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宁01民终4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宁夏荣昌源钢铁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汤某。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负责人：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夏普顺彩钢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上诉人宁夏荣昌源钢铁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公司）、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以下简称泰丰银川分公司）、宁夏普顺彩钢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泰丰公司、泰丰银川分公司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原所作（2018）宁0104民初4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9）宁01民终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宁0104民初10125号民事判决，荣昌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审查和询问双方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进行了核对，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上诉人荣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泰丰公司、泰丰银川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在本院指定时间到庭接受询问并发表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昌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宁0104民初1012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荣昌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泰丰公司、泰丰银川分公司、普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未查清普顺公司与泰丰银川分公司是否为关联公司。公司法虽未明确界定关联公司，但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2012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九条的规定，对照本案，王某既是普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又是泰丰银川分公司负责人和总经理，王某的妻子华永威既是普顺公司的股东，又是泰丰银川分公司的管理人员。所以，普顺公司与泰丰银川分公司显然系关联公司。（二）未查清普顺公司与银川分公司是否混同。本案中，王某既是普顺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又是泰丰银川分公司负责人和总经理；其妻子华永威既是普顺公司的股东，又是泰丰银川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李冰然既是普顺公司的财务人员，又是泰丰银川分公司的财务人员。两公司之间人员交叉任职，组织机构混淆不分。两被告公司办工场所相同，公司财产混同，财务混乱，业务范围部分重合，典型的“两块牌子一班人马”。正因为如此，泰丰公司才在2015年11月11日，收回了泰丰银川分公司的印章和营业执照，停止了其一切经营活动。这都充分说明，两被告公司已经丧失了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根据最高法院指导案例15号，泰丰公司与泰丰银川分公司应对荣昌公司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一审判决认定“泰丰银川分公司作为泰丰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未经总公司的授权”是错误的。泰丰公司在2015年11月10日，向王某发出《通知》，内容为：“鉴于银川分公司在经营管理中混乱，存在账目不清，拖欠税款，拖欠员工工资，且长时间未缴纳管理费等多种问题，公司决定对银川分公司停业整顿，收缴全部证件和印鉴。当天泰丰公司还与泰丰银川分公司签署《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交接清单》一份，以上文件均由于文耀代表泰丰银川分公司签字。”（四）一审法院直接判定荣昌公司“默认”实际买受人就是普顺公司是错误的。判决书中第6页“其未在被告山东泰丰银川分公司以自己名义出具《承诺书》《便函》时提出异议，视为对《承诺书》《便函》的认可，实际买受人就是普顺公司，泰丰公司及其银川分公司就是担保”，荣昌公司一直强调货物是泰丰银川分公司实际使用，而后出的证据《承诺书》《便函》只是确认泰丰银川分公司要承担的具体结算金额，从来没有默认什么，一审判决主次不分，本末倒置，不尊重事实且在玩文字游戏。石文才作为泰丰银川分公司的收料人员，他的证词是具有可信性的，泰丰银川分公司出具的24张入库单竟然是摆设；还有泰丰银川分公司给荣昌公司转过款，有银行凭证，上面注明是“货款”，不是“代付货款”。还有荣昌公司开具给泰丰银川分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要全面审查，不能因为《承诺书》《便函》有代偿的意思就推定泰丰银川分公司不是实际买受人。（五）一审判决认定，荣昌公司之债，首先是普顺公司之债，但根据荣昌公司与泰丰银川分公司实际采购钢材过程中发生的供货收货、支付货款、开具发票的往来情况均可看出，实际买受人应为泰丰银川分公司：1.荣昌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24张入库单，均明确表明收货单位为泰丰公司,即泰丰银川分公司；2.荣昌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宁夏银行支付凭证、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都列明付款单位是泰丰银川分公司，且注明“货款”而非“代付货款”；3.荣昌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五张宁夏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明的付款单位是泰丰银川分公司。二、一审判决认定证据有误。一审荣昌公司提供的所有的供货入库单均是泰丰银川分公司、支付货款的主体是泰丰银川分公司、甚至荣昌公司开具发票的主体也是泰丰银川分公司。更不用说一审时泰丰银川分公司的员工提供的证人证言，均已明确指向一个事实：实际的钢材采购方是泰丰银川分公司，证明实际履行合同的两方主体是荣昌公司与泰丰银川分公司。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泰丰银川分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属于债务加入，否定实际的钢材采购方是泰丰银川分公司。认为债务加入的责任重于担保责任，根据《担保法》关于未经总公司授权，分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强硬地适用“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判令泰丰公司及其分公司不承担责任。明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即便类比适用《担保法》中分公司无效担保的规定，也应一并适用无效担保后各方责任承担的规定。