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28617号原告：上海浩赟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蔡玉和，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岗，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瑛，女，197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萍，上海市海之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浩赟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瑛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浩赟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岗、被告张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浩赟服饰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须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47,264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20年3月的工资差额2,264元；3.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20,644.05元。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18年7月16日进入原告处工作。原告因新冠肺炎的影响，停工停产，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困难，无奈决定裁减员工。原告多次与被告进行协商，被告均不同意原告的裁员方案，原告只能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原告认为，因受到疫情影响，原告关停了多家门店，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在与被告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系合法解除，仅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被告在入职时，未提供劳动手册，原告并不知晓被告具体的工龄，且被告在工作期间也从未向原告申请休年休假，现被告提出年休假的诉求，原告同意给予被告安排年休假，并将劳动合同解除期限延长至年休假期满为止。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被告张瑛辩称，原告从未与被告就变更劳动合同进行过协商，仅是通知被告要解除劳动合同并就补偿金额进行协商，故原告系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应支付赔偿金。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已经解除，原告应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按照仲裁裁决履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于2018年7月16日进入原告处工作，担任商品经理一职，双方签有期限自2018年7月16日至2021年7月15日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约定被告每月工资为4,000元。2020年4月20日，原告向被告送达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上载：“张瑛女士，您于2018年7月起就职本公司，目前的工作岗位是商品经理，您与我公司2018年7月16日签订的为期3年(劳动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书，现受疫情影响，导致公司亏损严重，资金流困难。在此情形下，因下列第9项，公司决定于2020年4月21日与您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同时解除……9、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2020年5月13日，被告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8,000元、2018年7月16日至2020年4月21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82,758.62元、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的工资差额20,528元、2020年2月1日至2月28日的工资差额16,000元。原告在仲裁庭审中称其已经支付被告2020年3月工资1,736元，同意按照4,000元的标准补发3月工资。原告在仲裁庭审时亦认可被告可享每年15天年假。该会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闵劳人仲(2020)办字第2425号裁决书，裁决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7,264元、2020年3月的工资差额2,264元、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20,644.05元，对被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另查明，截止2020年3月，原告累计缴费月数为268个月。原告每年度可享带薪年休假15天。庭审中，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联合经营合同、工商企业注销证明、准予个体工商房注销登记通知书、提前解约通知函、解除租赁合同协议书等证明因疫情原因，原告经营困难，已关闭多家门店，原告已无法支付租金和水电费，原告只能裁减员工；2、张婷婷、包顺婷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收条，因疫情影响原告决定裁减五名商品部的员工，公司分别与五人协商，张婷婷、包顺婷这两人同意公司的协商方案，证明被告在仲裁时称原告未与其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不是事实；3、证人张恋的证人证言，张恋系原告处人事。张恋陈述，因疫情原因，公司经营困难，公司股东告知其决定撤店裁员，减少成本，并让其约五名员工来公司协商。被告当时在家待岗，其于2020年4月17日通知被告2020年4月20日回公司上班复工。2020年4月20日证人来上班之后，老板即通知证人要撤店裁员，证人告知被告其在被裁员的范围之内，证人与被告就补偿的金额没有达成一致。被告又分别与两个股东各沟通了一次，股东告知证人他们仅就赔偿金额与被告进行了沟通，没有就调岗等其他内容进行协商，但是双方就赔偿金额亦未达成一致。当天下班的时候，老板即让证人出具了单方解除的通知书。公司要求每年年底之前休完年休假，没有休完就过期作废，如果实在没有休完，可以在离职前让员工补休完。证人在被告之后入职，其在人事档案中没有看到被告的劳动手册，其口头问被告要过，被告没有提交，故证人不知道被告工龄。证人知道员工每月会单独进吴绘霞的办公室，可能去领加班费什么。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这是原告与案外人之间的合同，无法判断真实性。而且上述证据一共涉及14家店铺，其中2-3家店铺并不能提供系与原告有关联的证明，场地租约解除亦不代表店铺已经关闭，可能只是换个地方经营。2020年1月至同年的4月原告有120家以上店铺，关店铺不代表原告经营困难。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劳动合同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更不能证明劳动合同不能履行的程度；证据2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张婷婷2019年11月进入原告处只工作了几个月，包顺婷系外地户籍，因疫情原因无法返岗，与被告的性质不同。原告所谓的协商仅是就赔偿金的金额进行的协商，没有就劳动合同的变更进行协商；证据3公司经营情况的变化和股东的协商方案都是股东告知证人的，都是传来证据，不能证明证言的效力。原告2020年4月17日通知被告同年4月20日复工，当天被告到岗后即出示解除合同协议，原告所谓的协商只是以解除劳动合同为前提的补偿方案的协商，不存在多次协商的事实。递交劳动手册不是员工的义务，也不影响员工休年休假。