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20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芝（死者周永岗之母），女，生于1940年10月11日，汉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务农，住巧家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某1（死者周永岗之妻），女，生于1976年4月16日，汉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务农，住巧家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粉英（死者周永岗之长女），女，生于1998年8月9日，汉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学生，住巧家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死者周永岗之子），男，生于2003年9月5日，汉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学生，住巧家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2（死者周永岗之次女），女，生于2005年11月24日，汉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学生，住巧家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3（死者周永岗之三女），女，生于2007年2月10日，汉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学生，住巧家县。周某1、周某2、周某3的法定代理人：夏某1（三原告之母），女，生于1976年4月16日，汉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务农，住巧家县。六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颜玉松、周小雪，云南天外天（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巧家县老店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1230151390138。法定代表人：李热奎，镇长。委托代理人：胡运凯、杨茂，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芝顶，男，生于1971年4月4日，汉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务农，住巧家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琴贵，男，生于1963年9月3日，汉族，云南省会泽县人，务农，住巧家县。上诉人刘玉芝、夏某1、周粉英、周某1、周某2、周某3因与被上诉人巧家县老店镇人民政府、夏芝顶、唐琴贵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巧家县人民法院（2020）云0622民初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因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玉芝、夏某1、周粉英、周某1、周某2、周某3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巧家县人民法院（2020）云0622民初30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未将被上诉人老店镇人民政府认定为责任主体错误，未判决老店镇人民政府承担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老店镇人民政府认定夏芝顶的房屋属于危房，制定拆除危房方案，催促夏芝顶拆除，却未提拆除人员的安全保障，未交给专业人士处理，也未派员到现场进行安全指导和防范，老店镇人民政府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未确定老店镇人民政府的民事赔偿主体错误。二、一审法院责任划分不当。一审法院认定周永岗有过错，判决周永岗承担20%的责任错误。三、一审法院按农村户口计算相关赔偿也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巧家县老店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答辩人为改善本镇村民居住环境，在处理本镇村民危房改造时，夏芝顶家房屋系危房拆除对象，经政策宣传，村民拆除危房恢复绿地，政府给予补助和奖励的行为，不属于支付报酬，也不属于任何工程发包和承包关系。2.夏芝顶向答辩人申请自行拆除危房复绿，并提交《村危房旧房复耕复绿安全施工承诺书》承诺负责拆房的一切事项及责任承担，要求拆除危房与政策推进之间属于行政引导工作，不存在发包或参与拆除的行为，周永岗拆房受到的伤害，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答辩人在本案中并非侵权主体，从未实施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责任，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玉芝、夏某1、周粉英、周某1、周某2、周某3向一审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巧家县老店镇人民政府、夏芝顶、唐琴贵赔偿其因周永岗死亡的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821193.49元，除已支付的2万元外，还应赔偿801193.49元；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法律事实是：被告巧家县老店镇人民政府按照上级党委政府关于危旧房拆除整治及复垦复绿工作的要求，于2019年9月12日以老发（2019）74号文件下发了《老店镇危房旧房拆除复耕复绿工作方案》，要求全镇符合危旧房整治拆除范围内的村民拆除危旧房，并明确了拆除的时限和拆除补助奖励标准等。经老店镇人民政府认定，被告夏芝顶家150平方米的房屋属于拆除危房的范围。之后夏芝顶通过电话联系被告唐琴贵，以2000元的价格请唐琴贵为其拆除危房。2019年11月4日，唐琴贵以每天150元不等的报酬雇佣原告家属周永岗等人为夏芝顶家拆除危房。在拆除危房的过程中，周永岗在危墙上拴钢索，想通过钢索把墙拉倒，但还没有拴好墙就倒塌了，导致周永岗被倒下的墙压死。事故发生后，夏芝顶、唐琴贵委托村委会代为向六原告各支付了赔偿金1万元。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以生命权、健康权纠纷为案由立案，但死者周永岗系在为他人提供劳务过程受到人身损害而死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的情形，因此确定变更本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周永岗系在为他人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而死亡，作为周永岗直系亲属的六原告，有权对因周永岗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主张权利。周永岗受到人身损害而死亡的后果，是因为接受了被告唐琴贵的雇佣，在为被告夏芝顶家拆除危房时发生的。在唐琴贵与周永岗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唐琴贵系接受劳务者，周永岗系提供劳务者。唐琴贵作为接受劳务者，在接受周永岗等人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应对雇员提供必需的安全保障，对施工现场尽到安全管理义务，杜绝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因唐琴贵未尽到上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其雇员周永岗在从事劳务活动中受到人身损害而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作为雇主的唐琴贵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夏芝顶作为接受劳务的直接受益人，未对从事劳务者的从业资格和安全防护条件进行必要的审查把关，也未提供必要的安全作业条件，就把拆除危房的劳务工作承包给不具备用工资质的唐琴贵完成，导致周永岗在拆除危房时遭受人身损害而死亡，被告夏芝顶依法应当与雇主唐琴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死者周永岗在从事危房拆除的过程中，未充分预见所从事工作的危险性，对自身安全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不慎被倒塌的墙体压死，周永岗本人对造成死亡的后果也具有一定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可以相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被告巧家县老店镇人民政府在部署辖区内拆除危旧房的工作中，行使的是行政管理及行政指导行为，该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合法性及合理性的问题，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不属本案民事诉讼审查的权限范围。