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12民初5425号原告：徐迪，男，1974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继礼，江苏开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东宝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铜山新区黄山路。诉讼代表人：焦统继，江苏东宝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江苏智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玥，江苏智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迪诉被告江苏东宝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宝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继礼、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周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确认原告出借债权本金24188120元及利息，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利息计算至2018年8月20日为2112万元）。事实与理由：2010年前后，东宝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保东以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原告相信其描绘的公司前景，开始向其大量出借款项。2013年2月20日，经双方结算，张保东尚欠原告本金1600万元。为缓解资金压力，张保东以其将要开发的房产抵借款，双方为此签订了房屋购买协议，但房屋始终没有建设，借款至今未还。在2013年1月至2月，我按照张保东指示，将出借款1609116元汇至张保东妹妹张姝账户内，该借款最终被法院认定为东宝公司借款，因此，亦应确认为原告债权。另外2013年，张保东曾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4人向中国民生银行南京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申请联保贷款，原告签署相关手续后一直没有等到贷款审批，认为此次贷款没有成功，但后来才得知张保东冒用4人名义已经贷款400万元并偿还了东宝公司原有贷款。无奈之下原告出资购买了该6579304.35元债权（利息计算至2018年1月20日），请求予以确认。上述债权破产管理人均不予认可，请依法支持原告诉请。被告辩称：原告诉请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东宝公司账目，原告借款已基本还清；原告所购买债权与东宝公司无关，不应确认为对东宝公司的债权。原告所述债权已经被张保东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认定为非法集资款项，依据法律规定原告所诉利息不应支持，之前支付部分应当折抵本金，未付清的本金可以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占用资金的损失，以此作为债权确认的利息部分。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徐迪在刑事案件中申报的债权情况张保东系东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2007年以来，张保东为了在东宝公司老厂区开发房地产、建设新厂区以及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分别以东宝公司、江苏浙广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广公司）、江苏通汇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汇公司）名义，向社会公众高息借款5.2亿余元。2013年1月14日，张保东到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投案，2014年10月23日，张保东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7日被执行逮捕。2015年9月8日，检察机关以张保东及东宝公司、浙广公司、通汇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2017年12月，本院作出了（2017）苏0312刑初403号刑事判决，认定东宝公司、浙广公司、汇通公司以及作为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人的张保东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案上诉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事判决认定犯罪事实主要包括：1、2008年以来，东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保东以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流动资金、购买土地为由，利用通汇公司以理财、担保等名义，采取公开宣传、口口相传的方式，许以高息，向60余名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吸收资金2000余万元。