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06民初6815号 原告：邓腊英，女，195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原告：邓冬英，女，195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原告：邓文禄，男，1958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原告：邓文寿，男，196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艺嘉，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玲，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女，196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原告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与被告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艺嘉，被告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按照《关于母亲遗留现金的管理使用办法》的规定公布2015年至今账目明细；2、判决被告向邓腊英移交“邓氏家族互助基金”21.2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四原告母亲唐素华于2014年1月5日去世，死后留有21.2万元现金，经过全部继承人及其配偶同意，于2015年7月12日以此笔款项成立了“邓氏家族互助基金”，并制定《关于母亲遗留现金的管理使用办法》，对基金的使用范围及管理方式做出了规定。基金是全部继承人对唐素华遗产所做出的最终决定，除支付唐素华墓地管理费用，其余按照前述管理使用办法开支。基金最初由邓文寿保管，2015年12月13日，邓文寿将21.2万元转与被告（系邓某某之妻），此笔款项由被告保管至今，被告作为基金管理人知道且同意将唐素华遗产用于设立基金。被告管理基金四年有余，从未公布账目，以前尚有邓某某从中协调，邓某某去世后，宋**置之不理，甚至称要将邓氏基金捐出，基金岌岌可危。故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宋**辩称，答辩人在庭审前已经提交了案涉账目明细，今日也带来，对于公布账目明细没有意见；基金本来是用于家庭活动以及一些开支，在邓家母亲的基金管理上大家也一致认同让答辩人来管理，所有费用都有原告及家人签字，原告现在予以否认答辩人不能理解，移交基金答辩人是同意的，只要四原告表示认可答辩人就没有意见；但答辩人对移交金额21.2万元有异议，款项于2016年1月1日转入答辩人的账户，但至今已经有很多开支，截止今日余额为137118.48元，故答辩人现在只能移交该金额。在答辩人丈夫去世后的遗产诉讼中，答辩人就已经向大嫂表达过愿意移交邓氏基金的意见，但是因为在诉讼中无法移交。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与邓某某五人均系唐素华之子女。宋**与邓某某于1997年结婚，邓某某于2019年5月22日去世。 （二）2015年7月11日，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邓某某共同签订《关于母亲遗留现金的管理使用办法》，约定：为增进家族成员团结、和睦、互助友爱，拟将母亲遗留的所有现金设立为“邓氏家族互助基金”，……议定如下管理使用办法：一、基金来源：1、母亲遗留的所有现金；2、母亲遗留的遗产属平均每人一份的部分；3、家庭成员同意赞助的部分；4、经家庭成员共同平均注入的部分；2015年3月7日止总余额为217151.64元；二、账户：1、设立专门账户；2、确定出纳一名、会计一名、审核一名，各司其职；3、原则上每年12月底公布收支存明细；三、用途：1、家庭成员的子女升学、成家、添丁、贺寿，每次不超2000元；2、家庭成员因病住院，对其自付部分，给予30%—50%的补助，自付部分1万元以下30%，1万元以上30%，单次补助每次不超过2万元；3、拯家、赞助、慰问老辈，给家庭成员提议，经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同意，方可实施，提议内容中应有具体事项和具体金额；4、家庭成员的聚会支出；四、支取办法：具体经办人或领取人写支出凭据一式二份，经审核，依据管理使用办法签核，便可到出纳处支取，其凭据出纳一份、会计一份；五、基金的管理，每位成员具有同等权力，每个家庭确定一名代表（可以是同辈，可以是晚辈），如需修定，经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同意方可修定；六、其它需要支出的，经家庭成员提议，经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同意，方可实施。 （三）2015年12月31日，邓文寿以银行转账方式，将“邓氏家庭互助基金”21.2万元，从其银行账户转款至宋**的银行账户。 