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45440号原告：董杰，男，197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轩，北京市资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钢，北京市资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小飞快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丰智东路********。法定代表人：万乔，董事长兼经理。被告：北京小飞融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丰智东路**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8036v>法定代表人：万乔，执行董事兼经理。被告：万乔，男，1972年1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第三人：施亮，男，197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原告董杰与被告北京小飞快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飞快充公司）、北京小飞融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飞融创公司）、万乔、第三人施亮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轩，被告小飞快充公司、小飞融创公司法定代表人暨被告万乔，第三人施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董杰与小飞快充公司之间的口头出资合同；2.三被告连带返还董杰400,000元整；3.三被告连带赔偿董杰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71,342.47元（利息以40万元为本金，从2016年4月21日起按照6%的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董杰系小飞快充公司软件中心原副总经理，小飞融创公司、万乔以及第三人施亮均为小飞快充公司股东。2016年4月中旬，小飞快充公司以公司发展前景看好为由通过其法定代表人万乔以及施亮与董杰及其他公司高管张绍辉等达成口头出资意向，约定董杰等人分别出资40万元不等认购小飞快充公司股份；其中董杰认购13.33万股(每股人民币3元)以成为小飞快充公司的股东。因当时小飞快充公司声称准备上市，出于简化公司上市工作考虑，小飞快充公司及万乔要求董杰认购的股份暂由施亮代为持有，认购款由施亮代收后承诺入资公司账户；代持期间小飞快充公司及万乔要求董杰暂时放弃该股份的表决权，待小飞快充公司股改之时再将董杰变更为实际登记在册的股东，变更后可按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包括表决权在内的全部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董杰和公司部分员工听信了三被告的愿景描绘和许诺，于2016年4月20日向施亮转账汇款40万元，并一直催促公司办理入资证明手续。董杰事后得知，直到同年7月31日，小飞快充公司、小飞融创公司、万乔才私下向公司张绍辉共同签发了一纸《出资证明》，基本确认了张绍辉与小飞快充公司之间口头出资合同的主要内容。该《出资证明》还特别记载了小飞融创公司、万乔对张绍辉的承诺：“1、小飞快充股改基准日前，将该股份变更为小飞快充的实际股份，投资人成为小飞快充的实际股东，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责任。2、若自出资之日起3年内小飞快充未能上市，投资人可以按照每股3.00元的价格，要求小飞融创、万乔或施亮购买该股份。”但董杰及其他普通员工始终未取得《出资证明》。汇款后，董杰及同时隐名出资的众员工对公司发展愿景充满期待，希望在两三年内实现投资的保值增值。期间，董杰及众隐名股东多次要求小飞快充公司法定代表人万乔确认股改基准日，其总是推托还在进一步融资而迟迟没有下文。令人十分失望的是，由于盈利模式单一且经营管理不善，且万乔作为小飞快充公司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承诺实缴的数千万出资并未实缴到位，部分公司资金或其他股东出资款还被其抽逃或挪用（包括董杰出资的40万元也并未进入公司帐户，而是被万乔挪用），导致小飞快充公司近三年来发展并不理想，至今已到资不抵债、行将解体的地步，小飞快充公司已以公司资金链紧张为由而解除了与董杰及张绍辉等高管及部分员工的劳动合同，让董杰深感回款无望。成为公司隐名股东的前提条件是“依法履行出资义务”，而“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是指将认购股份的出资款转入公司账户。