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602民初1443号 原告：史仁君，男，1965年12月19日生，汉族，无职业，住白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永彬，吉林连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渤林，吉林连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姜锋，男，1979年3月2日生，汉族，星泰典当行职工，住白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文亮，吉林万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史仁君与被告姜锋合伙企业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仁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永彬、魏渤林、被告姜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文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仁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共同共有南岭市场综合办公楼一层1,510.90平方米财产权，原告份额为80.2%（2935600/366×100%）；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8月1日的房屋租金184,460元（230000×80.2%）。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在2014年1月1日合伙借贷给白山市顺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翔公司）人民币300万元，原告出资人民币227万元；原、被告在2014年2月21日合伙借贷给顺翔公司人民币300万元，原告出资人民币230万元。两次借贷合计人民币600万元，原告共出资人民币457万元。具体事宜由被告出面办理，合同先由被告签字后拿给原告签字，被告再拿借款合同到顺翔公司签字，签字完成后合同原件、借款收据原件等交给我一份保管。后顺翔公司无力还款，在诉讼、调解、执行过程中，被告与原告协商，由被告出面进行诉讼等，由原告出资4万元，并将借款合同及收据原件交给被告办理，过后，被告将借款合同、收据及法院收费凭证原件又给原告保管。被告诉讼完成后又称要执行，还需要12万元，这样在2014年7月14日，原告又打款12万元给被告作为执行费用等。2015年3月，顺翔公司还款250万元，该250万元转给原告后，原告于2015年3月24日和3月28日分别转款55万元和15.56万元（合计70.56万元）到被告指定的银行卡账户，此时，原告尚有本金2,775,600元未收回及费用支出16万元，合计2,935,600元。顺翔公司尚欠原、被告350万元本金及利息等。在2016年经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执行将白山市南岭市场综合办公楼一层（面积1,510.90平方米，作价人民币3,564,273.28元）房屋执行至被告名下。原、被告也去现场看了该房屋，因此原告一直认为房屋属于原、被告共同共有。直到2019年8月，房屋承租户原履行房屋协议到期后，原、被告协商房屋处置时，被告否认与原告共同借贷的事实，否认合伙借贷的资金往来，不承认原告应该占有的房屋产权份额等。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保护原告财产权不受不法侵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占有房屋财产权份额。 姜锋辩称：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系重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2019年9月29日，原告以所有权纠纷为由将被告起诉至浑江区人民法院，2019年12月30日，浑江区人民法院以当事人涉嫌伪造证据犯罪、虚假诉讼犯罪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将本案移送司法机关。现原告再次起诉被告，前诉与本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基本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因此，本案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原告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按照原告在起诉状中的主张“其与被告合伙借贷给顺翔公司600万元”。那么对被告在2014年5月9日取得浑江区人民法院的两份调解书，原告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而原告却在2019年9月29日才向浑江区人民法院主张权利。民法总则实施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本案应当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规定，因此原告的主张因未在2016年5月8日之前主张权利而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三、原告系虚假陈述，体现在以下几点：1.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出借资金给顺翔公司的事实。因为根据浑江区人民法院2014年5月9日作出的（2014）浑民二初字第290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完全可以证明：2014年2月21日，顺翔公司因缺少资金向姜锋借款300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载明“甲方：白山市顺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出借人）为姜锋”。证明出借人仅为被告一人，并不包含原告也没有原告的签名。同日，顺翔公司向姜锋出具收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姜锋出借给顺翔公司借款300万元的事实，已经具备法律效力；2.原告出借给顺翔公司的资金数额，原告一变再变，无法证明其是否为真正的出借人。原告2019年9月29日起诉时主张出借资金为246万元，称与被告共同出资350万元出借给顺翔公司，并且在举证中只提供了2014年2月21日300万元的借款合同，对其余的50万元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在后期的庭审中在被告提供了浑江区人民法院（2014）浑民二初字第291号民事调解书时，这才又拿出了2014年1月1日的借款协议。并将1月1日的借款协议甲方处添上了原告的姓名。本次起诉又将出借资金变更为293.56万元。第一次诉讼依据的是2014年2月21日的借款合同，本次起诉又依据2014年2月21日、1月1日的两份借款合同。另外原告从2013年8月1日至2015年3月28日共计向被告父亲姜信德的账号转账7次，总金额为543.56万元，并且被告从来没有给原告转款，在被告没有为原告出具任何借据的情况下，原告只是转款不向被告索要借款，根本不符合常理，说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借贷关系，也不存在被告与原告共同出借顺祥公司借款的事实。原告所称的2015年3月24日和3月28日两笔转款共70.56万元，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本案是原告依据的是2014年2月21日、1月1日的两份借款合同，那么2015年3月24日和3月28日的转款与本案不存在任何的关联性。同时，从原告不断变换其拥有南岭市场综合办公楼一层财产所有权的份额来看，如果原告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借人，怎么可能连自己到底出借给顺翔公司多少钱都不清楚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原告根本没有出借给顺翔公司资金，其只是受李彦华的委托将李彦华拆借给被告的资金转交给被告，然后利用银行流水向法院起诉被告。原告的行为就是为诉讼而诉讼，所以导致其诉讼请求一变再变；3.