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0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仁堂，男，193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光，山东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淑花，女，194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光，山东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新梅，女，1969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光，山东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韶坤，男，199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光，山东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小鸟车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经济开发区安和路**。法定代表人：张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祥，天津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招远市小鸟电动车专卖店。住。住所地：招远市温泉路**/div>负责人：张秀芳，该专卖店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桐，男，197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系张秀芳丈夫。上诉人天津小鸟车业有限公司（简称“小鸟车业公司”）、上诉人张仁堂、梁淑花、孙新梅、张韶坤因与被上诉人招远市小鸟电动车专卖店（简称“小鸟专卖店”）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初2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仁堂、梁淑花、孙新梅、张韶坤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或发回重审，除了原判的96888.64元外，判决另行支持124676.71元。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小鸟车业公司和小鸟专卖店生产、销售的涉案电动车均发生在国家工信部于2018年5月15日发布的GB17761-2018新标准之前，且招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1月8日出具的第37068512018000043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发生在2019年4月15日新国标实施之前，因此，本案审理的依据应适用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旧标准。但一审法院以“国家工信部于2018年5月15日发布的GB1776-2018,2019年4月15日实施，根据新标准，由“含电池在内的整车质量由40kg调整为55kg”，据此根据新国标，涉案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从而认为“在电动车、机动车保有量明显增加的情况下，现行新国标已将重量标准予以更改，说明经过近20年时间的实践检验，证明原来标准制定不合理，其重量的超标危险性实际达不到“机动车”的危险性程度”，一审判决这种认定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2、一审判决认为“本次事故造成被继承人死亡为多因一果，被继承人被认定负事故同等责任，其四项违法行为中的“未按规定让行”、“未按规定使用灯光”两项为主动过错行为，其在交通事故中的过程参与度和原因力要远远大于“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两项行为，此项认定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错误。因此，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实际上变相偏袒小鸟车业公司和小鸟专卖店，为其承担未受偿部分20%的赔偿责任做铺垫。二、小鸟车业公司和小鸟专卖店生产、出售的涉案电动车属超标电动车，且存在不合理危险，具有安全隐患，理应承担赔偿责任。1、根据小鸟车业公司和小鸟专卖店一审庭审中提供的各项证据及双方在涉案电动车现场的勘验情况来看，其生产、出售的涉案电动车的整体质量(重量）远远超出40kg已是不争的事实。小鸟车业公司和小鸟专卖店生产、销售的涉案电动自行车（被鉴定为机动车）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中的5.1.2项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重量）应不大于40kg之规定，其生产、销售的电动自行车（被鉴定为机动车）属超标车辆，存在发生严重危险的安全隐患。2、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的电动车为“机动车辆”，且招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第37068512018000043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认定该涉案电动车为机动车，该事故认定书系招远市公安局交通察大队出具，属于公文书证，其证据效力大于两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由于驾驶机动车辆相对于驾驶非机动车辆，其操作难度和危险性较大，在小鸟车业公司和小鸟专卖店生产、销售涉案电动车辆时，其以非机动车辆名义向受害人(消费者）销售实际上的机动车，其向受害人隐瞒了不合理的危险，降低了受害人对于行驶中危险的关注度，小鸟车业公司和小鸟专卖店的过错明显，其应对受害人交通事故中损害的结果承担赔偿责任。