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40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锦容，女，196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皮慧英，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丽，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荣华，男，196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时颖，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荣德，男，196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时颖，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荣来，男，1972年4月12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时颖，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锦容因与被上诉人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4民初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锦容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4民初9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关于信赖利益损失2818689.5元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拆迁安置补偿款应当全部归属于上诉人，一审法院认为双方都存在过错，责任各半，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显失公平，应当予以纠正。1、本案讼争房系被上诉人一家主动要求出售给上诉人用于抵债，上诉人并无任何的过错。2011年11月1日，上诉人郑锦容与被上诉人母亲徐宝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协议载明：“徐宝英在2011年11月5日前返还郑锦容借款本息450000元（包括本金380000元与利息70000元）。如逾期未清偿，则按未清偿本金的1.5分月息计算利息，直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曹荣德、曹荣来、曹荣华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011年11月29日，上诉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被上诉人一家无力偿还450000元借款，其又担心法院会拍卖其房子，导致无家可归，所以被上诉人一家主动要求将房屋的一半产权用于抵偿上诉人享有的450000元债权。当时上诉人并不情愿接受该一半产权，因为该房子又旧又破，价值根本达不到450000元，上诉人本可执行回款后购买物美价廉的房子，但被上诉人主动要求以房抵债，上诉人考虑到被上诉人之母年龄较大，为人较好，上诉人一时心软，才购买此房屋，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家签订一份《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徐宝英将其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岭房屋（产权人：徐宝英，产权面积303．76平方米）的一半即151．88平方米（含四楼无产权部分）以价值450000元抵给郑锦容，由郑锦容永久使用，永久占有。因此上诉人签订该《执行和解协议书》的时候，不存在任何过错，也未牟取任何利益。2、从《执行和解协议书》的约定来看，在本案中上诉人要求全部的拆迁安置补偿款符合合同的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家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乙方（即被上诉人一家）承诺将上述抵债房产之房屋所有权，使用权（居住，或出租）永久性转让给甲方（即上诉人），永不反悔。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办理上诉抵债房产的未完成的各项手续，以备日后办理转让过户，拆迁安置及补偿等之用，并承诺上述抵债房产未来如遇拆迁，无论拆迁之后获得相关的房产安置，还是获得货币补偿，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索取。第七条约定乙方必须保证该抵债房产来源合法、手续齐全，交清相关税费。如因乙方隐瞒该抵债房产情况，致使甲方无法正常行使权利或者甲方合法权利受损的，乙方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赔偿甲方因此所受的所有损失。可见，被上诉人在转让房屋时，是对房屋所有权的主动让与、对宅基地使用权和与该房屋相关所有权益的自动放弃。《执行和解协议书》中也明确指出如遇拆迁，不论是何种利益，被上诉人都不得索取。因此，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法院应当尊重双方原协议对于拆迁权益的分配，应判决由上诉人独自享有拆迁权益，而不是根据被上诉人事后的反悔，而判令上诉人仅享有一半权益。3、上诉人实际居住诉争房多年，投入颇多，上诉人有权获得全部拆迁权益，不该为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无端承受1409344.8元的损失：自协议签署之后，上诉人便接管了本诉争房产，并收到徐宝英一家移交的房产证、钥匙及相关发票原件，为解决交接前房屋存在的漏水问题，上诉人重新对房屋做防水处理、室内装修、加盖顶篷等，先后投入了40多万装修材料费、10多万人工费，累计达60余万元。自接管房屋一直入住使用直至拆迁长达6年多的时间。上诉人因信赖被上诉人能够如实地履行双方所签订的协议而错过了另购房屋、享受房价暴涨的机会，现因协议被认定无效后，致使上诉人未能实现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直接获得拆迁安置利益，上诉人需多支付数倍的费用重置同类型房屋。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的投入，无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关于拆迁权益归属于上诉人之约定，无端将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1409344.8元给被上诉人，使被上诉人的高额获利，建立在上诉人高额损失之上，明显有利用国家公器，为践约者牟取非法利益之嫌，极不合法，极不公平。二、被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被上诉人不诚信的行为不仅不会处罚，反而能牟取巨利，势必助长民众肆意违约的气焰，将严重损害社会公序良俗。上诉人在2011年根据《民事调解书》确认可得的450000元本金，本可以在福州市中心购置一套现在价值300万元到400万元左右的房屋，或者根据诉争房屋被依法征收后的补偿标准可以获得约35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即使《执行和解协议书》最终被认定无效，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向被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缔约过失责任。在涉案房屋在征收、拆迁产生巨大利益时，被上诉人反悔，属于恶意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双方之间不得反悔的约定，是导致本案提起诉讼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上诉人因同情被上诉人而与之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再到后续被违约，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从始至终都是被上诉人存在着单方过错，其应当赔偿上诉人全部的损失即本案全部的拆迁安置补偿款2818689.5元。上诉人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一个重要的准则，只有让失信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才能有效平衡各方的利益。