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民终3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北京德恒（三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盛凯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郜某，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4，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西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5。原审被告：亚某。法定代表人：张某6，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山西盛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凯公司）、原审被告山西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宾利房地产公司）、亚某（以下简称亚太绿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初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张某2，被上诉人盛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郜某、张某4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宾利房地产公司、亚太绿建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某1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初27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存在借贷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既认定了曹燕、田一波等人有权代张某1收款，又认定了张某1收取了相关款项及涉案的多张所谓支付给张某1的宾利房地产公司的承兑汇票，并认定承兑汇票所涉款项支付给了张某1，以上认定均无事实基础，更无证据支持。（1）张某1从未委托曹燕、高云、闫红萍及田一波等人代收4000万款项，张某1本人也未收到该笔款项。一审原告仅提交有《借条》及《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等证据，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张某1委托支付、第三人收取款项情形。事实上张某1没有委托任一第三方代为收取款项，也没有向盛凯公司发出付款指令，盛凯公司庭审中始终也未能出具张某1委托第三人代为收取款项的证据，事实及证据均证明第三人收款与张某1无关。（2）张某1从未收到山西晨雨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西晨雨公司”）200万银行承兑汇票及相关钱款。山西晨雨公司占股80%股份的张福亮为盛凯公司占股49%的股东，两公司关系密切。该笔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是谁由谁承兑并无相关凭证证明，未见该承兑汇票与张某1具有任何关联性。（3）张某1从未收到盛凯公司的270万承兑汇票及相关钱款。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将收到的宾利房地产公司的承兑汇票支付给被告张某1，票面金额分别为200万、50万、10万、10万”。首先，该四张承兑汇票有无背书由谁承兑无证据显示，也无相关凭证证明该承兑汇票已由张某1承兑使用；其次，盛凯公司出具的《收据》显示，该承兑汇票宾利房地产公司已交回给盛凯公司，盛凯公司是承兑汇票最终持有人，未见与张某1有任何关联性。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承兑汇票支付给张某1，仅有《借条》、《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及《银行承兑汇票》、盛凯公司单方出具的《收据》等作为证据，无任何证据证明张某1收到该承兑汇票，更无证据证明张某1收到了承兑汇票相关钱款。张某1虽有借款意思表示，也出具了《借条》及《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但该借贷并未实际发生，张某1未收到4470万中的一分钱。（二）一审法院未审理查明相关款项去向，事实不清。本案中收款人均为宾利房地产公司员工或相关人员，付款方式均为银行转账或承兑汇票，不涉及现金交付等方式，钱款走向应是清晰可查的。山西晨雨公司、宾利房地产公司有关的承兑汇票，未核实是否承兑，由谁承兑，收款人是谁。一审法院在涉案款项去向不明这一关键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仅凭完全无法形成证据链条的现有证据，认定盛凯公司与张某1借贷事实存在，并判张某1承担还款责任，使上诉人莫名承担巨额债务，请二审法院关注钱款去向并予以查明。（三）关于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及《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上诉人对于《借条》及《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的签署是完全基于其与盛凯公司的合作关系。上诉人张某1与被上诉人盛凯公司于2008年1月1日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2011年5月16日签订《山西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宾利地产项目二期三期及红寺、城西村工程的股东会决议》（下称《股东会决议》）、2014年1月6日盛凯公司、张某1、亚太绿色（北京）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关于设立山西莱钢绿建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红寺村地产项目的协议书》。不可否认张某1有借款意愿，借款目的为用于公司项目，这也就是张某1会出具《借条》、《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的原因。但借款未实际发生，张某1没有收到相关款项的确是不争的事实。相关款项是否进入宾利房地产公司用于项目，盛凯公司未举证说明，张某1无从得知，如盛凯公司可举证案涉钱款均已进入公司或用过公司经营，请二审法院审理查明，进而进一步评价该款项。（四）一审法院对双方合作关系与借贷关系及事实的认定简单粗暴，适用法律错误。