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1民终115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晚萍，女，1964年4月19日出生，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俊鹏，河南首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齐茂，河南首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文娟，女，1994年11月5日出生，住郑州市惠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东，系孙英豪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长林，郑州市惠济区信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英豪，男，1994年4月29日出生，住郑州市惠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东，系孙英豪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长林，郑州市惠济区信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刘晚萍因与被上诉人翟文娟、孙英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3民初296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晚萍及其诉讼代理人杜俊鹏、叶齐茂，被上诉人孙英豪及其诉讼代理人孙振东、赵长林，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振东、赵长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晚萍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3民初2961号民事裁定书；2、请求二审法院裁定指令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3、本案诉讼费由翟文娟、孙英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人民法院认定刘晚萍的起诉内容涉嫌经济犯罪嫌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刘晚萍与翟文娟、孙英豪之间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案的借贷过程，翟文娟、孙英豪孙英豪因为资金周转想要借款100万，于是便找到智永辉(中介)，而智永辉找到李马强(中介)，李马强与刘晚萍的表姐袁玉娟认识，袁玉娟便询问刘晚萍有没有资金可以出借，刘晚萍考虑到都是熟人应该没有间题，便同意向孙英豪出借资金，并要求必须有抵押及利息。之后李马强作为中间人将刘晚萍的意思传达给孙英豪，孙英豪同意之后双方于2019年7月15日一起去二七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签订了借款合同并现场办理了房产抵押，签合同当天刘晚萍才第一次见到孙英豪本人，见面之后双方互留联系方式并加了微信。当天刘晚萍便将50万元转给了孙英豪，剩余50万元在7月18日之前全部到账。其次，孙英豪答辩状中所述刘晚萍让孙英豪当面将部分款项转给其他人完全是捏造，并不属实。刘晚萍不认识孙英豪答辩状中所述的智永辉、常朋斌等人。一审庭审中孙英豪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刘晚萍与智永辉、常朋斌等人认识。刘晚萍将钱借给孙英豪之后，孙英豪提前支付了48000元的利息，先后通过转账给智永辉，智永辉再转交李马强，李马强又转给袁玉娟，袁玉娟又通过支付宝给了刘晚萍，当时刘晚萍还心有疑虑，在双方已经互留联系方式并添加微信的情况下，为何翟文娟、孙英豪不直接向刘晚萍转交利息，反而辗转通过其他多人转账过来?现在看来，刘晚萍完全是受害者。孙英豪和智永辉等中介到底存在什么交易，刘晚萍一无所知。从刘晚萍与翟文娟、孙英豪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7月17日，由于剩余的50万还没有到位，刘晚萍内心还比较愧疚在语音里刘晚萍对翟文娟、孙英豪孙英豪说为了不耽误其用钱，不行就先把抵押解了吧，让李马强再给其找个出资人，但孙英豪直接说：“钱已经用过了姐”，双方的微信语音可以由此证明孙英豪答辩状中所述刘晚萍当面让其将部分钱款转给其他人完全是在欺骗法庭虚构事实。真实情况是孙英豪为了偿还常朋斌的80.2万元本息自己认识并找的智永辉，通过李马强联系到刘晚萍，然后孙英豪伙同智永辉等中介一起欺骗刘晚萍，谎称翟文娟、孙英豪是做工程的所借的100万元是用于工地资金周转需要。其前期房产抵押给常朋斌的80多万元这个事实也绝不敢让刘晚萍知道，在与刘晚萍办理抵押登记之前，翟文娟、孙英豪就与其他人通过垫资、解押的方式办理完手续然后再约刘晚萍一起再次办理抵押，如果真如翟文娟、孙英豪所述，刘晚萍与智永辉、常朋斌等人都是一伙的，那为何不通知刘晚萍和常朋斌等人在一起做解押，再抵押?在借完钱之后为何不直接要求刘晚萍将钱直接支付给常朋斌而是要通过中介垫资，白白让中介从中获利呢?然后在2019年12月4日刘晚萍与翟文娟、孙英豪双方的微信语音中，翟文娟、孙英豪孙英豪为了偿还刘晚萍的本息，阻止刘晚萍去法院起诉也是费尽心机，表示自己已经找好了多个出资人，有人愿意出200万，可以帮忙将翟文娟、孙英豪房产的一抵，二抵全部解押，还有人愿意出110万，先还刘晚萍的106万，另外多出还不了的利息再用翟文娟、孙英豪在工地的勾机做抵押并带着刘晚萍一起去工地实地查看了勾机，也提供了勾机证书但是刘晚萍经过查询发现证书是假的。以上的聊天记录完全可以证明翟文娟、孙英豪完全是自编自导自演的这一个个借贷案件，刘晚萍在整个事件中才是真正的受害者，翟文娟、孙英豪在答辩状中所述完全是虚构事实。