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21民初2835号原告：刘剑，男，1980年3月15日出生，满族，农民，现住通辽市。身份证号码：×××委托代理人：伊伟君，内蒙古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伊宏杰，内蒙古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桂芝，女，1964年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通辽市开鲁县。身份证号码：×××委托代理人：张文轩，男，199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待业，现住通辽市开鲁县。身份证号码：×××被告：高常喜，男，1955年8月29日出生，蒙古族，牧民，现住赤峰市。身份证号码：×××原告刘剑与被告曹桂芝、高常喜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剑及其委托代理人伊宏杰、被告曹桂芝的委托代理人张文轩、被告高常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我与二被告于2013年4月14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2、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土地承包费1134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4月14日，被告曹桂芝丈夫张喜龙（已故）和被告高常喜与我签订了108亩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14年，承包费每亩每年150元，总承包费226800元。合同签订后首付113400元，余款在2013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同时约定如果遇国家和集体政策不让耕种土地，二被告退还剩余年限的承包费。2020年政府通知不许耕种，我要求二被告退还剩余年限承包费，二被告拒绝退还，故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曹桂芝委托代理人辩称，国家政策没有规定涉案土地不能耕种。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明确说明涉案土地是饲料地，所以，可以种草、放牛羊。被告方也没有违反合同，故不同意解除合同。被告高常喜辩称，我是把自己的地承包给被告曹桂芝的丈夫张喜龙的。张喜龙把上述土地转包给原告，签订合同时，说我不签字包不出去，当时发包人张喜龙和原告要求我签字，也就是地主签字，所以我才在合同上签的字。我与原告之间没有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也没收到原告交来的承包费，我是把土地承包给曹桂芝丈夫张喜龙的。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提举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于2013年4月14日，原告与被告曹桂芝丈夫张喜龙、高常喜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被告曹桂芝丈夫张喜龙、高常喜将有经营使用权的108亩草场以饲料地的形式发包给原告，约定价款为226800元，并约定如果在承包期间遇国家或集体政策改变不让种地，被告（甲方）将退还剩余年限的承包费。2、张喜龙为原告出具的收据三份（提举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原告于2013年12月22日已将全部承包费付清。3、绍根发（2020）30号文件、阿政字（2020）18号文件，证明涉案土地系草场，禁止种植。4、2020年6月5日，原告与被告曹桂芝的通话录音及整理文稿一份（原告：150XXXX****曹桂芝：187XXXX****），证明被告曹桂芝在录音中明确了与张喜龙共同对外发包土地收取了相应的承包款，并且承诺允许种植玉米，在录音还说明认可原告退钱的事实。5、2020年6月8日，原告与被告高常喜通话录音整理文稿一份（原告：150XXXX****高常喜：157XXXX****），证明高常喜知道涉案地现在禁止耕种的事实。被告曹桂芝的委托代理人质证认为：1、签订合同时明确说明，我们把饲料地承包给原告的，至于原告自己在涉案土地上做什么我们不干预，合同上的签字确实是我父亲的张喜龙的。被告曹桂芝在合同上也没签字，所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在收据上只有我父亲的签字，张喜龙收没收到承包费我也不清楚，有签字但不太像，也没有手印，这笔承包款我母亲曹桂芝是没有收到的，所以被告曹桂芝与本案没有关系。三枚收据中的2013年11月17日及2013年12月22日的两枚收据有异议，其中2013年12月22日的收款人的签字不是我父亲张喜龙的笔迹，收据是假的，2013年11月17日的收据没有按手印，并且字体和日期都改过，所以我认为这些收据是假的，不认可上述三枚收据。3、对文件没有什么异议，并且文件上已经说的很清楚，可以种草，我们也没有违反合同，草也是饲料，也是可以种的，并且国家没说要收回土地。4、对原告与被告曹桂芝之间的通话录音，该通话录音不是完整的，也没有说谁是谁，并且原告采用引导性的谈话方式。在录音中原告也承认是饲料地，国家没说要收回土地，饲料地是可以种草的，也符合合同约定。5、对原告与高常喜之间的电话录音，被告高常喜也说明可以种草的，所以没有违反合同。被告高常喜质证认为：1、我是把土地承包给被告曹桂芝丈夫张喜龙的，我没发包给原告。当时原告说要让我签字，如果我不签字，张喜龙就不能发包给原告。2、三枚收据上我没签字，收款人也不是我，并且有两枚收据张喜龙没有按手印，字体也不像。3、文件说明，土地性质是不变，可以种草，一直没有禁止种草，原告随时可以去种草，所以对文件没有异议。4、录音中曹桂芝也没说不让种草，只是不让种玉米而已，合同也说明是饲料地。5、对原告与我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录音不是完整的，整理文稿和实际录音也不一样。并且我在录音中说明了可以种草，我也没有阻止，原告随时可以去种草，饲料地可以种草。被告曹桂芝的委托代理人为证明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合同一份（复印件），证明涉案地是饲料地，不涉及到具体要种植什么作物，国家是让种草，所以原告解除合同的说法是没有理由的。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质证认为：对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二被告在发包时明确承诺可种植玉米等农作物，与被告所说的只允许种植草不一致。被告高常喜质证认为：对合同没有异议，我是把土地承包给被告曹桂芝丈夫张喜龙的，我没承包给原告，当时原告说要让我签字，如果我不签字，张喜龙就不能转包给原告。