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6民初35646号原告周友根，男，1948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本市浦东新区。原告宋雪娣，女，195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宋琼，女，196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本市浦东新区。原告宋华，女，197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本市浦东新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鑫，上海中沃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伟，上海中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农工商房地产集团上海虹阳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张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雄，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慧勤，女，该公司工作人员。第三人上海金杨拆房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孔令樑。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斌，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杰，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周友根、宋雪娣、宋琼、宋华诉被告农工商房地产集团上海虹阳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虹阳公司)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案，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因上海金杨拆房有限公司(下称金杨公司)与本案被诉协议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通知金杨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琳于2020年8月24日、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鑫、李宏伟，被告虹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雄、骆慧勤，第三人金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斌、赵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原告诉称，原告周友根与宋雪娣系夫妻，育有宋琼、宋华，四原告均为高行镇高行村村民，四原告经相关部门批准共同在该村集体土地上建造房屋，地址为高行镇高行村********，宅基地使用权编号为“沪集宅(川沙)字第099264号”。2004年，高行镇高行村东弄66号房屋被纳入高行小城镇A3地块的拆迁范围，而被告作为拆迁人一直向原告周友根宣称66号、27号、28号房屋均属拆迁范围，并与周友根一人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下称拆迁补偿协议)，周友根签署时协议为空白文本，被告之后提供给周友根的拆迁补偿协议上载明被拆迁房屋为“高行村东弄66号”。后基于办理产证之需要，在拆迁补偿协议的被拆迁人一栏添加“宋华”等三人，在房屋坐落处增加“27、28号”，据此形成“办产证用协议”。2019年，原告发现高行村东弄27号、28号房屋出现在高行旧集镇“城中村”改造项目规划的拆迁范围内，且自2004年开始一直由被告实际占有并出租。故高行村东弄27号、28号并不在高行小城镇A3地块的拆迁范围内，被告与周友根签订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宋雪娣、宋琼、宋华作为共同权利人对拆迁事宜均不知情，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办产证用协议”中对高行镇高行村东弄27号、28号房屋进行动迁补偿安置的部分内容无效，判令被告腾退27、28号房屋并返还原告，以及返还“沪集宅(川沙)字第099264号”的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原件，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虹阳公司辩称，原告诉称中的高行村东弄66号房屋在拆迁范围内，拆迁范围外的27号、28号房屋实际为27号、27-1号，原告与被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明知协议约定对宅基地使用证下的房屋一并拆迁，仅凭66号房屋并不能获得协议所约定的补偿安置利益。被告与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周友根签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内容已全部履行完毕。原告通过拆迁已获得被告提供的三套安置房屋和14余万现金，直至现在方至法院主张协议无效，缺乏事实根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金杨公司述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拆迁人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即本案原告周友根，并按照宅基地使用证计户，原告宅基地上的主房在拆迁范围之内，被告及第三人经与原告协商得到其认可后，对宅基地证上的房屋一并进行了拆除；评估报告出具时间为2003年11月10日，系对“沪集宅(川沙)字第099264号”宅基地使用证上的所有房屋进行评估，原告现在称其不知情、当时在空白协议上签字，与事实不符。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办产证用协议”应为后续办理产证而在被拆迁人一栏添加名字，具体内容并无变化，其上的“动迁专用校正章”并非第三人的公章。原告在拆迁协议签订16年且全部履行完毕后，方至法院主张当时其被欺骗，缺乏合理性。综上，请求法院支持被告的意见，判决驳回原告诉请。