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6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士信，男，195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洪兰，女，195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达，山东有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士文，男，194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岭。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三。上诉人于士信、王洪兰因与被上诉人于士文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士信、王洪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应当继承使用的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确认1997年5月11日的“收回房屋合约”合法有效，该合约约定案涉房屋“购买后有于登水及长子于士文收回有于士信及后代继承使用”，且半程镇乜家村民委员会盖章认可，因此，自1997年5月11日回购转让后，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即享有所有权使用权，只是当时上诉人不在乜家村居住，才让被上诉人代管。现在上诉人要回乜家村居住，被上诉人理应返还代管的房屋。不论“收回房屋合约”是否约定了房屋所有权，但对该房屋的继承使用权约定明确。原审判决以案涉房屋所有权未有约定为由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给予纠正。补充意见：一、被上诉人一审答辩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997年上诉人于士信因病无钱医治，上诉人之妻王洪兰回家筹钱不得，不得已将老家房屋卖于本村于士全。上诉人父亲于登水考虑上诉人在老家无房可住，商量上诉人王洪兰将卖出的房屋收回，上诉人表示于士信需要治病无力退还房款，上诉人的父亲于登水表示被上诉人于士文手中还有上诉人应分的卖牛钱，如还不够他可以凑上，上诉人遂同意收回卖出的房屋。经上诉人王洪兰和于士全协商，于士全同意将房子退还上诉人，上诉人返还原价房款。退款由上诉人的父亲于登水安排被上诉人交付于士全一方，上诉人王洪兰没有经手，1997年5月11日村委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收回房屋合约。被上诉人一审答辩是自己购买的涉案房屋，签订“收回房屋合约”的目的是敷衍一下于士全，既不符合事实也违背常理。如果不是以上诉人的名义收回，于士全刚买了房就又卖出去，合乎常理吗？而且，房款仍是原价2500元。如果是被上诉人自己向于士全买的房，于士全应该明白，何必还要签署“收回房屋合约”敷衍呢？既然是敷衍，为什么被上诉人不自己收着“收回房屋合约”，或者敷衍完了就毁掉算了，而是由村支两委人员出面并加盖村委公章，后又交于上诉人王洪兰按印确认，并保管至今呢？至于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于某3的证言来证实是自己购买了涉案房屋，与上诉人提交的日期为1997年5月11日的收回房屋合约相矛盾。该收回房屋合约继承代接人处于士信、王洪兰的名字就是于某3代签的（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8页），这说明于登水和于士文经手收回涉案房屋，是为上诉人收回的这一事实，于某3是知情的，是以于某3写明了继承代接人为于士信、王洪兰。至于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时间为1997年5月2日于士全将涉案房屋卖于被上诉人的卖房契约，上诉人并不知情。被上诉人为什么要涂改上诉人和于士全作废的卖房协议形成一个新契约，上诉人无法理解。且该涂改的卖房契约的两方是于士全和于士文，没有村委人员参加，反而加盖了村委印章。在几天后的1997年5月11日被上诉人于士文签订“收回房屋合约”时，村委人员参加，并加盖村委公章。于士文为什么当时不提出是自己买的房？为什么还要签署内容是涉案房屋归上诉人的收回房屋合约，舍得将自己买的房子约定给上诉人？当然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购买了房屋，根据“收回房屋合约”，也可理解为被上诉人收回房屋后又转让给上诉人。二、一审没有对证据《收回房屋合约》进行正确的解释和认定，是导致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的重要原因，应予纠正。《收回房屋合约》是被上诉人所签，一审认定为合法有效。但对该合约的解释及适用背离了合约本身的目的。首先，合同的解释应遵循真意解释原则，探究合同的真实意思。《收回房屋合约》的真实用意就是确认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权利，否则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就没有必要签署这么一份《收回房屋合约》，村两委也没有必要参与这一合约的签订；其次，合同的解释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既然被上诉人签署了《收回房屋合约》，就应信守；另外，对《收回房屋合约》中的用语，应注意合约的签订发生在20年前，是在农村由缺乏法律知识的人拟定的，应考虑当时的农村人的语言习惯。在农村，即便是现在，表达某东西归准所有，仍习惯说由谁继承使用了。因此《收回房屋合约》中的“由于士信及后代继承使用”就是表示归于士信及后代所有使用的意思；否则，涉案房屋的原购买方于某3也不会在《收回房屋合约》上签上“继承代接人于士信、王洪兰”。最后，本证据标明的是收回房屋合约，依据本合约的体系及目的解释方法，收回人当然不是“转让人于士文”，而是“继承代接人于士信、王洪兰”；并且，合约明确了“以上买房草约全部作废”，当然包括上诉人和于士全签订的卖房契约，也包括了上诉人不知情的被上诉人主张的买房契约。被上诉人辩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本案中上诉人妻子王洪兰出卖房子后，由答辩人及其父亲将涉案房屋买回。至于上诉人在上诉请求中提及的“收回房屋合约”内容，认为应由其继承并约定继承使用权是不正确的。