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27行初106号原告王炳学，男，1952年9月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龙里县；委托代理人李华清，贵州星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住所地都匀市环东中路14号；法定代表人吴胜华，该州政府州长；委托代理人龙兵。被告龙里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龙里县冠山街道太平寺；法定代表人陈曦，该县政府县长；委托代理人李大权，；委托代理人罗勇，贵州晟仲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炳学诉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南州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于2020年6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黔南州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20年7月8日向本院申请追加龙里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里县政府”）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经审查，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追加龙里县政府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炳学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华清，被告黔南州政府委托代理人龙兵，被告龙里县政府委托代理人李大权、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炳学于2019年6月17日向被告龙里县政府申请按照5口人的标准和方案给予原告户征收补偿安置进行协调，被告龙里县政府于2019年7月1日作出《谷脚镇人民政府关于王炳学进行安置补偿及赔偿的协调申请意见》（以下简称《协调意见》）。原告向被告黔南州政府申请裁决，被告黔南州政府于2020年5月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黔南府行复决字［2020］78号，以下简称“涉诉78号复议决定”），驳回原告的复议请求。原告王炳学诉称，原告系龙里县谷脚镇谷远村大坝组村民，其户拥有5口人，分别是户主王炳学、配偶曾方英、长女王辉红、外孙雷文鑫、二女王俊。原告一家5口人在谷远村大坝组建有453.36平方米的建筑，2011年因建设中铁生态城项目，原告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2013年4月8日，被告龙里县政府成立的贵龙经济带指挥部组织相关人员予以拆除。2015年12月21日，被告龙里县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决定书》（龙府房征安补决字［2015］01号，以下简称“1号补偿决定”）。原告不服诉至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6）黔27行初16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6）黔行终66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3886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理由和依据是行政协调、行政裁决前置。故原告于2019年6月17日向被告龙里县政府申请协调，被告龙里县政府于2019年7月1日作出涉诉《协调意见》，并于2019年10月12日向原告送达。原告对该《协调意见》涉及到5人按3人补偿安置的标准不服，向被告黔南州政府申请裁决，被告黔南州政府未对原告的申请事项进行裁决，以此事经生效判决确认，驳回原告的申请。原告认为，首先，原告的申请类别系行政裁决申请，而非复议申请；其次，原告申请裁决的行为系2019年7月1日作出的《协调意见》（新的行政行为），而非2018年12月27日作出的《关于王炳学进行安置补偿的协调申请的意见》（旧的行政行为）；第三，按照法律规定，被告黔南州政府应当依法作出行政裁决而非行政复议；第四，被告黔南州政府适用驳回原告的申请也属于适用法律不正确，行政复议法规定并无驳回的情形，只有维持、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原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一、撤销被告黔南州政府于2020年5月6日作出的涉诉78号复议决定；二、判令被告黔南州政府对原告申请裁决的事项作出行政裁决，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安置方案、人口核定方案；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一、撤销被告龙里县政府于2019年7月1日作出的《协调意见》；二、撤销被告黔南州政府于2020年5月6日作出的涉诉78号复议决定；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原告身份证及户口本，用以证明原告身份情况及家庭成员情况。第二组证据：2.涉诉78号复议决定，用以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之一；原告的诉权和起诉期限；原告申请的事项系对《协调意见》不服申请行政裁决而非复议；收到时间系2020年5月22日。第三组证据：3.《行政裁决申请书》；4.《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信有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20号）第10条；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用以证明：原告对《协调意见》不服依法向被告提出裁决申请而非复议；被告系作出裁决的法定机关，有对《协调意见》作出行政裁决的义务；协调前置、行政裁决前置；被告作出复议决定和驳回申请无法律依据。第四组证据：8.领取补偿款凭证、农村信用社现金缴款单及存折复印件；9.缴纳养老保险现金凭证。用以证明王辉红在房屋被征收前一直在案涉房屋的辖区居住生活、缴纳保险。被告龙里县政府对原告所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三组证据，认为法律法规不应当作为证据提交，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四组证据，认为原告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提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法庭应当对该组证据不予组织质证，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不能直接客观的反映真实情况。