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2524民初157号原告：章鸣鷞，男，1939年9月30日生，汉族，大专文化，云南省建水县人，居民，住建水县。原告：赵寿康，男，1942年8月16日生，汉族，住红河州建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芬，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云，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住所地：曲江镇曲江新街。负责人：周翠华。被告：欧红柱，男，1971年7月7日生，汉族，云南省建水县人，住建水县。原告章鸣鷞、赵寿康与被告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以下简称曲江镇缝纫社）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章鸣鷞到庭参加诉讼，原告赵寿康未到庭参加诉讼，由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云代为出庭，被告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的负责人周翠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荣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章鸣鷞、赵寿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曲江镇缝纫社与被告欧红柱就位于建水县曲江镇房屋［土地证号为建国用（2011）第5**，房产证号为建水县房权证曲江镇字第**）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以下简称曲江镇缝纫社）为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赵懋芬、刘秀玉、贾玉和、汤家芬、马文珍为缝纫社的原创社员，于1955年入社，20世纪80至90年代退休，之后陆续去世。原告章鸣鷞是赵懋芬之子，原告赵寿康是马文珍之子。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于1955年成立，成立时名称为曲江服装社，1982年2月25日建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建工集字第42号核发了缝纫社的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为“曲江公社缝纫社”。1990年换发了营业执照，1998年变更负责人为周翠华。2014年12月5日，建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名称为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类型为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曲江镇缝纫社成立时社员马文珍、赵懋芬、陈秀芬、刘秀玉、贾义和、谭惠琼、汤家芬、魏从汤、欧尧仙为创始人，后招工转社顶班者为：李明仙、张文珍、魏廷科、梁金明、屈维萍、陈映武、胡萍、李翠仙、朱翠红、朱翠华共十九人。创始社员以现金、物品方式出资，其中原告父母出资为缝纫机、裁剪板、裁剪刀等缝纫工具。经营过程中创始社员于1970年及1971年购入位于建水县曲江镇两宗土地及房屋，土地使用权面积为821.43平方米。2011年11月16日周翠华擅自将上述土地房产办理了建国用（2011）第547号、548号土地使用权证书，2012年4月5日办理了建水县房房权证曲江镇字第**、0××67号房屋所有权证书。缝纫社自20世纪80年代停止经营活动未有任何经济收入，支付不了退休职工的养老金，1995年企业办将曲江镇新下街（曲江路）78号房屋分给刘秀玉；1996年企业办将曲江镇新下街（曲江路）75号房屋分给马文珍；1999年企业办将曲江镇新下街（曲江路）77号房屋分给赵懋芬；1999年企业办将曲江镇新下街（曲江路）72号房屋分给汤家芬。其他社员均按贡献大小早于1972年分配得其他房屋。房屋分配后由原告及家人一直使用房屋至2019年7月，长达47年之久，约半个世纪。分给退休老职工自谋生路的门面至2019年均超过了20年。2003年3月8日原告章鸣鷞母亲赵懋芬去世，2003年3月15日，原告与缝纫社全体职工达成《曲江镇缝纫社解决死亡老职工暂时处理问题会议纪要》：“一、章鸣鷞母亲在死亡之日起半个月内送葬出去，即3月23日。二、章鸣鷞母亲按现有职工享有缝纫社现有财产的分配权，章鸣鷞以死亡职工之家属身份参加缝纫社遗留问题解决”。2003年3月17日《曲江镇缝纫社解决职工遗留问题职工民主会会议纪要》中：“一、章鸣鷞按2003年3月15日协商结果，在半个月内送葬，即2003年3月23日前；二、为明确缝纫社的资产，必须对缝纫社现有资产进行清产核资，经职工讨论后合理解决职工的后顾问题，无论是正式职工或病亡职工家属有权参加集体解决。”会议纪要形成后，周翠华未按会议纪要解决问题，对死亡职工家属未做好安置也未对缝纫社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原告多次向被告和政府相关部门主张自己在缝纫社的相应权利，被告均未予明确答复，政府主持过数次会议未果，2019年，缝纫社未经全体社员同意，未经死亡职工继承人同意将建国用（2011）第547号、建水县房权房权证曲江镇字第**出被告欧红柱，原告认为，曲江镇缝纫社为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四条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缝纫社现有固定资产均由全体原始社员取得。根据2003年原被告协议约定，原告有权参与集体解决缝纫社问题及参与缝纫社的财产分配权。被告出售争议房产未保障原告在缝纫社事项中参与集体解决的权利，也未保障职工和实际使用人的优先购买权，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曲江镇缝纫社辩称，一、就诉讼程序而言，被答辩人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明确规定了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其中第一款第（一）项即规定了“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案件当事人自身的民事权益受到他人的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争议。答辩人对案中房地产依法享有包括处分权在内的完整物权，答辩人处置房地产是行使自身所享有的合法权利，与被答辩人没有法律规定的直接利害关系。二、就实体权利而言，被答辩人的诉称事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缺乏予以支撑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答辩所谓社员出资、购入土地和房屋、周翠华擅自办理物权登记以及答辩人未经全体社员同意出售房屋等诉称事由均违背客观事实。原曲江镇缝纫社成员的所有出资（包括实物在内）于1978年10月30日已经进行了全额清退，曲江缝纫社至此无成员出资；曲江缝纫社土地使用权基于国家对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鼓励和扶持而划拨得来；经建水县人民政府2011年9月8日以建政复[2011]90号批复后，得以办理曲江缝纫社土地使用权证和房权证；处置曲江缝纫社全部资产不仅通过职工大会作出决议，而且得到镇、县两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复以及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实际处置房地产时，也得到了镇政府领导的口头批准，否之，不具备职能部门给予不动产权变更登记的客观可能。