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304刑初1843号 公诉机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582703995,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桥广深公路边****1002,法定代表人谢想林。 诉讼代表人刘志斌，男，1971年12月17日出生，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诉讼代理人黄建和，广东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曹四化，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曾某乔，男，197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兼总经理，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住深圳市宝安区。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19年5月24日被采取留置措施，于2019年8月22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8月28日被逮捕，于2020年3月2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苏华、广东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曹叠云，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单位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71643100,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学子围巨基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林深辉。 诉讼代表人伍江海，男，1977年9月29日出生，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 诉讼代理人陈光宝，广东深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某春，男，1972年5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户籍所在地广东省茂名市化州市，住深圳市宝安区。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19年5月23日被采取留置措施，2019年8月22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8月28日被逮捕，于2019年11月1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钟天机，广东深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单位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变更前名称：深圳市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311757975,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东滨路南荔源商务大厦****，法定代表人陈海辉。 诉讼代表人何朗月，女，1986年10月29日出生，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 诉讼代理人刁林丰，广东业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孙立冬，男，196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因涉嫌犯串通投标罪，于2019年6月8日被抓获，同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 辩护人时慧艳，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刘冰，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人徐寅，男，1975年3月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住深圳市南山区。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19年5月24日被采取留置措施，于2019年8月22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8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 辩护人陈嘉恩,广东守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温昕乐，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曾某灵，男，197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工作单位无。因涉嫌犯串通投标罪，于2019年6月24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7月12日被逮捕，2020年4月2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胡珺，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肖鹰，广东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曾某毅，男，1974年1月8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工作单位深圳市新桥股份合作公司。因涉嫌犯串通投标罪，于2019年6月24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7月12日被逮捕，2020年1月2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锐杰、马成，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以深福检刑诉[2019]2025号起诉书、深福检刑追诉[2019]25号追加起诉决定书、深福检刑补诉[2020]Z1号补充起诉决定书指控上列被告单位及被告人涉嫌犯单位行贿、串通投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等罪，于2019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5月6日、9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培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曾某灵及其辩护人胡珺、肖鹰，被告人曾某毅及其辩护人李锐杰、马成，被告单位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刘志斌、诉讼代理人黄建和、曹四化，被告人曾某乔及其辩护人苏华、曹叠云，被告单位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伍江海、诉讼代理人陈光宝，被告人刘某春及其辩护人钟天机，被告单位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何朗月、诉讼代理人刁林丰，被告人孙立冬及其辩护人时慧艳、刘冰，被告人徐寅及其辩护人陈嘉恩、温昕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及依法延长审限，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 一、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向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规划科时任科长谢某竹行贿人民币1800万元。 二、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由该公司直接主管人员即被告人孙立冬、徐寅向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以下简称“宝安管理局”）规划科时任科长谢某竹行贿人民币1200万元。 三、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向宝安国土局地政地籍科时任临聘工作人员彭某辰、陈某彬，社会人员陈某文、陈某峰（4人均另案处理）行贿人民币600万元。 四、深圳市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宝安国土局地政地籍科时任临聘工作人员彭某辰、陈某彬，社会人员陈某峰行贿人民币400万元。 五、被告单位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孙立冬、徐寅与时任新桥股份合作公司的董事长曾某灵、副董事长曾某毅串通投标。 六、时任新桥股份合作公司的董事长曾某灵、副董事长曾某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单位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工作人员孙立冬、徐寅为具体实施责任人员。 七、被告人孙立冬、徐寅在向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规划科时任科长谢某竹单位行贿过程中，为达到非法占有天意恒业公司（通睿恒业公司）资产的目的，向公司董事长刘某亨（已去世）慌称与谢某竹约定好处费金额为1800万，意图非法侵占天意恒业公司（通睿恒业公司）资金600万。并最终实际侵占公司496万元款项。 公诉机关就起诉指控的上述事实向法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据此认为：1.