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9146号原告：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新河浦路****。法定代表人：邹德宏。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壁，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法定代表人：马炯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舒，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公司）与被告广州生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传岳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壁，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3390292元及相应的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17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本案的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0月25日，原告与被告在广州市越秀区签订《铝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GHGM-6-201310020)，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铝锭533吨，每吨14360元，合计7653880.00元；货款以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贴息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负责开具17%的增值税发票；合同执行中如出现问题，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本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3年10月28日，原告向被告交货。2013年11月19日，被告向原告交付一张金额441万元的汇票。2013年12月4日，原告将上述汇票向中国银行办理贴现，支付贴息146412元。2013年12月11日，被告确认前述贴息费用。此后，被告一直未将剩余货款及上述的贴息费用支付给原告。除本案涉诉合同外，双方之间还有其他交易，2015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函，主张包括本案3,390,292元欠款在内的债权合计9,874,484.55元。2015年8月25日，原告登报向原告催收。2016年12月31日，原告向被告寄送《催款函》。2017年2月16日，被告向原告寄送《关于催款函的回函》，主张其公司账面挂账应付原告三百多万元，但实际上没有欠原告任何款项。原告认为，本案涉诉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否认欠款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债权。被告辩称：不同意广弘公司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关于双方的合作背景。生源公司是一家长期从事能源类商品贸易业务的民营企业，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更因诚信经营与广州本地多家国有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011年，经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有关领导引荐，生源公司与广东粤合矿业有限公司（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下属企业，以下简称“粤合公司”）接洽，时任粤合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余小波提出与生源公司合作，生源公司发挥自身资金充足的优势，在交易中垫付货款，粤合公司提供上下游资源，确保生源公司有稳定的供货方及购货方，生源公司赚取转售差价作为垫付货款的回报，整个交易过程均由余小波负责协调安排，生源公司只需按照余小波的指引签订合同、开具发票、收付款项，无需与供货方或购货方洽谈接触，亦无需实际经手任何货物。于是，从2011年10月起，在余小波的协调安排下，生源公司先后与广弘公司签订多份买卖合同，约定由生源公司向广弘公司购买煤炭等货物，买卖合同签订后，生源公司依约向广弘公司支付货款，广弘公司向生源公司开具发票，另一方面，余小波联系购货方(粤合公司是主要购货方之一），并直接协调购货方验收广弘公司发出的货物，生源公司在接到余小波确认购货方已验收广弘公司货物的通知后，向广弘公司出具收货收据，随后，余小波会安排购货方向生源公司支付货款，生源公司则向购货方开具发票，该轮交易完成。经过多次成功交易，加上有广东省供销合作联社有关领导的引荐，生源公司对余小波产生了充分的信赖，整个交易过程全凭余小波协调安排。2012年起，在余小波的协调安排下，广弘公司开始不时作为购货方的身份出现，但交易模式基本保持不变，生源公司先与余小波联系的供货方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生源公司向供货方购买货物并付款，余小波联系广弘公司验收供货方发出的货物后，通知生源公司向供货方出具收货收据，随后，再由广弘公司向生源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生源公司持承兑汇票向银行支付贴息费用后取得货款。久而久之，各方之间的付款不再一一对应合同和货物，财务账册中逐渐出现各种应收未收、应付未付账款的记录，然而，随着余小波、罗宏（广弘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相继被有关部门刑事拘留、判处刑罚、监禁，所有交易骤然停止，各方之间的结算工作亦无法展开。