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9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茂发，男，汉族，1988年3月1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端娇，广东鸿浩（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敏，广东鸿浩（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冼文业，男，汉族，1985年10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锋，广东商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之隆，男，汉族，1976年12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原审被告：深圳市骏鑫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源路泳辉大厦**。法定代表人：李之隆。原审被告：钟带琼，女，汉族，1983年11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端娇，广东鸿浩（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敏，广东鸿浩（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茂发因与被上诉人冼文业、原审被告钟带琼、深圳市骏鑫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李之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3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钟茂发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7）粤0391民初322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钟茂发无需对李之隆的债务在本金人民币209304元及209304元本金应付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冼文业与李之隆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认定数额2779860元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存在不符合常理的情形。二、一审认定由李之隆为本案买卖合同出卖人并判决由其承担责任，认定事实错误。三、在事实上，钟带琼与李之隆并非夫妻关系，钟茂发并非李之隆小舅子，三方仅是朋友关系，钟茂发既不是该公司员工和股东，也从未参与该公司业务；在证据上，冼文业无任何证据证明钟茂发与冼文业发生了进出口货物的任何交易关系。四、209304元货款的收取前后钟茂发均不知情。钟茂发上诉的具体理由与其一审答辩理由基本一致。被上诉人冼文业答辩称：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准确无误，应予以维持。李之隆虽然实际经营有公司，但是双方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是个人之间，且交货及整个履行都是在香港地区和国外进行，其购买的红酒都是在法国、澳大利亚等地购进，后在香港交货。钟茂发与李之隆存在比较特殊的关系，根据冼文业之前与李之隆及钟茂发接触，钟茂发是李之隆的小舅子，从李之隆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其也声称钟茂发是其小舅子。至于李之隆是否与钟带琼进行了登记，我方不清楚，但是通过李之隆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李之隆与钟茂发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钟茂发将其银行卡提供给李之隆进行收款，且钟茂发是可以独立操作银行卡，包括向第三方转账，李之隆要找钟茂发要验证码，李之隆也要为钟茂发进行买货，都可以看出双方是共同参与了红酒的贸易。从李之隆与冼文业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2017年9月27日李之隆声称钟茂发帮其转账给李之隆朋友，且银行卡的截图正是本案中的收款账户，可以看出银行卡是掌握在钟茂发手中，在2017年9月27日同一天，李之隆提出钟茂发“明天要进货、我（李之隆）明天还要帮他（钟茂发）在香港进货，等下要帮我小舅子买货回去”等信息都可以看出钟茂发同样在香港参与了红酒的贸易。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钟茂发承担连带责任，我方认为是正确的。原审被告李之隆陈述称：一、钟茂发与冼文业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生意经济往来。二、钟茂发办理平安银行账号62×××01当时登记使用的手机号是我本人在香港开办一卡两号的中国移动号码，银行卡和账号都借给我本人一直使用，钟茂发本人并未使用。三、关于冼文业于2017年9月25日转账200000元至钟茂发平安银行账号62×××01，是我本人要求冼文业转至这个账户，钟茂发本人并不知道。到账后，我将账上的资金转至如下：客户李静两笔共69000元；客户江烈用100000元，我本人李之隆40000元，收到钱和转出钱这事，我没有告诉钟茂发本人，所以钟茂发本人并不知道这200000元的具体情况。原审被告钟带琼陈述意见与上诉人钟茂发二审法庭调查时的陈述意见相同。原审被告深圳市骏鑫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鑫海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被上诉人冼文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一审四被告向冼文业退还货款人民币2779860元（以下均为人民币）及利息10000元（从2017年10月4日起付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暂计至起诉之日）；2.判令一审四被告支付律师费10万元；3.本案保全费、诉讼费由一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冼文业称2017年8月份其与李之隆经熟人介绍认识，李之隆介绍其从事红酒进口业务，李之隆经营有骏鑫海公司，并表示可以协助冼文业从国外低价购进红酒，冼文业自2017年8月中旬至2017年10月3日期间陆续委托李之隆下单进行采购，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日常交易模式为通过微信、电话下单，并在微信确认购买的红酒品牌、型号和数量，后冼文业通过网银和银行柜台先行支付货款，李之隆在香港直接向冼文业在香港的客户交付货物。但冼文业付款后仅收到一小部分红酒，其余金额合计2779860元的订单一直未收到货物，因李之隆以各种理由拖延交货，冼文业遂于2017年10月份国庆期间与李之隆一同前往香港要求验收相关货物，李之隆仍以各种理由推脱，后冼文业通过李之隆的供货方得知货物根本没有下单，故要求李之隆退还货款，但李之隆继续以各种理由拖延甚至失联。