被告单位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人曾某乔、刘某春、孙立冬、徐寅的行为已经构成单位行贿罪；2.被告单位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人曾某灵、曾某毅、孙立冬、徐寅的行为已经构成串通投标罪；3.被告单位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人孙立冬、徐寅的行为已经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4.被告人曾某灵、曾某毅的行为已经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5.被告人孙立冬、徐寅的行为已经构成职务侵占罪，均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当庭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表示认罪。 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昌益祥公司与春企公司的行贿所追求的利益完全独立，行贿过程中没有任何分工与配合、独立进行，不属于共同犯罪，两公司的行贿数额应分别计算。昌益祥公司向谢某竹行贿由谢某竹主导，公司处于被动地位。昌益祥公司向谢某竹的行贿数额应减去正常的规划设计费用48万元、设计公司向国家缴纳的税费和其留存的管理费，行贿数额应为698万元。（一）昌益祥公司与春企公司的行贿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应认定为单位共同行贿。昌益祥公司在该单行贿行为中：1.与春企公司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而是因追求各自独立的利益而具有同时犯罪的故意，在故意或最初的行贿起意过程中，没有分工，只有行贿总数额与比例分担的问题：昌益祥公司与春企公司两地块系该两司与新桥公司的相互独立的合作地块，提高地块容积率是两公司各自独立的需求，因此，向谢某竹行贿的目的是独立存在，并非共同的目的，仅具有同时性。2.在具体实施行贿行为过程中，昌益祥公司与春企公司则是完全独立进行，没有任何联络与配合，两公司的行贿行为仅具有同时性特征，而不具有共同性特征：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的行贿具体实施人、行贿时间等均是各自独立实施的，证明两公司的行贿行为是无联络、无配合，并非彼此联系、互为条件，不存在共同行为，是相互独立的。3.受贿方王某甲对两家公司的催要行为也是完全独立的，并非只向其中一家催要，也证明两公司的行贿行为无联络、无配合，不存在共同行为，是相互独立的。（二）即便认为昌益祥公司与春企公司构成单位共同行贿，昌益祥公司与春企公司均应只对各自参与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三）昌益祥公司单位行贿数额988万元应减去正常的规划设计费用48万元、设计公司向国家缴纳的税费和其留存的管理费，及谢某竹直接收受昌益祥、春企、天意三公司总的贿赂金额来看，昌益祥公司向谢某竹的行贿数额应为496.42万元。 二、昌益祥公司向彭某辰的单位行贿由彭某辰方主导，其故意欺骗昌益祥公司，设计昌益祥公司陷入贿赂行为中，具有通过欺诈方式向昌益祥公司索贿的特征，昌益祥公司系被欺诈、索贿，所获利益为合法利益，不应认定为行贿：（一）调整非农指标至昌益祥公司地块完全符合深圳市、宝安区有关政策，是该公司的合法利益。（二）彭某辰等人故弄玄虚，故意把合法的事情描述复杂和难以操作，构造虚假的强大团队，骗取昌益祥公司对其行贿。（三）彭某辰等人根据参与人数多少，单方面决定了贿赂数额。（四）彭某辰等人特意安排第三方公司以签订委托服务合同形式掩饰受贿行为。（五）彭某辰先后五次主动向曾某乔索要款项，昌益祥公司不得不向其支付。综上所述，昌益祥公司并没有行贿的故意，而是被欺诈、被勒索被迫给予财务，且未谋取不正当利益。依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之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因此，昌益祥公司向彭某辰等人支付的300万款项，不构成单位行贿罪。 三、被告单位昌益祥公司具有认罪认罚、愿意及时缴纳罚金、获取利益为正当利益并非非法利益，特别是解决疫情情况下的社会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系宝安区重要的纳税企业等法定、酌定从轻或减轻情节。 综上，辩护人认为昌益祥公司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认罪态度好，且单位同意缴纳罚金，请法院从保护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高社会就业率等方面考虑，充分体谅单位的实际情况和重重困难，对昌益祥公司给予从宽处罚，判处200万以下的罚金刑。 被告人曾某乔当庭对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辩称其不构成共同犯罪，涉案两处地块是由昌益祥公司和春企公司各自开发。 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称，一、在昌益祥公司向谢某竹、彭某辰单位行贿犯罪事实上，与昌益祥公司辩护人意见基本一致。二、被告人曾某乔认罪认罚，具有坦白情节，属于偶犯、初犯，其真诚悔罪愿意及时全额缴纳罚金，其行为未给国家造成任何损失。并且，曾某乔及其所控制企业热心社会公益作出诸多贡献、解决3000多人就业等诸多法定从轻、减轻及酌定从轻、减轻的情节，曾某乔系多家企业控制人，不具有任何再危害性，对所居住社区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建议对曾某乔处以缓刑，给其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在疫情持续情况下为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积极贡献社会力量。 被告单位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当庭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表示认罪。 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对指控被告单位犯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事实无异议。关于行贿的数额，涉案两块土地是独立开发，行贿款项按六四比例支付，应当分开核算。签订了涉案设计合同之后，广大深圳分院实际履行并形成研究报告、规划方案，本案存在广大深圳分院客观履行民事合同的正当行为，这部分产生的费用包括了税费、盖章费用、管理费等等，应当在行贿金额中予以剔除。二、春企公司名下地块与新桥公司开发的，涉及到新桥公司600多名员工及背后村民的利益，由于刘某春不在公司管理，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面临倒闭，如果对被告人刘某春判处实刑，会对春企公司和村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判处缓刑。 被告人刘某春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并表示认罪认罚。 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如下：鉴于被告人刘某春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证据基本无异议且认罪认罚，辩护人对此予以尊重。一、对春企公司向王某甲、谢某竹支付的行贿金额，应当剔除正常履行民事合同应支付的合理费用，主要包括：一是王某甲的设计费，根据指控证据，王某甲的设计费为人民币80万元，在项目申报过程中王某甲确实提供了设计服务，春企公司和昌益祥公司应当支付设计费，春企公司按40%比例计付设计费需承担32万元，这是属于王某甲履行设计义务应当获得的报酬，应当在行贿金额中剔除；二是广大深圳分院收取的三费，即管理费、盖章费和税费，根据指控证据，广大深圳分院是按合同金额的21%收取三费，按40%的比例春企公司需承担三费145.32万元。这是广大深圳分院履行合同义务所获得的费用和缴纳的税款，也应当在行贿金额中剔除。两项合计春企公司需承担的正常履行民事合同的费用为177.32万元。起诉书认定的行贿金额692万元应当减去王某甲的设计费和广大深圳分院的三费，剔除后春企公司向王某甲、谢某竹行贿的涉案金额应为514.68万元。二、被告人刘某春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有主动坦白情节。三、被告人刘某春没有直接向谢某竹、彭某辰行贿，其情节与直接行贿有较大区别。四、被告人刘某春始终深刻反省悔罪，认罪认罚，其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也没有受过任何行政处罚。五、被告人刘某春是几家公司的负责人，目前除新桥项目已在开工建设外，还有东莞的“三旧改造”项目也在拆迁阶段，这些项目的经营均离不开被告人刘某春。今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企业、国家和社会均面临巨大困难，大难当前，其们需要被告人刘某春等这些民营企业家与国家共克时艰，为社会担负责任，让他们创造更多就业和财富。辩护人请求法庭综合考虑被告人刘某春的犯罪情节、认罪认罚等，以及“对民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实刑可判缓刑的，判个缓刑!”的讲话精神，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体现刑事诉讼宽严并济的原则，对被告人刘某春判处缓刑，以便被告人刘某春能够继续经营企业，为国家和社会继续做贡献。 被告单位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当庭表示以辩护人无罪辩护意见为准。 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孙立冬在过年过节期间向曾某灵、曾某毅赠送礼品礼金，并非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依法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孙立冬及天意恒业公司在逢年过节给曾某灵、曾某毅送礼，并无具体请托事项，而是出于联络感情的目的。