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15482号 原告：中通无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刘广财，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坤，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被告：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高发大厦****iv> 法定代表人：张波，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第三人：武宁，男，198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智伟，四川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原告中通无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无限公司）与被告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福兰特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由审判员仇金玛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后因成都福兰特公司申请，于2019年12月18日追加武宁作为本案第三人加入诉讼。后因第三人武宁下落不明，于2020年3月9日裁定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由审判员仇金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叶碧云、徐小蓉组成合议庭，后由于工作变动，改为由审判员仇金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厚超、安宁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由于工作变动，再次改为由审判员仇金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骏、张燕组成合议庭，于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开庭原告中通无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坤，被告成都福兰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第三人武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智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通无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并最终明确为：1、请求确认中通无限公司与成都福兰特公司的债务在583573.79元内已在2018年4月之前抵销；2、本案诉讼费由成都福兰特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1日成都福兰特公司与武宁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作协议书》，武宁负责通信行业系统集成商、中国移动集团及31个省市分公司市场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第三方硬件维保终端销售，协议约定武宁年销售业绩达到7000000元以上，成都福兰特公司一次性支付武宁服务费600000元整，后又签订补充协议，成都福兰特公司对武宁服务费增加108000元，共计708000元。2016年武宁与成都福兰特公司签署了销售业绩确认单，武宁销售业绩达到业绩要求，成都福兰特公司应支付武宁7080**元服务费，武宁多次催要，成都福兰特公司均以资金紧张为由拖延搪塞不予支付。同时中通无限公司与成都福兰特公司经武宁介绍相识且也建立了合同关系，在中通无限公司与成都福兰特公司合同履行过程中，鉴于成都福兰特公司向武宁应支付的款项与中通无限公司应向成都福兰特公司支付的合同差额相差无几，中通无限公司与成都福兰特公司负责人曾口头商谈好，由中通无限公司替代成都福兰特公司直接支付武宁款项，这样中通无限公司、成都福兰特公司与武宁三方之间债务相互抵销。在中通无限公司代替成都福兰特公司清偿了武宁债务后，成都福兰特公司反悔，再次向中通无限公司主张债权。2017年10月前后，武宁与中通无限公司达成债权转让成协议，武宁将对成都福兰特公司享有的服务费（债权）全部转让给中通无限公司，并电话通知了成都福兰特公司债权转让的事实，同时2017年12月22日，中通无限公司向成都福兰特公司发送了律师函就债权转让事宜再次告知成都福兰特公司，并通知成都福兰特公司双方债务在583573.79元内相互抵销后成都福兰特公司仍应向中通无限公司履行120000余元，通知成都福兰特公司就解决双方债务问题作出支付计划，成都福兰特公司至今仍未就上述付款作出任何回复。后成都福兰特公司于2018年11月15日起诉中通无限公司主张权利，后撤诉，鉴于中通无限公司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互负债务，为解决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减少不必要的诉累，节省司法资源，中通无限公司特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确认中通无限公司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之间债务已部分抵销。 成都福兰特公司辩称：1、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但是债权转让合同应当审查基础债权债务合同，其基础债权债务是否成立。在本案中，中通无限公司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之间的基础债权债务合同系成都福兰特公司与武宁订立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系成都福兰特公司与武宁就销售相关软件系统做出的约定，故本案应当对该协议书中武宁是否完成约定的义务进行审查，进而得出成都福兰特公司是否有应当向武宁支付金钱债务的义务，从而确定成都福兰特公司是否欠付中通无限公司款项。2、协议书约定武宁应当履行的义务未完成，成都福兰特公司的债务尚未满足履行的条件。根据《合作协议书》第3.2条，武宁应当负责甲方销售回款，根据议书第4.3条，甲方的付款义务的产生系在收到所有的销售货款的3个工作日内，根据《合作协议书》附件一的销售业绩确认单，采购方中通无限公司应当向成都福兰特公司支付销售货款7843292.22元，但根据成都福兰特公司所出示的银行流水，尚有583573.79元的售货款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违约金未收到，因此成都福兰特公司应向武宁支付服务费的义务尚未满足履行条件。3、成都福兰特公司应向武宁支付的服务费不应当是600000元，根据协议书第4.2条的约定以及交易习惯，武宁应当先开具17％的增值税发票后，成都福兰特公司付款，若未开具，则扣除17％的税费，截至开庭之日，成都福兰特公司未收到任何增值税发票，因此，服务费的金额应当为498000元，该笔服务费应当在成都福兰特公司收到中通无限公司的所有销售货款后方可支付。