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终14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法定代表人：陈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东，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玉祥，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诉讼代表人：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凯萍，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耀集团）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惠州中院）（2018）粤13民初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成都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东、许玉祥，被上诉人光耀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凯萍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成都农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757368375元违约金债权（暂计算至2017年12月11日）；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原判决遗漏且错误认定案件关键事实。（1）原判决先入为主，对《投资合作协议》和《增资确认协议》中约定的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具体范围的条款视而不见，直接导致错误的判决结果。《投资合作协议》第1.1条第（13）项约定：“应收账款指天金基金因转让标的分红权，向光耀地产收取款项的权利，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一切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分红权转让对价、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滞纳金等一切款项）”。第1.1条第（14）项约定：“连带支付义务/连带责任保证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支付金额、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支付金额的费用”。该约定非常明确具体，没有任何歧义，能够直接确定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范围包含违约金。此后各方在《增资确认协议》第3.1条中再次约定，“国元信托可以要求戊方、己方、丁方（即被上诉人）中任意一方单独或全部各方承担全部连带债务或保证责任，戊方、己方及丁方将按投资合作协议及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的约定承担责任。”又一次强调了被上诉人等应当按照《投资合作协议》和《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承担连带责任。原判决对上述关键事实视而不见，不予认定，显然错误。（2）原判决错误认定《投资合作协议》中“应收账款”的定义，并偷换概念将“应收账款”等同于“应收账款本金”。无论是依据前述合同明确约定的“应收账款”的范围，还是根据“应收账款”自身的文义，“应收账款”与“应收账款本金”均不是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在案涉应收账款实际产生了违约金的情况下，应收账款的范围当然应当包括“应收账款本金及其违约金”。原判决却无视合同约定和基本文义，将“应收账款”概念偷换为“应收账款本金”，进而错误地将应收账款违约金排除在被上诉人应承担的责任范围之外。2.原判决错误认定合同中释义部分的内容不可视为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内容，无任何法律依据和逻辑。原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还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观点：“合同中第一条定义部分对部分字句作出了解释，根据第1.2条‘本协议各条的标题仅为行文方便而设，不得视为等同于该条款所包含的全部内容’，结合释义的内容，其中部分字句为客观事实，无法以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释义部分的内容不可视为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内容。”对此上诉人完全无法接受和理解：依据“协议各条的标题不得视为该条款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之约定，如何就能得出“释义部分的内容不可视为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内容”的结论？“释义部分的内容”作为合同内容的一部分，不是当事人约定的内容，那它是什么？当事人为何要在合同中约定它？事实上，任何合同的释义条款都是合同中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核心内容，《投资合作协议》释义部分的内容也不例外。在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如果忽略释义部分的内容，将会错误理解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前所述，释义部分的第（13）项和第（14）项非常清楚地约定了被上诉人对应收账款承担责任的范围包括了违约金，但原判决为了得出被上诉人的责任范围仅包括应收账款本金而不包括违约金的结论，竟然杜撰了“释义部分的内容不可视为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内容”的裁判规则，显属错误，必须依法纠正。3.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当，错误认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只对应收账款本金承担责任而对违约金不承担责任，应当予以纠正。原判决虽然在形式上引用了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合同解释规则条款和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的法定保证范围条款，却得出了被上诉人只对应收账款本金承担责任的完全错误的结论。若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对《投资合作协议》的条款进行理解，应当考虑《投资合作协议》所适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尤其是释义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和诚信原则，由此可知合同所约定的被上诉人的连带责任范围显然包括了应收账款本金及其违约金。再结合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可以很明确地得出被上诉人的责任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及其违约金的正确结论。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完全忽略《投资合作协议》释义部分的内容，合同的其他条款也并未约定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仅限于应收账款的本金。此时依据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显然，也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范围包括应收账款违约金。综上，原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错误，并不当地排除了关键合同条款的内容，得出了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仅包括应收账款本金而不包括违约金的错误结论。