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民终53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闵庆彬，男，196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军，山东登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杨超（曾用名朱孝礼），男，1967年5月6日出生，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艳，山东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临沂市嘉善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朱保工业园。 代表人：张兆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非，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敬兰（闵庆彬之妻），女，196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传峰，山东坤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孙士才，男，196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上诉人闵庆彬因与被上诉人杨超及原审第三人临沂市嘉善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善公司）、刘敬兰、孙士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10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闵庆彬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杨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因本案一审执行异议之诉的启动和立案审查程序错误，请求二审将本案发回重审。杨超没有有效证据证明被保全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一审保全异议审查程序中对涉案财产所有权的归属作出认定，超越保全异议审查的职权范围，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本案应当发回重审。1.我已经取得案涉查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嘉善公司因为拖欠我的借款，无力偿还。该公司决定将北厂一次性整体转让给我，用借款折抵了转让款。该次转让经过了嘉善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与我签订了协议书，我也与土地的所有人耿家埠村委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书，之后一直向该村委会交纳土地承包费，并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我与嘉善公司对公司财产的转让已经完成，双方也已实际履行，故我已经取得案涉查封财产的所有权及使用权。2.至于刘敬兰与孙士才向杨超发出的关于有偿转让公司财产决定的通知，是嘉善公司股东内部履行的通知义务，与我无关，不能否定财产转让的效力，而且杨超也没有按通知去行使优先购买权，是其自己已经放弃了权利。3.至于我于2004年6月6日在朱保镇政府协调下在协议书上签字，也不能推出与转让协议相矛盾的说法。我虽然取得案涉财产，但我的最终目的是能收回借款，如果嘉善公司能偿还全部借款，我可以放弃取得的财产的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权，这只是我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是否行使由我自己决定。虽然各方在2004年6月6日达成协议，但各方未履行协议的内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我的借款也未得到偿还，我就未放弃自己的权利。4.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4年6月29日、9月24日、2005年10月12日作出的三次查封裁定均晚于2004年3月15日我取得转让财产的时间，而且三份裁定所依据的（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也已经被省高院（2006）鲁民二终字第142号民事裁定撤销，发回重审后，杨超的起诉也被驳回，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查封裁定也就没有了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5.我在得知案涉财产被查封之后，就一直未间断提出异议，先后提交了多次异议书，并非至2019年3月5日续封时才提出异议，只是之前法院对我的异议均未作出处理，没有出具裁定而已，我从未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6.涉案财产的归属争议正在兰山区人民法院诉讼中，本案的执行异议之诉需要解决的也是财产归属问题，但保全行为是实体诉讼案件的辅助程序，因此，本案应当暂时中止诉讼，等待兰山区人民法院的诉讼案件审判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并作出裁定。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302执异193号执行裁定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我提供的证据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相矛盾，我并未取得案涉财产所有权。异议过程中，我始终否认此前诉讼案件中法律文书的事实查明内容。据此，我对兰山区人民法院的193号执行裁定不服，认为原裁定列明事实错误，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办理，而不应当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所以，一审法院应当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基于此一审的明显错误，请求二审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中止本案诉讼等待另外结果。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杨超辩称，一审法院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闵庆彬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闵庆彬的上诉请求。闵庆彬当庭增加上诉请求不能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围绕闵庆彬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在二审审理中，闵庆彬不能再追加上诉请求，所以二审法院对闵庆彬的变更请求不应审理。 