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京刑终58号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守良，男，58岁（1961年11月10日出生），出生地北京市，硕士研究生文化，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曾任北京市西郊粮库副主任、副经理、北京市西郊粮食批发市场主任、北京市西郊粮库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共北京市西郊粮库党委书记、北京市粮食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局长、北京市监事会工作办公室专职监事、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第十办事处主席、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会副主任，住北京市朝阳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8年8月29日被留置，因涉嫌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于2019年2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彭素芬，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温新明，北京市华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高守良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于二Ｏ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作出（2019）京01刑初2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高守良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高守良，审阅高守良的辩护人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一、受贿事实2012年至2018年，被告人高守良利用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会副主任、理事长的职务便利，为天地控股有限公司、蓝汛欣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晟弘凯恩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在收购股份、项目合作等方面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工作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79亿余元，其中已实际收受钱款人民币6900余万元，尚未实际取得钱款人民币1.1亿元（以下未注明币种均为人民币）。具体事实如下：（一）2012年至2018年7月，被告人高守良利用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会副主任、理事长的职务便利，为旺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商业中心项目、合资成立典当行等事项提供帮助。2012年3月，被告人高守良在购买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29号院14号楼3单元1001号房屋的过程中，收受旺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某代为支付的部分购房款324.688万元。案发前，被告人高守良为逃避查处，将324.6万元退回旺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高守良的供述，证人程某、孙某1、符某、赵某1的证言，华夏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转账凭证》、《收据》、《财务账单交接单》、《记账凭证》、《发票》、《税费结算表》、《委托协议》、《会议纪要》、《旺泰公司与市供销社合作公司基本情况》、《委托持股协议》、《借款合同》、《公证书》、《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证》。（二）2014年6月，被告人高守良利用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天地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2的请托，为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收购该公司的下属公司所持有的北京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1亿股股份提供帮助，收受赵某2给予的钱款10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高守良的供述，证人赵某2、赵某3、王某1、白某、彭某、刘某1、孟某、赵某4、赵某1的证言及赵某2、彭某、刘某1的亲笔证词，证人牛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天地控股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照片、《北京农商银行关于2014年增资扩股相关情况的说明》、《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交易凭证、证券账户交易明细、工商档案。（三）2014年至2015年9月，被告人高守良利用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蓝汛欣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2（另案处理）的请托，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购买该公司开发的蓝汛天竺互联网产业园项目首鸣数据中心机房楼的过程中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2、负责人陈某1（另案处理）及北京祥和七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某1（另案处理）给予的钱款共计1600万余元。案发前，被告人高守良为逃避查处，通过陈某1将1180万元退回北京祥和七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高守良的供述，证人陈某1、王某2、徐某1、代某、高某1、梁某1、韩某1、高某2、郭某1、孙某2、李某1、肖某、胡某1、任某的证言及高某2的亲笔证词，蓝汛公司出具的陈某1简历、《劳动合同》及《转移函》、《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协议书》、《代理项目合规及廉政协议书》、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数据中心投资可行性分析报告》、《IDC投资可行性分析报告》、《会议纪要》、《合作备忘录》、《合作协议》、《租赁协议书》、蓝汛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转账支票申领单》、《支出凭单》、《借款协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交易凭证、工商档案。