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民再12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韦小梅，女，汉族，1983年4月2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晓强，男，汉族，1974年10月21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建设南大街**西美大厦**。 负责人：贾宏伟，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亮，该公司员工。 再审申请人韦小梅与被申请人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8）冀8601民初959号民事判决。判后韦小梅不服，向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9日作出（2019）冀01民终4343号民事判决。判后韦小梅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2019）冀民申984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韦小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晓强，被申请人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小梅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判决依据未适用高盖然性证明规则。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受到时间、空间等条件的限制，事实真相不可能完全复原的情况下，民事诉讼案件是可以运用高盖然性规则推定事实，而非必须具备直接证据才能认定事实。既然判决书已经认可溺水死亡具有高盖然性，同时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又没有提供任何相反证据，那么就应当认定其溺水死亡的事实。但判决中随后提出“但河中尸体并不当然溺水死亡”等等具有严格的直接证据的要求和判决依据，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有失公允。2、判决中以未提供溺水死亡充分证据为由驳回诉讼请求，显然忽略了法律规定的不需要举证证明的情形。在前面已经分析的利用高盖然性证明规则，由“在河中打捞出其尸体并排除他杀”这个事实推定出杨林海系溺水死亡的事实，属于“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的情况，因此杨林海的溺水死亡是无需举证证明的。另外，所有现实状况都不是韦小梅作为保险受益人所能左右的，已经不可能用直接证据证明死因，只能根据现有事实作出高盖然性推定其事实。3、韦小梅作为保险受益人，已经尽其所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搜集相关材料。（二）有了溺水死亡事实的认定就已经完成意外身故的初步举证责任，且有对应的实际案例佐证。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不认可应当进一步举证相反的证据证明。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辩称，1、关于本案申请人是否为保险人受益人的问题，我方认为，原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原审法院依据《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和保险合同第2.6条第三款，认定申请人属于本案受益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原审法院引用该条款属于断章取义，判决中可以看出，原审判决对该条款只引用了一半，后面一半没有提到，就是变更保险人受益人时必须经过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在被保险人身故前可以变更保险人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收到书面通知后在保险合同上批注或附贴批单。也就是说变更保险合同受益人的法定形式是书面通知保险公司，但本案中，原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为法定，本案中申请人和被保险人仅是在双方投保的保险合同中通过个人书写的方式互相指定对方为受益人，显然不符合合同约定，也没有尽到及时通知保险公司的义务，显然这种指定受益人的行为是无效的。且，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中仅仅依据申请人提供的所谓证人的调查笔录，但未要求证人出庭，其证据效力值得怀疑。因此，本案中申请人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依法不应主张保险合同权利。正因为申请人不是保险合同的法定受益人这一事实，也导致了杨林海死亡后申请理赔过程中无法及时、准确的提供杨林海的真正死亡原因。2、关于杨林海的死亡是否属于意外的问题，本案中被保险人死亡第一时间收到信息的当地公安机关，根据公安机关的办案程序，涉及人员死亡肯定会第一时间对尸体进行法医检验，从出警记录中也有体现，当地公安机关是同法医一同到现场，这也是公安机关出具排除他杀的重要结案依据。因此本案中，案发后法医第一时间的检验报告是确定死亡原因的关键。在此，我方向法庭申请查清两个事实：一是本案中申请人的一份陈述中可以得知当地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通知了申请人杨林海死亡的事实，根据其自述，是公安机关得知其不是杨林海的合法配偶的情况下中止与其联系，这也是申请人无法提供杨林海真正死亡证明的原因之一，因为公安机关只接待死者亲属。二是根据申请人陈述，发现杨林海死亡地点有护栏，有护坡，安全措施极高，也就是说人员失足落水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河道中发现尸体，第一不能排除自杀，第二不能排除这不是第一死亡现场。综上，申请人既不是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无权主张保险赔偿金，其次因为申请人的身份导致其无法向当地公安机关索取相关证据材料，保险公司无法准确核定被保险人的真正死因，造成上述情况均源于申请人与本案被保险人违反合同约定，不按照合同约定变更受益人的行为。 韦小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支付韦小梅保险金24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承担。 河北省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一审查明：2015年8月20日，韦小梅与杨林海（韦小梅前夫）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定支行（兼业代理销售机构）办理银行业务，经业务人员岳晓光介绍，分别为自己购买了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的信诚福连金生投资连结保险Ｂ款保险产品（保单号分别为：02676508、02676529），保险期间至65周岁，缴费年期为10年，身故或残疾的保险金额120000元，因意外伤害事故导致意外身故或者意外残疾的保险金额为240000元。并在岳晓光的指导见证下，以在保险单背面书写的形式，分别将对方指定为保险受益人。其中，杨林海在（保单号：02676529）保险单空白处写到：“本人杨林海，身份证号：1301031971××××××××，自愿将身故保险赔偿金指定于韦小梅，身份证号：1301231983××××××××”；“受益人”处有韦小梅签名，“见证人”处有岳晓光盖章，日期为：“2015年8月20号”；韦小梅在其投保（保单号：02676529）保险单空白处写到“自愿将身故保险赔偿金指定于杨林海”等内容，“受益人”处有杨林海签字，“见证人”处有岳晓光盖章，日期为：“2015年8月20号”。保险合同约定的生效日期为2015年8月20日，缴费方式为月缴，保险费为500元。杨林海的保费交止日为2017年11月20日。2018年1月2日，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陈集派出所民警接到李涛（杨林海和同事）的报警电话，称一同出差的杨林海于1月1日凌晨失踪。2018年3月24日，陈集派出所民警接到林玉华报警电话称发现一具无名死尸，经走访调查、现场勘查、法医检查、家属辨认和ＤＮＡ比对，确认死者为杨林海，尸体未见明显外伤，排除他杀可能。 河北省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杨林海与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韦小梅是否为保险金受益人，二、杨林海的死亡是否属于意外身故。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根据《保险法》第39条第1款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第40条第1款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指定一人或者数人为受益人”；根据信诚福连金生投资连结保险Ｂ条款阅读指引第2.6条第3款的约定：“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者多人为保险金受益人……”。指定受益人是法律和保险合同赋予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的权利，本案杨林海既是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依法享有指定受益人的权利。韦小梅提供的证据证实，杨林海在购买保险产品时明确表示要将受益人指定为韦小梅，并在业务办理人员岳晓光的指导下，以在保险合同空白处手写的形式指定韦小梅为受益人，岳晓光作为见证人在手写内容上盖章确认。