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4323号原告：宋守友，男，1947年4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司峰，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志芬，女，1944年10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羲明，北京仁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丹，北京仁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守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凤凰亭北里**楼2-0350。法定代表人：张永合，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斌，北京清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守友与被告李志芬、北京守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守仁科技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守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司峰，被告李志芬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羲明、刘一丹，被告守仁科技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守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志芬、守仁科技公司赔偿宋守友创作的绘画作品损失100万元；2.判令李志芬、守仁科技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宋守友系故宫紫禁城书画艺术协会会员、知名画家，尤以画鱼见长。2012年，守仁科技公司作为承办单位组织举办香港某某艺术展，经李志芬介绍，宋守友于2012年2月28日在北京将所绘“金龙腾飞”等四十幅绘画作品交给李志芬参加守仁科技公司组织承办的香港画展。2012年4月20日至23日，“某某艺术展”如期举行，宋守友的四十幅作品在艺术展展出。画展结束后，李志芬与守仁科技公司一直未归还上述画作，虽经宋守友多次催要，李志芬、守仁科技公司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诿，导致画作遗失。因李志芬、守仁科技公司将宋守友画作遗失，给其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故宋守友诉至法院。李志芬辩称，不同意宋守友的诉讼请求，李志芬与宋守友是多年的老朋友，李志芬只是介绍宋守友与守仁科技公司认识，宋守友将画作交给李志芬的真实意思是为了参加画展，并非让李志芬进行保管。李志芬受宋守友所托，将其画作找他人装裱后，交给了守仁科技公司。画作是在展览后运输过程中丢失的，已经超出了李志芬的控制范围，李志芬不是侵权人，李志芬与宋守友也无合同关系或其他任何委托关系，宋守友针对李志芬的请求权基础不存在，请求驳回宋守友针对李志芬的诉讼请求。守仁科技公司辩称，一、守仁科技公司只是名义上的画展承办单位，并未实际参加香港画展。2010年9月份，守仁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永合在天津项目的洽谈中，认识了北京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曹某某教授等人，后经曹某某教授介绍，认识了本案另一被告李志芬，大家商议成立一个平台公司。2011年6月份开始平台公司注册工作。后因资金问题，平台公司并未注册成功。在此期间，李志芬介绍焘某某和大家认识，因焘某某是启某某的堂侄，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大家决定包装宣传焘某某。因当时平台公司正在注册期间，曹某某、葛某某、李志芬决定以守仁科技公司名义和焘某某签订《艺术家作品代理协议》。协议签订后，葛某某牵头与香港方就香港画展事宜进行洽谈，并成立画展筹备组。后，李志芬介绍宋守友参加香港画展，曹某某教授认为宋守友的画作不具有文化传承意义，所以不同意。之后因画展香港举办方与焘某某等非正常接触，导致各方无法达成一致，守仁科技公司决定退出香港画展的后续活动，因此，守仁科技公司并未参加香港画展的后续展览活动。二、守仁科技公司并未接收、保管宋守友相应的书画作品。守仁科技公司退出香港画展活动后，张永合作为守仁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未参加香港画展的任何展览活动。守仁科技公司自始至终从未授权或委托任何其他第三人代表守仁科技公司参与香港画展的工作。因此，守仁科技公司不负责书画作品的往返运输、保管、安全等义务。三、关于守仁科技公司在香港画展结束后对相应事宜进行后续处理行为性质的认定：1.宋守友在香港画展结束后，多次与守仁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永合进行联系，张永合也多次从中予以协调是出于朋友道义，但该协调行为并不是法定的义务；2.后续与筠某某等人签订《补偿协议》是因为（1）守仁科技公司是《艺术家作品代理协议》名义上的签订方，《补偿协议》也只能以守仁科技公司的名义签订，具体赔偿项的支付守仁科技公司并不实际负责；（2）当时李志芬、焘某某在收取筠某某等人画作时出具了相应凭证；（3）《补偿协议》经平台公司相关人员及筠某某等人的同意“守仁科技公司只是《补偿协议》名义上的签订人，不负责具体补偿款的支付”之后才予以签订。综上，因守仁科技公司在筹办画展时，只是名义上的承办单位；在香港画展正式举办前、正式举办时、举办完成后，守仁科技公司也未委托任何第三人参与相应的工作。