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0102行初110号原告邵申弘，女，1965年5月25日出生，回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代理人张从国，系辽宁申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第一拘留所。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文储路105号。法定代表人王慧春，系所长。委托代理人程虎，系该所副所长。委托代理人龚伟宁，系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方南路18号。法定代表人石广臣，系局长。委托代理人柳勇，系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洋，系该单位工作人员。第三人赵广运，男，1956年4月26日出生，蒙古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代理人于浩，系辽宁东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申弘诉被告沈阳市第一拘留所、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局停止执行行政拘留行为一案，原告邵申弘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后，本院于2019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邵申弘的委托代理人张从国，被告沈阳市第一拘留所的委托代理人程虎、龚伟宁，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柳勇、王洋，第三人赵广运的委托代理人于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10月19日，沈阳市第一拘留所以赵广运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为由向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发送“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同日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以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的形式根据《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同意对赵广运停止执行拘留。原告诉称，《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在本案中，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因赵广运住院，无法直接投送拘留所，10月19日，分局办案民警在调取赵广运住院的相关病志后，到沈阳市行政拘留所办理执行拘留手续”，已经明显违反《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同时，针对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调取赵广运住院的相关病志后，到沈阳市行政拘留所办理执行拘留手续”，被告沈阳市拘留所应按照《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18条进行处理，即“被拘留审查的人患有严重疾病的”“拘留所不予收拘，并出具不予收拘通知书，通知拘留决定机关”。二被告故意错误地适用《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19条所作出的《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行政拘留执行回执》是明显的、严重的违法行为，其目的是包庇和袒护第三人赵广运逃避法律制裁。更为甚者，《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竟然载明“赵广运已于2016年10月17日入所。执行期限为7天。至2016年10月24日止。”已经涉嫌伪造事实，严重违法。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沈阳市拘留所2016年10月19日作出的《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违法，并且予以撤销；2、确认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对第三人赵广运停止执行拘留行为违法，并且予以撤销；3、一切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和第三人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建议停止执行通知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2、沈公文（治）行罚决字（2016）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1—2均证明二被告停止执行拘留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沈阳市第一拘留所辩称，1、不应将我局列为本案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我局向文保分局作出的仅为停止执行拘留的“建议”，而非“决定”，显然不具有强制力；《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二款规定，对于拘留所作出的停止拘留的建议，“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作出是否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并通知拘留所”。可见，最终决定是否停止拘留的机关为文保分局，我局仅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前述建议行为对于被拘留人及文保分局不具有强制力，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2、被告依据《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建议文保分局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行为合法。根据《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拘留所发现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建议拘留决定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一）患有××或者患有××需要隔离治疗的；（二）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本案中，据文保分局于2016年10月19日向答辩人提供的被拘留人赵广运的门诊及住院病历显示：门诊病历第45页中初诊第2条结论为高血压3级（很高危）；住院病历第3页中最后诊断意见第2条结论亦为高血压3级（很高危）。被告有理由相信文保分局提供的赵广运的病历的真实性；病历中“很高危”的描述，符合前述规定第（二）项“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情形，故被告建议文保分局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行为合法。3、我局并未伪造事实，仅是原告对格式文书的使用产生了误解。原告诉称《行政拘留执行回执》中“赵广运已于2016年10月17日入所，执行期限为7天，至2016年10月24日止”的记载为伪造事实。事实上，该回执系文保分局向答辩人提供的格式文书。答辩人对于符合拘留条件的被拘留人，直接在该回执上盖章收押；对于不符合收押条件、患有严重疾病的被拘留人，则在该文书左下侧另外加盖一个方形印章，内容为“依据《拘留所条例》的规定，该人患有某某疾病，暂时不能入所执行。建议办案单位停止执行拘留或该人疾病治愈后重新投送”。按该方形印章记载的内容，赵广运显然未被收押，故不存在原告诉称的答辩人伪造事实的情形。综上，被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病志，证明病志中载明第三人高血压三级（很高危），被告有理由相信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提供病志的真实性，所以作出了建议停止执行拘留的建议。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辩称，1、简要案情2016年7月21日，我分局受理了沈阳音乐学院原乐器工艺系主任赵广运在系办公室内，将现任副主任邵申弘打伤一案。经我分局调查查明：2016年7月18日14时许，在沈阳音乐学院乐器工艺系办公室内，赵广运要求该系邵申弘在其学生赵明翰的任课聘任表上签字，邵申弘以此事需要院系党政联席会通过为由不予签字，双方言语不和发生纠纷，赵广运用邵申弘办公桌上的文件夹等物品将邵申弘鼻子打伤。经辽宁大学法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为：邵申弘伤情为轻微伤。