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9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得庆，男，196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莉，女，197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润东，山东臻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昊，山东臻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净，女，198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洪玮，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得庆、李莉因与被上诉人陆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3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得庆、李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法律程序错误，缺少必须到庭的第三人秦贞民。秦贞民是本案查清事实的焦点，上诉人刘得庆的银行交易流水和借条都是与秦贞民之间发生的。在上诉人刘得庆不认可该笔债务存在的情况下，秦贞民不到庭不能查清该笔债务是否存在。而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的代理人也提醒过法庭和被上诉人，本案需要追加秦贞民作为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予追加，程序错误。二、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受让并主张的民间借贷债权不存在，即秦贞民对刘得庆不享有120万元的借款本息债权。1.秦贞民于2015年11月25日向刘得庆转款120万元，而之后刘得庆本人及通过李莉向秦贞民转款129万元，此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尤其是刘得庆给秦贞民的转款事实直接证实了2019年6月3日刘得庆出具的借条及欠息情况是不真实的。对于刘得庆的转款，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该转款的用途，仅是以刘得庆与秦贞民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口头陈述抗辩，被上诉人不是秦贞民，也未提交任何证据，故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的陈述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秦贞民对刘得庆享有120万元的借款本息债权。2.刘得庆于2019年6月3日出具的借条与欠息条，是在已向秦贞民转款的情况下，应秦贞民要对外融资需证明实力的要求而出具的，不是刘得庆的真实意思表示。3.刘得庆于2019年6月3日出具的借条与欠息条本身反证了120万元的借款本息是不存在。被上诉人认可借条是2019年6月3日出具，可借条上的落款时间却是2015年11月25日；主张约定2分利息，借条上没有利息约定；最主要的借款本金仅为120万元。关于利息，双方借条没有约定，即便利息条也不能证明是2015年11月25日的120万元的借款利息、利息约定为2分。120元借款产生不了98.4万元的利息，2015年11月25日至2019年5月25日期间，以12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分计算，计算不出98.4万元的利息。4.秦贞民不具备出借款项的实力，却有对外融资的需求。案外人秦贞民是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退休法官。在借款发生时的2015年，其并没有退休，他的职务是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一名庭长。如像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判的那样，2015年11月25日，案外人秦贞民向上诉人刘得庆出借款项120万元，上诉人刘得庆并没有偿还。在参考被上诉人只提交的秦贞民2015年10月2日至2015年12月22日期间的银行流水，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秦贞民又向以下人员汇款：向刘红岩汇款两笔11万元；向郭光涛汇款5万元；向李乐汇款两笔共22万元；向王春美汇款10万元；向程平汇款10万元；共计58万。再加上2015年11月25日向刘得庆汇款120万，在之前还向刘得庆出借过款项(被上诉人陈述)，时间发生重叠。2015年11月25日时秦贞民的存款总计不少于300万，明显存在出借款项与其收入不符。一名基层法院的庭长不可能有如此多的收入及存款，除非其对外融资。故一审判决第7页本院认为部分第二段“被告刘得庆于2019年6月3日书写的向案外人秦贞民出具的借条利息确认单，系被告刘得庆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与相应的银行交易明细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该部分一审法院只认定了被上诉人主张的秦贞民给刘得庆转款120万元的事实，未认定上诉人给秦贞民转款129万元的事实。明显事实认定错误，且该部分的认定是在被上诉人主张的出借人(案外人秦贞民)不到庭的情况下认定的，明显存在判决不公的行为。三、1.上诉人与秦贞民之间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经济上的往来，涉案债权转让的金额只是双方经济往来中的组成部分，一审中未能将上诉人与秦贞民之间的全部往来查清，导致了本案事实不清，涉案的所谓转让的债权并不真实存在，上诉人认为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2.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双方在2015年11月25日之前有资金的往来，综合上诉人与秦贞民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上诉人打给秦贞民的款项要多于秦贞民打给上诉人的款项。而双方又未对账确认，具体发生的金额并不能明确，因此涉案的债权转让及受让的金额也无法确定。3.