（四）2013年至2018年，被告人高守良利用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北京晟弘凯恩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1（另案处理）通过林某（另案处理）提出的请托，为该公司与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开发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中路83号地块建设项目提供帮助。2014年7月，被告人高守良通过林某采取以其实际控制的北京卓越奇迹商贸有限公司与北京晟弘凯恩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手段，约定以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款”的名义收受北京晟弘凯恩投资有限公司给予的钱款5000万元。2017年1月及10月，被告人高守良通过林某实际收受北京晟弘凯恩投资有限公司给予的钱款共计4000万元。截止案发，被告人高守良尚未实际取得剩余钱款1000万元。案发前，被告人高守良为逃避查处，将3000万元通过林某退回北京晟弘凯恩投资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高守良的供述，证人唐某1、林某、肖某、苏某、鲍某、李某2、李某3、高某1、贾某1、郭某2、贾某2、王某3、赵某5、韩某1、韩某2、杨某、唐某2的证言及唐某1、林某、李某2、王某3的亲笔证词，《委托投资协议》、《代收款协议》、辽宁汇安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催要理财资金进展情况的说明》、《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情况说明》、银行转账凭证、市供销社投资发展部出具的《西四环保障性住房项目情况说明》、《会议纪要》、《北京市西四环大成路合作项目框架协议》、《大成路项目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收据》、《宗地移交确认书》、《记账凭证》、《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资料、《发票》、银行交易凭证、机主信息、工商档案。（五）2013年至2018年，被告人高守良利用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中电华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员刘某2等人的请托，为该公司与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开发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北苑科技文化孵化器项目提供帮助。2014年6月，被告人高守良采取以其实际控制的北京卓越奇迹商贸有限公司与中电华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手段，约定以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款”的名义向中电华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索取钱款5000万元。截止案发，被告人高守良尚未实际取得上述钱款。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高守良的供述，证人刘某2、孙某3、林某、赵某5的证言，监察机关出具的工作记录、《会议纪要》、《北苑科技文化孵化器项目情况》、《合作框架协议》、《财务顾问服务协议》、《居间服务协议》、《商业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咨询服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工商档案。（六）2014年至2018年，被告人高守良利用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郑某、丁某（均另案处理）的请托，为众和投资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开发的云南樱花谷项目获取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下属的北京世欣控股有限公司的投资4.8亿元提供帮助。2014年，被告人高守良采取以其实际控制的北京卓越奇迹商贸有限公司与众和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手段，约定以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款”的名义收受众和投资有限公司给予的钱款4500万元。截止案发，被告人高守良尚未实际取得上述钱款。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高守良的供述，证人郑某、丁某、米某、赵某3、李某4、陈某2、梁某2、蔡某、李某5、赵某5的证言及陈某2的亲笔证词，《会议纪要》、世欣公司出具的《关于云南樱花谷项目的情况汇报》、中共北京世欣控股有限公司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云南樱花谷项目情况的说明》、《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工商档案及市供销社战略发展部出具的证明。（七）2014年至2018年，被告人高守良利用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河南裕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郜某1（另案处理）的请托，为该公司发行4亿元私募债券获取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下属的北京供销社投资管理中心的担保提供帮助，致使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的下属单位因代为履行担保责任而向河南裕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出借的4亿余元至今难以追回。2014年，被告人高守良收受郜某1出具的承诺给予价值500万元的河南裕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承诺函。截止案发，被告人高守良尚未实际取得上述钱款。