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6916号原告（反诉被告）陶庆军，男，197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富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莉，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军，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王宝忠，男，194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朋朋，北京卓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荣，北京卓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陶庆军与被告（反诉原告）王宝忠股票权利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陶庆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莉、吴晓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宝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朋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庆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登记在王宝忠名下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85000股原始股归陶庆军所有；2．王宝忠协助陶庆军将其名下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85000股原始股变更登记至陶庆军名下；3．王宝忠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5年，经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工作人员田伟（系被告的儿媳）牵线并具体办理，陶庆军与王宝忠于2005年8月19日签订《协议书》及《确认书》，约定陶庆军出资以王宝忠名义购买农商行原始股350000股，上述股票的所有权、受益权（含增股等全部权益）均归陶庆军所有。上述股票的《股权证书》由陶庆军持有和保存。此后，陶庆军出资，田伟办理了股票的购买手续，以王宝忠名义取得《股权证书》。自取得《股权证书》后至今，陶庆军一直实际持有《股权证书》，且在此期间，农商行也一直与陶庆军联系股票相关事宜。2014年农商行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王宝忠名下股份变更为385000股。现陶庆军要求将上述股票登记在自己名下，王宝忠不予配合并提出补偿要求，双方意见未能达成一致，遂诉至法院。根据《协议书》的规定及上述车实，登记在王宝忠名下的385000股农商行原始股系受陶庆军委托购买，王宝忠实际上是为陶庆军代持股票，陶庆军是股票权利的实际所有人。鉴于此，为维护陶庆军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王宝忠辩称：不同意陶庆军的诉讼请求。陶庆军与王宝忠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之前双方根本不认识，不存在所谓的代持关系，陶庆军提交的合同不是王宝忠签字，其他人无权处理王宝忠的权利。假设双方存在代持或买卖，也违反了农商行的规定，股权证上记载有不得为他人代持的情况，且王宝忠也向农商行咨询过，现在农商行正在IPO过程中，已经封账了，股东身份不能变更，即使存在代持或买卖关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符合农商行的规定，请求法院驳回陶庆军的诉讼请求。王宝忠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2005年8月19日签订的《协议》及《确认书》无效；2．确认农商行385000股原始股归王宝忠所有；3．陶庆军向王宝忠返还《股权证书》（证书编号：420000036041）；4．陶庆军承担反诉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股权证书》登记股东名称为王宝忠，王宝忠为385000股的原始股票所有人。根据《股权证书》说明第一条,本股权证书是本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并按其持股份额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书面凭证。《股权证书》已确认王宝忠股东身份、股东编号P0502520,385000股登记在王宝忠名下，王宝忠为385000股的原始股票所有人。