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3民初11号 原告：张建明，男。 原告：柳沅清，男。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汝忠，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沛，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机构地址上栗县杨岐乡南源村，。 负责人：王积分，垦殖场场长。 被告：上栗县杨岐乡人民政府，机构地址上栗县杨岐乡南源村。 负责人：王积分，乡长。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燕，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明礼，上栗县杨岐乡司法所所长。 原告张建明、柳沅清因与被告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以下简称“鸡冠山垦殖场”）、上栗县杨岐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杨岐乡政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建明、柳沅清及其共同诉讼代理人刘汝忠，被告鸡冠山垦殖场、杨岐乡政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燕、邱明礼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建明、柳沅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向原告赔偿损失共计49672520元（具体包括返还承包金800000元；赔偿各项投资损失39470040元；赔偿可获得利益9402480元）；二、判令杨岐乡政府对国鸡冠山垦殖场承担连带责任；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如下：2010年5月，原告与被告鸡冠山垦殖场以及案外人易松筠、林任辉签订了《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转包协议书》，2010年6月，原告与被告鸡冠山垦殖场签订了《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租赁承包合同书》，协议签订后，原告即开始在承包经营范围内依法开展各种投资生产活动，但2012年5月，上栗县政府以对杨岐山进行旅游开发且杨岐山煤矿属于杨岐山旅游整体规划范围为由，强令杨岐山煤矿停产关闭，并要求将煤矿主井口搬迁至鸡冠山砖岭村。2016年8月，上栗县政府再次发文，告知杨岐山煤矿被列为去产能煤矿必须关停，原告各类正常经营生产的证照均无法办理，杨岐山煤矿正常经营活动无法开展，自2012年5月起至今，杨岐山煤矿生产经营始终处于停滞状态。2018年，萍乡中院判决上栗县人民政府补偿杨岐山煤矿10380900元，杨岐山煤矿不服上诉后，省高院维持原判。杨岐山煤矿被迫于2018年6月4日被注销。原告作为杨岐山煤矿的合法承包者和实际经营者，合法经济利益遭受巨大损失。 鸡冠山垦殖场、杨岐乡政府辩称，一、杨岐乡政府与本案无关，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两份不同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证明，杨岐乡人民政府与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是各自独立的完全不同的主体，财务各自独立，不能互担责任。二、鸡冠山垦殖场不存在合同违约。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到2016年6月，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不存在提前终止承包合同的事实，2016年、2018年原告张建明仍然以杨岐山煤矿法定代表人、矿长身份提起行政补偿诉讼，在杨岐山煤矿注销前原告一直实际承包经营杨岐山煤矿。三、煤矿关闭搬迁、注销损失均是不可抗力所致。2012年杨岐煤矿搬迁是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需要，属于不可预测、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不可抗力。2018年煤矿注销是国家去产能结构调整所致，也是不可抗力。《承包合同》违约条款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答辩人对本案所谓损失不承担责任。当然，杨岐山煤矿搬迁关闭的确存在损失，损失已经由上栗县人民政府给予了行政补偿，但该行政补偿并非归属作为承包人的原告。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煤矿转包协议书；2、煤矿租赁合同承包书；3、承包款收款收据；4、煤矿生产许可证。拟证明原告与鸡冠山垦殖场存在经营合同关系，合同约定国家政府或当地政府规定不能作为提前终止合同的理由，否则需要赔偿每年6万吨产量的可得利润，承包金一共交纳100万，承包期限到2020年5月。 第二组证据：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行终1187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两份判决认定了老矿井的各项损失2076.18万元，本案中的主张包括了老矿井的全部损失。 第三组证据：土地出让缴款书收据，拟证明原告因承包经营支付的各项成本费用。 第四组证据：关于杨岐山煤矿申请退出函；关于关闭杨岐山煤矿的决定；关于杨岐山煤矿清算函；上栗县市监局注销证明。拟证明两被告在未与原告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出退出函、清算函等，直接向有关部门进行注销。 第五组证据：矿产资源登记费收据；采矿权使用费收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以及发票。拟证明因承包经营支付的各项成本费用。 第六组证据：转包费支出收据、证明、转账明细，拟证明原告向转包的前手支付了780万元的转包费。 第七组证据：1、征纸段子协议书；2、鸡冠山乡人民政府财会室票据；3、杨岐山煤矿向南昌合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的借条、借款确认书、支付利息的收条；4、杨岐山煤矿给付的挖机、铲车等工程的收款收据；5、购买煤矿协议书；6、征山岭协议书6份以及领条6份；7、领条1份；8、支付给杨仁助出具的领条2张；9、收款收据；10、10KV配电工程施工合同以及转账凭证；11、低电压施工费；12、杨岐山煤矿建筑协议以及相关费用收条，拟证明新井所有的投入损失。 第八组证据：工作调度会议纪要，拟证明在2012年关闭老井之后，县政府召开协调会议，决定我们可以去建设新井口继续履行承包合同，但实际上新井口在全部建成投入之后，政府又责令关停。 原告申请证人肖永久出庭作证，肖永久出庭接受质询，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为第六组证据《证明》中所记载的情况。 