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7122号原告:杨桂茹，女，1978年10月14日出生，住河北省高碑店市。被告:北京上方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院**楼**612。法定代表人：张**，董事长。被告：北京上方星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安宁庄路****楼****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上方星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张**为代表）。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武，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桂茹诉被告北京上方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方传媒公司）、被告北京上方星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方星云中心）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桂茹、被告上方传媒公司与被告上方星云中心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武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桂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上方传媒公司与上方星云中心：1、共同支付我股权转让款差额10597元；2、共同支付我股权款317747.5元；3、共同支付我股东分红款17447元；4、共同支付我第1至3项诉讼请求款项自2017年6月3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参照3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2.75%计算）；5、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于2015年8月10日入职上方传媒公司担任总会计师一职，合同期限至2018年8月9日。2015年11月公司成立持股平台上方星云中心，我成为股权激励的一员。2015年11月23日我与上方传媒公司、上方星云中心三方签订《股权激励协议》，约定相应股权激励。合同约定：我以自有资金24000元出资，对应上方星云中心10000股激励股份权益。我于2017年3月减持3300股，每股15元，总价款49500元。2017年5月公司发放减持3300股股权款36074.61元，税金2828元，差额为10597元。2017年3月上方传媒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5股，转增后我总股份为16750股。2017年6月我以申请离职的方式与上方传媒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根据2017年6月30日的每股股价18.97元，总价款317747.50元。根据2017年6月30日半年报未分配利润计算，我持股应得的分红款为17447元，股款与分红款两被告拒不支付，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上方传媒公司辩称，一、我公司并未受让杨桂茹转让的3300股股权，杨桂茹要求我公司支付3300股股权转让款差额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我公司并未受让杨桂茹的“16750股权”，杨桂茹要求我公司支付16750股权款317747.50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杨桂茹并非我公司的股东，其要求我公司支付分红款没有事实根据，其主体并不适格，也不具有该项法律权利。四、我公司并不欠付杨桂茹以上各项款项，不存在我公司支付杨桂茹利息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杨桂茹的全部诉讼请求。上方星云中心辩称，一、我中心将其持有的上方传媒2.66%的股权转让给北京伯乐弘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权交易价款为495万元，扣除合伙企业管理人费用及报酬495000元，扣除股票交易佣金、印花税及其他19924元，扣除账面成本费用3902.77元，实得股票转让款4431173.23元，如按杨桂茹占我中心投资比例1%计，杨桂茹应得转让款为44311.73元，扣除代扣代缴所得税金2828.35元，实际应支付杨桂茹41483.39元，已支付杨桂茹36074.61元，差额5408.78元，故杨桂茹要求我中心支付股权差额10597元没有事实根据。另外，尽管存在上述差额，但我中心的房屋租金、交通费、财务费、律师费等成本费用持续发生，我中心确实需要资金维持运营，避免企业无法存续而造成合伙人损失。并且根据我中心《合伙协议》第十条“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办法”之规定，利润分配或亏损分担也应由全体合伙人协商决定，现杨桂茹要求我中心支付其股权差额的请求并未经全体合伙人商定同意，于法无据。二、我中心亦未出让杨桂茹的“16750股权”，杨桂茹要求支付16750股权款，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我中心并没有取得分红款，并且根据我中心《合伙协议》第十条之规定，即便有利润分配或亏损分担也应由全体合伙人协商决定，杨桂茹单独要求支付分红款17447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四、我中心与杨桂茹并不存在关于利息的约定，也不存在给付款项具体时间的约定，杨桂茹要求我中心支付利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杨桂茹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5年8月10日杨桂茹入职上方传媒公司，双方建立劳动关系，2017年6月18日杨桂茹在上方传媒公司QQ办公群中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上方传媒公司先后以发送短信、登报形式，告知其同意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均确认劳动关系于2017年6月30日解除。