二、陶庆军提供的《协议书》和《确认书》的签名均不是反诉人所签，王宝忠对两份文件并不知情，王宝忠未与陶庆军签订过任何文件，该两份文件对王宝忠不具有约束力。三、当时认购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售股份条件是曾持有信用社股份的股东、北京户口可认购，陶庆军不具备两个条件，陶庆军无权认购原始股，陶庆军不具有认购原始股成为股权人的资格。陶庆军对反诉答辩称：不同意反诉的诉讼请求。一、股权证书上第一条写明的本股权证是本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并按其所持股份额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书面凭证，仅仅是股权证的制式文本样式，仅有广泛意义上的说明作用，并不是针对本案争议王宝忠所有的证据，并不能以此认定，本案争议股票真正为谁所有，应确认谁是实际出资人。而本案中陶庆军为争议股票的实际出资人和股票实际持有人，王宝忠仅为代持，并不是股票的实际所有者。二、关于反诉状中认为协议书和确定书的签名不是王宝忠所签，陶庆军不认可，本案的协议书和确认书系由王宝忠的儿媳代为办理的，其明确告知两份文件是由王宝忠签署的。同时，即便两份书面协议不是王宝忠签署的，也不影响本案陶庆军为争议股票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所有者，王宝忠仅为该股票代持人的事实的认定。三、关于反诉状中认为陶庆军不具备成为农商行股东资格。陶庆军经与农商行工作人员核实，并查询相关法律法规得知，2005年在双方办理争议股票代持事宜时，确有对股东的户口限制，但这一规定早已经废止，根据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9条，该条中早已删除了股东身份户口限制的规定，因此持有农商行股票无需具备北京户口，所以陶庆军完全具备作为农商行股东应具备的条件。经审理查明：2005年11月4日，农商行签发编号为420000036041的股权证书，股权证书载明股东名称：王宝忠，股东编号P0502520，日期2005年11月4日，发起人股350000股，2014年7月22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35000股，共计余额385000股。股权权证上有说明如下：1、本股权证书是本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并按其持股份额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书面凭证。2、每一股的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元整。3、本股权证书采用记名式，同一股东只能持有一份股权证书。4、本公司股份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继承、赠予、质押，除法律、法规规定外不得退股。本公司发起人所持股份自本公司成立起一年内不得转让。5、股东依法转让、继承和赠予其所持本公司股份，以其所持股份出质或其所持股份发生变更的，应按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规定，持本股权证书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6、本股权证书应妥善保管，不得擅自填写、涂改，遇被盗、遗失或灭失，依照法定程序处理。7、本股权证书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方为有效。2018年5月，王宝忠以其为农商行自然人股东，丢失股权证书为由，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股权证书编号为42000003641、股东编号为P0502520的户名股票无效，要求农商行补发。2018年6月7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2民催40号民事裁定书，申请人为王宝忠，即本案被告。申报人王敦俊，系原告陶庆军的前妻。申请人王宝忠因证书编号为420000036041、股东编号为P0502520、签发日期为2005年11月4日、股权证所代表股权数为385000股的股权证书遗失，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上述股权证书无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60日内申报权利。公示催告期间，申报人王敦俊持《股权证书》、《协议》、《确认书》向北京市西城区申报权利。经本院审查，王敦俊持有的《股权证书》与王宝忠申请公示催告的股权证书一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本案公示催告程序。诉讼中，经王宝忠申请，本院向农商行调取了2005年7月至11月，王宝忠向农商行购买35万股发起人股份的入资情况。