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终96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遵义玉隆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坪桥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陈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秋淳，贵州君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贵州粤黔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响水镇。 法定代表人：许新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杉，贵州恒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宗，贵州恒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遵义供电局，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南京路**。 负责人：练波，该局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穆迪，该局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腾，该局员工。 上诉人遵义玉隆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隆铝业）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粤黔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粤黔电力）以及一审第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遵义供电局（以下简称遵义供电局）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民初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玉隆铝业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玉隆铝业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粤黔电力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认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预约合同错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第二条第三项虽约定：“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应是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与正式合作合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第四条第七项约定：“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在正式合同中进一步予以明确。”但前述约定并不能达到将该协议认定为预约合同的目的。预约合同为诺成合同，目的是订立本约。就本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而言，其定约目的在于确定双方当事人就电力销售达成合作协议。该协议第四条虽约定了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在正式合同中进一步予以明确，但该约定指双方在履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过程中，对相关合同款项进行细化约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己包含本约的主要内容或必要条款，即使双方还明确约定了尚需签订正式合同等内容，也应认定该协议为本约或视为本约。一审法院仅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相关约定以及黔经信专议[2017]13号文件关于“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支持玉隆铝业和盘南发电厂按照2016年经双方确定的交易机制，协商签订2017年直购电合同”等内容，而不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及可直接履行性，便认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预约合同错误。 二、玉隆铝业2017年度的电费应当按照市场交易电价缴纳。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己经就协议电价进行了明确，双方当事人己就2017年的电价执行协议电价达成了一致意见。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第三条：“甲乙双方战略合作期间，原则上乙方的电价让价幅度与2016年基本相当，且第三条对铝价与电价联动进行了详细约定。”该框架协议己经对整个战略合作期间的市场交易电价达成了合同。同时，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了若玉隆铝业经催收后仍未付清电费的，粤黔电力同时有权终止该协议及相关的直接交易合同；2.遵义供电局以事实行为表明玉隆铝业2017年产生的电费应当按照市场交易电价计算。本案中，遵义供电局虽然不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相对方，三方也未签订直接交易购售电合同。但根据玉隆铝业取得的电费单等证据，可以证明遵义供电局自2017年9月起己经按照市场交易电价向玉隆铝业收取电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故，玉隆铝业在2017年产生的电费应当按照市场交易电价进行结算。 粤黔电力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性质属于预约合同，目的在于将来合作基础、条件成就后正式签署售电合同，该框架协议未约定数量和履行方式，不具有可履行性。在2015年至2016年间，双方开展的直接电量交易中，均按照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要求并经双方充分商定各项条件后，才签订正式的售电合同，基于电力交易的特殊性，无论是发电企业还是用电企业，均不具有输配电网络，双方的售电交易必须建立在与第三方签订输配电合同的基础上进行，故未签订正式合同前，该框架协议对各方不具有本约的约束力；2.《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后，因双方未能对直接交易合同条款及履约担保达成一致，没有签订正式售电合同而未建立供电关系，由于玉隆铝业早在2015年即存在拖欠电费，依照相关规定，玉隆铝业失去了电力交易主体资格，致使继续开展电力交易丧失了交易的基础。2017年度电费是按照会议纪要暂时按照协议计价，并非最终的计算标准，在没有直供电合同的前提下应按照供用电合同收取电费；3.本案与一审法院审理的（2018）黔民初40号案件为关联案件，在40号案件中玉隆铝业欠付电费近1.3亿元，针对2017年度电费亦按照国家发改委下发的目录电价计费，玉隆铝业对此并未提出上诉，该40号案件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玉隆铝业的上诉。 第三人遵义供电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玉隆铝业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法有效；2.依法判令粤黔电力、遵义供电局按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电价与玉隆铝业进行结算；3.案件受理费由粤黔电力承担。 粤黔电力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粤黔电力与玉隆铝业于2016年9月23日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2.依法解除粤黔电力与玉隆铝业于2016年9月23日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3.本案诉讼费用由玉隆铝业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6年9月23日，玉隆铝业与粤黔电力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第三条对铝价和电价联动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若遇到涉及本协议相关的政策调整变更、国家上网标杆电价调整、市场变化造成任何一方超出承受能力等情况时，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第四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七项约定：“甲乙双方皆承认对方为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甲方用电量全部从乙方购买，乙方也应当优先满足甲方的用电需求；”“甲乙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乙方按约定向甲方提供电量，甲方在战略合作期内每年与乙方签订一次电力直接交易合同，并提供分月用电量计划。”“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在正式合同中进一步予以明确。” 2.2015年至2016年玉隆铝业、粤黔电力订立并履行《直接交易购售电合同》，2015年至2016年玉隆铝业、粤黔电力、遵义供电局订立并履行《直接交易输配电服务合同》（2016年更名为《直接交易三方合同》，内容与《直接交易输配电服务合同》基本一致）。按照《直接交易购售电合同》《直接交易输配电服务合同》，2015年至2016年玉隆铝业、粤黔电力、遵义供电局实行低于国家电价的协议电价。