被告黔南州政府对原告所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与被告龙里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龙里县政府辩称：一、被告于2011年12月30日作出的《关于印发贵阳城市经济圈贵龙城市经济带中铁项目区域内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龙府办发［2011］308号，以下简称《安置补偿方案》）及于2012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印发贵阳城市经济圈贵龙城市经济带项目区域内拆迁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的通知》（龙府办发［2012］837号，以下简称《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系被告在合法权限内颁发的规范性文件，对本行政区域或管理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2012年，因国家建设需征用原告所在区域的土地及房屋，原告户居住的房屋在黔府函［2009］223号《省人民政府关于龙里县县城总体规划的批复》和黔府用地函［2011］681号《省人民政府关于龙里县2011年度第七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批准的征收范围内。被告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征用土地方案后，立即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县城总体规划及贵龙城市经济带开发建设的相关要求和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制定了《安置补偿方案》，并于2011年1月13日在征用土地所在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了被征用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后，经被告批准后由本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同时，通过对贵阳城市经济圈贵龙城市经济带项目区域内人口情况进行调查模底，征求整理多方意见，并综合相关情况，反复进行核查和会议讨论研究，结合本区域内的人口实际情况，特制定了《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由被告批准后予以公告并由本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该《安置人口核定方案》应视为被征收土地范围内对土地、房屋征收的补偿标准的部分内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规定，被告完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实施相关征收工作，所颁发的《安置补偿方案》和《安置人口核定方案》并不违法。原告因其长女王辉红及外孙雷文鑫不满足上述《安置人口核定方案》中安置人口安置认定政策，不能获取安置房屋，虽然原告多年为其家庭争取利益的精神被告予以理解，但根据原告多年信访及各级部门答复，还有各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皆一致认为原告长女王辉红及外孙雷文鑫不符合被告颁发的《安置人口核定方案》中的人口安置认定政策。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龙里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了以下证据：1.《龙里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贵阳城市经济圈贵龙城市经济带中铁项目区域内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龙府办发[2011]308号）,用以证明2011年12月30日，被告龙里县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安置补偿方案》并将相关法律依据及征收安置补偿具体方案予以公布，且经过合法程序公告。2.《龙里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贵阳城市经济圈贵龙城市经济带中铁项目区域内拆迁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的通知》（龙府办发[2012]88号），用以证明被告龙里县政府发布的《安置人口核定方案》对安置方式和安置人口核定进行了明确规定。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行终664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3886号《行政裁定书》,用以证明经诉讼各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一致认为原告长女王辉红及外孙雷文鑫不符合《安置人口核定方案》。原告对被告龙里县政府所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合法性不认可，1.认为该文件的制定主体和制定程序均不符合相关行政立法程序规范，该文件是办公室文件，不是人民政府的主体，不是由政府签发、制作、公布；2.该文件制定的法律依据有无上位法的依据，被告应当予以举证证明；3.制定的程序是否遵循了法律的立项、起草、公布等，应当由被告举证证明，尤其是公布。对2号证据，与1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另外，对该文件合法性的问题，第五条第三款与上位法相互矛盾，与妇女儿童保护法相互矛盾，政府制定时是否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第二条第十九款，有个起止时间规定，是否有上位法依据，这是该文件的不合法之处。对3号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两份法律文书只是证实本案产生的行政争议应当先由政府进行协调，协调不成，再由政府裁决，后才能进行诉讼；这两份文书只是解决程序性的诉讼问题，未对双方争执行政争议法律关系进行实体审理，所以两份文书不能直接证实被告所作的协调意见的合法性。被告黔南州政府对被告龙里县政府所举示证据均无异议。