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21民初1446号原告：严厚平，男，1978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个体户，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花，江西衡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慧琴，江西衡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张文翔，男，197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务农，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现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原告严厚平与被告张文翔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严厚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花、胡慧琴，被告张文翔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严厚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共同出资购房款项742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20年4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次诉讼的一切费用。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请，即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共同出资购房款项7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20年4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24日，甲方张文翔、乙方严厚平、丙方项某三方共同出资购买坐落于上饶县胡香连的商铺，房产面积96.12平方米，购买商铺总价为48万元，加税费等22000元，共计502200元整，由三方分别出资承担，甲方出资78000元，乙方出资154200元，丙方出资10万元，经三方同意，此商铺过户到甲方张文祥名下，尚欠原房东胡香连17万元，欠条已由被告出具给胡香连。2020年4月20日，三方同意将此商铺出售，款项全部打入被告的账户，按约定还清原房东的款项，其余返还给甲乙丙，按合同被告应返还原告154200元，但是被告只返还原告8万元，被告拒不返还剩余74200元，故原告诉至法院，请合理判决。被告张文祥辩称，1、请求依法驳回原告不合理请求，原告虚构《收条》向银行贷款，其不承担任何付款义务；2、要求原告返还被告多支付的1万元、商铺亏本售出1万元以及税费20,467.54元。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一、《三人合伙购房协议》、《收条》各1份、陶莉向房东胡香连的银行转账记录5份，旨在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项某合伙以48万元的价格向胡香连购买商铺，其中原告出资154200元，协议约定房屋出售后的资金分配情况。经质证，被告有异议，认为虽然三方签了合伙协议，为了应付贷款，合伙协议和收条虚假签订，合伙协议第三条约定以欠条为准，在2019年3月1日房产过户当天，他按原告实际出资向原告出具7万元欠条，2019年4月22日出具收条的目的是应付银行贷款，其没有收到原告的一分钱，他不清楚转账凭证，原告购房出资7万元由他自己转给胡香连，项某出资10万元是通过原告向胡香连转账，本院认为，将结合其他证据再作认定。二、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一份、房地产出售（转让）已税通知单一份、转账记录打印件两份（陶莉转账给陈志林的交税凭证），旨在证明2019年3月1日胡香连将房产过户给张文翔，并由原告女友陶莉转账交税19547.88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不动产权证书没有异议，房产过户税收不是原告女友陶莉交的，所有税收都是他交的，2019年3月1日晚上结清税收款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三、不动产买卖合同一份，旨在证明2020年4月20日，被告张文翔将本案的商铺出售给第三人毛建标和毛建斌，买卖合同价款是480600元，但实际交易价格是47万元。经质证，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四、证人项某的证言，陈述她和原、被告合伙购房，她出资10万元，由她公公黄立芳通过银行转账转给原告严厚平，被告出资7万元，原告严厚平出资15万元，不知道他们两人转给谁，房屋过户给被告后，三方才签订合伙协议，购房时，办证所产生的税收等费用不要她承担，该套房屋出售后，被告往她公公账户上转了94000元，还有4000元属于亏本支出，另2000元是她公公原来欠被告2000元抵扣了。经质证，原告对证人的公公向原告转账10万元及原告出资15万元有异议，其他均无异议，被告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被告出资18万余元，不是出资7万元，被告出具欠条，不是收条，也不是去年夏秋季节，向证人的公公转账96200元，不是94000元，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再作认定。