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84民初2119号 原告（申请执行人）：崇州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唐安东路225号。 法定代表人：张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子全，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案外人）：张学明，男，196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忠建，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四川省崇州市兴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三江镇崇新路口。 法定代表人：刘成，经理。 被告（被执行人）：四川省崇州市鸿乐福利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三江镇胜利村2组。 法定代表人：彭钢，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科，四川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刘成，男，196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被告（被执行人）：夏建清，女，1964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科，四川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黄来良，男，196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科，四川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雷志明，男，1956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科，四川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彭钢，男，1968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科，四川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徐良，男，196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三江镇胜利村2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科，四川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杨磊，男，197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科，四川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徐冬梅，女，198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三江镇胜利村2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科，四川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晋元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西桥社区7组。 法定代表人：骆艳琼。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梓恒，四川铭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崇州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小担公司）与被告张学明、四川省崇州市兴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四川省崇州市鸿乐福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乐公司）、刘成、夏建清、黄来良、雷志明、彭钢、徐良、杨磊、徐冬梅、第三人成都晋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元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字〔2019〕42号），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小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子全、被告张学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忠建，被告兴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刘成，被告鸿乐公司、夏建清、黄来良、雷志明、彭钢、徐良、杨磊、徐冬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科，第三人晋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艳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梓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小担公司与兴达公司、刘成、鸿乐公司、夏建清、杨磊、黄来良、徐冬梅、雷志明、彭钢、徐良保证合同纠纷两案，本院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2015）崇州民初字第220号民事调解书：一、兴达公司于2016年2月12日前一次性支付中小担公司代偿本金700万元（并从代偿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违约金35万元、赔偿中小担公司支付的律师费4万元；二、鸿乐公司、刘成、夏建清、杨磊、黄来良、徐冬梅、雷志明、彭钢、徐良对上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2016年3月4日作出（2016）川1084民初164号民事调解书：一、兴达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中担保公司代偿本金300万元及逾期代偿利息295,073.66元（并从代偿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违约金164,753.68元、赔偿中小担公司支付的律师费22,000元；二、鸿乐公司、刘成、夏建清、杨磊、黄来良、徐冬梅、雷志明、彭钢、徐良对上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被告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中小担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分别立执行案号（2016）川0184执402号、（2016）川0184执828号。