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701民初3417号 原告：张玉勇，男，198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水城县人，住贵州省都匀市。 被告：梁志汉，男，194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广西省容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翔，系贵州认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玉勇与被告梁志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玉勇，被告梁志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玉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立即支付24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给原告；2.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利息1038400元给原告（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5月30日），直至全部付清为止；3.判令被告按转让价款的20%向原告支付个人所得税48万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2018年5月3日、原、被告就原告在黔南州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其8%的股份以240万元转让给被告，被告于协议签订当日支付8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给原告，剩余160万元于2018年10月1日前全部支付完毕，如逾期，2018年12月30日前按照月3%的利息计算，2018年12月30日之后按照每月5%的利息计算，并且违约责任约定，除按照前述计算利息外，还需按照每日1‰计算滞纳金，但协议签订后，被告至今一分钱未支付给原告，为早日解决问题，原告自愿按照每月2%计算利息，所以被告应当立即向原告支付24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及其产生利息1038400元（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5月30日，后续直至全部付清为止），故暂共计3438400元。2.协议第五条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费用负担约定“包含但不限于转让方应当承担的个人所得税、各方的印花税由受让方承担”，所以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0%的个人所得税48万元。因被告严重违约，原告通过各种途径要求被告协商处理，但被告均不予妥善处理，违反合同双方基本的诚实守信原则、构成欺诈性违约，现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梁志汉辩称：1.本案中，2018年5月3日的《黔南州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被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当时对原告在公司的实际出资情况、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经营状况、财务情况等全然不知，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规定，…从2018年5月3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情况来看，原告将其在公司百分之三十分的股权打价900万元进行转让，其中百分之八的股权打价240万元转让给被告梁志汉，这种打价方法是不公平的，转让双方首先应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评估，确定转让基准价格，在此基础上协商确定转让价格。被告梁志汉当时对公司的资产、负债的情况全然不知，原告百分之三十的股权应该包括有债权债务，这百分之三十的股权或许连公司章程标明的出资认缴本金300万都不值，原告凭什么打价900万元进行转让?公司已出证明证明一个事实——当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政府是要补助1700万给公司的，后来钱虽然到位，但被政府利用公权强行扣去，致使原告计划用政府1700万的政府补助款来购买原告转让的股权成为泡影。由此可看出，当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出资购240万元买原告转让的有8%股权不是被告本人当时的真实意思，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本案依法应当认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协议;2.被告当时在《黔南州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名是被诱导的、是对股权内容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签订的。签订《黔南州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原告跟被告讲股权转让协议是暂时签的，以后政府要补助1700万元给公司，再由公司出钱来购买原告转让的股权，用不到被告出钱购买的，由于说公司出钱所以领导叫签字就照签，后来张玉勇改了几次我们都不看照签名了，像是履行应付什么一种备案手续的思想完事出发。2018年5月3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第6项约定“张玉勇负责于2018年10月以前把公司截止今日杨柳田园项目二期已批国有建设用地指标出让给国土局，催促国土局把公示之前的手续走完，争取市政府能把公司缴纳的市级留存部分税收返还给公司，争取市政府能将杨柳街田园项目建设区的河道治理费用支付给公司，可是，到现在公司也没得这些费用，后来上面拨款补助给公司的1700万元也被政府强行扣去，造成公司现在资金困难重重，根本无力出资购买原告虚高转让的股权;3.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有多份，明显是阴阳合同、是违法合同，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2018年5月3日签订的《黔南州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是阴合同，内容与2018年5月4日、5月7日签订的《黔南州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阳合同的股权转让价格不一致，阴合同的转让价格明显高出阳合同的转让价格许多，且阳合同已经工商部门登记备案，阴阳合同恶意串通、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使国家少得税收，是违反法律硬性规定的合同、因而应是无效合同。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4）项规定…本案原告故意与被告签订的两《股权转让协议书》就是恶意损害国家利益，使国家少收税费，原告签订两份阴阳合同就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基于以上事实，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5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违法的，是无效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和《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在本案中，双方签订股权协议后，因被告还没有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给原告，故被告无须再履行双方签订的无效股权协议书约定的内容。至于工商已经备案股权变更登记，被告人愿意配合公司进行更改；4.