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6刑初132号 公诉机关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何振，男，196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安徽省安庆市，硕士研究生文化，原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住广东省深圳市。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于1996年10月17日被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1997年3月29日被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2017年5月20日被执行逮捕。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8年1月25日被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1月13日被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决定监视居住，2019年7月16日被本院决定取保候审，2020年7月15日被本院决定监视居住，2020年8月24日被本院决定逮捕，2020年8月2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海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王九川，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廖**，北京中伦（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琼检一分公诉刑诉[2019]11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振犯贪污罪一案，于2019年7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官韩俊、张海军、书记员符策俊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何振及其辩护人王九川、廖**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1988年7月，被告人何振到原海南省财税厅工作，任主任科员。1988年10月，原海南省财税厅注册成立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任命何振担任总经理、企业法人代表。1988年10月7日，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被批准经营金融业务，系全民所有制金融机构。1991年6月，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更名为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信托公司）。1992年6月24日，何振被原海南省财税厅党组任命为海南信托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1994年4月11日，何振被免去海南信托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职务。 1993年初，三亚凤凰机场台亚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台亚公司）与三亚文合企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文合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文合公司以单价4188元/平方米、总价人民币（以下币种未特别指明的，均为人民币）2094万元购买“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月亮宫6-10层（以下简称“月亮宫”项目）。被告人何振知道后，欲利用“月亮宫”项目骗取海南信托公司的资金为己所用。于是，在何振的操作下，海南南海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公司）于1993年3月11日与文合公司签订了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南海公司以单价4800元/平方米、总价2400万元向文和公司购买“月亮宫”项目。同年4月3日，海口康良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良公司）法定代表人孙跃进按照何振的指使，将海南信托公司贷给康良公司借款中的部分资金164万元支付给文合公司作为南海公司的购房款。1994年2、3月份，何振指使时任海南信托公司副总经理陈岗及三亚阳光潮实业发展公司（系海南信托公司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潮公司）经理张建斌，以阳光潮公司名义购买“月亮宫”项目并由海南信托公司筹备资金，陈岗和张建斌表示同意。此后，在何振的授意下，张建斌与南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文可分别代表阳光潮公司与南海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阳光潮公司以单价5200元/平方米、总款2700万元购买“月亮宫”项目，并将签订时间提前至1993年9月18日。何振还指使赵文可、孙跃进分别代表南海公司和康良公司签订《代为签订购买期房合同》，约定向文和公司所购房屋活动南海公司只出名签合同，若发生纠纷及经济损失由康良公司承担，南海公司不负担任何经济责任。 1994年3月29日，张建斌以阳光潮公司的名义向海南信托公司申请资金1200万元。经陈岗同意，资金计划部经理张孝新让席位交易员潘华从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海南信托公司席位上调拨1200万元。1994年3月30日，该1200万元转至阳光潮公司账户。1994年4月5日，在何振的授意下，孙跃进、赵文可让阳光潮公司将1020万元转给康良公司。之后，何振指使沈光辉使用康良公司、洋浦金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公司）、星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光公司）的印章及银行账户，分别于1994年4月11日和4月12日从康良公司转款720万元和295万元至金泰公司，后又将上述款项分别转给康良公司、成都市锦江物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锦江物业公司）、海南财盛饮食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财盛公司）、安徽合肥银校实验银行（以下简称合肥银校银行）和星光公司等，作为何振偿还之前的借款等。为逃避查处，被告人何振于1993年11月潜逃至香港，并以“何达生”的名义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1997年3月、1998年4月，检察机关商请国际刑警组织缉捕何振。2001年6月9日，海南信托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2017年5月20日，何振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出入境管理站被抓获。 为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其他证明材料等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何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国有资产102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何振辩解称：1.