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525民初665号原告：孙志艳，女，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沈阳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内蒙古巨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蒋风杰，男，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通辽市。被告：孙志梅，女，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通辽市。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秀荣，系内蒙古恒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志艳与被告蒋风杰、孙志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原告孙志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被告蒋风杰、孙志梅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秀荣到庭参加了诉讼；于2020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孙志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被告蒋风杰、孙志梅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秀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志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委托二被告出借的借款本金355000元及委托出借款产生的利息302736.70元，合计657736.70元；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度、2015年度，因二被告所在附近村落有人急需用钱，恰好原告手中有余钱，原告与二被告商议由二被告代原告向需要借款的人出借款项。二被告共计向19位案外人出借款项，案外人出具的手续由二被告保管，并由二被告负责向案外人索要本金及利息，二被告在向每名借款人出借款项后会将借款的信息告知原告，并且在原告记录的信息下签字确认。原告交付二被告本金共计355000元，产生利息302736.70元。二被告在收回上述款项后，将本息据为己有，并未向原告偿还。二被告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提起诉讼。蒋风杰辩称，其曾经办理过一张银行卡，办完之后由原告及被告孙志梅两人持有并拿到沈阳使用。被告蒋风杰一直没使用过这张银行卡。原告通过被告蒋风杰的银行卡周转资金，用于购买被告蒋风杰的树地（大概8亩），价款25000元；购买白某的树地（20亩），价款42000元；购买白财音白音的树地（22亩），价格为36000元；同时购买种子化肥使用。原告使用被告蒋风杰的银行卡与高河村的窦红风和窦红成办理放款手续，其中窦红风借款20000元，窦红成借款30000元，二人合计50000元。原告与被告蒋风杰之间不存在委托放款的关系。孙志梅辩称，原告为了放款，以被告蒋风杰的名义办理了一张银行卡。被告孙志梅去原告处打工时，将卡给原告捎过去并由原告使用。在原告使用蒋风杰的银行卡周转资金时，被告孙志梅以经手人的身份给原告签字了。原告并不是委托被告放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并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原告出示的（2018）内0525民初837号民事案件卷宗（以下简称837卷宗）中已提交的下列证据：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补制凭证（原凭证日期2012年11月03日），证明原告向被告汇款3000元；（837号卷宗中105页，对应交易记录为837号卷宗168页）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原凭证日期（原凭证日期2015年5月30日），证明原告向被告汇款10100元；（837号卷宗中130页，对应交易记录为837号卷宗140页）证据3、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原告于2014年12月9日向被告蒋风杰转款37000元；（837号卷宗中137页）证据4、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4年12月30日通过网银转账93000元；（837号卷宗中138页）证据5、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5年2月17日转账8000元；（837号卷宗中138页）证据6、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5年5月29日通过网银转账28800元；（837号卷宗中140页）证据7、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5年8月13日直接转账5000元；（837号卷宗中142页）证据8、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4年3月12日通过网银转账20000元；（837号卷宗中172页）（以上8份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委托放贷合计204900元）证据9、蒋风杰与郭海成（原告丈夫）之间的电话录音一份及短信截屏一张，证明原、被告存在委托放贷关系，月利率均为2%。证据10、837号案卷中252页、253页中记载的证据20、21、22、23（即蒋风杰与原告丈夫郭海成的电话录音一份、孙某的证人证言一份、魏桂芝的证人证言一份、孙某2视频资料一份），证明的内容与837号案件所记载的证明内容一致，同时证明原告以现金方式向被告交付了剩余本金。被告蒋风杰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中记载的银行卡账户是被告蒋风杰的，但是该银行卡一直由原告使用，由被告孙志梅给原告捎过去的;对证据2、3的质证意见与证据1一致，原告在2015年因种地购买种子化肥使用该银行卡周转资金；对证据4中，原告使用银行卡中所涉资金购买了三块树地；对于证据5，只能证明原告卡中扣款的事实，款项去向不明，不能证明原告委托二被告放款的事实；对于证据6，与证据1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告在837号卷宗中主张被告系担保人，但在原告提交的笔记本中没有被告蒋风杰的签字确认；证据7、8的质证意见与证据1一致；对于证据9，电话录音的质证意见与837号案卷中质证意见一致，对短信截图不认可，因所显示的手机号不是二被告的，被告只是帮忙，属于中间介绍人，不能证明原告与二被告存在委托放款的关系；对证据10、与837号案卷中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孙志梅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与被告蒋风杰的质证意见一致，当时被告孙志梅在原告处打工，原告放款时其以经手人的身份签字了，原告没有委托其放款，不能证明原、被告存在委托放款法律关系。被告蒋风杰出示了以下证据：837号案卷中的民事判决书、白某、窦某1、窦某2额证人证言各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放款的事实，原告使用被告的银行卡周转资金自行与案外人办理业务，并转账付款等事实。原告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来源及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是白某的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作证，与本案原告所主张的款项没有关联性；对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记载双方存在委托放贷关系。