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981民初372号 原告：鑫智盈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向军南里二巷****楼**甲5-3内310。 法定代表人：杨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彪、蒋月平，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赖起斌，男，1990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木明、王紫翎，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鑫智盈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智盈公司”）与被告赖起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因本案的审理须以深圳仲裁委员会（2019）深仲受字第67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于2019年7月3日裁定中止本案诉讼。恢复审理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鑫智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月平，被告赖起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木明、王紫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智盈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赖起斌对其配偶刘雪惠依据《差额补足协议》向鑫智盈公司支付差补金额12592849.84元及滞纳金308，524.82元（从2018年11月20日起以补差金额为本金，按日千分之0.5计算，暂计至2019年1月7日，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承担共同清偿责任；2.赖起斌对其配偶刘雪惠依据《差额补足协议》向鑫智盈公司支付律师费55万元、保全费、担保费和仲裁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赖起斌承担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诉讼过程中，鑫智盈公司自愿变更并明确诉讼请求为1.判决赖起斌对其配偶刘雪惠依据《差额补足协议》向鑫智盈公司支付差补金额12592849.84元及滞纳金（从2019年6月21日起以补差金额为本金，按日千分之0.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承担共同清偿责任；2.赖起斌对其配偶刘雪惠依据《差额补足协议》向鑫智盈公司支付律师费15万元、保全费5000元、担保费13451.37元和仲裁费130639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赖起斌承担诉讼费用。 鑫智盈公司依据的事实与理由：鑫智盈公司与赖起斌的配偶刘雪惠于2017年8月22日签订编号为GMAM26号—LXH的《差额补足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如鑫智盈公司在国民信托·安民2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到期或实际终止之日通过该信托计划实际获取的本金和收益不足以覆盖其作为Ｂ1类受益人依照信托计划应获取的信托本金和收益，刘雪惠作为B2类受益人应向鑫智盈公司补足差额。同时，赖起斌向鑫智盈公司出具承诺函，认可刘雪惠依差补协议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赖起斌应予承担。 由于赖起斌未依照差补协议和承诺函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鑫智盈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唯有向法院起诉。本案具体事实： 一、合同签订及相关约定。鑫智盈公司和刘雪惠委托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设立“国民信托·安民2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安民26号信托计划），信托计划的期限为一年，信托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为人民币15000万元，信托计划项下受益权分为Ａ类受益权和Ｂ类受益权两类，B类受益权分为B1类受益权和B2类受益权。鑫智盈公司作为B1类委托人/受益人，刘雪惠作为Ｂ2类委托人/受益人，共同出资认购5000万元信托单位份额，其中鑫智盈公司认购出资2000万元，刘雪惠认购出资3000万元。安民26号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用于投资股票、基金、债权、货币市场工具和信托业保障基金，委托的投资顾问为北京大隐鹏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资金保管银行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纪商为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鑫智盈公司根据安民26号信托计划与国民信托签订了编号为NT托字17-826-001号《国民信托·安民2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根据信托合同对Ｂ类受益人信托资金损失的风险约定，当预估信托单位净值等于或低于0.94元时触及预警线，B2类受益人承担追加资金的义务，当预估信托单位净值等于或低于0.9元时触及平仓线，受托人将对本信托计划持有的全部非现金资产进行强行平仓。