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高守良的供述，证人郜某1、郜某2、赵某3的证言及郜某1、郜某2的亲笔证词，《会议纪要》、世欣公司出具的《关于裕华新材项目历程》、《非公开发行私募债券担保协议》、《关于北京供销社投资管理中心为河南裕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4亿元中小企业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说明》、北京方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世欣控股公司拟了解河南裕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咨询报告》及相关附件、《借款协议》、《确认函》、《债权转让协议》、《承诺函》、北京紫玉饭店账单、工商档案。二、贪污事实2012年3月，被告人高守良利用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会副主任的职务便利，隐瞒其已经分配住房的实际情况，骗取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通过下属的北京南方弘泰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支付的用于购买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29号院14号楼3单元1001号房屋的购房费用165万余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高守良的供述，证人梁某1、纪某、张某1、胡某2、谭某、梁某3、刘某3、陈某3、赵某1、赵某5、符某、张某2、王某4的证言及王某4的亲笔证词，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住房分配落实情况》及《住房协议书》、《申请》、《关于为高守良同志解决住房的通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房屋所有权证》、《关于2015年出售公有住房的请示》、《房改售房填报资料》、《房改售房房款缴费通知》、《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中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证》、《财务账单交接单》、《记账凭证》、《价格认定结论书》、《关于印发的通知》、《关于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计发及有关规定等问题的通知》、《关于城镇居民购买安居住房产权办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安居房购销合同书》、工商档案。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事实被告人高守良的家庭财产、支出超出合法收入及违法犯罪所得折合人民币共计1000余万元。被告人高守良对上述财产无法说明来源。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高守良的供述，证人赵某1、高某1、郭某3、梁某1、赵某5、张某3、徐某2、越某、陈某4、徐某3、韩某3、朱某的证言及徐某2的亲笔证词，合伙协议、朱同路、朱某及王海鲜的人口信息、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券账户交易明细、工资收入证明、房屋买卖合同、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监察机关扣押的欧元、裸钻及裸钻价格标签、外汇牌价。另查明：被告人高守良于2018年8月29日经北京市监察委员会的电话通知到案。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在案。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北京市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到案经过》及《情况说明》、扣押冻结涉案款物法律手续、案款收据、银行交易凭证。此外，一审法院还确认了以下证据：《企业领导人员任免审批表》、《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中共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高守良、郑国本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关于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管理体制改革及高守良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关于中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党的第三届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批复》、中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委员会、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副主任选举结果的通知》、《关于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七届四次理事会选举结果的通报》、《关于调整市供销社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关于市供销社有关领导分工调整的通知》、中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委员会《关于印发市供销社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章程》、《组织机构代码证》、工商档案、中共北京市京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出具的《说明》、《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向市属国有重点大中型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试点方案的通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办法的通知》、外汇牌价、中共北京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委第七巡视组的通知》、《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户籍材料。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高守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高守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还构成贪污罪；高守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又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高守良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贪污数额巨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均应予以惩处，并实行数罪并罚。