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5民初279号原告:谢美红，女，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代理人：蓝森源、梁晓达，均系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汪野，男，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委托代理人：叶嘉腾，系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植嘉福，男，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原告谢美红诉被告汪野、植嘉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美红及其委托代理人蓝森源、梁晓达、被告汪野及其委托代理人叶嘉腾、被告植嘉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美红诉称：2016年11月17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项目招生合作协议》，原告为甲方、两被告共同作为乙方。合同签订后，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借款39050元，用于偿还其合作前的欠款。根据约定，原告与两被告均需承担合作期间的支出，但由于没有钱，两被告又共同向原告借款342500元,用于支付其负担的部分。因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借款共计381550元，其中300000元，原告与两被告约定于2017年12月1日前还清，并约定逾期还款利息为月利率3%。以上借款均己到期，经原告多次催讨，两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拖欠不还，至今尚分文未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汪野、植嘉福立即偿还原告谢美红借款本金381550元及利息（以30万元本金计算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至两被告全部清偿本金和利息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两被告汪野、植嘉福承担。被告汪野辩称：一、对于原告谢美红所主张的存在被告汪野签字借据的“借款”应定性为合作项目投资款，原告谢美红与被告汪野的关系应为合伙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原告谢美红与被告汪野、被告植嘉福就品科艺术培训项目的合作事宜先后签订了《项目招生合作协议》和《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从被告汪野提交的证据4以及两份协议的内容、时间以及签订主体可见（其中，两份协议均对品科艺术培训项目的合作事宜的合作项目的出资、盈余分配、成本、债务承担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项目招生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11月17日，《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2月1日：签订主体均为谢美红、广州市品科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汪野、植嘉福），后签订的《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应视为对先签订的《项目招生合作协议》的变更。根据《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二条第1款：“依据甲、乙丙三方合作方式要求，在签订此协议前，三方应无任何单方面的债务及法律纠纷涉及项目合作……”以及《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合作各方同意，将下列名目列入合作项目的经营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场地租金、团队工资、招生费用。”之约定，各方明确各方之间没有债务问题，招生费用亦纳入合作项目的经营成本中，而原告所主张的存在借据的“借款正是项目用于招生的费用。且，在庭审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可见，原被告双方是对合作项目共同经营管理的。由此可见，各方的合作行为与《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一致。因此，根据《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及各方的合同履行情况可见，原告是以投资款（即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品科公司所租赁的场地等作为投入，两名被告以生源资源作为投入作为各方项目合作的基础的，且原告占有项目份额50%，两名被告占有项目份额50%。结合上述情况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之规定，原被告双方在品科艺术培训合作项目中形成合伙关系具有事实依据。根据《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第3-2条：“结算日期：合作各方于每年2月（1号至28号）对合作项目的整体经营状况进行计算，并对除去成本税费后的利润的80%进行分配。”、第3-4条：“亏损承担：在合作项目终止或结算时，除去成本开支后，若合作项目存在亏损的，则该亏损按出资比例承担。”以及第4条：“由于乙丙二方生源开发能力较强，但经济能力不足，经三方友好协直一致确定，本合作项目的运营费用先由甲方统一先行垫付，在结算日期届满，公司项目的收入存在盈利的，甲方可从乙丙二方应享有的利润款项中直接扣除甲方代替乙丙二方先行垫付的全部款项。如乙丙二方享有的利润未能全额偿还甲方代替乙丙二方先行垫付的全部款项。如乙丙二方享有的利润未能全额偿还甲方代替乙丙二方先行垫付的全部款项的，乙丙二方应再协商另拟还款方案解决”之约定，原告的投资款（即原告所主张的“借款”）都应先进行合作项目的财务结算后（项目是盈大于亏还是亏大于盈）方可判断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应该如何处理，也就是说原告的投资款（即原告所主张的“借款”）是需要根据项目财务情况进行亏损承担的，这与一般的民间借贷的特点存在明显的差异。此外，庭审中原被告关于合作项目尚没有清算的陈述也正是与《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相互吻合的。综上，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存在被告一签字借据的“借款”应定性为合作项目投资款。二、对于没有“借款”借据或汇款凭证的“借款”同样应定性为合作项目投资款。对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2-4均没有两名被告的签字确认。证据9-10虽然存在被告汪野或被告植嘉福的签字，但从《借支单》这种单据的形式看明显是属于公务用款的形式，而且相关款项均没有向被告汪野的转账记录。以上原告所提及的证据所对应的款项明显不属于借款，而原告却同样以“借款”名义向两名被告主张，也恰恰印证了本代理词第一点所述的原告对项目所投入的款项均应属于合作项目投资款。综上所述，结合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以及协议之履行情况，原被告双方在合作项目中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关于项目项下的投资款理应先进行财务清算再根据清算情况进行处理。被告植嘉福辩称：答辩意见与被告汪野的答辩意见一致。审理查明：2016年11月17日，谢美红与汪野、植嘉福签订《项目招生合作协议》，甲方为谢美红，乙方为汪野、植嘉福，约定内容如下：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艺术培训招生业务达成以下合作协议。一、1.甲方拥有符合艺术学生教学的场地及设备等。2.甲方保证拥有良好的管理和师资团队，且生源不会受到任何除招生工作影响外的其他因素干扰。3.乙方拥有良好的生源开发第，以及较好的招生能力。