2017年玉隆铝业、粤黔电力并未签订《直接交易购售电合同》，玉隆铝业、粤黔电力、遵义供电局也未签订《直接交易输配电服务合同》。 3.黔经信专议[2017]14号文件，是专门研究遵义金兰伟明铝业2017年度直购电交易有关事项的会议纪要，并未涉玉隆铝业。黔经信专议[2017]13号文件，可以证明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曾专门组织双方就2017年度电力直接交易有关事宜进行协商。该纪要载明：“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支持玉隆铝业和盘南发电厂（即粤黔电力）按照2016年经双方确定的交易机制，协商签订2017年直购电合同”等内容。 4.《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效期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玉隆铝业于2017年12月停产。 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8）黔民初40号关联案件中，另查明: 1.2012年5月8日，玉隆铝业与遵义供电局签订《供用电合同（高压）》（合同编CCQ011202368），其中，5.1.2条约定：“用电方的电费结算执行两部制电价，同时执行功率因素调整电费方法……。”9.1条、9.2条约定：“……（合同）有效期三年……到期自动展期三年，展期不受次数限制。若任何一方有异议，须在合同期满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双方须重新签订供用电合同，本合同废止……”。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遵义供电局认为有《直接交易购售电合同》《直接交易输配电服务合同》就按协议电价计费，否则，就要按照《供用电合同（高压）》的国家定价来计费。 2.2015年2月4日，玉隆铝业、粤黔电力、遵义供电局签订的《直接交易输配电服务合同》第15.6条约定“乙方与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已经签订的《购售电合同》《并网调度协议》和甲方与丙方已签订的《供用电合同》继续有效，互为补充……”。其中，甲方为玉隆铝业、乙方为粤黔电力、丙方为遵义供电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性质和效力,《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或解除。二、2017年发生电费的计价标准。 一、关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性质和效力,《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或解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第四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七项:“甲乙双方皆承认对方为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甲方用电量全部从乙方购买，乙方也应当优先满足甲方的用电需求；”“甲乙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乙方按约定向甲方提供电量，甲方在战略合作期内每年与乙方签订一次电力直接交易合同，并提供分月用电量计划。”“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在正式合同中进一步予以明确。”等约定，双方后续还需要签订正式合同，相关具体事宜需在正式合同中进一步予以明确。黔经信专议[2017]13号文件关于“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支持玉隆铝业和盘南发电厂（即粤黔电力）按照2016年经双方确定的交易机制，协商签订2017年直购电合同”等内容，也印证了双方还需要签订正式合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履行的标的应当是缔结本约合同的行为。因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有预约合同的性质，即：当事人双方为将来订立确定性合同而达成的合意，将来订立的具体合同为本约，而此前约定签订本约的合同为预约。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但玉隆铝业、粤黔电力没有按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签订直接交易购售电合同，也没有与遵义供电局签订直接交易输配电服务合同等正式合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缔约义务没有得到履行。玉隆铝业、粤黔电力在未对交易事项及细节达成一致、签订直接交易购售电合同前，该框架协议对协议双方不具有本约的约束力。而且遵义供电局不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遵义供电局不具有约束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玉隆铝业无权要求协议外遵义供电局履行该协议。当前，《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期限已届满,且玉隆铝业已经停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无实际履行的可能和必要，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应予以解除。 二、关于2017年发生电费的计价标准。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虽然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2017年发生了供用电，但玉隆铝业与粤黔电力就具体电价等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没有按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签订正式的直接交易购售电两方协议，玉隆铝业、粤黔电力、遵义供电局也未签定直接交易输配电服务三方协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足以支撑2017年按照低于国家电价的协议电价来计算电费。另一方面，2012年5月8日，玉隆铝业、遵义供电局签订《供用电合同（高压）》约定：用电方的电费结算执行两部制电价，同时执行功率因素调整电费方法……；该合同有效期三年，到期自动展期三年，展期不受次数限制。因此，没有签订直接交易购售电合同和直接交易输配电服务合同时，须执行国家目录电价。玉隆铝业请求判令按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电价进行结算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玉隆铝业、粤黔电力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二、驳回玉隆铝业的诉讼请求;三、驳回粤黔电力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玉隆铝业负担100元，粤黔电力负担100元。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玉隆铝业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其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已约定，战略合作期间双方每年签订一次电力直接交易合同，并提出分月用电计划。玉隆铝业在次月内，向粤黔电力或者代理收费方付清当期电费，否则经催收后仍未付清的，粤黔电力有权终止该协议及相关的直接交易合同，合作中具体事宜需在正式合同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可见，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有预约合同的性质，由于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直接交易合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框架协议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本约的约束力并无不当。 其二，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玉隆铝业与粤黔电力产生供电合同关系均签订了正式的售电合同，且供电需借助第三方输配电公司进行电力输送并签订配电服务合同。该框架协议签订后，玉隆公司未与粤黔电力、遵义供电局签订任何正式的售电合同及输配电服务合同，玉隆铝业主张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计算2017年电费，没有依据。 其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对于电价的计费仅约定相应的幅度及与铝价联动。由于玉隆铝业已经停产，并在另案中拖欠遵义供电局巨额电费，三方不具备再行签订电力直接交易合同的基础和条件。由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期限已届满，该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实现的可能，一审判决解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玉隆铝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遵义玉隆铝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海峰 审判员  孙晓光 审判员  司 伟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李俊杰 书记员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