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3926号原告：株式会社逍遥游，住所地日本长崎市若竹町33番**。法定代表人：张峥光，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骏，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怡毅，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iv>法定代表人：程伟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军，广东伟然（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昌润，广东伟然（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杨粤，董事。被告：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越秀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401，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沈建国，经理。被告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及其越秀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玲，广东伟然（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及其越秀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招梦婷，广东伟然（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滢，女，汉族，1964年10月29日出生，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娇，广东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碧兰，广东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西宁市城**胜利路**。法定代表人：王琦。原告株式会社逍遥游诉被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青旅行社”）、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口岸旅行社”）、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越秀分公司（以下简称“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王滢、第三人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海中青旅行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骏、陈怡毅，被告港青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军、钟昌润，被告口岸旅行社及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玲，被告王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娇、李碧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四被告向原告支付旅行团款人民币411400元；2.四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人民币10455.65元；3.四被告支付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款项的利息（自2018年7月17日起计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利率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截至2018年9月17日为人民币3016.55元）；4.四被告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底，被告王滢通过朋友介绍通过微信联系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峥光，被告王滢自称是被告港青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并联系安排国内出游人员在日本当地的旅行接待业务，其后又称因被告港青旅行社没有代理境外旅游资质，所以关于日本当地的旅行接待业务将以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相关合同。被告港青旅行社的股东与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负责人均为沈建国。经过协商，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与原告达成协议，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承接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日本游旅行团并委托原告安排旅行团游客在日本的交通住宿等旅业服务。2018年7月9日，被告王滢将加盖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公章的《协议书》及备案登记证明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协议书中约定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应将旅行日程表、名单及接待计划于旅行团旅行开始的3周前发送给原告，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在接到原告书面确认书时，则双方之间的业务委托合同成立；委托业务合同一旦成立，原告应立即着手安排业务；原告原则上在旅行团旅行开始一周前，履行前条各项所定手续，完成全部被委托的旅游业务；2018年7月，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应在出团前5个工作日前，将90%的团款付到原告银行账户，每月末日为结算日，结算日起5日内，原告将正式账单送达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核实后5个工作日内将剩余团款汇至原告账户等内容。2018年7月10、11日，加盖有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公章的编号为SYY-180716001和SYY-180716002的《确认书》发送给原告，确认同意原告就日本北海道及本州旅行团旅费的报价。原告立即按《确认书》安排在日本的交通住宿等接待业务，但被告港青旅行社及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一直未按期付款，原告一直催促被告港青旅行社及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付款，但直到原定的发团时间截止，被告港青旅行社及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既未付款也未通知取消旅行团业务。原告经与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建国核实相关情况后，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出具《声明书》，称其没有任何与原告组团的计划，不确认原告提供的团队确认书函件，也否认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持有相关的“合同专用章”。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于2018年7月15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大塘派出所报案。