我不知道有台亚公司和文合公司，不知道“月亮宫”项目，不知道文和公司与南海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2.我不知道南海公司和康良公司签订《代为签订购买期房合同》，故我不可能指使孙跃进由康良公司向文合公司支付南海公司的购房款。3.我不知道南海公司与阳光潮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不知道阳光潮公司有一笔1200万元的款项，当时也不熟悉沈光辉，不知道金泰公司，我与康良公司、锦江物业公司、海南财盛公司、合肥银校银行、星光公司没有经济往来，更没有向他们借款或存在欠款。而且，在起诉书指控的那个时间段，我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和机会指使或授意相关的人做那些事。我于1992年10月遭遇特大车祸，身体受伤后公司的工作基本交由陈岗负责。1993年4月至10月间，多次去北京接受公安部考察。1993年10月，由公安部批准单程赴港。1994年1月，单程赴港后回到海口，仅住了10至20天就到香港处理公务和回安徽老家休息。财税厅党组于1994年3月21日下文规定由陈岗行使法人代表和总经理职责。后听说1994年4月11日我被免去公司法人代表和总经理职务，由陈岗接任。综上，我是清白的，指控我犯贪污罪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请求法庭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 被告人何振的辩护人提出：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振犯贪污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海南信托公司曾派人对“月亮宫”项目进行考察，签订合同后有履行行为，文合公司已收到164万元购房款，阳光潮公司已支付第一期购房款1020万元，“月亮宫”项目的交易并非虚假。（2）“月亮宫”项目有多家公司参与，但对该项目转让过程未能全部查清，其中包括有关文合公司与南海公司签订、履行合同的具体经过。（3）何振于1992年10月遭遇严重车祸，无法履行总经理职责，后辞职赴香港执行任务，陈岗作为后任总经理，早已代为主持海南信托公司的全面工作，何振对“月亮宫”项目的签约决策、资金支付无相应的职权，客观上已不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4）指控何振授意孙跃进、赵文可让阳光潮公司将1020万元转给康良公司，此后再转往其他公司，仅有孙跃进、赵文可的部分证言有所提及，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据明显不足。（5）何振的债务是否真实存在没有查清，涉案资金1020万元的流向涉及多个地区、多家公司，但没有任何一笔流入何振及其妻子张旗或其亲属名下，故指控何振指使沈光辉转账，以偿还自己借款的证据不足。（6）本案主要证人陈岗、张孝新、张建斌、孙跃进、赵文可的证言与被告人何振的供述之间相互矛盾，部分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相关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前后跨越近二十年，证人的记忆、证言的准确性会受到影响，难以采信。（7）虽有部分证据显示海南信托公司将“月亮宫”项目资金1020万元作调账处理，但证明海南信托公司实际经济损失发生的证据不足。（8）指控被告人何振为逃避查处，于1993年11月潜逃至香港，并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而有相关证据证明何振因遭遇严重车祸，无法履行公司管理职责，在车祸后的第二年，即被公派驻香港执行特别任务，极少与海南信托公司联系，其对原来公司报案的情况不知道，也不知道曾有1996年立案、2001年立案的情况发生，故指控潜逃的事实不能成立。2.对本案的追诉缺乏合法依据。（1）侦查机关曾于1996年对发生在1993年的“股票案”立案侦查，何振被列为嫌疑人，但不是本案指控的事实，本案没有明确的立案时间和完整的立案手续。（2）本案涉及“月亮宫”项目的事实发生在1993年、1994年期间，侦查机关曾于2001年以合同诈骗罪对“月亮宫”项目涉及的事实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为张建斌、张孝新、孙跃进、赵文可，并不包括何振，何振也一无所知，至2017年何振被羁押、开始接受讯问，已超过二十年诉讼时效，对何振追诉没有合法依据。综上，在案证据不能证实何振有利用职务的便利条件，不能证实何振操作签订虚假合同、授意转移资金的事实，指控贪污罪名不能成立；本案涉嫌行为已超过法定追诉时效。请求法庭对被告人何振作出无罪判决。 经审理查明，1988年7月，被告人何振到原海南省财税厅工作，任科员。1988年10月，原海南省财税厅注册成立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任命何振为总经理、企业法人代表。1988年10月7日，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被批准经营金融业务，系全民所有制金融机构。1991年6月，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更名为海南信托公司。1992年6月24日，何振被原海南省财税厅党组任命为海南信托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1994年4月11日，何振被免去海南信托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职务。 1993年初，台亚公司与文合公司签订《关于“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文合公司以单价4188元/平方米、总价2094万元购买“月亮宫”项目。被告人何振知道后，欲利用“月亮宫”项目骗取海南信托公司的资金为己所用。在何振的操作下，南海公司于1993年3月11日与文合公司签订了虚假的《关于“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南海公司以单价4800元/平方米、总价2400万元向文和公司购买“月亮宫”项目。1994年2、3月份，何振指使时任海南信托公司副总经理陈岗及阳光潮公司经理张建斌，以阳光潮公司名义购买“月亮宫”项目并由海南信托公司筹备资金，陈岗和张建斌表示同意。此后，在何振的授意下，张建斌与南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文可分别代表阳光潮公司与南海公司签订《关于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阳光潮公司以单价5200元/平方米、总款2700万元购买“月亮宫”项目，并将签订时间提前至1993年9月18日。何振还指使赵文可、孙跃进分别代表南海公司和康良公司签订《代为签订购买期房合同》，约定向文和公司所购房屋活动南海公司只出名签合同，若发生纠纷及经济损失由康良公司承担，南海公司不负担任何经济责任。 1994年3月29日，张建斌以阳光潮公司的名义向海南信托公司申请资金1200万元。经陈岗同意，资金计划部经理张孝新让席位交易员潘华从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海南信托公司席位上调拨1200万元。1994年3月30日，该1200万元转至阳光潮公司账户。1994年4月5日，在何振的授意下，孙跃进、赵文可让阳光潮公司将1020万元转给康良公司。之后，何振指使沈光辉使用康良公司、金泰公司、星光公司的印章及银行账户，分别于1994年4月11日和4月12日从康良公司转款720万元和295万元至金泰公司，后又将上述款项分别转给康良公司、锦江物业公司、海南财盛公司、合肥银校银行和星光公司等，供何振个人支配和使用。 为逃避查处，被告人何振于1993年11月潜逃至香港，并以“何达生”的名义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1997年3月、1998年4月，检察机关商请国际刑警组织缉捕何振。