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26民初674号原告：王为彬，男，195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巨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鹏久，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黄某，女，1984年4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巨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鹏久，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王某1，男，201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巨野县。法定代理人：黄某（系王为彬之母），女，1984年4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巨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鹏久，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王某2，女，2016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巨野县。法定代理人：黄某（系王某2之母），女，1984年4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巨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鹏久，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林延斌，男，198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青岛市黄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栋，山东仁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宫芳柏，男，1965年3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强，山东济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宫正，男，1981年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传永，山东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荣，山东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樊红升，男，196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淄博市周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传永，山东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荣，山东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王为彬、黄某、王某1、王某2与被告林延斌、宫芳柏、宫正、樊红升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被告林延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栋、被告宫芳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强、被告宫正、被告樊红升及被告宫正与樊红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为彬、黄某、王某1、王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614047.30元，后增加诉讼请求至1215968.9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案外人王玉贵系被告林延斌的雇佣员工，2019年7月13日，案外人王玉贵受被告林延斌指示外出工作，在工作过程中，经过被告宫芳柏所有的石灰窑时（据查，该石灰窑宫芳柏已承包给宫正、樊红升），因该石灰窑窑口处无任何警示及防护措施，窑口盖得铁板也因年久生锈，无法承受太大重力，导致案外人王玉贵从窑口跌落死亡。原告认为案外人王玉贵死亡系在从事雇主安排的工作期间，被告宫芳柏、宫正、樊红升对其所有或承包的石灰窑未设立警示标志及安全防护措施是导致案外人王玉贵死亡的原因，其四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告系案外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经多次与被告协商，均未达成一致，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林延斌辩称，他不予认可雇佣关系的存在，双方系朋友关系，不存在谁雇佣谁。2018年年底至本次庭审期间严查环保，石场一直没有开工也没有工作，期间被告林延斌并未指使死者外出工作，对于死者为何经过石灰窑被告林延斌不得而知，石场的工作范围应当在石场之内。石灰窑内为封闭空间，进出只有一条道路，“所谓经过”被告林延斌不知情也未指使。综上被告林延斌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宫芳柏辩称，首先对王玉贵的死亡向四原告表示同情。四原告对宫芳柏的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判决驳回四原告对宫芳柏的起诉。一、1、四原告起诉宫芳柏为被告主体错误，宫芳柏与四原告亲属王玉贵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2、四原告曾于2019年7月27日提起诉讼，案号（2019）鲁1626民初3691号，9月23日法庭审理，四原告于11月8日向法院申请变更由原诉讼请求614047.3元降为60000元，后又提出撤诉申请，法院准予四原告撤诉。裁定后的二十二天四原告又以与第3691号案同样的请求和理由提起诉讼。2020年3月13日又申请增加诉讼请求为1215968.9元，虽然起诉、撤诉、变更诉讼请求是四原告的权利，但由此可以看出四原告起诉的牵强，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答辩人认为四原告的起诉有“碰瓷”之嫌。