因此，宋守友起诉要求守仁科技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各方真实性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宋守友提交的如下证据：1.《2012某某书画艺术展》画册，证明守仁科技公司作为承办单位举办书画艺术展的事实。守仁科技公司对该画册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其只是名义上的承办单位；李志芬对该画册的真实性认可，认为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李志芬与宋守友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守仁科技公司与李志芬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该画册中载明守仁科技公司系承办单位之一，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2.香港书画艺术展新闻报道报纸扫描件1页，证明宋守友参加了该书画艺术展，其作品在该书画艺术展上展出的事实。守仁科技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宋守友所称的40幅画作展出情况，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李志芬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宋守友的画作已经进行了展出，李志芬只是转交，转交之后画作情况与李志芬无关。本院认为，守仁科技公司与李志芬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该份证据载明宋守友参加了该书画艺术展，该书画艺术展展出的书画作品数量约180幅，称最受瞩目的是宋守友的“百鱼图”。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3.李志芬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宋守友将涉案四十幅画作交付给李志芬的事实。守仁科技公司对“收条”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李志芬对真实性认可，认可收到宋守友交来的40幅画作，称后将上述画作交给了守仁科技公司，上述画作在香港书画艺术展上进行了展出。本院认为，守仁科技公司、李志芬对该份“收条”的真实性认可，李志芬认可收到画作的事实，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4.作品明细表复印件，宋守友称系从守仁科技公司员工周某处取得，证明涉案四十幅画作的具体规格和名称。守仁科技公司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称其并没有周某某这一员工；李志芬称该份证据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宋守友称此证据系从守仁科技公司处取得，恰恰印证了李志芬已将画作交付给守仁科技公司的事实。本院认为，结合2016年8月24日宋守友及其女儿、李志芬与周某某的谈话录音，可以佐证作品明细表的真实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故本院对上述作品明细表予以确认。5.画作照片，证明涉案画作的内容。守仁科技公司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照片与原作是两个概念，照片与原作并不能一一对应，照片不能证明香港书画展的具体情况；李志芬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守仁科技公司相同。本院认为，证人江某出庭作证称其曾为涉案画作拍摄过照片，并将照片电子版拷贝给了宋守友，经当庭辨认，其称该项证据照片应系其拍摄所成。守仁科技公司、李志芬对江某的证人证言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此照片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6.宋守友的女儿宋某与守仁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永合的短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宋守友向守仁科技公司催讨画作的事实。守仁科技公司认可此证据的真实性，称双方是在沟通，但并非追讨画作和给予赔偿；李志芬认可此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7.谈话录音四段，包括：2016年8月24日宋守友及其女儿与李志芬的谈话一段；2016年8月24日宋守友及其女儿、李志芬与周某某的谈话两段；2016年12月4日宋守友的女儿、女婿与张永合的谈话一段。证明宋守友索赔过程；证明守仁科技公司与李志芬对未返还画作的事实认可，守仁科技公司同意赔偿的事实；证明宋守友提交的作品明细表复印件、物流公司出具的两份承运证明复印件均系从周某某处取得。守仁科技公司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周某某并非守仁科技公司的员工。李志芬对此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李志芬只是帮忙转交，未收取任何费用，与宋守友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守仁科技公司与李志芬对上述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上述谈话录音的真实性。8.李志芬出具的“证明”一份，系之前案件中李志芬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李志芬证实守仁科技公司至今未归还画作的事实。