原告在公司所持的股权是虚拟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原告在公司拥有所谓30%的股份，说有20%是领导持的干股，只能登记在原告的名下，另有10%是原告个人持有的股份，公司章程写明原告认缴出资额是300万元，其中10万元要于2016年6月10日前付清，可是，到现在公司财务帐上没有收到原告认缴出资的10万元钱，可见原告转让给被告的股权8%是不存在的;5.原告利用自已在公司任执行董事的优势地位，自已开证明、自已盖公章给自已出验资证明，此种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因为公司的财务报表至今没有原告认缴出资过钱的凭证记录;6.原告作为公司的执行董事，没有依法公布公司资产走向，反而隐匿公司存在的问题，在被告入股投资670万元，公司将大部份股东的投资款抽逃清退，由于被告身在广西，原告只退被告的50万元，被告曾经要求原告公开其他股东的退款情况，但原告不肯公开，只同意在2018年5月11日的股东联席会议上名确公司借得被告的620万元等有钱就还、并同意给被告10%的公司股份算是安慰完事。很明显，原告分亲疏远亲将公司资金抽逃退现给其他股东，剩下被告的本金拿作借款记在公司的帐上，此种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7.公司至今还欠被告的620万元未还，公司给被告10%的股份，被告至今一分利润都没分得过。现在公司因资金短缺，经营状况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原告的股权转让打价虚高，又没经过合法评估，过去被告是在不清楚公司资产是否负债和被诱导的情况下才去签字，实际公司会前没有通知开会要讨论股权转让的内容，被告开会前才从广西赶来，会上肚子疼几次上卫生间，所签文件都是原告打好了来找叫被告签的字;8.被告虽然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但没有实际付款履行，买卖还没有实际成交，原告没有理由要与被告强买强卖。综上所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股权转让协议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被告有理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无理诉求、并依法认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协议。 经审理，本院确认以下事实：1.根据2016年5月10日黔南州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亿公司）的章程所载原告张玉勇（出资300万元，其中2016年6月10日前缴清10万元，余款290万元于2035年5月1日前全部缴清）与被告梁志汉（出资100万元，其中2016年6月10日前缴清5万元，余款95万元于2035年5月1日前全部缴清）均为中亿公司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原告张玉勇与被告梁志汉各享有中亿公司股份分别为原告张玉勇30%、被告梁志汉10%；2.2018年5月3日，中亿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最终形成决议，该股东决议中载明：“一、张玉勇在公司所持30%的股份分别转让给股东刘启琼、梁志汉、莫小琼，其中刘启琼受让21%的股权；梁志汉受让8%的股权；莫小琼受让1%的股权；二、根据目前公司资产和项目运作情况，张玉勇以900万元出让其全部股权，所以刘启琼应出资630万元，梁志汉应出资240万元；莫小琼应出资30万元给张玉勇；三、各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日按受让比例筹足300万元资本金支付给张玉勇，剩余600万元于2018年10月1日前全部付清，如超期，未支付股权价款按每月3%支付利息给张玉勇；…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300万元资本金支付给张玉勇后修改公司章程并送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7、本次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和受让方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由各受让人承担…”原告张玉勇与被告梁志汉及其他股东在股东签名处签字捺印。同日原告张玉勇作为转让方（甲方）、刘启璋（乙方）、吴静（丙方）作为转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被告梁志汉（丁方）、莫小琼（戊方）、刘启琼（巳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甲、乙、丙将其合法拥有的中亿公司的股权分别转让给丁、戊、巳，该协议明确载明了：“…原告张玉勇同意将其在公司所持股权，即公司股权的8%转让给被告梁志汉；…原告张玉勇根据本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以240万元将其在公司拥有的8%股权转让给被告梁志汉，被告梁志汉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被告梁志汉同意在本合同双方签字之日向原告张玉勇支付80万元；在各方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后150日内，被告梁志汉向原告张玉勇支付剩余的价款160万元；…以上剩余价款最迟支付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如逾期，应付金额按每月3%的利息计算，但每月30日必须按时支付利息，而且资金占用时间不能超过2018年12月30日，如再逾期，每月利息调整为应付剩余价款的5%，利息支付时间不变；…如果受让各方未能按本合同第二条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延迟一天，除按第二条的规定支付利息外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1‰支付滞纳金…”原告张玉勇在转让方处签字捺印，被告梁志汉在受让方签字捺印；3.2018年5月7日原告张玉勇等人与被告梁志汉、案外人莫小琼、刘启琼等人共同签订了《确认书》一份，该确认书载明：“根据2018年5月2日和3日股东会会议决定，5月3日各股东签订了真实意思表示的股权转让协议，原计划将转让协议拿到公证处进行公证，但为了节约公证费，特签订本确认书，特别确认事项如下：一、中亿公司各新老股东股权转让和受让以2018年5月3日各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唯一真实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二、5月4日和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能按照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完成备案手续，不作为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张玉勇、被告梁志汉等人在股东签名处签字捺印；4.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2018年5月14日，中亿公司向都匀市市场监督局提交了《黔南州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决议》（载明时间为2018年5月2日、向梁志汉转让股权的价款为80万元）、原告张玉勇与被告梁志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时间为2018年5月4日，股权转让价款为80万元）、《黔南州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5月2日全体股东决议（附件）》（载明时间为2018年5月7日）等资料变更了中亿公司股东，其中被告梁志汉的出资比例由原有的10%变更为18%，而原告张玉勇不再为中亿公司股东；5.2018年9月26日，都匀市国土资源局发出《出让公告》对案涉项目土地进行挂牌出让；6.本案立案后，原告与被告于2020年8月10日对案涉纠纷通过微信方式进行了协商，根据微信聊天记录记载，被告梁志汉起草了协议一份发送给原告，而原告则要求的中亿公司及都匀市杨柳街德化及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对协议提供担保，最终双方未达成一致。 