被告为证明其辩称，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仲裁庭审笔录，证明裁决的事实认定符合事实真相；2、劳动合同解除通知，证明原告单方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被告于2020年4月20日下午六时左右收到该通知；3、被告自制的工资组成表格、账户明细、被告与吴绘霞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问吴绘霞“吴老师：控店在问工资现金部分怎么发”，吴绘霞回复“晚点儿回你，我现在还在发工资呢”，之后吴绘霞让被告将其微信收款码发给吴绘霞，吴绘霞即通过微信转账支付8,320元，证明原告的工资分两笔发放，一笔为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税前4,000元，另一笔为现金发放8,320元。现金发放需要被告签收，因疫情期间被告无法去公司现金签收，所以通过财务吴绘霞的个人微信转账；4、微信群聊记录，证明原告2020年2月9日通知被告次日开始复工，在家办公，被告已经按照公司规定工作；5、劳动手册、养老保险缴费情况，劳动手册上记载姓名为张瑛，身份证号为十五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变更情况显示2004年2月26日变更为延吉东路****101，爱意精品鞋业(上海)有限公司为张瑛办理退工的日期为2018年7月13日，证明被告的累计工龄及连续工作的情况；6、证人董某的证言，证人陈述其原系上海炎彬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炎彬服饰)的员工，炎彬服饰与原告经营混同，是一套班子。被告是其上级，2018年7月15日开始工资部分通过银行转账部分以现金形式发放。现金发放部分是有一个小信封装的，信封上没有金额，但公司会有一个小纸条让证人签字，签完后公司会收走。每次发工资的时候财务经理吴绘霞会一个个叫员工进去，然后拿着信封出来，所以每个人都是现金加转账形式发放工资。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原告在仲裁庭审时只是认可微信转账截图的真实性，没有确认微信转账的8,320元是原告支付的工资；证据2真实性认可，原告于2020年4月20日为被告办理了退工，解除通知书没有把公司当时解除的真实意思表达出来，原告一直都是以生产经营为由进行裁员，原告没有与被告协商过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因为变更劳动合同岗位不能解决原告经营的问题；证据3被告自制表格的真实性不认可，被告每月仅按照税前4,00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没有现金发放部分。账户明细及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聊天记录无法反映吴绘霞转账支付的8,320元系工资；证据4真实性认可，与本案无关联，原告是在2020年4月17日通知被告2020年4月20日至公司复工；证据5劳动手册上虽然写的是张瑛，但其上的身份证号码与被告的不一致，劳动手册中没有记载被告在原告处的就职经历；证据6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证人曾是被告的下属，有利害关系。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解除通知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解除原、被告之间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原告向被告送达的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中明确记载其系基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而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故对原告在庭审中认为其系因生产经营发生困难裁员而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主张，不予采信。现原告自认其未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与被告进行过协商，且原告与被告仅是以解除劳动合同为前提就补偿金额进行协商，原告在协商当天晚上即作出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通知，原告的解除行为有违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关于被告的工资标准，被告主张其每月工资由银行转账部分及现金部分组成，并提交了其与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及证人董某的证言，原告虽不予认可，但不能就其财务为何向被告转账给出合理解释，且根据被告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其每月工资为税前4,000元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于被告认为其每月工资由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两部分组成的主张，予以采信。现原告未就被告的工资组成提供证据，本院采信被告关于其工资为银行转账4,000元及现金支付8,320元组成的主张。经计算，仲裁裁决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金额未超过法定标准，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应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7,264元。关于2020年3月的工资差额2,264元，原告在仲裁时称其已经支付被告2020年3月工资1,736元，同意按照4,000元的标准补发3月工资，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原告应支付被告2020年3月工资差额2,264元，对于原告要求无须支付上述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劳动手册上记载的身份证号码与被告现在的身份证号码不一致，但全国身份证号码有一个从十五位升至十八位的过程，现被告的身份证号码仅在出生年份处增加了“19”及身份证号码的最后一位增加了一位，劳动手册中记载的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家庭住址均与被告现在的身份证上的记载一致册中记载的上一家工作单位的名称亦与其养老保险缴费情况中的记载一致，故本院确认被告提交的劳动手册确系被告本人的劳动手册。被告提交的劳动手册显示上一家单位为被告办理退工的日期为2018年7月13日，而2018年7月14日及同年7月15日系双休日，被告于2018年7月16日入职原告处，故被告从上一家用人单位不间断进入原告处工作。根据被告的累计缴费月数，被告2019年度、2020年度均应享有年休假15天。原告主张可以安排被告休年休假，并将劳动合同解除期限延长至年休假期满为止，但双方的劳动合同已因原告作出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而于2020年4月21日终止，原告已不可能另行安排被告休年休假，故原告应支付被告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经计算，仲裁裁决的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金额未超过法定标准，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应支付被告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2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20,644.0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上海浩赟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张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7,264元；二、原告上海浩赟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张瑛工资差额2,264元；三、原告上海浩赟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张瑛未休年休假工资20,644.0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上海浩赟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顾姝姝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 钱明轩书 记 员 钱明轩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