2001年6月19日，海南信托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2017年5月20日，何振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出入境管理站被抓获。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一、书证 1.台亚公司（甲方）与文合公司（乙方）签订的《关于“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房屋买卖合同书》证实：双方约定，乙方购买“月亮宫”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单价4188元，总价款2094万元。第一期付款时间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后一个月内，乙方支付总房款的15％计314.1万元给甲方。甲方刘洪、乙方曹向取签字。签订时间为1993年。 2.文合公司（甲方）与南海公司（乙方）签订的《关于“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房屋买卖合同书》证实：双方约定，乙方购买“月亮宫”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单价4800元，总价款2400万元。合同签订后5日内，乙方向甲方交付100万元作为定金，第一期付款时间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后一个月内，乙方分两次支付总房款的30％计720万元给甲方。甲方刘洪、乙方委托人签字。签订时间为1993年3月11日。 3.南海公司（甲方）与阳光潮公司（乙方）签订的《关于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房屋买卖合同书》证实：双方约定，乙方购买“月亮宫”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单价5200元，总价款2700万元。合同签订后3日内，乙方向甲方交付210万元作为定金；第一期付款时间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后7日内，乙方支付总房款的30％计810万元给甲方。甲方赵文可签章，乙方委托人张建斌签字。签订时间为1993年9月18日。 4.南海公司（甲方）与康良公司（乙方）签订的《代为签订购买期房合同》证实：双方约定，乙方已向文合公司（丙方）购买“月亮宫”项目计5000平方米房屋，总价款2400万元。乙方向丙方所购房屋活动及条款谈判、合同签订等甲方不参与、不过问，甲方只出名签合同，若发生合同纠纷概由乙方以甲方名义派人处理，其一切费用、经济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甲方将不负担任何经济责任；乙方应按期付款、履行甲方在合同规定的一切权利与义务，若丙方向甲方索赔，全部由乙方负责赔偿，并派人处理，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派人参加。甲方赵文可、乙方孙跃进签字。签订时间为1993年3月19日。 5.资金申请报告证实：阳光潮公司于1994年3月29日向海南信托公司申请，因其公司与南海公司签订的购买“月亮宫”项目的合同，资金困难，一直未能按期付款，特申请资金1200万元。 6.康良公司1994年3月30日向南海公司出具的催款函证实：康良公司已用南海公司名义将“月亮宫”项目房屋出售给阳光潮公司。康良公司要求南海公司给阳光潮公司去函，将1020万元汇入康良公司名下账号。 7.南海公司1994年3月31日向阳光潮公司出具的付款函证实：南海公司要求阳光潮公司将1020万元汇给金泰公司。户名更改为“康良公司”。 8.《中国人民银行电划贷方补充报单》第三联（报单号码№4113050）证实：海南信托公司1994年3月28日从武汉证交中心调拨1200万元，收款人为海口市银校城市信用社。 9.转账收入传票、同城票据交换（代收）凭证清单证实：海口市银校城市信用社1994年3月30日收到电汇1200万元。 10.记账凭证及《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收款通知》（划款凭证编号132号）证实：海口市银校城市信用社1994年3月30日将1200万元转给阳光潮公司。 11.记账凭证及建设银行电汇凭证证实：阳光潮公司于1994年4月5日将1020万元转给康良公司。 12.存取款明细账、电汇凭证、转账支票、进账单、记账凭证、票汇等证据证实：（1）康良公司1994年4月11日转给金泰公司720万元，1994年4月12日转给金泰公司295万元。（2）金泰公司1994年4月18日汇给康良公司105万元，1994年5月31日汇给锦江物业公司500万元，1994年6月9日汇给海南财盛公司30万元，1994年6月29日转给合肥银校银行246.4万元，1994年7月5日汇给星光公司1549723.91元。 13.海南信托公司特种转账借方传票、记账凭证证实：1995年8月17日，海南省信托公司转“其他应收款”1020万元，“根据许主任指示调账，委托投资三亚月亮宫”；1996年7月31日将1020万元调整科目为“其他应付款”。 14.“月亮宫”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证实：用地单位、建设单位均为台亚公司；台亚国际航空广场B座第6、7、8、9、10、11层所有权人为台亚公司。 15.关于请稳定组协查资金的报告证实：海南信托公司资产管理部王中晨2001年6月19日报告稳定组，公司投资项目中，“月亮宫”项目是从海南信托公司子公司阳光潮公司转过来的投资项目。该项目系1994年投资，共投资1020万元。经清理投资项目，发现该项目的投资资金去向不明，故提请稳定组帮助追查该笔资金去向。 16.南充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说明》证实：南海公司系原南充市信托投资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于1989年成立，并于1993年初正式运行，1994年1月因经营管理不善终止一切业务。南海公司从未投资、开发、合作建设过“月亮宫”项目。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李渝生关于台亚公司有关情况说明：台亚公司成立至1993年6月总经理由刘洪担任，1993年9月刘洪被撤职。同年9月至11月我本人任台亚公司副总兼总工程师。台亚公司在建设中，得到海南信托公司支持，有借款、购房及担保贷款，1994年至1995年由我本人与海南信托公司信贷部经理王光辉确认债务，期间海南信托公司提出购买“月亮宫”项目，我本人没有同意。文合公司购买“月亮宫”的6-10层，台亚公司收到200-300万元房款，后多次催要余款但没有回音，1995年后再没见到他们人，文合公司联系人是曹向取。 2.证人李某的证言：我于1998年3月到台亚公司任法人代表。台亚公司1992年至1993年第一任法人代表是刘洪。文合公司据说是刘洪父亲的公司，好像与我公司签订过“月亮宫”部分房产合同。据了解，“月亮宫”房产没有被卖出去过，产权还在我公司名下。 3.证人曹向取的证言：我曾帮助刘洪注册了文合公司，我任该公司董事。刘洪当时是台亚公司法人代表。文合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刘洪的父亲刘文和。《关于“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房屋买卖合同书》上“曹向取”的名字不是我的亲笔签名。当时台亚公司要建设台亚国际航空广场项目，刘洪就以他父亲刘文和的名义注册文合公司，与他自己任职的台亚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转卖台亚国际航空广场项目。这个买卖合同其实都是刘洪自己一个人操作的。他既然代表台亚公司签字，所以就不能再代表文合公司签名了，我想因为我是文合公司的挂名董事，所以刘洪就冒用我的名字代表文合公司签字了。 4.证人赵文可的证言：1992年我受南充市信托公司返聘并委派到南海公司任总经理。