3、通过四原告的诉状和法庭的调查，没有证据证实被告有责任有义务对王玉贵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四原告以侥幸心理起诉，应当按规定缴纳1210000元诉讼请求额的诉讼费，为的是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二、对于王玉贵的死亡，答辩人宫芳柏即无违法，又无过错，没有侵害他的合法权益，没有责任也没有任何义务为其承担责任，王玉贵的死亡与宫芳柏的石灰窑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是王玉贵的故意过错和认知错误造成的，应自己承担全部责任。1、宫芳柏与王玉贵素不相识，既没有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劳务关系。2、王玉贵的雇主林延斌“指示”王玉贵外出干什么工作，为什么要“经过”答辩人的石灰窑，并且是从石灰窑顶上“经过”，石灰窑顶既不是公路，也不是人行道路，怎么能成为王玉贵工作“经过”的必然道路，难道说林延斌“指示”王玉贵的工作就是站在被铁板封住的窑口上吗?岂有此理！3、如原告诉状称“该石灰窑宫芳柏已承包给宫正、樊红升”是事实，有2017年4月27日双方签订的合同证实，但该石灰窑是租赁不是承包，租赁期十年自2017年4月27日至2027年4月27日，期间该石灰窑的占有、使用、受益的权利人是宫正、樊红升，宫芳柏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为宫正、樊红升承担任何责任，且合同在第九条约定“承租期间……生产经营中出现的生产安全事故与宫芳柏无关，宫芳柏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况且王玉贵也不是在为宫正、樊红升提供劳务生产中因安全事故死亡，王玉贵与宫正、樊红升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认为宫正、樊红升承担责任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林延斌作为王玉贵的雇主，应向法庭讲清楚王玉贵给其做什么雇佣活动受到的伤害，王玉贵是在被雇佣期间受到的伤害应是事实，但是否是在雇佣的地点因为雇佣的原因，对此四原告应当向法庭举证证明王玉贵是在被雇佣的时间、雇佣的地点、因为雇佣的原因受到伤害，否则，雇主林延斌承担法律责任也无法律依据。三、宫芳柏认为四被告无违法、无过错、无侵权、无责任、无义务为王玉贵的死亡承担责任，谁应当承担责任，肯定的答案是王玉贵自己。1、2018年2月26日林延斌与宫芳柏签订的承包合同，林延斌承包的是场地，并不是承包的石灰窑，无论林延斌“指示”王玉贵做什么工作，是不会指示王玉贵到石灰窑上去，更不会“指示”王玉贵走用铁板盖着的石灰窑口或站到盖住石灰窑口的铁板上，除非王玉贵主观故意所为，没有任何其他解释。而人趋利避害，规避风险，随时注意安全是本能和本性。2、四原告诉状陈述“窑口盖的铁板”，该事实充分说明和证实，宫芳柏在闭窑时考虑到石灰窑为避免雨雪侵蚀造成损坏和窑口有一定危险性，专门焊了铁架焊上铁板盖住窑口，窑口上盖的铁板既是安全防护措施又是非常醒目明显的警示标志，而王玉贵应该在三十五岁左右，年轻力强，头脑清醒，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明知道看见窑口有安全措施和警示标志。四原告应当向法庭举证王玉贵站到盖窑口的铁板上意欲何为，铁板生锈和无法承担太大重力，为什么还要故意站到上边，就是铁板不生锈能承受大的重力，就能在上边站吗?是故意所为，还是认知错误，王玉贵哪里来的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的英雄气概，而完全无所顾忌，不作死，就不会死。3、四原告诉状陈述中的认为“石灰窑未设立警示标志及安全防护措施”前后即自相矛盾又言过其实，四原告能向法庭举证法律规定石灰窑应设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及安全设施的标准和警示标志的规定吗?难道四原告认为石灰窑顶和被铁板盖住的石灰窑口是公共场所?旅游景点?还是娱乐设施?四原告家里死了人失去顶梁柱，舍老撇小是个让人同情的事，而蛮不讲理滥用诉权，能使死者入土为安吗?综上答辩意见，四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依法判决驳回四原告的起诉。被告宫正、樊红升辩称，一、答辩人并非发生事故场所的实际管理人、使用人。答辩人与宫芳柏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合同书》后，因宫芳柏无法办理环保、工商、土地等手续，导致答辩人宫正、樊红升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答辩人并未实际进驻、接管事故场地，宫芳柏又将窑厂租赁他人。案外人王玉贵跌落时，答辩人并非实际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应对王玉贵的死亡承担责任。二、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侵权责任，毫无法律依据。首先本案并不适用侵权责任法中安全保障义务条款，安全保障义务系针对经营性公共场所管理人的法定义务，而本案中案外人王玉贵跌落的第7号窑口，从性质上看，窑口属于生产设施的范畴，并非对外开放的公共场所；从位置上来看，窑口在窑厂的北面四周有院墙，非为生产需要一般不进入厂区到达窑口，因此无论是窑口的性质、窑口所处位置以及到达窑口路径而言，均难以认定窑口属于公共场所，答辩人对此不负有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原告诉称“经过被告宫芳柏的石灰窑时”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窑口附近并非通行道路。其次，从侵权责任的构成上看，一方主张承担侵权责任，应就另一方存在违法行为、主观过错、损害后果且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等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石灰窑及窑口附近并非正常的活动、通行场所，依据一般常识即可知无论是窑厂的生产厂区的行为，均容易发生危及人身的危险，此类对危险后果的预见性，并不需要答辩人事先的警告、告知，亦不需要专业知识就可知晓。案外人王玉贵在明知进入窑口附近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仍进入该区域并导致自身跌落坠亡，其主观上符合过于自信的过失，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害后果。