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92民初1212号 原告：安红，男，196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告：王明杰，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黎冬，四川真道（遂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红与被告王明杰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审理后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川0792民初922号民事判决。被告王明杰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2020）川07民终47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20）川0792民初92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安红，被告王明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黎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安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投资比例清偿开办新公司未果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299784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4月16日,原告安红用自己在北川县通口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口矿业公司）和绵阳金焰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焰煤业公司）的投资款，被告用自己在通口矿业公司的投资款整合资源开办新的公司，签订了投资办公司的《协议书》。在此协议书的前言中，明确原、被告2011年10月27日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因政府政策变化、技改工程等原因无法具体实施。协议第一条明确：原告用通口矿业公司全部资产2000万元、金焰煤业全部资产1500万元共计3500万元，作为对新公司的投资；被告用投入通口矿业公司技改的投资款和股权作价共计2005万元人民币，作为新公司的投资。《协议书》第二条还约定了原、被告在新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第三条约定了新公司组建后投资款的退还和分配原则。第四条约定了新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第五条约定由于不可抗力(政策性因素或地震、战争、水灾等自然灾害)，造成公司损失的由双方按股权比例承担责任。第六条约定了原金焰煤业、通口矿业债务的处理方式。第七约定了此协议书与原《联合经营协议》具有同等效力，至新公司四川省北川县茨竹垭金通煤矿公司（以下简称金通煤矿公司）成立时失效。组建新公司协议签订后，被告王明杰安排工作人员参与新公司筹建，亲自签字或委托工作人员签字，开始业务。被告还亲自委托了绵阳市地环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对拟成立的金通煤矿（筹建）矿区范围内的通口矿业公司和金焰煤业公司原矿权范围内的地形控制等进行了测量，对整合通口矿业公司和金焰煤业公司重组成立新公司进行了可行性研究。2013年6月，金通煤矿公司（筹建）出具了《控制测量成果及开发建设报告》。原告支付了相关费用，花费数额较大的资金对金焰煤业实施技改，为组建新公司做好前期准备。双方前期合作非常愉快。但后来，被告却以种种理由拒不履行《协议书》约定的开办新企业的相关义务，最终导致了通口矿业、金焰煤业两公司因生产规模达不到30万吨年生产能力标准而关闭，致使整合资产、资源、技术的工作未能完成，给原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经济损失，直接损失达600余万元。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该《协议书》，主体适格、内容真实、且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完全符合合法合同的构成要件。被告违约拒不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导致开办新公司未果。对开办新公司产生的相关费用，应当由原、被告按照各自投资比例清偿承担。 被告王明杰承认于2013年4月16日与原告为新开办金通煤矿公司（筹）而签订《协议书》，但辩称：1.协议书所约定筹建的新公司并未成立，原告所主张的均是经营性费用，均用于原金焰煤业公司，而非新公司，不属于开办新公司的损失；2.如果将原金焰煤业公司的开支费用纳入新公司的支出范围，则金焰煤业公司所获得的收入包括政府支付的相关补助，均应计入新公司的收入，一并进行清算；3.该协议书签订后，由于政府强制清退煤矿企业的政策行为导致其无法履行，双方对此均无过错，只能根据客观情况依法解除该《协议书》；4.案涉《协议书》早在2013年7月24日已由金焰煤业公司发函通知解除，其后原告并未及时向被告主张权利，现原告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金焰煤业公司2013年拖欠职工工资明细（2013年6-12月）》、《金焰煤业公司解除职工劳动关系经济补偿花名册（表）》、《社会保险费票据》及《保险费缴费明细》，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但被告并未提供相关反驳证据，该组证据与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的政府决定关闭清退小煤矿等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其“三性”均能够认定，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提供的2013年1月3日《金焰煤业公司职工体检费发票》，被告表示不予认可。因该证据形成于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书》之前，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确认；3.