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出处理，导致荣昌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再被损害，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完整适用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四、泰丰公司应独立承担责任。关于总公司应对分公司的债务承担何种责任，在审判实务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判决意见，即连带责任、补充责任和独立承担责任。但本案中泰丰公司实际上应独立承担责任，理由如下：（一）分公司和总公司之间不应承担连带责任。首先，连带责任的承担应该是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而分公司和总公司并非平等的民事主体，而是具有隶属关系，所以，两者之间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其次，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或者合同的明确约定，否则便缺乏依据。（二）总公司不应对分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补充责任的承担，意味着要债权人先向分公司主张债权，分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才由总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这无疑给债权人追偿设定了先后步骤，增加了不必要的障碍，不利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也与《公司法》第十四条“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相冲突。（三）总公司直接承担清偿责任顺理成章。首先，分公司是总公司的分支机构，代表总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其行为的后果由总公司承担；其次，由于分公司的财产归属于总公司，即使分公司有能力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的话，实际的和最终的责任承担者还是总公司。所以，总公司对分公司的债务，既不是承担连带责任，也不是承担补充责任，而是直接承担清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信不当，进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能够判如所请，以维护荣昌公司的合法权益。泰丰公司、泰丰银川分公司辩称，一、作为法人分支机构的分公司，并没有法人人格，不存在人格被否认的前提，荣昌公司所谓普顺公司与泰丰银川分公司人格混同的主张不能成立。(一)法人人格指的是法人团体或法人在法律上能够独立地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资格；换言之，就是独立的意思表示能力和以自身财产承担责任的能力。法人人格混同，指的是法人已无法独立作出意思表示，也无力以自身财产承担责任。分公司并无法人资格，其所谓人格自然不能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其他法人所混同。法人人格混同的后果，就是法人人格被否定，其承担的有限责任被强制取消，其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其混同的法人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分公司作为分支机构，其并无独立人格，否定其人格也就不存在前提和基础。（二）无论是从《公司法》第二十条关于“刺破公司面纱”的规定，还是《九民会议纪要》第10条到13条的规定，另外还有荣昌公司所列的关联企业的定义，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法人人格混同的构成要件之一，是所涉主体在形式上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法人。泰丰银川分公司作为泰丰公司在银川的分支机构，显然不符合上述构成要件。荣昌公司所谓混同的主张，在理论上忽视了这个构成要件和大前提，相当于空中楼阁，是不能成立的。二、本案主要证据已证实买卖合同的主体是荣昌公司与普顺公司，泰丰银川分公司的付款和收货行为即便指向为本案买卖合同，也可以解释为代收代付即第三人代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并不能据此否认买受人为普顺公司的事实。（一）荣昌公司提供的《付款承诺书》清楚地记明普顺公司欠付荣昌公司钢材款；《欠款协议》也明确无误地载明“供货单位”为荣昌公司，“欠款单位”为普顺公司，普顺公司也曾以法定代表人王某自有房屋抵账，与上诉人签订了抵账协议，就涉案买卖合同进行了部分货款的结算。以上所有事实足可以证实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荣昌公司与普顺公司。（二）由于王某已死亡，泰丰银川分公司向荣昌公司的付款等行为的具体指向已经无法核实。即便是真实的，那么完全可以解释为代收代付，即买卖合同中常见的委托第三人履行，并不妨碍和影响买卖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更不影响买卖合同主体是荣昌公司与普顺公司的认定。（三）实践中，发票主体与付款主体、合同主体不一致现象大量存在，对此可能引起的税务问题自然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但在案涉证据已明确证明买卖合同主体为荣昌公司与普顺公司的情形下，荣昌公司向泰丰银川公司开具的发票不能成为否定上述事实的证据。综合上述一、二，可见荣昌公司主张的事实理由相互矛盾：一方面主张普顺公司、王某、泰丰银川分公司之间形成人格混同，要求三者按照《公司法》第二十条“刺破公司面纱”的规定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主张案涉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人为泰丰银川分公司，要求泰丰银川分公司及泰丰公司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合同相对性的规定以及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承担责任。两种事实理由在基础规范和责任主体方面差异和冲突巨大。三、加盖泰丰银川分公司公章的《承诺书》和《便函》仅有公章而没有负责人王某签字，不能代表分公司的意思表示，即上述两者均不发生合同效力；即便意思表示真实，那么泰丰分公司在未获公司授权的情形下对外加入债务，既超出经营范围和责任能力，又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归于无效。（一）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加盖公司公章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由于王某已经死亡，案涉《承诺书》和《便函》中公章的真实性、由谁加盖已经无法核实，更为重要的是并无泰丰分公司负责人王某的签字，仅从形式上而言就不能代表是泰丰银川分公司的意思表示。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此行为因意思表示瑕疵而不发生法律效力，属于未生效合同，自然与泰丰银川分公司及泰丰公司无关。（二）即便是上述意思表示是真实的，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的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得为保证人，除非有法人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进一步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举轻以明重，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对外加入债务，责任重于保证责任，更应经过法人授权，否则应当认定为无效。