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78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通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7D。 法定代表人：唐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沛林，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超，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海盾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xx54。 负责人：宿启建，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正田，山东海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华泰砼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2G。 法定代表人：祁志江，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玮，山东汉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通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海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海盾律所”）、被上诉人青岛华泰砼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通力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华泰公司承担法律服务费及利息，上诉人不承担法律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山东畅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畅海律所”）、海盾律所接受华泰公司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双方必然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海盾律所与通力公司不存在委托关系，不应由通力公司承担法律服务费及利息。一、华泰公司系独立法人，通力公司曾将范正田律师推荐给华泰公司，并由华泰公司自行委托畅海律所、海盾律所为华泰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海盾律所一审中主张“受通力公司委托与推荐为华泰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委托关系和“推荐”不是同一法律概念，而一审法院直接错误的认为“海盾律所主张其受通力公司委托为华泰公司提供法律服务”。事实上通力公司因海盾律所范律师于2009年担任公司法律顾问，故向华泰公司推荐该律师，至于其是否委托、具体的委托事项与约定的委托费用等均应由华泰公司承担。同时，根据《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畅海律所、海盾律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单位，应明确知悉上述规定并在接受委托前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对委托方、委托事项、代理费等明确约定。但两律所从未与通力公司就华泰公司法律服务事宜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双方不存在委托合意，委托关系不能成立。二、华泰公司作为法律服务的受益人，属于事实委托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华泰公司应承担付款义务。首先，畅海律所、海盾律所为华泰公司提供15起法律服务，作为实际受益人，华泰公司自2009年至今从未提出异议，应认定华泰公司为委托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双方已经形成事实合同关系。虽然华泰公司股权已全部转让，法律关系的相对性不因华泰公司股东变更而改变。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在海盾律所范律师为华泰公司办理相关诉讼业务时，均由华泰公司向畅海律所、海盾律所范正田律师出具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符合法律规定的委托代理授权的要件，且范正田律师接受授权后为华泰公司处理委托事项，应认定畅海律所、海盾律所和华泰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三、海盾律所在一审诉讼中陈述并自认：涉及华泰公司法律服务费用属于华泰公司应承担的费用。海盾律所在一审中明确陈述：“我们为华泰公司案件代理完毕，……，但是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民法总则》第163条规定、《合同法》第396条规定，海盾律所已经在庭审中自认，其和华泰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同时，海盾律所在提交的证据中自认，费用应由华泰公司承担。其在证据四证明事项3中认为，律师费用不应再减半收取，其理由是“且该费用也只是通力公司经营管理华泰公司期间华泰公司应交纳的费用”；其在提交的证据八邮件说明中表示“代理费……应在这次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时解决”。以上均表明海盾律所自认涉及华泰公司的费用应该由华泰公司自行承担。四、通力公司在2009年7月受让华泰公司股权后，开始协助华泰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包括协助华泰公司参与诉讼活动。华泰公司始终是独立法人，有独立经营活动、独立帐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股东通力公司与华泰公司之间的财务也是各自独立的。在范正田律师代理【（2019)鲁0202民初2912号】案件中，华泰公司自述：“华泰公司……直到2015年2月还清”，当时借款是由华泰公司盖章、原股东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签字担保，款项按照华泰公司的要求打入相应帐户，并且在其后也是由华泰公司自行还款；而姜嬿在2009年8月通过通力公司借给华泰公司的款项，华泰公司并不认可。以上说明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华泰公司是独立经营法人。股东通力公司派人协助华泰公司处理一些工作，并非替代华泰公司行使权利承担义务。海盾律所明知两公司互相独立，所以认为华泰公司的律师费不应减半收取、应当在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时解决华泰公司的代理费。海盾律所范正田律师与通力公司原员工于雪梅的邮件往来、以及与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健的邮件往来和微信聊天记录，均不足以证明畅海律所、海盾律所与通力公司存在委托关系。 被上诉人海盾律所辩称，一、通力公司人员代表华泰公司委托答辩人办理法律事务的行为是在实际经营中履行华泰公司工作人员职责的职务行为，属于通力公司对华泰公司实际经营行为的组成部分，其后果应由华泰公司承担。一审阶段，通力公司与华泰公司均已确认：2009年7月通力公司受让华泰公司全部股权后，双方进行了全部印鉴的交接，之后直到2014年4月华泰公司股权再次转让前，均由通力公司实际经营华泰公司。