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45563号原告：乌鲁木齐浙天鸿星电缆桥架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米**卡子湾**工业园东诚信废旧钢材市场南首场地。法定代表人：蒋尚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雷，北京格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塔院志新村**飞利信大厦。法定代表人：曹忻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雅倩，女，199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乌鲁木齐浙天鸿星电缆桥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天鸿星公司）与被告北京飞利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天鸿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雷，被告飞利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雅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天鸿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飞利信公司立即向浙天鸿星公司支付剩余货款69296．85元；2．案件受理费由飞利信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9月21日，浙天鸿星公司与飞利信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由浙天鸿星公司供应桥架材料价款为384558．66元。2016年1月14日，双方又签订《采购合同》，合同价款为68430元。合同签订后，浙天鸿星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供货义务，并按照实际供货金额给飞利信公司开具了全额发票，飞利信公司通过电汇方式分三次向浙天鸿星公司的开户行账户支付了383691．81元，剩余货款69296．85元，至今未付至浙天鸿星公司公司开户行账户。浙天鸿星公司向飞利信公司索要上述剩余货款，2018年7月16日，飞利信公司《回函》称，对于有争议的尾款已通过支票的方式支付了浙天鸿星公司，不存在合同尾款未付的情况，故发生争议诉至法院。补充一点事实：韩召亮系经营螺丝的商户，与浙天鸿星公司同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华联市场经营，2017年9月韩召亮撤店离开市场，2015年9月份浙天鸿星公司经过韩召亮介绍与飞利信公司签订了两份购货合同，韩召亮与浙天鸿星公司约定浙天鸿星公司将货物发给飞利信公司，飞利信公司将货款打入浙天鸿星公司公司的账户，扣除货物的成本价、税金以后所得利润是双方均分，目前浙天鸿星公司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剩余尾款飞利信公司一直未支付。飞利信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浙天鸿星公司的诉讼请求。对于浙天鸿星公司要求支付的剩余合同款，飞利信公司在浙天鸿星公司的要求下已经以支票的形式支付，2018年5月4日第一次开具支票，因浙天鸿星公司支票到期未兑付，飞利信公司又重新开具了支票，支票号23600133，抬头为浙天鸿星公司，且经向银行查询，此支票已经被浙天鸿星公司背书转让，该笔款项已经于2018年5月22日从飞利信公司账户划走，浙天鸿星公司与飞利信公司签署的两份合同中并未约定飞利信公司必须将合同款支付至浙天鸿星公司的开户行账户。此外，浙天鸿星公司2018年7月1日发出的催款函称浙天鸿星公司联系韩召亮询问此笔尾款结付情况，韩召亮称因缺飞利信公司一位领导签字，至今未付款，此项明显与事实不符。截止2018年7月1日浙天鸿星公司并未更换授权代表，综上，浙天鸿星公司已经收到飞利信公司支付的剩余合同款不存在未收款情况，属于浙天鸿星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飞利信公司无关。双方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21日，飞利信公司（甲方）与浙天鸿星公司（乙方）签订《采购合同》，甲方向乙方购买防火桥架等设备，合同总价款384558．66元。双方约定付款方式：货物全部送达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额的50%，即192279．33元，下批货物到现场后，甲方支付乙方32．87%，即126404．43元；剩余17．3%作为质保金，待甲方米泉基地集资建房项目弱电智能化项目验收合格后1月内付清。乙方付款信息：开户行：乌鲁木齐米东区天山农村商业银行十三户支行，账号：XXXX。飞利信公司与浙天鸿星公司签章确认，甲方代表宋佳豫，乙方代表韩召亮分别签字确认。2016年1月14日，飞利信公司（甲方）与浙天鸿星公司（乙方）签订《采购合同》，甲方向乙方购买防火桥架、壁装支架、吊筋、桥架等设备，合同价款68430元。双方约定付款方式：货物全部送达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额的95%，即65008．5元；剩余5%作为质保金即3421．5元，待甲方米泉基地集资建房项目弱电智能化项目验收合格后一年内付清。乙方付款信息：开户行：米东区天山农村信用社，账号XXXX。合同落款处甲方代表牛思宇签字确认、乙方代表写明为韩召亮，飞利信公司与浙天鸿星公司签章确认。