一、历次劳动仲裁、诉讼情况。杨桂茹曾以要求上方传媒公司支付未休年假工资、加班费、工资差额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7]第13340号调解书，载明“本案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双方于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解除劳动合同；二、自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上方传媒公司一次性向杨桂茹支付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工资差额等共计税后三十万元；三、杨桂茹自愿放弃其他申请请求；四、杨桂茹与上方传媒公司在明确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前提下，确认双方此后再无其他劳动争议。”杨桂茹曾针对本案第1至3项诉请向我院提起合同纠纷诉讼，诉讼过程中双方达成前述京海劳人仲字[2017]第13340号仲裁调解书，2019年8月29日我院作出（2017）京0108民初46932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为劳动争议案件、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为由，驳回杨桂茹的起诉。该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9月2日杨桂茹针对本案争议提起劳动仲裁，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2日作出京海劳人仲不字[2019]第142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案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杨桂茹不服该决定，于法定期限内向我院提起诉讼。针对前述京海劳人仲字[2017]第13340号仲裁调解书的调解款项中“双方此后再无其他劳动争议”的理解、以及本案是否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上方传媒公司与上方星云中心主张，本案属于合伙人投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如果杨桂茹以劳动争议纠纷起诉本案，则双方劳动争议已经调解解决完毕；杨桂茹则表示本案属于何种纠纷存在争议，劳动仲裁部门组织调解过程中，称股权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纠纷，故其才与对方达成调解，并表示专业人士对股权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尚且存在争议，其作为普通人更加无法理解，但其一直在主张权利，且从未表示放弃权利，其是基于前述（2017）京0108民初46932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定，方以劳动争议提起本案诉讼。二、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上方传媒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司。上方星云中心是上方传媒公司的股东之一，是上方传媒公司为员工成立的持股平台。2015年11月23日上方传媒公司（甲方）、上方星云中心（职工持股平台、乙方）、杨桂茹（激励对象、丙方）签订《股权激励协议》，协议释义载明“限制性股票”指“根据激励方案规定的条件，激励对象通过职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一定数量的附有锁定期及解锁条件的公司股份”，内容载明“1、甲方为一家按照中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甲方拟采用由激励对象组成职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方式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进行股权激励。2、乙方为激励对象设立的职工持股平台，同意向公司出资2400000元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1000000股，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额的9.09%。3、丙方为上方传媒公司的核心骨干人员，符合激励方案规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权益的资格。经上方传媒公司股东大会确认，丙方持有职工持股平台240**元出资，间接持有上方传媒公司股份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09%。……第一条限制性股票数量、价格。1.1根据激励方案，甲方拟向乙方发行1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乙方出资额为2400000元。甲方、乙方同意将乙方1%共计24000元的出资授予丙方，该出资对应甲方0.09%限制性股票计10000股，丙方同意接受。1.2上述向乙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权益价格为2.4元／股，即满足激励方案规定的授予条件后，丙方可按照2.4元／股的价格通过乙方间接持有甲方的限制性股票。在授予日至交割日期间，若甲方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分红、向老股东定向增发新股等除权除息事宜，限制性股票的价格及数量将做相应调整。……第四条限制性股票的交割。……”三方当事人均确认，上述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期即2015年11月30日。2015年12月9日杨桂茹向上方星云中心转账支付24000元入资款，上方星云中心为杨桂茹办理了合伙人入伙的工商登记手续。三、限制性股票减持情况。2017年3月上方星云中心以每股15元的价格，将所持上方传媒公司中330000股的股份份额转让给案外公司，其中包含杨桂茹的份额为3300股，为此，上方星云中心向杨桂茹支付了转让款共计36074.61元。