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8088号原告：王丽，女，198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渝，系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希娅，系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叶奕彤（曾用名瞿伟），女，197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卿，系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晨爽，系山西语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丽诉被告叶奕彤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渝、汪希娅，被告叶奕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在2018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王丽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在2018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以及被告提供的2018年12月27日所签的同一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事实与理由：2016年9月6日，原告与被告合资成立广州可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及公司），原告、被告各自认缴150万元出资额，认缴时间为2046年12月25日，各持有可及公司50%股权。可及公司成立后，原告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主要负责承接业务；被告担任监事，主要负责公司行政财务，同时也承接少部分业务。实际经营过程中，原被告各自承接的业务基本都是各自负责，对方不参与。2018年12月，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原告与被告就调整股权比例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双方持股比例由原来的5:5调整为9:1，由一位股东出让自己40%股权给另一位担任CE0的股东。原告提议将自己的40%股权出让给被告，由被告担任CE0，但被告认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原告承接的，其认为原告更有能力经营公司，故坚持由原告承接其出让公司40%股份。原告考虑到公司业务主要是自己承接的实际情况，同意了被告的意见。2018年12月18日，被告找到负责办理公司名称、股权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外包公司，提供了一份工商变更登记用的股权转让合同，拿给原告签字，然后由被告与外包公司人员于2018年12月27日一同去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原被告的持股比例由5:5变更成9:1，同时，可及公司的名称也变更为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时间变更为2057年12月31日。此后，被告开始着手对其负责的公司财务账目进行清理。在被告清理账目的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各自经手的业务开展发生争议。被告自2019年3月底带着可及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原告的法人私章及公司文件与账簿离开公司。2019年4月23日，被告委托律师向原告发函，要求原告支付其转让可及公司40%股权的转让价款120万元。同时，被告就追收120万元股权转让款提起诉讼，并申请法院冻结原告银行账户120万元存款及査封扣押等值财产。原告认为，原告2018年12月18日签订的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的“转让金额120万元”，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此价格显失公平。原告请求法院将该合同撤销，理由如下：第一，被告转让的40%股权对应的120万元出资没有实缴。根据公司最新备案的章程，以及2018年度的会计年报，原被告认缴的出资均未实缴。工商登记的合同按认缴出资确定转让金额显失公平。第二，被告转让的40%股权对应的公司资产是负值。截止2018年12月18日，可及公司的净资产是负值。根据外包公司提供的会计账目，截止2018年12月18日，可及公司的应收账款为722692元（其中含340000元未计提的坏账），应付账款为791035元，留存现金为23597.38元（此数字公司账户余额，不含被告未申报的金额）。因此，按公司净资产计价，将负资产作价120万元也是显失公平。因可及公司财务账簿在被告手中，如被告对以上账目和计算结果有异议，被告可以将公司账目提供给法院。第三，被告转让的40%股权过程中，原被告双方未就转让金额进行协商。股权转让是被告配合外包公司操办的，从签约到申请变更登记全过程中，被告均未提出需要收取股权转让款。外包公司证实股权转让合同是其长期使用的、工商局认可的登记版本，其中的转让金额120万元是对应120万元出资。原告认为，以可及公司2018年12月18日的净资产为依据，结合可及公司目前濒临解散无资产可分配的现状，将该合同撤销是公平合理的。综上所述，虽然被告转让可及公司40%股权给原告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双方未曾协商转让金额。原告和被告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用途，其中120万元转让金额是对应120万元出资。因被告并未实缴该部分出资，故其要求原告支付120万元股权转让款显失公平，恳请法院判决撤销合同如原告之所请。被告叶奕彤辩称，王丽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王丽与叶奕彤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全面履行。1.王丽为引进投资人，获得公司的控制权，向叶奕彤提出受让40%股权的请求，叶奕彤予以同意后，双方达成转让公司股权的合意，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叶奕彤将公司40%的股权作价120万元转让给王丽，王丽应当于签订合同之日向叶奕彤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当事人基于合意而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该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可撤销、可变更及无效事由，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严格履行。实践中，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方式虽然包括转让人和受让人协商确定、出资额法、净资产价法、评估价法等，但应首先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本案中，双方系以“参照出资额，协商确定”的方式确定涉案股权的价格，这种方式不存在任何违法的情形，王丽应当受双方约定的约束，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有约必守”的规定。2.双方签订合同后，公司就股权转让及其他登记事宜委托案外人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2018年12月27日，叶奕彤已将名下公司40%股权转让登记至王丽名下，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义务。而王丽至今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3.王丽认为上述合同仅为“代办公司提供的用于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格式合同”，即认为该合同并非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王丽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王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王丽自2018年12月27日起实际受让涉案公司股权，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叶奕彤概无理由即将公司40%股权转让登记至王丽名下，并为此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系列文件，由此观之，双方确实就涉案股权的转让达成合意，且叶奕彤已实际履行己方义务。