然而，本案第三人收到董杰的认股款之后并未将董杰出资款转存入小飞快充公司账户，而是被万乔挪用，小飞快充公司、万乔至今没有为董杰办理实际入资，也未为此召开过股东会，更未提过要将董杰转为股东一事，董杰根本没有成为小飞快充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小飞快充公司、万乔并未履行口头合同中办理董杰入资事宜的合同义务。小飞快充公司、万乔未实际履行口头合同约定的为董杰办理实际入资的义务，以及三被告迟迟未确认股改基准日并召开股东会将董杰转为登记股东，董杰与其达成口头合同的根本目的未能实现，因此董杰有权要求解除与小飞快充公司的口头出资合同并有权要求三被告连带返还董杰认购费40万元，连带赔偿资金占用期间董杰的利息损失。小飞快充公司、小飞融创公司、万乔答辩称：万乔和第三人之间的40万元借款不成立，没有借款关系，是他们逼迫万乔写的；三被告和董杰之间没有任何股权代持的关系；董杰和第三人的关系与三被告无关；现在董杰提交的证据是他们要挟万乔写的，请求法庭判决无效。施亮陈述称：我是小飞快充公司原始股东、副总经理，万乔作为大股东发起了此次股权认购计划，全过程由他独自发起，我是事后被告知的。我于2015年委托万乔进行过一次为期1个月左右的个人理财行为，万乔在此次理财结束后以短期周转借用的名义扣留了40万元理财本金及收益没有归还我，其后又以各种理由拖欠，并且不给我开具文字借条，直至2016年的员工股权认购。2016年，董杰的入资款，万乔口头告知我会要求董杰转给我以偿还此前万乔欠我的40万元，董杰的股权认购行为由万乔个人筹资解决并承担相应责任。其后万乔继续以各种理由不给我和董杰提供相应的文字证明，直至2018年12月20日，才在针对2016年员工持股行为的一份《退股协议书》中以书面方式确认了4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的转移，退股协议的相关当事人均知晓并一致同意此内容。2018年底，万乔企图强行终止一个运营近一年，有良好盈利预期的项目，并将其转移至其杭州老家，交给其妻子朱华继续运营。其后，万乔在公司多次违反董事会议事规则，私下召开员工大会，以计划开展新项目为借口，告知原有项目将被转移到杭州，凡是不愿意去的员工要么参与新项目，要么将被辞退。这些行为及做法受到公司上下几乎所有人的质疑，万乔从2018年12月开始，逼迫张绍辉、董杰等关键岗位员工离职，作为条件，承诺退还这些关键员工相应的股权认购款并给与辞退违约金。董杰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工商登记注册基本信息和投资人信息页面打印件；2.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3.张绍辉、常国良签署的《出资证明》；4.退股协议书；5.张绍辉、常国良的证人证言。小飞快充公司、小飞融创公司、万乔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材料。施亮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微信记录；2.退股协议；3.董事会决议；4.冯宝山书面证言；5.小飞快充公司名下账户流水；6.小飞融创公司名下账户流水；7.决策委员会备忘录；8.股东会召集通知函。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所提举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小飞快充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万乔、施亮、小飞融创公司均系小飞快充公司股东。小飞融创公司系万乔于2016年3月设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4月17日，董杰通过银行账户向施亮转账36万元。2016年4月20日，张绍辉向万乔转账50万元。小飞快充公司、小飞融创公司、万乔于2016年7月31日共同向张绍辉出具《出资证明》，确认：张绍辉认购小飞快充公司20万股股份（每股作价3元）；该股份通过万乔代为持有；若自出资之日起三年内小飞快充未能上市，投资人可以按照本次每股3元的价格转让该股份，由小飞融创或其实际控制人万乔购买。2016年4月28日至5月3日间，常国良分5次向万乔累计转账45万元。小飞快充公司、小飞融创公司、万乔于2016年7月31日共同向常国良出具《出资证明》，确认：常国良认购小飞快充公司15万股股份（每股作价3元）；该股份通过万乔代为持有；若自出资之日起三年内小飞快充未能上市，投资人可以按照本次每股3元的价格转让该股份，由小飞融创或其实际控制人万乔购买。2018年12月20日，小飞快充公司（甲方）、万乔（乙方）、施亮（丙方）及张绍辉、常国良、井铁军、董杰（该4人合称丁方）共同签署《退股协议书》。主要内容：“丁方4名自然人系甲方骨干员工，于2016年4月20日出资认购甲方北京小飞快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份……其中张绍辉、常国良、井铁军三名自然人所出资金按照出资证明交予乙方万乔先生并由其代为持有相应股份，董杰所出资金交予丙方施亮先生并由其代为持有相应股份。现4名骨干员工因个人原因提出退股请求，经过甲乙丙丁四方协商一致……就员工退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张绍辉、常国良、井铁军三名员工自愿放弃其所持有的甲方公司所有股份，并将股份转让给乙方万乔先生。