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民终49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路**翔云道北学院路**楼**。 法定代表人：唐金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黎霞，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赵靖，河北卓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顺志，男，1968年8月19日生，汉族，现住河北省滦南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宗炜，女，1971年10月27日生，汉族，现住。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倩，河北鸿然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滦南县旭日纺纱厂，住所地，住所地：河北省滦南县倴城镇金诚花苑**iv> 负责人：温玉成，该厂厂长。 上诉人唐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担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顺志、杨宗炜、滦南县旭日纺纱厂（以下简称旭日纺纱厂）抵押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冀0291民初136号民事判决。唐山担保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冀02民终68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唐山担保公司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冀民申122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19年11月2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民再1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2民终6831号民事判决书和河北省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冀0291民初13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河北省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河北省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冀0291民初11号民事判决，唐山担保公司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山担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黎霞、郑赵靖，被上诉人江顺志及与被上诉人杨宗炜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于倩，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旭日纺纱厂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山担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缺乏重要证据。（1）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事实时仅提到了江顺志、杨宗炜提交的证据，对唐山担保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并未论证、说明和采纳，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提到，唐山担保公司未向该院提供邮储银行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的证据，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庭审过程中，在一审卷宗中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邮储银行唐山分行）复印的2016年12月27日的《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是给唐山担保公司出具的，该证据系邮储银行与唐山担保公司之间就代偿事项的协商的结果。另外，庭审过程中，唐山担保公司又提交了一份银行于2016年12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证据在原二审庭审过程中进行了提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在此次庭审过程中再次加盖银行的印章予以提交，但一审法院却仍予以忽视，这是唐山担保公司代偿的证明，说明该公司履行的是保证责任。（3）一审法院认定江顺志、杨宗炜在房管局签订的《抵押方担保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一审法院的自行裁判，缺乏事实及相应证据支持。通过江顺志、杨宗炜在诉状以及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其知晓旭日纺纱厂的借款，由唐山担保公司进行担保的事实，并且在知晓后签订的合同。通过唐山担保公司从房管局调取的办理他项权利过程中提交的资料看，江顺志、杨宗炜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强迫或是不知情等情形。