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04行初28号 原告阮晓宇，男，汉族，1966年12月29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市民中心**。 法定代表人孙雍容，主任。 出庭负责人郑冰，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军。 委托代理人周良循，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阮晓宇诉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阮晓宇，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副职负责人郑冰及委托代理人李军、周良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关于阮晓宇11月24日来信的回复》，回复称：在关于你（患者马黎）的行政答复意见、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及相关行政诉讼答辩中，我委已经阐明了认定“张啸是对患者马黎行消化内镜ERCP+EST+ERBD手术主刀医师”的事实和理由，履行了相应的工作职责。各方当事人如何理解判决书是当事人的正当权利，我委不机械地通过“某一页与某一行”理解审判文书，各方对法院判决理解不完全一致实属正常。行政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制作的司法审判文书，对司法审判文书进行解释答疑不是行政机关的职责，你要求我委指出“该两份行政判决书法院认定阶段某一页与某一行的具体内容”的诉求于法无据。前期，你已经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等不同名义多次提出同样（类似）诉求，我委均做了解释说明。如你仍认为我委某个特定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答复意见、行政确认结论）存在事实、证据或法律适用问题的。可通过来电来信等方式咨询，也可依法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鉴于你诸多行政诉求的根源在于医患纠纷，我委支持医患双方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通过协商、调解等法定途径解决，或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裁决。 原告阮晓宇诉称，一、原告己依法通过多种法定途径，要求被告出具所谓两级法院认定“张啸是…主刀医师”原始具体出处，被告均借口拒绝，敢做却不敢提供真实凭证加以证实。 2019年11月24日，在被告拒绝原告依申请公开“两级法院认定‘张啸是…主刀医师’具体出处”有关政府信息公开后，原告依法向被告提交《行政履职申请书》另行要求被告以行政履职方式，向原告提供真实出处进行自我证明。原文如下： 申请请求：依法履职出具贵委会（原市卫生局、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至2019间行政查处患者马黎与杭州市××字会医院医疗纠纷事件执法过程中，给予患者马黎及其丈夫阮晓宇（即申请人）的行政答复意见、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及相关行政诉讼中，再三坚持确认（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2014）浙杭行终字第376两份行政判决书中两级法院有所谓存在确认‘张啸是对患者马黎行消化内镜ＥＲＣＰ＋ＥＳＴ＋ＥＭＢＤ手术主刀医师’的相关具体表述，其实际出自该两份行政判决书法院认定阶段哪一页与哪一行的具体内容。 事实和理由：一、申请人已履行当庭质询、依申请两正当程序，贵委会经补正、延期程序故意拖延答复，最终拒绝出具，明显不当。2019年9月24日，申请人因“核对贵委会行政查处患者马黎（及其丈夫阮晓宇）与杭州市××字会医院医疗纠纷事件执法过程中的真实性、合法性、程序性”的用途，向被申请人依申请“贵委会（原市卫生局、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至2019间行政查处患者马黎与杭州市××字会医院医疗纠纷事件执法过程中，给予患者马黎及其丈夫阮晓宇的行政答复意见、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及相关行政诉讼中，再三坚持确认（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2014）浙杭行终字第376两份行政判决书中两级法院有所谓存在确认‘张啸是对患者马黎行消化内镜ＥＲＣＰ＋ＥＳＴ＋ＥＭＢＤ手术主刀医师’的相关具体表述，其实际出自该两份行政判决书法院认定阶段某一页与某一行的政府信息资料”。 贵委会以申请人的依申请：“医疗机构（所属）医患沟通、人员的任职资格和行为规范”指向性不明，无法识别查询具体的政府信息为由，出具杭卫信补告[2019]7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补正告知书》落款为10月8日，实际10月10日方寄发申请人，已超出《条例》第30条所规定的7个工作日内要求补正时间期限。申请人于10月11寄发《政府信息公开补正(一)》，贵委会10月31日“因本机关办理中需要对有关信息进行检索核实，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再作出杭卫信公延[2019]13号《延期办理告知书》，11月20日方作出杭卫信公[2019]4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意见书》。申请人依申请内容清晰，用途明确，贵委会心知肚明，对自己捏造法院判决文书违法行为的证据，故意进行再三拖延，最终拒绝直面。 二、贵委会再三主张两级法院判决文书认定阶段的表述内容，必须要有具体出处进行核查，有该表述即为真实，没有就属捏造，涉嫌刑事违法行为。 1．