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5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奚海滨，男，1962年3月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三门县人，住浙江省三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初明峰，北京市浩天信和（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勇，北京市浩天信和（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鄱阳县饶丰镇花园村委会花园村小组。法定代表人：周建国，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步军，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付红玲，女，197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三门县人，住浙江省三门县。上诉人奚海滨与上诉人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孚置业公司）、原审第三人付红玲因公司减资纠纷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初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奚海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初明峰、刘晓勇，上诉人汇孚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建国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步军、李波，原审第三人付红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孚置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奚海滨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奚海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未认定隐名股东赖兵持有奚海滨名下20%的股权，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对奚海滨出具给赖兵的880万元股权投资款《收条》的证据未予以采信，认定事实错误。（1）奚海滨对该份880万元《收条》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仅认为未收到880万元投资款，但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2）该份《收条》明确记载：“今共收到赖兵人民币捌佰捌拾万元，已汇入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既然是《收条》，就已经能够证实奚海滨收到该投资款880万元的事实。如果奚海滨要否认收款880万元，推翻该《收条》的证明效力，根据举证规则，奚海滨应当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而不应由汇孚置业公司来承担举证责任。所以，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汇孚置业公司，实属不当。（3）无论汇孚置业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该举证责任，汇孚置业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已向法庭提供了由赖兵委托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账户从2010年8月9日至2011年6月24日向奚海滨账户转入汇孚置业公司投资款880万元的事实。2、一审判决未依法认定赖兵委托浙江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从2010年8月9日至2011年6月24日向奚海滨账户转入汇孚置业公司投资款880万元的事实，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国家企业信息信用系统查询，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08月30日，系由付红玲投资设立的有限公司。而赖兵与付红玲系夫妻关系，赖兵委托三门大酒店支付投资款到奚海滨的账户，顺理成章，也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三门大酒店也予以确认。所以，一审法院以“付款主体不符”而不认定该转账880万的事实，明显错误。（2）奚海滨出具给赖兵的《收条》，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25日，在该期限之前，赖兵委托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从2010年8月至2011年6月24日总计支付890万元款项到奚海滨账户，与收条出具的内容具有关联性，应予采信。虽然转账的款项是890万元，不是880万元，但没有少于收条记载的金额，而是多于收条记载的金额，这显然有利于奚海滨，依法应当采信该证据。因此，一审法院未采信赖兵委托三门大酒店支付投资880万元到奚海滨账户的证据，认定事实错误。3、赖兵、付红玲虽然与奚海滨未签订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但奚海滨向赖兵所出具的《收条》记载了赖兵投资的具体款项、代持股权的比例等内容，也具有股权代持协议的主要内容和相应法律效力。更何况，赖兵、付红玲与奚海滨均系亲戚关系，未签订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符合中国国情，也不违背生活常理。4、汇孚置业公司的股东周建国、王某等均认可赖兵系以奚海滨的名义实际持有汇孚置业公司20%的股权，该事实从2014年6月13日，由周建国、王某、奚海滨三方所签的《投资明细表》可以确认，虽然该《投资明细表》最后一页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但第一页有三位股东的签字，其他页面均盖有公司骑缝印章，且该印章系当时形成，并非事后加盖，可以对该印章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该《投资明细表》清晰客观地反映了各股东的投资情况，该证据予以采信。而且，周建国、王某股东占有公司60%的股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依法应当确认奚海滨为赖兵代持20%股权，赖兵（付红玲）实际持有汇孚公司20%股权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减资纠纷，未认定付红玲以“减资再增资”的方式受让奚海滨20%股权，认定事实错误。1、汇孚置业公司未发生减资、增资的法定情形，而是为了解决付红玲与奚海滨之间的股权转让问题，通过“减资、增资”的方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1）汇孚置业公司未发生减资的法定情形。公司减资是指公司资本过剩或亏损严重，根据经营业务的实际情况，依法减少注册资本金的行为。而在本案中，汇孚公司不存在资本过剩的问题，虽然有一些亏损，但也不可能单独去减少奚海滨一个人的资本，如果要减资也是按照股权比例进行相应的减资。况且，在减资以后，汇孚置业公司又马上进行了增资，注册资本又回到原来的2000万元。所以，汇孚置业公司未发生减资的法定情形。