被告提供的安红与贾学会签订的《离婚协议》、《质押担保协议书》及社区调解委员会制作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向涪城区人民法院递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及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1320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0703民特90号民事裁定书、（2017）川0703执3389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7民终1713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7执异1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8）川07执恢55号之七执行裁定书及北川县通口矿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产出分配方案，涪城区公安局《立案告知书》，北川县人民政府与北川通口矿业有限公司清算组签订的《北川县煤矿企业退出煤炭产业奖补协议书》，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的质证意见成立，对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在本案中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安红于2011年10月21日以自然人独资性质取得通口矿业公司股权后，经与被告王明杰协商，双方于2011年10月27日签订了《联合经营协议》，约定双方联合经营通口矿业公司。该协议载明通口矿业公司基本情况：公司性质系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煤炭及政策允许的矿产品开采、销售，注册资本为641200元；现开采的矿山系四川省北川县通口镇通口煤矿，根据绵安监(2011)132号及川经信煤炭函(1266)号文，原告对通口煤矿扩建工程已投入资金设备2000余万元。同时，该协议就双方联合经营有关事项约定如下：1、签订协议之日前的通口矿业公司债权债务由原告承担；2、原告自愿将其在通口矿业公司的49%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14188元，占公司的股权为49%；3、被告联营投资金额为24685812元。但被告支付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0000元，不足部分由原告补齐支付。4、双方设立专用账户，各派管理人员一人。资金支付时由原告提供资金使用计划，被告审核签字后凭会计、出纳印鉴齐全方能支取(原告派员出任会计，被告派员出任出纳)。5、通口矿业公司的技改工程由原告负责组织和管理，于2012年8月主体技改工程完工，并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于2012年8月开始生产原煤(工程煤)，同年9月开始产生经济效益(即利润)。6、生产经营原煤产生的效益首先用于返还被告所投资的24685812元，然后返还原告投资贰仟万元，生产经营一年之内返还完毕，返还双方投资款后，生产经营期间均按双方股权比例税后分红。7、原告向被告承诺通口矿业公司的主体技改工程完毕后，在一年结束时若产生的经济效益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即年产达不到9万吨煤，被告可在出煤一年内选择“退股还钱”。退股，被告即将其通口矿业公司49%股份按人民币314188元转让给甲方。还钱，按被告投资款人民币24685812元退还给被告。此外，双方还对其他相关事宜作了约定。《联合经营协议》签订后，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了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被告王明杰随即派工作人员郑雨凡在通口矿业公司担任出纳。同时，王明杰陆续向安红和通口矿业公司转款支付技改费用。 通口矿业公司在技改过程中，由于出现矿井渗水造成工人死亡的安全事故，被安监部门责令整顿，技改工程全面停滞,《联合经营协议》约定的于2012年8月完成主体技改完成并生产原煤的计划无法实现。2012年12月底，政府文件要求推进煤矿企业的兼并重组，要求将煤矿企业生产能力提升到每年30万吨以上，通口矿业公司的年设计生产能力不符合政策要求。而原告作为实际控制人的金焰煤业公司当时已经停产，仅有原告安红、贾学会等三个留守人员。2013年4月16日，原告安红和被告王明杰协商签订一份《协议书》，载明双方于2011年10月27日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因政府政策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因通口矿业公司的技改工程组织管理中出现问题以及2012年8月生产原煤的计划安排尚未具体实施，经双方协商，须将金焰煤业公司和通口矿业公司的资产、资源、技术人员等进行整合，设立新公司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双方愿继续合作经营新公司，并就筹办新公司（金通煤业公司）相关事项约定如下：1、原告以其在通口矿业公司全部资产2000万元、金焰煤业公司全部资产1500万元共计3500万元，作为对新公司的投资；被告用投入通口矿业公司技改的投资款和股权作价共计2005万元人民币，作为新公司的投资。其中，原告占新公司的股权为51%，被告为49%；2、新公司的名称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名称为准，由原告负责办理工商登记手续，被告负责协调配合；3、新公司的设立应严格按照公司法规定，须制定相应的公司章程，组建公司相应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等，投资双方按股权比例享受公司权益，承担相应的公司义务；4、原告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担任法定代表人。被告行使监督权，新公司的出纳由被告委派。新公司的所有财务支出，需经双方同意方能支出；5、在签订本协议前金焰煤业公司的债务由原告负担，通口矿业公司的债务双方协商处理；6、本协议签字生效后，双方于2011年10月27日所签的《联合经营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直至新公司成立时止失效。该协议书同时对其他相关事宜作了约定。原被告均在该协议书签名，金焰煤业公司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 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围绕整合金焰煤业公司、通口矿业公司并拟成立新公司金通煤业公司开展了相关工作。因前期资金缺乏，2013年4月25日原告安红以个人名义在杨贵云处借款300万元转入通口矿业公司账户，供新公司筹建及金焰煤业公司前期技改工程所用。在原、被告整合金焰煤业公司、通口矿业公司筹建新公司期间，重新招收工人，对金焰煤业公司进行技改，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金通煤矿（筹）煤矿开采进行地形控制测量及煤炭开发可行性进行分析。