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360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国贸支行，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关上中路**自更大厦**。 负责人：王娟，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宁邛，云南治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拓东路**昆铁得胜大厦**iv> 负责人：曹世洪，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院**楼**le="font-size: 15pt; font-family: 宋体; 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法定代表人：王渭，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曲靖金峰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曲靖市寥廓北路** 法定代表人：陈鹏，职务不详。 再审申请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国贸支行（以下简称广发行国贸支行）因与被申请人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物流公司），一审第三人曲靖金峰矿业有限公司（金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民终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广发行国贸支行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提出上诉的是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但二审判决在描述案件来源时载明：“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国贸支行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环保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明显错误。2.原审认定“（监管合同）未约定中铁物流公司承担监管义务的期限”错误。案涉《动产监管合同》第六条监管期限明确约定：“丙方（中铁物流公司）的监管责任自丙方向甲方出具第一笔《押品清单》始，至甲方（广发行国贸支行）通知丙方《押品清单》项下货物完全获得解除监管为止”。本案中，自始至案件审判各阶段广发行国贸支行从未通知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押品清单》项下货物完全获得解除监管，因此，至今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仍应承担监管义务。3.原审认定中铁物流公司在未收取监管费用的情况下依法不再负有合同中约定的监管义务无依据。根据《动产监管合同》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并未约定若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未收到监管费用，该公司可以不尽监管义务，合同约定了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收不到监管费用的救济措施，是就清偿国贸支行债权后的剩余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该合同约定监管合同终止的唯一条件就是广发行国贸支行送达《终止监管合同通知书》，且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将在库监管的押品及其清单和有关单据移交给广发行国贸支行指定的接收人，接收人签收无误后监管合同终止。4.原审认定广发行国贸支行未就存放于监管场所的质押物行使质权错误。2014年9月9日，广发行国贸支行向审理（2014）昆民四初字第787号案件的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诉前保全申请书载明：“对被申请人曲靖金峰矿业有限公司位于曲靖市沾益县盘江镇松林村委会白坡山（滇东洗煤厂隔壁）所有的价值超过14106316.39元的煤炭予以保全。”该院于2014年9月16日作出（2014）昆立保字第2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曲靖金峰矿业有限公司价值14106316.39元的财产。并未对质押物煤炭进行查封，证明质押物煤炭的品质已经属于无查封必要的无价值物品。2015年6月16日，广发行国贸支行对（2014）昆民四初字第787号生效判决申请强制执行明确提出：“如被执行人不履行上述债务，请求法院裁定将被执行人的质押物依法进拍卖、变卖，以所得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由申请人优先受偿。”对于该执行案，执行法院于2018年9月30日裁定认为：“本案无可供执行条件……本次执行程序终结。”由此可见，并非广发行国贸支行未就存放于监管场所的质押物行使质权，而是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无法返还质押物。二、二审存在程序违法及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1.一审违反审判程序，未对当庭质证的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也未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2.一审审判卷宗保存的审判资料显示如下错误：（1）2018年5月10日、22日、24日、25日、7月11日询问笔录及2018年9月7日的庭审笔录等六份笔录显示，合议庭载明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实属错误。（2）2018年9月7日的庭审笔录显示，出庭人员被告一为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代理人，被告二为中铁物流公司代理人，该笔录未记载中铁物流公司的任何发言，由此可见该案的审理剥夺了中铁物流公司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违反法定程序。（3）2018年9月7日的庭审笔录显示原被告双方举证和质证，但未显示审判人员对证据进行评判。3.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没有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认定“截至庭审时，押品仍存放于该场地”错误。在庭审过程中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提交的《公证书》，欲证明2018年5月8日对监管场地现状进行了证据保全，证明监管物仍堆放在原地，从该《公证书》内容及附件照片看，仅能证明在质押物存放地有土堆存在，并不能证明该土堆是符合三方签订的《动产监管合同》中约定规格的煤炭。而且该《公证书》所附照片载明是“金峰项目”，作为公证机构，基本职责是通过法定的公证行为对客观事实进行认定，不受委托人意志的左右，该《公证书》在法律文书中强调是金峰项目，属于非法证据，因此，广发行国贸支行对该《公证书》的“三性”均与否认，法庭也未对该《公证书》的证据效力进行评判，不能得出“截至庭审时，押品仍存放于该场地”的结论。三、二审法院不允许变更案件上诉人为监管合同的实际权利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云南分公司），剥夺了长城云南分公司参与诉讼的权利。一审审理期间，广发行国贸支行与长城云南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诉争的主合同债权转让给长城云南分公司，广发行国贸支行及长城云南分公司均提出申请将诉讼主体变更为长城云南分公司。主合同《授信额度合同》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当然效力及于从合同《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动产监管合同》。 