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互联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92民初23171号原告：王海成。原告：王平。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廷江。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雅静，广东领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音乐学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翔路**。法定代表人：王黎光。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建军，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自编1-17。法定代表人：胡敏。第三人：王海燕。原告王海成、王平与被告胡廷江、中国音乐学院、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狗公司）、第三人王海燕侵害作品署名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海成、王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永和、被告胡廷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雅静、被告中国音乐学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建军在线参加了诉讼。被告酷狗公司、第三人王海燕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海成、王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胡廷江、中国音乐学院停止使用《新康定情歌》；二、判令被告胡廷江、中国音乐学院在《羊城晚报》网站向原告赔礼道歉；三、判令被告胡廷江、中国音乐学院共同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人民币伍万元，两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判令被告酷狗公司在其网站“酷狗音乐”（××）、“中国原创音乐基地”（××/index.html）和客户端上删除《新康定情歌》。事实与理由：2018年，原告发现被告酷狗公司的网站“酷狗音乐”（××）、中国原创音乐基地（××）及其客户端有一首魏伽妮演唱的歌曲《新康定情歌》。该首录音制品的署名是“作词：四川民歌”、“作曲：胡廷江改编”，看起来与王洛宾没有任何关联。但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康定情歌》，是王洛宾于1938或1939年间，从甘南地区一位来自于四川康定的马帮汉子口中记录、整理后命名为《康定情歌》的。在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一次宴会上，王洛宾登台首唱《康定情歌》，马步芳听后大加赞赏，印发到部队、学校教唱，《康定情歌》开始流传。1941年，王洛宾被国民党军统以通共嫌疑逮捕入狱。在王洛宾1981年获得平反后，经他记录、整理的许多“╳╳民歌”开始回到他的名下，包括《跑马溜溜的山上》。1994年，王洛宾音乐作品音乐会在联合国大厦举行，在这场音乐会上演唱了恢复旧名后的《康定情歌》。在此后美国发射的一艘外太空探测器上，《康定情歌》作为人类与外太空文明交流的信号随着电波辐射至茫茫宇宙。从此，国内的绝大多数出版物将这首歌曲的署名由之前的“四川民歌”更改为“王洛宾改编”或“四川民歌王洛宾改编”。被告胡廷江的“改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编，实质上就是剽窃，其不仅“改编”了《康定情歌》，还“改编”了《玛依拉》《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被告胡廷江任职于中国音乐学院的作曲系，被告胡廷江的行为应该是职务行为，中国音乐学院应该承担连带法律责任。被告酷狗公司明知被诉侵权的录音制品与王洛宾创作的作品之间存在关联却在网络上发布，造成被诉侵权录音制品的扩散和传播，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胡廷江辩称，不同意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康定情歌》早在民国38年出版的《民歌集—中国之部》中，即已明确署名为“西康”地区，且词曲形态均与当代版本一致，无任何“王洛宾”署名。建国后，上海万叶书店1952年出版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材《中国民歌选》（五线谱版）收录了《康定情歌》，词曲形态均与当代版本一致，署名“西康”地区，无任何“王洛宾”署名。以上早期出版物证明《康定情歌》早在建国前就作为四川西康地区民歌（四川人民集体创作，口口相传）的属性。而当代出版物同样将《康定情歌》署名为“四川民歌”，无任何“王洛宾”署名。