经质证，被告认为，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2、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表示认可，确认收了100万元的承包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省高院的判决中没有认定杨岐山煤矿要承担损失；第三组证据中，根据缴款书上的收款科目，系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该款不是被告交的，而是承包经营人去交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煤矿2018年的关闭退出手续，都是原告来经办的，不存在被告违约；第五组证据矿产资源登记费收据；采矿权使用费收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两项费用是任何一个煤矿在正常经营过程中的一个行政管理部门收取的费用，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应当由原告支付，评估费及业务合同的三性均有异议，评估是原告自己私下做的，跟本案没有关联性；第六组证据转包费三性均有异议，没法认定，应当由原告方自己承担；第七组证据新井投资的各项费用三性均有异议；第八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 本院经审查，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第一组证据，双方均认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二组证据，系法院的生效判决，且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原告提交了收据原件，被告亦认可该笔费用为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且认可是承包经营人交纳，予以确认；第四组证据均系政府有关文件，且有原件，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五组证据，被告对矿产资源登记费收据、采矿权使用费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因评估费及业务合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第六组证据及肖永久的证人证言，因转包费并非合同约定内容，且无证据证明肖永久的身份，其出具的收据和证明不足以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七组证据，证据1、2、5、6均系原告主张因征地而发生的费用，原告仅提交协议和部分领条、收据，并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3中借款人并不仅仅为原告，且无支付凭证，不予采信，证据4、7、8、9、12仅有协议和部分收条，无支付凭证，不予采信，证据10、11均无原件，且被告不认可，不予采信。 被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上栗县杨岐乡人民政府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和开户许可证；2、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和开户许可证，拟证明两者属于各自独立不同的主体，财务各自独立，杨岐乡政府不是适格被告。 第二组证据：1、《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租赁承包合同书》；2、萍乡市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工商注销登记；3、关闭煤矿承诺书；4、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本案承包合同的承包期到2016年6月，直至2018年煤矿注销法定代表人仍然是张建明，张建明仍代表煤矿向上栗县政府做出承诺，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不存在违约事实。 第三组证据：1、2010年江西省政府批准上栗县杨岐山风景区规划；2、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行终1187民事判决书；3、《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4、《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实现方案的通知》；5、《关于印发上栗县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方案的通知》，拟证明杨岐山煤矿搬迁和关闭注销属于不可抗力，上栗县政府已经给予杨岐山煤矿行政补偿。 第四组证据：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2019）赣0103民初1116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煤矿一直由原告在控制，实际上也在承包着。 经质证，原告认为，第一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二组证据三性均认可，虽然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到2016年6月，但承包费交到了2020年5月，实际承包期至少要到2020年5月，且法定代表人没变，不等于被告一直在履行承包合同义务，在2018年政府已经发了责令关闭的通知，政府承诺会给一定的补偿，原告才作承诺，同时，省高院的判决书已经认定了每年6万吨的产量可获得利益是391.77万元；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都予以认可，双方在合同当中已经明确约定，因政策改变发包方依然承担违约责任；第四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持有印章不等于能够履行承包协议。 本院经审查，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对第一至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这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萍乡市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以下简称“杨岐山煤矿”）系隶属于国营鸡冠山垦殖场的煤矿，2002年4月1日开始由个人承包，并于2010年5月经转包由原告张建明、柳沅清承包。