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始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22民初737号原告：陈文斌，男，汉族，1988年11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始兴县。被告：黄程，女，汉族，1987年2月4日出生，户籍地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现住广东省始兴县。被告：何驿林，曾用名何涛，男，汉族，1986年8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始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程，身份同上。原告陈文斌与被告黄程、何驿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文斌、被告黄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陈文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退还原告在原始兴县天元健身汇办理的全民健身卡700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黄程于2015年11月26日，在始兴县***************至27-209号（天元帝景）注册“始兴县天元健身汇”个体工商户。在其经营健身汇期间，原告于2019年1月4日，办理了付700元押金的全民健身卡，但没有向原告开任何收据及发票，承诺一年内打卡满120次，每次1小时方可退押金700元。原告于2019年1月4日激活健身卡并开始使用，在健身卡使用过程中，原告按要求多次在天元健身汇打卡签到健身锻炼。时至2019年8月8日，被告方在没有告知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在天元健身汇门口张贴了“通知”，意思是暂停天元健身汇营业，通知天元健身汇会员到美景园健身。目前美景园和天元健身汇营业场所均已关闭，导致会员卡办了也无处健身。经原告了解到，被告因久拖健身教练的工资问题，导致教练纷纷辞职，根本无法开展课程。被告甚至无法维持健身汇的正常营业，存在欺骗消费者行为，目前原告已与其他会员一起到派出所报案登记信息，也向工商执法部门登记反映了情况。后经原告查实，被告于2019年1月10日因“其他原因”被注销，作为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的负责人黄程，需要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再则，本案始兴县天元健身汇是由两被告以家庭财产共同经营的，应以两被告的家庭财产承担偿还责任。即使是黄程的个人债务，因本案中的债务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两被告又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不存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两种“除外”情形，因此，本案债务应按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综上所述，请求贵院判如所请。被告黄程、何驿林辩称，第一，关于原告陈文斌提交的2019年1月4日的700元保证金收款单据，并非是与答辩人签订，其实际签订人与收款人为天元健身汇的转让者洪登蓬。与答辩人无关。第二，答辩人于2018年12月25日己与洪登蓬签订了转让天元健身汇的转让协议及申明，协议与申明己说明自2018年12月25日起天元健身汇的所有资产及会员后续服务正式移交给洪登蓬负责，自那日起天元健身汇的所有债权与债务均与黄程无关，也就是说自2018年12月25日起天元健身汇的实际所有人为洪登蓬。那么2019年1月4日原告办理的付700元押金的全民健身卡，承诺一年内打卡满120次，每次1小时方可退押金700元的健身服务合同事实是与洪登蓬签订的，答辩人并不知情，也未有任何授意。第三，关于原告所述2019年8月8日天元健身汇门口张贴的“通知”暂停营业，通知到美景园健身，也并非答辩人所出，也是属于后来的经营者洪登蓬所出的通知，并且通知中的美景园健身场所也是由洪登蓬后来注册的始兴县百城体育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旗下的健身场所。且提到的因久拖员工工资问题，导致的无法正常营业，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也均是洪登蓬所为，均与答辩人无关。第四，至于为何2018年12月25日签订转让协议，而在2019年1月10日才正式注销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的营业执照，是因为答辩人在去注销的过程中印章遗失，导致在始兴县**信用社的公账无法及时注销，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必须登报遗失申明15个工作日之后，方可重新备案刻制新的印章再去办理注销手续，故被告于2018年12月20日在南方日报登报公示印章遗失申明，并在期间去公安机关指定的刻章机构刻制了新的印章，在刚好满15个工作日的1月10日，及时前去银行办理了公账注销，并于当日去税务及工商办理了注销证明，因注销工商执照前必须注销完所有用始兴县天元健身汇营业执照办理的所有账户及证件，所以答辩人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流程办理，才导致了为何在2019年1月10日才注销。第五，原告提供的证据“700元健身年卡（保证金）”上加盖的“天元健身汇业务专用章”，并非原始兴县天元健身汇合法的印章，属于与原告实际签订及收款人洪登蓬私自非法刻制，答辩人并不知情。目前答辩人已向公安机关报警洪登蓬非法盗刻印章，也己书面申请法院申请知情证人出庭作证，还原事情真相。经审理查明，被告黄程与被告何驿林于2009年7月8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至今。2015年11月26日被告黄程向始兴县工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成立了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222MA4W3JYX8G，类型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黄程，经营场所始兴县***************至27-209号（天元帝景），经营范围：服务健身、美容美体、瑜伽、拉丁培训、文娱活动策划；零售：预包装食品、健身服饰。该健身汇于2019年1月10日核准注销。被告黄程在经营始兴县天元健身汇（转让方，甲方）期间，于2018年12月25日与洪登蓬（受让方，乙方）签订《转让合同》，合同就甲方将始兴县天元健身汇资产转让给乙方，乙方接收的后续服务的会员及私教课的服务消耗作出约定：一、甲方在合同生效日之前的房租，人员工资、物业费、管理费等其他费用，由甲方支付，合同生效之后的由乙方承担。二、乙方承担本健身汇在籍会员的后续服务成本和运营成本，私教课的课程消耗。合同生效后甲方无需再承担会员的服务合同的兑现。……四、转让费用支付说明。转让费用合计为人民币7万元，分7个月支付，从2019年3月底开始支付，每月底支付1万元。直至付完为止，也可以提前支付完。五、备注。……2.乙方签订合同后，由乙方经营，正常运营的开支由乙方承担。如需要甲方办证的相关的手续，甲方要及时配合。