭及被告代理人再次进行释明，被告决定由其个人负责返还。现原告经本院释明后未追加诉讼当事人，故本院尊重原、被告的意愿，依法认定原、被告均系适格的诉讼主体。关于彩礼及其他款项的具体数额及是否应当返还，本院认为，男女谈婚期间双方相互往来的烟酒、食品、化妆品、数额较小的礼金、衣物，以及请客招待费用，不属于彩礼。根据本地的经济水平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男方一次性给付女方2000元以上的礼金以及价值2000元以上的衣物或首饰等贵重物品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彩礼。对于原、被告均认可且无争议的三金（金项链/吊坠、金耳环、金戒指），被告理应返还，再不赘述。对于其他事宜，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首先，对于原告主张的礼品，根据礼尚往来的传统和当地习俗，被告及亲属前往原告家时亦会购买一定价值的礼品，不可能空手而去，只是相对于男方给女方购买的礼品而言价值稍低。男方亲属到被告家时，被告家也会招待，只是相对于男方招呼女方，简略些而已，但这都符合自古以来缔结婚姻传统习俗，无可厚非，故对于原告所诉的礼品、车费、酒席钱、化妆品、肉方子、烟酒，本院均不予认定；其次，原告主张双方“换手（见面）”的礼金，相互抵扣后价值1100元，金额较少。原告主张“小验家”时给被告的1000元，被告予以否认，原告未举证证明，且数额较少。原告主张的订婚时拴的钱，数额较少。对上述金额较小的礼金，本院均不予认定；再次，对于原告主张的手机，原告未举证证明其购买后给了被告，即便按照原告主张的存有购买手机的事实，也是原告在恋爱期间自愿赠送给被告，本院不予认定；另外，对于原告主张给被告大伯家送礼，系原、被告谈婚期间，原告履行“准女婿”责任的正常开支，且数额较小，本院不予认定；最后，对于原告主张的婚纱照款，本院认为，婚纱照属于结婚纪念品，原、被告为结婚而拍摄婚纱照属于正常行为，在拍摄婚纱照时双方均没有预料到最终结果，所以对此部分费用，本院不予支持。针对订婚时原告给被告支付彩礼的具体数额，原、被告各说不一，原告主张订婚前约定彩礼60000元，订婚当天，原告向被告母亲给付彩礼60000元。被告抗辩，订婚前，双方确实约定彩礼60000元，但约定该60000元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即订婚时给付彩礼40000元，被告也收到了该40000元彩礼，但剩余的20000元约定在结婚时支付，双方谈婚未成，故该20000元没有支付。对此，原告提供了其与介绍人之间的通话录音以及原告代理人在征得麻某同意后，与麻某之间的谈话录音，同时，本院在开庭时当庭拨打该介绍人的电话征求意见，结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介绍人麻某参与了双方订婚前的协商以及订婚事宜，介绍人麻某系被告朋友，原告邻居，其与原、被告双方均熟悉，故其不愿意出庭作证，但介绍人麻某证实，双方约定彩礼为60000元，但没有约定分批，订婚当时其确实受到了原告家人交付的手提袋，在众亲友面前其也没有打开查看，直接交给了被告母亲。本院结合当地习俗，在被告没有提交对抗性证据的情况下，本院采信原告的录音证据和诉讼主张，认定原告支付的彩礼具体数额为60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价值8626元的金手镯，被告予以否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告提供的甘州区南大街“梦金园”珠宝店出具的质量保证单，以及原告微信付款8626元的凭证，可以证实原告曾于2019年6月9日购买了金手镯一枚；其次，结合被告提供的原、被告之间的聊天记录，能够证实原、被告在2019年6-7月份在一起生活，能够印证原告购买手镯时，原、被告正保持着良好的恋爱关系；再次，手镯虽不是女性特用的物品，但在当地，手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为女性所用饰品。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证据和事实，本院推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了手镯，但现在实物不存在，让被告返还该手镯不切合实际，本院结合案情，综合认定将该手镯款8626元并入彩礼总额中，按比例酌情返还，不认定全额返还。对于被告应当返还的彩礼数额，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虽没有登记结婚，但双方曾同居生活数月；其次，针对原、被告在筹备婚礼期间因原告未能妥善处理与其他异性之间的关系，导致双方产生隔阂，原告认为，其与前女友怀孕的事情发生在原、被告认识之前，是原告和其前任女友个人私事，而且由于原、被告谈婚论嫁时间短，导致事情的发生，不能证明双方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原告出现与婚外异性不正当的情况。同时，原、被告没有领取结婚证，没有夫妻之间需要相互忠诚的义务。被告认为，被告在积极安排婚事时，原告却因谈婚期间和其他女子发生性关系致使他人怀孕。本院认为，原、被告均系离异单身，均已经历了一次不完美的婚姻，双方在再次谈婚时，均应真诚、忠诚。根据时间推算，虽不能认定原告在双方谈婚期间与异性发生性关系，但能够证实原告在与异性婚恋事情没有处理完毕的情况下，隐瞒事实与被告谈婚，是原、被告产生矛盾的重大原因；再次，原告提供的其代理人与介绍人的通话笔录并不全面，掩饰了介绍人的部分陈述，介绍人麻某称，订婚后其多次催促原告完婚，假如原告不同意结婚，也应该明确告知，介绍人会及时将彩礼要回，但原告一直在拖，结合被告的陈述，此次婚姻反悔的一方为原告。本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结合原、被告谈婚的时间和情况，考虑原、被告同居的事实和时间，考虑原告为准备迎娶被告付出的努力和花费，并着重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综合认定被告返还彩礼68626元（彩礼60000元+手镯8626）的60%即41176元为宜。对于首饰，被告愿意退还予以认可的三金，被告若不能退还，则应向原告支付相应的折价款6826元。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管某返还原告祁某婚约彩礼款共计41176元，于本判决生效起三十日内一次性履行完毕；二、被告管某返还原告祁某价值6826元的三金（金项链/吊坠、金耳环、金戒指），于本判决生效起三内履行完毕，若不能返还，则向原告返还折价款共计6826元；三、驳回原告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67元，减半收取1033.50元，原告祁某负担547.50元，被告管某负担486元，被告负担的部分由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本院给原告退还1033.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索国雄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施凯文本判决书一经生效，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于本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出执行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的，即视为自动放弃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