高守良在所犯受贿罪的部分事实中具有索贿情节，依法应从重处罚。鉴于高守良所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所犯受贿罪的部分事实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可对其从轻处罚。据此，判决：一、被告人高守良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本判决书所附清单中的赃款赃物及孳息直接或变价后发还北京南方弘泰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或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高守良的上诉理由为：市供销社不具有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性质和属性，市政府没有委托及交办市供销社公务，市国资委向市供销社“委派从事公务人员”没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因此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其没有行政职务，对市供销社下属企业没有监督管理和经营决策权。其没有利用职权为涉案公司谋取利益。其购买青年路房产符合政策规定。赵某2给予的1000万元系向其提供借款。陈某1给予的1600万余元系委托其炒股理财，其已经全部归还。林某给予的600万元系委托其找关系帮助办理房地产开发手续，其没有办理；弘九阳公司收取的3000万元系代司韬恒准公司收款，后经林某的同意炒股理财，且已归还。其没有向中电华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索取贿赂，是林某借用其控制的公司签订协议，与其无关。收购众和公司股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樱花谷项目没有损失。市供销社未履行对裕华公司的担保责任，未造成重大利益损失，郜某1提供的《承诺函》是作为帮助该公司上市的感谢费。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违约金”，不属于法律规定中的财物。其一直未享受房改政策，故要求市供销社依据市国资委的通知为其购买住房不构成贪污罪。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事实中，1600万元是其的朋友朱同路委托其保管；其家庭收入的计算与实际情况不符。其系自动投案，申请调取其与佟刚的通话记录，证明其具有自动投案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构成自首。其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赵某2给予的1000万元的事实。其在被调查期间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行为，构成立功。顺义区房产、远洋华墅房产购房款部分是用赵某1婚前房产的变卖款购买，一审判决将上述两处房产罚没属于没收了赵某1的婚前财产。辩护人彭素芬的辩护意见为：市供销社属于集体所有制单位，高守良不是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高守良向程某申请打折优惠，并由程某代为垫付余款，主观上有明确的偿还意愿，客观上在案发前履行了还款行为。赵某2的证言系孤证，不能证明涉案1000万元是受贿款；高守良没有为天地控股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谋取利益。高守良收受蓝汛公司的1600万元已全部退回。一审判决认定高守良向中电公司索贿的情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款项未实际取得的原因是高守良自动放弃，且没有造成损失，应当免除处罚。收受众和公司4500万元的事实属于犯罪中止，樱花谷项目的损失未实际发生，应当免除处罚。现有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市供销社替裕华公司履行了担保责任，未遭受重大利益损失。高守良未享受房改政策，故其要求市供销社依据市国资委的通知为其购买住房不构成贪污罪。顺义房产和海南远洋华墅部分房款，系赵某1用婚前购买的住房出售款支付；案发后，赵亚杰替高守良偿还小额贷的利息，该款应认定为高守良家庭的借款；赵亚杰替高守良代付海南远洋华墅的部分装修款和家具款，应对赵亚杰的财产予以保护，为此辩护人向法庭提交借款合同、银行回单等证据予以佐证。高守良到案后，在办案单位尚未掌握有关事实的情况下，主动交代违纪收入，涉案款物已全部追缴，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辩护人温新明的辩护意见为：市供销社不属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人民团体；市国资委向市供销社“委派从事公务人员”没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高守良作为市供销社的党委书记、理事长，履行的是党建工作职责和理事长的职责，故高守良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机关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高守良对市供销社没有人事任免权、监督管理权、经营决策权；市供销社没有与涉案公司签订合同，高守良没有利用职权为涉案公司提供帮助、谋取利益。涉案1001号房屋是市国资委商请市供销社解决、落实高守良享有的“房改房”政策；高守良知晓程某支付324.688万元后，即将该款退回旺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守良收受赵某21000万元是高守良向赵某2的借款；收受陈某1给予的1600余万元是陈某1对高守良表示感谢和请求高守良帮助炒股的钱款；向唐某1索要5000万元是林某请高守良帮助协调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财物和借用高守良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所收的款项；向中电华软公司索要5000万元是林某借用高守良实际控制的公司签订协议，与高守良无关。樱花谷项目可以取得巨额利润；高守良收购众和公司股份是正常商业行为。郜某1提供的承诺函是作为帮助河南裕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的感谢费。高守良在领导帮助其协调享有房改房政策时，没有任何职权可以利用，没有侵吞、窃取、骗取的行为，涉案房屋在审理期间，已被相关机关决定退回原单位，涉嫌贪污的事实已经不存在。高守良家庭总财产数额、违纪违法数额计算错误，合法债务应计算在减除项目中。原审判决缺少关于高守良的职权、向相关公司打招呼、收受财物及涉案公司之间的关系等证据。原判决将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赔偿金认定为财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以上辩护意见请二审法院参考、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相同，一审判决书列举的证明本案事实的各项证据，经本院审核，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证据内容具有客观性，证据之间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均予以确认。