原告经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核实相关情况，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称被告王滢确实曾以被告港青旅行社和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名义承接了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日本游的旅行团，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也将相应款项支付给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同时，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提供了被告港青旅行社和被告王滢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港青旅行社同意被告王滢作为其销售代理开展销售被告港青旅行社旅游业务；出境游业务由被告港青旅行社向被告王滢提供有资质的公司（被告口岸旅行社）与客户签订合同。原告认为，被告王滢是被告港青旅行社和被告口岸旅行社的销售代理，被告王滢有权代理对外销售旅游业务，原告通过被告王滢与被告港青旅行社及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达成的日本旅游接待业务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港青旅行社及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逾期不支付旅行团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因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是被告口岸旅行社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当由被告口岸旅行社承担。综上所述，四被告逾期不支付旅行团费用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诉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港青旅行社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与被告王滢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王滢是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在广州的负责人，涉案旅行团系原告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之间的纠纷。在(2019)粤0104民初6588号案件的庭审中，被告王滢明确向法庭陈述了其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之间签订有《劳动合同》，委派被告王滢担任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拟设立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被告王滢还有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印制的名片，职务为总经理，在拟成立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前，被告王滢一直以广州分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开展业务，由此可见，涉案旅游团即使真实存在，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让被告王滢去安排旅游团的日本地接，属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内部工作流程，被告王滢相当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日本操作专线，若被告王滢或者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没有向原告支付涉案旅游团的地接费，系原告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之间的纠纷。第二、原告与被告港青旅行社之间从未签订过任何协议，也从未就涉案旅游团的日本地接服务进行联系，原告出示的《确认书》并非被告港青旅行社签订的，被告王滢既不是被告港青旅行社的员工，其与原告之间的联系并非是履行职务行为，也无权代表被告港青旅行社与原告开展涉案旅游团业务，被告王滢的行为对被告港青旅行社不构成表见代理，因为被告港青旅行社没有出境游资质，也无权授权任何个人开展出境游业务，被告港青旅行社与被告王滢开展销售代理合同之初就知道被告王滢是多家旅行社的员工或负责人，被告王滢一直在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工作，是该公司员工，被告王滢还是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员工及其在广州的负责人，即使根据原告所举《销售代理合同》，被告港青旅行社与被告王滢之间也仅存在销售被告港青旅行社国内游包价旅游产品的合作关系，而非委托被告王滢为被告港青旅行社介绍同行，按照同行的要求为其旅游团提供定制服务，或委托被告王滢为被告港青旅行社的旅游团安排出境地接服务，故被告王滢的行为已超过了被告港青旅行社的授权。涉案旅游团是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旅游产品，并非被告港青旅行社的旅游产品，不是被告港青旅行社交给被告王滢去销售的，被告港青旅行社也没有与游客签订任何旅游合同，没有收到游客的团费，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并收取团费后，指示被告王滢为这些旅游团安排日本地接服务，因此，不能以被告王滢与被告港青旅行社之间存在着“王滢有权销售被告港青旅行社某些国内游包价旅游产品”的关系，来认定被告王滢有权代表被告港青旅行社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形成“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委托被告港青旅行社接待日本团”的关系，以及认定被告王滢有权代表被告港青旅行社与原告形成“委托原告接待日本团”的关系。原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被告王滢有权代表被告港青旅行社，涉案旅游团即使是被告王滢经手的，也是履行其在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工作的职务行为，对被告港青旅行社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三、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港青旅行社承担任何返还或赔偿责任，因为被告港青旅行社不是组团社，未收到涉案旅游团的任何团费，也没有向被告王滢支付任何费用要求其办理日本地接服务。第四、我国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损失填平原则，违约方的损失应以对方的损失为限，但原告所举证据仅有一些收据，没有向株式会社源、株式会社北海道两家公司支付三笔款项的付款凭证及相关合同，也没有株式会社源、株式会社北海道两家公司为原告安排涉案两个旅行团的住宿、餐食、交通、景点、导游等地接服务的证据，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产生的损失，而且根据旅游行业的操作惯例，即使是临出发前取消，一般也仅是第一晚入住的酒店收取第一晚的房费，餐费、交通费、景点门票，导游费等只要未实际产生，就不会收取费用，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的损失也是人民币280000元，并非人民币411400元。至于原告主张第二项诉讼请求所列的各项费用则与本案无关。第五、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请求，由于责任主体及损失均未确定，即使计算利息，也只能在法院判令需要向原告支付款项的判决履行期限届满开始起算。