送礼人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收礼人没有允诺为其谋取利益，双方只是出于中国人的礼节或陋习收送礼物，不符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构成。 关于单位行贿罪。（一）对天意恒业公司向谢某竹单位行贿的指控不能成立。天意恒业公司两幅地块容积率提高，并非是请托谢某竹运作的结果，而是始于宝安管理局的统筹设想，得益于市规土委的制度设计。因此，天意恒业公司两幅地块容积率的最终提高是政府政策考量的结果，并非请托国家工作人员的结果，亦非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利益”，故起诉书对天意恒业公司请托谢某竹构成单位行贿罪的指控不能成立。（二）对天意恒业公司向彭某辰单位行贿的指控不能成立。涉案两幅地块中的一幅地块，完全符合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条件，请托事项仅为加快办理手续。加速办理不属于刑法意义的“不正当利益”。因此，从整体上看，孙立冬、徐寅对彭某辰等人的请托不是谋取不正当利益，起诉书对天意恒业公司请托彭某辰等人构成单位行贿罪的指控不能成立。 天意恒业公司是否具备单位行贿的主观故意存疑。天意恒业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刘某亨，其意志才能代表公司的单位意志。从现有证据看，虽然孙立冬和徐寅供称通过签订设计费合同实施行贿经过刘某亨的同意，但在案并无刘某亨的供词及其他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刘某亨签名同意支付高额设计费的真实原因无从确证。不排除这两人出于个人目的编造其他理由欺骗刘某亨的可能性。 天意恒业公司不构成串通投标罪，涉案行为是招商而不是招投标，找合作开发商时并非依据招投标法的规定实施，不是法律层面的招投标。新桥公司在公告栏张贴公告，仅发布了六项合作条件，没有提到技术要求，评标标准等实质性要求，佐证了涉案行为是招商合作。3、涉案行为没有侵害到法律保护到的法益。 被告人孙立冬辩称关于向谢某竹、彭某辰行贿是为了加快审批，程序是符合规定的。关于串通投标，当时公司给的比例是最高的。关于向曾某灵、曾某毅行贿是礼尚往来。其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是否有罪由法院认定。 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称：一、孙立冬不构成职务侵占罪。（一）该笔资金款项性质为公司新桥房地产项目奖金或补助。1.奖励或补助房地产项目执行人是通睿恒业公司（前身天意恒业公司，以下简称通睿或天意公司）的历史传统；2.新桥项目启动以来，老板刘某亨多次向孙立冬等许诺要给予一定数额奖励或补助；3.通睿（天意）公司汇款给华博公司的过程中，孙立冬已向刘某亨报告并得到其认可。孙立冬向公司出纳请款时刘某亨虽不知情，但在汇款的过程中孙立冬有当面向刘某亨报告并获其认可；4.刘某亨好大喜功、讲究颜面排场，孙立冬提前支取项目奖金部分用于巨额招待。孙立冬提前支取项目奖金，名义落入个人腰包，实则部分用于巨额招待老板，已成为公司不成文惯例，刘某亨对此完全知晓并且默许。 二、孙立冬未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单位行贿罪。（一）涉案地块提升容积率至4.0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二）新桥社区用地指标异地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三）提升容积率与用地指标异地调整均严格按照程序审批办理。 三、孙立冬不构成串通投标罪。（一）新桥公司与天意公司的行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招标、投标行为：1.新桥项目不属于相关法律规定的必须招标的项目类型。2.新桥公司并未依照相关规定发布招标公告、履行相关招投标程序。（二）“47.1%更改为47.2%”与“天意公司‘中标’”并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1．天意公司并未获得价格上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天意与荣德公司给新桥公司的分成意愿皆为47.2%，与美丽、嘉霖等其它几家公司相比也无压倒性优势。2．满足附加条件即盘活红星美凯龙项目系招商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三）天意公司给出的条件最为优厚，未侵犯他方任何合法利益。1.天意公司给出的合作条件令新桥公司实现利益最大化。2.新桥公司集体研究决定，公司领导并未谋取私利。3.新桥项目合作成本之高，令其余竞争对手望而却步。 四、孙立冬不构成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孙立冬的相关行为未谋取不正当利益；（二）孙立冬的相关行为系正常人情往来；（三）认定孙立冬构成此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除孙立冬等人口供外，并无其它证据证实。 五、如认为孙立冬构成串通投标罪，应按单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定罪量刑；如认为孙立冬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孙立冬构成特别自首，且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孙立冬主动交待公安机关还未掌握的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为，应认定为特别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如认为孙立冬构成单位行贿罪，起诉书认定的行贿金额有误，且有从轻或减轻情节。起诉书认定行贿谢某竹1200万，但通睿公司实际支付1114万（1084万汇款加上30万现金），其中还应当扣除通睿公司财务人员因汇款操作失误多付的4万元、王某甲收取的60万规划设计费、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收取的合同总金额（1084万）26%的挂靠费、盖章费、税费等，实际行贿金额应当为738.16万元；如认为孙立冬构成职务侵占：孙立冬构成特别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496万元既遂金额认定有误：通睿公司汇给华博公司的526万，扣除华博公司收取的约17%的规划设计费、税费、盖章费等手续费（86万）、提现给谢某竹的30万现金、盛世光影、汇江远方等三家公司收取的3‰的手续费（1.488万元）、向某收取的20.6万的劳务费，孙立冬、徐寅实际所得387.912万，二人再按6：4比例（孙6、徐4）分配。综上，如果法院认为须数罪并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建议在两年或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量刑。 被告人徐寅当庭对指控其构成单位行贿罪无异议，表示认罪认罚，但辩称未参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至于是否构成串通投标罪请法院认定。 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被告人徐寅不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指控“工作人员孙立冬、徐寅为具体实施责任人员”与客观事实不符，起诉书未提及徐寅在天意恒业公司对曾某灵、曾某毅行贿过程中所实施的具体行为以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结合本案被告人孙立冬、曾某灵、曾某毅的供述可知，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均由孙立冬一人在中秋节、春节两个节日给曾某灵、曾某毅送礼，无人指证被告人徐寅存在行贿行为。该单犯罪事实，无任何证据指向徐寅存在行贿行为。现有证据不能反映被告人徐寅对行贿行为起着决定、批准、授意等作用，亦无任何证据显示被告人徐寅与他人存在事先通谋形成犯罪合意。因此，在被告人徐寅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不应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被告人徐寅不构成职务侵占罪。1.被告人徐寅对“向公司董事长刘某亨谎称与谢某竹约定好处费金额为1800万”没有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刘某亨此前曾承诺过给被告人孙立冬及徐寅奖金，而在事后被告人孙立冬、徐寅向刘某亨坦白其夸大给谢某竹好处费的事情，刘某亨也追认了该部分的金额作为其二人的奖金。基于天意恒业公司事后已确认该部分款项为其二人的奖金，本案表面上徐寅的行为是侵占了公司的财物，但事实上该部分资金为奖金性质，该罪名所侵害的客体并不存在。2.被告人徐寅主观上不能简单认定具有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孙、徐二人报高好处费以实现占有的前提是老板刘某亨曾承诺给其二人奖金但尚未兑现，其等才通过这种不恰当的“先斩后奏”方式来获取奖金，其等对于该部分资金的占有实际上是寻求途径和机会来兑现老板承诺的奖金。在事后孙立冬也向老板刘某亨坦白了报高好处费的真实情况，亦印证了其二人为获取奖金的真实目的。 三、被告人徐寅不构成串通投标罪。被告人徐寅虽实施了起诉书描述的更改标底等行为，但新桥公司的招标合作实质为招商行为，竞争性谈判程序仅系为了满足政府关于公开招标的要求，只是一个形式。退一步讲，即便定性为招投标行为且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存在串通投标，该行为未造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所规定之损害结果，依法不构成串通投标罪。 四、被告人徐寅具有自首情节。1.被告人徐寅于2019年5月24日被采取留置措施，期间其如实供述其为公司对谢某竹、彭某辰等人的行贿事项，符合行贿人特别自首情形，可以对单位行贿行为认定自首，依法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2.被告人徐寅在被采取留置措施调查谢某竹受贿案件期间，主动供述其所参与的职务侵占、串通投标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相关事实，如对其定罪，也应认定具有自首情节。