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云0502行初43号 原告蒋志明，男，1952年9月2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 委托代理人段文周，云南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保山市隆阳区自然资源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3001MB1922891P。 住所地：保山市隆阳区正阳北路224号。 负责人徐国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龙，云南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委托代理人翟雪燕，云南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第三人隆阳区。 负责人蒋国荣，组长。 委托代理人张凯瑞，云南凌云（保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付榕，云南凌云（保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蒋志明于2020年6月11日以保山市隆阳区自然资源局为被告、隆阳区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蒋志明及其委托代理人段文周，被告保山市隆阳区自然资源局委托代理人翟雪燕、第三人隆阳区负责人蒋国荣及委托代理人张凯瑞、付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于2009年7月21日向第三人隆阳区颁发隆阳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该证含6个地名的林地，分别是陡地（面积48.84亩）、旱谷地（面积2.92亩）、三七地（面积11.72亩）、梁地（面积10.71亩）、梁地坑子（面积24.21亩）、梁地（面积87.41亩），以上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是山脚村山脚一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是龙洞村山脚一组，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使用权权利人均是龙洞村山脚一组，林地使用期70年，主要树种是云南松、桤木。 原告蒋志明诉称，1983年包产到户时，原告蒋志明任辛街乡龙洞村委会山脚村民2组小组长（原保山县辛街公社龙洞生产大队山脚生产队），划分荒地时原告轮在最后，荒地没有了，参加分地的成员商量决定划陡坡地面积补给原告家耕种，一直到如今。期间，因2009年隆阳区林改工作中，在对涉案林地进行勘界时，村民小组与原告蒋志明对该林地与原告承包地的交界界限产生了纠纷，经当时龙洞村委会（支书蒋某2、治保主任蒋某3）对1983年包产到户时分山的人员调查了解后，到山脚村小组召开了户长大会并实地勘察，确认了原告蒋志明户自包产到户时起经营耕种该陡荒地的现状，并由当时在场的村民蒋志元、洪林挖沟为界进行确认，但未形成书面协议，原告依然延续耕种原先分到的陡地。直到2017年，因修建草腊竹水库征收土地，在进行补偿确认时，有部分村民却不承认原告的经营耕种现状，遂产生争议。原告向村委会及乡政府多次申请调解无果。至2019年6月争议仍然没有解决，水库开工在即，由当时辛街乡张乡长、赵副乡长、出纳说先开工，在3日内由乡里协调解决，可是一直拖到9月才到村委会调解还是没有结果，之后又到辛街乡司法所调解，仍然无结果。因疫情影响，到了2020年3月29日，原告之子蒋福军再次找到乡里余俊乡长，余俊乡长让赵副乡长协同林业站处理，否则让原告去行政复议。这时，原告才知道林权证一事，经打听才知道被告2009年对山脚村一组林地确权颁证时，将本属于原告一直耕种的承包荒地中的一部分划入了该林权证范围内。原告认为，原告自1983年包产到户起就一直耕种涉案陡地到现在，2009年林改期间，被告的相关职能部门未进行仔细评判及公示，造成林权登记错误，该违法行为直接侵害了原告的权益。故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向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2009年颁发《林权证》（编号Ｂ530702856413号）涉及原告承包地的行政行为违法；2、撤销被告2009年颁发的《林权证》（编号Ｂ530702856413号）；3、判令本案诉讼费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确认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涉及原告部分林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因案涉林地已被征收，撤销《林权证》对原告没有意义。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蒋志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实原告主体资格适格。2、航拍图片（来源：不动产登记中心，当时辛街乡政府调解时依职权调取，相关人员通过手机发给原告户）、现状照片示意图，证实原告耕种范围四至状况，2009年至今一直由原告耕种的事实。3、《林权证》，证实林权范围的文字描述；等高线图将本属于原告的耕种范围划入该林权范围内。4、证人蒋某1到庭欲证实，证人当时参与分山，草腊竹分山分结束后，原告没有分到，所以就分给了原告陡地来补之前没有分到的面积。5、证人蒋某2、蒋某3到庭欲证实，2009年确权的时候，原告提出林地有权属争议，当时证人蒋某2系村支书、蒋某3系村里的维稳员，因争议小组处理不了，后又到村里处理，开了户长会，处理依据是当初参与分山人员及老干部，证人参与到争议场地挖沟来明确界限。6、森林、林木、林地范围图（等高线图纸及附图）编号为：Ｇ-47-115-（12）比例尺为：1：3000、1：4000、1：5000各一份（合计3份6页），来源于隆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系原告调取的，证实被告没有按程序认真勘查地界，导致将原告以及案外人蒋云忠名下的地块划入了本案案涉《林权证》中，本案被告颁证程序不合法。 被告保山市隆阳区自然资源局辩称，一、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应裁定驳回起诉。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法律将“应当知道”列为原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知情的法定情形，就是为了约束原告不滥用诉权。本案颁发给第三人隆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的日期为2009年7月21日，原告的起诉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该时间为原告起诉状上日期，具体以法院受理案件的日期为准）。