被告巧家县老店镇人民政府与原告家属周永岗之间，没有产生任何民事法律关系，巧家县老店镇人民政府依法不具有本案民事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对周永岗死亡的后果，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根据责任与过错相适应的原则，本院酌定由被告唐琴贵承担损失的60%，被告夏芝顶承担损失的20%，死者周永岗自行承担损失的20%。同时由被告唐琴贵和被告夏芝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六原告因周永岗死亡请求赔偿的各项经济损失，原告起诉时是按《2019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计算，但部份赔偿项目计算错误。现因《2020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已经公布，本案损失统一按新标准计算认定如下：1.死者周永岗本人系农村户口，死亡赔偿金计算为11902元×20年＝238040元；2.丧葬费106514元÷12月×6月＝53257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66690元，其中周某110260元×2年÷2人＝10260元，周某210260元×4年÷2人＝20520元，周某310260×5年÷2人＝25650元，刘玉芝10260元×5年÷5人＝10260元；3.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的规定，结合本地平均生活水平和本案受害人具有一定过错的具体情形，酌情支持原告的请求30000元；4.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的请求，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因此本院支持六原告合理经济损失合计为387987.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参照《2020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唐琴贵赔偿原告刘玉芝、夏某1、周粉英、周某1、周某2、周某3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抚慰金合计387987元×60%＝232792.20元，扣除唐琴贵已经先行给付的赔偿金10000.00元外，唐琴贵还应给付赔偿金222792.20元；二、由被告夏芝顶赔偿原告刘玉芝、夏某1、周粉英、周某1、周某2、周某3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抚慰金合计387987元×20%＝77597.40元，扣除夏芝顶已经先行给付的赔偿金10000.00元外，夏芝顶还应给付赔偿金67597.40元；三、驳回原告刘玉芝、夏某1、周粉英、周某1、周某2、周某3对被告巧家县老店镇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刘玉芝、夏某1、周粉英、周某1、周某2、周某3的其余诉讼请求。前二条所列款项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给付。被告唐琴贵和被告夏芝顶对各自应赔偿的份额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4506.00元（缓交），由六原告负担2632.00元，被告唐琴贵负担1406.00元，被告夏芝顶负担468.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在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原审认定的事实，除上诉人刘玉芝、夏某1、周粉英、周某1、周某2、周某3提出原审未认定老店镇人民政府的民事赔偿主体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外，对原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对无异议的部份，本院予以确认。归纳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老店镇人民政府是否应对本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二）原审判决周永岗承担20%的责任是否正确；（三）原审按农村户口计算本案赔偿费用是否恰当。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本院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老店镇人民政府是否应对本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在一审诉讼中，根据刘玉芝等六原告提交的老发（2019）74号《老店镇危房旧房拆除复耕复绿工作方案》及老店镇人民政府提交的《老店镇危旧房屋拆除复垦复绿面积认定表》载明的内容看，老店镇人民政府是根据巧家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巧政办通（2019）49号）文件精神，拟定处理本镇村民危旧房屋拆除方案，从政策层面对拆除危房进行宣传、指引，政策覆盖面是全镇村民，因此，老店镇人民政府行使的是行政管理及行政指导行为，村民根据政策指引，可自由选用政策规定的拆除方式，而根据上述危旧房屋拆除方案第五条的表述看，只有当村民选用委托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和机械进行拆除时，民事法律关系才有可能在村民与镇政府之间设定，然而，本案夏芝顶选择的拆除危房方式是自行拆除，且以2000元价格请唐琴贵为其拆除，唐琴贵又雇请周永岗拆房，故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分别设定于夏芝顶与唐琴贵之间及唐琴贵与周永岗之间，即夏芝顶与唐琴贵之间形成承包关系，唐琴贵与周永岗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原审据此认定唐琴贵对雇员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周永岗在从事拆房过程中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唐琴贵承担赔偿责任及夏芝顶将拆除危房工作承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唐琴贵完成，应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而老店镇人民政府与夏芝顶及周永岗之间均未产生任何民事法律关系，原审认定老店镇人民政府不承担本案民事赔偿主体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审判决周永岗承担20%的责任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李某、夏某2的证实，周永岗是站在墙上栓钢绳的过程，墙倒下，将周永岗压死的，由此可见，周永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从事危房拆除，其站在危房的墙上栓钢绳，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其对自身安全未尽到注意义务，具有一定过错，原审判决其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认为原审判决周永岗承担20%的责任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审按农村户口计算本案赔偿费用是否恰当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本案原告一审提供的户口册能证实其住址及经常居住地为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该地并不属集镇，原告居住、生活的地点并不具有城镇功能，且原告户口册显示其属粮农，故原告应属农村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原审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本案赔偿费用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认为按农村户口标准计算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4506元，由上诉人刘玉芝、夏某1、周粉英、周某1、周某2、周某3共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义务人不主动履行本判决，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王正云审判员  杨稳香审判员  肖荣蓉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文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