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22民初4250号原告：贵州利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佳矿河边井区，住所地，贵州省盘州市翰林街道小关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MA6E3EX48P。代表人：任利学。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欢，云南段志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1510869170。被告：江苏费希尔矿山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金湖县神华大道28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31323648362L。法定代表人：王东辉，江苏费希尔矿山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艳，贵州忠章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311165623。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腊梅，贵州忠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实习证号23081905220329。第三人：江苏中机矿山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工业园华泰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126865778234。法定代表人：杜迈，江苏中机矿山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原告贵州利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佳矿河边井区与被告江苏费希尔矿山设备有限公司及第三人江苏中机矿山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贵州利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佳矿河边井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欢、被告江苏费希尔矿山设备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江苏中机矿山设备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利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佳矿河边井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已经支付的货款1144202元；3.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设备质量原因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3810000元；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将其第1项诉讼请求的标的额减少为1074202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20日，原被告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因采煤生产经营的需要，向被告购买型号为MG150/360WD的采煤机一台及相应配件，合同价款为196万元，配件数量及价款以随附产品销售合同为准，采煤机及配件质量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企业标准，质保期为一年。合同还约定了结算方式、付款方式等，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履行了付款义务，被告于2018年10月将采煤机运输至原告煤矿进行安装，2018年11月正式投产使用。但在投产使用两个月后就出现煤机行走部行走轮套与行走轴抱死不能生产的情况，经被告及厂家技术人员多次维修并更换配件都不能解决该问题，即便是后来更换设备都无法查找故障原因。现被告已将设备拉走，至今未能解决采煤机质量问题，导致原告至今处于停产状态。原告认为，被告出售的采煤机因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导致原告停产，被告又无法解决采煤机故障及质量问题，原告的合同目的已然无法实现，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原告除了向被告购买上述采煤机外，还向被告购买有采煤机配件、刮板机以及刮板机配件。原告共向被告支付上述货款3444200元，其中按照被告的指示直接支付给第三人的100万元系用于支付上述合同项下的货款，剩余款项中有74202元是用于购买刮板机配件的，被告应将上述已支付的采煤机及配件款1074202元返还给原告。根据原告的生产情况，每天可以产煤1000吨，市场价为750元/吨，生产成本为59.50元/吨，由于被告出售的采煤机故障导致原告停产20天，在此期间，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3810000元。江苏费希尔矿山设备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出售给原告的采煤机系向第三人购买，并指定由第三人向原告交付，该采煤机的生产厂家即第三人具有生产资质，采煤机具备合格证书、出厂检验报告及矿用品安全标志证书等有效证件，质量完全符合国家、行业及企业标准，并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被告已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交付了采煤机，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原告陈述被告将案涉采煤机拉走，至今未能解决质量问题不是事实。被告对原告在使用采煤机期间发生的故障已和第三人积极进行检修，在质保期限内，对即便不能确认是质量问题引发的故障，被告及第三人均予以维修解决，并于2019年3月27日将采煤机故障问题解决后交给原告使用，其后原告正常使用采煤机开采，原告并多次向被告购买易磨损配件更换，没有存在因故障原因导致停业停产的情形，该期间内被告也未收到原告提出的任何质量异议。假设原告陈述的修理采煤机的事实属实，原告修理采煤机的行为与被告之间也无关联性，其修理费用不应当由被告承担，因修理行为的任何不利后果也不应当由被告承担；2.原告向被告购买的设备除了采煤机之外还有刮板机及两台机器的配件，其支付的款项当中仅有支付到第三人账户的100万元属于采煤机货款，至今原告还下差被告采煤机货款，本案不具备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双方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不应解除，原告无权要求退回已支付的货款；3.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3810000元无事实依据。案涉采煤机不存在质量问题，即使原告存在经济损失，其经济损失与被告之间也无因果关系。即使采煤机存在质量问题，原告主张以销售收入作为损失计算依据也不能成立。