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1行初784号原告刘玉清，女，1969年6月7日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代理人周旋，河南慧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楠楠，河南慧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法定代表人王鹏，主任。委托代理人李丽莎，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琨，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熊耳河路**法定代表人陈萌，党工委书记。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张彦明，主任助理。委托代理人张少春，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负责人康小五，村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军萍，河南佑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玉清认为被告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一案，于2020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玉清的委托代理人周旋、郑楠楠，被告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李丽莎、黄琨，被告办事处的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张彦明及委托代理人张少春，被告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李军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玉清诉称：1.依法判令三被告继续履行《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约定，向原告分配并交付50平方米基本住房和20平方米商租用房；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赔偿迟延交房期间的租房损失（自2017年1月1日起至今的租房损失暂计84000元，自起诉之日按照月租金2000元标准计算至实际为原告分配交付房屋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花胡庄村村民，2015年6月26日原告与被告村委会签订《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中明确原告为花胡庄村享受村民待遇的农业人口，为了保证郑东新区建设顺利进行，原告于2015年6月30日拆迁完毕，被告村委会按人均70㎡的住房标准对原告进行安置，其中50㎡基本住房，20㎡商租用房。2016年12月，三被告即向花胡庄村村民分配拆迁安置房，但未按协议给原告分配房屋。原告多次沟通未果，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家庭户口本；第二组证据：2015年6月26日村委会与刘玉清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第三组证据：刘玉清郑州银行银行卡的流水一份。证明目的：刘玉清为花胡庄村村民，符合拆迁安置条件。村委会与刘玉清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并向刘玉清发放过渡费，该协议具有合法性，三被告应当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约定向原告分配安置房屋。被告管委会辩称：一、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花胡庄村的安置房分配工作在2016年12月份就已经完成，原告于2020年7月10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出起诉期限。二、2011年4月18日管委会颁布《关于郑东新区龙湖区域征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东文〔2011〕91号），在该文件中对于人口界定明确规定为在2002年7月22日以后，至整村拆迁完毕之日内，和符合条件人员结婚的一个配偶。而在本案中花胡庄村于2012年6月整村拆迁完毕。在2011年8月27日，村委会与刘某家庭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分配刘某家庭六套安置房，其中包括原告现丈夫刘某1的前妻胡某。2014年9月原告与刘某1再婚后将户口迁至花胡庄村。根据〔2011〕91号文件，原告并不具备享受安置房资格，而且在原来的协议当中也没有原告。在原告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村委会于2015年在未向管委会以及办事处报备的情况下，超越权限擅自与刘玉清签订协议，约定给其一套安置房。但是在2016年5月26日，花胡庄村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认为，对于像原告丈夫刘某1这种再婚的情形，只能给予一套安置房，给前妻还是现任妻子由男方决定。在2016年12月花胡庄村对房屋进行分配时，实际也按照2011年的协议分配了六套房屋，其中涉及刘某1再婚情形的一套房屋分配给了刘某1的前妻胡某，而没有分配给原告。在2018年10月16日针对2012年6月花胡庄村整村拆迁完毕之后，有新增人员的客观事实，办事处与花胡庄村经沟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该村的村规民约，又制定了回迁安置工作补充方案，将人口界定的时间从2012年12月整村拆迁完毕变更为2018年的10月23日24时。但是对于再婚的情形，只给一套房屋，而该房屋给前妻或者给现任妻子仍由该家庭成员决定的这一条件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同时，按照2018年办事处颁发的18号工作补充方案，确定各村按村规民约界定登记回迁人员安置名单，按四议两公开工作方法讨论认可，并将结果予以张榜公告的形式进行公示，三榜定案公示无异议后报龙湖办事处备案，作为对该村享受安置房资格条件最终依据的补充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原告再次被村委会确定为不具备相应的安置资格。