（2）汇孚置业公司通过“减资、增资”的方式完成付红玲与奚海滨之间的股权转让手续的真实原因是，根据工商部门的要求，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应当进行税务清算，但汇孚置业公司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公司基本处于歇业状态，未及时向工商及税务部门进行纳税申报，无法完成税务清算，因而无法直接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受托人傅某2在征得奚海滨同意后，才以“减资、再增资”的方式完成奚海滨与付红玲之间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2、奚海滨公证委托傅某2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更进一步证实奚海滨将其20%股权转让给付红玲的事实。根据一审庭审查明，奚海滨于2016年6月12日委托授权傅某2办理汇孚公司40%的股权转让手续，并办理了公证委托手续，从奚海滨委托傅某2的代理权限可以明显看出，奚海滨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要将其在汇孚公司的股权对外转让。该授权是特别授权，无论是通过减资或其他形式，只要傅某2将其股权对外转让，达到转让股权的目的，奚海滨也予以认可，这一点从奚海滨在减资的《股东会决议》可以得到印证。若奚海滨不同意以减资方式转让其股权，按照常理其不会在减资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傅某2也不可能顺利地以减资方式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3、付红玲与奚海滨系亲戚关系，未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生活常理。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忽视了本案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奚海滨与赖兵、付红玲之间系亲戚关系，而且关系比较密切。从股权代持，再到股权转让双方均是基于信任关系而产生的交易行为。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但也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综合判断、认定本案的客观事实，不能一味地片面认定，只要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否认股权转让的客观事实。4、证人奚某1、傅某1、傅某2的证言均证实，奚海滨已将其持有的汇孚公司20%股权转让给付红玲。5、如按一审法院判决的逻辑思维认定本案为减资纠纷，那么奚海滨应与汇孚置业公司签订书面的《减资协议》，约定减资需要支付的对价款、支付期限等事宜。奚海滨原系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其更加了解商业交易惯例，涉及1000多万元减资款项，难道其不与汇孚置业公司签订书面的《减资协议》吗？为何其没有与汇孚公司签订《减资协议》呢？最本质的原因就是本案并不是减资纠纷，只是通过一种减资、增资的形式完成股权转让手续。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系减资纠纷，并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该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未判决认定，付红玲以其对奚海滨享有810万元的债权抵偿奚海滨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认定事实错误。1、付红玲对奚海滨享有810万的债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付红玲对奚海滨享有的810万债权不是发生在2016年1月4日，而是从2010年至2015年6月期间的借款。付红玲出借给奚海滨的810万元款项，其中有150万元直接汇入到奚海滨账户，其余资金由付红玲委托第三方转账到傅某1控制账户（该账户长期由傅某1使用）。虽然有一些资金没有直接汇款到奚海滨账户，但是在此期间，奚海滨与傅某1仍为夫妻关系，由傅某1控制的账户收取借款资金符合常理，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傅某1对该810万元的借款也予以认可。（2）2014年6月11日，奚海滨、傅某1向付红玲作出承诺，承诺“一、鄱阳项目出售后，770万元归还与付红玲相关的借款（由付红玲指定账户）；二、其他1250万元与付红玲相关的借款，由傅某1三门大酒店全部股权担保”。从奚海滨、傅某1所出具的《承诺书》可以证实，奚海滨向付红玲有两笔借款，其中一笔是770万元，另外一笔1250万元。770万元的债权明确约定了，只要鄱阳项目出售了，就应当归还这笔款项。所以，奚海滨在2016年1月与付红玲进行结算，确认其向付红玲借款81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3）付红玲对奚海滨享有810万债权，既有奚海滨向付红玲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奚海滨出具的770万元还款承诺书，还有付红玲向奚海滨、傅某1控制账户转账汇款810万元的银行流水，已经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实奚海滨向付红玲借款810万元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未认定付红玲对奚海滨享有810万的债权，认定事实错误。2、汇孚置业公司提供的傅某2证言、公证委托书、奚某2的说明及询问笔录、傅某1的证言形成证据链，证实了奚海滨转让20%股权给付红玲、付红玲以债权810万元折抵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在一审庭审时，汇孚置业公司提供的傅某2、傅某1的证言均证实，因奚海滨欠付红玲810万元款项无法支付，故而将奚海滨持有的汇孚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付红玲，付红玲以其810万元抵偿股权转让款；奚海滨的亲弟弟奚某2证实了此事，并向法院出具了相关说明；虽然双方没有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通过以上证人证言以及结合相关书面证据，足以证实奚海滨将其股权转让给付红玲，付红玲以其对奚海滨享有的810万元债权折抵股权转让款的事实。退一步说，倘若法院未认定付红玲以其对奚海滨享有的810万元债权抵偿股权转让款，但付红玲与奚海滨之间的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奚海滨认为其未收到付红玲的股权转让款，这属于其与付红玲之间股权转让纠纷，应当向付红玲主张权利，而不应向上诉人主张减资对价款。三、一审法院判决汇孚置业公司支付奚海滨减资对价款15971873.33元，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系股权转让，不是减资纠纷，依法不应支付奚海斌减资对价款。2、截止案涉股权转让时，汇孚置业公司的所有权权益仅为1196万元，而且公司负债16780元。一审庭审查明，截至2016年底，汇孚置业公司所有者权益仅有1100多万元，自公司开业至2016年8月，公司根本没有收益，也没有利润，只有亏损，无法向股东分红或收益，该事实有2016年度的审计报告予以证实。3、奚海滨在汇孚置业公司实际出资不超过400万元，其并未按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在奚海滨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之规定，汇孚置业公司不应支付奚海滨减资对价款。针对汇孚置业公司的上诉请求，奚海滨答辩称，一、一审认定奚海滨持有汇孚置业公司40%的股权的基本事实正确。1、汇孚置业公司主张的“赖兵持有奚海滨名下20%的股权”不成立，该借条并未实际履行。