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沪0112行初531号 原告毛伟英，女，198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代理人甘建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超，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姜雪峰。 委托代理人沈洁。 委托代理人沈夕涵，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西上海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金春霞。 委托代理人曹憬，上海至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毛伟英不服被告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车墩镇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鉴于上海西上海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以下简称西上海俱乐部)与本案讼争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毛伟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周超，被告车墩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沈洁、沈夕涵，第三人西上海俱乐部的委托代理人曹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2月20日，被告向第三人作出松(车)城管责拆决字(2019)第050510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限拆决定)，认定第三人在上海市松江区车亭公路XXX号B2号擅自搭建建筑物(以下简称涉案建筑)，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以下简称《执法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和《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拆违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责令第三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的，被告将依法强制拆除。 原告毛伟英诉称：1994年6月29日,上海车墩经济联合总公司(以下简称车墩总公司)设立第三人公司。同年7月22日,第三人申请涉案建筑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证，同月28日,原松江县土地管理局向第三人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 1996年3月18日,松江车墩土地管理所与第三人签订《协议书》,约定：为加强西上海别墅区建设,经松江县土地局、车墩人民政府同意,由车墩土地所负责协调对第三人的别墅区给予办理批租，凡在别墅区内购售翡翠卡别墅楼的单位或个人均可享受优惠,并在用户缴纳契约税后领取房屋产权证。后车墩总公司与上海钱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1996年12月2日签订《联营合同书》,约定联合出资开发建设第三人的别墅区,同时对外加强招商引资。经镇政府扶持和商业化运作,第三人吸引众多投资客户,并建造了大量别墅。 1997年10月29日,第三人与案外人上海富琳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琳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由第三人出售涉案建筑的所有权,价格为人民币70万元,所涉建筑编号为B2号。随后于1998年9月签订《补充协议书》,调整房屋价格为人民币60万元,并经《董事会决议书》确认、涉案建筑所有权人为胡美智。2015年11月,原告与胡美智签订《房屋所有权转让买卖合同》,约定胡美智转让涉案建筑的所有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69万元。后原告如约付款。原告购买涉案建筑后一直居住至今,且按要求支付相应土地使用税和物业管理费等费用。 2019年9月27日，被告发布《告示》，认为第三人在车亭公路XXX号搭建的建(构)筑物属于违法建筑,应予配合搬离,否则将依法强制拆除。2019年12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被诉限拆决定,认定原告的B2别墅属于违法建筑,并要求限期自行拆除。 原告认为，原告依法享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通过签订合同，支付对价取得涉案建筑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并支付水电费和物业管理费，与本案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被告作出的上述具体行政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应予以撤销。理由如下：1、涉案建筑并非违法建筑,其只是基于历史等各种因素未能成为合法建筑。其一,涉案建筑的建造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基础。其二,涉案建筑的建造在第三人的建筑规划许可范围内。其三,原告为获得涉案建筑支付了合理对价,还按要求支付土地使用税及物业管理费等费用。其四,“手续不完整的建筑”不等于违法建筑。其五,如涉案建筑为违法建筑,无法解释镇政府及第三人对大量别墅建造视而不见。其六,第三人部分别墅区已办出相应房屋权利证书,证明涉案建筑可通过补办手续“合法化。2、被告不具备作出涉案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第三人的建造系通过松江区政府批准同意，属于区规划范畴并非乡村规划范畴，该案理应由松江区人民政府查处。3、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建筑建造于2000年前，不应适用2008年才适用的《城乡规划法》,而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具体包括《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1982)等。4、被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宜也不应作为执法主体。一方面涉案建筑是被告因招商引资建造，别墅的建造得到了被告的支持。第三人与被告虽系独立法律主体，但第三人为车墩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车墩总公司为被告直属企业，所以第三人和被告有直接利益冲突，第三人建造的房屋定性也不应由被告来决定，否则缺乏有效监督。 综上,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事实认定基础和法律适用依据而应被认定为违法行为,理应予以撤销。