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8601行初731号原告刘要媛，女，197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代理人汤妲，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诗唯，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宁路**。法定代表人谈文昌，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罗浩，男。委托代理人黄利敏，湖南本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浏阳市洞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洞阳镇府前路**。法定代表人刘康奇，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鲁定，男，该镇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跃胜，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建喜，男，1969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系原告刘要媛之兄。第三人刘建新，男，197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系原告刘要媛之兄。原告刘要媛诉被告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浏阳经开管委会）、浏阳市洞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洞阳镇政府）土地行政征收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日对本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刘要媛及其委托代理人汤妲、徐诗唯，被告浏阳经开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罗浩、黄利敏，洞阳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鲁定、张跃胜到庭参加诉讼。因刘建喜、刘建新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于2020年9月25日对本案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刘要媛及其委托代理人汤妲、徐诗唯，被告浏阳经开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罗浩、黄利敏，洞阳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鲁定、张跃胜，第三人刘建喜、刘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9月26日，刘建喜（乙方）与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甲方）签订编号2018-114号《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以下简称114号货币安置协议书），刘建新、黄绍求（乙方）与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甲方）签订编号2018-115号《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以下简称115号货币安置协议书）。原告认为，被告未对原告单独分户进行补偿，诉至本院。原告刘要媛诉称：原告系西园社区（原长冲组128号）单独立户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履行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义务。2013年5月18日，原告父亲黄绍求、母亲杨桂湘将家庭共有房产的135平方米分配给原告，并得到全部家庭成员认可，原告一家三口一直在此房屋居住。2018年9月26日，两被告未与原告协商，未经原告签字同意、未对原告按户征收的情况下，与原告哥哥刘建新、刘建喜签订征收协议，将原告房屋并入刘建新户，将原告及原告之子挂靠在刘建喜户征收。原告认为，被告未将原告单独分户进行征收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两被告未将原告作为单独户进行征收的行为违法；2.被告对漏征损失给予补偿150万元。原告刘要媛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据1：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拟证明：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与刘建喜、刘建新签订协议的事实。证据2：原告家庭成员户口簿；拟证明：原告户的人口情况。证据3：房屋照片；拟证明：原告对被征拆的房屋占有135平方米的份额。证据4：证明（一、二）；拟证明：刘要媛及家庭成员在长冲组生产生活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关义务，具备长冲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证据5：证明（三、四）；拟证明：长冲组大部分土地已被征收，刘要媛的房屋于2018年10月被拆除。证据6：西园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公示表；拟证明：刘要媛及家庭成员在长冲组生产生活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关义务，具备长冲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证据7：房屋分配协议及相关证明；拟证明：刘要媛户对被征收房屋拥有权属份额的情况。证据8：户口接洽证明；拟证明：被告及原告所在村组均同意陀有才迁入刘要媛户。证据9：陀有才原籍村委会证明；拟证明：陀有才在原籍未享受任何征拆补偿安置。证据10：刘要媛、刘添佑户口信息；拟证明：刘要媛、刘添佑户口迁入长冲组情况；证据11：陀有才的社保卡及医疗缴费凭证；拟证明：陀有才在现居住地履行了相关义务。证据12：行政答辩状、行政裁定书、信息公开报告；拟证明：原告维权的相关情况。证据13：杨中文、杨中其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书；拟证明：同组村民杨中文、杨中其两兄弟与原告情况相似，是按照两户征收。被告浏阳经开管委会辩称：一、原告刘要媛不符合分户征收的规定，其不拥有单独合法房屋产权，要求予以单独按户征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及原告之子已并入刘建喜户征收，且申请了浏阳市被征地农户保障性住房指标回购，享受了各项征收补偿待遇。即便原告提交的家庭房产分配协议属实，该处房屋的补偿款已补偿到位。二、案涉征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原告自愿并入刘建喜户征收，并在案涉协议中签字确认，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三、原告配偶陀有才通过夫妻投靠将户口迁入长冲组，没有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不能认定其具备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之子刘添佑户口性质为非农户口，不在原告户下，而是挂靠在其外祖父户上。原告主张陀有才的购房补贴、社保安置，刘添佑的社保安置补偿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浏阳经开管委会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据1：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书；证据2：被拆迁农村房屋平面示意图；证据3：浏阳市拆迁农村房屋补偿结算表；证据4：浏阳市拆迁农村房屋购房补助费计算表；证据5：室外设施补偿明细表；证据6：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电汇凭证；证据1-6拟证明：1.原告自愿与其兄刘建喜合并征收的事实；2.案涉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3.原告与其子刘添佑已通过其兄刘建喜领取相关征收款的事实。证据7：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之子刘添佑户口性质。证据8：（2019）湘01行初188号判决书；拟证明：原告配偶陀有才不具有该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无法获得征地安置补偿。被告洞阳镇政府辩称：一、案涉房屋的征收主体是浏阳经开管委会，洞阳镇政府不是案涉征收用地单位，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原告刘要媛不符合分户征收的规定，其不拥有单独合法房屋产权，要求予以单独按户征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及原告之子已并入刘建喜户征收，且申请了浏阳市被征地农户保障性住房指标回购，享受了各项征收补偿待遇。即便原告提交的家庭房产分配协议属实，该处房屋的补偿款已补偿到位。三、案涉征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原告自愿并入刘建喜户征收，并在案涉协议中签字确认，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四、原告配偶陀有才通过夫妻投靠将户口迁入长冲组，没有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不能认定其具备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之子刘添佑户口性质为非农户口，不在原告户下，而是挂靠在其外祖父户上。原告主张陀有才的购房补贴、社保安置，刘添佑的社保安置补偿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洞阳镇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据1：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刘建喜）；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黄绍求、刘建新）；拟证明：案涉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案涉并户征收的事实；原告刘要媛已经享受了相关拆迁补偿待遇的事实。