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02民初13759号原告：吴美会，女，汉族，1983年10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天津市滨海新区，现住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静，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争，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葛藏军，女，汉族，1956年4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凤珠，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伟，男，汉族，1981年11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迪，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凤珠，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华诺奥美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外环西路**院**楼1201内**（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182267044。法定代表人：史剑雄。原告吴美会与被告葛藏军、杜伟及第三人北京华诺奥美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诺奥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美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静，被告葛藏军、杜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迪、方凤珠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华诺奥美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两被告支付原告回购款5000000元、违约金150000元、赔偿金3000000元，共计8150000元；二、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三、被告葛藏军、杜伟支付律师费10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24日，原告与被告葛藏军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被告葛藏军转让给原告其持有的北京华诺奥美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股份，转让价款为3000000元。协议签署后原告于2017年2月28日按约向被告葛藏军支付了转让价款。2017年2月24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杜伟自愿为被告葛藏军的履约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根据上述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两被告应于2017年12月31日前向原告支付回购款3000000元、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向原告支付回购款5000000元，用于回购被告葛藏军转让给原告股份的50%。2017年12月26日被告杜伟按约支付给原告回购款3000000元，然两被告未按约于2018年12月31日前向原告支付第二笔回购款5000000元，经原告多次催要仍拒不履行义务。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违约责任的规定，两被告应支付给原告违约金150000元。根据《补充协议》规定，两被告应支付给原告赔偿金3000000元。两被告的违约行为严重影响原告的合法利益，故原告提起诉讼。原告在开庭前提供了以下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2.补充协议;3.证明函;4.居住证;5.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付款）、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收款）;6.北京华诺奥美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基础版企业信用报告；7.委托代理合同；8.律师费发票。原告在指定的补充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1.浦发银行个人网银互联汇出回单、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2.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实施管理办法；3.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截图（北京华诺奥美公司：截至7月16日，累计检测20万个样本）；4.证明函（与证据3重复）；5.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杜伟与宋亚洲）。原告超过举证期限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70220关于收购股权会议决议内容；2.与杜伟谈话记录。被告葛藏军、杜伟书面发表了质证意见。被告葛藏军辩称：被告葛藏军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葛藏军与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下称：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民间借贷。理由如下：一、被告葛藏军与原告双方约定的股权实际上并未发生变更，双方对于协议中约定的8000000元回购款，实际上是为了规避民间借贷年利率36%利息的限制。首先，原告自2017年2月签订合同至今没有对股权进行工商登记，也没有履行过任何股东义务，也未享受股东权利，未享受公司分红。在这期间，原告从未参与过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也未向公司或者被告葛藏军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利润分配情况等等。其次，《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均于2017年2月24日签订。原告收回投资款及溢价的方式，不是依靠被投企业的权益分配，而是依靠债权回款。