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8601行初480号 原告江凤林，男，196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 委托代理人周涛，北京诚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爱民路**。 法定代表人谭应林，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毛欣，湖南鑫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div> 法定代表人郑建新，市长。 委托代理人伍益东。 委托代理人周明勤，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庭白，男，1968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 第三人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住所地，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iv> 法定代表人张国刚，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华庆。 委托代理人周宇君，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凤林与被告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以下简称岳麓公安分局）、长沙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沙市政府）及第三人刘庭白治安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4行初34号行政判决，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8）湘01行终530号行政判决。江凤林仍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2019）湘行再64号行政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同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以下简称湘雅三医院）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江凤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涛，被告岳麓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毛欣，被告长沙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伍益东、周明勤，第三人刘庭白，第三人湘雅三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刘华庆、周宇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副局长佘朝辉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5月17日，岳麓公安分局作出岳公（银）决字[2017]第076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第一次《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刘庭白罚款伍佰元整。江凤林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同年8月14日，长沙市政府作出长府复决字〔2017〕第1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第一次《复议决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决定撤销上述处罚，责令岳麓公安分局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同年8月18日，岳麓公安分局作出岳公（银）决字[2017]第132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书》），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决定对刘庭白罚款二百元。江凤林不服，再次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月18日，长沙市政府作出长府复决字〔2017〕第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书》），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书》。 原告江凤林诉称：一、原告系湘雅三医院老年科医生。2017年4月23日上午8时许，第三人刘庭白既扰乱了湘雅三医院的医疗秩序，又故意伤害了原告的身体，同时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对第三人刘庭白的上述两种违法行为，应分别决定处罚，合并执行。即使认定第三人刘庭白实施一个行为同时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两条规定，也应适用处罚较重的规定对其处罚。而且第三人刘庭白系不满原告的看诊行为，对原告实施了伤害，其伤医行为造成的扩大后果为医院秩序受到破坏。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其应按故意伤害进行处罚。但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仅处罚了第三人刘庭白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对其故意伤害原告身体的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显然违法，应予撤销，而被告长沙市政府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处罚决定书》。二、第三人刘庭白到案后，始终未如实供述其违法行为，拒不承认其故意殴打伤害原告，其不存在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情形。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作出第一次《处罚决定书》时未认定第三人刘庭白有上述情节，重新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竟然予以认定，并对第三人刘庭白减轻处罚，罚款从五百元降至二百元。公安部、卫计委等九部委《关于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明确规定对伤医、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必须依法予以治安处罚，不得降格处理。三、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在办案中存在多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1.未向原告送达被诉《处罚决定书》；2.送达回执存在代签；3.在同一时间，办案人员刘某某同时询问原告和第三人刘庭白的父亲作笔录；4.第三人刘庭白到案时，办案人员仅对其进行口头询问，未及时制作笔录签字确认。综上所述，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不仅对第三人刘庭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违法行为未予处罚，还违反规定对第三人刘庭白减轻处罚，降格处理，且程序违法；而被告长沙市政府并未纠正被告岳麓公安分局违反法律规定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原告只能依法起诉，请求法院：1.撤销被诉《复议决定书》；2.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书》；3.