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0民终8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桂兰，女，197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瑜，江西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桃英，女，1964年2月22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茜，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曾桂兰因与被上诉人袁桃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乐安县人民法院（2020）赣1025民初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本案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曾桂兰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不是本案合格的当事人。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所有发货单上载明的都是黄小平、曾总厂，没有一张单据上载明被上诉人袁桃英的名字，很显然买卖合同相对方是黄小平与曾桂兰，虽然被上诉人袁桃英系黄小平的妻子，其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民事权利。至于货款转入谁账户，不是认定主体资格的依据。二、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欠其货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8年9月1日的货款早已结清。因为双方自该时间后多次发生业务，货款都已结清，若该笔货款没有结清，则会先将货款结清再支付后面的货款，不可能出现后面的货款付清了，前面的货款没有付清的情况。被上诉人袁桃英答辩称：1、本案被上诉人的主体是适格的，因被上诉人与黄小平是夫妻关系，且上诉人都是将款项支付给袁桃英，故本案袁桃英是适格的主体。2、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买卖关系。2019年8月19日、9月17日两笔交易事实存在，有相应证据进行证明及交易习惯可以证实上诉人收到该货物，并未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袁桃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曾桂兰向其支付货款14599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袁桃英与案外人黄小平系事实婚姻关系，其夫妻在乐安县城开办一小作坊木材加工厂。从2018年9月份始，被告曾桂兰就向袁桃英购买板材，直到2019年9月17日止。当每次曾桂兰需要原告加工的板材时，原告就电话通知承运人何某驾驶赣Ｄ×××**车辆来原告处装板材，装好后，原告按实际所装数量、规格及总货款书写好发货单（一式二份）并将发货单原件交给何某（从2019年3月30日始，何某在每份发货单上签上“承运人赣Ｄ×××**何某”字样），当即由原告向何某支付当次的运费。然后，由何某将所承运货物运给曾桂兰，由曾桂兰组织卸货按发货单清点核对无误后，何某便将原告所给的发货单转交给被告，何某这次的承运任务便算完成。曾桂兰一般收到原告所出售当车货物后的一段时间内会一次性与原告进行结算，若存在烂板、皮板情形，曾桂兰就会对烂板、皮板数量按事先约定在当车总货款中进行相应的扣减，并通过银行转款方式向原告的62×××66银行账户打款，结清当车的货款。若不存在烂板、皮板情形下，曾桂兰会按原告发货单上所载明的当车货款少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向原告62×××66银行账户打款，从2019年3月17日始，若曾桂兰向原告62×××66银行账户打款了，曾桂兰会通过手机号139××××****向黄小平发出：“*月*日黄小平*分*方减烂板*方=*方减退在厂里皮板（*方?1000元或1050元）=***=*方计币**元实打**元请查收”。或：“*月*日黄小平*分*方合计*方计币**元实打**元请查收”。通过原告的62×××66银行流水及原告的陈述显示：被告于2018年9月2日向原告转款55150元、9月3日原告收取了被告给付的9月2日的货款65740元、9月6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9月4日的货款67900元、9月14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9月11日的货款68450元、9月21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9月17日的货款67850元，10月4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9月30日的货款65730元、10月24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10月23日的货款64850元、2019年3月17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3月12日的货款67400元、3月21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3月13日的货款65040元、3月24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3月16日的货款64850元、4月3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3月20日的货款68600元、4月3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3月22日的货款64800元、4月4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3月23日的货款68450元、4月8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3月28日的货款68630元、4月14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3月30日的货款60720元、4月20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4月4日的货款68170元、4月30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4月11日的货款65880元、5月2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4月12日的货款66550元、5月4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4月19日的货款65860元、5月12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4月20日的货款67500元、5月14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4月23日的货款63400元、5月17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4月28日的货款63700元、5月25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4月29日的货款65040元、5月30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5月5日的货款67250元、6月9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5月14日的货款60950元、6月12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5月21日的货款66800元、6月17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5月30日的货款66720元、6月22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6月6日的货款65900元、6月28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6月12日的货款66900元、7月4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6月16日的货款60450元、7月8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6月20日的货款65940元、7月17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6月30日的货款63810元、9月6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7月7日的货款64930元、9月7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7月16日的货款64470元、9月11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9月4日的货款64180元、9月14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9月7日的货款68260元、9月17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9月10日的货款66410元、9月19日收取了被告给付的9月12日的货款67780元；因被告在庭审中对原告提供2018年9月2、4、11、17、30日、10月23日、2019年3月12、13、16、20、22、23、28日、2019年3月30日、4月4、11、12、19、20、23、28、29日、5月5、14、21、30日、6月6、12、16、20、30日、7月7、16日、9月4、7、10、12日的发货单真实性无异议，且原告也认可这些货款被告均已支付，因此，原、被告对上述37次交易已经全部完成。