贵委会（原市卫生局，原市卫计委）自2014年3月介入患者马黎与杭州市××字会医院消化科因行消化内镜ＥＲＣＰ＋ＥＳＴ＋ＥＲＢＤ手术失败，发生医疗纠纷的行政调查、执法履职工作过程中，至2019年给予患者马黎及其丈夫（即申请人阮晓宇）的信访答复意见、行政查处答复意见、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及相关行政诉讼中，一直坚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张啸是对患者马黎行消化内镜ＥＲＣＰ＋ＥＳＴ＋ＥＭＢＤ手术主刀医师”，并多次主张：该结论得到上城区法院（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市中院（2014）浙杭行终字第376号行政判决书的确认并生效。 患者马黎及申请人阮晓宇查询该两份行政判决书法院认定阶段并不存在贵委会主张所谓的具体文字表述内容，2017年12月上城区法院副院长周莹在针对(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91号启动信访复查程序时明确：行政庭不可能审理、确认医疗纠纷中医护人员的实体行为“参与度”，该“参与度”由医疗民事赔偿阶段的民事庭进行实体审理、确认，因此本院(2014)64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阶段根本不存在确认“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张啸是…主刀医师”的具体表述事实。 2015年1月市中院审判长秦方在(2014)376号《判后答疑》环节再三确认“我们中院不认定张啸是主刀医师”，有相关笔录。省高院(2015)浙行申字第335号最终裁定“张啸仅是参与手术”，未再进一步确认“张啸是…主刀医师”，因此原案结论十分清楚。省高院、省人大信访接待领导历年来多次核查三级法院判决书原件，明确是贵委会在“故意曲解”法院判决文书。但贵委会拒绝纠正自己的行政错误，继续坚持该主张，糊弄患者马黎和申请人，涉嫌捏造法院判决文书，制作伪证的刑事违法行为。 2.贵委会2016年拒绝患者马黎及申请人要求张啸及市红十字会医院医护人员当面对质的行政查处程序，并再次引发行政诉讼，贵委会再三坚持“张啸是…主刀医师”并已生效的主张。申请人曾当庭再三要求贵委会出庭负责人朱燕峰、贵委会“特别授权”代理律师周德海、周良循进行原案文书现场核对，具体在哪一页？哪一行？三人均拒绝回答，一言不发。 3．2018年8月在下城区法院医疗赔偿民事审理期间，杭州市××字会医院和张啸的共同代理律师赵丽华否认被申请人所谓“张啸是…主刀医师”的结论，新主张张啸是“取石医师”，但拒绝申请人有关张啸到杭州市××字会医院会诊“取石主刀”的40几个细节的提问，9月贵委会拒绝患者马黎及申请人要求重新查处2014年2月25日张啸手术主刀真实性的申请，贵委会再次坚持主张“张啸是…主刀医师”法院判决已所谓生效结论，和张啸本人及杭州市××字会医院三方自我存在严重矛盾，问题暴露。因此，为查证事实真相、厘清责任：申请人向贵委会申请行政履职：提供（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2014）浙杭行终字第376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阶段存在所谓两级法院有确认“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张啸是对患者马黎行消化内镜ＥＲＣＰ＋ＥＳＴ＋ＥＲＢＤ手术主刀医师力的文字表述在具体某一页与某一行的相关内容。就是要求贵委会如实提供所谓两级法院有确认“张啸是…主刀医师，并生效”结论的原始文书记载的具体出处，在两份判决书中的哪一页？哪一行？以核实到底是两级法院在枉法越权判决？还是贵委会在肆意捏造事实，张啸、红十字会医院在实施“冒名顶包”违法行为？请贵委会用原始文书事实说话。 三、该两份法院判决文书属贵委会履职过程中获取的司法裁判文书，被贵委会多次以执法定案依据引用，对患者马黎和申请人作出行政查处答复行为，因此必须依法出具，证明所谓的事实存在。该两份行政判决书因申请人不服贵委会具体行政履职行为与贵委会进行相关行政诉讼行为而生成，双方都是诉讼当事人，贵委会有多次引用两级法院判决“认定阶段表述内容”，进行后续行政履职答复、行政诉讼答辩，该司法机关文书作为其执法定案依据在履职使用，盖公章出具正式文书故意诓骗患者马黎和申请人，欺诈法院和社会，因此该法院判决文书属贵委会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获取的法院裁判文书，是真实存在的，否则贵委会凭什么再三主张并引用：该两级法院判决文书有所谓“张啸是对患者马黎行消化内镜ERCP+EST+ERBD手术主刀医师”确认结论，并已判决生效？若该两级法院判决文书真非贵委会履职过程中获取的法院裁判文书，贵委会拒绝指明自己所依据内容的出处，即自己认定没有该司法机关文书内容？则更加被证明贵委会在凭空随意捏造法院判决文书表述内容！因此请贵委会依法履职，出具上述裁判文书具体内容出处，证明自己履职执法的真实性、合法性、程序性。说明：上述事实的相关履职执法资料（信访答复意见、行政查处答复意见、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及相关行政诉讼中的答辩状、张啸、潘锋、吴洁人、舒磊、陈建永、吴芝茵、夏瑾等人询问笔录）贵委会已在2014年至2019年向法院及患者马黎、申请人阮晓宇提供，存在申请人所述事实情况，可以请贵委会自我核查，申请人因此不再重复提供。 二、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有严格规范要求，原案判定意见清晰、明确、直白，一字一句，一个丁一个卯，岂容许被告肆意自我弯曲“理解”、“解读”，肆意凭空捏造，欺诈对方当事人（即原告）及社会。 被告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关于阮晓宇11月24日来信的回复》，错误地坚持“各方当事人如何理解判决书是当事人的正当权利，我委不机械地通过‘某一页与某一行’理解审判文书，各方对法院判决理解不完全一致实属正常。