飞利信公司提交的北京银行对账单显示，2018年5月22日其账户有一笔69296．85元的款项支出。2018年7月1日，浙天鸿星公司向飞利信公司发出《催款函》，称并未收到69296．85元尾款，浙天鸿星公司联系韩召亮询问此笔尾款的给付情况，韩召亮称因缺飞利信公司一位公司领导签字，至今未付款。2018年7月16日，飞利信公司回函称已经履行完付款义务。诉讼中，飞利信公司提交了其于2018年6月16日向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申请查询2018年5月22日支票（支票号23600133，支票金额69296．85元）的划款交易情况。2018年6月28日，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回复称：经查票号23600133，支票金额69296．85，票面收款人为浙天鸿星公司，经背书转让，最终收款人为董少晃。经本院向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查询上述支票信息，查询结果显示上述支票的收款人为浙天鸿星公司，背书处加盖浙天鸿星公司财务章及“蒋尚强”人名章，由浙天鸿星公司背书转让给董少晃，最终收款人为董少晃。对于上述证据，浙天鸿星公司称支票上背书人的章即浙天鸿星公司的财务章与人名章均与公司印章不符，并为此提交了其公司的银行印鉴卡、收据等。飞利信公司认可浙天鸿星公司提交的印鉴真实性，但认为飞利信公司已经将转账支票交给了浙天鸿星公司的授权代表韩召亮。诉讼中，飞利信公司提交了飞利信公司工作人员与韩召亮、杨园园的微信聊天记录、北京银行转账支票，证明飞利信公司按照韩召亮的要求以支票的形式支付合同尾款69296．85元，2018年5月7日“厂商韩召亮”在微信中称收到支票，2019年12月3日，飞利信公司人员微信称：“韩召亮，您好，再次联系您是因为浙天鸿星仍在找我们飞利信，起诉飞利信要剩余款项，我们飞利信不想牵扯您与浙天鸿星的债务纠纷，当时剩余款项按您的要求给开的支票，寄给了您说的杨园园，您是不是已经收到了”，“厂商韩召亮”回复称：“我已收到，这个跟你们公司没有认可关系。合同已终止，跟他们公司没有一点关系”。飞利信公司主张备注名为“厂商韩召亮”的微信头像照片即为韩召亮本人。诉讼中，飞利信公司出示了上述证据的原始载体，浙天鸿星公司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否认授权韩召亮代收货款，但认可微信头像照片中的人是韩召亮本人。诉讼中，浙天鸿星公司提交了三份电汇凭证，证明飞利信公司曾三次使用电汇方式向浙天鸿星公司付款，是双方的交易惯例。飞利信公司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并不认可是交易惯例。以上事实，有浙天鸿星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电汇凭证、回函、银行印鉴卡、收据，飞利信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对账单、银行查询情况、催款函等证据及本院依法调取的支票查询结果、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浙天鸿星公司与飞利信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反映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飞利信公司是否已经完毕尾款69296．85元的付款义务。浙天鸿星公司主张飞利信公司未支付，飞利信公司辩称已通过转账支票的形式支付完毕。根据调取的银行查询结果，飞利信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开具收款人为浙天鸿星公司的转账支票，该转账支票显示由浙天鸿星公司背书转让给董少晃，最终收款人为董少晃。浙天鸿星公司辩称未收到过支票款项，且背书财务章及人名章均是虚假的。飞利信公司提交的微信证据中显示“厂商韩召亮”在微信沟通中并未否认自己就是韩召亮，且认可收到过支票，飞利信公司主张该人就是韩召亮，浙天鸿星公司虽表示无法确认是否是韩召亮的微信，但认可头像照片中的人即为韩召亮本人，故从聊天内容及头像照片可以认定该微信即为韩召亮的微信，根据微信内容，本院认定飞利信公司已经将涉案支票交付给韩召亮。韩召亮作为浙天鸿星公司合同签署的代表人，其收到支票代表浙天鸿星公司收到了支票，浙天鸿星公司有关未授权韩召亮代收货款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涉案支票在形式上经由浙天鸿星公司背书转让票据权利，本院认定飞利信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尾款给付义务，浙天鸿星公司有关涉案支票的背书财务章及人名章为虚假的主张不影响本院上述认定。浙天鸿星公司为此而产生的货款损失可另行通过民事或刑事途径主张相应权利。综上，浙天鸿星公司要求飞利信公司支付合同尾款69296．85元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乌鲁木齐浙天鸿星电缆桥架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32元，原告乌鲁木齐浙天鸿星电缆桥架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照普通程序的交费标准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邢玉明审 判 员  方 洁人民陪审员  张金海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文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