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民终5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汕头航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法定代表人：肖仕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英，广东国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丽，广东国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法定代表人：刘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本庆，广东公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汕头航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航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汕头市×××××工艺品有限公司（下称金顺一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507民初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4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航投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英、被上诉人金顺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本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航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航投公司与金顺一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判令金顺一公司返还广州市翔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翔泰公司）40%股权给航投公司；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金顺一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实质是赃款赃物的返还明显错误，既严重违背事实也与生效判决矛盾。（2010）金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中对检察机关对张某明犯贪污犯罪的指控未予认定。既然尚未认定其犯罪，又何来“赃款赃物的返还”一说？二、翔泰公司的股权归航投公司所有，这是确定无疑的，且已经生效判决确定。一审判决否定航投公司享有翔泰公司股权也是根本错误的。翔泰公司是由航投公司投资设立的公司，翔泰公司成立时登记的股东全部为航投公司员工及航投公司下属企业汕头市信泰有限公司（下称信泰公司）。虽然在翔泰公司设立时存在虚假出资，但公司股权归属于航投公司是确定无疑的。对此，（2010）金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已查明并予确认，判决书明确认定：“虚假出资行为是以航投公司的名义实施，所得利益也归属于航投公司”。该判决早已生效。翔泰公司的股权（“利益”）归属于航投公司所有已是不争事实。（2010）金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该案“应属于单位犯罪，对被告人张某明依法应按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对虚假出资问题，法院已追究航投公司的单位犯罪责任。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尚未存在单位犯罪未被追究问题。原告应先行处理虚假出资问题，在此之前，原告的请求涉及上述股权的归属的，法院不应受理。避免通过民事审判变相确认原告持有上述股权的合法性”，上述判决内容否定了航投公司持有翔泰公司股权的合法性，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变相否定了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三、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履行及实质内容看，该合同属于恶意串通签订的虚假合同，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是以合法形式掩盖侵吞国有资产的非法目的，是无效合同。张某明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长期担任航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06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张某明同时控制航投公司及翔泰公司，在航投公司从未审议通过《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私自与金顺一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金顺一公司是张某明利用其侄女张某吟等亲友名义设立，是与张某明存在直接利益关系的公司，张某吟持有金顺一公司90%的股权，为金顺一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吟证明其对股权转让并不知情，《股权转让协议》上“张某吟”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该签名是虚假的（一审航投公司证据1《张某吟询问笔录》）。金顺一公司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陈某和陈某骖的证言证明（一审航投公司证据2、3），陈某和陈某骖当选为航投公司董事的过程是虚假的。有效的合同必须应是签订者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也是我国合同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本案，作为转让方的航投公司未履行相应审批程序，股权转让并不是航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受让方的金顺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对股权转让不知情，签名也是虚假的，上述事实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均非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陈某对推荐的董事陈某骖既不认识也毫不知情的事实，进一步证实《股权转让协议》是恶意串通签订的虚假合同，并不是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结果。此外，没有证据证明金顺一公司向航投公司支付了任何股权转让的对价。在2006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翔泰公司已持有航投公司2500万股股份，价值过千万元，作为一家有巨额资产且该资产为国有资产的企业，不经清产核资审计评估，就以零对价的方式将股权转让给金顺一公司，其实质是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侵吞国有资产。