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申113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志伟，男，197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丽云，福建开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钰萍，福建开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庄松荣，男，197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金成，福建元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惠贞，福建元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庄淑雄，女，1980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再审申请人郑志伟因与被申请人庄松荣及一审被告庄淑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6民终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郑志伟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遗漏认定《借条》出具后庄松荣、郑志伟因算错账而重新结算及结算后双方继续合伙经营等事实，且庄松荣也未举证证明《借条》已生效；基于此，原审判决仍认定《借条》为双方对合伙期间财产清算以后达成的最终的债权债务协议且合法有效明显缺乏证据证明。1、本案《借条》系经庄淑雄计算后由郑志伟、庄淑雄于2018年2月1日出具。而根据法庭调查显示，郑志伟和庄松荣都认可庄松荣曾请案外人唐志强于2018年2月6日对双方合伙期间财产进行重新结算，且双方均有在结算单上签字。此外，郑志伟于二审提供的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实：（1）2018年1月31日，庄松荣、郑志伟发现庄淑雄所算账目出错并约定重新结算；2018年2月6日，郑志伟、庄松荣约定当天由庄松荣带人到郑志伟处重新对账结算；（2）自2018年2月1日《借条》出具后，乃至2018年2月6日重新结算后，郑志伟、庄松荣仍就结算以前的业务继续合伙经营并继续对外放贷。如：“2018年2月2日凌晨0:07498次”可证实催收利息款项系接续此前数据累计而成498次；“2018年2月14日下午5:01我收了1000元利息，转在你的那个信号，你收一下”，证实郑志伟仍将催收回的利息转给庄松荣；“2018年2月21日下午1：54那些时间到的要通知还是过一两天”，显然是双方协商对迟延还款付息的借款人进行催款;“2018年3月15日下午2:53从春节到现在才收17000元也太少了！”，可证实双方仍不间断对结算前合伙期间放贷借款利息进行催讨；双方在本案《借条》出具后的2018年2月9日仍继续对外放贷且对应《借条》中出借人一栏留空；等等。自2018年2月7日起，郑志伟将合作期间执掌的借款人的微信名片发送至庄松荣实际掌控使用的“伟哥新”微信号，以便庄松荣直接与借款人联系并收取利息等等。然而，原审法院虽有就双方重新结算事宜进行法庭调查，也采信了微信聊天记录，但却未就《借条》出具后双方因算错账而重新结算及结算后继续合伙经营等事实进行认定。显然，《借条》既是错误的结算结果又经重新结算，且双方结算后仍继续合伙经营，则《借条》自然不能作为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因此，本案并无证据证实《借条》系郑志伟、庄松荣对双方合伙期间财产的最终清算结果，即该《借条》并非终结性债权债务协议。2、本案《借条》虽成立但并未生效，庄松荣未就《借条》生效完成举证责任。退一步讲，即便不考虑2018年2月6日重新结算及结算后双方继续合伙经营等事实，仅就作为原判决所认定的“作为双方合伙财产的清算结果”而言，本案《借条》也并未生效。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以贷款人提供借款为生效要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庄松荣应就已向郑志伟“提供借款”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庄松荣并未就“已提供借款”完成举证责任，理由如下：（1）《借条》虽载明确认收到现金300万元，但庄松荣也确认未向郑志伟交付300万元现金，且该确认收到借款现金的格式条款内容与该《借条》作为原审判决认定的“清算以后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的事实明显不符，不能作为认定庄松荣已履行提供借款之义务的依据。（2）庄松荣举证的银行转账记录所对应款项系双方合伙经营放贷业务的资金，且经放贷后取得相应借条等债权凭证，该款项与原审判决认定作为清算结果的《借条》中所谓“借款”并非同一款项，不能混同并认定为庄松荣履行《借条》中交付借款义务的借款。（3）如原审判决所认定，郑志伟、庄松荣经清算达成债权债务协议并合意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则名为《借条》实为合伙清算结果的债权债务协议的内容实为：双方终止合伙放贷业务；郑志伟以300万元（债务）的对价受让取得合伙经营期间产生的对外债权。由此，本案中，庄松荣就该《借条》应履行的“提供借款”的义务实际应为向郑志伟交付双方合伙期间产生的借条等债权凭证及抵押物等。只有庄松荣向郑志伟交付了《借条》及抵押物等，才可视为其已履行“提供借款”义务，双方合意转化而成的民间借贷关系才能生效。但综观本案二审过程，庄松荣并未就履行“提供借款”义务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显然，本案《借条》并未生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因合伙放贷资金系由庄松荣负责出资，因此放贷所得借条等债权凭证、抵押物、账本等均交由庄松荣执掌。郑志伟于二审中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已足以证明该事实。因此，本案中，作为初次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借条》虽成立但并未生效。原审法院未正确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未全面审查《借条》即债权债务协议的效力及履行情况而径行认定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是错误的，应予纠正。综上，除非本案确有证据证实《借条》是庄松荣、郑志伟就合伙期间财产进行的终结性结算，且庄松荣就已履行提供借款的给付义务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方能以《借条》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然而，在本案有证据证实《借条》出具后双方重新结算及结算后继续合伙经营等事实的基础上，以及庄松荣并未就《借条》的生效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形下，原判决认定《借条》为庄松荣、郑志伟对合伙经营财产清算后达成的终结性的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协议，明显缺乏基本证据证实。