冼文业为此提交其与李之隆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付款凭证，欲证明其与李之隆通过微信沟通红酒订购事宜，包括红酒品种、数量以及款项支付等等。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9月15日李之隆向冼文业发送钟茂发的账户信息，要求冼文业向该账户汇款，之后还称用款需钟茂发提供验证码，并提到其要为钟茂发买货；2017年10月4日冼文业因一直未收到红酒开始向李之隆催促退还货款；付款凭证显示，2017年8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冼文业、刘芳及李江凤共计向李之隆、钟茂发支付款项2893260元（其中，钟茂发收款数额为209304元），冼文业称其已经收到的货物金额为113400元，未收到的货物金额为2779860元。2.2019年2月28日，案外人刘芳出具《证明》，称其与冼文业存在商业合作关系，受冼文业委托于2017年9月18日至9月19日依次向李之隆汇款55万元。3.2017年10月30日，冼文业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本案律师费10万元。4.李之隆系骏鑫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5.冼文业与案外人李江凤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港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未明确约定法律的适用，一审被告住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涉案款项在内地支付，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冼文业主张其通过微信沟通方式向李之隆采购红酒，但冼文业仅收到小部分红酒后就再也未收到剩余红酒，冼文业要求李之隆退还货款及赔偿损失。冼文业与李之隆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冼文业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冼文业一直与李之隆通过微信沟通红酒订购及其款项支付事宜，该聊天记录与冼文业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等付款凭证相互佐证，足以证明冼文业确与李之隆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关于该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虽涉及境外交易，但交易模式为冼文业先行支付货款，李之隆直接在香港交付货物给冼文业，合同的履行并不涉及报关、检测、缴税等相关进出口交易所需手续，故冼文业与李之隆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且李之隆以个人名义履行合同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事实买卖合同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冼文业已按照约定先行支付涉案货款，李之隆未按照约定提供货物，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退还货款等违约责任。关于尚欠货款金额问题。冼文业称其共计向李之隆支付货款2893260元，李之隆仅交付金额为113400元的货物，未收到的货物金额为2779860元。因李之隆未到庭应诉答辩并进行举证，视为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冼文业提交的付款凭证、代付款人出具的证明、婚姻关系证明及统计表等证据，一审法院足以认定冼文业方共计向李之隆支付了货款2893260元，结合冼文业陈述及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一审法院对冼文业主张的李之隆已交货金额及未交货金额亦予以采信，李之隆尚欠货款应为2779860元。关于本案利息问题。冼文业主张李之隆自其在微信上要求李之隆返还货款之日即2017年10月4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损失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李之隆收到冼文业支付的货款后仅交付一小部分货物，剩余货物迟迟未交付，冼文业主张货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冼文业主张自其催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律师费的问题，因冼文业并未与李之隆约定律师费的承担，冼文业主张李之隆支付律师费10万元没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其他被告的责任问题。冼文业主张李之隆以骏鑫海公司名义开展业务故骏鑫海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但冼文业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非骏鑫海公司，故一审法院对冼文业该主张不予支持。冼文业主张钟带琼系李之隆配偶故应与李之隆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冼文业亦未提交李之隆与钟带琼系夫妻关系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冼文业主张钟茂发系钟带琼弟弟且李之隆曾为钟茂发买货，钟茂发也收取了部分货款，故钟茂发也应承担还款责任，钟茂发对此不予认可且称其与李之隆系朋友关系，该笔款项系李之隆为了方便交易向其借用银行卡所产生，其收取款项后也马上转回给李之隆，故其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钟茂发虽主张其仅是代李之隆收款，且一开始并不知情，但其并未提交其将款项转回给李之隆或者该款项与本案无关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且冼文业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亦载明李之隆称其用款需钟茂发提供验证码以及李之隆要为钟茂发买货等事实，故一审法院对钟茂发主张不予认可，钟茂发应当在其收取款项209304元的范围内对李之隆所欠货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之隆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冼文业退还货款人民币277986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人民币277986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钟茂发对李之隆上述债务在本金人民币209304元及209304元本金应付的利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冼文业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919元，由李之隆承担。