截至目前，生源公司财务账册中应收未收账款高达数千万元。二、关于广弘公司的诉讼请求。生源公司并不拖欠广弘公司的任何款项，不同意广弘公司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首先，9146号案件涉及的GHGM-6-201310020《铝锭购销合同》，广弘公司虽提供了生源公司出具的《货物收据》，但如前所述，整个交易过程均由余小波负责协调安排，生源公司由始至终并未实际经手任何货物，考虑到该合同标的额（7,653,880元）巨大，广弘公司作为非生产型供货方企业，理应就该合同项下货物（533吨铝锭）的购买、检验、运输、交付过程进行进一步举证。其次，退一步讲，即便认定广弘公司已交付该合同项下货物，合同标的额为7,653,880元，而该合同签订后生源公司向广弘公司支付的货款，已远远超过该金额。广弘公司仅截选了其中2013年11月19日的一笔货款往来便主张生源公司未足额支付货款，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关于银行承兑汇票贴息费用的承担。多年来，生源公司作为供货方与广弘公司作为购货方签订的各类买卖合同中，绝大多数均约定贴息费用由广弘公司承担，实际操作中，广弘公司向生源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面额与货款金额一致，并不包含贴息费用，而生源公司持承兑汇票向银行支付贴息费用后实际取得的货款金额，必然少于合同约定生源公司应收货款金额。举个例子，广弘公司向生源公司购买1000万元的货物，其开具面额为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生源公司持承兑汇票向银行贴现，假如贴息费用为50万元，则生源公司实际取得货款仅为950万元，生源公司垫付的贴息费用50万元，广弘公司应予返还，或在下一次交易中予以抵扣。截至目前，广弘公司尚欠生源公司贴息费用6,707,046.61元未予返还。因此，在生源公司与广弘公司进行最终结算时，应当将该部分费用纳入结算范围。综上所述，生源公司并不拖欠广弘公司的任何款项。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广弘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以此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多笔业务往来，双方互为买卖方。2013年10月25日，原告（甲方、卖方）与被告（乙方、买方）就乙方向甲方购买铝锭签订一份合同编号GHGM-6-20130020的《铝锭购销合同》，合同规定了产品的名称、规格型号、质量标准；其中供货数量共计533吨，±2%，超出部分由双方协商解决；铝锭价格确定为14360元/吨（青岛港专用线车板交货价、含税价）；2013年11月25日前交货完毕；款到提货；青岛港专用线板车交货，乙方自提，所产生的装卸、仓储及运杂费等均由乙方负担；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以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贴息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负责开具17%的增值税发票；乙方未能按时付款的，按照合同总价3%每日的标准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合同从签订之日正式生效，至合同履行完毕之日失效等。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为证实其在2013年10月28日已将货物交付给被告，提供了一张由被告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没有写明月份和日期）的《货物收据》，该收据载明：“供货方广弘公司，收货方生源公司，合同号：GHGM-6-201310020，产品名称铝锭，数量：533吨。我司根据合同的约定，并与合同约定完全相符的良好状态下，收到广弘公司交来的上述货物。”同时，原告还提供了一张盖有原告业务专用章，日期为2013年10月28日，载明成品名称为铝锭，数量533吨，单价14360元，金额7653880元，抬头为“生源”的出仓单以及等额的增值税发票。原告称被告于2013年11月19日向其交付了一张金额441万元的汇票。2013年12月4日，原告将该汇票办理贴现，为此支付贴息146412元。2013年12月10日，原告向被告作出一份《确认书》：“贵司与我司于2013年10月25日签订了铝锭购销合同（合同号：GHGM-6-201310020），向我司购买铝锭533吨，单价：14360元/吨，金额：￥7653880元。贵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31800051/20088507）支付货款人民币￥4,410,000元。根据合同第九条付款及结算方式第1点的约定，贴息费用由需方承担。我司已于12月04日在中国银行办理贴现业务，贴息费用为￥146,412元。请贵司核对无误后，支付此笔费用。”被告于次日在该确认书左下角的“确认无误”处盖章予以确认。庭审中，被告对上述合同及货物收据的真实性表示无异议，但称整个交易过程均是由案外人余小波负责协调安排，被告从未与原告接洽，也没有实际经手任何货物。出仓单系原告自行制作，其并没有收到上述合同项下原告交付的货物。2015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作出律师函，称根据广弘公司的财务资料显示，截止2015年6月17日生源公司尚欠广弘公司本金9874484.55元（原告称该款含其他合同的欠款）。要求生源公司在2015年6月30日前清偿该债务。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2015年8月25日，原告等人通过人民法院报发布公告向被告等人催收上述债务。2016年12月31日，原告向被告作出催款函，称根据广弘公司财务资料显示，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生源公司尚欠款项9874484.55元及相应利息。要求生源公司收到催款函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上述欠款等。