综合上述意见，请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共同辩称，其答辩意见与被告港青旅行社基本一致，另补充陈述以下答辩意见：第一、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与被告王滢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王滢是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在广州地区的负责人，涉案旅行团系原告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之间的纠纷，被告口岸旅行社及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第二、原告清楚知道被告口岸旅行社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与被告王滢之间无任何关系，被告王滢既不是被告口岸旅行社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员工，被告口岸旅行社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也没有授权被告王滢与原告开展涉案旅游团业务，被告王滢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的规定，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要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也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被告王滢是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员工，被告王滢从未借用被告口岸旅行社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联系的情况下，原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被告王滢有权代表被告口岸旅行社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故涉案旅游团即使是被告王滢经手的，也是履行其在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工作的职务行为，对被告口岸旅行社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三、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口岸旅行社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承担任何返还或赔偿责任。综上意见，请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王滢辩称：第一、关于是否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存在劳动关系问题。被告王滢确实曾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签订过劳动合同，合同记载任职为总经理，但是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没有向被告王滢发过工资，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有安排过日本团的旅游合作项目给被告王滢对接。第二、被告王滢和被告港青旅行社签订过销售代理合同，以被告港青旅行社的名义对外承接旅行团，其中代理合同第十一条有约定，被告港青旅行社向被告王滢提供被告口岸旅行社的资质和客户签订合同，结合上述两点，根据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峥光和被告王滢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王滢对原告所主张的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和《确认书》，被告王滢是没有盖章回传的。第三、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赔偿，涉案旅行团即使被告王滢和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峥光有过对接，但是在旅行团成团之前已经明确告知原告该旅行团取消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峥光在微信记录中也表示如果团款不到，这个团他们是不会接的，再根据原告所提交的协议书第四章12.5条内容约定了提前取消旅行团的情况下无需支付违约金，双方之间的协议书也没有约定任何违约责任，故原告主张赔偿损失的诉请是没有依据的。第四、关于原告主张经济损失的证明，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团费明显不合理，该旅行团尚未成团，取消费没有出具相应的发票，不能证明实际产生损失，对于机票款项和翻译费和本案没有必然联系，翻译费不知如何产生，原告应就其主张的经济损失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没有到庭答辩，亦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以及庭审质证意见，本院依法查明以下事实：一、关于讼争双方的商事登记、经营业务以及被告港青旅行社与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原告是2015年4月1日在日本成立的公司，主要经营旅游业务，法定代表人为张峥光。被告港青旅行社是2017年11月9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入境旅游，边境旅游以及境内旅游等业务；股东分别是程伟全、沈建国。被告口岸旅行社是1994年8月19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出入境旅游、境内旅游以及票务等业务。2018年4月28日，被告口岸旅行社经市场监管部门核准设立了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主要经营出入境旅游等业务，负责人为沈建国。在庭审中，被告港青旅行社与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一致认为双方存在合作经营关系，由双方相互销售对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旅游产品，因被告港青旅行社仅有国内旅游的经营资质，故合作的范围仅限国内团。此外，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认为其享有出境旅游的经营资质，且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负责人沈建国同时也是被告港青旅行社的股东兼监事。二、关于被告港青旅行社与被告王滢之间缔结的代理合同关系，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对被告王滢身份的意见以及被告王滢的回应意见部分。2018年5月30日，被告港青旅行社（作甲方）与被告王滢（作乙方）签署一份《销售代理合同》，载明就乙方作为甲方销售代理事宜，达成本协议，约定：“甲方同意乙方作为甲方旅游销售代理，乙方以甲方销售代理人开展销售甲方的旅游业务事项，甲方将其旅游产品的详细资料、价格及操作要求及时提供给乙方；甲方对旅游产品内容的更改，价格的更改要及时通知乙方；乙方在代销甲方的旅游产品时，要严格按照甲方的旅游产品要求进行销售，不得随意更改甲方旅游产品的内容和价格，不得随意增减旅游项目；乙方在组团收客时，要按照旅游局规定程序进行，并交由甲方派人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因没有签订旅游合同引起的旅游纠纷、投诉和经济赔偿责任，将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由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款、处理该质量事故而产生的调查费、差旅费、律师费及诉讼费等均由乙方承担；乙方收客完毕后，及时将游客所有资料交给甲方，并由甲方收取团费；乙方在销售过程中涉及到签订合同和收团款事宜时，由甲方协助办理；甲方须与有正规旅游接待资质的旅行社对接合作确保旅游接待合法合规，出境游业务含签证甲方向乙方提供具备正规资质的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即被告口岸旅行社）与乙方客户签订旅游合同；双方签订此合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身份证等有关证件，甲方审核原件，留复印件备案，同时乙方两人须交纳人民币5000元作为风险保证金，合同解除后，债务清算完成一个月内甲方保证金无息退还给乙方，甲方于签订合同后第二个月的10日将上月的提成支付给乙方，以后的支付日在每月10日，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19年5月30日，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如有关政策改变，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同。