行政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制作的司法审判文书，对司法审判文书进行解释答疑不是行政机关的职责，你要求我委指出‘该两份行政判决书法院认定阶段某一页与某一行的具体内容’的诉求于法无据”，明显颠倒乾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有“第二条：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阐明事理，说明裁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展示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要释明法理，说明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以及适用法律规范的理由；要讲明情理，体现法理情相协调，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要讲究文理，语言规范，表达准确，逻辑清晰，合理运用说理技巧，增强说理效果。第十五条“裁判文书行文应当规范、准确、清楚、朴实、庄重、凝练”的要求。原案两级判决文书符合该两项要求，没有违规表现。 被告及原告作为双方当事人，法律关系平等，均无对裁判文书进行“自我理解（而被告是‘自我解读’）”的权利，判决意见本已清晰表达，岂容被告所谓是否“机械地通过。某一页某一行’理解审判文书”，更岂容被告胡扯什么“各方对法院判决理解不完全一致”，双方只有是否“自我服判”的权利。被告明显自我膨胀，肆意杜撰己方有所谓的“理解”权利，颠覆自我法律地位。被告将“自我理解”的人民法院判决文书“意见”强加对方当事人（原告方）且要求必须接受，以此来捏造、篡改原案最终判决结论，明显是枉法行为。被告既然自我知晓“行政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制作的司法审判文书，对司法审判文书进行解释答疑不是行政机关的职责”，原案两级法院均已依据《行政诉讼法》第6条“人民法院审理刑侦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不越权审理医疗纠纷民事部分有关医护人员医疗行为的具体“参与度”问题，确认在原案判决书中根本不存在被告所谓的“两级法院均已确认张啸是…主刀医师”结论性表述内容事实！凭什么再胆敢多次“自我理解”进行解读？ 原案《行政判决书》中记载双方各自陈述事实和理由、进行质证和答辩部分内容，双方各述其词，是正常行文格式，不是人民法院的最后认定、判定的结论，这是司法、行政基本常识，被告在此刻意进行了混淆，假借法院正常行文内容，自我“理解”为判决结论。而原法院认定阶段，根本不存在所谓“张啸是…主刀医师”的丁点越权表述内容，省高院(2015)行申335号最终裁定仅是“参与”，未越权确认“参与度”。被告如何“自我理解”派生出两级法院原判决确认“张啸是…主刀医师”并已生效？因此是彻彻底底的捏造。 三、原告要求被告出具该“行政确认结论”原始出处，有理有据，并无不当，被告不得闪烁其词，进行逃脱。被告2014年至2020年今日，仍坚持两级法院原案认定“张啸是…主刀医师”，煞有其事，现原审法院多次声明依法没有越权作出该结论，原案判决文书经省政府、省人大、省高院多方查证没有该结论。被告一直坚持，则必须自我举证证明，这是基本行政、司法程序。在原告要求具体出具之后，就充当“鸵鸟”不敢实际指出到底在“某一页？某一行？”，进行否认，明显没有任何底气，现代法制社会绝不允许被告一个行政机关如此耍两面派的无赖行为。而被告自2014年将两级法院原案中有确认所谓“张啸是…主刀医师”结论，在查处患者马黎及其丈夫阮晓宇（即原告）与杭州红会医院医疗纠纷行政履职执法过程中多次以《行政答复意见(回复)》、《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意见书》及行政答辩、辩论书面确认性意见中强加于患者与原告、强加于法院，属具体行政执法行为，《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五十七条明确“行政机关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行政执法决定一般载明下列事项：…（二）作出决定的事实、依据、理由和履行程序的情况；（三）决定内容；（四）履行方式和期限；（五）救济途径和期限；（六）行政机关名称、印章与决定日期；…”。因此被告作为行政监督机构本必须载明“作出决定的事实、依据、理由和履行程序的情况”，必须依法有据，以理服人，凭证据进行论证，这是基本社会常识，不存在捏造多次“谎言”可以变“真理”的空间。 四、被告捏造法院判决文书，支持红会医院、张啸冒名顶包等系列违法行为，起到了关键性反作用，已严重干扰了患者医疗纠纷民事诉讼“定性、定责、定损、定赔”工作，是严重的卫生行政监督腐败行为。被告表示所谓“可来电来信方式咨询…鉴于你诸多行政诉求的根源在于医患纠纷，我委支持医患双方依据…法定途径解决…”云云，充当正面角色，实际是被告的枉法庇护行为导致患者与红会医院、张啸间医疗纠纷问题人为复杂化，张啸一个冒名顶包者，就掩盖了红会医院无消化内镜手术资质，伪造邀请张啸的《会诊单》，销毁患者手术视频影像资料等违法行为，将病症责任全部推脱给予患者，不能正常进行医疗损害赔偿。被告丧失执政党执政基本原则及医学道德，人性良知。是个始作俑者，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综上所述，法院判决文书是法院依规撰写的，已释明原案依法没有越权判决具体民事“参与度”，认定阶段没有确认“张啸是…主刀医师”具体表述，被告则必须释明自己主张确认的行政结论的出处到底在“某一页？某一行？”作出真实的确定性回复，不再逃避，其捏造法院判决文书的锅必须自己背！诉讼请求：l.依法撤销被告2020年1月21日作出的《关于阮晓宇11月24且来信的回复》，责令被告按原告诉求重新作出真实的确定性回复；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阮晓宇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l.原告2019年11月24日向被告提交《行政履职申请书》，拟证明原告行政诉求主张事实。 2.被告作出的《关于阮晓宇11月24日来信的答复》，拟证明诉讼载体的存在。 3.