2、2007年以来，张保东在未取得规划许可证、建设许可证、房屋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为筹措开发资金，以优惠价为诱饵，采取公开宣传的方式，向100余名社会不特定人员收取购房款，变相非法吸收资金3000余万元。其中包括以东宝公司名义收取1300余万元，以浙广公司名义收取900余万元。3、2007年以来，张保东以东宝公司经营需流动资金、购买土地、开发房地产为由，许以月息2分至6分不等高息，采取口口相传的方式，向60余名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吸收资金4.7亿余元。后因东宝公司停产及房地产开发未果等原因，致使上述众多集资参与人损失未能挽回。公安机关立案受理张保东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2014年7月7日，徐迪报案，公安机关向徐迪作了询问笔录，徐迪向公安机关主要陈述：“三四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张保东，张保东以东宝公司生产需要流动资金、老厂区开发等理由多次向我借款340余万元，约定月息3.5分，本金、利息从未支付”。2015年6月4日，徐迪再次报案，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载明了徐迪主要陈述：“我来反映张保东还欠借款5000150元没有付。之前来报案是340万元，因张保东一直答应把这500万给还清，现在因为张保东又进去了，不能给钱了，所以再把这500万报上。到现在张保东共欠我8340150元没给我，利息都约定月息3.5分，本金、利息从未支付，我的资金来源是前两年徐州世纪锦程科技有限公司拆迁补偿的资金”。上述徐迪报案的8340150元借款，已作为刑事判决认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的组成部分。二、本案徐迪出借款项的基本情况张保东和徐迪经人介绍于2010年相识后，张保东以东宝公司生产需要流动资金、老厂区开发等为由自2011年起多次许以高息向徐迪借款。2013年2月20日，张保东和徐迪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主要载明张保东、东宝公司等因生产需要，借徐迪1600万元、年利率26%，该借款合同张保东签名；同时东宝公司及张保东签名盖章向徐迪出具一份担保，载明：徐迪自有合法资金1600万元已于2013年2月20日前借给张保东，到期不还，我公司担保全额返还。当日，浙广公司盖章、张保东签名共同向徐迪出具了一份《浙广首府购房协议书》和收据一份，协议书载明“6号楼26-27层、7号楼1-2层，建筑面积2000平米，作价为12287779元”；收据载明“今收到徐迪购浙广首府房款12287779元，内购房号为6号楼26-27层、7号楼1-2层，面积约2000平米”。上述浙广首府始终未动工。2013年1月至2月，徐迪按照张保东要求，将出借款1609116元汇至张保东妹妹张姝账户内。2014年，徐迪将张姝诉至法院，要求张姝偿还1609116元及利息。2014年4月16日，东宝公司会计刘艳岩出面代表张姝和徐迪在法院达成还款协议，同意于2014年7月31日偿还借款本金1609116元，否则自2014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2分支付利息。后张姝申诉至检察机关，泉山法院于2018年4月作出了（2017）苏0311民再8号民事判决，认定该借款系张保东安排所借，用于东宝公司经营，从而撤销了原调解协议。2013年上半年，张保东曾安排包括原告、张姝、管镇、潘静波4人向中国民生银行南京分行申请联保贷款，上述四人签署了相关贷款手续，并签署了委托支付手续。2013年8月8日至12日，民生银行发放了400万元贷款，借款合同约定了年利率12%、逾期罚息为约定利率的100%。上述款项按照合同委托支付指令到达交易对象后均转出集中至杨娟账户内，杨娟取现后当天，张保东将其于2012年8月另外在民生银行贷款的400万元全部还清。2014年8月，上述四人名义所贷的400万元款项到期后未能偿还，此后民生银行将包括该400万元贷款在内的六千余万元债权一并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该资产管理公司于2018年12月与徐迪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2019年3月25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向社会发布了将包括涉案400万元贷款本息计6579304.35元（利息计算至2018年1月20日）在内的六千余万元债权转让给徐迪的公示。2018年10月11日，因东宝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本院裁定受理了债权人对东宝公司的破产清算，并同时指定了破产案件管理人。此后，徐迪持1600万元借据和6579304.35元受让债权向东宝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2019年4月10日，东宝公司管理人向徐迪发出了债权审查通知，确定徐迪申报的债权为零。徐迪为此诉讼来院要求确认上述债权及相应利息。