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可知，在第三人山脚村山脚一组申请林权登记办证的过程中，被告于颁证前依法在龙洞村委会及山脚村山脚一组范围内进行了公示。且当时属于“深化林权制度改革”的关键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所以对于地名“陡地”的林地所有权登记一事，原告称“2020年3月29日才知道林权证一事”，属应该知道而因其自身疏忽不知道的情形，该情形并非由被告导致，所以应由其承担诉讼期间超过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的规定，因此，恳请人民法院依据以上事实和理由驳回原告的起诉。二、隆阳区人民政府具有颁发给山脚村山脚一组第三人隆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的法定行政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条、《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隆阳区人民政府有权对其辖区内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林地，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使用权的林地，登记造册，确认所有权或使用权，核发林权证。因此，隆阳区人民政府具有颁发给山脚村山脚一组第三人隆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的法定行政主体资格。三、颁发给第三人隆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对经审查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登记：（一）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位置、四至界限、林种、面积或者株数等数据准确，（二）林权证明材料合法有效，（三）无权属争议，（四）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第一，依据《林权登记申请表》、《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森木、林木、林地范围图》来看，本案所涉林地的位置、四至界限、面积等数据是准确的，且有相关勘查人员、接界人员、其他参与人员签字认可。第二，第三人山脚村山脚一组提交了《村（组）权属证明》，均有相关单位和人员签字（或盖章）认定。以上均是有效的权属证明材料，且在林权登记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证实登记的林地无权属争议。第三、依据《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森木、林木、林地范围图》等，有多名勘查人员、接界人员、其他参与人员签字认可，证实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综上，颁发给第三人山脚村山脚一组第三人隆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四、颁发给第三人山脚村山脚一组隆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2008年5月5日，第三人山脚村山脚一组提出林权登记申请，并提交书面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对申请办证的林地的名称、面积、树种、四至界限、林地所有人等事项予以登记，并由相关接界人员及勘查人员对四至界限、权属等事项予以签字认可。隆阳区人民政府依山脚村山脚一组的申请，对本案所涉林地的四至和权属进行勘查，形成《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森木、林木、林地范围图》。为了确保本案所涉林地无权属争议，2008年3月1日开始对陡地（面积48.84亩）林地所有权登记一事在龙洞村委会及山脚村山脚一组范围内进行公示。因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隆阳区人民政府依据申请材料和《森林法》的规定，于2009年7月21日对第三人山脚村山脚一组颁发隆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所以，颁证程序完全符合《森林法》、《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是依法履行职责。综上所述，原告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告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颁发的《林权证》到现在已经长达近11年，其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保山市隆阳区自然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一、主体方面的依据：1、组织机构代码证、负责人身份证明，证实被告具备法律上的诉讼主体资格；2、《中共保山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保山市国土资源局转发＜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整合州县两级不动产登记职责和机构的通知＞》（保编办【2015】50号）、《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隆阳区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隆政办发【2015】102号）、保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2015年11月18日《对的批复》（保市机编【2015】20号），证明被告具有法律上的诉讼资格，人民政府不再拥有法律上的登记职能。二、职权方面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三款、《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九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证实当时颁证主体是隆阳区人民正政府，颁证行为是法定职权。三、事实依据：1、申请人（第三人）山脚一组2008年5月5日《林权登记申请表》，小组长居民身份证，申请人（第三人）小组长签名《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装）》，证明第三人提出林权登记的申请，且申请的主体的合法性，职能部门依申请进行林权登记的事实。