庭审中，宋**提交了其所记录的“邓氏家庭互助基金”开支明细，该明细载明： 2016年1月1日，入：21.2万元（二哥转入）；支出：500元（格调午餐）、530元（静闲阁茶楼茶及晚餐），该支出由案外人陈蓉高（系邓冬英之夫）签名确认； 2016年1月5日，入17500元（房租收入）； 2016年2月6日，支出：麻将费215元＋70元（香腊纸）；该支出由案外人陈蓉高签名确认；入：二哥补80元； 2016年2月21日，大年团聚，中午及茶水支出1582元，晚餐及麻将支出900元，该支出由案外人尤雄华（系邓腊英之夫）签名确认； 此时余额为：225783元； 2016年3月20日，优婚礼礼金，支出2000元，该支出由邓文寿签名确认；下午茶水及晚餐（除二哥家人外）支出473元（由二哥自付）； 2016年3月21日，邓家宴请优媳家人（大蓉和）支出2926元，该支出由邓文寿签名确认； 2016年3月4日，扫墓，鸡230元＋午餐140元，共计支出370元；香烛47元；两处支出均由尤雄华签名确认； 此时余额为：219967元； 2016年5月1日，青城山，两餐支出300元；收入九里堤房租总结余76元（就该76元结余，附页载明：3月30日接收大哥转入3至9月半年房租9000元，接收5月1日之前押金及维修等收支结余576元，支：共付租客成荣（如前11000元－中介还回1500元）9500元；余：76元入总账）； 此时余额为：219743元； 2016年6月5日，支出2000元，翰林小孩红包； 2016年8月11日，支出2000元（东东留学红包）； 2016年9月15日，中秋支出230元（二姐）； 2016年10月1日，国庆支出360元＋100元＝460元（二姐）； 2017年1月26日，春节团年支出1145元，该支出由邓文禄签名确认； 2017年3月11日，扫墓支出850元，该支出由邓文禄签名确认； 2017年6月26日，邓翰林回来在华阳大龙火锅聚会支出：火锅541元＋茶96元＋晚餐420元，共计1057元，该支出由邓文禄签名确认； 2017年7月1日，健乔迁之喜，支出2000元，该支出由邓文禄签名确认； 2017年12月18日，大姐报住院自费部分：10227.04元×0.5＋1550元×0.3＝5578.52元，该支出由邓腊英签名确认； 此时余额为：204422.48元； 2018年2月14日，团年支出1500元，该支出由邓文寿签名确认； 2018年3月17日，扫墓支出1000元； 邓腊英借邓家基金39360元，招商银行12月25日（附转账记录）； 2019年2月3日，妹妹团年，共计2087元，该支出由邓腊英签名确认； 2019年3月19日，大年团年，335元，该支出由邓腊英签名确认； 此时余额为：157118.48元； 2019年5月22日，邓某某自费6万多元（附凭证），按家族协议报2万元； 此时余额为：137118.48元。 前述宋**出示的账目明细中有陈蓉高、尤雄华、邓文寿、邓文禄、邓腊英签名确认的开支金额为23692.52元。 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除对2016年3月20日开支婚礼礼金2000元有异议外（虽有邓文寿签名，但未经邓文禄审批，故不予认可），对其余开支金额21692.52元予以认可。 宋**主张2019年3月19日“大年团年，335元”金额应为3357元，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对此不予认可。 （四）2019年11月30日，邓腊英向宋**发送短信称：“受兄弟姐妹商定后委托我通知你：按家族基金协议，请你在2019年12月15日前公布邓氏家族基金的收支明细帐目。书面文字可交给我，或者将帐目发送在短信上”。宋**未予回复。同年12月10日，邓腊英再次发送短信称：“11月30日受兄弟姐妹委托给你发的短信没见你回复。再次通知请你在本月15日前务必公布邓氏家族基金帐目，如果继续不理不睬，勿谓言之不予”。 2020年1月17日，宋**在“大家庭”微信群中发送信息称：“邓家各位听好了，邓家基金我会捐了，为各位在观望伤天害理时的不作为而赎罪！” 庭审中，宋**对前述短信及微信内容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该内容系其因表达情绪所发，其并无权利捐出邓氏家族基金。 （五）2020年7月26日，都江堰市人民法院就案外人邓蓓尔（系邓某某与其前妻所生育子女）与宋**、邓牧雨（邓某某与宋**所生育子女）继承纠纷一案，作出（2019）川0181民初3273号《民事判决书》。 宋**在该案中辩称，有21.2万元人民币系邓文寿于2015年12月31日转入，由宋**管理的邓氏家族基金，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都江堰市人民法院认为宋**提供的《关于母亲遗留现金的管理使用办法》载明“经家庭成员共同平均注入的部分。2015年3月7日止总余额217151.64元”，宋**、邓牧雨据此主张该笔款项应从查明的（邓某某）银行存款中扣除，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查明的银行存款中包含该笔款项，故对宋**、邓牧雨请求从被继承人邓某某的遗产中扣除该笔款项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宋**等不服该判决，已提起上诉，在上诉状中仍主张应在宋**管理的财产中扣除邓氏家族基金21.