因此其主张不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对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三、原告于2014年迁入该村，在2016年12月花胡庄村对第一批安置房进行分配时，原告的丈夫刘某1单独分得一套安置房。在此情况下，原告就没有在外另行租赁房屋居住的可能性，而且根据庭前质证，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其另行在外租赁房屋支付相应租金的证据。国家赔偿只能针对实际损失为基础，故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也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管委会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郑东文〔2011〕91号文一份；2.2011年8月27日村委会与刘某家庭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3.刘某家庭户口本一份；4.2016年5月26日花胡庄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一份；5.花胡庄村回迁房屋明细表一份。证明原告刘玉清的户口于2014年9月才迁入花胡庄，其不符合郑东文〔2011〕91号文规定的安置条件；同时，证明原告刘玉清家庭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的安置房屋已经分配到位。因此原告起诉被告管委会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应当予以驳回。被告办事处辩称：除管委会答辩意见之外，补充两点：第一，本案原告和村委会之间系拆迁安置补偿民事合同纠纷，且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等诉求均系民事诉讼的范畴，故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第二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来受理。本案中涉案拆迁房屋补偿协议并非行政协议，而是村委会和村民之间的民事合同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次，根据原告刘玉清的诉讼请求，其要求继续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同样属于民事合同纠纷。第二，办事处并非涉案拆迁协议的签订主体，原告所诉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应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1.本案中刘某、刘某1的家庭成员是以户为主体，刘某户与村委会签订了书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于原告所提交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办事处未在上面签章，也并非签订的主体。尤其是对于刘玉清个人提交的2015年6月26日其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并不符合该村有关拆迁安置协议以户为单位进行迁移的实际情况。办事处对该协议并不知情，而且村委会在提供上述证据的时候也明确地说明村委会在未经村民会议表决的情况下，在该协议上盖章是不合适的。2.关于市辖区村民的回迁安置工作，办事处2018年10月16日下发《关于印发回迁安置工作补充方案的通知》，由各村根据村规民约确定回迁安置人员名单，按照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讨论认可，并将结果以公告的形式进行公示，三榜定案。村委会于2018年10月18日召开村三委会议，形成会议记录，并且将该文件张贴公示。3.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七款的规定，本案中，包括原告在内的村民拆迁安置事项均由所在的村委会依法合规形成会议记录，村民自治范畴内的事项由村民会议来讨论决定。综合原、被告各方证据，2011年8月27日，刘某户与村委会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2015年6月26日又出现了一份办事处并不知情的刘玉清与村委会所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但是2016年5月26日，村委会召开了会议，其会议第六条明确写明2002年7月21日之后男方再婚多次，只照顾一人，由男方来决定。该会议记录有村三委召开，队长、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均参加，与村民代表会议共同决定村民自治事项。而且事实情况也是根据刘某户与村委会所签订的书面协议，该房屋已经分配，并且是由刘某1的前妻胡某占有分房资格。综上所述，本案中原告刘玉清的全部诉讼请求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办事处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2011年8月27日，刘某户与村委会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第二组证据：2016年5月26日村委会的会议记录一份。第三组证据：《花胡庄四组回迁房屋明细表》一份。第四组证据：2018年10月16日《龙湖党工委龙湖办事处关于印发回迁安置工作补充方案的通知》一份；村委会2018年10月18日传达该文件的会议记录一份。第五组证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行初1170号行政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951号行政判决书各一份。证明目的：刘某、刘某1等家庭成员以户为主体，与村委会于2011年8月27日签订书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办事处未在该协议上签章，也并非该协议的签订主体。而且刘某户刘某1前妻胡某已经分得房屋。因村委会系依法根据相关规定行使村民自治的权利，对辖区内村民各项事宜，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故原告所诉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请求予以驳回。另，村民马阳阳案与本案基本类似，两审均已驳回，已提交相关的判决书供合议庭参考使用。