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2524民初159号赵寿康，男，1942年8月16日生，汉族，住红河州建水县第二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芬，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云，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住所地：曲江镇曲江新街。负责人：周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荣芳，系云南毛荣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赵寿康与被告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以下简称曲江镇缝纫社）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寿康未到庭参加诉讼，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云代为出庭，被告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的负责人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荣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寿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继承其母亲马文珍在被告曲江镇缝纫社的财产份额；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曲江镇缝纫社为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马文珍为缝纫社原社员，于1955年入社，1981年退休，2008年去世，原告为马文珍之子。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于1955年成立，成立时名称为曲江服装社，1982年2月25日建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建工集字第42号核发了缝纫社的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为“曲江公社缝纫社”。1990年换发了营业执照，1998年变更负责人为周某。2014年12月5日，建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名称为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类型为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缝纫社成立时社员马文珍、马文珍、陈秀芬、刘秀玉、贾义和、谭惠琼、汤家芬、魏从汤、欧尧仙为创始人，后招工转社顶班者为：李明仙、张文珍、魏廷科、梁金明、屈维萍、陈映武、胡萍、李翠仙、朱翠红、朱翠华共十九人。创始社员以现金、物品方式出资，其中原告父母出资为缝纫机、裁剪板、裁剪刀等缝纫工具。经营过程中创始社员于1970年及1971年购入位于建水县曲江镇两宗土地及房屋，土地使用权面积为821.43平方米。1980年6月9日，工业企业普查时登记缝纫社1977年总产值为23721.44元，1978年总产值为20107.07元，1979年总产值为20672.97元，1980年末股东资产净值为17782.17元。1982年2月25日建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建工集字第42号核发了缝纫社的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为“曲江公社缝纫社”。1990年申请换发了营业执照，1998年变更负责人为周某。2011年11月16日缝纫社对其名下土地房产办理了建国用（2011）第547号、548号土地使用权证书，2012年4月5日办理了建水县房权证曲江镇字第**、20××67号房屋所有权证书。2014年12月5日建水县公司行政管理局核发了缝纫社的营业执照，名称为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类型为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缝纫社自20世纪80年代停止经营活动未有任何经济收入，缝纫社现有固定资产均属于原告母亲马文珍等原始社员取得，与1970年后进入的职工无关。原告母亲马文珍1980年5月26曰退休后，自1993年在企业办主任张福中关心下，缝纫社分给马文珍一间房。2008年原告母亲去世，原告一直使用房屋至今。2003年3月15日，原告与缝纫社全体职工达成《曲江镇缝纫社解决死亡老职工暂时处理问题会议纪要》：“一、赵寿康母亲在死亡之日起半个月内送葬出去，即3月23日。二、赵寿康母亲按现有职工享有缝纫社现有财产的分配权，赵寿康以死亡职工之家属身份参加缝纫社遗留问题解决。”2003年3月17日《曲江镇缝纫社解决职工遗留问题职工民主会会议纪要》中：“一、赵寿康按2003年3月15日协商结果，在半个月内送葬，即2003年3月23日前；二、为明确缝纫社的资产，必须对缝纫社现有资产进行清产核资，经职工讨论后合理解决职工的后顾问题，无论是正式职工或病亡职工家属有权参加集体解决。”会议纪要形成后，周某未按会议纪要解决问题，对死亡职工家属未做好安置也未对缝纫社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原告多次向被告和政府相关部门主张自己在缝纫社的相应权利，被告均未予明确答复，政府主持过数次会议未果。2017年，被告曲江镇缝纫社负责人周某未经全体职工同意擅自将缝纫社名下土地［建国用（2011）第547号、548号］和地上房屋［建水县房房权证曲江镇字第**、0××67号］出售给第三方，原告得知后向曲江镇企业办反映情况，曲江镇企业管理办公室于2017年12月8日向缝纫社发函，通知缝纫社因缝纫社资产尚存在争议，分配方案不明确，暂停对曲江镇缝纫社房屋出售的相关事宜，待曲江缝纫社房屋无争议及房屋出售后资产分配方案明确时，再根据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处置。