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29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铝河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 法定代表人：张子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赛波，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万达，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负责人：王向阳，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男，该银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华，河南荣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河南省淅川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河南省淅川县灌河路**/div> 法定代表人：袁中告，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郑州市正大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工业路西段iv> 法定代表人：高彦岭，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郑州发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北段**信息大厦**iv> 法定代表人：屈晓飞，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中铝河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以下简称建行金水支行），原审被告河南省淅川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淅川公司）及郑州市正大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郑州发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祥公司）保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终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中铝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未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认定名为保理的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保理合同无效，认定实为借贷的合同有效。中铝公司不应对无效的保理合同承担责任。本案的保理业务系建行金水支行经理程勇通过向中铝公司时任经理屈文超行贿，将中铝公司以及程勇控制的上游公司加入到整个所谓的保理业务环节以达成建行金水支行向下游公司融资的行为，该行为正是当时十分流行的“走单走钱不走货”的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融资模式。1.本案中，建行金水支行为下游公司设计的高买低卖违背正常商业逻辑的循环交易，正是为了促成建行金水支行向下游公司融资合规化之目的。由于建行金水支行程勇是上游公司郑州盛德瑞的实际控制人，且建行金水支行对已收过款的发票进行保理融资，建行金水支行早已明知名为给中铝公司的保理融资业务的实质就是建行金水支行向下游公司进行实际的借款，而中间使用《声明》文件豁免了中铝公司的回购义务。2.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最高法院的公报案例，对于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应认定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部分无效，真实意思表示的部分有效。本案中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部分为：建行金水支行为中铝公司提供保理业务；上游公司与中铝公司，中铝公司与下游公司，上游公司与下游公司之间的“走单走钱不走货”的循环交易。保理合同为虚伪的意思表示，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无效情形。3.本案应认定为建行金水支行与下游公司的借贷法律关系，作为通道的中铝公司对下游公司未能按时偿还借款的行为不应当承担责任。本案中，实际用款方（即下游公司）以中铝公司和中铝公司的上游公司作为通道，利用中铝公司办理保理业务，并约定保理利息及费用由实际融资方（即下游公司）承担。可见，在整套循环贸易中，实际用款方（即下游公司）和实际融资方（即建行金水支行）已经通过一系列交易规定了借款的金额（即该次保理款）、利息（保理利息和保理服务费）、还款方式（支付至中铝公司建行金水支行的保理专户）、还款时间（保理的融资期限），属于借贷法律关系，与中铝公司无关。中铝公司亦无须对此负责。(二)二审法院未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认定建行金水支行为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当事人，而非善意第三人，不存在对抗问题。中铝公司不应对保理合同无效承担过错责任。建行金水支行为本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融资交易模式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为达向下游公司融资合规化之目的，建行金水支行的工作人员向中铝公司经理行贿100万元人民币，建行金水支行也在审查增值税发票未能履行谨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明显不是本案善意第三人。其应该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1.