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民再106号 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陶利，女，196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俊锋，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灵芝，女，196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彬，重庆正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洪军，男，196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部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清，重庆玖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商新燕，女，1969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部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清，重庆玖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陶利与被申诉人吴灵芝、张洪军、商新燕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终3825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渝检民监〔2018〕30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2019年4月9日，本院作出（2019）渝民抗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朱振喜、王俊杰出庭履行职责。申诉人陶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俊锋、杨斌，被申诉人吴灵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彬，被申请人张洪军、商新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清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陶利享有物权期待权，终审判决认为陶利所享有的权利不足以排除人民法院的执行系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陶利在法院查封之前已与张洪军、商新燕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陶利在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陶利已支付案涉房屋的全部价款。首先，张洪军向陶利个人借款有相应的支付凭证及载明事项的《说明》为据，虽支付主体并非陶利个人，也非直接向张洪军支付，但从《说明》的内容看，应系受陶利委托代为支付借款，不违反法律禁止规定，应合法有效。其次，因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则该合同约定陶利与张洪军相互抵销金钱债权也应合法有效，故陶利以其借款债权抵销欠付购房款的行为应视为已向张洪军支付完毕全部购房款；四、对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不能归因于买受人陶利。陶利于2014年6月19日申请向房管部门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因当日被法院查封而未完成过户，并非陶利自身原因造成。因此，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陶利所享有的权利能够排除法院的执行。 综上所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终3825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 申诉人陶利称，其申诉意见与抗诉机关意见一致。 被申诉人吴灵芝辩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被申诉人张洪军、商新燕称，由法院裁决。 陶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停止对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住房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冻结；由吴灵芝、张洪军、商新燕承担全部诉讼费。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的出资人为陶利及其母亲张艺瑢（陶利出资比例为98%，张艺瑢的出资比例为2%），财务总监及供应部部长为熊樱，朱媛媛是该公司员工。重庆熙雄商贸有限公司的出资人为朱兴江、熊樱，法定代表人为朱媛媛。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的出资人为张洪军、商新燕，张洪军出资比例为49%，商新燕出资比例为51%。 2013年4月19日，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向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分三次转款共315万元（一笔123万元，一笔130万元，一笔62万元），事由均记载为往来款。同日，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出具说明载明：我公司根据陶利委托于2013年4月19日通过重庆银行建新西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渝中支行向张洪军开办的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打款315万元。此款属于张洪军向陶利个人借款。该说明由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加盖印章，张洪军签字并记明情况属实。 2013年5月7日，陶利向熊樱转款410万元，转款事由为往来。2013年5月8日，熊樱向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转款400万元，用途为借款。 2013年7月3日，陶利向重庆市凌志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人陶然转款20万元。2013年8月23日，重庆市凌志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向重庆盈盛建材公司转款17万元，转款事由为往来款。同日，重庆市凌志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出具说明载明：我公司根据陶利委托于2013年8月23日通过中信银行大渡口支行向张洪军开办的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打款17万元。此款属于张洪军向陶利个人借款。该说明由重庆市凌志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加盖印章，张洪军签字并记明情况属实。2015年11月12日，重庆市凌志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出具说明载明：我公司于2013年7月3日向陶利借款20万元，支付到公司指定的陶然的个人账户，该笔借款已于2013年8月23日全部还清，其中17万元支付到陶利委托的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3日，重庆熙雄商贸有限公司向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转款两笔，金额均为61万元，转款事由均为往来款。同日，重庆熙雄商贸有限公司出具说明载明：我公司根据陶利委托于2013年8月23日通过华夏银行大渡口支行、重庆银行建新西路支行向张洪军开办的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打款122万元。此款属于张洪军向陶利个人借款。该说明由重庆熙雄商贸有限公司加盖印章，张洪军签字并记明情况属实。 2013年8月23日，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向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转款1万元，事由记明为往来款。