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7民初389号原告：孙永红，男，197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被告：苏州市天鸿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嘉元路492号2104室。法定代表人：顾洪。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婧、王宏，江苏丁晓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永红与被告苏州市天鸿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22日、2020年6月12日两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两次开庭，原告孙永红，被告天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婧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永红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2019年6、7、9月扣发工资合计5000元。2、被告支付赔偿金11000元（5500元/月*1个月*2）。3、被告支付车辆修理费220元。审理中，原告自愿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支付2019年6月克扣的工资1900元、2019年7月克扣的工资800元、因2019年7月16日交通事故克扣的工资750元、因2019年8月29日交通事故克扣的工资300元、2019年9月欠付的工资681.83元（5500元/30天*11天-实发1334.17元），合计4431.83元。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9年2月18日起至被告处工作，担任大巴车司机接送员工上下班。原告上班期间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每周工作7天，除了接送员工上下班还要跑旅游，有时一天工作超出10小时。原告2019年2月入职时，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直至2019年4月被告强迫原告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以逃避缴纳保险金、赔偿金，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与实际劳动时间严重不符。2019年5月，被告称原告私自开车去昆山，但公司对此知情且已扣油费；2019年6月16日被告称原告造成员工上班迟到没有事实依据；2019年8月15日客车修理无需在公司指定店铺维修。被告为了解聘原告而逼迫原告在处罚决定上签字。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天鸿公司辩称：被告公司是一个客运服务公司，主要为苏州市大市范围内一些厂提供班车服务,一天的工作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四个小时。原被告自愿签订了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在非全日制劳动合同情况下被告有权随时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结合本案的情况原告入职以后每月均有交通事故或违纪情况发生，被告系国务院指定的两危一高的产业，被告考虑到原告入职以后的安全行驶情况以及工作表现，与其解除了非全日制劳动合同，是合法解除，不应向其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对于原告的工资被告已足额支付，在屡次的违纪和事故的情况下，均有原告方签署的情况说明或悔过记录以及同意扣款的记录，相应款项扣除，所依据的规定也由原告签收。公司的扣款金额也未超过工资的20%，是合法合规扣除。综上，请求驳回孙永红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18日，孙永红进入天鸿公司从事司机工作。孙永红与天鸿公司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工作地点苏州，工作时间为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每周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劳动报酬标准为每小时18.5元，双方可随时通知对方终止劳动合同。2019年4月24日，孙永红签署《自愿选择劳动合同签订方式申请书》一份，载明申请人自愿申请与天鸿公司签订第贰种非全日制劳动合同：非全日制用工的工作时间一般为每天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非全日制用工在二十四小时以内的总的工作时间内，具体工作安排由用人单位自主决定，可以每天八小时，每周工作三天，也可以每天工作四小时，每周工作六天，还可以是其他工作方式，视用人单位具体情况而定。