首先，建行金水支行明知金水支行与中铝公司对保理业务的实际融资方为下游公司，中铝公司只是资金过桥的通道和“桥”。本案虽形式上为保理业务，但该业务实质上是建行金水支行利用中铝公司在建行金水支行的授信额度和交易背景（增值税发票），通过保理名义为下游公司融资。建行金水支行通过设计这个交易模式，通过工作人员程勇及一系列上游公司参与了整个交易，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2.其次，建行金水支行为促成通过本案保理模式向下游公司融资，建行金水支行经理程勇向中铝公司时任经理行贿，并承诺放弃对中铝公司的追索。因此，建行金水支行并非整个交易过程中的善意第三人，建行金水支行应对其过错部分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3.建行金水支行在办理保理业务过程中存在未进行谨慎审查对现货交易、过期发票进行保理融资的重大过失。因此，建行金水支行并非整个交易过程中的善意第三人，建行金水支行应对其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4.建行金水支行应对其在融资过程中的过错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建行金水支行为扩大其保理业务的市场份额，赚取相应融资利息，通过设计、参与本案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融资性的循环交易。建行金水支行明知各方签订的《保理合同》、《货物买卖合同》均为虚假的意思表示，各方的真实意图为向下游公司进行融资的情况下，仍继续开展相应的保理融资。在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即各方签订的合同无效后，建行金水支行根据其过错，应当承担《民法总则》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相应的责任。（三）二审法院未认定建行金水支行通过出具《免责声明》、签订《无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两种方式放弃了对中铝公司的追索权，中铝公司不应对保理合同下债务承担责任。首先，建行金水支行为促成下游公司融资，向中铝公司出具了保理合同下的《免责声明》，放弃了建行金水支行在保理合同下对中铝公司追索的权利。因此，在保理合同下，中铝公司不应对下游公司无法偿还的债务承担责任。其次，建行金水支行与中铝公司签订的《无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建行金水支行对中铝公司无保理合同下的追索权。再次，2010年以来，建行金水支行与中铝公司实质上一直都是进行的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而建行金水支行通过工作邮箱发出的盖章版《无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正是中铝公司以及建行金水支行对业已形成的交易习惯的延续，更是双方合意并实际履行的基础。（四）二审法院未适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中铝公司并非正大公司、晶鑫公司、建行金水支行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对正大公司替晶鑫公司的3000万元借款承担补充清偿责任。首先，正大公司与建行金水支行的债务中有3000万元属于正大公司代替晶鑫公司偿还建行的欠款，与中铝公司无关。其次，建行金水支行、正大公司同谋将晶鑫公司债务3000万元转移至正大公司，并通过与中铝公司的循环交易，将中铝公司卷入该笔纠纷，中铝公司亦无需对此承担责任。中铝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及第二百条第六项提起再审申请，请求1.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初2036号民事判决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终85号民事判决。2.判决驳回被申请人建行金水支行对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建行金水支行提交意见称，（一）两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签订的《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系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关系。1.2015年3月10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保理业务时提交的保理业务申请为有追索权保理。2.保理合同履行期间，申请人在支用保理预付款时提交的支用单、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上也明确列明双方系有追索权保理关系，申请人持续使用上述手续向被申请人申请保理预付款62笔且未提出任何异议，说明申请人对双方合同性质明知且予以认可。3.保理合同签订后，根据申请人申请，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指定账户支付了保理预付款，履行了合同义务；申请人也按合同约定从其账户向被申请人支付了保理费用和利息，以其实际行为表明其对合同内容予以认可并愿意接受合同制约。4.申请人主张存在无追索权保理合同，被申请人不予认可，被申请人从未出具过无追索权合同；同时，申请人在两级法院审理中不能向法庭提供证据原件予以证明，且在本次再审申请中也不能提交新的证据用于证明其主张。5.申请人主张存在放弃追索权的声明，被申请人不予认可，被申请人从未向申请人出具过任何放弃追索权利的文书，也不会出具类似文书；同时，申请人在两级法院审理中不能向法庭提供证据原件予以证明，且在本次再审申请中也不能提交新的证据用于证明其主张；另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声明复印件，肉眼可见内容在排版上存在差异，最后一句话的排版明显与其他内容不同，说明申请人提供的复印件系伪造。（二）被申请人在开展保理业务期间已经尽到审查义务，且经检察院、公安机关审查，经上级金融主管机关核查，不存在违规违法情况。1.