大概是1993年上半年的一天，何振拿着《关于“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房屋买卖合同书》，想借用南海公司的名义把“月亮宫”项目的相关房产销售出去，我仔细辨认了这份合同书，发现所谓的南海公司委托签约人我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于是我就拒绝了何振。何振说他这些房子是他和他的爱人张旗借用南海公司的名义买下的，现在市场前景不好，急于将这些房子抛售出去，让我帮他。何振还说帮他销售这些房子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我当时想与何振是多年的老朋友，南海公司每年的年检都靠他大力支持，我就答应帮何振的忙，但是我向何振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何振此前用我南海公司的名义与文合公司签订的该份合同书的事情我不知道，与我无关；第二，之后何振以南海公司名义具体转售房产给哪一下家公司我不管，由何振负责；第三，转售房产的款项我分文不要，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事后，何振告诉我，下家公司已经找到了，是阳光潮公司，并让我与这家公司的经理张建斌联系、对接。过了一段时间，我按照何振的意思到三亚找到了张建斌，张建斌也知道台亚广场房产的事，很快我就和张建斌签署了《关于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房屋买卖合同书》。这份合同的具体条款都是张建斌事先准备好的，我当时就直接签了名，也没有看具体的内容。考虑到这个事情存在一定的风险，搞不好我要承担责任的，于是我又和阳光潮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有两项，第一项是阳光潮公司先付给南海公司一笔首付款大概有1000多万元；第二项是此后剩余的合同款项由阳光潮公司代替南海公司支付给文合公司。之后有一天，我接到康良公司总经理孙跃进的电话，他说受何振指示，让我催促张建斌尽快付款，与此同时，他也给我发过来一份书面函，函的主要内容就是让我催促阳光潮公司支付购房款，同时，孙跃进还提供了收款的公司名称、银行账号。我正准备催促张建斌付款时，孙跃进又要求我更改收款的公司名称和银行账号，我就按照孙跃进重新提供给我的收款公司名称和银行账号要求张建斌付款。我记得孙跃进曾经对我说过购买“月亮宫”项目是何振操作的，他是受何振的指示办事。南海公司与文合公司签订合同的事情都是何振他们背着我去做的，我根本没有向文合公司支付任何合同款项。“月亮宫”项目的产权没有登记到南海公司或我个人名下。我从来没有收到过相关款项。何振后来又用我公司的名义去办理付款、转款，都是不对的。我被何振他们陷害了。 5.证人赵迅的证言：我是1992年至1993年在南海公司任副总经理。南海公司当时的法人代表是我的父亲赵文可，南海公司是南充市信托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南海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实际投资过海南房地产项目。文合公司与南海公司签订的合同，我觉得合同上的印章比我们南海公司的印章要大一些，最主要的是签订合同的人不是我们南海公司的员工。南充信托公司没有指示、批准南海公司投资合作台亚国际航空广场项目，没有收到过南充信托公司拨付的投资台亚国际航空广场项目的资金。 6.证人张建斌的证言：我1991年8月至1995年5月在海南信托公司工作，1993年调至阳光潮公司任经理。阳光潮公司是海南信托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概在1994年初，何振打电话告诉我，说三亚有个“月亮宫”项目，该项目在南海公司手上，南海公司想转让“月亮宫”项目，海南信托公司准备介入，并决定由阳光潮公司的名义来签订转让合同。何振当时还告诉我，“月亮宫”项目的转让价格、付款方式他已经谈妥，资金由海南信托公司解决，到时候南海公司会有人和我对接。之后不久，何振又叫我到海南信托公司谈话，副总经理陈岗也在场，何振又把以阳光潮公司名义购买“月亮宫”项目的意图说了一遍，并要求陈岗落实资金。1994年2、3月份，南海公司赵文可在三亚联系我办理“月亮宫”项目转让具体事宜，将事先准备好的南海公司与阳光潮公司转让“月亮宫”项目的合同交给我看，并告诉我将合同签订日期提前到1993年9月，说这已经跟何振谈妥了，我当时觉得合同签订时间倒签不妥，就电话请示何振，何振要求我按照拟定好的合同签字盖章，其他不要多问，我就照办了。南海公司与阳光潮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上的“张建斌”是我的亲笔签名，我是按照何振的指示签订合同的，当时何振已经和南海公司谈好了，叫我以阳光潮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我按照何振的指示，将合同签订时间提前至“1993年9月18日”。后来，我专门向海南信托公司打报告要钱，海南信托公司就给阳光潮公司转了1200万元。在阳光潮公司准备将1020万元付给南海公司时，南海公司来函要求我将1020万元转付给康良公司，时任海南信托公司资金计划部经理张孝新也打电话指示我将该1020万元支付给康良公司。阳光潮公司留下180万元作为业务经费，我按照南海公司的要求及张孝新的指示，将剩下的1020万元转账支付给康良公司。这个项目前期都是何振操作的，他让我签合同，让我向海南信托公司申请款项。海南信托公司调拨1200万元到阳光潮公司的事情何振应该是知道、同意或者是指示的。大概在1993年9月的时候，南海公司与阳光潮公司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就是南海公司将对“月亮宫”项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阳光潮公司，阳光潮公司直接向文合公司行使合同项目的权利义务。何振跟我说过1200万元的事情，何振最初的时候是让我接盘“月亮宫”项目，我说阳光潮公司没有资金。何振告诉我说，资金由总公司来调拨，让我不用担心，也不用管。 7.证人孙跃进（孙坚）的证言：我于1991年注册康良公司，任法人代表、总经理。1994年5月我和吴道荣（新天地公司总经理）合股注册海南财盛公司，开办财盛大酒店，我任法人代表、总经理。我只帮过何振、赵文可代签一份合同，利用我公司账户转过1020万元。1994年左右，赵文可找我，说他在炒“月亮宫”项目，要我代他签一个合同，以我公司名义。我当时不同意。他当场给何振打电话，何振跟我说，1020万元在我这走一下账，帮赵文可个忙，有问题他和赵文可负责。赵文可也说，他说话算数，他负责。我就同意了。赵文可已经把协议搞好，我就签了孙跃进的名字，盖了康良公司公章。《代为签订购买期房合同》内容绝对是假的。我是帮何振、赵文可的忙才签的。康良公司给南海公司的函是要求阳光潮公司汇1020万元到康良公司账户，这个函是赵文可起草打印的，也是何振让赵文可拿来给我签的。康良公司没有购买过“月亮宫”项目。海南财盛公司何振有股份，我实际投了60万元，何振投了200多万元。我把康良公司的公章、私章交给赵文可，他转出1015万元以后就还给我印章，留给我5万元在康良公司账户上。1994年4月18日从金泰公司汇给我康良公司105万元，作为偿还何振以张红（张旗的姐姐）名义借的欠款。1994年6月金泰公司汇了30万元给海南财盛公司，当时我公司财盛酒楼亏本关门，我找何振要钱还酒楼欠款，他就给了这30万元，我作为员工工资支付了。文合公司与南海公司、南海公司与康良公司、南海公司与阳光潮公司签订的合同都是何振和赵文可事先弄好的，让我帮个忙，我也没有看过这些合同。1020万元转到康良公司，是何振他们操作的，我只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办。大概在1994年4月的一天，张孝新的表弟沈光辉找到我，说是按照何振的指示来拿我康良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和我的个人印章，要将阳光潮公司转来的1020万元转走。同时，何振也打电话给我让我将公司章、财务章和我的个人印章交给沈光辉办理转账时使用，我就把印章都交给沈光辉了。在“月亮宫”项目上，赵文可说何振让他找我借用我康良公司账户走账，此外，我也多次接到何振本人的电话，何振请求我在“月亮宫”项目上给予他提供帮助。1020万元后来都转走了，具体是何振让沈光辉拿我公司的印章去操作的。 8.