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民终67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素英，女，195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强，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子玉，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国祯健康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科学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04901384R（1-1）。 法定代表人：李松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杰，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竟文，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素英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国祯健康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祯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2民初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刘素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强、魏子玉，国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素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刘素英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国祯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1、刘素英与国祯公司同时存在合作开发法律关系和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两种法律关系混为一谈。首先，二者主体不同。合作开发的主体表面上是刘素英与国祯公司两方，但国祯公司实际代持了田超等人的份额，实际主体为刘素英、国祯公司、田超、国祯公司职工个人等多方构成。股权转让的主体仅为刘素英、国祯公司与国鼎公司三方。其次，二者标的不同。合作开发的标的仅仅是特定项目的经营情况和因此产生的资产、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转让标的是整个目标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关系，甚至涉及职工安置等问题。再次，二者履行时间不同。合作开发履行时间贯穿整个项目，直至项目结算之日;股权转让自国祯公司将股权变更至刘素英名下即履行完毕。在股权变更完成后，项目实际仍在继续推进，假如股权转让协议可以替代合作协议，则不存在后续项目的继续结算情况。2、国祯公司对刘素英负有因低价向自身职工出售房产造成3073万元损失的赔偿义务。2013年12月，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国鼎公司自2010年1月至2014年10月财务信息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认定“经测算，国祯家园(即案涉项目)B区项目销售给内部职工的360套房屋中，低过保本单价的有323套，总差价3073万元。”该差价本应作为项目所产生的投资收益，由全体项目投资者享有，但国祯公司在实际控制国鼎公司及项目期间，将上述房屋以低价销售给内部职工，导致全体投资人所获投资收益减少，损害了投资人利益，国祯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将减少的收益支付给全体投资人。基于合作开发协议，刘素英有权主张国祯公司支付其应获取的投资收益，即使刘素英不能获取全部投资收益，也应按份额享有相应收益。3、国祯公司基于投资协议对刘素英所负债务不因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而消灭。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债的消灭主要有以下三种：履行、免除与抵销。首先，本案中刘素英请求国祯公司支付其因低价销售项目差价3073万元对应的投资收益，国祯公司并未予以支付，故该笔债务并未因国祯公司实际履行而免除。其次，刘素英与国祯公司、国鼎公司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免除的系国祯公司对于国鼎公司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债务，并未提到国祯公司对于刘素英因案涉项目所产生的债务免除问题，故该笔债务也未因国祯公司与刘素英协议终止而免除。最后，刘素英与国祯公司间并不负有相同种类的给付，该笔债务也不能因抵销而免除。综上，刘素英提起本次诉讼是基于案涉项目投资人的身份，依据合作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其有权要求国祯公司支付购房差价款中刘素英所享有的相应收益。 国祯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法律关系正确，刘素英偷换概念。2012年5月9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国祯家园项目，国祯公司占23.14%的投资权益。2016年2月5日，国祯公司与刘素英签订《协议》一份。该《协议》主要包括国鼎公司5500万元债务以房抵债给国祯公司、刘素英，刘素英受让国祯公司持有国鼎公司100%的股权，受让国祯家园项目23.14%的投资权益，还包括刘素英受让股权和投资权益后“不再要求甲方承担对丙方对所有债务，应履行的义务及其他相关责任（包括甲方在持有丙方股权期间的所有债务、应履行的义务及其他相关责任）”等内容，而并不是单纯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正是基于案涉一揽子《协议》，即国祯公司将共同开发的国祯家园项目23.14%的投资权益，转让给刘素英，刘素英“不再要求甲方承担对丙方的所有债务，应履行的义务及其他相关责任（包括甲方在持有丙方股权期间的所有债务、应履行的义务及其他相关责任）”这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作出的判决。刘素英把转让国祯家园项目23.14%的投资权益，偷换成转让国鼎公司股权，实属混淆视听。该判决根本不存在刘素英主张的“一审法院将‘因合作开发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和股权转让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关系’”。