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07民初237号 原告：重庆斌扬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创新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3GG48R。 法定代表人：周金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来全，重庆金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阁睿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石小路****9-4信用代码91500106358714454X。 法定代表人：雷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重庆百君（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际阳，重庆百君（合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重庆斌扬物资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阁睿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郑曼曼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任贵英、何代芳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3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斌扬物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来全，被告重庆阁睿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邱际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斌扬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斌扬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本金2609376.54元，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损失212328.43元，承担以2609376.54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自2020年1月1日起至本清之日止资金占用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经营销售金属阀门、管件、五金、钢材等产品，被告是一家机电设备安装、消防制冷设备安装等工程的安装企业，双方从2016年开始合作，系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是供货方，被告是购买方。2017年3月2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工矿产品销售合同》，该合同已诚实履行。2017年6月8日，双方签订《销售合同》，约定货款支付在收货后60日内支付80%货款，余下20%货款1年质保期满后10日内付清。2018年6月20日，双方签订《销售合同》，约定货款支付在收到货后1月内付清。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7月29日期间，原告向被告的七个工程（重庆市长寿区晏家安格龙翔药业、九龙坡二郎海腾药业、长寿区晏家欣欣向荣化工、渝北区洛碛春瑞化工、四川岳池县华达药业、九龙坡含谷加工厂、四川岳池县仁安药业工程）供货，由被告现场工作人员刘波、曾祥明、邓程宾、谭金燕、邓显峰、白敏、谢树华、董明海、孙跃、张必文、魏文兵、李扬平、张强、秦逢江在《重庆市销货清单》上签字确定货款金额及货物数量，现场没有签字的部分清单是原告用物流托运的方式运送给被告现场工作人员。2018年6月20日前的供货对应2017年6月8日签订的《销售合同》，2018年6月20日及以后的供货对应的是2018年6月20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是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重庆市销货清单》中确认的货物才是买卖合同关系的全部，原告系根据被告采购部需求的订单送货，超出了合同中供货的范围。2017年11月22日，原、被告对此前的货款结算，确认截止到2017年11月22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949950元，此款到2018年6月前已付清。从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7月29日期间，原告向被告供货2900295.26元，被告仅支付290918.72元后拒不结算和付款，尚欠原告货款本金2609376.54元。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被告应支付逾期支付货款的资金占用损失。原告催收货款未果，遂起诉至本院。 被告重庆阁睿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阁睿斯公司） 辩称，原告陈诉的被告现场工作人员刘波等人均不是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在销货清单上签售的事实不属实，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7月29日原告向被告供货2900295.26元货物不属实，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交易模式是先签合同后送货，送货之后再行结算，结算之后由原告开具发票，然后被告付款。截止目前被告不再欠付原告的货款，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没有事实依据。原告要求按照年6%的资金利息标准计算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庭审结束后，被告向本院提交书面代理意见，其代理意见如下：1.原告出示的《重庆市销货清单》不能作为被告支付货款的依据，《重庆市销货清单》仅能从形式证明货物签收的情况；清单上的签字人不是被告合同签署的代理人，也不是结算的代理人；原告没有证明清单上的签字人为本人签署，被告对清单上签字人签字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清单上确认的单价金额与《销售合同》约定的单价存在不符，货品也存在不一致；《重庆市销货清单》与《销售合同》约定不一致产品的价格没有与被告协商一致；2.