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01民初1877号原告：金道见，男，汉族，1968年7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吴秀芳，重庆言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段杰辉，男，汉族，1963年12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志江，重庆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金道见与被告段杰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由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受理，经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道见及其诉讼代理人李勇、吴秀芳，被告段杰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志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道见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合伙入股资金8万元，并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1年7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7月，被告以段平要购买开县一煤厂(原开县煤矿有限公司)股份，被告将进行入股为由，邀约原告等人与被告一起进行入伙，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于2011年7月7日将8万元入股资金转账给被告，被告于同日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其内容为:“今收到金道见一煤厂投股现金80000元”。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了解入股资金的情况，被告均说没有赚钱。直至今年，原告才得知被告在收到原告的入股资金后根本没有投到一煤厂股东段平处进行入伙，原告遂找到被告要求归还款项，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诿。原告认为，其与被告形成个人合伙关系，但因被告未将资金投入到一煤厂，合伙目的未实现，应将其收取的合伙资金返还原告。庭审中，原告认为，即使经审理认定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关系，被告没有以委托人的身份和名义实施委托事项，被告没有完成委托事项，也应将入股资金退还原告。被告段杰辉辩称：原、被告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也没有约定具体的权利义务，被告只给原告出具收条一份，双方没有形成个人合伙关系。原告为投资云南彝良县牛街镇煤矿（以下简称云南煤厂）向被告交付股金，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也将股金支付到了云南煤厂，双方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被且告完成了委托事项。现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入股金，没有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收条、转账凭证、调查询问笔录、开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开县2014关闭煤矿名单的公告》、开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资料，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2019年10月27日的谈话录音、个人业务存款回单、收款收据、段杰辉的银行交易明细、邱占英关于云南彝良县牛街镇煤矿相关情况说明。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调查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其是当事人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谈话录音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其属于偷录、未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属非法证据。双方当事人对本案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调查笔录，本院认为，其是原告代理人在案前对当事人的询问，其性质上属于当事人的陈述，其证明力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进行确认。对于被告提交的谈话录音，因该证据是对当事人现场谈话的录音，内容具有客观真实性，收集过程没有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其证明力，依法予以确认。本院经审查，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对本案案件事实认定如下：开县煤矿有限公司（本案当事人所称开县一煤厂）成立于2002年12月，该煤矿为普通型合伙企业，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08年3月由张其安变更为段吉平。2012年2月段吉平将其在该司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他人，并被该公司免去了董事、总经理职务。2014年7月，该公司经开县人民政府关闭。云南彝良县牛街镇煤矿成立于2005年11月，段吉平任该煤矿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段杰辉与案外人段吉平（也称段平）系堂叔侄关系，与另案原告李福万系郎舅关系。2011年7月6日，段杰辉向另案原告李福万出具收条，收条载明段杰辉收到李福万交来的8万元投股现金；段杰辉向另案原告刘杨军出具收条，收条载明段杰辉收到刘杨军交来的投股现金5万元。同日，段杰辉向段吉平的妻子邱占英的银行账户存款23万元及转账7万元，合计30万元。2011年7月7日，段杰辉分别收到原告金道见的银行转款8万元及由另案被告段百辉转交另案原告胡定军的转款10万元，段杰辉同时向金道见出具收条一份。同日，段杰辉向邱占英转款25万元。段杰辉向邱占英打款合计55万元。根据段杰辉的陈述，该款中有李福万的8万元、胡定军的10万元、刘杨军的5万元、金道见的8万元，还有李福元的3万元、黄文学的1万元、谭淑芬的20万元，共计55万元。原告在庭审中出示段杰辉出具的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金道见一煤厂投股现金80000.00元。”对于该收条中的“一”，原告称其在段杰辉出具后就发现没有“一”字，就叫段杰辉补写上去的，段杰辉不认可金道见的说法，称当时并没有写“一”，收条在原告的手中，肯定是原告本人补写上的。2011年8月30日，邱占英向段杰辉转账20万元。次日，邱占英向段杰辉的妻子李明翠出具《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上载明收款35万元，款项来源：入股彝良县牛街镇煤矿现金，邱占英在该收据上签字，并加盖彝良县牛街镇煤矿财务专用章。对于上述退款20万元和《收款收据》，段杰辉辩称，因谭淑芬要装修房屋就要求不投了，找邱占英把谭淑芬投的20万元退了，并陆续还给了谭淑芬，所以谭淑芬出的条子是35万元；因为被告是教师身份，就叫邱占英出给老婆李明翠，所以交款户名为李明翠；因为煤厂不分别记账，出收据都是出给被告一个人的。庭审中，被告提交一份金道见、段杰辉、李福万、王发翠（刘杨军的母亲）等人于2019年10月27日晚在侨城半岛百味江湖店里的谈话录音，该录音长1小时26分50秒，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内容：1、段杰辉有没有投入20万元，并退回20万元？