合同履行期间，在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保理预付款时，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提供了购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以证明其与买方购销关系的真实性，且每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都被被申请人提交至税局查验无误，说明交易真实。2.在申请保理预付款时，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向下游买方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且下游买方均出具回执对交易予以确认，由此可证明申请人和下游买方的交易是真实的。3.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和向下游买家出具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上均明确显示申请人已完成相关合同或发票项下的发货义务，且下游买家向被申请人出具回执对申请人发货事实表述予以认可，说明申请人与下游买家的交易存在应收账款，符合开展保理业务的条件。4.被申请人根据合同约定和申请人申请，在发放保理预付款时完整取得支用单、基础合同、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回执、购销发票等材料，履行了对保理业务的审核义务，在保理业务过程中不存在过错。5.申请人控告被申请人违法相关内容，在程勇刑事案件侦办中经郑州市人民检察院、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检察院、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审查，均未被确定存在违规。6.在本案二审审理中，申请人向上街区济源路派出所、上街区经侦大队提交，均未被立案，且已停止继续侦查。7.申请人向建行河南分行纪委、省银保监会举报，均未被受理。（三）本案借款关系仅产生在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的上下游企业不产生任何借款关系或账务来往。1.本案中，被申请人仅与申请人签订保理合同，并将保理预付款支付到申请人账户；同时，所有保理费用和利息也全部从申请人账户支付或扣划。2.被申请人未与申请人上下游企业发生任何借款关系，未向其上下游企业支付或收取过任何款项。申请人主张所谓真实债务人是正大公司等，被申请人不予认可。3.根据保理合同约定，被申请人发放的所有保理预付款都支付至了申请人账户，至于申请人如何使用款项被申请人无从监控；但具体使用款项行为的后果应由申请人独自承担，申请人不得因其对保理预付款的使用行为对抗被申请人。（四）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和正大铝业公司、盛德瑞公司等第三方间的交易及纠纷无关联，申请人不能以其与第三方纠纷对抗被申请人的债权。1.被申请人根据申请人申请向其发放保理预付款，但被申请人并不对申请人的交易对象和交易行为进行干涉。申请人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有权自主选择交易对象和交易方式，并独自承担相应后果。2.申请人所称其与上下游企业存在所谓闭环交易或空转交易，被申请人对此不知情，且申请人也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即使存在，也与被申请人无关联。3.申请人称程勇为盛德瑞公司实际控制人，但并无确定证据予以证明，且二七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也未对该事实进行确认。即使程勇参上游公司，上游公司与申请人是否存在交易、存在何种交易申请人也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存在，也均与被申请人无关。4.申请人提供的所谓其与上下游企业间闭环交易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且从提供资料的时间上看，均为2015年以前事件，与本次保理合同纠纷无关，从交易对象看，均是申请人单方与其上下游企业的交易，与被申请人无关，从票据金额上看票据总额总计只有5700万元，与申请人所述的2亿多元相差甚远。（五）申请人提交附件及参考案例不应在本案中作为参考依据。1.《企业间融资性买卖的认定与责任裁量》是论述企业间以商品买卖形式进行企业融资合同的有效性的，其结论并未一概而论全部推定无效，且即使部分无效，也应返还借款及利息。况且该文章论述基础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同，本案本身即为有效的金融借款合同，不适用文章所述观点，也不应成文裁判依据。2.再审申请书中提到的最高院判决案例均与本案基础事实和法律关系不同，不能作为参考依据；各省高院判决因审级原因更不能成为本案参考依据。（六）申请人不应因其自身恶意行为获得利益。根据申请人所述，暂且不论是否属事，可知申请人自认在案涉保理业务中存在以下恶意欺诈行为：向被申请人虚构应收账款债权、与上、下游企业空转发票、虚假交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上亿元、与上、下游企业合谋骗取银行贷款、虚构借款目的，骗取贷款用于挥霍。如上所述，无论是虚构应收债权、还是所谓闭环空转发票交易，申请人都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没有申请人凭借其资质、商誉作为借款主体，被申请人不会出借任何款项，如果本次保理业务是一个骗局，那么被申请人是受害者，而申请人则是主导者，如果没有申请人的参与，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完成。申请人在获得被申请人上亿元保理预付款后，却将责任推拖拒绝还款，不应予以支持。综上，被申请人恳请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裁定驳回申请人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中铝公司与建行金水支行之间保理合同是否为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而无效。二、双方之间成立《有追索权保理合同》还是无追索权保理合同关系，中铝公司应否向建行金水支行承担责任。 