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11662号原告：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088057254J。法定代表人：常光国，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会林，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芬，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五，住所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五路****0396339528Q。法定代表人：陈雪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小标，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丹，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芳芳，女，198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勋，河南建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俊霞，河南建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昶通公司”）与被告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公司”）、张芳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昶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会林，被告国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丹、吕小标，被告张芳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昶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国药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2421334元；2、判令被告国药公司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自2018年1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36%计算）；3、判令被告张芳芳对上述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国药公司和张芳芳承担前期律师费2万元；5、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国药公司和张芳芳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21日，原告与被告国药公司签订《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国药公司向原告订购检验试剂与耗材（具体为手术防粘连液），合同第三条约定采用“货到付款”方式进行交易，货款支付时间为到货后150日内全额支付货款。合同第六条约定，被告国药公司逾期支付货款的，按订单金额每日0.5%标准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原告为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同时被告张芳芳与原告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保证责任为“连带责任担保”。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于2017年8月9日发货，被告确认于2017年8月16日收到货物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经原告多次催收后，被告仍旧一直拒绝支付货款。2019年7月15日向两被告发律师函，要求两被告支付货款及违约金。但截至当前，被告依旧没有履行付款义务。至此，被告拒不支付货款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国药公司答辩称：一、原告提交的《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理由如下：1、我方对《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合同上我方的公章不具有真实性；2、被告张芳芳与原告恶意串通，损害我方合法权益，张芳芳于2015年7月入职我方的母公司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之后调入我公司，原告提供的《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中也明确张芳芳为我方的联系人，说明原告明知张芳芳为我方员工，原告于2017年1月1日任命张芳芳为其下属企业副总经理并支付薪水，而我方于2019年12月24日才知悉张芳芳被原告任命为下属企业副总经理的情况。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原告和被告张芳芳均存在恶意，《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约定的内容损害我方合法权益，根据我方的要求和交易习惯，针对该种业务的支付方式均是收到下游款项后，再向上游支付货款，而该合同约定是在收到货物后150天支付货款，实际损害了我方的权益，另外该合同约定如逾期支付货款，承担每日0.5%的违约金，相当于一年承担182.5%的违约金，如此高额的违约金不但违反常识，也损害我方利益；二、我方提交的《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原因如下：1、该协议上加盖原告的公章对其具有约束力，原告曾多次使用该枚公章与我方进行交易，并且在国药控股新乡有限公司与河南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昶通公司”）及原告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豫01民初字第1229号）案卷档案中原告自认该印章系公司印章，因此加盖该公章的协议对原告具有约束力；2、张盼盼的签字对原告具有约束力，2017年6月15日以及2017年6月20日原告出具的两份法人授权书均明确张盼盼负责与我方的销售工作，因此作为被授权人张盼盼对原告具有约束力；三、我方与原告的交易是按照《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履行的，而非《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理由如下：《耗材分销合作协议》第4.1条约定，原告随货通行单及增值税发票同时发出，《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第3.2条约定原告在收到我方货物签收单后5日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原告提交的销售发货单位以及增值税发票，销售发货单是2017年8月9日发出，王某于2017年8月16日签署，增值税发票于2017年8月9日开具并随货一并发出，综上，原告与我方的交易完全是按照《耗材分销合作协议》的约定执行；四、原告无权向我方主张货款及违约金，针对此类业务我方的支付方式均是收到下游款项后，再向上游支付货款，为了再次明确付款方式，保障我方权益，我方、原告以及下游客户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签收了应收账款转让协议，该协议明确我方将2421334元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因此原告应向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主张，无权向多方主张货款及违约金；五、王某于2018年2月7日向原告汇款158万元，原告已收款，该笔款项即为本案涉及的手术防水粘液的货款，因此原告无论向谁主张货款，均应扣除已支付的158万元，本案原告的诉请中并未扣减该158万元。