3、小鸟车业公司和小鸟专卖店生产、销售的涉案电动车存在的不合理危险及产品缺陷，与其主张的产品是否合格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涉案电动车是合格产品，那么小鸟车业公司和小鸟专卖店也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小鸟车业公司和小鸟专卖店赔偿张仁堂等4人在强制险限额外全部损失未赔偿部分的20%比例，显失公平，明显偏袒小鸟车业公司和小鸟专卖店。1、受害人张路彬是因“未按规定让行”、“未按规定使用灯光”、“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四项违法行为才被招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为为同等责任，如果受害人张路彬驾驶的涉案电动车未被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机动车”，受害人张路彬就不存在“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这两项违法行为，涉案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对张路彬承担的事故责任比例的认定肯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即使按照一审法院关于“本次事故造成被继承人死亡为多因一果，被继承人被认定负事故同等责任，其四项违法行为中的“未按规定让行”、“未按规定使用灯光”两项为主动过错行为，其在交通事故中的过程参与度和原因力要远远大于“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两项行为”的错误认定，受害人张路彬“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两项行为是造成事故责任的参与度和原因力之一，只是此参与度和原因力要远远小于“未按规定让行”、“未按规定使用灯光”两项主动过错行为，这也反向说明，如果没有受害人张路彬“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两项行为，如果是非机动车(涉案电动自行车未被鉴定为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受害人张路彬在交通事故中只能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2、在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赔偿案例中，如果非机动车一方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超出强制险限额外的损失，机动车一方要承担至少80%的赔偿责任。3、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9日作出的(2015)烟民四终字第359号民事判决书与招远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8日作出的(2014)招玲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对类似的案例作出了与本案一审不同的判决内容，该两份判决让生产厂家、销售单位对受害人未受偿部分承担50%的损失。上诉人小鸟车业公司辩称，涉案电动车无论按照新的国家标准或老的国家标准均属于非机动车的范畴，因老的国家标准规定超重仅仅是15项重要项目之一，超过其中三项才属于不合格产品，而仅仅超标一项仍然属于国家规定的合格产品。依据《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规则》及过错行为形态特征分类表规定：未按规定让行，未按规定使用灯光属于主动型过错，驾驶与准驾车不符的车辆属于隐患型过错，驾驶无牌车辆与事故不存在因果关系。小鸟车业公司生产销售的电动车符合国家标准，并不存在超标行为及现象。超标现象是经原告改装后导致的。一审判决生产者及销售者承担总额20%的赔偿比例未区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造成的损失差额，也未区分主动型过错与隐患型过错的责任比例。烟台中级人民法院的（2015)烟民四终字第395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情形，也不相类似。（2020)鲁06民终2221号判决才与本案雷同，但本案的判决未确定主动过错与隐患型过错的划分比例。被上诉人小鸟专卖店未到庭答辩。上诉人小鸟车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不应采信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并以此作为上诉人产品存在缺陷的依据。1、该鉴定结论所鉴定的电动车是受害人更换，改装后的电动车，并不是小鸟车业公司的原装电动车，该鉴定结论所记载的涉案整车质量约54公斤，包含受害人在2018年度更换的电池（17公斤左右），并更换了轮胎、车筐，加装了照明灯等其他车辆配件。一审法院虽组织了现场勘验，也查明了车辆更换的情况，但在判决中，对受害人更换电动车电池及其他配件的情况只字未提。系受害人更换电池及其他配件才导致了电动车整车质量约54公斤。一审判决不应依据受害人更换、改装后的车辆作为产品超标的依据。一审判决采用该鉴定结论明显错误。2、山东交院仅仅依据整车质量超过40公斤即被认定书机动车，明显与国家标准不符。GB17761-1999《电动自行午通用技术条件》7.5.3.2b规定:“重要项目应有十五项以上(包含十五项)达到本标准的要求”，而整车质量仅仅是重要项目之一，即使整车质量超重也属于合格产品，当然属于非机动车的范畴，而不应该仅仅依据一项超重而认定为机动车，新国标GB1776-2018《电动自行午通用技术规范》明确了电动车整车质量不超过55公斤，且属于强制规定，因新的标准更加完善，更加严格，所规定的也更加合理，而该鉴定单位不熟悉行业规范，不了解电动车行业的国家标准，仅仅依据定义即认为属于机动车的范畴，明显与事实及法律不符。二、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与驾驶员驾驶的电动车超重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了：“未按规定让行”、“未按规定使用灯光”两项过错为主动过错，其在交通事故中过错参与度和原因力要远远大于“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乍辆”两项行为。