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10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陕西盛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普集镇邰城北路。 法定代表人：史峰卫，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峻麟，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煜潇，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金沙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城关镇城治路**。 法定代表人：李涛，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进，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金沙县交通运输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鼓场街道东南环线交通大楼 法定代表人：王正义，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进，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陕西盛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鑫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金沙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金沙县政府）、金沙县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金沙县交通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民终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盛鑫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未查明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有关融资服务费承担的约定。招标文件中并没有关于由中标单位承担金沙县政府融资服务费的条件。案涉施工合同中关于融资服务费的约定条款已被删除，施工合同内容索引第9项内容系各方删除融资服务费条款时遗漏删除的表述，并非关于融资服务费承担的约定。（二）即使案涉施工合同存在融资服务费承担约定，由于招投标文件中并未对融资服务费用作出任何约定，案涉施工合同内容索引第9项的约定实质上变更了中标合同中有关工程价款支付的约定，应属无效，原审对此未作出正确认定。以《融资贷建合作协议》为核心形成的《施工承包合同》《协议》中涉及融资和综合费用扣减支付的约定，违反了《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和《政府投资条例》的规定。盛鑫公司承担融资综合费用，实际上属变相带资承包行为，应认定为无效。（三）原审未能查明550万元融资服务费与本案的关联性以及相关费用是否实际发生、融资是否到位、资金是否实际用于案涉项目等重要事实，导致错判。盛鑫公司并非案涉《融资代建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该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四）原审认定事实不符合行业惯例，违反了基本商业逻辑。如果盛鑫公司要负担决算价10%的融资成本，加上其余综合税负等成本，盛鑫公司的综合负担将在工程总造价的20%以上，作为一个理性民事主体，盛鑫公司不可能接受如此高昂的费用负担。（五）原审以何伟、杨通国等个人签署了支付融资服务费协议为由认定盛鑫公司应当承担融资服务费错误。晔赢公司与何伟、杨通国签订的《协议》只有复印件，无原件核实，也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盛鑫公司并非该《协议》签订主体，《协议》对盛鑫公司无约束力。盛鑫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向何伟出具《授权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并不包括何伟享有代表盛鑫公司对外签订金沙县政府融资服务费相关事项的权利。即使产生融资服务费，也是金沙县政府与晔赢公司之间在案涉项目中标前发生的费用，与中标后盛鑫公司授权何伟负责项目施工建设事宜存在本质区别。从代理权限上看，何伟私刻并使用项目专用章超越代理权限，行为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在时间上，按照金沙县政府和金沙县交通局的陈述，550万元融资服务费在2014年盛鑫公司中标时就已完成支付，晔赢公司与何伟、杨通国于2015年3月签订案涉《协议》，则晔赢公司在已收到550万元服务费的情况下编造事实收取何伟、杨通国的服务费，其行为不仅属不当得利的双重收费，还涉嫌虚构事实实施诈骗。综上，盛鑫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再审审查查明，在晔赢公司诉请由盛鑫公司支付融资服务费的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3民初1662号案件中，晔赢公司提供了2015年3月5日的《协议》原件供质证。该案中，晔赢公司对金沙县政府向其支付融资服务费55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盛鑫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具体评述如下： 首先，案涉2015年3月5日的《协议》对融资服务费的承担义务进行了约定。虽然金沙县政府在本案中未能提供该《协议》原件，但在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3民初1662号案件中，晔赢公司作为缔约方提供的2015年3月5日的《协议》原件内容与金沙县政府在本案提供的《协议》内容相同，可据此确定本案2015年3月5日《协议》的真实性。