从《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签订的内容上看，原告根本无意于去谋取基于1%股权所享有的公司权益，并无买入案涉标的股权收益权并承担相应风险的真实意思，而旨在通过回购获取固定收益的，实际上标的物转让的约定是为规避法律有关民间借贷利率36%上限的措施。这种约定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任何民间资金都可以通过签订股权转让暨回购合同，预设一个根本无意去履行的风险收益条款，取得超过年利率36%的固定收益，实现规避司法解释有关利率限制的目的。最后，协议第五条回购条款约定：乙方有权决定是否要求甲方回购部分股权，且限定回购股权的价格为3000000+N元，N为剩余股权销售价格的20%，即600000元，说明这是一个保本且保固定回报的回购价格，这种回购的约定是完全违背股权投资风险共担的原则。二、原告与原告之间转让股权的价格与市场公允价值相差甚远。被告葛藏军与原告双方的主合同与补充协议签订的日期是同一天，即双方在同一天就把股权的回购价格从3000000+N元，变为8000000+N元，回购时间约定在2017年12月31日前，说明双方的价格约定并不是按照市场价格而定，而是基于原告回购的时间，换言之也就是根据借款期限来确定固定的收益，这与民间借贷计算利息相类似，而与股权转让的性质完全相违背，涉案协议性质不应该认定为股权转让，而应认定为借贷。另外，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剩余50%股权也就是占标的公司0.5%的股权回购价格：不管公司是否上市，2020年12月31日前，原告均有权以10000000元的价格要求原告回购。这种约定也是完全违背市场价值的，该约定的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对价并无符合市场价值的证明，实际上原告并不承担买入标的股权收益权期间的风险，而是根据资金使用时间长短来决定回报，民间借贷特征明显。三、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被告葛藏军认为应该适用民间借贷的有关法律规定定案处理。原被告告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为明股实债的合同，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第4号—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2017年2月发布）对“明股实债”提出了定义：“投资回报不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不是根据企业的投资收益或亏损进行分配，而是向投资者提供保本保收益承诺，根据约定定期向投资者支付固定收益，并在满足特定条件后由被投资企业赎回股权或偿还本息，常见形式包括回购、第三方收购、对赌、定期分红等。”根据协议的具体约定，并结合被告杜伟为葛藏军履行协议提供担保的事实可见，原被告主要合同目的在于被告葛藏军向原告融通资金，原告的主要合同目的在于向被告葛藏军收取相对固定的资金收益，因此，双方当事人的真实交易目的在于通过出卖而后回购的方式以价金名义借款。因案涉协议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根据协议性质应参照合同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解释）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超过24%，被告葛藏军已经偿还本金300万，只需支付原告利息61万元。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被告葛藏军应于2017年12月31日支付原告300万元，实质上就是偿还本金的约定，也就是双方对于还款的约定是采用先还本金后还利息的方式进行。被告葛藏军已经于2017年12月26日偿还原告300万，实际上已经偿还了本金。被告葛藏军实际使用原告的资金的期限一共305日，根据《解释》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葛藏军应支付原告利息为61万元（3000000*24%*305/360=610000）。五、关于违约金及赔偿金过高，原告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根据《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葛藏军同意按照年利率24%向原告支付利息，那么，法院不应支持超出年利率24%的违约金、赔偿金等主张。其次，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及赔偿金远远高于实际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六、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首先，双方签订的协议对于律师费的承担并没有约定，原告主张律师费损失没有合同依据。其次，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已经实际产生了100000元的律师费，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再次，本案的起诉金额为原告为谋取非法高额利息收入而主张的金额，实际上被告葛藏军仅仅应付原告利息61万元，应以该诉讼标的依据《广东省律师收费标准》计算律师费。最后，根据《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款中的其他费用已经包含了律师费，换言之，被告葛藏军愿意向原告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原告的律师费主张不该得到法院支持。被告杜伟辩称：被告杜伟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被告杜伟的保证期限已经届满，担保责任已经免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的保证期间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回购款的支付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即债务期限届满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被告杜伟的保证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六个月，即2019年6月30日到期。在此期间，原告从未向被告杜伟主张任何的权利，未提起仲裁或者诉讼，杜伟的保证期限已经届满。原告于2019年9月17日才提起的诉讼，因此，本案中，被告杜伟无需承担任何的担保责任。二、被告杜伟与原告双方约定的股权实际上并未发生变更，双方对于协议中约定的8000000元回购款，实际上是为了规避民间借贷年利率36%利息的限制。首先，原告自2017年2月签订合同至今没有对股权进行工商登记，也没有履行过任何股东义务，也未享受股东权利，未享受公司分红。