杨桂茹主张该款项并不足额，上方传媒公司与上方星云中心针对核算依据提举了以下证据：1、扣除税费表。载明：“股票转让价格15元/股，转让总股数330000股应得股票转让款总计4950000元。需扣除的费用：1）合伙企业管理人费用及报酬495000元。2）股票交易佣金、印花税及其他19924元。3）账面成本费用3902.77元。实得股票转让款总计4431173.23元。杨桂茹所占星云投资比例1%，杨桂茹应得转让款44311.73元。需扣除的费用：1）出售股份本金金额7920.00元。2)个税起征金额3500.00元。杨桂茹应交税收入32891.73元，代扣代缴所得税金2828.35元，实际应支付杨桂茹金额41483.39元，已支付杨桂茹的转让款36074.61元，差额5408.78元”。诉讼过程中，上方传媒公司与上方星云中心均认可向杨桂茹支付的转让款存在差额5408.78元，并表示向所有人员支付的转让款均统一适用上述费用扣除办法。杨桂茹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及核算方式。经查，杨桂茹提举的个人所得税信息查询单显示，2017年1月至3月税款所属期内其曾因“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纳税2828.35元。两被告均认可该查询单真实性。2、《上方星云中心合伙协议》。第十一条第1款载明“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全体合伙人委托合伙人北京上方星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方星空公司）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并委派张**为代表，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的亏损或者费用，由合伙企业承担。”协议落款处显示有包括杨桂茹在内的全体合伙人的签字或盖章。杨桂茹仅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对协议内容不予认可，表示并非其签字时的版本。3、《上方星云中心与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方星空公司关于合伙企业收益分配协议》、财务凭证。其中：（1）协议载明甲方为上方星云中心，乙方为上方星空公司。鉴于乙方作为甲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甲方执行合伙企业事务，负责合伙企业日常运营，现双方就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报酬达成如下协议：……二、甲方从本合伙企业所取得的经营收入、股权转让及分红利息等公司收益产提取l0%支付给乙方作为合伙企业经营管理费用及其报酬。合伙企业经营管理费用指合伙企业开办费、清算费和日常运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注册登记费、清算费、信息披露通知费用、合伙企业的租金、水、电、物业费用等。……”落款处显示加盖甲乙双方公章，2016年11月20日。杨桂茹不认可分配协议的真实性。4、财务凭证若干、证券营业部对账单、账面成本明细、入住协议，显示：（1）上方星云中心向上方星空公司转账支付495000元，上方星空公司开具发票；（2）股票名称为上方传媒的证券卖出佣金14850元、印花税4950元、其他费123.75元，经银行转取后收付金额0.25元，共计19924元；（3）2017年1月-3月房租摊销支出2250元、工商变更800元、交通费990元、财务费280元；收入为银行利息417.23元，合计支出3902.77元。杨桂茹表示无法核实财务凭证中发票的真实性，认可其余财务凭证、证券营业部对账单、入住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账面成本明细的真实性，并表示：（1）合伙企业收入归全体合伙人所有，所谓管理费并不存在；（2）认可佣金、税费19924元从转让收益中扣除；（3）所谓房租等费用不应自转让收益中扣除。四、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上方传媒公司、上方星云中心与杨桂茹签订的《股权激励协议》载明：“……第五条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解锁期及解锁条件。5.1.1限制性股票权益（包括所持职工持股平台出资）授予丙方后即行锁定，锁定期为12个月，自授予日起计算。……5.2解锁期。5.2.1解锁日，在满足解锁条件的前提下。甲方应当为丙方办理解锁事宜；如丙方未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甲方回购注销、或丙方将限制性股票权益（包括所持职工持股平台出资）转让给上方星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交易价格为授予价格加持有期间银行同期存款的年化利息。5.2.2丙方间接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第一、二、三个解锁期：解锁时间分别为‘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比例为34%、33%、33%。5.3解锁条件。5.3.1解锁日的解锁条件。在解锁日，丙方按激励方案的规定对间接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包括所持职工持股平台出资）进行解锁时，必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2)丙方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③因个人原因辞职、离职或被公司辞退的；……其中上述③包括但不限于：①激励对象因岗位业务调整或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触犯法律、失职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导致职务变更的；或因前述原因导致解除劳动关系、被辞退的，根据本激励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职工持股平台出资及对应的限制性股票权益不得解锁，由公司按本激励方案规定回购注销或由激励对象转让给上方星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②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离职的，根据本激励方案在情况发生之日，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职工持股平台出资及对应的限制性股票权益不得解锁，由公司按本激励方案规定回购注销或由激励对象转让给上方星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但因退休、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除外；……5.3.2解锁日后的退出。