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111行初55号原告云南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昆明市人民中路****武成商业步行街******。法定代表人李汝義，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雪琼、余美娟，云南云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官渡区税务局被告昆明市官渡区应急管理局住所昆;'>住所昆明市官渡区关上宝海路**>法定代表人祝建昆，局长。委托代理人周镕、方禹斌，云南云之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云南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公司”）诉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官渡区税务局（以下简称“官渡税局”）税务行政管理（税务）行政强制纠纷一案，于2020年7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20年6月5日作出官税通【2020】2002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决定从2020年6月5日起从云南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昆明官渡支行的存款帐户中扣缴税款滞纳金3769337.30元缴入国库。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昆明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官渡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金泰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税务强制执行决定书》（官税通（2020）2002号），判决将扣缴税款滞纳金3769337.3元退还原告；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原告的事实和理由：2019年9月2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调取帐簿资料通知书》（官税调（2019）209291号），决定调取原告200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电子帐簿、记帐凭证、纳税申报表、税票到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经被告检查认定被告2006年12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应缴纳税税款4438987.6元（官二分税通（2020）1974号）；2010年12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应缴纳税费款5864515.61元（官二分税通（2020）1979号）；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应申报缴纳税款8999831.78元（官二分税通（2020）94号）。2020年4月16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限期缴纳税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官税通（2020）798号），责令被告限期缴纳201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欠缴税款10302872.81元及截止至2020年4月16日的滞纳金15574841.88元。2020年4月23日原告通过税收缴款书向被告缴纳税款10302872.81元。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告追征税款期限最长为五年。本案中，依据被告2020年4月16日向原告发出限期缴纳税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官税通（2020）798号）可明确，被告追征原告的税款期限为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原告为按月交税，其纳税期限为当月份终了之日起15日内。如被告认为原告欠缴税款，至迟应在2018年1月15日前要求被告补缴，但被告2020年4月16日才要求被告补缴，已超过最长五年的补缴期限。因此，被告不应再追征原告税款期为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税款及滞纳金。同时，2006年8月17日，原告参与被告“官渡区地方税务局办公楼、配套设施、住宅工程委托开、住宅工程委托开发项目”比选并中标地产开发服务，并于2008年将建设完毕的办公楼以及配套设施移交被告占用使用，期间，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建设工程造价款，导致原告经营困难甚至歇业，经法院审理，2020年3月1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判决，但被告至本案起诉前仍未按生效判决履行全部付款义务，仅按其发出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及《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载明应交税款及滞纳金的数额，向原告支付部分款项以方便其扣缴，其余款项至今未付。被告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建设工程款项，导致原告无力足额支付税款并产生高额滞纳金。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一、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官地税限缴（2014）212220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官地税通（2015）212070003号）及“对官渡区地税局通知书回复”，欲证实2014年12月14日被告以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的形式，要求原告缴纳2006年9月1日到2012年12月31日税款13301547.78元，因被告未向原告发放欠税确认书，且于2015年8月将原发放的文书收回，故此次行政强制因被告的程序违法而不了了之；二、调取帐簿资料通知书（官税调（2019）209291号）及调取帐簿资料清单、税务文书送达回证，欲证实2019年9月23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86条规定，调取原告200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电子帐簿、记帐凭证、纳税申报表、税票进行检查并向原告送达“调取帐簿资料通知书”，原告在签收被告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后将相应会计凭证、电子帐簿交给被告进行检查；三、税务事项通知书（官二分税通（2020）57号）及送达回证，欲证实被告2020年1月7日向原告下达核对确认应补缴及应退税情况的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原告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应缴税款为14903986.92元；四、税务事项通知书（官二分税通（2020）73号），欲证实被告2020年3月2日向原告下达核责令限期申报缴纳税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确认原告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应申报缴纳税款为19014095.61元；五、税务事项通知书（官二分税通（2020）1974号及送达回证，欲证实经被告检查于2020年4月10日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认定原告2006年12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应缴纳税费款4438987.6元，并限原告2020年4月25日前缴纳税款及滞纳金。