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知民终9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左邻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院**楼******。 法定代表人：郭宇，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立新，北京滳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义麟，男，19*年*月*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大**。 上诉人北京左邻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左邻在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马义麟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的（2018）京73民初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左邻在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马义麟支付左邻在线公司开发服务费352000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左邻在线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3月10日订立的《开发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相对方为辽宁清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清晨公司）而非马义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1.涉案合同落款处为马义麟签字，且通过马义麟个人账户向左邻在线公司支付款项，左邻在线公司有理由足以认定涉案合同相对方是马义麟而非辽宁清晨公司。 2.左邻在线公司与案外人辽宁清晨公司之间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左邻在线公司未收到任何辽宁清晨公司授权马义麟代为签订合同的文件，左邻在线公司与辽宁清晨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 3.法律不禁止合同当事人约定为第三人履行义务，故涉案软件最终由辽宁清晨公司实际使用和运营，不能直接导致合同主体的变更。 4.左邻在线公司与马义麟于2017年4月签订的《设计服务委托协议》及左邻在线公司与案外人辽宁百草益寿中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百草益寿公司）签订的《设计服务委托协议》可以证明，不存在马义麟代表辽宁清晨公司签订合同的惯例。即使左邻在线公司直接与辽宁清晨公司接洽，但最终合同是通过马义麟与左邻在线公司签署并实际履行，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左邻在线公司有权主张马义麟就涉案合同尚未履行部分承担义务。 5.原审法院认定马义麟给付款项来源于辽宁清晨公司，但因马义麟所提供的清算单是马义麟与辽宁清晨公司之间的结算，还包括其他事宜，不能证明涉案合同已付款项由辽宁清晨公司向左邻在线公司支付。 （二）原审法院程序违法。 1.原审法院审限超期。 2.在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不申请追加辽宁清晨公司为第三人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在追加辽宁清晨公司为第三人后，以无法送达为由，又撤回了追加，导致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属于程序违法。 3.希望二审法院追加辽宁清晨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案件事实。 马义麟辩称：同意原审判决。涉案合同签订过程中，左邻在线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刘昊将合同文本寄送给辽宁清晨公司盖章，但因辽宁清晨公司内部管理问题未盖章。左邻在线公司所提供的涉案合同首部由其自行填写，涉案合同主体应为辽宁清晨公司。此外，马义麟在原审提交的清算表是公司内部的流动件，涉案合同签订时间早于辽宁清晨公司的子公司北京清晨麒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清晨公司）的登记成立时间，故涉案合同签订与辽宁清晨公司在北京的子公司无关。 左邻在线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左邻在线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马义麟向左邻在线公司支付开发服务费352000元。 马义麟在原审辩称：涉案合同的合同主体应是左邻在线公司和辽宁清晨公司，其并非合同主体，左邻在线公司要求支付合同款的请求不应向其主张。此外，左邻在线公司尚未实际履行完合同义务，存在延期交付的情形，因此，支付剩余合同款的请求亦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左邻在线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7年初，左邻在线公司郭宇与辽宁清晨公司接触，协商涉案项目合作事宜，而后以88万价款达成合作，后双方签订合同，左邻在线公司将涉案合同寄往辽宁清晨公司签字盖章。2017年3月10日，辽宁清晨公司项目负责人马义麟在涉案合同上签字，左邻在线公司在涉案合同上盖章，其项目负责人刘昊在涉案合同上签字。 涉案合同甲方位置显示委托人和项目负责人为马义麟，乙方位置显示乙方为左邻在线公司，项目负责人为刘昊。涉案合同第一条约定了委托项目的内容为百草益寿糖尿病相关产品直销APP开发，项目总价款为88万元，系统开发周期为3个月。合同第二条约定了付款方式：2.1自甲乙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预付总金额30%的服务费，即264000元；2.2自乙方将系统原型交付甲方测试，并且甲方测试通过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总金额30%的服务费，即264000元；2.3自本协议项下服务交付甲方用户测试，并通过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总金额30%的服务费，即264000元；2.4本协议项下服务试运行结束确认工作正常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服务费用，即88000元。 2017年3月13日，马义麟向左邻在线公司支付264000元。2017年3月18日，马义麟与辽宁清晨公司员工徐佳佳进行微信交流，称垫付了合同款264000元，要求将该笔款项打到工资卡上。2017年3月22日，马义麟填具报销单，报销单显示报销内容为“糖尿病相关产品直销APP开发系统费用全价880000，首付款264000”。