守仁科技公司认为李志芬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此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李志芬对此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本院认为，李志芬作为本案当事人，其所作的“证明”，应视为李志芬一方的陈述。9.货物承运证明两份，宋守友称系从守仁科技公司员工周某某处取得，证明宋守友索赔的过程以及守仁科技公司未归还画作的事实。守仁科技公司称因没有原件，故对两份承运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李志芬称因此证据没有原件，真实性由法庭核实，关联性不认可，画展之后画作的保管运输均与李志芬无关。本院认为，结合2016年8月24日宋守友及其女儿、李志芬与周某某的谈话录音，并结合筠某某、崇某某与守仁科技公司签订的《赔偿说明》《补偿协议书》中关于画作遗失和物流情况的记载，可以佐证上述两份货物承运证明的真实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故本院对上述两份货物承运证明予以确认。10.证人吕某的书面证言，证明李志芬收取宋守友作品的事实。守仁科技公司对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认可，但对李志芬代表守仁科技公司持有异议；李志芬对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李志芬只是帮忙，代表公司，李志芬曾垫付装裱费，未收取宋守友的任何费用，李志芬与宋守友不具有合同关系，在没有重大过失或过错的情况下不对画作丢失负责。本院认为，守仁科技公司、李志芬对证人吕某的书面证言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吕某的书面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吕某书面证言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11.证人江某的证言，证明李志芬收取宋守友作品的事实及证据5画作照片的来源。守仁科技公司对江某的证言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人陈述的照片拷贝时间与庭审中宋守友陈述的照片来源有出入；李志芬对江某的证言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守仁科技公司、李志芬对证人江某的证言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人江某的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江某的证言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12.证人焘某的证言，证明宋守友画作参加画展，画展结束后参展作品至今仍未归还，守仁科技公司已经赔偿参加画展的其他画家的事实。守仁科技公司对焘某的证言不认可，称焘某与守仁科技公司签订了艺术家代理协议，焘某与守仁科技公司、宋守友有利害关系；李志芬对焘某的证言中涉及李志芬部分的陈述内容认可，其他事情不清楚。本院认为，守仁科技公司不认可焘某的证言，认为焘某与守仁科技公司、宋守友存在利害关系，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故对焘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13.筠某某、崇某某与守仁科技公司签订的《赔偿说明》《补偿协议书》复印件，证明共同参加画展的其他画家的画作丢失后，守仁科技公司进行了赔偿。守仁科技公司对此两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之所以赔偿是因为守仁科技公司与筠某某、崇某某有委托代理协议，焘某某有一个艺术家作品代理协议，李志芬和焘某某还有一个清单，清单上有价格，他们作品丢失是在香港返运过程中遗失的，是由港邦物流公司承运的。李志芬质证称此两份证据没有原件，真实性由法庭核实，且赔偿协议与李志芬无关，是守仁科技公司与同一画展其他画家作品遗失的赔偿，侧面印证了画作遗失的真实情况。本院认为，守仁科技公司对《赔偿说明》《补偿协议书》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赔偿说明》《补偿协议书》复印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赔偿说明》《补偿协议书》复印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14.书画润格证书原件，证明宋守友画作2012年的市场价格。守仁科技公司对此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不能证明画作当时的市场价值；李志芬对此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画作是创作型作品，时间、地点甚至作者心境心情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价值，2012年10月每平方尺3.8万元不具有鉴定价值的意义。本院认为，守仁科技公司、李志芬对书画润格证书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书画润格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书画作品的特殊性，无法据此认定涉案画作的市场价值。15.香港画展文章打印件，内容来自中国新闻网，上面显示了宋守友画作的折扣价值是400多万元港币。守仁科技公司称，这是参展作品的估价，估价不能代表作品的真实市场价值；李志芬对此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这是一篇新闻报道，有夸大事实的成分，有作者猜测评论的语言，其中提到40幅画作作价400多万元，而庭前评估报告估价只有43.8万元。