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有原告举证的债权审查通知、泉山法院判决书、1600万元借款合同、担保书、购房协议、购房收据、受让金融债权协议、确认书、四份借款合同及借据、民生银行相关账户银行流水、微信截图，有被告举证的徐迪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管理人与徐迪、刘艳谈话笔录、刑事案件判决书、东宝公司与徐迪往来款明细、破产裁定公告等主要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争议焦点为徐迪究竟出借多少款项给东宝公司，张姝的借款能否认定为本案债权，徐迪受让的债权能否确认为对东宝公司的债权。本院认为：一、通过对徐迪申报债权的审查，可以确定其出借款项的数额合计为7532762元。徐迪因持有的1600万元借款协议及相应收据、购房协议，而向管理人主张上述1600万元的借贷系之前双方对账结算的结果并予以申报，但徐迪仅提供了700余万元的借条，且不能提供全部的付款凭证；同时，徐迪在公安机关申报的债权数额仅800余万元，与1600万元相差巨大；故对徐迪出借款项的数额应依法予以详细甄别。本案在审理中，组织双方对账、查询双方之间银行往来账目，可以确认徐迪对东宝公司存在下列出借数额：1、徐迪持有东宝公司于2011年4月28日出具的1158860元借条，借条载明每月按月息3.5分付息，借期3个月。经查：出具借条当日，徐迪通过其农业银行泉山支行账户（62×××17）汇入东宝公司王东农业银行鼓楼支行账户（62×××15）97万元；同时，徐迪通过其农行信用卡汇入徐州市东方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饲料公司，张保东系实际控制人）账户10万元；通过其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67860元；通过其家属孙慧莲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21000元。上述汇款东宝公司于当天出具的收据载明实际收款金额为1158710元。故可以确认该笔借款数额为1158710元。2、徐迪持有东宝公司于2011年5月20日出具的300万元借条，借条载明每月按月息3.5分付息。经查：出具借条当日，徐迪通过其亲戚杜长逊农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88100元；通过杜长逊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48000元；徐迪通过其本人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10万元；徐迪通过孙慧莲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13000元；徐迪通过其农业银行泉山支行62×××17账户汇入东宝公司王腾农业银行铜山支行62×××19账户内2750900元；以上合计300万元。故可确认该300万借条出借的金额属实。3、徐迪持有东宝公司于2011年6月15日出具的241290元借条，载明每月按月息3.5分付息，借期3个月。经查：出具借条当日，徐迪通过其农业银行泉山支行账户（62×××17）汇入东宝公司王东农业银行鼓楼支行62×××15账户内30690元；徐迪通过其农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99850元；徐迪通过孙慧莲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20500元；徐迪通过其农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90600元。以上合计241290元，故可以确认该笔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241290元属实。4、徐迪持有东宝公司于2011年6月28日出具的60万元借条，借条载明月息3.5分。经查：徐迪当天通过其交通银行账户（62×××10）汇入东宝公司农业银行铜山翟山支行账户（24×××71）60万元，东宝公司于当天出具收据（编号为0005725）载明实收款60万元。故可以确认该借条所载明的60万元属实。5、徐迪持有张保东于2012年4月20日出具的30万元借条，借条载明月息3.5分。经查：徐迪当天通过其交通银行账户汇入张姝农业银行铜山翟山支行账户62×××18内30万元，张姝此卡一直为东宝公司所用，管理人予以认可，可以确认该笔借条载明借款30万元属实。6、徐迪持有张保东于2013年1月14日出具的200万元借条，载明月息3.5分，徐迪向管理人陈述实际借款2043829元。经查：徐迪于2011年8月15日通过其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20万元；于2011年8月18日通过农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99000元；于2011年12月15日通过其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198828元；徐迪于2011年12月18日通过其农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99971元；于2012年8月15日通过其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195430元；于2012年12月15日两次通过其农业银行泉山支行账户（62×××17）汇入张姝农业银行翟山支行账户（62×××18）19万元；上述金额共计983329元。