原告于2020年4月13日签收通知书；六、税务事项通知书（官二分税通（2020）1979号）及送达回证，欲证实经被告检查于2020年4月13日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认定原告2010年12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应缴纳税费款5864515.61元，并限原告2020年4月28日前缴纳税款及滞纳金。原告于2020年4月13日签收通知书；七、税务事项通知书（官二分税通（2020）94号）及送达回证，欲证实经被告检查于2020年4月13日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认定原告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应缴纳税费款899831.78元，并限原告2020年4月16日前缴纳税款。原告于2020年4月13日签收通知书；上述五-七组证据欲证实被告认定原告应缴纳2006年12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税款合计19303334.99元；八、税务事项通知书（限期缴纳税款）（官税通）（2020）798号、799号）及送达回证，欲证实被告于2020年4月16日下达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官税通（2020）798号），责令原告于2020年4月16日前缴纳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欠缴税款10302872.81元及截止至2020年4月16日的滞纳金14474841.88元，原告于同天签收。被告于2020年4月17日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官税通（2020）799号），责令原告于2020年4月17日前提供纳税担保，否则被告将采取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原告同天签收该份通知；九、税（费）申报表12张，欲证实原告按照被告上述税务事项通知书的内容，按被告要求申报了被告检查认定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税款10302872.31元；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终86号民事判决书及送达回证，欲证实被告应支付原告工程价款40289154.43元及贷款利息；十一、汇款说明及回函，欲证实2020年4月23日，被告将应履行生效判决付款义务与扣缴原告税款及滞纳金一事进行绑定，根据其扣缴款工作，要求原告将相应税款汇入“待报解预算收入”专户以便其扣缴；十二、税收缴款书，欲证实2020年4月23日，被告向原告“等报解预算收入”专户汇款10302872.81元后，即行扣缴被告检查认定的原告所欠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税款10302872.81元；十三、税务事项通知书（官二分税通（2020）2445）及送达回证、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官税通（2020）2001号）及冻结登记簿，欲证实被告于2020年4月26日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官二分税通（2020）2445），责令原告于2020年4月28日前缴纳2006年12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前应缴纳税款滞纳金10011337.59元。2020年4月29日将其未履行生效判决而支付的欠款汇入原告帐户后，立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的方式将上述款项进行冻结；十四、催告书（官税强催（2020）2001号）及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官税通（2020）2001号）、税收缴款书（银行征收专用）四张，欲证实被告于2020年5月11日下达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官税通（2020）2001号）后，从原告帐户扣缴税收滞纳金10011337.59元。上述税款及滞纳金均由被告按其检查认定的数额，将其应履行生效判决而支付的款项，按其行政强制的要求，自行汇入原告帐户后再进行相应扣缴；十五、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官税通（2020）2002号）及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官税通（2020）2002号）、税收缴款书两张，欲证实2020年5月26日，被告作出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官税通（2020）2002号），冻结原告帐户款项5904298.71元；2020年6月5日，被告作出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官税通（2020）2002号），强制从原告帐户扣缴税收滞纳金3769337.3元，至此，被告共扣缴原告税款10302872.81元及滞纳金13780674.89元；十六、华夏银行昆明官渡支行银行流水，欲证实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每次被告作出行政强制后，均会将相应款项以支付生效判决款项的方式汇至原告帐户，以便其扣缴。被告质证并答辩称：被告向原告所作出的官税通（2020）2002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不属于违反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对超过追征期的税款进行追征的情形。2006年11月21日，原告经申请取得了《昆明市官渡区地方税务局关于云南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免征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批复》（官地税政字【2006】131号），从而享受了在2006年9月1日至2009年8月31日期间相关税收的免征待遇，后经官渡区地税局核查，发现原告公司员工韩成林《军转证》存在一证多用的事实。官渡区地方税务局遂于2016年1月26日向原告作出官地税通【2016】2012200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取消了原官地税政字【2006】131号《昆明市官渡区地方税务局关于云南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免征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批复》。同年3月33日，官渡区地方税务局向原告作出了官地税通【2016】2030700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原告于2016年4月5日前到官渡区地税局对减免税金期间申报的税款及滞纳金补缴入库。2020年4月13日，被告在对原告原减免税期间应缴纳的税收进行审核后，向原告作出官二分税通（2020）9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责令原告在4月16日前对在原减免税期间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合计8999831.78元进行申报缴纳。原告收该文书后，却未按限定的期限申报缴纳税款。