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3民初20906号原告：丁金霞，女，197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为健，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增南，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玉龙，男，198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盘锦市。被告：上海怡乡春竹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孙玉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志峰，北京市炜衡(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深海八百米长寿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396-408(双)号215-219、229、230。诉讼代表人：上海深海八百米长寿餐饮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上海九威清算事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之超。原告丁金霞与被告孙玉龙、上海怡乡春竹餐饮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怡乡春竹公司)、第三人上海深海八百米长寿餐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为健，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志峰、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之超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玉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丁金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孙玉龙、怡乡春竹共同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195,443元及前述款项自2017年8月2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事实与理由：原告起初在上海市铜川路水产市场经营海鲜水产生意，后搬迁至上海市江阳路水产市场经营海鲜水产生意。被告孙玉龙长期向原告采购各种海鲜产品。双方口头约定货款十天结算一次，后推迟至每月结算一次，所有货款均由被告孙玉龙名下账户汇入原告名下账户。原、被告之间海鲜买卖往来已有数年，期间被告孙玉龙付款虽有拖延，但经催索均能支付。然2017年4月29日之后的货款，被告孙玉龙却以各种理由拖欠不付，后更是避而不见。被告孙玉龙是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委派的采购人员又是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员工，使用的车辆也是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所有，故原告认为被告孙玉龙和怡乡春竹公司存在人格混同、过度控制的事实，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原告向两被告多次催款未果，遂诉至法院。被告孙玉龙未作答辩。被告怡乡春竹公司辩称：一、原告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既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未通过口头、电子数据交换、聊天软件等方式达成买卖合意，在原告起诉前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所有员工均不认识原告，双方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建立合同关系的可能性；二、原告起诉的逻辑基础是被告孙玉龙是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人通过被告孙玉龙的银行卡向原告支付过资金，原告就认为该付款行为是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付款行为，进而认定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显然这种逻辑是错误的，通过全国企业信用系统查询，被告孙玉龙除担任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外，还担任多家餐饮公司的股东和高管，被告孙玉龙向原告付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是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向原告付款；三、原告提供的供货单上人员的签字、收货单位的名称均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无关；四、与原告对账的人员并非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员工，被告孙玉龙的银行卡仅是向原告付款的付款工具，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也没有授权任何人与原告进行对账和结算；五、被告孙玉龙虽然是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两者的人格是彼此独立的，被告孙玉龙对外负债，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无关，同时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根本不能证明被告孙玉龙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当然更谈不上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和诉状中所讲的事实根本无法证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综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上海深海八百米长寿餐饮有限公司述称：涉案诉请和事实与第三人均无关，原告提交的微信对账、银行流水、货物签收人员等证据都与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其也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本案诉请与第三人无关。当事人举证、对方质证及本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了微信群“怡乡康龙报单群”聊天记录截屏(采购单)20页；对账后经被告财务确认欠款金额的微信群“怡乡春竹对账”聊天记录截屏11页；原告尾号8417的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前述三组证据互相印证，拟证明原、被告存在较久的海鲜买卖关系，被告结欠原告海鲜货款1,195,443元的事实，原、被告海鲜交易主要是通过微信联系，存在两个微信群，一个是对账群，一个是报单群，流程大概是被告每天提前一天向原告通过报单群报告需要购买的品种、数量及提货车辆，让原告备货，且报单群所涉及的内容与对账群所涉及的内容互相印证一致；被告孙玉龙确认至2017年7月31日拖欠原告海鲜货款1,195,443元，同时确认货款已支付到2017年4月29日(附支付凭证)，对账细目及付款数额与原告提供的对账单，被告微信订货单截屏互相印证一致；原、被告以往买卖交易的货款均由被告孙玉龙个人名下账户支付，2017年7月22日被告孙玉龙个人名下账户最后一次付款106,715元，用途载明为货款。