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2016）川0184执402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了兴达公司在本院执行案款专户案款4,999,232元。2020年5月13日，张学明向本院提出案外人异议，请求排除对案涉执行案款的执行。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2020）川0184执异37号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37号执行裁定），中止在本院（2016）川0184执402号中对本院（2019）川0184执1489号案中存于本院案款专户的执行案款4,999,232元的执行。中小担公司向本院提起申清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中小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恢复对兴达公司在本院（2019）川0184执1489号案中存于案款专户的执行案款4,999,232元的执行；2.本案诉讼费由张学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中小担公司与兴达公司、鸿乐公司、刘成、夏建清、黄来良、雷志明、彭钢、徐良、杨磊、徐冬梅保证合同纠纷，经本院作出（2015）崇州民初字第220号、（2016）川1084民初164号民事调解书。因兴达公司等十被告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中小担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2016）川0184执402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了兴达公司在本院执行案款专户案款4,999,232元。2020年5月13日，张学明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2020年5月19日，本院作出37号执行裁定书，中止在（2016）川0184执402号中对（2019）川0184执1489号案中存于本院案款专户的执行款4,999,232元的执行。中小担公司认为37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和理解法律错误。一、37号执行裁定推翻了本院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的判决，程序违法。关于案涉工程，第三人晋元公司为发包方，兴达公司为承包方，二者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根据合同相对性，兴达公司对晋元公司享有工程款请求权，其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提起诉讼，经本院（2017）川0184民初155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557号民事判决）、成都中院（2019）川01民终2474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474号民事判决），判决晋元公司支付兴达公司欠付工程款共计9,255,769元及利息。该判决确定的是兴达公司对晋元公司享有的权利，不是张学明对晋元公司享有的权利。案涉执行案款4,999,232元，正是兴达公司根据上述生效判决申请强制执行，本院在（2019）川0184执1489号案中执行的款项，依法属兴达公司所有。37号执行裁定认定案涉款项为张学明所有，推翻成都中院的前述民事判决，属于违法认定；37号执行裁定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院无权以裁定方式推翻原判决。 二、即便37号执行裁定程序正确，适用法律亦是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37号执行裁定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案外人是否是权利人应当有登记证书或司法文书、行政决定书等具有公示效力的权利证明文件，张学明没有；第二，张学明的合同文件仅仅表现为债权，其挂靠或借用也好、其他方式表现为张学明财产也好，在兴达公司诉晋元公司的案件中张学明没有主张权利，该债权已由司法文书确定为兴达公司所有。因此，张学明对兴达公司享有的是债权，不是对案涉执行案款享有所有权，在执行案款被冻结前也未取得对执行案款享有物权所有权的生效法律文书，其不能排除强制执行。 三、张学明对兴达公司享有债权，不具有优先受偿性。首先，张学明是否挂靠于兴达公司，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未经实体审查、未经司法确认；其次，即使张学明为实际施工人，其应根据挂靠协议向兴达公司请求转付工程款，享有的是向兴达公司追索债务的债权请求权，张学明根据挂靠合同关系对兴达公司享有债权，二者均为普通债权，张学明对案涉执行案款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8条规定“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意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各债权人独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本案中，张学明对兴达公司的债权尚未经司法确认、未申请执行，即使已经司法确认，已申请执行，中小担公司对执行案款查封在先，依法应优先受偿。