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海事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琼72行初9号 原告苏某1，男，汉族，住海南省琼海市。 原告李某，女，汉族，住海南省琼海市，系苏某1之配偶。 原告苏某2，女，汉族，住海南省琼海市，系苏某1、李某之女。 法定代理人苏某1、李某，个人基本信息同前。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马四毛，海南邦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 负责人顾浩，区长。 委托代理人田瑞瑞，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崇恒，三亚市吉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原告苏某1、李某、苏某2认为被告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阳区政府）与苏某1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显失公平，于2020年6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7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马四毛，被告委托代理人田瑞瑞、黄崇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吉阳区政府于2019年9月5日与原告苏某1签订了编号为02198的《三亚市吉阳区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1-5类安置对象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货币补偿）》(以下简称02198号补偿协议)，征收原告苏某1的房屋413.15平方米，给予苏某1、李某、苏某2三人补偿款合计4054255元。 原告苏某1、李某、苏某2诉称，原告苏某1是三亚市吉阳区月川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月川居委会）原籍居民苏运祥的养子，李某是苏某1之妻，苏某2是苏某1之女。三原告属于三府〔2016〕79号《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三府〔2016〕79号文)确定的1-5类安置对象。被告吉阳区政府认可三原告的安置对象资格，但是在补偿时却未按照1-5类安置对象的补偿标准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根据前述文件规定，对于1-5类安置人员自愿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人均85平方米房屋面积进行货币补偿，补偿单价为每平方米1.84万元。而事实上被告仅按照人均60平方米房屋面积对三原告进行货币补偿，少补偿原告1215000元。被告在拆迁补偿费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强制征收，原告迫于压力与被告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原告认为，被告在征收原告房屋过程中，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剥夺了原告平等享有的1-5类安置对象的权益，给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失。故请求本院：1.依法撤销被告与原告苏某1签订的02198号补偿协议，并判令被告与原告签订新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以下六组证据： 证据1.三原告的身份信息、原告苏某1的社会保险城乡居民基本资料、医疗保险信息系统资料，证明三原告的身份信息及家庭关系，原告苏某1不但户籍在月川居委会，而且其社会保险包括医保也是在月川居委会。 证据2.琼海市嘉积镇纪纲社区居民委员会、琼海市长坡镇牛角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书，证明原告李某在原户籍地没有享受任何拆迁安置补偿及福利分红。 证据3.月川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月川居委会认可原告苏某1是月川社区原籍居民的养子、原告李某为原告苏某1的妻子、原告苏某2为原告苏某1的女儿。 证据4.三府〔2016〕79号文，证明三亚市政府对安置对象的标准做出了规定，根据该标准三原告属于1-5类安置对象，应当按照人均85平方米的房屋面积进行货币补偿。 证据5.吉阳府〔2017〕283号《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补偿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吉阳府〔2017〕283号文），证明货币补偿标准是按人均85平方米的房屋面积、补偿单价为每平方米1.84万元。 证据6.02198号补偿协议及《国家建设征收拆迁补偿表》、吉阳区棚户区改造工作议事小组第37期会议纪要，证明被告已经认定三原告属于1-5类安置对象，却以原告苏某1未办理养子手续为由未按照前述标准补偿原告，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造成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 庭后，原告根据本院要求补充提交一组证据： 证据7.2016年6月月川社区第八届换届选举选民登记花名册（第二居民小组）、吉阳区2017年、2020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全免人员名单统计表及苏某1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证、缴费凭证，证明原告苏某1具备月川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被告吉阳区政府辩称：1.涉案补偿协议是2019年9月5日签订的，原告在2020年6月30日提起诉讼，超过法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2.三原告不符合三府〔2016〕79号文规定的“原籍居民”的安置对象范围。