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仅对前述三组证据中的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告没有提供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认该组证据是否完整反映了聊天的内容；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原告的微信，也从来没有安排任何人员与原告采购海鲜、进行对账，且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无法判断对账人员的身份、公司名称、交易内容，付款主体等，从聊天内容来看无法判断沟通及对账人员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有关联；该微信聊天群名虽是“怡乡春竹对账”，但群名是可以任意设置的，且聊天内容根本无法体现出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有关，以“怡乡春竹”为单位字号的企业多达71家，不能因为群名有“怡乡春竹”就推定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与本案有关；在聊天记录中多次出现了江阴、乐园、无锡一、无锡二、石湖、昆山、杭州等地名，说明原告的送货区域至少覆盖上述地点，而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经营地点仅在上海宝山，从未在上述地点设立经营场所或者分公司，所以前述地点发生的交易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无关；银行交易明细等仅能证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家单位通过被告孙玉龙的银行卡向原告转账的事实，但无法证明该转账行为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有关，被告孙玉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人，其虽是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同时还兼任其他单位的股东和高管，其个人银行卡向原告转账的行为无法判断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即便是单位行为，也不能明确是哪家单位的行为。第三人对前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且认为与第三人无关。本院认为，虽然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第三人对前述证据中的两个微信群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前述两组微信群聊天记录内容结合被告孙玉龙的付款记录，三者可以互相印证，由此可见微信群的聊天内容的真实性，其证明力应予确认，内容将在事实查明部分作具体叙述，此处不展开；而前述三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将在后文中结合其他证据及事实进行综合审查判断。2、原告提交了宝山区社保中心查询单及对应被告采购人员签名的记账单15页，梅林是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到原告处采购并签名，其签署记账单的日期和报单群中宝山店报单的信息相吻合，至原告处采购的人员系受被告孙玉龙委派，且货款由被告孙玉龙支付；微信对账群，微信报单群的截屏内容和原告提供的记账单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双方存在海鲜买卖关系，亦可证明两被告财产、人员混同。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对前述证据中社保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有梅林签字的记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记账单并不能证明梅林是代表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或被告孙玉龙与原告建立买卖关系，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仅是怡乡春竹餐饮品牌下面的一家经营场所，其采购均是通过集中统一的采购平台对外进行采购，由集中统一采购平台与终端供货商对接，原告是供货商之一，双方就供货的品种、数量、价款等达成一致后，由集中统一采购平台通知具体的需货单位(包括本案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到指定地点收取货物，之后再由集中采购平台公司与供货商(包括原告)进行结算，与实际的需货单位无关；梅林之所以在记账单上签字，就是根据上面的模式，到原告处提货，但实际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与原告之间是没有买卖关系的，原告是根据案外人的某某向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供货；经被告统计，从原告提供的2016年7月25日至2017年7月22日的银行流水来看，被告孙玉龙的银行卡总共向原告转款高达455万余元，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一家店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进货量的，也进一步证明被告孙玉龙的付款行为和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人对前述证据中社保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予确认，并认为前述证据均与第三人无关。本院认为，鉴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及第三人对社保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并确认了梅林是怡乡春竹公司员工及其签署的记账单的真实性，故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原、被告持有争议的待证内容将在后文作具体论述，此处不再展开。3、原告提交了机动车信息查询单及对应的微信群“怡乡康龙报单群”截屏、记账单，牌号沪LQXX**是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名下的车辆，该车辆在报单群里已经披露且同日有被告财务人员王力楠签名对应的记账单；至原告处采购的车辆、人员均系受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委派；微信对账群，微信报单群的截屏内容和原告提供的记账单、车辆信息、被告孙玉龙的付款记录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双方存在海鲜买卖关系，亦可证明两被告财产、人员混同。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对前述证据中机动车信息查询单和王力楠签字的记账单真实性无异议，牌号沪LQXX**的车辆虽确实登记在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名下，但并不能证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与原告存在买卖关系，具体理由同前述证据2的质证意见，且尾号为7788的车辆很多，故无法确定微信群聊天记录里的7788就是指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所有的牌号沪LQXX**的车辆。第三人对前述证据中机动车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予确认，并认为前述证据均与第三人无关。本院认为，鉴于前述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及第三人均不持异议，其真实性应予确认，关于待证内容的争议部分将在后文中结合其他证据及事实进行综合审查判断。4、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提交的公司员工花名册，拟证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没有任何工作人员是原告所陈述的微信对账群和微信报单群里的人员。