限制性股票己过锁定期的，在符合解锁条件的前提下，丙方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限制性股票权益（包括所持职工持股平台出资），或通过乙方要求甲方在二级市场卖出其间接持有的甲方股份获得收益，交易价格为协议定价或市场定价，但应当提前30日通知乙方和其他合伙人。第六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程序。6.1在解锁日前，甲方应确认丙方是否满足解锁条件，满足解锁条件的，在解锁日由甲方统一办理解锁事宜，并向其发出《解锁通知书》；对于未满足条件的，由甲方回购并注销其持有的该次解锁对应的限制性股票或将所持职工平台出资及对应的限制性股票权益转让给上方星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6.2满足解锁条件的，丙方可将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通过乙方进行转让。6.3……”三方当事人均确认，至2016年11月30日杨桂茹已满足第一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杨桂茹减持3300股后，仍通过上方星云中心间接持有6700股。2017年3月15日因上方传媒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转增后杨桂茹间接持有16750股。杨桂茹主张2017年6月30日其离职，因其不看好公司未来，故要求对上述16750股进行折现，杨桂茹主张：（一）实现方式为：要求上方传媒公司在二级市场卖出其持有的16750股，2020年9月9日庭审当日上方传媒公司股价为每股7.05元，但其要求按照2017年6月28日、30日股价每股18.97元进行核算，故两被告应共同支付其16750股的股权款317747.5元；（二）协议依据为：按照《股权激励协议》第5.3.2条约定的第二种途径主张该项权利，即“通过乙方要求甲方在二级市场卖出其间接持有的甲方股份获得收益，交易价格为协议定价或市场定价，但应当提前30日通知乙方和其他合伙人。”其不认可《股权激励协议》第5.3.2条约定的第一种途径，即“丙方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限制性股票权益”，表示此前向案外公司转让股份并非其寻找的受让方，也从未要求其自行转让，故应由公司寻找受让方。上方传媒公司与上方星云中心对此表示：（一）杨桂茹主张的实现方式不具有可操作性。杨桂茹要求按照2017年6月30日的市场价格转让，不具有现实性，现在不可能在二级市场卖出当时的价格；杨桂茹所述的2020年9月9日的市场价格没有实际成交量，因为没有买卖，故不能认为是市场价格。（二）杨桂茹所述的协议依据并不适用。1、针对第一个锁定期已解锁未变现的部分（33股）并不适用。因：协议约定杨桂茹应当提前30天通知上方星云中心和其他合伙人，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已履行通知义务；该项约定的“要求甲方在二级市场卖出其间接持有的甲方股份”这一请求无法执行，因上方传媒公司并不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无法在二级市场卖出该等股份；杨桂茹可将其间接持有的第一个锁定期剩余的解锁股票按照协议第5.3.2条的第一项途径即转让而办理退出手续。2、针对未解锁的部分亦不适用。杨桂茹并不符合《股权激励协议》第5.3.2条的适用前提，即“限制性股票己过锁定期的，在符合解锁条件的前提下”，2017年6月杨桂茹因个人原因辞职，尚未到达第二、三个锁定期，故针对未解锁的份额不能适用第5.3.2条，而应适用第5.2.1条，即“由甲方回购注销、或丙方将限制性股票权益（包括所持职工持股平台出资）转让给上方星空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杨桂茹就此回应称，其不适用于两被告主张的协议第5.2.1条中“未满足解锁条件”的规定，因锁定期系对在职员工的约束，其已离职故不受该约束，并主张《股权激励协议》第5.3条中的“未发生因个人原因辞职、离职或被公司辞退的”属于强制服务，应为无效条款。杨桂茹就其主张提举了《上方传媒公司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载明“……五、发行对象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一）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一名，具体如下：1、本次发行对象。本次发行对象为1名合伙企业—上方星云中心（以下简称上方星云）。……六、新增股份限售安排。本次发行对象上方星云，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上方星空公司作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九、主办券商关于是否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由公司骨干员工构成的持股平台合伙企业上方星空公司。公司未就此次股份发行与相关认购人另外签署服务协议、行权协议等补充协议，公司与发行对象间既不存在为获取服务及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作为对价进行结算的交易，也不存在为获取服务承担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为基础计算确定的交付现金或其他资产义务的交易。”上方传媒公司与上方星云中心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表示杨桂茹所持解锁条件仅约束在职人员的主张与《股权激励协议》的约定不符。五、限制性股票分红情况。《股权激励协议》载明“……4.2自交割日起，丙方间接持有限制性股票，可享受限制性股票对应的甲方每年的分红收益。……5.1.1……锁定期内丙方可享受限制性股票对应的甲方每年的分红权益。”