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81民初425号原告：湛江市赤坎区豪华沙发家具厂，住所地湛江市赤坎北站转右直上150米处空地（原湛江市南强水泥厂内）,注册号：440********9991。经营者：林世周，男，1968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吴川市人，住吴川市**********，公民身份号码：440************133。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彬，广东民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住所地廉江市**********之一，注册号：440********7456。投资人：祝施丹。被告：祝施丹，女，198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220。被告：吴月明，女，197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165。被告：潘锡顺，男，1977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112。被告：方维列，男，1981年5月3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031。被告：梁颖，男，1985年9月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廉江市人，住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059。原告湛江市赤坎区豪华沙发家具厂诉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6月11日受理后，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8）粤0881民初1506号民事判决，被告潘锡顺不服，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9）粤08民终952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遗漏诉讼主体，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追加方维列、梁颖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湛江市赤坎区豪华沙发家具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彬，被告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祝施丹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向原告支付尚欠货款125500元及自法院立案受理之日起至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判决被告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对上述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本案重审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向原告支付尚欠货款125500元及自法院立案受理之日起至还清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判决被告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对上述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6日，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以“廉江市名都会KTV”名义与原告签订《订货合同书》，向原告购买KTV房使用的沙发、凳、腰枕等货物，总价值355600元（注：由于计算错误，在合同中统计的总数是358080元），另约定有订金交付及货款支付等内容。签订合同后，原告除依约交货外，另于2016年7月12日补加翻新凳头2480元。伺后，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的经营场所发生火灾意外，故要求原告再提供沙发等产品。2016年11月5日，原告应约向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交付沙发、凳、腰枕等货物，价值57420元。至2016年12月2日，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已支付货款290000元，尚欠的125500元至今未支付。经查，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的投资人为祝施丹。在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期间，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由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以合伙方式实际经营。依法律规定，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应对原告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原告为维权特具状起诉至贵院，望依法判决如请。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祝施丹没有进行答辩。被告吴月明原审辩称：1.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营业执照是个人独资企业，所有外债应该由企业及其投资人祝施丹承担；2.本案涉及的送货收据及送货单没有我的签名以及公章；3.我怀疑是祝施丹和原告串通一起来虚假诉讼的。被告潘锡顺原审辩称，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是登记在祝施丹名下的个人独资企业，一直以来，祝施丹与谁签订合同、货物往来我一概不知，所产生的债务应该由名都会及祝施丹承担。被告潘锡顺重审辩称：一、林世周伙同祝施丹伪造证据，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1.林世周提供的诉讼证据第五页“送货收据”，明目张胆地把“收款收据”涂改为“送货收据”，作为证据呈堂，是伪造证据。林世周提供证据第五页的“送货收据”签署日期为2016年7月12日，第六页签署日期同样是2016年7月12日的“送货单”的编号是No5340655,这个编号是中间号码，也就是说，原告在2016年7月12日并不缺乏正式的“送货单”，没有必要把“收款收据”改为“送货收据”来使用。同时，涂改的“送货收据”没有任何签名、印鉴对涂改部分加以确认。把“收款收据”涂改为“送货收据”，并作为证据呈堂，是伪造证据。2.原告证据材料中，第五页“送货收据”的票据编号是：No566353、No566354，第六页的“收款收据”票据缟号是：No566352。从票据编号可知，这是同一本收据。票据编号No566353、No566354的签署日期为2016年7月12日，票据编号No566352的签署日期为2016年ll月5日，相隔近四个月的时间。票据编号和票据签署日期存在明显的伪造事实，编号在后的票据No566353,No566354,竟先于编号在前的票据No566352使用。(1)正常情况下，票据的使用不可能从尾部倒着使用。(2)不管是“送货收据”还是“收款收据”，编号连号，签署时间相隔四个月，难道这四个月没有经营活动，没有送货或收款?(3)票据的签名和填写是三个人用三支不同的笔来填写。从笔迹来看，三张票据的用笔和填写风格、角度是一致的。常理来说，三个非文秘作家之类的文职人员，不可能相隔四个月时间，每个人仍然使用自己同一支笔，用同一角度填写票据。我们认为，三张票据是同一时间填写的，是伪造的。