同时，由华泰公司向答辩人出具委托手续，答辩人与华泰公司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二、通力公司实际经营华泰公司，出面代表华泰公司委托答辩人律师办理法律事务，商定代理费数额，委派人员共同办理涉及诉讼等法律事务的各项工作，也应当对支付法律服务费承担连带责任。三、通力公司与华泰公司之间有关涉案法律服务费的最终承担问题是其内部事务，不应在本案解决，也不应影响该两公司共同对答辩人承担付款义务。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华泰公司及通力公司共同承担向答辩人支付报酬。 被上诉人华泰公司辩称，一、通力公司和畅海律所、海盾律所成立代理诉讼的委托合同关系。畅海律所是为通力公司提供常年法律顾问的律师事务所，也是为其代理诉讼的律师事务所。通力公司收购华泰公司100%股权后，已经将华泰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全部占有，且派遣和通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付景文担任华泰公司副经理（见2009黄民初字第2666号民事判决书），和通力公司的法务于雪梅共同和范正田律师对接，处理华泰的诉讼案件。因此，其不是推荐而是指定范正田为华泰公司代理案件，委托合同发生在通力公司和畅海律所之间应无异议。海盾律所在本次诉讼一审中，自认是通力公司委托代理华泰诉讼案件。通力公司也认可委托合同发生在通力公司和海盾律所之间。该公司法务人员于雪梅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认可委托律师所代理案件明细，且在华泰公司名下的案件均以电子邮件方式最终确认了律师费的数额。在此期间，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健也以电子邮件、微信聊天付款的方式和范正田律师支付律师费，证明他认可该费用属于通力公司支付。因此委托合同发生在律师事务所和通力之间，应没有异议。二、华泰公司作为诉讼案件的被代理人不应对通力公司拖欠的律师费承担法律责任。海盾律所和华泰公司从未签订任何委托合同或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虽然在个案诉讼中他是华泰的代理人，但是委托和代理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委托是合同关系，代理是一种制度。委托合同是受托人完成委托事项的合同。至于受托事项是委托人自身的事项，还是第三方的事项则再所不论，而事项完成后受托人只能向委托人要求支付报酬，而不能向第三方主张支付。比如法律援助就是代理，而不是委托。因此，华泰公司不是委托合同的当事人，通力公司无权要求华泰公司支付法律服务费。通力公司和华泰公司之间属于另一种法律关系，不能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海盾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通力公司、华泰公司支付法律服务费用872380元，逾期付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由2012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该费用款项之日止；2.判令诉讼费用由通力公司、华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至2012年期间，通力公司作为华泰公司的唯一股东及经营人委托海盾律所律师办理涉及华泰公司的法律事务，其中尚有15起法律事务办结后，法律服务费用一直未结算支付。海盾律所已将包含该法律服务费的通力公司该期间拖欠律师费用清单提交给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至今仅支付了律师费10万元，余款经海盾律所多次催要，至今未予结算。上述法律事务，通力公司、华泰公司虽未与海盾律所签订服务合同，但海盾律所已按通力公司、华泰公司的要求将上述事务办理完毕，已形成事实上的代理合同关系，通力公司、华泰公司应按法律服务费的相关规定标准结算付款。上述法律事务中，尚有海盾律所律师在畅海律所执业期间办理的案件7起，因该所已将相关债权转让给海盾律所，故海盾律所在本案中一并主张。 原审查明，一、2009年7月15日，华泰公司原全体股东邵秀娥、张克秀、唐新武与通力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华泰公司的上述股东将华泰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通力公司。《印鉴交接记录》显示，华泰公司全体股东于2009年7月15日将华泰公司法人章、财务章及合同章交给通力公司。通力公司、华泰公司于庭审中确认通力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于2009年7月15日实际经营华泰公司，但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后华泰公司原股东于2014年4月29日将股权转让给他人，通力公司同时退出华泰公司的经营。 自2009年11月2日至2011年4月26日期间，原畅海律所律师范正田作为华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09）黄民初字第2666号案件、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青民四终字第59号案件、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0）黄商初字第426号案件、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1）崂民二商初字第93号案件、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1）崂民二商初字第94号案件及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1）黄商初字第211号案件诉讼。 自2011年9月9日至2012年9月11日期间，海盾律所律师姜晓东、范正田作为华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1）黄商初字第3号案件、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青民二商终字第517号案件、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1）黄商初字第490号案件、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青民二商终字第69号案件、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1）黄商初字第212号案件、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青民申字第30号案件、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2）黄商初字第324号案件、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2）黄执异字第70号案件诉讼（执行）。 海盾律所主张上述华泰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及涉及华泰公司的13起诉讼案件、1起执行案件均系其所律师受通力公司委托与推荐为华泰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 二、通力公司员工于雪梅于2012年10月18日向海盾律所律师范正田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范律师您好：您的代理费已基本审核完毕，付总说需要您提供一下地产、基金等非诉项目计费的起止时间。另外有万和热电等案件麻烦您给我们一份”。范正田于2012年10月22日通过电子邮件将相关内容发送给于雪梅后，于雪梅于2012年12月24日通过电子邮件向范正田发送名为“通力代理费2012.10.18整理”的文件，该文件中包括上述华泰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及涉及华泰公司的13起诉讼案件、1起执行案件，费用共计494400元，诉讼案件的计算方式系按半价收费。