但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与证据予以忽略，直接作出认定，属于缺乏事实与相应证据。（4）关于《协议代偿合同》性质的认定是关系本案的重要问题。首先，唐山担保公司与旭日纺纱厂之间在2016年12月30日签订的《协议代偿合同》的性质并不是借款合同，而是《委托担保合同》的补充协议。A、从主体上，没有出借人和借款人的表述，而是代偿人与被代偿人。B、从内容上，“鉴于”部分，分别列举了被代偿人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列举了与代偿人之间的《委托保证合同》、以及代偿人与银行之间签订的《保证合同》，这内容显示的均是与代偿相关的资料和陈述，与借款无关。借款合同则无需陈述与代偿相关内容。C、该份合同第4条约定了“此合同为甲乙双方原签订的2015-49《委托保证合同》的补充合同”。这也可以详细说明了并不是新的借款合同，而是原合同的补充协议。D、关于第3条中资金使用费的约定并不能认定是借款合同要素的表述。根据第4条的约定，该合同系原《委托保证合同》的补充协议，这部分资金使用费系对原委托合同该部分内容的调整。因此，无法以此认定系新的借款合同的约定。2、本案中，邮储银行唐山分行系独立的案外人，其在自己卷宗中或是对外提供的证据，与各方均无利害关系，法庭可以作为本案裁判的重要证据予以采纳。A、江顺志、杨宗炜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了从邮储银行唐山分行复印的《承诺书》，该证据记载：“唐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我单位承诺，待贵公司偿还滦南县旭日纺纱厂贷款本金肆佰万元，利息由我进行清收。待其恢复生产经营后，经我行考虑符合我行授信条件，我行给予准贷。特此承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2月27日”。根据《承诺书》可以确定以下事实：1）唐山担保公司在代偿前已经进行了沟通和协商，确定了该公司只偿还本金即可。2）该承诺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12月27日，系唐山担保公司与旭日纺纱厂签订《协议代偿合同》之前，结合上述第1点内容陈述，均可以说明或证明2016年12月30日的行为系履行的保证责任，进行的代偿行为。B、结合2016年12月30日，银行为唐山担保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亦可以佐证2016年12月27日内容系要求该公司即将履行的保证行为，在2016年12月30日确定唐山担保公司履行代偿行为后即为该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份以及后来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该行为系唐山担保公司的代偿行为，并不是借款。一审法院仅截取部分证据进行认定，明显缺乏重要证据的论述，从完整的证据链条中予以分析，足以能够得出该份《协议代偿合同》并不是新的借款合同，而是为即将履行担保行为签订的一份补充协议。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抵押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但唐山担保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论述并不能自圆其说，其认定时仅论述至“签订合同并不是江顺志、杨宗炜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暂且不论是否是真实意思签订，上述陈述无论从何种角度都不能“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如要认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其中具体内容是这样规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江顺志、杨宗炜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并没有受到任何欺诈与胁迫，并且自己也承认签订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通过唐山担保公司调取的证据也显示办理抵押时旭日纺纱厂是在场是，其是同时向房管局提交的《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上面详细记载了借款人为旭日纺纱厂，抵押人是江顺志、杨宗炜，三方进行了签字盖章确认。但一审法院却忽视该事实直接作出认定，除事实认定错误外，适用法律亦存在错误。（2）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通过唐山担保公司的上述陈述和未被一审法院论述与采纳的证据足以看出，江顺志、杨宗炜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3）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已经解决，属于适用法律的错误。本案系抵押合同纠纷，旭日纺纱厂经合法传唤并未到庭，应视其对权利的放弃。该合同系从合同，本案未经过审理主合同的效力直接认定从合同无效，于法无据。 江顺志、杨宗炜答辩称，1、关于《抵押反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在仅有一个担保事实的情况下，本案却出现了3份《抵押反担保合同》，其中在房管所备案的合同，合同订立主体为唐山担保公司与江顺志、杨宗炜。合同中的借款人、担保人均为江顺志、杨宗炜，借款数额是110万元，借款合同编号为空白，除双方签字、盖章外无骑缝章；另外两份由唐山担保公司提供的《抵押反担保合同》，订立合同主体为唐山担保公司、江顺志、杨宗炜及旭日纺纱厂三方，纺纱厂为借款人，江顺志、杨宗炜为担保人，合同正文除借款合同编号为手写外其余为打印体，手写部分无三方任何一方的盖章确认，并只有唐山担保公司与旭日纺纱厂的骑缝章，没有江顺志、杨宗炜骑缝章。