而本案的后两项过错并不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虽交管部门认定后两项行为违法，但造成事故的全部原因是驾驶人的前两项违法行为导致。且在现实生活及交通管理规范中，交通管理部门从未给电动车颁发过驾驶证并安装机动车的牌照，也没有保险公司为电动车承保，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小鸟车业公司没有协调好作为“机动车”应挂牌、购买保险等事项”完全将社会中存在的现实及管理者的责任强加给上诉人。三、一审判决小鸟车业公司承担未得到赔偿部分的20%的比例明显过高，因涉案车辆虽被鉴定为机动车，在同等责任的情况下，差额不超过10%。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一)规定：转弯的非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以此可以说明无论是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均应该让行直行的车辆，即使该车辆不属于机动车的范畴，承担责任是相同的，而不是张仁堂等4人在庭审中陈述的“受害人在本案中只能承担次要责任”，依据差额10%汁算,总额不超过94793元，而一审判决小鸟车业公司承担96888.64元，显然高于涉及到机、非动车责任的全部。2、张仁堂等4人在庭审中陈述“其余至少30%的损失是因为涉案小鸟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未获得赔偿”，照此计算，一审判决的依据全部未赔偿的数额，且判决小鸟车业公司承担全部未赔偿的20%，也明显错误。四、张仁堂等4人的诉讼请求并没有要求精神抚慰金，而一审判决判小鸟车业公司承袒10000元精神抚慰金。张仁堂等4人的诉讼请求及庭审中,依据的数额是959243.20元扣除其他渠道己经赔偿的504800元，剩余454443.20元的80%,即363554.56元,所有的要求项目及计算依据清楚明了，并没有精神抚慰金的内容，而一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做出判决显然于法无据。依据审判实践承担次要责任的主体并不应该判处承担精神抚慰金的赔偿，因此一审判决小鸟车业公司承担精神抚慰金明显错误。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因小鸟车业公司产品经权威机构检验合格，并不存在不合理危险，且完全符合国家标准，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与事实不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庭审中，上诉人小鸟车业公司提交补充上诉状。1、在一审判决第10页：为查明事实，法院组织双方到现场勘验，原告主张，除了电瓶外，车辆的基本状况几乎没有变化，以此完全可以说明张仁堂等4人认可更换了电动车的配件，所鉴定的超标车辆并不是的原装车辆，而依据对该改装后的车辆进行鉴定，所鉴定的结论不应作为上诉产品超标的依据。依据《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二款（二）规定：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坏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而小鸟车业公司的产品投入流通时，并不存在该缺陷。2、依据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6)民终2221号民事判决书判定：因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其获得的商业险相对非机动车事故赔偿减少的比例为20%，并在在此基础上，双方各承担50%。在此判决中，承担20%的比例已经是上限，且在此基础上承担50%与山东高院（2018)鲁民申3761号的精神不一致，因2221号判决混淆了主次责任的比例承担问题。而本案更是一错到底，并没有区分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应该受到的损失在10%至20%之间，而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损失20%确定全部由上诉人承担，请求更正这一错误判决。首先：因张路彬未按规定让行，未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全部原因，其未按规定让行的行为属于主动过错,根据《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规则（试行）》第六条、第七条及附件《过错行为形态特征分类表》规定，当事人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车辆属于隐患型行为，属于一般过错行为，即使在该交通事故中存在过错，应该承担次要责任。其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申376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规则为:主动型过错属于严重过错行为，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隐患型过错只有在应当避免的道路交通事故未能避免，属于严重过错，可以避免的道路交通事故未能避免属于一般性过错，该作用只有在事故发生的瞬间，才能判断事故的发生是否起到作用，而本案中，驾驶与准驾车辆不符的车辆在交通事故并没有起到作用，因此该行为并不是导致事故的发生原因，不应该承担事故的责任。上诉人张仁堂、梁淑花、孙新梅、张韶坤辩称，驳回上诉人小鸟车业公司的上诉，支持上诉人张仁堂等4人的上诉请求。张仁堂等4人强调在一审中要求精神抚慰金2万元，而一审法院只支持了1万元，并不是小鸟车业公司所说的没有要求抚慰金。如果本案中涉案的电动车未被认定为机动车的话，受害人在本案中只应承担次要责任，那么在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一案中，肇事者除了交强险之外的部分，最少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除了交强之外部分30%赔偿责任就是因为小鸟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而导致，这个损失应当由小鸟车业公司和小鸟专卖店全部承担。