本院认为，新闻报道作为一种评论性文章，对事实的陈述难免存在扩大或不实的情况，无法据此认定涉案画作的市场价值。16.新闻网页截屏打印件，证明2012年期间，宋守友的画作价值。守仁科技公司称，这只是一个网页，宋守友的画作在香港展出了，现在丢失多少画作不清楚；李志芬对此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文章属于猜测性报告，不符合事实。本院认为，新闻报道作为一种评论性文章，对事实的陈述难免存在扩大或不实的情况，无法据此认定涉案画作的市场价值。17.《价格评估报告》，证明涉案画作的评估价格。守仁科技公司质证称，评估报告的依据是照片，是否是涉案作品无法确定，照片的作品是否是参展的作品无法确定，对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李志芬质证称，该份评估报告不属于法定证据类型，没有证据资格，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价格评估报告无论结果如何，均与李志芬无关。本院认为，结合证人江某的证言，比对李志芬出具的收条中载明的作品名称尺寸，评估报告依据的照片即是涉案画作的照片，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对《价格评估报告》的证据效力依法予以确认。二、守仁科技公司提交的如下证据：证据1.艺术家作品代理协议，证明守仁科技公司与焘某某存在作品代理协议，与宋守友不存在协议。宋守友质证称，这是守仁科技公司与焘某某之间签订的艺术代理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李志芬质证称，该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是守仁科技公司与案外人焘某某之间的作品代理协议，宋守友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宋守友博客网页打印件3页，证明2012年9月宋守友自己又参加了香港的画展。宋守友质证称，真实性认可，博客显示的是2012年9月1日，本案画展结束后，宋守友参加慈善晚宴上举办的募捐活动，宋守友的一幅画作以6万元港币成交，并不能证明宋守友在本案香港画展结束后又去参加了画展，慈善晚宴上的拍卖作品并不是涉案的40幅画作。李志芬质证称，该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宋守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依据该份证据，无法确认宋守友参加的慈善晚宴中拍卖的作品中包括了涉案画作，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3.焘某某与李志芬从筠某某、崇某某处取走画作的收据，证明取画时价格都有约定，证明宋守友的作品并没有在守仁科技公司处。宋守友质证称，这是守仁科技公司与李志芬和案外人之间的画作交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李志芬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案外人焘某某与李志芬从案外人筠某某、崇某某处取走画作的收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宋守友与李志芬系朋友关系。张永合系守仁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守仁科技公司作为承办单位之一，在香港举办了《某某书画艺术展》，展出时间为2012年4月20日至23日。2012年2月28日，宋守友将包括涉案40幅画作在内的共计50幅画作交付给李志芬。后李志芬将除涉案40幅画作之外的10幅画作归还给了宋守友。剩余画作在香港举办的《某某书画艺术展》上展出。香港新闻媒体对上述画作的展出情况进行了报道，称“此次书画展展出约一百八十幅书画，最受瞩目的是宋守友的百鱼图”，“字画中除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启某1、启某2和焘某的作品外，还有家族中巾帼不让须眉的两位女画家筠某某、崇某某的山水画作品”。画展结束后，宋守友未收到其参加画展的涉案40幅画作。2016年8月24日上午，宋守友及其女儿曾前往李志芬处沟通画作遗失问题。2016年8月24日上午，宋守友及其女儿、李志芬前往北京市东城区居然大厦12层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办公室与周某某沟通画作遗失问题。周某某在谈话中称：“守仁嘛，当时最开始也知道，后来结束了之后，所有的材料都在守仁那，然后我当时还留了，我还自己复印了这些我觉着比较关键性的，因为咱们以后万一追究他责任的时候，咱们要提供一些东西，而且张总那边大大乎乎的也不知道在不在了，都不知道，所以当时他所有的原件都拿走了。”宋守友称其从周某某处复印了港邦物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邦物流公司）的《证明》、深圳五九洲海晨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晨货运公司）的《货物承运证明》等材料。其中港邦物流公司于2012年8月2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港邦物流于2012年4月24日在香港收到刘某某字画一箱（大概150幅左右），由于海关原因，被停留在广州海关至今，现办理退关手续中，预计2012年8月10日前可以退回香港，由此给收货人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司深表歉意。”海晨货运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出具的《货物承运证明》载明：“2012年4月24日刘某某在香港交来字画，需承运（经越南中转）至中国大陆，该字画于2012年5月5日装柜（柜号：REGU-5027738;封条：HKG-1209161）,因越南代理公司（黄英99）内部问题，被越南政府查处，所有代理货柜全部查扣，滞留在越南海防口岸暂不作处理。