双方特别约定，双方仅是业务代理关系，不形成任何劳动关系，乙方不享受甲方的任何福利待遇，若因业务需要，应乙方要求，甲方可以给乙方印发名片或工作证，甲方的签约代表为沈建国，并加盖了被告港青旅行社的印章，乙方处有被告王滢的签名等”。被告港青旅行社在庭审质证中对上述《销售代理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其与被告王滢仅是销售代理的合作关系，即被告港青旅行社将国内旅游包价旅游产品交给被告王滢销售，招揽游客，合作方式是被告港青旅行社先将旅游产品的详细资料、价格及操作要求提供给被告王滢，被告王滢按照资料的内容为被告港青旅行社提供居间介绍游客，由被告港青旅行社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以及收取团费，被告王滢无权向客户收取任何费用。涉案争议旅游团与上述代理合同完全不同，因为涉案旅游产品并非被告港青旅行社的产品，被告王滢没有介绍游客与被告港青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被告港青旅行社也没有收取旅游团费，被告王滢的行为明显超出了上述代理合同的权限，故不能以代理合同来认定被告港青旅行社与涉案旅游团业务存在关联。被告港青旅行社为其意见，出示《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商事登记信息》、《业务代理协议书》、《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以及廖某的证言。其中《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商事登记信息》显示该社曾于2016年6月7日注册成立，于2019年2月19日核准注销，负责人为罗晓，注册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238号1001房。被告，注册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社昌岗中分社的员工，办公地址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也是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并让证人廖某办理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商事登记，通知了证人廖某出庭作证。证人廖某出庭作证称，被告王滢曾于2018年6月下旬委托其办理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商事登记，其联系了广州皓鑫财务代理有限公司办理工商注册和登记手续，同时提交了《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表》以及任命被告王滢为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人的任命书等资料，后因缺乏其他资料，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没有完成注册登记。此外，证人廖某还认为被告王滢找人刻了很多其他公司的印章，其中证人廖某见过的就有“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业务确认章”、“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合同专用章”、“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印章、“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越秀分公司”印章。据此，被告港青旅行社认为涉案争议旅行团是被告王滢受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指示，将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旅行团交给原告履行，被告王滢是履行在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工作期间的工作职责，故涉案争议旅行团与被告港青旅行社无关。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在庭审质证中亦认为其从未与被告王滢签订代理协议，也从未向被告王滢出具授权书，被告王滢无权代表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直接与组团社、地接社联系，私自操作旅游团队的业务。即使被告港青旅行社与被告王滢、地接社联系约定出境游业务签证由被告港青旅行社向被告王滢提供被告口岸旅行社与被告王滢的客户签订旅游合同，但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对此没有追认，故涉案旅游团业务与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无关。被告王滢对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证据及质证意见作出以下回应，被告王滢在2018年5月30日之前以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名义开展旅游业务，2018年6月后搬迁到广州市海珠区达镖大厦1002、1003房，故被告港青旅行社出示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推断被告王滢是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职员，被告王滢自2018年6月1日起正式以被告港青旅行社的名义对外从事旅游业务，每月向被告港青旅行社交纳承包费，且涉案代理协议也约定被告港青旅行社须向被告王滢提供正规的境外旅游资质的旅行社，即被告口岸旅行社，故被告王滢自2018年6月1日起以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的名义对外承接涉案属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旅游业务，才会联系原告作为日本游的地接社。至于证人廖某陈述被告王滢私刻印章是其猜测的，故对证人证言有异议。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清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以及被告王滢之间的关系，本院依法接纳原告的调查取证申请，向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开具律师调查令调取相关资料。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向本院提交了原广州市旅游局作出的穗旅罚字〔2019〕第1号、穗旅罚字〔2019〕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为穗12345转字第2018071704033016号《广州12345政府服务热线工单登记表》，被告港青旅行社与被告王滢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被告港青旅行社出具的《声明》、资质文件、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提供2018年7月13日日本+北《团队确认单》、《青海青中旅0713团》及旅客名单资料、团期单以及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向被告港青旅行社、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和被告王滢支付费用的单据（上述资料均为复印件）。