从该《协议》关于“乙方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成为该项目的施工方”等约定可知，协议中的乙方应指作为案涉工程承包人的盛鑫公司，即何伟系以盛鑫公司名义签订该《协议》。2014年12月12日盛鑫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盛鑫公司委托何伟作为其代理人，授权何伟以盛鑫公司名义签署案涉工程施工合同，并全权负责工程施工管理、结算和处理有关事宜。据此可认定何伟具有代理盛鑫公司签订该《协议》的权限。因此，即使该《协议》尾部乙方处所盖印章如盛鑫公司所述系何伟私刻加盖，对盛鑫公司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该《协议》，盛鑫公司负有向晔赢公司支付融资服务费的义务。金沙县政府系代盛鑫公司向晔赢公司支付融资服务费，现其主张在应付工程款中扣除代付的融资服务费550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盛鑫公司与晔赢公司已对融资服务费的承担作出约定，即使盛鑫公司与金沙县政府之间不存在关于融资服务费承担的约定，也不影响得出案涉融资服务费应在金沙县政府应付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这一结论。 其次，从文义上理解，案涉《施工承包合同》专用合同条款17.2.1条的条目信息或数据表，即内容索引第9项中关于付开工预付款时需扣除业主单位代付的融资阶段的服务费的内容有三层含义：一是直接约定了扣除金沙县政府代付的服务费的时间，即在付开工预付款时扣除；二是间接蕴含着金沙县政府代付的融资服务费应在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之意；三是该服务费系金沙县政府代付款项。从《施工承包合同》专用合同条款17.2.1条的主文内容看，该条约定的是开工预付款金额及该款项如何支付和如何在进度款中扣回等事项，因此，即使该条款主文中未重申在支付开工预付款时扣除金沙县政府代付的融资服务费的内容，也只能理解为17.2.1条条目信息或数据表与该条款主文对金沙县政府代付的融资服务费是否要在支付开工预付款时予以扣除作出了不同约定，而不能得出该融资服务费不应扣除的结论。 再次，案涉工程招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范围是“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及设计施工图所示全部内容”，盛鑫公司根据招标工程量清单进行报价。案涉《施工承包合同》的签约合同价70802367元与盛鑫公司的报价一致。从《施工承包合同》中专用合同条款17.2.1条条目信息关于在支付开工预付款时扣除融资服务费的约定内容看，需扣除的服务费系金沙县政府在融资阶段代付的费用，该约定并非对融资服务费承担义务进行确定。何伟作为盛鑫公司代理人与晔赢公司于2015年3月5日签订的《协议》中关于融资服务费支付的约定才是本案确定盛鑫公司应承担该费用的直接依据。从该《协议》关于“以甲方与乙方合作实施本项目的方式，乙方向甲方支付服务费，金沙县人民政府不再向甲方支付任何费用。”的约定看，协议双方是基于合作实施案涉项目而达成了由盛鑫公司向晔赢公司支付服务费的约定。虽然金沙县政府在本案中根据该约定主张在应付工程款中扣除其已支付的融资服务费，但金沙县政府并非签订该《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不能以此认定案涉《施工承包合同》关于在预付开工款时扣除金沙县政府代付的融资服务费的约定系对工程价款进行了实质性变更。 复次，根据《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内容，其中规定的带资承包是指建设单位未全额支付工程预付款或未按工程进度按月支付工程款（不含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金），由建筑业企业垫款施工。案涉《施工承包合同》虽约定在预付开工款时扣除金沙县政府代付融资服务费，但从金沙县政府在本案主张在工程结算款中扣除所代付融资服务费的情况看，其并未在工程预付款中扣除代付款项。因此，无论前述约定是否构成带资承包，均不影响对金沙县政府代付的融资服务费应否在应付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这一问题的判断。 最后，2014年4月25日、2014年9月10日，晔赢公司向金沙县政府申请支付服务费的材料以及金沙县财政局的拨款通知、拨款凭证等证据可以证实金沙县政府向晔赢公司支付服务费共计550万元的事实。晔赢公司在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3民初1662号案件中也认可金沙县政府向其支付服务费550万元。可据此判断金沙县政府主张扣除的融资服务费550万元已实际发生。至于该融资服务费对应的融资款项是否到位，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盛鑫公司关于原审未查清550万元融资服务费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融资是否到位等事实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在合同纠纷案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首先需以生效合同的约定为基础。本案当事人在案涉《施工承包合同》《协议》等文件中作出的意思表示已足以证实金沙县政府支付的融资服务费550万元应在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原审对该事实的认定符合案件事实认定规则，盛鑫公司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符合行业惯例、违反商业逻辑的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陕西盛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司 伟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孙晓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周梅芳 书记员罗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