所以无论是从借款过程还是刘晚萍与翟文娟、孙英豪的提供的证据来讲，本案都是合法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也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一审法院认定涉嫌经济犯罪嫌疑，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千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通过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驳回原告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属于同一事实;二是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三是有经济犯罪嫌疑。具体到本案，刘晚萍与翟文娟、孙英豪的纠纷完全是一个合法的民间借贷纠纷，属于经济纠纷，但不属于经济犯罪。翟文娟、孙英豪称其被套路，刘晚萍对其是套路贷，但翟文娟、孙英豪并未出具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证明，况且刘晚萍不认识智永辉等人，即使翟文娟、孙英豪被套路贷，刑事案件的犯罪主体也是智永辉、常朋斌等人，而本案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刑事诉讼犯罪主体并不一致，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驳回起诉的规定，因此刘晚萍认为一审法院对法律理解及适用错误，人民法院应该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三、一审裁定书与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立法目的不符。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一个很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不能或者不宜通过民事审判手段来处理，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或者刑事手段来解决，或者通过上述手段来解决更合适。就本案来看如果人民法院适用裁定驳回起诉，那么刘晚萍和翟文娟、孙英豪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将没有任何其他的救济途径，势必会剥夺刘晚萍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初衷。综上，刘晚萍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和理解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刘晚萍的上诉请求。翟文娟辩称：一、刘晚萍在上诉状中对涉案100万元借款经过的陈述与一审卷宗中的陈述完全不一致。没有提交涉案100万元借款来源的证据。第一、一审中刘晚萍称是通过走芒岭认识一个不知道哪里人和电话的姓王的介绍认识了孙英豪，并委托其朋友去款房后，在房管局与孙英豪第一次见面就签订了1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一审卷宗第119页倒数第三行、121页第十三行）。而上诉状中涉案借款经过变成了孙英豪找智永辉经李马强、袁玉娟认识上诉人，在房管局与孙英豪第一次见面就签订了合同。第二、一审法院2019年6月16日开庭，当日告知上诉人于“2020年6月19日下午18；00点之前将你有经济能力提供100万元相应的证据提交法庭，预期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否听清？上诉人回答；听清”（一审卷宗第129页第9行）。至今日上诉人也没有按照法院要求提交有经济能力100万元的相关证据。上诉人无法如实陈述真实的借款经过，也无法提供涉案100万元借款来源的证据。从而进一步说明涉案100万元借款的不真实，本案也只是实施“套路贷”中一个环节，即假借“民间借贷”之名实施“套路贷”诈骗之实。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起诉内容涉嫌经济犯罪嫌疑，并将涉案卷宗移交至郑州市公安局解放路分局案件侦办大队，被上诉人也在该大队报刑事案件，而且该大队对此案件正在侦办中。涉案100万元的纠纷应在公安机关侦办结束有结果后，根据公安机关的结论是否审理由法院裁决，目前本案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三、涉案借款纠纷系从30万元垒高到100万元借款涉嫌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套路贷”诈骗经济犯罪嫌疑。从借款30万元起到100万元至，多次借款均是通过智永辉等人介绍与出借人第一见面就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均是支付部分借款扣除高额费用后再分笔支付余款，余款到被上诉人账户后，在逼迫被上诉人还上一个出借人款。从答辩人的银行流水及答辩人名下位于郑州市郑州市××区迎宾路××楼××单元××号积为151.61m的涉案房屋抵押登记相关材料综合来看，答辩人从2018年7月第一次贷款就陷入了包括本案上诉人在内的多人共同实施的“套路贷”陷阱中，本案也只是实施“套路贷”中一个环节，即假借“民间借贷”之名实施“套路贷”诈骗之实。本案诉争的借款涉嫌以“套路贷”方式进行诈骗，一审法院以本案涉及经济犯罪嫌疑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借款100万系从30万被套路后经过多次以贷还贷而形成，尤其本案借款100万系为了偿还上笔借款常朋斌的80.2万而形成。涉案的100万借款，系答辩人为了偿还常朋斌的借款80.2万元而形成，但开始于2018年7月答辩人第一次向李福荣借款30万，经过向鄂建华、何冰心、孙鹏、常朋斌分别借贷50万、80万、80.2万，以借新款还旧款，以贷还贷，借款金额不断垒高而最终形成。这就是“套路贷”中典型的“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借款金额的套路方式。《二》、包括本案上诉人在内的涉案出借人出借资金的目的不是为了按期收回本金并获得利息，而是为了非法占有答辩人的资金及房产。从收取费用时间及金额角度看，一年期间放款前提前收取费用累计高达28.9万元远高于放款后答辩人实际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11.6万元。