原告所申请的证人证言对原告有利的部分证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被告所出示的销售合同及付款依据应当作为被告是否欠付原告货款的依据；4.原告未提供合同外单价由被告采购部确认的书面证据，原、被告双方对货款结算的依据是《销售合同》、合同内清单及被告收货的签收依据，只有在三者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结算，在三者不一致的情况下，需双方达成一致，否则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5.原告基于两份《销售合同》提起的民事诉讼，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应分案进行起诉，不能合并在一起进行起诉；6.按照合同约定，被告支付货款的前提是双方进行了结算且原告开具了发票，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原告没有开具足额发票，故即使法院认定被告欠付原告货款，其付款条件也没有成就。 原告斌扬公司、被告阁睿斯公司围绕诉讼请求陈诉事实并交了证据，经庭审质证后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斌扬公司（供方）与被告阁睿斯公司（需方）于2017年3月21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斌扬公司向被告阁睿斯公司供货（详见合同附件）合计670000元，供方派送货车或以物流方式将合同附件清单的产品在2017年3月31日左右陆续送到需方施工现场，合同以外零星物资只能以物流方式发到青白江及岳池，需方到货运部自提；货物送到需方指定地点验收合格满3个月后一周内付清货款。2017年6月8日，原告斌扬公司（供方）与被告阁睿斯公司（需方）签订《销售合同》，主要约定：需方采购产品、规格及数量如上表（合计329950元）；符合技术标准为按国家最新标准验收，以实际供货单签收金额为准；货到现场验收合格后60个日历内付合同总额的80%，质保金20%，质保期一年，质保期到期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价格含17%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每月10号前寄给需方；需方收货后应7日内组织验收，如有异议应在7日内向供方提出书面异议，逾期视为合格；在履行过程中若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2018年6月20日，原告斌扬公司（供方）与被告阁睿斯公司（需方）签订《销售合同》，主要约定：需方采购产品、规格及数量如上表（包括“安格龙翔项目”和“武胜春瑞项目”，合计106256.70元，其中600元不计入开票中）；符合技术标准为按国家最新标准验收，以实际供货单签收金额为准；货到现场验收合格满一个月一次性付清合同总金额（本合同为电汇、一票制结算），价格为含16%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每月10号前寄给需方；需方收货后应7日内组织验收，如有异议应在7日内向供方提出书面异议，逾期视为合格；在履行过程中若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的七个工程（重庆市长寿区晏家安格龙翔药业、九龙坡二郎海腾药业、长寿区晏家欣欣向荣化工、渝北区洛碛春瑞化工、四川岳池县华达药业、九龙坡含谷加工厂、四川岳池县仁安药业工程）供货，被告现场工作人员收到货物后在《重庆市销货清单》上签字确认。原、被告双方均认可2017年3月21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已履行完毕。原告称其供货主要依据被告采购的需求，并未完全依照《销售合同》约定的供货明细及金额履行，《重庆市销货清单》中2018年6月20日前的供货对应2017年6月8日签订的《销售合同》，2018年6月20日及以后的供货对应2018年6月20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原告在庭审中自认，若《重庆市销货清单》中对应货物的单价与《销售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单价不一致的，以《销售合同》约定的为准。 2017年11月22日，原、被告签署《对账单》确认：1.截止2017年5月31日至2017年11月22日重庆斌扬物资有限公司对账金额329950元，发票已开134375元，发票未开195575元；2.2017年5月31日前对账金额为820000元，已付金额200000元，未付金额620000元，已开票金额820000元；3.综上所述：截止2017年11月22日共计未付金额949950元，未开票金额195575元。原告已于2018年3月5日向被告开具发票195575元，收票人为被告公司员工谭金燕。 被告举证证明其于2016年12月31日通过承兑方式向原告支付100000元，于2017年10月27日通过承兑方式向原告支付100000元，于2017年11月24日通过承兑方式向原告支付71200元，于2017年12月26日通过承兑方式向原告支付100000元，于2017年12月26日通过电汇方式向原告支付150000元，于2018年1月29日通过承兑方式向原告支付300000元，于2018年2月9日通过电汇方式向原告支付133175元，于2018年4月12日通过承兑方式向原告支付386493.72元，于2018年6月29日通过承兑方式向原告支付100000元，合计向原告支付1440868.72元。对此，原告认可被告付款的真实性，但是认为2016年12月31日支付的100000元和2017年10月27日支付的100000元与本案无关。2017年12月26日至2018年6月29日期间支付的款项1240868.72元扣除2017年11月22日《对账单》中结算的被告应支付的金额949950元后，余款为290918.72元。原、被告对账之后即2017年11月22日后，被告仅向原告支付货款290918.72元。 截至2018年3月5日，原告已向被告开具并送达了2017年11月22日《对账单》结算全部货款的发票。之后，原告于2018年4月27日向被告开具并送达发票4张，总金额为373379元（收票人谭金燕）；于2018年5月31日向被告送达其开具的发票3张，总金额为253767元（收票人谭金燕）；于2018年7月27日向被告送达其开具的发票4张，总金额为406580.70元（收票人谭金燕）；于2018年9月28日通过顺丰快递向被告送达机打发票1张，金额87488.50元。原告称，因被告未按约定支付货款，造成原告资金困难，故原告还有986051.96元发票未开，是否开具发票，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等被告付清货款后原告才有义务补足发票金额。 庭审中，被告认可原告提供的发票清单上签收人谭金燕、雷利、柏强、陈霞是被告公司员工，雷利、柏强、陈霞现已离职。