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晋民终2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郭某，现住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山西君宜（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山西君宜（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某，现住山西省晋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北京市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某与被上诉人李某合同纠纷一案，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晋05民初179号民事判决书。判后被告郭某不服，上诉至我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郭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周某及被上诉人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某的上诉称：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中的第一、三项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合同无效，并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请求。2.本案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李某是否有投资以及实际投资比例一审法院并未核实。因李某在本案中所述投资款均无账面记载，也无委托投资合同为证，所有零散单据中，又无明确载明其与上诉人之间的部分往来性质，故二审发回裁定明确要求一审法院应当在认定李某在大银煤矿的实际出资比例基础上做出正确认定及处理，但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李某实际投资情况，而是直接参考（2017）最高人民法院民终66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668号判决）中的证人证言认定李某的投资额。上诉人在几次诉讼中均提出鉴定申请，都被口头驳回。生效的668号民事判决，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其中的任何描述、推断、转述性的语言都可以当做其他条件不予查明事实就直接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虽668号判决认为，赵某的马有年的证人证言是有效证据，但并未在认证中明确予以采信。有效证据和应当采信不是一个概念。上诉人认为，在未通过鉴定或三方结算核实李某投资比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通过生效判决中的证人证言去认定李某所述巨额投资款存在，与客观事实不符，也有失认证的严谨。2.一审法院认定“赵某退股时，其替李某垫付的出资3000万元已经退出”与客观事实不符。关于2011年赵某退股情况，赵某本人已经在668号案件中，明确表示：退股时其和李某在煤矿及洗煤厂总投资约为1.1亿元，退股时，洗煤厂作价4000万元，煤炭折抵3080万元，冲抵洗煤厂和煤矿往来833万元，郭某付款2500万，以上合计为1.0413亿元，与其所述总金额为1.1亿元基本吻合，也与山西晋明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中“赵某投资已全部退还”相互印证，故并不存在李某在其名下3000万元未退还的情况。赵某虚构的其与郭某还有2360万元的往来，没有任何单据凭证，根本无法成立。3.一审法院仅从证据面上去认定2012年协议书的效力，没有做到客观充分。合同的效力审查，应围绕合同本身，去审查合同双方的合意、意思表述是否自由、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法院不应仅以另外的判决中法官认为有效，所以推定合同当然有效。股权的设立和退出在公司法上有严格的规定，认定退股协议书效力应从多方面考量，全面审核协议书签订的背景、合理性及合法性。首先，本案2012协议书意思表示并不真实，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条件；其次，被上诉人李某企图通过协议书掩盖其并未出资的事实，达到套取退股款的非法目的，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再次，根据被上诉人所述，其所谓代持股权的设立及退出，均是通过股权转让来实现的，以隐匿方式转让股权未通知其其他股东，未征询其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样是违反《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第四，因账面无被上诉人出资，被上诉人解释为其出资主要由赵某代持，但赵某本身并非记名股东，依法无代持资格，且赵某投资已经全部退还。故无论从合理性、还是合法性角度，该协议都应属无效。4.一审法院在诉讼费分配上适用法律错误。《诉讼费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一审中原告共计主张各项费用共计79650000元，诉讼费为440050元，而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59700000元请求，驳回了其中19950000元，但在诉讼费的分配中，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全部承担相应79650000元标的的诉讼费440050元，明显有失公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李某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二、一审法院对于李某是否投资问题已经进行了实体审理，并且认定正确。一审判决第14一16页，将李某在大银煤矿的出资问题作为本案的第二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最高人民法院668号判决书对于李某提交的这些证明自身出资的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可。关于对李某的出资额进行审计鉴定的问题，因为作为检材的账务，是由郭某完全控制的镇雄县大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所提供的，这些作为检材的账务，存在账账不符、账证不符，且在鉴定意见书中多次反馈凭证后有刀割单据的痕迹，对于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此，最高院668号判决书已经明确认定，大银煤矿账目资料不能如实反映当事人投资的真实情况，故晋明事务所所做的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李某投资情况的依据。