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33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省长治粮食机械厂，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太行西街**。 诉讼代表人：靳海书，该厂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延魁龙，山西大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东，山西大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仁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太行西街**/div> 法定代表人：何尔官，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发分局，住所，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城北东街**div> 负责人：何光明，该分局局长。 再审申请人山西省长治粮食机械厂（以下简称长治粮机厂）因与被申请人山西仁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德信公司）、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发分局（原长治市国土资源局长治高新区土地分局）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本院（2019）最高法民终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长治粮机厂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2.维持一审判决；3.判令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具体理由如下：一、二审判决将案涉950.71万元认定为建设费和八栋楼的搬迁安置费是错误的，将仁德信公司的搬迁安置义务认定为代长治粮机厂履行搬迁安置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案涉950.71万元是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补助费，用于长治粮机厂2700名职工的破产补助费用，而非仁德信公司的建设费，更不是八栋楼254户住户的搬迁安置费。2.长治粮机厂没有拆迁安置义务，仁德信公司拆迁安置行为是履行“谁开发，谁安置”的义务，而非代长治粮机厂履行义务。二、二审判决认定山西高院（2015）晋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未损害长治粮机厂合法权益错误。1.二审判决认定长治粮机厂对案涉950.71万元没有支配权，也未取得案涉950.71万元的相关权利，即长治粮机厂与案涉款项没有权利关系，与二审判决认定长治粮机厂是本案适格主体相矛盾。2.二审判决未采纳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文件，片面采纳证据，属程序违法和证据采信不公正。3.案涉950.71万元被特定化为长治粮机厂职工安置补偿费后，高新区财政对案涉款项仅有保管义务而没有支配权利。4.山西省财政厅相关文件能证明长治粮机厂取得案涉950.71万元的相关权利。5.二审判决认定将案涉950.71万元支付给仁德信公司更为公平合理，明显有误，将案涉款项支付给仁德信公司，将导致国有资金流失。6.山西高院（2015）晋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不仅极大损害长治粮机厂的合法权益，更侵害了长治粮机厂上千名职工依法享有安置补偿费的合法权益。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判决认定原长治高新区土地分局对长治粮机厂行使先履行义务抗辩权，否认了《关于做好长治粮机厂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明确的“对于长治粮机厂254户的安置问题，严格按照协调意见，本着‘谁开发，谁安置’的原则解决。”2.二审判决认定《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充协议》已解除，同时认定长治粮机厂未履行该协议约定的拆迁安置义务，又认定仁德信公司的拆迁安置行为是代长治粮机厂履行了拆迁安置义务，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 本院经审查认为，2003年12月16日，长治粮机厂与长治高新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签订《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协议第四条约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土地收益可用于长治粮机厂的职工安置。2004年3月29日，双方订立《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充协议》。2004年4月9日，长治高新区土地分局与仁德信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09年11月30日，长治粮机厂被宣告破产。 关于案涉950.71万元是破产补助费，还是搬迁安置费的问题。长治粮机厂主张基于山西省财政厅相关文件其已取得案涉950.71万元的相关权利，案涉950.71万元被特定化为破产补助费。经原审查明，山西省财政厅晋财企〔2010〕201号《关于对山西省长治粮食机械厂关闭破产费用的审核意见》和晋财企〔2011〕4号《关于拨付原山西省长治粮食机械厂有关破产费用补助的通知》两份文件系依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资委等部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晋政办发〔2006〕33号）规定作出，上述文件最早颁发时间为2006年5月，而案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及《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充协议》系2003年及2004年签订，案涉土地使用权已被长治高新区土地分局收回，与上述文件中规定的在进入破产程序后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情形有所区别。另，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8〕54次《关于做好长治粮食机械厂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会议决定事项（二）亦载明长治粮机厂北区118亩土地不进入破产内容，故二审未采信山西省财政厅相关文件认定案涉950.71万元被特定化为长治粮机厂的破产补助费用，长治粮机厂未取得案涉950.71万元的相关权利，并无不当。 关于案涉职工搬迁安置义务主体是长治粮机厂，还是仁德信公司的问题。长治粮机厂主张其没有拆迁安置义务，仁德信公司拆迁安置行为是履行“谁开发，谁安置”的义务，而非代长治粮机厂履行义务。经原审查明，根据案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充协议》关于付款及搬迁部分的约定，留置在长治高新区财政上的950.71万元，对应的是相应的搬迁和安置义务。长治粮机厂取得案涉950.71万元的前提是其履行协议约定的搬迁安置长治粮机厂北区八栋楼的义务。而长治粮机厂一直未履行该项合同义务，二审认定原长治高新区土地分局拒绝向长治粮机厂支付留置在高新区财政上的950.71万元，是依据《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充协议》约定而行使的先履行义务抗辩权，并无不当。因长治粮机厂一直未履行腾空搬迁安置义务，导致社会矛盾突出，长期得不到化解。因此，政府牵头多部门协调，于2008年7月28日作出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8）54次《关于做好长治粮食机械厂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载明“对于长治粮机厂254户的安置问题，严格按照协调意见，本着‘谁开发，谁安置’的原则解决。”即仁德信公司代为履行了本应由长治粮机厂履行的义务。故，长治粮机厂主张其没有拆迁安置义务，仁德信公司为拆迁安置义务的主体，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二审判决是否存在其他错误的问题。长治粮机厂主张二审判决认定其与案涉款项没有权利关系，与二审判决认定长治粮机厂是本案适格主体相矛盾。本院认为，二审判决认定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晋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结果与长治粮机厂具有直接利害关系，长治粮机厂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本案适格主体，并不意味着认定长治粮机厂对案涉款项享有支配权，与二审判决认定长治粮机厂与案涉款项没有权利关系，并不矛盾。二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充协议》已解除，系因人民法院受理长治粮机厂破产申请后，长治粮机厂破产管理人未决定解除或继续履行该协议，亦未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对方当事人，故该协议事实上已经解除。长治粮机厂未履行拆迁安置义务在先，协议解除在后，与长治粮机厂所称二审判决自相矛盾不相符。长治粮机厂主张案涉950.71万元支付给仁德信公司，损害长治粮机厂合法权益，经上文论述，仁德信公司所履行义务是安置长治粮机厂的职工，相关款项实际用途亦是安置该厂职工，并未违背该部分土地收益用于职工安置的基本职能。故，无论是从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判断，还是从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出发，二审认定由仁德信公司获得案涉950.71万元款项都更为公平合理，并无不当。 综上，长治粮机厂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山西省长治粮食机械厂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云飞 审判员  王 涛 审判员  张能宝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马赫宁 书记员舒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