被告称，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到的现场十四名工作人员中（刘波、曾祥明、邓程宾、谭金燕、邓显峰、白敏、谢树华、董明海、孙跃、张必文、魏文兵、李扬平、张强、秦逢江），除孙跃、张必文、张强、秦逢江因公司人员流动较大，无法确认其身份外，其余人员均是被告公司员工。对此，原告认为，从《重庆市销货清单》中现场工作人员的签字可以看出，孙跃与谢树华于2018年3月10日共同在《重庆市销货清单》上签字，2018年6月14日、2018年6月18日、2018年6月23日、2018年7月5日，秦逢江与邓程宾同时在《重庆市销货清单》上签字，2018年6月23日张必文和曾祥明同时在《重庆市销货清单》上签字，2018年7月8日张强和曾祥明同时在《重庆市销货清单》上签字，因谢树华、邓程宾、曾祥明均是被告认可的员工，可以佐证孙跃、张必文、张强、秦逢江系被告公司现场工作人员。 原告申请证人刘绪山出庭作证，该证人系被告公司原股东。证人刘绪山陈述：其于被告公司成立之时至2019年3月期间在被告公司担任总经理。因与被告其他股东产生矛盾，证人转让公司股权后离开了被告公司，现自己经营公司，公司性质也属于安装行业。曾祥明、雷利、邓显峰、张强现在证人经营的公司工作。证人刘绪山陈述：原告提到的现场十四名工作人员刘波等人均是被告的现场负责人员，并清楚明确的说明了每位工作人员负责的项目和地点，购买保险等情况，被告公司向该14名员工发放过工资，工资表在被告公司处。证人刘绪山陈述：被告公司与原告公司合作时，一般由被告公司首先确定每个工地项目可能会用到的相关货物，然后签一个框架合同，之后在实际供货的情况下，如果被告有新的需要的货物，就会由采购部与原告对接，通过电话、微信、QQ等方式通知原告发货，所以存在超出合同约定范围进行供货的情况；货送到现场点货，通过验货后，会在供货单上签字；双方结算后，被告凭结算单付款，原、被告双方只结算了一次，结算时，被告采购部统计确认金额后拿给证人（总经理）签字；原、被告以合同约定的价格进行结算，对合同增补部分以及超过合同约定确认价款的情况由采购部经理谭金燕和另一个股东吴登泉确认。针对该证人证言，被告认为原告申请的证人与被告有矛盾，证人自己成立公司从事与被告相竞争的业务，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已丧失证人的中立性，故证人作出的证言中对原告有利的部分证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基于证人曾任被告公司总经理，知晓案件相关事实，其对确认被告员工身份及原、被告合作的相关情况具有较高的证明力。证人在作证时较为全面的陈述了相关的事实，包括各个员工的岗位、公司内部的情况、自己离开公司的原因及目前自己经营公司的情况等，对相关事实并未作选择性的回答，且被告公司也未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原告证人存在虚假陈述，无法达到证人证言真伪难辨的状态，故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原告提供了《售货金额及损失统计表》，明确了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2018年3月、2018年4月、2018年5月、2018年6月、2018年7月被告所欠货款累计金额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计算方式。该统计表对应《重庆市销货清单》中记载的送货时间、金额、签收人、收货地点。被告认为：《重庆市销货清单》第19页、29页、55页至58页、67页、88页、89页、98页、106页、107页、117页、132页、160页、174页无人签字确认，原告称用物流方式送货对应的《重庆市销货清单》也无人签字确认，均不能作为收货的依据；2018年7月8日原告在销货清单及损失统计表上记载的“刘波”分别在四川的岳池及渝北的洛碛进行收货；《重庆市销货清单》中个别货物的单价与合同约定的单价不同，应按合同约定的单价确定结算的金额。对此，原告陈述：19页和20页是同一份，在第20页合计中签了字；29页有签字只是颜色有些浅；55页至59页是一份，在第59页合计中签了字；66页和67页是一份，但67页合计中确实没有签字；88页至90页是一份，在90页合计中有签字。98页、99页是一份，在99页合计中有签字；106页至108页是一份，在108页合计中有签字；117页和120页是一份，是因为夹错了，在120页合计中有签字；132页、133页是一份，在133页合计中有签字；160页、161页是一份，在161页合计中有签字；174页确实没有签字，是通过车拉去的；“刘波”在渝北洛碛是收货人，在四川岳池是托运收货人不是实际签收人；原告无法提供托运单的签收联，托运公司没有返还给原告，托运的货物均是送到货运部后由被告自提，被告收到货后通过电话联系。 经核对，《售货金额及损失统计表》中没有现场工作人员签字的有第67页（2018年3月20日，15134元）、第150页（2018年6月13日，11320元）、第155页（2018年6月19日，3123元）、第163页（2018年6月25日，16508元）、第172页（2018年7月8日，5006.9元）、173页（2018年7月9日，448元）、第174页（2018年7月10日，3502.5元）、177页（2018年7月15日，252元）、180页（2018年7月29日，4741元）。《重庆市销货清单》中个别货物的单价与《销售合同》约定的单价不同的，按合同约定的单价重新计算后，差价部分为37982.25元。 本院认为，原告斌扬公司与被告阁睿斯公司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被告抗辩称原、被告系按三份合同约定的供货明细及单价履行，被告已全部履行了合同价款，但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理由为：根据《重庆市销货清单》中实际供货的情况以及证人证言中对交易模式的陈述可以看出，原告并未完全按照合同约定的明细向被告供货；三份合同约定的价格总额为1106206.7元，被告继续支付原告货款至1440868.72元，并且《对账单》中双方在结算时载明的总金额也超过了合同约定的货款总额；原告已开具合同总价款的发票后，继续向被告开具了一百余万元的发票，被告均接受并未提出异议；综上可以看出本案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并不局限于合同约定的范围，应以实际供货为准。 就实际供货的数量及单价如何确认问题，被告认为《重庆市销货清单》不能作为支付货款的依据。但根据《销售合同》的约定：“符合技术标准为按国家最新标准验收，以实际供货单签收金额为准；货到现场验收合格后60个日历内付合同总额的80%，质保金20%，质保期一年，质保期到期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另一合同约定：货到现场验收合格满一个月一次性付清合同总金额）；需方收货后应7日内组织验收，如有异议应在7日内向供方提出书面异议，逾期视为合格。”故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并不以双方是否结算为依据，被告公司内部的结算流程不能作为不向原告履行货款的理由。