被告村委会辩称：一、村委会不是行政机关，不应当作为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二、原告与村委会所签订的《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第四条人员安置的约定，未经花胡庄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且事后村民代表会议未追认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首先，花胡庄村于2011年拆迁，刘玉清丈夫刘某1所在的刘某家庭户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016年协议书中需要安置人员已经安置完毕。原告与刘某1系再婚，其与刘某1结婚时花胡庄村已经拆迁完毕，所以不应存在原告的人员安置问题。其次，2015年为了解决花胡庄村自2011年整村拆迁以来新增人口部分生活费问题，以拆迁补偿的形式签订了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为原告发放一部分生活费，并非以人员房屋安置为真实目的。根据原告所在家庭户所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五条，对村民安置房屋的应当支付人均4.1万元的建房款，作为花胡庄拆迁时的村民应当交付安置房屋的对价。原告作为新增户口，在拆迁协议中并未有支付房屋对价的约定，也能说明非该协议的真实目的。第三，人员房屋安置分配是事关村民利益的大事，此决定权由村民代表会议行使。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涉及村民利益，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经过村民会议讨论方可办理。原告与花胡庄村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未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事后该协议第四条人员安置条款内容，在2016年5月26日和2020年1月9日两次村民代表会中均未追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村委会在签订该协议之前之后均未取得实际的处分权，且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中关于房屋安置的内容应当为无效。三、花胡庄村村民分房资格认定及安置房屋分配方案均须经过村三委、党员、村民代表集体讨论决定。原告不具有分房资格，无权获得安置房屋。截至目前，花胡庄村共进行了两次安置房屋分配，每一次的房屋安置均不完全以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作为唯一依据，而是严格按照四加二工作法的要求，经过集体讨论确定房屋安置方案及安置对象，以此作为房屋安置的最终依据，并已将表决结果在村内三榜公示。原告刘玉清与刘某1系花胡庄村拆迁后再婚。根据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对于本村男子拆迁后再婚的只照顾一个配偶。刘某1前妻胡某在第一次安置房屋分配时享受了分房资格，并且房屋已经安置到位。故按此规定，刘玉清不能享受分房资格。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村委会及其成员应当执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村民会议可以撤销或者变更村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本案原告与村委会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中即使有关于人员房屋安置的条款、内容，在签订前未经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事后又经两次村民代表会议表决予以否决，该协议不应作为原告房屋安置的依据，故原告不应享受安置房的分配资格。村委会发放的过渡费仅是对2011年后新增村民的生活补助，该生活补助于2016年第一次分房方案出台后全部终止发放。综上所述，原告不符合安置房屋分配资格，不应获得房屋安置。虽然原告持有村委会盖章的协议，但该协议并非以房屋安置为目的，且该协议中关于房屋安置的内容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予以否决，并非房屋安置的合法根据。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村委会提交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1.祭城路街道办事处花胡庄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四页。2．房登记表两份两页。证明目的：第一，针对原告所在的家庭户刘某户已经安置完毕，其中胡某系刘某1的配偶，刘某1及胡某的房屋均已分配。第二，根据该协议第五条第三项，符合安置房屋的人员每人应交安置建房款4.1万元。该项约定针对拆迁时的正常村民获得安置房尚需支付房屋对价，而原告作为拆迁后因与刘某1再婚将户口迁入的村民，其所持协议中并无房屋价款的约定，能够说明原告所持协议并非以房屋安置为目的。村委会在未经村民会表决的情况下，在该协议上盖章失当。第二组证据：1.2016年5月26日村三委、党员、村民代表会议记录一份四页；2.龙湖办事处龙发〔2018〕18号文件一份四页；3.2018年10月18日花胡庄村三委会议记录一份两页；4.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第二批安置房分配工作方案一份七页；5.2020年1月9日花胡庄村第二批安置房分房方案决议结果一份一页。证明目的：第一，花胡庄村拆迁后两次分房方案均经过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原告所持的拆迁安置协议并非房屋安置的唯一依据。第二，两份分房方案均严格按照规定经集体讨论并经村民会议表决通过，程序合法。第三，两次分房方案经表决，与原告同类的人员（即本村男子再婚多次，只照顾一个配偶）不享受分房资格。经庭前交换证据，原告对管委会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以上证据仅证明管委会按照2011年的拆迁安置协议向刘某户分配房屋，不代表如数分配房屋。相反，管委会作为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记录的主体，恰恰说明村民会议所确定的分配方案，管委会是知道并予以认可的。村委会依据村集体实际情况所确定的分配方案中，明确2002年7月21日之后男方再婚多次只照顾一人。