其余款项徐迪陈述为多次现金交付，但无交付凭证。上述银行往来，系徐迪陈述200万元借条的构成，但经查：上述往来款中，徐迪有五次使用信用卡当天付款后，随即东宝公司次日或数日后均又支付给徐迪的金额合计为793329元。其一系徐迪于2011年8月15日通过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20万元，但2011年8月16日，东宝公司账户（10×××82）即汇入徐迪农业银行泉山支行账户（62×××17）内20万元。其二系徐迪于2011年8月18日通过农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99000元，而2011年8月22日东宝公司账户（10×××82）即汇入徐迪农业银行泉山支行账户（62×××17）99000元。其三系徐迪于2011年12月15日通过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198828元、于2011年12月18日通过农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99971元，上述两笔计款298799元，但2011年12月21日、12月28日，东宝公司账户（10×××82）分别汇入徐迪农业银行泉山支行账户（62×××17）227000元、71799元，合计298799元。其四系徐迪于2012年8月15日通过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195430元，而2012年8月16日，东宝公司通过张姝农业银行翟山支行账户（62×××18）汇入徐迪农业银行泉山支行账户（62×××17）195380元。上述往来款中，徐迪五次使用信用卡当天付款后，随即东宝公司次日或数日后均又支付给徐迪，上述合计为793329元，均不应计算为出借款项内。同时，徐迪陈述其余借款均系现金交付，无证据证明。因此徐迪持有的该200万借条，依据往来情况应认定为19万元。7、徐迪持有张保东于2012年12月19日出具的10万元借条，借条载明“月息3.5分、在地王大厦2单元1701室结算”。从上述借条本身分析，该笔借款系结算而来，徐迪未能提供交付凭证；因无现金交付，该10万元借条所载明的出借金额不能证明已实际交付，故不予确认。8、徐迪于2013年10月15日通过交通银行账户（62×××10）汇入张宝东交通银行账户（62×××34）1万元，该笔汇款虽无借条收据，无法确定用途，但管理人无证据证明非借款关系，故可以认定该款系借款。9、徐迪持有东宝公司于2014年4月16日出具的承诺书，承诺还款100万元；徐迪陈述实际出借款为1024684元。经查：徐迪于2012年12月17日通过交行信用卡支付东宝公司农行账户102762元；于2013年2月6日通过交行信用卡支付东宝农行账户20万元；于2013年2月6日通过农行信用卡支付东宝公司农行账户80066元；于2013年2月6日通过交行信用卡支付东宝公司农行账户40818元，以上合计423646元。虽然徐迪提供的系承诺还款书，但423646元确系徐迪账户实际支出给东宝公司，故可以确认该笔出借金额为423646元。徐迪陈述另有现金60万元系直接交付，但徐迪未能提供交付凭证及资金来源，本院不予确认。10、徐迪陈述于2012年4月20日通过交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9万元、徐迪通过农行信用卡汇入饲料公司账户35200元，2012年8月8日，徐迪再次通过交行信用卡汇入东宝粮油农行账户41820元，徐迪主张上述均系借款。但经查：2012年4月23日，东宝公司10×××82账户汇入徐迪农业银行泉山支行62×××17账户内125200元；2012年8月8日，东宝公司汇入徐迪农业银行泉山支行62×××17账户内41401.8元，该款与前述41820元仅相差41.820元，系手续费。上述往来款，系即时结清，徐迪亦不能提供借条，该往来数额不能认定为徐迪出借的款项。以上能认定的实际交付金合计为5933646元。故关于徐迪申报的1600万元借款，应予认定实际数额为5933646元；徐迪主张现金支付部分，尚无证据证实，不能予以确认。此外在庭审中，对徐迪于2013年1月30日至2月6日期间汇至张姝账户的借款本金1609116元，泉山法院判决载明系东宝公司所用，东宝公司会计刘艳岩亦证实该款系东宝公司所用，管理人亦予以认可；故可以确认该1609116元亦系徐迪对东宝公司出借。以上合计可以确认徐迪共向东宝公司出借款项的数额合计为7532762元。二、东宝公司已向徐迪偿还借款本金6789061.75元，故可以确认徐迪对东宝公司享有的借款本金数额为743700.25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明确规定：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同时，徐迪在公安机关及向管理人申报的谈话记录中，亦反复多次陈述，张保东在借款后从未支付过利息。故通过财务记录和银行往来查询，东宝公司已经支付给徐迪的款项，均应视为偿还徐迪的借款本金。经查：自2011年5月30日起，扣除以上认定徐迪即借即还的部分外，东宝公司共向徐迪偿还了6789061.75元。因此，徐迪出借的7532762元扣除上述已还款6789061.75元后，东宝公司尚欠徐迪债权本金应确定为743700.25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被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依据上述规定，对本案徐迪债权743700.25元可以按月利率2分计算利息，由于最后一期借款发生在2013年2月6日（2013年10月15日的1万元除外），上述出借款项可以自2013年2月7日起计算占用期间的利息。