关于保理合同是否有效问题。 首先，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质是以债权转让为核心的综合金融服务合同，保理融资的第一还款来源是基础交易合同项下债务人对应收账款的支付。本案中，中铝公司与建行金水支行签订《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约定建行金水支行作为保理商，在中铝公司将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的基础上，建行金水支行向中铝公司提供包括保理预付款、应收账款管理、催收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同时约定保理商享有追索权等。从双方签订的案涉保理合同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分析，中铝公司将其对买方清单中淅川公司、发祥公司、正大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建行金水支行，建行金水支行依据中铝公司岀具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在对合同约定材料审查的基础上，为中铝公司发放有追索权国内保理预付款。债务人淅川公司、正大公司、发祥公司均向建行金水支行出具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的回执，表明已知悉应收账款债权已经由中铝公司转让给了建行金水支行，将按时足额向建行金水支行履行还款义务，实际也已部分履行该义务。这些已经具备了债权转让和保理融资的保理业务实质要件。签订合同内容及履行行为之外观足以表示出中铝公司与建行金水支行之间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其次，中铝公司在一审中认可其与建行金水支行之间系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关系，并未主张双方系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而保理合同无效。再次，中铝公司称其将保理预付款支付给上游公司，委托上游公司向买方发货，买方又以低价将货卖给上游公司，达到买方实际使用保理款的目的，并提供正大公司部分往来业务发票凭证，但该凭证仅能证明正大公司在2013年发生的业务，不足以证明本案保理业务外正大公司与其他公司具有虚假的买卖关系并形成闭合交易，更不能证明建行金水支行对此明知。且按照中铝公司的该主张，中铝公司在购销合同的履行中处于主动地位，对保理款项的使用处于支配地位，并非受建行金水支行的主导和控制。对于中铝公司所称的“走单不走货”一系列买卖合同，应收账款债务人即买方正大公司、淅川公司、发祥公司均未主张应收账款不存在。中铝公司主张程勇利用其实际控制的郑州盛德瑞公司参与了该保理业务，建行金水支行明知案涉保理业务存在违法违规之处。但刑事判决书仅认定程勇将违法收取下游企业的评估费向屈文超行贿，并未认定保理业务本身存在违法事实；且中铝公司提交的郑州盛德瑞贸易公司的登记材料也显示，该公司已于2014年10月注销，以上均不足以证明郑州盛德瑞公司系本案保理业务中的上游公司，亦不能证明建行金水支行明知。中铝公司认为各方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而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关系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建行金水支行有无追索权，中铝公司应否向建行金水支行承担责任的问题。 中铝公司在答辩中称，“在2010年因当时中铝公司的工作人员不熟悉保理业务而签订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在2015年再次签订时，中铝公司提出签订无追索权保理合同……”。可见，中铝公司对签订保理合同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中铝公司虽称应建行金水支行工作人员的要求和承诺，同时签订了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和无追索权的保理合同，通过邮件方式收到扫描件无追索权保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但对于其已签订的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中铝公司在收到无追索权保理合同扫描件后既未声明撤销亦未要求解除。且中铝公司在其后合同履行过程中，依据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约定，多次向建行金水分行出具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其中均载明根据双方签订的《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编号为建郑金保理2015-001号）完成《应收账款转让清单》，保理预付款支用单的记载亦同。故中铝公司主张双方系无追索权保理合同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建行金水支行与中铝公司签订《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约定，建行金水支行向买方追索不影响、削弱其向中铝公司追索的权利，建行金水支行有权同时向中铝公司与买方进行追索，中铝公司承诺不提出任何异议。在淅川公司、正大公司、发祥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中铝公司应当向建行金水支行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综上，中铝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铝河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万会峰 审判员  谢 勇 审判员  沈 佳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书记员  贺 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