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87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方礼，男，197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亚，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祖福，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集里街道办事处金沙北路**。法定代表人：彭杨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武，浏阳市公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袁方礼因与被上诉人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20）湘0181民初3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袁方礼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袁方礼并非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而是依照袁方礼与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的关于解除合同的约定行使约定解除权，只要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袁方礼就有权依照合同的约定行使约定解除权，至于合同目的是否能实现并不影响袁方礼行使基于合同约定而产生的解除权。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涉案的湘ＡＤ××**车辆发证时间为2020年3月25日，该发证时间为湘ＡＤ××**车辆的行驶证发证时间并非袁方礼与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合同约定的“自上牌起三个月内办好营运证”的上牌时间。车辆的上牌时间与车辆行驶证的发证时间是存在差异的，应当作出明确的区分。本案中湘ＡＤ××**车辆的上牌时间实际为2019年10月18日，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20年3月25日，具体理由为：（一）车辆的上牌时间并非行驶证发放时间，应当是行驶证上面显示的车辆注册时间，本案中湘ＡＤ××**车辆的注册时间为2019年10月18日；（二）一审判决认定湘ＡＤ××**车辆的上牌时间即车辆行驶发证时间明显不符合常理，本案庭审过程中查明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使用车辆期间曾从事了相关运营业务，从常理看袁方礼不可能驾驶无牌车辆进行相关营运业务。2、一审判决认定袁方礼要求赔偿损失，无相关证据证明系认定事实错误。（1）由于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长期未按照约定办理好车辆的营运证，必然导致袁方礼无法正常进行车辆营运业务，自然会产生营运损失，即使袁方礼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的具体数额，也应当参照行业的标准进行相关赔偿。（2）袁方礼与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被解除后，袁方礼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车贷等也失去实际意义。袁方礼每月应当支付的月供中的利息部分也系袁方礼的实际损失。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方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解除袁方礼、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新车销售合约》；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退还购车款137200元；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赔偿损失56000元；诉讼费用由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2日，袁方礼、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双方签订《新车销售合约》，约定：卖方为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方为袁方礼，车辆品牌为比亚迪，型号为ｅ5网约版，车辆总价款为175000元，备注1为扣除优惠金额后的单价和买方委托事项费用之和，包营运牌、保险、ＧＰＳ、7ＫＷ充电桩、倒车影像一半费用，备注2为委托投保信息，含4Ｓ店指定专修；付款方式为首付31600元，余款办理银行按揭手续，月供4000元，分36期还清；违约责任为如买方未依约定支付款项，应承担逾期违约金损失，尚未提车者，则提车时间顺延，逾期超过七日，买方有权解除合约，并要求买方赔偿相应损失，因买方原因导致合约解除，其定金不退；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9年10月14日，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袁方礼出具了收到首付购车款31600元的收据，2019年10月15日，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袁方礼所购车辆办理了纳税手续并出具了发票，纳税金额130000元。2019年10月31日，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袁方礼出具了收到袁方礼、奇瑞金融公司转来购车款105600元的收据。由于袁方礼所购车辆系从事预约出租车，必须取得合法营运资质，经双方协商，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袁方礼书面承诺（《新车销售合约》上手写），其内容如下：“卖方承诺自上牌起三个月内办好营运证，如不能办好，卖方同意买方退回车辆，只按4500元／月收取租金，在营运证未办下来期间，卖方从事的网约车营运涉及到交通部门检查，由卖方负责处理”。2020年3月25日，袁方礼所购车辆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车牌号为湘ＡＤ4××**,所有人为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证日期为2020年3月25日，车辆使用性质为预约出租车。2020年4月18日，袁方礼驾驶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在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修理完毕后，由袁方礼继续管理、使用至今。另查明，1、所有人为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车牌号为湘ＡＤ4××**车辆自购买之日起至今一直由袁方礼管理、支配和使用，在此期间内，袁方礼从事了相关的营运业务，因新冠病毒原因影响，袁方礼营运业务处于不正常状态；2、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登记核准的经营范围包括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和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等，故袁方礼所购湘ＡＤ4××**车辆登记至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名下，以取得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资格；3、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已经为湘ＡＤ4××**车辆办好了营运证审批等相关手续，因新冠病毒疫情影响，长沙市交通局即营运证颁发部门并未及时发放营运证，袁方礼湘ＡＤ4××**车辆可以进入滴滴公司的数据库统计，可以合法上路并从事营运。4、袁方礼认可湘ＡＤ4××**车辆已经完成了办理营运手续前的车辆相关检测工作。5、袁方礼要求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赔偿损失56000元，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的法定解除必须符合下列情形：（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是：袁方礼认为，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没有按承诺在一定的期限内办理好湘ＡＤ4××**车辆营运准许手续，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以此理由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因新冠病毒疫情等原因，行政机关的工作秩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关涉及到行政审批等工作可能造成滞后，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称其为湘ＡＤ4××**车辆等相关车辆已经完善了审批前的前期手续，其营运许可证照待审批后会及时交付至袁方礼手中，袁方礼也认可湘ＡＤ4××**车辆已经完成了办理营运手续前的车辆相关检测工作，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并非消极、拖延或拒绝履行其主要义务，合同目的并非不能实现。现查明湘ＡＤ4××**车辆发证日期为2020年3月25日，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袁方礼作出的“自上牌起三个月内办好营运证”的承诺，至今仍没有超过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诺的合理期限。综上，一审法院对袁方礼要求解除《新车销售合约》的请求不予支持，其要求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退还购车款的请求也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袁方礼要求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赔偿相关损失，因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也不予支持。综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袁方礼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64元，减半收取2082元，由袁方礼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签订的《新车销售合约》是否应予解除；二、袁方礼主张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赔偿损失56000元是否应予支持。一、双方签订的《新车销售合约》是否应予解除本案中，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双方签订的《新车销售合约》上手写承诺“卖方承诺自上牌起三个月内办好营运证，如不能办好，卖方同意买方退回车辆，只按4500元/月收取租金，在营运证未办下来期间，卖方从事的网约车营运涉及到交通部门检查，由卖方负责处理”。袁方礼所购车辆办理的机动车行驶证的注册日期为2019年10月18日。按照《新车销售合约》的约定，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应在涉案车辆上牌起三个月内（即2020年1月18日前）办好营运证，但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等原因，涉及到行政审批等工作可能受到影响而滞后。同时，根据一般常理分析，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诺未在约定期限内办好营运证即退车的前提条件是涉案车辆完好，而2020年4月18日袁方礼驾驶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涉案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后进行了维修，现有价值无法判断，因此，袁方礼现主张退车并不完全符合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诺的退车的情形，而且退车亦不符合实际情况。综上，本院对袁方礼要求解除《新车销售合约》的请求不予支持，对其要求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退还购车款的请求亦不予支持。二、袁方礼主张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赔偿损失56000元是否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袁方礼主张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赔偿其损失56000元，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相关损失，而且，袁方礼所购车辆系从事预约出租车，因此袁方礼对未取得营运证期间从事网约车营运收入会受到影响应该有合理预期。综上，本院对袁方礼要求浏阳市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赔偿损失56000元的诉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方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4164元，由袁方礼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梁俊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