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66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浩，男，197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涛，贵州法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广电致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青云路******。 法定代表人：王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昌荣，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舒，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萍，女，197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清镇市。 一审第三人：贵州致远利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南环线与中曹司大桥交叉处 法定代表人：黄浩，该公司执行董事。 一审第三人：贵州致远翼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孟关乡汽贸城内 法定代表人：黄浩，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黄浩因与被申请人贵州广电致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致远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萍，一审第三人贵州致远利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利信公司）、贵州致远翼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翼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民终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黄浩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对合同约定的资金支持义务与承包收益金之间的法律因果关系认识和适用错误，进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2013年9月15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明确约定广电致远公司负有资金支持义务，即解决致远利信公司、致远翼腾公司银行还贷周转金的义务，以及主导和解决两公司经营所需各类资金的义务；2.2013年9月15日，黄浩与广电致远公司签订关于致远利信公司的《经营目标协议书》，再次明确了广电致远公司的资金支持义务，该《经营目标协议书》是在《股权转让协议》基础上签订，二者是一个整体。根据《经营目标协议书》2.2.4项的约定，广电致远公司的资金支持将左右目标公司经营状况及获利，是黄浩向广电致远公司支付每年1000万元承包收益金的前提与基础；3.黄浩转让股权的原因就是由于资金短缺及广电致远公司能够解决资金问题，股权转让时的目标公司，因资金不足严重限制其发展。正因为广电致远公司承诺解决急需的资金并提供资金支持，黄浩才会低价转让自己持有的股权；4.致远利信公司2014年至2016年的资金缺口为21990.3万元，原审法院均已查明并确认，足以反证广电致远公司没有履行约定的资金支持义务；5.广电致远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均认可其负有资金支持义务，对这一关系到黄浩是否应当支付承包收益金的自认事实，二审法院作出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二）广电致远公司违反约定干预黄浩的经营管理，依约只能按持股比例和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分配利润或承担亏损。按照双方约定，黄浩在2013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期间，黄浩对目标公司享有独立完整的经营权，包含人事、财务方面独立的自主权利。原审法院已经查明，广电致远公司构成对《经营目标管理协议书》1.1、1.2、1.3款的违反，而依据前述协议1.4款之约定，违反1.1、1.2、1.3款中任一款约定，不能保障广电致远公司年付最低税后利润或者收入的，股东按照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分配利润或者承担亏损，二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三）广电致远公司并未按约履行广告宣传支持义务。广电致远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经营目标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予以广告宣传支持，二审法院将致远利信公司按正常市场行情进行广告投放的行为认定为广电致远公司已经依约履行广告宣传支持义务错误。（四）黄浩于2014年6月起就丧失了对致远利信公司的独立财务支付权。根据贵州大众广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广播公司）下达给致远利信公司的《关于强化贵州广电致远投资管理公司及其控股企业财务监管工作的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致远利信公司单笔超过5万元的款项支付均需经大众广播公司总经理批准方可支付，黄浩自此失去独立财务支付权，严重影响了黄浩经营目标的达成。2015年4月13日，致远利信公司的出纳人员向大众广播公司财务人员移交了法定代表人印章一枚和致远利信公司网银U盾6枚，黄浩完全丧失了独立财务支付权。（五）广电致远公司董事会成员于2016年2月28日向致远利信公司的监事发出的标题为《关于贵州广电致远投资公司在致远利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资金占用费用及应分配利润的报告》的电子邮件载明，广电致远公司收购致远利信公司51%股权的5000万元收购资金实际是以致远利信公司名义融资获得，该笔融资所产生的财务费用已达1115.81万元，二审判决未作抵扣，依照《经营目标协议书》第2.2.3项的约定，该笔代为垫付的财务费用最终应由广电致远公司承担。（六）广电致远公司不但未按约履行资金支持义务，反而占用致远利信公司的资金，以及利用其控股股东的身份，通过收取高额利息方式转移了致远利信公司的利润，从而影响了黄浩经营目标的达成。截止2020年7月31日，大众广播公司等从致远利信公司实际收到的利息共计39746263.56元。（七）《股权转让协议》第15.1款约定“本协议满足约定的成立及生效条件、经各方签署和乙方支付首期付款人民币壹仟万元之日起生效”，黄浩于2013年11月11日才收到首期付款，而《经营目标协议书》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生效日期应为2013年11月11日，二审判决从2013年9月1日开始起算承包费系事实认定错误。综上，黄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有权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同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围绕黄浩所提各项再审申请理由，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和《经营目标协议书》中对资金支持义务的约定与承包收益金即约定广电致远公司每年应分得的1000万元税后利润的因果关系问题。2013年9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经营目标协议书》均对广电致远公司对致远利信公司的资金支持义务作出约定，《经营目标协议书》第2.2.4项也约定如果资金上的重大支持致目标公司盈利大幅增长，则按实际持股比例分配利润。但是除此之外，上述协议中没有明确从反面为广电致远公司设定义务，即如果广电致远公司未尽足够资金支持义务就不应取得每年1000万元的承包收益金，只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第9.14条约定广电致远公司如果没有履行提供各类资金融资的义务时“甲方（黄浩）有权提出回购股权要求”。