在此需要提出的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应系自身安危的第一责任人，不能把自己的安危寄托在国家相关机构的无时无刻地提醒之下，户外活动应趋利避害，不随意进入非群众活动场所系每一个公民应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依法认定答辩人对案外人王玉贵的死亡发生亦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所保护的人与义务人之间常常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包括缔约磋商关系、合同法律关系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由于没有履行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实施的侵权行为。现有事实，案外人王玉贵从第7窑口自身跌落坠亡，石灰窑不是具有经营性质的公共场所，也非行人正常通行路面，且答辩人并非实际使用人、管理人，对案外人王玉贵不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综上，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四原告提交的证据3门诊病历，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四原告提交的证据4系收款收据而非正式发票，四被告有异议，且寿衣款应当包括在丧葬费之中，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四原告提交的证据5死者王玉贵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各方当事人主观的证明观点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四原告提交的证据6录音资料，被告林延斌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对于四原告与被告林延斌各自的主张需要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四原告提交的证据7中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索引表和常住人口登记卡，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四被告所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黄某与户主王为彬的关系是“儿媳”，而黄某与死者王玉贵系夫妻，故王玉贵应为王为彬之子，而王玉贵与王玉成年龄相差一岁，若王玉成并非原告王为彬之子不可能登记在原告王为彬的家庭成员户籍表中，因此本院对王玉贵、王玉成系原告王为彬之子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7中的村委会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四原告提交的证据8，被告宫芳柏、宫正、樊红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四原告提交的证据10申请本院从（2019）鲁1626民初3691号卷宗调取的询问笔录和常住人口登记表，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于各份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事实则需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四原告庭后提交的证据11原告王某1、王某2的出生医学证明，被告宫芳柏经质证表示无异议，被告林延斌表示对其不予认可，被告宫正、樊红升经本院通知未到庭质证，本院对两份出生医学证明予以确认。被告林延斌提交的证据，虽然四原告有异议，但经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时，与事故发生地相符，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宫芳柏提交的证据1，被告林延斌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宫芳柏提交的证据2，被告宫正、樊红升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宫芳柏提交的证据3申请本院从（2019）鲁1626民初3691号卷宗调取的询问笔录，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于询问笔录中各被询问人陈述的内容需要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被告宫正、樊红升提交的证据1，经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与事故发生地的状况相符，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宫正、樊红升提交的证据2，经本院从网上进行核实，其内容属实，但因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故该案判决书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为彬、黄某、王某1、王某2分别系死者王玉贵的父亲、配偶、儿子、女儿，均系王玉贵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王玉贵的母亲李文云早已去世。2018年2月26日被告林延斌与被告宫芳柏签订《协议书》一份，租赁了被告宫芳柏的2亩土地准备用于经营石场，王玉贵受雇于被告林延斌，但因环保政策原因，在本案事故发生前，被告林延斌尚未进行生产经营，但于2018年9月21日、11月17日、12月16日、12月31日、2019年7月4日多次从其本人银行账户向王玉贵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数额不等。2017年4月27日，被告宫正、樊红升与被告宫芳柏签订《合同书》一份，被告宫正、樊红升租赁被告宫芳柏位于邹平市环保型石灰窑（1号窑、2号窑）2只，环保脱硫设备一套及3号窑、4号窑、5号窑、6号窑、7号窑石灰窑底座（以备后续建设改造使用）；租赁期限十年；年租金为450000元，因被告宫正、樊红升出资完善建设1号窑、2号石灰窑，2年不向被告宫芳柏支付租赁费，2年后每月向被告宫芳柏缴纳月租金；被告宫正、樊红升在1号、2号窑正常生产后，根据情况继续在3号-7号窑底座上投资建设环保窑，环保手续由被告宫芳柏负责办理，3-7号窑产权归被告宫芳柏、宫正、樊红升共有，使用生产权归被告宫正、樊红升所有。被告宫芳柏在交付给被告宫正、樊红升之前，找人焊了一个铁架子并焊上了一层铁板制作成一个铁盖子，盖在7号石灰窑底座的窑口上。被告宫正、樊红升虽对1号、2号窑进行了一定的投资建设，但因环保政策原因及石灰窑手续不全尚未进行生产经营，1号、2号石灰窑及3-7号石灰窑底座一直处于闲置状态。2019年7月13日上午11时许，与被告林延斌相邻的租赁被告宫芳柏场地的张文永给被告林延斌打电话，让林延斌吃完午饭后帮忙绑个筛土的筛子。