原审原告张仁堂、梁淑华、孙新梅、张绍坤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四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63554.56元。2.诉讼费由两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四原告分别系受害人张路彬的近亲属。2018年11月24日15时13分许，张路彬驾驶小鸟牌二轮电动车沿温泉路由东向西行驶至龙海工程配套有限公司路口向南转弯时，与由东向西行驶的陈松青驾驶的鲁Ｙ×××**号小轿车相撞，致车损、张路彬受伤。同年11月26日，张路彬经抢救无效死亡。受招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20日出具交通司法鉴定意见书：涉案的小鸟牌电动二轮车属于机动车。招远市交警大队依据上述鉴定意见出具认定书：陈松青、张路彬负事故同等责任。涉案电动车系小鸟车业公司生产，小鸟专卖店销售，因张路彬死亡给四原告造成经济损失959243.20元。由于两被告生产、销售的电动车不符合国家标准，从而被鉴定为机动车，进而导致因张路彬死亡而遭受各项经济损失未能全部赔偿（四原告通过其他渠道已得到各项赔偿504800元）。原、被告因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望依法判如所请。原审被告小鸟车业公司一审辩称，一、被告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存在缺陷，侵权行为与被告产品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事故是因为张路彬未按规定让行、未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行为造成的，至于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以及驾驶无牌机动车的行为，并不是导致事故的原因，也不是被告行为造成的，而是车辆管理机关的原因，在新国标之前全国的电动车管理部门也不给电动车办理驾驶证并安装牌照，与被告生产的产品是否超重不存在因果关系。1.关于侵权主体的问题，即使能够确定被告系合法的侵权责任主体，还应该有以下三项完全符合才承担相应的责任。2.关于涉案电动自行车的质量缺陷问题，所谓质量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而根据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的《交通司法鉴定意见书》所鉴定的意见是整车质量约54公斤。该鉴定并不是《电动车通用技术条件》下的否决项目，即使被告的车辆超过40公斤的标准，仍然属于国家标准规定的合格产品。因此，被告的产品并不存在缺陷。3.关于因果关系的问题，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张路彬未按规定让行、未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行为造成的，不是被告的车辆超重造成的，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规定，非机动车同样让行直行车辆。因此造成的事故与被告的产品不存在因果关系。二、答辩人是经工商部门注册，质检部门批准的具有资质的电动车生产企业，每款产品都经过相关部门的检验合格，每辆车都配有合格证书及产品使用说明书，所生产销售的产品并不存在产品质量缺陷。三、该车辆自2012年1月3日购买已经使用了近七年，对电动车的各种参数及性能已非常熟悉，而且必然更换了电动车的电池，且安全驾驶、让行车辆、正确使用灯光是驾驶人最基本的常识，而驾驶员未按照交通法的规定造成后果，应由自己承担。四、原告已从其他渠道获得赔偿款504800元，原告并没有其他损失。综上：被告生产的产品并不存在质量缺陷，与造成的后果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张路彬未让行、未正确使用灯光才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因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小鸟车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小鸟专卖店一审辩称，根据事故认定书，受害人张路彬没有让行和没有按照规定使用灯光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电动车虽然认定为超重，但不是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提交证据：1.招远市毕郭镇河西村民委员会的证明1份及4原告的身份和户籍信息，证实4原告的身份信息，也证实受害人张路彬损害赔偿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2.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交通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涉案的小鸟牌电动车被鉴定为机动车。3.交通事故认定书，证实因涉案的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车辆，从而导致受害人张路彬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4.购车发票及登记单，证实在被告小鸟专卖店购买的涉案车辆，且当时被告宣传的涉案车辆属于电动车而不是机动车。5.被告小鸟专卖店个体户信息，证实被告小鸟专卖店在招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信息。6.招远市（2014）招玲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证实以往类似案件的司法判例。两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与本案小鸟电动车没有关系，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2有异议，没有附鉴定人的鉴定资格证书，司法鉴定许可证在鉴定范围之内并没有车辆的属性鉴定，包括两名鉴定人员并不具备车辆属性的资质。而该鉴定仅仅鉴定了整车的重量，与国家电动车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标准相违背，因电动车超重仅仅是三个重要项目之一，即使是超重仍然符合国家标准，证明被告的产品不存在缺陷，该鉴定意见因与国家标准相违背不予采信。