东宝公司偿还徐迪款项具体明细如下：1、2011年5月30日，东宝公司向徐迪农行卡付款33950元；2、2011年6月15日，东宝公司向徐迪农行卡付款6604.85元；3、2011年6月24日，东宝公司向徐迪交行卡付款105000元；4、2011年6月28日，向徐迪交行卡付款40554.85元；5、2011年7月18日，向徐迪交行卡汇款8445元；6-8、2011年8月17、18日，分别向徐迪农行卡付款20万元、60万元、20万元；9、2011年8月24日，向徐迪农行卡付款241399.8元；10-12、2011年9月9日，东宝公司三次向徐迪农行卡分别付款100万元、100万元、132.615363万元；13、2011年11月24日，向徐迪农行卡付款10万元；14、2011年12月2日、由东宝公司邱艳丽偿还徐迪5万元；15-16、2011年12月5日、12月28日，东宝公司向徐迪农行卡分别汇款15万元、30万元；17-18、东宝公司邱艳丽账户于2011年12月30日、31日分别向徐迪农行卡付款15万元、464130元；19-20、东宝公司于2012年5月18日、7月2日两次向徐迪农行卡付款10500元、10500元；21-21、东宝公司通过张姝账户于2012年8月20、12月19日两次向徐迪农行卡付款分别为73850元、8万元；22-23、东宝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5月30日通过张姝账户两次支付徐迪农行卡、交行卡分别为420537.87元、217435.75元。上述合计东宝公司已支付徐迪借款本金6789061.75元。三、徐迪受让金融债权应确认为对东宝公司的债权2013年上半年，张保东曾安排徐迪、张姝、管镇、潘静波4人向民生银行申请联保贷款，上述四人各自签署了100万元贷款手续。2013年8月8日至12日，民生银行发放了400万元贷款，上述款项转出后又集中至杨娟账户内，杨娟取现后当天，张保东将以其名义于2012年8月所贷的400万元民生银行贷款全部还清。对上述400万元，原告提供了与民生银行吕亚辉的微信截屏，吕亚辉系民生银行具体经办审核贷款的客户经理，吕亚辉通过微信回复原告：“当时张保东还不起贷款，是你们4人贷款帮他代偿的，你问下刘会计”。刘会计即刘艳岩，自1995年起至2015年期间在东宝公司工作，系东宝公司财务负责人。其向管理人陈述：“2011年左右，张保东利用东宝公司职工及亲戚名义在民生银行办理了每人30万元约450万元的贷款，该贷款银行卡全部在东宝公司会计邱艳丽手上，发放后转到会计程民卡上。该贷款到期后，张保东以个人名义贷款400万元偿还了上述贷款。之后，因该400万元到期无法续贷，张保东就找了徐迪、张姝、管镇、潘静波4人去做联保，民生银行派人来徐州和他们签订了贷款协议等手续，每人贷款100万元。民生银行的闫行长和吕经理告诉我这笔款贷下来后直接偿还张保东400万元的贷款”。东宝公司会计程民亦向管理人出具了情况说明，主要载明“2011年6月，民生银行来徐州小贷公司做个人30万元放贷业务，东宝公司张保东为融资与民生银行合作提供了30人名单，经审查批了15人左右，民生银行给每个人都办了卡、网银，都由东宝公司使用。以后张保东在民生银行以个人名义贷款400万元将上述个人30万元给还清了”。上述程民陈述，经查已确当时有7名30万元的贷款转入程民账内的记录。上述事实和证据，能够形成了较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实徐迪、张姝、管镇、潘静波4人在民生银行各自贷款100万元系张保东借用上述四人名义贷款用于偿还东宝公司之前在民生银行贷款所用。故原告受让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的本息6579304.35元，可以确认为对东宝公司的债权，其利息可以按照原告主张的月利率1分计算至本院受理破产之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徐迪因借贷关系所享有的对被告江苏东宝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破产债权数额为本金743700.25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742700.2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分自2013年2月7日起计算至2018年10月11日止；另1万元自2013年10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8年10月11日止）；二、确认徐迪因受让金融债权所享有的对被告江苏东宝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破产债权数额为6579304.35元（该数字包含的利息已计算至2018年1月20日，以后利息以4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分计算至2018年10月11日）。三、驳回原告徐迪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297元，由原告徐迪负担210000元，被告负担5229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赵成文人民陪审员  李 平人民陪审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杨欣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