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47988号原告：玩美（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张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轩，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琪，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西安中国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法定代表人：任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玮，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屠明飞，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玩美（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玩美公司）与被告西安中国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国旅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玩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琪，被告西安国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屠明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玩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西安国旅公司向玩美公司支付54844.8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以54844.8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2、诉讼费用由西安国旅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27日，玩美公司与西安国旅公司签订预订机票确认单，西安国旅公司向玩美公司预订5套南非内陆段机票；经西安国旅公司同意，玩美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为西安国旅公司垫付了54844.8元；后西安国旅公司告知玩美公司取消已垫付机票的相关项目，并确认会结算玩美公司已垫付机票款；但西安国旅公司至今未支付上述款项。被告西安国旅公司辩称，1、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于2019年2月27日18点之后解除；双方签订的书面《机票预订确认单》备注栏清楚表明“此原价将保留到2月27日18：00之前，请在此日期之前汇款给我部，逾期机位不予保留”，同时该确认单也约定西安国旅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向玩美公司汇款，应视为预订机位已自动取消；故双方委托关系已经解除。2、委托关系解除后，玩美公司既没有为西安国旅公司购买机票，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已产生的实际损失，其诉请主张的费用54844.8元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综上，不同意玩美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3日，西安国旅公司作为甲方、玩美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机票业务供应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国内、国际航空客票销售业务进行合作；甲方同意在合同有效期内，根据其自身业务需求，委托乙方为其国内、国际机票需求进行预订和出票业务；甲方通过自身渠道代为甲方客户购买乙方提供的机票产品；甲乙双方在业务合作沟通过程中，均负有保证沟通内容以书面形式送达对方的义务；甲乙双方认可的书面形式为有录音的电话交流、双方业务对接人员使用各自公司邮箱进行的往来电子邮件、传真、即时通讯工具的聊天记录等；甲乙双方在就所合作的业务进行最终确认时，均负有保证最终确认以正式的纸面文件送达对方的义务；双方均认可纸面确认文件形式为纸质原件、附有甲乙双方业务人员签字和双方公司确认章的传真件或者扫描件；录音电话记录、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工具的聊天记录均不能作为最终确认文件；如确认内容未能以以上提及的纸面文件形式送达，而造成一方损失的，如原客票取消、票价变更、损失费等，怠于使用以上规定的纸面文件形式送达信息的一方，或未获得双方纸面确认文件而私自采取行动的一方，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对于甲乙双方尚未进行最终确认的业务，如因甲方原因，甲方提出变更或取消，甲乙双方均有义务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涉及业务的再次沟通和再次确认，乙方协助甲方并按照甲方要求办理相应的变更或取消手续；甲乙双方同意出票前结清票款；本合同有效期为1个自然年，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合同到期，双方无异议，则本合同自动顺延，协议条款同时自动生效。