判令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第三人刘庭白分别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得降格处理；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江凤林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 第一组证据：证据1.被诉《处罚决定书》；证据2.被诉《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内容：原告不服被诉《处罚决定书》《复议决定书》，依法提起本案诉讼。 第二组证据：证据3.第一次《处罚决定书》；证据4.第一次《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内容：被告长沙市政府复议决定撤销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作出的第一次《处罚决定书》。 第三组证据：证据5.岳麓公安分局2017年10月30日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6.岳麓公安分局2017年7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拟证明内容：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在两次行政复议答复中对第三人刘庭白的主观动机和基本事实认定不一致，其行政处罚认定事实不清。 第四组证据：证据7.岳公（银）送字[2017]第0016号送达回执1份、岳公（银）送字[2017]第004号送达回执2份、江凤林与湘雅三医院领导的短信记录。拟证明内容：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在2017年10月18日前未向原告及第三人湘雅三医院送达被诉《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存在伪造、倒签回执时间的违法情形。 第五组证据：证据8.2019年1月25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前谈话笔录。拟证明内容：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向第三人湘雅三医院、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进行调查后，确认原告事发当天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 第六组证据：证据9.证人蔡某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内容：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第三人刘庭白对原告进行了殴打，并打掉了原告的眼镜，踢倒了凳子；原告没有拿起茶杯意图袭击其父亲；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不清。 第七组证据：证据10.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1份、原告左眼角和左下颌伤情现场取证照片4张。拟证明内容：原告因被第三人刘庭白殴打，经公安机关法医鉴定身体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原告左眼角伤情现场取证时存在伤痕。 第八组证据：证据11.2017年4月25日湘雅三医院门诊部情况说明。拟证明内容：原告被第三人刘庭白殴打的事实客观存在，并导致原告无法继续接诊患者。 第九组证据：证据12.2018年1月25日湘雅三医院医务部、急诊科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内容：第三人湘雅三医院急诊科有办理住院的权限，凡在急诊科就诊的患者，如果需要住院，必须由急诊科负责办理住院。 第十组证据：证据13.2018年3月12日湘雅三医院医务部情况说明。拟证明内容：患者王朗经过急诊科救治病情平稳后，由急诊科于就诊次日收住院治疗。医院及原告的诊疗行为规范，无任何医疗差错，患者及其家属自始至终未就医院及原告的诊疗行为提出任何投诉。 第十一组证据：证据14.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8月20日开庭笔录。拟证明内容：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两位办案人员在事发当天下午就已经对第三人刘庭白进行了调查询问，但是未制作询问笔录，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第十二组证据：证据15.原告及第三人父亲刘某的笔录。拟证明内容：2017年4月23日案发当天，12时38分至14时20分，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办案人员刘志云同时调查询问、给原告和第三人父亲刘某制作笔录，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第十三组证据：证据16.第三人刘庭白的三份笔录。拟证明内容：原告的伤情是怎么造成的、不锈钢凳子是怎么倒地的以及原告的眼镜是怎么掉在地上的，第三人刘庭白先后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并声称原告拿起了茶杯意图袭击其父亲等等，均与证人蔡某的证言不相符，也与其父亲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可见第三人刘庭白没有如实陈述。 被告岳麓公安分局辩称：一、原告江凤林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第三人刘庭白的行为影响了第三人湘雅三医院的诊疗秩序，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有利害关系的只有第三人刘庭白及湘雅三医院，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江凤林并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二、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认为，本案系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因医患双方为办理住院手续问题发生矛盾，继而引发纠纷的一起偶发的行政案件，双方均有过错，原告江凤林在接诊过程中未尽到首诊医生职责是引起本案纠纷发生的原因之一。第三人刘庭白亦在气愤中与原告江凤林发生了拉扯、推搡导致原告江凤林受伤，该诊室的接诊工作停止（当天湘雅三医院尚有30个号源无法向患者开放，且有7位已挂原告江凤林号的患者无法就诊），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事发后，第三人湘雅三医院报警，岳麓公安分局银盆岭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当时第三人刘庭白已离开现场。当日下午2时许，第三人刘庭白主动到岳麓公安分局银盆岭派出所接受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第三人刘庭白承认有推搡江凤林的行为，但认为自己并没有殴打原告江凤林。综合现场患者蔡某的证言等证据，2017年5月17日，被告对第三人刘庭白作出第一次《处罚决定书》。原告江凤林不服，向被告长沙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长沙市政府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第一次《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告作出的第一次《处罚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罚。被告遂于2017年8月18日重新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并于次日送达第三人湘雅三医院。