4、《合作协议书》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理由如下：（1）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武宁为中通无限公司的股东、经理，系中通无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武宁与成都福兰特公司订立的协议书系将成都福兰特公司的产品出售给中通无限公司，而作为中通无限公司的员工和高管，在这中间获取利益，属于商业索贿。（2）从《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武宁所做的工作就是在中通无限公司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中间进行联络、沟通、协调，但武宁作为中通无限公司的经理，在中通无限公司任职，对外联络、沟通、协调本就是其本职工作，武宁在做了本职工作之时，还向成都福兰特公司收取服务费，这已经是商业索贿。因此，《合作协议书》是一份违反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作协议书》为无效合同。5、我方提出了案涉合同无效的抗辩，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规定，希望法院对合同无效的问题进行回应；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享有抵销权的前提是双方互负到期债权，中通无限公司是否享有抵销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认定。 武宁述称，其与成都福兰特公司确实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服务内容为代成都福兰特公司销售其一些设备，业绩达到7000000元以上，成都福兰特公司应当向我方支付服务费600000元整，武宁履行完毕合同全部内容，但成都福兰特公司一直未支付，形成了武宁对成都福兰特公司的债权，之后武宁与中通无限公司达成了债权转让协议，武宁是将对成都福兰特公司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中通无限公司，就本案来说，是中通无限公司起诉成都福兰特公司双方互负债权内进行抵销，与我方无关。 经审理查明，2015年，成都福兰特公司作为甲方，武宁作为乙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作产品为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第三方硬件维保，合作方式为甲方负责端到端产品交付，乙方负责商务技术咨询、商务技术服务、产品销售订单落地、销售合同回款推进。关于服务费与付款，合同约定，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技术咨询服务费，合作期届满，甲乙双方签署《销售业绩确认单》，销售额达到7000000元以上，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服务费600000元，乙方须开具17%的增值税发票，如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扣除税费17%；甲方收到所有销售货款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相应的服务费。该合同附件一为《销售业绩确认单》，确认武宁的销售项目共计15个，集成商均为中通无限公司，销售金额共计7843292.22元。 2017年，武宁作为甲方（转让方），中通无限公司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以下与本案有关的内容：1、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拖欠乙方借款及其他款项共计700000元；2、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对成都福兰特公司的债权共计708000元全部转让给乙方行使，乙方按照本协议直接向成都福兰特公司主张债权，甲方不再享有对成都福兰特公司的债权；3、乙方同意受让上述全部债权。庭审中中通无限公司及武宁均确认，上述债权转让协议的对价款已支付完毕。 2017年12月，中通无限公司委托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向成都福兰特公司发出《律师函》，该函件载明，中通无限公司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之间存在产品买卖合同关系，结合银行付款记录显示单独就该部分双方之间债权债务明确具体。成都福兰特公司应支付武宁合作费用708000元。鉴于武宁与中通无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武宁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将其对成都福兰特公司享有的债权708000元转让予中通无限公司。中通无限公司已合法受让并认可该债权，取得原武宁对成都福兰特公司合法享有的债权。根据相同的债权债务关系人之间相互存在以货币支付为等价物和计量方法的相同债权可以相互抵销、扣减的原则，经中通无限公司计算，截止目前，该公司对成都福兰特公司的债务已支付完毕，反而成都福兰特公司尚欠中通无限公司124426.44元。该函件于2017年12月25日发出，12月26日送达成都福兰特公司。 另查明，2013年1月至2016年4月，第三人武宁社会保险的缴费单位为中智广州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再查明，成都福兰特公司与中通无限公司之间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的欠付款项本金为583573.79元。销售模式为，成都福兰特公司将产品销售给中通无限公司，中通无限公司又将产品销售给最终用户（移动公司）。 上述事实有中通无限公司、成都福兰特公司以及武宁的当庭陈述，《合作协议书》《销售业绩确认单》《债权转让协议》《律师函》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查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均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就双方争议的焦点，本院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成都福兰特公司与武宁之间的债务是否存在的问题。 首先，关于《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成都福兰特公司与武宁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合同签订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清楚、条款明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成都福兰特公司虽提出，该协议书的签订存在商业贿赂的情况，其主要理由在于武宁当时为中通无限公司的员工，却将中通无限公司的产品出售给成都福兰特公司。