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02民初3027号 原告：韩立哲，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效泽，山西勇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山西勇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文朝，山西大懿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亚琛，山西大懿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第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原告韩立哲与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第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山西省分公司）抵押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立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效泽、王倩，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文朝、邓亚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东方资产山西省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按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韩立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3月16日、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共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2、判决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北京市某某区某某甲×号房屋的抵押权注销登记；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16日，原告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运城市某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欲从被告处融资20××元。在运城市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已经以其所有的运城市关公像北运临路东侧国有土地使用权为该笔融资提供足额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被告仍要求原告将原告个人所有的北京市某某区某某甲×号房屋作为抵押物设定最高额抵押担保。为完成融资，原告只得应被告要求先后于2018年3月16日、2018年5月14日签订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并配合被告办理了抵押权登记。但时至今日，被告仍未向某某公司提供融资款项，现被告已将该笔资产打包转让给第三人。原告以自己所有的房产作为抵押物促成融资的目的无法实现，特向贵院起诉，望支持原告诉请。 原告韩立哲就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2018年3月16日《融资额度协议》1份，拟证明某某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与被告达成协议，由被告重新审查对某某公司的授信额度，审查的目的是再次向某某公司提供20××元以上贷款，用于偿还某某公司与被告于2016年11月17日签订的编号19××42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20××元贷款； 证据二、2018年3月16日《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拟证明某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以自己所有的土地及房产为证据一中的《融资额度协议》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确认期间从2018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16日； 证据三、2018年3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署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16日，以自己所有的北京市某某区某某甲×号房屋为证据一中的《融资额度协议》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确定期间自2018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16日止； 证据四、2018年5月14日原告与被告签署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拟证明2018年5月14日，被告又要求原告重新签署《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擅自将债权确定期间变更为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16日，擅自在担保范围中纳入运城市某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17日与被告签署的编号为19××42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20××元贷款； 证据五、不动产登记簿，拟证明北京市某某区某某甲×号房屋为上述合同已经办理两次抵押权登记； 证据六、原告韩立哲与被告浦发银行工作人员会谈录音录像及文字整理材料，拟证明本案原告以自己所有的北京市某某区某某甲×号房屋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目的是为某某公司重新审批授信额度提供担保，被告接受担保后也多次上会审核想将授信额度扩大34××元，但至今未通过审批未提供贷款，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当解除两份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 证据七、证人韩某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2016年11月17日某某公司的20××元贷款，在2017年的11月份到期后，被告的工作人员张某提出让某某公司继续借新还旧，但需要某某公司提供新的担保才能借新的贷款出来。在整个过程中一直说的都是要给某某公司借新还旧，也是因为要借新的贷款才要求某某公司提供新的担保，并承诺新的贷款发放后，就把旧的抵押物进行解封，从未提出过要给在先债权追加抵押。新提供的抵押物办理完抵押登记后，3月21日某某公司又归还了被告45×元的利息，就等待被告放款，到5月份时被告的工作人员张某说北京房产办理手续有问题，所以去北京把之前的抵押登记解除后又另外办理了一次抵押登记，在这期间被告有没有将抵押合同进行变更证人不太清楚，这之后就催着被告放款并要求按约定解除之前的抵押物。但是被告未按约给某某公司发放新的贷款，也未将之前的抵押物解封。 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对原告韩立哲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2018年3月16日融资额度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合同的签订背景是在某某公司出现涉及重大诉讼，抵押物抵押权到期被法院查封且无法办理续押，抵押权出现重大瑕疵，2017年11月借款到期后，某某公司迟迟未能还本付息，在此情况下某某公司请求被告暂时不要起诉该公司，为此经多方协商，韩立哲自愿为本案的在先债权提供新的抵押担保，在该融资额度协议的第27条约定和第12页其他约定事项：双方明确约定在先债权包括某某公司在2017年11月16日到期的20××元借款本融资协议的主债权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偿还上述20××元借款。由此可知，2018年3月16日的融资额度协议目的是为了确认主债权为某某公司已经违约的在先20××元债权，而不是为了发放新的贷款。对第二、三、四、五组证据，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被告在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第9.3条确认了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在先债权且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20××元，第9.6条约定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包括被告于2016年11月17日向某某公司发放的借款20××元，该20××元借款于2017年11月16日到期，根据该合同约定可知韩立哲提供北京的房产是为了某某公司已经到期的20××元贷款提供担保，被告不可能再为某某公司发放新的贷款，也就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这一说。2018年3月16日所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合同的第三条特别约定：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本合同仅为甲乙双方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最高额抵押登记之用的主债权及抵押合同，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不做他用。