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被诉限拆决定的行政行为。 被告车墩镇政府辩称：(一)原告并非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其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涉案建筑系第三人擅自搭建，被告依法向其开具涉诉文书，本案的行政相对人是第三人。原告系从案外人处某让得以使用涉案违法建筑，是涉案违法建筑的“买受人”，不能否认原告因此类交易行为而与其上下手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且因交易获得了实际使用的权利，并在使用过程中客观受益，但这种权益不为法律所承认，该债权债务属私法关系范畴，而非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因此，原告与涉诉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被告依职权作出的涉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根据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建筑查处的主体是规土、城管、乡镇和区政府，各自都有不同的查处范围。原告认为应由区政府查处没有法律依据。原告认为涉案建筑当时没有需要审批的意见不成立，当时的法律法规规定，建设工程都有相应审批流程，需要办理相应的许可审批。另外，原住建部、人大法工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都明确违法建筑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持续状态，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之日为违法行为终了之时，应当适用新法。综上，原告并非涉诉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被告所作出的涉诉行政行为与原告之间并不产生法律上的关联,更谈不上影响其合法权益，原告不符合提起诉讼的条件，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 第三人西上海俱乐部述称：请求法庭依法审查并判决。 庭审中，被告为证明其作出被诉限拆决定的行政行为合法，提供了以下证据： 职权依据：1.《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2.《拆违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3.《执法条例》第四条第四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第十四条第一款。 法律依据：1.《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2.《拆违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十三条。 执法程序依据：《拆违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三条。 事实认定和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 1、《现场检查笔录》《33处建筑物现场情况示意图》、2019年8月30日拍摄的现场检查照片2张、陈平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19年8月30日，被告至车墩镇车亭公路XXX号勘查，发现存有大量建筑物(共计33处建筑物，包括案涉违法建筑)涉嫌违法搭建,即对建筑物进行了现场检查，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33处建筑物现场情况示意图》《现场检查照片》。 2、《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车亭公路XXX号(西上海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部分别墅房建筑面积咨询报告》[沪申价咨字(2019)XF第122号]，证明2019年9月12日，被告委托第三方对涉案建筑物进行了面积测量。 3、《执法协助函》[松(车)城管协函字(2019)第17号]、《执法协助书面意见》及附图(沪松规划资源协字[2019]第13018号)，证明2019年9月12日，被告向松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出《执法协助函》，同年9月13日该局作出《执法协助书面意见》，根据该《执法协助书面意见》被告认定33处建筑物包括涉案建筑未经规划管理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4、《谈话通知书》、对第三人《询问笔录》、现场检查照片2张、《现场情况示意图》、第三人《营业执照》《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松集建(94)字第04146号]、《公证书》及第三人和富琳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2019年9月13日被告向第三人发出谈话通知，同年9月16日第三人接受被告的询问，明确涉案建筑所涉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涉案建筑由其搭建后出售给了案外人富琳公司，并提供了相关书面材料。 5、胡美智《询问笔录》、胡美智身份证复印件、现场检查照片、《现场情况示意图》《公证书》及《补充协议书》、《董事会决议书》《房屋所有权转让买卖合同》，证明2019年9月30日案外人胡美智接受了被告的询问，胡美智称涉案建筑是由第三人搭建，由富琳公司出面，由其出资购买，后胡美智将涉案建筑转让给了原告。 6、原告的《询问笔录》、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公证书》及《补充协议书》《董事会决议书》《房屋所有权转让买卖合同》，证明2019年9月30日原告接受了被告的询问，原告称涉案建筑不是其搭建，也没有新建、改建、扩建。涉案建筑是原告向案外人胡美智购买所得。 7、被诉限拆决定、《违法搭建法律后果告知单》、向第三人送达的回证、向原告送达的视频，证明2019年12月20日被告对第三人作出被诉限拆决定及《违法搭建法律后果告知单》，并于同日进行了送达，并向原告送达了被诉决定的复印件。 8、执法证，证明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沈艺栋、唐宏军、钱政道具备行政执法资格。 经质证，原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 对职权依据，被告不具备作出涉案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1)2008年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对涉案建筑没有溯及力，被告查处没有法律适用基础。(2)被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宜作为本案执法主体。