2、《森林、森木、林地范围图》、《隆阳区辛街乡（镇、街道）龙洞村（居）委会山脚组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隆阳区龙洞村委会2008年5月4日《村（组）权属证明》、2008年3月1日《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证实第三人所取得的林权林地的具体方位、占地面积（48.84亩）、四邻无异议的事实；第三人所取得的林权林地的界址、以及工作人员勾图确认等事实；颁发林地证是通过村组集体、地方组织、乡（镇）人民政府林业部门认真审核并同意；经认真对权属审核后认为材料齐备、真实，第三人对该林地及林木拥有合法的使用权，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为第三人颁发林权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3、《林权登记申请表》、《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装）》、《森林、林木、林地范围图》、《隆阳区辛街乡（镇、街道）龙洞村委会山脚组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村（组）权属证明》、《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证明在案涉《林权证》中，记载的地名为旱谷地（2.92亩）、三七地（11.72亩）、梁地（10.71亩）、梁地坑子（24.21亩）、梁地（87.41亩）也经过以上法定程序后进行登记。4、隆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证明案涉的不动产权证登记的情况。四、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证明依法依职权按照林权登记程序，为第三人登记颁发林权证。 第三人隆阳区述称，一、陡地山（包含案涉地块）自1988年至今一直属于第三人所有，原告的主张没有相关证据能够证实且与事实不符。1、陡地山（包含案涉地块）历史沿革如下：1983年，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后，山脚村集体对于陡地山的分配是由山脚村两个小组一致同意将该山一分为二，然后再由组分到各户，并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因其未分配到荒地而将涉案地块补给其耕种至今的情况。1988年，由于国家鼓励种植桉树，经辛街乡政府批准后，山脚村集体决定将陡地山收回集体所有，统一承包给本村二组村民蒋云昌种植桉树。1988年6月24日，山脚村集体与蒋云昌签订《荒山桉树造林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限为15年，《合同书》明确四至界限为：东至蒋云昌、蒋云明、蒋某1三户房子后面，南至大沟头，西至大路，北至小路。在种植桉树期间，为了铲除桉树苗周边的杂草，经承包人蒋云昌同意，本村蒋某7和蒋某6两户村民在其承包的陡地山中的部分林地即现涉案地块上种植庄稼。在承包期间，原告并未在涉案地块上耕种。2003年，蒋云昌的承包期限届满，陡地山又收归山脚村集体管理。2004年左右，原告未经村集体允许，擅自在之前蒋某7和蒋某6已经开垦的林地上种植庄稼，时任山脚村小组长蒋某6曾劝其停止耕种，但原告未听从劝告。2008年，山脚村集体申请办理《林权证》，在对林地进行现场勘察登记时，原告提出涉案地块系其承包地，但并未提供足以证明涉案地块权属系其所有的证据，双方由此产生纠纷。因出现争议，经山脚村村民小组开会研究：由时任小组长蒋某5召集党员、村民代表、村委会、老干部、原告等到实地勘察，由部分村民和老干部讲清包产到户分山的具体情况，并调出村上存档的原告的《土地承包登记卡》，均证实涉案地块属于山脚村集体。现场勘查后，小组长蒋某5曾通知各户：若在山林确权中，出现山林漏登记的、四至界限错误的情况，就抓紧时间来村上反映。但原告均未提出任何异议，2009年7月21日，隆阳区人民政府依法向第三人颁发了《林权证》。纵观陡地山的历史沿革，结合事实和证据，均可以明确涉案地块自1988年至今一直属于第三人所有，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包产到户时因未分到荒地而将涉案地块补给其耕种至今的情况，并且原告至今未能提供足以认定涉案地块系其承包地的证据。二、第三人取得隆林字（2009）第0002856413《林权证》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正当合法，《林权证》的登记无任何错误。如前所述，2008年，第三人向隆阳区人民政府申请办理林权证过程中，当年1月5日，辛街乡林业站的工作人员赵光杰、山脚村的主任蒋天明、小组长蒋某5对陡地山进行现场勘查，现场勘查时，原告主张陡地山的涉案地块系其承包地，但其并未出示证据予以证明。随后村民小组开会，决定由小组长蒋某5召集党员、村民代表和村委会到实地勘查，请部分村民和老干部讲清包产到户分山的具体情况，并调出村上存档的原告的《土地承包登记卡》，均证实涉案地块属于山脚村集体。权属明确后，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将陡地山的权属、四至范围等详细登记在《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上，由参与人签字确认，并绘制了《森林、林木、林地范围图》。2008年3月1日，第三人对陡地山的确权情况予以公示，小组长蒋某5在村里也进行了通知。《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上详细载明陡地山四至界限：东至南大沟、南至南大沟、西至山脚二组农地地坎、北至山脚组农地地坎，如有不同意或需要修正，请向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书面反映。但直至公示期满，无人提出异议，第三人向村委会上报审核。村委会审核通过第三人的申请，并出具《村（组）权属证明》。2008年5月5日，第三人填写了《林权登记申请表》，并按规定提交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森林、林木、林地范围图》、《村（组）权属证明》、《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等相关材料上报审核。经过层层审查，2009年7月21日，隆阳区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隆阳林证字第（2009）0002856413号《林权证》。