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20民初8406号原告：上海奉贤区奉城镇二桥经济合作社，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徐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卫平，上海景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永清，男，1957年5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华(系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头桥第一社区XXX委员会推荐)，男，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上海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兰博路**。法定代表人：陈帅，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洁，上海理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奉贤区奉城镇二桥经济合作社与被告王永清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0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追加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人民政府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7月13日、8月14日本案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奉贤区奉城镇二桥经济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卫平、被告王永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华和王浩、第三人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奉贤区奉城镇二桥经济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事实和理由：被告坐落于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二桥村XXX号的部分房屋是违法建筑，原告考虑为了减少村民的损失，与被告协商将上述建筑争取纳入减量化的范畴，被告虽同意但一直拖着不愿拆除，导致未能纳入2017年的减量化立项项目。2018年，涉案房屋被第三人以双违拆除，同样原告为了考虑被告的利益损失，争取纳入2018年的减量化范畴并上报第三人。2019年6月，被告托人至原告处与原告的工作人员徐国豪商谈被拆除房屋一事，被告要求原告的工作人员按2017年的减量化标准填写《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的内容，当时只有被告签名，原告未盖章，在上报第三人审核期间，第三人要求原告盖章，此后审核未通过，相关材料退回，原告也将此情况告知被告，言明上报的材料作废，要求双方重新签订协议。然被告作为原村支书谎称其可持协议书找关系解决此事而取得《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三份，未成功后被告仅退还两份协议书，另一份协议书拒绝退还并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按《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的内容支付不真实的补偿款。《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也只是第三人的代办，被告基于欺骗而取得作废的因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协议书，涉案协议书显失公平且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理应予以撤销，故提起诉讼。期间，原告要求变更诉请为确认原、被告于20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无效。被告王永清辩称，签订《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是事实，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由原告填写并交由被告签名，相关金额和数据由原告计算，原告对相关政策和业务是明知和熟悉的，双方签章的《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也是由原告向被告提供，不存在欺诈和重大误解，也不存在显失公平或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原告在减量化过程中系协议书签订一方，不存在仅是代办和起辅助作用一说，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人民政府述称，对原告陈述的事实没有异议。减量化协议签订的双方应为原、被告，主要针对集体土地，如果村里有可以纳入减量化范围的，经业主同意，村级相关单位先行收集材料进行审核，然后报批立项编号，经评估协商，最终由村级相关单位与业主签订《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第三人则与村级相关单位签订总的回购协议，具体由村级相关单位与各业主签订协议，土地也由村收回并复垦，原告并非第三人的代理人。在2017年时，原告建议被告进行减量化，但被告予以拒绝，故此才有了2017年的立项编号，但被告最终未签约也未实际履行，因此无相关批复。2018年8月28日，被告的房屋因违法而被拆除，集体土地已由村收回复垦，此后原告又把被告纳入2017年的减量化范围，第三人收到相关上报材料后认为存在错误，违反了2018年的减量化政策，已将材料退还原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坐落于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二桥村**的房屋由被告建造，但无相关建设规划许可，所涉土地为集体土地。2015年9月9日，第三人颁布城府办(2015)22号文件，要求各村委会在进行减量化工作时规范流程和统一标准并将实施细则下发，该份实施细则规定：土地按土地性质分类补贴；地；地上物如无证无照且涉及万家富等项目的按评估价50%进行折算商营业执照每证给予补贴5,000元。2018年1月5日，第三人颁布城府办(2018)6号文件，要求各村委会在进行减量化时按新的实施细则进行工作，该份新实施细则规定：减量化补贴标准由土地使用权补贴和地上物补贴两部分组成；有证土地和参照土地使用权的按不同土地性质分类处理，地，地上物补贴以评估报告为基础计算证土地按土地补贴标准为每亩60,000元以下，地，地上物按评估价50%以下酌情处理证土地减量化补贴总价不得超过每亩500,000元；无任何土地资料的，不作补贴；工商营业执照每证给予补贴5,000元。嗣后，被告的涉案房屋被拆除，其中部分房屋系以双违被拆除，相关土地予以复垦。