期间，在2013年7月，绵阳市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煤矿企业退出煤炭产业的实施意见》，要求从2013年6月-12月期间，逐步关闭、清退绵阳所有的煤矿企业。金焰煤业公司经与政府相关部门协调后，于2013年7月24日向被告王明杰发出了《关于解除协议书的函》，称因不可预知的政策原因，导致2013年4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双方无法履行，不能再达到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目的，只有根据客观情况予以解除。被告王明杰于2013年8月26日向原告安红发出《关于退股还钱的函》，要求安红按双方于2011年10月27日签订了《联合经营协议》的约定退股还钱。双方为此发生纠纷。王明杰就双方于2011年10月27日签订《联合经营协议》的履行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经一审、二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以（2016）川民终8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安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明杰返还投资款14735812元及利息。该判决王明杰于2017年2月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目前在执行中。因该判决仅仅解决了原、被告双方就2011年10月27日的《联合经营协议》的纠纷，未解决双方2013年4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解除后损失赔偿问题，原告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1、在原、被告整合金焰煤业公司、通口矿业公司拟成立新公司的筹建工作期间，金焰煤业公司的技改工作由安红负责，被告人王明杰参与了公司财务管理，并继续委派原在通口矿业公司担任出纳的郑雨凡担任筹建整合期间的出纳，负责筹建整合期间款项的初步审核、支出。从2013年7月15日起，被告王明杰未在筹建整合期间的支出票据上签字，但因筹建整合及《协议书》停止履行后其他遗留问题，被告人王明杰委派担任出纳的郑雨凡直到年底才离开，期间仍从事财务出纳工作，负责款项支出。2、在原、被告整合金焰煤业公司、通口矿业公司拟成立的新公司的筹建开展各项工作期间（2013年4月-12月期间）,因对金焰煤业实施技改而购买设备、设施及开展相关筹备活动开支办公费用共计1728091.41元（其中王明杰、安红共同签字的票据金额1044232.19元，经王明杰委派人员郑雨凡签字的票据金额683859.22元），扣除支付通口矿业公司2012年10月-12月社保费用55453.08元、重复记账的4月份工资167731.92元和误计的“郑雨凡签字取现（金）”296388.3元，实际开支共1208518.11元。3、在当地政府关闭金焰煤业公司期间，原告安红作为金焰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当地政府多次就关闭该煤矿的安置补偿等事宜进行协商，并为配合政府关闭该煤矿支付了以下费用：（1）当地村民污染费20125元（2013年度）；（2）缴纳金焰煤业公司职工2013年社会保险费851116.78元，扣除当年1-3月份职工保险费，实际支付职工参保五险费824766.07元；（3）2013年6月-12月拖欠职工工资共计544848.05元；（4）2013年6月-8月职工生活补助费用52800元；（5）、解除职工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84642.2元（包括安红、贾学会、辛加伟等人2013年3月以前应计付的费用）。此外，原告垫付了在杨贵云处借款利息90000元。前述职工参保五险费用、拖欠职工工资费用、解除职工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等费用系原告安红从当地政府强制清退关闭金焰煤业公司的部分补偿金中借支部分款项转社保部门或支付职工本人。金焰煤业公司目前尚未与当地政府达成关闭的补偿协议。 还查明：原告安红与贾学会系夫妻关系，2013年4月16日签订《协议书》时，金焰煤业公司是贾学会占100%股份的独资公司，其同意安红以个人名义与王明杰签订《协议书》，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2013年8月28日，金焰煤业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至原告安红名下。另外，原告安红在杨贵云处的300万元借款本息原告已经偿还清结。 本院认为，原告安红与被告王明杰为筹建金通煤业公司，于2013年4月16日协商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自觉遵守并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就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原告和被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 案涉《协议书》系原告安红和被告王明杰作为当事人所签订，约定投资人分别为原告安红和被告王明杰。从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缘由看，系因双方于2011年10月27日签订的关于通口矿业公司的《联合经营协议》在履行中，由于安全事故被安监部门责令整顿。在整顿期间政府文件要求推进煤矿企业的兼并重组，要求将煤矿企业生产能力提升到每年30万吨以上，通口矿业公司的年设计生产能力不符合政策要求。为达到政策要求，而对金焰煤业公司、通口矿业公司的资产、资源等进行整合拟设定新公司，并确定原、被告在新公司的股权比例；从双方签订《协议书》时是否有处置权看，原、被告均系通口矿业公司的股东。虽然金焰煤业公司当时系贾学会个人占100%的独资公司，但贾学会与原告安红系夫妻关系，其当时同意原告安红以个人名义处置自己在金焰煤业公司的权利，且在《协议书》履行过程中，金焰煤业公司的全部股份于2013年8月28日已经转至原告安红的名下，原告安红对金焰煤业公司实际享有处置权；从双方在履行《协议书》时财物状况看，双方均未投入前期资金，公司整合期间的费用系原告在他人处的借款支付，并单独建账，所支出的费用并未在其他公司列支；从双方签订《协议书》的内容上看，整合成立新公司系《协议书》两个拟设股东的权利、义务，具体也是原、被告在实施公司整合，力求达到当时政策确定的煤矿企业的生产条件。综上，原、被告因整合成立新公司过程中发生争议，自然系本案的适格主体。金焰煤业公司虽然在案涉《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但并非该协议的主体，不属本案当事人。 二、案涉《协议书》是否履行及是否产生相关费用问题 从本案证据看，在原、被告签订《协议书》后，原、被告围绕整合金焰煤业公司、通口矿业公司及拟成立新公司的筹建开展了相关工作，原告安红于2013年4月25日以个人名义在杨贵云处借款300万元转入通口矿业公司账户进行金焰煤业公司前期技改工程所用。