关于汇孚置业公司提供的《收条》，虽系奚海滨本人书写，但并未实际履行，该《收条》出具系因为赖兵持有一家建筑公司，计划承接案涉房地产的施工项目，为取得汇孚置业公司宁波方股东的信任而出具的《收条》，上诉人所主张的股权代持关系根本不存在。2、一审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305号民事裁定书要求汇孚置业公司提供880万元的具体明细并无不当。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305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本案中，认定是否收到该《收条》记载的880万元以及奚海滨与赖兵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需要查清该880万元的具体明细。”一审根据上述裁定内容进一步审理案涉880万元的支付来源并无不当。针对该《收条》，汇孚置业公司主张赖兵与奚海滨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奚海滨对此否认，根据上述规定应当由主张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汇孚置业公司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分配举证责任适用法律正确。3、一审中汇孚置业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案涉《收条》已经实际履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中汇孚置业公司提交了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分别于2010年8月9日、2010年11月12日、2010年12月1日向奚海滨转账900000元、4000000元、4000000元，合计8900000元的转账凭证。案涉《收条》所载的内容为“今（2011年6月25日）共收到赖兵人民捌佰捌拾万元已汇入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汇孚置业公司提交银行流水所载明的转款主体、转款时间以及转款金额全都不能对应。汇孚置业公司主张三门大酒店系赖兵之妻付红玲所有，但三门大酒店实际上也有奚海滨配配偶付小菊也持有三门大酒店30%的股份。上述款项中汇孚置业公司提交的流水单号都是挑选出来的，该款项实际是三门大酒店与股东付小菊之间的经济往来款，即付小菊、奚海滨在三门大酒店承包经营性收入与百分之三十股权应得的分红、用大酒店资产抵押融资等经济往来款。二、一审认定奚海滨与付红玲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的基本事实正确。汇孚置业公司提供的《借条》与其提供的银行流水之间自相矛盾。根据该《借条》载明“今借到付红玲人民币捌百壹拾万元（250万＋500万＋60万）利息500万＋60万（未付2015年）”，该借条所记载的款项分别为250万、500万、60万元，而汇孚置业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有7笔，转款金额、转款主体、转款次数都不能一一对应。其次，关于本案奚海滨与汇孚置业公司之间存在减资的事实已经被（2017）赣11行终39号生效行政判决确认。奚海滨向傅某2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系因为奚海滨被列入执行黑名单，需要将股权转给他人代持，且该《授权委托书》记载十分明确，仅授权傅某2办理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傅某2作为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其熟悉工商登记办理程序，也清楚股权转让与公司减资之间的本质区别，如果需要办理股权转让，傅某2理应持有奚海滨与付红玲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最后，当时汇孚置业公司名下的土地巨幅增值，双方当事人都明知公司股东权益巨大，当时的汇孚置业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要远在1亿以上，奚海滨持有40%的股权超过4000万元，即使是20%的股权，那也有2000万元以上，不可能以800万的低价抵给付红玲，这根本不符合日常的生活逻辑。原审第三人付红玲答辩称，其同意汇孚公司的上诉请求。奚海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支持奚海滨提出的股价评估（审计）申请，并依据评估结果判令汇孚置业公司向奚海滨支付减资对价款及收益；3、诉讼费、上诉费、保全费（含因保全购置保全保险费用）及评估费用均由汇孚置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对一审认定奚海滨持有汇孚置业公司40%的股权及汇孚置业公司应当向奚海滨支付相应减资对价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但对于减资对价的计算方式有异议。第一，一审法院未对奚海滨的减资对价进行评估鉴定，想当然地以2012年的《资产负债表》作为计算依据，不符合奚海滨的诉讼请求，违背了“判如所请”的司法原则。奚海滨在一审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已经明确提出具体股权的实际减资对价以庭审评估（审计）结果为准。奚海滨在诉讼中提交的2012年12月31日汇孚置业公司《资产负债表》是主张股权对价的基础证据，而非同意“以2012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作为减资对价的计算依据。”2019年8月26日，奚海滨为了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合法权益，向一审法院申请对2016年8月6日汇孚置业公司所有者权益进行评估，一审法院直接在判决中将2012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想当然地视为奚海滨同意的减资对价依据，没有相关事实予以支撑。第一，一审判决未对上诉人减资对价进行司法鉴定，违背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重审裁定意见。本案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305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的案件，该裁定书中第3页第一行明确载明：“……四、如经查明上述事实后仍不能确定本案汇孚置业公司40%股权的变更以公司先减资后增资的方式实现了奚海滨与付红玲之间的股权转让，则奚海滨减持的40%股权对价需要通过司法鉴定来确定。……”。本案中，一审法院应当进行司法鉴定评估来确定减资对价，未经鉴定评估想当然地以2012年的《资产负债表》作为参照依据，违背了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裁定的要求。第二，一审以2012年的《资产负债表》作为参照依据，不符合本案的基本事实。首先，庭审中各方均承认，2012年购得相关土地使用权至2016年8月减资之时汇孚置业公司未进行其他项目的运营，该土地使用权在2012年至奚海滨减持时一直处于增值状态，至2016年8月，汇孚置业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因土地价值增长较2012年获得了巨大增值。其次，在2012年12月31日审计报告基准日前，汇孚置业公司一期在建工程30000多平方米的房屋已经取得鄱阳县房管局约28000平方米房屋预售许可证，并于2012年11月2日开盘，自开盘以来至2016年奚海滨减资完成，上述房产一直处于升值之中，故减资时的所有者权益只有通过司法鉴定评估才能获得公允评价，本案一审法院没有经过司法鉴定评估，无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在四年间持续增值的事实，该判决没有以事实作基础，严重侵害了奚海滨的合法权益。