结合本案原告为刘某1唯一再婚配偶的事实，能够证明本案原告属于村民代表会议确定的应予分配房屋的对象。三被告应当按照村委会与原告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向原告分配房屋。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明细表仅系单方制作，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无法证明如数分配房屋。被告办事处、村委会对管委会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办事处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第一、二、三组的质证意见同对管委会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的作出时间为2018年，是在第一批拆迁安置房分配之后作出的。针对的是第二批安置房的分配，不能否认在第一批房屋分配时，原告所享有的村民待遇、原告所具有的拆迁安置资格。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案件的具体情况不一致，而且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不能以该判决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管委会对办事处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村委会对办事处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另补充称：花胡庄的安置房分配有两次村委会纪要，均否定了原告的分房资格，并非原告所称2018年第二批分房方案才否定原告的分房资格。原告对村委会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证明村委会于2011年与刘某及家庭成员签订补偿协议，不能据此否认刘某户其他新增人员的安置资格。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该村民代表会议明确2002年7月21日之后，男方再婚多次，只照顾一人。胡某是刘某1第一婚姻配偶，并非再婚人员。本案原告是刘某1唯一再婚配偶，应当依法享受拆迁安置待遇。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2-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第二批安置房分配工作方案，安置房分配对象第4项规定，2002年7月21日之后，本村男性村民离婚后，前妻户口未迁出，男方再婚，婚后女方户口迁入本村的，前妻与现妻只一人享受。该分配方案并未明确是由哪一任妻子享受拆迁安置待遇，且结合2016年第一次村民代表会议，确定由男方决定哪一任妻子享受待遇，在花胡庄村分配房屋时根本没有征询男方的意见，就擅自分配房屋，剥夺原告的拆迁安置待遇，明显违反协议约定，应当按照拆迁安置协议向原告分配房屋。被告管委会、办事处对村委会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管委会对原告的证据质证称：对原告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一组证据明确显示原告的户口于2014年9月5日才迁入，而且婚姻状况是再婚。因此，原告不符合2011年颁布实施的91号文件规定的安置补偿方案当中可以享受安置待遇的资格。第二组证据签订于2015年6月26日，在该协议签订时刘玉清仍然不符合〔2011〕91号文件规定的安置人口资格，而且也与村委会对于再婚情况下前妻和现任妻子只能享受一次安置待遇的村民公约内容相违背。因此，村委会越权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因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为无效协议。第三组证据刘玉清的银行流水均显示为2015年之后，并不能证明在第二组证据所涉的协议签订时具备相应的安置资格。结合管委会、办事处以及村委会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原告刘玉清在2015年所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而且也不是认定原告是否具备安置资格的最终依据。而根据村委会提供的2018年办事处颁布的回迁安置工作补充方案以及村委会对第二批安置房人口界定的理由和事实，再次证明刘玉清不具备相应的安置条件，其起诉缺乏事实和依据。原告提供的三组证据当中并没有原告实际租房的相关证据，因此其第二项关于要求租房损失的请求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基础。被告办事处对原告的证据质证称：除管委会发表的质证意见之外，补充一点：关于给原告发放过渡费的问题。过渡费只是对原告生活上的一种照顾。是否发放过渡费与原告是否享有安置房的资格待遇完全是两个概念。况且在村委会提供的相关证据当中已经明确说明，根据村规民约，刘某户已经有刘某1的前妻胡某享受分房资格，只能照顾一人。所以原告不再享有分房资格，是该村根据村规民约所行使的自治事项范围内的事情。原告提起本次诉讼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应予驳回。村委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称：除管委会、办事处的质证意见以外，补充一点：刘玉清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是在2015年，而本村拆迁发生在2011年，签订合同时已经拆迁完毕。协议所指的过渡费实质上是对新增人员的生活费补助。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管委会、办事处、村委会及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办事处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2011年4月18日管委会印发的《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郑东新区龙湖区域征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东文〔2011〕91号）关于人口界定部分规定：1.2020年7月21日前，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郑东新区规划区域（限107国道以东、京珠高速公路以西、连霍高速公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下同）内享受村民待遇的农业人口，享受郑东新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已死亡和迁出的除外）。