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56民初2104号原告：易付军，男，1979年8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成军，重庆圣石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扬，重庆圣石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隆支行，住所地重庆市武隆区芙蓉街道芙蓉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267613181XU。法定代表人：胡付忠，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鑫，该支行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远华，重庆剑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易付军与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隆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武隆支行）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易付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成军、张兴扬，被告农行武隆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鑫、应远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易付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44208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96年12月1日参军入伍，2000年7月5日退伍安置到被告处工作，直至2019年11月22日被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因2019年10月29日家中有事，在当日处理长短款过程中存在瑕疵，被告便以原告截留、挪用、侵占客户或本单位资金为由，于2019年11月6日对原告作出渝农商行武隆支行人电邮（2019待32号）待岗1个月的处理决定，又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了内容不同的两份[2019]595号《关于解除易付军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对原告在处理长短款过程中存在的瑕疵行为，被告的处罚依据不公开、不合法，对同一行为作出多次处罚，对原告行为定性不准确，且适用的规章制度不合法、不准确、不适当、不完整。原告据此向重庆市武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明显忽视了原告的主张，违背最基本的证据适用规则，不对双方争议部分作出任何分析说明，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希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农商行武隆支行辩称，原告诉称参加工作的时间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均属实，但原告称其系因处理长短款存在瑕疵而被被告解除劳动合同不属实。2019年10月29日16时23分37秒之前，原告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现金业务中出现长款，16时30分同事王春梅给原告易付军卡把时，原告并未报告长款，17时07分原告下班也未将长款记账。此时原告的行为已经违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第五十一条（六）项“违反现金业务管理规定，违反规定处理长短款的”规定。从当日监控视频中可见，原告将出现的长款161元从款箱中隐秘性的放入自己的衣服口袋，藏匿现金的动作充分证明原告属故意违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十二）项“截留、挪用、侵占客户或本单位资金的”的行为，应给予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原告诉称被告针对同一违规行为作出两次处理和两份内容不同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的事实不成立，2019年11月6日被告作出的渝农商行武隆支行人邮（2019）32号《关于易付军待岗学习的通知》是送达给原告所属的XX分理处，是为了便于查清原告易付军的违规事实，通知XX分理处对原告的工作进行临时安排，并非针对原告作出的处理意见。针对原告的违规行为，被告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2019）595号《关于解除易付军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被告并未作出两份内容不同的通知，向原告送达的只有这一份解除通知。原告诉称被告的处罚依据不合法、不公开等理由不能成立，原、被告于2009年1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了解并认同被告制定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的各项规定。该规定是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而制定，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被告制定的该处理办法历经多次修改，由总行经制度评审、合规审查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后通过发文形式下发各分行、支行，被告收到该文件后于2017年11月15日进行了转发，并要求各分理处、营业部组织员工学习，并严格遵照执行。原告当时所在的XX分理处于2017年11月20日组织员工进行了学习。2019年7月6日，原告在XX分理处从事库管员工作期间因到岗迟到造成片区业务库款迟延40分钟，被告依照前述处理办法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3000元的处理，原告上缴了罚款。同时，原告于2019年1月1日签署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行为承诺书》中特别承诺“因违反承诺而致触犯法律、法规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本人愿意接受违法违规相关责任追究和处理”，以上事实都充分说明该处理办法是合法的、公开的，且原告是知晓的。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并不属于违法解除，故原告主张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不成立，其据此主张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易付军于1996年12月1日应征入伍，退伍后于2000年7月5日被安置到原武隆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后因企业机构改革、合并等原因，原武隆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注销工商登记后，先后成立武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重庆武隆农村合作银行，2008年6月29日，重庆武隆农村合作银行与重庆市农村信用社及其他重庆市区县的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合并，挂牌成立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付军自2000年7月5日起先后在原武隆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武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重庆武隆农村合作银行工作，自2008年6月29日起继续在农商行武隆支行工作。