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一）林权登记申请表；（二）个人身份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载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的委托书；（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可知，第三人及各职能部门在办理林权证的整个过程中，均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据，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理林权登记。隆阳区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无任何错误且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涉案地块一直系第三人所有，第三人取得《林权证》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隆阳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林权登记申请材料》、《林权证》，证实第三人申请办理林权证的材料齐全、程序合法，现争议地块属于山脚村集体所有，《林权证》（编号：Ｂ530702856413）合法有效。2、《蓝桉树造林承包合同书》，证实陡地山（包含现争议地块）自1988年承包给蒋云昌种植桉树，承包期限15年，2003年承包期限届满至今，陡地山又收回山脚村集体。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证实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中不包含争议地块，现争议地块不属于原告承包地。4、当庭提交保山市辛街区龙洞乡山脚村二社社员承包土地登记卡（蒋志明户），证实1983年土地下户时蒋志明户承包的田、地、山林、自留地等的具体情况，可以反映出案涉地块不在原告承包范围内。5、证人蒋某4到庭欲证实，证人系当时自然村的主任，当时分山是按人头分，林业站来找证人，乡里要将山地收回造林，就以分成的形式承包给蒋云昌15年种植按树，蒋云昌又包给其他人挖坑种树，当年包产到户的时间记不清了，但是陡地山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联，个人有过面积的都被集体收回造林了，原告户的不可能不收回来。6、证人蒋某5到庭欲证实：证人在2007年4月份担任山脚村1组的小组长，刚好遇到林权制度改革，陡地山要进行确权，当时蒋志明与集体之间就有争执，为了确权，证人召集党员、村民代表和村委会成员到实地勘察，双方争议较大，无法处理，当时划分时山脚1组和2组就是1个组，大家对双方争议的地块挖了界限，当时也没有处理，只是把争议的地块标出来，没有明确争议地块是谁的，回家后请部分村民和老干部指证，并调出村上存档的蒋志明户的《土地承包登记卡》，上面记载的很清楚，均证实该争议地块属于山脚村集体。2007年申请办理了林权证，2009年发放至各家各户林权证时，证人用喇叭通知“10天之内如果有哪家在山林确权中，出现山林漏登记的、四至界限错误的情况，将林权证交至小组”，但是原告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7、证人蒋某6、蒋某7到庭欲证实，案涉陡地承包给蒋云昌后，二证人帮蒋云昌打坑种植按树、自行在桉树空地上种植粮食作物，顺便帮助管理铲除按树的杂草，2003年合同到期后就将土地还给集体了，收回集体后蒋志明就开始去陡地霸占种植了，一直都现在。其中2004年3月份至2007年的3月份证人蒋某6系山脚村的小组长，在陡地山蒋志明以前是有面积的，在1988年的林权改革时集体又将所有陡地全部的面积收回了，后承包给了蒋云昌种植按树。2004年左右，因集体与原告发生争议，村里就与原告进行调解，但是调解未果，当时证人与老干部及相关人员进行了核实，陡地全部都是集体的，不属于任何个人。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 一、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主体依据及职权依据方面的证据均无异议。对事实依据证据1中的申请人（第三人）山脚一小组2008年5月5日《林权登记申请表》、小组长居民身份证、申请人（第三人）小组长签名《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装）》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申请表登记表示不清，接界签名处的登记没有签名，相关职责部门没有尽到相应的职责；对证据2中的《森林、森木、林地范围图》、《隆阳区辛街乡（镇、街道）龙洞村委会山脚组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隆阳区龙洞村委会2008年5月4日《村（组）权属证明》、2008年3月1日《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三性无异议，对证目的不认可，理由：范围图所标明的等高线宗地地形图中，将本属于原告名下一部分的范围圈进了宗地范围内，范围图中标明的地形图将“东至南大沟”界限之外的本属于蒋云忠名下的承包地圈进了该宗地范围内，勘查登记表勘查没有进行现场丈量，仅用勾绘方法，权属证明中记载“经我村组三分之二以上户代表通过”，但是被告方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实，该证明无效，登记公示表中记载的四至界限模糊不清，没有具体的公示地点、具体方式，况且原告与村组集体在当年因界限发生争议，但村领导召开村民大会对现场进行了界线确认，综上，村组、乡（镇）人民政府、林业部门的相应程序不合法。对证据3《林权登记申请表》、《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装）》、《森林、林木、林地范围图》、《隆阳区辛街乡（镇、街道）龙洞村委会山脚组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村（组）权属证明》、《林地所权登记公示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某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该组证据记载的小地名分别为旱谷地、三七地、梁地、梁地坑子、梁地，与案涉《林权证》分属独立不同编号的《林权证》，该组证据同样属于《林权登记表》没有“接界人签名”，《村组权属证明》没有“会议记录”，《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没有标明公示地点、具体方式，程序不合法；对证据隆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除案涉《林权证》以外的其他登记内容关某有异议，对案涉《林权证》登记的内容不认可，理由同第一、二、三组一致，程序登记不合法。