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322民初907号原告：梨树县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梨树县法定代表人：李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立国，吉林姜立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睢县某购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睢县法定代表人：张某，经理。被告：张某，男，汉族，个体。被告：王某，女，汉族，个体，系张某妻子。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成，吉林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梨树县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睢县某购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吉0322民初64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2020）吉03民终24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立国，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被告张某、王某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诉称，2018年3月3日，原告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签订《粮食购销合同》一份，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向原告购买东北玉米4500吨，价格为每吨1920元，总价款为864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在梨树县东河镇公司场地内陆续为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发货，到2018年3月30日止，原告共计在梨树县为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发货86车，数量约为4393.20吨，总价款为8434944元，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此期间给付货款总计为5923570元，尚欠货款为2511374元，此款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拖延至今没有给付。张某作为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滥用公司权利，造成某购销有限公司与张某、王某夫妻二人财务混同，依据《公司法》20条规定，二人应该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三被告立即给付拖欠的货款人民币本金2511374元；2.判决三被告支付拖欠货款本金的利息138125元（自2018年4月1日开始计算到2019年1月1日，此后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年息6%计算到实际给付时止）；3.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在本次重审中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欠货款本金1030848.40元，利息为104631.11元，利息从2018年4月1日计算到2020年8月1日，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年息4.35％计算，计算到实际给付之日止。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辩称，1.案涉4393.2吨玉米是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自行发往广州，因玉米出现质量问题，委托某购销有限公司代为处理，玉米款项已于2018年7月10日全部结清；2.某贸易有限公司计算的货款总额无事实依据；3.张某、王某不是适格被告，要求二人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4.玉米所发生的海运费、滞箱费、办单费等杂费应由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承担；5.本案诉讼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开庭审理时，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出示和宣读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主体资格。三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粮食购销合同》两份，证明双方签订购销合同事实存在，约定了价款、吨数，一份是2018年3月签订，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利用微信发送电子版合同，原告从电脑输出后加盖公章。另一份是2018年11月份双方根据原合同内容补签一份合同，该合同系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加盖公章后邮寄到原告处，原告加盖公章，双方对原合同包括价格等内容再一次进行确认，约定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向原告采购玉米4500吨，每吨价款1920元，总计价款为864万元。交货时间以实际走船时间为准，同时约定传真件和合同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证明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两份合同记载签订地点为博罗县的，形成于2018年3月23日，签订目的是为了帮助某贸易有限公司应付税务检查及开具发票；记载签订地点为四平的，形成于2018年11月17日，签订目的是为了帮助某贸易有限公司应付税务检查及注销公司。后来我方才知道原告骗取该份合同用于诉讼。这两份合同都不是实际履行的合同，都是在原告的指导下作出的。除这两份合同外，某贸易有限公司还指导某购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做了多份类似的合同。其目的都是为了税务检查及开具发票。这些合同均无实际货物交易，故本案原告提交的两份合同约定的条款对双方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证据三、2019年4月15日双方签字的《对账单》一份，证明：1.