五、银行转账记录，旨在证明2020年4月21日涉案房屋出售后被告向胡香连弟弟胡文龙账户转账142900元，用于归还所欠胡香连的购房款，因为原、被告二次出售房屋有亏损，胡香连减免25000元，还有2100元是胡香连拖欠物业费抵扣掉的。经质证，被告认为转账142900元属实，但减免25000元和抵扣2100元物业费不属实，他按2019年3月1日的《欠条》上载明金额转款142900元，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六、《欠条》复印件（落款时间2019年2月25日），旨在证明被告欠胡香连17万元，经质证，被告认为不属实，当时还没有商谈出资情况，2019年3月1日过户后才结算。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被告对其有异议，且该欠条落款时间为2019年2月25日，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疑，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一、被告银行账户简易明细、两张收条，旨在证明被告向胡香连的弟弟胡新龙转账支付142900元欠款，向黄立芳（项某的公公）转账96200元，向原告的女友陶莉转账8万元，已经和胡香连及项某结清购房款，原告出资7万元，被告向原告多支付1万元。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被告向项某支付96200元，项某承担亏损1800元，另外2000元是抵扣其他债务，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二、手机转账回单（打印件）、收条原件，旨在证明被告向胡香连汇款5万元，胡香连也出具了5万元定金的收条，收条上的账号有误。经质证，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三、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两张、《贷款居间咨询代办服务合同》一份，旨在证明原告缺钱，叫被告到处去贷款。经质证，原告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当时原告为了偿还胡香连的购房款，所以说去贷款，后面也没有贷到款，服务合同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微信聊天记录予以确认，对《贷款居间咨询代办服务合同》暂不予采纳。四、房地产出售（转让）已税通知单原件一份、税收完税证明原件一份、非税收入票据原件两张、税务发票原件一张，旨在证明被告代缴的一切办证费用合计20467.54元。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房地产出售（转让）已税通知单中的19547.88元是由原告女友陶莉代原告支付的，其他费用919.66元是由被告支付的，本院认为，该证据应结合其他证据再作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初，原告严厚平与被告张文祥、案外人项某合伙购买胡香连的商铺，商铺价为48万元，还有部分税费，原告、被告、项某三人分别出资部分房款，另欠胡香连部分房款，口头约定涉案商铺所有权人登记为被告张文祥。2019年2月14日，被告向胡香连的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胡香连向被告出具一张5万元定金的收条。2019年1月31日，陶莉向胡香连转账5万元（未备注款项用途），2019年2月14日，陶莉向胡香连转账2万元和5万元（均备注房款），2019年2月25日，陶莉向胡香连转账1万元和2万元（均备注房款）。2019年3月1日，胡香连与被告张文祥等人办理商铺过户登记手续，在原上饶县行政服务中心将涉案商铺的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被告张文祥，不动产权证号为赣（2019）上饶县不动产权第××号，房屋建筑面积为96.12平方米，为此，原告和被告各支付了部分费用。同年3月5日，被告领取涉案商铺的不动产权证书，为此支付500元。2019年4月，因需要归还原房东胡香连的房款，原、被告及案外人项某商议用涉案商铺作抵押向银行贷款，为获得银行贷款，2019年4月22日，被告张文祥（甲方）、原告严厚平（乙方）及案外人项某（丙方）签订一份《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协议上的签约时间为2019年4月24日），协议主要内容有：一、……；二、购商铺总房价款为48万元整，加税费等22000元，共计502200元整，由三方分别出资承担，即甲方出资78000元，乙方出资154200元，丙方出资100000元，尚欠原房东胡香连的房款17万元，已由张文祥出具欠条给胡香连；三、购买商铺房的房产证经三方同意，由原房东胡香连直接过户到张文翔的名下，为确保三方出资安全，经房管局过户后的商铺房不动产权证由甲方保管，甲方应向乙方、丙方出具购房款的欠条，待房屋出售后原本金收回，欠条交回给甲方；四、商铺房交易出售时三方必须到场共同商定价格，如商铺一经交易出售成功，所获得款项分配原则为，第一，还清原房东胡香连的购房欠款17万元整，第二，还清甲乙丙三方的购此商铺出资本金，第三，商铺出售盈亏按三方购商铺所出资本金比例分摊；五、……。同日，被告张文翔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严厚平合伙购买上饶县茶亭镇白沙街600号4幢122号的商铺款项人民币壹拾伍万肆仟贰佰元整（￥154200）.收款人：张文翔。2019.4.22”。经原、被告以及项某共同商议，三方决定将涉案商铺出售给第三方。