但借款数额一个是110万、一个却是4万，3份合同有这么多不同之处，这并不是笔误的瑕疵问题，而直接影响到合同效力的问题。因为旭日纺纱厂告知江顺志、杨宗炜的是为11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而非4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旭日纺纱厂也确实提供了董事会决议，证明其计划从银行借款110万元。因此，江顺志、杨宗炜才同意担保，并在空白合同的最后一页签字，但唐山担保公司及旭日纺纱厂并没有将合同给江顺志、杨宗炜。现唐山担保公司提供的合同中手写的借款合同编号既没有江顺志、杨宗炜的确定，也没有二人的骑缝章，该两份合同与房管所备案合同又存在明显不同，而且唐山担保公司也认可，该合同签订时间并非实际签订时间，是该公司或旭日纺纱厂自行填写，所以该两份合同除最后一页外，是否是江顺志、杨宗炜当时所签的合同不能确定。3份合同中涉及的借款合同到底是哪一笔借款，借款数额又是多少，从3份合同中根本不能确定。现在的证据中都不能确定，而江顺志、杨宗炜在签订合同时，面对一份空白的合同更不能确定。只是相信旭日纺纱厂负责人温玉成的话是为11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旭日纺纱厂为贷款400万元，在2015年7月15日就签了借款合同，唐山担保公司也同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其在2015年7月20日就已经发放了贷款，而也在7月20日这一天旭日纺纱厂与唐山担保公司签订了《委托保证合同》。却到7月25日才找到江顺志、杨宗炜要求提供反担保，这并不符合正常担保的流程。而2015年7月23日旭日纺纱厂拿着该厂的董事会决议是要求江顺志、杨宗炜为11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在案卷中所有关于抵押的文书中，显示的均是为11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让江顺志、杨宗炜签字的合同也是没有写明借款的空白合同。唐山担保公司虽然在当日委托工作人员刘学一起来办理抵押事宜而整个过程中该公司的代理人未向被上诉人露面、不说明实际情况，通过房管所的证明可知，其是在江顺志、杨宗炜签完字走了以后，才出现并进行的签字盖章。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旭日纺纱厂与唐山担保公司是恶意串通，故意隐瞒借款本金为400万元的事实，使江顺志、杨宗炜丧失对抵押担保风险的判断机会，损害了其利益。唐山担保公司提供的两份抵押反担保合同无效。而备案的合同，因为江顺志、杨宗炜根本就没有借款，借款合同不存在，抵押反担保合同也相应不成立。2、关于《协议代偿合同》的性质问题。唐山担保公司欲用邮储银行唐山分行出具的《承诺书》，说明邮储银行与该公司沟通过代偿的问题。这一辩解不成立。因为唐山担保公司与邮储银行唐山分行签订的《小企业保证合同》中已经明确说明，履行保证责任的前提是向其发出通知。《承诺书》只是邮储银行唐山分行的承诺，而非要求履行担保责任的通知。所谓的沟通只是唐山担保公司的解释，并没有证据证明邮储银行唐山分行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另外，用邮储银行唐山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来说明《协议代偿合同》的性质，这种证明目的不能实现。首先，《协议代偿合同》系唐山担保公司与旭日纺纱厂所签的，邮储银行唐山分行并非合同订立的当事人，不能对他人订立的合同性质进行定性，银行只能证明其收到400万元的款项，但该款项是什么性质，应该基于订立《协议代偿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确定。无论《协议代偿合同》中内容如何表述，也无论邮储银行如何证明，但唐山担保公司的《会议纪要》里明确记载了将“将全额协议代偿资金400万元转为代偿”这一事实，并在公司的记账凭证中进行了相应的登记。这说明，协议代偿不是代偿，也说明《协议代偿合同》签订时的意思表示是临时借款。再加之旭日纺纱厂出具的证明、温玉成的证明及原审中的调查笔录以及与唐山担保公司工作人员的录音这些证据都可以证实，《协议代偿合同》是该公司与旭日纺纱厂达成的临时借款，而非履行担保责任。 旭日纺纱厂未作答辩。 江顺志、杨宗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唐山担保公司配合江顺志、杨宗炜到滦南县房管部门办理撤销滦南县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并返还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2、由唐山担保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5日，旭日纺纱厂（借款人）与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贷款人）签订了编号为13012278100215070005《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400万元，用于采购原材料，单笔贷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贷款期限起算以借款资金到达借款人指定账户起开始计算，至本合同约定的本金和末期利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由保证人温家铭、毕素娟、温玉成、唐山科技风险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同日，唐山科技风险担保有限公司（保证人）与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债权人）签订了编号为13012278100215070005-01《小企业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发生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还款的事件，保证人在债权人向其发出催收函、履行保证责任通知或任何其他类似通知、文件后，应按照债权人要求的期限和金额履行保证责任。