月川居委会仅认可苏某1是原籍居民苏运祥的事实上的养子,但苏运祥未办理任何领养手续。月川居委会并不认可苏某1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苏某1也从未享受过月川居委会的集体福利分红待遇。3.三原告属于三府〔2016〕79号文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列入安置范围的”的范畴。该程序需经原告提出申请、月川居委会调查、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月川改造项目小组）研究、报市政府批准。4.苏某1一家三口按照人均60平方米安置面积进行安置补偿标准是依程序审议确认的结果。在苏某12017年12月25日签订《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村民签约意向书》的基础上，月川居委会经会议审议苏某1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等相关事宜，会议结果为苏某1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经过月川改造项目小组与月川居委会商议，吉阳区棚户区改造工作议事小组第37期会议审议同意按照人均6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对三原告进行安置补偿。5.原告苏某1自愿签署02198号补偿协议并接收了补偿款项。2019年8月19日，原告苏某1、李某签署了《承诺书》，承诺其在三亚市内未享受过福利分房。并于同日签订了《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及户籍人口调查分户审核表》。2019年9月5日，原告苏某1主动到月川棚改办公室签订了02198号补偿协议，并在《国家建设征地拆迁补偿统计表》和《国家建设征收拆迁补偿表》上签字。2019年9月6日至9月10日，被告对苏某1的补偿情况进行公示。后原告苏某1接受了4054255元的补偿金及80000元的拆迁奖励金。综上，原告苏某1自愿与被告签订02198号补偿协议，其要求撤销该协议并判令重新签订补偿协议书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吉阳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三原告身份证、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证明原告提供的基本信息及户口信息。 证据2.苏某1的社会保障卡、月川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提交的用以划分其安置对象类别的证据。月川居委会出具的的《证明》与完全符合1类原籍居民安置对象的《证明》内容不一样，缺少了“具备月川社区集体经济成员资格，享受成员集体福利（分红）待遇”的内容。 证据3.原告房屋图片，证明原告房屋网格号为11-70，丈量号为1-135-1。 证据4.《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村民签约意向书》，证明2017年12月25日苏某1签订了该意向书，写明其愿意选择货币补偿3人，货币补偿面积180㎡。 证据5.三府〔2016〕79号文、吉阳府〔2017〕283号文，证明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及补充方案。 证据6.月川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决议，证明月川居委会认定苏某1不具备其集体经济成员资格。 证据7.吉阳区棚户区改造工作议事小组会议纪要第37期，证明会议纪要第13项是审议原告补偿事宜的内容，会议同意给予三原告按人均60平方米安置面积进行安置补偿。 证据8.苏某1、李某出具的承诺书，证明苏某1及李某在知晓会议审议的方案后于2019年8月19日签订了《承诺书》，承诺其在三亚市内未享受过福利分房，承诺领取房屋补偿款后如与他人发生补偿款纠纷，由本人自行负责，与吉阳区月川棚改办公室及吉阳区政府无关。 证据9.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及户籍人口调查分户审核表，证明苏某1在2019年8月19日签署《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及户籍人口调查分户审核表》，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19年9月3日同意按棚改议事小组第37期会议纪要第十三条给予三原告补偿。 证据10.02198号补偿协议，证明苏某1在2019年9月5日主动到月川棚改办公室签订了该协议。 证据11.《国家建设征地拆迁补偿统计表》、《国家建设征收拆迁补偿表》，证明苏某1在《国家建设征地拆迁补偿统计表》和《国家建设征收拆迁补偿表》上签字。 证据12.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符合安置条件人员补偿情况公示，证明2019年9月6日至2019年9月10日，被告对苏某1的补偿情况公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其对原告补偿资格审查期间原告并未提交该资料，且琼海市长坡镇牛角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书是在三原告领取补偿款后开具的，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原告证据7中的两份医疗参保名单及选民登记花名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原告其他五组证据及证据7中的苏某1三亚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证及收款收据的三性均予认可。原告对被告证据6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月川居委会认可苏某1是苏运祥的养子却否认苏某1的集体成员资格，是互相矛盾的。原告对被告其他十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证据1、3、4、5、6、7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对其证明内容在查明事实部分综合表述。