2020年4月20日，被告张文翔与第三方毛建标、毛建斌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将涉案商铺以480600元出售给毛建标、毛建斌，实际售价为47万元，当日，毛建标、毛建斌将47万元转账到被告张文翔的账户。2020年4月21日，被告张文翔向黄立芳（项某公公）的银行账户先后转账5万元和46200元，共计96200元，向被告本人其他银行账户转账15万元，向胡新龙（胡香连弟弟）的银行账户转账142900元，向陶莉（原告严厚平女友）的银行账户转账8万元。同日，黄立芳向被告出具一张《收条》，载明“收到张文翔和项某合伙购买店面款计人民币肆万陆仟贰佰元整（46200元），所有房款已结清”。胡新龙也向被告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张文翔购房余款结清142900￥，转入农业银行6228480318047975079，胡新龙”。原告和被告对以下事实具有争议：一、关于原告、被告、项某三方的购房出资金额及款项交付的事实，原、被告及项某各执一词。原告陈述，三方的购房出资情况以《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和《收条》为准，购房款（含税费、手续费）总计502200元，原告严厚平出资15.42万元，被告张文翔出资7.8万元，项某出资10万元，剩余17万元由被告出具欠条给原房东胡香连；原告出资的15.42万元，其中15万元通过陶莉转账到胡香连账户，4200元用于交税；被告张文翔出资的7.8万元，被告向胡香连转账5万元，因原告欠被告2万元，结算时原告帮被告出2万元（故原告不再欠被告2万元），被告通过支付宝转账给胡香连8000元；原告最初陈述项某出资的10万元由黄立芳通过银行转账给胡香连，当证人项某陈述其委托黄立芳向原告转账10万元时，法官就此事实询问原告是否属实，原告开始说属实，接着说记不清了，原告质证时陈述项某出资款10万元没有交付给他，2020年7月14日，法官与原告做谈话笔录，原告又陈述为了将胡香连的涉案商铺房产证赎回，项某的老公黄强将10万元（出资款）交给抵押公司。被告张文翔陈述，被告共出资187567.5元，其于2019年2月14日向胡香连转账5万元并作为定金，于2019年3月1日向胡香连交付现金117100元，交纳税费19967.5元，于2019年3月4日因领取房产证支付500元，原告共出资7万元，项某出资10万元，由他们自己向胡香连交付相关款项，因商铺所有权人登记为被告，故被告在2019年3月1日向原告出具7万元的《欠条》，向项某出具10万元的《欠条》，向胡香连出具142900的《欠条》，三人的出资款共计500467.5元（48万元购房款和20467.5的税费）项某陈述，其本人出资10万元，委托黄立芳向原告严厚平转账10万元，原告出资15万元，被告出资7万元，不清楚被告是否另外出资8千元，不清楚原、被告如何交付房款，被告向其出具10万元的收条，不是10万元的欠条，因购房还欠原房东胡香连17万元，《三人合伙购房协议》是在涉案商铺过户后签的。关于《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商铺过户的税费22200元如何承担，原告陈述没有具体协商如何分担，原告方缴纳的19547.88元抵扣他欠被告2万元，相当于被告出资2万元；被告陈述税费由原、被告先出资，还未进行结算；项某则陈述她不承担商铺过户的税费。为查明事实，承办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与胡香连通电话（手机号138××××****），胡香连陈述被告张文翔向她转账交付5万元，现金交付10余万元，记不清严厚平和项某向她交付多少房款，也不认识项某，不清楚他们出售商铺的时间及出售价格，也不清楚他们是否亏损，也记不清张文祥为何转账14万多元。2020年7月30日，承办法官与陈志林通电话（手机号133××××****），其陈述2019年3月1日，因陶莉没带银行卡，陶莉将两笔款项共计19000余元转账给他，然后他帮陶莉用银行卡交了税费，不知道银行卡在何处，也没空到法院做谈话笔录。二、关于商铺出售后，胡香连是否承担亏损的事实，原、被告及项某、胡香连也各执一词。原告陈述，胡香连承担卖房亏损25000元，其自愿承担卖房亏损4200元，对第三人项某承担亏损4000元没有异议，没有提及被告应承担亏损的金额。被告陈述，出售商铺亏损应由三方承担，胡香连无须承担亏损。项某陈述，她不清楚商铺出售金额，被告张文祥向其公公黄立芳转账94000元，另外4000元属于其承担亏损，2000元属于抵消其他债务。胡香连则表示不清楚严厚平、张文祥等人出售商铺时间及出售价格，不清楚是否承担亏损。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有两个争议焦点，首先，《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及《收条》中载明原告出资15.42万元以及被告收到原告的15.42万元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虚假的意思表示？原告是否确实出资15.42万元？其次，关于原、被等人购买的商铺再次出售后，原、被告、项某以及胡香连是否承担亏损？对此，本院作如下评述。一、关于《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及《收条》中载明原告出资15.42万元以及被告收到原告的15.42万元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虚假的意思表示？被告是否收到原告出资的15.42万元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虽然《收条》载明被告收到原告15.42万元，但被告并不认可该事实，其没有收到原告的15.42万元，原告当庭陈述其将出资款交付给胡香连，并没有陈述交给被告，故可以确认被告没有收到原告的15.42万元。