当日中午，被告林延斌与王玉贵一同吃了午饭，下午，被告林延斌告诉王玉贵让其到张文永处帮忙绑筛土的筛子。绑完筛子后，张文永的雇员窦新兵要到事发地点的窑洞上方去筛沙子，王玉贵与窦新兵一同来到了事发现场，当时案外人范军苓正在事发现场不远处接电线，期间王玉贵还过去与范军苓说了几句话。后来王玉贵不知何故站到了盖在7号石灰窑底座窑口的铁盖子上，因铁盖子上的铁板受自然因素影响已经锈蚀，无法承担太大重力，王玉贵踩破了铁板后掉落到窑洞中，并发生了喊叫声，窦新兵与范军苓听到喊叫声后发现王玉贵不见了，赶紧向7号窑的窑口跑过去，发现王玉贵已经掉进了窑洞，窦新兵赶紧打电话告知了张文永，张文永又打电话告知了被告林延斌，此时被告林延斌早已离开事发地点在返回淄博市上，被告林延斌接到电话后及时返回到事发现场并拨打了120、119电话。在窑洞下方工作的杨峰听到出事后也赶到了出事地点，并打电话告知了被告宫芳柏，被告宫芳柏亦赶到了事发现场。119消防官兵、120急救人员、临池镇派出所、邹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接到报警后，均及时赶到了事故现场，并开展了营救工作，王玉贵被119消防官兵从窑洞中救上后，随即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六O医院进行抢救，花费医疗费1334．90元。后王玉贵因抢救无效于当晚去世。2020年2月14日，四原告诉来本院，要求判决四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1215968．9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另查明，原告王为彬生育两子，即王玉成、王玉贵，王玉成已经成年且在世。原告王为彬生于1953年3月29日，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年满66周岁；原告王某1生于2010年6月13日，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年满9周岁；原告王某2生于2016年3月26日，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年满3周岁。又查明，2019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29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731元，全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4089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四原告因其近亲属王玉贵死亡所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是多少；二、四被告对于王玉贵的死亡是否分别负有一定的责任，以及王玉贵在本次事故中是否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关于焦点一，四原告因王玉贵死亡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为：1、医疗费1334．90元。四原告提交的病历、医药费发票，证明四原告为抢救王玉贵花费医疗费1334．90元。2、死亡赔偿金总额1142771．5元（死亡赔偿金846580元＋死亡赔偿金项下被扶养人生活费296151．5元）。王玉贵及被扶养人王为彬、王某1、王某2虽系农村村民，但根据2020年3月12日开始实施的鲁高法［2020］18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意见》第二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山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山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死亡赔偿金为42329元/年×20年＝846580元。王玉贵于2019年7月13日因意外事故死亡时，原告王为彬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14年，原告王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9年，原告王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15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上述三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731元/年×14年＋26731元/年×1年÷2人＝387599．50元。因四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296191．50元，不超过法律规定，故本院按照四原告主张的数额计算。3、丧葬费42044．50元。四原告主张的丧葬费应按照2019年度山东省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计算，共计84089元/年÷2＝42044．50元。四原告主张的因购买寿衣花费的2800元、处理丧事误工费1500元均属于丧葬费的赔偿范畴，不另再行计算。4、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因本案四被告均为自然人，精神损害抚慰金支持10000元。四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过高，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四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1334．90元、死亡赔偿金总额1142731．50元、丧葬费42044．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1196150．90元。关于焦点二，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依法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的，应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关于被告林延斌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四原告诉称王玉贵受雇于被告林延斌，而被告林延斌辩称双方系朋友关系。