鸡冠山垦殖场作为甲方与张建明、柳沅清作为乙方，于2010年6月28日签订《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租赁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书》），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承包时间：从2010年6月28日起至2016年6月28日止，共计6年；2、原煤矿财产移交乙方使用，双方当面清点造册登记（见表）；3、乙方负责杨岐山煤矿（4万吨改6万吨）产能提升的各种证照办理到位，办证费用和今后煤矿所需证照（含新增证照）的申领、注册、年检等费用由乙方承担，如因乙方原因导致煤矿证照不齐、失效，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在证照办理过程中，甲方应给予必要的配合和支持；4、乙方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增加基建投入，做好井下巷道等设施，承包期满后，井下巷道、基建工程全部无偿移交给甲方所有。接交甲方的资产承包期满后应原值如数归还给甲方，乙方新增设备到期后按照折旧比例移交给下届承包人；5、违约责任：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国家政策或当地政府规定）提前终止本合同。如甲方违约，应赔偿乙方所有直接投资，并赔偿尚未到期每年6万吨产量的可得利润；6、承包期间，遇政策性停产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停产，甲方不延长承包期；7、鸡冠山垦殖场如遇政策性改制，此合同不变。《承包合同书》签订后，双方均未对杨岐山煤矿的财产进行清点和移交。原告向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交纳100万元承包费，原告还以杨岐山煤矿的名义向国家金库上栗支库交纳327.5万元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原告一直持有杨岐山煤矿的公章，并对杨岐山煤矿进行整改后开始生产经营，杨岐山煤矿的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原告张建明。2012年4月26日，上栗县政府就关闭整合杨岐山煤矿和百福煤矿召开协调会，该会议记录中提到两煤矿必须无条件关闭整合，但该会议并未形成会议纪要文件。2012年5月，杨岐山煤矿关停，关停时，双方当事人未对井下资产进行清点和搬运。杨岐山煤矿从2012年关停起至今未恢复生产经营，2014年10月10日，上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杨岐山林场煤矿搬迁有关工作调度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1、原则上同意杨岐山林场煤矿搬迁至鸡冠山乡砖岭村；2、由鸡冠山乡负责做好杨岐山林场煤矿新井口落户过程中的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化解工农矛盾问题，费用由杨岐山林场煤矿承担，为确保项目正常实施，鸡冠山乡要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3、因井口搬迁至新井需征地、修路、架设双回电路预计需费用300万元，同意由受益乡镇在杨岐山林场煤矿上缴国家税收而产生的地方可用财力中按年度予以解决，并用于支持杨岐山林场煤矿征地、修路及双回电路架设。2014年10月，杨岐山煤矿主井口从上栗镇杨岐村搬迁至鸡冠山乡砖岭村，原告在新井投资建造房屋等。2016年8月17日，上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上栗县化解煤矿过剩产能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2016年至2018年，3年内关闭退出煤炭企业25处，退出产能135万吨，杨岐山煤矿也在目标任务分解表中。2018年4月16日，杨岐乡政府与鸡冠山垦殖场共同申请退出杨岐山煤矿。2018年4月23日，上栗县人民政府作出对杨岐山煤矿予以关闭的决定。2018年5月28日，杨岐乡政府与鸡冠山垦殖场发函告知上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所有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杨岐山煤矿于2018年6月4日注销。 另查明，2018年9月7日，本院作出（2018）赣03行初6号行政判决，判决上栗县人民政府补偿杨岐山煤矿10380900元。双方均不服，上诉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赣行终1187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该判决确认杨岐山煤矿老矿区井下构筑物价值参考值为695.39万元，参照北京海润京丰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老矿房屋建筑物重置成本为495334.9元，老矿机器设备重置成本为29265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鸡冠山垦殖场是否应当支付原告相应款项；二、支付款项金额的认定；三、杨岐乡政府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关于焦点一，原告与鸡冠山垦殖场之间构成承包关系，《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示，双方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其一，本案诉争合同的相对方是原告和鸡冠山垦殖场，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杨岐山煤矿的承包事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岐山煤矿于2012年5月进行了关闭，实施了砼挡墙，原告无法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生产经营。本院（2018）赣03行初6号行政判决已经认定杨岐山煤矿的关闭搬迁与上栗县政府的行政命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可见，政府因建设杨岐山风景区需要作出要求杨岐山煤矿进行搬迁的决定是杨岐山煤矿老井口关闭的直接原因。其二，虽然杨岐山煤矿于2012年5月关停，但是关停之后，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就《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补充协议，既没有解除合同，也未提前终止合同。反而，根据本院（2018）赣03行初6号行政判决查明的事实，杨岐山煤矿不仅申请启封整改，还将主井口从上栗镇杨岐村搬迁至鸡冠山乡砖岭村，这一系列的行为可以说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仍有履行《承包合同书》的意愿，以实际行为表示继续履行合同。