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7民初5319号原告：刘厚剑，男，196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原告：刘润连，男，195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邝敏婷，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郁宝玉，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珍香，该公司员工。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王经纬，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伟，该公司员工。被告：李勇军，男，1986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被告：陈聪，男，198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被告：陈俊，男，198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被告陈聪、陈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凤，广东安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厚剑、刘润连诉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亚太保险公司）、李勇军、陈聪、陈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邝敏婷，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珍香，被告亚太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伟，被告李勇军，被告陈聪、陈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两保险公司在保险额范围先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004267元；2.其余被告对超出保险范围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10日20时45分，刘某骑无号牌自行车在广州市从化区xx县道公路上行1公里200米倒地，随后被告陈聪驾驶粤Ａ×××**号牌小型轿车、被告李勇军驾驶粤Ａ×××**号牌小型轿车先后行驶至上述地点与无号牌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中刘某受伤，三车不同程度受损，刘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成因无法查明，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辩称，第一，粤Ａ×××**号牌小型轿车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第二，《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的调查事实是，李勇军驾驶粤Ａ×××**号牌小型轿车与自行车发生碰撞，并未与刘某发生碰撞。广东华医大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的第六页鉴定意见，经过检验与分析，现场重建部分事故过程，在陈聪驾驶的粤Ａ×××**号车辆与受害人骑行的自行车发生接触碰撞前,该自行车已经倒地，受害人倒地于自行车前方，之后被告李勇军驾驶的车辆与自行车左侧握手发生轻微接触碰撞。根据死者的致命伤分析，死者骑行的自行车倒地与被告陈聪、被告李勇军驾驶的车辆无关，两车也未与死者身体发生碰撞或碾压。该鉴定意见客观真实反应的碰撞情况，应作为定案依据。退一步说，被告陈聪和被告李勇军，在仅碰撞自行车后停车，发现早已倒地的死者，并未离开现场，而是停在现场报警，尽力抢救伤者。被告李勇军仅仅只是在被告陈聪驾驶机动车行驶过后，再次与死者早已倒地的自行车发生了轻微碰撞，却因此成为造成受害人死亡的直接侵权人。两原告主张其连带承担100万元的赔偿款，很明确的仅仅只是碰撞了早已倒地的自行车，却被“推定”造成了死者的死亡结果，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此操作，无形中也让更多的驾驶员认为，是不是知道已经发生事故，也不要停车抢救报警？如此一来，道德风险如何防范？道德风向标如何控制？若车辆未购置保险的情况下，被告李勇军如何面对这近百万的赔偿款？对于受害人的死亡抱以惋惜，但也不能在客观证据如此清晰明了的情况下，仍然让被告李勇军一个仅仅与自行车轻微接触的行为，而去承担受害人死亡的侵权结果。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的成立必须满足侵权责任构成要求，即行为人事实加害行为，受害人遭受损害结果，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本案从事故证明与痕迹鉴定意见书可见，标的车未对死者本身造成任何加害行为，根据物质成分比对鉴定意见书，标的车未有纤维附着物，仅鉴定三者车与死者的纤维附着物之间的关系，亦侧面反映了标的车与死者间未发生碰撞，死者的损害结果与标的驾驶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不成立侵权责任。根据保险近因原则，只有当事故是引起保险标的损失的近因时，保险人才负赔偿责任。所谓近因是对保险标的损失起到决定性、有效性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本案事故与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和根本原因、有效原因，是逃逸车辆与死者未倒地前发生的碰撞碾压原因，标的驾驶行为未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行为，要求太平洋保险公司进行保险理赔不符合保险近因原则。故，请驳回原告对李勇军和太平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对原告各项诉请，意见如下：1.医疗费，依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十四条，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保险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的，保险人按照《交通事故人员创伤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2.