对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结合前述证据，因被告在登记程序上违法，才导致了其颁证造成原告利益受到侵害，初步审查不严格，未尽到相应职责，权属证明不符合法定条件；被告没有履行法定的公告程序；对登记条件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予以了登记，位置、四至界限等数据不准确，有争议，附图与实地不符，《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及《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均明确严格审查把关，确保林地登记合法有效。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证明被告颁证时所依据的材料，本院予以采信。 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无异议；对证据2的航拍图片、现状照片示意图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理由：该组证据来源不明，证据形式没有显示拍摄人、拍摄时间，无法辨认是否是案涉土地；该组证据只是图片，无法证明自2009年耕种至今的事实；对证据3《林权证》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将属于原告的范围划入林地范围；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以第三人发表为准。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人蒋某1证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人蒋某1对本案的关键事实陈述前后矛盾，模糊界定，主要表现在原告发问时，证人陈述的是“草腊竹山地分完后补给了原告陡地的一部分”，被告发问时，证人陈述“当时8家人都分了陡地的一块土地”，前后矛盾，不应当被采信；对证人蒋某2、蒋某3证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二证人作为纠纷的调解参与者，仅从矛盾双方了解事实，其所作的证人证言陈述为传闻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再者，结合村委会处理纠纷的惯例，村委会参与调解并如二证人所述参与挖地界而没有出具调解协议，与常理不符，二证人出庭作证仅能说明原告因陡地或其他纠纷，二证人介入过调解，不能证明其他相关事实。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3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方发表的一致；对证据6森林、林木、林地范围图（等高线图纸及附图）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通过该组图形下部分成弧形，是因为其紧邻南大沟，这与林权登记申请表中所勘验的东至、南至系南大沟相互印证；对证据4至证据5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同被告一致，对证人蒋某1的质证意见做补充：通过蒋某1陈述陡地在包产到户后，又被集体收回，于是该证言能够与第三人在答辩中所述1988年将陡地收回集体的事实相互印证。本院认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3、证据6，来源合法，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证人蒋某1的证人证言，因其表述先后矛盾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证言的客观真实性存疑，故本院不予采信。对证人蒋某2、蒋某3的证言本院部分采信，对其证实的原告因案涉争议地块与第三人曾发生过争议，且经村委会介入调处的事实予以采信，对于其余证实内容因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三、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林权登记申请材料》、《林权证》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刚好证明被告程序不合法，与对被告证据1、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2《蓝桉树造林承包合同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某及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原告从分到户后，争议地块原告一直在耕种，收回去的部分被蒋云昌种了，对整块地都收回集体不予认可。对证据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某不认可，因历史原因承包地登记不包含山林、荒山山地，到林权确权时，隆阳区有一部分荒山、荒地，但是现在变成了耕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登记的地块不包含原告的争议地块，但是不包含争议地块，不代表原告没有权属。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某不认可，陡地在登记簿相对应，分为两部分，蒋志明的“陡地”有0.142亩，在范围图中三角形的东边，我们争议的部分当时属于荒地，没有在登记簿上，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范围中，原告证人所述的8户分的荒地都不在登记卡中，故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人蒋某4证言三性均不认可，理由：山是承包山的、情绪不稳定、时间跨度长；对证人蒋某5证言的证明目的及关某不认可，他当初是法人代表，不能证明第三人所证明的内容，其正好证明对被告及第三人所提供林权登记申请材料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申请材料中没有接界人的签名，说是上级要求，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对争议进行处理；对证人蒋某6、蒋某7证言的三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情绪化严重，但是他们的陈述与蒋某4、蒋某5的证言都说明了一个事实，1983年分陡地时有原告的份额，且他们都提到在林权改革时有争议。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相互印证，能证实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争议林地位于隆阳区，登记于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2009年7月21日向第三人隆阳区颁发的隆阳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小地名为“陡地（面积48.84亩）”中。