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民终4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史立霞，女，汉族，1977年8月6日出生，住址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枝林，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康素英，女，汉族，1975年4月22日出生，住址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代理人：武青果，河北勤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利彬，男，汉族，1971年3月19日出生，住址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代理人：武青果，河北勤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冀占科，男，汉族，1975年4月21日出生，住址邯郸市永年县永年区。 委托代理人：李鑫，河北国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康波然，男，汉族，1994年10月10日出生，住址邯郸市永年县永年区。 委托代理人：武青果，河北勤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史立霞与上诉人康素英以及被上诉人陈利彬、冀占科、康波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初1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立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杨枝林，上诉人康素英本人以及其与陈利彬、康波然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青果，冀占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立霞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初1113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一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2.维持该判决第二项“驳回反诉原告康素英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康素英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与康素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康素英应偿还上诉人3905万元本金及利息，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史立霞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一）上诉人与康素英借贷关系真实存在。1.上诉人与康素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首先，2013年11月28日《借条》、2014年3月14日借条、2014年4月21日《借条》、《债权转让协议书》、元氏县人民法院（2017）冀0132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民初248号民事判决书、2015年8月27日《借条》等证据，证明上诉人史立霞和康素英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借贷关系已经元氏县人民法院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其次，原审期间，康素英认可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仅是对借款数额提出异议。上诉人与康素英2015年8月13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及2015年8月27日出具3905万元《借条》，至2018年7月23日本案原审立案近三年时间内，康素英未对借款关系及借款数额提出异议。2.上诉人向康素英出借资金，实际发生了交付行为。上诉人原审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证人田某、曾某、蔺某的证言等证据，以及康素英提交的银行流水等均能证明上诉人向康素英实际交付了出借款项。3.康素英否认借条的真实性不能成立。本案上诉人提供的《借条》均是由康素英亲自书写，有银行流水印证，已经达到了民事证据“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康素英虽然否认借条内容的真实性，但并未否认该借条是由其出具的事实，其主张该借条是被胁迫出具的，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康素英也未行使撤销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之规定，上诉人在本案中完成了举证责任，康素英未能提供证据反驳，其主张不能成立。故原审判决认定“借条真实性无法确定，相应的转账记录亦无法进行印证”是错误的。综上，本案上诉人与康素英之间具有借贷合意，有实际交付行为，符合《合同法》第196条、21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9条等相关规定，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二）2015年8月27日借条是对既往借款的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据此能够确认康素英欠款数额。原审判决认定“不能仅仅通过原告提交的借条认定被告欠款数额”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与康素英之间的借贷行为发生期间为2014年3月至2014年8月30日。