恳请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光耀集团答辩称，1.本案所涉的合同主要有三个合同，分别为《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投资合作协议》及《增资确认协议》，而被上诉人只有在《增资确认协议》以及《投资合作协议》中才作为合同的主体并且盖章，并没有在《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中作为合同主体并且盖章。所以被上诉人是基于《投资合作协议》以及《增资确认协议》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的。其并没有在《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中作为合同主体，更没有盖章，不能以该协议的有关条款约束被上诉人。2.本案的上诉人作为债权人是基于其受让了上海天金对惠州明泰以及光耀等公司享有的债权而承继的债权，因此其实质上已经有了债权转让的关系。根据担保法第22、23条，保证期间转让债权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根据该条的规定，即使被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也应当依据主债权的协议，也系《投资合作协议》《增资确认协议》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3.根据合同法第125条，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协议涉及的债权人，均是具有金融经验的机构，对担保范围的理解与认知比常人更深刻、敏锐。协议各方应是对担保范围持有更谨慎的态度。因此各方约定的应收账款支付义务的担保范围不能扩大解释。根据担保法及担保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违约金、利息等。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得出，主债权跟利息和违约金是不能等同概念的。而上诉人认为“应收账款”这四个字就应当包括应收账款的本金及违约金是属于理解错误。根据担保法第21条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协议各方在《投资合作协议》以及《增资确认协议》约定中明确了保证范围就是应收账款，并不是对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成都农商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成都农商行对光耀集团享有757368375元违约金债权（暂计算至2017年12月11日）；2.判决光耀集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1月，上海天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金合伙）将其对惠州市明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地产）增资20亿元而享有的分红权转让给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耀地产），因而对光耀地产享有金额为25.43亿元的应收账款债权。与此同时，成都农商行通过设立定向资管计划和单一资金信托计划，以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信托）名义用20亿元信托资金受让了天金合伙享有的对光耀地产的应收账款债权。通过上述交易安排，成都农商行对光耀地产享有了金额为25.43亿元的应收账款债权，光耀地产应当分十二期支付，若迟延支付应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光耀集团自愿对此承担连带保证和连带支付责任，并以其对金源地产持有的98049万元股权（持股比例为49%）提供质押担保。各方为此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增资确认协议》《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单一资金信托合同》《股权质押协议》。其中，光耀集团直接参与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连带支付义务、连带责任保证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支付金额、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际支付金额的费用。”光耀地产从2015年起未按约定向成都农商行支付标的应收账款，累计拖欠第九期、第十期、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应付款本金共计21.81亿元。光耀集团也未履行连带支付义务。截至2017年12月11日，该债权产生的违约金为757368375元。光耀集团被裁定进行破产重整后，成都农商行依法进行债权申报，光耀集团管理人对成都农商行申报的债权本金21.81亿元和相应的质权予以确认，但对成都农商行申报的757368375元违约金不予确认，并于2018年8月6日向成都农商行寄送了《债权复核通知书》，告知成都农商行可就违约金债权在十五日内起诉。成都农商行认为，各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和《增资确认协议》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约定了光耀集团应对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成都农商行的违约金债权具有合法依据，应当予以确认。成都农商行为维护自身权益，特依据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光耀地产（甲方）、天金合伙（乙方）、国元信托（丙方）以及惠州市明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惠州明泰，丁方）于2013年1月签订了《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合同约定“乙方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同意，向丙方转让标的应收账款，甲方、丁方一致同意该转让。丙方同意设立单一资金信托，该信托之单一委托人为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即由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农商行签署《财通-成都农商行-财智30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协议》，成都农商行将人民币20亿元资金委托给财通证券。财通证券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将资管计划项下的资金委托给丙方，用于受让乙方对甲方的标的应收账款”；“标的应收账款转让期限为3年”；“标的应收账款转让对价为人民币（大写）二十亿元整，（小写）￥2000000000.00元”“甲方延迟支付标的应收账款的，除足额支付外，应按照每日0.05%支付违约金”。同时，光耀地产（甲方）、惠州明泰（乙方）、天金合伙（丙方）、光耀集团（丁方）、郭某某（戊方）及郭某某（己方）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编号为JYGY投字第001号，合同约定“3.5甲方、丁方、戊方、己方不可撤销地一致同意并承诺：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向丙方提供担保或保证，确保丙方获得本协议项下之应收账款”；“7.5丁方、戊方、己方不可撤销地一致同意并承诺：对甲方向丙方承担的应收账款支付义务，丁方、戊方、己方愿意承担共同连带支付责任”。2013年1月21日，成都农商行（委托人）与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受托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人）签订的《财智30号财通-成都农商行定向资产管理合同》。