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01民初1230号 原告：李丹，女，198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濮方涛，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 被告：陈代珍，女，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方平，重庆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一般授权。 第三人：高瑞萍，女，196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 原告李丹与被告陈代珍、第三人高瑞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志攀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康素科、邓小碧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濮方涛，被告陈代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方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高瑞萍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终止对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新华村×组住宅（房权证号：2321×××××；建筑面积：127.87㎡）的查封、拍卖等强制措施；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2020）渝0101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认定“案涉房屋系李其军在离婚后新建取得”，属于事实不清。 案涉房屋是在原有一层的基础上加建一层，不存在推倒重建的情形，忠法（1995）民字第565号民事调解书中“红桥镇新华村×队砖房一套”即指案涉房屋。李丹提供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第3页《宗地人口情况调查》中载明“家庭人口3人；常住人口3人；建房时人口4人”，这恰恰证明在建设上述房屋时谭玉琼与李其军尚未离婚，谭玉琼即建房时多出的1人。 李丹提交的《建设规划定点通知书》(邗城建第0007×××号）、《江苏省村镇建设许可证》(证号:188×××)等证据载明李其军于1992年11月25日申请建设案涉房屋，并获得了建设许可。且，建设工期经批准延长至1994年1月1日。该组证据证明案涉房屋1994年以前已完工，即谭玉琼与李其军离婚前便已建成。李丹还提交了对李其才、孙国明的访谈记录，该组证据表明该二人参与了案涉房屋的建设，建设时间为1987年左右。该时间虽与1994年有一定差距，但因建房发生在20年前，有出入亦属合理。 法院调取的3份证明及《邗江县房地产档案》载明案涉房屋系1996年新建取得，与李丹提交的证据存在矛盾之处，但可以做合理解释。首先，《邗江县房地产档案》、《建设规划定点通知书》、《江苏省村镇建设许可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杈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等四份文件记载的房屋坐落，就是案涉的新华村×组;其次，上述四份文件均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档案管理极不规范，完全有可能出现登记错误，如《建设规划定点通知书》便将“新华村十组”错写成了“新华村五组”，将建房时间错写成1996年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再次，1999年时李其军与谭玉琼已离婚，其在进行产权登记时故意将建房时间后推也是有可能的;此外，从上述七份文件的形成关系来看，3份证明以及《邗江县房地产档案》、《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的形成是建立在《建设规划定点通知书》、《江苏省村镇建设许可证》基础上的，而《建设规划定点通知书》、《江苏省村镇建设许可证》记载的建设时间均为1994年1月1日前。最后，依据198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农村居民使用原有宅基地修建住宅应由乡级人民政府批准。截至目前，仅有1994年1月1日止的建设许可，并无1996年后的改建许可，因此案涉房屋只可能建设于李其军与谭玉琼离婚前。 故，案涉房屋是在原有一层的基础上加建一层，不存在推倒重建的情形，（2020）渝0101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认定“案涉房屋系李其军在离婚后新建取得”，属于事实不清。 二、(2020)渝0101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依据不动产登记部门的登记认定“案涉房屋权利人为李其军”，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忠县人民法院于1995年作出的民事调解书载明“夫妻共同财产，江苏省扬州市红桥镇新华村×队砖房一套李其军自愿放弃，归谭玉琼所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谭玉琼自该调解书生效时，便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案涉房屋的权属应当依据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综合判断。