丧葬费，无异议。3.死亡赔偿金，原告并未提交死者属于城镇户籍的证明，应按农村标准计算。4.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诉请过高，法院酌定。5.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即使认定责任比例，但也能从鉴定意见书以及事故认定书中记载的事实确定，被告李勇军并未与受害人发生碰撞也未碾压，于死者而言并无任何侵权行为，故不应承担该笔费用。7.误工费，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处理丧葬事宜的人员的误工证明，诉请100元/天证据不足，而处理丧葬事宜应3人3天为宜。被告亚太保险公司辩称，第一，粤Ａ×××**在亚太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第二，由法院依法核实两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第三，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证明书，已经明确注明本次事故碰撞关系无法查清，另事故车辆导致死者受伤死亡的关联性也无法查清，况且死者在发生事故时处于严重醉酒状态。根据华医大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显示，粤Ａ×××**车辆与死者的自行车发生碰撞前，该自行车已经倒地，该车辆只是与自行车发生了接触，另该车并未与死者的身体发生碰撞或碾压，且死者身上的致命伤也与粤Ａ×××**车辆无关。故根据现有证据，粤Ａ×××**车辆无过错，亚太保险公司只在无责交强险12000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且本次事故有两台车辆，应当共同分摊承担。第四，对部分赔偿项目有异议，1.医疗费，应以正式票据为准，并结合费用清单、门诊及住院病历等，由法院依法核实。2.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3.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以30000元为宜。4.丧葬费，无异议。5.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不予认可，无证据佐证。6.交通费，无正式发票，但考虑该费用必然发生，以300元为宜。被告李勇军辩称，在本次事故中，李勇军仅碰撞了倒在地上的自行车，未碰撞到死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他与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答辩意见一致。被告陈俊辩称，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车辆的使用人陈聪要承担事故责任。即使陈聪要承担责任，陈俊也不存在过错，不需要承担事故责任。被告陈聪辩称，第一，虽然交警部门无法查清事故成因，但从《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可知，死者存在过错。死者发生事故时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其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应有充分的认识，在严重醉酒的状态下，在无路灯照明、视线差的路上行走，对事故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第二，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陈聪在本事故中不存在过错。鉴定意见书第六页痕迹分析载明，故乙丙（即李勇军和陈聪驾驶的车辆）两车未与刘某发生直接接触碰撞。鉴定意见载明，乙车（陈聪驾驶的车辆）与甲车（死者的自行车）发生接触碰撞前，甲车已经倒地，刘某倒地于甲车前方，甲车左侧握手与乙车左前杠发生碰撞，导致乙车左前杠开裂；乙车碰撞甲车后向前行驶约20米停止于马路右侧路边；……根据死者腰背部致命伤的高度、形态和力度分析，甲车倒地与乙车、丙车无关；乙车、丙车也未与死者身体发生碰撞或碾压；死者背部胸椎第4、5、6节断裂、双侧胸后壁肋骨多发骨折与乙车、丙车无关。从以上鉴定意见可知死者发生事故倒地及致命伤的产生均与陈聪无关。陈聪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陈聪在超过交强险范围内与被告李勇军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10日20时45分许，刘某及其无号牌自行车在广州市从化区286县公路上行1公里200米（城郊街新城路60号路段）倒地。随后，被告陈聪驾驶粤Ａ×××**号牌小型轿车、李勇军驾驶粤Ａ×××**号牌小型轿车先后行驶至上述地点与无号牌两轮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中刘某受伤，三车不同程度受损。刘某送医院后于2019年3月11日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3月13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血液进行酒精含量测定，鉴定意见载明，刘某血液中乙醇（酒精）含量为361.2mg/100ml。2019年3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委托广东华医大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2019年4月9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载明：一、致命伤与死因：根据尸表、尸体内部及病理组织学检验，死者刘某系因颅脑损伤、胸椎损伤、双侧胸后壁肋骨多发性骨折伴胸椎周围组织及双侧胸后壁肋间肌广泛出血，导致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二、死亡性质：根据死者损伤的部位、程度及形态特征等，再结合资料及案情综合分析认为：其死亡性质符合交通事故形成。三、致伤物：根据死者损伤的形态特征及程度等分析认为致伤物应是一种接触面积较大且较平整的钝性物体，在一定速度及重力下作用于人体所致，接触面较平整的车辆可形成这种损伤。四、致伤过程，根据死者胸椎第（4、5、6节）斜行断裂、双侧胸后壁肋骨多发骨折，内侧胸壁广泛出血等，说明死者后腰背部先着力，在运动中又形成其他部位的损伤。2019年3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委托广东华医大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交通事故过程现场重建。