2009年1月1日，易付军与农商行武隆支行签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劳动合同书》，该合同书记载易付军在农商行武隆支行工作的起始时间为1996年12月1日，双方约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易付军从事主办信贷岗位工作，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为“按照甲方（指农商行武隆支行，下同）制定的相关职责和要求执行”，支付薪酬的具体办法为“甲方相关薪酬管理指导意见”。该合同第二十一条约定：“甲乙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乙方（指易付军，下同）了解并认同甲方所制定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劳动合同管理办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休假管理办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考勤管理办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等制度办法，并愿意严格遵守《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劳动合同管理办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休假管理办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考勤管理办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等制度办法中的各项规定”，该条款的文字内容均以下划线作明显标注。2019年6月起，农商行武隆支行将易付军调职至该行XX分理处工作，任职岗位为综合柜员岗。2019年10月29日XX分理处营业柜台的三名当班柜员为易付军、王春梅和聂江蓉。当日营业过程中，王春梅于14时38分向易付军交付161元破损纸币要求换钞，161元破损纸币分别为面额为20元的人民币8张和面额为1角的人民币10张。但其后王春梅和易付军各自清点钞票，并未完成换钞事宜。当日16时20分左右，易付军在清点自己柜台款箱内的钞票后发现长款（长款系行业术语，指库存现金即实际现金金额大于账面金额），于当日16时22分，从款箱中陆续抽取面额为50元、10元、1元的纸币若干，放至款箱右上角，又用左手快速将抽出的上述纸币大力揉搓成团，之后将成团的纸币从款箱内快速拿出，并放置在腿上数秒后，直接放入自己的衣服右侧口袋中。易付军从款箱内抽取纸币到放入衣服口袋整个过程不足2分钟，期间有观察监控、移动款箱盖、揉搓纸币、佯装从口袋取物等掩饰性动作。当日16时30分，王春梅为易付军卡把复点（卡把复点系行业术语，指经办柜员收付现金或日终结账时，由他人对款箱内的现金金额进行复核清点），发现账实相符，易付军便在交接完毕后于当日17时7分离开柜台，未将拿走的钱交回款箱，也未向当班柜员或分理处负责人主动报告长款情况。当日王春梅下班时经会计主管王丹卡把复点，发现短款160元，王丹遂于当日18时36分向XX分理处主任何胜利汇报了短款情况。2019年10月30日，XX分理处向农商行武隆支行会计结算部报告了短款情况，农商行武隆支行组织调查小组进行初核，调查小组与当班柜员、会计主管和分理处负责人进行了谈话，并调阅了2019年10月29日XX分理处营业柜台的监控录像。2019年10月31日农商行武隆支行对易付军长款不入账一事进行立案调查，2019年11月6日农商行武隆支行人力资源部向该行XX分理处发送邮件，通知XX分理处从即日起待岗学习1个月。2019年11月21日农商行武隆支行以书面传签形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关于对武隆支行XX分理处易付军违规行为追责问责事项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以易付军于2019年10月29日存在隐秘拿走长款、侵占本单位资金161元的违规事实，拟对易付军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当日农商行武隆支行工会委员会作出会议决议，以审议表决通过前述议案为由，同意对易付军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处理。2019年11月22日，农商行武隆支行向易付军发出《关于解除易付军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该通知记载：“你于2019年10月29日在XX分理处任综合柜员岗当班期间，存在私自隐秘拿走长款，侵占本单位资金161元的违规事实，已不适宜在农商行继续工作。根据《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违反现金业务管理规定’（六）‘违反规定处理长短款的’，按第四十六条（二）项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降级至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依据第五十五条‘违反会计核算及其他管理规定’（十二）项‘截留、挪用、侵占客户或本单位资金的，给予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之规定，特对你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即日生效。”法庭审理中，农商行武隆支行和易付军均确认，易付军于2019年11月25日收到前述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易付军于2020年5月12日向重庆市武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农商行武隆支行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944208元和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16381元，重庆市武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渝武劳人仲案字[2020]第111号仲裁裁决，驳回了易付军的全部请求事项。易付军因不服该仲裁裁决，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农商行武隆支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44208元。另查明，2019年10月31日，农商行武隆支行纪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与易付军谈话过程中，问及2019年10月29日现金尾箱是否账实相符时，易付军回答“当日轧账现金、尾箱不相符，多了160元现金，这是之后晓得的。当时卡把的时候是相符的，是王春梅给我卡的把，好像王丹在现场，聂江蓉是在场的”；在问及王春梅短款的事是否与其相关时，易付军回答“当天短款与我有关，下午3:00左右，王春梅拿了8张20元旧钞给我，准备换新钱，有可能我忘记把新钱给她了”；在问及其是否发现自己长款时，易付军回答“我当天16:00发现自己长款，长了160元，我给聂江蓉说过这个事。当时想问王春梅，但是事情一忙就忘记了”“我直接给聂江蓉说的，没有给王春梅说过，王春梅给我卡把时，我让她自己数”；在问及其对自己当天的长款如何处置，有没有讲长款取出放入自己的衣包中时，易付军回答“当时我着急走，我把160元揉成一团放在尾箱角落，后没有放入自己的衣包中。在卡把时怕有长款调监控耽搁时间，我就从尾箱中将长款拿出，卡完把就把尾箱锁了，导致不能再放钱进去”；在问及次日如何向XX分理处说明长款的事时，易付军回答“10月30日，我一早就去了，何胜利和王丹都在，我说了长款的事，说了当时长款后着急走，所以怕卡把时查出长款耽误时间，所以才把钱放在领带里，领带放在铁皮柜上。