综上，《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以及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向我方主张货款及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芳芳答辩称：一、根据合同法及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主合同有效，则担保合同可有效，也可无效，主合同无效，则担保合同无效。本案中昶通公司和国药公司之间具体以哪一个主合同版本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尚存在不同意见，张芳芳的担保合同效力当然属于效力待定状态。根据前期相关承办人员的业务沟通，张芳芳担保的合同应当是国药公司提供的版本合同，因此张芳芳应当对国药公司版本的主合同具有担保义务；二、原告主张合同本金、违约金及其他权利的依据基础是错误的，而且主张过高，答辩人不予认可；无论是昶通公司版本的主合同，还是被告国药公司版本的主合同，原告收到王某支付的158万元合同款是客观真实的，被告国药公司认可王某支付的158万元属于国药公司版本合同项下的货物款项，王某自认其支付的158万元款项也属于国药公司版本合同项下的货物款项，因此原告主张的未付货款金额、违约金等相关费用计算依据基础显然是错误的；三、王某向原告支付了158万元，该货款就是履行原告与被告国药公司之间的货款，是王某代国药公司向原告支付的货款，则原告与国药公司之间的债务关系已清结，原告诉请与该158万元之间的差额，应是原告向王某支付的个人提成费；四、对国药公司认为张芳芳与原告恶意串通的意见不予认可，国药公司称其于2019年12月24日才知悉原告任命张芳芳为副总经理的事实不属实，因为原告与张芳芳在当时双方是战略合作关系，原告与国药公司员工之间互相任职的情况是普遍存在，不是个例，我方任职期间并未损害原告与国药公司的任何合法权益。合同签订期间，张芳芳在休产假，既没见到原告版本的合同也没有见到国药公司版本的合同，张芳芳作为试剂部主管，是根据业务人员的具体汇报，进而对国药公司版本的合同进行担保的，所以对于原告主张的货款及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张芳芳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昶通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试剂/耗材销售合同》、销售发货单、发票签收单、发票、律师函、《保证担保合同》、律师费发票及惠民村镇银行转账凭证、《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被告国药公司围绕其答辩主张依法提交了《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担保函、（2019）豫01民初字第1229号开庭笔录、法人授权书、法人授权委托书、张盼盼身份证复印件、中国民生银行转账汇款单、王某关于转账事宜的说明、国药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和《分销合作协议》、两份《劳动合同》、任命通知、试用期考核管理表、在职动态变更表、举报信盖章页、证人证言等证据，被告张芳芳围绕其答辩主张依法提交了《关于昶通医疗及各子公司员工私刻印章的处罚公告》等证据，本院经核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21日，原告昶通公司（乙方）与被告国药公司（甲方）签订一份《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约定：国药公司向昶通公司订购检验试剂和耗材，品名为手术防粘连液，单价396.94元/支，付款方式为货到付款，昶通公司按订单要求时间将产品运输到国药公司指定地点，到货后150天内国药公司支付全额货款。昶通公司按批次在收到国药公司货物签收单后5日内向国药公司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联系人为张芳芳。国药公司逾期支付货款的，按该次订单金额每日0.5%标准向昶通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守约方因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诉讼或仲裁费及其他维权合理支出等。在合同落款甲方位置处盖有“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刘海洋的手写签名和业务经办人王某的手写签名，乙方位置处盖有“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被告国药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合同上盖的“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印章是虚假的，国药公司从未使用过该枚印章。原告昶通公司为证明向被告国药公司交付了涉案物品，提供了一份销售发货单，销售发货单记载物品名称为手术防粘连液，收货联系人为张芳芳，价税合计2421334元，收货人处有王某的手写签名，收货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被告国药公司对销售发货单不予认可，称发货单上没有国药公司的印章，国药公司并未收到该货物，王某签收不能代表国药公司收到货物。原告昶通公司还提供了发票签收单及三张号码为27551714、27551715、27551716，票面总金额为2421334元，开票日期为2017年8月9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签收单的签收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王某在发票签收单上签名确认收到该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国药公司对发票签收单及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确认收到该三张发票，并承认该三张发票已于2017年8月28日正常入账抵扣，但认为不能证明昶通公司向国药公司交付了货物。我院向国家税务总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发函调查该三张发票的抵扣税款情况，该局回函该三张支票的税额分别为115350.09元、115350.09元、121117.59元，可用于抵扣税款。2017年6月21日，原告昶通公司（债权人）与被告张芳芳（保证人）签订一份《保证担保合同》，合同记载：2017年6月21日，债权人与国药公司（债务人）签订《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向债务人出售手术防粘连液，债务人按合同约定向债权人支付货款，为保证债权人安全及时回收货款，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在主合同中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并签订保证担保合同。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中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货款及违约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中债务人的应付费用，保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9年7月15日，原告昶通公司分别向被告国药公司及张芳芳发出《律师函》，要求国药公司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2421334元及相应的违约金，张芳芳对国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国药公司主张其与昶通公司就涉案物品签订的是《耗材分销合作协议》，而非昶通公司提交的《试剂/耗材销售合同》。国药公司提交了一份《耗材分销合作协议》，《耗材分销合作协议》显示签约主体为昶通公司（甲方、供货方）和国药公司（乙方、购货方），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昶通公司授权国药公司在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配送检验试剂，授权期限自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货款支付方式为电汇，国药公司在收到昶通公司的货物及随货同行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办理出入库，下游客户回款后30天将此批货款支付给昶通公司，在协议的落款处甲方位置盖有昶通公司印章，甲方代表处有“张盼盼”手写签名，乙方位置盖有国药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王某在该合同上备注该协议为其在国药公司任职期间经办。