在这期间，原告从未参与过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也未向公司或者被告杜伟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利润分配情况等等。其次，《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均于2017年2月24日签订。原告收回投资款及溢价的方式，不是依靠被投企业的权益分配，而是依靠债权回款。从《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签订的内容上看，原告根本无意于去谋取基于1%股权所享有的公司权益，并无买入案涉标的股权收益权并承担相应风险的真实意思，而旨在通过回购获取固定收益的，实际上标的物转让的约定是为规避法律有关民间借贷利率36%上限的措施。这种约定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任何民间资金都可以通过签订股权转让暨回购合同，预设一个根本无意去履行的风险收益条款，取得超过年利率36%的固定收益，实现规避司法解释有关利率限制的目的。最后，协议第五条回购条款约定：乙方有权决定是否要求甲方回购部分股权，且限定回购股权的价格为3000000+N元，N为剩余股权销售价格的20%，即600000元，说明这是一个保本且保固定回报的回购价格，这种回购的约定是完全违背股权投资风险共担的原则。三、原告与葛藏军之间转让股权的价格与市场公允价值相差甚远。被告杜伟与原告双方的主合同与补充协议签订的日期是同一天，即双方在同一天就把股权的回购价格从3000000+N元，变为8000000+N元，回购时间约定在2017年12月31日前，说明双方的价格约定并不是按照市场价格而定，而是基于原告回购的时间，换言之也就是根据借款期限来确定固定的收益，这与民间借贷计算利息相类似，而与股权转让的性质完全相违背，涉案协议性质不应该认定为股权转让，而应认定为借贷。另外，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剩余50%股权也就是占标的公司0.5%的股权回购价格：不管公司是否上市，2020年12月31日前，原告均有权以人民币10000000元的价格要求杜伟回购。这种约定也是完全违背市场价值的，该约定的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对价并无符合市场价值的证明，实际上原告并不承担买入标的股权收益权期间的风险，而是根据资金使用时间长短来决定回报，民间借贷特征明显。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被告杜伟认为应该适用民间借贷的有关法律规定定案处理。原被告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为明股实债的合同，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第4号—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2017年2月发布）对“明股实债”提出了定义：“投资回报不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不是根据企业的投资收益或亏损进行分配，而是向投资者提供保本保收益承诺，根据约定定期向投资者支付固定收益，并在满足特定条件后由被投资企业赎回股权或偿还本息，常见形式包括回购、第三方收购、对赌、定期分红等。”根据协议的具体约定，并结合被告杜伟为葛藏军履行协议提供担保的事实可见，原被告主要合同目的在于被告杜伟向原告融通资金，原告的主要合同目的在于向被告杜伟收取相对固定的资金收益，因此，双方当事人的真实交易目的在于通过出卖而后回购的方式以价金名义借款。因案涉协议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根据协议性质应参照合同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解释）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超过24%，被告杜伟已经偿还本金300万，葛藏军只需支付原告利息61万元。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被告杜伟应于2017年12月31日支付原告3000000元，实质上就是偿还本金的约定，也就是双方对于还款的约定是采用先还本金后还利息的方式进行。被告杜伟已经于2017年12月26日偿还原告300万，实际上已经偿还了本金。被告杜伟实际使用原告的资金的期限一共305日，根据《解释》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葛藏军应支付原告利息为61万元（3000000*24%*305/360=610000）。六、关于违约金及赔偿金过高，原告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根据《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杜伟同意按照年利率24%向原告支付利息，那么，法院不应支持超出年利率24%的违约金、赔偿金等主张。其次，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及赔偿金远远高于实际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七、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首先，双方签订的协议对于律师费的承担并没有约定，原告主张律师费损失没有合同依据。其次，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已经实际产生了100000元的律师费，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再次，本案的起诉金额为原告为谋取非法高额利息收入而主张的金额，实际上被告杜伟仅仅应付原告利息610000元，应以该诉讼标的依据《广东省律师收费标准》计算律师费。最后，根据《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款中的其他费用已经包含了律师费，换言之，被告杜伟愿意向原告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原告的律师费主张不该得到法院支持。被告葛藏军、杜伟共同提供如下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2017.2.24）；2.补充协议（2017.2.24）。