被告充分考虑到官二分税通（2020）9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中所载明内容包含了超追征期的个人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的因素，遂于6月2日向原告作出官税强催（2020）2002号《催告书》，告知原告于2020年6月3日前缴纳应纳税款5904298.71元（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2020年6月5日，在原告仍拒不按《催告书》内容缴纳税款的情况下，被告对原告的银行帐户进行了检查，发现该帐户内有存款3769337.30元，被告遂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官税通【2020】2002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并于同日将原告在华夏银行昆明官渡支行的银行存款3769337.30元进行扣划并解缴入库。本案中，造成原告减免税待遇取消的原因是原告对《军转证》一证多用而造成的的，而被告在2016年对其作出的缴纳税款通知不属于对往年税款的追征，而是对减免期应纳税款的恢复征税；被告对官税通（2020）2002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的送达程序合法。综上，被告向原告作出官税通（2020）2002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被告针对其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材料：第一组：限期缴纳款税款通知书（官地税限缴（2014）212220001号）、送达回证，欲证实经对原告财务进行检查后，被告于2014年12月14日向其做出了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责令原告限期缴纳税款合计13301547.78元；第二组：欠税清缴计划表，欲证实原告在欠税清缴计划表上进行了盖章签字，确认该表中的内容；第三组：情况报告及缴款计划，欲证实2016年至2019年期间，原告在多次确认欠税13301547.78元的同时，提出了不能缴纳欠税的原因；第四组：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调取帐簿通知书、送达回证，欲证实被告依法向原告调取帐簿资料，对原告在2006年至2012年期间的欠税金额进行了复核；第五组：税费申报表，欲证实原告于2020年4月9日对属2006年至2012年期间的欠税10302872.81元进行了申报；第六组：税务事项通知书（官税通（2020）798号）及送达回证，欲证实因原告在完成纳税申报后没有对相关税款进行缴纳，被告于2020年4月16日向原告送达了限期缴纳税款的通知书；第七组：关于收到官税通（2020）798号文、官税通（2020）799号回复及汇款说明，欲证实原告同意被告在“待报解预算收入”帐户中直接将欠缴税款10302872.81元进行扣缴；第八组：税收缴款书，欲证实被告将从“待报解预算收入”帐户中扣划的税款10312872.81元解缴入库；第九组：通知，欲证实原告于2020年4月24日以书面形式再次对被告从“待报解预算收入”帐户扣划税款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确认。本院综合认证认为，各方证据材料真实，各方无证据予以推翻对方证据，与案件有关联性的证据本院采信，各自观点下文评述。经审理，本院查明：因原告金泰公司欠缴税款，官渡区地方税务局二分局于2014年12月14日向原告发出官地税限缴【2014】212220001号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责令原告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官渡区地方税务局缴纳2006年9月1日到2012年12月31日期间应纳税款合计13301547.78元。原告金泰公司签收后，于2016年12月30日向被告递交情况报告，声称该公司通过垫资及银行贷款的方式承建被告办公楼及职工住房，被告在6年时间里未支付工程款，导致二期项目严重亏损，公司陷入高负债的瘫痪境地，以致税金无法及时缴纳，同时提出缴款计划，承诺于2018年6月前分四期缴付需缴纳税款13301547.78元。因原告未按承诺期限缴纳税款，被告于2019年9月23日发出调取帐簿通知书，要求原告2019年9月24日前报送电子帐簿、记帐凭证、纳税申报表、税票到税务机关进行检查。于2020年1月7日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事由及内容为核对确认应补缴及应退税款情况（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应缴纳税款14903986.92元，应退税款2230062.36元）。于2020年3月2日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事由和内容为责令限期申报缴纳税款19014095.61元。原告金泰公司于2020年4月9日填制了十二份税费申报表，对属2006年至2012年期间的欠税10302872.81元进行了申报。被告于2020年4月10日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事由和内容为限2020年4月25日前缴纳自2006年12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的应缴纳税费款4438987.60元，并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限2020年4月28日前缴纳自2010年12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应缴纳税费款5864515.61元，并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于2020年4月13日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事由和内容为责令限2020年4月16日申报经审核确认的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少缴税款8999831.78元；被告于2020年4月16日作出官税通【2020】798号税务事项通知书（限期缴纳税款），责令云南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在2020年4月16日前到官渡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缴纳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欠缴税款10302872.81元（大写：人民币壹仟零叁拾万贰仟捌佰柒拾贰元捌角壹分）及截止至2020年4月16日的滞纳金15574841.88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伍百伍拾柒万肆仟捌佰肆拾壹元捌解捌分）。逾期不缴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理。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昆明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官渡区人民法院起诉。于2020年4月17日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以金泰公司未按规定期限缴纳2006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10302872.81元欠缴税款及截至2020年4月17日的15579287.55元滞纳金，责成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前提供纳税担保。告知不能按期提供纳税担保，将采取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2020年4月26日，被告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限金泰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前缴纳2006年12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应缴纳税款滞纳金10011337.59元。