第三，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强制调取汇孚置业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凭证及其他财务资料以完成司法评估鉴定，汇孚置业公司拒不提供的，应当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按照汇孚置业公司“有资产、无负债”进行评估。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表明，为了公正判决，要求汇孚置业公司提供财务账册，试图通过司法鉴定评估的方式来确定奚海滨应获得的减资对价，但因为汇孚置业公司拒不提供且不同意鉴定，才退而求其次以2012年的《资产负债表》作为认定股权价值的依据。一审法院如此操作是让毫无过错的奚海滨承担了理应由汇孚置业公司承担的拒绝举证之不利后果，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汇孚置业公司作为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有着健全的财务制度，其财务账簿、会计凭证应当合理妥善保管。本案审理过程中，汇孚置业公司向法院提交了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说明其具备司法鉴定评估（审计）的客观条件。汇孚置业公司作为诉讼参与人，有能力提供而拒不提供其单方面掌握的相关财务材料，严重妨碍了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依法可追究其刑事责任。二、一审法院对奚海滨主张的减资对价款的相关收益未做任何评价，拒绝裁判的行为错误。2016年8月6日汇孚置业公司全体股东作出了同意奚海滨减资800万元的股东会决议，2016年8月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奚海滨已经完成了减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汇孚置业公司应当向奚海滨支付减资对价款，而汇孚置业公司一直以种种理由拖延，不予支付，其恶意逾期支付减资对价款的行为给奚海滨造成了巨额的财产损失，因此汇孚置业公司应当向奚海滨支付相关收益（相关收益=以减资对价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计算，自2016年8月8日起至其实际支付之日止）。奚海滨的此项诉求符合公平原则，且有证据予以支持。一审拒绝评价显然不当，二审应予纠正。针对奚海滨的上诉请求，汇孚置业公司答辩称，一、奚海滨主张其原持有公司40%股权与事实不符，奚海滨仅实际持有汇孚置业公司20%的股权，其余20%股权系第三人付红玲投资所有。一审庭审时，汇孚置业公司已向法庭提供了奚海滨向赖兵出具了一份收到股权投资款的《收条》，该《收条》明确记载了赖兵投资的具体款项、代持股权的比例等内容，付红玲也提供了相应的银行流水证实了奚海滨收到投资款的事实。而且，奚海滨在2014年6月13日与公司股东周建国、王某等人签订的《股东协议书》及其附件《投资明细表》均明确了付红玲在奚海滨所持有的40%股权中享有20%的股权。因此，奚海滨主张其原持有公司40%的股权，显然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的认定也是错误的。二、奚海滨主张要求支付减资对价款，并对公司财务进行审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本案并非减资、增资纠纷，而系通过减资、增资方式实现奚海滨与付红玲的股权转让纠纷。1、汇孚置业公司未发生减资的法定情形。在本案中，汇孚置业公司不存在资本过剩的问题，虽然有一些亏损，但也不可能单独去减少奚海滨一个人的资本，如果要减资也是按照股权比例进行相应的减资。况且，在减资以后，汇孚置业公司又马上进行了增资，注册资本又回到原来的2000万元。所以，汇孚置业公司未发生减资的法定情形。2、汇孚置业公司在一审时提供了奚海滨出具的《股权转让》的公证书、傅某2、傅某1（奚海滨妻子）、奚某2（奚海滨弟弟）的证言等相关证据足以证实，奚海滨为了偿还付红玲的810万元债务已同意以债抵股的形式，将其在公司实际持有的20%股权转让给付红玲。为了便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才通过“减资、增资”的方式实现股权转让。因此，奚海滨主张要求汇孚置业公司支付减资对价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既然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就没有必要对汇孚置业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也无需对被公司的减资对价款进行评估。另外，奚海滨在股权转让前一直担任公司的总经理，由于大部分股东与奚海滨是朋友或亲戚，非常信任奚海滨，所以由奚海滨全权管理公司的所有事务，奚海滨离任后，也未按照规定移交相关公司资料。三、奚海滨事实上知晓其股权已经通过减资、增资的方式与付红玲之间实现了股权转让，却仍然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公司支付巨额的减资对价款，并恶意查封公司财产，给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公司将保留依法追究奚海滨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原审第三人付红玲答辩称，其同意汇孚公司的答辩意见。奚海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汇孚置业公司向奚海滨支付公司减资对价款1600万元（暂计算1600万元，以庭审评估价值为准）及相关收益；2、诉讼费、保全费（含因保全购买保全保险费用）及评估费均由汇孚置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汇孚置业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14日，注册资本为20000000元，公司原股东组成为王某（出资2000000元，占10%股权）、周建国（出资10000000元，占50%股权）、奚海滨（出资8000000元，占40%股权）。2016年8月6日，汇孚置业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一、同意公司减少资本，由原20000000元减至12000000元。二、同意奚海滨减资8000000元，免去奚海滨公司股东身份。三、一致通过汇孚置业公司章程修正案。四、其他事项不变。全体股东奚海滨、周建国、王某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并由汇孚置业公司加盖公司印章。同日，汇孚置业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确认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由20000000元变更为12000000元，减资后公司股权结构变为王某2000000元（占16.67%股权），周建国10000000元（占83.33%股权）。2016年8月8日，汇孚置业公司到鄱阳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减资手续。减资手续完成后，汇孚置业公司注册资本为12000000元，股东为王某和周建国。办理减资手续时，汇孚置业公司向鄱阳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交了该公司2012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6年8月19日，汇孚置业公司通过公司增资方式，吸纳第三人付红玲为公司股东，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0,000,000元，付红玲认缴出资8,000,000元，但未实际向汇孚置业公司缴纳出资款。