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33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康宁医院，住所地长春市农安县古城街**。法定代表人：赵继民，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吉林正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农安县人民医院，住，住所地长春市农安县农安大路**/div>法定代表人：刘东明，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秀娟，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楠楠，女，汉族，1990年6月18日生，住长春市农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丹丹，女，汉族，1988年11月14日生，住长春市农安县。上诉人长春市康宁医院（以下简称康宁医院）、农安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农安县医院）因与被上诉人于楠楠、于丹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因不服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2020）吉0122民初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康宁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阳，农安县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秀娟，被上诉人于丹丹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于楠楠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康宁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于楠楠、于丹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患者于海操于2018年9月25日到康宁医院入院，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10月6日患者于海操出现发烧，康宁医院及时给其用药并告知家属将患者转为上级医院治疗，而患者家属迟迟再推，有事过不来。在8号告知后，家属9号上午8点才到院探望患者。将患者带到农安医院检查彩超（检查前列腺肥大）后又带回康宁医院，康宁医院再次要求家属到上级医院诊疗，在9日下午1点35分在康宁医院办理的出院，而在9日晚上20点左右到农安县医院办的住院。患者从出院到农安医院住院中间又停留7个多小时未及时治疗。入县医院后直到2018年10月11日18点35分死亡，也就是说在农安县医院到患者死亡两天的时间如果积极治疗是足以避免死亡的后果发生。首先后果发生的原因，患者家属没有及时转院上级医院治疗。其次，根据鉴定意见分析患者本身存在原有并发症导致低钾状况，当康宁医院告知转院开始，患者及时治疗是可以救治的，康宁医院并没有延误死者病情、加重病情。所以，康宁医院承担的责任不应该按30％的比例承担，明显责任划分过重。二、一审法院划分赔偿责任显失公平。鉴定意见明确康宁医院和农安县医院承担次要责任，那么就是说于楠楠、于丹丹承担的是主要责任。而一审判决康宁医院和农安县医院各承担30％，共计承担60％的主要责任，康宁医院认为一审划分比例错误，完全采纳了信达司法鉴定补充意见，该鉴定意见及补充意见缺少鉴定所依据的原理及方法，也没有鉴定依据的规范及鉴定标准适用。同时鉴定机构更无权对责任参考值作出具体的划分，所以，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及鉴定规范作支撑的鉴定意见是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更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的依据。退一万步讲，即使康宁医院过错与死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康宁医院和农安县医院也应该是在次要责任（如30％）中来划分康宁医院与原审被告农安医院承担的赔偿责任，这样符合鉴定意见及法律上推理。三、一审中于楠楠、于丹丹主张的诉请不合理。1、对于二审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的案件，是对原审的事实部分重新审理，如要变更诉讼请求应该在原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而非重审案件中变更诉情，所以增加诉讼的金额不应给予支持。2、根据庭审举证、质证，以及康宁医院对患者于海操病况了解，进一步根据康宁医院提供的病历患者主述记载，于海操是农村户口，因心境障碍，抑郁发作，不能工作。因此应该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赔偿费用。3、针对2020年4月7日开具的律师费票据，于楠楠、于丹丹证明是二审律师费，康宁医院认为证据不应采纳，2019年11月13日二审已经作出裁定，应该在二审程序中主张二审的律师费，而于楠楠、于丹丹恰恰在发回重审中主张增加的诉讼请求金额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也证明不了该票据为二审的律师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划分赔偿责任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依法改判。农安县医院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于楠楠、于丹丹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于楠楠、于丹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农安县医院对于海操的死亡后果承担30％赔偿责任错误。