2019年5月7日，该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综合以上检验与分析，现场重建部分事故过程为：乙车（陈聪驾驶的粤Ａ×××**号牌小型轿车）与甲车（刘某的自行车）发生接触碰撞前，甲车已经倒地，刘某倒地于甲车前方，甲车左侧握手与乙车左前杠发生碰撞，导致乙车左前杠开裂；乙车碰撞甲车后向前行驶约20米停止于马路右侧路边；之后，丙车与甲车左侧握手发生轻微接触碰撞，丙车停于碰撞处，甲车被丙车撞向对面车道，由于对面车道上不断有车对甲车进行碰撞和拖行，最后甲车停于对面车道人行道边，距离甲车事发地点直线距离约100米处。根据死者腰背部致命伤的高度、形态和力度分析，甲车倒地与乙车、丙车无关；乙车、丙车也未与死者身体发生碰撞或碾压；死者背部胸椎第4、5、6节断裂、双侧胸后壁肋骨多发骨折与乙车、丙车无关；根据死者胸椎断裂痕迹分析认为，死者被接触面积较大的钝性物件碰撞的可能性大。该鉴定意见书作出后，刘某家属、陈聪、李勇军均要求对事故现场重建分析进行重新鉴定。2019年6月26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复函称：刘某已被进行过尸检，导致尸体发生很大改变，根据现有条件和病历资料无法明确刘某的死因是否与粤Ａ×××**小型轿车、粤Ａ×××**小型轿车有关，故决定不予受理。2019年7月9日，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复函称：经审核，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提供的现场图、笔录及现场照片，均不够条件判断粤Ａ×××**小型轿车、粤Ａ×××**小型轿车与自行车的碰撞关系。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条规定，我中心不予受理。2019年4月23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物质成分比对。2019年4月30日，该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检验结论载明：粤Ａ×××**小型轿车车身底部纤维附着物2号、粤Ａ×××**小型轿车车身梯度纤维附着物3号、粤Ａ×××**小型轿车车身底部纤维附着物4号与刘某衣服上白色纤维附着物7号、刘某衣服上白色纤维附着物8号、刘某衣服上白色纤维附着物9号均不是同种类纤维。2019年5月23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粤Ａ×××**号小型轿车、粤Ａ×××**号牌小型轿车、无号牌自行车的碰撞形态进行鉴定。2019年6月26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表示可排除自行车在直立状态下被甲车（粤Ａ×××**号小型轿车）前部碰撞的可能，但无法明确粤Ａ×××**号小型轿车、粤Ａ×××**号小型轿车、无号牌自行车的碰撞关系。2019年7月23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逃逸者驾驶肇事车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未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且驾车逃离现场，其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刘某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上路，其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陈聪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其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李勇军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其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故逃逸者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某、陈聪、李勇军共同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2019年7月24日，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本次事故的逃逸者涉嫌交通肇事案立案侦查。2019年7月25日，被告李勇军提交《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申请表》，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经复核认为，本案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责任划分不公正，责令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重新调查、认定。2019年9月6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二）车辆情况粤Ａ×××**号牌微型轿车……经鉴定：该车制动系、转向系合格、灯光系不合格，事故前行驶车速无法鉴定。粤Ａ×××**号牌小型轿车……经鉴定：该车制动系、转向系合格、灯光系不合格，事故前行驶车速无法鉴定。（三）道路和交通环境情况……夜间、无路灯照明，视线差，潮湿水泥路面。……经调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清的事故基本事实有：1.事故发生时，刘某是否骑行或者推行自行车，以及其行驶的方向、当时所处的具体位置无法查清。2.刘某尸体背部伤痕符合接触面积较大的钝性物件碰撞所形成，但是否存在有逃逸车辆碰撞造成该伤痕无法查清。3.无号牌自行车与粤Ａ×××**号牌微型轿车、粤Ａ×××**号牌小型轿车的碰撞关系无法查清。4.刘某死亡原因与粤Ａ×××**号牌微型轿车、粤Ａ×××**号牌小型轿车的关联性无法查清。故无法查清该起道路事故的成因。故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于2019年7月23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另查，原告刘厚剑为死者刘某的哥哥，原告刘润连为死者刘某的姐姐。刘某无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两原告为刘某的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交警部门经调查，无法查清该起事故的成因，未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故本案处理的关键在于认定当事人在本次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分清事故责任。