因此，上诉状中所有引用鉴定意见书作为依据的观点均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的“2011年赵某退股时，其替李某垫付的出资3000万元并未同时退出”是正确的。四、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五、关于诉讼费问题。此问题属于法院裁判范畴，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对此作出认定。   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5000万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费1000万元；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1965万元（暂计算至2018年4月26日）；四、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6月4日，原、被告及赵某签订《股东协议书》，约定三人共同投资经营云南省镇雄县大银煤矿（以下简称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2011年11月25日，赵某退出合作。2012年4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退出合作，被告分三笔支付原告1亿元。根据协议约定，第三笔款项5000万元被告应在协议书签订后一年内支付，如果被告不能按照约定给付，原告有权停止煤矿营业，并以煤矿资产清偿原告应得的款项，包括支付剩余款项20%的赔偿费。期满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拒绝给付，遂提起本案诉讼。   郭某辩称：1.李某不是大银煤矿的登记股东，没有载入公司股东名册；2.李某不是实际出资人，没有出资到位，账面上未体现出资，不具备股东资格；3.李某已经主张赔偿费，不能再主张逾期利息。   郭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确认2009年6月4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无效、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李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股东协议书》未生效。该协议约定股东应于2009年8月30日前交付出资，但三方均未出资到位，协议并未实际履行；2.《股东协议书》与公司章程冲突，应认定无效。协议书是为成立亚蒙矿业公司而签订，但协议内容未体现在公司章程中，约定的股权内容与章程冲突，因章程具有最高效力，应以章程为准；3.《股东协议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自始无效。协议书签订后至2012年1月10日之前，亚蒙、大银二公司均无任何增资扩股，假设反诉被告是购买某股东的股权后再由其代持，则规避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应确认无效；4.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不真实，是反诉被告胁迫反诉原告签订的，应确认无效。   李某辩称：郭某的反诉请求没有依据。1.2009年6月4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主体为三方，赵某不是本案当事人，确认该协议无效的请求不能构成反诉。另外，该协议书真实有效，已经实际履行，2011年11月25日赵某退出合作的协议书及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均提到了该协议，故没有违反任何强制性法律规定；2.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已经生效的判决明确认定反诉原告关于该合同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反诉原告对该判决没有上诉。合同效力属于人民法院主动审查的范围，涉及上述协议的生效法律文书均未认定上述协议无效。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6月4日，原告李某、被告郭某及案外人赵某签署了一份《股东协议书》，约定：为了共同投资经营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特成立本合资企业即亚蒙矿业有限公司。合资总投资额为：1.55亿元；赵某以现金方式出资，计5270万元，出资比例34％；郭某以现金方式出资，计5115万元，出资比例33％；李某以现金方式出资，计5115万元，出资比例33％。股东应在2009年8月30日前交付出资，逾期不交或未交齐的，应对应交未交金额数折合其股份，并赔偿由此给其他股东或合资企业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本协议经共同协商订立，自合资企业设立之日起生效。本协议经全体股东签字后生效。协议还就合资企业的财产、合资企业事务的执行、利润分配、亏损分担及债权债务、入股及退股、合资企业解散、清算等作了约定。该《股东协议书》有三方签字按手印。而证据显示，亚蒙矿业有限公司在2008年已经登记设立，股东为郭某和张孟湖。以上三方投资实际与亚蒙矿业有限公司并无关联。   2011年11月25日，原、被告及赵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载明：洗煤厂所有权归赵某所有，洗煤厂由赵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切债权债务与郭某、李某和大银煤矿无关。大银煤矿所有权归郭某、李某所有，股东退还赵某在大银煤矿的所有投资。大银煤矿所有债权债务和安全责任与赵某无关，所有债权债务和安全责任由郭某与李某全权全面负责，大银煤矿两股东股份重新按投资多少划分。此协议书为三份，此前协议书全部作废。该《协议书》三方签字按手印。   2012年4月27日，原、被告及大银煤矿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甲方为郭某，乙方为李某。协议载明：乙方将退出与甲方开展的所有合作事项，自协议书签订之日起，待甲方向乙方履行付款义务后，甲乙双方不再存在任何的合作关系和合作事项。云南亚蒙矿业有限公司、镇雄县大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含镇雄县大银煤矿）等经营实体的所有资产、收益、债权等全部权益自甲方向乙方履行付款义务之后归甲方独自完全所有。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壹亿元，该款项包含了乙方在合作事项中的所有投资、分成、收益、乙方退出合作的补偿等其他任何应归乙方享有或分配的所有权益。具体支付方式为：第一笔款项4000万元由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第二笔款项1000万元由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二个月内支付给乙方；第三笔款项5000万元由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内支付给乙方。