嘉善公司清算组辩称，同意杨超的答辩意见，闵庆彬当庭增加上诉请求，根据法律规定，上诉请求应当在上诉期内行使。 刘敬兰述称，对闵庆彬的上诉没有异议。 孙士才未参加本案二审诉讼。 闵庆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对临沂来益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益公司）正在使用的钢结构厂房及砖混结构房屋、变压器等财产的查封；2.依法解除对来益公司因使用上述厂房所缴纳租金的查封；3.依法解除对临沂市兰山区耿家埠村民委员会40亩土地(即来益公司正在使用的厂房及房屋占地面积)承包经营权的查封；4.确认来益公司正在使用的钢结构厂房及砖混结构房屋、变压器等财产属于闵庆彬所有(以上财产价值10万元)；5.确认来益公司因使用上述厂房每年缴纳的租金38万元属于闵庆彬所有；6.确认临沂市兰山区耿家埠村民委员会40亩土地(即来益公司正在使用的厂房及房屋占地面积)承包经营权属于闵庆彬所有；7.由杨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诉讼过程中，闵庆彬增加如下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不予执行涉案查封的财产。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22日，我收到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鲁1302执异193号执行裁定书，我认为兰山区人民法院驳回我提出的保全异议裁定事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我所申请保全财产为我所有，而不是属于嘉善公司所有。1.2004年3月15日的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我已基于善意取得涉案上述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2004年3月15日，嘉善公司与我签订了协议书，将原属于嘉善公司所有的部分土地及房屋等设施(即来益公司正在使用的厂房、房屋等)一次性转让给我，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之后我与临沂市兰山区耿家埠村民委员会就土地租赁事项重新签订了土地使用合同，至今一直交纳土地使用费。在2004年3月15日之前，嘉善公司借用我资金128万元，长期拖欠不还，在这种情况下，嘉善公司将涉案上述财产转让给我抵顶了欠款，我基于善意取得涉案上述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2.基于2004年3月15日的协议书我取得涉案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时间在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查封之前。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财产的首次查封是在2004年6月29日、9月24日、10月12日作出的(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143-2、第143-3号民事裁定书：而我主张权利的协议书签订于2004年3月15日，显然我取得涉案财产时间在前。3.(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被(2006)鲁民二终字第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重审(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杨超的起诉，(2013)鲁商终字第262号民事裁定书维持。显然，该案上述审理期间所作出查封裁定书，均已没有法律效力。所以，兰山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裁定书认定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直对嘉善公司的相关涉案财产予以查封是错误的。杨超于2004年6月29日起诉到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清算，最后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故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查封均已失去法律基础而失去效力。附裁定明细：（1）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6月29日、9月24日、10月12日作出的(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143-2、第143-3号民事裁定书；（2）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4日、2011年4月25日、2013年5月17日作出的(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号民事裁定书。既然(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1、2、3号裁定书、(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失效，兰山区人民法院据此认定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直对嘉善公司的相关涉案财产予以查封，自然是错误的。4.(2009)临兰商再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是根据(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案件所作出的，但(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早已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兰山区人民法院却据此认定与已经发生效力的临兰商再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查明事实相矛盾，显然错误。5.在(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案件中，2004年7月30日庭审中我没有承认与胡震宇、沈敏立等签订的租赁协议中的租赁物系嘉善公司的财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超于2004年6月29日以刘敬兰、孙士才为被告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刘敬兰、孙士才履行2004年6月6日的协议书约定。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2003年1月17日，闵庆彬和杨超共同与临沂市兰山区朱保镇后耿家埠村委签订土地租用合同。同月26日，闵庆彬、杨超作为甲方分别与作为乙方的严森康、沈敏立、胡震宇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在上述租赁的土地上投资建设厂房出租给乙方使用。同年3月17日，闵庆彬之妻刘敬兰与杨超、孙士才分别投资30万元成立了嘉善公司，该公司成立后即在上述租赁土地上开始投资建设厂房，所建厂房按坐落位置由北向南分别称为北厂、中厂、南厂，建设期间因南厂的建设资产不足，未能建成的南厂由闵庆彬、孙士才与承建方协商用于抵顶了建厂所欠的工程款，而北厂、中厂则已依约交付给承租人使用。