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6民终35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强，男，1957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道刚，山东九公（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绿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法定代表人：陈红卫，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梅，山东崇真（芝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红卫，女，195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梅，山东崇真（芝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孙麟，男，198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梅，山东崇真（芝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周昕，女，198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梅，山东崇真（芝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强因与被上诉人烟台绿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丰公司）、陈红卫、孙麟、周昕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4241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道刚、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陈红卫及原审第三人陈红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强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2008年4月2日《烟台绿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纠纷，即股东会决议不存在之诉，属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可知，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请求权。本案显然不属于债权请求权。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被告2008年4月2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原告将其持有的被告股份转让给周昕，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原告签字系他人代签。”“代签”的事实除被上诉人单方陈述外，无任何证据证实。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10万元也并没有支付。上诉人在设立公司时是缴纳了30万元出资款，有2002年9月26日烟台市商业银行进账单、银行询证函及注明“投资款”的收款收据可以证实。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在绿丰公司的公司章程没有另行规定、全体股东也无另有约定的情况下，绿丰公司2008年4月2日的股东会议不符合法律及章程规定。四、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5月6日牟平区委组织部通知原告于当月12日前辞去其任职企业全部职务，原告以丰隆公司、百特公司为涉外企业，手续办理繁琐为由推迟办理的证据充分”没有依据，该份形成于2018年7月30日的烟牟纪发【2018】68号文件，系上诉人2018年4月23日在原审法院起诉后，被上诉人假借与牟平纪委的关系，利用职权插手经济纠纷。且该文件中提到的是丰隆公司与百特公司，与本案绿丰公司没有关系。五、原判决第2页事实与理由部分“2002年9月26日，原告出资30万元与陈红卫、孙立宾共同设立被告，原告占被告30%股份。2004年1月20日原告将20%股份转让给案外人烟台中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凯公司)。”原判决在摘录原审诉状时，摘录不全、错误。原审诉状内容是“2002年9月26日原告出资30万元与陈红卫、孙立宾共同投资，10月11日制定了公司章程，10月14日成立了被告烟台绿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原告占股30%，2004年1月2日原告将20%股份转让给烟台新特投资有限公司(2005年6月10日更名为烟台中凯投资有限公司)。”综上，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共同答辩称：请求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应当受时间限制。请求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如不受时间限制，则使与公司决议效力相关的法律关系随时处于不稳定状态，交易安全无法保障，不能任由这种不稳定状态持续下去，所以必须给相关主体行使这一权利设定一定的期间。另外，公司决议不成立，是决议做出的程序存在严重瑕疵，其本质仍属程序瑕疵，与决议无效事由、决议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有所区别，不应像确认决议无效一样不受任何时效限制。原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后，确认上诉人至迟应于2015年5月12日前知晓诉争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存在，即其权益受到侵害。因此，上诉人在2018年4月23日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已经超出了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诉讼时效相关规定，原审对案件其他事实及法律适用均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008年4月2日绿丰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案件受理费与鉴定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02年9月26日，王强出资30万元与陈红卫、孙立宾共同设立绿丰公司，王强占绿丰公司30%股份。2004年1月20日王强将20%股份转让给案外人烟台中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凯公司）。2008年4月2日在王强不知情的情况下绿丰公司伪造签字，通过虚构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将王强所持绿丰公司股份转让给周昕。原告已依法出资，不违反法律规定，签署了公司章程，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对被告享有股权。