否则，出售人承担因此产生的矛盾纠纷及法律后果。经多方多次长期协商，原被告关于缝纫社的纠纷一直未得到解决。原告认为，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为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四条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原告母亲马文珍以实物出资入股成立曲江镇缝纫社，经营过程中与全体社员共同劳动，共同享有盈余。依据《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原告作为马文珍的儿子，其依法享有母亲马文珍在曲江镇缝纫社中的财产份额。且根据2003年3月15日《会议纪要》，马文珍享有曲江镇缝纫社的财产分配权；根据2003年3月17日《会议纪要》，曲江镇缝纫社的事项无论是正式职工或病亡职工家属有权参加集体解决。而被告一直未明确原告继承其母亲应享有的财产份额，也未按照约定保障原告在缝纫社事项中参与集体解决的权利，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另外，被告作为集体性质企业，被告未经全体职工讨论决定，擅自将曲江镇缝纫社名下资产出售，侵犯了全体职工的所有权，原告及全体创始人不同意将资产出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曲江镇缝纫社辩称，一、就诉讼程序而言，被答辩人提起的诉讼不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明确规定了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其中第一款第（三）项即规定了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之于被答辩人诉求继承的其母“在被告的财产份额”，显然不符合该法定起诉条件。另外，被答辩人诉求的内容归根结底还是指向本集体企业资产的处置和分配，同样不符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的起诉条件。二、就当事人主体资格而言，答辩人无法成为继承纠纷中的适格被告。民事诉讼解决诉讼当事人之间因特定法律关系所发生的纠纷，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具有相互对应的继承权利义务关系，不能成为继承纠纷中的对应当事人。被答辩人将答辩人列为其所主张继承案件中的当事人，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0条“继承诉讼开始后，如继承人、受遗赠人中有既不愿参加诉讼，又不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不再列为当事人”的明确规定。三、就实体权利而言，被答辩人的诉称事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缺乏予以支撑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诉讼期间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1.被答辩所谓社员出资并购入土地和房屋、其母享有答辩人财产份额等诉称事由均违背客观事实：原曲江缝纫社成员的所有出资（包括实物在内）于1978年10月30日已经进行了全额清退，曲江缝纫社至此无成员出资；曲江缝纫社土地使用权基于国家对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鼓励和扶持而划拨得来；处置曲江缝纫社全部资产安置职工不仅通过职工大会作出决议，而且在2014年至2016年间得到镇、县两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的多次批复。2.《民法总则》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即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既然，相关批复明确界本企业职工是处置资产所针对的安置对象，那么，此前已故人员民事权利义务已随其死亡而终止，无法享有和接受现资产处置带来的被安置权利。3.《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分别明确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曲江缝纫社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在未依法资产处置分配前，任何个人不享有具体份额；姑且抛开被答辩人无权向答辩人主张继承不谈，其对被继承人2003年死亡时遗留在答辩人处的个人合法财产负有举证义务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被答辩人据以支撑其诉讼主张的2003年会议纪要或协议，是赵寿康在其母去世后，非但不履行安葬义务反而并将母棺摆放于集体所有的铺面里要挟答辩人之情形下，应急而生，并不具备当事人达成合意的自愿、合法条件；而且，该协议或会议纪要的内容已经先后被2013年4月6日、2016年3月2日两次职工大会所通过的、未引发争议并已实际得到批准和执行的一致决议所取替；何况，被答辩人现以2003年发生且被取替的事由主张本案权利、2003年被继承人死亡至今提起继承诉讼，均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被答辩人的起诉及诉讼请求均分别符合应依法予以驳回的相应法律规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成立时名称为曲江服装社，后更名为曲江缝纫社，其类型为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至今仍为存续状态。原告赵寿康系被告方原职工马文珍之子，马文珍等十五人于1955年自凑资金，自带设备成立经营。