在中国唱片厂出版的唱片中均将《康定情歌》（又名“跑马溜溜的山上”）署名为“四川民歌”、“康定民歌”、“西康民歌”等，无任何“王洛宾”署名。由于《康定情歌》在国际国内的巨大影响，不少学者对其诞生源头进行考证，现有翔实的材料证明，这首民歌源自于民间“溜溜调”、早期作者是李依若（1911-1959）、采编者是吴文季（1918-1966）、编曲者是江定仙。以下官方书籍以数十万字的篇幅，详细考证了《康定情歌》创作、采编情况：宣汉市政协编《情歌王子李依若》、惠安县洛阳镇人民政府编《康定情歌采编者吴文季》。在源头考证后，央视等媒体的重大演出中通常都据实署名“李依若词曲、吴文季采编、江定仙编配等”。2019年9月9日，四川省甘孜州文联（康定是甘孜州州府）出具证明，详细说明了《康定情歌》（又名《跑马溜溜的山上》）的来龙去脉，其全过程与王洛宾无任何关系。2019年9月6日，《康定情歌》采编者吴文季先生家属出具声明，强烈谴责原告“凭借臆想和捕风捉影的所谓证据骗取康定情歌著作权的行为”。原、被告双方现有的出版物证据亦表明，王洛宾先生生前从来没有将《康定情歌》归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一本王洛宾在世时的作品集收录过《康定情歌》。王洛宾先生去世后，其三子王海成开始臆造《康定情歌》是由王洛宾改编的故事，并将其收录进作品集、CD中出版，同时起诉KTV等以谋取巨大利益。因王洛宾先生没有参与《康定情歌》诞生、演变的任何环节，故两原告不享有《康定情歌》的著作权，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提供的证据苍白无力，其书籍出版物证据均远晚于我方书籍出版物，其所谓“手稿”只不过是一份没有任何署名的歌词抄录，其编造的故事与被告所出示的翔实考证证据、官方证据南辕北辙，相去甚远，谎言连篇，目的是依仗王洛宾先生的名气，将举世闻名的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据为己有以获取巨大利益。依照《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原告不仅对本案无诉权，还理应承担侵权以及恶意诉讼之责任。原告诉状中称王洛宾先生因为牢狱之灾而被剥夺了署名权，此说无事实依据。在23170号案被告胡廷江提供的证据中，1950年、1956年的民歌集中均有带王洛宾署名的歌曲。这些出版物也同时收录了《康定情歌》，却无王洛宾署名。如1956年的《民间歌曲选》中第77页《掀起你的盖头来》署名“洛宾记谱”，207页《跑马溜溜的山上》（即《康定情歌》）署名为“康定民歌”。胡廷江创编的《新康定情歌》与《康定情歌》完全不是同一个作品。《新康定情歌》是一首融汇美声、民族、通俗唱法的全新作品，全曲为胡廷江全新创编，对比传统的《康定情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凝聚了胡廷江大量的独创性表达，试听或者对比乐谱即可明确这一点，署名“四川民歌、胡廷江改编”已相当谦逊，合理合法。经国家版权保护中心审核，胡廷江创作的《新康定情歌》已经取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作品登记证，谱证对应，骑缝盖章，胡廷江依法对《新康定情歌》享有著作权。原告王海成曾在之前的诉讼中，使用一份伪造的《放弃实体权利声明》，伪造两个哥哥王海燕、王海星的签名，企图将兄弟三人的继承权据为一人享有。败露后，王海成承诺立即停止正在发生或即将产生的涉及王洛宾先生知识产权的诉讼，还因提交伪证被宁波中院罚款6万元（搜狐新闻有跟进报道）。请法庭依法核查并在庭审中郑重考量原告制造伪证、扰乱民事诉讼的严重违法行为。因原告诉状中提到此前各级各地法院都判决王洛宾是《康定情歌》的著作权人，被告回应如下：1、原告提及的此前判决均为数十首歌曲在一起的打包判决，争辩焦点是KTV侵权程度，从未聚焦于《康定情歌》著作权归属本身。当年，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庭仅依据原告初步证据即对数十首歌打包判决，与本诉情况完全不同，本诉有大量明确的相反证据。2、此前判决均为王海成状告KTV等，与本案性质不同。KTV经营者缺乏必要的音乐常识来作有效抗辩，基于王洛宾的名气，首先自认侵权。因此这批判决，均是在被告未作有效抗辩的前提下作出，既判力低下。3、此前判决均是建立在伪证《放弃实体权利声明》作为原告主体资格成立依据而形成的，如果无此伪证，当年王海成主体资格都不具备。显然，判决结果也不能作为本案参考。王洛宾先生生前致力于搜集西部民歌，其对西部民歌的传播贡献巨大，居功至伟，但其确未参与《康定情歌》的创作、整理、采编的任何环节，其生前亦从未以任何形式主张过《康定情歌》的著作权。其继承人胡乱臆测，张冠李戴，硬要将不属于王洛宾的作品归属于王洛宾名下，实为为王洛宾先生抹黑，也是对康定人民、甘孜州人民乃至全国人民自由演唱、传承此民歌之权利的侵犯。《康定情歌》不是王洛宾先生作品，舆论也有共识。前不久，原告就《康定情歌》对歌手谭维维提起诉讼经网络曝光后，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王洛宾根本就不具备《康定情歌》的著作权”。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康定情歌》——作为四川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民歌艺术之瑰宝，应该代代传承、发扬光大，而不是垄断于个人名下，成为私利品。