2015年7月20日，旭日纺纱厂（委托人、甲方）与唐山科技风险担保有限公司（受托人、乙方）签订了编号为2015-49号《委托保证合同》，合同约定：“根据甲方与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13012278100215070005号《借款合同》，甲方向贷款人申请流动贷款人民币四百万元，借款期限2015年7月20日至2016年7月19日。甲方遵守本合同约定并向乙方提供反担保的前提下，乙方同意为甲方向贷款人取得的借款提供担保。甲方应于取得银行借款的当日，应按甲方要求支付担保费一次性付清乙方担保费，担保费率2.425%，保费具体数额为97000元，评审费率0.5%，保费具体数额为20000元”。2015年7月23日，旭日纺纱厂的温玉成将江顺志、杨宗炜夫妇带到滦南县地产市场管理所，二人应温玉成的要求在《个人同意担保意见书》、《抵押反担保合同》、《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书》等文件上签字。当日，滦南县地产市场管理所就江顺志名下坐落于滦南县倴城镇和平小区111楼2门102号房产为唐山科技风险担保有限公司办理了抵押权登记，并颁发了编号为滦南房他证倴私字第××号抵押权证书。该所存档的《个人同意担保意见书》内容如下：“抵押人（全称）江顺志，同意为借款人滦南县旭日纺纱厂向邮储滦南支行借款110万元提供抵押反担保。……抵押人：江顺志、杨宗炜2015年7月23日”。《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书》关于抵押情况登记为“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额）110万”。《抵押反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抵押权人（甲方）为唐山科技风险担保有限公司，抵押人（乙方）为江顺志，合同签订地点为唐山科技风险担保有限公司（唐山市翔云道6号），根据甲方与乙方签订的编号为2015-49《委托保证合同》以及乙方与（以下简称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此处为空白）《借款合同》的约定，甲方作为保证人为乙方的壹佰壹拾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为确保委托保证合同中甲方的有关权益，现乙方以其所有的（或依法有权处分的）房产所有权（以下称抵押物）向甲方提供抵押反担保。抵押期间有关抵押物权利凭证交由甲方代为保管。乙方清偿全部贷款后，本合同终结。甲方应及时将抵押物权属证明文件交还乙方，并向乙方出具同意注销抵押登记的书面证明文件，由乙方办理注销登记手续”。该合同签订日期显示为2015年7月15日，甲方授权代理人处有刘学签字并按捺了手印。唐山担保公司持有的两份编号均为2015-49的《抵押反担保合同》有不同的约定，其中针对房产所有权的《抵押反担保合同》内容如下：“抵押权人（甲方）为唐山科技风险担保有限公司，借款人（乙方）为旭日纺纱厂，抵押人（丙方）为江顺志，合同签订地点为唐山科技风险担保有限公司（唐山市翔云道6号），根据甲方与乙方签订的编号为2015-49《委托保证合同》以及乙方与（以下简称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1301227810215070005《借款合同》的约定，甲方作为保证人为乙方的壹佰壹拾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为确保委托保证合同中甲方的有关权益，现乙方以丙方所有的（或依法有权处分的）房产所有权（以下称抵押物）向甲方提供抵押反担保。反担保抵押人提供的抵押物是江顺志名下坐落于滦南县，房产所有证号滦南房产权证倴私字第××号，面积116.97平米”。针对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反担保合同》，签约当事人及地点与上述合同一致，内容为：“甲方作为保证人为乙方的肆万元贷款提供担保，为确保委托保证合同中甲方的有关权益，现乙方以丙方所有的（或依法有权处分的）土地使用权（以下称抵押物）向甲方提供抵押反担保。反担保抵押人提供的抵押物是江顺志名下坐落于滦南县，土地使用证号冀倴国用（2005）第0212号，面积30.46平米”。上述土地使用权未办理抵押权登记手续。该两份《抵押反担保合同》中甲方处无刘学签字。2015年12月17日，唐山科技风险担保有限公司更名为唐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6年12月27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唐山市分行向唐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出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我单位承诺，待贵公司偿还旭日纺纱厂贷款本金400万元，利息由我行进行清收，待其恢复生产经营后，经我行考察符合我行授信条件，我行给予准贷”。2016年12月30日，唐山担保公司（代偿人、甲方）与旭日纺纱厂（被代偿人、乙方）签订了《协议代偿合同》一份，内容为：“鉴于乙方与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于2015年7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13012278100215070005《借款合同》，甲方与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于2015年7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13012278100215070005-01号《保证合同》，甲方与乙方于2015年7月20日签订的编号为2015-49《委托保证合同》，由于乙方暂时资金周转困难，经乙方申请，由甲方代其向银行先行偿还400万元贷款本金。