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人）与国元信托（受托人）签订合同《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受托人依托其金融功能，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和确定的方式将信托资金以受托人名义受让上海天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应收账款，该应收账款的形成过程为天金投资基金因向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惠州市明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下的自出资日起3年内的分红权而形成的”。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第3.5条、第7.5条约定，光耀集团对涉案应收账款提供担保或保证，且对应收账款支付义务承担共同连带支付责任。合同中第一条定义部分对部分字句作出了解释，根据第1.2条“本协议各条的标题仅为行文方便而设，不得视为等同于该条款所包含的全部内容”，结合释义内容，其中部分字句为客观事实，无法以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释义部分的内容不可视为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结合涉案《投资合作协议》作出保证约定的目的和方式，合同当事人已在合同中作出明确约定，光耀集团按合同约定应对应收账款提供担保或保证并对涉案应收账款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成都农商行以释义部分将违约金及违约金的支付包括在应收账款和连带支付义务/连带责任保证内为由，主张成都农商行对光耀集团享有757368375元违约金债权（暂计算至2017年12月11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可。关于涉案应收账款的本金债权管理人已作出审核结论，双方对此没有异议，原审法院不再另行处理。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判决：驳回成都农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定义”1.1“释义”的第（13）项“应收账款：指天金基金因转让标的分红权，向光耀地产收取款项的权利，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一切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分红权转让对价、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滞纳金等一切款项）。”第（15）项“共同连带支付义务/共同连带支付责任：指光耀地产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时，天金基金有权直接要求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一个保证人/承诺人向天金基金承担全部支付义务之责任。”第（17）项“9.05%：指年溢价受让率”。第（23）项“本协议/本合同：本协议与《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互为附件，本协议指本协议与《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或对本协议进行的任何修订、补充或更新的协议或文件。”《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第5.2条约定，光耀地产自涉案增资划付之日起，分12期每期支付金额4525万元，每90日为一期，最后一期2016年1月28日一并偿还20亿元。光耀地产迟延支付标的应收账款的，除足额支付外，应按照每日0.05%支付违约金。双方对涉案增资2013年1月28日划付、光耀地产已经支付前8期款项，尚欠21.81亿元，均无争议。成都农商行一审提交的本息计算表主张，第九期、第十期、第十一期各自应偿还的4525万元，应从逾期之日起按日0.05%计算违约金，合计金额1255.6875万元，其中第九期应付款日期为2015年4月28日、第十期为2015年7月27日、第十一期为2015年10月25日。2013年3月16日，光耀地产（甲方）、光耀金源集团有限公司（乙方）、上海天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丙方）、光耀集团（丁方）、郭某某（戊方）、郭某某（己方）签订《增资确认协议》，该协议2.2条约定：“各方同意：将增资协议作为投资合作协议及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的附件，效力相同”；3.1条约定：“戊方、己方及丁方不可撤销地一致同意为应收账款转让协议项下甲方的全部应收账款支付义务承担连带债务/连带责任担保，即对甲方向国元信托承担的应收账款人民币25.43亿元支付义务，戊方、己方及丁方共同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连带责任担保。……戊方、己方及丁方将按投资合作协议及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约定承担责任。”还查明，本案一审中，成都农商行提交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初17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用以证明成都农商行依法对部分债务人提起诉讼，并取得了生效法律文书。该调解书原告为成都农商行、国元信托，被告为天金合伙、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惠东县天德顺房地产有限公司、杭州千岛湖新概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上海青晨置业有限公司、深圳市盈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惠州金源联合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金源盛世控股有限公司、北京金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邬某某，调解协议内容包括：“一、各方一致确认：本案原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主债务人光耀地产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为21.81亿元及相应违约金（其中2016年1月28日前的违约金为1255.6875万元，2016年1月29日及以后的违约金以21.81亿元为基数，按每日0.05%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本案全体被告天金合伙、金源联合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惠东县天德顺房地产有限公司、杭州千岛湖新概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上海青晨置业有限公司、深圳市盈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惠州金源联合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金源盛世控股有限公司、北京金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邬某某作为共同连带债务人，应当于本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成都农商行连带清偿上述全部债务。……”。光耀集团经质证表示对该调解书“三性均无异议”。又查明，惠州中院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2017）粤13破申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光耀集团的重整申请。本案二审法庭调查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实际为光耀地产以3年偿还25.43亿元的代价融资20亿元，年利率9.05%。本院认为，本案为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合同效力及光耀集团对涉案未付转让款本金21.81亿元应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争议，争议的是光耀集团是否应对本案违约金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评析如下：关于保证担保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除非有特别约定，担保的范围应包括违约金。