证人陈岗的证言：我1993年5月任海南信托公司总经理助理、1994年1月18日任海南信托公司副总经理；1994年3月21日主持海南信托公司全面工作，代为行使法人代表职责，1994年4月11日至2004年任海南信托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月亮宫”项目的事情我是从海南信托公司前任总经理何振那知道的。我记得有一天，何振让我帮他处理“月亮宫”项目，他说“月亮宫”项目是他老婆张旗做的，但因海南房地产低潮收不回钱，让我帮他一下，并说阳光潮公司已经和南海公司签订购买“月亮宫”项目协议了。何振当时是我的前任领导又是多年的朋友，我就答应他的要求了。何振主要让我帮阳光潮公司融资。按照何振的意思，以阳光潮的名义执行购买合同，同时由我给他安排购买该项目的资金。时任海南信托公司资金计划部经理张孝新、阳光潮公司经理张建斌等人都来找过我说起这件事，他们都说是按照何振的指示，我也心知肚明，所以阳光潮公司签订购买合同以及调拨资金我都同意了。当时张建斌以阳光潮公司名义向海南信托公司打报告要1200万元支付“月亮宫”项目的房款，经我同意后，张孝新按照指示调拨资金，资金是从武汉交易中心席位拆借来的。阳光潮公司将其中的180万元留着自用，其余的1020万元用于支付“月亮宫”项目购房款。张建斌是将报告呈送给我了，但是我知道这是何振借着公家的钱款去做私人的事情，所以我也就口头让张孝新先去调拨资金，报告我没有签批，而是压了下来，我主要是担心将来出了事，怕讲不清楚。这样张孝新只是按照我的口头指示去调拨资金。我只知道1020万元就是何振让我帮忙购买“月亮宫”项目用的，他是如何使用的我不清楚。“月亮官”项目的产权没有转移过户到海南信托公司或者阳光潮公司。海南信托公司或阳光潮公司没有按照合同付给南海公司2700万元购房款。“月亮宫”项目是何振已经谈好的，合同是何振指示张建斌签订的，我没有参与谈判。 9.证人许丰伟的证言：我于1992年至1994年间任海南信托公司办公室副主任，1994年下半年任主任，1997年底任副总经理。清理“月亮宫”项目时，我向陈岗报告，陈岗也觉得有问题，我打电话问张孝新，张孝新说“月亮宫”项目是何振指示投资的，陈岗同意的。我问他报告批示没有，他说陈岗口头同意的。当时“月亮宫”项目审批手续还不正规，从来没有经过公司办公会议讨论或省项目立项等程序，只要由海南信托公司总经理决定就行。总经理决定后，再由具体部门去办理。“月亮宫”项目的资金报告，不一定要经过总经理审批，决定项目的落地、实施必须要总经理决定，项目决定后的资金报告审批只需要分管副总经理或总经理审批签字就行。“月亮宫”项目的资金审批，当时分管副总经理或者总经理肯定是口头同意，相关部门就先运作资金，之后的书面审批流程可能也没有补上。2001年时，资产管理部和台亚公司对账，我注意到公司投入到“月亮宫”项目的部分款项转入到康良公司，我意识到里面存在问题，就向公司反映了这些情况。 10.证人张孝新的证言：我于1992年6月到海南信托公司工作，任计划部经理直至1994年6月。1993年初，何振和他老婆张旗借用南海公司炒卖“月亮宫”项目。1994年初何振辞职前，向海南财税厅推荐陈岗接替其职务，何振和陈岗商量好，由海南信托公司或者海南信托公司的下属公司，接手“月亮宫”项目。何振辞职后，陈岗指示海南信托公司下属的阳光潮公司购买“月亮宫”项目。陈岗刚上任时对我说，何振的妻子张旗通过赵文可在三亚买了一个项目，叫我想办法解决一下。我按照陈岗的意思，让阳光潮公司张建斌给我写一个需要资金的报告，经陈岗批准后，我通过潘华操作从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席位上回购资金1000多万元转给海口银校信用社，然后要银校信用社转给阳光潮公司，再由阳光潮公司转入康良公司。陈岗找我过后，何振打电话给我说，他跟陈岗商量好了，要张建斌来买，项目要一千多万元。他还说“赵文可在帮他跑这个事，钱要转到孙跃进那里。孙跃进很小气，张旗在那里借了钱，他成天叫还钱，张旗不放心，叫沈光辉到孙跃进那里把康良公司的公章拿来，重新开一个户。”何振还让我去找一个公司账户给赵文可，并说钱最好转到这个账户，安全一点。1020万元汇到海口康良公司后，我又找到郭凯，叫他找一家公司把钱转走，他说他有一家金泰公司。我就安排沈光辉将钱转入金泰公司账户上，之后，沈光辉按照何振和张旗的指示转给了相应的公司或个人。因为该1020万元是何振和张旗的，他们让怎么付我和沈光辉就怎么付。当时，何振也打电话给我说阳光潮公司需要的资金是1200万元，其中1020万元用于购买“月亮宫”项目，180万元留给阳光潮公司装修及日常开支用。这笔1200万元是给何振、张旗购买的“月亮宫”项目接盘用的。《资金申请报告》中所注明的“款项系从武汉证交中心席位上直接调入”是我亲笔所写。1020万元没有支付给“月亮宫”项目的真正所有人，到阳光潮公司账户后就转做他用了。 11.证人潘华的证言：我1993年至1995年先后在海南信托公司证券部、资金计划部工作。我在资金计划部工作时，公司派我到武汉国债交易中心做席位交易员。海南信托公司在武汉交易中心的席位号是139号。我是对资金计划部的经理张孝新负责，需要拆借资金的指令一般都是由张孝新向我发出的。海南信托公司与其他拆借资金公司的国债买卖合同都是由我代表公司签订，并由我签名，拆借来的资金属于海南信托公司的国有资金。1200万元这笔款项是根据张孝新的指令，我亲自经办的，是从武汉交易中心其他席位上的公司拆借来的，张孝新指令我转到哪里我就转到哪里。 12.证人沈光辉的证言：我1994年底到张孝新的星光公司工作。1992年我通过张孝新认识何振。1994年4月，张孝新叫我去郭凯那里拿金泰公司的公章、财务章、个人印章。何振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找孙跃进，把一笔款转走，给孙跃进留5万元。我去孙跃进那里拿康良公司的公章、财务章、个人签章，转的款是1020万元。我负责从康良公司转1015万元到金泰公司，后来何振安排我将这笔款陆续转到其他地方。我有一个原始记录：1994年4月5日从阳光潮公司转入康良公司1020万元；1994年4月12日我经手从康良公司转1015万元到金泰公司，5万元留在康良公司账户；1994年4月20日从金泰公司转回康良公司105万元；1994年5月31日从金泰公司办汇票给锦江物业公司500万元，是何振要我做的；1994年6月9日转给海南财盛公司30万元；1994年6月27日转给合肥银校银行246.4万元；余下154.97万元全部转到星光公司。 13.证人卢德清的证言：我从1990年2月起在海南信托公司营业部工作。2005年以后海南信托公司清查资产的时候，我才知道“月亮宫”项目是海南信托公司的“虚有”财产，是有问题的财产。意思就是“月亮宫”项目只有名称，没有实质的资产。据我了解，同期是没有“月亮宫”项目1200万元的记账记录，直至1995年，海南信托公司才有该笔投资款的记录，但是记录的好像是1020万元。该1020万元应该是当时记账会计人员不清楚为什么要对这笔款进行调账，经请示时任办公室主任许丰伟，有了许丰伟的指令后才做的调账。 14.证人郭凯的证言：我于1992年至1994年在海南信托公司资金计划部工作，1994年上半年辞职回安徽。1993年我以前妻刘娟的名义成立了金泰公司，该公司没有经营业务，也没有年检。工商登记资料是我代签名的，没有实际出资，公司印章由我保管。我将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交给张孝新或沈光辉使用过。张孝新是海南信托公司资金计划部的经理，是我领导。 15.证人刘娟的证言：我于1993年春节过后不久去过海南。我丈夫郭凯当年在海南工作，1994年就离开了。我没有在海南设立公司，我不知道金泰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料上“刘娟”不是我签字的，也不是我捺印的。是不是郭凯拿我的身份证去设立公司我不清楚。公司做什么生意、资金往来、印章保管等我都不知道。我和郭凯2004年离婚，之后我们没有见过面。 16.证人张旗的证言：我没听说过文合公司的情况，我不知道“月亮宫”项目。我不了解金泰公司的情况。我不认识原海南信托公司资金计划部的郭凯、刘娟。我、何振没有与康良公司、金泰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我与何振都没有指示过张建斌从事房地产私人投资。我认识海南信托公司原资金计划部经理张孝新，但不熟悉，没有说过话。我不认识沈光辉、不认识赵文可。我没有向孙跃进借过钱，没有让孙跃进帮我进行私人房地产投资。何振应该没有向孙跃进借过钱，没有让孙跃进帮我进行私人房地产投资。我不了解海南财盛公司的情况。 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何振的供述和辩解：我1993年到香港时是用何达生的名字。