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3民初5420号原告：高某1，男，1972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住北京市海淀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颜某，女，1974年4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住北京市海淀区，公民身份号码×××。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诏锋，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车若雯，女，199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张某，男，2000年4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金山区，住上海市金山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茂军，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亚，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店，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599629162K。负责人：张改香，经理。被告：×××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798521998E。法定代表人：林粤舟，总经理。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北京高朋（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商维巍，北京高朋（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蜀国筷乐相婵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071715716C。法定代表人：谭斌，经理。原告高某1、颜某与被告张某、×××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店（以下简称×××酒店×××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北京蜀国筷乐相婵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餐饮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杨秀芝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某1、颜某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诏锋、车若雯，被告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亚，被告×××酒店×××店及×××酒店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商维巍，被告餐饮公司法定代表人谭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1、颜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向二原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丧葬费471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以上合计1706930元;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共同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355120元、丧葬费5946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高某1、颜某为高某2的父母,高某2为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并担任班长,被告张某为高某2的同学。被告×××酒店×××店是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店”的经营者,也是被告×××酒店设立的分支机构。被告餐饮公司是“皇后炖鱼×××店”（以下简称×××皇后炖鱼）的餐饮经营者。本起案件侵权行为地为北京市顺义区。2019年11月2日（周六）,高某2在校处理老师安排的工作任务,张某与高某2相约到机场为张某送行,于是二人离校打车前往顺义首都机场附近,高某2与闺蜜叶某联络送行后将一人返校。20时许,张某带高某2来到×××酒店×××店,办理了张某的入住手续。此后二人来到×××皇后炖鱼就餐。21时至22时就餐期间,张某喝了两瓶啤酒,亦曾接过服务员递来白酒瓶盖闻过后递给高某2饮用,高某2饮用了近四瓶牛栏山二锅头白酒(52度,100毫升装)。22时许,二人离开×××皇后炖鱼,高某2醉态明显无法自主行走,直至23时许张某将高某2带到×××酒店×××店,当时高某2已毫无意识无法动弹,十分危急。但张某在高某2没有意识（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的情况下,未予施救求救,而是私自拿出高某2的身份证件进行住宿登记,×××酒店×××店未按照公安机关颁布实施的《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的规定查验高某2身份证件和核实入住,未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即为高某2办理入住,甚至委派工作人员协助张某将高某2抬入张某的房间。之后,张某曾独自外出购买夜宵后回到房间,其他情况不详。次日凌晨3时许,张某拨打120电话,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认定高某2已经死亡无法施救,张某才电话通知学校,遵医护人员的指示报警处理。当二原告赶到顺义,高某2的尸体已被运送至公安机关停尸间。