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自认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委托代卖关系的事实；2.原告供货玉米总数量为4393.20吨；3.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无争议数额为5960690元。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仅凭对账单不能证明双方是合同关系，双方只是对数额进行确认，因本案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该份对账单是在一审庭前对账时由书记员记录出具，将对账性质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该份对账单不能证实本案双方的真实合同关系。证据四、原一审2016年4月16日庭审笔录第3页被告方对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019年4月22日庭审笔录第2页承认案涉交易的合同文本时间为2018年3月3日，被告方已经自认对案涉文本没有异议，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针对第一份发表质证意见，上边已经明确说明不是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是对于双方没有约束力；关于第二份，我们只是对涉案文本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涉案文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原告开具发票业务税款、税务机关检查及注销公司，其合同内容对双方无约束力，该两份证据不能证实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五、原告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对账单5张、水路集装箱货运单29张、出库单82张，证明自2018年3月，原告按照约定向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总计供货4393.20吨，上述货物均是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联系物流运输，通过港口集装箱发货，收货人均是张某，《水路集装箱货运单》上记载的箱号完全和对账单上的号完全相符，数量是在某贸易有限公司场地内集装箱装车时的吨数，出库单数和对账单数一致，证明原告履行了4393.20吨的供货义务。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针对对账单5张、水路集装箱货运单29张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对于收到原告发来的4393.2吨的玉米没有异议，但不是某购销有限公司要求某贸易有限公司发的玉米，原告不是在履行供货义务，是原告自行发给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的玉米，在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某与王某的通话录音中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关于水路集装箱货运单具有保密性质，不会发给货主以外的第三人，既然原告能从物流公司获得货运单，就充分证明原告为涉案玉米的货主。对于粮食调出单，均为复印件，不能排除该单据是原告依据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提供的5张对账单后做出来的，如果以出库单为准，某购销有限公司就不会出具对账单，这与某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某购销有限公司出具的5张对账单相互矛盾。玉米每吨价格1920元无依据。证据六、原告给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开具的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41张，证明：1.该发票属于增值税专用发票，某购销有限公司已经在税务局抵税并入账，发票显示购买方为某购销有限公司，销售方为某贸易有限公司，证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如果是委托代卖不存在给被告开具发票的情形；2.证明系按照合同约定价格结算，每吨为1920元。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指导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作出的其他没有实际履行的合同，原告也是按照合同上的价格开具的发票，原告并没有实际交付货物，原告提出本次发票也不能例外，故该发票上记载的单价也不能作为结算依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七、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四张及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交易明细三张、李某尾号为666农行卡交易明细清单5张，证明：1.被告支付货款情况，其中王某卡往李某2018年2月26日打预付款100万元让收购玉米，此后2018年3月6日付款20万元、2018年5月23日付款30万、2018年7月10日付款20370元，王某用个人卡共计支付款项为1520370元；2.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2018年3月26日通过账户往原告公司账户付款四笔200万、2018年5月7日付款100万、2018年5月16日付款两笔1440320元，四笔总计货款4440320元；3.2018年3月13日公主岭市贵明农业有限公司转入李某尾号666卡两笔金额162万元，原告将其中100万元于当天转付王某尾号为110的卡内，余下62万元根据庭前对账过程及和贵明公司核实，应该作为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的货款。如果将河源恒昌两笔付款算作本案粮款，则付款总额为7404095.60元。4.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结算货款的货物发货时间是2018年3月，在发货之前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先预付的100万货款，后又预付20万元的货款，如果是代买不存在先预付货款的问题，交款时间符合购销合同履行的客观规律。