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李之隆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上诉人陈述称，卡号为62×××01的银行卡原卡在李之隆手上，且预留的银行联系电话也是李之隆的。后经上诉人将原卡注销、补领新卡，才将该卡的银行流水打印出来，并提交了平安银行惠州惠阳支行出具的该银行卡的《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及《客户及账户信息查询》表，以证明该卡一直由李之隆使用、支配，在2017年9月25日案外人李江凤向该银行卡转账支付209304元的当天即由李之隆分别向李之隆本人、江烈用、李静转账支出总计209000元，该账户余额仅为318.69元。同时证明该卡的绑定手机号码为李之隆一直使用的手机号码，也证明其所称的要验证码根本不存在。冼文业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转账到李之隆名下的款项只有4万元，比例非常少，其他款项都是由掌握该账户的上诉人进行处分。结合2017年9月27日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李之隆声称“帮我转回给我小舅子”，“下午他（钟茂发）帮我转了5万元给我朋友”，中间还提供了一个平安银行卡的转账截图，可以看出是由上诉人掌握该平安银行的账户为李之隆向第三方转账。另从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码可以看出可能有过更新，并不能证明当时绑定的手机号码就是134××××****，且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手机号码是李之隆所有。经双方质证，该《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载有以下内容：银行卡卡号：62×××51，户名：钟茂发，日期20170925转入209304元，对方户名李江凤；日期20170925转出100000元，对方户名江烈用；日期20170925转出40000元，对方户名李之隆；日期20170925转出38000元，对方户名李静；日期20170925转出31000元，对方户名李静。《客户及账户信息查询》表载有以下主要信息：银行卡卡号62×××51（原卡号62×××01），户名钟茂发，客户最新手机号码134××××****。经法庭调查询问，钟茂发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陈述称，手机号码134××××****是钟茂发补卡时登记的其自己的手机号。二审法庭调查结束后，钟茂发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向本院提交《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依法向平安银行惠州惠阳支行调取账号62×××51（原账号62×××01）补卡相关手续、原账号预留手机号码”，该申请书载明“实际上该账户一直是由李之隆保管、使用，银行预留电话也为李之隆电话号码。2019年4月10日申请人向平安银行惠州惠阳支行申请的补卡手续，登记了申请人本人的联系电话。”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买卖合同纠纷，一审适用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钟茂发上诉所陈述事实与理由的第一点：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与李之隆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认定数额2779860元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存在不符合常理的情形；第二点：一审认定李之隆为本案买卖合同出卖人并判决由其承担责任，认定事实错误。对这两点理由，上诉人钟茂发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审被告也即本案主要债务人李之隆既未提出上诉，在二审提交的答辩状中也未提出异议，因此，本院不予采信。根据钟茂发的上诉请求和相关的事实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钟茂发是否应对原审被告李之隆的债务在本金人民币209304元及209304元本金应付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钟茂发应该对此笔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第一，该209304元确实由李江凤代冼文业转入钟茂发银行账户。第二，冼文业与李之隆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冼文业称：“我转你，平安”，李之隆回复称：“好的。转中信银行吧。不用问我小舅子要验证码。五十万以内都可以。”冼文业称：“转了。哦。平安。”李之隆回复称：“好的。我安排一下。又要转回给我自己。”从上述聊天内容可以看出，该银行卡的使用由李之隆自称的“小舅子”钟茂发掌握。此外，上诉人一审庭审中陈述称“被告四（钟茂发）收取该笔款后马上转回给李之隆”，但又称“由于银行卡一直在被告一手上，所以我方也没有调取到相关证据”，该陈述中“被告四（钟茂发）收取”、“马上转回给李之隆”等用语，均不符合该银行卡由李之隆实际支配、使用的惯常用语，且即使按钟茂发陈述，“由于银行卡一直在被告一手上”，该卡由李之隆使用，那么，钟茂发在一审庭审时既然无法调取相关证据，又如何知道该款转回给了李之隆？而事实上，该笔款中仅有40000元转到李之隆账户。可见，钟茂发的陈述存在诸多不合理、自相矛盾之处，原审被告李之隆也从未对此问题作出陈述，因此，钟茂发的抗辩理由不可信，对李之隆的二审陈述也不应采信。二审法庭调查询问结束后，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该账号原预留手机号码，但未证明其自身无法取得该证据，且钟茂发作为该账户的拥有人，有权查询、打印该账户历史预留手机号情况，或要求银行出具相关证明材料，故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钟茂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该银行卡的使用由钟茂发掌握。第三，钟茂发收取该款项后，根据冼文业与李之隆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李之隆说“他明天要去进货”等内容，可以认定，钟茂发根据交易需要将该笔款转往相关账户，就该笔款项参与了冼文业与李之隆之间的交易。一审判决钟茂发对冼文业转入其账户的209304元及209304元本金及应付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钟茂发提出的“李之隆一直持有、使用、支配钟茂发平安银行银行卡”、“该货款收取前后钟茂发均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等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50.85元，由上诉人钟茂发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曲  云审判员 石    磊审判员 林  建  益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周忱晨（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