2019年2月27日，玩美公司向西安国旅公司发送账单，载明了预订了10条航线的机票位置；并要求西安国旅公司2月27日前付FA与JE全款49680元、付MN团队定金5164.8元，3月17日前付4.29团尾款8323.2元，5月13日前付6.26团尾款7776元，3月21日付5月3日和5月7日团尾款15984元，4月15日前付5月28日和6月1日团尾款14400元。同时账单下备注：此票价将保留到2月27日18：00之前，请在此日期前汇款，逾期机位不予保留。2019年2月27日，玩美公司向西安国旅公司开具了金额49680元、5164.8元的机票款发票。西安国旅公司认可收到该发票，但认为系玩美公司单方邮寄给西安国旅公司，并不能说明西安国旅公司应当付款。玩美公司工作人员与西安国旅公司工作人员杨某于2019年2月26日至3月13日在微信群中就机票团队价格进行多次沟通，其中杨某表示“现在是必须有发票才能付款”；杨某问“JE的可以今天确认明天付款不”，玩美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可以，明天给我们付过来哈”，杨某随即回复称“我付款得要发票呢”，玩美公司工作人员则表示“没什么变化就让操作给你申请发票”、“发票到了安排款”；玩美公司工作人员称“这几个都是廉航，没有出票率的，减人数直接全损”，杨某表示“嗯嗯我知道”；2019年2月27日下午16时14分，玩美公司工作人员称“可以的话先把JE对一下确认下哈，JE时间紧迫，确认后我们要先安排付款的”，杨某随即进行了确认；玩美公司工作人员随后告诉杨某“MN单独确认之后已经申请发票了，现在要单独申请FA和JE的”；17时19分玩美公司工作人员告知杨某“都付好了，MN的尾款时限您注意下哈”。2019年3月13日，玩美公司工作人员催促杨某道“之前的定金水单有了吗？要付尾款了”，杨某回复称“这几天正跟领导和地接谈这个南非的事呢”；当日杨某告知玩美公司工作人员“全部取消”。另查，2019年2月27日，芒果航空公司员工LolieMasinyane通过电子邮箱xxxx@flymango.com向玩美公司工作人员刘x发邮件称：“感谢你选择Mango，请在附件中查收预订确认书并且在48小时内进行支付防止被取消。”刘x向芒果航空公司发送了信用卡付款授权书，授权芒果航空公司处理以下交易支付机票款，具体信息为：信用卡持有人姓名杨x，信用卡号码5371********，金额R20678.8+R22502.64+R23456.64。其中预订信息包括：2019年4月25日的航班JE139,2019年6月21日的航班JE147,2019年5月24日的航班JE147；乘客信息均为ZOEGRP；预订单上重要通知部分载明：预定成功后不予退款。2月27日，杨x尾号为7381的信用卡分别消费当地货币20678.8元、当地货币22502.64元、当地货币23456.64元。同日，xxxx@flysafair.co.za向玩美公司工作人员刘xZoeLiu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预订凭证及税务发票，具体行程为FA221，出发日期为2019年5月29日，状态为已确定，总支付R12064，乘客信息第一个为“XIANGUOLV”，其余均为PAX（+编号2、3、4等）。重要提示信息部分载明：票是不能退还的，在确认预订后，除本公司条款及细则所述情况外，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获退款。当日，玩美公司工作人员王兰岩通过其尾号为7317信用卡支付了当地货币12064。另，玩美公司提交的乘客姓名详细信息载明：申请日期2019年2月26日，提交人玩美旅游刘x，航班号分别为MN910、MN902、MN909和MN118、MN909和NW102，金额为ZAR1278.98、ZAR1389.38、ZAR2484.35、ZAR2705.15，状态为已完成支付，支付日期均为2019年2月28日，乘客详情均为乘客姓名尚未更新。玩美公司称：上述款项系玩美公司财务部出纳刘艳君于2019年2月27日通过微信转账给刘x人民币3833元进行支付的。关于上述所有付款，玩美公司称：因南非的航空公司只接受个人信用卡，不接受对公账户，故使用员工信用卡进行了支付；另一家航空公司只接受南非当地货币支付，因此由玩美公司工作人员转账给一个澳洲合作公司，由合作公司在当地的旅行社代为付款；虽然都是个人或者当地旅行社代为付款，但都标明了玩美公司预订。玩美公司的工作人员邵x和刘x作为证人到庭对与杨某的沟通过程进行了陈述，同时刘x作为与航空公司进行对接的工作人员，对订票沟通过程亦进行了陈述；刘x称在西安国旅公司未提供具体乘客名单前，订票时航空公司会将所有人的名字默认为刘x或者西安国旅的拼音进行预订，待出行前两周上传乘客具体信息就可以。诉讼中，双方一致确认涉案的预订机票确认单就是双方的最终确认单；对于玩美公司提交的2018年12月14日预订机票确认单，西安国旅公司认可该确认单系双方业务往来。根据2018年12月14日预订机票确认单，亦备注“此票价将保留到12月14日18:00之前，请在此日期之前汇款给我部，逾期机位不予保留。”2018年12月17日，西安国旅公司将机票款汇给玩美公司。西安国旅公司表示2018年12月14日预订机票确认单的付款情况不代表其同意涉案的机票款付款时间晚于预订机票确认单。玩美公司表示，因时间紧张，玩美公司不可能将涉案机位转其他旅行社。玩美公司以其查询的2019年2月27日16时45分发布的南非兰特货币现钞卖出价52.14计算人民币，西安国旅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玩美公司与西安国旅公司签订的《机票业务供应商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有二：第一，玩美公司是否因为西安国旅公司订机票产生了损失；第二，西安国旅公司是否应当向玩美公司支付机票款。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玩美公司为证明其已为西安国旅公司成功预订机票并支付成功，提交了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付款短信、银行账单等证据。