三、被诉《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一）第三人刘庭白的行为构成扰乱单位秩序。1.本案中，第三人刘庭白与原告江凤林发生拉扯、推搡，导致其受轻微伤，属于扰乱单位秩序违法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应由公安机关在查处其扰乱单位秩序违法行为时一并予以评价和处理。被告对第三人刘庭白以扰乱单位秩序进行行政处罚并无不当。2.原告江凤林认为第三人刘庭白的行为属于故意伤害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关证据一般应当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本案中，虽然原告江凤林及第三人刘庭白均承认双方有肢体接触，但第三人刘庭白只承认与原告江凤林发生推搡，并未殴打，在场患者蔡某的证言为“并未看见是否有击打江凤林的行为”。从原告江凤林的伤痕大小、受伤部位来看，更符合双方推搡过程中造成损伤的情形，故被告认为第三人刘庭白故意伤害江凤林的证据不足。（二）关于被告对第三人刘庭白的行为确定处罚幅度的问题。第三人刘庭白的违法行为不符合“情节较重”的情形。而且案发当日下午，第三人刘庭白未经公安机关传唤，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且如实陈述，具有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的情节。故决定对其处以二百元罚款，符合法律规定。四、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被告接警后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当时原告江凤林提出其已通知记者并将接受采访，办案民警只好等待采访结束，再将第三人刘庭白的父亲刘某和原告江凤林带回岳麓公安分局银盆岭派出所进行询问调查。当日下午，办案民警赶到益阳市赫山区，对唯一的现场目击证人蔡某进行调查询问。当日14时许，第三人刘庭白自行到岳麓公安分局银盆岭派出所接受询问调查。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江凤林的起诉。 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 证据1.报案材料、受案登记表、归案情况说明。拟证明内容：被告依法受理行政案件。 证据2.刘庭白询问笔录（三次）。拟证明内容：被告依法调查事实。 证据3.原告笔录。拟证明内容：被告依法调查事实。 证据4.对蔡某等人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内容：被告依法调查事实。 证据5.现场照片。拟证明内容：被告依法调查事实。 证据6.鉴定文书、医院情况说明。拟证明内容：被告依法调查事实。 证据7.被诉《处罚决定书》。拟证明内容：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证据8.被诉《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内容：原告提出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 被告长沙市政府辩称：一、被告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行政复议程序合法。2017年10月20日，原告江凤林不服被诉《处罚决定书》，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依法受理后，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送达给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交相关证据和法律依据。因刘庭白为被处罚人，被告追加刘庭白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2017年12月8日，被告将复议审理期限延长30日。2018年1月18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二、被告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审查认为，第三人刘庭白因其家人就诊问题对原告江凤林的诊疗行为不满，在原告诊室与其发生口角，并推搡、拉扯原告，造成其轻微伤，导致原告诊室不能正常就诊，扰乱了第三人湘雅三医院老年科门诊秩序，但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应当予以处罚。第三人刘庭白在民警到达前已离开案发现场，但其于事发当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陈述了案件的起因和事实经过，属于主动投案和如实陈述，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第三人刘庭白处以二百元罚款，裁量适当。据此，被告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据1.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存根及寄发凭证；证据3.《延期审理通知书》及寄发凭证；证据4.《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存根及送达回证；证据5.岳麓公安分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拟证明内容：1.原告于2017年10月20日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2.被告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向岳麓公安分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3.被告于2017年12月8日延长案件审理期限，并通知各方当事人。4.被告追加刘庭白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5.岳麓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 第二组证据：证据6.岳麓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拟证明内容：被告对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和认定。 第三组证据：证据7.被诉《复议决定书》及寄发凭证。拟证明内容：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 第三人刘庭白当庭陈述：一、公安机关认定事实清楚，处罚适当。二、本人没有打人的主观故意，也没有打人的客观行为。1.本案唯一的目击证人可以证明，争执双方之间只有推搡。2.事发后至双方到岳麓公安分局银盆岭派出所接受调查期间，原告江凤林一直针对本人父亲发生争吵。直到事发当日下午，原告江凤林知道本人的工作单位和身份时，才转变做法开始针对本人。三、原告江凤林不执行首诊医生负责制度，医院管理混乱和医生医德医风存在问题是造成此次事件的根本原因。1.本人及父亲的行为不是医闹，只是一起偶发的纠纷，整个拉扯过程历时非常短，本人并未提出其他不合理的要求。2.原告江凤林未尽到首诊接诊责任，在接诊过程中，未给本人母亲做任何检查，亦未在病历本上写一个字，就要求退号转挂急诊。未想却被急诊推诿，本人父亲再次央求原告江凤林为本人母亲看病并开具住院单时，原告江凤林态度极其恶劣。3.本人母亲病重就诊却被医院门诊、急诊部门相互推诿。第三人湘雅三医院作为三甲医院，确实一床难求，两个科室相互推诿都不愿开具住院单。事发次日，在医生的帮助下，由门诊开具住院单，本人母亲在医院老年科住院。4.原告江凤林在事发第一时间不报警，反而联系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此后频频炒作，不断在各类自媒体发文、接受媒体采访等，发布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内容。用舆论来绑架法律。5.原告江凤林的工作态度问题是直接导致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四、关于本人是否扰乱单位秩序问题。1.本人主观上没有扰乱单位秩序的故意。2.