本院认为，一方面从被告林延斌向王玉贵的数次转账记录来看，如果双方系朋友关系、合伙关系，那么在石场未进行生产经营、亦无经济收入的情况下，被告林延斌无需向王玉贵支付金钱，而数次转账的时间不固定、金额不一，恰好与被告林延斌的石场因未进行生产、无经济收入，而不能按月按时向王玉贵支付固定数额的工资相吻合；另一方面，对于自然人之间形成的提供劳务关系，双方通常不会签订书面的提供劳务关系的协议，但是双方在与周围人员的接触交往过程中，往往会告知周围人员他们之间存在的雇佣关系，因此对于被告宫芳柏和案外人窦新兵等人所说的王玉贵与被告林延斌之间系雇佣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通过事发现场目击者范军苓的证言来看，王玉贵在事发之前并未从事工作，因此其并非在为被告林延斌提供劳务过程因劳务受到伤害，但是被告林延斌作为王玉贵的雇主，在工作日中午允许王玉贵喝白酒，且在明知王玉贵喝了酒、其辨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会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未嘱咐王玉贵在住处休息，反而安排其到张文永处帮忙，以至于王玉贵在帮工结束来到事发现场后，主要因其自身原因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并导致其死亡的后果，被告林延斌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关于被告宫芳柏、宫正、樊红升对于王玉贵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2017年4月27日，被告宫正、樊红升与被告宫芳柏签订《合同书》，双方约定由被告宫正、樊红升租赁被告宫芳柏位于邹平市环保型石灰窑（1号窑、2号窑）2只，环保脱硫设备一套及3号窑、4号窑、5号窑、6号窑、7号窑石灰窑底座（以备后续建设改造使用），因被告宫正、樊红升出资完善建设1号窑、2号窑，2年不向被告宫芳柏支付租赁费，被告宫正、樊红升在1号、2号窑正常生产后，根据情况继续在3号-7号窑底座上投资建设环保窑，3-7号窑产权归被告宫芳柏、宫正、樊红升共有，使用生产权归被告宫正、樊红升所有。双方签订《合同》书后，被告宫正、樊红升已经在1号、2号窑上进行了一定的投资建设，因此应视为双方已经进行了租赁场地的交接，被告宫正、樊红升辩称其“并未实际进驻、接管事故场地，宫芳柏又将窑厂租赁他人，案外人王玉贵跌落时，两被告并非实际使用人或管理人”的辩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宫芳柏在将1号窑、2号窑及3-7号窑的底座交付给被告宫正、樊红升使用前，为防止有人从7号窑底座的窑口掉下去，用焊接好的铁盖子盖住了7号窑底座的窑口，已经采取了安全防护措施，只是未在底座边上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在被告宫芳柏与被告宫正、樊红升签订的《合同书》未经协商一致解除或依法定程序解除前，1号窑、2号窑及3-7号窑的底座已经交由被告宫正、樊红升租赁使用，即使被告宫正、樊红升尚未对3-7号窑的底座进行投资建设，但3-7号窑的底座仍处于被告宫正、樊红升的租赁期限之内，因此被告宫正、樊红升对于1号窑、2号窑及3-7号窑的底座负有管理义务。7号窑底座窑口上的铁盖子因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已经锈蚀从而无法负担太大的重力，被告宫正、樊红升疏于检查、管理，未及时更换新的铁盖子或采取其他安全保护措施，事发地点虽非公共场所，但并非完全封闭的场所，并不能有效阻止他人的经过或进入，因此被告宫正、樊红升对于王玉贵的死亡亦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关于王玉贵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王玉贵作为一个成年人且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本人应系自身安危的第一责任人，不能把自己的安危寄托在国家相关机构或有关管理人员的无时无刻地提醒之下，户外活动应趋利避害，不随意进入非群众活动场所系每一个公民应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从本院通过对现场的勘查来看，王玉贵所站立的7号窑底座并未位于通行的道路上，且位于其所在的窑洞顶部区域的最边缘位置，并且事故发生时是白天，铁盖子非常明显，并非处于隐蔽不易察觉的位置上，无论王玉贵在事发时是否在从事一定的工作、无论其因为何种原因路经7号窑底座，均无站到或踩着铁盖行走的必要，完全可以从7号窑底座所在的周边绕行，亦不会有人故意安排王玉贵站到事发地点的铁盖子上，因此王玉贵之所以站到7号窑底座窑口的铁盖子上应系其故意为之。对于站到铁盖子上是否安全、是否会发生危及人身的危险，依据一般常识即可知，此类对危险后果的预见性，并不需要管理人事先的警告、告知，亦不需要专业知识就可知晓，王玉贵主观上符合过于自信的过失、其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上的自甘风险行为，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害后果，其本身对于损害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本院认为以王玉贵自负70%的责任、被告林延斌承担15%的责任、被告宫正与被告樊红升承担15%的责任为宜，被告林延斌应当赔偿四原告上述各项经济损失179422．64元（1196150．90元×15%），被告宫正与被告樊红升亦应赔偿四原告上述各项经济损失179422．64元（1196150．90元×15%）。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林延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王为彬、黄某、王某1、王某2因其近亲属王玉贵去世而遭受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总额、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179422．64元；二、被告宫正、樊红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王为彬、黄某、王某1、王某2因其近亲属王玉贵去世而遭受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总额、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179422．64元；三、驳回原告王为彬、黄某、王某1、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871．86元，由原告王为彬、黄某、王某1、王某2负担5548．80元，由被告林延斌负担1161．53元，由被告宫正、樊红升负担1161．5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姜道策二〇二〇年九月六日书记员  赵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