但是一审法院纵容及保护肆意违约的过错方，使被上诉人的过错行为不仅未受制裁，反而能牟取上百万利益，势必产生了错误的导向。综上所述，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本案拆迁安置补偿款应当全部归属于上诉人。被上诉人极不诚信的行为应受制约，法院切不可助其非法获利。故上诉人特向贵院提出上诉，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全部的上诉请求。 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辩称，一、上诉人声称其无任何过错与事实不符，原《执行和解协议》系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无效，而上诉人在协议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均存在重大过错，故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上诉人要求拆迁安置补偿款归其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104民初2845号民事判决书及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1民终469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双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为无效合同，合同被确认无效系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上诉人应当知晓并遵守的，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签订协议前应当知道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2、在协议签订后的六年时间里，案涉房屋因违法转让而无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但上诉人从未向各被上诉人提出过任何的异议，也从未要求被上诉人退还借款，可见上诉人系明知法律是明令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房屋且也应当知道合同无效可能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情况下，却企图通过以物抵债的合法形式来达到其非法占用农村宅基地并牟取暴利的目的。故对于《执行和解协议》被认定无效上诉人存在重大过错，且其过错责任明显大于各被上诉人，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合同无效承担一半责任明显过轻，依法应予以重新认定。3、《执行和解协议》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依法认定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上诉人以无效的《执行和解协议》要求取得全部拆迁安置补偿款无任何法律及合同依据。二、即使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对《执行和解协议》无效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合同无效所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其根据在于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一般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包括缔约费用、履行的费用及合理的间接损失，而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且存在合理的间接损失。1、上诉人于本案中提供相关的房屋装修票据均系上诉人单方制作，所有款项往来均无汇款凭证及相应的发票，仅仅是些真实性、关联性无法查明的送货单、收条等凭证，而且居然有大量的票据显示送货、收款时间系发生在上诉人接收房屋之前（即2011年11月29日前），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在履行合同中有实际发生费用。2、信赖利益所产生的合理间接损失，原则上不得超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应当预见的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所可能造成的损失。房屋的所有权至始至终未发生物权变动，合同无效后，上诉人负有返还房屋义务，故不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为多少，都不能作为上诉人的损失予以认定。而上诉人所谓的因错过了另购房屋、享受房价暴涨的机会更是无稽之谈，双方在签订协议的时候，谁也无法预测到房价会涨还是会跌。上诉人是否错过了另购房屋被上诉人也无法得知，况且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纪组织成员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与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联系，具有福利性和保障性功能。国家明令禁止城市居民购买农村住宅的目的就是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个别人通过低价收购农民的住宅来谋取房价暴涨的收益。三、虽然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但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指引作用，若上诉人所谓的信赖利益得到支持，将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案中，上诉人认为其获得全部拆迁安置权益才能满足其信赖利益损失。试想，如果上诉人所谓的信赖利益损失得到支持，那是否意味着非农村经济组织成员可以肆意购买农村宅基地，因为即使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也可以以信赖利益受到损失为由获得全部拆迁安置权益。这对于购买宅基地的城市居民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失，而造成的后果就是卖地的农民失去了基本的保障，农村土地的基本性质发生了改变，国家法律形同虚设。况且原审法院已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清偿原债务，加上上诉人在占有房屋期间将房屋进行出租所得租金，其损失已完全得到填补，因此不存在其他信赖利益损失。综上所述，上诉人对《执行和解协议》被认定无效存在重大过错，其主张获的拆迁安置权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合同无效承担一半责任明显过轻，依法应予以重新认定；即使认定双方对《执行和解协议》无效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且存在合理的间接损失，其要求获得拆迁安置权益的诉求无任何合同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郑锦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三被告立即共同向原告返还购房款45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三被告立即共同向原告赔偿信赖利益损失2818689.5元（信赖利益损失＝拆迁安置补偿款6537379元÷2-转让价45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三被告支付原告因本案维权支付的律师费38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锦容与徐宝英（2016年2月23日因疾病死亡注销户口）、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徐宝英在2011年11月5日前返还郑锦容借款本息450000元（包括本金380000元与利息70000元）。