根据《到案情况说明》可以得知，徐寅在被采取留置措施是协助调查办案单位事前已掌握的向谢某竹行贿的违法犯罪问题。在被采取留置措施调查谢某竹受贿案件期间，徐寅主动供述其他违法犯罪事实，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应以自首论。 五、被告人徐寅在本案的单位犯罪中属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起诉书指控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定位错误。1.被告人徐寅在天意恒业公司中任职销售经理，不属于领导层、决策者。在天意恒业公司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中，被告人徐寅不具有决策的权力，对犯罪行为也并不起着领导、指挥和决定的作用，其是根据领导的授权以及命令去具体实施犯罪行为，应定性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2.从利润分配亦可以看出被告人徐寅处于从属的地位。 六、被告人徐寅在此案前行为良好，无前科劣迹，系初犯。到案后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供述其犯罪行为，认罪、悔罪态度好。请法庭念其初犯，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曾某灵当庭对指控其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无意见，但辩称其不构成串通投标罪：1.股份公司没有招标资格，2015年股份公司土地开发不需要走招标手续，股份公司的行为只是招商，不应认定为投标。2.其没有承诺帮助竞标，也没有透露过标底，其不知道标底是多少。3.竞争性谈判流程另外两家公司和天意恒业公司是否有关系其不知道。 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曾某灵不构成串通投标罪：不能把参照招投标用语却没有招投标实质内容的招商活动认定为招投标,且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孙立冬、徐寅和曾某灵、曾某毅之间有串通修改分成比例的事实；对于竞争性谈判程序流于形式，也要避免扩张解释，不能以串通投标罪定罪论处。（一）涉案项目不存在合法的招标人。新桥公司不具备招标投标法规定的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能力，根本无法自行办理招标事宜，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招标人；（二）涉案项目没有招标公告，也没有招标文件，没有通过国家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介发布；（三）涉案项目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投标文件，也不存在投标人；（四）合作对象的确认程序也完全不符合法律对开标、评标、中标程序的规定和要求；（五）自始至终案涉项目就并不是一定要以招投标方式来确定合作方的项目。 二、用于证明曾某灵与孙立冬等人存在串通行为的证据之间存在多重矛盾，不能相互印证，且与客观事实矛盾，无法形成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链：孙立冬、徐寅的笔录不仅前后自相矛盾，彼此之间也互相矛盾，关于标书的递交等细节与证人证言、书证不能相互印证，且把竞争性谈判材料辨认成了标书。加上曾某毅一直否认有串通行为，相互之间以及与在案证据之间，又存在诸多矛盾，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证明存在串通行为。 三、竞争性谈判不是法定的招投标行为：竞争性谈判和招投标在政府采购领域是并列的概念，两者不存在包含关系，各自独立且分别有法律依据和法定程序。竞争性谈判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调整，招投标活动却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范，两者的法律根源不同；竞争性谈判的实质是谈判协商竞价，招投标活动的实质是依程序评标竞价，本质上排斥谈判协商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法律的形式将“竞争性谈判”与招投标等采购方式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深圳市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农建设用地和征地返还用地土地使用权交易若干规定》（深府[2011]198号）以文件的形式明确竞争性谈判与招投标是不同的交易手段。从法律规定、部门规章、地方政府文件的层面都可以确认，竞争性谈判根本不属于招投标程序，曾某灵自然也不存在串通投标的犯罪事实。 四、曾某灵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事实情节较轻，有自首情节，认罪认罚，能够主动全额退赃，宜对其从宽处罚：（一）作为新桥公司的前董事长，曾某灵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消费水平相比常人而言也相对更高，逢年过节，礼情往来比较正常。在春节、中秋这样的大节日收受礼品这件事上，曾某灵本身缺乏违法性认识，犯罪故意不明显，加上案涉金额并非巨大，应当认定其犯罪情节较轻。（二）曾某灵有自首情节。曾某灵接到办案人员电话通知后，主动前往派出所配合调查，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其到案后主动供述自己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不论是从一般自首还是余罪自首的角度来讲，都能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 被告人曾某毅当庭对指控其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无意见，辩称其不知道是否有串通投标行为。 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本案中，孙立冬、曾某灵、曾某毅的供述能相互印证，证明本案中收送礼品礼金双方仅是为双方维护关系，送礼方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曾某毅更没有为对方谋取任何利益。曾某毅的行为未同时具备“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两个要素，故不能认定曾某毅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退一步讲，即便曾某毅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构成要件，其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不认为是犯罪：受贿金额仅为十三万六千元，刚过立案标准；曾某毅被动受贿，未为对方谋取利益，未损害集体利益，因为当时所有的合作协议已签署完毕且在履行中，天意公司并无具体请托事项让曾某毅帮忙；孙立冬行贿的目的并非为了感谢曾某毅帮助中标，而是作为合作公司，为了维护双方关系。 曾某毅系主动供述，具有自首情节：1.侦查卷中孙立冬关于行贿供述的第一份笔录形成于2019年10月18日17时；曾某毅关于受贿供述的第一份笔录形成于2019年10月18日15时。在此之前，均无人供述相关行受贿事实。从时间上看，曾某毅对其受贿事实的供述早于行贿人孙立冬。2．并无相关证据证明该受贿事实已被侦查机关所掌握。因此，关于受贿的事实系曾某毅主动供述，且该事实系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应当认定曾某毅依法成立自首。3.即便司法机关不认为曾某毅是自首，也应当认定其具备坦白情节。4.从悔罪态度来看，曾某毅积极认罪悔罪，已全额退赃。 曾某毅系初犯、偶犯，愿意认罪认罚，且已主动全额退缴赃款，积极认罪悔罪，态度良好。结合曾某毅案发前后的表现，可综合认定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大，在认罪认罚的基础上，法院可依法认定其不构成犯罪。退一步讲，即便认定曾某毅构成犯罪，也可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关于串通投标罪。本案指控被告人曾某毅涉嫌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事实严重缺乏证据证明，根据证据不能得出唯一结论，公诉机关对于其涉嫌串通投标罪的指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在案证据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而曾某毅没有参与串通的辩解具有证据支撑且能相互印证，也符合常理和逻辑。二者相比较，曾某毅的辩解更可信。退一步而言，即便曾某毅难以摆脱串通的嫌疑，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案证据已经充分证实，无论是第一轮正式的真竞争，还是第二轮按照政府要求补手续，都是按照竞争性谈判的流程进行的，是经过政府备案和许可的。 经审理查明：一、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变更前名称：深圳市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向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规划科时任科长谢某竹、宝安国土局地政地籍科时任临聘工作人员彭某辰、陈某彬，社会人员陈某文、陈某峰单位行贿的事实。 （一）2010年12月、2011年11月，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益祥公司”）和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企公司”）先后取得深圳市新桥股份合作公司（原深圳市沙井新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桥股份公司”）位于《宝安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06-05、06-01地块内共约3.99万平方米两幅土地开发建设权，容积率为2.4。