2019年11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出具顺公治亡查字[2019]第198号《关于高某2死亡的调查结论》,认定高某2为乙醇中毒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一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等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权益,宾馆等公共场所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均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张某与高某2为同学,高某2曾明确告知张某自己不能喝酒,张某对此也明确知悉。然而,张某与高某2在皇后炖鱼就餐时,为自己点两瓶啤酒却拿给高某2四瓶52度100毫升白酒,又在高某2醉态明显身体不支、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拒不联系其家人朋友,也不送医施救求救,而是选择将其带到酒店,私自取出高某2身份证件办理住宿登记,二人在房间内的约四个小时情况不明,待其拨打急救电话时已过四个小时,失去了抢救生命的黄金时间,导致了悲剧发生,已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酒店×××店未遵守行政机关的强制性规定,核验入住人员身份,在高某2毫无意识无法表达和控制身体的情况下,为张某和高某2办理入住手续,由工作人员将其抬入张某的房间,置高某2于重大险境而不顾,亦存在重大过错导致了损害结果应承担侵权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酒店×××店作为×××酒店的分支机构,其民事责任,亦应由×××酒店依法予以承担。×××皇后炖鱼在经营过程中发现疑点却未加以制止,在高某2明显不胜酒力之时仍然为其添加白酒,其经营者餐饮公司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四被告共同过错,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构成侵权,依照法律规定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高某2为北京城镇居民,长期在北京市上学,为十九岁的雨季少年大学生,在校表现优秀并担任班长,学习勤奋工作认真深受老师同学们的信任和爱护,事发当天仍在为学校和全班同学收集资料,处理班级事务。此次事件造成了一个鲜活生命的陨灭,也造成了一个家庭的崩塌,其父母前一天还在鼓励疏导孩子为同学们服务,锻炼自己,减轻压力,再见面时已在公安机关停尸间,至今仍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然而,此次事件中仍存在诸多疑点尚未解开,周遭也多有猜测怀疑,对二原告造成二次心理打击和严重伤害。在公安机关暂时排除刑事犯罪的情况下,二原告决定振作通过法律程序为女儿澄清事实,还原真相,并追索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恳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判令四被告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若审理期间发现新的刑事犯罪线索,恳请贵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将刑事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张某辩称：1.张某对高某2的不幸离世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见行为人具有过错是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条件。依据顺义公安分局《关于高某2死亡的调查结论》得知高某2系乙醇中毒死亡，张某在高某2不幸离世的事件中没有过错，在高某2饮酒过程中并没有任何的劝酒、强行灌酒等过错行为，不符合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条件。（2）张某对于高某2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和照顾义务。张某在高某2醉酒后劝阻高某2不要再继续喝酒，且将其未喝完的白酒自己喝下。在高某2饮酒过量之后，并未让其独自返校，也未放任不管，而是将其带至酒店照看，高某2当时并未产生身体不适或者其他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的状况，在发觉高某2身体状况不佳时第一时间拨打了120进行求助。且高某2在事发之前与张某及其同学一起喝酒时，存在过休息四小时后方才清醒的情况，因此对于高某2后来出现死亡的后果，已经超出了张某合理预见的范围。2.张某的行为与高某2的死亡并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侵权责任。（1）依据顺义公安分局《关于高某2死亡的调查结论》得知高某2系乙醇中毒死亡，张某在高某2饮酒过程中一没劝酒，二没灌酒，且主动制止高某2不要继续喝酒，并在其醉酒后带至酒店照看。（2）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存在不作为行为，没有证据证明张某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没有证据证明高某2的死亡和张某存在因果关系。3.高某2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辨别自己行为危险性的能力和意识，应当知晓过量饮酒可能会对其身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后果，其在醉酒以前处于清醒状态，对是否应当饮酒及饮酒量多少有完全的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但高某2放纵自己，饮酒过量，导致醉酒，最终造成自己死亡的损害后果，其应当对自己醉酒死亡的结果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张某对本次意外事件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原告请求张某承担赔偿责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对张某的诉讼请求，维护张某的合法权益。