被告黔南州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被告于2019年10月30日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经过审查、核实原告的申请书、证据和相关书面材料，及被告龙里县政府提交的答复书、相关证据和依据等书面材料后，被告于2020年5月6日作出决定并送达原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二、被告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系龙里县谷脚镇谷远村大坝组村民，其户口本上记载有5口人，分别是户主王炳学、配偶曾方英、长女王辉红、二女王俊、外孙雷文鑫。2011年12月30日，被告龙里县政府印发《安置补偿方案》，对征收补偿范围、补偿原则、补偿方式等予以规定。原告户所建的房屋在被告龙里县政府贵龙城市经济带项目的拆迁范围内。在征收协商过程中，被告龙里县政府以王辉红婚嫁外地，不以本区域资源作为基本生存生活条件的人口，不予认定为建房安置对象的规定，认定原告户只按3口人进行建房安置，故原告与被告龙里县政府未能签订安置补偿协议。2013年4月，被告龙里县政府对原告的房屋实施强拆，该强拆行为已被龙里县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行政判决确认为违法，并责成被告龙里县政府在一个月内采取补救措施，依法对原告户进行安置补偿或赔偿。2010年底，原告长女王辉红在谷远村大坝组修建简易房屋，2012年5月18日龙里县住建局向王辉红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龙住建告字[2012]051801号），告知王辉红擅自在谷远村大坝组建设房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告知其限期拆除。同日，龙里县国土资源局向王辉红作出《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告知书》，责令王辉红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2012年5月23日，龙里县住建局向王辉红作出《告知书》，告知其对位于谷远村大坝组的违法建筑依法拆除。其后，王辉红所建房屋被被告龙里县政府以违章建筑予以拆除，王辉红签字领取了相关补偿款。2015年12月21日，被告龙里县政府对原告作出1号补偿决定，决定对原告户按3口人进行安置。原告不服该1号补偿决定及《安置人口核定方案》，向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2016）黔27行初16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黔行终66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3886号行政裁定，以原告未经行政协调、行政裁决前置程序，直接起诉《安置人口核定方案》，违反法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遂于2019年6月17日向被告龙里县政府申请协调，被告龙里县政府于2019年7月1日作出《协调意见》。原告不服，向被告申请裁决。另查明，原告长女王辉红，2005年5月结婚，出嫁地为遵义市桐梓县，2006年5月生育雷文鑫，婚后王辉红未将户口迁往出嫁地，其子雷文鑫出生之后户口也是登记在谷远村大坝组王炳学户口上。王辉红称其结婚后在谷远村生活。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王辉红生于谷远村，在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分得有责任田、口粮田。2011年12月，王辉红因土地被征收领取了征地补偿款，也办理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王辉红在出嫁地未分得土地，未修建房屋，也未获得其他安置福利。王辉红称其在出嫁之后农忙时节在家务农，农闲时候在贵阳打工。被告龙里县政府确定王辉红不在谷远村长期居住生活，是依据王辉红的结婚证和离婚证进行确定。被告复议认为，针对本案纠纷及原告的复议请求，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曾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2016）黔27行初16号行政判决，明确“第一，被告按照龙里县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第四项第（一）条关于婚嫁外地户口未迁出，不在本区域内长期居住，且不再以本区域资源作为基本生存生产生活条件的人口及其子女可直接不予认定为建房安置对象的规定，认定原告户中的王辉红及外孙雷文鑫不符合拆迁安置对象，而对原告户只按3口人进行拆迁安置并无不当，因王辉红2005年婚嫁外地不在被征收区域和户籍所在地内长期居住，且王辉红所建房屋其已经选择了货币补偿，签订了补偿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原告要求再给王辉红安置房屋不符合《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的规定。其二，被告颁发的《安置人口核定方案》，原告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证明该方案违反相关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并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之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6）黔行终664号行政判决中认为“龙里县政府按照《人口核定方案》的规定，对原告户进行安置补偿，所作安置补偿决定内容并无不当。该方案系经龙里县政府批准实施，并不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原告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3886号行政裁定同样也驳回原告的再审请求。因此，本案原告的裁决请求，在已被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明确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其再向被告申请裁决该争议，缺乏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撑，故对其复议请求，被告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作出的涉诉78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黔南州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示了以下证据，用以证明其作出的涉诉78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1．《行政裁决申请书》；2．涉诉78号复议决定；3．《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4．《答复通知书》；5．黔南府行复听字（2020）1号；6．