对证据3无异议，正好证明了张路彬未按照规定让行，在此之前交管部门并没有规定什么样的驾驶证与电动车准驾相符，没有这样的驾驶证，相关部门并不给上牌照。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车辆是2012年购买，已经7年，说明现在鉴定的车辆与2012年购买的车辆并不是原来的车辆，消费者多次改装，轮胎、电池等其他配件多次更改、多次配换，所鉴定的车辆不是小鸟电动车原厂家的车辆。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与本案事实不相符、不一致。原告主张，证据1只是证实具有原告的身份，被告的质证意见曲解了原告举证的意思，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不是被告说了算，应由法院判决。证据2是由招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直接委托，是依照法定程序对涉案的小鸟电动车车辆进行的鉴定，合法有效，鉴定所许可证的业务范围包括事故车辆的认定，电动车辆的属性只是属于事故车辆认定范围之一。对证据3被告认为无异议，但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故形成原因其中包括未按规定让行、未按规定使用灯光、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其中，因涉案的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所以这也成为受害人张路彬“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但两被告一方面对事故认定书无异议，另一方面却对事故发生原因的“驾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其主张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正是由于上述四种原因才导致受害人张路彬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如果受害人张路彬只是未按照规定让行，未按照规定使用灯光，那么，受害人张路彬在本案中只能承担次要责任，张路彬的所有损失，四原告至少能得到80%的赔偿，但是本案中涉案小鸟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辆的情况下，除去强制险之外，超出的部分，四原告只得到了50%的赔偿，其余至少30%的损失是因为涉案小鸟车被认定为机动车未获得赔偿，以上的损失完全应当由两被告赔偿。对涉案的车辆并不存在两被告所说的多次更换电池、车轮胎，两被告所谓的常识属于主观臆断。对证据6只是法院处理类似案件的处理方式，每个案件有每个案的具体特点，但是法院处理每个案件的基本原则应当是一致的。两被告主张，第一、认定为机动车并不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如果受害人让行了车辆，正确适用了灯光，就没有本次事故的发生。第二、事故认定属性属于交通事故认定的范围之一。被告小鸟车业公司提交证据：1.产品检验报告两份，证实车辆即使超过40公斤，仍然属于国家规定的合格产品，不能认为仅仅超重，即认为产品存在质量缺陷。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证明电动车超重仅仅是重要项目之一，只有三个项目超标才不属于合格产品，而原告鉴定的产品仅有一项超重，属于合格产品，并不能因为一项超重就认定为机动车。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安徽池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各一份，证明不具备因果关系以及司法鉴定结论并不被认定的生效判决。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1有异议，检验报告型号与本案涉案车辆的型号是一样。根据检验报告，与涉案的同等规格的小鸟牌电动车上面的整车质量全部超过国家质量标准（全部超重，分别为51.8公斤，51.7公斤、47.1公斤），这与原告主张的同型号的涉案车辆电动车超过40公斤的整车重量完全吻合，这也说明被告主张的同类型、同型号的整体质量全部超标，也导致了涉案的小鸟电动车鉴定为机动车，从而导致张路彬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被告小鸟车业公司主张，被告提供检验报告并不是涉案车型的检验报告，涉案车辆的检验报告并不超重，被告提供的目的是即使超重也符合国家的标准。一审法院根据原、被告举证、质证，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月3日，被继承人张路彬（1967年10月12日生）在被告小鸟专卖店购买小鸟牌电动自行车一辆，该车辆系被告小鸟车业公司生产，规格（型号）为“双飞三代”、电机号码2888、价格1830元，电瓶检测时间2012年6月20号-30号，备注栏为“旧车顶”。2018年11月24日15时13分许，张路彬驾驶电动车沿温泉路由东向西行驶至龙海工程配套有限公司路口向南转弯时，与由东向西行驶的陈松青驾驶的鲁Ｙ×××**号小轿车相撞，致车损、张路彬受伤。张路彬受伤后被送往招远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天，花医疗费33231.20元。同年11月26日，张路彬经抢救无效死亡。受招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对小鸟电动车属性进行分析，该车具有两个轮子，有脚踏骑行装置，能够实现人力骑行，实测整车重量约54公斤，根据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及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综合分析认为“该二轮车属于机动车”，于2018年12月20日出具交通司法鉴定意见书：1.根据现有证据及材料，无法计算小鸟牌电动二轮车事故时的行驶速度。2.小鸟牌电动二轮车属于机动车。招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依据上述鉴定意见于2019年1月8日道路交通事故出具认定书：张路彬驾驶无牌二轮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未按规定使用灯光、驾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陈松青未确保安全驾驶机动车、路口未保持安全车速、车辆未按规定检验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张路彬、陈松青负事故同等责任。