综上，广发行国贸支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广发行国贸支行再审申请针对二审判决书中的表达错误、一审卷宗中审判资料有错误，并未影响案件的审理和判决。1.二审判决书在案件来源部分确实将广发行国贸支行写成了上诉人，但是该文字表述的错误并未影响到案件的正常审理。2.六份庭审笔录虽然显示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但是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是按照监管合同纠纷进行的。法官组织的多次询问中，广发行国贸支行的代理人也未对法官的调查方向和归纳的争议焦点提出任何质疑，而整个庭审笔录反映的内容也都是围绕监管合同争议进行的。因此，广发行国贸支行以询问笔录中的文字表述有误就作出“势必导致判决对事实认定的错误，作出错误的判决”的说法毫无根据。二、二审判决并不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1.关于监管期限，二审判决认定“（监管合同）未约定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承担监管义务的期限”并无不当。《动产监管合同》第六条监管期限虽然约定：“丙方的监管责任自丙方向甲方出具第一笔《押品清单》始，至甲方通知丙方《押品清单》项下货物完全获得解除监管为止。”《动产监管合同》完全系广发行国贸支行提供格式文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该条款应无效。广发行国贸支行对监管期限的理解显然对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极不公平，也是不正确的。此外，“货物完全获得解除监管”本身就是约定不明。2.金峰公司仅支付了一年的监管费用。鉴于金峰公司不仅没有向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支付下一年度的监管费用，且广发行国贸支行在2014年已经提起民事诉讼，其中第二项诉讼请求“原告对被告金峰公司质押的煤炭实现质权并优先受偿”。既然广发行国贸支行已用提起诉讼保全和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维护其民事权利，且广发行国贸支行也不向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支付监管费用的情况下（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多次向金峰公司和广发行国贸支行催要第二年度的监管费用），二审法院认定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不再负担监管义务正确。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也没有因金峰公司没有支付监管费用就立即单方面解除合同。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在没有收到监管费用的情况下依然履行监管义务直到广发行国贸支行起诉。在诉讼过程中，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还多次派人去现场查看，但是，广发行国贸支行一直避而不见，既不派人看守维护，也不申请强制执行。三、广发行国贸支行未及时就存放于监管场所的质押物行使质权是导致其产生所谓“损失”的真正原因。（2014）昆民四初字第787号生效判决确认广发行国贸支行对存放于曲靖市沾益县盘江镇松林村委会白坡山（滇东洗煤厂隔壁）监管场地的煤炭享有优先受偿权。煤炭也是终存放在监管场地，但是广发行国贸支行在判决生效后，却怠于行使质权。广发行国贸支行在2014年9月就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前保全，该院于2014年9月16日作出（2014）昆立保字第253号民事裁定书。之后，（2014）昆民四初字第787号判决中也明确载明“如被执行人不履行上述债务，请求法院裁定将被执行人的质押物依法进行拍卖、变卖，以所得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由申请人优先受偿。”广发行国贸支行一方面主张其对“存放于监管场地的货物享有质权”，另一方面又要求“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退还监管物或者损害赔偿”，其试图通过“技术性的诉讼手段”来将其贷款过程中由于未认真审查监管物，而可能给其贷款债权造成的损失，推脱和转嫁给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在广发行国贸支行从未举证证明“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置换过质押物”的情况下，也当庭拒绝对质押物进行鉴定，其要求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重新给与其高品质的质押物或者赔偿损失，没有道理。四、二审判决完全正确。1.一审判决认定“截至庭审时，押品仍存放于该场地”并无不当。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通过照片和证人证明了合同签订之前，监管物就存放在监管场地，并且提交了《公证书》和《证人证言》证明。庭审中，法院还多次询问广发行国贸支行的代理人是否就“数量”和“质量”进行鉴定，广发行国贸支行的代理人当庭表示不申请鉴定。2.本案的整个庭审，举证、质证和争议焦点的归纳等均非常清楚，事实认定正确。一、二审对本案的证据认定正确。3.2018年8月7日的庭审笔录未记载“审判人员对证据的评判”并无不当。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法官必须在庭审过程中立即针对举证和质证进行评判。五、二审法院认定诉讼主体不应变更为长城云南分公司有法律依据。广发行国贸支行将其金融债权转让给长城云南分公司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据此，二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不同意变更诉讼主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长城云南分公司与广发行国贸支行之间是债权转让关系，而《动产监管合同》为三方合同，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与广发行国贸支行并非单纯的债权债务关系，广发行国贸支行在未征得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动产监管合同的主体进行变更，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债权转让并不当然及于《动产监管合同》，故二审法院认定诉讼主体不应当变更并无不当。 本案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一、中铁物流公司及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应否赔偿广发行国贸支行损失3000万元；二、原审在证据认定、变更当事人等方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中铁物流公司及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应否赔偿广发行国贸支行损失3000万元的问题 首先，根据《动产监管合同》，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承担对案涉押品（原煤）的监管责任，并代为办理接货及验收等手续。金峰公司承担向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支付监管费用的义务，但金峰公司仅支付了一年的监管费用。后广发行国贸支行对金峰公司提起诉讼，生效判决确认了广发行国贸支行对该押品行使质权的权利。判决生效后，广发行国贸支行以案涉质押物与《押品清单》中记载的押品不一致为由，未对案涉质押物行使质权。现质押物已被清除，不具备返还条件。《动产监管合同》第二章第六条约定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的监管责任，至广发行国贸支行通知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押品清单》项下货物完全获得解除监管为止。该合同条款性质应属于附解除条件合同所约定的解除条件，即当广发行国贸支行通知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押品清单》项下货物完全获得解除监管时，合同得以解除。