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3月27日出具的《函》超出司法鉴定范围，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不应予以采纳。于海操入住农安县医院治疗不足两日且病情发展极为迅速，该患者生前患有抑郁症即双向情感障碍及其他多种疾病，不能正常交流，但农安县医院还是在最短时间内对于海操做出了正确诊断，对于海操进行了补钾治疗，诊疗措施并无不当之处。信达司法鉴定中心认为农安县医院采用口服补钾而未采用输液方式进行补钾方式不当，该认定无医疗文献支持，而且于海操在入住上诉人处治疗之前在长春市康宁医院治疗多日，低钾状态也应该持续多日，但长春市康宁医院都未能进行扭转，农安县医院不可能在一天多的时间之内以输液方式就能迅速扭转病情，于海操生前患有多种疾病，并非某种单一的诊疗措施就能迅速扭转病情，信达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虽为一审法院委托，但其分析意见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对于低钾致死的尸检鉴定报告农安县医院并不知情，导致剥夺了农安县医院的知情权，尸检鉴定报告对农安县医院并无约束力。信达司法鉴定中心认定的农安县医院和长春市康宁医院均承担次要责任是违返常规的鉴定准则，且该司法鉴定并未明确农安县医院和长春市康宁医院累加应承担主要责任。2020年3月27日长春市信达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函，该函补充说明农安县医院承担次要责任，理论参考值为30％。长春市康宁医院承担次要责任，理论参考值为30％，认为两家医院累计责任比例为60％，剩余部分为于海操自担，该函只加盖了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的公章，无鉴定人签字。农安县医院认为信达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函明显违返鉴定准则及司法解释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只能对导致患者损害作出全部原因、主要原因、同等原因、次要原因、轻微原因等造成患者损害的原因力大小做出分析意见，无权对具体比例发表意见。另外，该函没有鉴定人签名，无法确定该函是哪位法医出具的意见，程序上违法，但一审法院在重审一审判决当中对农安县医院提出异议不予理会，采纳了信达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及补充说明函，做出的判决当然也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判令农安县医院和长春市康宁医院共计承担60％赔偿责任，意味着两家医院对于海操的死亡承担了主要责任，农安县医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没有依据，不能将次要责任简单的相加，且信达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分析中认为农安县医院和长春市康宁医院对于海操的死亡后果中承担的是间接因果关系，不能得出农安县医院和长春康宁医院在法律上承担主要责任即共计60％的后果，一审法院判决严重缺乏依据支持。二、对于海操的死亡赔偿金按镇居民标准计算错误，于海操属于农村居民。于海操为农村户口，一审中于楠楠、于丹丹提供的证据明显不足，社区出据的说明完全是根据于海操前妻的承诺做出的，没有具体核实，且于海操生前与其前妻已经离婚，房屋为前妻所有，于楠楠、于丹丹提供的水电费票据均为于海操前妻的名字，社区也未进行任何调查。且于楠楠、于丹丹提供的于海操在城镇有收入来源的证据不足，没有任何单位为其出具劳动关系证明，一审法院应于楠楠、于丹丹申请，调取了长春保安集团有限公司农安分公司的一份简单表格，没有相关单位公章，该表格从何处调取及真实性均无法确认，也就是对入职时间和离职时间没有相关书面证据支持，在此期间于海操是否在幼儿园担任保安也没有相关证据支持，于楠楠、于丹丹提供的银行明细没有显示其取得的1085元是工资，也没有显示1085元是哪家单位或个人打入其账户的，而且于海操患有精神疾病20余年，根本不适合担任保安一职，故一审法院认定于海操属城镇居民，明显证据不足。三、于楠楠、于丹丹在重审一审中按2019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当庭增加诉讼请求，未给上诉人答辩期程序违法，另外，诉讼请求应按照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标准计算，二审法院是以事实不清发回的重审，重审一审按2019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判决对农安县医院显失公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于楠楠、于丹丹诉请。于丹丹、于楠楠辩称，认为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答辩意见如下：一、我们针对长春市康宁医院的上诉请求。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康宁医院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我们迟迟不到医院办理转院这一事实纯属编造，根本不属实。我父亲只是因抑郁症被康宁医院收治入院的，我爸在康宁医院住院的这十五天之内，医生在收完我们红包的情况下，还对我爸进行虐待，导致我爸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严重缺钾，在这期间我们多次要求探望，都被主治医生以影响病人情绪为由拒绝。等到最后我爸已经不行了，才让我们探望转院。转院时我爸身上多处外伤，有吉林大学的尸检报告为证，原一审法院抽签鉴定后，在鉴定所听证时，康宁医院才告知我们是在医院治疗时，绑我爸时用力过度导致的外伤。我爸在康宁医院治疗期间，正是由于康宁医院的各种虐待护理手段，导致进食困难，出现低钾症状，康宁医院又未及时进行针对性补钾治疗，最终导致我爸因低血钾死亡。