对此，本院认为，成都福兰特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在上述协议书签订时武宁为中通无限公司的员工。武宁提交的证据显示，签订上述协议时，其社会保险的缴费单位为中智广州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而其成为中通无限公司的股东，时间也在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后。因此，成都福兰特公司未有效证明武宁在签约时的身份，也未证明武宁基于上述身份利用了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因此，本院认定上述《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 其次，关于合作费用的给付期限。 《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合作费用的给付条件是“销售额达到7000000元以上”，“甲方收到所有销售货款3个工作日内”。根据成都福兰特公司确认的《销售业绩确认单》，销售额达到了7000000元以上，但成都福兰特公司主张销售货款未全部收到，中通无限公司尚欠其货款本金583573.79元，因此其与武宁约定的付款条件未达到，从而认为其与武宁的债务尚未形成。但本院认为，本案中，在货款尚未给付完毕的情况下，2017年中通无限公司与武宁即达成了《债权转让协议》，此时中通无限公司已取得了武宁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之间的债权。考虑到本案具体情况，结合成都福兰特公司在2017年的涉诉情况，中通无限公司在获得债权后，无再行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给付货款的必要。因此，本院最终认定武宁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之间的债务存在。 最后，关于该债务的具体金额。 就成都福兰特公司与武宁之间债务的具体金额，中通无限公司主张成都福兰特公司与武宁之间有补充协议，双方的债权债务总金额应为708000元，扣除增值税后为587640元，但并没有提交证据，成都福兰特公司庭审中既不认可其与武宁之间签订了补充协议，也不认可上述中通无限公司主张的金额，故本院认为，在中通无限公司与武宁均未提交补充协议的情况下，应按照成都福兰特公司与武宁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确定债务的具体金额。该协议约定，“销售额达到7000000元以上，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服务费600000元，乙方须开具17%的增值税发票，如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扣除税费17%”，庭审中，武宁认可未开具增值税发票，虽中通无限公司表明可以代开税票，但本院认为，依据《合作协议书》，开具增值税发票系武宁的合同义务，在武宁未履行该义务的情况下，武宁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之间的债权金额应当为498000元。当武宁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通无限公司时，该笔债权金额也已确定，因此，本院最终认定，成都福兰特公司与武宁之间的债务金额为498000元（600000元扣除17%的增值税）。 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中通无限公司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之间的债务是否到期的问题。 2017年，武宁与中通无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载明，武宁欠中通无限公司债务700000元，转让的是其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之间的债权708000元。债务款为借款和投资入股的款项。中通无限公司与武宁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合同签订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清楚、条款明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此时中通无限公司取得了对成都福兰特公司的债权。虽然《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没有成都福兰特公司的参与，其并不知道债权转让事宜。但中通无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向成都福兰特公司邮寄送达了《律师函》，已明确载明了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宜，已尽到通知义务。同时由于未约定该债务的履行期限，故中通无限公司作为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而中通无限公司向成都福兰特公司发出《律师函》直接载明抵销自身债务，其实质是要求成都福兰特公司向其履行基于债权转让而得到的债权。因此，中通无限公司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之间的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到期。 第三个争议焦点，中通无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的问题。 如前所述，两笔债务均已到期，而且同为金钱给付，因此符合抵销的法律规定。但，因本院认定成都福兰特公司与武宁之间的债务金额仅为498000元，而中通无限公司与成都福兰特公司之间的债务为583573.79元，故中通无限公司能主张抵销的债务金额仅为498000元。又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因此，当中通无限公司发出的《律师函》于2017年12月26日到达成都福兰特公司之时，双方互负债务已抵销。故，对中通无限公司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八十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中通无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在498000元范围内已于2017年12月26日抵销； 二、驳回原告中通无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9636，公告费300元，共计9936元由原告中通无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承担1440元，由被告成都福兰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819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仇金玛 人民陪审员  张 骏 人民陪审员  张 燕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余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