对被告所有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证明了涉案补偿协议的签订过程和相关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苏某1的户籍所在地为海南省三亚市月川社区居委会月川社区第二居民小组**。原告李某的户籍所户籍所在地为海南省琼海市加积镇东风街**。与李某在2016年4月18日登记结婚。两原告之女苏某2的户籍所在地为海南户籍所在地为海南省三亚市月川社区居委会月川社区第二居民小组**，4年6月4日。据月川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显示，苏某1系月川居委会原籍居民（苏运祥）的养子，李某、苏某2系苏某1的配偶和子女。据月川社区第八届换届选举选民登记花名册（2016年6月）显示，苏某1登记在第二居民小组第107号。据吉阳区2017年、2020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全免人员名单统计表显示，苏某1登记在册。 2016年4月11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以三府〔2016〕79号文制定了《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征收项目区域涉及月川居委会下辖七个居民小组。安置对象包括：（一）原籍居民，指祖籍在月川居委会，是月川居委会的常住人口，具有月川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受集体福利（分红）待遇的人员及其户籍在册子女；（二）转户籍在册子女；关系转户在月川居委户籍关系转户在月川居委会，权资格，具有月川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受居委会集体福利分红待遇并长期居住在月川居委会的人员及其户籍在册子女；（三）上户籍在册子女；妇；（四）外嫁女；（五）外出工作人员；（六）其他情形人员，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在月川居委会有自有住房且在三亚市内未享受过福利分房的人员：1.1997年12月31日前户籍迁入，具有月川居委户籍迁入，，不具有月川居委会第二轮土地承包资格的人员及其户籍在册子女；2.具有户籍在册子女；业户籍，且具有镇级及镇级以上土地来源证明（有户有证，且户籍与土地登记权人相一户籍与土地登记权人相一致）委会非农业户籍，但不具有镇级及镇级以上土地来源证明（有户无证）的，或无月川居委会户籍，但具有镇级及镇级以上土地来源证明（无户有证）的人员。其他特殊情况需列入安置范围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月川居委会调查、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区政府审议后，报市政府批准。该方案还规定了补偿的方式：（一）货币补偿。对于1-5类安置人员，不需要回迁安置、自愿选择货币补偿的，每户按人均85平方米房屋面积、每平方米1.5万元的标准进行货币补偿。对于第6类安置人员，按照“一证一户”的原则，参照三亚市限价商品房的价格，按照每户安置房屋面积120平方米、每平方米6400元的标准进行货币补偿。（二）就地安置。对于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选择就地安置的，由市政府在月川居委会改造范围内划定安置区域进行安置房建设。安置房建设期间，对选择就地安置的人员采取发放过渡费的方式进行过渡安置。安置房建成后，予以回迁安置。该方案还规定了搬迁奖励等内容。2017年9月12日，被告吉阳区政府以吉阳府〔2017〕283号文制定了《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补充方案》，增加了两类安置对象并进一步明确了安置补偿标准和现有房屋的拆迁补偿标准，其中对三府〔2016〕79号文规定的第1-5类安置对象，货币补偿标准调整为每平方米1.6万元，在2017年12月31日前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搬迁腾空房屋的，可再上浮15%（即每平方米1.84万元）。 2017年12月25日，苏某1签订了《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村民签约意向书》。2018年7月26日，月川居委会召开居民代表会议并形成决议，以苏某1为寄户在苏运祥户口上，长期没有居住在月川居委会为由，确认苏某1不具有月川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019年7月19日，吉阳区棚户区改造工作议事小组对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房屋装修有关等事宜进行审议并形成第37期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第13项审议了苏某1的补偿事宜，同意苏某1、李某和苏某2一家三口及其房屋按原籍村民补偿标准给予人均60平方米安置面积进行安置补偿。同年8月19日，苏某1、李某签订承诺书，承诺在三亚市内均未享受过福利分房等。经苏某1所在居民小组、月川居委会审查后，月川改造项目小组办公室出具意见，同意按照第37期会议纪要第13项给予苏某1、李某和苏某2补偿。2019年9月5日，苏某1与吉阳区政府签订了02198号补偿协议。被告同意按人均安置房面积60平方米、每平方米1.84万元的标准给予苏某1、李某、苏某2货币补偿，安置房屋面积为180平方米，补偿金额为3312000元。因三原告现居住房屋面积大于其安置房屋面积，被告还给予三原告剩余现有住房面积的补偿金738655元。同时，被告给予三原告一次性搬迁补助3600元。前述三项合计补偿总金额为4054255元。同日，苏某1在《国家建设征地拆迁补偿统计表》《国家建设征收拆迁补偿表》上签字确认了安置房屋总面积及补偿金额。9月6日，月川改造项目小组办公室对苏某1、李某、苏某2补偿情况进行公示。庭审中，原告确认其收到了被告支付的补偿款4054255元。 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纠纷。