另，孙永红在一份天鸿公司《驾驶员及承包人管理办法》侧面骑缝及尾部签名，上述管理办法第三条安全行车奖惩载明，“有以下任一项者，记大过1次并处900元扣款以及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作出相等的扣款：（1）发生闯红灯扣6分等违法行为……（13）私自将公司车辆开回自己住所附近或任何非公司指定停放地点，未经公司同意的，（12）其它公司认为符合大过项目的”。第四条客运行车奖惩载明，“有以下行为任一项者涉及班次不结费，小过1次并处扣款300元，并根据相关管理部门、客户单位所作的处罚作出相等的扣款：……（4）发生一次以上脱班、漏班、迟到……；有以下行为任一项者涉及班次不结费，记大过1次并处扣款900元，并根据相关管理部门、客户单位所做的处罚作出相等的扣款：……（3）发生两次以上脱班（旷工）、漏班、迟到的……”。2019年9月11日，天鸿公司通过微信和邮寄方式分别向孙永红发出《通知函》一份，《通知函》载明，“你已多次严重违反《驾驶员及承包人管理办法》所列规章制度，并符合终止合同的条件。公司曾给你纠正违约行为的机会，但你屡教不改，公司只得根据《驾驶员及承包人管理办法》等相关约定，经总经理室研究决定，终止双方《劳动合同》；我司通知你在2019年9月6日前办理合同终止后的相关手续；但你多次恳请公司把终止时间延长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考虑到你实际情况，同意你的恳请，并约定在此期间你必须遵守公司的相关制度，并配合公司安排的任务，但你不珍惜机会，又于2019年9月10日早班，未按照公司调度排班计划运营车辆，导致员工迟到，再次做出影响公司形象、声誉及利益的行为，现公司决定立即终止双方《劳动合同》，并通知如下：1、请你在2019年9月11日，至公司办理与合同终止相关的手续；2、请你在2019年9月11日，将相应车辆交还公司，并办理相应的交接手续，逾期，公司将考虑追究你给公司造成的损失，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你承担”。后，孙永红于2019年9月11日微信收到上述函件，邮寄函件未送达孙永红。孙永红因与天鸿公司发生争议，向苏州市相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相劳人仲案字[2019]第830号仲裁决定书，以该案审理过程中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时限且孙永红不同意该委继续审理为由，决定终结审理。孙永红遂诉至本院。另查明，天鸿公司向孙永红实际发放工资情况如下：2019年2月2403.37元、2019年3月5485元、2019年4月5485元、2019年5月5582元、2019年6月3485元、2019年7月4800元、2019年8月5126.10元、2019年9月1334.17元。以上事实，由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书》、《自愿选择劳动合同签订方式申请书》、《非全日制合同自愿申请书》、《驾驶员及承包人管理办法》、《关于孙永红的处理决定》、《保证书》、《通知函》、EMS邮寄凭证、银行流水、仲裁决定书及当事人陈述附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一、关于天鸿公司是否欠付孙永红工资。孙永红主张，天鸿公司以孙永红违反规章制度为由2019年6月克扣工资1900元、2019年7月克扣工资800元，因2019年7月16日交通事故克扣的工资750元（理赔金额2500元的30%），因2019年8月29日交通事故克扣的工资300元（理赔金额1000元的30%），上述克扣工资天鸿公司均应支付；2019年9月孙永红上班11天，月工资应为5500元，应发工资5500元/30天*11天=2016.66元，实发工资1334.17元，该月欠付工资681.83元。天鸿公司认为，天鸿公司足额支付了孙永红的工资，扣款经过孙永红的同意，每次孙永红被记大过均对其扣款900元，2019年4月8日、2019年5月8日、2019年7月4日三次违纪共应扣款2700元，实际扣款是在2019年6月工资中扣了2000元、在2019年7月工资中扣了700元，对于孙永红2019年8月的违纪行为天鸿公司未扣款。天鸿公司举证：1、孙永红入职违反规章制度及发生事故的统计表（附处理决定及孙永红的陈述，证明孙永红自2019年2月份进入公司至9月10日解除劳动合同期间七个月发生违纪、事故等达九次。2、交通事故认定书、网上银行电子回执，证明2019年4月15日孙永红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将事故理赔款5850元转账账至天鸿公司账户，天鸿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将5850元足额转至原告孙永红银行账户，不存在扣款。3、网上银行电子回执，证明2019年7月16日孙永红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于2019年7月16将事故理赔款500元加2000元，一共2500元赔付至天鸿公司账户，天鸿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将2500元足额转账至车辆维修商郑鹏昌的银行账户，未经过原告孙永红，未扣孙永红250元工资。4、交通事故认定书、保险公司事故处理理赔记录，证明2019年8月29日，孙永红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直接将事故理赔款1000元赔付至事故当事人周耀的银行账户，不存在扣孙永红100元。