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海事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琼72行初23号 原告谢全良,男,汉族,1972年5月12日出生,住儋州市。 委托代理人李峰，海南天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儋州市农业农村局，住所地儋州市那大镇松涛路。 法定代表人蒙小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传欣，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儋州鸿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儋州市白马井镇胜利居委会粮所旁边。 法定代表人黄桂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邢维猛，该公司总经理助理。 原告谢全良因请求撤销被告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将“琼儋渔19128”号渔船（以下简称19128船）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登记于第三人儋州鸿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洋公司）名下的行为，于2020年8月31日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9月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20年9月27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谢全良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峰，被告分管渔政渔监的副局长黄洋及其委托代理人何传欣，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邢维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儋州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以下简称儋州渔监）经第三人申请，于2017年9月12日对19128船进行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以下简称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并于同日根据登记情况向第三人核发了登记号码为琼儋渔监登（2017）-000040的《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及《渔业船舶登记证书》，两证书载明的19128船所有权人均为第三人鸿洋公司。2018年12月5日，根据海南省大中型海洋捕捞渔船入库换证工作的需要，经第三人申请，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又向第三人颁发编号为（琼儋）船登（权）（2018）HY-100150号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以及编号为琼儋）船登（籍）（2018）HY-100150号的《渔业船舶国籍证书》，两证书载明的19128船所有权人亦均为第三人鸿洋公司。 原告诉称：2013年4月17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一份《船舶设计建造合同书》，约定由第三人为原告建造一艘钢质渔船，2014年6月21日，原告与第三人又签订一份《承诺书》，再次确认该船船号为“琼儋渔19128”号，船舶所有人为谢全良。2016年11月16日，儋州渔监作出编号为（琼儋渔监）船登（名）（2016）HY-000076号的《渔业船舶船名核准书》[以下简称（2016）76号核准书]，其审核意见为“经审核，同意船舶所有人谢全良提出的渔船船名申请，船名为琼儋渔19128……”据此，19128船的所有人已依法确认为原告。后因原告与第三人就19128船的建造质量等存在争议，协商不下。2020年8月3日，原告到被告单位查询该船登记信息，才发现该船已登记于第三人名下。原告认为，被告未经原告申请或同意，将原告所有的19128船登记于第三人名下，是错误且违法的行政登记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行政登记行为应予撤销。为此，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被告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将“琼儋渔19128”号渔船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登记于儋州鸿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的行政行为；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儋州市农业农村局负担。 被告辩称：1.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称其直至2020年8月3日才因与第三人的相关争议得知19128船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等登记于第三人名下。但根据19128船的船舶检验证书，涉案渔船迟至2017年底就完成建造、通过检验并交付使用。原告作为渔业生产工作者，应当了解渔船出海捕捞需要相关证件，不可能在2017年至2020年8月间始终不知道该船的登记情况，故应当认为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原告应至迟于2017年底就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登记行为的存在。2.被诉行政登记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首先，被告依据《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南沙生产渔船更新改造项目实施意见的通知》（琼海渔办〔2014〕310号，以下简称〔2014〕310号文）的规定和《儋州市更新改造南沙生产渔船计划表》，经原告申请将19128船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核发给第三人并无不当。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以下简称《渔船登记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以及〔2014〕310号文中关于“严格按照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核定的内容，核发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及南沙专项捕捞许可证。证书证件持证人须一致，统一登记为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持有人”的规定，被告将19128船的渔船所有权登记证书和船舶国籍证书核发给第三人有法律依据。再次，第三人领取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后，向原儋州渔监站提交了《渔船登记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各项材料，原儋州渔监于2017年9月12日对19128船进行所有权登记及国籍登记，并向第三人核发19128船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程序合法，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18年12月5日向第三人颁发换证后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渔业船舶国籍证书亦程序合法。 第三人当庭表示同意被告意见，第三人未发表其他意见，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原告为支持其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据： 证据1.原告与第三人于2013年4月17日签订的《船舶设计建造合同书》以及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承诺书》，证明原告委托第三人为原告建造19128船，原告与第三方确认该船舶的所有权人为原告； 证据2.（2016）76号核准书，证明被告已于2016年11月16日确认19128号渔船的所有权人为原告； 证据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第三人工商登记相关信息。 被告为支持其意见，向本院提交了26份证据： 证据1.《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下达南沙生产渔船更新建造计划的通知》（琼海渔函〔2013〕367号，以下简称〔2013〕367号文） 证据2.《儋州市更新改造南沙生产渔船计划表》; 证据3.〔2014〕310号文; 证据1至证据3证明原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下发南沙生产渔船更新改造计划的通知，原告原挂靠第三人的两艘渔船属于该更新改造计划，原告应按要求办理相关申请手续； 证据4.《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编号：南沙船网（2016）S-03号），证明原告2016年提交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的内容； 证据5.