同日，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出具说明载明：我公司根据陶利委托于2013年8月23日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渡口支行向张洪军开办的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打款1万元。此款属于张洪军向陶利个人借款。该说明由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加盖印章，张洪军签字并记明情况属实。 2013年12月27日，以张洪军、商新燕为甲方、以陶利为乙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书》，主要约定：甲方将自有X住房出售给乙方；房屋以按揭方式购买，办理过户手续前，甲方应自行付清按揭欠款，保证产权过户顺利完成；房屋转让总价款455万元，其中房屋基础价格部分315万元，房屋内装饰装修、设施设备等折价140万元；甲方于2013年4月19日向乙方借款315万元，2013年8月23日向乙方借款140万元，共计455万元，此455万元直接冲抵本合同协议的购房转让总价款；本合同双方签字生效后，甲方向乙方借款455万元不再归还乙方，视为乙方已经全部支付本合同所涉房屋的购房款。合同签订后，陶利于2014年6月17日入住案涉房屋至今。 2014年6月17日，招商银行户名为陶利的账户向户名为张洪军的账户转入217.8万元。同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张洪军的一手楼住房提前还款111.429049万元。至此，房屋的按揭贷款还清。 2014年6月19日上午，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北部新区分局向陶利出具《业务受理通知书》载明：申请人陶利、张洪军、商新燕申请X房屋的转移登记；我单位已受理该业务，请于2014年6月23日持本受理通知书、单位（个人）身份证明等到我单位办件大厅领取办结件。同日，陶利缴纳了办理过户产生的印花税、契税共7.5005万元，张洪军、商新燕缴纳了办理过户产生的税费16.5万元。 2014年6月19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应吴灵芝的申请作出（2014）渝北法民保字第00086号、第00087号、第00088号《民事裁定书》，分别查封了张洪军、商新燕共同所有的X1、X2号住房。前述裁定书均于2014年6月19日下午送达至重庆市国土房屋管理局北部新区分局。 2014年6月24日，吴灵芝以张洪军欠其2013年起的借款为由，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三件民间借贷纠纷案。2014年10月24日，该院分别作出（2014）渝北法民初字第11274号、第11275号、第1127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张洪军应于2014年11月9日共偿还吴灵芝借款2155万元。 张洪军未履行前述调解书的义务，吴灵芝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张洪军、商新燕名下X住房（申请时间为2014年11月11日）。在执行过程中，陶利提出执行异议。2015年9月17日，该院作出（2015）渝北法执异字第0002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陶利的异议。其理由是：《房屋买卖合同书》具有以房抵债性质，其目的是消灭金钱债权，而非房屋交付的债权，在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下，不应优于其他金钱债权的实现；《房屋买卖合同书》中所称借款事实陶利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 另查明，2013年初，陶利与张洪军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张洪军向陶利借款12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3年2月22日至2013年4月21日。2013年2月22日，陶利向张洪军转账两笔共计872万元（其中一笔为618万元，另一笔为254万元）。2013年2月23日，陶利向被告张洪军转账280万元。因张洪军不能按时还款，陶利与张洪军于2014年3月17日将前述借款合同作废，重新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张洪军向陶利借款15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3月17日至2014年6月16日。 张洪军及其相关企业的债权人于2014年6月21日开会决定由重庆市建商担保有限公司牵头成立托管委员会，负责对张洪军及其相关企业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当日所形成的《截止2014年6月21日张洪军债权清理清单（本金）》载明：陶利债权金额1500万元，吴灵芝债权金额2000万元。2014年8月13日，张洪军提供的《张洪军个人及名下公司（盈盛建材、盈盛实业、福缘千年、杰怡迪酒店等）用于抵偿欠款的资产清单（房产和车辆部分）》载明：X房屋出售给了陶利。2014年9月30日所形成的《张洪军及其债权人债权联系方式等清理统计表》载明：陶利债权金额为1500万元，吴灵芝债权金额为2050万元。2014年12月29日，由吴灵芝和张洪军及案外人邱成文鉴证的《张洪军及其企业债权债务结算单》载明：吴灵芝债权金额为2155万元，用X1、X2号房屋抵款729万元，用家具抵偿债权499.1万元，未处理债权926.9万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陶利陈述其向清理小组申报的1500万元债权中不包含用于支付X住房房款的借款455万元。吴灵芝陈述其申报的债权（2014年6月21日申报金额为2000万元，2014年9月30日申报金额为2050万元，2014年12月29日申报为2155万元）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债权2155万元。 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16日作出(（2015)渝北法民初字第17256号判决：驳回陶利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陶利负担。 陶利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陶利未足额支付买房价款的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陶利与张洪军、商新燕在案涉房屋被司法查封之前已经就该房屋的转让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陶利已经就案涉房屋的买卖向张洪军、商新燕支付了全部房价款，张洪军在一审中以书面形式明确了陶利支付到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账户的款项就是陶利交付给张洪军的个人借款，陶利在案涉房屋被司法查封前已经对该房屋实际占用和入住，陶利对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没有任何过错，且案涉房屋在法院查封前已办理完转移过户登记手续，一审法院无权进行司法查封，以借款冲抵购房款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张洪军向陶利借款455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一审法院无权对本案民事借款双方均已确认的借款法律关系及事实予以其他认定。一审法院不应当对本案房屋采取查封措施，该查封行为应予纠正，并停止对该房屋的强制执行，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 吴灵芝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理应驳回陶利的上诉请求。