具体资料如下：1、2005年8月18日的股款缴纳凭证一张，记载收款方和平信用社，款项来源股金，款项类别现金，金额349950元。社员签名处有王宝忠字样。2、王宝忠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复印件下方有“王宝忠”签名字样。3、2005年8月18日的社员留存联一份，内容：今收到本社社员王宝忠股金证，编号为839，股金金额为50元，该社员同意将股金50元转为农商行股份，现将股金证交至信用社。农商行成立后，信用社将上述转股股金转至农商行制定账户。社员签名处有王宝忠签名字样。4、回执与声明，本人为农商行股东。在此确认已经收到：股东编号P0502520，股权证书编号420000036041的本行股权证书原件一份，经核实，内容无误。分红存折，户名王宝忠，账号×××，同时已知存折的初始密码为“000000”，本人将及时到本行营业网点更改密码，由于未及时更改密码造成的损失由本人承担，并同意本行将每年的现金股利转入该账户，不随意销户，因随意销户造成损失由本人承担。自然人股东签字处有王宝忠签名字样。5、自然人股权证书及分红存折发放登记簿一份，领取人处有王宝忠签名字样。陶庆军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仅反映了代持情况。王宝忠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认为说明其是股票权利人，王宝忠认可上述文件上的“王宝忠”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诉讼中，经陶庆军申请，本院向农商行调取了农商行就王宝忠名下385000股股票权利事宜主持调解的视频录像，其中，2018年6月11日，农商行工作人员与陶庆军及其前妻王敦俊的谈话部分内容如下：陶庆军：“就是2005年的时候，咱们行有个股改，我们当时是外地户口，没有办法买你们的股份，所以就想了一个变通的方式，找一个有北京身份证的人”，工作人员：“那你们怎么想到这个方式的”，陶庆军：“想投资农村信用社，但是实话跟你说，这个手续真不是我办的，是委托我前妻她办的，她又找到你们行里原来在高碑店信用社的副主任田伟，她来办的这个手续，包括股权落到谁的名下这个人，这个人好像是她的老公公吧，这么一个关系吧，我们见过他，她也没见过他，所有的手续都是由田伟拿走代办的，但是有一个事实，钱是我们出的，要投资不愿意承担这个经营风险，决定是我做的，钱也是我出的，我出完之后呢，当时有这种限制那种的限制，我们采取了这样一个变通的方式，具体谁想出来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们能主张的就是，我投的资，我想要这一块儿的收益，原来咱们没有上市，原来咱们也没有提出来，包括现在要上市了，需要我们配合，在不影响我们权益的情况下，我们还愿意继续配合，希望企业越来越好，股东的权益才能最大化，不知道我们这样说清不清楚。”随后陶庆军把《协议书》、《确认书》、股权证和取股息的存折原件向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出示，另外陶庆军、王敦俊说“每年取股息的时候都是田伟打电话告诉我，说可以取股息了，就是去高碑店取”。随后，农商行工作人员对陶庆军出示的全部材料进行拍照。……2018年6月22日，农商行工作人员组织陶庆军与王宝忠双方调解的内容如下：工作人员：“你们双方有什么需求，先沟通一下”，陶庆军先介绍购买股份过程，基本内容与2018年6月11日的陈述一致。王宝忠：“我说啊这个起因，因为这件事我始终蒙在鼓里，当初来讲，我是孙河乡的领导，党委书记，和平信用社成立在设立股权证的时候，当时我作为代表去参加会议，当时给我留了一个股东证，就是个证明吧，这个我也没有拿这个当回事，这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包括您刚才给我看的，这个我始终没有见到过，一直延续到今年5月份，亚运村支行通知我电话，说您确权来，唉，我说干吗确权去，什么问题，这么一打听，一了解，才知道这么回事儿，所以简单来说过程就是这么个过程。这个过程来讲实际上是我儿子操作的，这35万也是他的（手指陶庆军），咱们也不说什么，啊，我承认这笔钱，所以这次来讲，因为什么问题闹到这里来了，人家也不踏实了，亚运村支行给我打电话了，我就让我儿媳妇通知他，但是他始终不跟我见面，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琢磨这事儿，这挂羊头卖狗肉，十好几年了，我儿子又死了，得病，所以说我今年就71了，我就害怕了，今后这要是无限期延下去的话，股票要上市了，不是入市有风险吗，投资要谨慎吗，我琢磨来讲，这个事要跟这个支行，找他谈，也不跟我谈，股权证我也没有，我说这怎么办，没法儿办……．所以我就去西城法院，办丢失，十几天之后，法院通知我，说找到了，人家拿着股权证，说没丢，这个程序就到此为止。我说可以，简单程序来说就是这么个程序。我就是想收回我的股权，你这35万我可以退给你，我没有别的要求，我们今天头一次见面。