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24民初2110号原告：程焕玲，女，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仁军，山东雄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候秀芳，女，1966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被告：刘甲旺，男，197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富，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程焕玲与被告候秀芳、刘甲旺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焕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将其侵占原告的2.01亩土地归还原告；2.依法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份，被告强行耕种原告承包的东阿县高集镇大侯村的土地2.01亩，经原告多次要求归还，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二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候秀芳、刘甲旺共同辩称，1、答辩人种植的土地均来自大侯村委会的分配，其中包括长长地、包地等，并且自1998年开始就由答辩人耕种至今，其中包括原告起诉的地块。而原告程焕玲一直不在大候村居住，在大候村也没有承包地，所以答辩人对自家承包地享有合法使用权，不存在答辩人占用原告土地的事实。2、本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对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原因为答辩人与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同一地地块权属存在重合，双方对同一地块使用权存在争议。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起诉。围绕诉求，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原告与被告候秀芳短信对话记录两张；4、大侯村委会证明一份；5、国家征用土地补偿款打款凭证；6、行政起诉状一份。候秀芳、刘甲旺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原告在七队园北3.83亩与我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包地3.8亩，系对同一地地块的确权，存在权属重合问题，双方对同一地块使用权存在争议。对证据3被告认可该两张短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手机号是候秀芳的，但不认可涉案土地系从传玉处转包，与原告不存在转包关系。涉案土地是被告依法承包的个人的口粮田。对证据4不认可其真实性，没有出具人的签字，同时也没有村委会负责人的签字。该地块的实际承包经营权人为被告。证据5不认可其真实性，该证据不能证明国家将承包地1.65亩的补偿款给了原告，实际将该补偿款给了被告，并且村委会进行了张榜公示。对证据6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在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权属未明确之前，任何一方无权改变土地的利用现状。本案原告无视法律规定，双方对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在未解决争议之前，肆意在麦地里破坏麦苗，栽种杨树，无疑破坏了土地利用现状，违法在先。高集镇派出所对被告行政拘留5日明显违法，因此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在本案中提交行政起诉状一份，明显不能证明其目的。另外，该行政诉讼还在审理中，尚未结案。派出所对被告行政拘留5日是否正确，有待人民法院司法审查。围绕辩称，候秀芳、刘甲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份，被告对诉争土地即包地3.8亩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证据2、小麦直补存折三本，2007年至今，该诉争承包地的小麦直补国家一直发给我们被告。证据3、山东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付款凭据一份，证明国家修建高东高速占了一部分（1.6亩）诉争土地，国家赔偿被告小麦补青款2796元。证据4、2018年大侯村村委张榜公示高速公路占地补偿名额，有被告的名字，没有原告的名字，与原告无关。另外，2020年7月份大侯村村委张榜公示高速公路占地补偿名额，有被告的名字，没有原告的名字，与原告无关。证据5、大侯村八队村民联名出示证明一份，诉争土地多年来一直由被告耕种，与原告无关。证据6、大侯村村支书兼主任候延军出具证明一份，来否定原告提交的证据4，该村委会不认可涉案土地确权给原告。程焕玲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因该承包地的出具期限为1998年10月30日，而在2015年前做了全面调整，政府重新为农户颁发新的土地经营权证，该份证据已经失效，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另外，该份证据记载的亩数为3.8亩，而本案争议的亩数为3.83亩，地亩数并不一致。该证据中对于土地的四至及四邻均不明确，不能证明该份证据中与涉案的土地有任何关联性，在被告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中，声称涉案土地是由被告从大侯村委会处承包所得，但在原告与被告候秀芳的短信聊天中，可以证实被告系刘传玉处转包土地，并向刘传玉交纳承包费，与被告声称的涉案土地系从大侯村委会承包相矛盾。所以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是2007年起一直领取涉案土地的小麦直补款，被告声称承包土地20余亩，在该证据中并没有记载哪一笔费用是涉案土地的小麦直补款，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因被告确实种植着涉案土地，国家征用土地对于小麦补青款给被告是合情合理的。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因该份证据并没有任何标注其用途和目的，也未加盖任何单位公章，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人作证应当出庭接受询问，被告所提供证据并没有让所有证人出庭接受询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该份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证据6该份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第一次庭审后，本院至高集镇经管站调取程焕玲名下2015年承包地块调查表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刘甲旺名下2015年承包地块调查表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程焕玲质证认为，对于上述法院调取的调查表及二人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异议；候秀芳、刘甲旺质证认为，1、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原被告土地承包合同与调查表均有错误，与现实不符，与事实不符。最近一两个月县政府、县农业农村局联合高集镇政府、大侯村委会正在成立专业调查组，需要对大侯村承包地进行重新测量、勘验，并列为农业农村局的督导重点。