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再168号抗诉机关：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玉荣，女，196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宁都县。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沈旺生，男，1966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宁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林，男，住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系沈旺生表弟。一审被告：熊辉生，男，196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宁都县。申诉人郭玉荣与被申诉人沈旺生、一审被告熊辉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7民终5316号民事判决，申请检察监督，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赣检民（行）监［2019］3600000025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20）赣民抗1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王华、检察官助理周慧琴出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7民终5316号民事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认定本案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适用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此前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关于以个人名义出借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相抵触。2018年1月18日以后审理的案件应当以后一个《解释》为准。本案中，沈旺生于2018年8月13日起诉熊辉生，法院依法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进行审理。（二）本案中，债权人应当对本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举证责任。熊辉生于2015年1月23日和3月26日分别向沈旺生借款20万元，该债务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沈旺生主张该债务是熊辉生和郭玉荣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即应当由沈旺生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三）二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认定：“郭玉荣与熊辉生未举证证明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该约定被第三人所知晓，故应当认定熊辉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出借款项而获得的财产收益归其与郭玉荣共同所有，熊辉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出借款项所负之债也应当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该判决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适用法律错误。郭玉荣申诉称，（一）熊辉生与沈旺生之间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沈旺生答辩称，本案一、二审判决正确、合法。二、熊辉生为熊红英担保150万元债务，说明有经济上的往来，他们一起合伙做生意。郭玉荣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务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不具有普遍性，本案应审查是否与夫妻共同生活相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也是审查是否与夫妻共同生活相关，是否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熊辉生与熊红英有经济往来，是一起合伙做生意，熊辉生、郭玉荣夫妻应该共担经营风险，郭玉荣一直知道熊辉生与熊红英在做生意。熊辉生答辩称，一、二审相关的所有材料都已经上交。我本与沈旺生不熟，是我同事邓秋成介绍给我的，当时我担保了一笔款项，担保公司天天到我公司闹，我就问同事有没有人可以借款，我同事就介绍了沈旺生给我，他当时借了40万元给我渡过难关，这个钱我确实至今也没有还。熊红英本来与我没有关系，她当时来宁都做林木生意，因为都姓熊，所以大家走得比较近，2014年熊红英请我担保一笔款项，我认为风险很大一开始拒绝了，后来熊红英把很多抵押物及材料都给我看了，我也去当地考察了，所以我最后同意担保150万元，本来要求我和我老婆郭玉荣两个人签字，因为我老婆拒绝签字，所以熊红英与担保公司协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签字。实际上，我这几年一直在跟着熊红英，努力把贷款的钱接回来，把款项还给沈旺生。郭玉荣与这笔借款毫无关系，郭玉荣也毫不知情。沈旺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40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欠款之日至2018年8月13日止的利息114,800元（按月利率0.7%计算），之后利息按同利率支付；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熊辉生于2015年元月23日和3月26日分别向原告借款20万元，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上述借款转到了被告熊辉生的银行账户中。两笔借款共计40万元，被告熊辉生于2015年3月26日出具了借条一张给原告，借条中写明“今借到沈旺生人民币肆拾万元正、2015年元月23日转入20万元、3月26日转入20万元。”借款当时双方口头约定短期周转，因而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借款期限。该款后经原告多次催收，其中，自2016年5月3日起，原告还通过手机短信向被告熊辉生催收，但被告至今未将借款偿还原告，原告无奈，遂诉至一审法院。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借条、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手机短信，以及原、被告的陈述等予以佐证。其中，借条和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系原件，手机短信与手机中的内容也核对一致，被告无证据证明以上证据不具真实性，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及其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应当偿还。对不定期借贷，贷款人可要求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偿还借款。故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的请求正当合法，应予支持。对不定期无息借贷，贷款人可要求借款人自催告后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本案中，借款时虽然未约定借期和利息，但是，有证据证明自2016年5月3日起，原告向被告催收过借款，故原告关于利息的请求正当合法，应予支持，但利息仅能自原告向被告催收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被告关于本案不应计算利息的抗辩意见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借款的目的问题。首先，原告陈述被告熊辉生借款时称用于周转，否认借款时熊辉生对原告说过用于代他人偿还担保公司的借款。