综上，37号执行裁定认定张学明对案涉执行案款享有所有权，裁定中止执行，属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和理解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恢复对案涉执行案款的执行。 张学明辩称，一、37号执行裁定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九民会议”纪要精神“坚持实质审查原则”作出的裁判，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1.《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编著）第601页-602页明确：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坚持实质审查原则，以纠正民事执行机构因“表面权利判断规则”可能带来的执行错误，充分保障案外人作为实际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注意的是，其一，在涉及登记、借名、挂靠等名义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况下，不能仅凭权利外观表象即作出裁判，否则会使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目的落空；2.37号执行裁定书正是坚持实质审查原则作出裁定，并不存在推翻判决的问题。（1）崇州法院1557号民事判决书和成都中院2474号民事判决书，虽然是以兴达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但实际是张学明以兴达公司的名义进行诉讼，有关该案的委托代理律师的选择、律师费的支付、诉讼费、保全费的支付、申请执行等均全部是张学明具体操作和完成，兴达公司并未参与，因此可以说在该诉讼案件中兴达公司仅仅为名义上的原告和债权人，在本案的执行异议审查过程中，兴达公司和晋元公司对此均予以认可。（2）正是基于张学明以兴达公司的名义进行诉讼，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执行案款冻结之前，兴达公司向崇州法院出具了委托书，委托张学明收取案涉执行款项，也充分说明兴达公司认可实际案款为张学明个人所有。（3）成都中院2474号民事判决书对“张学明以兴达公司委托代表人身份签署施工合同、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计入工程款、以个人名义直接与晋元公司办理结算的事实”均予以确认，而前述事实就是张学明作为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的关键证据。（4）在执行异议审查过程中，崇州法院审查各方提供的证据和听取各方陈述之后，认定发包人晋元公司明知并认可张学明借用兴达公司的资质进行施工，晋元公司与张学明建立事实上的施工合同关系从而做出裁定，正是坚持了实质审查原则。 二、37号执行裁定书适用法律正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同类案件的裁判原则，张学明对执行案款的权利足以排除中小担公司的执行。1.兴达公司与张学明均认可张学明系借用兴达公司资质承揽崇州市三江镇备战桥安置新居房屋建设工程。晋元公司与兴达公司签订案涉施工合同时，张学明就作为兴达公司的委托代表人签字，晋元公司知晓并认可张学明借用兴达公司资质与其签订合同。因此，晋元公司对张学明作为案涉施工合同实际履行人是明知且认可的，也意味着兴达公司与晋元公司之间并没有订立施工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晋元公司还直接向张学明支付工程款，从未向兴达公司支付过工程款。以上事实说明，本案真实的施工合同关系存在于晋元公司与张学明之间，晋元公司与张学明才是施工合同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建设工程价款是施工人投入劳务、材料等到建设工程中所获得的对价。张学明对案涉工程实际投入，作为投入对价的工程款应由张学明享有，即张学明是案涉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人和给付受领人。2.兴达公司与晋元公司虽然签订了施工合同，但因合同双方均欠缺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施工合同关系未能在双方之间订立，兴达公司不是施工合同权利人。兴达公司向崇州法院出具委托书，委托张学明收取案涉执行款项，也说明兴达公司不具有享有执行案款的真实权利基础。3.本案属执行异议之诉，并非当事人间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张学明借用兴达公司资质承揽工程，兴达公司收取管理费，双方并未形成以建设工程为合同标的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兴达公司享有工程款债权这一前提并不存在，中小担公司关于其对兴达公司享有的债权应优先于张学明对兴达公司所享有工程款债权予以保护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三、兴达公司对案涉工程未投入过任何资金、人力、物力，更未组织施工，案涉工程全部由张学明投入资金、组织施工并建设完成，因此没有张学明的组织施工就没有执行案款，基于公平原则，执行案款也应属于张学明所有。 四、张学明至今仍欠付民工工资，执行案款关系张学明和农民工的生存利益，而中小担公司的执行仅仅涉及其经营利益，其据以执行的基础法律关系也与执行案款和案涉工程无关，基于解决农民工工资和生存利益大于经营利益的衡量原则，执行案款也应属于张学明所有。综上所述，中小担公司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兴达公司、刘成辩称，案涉的款项与兴达公司无关，应该归张学明所有。 被告鸿乐公司、夏建清、黄来良、雷志明、彭钢、徐良、杨磊、徐冬梅辩称，从常理来讲，如张学明的执行异议不成立，会减轻八被告的保证责任，但是八被告均知道张学明与兴达公司系挂靠关系，张学明提出的执行异议成立，案涉款项应当归张学明所有。 第三人晋元公司述称，中小担公司与各被告在本案中对晋元公司的权利义务没有任何影响，但晋元公司为还原事实，列席审判。崇州市三江镇土地整理项目备战桥安置房工程是由张学明借用兴达公司资质与晋元公司合作，且张学明持有兴达公司的特别授权，晋元公司在该项目上不管是款项还是其他交接工作，均直接与张学明联系，其余观点与其他被告一致。