盛凯公司股东张某3、张福亮与张某1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后《股东会决议》约定前期运作资金由张某1承担，是综合考虑各自优势、合作分工以及前期运作资金金额存在不确定性等因素综合确定的。该资金的用途明确，但使用周期、使用阶段及金额根据需要均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和阶段性。《借条》、《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的出具均未约定还款时间，也未约定借款利息，可见该借贷关系是否建立和如何评价，与双方合作关系的建立和持续密不可分。即便独立评价借贷关系，也应审理查明借贷事实是否实际发生，还款日期如何确定等，不能简单粗暴的认定张某1应承担还款责任。张某1与盛凯公司合作开发的诸多项目处在正常运营中，宾利房地产公司已产生巨大收益，在仍有巨大预期利益之时，盛凯公司提出此无理诉讼，上诉人有理由认为被上诉人盛凯公司存在恶意。综上，本案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张某1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盛凯公司辩称：（一）本案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盛凯公司与张某1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张某1在2011年6月3日至2011年10月16日出具6张借条，在2014年签订的协议中承诺还款方式，并于2016年4月20日出具《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对上述借款事实对账认可，加上盛凯公司原始财务凭证，已形成完整借款关系的证据链，借贷事实确认无误。1、张某1称其未收到盛凯公司支付的款项，却认可其6张借条和对账确认函，如果没有收到钱，为何会多次出具借条并进行对账张某1声称未收到款项的说法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正常逻辑。从事实看，张某1委托他人代收款项是张某1在借款时的一个惯例，张某1的另一个民间借贷纠纷案，张某1所借款项亦是指定账户收款，从未自己收款。张某1均已实际收到了所借款项。（1）张某1出具的借条内容显示“今借到盛凯公司人民币/承兑汇票……”，该借条本身具备证明借款关系成立及借款已经交付的双重特征。（2）6笔借款中的4笔借款均转账至其指定账户，分别为闫红萍、曹燕、高云、田一波，闫红萍是张某1的妻子，其余三人均为宾利公司的员工，也是张某1的亲信。（3）盛凯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盛凯公司在2011年的财务原始记账资料，包括记账凭证、付款申请单等，该记账凭证和申请单上明显可以看出款项是支付给张某1的，并附有指定收款人姓名（即闫红萍、曹燕、高云、田一波），且这4笔借款均是在张某1出具借条的当日，由盛凯公司转账至张某1指定的收款人账户，借款金额与指定收款人收到的金额完全一致，一一对应。（4）对于2笔银行承兑汇票，在张某1出具的借条上，明确写明，“收到盛凯投资有限公司承兑汇票肆支”，张某1从盛凯公司处获得汇票的持有，即成为该汇票的所有权人，在实践中已是交易惯例，因此盛凯公司已经完成付款的义务。2、本案借款，除了张某1出具的借条、对账函以及盛凯公司的付款凭证外，2011年5月16日《山西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宾利地产项目二期三期及红寺、城西村工程的股东会决议》中明确确认了张某1向盛凯公司借款的意向，并约定了借款的期限为十八个月，利息为三分。其后，在陆续6笔借款中，张某1均出具借条。张某1在上诉状中称因为有合作持续，借款未约定还款时间，所以对借款不应当偿还，此理由完全是无理的。依照法律规定，借款未约定还款时间，出借人随时可以主张义务人偿还。3、双方虽有合作，但合作是合作，借款是借款，不能因为有合作而否认借款的事实，盛凯公司与张某1在宾利公司基于合作而应当支付的款项全部付至了宾利公司账户，与案涉借款性质完全不同，对此盛凯公司一审中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4、2016年张某1与盛凯公司对借款金额进行对账确认，确认借款的事实及真实性。因此，盛凯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合意形成，借贷事实发生，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二）案涉相关款项去向与本案无关。案涉借款是基于张某1筹集资金而向盛凯公司借款，因张某1缺少前期运作资金，故向盛凯公司借款，称该款项应用于宾利项目。但一审中宾利公司否认张某1将该笔款项用于企业（宾利公司的法人是张某1，公章在张某1手中，一审中代理人是由张某1所指派）。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盛凯公司已经完成付款义务，张某1就应承担还款责任，至于张某1如何使用所借款项、款项去向如何，都不能成为阻却张某1还款的理由，案涉相关款项的去向与本案无关。（三）张某1与盛凯公司虽有合作关系，但本案是典型的民间借贷关系，与合作无关。首先，从借款形式上看，张某1出具借条、约定利息，并进行对账确认，是典型的民间借贷。其次，是否约定利息或还款时间并不是民间借贷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影响借贷关系的成立。第三，盛凯公司与张某1虽同为宾利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但股东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也应当以此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双方虽有股东之间的合作，但合作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是显然不同的。综上，本案借贷事实清楚，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张某1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盛凯公司一审时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张某1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47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16330400元（利息自2011年10月21日起至2013年4月21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2.请求判令张某1立即支付违约金61954200元（自2013年4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算至2018年12月31日，按年利率24%计算）；3.