原告对《康定情歌》的一系列诉讼行为，应属毫无事实依据的恶意诉讼，应依法驳回，并承担因恶意诉讼带来的法律责任。另外补充答辩：1.原告王海成、王平的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起诉。原告提交的王洛宾遗嘱中仅有手印，未有王洛宾的签名，但乌鲁木齐垦区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中明确了王洛宾对其所立的遗嘱进行了签名和捺手印，公证书的内容与遗嘱自相矛盾，因此被告完全有理由怀疑王洛宾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即原告并不是涉案作品的权利人。即使原告提交的王洛宾遗嘱是真实的，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六）项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原告王海成、王平提供的王洛宾生前所立公证遗嘱，证明本案的权利人为王海燕、王海星、王海成，虽然王海成、王平将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登记在其二人名下，但该著作权登记证书仅是登记“作品”，享有著作权的初步证据，并非法定证据。因两原告提起诉讼所依据的著作权不可分，故其主体不适格，请法庭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起诉。被告中国音乐学院辩称，一、中国音乐学院与本案的其他被告之间明显不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原告把不同被告在同一个案件中进行起诉缺乏法律依据。原告所谓的侵权证据仅有被告酷狗公司网站截图及音频，其上署名“四川民歌，胡廷江改编”。被告中国音乐学院姑且认为原告主张被告胡廷江侵犯了其改编权，被告酷狗公司侵犯了其表演权，并没有针对被告中国音乐学院的侵权证据。因此，原告针对被告中国音乐学院以及其它被告之间的诉讼应该分开处理。二、两原告中还缺少其它的共有权利人，因此，当前原告主体不适格，贵院应当驳回两原告的起诉。根据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1民初1043号裁定书可以得知，王洛宾至少有王海燕、王海星、王海成三位继承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二条规定，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原告仅有王海成和王海星之女王平，且原告未提交其他继承人放弃权利的证据，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人，因此原告的起诉缺乏权利基础，其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三、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中都没有被告中国音乐学院使用《新康定情歌》的证据，也没有共同使用的证据，事实上被告中国音乐学院也没有使用，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中国音乐学院停止使用的诉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四、被告中国音乐学院没有侵犯原告的署名权和改编权，赔礼道歉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被告中国音乐学院没有在《新康定情歌》上署名，目前《新康定情歌》上署名情况的确定也与被告中国音乐学院无关，因此被告中国音乐学院没有侵犯原告的署名权。且被告中国音乐学院也没有对《康定情歌》进行任何改编或修改，没有侵犯原告的改编权，因此赔礼道歉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五、原告要求赔偿损失5万元，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本案中原告并未受到实际损失，被告中国音乐学院也没有违法所得，即使被告中国音乐学院侵权行为成立，5万元赔偿也不应得到支持。被告酷狗公司未作答辩。第三人王海燕述称，其对两原告王海成、王平的起诉不知情，仅凭法院邮寄的应诉材料不能解惑。对于王洛宾创作作品的相关知识产权、肖像权同意依法维权，但鉴于其对案情完全不知的情况下，不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原告王海成、王平以及被告胡廷江、中国音乐学院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酷狗公司提交了两份另案裁定书给本院参考，第三人王海燕无举证亦无发表质证意见，视为其自行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查明事实如下：一、王洛宾子女对其财产的继承情况王洛宾育有三子，即王海燕、王海星、王海成。1996年3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垦区公证处出具（1996）新乌垦证字第189号公证书，对王洛宾的遗嘱进行了公证。