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沪0115行初269号原告黄慕珍，女，1933年6月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代理人胡家荣(系原告之子)，男，1968年12月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代理人周利萍(系原告儿媳)，女，1970年9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被告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周忠涛。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沈俭，副镇长。委托代理人曹洪洲。第三人杜国昌，男，1958年5月1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原告黄慕珍因认为被告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人民政府(下称中兴镇政府)未履行清理违法建筑及树木的法定职责，于2019年5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驳回起诉的(2019)沪0115行初475号行政裁定书。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撤销该裁定，并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重新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应诉通知书等，并依法追加杜国昌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慕珍的委托代理人胡家荣、周利萍，被告中兴镇政府的副镇长沈俭、委托代理人曹洪洲，第三人杜国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慕珍诉称，2011年，第三人在距其房屋不到5米的违法侵占的道路和集体土地上种植树木(树高10米)，影响原告房屋的通风、采光等。2017年5月，第三人又在该土地上新建了最低处0.87米，最高处2米的围墙，截断了原告进出宅院之路。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均未果。2019年1月26日，第三人继续种植树木。原告无奈于同年1月29日向被告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其清除上述树木及围墙。被告于同年3月29日作出答复意见书，拒绝了原告清理树木的请求，对清理围墙的要求未予回复。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为此，原告要求法院责令被告作出将第三人在违法侵占的土地上种植的树木及违法搭建的围墙予以全部清除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告中兴镇政府辩称，第三人房屋是朝南向，原告房屋是朝东向，第三人房屋在原告房屋的东南侧，第三人房屋的北墙最凸点与原告房屋的南山墙之间的平行距离达21.50米以上，两人房屋并不直接相邻，第三人种植的树木位于原告房屋南山墙的东南位置，树干与原告房屋南山墙平行距离为5.60米，对原告的通风、采光等相邻权未构成影响，而原告主张的所谓“清除树木”也明显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被告曾于2010年及2012年两次履职拆除第三人的围墙，第三人于2017年年初用高1.50米左右的铁丝网再次搭建围墙。2017年5月10日、5月11日，被告协同中兴镇七滧村村民委员会(下称七滧村村委会)前往原告及第三人家中进行协调，经协调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经原告方确认后杜国昌拆除铁丝网围墙，并在铁丝网位置南移3米处，建造了所谓的围墙，现原告要求拆除，有违诚信，且该围墙位于原告房屋南山墙的东南位置，距离原告房屋南山墙平行距离达10.40米以上，该围墙高度仅为0.70米左右，而且该围墙地势低洼，需要回填泥土，回填泥土后，其距地面仅0.30米左右，不能称为围墙，只是一排“挡土墙”，其对原告房屋的通风、采光、通行等明显不产生影响，不损害其合法权益。另外，周利萍多次口头或书面向被告及区信访部门反映要求清理上述挡土墙及树木，被告于2017年9月5日、11月23日分别作出书面答复，告知原告该挡土墙系双方调解后形成，不予处理，上述树木不属于被告的职责范围，被告的副职负责人亦多次作出类似内容的口头答复。2019年1月19日，原告再次提出相同内容的书面请求要求被告履职，被告书面告知原告，其无权强制清理案涉树木，原告可依法解决。至于挡土墙问题，因该挡土墙对原告的权益未产生影响，且被告就该问题多次答复，并无重复答复的必要，故在答复中未提及。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杜国昌述称，案涉新建围墙的建造是经被告及七滧村村委会联合调解成功后，由周利萍亲自丈量确定的。案涉树木系其于2011年种植，上述树木及围墙均位于第三人的土地范围内。其余意见与被告的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黄慕珍的农村宅基地房屋位于本市崇明区中兴镇七滧村XXX号，杜国昌的农村宅基地房屋位于七滧村XXX号。黄慕珍房屋为朝东向，杜国昌的房屋为朝南向，黄慕珍的房屋位于杜国昌房屋的西北方向。杜国昌在其房屋北侧黄慕珍房屋东南侧处种植了部分树木，并于2017年5月在其房屋北侧搭建了高0.80米左右的东西向围墙。七滧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显示，黄慕珍房屋南侧无居民点规划路，其房屋北侧有一条可供其出入的东西向道路。2019年1月29日，黄慕珍以邮寄方式向被告提出申请，主要内容为：要求中兴镇政府对杜国昌种植在道路和集体土地上，距黄慕珍房屋不到五米，影响其房屋通风、通行、采光等权利的树木及杜国昌于2017年5月搭建的截断其出入之路的围墙予以清理。被告于2019年2月1日收到原告的申请后，于同年3月29日作出答复意见书并交邮，意见书主要内容为：黄慕珍反映道路被封闭后种树一事，因该地块界址随历史变迁而难以认定，故目前无法确认该地块的权属，同时树木属于杜国昌个人财产，其无法采取强制措施。另查明，周利萍夫妇与杜国昌近年来因围墙、堆积砖块等问题产生矛盾，为此，周利萍多次进行信访及诉讼。2017年5月10日、11日，被告会同原告所在村委会到原告及第三人家中进行协调化解双方矛盾，后杜国昌搭建了案涉围墙。2017年7月11日，周利萍向崇明区信访部门反映，要求拆除杜国昌于2017年5月搭建的围墙以及杜国昌种植的树木，被告于2017年9月5日作出答复称，围墙是经被告及七滧村村委会协调后，杜国昌在调解方案确定的位置上搭建的，树木属杜国昌个人财产，其无法采取强制措施。2017年11月23日，被告再次答复周利萍称，经调解杜国昌已将其住房后侧的围墙南移3米。上述事实由《请求答复书》《人民来信来访处理单》《证明》《情况证明》《答复意见书》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是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案件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是否成立。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清除第三人树木的请求事项，本院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等的授权范围内行使行政职权，不得超越授权范围行使职权，本案原告要求被告清理树木的申请事项，显然不属于被告的权限范围，被告书面告知了拒绝履职的理由以及解决方式，该答复内容并无不当。关于围墙拆除事宜，原告认为，案涉围墙截断了其进出宅院之路，影响其通风、采光等，要求被告拆除。被告及第三人认为，案涉围墙是经调解原告同意后搭建的，现原告要求拆除，有违诚信，该围墙位于第三人用地范围内，其高度为0.80米左右，对原告房屋的通风、采光、通行等明显不产生影响，且针对原告拆除挡土墙的申请事项，被告曾多次书面和口头作出答复，故被告并无重复答复的必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中兴镇政府具有对其辖区内的违法建筑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并结合本院现场查看的情况可知，案涉围墙的搭建尽管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但无证据证明其占用了原告的土地，其高度尚未达到影响原告通风、采光的程度，亦未切断原告的通行道路，原告以此为由要求被告拆除该围墙，理由不能成立。当然，被告即使认为原告的履职申请理由不成立的，其也应当及时作出答复，现被告在答复中针对该申请事项未进行陈述，被告的答复行为存在一定瑕疵，但考虑到被告对原告的申请事项曾多次组织调解，履行过告知义务，该瑕疵未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产生实质影响，本院予以指正。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履职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慕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黄慕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永强人民陪审员  施侠腾人民陪审员  龚照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施 芸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