请求判令山西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亚某就上述借款、利息及违约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8年1月1日，盛凯公司与张某1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合资经营宾利房地产公司，由张某1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共同开发小店区红寺村等项目。根据2011年5月16日《山西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宾利地产项目二期三期及红寺、城西村工程的股东会决议》中关于红寺村（现钢结构厂房）城西村项目约定，由张某1自行筹集费用并自行承担，并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利息。自2011年6月3日起至2011年10月16日止，张某1陆续从盛凯公司处借款6笔，金额共计4470万元。张某1向盛凯公司出具了借条，盛凯公司通过转账、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给张某1，双方于2016年4月20日签订了《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对上述借款事实进一步确认。张某1作为宾利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借款虽是个人借款，但其是宾利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借款也均是用于宾利房地产公司的项目，因此宾利房地产公司应对上述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后，根据盛凯公司、张某1、亚太绿建公司于2014年1月26日签订的《关于设立山西莱钢绿建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红寺村地产项目的协议书》，约定红寺村项目全部手续办理费用及协调费均由亚太绿建公司承担。因此，对上述借款，亚太绿建公司应承担共同责任。综上所述，从借款时起至今多年，三被告迟迟不予还款，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如下：（一）2008年1月1日，盛凯公司与张某1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盛凯公司、张某1共同合资经营宾利房地产公司，由张某1出任宾利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某1负责双方合作项目运作过程中所有手续和其他证件的办理，因政策因素或手续不完善所造成的全部损失由张某1承担。2011年5月16日，宾利房地产公司就公司各合作房地产项目的开展召开了股东会，在股东会上通过了《山西宾利房地产项目二期三期及红寺、城西村工程的股东会决议》，决议第三部分第五条约定：张某1目前筹资困难，（1）自愿用二期项目的投资4000万元及固定分红2000万元作为质押向盛凯公司借款6000万元，双方约定利息为月息三分，期限18个月，如发生违约，承担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2）张某1自愿用红寺村承包200亩土地的承包权及钢结构厂房作抵押，向盛凯公司借款6000万元，月息三分，期限18个月，如发生违约，承担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二）根据张某1出具的借条，盛凯公司于2011年5月27日转账至曹燕农业银行账户1000万元，2011年6月3日转账至高云工商银行账户1000万元，2011年7月4日盛凯公司委托李秀忠转账至高云账户1000万元，2011年7月18日盛凯公司将收到的山西晨雨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贰佰万的承兑汇票支付给张某1，2011年8月5日盛凯公司转账至闫红萍工商银行账户500万元，2011年8月11日盛凯公司将收到的宾利房地产公司的承兑汇票支付给张某1，票面金额分别为200万、50万、10万、10万，2011年10月16日盛凯公司委托山西晨雨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代付至张某1指定的收款人田一波账户，分别为2011年10月19日支付200万，2011年10月20日支付200万，2011年10月21日支付100万。（三）2016年4月20日盛凯公司与张某1经对账确认，截止2016年4月16日，张某1尚欠盛凯公司4470万元整，随后双方签订《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并盖章签字。（四）2014年1月26日，盛凯公司与张某1、亚太绿建公司签订了《关于设立山西莱钢绿建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红寺村地产项目的协议书》，该协议第三条约定：亚太绿建公司从新公司分得红利及张某1从新公司获得土地补偿款后，优先偿还张某1向盛凯公司因开发红寺村项目的借款，具体数额以盛凯公司财物核计为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关于双方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张某1与盛凯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就约定了双方就六个项目进行开发合作，张某1负责项目手续的办理，而盛凯投资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后续开发资金筹集投入，可见合同约定原告以盛凯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参与张某1项目开发合作。但在《山西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宾利地产项目二期三期及红寺、城西村工程的股东会决议》第三部分第四条明确了前期运作资金，由张某1自行筹集，费用自行承担，说明张某1在项目合作中需要筹集前期运作资金。事实上张某1多次向盛凯公司出具借条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合同约定原告以股东身份参与合作开发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民间借贷属于借款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将货币移转另一方，另一方在约定期限内将同等数量的货币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协议。