被告高常喜为证明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提交2011年1月1日我与张喜龙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提举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我和张喜龙之间有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与原告之间没有承包合同关系，原告不应该起诉我。2、绍根镇规范整治已垦草原退耕还草建设协议书一份（提交复印件），证明土地国家是没有收回，但是不能种玉米，可以种草的事实。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质证认为：1、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份证据能够证明高常喜与张喜龙存在合同关系，但是不能否认张喜龙与高常喜共同与原告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两份合同属于两份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二被告均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2、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第一条明确约定按照退耕还草地块儿实地种植面积，同意乙方高常喜在弃耕地内建设节水灌溉种植多年生优质牧草，该地块必须是弃耕地，从该条中约定可以看出该土地在2020年6月之前是应用于耕地使用的，否则也无需签订该份协议书，从该份协议第三条约定该土地不得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必须种植多年生草，也可以看出在2020年6月30日签订协议书之前土地上并不是以种植牧草为经营方式的，该份协议可以证明二被告在发包时是以耕地形式发包的，截止至2020年6月30日止由于国家政策禁止耕种。被告曹桂芝的委托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被告高常喜提交的两份证据没有异议。因为合同中明确约定是饲料地，至于原告在土地上种什么我方不管，只在国家收回土地的前提下才能解除合同。本院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1、原告和被告曹桂芝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原告提交的张喜龙为原告出具的收据三份、绍根发（2020）30号文件、阿政字（2020）18号文件、原告与被告曹桂芝的通话录音和原告与被告高常喜通话录音的来源形式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曹桂芝的委托代理人虽对三枚收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不否认收到承包费的事实，故本院确认原告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2、被告高常喜提交的2011年1月1日被告高常喜与张喜龙（被告曹桂芝丈夫）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绍根镇规范整治已垦草原退耕还草建设协议书的来源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且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涉案土地位于阿鲁科尔沁旗绍根镇台本嘎查东，系被告高常喜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在绍根镇台本嘎查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2011年1月1日，被告高常喜与被告曹桂芝丈夫张喜龙（已故）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被告高常喜将其享有承包经营权的饲料地100亩承包给张喜龙。合同约定，承包期限15年，即自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末；每亩每年承包费70元，总承包费98000元；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2013年4月14日，原告与被告曹桂芝丈夫张喜龙和被告高常喜签订“土地转包合同”，将上述土地土地转包给原告。合同约定，甲方（张喜龙、被告高常喜）现有饲料地108亩转包给乙方（原告刘剑）耕种。保证承包期内无经济纠纷、无权属纠纷、无边界纠纷；承包期内地内由三眼机井、潜水泵一台及地埋线乙方无偿使用；承包期限自2013年4月14日至2026年12月1日止；承包费每亩每年150元，总承包费人民币226800元，分两次性付清；如承包期内遇国家或集体政策改变不让种地，甲方要退还剩余年限的承包费。如果在承包期内国家征用则由乙方收益。其他未尽事宜按甲方原承包合同为准。原告承包该土地后付清全部承包费并一直耕种经营至2019年。2020年2月18日和2020年3月30日，绍根镇人民政府和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分别颁发绍政发（2020）30号“关于转发的通知”和阿政法（2020）18号“关于绍根镇开展规范整治已垦草原经营秩序专项行动工作计划的批复”，通过退耕还草、建设人工草地、饲料地开发等方式进行系统整治，2020年弃耕29.46万亩。2020年春，相关部门通知原告涉案土地不能继续耕种农作物。本院认为，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存在土地转包合同关系。原告从而被告处承包饲料地，并耕种农作物经营至2019年的事实清楚，现原告以政策原因致使承包地不能继续耕种农作物为由请求判令解除与二被告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返还剩余年限的承包费。本案中，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内容表明，原告承包的是饲料地，应当种植草饲料。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合同标的土地为“耕地”的事实，故原告以涉案土地不能继续耕种农作物为由解除“土地转包合同”，返还承包费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4元，由原告刘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书，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希那米达拉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赛希 雅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