国药公司还提供了一份《应收账款转让协议》，该协议的签约主体为国药公司（应收账款转让人，甲方）和昶通公司（应收账款受让人，乙方）。协议主要内容为国药公司将账面价值为2421334元的应收账款（详见附件一《应收账款转让清单》）转让给昶通公司，昶通公司需向国药公司支付的转让价款为2421334元。作为协议不可分割部分的附件一中记载客户为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商品为手术防粘连液，应收金额共计2496181元。协议落款处盖有昶通公司、国药公司、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的印章，王某在这两份协议中均备注“此协议为王某在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任职期间经办。2019.8.28”。原告昶通公司对这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两份协议上所盖的昶通公司印章均是虚假印章，张盼盼亦没有获得昶通公司的授权。国药公司为证明两份协议上的印章为昶通公司使用的印章，提供了一份盖有昶通公司印章的《担保函》复印件，称《担保函》所盖的昶通公司印章与两份协议所盖的昶通公司印章相同，国药公司为证明该印章系昶通公司使用的印章，提供了一份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初字第1229号的开庭笔录，该笔录记载昶通公司确认担保函上的印章是其使用的印章。昶通公司则称《担保函》上昶通公司的印章是虚假印章，为此昶通公司提交了一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反映昶通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担保函》上的昶通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所比对昶通公司备案的印章后的鉴定意见为并非同一枚印章。国药公司还提供了《法人授权书》和《法人授权委托书》，拟证实张盼盼获得昶通公司的授权签订《耗材分销合作协议》，该两份委托书均盖有昶通公司印章及昶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常光国的手写签名，委托书记载昶通公司授权张盼盼负责与国药公司关于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工作的洽谈。昶通公司对两份授权书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授权书上所盖的昶通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常光国的签名均是虚假的。国药公司向本院申请对《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担保函》复印件上昶通公司的印章一致性进行鉴定，申请对《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所盖的昶通公司印章与昶通公司备案使用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国药公司提供一份中国民生银行转账汇款凭证，拟证实昶通公司已收到案涉货款158万元，该转账汇款凭证反映王某于2018年2月7日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158万元，王某于2019年8月28日在凭证客户须知页手写“该款为手术防粘连液国药公司支付项目买断货款”内容。昶通公司确认收到该款，但认为该款与本案无关。国药公司还申请了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在庭审中称其于2017年初入职国药公司试剂部，是国药公司的商务专员，于2017年12月离职。王某称昶通公司将盖好章的《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交给了河南昶通公司，然后由河南昶通公司再交给其，其收到《试剂/耗材销售合同》后，与国药公司的总经理刘海洋沟通，征得刘海洋同意后，王某在合同上签上刘海洋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然后开始走国药公司合同审批流程，被告张芳芳当时是王某的部门领导，当时在休产假，王某告知张芳芳这是昶通公司提供的合同版本，张芳芳就建议王某去找法务确定合同版本，法务最终坚持要用国药公司版本的合同，王某将情况与河南昶通公司沟通，河南昶通称因为原告昶通公司已在合同上盖章，需要把合同退回给原告，退回时《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并没有加盖国药公司印章，王某同时将国药公司版本的合同交给了原告昶通公司。王某确认2018年2月7日向昶通公司支付的158万元即是涉案货款的一部分。王某陈述在转账汇款凭证上备注项目买断款是因为涉案业务是其个人业务，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均是平台公司，王某将个人业务挂靠在昶通公司和国药公司处，当时因王某的亲戚拖欠王某款项，所以将涉案货物抵给王某，王某找到买家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与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协商，考虑到利润结算，因国药公司无法将该业务过程中产生的利润结算给王某，而昶通公司可以将该业务过程中产生的利润结算给个人，故找到昶通公司形成该笔业务。因这批货是需要通过冷链运输，但是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无法接收该批货物，导致该批货报废了。2018年河南昶通公司要求王某让国药公司向原告昶通公司支付货款，但国药公司称没有收到下游款项没办法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后来通过河南昶通公司与原告沟通，同意让王某对这个项目进行买断，由王某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王某才向昶通公司支付了158万元，该158万元包含昶通公司在该项目前期中支付的131万元的货款及昶通公司收取的3%的管理费和资金成本，最终预估为158万元，该金额是得到昶通公司认可的，故本案的货款已全部支付完毕。158万元与诉请金额的差额即是王某应得的利润，该利润昶通公司通过开具服务类发票来结算利润。王某称国药公司并没有收到该批货，国药公司提交的《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及《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均是王某交给河南昶通公司再交给原告昶通公司，王某还称《保证担保合同》亦是其拿给张芳芳签字并按手印的。被告张芳芳称签订《保证担保合同》时其尚在休产假，既没有见到《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也没有见到《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其作为试剂部的主管，是根据业务员王某的汇报，审核了担保协议约定的货物和金额，惯性理解为担保的是国药公司版本的《耗材分销合作协议》。国药公司提供了国药公司与张芳芳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昶通公司发出的任命通知和试用期考核管理表、在职动态变更表拟证实张芳芳于2017年1月调入国药公司，又在昶通公司处任职，张芳芳与昶通公司恶意串通先签署《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之后又签署《试剂/耗材销售合同》。被告张芳芳称昶通公司内部私刻公章的行为普遍存在，其提供了一份昶通公司于2017年8月1日发布的《关于昶通医疗及各子公司员工私刻印章的处罚公告》，该公告主要内容为昶通公司对私刻公司印章的员工予以处罚。另外，昶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及惠民村镇银行通用回单拟证明其为追讨本案损失，已向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000元。本院认为，原告昶通公司与被告国药公司均确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针对双方的买卖合同，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提供了不同版本、内容不相同的两份合同。