B类受益人信托利益分配顺序位于A类受益人之后，Ｂ1类受益人利益分配顺序位于B2类之前，而B类受益人风险承担顺序位于A类受益人之前，一旦B2类受益人未能履行追加信托资金的义务，则Ｂ1类受益人的信托资金本金存在损失的风险。 为了控制风险和保证原告的信托利益，经协商一致，鑫智盈公司与刘雪惠基于安民26号信托计划和国民信托签订的信托合同的约定，双方于2017年8月33日签订的编号为GMAM26号—LXH的《差额补足协议》（以下简称差补协议），根据差补协议约定，刘雪惠不可撤销的承诺，如信托计划到期或实际终止之日，鑫智盈公司在安民26号信托计划项下获取的本金及收益不足以覆盖其作为Ｂ1类受益人的本金及业绩基准计算的Ｂ1类收益人的信托收益时，刘雪惠应向鑫智盈公司指定的账户划款及补足差额部分，如刘雪惠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属于违约，刘雪惠除了承担约定的滞纳金，还需要承担鑫智盈公司因此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同时，赖起斌向鑫智盈公司出具承诺书，确认认可刘雪惠与鑫智盈公司签订的差补协议全部内容，承诺对于刘雪惠依照差补协议产生的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赖起斌有义务予以承担。 二、各方履行合同义务情况。 鑫智盈公司与国民信托签订了信托合同后，于2017年9月19日向信托受托人国民信托在广发银行广州分行汇入2000万元，认购了安民26号信托计划B1类份额2000万元，刘雪惠也出资3000万元，认购了安民26号信托计划B2类份额3000万元。安民26号信托计划于2017年9月20日成立，信托计划成立后，在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立了股票账户和资金账户进行股票操作。安民26号信托计划因单位净值跌破平仓线，B2受益人未能按照约定追加增强信托资金补仓，国民信托进行平仓操作，鑫智盈公司收到了分配收益9968794元，安民26号信托计划于2018年11月19日终止。依照差补协议和承诺函的约定，刘雪惠和赖起斌应共同向鑫智盈公司支付差补金额12592849.84元。 三、赖起斌应付差补金额及滞纳金。 因刘雪惠未能依照约定向鑫智盈公司支付差补金额及滞纳金，2019年1月4日鑫智盈公司依照差补协议中约定仲裁条款，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刘雪惠依照差补协议的约定对鑫智盈公司进行补偿，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了（2019）深仲裁字第67号裁决，但刘雪惠拒绝履行协议。由于赖起斌出具的承诺函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故鑫智盈公司只能通过诉讼向赖起斌主张权利。 鑫智盈公司认为，赖起斌向鑫智盈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刘雪惠依照信托合同和差补协议形成的债务应为赖起斌与刘雪惠的夫妻共同债务，赖起斌应承担向鑫智盈公司支付的责任，故为了维护合法权益，鑫智盈公司特提起诉讼，恳请支持其诉讼请求。 赖起斌辩称，一、《承诺函》签署时间早于《补足差额协议》，《补足差额协议》签署时间早于《信托合同》，主合同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担保合同不成立且不生效，对担保合同作出的从属性承诺更加无法成立且不生效，赖起斌无须承担任何义务。 案涉《承诺函》是鑫智盈公司提供的标准范本，赖起斌在签署《承诺函》之时，仅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与身份证号码，其他地方全部都空出来。鑫智盈公司并未告知赖起斌其担保债权的具体情况。且截至目前，《承诺函》中《差额补足协议》的编号都是空白的，可见《承诺函》签署之时其所要担保的《差额补足协议》尚未签订，赖起斌对于其所要承担的具体责任不知情。 依据《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从内容上看，《补足差额协议》约定刘雪惠为鑫智盈公司在安民26号信托计划中的B1类权益本金以及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具体的责任类型是无限连带责任，即国民信托无法按照《信托合同》约定的预期本金以及收益履行付款义务时，由赖起斌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因此《补足差额协议》为《信托合同》的担保合同。刘雪惠的《差额补足协议》签署于2017年8月22日，而《信托合同》签署于2017年9月6日，在主合同债务尚未成立、确定的情况下，担保合同无担保的主债务，担保合同不成立且不生效。即《信托合同》尚未签署的情况下，《补足差额协议》不成立且不生效。而《承诺函》作为对《差额补足协议》的再担保，按照上述法律逻辑，《承诺函》同样没有担保的主债务，属不成立且不生效的状态，赖起斌无须承担任何偿还义务。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240号案件的裁判思路：《承诺函》以及《补足差额协议》均属于对将来发生行为的意向性担保约定，该意向的落实尚需具体所担保的债权发生后另行签订符合担保合同成立要件的合同，担保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具体到本案，《信托合同》签订以后，刘雪惠须再行签订针对已成立的《信托合同》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赖起斌须基于刘雪惠重新签订的担保合同已经成立生效的情况下，再作出担保表示的《承诺函》才是有效的承诺函。 二、即使《补足差额协议》与《承诺函》成立生效，《补足差额协议》从性质上属信托受托人变相向委托人作出的刚兑承诺，违反《信托法》《资管新规》以及《合同法》，属无效协议，赖起斌对无效协议作出的承诺，也无须承担任何义务。 1、差补违反刚兑原则。 