2019年2月3日，经招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解，四原告与陈松青达成赔偿协议，张路彬损失：车损800元、医疗费33231.20元、护理费11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死亡赔偿金735780元、丧葬费34652元、赡养费76906元，共计881543.20元，因陈松青无损失，陈松青赔偿四原告504800元。一审庭审中，被告小鸟车业公司向法院提交编号为104635的检验报告，证实该报告就是涉案产品的检验报告，该检验报告真实反映了被告的产品在出厂时完全合格。原告质证意见：首先对检验报告中认定为合格产品有异议。其二、检测报告中认定的是否合格与本案涉案车辆鉴定为机动车的范畴没有任何关联性。第三、根据被告提供的检测报告，涉案类型的电动车整车的质量都是严重超标，而招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委托的鉴定机构恰恰就是依据涉案的电动车质量严重超标而被鉴定为机动车的范畴。所以被告提供的检测报告恰恰说明涉案同类型的电动车整车质量从出厂之时就严重超标。被告小鸟车业公司主张，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也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车就是非机动车。为查明事实，法院组织双方到现场勘验，原告主张，除了电瓶外，车辆的基本状况几乎没变化，要求对电动车（除去电瓶的质量）进行称重。两被告主张，经现场勘验，该电动车的电池2018年度更换，轮胎、车筐也是后来更换的并加装了照明灯，原车车况进行彻底改变，原来鉴定的54公斤重量并不是原厂配件。小鸟配件都有小鸟的标志，没有小鸟标志的都是后来改装的。事故车辆经青岛泰衡正秉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估，车辆损失为1710元。原告张仁堂、梁淑华自2017年9月30日入住招远市金都老年福利中心至今。二人生有三子，张路彬系次子，张路彬与妻子孙新梅生有一子张绍坤。2018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2018年度山东省城镇年人均消费支出24798元，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30元/天，2018年6月1日起招远市护工工资标准1910元/月。一审法院认为，国家对电动自行车技术标准有明确的规定，涉案车辆在2012年购买，山东交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是根据GB17761-1999，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鉴定为机动车，而国家工信部于2018年5月15日发布的GB17761-2018，2019年4月15日实施，根据新标准，由“含电池在内的整车质量由40kg调整为55kg”，据此根据新国标，涉案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由于事故发生在新国标实施前，两被告生产、销售的该电动自行车，整车重量超过当时的国家标准，致使该电动车被鉴定为机动车。机动车无论是整车质量还是最高行驶速度、制动、信号等方面均与非机动车有不同的要求，同时由于驾驶机动车辆操作难度和危险性相对较大，法律规定需要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学习培训和考试，取得驾驶证后方可驾车上路。而驾驶非机动车危险性相对较少，技术难度低，也不需要办理驾驶证。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对于驾驶者要求上的区别是明显的，两被告以非机动车名义生产、向消费者销售在当时标准属于“机动车”范畴的电动车，降低了使用者对于行驶中危险的关注度，故对损害的发生结果有过错。不合理危险是判断产品否存在缺陷的根本标准，即使产品经检验质量合格，因不合理危险造成消费者损害，该产品缺陷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及损害结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该电动车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依法应予支持。然而，本次事故造成被继承人死亡为多因一果，被继承人被认定负事故同等责任，其四项违法行为中的“未按规定让行”、“未按规定使用灯光”两项为主动过错行为，其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参与度和原因力要远远大于“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驾驶无牌机动车”两项行为，故生产者、销售者的过错在事故中的作用不及于被继承人本人的过错。且，在电动车、机动车保有量明显增加的情况下，现行新国标已将重量标准予以更改，说明经过近20年时间的实践检验，证明原来标准制定不合理，其重量的超标危险性实际达不到“机动车”的危险性程度。但毕竟涉案车辆因鉴定为机动车致使四原告受到损失，被告小鸟车业公司没有协调好作为“机动车”应挂牌、购买保险等事项，在产品警示说明方面存在缺陷，误导了消费者，使得肇事电动车具有了不合理的危险，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法院认为酌情应承担四原告损失赔偿不足部分的20%责任比例。事故发生后，经交警部门调解，肇事方已经赔偿了四原告经济损失504800元，剩余损失376743.20元未得到赔偿，现四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赔偿的数额与在交警部门数额不同，主张未足额赔偿部分为454443.20元，要求两被告赔偿80%即363554.56元，法院认为主张比例过高；由于交警部门调解时相关数据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有所变动，其数额应重新计算。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张路彬因此事故死亡，给四原告造成巨大精神痛苦，四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法予以支持，以1万元为宜。