黄浩每年向广电致远公司履行支付1000万元承包收益金的义务系上述协议的核心条款之一，对是否能够支付及支付条件，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简单通过推断得出结论。根据双方的约定可见，黄浩在致远利信公司的出资为440万元，股权份额为92.63%，广电致远公司在公司进行价值评估后以5000万元取得其中51%的股权，其目的就是通过黄浩的经营取得承包收益，实现受让目标公司股权的目的。即使致远利信公司存在资金缺口，广电致远公司也自认负有资金支持义务，但并不能由此推断出黄浩的承包收益支付义务与广电致远公司的资金支持义务存在因果关系。由此，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黄浩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二）黄浩关于广电致远公司干预其经营管理的事实，二审判决已经认定，2016年4月开始黄浩对致远利信公司丧失了完整的独立经营权，故就广电致远公司请求的2016年4月之后黄浩应当支付的承包收益金未予支持。至于黄浩关于广电致远公司违反《经营目标协议书》第1.1、1.2、1.3条的约定、只能按持股比例和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分配利润或承担亏损的主张，黄浩未就该项主张提出反诉，而本案系依照广电致远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二审判决未作认定符合不告不理的原则。 （三）关于黄浩丧失对致远利信公司独立财务支付权的时间问题，黄浩向本院提交的《关于强化贵州广电致远投资管理公司及其控股企业财务监管工作的暂行办法》和《移交清单》并非新证据，黄浩也未提出在再审申请阶段才提交上述证据的合理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此外，二审判决对黄浩独立财务支付权丧失的认定，系以黄浩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为依据，而其当时的证明目的即为其从2016年4月开始丧失了独立财务权、管理控制权，现黄浩又提出于2014年6月即丧失了独立财务权、进而影响其自主经营权，所陈述内容前后矛盾，本院不予支持。 （四）为证明广电致远公司没有按约履行广告宣传义务，黄浩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19日、加盖“贵阳广顺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与大众广播公司交通广播经营部签订的《广告合同》及相应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用以证明大众广播公司给予广电致远公司的广告费折扣与其他汽车公司相同。对此，从时间看，上述证据产生于本案一审诉讼之前，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从内容看，黄浩仅以一份第三方与大众广播公司签订的合同不能证明大众广播公司对致远利信公司没有特别的折扣。《经营目标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同意协调其控股股东贵州大众广播传媒有限公司给予公司宣传上的支持”，并没有就广告投放如何收取费用作出具体约定，对大众广播公司未予折扣是否成为广电致远公司“违反或者违反后短期未纠正足以影响甲方达成目标”的结果，黄浩没有提出证据证明。因此，二审判决根据现有证据材料认定广电致远公司已经依约履行广告宣传支持义务并无不当。 （五）关于广电致远公司经由致远利信公司借款5000万元支付黄浩股权转让款所产生的财务费用问题。由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萍向本院提交的《关于贵州广电致远投资有限公司在贵州致远利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资金占用费及应分配利润的报告》不是新证据，且《经营目标协议书》第2.2.3条约定：“因乙方受让股权的款项人民币伍仟万元实际是以公司名义融资所得，该笔融资款产生的利息等财务费用先由公司支付，最终由乙方承担。双方约定乙方在五年内所获得的年度税后利润或者年度收益总计伍仟万元，按银行约定的方式转换用于还贷。”黄浩向广电致远公司支付承包收益金与广电致远公司向致远利信公司支付5000万元借款利息等财务费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黄浩在本案中提出这一再审申请理由不属于本案再审审查的范围。 （六）黄浩还提出，广电致远公司利用其控股股东的身份转移了致远利信公司的利润，从而影响了黄浩经营目标的达成。对该项再审申请理由，根据黄浩提交的证据材料，致远利信公司产生的大部分利息是在黄浩丧失管理控制权之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致远利信公司的债务与其经营目标不能达成之间的因果关系。且根据原审庭审笔录，致远利信公司接受广电致远公司的控股股东大众广播公司的借款金额不止5000万元，黄浩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由致远利信公司借出就致其经营困难的理由难以成立。至于致远利信公司与控股股东广电致远公司、大众广播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 （七）关于本案每年1000万元利润支付的起算时间问题。《股权转让协议》8.4.1条约定：黄浩保证广电致远公司“在本协议生效后，从2013年9月1日起五年内，每年度按照股比可分得税后利润不低于人民币壹仟万元……”，《经营目标协议书》第2.2.4条约定：“甲方（指黄浩）保证乙方（指广电致远公司）实现在五年内乙方年度税后利润或者年度收益每年为人民币壹仟万元……”该协议第4.2条又特别约定：“本协议规定的‘五年’是指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从2013年9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故关于支付利润的时间起算点问题，《股权转让协议》和《经营目标协议书》的约定不明确，一方面约定了“本协议生效后”，另一方面又约定了“从2013年9月1日起”，二审判决按2013年9月1日作为起算点计算利润支付时间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本案应当立足黄浩与广电致远公司的合同约定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黄浩以因广电致远公司未提供足够资金支持、剥夺其管理控制权为由主张其不应支付承包收益金，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广电致远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向致远利信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但是提供力度是否大到足以令黄浩利用管理控制权实现盈利，就双方所提交证据难以得出结论，这也是非本案所能解决的问题，且也非合同约定的黄浩支付每年1000万元承包收益金的条件。在黄浩个人确已取得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前提下，有对赌性质的《经营目标协议书》本来就充满商业风险。由广电致远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约定相对较为概括，黄浩在签订该份协议之时，既应看到股权转让带来的利益，也应对相关条款的风险予以评估；同时，在签订合同之时，黄浩对于通过贷款方式解决其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并没有提出异议，现其又主张致远利信公司因此背负了债务，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故二审法院判决黄浩支付丧失管理控制权之前的承包收益金不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并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浩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司 伟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孙晓光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王小娟 书记员 罗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