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对于真实性没有异议，第1、2、3项证明问题没有异议，对第4项证明问题有异议，因原告和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之间一直存在合作关系，在春节的时候，粮食价格相对较低，过完春节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也有从原告处购买粮食的意向，所以，原告提出要去先收购一批玉米压到年后再发往南方，向某购销有限公司借款，某购销有限公司没有提出异议，所以将100万元和20万元汇给了原告，同时原告也给某购销有限公司承诺，某购销有限公司购买粮食时给予优惠，该两笔钱应该为借款，在以后我们从某贸易有限公司处购买粮食的时候予以抵顶货款，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果要认定为预付款，那么双方要商讨购买价格、确定数量、签订合同，才能支付预付款，而本案当中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在转款给原告时，对于价格没有商定，数量也没有确定，合同也没有签订，所以不能发生支付预付款的问题，所以不能认定该120万元为预付款。证据八：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提供的实际付款统计表一张，证明该表系一审诉讼时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提供，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主张实际付款13笔合计金额为8504095.60元，经过一审审理查明，其中两笔不应该计入本案付款金额，第一笔2018年2月26日付款10万属于结清以前交易的尾欠款，不属于本案付款；第二笔2018年3月12日贵明公司转原告的100万元，原告已经给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转回，没有算作付款金额。这样如果算作恒昌公司付款的两笔，总计付款为11笔，付款总金额为7404095.60元，某购销有限公司主张的付款金额和实际付款金额相差110万元。实际欠款金额8434944-7404095.60=1030848.40元。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对支付的7404095.60元无异议。证据九：李某与物流公司的徐涛、李德明通话录音两份、录音光盘一张、企业信用报告两份、账户证明一份、授权委托一份、徐涛微信聊天记录四页，证明本案涉及到玉米运输是王某与两家物流公司联系运输事宜，协商运费数额，并由王某结算水路运费，负责本案货物运输的两家物流公司均是向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出具结算运费的相关手续，没有向原告主张结算运费，由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结算运费，说明运费由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承担。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针对通话录音，通话对象是否是物流公司人员无法确定，通话录音也不能证实原告要证明的问题，涉案玉米是原告自行发给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的，原告为货主，理应承担相应的费用，即便存在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帮原告联系物流运输的事实，也不能改变原告是该批玉米的货主。何况本案中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并没有联系物流公司，是原告私自以某购销有限公司名义联系的物流公司，因此所发生的费用理应由原告承担，因原告是以某购销有限公司的名义发的货，所以所有的手续都要需要以某购销有限公司的名义办理，否则原告的玉米将无法提出关口，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从未向原告提供装货的物流车号，是原告私自联系的物流公司将货物发往广州，对于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运费王某承担，只能说明同王某进行结算，具体承担者应为货主，该份聊天记录不能体现王某为该批玉米的货主，证据十、玉米价格行情资料四份、梨树县吉祥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和三份采购合同、发票两张，证明2018年3月6日时梨树县粮食市场价格不含运费为1950元每吨，本案合同签订时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款为1920元每吨，是不含运费的实际市场价格，所以运费应该由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承担。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别人出具的价格与本案无关，也出具过1750元每吨的价格，该三份证据无参考意义而且价格也各不相同，玉米价款受玉米等级、水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所以对于本案不具备参考意义。证据十一、原告给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的玉米粮食收购小票121张、公主岭杨某出具出售给原告玉米的情况说明一份、李某尾号666农行卡付款银行流水，证明原告销售给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的玉米的来源，粮食收购均是潮粮，大部分都是20左右个水分，一个水分价格相差20元，烘干费得40元，经过大致计算粮食收购、入库烘干后成本价为价格为1842.7元-1884.83元每吨，按照合同约定价格1920元每吨计算，原告可每吨盈利40-60元左右，如果运费（每吨运到广州运费接近200元）由原告承担，原告将每吨亏损140元-160元，也就是运费如果原告承担则合同签订时某贸易有限公司就亏损60万元以上，所以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主张运费由原告承担是错误的，不符合交易的习惯和常理。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原告收购的价格与我方无关。证据十二、原告和河源恒昌农牧实业有限公司的购销合同两份及对账单一份，证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主张付款的两笔款项结算时将运费计算到原告承担时是基于合同明确约定的，其价格明显较高，属于含运费价格，此两笔业务均是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联系办理的，足以说明本案合同没有约定运费的情况属于某购销有限公司承担运费，合同已履行完毕，交易是真实的。