国药公司对昶通公司持有的《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申请对该合同上国药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申请国药公司当时的业务经办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陈述其确有在《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签名，但因国药公司不同意使用该合同，其在昶通公司的要求下将合同退还给昶通公司，合同上并没有加盖国药公司的公章，没有获得国药公司的认可。昶通公司对王某的该证言不予认可，而王某作为国药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及该业务的实际操作者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在本案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王某的证言的情况下，其证言的证明力非常薄弱。且依常理，如需退还该份合同，王某作为业务经办人也应具有相应的注意能力，将自己及刘海洋的签名进行涂销，其未作涂销的行为亦有违常理，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王某的证言不予采信。针对国药公司的公章鉴定申请，即使《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国药公司的公章是虚假的，但合同上王某的签名是真实的，而王某当时任职于国药公司，系涉案业务代表国药公司的经办人，其不仅在《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签名，还在销售发货单、发票签收单上签名确认收货和收发票，王某的上述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由于案涉三张昶通公司开具的发票国药公司承认入账并予以抵扣税款，说明国药公司对王某的上述签约及收货行为知情并予以追认，因此昶通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说明《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事实上得到履行。因此《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上国药公司公章的真假对认定《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的效力及本案的处理结果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本院不予采纳。国药公司主张其与昶通公司实际签订的合同为《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为此国药公司申请对《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上昶通公司印章与《担保函》上昶通公司的印章为同一枚印章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即使《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上昶通公司的公章是昶通公司曾使用过的公章，《耗材分销合作协议》也是双方真实签订的合同，但由于涉案业务的买卖双方为国药公司与昶通公司，王某代表国药公司签收货物和发票，国药公司也将昶通公司开具的发票入账并抵扣了税款，因此双方的买卖已实际形成闭环交易，国药公司作为收货方就有义务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耗材分销合作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不能成为其拒绝向昶通公司支付货款的理由。因此《耗材分销合作协议》真实与否对本案的处理没有实质性影响，故本院对国药公司对该份协议上公章的鉴定申请亦不予采纳。国药公司还提供了一份《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主张其已将对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昶通公司，昶通公司无权向其主张权利，对此本院认为，即使《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但该协议也只是国药公司将其对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昶通公司，河南清冠商贸有限公司加入到国药公司对昶通公司的债务中，并不代表昶通公司放弃向国药公司主张权利，因此国药公司以《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来证明昶通公司无权向其主张权利，本院不予采信。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涉案业务发生的货款总金额为2421334元，国药公司主张王某已向昶通公司支付158万元，但昶通公司不确认王某支付的是涉案货款。对此本院认为，王某作为该158万元的转款方，其在客户须知中明确了该笔款项的用途，而昶通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支付的是其他欠款，故本院认为王某支付的158万元即是支付本案的货款。因此国药公司仍欠昶通公司841334元未付，国药公司应予支付。关于违约金问题，由于昶通公司与国药公司并没有完全遵守《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的约定来履行，本院对昶通公司的违约金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张芳芳的承责问题。被告张芳芳在《保证担保合同》中承诺为国药公司在《试剂/耗材销售合同》中的债务向昶通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昶通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向张芳芳主张权利，则张芳芳应对国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律师费问题，由于《试剂/耗材销售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守约方因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本案因国药公司违约导致昶通公司聘请律师追讨相关损失，且昶通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在合理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41334元；二、被告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20000元；三、被告张芳芳对被告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上述第一、第二项判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芳芳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890元，由被告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和张芳芳共同负担8398元，由原告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9492元（上述案件受理费原告广州昶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已预缴，原告同意由被告国药控股河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张芳芳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向原告迳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蓉人民 陪 审员 张小宁人民 陪 审员 陆桂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代） 林晓芳附：申请执行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