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6民初36476号原告：阮家淳，男，1945年1月5日出生，回族。被告：阮家桢，男，回族，1941年1月22日出生。第三人：上海民族进出口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小桃园街**。法定代表人：徐步流，该公司总经理。原告阮家淳与被告阮家桢、第三人上海民族进出口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20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阮家淳、被告阮家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上海民族进出口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的上海银行股权红利11,054.60元(2019年每股分红0.40元×34,544股=13,817.60元，再扣减20%税金)。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及案外人阮某1、阮某2、阮某3系同胞兄弟姐妹。原、被告及其他兄弟姐妹共同出资，通过签订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委托认购协议书》方式委托第三人购买上海银行法人股51,900股，原告占其中的10,000股。2010年、2016年、2017年、2018年相关股份先后进行四次送配股，10,000股现扩为34,544股。期间，原告分得了被告代转的2001年至2006年期间的股权红利，但被告自2007年起未向原告支付相应股权红利，原告为此于2016年7月将被告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出具(2016)沪0106民初150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07年至2014年的股权红利，被告对此不服，提起上诉，原、被告双方在二审期间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达成调解，后经原告申请执行，被告向原告支付了相应红利。之后，被告仍拒绝支付2016年至2017年的红利，原告遂再次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出具(2018)沪0106民初290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与2017年的股权红利，被告对此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维持原判。被告后提出再审申请，被驳回。因被告拒绝自动履行生效判决，原告遂申请执行。之后，被告仍拒绝支付2018年的红利，原告再次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出具(2019)沪0106民初324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的股权红利9,565.92元，被告之后未提出上诉，后因被告拒绝自动履行生效判决，原告再次申请执行。之后，因被告未向原告支付2019年的上海银行股权红利，原告为维持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两笔代持的上海银行法人股，一笔为与本案无关的2000年的50,000股，另一笔为本案所涉的2000年的51,900股，该两笔法人股均由被告单独出资，全部归属被告持有，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兄弟姐妹未曾出资购买过案涉法人股。2001年至2006年期间，第三人一直未向被告支付红利。被告在2005年因病无法向第三人索要由其代持的上海银行股权红利，就让原告与案外人阮某1、阮某2、阮某3共同出面向第三人催讨，被告在落款“2001年5月3日”的材料上所写真实意思表示系指给原告的报酬而非红利，即被告在2007年以前向原告给付的款项并非红利，而是对原告等人代为前往第三人处索要红利的报酬，该材料实际写于2007年，特意落款2001年是为让原告等人有合法向第三人催讨红利的身份。2007年的时候被告再次委托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兄弟姐妹去第三人处讨要，只有阮某2去了，因此红利只给了阮某2一人。此外，确认第三人在情况说明中记载的2019年股权红利数额无异议，确认已经收到该些款项。虽然被告不认可(2016)沪0106民初15081号民事判决，但在该案上诉期间，怕二审法院还是判被告败诉，且被告当时来不及找证人作证了，遂选择了在二审时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且二审时被告曾提到若法院最后认定股权属于被告的话则原告要还钱。被告当时将阮某1写入的原因系其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私交很好，后来给阮某1的钱也是报酬而非红利。当时给原告等人的报酬仅写了10,000股，没有计算标准和具体金额，但该股权是被告最初按每股2元多购入的，被告不愿按此价格向原告等人支付，遂让原告等人承担所谓的手续费，按照每股2元的标准付报酬。原告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反驳称：案外人阮某1当时不在上海，没有参与到原、被告与第三人的交涉行为中，故按常理阮某1不应得到被告所谓的报酬，但被告书写的材料中阮某1也涉及了10,000股；此外，2008年时被告身体已恢复，再向原告等四人支付2001年至2006年的红利作为报酬也不合常理，若是报酬则无需写明扣除诉讼费、手续费等内容。在原被告诉至法院之前，原告及案外人阮某1、阮某2、阮某3已经连续三次拿了被告给的红利。第三人通过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发表意见：第三人已于2020年7月30日向被告的建设银行账户支付2019年上海银行法人股红利112639.36元(已代扣代缴个调税28159.84元)，对于原被告之间的纠纷，第三人坚持同前几年的案件意见一致，即：第三人对于原、被告内部出资与否及双方内部的其他的纠葛均不清楚。第三人原名为上海穆斯林开发公司；被告与第三人确实签订过《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于2000年持有上海银行法人股共计101,900股，并于2010年、2016年、2017年先后三次扩股，之后双方之间未再就代持事宜签订过其他书面文件；当初被告曾说家中兄弟姐们众多，其要为家庭作出贡献表率，为几个兄弟姐妹各购买10,000股上海银行法人股，1,000股则转让给另一同事，具体分配数额由被告书写于前述《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上；原、被告及其兄弟姐妹曾为本案所涉法人股红利之事到第三人公司吵闹，还为此报警并向第三人提起诉讼，原、被告及其兄弟姐妹均在该诉讼过程中出庭；第三人不存在迟延支付红利的情况，被告于2009年8月10日领取2008年红利12,228元后，经第三人多次电话催促，未再到第三人处领取其后年度的红利；包括原、被告在内的兄弟姐妹五人曾电联第三人要求各自单独领取红利，第三人考虑到当初的全额对价系由被告出面支付，为免介入原、被告家庭矛盾，遂未同意原告等人单独领取红利的要求。被告补充辩称：当庭向法庭出示的《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的原件上面是没有手写内容的，第三人不知道被告和几名原告之间转让股权的事情。