其中穗旅罚字〔2019〕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港青旅行社与被告王滢签订销售代理合同，收取管理费用，在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青海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旅行社开展相关旅游业务时，出租、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条和《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被告港青旅行社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360元，罚款人民币25100元以及责令停业整顿二个月的行政处罚。穗旅罚字〔2019〕第2号则对被告港青旅行社的法定代表人程伟全罚款人民币5100元。在本州、北海道《团队确认件》盖有“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但收款人处显示为被告王滢以及其个人账号。在上述调取的资料中，还包括被告港青旅行社提供的2018年7月12日的《声明》一份，内容为近期发现以“王滢、王瑛、王荧、莫小龙、阮倩、阮晴宏”等姓名，冒用被告港青旅行社名义进行旅游相关业务，以上人员的一切业务及相关事宜与本公司无关，不承担因此造成的所有直接或相关责任损失。在庭审质证中，原告对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证据没有异议，认为被告王滢作为被告港青旅行社、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代理人接收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日本旅游团，并与原告达成协议，委托原告安排涉案旅行团在日本旅游的接待业务。被告港青旅行社则认为行政处罚是基于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原告举报审查过程中发现被告港青旅行社与被告王滢签订代理合同，认为被告港青旅行社将旅游产品交给没有旅游业务经营资质的被告王滢去销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规定才作出行政处罚，并没有认定被告港青旅行社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且《团队确认件》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不是被告港青旅行社的印章。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认为其没有受到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处罚，更加证明其没有与被告王滢存在合作关系，被告王滢的行为不构成对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代理行为。对于被告港青旅行社就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是否在广州达镖大厦1002、1003房设立广州分公司申请调查取证，本院亦向被告港青旅行社发出《律师调查令》，据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街道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路238号1003房的承租人为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用途为办公，租赁时间为2018年6月26日至2019年6月25日，承租人处显示签约代理人为廖某，加盖有“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备案资料里还有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王琦的身份证复印件；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登记的承租人为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上述房屋的2018年7月6日的税收缴款书显示的纳税人名称为“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8月16日的《达镖国际中心单元退场/租约解除登记表》显示，单元号1003的公司名称为“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租户姓名为“王莹”。原告对上述资料在质证中认为《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虽然盖有“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但无法确定该印章是否是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真实印章，且签约代表是被告港青旅行社通知出庭的证人廖某，租赁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路238号1003房与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经营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238号1001房不一致，鉴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没有明确授权被告王滢签订租赁合同，故无法证实被告王滢是被告青海中青旅行社的职员。被告港青旅行社在质证中认为上述证据证实被告王滢以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名义在广州市开展经营活动，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为了将在广州委派被告王滢的经营行为正规化，于2018年6月26日与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并办理租赁备案手续，以作为设立广州分公司的必备材料，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为此提供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印章，上述证据与被告港青旅行社所举证据证实被告王滢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指派被告王滢担任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虽然广州分公司未能设立，但不影响被告王滢作为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在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与包括原告在内的旅游业同行开展旅游业务，即使涉案旅游团是被告王滢与原告进行合作，但被告王滢是代表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故涉案旅游团的组团社是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与被告港青旅行社无关。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在质证中认为，被告王滢在2018年6月28日前已经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存在劳动关系，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路238号1003房是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在广州设立的办事处，并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经营活动，被告王滢是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在广州的负责人，涉案团队也恰好在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与被告王滢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故涉案旅游团与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无关。