后周某等人于1965年后陆续进入缝纫社，于1978年10月30日缝纫社将职工股金进行了退还，因改革开放缝纫社经营情况不佳，各成员开始自谋生路，老职工先后去世，于1993年入不敷出自行倒闭，1998年周某经工商变更成为曲江镇缝纫社负责人，该企业虽登记存续，但未实际经营。2003年3月8日原告赵寿康母亲马文珍去世后，曲江镇缝纫社在乡镇及社区领导组织下，于2003年3月17日就如何解决缝纫社职工遗留问题召开了缝纫社全体职工民主会议并达成协议：一、赵寿康按2003年3月15日协商结果，在半个月内送葬，即2003年3月23日前；二、为明确缝纫社的资产，必须对缝纫社现有资产进行清产核资，经职工讨论会公平、合理解决职工的后顾问题，无论正式职工或病亡职工家属有权参加集体解决。2011年11月16日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将建水县曲江镇新下街土地两宗向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了建国用（2011）第547号、548号土地使用权证书，曲江镇曲江路36号房屋、曲江镇曲江路房屋2012年4月5日办理了建水县房权房权证曲江镇字第**、××67号房屋所有权证书。2013年4月6日由曲江镇缝纫社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讨论决定了《建水县曲江缝纫社财产处理预案》，并于2013年6月1日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向建水县曲江镇人民政府请示对其单位财产进行公开拍卖分配，后经曲江镇人民政府向建水县人民政府请示，由建水县人民政府转相关部门提出意见后同意处置集体资产，因曲江镇缝纫社属集体单位，处置收入不上缴国库。后于2015年7月24日经曲江镇人民政府曲政复［2015］1号批复同意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按照2013年4月6日全体职工大会通过并签字的财产处理要求，将曲江镇缝纫社的财产进行处理来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之后，曲江镇缝纫社于2016年3月2日再次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讨论并形成了财产处理方案，因缝纫社集体房屋多数都在部分职工及子女手中管理使用，曲江镇缝纫社于2016年9月21日以物权保护纠纷向本院提起八件诉讼诉讼分别要求收回赵寿康、崔中元、贾连明、贾亚州、谭惠琼、童天庆、魏从汤、赵寿康、朱翠红占用的集体房屋。因房产存在争议且正在诉讼过程中，曲江镇企业办作为曲江镇缝纫社的主管部门，于2017年12月8日向缝纫社负责人周某送达书面通知：由于缝纫社的财产尚存在争议，暂停对曲江镇缝纫社房屋出售，待曲江镇缝纫社房屋无争议即房屋出售后资产分配方案明确时，再根据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处置。所有案件一审上诉，二审判决、调解后，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于2019年7月1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收回房屋，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执行完毕。曲江镇缝纫社于2019年8月29日将曲江镇曲江路36号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538.62平方米，土地面积600.10平方米）以7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欧红柱、周美华，于2019年10月9日将曲江镇曲江路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113.38平方米，土地面积147.60平方米）以14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朱翠红、李家生、吴桂萍、赵家碧。以上两处房地产买受人欧红柱、朱翠红、吴桂萍等人已过户并办理不动产证，且欧红柱、周美华已对买受房产拆除重建。从2013年建水县人民政府批转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行业权限处置曲江镇缝纫社资产至2017年12月8日曲江镇企业办向曲江镇缝纫社发出暂停出售房产的书面通知延续情况来看，对曲江镇缝纫社资产处置问题一直处于政府主导状态。曲江镇缝纫社在出售房地产后，在未形成具体的分配方案并报经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在缴纳税收、土地出让金后，以退股金、分红的形式以及补发1993年至2013年生活费的形式对部分出售资金进行了发放。原告赵寿康因对曲江镇缝纫社对集体资产处置分配方式持有异议，以要求继承其母亲马文珍在被告曲江镇缝纫社的财产份额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以其母亲马文珍为曲江镇缝纫社原始职工，系该集体组织积累资产共有人，被告建水县曲江镇缝纫社在集体企业进行解散清算过程中处理集体资产后未明确其母亲马文珍应享有的财产份额，且未保障原告在缝纫社事项中参与集体解决的权利。因马文珍已故，原告认为自己有权继承母亲马文珍对被告资产的共有份额，被告在解散过程中处置集体资产和分配过程侵害了原告母亲对被告集体积累资产的共有权及原告的继承权。经审理查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实际系对曲江镇缝纫社在解散过程中的集体资产的处置分配争议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赵寿康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原告赵寿康。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重播审 判 员  沈鹏飞人民陪审员  李应福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万宇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