代偿期间，乙方按日0.6‰向甲方支付代偿资金使用费并承诺确保甲方履行代偿后三十日内将此笔代偿款及资金使用费一并偿还甲方”。合同签订当日，唐山担保公司将400万元转入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不良贷款回款专户中。在2017年2月20日唐山担保公司的会议纪要中有如下内容：“旭日纺纱厂由我公司担保金额400万元，贷款银行为邮储银行滦南支行，贷款期限2015年7月20日至2016年7月19日，我公司已于2016年12月30日全额协议代偿本金400万元，由于企业至今未能恢复生产，邮储银行不能为企业授信，致使我公司协议代偿无法收回，为减少公司损失，会议决定该笔全额协议代偿资金400万元转为代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抵押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应当依照合同约定确定。根据二者提交的三份编号为2015-49的《抵押反担保合同》可知：1、在滦南县地产市场管理所备案的《抵押反担保合同》中江顺志、杨宗炜系为11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反担保），且该合同中将二人列为借款人，合同主体为江顺志、杨宗炜与唐山担保公司双方；2、唐山担保公司手中持有的《抵押反担保合同》合同主体为三方，明确约定“甲方（唐山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为乙方（旭日纺纱厂）的壹佰壹拾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为确保委托保证合同中甲方的有关权益，现乙方以丙方有的（或依法有权处分的）房产所有权（以下称抵押物）向甲方提供抵押反担保”；3、欲为土地使用权设立担保而签订的《抵押反担保合同》中约定“甲方（唐山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为乙方（旭日纺纱厂）的肆万元的贷款提供担保，为确保委托保证合同中甲方的有关权益，现乙方以丙方有的（或依法有权处分的）土地使用权（以下称抵押物）向甲方提供抵押反担保”。上述三份《抵押反担保合同》中的两份约定了借款数额为110万元，江顺志、杨宗炜抵押担保数额亦为110万元，另一份担保数额为肆万元，另结合房管部门备案的《个人同意担保意见书》、《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书》可知，二人系为旭日纺纱厂的110万元贷款进行抵押担保（反担保），而非唐山担保公司主张的400万元贷款进行担保。旭日纺纱厂、唐山担保公司间涉及的借款主债权金额为400万元的编号为13012278100215070005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委托保证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7月15日，均早于《抵押反担保合同》的签订时间，故在江顺志、杨宗炜与唐山担保公司、旭日纺纱厂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前，唐山担保公司及旭日纺纱厂已明知江顺志、杨宗炜提供反担保的贷款主债权应为400万元，但唐山担保公司仍与江顺志、杨宗炜签订了担保金额为110万元及4万元的三份《抵押反担保合同》，且唐山担保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或旭日纺纱厂在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前已明确告知江顺志、杨宗炜其所担保的贷款实际为400万元而非合同约定的110万元或4万元，故应当认定二人在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江顺志、杨宗炜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行为无效，《抵押反担保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另，旭日纺纱厂向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的贷款400万元到期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唐山市分行向唐山担保公司承诺，该公司偿还旭日纺纱厂的贷款本金400万元后，利息由其自行清收，在符合条件后再向旭日纺纱厂发放贷款。在此情况下，唐山担保公司与旭日纺纱厂签订了《协议代偿合同》，约定由该公司代旭日纺纱厂向银行先行偿还贷款本金400万元，并未约定偿还贷款利息，但约定了代偿期限及代偿资金使用费，与通常的履行担保责任明显不同。唐山担保公司会议纪要证实了该公司向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协议代偿本金400万元的行为不是代偿，即不是向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履行担保责任。江顺志、杨宗炜与唐山担保公司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一审法院对温玉成的调查笔录亦能印证上述事实。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定旭日纺纱厂本欲通过与唐山担保公司签订《协议代偿合同》向其临时借款用以偿还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的400万元贷款，待银行续贷后，该厂再用续贷资金偿还唐山担保公司的临时借款。但因续贷事宜并未办妥，旭日纺纱厂未能按照《协议代偿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该笔资金，故唐山担保公司于2017年2月20日决定将该笔协议代偿资金转为代偿。