被告王滢在质证中认为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分别是两个不同主体，双方不存在关联。三、关于涉案旅游合同的订立及履行部分。原告为证实其与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存在日本旅游业务合同关系，出示编号分别SYY-180716001、SYY-180716002号《确认书》以及《协议书》，其中编号为SYY-180716001号《确认书》订明：“旅行名称为青海西宁本州系列团，旅行期间为7/16-7/23，旅行地为本州，人数为15人，每人团费为人民币4600元，午餐及晚餐标准各为1200日元，团费包括住宿费用、用餐费用、观光费用”等。该份《确认单》盖有原告的印章以及“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越秀分公司业务专用章”。编号为SYY-180716002号《确认单》订明：“旅行名称为青海西宁本州系列团，旅行期间为7/16-7/23，旅行地包括北海道及本州，人数为32人，午餐餐标为1000日元，晚餐餐标为1500日元，团费包括住宿费用、用餐费用、观光费用”等。该份《确实书》盖有原告的印章及“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协议书》订明缔约双方是原告（乙方）及被告口岸旅行社（甲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组织的中国公民在日本境内安排交通、、住宿等旅行服务业务的基本事项甲方委托给乙方的业务内容包括（1）提供有益于甲方旅行的有关交通、住宿、旅游设施、名胜古迹等的信息和实施方案；（2）为甲方旅游团（者），同交通部门签订客运合同；（3）为甲方旅游团（者），同饭店签订住宿合同；（4）安排用餐、旅游及观看文艺节目等；（5）协助甲方安排公务、参访活动；（6）配备导游、翻译……（8）其他为保证甲方旅行团、者的旅游活动安全圆满运行所采取的必要措施等；甲方委托乙方承办旅游服务时，应将旅行日程表、名单及接待计划，于该旅游团（者）旅行开始的3周前，以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通知乙方，乙方在接到前项接待计划书后，应迅速以书面形式给予确认是否受理该申请，甲方在接到乙方书面确认书时，则甲乙间业务委托合同成立；甲乙双方的委托业务合同一旦成立，乙方应立即着手安排业务；乙方原则上在甲方旅游团旅行开始一周前，履行前条各项所定手续，完成全部被委托的旅游业务；甲方认为乙方已按接待计划完成全部委托项目，乙方在甲方旅游团出发前将计划结算单电子文件形式送达甲方，2018年7月，甲方应在出团前5个工作日前，将90%的团款付到乙方银行账户，每月末日为结算日，结算日起5日内，乙方将正式账单送达甲方，甲方核实后5工作日内将剩余团款汇至乙方账户；关于本协议及本协议适用的委托业务合同，甲乙之间发生的一切纠纷、争论、不同意见或违约，应通过仲裁最终解决；甲方的合同执行人为王荧，乙方的合同执行人为张峥光；协议有效期自2018年7月6日至2018年9月30日止”。该《协议书》上盖有原告的印章以及“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越秀分公司”的印章。被告港青旅行社在质证中对上述两份《确认书》及《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亦否认上述《确实书》上的印章是其刻制的印章。至于《协议书》上的印章样式与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印章样式一致，但不清楚其来源，并表示没有授权被告王滢交客给原告，被告口岸旅行社现行的印章使用登记备案制度自2011年10月1日起实施至今，如员工需要盖章的文件需填写《印章使用申请表》，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自2018年4月28日成立后，只刻制了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公章，无其他形式印章，也未实施印章使用登记制度。被告王滢则认为上述两份《确认书》及《协议书》不是其发送给原告的，但被告王滢确认与被告港青旅行社存在代理关系，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有将印章电子版交给被告王滢使用。针对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王滢的辩解，原告为进一步证实涉案两份《确认书》及《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原告为履行上述《确认书》及《协议书》已支付款项，出示了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峥光与被告王滢、张峥光与被告王滢及其他同事组成的“广州港青旅&逍遥游”、“九州地接团队”，张峥光与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负责人沈建国以及原告与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原告出示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本院简要摘录如下：根据微信名为“大雄”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峥光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7月10日，张峥光将加盖有原告公司印章的《协议书》发送给“大雄”，“大雄”于同日将加盖有“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越秀分公司”印章的《协议书》回传给张峥光（见原告证据37、38页）。2018年7月13日，张峥光将加盖有原告印章的“7.16确认单”（以下简称“6002确认单”）发送给“大雄”，“大雄”于同日将加盖有“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6002确认单”回传给张峥光（见原告证据41页）。关于两份《确认单》的内容及签订情况：1、在“九州地接团队”微信群中，2019年7月10日，张峥光将“7.16确认书”（以下简称“6001确认单”）发送至该群要求盖章回传，“大雄”于同日将加盖有“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越秀分公司业务专用章”的“6001确认单”回传给张峥光（见原告证据27页），显示有“确认书，根据被告王滢与张峥光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7月12日，张峥光表示“王总刚才口岸旅行社这里有一位先生给我们这边来了个电话确认16号团是否收款因为合同规定是出团前5天90%前款这个和您确认下”；2018年7月13日，张峥光询问“王总，今天款能到吗？”，被告王滢回复“今晚不行，明天到你账24小时吧最晚”；2018年7月14日，张峥光向被告王滢发出“情况说明”，内容为“SYY-180716001：本州一地15人团队，总团款：69000人民币，单人报价：4700人民币*15人；SYY-180716002：北海道本州32人团队，总团款：342400人民币，单人报价：11700人民币*32人，总额411000人民币；两团约定出团前5日结算90%团款，即370260人民币。至7月14日晚21:00仍未到我司指定账户，双方约定7月15日中国时间上午10:00前，汇入90%团款，即370260人民币，如超过约定时间，我司将取消SYY-180716001及SYY-180716002团队日本国内酒店住宿、巴士用车、餐食服务、导游服务、景点服务等一切地接服务，并提交中国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仲裁及请求280000人民币损失金。以上情况为双方口头约定，为避免纠纷，出具文字说明”，被告王滢询问“什么意思？”并表示“因为如果抱着合作抱着质疑的心态去合作，那真的很难受”，张峥光表示“如果明天款到300000，我们照常接，如果取消的话，要支付280000的损失，您考虑下”；2018年7月15日，张峥光询问“王总，你那里安排汇款了吗？”，被告王滢答复“通知了财务，财务说账不够”，“现在公司的余款都不知够不够赔昨晚的客人”、“因为16号的团港青和口岸姓沈的通知了程总已经中止了我与他们的合同了”、“就是不让我接从今天零时开始的团了，我自己也面临着昨晚甩团的赔偿”，同日下午14:19，被告王滢表示“张老板0716本+北及单本团延期出团，取消明天出团计划和机票”,张峥光随后发出“损失请求书”，内容与上述“情况说明”一致。被告港青旅行社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包括微信名为“大雄”在内的群组人员均非其职员或授权代表。