对法律依据，《城乡规划法》不适用本案，因为没有溯及力，本案应当适用1987年11月29日《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第26、28、42条以及1989年版《城市规划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14、18条，《上海市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2、10条。对执法程序依据不予认可，并不具有溯及力，应当由区政府来处理涉案建筑。 认定事实正确和程序合法的证据：对证据1，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不知情。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明涉案建筑为违法建筑。对证据2，认为内容真实性无法认可，原告没有参与过程，系被告单方面委托制作的，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认为执法协助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从未收到或者知晓，关联性不认可。对书面意见形式上真实性认可，但对内容反映的真实性无法认可，该意见并未附带提供关于涉案别墅建造的相关文件，且据了解，涉案别墅还存在其他的相关文件并已向法院申请调取，此外，与原告类似的房屋有办理出产权证的情况，所以对该书面意见内容存疑。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明涉案建筑属于违法建筑，因为涉案建筑建造时关于集体土地建房，上海市并没有严格审批程序，更没有所谓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事实上别墅的建造系通过被告同意及认可，因此该证据不能评价整个历史情况。对证据4，认为对谈话通知书和询问笔录真实性不认可，是被告单方找第三人制作的，第三人也说不清楚之前的情况，加上第三人与被告有直接利害关系，关联性上我们也不认可，无法证明涉案建筑为违法建筑。对照片真实性无法确认，示意图真实性确认，主体资料真实性认可，送达地址确认书无法确认真实性。其余材料真实性均认可。协议书可以证明原告应当享有合法权益。对证据5，认为询问笔录真实性无法确认，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认可。照片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余材料真实性认可，可以说明原告享有涉案建筑的合法权益。对证据6，认为真实性均认可。可以作证原告系通过买卖且进行过公证依法获得涉案建筑的所有权。对证据7，认为对决定书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决定书的内容，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明涉案建筑是违法建筑。对告知单真实性关联性无法认可，系被告单方出具的文件。送达回证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送达视频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认为没有看到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他们没有执法权限。 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质辩认为：关于职权依据，涉案建筑虽然搭建行为发生在2008年之前，但该违法状态一直存续至今，故应当按照现行《城乡规划法》查处。《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是针对国有土地，本案是集体土地，并不适用。原告认为应当由区政府查处，并无相应法律依据。对证据7中，视频是执法人员去涉案建筑物进行送达。 原告提供以下证据： 1、第三人及车墩总公司的开业工商资料，证明车墩总公司系镇政府于1992年全资设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时任镇长李小弟。1994年6月,车墩总公司全资设立第三人,法定代表人为时任镇长李小弟,注册资本500万。证明第三人为被告实际控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被告镇政府领导李小弟和曹玉龙等均为第三人负责人，且都系由上级直接任命。证明第三人为被告政府平台公司，直接代表被告意志；车墩总公司以及第三人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工商内档资料，证明车墩总公司是被告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历届负责人都是被告的主要领导。第三人由车墩总公司控股，负责人也系被告主要领导，第30页证实被告的联营合同书的背景和真实性，代表被告的车墩总公司有将开发的车墩别墅合法化的义务，其中31页第8条明确车墩总公司负责提供土地和审批，乙方将建筑作为投入，该章程由时任镇长签字。第42页第5点，其中写明后出让43.3亩，系对建设涉案建筑出让的土地，44页第4点提到目前已经建成的33幢以及已动工但未建成的7幢的后续事宜由被告进行处理。第46页附件第4点写明了目标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图纸，应该是包括了涉案建筑的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图纸，请求法院予以核实调取，以证实涉案建筑的合法性。涉案别墅所在地块已经有多幢别墅办出了产权证，比如银泰别墅等，都是与原告位置相近类似的别墅。 2、车府(94)字第112号文，证明1994年4月25日,镇政府由镇长李小弟签发车府(94)字第112号《关于建办上海西上海乡村俱乐部使用土地的请示》,向松江县(现松江区)人民政府请示,同意根据松计字(94)第301号文件批准计划建办第三人公司。 3、《建设用地申请表》、松建规字(94)第081号文件，证明1994年4月,车墩总公司申请涉案建筑所在地块的建设用地。1994年4月26日,松江县建设局签发《关于核发上海荷花园乡村俱乐部建设用规划许可证的通知》,同意向车墩总公司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沪松地(94)105号],批准涉案建筑项目的建设用地。 4、松府土字(1994)第103号文件，证明1994年4月30日,松江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批准车墩镇建办上海西上海乡村俱乐部使用土地的批复》,同意镇政府使用包括涉案建筑在内的土地建造的娱乐、接待中心等用房1,000平方米以及池塘、泳池等设施。 5、《土地登记申请书》及《土地使用权证书》，证明1994年7月22日,第三人根据松府土字(1994)第103号文件申请涉案建筑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证。1994年7月28日,松江县土地管理局向第三人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基地总面积为335,364平方米,范围包括涉案建筑所在区域。 6、相邻地块别墅的沪建管松字96第188号《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证明上海市建筑企业管理处于1996年颁布《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批准类似别墅的建设,证明涉案建筑楼建设的合法性。 