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针对高守良的上诉理由及所提申请、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及提交的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关于高守良的主体身份市供销社章程证明，市供销社的职能和任务包括，承担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全国总社委托的任务，按照授权对重要商品的经营、储备进行组织、协调和管理；参与本市有关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承办市委、市政府、全国总社交办的其他任务。《企业领导人员任免审批表》、《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中共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高守良、郑国本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关于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管理体制改革及高守良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关于中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党的第三届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批复》、中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委员会、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副主任选举结果的通知》、《关于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七届四次理事会选举结果的通报》、《关于调整市供销社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关于市供销社有关领导分工调整的通知》、中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委员会《关于印发市供销社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等书证证明，2009年12月21日，市国资委党委决定，高守良任市供销社党委书记。根据市国资委党委建议，市供销社第六届理事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0年2月4日选举高守良为市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2013年1月17日，市国资委党委同意高守良为市供销社理事长人选。2013年2月6日，市供销社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高守良为市供销社理事会理事长。高守良的行政级别为正局级。以上任职情况证明，高守良担任市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理事长职务，均系市国资委建议及同意后经市供销社履行选举程序，并报市国资委备案后任职，因此，高守良是国家机关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系国家工作人员。二、关于高守良是否具有职务便利以及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章程》、任免通知、市供销社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通知等书证证明，理事会是市供销社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决策机构。高守良在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会副主任、理事长期间，主持北京市供销社党委和理事会全面工作，对于市供销社及下属企业的经营决策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旺泰集团、天地公司、蓝汛公司、凯恩投资公司等单位管理人员的证言证实，他们请托高守良为本单位与市供销社及下属单位的合作提供帮助。会议纪要及符某、任某、胡某1等市供销社党委、理事会的负责人员、具体业务经办人的证言证实，高守良多次主持召开市供销社常务理事会或金融决策委员会会议，研究决定市供销社及下属单位与旺泰集团、天地公司、蓝汛公司、凯恩投资公司等单位开展业务合作、签订合作协议等事项。以上证据足以认定高守良在担任市供销社党委书记、理事会副主任、理事长期间，利用主持市供销社党委和理事会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先后为旺泰集团、天地公司、蓝汛公司与市供销社合作项目、向市供销社转让所持股份或销售机房楼业务、为凯恩投资公司和中电公司与市供销社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为众和公司的樱花谷项目获取市供销社投资、为裕华公司发行私募债券获取市供销社下属单位担保等事项提供帮助，谋取了经济利益。三、关于高守良为他人谋利过程中是否收受了他人财物在案证据证实，高守良实际收受钱款为人民币6900余万元，尚未取得钱款为人民币1.1亿元。关于程某为高守良垫付的324万余元购房款，是否是高守良申请的开发商对房屋的打折优惠，高守良是否具有还款意愿的问题，经查，涉案青年路房产的价格为487万余元，市供销社仅支付160余万元，购房尾款高达300余万元，该笔款项显然不是通过打折优惠可以免除的款项。高守良在明知市供销社支付的购房资金与实际购房款差额巨大的情况下，仍要求与市供销社具有多项业务合作的旺泰集团法定代表人程某陪同其一起看房，并在其本人没有支付任何购房款的情况下，按照程某的通知，亲自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以上行为说明，高守良应当明确认识到程某代为支付了剩余购房款，具有明确的收受贿赂的主观故意。案发前，其为逃避查处，将该款归还的行为，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关于高守良收受赵某2给予的1000万元是否是高守良向赵某2借款的问题，经查，2014年前后，赵某2向高守良提出将天地公司的下属公司持有的北京农商行股份出售给市供销社，2014年6月9日高守良遂主持召开市供销社金融决策委员会会议，同意收购天地公司持有的北京农商行股份。次日，赵某2开始筹措提取1000万元现金，给予高守良。高守良将1000万元现金拿回家中，由赵某1陆续存入其亲属的银行账户。此后，高守良一直没有向赵某2表示归还资金。2018年初，高守良告知赵某2自己被他人举报受贿，赵某2提议高守良出具一张借条，以掩饰行受贿事实。高守良出具借条后，赵某2为了规避调查，将借条销毁。