被告认为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则主张本案应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也就是说，对于行政机关单方行使权力作出的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为，适用起诉期限制度；对于不涉及行政机关单方行使权利的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行为，则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本案系原告以涉案补偿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补偿协议引发的纠纷，不涉及行政机关单方行使权力行为，故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涉案行政协议签订日期为2019年9月5日，本案原告在2020年6月30日提起本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三原告是否属于三府〔2016〕79号文规定的第1-5类补偿对象；2.涉案补偿协议是否具有法定的撤销事由。原告主张，被告认可苏某1为月川原籍居民苏运祥的养子就意味着苏某1具备月川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三原告属于三府〔2016〕79号文规定的第1-5类补偿对象。被告认为，苏某1从未享受过月川社区的集体福利（分红）待遇，苏某1为月川原籍居民苏运祥的养子不等于其具备月川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三原告不属于第1-5类补偿对象。本院认为，三原告是否属于三府〔2016〕79号文规定的第1-5类补偿对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三原告是否具有月川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资格的认定应综合考虑成员与集体组织之间的关联程度。也就是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在该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长期固定的生产生活，并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及管理关系、享有集体资产分配权。原告虽然提供了月川社区第八届换届选举选民登记花名册以证明苏某1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选举权属于政治权利的范畴，而分配权属于经济权利的范畴，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使拥有了选举权，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享有集体资产分配权。原告以苏某1属于月川社区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员证明其享受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福利待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是指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人员，具体包括农村居民，城镇非从业居民，在校学生等。苏某1虽在月川社区参投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但不等于其享受了月川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福利待遇。月川居委会代表会议决议确认苏某1为寄户在苏运祥户口上，长期没有居住在月川居委会，其不具有月川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本院认为，月川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有权认定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问题。月川居委会代表会议决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认定苏某1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依据。被告依据三府〔2016〕79号文的规定及月川居委会代表会议决议，认定苏某1、李某、苏某2不属于第1-5类补偿对象，并无不当。 原告主张其为生活所迫领取了涉案补偿款4054255元，但坚持认为被告未按照三府〔2016〕79号文第1-5类补偿对象的补偿标准给予其补偿，属于显失公平。被告认为其按照三府〔2016〕79号文第6类对“其他情形人员”的规定，经过月川居委会调查、月川改造项目小组研究、区政府审议，报市政府批准后参照月川居委会原籍居民的补偿标准给予三原告补偿，程序合法合规。原告苏某1签署签约意向书、签字确认补偿表内容、领取补偿款等行为均表示其认可该补偿标准，涉案补偿协议不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本院认为，三原告不属于三府〔2016〕79号文第1-5类补偿对象，被告从三原告的实际情况出发、经过调查讨论、依照规定程序，参照月川居委会原籍居民补偿标准给予三原告人均60平方米安置面积的补偿，符合公平补偿原则。三原告不仅在签订涉案补偿协议未对补偿标准或补偿金额提出异议，还领取了协议项下的补偿款，从其行为可以推定原告是自愿签署涉案补偿协议的。因此，涉案补偿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显失公平应予撤销的情形。综上，被告依据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及补充方案的规定与原告签订涉案补偿协议并支付补偿款，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原告以涉案补偿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某1、李某、苏某2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苏某1、李某、苏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钟爱萍 审 判 员 张医芳 审 判 员 焦 南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 蒋珊珊 书 记 员 毛佳歆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