秦贞民与被上诉人之间所谓债权转让200万元的金额是否真实存在，被上诉人及秦贞民应当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实。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因上诉人与秦贞民以及秦贞民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的具体的金额无法确定，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有误，请二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与秦贞民及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予以调查清楚。陆净辩称，一、案外人秦贞民不属于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之规定，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可见，是否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应当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决定，是“可以”列为第三人而不是“应当”列为第三人。二、在秦贞民与刘得庆存在借款关系的前提下，刘得庆没有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6月3日向秦贞民出具的借条、利息确认单是虚假的，因此一审判决依据刘得庆出具的借条、利息确认单认定其与秦贞民之间存在借款事实，判令其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1.本案中，债务人刘得庆对于其在2015年11月25日向秦贞民借款120万元的事实是认可的，只是抗辩其向秦贞民借款时没有约定利息，并且已在2016年1月5日、2016年1月21日、2016年4月5日、2016年8月22日分别通过李莉、刘得庆的账户向秦贞民偿还了借款118万元。因此，一审中双方对于借款的事实是不存在争议的，争议焦点只是在于双方是否约定了利息以及被告是否已经偿还了该笔借款。2.虽然2016年1月5日至8月22日期间，上诉人向秦贞民四次汇款，但是2019年6月3日债务人刘得庆向秦贞民出具借条、利息确认单，明确了2015年11月25日向秦贞民借款的金额以及截至2018年5月25日期间的利息数额。因此在出具该确认单时，双方显然对于2016年1月5日至8月22日期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所涉的120万元借款无关是明知且不持有异议的。3.上诉人刘得庆在一审及上诉状中陈述本金、利息确认单系秦贞民为对外融资、提高个人信用能力而要求刘得庆友情出具的虚假借条及利息确认单，但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秦贞民具有对外融资、需要提高个人信用能力要求其出具虚假借条及利息确认单的证据，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6月3日出具的借条、利息确认单系虚假意思表示。上诉人刘得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是一名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如果在已经偿还秦贞民借款的情况下，那么，无论其与秦贞民的关系多么亲近，在为秦贞民出具虚假借条及利息确认单的同时，必定要求秦贞民为其出具该确认单为虚假的承诺书，因为这是关系到上诉人本人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三、虽然秦贞民在2015年10月2日至12月22日期间与他人存在经济往来，但上诉人据此推论秦贞民在2019年6月存在对外融资，进而推定其向秦贞民出具的借条、利息确认单为虚假出具显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根据刘得庆向秦贞民出具的借条、利息确认单及秦贞民向刘得庆的转款凭证，认定刘得庆与秦贞民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并判令刘得庆承担还款责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陆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20万元及2015年11月26日至2019年5月25日期间的利息984000元；2.判令被告偿还2019年5月26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3.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5日，案外人秦贞民通过其名下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舜耕支行账户向被告刘得庆转账汇款120万元。被告刘得庆向秦贞民出具借条和利息确认单各一份（写在同一张A4纸上），分别载明：“借条今借秦贞民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整，期限三年。借款人：刘得庆（签名）2015年11月25日”、“截止2019年5月25日共欠利息￥984000元，大写：玖拾捌万肆仟元正。刘得庆（签名）2019年6月3日”。对于上述借条和利息确认单，被告刘得庆认可系其本人书写，但称书写时间均为2019年6月3日。原告陆净称,经询问出借人秦贞民，当时借款时因双方系好友关系，确实未出具借条，后在秦贞民催要欠款时，由被告刘得庆于2019年6月3日补写的借条，并对利息进行确认后一并书写的利息确认单；关于利息的计算，借款时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息二分，即每月利息为2.4万元，书写借条时按截止2019年5月25日计算共计42个月，当时秦贞民放弃了一个月的利息，要求刘得庆凑整数100万元，刘得庆未同意，仅按照41个月计算得出了98.4万元的利息；后被告刘得庆于2019年9月30日偿还利息11万元，可于利息总额中予以扣除。2020年3月28日，原告陆净（乙方）与案外人秦贞民（甲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其对债务人刘得庆享有的债权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将债权凭据、银行明细等证据原件交付乙方；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等。