4.乙方有义务对艺术教学质量进行监管就把控。5.甲乙双方均有义务共同组建教学及研发的师资团队。二、1.乙方以借款的形式向甲方借用招生经费，借款分两步进行，方式如下：A.前期甲方借款10万元整给乙方，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天内一次性到款。乙方须完成与2个学校的合作关系，并且建立一个教学点点。（7月1日前教学点师资成本由甲方负责，7月1日后教学点师资成本由乙方负责，广州本部师资成本全部由甲方负责。）B.后期甲方借款10万元整给乙方（具体金额可根据A条件完成情况及经费需要进行双方协调）签订协议后三个月内，一次性到款。乙方须保证有50万元收入。2.合作利益分配：学费总收入业绩总额低于100万元（不含100万元整）甲乙双方按照2:8的比例分配，即甲乙双方按照3:7的比例分配，即甲方总额的30%，乙方占总额的70%（招生期间除教师薪酬外所有费用均有乙方乙方承担，直至学生前往广州本部缴费学习为止）。3.按照双方商议比例分配，出乙方必要的招生成本外，甲方首先扣除乙方所占比例的业绩作为抵扣乙方所欠甲方实际借款额。还清债务以外，甲乙双方在按照本协议合作方式利益分配进行股份分配。另查，谢美红向植嘉福、汪野给付款项的情况如下：1.通过其尾号为1042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于2016年11月17日、2016年11月27日分别向植嘉福转账50000元、30000元、20000元，2016年12月26日向植嘉福转账50000元，2016年12月30日分别向植嘉福转账50000元、50000元、38000元。四张《借条》约定的借款金额分别为50000元、50000元、50000元、150000元，合共300000元，且约定还款期限为2017年12月1日及利息分别为月利率3%、3%、3%、4%计算，该借条汪野、植嘉福均确认本人的签名、捺印。2.于2017年2月25日谢美红通过其尾号为1042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植嘉福转账15000元，2017年3月11日向植嘉福转账4000元。于2017年3月18日、2017年4月22日、2017年4月28日分别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汪野转账2000元、2700元、5000元，除款项2700元外，以上转账款项均在《项目费用借款凭证》上备注了用途，但该借款凭证均没有谢美红、汪野、植嘉福的签名确认。3.原告提交2017年1月11日《支付证明单》记载：入茂名设点代植付现金2500元。2017年1月25日《支付证明单》记载：茂名设点招生：植借现金20000元。2017年2月17日《支付证明单》记载：茂名点租金、湛江点租金、汪老师活动费，转账植嘉福10000元，并提供2017年2月17日谢美红通过手机银行向植嘉福转账10000元的明细清单。以上三张支付证明单均有汪野、植嘉福签名。2017年7月9日《借支单》记载：购买投影设备10000元，按申购按发票单实报实销。以上款项共计42500元。汪野、植嘉福主张借据的“借款”为合作项目投资款，谢美红与汪野、植嘉福的关系应为合伙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谢美红系以其与汪野、植嘉福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为由要求汪野、植嘉福归还相关借款并支付利息；汪野、植嘉福则不认可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抗辩称其与谢美红之间合作艺术培训招生项目，认为双方有签订《项目招生合作协议》，签订的借条中借款为项目投资款，非民间借贷关系。针对上述抗辩主张，结合法院确认的事实及当事人的陈述分述如下：1.民间借贷是借款合同的一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谢美红向本院提供有2016年11月17日、2016年11月27日、2016年12月26日、2016年12月30日签订的《借条》及相对应的银行转账明细表，以上借条均有汪野、植嘉福确认及签名捺印，故谢美红主张汪野、植嘉福向其借款300000元是有事实依据，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保护。汪野、植嘉福抗辩其与谢美红之间上述借款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合伙协议的投资款，并非借款。本院从提交的《项目招生合作协议》显示，双方确实存在合伙关系，但在《项目招生合作协议》中第二条明确约定“二、1.乙方以借款的形式向甲方借用招生经费，借款分两步进行，方式如下：A.前期甲方借款10万元整给乙方，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天内一次性到款。”，且汪野、植嘉福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以上四张《借条》的款项是用于项目合作的投资款，故汪野、植嘉福抗辩2016年11月17日、2016年11月27日、2016年12月26日、2016年12月30日签订的四张《借条》中借款共计300000元非借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确认汪野、植嘉福尚欠谢美红借款本金为300000元。关于利息计算问题，双方在《借条》分别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3%、3%、3%、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双方约定利息不得超过年利率24%，现原告主张利率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本院予以支持。2.对于原告主张《项目费用借款凭证》中借款39050元的问题。于2017年2月25日谢美红通过其尾号为1042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植嘉福转账15000元、2017年3月11日转账4000元、2017年4月28日分别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汪野转账2000元、2700元、5000元，除款项2700元外，以上转账款项均在《项目费用借款凭证》上备注了用途，但在《项目费用借款凭证》上并没有谢美红、汪野、植嘉福签名确认，不能确定借款金额、性质等借款内容，且该款项均用于原被告双方合作共同经营项目，在原被告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前提下，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上述转账款项为借贷关系，故对原告主张上述借款39050元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3.对于原告提交2017年1月11日《支付证明单》2500元、2017年1月25日《支付证明单》20000元、2017年2月17日《支付证明单》10000元、2017年7月9日《借支单》10000元，上述款项支付的时间均发生在双方项目合作期间，且从各张《支付证明单》、《借支单》显示，以上款项支出均是项目合作的“招生、购买设备及招生活动费用”。故谢美红主张上述款项42500元为借贷关系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谢美红与汪野、植嘉福之间的其他纠纷，当事人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汪野、植嘉福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谢美红偿还借款300000元及支付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谢美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116元，由原告谢美红负担3971元，由被告汪野、植嘉福共同负担5145元；本案保全费为3178元，由原告谢美红1384元，由被告汪野、植嘉福共同负担179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何炎辉人民陪审员  劳胜锋人民陪审员  黎志明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杨碧霞书记员张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