2018年9月30日，上海科东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接受政府委托出具《估价报告》，认定：被告的坐落于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二桥村XXX号的房屋建筑面积为1533.43平方米，建筑物补偿金额为1,740,756元、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为153,678元、设备等为343,441元、电容量12,000元，总计2,249,875元；备注注明建筑物补偿金额最终按50%计算、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按50%计算。2019年2月28日，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针对第三人的上报材料批复同意进行减量化立项，涉案地块的立项编号为XXXXXXXXXXXXXXX，包括张生官的面积1.1415亩、原告的面积1.1925亩和万晓珍的面积0.7395亩，相关图纸显示总面积为2049.25平方米，地，地块1为7602平方米，地，地块2为7958平方米、地、地块3为4935平方米。2019年6月28日，原、被告签订《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约定被告同意将涉案房屋交由原告进行减量化，立项编号为XXXXXXXXXXXXXXX，立项面积为1.1925亩，原告应支付被告补偿款总计为1,336,508元，其中土地使用权补贴23,850元、地、地上物补贴1,29058元、工商营业执照补贴10,000元和接电补贴12,000元。嗣后，第三人收到上报材料后经审查，认为《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中的立项编号XXXXXXXXXXXXXXX已过期作废，有效编号应为XXXXXXXXXXXXXXX；房屋被拆除过程中减量化部门未出具过拆房交接单；基于房屋实系2018年拆除，应适用城府办(2018)6号文件，即无证土地减量化补贴总价不得超过每亩500,000元；因上报材料不符合相关规定遂退回原告处。而被告认为理应按20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履行，遂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案件的案号为(2020)沪0120民初第134号，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补偿款1,336,508元，原告则提出异议，双方协商未果，以致涉讼。在审理期间，原告和第三人确认：2017年的立项编号已作废；城府办(2015)22号文件和城府办(2018)6号文件当时已公示，被告对补偿标准的变更是明知的；涉案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533.43平方米，其中被认定为违法建筑的面积为1250.74平方米；涉案的被告全部房屋于2018年8月28日被相关部门以双违拆除，而非减量化拆除，双违拆除本应无补偿。被告则确认：对2017年的立项编号是否作废不清楚，也从未收到或看到城府办(2015)22号文件和城府办(2018)6号文件；涉案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787.07平方米，其中被认定为违法建筑的面积为253.58平方米；涉案的被告部分房屋于2018年8月28日被相关部门以双违拆除，但剩余房屋被纳入减量化而于2018年10月拆除；评估和补偿的是剩余房屋，双违拆除部分确无补偿。原告提供的证人徐国豪在第一次开庭到庭作证称：其系涉案《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的具体经办人员，在二桥村村委会工作，2017年时与被告协商过减量化事项，但被告不愿拆除，故2017年的立项编号业已过期；嗣后，房屋于2018年8月28日一次性全部拆除；2019年在不知悉城府办(2018)6号文件的情况下，与被告按城府办(2015)22号文件的补偿标准签订《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交由被告妻子拿回家后让被告签字，然后其将协议书附上相关资料交第三人审核，第三人认为该地块涉及的三户均应按城府办(2018)6号文件的标准进行赔偿，故退回材料，减量化部门也未出具过减量化交接单；其告知被告2015年标准已作废，应按2018年标准重新签订协议，同一地块的其他两户也已经按2018年标准签订协议并已经报送第三人且补偿资金已下放，但被告未重新签订协议；此后被告方称同意按照2018年补偿标准然要回全部2017年的资料，在退资料时被告取得一份《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后直接起诉至法院。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认为证人即原告工作人员，2017年的立项编号是真实存在的，如证人认为在签订《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时不清楚城府办(2018)6号文件的是渎职行为。本院对证人证言无争议部分予以认定。以上事实，由《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城府办(2015)22号文件、城府办(2018)6号文件、奉城镇减量化工作流程、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综合执法中心拆除表、《情况说明》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而签订的合同无效。本案中，原、被告在2017年曾就减量化问题进行协商，故才有了2017年的立项编号，此后双方最终未达成协议，涉案房屋也未拆除，因此双方对2017年的立项编号作废应当是明知的。而原告和原告的工作人员作为减量化的业务单位和业务人员，理应知道和熟悉减量化相关政策和业务(包括城府办(2015)22号文件和城府办(2018)6号文件的内容)，而该前后两份文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后份文件的减量化补偿标准远低于前份文件的减量化补偿标准，对此原、被告均应是明知的，同时双方也明知涉案部分房屋系双违拆除且无补偿，为取得更多的补偿利益，双方在2019年签订《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时故意商定使用2017年的立项编号，而未使用2018年立项编号，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故原、被告于20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因涉案房屋已被拆除且土地已复垦，原、被告应就是否补偿、如何补偿按相关政策和标准另行协商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上海奉贤区奉城镇二桥经济合作社与被告王永清于20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减量化复垦回购协议书》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原、被告各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顾煜麟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春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