2020年3月31日，案外人秦贞民签署《债权转让通知》，载明：“刘得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人秦贞民已将对你方享有的债权本金120万元及按照月息2%计算的利息等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陆净。请你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陆净履行还款责任。债权人：秦贞民（签名）2020年3月31日”。根据原告提供的顺丰快递投递详单记载，案外人秦贞民于2020年3月31日14：41分通过顺丰快递寄至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十一路72号济南农村商业银行（润丰支行）刘得庆（电话号码18753******）收，该快件于2020年4月1日10：25分由“门卫代签收”。被告刘得庆主张，因其代朋友筹集周转资金，于2015年11月25日向案外人秦贞民借款120万元，当时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和利息；被告已经实际向秦贞民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共计129万元（其中9万元系出于友情支付的利息），还款时间分别为，2016年1月5日李莉向秦贞民汇款50万元，2016年1月21日李莉向秦贞民汇款10万元，2016年4月5日刘得庆向秦贞民汇款8万元，2016年8月22日刘得庆向秦贞民汇款50万元，以上共计还款118万元，另原告自认刘得庆于2019年9月30日偿还11万元，故实际偿还借款本息共计129万元，已全部清偿；本案中刘得庆于2019年6月3日出具的借条和利息确认单，系因当时秦贞民提出对外融资提升个人信用需要而要求刘得庆出具，并不存在借款事实。两被告为此提供了转账汇款共计118万元的转账电汇回单、结算业务申请书、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进账单及客户回单等，被告对其他抗辩主张未提供证据。原告陆净对被告李莉、刘得庆于2016年1月5日－8月22日期间向秦贞民转账汇款四笔共计118万元的事实及相应证据无异议，但称秦贞民与刘得庆之间除本案外另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关系，该四笔转账汇款与本案无关，且如果刘得庆已经偿还了118万元，其就不会于2019年6月3日再补写借条和利息确认单了；秦贞民名下有房产和其他财产，信誉良好，为提高信用而让被告刘得庆写高额借条不符合常理；刘得庆当时借款时向秦贞民提供了购房合同和发票以证明其有还款能力。另查，被告刘得庆、李莉于1993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两名子女。2012年5月被告李莉与案外人刘畅、刘越（该两人系两被告的子女）与山东省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3456号外海蝶泉山庄三区12号楼，建筑面积279.26平方米，现所有权登记在被告李莉和刘畅、刘越名下。原告因本案诉讼申请财产保全，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司投保诉讼责任险，支出保险费312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刘得庆于2019年6月3日书写的向案外人秦贞民出具的借条、利息确认单，系被告刘得庆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与相应的银行交易明细等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双方对借款利息的确认数额，与本案借款期限和当前社会上民间借贷的通常利率约定情况基本相符，一审法院对原告所主张的借款事实予以确认。被告刘得庆抗辩系秦贞民为提高个人信用能力而要求其友情出具的虚假借条和利息确认单，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刘得庆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其为他人出具巨额的虚假借条明显不符合一般情况下的社会常理，故对被告刘得庆的该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案外人秦贞民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及时签署债权转让通知，并通过顺丰快递将债权转让通知邮寄给被告刘得庆，经一审法院审查，邮件中记载的收件人地址、姓名、电话均与被告刘得庆相一致，且该邮件由被告刘得庆所属工作单位值班人员签收，一审法院应予依法确认该债权转让通知已实际送达给被告刘得庆的事实。因此，原告陆净依法取得案外人秦贞民对被告刘得庆的涉案债权及全部从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借款时间虽然发生于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数额巨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原告亦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系用于两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依法不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原告请求被告李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合同依据或者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刘得庆、李莉自1993年结婚以来，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存在财产混同情况，且两被告在婚姻期间购买的房产登记在被告李莉名下，故对于被告刘得庆的债务，被告李莉应当以其名下财产中属于被告刘得庆的个人份额为限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为24%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原告请求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判决：一、被告刘得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原告陆净借款本金120万元。