同时，《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因商铺不动产权登记为被告所有，证书由被告保管，被告应向原告及项某出具《欠条》，《欠条》在商铺出售后原本金收回再向被告归还《欠条》，因此，被告向原告、项某应出具《欠条》，而不是《收条》。综上，被告出具该《收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并没有收到原告的15.42万元。《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约定原告出资15.42万元、被告出资7.8万元，但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对其交付出资款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其陈述，并不能证明原告出资15.42万元、被告出资7.8万元。理由如下：首先，原告关于项某向谁交付10万元出资款的陈述反复无常，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原告最初陈述项某出资的10万元由黄立芳通过银行转账给胡香连；当证人项某陈述其委托黄立芳向原告转账10万元，法官就此事实询问原告是否属实，原告开始说属实，接着说记不清了，原告质证时陈述项某出资款10万元没有交付给他；2020年7月14日，法官与原告做谈话笔录，原告又陈述为了将胡香连的涉案商铺房产证赎回，项某的老公黄强将10万元（出资款）交给抵押公司。被告则陈述不清楚项某如何交付10万元出资款。证人项某陈述其委托黄立芳向原告转账交付10万元出资款。本院认为，原告曾认可项某委托黄立芳向其交付10万元出资款，与证人项某的证言相互吻合，本院认定项某的10万元出资款先转账给原告，再由原告转交给胡香连的可能性较大。其次，原告提供的五份陶莉向胡香连转账记录不能确定原告向胡香连交付购房款15万元的事实。原、被告均认可2019年2月14日，被告向胡香连转账5万元，胡香连出具定金的收条。原告陈述，其委托陶莉付了胡香连7万元定金（陶莉在2019年2月14日通过浦发银行转账2万元，支付宝转账5万元），原告方及被告均在2019年2月14日分别向胡香连转账，被告也只认可原告的出资款为7万元，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情况。陶莉在2019年1月31日转账的5万元，附言未注明任何款项，不能证明该笔5万元就是原告的购房出资款。2019年2月25日，陶莉虽然也向胡香连转账1万元和2万元，也备注“房款”，因项某的出资款可能通过原告严厚平向胡香连交付，故不能确认该3万元款项是原告的出资款还是项某的出资款。第三，原告陈述其本人出资4,200元来源于税费19,547.88元，没有相应证据佐证，且有些陈述自相矛盾。原告陈述其出资4,200元来源于其女友陶莉交了19,547.88元税费，两笔款项数目不一致。关于《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商铺过户的税费22,200元如何承担，原告陈述没有具体协商如何分担，原告方缴纳的19,547.88元抵扣他欠被告2万元，相当于被告出资2万元。如果按照原告陈述，陶莉缴纳19,547.88元算作被告的2万元出资，原告的4,200元出资又从何而来？本院认为，原告关于其出资4,200元来源陶莉所交税费的陈述，相互矛盾，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第四，原告陈述被告共出资7.8万元，原、被告对其中被告转账胡香连的5万元均无异议，但被告对原告陈述的被告出资2.8万元有异议，原告没有提交其他相应证据佐证。具体说，1、法官询问三方如何出资时，原告陈述因原告欠被告2万元，结算时原告帮被告出2万元（故原告不再欠被告2万元），但原告没有提供有关证据证明他向胡香连交付被告出资的2万元，被告否认原、被告双方抵扣2万元的事实。2、如果按照原告后来的陈述，陶莉缴纳19547.88元算作被告的2万元出资，原告之前还陈述自己出资的4200元来源于陶莉交的税费，原告的陈述前后矛盾。原告陈述被告通过支付宝向胡香连转账8000元，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证人项某陈述为被告仅出资7万元与原告陈述不一致。综上，原告陈述被告共出资7.8万元，无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定。第五，从常规房屋买卖流程看，为了保护自身权益不受损害，合伙买卖方一般应在商铺过户前签订有关合伙购房协议，但本案中，原告、被告、项某却在2019年3月1日办理商铺过户手续50余天后即2019年4月22日才签订《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对此，原、被告当庭均陈述，签订《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的目的是以涉案商铺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而后归还胡香连的购房欠款，被告还陈述，《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约定的原告、被告出资情况是原告自己编纂的，《收条》也是应付贷款，以协议约定的《欠条》为准。因此，原、被告等人签订《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约定的三方出资情况不一定是原告、被告、项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的实际出资情况与《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约定的各方出资情况不一致。