被影响的范围只限于原告江凤林的门诊室，没有涉及整个医院。3.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讲，影响的程度和后果都非常小。综上所述，本人承认当时所犯的错误，一直十分内疚，再次向当时秩序受到影响的医院和就诊受到影响的患者，表示诚挚的歉意。但原告江凤林始终不愿承认客观事实，其所述内容不真实，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庭白当庭提交了以下证据和依据： 证据1.病历本复印件。拟证明内容：事发当日，江凤林没有在第三人母亲的病历本上写一个字。 证据2.住院记录。拟证明内容：2017年4月24日第三人母亲在湘雅三医院老年科住院，至5月10日出院。 证据3.截图照片。拟证明内容：事发当日上午，江凤林接受经视记者采访时，其脸上没有任何伤痕。 证据4.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南省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实施办法》。拟证明内容：医务人员有首诊负责制和首问负责制。 证据5.医院走廊视频。拟证明内容：事发时间短，对医院医疗秩序影响小。 第三人湘雅三医院陈述：一、关于第三人刘庭白违法行为的性质。被告岳麓公安分局认为第三人刘庭白扰乱医院工作秩序予以行政处罚，但原告江凤林认为对第三人刘庭白应按故意伤害予以行政处罚，这是本案纠纷从行政复议至三级法院审理的争议焦点。从纠纷发生过程看，起因系第三人刘庭白对原告江凤林为王朗看诊过程中的行为不满，实施了伤害原告江凤林的违法行为。医院工作秩序被破坏，系伤医行为造成的扩大后果，而非第三人刘庭白违法行为主观故意所针对的客体。根据刑法理论，一个行为同时触犯多个罪名的，属于牵连犯，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等因素，一般择其刑罚重者处罚。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第三人刘庭白的违法行为按故意伤害予以处罚更为合适。二、第三人刘庭白是否存在应当减轻处罚的情节。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作出第一次《处罚决定书》时，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罚款五百元，即被告岳麓公安分局认为第三人刘庭白的违法行为属于“情节较重”，并未认定第三人刘庭白有减轻处罚的情节。而被告岳麓公安分局重新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时，以第三人刘庭白“主动投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为由，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予以减轻处罚。三、第三人湘雅三医院的诊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第三人刘庭白的母亲就诊时，原告江凤林见患者病情较重，为患者安全考虑，建议退掉门诊号，到急诊科就诊，患者及家属接受了该建议。急诊科立即将患者收入抢救室救治，经救治后患者病情平稳，于第二天转入病房治疗。经治疗，患者康复出院。综上所述，就本案结果，尊重法院判决。 第三人湘雅三医院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对被告岳麓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证据1中，对报案材料的三性无异议；对受案登记表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案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对归案情况说明的三性有异议，与事实不一致。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刘庭白没有如实陈述其违法事实。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证据4中，对蔡某、欧虎兵、邓波、宋晓玲、谭贤贵询问笔录的三性无异议；对刘某的询问笔录，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内容的真实性是有异议的，与原告、其他的证人的陈述不一致。对证据5、6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7中，对行政处罚决定告知笔录形式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适用法律以及对事实的相关认定、证明目的提出异议，对被诉《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认定的事实以及适用的法律、量罚均提出异议。对送达回执有异议，第59页的送达回执存在伪造嫌疑；对保证书、担保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缴款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8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 被告长沙市政府和第三人刘庭白、湘雅三医院对被告岳麓公安分局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被告长沙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 第一组证据中，对证据1-4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行政复议答复书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依据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以及证明的内容均提出异议。第二组证据，基本与岳麓公安分局当庭提供的证据一致，质证意见一致；有份新的证据为现场检测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对第三组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 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和第三人刘庭白、湘雅三医院对被告长沙市政府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原告江凤林提供的证据，被告岳麓公安分局经当庭质证认为： 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8-10、14-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与事实不符。 被告长沙市政府、第三人刘庭白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一致。 第三人湘雅三医院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6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7，以杨飞龙证言为准。对证据8-16的三性无异议。 对第三人刘庭白提供的证据，原告江凤林经当庭质证认为： 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4为医院系统内部的一个考核实施办法，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着不当的医疗行为。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没有将其作为依据。 