原告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是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提交的花名册上有梅林，且审理中被告怡乡春竹公司认可梅林、王力楠是其员工，但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提交的花名册上却没有王力楠，故原告对花名册真实性存疑；此外，被告提供的花名册和原告所举的部分证据能互相印证，可见原告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亦可以印证被告孙玉龙、怡乡春竹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人员混同。第三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虽无法确认，但原告提供的微信群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是谁与原告联系涉案买卖业务，故第三人认为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前述证据还是可以证明其证明目的的。本院认为，鉴于原告及第三人对前述证据真实性均表示无法确认，且前述证据系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单方制作，故本院对前述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但被告怡乡春竹公司自认梅林、王力楠系其员工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5、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提交了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被告孙玉龙是代表第三人向原告付款。原告对前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因欠房东房租及客户多笔款项而已关门，被告孙玉龙是第三人的股东及监事，有牵连关系下出具的说明缺乏真实性，如果有真实发生，需提供相对应的记账单或者该单位的记账凭证，但前述证据印证了被告孙玉龙控制着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第三人等家族企业；据原告了解第三人是自助餐形式的经营模式且消费不高，一般情况下不会采购昂贵的海鲜产品供应客户；被告怡乡春竹公司认可原告是其终端供货商之一，并且也承认款项是被告孙玉龙向原告支付的，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用法律上的事实否认了前述证据记载的内容。第三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破产管理人接受指定后并未接收到第三人的公章，故对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三人早在2017年就因拖欠房屋租金及其他诉讼案件而不再经营，第三人原经营场地是在普陀区长寿路，原、被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没有一个是第三人的地址，前述证据中所述的支付的货款或者说是买卖合同是与第三人有关均不具有合理性的，故前述证据与第三人无关。本院认为，鉴于前述证据出具单位第三人的破产管理人均无法确认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前述证据不予采信。6、原告补充提交了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7月31日原告的记账单，拟证明两被告到原告处购买海鲜产品，并在当日记账联上确认无误后签字，签字的内容、金额与微信中被告财务对账金额相符；记账单上的签收经办人员，系两被告的员工，“怡乡春竹对账”群内提交的1-4月的月报表上的金额是由记账单统计对账后得出的，1-4月份记账单上的签收人与4-7月份的签收人部分是一致的，部分因为调离故不一致。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之间没有建立任何买卖关系，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从未直接向原告采购过任何海鲜，也没有持有过原告提供的记账单，故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无法辨别前述记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鉴于前述记账单所体现的地名与相关的所谓签收人员的签字，不是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故前述记账单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没有关联性；原告提及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安排财务人员与原告进行对账是原告的虚假陈述，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从未安排任何财务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与原告进行任何对账，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并不认识原告提供的微信群聊天记录中的对账人员。第三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与第三人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原告补充提供的记账联上没有任何信息反映出与第三人有关，签字及客户名称也与第三人无关。本院认为，虽然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及第三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但鉴于其中由梅林、王力楠签署的记账单的真实性得到了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确认，故本院认为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可予确认，而关于其拟证的事实和本案关联性的争议将在后文中结合其他证据及事实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根据对相关证据的审核认定，本院查明以下法律事实：一、微信群“怡乡康龙报单群”的聊天记录，聊天双方分别为原告员工和相对方人员，在微信报单记录中，相对方人员发送的信息中记载了“宝山”、“杨浦”、“苏州”、“石湖”、“乐园”、“昆山”、“杭州”、“江阴”等对应每日所需海鲜的名称、数量等，并记载了提货的司机、联系电话、车辆车牌及停车位置时间等信息，其中“6月25日晚上21：12宝山加货金响螺5只明天10点拿货p2停车场车牌7788”。审理中，原告和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确认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名下登记有牌号为LQ7788的江铃全顺牌小型普通客车。二、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7月31日原告的记账单，每页均记载了海鲜名称、单位、数量、单价、总额等，客户名称处标记为“宝山”、“杨浦”、“苏州”、“石湖”、“乐园”、“昆山”、“杭州”、“江阴”等，记账单上签有“梅林”、“李士贵”、“王力楠”等不同收货人的姓名、姓。前述期间内的记账单记载的海鲜货款总金额合计为1,198,930元。审理中，原告和怡乡春竹公司确认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王力楠签署的记账单金额合计为5,858元，梅林签署的记账单金额合计为28,136元。三、微信群“怡乡春竹对账”的聊天记录，其中一方为原告员工，另一方微信号为“huihyu123”。在微信对账记录中，对方于2017年7月22日发送一份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给原告员工，该份回单中载明付款方为被告孙玉龙、收款方为原告、金额为106,715元、交易用途为货款。在发送该份回单后，对方表示“货款支付到2017年4月29日，请核实，谢谢”，原告员工回复“对的，谢谢”，对方表示“你好，截止7月31日我们公司还欠货款金额1,195,443元，核实后请回复，谢谢”，原告员工回复“OK”，对方表示“你好，账有没有核实好？