被告孙志梅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无异议。被告孙志梅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双方当事人对本院于2020年4月9日对原告调查时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及原告出示的记账单复印件12页发表了质证意见。原告质证认为，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由于原告本人不理解部分法律术语的真实意思，原告坚持起诉时的诉讼请求；其上次主张在204900元的范围内为汇款给付，其他为现金交付；其笔录的真实意思为本金355000元，164700元为汇款给付，129200为现金交付；利息的计算方式与起诉时一致。二被告质证认为，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存在原告本人不理解部分法律术语的真实意思的现象，应该按照笔录主张的标的为诉讼标的；同时，在原告的询问笔录中，原告出示的借据对于实际借款人及借款用途均是知道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放款协议纠纷中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原告直接向法院提交借据中的借款人主张权利，而不应该向二被告主张权利；除此之外，原告并没有向法庭出示任何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放款法律关系的事实；根据委托放款的定义及法律关系，无法收回款项的风险不应由二被告承担，对于原告主张的二被告之间存在委托放款的法律关系，要求二被告偿还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于原告的询问笔录及记账单（复印件12页），原告自述了涉案款项的记账明细及转账经过等内容，其中原告对证据1中证明的问题所依据的事实记不清楚，并自认证据3所涉款项已经法院调解解决，故本院对证据1、3均不予认定；关于原告将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164700元的请求，因在第二次庭审中，其又将该请求变更为第一次庭审中主张的请求金额，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因其出示的记账单复印件系自书材料，本院在下述证据认证阶段结合其它证据予以认定。综合以上原、被告的陈述及举证质证，并充分听取了双方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辩论意见，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予以审查认定。首先，对于原告举出的证据综合分析认证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交的记账单复印件，详尽记录了二被告作为经手人或者担保人与案外人之间发生借款关系的信息。二被告虽不予认可，但能够被其他证据佐证的部分本院予以认定；二、原告提供的银行补制凭证、网银对账单、银行交易流水记录等银行机构出具的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能够与原告的记账单中内容相符的部分，本院予以认定；三、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资料及短信截屏，反映了原告与被告方存在民间借贷及委托贷款合同方面法律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四、对证人孙某、魏某证言及孙某2的视频资料不予采信，因其证明向二被告送款的待证事实，二被告不予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佐证。通过上述分析认证，本院对原告举出的证据具体认定如下：证据1、3，根据上述的分析认证，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4、5、6、7、8，均系银行出具的打印凭证，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证据9、10，证人证言及视听资料中反映的原、被告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及委托放贷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原告的询问笔录一份及记账单，均属于当事人陈述，其陈述的内容中事实清楚且不属于重复起诉的部分，同时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内容，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其中两份记账单（即837号卷宗中第85页及97页），因无对应的银行转账交易记录，本院不予认定。其次，对被告蒋风杰出示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关于837号卷宗中的民事判决书，因二审维持了83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予以认定；对证人白某的证人证言，因其证明的待证事实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证人窦某1、窦某2出具的证人证言，反映了原、被告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及委托放贷的事实，对当事人之间存在委托贷款关系的部分内容，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孙志艳与被告孙志梅系姐妹关系。2011年至2017年期间，原、被告之间发生过多次资金往来，原告以自书记账的方式在其笔记本中进行了记录。其中部分资金系原告委托被告对外放贷形成。之后，双方因债务纠纷曾多次向本院提起诉讼。2017年，原告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本院向双方送达了调解书【案号（2017）内0525民初4828号】。2018年，原告再次以民间借贷提起诉讼，本院经审理后进行宣判并送达民事判决书【案号（2018）内0525民初837号】，此案原告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现原告以委托合同关系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二被告返还委托出借的款项及利息。本案中，在原告出示的记账单中（剔除837号卷宗85页及97页的记账单）按时间先后记载的信息如下：款项1、2014年3月12日，王明山借款24000元，月利率为2％，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1月12日；（原告自认该笔借款本金为20000元）款项2、2014年12月30日，吴利基借款48000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10月30日；（原告自认该笔借款本金为40000元）原告陈述吴利基身份证名字为吴勿力吉（下述均用此名）；款项3、2014年12月31日，金桩借款12000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10月31日；（原告自认该笔借款本金为10000元）原告陈述金桩身份证名字为金桩子（下述均用此名）；款项4、2015年1月19日，左成借款24000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11月19日，担保人为吴勿力吉、蒋风杰；（原告自认该笔借款本金为20000元）款项5、2015年1月19日，吴利基借款12000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11月19日；（原告自认该笔借款本金为10000元）；款项6、2015年4月7日，李青山借款10000元，月利率2％，担保人为蒋风杰；款项7、2015年4月11日王明山西院借款10000元，约定月利率2％；款项8、2015年4月18日李糖忠借款10000元，月利率2％，担保人为蒋风杰；原告陈述李糖忠身份证名字为李堂忠（下述均用此名）；款项9、2015年5月29日白菜头、吴海青借款20000元，月利率2％，担保人为蒋风杰；原告陈述白菜头身份证名字为白财头（下述均用此名）；款项10、2015年5月31日百岁借款10000元，月利率为2％，担保人为被告蒋风杰，原告陈述借款人百岁身份证名字为白国江（下述均用此名）；款项11、2015年8月13日东长青借款5000元，月利率为2％，担保人为蒋风杰。