在上述事实中，高守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赵某2给予的巨额财物，收受财物与谋利事项在时间和行为上均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高守良虽称自己向赵某2借款，但并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被赵某2的证言明确否定。从借款事由、借款数额、交付资金的形式、钱款去向、存储使用资金的方式、有无谋利事项以及有无归还借款的意思表示等方面综合判定，与正常借款明显不符，故该笔1000万元不是高守良向赵某2的借款。上述事实，有证人赵某2、赵某3、王某1、彭某等人的证言，《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协议》等书证证实，足以认定。关于高守良收受陈某1给予的1600万元是否是陈某1委托高守良炒股理财的问题，经查，2012年，蓝汛公司出售尚未建成的机房楼以支持后续建设，并准备给予购买方巨额好处费。2014年8月至11月，高守良多次主持召开市供销社常务理事会、金融决策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了购买首鸣项目机房楼的议案。2015年2月及8月，市供销社先后向蓝汛公司支付购楼款2.88亿元及3.84亿元。为了表示对高守良的感谢，同年7月及9月，蓝汛公司通过陈某1向高守良提供的梁某1和韩某1的银行账户存现或转款共计1600万余元，上述钱款被高守良用于炒股。2018年初，因市委巡视组对市供销社展开巡视，高守良为了掩盖行受贿事实，与陈某1商议，编造了陈某1的下属高某2在私人场合认识梁某1，并借用梁某1的银行账户炒股的谎言，后将梁某1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退还，同时让陈某1妥善保管韩某1银行账户内的资金，以便将来照顾其家庭生活。上述事实，有证人王某2、徐某1、陈某1、高某2、高某1、梁某1、韩某1等人的证言证实，高守良亦曾供认。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盖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关于高守良通过林某收受唐某14000万元是否是林某请高守良帮助协调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财物和借用高守良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收取钱款，经林某同意炒股理财且已归还的问题，经查，在大成路项目开展初期，唐某1通过林某请求高守良帮助推动项目进展，并表示愿意支付5000万元好处费。后高守良以卓越公司的名义与凯恩投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12月，高守良主持召开市供销社党委常委会暨常务理事会，决定与中宣部、凯恩投资公司签订合同。2017年1月，唐某1筹措1000万元现金送给高守良。2017年10月，高守良再次要求唐某1给予3000万元。唐某1为了尽快获取北供大成公司的股权，按照高守良的要求，与高守良签订了虚假的委托理财协议，并向高守良实际控制的弘九阳公司转款3000万元。2017年10月27日，市供销社将北供大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凯恩大成公司。2018年初，在市委巡视组巡视期间，高守良为了掩盖收受贿赂的事实，要求唐某1签订虚假的代收款协议等文件，后将3000万元退还凯恩投资公司。高守良在收受1000万元贿赂后，将其中400万元分给林某，二人之间没有关于委托办理房地产开发手续的任何约定；唐某1应高守良的要求签订委托理财协议和代收款协议，凯恩投资公司及关联公司与弘九阳公司之间也不存在委托理财业务。唐某1代表凯恩投资公司先后给予高守良的1000万元及3000万元与高守良提供的帮助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均是唐某1为请托高守良推进项目进展给予的好处费。上述事实，有证人林某、唐某1等人的证言、《会议纪要》等书证证实，足以认定。四、关于高守良是否与中电公司签订协议、是否具有索贿情节及该起事实应认定为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在案证据证实，2008年高守良指使赵某5收购了卓越公司，一直由其实际控制。2013年下半年，中电公司与市供销社就合作开发红军营项目进行初步协商。2013年10月16日、11月19日，高守良主持市供销社常务理事会，研究同意市供销社与中电公司合作开发红军营项目、签订项目合作框架协议。2013年，在市供销社与中电公司协商红军营项目时，高守良通过林某向刘某2索要8000万元的好处费，并授意林某起草了付款方均为中电公司的居间服务协议、商业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及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等合同，三份合同价款共计8000万元。2014年2月，高守良向林某提出再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8000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上述事实，有证人林某、刘某2等人的证言及股权转让协议证实，足以认定高守良利用市供销社与中电公司合作项目的主导地位，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卓越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索取贿赂。高守良未实际收受钱款是因为项目进展等客观原因，而非主观上放弃实施犯罪。五、关于高守良收购众和公司股份是否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樱花谷项目是否造成实际损失，如果构成犯罪是否是犯罪中止在案证据证实，在市供销社投资樱花谷项目的过程中，高守良于2014年6月以卓越公司的名义与众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年7月4日，高守良主持召开市供销社金融决策委员会会议，对世欣公司投资樱花谷项目形成决议。从时间上看，高守良收受财物与谋取利益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郑某、丁某等人的证言证实，众和公司与卓越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给予高守良好处费，而非将众和公司的股份出售给高守良。市供销社金融决策委员会会议纪要证实，当时市供销社估算樱花谷项目的收益约为13亿元，按照众和公司持有澄德公司58％的股份计算，众和公司3％的股份价值约为2000余万元，高守良以120万元的价格收购股份明显低于正常估值，可见高守良与众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以约定“违约金”及“赔偿款”的名义收受贿赂。另查，世欣公司在樱花谷项目遭受困境后，正在进行项目重组，目前尚无法确定遭受经济损失的情况。此外，高守良未实际收受钱款，不是其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而是因为项目进展等客观原因，而非主观上放弃实施犯罪。六、市供销社是否履行了对裕华公司的担保责任，是否造成重大利益损失，郜某1提供的《承诺函》是否是高守良作为帮助该公司上市的感谢费在案证据证实，2014年，裕华公司的经营需要大量资金，计划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并为此请托高守良提供帮助，由市供销社下属的北京供销社投资管理中心为上述债券进行担保。