合同生效后，乙方经营会所遇到有需要甲方协助的问题，甲方有义务帮忙到2019年9月底。3.2018年12月25日起，由乙方正式接手运营，合同生效。……等双方权利义务。当天，被告黄程与洪登蓬共同签订一份《申明》，《申明》注明：黄程与洪登蓬一起合租的始兴县***************到209号，以及209B号、211号一共11间门店用作健身房的场地。2018年12月26日及以前的房屋、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均有黄程负责结算，与洪登蓬无关。从2018年12月27日开始及以后至合同截止日，所有的房租、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经双方达成共识均由洪登蓬负责交付结算，与黄程无关。在两人签订《转让合同》及《申明》前的2018年12月初被告黄程退出了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的经营，洪登蓬接手在天元健身汇经营，经营场所、经营范围、经营场所内工作人员均与被告黄程经营期间一致，至2019年1月10日洪登蓬才向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了“始兴县百城体育健身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1月4日，陈文斌因之前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的宣传，与妻子李冬到该健身汇经营场所，由陈文斌通过扫描工作人员提供的微信二维码，向该处工作人员张丽云转账1400元，各办理了陈文斌与李冬两人的“1680元健身年卡”。根据该健身年卡约定“1、本次赠送的全年健身仅限本人使用，不可转让他人，不可停用；2、课程项目为固定时间，由客户自由参加，没有参加视为自动放弃；3、为了保障健身效果，领卡时需交纳700元器械保证金，健身满一年后退还（健身年目标为120次/年，每次健身1个小时，没有健身或没有达到健身年目标的概不退款，退款必须从第一次健身起三百六十五天后退还，由于个人原因在一年内没有达到健身年目标概不退还保证金）”。之后，陈文斌每月数次前往健身汇健身，且每次均达1小时以上。2019年8月8日该健身汇贴出通知“亲爱的会员：下午好！由于健身房大部分器材电源线被人窃走，为各会员的安全考虑，请各会员今晚暂停到健身房运动，不便之处，请多体谅！”之后陈文斌停止到该健身汇健身，并了解到健身汇因拖欠健身教练工资已倒闭，与其他会员到相关部分报案后诉至本院。庭审中黄程抗辩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的经营收入未用于家庭共同生产经营及共同生活，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另查明，黄程与洪登蓬于2018年12月初签订《转让合同》后即将始兴县天元健身汇交付洪登蓬经营，其只对员工及部分老客户口头告知健身汇转让事实，并未采用张贴公告等广而告之方式告知广大客户。洪登蓬在经营期间仍使用黄程原健身汇场所、工作人员、健身器械，健身汇内外围装饰也未作改变。黄程在签订协议后到工商、金融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时，发现其私章遗失，遂于2018年12月20日在《南方都市报》刊登遗失声明。2019年1月10日黄程原经营的“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经工商部门核准注销。自2019年8月后，黄程先后收到本院传票，发现起诉人提交证据1680元健身年卡均盖有“始兴县天元健身汇收款专用章”，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部门查实：广东省公安治安管理系统未查到该枚印章在系统的备案记录。证人张丽云到庭证实，其在洪登蓬经营“始兴县天元健身汇”期间，作为该健身汇的销售，每天向洪登蓬购买10个健身名额后，其与客户签约时，客户通过扫描其微信二维码将服务费转账到其微信账户的形式招揽客户。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证据材料、本院调查材料、开庭笔录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间是否存在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应否共同返还原告健身服务费700元。首先，对于原、被告间是否存在服务合同关系问题。陈文斌因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的健身活动宣传，前往该健身汇，向工作人员转账1400元后办理了“1680元健身年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人表现出了其具有代理权的外观；二是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且善意无过失。对于本案原告陈文斌，其在办理该健身年卡和履行权利义务时并无存在过错，其在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经营地点，向原健身汇工作人员交纳服务费，该工作人员向其出具盖有“始兴县天元健身汇收款专用章”的健身年卡，其有理由相信其是与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签订服务合同，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被告庭审中也确认了其只是口头告知部分老客户健身汇转让之事实，洪登蓬使用“始兴县天元健身汇收款专用章”向陈文斌提供健身卡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相应法律责任依法应由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经营者黄程承担，其未能提供健身卡约定的服务属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服务费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应否由两被告共同承担返还义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被告黄程庭审中抗辩称“始兴县天元健身汇”为其个人经营，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实有其他经济来源作为家庭主要生产、生活经济来源，该健身汇收入未用于家庭共同生产经营及共同生活，故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清偿。两被告在向原告清偿后，可向无权代理人洪登蓬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黄程、何驿林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陈文斌支付服务费7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元（已减半收取），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黄程、何驿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秀珍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朱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