结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本院据以参考的鉴定意见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曾就多种事项，委托多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多家鉴定机构也出具了相应的鉴定意见——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血液进行酒精含量测定的鉴定意见、广东华医大司法鉴定中心事故现场重建的鉴定意见、广东华医大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的鉴定意见、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物质成分比对的鉴定意见及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粤Ａ×××**号小型轿车、粤Ａ×××**号牌小型轿车、无号牌自行车的碰撞形态进行鉴定的鉴定意见。庭审中，原告认为以最后一份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为准，被告亚太保险公司认为以华生以及华医大的两份鉴定意见为准。本院认为，上述鉴定意见均为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法依规就某一事项作出的专业意见，相互间并不冲突，当事人不予认可其中一份或多份鉴定意见，但并未提出相反证据，本院将参考上述鉴定意见，综合分析本案案情，厘定各方责任。二、本案事故情况结合本案中所有的鉴定意见，现场勘查记录、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可知：1.事故发生时，死者刘某为醉酒状态。2.在粤Ａ×××**号小型轿车、粤Ａ×××**号牌小型轿车与死者刘某骑行的自行车碰撞前，死者刘某被接触面积较大的钝性物件碰撞，自行车倒地，刘某倒地于自行车前方。3.后粤Ａ×××**号小型轿车左前杠与自行车左侧握手发生碰撞，导致粤Ａ×××**号小型轿车左前杠开裂。但粤Ａ×××**号小型轿车未与刘某身体发生直接碰撞或碾压。4.随后粤Ａ×××**号牌小型轿车与自行车左侧握手发生轻微接触碰撞。但粤Ａ×××**号牌小型轿车未与刘某身体发生碰撞或碾压。5.粤Ａ×××**号小型轿车及粤Ａ×××**号牌小型轿车灯光系均不合格。结合本案中所有的鉴定意见，现场勘查记录、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无法查清：1.死者刘某背部伤痕符合接触面积较大的钝性物件碰撞所形成，但由何车辆碰撞造成该伤痕无法查清。2.粤Ａ×××**号小型轿车及粤Ａ×××**号牌小型轿车与自行车发生碰撞后，自行车有无再次碰撞刘某而导致刘某伤情加重。三、事故各主体责任划分如前所述，本事故主体有：1.造成刘某致命伤的不知名责任主体；2.醉酒的刘某；3.驾驶粤Ａ×××**号小型轿车的陈聪；4.驾驶粤Ａ×××**号牌小型轿车的李勇军。上述人员应否承担责任及承担责任的比例，本院分析如下：造成刘某致命伤的不知名责任主体应承担本次事故七成责任。由广东华医大司法鉴定中心就交通事故过程现场重建及刘某的死亡原因而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书可知，刘某系因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胸椎损伤、双侧胸壁肋骨多发性骨折伴创伤失血性休克而导致死亡，根据其胸椎断裂伤痕分析认为，其被接触面积较大的钝性物件碰撞的可能性大。但交警部门经调查，无法确认是否存在有逃逸车辆碰撞造成该伤痕，亦无法查明确切的侵权主体。故本院确认造成刘某致命伤的不知名责任主体应承担本次事故七成责任。醉酒的刘某承担本次事故两成责任。据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血液进行酒精含量测定而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可知，事故发生时，刘某血液中乙醇（酒精）含量为361.2mg/100ml。本院认为，死者刘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具备平常人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和能力，更应当预见到饮酒后可能产生的危险性及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但其在严重醉酒状态下，在无亲友陪同的情况下，骑行或推行自行车在车辆穿行的道路上，放任危险后果的发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本院酌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的两成责任。陈聪和李勇军各承担本次事故5%的责任。综合所有鉴定意见、现场勘查记录、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均无法查清粤Ａ×××**号小型轿车、粤Ａ×××**号牌小型轿车与自行车碰撞时，倒在自行车前方的刘某有无被自行车再次碰撞而导致伤情加重。然而，可以明确的是，粤Ａ×××**号小型轿车、粤Ａ×××**号牌小型轿车灯光系均不合格，陈聪、李勇军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导致驾驶过程前方出现状况而无法及时避让，最后碰撞了刘某的自行车，现无法排除该碰撞加重了倒在自行车前方的刘某伤情的可能性。事故发生时，夜间、无路灯照明，视线差，路面潮湿，如陈聪、李勇军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则无碰撞自行车的可能，更无加重刘某伤情的可能。故陈聪、李勇军应对本次事故承担责任，本院酌定陈聪和李勇军各承担本次事故5%的责任。四、原告的损失认定对于原告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本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刘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疗，后抢救无效死亡，期间花费医疗费3139.74元。原告诉请医疗费3139元，并提交医疗费票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2.