他们说要严肃处理，何主任说暂不上报”。2019年11月11日，农商行武隆支行纪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再次与易付军的谈话过程中，问及其王春梅事发日调换破钞的票面及金额时，易付军回答“我记得是8张20元的，好像有角角钱的，记不清了，大概是1元钱”；问及其事发日从票箱中拿出的金额时，易付军回答“我记得的应该是161元，有100的，50的，有10元和1元的”；问及其是否有其他需要补充的事实时，易付军回答“有，我当时多钱后，是给聂江蓉说了的，多160元，并且她说差60元，让我给她，我让她把监控调了再处理这个事，钱还不敢给她”。2019年10月30日和2019年11月20日，易付军分别向农商行武隆支行退回2019年12月29日的长款160元和1元。还查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修订稿），并于2017年11月2日将该处理办法印发给各分行、支行。2017年11月15日，农商行武隆支行将前述处理办法转发给各分理处、营业部。修订后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本行所有员工”；第四条规定“处理方式：（一）经济处罚：扣减薪酬、罚款、赔偿；（二）纪律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三）其他处理：责令限期改正、责令书面检查、约谈、违规积分、诫勉、调离原岗位、通报批评、停职检查、待岗、降职、免职、责令辞职或引咎辞职、解聘专业技术职务、解除劳动合同等。以上处理方式可以并用”；第四十六条规定“违规行为的处理标准，按照具体行为的性质、情节及后果，主要有下列四种，同时造成资产损失的，还要按照第三章第二节有关规定赔偿：……（二）未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罚款或扣减薪酬处罚；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至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降级至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第五十一条规定“违反现金业务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至（七）项按第四十六条（二）项处理，（八）至（十）项给予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六）违反规定处理长短款的……”；第五十五条规定“违反会计核算及其他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至（九）项按第四十六条（二）项处理，（十）至（十二）项给予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十二）截留、挪用、侵占客户或本单位资金的……”。2019年5月17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各分支行、营业部印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现金业务管理办法》，该办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柜员收付现金或尾箱碰库时发现长、短款，业务库盘库中发现账实不符的，应立即报告并及时查找。当天未查明原因的，按照普通、较大和重大差错类型，经应对的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分支行会计部门负责人、分管行领导批准后挂账。……”再查明，2007年12月起，易付军在农商行武隆支行江口分理处主办信贷或信贷客户经理岗位工作。2014年12月，易付军因工作期间与客户之间频繁发生资金往来，利用本人账户为客户过渡资金，同时违规为其直系亲属的民间借贷提供见证和担保等行为，被农商行武隆支行作出记大过处分。2019年1月1日，易付军在农商行武隆支行黄草分理处工作期间，签署《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行为承诺书》，承诺工作、生活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本行各项规章制度，恪守职业操守，严格遵守监管部门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有关的禁止性规定，并承诺“因违反本承诺而致触犯法律、法规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本人愿意接受违法违规相关责任追究和处理”。2019年7月6日，易付军系农商行武隆支行XX分理处当班出库人员，因其迟到40分钟未按时到岗，造成出库延迟致使片区多个分理处不能正常办理业务。农商行武隆支行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关于易付军同志延迟款箱出库违规行为处理情况的通报》，按《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一）项“迟到、早退、旷工或长期消极怠工的，按第四十六条（二）项未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罚款或扣减薪酬处罚；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至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降级至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决定对易付军罚款3000元，全行通报批评，并责令其提交书面检查。另，易付军提交的个人纳税明细显示，农商行武隆支行从2019年1月起至2019年12月期间向易付军发放的工资薪金扣除2018年度的一次性奖金外总额为144712.38元，2020年1月农商行武隆支行向易付军发放2019年度一次性奖金58833.43元，又于2020年5月向易付军发放工资薪金5646.54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法庭陈述，原告提交的渝武劳人仲案字[2020]第111号《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男性应征公民入伍批准书》《重庆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介绍信》《义务兵退出现役登记表》《关于易付军待岗学习的通知》《关于解除易付军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通话录音光盘、《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2015年版），被告提交的监控视频录像光盘、《XX分理处监控调阅记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劳动合同书》《关于解除易付军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关于职工代表大会表决结果的通报》《关于印发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的通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2017修订版节选）《关于印发现金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现金业务管理办法》（节选）《关于转发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的通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访谈笔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谈话笔录》《认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行为承诺书》《关于易付军通知