（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判决未理解适用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之生效要件的法律规定，也未将本案借款合同生效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庄松荣，导致作出错误判决，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如前所述，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以贷款人提供借款为生效要件，故贷款人应就已提供借款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借款合同生效。本案中，原审判决未正确理解并适用如下法律规定：1、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生效要件方面的规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等法律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后者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2、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的规定，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审判决未正确理解适用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生效要件的法律规定以及相关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法律规定，未责令庄松荣就已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进行举证，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应予纠正。（三）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郑志伟提供的新证据可以证实庄松荣于本案《借条》出具后请案外人唐志强重新结算且结算后双方仍继续合伙经营放贷业务等事实，足以推翻原判决。郑志伟提供的新证据谈话视频可证实，1、2018年2月6日,庄松荣携唐志强前往郑志伟家中，由唐志强为庄松荣、郑志伟合伙经营放贷期间财产进行结算并出具结算单，庄松荣、郑志伟在结算单上签名确认；2、2018年2月1日《借条》出具后乃至2018年2月6日重新结算后，庄松荣、郑志伟仍继续合伙经营放贷业务等事实；3、2018年2月1日《借条》并非庄松荣、郑志伟合伙经营财产的最终结算结果。该证据与二审法庭调查以及郑志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的内容相一致，并可相互印证。此外，在郑志伟、庄松荣对2018年2月6日结算单签名确认后，庄松荣即反悔上述结算结果，双方仍继续合伙经营放贷业务。2018年3月底，双方在案外人庄志明、陈兆向的协调下商谈处理此事时发生严重争吵。陈兆向可证实，2018年3月底，庄松荣、郑志伟经协商，拟决定庄松荣退出经营，郑志伟以一定对价受让合伙期间产生的对外债权，庄松荣将借条等债权凭证交付郑志伟。后双方未就受让价格达成共识，协商未果并发生严重争吵。综上，郑志伟提供的新证据谈话视频及陈兆向的证言可以证实《借条》出具后双方重新结算及结算后仍继续合伙经营的事实。换言之，上述新证据可以证实《借条》并非郑志伟、庄松荣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最终意思表示，因而不能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有误，缺乏证据证明；遗漏适用法律，属法律适用错误；且本案现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提起申请，请求立案再审，并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庄松荣提交意见称，（一）郑志伟提供的与案外人唐志强的谈话视频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郑志伟的主张。第一，本案一审的判决时间是2018年9月30日，二审的开庭时间是2019年4月11日，判决时间是2019年7月30日。根据再审申请人郑志伟的主张，其与案外人唐志强的谈话视频发生于2018年7月17日晚，即是在原二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的证据，且该证据一直由郑志伟掌握，不存在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的情形。因此，该谈话视频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第二，该谈话视频系郑志伟本人与案外人唐志强的谈话内容，从证据分类上讲该谈话视频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该谈话视频中的案外人唐志强未出庭接受法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其在谈话中的内容是否是唐志强本人以及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无法确认，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且不论该谈话视频的真实性，仅从该谈话视频中也无法证实郑志伟所要证明的内容。郑志伟提供该谈话视频拟证实的内容为：2018年2月1日借条出具后，郑志伟与答辩人仍继续合伙放贷，借条不是双方的最终结算结果。但是该谈话并未明确唐志强帮忙算账的时间点，从郑志伟提供的谈话文本上看，唐志强并不清楚郑志伟与庄松荣在结算之后是否继续合伙放贷，因此第一句话就是询问郑志伟“结算之后又有再继续做吗？”。在得到郑志伟的肯定回复后，后续才围绕着这个观点进行谈话。因此，该谈话内容不能证实郑志伟所要证明的内容。相反的，唐志强自愿录视频作证证实其根本不清楚答辩人与郑志伟之间的关系，在2018年2月6日从未与庄松荣到过郑志伟家。而郑志伟主张的2018年2月1日借条出具后仍有继续放贷一直是郑志伟单方的陈述，且多次要求唐志强本人出庭去证实继续放贷的事实，唐志强均予以拒绝。（二）原二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首先，郑志伟在再审申请的事实和理由中对借条的由来如此陈述“庄松荣提议不再对外放贷，其已出资用于放贷的款项由郑志伟负责追讨，并让郑志伟向其出具一张300万元的《借条》”，该陈述也认可了借条是在郑志伟与庄松荣结束合伙放贷关系并进行清算后，决定由郑志伟对外享有债权，内部由郑志伟对庄松荣承担债务后出具的。其次，在二审庭审中，郑志伟的特别授权代理人也明确陈述该借条是对双方合伙过程财产的清算，郑志伟本人当庭未否认该陈述。同时，二审庭审中，郑志伟、庄淑雄均确认借款300万元的金额是郑志伟的妻子庄淑雄经手算出的。上述事实足以证实300万元是郑志伟与庄松荣双方对于合伙放贷债权债务的结算。