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目前显示汇孚置业公司股东为王某、周建国及第三人付红玲。王某认缴额为2000000元，认缴出资日期为2010年12月7日；周建国认缴额10000000元，认缴出资日期为2010年12月7日；付红玲认缴出资额为8000000元，认缴出资日期2016年8月19日。另查明，2011年6月25日，奚海滨向付红玲已故的丈夫赖兵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共收到赖兵人民币捌佰捌拾万元，已汇入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拥有奚海滨名下百分之贰拾股权。”2016年1月4日，奚海滨向付红玲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付红玲人民币捌佰壹拾万元（250万+500万+60万）利息500万+60万（未付2015年）与付红玲相关贷款450万+700万+50万”。2016年6月12日，奚海滨向傅某2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授权傅某2处理如下事项：“一、代为查阅、复印待转让股权的全部工商档案资料；二、代为签署后股权转让过程中的所有需要授权人签字的文件资料；三、代为办理公司变更手续；四、协助受让方办理股权变更的全部手续；五、代为办理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税费申报，并缴纳相应的税费；六、代为领取股权变更后的相关资料证书；七、办理公司过户手续过程中需本人办理的其他事项。”同日，浙江省三门县公证处就该《授权委托书》上奚海滨的签名、指印进行了公证。汇孚置业公司减资、增资过程中，傅某2代为办理了减资、增资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在重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汇孚置业公司40%股权的变更是否系以公司先减资后增资的方式实现了奚海滨与第三人付红玲之间的股权转让？二、汇孚置业公司应否向奚海滨支付减资对价款及相关收益？奚海滨减持的40%股权对价应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奚海滨基于汇孚置业公司已完成公司减资的法定程序并已免去奚海滨的股东身份之事实，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汇孚置业公司应向其支付减资对价款及相关收益。汇孚置业公司抗辩称，奚海滨名下40%股权中的20%系第三人付红玲已故的丈夫赖兵所有，另20%股权通过以股权抵偿债权的方式，奚海滨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付红玲，以抵偿对第三人付红玲所负的借款债务8100000元，并由汇孚置业公司通过先减资免去奚海滨股东身份，后增资确认第三人付红玲股东身份的方式完成股权转让的变更手续，因此，奚海滨在汇孚置业公司已无股权，汇孚置业公司也无义务向其支付减资对价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奚海滨及汇孚置业公司对于自己的主张均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于奚海滨主张汇孚置业公司已完成公司减资的法定程序并已免去奚海滨的股东身份之事实，奚海滨已向法院提供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工商变更登记信息加以证明。但对于汇孚置业公司的抗辩主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故认为其抗辩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汇孚置业公司主张奚海滨名下40%股权中的20%系第三人付红玲已故的丈夫赖兵所有，其向法院提供了奚海滨于2011年6月25日向赖兵出具的《收条》一张，奚海滨认可该《收条》系其出具，但否认该《收条》的内容已实际履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收条》所涉金额8800000元，数额较大，奚海滨主张未实际履行，汇孚置业公司对此应继续举证奚海滨是否实际收到该《收条》记载的8800000元，但汇孚置业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账单显示的是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分别于2010年8月9日、2010年11月12日、2010年12月1日向奚海滨转账900000元、4000000元、4000000元，合计8900000元。其与《收条》载明的主体、金额均不相吻合，不能证明奚海滨收到该《收条》记载的8800000元以及奚海滨与赖兵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另外，赖兵、付红玲作为长期经商人士，理应清楚股份代持存在的争议风险，赖兵与奚海滨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且为何赖兵的股份需要由奚海滨代持，汇孚置业公司及付红玲没有作出符合常理的说明。故对汇孚置业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其二，汇孚置业公司主张奚海滨将另外20%的股权转让给付红玲，以抵偿对付红玲所负的借款债务8100000元，其向法院提供了奚海滨于2016年1月4日向付红玲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一张，奚海滨否认借贷行为实际发生。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借条》所涉金额8100000元，数额较大，奚海滨主张借贷未实际发生，汇孚置业公司对此应继续举证该《借条》记载的8100000元款项付红玲实际交付给了奚海滨，但汇孚置业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与该《借条》记载的3笔款项不相吻合，且银行转账凭证中所涉及的转账均不属于付红玲与奚海滨一一对应的转账关系，无法证明该《借条》记载的8100000元款项付红玲实际交付给了奚海滨，故对汇孚置业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其三、从傅某2代为办理汇孚置业公司减资、增资登记手续的事实来看，傅某2自认其作为工商局工作人员，熟悉公司工商登记办理程序，其作为专业的工作人员应当清楚公司办理减资手续与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本质区别，倘若需要办理股权转让，傅某2理应持有奚海滨与付红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股权转让协议系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所需材料之一，无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和程序。本案中无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奚海滨与付红玲之间形成了股权转让关系，即无任何直接证据推翻鄱阳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关于汇孚置业公司的减资、增资登记。综上，汇孚置业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40%股权的变更系以公司先减资后增资的方式实现了奚海滨与第三人付红玲之间的股权转让。关于焦点二，汇孚置业公司已完成公司减资的法定程序并已免去奚海滨的股东身份，故及应向奚海滨支付其减持的40%股权对价。如何认定奚海滨减持的40%股权对价，涉及到汇孚置业公司净资产（所有者权益）状况。