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50884号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高文(上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负责人：王云芳，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军芝，北京高文(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于聪，女，198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洪君，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茜雯，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高文(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高文律所”)与被告于聪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被告于聪提起反诉，本院经审查后决定受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本诉与反诉于2020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高文律所(反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军芝、被告于聪(反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洪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文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73,900元；2.诉讼费由被告于聪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0月31日，被告由日本返回上海即至原告处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原告就其与案外人阮思杰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司法诉讼，且该协议第5条对该案件的律师代理费用进行了详细约定。接受委托后，原告指派律师对被告委托案件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办理。2019年11月29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开庭调解并以(2019)沪0107民初27241号文书调解结案，案外人阮思杰拖欠于聪447.80万元货款于当庭付至于聪银行账户并经确认。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于聪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合法有效，且原告已全面履行了该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约定的律师代理费用。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于聪辩称，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根据《委托代理协议》，原告律师未尽职尽责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在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就(2019)沪0107民初27241号案件(以下简称27241号案件)组织于聪与案外人阮思杰进行调解时，于聪已经明确指示原告律师代理费应由阮思杰承担，原告律师收到指示后，回复“ok”的信息，但原告律师在调解中非但没有据此提出主张，利息也予以放弃，也没有向于聪明确反馈调解结果，提请于聪注意阮思杰不同意承担律师费的调解方案，而是未经于聪同意擅自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使得调解协议即刻生效，其行为超过授权范围，构成违约。于聪之后才知晓原告律师未按其指示进行向阮思杰主张律师费，也没有为其主张利息，故于聪对支付律师费提出异议。在27241号案件中，因于聪起诉阮思杰拖欠货款，阮思杰为该案中的过错方，于聪主张由阮思杰承担律师费具有正当性，且当时阮思杰名下房屋已被法院查封，在阮思杰急需解封并积极配合司法诉讼的情况下，阮思杰愿意承担律师费的可能性极高，但原告律师的违约行为导致于聪的利益受损，于聪有权解除《委托代理协议》，无需承担律师代理费。被告于聪(反诉原告)提出反诉请求：判令高文律所退还于聪已经支付的律师费50,000元。事实和理由：在27241号案件中，高文律所指派的律师违背于聪的意愿，擅自在调解笔录上签字，给于聪造成损失，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8.1条的约定，高文律所故意不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违法执业给于聪造成损失的，于聪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高文律所退还于聪已经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原告高文律所(反诉被告)对被告于聪(反诉原告)的反诉辩称，不同意被告于聪(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由于聪向高文律所支付律师费，并未出现律师费由阮思杰最终承担的约定，故高文律所在签约时就已经明确告知于聪律师费的承担主体是其自己。27241号案件起诉状中未提出律师费的诉请，于聪既然签字确认了诉状，视为对律师费诉请的放弃。所谓的指示是于聪丈夫所说的，而于聪丈夫并非《委托代理协议》的当事人，且该聊天记录并非正式书面约定。事实上，聊天记录的背景是在调解时，阮思杰声称已经和于聪(实为和于聪丈夫)达成口头协议，即只要履行全部债务，于聪自己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故代理律师向于聪(于聪丈夫)提问确认阮思杰所说的真伪性，而非与于聪协商律师费由谁承担的问题。聊天记录时间在于聪最终确认之前，应以于聪最终确认的庭审协议为准。虽然起诉状中有利息的诉请，但于聪在调解中主动放弃了利息。原告律师在调解中已经尽到相应告知义务，告知诉讼注意事项，并经于聪本人确认才签订调解协议。于聪亦在调解当日在群聊中表示“收到了，没问题，辛苦了”，是于聪对律师代理活动的认可和对案件最终结果的确认。