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坚持认为其从未与原告就团队接待问题达成确认，被告王滢的个人行为与其无关。被告王滢对其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峥光的微信聊天记录、群聊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涉案旅行团是因为日本发生水灾而推迟出团，且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故被告王滢没有违约行为。四、关于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部分。原告认为四被告在涉案两个旅行团出发前一天取消了出团计划，导致其遭受经济损失，向被告口岸旅行社、王滢发出一份《请求书》，内容为：“涉案SYY-180716001本州一地15人团队总团款人民币69000元，单人报价4700元；SYY-180716002北海道本州32人团队，总团款人民币342400元，单人报价11700元，总额人民币411400元，双方沟通因组团社原因，取消上述两个团队日本国内酒店住宿、巴士用车、餐食服务、导游服务、景点服务等一切地接服务，并赔偿人民币280000元损失金，请收到此请求书后一个工作日内，即2018年7月16日14时前汇入原告指定账户等”。但被告口岸旅行社、王滢没有向原告支付上述赔偿金。原告为证实因被告取消涉案两个旅行团导致产生解约费人民币366180元，向本院提交了经公证认证的三张解约费收据及领收证予以证明。其中两张为株式会社源出具的解约费发票,分别载有“2018年8月2日，解约费人民币63450元，SYY-180716001，上记费用已确实收取”及“2018年8月2日，解约费，2915200日元，SYY-180716002，上记费用已确实收取”，均加盖有公司印章；另一张为株式会社SunshineHoliday-北海道出具的解约费发票，载有“2018年7月30日，解约费，2042700日元，SYY-180716002，上记费用已确实收取”，并加盖有公司印章。原告表示按照2018年9月日元兑人民币汇率1：16.3773，上述解约费2915200日元以及2042700日元兑换成人民币分别为178002.48元和人民币124727.52元，故上述三张解约费发票合计人民币366180元（计算方式：178002.48元+124727.52元+63450元=366180元）。此外，原告为证实支出公证认证费人民币3666.65元，机票费人民币5666元以及翻译费人民币1123元，出示了《宣言书》、《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及翻译费发票。原告向本院提交6张公证认证费发票及收据予以证明（2018年7月30日，9500日元，计算表兼发票，号码为188，发行机关为长崎地方法务局所属公证员根占聪哉办事处；2018年7月31日，9500日元，计算表兼发票，号码为193，发行机关为长崎地方法务局所属公证员根占聪哉办事处；2018年7月31日，9500日元，计算表兼发票，号码为194，发行机关为长崎地方法务局所属公证员根占聪哉办事处；2018年7月30日，1800日元，发票，号码为083567，开具方为日本邮政Officesupport（株）长崎地方法务局本局销售处；2018年7月30日，2250日元，收据发票，号码为083728，开具方为日本邮政Officesupport（株）长崎地方法务局本局销售处；2018年8月22日，20000日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长崎总领事馆收据，号码为NO.064707）,上述6张票据合计52550日元。按照2018年9月日元兑人民币汇款1：16.3773计，经本院核算，兑换为人民币3208.71元。关于机票费人民币5666元的支出问题。原告表示其法定代表人张峥光为解决本案纠纷于2018年7月从日本飞到广州与四被告交涉而产生的费用，但因保管原因没有提交从日本到上海的往返机票凭证，故只能提交张峥光在国内飞行的机票票据-两张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ZHANGZHENGGUANG,上海浦东-广州，1010元，2018年7月28日；ZHANGZHENGGUANG,广州-北京，1400元，2018年7月29日）予以证明，金额合计2410元；关于翻译费人民币1123元的支出问题。原告表示其委托镇江明阳翻译有限公司对原告的主体资料进行翻译以及委托山东秋实翻译服务有限公司对原告提交的两份《请求书》、三份解约费收据及公证认证费票据进行翻译，向本院提交了两张翻译费发票（NO.98935107，金额580元，翻译服务费，开票方为镇江明阳翻译有限公司；NO.10696619，金额543元，翻译费，开票方为山东秋实翻译服务有限公司）予以证明。五、其他查明事实。1、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负责人沈建国于2018年7月15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报案，并取得编号为20180001090号《报警回执》，但公安机关没有立案。2、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就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王滢承接日本游业务所产生的团费争议诉讼至本院[案号：（2019）粤0104民初6588号]。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与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王滢构成交易往来的相对人，故判令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王滢向第三人青海中青旅行社退还团款人民币680000元并支付利息等。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王滢不服上述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2019）粤01民终18327号]。2019年12月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认定被告王滢在2018年6月1日后以被告港青旅行社的名义对外承接旅游业务，故维持原审法院对退还团款以及支付赔偿款等判项。本院认为：原告系在日本国注册成立的公司，本案为涉日本企业的合同纠纷，应按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因讼争双方在庭审中一致同意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争议，故本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关于本案管辖权问题。被告王滢提出涉案《协议书》订有仲裁条款，本案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对此，本院认为，被告王滢没有在涉案《协议书》上签名，虽然被告王滢陈述是以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名义与原告合作开展涉案合同业务，但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没有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且均应诉答辩，故本院对被告王滢提出的仲裁管辖异议不予接纳。。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住所地均属于本院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本院作为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住所地依法享有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之人民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从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以及庭审质证意见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确认涉案两份《确认书》的合同相对方以及效力问题。