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3949号原告：北京智华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澜西园****楼****（科技创新功能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94988390L。法定代表人：潘军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克钟，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霍尔果斯鑫远达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住所地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卡拉苏河仙桃苑第******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4MA77MPD66P。执行事务合伙人：耿化龙。被告：耿化龙，男，197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村民，住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身份号码×××。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帅，陕西泽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智华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智华信）与被告霍尔果斯鑫远达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远达企业）、被告耿化龙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智华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克钟、被告耿化龙、被告鑫远达企业及被告耿化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北京智华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鑫远达企业给付原告北京智华信股权转让款1579680元，并给付逾期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股权转让款157968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4日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2.被告二耿化龙就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全体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24日，原告与被告鑫远达企业之间签订《陕西智华信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同意将其持有的陕西智华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智华信）中30％股权共计300万元的出资，以1579680元价格转让给被告鑫远达企业，被告鑫远达企业同意在协议签订后365日内，以现金形式将股权转让款1579680元支付给原告。2019年2月13日，原告配合被告鑫远达企业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但是经多次沟通，被告一直未能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耿化龙作为被告鑫远达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依法应该对本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被告鑫远达企业、被告耿化龙共同辩称：认可耿化龙是鑫远达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但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一、耿化龙与北京智华信之间无合同关系，也无股权转让关系，故耿化龙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北京智华信诉鑫远达企业欠付股权转让款，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转让的事实，即存在一定的合同关系或者事实合同关系，但是耿化龙并未与北京智华信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故其不应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也无向北京智华信承担任何责任。二、北京智华信并未将涉案的股权转让给鑫远达企业，也未实际履行股权变更手续，故鑫远达企业无需向北京智华信支付股权转让款，北京智华信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首先，2019年1月24日，鑫远达企业与北京智华信并未签订《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而事实上，前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时间晚于2019年2月13日，而且两次股权转让并非同一事实，故北京智华信诉称其已于2019年2月13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履行了对应股权转让义务没有事实依据。所以，鑫远达企业无需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其次，2019年2月13日，陕西智华信召开股东会同意被北京智华信以0元的价格将其30％的股权转让给鑫远达企业，是因北京智华信对前述股权未进行出资，且陕西智华信处于亏损状态，故鑫远达企业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基于前述事实，北京智华信与鑫远达企业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在工商局变更了股权，完成了工商备案，并非北京智华信诉称完成的股权转让变更。再次，北京智华信将出资300万元，占陕西智华信科技30％的股权，以1579680元的价格转让给鑫远达企业是因陕西智华信处于亏损状态，北京智华信才以折价的方式向鑫远达企业转让了股权，但至今未办理股权转让变更，即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故鑫远达企业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综上，北京智华信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北京智华信提交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24日的《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如下主要内容：“转让方（甲方）为北京智华信，受让方（乙方）为鑫远达企业。1.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陕西智华信中30%股权共计300万元的出资，以1579680元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权。2.乙方同意在本协议订立后365日内，以现金形式将甲方股权转让款1579680元支付给甲方。3.甲方保证其所转让给乙方的公司股权，是甲方合法拥有具有完全处分权，该股权没有进行出质登记，没有被司法机关冻结，无股权纠纷，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法律责任，有甲方承担。4.股权转让后，甲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乙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甲方处有任雪松的签名并加盖北京智华信公章，乙方处有耿化龙的签名并加盖鑫远达企业的公章。