关于特别约定，甲乙双方一致确认双方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自甲方全部清偿乙方款项时终止，互相不再负有任何义务，也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乙方承诺，本协议全面履行后，乙方不再采取任何措施干扰、阻碍，或试图干扰、阻碍甲方对大银煤矿的经营管理；乙方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甲方提出超出本协议书约定范围的任何主张或要求。甲方承诺，本协议签订后，以甲方现在执行经营的大银煤矿做保证，如果甲方不能按约定支付乙方款项时，乙方有权停止煤矿营业，并以煤矿资产清偿自己应得的资金，包括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剩余费用的20%的赔偿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一致约定提交甲乙双方的户籍所在地，即晋城市人民法院诉讼解决。郭某、李某均签字按手印，大银煤矿加盖了公章。上述协议书签订后，郭某先后共给付李某4200万元，2012年10月22日，李某向郭某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退股投资款4200万元整，2012年6月4日打的2000万元收条作废。2012年11月26日郭某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郭某、李某、镇雄县大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并要求李某向郭某返还款项4300万元及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该案经过管辖权异议诉讼，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5日作出（2013）最高法民二终字第35号裁定，裁定该案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委托山西晋明会计事务所对李某在大银煤矿的实际出资额进行了鉴定，山西晋明会计事务所作出的晋明鉴（2015）0002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经对“大银煤矿”各方提供的财务资料进行审核鉴定，账面上未体现李某对“大银煤矿”的实际出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8日作出（2014）晋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郭某、李某、镇雄县大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同时判决李某返还郭某420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李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民初第2号民事判决，驳回郭某的诉讼请求。郭某不服该终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455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郭某的再审申请。2012年10月22日李某收到郭某4200元款项后，于2013年1月1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郭某按协议约定支付第二笔的剩余款项800万元，郭某提出管辖权异议被驳回。由于当时郭某已经提起对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的撤销之诉，故本院于2013年11月13日作出（2013）晋市法民初字第10-1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中止诉讼。郭某提起的撤销之诉有了最终结果即（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判决后，该案恢复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5日作出（2013）晋市法民初字第10号判决，判决郭某向李某支付800万元。判后郭某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针对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中约定的第三笔5000万元，李某于2018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郭某支付5000万元及支付赔偿费、逾期利息。郭某在诉讼中提出反诉，要求确认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及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晋05民初48号判决，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及郭某的反诉请求。李某、郭某均不服，上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晋民终33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8）晋05民初48号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结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发回裁定，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的效力及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的效力；二、李某在大银煤矿的出资情况；三、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及李某是否有权要求郭某支付赔偿费和逾期利息。对此，本院分析论证如下：   一、关于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及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在本案中，郭某反诉主张2009年6月4日的《股东协议书》无效，理由有三：一是《股东协议书》约定股东应于2009年8月30日前交付出资，但届时三方均未出资到位，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二是《股东协议书》是为成立亚蒙矿业有限公司设立的，但协议关于股东成员、出资比例等约定与亚蒙矿业有限公司的章程相冲突；三是《股东协议书》规避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对于2012年4月27日的《协议书》，郭某反诉认为其内容不真实、自己是被胁迫签订的，因而无效。