该遗嘱载明：“一、所有遗产均由我的法定继承人（长子王海燕、次子王海星、幼子王海成）继承。除他们兄弟三人，任何人均无权继承（没有收养过任何人）。二、法律规定著作权中可继承的内容，均由他们兄弟三人继承，并依法进行保护。三、一切有关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均由我的三个儿子依法进行处理、保护。”王洛宾于1996年3月14日去世。2014年1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西域公证处出具（2014）新乌西证字第0117号公证书，对王海星的遗嘱进行了公证，该遗嘱载明：王海星将其所继承的根据法律规定的王洛宾的作品著作权、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等所有可以继承的内容及权利，在其亡故后由其女王平继承，其他任何人不得干预。2014年2月21日，王海星去世。二、案涉权利歌曲《康定情歌》的发表及权属登记情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于2000年6月出版《500年的歌：王洛宾经典歌曲与创作》，其中收录了歌曲《康定情歌》，标注“康定民歌王洛宾改编”。由海南省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CD专辑《新世纪音乐永远的王洛宾发烧试音天碟》、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西部歌王王洛宾》、九州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王洛宾【西部歌王】逝世九周年纪念》等均收录了包括《康定情歌》在内的多首歌曲。2019年7月24日，王海成、王平取得登记号为国作登字-2019-B-00568367的作品登记证书，载明作品名称为《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作品类别为音乐作品，作者为王洛宾，著作权人为王海成、王平，创作完成及首次发表时间均为1938年1月1日。两原告为证明其权利主张，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央视影音上传的《风华绝代·王洛宾》、《永远的王洛宾诞辰百年纪念音乐会》等视频节目截图，记载“改编王洛宾”、“词谱填词王洛宾”；2.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歌声里的王洛宾》，其中有一篇关于《康定情歌》的文字介绍；3.王海成、王平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书》；4.名称为《康定情歌》的录音作品；5.（2019）新乌西证内民字第6269号《公证书》，记载公证书所附的复印件与王海成出示给公证员的两份手写文本的原件相符。该公证书所附为《康定情歌》歌词及《玛依拉》的词曲的复印件。被告胡廷江质证认为，原告未提供王洛宾原始的遗嘱，本案中关于原告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缺乏原始和主要的证据，因此原告不应享有继承的著作权；原告提交的协议书载明此协议属于三方机密，甲乙丙方均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原告就将此机密协议向无关当事方泄露，不诚信、不守法、不合法。根据民诉法以及最高院证据相关规定，《和解协议》所涉条款以及相关方在和解过程中作出的陈述，不应被任何一方在任何司法程序中用作证明所涉事实或权利主张的证据。此协议是庭外和解协议，仅对协议当事方有约束力，任何内容均不是法院认定，不存在既判力，更不可能对本案存在约束力。《康定情歌》的著作权人是吴文季先生，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4里将《康定情歌》署名为王洛宾是不合法的，明显侵犯了吴文季先生的署名权，且这批出版物均在王洛宾先生去世后出版，而王洛宾在世时从未说过《康定情歌》的作词人、作曲人或整理人是其本人，王洛宾在世时也从未将《康定情歌》收录进自己的作品集，胡廷江对《康定情歌》进行改编而变成《新康定情歌》，词曲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告主张的《新康定情歌》和《康定情歌》词曲相同是不符合事实的。原告提交的证据5根本不是手稿，是一份没有任何署名的歌词抄录，公证书中根本没有表述这份文本出自王洛宾，1947年《中国民歌选》中《康定情歌》署名江定仙，与当代词曲一模一样，被告胡廷江提交的附件才是《康定情歌》真正的原始稿。而原告在本案中竟然夹带着另案《玛依拉》的所谓“手稿”，《玛依拉》手稿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在涉及玛依拉歌曲的另案中原告提交了王洛宾回忆录，清楚记载第三段歌词系1949年由柯仁·柯克太重写，1939年的手稿竟然出现了1949年才完成的第三段新词，显然不真实，原告瞒天过海，岂料露出马脚。实际上，从复印件成色来看，此件应是复印自一个当代且近期的抄录本。公证书只是证明原件与复印件一致，根本没有公证手写文本出自1939年王洛宾手书。