为增加房地产开发利润，昌益祥公司负责人曾某乔、春企公司负责人刘某春商定运作关系提高地块容积率。 2015年初，曾某乔经社会人员叶某森介绍找到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以下简称“宝安管理局”）规划科时任科长谢某竹（另案处理）帮忙，并许诺给谢好处。谢某竹答应后授意深圳市栖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甲（另案处理）与曾某乔对接，以王某接项目规划设计为幌子，由王代收好处后转交谢某竹。2015年6月，王某甲挂靠广州大学建筑设计院深圳分院（以下简称“广大深圳分院”）为丙方，与甲方昌益祥公司、乙方春企公司签订《城市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合同》（项目名称：宝安区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06-01、06-05地块调整研究），约定上述地块按容积率从2.4提高至3.4为基础收费人民币1400万元，如两地块中任一地块容积率在3.4基础上每增加或减少0.1,费用则在人民币1400万元基础上相应增加或减少人民币100万元。王某甲从费用中收取设计费人民币80万元。此后，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陆续向王某甲提供的广大深圳分院、栖城公司、深圳市空间再现建筑设计事务所（以下简称“空间再现事务所”）银行账户付款，谢某竹利用职务便利指示下属宓某（另案处理）配合、指导王某甲形成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两幅地块容积率调整方案。经谢某竹审批推动，相关方案先后于同年8月3日、11月13日两次通过宝安管理局业务会审核，后因该局推行“空间换配套”原则暂缓报审。后宝安管理局提出将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深圳市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意恒业公司”）四幅地块统筹规划，谢某竹即指示王某甲将该四幅地块作为整体研究，并指导王某甲形成《深圳市宝安202-06片区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06-01、06-02、06-05地块容积率调整规划研究报告》。2016年4月27日，该调整方案经谢某竹审批推动，通过宝安管理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形成按4.0核算容积率的报审建议。 2016年5月，宝安管理局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2019年1月更名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土委”）呈报了《市规划国土委宝安管理局关于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局部地块容积率调整的请示》（深规土宝〔2016〕136号）。2016年7月15日，经谢某竹审批推动，宝安管理局又向市规土委呈报了《市规划国土委宝安管理局关于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局部调整的请示》（深规土宝〔2016〕196号），建议将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天意恒业公司四幅地块容积率均提高至4.0。 2016年11月，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图则委员会批准，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天意恒业公司四幅地块容积率均由2.4提高至4.0。由于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拒绝完全履行此前合同约定容积率每增加0.1相应增加人民币100万元的浮动条款，经王某甲协商并经谢某竹同意，确定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按照人民币1800万元付款。曾某乔和刘某春约定，昌益祥公司按总金额60%即人民币1080万元付款，春企公司按总金额40%即人民币720万元付款。截止目前，昌益祥公司已支付人民币988万元（尚有92万元余款未付)；春企公司已支付人民币692万元（尚有28万元余款未付）。 （二）2015年8月，深圳市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7月更名为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以案发时所使用公司名称进行表述，并简称“天意恒业公司”、“通睿恒业公司”）取得与深圳市新桥股份合作公司（原深圳市沙井新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桥股份公司”）位于《宝安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06-05、06-01地块内共约3.99万平方米两幅土地开发建设权，容积率为2.4。在该两幅地块尚未覆盖非农建设用地指标的情况下，为增加开发利润、加快开发进度，天意恒业公司副总经理孙立冬、销售经理徐寅找到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以下简称“宝安管理局”）规划科时任科长谢某竹，向谢某竹请托提高地块容积率等事项，谢某竹应允并授意深圳市栖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甲与徐寅对接，以王某甲承接项目规划设计为幌子，由王某甲以合同设计费的名义代收好处费、接收贿赂款项。 2016年4月，王某甲以挂靠广州大学建筑设计院深圳分院（以下简称“广大深圳分院”）为乙方，与甲方天意恒业公司签订《城市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合同》，约定将上述地块容积率从2.4预计调整至4.5。考虑到天意恒业公司两幅地块尚未覆盖非农建设用地指标，短期内难以启动调整容积率程序，谢某竹同意仅收好处费人民币450万元。天意恒业公司此后陆续向王某甲提供的广大深圳分院银行账户付款。其间，宝安管理局提出将深圳市昌益祥公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益祥公司”）、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企公司”）、天意恒业公司四幅地块统筹规划，谢某竹即授意王某甲将该四幅地块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并指导王某甲形成《深圳市宝安202-06片区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06-01、06-02、06-05地块容积率调整规划研究报告》。2016年4月27日，该调整方案经谢某竹操作、推动，通过了宝安管理局局长办公会议的审议，形成按4.0核算容积率的报审建议。 2016年5月，宝安管理局向深圳市规划和囯土资源委员会(2019年1月更名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土委”）呈报了《市规划国土委宝安管理局关于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局部地块容积率调整的请示》（深规土宝〔2016〕136号）。由于天意恒业两幅地块尚未覆盖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宝安管理局仅请示提高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两幅地块容积率。市规土委地区规划处经审查后建议将该两幅地块容积率调整与片区法定图则修编方案一并报批。谢某竹据此认为可趁机推动调整天意恒业公司两幅无非农指标覆盖地块的容积率问题，并将信息告知徐寅、孙立冬一方。徐寅、孙立冬一方表示愿意追加费用，希望谢某竹加大办理力度。谢某竹表示同意并按照市规土委意见指导王某甲形成四幅地块的整体调整方案。2016年7月15日，经谢某竹的操作、推动，宝安管理局再次向市规土委呈报了《市规划国土委宝安管理局关于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局部调整的请示》（深规土宝〔2016〕196号），建议将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天意恒业公司四幅地块容积率均提高至4.0。此后，谢某竹与徐寅、孙立冬一方谈妥合同费用由人民币450万元提高至人民币1200万元，其中人民币1080万元通过重签合同沿用原方式支付，王某甲从中收取设计费60万元。另人民币120万元由孙立冬、徐寅以现金方式向其支付。2016年8月，王某甲继续挂靠广大深圳分院为乙方，与甲方天意恒业公司重新签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条件建设区使用方案合同》，约定将天意恒业地块容积率从2.4调整至4.0,费用从人民币45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80万元。2016年8月10日，为套取现金，向谢某竹支付行贿款项，天意恒业公司与深圳市华博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博公司”）签订《城市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由天意恒业公司支付总费用人民币720万元。2016年11月，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图则委员会批准，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天意恒业公司四幅地块容积率均由2.4提高至4.0。 截至目前，天意恒业公司（通睿恒业公司）向王某甲提供的广大深圳分院收款账户转款共计人民币1084万元，向华博公司收款账户转款共计人民币526万元（尚有人民币194万元余款未付），另徐寅从华博公司套现款中直接支付谢某竹现金人民币30万元。 （三）2010年12月、2011年11月，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春企公司”）、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昌益祥公司”）先后取得深圳市新桥股份合作公司（原深圳市沙井新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桥股份公司”）位于《宝安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06-05、06-01地块内共约3.99万平方米两幅土地（现宗地号A320-0638、A320-0639)开发建设权。根据宝安区非农建设用地政策要求，上述地块需覆盖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后方可进行商业开发。为此，昌益祥公司负责人曾某乔、春企公司负责人刘某春商定运作关系对上述两幅地块进行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 2014年初，新桥股份公司时任董事长曾某灵就上述两幅地块非农建设用地指标调整事宜，找到宝安管理局地政地籍科时任临聘工作人员陈某彬咨询政策。陈某彬认为有利可图，遂与宝安管理局土地利用科临聘人员彭某辰合谋操办此事从中牟利。此后，彭某辰、陈某彬经曾某灵引荐与曾某乔、刘某春认识并多次商谈。曾、刘决定由彭某辰、陈某彬为昌益祥、春企公司办理上述地块非农指标异地调整并承诺给予好处，但要求彭某辰、陈某彬提供公司签订委托协议。彭某辰、陈某彬接受请托后，由于二人均为宝安管理局工作人员，为规避风险便于行事，遂纠集社会人员陈某文、陈某峰参与此事。四人结伙后共谋商定，由彭某辰负责准备材料、行文报批、推动审批等具体业务；由陈某彬负责与昌益祥、春企及新桥股份公司沟通协调；由陈某文负责提供公司以签订合同为幌子收取费用，疏通相关部门关系；由陈某峰负责跑腿、递送材料，对接收款。四人还约定了分赃份额。 彭某辰、陈某彬、陈某文、陈某峰四人确定分工后，彭某辰拟写申请材料交予陈某峰递送至新桥股份公司。2014年4月18日，昌益祥、春企公司以新桥股份公司名义向宝安管理局递交《关于2006-60R-546、2013-61R-0002号非农建设用地异地调整置换的申请》先行启动报文程序。宝安管理局收文后分流至该局土地利用科办理，并指定彭某辰为主办人。同年5月6日，彭某辰等人以陈某文提供的湘潭规划建筑设计院深圳分院为乙方，分别与甲方昌益祥、春企公司签订《项目开发申报委托协议书》，约定昌益祥、春企公司各自支付人民币300万元，共计600万元费用，办理相关地块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签订协议后，上述申请在彭某辰持续推动下，于同年5月27日、9月12日及2015年1月20日先后通过宝安管理局业务会、局长办公会审批并上报宝安区非农领导小组审议。2015年3月9日，宝安区非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审议通过昌益祥、春企两家公司新桥项目两幅地块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要求宝安管理局按规定办理手续。 2015年3月25日，经彭某辰拟文，昌益祥、春企公司以新桥股份公司名义再次向宝安管理局递交《关于2006-60R-546、2013-61R-0002号非农建设用地异地调整置换方案优化的申请》及相关材料，彭某辰继续主办此文并推动顺利通过宝安管理局审批。同年4月20日，宝安管理局向新桥股份公司核发昌益祥公司地块2015-62T-0001号、春企公司地块2015-62T-0002号非农建设用地方案图。同年4月21日，经彭某辰拟文，昌益祥、春企公司以新桥股份公司名义向宝安管理局递交《关于办理2015-62T-0001、2015-62T-0002》号非农建设用地批复的申请》。在彭某辰主办推动下，同年5月12日，宝安管理局向新桥股份公司作出深规土宝〔2015〕138、139号《非农建设用地批复》，办结昌益祥、春企公司两幅地块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业务及相关用地手续。 按照协议及口头约定，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8月28日间，曾某乔与彭某辰确定付款时间节点后，彭某辰安排陈某峰前往宝安区沙井长丰酒店附近，在新桥股份公司基建办主任曾某祥首次见证后，先后5次同时收取昌益祥公司财务陈某球、春企公司财务伍某海各自给予的现金。即经过5次付款，昌益祥、春企公司各自给予彭某辰一方人民币300万元共计人民币600万元费用。 （四）2015年8月，深圳市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天意恒业公司”）取得与昌益祥、春企公司两幅地块相邻的新桥股份公司宝安区沙井街道北环路和中心路交界处另外两幅共约6.2万平方米土地（现宗地号A320-0636、A320-0637)开发建设权。该两幅地块于昌益祥、春企公司项目地块一样，亦需要覆盖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后方可进行商业开发。天意恒业公司项目负责人孙立冬、徐寅从新桥股份公司基建办主任曾某祥处得知彭某辰帮助昌益祥、春企公司办成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后，遂找到彭要求帮忙办理并承诺给予好处。彭某辰故技重施，与陈某彬商定沿用与昌益祥、春企公司的合作模式运作此事从中牟利。彭某辰、陈某彬认为陈某文在办理昌益祥、春企公司事项中所起作用不大，遂决定只纠集陈某峰共同参办天意恒业公司此次请托事项。三人进而商定，由彭某辰、陈某彬与天意恒业公司进一步商谈合作模式及细节；彭某辰负责准备材料、行文报批、推动审批等具体业务；陈某彬负责与天意恒业公司及新桥股份公司沟通协调；陈某峰负责跑腿、递送材料、注册公司签订合同及对接收款。三人还约定了分赃份额。 彭某辰、陈某彬、陈某峰三人确定分工后，彭某辰、陈某彬多次与孙立冬、徐寅商谈，并于2015年5月、6月先后两次到湖南省长沙市面见天意恒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亨（已病故）明确双方合作关系。为规避风险，彭某辰、陈某彬安排陈某峰于2015年6月注册成立深圳市金润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润丰公司）作为签署合同备用，彭某辰随即着手准备天意恒业公司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相关资料。 彭某辰接收请托后利用其职务便利查询发现，天意恒业公司拟开发地块上建成道路与该地区法定图则规划路网存在冲突，如不进行路网调整将导致该地块不能调入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彭某辰将该信息反馈给孙立冬、徐寅，孙、徐同意增加路网调整费用，并将此事一并交由彭某辰办理。此后，彭某辰、陈某彬、陈某峰商定找到深圳市规划国土研究中心时任工作人员郑某兴、深圳市富亨通实业有限公司卢国平开展相关规划研究，商定为此支付对方人民币600万元费用。2015年8月17日，彭某辰等人以陈某峰注册成立的金润丰公司为乙方，与甲方天意恒业公司签订《沙井新桥项目委托代理协议书》，约定天意恒业公司支付人民币1300万元费用办理上述地块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其中涉及规划路网调整费用人民币800万元，涉及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费用人民币500万元。 按照协议约定，2015年8月24日，天意恒业公司向金润丰公司开具人民币400万元现金支票支付首期费用。彭某辰、陈某彬同意孙立冬、徐寅从中收取人民币50万元作为回扣。为变现获利，同年8月25日，徐寅、陈某峰通过深圳市南山区发兴建材商店（以下简称“发兴建材商店”）将400万元现金支票非法套现，发兴建材商店按支票面额千分之三收取1.2万元手续费后支付徐寅现金49.85万元，将剩余348.95万元款项通过深圳市盛威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深圳市御凯龙科技有限公司、马丹兰等多个银行账户层层转账至陈某峰工商银行账户。陈某峰分多次将该笔人民币348.95万元取现后，按照彭某辰安排给予郑某兴人民币260万元（其中60万元为设计费、200万元为备用经费）启动路网调整，扣除人民币19.95万元作为彭某辰、陈某彬、陈某峰三人共用经费，剩余人民币69万元由彭某辰、陈某彬、陈某峰每人分赃人民币23万元。 此后，郑某兴着手开展天意恒业公司新桥项目地块路网规划研究，并向彭某辰反馈了相关研究报告和规划意见。后来，彭某辰了解到宝安管理局已启动昌益祥、春企、天意恒业公司与新桥股份工作合作开发地块片区统筹规划，导致其无法推进天意恒业公司两幅地块非农指标异地调整，且孙立冬、徐寅已找到宝安管理局规划科时任科长谢某竹（另案处理）帮忙办理规划调整。彭某辰意识到调整路网一事已无需其跟进办理。因此前向郑某兴支付260万元路网调整费用后，郑某兴已反馈了相关方案，彭某辰、陈某彬、陈某峰遂商定支付郑某兴60万元设计费，向郑索回剩余200万元备用经费，郑某兴遂将钱退还。彭某辰、陈某彬、陈某峰再次商定，认为郑某兴虽未办成路网调整但在此事中付出了劳动，遂从该200万元中又分给郑某兴50万元，其余150万元则由彭某辰、陈某彬、陈某峰每人分赃50万元。至此，天意恒业公司支付的400万元中，彭某辰、陈某彬、陈某峰三人共同支配19.95万元后，每人实际分得赃款73万元共计219万元；孙立冬、徐寅分得49.85万元；郑某兴分得110万元；南山区发兴建材商店非法获利1.2万元。 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一）向谢某竹行贿的证据： 1．宝安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有关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天意恒业公司四幅地块调整容积率办文等书证材料，说明新桥项目四个地块规划调整审批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情况，证实容积率规划调整审批主要由规划科办理，并由谢某竹指定规划科宓某为具体承办人。新桥项目提高容积率事项由谢某竹审批推动，经宝安管理局业务会、局长办公会审议呈报市规土委审查，市图则委于2016年10月审议通过新桥项目四块涉案地块容积率由2.4提高至4.0。 2．深圳市新桥股份合作公司提供的合作合同，证实新桥股份公司分别与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天意恒业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使用新桥股份公司位于《宝安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06单元四幅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 3.