在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应当对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事实的发生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结合股东会决议、借条、记账凭证、付款申请单、电子银行交易回单、付款证明、个人业务凭证、收据等，以及2016年4月20日双方盖章签字的《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等证据，可以认定张某1向盛凯公司借款4470万元的事实。关于本案的利息部分，张某1给盛凯公司出具借条时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款利息，且根据2016年4月20日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双方在借款对账确认时也未约定借款的期限及利息，故对本案借款的利息可认定为双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盛凯公司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10月21日起至2013年4月21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及2013年4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违约金按24%计算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又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自2016年4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被告应予承担。对于盛凯公司主张被告宾利房地产公司就上述借款、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盛凯公司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述借款用于了被告宾利房地产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不予支持。2014年1月26日，盛凯公司与被告张某1、亚太绿建公司签订了《关于设立山西莱钢绿建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红寺村地产项目的协议书》该协议第三条的约定，被告亚太绿建公司从新公司分得红利及被告张某1从新公司获得土地补偿款后，优先偿还张某1向盛凯公司因开发红寺村项目的借款。因此，被告亚太绿建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是从新公司分得红利及被告张某1从新公司获得土地补偿款之后。现盛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盛凯公司要求被告亚太绿建公司就上述借款、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山西盛凯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判令被告张某1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山西盛凯投资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470万元及自2016年4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山西盛凯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中，上诉人张某1提供新证据--2020年2月29日《山西宾利房地产往来对账汇总表》，及所附2016年4月30日“山西盛凯投资款明细”，该明细末端“特别备注说明”载明：“2011年5月27日转账至曹燕1000万元；2011年6月3日转账至高云10**万元；2011年7月4日转账至高云10**万元；2011年7月18日承兑汇票200万元；2011年8月5日转账至闫红萍500万元；2011年8月11日承兑汇票270万元；2011年10月16日转账至田一波500万元；总计4470万元。该笔资金不包括在本山西盛凯投资款中，投资宾利地产用于红寺村项目投资使用。”主张该证据为一审之后盛凯公司与宾利公司对账形成，证明本案诉争的4470万元款项是盛凯公司对宾利地产红寺村项目的投资款。盛凯公司对该证据质证意见为：1、经财务核对，该对账单一共是四份，是盛凯公司一方先盖章后交给宾利公司，宾利公司并未返还，因此我们手中并无原件。但是我们交给宾利公司的时候，上面没有特别备注说明，特别备注说明是虚假的。2、这份证据是我们盛凯公司和宾利公司之间的，对于上面所有文字的解释权应该由出具单位作出解释，该笔盛凯公司投资款不包括4470万元，而是对张某1的借款，投资款和借款是无关的，4470万元不包括对宾利地产红寺村的投资款。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盛凯公司对张某1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主张该对账表是其先盖章后交给宾利公司，宾利公司之后并未返还，因此其手中无原件，交给宾利时上面没有“特别备注说明”，“特别备注说明”是虚假的，但仅有其单方陈述，无相关证据证明，该理由不予支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外，另查明：（一）2008年1月1日，盛凯公司（甲方）与张某1（乙方）签订了《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了就六个项目进行开发合作；第二条约定了各项目具体合作细则，其中宾利地产需由甲方出资2000万元、宾利钢结构项目甲方需将600万元的现金以适当方式支付到宾利钢结构帐户、宾利国际“星”城商住楼项目由甲方负责后续开发资金筹集投入、小店区红寺村发展用地改造项目甲方将首笔投资款为1000万元支付到宾利地产帐户并负责启动和后续资金投入；第四条约定了张某3、张福亮于本协议签订之后注册成立山西盛凯投资有限公司，在公司正式成立以前由二位自然人承担本合同的全部责任义务和权利，并签字有效。由张某3和张福亮于2008年1月17日共同投资成立了盛凯公司，张某3任法定代表人。（二）2011年5月16日，由张某3、张某1与张福亮出席召开的股东会作出了《山西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宾利地产项目二期三期及红寺、城西村工程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的第一部分第二条明确：二期工程建安总造价约2亿元，张某1投资约4000万元；第二部分第二条第二项明确：根据工程进度，按预算付款，汇入宾利地产帐户，当投资超出1.6亿元时，超出部分由张某1负责补足，但不影响盛凯公司按照股东会决议确定的金额分红；第三部分第四条明确：前期运作资金，由张某1自行筹集，费用自行承担；第五条明确：因张某1目前筹资困难，（1）自愿用二期项目的投资4000万元及分红2000万元做为质押，向盛凯公司借款6000万元，期限为18个月，双方约定利息，月息3分。