我们保留笔迹形成时间司法鉴定的权利。3.伪造“往来账目说明”。祝施丹与潘锡顺由于合伙生意上的问题，相互间已发生诉讼官司，矛盾巨大，客观上存在祝施丹恶意诉讼潘锡顺的前提和动机。2016年6月6日签署的“订货合同书”第五款规定：“货款在一年内必须分期全部付清”，即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应在2017年6月5日前付清所有款项。如果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真的未付清所有款项，“往来账目说明”也应该在2017年6月5日前由出纳会计统计后，整理相关明细票据，附录财务清单，由财务总监核实签名，再由负责人签名，加盖公司公章确认，而不是在2018年5月2日由祝施丹独自签名确认。这样做不符合财务制度。未经财务部门的核实确定，单个股东是不能把“欠款单、借据”等变成全部合伙人的债务。同时从这份“往来账目说明”签署的时间来看，是2018年5月2日签署的，林世同2018年6月11日就立案起诉。可以说，这份“往来账目说明”纯粹就是为了起诉而签署。是林世周伙同祝施丹进行虚假诉讼的证据。被告吴月明、方维列、梁颖辩称，答辩请求：1.本案与吴月明、方维列、梁颖及潘锡顺无关，请求驳回原告对答辩人及潘锡顺的起诉；2.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应是：1.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是个人独资企业还是个人合伙性质？2.投资人祝施丹与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粱颖是合伙关系还是显名与隐名投资关系？3.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是否需要对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的对外债务承担民事连带任？各投资人之间内部关系与企业对外合同关系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范畴？4.原告与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祝施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行为？答辩人认为，原告要求答辩人吴月明、方维列、粱颖及潘锡顺承担民事连带责任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关于个人独资企业的责任形态。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的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的责任形态是投资人（一个自然人）在企业的财产之外，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是在责任形态方面独资企业与责任公司、个人合伙企业的本质区别。独资企业是一种很古老的企业形式，至今仍广泛运用于商业经营中，其典型特征是一个自然人出资、对外经营并自负盈亏和自担风险。本案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自2012年3月21日成立至今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直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祝施丹与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实质上并不是合伙关系，而是显名投资及隐名投资合作关系，因生产经营活动一直由企业投资人祝施丹经营和管理，其他投资人作为隐名股东成立“股东微信群”只是对其经营管理进行监督，以及商量投资事宜，保证资金的有效及合法使用，但除祝施丹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并不真正参与到共同经营管理中，其他投资人也不存在故意不将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的个人独资企业性质变更为个人合伙企业的行为，其他投资人不应当成为以所谓的经营形式推定为合伙性质而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因此，答辩人吴月明、方维列、梁颖及潘锡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也不应当对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外所负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双方签订的《订货合同书》的法律关系及代理关系。订货合同书中写明“甲方廉江市名都会KTV”，“乙方湛江赤坎豪华沙发家具厂”，订货合同书中的祝施丹的签名是企业代表行为，而答辩人吴月明是公司的职员，代理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与湛江赤坎区豪华沙发家具厂进行签字，而不是以个人的名义签字，其行为是职务代理行为，根据民事代理制度，职务代理产生的法律关系为：代理人是吴月明，被代理人是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相对人是湛江市赤坎区豪华沙发家具厂，合同产生的法律效力及于被代理人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和相对人湛江赤坎区豪华沙发家具厂，权利义务与答辩人吴月明本人无关。2.个人独资企业的登记投资人对企业的债务应承担补充连带责任。个人独资企业的登记具有创设效力，登记事项经公示之后，即可产生两种法律效力，即对抗力和公信力，通过赋予公示的登记事项以对抗力来保护登记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赋予公示的登记事项以公信力来保护善意第三人，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如果轻易否认企业工商登记事项，将会严重破坏社会经济正常秩序，企业工商注册登记制度也就无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因此，根据上述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所负债务，首先由企业财产予以清偿，不足部分由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补充连带责任。这里的“投资人”即是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投资人。原一审判决“被告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承担连带责任”，把隐名投资者吴月明、潘锡顺作为对外债务的民事责任主体显然是不当的。(2017)粤0881民初2143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粤0881民初150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是个人独资企业，其登记投资人为祝施丹，其他投资人为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粱颖，而祝施丹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既然同意以其名义办理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的工商登记注册，就应当知道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需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且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从注册登记成立至今，投资人均为祝施丹，期间从未发生过变更。