5、原始凭证报销单，更换车辆电瓶增值税发票，证明天鸿公司有指定的车辆定点维修机构，结算需有正规的发票以及相应的财务报销流程。6、工资单，证明天鸿公司虽与孙永红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但是其中明确劳动报酬为每小时工资18.5元，天鸿公司已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工资单也显示不存在孙永红所述7月、8月扣750元和300元的情况。本院认为，关于天鸿公司因2019年4月孙永红违纪行为而对其扣款900元，孙永红虽在2019年4月8日天鸿公司《关于孙永红的处理决定》上书写“同意工资扣”并签名，但该份处理决定载明的扣款事由为一次漏班，未载明扣款金额，而根据天鸿公司《驾驶员及承包人管理办法》，漏班一次对应的处分为记小过一次并扣款300元，故天鸿公司此次扣款900元失当，考虑孙永红确有符合扣款300元的情形，本院认定天鸿公司应支付孙永红扣发的工资600元。关于天鸿公司以孙永红2017年5月公车私用为由记大过一次并扣款900元，虽《驾驶员及承包人管理办法》未明确规定针对公车私用行为的惩处措施，但公车私用行为与上述管理办法中符合记大过一次并扣款900元的情形严重程度相当，且孙永红亦在天鸿公司2019年5月8日作出的《关于孙永红的处理决定》中书写“同意工资扣”并签名，故本院认定天鸿公司所作的关于该笔扣款的处罚并无不当。关于天鸿公司以孙永红2017年7月违纪为由扣款900元，2019年7月4日天鸿公司作出的《关于孙永红的处理决定》中载明了处以记一次大过并扣款900元，孙永红的违纪行为符合《驾驶员及承包人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记一次大过扣款900元的情形，孙永红亦书写了“同意工资扣”并签名，故应认定孙永红同意当月扣款900元。因天鸿公司在已扣款700元的情况下向孙永红发放7月工资4800元，而孙永红自述其每月工资5500元，故本院对孙永红主张的天鸿公司因交通事故而另外克扣其7月工资750元的事实不予认定。关于孙永红主张的天鸿公司克扣其2019年8月工资300元，天鸿公司在庭审中表示未就当月孙永红违纪行为扣款，但天鸿公司举证的工资单显示扣款370元，存在矛盾，因天鸿公司未对该笔扣款事由举证，故本院根据孙永红的主张认定天鸿公司应支付孙永红扣发工资300元。关于2019年9月的工资，孙永红主张按5500元/月的工资标准计算11天。本院认为，根据孙永红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其每月工资若不存在扣款则均在5500元左右，故本院对孙永红的该部分主张予以采信，据此认定孙永红2019年9月应得工资2016.67元（5500元/30天*11天），天鸿公司已支付孙永红当月工资1334.17元，尚应支付682.5元。孙永红自愿主张天鸿公司支付2019年9月欠付工资681.83元，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天鸿公司共应支付孙永红工资1581.83元（600元+300元+681.83元）。二、关于天鸿公司是否系违法解除与孙永红的劳动合同。孙永红主张，其与天鸿公司之间劳动合同虽名为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但实际上其每天工作时间超出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远超24小时。孙永红举证：1、行车路线图复印件一份、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非4小时。2、调解协议复印件、陈长生与天鸿公司人事之间的聊天记录、李明与人事之间的聊天记录、微信群聊截图打印件各一份，证明天鸿公司经常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经质证，天鸿公司认为，对孙永红所提供的行车路线图不予认可，路线图与实际的行车记录不符，孙永红在2019年5月底顶班接了娄南和耐普罗厂的班车任务，之后负责的是娄南和绿点的厂车接送业务。孙永红与“天鸿小高”的微信记录可反映天鸿公司每天排班要求孙永红早上八点、晚上七点进行班车接送，这符合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一天四个小时（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的班车业务。对有关“点”等微信账号的聊天记录真实性都不予认可，因天鸿公司无法核实。另孙永红提交的部分与“天鸿小高”的聊天内容属于断章取义，如5月21日、6月2日的微信记录写的是一进两出，但之后的聊天记录中孙永红表示无法两出，所以有相应调班情况。孙永红提交的微信记录是个别情况，并不能反映出孙永红实际工作时长及实际工作情况。天鸿公司认为，该司与孙永红之间系非全日制劳动关系，无论根据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天鸿公司均可解除与孙永红之间的劳动关系。天鸿公司另举证：1、关于原告的行车记录、GPS安装单据各一组，行车记录是从2019年6月到9月对原告的考勤统计，证明孙永红自2019年5月27日起每天的行车轨迹、工作时间及休息情况；天鸿公司是自2019年的5月27日起重新在车辆上安装GPS，此前数据丢失。2、微信截图，证明天鸿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通知原告，6月1日，6月2日有安排任务，实际6月2日原告任务取消，并未实际进行运营，侧面印证了天鸿公司所提交的行车记录的是真实的。