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23021号原告：赵丽，女，1965年1月27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素芳，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F内B075。法定代表人：风间欣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博文，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丽（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素芳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博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垫付的工资、社保费203160元；2．判令被告因2013年-2017年未支付工资的赔偿金9964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我于2000年5月入职被告公司从事导游至2005年5月，2006年5月再次入职被告处工作至今，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3年1月1日开始，被告声称公司经营困难，要求我每月向其交纳一定数额的款项，然后用我交纳的款项支付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被告声称咨询过北京市旅游局，这种行为是合法合理的，我体谅公司困难，也不想失去工作，因此按月向被告交纳了前述款项，一直持续至2017年12月30日。后我多次要求被告返还垫付的工资及社会保险费，被告一直拒绝。2019年11月，被告称公司将于2019年12月31日解散，要求与我解除劳动合同，仍拒绝返还我垫付的款项。因此我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公司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依法及时、足额支付了原告工资，按时缴纳社会保险，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原告要求我公司返还垫付工资、社保费的请求不属于劳动纠纷，原告应首先举证证明垫付了其工资、社会保险，原告主张的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垫付的工资及社会保险超过了民法上的诉讼时效。原告所举证的两笔本公司收款实际上为原告转为“营业岗”在外部营业后向本公司上交的营业收入，与原告主张的垫付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没有任何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此部分证据显示：原告于2000年5月入职被告公司从事导游至2005年5月，2006年5月再次入职，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2年12月25日双方签订《变更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原告的工作岗位由导游岗位变更为“营业”岗位，月工资变更为基本工资（税前）1200元另加绩效工资。2019年12月31日被告以公司解散为由与原告终止劳动合同。本案审理中，双方均认可原告在职期间工资标准为最低工资加带团补贴，且认可因原告系干部身份，年满50周岁时未办理退休，被告继续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9年12月。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主张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被告以经营困难为由要求其每月支付一笔款项用于为原告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名目在收款通知中列明的是营业收入，该款项中包含最低工资和社保、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及个人负担部分，现要求被告返还。原告认可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是按照所缴纳金额估算的。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2013年1月后原则上每月向原告有一笔费用的收取，性质是原告在外营业收入，因为2013年中日关系紧张，日本游客无法到中国旅游，被告是经营入境游为主的公司，2013年后无法再经营，因此与30多名导游协商，同意将导游岗位为转为营业岗位，此后原告可以承接其他公司的旅游团，被告为其提供支持，如出具借调合同等，原告需向公司交回部分收入，标准根据员工个人能力由导游部领导确定，并非垫付的工资及社保费用。审理中，原告就其主张提交了录音、2019年12月6日被告代理回复原告的电子邮件、2017年1月17日、2月21日被告向原告及安娜等四人出具的《收款通知单》等证据证明。《收款通知单》中未载明收款项目。2019年12月6日，被告代理在回复原告12月5日发出的电子邮件中，对于原告所提出的“2013年至2017年公司不给发工资还让我自己缴纳公司应缴的社保……我缴的钱请全部还给我”的问题回复称：“上述期间，公司与您签订劳动合同，每个月发放基本工资、缴纳社保，劳动层面来讲没有问题。相比较其他员工，公司给予导游N+5的优待方案。”在2019年12月24日原告与被告公司代表的电话录音中，原告称，“2013年-2017年这五年间，公司未给我们发工资，社保和公积金是我们自己交上去的，然后公司再发给我们”，对方称：“这个事情从公司账面上来说，公司有每个月发工资、每个月交社保。只不过你们反过来比如说在什么别的部门带的团把那个价钱什么的话又给到公司的”，“公司在表面上是正常的”，“当时，明确是帮公司度过了难关，公司也说过今后会报答啊怎么样的，但确实没有书面承诺。”2.原告主张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期间，被告部分月份支付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因此要求被告依据《北京市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三条第三项支付所欠最低工资100%的赔偿。被告否认上述期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原告工资，称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月份系由于当月以现金形式支付了带团补贴，需要扣税，扣税后导致低于最低工资金额。原告认可被告给其派团时支付带团补贴。被告提交了2017年11月、12月向原告支付工资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当月支付原告工资2000元。2019年12月26日，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本院认为，1．原告主张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30日期间每月为被告垫付了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现要求被告返还，但根据双方陈述及所提交的证据，原告所付被告款项名目为“营业收入”，上述期间原告存在经与被告协商一致借调到其他单位从事导游工作以获得报酬、被告予以配合的情况，因此原告所付款项具有承包金的性质，其性质并非原告垫付给被告的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本院无法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垫付的工资、社保费用的请求。同时因该款项不属于工资，其申请仲裁的时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仲裁时效期间应为一年，而不能适用其第四款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拖欠劳动报酬”的时效规定。审理中，被告提出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中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期间的部分已超过仲裁时效，对该意见本院予以采纳。2．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3年至2017年期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赔偿金的请求，被告已举证证明2017年11月、12月支付原告的工资未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于此前的工资，被告辩称打卡支付工资金额低于最低工资的月份系因向原告支付了出团补贴因而需要从打卡工资中扣税而导致，原告认可派团的月份被告支付其补贴，且认可存在借调到其他单位从事导游工作获得报酬的情况，因原告所主张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期间距离其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间超过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应保留工资支付凭证的2年期限，应由原告举证证明其全部收入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因此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赵丽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