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中小担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37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1）中止执行（2016）川0184执402号对4,999,232元案款的扣划。（2）张学明在（2017）川0184民初1557号、（2019）川01民终2474号案中垫付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即张学明明知兴达公司诉讼要求晋元公司支付工程款项，而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证明兴达公司是具有4,999,232元案款的权利主体，而非张学明所有。 证据2.1557号民事判决书、247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1）兴达公司享有对晋元公司的债权，已得到司法确认。（2）在二审庭审中张学明出庭作证（成都中院2474号判决书第19页），其清楚地知道兴达公司向晋元公司主张工程款的债权这一事实。 证据3.（2017）川0184民初1557号案三次庭审笔录，分别是2017年12月20日、2018年9月19日、2018年12月18日，拟证明晋元公司从来就承认工程款项是兴达公司的，没有说过该笔工程款是张学明的，也仅仅认为200万元的借款不是工程款。 张学明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实际上37号执行裁定书说明张学明是以兴达公司的名义诉讼，整个诉讼成本（诉讼费用、保全费）都是由张学明承担，所以张学明不存在明知兴达公司进行诉讼没有提出异议的问题。应当是张学明以兴达公司的名义借名进行诉讼。 对证据2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与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一致。该两份判决也是张学明以兴达公司名义进行诉讼，并不存在张学明明知的问题，是张学明选择实现自己权利的一个方式。在2474号判决生效后向法院申请执行，也是张学明委托律师做的，兴达公司仅仅是为张学明提供盖章的方便，张学明以兴达公司的名义申请执行后，兴达公司于2019年8月21日向崇州法院执行局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该院执行局将案款支付给张学明，兴达公司不参与案款的收款事宜。所以中小担公司所主张的两份判决书所确认的权利，仅仅能够证明兴达公司是名义上的权利人。 对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晋元公司在三次庭审笔录中作为被告参与诉讼，从诉讼背景以及张学明出庭作证来看，应该说晋元公司是明知张学明借用兴达公司的名义进行诉讼。张学明是否真实权利人，应当依据晋元公司与张学明之间涉及的相关案件事实，特别是成都中院2474号判决书所认定。张学明以兴达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晋元公司签订合同，张学明直接与晋元公司办理案款结算，张学明对外以个人名义借款作为工程款等事实来确认真实的权利。 兴达公司、刘成对上述证据无意见。 鸿乐公司、刘成、夏建清、杨磊、黄来良、徐冬梅、雷志明、彭钢、徐良质证认为，对证据1质证意见与张学明质证意见一致。另，张学明通过诉讼从晋元公司收取款项，是一个诉讼目的，借用兴达公司名义进行诉讼，是一个手段方式。 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张学明质证意见一致，成都中院2474号民事判决书中对张学明以兴达公司委托代表人的身份等的事实均予以确认。 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与张学明质证意见一致，该三份笔录中晋元公司与张学明、兴达公司之间实际施工与承包关系、发包关系是清楚的，在成都中院2474号民事判决书中能体现出来。 第三人晋元公司质证意见与张学明质证意见一致，并对张学明在质证中所陈述的事实予以认可。 张学明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协议》《授权委托书》《建筑工程施工协议书》《补充协议》《土地复垦合同》《合同书》《崇州市三江镇古泉新居栏杆安装沟渠改造工程项目合同书》。拟证明张学明借用兴达公司资质签订案涉项目施工合同的事实：张学明以兴达公司委托代表人申请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或张学明以个人直接与济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兴达公司不参与工程，收取1%管理费；由张学明修建工程、收取工程款、处理工程款收支事宜，自负盈亏；晋元公司对此明知并认可。 2.《沥青路面工程承包合同》，收条、领条共14张，四川宇兵腾龙实业有限公司（崇州商混站）三江（张学明）工地对账汇总表6张。拟证明张学明以个人和兴达公司三江镇项目部的名义将安置点路面工程进行分包；张学明支付材料费、人工费的部分凭证共计542万元。 3.成都农商银行进账单14张、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四川省建设单位工程造价预决算书》4张及《古泉村古泉新居广场工程量清单》《古泉新居临时办公室装修及购买家具清单》《总评损坏部分工程量清单》《古泉村新沟渠改造工程量清单》、有骆艳琼、张学明等签字的“三江备战桥办公室装修”《费用报销单》、有骆艳琼、张学明等签名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发包人晋元公司直接或通过项目业主崇州市三江镇备战桥土地股份合作社向张学明支付工程款的部分转款凭证（12,376,498.60元）；晋元公司直接与张学明办理工程的结算，认可施工单位是张学明，结算是直接确认欠张学明工程款，不是欠兴达公司；张学明个人对外借款200万元作为工程款，结算时一并计入工程款。 4.1557号民事判决书、2474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授权委托书。拟证明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已对张学明以兴达公司委托代表人身份签署合同、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计入工程款、直接与晋元公司办理结算的事实予以确认；张学明以兴达公司名义提起诉讼，案件律师费、受理费均由张学明支付。