被告岳麓公安分局、长沙市政府对第三人刘庭白的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湘雅三医院对第三人刘庭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4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原告的证据1-4、7-10、14-16，其他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5、6，可以证明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过程，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11-13，系第三人湘雅三医院医务部、急诊科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其他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对其异议不予采信，此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被告岳麓公安分局的证据1中的归案情况说明可以证明第三人的到案经过，该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其他当事人均无异议，该组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2可以证明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对第三人刘庭白进行调查询问及第三人的陈述内容，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3-6可以证明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对原告江凤林调查询问、鉴定伤情及证人证言，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7-8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被告长沙市政府的证据第一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长沙市政府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过程，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二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提出的主要意见，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三组证据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第三人刘庭白的证据1、4，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关联，不予采信。证据2、3与本案事实有关，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5，其他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庭前原告江凤林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1.被告岳麓公安分局的四名公安干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2.通知第三人湘雅三医院党委副书记杨飞龙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本院认为原告的第1项申请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予准许。就其第2项申请，本院向杨飞龙送达了证人出庭通知书。杨飞龙在庭前向本院出具了书面证言。经审查，证人因为正当理由不能出庭，提交书面说明的，本院予以准许，其书面证言，本院经审查后依法予以采信。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和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江凤林系第三人湘雅三医院老年科副主任医师，在该院门诊工作。2017年4月23日上午，老年科门诊由江凤林值班接诊，半日排班48个门诊号源。当日7时许，第三人刘庭白的父亲刘某到湘雅三医院为刘庭白的母亲王朗挂了序号为1号的老年科门诊号。8时许，刘庭白和刘某陪同王朗到原告江凤林处就诊。江凤林认为王朗病情较重，建议其退号并转挂急诊。刘庭白遂为王朗转号至急诊，并带其至急诊室就诊，却被急诊医生告知急诊室无权限办理住院手续，患者需在门诊办理。8时45分，刘庭白与其父亲返回至江凤林诊室，要求为王朗办理住院手续，江凤林称王朗已退号转挂急诊，住院手续应由急诊办理。刘某与刘庭白认为江凤林故意推诿、态度恶劣，遂与其发生争执。刘某用手拍办公桌，指责原告江凤林；刘庭白踢倒一个不锈钢凳子和一个放有资料的小铁方桌，与江凤林发生推搡、拉扯，又将办公桌上的血压计掀至地上。当时在诊室的另一患者蔡某立即上前制止、劝告，并捡起血压计。此时江凤林佩戴的眼镜掉在地上，其左脸上有一道红色印痕。8时47分许，湘雅三医院的保安赶到诊室。8时49分许，江凤林在走廊上与刘某、第三人刘庭白继续发生言语争执。因湘雅三医院的保安报警，9时9分许，被告岳麓公安分局银盆岭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处警。当天原告江凤林停诊，7个已挂号患者退号，30个号源停止开放。11时至14时20分期间，民警先后对湘雅三医院的保安段波、欧虎兵，挂号患者谭贤贵及其妻宋晓玲以及刘某、原告江凤林进行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14时许，刘庭白主动到岳麓公安分局银盆岭派出所接受调查。17时许，民警到益阳市赫山区××镇××村询问目击证人蔡某事发过程。当晚21时27分，民警对刘庭白制作第一次询问笔录。2017年4月24日，第三人湘雅三医院门诊部出具报案材料。当日，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决定立案受理，岳麓公安分局物证鉴定室对原告江凤林进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经检验其左下颌有1.0ｃｍ×1.5ｃｍ皮肤挫伤，左前臂下段前侧有0.2ｃｍ×1.5ｃｍ皮肤挫伤，体表余部未见异常变化及损伤；根据法医检验情况，其损伤符合钝性外力作用所致，其损伤为面部、左上肢软组织挫伤，其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2017年5月12日，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对第三人刘庭白进行现场检测，未发现其体内有毒品成分。 2017年5月17日，岳麓公安分局银盆岭派出所出具《归案情况说明》，载明刘庭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坦白陈述了自己的相关违法情况。当日，经行政处罚告知后，第三人刘庭白不提出陈述和申辩，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作出第一次《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第三人刘庭白处以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次日，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向原告江凤林、第三人湘雅三医院送达《处罚决定书》，由湘雅三医院保卫办公室代收。2017年5月22日，第三人刘庭白缴纳罚款五百元。2017年7月4日，原告江凤林向被告长沙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8月14日，被告长沙市政府作出第一次《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岳麓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决定撤销岳麓公安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并责令岳麓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对刘庭白重新作出处罚决定。 2017年8月18日，被告岳麓公安分局重新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载明“2017年4月23日9时许，违法行为人刘庭白陪同家人到湘雅三医院老年科门诊就诊时，因对医生江某林的态度不满，在该诊室大声喧哗、纠缠、拉扯医生江某林，致使该诊室的工作秩序无法正常进行。