该两份合同产生的基础是2018年3月1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在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第9.3条明确约定：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16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元整为限。第9.6条约定：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包括被告于2016年11月17日向某某公司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20××元。第9.6条第三项约定：2018年5月14日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北京市房地局的制式合同文本仅作办理登记之用不做他用，此合同项下最高额抵押登记所涉的权利义务以原、被告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准，可以证明被告并没有擅自更改合同的行为，韩立哲在前述合同上均签字同意说明其是自愿为某某公司已经违约在先的20××元贷款提供新的担保。对第六组证据，该录音是产生于原告起诉后的，仅能证明原、被告就此事进行过洽谈这也是为了双方日后的进一步合作，不能证明被告有增加授信额度或承诺继续放款的意思表示。对第七组证据，证人韩某某是某汽车公司的职工，也是某公司、某某公司的股东和关联人且与原告是叔侄关系，在某公司已经起诉被告确认其抵押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证人韩某某再次在本案中作为证人出庭显然是不适当的，其本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证言真实性不得而知。 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辩称，一、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在原告起诉之前，讼争合同中的权利已经由上海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转移给第三人东方资产山西省分公司；二、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3月16日所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实际上并未履行，在相关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最高额抵押登记时提交的是2018年5月14日所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明确载明，仅作为北京市房地局的制式及抵押合同，不做他用。此合同项下房屋最高额抵押所涉权利义务以抵押人与抵押权人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编号为ZD1×12《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准；三、从合同约定内容和签订目的来看，根据2018年5月14日所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内容，该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数额为20××元。同时，所担保的主债权中包括在先债权，即被告曾于2016年11月17日向某某公司发放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20××元，既然在先债权数额已经等于所担保的最高债权数额，当然不可能产生新的借款。从合同用途看，《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债权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偿还某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19××4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20××元贷款本金，可以看出某公司签订本合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某某公司已经违约的20××元借款提供新的担保。综上，原告在签订合同时也明知新的贷款不可能产生，不具备合同解除条件；四、抵押合同的签订和抵押权的设立均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不存在合同解除事由。1、根据相关合同约定，在借款人某某公司出现违约事项时，被告作为贷款人和债权人，有权要求其另行提供其他担保，原告自愿为本案在先债权提供担保，完全符合合同约定。2、我国法律并不禁止抵押物价值高于被担保的主债权，因此本案抵押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解除事由。 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就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2016年1月20日某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拟证明讼争合同中主债权和在先债权的产生基础，以及某某公司与被告约定的另行提供担保物的情形； 证据二、2016年1月20日某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物产权证及他项权证复印件、韩立哲与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拟证明对于某某公司在2016年1月20日至2017年1月20日止的期间内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发生的债务，某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其法定代表人韩立哲自愿提供保证担保。但某某公司提供的土地他项权证上记载，该抵押权存续期间于2017年1月20日截止。2016年1月20日《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某某公司与被告明确约定了另行提供担保物的情形； 证据三、2016年3月4日某某公司与被告签订第一次《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提款手续和借款凭证，拟证明被告如约向某某公司发放第一笔20××元贷款，该笔贷款某某公司已提前归还； 证据四、2016年11月17日，某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第二次《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提款手续和借款凭证，拟证明在2016年1月20日《融资额度协议》额度使用期限内且2016年1月20日《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也仍未届满的情况下，某某公司以前述《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物作为第二次贷款的抵押担保，于2016年11月17日再次从被告处借款20××元，也就是本案的主债权和在先债权。同时证明，在2016年11月17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载明了关于另行提供担保物的情况约定； 证据五、盐湖区人民法院（2016）晋0802民初639号民事判决书、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1167号终审判决书，拟证明该民间借贷案件中，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某某公司对借款本金1×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4年2月28日起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显然直接影响债务人某某公司的偿债能力。根据2016年1月20日某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2016年11月17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某某公司有义务为本案主债权提供新的担保； 证据六、2018年3月16日某某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被告与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与原告韩立哲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2018年5月14日原被告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不动产登记证明，拟证明因某某公司先后出现涉及重大诉讼、抵押物抵押权到期、抵押物被法院查封且无法办理续押，抵押权出现重大瑕疵，以及2017年11月借款到期后某某公司没有还本付息等一系列多种违约情形，经各方协商，某公司、韩立哲自愿为本案主债权提供新的抵押担保。（1）原告韩立哲与被告签订的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符合双方约定，从合同内容来看，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主债权上限为20××元，主债权包含了在先债权，而在在先债权已达到20××元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再产生的贷款；从合同目的来看，原告韩立哲提供抵押就是为某某公司已经违约的20××元借款做担保，而不是所谓的“另行发放新的贷款”，本案不存在解除事由，抵押权已经依法设立，不应注销。（2）在北京市办理抵押登记时所提交的是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其中，双方明确确认该合同目的仅为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之用，不做他用，抵押权的权利义务以原被告在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准。 