经审理查明，2003年11月5日，上海虹阳置业有限公司(系被告虹阳公司的历史名称)获得“高行小城镇A3地块建造住宅”项目的房屋拆迁许可证(编号：浦建房拆许字[2003]第107号)，拆迁实施单位为上海金杨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2004年2月16日经核准变更企业名称为上海金杨拆房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本市浦东新区高行镇高行村东弄66号房屋在拆迁范围内，对应“沪集宅(川沙)字第099264号”的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上记载的使用权人为原告周友根。2004年3月8日，被告作为甲方拆迁人与乙方被拆迁人即原告周友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证件名称为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证件号为沪集宅(川沙)字第099264号”，协议约定：乙方所有的房屋坐落在高行镇东弄66号，建筑面积321.4平方米；经评估，乙方房屋建安重置单价结合成新为538、432元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被拆除房屋同区域新建多层商品住房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基价810元，价格补贴400元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乙方选择按与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的产权房屋调换的补偿安置方式；甲方应当支付乙方货币补偿款559,559.4元；甲方安置乙方的房屋坐落在明丰绿都路10#甲号501、502、503室，房屋建筑面积236.51平方米，总价703,853.76元，安置房屋与货币补偿款的差价为86,720.1元；协议另约定甲方支付乙方棚舍和其他附属物补偿款57,574.26元，搬家补助费6,428元，设备迁移费3,300元，速迁费8,000元，奖励费8,000元，过渡费30,854.4元(先一次性发放12个月过渡费，12个月后按实结算)，政府补贴价118元每平方米、总计金额37,925.2元；经结算后，甲方支付乙方7,787.5元。庭审中，被告与原告确认66号房屋已拆除，拆迁补偿协议内容全部履行完毕；双方认可“办产证用协议”系后续为办理产证而形成，被拆迁人处由“周友根”变为“周友根、宋华、陈匀、宋陈悦”并加盖被告公章，第一条房屋坐落在高行镇东弄66号处增添“27、28”并盖有动迁专用校正章，第四条增加“浦东新区财政局契税审核章并写明货币款已全抵”，乙方签章处在周友根签名盖章处增加“俱进路XXX弄XXX号XXX、XXX、XXX室”并加盖被告公章，其余条款与拆迁补偿协议一致。另查明，2004年3月8日，被告与原告周友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一次性补偿26,294.4元，拆迁安置补偿结算单中显示甲方向乙方实付34,081.9元，备注“2-1宋华106,304元与周友根一起支付，共计140,385.9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确认款项已结清。以上事实，由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证、上海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申请表及审核表、《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办产证用协议、照片、房屋拆迁公告、房屋拆迁许可证、高行镇A3地块建设“明丰绿都”动迁商品房基地动迁实施口径、房屋拆迁估价报告单、常住人口登记信息、工商信息、件袋归档审批表、拆迁安置补偿结算单及审核表、拆迁补偿安置现金结算凭证、动迁结算款发放清单、收条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可予证实。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等法律规定，征地拆迁房屋应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计户，按户进行补偿。本案中，被拆迁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周友根，被告虹阳公司将周友根列为被拆迁人并与其签订协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系争宅基地使用证附图有两处房屋，即位于拆迁范围内的66号房屋，和位于拆迁范围外的27、27-1(即原告所称27、28)号房屋。原告诉请要求确认“办产证用协议”中对27、28号房屋的部分内容无效，对此，综合庭审调查情况及相关证据显示，“办产证用协议”实质上系基于办理产证的需要对拆迁补偿协议进行相应补充，并将期房明确为现房地址。原告认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原告被误导认为66、27、28号房屋均在拆迁范围内，被告擅自扩大拆迁范围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拆迁补偿协议与“办产证用协议”均由周友根本人签字盖章，原告在庭审中亦确认此事实；拆迁过程中的相应拆迁评估报告、拆迁补偿款的计算等，系针对系争宅基地使用证下所涉全部房屋，原告庭审中主张周友根仅在空白协议上签字、对协议内容并不知情，但其随后拿到完整协议后并未提出异议，后续为办理产证而形成“办产证用协议”，且协议内容全部履行完毕，原告户将系争宅基地使用证及66、27、28号房屋一并移交给被告，均印证了原告对协议内容和效力的确认；原告时隔16年后方提起本案诉讼，亦缺乏合理性。被告以系争宅基地使用证计户，对宅基地使用证下所涉房屋一并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协议内容并未损害该户利益，亦无有效证据证明签约非周友根真实意思表示，故拆迁补偿协议及“办产证用协议”均属有效，四原告要求确认“办产证用协议”部分内容无效并要求腾退房屋、返还宅基地使用证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友根、宋雪娣、宋琼、宋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周友根、宋雪娣、宋琼、宋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邹 杨书 记 员  韩富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