张学明以兴达公司名义申请执行后，兴达公司于2019年8月21日向崇州法院出具委托书，说明案涉工程款属于张学明，应由张学明收取。 5.《三江镇人民政府关于因市人民法院强制扣款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报告》《关于崇州市建设工程的情况说明》、刘成出具的《证明》、兴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三江镇人民政府和古泉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案涉工程全部由张学明投入、执行案款属于张学明所有，因该项目案款未能支付给张学明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产生维稳问题。 中小担公司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中协议是复印件，三性均不予认可。授权委托书是复印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张学明证明目的，只能证明张学明代表兴达公司进行投标谈判、签订合同、收取工程款等事宜，张学明是代表兴达公司从事工作。对《建筑工程施工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恰恰反映了该工程是由兴达公司与晋元公司签订的，张学明仅仅是代表人。也证明了该工程的所有事务由兴达公司承担责任。对《补充协议》三性予以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建筑工程施工协议书》的质证意见一致。对《土地复垦合同》三性予以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前面的两个质证意见一致。对《合同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形成时间是2014年4月22日。从合同纸张来看很新，不是时隔6年的纸张，时隔6年的纸张应该是偏黄的，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可以对形成时间申请鉴定。《崇州市三江镇古泉新居栏杆安装沟渠改造工程项目合书》与本案无关，是张学明个人与晋元公司签订的。张学明将该合同列入工程款项当中，只能证明张学明代表兴达公司与晋元公司签订的这份协议，并非是张学明的个人行为，不能达到张学明的证明目的。沥青路面工程承包合同，属于分包项目，对三性均予以认可，并不能证明张学明个人实施了该行为，仅能证明兴达公司将该项目分包给第三方。而张学明支付该笔工程款也从晋元公司的工程款中支付的，或者说是代表兴达公司支付的。 2.收条、领条共14页，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仅仅是张学明代为兴达公司支付的行为。四川宇兵腾龙实业有限公司三江（张学明）工地对账汇总表6张，真实性无法核实，因为工程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对真实性不予认可。 3.《成都农商银行进账单》14张，三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张学明的证明目的，出票人是三江土地合作社，与本案无关。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只能证明晋元公司付款给张学明是基于兴达公司的委托，是属于收款性的。《四川省建设单位工程造价预决算书》及工程量清单、《情况说明》等三性均予以认可，但只能证明兴达公司已经支付工程款金额，不能证明该款项属张学明所有，因上述证据已经法院一、二审确认属于兴达公司的工程款项。 4.对1557、2474号两份民事判决书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正如中小担公司证明的，工程款是属于兴达公司所有，而不属于张学明所有，不能达到张学明的证明目的。恰恰相反，关于支付诉讼费用、代理费等，能够反映张学明知道兴达公司诉晋元公司支付工程款这一事实。委托书只能证明兴达公司授权张学明收款，至于他们是什么关系是内部问题，与中小担公司无关。 5.对第五组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张学明的证明目的，只能证明该项目由张学明代表兴达公司实际施工，可能垫付过工程款，也就是兴达公司认可张学明实际承包这个项目，这也是兴达公司与张学明的内部管理关系，与中小担公司无关；三江镇人民政府对维稳的报告说明以及对施工情况说明，不符合其行政职权的范围，无权就该工程款的权属作出有社会公信力的法律文件，该工程款早已经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不能推翻。 兴达公司、刘成质证认为，张学明所举出的证据中协议和授权委托是真实的，都是兴达公司或刘成签订。兴达公司从成立之日刘成就是法定代表人。其它证据因为都是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我们没有监管。有兴达公司签字或盖章的材料都是真实的。 鸿乐公司等八被告质证认为，对张学明提交的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张学明的证据已构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均能证明：1.张学明与兴达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了由张学明自己施工，自负盈亏，兴达公司只收取1%的管理费，其他费用均归张学明所有。2.证明了客观上张学明与晋元公司是直接合作，在共同处理三江整理土地房屋安置等事宜。3.证明了晋元公司知道张学明借用兴达公司资质与自己从事建筑施工合作，与张学明进行施工结算，并向张学明支付款项等情形。4.能证明张学明在施工过程中、诉讼中、执行中均是张学明在掏钱做事，均没有兴达公司的参与。 晋元公司陈述意见，对张学明所提供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和所述的事实予以认可。补充一点，兴达公司对张学明的授权原件由晋元公司保管一份，但因晋元公司涉及多个案件，相关资料已全部封存，无法提供。 