广大深圳分院提供的合作合同复印件，证实王某甲借用广大深圳分院名义，分别与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签订1400万元规划设计合同，并列明了激励条款，与天意恒业公司签订1080万元规划设计合同；深圳市华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提供的合同及财务凭证，证实该公司与天意恒业签订咨询服务合同，金额为720万元，天意恒业已支付526万元。该公司将其中约440万元转给向某。 4.春企公司、昌益祥公司、天意恒业公司、华博公司、广大深圳分院、栖城公司、空间再现事务所提供的财务资料、转账凭证、发票等，以及上述企业的银行交易记录、王某甲、谢某竹等人的银行流水记录，证实涉案合同款项收支情况及去向。 5.证人王某甲的证言：2015年中，谢某竹让其出面接下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昌益祥公司）与深圳市新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桥股份公司）合作开发地块调整容积率的规划设计项目。其了解到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与新桥股份公司合作开发两个地块，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想把两个地块的容积率从2.4调到4.0以上，以增加开发利润。其根据谢某竹的意见，和曾某乔谈妥合作细节和费用。由于其自己开的栖城公司没有规划甲级资质，虽然可以对外承接业务，但出具的规划报告没有法律效力。其征求广大深圳分院负责人刘某新同意后，借用广大深圳分院的名义和资质作为丙方，在2015年6月5日与甲方昌益祥公司、乙方春企公司共同签订了项目名称“宝安区沙井中心地区北片区法定图则06-01、06-05地块调整研究”的《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服务合同》，合同内容经过谢某竹认可，约定两个地块容积率以提高到3.4为基础，费用为1400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同时增加浮动条款，两个地块中任何一个地块的容积率在3.4的基础上每增加或减少0.1，费用就在1400万元基础上相应增加或者减少100万元。广大深圳分院为了避免大额资金进出引起异常，其在合同中提供了广大深圳分院、空间再现事务所两个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号以及其自己的栖城公司招商银行账号作为收款账号。其向谢某竹明确其要收80万元的规划设计费。 2015年底或者2016年初的时候，在昌益祥、春企公司两个地块规划调整还在办理的过程中，天意恒业公司的徐寅找到其，说他们天意恒业公司和新桥股份公司在昌益祥、春企公司地块同一区域合作开发另外两个地块，天意恒业公司也想提高他们公司这两个地块的容积率，找其帮忙做规划调整方案。其联系谢某竹，他同意其接下天意恒业公司项目，让其按照和昌益祥、春企公司合作的模式和天意恒业公司谈，其就和徐寅谈合作细节，并于2016年4月8日借用广大深圳分院的名义和资质作为乙方，和甲方天意恒业公司签订了项目名称为“宝安区沙井中心地区北片区法定图则06单元地块调整研究”的《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服务合同》，预计容积率从2.4调高至4.5,费用为450万元。其将情况反馈给谢某竹，明确其要收取60万元设计费，其余费用扣除过账单位管理费、税费后交给谢某竹。 其形成的4个地块的总体规划调整方案报审过程中，徐寅找到其说要把费用从450万元追加到1080万元重新签一份合同，谢某竹对此表示同意。2016年8月10日，其和徐寅重新签了一份项目名称为“沙井新桥非农指标建设用地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条件建设区使用方案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条件建设区使用方案合同》，合同内容经过谢某竹认可，约定两个地块容积率提高到4.0以上，费用为1080万元人民币。2016年底，昌益祥、春企、天意恒业三家公司4个地块规划调整方案通过市图则委审批，这4个地块的容积率均从2.4调高到4.0了。 按照昌益祥、春企、天意恒业公司和其签的合同，三家公司应该付给其们2880万元，其中昌益祥、春企公司应该付款1800万元，天意恒业公司应该付款1080万元。但他们给钱都是断断续续，算下来昌益祥、春企公司总共转了1680万元，还欠120万元。广大深圳分院账户实际收到天意恒业公司付款1084万元，但合同只约定1080万元，应该是天意恒业公司转款失误多转了4万元。王某甲辨认出刘某春、曾某乔、徐寅、孙立冬、叶某森，并对其办理项目资料、涉案账户银行交易记录进行了确认。 6.证人谢某竹的证言：2015年上半年其和曾某乔接触后，得知他是昌益祥公司老板，昌益祥公司与春企公司共同与新桥股份公司合作开发该公司两个地块。昌益祥公司与新桥股份公司合作开发的是位于宝安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内原宗地号A320-0628地块，春企公司开发的是A320-0627地块。曾某乔约其面谈时表示他们愿意花2000万元人民币费用来将上述地块容积率调高到4.0以上。其和曾某乔谈妥之后其就联系了朋友王某甲，因为他刚好在深圳开设计公司搞规划设计。2015年6月3日，王某甲以广大深圳分院为丙方，与甲方昌益祥公司、乙方春企公司签订了《城市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合同》后着手制定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两个地块调整容积率的规划设计方案并报审。 2016年初，距离曾、刘找其帮忙已经过去了半年多时间，其想着应该可以推进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两个地块容积率上宝安规土局局长办公会的进度。可是这个时候，由于新桥股份公司除了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两个地块外，还有天意恒业公司相邻的另外两幅地块也要开发，局里要求其们将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两幅地块以及相邻两幅地块共4块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片区统筹规划，落实“空间换配套”原则后再研究。 印象中2016年2、3月份，天意恒业公司的徐寅、孙立冬找到其帮忙调整天意恒业公司两块地的容积率。该地块和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两块地块相邻，都位于宝安沙井中心地区北片法定图则内，现该两个地块分别确定宗地号为A320-0638、A320-0639。其就让王某甲按照和曾某乔他们合作的形式，出面与天意恒业公司谈，并着手制定规划设计。王某甲和其说徐寅、孙立冬他们答应出450万元，其就同意王某甲按照和曾某乔合作的模式与徐寅他们签订合同。但来天意恒业公司在没有覆盖非农建设用地指标情况下，有了通过区统筹规划调整来提高两个地块容积率的机会，那肯定就不能只要450万了。后来孙立冬和其说老板刘某亨同意追加费用到1200万元，可以重签一份1080万的合同，剩余120万元会以现金的形式给其。其表示同意后联系王某甲与徐寅对接重签合同。其没有告诉过王某甲额外支付120万现金的事，后来孙立冬和徐寅只给了其30万元，还欠着其90万。 依据合同约定三家公司按照进度，把款项转到王某甲安排的广大深圳分院、栖城公司等过账公司账户，过账公司收取相应的管理费和税费着后，把钱转给王某甲，王某甲再扣除他的设计费，剩下的钱按照三种方式处理，第一种方式是直接转进王某甲开给其使用的招商银行或建设银行账户或者由王某甲取出现金后直接给其；第二种方式是王某甲把钱转给其指定的人的银行账户；第三种方式是其让王某甲把钱转给其他在新桥项目涉及的人。 昌益祥、春企、天意恒业公司在新桥项目中，一共需要给其们3000万元。其中昌益祥、春企公司要支付1800万元，天意恒业要支付1200万元。昌益祥、春企公司和其们签订的合同金额是1400万元，但是有激励条款，后来因为容积率调高到4.0，昌益祥、春企公司原本需要追加1200万元款项，但后来他们埋怨项目时间拖得太久，最终就把数额定在1800万元；天意恒业公司最初和其们签订的合同金额是450万元，后来孙立冬谈价合同款增加到1200万元，孙立冬提出其中1080万元王某甲重签合同，另外120万元他给其现金。王某甲经手签的昌益祥、春企、天意恒业公司三家公司合同总金额是2480万元，因为和昌益祥、春企公司合同有浮动条款，最终与这三家公司的合同总金额确定为2880万元。由其直接和孙立冬谈妥他还要给其120万的现金，对于其来说总合同金额就是3000万元。因为其自己是把三家公司打包在一起的，所以其知道三家总付款进度，其被抓之前王某甲曾给其说过三家公司总共还欠100多万元没有付给其们。孙立冬目前只给了其30万元现金。 7.证人陈某球的证言：证实其是昌益祥公司财务，曾某乔是昌益祥公司、沙井朋桦五金店实际控制人。昌益祥公司与广大深圳分院签订过建设计合同。其按照曾某乔指示通过昌益祥公司、沙井朋桦五金店账户向广大深圳分院、空间再现公司、栖城公司账户转账988万元，三家公司向其开具1080万元发票，昌益祥公司还有92万元未付。 8.证人王某慧的证言：证实其是春企公司财务，刘某春是春企公司、沙井东汶五金店实际控制人。春企公司与广大深圳分院签订过设计合同，其按照刘某春指示通过春企公司和沙井东汶五金店账户向广大深圳分院、空间再现公司、栖城公司共转账652万元。另向格麟园公司账户转账40万元，广大深圳分院联系人王某甲对该笔40万元予以认可。 9.证人孙某玲、吕某婷的证言：证实二人均系天意恒业公司财务，刘某亨是天意恒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立冬是副总经理，徐寅是销售副总。天意恒业公司曾与广大深圳分院签订一份1080万元建筑设计合同，天意恒业公司向广大深圳分院账户共计转款1084万元，多出4万元不知道原因。此外，天意恒业公司还与华博公司签订过一份720万元建筑设计合同，至今已经支付526万元。转出的钱款是由孙立冬、徐寅发起，均要通过老板刘某亨的审批同意，其和孙某玲才会开出转账支票支付。 10.证人虢某华的证言：证实其在2014年至2018年8月在广大深圳分院和空间再现公司担任出纳，广大深圳分院和空间再现公司账户收到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转款共计1410万元，收到天意恒业公司钱款1084万元人民币，广大深圳分院在扣除相应的盖章费、管理费和税费等费用后，其通过提取备用金后直接转账的方式，将1798.04万元人民币转账给了王某甲。