因此，原一审判决登记投资人祝施丹承担民事责任是正确的，并无不当，但判决其他隐名投资人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也违背了个人独资企业的立法本质。3.隐名投资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投资方式合法、有效，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的法律关系应作为内部关系进行处理，与本案对外买卖合同关系不属于同一层法律关系，该买卖合同之债与各隐名投资人无关。我国法律、法规并未禁止隐名投资方式，只要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之间的约定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及法律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即是合法、有效的。登记投资人祝施丹与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之间的关系即是显名投资人与隐名投资人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对于投资方来讲属于内部法律关系，与本案企业对外买卖合同关系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显名投资人祝施丹与隐名投资人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之间的投资约定只对他们五人内部产生法律约束力，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以其与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之间的外部债权债务关系对抗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的内部约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此，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与原告签订的沙发等相关产品购买合同是企业外部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对外投资人祝施丹与隐名投资人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粱颖投资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的约定是内部的投资合同关系，两者是外部与内部的法律关系，不是同一层法律关系，不应作为同一案件处理。原告以与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对外的合同关系对抗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内部各投资人内部约定关系，要求各隐名投资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民法总则及合同法的相对性原理，该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4.祝施丹与吴月明、方维列、梁颖、被告潘锡顺之间不是合伙关系。原一审(2018)粤0881民初1506号判决书的判决主要依据是廉江市人民法院(2017)粤0881民初2143号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的“但从经营形式来看，属于个人合伙”，从而推定祝施丹与吴月明、方维列、梁颖、潘锡顺之间为个人合伙关系，该推定是错误的。(2017)粤0881民初2143号的本院认为部分是为了论证该案原告吴月明、潘锡顺请求该案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和祝施丹返还投资款的条件尚达不到要求，以推定各投资人为合伙关系为突破口，以未达到合伙解散条件为由驳回该案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以达到结案的目的，表面上解决的是个人独资企业内部的投资经营纠纷问题，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该案法院在立案当时所立的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有所不妥，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受立案案由的影响，审理的思路也跟着立案案由的方向作出认定。事实上，从经营形式来看，各投资人之间是合作投资占股关系，是各隐名投资人将投资款交由祝施丹投资到名都会进行经营，按投资比例占股分红的形式，因此，原案应当以返还投资款纠纷或公司股东纠纷的角度来立案及审理更为恰当，而不是合伙协议纠纷。因每个个案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本案应结合具体实际情况来分析，事实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是隐名投资人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将投资款交由祝施丹经营管理，由祝施丹作为工商登记的投资人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并由祝施丹全权对外经营管理，对外产生的法律效力及效果应由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及登记投资人祝施丹承受。因此，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个人独资企业对外的合同关系，与各答辩人及潘锡顺无关。故，对外债务承担的主体理所当然是个人独资企业即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和经营者祝施丹，本案应由该两个被告承担民事责任。5.原告与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祝施丹存在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虚假诉讼，损害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合法利益的行为，请法院依法查明。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的投资人是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五人，由于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企业内部的财务账目不清，显名投资人祝施丹对各隐名投资人不公开不透明，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和祝施丹存在故意造假单据、虚报账目，损害其他投资人的合法利益的行为，其他投资人多次要求对企业的财产、财务收支账目包括本案沙发及相关产品账目进行查阅，但祝施丹一直以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是个人独资企业的名义拒绝其他投资人查账，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表面上是股东共同投资经营，但实际上是祝施丹一个人在经营操作，其他投资股东只有履行投资的义务，及有查账权、没有知情权、更没有经营权！因此，实质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并不是个人合伙性质，而是个人独资企业。