上述证据2-6，证明第三人筹备前后，涉案建筑的建造获得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基础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即便目前没有查实相应的证件，但原告已经申请调取，原告认为相关证件办理系以被告镇政府名义。 7、《协议书》，证明1996年3月18日、松江车墩土地管理所与第三人签订《协议书》,约定：为加强西上海别墅区建设,经松江县土地局、车墩人民政府(即镇政府)同意,由车墩土地所负责协调对西上海的别墅区给予办理批租,凡在别墅区内购售翡翠卡别墅楼的单位或个人均可享受优惠,并在用户缴纳契约税后领取房屋产权证。双方还约定其他事项。 8、《联营合同书》，证明1996年12月2日,鉴于第三人的别墅开发前景良好,车墩总公司与上海钱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联合出资建办第三人,时任镇政府镇长曹玉龙签字确认。 上述证据7-8，证明鉴于房地产发展前景良好，镇政府通过增加注册资本、联营等方式加快第三人建设，进一步确认涉案建筑的合法性。 9、《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第三人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明确与别墅区另一位业主李九如签订《补充和解协议》,确认第三人名下的部分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经营权、财产权和处置权归李九如所有。 10、沪房地松字(2002)第002838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证明涉案别墅区其他业主已于2002年办理出相应房屋权利证书,位于车亭公路XXX号,所有权性质为私有。 上述证据9-10，证明镇政府认可涉案建筑的合法性且可以补办证件。 11、(97)沪松证字第769号《公证书》《补充协议书》、订购单、收据、转账单、《董事会决议书》，证明1997年10月29日，案外人富琳公司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由第三人出售别墅一套，价值70万元，双方约定可办理《房屋使用证》等权利证书。合同签订后，实际付款人为胡美智，胡美智为涉案建筑的权利人。 12、《房屋所有权转让买卖合同》、转账凭条2张、富琳制衣厂房款、水电表费以及公证费收据和发票共4张，证明2015年11月，原告与胡美智签订《房屋所有权转让买卖合同》，约定胡美智转让涉案建筑所有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69万元，原告按合同支付款项，且支付过物业费及水电费等，刘志明与胡美智系夫妻关系，所以相关收据都是刘志明来出具。 上述证据11-12，证明原告通过对价交易依法取得涉案建筑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且建造别墅得到镇政府支持和确认。 13、《告示》，证明第三人在车亭公路XXX号搭建的建(构)筑物(包括涉案建筑在内的几十幢别墅)属于违法建筑，应予配合搬离。否则将依法强制拆除。 14、被诉限拆决定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证明被告于2019年12月20日向原告送达拆违决定，要求限期自行拆除涉案建筑，并告知救济途径。 上述证据13-14，证明被告发布拆违文件，损害原告合法权益，原告系涉案建筑实际占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15、上海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官网简讯《上海首次明确乡村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上海市审批制度改革实施细则(试行)》，证明涉案建筑建造时并没有乡村规划许可证一说，且关于乡村建设项目的审批事项和流程都比较粗放，被告享有绝对的自主权。证明涉案建筑房屋权利证书应由被告办理，但因为历史因素当时并没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被告不作为。 16、上海市松江县车墩镇法律事务所出具的《房屋产权证明书》(含房屋转让协议、购买房屋申请书、房屋转让见证书、房屋产权证明)，证明在涉案建筑类似的地块存在同样的房屋，目前以房屋产权证的形式存续，并未以违法建筑形式拆除，车墩也有多处类似房屋也作为合法建筑使用，因此涉案建筑有其历史原因，也存在可以存续的历史根基，不应作为违法建筑拆除。 经质证，被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认为申请表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没有查询到相关文件，也与本案无关。通知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认为申请书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使用权证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被告认为证据2-6无法支持原告的证明目的，涉案建筑至今未取得任何规划类建设工程许可证，原告的受让土地也是不合法的。对证据7-8，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8内容只能反映出在1996年12月以后第三人变成了有限公司与集体组织联营企业。车墩经济公司只收取保底收益，不参与经营，涉案建筑最初1997年10月29日已是联营状态。对证据9-10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认为公证书和补充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订购单、收据、转账单、董事会决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2，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公证无法证明涉案房屋合法性。对证据13-14的真实性确认，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向第三人发送的被诉限拆决定不是针对原告，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对证据15，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认为该材料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也说该材料名称是审批制度改革实施细则，并非说之前没有审批手续，原告所说的办证义务应当看合同约定，属于民事范畴，与本案无关。原告也称涉案建筑可以补办手续，那么证明涉案建筑没有取得合法的审批手续，是违法建筑。对证据16，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原告证明目的，无法证明涉案建筑合法。 