第三人华诺奥美公司未陈述意见，也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24日，原告与被告葛藏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被告葛藏军是第三人的合法股东，持有第三人公司7.5%的股权，原告愿意收购被告葛藏军所持有第三人1%的股权，被告葛藏军同意将其持有第三人1%股权转让给原告；双方确定被告葛藏军所持第三人1%的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300万元；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日内，原告支付股权转让金额到被告葛藏军指定账户，双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立即办理相应的工商、税务等资质证明的变更，被告葛藏军应积极协调第三人全力配合；股权变更手续须在第三人启动股份制改造时一并完成，或最迟于2017年12月31日办理完成；被告葛藏军保证，公司其他股东已做出决议，放弃优先购买葛藏军所转让给原告的股权，并出具第三人开出的相关证明文件；原告有权决定是否要求被告葛藏军回购部分股权；如原告决定被告葛藏军回购原告股权，原告会提前一周告知被告葛藏军；双方约定，回购价格=300万元+N元回购原告50%股权；被告葛藏军在回购原告股权时，先支付300万元，N元可于日后支付，支付时间、金额为——当股权可转让时，N的生效时间以原告持有剩余股权的实际转让时间为准，N的具体金额=原告所持剩余股权的销售价格*20%，N最大不超过300万元；股权回购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被告葛藏军承担。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主要约定：被告葛藏军收到原告回购要求后，需于2017年12月31日前根据原协议的回购条款回购原告所持50%股权，回购价格由原“300万+N元”变更为“800万+N元”，原“先行支付300万元”变更为“分期支付：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300万元，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500万元，N的支付时间和金额不变”；被告葛藏军应于2018年6月30日前积极配合原告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如未办理完成，原告50%股权由被告葛藏军代持，收益归原告所有；被告葛藏军代持股权期间，被告葛藏军仍应积极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双方同意最晚于2021年12月31日前，按如下办法处理原告所持有的50%剩余股权——1.若在2021年12月31日前第三人未上市，则由被告葛藏军按1000万元回购此部分的股权，2.若在2021年12月31日前第三人已经上市，原告有权利选择在二级市场上自由交易或由被告葛藏军按约定价格协议转让此部分股权，若原告选择在二级市场上自由交易，若原告转让股权的税后净收益在1000万-1500万之间则转让收益减掉1000万后剩余收益归被告葛藏军所有，若原告转让股权的净收益高于1500万则高于1500万的部分给予被告葛藏军30%的收益报酬，若原告选择由被告葛藏军受让此部分股权则双方约定的价格为1000万元；若被告葛藏军未按时按质履行上述条款，被告葛藏军承诺另给予原告300万的赔偿金；当被告葛藏军无能力或拒绝履行上述责任与义务时，被告杜伟愿意为被告葛藏军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本协议与原合同有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原告提交了一份《证明函》复印件，拟证明涉案股权转让排除了第三人其他股东的优先权。该《证明函》落款处盖有第三人公章，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24日，主要内容为：葛藏军是第三人的股东，截止2017年2月24日葛藏军所持股权比例为7.5%，公司所有股东愿意配合葛藏军在2017年3月3日前对自己所持股权部分进行处置，葛藏军向吴美会出让1%的股权，此1%股权已实缴，公司所有股东自愿放弃此次葛藏军向吴美会出让1%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公司同意在股份制改造时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如2017年12月31日未完成股份制改造须在2018年6月30日前协助配合完成1%的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两被告对该《证明函》不予认可。2017年2月28日，原告向被告葛藏军转账支付3000000元。2017年12月26日，被告杜伟向原告转账支付3000000元。另查明，第三人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被告葛藏军自第三人设立时起一直是第三人的股东。原告提交的天眼查于2020年7月15日出具的第三人公司《基础版企业信用报告》显示，第三人公司共有16个股东，其中包括被告葛藏军、不包括原告，被告葛藏军投资数额240万元，出资比例为6%，认缴出资日期为2025年4月30日，第三人成立后多次变更注册资本，2015年9月15日至2018年1月8日期间第三人注册资本为3200万元人民币。原告与两被告均认可，各方未按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办理第三人的股权变更登记，原告未被登记为第三人的股东，也未实际享受作为第三人股东的权利。两被告称原告从未要求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而原告称其多次敦请被告履行股权变更手续但被告予以拒绝。原告提供了宋亚洲与杜伟于2018年5月29日至2019年7月3日期间的多段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原告方公司员工宋亚洲多次敦促被告葛藏军履行股权变更手续及相关支付义务、原告与被告葛藏军系真实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在该聊天记录中，“宋亚洲”于2018年5月29日问“杜总，基因公司那个项目有进展吗？工商变更什么时候可以做啊”，“杜伟澳瑞”回复“我问一下”；2018年7月18日“宋亚洲”又问“杜总，基因公司什么时候股改可以股东更名，以及上市的进展有消息吗”、“是不是股改的时候才能股东更名”、“您估计今年能更名吗”，“杜伟澳瑞”回复“我问一下最近”、“在等呢”。被告葛藏军质证称其从未与宋亚洲联系，原告从未向其主张变更股权登记。被告杜伟质证称不能证明宋亚洲是代表原告与其交谈，也不能证明谈话中的“基因公司”就是指本案第三人，其不是第三人股东，原告也未向其主张变更第三人股权登记。又查明，被告杜伟辩称其保证期间已于2019年6月30日届满，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被告杜伟承担保证责任，故被告杜伟无需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开庭时，法庭询问原告“对被告杜伟提出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的抗辩有何回应？你方有无对被告杜伟主张过保证责任？”原告回答“当庭无法回复”。在庭后提交的代理词及补充证据材料中原告也未就被告杜伟的保证责任问题进行回应和举证。