其三，根据《承包合同书》第一条约定，承包时间从2010年6月28日起至2016年6月28日止。然而，在约定的承包时间终止时，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就杨岐山煤矿的承包事宜继续约定，原告仍然作为承包人持有杨岐山煤矿公章，以煤矿的名义从事相关事务。虽然杨岐山煤矿最终于2018年6月4日注销，但《上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栗县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方案的通知》以及《上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萍乡市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予以关闭的决定》的时间均在2016年6月28日之后，所以，从2016年6月28日之后至杨岐山煤矿注销之日止，本案双方当事人依然存在事实的承包关系。其四，因本案《承包合同书》的承包对象为杨岐山煤矿，故在杨岐山煤矿被注销后，合同标的物已不存在，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双方的事实承包关系客观上已经解除。虽然最终杨岐山煤矿注销是因为去产能政策的原因，但该原因并非双方当事人可以预见，鉴于上栗县人民政府对杨岐山煤矿作出了行政补偿，被告鸡冠山垦殖场也应将原告在煤矿投入的财产予以返还。关于焦点二，1、关于原告主张的返还承包费80万元，本案诉争的合同性质为承包合同，以实现承包经营为合同目的，原告向被告鸡冠山垦殖场交纳承包费系其承包经营支付的对价。然而，杨岐山煤矿自2012年开始关停起至今未恢复生产，原告从煤矿关停时起就未能实现承包经营的合同目的，且之后的启封、搬迁等行为均不是合同约定的内容，原告在交纳100万元承包费时也无法预见到煤矿的关停和去产能政策。因此，原告在预交100万元承包费后，实际只生产经营2年，故被告鸡冠山垦殖场应当退回剩余承包费80万元。2、关于原告主张的资源使用费、矿产资源勘查费、采矿权费用共计327.57万元，该三笔费用缴纳的时间均是在承包期内，系承包人以杨岐山煤矿的名义缴纳，与煤矿的生产经营事项有直接关联，可以视为原告对杨岐山煤矿直接投入的财产。鉴于双方的承包关系持续时间自2010年至2018年，原告又实际经营2年，故应当返还的金额按照承包关系持续年限减去实际经营年限为245.6775万元[327.57万元/8年*（8年-2年）]。3、关于原告主张的与老井有关的款项，原告主张的数额为2076.18万元，该金额与老井相关的内容包括老矿房屋建筑物、老矿机器设备、构筑物的价值，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老矿房屋建筑物属于本案承包合同签订之前建造的，并非本案承包人投入的财产，故不予计算。关于老矿机器设备和构筑物的价值，根据省高院（2018）赣行终1187号行政判决确认，老矿机器设备重置成本为292.65万元，构筑物的参考价值为695.39万元，两项共计988.04万元。关于原告投入部分的认定，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承包合同书》第三条约定“原煤矿财产移交乙方使用，双方当面清点造册登记（见表）”，但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在交接时既未清点财产，亦未制作财产清单。从《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内容来看，原告作为承包人要增加基建投入，做好井下巷道等设施。同时，双方在本案中均认可原煤矿在老井有财产，原告在承包后亦投入了相应的财产，通过查看（2018）赣03行初6号评估报告[正卷（证据一）第131页]，涉及到老矿机器设备的有变压器、总开关、电缆、主扇等诸多内容，存在许多重复的设备，构筑物的内容也均为基建及改造。虽然在省高院（2018）赣行终1187号行政判决中未将该评估报告作为认定构筑物价值的依据，该评估报告中的具体项目对认定原告的投入内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双方当事人均无法区分各自投入的财产时，本院结合该评估报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承包合同书》的约定，酌情认定原告在老矿井设备和构筑物中投入的财产占总价值的50%，即494.02万元（988.04万元/2）。4、关于原告主张的与新井有关的款项，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新井的房屋建筑物系原告投资所建，系原告针对杨岐山煤矿搬迁经营直接投入的财产，被告应当返还，房屋价值参照评估报告确认为47.980828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693.06万元新井损失和173.664万元工人工资，因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有大部分的证据系金额较大的收据、领条、工资表，有的则无原件，其中领条的内容并无具体明细，仅为简单的书写。况且，全部的收据、领条和工资表均无相对应的支付凭证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原告实际投入的财产情况。另外，新井的房屋建筑物价值已经计算在返还财产的部分，故该693.06万元中有关房屋建筑物的内容不应再重复计算。至于其他有关征地的款项，因原告主张的征地范围均在鸡冠山乡范围之内，且原告所提供的收据或领条均系鸡冠山乡人民政府或村民出具，与杨岐乡政府并无关联，且土地现状也不明确，故原告向本案被告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5、关于原告主张的评估费8万元、借款、转让费642万元、可得利润940.248万元，该四笔费用并非杨岐山煤矿生产经营所必须投入的财产，故不予认定。结合上述分析，被告鸡冠山垦殖场应当向原告返还财产的金额共计867.678328万元（80万+245.6775万+494.02万+47.980828万）。关于焦点三，本案中，《承包合同书》的合同相对方系鸡冠山垦殖场，虽然原告主张鸡冠山垦殖场、杨岐乡政府存在财务混同、人员混同等情形，但从登记信息来看，鸡冠山垦殖场与杨岐乡政府系不同的登记主体，两者具有相互独立的主体身份，故杨岐乡政府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张建明、柳沅清支付867.678328万元； 二、驳回原告张建明、柳沅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95743元，由原告张建明、柳沅清负担245249元，被告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负担5049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易康 审判员  张艳 审判员  黄薇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郑瑾瑜 书记员李瑜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