国民信托利用刘雪惠将为信托计划的委托人提供本金与收益的差额补足承诺来吸引投资人，该种交易安排实质上是信托机构变相对委托人的刚兑承诺。《信托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说明受托人仅能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委托人支付利益，若信托投资出现亏损，委托人本金也将受损，禁止信托机构对委托人的刚兑。《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本文简称“《资管新规》”）第十三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资产管理产品投资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或者股权类资产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担保、回购等代为承担风险的承诺”，第二十一条规定“分级资产管理产品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对优先级份额认购者提供保本保收益安排”。 2、差补破坏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一，刚性兑付有违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基本投资原理，使得资产管理业务对投资者而言成为了“零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第二，刚性兑付导致金融市场“劣币驱逐良币”。资产管理业务如果进行刚性兑付，其与银行储蓄相比收益就更高，而与一般证券投资或其他投资相比风险又更低，这导致资产源源不断从低风险低收益以及高风险高收益的领域涌入低风险高收益的刚兑资管业务领域。其他金融机构面对规模及业绩压力也不得不对投资者承诺保本保收益而导致恶性竞争，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第三，刚性兑付将形成难以控制的风险池。资产管理业务的刚性兑付，实质上是在金融机构自身承担损失的前提下掩盖并转移风险，但这些风险并没有得到化解，反而隐藏在了金融机构内部。随着资管规模的增大刚性兑付所隐藏的风险也在不断累积，这将导致整个金融市场处于重大不确定性之中，一旦难以掩盖，将产生极易传导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若资本市场产生系统性波动，将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依据《合同法》52条之规定，《差额补足协议》无效。 综上，不论《承诺函》《差额补足协议》是否成立生效，赖起斌均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鑫智盈公司围绕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赖起斌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于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综合分析认定如下：1.承诺函，拟证明赖起斌认可其配偶刘雪惠的差补金额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赖起斌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认为本案是50万元的差补，承诺函签署时间早于《差额补足协议》，是对《差额补足协议》从属性的承诺，在主债务尚未成立、确定的情况下，担保合同无担保的主债务，承诺函也不成立且不生效。对此，本院认为，赖起斌在该承诺函中明确表示，其作为刘雪惠的配偶，已充分知晓并理解刘雪惠与鑫智盈公司前述的《差额补足协议》（未填写合同编号）中全部内容，承诺对刘雪惠因承担《差额补足协议》项下差额付款义务而产生的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其本人均自愿放弃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权直至刘雪惠在《差额补足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履行完毕。从承诺函的内容来看，该承诺是对将来发生的某一笔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可和自愿承担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担保的意思表示，性质上亦不符合担保合同的从属性特征。该承诺函与保证合同的共性为均旨在增加商业交易的履约信用，但二者法律性质明显不同，不能混淆。因此，该承诺函之于《差额补足协议》在签订时间上的先后，并不能阻却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以及承诺函的效力。另外，承诺函中虽未填写《差额补足协议》的合同编号，但因刘雪惠与鑫智盈公司之间仅签订一份《差额补足协议》，故承诺函针对性明确，内容客观真实。综上，该承诺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可认定，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赖起斌相应质证及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2.《差额补足协议》、《安民26号信托计划认购风险申明书》、《安民26号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安民26号信托计划说明书》、平安银行2000万元业务回单（付款通知）、安民26号信托成立公告、委托代理合同等争议证据，该证据已被深圳国际仲裁院生效的（2019）深仲裁字第67号仲裁裁决所认定，故本院可予采信。赖起斌的质证意见与刘雪惠在该仲裁案中的质证意见基本一致，本院对此不再赘述。 