原审法院认为，在案证据显示，2009年三方《股东协议书》签订之前的2008年8月14日，云南亚蒙矿业有限公司就在昆明市工商局注册登记，注册资本1000万元，由自然人股东郭某和张孟湖组成。《股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合作目的”是“为了共同投资经营云南省镇雄县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第四条约定“合营企业经营范围及方式”是“云南省镇雄县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第七条约定“本合资企业由赵某、郭某、李某三个股东合资”。虽然第五条显示“合资企业名称：亚蒙矿业有限公司”，但从以上约定内容可见，三个股东是为“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而出资（事后证明他们除了投资马真礼、马真寿于2005年登记成立的大银煤矿外，又投资了一个洗煤厂），无论是股东组成上还是企业名称上，与郭某及张孟湖在先成立的亚蒙矿业有限公司均无任何关联，事实上三个股东的出资也未注入亚蒙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中的三个股东与亚蒙矿业公司的两个股东，虽均有郭某，但这是郭某的两个身份，互相并不混同，故郭某反诉内容中与亚蒙矿业有限公司相关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郭某所称2009年8月30日之前三个股东均未全额出资到位的事实确实存在，但之后各方2010年、2011年以陆续出资的实际行为对《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时间进行了变更，而郭某始终未提出解除且继续履行三方合作事项，可以认定其对变更出资时间的接受，其反诉提出该《股东协议书》未实际履行，与已发生的事实不符。故对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的效力，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2012年4月27日的三方《协议书》，郭某反诉中继续主张无效，但经审理认为其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该《协议书》最后“其他事项”中明确约定“（二）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后即生效，构成对甲乙双方之间所有事项的一次性解决，不因任何事由或事项而被撤销或终止”，这是双方签约时的承诺，双方理应严格遵守，不应出尔反尔。其次，在本院（2013）晋市法民初字第10号案件的答辩请求中，郭某曾称“2012年4月27日的《协议书》无效”，该10号判决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民事判决的论证，认定该《协议书》“系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对该10号判决，郭某并未提出上诉，该判决早已生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最高院668号判决针对郭某撤销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在第11至12页以大量的篇幅，对郭某、赵某、李某三方2009年、2011年、2012年先后签订的三份协议的逻辑联系及长期履行情况进行了充分论证，得出了2012年《协议书》是出于郭某真实意思表示的确定性结论，并据此认定郭某的主张与事实和证据不符，有悖诚实信用原则。郭某对该668号判决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以（2018）最高法民申4557号民事裁定予以驳回。本院认为，最高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和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对2012年《协议书》的效力已经给出了最终结论，郭某在本案中提出关于无效的反诉，实属重复诉讼。至于郭某在本次审理中提供的其于2018年9月5日以李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镇雄县公安局报案的材料及该局的受案回执，尚证明不了胁迫事实的存在，推翻不了最高人民法院668号判决的认定。   二、关于李某在大银煤矿的出资情况。   根据赵某和马有年的证言及银行凭证、欠条、收条等其他证据，李某向大银煤矿的出资为4723万元。其组成有：1.按照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李某于次日现金支付郭某115万元；2.2011年6月30日郭某确认收到李某的9笔合计108.5万元；3.2011年1月6日李某的会计王长义汇款给郭某1000万元；4.2010年2月至12月赵某先后四次将其与李某合伙在晋城开办煤矿中李某的分红款14694426元直接转到大银煤矿；5.2011年2月28日李某的哥哥李晋军给赵某的会计张兵汇款2000万元（其中1500万元是投资款，另500万元是替郭某偿还赵某的债务，等于李某对大银煤矿的500万元投资，此500万元有郭某的欠条为证）。以上经赵某手的4、5两项投资款29694426元，赵某认可系自己替李某垫付的3000万元（不足部分忽略不计）；前面1、2、3项及第5项中的500万元合计1723.5万元，3000万元加上1723.5万元即为马有年证明的李某的投资4723万元。而这些投资李某在多次诉讼包括本案诉讼中都举出了相应证据，郭某称资金往来证明不了是对大银煤矿的投资，但其也未能举证证明这些往来的其他名目以否定投资性质，况且，郭某依据《协议书》所给予李某的退股款4200万元也不是支付给李某本人的，这些相同的资金往来渠道可以印证双方之间有着互相认可的交易习惯。故本院认定李某的投资为4723.5万元。本院以上认定已被最高院在先判决所确认。（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民事判决第8页“本院认为，对于赵某和马有年的证人证言，因两名证人出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询，且其陈述能够与案涉第一份（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第二份协议（2011年11月26日《协议书》）内容以及云南投资款收条、银行转款凭证的内容相互印证……是有效证据”，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赵某和马有年的证言予以认定，而赵某和马有年的证言证明了李某在大银煤矿的投资款项实际是挂在赵某名下的3000万元，郭某在本次审理中提出，即便如此，李某的投资也在2011年赵某退股时退出了，但此说法与赵某的证言相矛盾。赵某称“我本人实际投资7167万元，其中3000万元是李某的投资，剩余4167万元冲抵洗煤厂与煤矿的往来833万元，以大银煤矿煤款折抵3080万元，还有254万元加上我和郭某的个人往来2360万元是2614万元，郭某给了我2500万元”，从中可见赵某退股时只退出了自己的部分、并未一并退出李某的3000万元，这也被赵某在最高院668号案的庭审中明确认可。