上诉人与康素英之间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是一笔一清结，每次借款发生时出具借条和银行转账凭证，还款时撤销借条。2015年8月13日《债权转让协议书》及2015年8月27日借条，均是以2014年8月30日之前已发生的借款为基础，是对偿还借款的方式及欠款数额的确认。康素英亲自书写的借条足以证实欠款具体金额，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也予以印证，可见康素英欠款真实且数额明确。其次，康素英否认借条并提出反诉的理由不能成立。康素英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其在固定时间内与上诉人存在多次借款关系，其对于是否欠款和欠款金额应是明知的，其于2015年8月27日向上诉人出具3905万元借条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可以确认欠款的事实和金额。而且，从康素英单次出具的分借条等证据来看，也可证实双方之间借款的真实性和欠款金额。结合本案的证据情况，本案上诉人除提交多份借条外，还有银行转账凭证、证人证言及录音等证据，足以认定康素英欠款数额，原审法院认定理由不能成立。二、上诉人在原审期间完成了举证责任，原审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错误的。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了18份证据并有证人出庭作证，尤其是康素英亲书的借条及银行转账凭证（康素英在部分银行转账摘要中注明“还史息”或“还借史款”等），足以证实上诉人与康素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及欠款金额；上述证据也证实双方之间不是合作关系。上诉人完成了举证责任，原审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而驳回诉讼请求，是明显的有意偏袒康素英。另外，原审认定上诉人史立霞称与康素英有为企业做投资拆借资金的合作项目，此内容并非上诉人所述，而是康素英在开庭中所述（见2020年1月6日庭审笔录19页）。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原审判决张冠李戴，认定事实不清。三、原审法院认定“陈利彬与康素英并非夫妻关系，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错误。户籍证明、结婚证证实康素英在借款时与陈利彬是夫妻关系，且陈利彬自认参与了借贷中的收付款。根据婚姻法和最高院603次会议精神，应由康素英和陈利彬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原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审理。原审期间，上诉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调取有关银行交易流水，多次申请法院调取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却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程序违法，严重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审理。原审在诉讼费用收取金额上对上诉人不公，明显偏袒康素英。原审上诉人诉讼标的为3905万元，收取诉讼费237050元，而康素英反诉金额是3212万元，仅收取反诉费86075元（减半收取也应为101200元），诉讼费数额计算错误。另外，本案第三人有收付款行为，直接参与了借贷行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判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康素英与陈利彬答辩如下：一、答辩人康素英没有向史立霞借款本案所诉的3905万元。（一）史立霞的上诉理由张冠李戴，断章取义。康素英并没有认可史立霞所诉本案的借款。1、一审中，史立霞所提交的借条是7005万元，减去4000万元债权应为3005万元，其诉求3905万元没有依据；2、史立霞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为3900万元，和借条亦不符；3、借条和《债权转让协议》相矛盾，协议第六条“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答辩人）乙（被答辩人）双方于2014年10月1日前发生的借贷关系中约定的甲方合同义务视为甲方已履行完毕，借款关系予以自行终止，甲乙双方对此没有异议”。《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5年8月13日，该协议系双方正式签订的合法有效协议，并且被答辩人已经依据该协议通过诉讼主张债权亦得到了支持。《债权转让协议》开头即确认，甲方（答辩人）于2014年10月1日前从乙方（被答辩人）分笔借得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整，时隔十来天后，又变成了7905万元的借条，且借条明确写明从2013年11月至2014年10月连续向其借款7905万元，但其并没有提供该项借款的相应借据及转账记录，因为该7905万元借款根本不存在。由上四点，被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条、银行转账流水、《债权转让协议》之间互不对应，不符合正常的借贷行为。结合两人之间的全部银行交易明细，被答辩人史立霞只是根据不真实的欠条内容截取的银行交易中的大致和欠条数额相当的几笔，而非真实的依据该欠条所转。4、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确实发生了多笔拆借，相互之间有借有还，因此应把握全局，全面对账，不能只截取其中的几笔。综上，该7905万元的借款没有实际发生，被告亦不欠原告3905万元，一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完全正确。