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完全是由张某明一手操控安排，以恶意串通方式签订的虚假合同，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侵吞国有资产的非法目的，其行为严重损害航投公司的合法权益，该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同时也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均应当判决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诚然，协议的签署未经航投公司审批同意、金顺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不真实、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如果仅有上述某个单一事由，也许可以认为并不足以认定转让协议无效。但本案同时具备上述全部情形，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该协议是属恶意串通签订的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侵吞国有资产的非法目的，是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款规定的无效合同。一审法院将上述情形各自单独抽列出来，认为不足认定合同无效，显然是断章取义。如果法院判决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将给国有资产造成严重损失，也将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四、一审判决认为该案涉及刑事犯罪故而驳回航投公司诉讼请求是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一审判决明显违反该规定。首先，如果法院认为该案属于涉嫌犯罪，按照上述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一审法院仅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未判决/裁定将有关材料移送司法机关，显然是错误的。这将导致既不能启动刑事侦查程序，查处犯罪行为，又剥夺当事人通过诉讼维护合法权益的权利，导致当事人没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途径。其次，如果法院认为该案涉嫌犯罪，也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非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称：“本院原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案件受理费可全额退还原告，但原告坚持要求法院审理本案，现本院已不能再次驳回原告起诉”，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五、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法官随意裁判。1.一审法院在中止诉讼后未合理告知航投公司的情况下恢复本案诉讼，损害了航投公司的权益，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恢复诉讼也极为随意。一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的理由是：“建议一审原告将公司清理情况及相关证据交予侦查机关，请求并配合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做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如果法院认为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则法院应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司法机关查处。而一审法院却是“建议原告将清理情况及相关证据交予侦查机关……”，将本该法院移送的责任推脱给当事人，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之后，一审法院又以未见任何新的进展为由，悄悄恢复诉讼，也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所述，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当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如果法院认为该案涉嫌犯罪，也应当在裁定驳回起诉的同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因此，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反，应当予以纠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金顺一公司在答辩期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当庭辩称：一、航投公司诉称张某明一手操控安排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侵吞国有资产，据此主张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航投公司诉称该股权转让系因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某明利用职务之便，一手操控安排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侵吞国有资产，主张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但航投公司在其上诉状又认同此事已经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2年10月12日作出的（2010）金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查明，对张某明的指控未予认定，可见航投公司诉请的理由并不成立。且张某明的责任问题系航投公司的内部事务，不排除因个人恩怨引发本次诉讼，航投公司据此主张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航投公司将检察机关指控张某明犯贪污罪的理由作为民法合同无效的理由，混淆了刑法问题和民法问题，完全正确，应予以维持。二、一审判决不予变相确认航投公司持有的翔泰公司40%股权的合法性完全正确。（2010）金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关于“虚假出资行为是以航投公司的名义实施，所得利益也归属于航投公司”的说法，及航投公司据此认定该股权归属于航投公司所有是不争的事实的理由不能成立，否则按该逻辑，就会得出实施犯罪后的所得利益归属于犯罪分子的悖论！三、航投公司与金顺一公司协商一致签字盖章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且已在十多年前履行完毕，应受法律保护。2005年12月15日航投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作出了航投公司退出在翔泰公司的投资，及授权由张某明全权负责办理退股事宜的决议，航投公司刻意隐瞒了该事实，并称张某明未经董事会同意，完全违背事实。张某明依该授权办理退股事宜，包括按对价转让给金顺一公司，完全符合航投公司的意图，并未侵害航投公司权益。航投公司与金顺一公司均为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双方经协商一致签字盖章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涉及的翔泰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审核，已依法核准了翔泰公司40%的股权变更到金顺一公司名下，早已经履行完毕。2008年航投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前，金顺一公司和翔泰公司已行使股东权利，在推选董事的材料上已清楚表明翔泰公司的股东变更及现法定代表人，推选的董事都有在股东大会上自我介绍且全部当选，航投公司清楚明白该股权转让事宜，并无任何人提出异议。