《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7．邮件物流详情单；8．（2016）黔27行初16号《行政判决书》；9．（2017）最高法行申3886号《行政裁定书》。原告对被告黔南州政府所举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1—9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和《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十条规定，本案产生的争议是经县政府协调作出的《协调意见》，对该意见不服，法律规定的程序是向涉案用地征地批准机关申请行政裁决，而这个项目的批准用地机关是贵州省人民政府，又根据国法35号通知，针对这项裁决的政府又是参照行政复议法，向作出意见书的上一级政府申请裁决，法律没有规定州政府可以按照复议形式进行受理并作出决定，其应当按照裁决程序进行，就算按照复议形式受案，被告也没有复议驳回的权利，故复议机关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告龙里县政府对被告黔南州政府所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原、被告所举示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真实合法，能够证明本案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系龙里县谷脚镇谷远村大坝组村民，1994年9月1日由被告龙里县政府颁发《承包土地使用权证》，人口五人。原告户有正式户口五人：户主王炳学、配偶曾方英、长女王辉红、二女王俊、外孙雷文鑫。2012年，因国家建设需要征用原告所在区域的土地及房屋，原告户居住的房屋在《省人民政府关于龙里县县城总体规划的批复》（黔府函[2009]223号）和《省人民政府关于龙里县2011年度第七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11]681号）批准的征收范围内。原告对征收无异议，并已领取土地补偿款，只对被告龙里县政府核定人口安置人数的房屋安置面积有异议，其要求对外嫁女王辉红、外孙雷文鑫进行房屋安置。被告龙里县政府按照2012年5月11日颁发的《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第四项第（一）条关于婚嫁外地户口未迁出，不在本区域内长期居住，且不再以本区域资源作为基本生存生产生活条件的人品及其子女可直接不予认定为建房安置对象的规定，认定原告户中的王辉红及外孙雷文鑫不符合拆迁安置对象，对原告户只按3口人进行拆迁安置，原告要求按户口5人进行安置，双方发生争议，未能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3年4月，被告龙里县政府对原告的房屋实施强拆，该行政行为被龙里县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行政判决确认为违法并责成被告龙里县政府在一个月内采取补救措施，依法对原告户进行安置补偿或赔偿。王辉红所建房屋其已经选择了货币补偿，签订了补偿协议，领取了补偿款。2015年12月21日，被告龙里县政府对原告作出1号补偿决定：1.对原告户进行安置补偿，安置原告、曾方英、王俊三人每人60平方米安置房共计180平方米；补偿原告户产权调换后剩余房屋面积154.36平方米及附属设施等相关费用共计136139.36元；2.补偿财物损失6631元；3.补偿原告户租房费用15500元。原告不服该决定，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被告龙里县政府作出的1号补偿决定对原告户房屋征收安置按3口人进行安置及其不予赔偿强拆房屋遗失的5000元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被告龙里县政府对原告户按5口人进行拆迁安置；赔偿强拆房屋遗失的5000元经济损失；确认《安置人口核定方案》违法。本院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2016）黔27行初16号行政判决认为，第一，被告龙里县政府按照《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第四项第（一）条关于婚嫁外地户口未迁出，不在本区域内长期居住，且不再以本区域资源作为基本生存生产生活条件的人口及其子女可直接不予认定为建房安置对象的规定，认定原告户中的王辉红及外孙雷文鑫不符合拆迁安置对象，而对原告户只按3口人进行拆迁安置并无不当，因王辉红2005年婚嫁外地不在被征收区域和户籍所在地内长期居住，且王辉红所建房屋其已经选择了货币补偿，签订了补偿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原告要求再给王辉红安置房屋不符合《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的规定。其二，被告龙里政府颁发的《安置人口核定方案》，原告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证明该方案违反相关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并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其三，《安置人口核定方案》应视为被征收土地范围内对土地、房屋征收的补偿标准的部分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过程中确定的土地补偿有异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土地权利人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原告要求确认《安置人口核定方案》规范性文件违法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第二，被告龙里县政府强拆原告房屋时对其房屋内物品进行了证据的诉讼保全，该证据证明其房屋内物品未有5000元人民币现金，对要求被告龙里县政府赔偿5000元人民币现金的请求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的（2016）黔行终664号行政判决认为，被告龙里县政府按照《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的规定，对原告户进行安置补偿，所作安置补偿决定内容并无不当。该方案系经龙里县政府批准实施，并不违法。原告称强拆房屋时有5000元人民币现金贵遗失要求赔偿无证据支持，其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原告不服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3886号行政裁定认为，原告未经行政机关先行协调、裁决，即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对《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符合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原审法院对《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的合法性未予评判的情况下，原告认为该户按3口人进行建房安置违反法律规定，缺乏充分理由，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请求。