王丽在享受合同权利之后，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不但侵犯了叶奕彤的利益，而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际履行及诚实信用之原则。二、王丽提供的公司资产统计表与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无关联，且也不能代表公司资产净值为负数。1.公司资产净值的正负情况与本案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无关。股权是公司股东对公司享有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的一种综合性权利，即股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得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股权转让不仅仅是对股权转让之时公司账面款项的份额转让，更包括公司固定资产等以及相对应份额股东权利的转让。王丽为引进投资人，获得公司的控制权，故而与叶奕彤协商其以120万元作价受让公司40%股权，该行为正是王丽获得股权人身权益部分权利的体现，现王丽以公司账面亏损为由，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于理于法均无据可依。2.《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并未将资产净值为正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的前提条件，王丽不仅是公司股东，更是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其对于公司的资产情况应当知悉，其如果在明知公司资产净值为负的前提下仍签订合同，证明有足够的预期可得利益促使其签订合同。事实上，王丽系基于引进投资人、获得公司控制权，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等种种考虑，并对公司发展前景抱有乐观的期望，而与叶奕彤协商一致签订了合同。3.资产净值是资产对应的总价值与其所包含的负债之差，王丽提供的公司资产统计表系其自行统计，并非出自专业机构的审计，不具有证明力，也不足以令人信服。4.王丽提供的表格及相关清单仅有并不全面的账面情况统计，并不包括公司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资资产等，不能仅仅以一张表格和几张财务明细清单就认定公司净值为负。叶奕彤已举证证明可及公司多年来一直正常经营，业务营收良好，公司股权价值甚高，并非王丽所称的经营严重亏损或股权价值为零。王丽所称公司净值为负系因王丽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多以其个人账户收取业务款项，因此导致可及公司的公户余额较小，公司实际并无亏损。三、股权是否实缴并不影响王丽应承担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合同签约双方均为公司原股东，故双方对于涉案股权的出资情况均是完全知悉的。1.王丽不仅是公司股东，更是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在转让股权前后，王丽不可能不清楚股权实缴与否的情况。2.在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修改后的章程中显示，叶奕彤转让的120万元股权份额认缴出资义务已由叶奕彤转移给王丽，王丽提供的出资方式为认缴的证据并不能排除其在约定的时间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3.王丽承继的实缴义务是对于公司的义务，而向叶奕彤支付欠付的股权转让款系对叶奕彤个人的义务，不能混为一谈。综上，王丽与叶奕彤基于双方合意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就有关股权转让的约定合法有效，王丽依法依约应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20万元，其为逃避另案审理中的付款义务而起诉撤销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在庭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更加证明原告至今不清楚真正的案件事实，2018年12月18日，股东会表决决议且由双方签订第一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明确股权转让金额120万元，由可及公司盖章确认。2018年12月27日，双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再次确认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第二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由变更名称后的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盖章确认。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双方两次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明确，不存在任何歧义。原告在获得转让的股权后却不愿意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虚构事实，方才有了本案诉讼，请法庭查明事实，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王丽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广州可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章程、广州可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章程、2018年度报告、公司资产统计表、工作联系函、顺丰存根、顺丰签收底单、工作联系函及股东会议通知、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传票、《催告交换公司印章、合同及账簿的第二次通知》、EMS退件、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被告叶奕彤提交了广州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企业登记档案査询资料、《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章程》、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律师函、快递单、物流信息、可及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业务合同、银行转账记录、企业信息信用公示报告、《催促履行执行董事、高管职责的函》、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被告叶奕彤对原告王丽提交的公司资产统计表、工作联系函、顺丰存根、顺丰签收底单、工作联系函及股东会议通知、《催告交换公司印章、合同及账簿的第二次通知》、EMS退件、微信聊天记录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王丽对被告叶奕彤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企业信息信用公示报告、《催促履行执行董事、高管职责的函》、民事判决书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可及公司系于2016年9月6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股东为瞿伟、王丽，王丽任法定代表人。据可及公司章程记载，瞿伟、王丽各认缴出资150万元，出资比例各占50%，出资时间2046年12月25日。据叶奕彤提交的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派出所2017年5月17日出具的湖南省公民主项信息变更、更正证明记载，经公安机关同意，叶奕彤的姓名由瞿伟变更（更正）为叶奕彤。