首先，煤未采出，不等于毁损灭失，即使采煤机存在质量问题，也不会导致原告对煤炭物权的改变。其次，设备使用中出现问题属于经营风险，只要被告在约定期限内履行了售后义务，原告就无权主张损失赔偿。最后，原告在明知问题原因的情况下停止维修，拒绝恢复生产，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江苏中机矿山设备有限公司述称，1.第三人提供的型号为MG150/360WD的采煤机已由被告现场验收及双方确认，不存在质量问题；2.第三人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第三人按照与被告签订的合同约定提供滚筒且已尽到适当性的警示义务，不应承担责任。2018年11月6日，第三人与被告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第三人作为乙方向甲方提供滚筒1对及弧形挡煤板1对。其中第二条技术要求中约定“滚筒直径1100mm，滚筒截深800mm，超出采煤机正常配套要求，正常配套滚筒截深为630mm，因此造成采煤机的损坏、使用寿命降低等，乙方均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三人在提供产品时充分考虑到了产品的可适性和安全性，在合同中明确告知被告产品不配套使用应自负风险、负担责任。第三人已尽到适当性的警示义务，被告也于当天向原告发送确认函，告知原告确认此滚筒不符合正常配套要求可能存在的问题，原告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要求提供不适当的产品，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相应责任；3.原告主张的停工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案涉采煤机不存在质量问题，即使有质量问题，原告主张以销售收入作为损失也是不能成立的，煤未采出，依然客观存在，即使采煤机存在质量问题，也不会导致原告对煤炭物权的改变。设备使用中出现问题属于经营风险，只要被告在约定期限内履行了售后义务，原告就无权主张损失赔偿。最后，原告在明知问题原因的情况下停止维修，拒绝恢复生产，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月26日，原告与贵州祥顺通胶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祥顺通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贵州祥顺通胶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一台型号为MG150/360WD的滚筒采煤机及一台型号为SGZ360/220的刮板输送机。2018年4月20日，原被告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一台型号为MG150/360WD的采煤机，价款为196万元，质保期为一年，被告负责指导安装调试，付款方式为，原告于2018年4月20日支付50万元，于2018年9月13日付款给第三人100万元，余款26万元在两个月内付清，20万元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一个月内付清。合同执行完毕，自行解除。2018年5月3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向第三人购买一台型号为MG150/360WD的采煤机，价款为155万元，出卖人负责运送至贵州省盘州市金佳矿河边井区，由出卖人免费培训、指导安装调试。原被告均认可被告向第三人购买的采煤机即为其出售给原告的采煤机，被告指定第三人直接交付给原告。2018年10月2日，第三人将上述采煤机运送至原告处，原告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签收。该采煤机于2018年10月安装后于2018年11月投入生产。后原告又从被告处购买采煤机滚筒，并提供了相应的参数。2018年11月6日，被告向原告发送《MG150/360WD型采煤机滚筒及挡煤板确认函》，该函中载明“根据你矿（金佳矿河边井区）提供的具体参数，现公司投产。以下为生产参数：……4、滚筒直径1100mm，滚筒截深800mm（滚筒截深800mm，超出采煤机正常配套要求，正常配套滚筒截深630mm，因此造成采煤机的损坏、使用寿命降低等我公司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收到后在该函件上盖章确认。同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被告按照上述参数向第三人购买滚筒和狐形挡煤板各一套，交货地点为贵州利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佳矿河边井区。2018年11月21日，被告指定第三人将原告重新购买的采煤机滚筒通过物流发送给原告。2019年1月3日，被告指定第三人通过物流向原告发送上述采煤机的左右行走部各一件。原被告均认可是因已安装的采煤机行走部件存在故障，所以被告才重新向原告发送上述行走部件。2019年3月23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东辉出具返厂维修的情况说明，该说明中载明“2019年3月23号，从金佳河边煤矿拉走150/360采煤机行走箱二个左的二个右的返厂维修，由驾驶员带回江苏中机，运费壹万叁仟元，由河边井矿垫付。以后结账从费希尔公司货款中扣除”。2019年3月24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东辉向原告出具承诺函，该函中载明“我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与你井区签订的采煤机合同，生产厂家江苏中机，于2018年10月份安装，2018年11月份正式投产使用，在安装正常投产二个月后，由于煤机行走部行走轮轴套与行走轴抱死，导致停产，至今（二个月期间）发生此事故达到7次，导致至今为止累计停产20来天，在故障期间我公司与江苏中机生产厂家技术人员多次到达现场，并更换配件多次，但是还是不能解决此问题，特别是2019年3月23日经过安排专车送来你井区新的行走部，经厂方指导安装调试后，刚割煤一刀后就出现行走部轮抱死状态，无法正常生产。在排除了煤矿施工原因外，分析不出故障原因，现经你井区、我公司、生产厂家三方共同协商决定，把我公司卖给贵州祥顺通胶带有限公司，由贵州祥顺通胶带有限公司卖给你煤矿的另一台采煤机的行走部调换到现使用的采面安装使用，试验查找故障原因，现我公司特作出承诺，如果更换后再出现行走部行走轮抱死故障，我公司将不再收取你煤矿购买的所有合同尾款，并因此承担你井区发生的一切相关损失。”。2019年10月18日，原告在一份发货函中盖章确认，该发货函的内容为“由贵州利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佳矿河边井区发回江苏中机矿山设备有限公司150-360采煤机一台，缺少以下部件：导向滑靴一件、行走轮一件、行走轮轴组两件、现装车150电机缺喇叭口一件、压盖一件、滚筒盖板两件（注：矿方要求留下导向滑靴一件、150电机一台）”。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东辉以及第三人的工作人员董磊也在该发货函上签字确认。另查明，被告原名称为江苏费希尔仪表有限公司。原被告分别于2018年12月13日、2019年8月1日、2019年9月24日、2019年11月18日签订有四份《产品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刮板机以及采煤机和刮板的配件。2018年5月20日，原告将一张票据金额为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让给被告。