要说错是错在我儿子上面，我儿子跟我采取先斩后奏，我儿子也在信用社当职工，当时开会有一个证，我也没拿当回事，因为我也没入多少钱，到现在来说，我倒不如经起来，我把股权收回来，他的35万退给他，这个协议我刚才也看了，也不是我的字，也不是我签的，我蒙在鼓里呢，现在死无凭证，我儿子也死了，08年死的，关系也一般，我得求他办这事，既然你愿意要这个钱，那为什么你不把股权证拿出来，不跟我谈呢，你不知道我要这个东西。”王宝忠：“我跟你说，我最终的目标就是收回股权，退给你35万元。”陶庆军：“我一直跟田伟说，你约了老爷子，我们一起谈一谈”……王宝忠：“你肯定见过我儿子，要不然你怎么会有股权证”……陶庆军：“刚才老爷子来了，我们讲了这个过程，讲了，其中共同的点就是这个35万是我投的，这么多年了我们也一直持这个股权证，老爷子说这么多年他也不知道，现在争议的焦点是这个股权呢，我们认为是我们的，但是老爷子认为是他的，他想收回去，你现在两边劝一劝”。工作人员：“王先生，您现在还是认可这个事实，这个钱是他出的是吗”，王宝忠：“对，因为当时我没有拿钱啊”，工作人员：“你当时也是知道这个股权证是存在的吗，还是不知道”，王宝忠：“不知道啊，这次才知道啊”，工作人员：“之前都不知道”，王宝忠：“发了这个股权证就直接给他们了”，工作人员：“等于就是当时儿子或儿媳没告诉你的情况下，以你的名字，是吗”，王宝忠：“把我的股给卖了等于，借人家了，这次一登记，还有这么回事”，工作人员：“您认为是您的股权吗？”王宝忠：“对啊，顶着我的名儿啊”，工作人员：“有没有别的方案”，王宝忠：“我就是想收回我的股权，我不担风险，那么来讲，他投资来讲，35万元，我退给他，我可以还给他，他也没有亏本，他这10多年利息他都拿着呢，银行存折也在他手里，我跟他们来讲我……我今年70多了，我既然发现这个问题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查起来就王宝忠的”。王宝忠：“我们十多年没见过面”，工作人员：“其实你们队事实没有争议，就是解决方案争议很大”，王宝忠：“我就是不让使我的名儿了”，“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提个醒儿”，工作人员：“要么你们就诉讼，法官主持也可以调解，如果你们都坚持自己的方案，那就只能判决，关于这件事呢，股权有代持的情况，但是一般情况呢，谁出钱还给谁，你们分歧比较大，不行就到仲裁委仲裁”。王宝忠：“现在什么事都要解决，只要对钱不亏心，我就不担这风险，如果这次不出这事，十几年就没理他，我都不知道这事，因为我在和平支行入股也没有多少钱，不是500块钱就是50块钱，无所谓……”。陶庆军认为该视频说明陶庆军是案涉股票真正的出资人，王宝忠对该视频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是因为陶庆军的前妻王敦俊多次威胁王宝忠，把田伟告到了银监会，王宝忠始终不知道代持这一回事，王宝忠的意思是如果钱是陶庆军出的，可以把钱退给陶庆军。诉讼中，陶庆军向本院提交以下两份证据，证明王宝忠系为其代持股票，一、《协议》，主要内容，甲方陶庆军，乙方王宝忠，甲乙双方就北京市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商行股本金投资一事达成以下协议。鉴于信用社改制为农商行发售其股份有限制：1、向原持曾持信用社股份（股金证）的股东发售；2、有北京市户口的股东发售。又鉴于甲方双方均是原信用社的股东，乙方有北京户口但自己不准再购买农商行的股份，甲方同意购买农商行的股份但又无北京户口。故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就乙方以自己的名义为甲方购买农商行股份。双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1、乙方同意由甲方出资，以乙方的名义购买农商行股票叁拾伍万元正。2、购得乙方名下股票所有权、受益权（含增股等全部权益）均归甲方所有，同时因该股票产生的任何风险也全部由甲方承担。3、双方同意购得的股票（股本金证）由甲方保存乙方保证不对该股票主张任何权利，直到该股票转出。4、甲方同意对该股份的处分（包括增加、减少、转让股份）的权利都由甲方行使，乙方愿意配合。5、双方无其他争议，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甲方处有陶庆军签字，落款时间2005年8月16日，乙方处有王宝忠签字，落款时间2005年8月19日。并有手书“从活期存折中转出35万元”字样。二、《确认书》，2005年8月18日以我的名义由陶庆军出资购买的农商行三十五万股份（股本金证）凭证号为__归陶庆军保存凭证原件，所有权归陶庆军，处分权归陶庆军行使，风险等由陶庆军自行承担，我认可上述事实，并保证不对该股票及产生的收益主张任何权利。确认人处有王宝忠签字，落款时间为2005年8月19日。诉讼中，经王宝忠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对《协议》和《确认书》上的“王宝忠”是否为其本人书写进行鉴定，2020年4月24日，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协议》和《确认书》上的“王宝忠”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王宝忠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王宝忠认为鉴定结论说明其从未签订上述文件，双方不存在代持关系。