我1988年7月毕业分配到海南省财税厅工作，当年10月我组建海南信托公司，并担任公司总经理。1994年4月，我辞职去了香港。1994年4月11日之前，海南信托公司都是由我主持工作，之后由陈岗主持。南海公司是否与海南信托公司有过业务上的往来我记不清楚。阳光潮公司是海南信托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当时是我委派张建斌去三亚筹建这家公司的，1993年时张建斌任该公司经理。阳光潮公司与南海公司合作开发台亚广场项目从来没有请示过我。海口银校城市信用社我没听说过，我只知道海南信托公司在武汉证交中心有席位，但从武汉证交中心调拨1200万元的事情我不知道。当时负责调拨资金的人员以及张建斌等人没有一个人向我请示报告过。我不知道金泰公司的情况。我是通过张孝新认识沈光辉的，但我和沈光辉不熟悉，平时没有任何来往。我不知道司法机关对我追逃和查处的事实。“月亮宫”项目不是我审批的，我不清楚。我没有要求陈岗、张建斌等人购买“月亮宫”项目。我没有在孙跃进的海南财盛公司及其关联项目投资入股。 四、综合性证据 1.常住人口信息及登记表、身份证复印件、户籍信息、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证实：何振出生于1964年5月23日，出生地安徽省安庆市；犯罪时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为“何达生”，1993年11月首次签发，P319278（8）。 2.干部任免呈报表证实：何振1988年7月至1988年10月在海南省财税厅中企、企财处工作；1988年10月起在海南信托公司工作。 3.中共海南省财政税务厅党组《关于何振等同志任职的通知》证实：经1992年6月24日厅党组会议研究同意，何振任海南信托公司总经理。 4.海南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989年工资审批表证实：何振，工作单位省财税厅，行政职务科员，1990年5月18日批准同意调整工资。 5.中共海南省财政税务厅党组《关于免去何振海南信托公司总经理职务的通知》证实：经1994年4月11日厅党组会议研究，同意何振的辞呈，免去其海南信托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职务。 6.立案决定书证实：1996年9月4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对何振等人涉嫌挪用公款案（挪用1116万元股票案）立案侦查。 7.海口市公安局《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经济案件立案报告表》证实：报案人为海南信托公司王中晨，报案时间为2001年6月19日。主要内容为，海南信托公司下属子公司阳光潮公司与南海公司签订转让“月亮宫”项目协议，阳光潮公司转入与南海公司毫无关系的康良公司1020万元，后分批转走，未投入“月亮宫”项目，海口市公安局2001年8月13日同意受理此案；海口市公安局于2001年8月27日对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张建斌、张孝新、孙跃进、赵文可等人立案侦查。 8.破案经过证实：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于1996年9月4日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何振等人立案侦查。1997年3月29日对何振决定逮捕。因何振于立案前潜逃，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4月报请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协助缉捕。2017年5月20日，何振在深圳市被抓获归案。2017年5月24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将何振涉嫌挪用公款、贪污一案移交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办理。侦查期间，何振对涉嫌贪污“月亮宫”项目款项1020万元的事实予以否认。经调查取证，最终核实了何振涉嫌贪污“月亮宫”项目款项1020万元的犯罪事实。 9.指定管辖决定书证实：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1日指定本院审判本案。 10.中共海南省财政税务厅党组1994年3月21日《关于陈岗同志负责公司全面工作的通知》证实：经1994年3月18日厅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在总经理何振生病期间，由副总经理陈岗主持公司全面工作，代行法人代表职权。 11.海南省财政税务厅1988年9月20日《关于成立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的决定》证实：该厅决定成立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外汇500万美元，总经理由何振担任，对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负全权责任。 12.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1988年10月8日《许可证书》证实：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于1988年10月7日被批准经营金融业务为全民所有制金融机构。 13.资本信用证明证实：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主管部门为海南省财政税务厅，资本总额5000万元，海南省财政税务厅为证明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注明情况属实。 14.海南省财政税务厅1988年10月11日给海南省经济监督厅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法人委托书》证实：何振被任命为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总经理，即企业法人代表，对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负全权责任。 15.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证实：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于1991年6月11日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为海南信托公司，1991年6月16日获批。 16.海南省财政税务厅1991年6月13日《证明》证实：该厅下属公司海南省信贷投资公司，更名为海南信托公司，新注册资本1.5亿元属实。 17.海南信托公司企业档案资料证实：海南信托公司成立时间为1991年6月16日，经营期限自1991年6月16日至2002年6月15日，经济性质为国有经济。 18.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查封何达生房产的执行通知书》证实：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4月17日查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路嘉宾花园嘉荟阁21F何达生的房产。 19.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查封张旗房产的执行通知书》证实：1997年4月30日通知查封安徽省合肥市金湖住宅小区金湖新村第三栋；1998年2月19日通知继续查封金湖新村3号楼房产；1998年12月2日通知继续查封；2001年10月20日通知继续查封；2003年3月27日通知继续查封。