（二）被答辩人多次称和答辩人之间系“一笔一清”、每笔都有对应的借条和银行转账，显然与被答辩人所称“2015年8月27日借条是对既往借款的确认”相矛盾，如果是一笔一结清，就不存在拖欠问题。事实上，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之间并没有严格做到一笔一撤借条，答辩人处尚有被答辩人大笔借条。2014年4月21日借条3000万元，两笔1500万元转账；2014年3月14日借条500万元，转账500万元；2014年5月27日两笔100万元、300万元。二、被答辩人一审中置审判规则和法庭纪律于不顾，严重超期限举证，故意拖延提交一些早已存在的“证据”，混淆视听，刻意隐瞒事实。三、陈利彬与康素英不是夫妻关系，陈利彬只是代康素英进行了几次收付款，该收付款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康素英承担，其和史立霞没有单独的经济往来。四、一审法院程序适当，诉讼费计算正确。综上，应驳回上诉人史立霞的上诉请求。 冀占科和康波然当庭答辩称同意康素英答辩意见，其二人只是替康素英代收和代付了几笔款项，责任由康素英承担。 康素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初111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2、依法判决史立霞返还康素英3212万元；3、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史立霞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至2014年期间，上诉人与史立霞有大量资金往来，但以“无法反映款项的性质，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充足证据”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与史立霞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客观明确地证明了上诉人多支付史立霞3212万元，史立霞亦没有证据证明该3212万元系其合法所得，因此应将该款项返还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反诉请求证据确实充分，应依法予以支持。 史立霞答辩如下：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答辩人提供的资金往来表及对应银行流水均为双方已结清的借贷（3905万元除外）。被答辩人第一次提供的证据目录即明确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答辩人第二次提供的表格明确了历次借贷中的本金、利息数额。结合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可知被答辩人提供的资金往来表反映的是双方已结清的借贷（3905万元除外）。二、被答辩人就同一借贷事实三次变更了提供的证据，其证据内容、证明目的自相矛盾；被答辩人还对证据进行了删除、隐瞒和编造，应当伪造证据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被答辩人隐瞒的答辩人出借款项金额高达7000多万元。（二）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存在删除、隐瞒和编造的情形，破坏了证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应当承担伪造证据和举证不能的责任。1.被答辩人在提供银行流水时，对答辩人支付出借款项的相关项目进行了删除、隐瞒。如删除、隐瞒2014年1月8日答辩人出借款项800万元（350+450）的银行流水，答辩人至今仍留有该笔借款的借条复印件。2.经答辩人向第三人冀占科核实，被答辩人编造了自己在借贷关系中属于出借人地位的证据，编造了冀占科仅代付款项不代收款项的证据等。（三）被答辩人就同一借贷事实，在不同时间分别提供了三份证据内容、证明目的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证据清单及证据，必为虚假，不应予以采信。详见下表： 提供时间 送达方式 证据名称 证据内容 证明目的 2018/12/2 邮寄 银行交易凭证 康分10次向史转款3900万元 康已偿还史3900万元借款 2019/1/15 当庭出示 表格 史的出借时间、金额，康还本、息的日期、金额、利率 史应返还康2000万元 2019/11/15 当庭出示 资金往来一览表 史付康的金额，康付史的金额，史减康的差额及利率、利息 史应返还康3212万元 三、退一步讲，被答辩人返还资金的反诉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被答辩人已丧失胜诉权。（一）被答辩人最后一次向答辩人偿还借款的时间为2014年8月30日，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2016年8月29日诉讼时效届满，而被答辩人第一次要求答辩人返还款项发生于2019年1月15日，即诉讼时效届满后两年五个月。此时被答辩人早已丧失时效权利。（二）2020年08月20日修订实施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删除了年息超过36%部分应予返还的规定，被答辩人请求返还超额利息已无法律依据。（三）被答辩人欠付答辩人3905万元本金超过六年，按照年息24%计算，利息已近6000万元，不算被答辩人隐瞒的出借款项，也远超被答辩人所谓的多付款项。综上，被答辩人提供虚假和自相矛盾的证据，删除伪造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被答辩人反诉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针对反诉请求的判项不存在错误，应予维持。