原告遂于2019年6月17日向被告龙里县政府申请协调，被告龙里县政府于2019年7月1日作出《协调意见》：原告长女王辉红及外孙雷文鑫不符合《安置人口核定方案》中予以建房安置的对象，故只能采取货币补偿，不予进行人口安置。原告向被告黔南州政府申请裁决，被告黔南州政府复议认为，针对本案纠纷及原告的复议请求，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曾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2016）黔27行初16号行政判决，明确“第一，被告按照龙里县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第四项第（一）条关于婚嫁外地户口未迁出，不在本区域内长期居住，且不再以本区域资源作为基本生存生产生活条件的人口及其子女可直接不予认定为建房安置对象的规定，认定原告户中的王辉红及外孙雷文鑫不符合拆迁安置对象，而对原告户只按3口人进行拆迁安置并无不当，因王辉红2005年婚嫁外地不在被征收区域和户籍所在地内长期居住，且王辉红所建房屋其已经选择了货币补偿，签订了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原告要求再给王辉红安置房屋不符合《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的规定。其二，被告颁发的《安置人口核定方案》，原告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证明该方案违反相关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并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行终664号行政判决中认为“龙里县政府按照《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的规定，对原告户进行安置补偿，所作安置补偿决定内容并无不当。该方案系经龙里县政府批准实施，并不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原告不服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高法行申3886号行政裁定同样也驳回原告的再审请求。因此，本案原告的裁决请求，在已被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明确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其再向被告申请裁决该争议，缺乏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撑，故对其复议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被告黔南州政府遂于2020年5月6日作出涉诉78号复议决定，驳回原告的复议请求。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诉讼请求如前所述。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第四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公布的法律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法的规定为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下级行政机关批准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批准机关为被申请人。依照前述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因此，本案审查的对象是被告黔南州政府作出的涉诉78号复议决定是否合法。首先，根据前述法律、法规规定，被告黔南州政府有作出本案复议决定的主体资格和相应职权。其次，被告龙里县政府制定的涉案《安置人口核定方案》第二条关于安置人口确定的一般条件规定：（一）安置对象应是在本区域内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人口；（二）安置对象应当以本区域内的土地、山林资源为基本生存条件和生产生活来源的人口；（三）有特殊情况甄别处理。第四条关于可直接不予认定为建房安置对象的几种情况规定：（一）婚嫁外地户口未迁出，不在本区域内长期居住，且不再以本区域资源作为基本生存、生产、生活条件的人口及其子女。本案中，王辉红于2005年婚嫁外地，不在被征收区域和户籍所在地内长期居住，故被告龙里县政府认定原告户中的王辉红及外孙雷文鑫不符合拆迁安置对象，而对原告户只按3口人进行拆迁安置并无不当。被告黔南州政府据此作出涉诉78号复议决定，驳回原告的复议申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诉请撤销涉诉78号复议决定，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龙里县政府作出的《协调意见》，因该《协调意见》系程序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故原告诉请撤销该《协调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十）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王炳学要求撤销被告龙里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1日作出的《谷脚镇人民政府关于王炳学进行安置补偿及赔偿的协调申请意见》的起诉。二、驳回原告王炳学要求撤销被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2020年5月6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黔南府行复决字［2020］78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炳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的，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游昌新审 判 员  金长虹人民陪审员  楼裕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王晓宏书记员肖年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