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除被告人何振否认犯罪的供述和辩解及其妻子张旗的证言外，其他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并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庭审中，被告人何振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公安部2009年3月2日出具给安徽省公安厅的证明函复印件。被告人何振称，该证据可证明其没有潜逃，是组织派其到香港的。公诉人质证称，该证据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人何振提交的证据不是原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何振没有潜逃的事实，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人何振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被告人何振否认犯贪污罪的辩解 被告人何振辩称，其对“月亮宫”项目交易情况不知情，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国有资金，起诉书指控其犯贪污罪没有事实根据。经查：（1）“月亮宫”项目的签约、资金调拨并转给康良公司的事实，均发生在何振担任海南信托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期间，故何振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2）“月亮宫”项目转让合同的签订，赵文可、张建斌、陈岗、孙跃进的证言证实，是受何振的指使和安排；“月亮宫”项目资金的调拨，张建斌、陈岗、张孝新、许丰伟的证言证实，是受何振的指使和安排；“月亮宫”项目资金1020万元的支配、转移，赵文可、孙跃进、张建斌、张孝新、沈光辉的证言证实，是受何振的指使和安排。上述证人证言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何振犯贪污罪的事实。被告人何振的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人何振的辩护人提出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振犯贪污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 1.辩护人提出，“月亮宫”项目的交易并非虚假，且对该项目转让过程未能全部查清。经查：（1）文和公司与南海公司签订的《关于“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房屋买卖合同书》为虚假合同。刘洪是台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却代表文和公司在合同上签字，明显不符合签订合同的要求；曹向取的证言证实，刘洪系用文合公司的名义炒卖“月亮宫”项目期房；赵文可的证言证实，其对签订合同不知情，合同上的南海公司委托签约人其不认识，是何振等人拿南海公司印章背着其操作的；赵迅的证言证实，南海公司从未投资过房地产项目，合同上的印章比南海公司印章大一些，签订合同的人不是南海公司的员工。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文和公司与南海公司签订的合同是虚假合同。（2）南海公司与阳光潮公司签订的《关于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房屋买卖合同书》为虚假合同。依照合同约定，阳光潮公司应向南海公司支付210万元定金及总房款的30％计810万元的首付款，合计1020万元。但上述款项并没有支付给南海公司，而是由阳光潮公司支付给康良公司。南充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说明》证实，南海公司从未投资、开发、合作建设过“月亮宫”项目；赵文可、张建斌的证言证实，合同是按照何振的指示签订的；张建斌的证言还证实，合同签订时间“1993年9月18日”是倒签，是不真实的。上述证据与孙跃进、张孝新、沈光辉的证言及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南海公司与阳光潮公司签订的合同未真正履行，是虚假合同。此外，南海公司与康良公司签订的《代为签订购买期房合同》，赵文可、孙跃进的证言证实，亦为虚假合同。综上，本案有关转让“月亮宫”项目的合同均为虚假合同，根本没有实际履行。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2.辩护人提出，何振对“月亮宫”项目的签约决策、资金支付无相应的职权，客观上已不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经查：（1）南海公司与阳光潮公司签订《关于台亚国际航空广场房屋买卖合同书》的时间是1993年9月18日，合同时间是倒签，张建斌证实其与赵文可实际谈“月亮宫”项目转让事宜的时间是1994年2、3月份；南海公司与康良公司签订《代为签订购买期房合同》的时间是1993年3月19日；海南信托公司调拨1200万元的时间是1994年3月28日，阳光潮公司将其中的1020万元转给康良公司的时间是1994年4月5日。上述合同签订、资金调拨及转给康良公司的时间节点均在1994年4月11日何振被免去海南信托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之前，足以证明何振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2）陈岗、张建斌、张孝新、许丰伟等海南信托公司员工的证言一致证实，购买“月亮宫”项目是受何振的指使和安排。张建斌的证言证实，何振说南海公司想转让“月亮宫”项目，海南信托公司决定以阳光潮公司的名义来签订合同，资金由海南信托公司解决，“月亮宫”项目的实际操控者是何振；陈岗的证言证实，何振让其帮忙处理“月亮宫”项目，并说阳光潮公司已经和南海公司签订协议，让其安排购买项目的资金，其便答应了何振的要求；张孝新的证言证实，何振在辞职前与陈岗一起商量，由阳光潮公司购买“月亮宫”项目；许丰伟的证言证实，张孝新说“月亮宫”项目是按照何振的指示投资的，陈岗也同意。上述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何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使和安排陈岗、张建斌等人以阳光潮公司名义购买“月亮宫”项目并由海南信托公司出资的事实。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3.辩护人提出，指控何振授意孙跃进、赵文可让阳光潮公司将1020万元转给康良公司，此后再转往其他公司，证据明显不足。经查：（1）孙跃进的证言证实，何振说1020万元只在其康良公司走一下账，有问题何振和赵文可负责；赵文可的证言证实，孙跃进说受何振指示，让其催促张建斌尽快支付购房款，孙跃进要求更改收款的公司名称和银行账号，其就按照孙跃进重新提供的收款公司名称和银行账号要求张建斌付款，孙跃进说过购买“月亮宫”项目是何振操作的，孙跃进是受何振的指示办事；张建斌的证言证实，“月亮宫”项目是何振操作的，何振让其签合同，让其向海南信托公司申请款项，其按照南海公司来函和张孝新的要求将1020万元转付给康良公司。（2）孙跃进的证言证实，1020万元转到康良公司，是何振他们操作的，其按照何振的指示和要求，将康良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和个人印章交给沈光辉，目的是要将阳光潮公司转来的1020万元转走；郭凯的证言证实，其将金泰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交给张孝新或沈光辉使用过；张孝新的证言证实，其安排沈光辉将钱从康良公司账户转入金泰公司账户，沈光辉再按照何振的指示转给了相应的公司或个人；沈光辉的证言证实，何振当时让其去找孙跃进将一笔款转走，其负责从康良公司转1015万元到金泰公司，后何振安排其陆续将这笔款转到其他地方。（3）银行转账支票、进账单、电汇凭证、票汇等凭证证实，1015万元有五个去向，即由金泰公司分别转给康良公司105万元、锦江物业公司500万元、合肥银校银行246.4万元、海南财盛公司30万元、星光公司1549723.91元。