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首先，该两份合同原告没有实际履行，只是为了走账和开具发票，如果原告认为实际履行了该份合同，请出示履行的证据；其次该两份合同所涉及的玉米和款项与涉案玉米无关，是某购销有限公司在原告发货之前的合同，货款是某购销有限公司对河源公司的债权，为减少资金周转才让河源公司直接将货款支付给了原告，为了原告能开出发票，原告才让某购销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做出的该两份合同，所以不能证明原告所要的证明问题，对于账单，上面记载的时间原告的货还没有发到某购销有限公司处，故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十三、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工商档案一份、王某银行流水（被告提供的）、身份证查询信息一份，证明：1.玉广公司诉讼主体资格；2.证明被告张某为公司股东，其认缴出资为500万元，王某与张某为夫妻关系，其为公司管理财务人员；3.张某作为公司股东应该在认缴的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4.张某作为公司股东滥用股东及法人权利，用妻子个人账户管理公司资产，造成公司财产和其家庭财产混同，所以依照《公司法》20条规定，应该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首先，原告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明公司财产与王某个人财产混同的证据，王某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张某虽然是公司股东认缴出资500万元，现认缴期限未满，既便认缴期限届满，也是在公司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下才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现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无履行债务能力，所以不能对股东行使追偿权，张某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证据十四、诉讼保全保险单、保险费收据及判决书三份，证明原告为财产保全支付保险费，依法应该由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承担。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质证称，本案系原告虚假提起诉讼，保险费用应由其承担，同时要求保险费用由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承担，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出示和宣读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李某与王某电话录音（光盘），证明：1.某贸易有限公司发的玉米存在质量问题，请求王某尽量帮忙卖，卖多少是多少，赔钱原告自认；2.该批玉米是原告自己发过来的，海运费、滞箱费等应由原告自行承担；3.原告因测水仪跑水导致玉米出库时水分超标，指示某购销有限公司全部按超水粮食卖，可以证明原告才是货主。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质证称，1.某购销有限公司出示的录音不全，不能全面反映通话内容；2.原告在录音中没有所谓的赔钱由原告来承担的意思表示，虽然能体现出建议某购销有限公司降价进行处理，但是双方针对买卖合同、价格进行是否进行降价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录音中也没有提到产生的海运费由原告来承担，此批粮食是某购销有限公司预付款项订购的粮食，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是真正的货主。证据二、某购销有限公司财务张某1与李某微信聊天记录（共58页），证明：1.2018年3月3日的《粮食购销合同》是在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某指导下“做”出来的，共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在2018年3月23日形成，记载的签订地点为“博罗”，第二个版本形成于2018年11月17日，记载的签订地点为“四平”，其余内容一致，“做”该份合同的用途为某贸易有限公司应付税务检查及注销公司，实际是原告从某购销有限公司手中骗取来用于本案诉讼的合同，双方未实际履行该合同，合同记载的价格不能认定为结算依据；2.“做”合同应付税务部门检查是原告及其关联公司的常用手段，除2018年3月3日的《粮食购销合同》外，原告还指导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1为其“做”了签订于2018年2月19日（711.2吨）、2018年2月22日（2份，200吨、900吨）、2018年3月12日（1240吨）等多份《粮食购销合同》，上述《粮食购销合同》均不是实际履行的合同，都是为了帮助原告走账和应付税务部门检查；3.从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某在玉米出现问题后，于2018年4月2日去广州处理问题、自述“这次赔蒙圈了”等行为、言语中，可以证明原告与某购销有限公司之间不是买卖关系，原告为这批4393.2吨玉米的货主；4.原告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5月23日进行了对账，4393.2吨玉米总价款8257890元，对账过程中，原告仅对于2018年4月19日支付的8万提出异议，其余均无异议，5月23日对账后某购销有限公司转给原告30万，某购销有限公司累计向原告支付粮款7383725元，余欠70945元，原告指示某购销有限公司用余款支付滞箱费，并询问余款是否够支付滞箱费，也证实了原告与某购销有限公司之间对于这批4393.2吨玉米不是买卖关系，原告为货主；5.在原告发给某购销有限公司的账单截图，记载出场价格为1750元每吨，同时将海运费计入其中，可以证明海运费是由原告自行承担；6.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某指定其妻子张某2与某购销有限公司进行对账，张某2与某购销有限公司财务张某1通过微信的对账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质证称，1.这两份合同均是双方协商签订的，是双方合意形成的；2.两份合同体现了文本内容已经实际履行，根据货物对账单及开具的发票均可体现已经实际履行，某购销有限公司在庭审自认中，也承认履行的买卖合同文本是本案原告举证的文本；3.所谓对账单提出8万，核对时某购销有限公司只是注意到提出8万元的异议，但不等于对其他内容予以明确认可，没有对其他内容明确认可的体现，当时原告微信上没提，不等于认可，表达异议的方式还有其他等方式，当时通过打电话等方式提出，至于微信上体现的是1750元每吨这个事实不存在，对该价格不予认可；4.