汇孚置业公司主张其已于2017年1月16日对公司2016年度的资产情况进行了财务审计，属于亏损状况。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汇孚置业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系其单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制作，不足以客观反映汇孚置业公司的资产及经营状况，不能作为认定奚海滨减持的40%股权对价的依据。2019年8月26日，奚海滨申请对2016年8月6日汇孚置业公司所有者权益进行评估。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汇孚置业公司作为财务资料的持有方，应依法提供2016年8月6日前的公司财务账本账册。经向汇孚置业公司释明，其拒不提供公司财务账本账册，且不同意启动司法鉴定。而奚海滨提供的汇孚置业公司减资时的《资产负债表》虽然基准日是2012年12月31日，但该《资产负债表》是汇孚置业公司减资时作为证据材料向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并已备案的依据，说明汇孚置业公司2016年8月减资时的净资产（所有者权益）状况保持与2012年12月31日净资产（所有者权益）状况一致。奚海滨主张该《资产负债表》显示汇孚置业公司“所有者权益”为39,929,683.33元，该时间节点的40%的所有者权益数额计算40%的股权价值为15,971,873.33元。汇孚置业公司对该《资产负债表》提出异议，认为其2016年8月减资时公司亏损，但其作为财务资料的持有方，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公司财务账本账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一审法院推定奚海滨关于其减持的40%股权对价的主张成立，主张的对价以其提出的《资产负债表》显示的所有者权益数额计算40%的股权价值为15,971,873.33元。至于奚海滨主张减资对价款的相关收益，其既未明确收益的计算方式、具体金额，也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相关收益，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判决：一、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内向奚海滨支付减资对价款15,971,873.33元；二、驳回奚海滨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汇孚置业公司提交了下列新证据：第一组证据：1、《股东协议书》复印件一份；2、《股东协议书》附件复印件四份；3、李和安、王某证人证言。证明：1、2014年6月13日，汇孚置业公司的股东决定拟将涉案项目对外转让，转让前对公司的股东出资情况、应付款、房地产开发费用、资产清单进行了统计结算，确认奚海滨原持有公司40%股权中，付红玲持有20%股权，并且付红玲已经出资到位。2、《股东协议》第十一条约定，奚海滨确认其提供给公司的附件1《个人借款汇总表》、附件2《截止2014年4月份止汇孚置业公司应付账款明细表》、附件3《房产开发费用》和附件4《资产清单》真实完整，并对真实性负责。3、截止2014年4月，公司固定资产为984613元，尚有应付款14698319元，尚欠股东个人借款李和安1177万元、周建国1123.5万元、付红玲1070万元等人共计5226.5万元，优先应归还借款955.5万元，购房款450万元，公司所欠债务合计：6245.8319万元。第二组证据：2013年度审计报告（赣永华鄱审字【2014】第013号）复印件一份；证明：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1960794.02元，公司负债77683307.96元，公司净利润为：负1968889.31元。奚海斌质证认为，1、该证据不是新证据，汇孚置业公司在历次审判的举证期限内均未如期提交，本证据的提交时间不合法；2、本证据的真实性与事实不符，本证据共有6页，其中最后一页奚海滨签字页与前5也从骑缝章加盖显示，非同一协议书；3、协议中所载明的内容是汇孚公司各股东对整体股东权益全额变现并分配，后因该变现方案未能实现及部分股东未能通过该变现方案等原因未能生效。且协议内容并未显示奚海滨股权有他人代持的记录，不能证明汇孚置业公司的主张。对于协议附件真实性无异议。2013年12月31日永华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核报告不能客观反映汇孚置业公司当期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价值。原审第三人付红玲对汇孚置业公司提供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言内容：周建国持有公司50%股份，奚海滨持40%股份，王某持10%股份。实际股份是，周建国名下有21%股份，李和安有22%，5%是虞燕存,2%是奚某1。奚海滨名下40%的股份中的20%原来是赖兵的。我名下10%，其中2%是奚某1的，7个人总共是100%。2016年8月份公司发生过增资减资情况，是付红玲与奚海滨发生股权转让引起的。他们之间的股权是20%全部转让，通过偿还债务的方式。公司的负债大概有八千多万。证人李和安出庭作证，证言内容：周建国持有汇孚置业公司50%股份，奚海滨40%股份，王某10%。周建国50%的股份里面他持有21%，我本人持有22%，虞燕存5%，奚某12%。奚海滨40%的股份里面，奚海滨持有20%，付红玲持有20%。王某的10%股份里，王某持有8%，还有2%是奚某1持有。奚海滨将20%股权转给了付红玲，转让价810万元，是抵债，以债抵股。目前公司的经营状况是亏损。汇孚置业公司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对两位证人证言的三性予以认可，证人证言证实在奚海滨退出汇孚公司之前，付红玲在奚海滨名下持有汇孚公司20%的股权，并且付红玲的出资已经到位。两位证人的证言证实了汇孚公司目前一直处于亏损状况。奚海滨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证人与汇孚置业公司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故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出庭前未向法庭提交书面申请，也未签订书面保证书，故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根据证人当庭陈述，其所称的股权代持和债权转让均非本人亲历，属于传来证据。综上，对三性均不认可。原审第三人付红玲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无异议，认为符合本案的客观真实情况。本院综合认证认为，对汇孚置业公司提交的两组新证据、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效力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根据一审诉讼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补充查明如下事实：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30日，由付红玲、傅某1投资设立。赖兵与付红玲系夫妻关系，赖兵委托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支付投资款到奚海滨的账户，从2010年8月9日至2011年6月24日，共向奚海滨账户转入890万元，奚海滨转入汇孚置业公司投资款880万元。2011年6月25日，奚海滨向付红玲已故的丈夫赖兵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共收到赖兵人民币捌佰捌拾万元，已汇入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拥有奚海滨名下百分之贰拾股权。”