×××酒店×××店及×××酒店共同辩称：原告关于二被告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指控，不能成立。原告指控二被告有三点：1.未遵守行政机关的强制性规定，核验入住人员身份；2.在高某2毫无意识无法表达和控制身体的情况下，为张某和高某2办理入住手续；3.由工作人员将其抬入张某房间，置高某2于重大险境而不顾。二被告认为，原告的指控既非事实，其指控的内容也不构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首先，关于核验高某2身份的问题。根据酒店业治安管理规定，酒店查验入住人身份并进行备案，是为了满足治安管理的要求，确保人证一致。根据本案事实，张某向酒店的工作人员出示了高某2的护照，酒店进行了常规的核验、登记和备案手续。至于电子人脸识别系统，则是以一种更为精准的科技手段来确保人证一致，因当时高某2处于醉酒状态，无法完成人脸识别程序，系由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人工识别，确保人证一致。因此，原告关于未核验入住人身份的指控，与事实不符。其次，关于为高某2办理入住的问题。在讨论此问题之前，有两个事实需要强调，一是此前张某办理入住时，高某2在旁相候，且因未提供身份证件，两人未一同进入房间，高某2在大厅沙发等候，在张某从房间出来后二人说笑着离开了酒店，酒店工作人员有理由相信高某2和张某是熟识的；二是，在二人返回酒店之前约半小时，张某曾致电酒店，要求酒店派人协助将已醉酒的高某2送回酒店。因此，酒店得知的信息，是酒店一位入住客人的朋友醉酒，需要回酒店。当时的情况，张某在清醒的状态下返回酒店，高某2被送回酒店时的状态，是醉酒状态，张某是酒店的入住客人，其登记的房间是可以双人入住的房间。酒店及相关管理规范，并无任何禁止性规定，要求酒店不得为有成年人陪同的醉酒人员，在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前提下办理入住手续。更何况，陪同人员张某是要求将高某2登记在自己的房间下，入住同一房间，而非要求为醉酒的高某2单独办理入住。酒店工作人员为高某2办理入住手续，不仅不违反任何规定，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时的情况下，酒店不可能拒绝高某2入住。第三，关于工作人员将其抬入张某房间，置高某2于重大险境而不顾的指控。首先，工作人员是应已入住客人张某的要求协助其将已办理入住手续、表面处于醉酒状态的客人送入房间，是酒店的一种额外的协助行为，不存在过错。其次，酒店并不存在对于高某2处于重大险境的认知。原因在于：一、张某与高某2相互熟识，并不存在陌生男女在女方失去意识的情况下共居一室的潜在风险；二、酒店接到张某电话得知的信息，以及高某2进入酒店的状况和在电梯内出现干呕的情况，都是高某2喝醉了，此时高某2进入张某房间，由成年、清醒、熟识人员陪伴，并非单独入住，因此，酒店工作人员不可能产生高某2处于重大险境的认知。在此情况下，二人进入房间以后属于私密空间，酒店人员不可能再行打扰。因此，原告关于答辩人置高某2于重大险境而不顾的指控，不能成立。三、酒店的行为与高某2的死亡并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根据顺义公安分局出具的关于高某2死亡的调查结论，为乙醇中毒死亡。高某2在进入酒店时已经处于醉酒状态，换言之，在高某2入住酒店之前，已经摄入了过量的乙醇。在高某2进入酒店之后，酒店方面有两个行为，一是为高某2办理入住手续，前已述及，酒店不可能拒绝高某2入住，因此，办理入住手续，并无过错；二是应张某请求，协助张某将高某2送入房间，前亦述及，亦无过错。换言之，酒店为其登记入住的行为，协助张某将高某2送入房间的行为，并不是引发高某2乙醇中毒死亡结果发生的原因。酒店对于高某2乙醇中毒的死亡结果并无过错，因此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此外，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二被告存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对答辩人的指控，与高某2死亡之间存在何种因果关系。综上，本案原告不能证明酒店的行为与高某2的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本案的起因是高某2饮酒过量造成的乙醇中毒死亡，原告请求酒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毫无事实根据，望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作出公正判决。餐饮公司辩称：当时张某和高某2两个人去店里吃鱼，点了两瓶啤酒和四个小二，服务员也问他们能不能喝这么多，具体他们怎么喝，谁喝了多少，餐饮公司不清楚。出了事情以后，派出所把酒都拿去化验，酒是没有问题的。在餐饮公司的监控可以看出，张某和高某2是搂着出去的，在门口滞留了十分钟左右，然后在旁边的门口滞留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去哪了不清楚，所有的事情经过都有视频。让餐饮公司承担责任不合理，餐饮公司没有过错。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高某2系原告高某1、颜某之女，于2000年12月出生。高某2与张某系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大二年级的同班同学。2019年10月底，张某向学校请假回上海，预订了2019年11月3日早7时许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上海的航班，因起飞时间较早，为便于乘机，张某预定了2019年11月2日×××酒店×××店的326大床房间。张某将其要回上海的事情告知同学，高某2亦得知。随后双方决定高某2与张某一同到顺义区为张某送行。11月2日晚八点，二人到达×××酒店×××店，张某在前台办理了其个人的入住手续，高某2在旁等候。办完入住手续后，二人一同前往酒店周边“皇后炖鱼”饭店就餐。该饭店的经营者为餐饮公司。二人点了两、三个菜，并决定要喝点酒，张某点了两瓶燕京啤酒，又点了一瓶100ml左右的白酒（56%vol）给高某2喝，二人边聊天边喝酒。高某2喝完一瓶白酒后又点了一瓶同样的白酒，喝完第二瓶又点了第三瓶。喝到一半时，已经晚上10点多，张某去结账。