对不对”，原告员工回复“对的”。对方表示“好的，谢谢，我以后会在每月初和你们对好截止上个月底我们公司还欠的总账。”。在微信对账记录中，对方向原告员工发送了若干份表格，该些表格中详细记载了“购康龙海产雪蚌等货物”的具体日期及对应金额，并记载了被告向原告付款的具体日期和对应金额，其中记载“1.18孙玉龙卡支付丁金霞康龙海产货款XXXXXXX,000.00”“2.17孙玉龙卡支付丁金霞康龙海产货款XXXXXXX,000.00”。在微信对账记录中，对方表示“2016年年底我们还欠的总货款”“2017年1-6月我们支付了220万元对不对”，原告员工回复“726,261”“总共汇了220万元”，对方表示“我们这边2016年年底记录的是726,255”，原告员工回复“差几块钱没关系的”“重要的是今年的你再加加看”。四、被告孙玉龙于2016年7月25日向原告转账693,658元、于2016年9月30日转账150,000元、于2016年10月21日转账400,000元、于2016年10月28日转账100,000元、于2016年11月24日转账500,000元、于2016年12月12日转账300,000元、于2016年12月26日转账400,000元、于2017年1月18日转账800,000元、于2017年2月17日转账500,000元、于2017年3月22日转账500,000元、于2017年6月6日转账400,000元、于2017年7月22日转账106,715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院结合当事人的诉称、辩称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认定如下：首先，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可以证明被告孙玉龙有向原告支付海鲜货款的事实。被告怡乡春竹虽辩称孙玉龙是代第三人向原告付款，但为此仅举证了一份落款为第三人的情况说明，而第三人的破产管理人到庭后，并未认可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亦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且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材料对前述情况说明予以佐证，因此本院对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前述辩称不予采信。其次，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及第三人虽对原告举证的微信报单聊天记录、记账单、微信对账聊天记录均不予认可，但对微信对账聊天记录中与原告对账一方所发送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予以确认，而该份回单作为被告孙玉龙向原告付款的凭证，按常理应由付款人即被告孙玉龙持有。同时，微信对账聊天记录中该对账人员所发送的若干表格中记载的每日采购海鲜的日期、金额，与微信报单聊天记录中的每日报单记录及记账单中的每日采购情况均能高度吻合，该对账人员所发送的被告孙玉龙的付款情况，亦与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中的转账记录完全一致。此外，2017年4月30日至7月31日期间记账单的合计金额与微信对账聊天记录中对账人员认可的同年4月29日之后至7月31日止的欠款总金额相差极小，亦可互相佐证。结合被告孙玉龙系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因此，虽然原告无法明确该对账人员的具体身份信息，但在被告怡乡春竹公司未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以推定该对账人员应与被告孙玉龙或怡乡春竹公司有关，系代表被告孙玉龙或怡乡春竹公司与原告进行对账。再次，原告虽然主张其系与被告孙玉龙存在海鲜买卖关系，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和被告孙玉龙存在混同，故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然而，根据原、被告各方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出原告应是与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之间存在海鲜买卖关系，具体分析如下：原告提交的记账单中部分记账单签收人王力楠、梅林经原告和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确认系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员工；微信报单聊天记录中披露的提货车辆为“7788”，而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名下恰登记有牌号为LQ7788的江铃全顺牌小型普通客车；被告孙玉龙系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微信对账记录中原告相对方人员多次表述“你好，截止7月31日我们公司还欠货款金额1,195,443元，核实后请回复，谢谢”、“好的，谢谢，我以后会在每月初和你们对好截止上个月底我们公司还欠的总账。”等等，可见被告孙玉龙的付款行为应系职务行为；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系餐饮企业，其经营范围明确为大型饭店，其日常经营极有可能需要使用海鲜等食材。鉴于上述种种事实，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亦未作出合理解释，被告怡乡春竹公司现仅以孙玉龙付款未必代表其公司、梅林等人的收货行为未必代表其公司作为抗辩理由，本院实难采信。本院认为以高度盖然性来论，涉案海鲜买卖关系应发生于原告和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之间。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举证的微信报单聊天记录、微信对账聊天记录、记账单、银行付款记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相较被告的抗辩更具有证据优势，因此对原告和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之间存在海鲜买卖的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虽然微信对账聊天记录中的对账金额和其对应期间内的记账单合计金额存在数千元的小差距，但原告审理中明确表示因海鲜供货途中可能存在货损，其认可微信对账聊天记录中的对账金额，即双方确认的截止2017年7月31日欠付原告货款1,195,443元。被告怡乡春竹公司向原告购买海鲜后，理应按约或于合理期限内付款，逾期应偿付原告相应的利息损失，被告怡乡春竹公司久欠不付，显属不当，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怡乡春竹支付货款1,195,443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怡乡春竹餐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丁金霞货款1,195,443元及前述款项自2017年8月2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丁金霞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6,5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500元(原告丁金霞已预缴)，由被告上海怡乡春竹餐饮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同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按上诉状请求金额预缴上诉受理费，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双幸审 判 员  张庆刚人民陪审员  张玉英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汤睿谐书 记 员  张霜霜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