2017年3月24日，徐佳佳在微信中表示，预将60万打入马义麟工资卡中。2017年3月26日，马义麟收到60万元。2017年4月6日，马义麟另收到40万元。2017年5月11日，马义麟再次向左邻在线公司支付264000元。而后，涉案软件上线运行，运行主体为辽宁清晨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左邻在线公司要求马义麟支付合同价款的前提是马义麟系涉案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从合同上来看，该合同制式针对的主体均为企业，虽然辽宁清晨公司未盖章，但马义麟签字的位置与左邻在线公司项目负责人的刘昊的位置相对应。虽然合同封面与首页甲方的位置均签署了马义麟的姓名，但马义麟主张，其仅在合同最后进行了签字，前面的签字均为伪造。经原审法院核查，合同封面与首页的签字与合同尾部的签字存在明显不同，且合同首页马义麟既在甲方位置签字，又在项目负责人上签字亦不符合常理，因此，原审法院对马义麟的主张予以认可，仅凭合同签字无法确认合同实际权利义务承载的对象，需结合其他事实予以认定。 从项目接洽情况来看，左邻在线公司虽然一直与马义麟进行项目对接，但从其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项目负责人刘昊的证人证言来看，左邻在线公司一直清楚项目实际合作的合同主体是辽宁清晨公司，亦清楚马义麟的身份系辽宁清晨公司的员工及项目负责人，其合同寄送的地址亦为辽宁清晨公司的地址，据此，可以确认左邻在线公司针对涉案合同实际接洽的主体为辽宁清晨公司。进一步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虽然合同款由马义麟以自己的账户直接转账支付，但其资金来源于辽宁清晨公司，而涉案软件的实际运营主体为辽宁清晨公司，可见合同权利义务实际承载的对象为辽宁清晨公司。综上，可以确认，左邻在线公司在涉案合同中的合同相对方为辽宁清晨公司，而非马义麟，其向马义麟主张履行合同义务无事实依据。 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左邻在线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80元，由左邻在线公司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左邻在线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新提交了二组证据： 证据1：左邻在线公司与马义麟于2017年4月签订的《设计服务委托协议》（编号ZL-YREY-20170410）一份、2017年4月14日的收款回单，拟证明该协议中合同当事人明确为马义麟，且付款方为马义麟个人，存在马义麟以个人名义与左邻在线公司签订并履行合同的惯例。 证据2：左邻在线公司与辽宁清晨公司的关联公司辽宁百草益寿公司签订的《设计服务委托协议》（编号ZL-YREY-20161129）、辽宁百草益寿公司与辽宁清晨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文件、辽宁百草益寿公司的营业执照及2017年2月7日的收款回单各一份，拟证明类似协议的签订、对公账户付款的事实，案外人辽宁百草益寿公司与辽宁清晨公司属于关联企业，左邻在线公司与马义麟、辽宁清晨公司、辽宁百草益寿公司三者同时期签订的合同因为主体不同，会有不同的签约文本及付款主体。 马义麟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新提交了二组证据： 证据1：2018年10月22日马义麟与刘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左邻在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前已知晓马义麟非涉案合同的相对方。 证据2：2017年3月13日、3月14日马义麟与刘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017年3月14日、3月18日马义麟与辽宁清晨公司财务徐佳佳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辽宁清晨公司持有的涉案合同照片，拟证明双方约定，涉案合同由左邻在线公司邮寄给辽宁清晨公司，待辽宁清晨公司加盖公章后邮寄回左邻在线公司，事后由于辽宁清晨公司内部管理问题未予邮寄，辽宁清晨公司所持有的合同首页和首部为空白，左邻在线公司提交的合同中首页及首部为左邻在线公司私自篡改。 经组织质证，马义麟的质证意见为：对左邻在线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证据2中的协议文本的真实性不清楚，对所有该部分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左邻在线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马义麟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刘昊在左邻在线公司仅负责技术工作。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聊天记录仅为马义麟与辽宁清晨公司的内部结算问题，与本案无关；马义麟所称左邻在线公司仅邮寄一份合同由辽宁清晨公司盖章，有违常理。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左邻在线公司提交的辽宁百草益寿公司、辽宁清晨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文件来源于互联网公示系统，真实性予以确认。左邻在线公司提交的两份《设计服务委托协议》的封面及首部均是打印体，两份协议与涉案合同均属于各自独立的合同，且合同主体均不同，两份协议的尾部签约部分仅有“甲方（盖章）乙方（盖章）”，而涉案合同尾部为“甲方（公章）法定代表人日期乙方（公章）法定代表人日期”，结构及内容均不相同，可见并非使用同一合同文本，仅凭该两份协议与涉案合同的比较，不能必然得出左邻在线公司与马义麟之间及与案外人之间根据签约人来确定合同签约主体这一签约惯例的结论，故对于该两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 马义麟提交的证据1是其与刘昊的微信聊天记录，因刘昊在原审中已作为证人出庭出具证人证言，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形式、名称、头像与原审中马义麟提交的与刘昊的聊天记录截图的形式一致，左邻在线公司在原审中对刘昊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亦予以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证人证言内容不存在冲突之处，故结合证人证言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一并予以论述。马义麟提交的证据2在原审中已作为证据提交，左邻在线公司已发表质证意见，故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审查。