该合约形成时间为1997年5月11日，形成合约之前的买房款是由答辩人支付的，上诉人在整个案件中，没有投入任何成本。二、“收回房屋合约”的主体为答辩人，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直接上的继承关系，协议仅仅约定的是使用权而未对所有权进行约定，涉案房屋是由答辩人买回的，很明显本案中房屋为答辩人所有。三、被答辩人于士信、王洪兰作为案外人于登水（现已去世）的儿子，未尽到赡养义务。一审诉状中，被答辩人陈述在北京工作且已退休，其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对其父母不管不问，双方父亲于登水于1997年5月患有偏瘫卧床七年左右，被答辩人仅仅回家看望过一次老人，之后就不管不问。2013年，于登水去世时，被答辩人居住在兰山区××镇××庄××村岳父家，也没有回来办理丧事，更未支付任何丧事费用。被答辩人不尽赡养义务，对该房屋没有权利主张。于士信、王洪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房屋三间；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于士信与于士文系兄弟关系。1997年，因于士信患病急需资金，王洪兰将二人所有的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房屋三间（四至为：南邻聂士富、北邻巷子、西至街、东至聂士林）作价2500元出售给其本村村民于士全。并于1997年3月3日委托于某1签订卖房契约。1997年5月2日，于士文以2500元的价格对案涉房屋进行回购，并在1997年3月3日买房契约中“卖於于士全”更改为“卖於于士文”，并重新签订时间。1997年5月11日，于士信、王洪兰、于士文就二原告出售给于士全的房屋三间签订收回房屋合约一份，并由案外人于某1、于某2、于某3签字捺印作证，村委会加盖了村委公章，合约内容为：“收回房屋合约兹有我村村民于士信之妻王洪兰出售房屋三间宅院，内外一切树木等有于士全（及于某3）购买后有于登水（及长子于士文）收回有于士信（及后代）继承使用一切资金由于登水及于士文支付，与于士信无关口说无凭立字为证永无反悔。以上买房草约全部作废转让人于士文（手印）继承代接人于士信、（手印）王洪兰由村民委会盖章生效（村委会公章）证人：于某1（手印）于某2（手印）于某3（手印）1997年5月11号下午7点50分”。协议中二原告字迹系由于某3代签由王洪兰捺印确认。协议签订后，原告并未居住，案涉房屋由于士信管理使用，2019年3月原告要求翻盖案涉房屋居住，被告拒不同意返还，原告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于士文主张合约书中于士信、王洪兰签名处的手印并非王洪兰所捺，并申请鉴定，后与2019年6月5日申请撤回鉴定。一审法院认为，于士信、王洪兰出售案涉房屋，于士文回购案涉房屋的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收回房屋合约以及被告提交的买房契约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于士信、王洪兰与于士文签订的收回房屋合约，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对合约中二原告处的捺印提出异议，并申请对该手印是否系王洪兰所捺进行比对鉴定，后又于2019年6月5日撤回鉴定申请，应当认定被告认可合约中手印系王洪兰所捺。但案涉协议中仅是对于案涉房屋的使用进行了约定，并非系对案涉房屋所有权进行的约定，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该房屋系其所有，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房屋三间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于士信、王洪兰要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洪兰、于士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洪兰、于士信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焦点为：收回房屋合约中案涉房屋“由于士信（及后代）继承使用”应理解为所有权还是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首先，收回房屋的主体应认定为于登水及于士文。该合约明确载明案涉房屋由于登水及长子于士文收回，该记载与于士文保存有于士信和于士全之间的房屋买卖契约的事实相互印证，亦与于士文参与签订收回房屋合约的行为一致。其次，收回房屋的资金应认定为由于登水及于士文支付。该合约明确载明一切资金由于登水及于士文支付，与于士信无关。于士信、王洪兰关于回购房屋资金包括其应分得的卖牛钱的主张，既无证据证实，又与其捺印认可的收回房屋合约记载的内容相悖。再者，合约中的“继承使用”或“继承、使用”的含义均与所有权具有明显区别，且使用“于士信继承”的表述更是以于士信对房屋不直接享有所有权为前提的。最后，从合约签订的背景及目的看，是为了解决于士信卖房治病和无房居住的矛盾而做的统筹安排。王洪兰卖房取得了相应房款，于登水及于士文将房屋回购后交于士信使用，既解决了于士信治疗所需资金，又免除了以后无房居住的困境。反言之，如果系王洪兰卖房后自行回购，则由王洪兰直接取回其与于士全所签订的卖房契约即可，无需将卖房契约交付于士文，于士文和于士信、王洪兰亦无需签订收回房屋合约。综上所述，案涉房屋由于登水及于士文出资收回，于士信、王洪兰并未出资收回房屋，不能因此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合约中“由于士信（及后代）继承使用”应理解为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于士信、王洪兰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并据此要求于士文返还房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于士信、王洪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树东审判员  马凤霞审判员  邵 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彭善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