段杰辉坚持其只是一个代收人，没有投入20万元，段吉平也没退给他20万元，金道见、李福万和王发翠坚持段杰辉投入了20万元，并且段吉平退了20万元，该20万元应该作为煤矿的利润在四人中按照入股笔录进行分配，双方没有谈妥，段杰辉建议四人可以走诉讼程序；2、当初入股金投到哪个煤矿？段杰辉说，金道见四人都说投到哪里都可以，金道见和王发翠都否认说了这话，李福万也否认这种说法，且强调说，没有说投不到一煤矿就投云南煤矿，后面知道后，就说投都投了，投到哪里都可以；李福万讲到，金道见问他资金投到一煤矿没有，一煤矿没有投到，怎么不去找别人退钱；3、金道见还讲到，其找袁春林在云南煤矿投了自己，袁春林主动向其出具了收条；当时发现不是一煤厂的条子，心里就有气；那天你还说一煤厂亏了几万，我们的钱是投到一煤厂的；段杰辉没给我说过钱没有投到一煤厂，你把钱投到云南煤厂去了。既然没买到一煤厂，你们应该问一下我们。庭审中，段百辉向本院提交邱占英出具的《关于彝良县牛街镇煤矿相关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2002年开县一煤厂破产，段吉平等人合伙买下煤厂，一直经营至2011年。因段吉平在之前买下了云南煤矿，所以从2010年开始出卖一煤矿的股份，2011年进行了股权转让，2011年段吉平就离开了一煤厂到云南去了。大约2011年，段杰辉找到我说有朋友向入股云南煤厂，当时煤厂股份比较紧俏，我介于和段杰辉的关系就同意了。当时，段杰辉一共给我转了55万元，后没多久段杰辉说他老表谭素芬有20万元有其他用不投了要退回，我就退了20万元，剩余35万元给段杰辉老婆李明翠除了收条，并盖了云南煤厂公章。我们出收条后，没有退过股金，也没分过红。”另查明，李福万、刘杨军分别作为原告，另案起诉被告段杰辉要求段杰辉返还其投股资金。胡定军作为原告，另案起诉被告段杰辉、段百辉，要求段杰辉、段百辉返还投资资金。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系个人合伙协议或是委托合同，二是被告是否应当退还原告请求的入股资金。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系个人合伙协议或是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首先，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据此，个人合伙应当订立书面协议，没有订立书面协议，应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且应对合伙出资的数额、盈利、风险进行约定。从本案分析，原告主张其与段杰辉形成共同购买开县一煤厂股份的个人合伙协议关系，但没提交双方订立的书面合伙协议，本案原告金道见及另案原告李福万、胡定军、刘杨军虽均主张其与被告形成口头合伙协议，但上述四原告均已以相同法律事实，相同的法律关系，要求段杰辉承担民事责任，明显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仅以其个人陈述认定其与段杰辉形成口头合伙协议，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具有个人合伙关系的形式构成要件。同时，当事人之间也未对合伙出资的数额、盈利、风险等实质内容进行约定，双方不具有个人合伙关系的实质构成要件。综上，对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形成合伙协议法律关系，并以此法律关系请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被告段杰辉不是煤厂的负责人，也不是煤厂的受托人，只因为其与段吉平的关系，原告才找到段杰辉帮忙购买煤厂的股份，段杰辉接受原告的委托，代为收取入股资金，双方也未约定被告有入股分红的权利和承担风险的责任，被告仅是原告投资煤厂的受托人，其与原告间因投资煤厂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且是合法有效的。被告未收取相关费用，双方之间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原告是委托人，被告是受托人，双方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应当由委托合同方面的法律规定调整。二、关于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原告的入股资金？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受托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受托人如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反之，如被告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形，不应当承担相关民事赔偿责任。被告有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当看被告有无违背原告购买开县一煤厂的意愿而擅自购买云南煤厂，或者故意编造云南煤厂有盈利，或者隐瞒云南煤厂有亏损，或者明知云南煤厂有亏损而未告知导致原告因严重失误投资云南煤厂而产生损损失的情形。首先，金道见的收条上虽有“一”字，但结合金道见在谈话录音中“当时我看到这个条子就有气，不是一煤厂的条子，心里就有气。”分析，说明段杰辉给金道见出具收条时没有写明开县一煤厂。另案原告李福万、刘杨军的收条上也未写明是入股开县一煤厂，结合谈话录音内容，李福万否认金道见说资金投到开县一煤厂，金道见也讲到袁春林问到金道见开县一煤厂没有买到，买的云南煤厂，退不退款，金道见回答投哪里都可以等内容，说明李福万、金道见在段杰辉当初是知道开县一煤厂投不到，而投到了云南煤厂。同时，段吉平在2012年2月就将其在开县一煤厂的全部股份转让，开县一煤厂在2014年被政府关停，原告等人应该清楚开县一煤厂的经营情况，也应该清楚煤厂的关停情况，如原告购买的是开县一煤厂，在购买股份后的几年时间里，特别是煤厂关停后却没有向段杰辉问过一煤厂的入股投资情况，实在与生活情理不符。所以，本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有违背原告购买开县一煤厂的意愿而擅自购买云南煤厂的情形。其次，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陈述，原告购买煤厂股份时就存在煤矿行业盈利多，只有有关系的才能买到股份的事实，所以本案不存在，也无证据证明被告有故意编造云南煤厂有盈利，或者隐瞒云南煤厂有亏损，或者明知云南煤厂有亏损而未告知原告的情形。其三，被告收到原告的入股资金后，悉数投到了云南煤厂，其与原告委托事务已经完成。被告以自己的名义为原告购买股份，是因云南煤厂只认交款的人，不给具体出资的人开具票据，不是被告的故意行为，故不能以被告没有以原告的名义投入股金，来否定被告委托事务的完成。原告以被告没有以原告的名义购买股份，而认为被告没有完成委托事务，要求被告退还其入股资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投入的资金多年来没有得到收益，并不是被告的责任，原告可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另案主张自己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金道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原告金道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并收到本院预交上诉费通知书后应当及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未在本院预交上诉费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又未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张国仲人民陪审员  刘 涛人民陪审员  王家军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 记 员  杨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