杨桂茹主张依据《股权激励协议》第5.1.1条的约定，其可以享受每年分红权益，因上方传媒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2017半年报显示未分配利润分别为15833739.53元、8656665.01元，故其应享受分红17447元，计算方式为：15833739.53×10000股÷12400000股（上方传媒公司总股本）+8656665.01元×16750股÷31000000股（上方传媒公司转增之后的总股本）。杨桂茹就其主张提举了上方传媒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载明相应的未分配利润情况。上方传媒公司与上方星云中心认可真实性，但表示是否分红由股东大会决议，2016年、2017年上方传媒公司股东大会均决定不分红，并提举了上方传媒公司2016、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载明议案内容分别为“2016年度不做现金分红”、“公司决定2017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送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议案表决结果均为通过。杨桂茹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表示内部决策程序不能影响其分红权益，其分红权益在退出时应由两被告支付。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以下两方面：一是本案所涉限制性股票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如是，该争议是否包含在劳动仲裁调解书的调解范畴之内？二是限制性股票相关的收益是否足额支付？包括转让收益、解锁行权收益、分红收益。第一，本案所涉限制性股票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关于本案所涉限制性股票的性质，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01号）第一条第（一）、（三）款之规定，非上市公司授予本公司员工的限制性股票，是指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只有工作年限或业绩目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条件的才可以处置该股权。本案中，上方传媒公司并未直接授予杨桂茹本公司的限制性股票，参照该通知第一条第（二）款第3项、第四条第（五）款之规定，本案情形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司通过设立员工持股平台的合理方式，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的员工持股平台的股权，进而间接获得挂牌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权益。故杨桂茹依据《股权激励协议》所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差额、股权款、股东分红款，均属于主张限制性股票相关权益的范畴。传统意义上，限制性股票并不属于我国劳动法规定的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但因对劳动者的授予价格通常低于市场价格，故在交易限制性股票时，差价部分会以货币形式为劳动者带来收益。我国劳动立法并未将限制性股票排除在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福利待遇之外，故不能以形式上的创新性而否认其本质属性，而应针对具体情形进行个案判断。本案中，针对上方传媒公司、上方星云中心、杨桂茹签订的《股权激励协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从协议主体上看，由用人单位、员工持股平台与劳动者三方签订，其中，股权激励的发起与激励方式的设置均由用人单位上方传媒公司决策，正是该等决策才使得上方星云中心作为员工持股平台被纳入协议主体；向杨桂茹授予限制性股票须经过上方传媒公司的同意，杨桂茹担任上方传媒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身份，是其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故仅凭该协议引入了劳资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主体，并不能推翻协议内容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劳动合同达成补充约定的属性，还应结合协议内容进行具体判断。从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上看，杨桂茹的岗位业务是否调整、是否能够胜任岗位工作、是否严重违反公司规定、是否辞职等，均会对其间接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权益能否实现造成影响，可见，限制性股票权益与劳动合同的履行与解除紧密相关，这体现出用人单位通过对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工作表现、持续工作意愿等方面进行评价，并进行相应奖惩的管理性特征。故杨桂茹间接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权益，应认定为其在上方传媒公司任职而取得的附条件的福利待遇性质，各方就此引发的争议应属于劳动争议。进而，京海劳人仲字[2017]第13340号仲裁调解书确认上方传媒公司与杨桂茹再无其他劳动争议，该调解书作出之时，杨桂茹基于本案第一至三项诉求提起的合同之诉，正在诉讼审理过程中，杨桂茹从未表示其放弃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权利。同时，作出前案调解书的劳动仲裁部门，在随后出具的本案不予受理通知书中，亦明确认定杨桂茹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案范围。故综上，京海劳人仲字[2017]第13340号仲裁调解书“确认双方此后再无其他劳动争议”的处理范畴，应认定为并不包括本案因限制性股票而引发的劳动争议。第二，限制性股票相关的收益是否足额支付？关于转让收益。上方星云中心将所持上方传媒公司的部分股份转让给案外公司，导致杨桂茹间接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减少3300股。