死亡赔偿金，刘某因本次事故于2019年3月10日死亡，其生于1966年10月10日，户籍类型为居民户口家庭，户籍地址为广东省××××镇沙角省电力一局大院******，原告要求按2018年度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的标准计算刘某20年的死亡赔偿金为841320元，本院予以确认。3.丧葬费，原告要求丧葬费49308元，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4.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刘某因事故死亡，其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损失客观存在。刘某近亲属为原告二人，二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入，主张的100元/天的误工损失标准低于2018年度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3327元/年的标准，本院酌定原告此项损失按100元/天的标准计算2人10天的误工损失为2000元（100元/天×2人/10天）。5.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刘某因事故死亡，原告二人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支出客观存在。原告要求3000元，但未提供相关交通费票据，本院酌定为10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刘某因事故死亡，本院已论述其承担本次事故的20%的责任，现原告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本院酌定为80000元。综上，原告的损失为：医疗费3139元、死亡赔偿金841320元、丧葬费49308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000元、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合计976767元。五、各责任主体承担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本院已论述被告陈聪、李勇军应对本次事故各承担5%的赔偿责任。现原告诉请各被告赔偿其损失，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因本次事故产生的损失为976767元，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陈聪驾驶的粤Ａ×××**号牌小型轿车在被告亚太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被告李勇军驾驶的粤Ａ×××**号牌小型轿车在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均发生在上述保险期限内。原告产生的医疗费为3139元，则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和亚太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医疗费分项内分别赔偿原告1569.5元（3139元÷2）。剩余损失中，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和亚太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分项内分别赔偿原告1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753628元（976767元-3139元-110000元×2），由于被告陈聪承担5%的责任，粤Ａ×××**号牌小型轿车未投保商业三者险，故陈聪应赔偿原告37681.4元（753628元×5%）。由于被告李勇军承担5%的责任，粤Ａ×××**号牌小型轿车投保了商业三者险，故太平洋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37681.4元（753628元×5%）。相关保险赔偿限额足以赔付原告的损失，故被告李勇军不需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陈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粤Ａ×××**号牌小型轿车经检测灯光系不合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之规定，被告陈俊作为粤Ａ×××**号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理应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车的灯光系存在问题，但仍将车辆借予被告陈聪，而灯光系不合格亦是造成本案事故原因之一，故本院确认陈俊就陈聪对原告的赔偿数额承担30%的补充清偿责任，即11304.42元（37681.4元×3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111569.5元给原告刘厚剑、刘润连；二、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37681.4元给原告刘厚剑、刘润连；三、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111569.5元给原告刘厚剑、刘润连；四、被告陈聪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37681.4元给原告刘厚剑、刘润连；五、被告陈俊在本判决第四项确定的被告陈聪赔偿义务30%即11304.42元范围内对原告刘厚剑、刘润连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六、驳回原告刘厚剑、刘润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为13838元，由原告刘厚剑、刘润连自行负担7279.55元，由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2531.39元，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3285.02元，由被告陈聪负担742.0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吕树彬人民陪审员  梁东云人民陪审员  梁少清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 记 员  罗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