延迟款箱出库违规新闻给处理情况的通报》《武隆支行谈话记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武隆支行谈话笔录》《关于易付军通知侵占长款违规行为审理报告》《关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通知》《关于对XX分理处易付军违规行为追责问责的议案》《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武隆支行第三届职工（工会）代表名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武隆支行第三届职工（工会）大会签到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武隆支行职工代表大会表决意见书（汇总表）》、农商行武隆支行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记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武隆支行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关于职工代表大会表决结果的通报》、仲裁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为凭，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事实相关联，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照片拟证明农商行武隆支行制作发布的《关于解除易付军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存在另一版本，但该证据并未注明来源，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信访事项告知书》《易付军同志关于要求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武隆支行保存监控的申请》，被告虽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因这两份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关联性，本院亦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会议学习记录》，并无参会人员签到记录，不能证明原告参与了会议，故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易付军2019年1月至11月收入明细表》，系被告单方制作，且被告未提供相应的工资支付凭据予以佐证，故不能将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易付军参军退役后即进入原武隆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工作，多年来原武隆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历经数次企业体制改革、分立合并等，劳动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由农商行武隆支行承继，农商行武隆支行认可将易付军入伍服役期间的工龄纳入工作年限，故本院确认易付军与农商行武隆支行于1996年12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双方于2009年1月1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书面劳动合同，对工作内容、薪酬标准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项作出明确约定，其中对易付军工作期间应当遵守的规章制度作出了明显的提示。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双方都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农商行武隆支行于2019年11月22日以易付军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作出《关于解除易付军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以下简称解除通知），并于2019年11月25日将该通知送达易付军，通知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农商行武隆支行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以及是否因此向易付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关于农商行武隆支行解除与易付军的劳动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确认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必须同时满足法律规定的程序性条件和实体性条件，也即农商行武隆支行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必须合法，且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必须成立。从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来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及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之规定，农商行武隆支行拟以易付军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向工会提交了《关于对XX分理处易付军违规行为追责问责的议案》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应当认定农商行武隆支行解除劳动合同已事先征得了工会的同意。之后，农商行武隆支行制作书面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并直接送达易付军，从形式上看符合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程序。易付军诉称农商行武隆支行发出的书面解除通知存在内容不一致的两个版本，但并未举示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从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上看，审理已查明，农商行武隆支行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易付军在2019年10月29日发现款箱长款而未按制度报告并擅自将长款拿走，严重违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的规定。本院认为，易付军的行为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农商行武隆支行制定的处理办法是否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农商行武隆支行虽未提供证据证明处理办法是何时经过合法的民主程序制定，但2009年1月1日双方签订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劳动合同书》将该处理办法明显标注为易付军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应当遵守的规章制度。2017年10月，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对前述处理办法进行修订，并将修订后的处理办法向重庆市各分行、支行印发，易付军于2019年1月1日签署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员工行为承诺书》中也明确记载其承诺接受处理办法的约束，以上事实均足以认定处理办法系经合法程序制定，且其内容已为包括易付军在内的劳动者明确知晓。