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申257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莆田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正荣财富中心**E1902-E1912。 负责人：张慈神，该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培，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雨荷，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旷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拱辰街道海丰中街****/div> 法定代表人：王子林，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莆田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财保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旷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旷远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3民终1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中华财保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一）对“重置价值”认定错误。重置价值是指替换、重建保险标的或者修理、修复保险标的，以使其达到全新状态而发生的费用，但不包括被保险人进行的任何变更、性能增加或者改进所产生的额外费用。当被保险人的实际支出成本高于重置成本时，即意味着超出了重置成本保险的保险利益，对于超出保险利益的部分保险人不能给予相应的补偿，保险人的补偿金额仅为事故发生时的重置成本。二审判决的错误在于任意扩大了“重置价值”的内涵与外延，把被保险人支出的不属于重置价值的金额，列入了重置价值里。1．双方约定的保险条款明确、清楚。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及一切条款，是本案审判的基础。《财产一切险条款》第二十七条约定“对保险标的在修复或替换过程中，被保险人进行的任何变更、性能增加或改进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四十一条第二十七款规定“重置价值指替换、重建受损保险标的，以使其达到全新状态而发生的费用，但不包括被保险人进行的任何变更、性能增加或改进所产生的额外费用”。因此，本案保险条款中，对于重置价值的约定是明确、清楚的，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对此也不会产生歧义。2．二审判决用“直接经济损失”替换“重置价值”的概念，是错误的。由于重置价值属于不定值保险的特殊形式，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的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而不是直接经济损失。本案中管网破损为两处，管网实际受损的长度为20米，即使按照一审法院委托的天泽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在不改线的情况下需要对120米长的位移、破损的管道进行修复，其总费用也仅为1083452元，即受损管道的重置价值为1083452元。而原一二审法院却采纳了旷远公司的改线方案，将位于金马河沟边的原管道废弃，并将管道改线到远离河道的涵港大道旁，改线后的管道约800米长，无疑是对原管道位置、长度的变更，从而判决中华财保公司应支付的保险费达约700万元之巨。原二审判决的错误之处在于，用直接经济损失替换了重置价值的概念。这种改线方案是从旷远公司的经营责任、社会责任和其经济利益角度作出的安排，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并非是中华财保公司关于重置价值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价值的确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定值保险，一种是不定值保险。事先约定保险价值的合同为定值保险合同，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不论所保财产当时的实际价值是多少，保险人仅需按保险合同上载明的保险价值或对应比例来计算赔偿金额即可；而在订立合同时不预先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仅载明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再行估算其价值而确定其损失的保险，是不定值保险。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订立合同时，前者预先确定保险价值，而后者并不确定保险价值，而是将保险价值留待保险事故发生时再估算。本案中的重置价值条款，无疑是不定值保险的一种特殊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因此，从法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不定值保险是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的，而并非是直接经济损失。重置价值本身具有倒溯回追的功能，保险价值是定格在出险前一瞬间。3．二审法院认为如在原地进行重置，不符合最大诚信原则，是对最大诚信原则的误读。原二审法院认为如在原地进行重置，无论从经济成本、社会责任成本出发，均不符合双方利益，不符合最大诚信原则。这是对最大诚信原则的误读。本案最大诚信原则是通过保险合同双方的诚信义务来体现，具体包括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如实告知的义务及保证义务。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及弃权和禁止反言义务。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调整，意指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应诚实守信。最大诚信原则，针对的是保险合同中当事人都应按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而不应当将其边界无限制的扩大到公共安全、社会责任领域。作为保险公司，只要其严格按照保险条款进行理赔，就不应指责其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二）对“多因一果”与保险公司赔偿责任之间关联性的认定错误。1．原一二审法院未考虑因果关系的参与度，而笼统地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为保险责任，显失公正。根据天泽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涉案天然气管道破损的原因为因降雨使河道水位上涨浸泡河道周边地基使地基土的含水量增大，土体的承载能力和抗压能力因含水量增大而降低、河道石砌护坡坍塌、管道边堆土产生附加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管道破损。即使按照该意见，造成管道损坏的原因系多因一果，在此条件下，二审法院未考虑因果关系的参与度，而笼统地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为保险责任，也显失公正。2．二审法院不能任意扩大对多因一果的解释权。《财产一切险条款》第五条约定，保险人负责赔偿的，仅为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保险标的的直接物质损坏或灭失。本案中除了可能的降雨因素外，其他的原因与自然灾害或保险事故都没有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相关解释，也并未规定在多因一果的条件下，要由保险公司对所有的原因都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3．本案的保险合同条款不存在歧义，原一二审法院不应作出与合同条款不一致的裁判。格式合同条款首先应当按照通常解释，根据文义解释等基本方法可以消除当事人理解歧义的，无须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只有存在两种以上合同解释的，才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不存在无条件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同样，被保险人不能从保险损失中获益。在保险合同条款不存在疑义的情况下，无论是重置价值，还是多因一果，法院都不应作出与合同条款不一致的裁判。综上，中华财保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中华财保公司主张二审判决以“直接经济损失”替换“重置价值”不当，其赔偿范围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计算标准。但案涉《财产综合险投保单》明确约定管网设备保险价值的确定方式为“出险时的重置价值”。《财产一切险条款》第四十一条明确约定“重置价值”是指替换、重建受损保险标的，以使其达到全新状态而发生的费用，但不包括被保险人进行的任何变更、性能增加或改进所产生的额外费用。故中华财保公司的主张与保险合同约定不符，不能成立。 其次，中华财保公司主张“重置价值”应为在原地重置网管的价值，因位置迁移而增加的重置价值部分不属于理赔范围。但根据双方关于重置价值的约定，并未限制对保险标的的重置必须是原地重置，且重置包括“替换、重建”并使保险标的“达到全新状态”。同时根据鉴定意见，原管线所在的位置有120米出现沉降，如原地重置需要加固地基，工程量大、工期长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而“选取合适的位置改线所用的工期短，也避开了地质安全隐患地段。”故二审判决认定采取改线的重置方式是合理且必要的并无不当。 再次，中华财保公司主张保险事故的发生存在多因一果，由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显失公正。根据案涉鉴定意见，案涉管网破损原因包括小河施工、经常性降雨致河水水位上涨地基泡水、在管道边堆土等因素共同作用。根据《财产一切险条款》第五条约定，在保险期间内，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直接物质损坏或灭失，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而降雨等因素属于自然灾害，同时存在小河施工、在管道边堆土等因素并不构成保险人免责。原判认定中华财保公司全额理赔并无不当。 综上，中华财保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莆田中心支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林峥峥 审判员  胡伟荣 审判员  高晓嵘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建珍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