整个微信没有体现出某贸易有限公司表达已经结算完毕的意思表示，原告可以凭据证据和某购销有限公司继续对账进行结算；5.原告有证据体现1750元每吨是张某1的微信发到我方财务人员的微信中，发的内容主要是核对8万元的异议，1750元每吨不是原告添加的，某购销有限公司所举微信的截取不全，没有客观反映全部事实。证据三、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财务张某1与李某妻子微信聊天记录（共15页），证明问题：1.原告与某购销有限公司之间对于本案争议的4393.2吨玉米不是买卖关系，如果是买卖关系，原告不会过问粮食详单、卖多少钱以及滞箱费；2.某购销有限公司与原告指定的人员于2018年5月24日进行了对账，于2018年7月10日结清了4393.2吨玉米的全部玉米款，双方无争议；3.从原告需要计算才能知道发给某购销有限公司的玉米和多少钱一吨这一情节，可以证明双方对于粮食的价格没有约定，记载签订日期为2018年3月3日的《粮食购销合同》不是为约束双方而签订，记载的价款不能作为结算依据，双方对于该批玉米不是买卖关系。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质证称，整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没有体现任何委托、代卖关系，体现的只是买卖关系中对相关数字的核对，至于滞箱费，这是因为在买卖交易过程中某购销有限公司对原告发出的十几箱玉米水分提出一些异议，由于后期双方没有达成意见，没有最终结算，所体现的都是买卖合同关系。证据四、被告王某与李某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问题：1.因玉米质量出现问题，原告指示王某按超水的价格卖玉米，用价格给买家找，证明原告为该批玉米的货主，委托王某代卖，对于该批玉米双方不是买卖关系；2.某贸易有限公司指示被告王某贱卖玉米，想通过租仓库、参干粮的方法解决问题，也证明了某贸易有限公司为该批玉米的货主，委托王某代卖，对于该批玉米双方不是买卖关系；3.原告举证的合同形成于2018年11月17日、记载签订日期为2018年3月3日的《粮食购销合同》，用途为注销公司，对双方没有约束力，如果是真实履行的合同，那么数量应是4393.2吨，不应为4500吨。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质证称，整个微信聊天记录不是客观全面的反映了交往过程的实际情况，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体现出委托关系，也没有体现出针对委托关系达成的委托合同内容、委托的费用、委托的报酬、委托过程中事项的决定都没有体现，双方就是一种购销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合同是4500吨实际履行是4393.20吨，实际履行和合同数不符不等于没有履行合同，不等于不存在合同关系。证据五、河源市瑞昌饲料公司商务函，证明原告发给某购销有限公司的玉米存在水分严重超标的质量问题，给某购销有限公司声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致使已经签订的合同终止，后续签约合同暂停。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质证称，商务函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水分严重超标，没有具有资质的测量报告，原告销售到某购销有限公司场地的粮食玉米某购销有限公司自认掺杂了自己的其他粮食对外进行销售，即使出现销售给第三方时水分超标，也无法认定系某贸易有限公司的粮食水分超标。证据六、惠州荟宝饲料有限公司情况说明，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某通过其朋友张志远介绍，将4393.2吨玉米中的655.54吨以某购销有限公司名义卖给惠州荟宝公司，玉米单价为1860元、1870元、1890元，证明原告除了让某购销有限公司帮其卖问题玉米外，还在积极联系其他渠道处理问题玉米，该批玉米的货主为原告。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质证称，这个证据不真实，荟宝公司的情况说明证明的是1860元、1870元和1890元明显和书写的证明内容不符，加盖的公章是化验合格章，不存在焐玉米和水分过高的问题，该粮食是某购销有限公司销售的荟宝公司的不是原告销售给荟宝公司的。证据七、河源恒昌农牧实业有限公司情况说明及转款凭证，证明原告提交的与河源公司签订于2018年3月16日、2018年3月23日两份合同某贸易有限公司没有实际履行，且交付的货物与本案案涉货物无关，某购销有限公司在原告玉米到达以前就已经履行完毕供货义务，只是为了减少资金周转的中间环节，才让河源公司将款项直接转至原告账户，原告为了开具发票，才形成的合同，故该823405.6元应认定为某购销有限公司支付给某贸易有限公司原告的玉米款。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质证称，对两份证据有异议，1.根据原告提交的两份合同，证明河源恒昌和原告之间也存在粮食购销合同关系，两份合同体现的履行的合同价款是一致的，但是建立合同关系的是河源恒昌和原告建立合同关系，恒昌公司只是在情况说明证实和某购销有限公司形成的是合作关系，并不是合同关系；2.原告和恒昌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根据情况说明上看，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发货的时间和金额都体现的很清楚，在履行这份合同时只是由王某先行垫付了相关款项，所以后期河源恒昌公司汇入的两笔款，经过对账已经计算到案涉某购销有限公司付款的数额之内；3.根据恒昌公司出具的两份合同。它体现的是明确约定的，是包含运费的价格，合同约定运费由供方负责，更能体现出本案合同运费在没有书面约定的情况下应当由某购销有限公司承担。证据八、银行转款记录，证明：1.某购销有限公司累计向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某支付了7404095元粮款，其中62万（总共支付162万给原告，原告将其中100万转回王某账户）是由公主岭贵明公司代付，其中823405.6元由河源恒昌公司代付抵顶玉米款；2.某购销有限公司代替原告支付了海运费734600元、滞箱费119195元。至此，案涉4393.2吨玉米，总价款8257890元，某购销有限公司已支付完毕。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质证称，有异议，第一笔100万，属于预付款。在双方正式签订合同之前，某购销有限公司预付100万用于订购玉米，证明双方存在的是买卖合同关系，不是委托关系；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支付的海运费、滞箱费，不是原告委托支付的，两项费用也不应该由原告来承担，属于某购销有限公司应承担的费用范围之内。经审理查明：2017年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之间开始有业务往来，2018年2月26日双方对以前发生的业务进行了结算，通过微信沟通，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付清所欠货款10万元。