之后，杨超对于南厂协议抵债及其抵顶的债务数额问题，以及三处厂房建设期间各自的投资数额等问题与刘敬兰、孙士才产生了争议。2004年6月6日，在当地镇政府的协调下，闵庆彬与杨超、孙士才就嘉善公司所建厂房等资产的分割及对相关账目进行审计等解散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书，但在之后审计过程中各自对于对方提供的单据及材料存在争议使上述协议约定的清算及审计事项未能实施。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28日作出(2004)临民二初字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杨超与刘敬兰、孙士才继续履行双方于2004年6月6日订立的清算协议，直至清算完毕；二、对嘉善公司的年收入104万元，杨超、刘敬兰、孙士才三人依公司外签租赁协议收取后，按投资比例平均分配；三、驳回杨超的其他诉讼请求。 孙士才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06年4月27日作出(2006)鲁民二终字第42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认为，案外人闵庆彬和杨超于2003年1月17日共同与临沂市兰山区朱保镇后耿家埠村委签订土地租用合同后，又共同作为甲方于同月26日分别与作为乙方的严森康、沈敏立、胡震宇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由其在上述租赁的土地上投资建设厂房出租给乙方使用，在闵庆彬之妻刘敬兰与杨超、孙士才于同年3月17日共同投资成立了嘉善公司之后，嘉善公司即取代了上述协议中的甲方并依协议约定开始投资建设厂房，上述事实各方均予认可，事实清楚，应予认定。在嘉善公司建设厂房期间，杨超与刘敬兰、孙士才就建设期间的出资及所建南厂抵顶建设工程款等问题产生争议，刘敬兰之夫闵庆彬与杨超、孙士才在当地镇政府的协调下于2004年6月6日就嘉善公司所建厂房等资产的分割及对相关账目审计等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书，后因各方在审计过程中对于对方提供的单据及材料存在争议，致使上述协议约定的清算及审计事项未能实施。从上述各方在镇政府协调下所形成的书面协议书内容看，系各方基于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争议而一致同意解散公司并对公司进行清算所达成的协议，在该清算协议未能依约进行的情况下，杨超以公司另两股东即刘敬兰、孙士才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刘敬兰、孙士才进行清算及履行清算协议。根据当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修正)第一百九十条“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散：(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二)股东会决议解散；(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的规定，杨超与刘敬兰、孙士才作为嘉善公司的股东在经营出现争议后约定就公司资产进行分割并对相关账目进行审计即可以认定公司股东均同意解散公司，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情形，而根据上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公司依照前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解散的，应当在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大会确定其人选；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指定清算组成员，进行清算”的规定，在杨超及刘敬兰、孙士才一致同意解散公司后，即应由公司股东依法组成清算组自行进行清算，而依法有权申请法院强制进行清算的只是公司债权人而并不包括公司股东，杨超以刘敬兰、孙士才为被告提起的上述请求进行清算以及履行清算协议的起诉，于法无据，理由不成立。在本案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4月27日裁定发回重审后，杨超变更诉讼请求为解散嘉善公司并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同时申请追加嘉善公司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根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修订)》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二)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予以解散”的规定，杨超与刘敬兰、孙士才作为嘉善公司的股东不仅在2004年6月6日已就公司解款事宜达成协议，且嘉善公司在2005年8月22日因未按规定参加年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亦属于被解散的公司，处于解散状态，杨超在案件发回重审后又依该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中对于股东请求判令存续期间的公司强制解散的规定，变更请求为解散公司，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亦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修订)》第一百八十四条“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解散后的清算仍应公司股东依法自行组成清算组进行，有权依法申请法院对公司强制进行清算的权利人仍然仅限于公司债权人而不包括公司股东，杨超在案件发回重审时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中要求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的诉讼请求，与当时实施的上述公司法规定亦不符。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于2008年5月19日颁布实施后，根据其中第七条第二款“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情形，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已将对公司提起强制清算申请的权利扩大到了公司股东，杨超在庭审中放弃请求判令公司解散的诉求后保留的请求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的诉讼请求，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七条中“申请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被申请人已经发生解散事由以及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享有债权或者股权的有关证据”的规定，强制清算申请的被申请人应该为解散的公司而非公司股东，故杨超针对刘敬兰、孙士才请求法院强制清算与上述清算纪要的规定不相符，杨超虽在诉讼期间申请追加嘉善公司，但其系请求追加嘉善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亦不符合上述清算纪要的规定。