四、航投公司称转让给金顺一公司的翔泰公司40%股权系国有资产，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履行相应审批程序，该诉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航投公司是国有企业股、社会企业股、自然人股混合的股份制公司，经过多年多次的股权拍卖和转让，其国有股权成分占比已是极低（据了解，2003年以后汕头经济特区航空实业发展总公司【下称航实公司】的所占股份仅为5%左右），航投公司根本就是一家股份制民营企业；即使是有国有资本参股，也是由国有出资单位同其他出资单位一样委派和推荐董事人选，参与其投资设立企业的管理，航投公司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经营自主权，依照公司章程进行运作，公司章程没有约定股权转让需报请审批的事项规定；航实公司作为出资人之一，除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外，不得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航投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公司依法自主决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航实公司除在发起成立时有委派董事人选外，对航投公司并无行使任何管理职责，包括航投公司的对外重大投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公司章程、重新选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等重大事项均没有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航实公司同意。之前航投公司受让10个自然人的翔泰公司股权，也没有报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航实公司同意。并且航投公司转让其持有的翔泰公司股权也并非企业国有股权。因此航投公司诉称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需履行相应审批程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航投公司作为民营的股份制企业，与金顺一公司均为平等民事主体，金顺一公司没有义务去了解航投公司的内部报批程序，协议一经航投公司盖章确认，对航投公司便依法产生约束力，其辩称未履行所谓审批手续便构成协议无效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五、金顺一公司已于2006年11月通过翔泰公司将该《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600万元全额支付给了航投公司；航投公司诉称零对价转让股权，违背事实。依航投公司提交的证据《股权转让备忘录》及《转账凭证》证明，2006年2月16日航投公司和翔泰公司就航投公司退出股份及转让航投公司持有翔泰公司40%股份，及其他资金结算达成备忘，截止至2006年2月16日翔泰公司结欠航投公司资金为1074.6万元，而航投公司所称的1674.6万元，其中翔泰公司于2006年11月22日即付还航投公司1130万元，翔泰公司于2006年11月21日付给航投公司的400万元和2006年11月27日付给航投公司的200万元即为代金顺一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因此金顺一公司通过翔泰公司将该《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全额支付给了航投公司，双方已是没有异议。航投公司诉称零对价转让股权，完全违背事实。并且在该股权转让完成十多年后，航投公司才提出股权转让款问题，本身就不符常理。六、金顺一公司的现股东深圳市安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族远）和刘通已受让了金顺一公司的全部股权，从而享有翔泰公司40%的股权权益，该股权权益依法应受保护。2013年金顺一公司的原股东陈某和张某某将金顺一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现股东，并依法办理了股东变更手续。金顺一公司的现股东深圳市安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族远）和刘通基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核准公示，受让了金顺一公司的全部股权，从而享有翔泰公司40%的股权权益，该股权权益依法应受保护。七、一审判决以航投公司诉请涉及刑事犯罪故而驳回航投公司的起诉，及在航投公司坚持缠诉，且在限定时限内未按法庭要求清理情况和向侦查机关提交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主动恢复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程序上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航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航投公司与金顺一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金顺一公司返还翔泰公司40%的股权给航投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0月20日，航投公司与金顺一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航投公司将持有的翔泰公司40%股权按原出资额即600万元转让给金顺一公司，金顺一公司应在协议生效后三日内付还转让款的50%即300万元，余款分两年即每年150万元付还。2012年10月12日，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就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指控张某明犯虚假出资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一案作出（2010）金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其中查明：航实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张某明系航实公司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航投公司系航实公司等多家全民所有制性质企业注资参股发起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国有企业股、社会企业股、自然人股混合的股份制公司，由航实公司控股并委派人员管理经营，1992年，张某明受航实公司委派参与航投公司的筹备工作并于1994年3月当选航投公司总经理，2000年12月起任航投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10月28日，航投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成立翔泰公司，注册资金1500万元，航投公司出资600万元，占40%股份；1999年12月1日，航投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授权张某明负责翔泰公司的前期筹备工作；翔泰公司于1999年12月29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500万元为虚假出资，系张某明同意由航投公司出资5万元并授意航投公司员工黄兴灿从航投公司处支取5万元到广州雇请社会人员办理的虚假验资手续，登记成立时以张某明及航投公司员工黄兴灿、张镇盛等10人以及航投公司属下企业“信泰公司”为股东；2002年10月10日，翔泰公司原自然人股东持有的80%股份，经工商登记变更为航投公司及张镇盛各持有40%股份，“信泰公司”持有20%股份不变。