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99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贾某，住河北省邢台市桥**。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住邢台市桥**，系贾某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某，河北万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某，住河北省内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某，河北张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住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山西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贾某、刘某因与被申请人张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9民终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王东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许文杰、赵凯参加评议，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贾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我没有欠过张某煤款，且我与刘某也不是合伙关系。首先，虽然一审时张某提交了贾某和证人杨建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11张过磅单，但该11张过磅单也仅能证明贾某与杨建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张某无关，更不能作为欠款。其次，贾某在向张某购煤前己经向张某提供的银行账号（接受煤款的户头名为陈举院）按照每吨160元的价格预付了500吨的煤款8万余元。并且提供证据证实本案11张过磅单中的煤并非特号煤，而是普通的次煤，煤的单价每吨为160元，而非480元，根本不存在拖欠张某煤款的问题。再次，本案一审法院依据两个未出庭接受质证的张某的亲戚张建秀、张建光提交的书面证言，就认定我与刘某属于合伙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且存在多处错误及违法之处。首先，原审认定我从2011年3月10日至3月16日，共拉煤433.92吨，每吨特号煤单价为480元，共计208281.6元，尚未结算。但通过查看过磅单可以得出结论：即2011年3月10日至3月14日，申请人签字确认的过磅单只有一车煤，净重为39.5吨。其次，根据张某提交的五台天和煤业公司出具的证明显示，2012年特号煤价格是每吨480元。但该书面证明不符合书证的形式要件，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能确认，并且更重要的是该证明也没有说明本案所涉煤炭及煤款就是特号煤，故该书面证明与本案无关，于法于理均不应采信。再次，原审判决所依据的两个证人证言也不应采信，因该二证人系张某的小舅子，具有亲属关系，并且我从来没有在五台经营过煤场，更没有雇佣过此二人干活，该二人也未出庭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证，证词模糊不清，胡乱编造。故该两份书面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原审判决依据该两份证人证言定本案是错误的。此外，二审法院称庭后对我提交的新证据进行核实，但因天和煤业公司己2018年9月撤离，便主观认为我的证据不应采信是错误的。（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张某起诉时己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首先，假设买卖关系成立，但因纠纷发生于2012年，张某立案起诉是在2016年。其次，张某之所以起诉我及刘某，并认为我俩是合伙关系，主要是因刘某在元氏县法院起诉赵俊华债务纠纷一案时，赵俊华追加了张某为共同被告，并判决张某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有枉法裁判行为。1.审理程序严重违法，首先，我在一审庭审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一审法院在收到书面申请后，未予理睬，也未对本案事实进行调查取证。二审法院在明知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却认为本案无需法院调查取证，剥夺了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其次，本案二审判决书显示时间为2019年6月1日，但邮寄送达给申请人是在2019年12月27日，前后相差半年（6个多月）之久。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5条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5条之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本案一、二审法官均明知张某提交亲戚书写的证言，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及当事人双方的质证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用，也明知被申请人提交的天和煤业公司的书面证明没有负责人签字是不符合书证形式要件的，更明知张某提交的11张过磅单与天和煤业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中的日期、车牌号及吨数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但一、二审法院却置事实于不顾。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张某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费用由张某承担。刘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刘某与贾某系合伙关系错误。1.张某提交的过磅单及来往账目，均系贾某签字，是张某与贾某的业务来往，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债务我根本不知道，与我没有任何关系。