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沪01行初86号原告上海蝶球阀门技术开发部，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3218号。法定代表人王加新，经理。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6258号。法定代表人陈宇剑，区长。委托代理人周建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朱广平，上海市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蝶球阀门技术开发部（以下简称：蝶球开发部）因要求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闵行区政府）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一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1995号行政裁定，决定提审本案。2018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行再124号行政裁定，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行终177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7）沪01行初61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受理本案。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蝶球开发部法定代表人王加新，被告闵行区政府委托代理人周建新、朱广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蝶球开发部诉称，2000年其与闵行区XX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XX村委会）、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签订《房地产权转让合同》，有偿取得上海市闵行区XX镇XX路XX号两块集体建设用地（以下简称：涉案地块）使用权以及地上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之后，被告作出沪闵府征告[2011]第73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涉案地块列入征收范围，2013年5月，涉案房屋由被告非法征收拆除，其至今未获得合理补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124号行政裁定，其作为涉案地块及涉案房屋的适格被征收人和补偿安置相对人，有权向被告主张补偿安置权益。被告以非法拆除涉案房屋的方式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侵犯其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对涉案房屋限期依法履行征收补偿的法定职责。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2013年5月16日组织实施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并请求被告行政赔偿（注：该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已另立案处理）。被告闵行区政府辩称，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被告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系案外人XX公司实施拆除，该事实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原告以其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拆除涉案房屋违法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经审理查明，原告蝶球开发部提交的1990年7月20日《上海县土地使用权申请登记表》，载明：上海县XX乡XX村委会（办公室）单位性质为集体，土地权属“集体”，土地用途为“村事业”，申报面积为880平方米。1990年12月27日，原上海县人民政府同意核发土地使用证。2000年4月18日，甲方XX村委会与乙方上海蝶球阀门厂（以下简称：蝶球厂）签订《房地产权转让合同》，载明由乙方自甲方处受让1.32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两幢楼房及附属设施等地上建筑物产权。2004年12月29日，甲方XX公司（XX村委会）与乙方蝶球厂签订《协议书》，载明关于两幢办公楼和1.32亩土地等由XX公司负责继续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期间蝶球厂实际拥有全部权利。如遇拆迁，蝶球厂享受全部的政策性拆迁费。2005年3月28日，双方签订修改协议，XX公司同意蝶球厂在厂区内新建1,300平方米简易辅助用房，同意原两幢楼房改建为企业职工住房。2007年，蝶球厂变更登记为上海蝶球阀门技术开发部。2009年3月，蝶球开发部与上海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场地和房屋出租合同》，约定由A公司承租，租期十年及“除二层生活楼房的上、下层东首三间为出租方留为自用外，其余房屋都归承租方使用”，后蝶球开发部搬离。2011年11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作出沪府土[2011]863号《关于批准闵行区人民政府2011年第二十五批次建设项目农用地转用、征收土地的通知》，批准闵行区征收农村集体土体包括XX公司建设用地4,585平方米，XX村委会建设用地829.4平方米。2011年12月21日，被告作出沪闵府征告[2011]第73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以下简称：征收公告），征收XX镇XX村XX、XX队15,981.8平方米，涉案地块列入征收范围。2013年5月10日，甲方上海紫竹科学园区吴泾镇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吴泾镇开发办）与乙方XX公司签订《动迁补偿协议书》，甲方支付乙方补偿费3,663,268元。同日，甲方吴泾镇开发办与乙方XX村委会签订《动迁补偿协议书》，甲方支付乙方补偿费2,706,054元。两份协议书均约定乙方应在2013年5月16日之前全部搬运完成，地面资产等不动产均由乙方自行委托有资质的拆房队负责拆除。2013年5月16日，涉案房屋被拆除。另查明，2015年3月原告以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人民政府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即拆除涉案房屋违法为由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闵行赔初字第1号行政赔偿判决，认定：2013年5月10日，吴泾镇开发办分别与XX村委会、XX公司就涉案房屋及附属设施等签订《动迁补偿协议书》。之后，XX公司拆除涉案房屋。该院以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人民政府拆除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作出（2015）沪一中行赔终字第12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仍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该院作出（2016）沪行赔申9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再审申请。2017年1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依法履行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法定职责，并给予征收补偿。本院经审查，作出（2017）沪01行初61号行政裁定，裁定不予立案。原告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7）沪行终177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1995号行政裁定，决定提审本案。2018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行再124号行政裁定，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行终177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7）沪01行初61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受理本案。再查明，被告向法庭提交了XX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蝶球阀门厂厂房拆迁的补充说明》，内容为：“2013年5月12日，XX公司在无法与蝶球开发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与实际租赁使用人A公司签订《财产转让协议》，A公司以150万元的价格将其租赁投入的基础设施改建及厂房装饰转让给XX公司。之后，A公司与XX公司交接完毕。2013年5月XX公司将涉案房屋拆除，并将蝶球厂存放在厂区仓库内的杂物清理，堆放至XX村委会仓库保存。”以上事实由征收公告、《动迁补偿协议书》、（2015）闵行赔初字第1号行政赔偿判决、（2015）沪一中行赔终字第12号行政赔偿判决、（2016）沪行赔申9号行政裁定、《关于上海蝶球阀门厂厂房拆迁的补充说明》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原告诉请确认被告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诉讼中，XX公司向法庭明确自认涉案房屋由其拆除，且该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故被告并非涉案房屋的实际拆除主体，亦未委托XX公司进行拆除，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被告实施拆除行为违法，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上海蝶球阀门技术开发部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已预缴），退还原告上海蝶球阀门技术开发部。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婷婷审 判 员  李 弘人民陪审员  胡海民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刘 月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