1983年，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后，对于小地名为“陡地”的山林由当时的第三人山脚村集体决定将该山一分为二由山脚村两个村民小组由组分到各户，1988年，山脚村集体决定将“陡地”收回集体所有统一承包给该村村民蒋云昌种植桉树，并与其签订《荒山桉树造林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期限为15年。2003年，蒋云昌的承包期限届满，“陡地”又收归第三人集体管理。2008年5月5日，以第三人为申请人向保山市隆阳区林业局提交林权登记申请，对地名分别为陡地（面积48.84亩）、旱谷地（面积2.92亩）、三七地（面积11.72亩）、梁地（面积10.71亩）、梁地坑子（面积24.21亩）、梁地（面积87.41亩）山林要求林权登记，并提交申请表，森林、林木、林地范围图，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村（组）权属证明、林地所有权登记公示表等材料。隆阳区林业局经审核后，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于2009年7月21日向第三人隆阳区颁发隆阳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该证含6个地名的林地，分别是陡地（面积48.84亩）、旱谷地（面积2.92亩）、三七地（面积11.72亩）、梁地（面积10.71亩）、梁地坑子（面积24.21亩）、梁地（面积87.41亩），以上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是山脚村山脚一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是龙洞村山脚一组，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使用权权利人均是龙洞村山脚一组，林地使用期70年，主要树种是云南松、桤木。另查明，2008年林改时，第三人在对案涉林地进行现场勘察登记时，原告曾提出争议地块系其承包地，双方由此产生纷争，后因村组认为原告未提供足以证明涉案地块权属系原告所有的证据而调解未果。再查明，原告认为的其在“陡地”承包地面积自1983年土地下户时便未登记在原告蒋志明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中。争议林地2017年因修建水库已被征收。原告认为隆阳区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颁发案涉隆阳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根据行为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5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具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根据国家林业局第1号令《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林权权利人为个人的，由本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委托的代理人提出林权登记申请；林权权利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委托的代理人提出林权登记申请。”第五条“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一）林权登记申请表；（二）个人身份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载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的委托书；（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及第十一条“对经审查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登记：（一）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位置、四至界限、林种、面积或者株数等数据准确；（二）林权证明材料合法有效；（三）无权属争议；（四）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的规定，由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隆阳林证字（2009）第××号《林权证》。故被诉的颁证行为证据确凿，颁发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另外，原告主张争议地系其所有，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承包地的来源及权属，且无法回答土地下户时其家庭户应分到的土地成数及面积，原告户在争议地从事种植活动并不当然能证明其合法享有争议地的权属，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蒋志明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蒋志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储换英 人民陪审员  杨云燕 人民陪审员  韦绍国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韩爱宏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 第四条林权权利人为个人的，由本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委托的代理人提出林权登记申请；林权权利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委托的代理人提出林权登记申请。 第五条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 （一）林权登记申请表； （二）个人身份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载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的委托书； （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 第十一条对经审查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登记： （一）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位置、四至界限、林种、面积或者株数等数据准确； （二）林权证明材料合法有效； （三）无权属争议； （四）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