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二审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以及原审法院开庭笔录，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 辽宁清晨公司于2009年7月7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李福祥，住所地辽宁，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 北京清晨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马义麟，为辽宁清晨公司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于2018年6月8日经决议解散。马义麟与崔妍、江**、王爱丽等的微信聊天记录，左邻在线公司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结合马义麟的陈述以及本案其他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北京清晨公司的投资情况、清算内容，相关时间节点特别是与涉案合同履行的前两笔付款时间能够彼此对应，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其中在“北京子公司清算表”的“支出”中涉及左邻在线公司3月、5月两笔软件费用各264000元。 左邻在线公司提交的涉案软件所附清晨服务协议（2017年7月22日22:10）记载：欢迎使用辽宁清晨公司（以下简称“清晨”）的服务……缔约主体，本协议由通过清晨网站、移动客户端软件及其他方式使用清晨服务的用户与辽宁清晨公司缔结……服务内容，清晨提供手机客户端IOS版本，电脑WEB端等各种形式服务软件……马义麟提交的涉案合同软件开发、运营过程中短信服务授权委托书、企业微信开发平台认证申请信息表、认证申请公函、微信开放平台网站信息登记表、单位网络备案承诺书由辽宁清晨公司盖章出具；开通银联支付的全渠道商户申请表、移动支付业务服务协议、银联电子支付合作商户信息登记表等均显示辽宁清晨公司信息。 经左邻在线公司申请，原左邻在线公司的员工刘昊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称，涉案合同的甲方为辽宁清晨公司，2017年3月，其开始接触辽宁清晨公司，辽宁清晨公司的项目主要负责人是马义麟。2017年8月初，涉案系统开始上线使用，3个月内支付过第一笔款项，后续的款项未支付。其中，APP涉及的微信公众号和云服务器的申请均由辽宁清晨公司完成。马义麟与刘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3月14日刘昊询问合同寄送地址、快递需要徐佳佳电话，随后的聊天中，马义麟就涉案合同项目软件的开发、测试、上线进度、使用完善多次提出交涉意见。刘昊根据辽宁清晨公司的营业执照、单位网站备案承诺书等进行微信公众号、运营者绑定。2018年10月22日，刘昊称“没告清晨？”“我之前特意跟律师解释过呀”“我还提供了很多证明跟清晨有关系的证据”“如果连带把你一起告了还能理解，如果只是告你，那就是瞎耽误功夫了”。 马义麟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包括与左邻在线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宇的微信聊天记录，在洽谈开发项目价款时，2017年3月6日郭宇称“非常感谢李总和马总的认可，我们的报价是基于我们现有的经验和一些成熟组件做了最大程度的折扣报出的底价……”马义麟回复“我和公司还有李董说下情况，给您回信。”2017年8月14日郭宇称“马总，您这边的这些项目都已经完成，不继续付款是没有道理的，不符合逻辑”，马义麟回复“……软件拖我两个月，现在还有部分功能不可用，这些怎么算。另外我需要总部请款，合同都在总部。”郭宇回复“您说的这些都有道理，我们需要给个说法，不能一直拖着”“今晚我会见到李总讨论百草门店的事，我们的态度一直是先解决问题”，马义麟回复“软件上线都没有问题，我们再（在）协商后续吧，你见到李总也可以提一下我这块的事情”。2017年8月15日，郭宇称“昨晚已和李总充分讨论了百草店的设计完善事项，也顺便提了清晨的事，李总答应推进，也烦请马总协助处理下尾款”。2017年8月28日郭宇称“马总，软件和设计尾款后续付款怎么说”，马义麟回复“软件现在还没彻底完事，等完事的吧，我和总部提”。2017年10月10日，郭宇问“……你还会跟进这件事么”。 原审法院于2019年3月22日曾向辽宁清晨公司寄送过本案诉讼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寄送地址为沈阳市大东区八王寺街53-3号。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马义麟是否为涉案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左邻在线公司基于合同关系主张马义麟履行支付剩余价款的合同义务是否应予支持。（二）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一）马义麟是否为涉案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左邻在线公司基于合同关系主张马义麟履行支付剩余价款的合同义务是否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合同订立这一民事法律行为，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充分表达各自意见，并就合同条款取得一致后达成的协议。 本案中，首先，从合同缔约过程看，左邻在线公司对于马义麟与郭宇、刘昊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根据聊天记录，结合刘昊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涉案合同缔约过程中，马义麟已向左邻在线公司披露其仅为项目负责人，并非涉案合同的缔约主体，左邻在线公司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对此是明知的，不存在重大误解。 其次，从合同订立情况看，马义麟虽在甲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字，但乙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字人为刘昊，并加盖有左邻在线公司合同专用章，而合同文本首部看，刘昊仅为涉案项目的左邻在线公司一方项目负责人，并非左邻在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左邻在线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封面及首部甲方处手写为马义麟，马义麟否认为其本人所写，并提供封面及首部空白的合同文本予以反驳，该合同文本尾部亦有马义麟、刘昊签字并加盖左邻在线公司合同专用章。马义麟解释称，合同由左邻在线公司签章后，拟邮寄至辽宁清晨公司加盖公章，马义麟与刘昊的聊天记录中也体现出左邻在线公司知晓将涉案合同寄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而该地址系辽宁清晨公司的法定地址。故仅凭涉案合同文本不足以认定马义麟系合同缔约方。 第三，从合同履行情况看，涉案软件以辽宁清晨公司名义申请微信开放平台认证、进行单位网站备案、开通银联在线结算账户等，服务协议亦表示由辽宁清晨公司向用户提供服务。