证据七、某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某某公司企业设立及变更情况。原告韩立哲在2015年1月21日至2018年5月9日一直担任债务人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本案主债权的产生及担保物权的设立以及相关合同签订和约定内容都是清楚且了解的，其明知提供抵押物是为了给某某公司已经违约的在先债权追加担保，而不是所谓的发放新的贷款，本案不存在解除事由。 原告韩立哲对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三、四、五真实性均无异议，同时该几份证据证实2016年1月20日的融资额度协议已经于2017年1月20日使用期限届满，2016年11月17日的贷款也就是本案被告一直所称的在先债权，是在2016年1月20日在这份融资额度协议中产生的，并且有某某公司自己的土地房产（被告评估价值21××元）以及多位自然人提供的足额的最高额抵押担保或最高额保证担保。对于证据五中，判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而且本案所称的在先债权所享有的土地及房产的担保，被告处于第一顺位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其他诉讼并不会影响被告债权实现。对于最高额抵押合同，债权确定期间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16日，不是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原告签署合同后，被告后加的。对于不动产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不动产说明本案被告享有的最高额抵押担保权处于第二顺位，北京房产在此之前已经抵押给其他银行。对于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不了原告对相关合同的签订和约定都清楚。被告方所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实原告的抵押担保是为某某公司2016年11月17日的贷款到期不能偿还，某某公司出现诉讼，资产被保全的情况下追加担保财产而签订。 被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未答辩，未举证，亦未出庭。 本院听取了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对原、被告无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附卷佐证。对原、被告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2016年1月20日，案外人某某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融资额度协议》，约定：融资额度限额为人民币20××元，使用期限为2016年1月20日至2017年1月20日。担保人为某某公司、韩1某、李某某、韩某某、兰某某、韩立哲、许某。 2016年1月20日，某某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主合同债权人为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债务人为某某公司，抵押的财产为：某某公司所有的位于运城市×路×号土地证号为：运政国用（2013）第0×号的土地及房产证号为：运城市房权证市辖区字第1×8号的房产。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16年1月20日至2017年1月20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所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元整为限。2016年3月3日就上述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 2016年3月4日，某某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0××元，期限为自2016年3月4日至2017年3月3日。该合同签订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于2016年3月4日向借款人某某公司发放了20××元借款，而某某公司已于2016年11月16日提前向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偿还了该笔借款。该笔借款偿还后，借款人某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位于运城市×路×号土地及房产并未被解押，而是经某某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协商，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11月17日再次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某某公司第二次从被告处借款2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1月17日至2017年11月16日，该笔借款的用途是向案外人运城市不奇商贸有限公司购买帕萨特轿车及车辆配件。该笔借款某某公司仍以位于运城市×路×号土地及房产作为抵押担保。合同签订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按某某公司的指示将该笔借款支付给运城市不奇商贸有限公司。借款到期后，某某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 2018年3月16日，某某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再次签订一份《融资额度协议》，约定：融资额度为人民币20××元，使用期限自2018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16日止，担保人为韩立哲、山西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运城市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担保方式抵押。 2018年3月16日某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主合同债权人为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债务人为某某公司，抵押财产为位于运城市关公像北运临路东侧，证号为运政国用（2009）第××9号土地及该土地上证号为运城市房权证市辖区字第1××号的房产。抵押财产中土地价值人民币741×元，房产价值人民币1×元，最终以实现抵押权时的价值为准。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在2018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16日止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元为限。双方约定其他事项：1、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包括：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于2016年11月17日向某某公司发放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20××元，到期日2017年11月16日，合同编号19××42；2、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偿还某某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署的编号为19××4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20××元贷款本金/授信额度；……。 2018年3月16日原告韩立哲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主合同债权人为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债务人为某某公司，抵押财产为位于北京市某某区某某甲×号，证号为京房权证朝私07字第2×号房产。抵押财产价值为人民币22×元，最终以实现抵押权时的价值为准。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在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16日止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元为限。双方约定其他事项：1、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包括：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于2016年11月17日向某某公司发放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20××元，到期日2017年11月16日，合同编号19××42；2、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偿还某某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署的编号为19××4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20××元贷款本金；3、抵押人与抵押权人于2018年5月14日在运城市签订的合同编号为ZD1×12—1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北京市房地局的制式合同文本，此合同目的仅为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或抵押权预告登记之用的，不作他用。 