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史立霞向一审法院请求判决被告康素英立即偿还原告3905万元的本金、利息和诉讼费等，并由陈利彬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康素英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决撤销反诉人于2015年8月27日给被反诉人史立霞所签的《借条》；依法判决被反诉人返还反诉人3212万元；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史立霞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史立霞称被告康素英欠款3905万元没有借款合同，只有借条，内容：自2013年11月到2014年10月及史立霞于2015年8月28日至2015年8月29日转了4000万元债权转让协议后还欠史立霞3905万元。史立霞与康素英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从双方提交的银行往来流水看，一日内就有十几笔甚至几十笔的交易，大部分都在三天内，最长使用期限为12天，不符合民间借贷的特点。且史立霞不能提供资金的合法来源，其起诉状陈述的借款金额与证据显示的金额不一致，债权转让协议与借条内容不符，无法相互印证，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与借条内容不完全一致，借条中未约定利率，未约定借款期限，被告康素英否认借条的真实性，无法查明双方之间大量的资金融通属于合法的、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被告陈利彬与康素英并非夫妻关系，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陈利彬应当对康素英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关的事实基础。关于反诉，反诉原告主张借条并非真实，为此提出撤销权纠纷，与本诉的民间借贷纠纷具有牵连性，本案一并予以审理。2013年至2014年间，双方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但无法反映款项的性质。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亦没有充足的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具体而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被告双方请求法院调取双方银行往来账目的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不予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系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的成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双方有借贷合意，二是有实际发生交付行为。如果是债权转让行为，还应当具备债权的合法性和可转让性。本案中，本诉被告否认借条的真实性，双方之间资金往来频繁、数额巨大，且史立霞称与康素英合作项目，却没有书面的协议书，具体合作项目是为企业做投资拆借资金，并称康素英系职业放贷人，高额赚取利差。借条的真实性无法确定，相应的转账记录亦无法进行印证，不符合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特征、交易习惯、生活常理，因此不能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亦不能仅仅通过原告提交的借条认定被告欠款数额，不能通过被告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认定款项性质以及原告应当返还的数额。原告史立霞作为提起诉讼请求的一方，被告康素英作为提起反诉的一方，均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史立霞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康素英的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自2013年11月7日至2014年8月3日，史立霞与康素英之间发生多笔短期借款业务。2015年8月13日，双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康素英）于2014年10月1日前从乙方（史立霞）处分笔借得本金人民币四千万元整，甲方将该笔借款转借给邢台依林山庄食品有限公司；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将其享有的上述债权及为债权设定的担保权益转让给乙方，乙方即整体取代甲方从而成为邢台依林山庄食品有限公司的新的债权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于2014年10月1日前发生的借款关系中约定的甲方合同义务视为甲方已经履行完毕，借款关系予以自行终止，甲乙双方对此没有异议。 史立霞起诉主张康素英欠其3905万元，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为：一、2015年8月27日康素英出具的借条。内容为：“2013.11-2014.10月借史立霞柒仟零伍万元整，于2015.8.28-2015.8.29转史立霞肆仟万元整（详见融投债权转让协议），还欠史立霞叁仟玖佰零伍万元整”。二、与3905万元借条相对应的分借条和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即：2013年11月28日25万元（仅有借条，无银行凭证）；2014年4月21日3000万元借条及银行凭证；2014年3月14日500万元借条及银行凭证；2014年5月27日400万元（仅有银行凭证，无借条）。上述款项数额总计为3925万元。二、曾某、蔺某、田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史立霞、康素英双方的借贷关系按口头约定的利息本息单笔单清，一笔一清结；史立霞曾借用他们的账号给康素英转过账。其中田某证言中提到康素英欠史立霞3905万元。 