本院认为：中亿公司成立后，按照《黔南州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2016年5月16日）所载，原告张玉勇出资额为300万元，其中2016年6月10日前缴清10万元，余款290万元于2035年5月1日前全部缴清，占注册资本的30%，而该登记情况在中亿公司在2018年5月3日股东变更前已至相关部门登记确认，原告张玉勇享有中亿公司股权。2018年5月3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原告张玉勇将其持有的该公司30%的股权中的8%以240万元价款转让给被告梁志汉，但双方并未将该《股权转让协议》用于至市场监督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而选择使用了股权转让价款为8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决议提交市场监督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而从转、受让各方签订的《确认书》所载各方均认可2018年5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为各方唯一真实意思的表示，对此被告则提出阴阳合同系违法合同，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抗辩，故本院对案涉二份《股权转让协议》认定如下：在股权交易过程中“阴阳合同”的现象时而存在，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交易当事人为了规避行政法规，顺利完成股东名册变更，以及逃避税收等其他目的。合同当事人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应受到行政法规的处罚，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但民事行为方面，仍应当以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准。本案之诉系因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所引发不愿继续履行合同。如果仅仅因为阴阳合同的存在就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既不利于保护交易也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分析本案中并存在的二份《股权转让协议》可以看出，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系股权转让办理股东变更备案手续，而逃避税收并不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真实目的，虚假价格条款也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的，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故对于阴阳合同的效力应当认定为除虚假交易价格之外的其他条款有效，虚假交易条款因为损害国家和公共利益而应被认定为无效。在本案中，当事人分别于2018年5月4日（原签注的日期为2018年5月2日，后被更改为2018年5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为办理登记股东变更手续，阳合同，其价格条款部分是为达到特定目的而虚构的，而签注时间为2018年5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才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全面真实的体现，且在案涉转、受让各方签订的《确认书》对此亦有说明。故签注时间为2018年5月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涉及价格条款部分应属无效，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按照签注时间为2018年5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确定。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行为经中亿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被告梁志汉的股东身份及所持出资比例已记载于公司章程中并至市场监督部门登记备案，其理应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向原告履行受让股权对价240万元的给付义务，现其并未依约履行给付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4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给付股权转让价款利息的诉请，因双方对股权转让价款的给付时间已约定为“最迟支付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如逾期，应付金额按每月3%的利息计算，但每月30日必须按时支付利息，而且资金占用时间不能超过2018年12月30日，如再逾期，每月利息调整为应付剩余价款的5%，利息支付时间不变；…如果受让各方未能按本合同第二条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延迟一天，除按第二条的规定支付利息外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1‰支付滞纳金…”，鉴于原告已主动将该逾期付款违约金降低为按月息2%计算，而被告并未请求再次予以调低，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该逾期利息应自2018年10月2日起计算。而对被告提出的原告未实际出资、公司尚欠被告资金620万元等抗辩，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不予处理，对此被告或中亿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对被告提出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存在欺诈，违背被告的真实意思……、原告所持股份虚假等抗辩，因被告未举证证实其抗辩主张成立，且原告向被告转让股权前，被告已作为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理应明知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股权实际价值等，故对被告提出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的个人所得税问题，《股权转让协议》虽对此已约定为由股权的受让人承担，但原告未举证证实该费用实际发生，故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诉讼保全产生的保险费，因原告申请财产保全并非必须向保险公司购买保单保函，故该费用并非必要发生，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梁志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玉勇支付股权转让款240万元，并自2018年10月2日起以尚欠的股权转让款24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标准计付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 二、驳回原告张玉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14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9074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4074元，由原告张玉勇负担5074元，被告梁志汉负担19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志  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李昱莹（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