2012年10月中旬，越南海防港海关开始查点（黄英99）滞留在越南海防口岸货柜，目前具体处理状况暂未清晰，具体承运至大陆或返回香港目前还不能确定（预计需10-15个工作日），近期如有具体消息，有义务第一时间通知收货人。”经查，刘某某在2012年系守仁科技公司股东，2015年6月25日，刘某某退出股东身份。2016年11月份、2016年12月4日、2017年3、4月份，宋守友及其女儿、女婿曾多次与守仁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永合就画作遗失的赔偿问题进行沟通。其中，宋守友的女儿与张永合2016年11月12日的微信聊天中，宋守友的女儿称：“张总，刚通完电话，我还想说一下。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做事就要讲规则讲信誉。四年时间了，你们一拖再拖，总说给解决，可一点诚意也没看出来，现在我们就两个要求，要不还画，要不赔偿，事情总要解决”，张永合答：“我联系一下，你确定时间地点”；2016年11月15日的微信聊天中，宋守友的女儿称：“张总，你们今天商量怎么样了？”张永合答：“宁总说晚上回来，电话沟通过了，细节上还要落实”；2016年11月16日的微信聊天中，宋守友的女儿称：“张总，怎能老食言啊，从周一拖到周三了，你们到底商量怎么样了，哪能这样做事儿呀？”张永合答：“我也着急，我一直在努力沟通着，你也知道不是一个人的事，不管协商多少钱我要落实到，否则都是空的”。庭审中，宋守友申请证人江某、焘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证人吕某的书面证言。吕某书面证言称：“在2012年2月中旬由北京守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李志芬代表该公司委托我装裱一批字画并说四月份到香港展卖。其中有焘某某（启某某侄子）和溥某某妹妹画的花鸟。记得尺幅最多的应是宋守友先生的鱼趣图，有斗方，最瞩目的是25米长鱼趣图长卷，这批鱼是李志芬在2012年2月28日送到我处的。鱼大小各异，共50张，在3月10日由李志芬携其大女儿来我处取走。并交装裱费5700元。”江某证人证言称：“2012年3月11日、4月7日，我应人民大会堂原工作人员李志芬的邀请，两次前往她家，先后拍摄了毛某某警卫宋守友同志创作的五十幅鲤鱼、荷花等题材的图画作品的照片，现在我把这些照片全部拷给了宋守友同志。”焘某证人证言称：“2012年4月20日-23日，北京守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用我和宋守友先生的书法绘画在香港办书画展。2012年4月23日撤展，所有在香港参展作品统一由北京守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刘某某某寄回北京。我和李志芬、宋守友空手由香港上午8点乘地铁去了深圳。李志芬在深圳一家美容院做了眼袋切除手术。手术后我们仨人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我就追问张永合在香港办展作品什么时间到北京，张永合才说这批书画给寄丢了。我打电话给张永合那我们去法院起诉吧。当时李志芬正好与我在一起呢，张永合对我电话里说，焘某某老师您别着急起诉，我查看一下这批书画的下落后，您再起诉。请您放心我最后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在这之后，我又多次找北京守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张永合董事长索要在香港展出的书法作品，但至今没有下落。在香港展出我的书法作品103幅，其中我父亲启某某1幅4尺整张竖幅，5幅中、小作品。宋守友先生参展作品40幅。崇某某9幅，恒某13幅，筠某某18幅，恒某25幅，恒某31幅，恒某41幅，晓某某5幅，吕某某先生书法10幅。以上作品均由北京守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寄去香港。撤展后又由该公司负责寄回北京，我与宋守友先生、李志芬同时到香港参加展览，其余书画家只参加作品，他们本人均没有到现场。”另查明，筠某某、崇某某与守仁科技公司签订《赔偿说明》，载明：“筠某某与崇某某在《2012某某书画艺术展》中作为嘉宾其作品参与展出。其中筠某某老师参展25幅，崇某某老师参展12幅。售出情况为：筠某某一幅，崇某某2幅。未卖出画作经货运运回北京。但由于委托的货运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特殊情况，未卖出的34幅作品至今未到达北京。画展承办方之一守仁科技公司出于信誉以及对画家、画作的尊重，决定率先处理赔偿事宜如下：一、赔偿金额筠某某参展的25幅作品，按画家制定的底价规定（后附底价清单）共计赔偿240800元人民币；崇某某参展的12幅作品，按画家制定的底价规定（后附底价清单）共计赔偿126080元人民币。二、赔偿时间2014年3月31日前，赔偿50%，即于2014年3月31日前赔偿筠某某120400元人民币，赔偿崇某某63040元人民币；2014年6月30日前，赔偿剩余的50%，即于2014年6月30日前赔偿完毕第一条规定的金额。三、说明：按照主承办方签订的合约，主承办方及相关单位应对本次画展出现的意外情况共同负责，但主办方及相关方面并未履行合约，作为承办方之一，出于责任，我方愿意率先作出赔偿，但保留对主办方等相关方面的法律追究权。如画作于2014年6月30日前运至北京，则画家承诺退回已赔偿的价款。”2014年10月15日，筠某某（甲方）、崇某某（乙方）与守仁科技公司（丙方）签订《补偿协议书》，载明：“丙方于2012年承办《2012某某书画艺术展》，甲乙双方共提供37幅工笔画作品参展，参展期间共售出3幅作品，剩余34幅作品在港邦物流（北京）有限公司承运至北京过程中下落不明，至今34幅作品仍未运至北京。