退股后，乙方万乔先生应退还4名员工合计人民币135万元整。2、董杰自愿放弃其所持有的甲方公司所有股份，并将股份转让给丙方施亮先生。退股后，丙方施亮先生应退还董杰人民币40万元整。因乙方万乔先生欠有丙方施亮先生40万元债务尚未偿还，经过乙方丙方与董杰协商一致，将该债务转移至乙方万乔先生名下，所以乙方万乔先生应退还董杰合计人民币40万元整。乙方万乔先生与丙方施亮先生之间不再具有这笔债务。3、根据协议条款1和协议条款2，乙方万乔先生应退还丁方4名骨干员工合计人民币175万元整。乙方万乔先生同意于2019年6月20日前将这笔款项退还给丁方4名员工。同时支付2个月的利息（每月利息为总额的1%）共计3.5万元作为晚于出资证明中承诺退股日期2019年4月20日的补偿。综上所述，乙方万乔先生同意于2019年6月20日前退还给丁方4名员工共计金额178.5万元整。4、经过乙方万乔先生与丁方4名骨干员工协商一致，均同意如果截至2019年6月20日乙方万乔先生没有完成所有款项的退还，乙方将支付给丁方四名员工超期补偿金共计人民币10万元整。5、经过乙方万乔先生与丁方4名骨干员工协商一致，均同意如果截至2019年6月20日乙方万乔先生没有完成所有款项的退还，逾期阶段将一并支付按日计算的滞纳金，每日滞纳金的计算方法为应退还金额178.5万元的万分之五，即每日892.5元。6、完成以上退股协议后，丁方4名骨干员工将不再享有公司股东的任何权利和义务。”证人张绍辉、常国良出庭作证，印证了施亮、董杰对本案主要事宜的描述。法庭上，董杰、张绍辉、常国良均确认：万乔未按照上述《退股协议书》的约定支付退股款及补偿。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董杰以解除与小飞快充公司之间的口头出资合同为由，要求三被告连带返还40万元及利息损失；三被告虽然抗辩称“董杰提交的证据是他们要挟万乔写的，请求法庭判决无效”，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应当指出，小飞快充公司、万乔、施亮与董杰等人于2018年12月20日签署的《退股协议书》，是各方基于共同意思表示作出的有效法律文件。该协议实质上解除了包括董杰在内的小飞快充公司4位骨干员工出资认购公司股份并由万乔或施亮代持股份的合同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对所有协议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而，董杰所主张的其与小飞快充公司之间的口头出资合同，已于2018年12月20日解除；其相应诉讼请求已无必要，本院不予支持。《退股协议书》写明，“董杰所出资金交予丙方施亮先生并由其代为持有相应股份……万乔先生应退还董杰合计人民币40万元整。”依据该约定，董杰要求万乔退还40万元，具有事实依据。此外，《退股协议书》还明确，“万乔先生同意于2019年6月20日前将这笔款项退还给丁方4名员工。同时支付2个月的利息（每月利息为总额的1%）共计3.5万元作为晚于出资证明中承诺退股日期2019年4月20日的补偿……如果截至2019年6月20日乙方万乔先生没有完成所有款项的退还，乙方将支付给丁方四名员工超期补偿金共计人民币10万元整……如果截至2019年6月20日乙方万乔先生没有完成所有款项的退还，逾期阶段将一并支付按日计算的滞纳金，每日滞纳金的计算方法为应退还金额178.5万元的万分之五，即每日892.5元。”鉴于董杰所主张的利息损失是“以40万元为本金，从2016年4月21日起按照6%的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低于上述《退股协议书》约定的退股利息补偿计算标准，本院不持异议。由于《退股协议书》仅对万乔个人承担还款责任作出明确约定，而未约定其所出资的小飞快充公司、小飞融创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故董杰要求该两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亦无法律依据。综上，董杰所提诉讼请求，主要部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万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董杰退还4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董杰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70元、公告费260元，由万乔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董杰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范  君人民陪审员 文 飞 凤人民陪审员 王 凌 波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马跃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