二人出饭店时，高某2已无法独立行走，张某扶着高某2往外走，张某跟高某2说让她先跟他回酒店休息一下再走，二人在路上停滞一段时间，张某打车，二人回到×××酒店×××店。约晚10时40分左右，二人打车回到宾馆，高某2像是睡着的状态，身体没有知觉，被张某和司机抬到宾馆大厅。张某从高某2包里找出她的护照为高某2办理入住326房间的手续，之后和酒店的服务员一同把高某2抬到326房间。高某2躺在床上10多分钟，呕吐了一次。张某称其发现高某2的衣服上沾了呕吐物，于是把她的上衣、下衣全都脱下来在厕所洗脸盆洗完后晾在空调下。张某回到卧室后，发现高某2还是没有动静。在此期间，张某称其给高某2和自己分别点了一份外卖，吃饭的时候观察高某2，发现她特别安静一动不动，觉得有点奇怪，正在此时，高某2又开始往外吐，比较激烈，呕吐物顺着嘴边往外流，在呕吐的过程中高某2从床上滑落到地上，并开始发出打嗝一样的声音，张某将高某2翻过来，高某2没有反应，张某感觉不对打了120急救电话。在等120来的过程中，张某给高某2穿上了衣服。120来之后经检查发现高某2已经死亡。经鉴定，高某2符合乙醇中毒死亡，该人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现高某2父母将张某、×××酒店×××店及×××酒店、餐饮公司起诉至本院，要求各被告对高某2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原告认为张某明知高某2不能饮酒，暂不论其是否劝酒，但至少存在放任心理，未做劝阻、提醒和制止；在高某2因喝酒失去意识后，张某就算自己力量不够，也可以联系家人、老师等，拨打急救电话等，但张某没有这样做，失去了对高某2急救的机会；张某用高某2的身份证件办理酒店入住手续，在酒店房间里4个多小时，张某没有报警、没有求救，直至高某2失去生命体征。关于餐饮公司，其过错在于没有保存或向有关部门提供高某2与张某喝酒吃饭的视频，不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若当时高某2已醉酒明显不省人事，服务员仍提供酒水，那么餐饮公司未尽到公共场所的管理职责。关于×××酒店×××店及×××酒店，有不可推卸的过错，张某用高某2的身份证办理入住，当时高某2已经失去意识、无法表达，酒店没有核实他们的关系，甚至帮助张某将高某2抬入私密的空间，根据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明确要求登记旅客的身份证，入住登记必须一人一证、人证合一。在民警询问时，张某称平时见过高某2喝酒，但没见她喝过白酒，这是第一次见她喝白酒，平时喝龙舌兰之类的酒，每次能喝2个500毫升的酒，再来两三杯150毫升的啤酒。以前喝酒次数不多，10月份喝酒次数比较频繁，10月份与高某2喝了两、三次，每次她都喝醉了，最后一次高某2躺在酒吧的沙发上起不来，躺了四个小时才能起来。上述事实，有庭审笔录、询问笔录、鉴定结论、监控视频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逝者高某2，其生命在花季年龄陨落，本院首先对高某1、颜某失去女儿的悲痛之情表示同情和理解。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生命负责。高某2系因饮酒致乙醇中毒死亡，高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饮酒致损的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高某1、颜某以生命权为由提起损害赔偿纠纷，属一般侵权责任纠纷。侵权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实施侵权行为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应具备以下四个要件：违法行为的存在、损害结果的发生、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及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高某2因乙醇中毒死亡，损害结果已客观发生，本案各被告是否应对高某2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应分析是否满足上述一般侵权责任的其他构成要件。本院首先分析张某是否符合上述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一、关于张某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是违反法律规范和侵犯民事权利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事实的一种。违反民事义务是违法性的内容。根据当事人所负义务的不同，违法行为有违法的作为和违法的不作为两种。针对二原告所述要求张某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本院分析如下：张某与高某2系同学，高某2为张某送机、二人共同就餐甚至饮酒，均系同学之间的情谊行为，一般情况下不属法律规范的范畴。二人在吃饭时均有饮酒。在饮酒过程中，每个饮酒人都是独立、自由、理性的自然人，有权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饮酒以及饮多少酒。共饮人应尊重其他饮酒人上述选择，不得对他人强劝饮酒、逼迫饮酒、许诺条件饮酒等，若共饮人存在上述行为，致使他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饮酒及饮酒多少，使得他人因饮酒面临危险状态的境地，那么共饮人即违反上述禁止性要求，构成违反法定义务的违法行为。就本案而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当天张某对高某2实施了强行劝酒、逼迫饮酒等不当行为，高某2自愿饮酒致醉酒，是其个人选择，张某即使未进行劝阻，也属在道义层面的评价，并不能认定其违反了法定义务，实施了违法行为。二人饮酒走出饭店后，高某2已经言语不清、无法站立和正常行走，出现了严重的醉酒表现，处于危险的状态。此时，除了张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具有照顾和救助高某2的条件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张某对同饮的高某2即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照顾和救助的作为义务，应保证高某2不处于危及生命和健康的境地。