陶利与张洪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是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以物抵债，或者属于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担保性质的合同，不具有房屋买卖的性质和效力，并未实际全面履行，且吴灵芝对房屋的司法查封在前，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办理了诉前财产保全，而陶利是没有办理房屋过户，应依法驳回陶利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陶利不是真正的善意的房屋买受第三人，没有实际足额支付房屋价款的行为，仅仅是以房抵债的恶意串通行为，陶利对房屋不应享有优先权；陶利与张洪军并没有全面履行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陶利出借张洪军的借款一审判决已清楚认定不成立，陶利怠于行使房屋过户权利长达半年时间，具有主观重大过错，导致房屋最终没有过户；陶利未入住案涉房屋，不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权；陶利的情况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陶利与张洪军之间的关系应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吴灵芝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其享有对张洪军的债权，且对案涉房屋进行了财产保全；陶利与张洪军的借款已经获得部分受偿，其要求过户重复受偿是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恶意行为。 二审中，陶利向该院提交了三份委托书、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重庆熙雄商贸有限公司的明细账本、记账凭证、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其是委托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重庆熙雄商贸有限公司分别将438万元转账给张洪军指定的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账户，是属于陶利个人出借给张洪军的个人借款。由于重庆市凌志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放高温假，无法提供该公司明细账本和记账凭证。同时还提交了贷款人为陶利、借款人为张洪军、担保方为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2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复印件，拟证明其与张洪军之间的借款有《借款合同》证明。吴灵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以上证据质证后认为，对加盖了银行印章的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明细账本、记账凭证，因为都是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重庆熙雄商贸有限公司及陶利单方制作，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重庆熙雄商贸有限公司向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有过银行转账行为，是两公司与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的公司往来账款，并不能证明上述借款是陶利与张洪军之间的私人借款；《借款合同》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另查明，重庆市凌志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然系陶利的姐姐，其股东魏立光系陶利的姐夫。 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陶利与张洪军、商新燕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的内容具有以房抵债的性质，不具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特征，该合同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金钱债，在未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的情况下，不应优先于其他金钱债权的实现，其权利不能排除人民法院的执行，一审法院有权对该房屋采取司法查封措施。从一、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书》中约定的用于冲抵购房款的455万元，均是由陶利控股或与其有关联的公司转账支付到张洪军、商新燕出资设立的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账上，在银行转账支付凭证上注明的用途均为往来款，而非借款。虽然在陶利提交的明细账本、记账凭证、委托书、说明上写明是陶利的应收款和是受陶利的委托支付，但上述证据系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和重庆熙雄商贸有限公司自己作的会计账本以及重庆市凌志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而银行转账凭证上载明的是往来款，往来款的含义又较广（包含借款、货款等），故陶利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重庆市欣利高碳有限公司、重庆市凌志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重庆熙雄商贸有限公司与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之间有往来款项，上述三家公司在不同时间分数次向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支付的款项不符合借款支付的常理，故不能当然认定为是企业间的借款，更不能就此认定为是陶利与张洪军之间的个人借款，且对该款项至今仍无有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故该款项是否真实存在现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同时，陶利在二审中提交的其与张洪军、重庆盈盛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证据该院不予采信。基于以上情形，陶利举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已向张洪军、商新燕支付了购房的全部款项455万元，其与张洪军、商新燕签订的具有以房抵债性质的《房屋买卖合同书》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对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保护的要件，陶利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够排除人民法院的执行，其请求对涉案房屋停止执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陶利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再审庭审中，吴灵芝对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陶利入住时间2014年6月17日有异议，认为其是在查封后才入住的。陶利及张洪军、商新燕对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原一、二审查明的双方无争议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陶利一审中举示的X住房物业服务中心于2015年7月1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兹证明陶利为X住房业主，现已入住，需办理户口迁移，请贵司给予接恰为感。以上为打印的证明内容（其中人名及楼栋号为填写），在上述文字下方有手写“陶利于2014年6月17日入住”字样。吴灵芝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告并非该小区业主，入住时间系手写，不清楚是谁写的，不能证明其已入住。 2014年11月14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就陶利与张洪军、商新燕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渝北法民初字第11695号判决，驳回了陶利要求张洪军、商新燕协助其将案涉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再审中，陶利称以物抵债的债的履行期是否届满不知道，如果未到期就是达成提前偿还的协议，到期了就是偿还的协议。