从答辩人贷款从30万垒高到100万，仅历经1年，从2018年7月到2019年7月，但仅被要求以中介费、利息等名目放款时提前支付的费用就已经累计高达28.9万元，本案100万借款提前支付的费用就高达9万，但放款后实际偿还的利息及违约金等才为11.6万元，放款前提前收取费用远高于放款后答辩人实际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从借款的借款期限、次数及借款手续看，在答辩人价值200万房产抵押情况下，答辩人被要求多次借款以贷还贷，不符合常理。历经1年，借款7次，房产抵押4次，借款期限都极段，几天、几个月不等，最长6个月，但答辩人的房子151.61m2，以其现在的市场估值至少200万。如果真为追求借款利息，在法律框架下有价值200万的房子做抵押，出借人完全可以一次性出借更多本金或延长出借期限，而不是不辞辛苦不嫌繁琐的要求答辩人一次次签订借款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办理涉案房屋抵押及解押等手续。因为，这些出借人及中间人在让答辩人以新贷还旧贷过程中借中介费、行规等明目收取了高额的费用。《三》、答辫人从30万垒高到100万的每一笔借款，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出借人均是采取分笔支付，让答辩人拿到部分款项先当面支付中介费后再继续支付剩余款项的套路，达到制造资金走账流水但虚假给付效果。借李福荣的30万，先支付了15万，答辩人当面支付6.6万后出借人才支付了余款；借鄂建华的50万，先支付了10万，答辩人当面支付5.5万后出借人才支付了余款；借孙鹏的80万，答辩人当面支付7.8万；借本案原告的100万，先支付了30万，答辩人当面支付9万后出借人才支付余款。《四》、答辩人在每次办理抵押后，中间人就反悔提高中介费，答辩人为了保住房子不得不一次次妥协，借款金额也在一次次垒高。答辩人从30万垒高到100万的每一笔借款中，出借人均在答辩人配合办理过抵押后提高提前收取的费用，但因为房子已经抵押给了出借人，答辩人不得不妥协，为了偿还新债保住房子答辩人不得不继续借款。尤其是本案中答辩人向原告借款100万时，中间人智永辉说让答辩人先向出借人常朋斌借款80.2万元用于解押向孙鹏的借款80万时办理的房屋抵押，待答辩人与常朋斌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后，中间人智永辉又要求提高中间费用，答辩人不同意，答辩人价值200多万的房子就要以80万价格卖给常朋斌，答辩人不得不妥协并与本案上诉人办理房产抵押、签订借款合同。但所有手续办完后，上诉人开始给转款，上诉人先给转了30万，让答辩人当面转账支付了智永辉9万，剩余21万当面转账支付给常朋斌，上诉人才继续给答辩人又转了20万，让答辩人又当面转账给常朋斌。上诉人转给我的50万，让我都支付了中介人及偿还了上次借常朋斌的部分借款，之后告诉答辩人，钱不够了，让答辩人把收款的银行卡、转账U顿、身份证、银行卡密码都交给常朋斌。过几天，原把剩余的50万转给我后，智永辉拿着答辩人原来交给他的东西及与常朋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来答辩人涉案房屋家附近找答辩人，当面让答辩人把40.2万转给常朋斌，智永辉把房屋买卖合同撕毁，把答辩人的东西交回。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1、‘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和“3、实践中，“套路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之规定，结合以上本案的事实，本案100万涉嫌“套路贷”诈骗。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且本案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目前本案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孙英豪辩称：同上。刘晚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翟文娟、孙英豪向刘晚萍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自2019年9月14日起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向刘晚萍支付利息至借款清偿日止;判令刘晚萍对翟文娟、孙英豪孙英豪名下的房产(豫20**郑州不动产证明第0241469号)享有优先受偿权；2、判令翟文娟、孙英豪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提起民事诉讼应当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刘晚萍称其向孙英豪、翟文娟提供借款100万元，但孙英豪称该借款100万元系从30万元被套路后多次以贷还贷而形成，在每次的贷款过程中通过收取中介费等费用增加借贷金额，刘晚萍的起诉内容涉嫌经济犯罪嫌疑，本案暂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ー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刘晚萍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3800元，待裁定生效后退还刘晚萍。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证据。对二审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与一审查明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因涉嫌刑事犯罪，已经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故一审法院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裁定驳回刘晚萍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刘晚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成 锴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程金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