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02民初3022号原告：董长礼，男，195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军，河南逐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卫，河南晟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伟献，男，196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市（临街）从西数第三单元四楼东户。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守霞，濮阳市华龙区龙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瑞莉，女，197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县。原告董长礼与被告王伟献、王瑞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豫0902民初65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被告王献伟不服提起上诉，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13日作出（2019）豫09民终29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9）豫0902民初6513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长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军、张红卫，被告王海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守霞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王瑞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长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棉纱款2747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5月2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至2017年1月18日原告陆续向被告供应棉纱，2017年12月29日经结算，被告下欠原告棉纱款284700元，被告王伟献向原告出具了欠条。2018年2月15偿还10000元,下欠274700元未付。在出具欠条后，被告王伟献又陆续从原告处购买棉纱8次，但是这8次货款都已及时清结，本案争议的274700元与之后供货的来往结算没有关系。被告拖欠的274700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无故推托至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诸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王伟献辩称，原告诉请数额错误，原告供货后经过结算，被告给原告出具了欠条，出具欠条之后，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大部分货款，现在被告仅欠原告货款3600元，被告同意庭下支付。被告自出具借条后，没有再购买原告的货物，不存在又多次购买原告货物并即时支付的货款的情形，被告向原告的支付行为，是偿还以前出具欠条载明的货款。被告王瑞丽在答辩期内未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也未到庭进行口头答辩。经审理查明，原告董长礼经营棉纱生产企业，数次为被告王伟献供应棉纱。至2017年12月29日，经结算，被告王伟献向原告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到284700元”，被告王伟献签名。2018年2月15被告偿还10000元，双方对偿还数额均予以认可。被告王伟献对原告出具的欠条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但其辩称上述欠款已分次偿还给原告，目前仅欠货款3600元。另查明，2017年12月29日，经双方结算，被告王伟献向原告出具欠据后，自2018年4月至11月，被告王伟献又分八次从原告处购买棉纱，租用滑县四间房乡曹村张某的货运车辆承运，分别将所购棉纱运送至被告经营棉纺厂和山东郓城浆纱厂等地，被告王伟献分5次按购买棉纱的数量、单价累计转款至原告之子董现阳的账户上321100元，分别是：2018年4月13日转52400元；2018年5月25日转91700元；2018年6月26日转17800元；2018年10月30日转54000元；2018年11月30日转55200元。被告王伟献认可被告王瑞丽在2017年3、4月份之前系其会计，2018年5月25日，通过王瑞丽账户转账给原告之子董现阳50000元。原告为证明上述事实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证明：张某是被告王伟献雇佣的司机，数次受雇于王伟献为其运送货物。在2018年4月份、5月份、6月份王伟献从董长礼处拉纱，都是雇佣的张某的车，涉及到董长礼的8次，2018年4月11日、4月15日、4月18日、5月26日，除从董长礼处拉纱外，还从白道口拉过纱，王伟献给其打电话让其去董长礼处装纱、纱的数量，其就去董长礼那里装车，装好车之后点好数量，其在董长礼的出库单上签字后，有的拉到王伟献厂子有的拉到了山东，由王伟献负责支付运费，棉纱款怎么支付其不清楚，其只是负责运输。原告董长礼提供的2018年4月至11月间证人张某与被告王伟献的语音、微信留言等微信聊天记录，部分内容显示：王伟献向张某微信转账支付运费、询问运输棉纱车辆行进情况；张某与王伟献协商运费数额、催要运费等内容。原告另提交原告之子董现阳与被告王伟献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实王伟献从原告处新购棉纱的事实。另查明，经向被告王瑞丽调查，被告王瑞丽称其是被告王伟献的聘用人员，大概从2011年底或2012年开始一直干到2017年5月份，王伟献与董长礼之间的买卖关系与王瑞丽没有任何关系，关于2018年5月25日通过被告王瑞丽账户向原告之子董现阳账户转款50000元，是另外一个人通过王瑞丽向原告购买的棉纱，王瑞丽对原告提交的其与董现阳的录音予以认可，但称不能证明其与王伟献系合伙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被告王伟献对2017年12月29日为原告出具的欠条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原、被告之间争议的焦点是：被告王伟献、王瑞莉在2018年4-11月份支付的30余万元，是对被告王伟献2017年12月29日出具欠条确认债务的清偿还是双方在出具欠条以后又发生了新的棉纱买卖关系而支付的货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看，原告董长礼在诉讼过程中对被告王伟献2017年12月29日向原告出具货款欠条后的2018年4月至11月间又多次从原告董长礼处购买棉纱做了详细陈述，被告王伟献数次向原告之子董向阳的账户上转款的数额均与被告出具借条后每次购买棉纱的数量、单价、价款数额相对应，另外，原告提交的董现阳与王伟献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在出具欠条后又发生新的买卖业务的事实，证人张某出庭证明2018年4至11月，受雇于王伟献多次从原告处运输棉纱，与被告王伟献的微信聊天、转账记录、出库单相对应，能够证明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后，向原告支付款项是原、被告发生了新的买卖合同关系，是被告按所购买棉纱价款即时清结的货款，被告王伟献辩称2018年4至11月份数次向原告之子董现阳账户转款系对2017年12月29日欠款的清偿，被告并提交了被告王伟献为原告出具欠条后于2018年4月至11月间向分别原告之子董现阳账户转款的交易记录，但从被告王伟献提交的其向原告之子董现阳的转款可以看出，被告自2018年4月至11月间，先后数次向董现阳转款分别为52400元、91700元、17800元、54000元、55200元，被告王伟献向董现阳的转款不符合正常的偿还欠款的交易习惯，反而与双方之间新发生的买卖业务相吻合，故原告董长礼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被告王伟献在为原告出具欠条后又新购棉纱是事实，被告王伟献虽然予以否认，但被告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告要求被告王伟献支付货款274700元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2018年5月25日通过王瑞丽向原告之子董现阳账户转款50000元，原告称该50000元系被告支付的货款，被告予以否认，经向王瑞丽调查，王瑞丽称该50000元系其代表另外的人向原告付的货款，因被告王瑞丽系被告王伟献的会计，存在利害关系，且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被告意见不予采纳，该50000元应认定王伟献向原告支付的货款。因被告王瑞丽未在欠条上签字，故原告要求被告王瑞丽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本案原、被告双方对于逾期付款违约金没有明确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以原告请求的欠款274700元为基数，本院据此酌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原告要求被告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伟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董长礼棉纱款274700元及利息（自2019年5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董长礼对被告王瑞丽的诉讼请求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20元由被告王伟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伟审 判 员  孟迎春人民陪审员  窦明波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 记 员  王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