在原、被告整合金焰煤业公司、通口矿业公司筹建新公司期间，重新招收了工人，对金焰煤业公司进行技改，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金通煤矿（筹）煤矿开采进行地形控制测量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报批。被告王明杰参与了公司财务管理，继续委派原在通口矿业公司担任出纳的郑雨凡担任筹建整合期间的出纳，负责筹建整合期间款项的初步审核、支出，且王明杰在筹建期间的支出票据上签字确认，其委派担任出纳的郑雨凡直到2013年底才离开。由此可见，双方在《协议书》签订后均在积极履行筹建整合期间各自的义务，由此产生了筹备新公司的相关费用。被告王明杰辩称，《协议书》约定筹建的新公司未成立，筹备新公司未产生相关费用，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三、案涉《协议书》是否已解除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问题 原、被告在履行《协议书》整合筹建新公司过程中，绵阳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通过了《关于煤矿企业退出煤炭产业的实施意见》，要求从2013年6月-12月期间，逐步关闭、清退绵阳所有的煤矿企业。金焰煤业公司经与政府协调后，于2013年7月24日向被告王明杰发出了《关于解除协议书的函》，称因不可预知的政策原因，导致2013年4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双方无法履行，不能再达到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根据客观情况予以解除。被告王明杰于2013年8月26日向原告安红发出《关于退股还钱的函》，要求安红按双方于2011年10月27日签订了《联合经营协议》的约定退股还钱。由此可见，被告王明杰在事实上对此予以认可。由于国家煤炭产业政策调整，导致案涉《协议书》无法履行且事实上已实际停止履行，当事人解除案涉《协议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予以确认。案涉《协议书》系因国家政策而解除，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无过错，无需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但筹备新公司期间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应按照案涉《协议书》约定的投资人持股比例（即51%：49%）由原告安红与被告王明杰分担。筹备新公司期间，经原被告或其委派参与新公司筹备人员签字确认的为开展筹建活动而支付的相关费用共计1208518.11元；《协议书》停止履行后，原告安红为配合当地政府关闭金焰煤矿支付的污染费20125元（2013年度）、金焰煤业公司职工社保费824766.07元（2013年4月-12月）、拖欠职工工资544848.05元（2013年6月-12月）及职工生活补助费用52800元（2013年6月-8月）以及原告垫付的向杨贵云借款的利息90000元，虽然未经被告或其委派参与新公司筹备人员签字确认，但均属筹备新公司及与筹备新公司相关活动所产生的费用。前述费用合计2741057.23元，其中49%即1343118.04元应由被告王明杰承担。至于原告安红支付的解除金焰煤业公司职工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84642.2元，按照政府关闭清退煤矿企业政策，政府关闭煤矿应支付煤矿企业职工安置费，该安置费包括解除职工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且该费用已由原告安红向当地政府从安置奖补款项中借支，故不应计入筹备新公司费用。原告所主张金焰煤业公司职工体检费5200元，因发生在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之前，明显不属筹备新公司费用。原告主张由被告分担此两笔费用，本院不予支持。 四、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 案涉《协议书》系原、被告在履行2011年10月27日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过程中，在通口矿业公司因技改出现工人死亡的安全事故、技改工程全面停滞的情况下，双方根据政府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相关政策，为达到煤矿企业年30万吨以上生产能力而于2013年4月16日签订的。2013年7月，由于国家煤炭产业政策调整，导致案涉《协议书》无法履行且在事实上已解除。其后双方均未通知或要求对方对案涉《协议书》解除并终止履行后就筹备新公司相关费用进行清算，而仅就《联合经营协议》的履行进行诉讼。该案经一审、二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终审判决。该判决王明杰于2017年2月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且执行部分款项。在原一审、二审未对案涉《协议书》的履行进行审理评判的情况下，原告完全可以就该《协议书》所引发的纠纷提起诉讼。因案涉《协议书》并未对协议终止履行后双方当事人就筹备新公司相关费用进行结算、清理的期限作出约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原告安红首次向被告王明杰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未超过法律规定期限，原告未丧失胜诉权。被告辩称，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其辩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安红请求被告王明杰按约定投资比例承担开办新公司的相关费用，其诉讼主张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安红主张的费用中，部分项目及金额不实，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王明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安红为筹备金通煤业公司（筹）所开支的费用1343118.04元。 二、驳回原告安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30782元，由原告安红负担13682元，被告王明杰负担17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邹 斌 人民陪审员  王志立 人民陪审员  勾晓明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