通过被告自认及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在《重庆市销货清单》上签字的人员均为被告现场工作人员，在原、被告双方没有指定收货人员的情况下，由被告现场工作人员签收货物的清单，可以作为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依据。被告在第一次庭审后有足够的时间核实《重庆市销货清单》上签字的人员是否系公司员工，以及签字是否员工本人书写，其在第二次庭审时也就相关人员身份予以确认，但并未明确就《重庆市销货清单》中某人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对《重庆市销货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根据证人陈述，合同外货物的单价由被告公司采购经理谭金燕及股东吴登泉确认，但该金额的确认系被告公司内部工作流程。虽然原告未举示双方议价的证据，但《重庆市销货清单》中明确载明了商品单价及总额，被告应在签收货物后7日内组织验收，包括对商品的数量、质量以及价格的核实，如有异议也应在7日内向原告提出书面异议，被告却未提出任何异议，应视为被告认可《重庆市销货清单》中载明的商品单价及总额。 原告在庭审中自认，若《重庆市销货清单》中对应货物的单价与《销售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单价不一致的，以《销售合同》约定的为准，故该部分商品的差价应在被告应付的货款中扣除，《重庆市销货清单》中没有被告工作人员签字的，包括原告称通过物流、托运等方式送货的部分商品，因为缺乏被告签收确认的证明，故本院对该部分商品对应的货款不予确认。扣除以上款项后，被告应付原告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货款335728.58元，2018年3月的货款692171.46元，2018年4月的货款827315.05元，2018年5月的货款273435.8元，2018年6月的货款205774.3元，2018年7月的货款176933.7元，合计2511358.89元。 虽然原告基于两份《销售合同》提起民事诉讼，但实际履行中原告是分别向被告的七个工地不间断供货，且提供了大量合同约定以外的商品，原、被告双方没有对两个合同的履行分别进行结算，本案一并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现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发票已远远超过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货款总额，原告已提前履行了自己的开票义务，且合同中没有先开发票后付款的相关约定，被告不能以原告未开具足额发票为由拒绝支付货款。现所有货款的付款期限均已到期，被告拒付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原告要求被告按月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按法律规定的计算方法予以支持。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本院依法将该部分利息计算标准调整为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原告自愿以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2018年3月、2018年4月、2018年5月、2018年6月、2018年7月的货款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作为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的起算日，本院对该计算方式予以认可，但质保期到期后还应计算10个工作日。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511358.89元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阁睿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斌扬物资有限公司货款2511358.89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分别以268582.86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1日起、以67145.72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15日起、以553737.17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日起、以138434.29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16日起、以661852.04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日起、以165463.01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17日起、以218748.64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1日起、以54687.16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8日起、以164619.44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1日起、以41154.86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5日起、以176933.7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1日起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并以2511358.89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时止； 二、驳回原告重庆斌扬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374元，由被告重庆阁睿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7774元，由原告重庆斌扬物资有限公司承担16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曼曼 人民陪审员  任贵英 人民陪审员  何代芳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曾源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