在上述第一项中，李丹已就案涉房屋系在李其军与谭玉琼离婚前建成进行了相关论述，(2020)渝0101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依据不动产登记部门的登记认定“案涉房屋权利人为李其军”，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三、(2020)渝0101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以“李其军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务，故认定在执行中查封、拍卖、变卖案涉房屋并无不当”，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案涉房屋加盖的第二层系违法建筑，无任何审批手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二十四条，违法建筑一般不得进行司法拍卖。因此，作为集体土地上的违建，案涉房屋的第二层亦不应被查封、拍卖。(2020)渝0101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以“李其军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务，故认定在执行中查封、拍卖、变卖案涉房屋并无不当”，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四、李丹与陈代珍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依法有效，双方应当遵守。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截至目前，并没有任何一方向法院就该协议提起撤销或确认无效之诉，且诉讼时效已过。因此，该协议始终依法有效。 签署该协议时，陈代珍明知案涉房屋在李其军名下、李丹放弃对李其军财产的继承。仍与李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说明该协议是陈代珍在明确知晓法律后果情况下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承认李丹有权处置案涉房产。因此，该协议不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无效和效力待定的情形，依法有效。退一步说，即使案涉房屋并非谭玉琼生前个人财产（即陈代珍所谓的1996年新建），陈代珍在明知的情况下仍与李丹签订协议，本身就存在重大的过错，也应承担因此产生的相应后果。因此，无论是基于契约精神、诚实信用原则，还是公平正义原则，该协议都应被履行和遵守。 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由李丹半年内将案涉房屋两层变现，变现款一人一半;半年内若房屋无法变现，则陈代珍与李丹对房产各享有一半权益。就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并未约定司法拍卖。陈代珍申请恢复执行、拍卖案涉房屋，违反了《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擅自处置案涉房屋。法律应鼓励诚信，不应支持陈代珍这种违约行为。因此，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终结（2013）万法民执字第1720号案。 换个角度，《执行和解协议》完全就是李丹与陈代珍就李其军案涉债务所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若案涉房屋在半年内出售，则房款一人一半;若未出售，则房屋一人一半。该协议并不涉及宅基地使用权，不存在无效的情形。 故，《执行和解协议》依法有效，原、被告应当遵守，案涉房屋不应被查封、拍卖，（2013）万法民执字第1720号案已履行完毕，应当终结。 综上所述，李丹在本案执行异议听证中已充分举证，证明其为案涉房屋唯一合法的继承人，依法享有该房屋的财产及相关权益，有权要求终止对案涉房屋第一层的查封、拍卖等强制执行措施。(2020)渝0101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认定李丹提出的异议理由不成立，不足以排除执行，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望判如所请。 被告陈代珍辩称，一、案涉房屋属于李其军的个人财产，为新建房屋，而非改、扩建房屋，与谭玉琼无关。根据《邗江县房地产档案》、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新华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以及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建设管理办公室的证明，该房屋是李其军于1996年新建取得。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登记存在错误，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李丹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走访记录是言词证据、传来证据，没有证明力，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此外，案涉房屋为农村房屋，谭玉琼以及李丹的户籍均不在房屋所在地。 二、谭玉琼在其与李其军离婚之时分得的房屋已经不复存在。该二人于1995年8月24日经忠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并约定“江苏省扬州市红桥镇新华村×队砖房一套李其军自愿放弃，归谭玉琼所有”。离婚之时归谭玉琼所有的房屋为砖房，而本案执行的房屋为砖混、砖木结构，谭玉琼时隔二十年均未对案涉房屋的产权提出异议，现在也无权提出。谭玉琼的死亡时间为2016年5月30日，而陈代珍在诉讼案件中便申请了财产保全，执行案件的执行时间也长达五年之久，谭玉琼生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院在执行李其军的案涉房屋，亦未提出异议。李丹并非案件当事人，亦非案涉房屋权利人，其提出执行异议，于法无据。 三、李丹与陈代珍于2014年4月3日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无效，对案件执行无法律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同时，该规定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李丹并非被执行人，无权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并且，距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已五年之久，执行标的仍未得以处置，陈代珍有权申请恢复执行。