本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围绕上述争议焦点，结合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作出以下评析：从被告港青旅行社与被告王滢于2018年5月30日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来看，被告王滢作为被告港青旅行社的旅游销售代理，开展销售被告港青旅行社的旅游业务，在销售过程中涉及签订合同和收团款事宜时，由被告港青旅行社协助办理，出境游业务含签证被告港青旅行社向被告王滢提供被告口岸旅行社与被告王滢的客户签订旅游合同，若因业务需要，应被告王滢要求，被告港青旅行社可以给被告王滢印发名片或工作证。此外，被告王滢在庭审中陈述自2018年6月1日起以被告港青旅行社的名义对外承接旅行团业务，因涉案旅行团是出国游业务，故被告王滢在本案中是以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的名义对外承接的旅行团业务。再从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峥光与被告王滢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被告王滢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峥光自我介绍是“港青昌岗部的，是包了港青一个部门”来做。在原告出示的“广州港青旅&逍遥游”和“九州地接团队”微信群中，被告王滢自我介绍是“广州港青国际旅行社的，并与原告协商订立涉案两份确认书所列行程、价格、出行线路等合同权利义务条款”。上述证据已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足以证实涉案两份《确认书》的合同相对人是原告与被告港青旅行社及被告王滢。至于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是否属于涉案两份《确认书》的合同相对人问题。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虽然没有在《销售代理合同》上签章，但被告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的负责人沈建国（也是被告港青旅行社的股东）作为被告港青旅行社的签约代表在《销售代理合同》上签名确认提供出境游业务资质，且被告王滢在庭审中陈述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有将其公司印章电子版提供给被告王滢使用。据此，本院亦依法确认被告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同属于涉案两份《确认书》的合同相对人。综上意见，本院认定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王滢均为与原告存在涉案旅游业务往来合同的相对人。原告收到涉案两份《确认书》后，已依约着手履行涉案两份《确认书》的合同义务，包括预订住宿、餐饮、交通、观光景点等事项，现原告出示三份经公证认证的解约费收据及领收证予以证明。其中两张为株式会社源出具的解约费发票,分别载有“2018年8月2日，解约费为人民币63450元，SYY-180716001，上记费用已确实收取”及“2018年8月2日，解约费，2915200日元，SYY-180716002，上记费用已确实收取”，均加盖有公司印章；另一张为株式会社SunshineHoliday-北海道出具的解约费发票，载有“2018年7月30日，解约费，2042700日元，SYY-180716002，上记费用已确实收取”，并加盖有公司印章。上述证据均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依法产生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18年9月挂牌的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16.3773为标准计，上述解约费2915200日元以及2042700日元兑换成人民币分别为178002.48元和人民币124727.52元。经本院核算，上述解约费合计人民币366180元（计算方式：178002.48元+124727.52元+63450元=366180元）。因被告港青旅行社、口岸旅行社、口岸旅行社越秀分公司、王滢在两份《确实书》生效后，原告已进入履行状态时，却取消涉案旅行团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并给原告造成损失，故四被告应将上述解约费赔付给原告。至于原告主张赔偿款人民币10455.65元的诉求问题。原告为本案支出了公证认证费人民币3208.71元，翻译费人民币1123元，两项合计人民币4331.71元，原告为此项诉求出示了《宣言书》、《计算表》以及翻译费发票，因上述两项费用是原告为证实其债权所产生的必要诉讼费用，鉴于本案是因四被告违约所引发的诉讼，故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利所产生的公证认证费和翻译费合计人民币4331.71元由四被告承担。至于原告主张机票费人民币5666元的支出问题。原告表示其法定代表人张峥光为解决本案纠纷于2018年7月从日本飞到广州与四被告交涉而产生的交通费用，但原告无法提交从日本到广州的往返机票凭证，且讼争双方在履约、磋商、协商解决争议上也有通过微信方式进行，故原告主张的机票费损失人民币5666元不是本案的必要支出费用，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求不予接纳。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计付问题。因四被告的违约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债权，原告有权为弥补其经济损失要求四被告支付利息，四被告应从原告起诉（2019年1月14日）主张债权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前，以判定款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参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给原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越秀分公司、王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株式会社逍遥游赔付团款人民币366180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币36618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参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二、被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越秀分公司、王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株式会社逍遥游支付赔偿款人民币4331.71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币4331.71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参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三、驳回原告株式会社逍遥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673元，由原告株式会社逍遥游负担受理费人民币808元，被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越秀分公司、王滢共同负担受理费人民币6865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株式会社逍遥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内，被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越秀分公司、王滢及第三人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为标准计，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永华审 判 员  刘 婷人民陪审员  杨桂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王醒跃书记员陈益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