另外，本案原告起诉的沙发、腰枕、靠垫等物品数量与实际提供的数量明显对不上号，相关实际购买沙发等产品的货款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早已对原告付清，原告与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祝施丹存在捏造单据、恶意串通、虚假诉讼行为，请法庭依法查明。此诉讼是祝施丹与原告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由于投资生意上的问题，吴月明、潘锡顺于2017年9月4日曾对祝施丹提起诉讼，双方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祝施丹多次扬言要报复。原告提供的证据《送货收据》《送货单》《收款收据》的答名都是祝施丹，由于祝施丹缺席，这些证据未能进行有效的质证，各答辩人与潘锡顺在原一审中亦未对这些证据予以确认。事实上，《送货收据》是由“收款收据”涂改而成的，是原告已收款的真实证据。原告以一张虚假的《往来账目说明》，将其已收取的款项变成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的欠款，实属是认定基本事实不对清，证据认定错误。当然，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祝施丹与其他债权人通过造假单据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远远不止于本案沙发及相关产品。祝施丹2015年12月18日对各投资人提出重新装修计划时，预算的是名都会娱乐城一至七楼共60间KTV房的装修费用，但实际上履行的只是其中37间KTV房的工程及装修材料，意味着有23间KTY房没有实际装修。本案中，合同约定的57间KTV房的沙发及相关产品的购买及翻新，而实际交付的只是一到四楼37间KTV房的产品，有20间KTV房的沙发及相关产品没有按合同约定交付，至今没有实际履行。在名都会装修期间，祝施丹位于廉江市****面、中山五路西面自有的房屋一幢及其经营的廉江市****糖果88KTV也正在装修。祝施丹和名都会出纳占志丽、会计王小异相互勾结，与各工程老板恶意串通，没有按照实际履行的装修工程结算，而是按合同约定的60间KTV房的装修数量出账，导致祝施丹无法提供虚假部分工程款项的支出证明。退一步说，就算祝施丹能够提供相关支出证明，那也是虚假的，即极有可能是以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的名义出账，用于祝施丹自有房屋装修及其经营的糖果88KTV装修了，明确的说，各合同相对方并没有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向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履行合同义务，只是履行了部分内容。具体到本案，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只收到原告的部分合同标的，即名都会至今只是收到原告履行的其中一楼到四楼的37间KTV房的部分沙发及相关产品。从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现场上看，实际重新装修的工程材料及购买的新物品均是非常容易分辨出来的，包括木工、水电工、泥水工、瓷砖、玻璃、沙发、空调、音响电视、消防、煽灰喷漆等工程材料及物品，都保留着重新装修及购买的新痕迹，实际履行的合同内容可以从这些新痕迹分辩出来，没有实际履行的合同内容当然是不存在的。总体来说，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重新装修的账务出账数额与实际履行的工程款材料款存在巨大差距！本案中，从原告提供的《订货合同书》《送货单》《送货收据》《往来账目说明》来看，恰恰证明廉江市名都会KTV与原告订立合同，约定订做的是57间房间的沙发及相关产品数量，2018年5月2日祝施丹作出往来账目说明，对沙发及相关产品按合同订立时的数量和单价结算，总货款为415500元，与实际数额不符。原告实际上只是向名都会交付一楼至四楼37间房间的沙发数量，有20间房没有按合同实际履行，因此，合同约定的数量与实际履行的数量不相符，应以实际履行为准，应按实际交付的数量结算。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实际履行订做的沙发及相关产品总货款是250371元，而不是415500元，比实际数额报大165129元。综上所述，首先，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是个人独资企业，其投资人祝施丹是显名投资人，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是隐名投资人，各隐名投资人只是将投资款交由祝施丹经营管理，彼此成立的是隐名投资关系而不是合伙关系；其次，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对外民事责任应由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及其对外投资人祝施丹承担，由该两个主体承担责任后，再由各投资者根据内部的相关约定对债务进行处理；再次，原告、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祝施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虚假诉讼，损害隐名投资人吴月明、方维列、梁颖、潘锡顺的合法利益的行为，请法院依法查明。最后，请法院依法支持答辩人的答辩请求！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林世周身份证，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企业信息，证明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企业登记情况；3.订货合同书、送货单、收据、往来账目说明，证明双方买卖关系及未支付货款事实；4.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证明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由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合伙经营的事实。被告吴月明、方维列、梁颖对其抗辩提供的证据如下：1.工程汇总支出、名都会KTV沙发款支出明细，拟证明名都会工程款及装修材料款支出情况，其中沙发已支出330000元；2.占志丽手写笔迹、手写“虚数”“开大”对应对账记录，拟证明出纳占志丽存在伪造财务单据、虚假出账的主观故意和行为；3.购买与翻新沙发及相关产品实数与虚数对比表，拟证明按照订货合同书约定的单价计算，实际履行订做及翻新的沙发及相关产品总货款应250371元，而不是415500元，比实际数额报大165129元；4.订货合同书、送货单、送货收据、往来账目说明，拟证明廉江市名都会KTV与原告订立合同，约定订做及翻新的是57间房间及沙发的相关产品，2018年5月2日祝施丹作出往来账目说明，对沙发及相关产品按合同订立时的数量和单价结算，总货款为415500元，与实际数量及金额不符；5.名都会KTV沙发数（手写版）、名都会KTV沙发数（电子版）、名都会KTV沙发虚假数目明细，拟证明原告实际向名都会订做及翻新的是一楼至四楼37间房间的沙发数量，有20间房间没有按订货合同书约定订做翻新，合同订立的数量与实际履行数量不符，合同约定的内容没有完全履行，应以实际履行的内容为准。被告潘锡顺对其抗辩没有提供证据。上述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6日，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为甲方与原告为乙方签订《订货合同书》，主要约定：甲方将KTV沙发全部订给原告生产，翻新沙发及加固29间房、精品VIP房2间、商务二和四4间房、商务KTV房22间、配套双人条凳18张、旧方凳翻新70张、腰枕500个，货款合计355600元，交货日期为2016年7月20日，付款方式为甲方支付购材料款100000元，余款在一年内分期付清。被告祝施丹、吴月明在合同甲方签名，林世周在乙方签名并加盖原告印章。