此外，双方只是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李丹负责处理案涉房屋，包括变卖、协助办理房产过户等，现李丹均未完成前述事务。该和解协议中亦未明确谭玉琼享有案涉房屋的份额，其中提及“李其军前妻谭玉琼若对该房屋享有权益，则由李丹对谭玉琼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是一种假设。 四、李丹在（2012）万法民初字第05811号民事案件中已经明确案涉房屋为李其军的个人财产并表示放弃继承。法院（2012）万法民初字第05811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李其军于2012年6月7日死亡，其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头桥镇新华村×组遗留有一楼一底砖混结构房屋一栋，确认案涉房屋为李其军遗留，谭玉琼并无份额，李丹不能继承案涉房屋。 第三人高瑞萍未陈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1988年4月，李其军与谭玉琼登记结婚。李丹为二人之女，李浩为二人之子。 1995年8月24日，原四川省忠县人民法院就李其军与谭玉琼离婚纠纷一案作出忠法（1995）民字第565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中载明：“夫妻共同财产，江苏省扬州市红桥镇新华村×队砖房一套……李其军自愿放弃归谭玉琼所有”。 2010年11月，高瑞萍开始与李其军同居生活。2012年6月7日，李其军去世。因民间借贷纠纷，陈代珍将高瑞萍以及作为李其军继承人的李丹、李浩诉至本院,请求判令用李其军的遗产清偿其借款及催款损失102万元，并由高瑞萍、李浩、李丹依法承担责任。诉讼中，经陈代珍申请，本院作出（2012）万法民初字第058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李其军在扬州市头桥镇新华村十组的宅基地面积127.87平方米”。李丹、李浩在该案中放弃继承李其军遗留的财产。2013年7月5日，本院就该案作出（2012）万法民初字第0581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李其军于2012年6月7日死亡，其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头桥镇新华村十组遗留有一楼一底砖混结构房屋一栋，现由被告高瑞萍居住、使用”等，判决：“一、李其军向原告陈代珍的借款96.51万元、被告高瑞萍向原告陈代珍的借款0.3万元，合计96.81万元，以李其军的遗产清偿原告陈代珍92.81万元（以遗产实际价值为限），由被告高瑞萍向原告陈代珍归还4万元。以上给付款项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陈代珍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 2013年8月23日，陈代珍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中，本院对案涉房屋予以续查封。 2014年4月3日，李丹与陈代珍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载明：“一、李其军生前修建的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虹桥镇新华村10组1号的房屋，由李丹负责处理，包括变卖、协助房产过户手续等。二、房屋变卖所得款项由陈代珍享有50%，由李丹享有50%（李其军前妻谭玉琼若对该房屋享有权益，则由李丹对谭玉琼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房子半年卖不出去则房子的产权李丹享有50%，陈代珍享有50%。三、李丹变卖房屋的价格需事前告知陈代珍确认。本协议内容由李丹告知李浩、谭玉琼……”。 2016年5月30日，谭玉琼去世。 2017年10月13日，本院作出（2013）万法民执第1720号之四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李其军位于扬州市头桥镇新华村×组住宅(房权证号:2321×××××;建筑面积:127.87平方米)”。 2019年7月9日，本院委托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向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建设管理办公室调取《邗江县房地产档案》，该档案中载明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为李其军，于1996年新建取得，面积127.87平方米，房屋所有权的申报时间为1999年10月8日。 2020年1月，李丹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认为案涉房屋为谭玉琼个人财产，谭玉琼于2016年5月30日过世后，李丹作为其继承人，在另一继承人李浩放弃继承的情况下依法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20）渝0101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根据本院调取的《邗江县房地产档案》，案涉房屋系李其军在与谭玉琼离婚后新建取得，其权利人应为李其军，本院在执行中查封、拍卖、变卖该房屋并无不当，故裁定驳回李丹的执行异议请求。 本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对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执行标的主张自己享有实体上的权利，而请求法院对该实体上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以阻止法院对执行标的进行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陈代珍依据生效判决，申请强制执行，本院裁定查封、拍卖、变卖“李其军位于扬州市头桥镇新华村十组住宅”，符合法律规定。