陶庆军对鉴定结论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即使不是王宝忠签署，也不影响陶庆军是出资人，王宝忠不知晓也没有投资意向，与案涉股权没有关系。诉讼中，关于《协议》和《确认书》的签署过程，陶庆军称王宝忠的儿媳田伟当时在农商行的高碑店支行工作，因陶庆军与田伟有业务关系，当时农商行做股权发售，因陶庆军没有北京户口，但想购买农商行股份，田伟提出可以由田伟的公公王宝忠代持，陶庆军支付了35万元之后，具体事宜都是由田伟办理，陶庆军认可其确实没有见过王宝忠，也没有看到王宝忠签署《协议》和《确认书》，是其签完字之后，田伟表示其带回家由王宝忠签署后转交给陶庆军的，并且田伟也告知陶庆军是王宝忠签的字。王宝忠称其儿子王志刚在农商行和平支行工作，案涉股票就是在和平支行办理的，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其儿子代为办理，涉及的材料上签字都是王志刚代签的，田伟是王志刚的配偶，王宝忠的儿媳，田伟在农商行陶然亭支行工作，案涉股票的购买跟田伟没有关系。诉讼中，关于股金35万元是如何支付的，陶庆军称当时是从其自己的几个账户中取出35万元交给田伟了，但是因为时间太长，找不到凭证了。王宝忠称是其从王宝忠的账户中提取出来后交给其儿子王志刚办理，但称由于时间太长，找不到凭证了。诉讼中，关于股权证由谁保存，股权证分红发放的存折由谁管理使用，每年的股利由谁领取一事，双方均认可在陶庆军处。陶庆军称其将股金35万元交给田伟之后，田伟办理完毕之后就将股权证、对应的分红存折、密码都告知了陶庆军，因此其一直持有该35万股股票的股权证以及分红存折，也一直由其收取股息。2014年农商行公积金转增股份，也是田伟通知陶庆军的前妻王敦俊前去在证书上增添相应信息的。王宝忠称因为投资不多，其一直以为股权权证、存折在家，并且以为股息都打给王宝忠了，王宝忠认可2014年农商行转增股份没有通知王宝忠，其称有可能是农商行误以为陶庆军是代管人，对于为何股权权证、存折都在陶庆军处，其称不清楚。诉讼中，关于申请公示催告一事，王宝忠称买完股权之后，一直没有管理，2017年底时，农商行通知王宝忠要持股权证来确权，其去了但是没有股权证，因此就申请了公示催告，然后才得知陶庆军这个人。陶庆军称因农商行准备IPO上市，要求对股东进行核实，核实过程中，农商行其他部门联系到了王宝忠，王宝忠看到农商行现在股票价值涨了，于是就去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示催告程序，后来农商行的业务人员就将该情况告知了陶庆军，所以陶庆军的前妻王敦俊就前去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报了权利。而后来农商行为了解决问题，就组织陶庆军和王宝忠进行了调解，但王宝忠要求的补偿过高，陶庆军不同意，所以提起本案诉讼。上述事实，有股权证书、（2018）京0102民催40号民事裁定书、35万元农商行股份入资材料、《司法鉴定意见书》、《协议》、《确认书》等书面证据、视频光盘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举证质证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协议》、《确认书》是否有效；二是王宝忠名下农商行385000股股票归谁所有。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协议》、《确认书》无效，陶庆军和王宝忠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代持股关系，王宝忠自始没有代陶庆军持股的意思表示。陶庆军与王宝忠均认可双方是在农商行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时首次见面，自2005年以来从未见过面，也没有就股权代持一事进行过协商。陶庆军亦认可其所持的《协议》和《确认书》是由王宝忠的儿媳田伟代办，田伟带走该两份材料签字后告知陶庆军系王宝忠签署，其也不确定是否为王宝忠本人签署，而经鉴定上述两份文件上的“王宝忠”签字也并非其所签，结合双方陈述以及鉴定情况，本院认可王宝忠并未签署过《协议》以及《确认书》，王宝忠对股权代持一事并不知情，其从始至终没有代陶庆军持股的意思表示，因此《协议》以及《确认书》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王宝忠没有购买案涉股份的意思表示，亦没有实际出资，陶庆军借用王宝忠的名义购买农商行的股份，王宝忠名下385000股份应当归陶庆军所有。理由有两点：一是2005年王宝忠没有购买农商行35万股股份的意思表示。对于是否有意出资购买案涉股份，王宝忠在2018年6月农商行组织的调解中的陈述与其在庭审中的陈述并不一致，王宝忠在调解录像中多次表明自己被蒙在鼓里，十几年来第一次知道，经过农商行工作人员的询问是否知道股权证，其亦表示自始并不知道案涉股权证的存在，其在调解过程中的陈述和回应均前后一致。