综上所述，因受害人张路彬死亡给四原告造成的损失有：医药费33231.20元、死亡赔偿金790580元（39549元/年×20年）、被扶养人张仁堂生活费41330元（24798元/年×5年÷3人）、被扶养人梁淑华生活费41330元（24798元/年×5年÷3人）、丧葬费37562.50元（75125元/年÷12个月×6个月）、护理费127元（1910元/月÷30天×2天），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30元/天×2天）、车损171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交通费酌情按照2000元，合计947930.70元，该损失已经由陈松青赔偿了504800元，剩余443130.70元应为四原告未得到的损失，由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车损等未足额请求，故应当按照原告请求的剩余数额434443.20元计算，由两被告赔偿20%为86888.64元；精神抚慰金1万元，共计96888.6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判决：一、被告天津小鸟车业有限公司、招远市小鸟电动车专卖店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张仁堂、梁淑华、孙新梅、张绍坤经济损失96888.64元。二、驳回原告张仁堂、梁淑华、孙新梅、张绍坤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两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53元，减半收取计3377元，由原告张仁堂、梁淑华、孙新梅、张绍坤负担2258元，由被告天津小鸟车业有限公司、招远市小鸟电动车专卖店连带负担1119元。本院审理中，上诉人小鸟车业公司提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审3761号民事裁定书和烟台中级法院2221号民事判决，以证明与此案完全类同的案件认定了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损失比例，一审属于判决错误。上诉人张仁堂等4人质称：该判决与本案不类同，没有可比性。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涉案车辆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2、涉案事故赔偿责任比例问题。3、张仁堂等4人的精神损失应否予以支持。关于焦点问题1：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受招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对小鸟电动车属性进行分析，该车实测整车重量约54公斤，根据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及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综合分析认为“该二轮车属于机动车”。上诉人小鸟车业公司对该鉴定结论不认可,主张受害人所购涉案电动自行车因为更换了电池及其他配件才导致电动车整车质量约54公斤。对此,应当认为,《鉴定意见》系交警部门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法作出的,鉴定程序合法,结果依据充分,应予采信。上诉人小鸟车业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问题2：受害人张路彬对其驾驶的涉案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并不知晓,导致其一直按照非机动车的使用方式驾驶涉案电动自行车,也未按照驾驶机动车的要求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一审认定涉案电动自行车的产品缺陷与受害人张路彬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小鸟车业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张路彬因驾驶涉案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其违反了交通法律法规,致使其承担事故的责任比例加重,从而使其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可获得的赔偿数额减少。一审法院依照上述规定,综合上述因素及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判令小鸟车业公司、小鸟专卖店对张仁堂等4人的损失赔偿不足部分承担20%的赔偿责任，也无不妥，且与法与理相合。关于焦点问题3：张仁堂等4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上诉人小鸟车业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作出判决，与事实不符。经查，上诉人张仁堂等4人在一审庭审中已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上诉人小鸟车业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天津小鸟车业有限公司、上诉人张仁堂、梁淑华、孙新梅、张绍坤的上诉请求，均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应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16元，由上诉人张仁堂、梁淑华、孙新梅、张绍坤负担2794元，由上诉人天津小鸟车业有限公司负担222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天松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尹鹏亮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肖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