此外，被答辩人据以支撑其诉讼主张的2003年会议纪要或协议，是被答辩人在其母去世后，非但不履行安葬义务反而将母棺摆放于集体所有的铺面里要挟答辩人之情形下，应急而生，并不具备当事人达成合意的自愿、合法条件；而且，该协议或会议纪要的内容已经先后被2013年4月6日、2016年3月2日两次职工大会所通过的、未引发争议并已实际得到批准和执行的一致决议所取替；何况，被答辩人现以2003年发生且被取替的事由主张本案权利，也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本案客观事实不符合被答辩人援引《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所规定的适用条件：所谓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属于合同的恶意欺诈行为。《物权法》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城镇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集体企业“对其全部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答辩人依法处分不动产，买卖双方权利义务均履行完毕并已依法得到了不动产物权变更登记，案中合同不符合任何一种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答辩主张依法当庭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曲江镇缝纫社成立时名称为曲江服装社，后更名为曲江缝纫社，其类型为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至今仍为存续状态。原告章鸣鷞系被告方原职工赵懋芬之子，赵寿康为被告方原职工马文珍之子，赵懋芬、马文珍等十五人于1955年自凑资金，自带设备成立经营。后周翠华等人于1965年后陆续进入缝纫社，于1978年10月30日缝纫社将职工股金进行了退还，因改革开放缝纫社经营情况不佳，各成员开始自谋生路，老职工先后去世，于1993年入不敷出自行倒闭，1998年周翠华经工商变更成为曲江镇缝纫社负责人，该企业虽登记存续，但未实际经营。2003年3月8日原告章鸣鷞母亲赵懋芬去世后，曲江镇缝纫社在乡镇及社区领导组织下于2003年3月17日就如何解决缝纫社职工遗留问题召开了缝纫社全体职工民主会议并达成协议：一、章鸣鷞按2003年3月15日协商结果，在半个月内送葬，即2003年3月23日前；二、为明确缝纫社的资产，必须对缝纫社现有资产进行清产核资，经职工讨论会公平、合理解决职工的后顾问题，无论正式职工或病亡职工家属有权参加集体解决。2011年11月16日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将建水县曲江镇新下街土地两宗向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了建国用（2011）第547号、548号土地使用权证书，曲江镇曲江路36号房地产、曲江镇曲江路房地产2012年4月5日办理了建水县房权房权证曲江镇字第**、××67号房屋所有权证书。2013年4月6日由曲江镇缝纫社全体在职职工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讨论决定了《建水县曲江缝纫社财产处理预案》，并于2013年6月1日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向建水县曲江镇人民政府请示对其单位财产进行公开拍卖分配，后经曲江镇人民政府向建水县人民政府请示，由建水县人民政府转相关部门提出意见后同意处置集体资产，因曲江镇缝纫社属集体单位，处置收入不上缴国库。后于2015年7月24日经曲江镇人民政府曲政复［2015］1号批复同意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按照2013年4月6日全体职工大会通过并签字的财产处理要求，将曲江镇缝纫社的财产进行处理来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之后曲江镇缝纫社于2016年3月2日再次召开全体在职职工大会讨论并形成了财产处理方案，因缝纫社集体房屋多数都在部分职工及子女手中管理使用，曲江镇缝纫社于2016年9月21日以物权保护纠纷向本院提起八件诉讼，分别要求收回赵寿康、崔中元、贾连明、贾亚州、谭惠琼、童天庆、魏从汤、章鸣鷞、朱翠红占用的集体房屋。因房产存在争议且正在诉讼过程中，曲江镇企业办作为曲江镇缝纫社的主管部门，于2017年12月8日向缝纫社负责人周翠华送达书面通知：由于缝纫社的财产尚存在争议，暂停对曲江镇缝纫社房屋出售，待曲江镇缝纫社房屋无争议即房屋出售后资产分配方案明确时，再根据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处置。所有案件一审上诉，二审判决、调解后，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于2019年7月1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收回房屋，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执行完毕。曲江镇缝纫社于2019年8月29日曲江镇曲江路36号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538.62平方米，土地面积600.10平方米）以7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欧红柱、周美华，于2019年10月9日将曲江镇曲江路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113.38平方米，土地面积147.60平方米）以14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朱翠红、李家生、吴桂萍、赵家碧。以上两处房地产买受人欧红柱、朱翠红、吴桂萍等人已过户并办理不动产证，且欧红柱、周美华户已对买受房产拆除重建。从2013年建水县人民政府批转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行业权限处置曲江镇缝纫社资产至2017年12月8日曲江镇企业办向曲江镇缝纫社发出暂停出售房产的书面通知延续情况来看，对曲江镇缝纫社资产处置问题一直处于政府主导状态。曲江镇缝纫社在出售房地产后，在未形成具体的分配方案并报经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在缴纳税收、土地出让金后，以退股金、分红的形式以及补发1993年至2013年生活费的形式对部分出售资金进行了发放。二原告因对曲江镇缝纫社对集体资产处置分配方式持有异议，以确认曲江镇缝纫社与被告欧红柱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二原告以其父母赵懋芬、马文珍为曲江镇缝纫社原始职工，系该集体组织积累资产共有人，因赵懋芬、马文珍已故，曲江镇缝纫社在处理集体资产及售卖的过程中未经其继承人同意便将属于集体资产的建国用（2011）第547号、建水县房权证房房权证曲江镇字第**告欧红柱，侵害了两原告母亲赵懋芬、马文珍作为积累资产共有人的权利，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曲江镇缝纫社与欧红柱的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及理由，实际系对曲江镇缝纫社在解散过程中的集体资产的处置分配争议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章鸣鷞、赵寿康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原告章鸣鷞、赵寿康。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重播审 判 员  沈鹏飞人民陪审员  李应福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万宇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