2、刘素英无权要求国祯公司赔偿低价售房的损失。（1）出售给国祯家园职工房子的主体是国鼎公司而非国祯公司，国祯公司持有国鼎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完全无偿转让给了刘素英。（2）国祯公司员工低价购房，一是为了解决国祯家园项目开发资金。国祯公司与刘素英签订《合作协议》开发的阜阳国祯家园项目启动资金协议1.6336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契税1.4254亿元，报建费用等0.1801亿元。项目投资人筹集1.2676亿元，尚差0.3023亿元。投资人号召国祯公司员工集资并提前缴纳购房款3660万元，弥补资金不足。二是员工低价购房是项目投资人共同决定。既不是国祯公司单方决定，也不是为了国祯公司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投资人的利益而采取的融资行为。三是员工低价购房的前提是该集资款不计入开发项目股本，也不享受合作开发利润分红。所以，才有员工低价购房事宜。其目的是投资人为了解决国祯家园项目资金短缺，保证了国祯家园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而采取的急救措施。因此，刘素英请求国祯公司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果刘素英认为需要追偿，也只能向购房人请求，国祯公司不是适格的被告。3、国祯家园23.14%投资权益，双方已经清算完毕。2016年2月5日，国祯公司与刘素英签订的《协议》约定，国祯公司将持有国鼎公司100%的股权及国祯家园项目23.14%的投资权益转让给刘素英，股权转让完成后，刘素英、股东公司及其他投资方均不再要求国祯公司承担对国鼎公司的所有债务，应履行的义务及其他相关责任。该约定说明双方对国祯家园项目已经清算完毕，且已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认合法有效。刘素英上诉称“国祯公司基于投资协议对刘素英所负债务不因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而消灭”，纯属歪曲事实。《协议》约定的是国祯公司转让给刘素英国祯家园项目23.14%的投资权益，刘素英把毫无关系的股权转让作为依据，明显混淆视听，其上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4、刘素英的诉讼请求已经过诉讼时效。2014年12月15日，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对于阜阳国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商定程序的专项报告》，该报告记载“经测算没工作家园B区项目销售给你不职工的360套房屋中，低过保本单价的有323套，总差价3073万元。”报告出具后，刘素英收到并明知报告的内容。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而本案的起诉时间为2019年8月21日，由此可见，刘素英针对国祯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刘素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国祯公司向其支付内部职工购房差价款3073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712万元（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4年12月16日起暂计至2019年8月18日，以后另计算至实际返还上述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国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阜阳国祯家园项目原由阜阳国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名称变更为国鼎公司）开发建设，该公司系国祯公司（原安徽国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因阜阳国祯家园项目前期土地、契税及其他项目需投入1.6亿余元，该项目吸引帝豪公司、田超、都帮公司等投资参与，各投资人投资金额分别为：刘素英投资5673万元，田超投资1090万元，都帮公司投资2330万元，国祯公司投资2933.42万元，国祯公司员工个人投资650万元，另有国祯公司员工缴纳购房款3660万元。 2012年5月9日，国祯公司与帝豪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帝豪公司投资5673万元，占比44.75%，与国祯公司合作开发阜阳国祯家园项目，但国祯内部职工购房建设的4万平方米及相应分摊的公建配套和地下室不含在合作开发范围之内。项目开发以阜阳国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义进行，项目资金回笼时双方按投资比例同时收回投资，合作开发利润按投资比例分配，国祯公司按项目销售收入的3%收取管理费等。同年6月6日，经三方协议约定，帝豪公司将其上述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刘素英。 2014年7月28日，刘素英参加国祯家园项目专题会，讨论整体转让阜阳国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问题，会议决定以阜阳国祯家园项目剩余估值4000万元计，由阜阳国祯家园全体投资人按投资比例分享。2014年10月，阜阳国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2010年1月至2014年10月期间的财务信息进行了审计。审计单位于2014年12月出具审计报告，报告内容包含国祯家园项目收支情况，审计认为国祯家园项目账面收支相抵后盈余1151万元，该报告亦载明：“经测算，国祯家园B区项目销售给内部职工的360套房屋中，低过保本单价的有323套，总差价3073万元。”刘素英于报告形成后收到了该审计报告。 2015年12月22日，有刘素英签字的《国祯家园项目会议纪要》载明，项目在中国银行的3500万元贷款需于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经会议协商决定向国祯公司借款3500万元用于偿还项目贷款，并决定由各投资人共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账目进行审计。 2016年2月5日，国祯公司与刘素英、国鼎公司签订《协议》一份，主要约定：一、国鼎公司为归还中行阜阳分行国祯家园项目贷款，分别于2014年12月、2015年6月、2016年1月向国祯公司借款5500万元，因无力还款，刘素英作为阜阳国祯家园项目的主要投资人，同意以阜阳国祯家园项目价值5500万元的房屋抵付给国祯公司。