甲乙方经与丙方友好协商，丙方本着维护自身良好商誉并弥补甲乙方经济损失的原则，三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方34幅作品下落不明的责任由港邦物流（北京）有限公司承担，丙方没有连带赔偿义务；二、丙方愿对甲乙方下落不明的34幅作品提供经济补偿；三、甲乙丙三方确认，前述37幅作品总价为人民币366880元；四、丙方首期补偿甲乙方人民币合计100000元，本协议签字之日，丙方即向甲乙方支付；五、三方商定，前述补偿款剩余部分，计人民币266800元，待丙方具有经济能力时，再向甲乙方支付（最迟于2015年10月16日完成全部补偿）；六、丙方承诺，积极配合并支持甲乙方向港邦物流（北京）有限公司及其他责任方追索权利；七、三方确认，甲乙方与丙方就上述参展作品之法律关系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签字之前达成的任何协议文本与本协议有冲突的均以本协议为准；八、本协议自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九、本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诉讼过程中，宋守友申请对涉案40幅画作的价值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启动鉴定程序。经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本院委托北京京评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评评估公司）对涉案画作的价值进行鉴定，京评评估公司以该案件无实物，决定不予受理；后经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本院另行委托国宏信价格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宏信评估公司）对涉案画作的价值进行鉴定，国宏信评估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价格评估报告》，对其中涉案39幅画作的价格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合计438000元。宋守友为此支出鉴定费10540元。宋守友对国宏信评估公司出具的《价格评估报告》中评估价值43.8万元有异议，认为评估价格过低，主张涉案40幅画作的市场价值为100万元。经询，宋守友称其主张赔偿100万元系估价，无法明确每幅画作的市场价值。上述事实，有宋守友提交的《2012某某书画艺术展》画册、香港书画艺术展新闻报道报纸、李志芬出具的“收条”，作品明细表、画作照片、短信聊天记录、谈话录音、货物承运证明、证人吕某、江某、焘某的证言、《赔偿说明》《补偿协议书》《价格评估报告》、鉴定费增值税发票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守仁科技公司应否承担画作遗失的赔偿责任；二、李志芬应否承担画作遗失的赔偿责任；三、涉案画作的市场价值如何确定。一、守仁科技公司应否承担画作遗失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综合守仁科技公司与筠某某、崇某某的赔偿说明、补偿协议书、焘某的证人证言以及港邦物流公司的《证明》、海晨货运公司的《货物承运证明》等证据材料，可以认定宋守友的涉案画作系在香港展出结束后，经守仁科技公司托运途中遗失。守仁科技公司作为画作的保管人，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对画作的遗失负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李志芬应否承担画作遗失的赔偿责任。本院查明，宋守友曾将其画作交付李志芬参加香港画展，李志芬称其已将上述画作转交香港画展的承办方之一守仁科技公司，涉案画作曾在香港画展展出。宋守友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志芬对涉案画作的遗失负有过错或过失。故李志芬对涉案画作的遗失不负有赔偿责任。三、涉案画作的市场价格如何确定。涉案画作在香港参展后遗失，综合本案各项证据，可以认定系守仁科技公司在托运过程中遗失。在原物遗失的情况下，宋守友根据证人江某留存的画作照片对涉案画作中的39幅画作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评估鉴定，以此作为涉案画作遗失后赔偿的依据，并无不可。守仁科技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涉案画作的实际价值，且涉案画作遗失，导致无法对画作原物进行价格鉴定，系守仁科技公司行为所致。故对守仁科技公司的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涉案画作的特殊性，对涉案画作价格的认定，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参考评估报告书确定的价格依法确定涉案画作的价格。关于剩余一幅作品的价格，因原物已遗失，宋守友现无法提供相应的照片或其他参考资料进行价格评估，故对宋守友关于该幅画鉴定价格应为4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就该幅画作的赔偿问题，宋守友可在待补足证据后，另案提起诉讼。宋守友主张涉案40幅画作的价格为100万元，但其并未提交确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守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宋守友损失438000元；二、驳回宋守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宋守友已预交），由宋守友负担7756元，由北京守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604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鉴定费10540元（宋守友已预交），由北京守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乐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