谢全良于2017年2月2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核发给申请人儋州鸿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承诺（若）书》（以下简称《船网工具核发承诺书》，证明原告自愿将19128船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核发给第三人； 证据6.《关于核发儋州鸿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所属琼儋渔19128号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的请示》（儋海渔〔2017〕129号），证明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根据原告的申请，请示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将19128船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核发给第三人； 证据7.公示材料，证明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就原告自愿将19128船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核发给第三人这一事项进行公示，且公示期间无人提出异议； 证据8.《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编号：（琼）船网（南沙）Y-2017099号，以下简称2017099号批准书]，证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于2017年6月6日将19128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核发给第三人儋州鸿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证据9.《渔业船舶船名核准书》[编号：（琼儋渔监）船登（名）（2017）HY-000049号，以下简称（2017）49号核准书]，证明第三人根据证据8办理了渔业船舶船名申请并获核准； 证据10.《渔业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表》，证明第三人申请19128船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 证据11.《渔船所有权申请登记证明》，证明第三人申请19128船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 证据12.第三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证据13.第三人与案外人海南南海现代修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公司）签订的《委托造船合同书》; 证据14.南海公司于2017年8月31日出具的《收款收据》; 证据15.第三人与南海公司于2017年9月2日共同签署的《船舶交接书》; 证据16.第三人于2017年8月29日出具的关于19128船主要信息和建造情况的书面证明； 证据17.《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相关检验报告（编号4600000170011）； 证据18.第三人申请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时提交的（2017）49号核准书，证明内容为第三人申请登记时提交的19128船船名核准书； 证据19.反映船舶全貌和主要特征的渔业船舶照片，证明内容为申请登记时，渔船的全貌和主要特征 证据20.第三人申请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时提交的2017099号批准书，证明内容为第三人申请登记时提交的19128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证据12至证据20证明第三人申请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时提交的各项材料； 证据21.《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及《渔业船舶登记证书》[两证登记编号均为琼儋渔监登（2017）-000040]，证明儋州渔监2017年9月12日第一次向第三人核发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国籍登记证书的情况； 证据22.《海南省海洋捕捞渔船换证通知书》（编号HNBN-46040020180926-0991），证明19128船符合入库换证条件，需要换发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国籍登记证书等； 证据23.《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相关检验报告（证书编号4690030180064），证明内容为19128船于2018年10月23日完成检验并核发检验证书的情况； 证据24.《渔业船舶国籍和所有权登记业务申请表》[编号（琼儋）船登（权）（2018)S-100151号]，证明第三人根据换证要求重新提交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业务申请表; 证据25.第三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代理人身份证，证明内容为第三人办理换证时的代理人情况； 证据26.《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编号:（琼儋）船登（权）（2018）HY-100150号)及《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编号:（琼儋）船登（籍）（2018）HY-100150号),证明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18年12月5日依法将换发后的相关证件核发给第三人的情况。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 对证据1至证据3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其中证据2已载明19128船船主为原告，即使被告有权依据〔2014〕310号文将19128船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核发给第三人，19128船的所有权仍应当登记于原告名下，且〔2014〕310号文关于渔船持证人必须一致的规定与《渔船登记办法》等规定相冲突； 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均无异议； 对证据5至证据6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力有异议，原告之所以出具《船网工具核发承诺书》，是为便于第三人在建造19128船的过程中办理相关证件，且原告仅同意将涉案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核发给第三人，未同意将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等核发给第三人； 对证据7的三性及证明力有异议，被告未看到该公告内容，无法核实及认可； 对证据8至证据10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并非所有权证明，其次（2017）49号核准书记载的19128船所有人错误，再次第三人无权以19128船所有人的身份申请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 对证据11至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11记载19128船所有权100%为第三人所有不真实，证据12、证据13均不能成为第三人申请渔船所有权登记的理由； 对证据14的三性有异议，收款应当以发票而非收据为准； 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成为第三人申请渔船所有权登记的理由； 对证据16的三性有异议，该证据系第三人自行出具； 对证据17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所记载的19128船所有人为第三人的内容不实； 对证据18的质证意见同证据9； 对证据19的三性无异议； 对证据20的质证意见同证据8； 对证据2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该证据所记载的19128船所有人为第三人的内容不实，系原儋州渔监违法登记的结果； 对证据2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该证据反映换证行为是基于证据21进行的，亦违背事实和法律； 对证据23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5； 对证据24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0，且在儋州渔监违法登记的情况下，第三人在换证时提交同样的材料亦不合法； 对证据25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2； 对证据26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所记载的19128船所有人为第三人的内容不实。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至证据3的三性予以认可。