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7月12日交付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的员工在送货收据上签收。2016年11月5日，原告在合同外为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生产KTV房仿真皮沙发82.42米、布巨腰枕50只、条凳4张、方凳15张，货款57420元。2016年7月12日，原告在合同外为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翻新凳头36张，货款2480元。上述货款合计415500元。2018年5月2日，被告祝施丹向原告出具《往来账目说明》，确认除上述《订货合同书》中约定的货物外，另外还订购了沙发及相关产品，共计款59900元，总货款为415500元，经结算，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尚欠原告货款125500元。2013年3月21日，被告祝施丹作为投资人办理营业执照，成立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2017年9月4日，吴月明、潘锡顺以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祝施丹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诉称，其与祝施丹就经营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达成合伙协议，到2017年7月底止累计对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共投入11071600元，吴月明累计共投入3819702元，潘锡顺累计共投入1107160元。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是属于祝施丹的个人独资企业，其与祝施丹合伙经营个人独资企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八条第（一）项、第十条第（三）项以及第十五条的规定。且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实际上属于祝施丹个人经营，其与祝施丹合伙关系不成立，而且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请求依法确认吴月明、潘锡顺与祝施丹合伙关系无效，判令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返还吴月明投资款人民币3819702元及利息、返还潘锡顺投资款人民币1107160元及利息。2017年11月14日，本院作出（2017）粤0881民初2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2015年12月18日后，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祝施丹占股45.5%、吴月明占股34.5%、潘锡顺占股10%、方维列和梁颖各占股5%，共同经营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属于个人合伙，判决驳回判决吴月明、潘锡顺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原告的起诉及被告的答辩，本案争议如下问题。关于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是否合伙经营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问题。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虽然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本院已生效的（2017）粤0881民初21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的股份祝施丹占股45.5%、吴月明占股34.5%、潘锡顺占股10%、方维列和梁颖各占股5%，从经营形式来看，属于个人合伙企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本院应认定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是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合伙经营。关于原告主张涉案货款应否认定，货款由谁支付的问题。原告主张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欠其货款125500元，并提供了订货合同书、送货单、收据、往来账目说明等证据证明，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吴月明、方维列、梁颖认为合同约定的数量与实际履行的数量不相符，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实际履行订做的沙发及相关产品总货款是250371元，比实际数额报大165129元，属虚假诉讼，但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欠原告货款125500元予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八条：“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第三十九条：“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规定，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实际上属于合伙企业，该企业欠原告的货款125500元属于合伙企业的债务，应先以该企业的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如该企业不能清偿，则被告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关于逾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计算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祝施丹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有权对本案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限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原告湛江市赤坎区豪华沙发家具厂支付货款1255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欠货款125500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收30%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收30%计算）。被告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5元，由被告廉江市名都会娱乐城、祝施丹、吴月明、潘锡顺、方维列、梁颖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郑伟珠人民联审员刘小敏人民联审员徐永槐二0二0年九月八日书记员龙小洁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八条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九条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点三、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