第三人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证据7第三人没有检索到，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8-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原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确实提到了33幢别墅，但这些表述与涉案建筑合法性和建设合法性无关。对证据10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1-16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 原告质辩认为：对证据11、12、16，原告都有原件可以核实。发票原告没有原件，是案外人胡美智拍照发给原告的。 庭审中第三人未提供证据。 上述依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法律、法规在作出被诉限拆决定时均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事实认定、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要求，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5、11、13、14以及证据12中的《房屋所有权转让买卖合同》和转账凭条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要求，本院予以采纳，其余证据与本案被诉限拆决定的合法性审查没有直接关联性，不能证明涉案建筑具有合法性，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30日，被告在本市松江区车墩镇车亭公路XXX号勘查，发现有建筑物涉嫌违法搭建，遂对建筑物进行了现场检查等调查取证。2019年9月12日被告向松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出《执法协助函》，同年9月13日该局答复车亭公路XXX号内的33处建筑物该局未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嗣后，被告向第三人、案外人胡美智以及原告进行了调查询问。2019年12月20日，被告向第三人作出被诉限拆决定，并依法送达了第三人，同时向原告送达被诉限拆决定复印件。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涉案建筑是第三人于1997年未经批准建造的。1997年10月29日第三人通过与案外人富琳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建筑出让给了富琳公司，后富琳公司员工胡美智于2015年11月与原告签订《房屋所有权转让买卖合同》,将涉案建筑转让给了原告，原告受让涉案建筑后一直居住使用至今。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原告通过转让方式取得涉案建筑，是涉案建筑的实际占有人和使用人，被诉限拆决定责令第三人限期拆除涉案建筑，对原告的合法权益具有影响，被诉限拆决定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原告对被诉限拆决定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被告主张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拆违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乡、村庄规划区的违法建筑拆除，由乡、镇人民政府参照本规定执行。”第八条规定：“对经查证确属违法建筑需要拆除的，拆违实施部门应当作出责令限期拆除的书面决定。”本案中，涉案建筑位于被告车墩镇政府行政管辖区域内的乡、村庄规划区内，故被告具有作出被诉限拆决定的法定职权。《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本案中，涉案建筑的建设并未依法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被告经现场检查、询问当事人等调查取证后作出了被诉限拆决定。因此，被告作出的被诉限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亦无不当。原告诉称涉案建筑是合法建筑，但未能提供涉案建筑的房地产权证等证据予以证实。诉讼中，原告以车亭公路XXX号所有土地和房屋的原始资料对本案事实认定有重大影响、且有可能查明被告是否能协助办理涉案建筑房产证以及被告与本案是否有利害关系等理由，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1)沪房地松字(2002)第002838号房产证的全套资料及所有原始档案资料；(2)上海市松江区车亭公路XXX号房屋的原始档案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来源资料、交易资料、不动产登记办理资料及其他所有资料；(3)第三人在车亭公路XXX号项目的土地和房屋的原始档案资料，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项目所有竣工及验收文件及其他所有资料；(4)沪建管松字96第188号《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所有申请及审批材料。本院认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与本案有关的下列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一)由国家机关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因原告的申请理由不符合上述规定，且原告要求调取的证据均不能否定涉案建筑建设时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的事实，与本案讼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也没有直接关联性，故对原告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原告诉称《城乡规划法》于2008年起实施，对原告的涉案建筑没有溯及力，被诉限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涉案建筑的建设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且该违法情况一直处于持续状态，被告适用《城乡规划法》予以查处并无不当，故原告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要求依法撤销被诉限拆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毛伟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毛伟英负担(已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春弟 审 判 员  李德仁 人民陪审员  殷 胤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韦 亮 书 记 员  韦 亮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