2018年9月13日，原告将一张票据金额为10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转让给第三人。原被告均认可该100万元系原告向被告支付双方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2018年9月17日，原告通过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被告转账支付100万元。2019年1月25日，原告通过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被告转账支付20万元。2019年4月15日，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州盘江支行向被告转账支付50万元。2019年7月29日，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州盘江支行向被告转账支付62200元。2019年9月26日，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州盘江支行向被告转账支付70000元。2019年10月21日，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州盘江支行向被告转账支付60102元。2019年12月16日，原告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州盘江支行向被告转账支付26100元。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以及原被告的陈述在卷予以佐证：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原告与贵州祥顺通胶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签订的《祥顺通产品购销合同》，原被告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及配件明细，被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5月3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原被告分别于2018年12月13日、2019年8月1日、2019年9月24日、2019年11月18日签订的四份《产品销售合同》及相应的发货单，MG150/360-WD采煤机发货清单，产品合格证，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出厂检验报告，MG150/360WD采煤机图纸及主要技术参数表，MG150/360WD型采煤机滚筒及挡板确认函以及微信聊天记录，行走部发货清单、货物托运单以及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业务回单，银行承兑汇票，原告于2018年9月22日出具的声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东辉于2019年3月23日出具的返厂维修说明以及其于2019年3月24日出具的承诺函，原被告及第三人于2019年10月18日确认的发货函。对于原告提交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销售煤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调运量情况说明，《河边井区1502机采工作面施工管理办法》，其提交上述证据是用于证实其主张的经营损失，因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能单凭上述证据作为计算原告停产期间损失的依据。对于第三人提交的《盘州金佳河边井区——关于MG150/360-WD使用说明》以及其于2019年4月1日出具的《说明》和其针对该《说明》而出具的《情况说明》，因均系其单方制作，而第三人作为案涉采煤的生产厂家，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在本案中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被告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否应予解除；2.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主张的货款；3.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关于原被告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原被告针对购买采煤机事宜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指定生产厂家即第三人于2018年10月2日向原告交付了合同项下的采煤机，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东辉于2019年3月23日书写的返厂维修说明以及其于2019年3月24日向原告出具的承诺函的内容可以看出，该采煤机安装后，使用了两个月就出现行走部的行走轮轴套与行走轮抱死的故障，导致采煤机无法正常使用。另外，从原被告及第三人确认的发货函的内容看，原告又于2019年10月18日将一台采煤机发回生产厂家即第三人。对此，原告主张是因被告出售的采煤机出现的故障一直未得到解决，所以经过原被告及第三人协商后将采煤机发回第三人，但此后一直未得到处理。被告辩解其法定代表人王东辉在该发货函中签字是为了对发回的采煤机缺少的零部件进行见证，而被告作为销售商，其出售给原告的采煤机需发回生产厂家，在生产厂家即第三人、销售商即被告、购买方即原告对发货均进行确认的情况下，被告必然清楚发回的原因，并有义务进行陈述以便查清案件事实，但被告对于具体发回的原因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未对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据此，由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有理由相信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成立，即被告销售给原告的采煤机因安装使用后出现故障无法解决，该采煤机已发回厂家。原告作为进行煤炭开采及销售的企业，其向被告购买采煤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开采原煤，现被告购买的采煤机已被发回生产厂家，其向被告购买采煤机的合同目的显然已不能实现。原告有权要求解除上述合同，故对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被告虽辩解其法定代表人王东辉出具的承诺函是在受到原告逼迫的情况下出具的，承诺函中的内容也是按照原告要求所写，不具有真实性，但被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王东辉在出具承诺函时确实存在胁迫的情形。退一步而言，即使王东辉是受胁迫而出具，其在出具承诺函后也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该承诺函在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被告的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告辩解其销售给原告的采煤机系第三人生产，第三人交付的采煤机附有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等证书，不存在质量问题，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但本案原告是基于其与被告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其并不是基于产品质量而主张权利。