2014年6月11日，奚海滨、傅某1向付红玲出具《承诺书》，载明：一、鄱阳项目出售后，770万归还与付红玲相关的借款（由付红玲指定账户）；二、其他1250万与付红玲相关的借款，由傅某1三门大酒店全部股权担保。2014年6月13日，汇孚置业公司的股东决定将涉案项目对外整体转让，与浙江升德建设有限公司签订《股东协议书》，转让前对公司的股东出资情况、应付款、房地产开发费用、资产清单等进行了统计结算，确认奚海滨持有的公司40%股权中，付红玲持有20%股权，且出资到位。在《股东协议书》上，股东周建国、李和安、奚海滨、付红玲签字，汇孚置业公司加盖了骑缝章。后该协议书因故未得到履行。2019年9月2日，傅某1在《奚海滨、傅某1向付红玲（810万）借款清单》上背书：“以上事实”。该《借款清单》上列明了奚海滨、傅某1分七次向付红玲借款810万元的明细。一审法院在原（2018）赣11民初第192号民事判决中，查明：奚海滨弟弟奚某1出具书面的《借条转交情况说明》，内容为：我哥（奚海滨）因在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减资（退股），资金人民币800万元，海滨将这笔800万退股金转让给付红玲并作了偿还其借款，为此，于2016年9月26日，我到三门县将上面的借条从付红玲处拿来，亲手交给了奚海滨。特此证明。奚某12017.3.5。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奚海滨与赖兵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及法律关系？如成立，代持份额和比例多少？2、奚海滨与付红玲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事实及法律关系？如成立，转让的股份比例份额多少？3、奚海滨减持的公司股权的对价及收益如何认定？应否通过司法鉴定进行确认？条件是否具备？4、汇孚置业公司应否支付奚海滨减持股权的对价及收益，如应支付数额多少？围绕前述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评判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付红玲已故的丈夫赖兵持有奚海斌名下20%的汇孚置业公司股权，在汇孚置业公司的原股东中，赖兵是隐名股东，奚海滨是显名股东。理由如下：其一，2011年6月25日，奚海滨向付红玲已故的丈夫赖兵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共收到赖兵人民币捌佰捌拾万元，已汇入江西汇孚置业有限公司，拥有奚海滨名下百分之贰拾股权。”在一审中，奚海滨对该《收条》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仅认为未收到880万元投资款，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收条与借条不同，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收条是收领人向送给人出具的表示收到某物或者某款项的凭证，用来反映或者证明“收到”的事实，而借条是出借人向借用人或者借款人出具的表示出借某物或者某款项的凭证。既然是《收条》，就已经能够证实奚海滨收到该投资款880万元的事实，如果奚海滨否认收到880万元，推翻该《收条》的证明效力，根据举证规则，奚海滨应当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而不应由汇孚置业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其二，汇孚置业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已向法庭提供了由赖兵委托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账户从2010年8月9日至2011年6月24日向奚海滨账户转入汇孚置业公司投资款880万元的事实。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30日，系由付红玲、傅某1投资设立的有限公司。赖兵与付红玲系夫妻关系，赖兵委托三门大酒店公司支付投资款到奚海滨的账户，亦符合日常经济交易习惯。奚海滨出具给赖兵的《收条》，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25日，在该期限之前，赖兵委托三门大酒店有限公司从2010年8月9日至2011年6月24日总计支付890万元款项到奚海滨账户，虽然转账的款项是890万元，不是880万元，但没有少于收条记载的金额，而是多于收条记载的金额，依法应当采信该证据。其三，赖兵虽然与奚海滨未签订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但奚海滨向赖兵所出具的《收条》记载了赖兵投资的具体款项、代持股权的比例等内容，内容清晰明确，具有股权代持协议的主要内容和相应法律效力。《收条》由奚海滨本人出具，表明其认可股权代持的基本事实。其四，从甲方（周建国、李和安、虞燕存）、乙方（奚海滨、付红玲）、丙方（王某、奚某1）与丁方（浙江升德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看，付红玲已经持有汇孚置业公司20%的股权，且注册资本已经全部到位。因此，本院认为，赖兵在本案中系隐名股东，奚海滨系显名股东，赖兵已出资880万元，依法持有汇孚置业公司20%的股权，其股权隐名在奚海滨名下，赖兵与奚海滨在本案中系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一审仅以三门大酒店公司的汇款与《收条》载明的主体、金额均不相吻合，认为不能证明奚海滨收到该《收条》记载的8800000元以及奚海滨与赖兵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退言之，即使汇孚置业公司、付红玲提供的证据形式存在瑕疵，根据优势证据的证明效力，亦应认定赖兵与奚海滨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及法律效力具有高度盖然性。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奚海滨与付红玲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形成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20%的股权已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进行了转让。理由如下：首先，汇孚置业公司未发生减资、增资的法定情形，而是为了解决付红玲与奚海滨之间的股权转让问题，通过“减资、增资”的方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减资是指公司资本过剩或亏损严重，根据经营业务的实际情况，依法减少注册资本金的行为。而在本案中，汇孚公司并不存在资本过剩的问题，虽然有一些亏损，但也不可能单独减少奚海滨一个人的资本，如果要减资也是按照股权比例进行相应的减资。况且，在减资以后，汇孚置业公司又立即进行了增资，注册资本又回到原来的2000万元。所以，汇孚置业公司未发生减资的法定情形。根据各股东的证言可知，汇孚置业公司通过“减资、增资”的方式完成付红玲与奚海滨之间的股权转让手续的真实原因是，根据工商部门的要求，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应当进行税务清算，但汇孚置业公司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公司基本处于歇业状态，未及时向工商及税务部门进行纳税申报，无法完成税务清算，因而无法直接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受托人傅某2在征得奚海滨同意后，才以“减资、增资”的方式完成奚海滨与付红玲之间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本案纠纷的实质应为股权转让纠纷，而非公司减资纠纷。其次，奚海滨与付红玲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确实。