2.2002年7月22日以后，至整村拆迁完毕之日，迁入郑东新区规划区域内的以下人员，享受郑东新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4）第1条人员的符合婚姻政策的结婚配偶……2011年8月27日，村委会（甲方）与刘某（乙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安置人口包含原告刘玉清丈夫刘某1的前妻胡某等六人；安置原则：甲方按人均70㎡的住房标准对乙方进行安置，其中50㎡基本住房，20㎡商租用房；每人应交安置建房款4.1万元，6人，计246000元，从拆迁补偿款中扣除198846元，不足部分于安置房分配前交纳完毕等。2012年6月，花胡庄村整村拆迁完毕。2016年12月，村委会已经按照该协议向刘某家庭分配6套安置房。原告刘玉清与刘某1再婚后于2014年9月5日将户口迁至花胡庄村。2015年6月26日，村委会（甲方）与刘某（乙方）签订《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显示：本户享受村民待遇的农业人口1人，即原告刘玉清；安置原则：甲方按人均70㎡的住房标准对乙方进行安置，其中50㎡基本住房，20㎡商租用房。乙方由刘玉清在协议上签字捺指印。2016年5月26日村三委、队长、全体党员、村民代表议定花胡庄村第一批分房人员界定范围及分房方案，决定2002年7月21日之后男方再婚多次，只照顾一人，由男方决定。2018年10月16日，办事处印发《龙湖党工委龙湖办事处关于印发回迁安置工作补充方案的通知》（龙发〔2018〕18号），该文件针对2002年7月21日前郑东新区规划范围内居住在册农业人口和2002年7月21日后正常新增“五种人”之外的特殊人口实际情况，将2018年10月23日24时确定为人口界定截止日期。要求办事处统筹指导、村组织实施，按各村制定的回迁安置工作补充方案执行，各村依据村规民约界定登记回迁安置人员名单，按“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讨论认可，并将结果以公告榜的形式进行公示，三榜定案，公示无异议后，报龙湖办事处备案。2018年10月18日，该村召开会议向村三委、群众传达上述文件。2020年1月9日花胡庄村三委、村组组长、村民代表开会表决通过《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第二批安置房分配工作方案》，该方案规定：2002年7月21日之后，本村男性村民离婚后，前妻户口未迁出，男方再婚，婚后女方户口迁入本村的前妻与现妻只一人享受。因村委会一直未按照协议约定分配安置房，原告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一、关于适格被告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并参照《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的若干规定》、《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合村并城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规定，被告管委会是其管辖行政区域内农村拆迁改造的主体，原告因农村拆迁改造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协议并对其进行房屋安置，管委会应是本案适格被告。办事处、村委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对办事处、村委会的起诉应予驳回。二、关于起诉期限。被告应依职权履行安置补偿职责，无需原告提出申请，原告以请求行政机关履行安置补偿职责为由提起诉讼，不应受起诉期限限制。三、关于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办事处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自2019年7月20日起不再适用，不能作为本案依据。本案属于行政协议纠纷，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四、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予以支持的问题。1.2015年6月26日，村委会（甲方）与刘某（乙方）签订的《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即案涉协议的签订人系村委会和刘玉清，但刘玉清代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其所在的家庭户，即刘某家庭。而被告已经于2011年8月27日按照郑东文〔2011〕91号文件规定与刘某家庭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并对包括刘某1的前妻胡某在内的人员进行安置补偿。2016年12月，村委会已经按照该协议向刘某家庭分配6套安置房。被告对刘某家庭的安置补偿职责已经履行完毕。2.案涉协议既不符合郑东文〔2011〕91号文件规定，也未按照龙发〔2018〕18号文件规定获得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认可或者追认；同时，该协议的履行损害国家利益。故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协议并对其进行房屋安置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支付租房损失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如对安置补偿权益在家庭内部的分配有异议，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玉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玉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并将交费凭证提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判长  吕家祥审判员  董正方审判员  郭凤彩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乔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