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认可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 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认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本案诉讼标的是被告的行政登记行为，而非19128船的所有权或建造合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证据3的三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定，19128船的所有权问题并非本案诉讼标的，对证据3的证明内容予以认定。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26的三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内容中有关原告和第三人向原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申请19128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向原儋州渔监和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申请办理19128船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的过程、提交的材料，以及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审查相关材料，对19128船进行渔船所有权登记、国籍登记并核发、换发相关证书的过程的部分予以认定。对其他证明内容不予认定。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7、证据14，证据16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被告提交的7、证据11至证据14、证据16、证据25的合法性有异议。但本案中被告证据均来源于相关其卷宗材料，证据的形式、来源等均符合法律规定，故应当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原告关于相关证据缺乏真实性、合法性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3，证据7、证据11至证据16的关联性有异议。但证据的关联性指的是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客观联系。被告上述证据客观反映了涉案行政登记行为的过程，与本案诉讼标的有确实的客观联系，故应当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予以认定。 针对本院的上述认证意见，还需明确，本案系行政诉讼，诉讼标的是被告对19128船的相关行政登记行为，19128船的所有权问题及建造合同问题并非本案诉讼标的，原告亦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提出附带民事诉讼。故本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无权审查19128船的所有权及建造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等问题。故本院虽然认定了被告提交的证据13至证据16的三性及证明内容，但该认证意见仅表示本院确认第三人申请19128船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时提交了该部分材料以及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登记行为时审查了上述材料，并不表示本院确认该部分材料所记载的内容。 经审理，本院查明：2013年9月10日，原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作出琼海渔函〔2013〕367号文，原告根据该文获批建造一艘南沙生产渔船。2013年11月29日，该船取得准建证并开工建造。2016年11月16日，原儋州渔监作出（2016）76号核准书，核准涉案渔船船名为“琼儋渔19128”。 2016年，原告向原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提交编号为南沙船网（2016）S-03号《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书》，申请办理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2017年2月20日，原告又向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提交《船网工具核发承诺书》，承诺将19128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核发给第三人。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17年4月24日至4月30日期间对原告申请的19128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核发对象变更事项进行公示，并于公示期满无异议后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儋海渔〔2017〕129号文，请示原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将19128船船网工具指标核发给第三人。2017年6月6日，原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作出2017099号批准书，将19128船船网工具指标核发给第三人。第三人根据该批准书于2017年6月19日取得（2017）49号核准书，并于2017年9月12日向原儋州渔监提交申请表及相关材料（第三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造船合同、收款收据、船舶交接书、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及相关检验报告、19128船照片、（2017）49号核准书、2017099号批准书等），原儋州渔监于2017年12月26日对19128船进行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并于同日向第三人核发登记编号为琼儋渔监登（2017）-000040的《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及《渔业船舶登记证书》(两证编号相同），上述两证书记载的19128船船舶所有人均为第三人，所占股份为100%。 2018年12月5日，第三人根据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向其发出的编号为HNBN-46040020180926-0991的《海南省海洋捕捞渔船换证通知书》向该局申请换证登记并提交相关材料，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18年12月5日对19128船进行换证后的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并于同日向第三人核发编号为（琼儋）船登（权）（2018）HY-100150号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以及编号为（琼儋）船登（籍）（2018）HY-100150号的《渔业船舶国籍证》。上述两证书记载的19128船船舶所有人均为第三人，所占股份为100%。 又查明，根据〔2013〕367号文所附的农业部核准的《海南省更新建造南沙生产渔船计划表》，19128船的更新改造申请人为第三人鸿洋公司，备注的船主为谢全良。根据〔2014〕310号文的规定，根据上述计划表，对应南沙生产渔船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核发给申请人；若计划表中备注栏登记为船主名字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核发给登记船主或经船主同意后核发给申请人。〔2014〕310号文同时还规定应当严格按照《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核发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及南沙专项捕捞许可证。证书证件持证人必须一致，统一登记为《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持有人。 再查明，根据儋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2017年11月1日《关于儋州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机构编制方案的批复》（儋编〔2017〕85号）原儋州渔监的办理渔业船舶登记证、渔业船舶所有权证的行政职能划转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此后，中共儋州市委办公室、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又于2019年3月23日作出《中共儋州市委办公室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儋州市农业农村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被告儋州市农业农村局自2019年3月23日起开始负责原儋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职能。 本院认为：本案系渔业行政登记纠纷，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被告于2017年9月12日对19128船进行的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是否合法，是否应当被撤销。 