第六，反观被告关于原、被告出资情况的陈述，其陈述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反反复复的情况，大部分事实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1、关于原、被告各方的出资情况，被告陈述其共出资187567.5元，其中：①2019年2月14日，被告向胡香连转账5万元并作为定金，该事实有转账凭证及胡香连的收条为证，原告无异议；②2019年3月1日，被告向胡香连交付现金117100元，该事实有胡香连在庭审中电话承认被告向其转账5万元、现金交付10余万元予以证实；③2019年3月4日，被告因领取房产证支付500元，该事实有庭后被告提交支付宝转账凭证为证。特别说明一点，被告陈述共交纳税费19967.5元，被告提交已税通知单、税务发票等证据，但未提交支付凭证，本院认为，因涉案商铺登记被告为所有权人，被告保管已税通知单、税务发票等证据比较合理，但被告未提交相应支付凭证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费用一定是被告交纳，原告提交的陶莉向陈志林转账共计19547.88元，支付时间和金额与已税通知单载明的时间和金额相互吻合，该笔款项由原告方缴纳更为可信。2、关于被告向胡香连出具142900元的《欠条》，被告陈述，商铺价48万元，原告出资7万元，被告向胡香连支付定金5万元和现金117100元，项某出资10万元，故被告向原告出具142900元的《欠条》，2020年4月21日，被告向胡香连的弟弟转账支付142900元，被告的陈述有其他证据佐证，基本能相互吻合。二、关于原、被等人购买的商铺再次出售后，原、被告、项某以及胡香连是否承担亏损及亏损金额的问题。首先，《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第四条第三点约定，“商铺出售盈亏按三方购商铺所出资本金比例分摊。”《三人合伙购房协议》只约定，商铺出售盈亏由原告、被告、项某按出资比例承担，并没有约定胡香连承担所有权为被告的商铺出售后的亏损；其次，胡香连将商铺出售给原、被告等人，原、被告等人未付清购房款，为此被告向胡香连出具《欠条》，胡香连可以直接向被告催取尾款，没有必要再去承担亏损，原告陈述胡香连承担被告商铺出售后的亏损2.5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三，按照《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约定来计算，原告出资占比30.71%，被告出资占比15.53%，项某出资占比19.91%，欠胡香连17万元占比33.85%（该部分的亏损由谁来承担不明确），原、被告等人的商铺售出总亏损32200元（购房总价502200元-售出总价470000元），如果按出资比例分摊，原告应亏损9888.62元，被告应亏损5000.66元，项某应亏损6411.02元，欠款部分的亏损应为10899.7元。但是，原告诉状上的诉请没有体现承担亏损，庭审中原告才表示自愿承担4200元售房亏损，但没有说明4200元亏损如何计算，证人项某则陈述承担4000元亏损，他们陈述的亏损与《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约定的应承担亏损并不一致，同时，项某陈述被告向黄立芳（项某的公公）转账94000元与被告实际向黄立芳转账96200元也不一致。综上，关于商铺再次出售后各方是否承担亏损及亏损金额，原告的陈述、证人项某的证言与《三人合伙购房协议》的约定是相互矛盾的，故对原告、项某关于承担亏损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原告出资购房款7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原告虽然提供了其本人陈述、《三人合伙购房协议》、《收条》、转账记录、不动产权证书、房地产出售（转让）已税通知单、不动产买卖合同一份、证人项某的证言、《欠条》复印件等证据，审判人员依法并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原告提供的诸多证据之间相互矛盾，特别原告的陈述反反复复，前后矛盾，疑点重重，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三人合伙购房协议》、《收条》载明原告出资15.42万元以及被告收到原告的15.42万元并不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因购买商铺实际出资15.42万元，更不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出资款15.42万元，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其出资购房款7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严厚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元，减半收取825元，由原告严厚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同时向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账号：36×××14，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江西省上饶市饶东支行，户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案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判决规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判员 黄  安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诸葛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