海盾律所于庭审中陈述，其所律师范正田系通力公司该时期的法律顾问，对通力公司的案件按照规定收费50%的标准收取。 三、2014年5月23日，海盾律所律师范正田向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健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1、华泰代理费明细是由原集团财务提供的代理费表格中统计后单列的。2、应当由华泰承担的部分，应在这次“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时解决”,所附文件为“涉及华泰公司代理费明细”及“2012.10.18通力代理费表格（华泰公司已做红色标注）”，内容与上述名为“通力代理费2012.10.18整理”文件基本一致，并将涉案费用单独列出、标注。 四、2018年6月11日，海盾律所律师范正田通过微信向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健发送与上述名为“通力代理费2012.10.18整理”文件内容基本一致的统计表一宗，并要求其支付律师费。同日，唐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范正田支付律师费10万元。海盾律所与通力公司主张该10万元律师费系支付的通力公司与海盾律所的其他律师服务费用，与涉案法律事务无关。 五、2019年10月22日，畅海律所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将尚未结算的因原其所律师范正田于2009年办理的涉及华泰公司系列案件及其他法律事务的费用，转让给海盾律所。 原审认为，畅海律所、海盾律所虽未与通力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但根据海盾律所律师范正田与通力公司员工于雪梅的邮件往来，与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健的邮件往来、微信聊天记录，及海盾律所提交的诉讼文书等证据，足以证明畅海律所、海盾律所与通力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现畅海律所已将上述委托合同关系项下的债权转让给海盾律所，且通力公司已对涉案事务产生的法律服务费进行了审核确认，故通力公司应向海盾律所支付双方确认的涉案法律服务费用共计494400元。关于海盾律所要求通力公司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2年12月3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因畅海律所、海盾律所并未与通力公司约定法律服务费的给付时间，现有证据显示海盾律所向通力公司主张律师费系2018年6月11日海盾律所律师范正田通过微信要求通力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律师费，故利息应自2018年6月11日开始计算，对海盾律所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法调整为自2018年6月1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关于海盾律所要求华泰公司支付律师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海盾律所主张其虽未与华泰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但华泰公司出具委托书，其为华泰公司代理案件，其与华泰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对此原审认为，海盾律所于庭审中主张其系受通力公司委托为华泰公司提供法律服务，且就涉案法律服务费用核对时海盾律所是与通力公司进行核对，对账文件名称为“通力代理费”，涉案委托合同关系发生于畅海律所、海盾律所与通力公司之间，华泰公司并非该合同关系当事人，华泰公司向畅海律所、海盾律所出具授权委托书的代理权授予行为，其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必然是委托合同关系，故履行支付律师费义务的，应是作为合同相对方的通力公司而非华泰公司，至于华泰公司与通力公司的关系，与本案争议的委托合同关系并无关联，对海盾律所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青岛通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山东海盾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费494400元及自2018年6月1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以4944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山东海盾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24元，减半收取6262元，由海盾律所负担1904元，青岛通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358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2020）鲁02民终3427号民事判决书及法庭调查笔录，证明上诉人与华泰公司系独立经营的两个主体，上诉人并非其实际经营人和控制人。该案依据的是以实际受益人作为责任承担的主体。被上诉人海盾律所、华泰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通力公司当时是华泰公司一人股东、实际控制人，也是华泰公司的受益人。本院认为，两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两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通力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责任主体。一、范正田律师在通力公司担任法律顾问期间，受通力公司委托为华泰公司办理13起诉讼案件、一起执行案件、一起非诉案件。上述业务均由通力公司委托、指派，华泰公司虽为范正田律师出具出庭参加诉讼、执行授权书，但无证据证明华泰公司与畅海律所、海盾律所签订有委托合同。华泰公司虽是受益人，但并非委托合同的委托人。代理业务结束后，范正田律师均与通力公司法律代表人或其工作人员进行对账、审核确认报酬金额，因此，根据上述委托、结算审核报酬的事实可以认定通力公司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是本案适格的责任主体，应向海盾律所承担支付报酬的责任。二、通力公司自2009年7月15日至2014年4月29日系华泰公司一人股东，海盾律所主张的全部代理费报酬均发生在通力公司对华泰公司实际控制期间。本案业务均系受通力公司委托指派，为华泰公司代理诉讼、执行等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涉案债务即使系华泰公司债务，通力公司作为一人股东应向海盾律所承担责任。 综上，通力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责任主体，应向海盾公司承担支付报酬的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通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24元，由上诉人通力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解 鲁 审判员 胡金鳌 审判员 温 燕 二○二○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徐 慧 速录员 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