我爸只是抑郁症，该疾病并非癌症、脑出血、心梗等这种足以致死的疾病，因此，康宁医院在我爸的诊疗过程中明显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鉴定中心也是我们三方在法院共同抽取的，整个鉴定程序合法，因此，一审法院根据鉴定结论判令康宁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是正确的。2、我爸住院前一直在农安县城与我妈住在一起，我爸在幼儿园当保安，我们在原来一审庭审时已经交了棚户区改造补偿协议、商品房购房协议、物业费收据、自来水收据、社区居住证明，工资卡存款明细表，这一系列的证据足以证明我爸自2016年1月在农安县帝豪花园2栋5单元501居住并在城镇有收入的事实。案子发回重审后，因保安集团不给我们出具我爸的工作证明，无奈之下，我们向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主审法院王晓伟根据我们的申请到保安集团进行了调查核实，庭审时，法官也给我们三方当庭宣读了保安集团电脑中离职人员的登记档案表，该表能够印证我爸确实在这当保安，与我们提供的工资表也能互相印证，表中的时间与工资卡明细中发工资的时间段相一致（2016年10月10日入职，2018年8月13日离职），并且最后离职也刚好与我爸入院时间相吻合，因此，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我爸在城镇居住，在幼儿园当保安，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是正确的。3、关于律师费的问题，上次二审时，因二审案件只就一审请求进行审理，所以我们就没有主张二审律师费。案子发回农安重审后，我们让律师所把二审的律师费发票补开了，发回重审这次，律师没有收取我们任何律师费和交通费，我们花费的律师费都是因本案产生的，因此无论是一审、二审、还是发回重审花费的律师费，都在法律保护范围内，原审法院保护律师费也是正确的。二、针对农安县人民法院的上诉请求。1、鉴定机构系在法院三方当事人共同抽取的，三方当事人也都参加了鉴定所组织的听证，整个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合法有效，鉴定意见书在第四部分“分析说明”和第五分部“鉴定意见"中明确分析了农安县人民医院和康宁医院各自的医疗过错和责任程度，农安法院又向鉴定所调取了函件，因此，农安法院据此判令农安县人民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是正确的。其次，我爸只是患有抑郁症，并未患有其他严重致死性疾病，根据尸检报告，我爸于海操的死亡原因是低血钾症，正是由于两家医院未能及时发现我爸存在低血钾，未及时补钾导致，而不是我爸身患疑难重症无法救治或者急性心脏病、脑出血之类的凶险疾病死亡，因此，两家医院的医疗过错程度明显要大，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这一事实，依据鉴定结论，判令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各自承担30%的赔偿责任，我们自己承担40%的责任，原审判决并不存在任何不公平之处，更没有加重农安县医院的赔偿责任。2、农安县医院提出对尸检报告不知情，法院侵犯了知情权，明显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原一审庭审时，我们在举证时就举了这份尸检报告，农安县医院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并且我们三方在鉴定所听证时，我们向鉴定所提交了听证需要的病历材料、尸检报告，当时农安县医院的代理人对病历和尸检报告也是无异议的，并且认可尸检报告中我爸因低血钾死亡这一事实，对死亡原因无异议。农安县医院在上次的上诉时也是认可尸检报告的，这次案子发回农安重审后却当庭说对这份尸检报告不知情，明显有违诚信，纯属狡辩。3、长春保安集团出具的我爸工作表，是主审法官收到我们的调查取证申请后，亲自去调查核实的，并且在表上进行签字确认，因此该证据合法有效，并且能够与我们提供的工资卡明细表互相印证，足以证明我爸在城镇居住和主要收入来源，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4、本案发回农安再审后，属于一审案件，我们向法院提出按照2019年的赔偿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并向法院提出了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由于当时处于疫情防控阶段，进不去法院，我们跟法官打电话，法官说不用来送了，开庭时带着就行。开庭时，法官把这情况告诉两家医院了，他们也都同意当庭答辩了，因此，农安法院按照2019年赔偿标准计算是正确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农安法院的判决正确，应当维持，农安县医院和康宁医院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我爸去世到现在马上就两年了，这两年来我们一家始终处于痛苦之中，我妈这两年因这事折磨的也生病好几次，我们除了照顾家里孩子，还得照顾我妈。为了给我爸讨个说法，我们还要遭受打官司的这种煎熬，无数次的往返法院和鉴定所，因此，我们请求法院能够尽快公正处理，我们都尽早恢复正常生活。康宁医院述称，同意农安县医院的上诉请求，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函》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却以此为依据，简单以将责任比例相加的方式即认定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各承担30%责任。本案中于海操及其家属应对其自身疾病导致的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即50%以上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明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一审判决错误，因此，应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于丹丹、于楠楠的诉讼请求。农安县医院述称，1、认同康宁医院的上诉请求；2、认同康宁医院认为责任划分过重及没有依据的上诉意见。