2016年10月17日，我分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违法嫌疑人赵广运做出了行政拘留七日、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处罚当日，在18时30分进行处罚告知时，赵广运心脏病突发，其随行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将赵广运送往202医院进行救治。分局办案民警跟随其到医院了解赵广运真实病情，通过急诊医生了解到，赵广运病情危重（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高血型压三级），需住院治疗。因赵广运住院，无法于10月17日直接投送拘留所，10月19日，分局办案民警在调取赵广运住院的相关病志后，到沈阳市行政拘留所办理执行拘留手续，拘留所依据《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向我分局出具了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并在行政拘留回执上签署日期盖章确认。收到此通知书后，我分局结合拘留所的建议认为，赵广运的病情不具备病愈后再次投入执行拘留的条件，故依法履行了对赵广运停止执行拘留手续。依据公安部《关于行政拘留执行有关问题的意见》（公监管[2014]78号）规定“依照《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之规定，经拘留所建议，拘留决定机关同意停止执行行政拘留的，行政拘留决定终止执行。被拘留人停止执行的情形消除后，不再执行原行政拘留决定。综上所述，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对赵广运作出的停止执行拘留行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恳请法院依法维持被告对原告赵广运作出的停止执行拘留行为。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对违法行为的认定而作出的处罚决定。2、执行回执，证明正常情况下我单位作出决定后制作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连同嫌疑人送至行政拘留所执行拘留，经拘留所审查后符合拘留条件在回执上加盖印章，交决定单位存档附卷。现在提供的这份回执是因第三人在决定后送拘前之间突发疾病，不具备向拘留所投送的条件，但行政拘留执行回执文书已经制作完成，故我单位调取第三人2016年10月17日的急诊病志及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到拘留所履行送拘程序。3、2016年10月17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时第三人突发疾病后的急诊病志及住院病例，证明第三人确因身体突发疾病无法向拘留所进行投送。第三人赵广运陈述，1、省院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也就是对原判决认定的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是否有法律依据事实依据进行的合法审查，现法院对第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的行政行为在没有作出有效判决之前不能认定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此本案应当待另案处理完成之后，确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后在处理本案比较恰当。2、第三人认为原告已向沈河法院起诉过要求本案的诉讼请求，被沈河法院驳回后再次向和平法院起诉，第三人认为原告存在重复起诉，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8）辽行申72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结果是1、本案指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证明本案原告的诉讼因另一案件处理结果没有明确，没有处理完成，本案应待另一案件处理完成后再行处理本案。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沈阳市第一拘留所的证据提出如下质疑意见：对证据有异议，并且对被告一适用法律和认定的事实均有异议，《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三章收拘对被告行政职权及法定程序有明确规定，其中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是对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的具体细化规定，按照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所陈述的情况因第三人病重不能送拘，被告应当按照《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八条作出处理，而不是第十九条。第十八条规定，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拘留所不予收拘并出具不予收拘通知书，其中包括被拘留审查的人患有严重疾病。而第十九条是收拘时或者收拘后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应当出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决定书，在本案中被告二和被告一自始至终没有履行收拘的法定程序，被告一适用第十九条明显错误，应当依据第十八条作出处理。原告对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的证据提出如下质疑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证明了被告一和被告二行政行为违法。对证据3第三人突发疾病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原告不予认可。因为第三人在实施侵害行为后即到202医院装病躲避，在被告二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再一次到同一医院装病躲避，并且在2016年10月23日即在沈阳音乐学院院内与他人交谈，这些都说明第三人根本不存在突发疾病的事实。原告对第三人的证据提出如下质疑意见：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生效，应当予以执行。省院裁定中止的是法院判决的执行，不是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行政行为的执行。二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的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沈阳市第一拘留所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省院行政裁定书我方并没有收到，所有情况我方不了解。省高院裁定下发的再审案件并没有说明我单位作出的行政行为是错误的，如果法院判决说明我单位作出的行政行为是错误的，我单位可以撤销执行。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沈阳市第一拘留所、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提供的证据无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证；对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证。对被告沈阳市第一拘留所提供的病志、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急诊病志及住院病例中的第三人曾在医院就医治疗的事实予以认证。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7日，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作出沈公文（治）行罚决字（2016）17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6年7月18日14时许，在沈阳音乐学院乐器工艺系办公室内，赵广运要求该系邵申弘在其学生赵明翰的任课聘任表上签字，邵申弘以此事需要院系党政联席会通过为由不予签字，双方言语不和发生纠纷，赵广运用邵申弘办公桌上的文件夹等物品将邵申弘鼻子打伤。经辽宁大学法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为：邵申弘伤情为轻微伤。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违法嫌疑人赵广运做出了行政拘留七日、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称，处罚当日，在18时30分进行处罚告知时，赵广运心脏病突发，其随行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将赵广运送往202医院进行救治。