本案的重点在于审查被告销售给原告的采煤机是否能够正常使用，而不在于该采煤机的质量是否存在问题。换言之，采煤机的质量合格并不代表能够正常使用。如被告出售给原告的采煤机能够正常使用，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实现，原告当然无权解除合同。如不能正常使用，由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亦有权行使解除权。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被告销售给原告的采煤机在安装使用后确实存在故障，而被告又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产生故障的原因并非采煤机本身的问题以及对故障进行处理后采煤机能够正常使用，反而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采煤机已发回生产厂家，即能够认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的采煤机未能正常使用，原告据此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故对被告的上述辩解理由，不予支持。原告向被告购买采煤机后，又向被告购买了定制的采煤机滚筒，被告虽辩解由于原告定制时提供的参数超出了正常配套参数的范围，被告将相应的风险告知原告后，原告仍确认按其提供的参数进行生产，采煤机出现故障主要是因滚筒参数超出正常范围所致，但被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采煤机的故障是因滚筒所致。在第三人提交的《盘州金佳河边井区——关于MG150/360-WD使用说明》中虽然有滚筒影响行走箱的描述，但该说明系第三人单方出具，并没有原被告的签字认可，且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3月24日出具给原告的承诺函中载明的“分析不出故障原因”的内容相互矛盾。另外，第三人作为涉案采煤机的生产厂家，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上述使用说明不能作为认定采煤机故障产生原因的依据。故对被告的该辩解理由，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主张的货款的问题。原告除了向被告购买采煤机外，还与被告签订其他产品销售合同，向被告购买刮板机以及采煤机和刮板机的配件，原告为此向被告支付过多次款项。在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中，原被告均认可其中有一笔100万元是用于支付原被告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现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已根据原告的请求予以解除，被告出售给原告的采煤机也已发回生产厂家，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其已支付的货款100万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货款除了上述100万元外，还有一笔74202元，根据原告的陈述，该部分款项是原告另行向被告购买采煤机配件的货款，并不是其要求解除的《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在原告认可其收到相应配件的情况下，其要求被告返还该部分货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原被告签订的上述合同解除后，被告应返还相应的货款，原告也应将合同项下的设备返还给原告，在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的发货函中载明有原告发回的采煤机缺少相应的部件，对于该部分部件，在本案中不作处理，被告可以另行向原告主张权利。关于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的问题。根据原告的陈述，其主张的损失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东辉出具承诺函中载明的因采煤机故障导致停产20天的经营损失。原告主张的计算方式为，根据设计的生产能力和调运情况确定每天的产量为1000吨，根据同期的销售情况确定单价为750元/吨，根据其提供的一份《河边井区1502机采工作面施工管理办法》中每吨需支付的开采费用59.50元确定为成本，用市场价减去成本价再乘以产量得出其经营损失1381万元。虽然原告提供了当地政府部门出具的调运量情况说明以及同期的销售发票，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仍不足以证明因采煤机故障导致产生了上述其主张的经营损失。首先，原告的设计生产能力和调运量反映的是整个矿井的生产情况，一个煤矿可能有多个采面，被告销售给原告的采煤机只是在其中的一个采面工作，采煤机故障只影响其中一个采面的生产，原告以整个矿井的产量来确定受采煤机故障影响这一采面的产量显然不符合逻辑；其次，煤矿的生产经营活动除与生产设备有关外，还与煤矿本身的资源情况、生产人员等因素有关，不能简单的将采煤机故障认定为影响生产经营的唯一因素；其次，从原告的销售发票中虽能反映出销售单价，但该销售单价是开采出来的煤炭进行实际销售时确定的单价，而煤炭的价格与开采出来的煤炭质量有关，不能简单的以实际销售的单价来确定未开采出来的煤的单价；最后，原告提交的《河边井区1502机采工作面施工管理办法》中，仅能体现其将1502机采工作面交由案外人彭光章开采，每吨按59.50元支付费用，而煤炭开采的成本不仅仅只是上述费用，还涉及能源税等一系列的税费，不能简单的以59.50元确定为生产成本。基于上述理由，原告主张按上述计算方式计算经营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贵州利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佳矿河边井区与被告江苏费希尔矿山设备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二、被告江苏费希尔矿山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贵州利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佳矿河边井区基于双方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而支付的货款100万元；三、驳回原告贵州利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佳矿河边井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553元，由原告贵州利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佳矿河边井区负担51820元，被告江苏费希尔矿山设备有限公司负担373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余 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