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关于母亲遗留现金的管理使用办法》、短信截图、微信截图、账目、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2019）川0181民初3273号《民事判决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常驻人口登记薄、结婚证，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 本案“邓氏家族互助基金”实质为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邓某某共有财产，对该财产的管理、使用应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进行。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一）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要求宋**公布案涉基金从2015年至今的账目明细，诉讼中宋**亦已提交该账目明细，故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该项诉讼请求已得以解决。 （二）关于宋**应移交的案涉基金金额的问题。 根据宋**提交的账目明细，案涉基金收入明细为：2016年1月5日房租收入17500元，2016年2月6日二哥补入80元，2016年3月30日接收大哥转入3月至9月半年房租9000元，接收5月1日前押金及维修等收支结余576元、中介退还1500元，共计28656元，该金额均应增加案涉基金金额。 案涉《关于母亲遗留现金的管理使用办法》中约定“设立专门账户”、“确定出纳一名、会计一名、审核一名，各司其职”、“具体经办人或领取人写支出凭据一式二份，经审核，依据管理使用办法签核，便可到出纳处支取，其凭据出纳一份、会计一份”。 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并未设立专门账户，也未分别设立出纳、会计、审核；基金交由宋**管理，既担任出纳，又自行记账担任会计；部分开支也仅由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及配偶在宋**账目明细上签名确认即可支取，无需经由审批。 故对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主张案涉基金支取必须经由邓文禄审批的主张，不予采纳。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宋**亦应就其记录的各项开支合理性、真实性，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对宋**出示的账目明细中，有陈蓉高、尤雄华、邓文寿、邓文禄、邓腊英签名确认的开支金额23692.52元，应从案涉基金中予以扣除。 宋**记录的茶水及晚餐支出473元、青城山两餐开支300元、翰林小孩红包开支2000元、东东留学红包开支2000元、中秋支出230元、国庆支出460元、扫墓支出1000元、邓某某自费按家族协议开支2万元，以及宋**主张的2019年3月19日“大年团年”支出金额应为3357元，既未得到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等人认可，宋**又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开支合理性、真实性，故不予在本案基金中扣除。 宋**主张因出售唐素华位于成都市九里堤房屋，需与该房屋租客提前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故退还租客1.1万元，因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等又不予认可，故不予在基金中扣除。 宋**主张其于2016年12月25日向邓腊英银行账户转款中包含邓腊英从邓家基金中借支款项39360元，除其单方记录外，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邓腊英又不予认可，故不予在基金中扣除。 但宋**可就上述费用实际承担或款项的退还，在组织相关证据后另行解决。 故从2015年12月31日宋**接收案涉基金之日起至法庭辩论结束之日止，基金收入金额为28656元，扣除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等人签名确认开支金额23692.52元后，基金余额应为216963.48元。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现要求宋**退还基金金额为21.2万元，未超过上述认定金额，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邓腊英移交“邓氏家族互助基金”21.2万元； 二、驳回邓腊英、邓冬英、邓文禄、邓文寿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4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并作出判决，故已按减半计取），由宋**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姚凌燕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申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