上述意见也正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青岛新华友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新华友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泰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等多起同类型案件的裁判理由。（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且不论分公司负责人是否属于上述“董、监、高”的范围，即便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参照该条规定，完全可以得出“分公司负责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分公司或公司财产为其个人或个人控制的法人偿还债务”的结论。这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王某作为泰丰银川分公司负责人，以泰丰银川分公司名义加入了其个人控制的公司的债务，使得泰丰银川分公司及泰丰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不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这一行为的后果是将公司利益转移给个人以及个人控制的法人，具有明显的超越代表权的外观。所以此类行为在目前只能参照而不是引用《担保法》关于分公司担保的相关规定对其效力予以认定，即认定为无效；但在处理结果上并不能参照或引用上述规定，由于相对人的恶意更为明显，越权性质更加严重，设立分公司的法人并无过错，故分公司及其法人均因该行为无效而不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荣昌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普顺公司未在本院指定时间到庭接受询问，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荣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泰丰公司、泰丰银川分公司、普顺公司共同支付荣昌公司货款1661395.17元、利息146535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年利率7.56%自2017年1月1日计算至2018年3月1日，共计14个月，利息计算至全部货款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泰丰公司、泰丰银川分公司、普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20日，泰丰银川分公司向荣昌公司出具《承诺书》，内容载明：现宁夏普顺彩钢板有限公司拖欠宁夏荣昌源钢铁物资有限公司材料款共计1661395.17元（其中2012年11月22日付款承诺支付1858430.46元钢材款，2014年3月1日用位于××区抵顶80万元，下欠10584130.46元；2015年4月29日分别欠荣昌公司钢材款116919.1元和116916.15元；2015年5月9日欠荣昌公司钢材款173518.40元、2015年5月12日欠荣昌公司钢材款164794元；2015年5月14日欠荣昌公司钢材款30817.06元），如2016年12月31日宁夏普顺彩钢板有限公司到期未支付上述材料款，则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自愿代为承担偿还责任，直至上述款项偿还完毕为止。该承诺书落款处上加盖了泰丰银川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2015年8月25日，泰丰银川分公司向荣昌公司出具了《便函》，《便函》内容为：“宁夏荣昌源钢铁物资有限公司：宁夏普顺彩钢板有限公司欠贵公司钢材款1661395.17元，现由山东泰丰工程集团公司银川分公司代为偿还，特此证明。”该《便函》承诺人处加盖了泰丰银川分公司的印章。《便函》上复印了泰丰银川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的身份证。现因荣昌公司货款至今未受清偿，故荣昌公司诉至法院。普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泰丰银川分公司的负责人均为王某，普顺公司于2007年3月9日设立，泰丰银川分公司于2012年6月14日设立。王某于2017年2月6日去世。一审法院认为，荣昌公司主张的案涉债务是基于荣昌公司与泰丰银川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泰丰银川分公司拖欠荣昌公司的货款，但该陈述与泰丰银川分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载明内容“现宁夏普顺彩钢板有限公司拖欠宁夏荣昌源钢铁物资有限公司材料款共计1661395.17元……”及《便函》内容“宁夏普顺彩钢板有限公司欠贵公司钢材款1661395.17元”相悖，根据民事证据认证规则，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荣昌公司口头陈述，且荣昌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应当具备确认案涉经营活动相对方的辨别能力，其未在泰丰银川分公司以自己名义出具《承诺书》《便函》时提出异议，视为对《承诺书》《便函》内容的认可，故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为普顺公司。关于泰丰银川分公司向荣昌公司出具《承诺函》《便函》的性质认定。根据《承诺函》《便函》所载明的内容：“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自愿代为承担偿还责任”，应视为泰丰银川分公司自愿承担该笔债务，但同时并未免除普顺公司的清偿责任，据此泰丰银川分公司的行为构成并存的债务加入。泰丰银川分公司系泰丰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泰丰银川分公司属于不完全民事主体地位，是否具有对外承诺债务加入的权利能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因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保证责任的承担相较于债务加入的责任较轻。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分公司的债务加入应当经过企业法人授权，否则应认定无效。本案中，泰丰银川分公司虽然向荣昌公司出具《承诺函》《便函》，但荣昌公司未举证证明该付款承诺征得了泰丰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为无效。荣昌公司主张普顺公司与泰丰银川分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证据不足，不予采纳。综上，对荣昌公司要求泰丰银川分公司、泰丰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普顺公司作为买受人至今未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对荣昌公司要求普顺公司承担清偿货款1661395.1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年利率4.75%上浮50%标准确定普顺公司支付荣昌公司自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1日期间的利息137833元，并支付2018年3月2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后续利息。普顺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普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荣昌公司货款1661395.17元及利息137833元，并按照年利率7.125%支付自2018年3月2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荣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072元，公告费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普顺公司负担。