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认为上述虚假出资行为是以航投公司名义实施，所得利益也归属于航投公司，应属单位犯罪，张某明应按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判决张某明犯虚假出资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另以其他事实判决张某明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在上述刑事案件中，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张某明犯贪污罪的指控中包括张某明利用职务之便，违反国家关于转让企业国有股份的有关规定，在没有报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董事会同意下，私自决定指派翔泰公司工作人员孙某到广州工商部门对翔泰公司进行股东变更登记，于2006年10月26日将航投公司持有翔泰公司40%股权变更为金顺一公司持有，从而使金顺一公司在没有实际付出的情况下成为翔泰公司股东，金顺一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吟（系张某明侄女）、陈某（系张某明妻姐）、股东张某某均对金顺一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工商登记、变更法定代表人及股权转让相关情况不知情，金顺一公司及转让后的翔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某明及陈琦。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对上述指控事实并未予以认定，认为金顺一公司有以“股权转让款”“往来款”名义将406万元汇入“信泰公司”账户，该款为航投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现有证据不能排除金顺一公司是将该款用于购买翔泰公司股份的可能，金顺一公司于2007年12月27日以“还借款”名义汇入翔泰公司账户200万元，同日翔泰公司连同其他款项一同以“往来款”用途转入聿怀初级中学附属小学（系航投公司投资学校）账户，在该款的用途未查清的情况下，不能排除该笔200万元汇款与金顺一公司受让翔泰公司股份存在关联。本案诉讼期间，一审法院以航投公司陈述的行为过程已涉嫌犯罪，应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予以严格认定，航投公司追索被非法转让的财产，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航投公司起诉。航投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未经审理裁定驳回航投公司起诉，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一、在本案程序方面，航投公司诉称的事实，系必须由侦查机关侦查、通过刑事审判予以认定的涉嫌犯罪事实，属刑事诉讼侦查、审理范围，不属民事诉讼调查范围，航投公司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涉嫌犯罪事实，已超越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职权范围；同时，航投公司的请求事项，实质是请求返还赃款赃物，也系应当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刑事法律问题。本案争议，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且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也已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故不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及审理。航投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某明系由国有的航实公司委派到航投公司处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航投公司诉称张某明利用职务之便，未履行相关手续，在航投公司未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私自将航投公司持有的翔泰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至与张某明有直接关联关系的金顺一公司名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航投公司所陈述的，系张某明通过与关系单位签订、履行合同的形式侵吞航投公司公司财产的行为过程，已涉嫌贪污犯罪，该事实的查明与认定，法定通过侦查机关侦查、公诉机关公诉、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的程序进行。人民法院既无权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审理、认定犯罪事实；也不能通过民事诉讼对可能的犯罪行为作出事实不存在或者证据不足的司法结论。事实上，航投公司诉称的事实，原已由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检察院侦查并提起公诉、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这已足以说明，航投公司诉称事实的查明，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并且，航投公司陈述的金顺一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经过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并不能认定，现一审法院也不宜就同一事实再次进行审理，更不能作出相反结论。经过限制人身自由等刑事侦查手段尚不能认定的事实，航投公司不应复制刑事案件材料、转而以民事诉讼形式要求一审法院认定。若航投公司的诉称属实，航投公司请求返还被转移的财产，实质是赃款赃物的返还问题，也系应当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刑事法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八十二条也作了相关的规定。本案实质是刑事案件，诉称的大部分事由甚至与检察机关公诉的内容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讲话指出：“如果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所涉事实完全相同，而且案件事实在根本上也属于刑事案件，那么在立案阶段就应不予受理商事案件。受理后在商事审判中发现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航投公司原所持有的翔泰公司40%股权系通过虚假出资犯罪行为取得，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已认定虚假出资行为属单位犯罪，航投公司尚存在单位犯罪未被追究问题。航投公司应先行处理虚假出资问题（虽然航投公司庭审期间表示其有出资用于翔泰公司运营，但这不等于补缴注册资本，且航投公司复制刑事案件卷宗中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检察院制作的航投公司与翔泰公司资金往来统计表、作为本案证据提交一审法院时，已将航投公司与翔泰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作为债权债务处理，表示翔泰公司2006年11月时对航投公司欠款为1674.6万元），在此之前，航投公司的请求涉及上述股权的归属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避免通过民事审判变相确认航投公司持有上述股权的合法性。