证据2：浏阳市被征地农户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申请表；浏阳市被征地农户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资金拨付审批表；拟证明：原告认可与刘建喜并户征收，享受相关征收待遇的事实。证据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电汇凭证；拟证明：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已经履行了拆迁协议中相应义务的事实。第三人刘建喜、刘建新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及书面答辩意见。被告浏阳经开管委会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仅证明原告之子刘添佑户口性质为非农户口。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4-6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7的三性有异议，该份证明是原告家庭成员内部的分家析产证明，不能证明原告拥有单独房屋产权。证据8-9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配偶在原籍地未享受征拆补偿。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与原告之子户口迁入长冲组。证据11有异议，已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所否定。证据12的三性有异议。证据1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洞阳镇政府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刘要媛以及其子已经和刘建喜、刘建新合并征收。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可以单独立户。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在征收过程当中应该单独享受该房屋的补偿。证据4-5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丈夫陀有才不具备本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证据6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只是部分摸底表，不是最终的确定性文件。证据7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明只是原告家庭内部约定，不能产生对外的法律效力。证据8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9的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0的质证意见与证据2-3一致。证据1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2无异议。证据13关联性有异议，其他组村民的拆迁情况与刘要媛户情况不一样。第三人刘建喜、刘建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原告刘要媛对被告浏阳经开管委会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6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没有在协议书上面签字，该征收未征得原告的同意；其次，原告并未领取其依法应享有的相关征收款。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在2017年的时候，原告儿子刘添佑于2017年已转到原告的户下。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丈夫陀有才以夫妻投靠的方式把户口迁到原告户下，自此已全面履行了长冲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其生活生存都是依赖于长冲组，依法应该认定为长冲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获得征收款项。被告洞阳镇政府对被告浏阳经开管委会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第三人刘建喜、刘建新对被告浏阳经开管委会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刘要媛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告刘要媛对被告洞阳镇政府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3同被告浏阳经开管委会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2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未在该申请表和审批表上签字。被告浏阳经开管委会对被告洞阳镇政府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第三人刘建喜、刘建新对被告洞阳镇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刘要媛的质证意见一致。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综合认证。本院经审理查明：黄绍求于1992年8月20日取得建设用地使用证（集建字第060358号），该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黄绍球（黄绍求），，地址位于××乡××组建筑占地189.2㎡。刘建喜于2010年1月27日取得村民建设用地许可证（2010浏政土许字第279号），该证载明用地户姓名为刘建喜，人口3人，房屋5间，，地址位于××乡××组建筑用地200㎡。因西园片区（正宏高新）项目建设，2018年9月26日，西园片区正宏高新项目拆迁房屋签订协议和拆除进度公示表载明刘建喜、刘建新户合法房屋补偿费用及按期签约腾地奖等事项。2018年9月26日，刘建喜（乙方）、刘建新、黄绍求（乙方）分别与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甲方）签订114号货币安置协议书及115号货币安置协议书。约定：“需拆迁刘建喜的房屋，共计认定补偿建筑400㎡，各项征拆补偿费用合计908676元（不含20万元奖励费用）。该户有在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7＋1人，分别为刘建喜（户主）、妻子尹金香、儿子刘超、父亲黄绍求、母亲杨桂湘、外甥刘添佑、妹妹刘要媛及一独生子女证，不购买保障房源的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15.8万元／人计算购房补助。需拆迁刘建新房屋，认定补偿建筑面积363.99㎡，各项征拆补偿费用887330元（不含185596元奖励费用）。该户有在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4人，分别为刘建新（户主）、妻子肖雪平、儿子刘念、女儿刘娟，不购买保障房源的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15.8万元／人计算购房补助”2018年11月15日，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向刘建喜支付拆迁款1108676元，向刘建新支付拆迁款1072926元。2018年12月18日，尹金香、刘要媛出具《已有合法住房承诺书》，同日，浏阳经开区征地拆迁所向刘建喜支付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1264000元。案涉房屋已被拆除。另查明：刘要媛于1999年外嫁湘潭，户口未迁出，于2012年与前夫离婚，回××乡××组生活，居住在黄绍求房屋中，并于2015年与陀有才结婚。现刘要媛（户主）、陀有才（原告之夫，于2015年因夫妻投靠）、刘添佑（原告之子、于2017年父母子女投靠）登记在同一公安户下。陀有才于2019年3月25日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浏阳市人民政府对其进行征地安置。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9）湘01行初188号行政判决，认为陀有才不符合西园村长冲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规范和改进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第十二条规定，明确建房分户的基本原则。独生子女住户，不论几代人，为一个家庭户型；有两个以上属于建房人口子女的，有子女已达婚龄且已经嫁娶的，经公安机关分户可作为两个以上家庭户型，但父母必须伴靠其中一个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子女建房。公安部门登记的家庭人口户与农村征地补偿安置中认定的“户”不能等同。是否属于征地补偿安置中的“农村家庭自然户”，需根据被征拆户的家庭成员结构、个人住宅建房、家庭居住现状等情况由相关职权部门经过规定的程序综合认定。本案中，刘要媛虽然在公安户下为单独户，但其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或建房许可证，其提供的房屋分配协议系家庭内部分家行为，刘要媛并不因此取得该部分房屋在征收补偿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其不符合作为单独户进行征收补偿安置的规定。被告与第三人刘建喜、刘建新签订案涉协议，并将刘要媛及其儿子刘添佑纳入刘建喜户一并征收补偿安置，已保障原告户合法权益，该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被告对其按单独户补偿150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要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要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刚人民陪审员  向首诚人民陪审员  魏建莲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孙洁书记员龚蕾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