经质证，孙永红认为：1、天鸿公司篡改了行车记录中的时间，原告提交的与小高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人干两个驾驶员的活，6月1日的行车记录仪与小高给原告的排班不一致，6月2日、6月15日、6月23日的行车记录没有公里数和时间，5月27日原告从吴中长桥中学10点开出来，被告让原告去燃气公司门口修理四轮定位、打黄油，到12点半开到娄南厂等五点半下班，晚上7点半到天主教堂接员工到，再接8点20下班的员工到天主教堂员工宿舍，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行驶里程200多公里。2、对微信截图真实性不认可，6月1日、6月2日如果如被告所说没有任务，车都是停在天主教堂的，则不可能车子后来又定位在耐普罗工厂、吴中通达路。对此，本院认为，孙永红与天鸿公司签订的《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孙永红辩称该合同系其被迫签订，未对此提交证据，且孙永红还签署了《自愿选择劳动合同签订方式申请书》、《非全日制合同自愿申请书》，应认定其充分知晓其与天鸿公司之间系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关系。孙永红认为其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的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工作时间的上限，而根据孙永红自述，其日常工作主要是接送工厂工人上下班，故其在上午将车辆停放至指定地点至下午至指定地点开车期间可自由支配时间。关于孙永红提交的天鸿公司安排其开旅游大巴的相关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孙永红日常工作时长。故对孙永红关于其每周工作时长超出24小时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因此，对于孙永红要求天鸿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碍难支持。三、关于孙永红主张的车辆维修费220元。孙永红对此举证：1、汽车修理厂出具的收据2份，证明2019年8月31日车辆维修产生费用合计220元。2、2019年4月25日孙永红与公司的调度微信聊天记录一份，2019年7月10日孙永红与安检部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天鸿公司领导知晓车辆轮胎损坏的事实，孙永红2019年4月份就告知天鸿公司轮胎有问题，直至2019年8月才补了轮胎，因为是抢修，所以只能开收据，100元是修汽车电瓶换桩头的费用，120元是补轮胎的费用，是同一天修的。3、机动车维修结算清单复印件一份、孙永红与天鸿公司顾敏霞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一份，证明工作惯例就是驾驶员先垫付维修费用，天鸿公司再报销给驾驶员。4、微信转账截屏两份，证明孙永红于2019年7月9日支付蔡立峰120元用于补轮胎，但是因为下雨没有修，当时也未要求修理厂出收据，后于2019年8月31日才修了轮胎；2019年9月1日支付王朋100元用于维修电瓶，不知何故微信转账被退，后孙永红支付了现金100元。经质证，天鸿公司认为，对于两张结算清单（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结算清单上所有内容均为手写、未加盖公章，不能证明费用真实发生。对于抬头是顾敏霞的微信截图的真实性认可，1300元转账是有相应的发票和报销单，公司是在符合规程了解情况下向原告支付的，对于确实发生的有相应票据的都是足额支付的。对另外两张微信截屏真实性不予认可，谈话对象及截屏内容天鸿公司均无法确认，同时该两份证据与孙永红提交的结算清单互相矛盾，与心灵之约的微信记录是发生在7月10日，并不能反映出8月31日结算清单系同一维修事实的情况；与点的微信记录时间是4月25日，与孙永红陈述的维修时间、付款日期均存在矛盾，按照常理应该是先维修后付款。结算单为连号且为同一天出具，而两笔微信转账日期却相隔一两个月，存在矛盾。本院认为，因孙永红提交的结算清单并无相关单位或个人的签章，不足以证明其因天鸿公司车辆损坏而实际支出的维修费用金额，故对其主张的支付车辆维修费用22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苏州市天鸿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永红工资1581.83元（如采用转账支付，请汇入原告指定账户，或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建设银行苏州市相城支行营业部，账号：32201997436050630022022711）。驳回原告孙永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元，由被告苏州市天鸿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该款原告已自愿垫付，本院不再退还，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判员  孙墨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沈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