三、鉴于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航投公司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航投公司诉称的张某明签订本案合同未经同意问题，庭审期间，航投公司表示其依据的关于企业国有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及需报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的规定是《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十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批准手续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是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除上述法定情形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合同一方签订合同时没有履行审批手续属一方内部问题，并不能作为合同无效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也规定了“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航投公司据以主张合同无效的规章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同时，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并非航投公司的股东，与航投公司并无直接关联，航投公司作为股份制公司，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开展经营活动，其签订合同、出让资产并不需要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同意；检察机关所指控的张某明变更翔泰公司股东登记未报请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同意，是指张某明代表国有的航实公司行使股东权利时未向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汇报相关事项，是关于张某明履行国有单位公务时职务犯罪的指控，并不能将实际上属于航投公司股东航实公司的汇报请示事项混同为航投公司的事项，更不能将航投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时没有汇报请示作为航投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的合法理由。金顺一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吟对金顺一公司情况及本案合同的签订不知情问题，该事由是检察机关指控张某明操控翔泰公司股权变更的理由，而从民商事法律角度，航投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并且，在现实生活中，自然人被挂名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经营活动不知情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并不等于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而即使是以金顺一公司法定代表人不知情为由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也应当由金顺一公司提出，而不是由航投公司提出，但金顺一公司已确认了合同效力。航投公司诉称的金顺一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即便属实，也属于合同履行问题，一方违约未支付合同款项并不等于合同本身无效。若金顺一公司未支付对价属实，航投公司也可选择要求金顺一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和违约金，并不等于合同无效。航投公司上述将检察机关指控张某明犯贪污罪的理由作为民法上合同无效的理由，混淆了刑法问题与民法问题，理由不能成立。航投公司诉称在对公司情况进行清理后，于2016年10月才得知本案股权转让情况，一审法院原于2018年10月23日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建议航投公司将公司清理的情况及相关证据提交予侦查机关、请求并配合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视航投公司处理虚假出资问题的情况及请求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进展情况再恢复诉讼。现航投公司至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新的证据，案件未见任何新的进展，继续中止诉讼已无意义，故恢复本案诉讼。综上所述，若航投公司的诉称属实，案件事实的认定及赃款赃物的处置应通过法定程序进行，航投公司既无需、也不应通过本案民事诉讼解决问题，建议航投公司进一步研判本案民事诉讼的可行性，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纠纷。一审法院原裁定驳回航投公司起诉，案件受理费可全额退还航投公司，但航投公司坚持要求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现一审法院已不能再次驳回航投公司起诉。航投公司本案主张，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航投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航投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与本案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检察院以汕金检刑诉（2009）38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明犯虚假出资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于2009年12月14日向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0日作出（2010）金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张某明犯挪用公款罪和虚假出资罪成立，并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关于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该判决书查明：金顺一公司系2006年7月4日经工商部门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定代表人为张某吟，2007年1月8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某吟变更为陈某。该公司成立后，张某吟名为法定代表人，但实际上公司一直是由厦门商人陈某、香港商人陈琦姐妹及其雇工王义野在经营管理。张某吟系张某明的侄女，陈琦原系张某明的朋友，于2007年10月与张某明登记结婚，陈某系陈琦的胞姐。2006年11月，张某明为了使金顺一公司能获得资金及时收购航投公司的股权，个人擅自决定动用航投公司存放在汕头市某某小学（下称某某小学）的资金出借给金顺一公司，并于2007年年底，指使安排财务人员与金顺一公司相关人员补办了某某小学与金顺一公司的借款协议书。2008年3月，在航投公司2008年股东大会上，金顺一公司主张行使的股权共计2313.8607万股（上述所有股权均没有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支持上述事实并为法院采信的证据包括张某明的供述，其供认2006年下半年，为应付一些股东恶意收购航投公司的股票，其说服、动员陈某以金顺一公司的名义来汕头投资，收购航投公司的股权，因金顺一公司资金紧张，其就决定由某某小学借款给金顺一公司，借款时公司没有开会研究，是其决定的。该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某明挪借的款项是以航投公司属下的某某小学的名义借出，该决定未经董事会或公司领导层讨论同意，是其个人决定；金顺一公司是被告人张某明亲友开办的公司，该公司借得的资金用于购买航投公司其他股东所持有的航投公司股权的经营活动，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对航投公司的股权结构产生直接影响，金顺一公司成为航投公司的重要股东。