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21民初1644号 原告：何付元，男，生于1955年3月6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原告：何巧云，女，生于1946年12月18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原告：何春华，女，生于1949年11月26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原告：何群英，女，生于1959年2月24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四川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恩汉，四川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仁寿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仁寿县文林镇文林路一段**。 法定代表人：王岳，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会明，男，仁寿县政府普宁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峰，四川红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与被告仁寿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付元及原告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原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志树，被告仁寿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会明、张晓峰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付元及原告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刘恩汉，被告仁寿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会明、张晓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即安置何永清在仁寿县（新民苑）住房60平方米（按3000元／㎡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1年11月18日，仁寿县城区不动产征收暨拆迁安置领导小组与何付元（何永清）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无偿为安置对象提供30平方米／人清水住房和10平方米经营性住房……”合同签订后，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2019年5月30日仁寿县城区不动产征收暨拆迁安置领导小组发出通知：因群众举报，你户何永清在你户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已故，不能享受安置政策。而事实并非如此，仁寿县公安局文林派出所于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死亡证明载明，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仁寿县文林镇新民社区居委会出具的亲属证明、佐桥5社社长缪文祥以及本社50户代表签字，均证明何永清死亡时间是2013年6月29日。根据以上证据，何永清是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死亡的，依据合同约定，何永清应享受安置补偿政策。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诉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诉请。 被告仁寿县人民政府辩称，四原告诉称的近亲属的死亡时间不属实，其在征地实施以前已经死亡，其行为已涉嫌构成诈骗罪，现由仁寿县普宁街道办报由仁寿县文林镇派出所处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信息及中共仁寿县委办公室通知，拟证原告的主体适格；2、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拟证原、被告于2011年11月18日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上面载明有其家人莫建文签字，约定了被告应当安置死者30㎡的清水房和10㎡的经营房，或者60㎡的住房。协议上双方签字捺印，有拆迁办公章，证明该协议签订时是真实合法有效的；3、仁寿县公安局出具的死亡证明，载明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时间为2011年11月18日，拟证明何永清是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后死亡；4、亲属关系证明，拟证本案的四原告是死者何永清的合法继承人；其次，文林镇新民社区居委会和四位代表、居委会盖了公章，承办人也签字证明何永清是于2013年6月29日在家中生病死亡；5、佐桥五社的社长缪文祥和50名代表签字证明何永清的死亡时间为2013年6月29日；6、仁寿县城区不动产征收暨拆迁安置领导小组于2019年5月30日的通知一份，载明群众举报，何永清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已故，不能享受安置政策；7居民死亡户籍注销证明。证明何永清系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之后死亡。 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没有何永清本人签字，在内设机构拆迁办了解情况后何永清在签订协议之前已经死亡，因此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其开具死亡证明的依据是村委会的一个证明，反映内容不真实；对证据4亲属关系内容认可，证明中何永清的死亡时间不认可；对证据5中50户的代表签字不认可，认为证人应该出庭作证；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尚不能达到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中亲属关系证明予以采信，其余部分尚不能达到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因证人未到庭作证，亦未说明未到庭作证的原因，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尚不能达到何永清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前已经死亡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只能证明何永清注销户籍的时间，不能证明何永清死亡的时间。 被告仁寿县人民政府为支持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仁寿县公安局存留的注销本案何永清户籍的档案资料。拟证公安机关根据死者近亲属的申请及社区居委会的证明来出具的死亡证明，其中社区居委会的证明没有经办人签字，并不符合相关规范，因此，原告向法庭提交的仁寿县公安局文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本案认定的事实依据；2、仁寿县公安局出具的受案回执。拟证仁寿县公安局已经受理何永清诈骗一案。3.仁寿县公安局宝马派出所询问笔录102页。其中缪文祥、董玉梅、胡小林、缪文才、李玉林、张长生、黄玲、尹学文、尹红梅、吴子安、尹卫军、胡汉明、吴学兵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均陈述对何永清的死亡时间不清楚。尹明德、缪书德、吴仲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均陈述何永清系在拆迁之前就已经死亡的事实；4.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证明原告一家的土地补偿费实际是按照七人计算支付的。 