再查明，为委托律师代理本案诉讼，原告与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并于2020年7月16日向该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1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虽然约定了股权转让、股权回购等内容，但对股权回购的约定是以原告收取固定收益为主，即原告受让的50%股权被回购后原告收取8000000元+N元，对于原告受让的剩余50%股权，原告有权决定是否要求回购，且剩余50%股权被回购或交易后原告可获得不低于10000000元的收益。从协议内容分析，原告无需承担所受让股权的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从股权转让对价分析，同一天签订的《补充协议》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50%股权回购价格从“300万+N元”大幅上升至“800万+N元”，股权市场价格不可能在一天内有如此大幅的波动，可见双方对股权转让对价的确定脱离了股权本身的市场价格，与一般的股权转让交易明显不同。再从协议的履行分析，协议签订后各方并未办理协议项下第三人1%股权的变更登记，原告也未实际享受作为第三人股东的任何权利，各方履行协议的行为仅包括：原告于2017年2月28日向被告葛藏军支付3000000元款项、被告杜伟于2017年12月26日向原告支付3000000元款项。原告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本人或其代理人曾向两被告提出协助办理第三人股权变更登记的主张。综上，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名为股权转让，但通过协议内容和履行情况，应认定该协议及补充协议实为被告葛藏军向原告融通资金、原告提供资金并收取相对固定的收益、被告杜伟为被告葛藏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合同。该合同不是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合同，故应参照合同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该协议及补充协议是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除收益约定过高超过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性规定外，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其他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条款。原告向被告葛藏军提供资金3000000元，被告葛藏军应按约于2017年12月31日之前向原告清偿本金3000000元，并应支付相应收益。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因本案并非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故不适用该修正后的规定，仍应适用修正前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收益明显高于年利率24%，对于原告超过年利率24%的收益支付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未约定两被告需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且律师费并非原告实现债权必然发生的费用，原告请求两被告支付律师费，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被告杜伟于2017年12月26日向原告清偿了3000000元，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该3000000元款项应先用于抵充利息或费用，剩余款项再用于抵充主债务。原告出借的3000000元自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12月26日发生利息595726元（3000000元×0.24÷365×302=595726元），抵充该利息后被告杜伟清偿的2404274元款项用于清偿本金。被告杜伟履行保证责任向原告清偿了本金2404274元，扣减已还本金金额后被告葛藏军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95726元，已届还款期限，被告葛藏军应当向原告清偿尚欠的借款本金595726元，并向原告支付尚欠款项的利息（以595726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7年12月27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对于原告超过年利率24%的收益支付请求（包括超额回购款请求、违约金请求、赔偿金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未约定保证人杜伟的保证期间，对于原告请求支付的5000000元“回购款”（虽然该主债务的请求仅部分被支持），原告应在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即2019年6月30日之前要求被告杜伟承担保证责任，但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在该期限内要求保证人即被告杜伟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杜伟以其保证期间已超过为由主张免除保证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葛藏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美会清偿借款本金595726元并支付利息（以595726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7年12月27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吴美会对被告葛藏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吴美会对被告杜伟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9550元，由原告吴美会负担61476元，由被告葛藏军负担807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吴美会负担4420元，由被告葛藏军负担5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丽琼人民陪审员  郭锦华人民陪审员  植剑锋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 记 员  陈轩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