一、原告谢全良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原被告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原告何时知道或应该知道19128船的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情况。据原告陈述，其本人曾多次前往被告处申请查询、复制19128船的登记材料，但均被拒绝；被告直至2020年8月3日才告知原告19128船真实的登记情况。被告及第三人虽否认原告的这一陈述，却未举证证明原告在2020年8月3日前已知道或应当知道19128船已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综合本案证据和庭审调查情况，原告的起诉期限应自2020年8月3日起计算，被告及第三人关于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二、被告于2017年9月12日对19128船进行的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是否合法，是否应当被撤销 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9月12日首次对19128船进行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并于同日向第三人核发相关证书。2018年12月5日，被告因渔船管理数据库入库需要为第三人换发了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国籍登记证书，但换发后的两份证书除登记编号外内容没有任何变化。因此，应当认为被告在本案中仅于2017年9月12日对19128船进行过一次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被告2017年核发以及2018年换发的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国籍登记证书均基于该登记行为，本院亦仅对该登记行为进行审查。 本案中，被告对19128船进行的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本质上是一种渔业行政登记行为，故应当根据行政登记行为的性质，并参照《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渔船登记办法》的规定，对其是否合法，是否被撤销等问题进行审查。 行政登记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的，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依相对人申请，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涉及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等方面的法律事实予以书面记载的行为。其行为本身并不能直接为相对人设定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其行为的效果完全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而非基于行政机关的意思而产生。因此，行政登记的主要功能在于对登记事项或权利的公示，以形成相应的权利推定。本案中，被告对19128船进行的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完全符合上述行政登记行为的概念和特点。基于行政登记行为的性质，行政机关在登记过程中只需对当事人提交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行政登记中仅需审查相对人是否提交了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材料，如果相对人提交了合乎规定的材料，行政机关就有义务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对其加以登记。在形式审查中，行政机关仅需对相对人提交的材料尽到一般的注意义务。 根据《渔船登记办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新造渔业船舶的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均应由渔业船舶所有人申请，所有人申请登记时应当提交渔业船舶所有人户口簿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造合同和交接文件等取得渔业船舶所有权的证明、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依法需要取得的渔业船舶船名核定书、反映船舶全貌和主要特征的渔业船舶照片和农业部规定的其他材料等。本案中，第三人在申请19128船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前已经原告同意，根据《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及〔2013〕367号文取得了涉案2017099号批准书，并据此取得了（2017）49号核准书。第三人在申请对19128船进行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时不但提交了上述批准书和核准书，还提交了与该两份文件能够相互印证，且满足《渔船登记办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各项材料。被告在审查第三人的申请过程中亦履行了法律规定的职责、程序，对第三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备，材料形式是否符合要求等问题尽到了审慎的审查义务。被告在审慎审查的基础上，结合《渔船登记办法》的一般性规定和〔2014〕310号文的具体要求，对19128船进行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并将该船的所有人登记为第三人并无不当。 原告认为，根据《渔船登记办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应当由渔船所有人申请。鉴于此，被告不应接受并非19128船实际所有人的第三人的提出的申请，也不应将第三人登记为19128船所有人。但结合行政登记行为的性质，对《渔船登记办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只要申请人能够提交符合上述条款规定的材料，就应当认定其有权作为渔船所有人申请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不应将该条款理解为渔船登记机关有义务对渔船的实际所有权人进行实质审查。原告的这一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还认为，被告虽辩称〔2014〕310号文授权被告将第三人登记为船舶所有权人，但〔2014〕310号文的内容与其上位《渔船登记办法》的规定相抵触，被告在登记中不应适用。但根据《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以及《渔船登记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捕捞许可证等证件均应当统一办理至渔船所有权人名下，且渔船所有权人首先要取得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才能够根据其办理后续证件。鉴于此，〔2014〕310号文关于南沙生产渔船相关证件登记持证人应当一致，统一登记于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持有人名下的规定与上位规范性文件并不抵触，被告在被诉行政登记行为中适用该规定并无不当。原告的相关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还认为，被告在被诉行政登记行为中并未审查原告的真实意思。原告出具《船网工具核发承诺书》的仅仅是为了便于第三人在受托建造涉案渔船时办理相关证件，并没有同意第三人将涉案渔船登记于其自身名下的意思。但被告作为渔船登记机关，仅有义务根据《渔船登记办法》以及上级渔船登记机关的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对登记行为涉及的所有当事人的意图等问题进行实质审查。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自认《船网工具核发承诺书》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也未对2017099号批准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表示异议。故应当认为被告在被诉行政登记行为中已对相关材料依法履行了审慎审查义务。原告的相关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 鉴于上述原因，被告于2017年12月16日对19128船进行的渔船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及规范性文件正确，登记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原告认为被诉行政登记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撤销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谢全良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谢全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钟爱萍 审 判 员 张蕴华 审 判 员 焦 南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陈美玲 书 记 员 谢慧婧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