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公安机关依照亲属申请及社区居委会证明出具死亡证明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至于社区居委会证明没有经办人签字，属于公安机关办理该项事件上的失误，也不能证明死者死亡时间不正确；对证据2有异议，报案主体不应当是普宁街道办，也不能证明原告存在诈骗；对证据3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部分人员的陈述均存在不真实的情况。被询问人均系成年人，应当清楚在证明上签字捺印的法律效力，并且原告持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能够明显知晓何永清死亡的时间。尹明德、缪书德、吴仲明作为证人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其陈述与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相矛盾，应采信公安机关的死亡证明；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告按照拆迁协议履行了发放相应拆迁安置款的义务。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就单一的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证明原告构成诈骗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结合对证据审查认定事实如下：四原告系兄弟姐妹关系，何永清系四原告母亲。2011年11月18日，仁寿县城区不动产征收暨拆迁安置领导小组与原告何付元一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载明：一、甲方：仁寿县城区不动产征收暨拆迁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乙方：1、何付元（何永清），2、何英（苏强、苏婷），3、莫建文何雅敏胡智杰；二、协议对构筑物（建筑物）拆迁补偿标准及金额、拆迁过渡费补偿标准及金额、拆迁奖励费进行了约定；三、安置方式为：甲方无偿为安置对象提供30平方米/人清水住房和10平方米经营性用房（安置户可自愿选择以10平方米经营性用房置换30平方米/人清水住房，但必须以户为单位整户置换）。实际人口8人（以公示为准），选择安置房类型为A＋B。(A型：30平方米/人清水住房＋10平方米/人清水商业门面)；B型：30平方米/人清水住房＋30平方米/人的清水住房),房屋套型为90平方米/套贰套和60平方米/套贰套……同时，协议对甲乙双方权利义务与违约责任也作出了约定。协议签订时间为2011年11月18日，甲方由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签字并盖有公章，乙方由莫建文签字。另，协议第3页上方“注：经本户申请将60㎡经营用房改为60㎡住房三套2018.1.16”。协议签订后，原告一家8人选择了B型分配方式，并于2017年11月安置7人，共6套房屋，即90平方米的住房两套和60平方米的住房四套。拆迁安置协议上约定的拆迁过渡费及拆迁奖励也已领取。2017年11月在分房前一天，佐桥5社队长缪文祥告知原告一家，何永清因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前死亡，不符合分房条件。2019年5月30日仁寿县城区不动产征收暨拆迁安置领导小组向原告何付元发出通知，内容为：你户于2011年11月19日，纳入文林工业园（仁宝）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范围，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因群众举报，你户何永清在你户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已故。经调查，举报属实，现我办已经提取若干佐证材料并保存，你户何永清不能享受安置政策。 因其余涉及仁寿县仁宝集团ＣＨＣ后阳极项目的拆迁安置户以于2017年11月22日在位于仁寿县，四原告与被告协商结果未果。为此，四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何永清是否在2011年11月18日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前已经死亡。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的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本案中，原告提交了仁寿县文林镇新民社区的证明及仁寿县公安局文林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以及佐桥五社的社长缪文祥和50名代表签字的证明，用于证明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因病死亡。被告在接到群众举报何永清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前已经死亡的情况后，向仁寿县公安局报案，仁寿县公安局宝马派出所进行了调查。对部分在2019年6月18日证明上签名捺印的人员进行了询问，被询问人均陈述系何付元的妻子莫建文找到他们在证明上签的字，对于何永清具体死亡的时间并不清楚，当时就是按照莫建文的要求签字盖了手印。仁寿县公安局原文林派出所于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死亡证明载明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因各种疾病死亡，该死亡证明中何永清死亡时间来源于仁寿县出具的证明。在公安机关询问新民社区经办人董玉梅的询问笔录中，董玉梅陈述“何永清的家属是2015年5月18日在社区办公室找的我要开死亡证明，按程序我就问何永清的家属死亡时间和开证明的目的，经找队长缪文祥核实后出具的死亡证明用去销户”。从董玉梅的陈述中可以看出，新民社区出具的死亡证明中载明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的时间来源于何永清的家属莫建文及文林镇佐桥5社队长缪文祥。而在公安机关询问缪文祥时，缪文祥表示并不知道何永清是什么时候死亡的，出具死亡证明是莫建文叫他帮到出的，死亡时间也是按照莫建文说的时间写的。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何永清于2013年6月29日死亡的时间，均出自原告何付元之妻莫建文之口。 庭审中，原告何付元陈述，其母亲何永清死亡后，因房屋已被拆迁，办理丧事的地点在租住的仁寿县家姓张房子，并请了“端公”和“抬匠”。但在公安机关对尹明德、缪书德进行询问时，二人均明确陈述何永清系拆迁之前已经死亡，何永清的丧事是在老房子里办的，当时房屋还未拆迁，全村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去吃了“斋饭”，办丧事时还请了“端公”和“抬匠”，“端公”是请的仁寿县宝马粮丰一个叫吴仲明的人。在公安机关对吴仲明的询问中。吴仲明陈述，其工作就是做“家祭”的，何永清死亡后是其去做的“家祭”，何永清的丧事是在老房子里办的，还是草房，当时房屋没有拆迁，何家的老人死的时候比缪家的老人（缪华清）还早些。原告在庭审中同时陈述，在签订了拆迁协议后不足1个月房屋就被拆迁了，因此，原告的陈述与公安机关调查情况完全不一致，被询问人中除原告自己陈述其母亲何永清系2013年6月29日死亡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何永清系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后死亡。 综上，从公安机关调查的情况反映出，何永清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前就应该已经死亡，公安机关出具的何永清死亡时间的证明，对于何永清死亡时间载明为2013年6月29日，其来源均系原告何付元之妻莫建文自己陈述，没有其他辅助证据相互印证，被告仁寿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仁寿县公安局原文林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上所载明的何永清死亡的时间。为此，原告诉请继续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即安置何永清在仁寿县平方米（按3000元／㎡计算）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00.00元，由原告何付元、何巧云、何春华、何群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 剑 审 判 员 王 琴 人民陪审员 黄 忠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