原审被告人张某明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本院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2012）汕中法刑二终字第77号刑事裁定，裁定维持原判。2017年1月19日，航投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4日作出（2017）粤0507民初148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航投公司的起诉。航投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2017）粤05民终76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7）粤0507民初148号之一民事裁定，本案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3日裁定中止诉讼，后恢复诉讼并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再查明，在签订日期显示为2006年10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载明航投公司就其持有的翔泰公司40%股权按原出资额即600万元转让给金顺一公司，金顺一公司需在本协议生效后三日内先付还300万元给航投公司，余款分二年即每年150万元付还航投公司，本协议经翔泰公司股东会同意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落款处有航投公司和金顺一公司的盖章及法定代表人名字的签名。金顺一公司为证明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在一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2006年11月21日翔泰公司汇款给航投公司400万元的汇款凭证，汇款用途为往来款；2006年11月27日金顺一公司汇款给翔泰公司200万元的汇款凭证，汇款用途为货款；2006年11月28日翔泰公司汇款给航投公司200万元的汇款凭证，汇款用途为往来款；信泰公司2007年12月31日出具的《委托书》，委托翔泰公司将欠信泰公司部分借款4106562.89元付还金顺一公司，翔泰公司和金顺一公司在该份《委托书》上盖章并标注“同意委托”；金顺一公司2017年1月20日向翔泰公司出具《确认函》，确认其分别在2006年和2007年将其购买航投公司持有翔泰公司40%股份的支付款6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汇入翔泰公司的账户；翔泰公司2017年1月23日出具《回执》，对前述《确认函》内容予以确认，并表示其已将该款项支付给航投公司。关于前述《委托书》中提到的翔泰公司结欠信泰公司、信泰公司结欠金顺一公司款项的情况，金顺一公司并未提交相关债权债务凭证予以证实。翔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其法定代表人为陈某，股东分别为信泰公司、陈某及金顺一公司，2008年12月24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结合当事人上诉、答辩及庭审情况，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2.若本案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争议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无效。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问题本案中，航投公司请求法院判令其前法定代表人张某明与金顺一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并由金顺一公司返还翔泰公司40%的股权给航投公司。在航投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张某明已因前述的股权转让行为被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犯罪提起公诉，后金平区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认定该指控罪名不成立。该判决2012年经本院二审维持已发生法律效力。虽然张某明因与金顺一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构成刑事犯罪，但人民法院仍应对该争议的股权转让民商事纠纷进行独立审理。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由于前述的刑事案件的行为人为张某明，而本案的被告为与其订立合同的相对人即金顺一公司，故本案民事诉讼和前述刑事诉讼的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并不相同。其次，航投公司就争议的股权转让纠纷提起的民事诉讼发生在前述刑事诉讼程序完结之后，本案的审理不存在民诉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规定的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情形，本案的审理不存在必须中止诉讼的情形。第三，虽然金平区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认定张某明贪污犯罪罪名不成立，但基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价值取向、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证据认定标准、责任构成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刑事法律关系与民商事法律关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完全异质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两者不能相互替代，不能以刑事案件的证据审查标准来替代民商事案件的证据审查标准，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民商事纠纷并不能为贪污犯罪案件所吸收。只要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存在民商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就应该受理并审理。综上，本案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争议事实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系对民刑交叉案件之间的程序关系、证据认定标准等方面的差异性、民刑案件分别受理及分别审理原则认识上的偏差，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争议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无效问题本案中，航投公司主张其前法定代表人张某明与金顺一公司恶意串通签订虚假的股权转让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并同时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请求法院判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及由金顺一公司返还翔泰公司40%的股权。争议的股权转让合同涉及对航投公司持有的翔泰公司40%股权（下称讼争股权）的转让问题。鉴于航投公司为持有国有资本的企业，讼争股权无疑亦属于企业国有资产范畴。