针对该份协议，鑫远达企业及耿化龙认可协议的真实性，亦认可耿化龙签名的真实性，但辩称该份协议实际于2019年2月底3月初签订，但表示没有证据佐证其主张的实际签署日期。陕西智华信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陕西智华信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耿化龙；北京智华信原认缴出资为550万元，鑫远达企业原认缴出资额为400万元，徐芳认缴出资额为50万元；2019年2月21日，北京智华信将其300万元出资对应的30%股权变更登记至鑫远达企业名下，变更后鑫远达企业出资额为700万元，北京智华信出资额为250万元。诉讼中，鑫远达企业、耿化龙辩称：双方发生过2次股权转让，第一次鑫远达企业于2019年2月13日以0元对价受让了北京智华信30%的股权，因为北京智华信没有实际出资，故该次股权转让的对价为0元；第二次股权转让系2019年2月13日后，双方以1579680元的对价受让北京智华信的30%股权，该份协议双方并未实际履行，故鑫远达企业没有给对价。鑫远达企业、耿化龙对此提交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13日《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30%股权转让对价为0元，有工商局备案章）、《陕西智华信股东会决议》（有工商局备案章），拟证明2019年2月13日陕西智华信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北京智华信将其持有的陕西智华信30%的股权（对应出资300万元）转让给鑫远达企业，股权转让对价约定为0元，故涉诉30%股权变更是基于2019年2月13日以0元对价受让股权的该份协议。同时，鑫远达企业、耿化龙提交《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无落款日期，30%股权转让对价为1579680元）、陕西智华信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鑫远达企业手中持有的《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30%股权转让对价为1579680元）并无落款日期，故北京智华信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24日的《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的日期是北京智华信自行添加上去的，协议实际签署日期应晚于2019年2月13日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证明陕西智华信仅收到北京智华信300万元出资，并未收到北京智华信全部认缴出资。诉讼中，本院注意到，根据鑫远达企业、耿化龙的陈述，两次股权转让协议涉及60%的股权，但北京智华信在发生涉诉股权转让前仅持有陕西智华信55%的股权。对此，鑫远达企业、耿化龙解释称，该60%股权中还包含有徐芳5%的股份，因为徐芳是北京智华信的实际控制人，徐芳与任雪松系夫妻关系。针对鑫远达企业、耿化龙提交的上述证据及答辩意见，北京智华信主张：1.鑫远达企业、耿化龙提交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13日《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30%股权转让对价为0元，有工商局备案章）、《陕西智华信股东会决议》是为做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而签订，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体事宜均是由耿化龙办理。鑫远达企业、耿化龙辩称发生了2次股权转让并不属实，双方均存在一次股权转让，股权转让的实际签署日期就是2019年1月24日。2.鑫远达企业、耿化龙提交的《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无落款日期，30%股权转让对价为1579680元）其实是一式两份，耿化龙交给北京智华信的协议签署了日期，耿化龙自己留存的协议没有签署日期，且双方提交的《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30%股权转让对价为1579680元）仅是签名和盖章的位置不同。3.不认可陕西智华信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因为陕西智华信的公章由耿化龙控制。4.涉诉股权转让只涉及北京智华信的股权，不涉及徐芳的股权。5.涉诉30%股权转让的对价1579680元是有计算依据的，北京智华信向陕西智华信实际入资4078690元，北京智华信转让30%的股权（对应出资300万元），因为目标公司陕西智华信的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北京智华信剩余的25%股权（对应出资250万元），故以北京智华信实际出资4079680元-250万元=1579680元。本院注意到，双方提交的《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30%股权转让对价为1579680元）的协议内容一致，且协议上并无徐芳签名，陕西智华信亦未提交有关徐芳同意一并转让5%股权的授权书或其他证据。庭审中，耿化龙认可北京智华信确实向鑫远达企业给付4079680元入资款。诉讼中，北京智华信提交其股东徐芳与耿化龙分别于2019年11月24日、2020年2月3日的2份通话录音。本院注意到2019年11月24日通话中的以下内容：1.耿化龙称：“马上到十二月底了，咱们之前原来签过一个股权协议，咱们沟通过一次，剩下30%的股份怎么个处理法，咱们也商议过。你们之前沟通说了，关于欠你150万那个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嘛，还是有要求，一个是费用的问题，另一个是陕西智华信不做了，然后怎么个商量法退出或是减半啊。”徐芳称：“我当时说不要任何议价，并没有说是零成本，这是第1点。第2点，我记得这个股权转让，那个只是说你找到了接手方之后我可以同意，不管你是多少价，我是不议价的，去回购我的股份都没有问题，那是陕西智华信还要往后走的，那是大概在四五月份，具体日期忘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说之前转让的那个150万股的那个股份，当时是说365天后应该也就是到了明年的1月份的样子，就需要付那部分费用。”耿化龙称：“对。我只说陕西智华信跟咱的150万，咱们当时是签过协议，是有这么一个债务，对吧？”徐芳称：“对，没错。”耿化龙称：“这笔钱咱们怎么能商量让它结束？这个钱怎么个还法，咱们可以谈，如果我跟你达成一个还法的谈话，是不是陕西智华信可以结束。”徐芳称：“你先说一个还法，我们才能说怎么去结束。”耿化龙称：“陕西智华信要结束，我们先不说我们其他的债务，我们就说我们150万，这是我在咨询你。”徐芳称：“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觉得您先拿出一个方案出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个可操作性吧。”耿化龙称：“我先问啊，这个路是可以的吗？”徐芳称：“是的，我们主要同意你的划款计划就可以往前走。”耿化龙称：“就是可以走公司注销这一类的？”徐芳称：“对，是的……所以你给我一个可操作的方案是怎样的一个还款计划呗？”耿化龙称：“在我们能力范围内，一年两年，这150万我们真拿不出来。”徐芳称：“一年两年都拿不出来，那我就真没办法。首先金额上我是不能有任何减少的，因为我对这银行说破天都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耿化龙问：“那如果时间放长点呢？”徐芳称：“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金额没办法减少。我们给陕西智华信打的不是150万，我实际上不是打的150万，是将近400多万，对吗？所以您还要150万再去减少，其实是说不过去的。”本院注意到2020年2月3日通话中的以下内容：1.耿化龙称：“当时咱们还签过一个协议，就是股权转让之后呢，你这边和任总那边那个合同里，工商那边查过来的，是个0元。”徐芳称：“不，那个是为了配合工商的，这是有股权转让协议的。”耿化龙称：“我知道。”