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在其后结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评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质证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兴达公司与晋元公司、成都市联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一审判决【（2017）川0184民初1557号】后，兴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成都中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川01民终2474号民事判决，晋元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兴达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共计9255769元及欠付资金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7255832.51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从2016年12月3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另一部分以200000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为标准，从2016年12月3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但两部分利息相加总金额不能超过2994999元）。2019年8月23日，兴达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8月29日，本院作出（2019）川0184执1489号之一执行裁定，划拨晋元公司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支行10×××20账户的存款4999232元。现该款存于本院案款专户。 成都中院2474号民事判决书第21页载明“二审中，张学明到庭陈述《情况说明》由其签字，主张该款项不是其投资款而是代联顺公司和晋元公司借支的工程款”及“晋元公司在诉讼中的行为证实其选择了将款项视作项目成本；与《情况说明》中‘如晋元公司不将该款作为项目投资款，建议此款直接作为张学明的项目投资款，或计入项目成本，由项目承担本息’中‘计入项目成本，由项目承担本息’的记载相符合。陈达彬的签字也证实了晋元公司与联顺公司共同同意对这笔款项的处理赋予晋元公司选择权。故本院对该2,000,000元款项的性质认定为工程款”。 另查明，2014年4月9日，兴达公司（甲方）与张学明（乙方）签订《协议》载明“……三江镇古泉村土地整理项目工程由张学明代表公司一个人修建，工程款收支由张学明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张学明承担，公司将按工程的1%收取管理费。”甲方落款处有兴达公司加盖公章及刘成签名及印章，乙方落款处有张学明签字。 2014年4月21日，刘成代表兴达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委托书声明：我刘成系四川省崇州市兴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现授权委托张学明，身份证号：＊＊＊为我公司唯一代理，代表我单位就崇州市建设工程签署投标、进行谈判、签订合同、收取工程款和处理与之相关的一切事务，其中该工程项目由被授权人自负盈亏，与公司无关，特此证明。授权单位兴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落款处有刘成签名，被授权人落款处有张学明签名。 当日，晋元公司（发包人，甲方）与兴达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协议书》，工程地址：崇州市三江镇，工程内容：备战桥安置新居房屋建设。发包人处加盖晋元公司公章及骆艳琼签名，承包人处加盖兴达公司公章，承包人委托代表人处有张学明签名。 2014年4月22日，兴达公司（甲方）与张学明（乙方）签订《合同书》，载明，就兴达公司与晋元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协议由本合同书中的乙方全权负责实施，自负盈亏，甲方不予参与此事项达成一致...除合同价款与支付外，其余内容与前述《建筑工程施工协议书》一致。 2015年6月20日及同年9月18日，晋元公司作为发包人与作为承包人的兴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及《土地复垦合同》，张学明均在兴达公司代表人落款处签名。 2016年3月6日，晋元公司（甲方）与张学明（乙方）签订《崇州市三江镇古泉村新居栏杆安装沟渠改造工程项目合同书》，甲方落款处有骆艳琼签名，乙方落款处有张学明签名。 2016年6月7日，张学明（发包人，甲方）与四川鑫顺川建设有限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沥青路面工程承包合同》，由四川鑫顺川建设有限公司承包三江镇古泉村安置点沥青砼路面全部施工工作。甲方落款处有“兴达公司三江镇项目部”印章，代理人处系张学明签名。 另查明，2014年至2016年期间，张学明向劳务班组及供货商支付若干人工费、材料费。2014年4月至7月，崇州市三江镇备战桥土地股份合作社陆续向张学明银行账户转款。2016年10月，晋元公司两次向张学明银行账户转款。与案涉工程相关的《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预决算书》施工单位均载明为张学明。2019年9月10日，刘成出具《证明》载明，案涉工程项目实际施工人是张学明，所有盈利、亏损由张学明个人承担。同月16日，兴达公司在（2019）川0184执1489号案中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主要为张学明以兴达公司名义与晋元公司签订案涉项目建设施工合同，兴达公司未实际参与工程施工管理及款项的收入支出等。同月20日，崇州市三江镇人民政府、崇州市三江镇古泉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内容与刘成、兴达公司出具的上述证明内容基本一致。兴达公司与晋元公司、联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及律师费均由张学明支付。 