2018年12月18日，叶奕彤、王丽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内容如下：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同意公司住所及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同意股东、监事瞿伟姓名变更为叶奕彤；同意叶奕彤将占公司注册资本40%的股权共12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王丽，转让金为120万元，其他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该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股东转让后，叶奕彤出资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0%；同意作废旧章程，启用新章程。同日，叶奕彤作为转让方，王丽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一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由王丽出资150万元，叶奕彤出资150万元共同设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和股东决议，就转让出资事宜订立如下条款：一、转让方叶奕彤将原出资1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0%）中的12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王丽，转让金额为120万元。二、合同签订之日，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付给转让方。三、从2018年12月18日起，叶奕彤、王丽成为本公司的股东，承认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并享有股东权益。各股东新的投资比例分别为叶奕彤出资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王丽出资27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0%。四、至2018年12月18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转让和受让股东均已认可，并已经明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五、公司红利的收益按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转让方享有转让前的红利，受让方享有转让后的红利。……九、本合同一式四份，交公司登记机关一份，全体股东各持一份，公司存档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十、本合同的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及公司盖章之日起生效。2018年12月27日，工商部门就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申请的名称、住所、股东、股东名称变更予以登记备案。据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章程记载，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其中叶奕彤出资30万元，出资时间2057年12月31日，王丽出资270万元，出资时间2057年12月31日。2019年4月25日，叶奕彤以王丽为被告，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请求判决王丽向叶奕彤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20万元。王丽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显失公平且存在误解，诉至本院要求予以撤销。诉讼中，王丽提交了与叶奕彤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实双方未谈及股权转让价款，并不存在支付120万元转让金额的真实意思表示。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8月24日，双方就法人、股比、分红的事宜进行探讨。叶奕彤表示“如果有了新的分红比，我建议股比可以先不动，非动不可就51/49、55/45、60/40您选一个，我都可以接受”，王丽表示“股比如果要动，就不是儿戏的动法”、“要按照有发展性的来配比”、“持股是CEO70%，员工激励10%，留给投资人10%（无论是现金投资、技术投资等等），联合创始人10%，员工激励10%+留给投资人10%由CEO代持”。其后，双方就股权变更问题进行多次讨论，王丽建议叶奕彤担任CEO，叶奕彤表示没有能力担任，并建议股比调整为51：49项目责任制，王丽表示不同意叶奕彤建议的股比。2018年10月18日，叶奕彤表示由王丽主导并担任CEO，同意王丽提出的CEO持股70%并代持员工激励10%、留给投资人10%股权的方案。2019年3月2日，叶奕彤就年前双方提出的项目制问题，认为从公司合伙形式变更为项目合作形式，相对应的分红也从公司利润五五分变更为项目制分配，建议节点为2019年2月28日，尽快做好2018年的账目理清工作，对费用和分红做阶段性了结。本院认为，《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叶奕彤将其持有的其智可及（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王丽，转让金额为120万元。现王丽主张协议存在显失公平、误解的情形，且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此请求撤销双方协议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争议焦点为叶奕彤与王丽之间就股权转让达成的协议是否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可撤销合同。第一，王丽主张按认缴出资确定转让金额显失公平。王丽、叶奕彤均为可及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王丽应当清楚知悉叶奕彤认缴出资金额及时间，以及是否已经实际出资，王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判断风险能力，其对权利义务的拟定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第二，王丽主张转让的40%股权对应的公司资产是负值，将负资产作价120万元显失公平。王丽作为法定代表人，直接参与可及公司的经营管理，掌握可及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公司资产价值等，且股权转让价款可由双方协商所定，并非必然以审计结果为依据，亦与公司资产负债无直接关联。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王丽在受到欺诈或者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涉案合同，王丽以公司亏损、频临解散无资产可分配为由主张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第三，王丽主张双方未就股权转让价款进行协商。双方就股权调整进行多次协商，虽然微信聊天记录未显示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款进行协商，但从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除了通过微信沟通之外，还通过电话及当面协商的方式进行沟通，故仅凭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实双方未就转让金额进行协商。此外，即使《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系中介机构提供的格式版本，但该合同记载了受让比例、转让价款、付款期限等，内容具体且可履行，如王丽认为双方未达成转让价款120万元的合意，可以要求修改转让金额，或者待双方确定金额后再行签订合同。综上，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合同，应各自分担风险，王丽作为受让人不存在劣势，反之叶奕彤作为出让人亦不存在优势地位，王丽主张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丽全部诉讼请求。本诉诉讼费15600元，由原告王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晓丹人民陪审员  刘 媛人民陪审员  黄国标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 记 员  梁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