徐芳称：“那是工商要求的给工商提供的那个协议，是当时叫谁，我不知道那女孩叫什么名字，就是你们那个财务说为了配合工商做的那个协议吧。”耿化龙称：“嗯，咱不说这些事了。”庭审中，耿化龙认可通话时间及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其辩称双方在录音中商量的内容系是否经营以及债务承担问题。诉讼中，北京智华信提交徐芳与耿化龙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主张在北京智华信将鑫远达企业、耿化龙诉至本院后耿化龙向徐芳发送了《关于双方协商解决股权纠纷的解决方案》，说明涉诉股权转让是有对价的，确实存在股权款欠付事实。本院注意发待，该方案中，耿化龙一方称：“1.贵方所拖欠我方的合同款项，用以抵扣贵方在股权纠纷中的经济诉求；2.股权纠纷中所欠贵方的款项，我方拟采取双方签订和解书时付40%、3个月后付40%、6个月后付20%的分期支付方式予以支付。”鑫远达企业、耿化龙认可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辩称当时商量的是鑫远达企业、耿化龙可以给付150余万元的股权对价，但需要分期履行，但不表示存在欠款事实。上述事实，有原告北京智华信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登记材料、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被告鑫远达企业、被告耿化龙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证明及本院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认为以1579680元为对价转让涉诉股权的《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诉讼中，鑫远达企业、耿化龙辩称北京智华信与鑫远达企业发生过2次股权转让，其中第一次是在2019年2月13日鑫远达企业以0元对价受让北京智华信持有的陕西智华信30%股份，因为北京智华信没有实际出资，故30%股权的受让对价为0元，第二次股权转让系鑫远达企业以1579680元对价受让北京智华信及徐芳持有的另外30%股权，但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对此，本院如下评述：第一，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在2019年2月13日之前，北京智华信共计持有陕西智华信的55%股权，如确如鑫远达企业、耿化龙所称，发生过2次股权转让，那么在第一次发生30%的股权转让后，北京智华信持有股份仅剩25%的股份，鑫远达企业第二次以1579680元对价受让北京智华信持有的另30%股权不符合常理。鑫远达企业、耿化龙辩称，第二次转让的股份中含有案外人徐芳个人持有的5%的股份，但《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主体中并未反映徐芳一方，鑫远达企业、耿化龙亦未提交有关徐芳对北京智华信出具的一并转让股权的授权手续或其他证据。第二，北京智华信提交的对价为以1579680元的《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与鑫远达企业、耿化龙提交的协议内容一致，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北京智华信提交的协议落款处载明日期为2019年1月24日，而鑫远达企业、耿化龙提交的协议落款处没有载明日期，两份协议中均加盖有股权转让方、受让方的公章，以及任雪松、耿化龙的签名，协议明确载明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鑫远达企业、耿化龙以自己持有的协议中没有签署落款日期为由，主张2019年1月24日并非《陕西智华信股权转让协议》实际签署日期，实际签署日期在2019年2月底、3月初，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佐证其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第三，北京智华信提交的徐芳与耿化龙通话录音内容，能够清晰反映以下内容：1.在通话中，耿化龙对于欠付150余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债务事实始终认可，且双方一直在协商还款方案。2.徐芳称北京智华信给陕西智华信打的入资钱为400多万，故不同意减少股权转让款，耿化龙对此未提出异议。3.耿化龙提出双方还签订过一个协议，合同中是个0元。徐芳对此提出，那个0元对价的协议是为了配合工商做的协议。耿化龙对此未提出异议。庭审中，北京智华信称其实际向陕西智华信入资4079680元，并解释了涉诉股权转让对价1579680元的计算依据。耿化龙本人庭审中亦认可北京智华信向陕西智华信汇入了上述入资款金额。北京智华信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鑫远达企业、耿化龙一方向北京智华信一方发送的《关于双方协商解决股权纠纷的解决方案》，鑫远达企业、耿化龙一方在该方案中提出了给付方案。综上上述证据及陈述情况能够认定，双方针对北京智华信持有的陕西智华信30%的股权，双方仅发生过一次股权转让，所谓0元对价受让涉诉股权的协议及决议，仅为双方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而签署。现涉诉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鑫远达企业名下，耿化龙在双方沟通过程中始终认可股权转让款的欠付事实。在双方未就上述欠款的给付期限和方式进行变更的情况下，双方仍应按照原协议约定执行。根据协议约定，鑫远达应在协议订立后365日内，以现金形式将股权转让款1579680元支付给北京智华信。现给付期限已经届满，鑫远达企业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偿还了上述债务，已经构成违约，北京智华信要求其继续履行款项给付义务并给付逾期利息损失的诉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自2020年1月25日起算。耿化龙作为鑫远达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应当就鑫远达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霍尔果斯鑫远达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给付原告北京智华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一百五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元，并给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一百五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元为基数，自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被告耿化龙就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北京智华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霍尔果斯鑫远达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被告耿化龙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九千五百零九元，由原告北京智华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十五元（已交纳），由被告霍尔果斯鑫远达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被告耿化龙共同负担九千四百八十四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保全费五千元，由被告霍尔果斯鑫远达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被告耿化龙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思思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