院方报警后，违法行为人刘庭白自行到岳麓公安分局银盆岭派出所接受调查处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决定对第三人刘庭白罚款二百元”。次日，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将该《处罚决定书》送达给第三人湘雅三医院，但未送达原告江凤林。2017年10月20日，原告江凤林再次向被告长沙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10月24日，被告长沙市政府向被告岳麓公安分局邮寄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7年10月27日，被告长沙市政府向第三人刘庭白邮寄送达《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2017年10月30日，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向被告长沙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并提交相关证据。2017年12月8日，被告长沙市政府作出并向当事人送达《延期审理通知书》，将行政复议审理期限延长30日。2018年1月18日，被告长沙市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书》，并邮寄送达各方当事人。原告江凤林仍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事发后第三人刘庭白自述为接送孩子上补习班先行离开医院，原告江凤林在医院接受新闻记者采访后至岳麓公安分局银盆岭派出所反映情况。第三人刘庭白及其家属多次找原告江凤林道歉，并愿意赔偿损坏眼镜的损失，但原告江凤林均拒绝接受。 又查明，岳麓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中，未载明第三人刘庭白的违法情节程度属于“情节一般”还是“情节严重”。原一审、二审开庭时，被告岳麓公安分局陈述认为第三人刘庭白的违法行为属情节较重情形。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和本案庭审时，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当庭发表意见称刘庭白的违法行为属一般情节情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院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采信的证据及法律规定，对本案当事人各方提出的诉辩意见和主张，以及争议的问题，作如下的辨析与认定： 一、关于原告及第三人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所谓“利害关系”，也就是有可能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公安治安行政处罚行为，起因来自一起治安案件，治安案件中的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具有直接利益对立关系，其中任何一方都有可能针对治安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治安案件的报案人系湘雅三医院，报案的主要内容也是“有人在医院闹事”，被告岳麓公安分局认定“闹事者”即第三人刘庭白，有“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对其作出了治安处罚的行政决定，且原告江凤林与第三人湘雅三医院认为第三人刘庭白对原告江凤林存在故意伤害行为，岳麓公安分局定性错误，处罚偏轻。可见该治安案件的受害人有二，湘雅三医院是其一，原告江凤林是其二。但是湘雅三医院却没有对治安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完全符合立法所规定的“没有提起诉讼”的情形，因此，本院依法应当通知湘雅三医院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同时，原告江凤林有受伤的客观事实存在，无论第三人刘庭白是否实施了殴打行为，江凤林也系治安案件的被侵害人之一，其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而且，原告江凤林不服被告岳麓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向被告长沙市政府提出复议申请得到受理，原告江凤林系行政复议行为的相对人，其依法对复议决定不服亦具有起诉的资格。 综上，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在庭审中主张江凤林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岳麓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 1.被告岳麓公安分局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规定，本案的被告岳麓公安分局有维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法定职责，对于本辖区内的违法行为人可以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 2.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关于“原告江凤林所受轻微伤应当认定为推搡拉扯形成”的事实认定正确。 《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二款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上述规定要求，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行政处罚所查明的案件事实，必须是有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这种事实不一定是案件发生时的客观事实。受到认知能力的制约以及获取证据能力的限制，案件发生时的完全客观的事实是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无法通过调查活动能够全然获知的，公安机关只能依靠现有的证据尽量来还原客观真相，而且客观真相只能是一定限度内，或者说是法律限度内的客观真相。因此，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只能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基本依据，再以现有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作为评价对象，并以法律规定为标准，对法律事实作出相应的评价。基于此，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原告江凤林受伤的事实客观存在，其损伤符合钝性外力作用所致的软组织挫伤，其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 事发时在原告江凤林诊室内的在场人员共有四人，即原告江凤林、第三人刘庭白、证人刘某与蔡某。其中原告江凤林、第三人刘庭白两人为治安案件的当事人；刘某系第三人刘庭白的父亲；蔡某为普通患者，与本案当事人并无利害关系。四人描述的事发过程并不一致，基于两当事人和刘某的立场问题，四人的陈述中可信度最高、证明力最强的应为作为普通患者的目击证人蔡某的证言。经过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多次询问，证人蔡某一直证实，第三人刘庭白对原告江凤林是否殴打没有看清，但是有纠缠、拉扯及推搡的行为。治安行政处罚作为严厉程度仅次于刑事处罚的处罚，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同样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在诊室内并无视频监控，当事人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采信目击证人蔡某的证言，再按照行政证据规则中“有利于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原则，作出“原告江凤林所受的轻微伤，系刘庭白在推搡拉扯过程中形成”的事实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江凤林关于其被第三人刘庭白殴打致伤的主张，无相应的证据证实，不予采纳。 