左邻在线公司亦认可涉案合同开发软件运行主体为辽宁清晨公司。从款项支付看，虽然已付款系由马义麟账户支付，但马义麟主张其系垫付，并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报销单、银行账户明细等证据为证。结合左邻在线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宇与马义麟的微信聊天内容可知，左邻在线公司与马义麟沟通由马义麟向案外公司协助处理尾款给付事宜。故本案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左邻在线公司已知晓马义麟并非涉案合同付款义务主体。 左邻在线公司主张其与马义麟约定向第三人即辽宁清晨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故涉案软件由辽宁清晨公司实际运营。对此，本院分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此类合同需由双方当事人合意一致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第三人直接取得请求权。但涉案合同中并未体现出向除合同缔约方外第三方履行的意思表示，左邻在线公司对辽宁清晨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提起诉讼，主张形成向第三人履行合同的合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于左邻在线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从合同缔约到合同履行，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左邻在线公司明知合同缔约方及履行方均非马义麟，合同合意并非在左邻在线公司与马义麟之间达成，左邻在线公司基于涉案合同关系主张马义麟履行或代为履行合同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 由此可知，必要的共同诉讼，共同诉讼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其中一人不参加诉讼，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难以确定，因此，如果人民法院发现必须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通知其参加诉讼。 本案中，马义麟与辽宁清晨公司并非必要共同诉讼人，原审法院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不申请追加辽宁清晨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原审法院虽曾向辽宁清晨公司的住所地寄送过本案的证据材料，但并非追加第三人后再撤回，故原审法院未追加辽宁清晨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不属于程序违法。左邻在线公司在原审审理期间明确放弃追加第三人的情况下，在二审审理期间要求追加第三人，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 至于左邻在线公司称审限超期违法问题，经查，原审法院已经依法延长案件审理期限，故原审审理时间较长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亦不属于本案应当改判的法定事由。 综上，左邻在线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80元，由北京左邻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岑宏宇 审判员  佘朝阳 审判员  陈瑞子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郭鑫 书记员郑帅 裁判要点                            案  号                       （2020）最高法知民终949号                               案  由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                               合议庭                       审判长：岑宏宇             审判员：佘朝阳、陈瑞子                                                     法官助理：郭 鑫                       书记员：郑 帅                               裁判日期                       2020年9月25日                               涉案软件                       百草益寿糖尿病相关产品直销APP                               关键词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合同相对方；追加第三人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左邻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义麟。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判决主文：驳回北京左邻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律问题                       1.合同相对方的确定；             2.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认定。                               裁判观点                       1.合同订立民事法律行为，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充分表达各自意见，并就合同条款取得一致后达成的协议。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从合同缔约过程、订立情况、履行情况看，在合同一方明知合同缔约及履行另一方的情况下，合同一方将另一方的项目负责人列为被告，基于涉案合同关系主张履行合同义务，没有事实依据。             2.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需由双方当事人合意一致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第三人直接取得请求权。若涉案合同并未体现出向除合同缔约方外第三方履行的意思表示，合同一方对另一方的项目负责人提起诉讼，主张形成向第三人履行合同的合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注：本摘要并非判决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