双方协商准备继续开展合作，2018年3月12日至3月30日期间，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共发玉米82车，164个柜，总吨数为4393.2吨。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期间，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某及其妻子张某2经常用微信方式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的王某及其女儿张某1进行业务沟通及对账，对账内容为提单号、柜号、重量、单价、总价及海运费等，有时也用电话进行沟通。2018年2月26日，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先付给李某账户100万元，同年3月6日，又付给李某账户20万元，同年3月13日，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通过公主岭市贵明农业有限公司转账62万元给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抵顶货款。河源恒昌农牧实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转账给梨树县澎桐农民专业合作社413,360.20元，2018年3月23日转账给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410045.40元，两笔货款系河源恒昌农牧实业有限公司替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付给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的货款，计823405.60元。同年3月26日，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又付给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200万元。同年5月7日，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付给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100万元。2018年5月16日，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与张某1微信对账，总货款为8257890.00元，海运费与陆路运费一体为734600.00元。同时双方还对付款的数额进行了核对，李某对提供的微信对账单中8万元提出异议，对其他事项（包括提柜费、滞箱费等项内容）均未提出异议，经核对该8万元属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错记，双方对此进行了改正，同日，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给原告汇款两笔，其中一笔为100万元，另一笔为440320.00元。2018年5月22日，李某在微信中催促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结账，并同意留一部分钱算最后的帐，5月23日，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又付李某账户30万元。至此，某购销有限公司已经支付给某贸易有限公司粮款7383725.00元。5月24日，李某的妻子与张某1在微信中再次对账目进行了核对，双方均未提出异议。7月9日，李某的妻子在微信中催促张某1对剩余的粮款进行结算。经过结算，扣除海运费734600.00元、滞箱费等杂费119195.00元（其中提柜费22960.00元，堆存费4655.00元，滞箱费40695.00元+310.00元+50575.00元）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还欠某贸易有限公司20370.00元（8257890.00元-7383725.00元-734600.00元-119195.00元），7月10日，某购销有限公司将余款20370.00元付清，并微信告知李某的妻子，其未提出异议。另查明，2018年3月23日，李某通过微信让张某的女儿张某1制作两份合同，其中一份签订时间为2018年3月3日，签订地点为博罗，总金额864万的即是本案所涉合同；另一份签订时间为2018年3月12日，签订地点为博罗，总金额为246.14万元，合同约定了品种、数量、产地、价格、质量标准、交货时间、包装物等项内容。张某1按照李某的要求制作完毕，于2018年3月26日通过微信拍照方式将两份盖有“睢县某购销有限公司购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粮食购销合同》发给李某。2018年11月，双方又“补签”了一份总金额为864万的《粮食购销合同》，除签订地点改为四平外，其余内容均与2018年3月26日张某1发给李某的一致。2018年3月27日左右，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发送的玉米陆续到达广东博罗港。经检验，玉米水分超标，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通知李某，李某于2018年4月2日坐飞机前往广东处理玉米问题。2018年3月12日至3月30日期间，到达广东后，李某让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尽快将玉米卖掉。某购销有限公司经多方面联系，将案涉玉米陆续卖掉，并陆续将货款转给李某及其名下的某贸易有限公司和梨树县澎桐农民专业合作社。又查，李某既是某贸易有限公司及的法定代表人，又是梨树县澎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张某系某购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案玉米存在海运和陆路两种运输方式，费用是一体的。本院认为，通过庭审举证、质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综合评判如下：一、在本案中，王某、张某非适格被告。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交易双方为某贸易有限公司和某购销有限公司，资产混同承担民事责任是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及公司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是公司人格独立的否认。本案中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某购销有限公司、张某、王某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及公司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存在，也无法认定该行为侵害了债权人利益”，故王某、张某非本案适格被告。