被告作出的(2019)杭卫公信43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意见书》，拟证明被告前期拒绝提供依申请形式公开具体出处的事实。 4.(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2014)浙杭行终字第376号《行政判决书》，(2015)浙行申字第335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区、市法院没有越权判决“张啸是…主刀医师”的表述，高院最终已裁定仅是“参与”，属被告肆意捏造的事实。 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辩称，一、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回复基本情况。2019年11月27日，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收到原告阮晓宇邮寄提交的《行政履职申请书》，其申请事项表述为“依法履职出具贵委会（原市卫生局、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至2019年间行政查处患者马黎与其丈夫阮晓宇的行政答复意见、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及相关行政诉讼中，再三坚持确认(2014)杭上行初字64号、(2014)浙杭行终字第376号两份行政判决书中两级法院有所谓存在确认‘张啸是对患者马黎行消化内镜ERCP+EST+ERBD手术主刀医师’的相关具体表述，其实际出自该两份行政判决书法院认定阶段哪一页与哪一行的具体内容”。 2020年1月21回，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关于阮晓宇11月24日来信的回复》邮寄送达至原告。 二、原告阮晓宇申请事项非答辩入履职范围。经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审查原告事由，其申请事项实质上是对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既往作出的行政行为提出的质疑。原告申请要求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出“该两份行政判决书法院认定阶段某一页与某一行的具体内容”不是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行政履职范围。 综上所述，原告申请事项及内容非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履职范围，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回复行为并不对原告权利产生实质上的影响。原告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理范围，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履职申请书》；2.履职申请邮寄信封（签收回执），拟证明原告申请事项及内容不属于被告行政履职范围。 3.《关于阮晓宇11月24日来信的回复》，拟证明1.2020年1月21日，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关于阮晓宇l1月24日来信的回复》邮寄送达至原告。2.原告申请事项及内容非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履职范围，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回复行为并不对原告权利产生实质上的影响。原告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理范围。 4.回复邮寄信封及签收回执，拟证明2020年1月21日，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关于阮晓宇11月24日来信的回复》邮寄送达至原告。 经庭审质证，原告阮晓宇对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的证据1、2、4无异议。证据3是本案的诉讼载体，合法性有异议。 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原告阮晓宇提交的证据1、2三性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阮晓宇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是本案的诉讼载体。证据3、4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交的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被告所要待证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原告阮晓宇于2019年11月24日，向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交《行政履职申请书》，申请：依法履职出具贵委会（原市卫生局、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至2019间行政查处患者马黎与杭州市××字会医院医疗纠纷事件执法过程中，给予患者马黎及其丈夫阮晓宇（即申请人）的行政答复意见、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及相关行政诉讼中，再三坚持确认（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2014）浙杭行终字第376两份行政判决书中两级法院有所谓存在确认‘张啸是对患者马黎行消化内镜ＥＲＣＰ＋ＥＳＴ＋ＥＭＢＤ手术主刀医师’的相关具体表述，其实际出自该两份行政判决书法院认定阶段哪一页与哪一行的具体内容。 