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33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庆民，男，1989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一鸣，福建君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晓君，福建君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向阳大街**。 法定代表人：王经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伟，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实，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郭东泽，男，1975年11月26日出生，回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原审被告：郭东圣，男，1978年6月9日出生，回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上诉人杨庆民因与被上诉人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公司”）、原审被告郭东泽、郭东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3民初10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庆民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3民初1047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并依法改判安通控股公司对原审判决主文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安通控股公司、郭东泽、郭东圣承担。事实和理由：1.安通控股公司的担保行为有效，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本案并不构成越权代表，一审中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庆民知道或应当知道签订的《借条》是郭东圣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本案借款合同签订时，郭东泽、郭东圣及部分公司高管在场，杨庆民有理由相信该款项是用于公司需求，该担保行为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郭东圣作为安通控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利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加之安通控股公司的公章存在，杨庆民完全有理由相信安通控股公司的担保行为是公司内部的决定。（二）案涉担保行为是安通控股公司独立作出的意思表示，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最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安通控股公司在《借条》上加盖公章，对于杨庆民而言具有信赖利益，应当认定提供担保是安通控股公司的意志表示。（三）安通控股公司为上市公司，必定规定了严格的用印审批程序，其在案涉合同上加盖公章，该行为本身就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意思表示。前述事实均能体现出杨庆民在本案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为善意一方。因此，即使杨庆民未就公司决议进行审查，也不构成杨庆民明知郭东泽、郭东圣存在越权代表的情形。其次，原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六条为依据认定公司担保行为无效，缺乏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该规定调整的是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即规范的是公司内部管理程序，而非公司与外部产生的法律关系，因此，公司内部决议的瑕疵不应影响公司外部法律行为的效力。该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的行为进行防范。故安通控股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是其公司的内部管理程序，不能以之约束与公司交易的外部第三人即杨庆民；若由于郭东泽、郭东圣等实际控制人或高管的行为使得公司在未进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形成决议情况下进行担保，据此造成公司、小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受损的，应当依法追究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公司应当向郭东泽、郭东圣主张责任，而不能以此主张合同无效。倘若本案借款确实由公司内部决定，而未提交股东会决议，款项由公司实际使用，又因缺少公司内部程序而被认定无效，在一定程度上给与之交易的外部第三人造成利益受损，违背法律公平原则。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即使本案安通控股公司的担保行为，因未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而被认定无效，安通控股公司自身亦存在过错，至少应承担郭东泽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经查阅，安通控股公司直至2019年5月18日才发布公告，称其通过自查发现自2017年3月1日以来存在一系列违规担保行为。而本案借款是发生在2019年3月11日，此时安通控股公司仍未就公司进行担保事项是否违规向公众告知，据此推断，杨庆民并不存在明知安通控股公司的担保行为是违反公司规定的。况且安通控股公司的公告资料可以证实该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终1524号民事判决书也对此做出认定，该行为对本案担保无效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在郭东泽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杨庆民承担赔偿责任。 安通控股公司辩称，1.案涉担保系越权代表行为，杨庆民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不是善意相对人，故担保无效，安通控股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证监会、原银监会于2005年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第一条及安通控股公司《公司章程》第八十条的规定，安通控股提供案涉担保必须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案涉《借条》签订于2019年3月11日，主债务人和被担保人为郭东泽。根据安通控股公司2018年10月31日公布的2018年度《第三季度报告》，郭东泽是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35.76%。因此，安通控股公司为郭东泽提供案涉担保应当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然而，安通控股公司股东大会并未就此进行审议和表决，更未作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故案涉担保是时任法定代表人郭东圣的越权代表行为。