综上，杨超在嘉善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请求对公司强制清算应以公司为被申请人，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所规定的非诉程序进行，其以公司股东刘敬兰、孙士才为被告请求对公司进行强制清算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杨超的起诉。杨超不服该裁定，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诉讼期间，杨超将其诉讼理由和请求变更为：2005年8月22日嘉善公司未参加年检，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公司应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但刘敬兰、孙士才拒不清算，请求对嘉善公司进行清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之规定，嘉善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应当在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在清算义务人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公司股东杨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但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属于非讼程序，并非普通诉讼程序，且应以公司为被申请人。杨超以刘敬兰、孙士才为被告提起的普通诉讼程序的诉讼程序不当，依法不应受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2013)鲁商终字第26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杨超于2014年1月28日向兰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对嘉善公司强制清算，兰山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31日作出(2014)临兰清(预)字第1号民事裁定，受理了杨超对嘉善公司强制清算案。2016年9月22日，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临兰清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成立嘉善公司清算组。依杨超申请，兰山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0日作出(2014)临兰清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嘉善公司价值800万元的财产一宗。具体为：1.嘉善公司租赁给来益公司和临沂亚森豪德木业有限公司的钢结构厂房及砖混结构的房屋；2.嘉善公司对来益公司和临沂亚森豪德木业有限公司享有的自2003年至今的租金；3.嘉善公司租赁临沂市兰山区耿家埠村民委员会1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在财产所在地现场张贴了查封公告，向相关企业、个人、村居委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年10月29日及2017年10月18日，兰山区人民法院又作出(2004)临兰清保字第1-1号、第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对上述财产进行了续封。在续行查封(2014)临兰清保字第1号案件中，闵庆彬于2019年3月5日向兰山区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解除(2014)临兰清保字第1号、(2014)临兰清保字第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兰山区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9年5月11日作出(2019)鲁1302执异19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闵庆彬提出的异议。闵庆彬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闵庆彬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兰山区人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闵庆彬的主体身份；（2）(2019)鲁1302执异193号裁定书；（3）(2014)临兰清保字第1号、2号裁定书及查封清单。以上证据证明：（1）闵庆彬主体资格；（2）193号裁定驳回闵庆彬的异议，闵庆彬收到该裁定日期为5月22日，闵庆彬对该裁定不服，6月6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3）2014临兰清保字裁定查封错误。查封财产，详见清单；证据2.（1）借据；（2）公司章程；（3）2004年1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4）2004年3月15日《协议书》。以上证据证明：杨超因拖欠闵庆彬借款，杨超愿意用借款抵顶转让款，闵庆彬是基于收回借款而同嘉善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1）嘉善公司与闵庆彬在签订《协议转让书》之前向闵庆彬借款128万元，这是闵庆彬同嘉善公司签订《协议书》的原因，目的是收回借款；（2）《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3）经嘉善公司股东会2004年1月16日决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嘉善公司北厂一次性整体转让给闵庆彬。2004年3月15日嘉善公司将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屋等设施转让给闵庆彬，双方签订了《协议书》。证据3.《协议书》，证明嘉善公司将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屋等设施转让给闵庆彬。证据4.（1）嘉善公司出具的证明；（2）土地租用合同书；（3）土地租赁费收据及土地使用费完税凭证(部分)。以上证据用以证明：2004年3月15日《协议书》同嘉善公司之间已经履行完毕。后续的合同义务一直是闵庆彬履行(包括但不限于交纳土地租金、交纳税款等)。（1）转让款闵庆彬已结清，其中公司借款抵顶128万元，扣除租金35万元，余额30万元闵庆彬以现金方式支付公司；（2）根据闵庆彬与嘉善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2004年3月17日，闵庆彬与后耿家埠村委会签订《土地租用合同书》，闵庆彬是土地的合法使用者；（3）2005年至今一直是闵庆彬向后耿家埠村委会缴纳土地租赁费及向地税局交纳土地使用税，证明闵庆彬是合法使用土地。