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收到上述《行政履职申请书》后，2020年1月21日作出《关于阮晓宇11月24且来信的回复》并寄送原告阮晓宇。原告阮晓宇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另查明，阮晓宇因其妻子马黎与杭州市××字会医院之间存在医患纠纷，曾于2014年4月向原杭州市卫生局提出申请，要求对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张啸医师在杭州市××字会医院进行ＥＲＣＰ手术涉嫌行医违法及杭州市××字会医院后补会诊单涉嫌伪造病历的行为进行查处。原杭州市卫生局受理后，分别对当事医生潘锋、张啸及杭州市××字会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对杭州市××字会医院往年的ＥＲＣＰ手术病历进行了检查，并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杭卫访复［2014］30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告知阮晓宇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其中，调查结论认定：潘锋医生在为马黎行ＥＲＣＰ手术时邀请了杭州市××人民医院张啸主任医师（省内消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为其主刀。阮晓宇不服该答复，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行政判决，认为：市卫计委（原杭州市卫生局）根据调查情况，认定杭州市××字会医院马黎的相关病程记录中没有会诊的记载，不符合医疗文书的书写规范，杭州市××字会医院邀请张啸主任医师参与对马黎的诊疗活动的程序不符合原卫生部《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张啸未按照会诊规定到外院开展诊疗活动，违反了《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结合马黎与医院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尚未有结果的情况下，市卫计委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及《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对杭州市××字会医院和张啸主任医师进行了处理，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了阮晓宇的诉讼请求，阮晓宇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6日依法作出（2104）浙杭行终字第37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阮晓宇向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交《行政履职申请书》，要求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依法履职出具贵委会（原市卫生局、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至2019年间行政查处患者马黎与其丈夫阮晓宇的行政答复意见、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及相关行政诉讼中，再三坚持确认（2014）杭上行初字64号、（2014）浙杭行终字第376号两份行政判决书中两级法院有所谓存在确认‘张啸是对患者马黎行消化内镜ＥＲＣＰ＋ＥＳＴ＋ＥＲＢＤ手术主刀医师’的相关具体表述”的裁判文书依据，而原杭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出的杭卫访复［2014］30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明确认定了包括“潘锋医师在为马黎行ＥＲＣＰ手术时邀请了杭州市××人民医院张啸主任医师（省内消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为其主刀”等事实，阮晓宇、马黎不服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曾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行政判决，驳回阮晓宇、马黎的诉讼请求，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104）浙杭行终字第37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张啸是否系手术主刀医师”相关事实，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经调查并作出处理，调查处理结论已经生效判决羁束。在此情况下，对于案涉阮晓宇申请事项的，实际上是对“张啸是否系手术主刀医师”调查程序的再次质疑，而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所作答复对阮晓宇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阮晓宇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原告阮晓宇。 原告阮晓宇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 涛 人民 陪 审员  朱 瑾 人民 陪 审员  祝福珍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来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