因此，双方签订《协议代偿合同》的本意是形成借贷关系，而非由唐山担保公司向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履行担保责任。并且，依据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与唐山担保公司签订的《小企业保证合同》的约定，如发生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还款的事件，保证人在债权人向其发出催收函、履行保证责任通知或任何其他类似通知、文件后，应按照债权人要求的期限和金额履行保证责任。但唐山担保公司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的相关证据。综上，唐山担保公司主张其向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偿还贷款本金400万元系履行担保责任，理据不足，不应予以采纳。主债权消灭的，担保物权随之消灭。本案中，旭日纺纱厂向邮储银行滦南县支行的贷款400万元系《小企业保证合同》、《抵押反担保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现该笔债权已通过旭日纺纱厂向唐山担保公司另行借款的方式（协议代偿）进行清偿而消灭，设定在该债权上的担保物权亦应随之消灭，即《抵押反担保合同》设定的抵押权已消灭。综上所述，《抵押反担保合同》无效，且抵押权已消灭，江顺志、杨宗炜有权要求唐山担保公司配合其到滦南县房管部门办理撤销滦南县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并有权要求其返还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判决：被告唐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原告江顺志、杨宗炜办理撤销滦南县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并向江顺志、杨宗炜返还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书和土地使用权证书。案件受理费80元，由唐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上诉人唐山担保公司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即证据一，《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书》、《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审批表》，该证据“提交材料”一栏显示所提交的材料包括《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抵押反担保合同》等，证明被上诉人江顺志、杨宗炜对于旭日纺纱厂借款事实是知情的，且同意作为反担保人提供抵押担保。证据二，唐山担保公司自邮蓄银行司唐山分行调取的宗材料，在内涉案借款到期后，邮储银行唐山分行一直履行催收义务，催收日期自2016年7月20日至2016年10月8月。在催收无果的情况下，才与唐山担保公司进行协商，并在2016年12月27日出具的《承诺书》，承诺由该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利息仍由银行向旭日纺纱厂追偿。上述证据用以佐证唐山担保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向邮储银行唐山分行的400万还款系履行代偿义务，并非新的借款。江顺志、杨宗炜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由江顺志、杨宗炜提交的房管所出具的证明可知二人当时只是在相关文书上签字，并在其走后，由唐山担保公司进行的签章，所以仅通过该证据不能否定该公司隐瞒为400万元借款进行担保的事实，而且申请书中也明确记载了被担保的债权数额为110万元。关于证据二，可以证明400万元借款在7月20日进行的发放，与江顺志、杨宗炜的住宅一致。对于催收材料及现场催收报告的真实性不认可，本案经过几次审理，唐山担保公司均未提交过相关证据，故对证据来源有异议，而且该证据加盖的印章是资产保全部的印章，是否具有对外的证明效力不能确定。而且对于该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当由经办人的签字，如果是复印单位的材料，应当载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基于以上原因，故对证据来源、合法性不予认可。从材料内容看，所记载的内容只能证明曾向旭日纺纱厂催款，不能证明曾要求江顺志、杨宗炜承担担保责任。本院经审查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2、本院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反担保合同是指为债务人担保的第三人，为了保证其追偿权的实现，而与债务人以及反担保保证人签订的担保合同。根据当事人双方提交的3份编号为2015-49的《抵押反担保合同》可知，其中的2份《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了借款的金额为110万元，另1份借款合同的金额为4万元，另结合房管部门备案的《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书》显示的主债权数额为110万元，上诉人唐山担保公司主张被上诉人江顺志、杨宗炜为400万元借款提供的反担保明显理据不足。故一审法院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唐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蒙蒙 审判员  孙乾辉 审判员  王 健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