证据5。（1）(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裁定书；（2）(2004)临民二初第143-2民事裁定书。以上证据证明：(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143-2民事裁定书，时间均在2004年3月15日之后，显然闵庆彬取得案涉财产在前，上述裁定书，对2004年3月15日的《协议书》没有影响。（1）两份裁定书制作时间分别为2004年6月29日、9月24日，均晚于2004年3月15日闵庆彬与嘉善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书。在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查封之前转让，转让时无查封；（2）经核实，没有2005年10月12日作出(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3号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查明，没有证据支持。证据6.（1）(2006)鲁民二初第42号民事裁定书；（2）(2006)鲁民二初第165-1号民事裁定书；（3）(2013)鲁商终第262号民事裁定书。以上证据证明：案涉财产所作出的查封裁定书，其所依据的案件，先是被发回重审、后被法院驳回，也就是杨超的诉求全部被驳回(从2004年起诉起)。故所有查封裁定书均已没有法律效力。法院认定一直对相关财产予以查封是错误的。（1）(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被(2006)鲁民二终字第4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发回重审；（2）重审立案案号为(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被告杨超的起诉；（3）(2013)鲁商终字第262号民事裁定书维持了临沂中院(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1号民事裁定书；（4）综上，不论(2004)临民一初字第143、143-2号民事裁定书，还是(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号民事裁定，均已没有法律效力。兰山区人民法院据此作出的(2019)执行异议裁定都是错误的。证据7.（1）(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案件在2004年7月30日庭审笔录；（2）(2009)临兰商再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以上证据证明：法院据以认定(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案件2004年7月30日庭审笔录中所谓的闵庆彬认可的内容不存在。(2009)临兰商再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为其作出的依据(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已被撤销。（1）(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案件2004年7月30日庭审笔录中，闵庆彬没有陈述其与胡振宇、沈敏立等签订的租赁协议中租赁物系嘉善公司的财产的内容；（2）(2009)临兰商再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是根据(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案件作出的，并且是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审法官发函指导作出，而(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判决已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所撤销，所以该裁定书不能作为判决依据。 一审诉讼中，杨超提交了(2004)临民初字第143号案件中的下列材料：庭审笔录、嘉善公司注册材料、2005年5月25日孙士才、刘敬兰邮寄给杨超的《关于有偿转让公司财产决定的通知》和《关于转让公司财产的决定》；朱孝礼(杨超)向刘敬兰、孙士才、兰山区朱保镇人民政府、兰山区朱保镇后耿家埠村民委员会分别发出的《关于停止不合法转让行为的通知》、《关于立即纠正不当见证行为的通知》、《严正声明》；2004年6月6日，闵庆彬、杨超、孙士才及后耿家埠村委邢玉光签字的《协议书》一份；山东鸿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理账说明书》。其中《关于有偿转让公司财产决定的通知》的内容为：“公司股东会根据公司经营的需要，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研究并通过，已决定将公司财产面向股东和第三人进行有偿转让，在同等条件下公司股东享有优先受让的权利，希望你接通知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公司作出是否认购公司财产的决定，否则视为你放弃优先受偿权。公司将对其他股东或第三人转让公司财产，由此产生的利润你有权分享，造成亏损你有义务分担。”庭审笔录载明：闵庆彬作为刘敬兰的代理人出庭，其与孙士才对在庭审时质证称，对转让公司财产的通知两份无异议，是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股东通过股东表决形成的决议。杨超以此证明闵庆彬主张的案涉查封财产均属于其本人所有不属实。对该证据闵庆彬质证称，杨超提交的以上证据不能证明案涉的资产属于共同所有，反而能证明公司将案涉资产转给闵庆彬，经过了股东会决议是合法转让给闵庆彬的，并且有闵庆彬与土地所在村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闵庆彬向税务部门交纳了土地使用税费。杨超提供的证据材料，该案判决已被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没有法律依据。嘉善公司质证称，对杨超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可以证实股东会决议与转让财产相矛盾，应当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结果为据。孙士才质证称，杨超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观点成立，反而能证明公司将案涉资产转让给闵庆彬，转让行为合法。该组证据因被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因此该组证据认定的事实，已失去法律效力。 闵庆彬向兰山区人民法院提交了闵庆彬向耿家埠社区交纳土地承包费的收款收据及闵庆彬向税务机关交纳土地占用税的完税凭证三张。证明闵庆彬自开始到2019年一直向耿家埠社区交纳土地承包费及占用税，以证明闵庆彬是合法使用土地。杨超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证据不能证实系交纳案涉土地的相关款项，更不能以此来证明闵庆彬享有案涉土地或案涉资产的所有权。另外2004年度、2005年度相关费用如果是真实的，是否己计入公司账务或者是以公司财产支付，应当属于清算小组审查范围。