二、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认为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认为双方形成代卖合同关系，双方对此笔交易的性质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从双方对账的内容及双方财务人员微信记录看本案应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在与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洽谈业务前已经联系了买方，并以自己的名义与买方订立了玉米购销合同，并未披露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为粮食出售人，其与买方订立的粮食数量也与某贸易有限公司不一致，可见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不是单纯为了销售某贸易有限公司的玉米而与买方订立的购销合同，这与普通代卖关系的交易习惯不一致，在双方交易、结算的大量微信记录中从未提及代卖关系，也未反映出双方对代卖的货物价格、运费负担、运输过程中的货物损毁风险、是否含有报酬等洽谈协商的意思表示，双方的交易行为不具备代卖合同的法律特征，无法确认双方为代卖合同关系。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对玉米的价格共同协商，随行就市，以双方微信联系的对账单为准，交货地点应为广州博罗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指定的地点。三、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之间关于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3月30日期间4393.2吨的玉米交易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双方交易已经履行完毕，并结算完毕。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之间自2017年开始进行业务往来，双方经常通过电话联系、微信对账等方式沟通业务中相关事宜，双方进行交易当时从未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在公司需要走账时，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按照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的要求制作或是补签书面合同。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之间关于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3月30日期间4393.2吨的玉米交易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双方交易已经履行完毕，并结算完毕。签订日期为2018年3月3日的两份粮食购销合同，实为2018年3月23日及2018年11月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财会人员张某1按照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的要求制作的合同，双方并没有按照该合同履行，两份合同也不是4393.2吨玉米的履行依据。四、本案涉及交易的运费等相关费用应由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关于运费负担，李某与张某1于5月10日至6月10日间商讨滞箱费数额及结算事宜，可以看出滞箱费等是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在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发给某贸易有限公司的对账单中明确标出了每个集装箱的运费数额，据此双方进行了进一步结算，也确定了最终的结算数额，对此运费负担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至起诉前从未提出异议，结合李某对滞箱费的意见可以得出结论，本次交易的运费等相关费用应由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即使原告据以起诉的《粮食购销合同》成立，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为“以甲方（某购销有限公司）工厂地磅为准，净重结算”，原告亦应承担相关费用。五、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自2018年7月9日对账后确定欠款为20,370.00元，同年7月10日已结清货款，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未提出异议，此时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已经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现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起诉被告某购销有限公司拖欠货款，但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拖欠货款事实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某贸易有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民事责任，其诉讼请求无证据证实，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梨树县某贸易有限公司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39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合计27,398.00元，由原告梨树县某贸易有限公司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0,019.00元，其余7,379.00元退回原告梨树县某贸易有限公司贸易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春和审判员  赵艳萍审判员  王立新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郑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