二、该批抵偿房屋过户到国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界首国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三、国祯公司同意将持有的国鼎公司100%股权及持有的阜阳国祯家园项目23.14%的投资权益无偿转让给刘素英，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素英；股权转让完成后，刘素英、国鼎公司及其他投资方均不再要求国祯公司承担对国鼎公司的所有债务、应履行的义务及其他相关责任（包括国祯公司在持有国鼎公司期间的所有债务、应履行的义务及其他相关责任）；在抵偿房屋过户完成后双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四、在抵偿房屋全部过户完成及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国祯公司应将所持有的国鼎公司相关资料、文件、印章等移交刘素英。五、协议相关事宜涉及国祯家园其他投资人的，由刘素英牵头同其他投资人共同协商，确保协议顺利履行。六、协议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项目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七、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未尽事宜另行协商。协议三方分别签字盖章后，当日又由国祯公司、界首国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国鼎公司就上述协议约定的房屋抵偿问题，另行签订了《房屋抵款协议》。后国祯公司依约将其持有的国鼎公司股权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变更，双方就约定抵偿的部分房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2017年4月，国祯公司及界首国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起诉要求按照2016年2月5日签订的协议及以房抵款协议履行房屋交付义务，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判决支持了国祯公司的部分诉请。国鼎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2016年2月5日签订的协议及以房抵款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应按协议约定履行，遂于2018年12月判决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共同投资阜阳国祯家园项目及此后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国祯公司将其享有的阜阳国祯家园项目23.14%投资者权益无偿转让给刘素英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刘素英要求国祯公司支付内部员工购房差价款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刘素英作为阜阳国祯家园项目的投资人之一，参与该项目的经营管理。2014年12月15日，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审计报告，报告载明内部员工购房价格低于保本价格3073万元。刘素英在明确知悉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于2016年2月5日与国祯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国祯公司将持有的国鼎公司100%股权及阜阳国祯家园项目23.14%的投资权益无偿转让给刘素英，股权转让完成后，刘素英、国鼎公司及其他投资方均不再要求国祯公司承担对国鼎公司的所有债务、应履行的义务及其他相关责任。该协议应视为刘素英与国祯公司就阜阳国祯家园项目的清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的规定，2016年2月5日签订的协议应视为刘素英与国祯公司就阜阳国祯家园项目进行的清算，该协议已实际履行。现刘素英要求国祯公司支付其内部员工购房差价款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刘素英的诉请不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素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10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刘素英负担。 二审中，双方所举证据及证明目的均同原审，相对方的质证意见亦同原审。 本院认为，刘素珍以股权转让与合资合作开发系不同法律关系，2016年2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包含合资合作相关权益为由，主张国祯公司应当赔偿刘素英因低价向职工出售房产造成3073万元损失，依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刘素英和国祯公司合作开发国祯家园项目系以国鼎公司（原为阜阳国祯）的名义。2016年2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既包含国鼎公司100%股权，也包含阜阳国祯家园项目23.14%的投资权益。其次，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前，刘素英通过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出具的审计报告，已经知晓内部员工购房价格低于保本价格3073万元的事实。再次，刘素英在明知存在内部员工购房价格低于保本价格3073万元之事实的情况下，仍然同意受让国祯公司在阜阳国祯家园项目中的股权及国鼎公司的股权，且明确表示刘素英、国鼎公司及其他投资方均不再要求国祯公司承担对国鼎公司的所有债务、应履行的义务及其他相关责任，应当视为在该股权转让后，刘素英不得向国祯公司主张的权利内容包括合资合作开发阜阳国祯家园项目本身所产生的相关权利，以及刘素英对国鼎公司所享有的相关权利。基于此，一审法院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为刘素英与国祯公司就阜阳国祯家园项目的清算，并无不当。刘素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素英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1050元，由刘素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绍平 审判员  陶宝定 审判员  余乃荣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法官助理杨福来 书记员张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