现针对股份转让款的核算是否应扣减相应费用，杨桂茹与上方星云中心各执一词，本院逐一认定如下：一是“合伙企业管理人费用及报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由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其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本案中，上方星云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方星空公司，上方星云中心针对管理费的标准提交了相应的收益分配协议，杨桂茹亦认可配套财务凭证的真实性，故本院采纳上方星云中心的主张，认定合伙企业管理费及报酬495000元应自合伙企业收益中扣除；二是“股票交易佣金、印花税及其他”。杨桂茹认可该项费用19924元自合伙企业收益中扣除，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三是“账面成本费用”。依据上方星云中心执行提举的收益分配协议可见，该项下的所有费用已包含在合伙企业管理费中，故不应再重复扣费。综上，经核算，上方星云中心向杨桂茹支付的股份转让收益并不足额，尚存在差额5447.80元。因该股份转让事宜使得杨桂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权益减少，应自股份转让获得的收益中进行弥补，故上方传媒公司与上方星云中心应共同向杨桂茹支付股份转让款差额5447.80元。杨桂茹主张超出该数额部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杨桂茹要求两被告支付股份转让款的利息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注明的是，上述收益核算数额的变化导致杨桂茹应缴纳税款可能发生的相应变化，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畴，本院不予处理。关于解锁行权收益。首先，关于解锁股数的认定。针对第一个锁定期，双方均确认杨桂茹已符合《股权激励协议》约定的第一个锁定期的解锁条件，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结合杨桂茹间接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股数、解锁比例、变现、增资情况可知，对于第一个锁定期，杨桂茹已解锁未行权的限制性股票股数为250股；针对第二、三个锁定期。杨桂茹因个人原因辞职导致劳动关系于2017年6月30日解除，此时尚未界至双方约定的第二、三个锁定期。因本案所涉限制性股票收益为附条件的福利待遇性质，上方传媒公司视杨桂茹为企业工作年限的增长而适时扩大解锁比例，该约定具备公平合理性，并未剥夺杨桂茹的辞职权，也未对杨桂茹设定了服务期，故杨桂茹所持强制服务条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杨桂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权益中，已解锁未行权的份额共计250股；针对剩余尚未解锁的16500股，杨桂茹表示不适用于协议中关于未解锁的约定，其要求两被告按照协议中关于解锁的约定，支付相应的股权款及利息缺乏依据，本院对其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进而，关于解锁行权的认定。针对已解锁的250股，符合《股权激励协议》第5.3.2条中关于“限制性股票已过锁定期并符合解锁条件”的适用条件，其中，约定行权方式之一为“丙方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限制性股票权益（包括所持职工持股平台出资）”，上述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杨桂茹不认可此种行权方式，表示其无义务寻找受让人，因其该项主张与协议约定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约定行权方式之二为“通过乙方要求甲方在二级市场卖出其间接持有的甲方股份获得收益，交易价格为协议定价或市场定价，但应当提前30日通知乙方和其他合伙人”，鉴于要求挂牌公司在二级市场转让自身股份的约定，并不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现行交易规则，故客观上无法通过此种途径实现权益，杨桂茹仍可通过约定的第一种行权方式实现权益。现杨桂茹表示不看好公司未来，拒绝通过协议约定的途径实现限制性股票权益，而直接要求上方传媒公司与上方星云中心折现支付股权款及利息，与协议约定不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分红收益。三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激励协议》第4.2条、第5.1.1条约定，杨桂茹间接持有的享受限制性股票权益包括上方传媒公司每年的分红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九十九条之规定，上方传媒公司股东大会具备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的职权。因上方传媒公司2016、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当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且决议均获得通过，故杨桂茹要求上方传媒公司与上方星云中心共同支付分红款及利息的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对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上方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上方星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杨桂茹支付股份转让款差额5447.80元；二、驳回杨桂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北京上方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琰人民陪审员  刘长生人民陪审员  吴 健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杨 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