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由有国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进行评估及进场交易的目的，在于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通过公开、竞争的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充分运用市场发现价格的机制，尽可能实现国有资产价格最大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避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讼争股权在转让时，未按照国家的上述规定处置，未履行法定的评估手续，未在法定的产权交易机构进行公开转让，即擅自转让予金顺一公司，明显规避了国家对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监管，该转让具有可归责性。作为讼争股权的受让方，金顺一公司无法证明其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首先，金顺一公司提供的汇款凭证发生于金顺一公司与翔泰公司、翔泰公司与航投公司之间，并无金顺一公司向航投公司支付款项的直接证据，且汇款用途载明为往来款或货款，而非股权转让款。其次，两笔汇款均发生于2006年的11月份，与金顺一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及《确认函》上表述的委托付款及汇款时间不符。第三，金顺一公司的付款方式与争议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不符，金顺一公司也无法举证其与信泰公司、翔泰公司之间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航投公司对上述付款方式及款项予以确认的证据。第四，从此前针对张某明的刑事诉讼查明事实及本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可知，翔泰公司、航投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情况。金顺一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向航投公司支付了6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金顺一公司并非善意的讼争股权受让方。依据已生效的（2010）金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所查明和认定的事实，金顺一公司受让讼争股权的时间发生于其接收张某明非法挪用的航投公司资金以收购航投公司股权的时期内。金顺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时任航投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明的亲友，系张某明挪用公款罪的赃款接收对象和获利对象。基于金顺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张某明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金顺一公司在张某明安排下参与了收购航投公司股权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内，金顺一公司所同时完成的与张某明出席并签字的讼争股权转让行为，在金顺一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吟明确表示对该股权转让签约行为不知情，而金顺一公司亦无法就上述签约行为作出说明却仍认可该股权转让合同签约行为并主张合同有效情况下，应该认定上述争议的股权转让行为仍系在张某明安排下的与金顺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合意的股权转让行为。金顺一公司应该知晓张某明利用其对航投公司的实际控制所进行的上述对外行为的不合规性及不合法性。换句话说，金顺一公司在争议的股权转让交易中，并非基于对张某明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信赖而与航投公司进行的交易，而系基于与张某明的特殊关系，利用张某明的职务身份通过与航投公司有关的系列交易从中获利。据此，金顺一公司在争议的股权转让行为中难谓善意。综上，张某明利用其作为航投公司控制人身份，与金顺一公司签订了讼争股权的转让合同，规避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监管，未履行资产评估及进场公开交易，而且也无法证明金顺一公司有支付股权转让款情况下，该股权转让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国家及航投公司的利益，满足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无效合同情形。航投公司主张合同无效的事由成立。虽然航投公司在设立翔泰公司时存在虚假出资，但并不影响其作为翔泰公司股东的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4年施行）》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欺骗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据此，对虚假出资问题，上述法律并非直接否定发起人或股东的股东资格和股权。而且，如上所述，本案也不存在需要中止诉讼问题，一审法院以航投公司构成虚假出资犯罪为由，不予受理航投公司返还翔泰公司股权的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争议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金顺一公司应向航投公司返还讼争的股权。航投公司的该项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另，航投公司上诉还主张一审法院中止诉讼及恢复诉讼程序违法。鉴于一审法院中止诉讼的理由涉及本案能否通过民事诉讼继续审理问题，就此问题本院已在“本院认为”第一部分进行了分析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关于恢复诉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裁定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恢复诉讼程序时，不必撤销原裁定，从人民法院通知或者准许当事人双方继续进行诉讼时起，中止诉讼的裁定即失去效力。”由于一审法院在恢复诉讼后即作出判决，而且也在裁判文书中进行了说明，程序上并无不当。综上，航投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507民初148号民事判决；二、汕头航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汕头市×××××工艺品有限公司2006年10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三、金顺一家居工艺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将广州市翔泰投资有限公司40%股权返还给汕头航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3800元，由汕头市×××××工艺品有限公司负担。汕头航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审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予以退回。汕头市×××××工艺品有限公司二审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交纳；拒不交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建龙审 判 员 林 玫审 判 员 林 楠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侄锋书 记 员 陈思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