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153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行，男，1987年1月27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静，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壹杰，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法定代表人：俞仕新，该公司董事长。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陈超男，女，198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 再审申请人陈行因与被申请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元证券公司）及一审被告陈超男融资融券交易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终9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陈行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陈行与国元证券公司存在合法的融资融券合同关系错误。(一)国元证券公司明知陈行并非融资融券账户实际使用人。陈行在二审中已提交国元证券公司投资顾问公示、微信截图、来往港澳通行证截图等证据，足以证明国元证券公司重庆观音桥步行街证券营业部明知陈行并非融资融券账户实际使用人，系为出借账户使用而申请融资融券账户，账户内资金亦非自有资金，仍与其签订融资融券合同并提供融资融券业务服务。而二审法院仅以国元证券公司与陈行签订《国元证据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国元证券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合同》时已经告知账户出借的风险，就对陈行提交的证据不予确认。陈行提交的再审新证据《(2019)渝证监举报答复字第49号》，认定国元证券公司违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存在未充分验证客户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适当性管理不到位，能够与陈行原审其他证据互相印证，证明国元证券公司明知陈行并非账户实际使用人。综上，国元证券公司明知陈行账户系出借的情况下，仍为陈行开设账户，并为案外人提供融资融券服务。二审法院对于该事实在判决中不予认定，系为规避本案真正的争议焦点。(二)陈行与国元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国元证券公司明知陈行系出借融资融券账户而申请设立融资融券账户，并非真实投资者，系以合法的融资融券合同形式掩盖双方非法配资的目的，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强制性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四、五项的规定，双方订立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二、原审判决以格式条款免除国元证券公司责任错误。虽然陈行应国元证券公司要求为履行开设融资融券账户程序而签订了一系列格式合同，合同中约定陈行账户、交易密码应当由本人使用。但以上合同均系格式合同，在国元证券公司明知账户为出借使用的情况下，不仅免除了国元证券公司对证券账户的监管义务，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因此相应的免责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二审判决以此免除国元证券公司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审判决对于国元证券公司的信用账户监管责任范围认定错误。原审判决认定陈行账户有保证金即可进行融资，便认定国元证券公司已经履行监管责任，属于对融资融券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同约定的认识不清。相关法律法规、融资融券实施细则以及融资融券合同已经对证券账户融资买入时，国元证券公司应当履行的义务作出约定。根据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国元证券公司未履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义务:(一)未对投资者适当性进行审查。《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均对投资者适当性做出规定，国元证券公司不仅未尽审查义务，甚至明知陈行并非融资融券业务适格投资者，证券账户资金亦并非自有资金，且并无其他财产收入证明，仍为陈行开设账户并提供约4666万元融资借款。(二)未对信用账户单一证券持仓集中度进行监管。原审判决认定规定系本案交易平仓后所发布的规定，属于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混淆概念。《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均对单一账户单一证券的持仓市值占其账户总资产比例要求证券公司进行限制，且发布均远早于本案交易强制平仓之前。并且，陈行签订的《国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合同》第十五页也对国元证券公司应当对单一证券持仓集中度限制作出约定。而原审法院所指的发布于强制平仓交易之后的规定系国元证券公司在官网发布的对于单一证券持仓集中度具体比例。但纵观陈行证券账户交易流水，陈行账户由案外人实际操控时，每次大额融资后均系全仓100%持有非标的股票，可以证明国元证券公司系完全未履行相关规定及约定的义务。(三)融资保证金比例超标。根据陈行的信用账户流水可以清晰地反映，在2017年8月4日，陈行账户初始保证金仅有3348万元，但在当日陈行账户实际融资金额约为4666万元。国元证券公司及二审法院均认定每一笔融资保证金符合100%的融资保证金比例。但每一笔的融资借款交易构成了2017年8月4日的总融资金额4666万元，国元证券公司及二审法院却不能就总融资金额4666万元远超出了初始保证金3348万元作出合理解释。2017年8月4日陈行账户的实际融资比例远低于100%。国元证券公司、二审法院将个别的、单笔的合规认定为整体的合规、每一笔的合规，系明显以偏概全的错误观点。(四)二审法院认定国元证券公司对陈行账户绕标不承担责任错误。二审法院认定国元证券公司只需要对账户保证金监管而无视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系对证券公司监管义务的认识不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第3.1条“在本所上市交易的下列证券，经本所认可，可作为融资买入标的证券或融券卖出标的证券(简称“标的证券”)，《国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合同》第5页“标的证券:是指甲方融入资金可买入的证券和乙方可对甲方融出的证券”及上交所、深交所、国元证券公司官方网站公布的标的证券名单可知，陈行账户其后买入的中南文化、希努尔均不在标的证券名单范围内。而“绕标”行为系为规避融资买入标的证券的限制，通过融资买入标的范围内的证券又全部卖出，以账户内的资金购买非标的证券。通过分析陈行账户流水可知，陈行账户所有的融资买入标的证券均在一日内全部卖出，并不符合靠股价涨跌赚取利益的正常操作情形。并且，根据陈佳2017年9月12日与案外人章单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国元证券公司系与案外人串通“绕标”，恶意规避相关规定对于买入标的证券的限制。故，国元证券公司在其明知绕标并配合案外人绕标的情况下，辩称已经尽到合同义务，并由陈行自行承担责任，于法无据。四、原审法院认定陈佳的行为与国元证券公司无关错误。陈佳通过微信与案外人章单聊天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通过陈佳与章单的聊天内容，更可以证明国元证券公司与陈行之间的融资融券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二审法院认定陈佳的行为与国元证券公司无关错误。五、国元证券公司的损失应当另案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按照合同无效处理原则，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国元证券公司实质上与案外人发生融资融券合同关系，案外人取得融资借款并操作信用账户，国元证券公司实际收取案外人融资利息、费用。故，对于融资借款不能清偿的损失应当国元证券公司应当另案主张。虽然陈行出借账户存在过错，但国元证券公司对于本案无效合同签订的过错远大于陈行，并且国元证券公司也未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因此，国元证券公司在本案中要求陈行清偿融资借款本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陈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提出申请再审。 国元证券公司、陈超男未提交书面意见。 再审审查中，陈行提交下列证据：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2019)渝证监举报答复字第49号复函；2.关于对国元证券公司重庆观音桥步行街证券营业部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证明：国元证券公司因违反投资者适当性业务被重庆证监局处罚的事实。 经查：陈行提交的证据1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对举报人陈行的回复函件，其主要内容与证据2载明的该局网站公告内容一致，即该局对国元证券公司重庆观音桥步行街证券营业部在业务开展中未充分验证客户资料等适当性管理工作不到位问题决定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同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在复函中明确，陈行反映的其他关于国元证券公司的问题“已移送至安徽证监局进一步处理”。由于该函内容针对的是国元证券公司重庆观音桥步行街证券营业部的业务行为，其出具时间为2019年7月18日，而陈行至今未举证证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就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国元证券公司相关问题做出的认定和处理。因此，该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 本院经审查认为，陈行在本案中并不否认其自行签署了案涉《国元证券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合同》《国元证据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对其中有关账户、交易密码应当由本人使用以及账户出借的风险提示的内容，亦属明知。诉讼中，陈行虽主张其账户由案外人实际操控，案涉损失系案外人与国元证券公司串通所致，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判令其承担相关债务，并无不当。 综上，陈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行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孔 蓉 审判员 胡邦圣 审判员 吕巍巍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姚 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