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37192号原告：苏新杰，男，198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正文，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河，男，198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机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9号。负责人：亓延军，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龙，北京市营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新杰（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郑河（以下简称姓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正文、北京市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龙到庭参加诉讼，郑河经本院公告送达起诉状和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赔偿车辆维修费497072.56元、租车费36000元、车辆贬值费30万元，以上共计833072.56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7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与西大望路路口，郑河醉酒驾驶悬挂×××车牌的车辆与我所驾×××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交管部门认定郑河为全部责任，经查，悬挂×××车牌的车辆所有权人为北京市公安局，其实际车牌为×××，郑河为北京市公安局职员，事发时属于职务行为，故我诉至法院。北京市公安局辩称，郑河并非我方职工，其是北京团兴劳动与社会保险服务有限公司职工，受该公司派遣至我方提供劳务服务，工作岗位是辅警，服务期限2014年4月22日至2020年4月30日；本案中郑河并非履行公务以及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生，不是职务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事发后原告未及时定损以及维修车辆，扩大损失不应由我方承担，事发后我方与原告调解，原告的主张过高，双方对定损以及维修无法达成一致，原告长期将车辆停放至停车场，没有及时修理，一些维修项目与事故无关联性；原告的车辆维修情况我方不清楚，修车费是否实际发生、是否全部合理无法证明；原告没有租车发票，租车费于法无据，原告可以主张合理的交通费；原告购车时间为2016年11月10日，事故发生于2017年9月，原告车辆购买已经将近一年，存在市场价值的自然贬值，不同意贬值鉴定，原告车辆经维修可以满足正常使用需要。综上，由于郑河个人行为导致事故发生，郑河是其他公司派遣至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根据劳务合同的约定，由于郑河的个人原因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郑河承担全部责任。本案应由郑河承担全部责任。郑河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7日22时50分，在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与西大望路路口，郑河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局名下的×××号小型轿车（悬挂车牌×××，以下简称肇事车辆）由东向西行驶，原告驾驶×××号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肇事车辆前部与×××号小型轿车左侧相接触，造成×××号车辆左侧损坏，原告及×××车上人员郭鑫受伤。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郑河为全部责任，事故调查过程中经交管部门抽血检验，郑河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42.5mg/100ml。2017年10月9日，本院作出（2017）京0105刑初201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郑河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刑事判决作出后，郑河未提出上诉。×××号小型轿车系原告所有，车辆行驶证注册时间2016年11月10日。事发后原告于2017年9月27日将车辆送往北京市盛德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维修，进厂行驶里程7125公里，车辆维修费497072.56元，维修费结算时间为2017年12月19日，就此原告提交车辆损坏情况照片、维修费发票以及维修结算单佐证。就租车费，原告提交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登记表以及租车费发票佐证，并主张按照每月12000元标准计算3个月，因车辆维修恰逢法定节假日以及需要从国外进口配件等原因，故维修时间较长。北京市公安局对原告车辆维修费与租车费与本案事故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原告维修清单中有与事故无关的项目，且没有租车必要。就郑河事发时是否属履行职务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提交郑河与北京团兴劳动与社会保险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证明郑河被劳务派遣至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事发时郑河驾驶肇事车辆系其个人行为。北京市公安局提交北京市公安局纪检监察机关对冯某的询问笔录，冯某在询问笔录中自称系郑河初中同学，因多年未见故相约吃饭，期间郑河饮酒，饭后驾车离去。北京市公安局主张根据冯某的上述陈述，可以证明郑河事发时驾车系个人行为。诉讼中经当事人申请，本院调取了郑河事发后在朝阳交通支队刑事办案中心的讯问笔录，讯问笔录中刑警问：“你把事情经过讲一下？”郑河答：“2017年9月7日晚上18时左右，我和同学冯某在通州区董村的一个小饭馆吃的饭，吃饭期间我喝了四两劲酒，22时左右喝完酒后我开车回暂住地，当我驾车行驶到朝阳区广渠路与西大望路路口时，我由东向西行驶时没有看红绿灯就直接闯过去了，我车前部直接撞上了一辆由北向南正常直行的小客车的左侧，发生事故后对方的司机报了警，后来民警到了现场，发现我有酒后驾车的嫌疑，在现场民警对我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当时的检测结果为182mg/100ml，后来民警就口头传唤我到交通队，民警让999医护人员对我抽了血。”刑警问：“车是谁的？”郑河答：“车是北京市公安局警务保障部的车。”刑警问：“这辆车为什么你开？”郑河答：“这车是市局专案组组长的专车，平时都是我开。”刑警问：“这辆车平时还有谁开？”郑河答：“没有了。”庭审中本院就警务用车的管理制度问题向北京市公安局进行了询问，北京市公安局表示行政办公用车为集中管理，出车审批方式为一用一批，但本案中的肇事车辆为专案组用车，专案组属于临时组建的具有涉密性质的办案团队，办案用车一旦经过审批，车辆管理部门对专案组内部如何管理和使用车辆无从了解。本院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对涉密用车是否制定了相应的用车管理制度，北京市公安局称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但因涉密无法提供。本院认为：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系其依职权做出的有权认定，本院对其记载内容予以采信，并据此确定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就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车辆维修费，本院审查原告提交的维修结算单后认为其维修更换项目与车辆损坏情况相符，故本院按照发票金额支持车辆维修费497072.56元。车辆维修期间必然会对原告出行造成不便，原告租车替代出行属合理范畴，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证明其车辆维修时间，故本院本院酌情支持租车费25000元。车辆贬值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就原告上述损失的赔偿主体问题，原告虽主张郑河事发时驾驶肇事车辆属于职务行为，但判断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执行职务范围时，除一般原则外，还必须考虑其他特殊因素，如行为的内容、行为的时间、地点、场合、行为之名义、行为的受益人及是否与用人单位意志有关联等等，从本案事故发生时间以及交管部门对郑河的讯问笔录内容来看，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郑河构成职务行为，故本院对原告要求北京市公安局承担用人单位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北京市公安局虽称肇事车辆属于专案组办案用车，公务用车管理部门因涉密而无法对此类车辆进行直接管理，但北京市公安局的前述主张并不能改变肇事车辆属于公务用车的基本事实，专案组作为北京市公安局内部的临时办案部门，不应以其工作内容的涉密性而免除北京市公安局对于此类公务用车的管理职责；北京市公安局虽称其针对此类公务用车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但郑河驾驶专案组组长用车即本案肇事车辆外出参加私人聚餐的事实本身即足以说明北京市公安局对此类公务用车的管理存在瑕疵，基于此，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认定北京市公安局对本案事故及原告车辆损坏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就其赔偿责任的具体比例，本院考虑北京市公安局的过错程度，酌定其承担40%的责任，郑河因醉酒驾驶肇事车辆发生本案交通事故并造成原告财产损失，故应由其自行承担60%的赔偿责任。郑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河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苏新杰车辆维修费298243.54元、租车费15000元，以上共计313243.54元；二、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苏新杰车辆维修费198829.02元、租车费10000元，以上共计208829.02元；三、驳回原告苏新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郑河负担（原告苏新杰已预交，被告郑河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给原告苏新杰）。案件受理费12131元，由原告苏新杰负担4529元（已交纳），由被告郑河负担456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北京市公安局负担304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郝 卓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唐 舒书 记 员  王兆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