同年8月，高守良主持召开市供销社常务理事会，同意市供销社为裕华公司提供担保。在此期间，郜某1为了获取担保以顺利发行债券，给予高守良一份其亲自出具的代持裕华公司价值500万元股份的承诺函。在上述事实中，高守良收受郜某1给予的承诺函与其为裕华公司谋取利益在时间和行为上均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高守良虽称郜某1为了请求其帮助裕华公司上市而给予承诺函，但从郜某1给予承诺函的时间、高守良为裕华公司获取担保提供的帮助和其一直保管承诺函，并未帮助裕华公司筹划上市的实际情况以及郜某1、郜某2的证言内容综合判定，郜某1给予高守良财物的目的并非谋求上市，而是请求高守良为获取担保提供帮助。市供销社的下属单位因代为履行担保责任而向河南裕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出借的4亿余元至今难以追回。七、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违约金”，是否属于法律规定中的财物在案证据证实，高守良在多起受贿事实中，均使用以其实际控制的卓越公司与涉案单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涉案单位以较低价格向卓越公司转让股份，如果违约，需要赔偿巨额的“违约金”及“赔偿款”。三个涉案单位均为房地产公司，在房地产项目开发完成或取得阶段性成果后，项目公司的股份价值将得到巨大提升。而且，项目公司的股份转让涉及到其他股东的利益以及工商变更登记等多方面工作，故涉案单位不可能直接依据协议低价将公司股份转让给高守良，必然会因“违约”支付巨额资金。证人唐某1、林某、刘某2等人的证言也明确证明，如果高守良在项目进展到一定程度时向他们索要或收取“违约金”及“赔偿款”，他们会按照协议约定给予钱款。可见，高守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目的并非成为项目公司的股东，而是借此名义与涉案单位形成行受贿的犯罪合意，进而收受涉案单位实际给予的钱款。八、关于高守良是否利用职务便利骗取了购房款在案证据证实，1998年高守良从市粮食局分配了两套面积共计164平方米的住房。其在担任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第十办事处主席后，又依据市国资委的通知，要求房地集团帮助其解决了一套定安东里房产，并实际占有。上述房产面积已经超出其所任正局级的住房面积标准120平方米。根据北京市房改办《关于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计发及有关规定等问题的通知》，高守良已经不符合无房职工或住房未达标职工的标准，不能继续享受房改政策。高守良在担任市供销社党委书记、理事会副主任后，隐瞒其已经分配住房的实际情况，仍再次以已经使用过的国资委通知，要求市供销社为其解决住房。市供销社为高守良支付了购房资金及税费共计180余万元。在上述事实中，高守良不仅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主观故意，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利用职务便利骗取公共财物的行为，其行为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九、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的认定关于朱同路是否将1600万元委托高守良保管的问题，经查，证人朱某的证言以及朱同路、朱某、王海鲜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朱同路因生意亏损回家待业后，一直领取低保，没有大额的财产或存款，其并无巨额资金交给高守良保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数额的基本计算方式是行为人的全部财产与能够认定的所有支出的总和减去能够证实的有真实来源的所得。在具体计算时，应把国家工作人员个人财产和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财产、支出等一并计算，而且一并减去他们所有的合法收入以及确属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个人的非法收入。赵某1出售的三环新城房产375万元依照上述规定属于家庭成员的合法收入，应与高守良的个人财产一并计算。赵亚杰为高守良代为支付海南别墅部分装修款、家具款及案发后为高守良偿还贷款及利息的行为，不影响高守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事实及数额的认定。十、关于涉案部分房产的处理是否适当在案证据证实，顺义区房产、远洋华墅房产均是在高守良涉案期间购买，上述房产为高守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赃物，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应予以追缴，且一审判决已认定涉案赃款赃物全部追缴并据此对高守良从轻处罚。十一、关于高守良是否具有自首及立功情节在案证据证实，高守良接办案人员的电话通知到案后，既未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也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自首的构成要件。对于高守良在被调查期间向办案人员检举揭发他人涉嫌违法违纪的线索，办案机关正在进行审查调查，尚未查证属实，也未因为其提供的线索侦破其他案件，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认定其具有立功表现。综上，高守良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辩护人提交的证据和高守良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上诉人高守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高守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且贪污数额巨大；高守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又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均应予以惩处，并实行数罪并罚。高守良所犯受贿罪的部分事实中具有索贿情节，依法应从重处罚。鉴于高守良所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所犯受贿罪的部分事实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一审法院根据高守良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高守良的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罗 勇审判员 许 秀审判员 任卫国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闫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