原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借款300万元的借条是通过双方合伙清算，一致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而形成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享有，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郑志伟出具的借条是对双方合伙期间的财产进行清算后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合法有效，对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协议的内容体现了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因此发生纠纷，法院以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并可直接根据协议确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进行判处。原审法院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的事实，判决郑志伟应依借条偿还庄松荣300万元及利息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适用法律正确。（三）郑志伟主张借条出具后庄松荣、郑志伟重新结算以及结算后双方继续合伙放贷等事实证据不足，不能成立。1、关于郑志伟主张的2018年2月6日聘请唐志强重新结算事实不属实，唐志强本人已经否认。而一审证据卷一中的结算单仅是一份复印件，并没有向法庭提供原件核对，且庄松荣已明确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郑志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对微信的聊天内容应结合聊天的前因后果，上下内容来进行解释。郑志伟在再审申请书中陈述的微信聊天记录所证实的内容纯粹是猜测的，从微信聊天中无法证实这些内容。综上，郑志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其自认的事实相互矛盾，且无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不足以证实在借条出具后仍与庄松荣合伙放贷的事实，原二审法院不予认可符合证据认定规则。（四）本案借条成立且生效，郑志伟认为借条虽成立但未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一，庄松荣向原审法庭提供了银行明细、清单，证实借条出具前，庄松荣通过一审被告庄淑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借款2381190元，通过郑志伟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211180元，通过微信转账向上诉人郑志伟支付198500元，上述款项合计4790870元。而2015年7月15日至2018年1月31日，郑志伟通过银行转账（2249283元）、支付宝转账（21200元）、微信转账（255405元）向庄松荣转账合计2525888元。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款项往来数额没有异议，双方的款项往来相差2264982元。郑志伟也承认对外放贷的本金全部是来源于庄松荣，所有的放贷均是以郑志伟的名义，对外讨债也一直是郑志伟负责。由此可见，双方所谓的合伙放贷实质是由庄松荣借本金给郑志伟，郑志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放贷，再将收回来的款项连本带息偿还给庄松荣。因此，在庄松荣已借出本金给郑志伟放贷的情况下，双方进行内部结算并形成借条，该借条明显就属于对已履行事项清算以后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未违背法律规定，已成立并生效。第二，郑志伟主张双方合伙期间产生的借条等债权凭证及抵押物等在庄松荣处是毫无依据的。对外放贷及催讨借款均是以郑志伟的名义，且一直是郑志伟经手负责。因此，借条的债权凭证均由郑志伟自己保管。庄松荣即便向第三人催讨债务也是以郑志伟的名义帮郑志伟催讨的。而郑志伟作为一个常年对外放贷的成年人，其比平常人更能清楚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如未保存债权凭证，怎么可能出具借条？因此，郑志伟主张债权凭证等在庄松荣处明显不符合常理也缺乏依据。庄松荣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本案借条成立并生效，郑志伟主张借条成立未生效却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理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根据证据分配原则依法判决支持庄松荣的主张，驳回郑志伟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之情形。综上所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没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其请求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郑志伟与庄松荣是否已就合作经营业务进行清算并达成一致。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2018年2月1日，郑志伟向庄松荣出具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条》，庄淑雄为该3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结合2015年4月10日—2018年1月31日双方银行转账流水显示庄松荣多向郑志伟转账200万元左右、双方认可《借条》系2015年-2018年双方共同经营放贷生意结算而来等情况，原审法院依据该结算《借条》确认双方存在3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不当。郑志伟主张双方结算后，庄松荣以结算有误为由，要求重新结算，但未能提供新的结算凭证，且庄松荣予以否认，并以依据案涉结算《借条》提起诉讼的方式认可双方2018年2月1日的结算，故郑志伟该主张不能成立。郑志伟依据双方聊天记录、2018年2月1日之后的转账记录，主张出具《借条》后双方仍在继续经营放贷业务，双方的合作经营尚未清算。庄松荣解释称，《借条》出具后，郑志伟让其帮忙催债，并将收回的款项作为还款转予其，而非继续合作经营。郑志伟主张双方仍继续合作经营、结算未达成一致，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且未收回作为结算凭证的《借条》，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郑志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郑志伟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高晓嵘 审判员  胡伟荣 审判员  林峥峥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赵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