二审中，史立霞又提供其单方制作的3905万元的具体明细表，包括：2013年11月25日的200万元和300万元借条和银行转账凭证；2013年11月28日的25万元的借条；2013年11月28日的50万元的借条；2014年1月20日的200万元的借条以及转账凭证（史立霞当日出借300万元，康素英次日归还100万元，并出具200万元的借条）；2014年1月25日的60万元的借条以及转账凭证；2014年1月27日的70万元的借条以及转账凭证（史立霞当日出借140万元，康素英当日偿还70万元，并出具70万元借条）；2014年2月27日的200万元的借条以及转账凭证（史立霞当日出借250万元，康素英次日偿还50万元，并出具200万元借条）；2014年3月14日的500万元借条以及转账凭证；2014年4月21日的3000万元借条以及转账凭证；2014年5月27日的2400万元转账凭证；2014年6月16日的2000万元转账凭证；2014年7月11日和2014年7月12日康素英还款1100万元的转账记录。用以证明至此康素英共计欠史立霞7905万元。2015年8月13日康素英向史立霞转让4000万元债权，并于2015年8月27日出具了3905万元的总借条，证明债权转让完毕后，康素英仍然欠史立霞借款本金3905万元。 史立霞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收、付款人包括史立霞、康素英、曾某、冀占科、陈利彬、康波然等多人。 康素英对于史立霞就3905万元的具体组成一二审主张不相一致提出质疑，认为是史立霞为了拼凑3905万元的数额，从所有银行记录中刻意抽取出几笔拼凑出3905万元的数额，对其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而对于反诉，康素英提供的证据主要为银行明细和自行制作的双方资金往来一览表。史立霞认为康素英刻意隐瞒了通过陈利彬、曾某、冀占科、康波然等人代为转账的7000余万元，也存在截取部分银行记录问题，故其对于康素英提供的证据也不予认可。 另查明，曾某、冀占科、田某与史立霞均曾有过生意合作，且曾某一审出庭作证称其除代史立霞转账外，其本人也曾出借过几千万元给康素英，具体数额不明。 再查明，史立霞与康素英之间的款项往来极为频繁，涉及工行、农行、中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等多个银行账户，且存在借用陈利彬、曾某、蔺某、冀占科、康波然、赵丽娟、史贞肖等多人账户代为收付款的情况。另，对于利息，双方也主张不一。史立霞提供的7905万元的收付款记录表中显示，有月利率4%、4.5%、4.25%、3.75%、6%等不同的利率，而康素英提供的表格中利率全部是按月利率1.8%，年利率21.6%计算。但双方提供的借条中，显示有月息1.5、2等字样。 本院认为，自2013年11月至2014年8月，史立霞与康素英发生多笔短期借款业务，双方资金往来极其频繁且数额巨大，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借款合同，所有本金和利息全部是通过银行进行转账支付的事实清楚。史立霞主张双方全部是口头约定借款数额、期限及利息，一笔一个借条，一笔一清，还清一笔撤回相应的借条，故手中留存的3905万元借条就是尚未还清的欠款，经双方对账于2015年8月27日由康素英出具了总借条。但一审中其提供的分借条中，有的有借条无银行转账记录，有的仅有银行转账记录无借条，且总金额为3925万元，与其主张不符。二审中其又提供了12笔转账记录和借条证明总计借款7905万元，债权转让4000万元后，剩余3905万元，前后主张不一。况且借条中记载4000万元的债权转让时间在出具借条的时间之后，且与实际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实际时间不符。由于康素英对该借条的合法性及有效性不予认可，故仅凭该借条认定康素英欠款3905万元的依据不足。 由于双方款项来往极为频繁，涉及多家银行的多个账户，且涉及陈利彬、曾某、蔺某、冀占科、康波然、赵丽娟、史贞肖等多人借用账户转款的情况。由于曾某、冀占科等与史立霞有业务资金往来关系，且史立霞和康素英之间除借款之外也有其他资金往来，同时由于双方对利率的主张不一致，故从银行流水中对于哪些款项是借款本金，哪些款项是利息；利用他人账户转账的款项哪些是为史立霞、康素英的代收代付关系，哪些是他们之间自有的业务往来关系等，均难以作出区分认定。故无法根据银行流水的进出账情况认定双方的实际借款及还款数额。 另外，二审庭审中双方明确其双方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8月之间。2015年8月13日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明确记载2014年10月1日前的借款全清，双方确认对于2014年10月1日前发生的借款康素英已经履行完毕，故该3905万元借条与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不符。由于双方对于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没有异议，在康素英对于3905万元借条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不予认可，且史立霞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康素英欠其3905万元主张的情况下，对于史立霞的本诉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康素英以银行流水作为主要证据同样不足以证明其反诉主张，故原审驳回双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双方如果有新的充分有力的证据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 综上，史立霞及康素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8250元，由史立霞负担237050元，由康素英负担101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军玲 审判员  吴晓慧 审判员  李彦生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陈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