2.杨庆民对于越权担保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不是善意相对人，案涉担保行为应属无效，安通控股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九民纪要》第17条规定：“……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0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第18条规定：“……《公司法》第16条对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的决议机关作出了区别规定，相应地，在善意的判断标准上也应当有所区别。一种情形是，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公司法》第16条明确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决议，构成越权代表。在此情况下，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的情况下，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对于担保人提供担保是否经过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审查是债权人依法应当履行的最低且必要的义务。然而本案中，杨庆民并未审查安通控股公司就案涉担保的股东大会决议或其他公司决议，显然其并非善意相对人。据此，案涉担保无效。其次，杨庆民不仅不是善意相对人，且明知郭东圣越权代表，因此，安通控股公司不应当承担案涉担保无效后的民事责任。《九民纪要》第二十条规定：“公司举证证明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当中，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杨庆民对郭东圣超越代表权限提供案涉担保是明知的，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在一审庭审中，杨庆民的代理人两次自认杨庆民在签订借条时曾要求郭东泽、郭东圣提供股东大会决议，但二人一直未提供，该事实亦在一审判决中予以认定；在本案二审庭前调查中，杨庆民的代理人再次自认杨庆民在签订《借条》及付出案涉款项前，明知安通控股公司未就案涉担保作出股东大会决议。杨庆民代理人在庭审中的自认应当视为其自认。第二，杨庆民提交了安通控股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报告中载明安通控股公司是上市公司，郭东泽持股35.76%。该报告的打印日期为2019年2月21日，在本案《借条》签订之前。这充分证明杨庆民在签订案涉担保合同前，明知安通控股公司是上市公司、郭东泽为公司股东，安通控股公司为其股东郭东泽提供担保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第三，根据章程及有关法律规定，安通控股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应当且必然会对公司对外担保进行公告。然而，在案涉《借条》签订后，直至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前，安通控股公司从未就案涉担保事宜公开披露。显然，此也证明杨庆民对郭东圣超越权限提供案涉担保是明知的。此外，在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担保人可能承担民事责任的目的是保护债权人的信赖利益。而本案中，由于杨庆民对郭东圣的越权代表行为是明知的，其不具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因此，亦无需考察安通控股公司是否存在过失。何况本案当中，安通控股亦并不存在过失。3.根据杨庆民的代理人在二审庭前调查的陈述，杨庆民、郭东泽及郭东圣已经对案涉《借条》进行了变更，但未经安通控股公司的书面同意，安通控股公司均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杨庆民的代理人在二审庭前调查过程中表示：“本案中借款的人员，一个是郭东泽，一个是郭东圣……”但是，各方于2019年3月11日签订的案涉《借条》明确载明，借款人为郭东泽、担保人为郭东圣。同时，在安通控股公司当庭指出杨庆民代理人的陈述与《借条》不符的情况下，其仍然没有进行任何的更正。据此，安通控股公司有理由认为，杨庆民、郭东泽及郭东圣事实上已经对《借条》项下的主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变更。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由于杨庆民、郭东泽及郭东圣对《借条》进行变更，但未通知安通控股公司、更未经其书面同意，因此，安通控股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郭东泽、郭东圣均未作答辩。 杨庆民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郭东泽偿还杨庆民借款本金15,000,000元及并按月利率2%支付自2019年3月11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2.依法判令郭东圣、安通控股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律师费40,000元由郭东泽、郭东圣、安通控股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1日，郭东泽向杨庆民出具书面借条，载明：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杨庆民借款15,000,000元，月利率2%，利息按月支付，借款期限一年；担保人、担保单位自愿对上述借款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主债权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2019年4月开始每月25日前支付利息300,000元，若未按期足额支付利息，则视为全部债务到期，杨庆民有权就全部债务向本人及担保人主张权利；借款人指定刘木生账户为汇款账户等内容。郭东圣在担保人处署名，安通控股公司在担保单位处盖章。出具借条当日，杨庆民通过银行转账15,000,000元至刘木生账户。庭审中，杨庆民陈述，在出具借条之日，其向郭东泽索要安通控股公司股东会决议，郭东泽答复需召开股东会议后提供，自此未再向杨庆民索要。杨庆民因本纠纷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0元。另查明，安通控股公司为上市公司，2018年3月12日，公司负责人由郭东泽变更为郭东圣，2019年10月11日，公司负责人由郭东圣变更为王经文。2018年，安通控股公司公开发布的《第三季度报告》载明，郭东泽持股35.76%，郭东圣持股18.56%，郭东圣、郭东泽为兄弟关系，作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019年5月18日，安通控股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违规对外担保及诉讼等相关事项的公告》，其中披露本案所涉担保为违规担保。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郭东泽向杨庆民借款并出具借条，杨庆民通过银行转账已实际支付借款，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郭东泽对借款本息负有偿还之责。借款后，郭东泽未按期支付利息，依约借款已到期，且借条中约定的利息未超出法律保护范围，杨庆民主张郭东泽偿还借款本金15,000,000元及按月利率2%计算自借款出借之日至还清借款止，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杨庆民因本纠纷支出律师代理费30,000元，依据借条之约定，杨庆民主张郭东泽承担该笔律师代理费，予以支持。