又查明，原告韩立哲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了《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用于办理原告韩立哲提供的位于北京市某某区某某甲×号房产的抵押登记，约定：债权确定期间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2021年3月16日止。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双方在北京市某某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办理了抵押登记。后原、被告双方又于2018年5月14日再次签订了一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将双方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债权确定期间变更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1年3月16日止，将担保范围变更为：1、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自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16日期间与某某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并用该份合同重新办理了抵押登记。 还查明，2018年6月19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太原分行）（甲方）与第三人东方资产山西省分公司（乙方）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转让债权清单中有13户债务人，其中包括某某公司，该公司未偿还本金19×元。2018年10月19日，双方就该笔贷款签订一份单户债权转让协议，编号：TY2×01—025，协议载明：“一、甲方将其对借款人[某某公司]的[19××42]合同项下的1笔债权及相关权利、权益、利息、收益转让给乙方。截止2018年[5]月[15]日，该笔债权项下未偿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9×元]。具体债权金额见本协议所附《分户转让债权清单》。二、本协议所转让债权的收益和风险转移点为2018年[6]月[19]日，此后所收回的收益归乙方所有。”对上述债权转让行为以及债务催收，浦发银行太原分行与第三人东方资产山西省分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在山西经济日报进行了公告。 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审理中提交2018年10月19日本院作出的（2016）晋0802民初6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某某公司应对案外人1×0元的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后被告某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0月8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8民终116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与某某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了《融资额度协议》，由原告韩立哲用其所拥有的位于北京市某某区某某甲×号的房产，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形式对该《融资额度协议》中的融资额度金额20××元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现原告因被告未按《融资额度协议》约定向某某公司发放融资款项，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该抵押合同，并为原告提供的抵押房产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对此，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提出抗辩称，原、被告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仅是作为在北京市房地局的制式合同文本，该合同目的仅为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所用，不做他用。该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应以原、被告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准。而原告与被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目的，是原告自愿给被告于2016年11月17日向某某公司发放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20××元，也就是某某公司的在先债权追加新的担保，且某某公司在被告处本身就存在2016年11月17日的20××元在先债权，被告不可能再向某某公司发放新的借款。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目的为何？首先，原告提供的与被告方负责该笔业务的工作人员张某等的谈话录音、证人韩某某的证言、2018年3月16日的《融资额度协议》及2018年3月16日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某某公司于2016年11月17日在被告处有一笔20××元借款已逾期未偿还（也就是被告所称的在先债权），被告的工作人员与某某公司及原告协商给某某公司重新授信融资20××元，而新的借款用途就是为了偿还已到期的在先债权。为此被告工作人员要求某某公司为新的借款提供新的担保，这才出现了原告为给某某公司重新融资，与被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事宜。既然合同中约定2018年3月16日的融资额度20××元，本身就是为了归还某某公司在被告处的在先债权，又何谈为在先债权提供新的担保一说；其次，被告称因为某某公司的在先债权已经有20××元，2018年3月16日的《融资额度协议》的融资额度金额也是20××元，所以被告根本不可能再向某某公司发放新的借款，原告也就不可能是为新的借款提供担保。但被告此说法，与其工作人员在与原告的谈话录音中所说的，要给某某公司审批新的借款用于归还已到期的借款，并要求其提供新的担保的内容相悖，况且既然被告根本不可能再给某某公司提供新的融资，又为何与其再次签订《融资额度协议》，并要求原告为该笔融资提供担保。被告的种种行为让某某公司及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能为某某公司发放新的借款；再者，被告称因某某公司之前提供的担保物，发生诉讼案件，担保物存在瑕疵，所以被告有权要求某某公司提供新的担保。被告按合同约定让某某公司为在先债权提供新的担保本无可厚非，但不能通过让某某公司及原告误以为被告是为了给某某公司发放新的借款的方式，利用原告作为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急于归还已逾期的20××元借款的迫切心情及金融机构作为较强势的一方，错误的引导原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并通过让原告签订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加重原告的合同责任，被告的行为违背了民事诉讼活动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本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原告与被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目的，仅是为了给某某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向被告申请的20××元借款提供担保，而合同中有关为在先债权提供担保的条款，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被告在其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对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未明确告知原告亦未对该条款的内容予以解说，应认定该条款无效。现被告已不可能按2018年3月16日某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向某某公司发放新的借款，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合同目的亦不能实现，故对于原告请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协助原告解除对抵押房产的抵押权登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韩立哲与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分别于2018年3月16日、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 二、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协助原告韩立哲办理解除位于北京市某某区某某甲×号的房产（证号为京房权证朝私07字第2×号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姣 人民陪审员  裴红征 人民陪审员  南运莲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裴婧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