原告未参加也未委托他人参加股东会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以上文件涉及原告签名均系伪造，对原告不发生效力，请求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及第三人的答辩理由：现原告并非被告之股东，根据相关规定原告主体不适格，起诉时已不再是被告的股东，诉争的股东会决议于2008年4月2日作出，原告现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王强为国家公职人员，2006年12月任烟台市牟平区沁水韩国工业园管委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2009年12月任该管委主任科员，2017年9月退休。绿丰公司于2002年10月14日经烟台市芝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陈红卫、王强及孙立宾，分别出资40万元、30万元和30万元。2004年1月14日，绿丰公司股东变更为中凯公司、王强和孙立宾，分别出资80万元、10万元和10万元。2008年4月3日绿丰公司股东再次变更为陈红卫、孙麟、周昕，分别出资80万元、10万元、10万元。绿丰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2008年4月2日其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中凯公司、孙立宾及王强分别将各自持有的绿丰公司股份转让给陈红卫、孙麟和周昕。庭审中，王强称2008年4月2日绿丰公司召开股东会其不知晓，更未参加，其中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是他人伪造。绿丰公司及第三人认可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并非王强本人所签，称绿丰公司成立时三股东均未实际出资，王强未提交其作为股东出资情况的证据，不能仅以工商登记记载主张权利。 庭审中，王强称其出资设立绿丰公司，成为绿丰公司之股东，并参与了公司的日常经营；2018年4月23日其自工商行政部门调取绿丰公司档案时发现被人伪造签字的诉争2008年4月2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2008年4月至本案起诉的2018年4月期间，陈红卫作为绿丰公司执行董事，从未召集过股东会，其不知晓股东变更情况，也没有向绿丰公司或第三人主张过股东权益及行使股东权利。绿丰公司及第三人称，因王强原为公务人员，政府不允许公务人员开办企业从事营利性行业，绿丰公司自成立起所有有关王强的相关工商登记中签字等均是委托他人代签，2008年王强多次催促陈红卫变更绿丰公司股东，王强也于当年向政府承诺其未开办企业，也并非企业之股东。 原审法院根据第三人申请，调取的中共烟台市牟平区纪委烟牟纪发[2018]68号文件中载明，牟平区组织部于2015年5月6日书面通知本案王强同月12日前辞去其任职企业全部职务，王强以烟台丰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隆公司）、烟台百特塑化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特公司）系涉外企业，手续办理烦琐为由推迟办理，后王强未按组织要求进行清理，也未向组织如实报告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实际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2002年10月14日陈红卫、王强及孙立宾分别出资40万元、30万元和30万元注册成立绿丰公司，2004年1月14日，绿丰公司股东变更为中凯公司、王强和孙立宾，分别出资80万元、10万元和10万元，2008年4月3日绿丰公司股东再次变更为陈红卫、孙麟、周昕，分别出资80万元、10万元、10万元的事实清楚。绿丰公司2008年4月2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王强将其持有的绿丰公司股份转让给周昕，该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王强签字系他人代签的事实亦清楚。 2015年5月6日牟平区委组织部通知王强于当月12日前辞去其任职企业全部职务，王强以丰隆公司、百特公司为涉外企业，手续办理繁琐为由推迟办理的证据充分。该情况与陈红卫所称因为政府不允许公职人员从事营利性行业，绿丰公司工商登记中王强之签字均系委托他人代签，2008年王强多次催促陈红卫变更绿丰公司股东，王强向相关部门承诺其未开办企业，也并非企业之股东相符。王强至迟应于2015年5月12日前知晓诉争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存在，即其权益受到侵害。另一方面，王强主张其系绿丰公司股东，起诉前不知晓诉争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存在，然而2008年4月至2018年4月十年间其未向绿丰公司或第三人主张过股东权益及行使股东权利与常理不符。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诉讼时效规定目的是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自己权利，避免权利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王强于2018年4月23日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已逾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其请求确认绿丰公司于2008年4月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绿丰公司的辩解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强对绿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强自行负担（已缴纳）。 二审中，陈红卫提交《关于烟台绿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烟台中凯投资有限公司情况说明》，证明2013年8月份上诉人王强就2008年4月份股权变更事项向烟台市工商局进行投诉，工商局要求第三人出具说明材料并提交证据，孙立宾、衣建成在确认材料真实无误后签名提交工商局备案。2013年8月孙立宾向陈红卫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实2008年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形成后，孙立宾及第三人陈红卫将绿丰公司中王强持有的股份全部进行转让的事实。上诉人对情况说明不认可，主张孙立宾与衣建成应出庭作证，不能证明2008年4月2日股东会召开15日之前，通知了上诉人的事实，且没有股东会的会议记录，不能证明2008年4月2日当天实际召开了股东会。 本院认为，根据中共烟台市牟平区纪委烟台牟纪发（2018）号文件，2015年5月6日牟平区委组织部书面通知王强于当月12日前辞去其任职企业全部职务，向组织如实报告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实际情况的事实清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王强作为公务员应当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王强主张其为公司股东，其应于限定期限2015年5月12日前办理相关手续，并按规定报告个人经商办企业情况，王强未按期履行公务员应尽的义务，故应认定其至迟自2015年5月12日知晓诉争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存在即其权益受到侵害，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其主张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 兰 审判员 王建梅 审判员 韩素华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姜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