而且，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借款时曾向原告说明过借款用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对此举证不能。其次，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可见，被告转账给他人的时间与原告借款给被告的时间不一致。而且，货币是种类物。根据被告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熊辉生代他人偿还担保公司借款的款项来源于原告的贷款。再次，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以熊辉生个人名义出借给他人的款项属于其个人贷款还是夫妻共同贷款，仅凭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和“熊红英”的借条和书面证明，不足以证明以熊辉生个人名义出借给他人的款项属于其个人债权而不是夫妻共同债权。关于本案债务是否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郭玉荣是否负有共同偿还义务的问题。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而本案债务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两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债务原告已与被告熊辉生约定为熊辉生的个人债务，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知道两被告是否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而且，两被告事实上也无夫妻财产分别制这样的约定。第二，被告熊辉生是分两次向原告借款的，每次借款20万元。而被告熊辉生借款时为某局主要领导，其妻也是公务人员，对这样的家庭，20万元也不算是数额巨大，应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第三，被告家庭夫妻关系一直和睦，夫妻关系正常，被告熊辉生作为一家之长，又是领导干部，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借贷行为系代表家庭和夫妻的共同借贷行为。第四，根据证人“熊红英”的借条来看，其向熊辉生的借款数额为264万元，如果认定此为向熊辉生的个人借款，那么，按照正常的收入来计算，熊辉生个人不太可能有如此巨额的存款。而且，根据手机短信内容来看，熊辉生在出借巨额资金未收回的情况下，还有资金投资做项目，可以推定借款和投资做项目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出借和投资，故被告关于熊辉生向原告借款系用于代他人偿还担保公司的借款，属熊辉生的个人债务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第五，正如前面所述，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以熊辉生个人名义出借给他人的款项属于其个人债权而不是夫妻共同债权。第六，本案借贷关系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之前，处理时宜适用此解释之前的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因此，本案债务应属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郭玉荣负有共同偿还的义务。两被告关于本案债务不属于其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郭玉荣不负有偿还责任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被告欠款未还引起本案诉讼，故其应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判决：一、限被告熊辉生、郭玉荣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沈旺生的借款40万元，并自2016年5月3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按年利率6%计付借款利息。二、驳回原告沈旺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48元，减半收取4，474元由两被告承担。郭玉荣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由原审被告熊辉生偿还被上诉人沈旺生借款本息；二、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出台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夫妻双方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本案借款发生于上诉人郭玉荣与原审被告熊辉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被上诉人沈旺生主张债权至今，上诉人郭玉荣与原审被告熊辉生仍是夫妻关系。被上诉人沈旺生向原审被告熊辉生出借的借款未约定利息，而案外人熊红英向原审被告熊辉生出具的借条载明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因上诉人郭玉荣与原审被告熊辉生未举证证明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该约定被第三人所知晓，故应当认定原审被告熊辉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出借款项而获得的财产收益归其与上诉人郭玉荣共同所有，原审被告熊辉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出借款项所负之债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审判决上诉人郭玉荣偿还借款本息于法有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77元，由上诉人郭玉荣承担。本院对原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进行举债是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涉案借款40万元数额较大，在郭玉荣与熊辉生并未购置大额财物的情况下，熊辉生以个人名义所借该款项显然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因此，虽然40万元债务是在郭玉荣与熊辉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但是否属于郭玉荣与熊辉生的夫妻共同债务，最根本的问题便是涉案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沈旺生应负举证责任，但沈旺生在本案中显然举证不能，对此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郭玉荣以涉案债务40万元不属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不承担清偿责任理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郭玉荣的申诉请求成立。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7民终5316号民事判决和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法院（2018）赣0730民初2329号民事判决；二、限熊辉生在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偿还沈旺生的借款40万元，并自2016年5月3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按年利率6%计付借款利息；三、驳回沈旺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77元，共计11,851元，由熊辉生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雪林审判员  黄伟武审判员  闵遂赓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胡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