原告提供2018年9月1日（37.5367立方米、货款65160元）、2019年8月19日（41.8232立方米、货款68170元）、9月17日（41.6062立方米、货款67820元）发货单，原告主张被告尚欠2018年9月1日货款10000元，2019年8月19日、9月17日的货款。被告于2020年1月20日向原告丈夫手机发出“元月20号黄小平退烂板0.742方退皮板7.14方”的信息。次日，原、被告就本案纠纷通过电话进行了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同意按被告2020年1月20日所发信息进行结算，且皮板按1000元/立方米结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原告袁桃英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2、被告是否尚欠原告货款。关于原告袁桃英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袁桃英主张因曾桂兰与其一直存在买卖关系，因此，其是当然的原告。曾桂兰主张，因为袁桃英提供发货单上显示是黄小平，并不是袁桃英，故袁桃英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一审法院认为，因黄小平与袁桃英系事实婚姻关系，该木材加工厂系其夫妻开办的小作坊，未工商注册，且曾桂兰支付货款都是转入袁桃英的银行账户，故袁桃英为本案适格原告。关于曾桂兰是否尚欠袁桃英货款。袁桃英主张曾桂兰尚欠货款145990元。曾桂兰主张，即使与黄小平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存在欠货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提供62×××66银行流水证明了被告于2018年9月2日向原告62×××66银行账户转款55150元。其次，证人何某的证言证明了原告提供2018年9月1日的发货单上的货物及发货单被告已接收。而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只是主张不欠原告货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认定被告尚欠原告2018年9月1日发货单上货款65160元中10000元；因原、被告从2018年9月2日至2019年9月17日之间所有交易标的物均是由证人何某承运，除2019年8月19日、9月17日二笔交易未进行结算外，其余37笔交易均进行了结算并付清了货款，若被告与原告的交易全部进行了结算并付清所有交易货款，被告在本案诉讼中于2020年1月20日发给原告的信息“元月20号黄小平退烂板0.742方退皮板7.14方”就不符合常理，且证人何某证实该二笔交易的标的物均已交给了被告，再次，从原、被告2020年1月21日的通话录音中也可证实，被告并未对案件事实进行否认。故确认被告对2019年8月19日、9月17日二笔交易未与原告进行结算，按照原、被告以前交易结算习惯：若出现烂板、皮板情形，对烂板、皮板方量在该笔交易总方量中扣除，而皮板只按1000元/方或1050元/方计算货款。因原告同意按照被告发出信息内容从该二笔交易总方量中扣除，皮板以1000元/方进行结算。故被告应支付该二笔交易货款为130282.26元【（41.6062立方米+41.8232立方米-0.742立方米-7.14立方米）*1630元/立方米+7.14立方米*1000元/立方米】。综上所述，被告尚应支付原告货款140282.2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曾桂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桃英支付货款140282.26元。本案诉讼费3220元，减半收取计1610元，由被告曾桂兰负担。二审庭询时，上诉人曾桂兰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夫妻在乐安县城开办了一小作坊木材加工厂、被告于2020年1月20日向原告丈夫手机发出‘元月20号黄小平退烂板0.742方退皮板7.14方的信息’及原告同意按照被告2020年1月20日所发信息进行结算，且皮板按1000元/立方米计算”部分事实有异议，对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袁桃英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曾桂兰及被上诉人袁桃英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根据二审审理情况，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袁桃英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上诉人曾桂兰应否承担向被上诉人袁桃英支付货款140282.26元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袁桃英与案外人黄小平系夫妻，木材加工厂系两人共同开办的，且被上诉人袁桃英在二审庭询后向本院提交了黄小平出具的说明，内容为“同意与曾桂兰的买卖合同纠纷以其妻子袁桃英名义起诉，自愿认可该诉讼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该说明应视为黄小平对被上诉人袁桃英诉讼行为的一种事后追认。因此，被上诉人袁桃英有权向上诉人曾桂兰主张权利，其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上诉人曾桂兰上诉提出被上诉人袁桃英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上诉人曾桂兰与被上诉人袁桃英均认可双方之间发生了多笔板材买卖关系且双方的交易习惯是若上诉人曾桂兰发现被上诉人袁桃英提供的板材出现烂板、皮板情形，则向其发送短信告知该情况，并对烂板、皮板方量在该笔交易总方量中予以扣除。被上诉人袁桃英主张的145990元货款包含2018年9月1日未付清的1万元货款及2018年8月19日和9月17日的两笔货款。上诉人曾桂兰主张其已支付所有货款，但从其向被上诉人袁桃英转账支付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上诉人曾桂兰没有支付2018年8月19日和9月17日的两笔货款，2018年9月2日，其仅向被上诉人袁桃英支付了55150元，而2018年9月1日发货单上确定该笔货款总额为65160元，尚欠10000元未付，故上诉人曾桂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支付完毕所有货款，且其如已付清完毕货款，却为何在2020年1月20向黄小平发送短信提出货物质量问题，与常理不符。由于被上诉人袁桃英2018年8月19日和9月17日发出的货物存在烂板、皮板情况，上诉人曾桂兰与被上诉人袁桃英通过短信协商，被上诉人袁桃英同意按照上诉人曾桂兰2020年1月20日短信上确定的“退烂板0.742方退皮板7.14方”数量在该两笔交易方量中扣除，皮板以1000元/方进行结算，故该两笔货款为为130282.26元【（41.6062立方米+41.8232立方米-0.742立方米-7.14立方米）*1630元/立方米+7.14立方米*1000元/立方米】，加上2018年9月1日未付的10000元，上诉人曾桂兰应付的货款为140282.26元。上诉人曾桂兰上诉提出其已付清货款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曾桂兰的上诉提出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要求改判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6元，由上诉人曾桂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 明审判员 揭 颖审判员 黄 皓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徐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