对我方提供的2004年6月6日在镇领导主持下签订的协议，第一项已明确耿家埠村委与闵庆彬签订的协议应当收回，闵庆彬主张的其与村委签订的租赁合同属于收回事项，该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孙士才对该证据质证称，对该证据无异议，能够证实公司通过合法方式将案涉资产转让给闵庆彬，通过闵庆彬向委托方交纳土地承包费，完税凭证能够证实公司转让行为，闵庆彬已实际履行。 一审法院另认定，杨超于2004年6月29日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依其申请，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04年6月29日、2004年9月24日、2005年10月12日作出(2014)临民二初第143号、第143-2号、第143-3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位于嘉善公司院内的房屋及设施。冻结沈敏立、胡震宇、严森康所欠嘉善公司共计租金191万元、104万元。2009年6月24日、2011年4月25日、2013年5月17日，杨超申请续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财产进行了续封。 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有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争议焦点为杨超于2004年6月29日提起诉讼前，双方争议的案涉查封财产（1.嘉善公司租赁给来益公司正在使用的钢结构厂房及砖混结构房屋、变压器等财产；2.来益公司因使用上述厂房所缴纳租金；3.来益公司正在使用的厂房及房屋占用的4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在查封前已属于闵庆彬所有。从查明的事实看，双方争议的案涉查封财产原属于嘉善公司，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04)临民二初字143号案件和(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1号对此均已查明并作出认定。已生效的(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1号民事裁定书查明并认定如下事实：“闵庆彬与杨超、孙士才在兰山区原朱保镇政府的协调下于2004年6月6日就嘉善公司所建厂房等资产的分割及对相关账目审计等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了书面协议书，后因各方在审计过程中对于对方提供的单据及材料存在争议，致使上述协议约定的清算及审计事项未能实施。从上述各方在朱保镇政府协调下所形成的书面协议书内容看，系各方基于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争议而一致同意解散公司并对公司进行清算所达成的协议。”(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1号民事裁定书是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定，故对上述查明事实予以确认。闵庆彬在代理刘敬兰参加(2004)临民二初字143号案件庭审时与孙士才对刘敬兰、孙士才于2004年5月25日向杨超发出的《关于有偿转让公司财产决定的通知》和《关于转让公司财产的决定》真实性均认可无异议。从《关于有偿转让公司财产决定的通知》内容看，系刘敬兰、孙士才作为嘉善公司的股东准备对案涉争议财产进行转让，并通知杨超有优先购买权。结合在原朱保镇政府协调下于2004年6月6日由闵庆彬、杨超、孙士才及后耿家埠村委邢玉光签字的《协议书》；山东鸿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理账说明书》的内容可以看出，闵庆彬、孙士才均在嘉善公司承包土地的村委参与下对嘉善公司所建厂房等资产的分割及对相关账目审计等事宜达成了一致协议并同意以审计的方式厘清账务，但双方事后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杨超在《理账说明书》出具的次日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故闵庆彬依据2004年1月6日孙士才、刘敬兰的《股东会议决定》，2004年3月15日嘉善公司、刘敬兰与闵庆彬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与其向杨超发送的《关于有偿转让公司财产决定的通知》、《关于转让公司财产的决定》内容相矛盾，与此后2004年6月6日在嘉善公司厂房所在村委兰山区原朱保镇后耿家埠村委人员参与下达成的资产分割及计划账目审计的《协议书》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理账说明书》内容亦相互矛盾。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杨超起诉的理由是诉讼程序不当，案涉争议财产的实体权利并未处理。杨超在起诉被驳回后又向兰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对嘉善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符合法律规定。兰山区人民法院亦依其申请对诉争财产进行查封至今。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讼争财产查封至2014年兰山区人民法院对案涉财产进行查封、续封，闵庆彬一直未提出异议。至2019年3月5日续封时才提出异议，这与常理亦明显不符。故案涉争议财产尚在清算过程中，闵庆彬以诉争财产属于其所有，要求解除查封并确认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刘敬兰无正当理由未到庭陈述答辩、举证、质证，应视为其对相应权利的放弃，当承担法律后果。综上所述，闵庆彬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闵庆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闵庆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闵庆彬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 1.《召开股东会议决定》一份，用以证明2003年12月22日嘉善公司持有三分之二公司股权的股东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作出的决定，同事依法履行了股东会召开的通知义务，该决定已经当面送达股东杨超。 2.嘉善公司股东会于2004年1月18日作出的《公司资产整体转让的具体方案》一份，用以证明该方案的形成和作出符合公司法规定。该决定已经当面送交给股东杨超。 3.《关于有偿转让公司财产的决定》一份、《关于有偿转让公司财产的决定的通知》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嘉善公司股东会议严格遵照公司法的规定作出了有偿转让公司财产的决定，并告知了未参会股东杨超享有优先受让权的期限和程序及方式，但股东杨超并未在股东会限定时间内作出答复，并结合此前案件的证据和庭审笔录记载，杨超也未在公司法规定的期限内就该决定提出诉讼。以上文件均已向股东杨超当面送交。 4.