2.张建秀、张建光的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张建秀、张建光不具有《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任何一条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条件，证人张建秀、张建光身份均是张某的亲小舅子，与其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有严重的倾向性，不具备客观性、真实性，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证人张建秀、张建光先是出具了书面证言，均称”受贾某、刘某雇佣，他们是名正言顺之合伙人”，而在五台县法院向其核实的时候又称“他们是不是合伙人，没见过合伙协议，但他们看起来像是合伙关系”不但没有事实依据、前后矛盾，而且纯属主观臆断。几次审理中，我均向法院提交了己生效的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15）元民一初字第0074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张某称与刘某、贾某系合伙关系，但刘某予以否认，张某又不能提供证据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证明其主张，因此其辩称合伙关系不予认定。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刘某无需偿还债务。张某答辩称：1.关于二申请人是否为合伙的问题。二人从2012年就到了山西省五台县从事买卖煤的生意。原审关于二申请人系合伙关系的认定是正确的。2.关于二申请人一再强调两位证人与张某是亲属关系，因此其证言有严重的倾向性。首先，法律没有规定证人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就不允许作证。只是出于身份的考虑，对于其证言的效力相比较其他没有亲属关系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效力较弱。但本案中二证人系涉案交易的实际参与者，因此其证言的可信度较高。贾某再审陈述自己从来没有在五台县经营过煤场，更没有雇佣过此二人干活，属于歪曲事实。3.关于刘某所陈述的河北元氏县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中关于合伙关系的认定问题。首先该判决无视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本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对同一事实作出相反的认定，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其次，该法院未予认定的是张某、贾某、刘某三人之间不是合伙关系，而本案一二审认定的是贾某、刘某是合伙关系，不能等同。4.贾某陈述已经支付过张某煤款的事实，与贾某所提交的证据无法印证。5.关于贾某陈述张某提交的五台天和煤业公司出具的证明没有负责人签字的问题，天和煤业出具的证明加盖公司的公章，具有证明效力。故请求驳回二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二审庭审中贾某提交了山西天和煤业2018年4月25日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本案所涉的煤炭是3号煤，每吨单价148元。该证据与2018年2月27日天和煤业出具的案涉煤炭系特号煤互相矛盾。二审判决不采纳2018年4月25日书面证明的理由是：天和煤业在2018年9月份已撤离且贾某在上诉时并未提及该证明。本院认为，第二份证明的出具时间为2018年4月25日，天和煤业撤离时间为2018年9月，从时间的推演上，得不出二审判决的结论。贾某的上诉理由认为自己不欠张某的煤款，仅以其在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中没有提及该证明为理由，不予采信欠妥。第二，关于刘某与贾某是否系合伙关系的问题。贾刘二人均否认合伙的事实。原审认定二人构成合伙的事实系张建秀和张建光的书面证言。经再审询问核实，张建光系张某妻子的弟弟、张建秀系张某妻子的叔伯哥哥。原审开庭时二人未出庭。五台县法院向两位证人调查核实时，张建秀陈述“他们是不是合伙关系，没见过协议合同，但看起来他们像是合伙关系”，张建光陈述：“他们是否为合伙关系没见过协议合同，但看他们样子是像合伙关系”。五台县法院的（2018）晋0922民初663号判决在对证据的审核认定部分表述为：本院认为，证人张建秀、张建光虽未出庭作证，但经原一审法庭向二人调查核实，原告提交的这两份书面证明材料均系二人亲自书写，情况属实，本院对这两份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在本院认为的说理部分表述为：关于二被告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作为善意第三人的原告及证人张建秀、张建光没有可能见到被告的合伙协议，也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据，只能以二被告都在对外代表合伙执行合伙事务及所有的经营活动来确定二被告的合伙关系，故对二被告否认合伙关系的主张不予认可。二审判决就此问题的表述为：贾某、刘某都在对外代表合伙执行合伙事务及所有的经营活动，根据查明认定贾某、刘某系合伙关系并无不当。本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本案中，二位证人与张某存在亲属关系，虽然存在亲属关系，并非不能作证，但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且原审法院向二人核实时，两位证人使用的是猜测、推断性的语言。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贾某和刘某构成合伙关系，不符合修改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五十七条和第六十九条。综上，贾某、刘某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指令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长 王 东审判员 赵 凯审判员 许文杰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孙 恺书记员 高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