3.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关于“刘庭白的违法行为，应认定为‘扰乱单位秩序’”的定性准确。 治安管理处罚中的“扰乱单位秩序”行为，是指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从执法实践看，行为人扰乱单位秩序行为既可以表现为使用暴力手段，也可以表现为使用非暴力手段。暴力性质的扰乱行为主要有：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打砸办公用品、办公设施，损毁文件材料等；纠缠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等。治安管理处罚中的“殴打他人”行为，是指行为人以伤害他人身体为主观故意，利用肢体或工具直接施加于受害人身体的行为。 本案中，刘庭白因不满江凤林对其母亲诊疗过程中的推诿行为，踢翻诊室内桌椅，与江凤林发生推搡拉扯，而导致江凤林受轻微伤、老年科门诊被迫停诊半天，客观上导致医院正常秩序的混乱。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庭白存在殴打行为，岳麓公安分局认定江凤林的损伤是双方在推搡拉扯过程中造成，刘庭白主观上伤害对方身体的故意并不明显，认定刘庭白的行为符合“扰乱单位秩序”的特征，定性准确。 原告江凤林及第三人湘雅三医院认为应以故意伤害行为追究刘庭白违法责任的有关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纳。 4.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量处适当。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司法实践中，违法行为人尚未被抓获归案，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成立一般自首。而办案单位出具的《归案情况说明》系还原违法行为人到案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案中，治安案件的办案单位——岳麓公安分局银盆岭派出所出具的《归案情况说明》中载明，“刘庭白于案发当日下午14时许到派出所投案。虽然刘庭白在第一次接受问话时没有承认与江凤林有推搡拉扯的事实，但在随后的调查询问中刘庭白对与江凤林发生推搡拉扯的事实作了陈述，其陈述前后并不矛盾”。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基于上述情况说明，在处罚决定书中，作出第三人刘庭白有“主动投案，如实陈述”的情节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且“主动投案，如实陈述”系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并非公安部、国家卫计委等九部委《关于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中所称的“降格处理”，原告江凤林的有关主张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湖南省公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湘公发﹝2015﹞56号）第一章第一节中规定，“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中，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情形，处罚基准为警告；一般情节的违法行为情形，处罚基准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湘雅三医院作为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的场所，患者及其家属应当遵守医院所制定的相应管理规定,积极听从和配合医院的管理，医院亦有责任为患者提供合格、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本案中，因年逾八旬的母亲病情危急，第三人刘庭白及其父亲刘某清晨7点钟赶到湘雅三医院挂到了老年病室的第一个门诊号，欲为王朗寻求及时、高效的治疗。首位接诊医生即原告江凤林基于其经验判断提出患者应转去急诊科接受救治，患者转去急诊科以后，却被急诊科告知要找老年科门诊办理住院手续，待再返回找原告江凤林寻求解决途径时又被拒绝。按照医院行业规范，第三人湘雅三医院门诊、急诊两个部门对患者及其家属的正当要求不能满足时，应当耐心解释并积极引导，适当给予患者和家属相应的人文关怀，以消除其紧张和不满情绪。作为患者家属的第三人刘庭白因其就医需求未能满足，未采用合理合法的解决方式，反而对医生个人发泄不满情绪，造成了原告江凤林受轻微伤、诊室停诊半日的后果，公安机关依法应当对违法行为人刘庭白给予行政处罚。但鉴于纠纷的引起系事出有因，事发过程短且并未造成严重影响，第三人刘庭白能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同时积极、多次找原告江凤林赔礼道歉并表示愿意赔偿，主动消除影响。可认定本案系偶发的医患纠纷引起违法行为。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在庭审中当庭确认第三人刘庭白的违法行为属“一般情节”，基本符合实际案情。 应当指出的是，根据《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时，就应当对刘庭白违法行为的情节轻重幅度作出认定。但在行政诉讼的原一审、二审时，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当庭确认第三人刘庭白的违法行为属情节较重情形。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时，其当庭发表意见改称第三人刘庭白的违法行为属一般情节情形。至本案庭审，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当庭发表意见亦称刘庭白的违法行为属一般情节情形。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对于第三人刘庭白违法情节的认定意见前后矛盾，应当依法纠正。但鉴于本案是重新审理，治安案件系偶发的医患纠纷引起，未造成严重影响等事实，采信岳麓公安分局对刘庭白的违法行为属“一般情节”的认定。原告江凤林的有关主张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公安机关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具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减轻处罚情节的，按下列规定适用：（一）法定处罚种类只有一种，在该法定处罚种类的幅度以下减轻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如前所述，被告岳麓公安分局认定第三人刘庭白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情节”情形，正常处罚幅度应为“处二百元以下罚款”，考虑第三人刘庭白有减轻处罚情节，应作出处罚款二百元以下的决定。《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以下”包含本数，第三人刘庭白作为被处罚人接受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且已主动缴纳罚款。故被告岳麓公安分局重新作出的罚款二百元的被诉《处罚决定书》未对第三人刘庭白减轻处罚，更未对其“降格处理”，适用法律和量处并无不当。原告江凤林的有关主张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5.被告岳麓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在执法程序方面存在轻微违法。 （1）涉案《处罚决定书》未载明违法情节幅度属轻微违法。 