本院执行案件卷宗材料显示，2017年5月22日，成都农业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转存27,373,950元至晋元公司上述涉案账户。当天，本院分三次强制扣划共计23,901,816元，现该款项在本院案款账户中。 上述事实，有本院1557号民事判决书、成都中院247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37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协议、授权委托书、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补充协议、合同书、成都农商银行进账单、收条、领条、沥青路面工程承包合同、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预决算书、晋元公司银行账户明细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应就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审理。本案争议焦点是：张学明是否系（2019）川0184执1489号案执行案款的权利人，对本院（2016）川0184执402号案中冻结的（2019）川0184执1489号案中划拨晋元公司的存款4,999,232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张学明对（2019）川0184执1489号案执行案款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理由如下： 首先，张学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相关解释中实际施工人身份。本案中，张学明以兴达公司的名义与晋元公司签订案涉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张学明作为兴达公司的委托代表人、骆艳琼作为晋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别在该协议书上签名。该施工协议书签订后，张学明即自行投入资金、组织人员、采购材料并支付农民工劳务费及其他费用，因案涉工程款的相关诉讼费用均由张学明支付。如：张学明对外个人借款200万元作为案涉工程项目投资款，晋元公司直接与张学明个人办理案涉工程的工程款结算，晋元公司以转款方式直接向张学明支付工程款，兴达公司就案涉工程项目与张学明签署协议，工程完工后及案件执行中出具张学明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该工程与兴达公司无关等证明等。张学明系借用兴达公司资质承揽工程，兴达公司收取管理费。法律虽然禁止借用资质承揽建设工程，但借用资质一方在其施工的建设工程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仍有权获得建设工程价款。故，虽然张学明借用兴达公司资质承揽工程的行为违法，但不能以此否定其获得工程价款的权利。因此，张学明对晋元公司应支付的案涉工程款享有独立的请求权。换言之，张学明作为案涉项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是案涉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人。 其次，货币作为种类物，通常情况下，占有即所有，应当以占有状态确定货币的权利人。但从本案中，本院冻结的晋元公司账户（10×××20）存款来源于成都农业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转存案涉项目款项。该账户被本院冻结后，并无其他项目款项转入。张学明提供的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款项已经特定化。 再次，张学明提供的证据能够支持其主张的债权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建设工程实际施工人可以在发包人欠付建设工程款范围内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现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张学明以兴达公司名义诉晋元公司、联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2474号民事判决确认，晋元公司一次性支付兴达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共计9,255,769元及欠付资金利息。且，本案执行债权金额为4,999,232元，张学明主张的工程价款数额已覆盖案涉债权。综上，张学明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对本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张学明的主张应予支持。 关于中小担公司提出的鸿乐公司、刘成、夏建清、黄来良、雷志明、彭钢、徐良、杨磊、徐冬梅等九被告与本案无关、中小担公司未起诉、本院不应追加该九被告的意见，本院认为，鸿乐公司等上述九被告系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显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八条“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案外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以案外人和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规定，鸿乐公司等九被告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另，本案属执行异议之诉，与前置程序执行异议审查范围和判断标准不同，设置执行异议程序目的在于迅速对案外人的异议成立与否进行判断，一般以形式审查为原则，实质审查为例外。因此，中小担公司关于本院37号裁定程序错误、适用和理解法律错误的主张，在本案中不予评述。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崇州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794元，由崇州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