2、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土地承包合同中四至明确，确权到原告名下的七队园北的3.83亩承包地与被告现在耕种的3.8亩包地位置不同，系两块不同承包地。原告诉求明显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其诉求应予以驳回。原告争议土地靠着沟边，与我方土地相距约50米，两块地风马牛不相及。3、我方向法庭提交的村委会书记兼村主任候延军的证明（该证据是2020年5月10日出具），已证实无法确认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4、被告提交的16人的证明，刘传营种的地的西邻是被告，被告种的地的西邻是刘传利，该证据证明双方争议土地不具有重合性。在第二次庭审中，候秀芳、刘甲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9鲁15民终354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2019鲁15**民初2677号民事裁定书一份。因土地经营权证书确权登记四至有误，确权登记的地块与现实不符，原告多年也未在大侯村经营耕种过承包地，原告根据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四至也找不到自己的承包地，但她依据承包地的东邻是刘正才来找的被告，被告没有见过刘正才种植过地。刘正才主张刘传营腾地败诉。因此，原告依据东邻刘正才来向被告主张权利，在法律和事实上站不住脚。证据2、山东省农民负担监督卡一份，证明包地3.8亩系被告承包地。程焕玲质证认为，对证据1因被告提交的两份裁定书均系复印件，并且与本案无关，不予发表意见。对证据2我方认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且部分证据印章不清晰，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不予发表质证意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0月5日，程焕玲与东阿县高集镇大侯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2015年11月5日，东阿县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述合同及证书均载明程焕玲家庭户承包地为一块、面积为3.83亩、四至（东：刘正才，西：生产沟，南：生产沟，北：生产路）。刘甲旺持有的日期为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载明其中一块地块名称为“包地”，面积为3.8亩。程焕玲多年未在家种植过田地，候秀芳、刘甲旺一直在家种植田地。因高东高速建设，大侯村部分土地被征用，系本案纠纷的背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条载明“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本案情形是否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5民终3541号案件类似，现分析如下：一，在被告答辩和对原告证据2质证意见中均表示“双方对同一地块使用权存在争议”，第一次庭审中本院询问“被告，除国家征用的1.6亩外，原告土地经营权证上的土地现在是否由你种植”，二被告答“现在是我种植着，且20年来一直有我方种植。原告20多年没有回过村”，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在对本院调取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中称“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土地承包合同中四至明确，确权到原告名下的七队园北的3.83亩承包地与被告现在耕种的3.8亩包地位置不同，系两块不同承包地。原告诉求明显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其诉求应予以驳回。原告争议土地靠着沟边，与我方土地相距约50米，两块地风马牛不相及”且在辩论意见中称“通过原告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的四至，可以看出，原告诉争的承包地与我方现在耕种的承包地位置不同，系两块不同承包地，与我方承包地没有关系。原告起诉对象有误，其诉求依法应予驳回”，被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对案涉地块的是否均登记在程焕玲2015年证书中和刘甲旺1998年证书中前后陈述矛盾。二，候秀芳在庭审中称“我跟传玉结账”意思为“当时刘传玉是八队队长，负责本队土地分包工作。被告是依法分得的承包地，与原告转包没有任何关系，该诉争土地是被告的口粮地，不缴纳承包费。在诉争土地之外包的大队的土地，定期向八队队长刘传玉交纳承包费，交承包费的地是杨树地，与诉争土地没有关系”，程焕玲证书中显示家庭承包方式土地有且仅有一块，其向被告主张钱款和土地时，应认定系主张证书中显示的地块权利，而短信中候秀芳回应缴纳承包费的土地亦应为案涉土地，被告关于“我跟传玉结账”系对案涉土地之外其他土地承包费结算的解释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认可；在程焕玲提交的其与候秀芳的短信中，候秀芳称“你找传玉去，我种的地不是你给我的，传玉给我的，我跟传玉结账，跟你结不着数，隔着手打不着人…”“…我跟你传玉爷爷打交道，给不着你数，你传玉爷爷给我的地，我就给你传玉爷爷，不是你给我的，我就不给你”，这与被告第一项答辩意见相矛盾，如“包地”系家庭承包土地，不会存在缴纳承包费的问题；再者被告当庭陈述现实际种植的口粮地地块，与其手中持有的1998年证书中的28亩土地也不吻合；另外，候秀芳短信中的表达内容和程焕玲在庭审中陈述“刘传玉是八队队长，因为丈夫去世，我带着孩子也没有办法种地，我就拜托给刘传玉，以后有什么事你就从我租地的钱和小麦直补款中去处理。后来，被告刘甲旺妻子给刘传玉妻子说我们近，地我要来种，这样她从刘传玉手中接手。后刘传玉妻子告诉我地让刘甲旺家接手了，我不同意，我告诉刘传玉妻子说，地是从你手里接的，我以后还找你要费用，她说可以”能够相互吻合。综上，本院认定程焕玲持有的2015年证书中“七队园北”地块和刘甲旺持有的1998年证书中“包地”为同一地块，该地块不是刘甲旺、候秀芳的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口粮地”）而是程焕玲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程焕玲享有案涉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案涉地块不存在使用权权属争议，本案与（2019）鲁15民终3541号案件不类似。需要说明的是，村委会给付占地补偿款不代表该农户即拥有该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方式承包），故对被告辩称，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候秀芳、刘甲旺应返还案涉土地。根据程焕玲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刘传玉存在转包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其无权向候秀芳、刘甲旺主张损失。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候秀芳、刘甲旺于最近一季农作物收获后五日内清除案涉土地（即程焕玲证书中的七队园北、刘甲旺证书中的包地，未被高速占用的部分，约2.01亩）地上物并将土地返还给程焕玲。二、驳回原告程焕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100元，由程焕玲负担50元，由候秀芳、刘甲旺连带负担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附案件登记号：198000000078724审判员  周玉珑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孙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