嘉善公司向兰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资料一宗，用以证明兰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鲁1302民初1062号合同纠纷争议财产所有权处于等待判决中，本案的执行异议之诉应当中止，或发回一身重审。 杨超、嘉善公司、刘敬兰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 杨超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闵庆彬的证明目的，首先召开股东会决定并未向杨超通知，同时根据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调取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的案件证据材料及庭审笔录，可证实嘉善公司于2004年5月25日向杨超以特快专递的形式邮寄预转让公司财产的相关通知的证据可以证实闵庆彬提供的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 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同时该证据不能证明闵庆彬的证明目的，该证据并未向杨超送达，同时该证据也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案件查明的事实相矛盾，所以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同时以上两份证据均不能排除闵庆彬与其他股东相互串通侵占公司财产的嫌疑，也不能排除闵庆彬提供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的嫌疑。 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闵庆彬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该证据的内容可以看出嘉善公司预转让公司资产并告知相关股东杨超其有优先购买权，同时该证据我方系在2004年5月25日相关股东通过特快专递形式送达收到的，通过该证据内容与闵庆彬的主张相互矛盾，进一步证实闵庆彬的主张不能成立。 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闵庆彬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系清算管理人依照职权收回嘉善公司出租给他人的财产提起的诉讼，关于嘉善公司的资产问题已在（2004）临民二初字第143号案件的判决书、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的（2006）临民二初字第165-1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的（2013）鲁商终字第262号裁定书中均已查明并认定对所有权不存在争议。而本案的引起系闵庆彬提起执行异议导致，闵庆彬作为公司股东刘敬兰的丈夫以及代理人多次参加庭审，其明知法院生效文书查明的公司资产状况而又提起执行异议，是其故意为之，故意阻挠清算案件的进行。不排除其提起虚假诉讼的嫌疑。 嘉善公司清算组同意杨超的质证意见。 刘敬兰对闵庆彬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杨超、嘉善公司对闵庆彬提交的证据3、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闵庆彬提交的证据1、2没有杨超的签名，且闵庆彬没有证据证实杨超当时已经接到参加股东会的通知、决定，因此，本院对杨超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客观性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闵庆彬在本院审理期间增加的两项上诉请求均为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该两项请求与原上诉请求的第一项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均系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而不属于在二审新增加的上诉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围绕闵庆彬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嘉善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第十项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对公司合并、成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第十六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依据上述规定，对于嘉善公司财产的处分问题，刘敬兰、孙士才在组织召开股东会议时应当通知杨超参加，但闵庆彬没有证据证实当时已经通知杨超参加。闵庆彬与嘉善公司的股东刘敬兰系夫妻关系，且嘉善公司占用的土地原系闵庆彬、杨超共同租赁的兰山区原朱保镇后耿家埠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土地使用权的目的系建设“朱保工业园嘉善木业加工区”，据此能够推断闵庆彬对嘉善公司的股东刘敬兰、孙士才在杨超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将嘉善公司的财产转让给闵庆彬的股东会议的事实是清楚和明知的，故闵庆彬不属于善意获得受让财产的第三人，2004年1月16日的《股东会议决定》和2004年3月19日的《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杨超于2004年6月29日提起的清算诉讼能够证实杨超对刘敬兰、孙士才将嘉善公司的财产转让给闵庆彬的行为是持反对意见的，杨超自2004年6月29日至今，在请求清算、解散嘉善公司的历次诉讼中均不认可2004年1月16日的《股东会议决定》和2004年3月19日的《协议书》的效力，因此，2004年1月16日的《股东会议决定》和2004年3月19日的《协议书》不能作为闵庆彬取得嘉善公司转让的财产所有权的依据。 闵庆彬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而嘉善公司对临沂来益木业有限公司、沈敏立、闵庆彬、吴建明提起（2020）鲁1302民初1062号民事案件诉讼的时间为2020年1月15日，且（2020）鲁1302民初1062号民事案件的案由并非所有权确认纠纷，其尚需以本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本案不应以（2020）鲁1302民初1062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闵庆彬关于本案应中止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闵庆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上诉人闵庆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法宝 审判员  田开玉 审判员  姚玉蕊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王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