依相关裁定书，所涉执行标的为“李其军位于扬州市头桥镇新华村十组住宅”。李丹认为该房屋为谭玉琼个人财产，其作为谭玉琼继承人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故，李丹的身份为执行案件案外人谭玉琼的继承人，本案应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李丹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为此，李丹提交了忠法（1995）民字第565号民事调解书、《邗江县房地产档案》、《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江苏省村镇建设许可证》、《建设规划定点通知书》以及李其才、孙国明的访谈笔录、《执行和解协议书》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建于李其军与谭玉琼离婚之前、归谭玉琼所有、产权登记时存在错误等。 对于《江苏省村镇建设许可证》、《建设规划定点通知书》，只有复印件，本院不予采信，并且报批时间并非等同于建设时间。对于李其才、孙国明的访谈笔录，其证据形式应属证人证言，因二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并且二人所述案涉房屋修建于1987年左右与李丹的主张并不一致。对于忠法（1995）民字第565号民事调解书、《邗江县房地产档案》、《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执行和解协议书》，有原件予以核对或陈代珍认可其真实性，本院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但达不到李丹的证明目的，理由如下： 关于案涉房屋的产权归属，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其是否为权利人；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其是否为权利人。现《邗江县房地产档案》中载明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为李其军，本院予以确认。并且，本院在（2012）万法民初字第05811号案中亦查明“李其军于2012年6月7日死亡，其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头桥镇新华村×组遗留有一楼一底砖混结构房屋一栋，现由被告高瑞萍居住、使用”。李丹为该案当事人之一，在该案判决已经生效的情况下，亦未在本案中提供足够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其提交的忠法（1995）民字第565号民事调解书中虽载明“江苏省扬州市红桥镇新华村×队砖房一套”归谭玉琼所有，但李其军与谭玉琼的离婚时间为1995年8月24日，而《邗江县房地产档案》中载明案涉房屋系1996年新建取得，砖混、砖木结构。两份证据涉及的房屋无论从修建时间还是房屋结构均不一致，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登记时的确存在错误、民事调解书中载明的房屋即案涉房屋。 李丹提交《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认为申请土地登记时，户主为李其军的家庭常住人口为3人、建房时人口为4人，多出的1人即谭玉琼，因该表上并无明确记载显示多出的1人为谭玉琼，故本院不予采信。 李丹还提交《执行和解协议书》，用以证明案涉房屋一层为谭玉琼个人财产、二层系李其军与谭玉琼离婚后加建以及因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执行案件已经履行完毕、应当终结。首先，该协议书中的表述为“房屋变卖所得款项由陈代珍享有50%，由李丹享有50%（李其军前妻谭玉琼若对该房屋享有权益，则由李丹对谭玉琼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未明确陈代珍认可一层为谭玉琼个人财产、二层系李其军与谭玉琼离婚后加建。其次，执行和解是诉讼外和解，具有当事人自主解决的性质，并不直接发生程序上的效力，未经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执行程序不当然中止或终止。并且，依李丹所诉，案涉房屋的产权人如为谭玉琼，而《执行和解协议书》达成的双方为李丹和陈代珍，该《执行和解协议书》效力则存疑。另外，该《执行和解协议书》至今也未得以履行，陈代珍有权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因此，李丹的该份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此外，李丹还主张案涉房屋加盖的第二层系违法建筑，不应被查封、拍卖。根据本院相关裁定书，裁定查封、拍卖、变卖的均是进行了产权登记的127.87平方米宅基地、住宅，并不涉及违法建筑。并且，即使涉及违法建筑，亦是执行时如何进行处置的问题，并不能成为李丹提出执行异议的理由。因此，对李丹的该诉称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李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房屋归谭玉琼所有，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四百六十六条、第四百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丹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李丹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志攀 人民陪审员  康素科 人民陪审员  邓小碧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法官 助理  袁堂久 书 记 员  刘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