这份所谓手稿中“洛宾改编”的署名方式更是没有在原告任何出版物中体现过，与1950年首次出版的“记译”署名相去甚远、与胡廷江出具的官方认定亦明显违背。三、原告王海成、王平主张的被诉侵权行为两原告主张被告胡廷江在酷狗音乐和中国原创音乐基地平台上传了音乐作品《康定情歌》，并标注“作词：四川民歌”“作曲：胡廷江改编”，该音乐作品使用了王洛宾享有权利的《康定情歌》。四、其他查明事实1996年3月1日，王海成（甲方）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乙方）签订《音乐著作权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权乙方以信托的方式管理，合同有效期为三年，至期满前60天甲方未提出书面异议，本合同共自动续展三年，之后亦照此办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出具《证明》，记载王海成于1996年4月1日加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由其父亲王洛宾先生创作的作品在协会进行了登记，其中歌曲列表包括《康定情歌》。之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将其收到包括《康定情歌》音乐作品在内的王洛宾名下歌曲的版税收入分配给王洛宾的继承人。王海成、王平作为原告起诉后，被告胡廷江申请追加王洛宾的继承人之一王海燕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审查后，责令原告王海成、王平补充提交王洛宾继承人王海燕的相关材料，并批准了当事人提出的追加申请。王海燕在收到本院的书面通知后，明确表示其对两原告起诉不知情，且不放弃其相应的继承权利，但并未就本案提出独立的诉讼主张，不同意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原告王海成、王平认为王海燕是澳大利亚国籍，不应当受中国的法律保护，不同意追加王海燕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在本院多次释明后，原告王海成、王平仍坚持其意见，不同意王海燕参加本案诉讼，不认可王海燕就本案起诉依据的著作权享有权利。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六）项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原告王海成、王平提供的王洛宾、王海星生前所立遗嘱，足以证明本案的权利人为王海成、王平、王海燕三人；虽然王海成、王平将涉案作品的著作权登记在其二人名下，但根据《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作品实行自愿登记，作品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故原告王海成、王平提供的作品登记证书并不能排除王海燕享有对王洛宾著作权的继承。王海燕作为继承人，有权与本案两原告共同对他人侵犯王洛宾著作权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二条规定，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为共同诉讼人。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中，原告王海成、王平主张胡廷江、中国音乐学院、酷狗公司对王洛宾的著作权构成侵权，王海燕作为王洛宾的继承人应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故本院依法追加王海燕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但经本院释明后，原告王海成、王平以王海燕不是我国公民，其相关民事权利不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为由，否定王海燕对本案中所主张的王洛宾作品享有相应的著作权，反对王海燕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因王海燕向本院明确其没有放弃依法享有的继承权利，也不作为原告参加诉讼，而原告王海成、王平提起诉讼所依据的作品著作权具有不可分性，在各权利人未就本案起诉的权利及诉讼请求达成一致意见时，本院认为原告王海成、王平作为部分权利人向本院起诉的诉讼请求不能反映全部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共同诉讼意愿，应当认定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各方未形成一致的具体明确诉讼请求。故原告王海成、王平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海成、王平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黄颖慧人民陪审员  刘文杰人民陪审员  区永卫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高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