原告合法合理维护了于聪的权益，已经完整履行《委托代理协议》，并未违约，即便是于聪有提出律师费的诉请，是否支持也需要得到法院裁决，并非代理人的过失，于聪将所谓的指示行为视为委托代理协议的一部分显然是无理要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0月31日，原告高文律所(乙方)与被告于聪(甲方)签署《委托代理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因与阮思杰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为代理人，代理甲方参加一审、二审及执行等民事活动，乙方指派刘蓉、叶军芝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代理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代理事项完成之日止，并约定代理费支付方式：为前期代理费1万元，由甲方于合同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如乙方接受委托后查到被告名下有财产可供执行，甲方再向乙方支付4万元前期费用，风险代理费为本案甲方最终受偿金额的5%(扣除之前已支付的5万元)。如果立案后，未查到被告名下任何房产，甲方撤诉，甲乙双方委托合同关系终止，乙方不再收取任何费用，前期代理费1万元不予退还。于聪已向高文律所支付了律师代理费5万元。2019年11月，于聪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27241号案件诉讼，要求阮思杰偿还拖欠货款4,478,000元以及延迟支付的利息，于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高文律所律师叶军芝、刘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中阮思杰提出已经给了于聪100,000元，同意再支付4,378,000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阮思杰应于2019年11月29日支付于聪4,404,312元(剩余货款4,378,000元以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案件受理费21,312元)。阮思杰当庭将4,404,312元转账给于聪。在2019年11月29日上午高文律所律师叶军芝与于聪丈夫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叶军芝：阮思杰说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保全费都是您这边给，是吗？于聪丈夫：这个诉讼费什么的话，要他自己承担吧，就是，我不会承担了……让他该做该承担的责任，全承担吧。叶军芝回复了“ok”的手势。在2019年11月29日上午高文律所律师叶军芝、刘蓉与于聪、于聪丈夫的群聊中，叶军芝将调解笔录拍照发送至群里，并告知于聪刚转了一笔4,312元的款项过去，核对后再转440万元。于聪收到款项后，在群里表示向叶军芝、刘蓉表示感谢。以上事实，由高文律所提供的《委托代理协议》、授权委托书、民事起诉状、财产保全申请书、保单保函、谈话笔录、转账记录、民事裁定书、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于聪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及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高文律所与于聪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并按约履行。根据高文律所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相应诉讼案件的谈话笔录等材料书，高文律所在接受被告的委托之后，提供了相应的诉讼代理服务，于聪应当依约支付律师代理费。于聪辩称高文律所指派的律师违背其指示在调解笔录上签字，但本院注意到，在叶军芝律师和于聪丈夫的聊天记录中，于聪丈夫虽称“这个诉讼费什么的话，要他自己承担吧”，但该表述并未明确指示律师代理费由阮思杰承担，且在该案起诉状中并无关于律师代理费的诉请，可见于聪从一开始就没有提出要求阮思杰承担律师费的主张，故调解时律师未主张由阮思杰承担律师费，亦合常理。关于利息，调解系诉讼双方协商解决纠纷的形式，在调解中互有让步极为常见，于聪并未举证证明其曾经要求律师不得放弃利息的诉请。且在调解时，叶军芝亦已经将调解笔录拍照发送至群聊中并请于聪确认收款账号和金额，在此情形下，于聪作为案件当事人自身负有核对金额的义务，其和其丈夫当时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调解笔录的认可。故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本院不采信。在该案诉讼中，于聪收到阮思杰支付的货款447.80万元，于聪应当依约支付其最终受偿金额的5%(扣除已支付的5万元)作为风险代理费，故原告之诉请，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对于被告于聪(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本院认为，同上述分析，高文律所已经完成了代理义务，于聪亦于调解当日收到了阮思杰拖欠的货款，于聪并无证据证明代理人存在越权签订调解协议的情形，故其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已经支付的律师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诉被告于聪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本诉原告北京高文(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73,900元；二、驳回反诉原告于聪的全部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78元，减半收取计1,889元，由本诉被告于聪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计525元，由反诉原告于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 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朱菊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条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