一方面，（1）付红玲对奚海滨享有的810万债权不是发生在2016年1月4日，而是从2010年至2015年6月期间的借款。付红玲出借给奚海滨的810万元款项，其中有150万元直接汇入到奚海滨账户，其余资金由付红玲委托第三方转账到傅某1控制账户（该账户长期由傅某1使用）。虽然有一些资金没有直接汇款到奚海滨账户，但是在此期间，奚海滨与傅某1仍为夫妻关系，由傅某1控制的账户收取借款资金符合常理，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傅某1对该810万元的借款也予以认可。（2）2014年6月11日，奚海滨、傅某1向付红玲作出承诺，内容为：“一、鄱阳项目出售后，770万元归还与付红玲相关的借款（由付红玲指定账户）；二、其他1250万元与付红玲相关的借款，由傅某1三门大酒店全部股权担保”。从奚海滨、傅某1所出具的《承诺书》可以证实，奚海滨向付红玲有两笔借款，其中一笔是770万元，另外一笔1250万元。770万元的债权明确约定只要鄱阳项目出售了，就应当归还这笔款项。所以，奚海滨在2016年1月与付红玲进行结算，确认其向付红玲借款81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3）付红玲对奚海滨享有810万元债权，既有奚海滨向付红玲出具的《借条》，奚海滨出具的770万元还款承诺书，还有付红玲向奚海滨、傅某1控制账户转账汇款810万元的银行流水明细，已经形成证据链，能够证实奚海滨向付红玲借款810万元的事实。应当明确的是，810万元的《借条》系结算性的凭据，不是一次借款的凭据，因为奚海滨、傅某1与付红玲之间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经常发生借款的事实。另一方面，汇孚置业公司提供的傅某2证言、公证委托书、奚某2的说明及询问笔录、傅某1的证言能形成证据链，证实了奚海滨转让20%股权给付红玲、付红玲以债权810万元折抵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虽然双方没有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通过以上证人证言以及结合相关书面证据，可以证实奚海滨将其股权转让给付红玲，付红玲以其对奚海滨享有的810万元债权折抵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再次，奚海滨公证委托傅某2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更进一步证实奚海滨将20%股权转让给付红玲的事实。根据一审庭审查明，奚海滨于2016年6月12日委托授权傅某2办理汇孚公司40%的股权转让手续，并办理了公证委托手续，从奚海滨委托傅某2的代理权限可以明显看出，奚海滨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要将其在汇孚置业公司的股权对外转让。该授权是特别授权，无论是通过减资或其他形式，只要傅某2将其股权对外转让，达到转让股权的目的，奚海滨均予以认可，这一点从奚海滨在减资的《股东会决议》可以得到印证。若奚海滨不同意以减资方式转让其股权，按照常理其不会在减资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傅某2也不可能顺利地以减资方式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最后，证人奚某2、傅某1、傅某2的证言均证实，奚海滨已将其持有的汇孚公司20%股权转让给付红玲。奚海滨与付红玲之间虽然未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但通过本院查明的一系列事实，包括奚海滨向付红玲出具的借条，其他股东及傅某1、傅某2的证言，一审法院对傅某2、傅某1的调查笔录、汇孚置业公司各股东与浙江升德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东协议书》等可以证实，奚海滨与付红玲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及法律关系，奚海滨已将其本人持有的20%汇孚置业公司的股份以81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了付红玲，其交易已经完成，付红玲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对价810万元。应当指出的是，奚海滨在公司减资并将其除名股东身份后，本应及时提出要求公司支付减资对价的请求，但奚海滨并未提出相应请求，反而一直积极配合股权转让，履行相关法律手续，这本身就不合乎常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印证，其本人认可股权转让的基本事实，认可付红玲支付了对价。股权转让虽一般以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进行，但如市场主体根据自身需要采用符合自身情形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股权交易形式，也并非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鉴于我国对股权转让并无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的明确要求，根据合同自由原则，不因欠缺书面形式而否定股权转让协议之效力。在现行法律、法规无明文禁止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当事人以该方式实现股权退出。一审法院仅以该《借条》所涉金额8100000元，数额较大，奚海滨主张借贷未实际发生，汇孚置业公司对此应继续举证该《借条》记载的8100000元款项付红玲实际交付给了奚海滨，但汇孚置业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与该《借条》记载的3笔款项不相吻合，且银行转账凭证中所涉及的转账均不属于付红玲与奚海滨一一对应的转账关系，无法证明该《借条》记载的810万元款项付红玲实际交付给了奚海滨为由，否认奚海滨与付红玲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退言之，即使汇孚置业公司、付红玲提供的证据形式存在一些瑕疵，根据优势证据的证明效力，亦应认定付红玲与奚海滨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及法律效力具有高度盖然性。因奚海斌已将所持汇孚置业公司20%股份转让给了付红玲，已办理了股东资格除名的手续，其已不是公司股东，付红玲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对价810万元，故奚海滨无权再次要求汇孚置业公司支付减持股权对价。本案二审归纳的第三、第四个争议焦点无须再进行分析评述。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汇孚置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奚海斌的上诉请求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初27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奚海滨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7800元，诉讼保全费用5000元，合计122800元，由奚海滨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5262.48元，由奚海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志坚审判员  吴玉萍审判员  李 平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陈慧书记员叶若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