而最高院668号判决第13页显示“大银煤矿账面显示赵某投资71676522元，在山西晋明会计事务所所列郭某投资明细项下，于2012年11月4日分三笔支付赵某71676522元（泽云鼎洗煤厂应收账款30800139元、泽云鼎洗煤厂其他应收款8333537元、郭某其他应付款32542844元），至此账面显示赵某的投资已经清理完毕，并未涉及收条款项2500万元，且2012年11月4日24#记账凭证三笔款项均未附相应明细或凭证”，从该段内容可见，郭某是认可赵某名下投资款共计7167万元的，大银煤矿提供给山西晋明会计事务所的账面显示分三笔全部退给了赵某，其中有两笔即833万元和3080万元为赵某所认可，另外的3254万元赵某并不认可，而因为账面上没有支付凭证来证实，故本院对账面记载的内容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定2011年赵某退股时，其替李某垫付的出资3000万元并未同时退出。最高院668号判决第12页“晋明事务所作出的‘大银煤矿账面上未体现李某出资’的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可以看出，郭某用以证明李某未出资的山西晋明会计事务所鉴定意见书已经被最高院否定。一审法院认为，因三方对大银煤矿投资后，煤矿并未变更工商登记，赵某、李某二人直至退股也没有成为工商登记载明的股东；而在李某尚未退股之时，2012年1月6日原注册资本仅仅50万元的大银煤矿的股东已由马真礼、马真寿变更为郭某和郭亚蒙，2013年6月4日大银煤矿才增加注册资本到1000万元。由此可见，大银煤矿的经营情况与登记情况是严重不符的，由此也可以解释大银煤矿账面及鉴定意见书为什么没有显示李某的投资。   三、关于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及李某是否有权要求郭某支付赔偿费和逾期利息的问题。   本案之前历次判决均已查明，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签订后，至2012年10月22日，郭某先后向李某支付退股款共4200万元，本院10号判决又判令郭某支付800万元，但尚未实际执行到位；本案发回重审前的诉讼中郭某于2018年8月22日又支付李某30万元。现在未经法律程序确认的债权本金尚有10000万元-4200万元-800万元-30万元=4970万元。因李某与郭某在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如果甲方（郭某）不能按约定支付乙方（李某）款项时，乙方有权停止煤矿营业，并以煤矿资产清偿自己应得的资金。包括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剩余费用的20%的赔偿费”，那么，因郭某违反上述约定，应按照协议的事先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应以本案提起诉讼时所欠本金5000万元为基数确定赔偿费为1000万元。李某所主张的逾期利息，因双方没有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郭某提出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无效，而李某认为不构成反诉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之规定，本院认为被告郭某针对原告李某提出反诉，符合以上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反诉原告）郭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某（反诉被告）煤矿补偿款4970万元及赔偿费1000万元，共计5970万元；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郭某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50元，反诉费50元，均由郭某负担。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主要焦点：1.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2.被上诉人李某在大银煤矿投资款问题；3.一审法院在诉讼费分配上是否有误。   关于第一个焦点，上诉人郭某认为，一审法院仅从证据面上去认定《协议书》的效力未做到客观充分。本院认为，2009年8月30日之前三个股东均未全额出资到位的事实存在，但之后各方陆续出资的实际行为对《股东协议》约定的出资时间进行了变更，上诉人也始终未提出解除且继续履行三方合作事项，可以认定为是对变更出资时间的接受，后于2012年4月27日签订了《协议书》，是双方对之前一系列投资事项的一次性解决。《协议书》中约定上诉人郭某共分三期支付被上诉人李某退股款，郭某已支付第一期和第二期部分款项，即视为上诉人对协议书的确认履行，且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民事判决书中业已确认《协议书》是出于上诉人郭某真实意思表示的结论。故上诉人主张2012年4月27日签订《协议书》无效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一审中李某出具了收条、证人证言、最高院庭审笔录，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李某按照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且最高人民法院668号判决书也已对被上诉人李某提交的这些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可。赵某退股时替被上诉人李某垫付出资3000万元的事实，赵某在最高院审理案件中出庭作证证实，郭某一方面主张李某未实际出资，另一方面又主张李某的出资已随赵某的退出一起退还，逻辑上自相矛盾，上诉人郭某也未提供其他确切证据证明其已退还该笔款项，故其主张不存在被上诉人李某在其名下3000万元未退还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第三个焦点，本院认为，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李某主张各项费用共计79650000元，计算诉讼费为440050元，该费用由被上诉人李某先行垫付，而一审判决中支持了其5970000元的请求，故应分配支持部分诉讼费340300元由上诉人郭某承担，剩余99750元诉讼费因一审未予支持，应由被上诉人李某承担。一审法院诉讼费分配不当，应予以调整。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40050元，由上诉人郭某承担340300元，被上诉人李某承担99750元，反诉费50元由上诉人郭某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40300元，由上诉人郭某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宛地   审判员 宋政富   审判员 何炳武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若鹏   书记员 杨 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