如逾期未清偿，则按未清偿本金的1.5分月息计算利息，直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曹荣德、曹荣来、曹荣华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上述协议生效后，由于徐宝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等人未按协议约定偿还借款本息，郑锦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郑锦容与徐宝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于2011年11月29日签订一份《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徐宝英将其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岭房屋（产权人：徐宝英，产权面积303.76平方米）的一半即151.88平方米（含四楼无产权部分）以价值450000元抵给郑锦容，由郑锦容永久使用，永久占有。徐宝英承诺上述抵债房产之房屋所有权，使用权永久性让给郑锦容（即郑锦容拥有该房产的房屋所有权，永久使用权），徐宝英有义务协助郑锦容办理上述抵债房产的未完成的各项手续，并承诺上述抵债房产未来如遇拆迁，无论拆迁后获得相关的房产安置，还是获得货币补偿全部归郑锦容所有。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作为担保人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2018年6月19日，郑锦容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登记于徐宝英名下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的房屋“其中151.88平方米的产权面积”归郑锦容所有（该房屋产权面积共计303.76平方米，产权证号：榕仓Ｓ字第××号），并确认郑锦容按上述产权比例享有该房屋因被依法征收而享有的房屋拆迁补偿。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闽0104民初2845号民事判决，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约定的以部分房屋所有权抵偿债务的行为，实质上变更了土地使用权人，由于郑锦容自始至终均非盖山镇跃进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述抵偿债务行为，变更了土地使用权人，违反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基本属性，应当认定无效，郑锦容不得依据无效的《执行和解协议书》主张房屋的所有权以及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故判决驳回郑锦容的诉请。郑锦容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闽01民终46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福州市仓山区岭房屋（产权证号：榕仓Ｓ字第××号）的征收补偿费中原房屋补偿金额为6537379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原告郑锦容诉请返还购房款及赔偿损失，起诉的标的为合同法律关系，故郑锦容的诉请具有法律依据。原告郑锦容与徐宝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之间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所涉合同标的为农村房屋,不符合我国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及农村土地政策的规定，双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效。原告郑锦容债权数额450000元虽然抵作购房款，因《执行和解协议书》是无效合同,该款项仍应当予以返还。被告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作为担保人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故原告诉请三被告退还原告购房款450000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涉案房屋的性质是否符合交易均有审查义务，原、被告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效是由于双方原因所致,双方责任各半。征收补偿费中原房屋补偿金额为6537379元，按照双方约定原告本应享有一半的份额即3268689.5元，其信赖利益损失为2818689.5元（3268689.5元-450000元）。因原告为合同无效承担一半责任，故认定三被告应连带赔偿原告损失1409344.8元。原告诉请三被告赔偿利息损失、律师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郑锦容450000元；二、被告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郑锦容1409344.8元；三、驳回原告郑锦容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亦无异议。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质证和原审法院的认证及二审的审理情况，本院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郑锦容与徐宝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因民间借贷纠纷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生效后，由于徐宝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未按协议约定偿还借款本息，郑锦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郑锦容与徐宝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徐宝英将其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岭房屋的一半以价值450000元抵给郑锦容，由郑锦容永久使用，永久占有等等，并承诺上述抵债房产未来如遇拆迁，无论拆迁后获得相关的房产安置，还是获得货币补偿全部归郑锦容所有，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后该《执行和解协议书》被法院认定无效。纵观整个过程，郑锦容并无过失，反而是徐宝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不按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导致郑锦容无法及时实现债权，最终《执行和解协议书》被认定无效，造成郑锦容损失2818689.5元（按照约定郑锦容应享有房屋征收补偿款6537379元的一半的份额即3268689.5元-450000元）。因郑锦容并无过失，一审法院认定《执行和解协议书》无效是由于双方原因所致,双方责任各半，该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判定由郑锦容承担一半损失1409344.8元不当，该损失应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承担，故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除应返还郑锦容450000元外，还应赔偿郑锦容履行利益损失2818689.5元。 综上所述，郑锦容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4民初949号民事判决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4民初949号民事判决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郑锦容2818689.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3254元，由郑锦容负担382元，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负担328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350元，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负担（该款已由郑锦容代垫，曹荣华、曹荣德、曹荣来应于履行判决时一并支付给郑锦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池开通 审 判 员 纪得军 审 判 员 刘茂元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陈 露 书 记 员 马洁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