农安县医院和康宁医院不应各自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司法鉴定意见实际上认为于海操承担主要责任，但一审判决认定农安县医院和康宁医院承担60%赔偿责任与司法鉴定意见本身不相符；3、认同康宁医院认为于海操的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应按农村标准计算；4、认同康宁医院认为二审律师费不应承担的意见。于丹丹、于楠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宁医院赔偿于楠楠、于丹丹各项损失共计234078.65元；2、判令农安县医院赔偿于楠楠、于丹丹各项损失共计233502.48元；3.本案诉讼费由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承担。重审庭审中，于楠楠、于丹丹变更原诉讼请求第1、2项为：1.判令康宁医院赔偿于楠楠、于丹丹各项损失221665.95元（死亡赔偿金603440元、丧葬费34266.5元、律师代理费25500元、鉴定费25680元，合计688886.5元的30%，即206665.95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2.判令农安县医院赔偿于楠楠、于丹丹各项损失221665.95元（死亡赔偿金603440元、丧葬费34266.5元、律师代理费25500元、鉴定费25680元，合计688886.5元的30%，即206665.95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5日，于楠楠、于丹丹的父亲于海操因病到康宁医院就诊，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目前为轻度或中度抑郁发作。10月6日出现发烧，排尿困难，10月8日，康宁医院通知家属转院，次日，于海操家属将其转到县医院住院治疗。县医院初步诊断为：1.发热待查、2.双向情感障碍、3.前列腺肥大。2018年10月10日18:35分于海操死亡。农安县医院诊断为“猝死”、泌尿道感染、双向情感障碍、发热、低钾血症、肝功能异常、酮症”。受康宁医院和于海操家属共同委托，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1月12日对于海操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于海操符合低钾所致心功能障碍而死亡。根据于楠楠、于丹丹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对于海操的诊疗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该医疗过错与于海操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2018年12月29日，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为康宁医院在于海操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其医疗过失行为与于海操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其医疗过失行为在于海操的死亡后果构成中的责任程度以次要作用为宜。农安县医院在于海操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其医疗过失行为与于海操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其医疗过失行为在于海操的死亡后果构成中的责任程度以次要作用为宜。2019年4月19日，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对该鉴定作出补充意见：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的过错责任为分别承担次要责任。为了进一步明确本次医疗损害各方责任比例，一审法院重审中再次要求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对此作出补充说明。2020年3月27日，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补充意见：康宁医院其医疗过失行为在于海操的死亡后果构成中的责任程度以次要作用为宜，理论参考值30%；县医院其医疗过失行为在于海操的死亡后果构成中的责任程度以次要作用为宜，理论参考值30%；鉴于此案综合分析康宁医院与县医院分别是次要责任，在此案中两家医院累计责任比例为60%，剩余部分为于海操自身承担。于海操自2016年开始在农安县帝豪花园二期2栋5单元501室居住，自2016年10月10日至2018年8月13日在农安县幼儿园工作。于海操与王蜜桃于2018年5月18日离婚；于海操有两名子女，长女于丹丹，次女于楠楠；于海操的父母已先于其死亡。于楠楠、于丹丹为本案诉讼支付鉴定费25680元、律师代理费255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康宁医院在对患者于海操诊疗过程中，未对于海操行任何相关实验室检查或辅助检查，仅经验性治疗，未给予良好的肠内或肠外营养支持，以致于海操全身情况恶化，延误病情，加重病情，影响其预后，故康宁医院存在诊疗过失。于海操转至农安县医院治疗后，临床症状已经提示可能存在麻痹性肠梗阻，但并未引起医方充分重视。在临床症状表现比较明确，血钾低的情况下，有充足的时间纠正低钾血症，故农安县医院存在诊疗过失。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及补充意见对本次事故的责任划分明确适当，应予采信。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应分别承担事故责任的30%。于海操生前在城镇居住并工作一年以上，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于海操的死亡势必给作为女儿的于楠楠、于丹丹精神上带来一定的痛苦，应当给予一定的精神抚慰与物质补偿，根据本案中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的过错程度，由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分别给付于楠楠、于丹丹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为宜。