本案《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和《投资合作协议》为同一天签订，二者互为附件。光耀集团虽然不是《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但在光耀集团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本协议/本合同：本协议与《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互为附件，本协议指本协议与《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光耀集团的法定代表人郭某某同时作为光耀地产的法定代表人在两份合同中签字或盖章。说明在本案合同法律关系中，两份协议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约定，光耀地产延迟支付标的应收账款除足额支付外，按照每日0.05%支付违约金。而《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应收账款：指天金基金因转让标的分红权，向光耀地产收取款项的权利，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一切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分红权转让对价、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滞纳金等一切款项）”；“丁方（即光耀集团）对应收账款支付义务承担共同连带支付责任。”前述约定已明确光耀集团应对本案所涉应收账款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责任的范围包括违约金。因此，本院认为，成都农商行上诉主张光耀集团的担保责任范围包括应收账款违约金，符合担保法关于担保范围的规定，也符合双方的约定，其上诉理由应予支持。光耀集团抗辩主张其不是《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的合同主体，更没有盖章，不受该协议的有关条款约束；《增资确认协议》约定中明确了保证范围就是应收账款，不包括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增资关系、债权转让关系，实质为郭某某作为实际控制人名下企业的对外融资、担保关系，所涉多个合同均为实现融资目的，多个合同相互连贯，实为一个整体。《增资确认协议》约定，光耀集团“同意为应收账款转让协议项下甲方的全部应收账款支付义务承连带责任担保，即对甲方国元信托承担的应收账款人民币25.43亿元支付义务……将按投资合作协议及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约定承担责任。”该协议签订在2013年3月16日，发生在涉案20亿元增资到位的2013年1月28日之后，是各方对之前法律行为的一个确认协议。依据该协议约定，光耀集团应按《投资合作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的约定承担责任，而《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应收账款包括违约金，《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约定按日0.05%计算违约金。因此，无论从目的解释还是整体解释来看，光耀集团的担保责任范围均应包括应收账款违约金。光耀集团将《增资确认协议》中的“即对甲方国元信托承担的应收账款人民币25.43亿元支付义务”，理解为仅承担本金支付义务，不包括利息、违约金等支付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符合担保法律规定，亦与生效调解书其他担保人同意承担违约金担保责任的理解不同。故光耀集团关于保证责任的范围为应收账款本金、不包括违约金的主张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违约金的计算。根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约定，延迟支付标的应收账款除足额支付外，按照每日0.05%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计算标准的约定为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光耀集团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约定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本案的应收账款三年转让期满之日为2016年1月28日，则违约金应从2016年1月29日起算。光耀集团2017年12月11日被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债权人作为破产债权申报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的规定，本案滞纳金应计算至2017年12月11日止。因光耀集团管理人已对成都农商行的债权本金21.81亿元予以认定，对该款的违约金应以21.81亿元为基数，按日0.05%从2016年1月29日计算至2017年12月11日。对第九期、第十期、第十一期各自应偿还的4525万元，成都农商行主张自逾期之日起按日0.05%计算违约金。因涉案应偿还款项在债权转让的三年期内已经按年溢价率9.05%计算了溢价，该溢价率应作为光耀地产融资的成本，现成都农商行再主张按日0.05%计算违约金，折算为年违约金18%，明显超出了合理损失，光耀地产的融资成本甚至高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有失公平。因此，本院认为，在保持总违约金日0.05%计算标准不变的条件下，光耀地产应支付的该三期违约金应扣除已经计入应付账款的部分，违约金应按日0.0248%[（18%-9.05%）÷360]计算。即第九期应付款违约金，以4525万元为基数，按日0.0248%，自2015年4月29日计至2016年1月28日；第十期以4525万元为基数，按日0.0248%，自2015年7月28日计至2016年1月28日；第十一期以4525万元为基数，按日0.0248%，自2015年10月26日计至2016年1月28日。综上，成都农商行关于本案光耀集团应承担的债权包括违约金的上诉理由成立，其关于违约金的部分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全面，关于违约金部分判决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3民初31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光耀集团有限公司享有违约金债权，违约金数额包括：以21.81亿元为基数，按照每日0.05%从2016年1月29日起计至2017年12月11日止；以4525万元为基数，按日0.0248%，自2015年4月29日计至2016年1月28日；以4525万元为基数，按日0.0248%，自2015年7月28日计至2016年1月28日；以4525万元为基数，按日0.0248%，自2015年10月26日计至2016年1月28日。三、驳回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28641.87元，由光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768641.87元，由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28641.87元，由光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768641.87元，由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0000元；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828641.87元，由本院退回3768641.87元，由光耀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补缴3768641.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刘涵平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方圆书记员林思琪黎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