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修正）》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三）项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三）处罚的种类、幅度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在涉案《处罚决定书》中未对第三人刘庭白违法行为的情节属严重还是一般作出认定，违反了上述规定。该问题也是造成治安案件被侵害人之一的（即本案原告江凤林）困扰和不理解，并提起本案诉讼的重要因素。故本院依法确认岳麓公安分局未在《处罚决定书》列明违法行为人刘庭白的违法情节处罚幅度，系程序轻微违法。 （2）被告岳麓公安分局未将涉案处罚决定书副本抄送给原告江凤林属轻微违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如前所述，该治安案件虽定性为扰乱单位秩序，但被侵害人应包括原告江凤林和第三人湘雅三医院，被告岳麓公安分局重新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未向被侵害人江凤林送达，故该送达程序轻微违法。原告江凤林的有关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依法采纳。 （3）被告岳麓公安分局的调查询问过程有轻微违法。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修正）》第七十条规定，“对于投案自首或者群众扭送的违法嫌疑人，公安机关应当立即进行询问查证……”。刘庭白到案时间为2017年4月23日14时许，但民警制作第一次询问笔录的时间为7小时以后的当晚21时27分。被告岳麓公安分局辩称为警力不足，民警需立即前往益阳找证人做调查；但刘某的询问笔录载明其被询问时间为“当日12时38分至14时04分”，江凤林的询问笔录载明其被询问时间为“当日12时54分至14时20分”。第三人刘庭白系治安案件的违法行为人，其第一时间的陈述是否及时制作笔录，直接影响着整个治安案件的处理，立法本意也是对违法行为人进行询问并记录应优先于对证人证言的取证，被告岳麓公安分局的办案单位未遵循上述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被告岳麓公安分局提交的询问笔录载明，事发当日12时38分至14时20分期间，办案民警刘某某同时询问原告江凤林和刘某。实际情况系原告江凤林和刘某分别被询问时，并非一直有两位民警在场，询问程序存在轻微违法。考虑到基层派出所警力不足的现实情况，同时采信被告岳麓公安分局的办案人员因为赶往外地找证人调查的辩称，本院依法认定被告岳麓公安分局的调查询问程序轻微违法。原告江凤林的有关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依法采纳。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及《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本案中，被告岳麓公安分局能够尽到维护医疗秩序、保护医护人员权益的法定职责，对治安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但在作出行政处罚行为时没有完整地遵循法定程序。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是在送达及调查询问等其他程序中轻微违法。由于这些违法之处对原告江凤林的实体权利并不产生实际影响，同时为了避免因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空转而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也为了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更好地监督依法行政，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本院应当依法确认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但可以保留其效力。 三、关于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问题。 《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违反法定程序的；……”。被告长沙市政府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追加刘庭白作为第三人，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被诉《复议决定书》送达给各方当事人，符合法定程序。但对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的程序违法未予以纠正，作出维持原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不当,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原告江凤林的有关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依法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全社会应当关心、尊重医疗卫生人员，维护良好安全的医疗卫生服务秩序，共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综合本案实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与优质医疗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使年逾八旬的老年患者及其家属为了住院在医院老年科门诊和急诊科之间往复求助而无果，是诱发本案的起因。本案第三人刘庭白受过高等教育，却法律意识淡薄，遇事不能冷静应对，采取过激行为对待医生，侵犯了医院、医生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付出违法的代价。如果患者及家属能够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尊重；医院能够进一步完善规范诊疗制度，医护人员能够多一些医者仁心，多一些换位思考，切实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就能够共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综上所述，原告江凤林要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江凤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岳麓公安分局和长沙市政府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对被告岳麓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被告长沙市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于2017年8月18日作出的岳公（银）决字[2017]第132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 二、撤销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18日作出的长府复决字〔2017〕第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驳回原告江凤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长沙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进 审 判 员  王薇薇 审 判 员  张晋军 人民陪审员  郭梦乔 人民陪审员  张 萍 人民陪审员  李灿波 人民陪审员  杨小毛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贺文仪 书记员杨宗霖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