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申339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章琳，女，197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全椒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白礼军，男，1970年1月13日出生，回族，住安徽省全椒县。 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乐世华，江苏容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学，江苏容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游泓，男，1965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吴亚云，女，1965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再审申请人章琳、白礼军因与被申请人游弘、吴亚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4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白礼军、章琳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判决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首先，双方都认可游泓、吴亚云与滁州亚东置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亚东）之间存在一份2017年4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对游泓、吴亚云将来取得不确定的投资收益进行了约定，且本案借贷的款项与该投资收益有直接关系。其次，白礼军、章琳一审时陈述游泓、吴亚云证据中的银行流水实际上是双方在2018年2月6日至2018年2月9日四天内，白礼军、章琳多次以现金交付给游泓、吴亚云，游泓、吴亚云再多次转账给白礼军、章琳所形成，且游泓、吴亚云认可在这四天内确实收到了白礼军、章琳交付的1900万元的现金。这就使本案中游泓、吴亚云用以证明出借款项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存在疑问，进而使双方之间是否真实存在借贷关系产生重大疑问。第三，游泓、吴亚云一审辩称其出借的款项来源是白礼军、章琳代滁州亚东向其交付的1900万元投资收益，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说法。一方面，游泓、吴亚云并不能提供其与滁州亚东就投资收益进行结算的证据。根据游泓、吴亚云提交的《协议书》，投资收益的金额属于不确定的状态，并且付款也不确定，滁州亚东在2018年2月6日-9日期间向游泓、吴亚云支付的投资收益明显不符合《协议书》约定的支付条件。另一方面，游泓、吴亚云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款项来源于滁州亚东。白礼军、章琳在二审中还提供了滁州亚东的《情况说明》及银行流水和账册，证明滁州亚东从未授权由白礼军代其向游泓支付1900万元投资款，直接否定了游泓关于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所有解释。第四，双方于2018年2月9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第2条明确约定白礼军、章琳应向游泓、吴亚云支付1900万，并注明了“税后”。如果是归还借款本金1900万元，何来税费。只有投资收益才有税费的负担问题。第五，《还款协议》第6条关于2017年4月2日《协议书》失效的约定也可以证明《还款协议》签订目的是为了解决游泓、吴亚云在滁州亚东的投资收益事宜，而不是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因白礼军、章琳不是2017年4月2日《协议书》的当事人，未经滁州亚东的同意，游泓、吴亚云与他人约定废止其与滁州亚东的协议其实不能产生使2017年4月2日《协议书》失效的法律效果。第六，游泓、吴亚云向白礼军、章琳出借巨额借款，却没有要求提供担保，不符合常理。根据以上情况，一、二审法院应严格审查双方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2、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应以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适用相关法律来审理本案。首先，双方之间民间借贷事实不存在，双方通过配合转款和签订协议的方式伪装成了一个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实际目的是为了让白礼军、章琳为滁州亚东公司在条件成就后向游泓、吴亚云支付投资收益提供保障，通过民间借贷关系对白礼军、章琳形成一个制约，使其督促、监督滁州亚东如约履行2017年4月2日的协议书。2017年1月游泓、吴亚云从滁州亚东退出，2017年4月2日签订《协议书》，但其是否能获得投资收益，根据《协议书》内容，完全视“亚东中央新城（香墅茗居）”的销售和利润情况确定。游泓、吴亚云此时已经不是公司股东和管理人员无法掌控公司的财务情况，双方才设计出1700万的银行流水和2018年2月9日《还款协议》。二审法院主张白礼军、章琳向游泓支付的1900万元仅是过账但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说明，实际上白礼军、章琳在上诉状及庭审中反复陈述强调签订《还款协议》的前提以及做银行流水的原因。投资款与本案借款属于同一债权，投资款不成立则债权就不能成立。如果双方之间确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则法院可以认定属于双方以新债代替旧债，旧债归于消灭，但事实是，一方面白礼军不承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的新债，另一方面滁州亚东也没有认可双方之间以新债取代旧债，并且旧债归于消灭，即旧债仍然有效。因此，本案不能依据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适用相关法律进行审理。（2）关于违约金的判决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游泓、吴亚云主张及一、二审判决支付的都是违约金并非利息，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对于未约定利息的情况下，对约定的逾期还款违约金，必须以损失为基础，即应当以年利率6%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为基础，以1.3倍为最高限额。一、二审法院支持游泓、吴亚云按照年利率24%主张的违约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据此，请求依法再审本案，驳回游泓、吴亚云的全部诉讼请求。 游泓、吴亚云答辩称：游泓与滁州亚东于2017年4月2日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滁州亚东根据利润情况，即利润达2亿给付2400多万元，并按同比例增减给付。2018年2月白礼军、章琳通过取现的方式支付给游泓、吴亚云19**万元，游泓、吴亚云再转账支付给白礼军、章琳1700万元，白礼军、章琳向游泓、吴亚云出具《还款协议》，确认借款1700万元。签订《还款协议》时，白礼军是滁州亚东持股股东及总经理。游泓、吴亚云认为白礼军支付给游泓、吴亚云的1900万元系代表滁州亚东的职务行为，1900万元是协商解除《协议书》的对价，游泓、吴亚云再支付给白礼军、章琳的1700万元则是借款。《还款协议》已经约定《协议书》失效并且将原件销毁，白礼军、章琳称协议仍然有效显然有悖常理。《还款协议》没有提及任何担保字样，白礼军、章琳主张担保关系没有任何依据。二审庭审中，白礼军、章琳回答法庭提问时陈述，“滁州亚东为了不让游泓、吴亚云依据《协议书》查账，要求将《协议书》解除，为了减轻自己的资金困难，让游泓、吴亚云把钱借给其继续使用”，游泓、吴亚云当时认为是借给白礼军、章琳个人使用，故与白礼军、章琳签订了《还款协议》，确认了双方间的借贷关系。据此，请求依法驳回白礼军、章琳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1、关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性质问题。游泓、吴亚云（甲方）与白礼军、章琳（乙方）于2018年2月9日签订《还款协议》，协议载明“1、甲方于2018年2月份总共转入1700万元到乙方账户，甲方必须按约定时间收回本金并获取固定回报。2、乙方已收到甲方转入的资金1700万元，甲方借给乙方的借款，乙方自愿承诺按照约定期限支付给甲方1900万元（税后）”，即双方通过签订《还款协议》明确约定讼争1700万元为白礼军、章琳向游泓、吴亚云的借款，游泓、吴亚云还提供了《还款协议》项下1700万元借款的相应转账凭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至于游泓与滁州亚东之间基于投资权益于2017年4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游泓、吴亚云基于《还款协议》要求白礼军、章琳承担还款责任。白礼军、章琳关于其与游泓、吴亚云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还款协议》项下1700万没有实际支付及《还款协议》真实意思表示为投资收益担保的主张，因缺乏证据支持而不能成立。2、关于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前述已经分析，双方当事人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讼争《还款协议》第四条约定“若乙方未按照将约定资金存入甲方指定账户造成违约，乙方自愿承担应付款的月息2%的违约金”，该违约金标准并未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白礼军、章琳关于讼争借款违约金应予调整的主张缺乏依据。综上，白礼军、章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白礼军、章琳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詹强华 审判员  吴莲玉 审判员  郑 唯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赵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