原告称被告与其共同出借资金给顺翔公司、由被告出面作为原告和申请执行人的主张，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首先，被告与原告不存在书面及口头的合伙协议，原告所称的合伙向顺翔公司出借资金的事实根本不能成立。其次，在被告与顺翔公司的诉讼中，既然原告主张是被告与原告共同在出借人处签字，那么为什么（2014）浑民二初字第290号、291号两份民事调解书的认定事实均没有体现：出借人有原告的名字。在第一次起诉庭审中一审法院已经给予原告时间，对290号、291号两份调解书提起再审，但是原告却始终没有主张权利。最后，既然是原告委托被告起诉顺翔公司，原告为什么不给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通过290号、291号两份民事调解书的卷宗均不能体现原告的委托，原告的主张又如何能够成立呢？4.原告主张其出资457万元与被告出借给顺翔公司系虚假陈述。首先，原告称借给被告457万元，但并没有被告出具的借条，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所以在原告没有提供债权凭证的情况下，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其次，2014年7月14日，原告诉称被告汇款12万元是案涉房屋的评估费用。然而被告是2016年8月才申请通化市中院对案涉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的，时隔近两年之久，原告为什么会提前两年就汇款12万元用于办理执行，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该12万元与案涉房屋评估拍卖并不存在任何关联，相反却可以证明该笔资金是被告与李彦华拆借资金的事实；最后，原告给付被告的银行流水资金共计为444万元，该笔资金实际为被告与李彦华之间的拆借资金。根据被告调取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山分行营业部姜信德（被告父亲）的账号：×××，可以证明被告通过姜信德的账户出借给李彦华（账号为×××），从2013年6月3日至2014年9月3日共计6,874,975元，李彦华偿还被告借款共计4,934,875元，剩余1,940,100元。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山分行营业部的账号（62220808070********），在2014年1月15日转账给被告1,980,000元（该笔资金原告在第一次起诉时有意回避不向法庭提供）、在2014年2月21日转账给被告2,300,000元（此笔资金就是案涉款项）、在2014年5月11日转账给被告40,000元（该笔资金就是原告所称的诉讼费用）、在2014年7月14日转账给被告120,000元（该笔资金就是原告所称的执行费用），上述4笔共计为4440,000元。扣除被告委托白山市浑江区阳康敬老院支付给原告的2,500,000元（该笔资金原告在第一次起诉时不认可，在本次起诉中又认可），剩余1940,000元。通过上述两笔银行流水完全可以证明：李彦华欠被告1,940,100元，被告拖欠原告1940,000元，被告与李彦华在2014年9月3日对账后双方债权债务全部结清。这一点通过第一次起诉时出庭的李彦华证人证言完全可以证明。同时可以证明李彦华通过原告的账户偿还被告借款的事实。因此，原告给付被告的4440,000元系李彦华偿还被告的借款，而并非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借款，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原告就应当起诉被告偿还借款4440,000元，而不是2,300,000元。显然原告是有意制造虚假证据骗取人民法院的判决。 四、原告与李彦华、宋书庆系白山市君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李彦华负责联系放贷业务及收取还款，利用原告的银行账户只对外付款、从不收取还款，利用宋书庆的银行账户收取还款。三人分工明确，为日后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保留证据。在2015年2月2日原告以4,193,000元（现金）的价格购买了顺翔公司开发的南岭市场综合办公楼二三层，李彦华又于2015年2月4日以1,497,000元（现金）的价格购买顺翔公司开发的南岭市场综合办公楼负一层。试想假如被告与原告共同向顺翔公司出借资金600万元的事实成立，在2015年2月2日顺翔公司并没有偿还被告与原告的600万元的情况下，原告怎么可能再拿出4,193,000元的现金购买南岭市场综合办公楼二三层呢？为什么不用这600万元抵顶这4,193,000元购房款？而是再支付给顺翔公司4,193,000元购房款，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只能说明被告与原告根本就不存在共同向顺翔公司放贷的事实，请法院对该事实调查清楚。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上述种种迹象表明：被告与原告既然没有合伙关系，何来的案涉房屋形成共同共有的关系。原告的行为系编造虚假证据（篡改借款合同及房屋租赁经营合同），妄图通过虚假诉讼侵占被告的个人财产，请法庭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姜锋诉顺翔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本院于2014年5月9日分别作出（2014）浑民二初字第290号民事调解书、（2014）浑民二初字第291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约定顺翔公司偿还姜锋共计600万元。后，姜锋向吉林省通化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6年10月18日作出（2016）吉05执38-1、3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将白山市顺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南岭市场综合办公楼一层1,510.90平方米作价3,564,273.28元交付申请执行人姜锋抵偿被执行人白山市顺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欠借款本金、利息3,564,273.28元。白山市顺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南岭市场综合办公楼一层1,510.90平方米的财产权自本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姜锋时转移；二、申请执行人姜锋可持本裁定书到有关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法庭审理过程中，史仁君、姜锋均认可涉案的位于南岭市场综合办公楼一层1,510.90平方米房屋现由姜锋管理。 以上案件事实，有经过庭审质证的（2014）浑民二初字第290号民事调解书、（2014）浑民二初字第291号民事调解书、（2016）吉05执38-1、39-1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在卷为凭，经本院审核，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史仁君主张其与姜锋合伙出借资金，但未提供其与姜锋的个人合伙协议，亦未提供其与姜锋注册了合伙企业的相关证据，史仁君又主张姜锋通过（2014）浑民二初字第290号民事调解书、（2014）浑民二初字第291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债权并依据（2016）吉05执38-1、39-1号执行裁定执行到的涉案财产位于南岭市场综合办公楼一层1,510.90平方米房屋系其与姜锋共同共有，并据此诉请确认其对上述财产享有的份额及要求姜锋支付涉案房屋出租的租金，但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史仁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502元，减半收取27,751元，由史仁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建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潘 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