原告主张以上11笔款项对应的交付证明为下列银行转账交易记录：款项1对应2014年3月12日银行转账的20000元（837卷宗第172页、175页）；款项2-7（本金合计100000元）对应2014年12月30日转账的93000元（837卷宗第54页、138页）及2015年2月17日转账的8000元中的7000元（837卷宗55页、138页），余款1000元；款项8、9对应上述（款项2-7中）余款1000元和2015年5月29日转账的28800元（837卷宗第56页、140页）及之后转账的200元；款项10、对应孙志艳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2015年5月30日交易金额为10100元（原卷56页、第130页、140页）；款项11、对应2015年8月13日转账的5000元（837卷宗第57页、142页）。以上11笔款项中，原告在记账单中对二被告的身份信息标记为：款项1、款项4-11中标记担保人为蒋风杰；款项2-3中标记担保人为孙志梅；其中，除款项4、7中“担保人”字迹无涂改痕迹外，其他9笔款项存在将“经手人”划掉改为“担保人”或在原文字基础上直接涂改为“担保人”的情形。对此，二被告均否认其在原告的记账单中进行过签字。以上11笔款项中，款项2、3共同对应2014年12月30日转账的93000元（837卷宗第54页、138页）的交易记录，款项4-8无单独的银行转账记录。原告主张的2015年2月17日转账8000元，只有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837号卷宗中138页），未提供原告记账单凭证予以证明。除以上款项1、2、3、9、10、11外，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其他款项未提供相应银行转账记录或记账单予以证明。另，原告主张的上述款项与本院（2017）内0525民初4828号调解书及（2018）内0525民初83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款项均不相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及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本案中，关于委托放款事实认定问题。原告主张的款项4、5、6、7、8，均未有对应的银行交易记录，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关于“委托人应当预付委托处理事务的费用”的规定，其自述其中部分款项系提前交付被告手中并由被告放款后再告知原告有关信息的主张，因其实际转账时间与其之后在记账单中记载的出借款项时间跨度较大，二者关联性不强，也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故该部分款项不应认定为委托放款形成的款项。对原告主张的款项1、2、3、9、10、11，其记账单中记载的相应款项信息与其银行转账记录能够相互印证，符合正常交易中办理委托事项的情形，故本院对在原告自认的本金范围内能够与银行交易记录相一致的部分本金予以认定，即认定款项1中本金20000元、款项2中本金40000元、款项3中本金10000元、款项9中本金20000元、款项10中本金10000元、款项11中本金5000元，合计本金105000元。除以上款项1、2、3、9、10、11外，对原告主张的其他款项，因其未提供相应证据或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其银行卡由原告持有并且涉案款项均由原告自行使用的抗辩主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的存在，其主张也不符合常理，故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提出涉案款项在原告的记账单中已经记载了实际用款人，原告应当向实际用款人主张权利的抗辩理由，因涉案款项已经转入被告银行账户内，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委托放款的事实，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被告应当对涉案款项并非委托放款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庭审中，被告虽对于该11笔款项的用途作出了说明，但是没有充足的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同时被告也未提供实际用款人的用款手续，致使原告无法向其记账单中记载的实际用款人主张权利，故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对于被告提出涉案部分款项实际用款人系窦某1、窦某2的主张，因证人陈述的款项交易时间均发生在2016年，与本案所涉款项关联性不强，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被告之间因资金往来产生的经济纠纷，本院已处理过两次，对其中符合原、被告之间借贷关系的款项已在裁判文书中进行了认定，涉及本案中的款项1、2、3、9、10、11未按原、被告民间借贷关系处理，故原告以委托合同关系主张权利，不属于重复起诉。根据委托合同的相关法律关系规定，如被告已完成委托事务，则原告有权直接向实际用款人主张权利，但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已经将涉案的款项1、2、3、9、10、11进行了对外放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以及该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原告有权主张解除委托合同并要求被告蒋风杰返还款项1、2、3、9、10、11中已交付的本金105000元。关于被告因未完成委托放款事务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认定，综合本案案情并考虑到原告曾于2018年1月22日在本院837号案件中向被告提出过返还涉案款项的主张，本院认定其损失为自2018年1月22日起被告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的计算可参照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按年利率6%计算。根据原告与二被告的亲属关系、双方多次资金往来的情况及被告孙志梅自认的事实，可以认定二被告具有共同处理委托款项的意思，也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故二被告应当共同偿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九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蒋风杰、孙志梅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孙志艳委托款项本金105000元；二、被告蒋风杰、孙志梅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志艳自2018年1月22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孙志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77元，由原告孙志艳负担8720元，被告蒋风杰、孙志梅负担165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孙啸宇审判员 黄存仁人民陪审员 宝风山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于新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