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中，陶利以公司之间的转账凭证作为其对张洪军享有债权的依据及以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书》为据，认为其对案涉房产享有物权期待权，请求排除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而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书》符合以物抵债三要件：一是有基础债的关系存在；二是有用特定物清偿他种债务的合意；三是特定物清偿导致原债务的消灭，属以物抵债协议。在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不仅应审查陶利与张洪军是否有基础债的关系存在，还应审查基于以物抵债协议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能否以享有物权期待权为由排除法院强制执行。一、以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名义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的债权人能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 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引发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发展趋势，围绕同一个房产标的可能产生买卖、抵押、抵债、租赁等多重法律关系。而在案件执行时，针对同一房产执行标的，各主体之间的权益博弈和异议纷争更加激烈。考虑到现行房地产开发、登记制度不完善导致部分买受人取得法律意义上不动产所有权的时间常滞后于债权合意时间的状况，为保障买受人对房屋的登记、交付请求权一定程度上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人之生存利益考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基于物权期待权保护理论对不动产受让人进行了优先保护，但该优先保护应在法律框架的严格限制下实施，对执行案外人权益应适度保护，即对不动产物权期待权理论应理性适用。因此，本案涉及的以物抵债应视情形区别认定。以物抵债从抵债设立的时间来分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的以物抵债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以物抵债：1.在债务尚未到履行期时约定抵债，其本意有债的担保之意，此行为有规避抵押登记、抵押期限、抵押实现的费用等种种限制之嫌，系流质契约，根据相关规定属于无效条款。故此种情形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来判断其是否有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2.履行期届满后的相抵实质是消灭债权债务关系，具有代物清偿的意义，目的在于用他物抵原债，抵债行为并未改变原债的同一性，所以，只有物权转移给债权人，债务方消灭。若债务人不能履行现实给付，债权人仍可选择回到原债主张权利，此可避免因财产的升值或贬值造成双方利益失衡及对案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潜在可能性。也就是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以物抵债协议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该协议的履行在满足了房屋买卖合同应具备的基本条款，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来判断买受人是否有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 综上，对本案名为房屋买卖实为以物抵债是否能以物权期待权排除强制执行，应在仔细甄别以物抵债与纯粹买卖合同之债的差别的基础上，厘清叠加在同一个房产执行标的上各方权益的属性和效力层级后再作判断。 二、陶利是否能以已履行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义务且其享有物权期待权为由排除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 （一）就现有证据而言，陶利主张其与张洪军之间存在455万元借款之债的基础法律关系有诸多不符合常理之处。陶利称其于2013年4月19日和8月23日借给张洪军共计455万元，依据为与其有关联的各公司及个人向张洪军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转账的凭证。陶利的该出借行为有以下不符合常理之处：一是如此大额借款事前未签订借款合同，事后未出具借据；二是未显示双方约定了利息；三是无法解释款项为何不直接支付给张洪军，而是转到张洪军的公司账上；四是分成多笔转账，2013年4月19日一天分成三笔，8月23日分成四笔，以上分别为123万、130万、62万、17万、61万、61万和1万，与一般的民间借贷的款项支付方式相异；五是在同一时期且在上述款项支付前，陶利与张洪军另签有12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一份，借款支付方式为陶利直接转账支付给张洪军。由此可见，陶利所称其对张洪军的案涉455万元借款之债在履行上不仅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他们之间的交易习惯，因此就本案证据而言，陶利称其对张洪军享有案涉455万元借款债权存疑。 （二）案涉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及能否对抗第三人无法判断。 本案陶利称不知道以物抵债的债的履行期是否届满，案涉以物抵债协议是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的以物抵债还是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以物抵债无法确定，基于前述论点，本院认为，案涉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和对第三人是否有对抗性无法判断。 结合本案，陶利用于抵销购房款支付义务之债并不具有优先性。 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和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和第十四条等相关规定，在办理房屋登记之前，继受取得的法定公示要件尚未达成，因而案涉房屋的物权并未发生变动，陶利依据其与张洪军之间签订的合同对案涉房屋的物权仅享有普通的债权请求权，不能直接获得房屋所有权。陶利据以证明其已占有案涉房产的证据，即X房屋物业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系办理入户证明，与本案关联性仅在于该证明的打印文字的下方有手写“陶利于2014年6月17日入住”字样，该手写字样系谁书写，其如何知晓陶利入住的准确时间，陶利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陶利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法院查封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产。由此，陶利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不具备物权或准物权之绝对排他性效力，仅享有债权请求权。且相较陶利目前尚存疑且无法判断履行期的债权，吴灵芝的债权有确凿无疑的法律文书为凭据，债权履行期限确已届满，故陶利对张洪军享有的债权并不具有优先性，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确定的物权期待权的优先保护价值，即陶利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够阻却对本案讼争房产的强制执行。 综上所述，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终382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汀汀 审判员  陈 怡 审判员  张 超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周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