二、被告刘得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陆净截止2019年5月25日的利息984000元（被告刘得庆于2019年9月30日支付利息11万元，可从中予以扣除）。三、被告刘得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陆净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12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四、被告刘得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给原告陆净财产保全保险费3120元。五、对于本判决第一、二、三、四条确定的义务，被告李莉以其名下财产中属于被告刘得庆的个人份额为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六、驳回原告陆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272元，减半收取1213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全部由被告刘得庆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2015年8月25日刘得庆向秦贞民转账金额为340000元的凭证一份，拟证明刘得庆与秦贞民之间一直存在经济上的往来，不能单独就借据的金额来判定刘得庆与秦贞民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上，两人之间是一种经济上的往来，而非借贷。经质证，陆净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实际情况是2015年5月20日秦贞民曾经向刘得庆汇款30万元，刘得庆于2015年8月25日向秦贞民汇款34万元，系对上述借款的偿还，与本案所涉的2015年11月25日的120万元无关。被上诉人提交济南九龙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证明一份，拟证明2016年8月18日债务人刘得庆和担保人秦贞民向该公司借款150万元，刘得庆于2016年9月23日归还100万元，秦贞民于2016年11月18日归还50万元，秦贞民于2016年8月18日支付利息45000元，进而证明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的于2016年8月22日向秦贞民所汇款项50万元，实际是刘得庆与秦贞民向该公司借款150万元后刘得庆将50万元交于秦贞民使用，而非刘得庆向秦贞民的还款。经质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系复印件，故不予认可。即使该份证据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其内容也恰恰证明了上诉人与秦贞民之间有经济上的往来，从而印证了上诉人的观点，在没有其他例如打款记录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此外，刘得庆作为借款人，秦贞民作为担保人，秦贞民替刘得庆偿还50万元及45000的利息不符合常理的。综上，该份证据不具备证据的效力。二审中，本院依职权对秦贞民进行调查。秦贞民称借条及利息确认单是上诉人向其出具，其将上述债权向被上诉人转让；涉案借款的利息按照月息2分计算；上诉人向其转账的款项不是偿还的本案款项。经质证，上诉人认为，对秦贞民所陈述的在借条形成之前双方就存在多次经济往来予以认可；但秦贞民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秦贞民在调查中所提及的济南九龙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借款及还款与被上诉人的陈述不一致，真实性无法印证。被上诉人对秦贞民陈述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是否存在欠案外人秦贞民120万元及利息98.4万元的事实；二、上诉人是否偿还了上述款项；三、应否追加案外人秦贞民为本案的第三人。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上诉人认可涉案的借条及利息确认单是其本人出具，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其出具上述材料的后果。其虽主张是为了证明秦贞民有偿还能力，帮助秦贞民融资而出具的，但无证据予以证实。其次，借条中载明的款项有转账凭证予以证实。利息确认单与被上诉人主张的以120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息24%计算的41个月的利息相符。最后，被上诉人称其已经偿还了120万元本金及基于友情支付了利息9万元的主张，实际是对涉案的款项为借款的认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欠秦贞民120万元及利息98.4万元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现秦贞民将上述债权向被上诉人转让，且通知了上诉人，故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偿还上述款项。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主张涉案的款项已经偿还完毕，因涉案的借条实际出具时间和利息确认单的时间均为2019年6月3日，上诉人主张偿还的4笔款项均发生于借条及利息确认单出具之前，且上诉人及秦贞民均认可双方之间存有多笔经济往来，故上诉人主张该4笔款项系偿还的该笔借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因债权人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且二审中已经对秦贞民进行了调查，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已经查清，故对上诉人要求追加秦贞民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刘得庆、李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272元，由上诉人刘得庆、李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闵 雯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薛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