2020年4月29日，被告作出官税通【2020】2001号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从2020年4月29日起对金泰公司在华夏银行官渡支行的存款11011337.59元予以冻结。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官税强通【2020】200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从2020年5月11日起对金泰公司在华夏银行官渡支行的存款帐户扣缴税款滞纳金10011337.59元缴入国库。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官税通【2020】2002号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决定从2020年5月26日起冻结金泰公司在华夏银行昆明官渡支行的存款5904298.71元。于2020年6月5日作出官税通【2020】2002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对金泰公司在华夏银行官渡支行的存款帐户扣缴税款滞纳金3769337.30元缴入国库。上述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均载明“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昆明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官渡区人民法院起诉”。关于金泰公司缴纳税款及滞纳金的情形。原告金泰公司于2020年4月20日向被告出具汇款说明，其内容为“我公司同意将我公司欠缴税款人民币10302872.81元汇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关上支行待报解预算收入帐户以便抵扣税款。其余款项汇入人公司基本帐户华夏银行昆明官渡支行”。2020年4月23日，被告官渡税局回函，其内容为“生效判决书确定的支付金额约为24083107.70元，贵公司同意将10302872.81元汇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关上支行待报解预算收入帐户，我局已按照贵公司的要求于2020年4月23日完成汇款。”此后，被告官渡税局均系以向金泰公司在华夏银行昆明官渡支行开设的基本帐户汇入应付工程款，随即冻结、划扣的方式，扣缴金泰公司滞纳金共计13780674.89元。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告于2020年6月5日作出官税通【2020】2002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征缴原告金泰公司应缴纳税款滞纳金3769337.30元，是否超过法定追征期限？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的评判从以下方面审查：第一、主体是否违法（主体越权）；第二、事实依据是否违法；第三、适用法律依据是否违法；第四、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第五、是否存在明显不合理（显失公正、滥用职权）。本院根据以上五个要素予以评述如下：一、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局负责征收地方税（营业税、城建税、契税、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税、土地超值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应急管理局是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本案被告官渡税局具有管理行政处罚权和行政强制权的行政执法部门，属于合法、适格的行政主体；二、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原告主张，被告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官税通【2020】200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二条之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一）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而原告主张，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即：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5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以及《税征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三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补缴和追征税款，滞纳金的期限，自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缴未缴或者少缴税款之日起算。三、本院认为，追征税款是指在实际的税款征缴过程中，由于征纳双方的疏忽、计算错误等原因造成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税务机关依法对未征少征的税款要求补缴，对未缴少缴的税款进行追征的制度。本案并不存在因双方疏忽、计算错误而造成金泰公司未缴税款的情形，原告金泰公司及被告官渡税局自始知悉金泰公司未缴2006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税款，被告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官税通【2020】2001号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属于正常征税的行政强制行为，并非追征，因此不适用追征期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纳税的义务，即成为纳税义务主体。从广义上说，纳税义务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本案原告金泰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期间，均负有不附带条件的纳税义务。被告官渡税局与原告金泰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建民事法律关系，系金泰公司享有的合同之债的债务人，但无论官渡税局在履约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均不是金泰公司欠付税款的抗辩理由，更不能以此判断并得出官渡税局在确定税款金额及滞纳金、征缴税款的行政行为中负有责任的结论。合同之债与行政强制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民事责任亦不构成行政过错，二者并无关联。原告将二者视为因果，系对税收的强制性及无条件性的错误理解。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被诉行政主体在开展行政强制活动时所遵守的步骤、顺序、方式与时限合法，体现了正当程序的原则，所作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理结果适当，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原告的诉求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云南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请求撤销（官税通（2020）2002号）《税务强制执行决定书》，将扣缴税款滞纳金3769337.3元退还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蓉人民陪审员  杨宝琼人民陪审员  罗琰飞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于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