对此，有岳晓光在律师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在案佐证。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对此虽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杨林海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指定韦小梅为受益人的行为属于指定受益人，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的约定，依法应予支持。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所提指定身故受益人应为法定受益人的答辩意见，与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且于法无据；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所提杨林海在合同订立时指定受益人为韦小梅的行为属于变更受益人的意见，以及韦小梅不是本案受益人的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且与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不符，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韦小梅提供的宿迁市公安局苏城分局陈集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证实，2018年3月24日10时许，该所民警接110指令称在陈集镇××村高圩大桥下民便河里发现一具无名死尸，经核实，死者身份为杨林海，身份证信息为1301031971××××××××。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杨林海死亡的原因。案件审理过程中，该院向宿城区公安分局陈集派出所进行了调查核实，该派出所再次出具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证实，2018年1月2日，宿城区公安分局陈集派出所接到关于杨林海失踪的报警电话后，调取监控找人未果；2018年3月24日，宿城区公安分局陈集派出所再次接到报警电话称发现无名死尸，经刑侦勘查和法医勘验、亲属辨认等，确认死者为杨林海，并排除他杀可能。经质证，韦小梅、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提出该证据只能证明杨林海的死不是他杀，但不能证实杨林海死于意外伤害事故。该院认为，根据信诚福连金生投资连结保险Ｂ条款阅读指引的第7.3条的约定，意外伤害事故是指外来的、不可预见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由疾病引起的，并以此为直接的原因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韦小梅主张保险人承担杨林海意外身故的保险责任，应就意外伤害事故的存在、杨林海的死亡及意外伤害事故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韦小梅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杨林海已经死亡，但不能证实存在意外伤害事故，也不能证实杨林海死于意外伤害事故。根据信诚福连金生投资连结保险Ｂ条款阅读指引的第2.4条第（1）项的约定：“被保险人身故或残疾的，我们将按主合同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或残疾保险金……”，故，韦小梅主张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承担杨林海意外身故保险责任的请求，缺少证据支持，不予采纳；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关于承担杨林海身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承担意外身故保险责任的意见，符合合同约定，予以采纳。综上所述，韦小梅要求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支付保险金1200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遂判决：一、被告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保险限额赔付原告韦小梅保险金120000元。二、驳回原告韦小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元，减半收取计2450元，由原告韦小梅负担1225元，由被告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负担1225元。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杨林海的死亡是否属于意外身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的规定，证明保险事故发生的举证责任属于索赔方，索赔方证明保险事故的举证责任应当符合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限定于“其所能”提供的证明和资料；另一个标准是，提供的证明和资料达到初步的能够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程度。本案中，无论是韦小梅提交的还是一审调取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只能证明，其一、2018年1月1日杨林海“人不见了”，3月24日发现尸体，确认系杨林海，即杨林海已经死亡；2018年1月1日杨林海“人不见了”，至3月24日发现杨林海尸体，相隔80余天，杨林海“人不见了”与发现其尸体相隔了较长时间。其二、排除了他杀，但未证明死亡原因。韦小梅称杨林海是溺水死亡，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不予认可。《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证明，河中发现了杨林海尸体。虽然河中尸体存在溺水死亡的可能，且河中尸体系溺水死亡的盖然率较高，但河中尸体并不当然系溺水死亡。如认定河中尸体系溺水死亡，需要证据予以证明，如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或权威机构的尸体检验报告等等，这方面的证据并不仅限于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或权威机构的尸体检验报告,还应当包括其他的能够证明溺水死亡的其他证据。韦小梅主张杨林海系溺水死亡，但韦小梅未提交杨林海系溺水死亡的证据。综上，韦小梅所提供的证据未达到“其所能”提供的初步的确认杨林海死亡原因的程度。故韦小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韦小梅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应否给付韦小梅涉案的意外身故保险金。 杨林海与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本案中韦小梅提供了与被保险人一同出差的证人的证言证明事故发生前后的情况，以及事故发生地的公安机关出具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因被保险人死于外地，发现尸体时是在两个多月后，且没有证据证明受益人未提供其所能提供的其他关于被保险人死亡证明和材料，故可以认定韦小梅已完成相关材料的提交。宿城区公安分局陈集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虽未明确杨林海的死亡原因，但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故韦小梅主张杨林海系意外身故，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应承担意外身故保险责任已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意外身故保险责任，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从常理分析，杨林海死亡的原因可能系他杀、自杀或意外事故，在已排除他杀的情况下，只能有自杀或意外事故两种可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规定：“保险人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故根据上述规定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拒绝给付保险金，其亦应对杨林海死亡系自杀承担举证责任。在保诚人寿河北分公司未举证证明的情况下，根据保险合同，其应承担杨林海意外身故的保险责任。 综上，韦小梅的申请理由成立，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4343号民事判决及河北省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2018）冀8601民初959号民事判决； 二、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韦小梅保险金2400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共计5150元，由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 威 审判员 李俊杰 审判员 孟 慧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蔡静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