首先，关于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的形式是否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电子数据包括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因此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均属于电子数据范围。根据规定，玩美公司当庭提供了电子邮件和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即可视为其提交了证据的原件，且不属于法律规定必须经过公证机关公证的证据材料，因此，玩美公司提交的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从电子邮件的内容看，均系航空公司回复的确认预订形成的预订单，对于航班JE139、JE147、FA221的航班，均由玩美公司员工刘x直接向航空公司预订，其提交的个人信用卡扣款记录与预订金额相吻合，刘x亦到庭对预订情况进行了说明，因此可以认定，玩美公司就上述航班进行了预订并支付了相关费用。航班MN910、MN902、MN909、MN118、MN102的定金，玩美公司提交了其员工转账给案外人的转款凭证，虽然从转款凭证不能直接看出与预订航班的直接关系，但从航空公司的预订单看，预订人仍为玩美公司刘x，付款总额也与玩美公司工作人员转账支付给案外人的总金额一致；刘x对此亦作出了该航空公司仅接受当地货币支付故委托当地旅行社代付的合理解释。综上，可以认定玩美公司就上述航班向航空公司进行了预订并支付了相应的款项。第三，上述费用是否为代西安国旅公司预订机票而产生的损失，本院认为，从玩美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杨某为西安国旅公司员工，西安国旅公司对此亦不持异议；在杨某与玩美公司工作人员对接过程中，杨某一方面表示需要先开票再付款，另一方面对行程进行了确认，在玩美公司告知其已经付款后亦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可以认定上述费用系为国安国旅公司预订所产生的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玩美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玩美公司工作人员向西安国旅公司杨某提供报价后，杨某明确表示接受报价，同时要求玩美公司开具发票后西安国旅公司方能付款，且从双方在此前2018年12月14日的合作模式来看，西安国旅公司亦未在机票预订单规定的时间前汇款给玩美公司，由此可见，双方在实际合作中变更了部分合作模式。玩美公司工作人员在付款前告知杨某，涉及的航空公司系廉航，预订后不可退款；在付款后亦告知杨某已经完成付款；此时杨某均未提出任何异议。玩美公司亦将发票邮寄给西安国旅公司，西安国旅公司收取发票后也未提出任何异议。由此可见，在当时，西安国旅公司对于玩美公司已经代为垫付机票款的行为是明知且认可的。后因西安国旅公司单方面取消预订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西安国旅公司负担。故玩美公司要求西安国旅公司支付预订机票费用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但其计算的金额应为其实际支出的金额，以2019年2月27日当日汇率2.0695计算，玩美公司支出的南非货币应为人民币38029.51元，加上支出的人民币3833元，共计41862.51元。玩美公司主张该部分金额，本院予以支持，超出该金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玩美公司代为支付机票款，因西安国旅公司违约造成的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西安国旅公司应当予以赔偿。但其主张的利息标准已于2019年8月19日取消，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本院将利息标准予以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西安中国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玩美（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机票款项41862.51元；二、被告西安中国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玩美（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以41862.51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玩美（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1元，由原告玩美（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325元（已交纳），由被告西安中国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84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方人民陪审员  赵秀兰人民陪审员  苏武骏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吴 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