根据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7年8月22日，鑫智盈公司与赖起斌的配偶刘雪惠签订一份《差额补足协议》，约定若鑫智盈公司在国民信托·安民2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到期或实际终止之日，通过该信托计划实际获取的本金和收益不足以覆盖鑫智盈公司作为B1类受益人依照该信托计划应获取的信托本金和收益的，刘雪惠作为B2类受益人应向鑫智盈公司补足差额。该《差额补足协议》第三条第（二）项还约定，如刘雪惠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属刘雪惠违约，应承担本协议约定的滞纳金外，还须承担鑫智盈公司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赖起斌针对该《差额补足协议》向鑫智盈公司出具一份承诺函，认可对刘雪惠因承担《差额补足协议》项下差额付款义务而产生的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此后，鑫智盈公司与刘雪惠因上述《差额补足协议》项下的债务产生纠纷，鑫智盈公司遂向深圳国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院经审理于2020年2月17日作出（2019）深仲裁字第67号仲裁裁决，裁决一、刘雪惠向鑫智盈公司支付差补金额人民币12,592,849.84元及滞纳金（从2019年6月21日起以差补金额为基数，以0.5‰/日的标准计付，计付至刘雪惠实际付清差补金额之日止）；二、刘雪惠补偿鑫智盈公司律师费人民币150，0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和担保费人民币13，451.37元；三、本案仲裁费人民币130,639元，由刘雪惠承担；该费用鑫智盈公司已预交，刘雪惠于履行本裁决时径付鑫智盈公司。该裁决生效后，刘雪惠未能履行生效裁决确定的义务，鑫智盈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赖起斌对刘雪惠的本笔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另查明，赖起斌与刘雪惠系夫妻，其两人于2015年9月28日登记结婚。 本院认为，案外人刘雪惠结欠鑫智盈公司的差额补足款及律师费、保全费、担保法等债务及其金额，经过生效仲裁裁决已予以确定，本院予以认定。赖起斌自愿向鑫智盈公司出具承诺函，认可案涉《差额补足协议》项下差额付款义务而产生的债务，系其与刘雪惠的夫妻共同债务，该承诺合法有效。现鑫智盈公司依据赖起斌出具的承诺函，主张赖起斌对其配偶刘雪惠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可予支持。赖起斌关于案涉承诺函属于担保合同，其不应承担本案任何义务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理由本院在前文对承诺函的认定时已作分析，不再赘述。赖起斌另关于《差额补足协议》属违法的刚兑承诺，为无效协议的抗辩意见，已生效的（2019）深仲裁字第67号仲裁裁决对此已作分析认定，赖起斌相关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鑫智盈公司另有主张赖起斌承担130，639元仲裁费的共同清偿责任，经查，该仲裁费为鑫智盈公司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属于案外人刘雪惠因承担差额付款义务而产生的债务，赖起斌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本院可予支持。另外，诉讼费用的负担应由法院依职权认定，毋需当事人作为诉讼请求进行主张。 综上所述，鑫智盈公司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赖起斌对刘雪惠依据《差额补足协议》应支付给鑫智盈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差额补足金额12,592,849.84元及滞纳金（滞纳金以差额补足金额为基数，按0.5‰/日的标准，从2019年6月21日起计至刘雪惠实际付清差额补足金额之日止）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二、赖起斌对刘雪惠应支付给鑫智盈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律师费150，000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13，451.37元、仲裁费130，639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三、驳回鑫智盈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5925元，由赖起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办法：到本院领取福建省财政厅印制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缴费通知书，至迟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交按自动撤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 锦 审 判 员  郑宝龙 人民陪审员  凌奶寿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林津津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 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附注：义务人未履行法院判决确定义务，权利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