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71民终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巩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雁滩支公司。负责人：高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2，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利水电局）因与被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雁滩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险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兰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甘7101民初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水利水电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某、被上诉人联合财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2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水利水电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联合财险公司向水利水电局支付意外伤害保险金60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联合财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为格式合同，水利水电局没有修改的可能。水利水电局在购买产品时，联合财险公司仅仅要求水利水电局签字盖章，但没有就专业术语的含义及保单详细内容向水利水电局说明，违反了说明义务。二、一审判决认为“水利水电局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黎某系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而导致死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和“公平原则”，在索赔方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之后，举证责任就应该转移至保险公司。三、一审法院认定“黎某非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约定的适格被保险人”是错误的。水利水电局企业员工都参加了社保，缴纳了工伤保险，不必再投保团体意外险。因此，结合水利水电局雇佣黎某的事实和《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黎某属于适格的被保险人。周某签订赔偿协议也是作为员工代表水利水电局处理意外伤害事故。被上诉人联合财险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黎某不属于被保险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首先，一审认定本案合同真实有效，且保单及保险条款均已经送达水利水电局，水利水电局对于合同及条款的内容完全知情，故合同条款应当适用本案，此认定有联合财险公司向法庭提交的投保单、保险条款等证据，水利水电局也未提出异议。故依据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本案中，水利水电局自认与受害人黎某系雇佣关系，并非劳动关系，且联合财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案外人周某与黎某家属的赔偿协议，更加证明了本案受害人黎某与水利水电局不存在任何的劳动关系；其次，本案属于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所涉保险合同的投保日期为2018年2月28日，水利水电局提供的与黎某的聘用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9年5月20日，因此，在投保时，投保人对于黎某也没有任何保险利益，故黎某也不可能成为本案的适格被保险人。第二、水利水电局不具有请求保险金的权利。本案实际雇佣的主体是周某，签订协议进行赔偿的主体也是周某，水利水电局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受害人家属签订了赔偿协议且已支付赔款，其不具有获得保险金请求权的事实条件；其次，受害人家属的请求权转让承诺也无任何实际意义，本案黎某并不属于被保险人，其家属本身也不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不存在转让权利的事实基础。第三，本案水利水电局也无证据证明受害人黎某的死亡属于意外事故，无法证明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依据一审确认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在受害人死亡时，无任何外伤，且属于晕倒后死亡，故无任何证据证明有外来的、突发的、非疾病的、非本意的意外事故，且在发生死亡案件后，水利水电局也并未履行最基本的报警义务，导致死亡的原因未能得到确认，而依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提供资料确定事故性质的责任应当是水利水电局，因其未履行基本义务产生的不利后果也应当由其自身承担。水利水电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联合财险公司向水利水电局支付意外伤害保险金600000元。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2月28日，水利水电局与联合财险公司就甘南州引洮（博）济合供水工程签订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保险期间自2018年3月1日0时起至2019年8月28日24时止，险种名称为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条款（2014版）、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被保险人共100人，无固定名单。其中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每人保额为600000元。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条款（2014版）约定：“被保险人应为在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并与施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约定，事先经投保人允许后到施工现场视察、监督检查工作及办理监理、工程设计事务的人员可作为被保险人，但不包括与工程施工无直接关系的人员。”“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水利水电局向联合财险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处声明：贵公司已提供了保险条款，本人已认真阅读条款及投保单上“客户投保须知”的各项内容，对保险条款（特别是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部分内容）、贵公司业务人员的相关说明已经了解并完全接受，尤其明白签章确认的意义。水利水电局在投保人签名处签章确认。甘肃省夏河县公安局、夏河县博拉镇卫生院出具证明载明：黎顺功于2019年7月18日18时许死亡。联合财险公司向出险时项目部在场人员所作询问笔录载明：“发现工人平躺在水里，面部朝下，约10㎝左右水淹没脸颈”“无受伤、无流血，还看上去昏迷，无任何受伤迹象。”另查明，2019年7月25日，周某与黎某签订赔偿协议，该协议甲方为周某，乙方为黎某，协议载明：“黎某是甲方雇佣人员”，“经与乙方协商后达成一致，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赔偿金共计820000元”。黎某与水利水电局系雇佣关系，双方无劳动关系。黎某身故时工种为抽水工、杂工。一审法院认为，水利水电局与联合财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一、本案所涉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条款（2014版）约定：“被保险人应为在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并与施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约定，事先经投保人允许后到施工现场视察、监督检查工作及办理监理、工程设计事务的人员可作为被保险人，但不包括与工程施工无直接关系的人员。”水利水电局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声明“对保险条款（特别是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部分内容）、贵公司业务人员的相关说明已经了解并完全接受”并签章确认，应当认定联合财险公司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二、本案审理过程中，水利水电局自认黎某与其系雇佣关系，双方无劳动关系，且黎某身故时工种为抽水工、杂工。故黎某非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约定的适格被保险人。三、当事人应当对其所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审理过程中，水利水电局未能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黎某系因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而导致死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对水利水电局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水利水电局与联合财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受害人黎某是否属于被保险人。本案所涉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条款（2014版）约定：“被保险人应为在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并与施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约定，事先经投保人允许后到施工现场视察、监督检查工作及办理监理、工程设计事务的人员可作为被保险人，但不包括与工程施工无直接关系的人员。”根据上述约定，黎某如果属于本案的被保险人，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应为在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的人员；2与施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本案中黎某系周某个人雇佣的人员，其与水利水电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缺乏证据予以证实，黎某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因此，联合财险公司对于黎某的死亡不应承担保险责任。故水利水电局提出的黎某是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约定的适格被保险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水利水电局提出联合财险公司仅仅要求水利水电局签字盖章，但没有就专业术语的含义及保单详细内容向水利水电局说明，违反了说明义务。本院认为，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明确记载“对保险条款（特别是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部分内容）、贵公司业务人员的相关说明已经了解并完全接受”，水利水电局在投保人声明处签章确认，因此联合财险公司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对上诉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水利水电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 宾审判员 范赣鑫审判员 傅 泳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康倩珺书记员 李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