而庭审中王宝忠又称是自己账户取钱给儿子王志刚购买。但是从农商行留存的全部入资资料上的签字“王宝忠”均非其本人所签，并且案涉股份购买后王宝忠从未持有股权证、从未领取股息一事来看，恰恰与王宝忠在调解视频中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因此，本院认为调解视频中王宝忠的陈述更符合真实情况。故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自2005年到2018年王宝忠接到农商行的通知期间，王宝忠对于购买案涉股份根本不知情，也就是说王宝忠并没有购买35万股农商行股份的意思表示。二是王宝忠并没有实际出资。2005年案涉35万股股份的对价是35万元，2014年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份，35万股股份转增后为385000股，陶庆军与王宝忠均以时间久远为由，未能提供出资的证据。但是从2018年6月的调解视频中显示，王宝忠有5次明确地表示，35万元其没有出，是陶庆军出的，其现在要收回股权，但是可以把35万元归还给陶庆军。面对农商行工作人员的询问是否认可35万元是陶庆军出的，王宝忠明确表示“自己没有拿钱”。并且其亦清晰表示最初成为农商行股东时入股的钱不多，“因为我在和平支行入股也没有多少钱，不是500块钱就是50块钱，无所谓”。这一事实与本院调取的案涉385000股股份2005年出资材料中2005年8月18日的社员留存联内容一致，该联记载“今收到本社社员王宝忠股金证，编号为839，股金金额为50元，该社员同意将股金50元转为农商行股份，现将股金证交至信用社。”此外，在2005年，35万元的款项数额较大，如果当时王宝忠出资35万元购买了股份之后，既不持有股权证，股份对应的存折和股息亦一直由他人占有和收益，王宝忠对此从未询问从不关注，显然与常理不符。而且从农商行自2005年以来一直通知陶庆军领取股息，并且还在2014年资本转增时也通知陶庆军前去登记而不是王宝忠，亦能表明一直以来也是由陶庆军实际承担股东义务，享有股东权利。因此，上述情况可以认定对案涉股份王宝忠并未实际出资，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陶庆军仅系借用王宝忠的名义购买案涉股份。陶庆军当初购买的股份数量为35万股，后续的资本公积转增350000股股份系基于该35万股股份产生，故对于陶庆军主张王宝忠名下农商行的385000股股份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陶庆军作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和所有权人，主张王宝忠配合将案涉股票变更登记至陶庆军名下，本院亦予以支持。对于王宝忠请求陶庆军将股权证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原因，陶庆军在当初并不符合农商行股份购买资格的情形下，使用了王宝忠的资格购买相应股份，并享受了之后的全部收益，虽然根据法律和事实，本院将王宝忠名下的农商行股份确认归陶庆军所有，但是基于该实际情况，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陶庆军亦可以给予王宝忠一定的补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2005年8月16日的《协议》与2005年8月19日的《确认书》无效；二、确认登记于被告（反诉原告）王宝忠名下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85000股原始股归原告（反诉被告）陶庆军所有；三、被告（反诉原告）王宝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原告（反诉被告）陶庆军将登记于被告（反诉原告）王宝忠名下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85000股原始股变更登记至原告（反诉被告）陶庆军名下；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宝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受理费65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宝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受理费327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宝忠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默菡审判员  金 宏审判员  代 策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 颖书记员  崔奕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