股东盛凯公司、张某1均在该决议上签字盖章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双方法律关系性质如何认定。2.双方之间是否有出借事实及借款数额的确定。（一）关于双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本案中，张某1与盛凯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第一条约定了双方就六个项目进行开发合作，张某1负责项目手续的办理，盛凯公司负责项目后续开发资金筹集投入，合同约定盛凯公司以股东身份参与张某1项目开发合作。该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证明张某1与盛凯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开发的法律关系。《山西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宾利地产项目二期三期及红寺、城西村工程的股东会决议》第三部分明确了前期运作资金，由张某1自行筹集，费用自行承担，及张某1因筹资困难，向盛凯借款的相关事项，证明张某1与盛凯公司之间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针对案涉款项，盛凯公司提供了张某1向其公司出具的借条、及盛凯公司与张某1双方盖章签字的关于双方共同确认借款事实的《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以及股东会决议、记账凭证等相关证据，上述证据合法有效，且相互印证，双方之间的案涉款项往来应认定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张某1提供《山西宾利房地产往来对账汇总表》，该表所附“山西盛凯投资款明细”的末端“特别备注说明”载明：“……总计4470万元。该笔资金不包括在本山西盛凯投资款中，投资宾利地产用于红寺村项目投资使用”。主张有新的证据证明案涉4470万元款项是盛凯公司对宾利地产红寺村项目的投资款。经查，该《山西宾利房地产往来对账汇总表》及所附“山西盛凯投资款明细”为宾利公司与其股东盛凯公司之间的对账，“山西盛凯投资款明细”所涉款项时间从2008年3月至2018年5月，其中未包含涉案4470万元的6笔款项。依据“特别备注说明”的记载，应认定该4470万元非盛凯公司对宾利公司的投资。而红寺村项目系由红寺村民委员会和宾利公司合作开发，该红寺村项目由宾利公司进行投资。张某1与盛凯公司《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中亦有关于小店区红寺村项目盛凯公司将首笔投资款支付宾利地产帐户的约定。对账显示案涉4470万元非盛凯公司对宾利公司的投资，亦不能认定是盛凯公司对宾利地产红寺村项目的投资款。上诉人张某1主张双方为合作关系、以《山西宾利房地产往来对账汇总表》及所附“山西盛凯投资款明细”证明案涉4470万元款项是盛凯公司对宾利地产红寺村项目的投资款依据不足。本案双方之间是否有款项出借事实及借款数额的确定。张某1于2011年6月3日至10月11日期间，针对上述款项，分别向盛凯公司出具了6份借条，并于2016年4月20日与盛凯公司签署《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载明：“双方共同确认借款事实如下：截止2016年4月16日，借款总额44700000元。”盛凯公司与张某1双方均盖章签字。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张某1并无异议，张某1主张其出具《借条》及《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仅证明其有借款意思表示，签署《借条》及《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是基于其与盛凯公司的合作关系，主张该借贷并未实际发生。但张某1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主张。张某1提出其从未委托曹燕、高云、闫红萍及田一波等人代收4000万款项，从未收到山西晨雨公司200万银行承兑汇票及相关钱款，从未收到盛凯公司的270万承兑汇票及相关钱款。主张其未收到案涉款项，相关款项去向未查清，但案涉款项发生于2011年，其于2016年4月对案涉款项与盛凯公司对账，对该6笔借款的时间、金额及借款总额4470万元予以确认，应认定为其对该借款去向知悉及认可，结合盛凯公司提供的相关记账凭证、付款申请单、电子银行交易回单等证据，张某1向盛凯公司借款4470万元的事实应予以认定。张某1对其未收到盛凯公司所借款项，但却多次向盛凯公司出具《借条》，之后还在《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上签字对其个人借款数额予以确认的行为不能做出合理说明，对于张某1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但张某1关于案涉《借条》及《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均未约定还款时间的主张应予认定。原审以《个人借款对账确认函》所载的双方对账时间2016年4月16日认定为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认定2016年4月17日为逾期还款之日依据不充分，双方之间案涉借款未约定还款时间，逾期还款日期应从盛凯公司2019年4月1日提起诉讼之日起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初2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山西盛凯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初2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张某1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山西盛凯投资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470万元及自2019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6723元,由山西盛凯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56723元、由张某1负担3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3380元，由张某1负担265300元，山西盛凯投资有限公司负担680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晓轩审判员 张 林审判员 王怀师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佘 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