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属一审案件，应按本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标准计算赔偿。于楠楠、于丹丹变更诉讼请求主张按2019年度标准计算赔偿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于楠楠、于丹丹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603440（30172元/年×20年）；2.丧葬费34266.50元；3.鉴定费25680元；4.律师代理费255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七条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春市康宁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赔偿原告于丹丹、于楠楠损失221665.95元；二、被告农安县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赔偿原告于丹丹、于楠楠损失221665.95元。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949.98元，由被告长春市康宁医院、被告农安县人民医院分别负担3974.99元。本院二审期间，农安县医院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2020年6月2日长春市司法局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决定书一份，即长司鉴投（2020）15号，以证明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及补充函违法法律规定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投诉至长春市司法局，司法局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已经受理，现投诉处理正在审查过程中，尚未作出具体结论。其他经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是否采信一事。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是经一审法院委托，并由双方当事人抽签选定的鉴定机构。结合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二审中的举证、质证及陈述，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就相关事项所做的解释说明，可见，于海操于2018年9月25日因双向情感障碍入住康宁医院，并于2018年9月28日开始出现排尿、排便困难的情况，通过审查康宁医院的病历材料等，未见康宁医院给予于海操相关的检查措施，以致于海操病情恶化，延误了诊疗时机。于海操于2018年10月9日转入农安县医院，于海操入院主诉时已明确说明其出现排便、排尿困难等情况，农安县医院亦考虑出现低钾等情况，但仅以口服补钾的诊疗方式，并未结合患者实际病情及所出现的症状给予相应的重视，未及时完成检查措施并给予对症治疗，延误诊疗时机。由于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因延误诊疗时机、加重了于海操病情，故两家医院对于海操的死亡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于海操因自身疾病较多，故对其死亡后果承担次要责任。综合上述，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吉信司鉴中心[2018]法医临鉴字第207号司法鉴定意见依据充足，符合医学常理，应当予以采信。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不应予以采信的情形，故康宁医院应对于海操损害后果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农安县医院应对于海操损害后果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康宁医院和农安县医院对于海操损害后果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各自承担30%责任比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是否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一事。本案中，于楠楠、于丹丹提交了于海操的商品房购房协议、安置补偿费协议书、有限电视费、电费收据、入住费、物业费、社区证明及工资明细表等，能够认定于海操生前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并无不当。关于律师代理费一事，于楠楠、于丹丹提交了正规的律师费发票，且该费用确为本案诉讼而支出的合理、必要的费用。故一审予以保护并无不妥之处。关于发回重审时于楠楠、于丹丹增加诉讼请求一事。因发回重审时本案为一审民事案件的性质，故于楠楠、于丹丹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相关材料，庭审时农安县医院、康宁医院均已应诉答辩，故一审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康宁医院、农安县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50元，由长春市康宁医院负担4625元，农安县人民医院负担46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宫 平审判员 高 心审判员 曾范军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高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