二审期间，荣昌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顺达运输协议书》一份，证明：泰丰银川分公司作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曾就涉案合同发生的其中一个批次2012年7月5日95吨钢材货物委托货物运输中介从荣昌公司处提货，托运方处明确加盖为“山东泰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合同专用章”。装货地址及联系电话就是荣昌公司注册地址和法人电话。泰丰公司、泰丰公司银川分公司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属于另一合同关系。证据二、2015年11月10日《通知》及《交接清单》各一份，证明：1.泰丰公司知晓泰丰银川分公司2015年11月10日之前，即存在管理混乱、账目不清、拖欠税款和工资的行为，对此，泰丰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2.作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荣昌公司按照一直以来的交易习惯与泰丰银川分公司连续发生业务往来，没有任何过错。3.荣昌公司诉请的欠付货款发生的时间均在2015年11月10日之前，泰丰公司知道泰丰分公司存在问题，却未及时采取措施，致使荣昌公司遭受损失，存在过错。泰丰公司、泰丰银川分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客观性和合法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泰丰公司、泰丰银川分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欠款协议五份，证明：该证据是2018年4月荣昌公司在兴庆区法院起诉时卷宗里所附材料，泰丰公司庭前阅卷时拍照所得。欠款协议中明确记载供货单位是荣昌公司，欠款单位是宁夏普顺彩钢板有限公司，同时该五份欠款协议中记载的货物买卖时间、数额与本案荣昌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2015.8.20承诺书一一对应。荣昌公司质证称，欠款协议中没有加盖普顺公司公章，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荣昌公司一审时提交的24张泰丰公司的入库单与承诺书中欠款金额及时间均能对应，该份证据不能说明问题。经审查，荣昌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泰丰公司、泰丰银川分公司提交证据系照片打印件，荣昌公司不认可，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荣昌公司在起诉状中自认，普顺公司于2012年11月22日向其出具《付款承诺书》，结算应向其支付1858430.46元钢材款，承诺2014年3月1日用位于××区抵顶80万元，下欠10584130.46元；普顺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分别欠其钢材款116919.1元、116916.15元，2015年5月9日欠其钢材款173518.4元、2015年5月12日欠其钢材款164794元、2015年5月14日欠其钢材款30817.06元，合计1661395.17元。其他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对欠付货款金额1661395.17元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焦点为：泰丰公司、泰丰银川分公司就涉案债务是否承担责任。首先，关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主体问题。荣昌公司自认普顺公司于2012年11月22日向其出具《付款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普顺公司于2014年3月1日用位于××区抵顶80万元，普顺公司欠付钢材款1661395.17元。与泰丰银川分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出具的《承诺书》载明的欠付款项一致。普顺公司向荣昌公司出具具有结算性质的《付款承诺书》，还通过顶房的形式支付部分货款，符合买卖合同关系中买方的一般行为，足以说明普顺公司系涉案钢材购买方。荣昌公司提交的形成在前的入库单、职工考勤表、泰丰银川分公司工资表一张、宁夏银行支付凭证二张、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一张、宁夏增值税专用发票5张、转账凭证3张、石文才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该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普顺公司与荣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正确。其次，关于普顺公司与泰丰银川分公司是否构成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普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某，泰丰银川分公司负责人为王某，普顺公司与泰丰银川分公司系关联公司。但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关联公司即公司人格混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只有在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且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本案中，泰丰银川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不具有适用公司人格混同的基础。最后，关于《承诺书》《便函》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泰丰银川分公司向荣昌公司出具《承诺书》《便函》系债务加入正确，且双方未就此事实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我国法律就债务加入未作明确规定，应相当于在债务人之外为债权人增加了一个新债务人，债务加入和保证一样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故与债务加入在法律性质上最为接近并且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应为连带责任保证法律关系，因此，对于泰丰银川分公司的债务加入行为是否构成有权代表及相应效力，可参照适用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加以评判。故在荣昌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承诺书》《便函》获得泰丰公司有效授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根据举轻以明重的逻辑，认定《承诺书》《便函》无效并无不当。本院对荣昌公司关于泰丰公司、泰丰银川分公司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荣昌公司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0元，公告费600元，由上诉人宁夏荣昌源钢铁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 欣审判员 程改焕审判员 何 玲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田 娜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