原告再次反驳：《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是第三人向被告出具的，同本案无关，且有关手写的内容均是被告在该份协议书的复印件上书写交给原告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综合分析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在庭审中的举证与质证意见，本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2000年6月18日，被告签字确认一份《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本人自愿出资壹拾万叁仟捌佰元整，以每股贰元人民币的价格，委托上海穆斯林开发公司，参加国际商品拍卖行拍卖上海银行法人股伍万壹仟玖佰股，今后风险与盈利均由本人全权负责”，第三人在该协议上书具“接受委托、拍卖成功”并在此字样上加盖公章。嗣后，第三人在被告向其缴付51,900股上海银行法人股对价后，将所涉法人股的《股权证》交被告持有。其后，被告在前述协议书复印件上手写添加“51900股由阮家桢全权办理，内中是由这样组成的(指所有权)阮家桢1.09万股，阮某31万股，阮家淳1万股，阮某11万股，阮某21万股，梁国荣1仟股，总计5.19万股”且落款“阮家桢2001.5.3”并交原告保存该文件。2001年至2008年期间，被告按期自第三人处领取了红利，并向原告及案外人阮某3、阮家淳、阮某1分发了2001年至2007年的红利，为此，被告在一份记载其领取2001年至2006年红利的《上海银行法人股红利》表格背面书具“收到01到06年银行红利六年并扣除拍卖行手续费及诉讼费(合计近壹万元)”字样，原告与案外人阮某3、阮家淳、阮某1对此共同签字并落款“2008年3月11日”予以确认。其后被告未再前往第三人处领取红利。因被告此后未再向原告给付红利，双方就此发生争议，原告遂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向被告催讨2007年至2014年的红利，案号为(2016)沪0106民初15081号。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10月31日判决支持原告诉请，被告对此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双方达成调解，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2017)沪02民终289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阮家桢及阮家淳均同意暂时将上海银行法人股的权利归属问题搁置，在本案中不要求作出处理；二、阮家桢同意在2017年5月12日之前一次性向阮家淳支付2008年-2014年红利款人民币12,712元(该款系阮家淳在一审诉请金额的基础上自愿扣减了已收取的2007年股权红利款、应当分担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代办管理费之后的金额)……”。之后，被告未按调解书载明日期付款，原告遂申请执行，被告后予付款。后因被告未支付2016年、2017年的股权红利，原告再次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8)沪0106民初29024号，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支持原告诉请，被告对此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后对此提起再审申请，经审查后被驳回。原告在被告未自动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再次申请执行。此后，因被告未支付2018年的股权红利，原告再次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9)沪0106民初32461号，法院审理后判决支持原告诉请，被告对此未提出上诉，后被告仍未自动履行生效判决，原告再次申请执行。现因被告未支付2019年的股权红利，致双方再次涉讼。另查明，2017年9月1日，被告将案外人阮某2诉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阮某2与被告于2001年5月3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案号为(2017)沪0104民初22271号，该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1月1日出具民事判决书，认为“……阮家桢提供的2001年5月3日由其手写的内容，仅记载51,900股法人股由阮家桢全权办理，其余内容为51,900股所有权的组成。该内容无任何涉及股权转让的事实。阮家桢称转让系口头协议，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本院无法采信……阮家桢诉请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阮家桢诉讼请求”，被告对此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还查明，上海银行2019年公告分红方案10转3，向普通股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含税)，第三人于2020年7月30日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019年红利112,639.36元。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关于《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上手写添加内容实际书于2007年的说法并无证据佐证，则本院仅能按该手写添加内容的表象认定被告的手写内容形成于2001年，此时间点与被告自称的因2005年生病遂委托原告等人代索红利才会给予原告等人报酬的说法不合逻辑、自相矛盾；同时，被告虽辩称该手写内容及《上海银行法人股红利》表格背面书具的诉讼费手续费等仅是计算报酬的标准而非指向股权红利，但其同样未能提供证据佐证该说法，故本院仍只能按前述两项手写内容的字面意思进行理解，加之，在此前2007年至2014年股权红利的诉讼中，被告最后选择和解并支付了2008年至2014年的股权红利，鉴于其对于选择和解的原因解释有违常理，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被告确有向原告分配上海银行法人股红利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在出具承诺后理应依照诚信原则切实履行,本院对原告的诉请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阮家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阮家淳支付2019年上海银行股权红利11,054.60元。被告阮家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8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阮家桢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慰苹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 辉书 记 员 李甜甜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