处理办法的内容具有合理性，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未对劳动者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应当确认其效力。易付军认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非案涉劳动争议的用人单位，故不能直接适用其制定的规章制度，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商业银行，对包括农商行武隆支行职工在内的所有职工采用统一的管理规则和劳动制度，符合该企业的特征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且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已经向农商行武隆支行的劳动者进行了公示和告知，应当对包括易付军在内的职工具有约束力。因此，本院对易付军关于处理办法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及内容不合法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易付军拿走长款的行为是否在处理办法中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农商行武隆支行在解除通知中，将易付军拿走长款的行为认定为处理办法中第五十一条第（六）项“违反规定处理长短款”及第五十五条第（十二）项“截留、挪用、侵占客户或本单位资金”的行为，易付军对其事发日处理长短款时违反现金业务相关规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认为其主观上并无“截留、挪用、侵占”的故意，只是由于自己家中请客不想耽误下班时间暂未报告所致。本案审理中农商行武隆支行提交的事发日监控录像，清晰地展现了易付军发现长款后拿走长款的过程。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清点时发现长款可采取立即报告、记账的方式处理，即使易付军不想耽误下班时间，暂时将长款拿走次日再作处理，也只需从款箱内直接取出相应金额的纸币放置在款箱以外的办公区内即可。但易付军是将长款161元直接放入自己的衣服口袋，拿走长款的过程中两次看向监控摄像头的位置，并伴以揉搓纸币成团、上抬款箱盖遮掩、迅速取走纸币、佯装从口袋取物等强烈掩饰性的动作，目的是使其拿走纸币的行为不被发现。事发当日易付军在同事为其卡把复点时未主动告知长款的事实，次日在农商行武隆支行纪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调查询问中，又否认其将长款装入衣服口袋带走的事实。结合易付军的前述表现，可以认定易付军拿走长款时主观上具有隐瞒、私自占有的意图，故农商行武隆支行在解除通知中将易付军的该行为描述为“私自隐秘拿走长款，侵占本单位资金161元的违规事实”，并无不妥，突出了易付军主观上的“侵占”动机，亦体现了易付军客观上行为的“隐秘”性。据此，应认定易付军拿走长款的行为符合处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六）项“违反规定处理长短款”及第五十五条第（十二）项“截留、挪用、侵占客户或本单位资金”之规定。再次，本案易付军的行为是否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如前所述，易付军的行为违反了处理办法的规定，农商行武隆支行有权依照处理办法作出相应的处理。按照处理办法第五十一条，对易付军违反处理办法的行为可按该处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处理，即“未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罚款或扣减薪酬处罚；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至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降级至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而按照处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对易付军可直接给予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易付军认为，其行为是初次且并未造成任何严重后果，农商行武隆支行仅以其违规处理长款161元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明显不适当也不合法。本院认为，易付军作为农商行武隆支行的工作人员，严格履行其岗位职责是最基本的义务，并且基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相较于其它行业岗位，应承担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易付军从事商业银行信贷、现金业务多年，明知现金业务、会计核算业务的禁止性规定，在工作期间发现长款不但未主动报告，还以隐秘的方式私自带离工作岗位，明显违反基本的工作职责，应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与职业道德的行为。尽管易付军带走的长款金额仅为161元，且事后全部予以退还，但金额的大小和次数的多少并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因此，本院对易付军的前述理由不予采信，结合本案客观事实，确认农商行武隆支行依据处理办法的规定解除与易付军的劳动合同，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至于易付军认为农商行武隆支行在对其作出待岗一个月的处理决定后又解除劳动合同属于重复处罚的主张，本院认为，农商行武隆支行向易付军所属的XX分理处发出《关于易付军待岗学习的通知》，通知易付军待岗学习一个月虽也属于违反规章制度的一种处理方式，但该处理主要是针对易付军在接受调查期间的工作安排，并非最终处理意见，且根据处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待岗学习和解除劳动合同这两种处理方式并非不能并用，故对易付军的该诉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农商行武隆支行以易付军2019年10月29日擅自拿走长款161元的行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按照处理办法的规定决定与易付军解除劳动合同，因其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办法合法有效，易付军亦事实上存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因此，农商行武隆支行单方解除与易付军的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属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易付军主张农商行武隆支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要求其按照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944208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易付军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易付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林妍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周之平书 记 员 黄 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