上述证人证言、银行转账凭证与康良公司催款函、南海公司付款函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月亮宫”项目1020万元购房款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给卖方南海公司，而是按照何振的指使和安排转付给康良公司后，再转给其他公司。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4.辩护人提出，何振的债务是否真实存在没有查清，指控何振用涉案资金1020万元来还债的证据不足。经查：涉案资金1020万元从阳光潮公司账户转入康良公司账户后，海南信托公司和阳光潮公司就失去了对该笔款的控制权，而沈光辉按照何振的指使和安排从康良公司转1015万元到金泰公司并留下其中的5万元给康良公司使用的事实，也充分证明涉案资金1020万元已被何振控制和支配，至此，何振已完全实现了对该笔款项的实际控制。至于1020万元如何使用，那是何振实际控制后的处分行为，不论何振是否用于偿还个人借款，均不影响贪污既遂的认定。更何况有大量证据证明涉案资金从金泰公司转到其他地方，均受何振的指使和安排。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5.辩护人提出，本案主要证人陈岗、张孝新、张建斌、孙跃进、赵文可的证言与被告人何振的供述之间相互矛盾，部分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难以采信。经查，本案证人证言的来源合法。证人陈岗、张孝新、张建斌、孙跃进、赵文可的证言之间、个别证人证言前后之间确有矛盾之处，但最终都一致的指向何振。由于本案事实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系陈年旧案，有的证人在一些细节上记忆出现模糊也合乎常理，不影响其证明力。上述证人证言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案事实，应予采信。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6.辩护人提出，证明海南信托公司因“月亮宫”项目遭受经济损失的证据不足。经查：海南信托公司《关于请稳定组协查资金的报告》证实，资产管理部王中晨于2001年6月19日向稳定组报告称，“月亮宫”项目是从子公司阳光潮公司转过来的项目，共投资1020万元，经清理发现该项目的投资资金去向不明；“月亮宫”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实，用地单位、建设单位均为台亚公司；《房屋所有权证书》证实，该项目B座第6-11层的所有权人为台亚公司；海南信托公司特种转账借方传票、记账凭证证实，1995年8月17日将1020万元调账为“其他应收款”，1996年7月31日调整科目为“其他应付款”；在案其他证据证实，“月亮宫”项目资金1020万元已被何振实际控制并归其个人支配和使用。综上，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海南信托公司在“月亮宫”项目上不仅没有获得任何相应收益，而且还将项目资金1020万元在财务账面上作了调账处理，实际上已形成了“坏账”，造成了巨额国有资金损失的结果。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7.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何振为逃避查处，于1993年11月潜逃至香港的事实不能成立。经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于1996年9月4日决定对何振等人涉嫌挪用公款案立案侦查，同年10月17日由公安机关开具刑事拘留证；1997年3月29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何振逮捕，同年4月报请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协助缉捕何振；相关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还于1997年4月17日查封了何振（何达生）位于深圳市××路嘉荟阁21F的房屋，同年4月30日又查封了张旗为法定代表人的合肥海安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合肥的“金湖新村”第3栋房产。此外，公安机关于2001年8月27日对本案立案侦查，先后对张孝新、孙跃进、张建斌、赵文可等人采取强制措施并调查问话。该案的办理在当时海南信托公司内部甚至整个海南省具有一定影响，办案机关通过各种渠道查找何振甚至采用了国际缉捕追逃的措施。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何振对本案的发生及其被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应当是明知的，其出境并滞留境外的行为应认定为潜逃。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被告人何振的辩护人提出的对本案的追诉缺乏合法依据的辩护意见 辩护人提出，本案没有明确的立案时间和完整的立案手续，“月亮宫”项目的事实发生在1993年、1994年期间，侦查机关曾于2001年以合同诈骗罪对“月亮宫”项目涉及的事实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为张建斌、张孝新、孙跃进、赵文可，并不包括何振，至2017年何振被羁押、开始接受讯问，已超过二十年诉讼时效。故对何振追诉没有合法依据。经查：本案被告人何振的行为发生于1994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何振的行为是否追诉，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予以确定。海南信托公司于2001年6月19日报案，公安机关于2001年8月27日以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并先后对张孝新等人采取强制措施，且经过一段时间侦查，已锁定主犯是何振，但始终未对何振立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情形。因此，本案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辩护人关于对何振追诉没有合法依据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何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担任海南信托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国有资金102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被告人何振作案后潜逃境外，被抓获归案后拒不认罪，也不退赃，可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何振于2017年5月20日被逮捕至2018年1月25日被取保候审，期间共计羁押251日，应折抵刑期25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何振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8月28日起至2032年12月19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何振退赔赃款人民币1020万元，发还被害单位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周业夏 审 判 员 刘惠琼 审 判 员 未 锋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法官助理 韩一陆 书 记 员 张 敏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