2017年2月16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关于催款函的回函》认为：广弘公司催款函所陈述的情况与真实情况不相符，生源公司并未与广弘公司发生实际业务往来，生源公司也不认识广弘公司任何业务人员，广弘公司也应该不认识生源公司任何业务人员，由此生源公司实际上并不拖欠广弘公司的款项。一、事情起因。2011年，粤合矿业总经理余小波向我公司提出，粤合矿业公司煤炭业务做得很大，他可以安排我公司作为煤炭贸易的中间商，由此我公司按余小波的安排与相关公司进行了签订合同、开具发票、资金走账等工作。贵公司就是相关公司中的一家公司。二、开展业务。我公司财务部收到粤合矿业和贵公司那里转来了非常多的银行承兑汇票，让我公司帮他们贴现，然后将贴现出来的现金转回余小波指定的公司帐号，据余小波说，贴现款最终是回到贵公司。三、贴现业务。以下就是贵公司通过我公司背书或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记录：……。2014年9月，贵公司财务通过电话找我公司财务核对过一次账，对账结果是我公司应付贵公司50868307.9元，于是按余小波指示：1、2014年12月我公司付款4,000万元给广弘国际公司；2、2014年12月我公司销售给广弘国际氧化铝2520吨*500元共计630万元，应收广弘国际公司630万元；3、有4笔银承贴息应由广弘国际承担：合计1,513,384.11元；2012.11.9日广弘银承给我公司，我公司给粤合贴现，银承贴息186,361.89元；2013.4.8日广弘银承给我公司，我公司给粤合贴现，银承贴息467,666.66元；2013.6.6日广弘银承给我公司，我公司给粤合贴现，银承贴息175,583.33元；2013年6月21日广弘银承给我公司，我公司给粤合，贴现银承贴息683,772.23元。4、有1笔银承贴息应由我公司承担：2013.6.14粤合银承给我公司，我公司给广弘贴现，银承贴息148,055,56元。对账后，从财务数据往来上看，我公司帐面挂帐应付广弘国际公司3,202,979.35元，但实际上我公司没有欠贵公司的任何款项。四、我公司的看法。余小波对我公司说过，所有的银承贴现利息和费用都由余小波或矿业公司负责承担，不用我公司负责，但是在对公帐却要各自公司挂帐，因此我公司实际并不欠广弘国际款。据余小波说，这三百多万元就是贵公司将大量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产生的利息和手续费，仅是挂帐而已。与贵公司做生意的是余小波，帮贵公司做贴现业务的也是余小波，贴现的资金最终又回到贵公司，但贴现利息和手续费挂在我公司的帐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希望贵公司核查整个情况，更正我公司所谓欠款的不实记录。另，被告称与原告自2011年至2014年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但对多笔交易的业务并未进行最终结算。同时称案涉合同签订后，被告除在2013年11月19日向原告支付了一笔441万元的货款外，被告还在2013年11月18、19日向原告支付了货款合计1385万元。据此，被告认为支付的款项早已超过案涉合同的标的。原告则认为该1385万元对应的并非案涉合同，并称除了案涉合同外，其余的合同均已经履行完毕。原告为证实其与被告自2011年至2014年期间的其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提供了双方2011年至2014年期间另行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购销合同》《煤炭供应合同》《销售合同》《采购合同》《买卖合同》、出仓单、进仓单、生源公司的付款凭证、发票等。被告则认为出仓单系原告内部的单据，不能证明货物已经交付给被告，且认为被告没有过手上述货物；付款凭证亦无法说明哪一笔款项是支付哪一份合同，部分合同没有仓单和任何交付凭证。同时原告没有提供上述合同项下任一份合同对应货物的仓储流转运输凭证。庭审中，原告称其是将案涉货物仓单交付给被告，由被告自行提货。被告则称原告从来没有给予仓单，亦从来没有向其直接交付货物。原、被告就案涉款项的给付协商未果，成讼。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认为其根据双方签订的《铝锭购销合同》向被告供应了价值7653880元的铝锭，但被告收货后通过汇票形式仅支付了441万元的货款并产生贴息146412元，故要求被告支付剩余的货款和贴息费用合计3390292元并计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由于被告认为原告没有交付货物，且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的操作模式是不存在实际交货的情况。据此，原告对其是否实际有向被告交付了案涉货物负有举证责任。为此，原告提供了出仓单、货物收据和发票作为其向被告交付了货物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出仓单系由原告自行作出，并非由案涉货物仓储单位作出；其次，原告称其已将案涉货物所有权的仓单交付给被告，但对此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被告亦不予确认。同时，案涉货物是否真实存在至今未有证据证实。最后，对被告在答辩意见中提出的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的操作模式是不存在实际交货的交易模式的抗辩意见，虽然被告对此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但结合原、被告自2011年至2014年期间签订大量购销、销售等合同进行互卖互卖的事实，不排除被告所述事实的真实性。因此，在事实存疑的情况下，原告仅凭货物收据和发票，不足以证实案涉货物的真实存在和货物已经实际交付给被告，原告据此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货款和贴息以及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734元，由原告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传岳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严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