在金峰公司未向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支付监管费用之后，《动产监管合同》也并不自然解除，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也应继续履行监管责任。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因金峰公司不支付监管费用而导致的损失，其有权依照《动产监管合同》第九条的约定对金峰公司的非本合同约定的押品行使留置权。按照合同约定，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在金峰公司未按约支付监管费用时，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也应当尽到监管人的监管义务。二审判决认定中铁物流公司在未收取监管费用的情况下依法不再负有合同中约定的监管义务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截至庭审时，押品仍存放于该场地。”对此，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于原审中提交了《公证书》予以佐证。虽然广发行国贸支行对此事实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供证据推翻该《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二审期间，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原审法院告知各方当事人，因监管场所内堆放的质押物涉及到环保督察需要清理搬迁的事实。上述情况能够证明在该案二审期间，案涉质押物仍存放在监管场地。 再次，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在未收到金峰公司支付的监管费用后，仍对案涉抵押物履行了监管义务。自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昆民四初字第787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并移送执行，广发行国贸支行便获得了对案涉质押物进行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并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但广发行国贸支行一直以存在与监管场地的质押物与《押品清单》上所记载的不一致为由，拒绝实现质权，但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广发行国贸支行于2015年4月27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昆民四初字第787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时，已经对本案的质押物申请拍卖、变卖。广发行国贸支行在没有证据证明存放于监管场地的质押物品质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此为由拒绝实现质权，沾益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告知各方当事人，因监管场地内堆放的质押物涉及到环保督察需要清理搬迁，广发行国贸支行也明确表示此质押物非要清单上的物品，与广发行国贸支行无任何关系，放弃对存放于监管场所的押品享有相应的权利。可见，广发行国贸支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积极行使了质权，对其所称的不实现质权的理由，广发行国贸支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后果。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广发行国贸支行请求中铁物流公司及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赔偿损失不能成立，并无不当。 二、关于原审在证据认定、变更当事人等方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的问题 针对广发行国贸支行的再审申请理由，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一审判决书中载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符合法律文书格式规范，对质证内容可以通过质证笔录或庭审笔录进行查询，并不违反法律程序。原审法院已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进行了相应的记录，并对质证内容在判决书内进行了说明。因此，原审法院在证据认定方面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第二，被告人陈述系中铁物流公司作为诉讼参与人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既然作为权利，中铁物流公司有权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处分。因此，中铁物流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是否发表意见，均不能证明系法院剥夺其诉讼参与人权利导致的。若中铁物流公司的诉讼权利被剥夺，也应由中铁物流公司针对该事项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因此，广发行国贸支行以一审庭审笔录未记载中铁物流公司的任何发言为由申请再审，不能成立。 第三，广发行国贸支行将其金融债权转让给长城云南分公司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可见，一审法院不允许变更案件上诉人为长城云南分公司，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且，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质押物被清除的责任应归于谁，广发行国贸支行是否有权利要求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对案涉质押物的清除承担责任，本案由广发行国贸支行作为诉讼参与人有利于更好的查明案件事实。本案系基于《动产监管合同》产生的质权人广发行国贸支行、出质人金峰公司、监管人中铁物流昆明分公司三方法律关系。该三方法律关系区别于一般的不良债权转让，该债权转让并不当然及于《动产监管合同》。因此，广发行国贸支行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此外，对广发行国贸支行提及的二审判决在描述案件来源时载明的：“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贸支行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环保民初字18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以及原审的2018年5月10日、22日、24日、25日、7月11日询问笔录及2018年9月7日的庭审笔录显示载明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的问题，该两处行文上的错误并未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产生影响，故并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事由。 综上，二审判决虽然在认定中铁物流公司在未收取监管费用的情况下依法不再负有合同中约定的监管义务方面存在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该事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国贸支行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司 伟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孙晓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刘哲 书记员罗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