这时，张某应履行积极的作为义务，而不是放任严重醉酒的高某2处于自行醒酒、恢复的状态。尤其张某将高某2带回酒店房间后，私密的空间使得高某2丧失被他人救助的机会，张某应负有更加严格的注意义务。在酒店房间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高某2多次出现呕吐、一动不动、异常安静的状态，张某发现这些异常情况下仍未采取拨打急救电话、送医治疗等，仍然轻信睡一觉后高某2就会清醒的既往经验，最终导致高某2醉酒救治迟延和不力而死亡。张某未能尽到适当的照顾和救助义务，构成不法行为。二、关于张某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侵权责任构成需具备过错要件，过错有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以排除张某对高某2的损害存在故意。共同饮酒引发醉酒损害，行为人未尽救助的作为义务，只有在主观上具有过失时，才构成侵权责任。民法的过失，包括疏忽和懈怠，前者是应当预见或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后者是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不论是疏忽还是懈怠，都采用客观标准判断，即对自己应当注意义务的违反。注意义务是行为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对该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持关注程度的必要性。在共同饮酒引发醉酒损害案件中，违反法律上的注意义务构成过失的，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同饮人在饮酒过程中的过失。第二，是同饮人在其他同饮者醉酒之后实施的行为中的过失。过量饮酒有害健康。对这一生活常识，不仅饮酒人自己要注意，同饮者也要注意，不能在别人不愿饮酒或者不适于多饮甚至不能饮酒时强劝饮酒。违反上述注意义务，就构成过失。本案中，现无证据证明当天的饮酒过程中，张某对高某2饮酒有不当行为，不应认为其存在过失。当饮酒人发生醉酒，特别是醉酒引发不能处理自己事务的危险状态时，其他同饮者应当负有对醉酒者进行妥善安置的义务，避免危险发生。如果能够尽而未尽上述注意义务，就构成过失。虽然张某在高某2醉酒后将其安置在酒店房间内，但其轻信高某2在睡一觉后即可醒酒和恢复，在高某2出现异常反应后仍未进一步采取其他急救措施，对高某2的损害后果有应当预见而未能预见、或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而未采取措施的主观过失，存在主观过错。三、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高某2在过量饮酒、严重醉酒的情况下，因张某上述违法行为和主观过失，导致高某2在醉酒情况下丧失了被及时救助的机会，最终因乙醇中毒死亡，张某的上述行为与高某2死亡之间具有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综上，本院认定张某的侵权责任成立。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高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饮酒过量致乙醇中毒的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并在此范围内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本院结合二者的过错程度，酌定由张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他人死亡，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二原告要求张某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上述法律规定。高某2系城镇居民，根据201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民可支配收入计算，张某应赔偿二原告死亡赔偿金147,698元。根据2019年北京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张某应赔偿二原告丧葬费5309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综合全案事实及双方过错程度，酌定由张某赔偿二原告10,000元。二原告主张赔偿金额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酒店×××店，该店为高某2办理入住手续的方式是否符合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应由有关部门来认定。即使×××酒店×××店为高某2办理入住登记的手续不符合规定，该行为与高某2因乙醇中毒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也无侵权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二原告要求×××酒店×××店及×××酒店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餐饮公司，经本院向公安部门核实，公安机关未自饭店拷取当日的监控录像，且到目前为止，当日的监控录像已被覆盖，餐饮公司对此并无过错，与高某2乙醇中毒死亡亦无因果关系。二原告要求餐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高某1、颜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十六万三千零七元；二、驳回原告高某1、颜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二万零二百三十一元，由原告高某1、颜某负担一万八千二百九十九元（已交纳），由被告张某负担一千九百三十二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秀芝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郭文攀书 记 员 王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