郭东圣作为连带担保人，杨庆民在担保期限内要求郭东圣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之规定，本案安通控股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郭东泽提供担保，必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现郭东泽、郭东圣未经股东会决议，擅自以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而出借人杨庆民在借款时亦明知该担保行为未经安通控股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即杨庆民知道郭东泽、郭东圣超越权限以公司名义为债务提供担保，故该担保行为无效，杨庆民主张安通控股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安通控股公司辩称因借款来源问题否认借贷关系合法性，庭审中，杨庆民已就借款来源进行陈述，安通控股公司就其辩称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安通控股公司的辩称不予支持。郭东泽、郭东圣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和判决。判决：一、郭东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庆民借款本金15,00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3月11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二、郭东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庆民律师代理费30,000元；三、郭东圣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郭东圣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东泽追偿；四、驳回杨庆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764元，减半收取计62,382元，由郭东泽、郭东圣共同负担。 二审中，安通控股公司向本院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最高法民终1524号民事判决书及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闽05民初174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即使本案担保无效，安通控股公司亦应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的二分之一。杨庆民质证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这两份判决书认定的相关事实及法律问题与本案不同，且未就债权人是否明知安通控股公司的担保是其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这一问题进行审查。而本案中，杨庆民是明知安通控股公司的担保是其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杨庆民是明知，因此，安通控股公司不承担担保无效情况下的任何责任。本院受理的案件还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本院经审查认为，杨庆民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但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发生时间是在2017年，与本案无关，对关联性不予认定；本院做出的（2019）闽05民初1748号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安通控股公司是否应对案涉担保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时任安通控股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东泽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擅自以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应属越权代表行为。关于涉案担保股东会决议，在原审庭审中，杨庆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最后一次索要是在借条签订当日，郭东泽答复需之后召开股东会议后提供，但自此之后没有向原告提供”，因此，签订案涉借条时，杨庆民明知以安通控股公司名义作出的担保行为尚未经过股东会决议，其并非善意相对人，安通控股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安通控股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未能加强内部管理致使法定代表人郭东泽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公司印章对外以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且未能及时发现，直至2019年5月18日才发布公告，称其通过自查发现自2017年3月1日以来存在一系列违规担保行为，安通控股公司对此存有过错，应对郭东泽不能清偿案涉借款项下债务的二分之一向杨庆民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杨庆民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3民初1047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19）闽0503民初1047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郭东圣对本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郭东圣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郭东泽追偿；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郭东泽尚欠杨庆民15,000,000元借款本金及自2019年3月11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之和的二分之一向杨庆民承担赔偿责任； 四、驳回杨庆民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4,764元，减半收取计62,382元，由郭东泽、郭东圣、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其中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部分不超过35,8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4,764元，由杨庆民负担62,472元，由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2,29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戴梅影 审 判 员 李志军 审 判 员 陈 琼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周奇雄 书 记 员 郑伟江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