分局办案民警跟随其到医院了解赵广运真实病情，通过急诊医生了解到，赵广运病情危重（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高血型压三级），需住院治疗。因赵广运住院，无法于同年10月17日直接投送拘留所，10月19日分局办案民警在调取赵广运住院的相关病志后，到沈阳市行政拘留所办理执行拘留手续。2016年10月19日，沈阳市第一拘留所以赵广运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向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发送“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同日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以“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的形式，根据《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同意对赵广运停止执行拘留。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该停止执行拘留决定未告知原告。原告通过其他途径知道后，对第三人的病情不认可，向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提出异议，该局未对原告异议进行答复处理。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起诉，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7）辽0102行初348号行政裁定，将该案移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我院继续审理。另查明，原告邵申弘、第三人赵广运对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作出的沈公文（治）行罚决字（2016）17号行政处罚决定均不服，分别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该院作出行政判决，分别驳回原告、第三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赵广运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市法院作出（2017）辽01行终874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第三人赵广运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辽行申726号行政裁定，裁定1、本案指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再查，2015年6月10日沈阳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沈编办发[2015]66号文件，将原沈阳市拘留所更名为沈阳市第一拘留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及《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二）项“收拘时或者收拘后，拘留所发现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出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建议拘留决定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二）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第三款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作出是否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并通知拘留所。”的规定，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是涉案行政拘留决定作出机关，因此具有作出本案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沈阳市第一拘留所依据《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二款规定，作出“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该建议作出后，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即作出停止拘留行为。因此，本案对原告产生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是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作出的停止拘留决定行为，故沈阳市第一拘留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九条被处理人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当事人针对处罚决定提起诉讼，判决生效后，提起再审不影响对本案的审理。依照公安部《关于行政拘留执行有关问题的意见》（公监管[2014]78号）第三条“关于被拘留人转其他处理。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或拘留期满后被办案单位又作其他处理的，依照下列情形处理”：2、依照《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之规定，经拘留所建议，拘留决定机关同意停止执行行政拘留的，行政拘留决定终止执行。被拘留人停止执行的情形消除后，不再执行原行政拘留决定规定，被告在作出停止执行拘留决定时应当谨慎，对认定的事实应准确无瑕疵，程序合法。根据《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第二十二条“除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一条向特定对象告知执法信息外，公安机关应当通过提供查询的方式，向报案或者控告的被害人、被侵害人或者其监护人、家属公开下列执法信息：（三）行政案件受案、办理结果。”规定，对具有知情权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应履行告知义务。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提出的异议，应进行答复处理，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加重的后果。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作出停止执行拘留决定后，未告知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应予纠正。根据《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收拘时或者收拘后，拘留所发现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出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建议拘留决定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一）患有××或者患有××需要隔离治疗的；（二）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三）生活不能自理的；（四）因病出所治疗，短期内无法治愈的。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作出是否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并通知拘留所。”的规定，可见对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的被拘留人员，拘留决定机关应当作出停止执行拘留决定。而本案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提供的“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只是办公审批程序，并不是行政决定。因此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以该审批表代替行政决定，属违法法定程序，应予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2016年10月19日作出的对赵广运停止执行拘留决定。二、责令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重新作出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勇人民陪审员  李艳彬人民陪审员  郭栩兵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 记 员  任天一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