此外，广大深圳分院老板刘某新在其辞职后给王某甲转过账，数目未知。 11.证人刘某新证言：证实其是广大深圳分院院长，王某甲的栖城公司挂靠在广大深圳分院对外接业务，并以广大深圳分院名义分别与昌益祥、春企公司签订1400万元设计咨询合同，与天意恒业公司签订1080万元设计咨询合同。后与昌益祥、春企合同费用改成1800万元人民币。广大深圳分院及子公司空间再现事务所收款后，在虢某华离职前，由虢扣除应收费用后，以提取备用金方式转账交予王某甲。虢某华2018年辞职后，由其本人转给王某甲61万元。 12.证人宓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宝安管理局规划科工作人员，案发时谢某竹系该科科长。2015年左右，谢某竹曾安排其经办新桥项目，并让其找王某甲拿取好处。此后其按照谢某竹指示尽心办理新桥项目。 13.证人彭某辰的证言：证实其曾系宝安管理局工作人员，于2015年底离职。其知道新桥项目是谢某竹、王某甲、宓某在搞。因其在新桥项目上曾经帮过一些忙，做了一些工作，宓某给过其20万元现金。 14.证人叶某森的证言：证实其曾介绍曾某乔与谢某竹认识，并促成双方一笔交易，王某甲也参与其中。王某甲承诺要给其介绍费，其与王某甲商谈后确认数额为300万。其估计王某甲应该向谢某竹汇报过，因为王某甲就是个跑腿的，没有决定权。截至目前，王某甲通过转账和现金一共支付给其191.2万元。此外，王某甲还让春企公司转给其妻子熊某名下格麟园公司转账过40万元作为介绍费。 15.证人熊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叶某森的前妻，其曾经开过一个尾号为0927的招商银行账户给叶某森使用。 16.证人向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徐寅朋友，经其介绍，徐寅于2016年以天意恒业公司名义与华博公司签订一份金额720万元的建筑设计合同，徐寅的天意恒业公司目前为止共付了520多万元给华博公司，华博公司收款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将余款转给其指定的三家公司账户，该三家公司又扣除相应费用后，把剩下钱款以现金或者转账的方式给其，后其向徐寅账户转账145万元，向孙立冬账户转账58万元，并取现185万元给徐寅。此外，其还应徐寅要求让华博公司吴某燕取现30万元后由其交给徐寅。 17.被告人刘某春的供述：其与新桥股份公司签订地块合作开发协议之后，开始运作提高容积率的事情。新桥项目提高容积率由宝安管理局规划科负责，谢某竹是科长，如果想要将容积率由原来的2.4提高到3.5以上，就需要得到谢某竹的支持，通过姓叶的朋友找谢某竹沟通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和他搭上线，获得他在新桥项目提高容积率和加快办理流程上面的支持。提高容积率能直接提高项目利润，另外加快办理流程就能节省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谢某竹提出让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的王某甲来做其们这两个地块的规划设计，由王某甲向其们收取设计费，另外当时其想，王某甲帮其们找谢某竹去运作这个事情，是需要给谢某竹好处费的，给谢某竹的好处费就包含在王某甲的设计费里面一起支付。所以其和曾某乔对此表示同意。在曾某乔和谢某竹谈完提高容积率的事情之后，王某甲就主动找到了其和曾某乔，之后就是具体谈规划设计费。大概是2015年下半年，其们与王某甲达成协议并与王某甲所在的广大深圳分院签订了合同，合同内容大概是容积率约定上调至3.4,其们支付给王某甲1400万元人民币，在此基础上，其们还增加了一个附加条款，就是其和曾某乔的两个地块任何一个地块容积率每上升或者下降0.1，则其和曾某乔相应的分别都要增加或者减少100万费用。 支付给王某甲的费用是其和曾某乔共同承担的，费用是按照其们两个地块面积的大小占比支付的，其公司大概占比40%,曾某乔公司占比60%，所以相应支付给王某甲的费用也是按照这个比例的。合同中约定了费用的总数、收款账户以及支付时间，所以后期在支付费用的时候，其们基本上是按照合同内容在支付。经过核算，最后其们一共要向王某甲支付1800万元，这1800万其需要支付720万元，曾某乔需要支付1080万元，其印象中实际支付了692万元，还有28万元余款没有付清，曾某乔大概支付了900多万，具体的账目需要找其的财务和曾某乔进行核实。其们与王某甲的广大深圳分院签订的规划合同的金额远高于正常市场价格，又是谢某竹让其们和王某甲对接，所以除了王某甲的设计费外，谢某竹应该是拿了其中的大部分。 18.被告人曾某乔供述：新桥项目的地址位于宝安区沙井中心路与新和路交界，是其名下昌益祥公司开发的唯一一个项目。由于其公司的地块旁边就是春企公司（负责人刘某春）的地块，大家的条件和需求都是一样的，都需要提高容积率，所以其就和刘某春商量一起运作容积率调整事宜。 通过前期了解，其得知新桥项目地块容积率的调整是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规划科的事权，其就通过朋友叶某森介绍找时任规划科科长谢某竹帮忙。谢某竹要其们将地块的规划设计交给他的朋友王某甲来做，由王某甲向其们收取设计费用，谢某竹则负责其们容积率调整方案的审核通过和上层领导的打点。 2015年中，王某甲和其们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当容积率上调至3.4时，其们要向王某甲指定账户共付款人民币1400万元。在这个基础上，每个地块容积率每上升或者下降0.1，则相应增加或者减少人民币100万元的费用。其们支付给王某甲的这些钱是包含了给谢某竹的好处费、谢某竹帮其们向其他工作人员打点关系的费用、王某甲的设计费等全部费用。其们只负责将约定的这些费用支付到合同指定的账号，至于谢某竹和王某甲他们具体怎么分配这些钱其就不清楚了。王某甲其实就是谢某竹的代言人。 2017年深圳市图则委员会通过了其们的规划设计方案，其们的容积率提高了4.0,所以其们要多付给王某甲钱，但经过其们再次与王某甲讨价还价，就在140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至1800万元。其们两个公司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分别承担这笔钱的，最后其们一共要向王某甲指定的账户支付人民币1800万元，其中，昌益祥公司应承担其中的60%，应该是1080万元。在其的印象中，其们实际支付了九百多万元，还剩下一些余款没有支付完毕。春企公司应当支付剩佘的40%，即720万元，但支付的具体情况其不清楚。 19.被告人孙立冬的供述：证实其和徐寅一起负责新桥项目，因新桥项目地块三、四提高容积率的问题，找到谢某竹帮忙，与王某甲先签订450万元项目咨询合同，后因谢某竹的态度不冷不热，遂加大对谢某竹公关力度，与谢某竹商定将设计合同金额增加至1200万元。其中1080万元以与王某甲重签设计合同的方式支付，另120万元以现金支付。天意恒业公司向广大深圳分院按合同约定转账支付1080万元，好像还多付了4万元。至于约定支付的120万元现金，其与孙立冬只通过深圳市华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套取了30万元现金支付给谢某竹，其余90万元尚未支付。 20.被告人徐寅的供述：证实其是天意恒业公司深圳新桥项目的负责人，因新桥项目地块三、四提高容积率的问题，找到谢某竹帮忙，与王某甲先签订450万元项目咨询合同，后加大对谢某竹公关力度，与谢某竹商定将设计合同金额增加至1200万元。其中1080万元以与王某甲重签设计合同的方式支付，另120万元以现金支付。天意恒业公司向广大深圳分院转账支付1084万元，其中4万元系财务操作失误，与合同无关。至于约定支付的120万元现金，其与孙立冬只通过深圳市华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套取了30万元现金支付给谢某竹，其余尚未支付。 (二）向彭某辰等人行贿的证据： 1.被告人曾某乔的供述：2014年的时候，其们昌益祥公司与深圳市新桥股合作公司合作开发新桥社区的一块，该地块位于宝安区新桥街道新和大道以南，面积2.4万多平方米，该地块属于新桥股份有限公司，地块性质是二类住宅用地和性质用地，当时其们昌益祥公司与新桥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由新桥公司出地，其们昌益祥公司出资合作一起开发房地产业务。因为没有合法的用地手续，需要将新桥股份公司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落在该地块上，这样子才能获得合法手续进行房地产开发。后来其们通过新桥股份公司的工作人员认识了以前在宝安管理局工作的陈某彬和时任宝安管理局用地科的工作人员彭某辰。 2014年的时候，当时其和刘某春、彭某辰、陈某彬四个人在其位于宝安区长丰酒店10楼的办公室，其和刘某春向彭某辰和陈某彬介绍了昌益祥公司和春企公司新桥项目的情况。希望彭某辰和陈某彬二人能够在非农建设用地指标落地上提供帮助，当时彭某辰、陈某彬二人同意帮忙。随后其和刘某春与彭某辰、陈某彬两人经过多次见面商量，2014年5月份时候，其们昌益祥公司和春企公司分别与彭某辰、陈某彬挂靠的湖南省湘潭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深圳分院签订了合同，合同约定彭某辰和陈某彬负责新桥项目落实非农建设用地指标落地的事情，合同金额均为人民币300万元。2015年6月份左右，在彭某辰。陈某彬的帮助下，其们昌益祥公司和春企公司各自开发地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顺利落地，同时按照合同约定其和刘某春各支付了300万元人民币给彭某辰、陈某彬。好处费300万元是彭某辰和陈某彬提出来的，其和刘某春与彭某辰、陈某彬经过多次商量才最终确定。其们昌益祥公司分五六次把这300万元人民币现金好处费给彭某辰，彭某辰发了一个联系人的电话给其，每次都是财物陈某球将现金给联系人。具体彭某辰、陈某彬在宝安管理局是怎么操作的，其就不清楚。彭某辰当时是宝安管理局用地科的工作人员，他负责非农建设用地指标落地的工作。最后在彭某辰、陈某彬的帮助下，其们昌益祥公司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顺利落地。 2.被告人刘某春的供述与曾某乔基本一致。 3.被告人孙立冬的供述：其们在办理非农指标异地调整时知道彭某辰是宝安管理局用地科的工作人员，非农指标异地调整这项业务是用地科的事权，给了其们最大的信任感。其次，其们此前就已经知道了新桥公司另外两个地块（由昌益祥公司和春企公司开发）的非农指标异地调整事项就是彭某辰帮助完成的，这也增加了其们对彭某辰的信任，所以就找到了他。前期以徐寅为主和彭某辰谈，中后期其也参加进来，其和徐寅一起与彭某辰商谈过好几次才确定下来的。至于在价格方面，合同总价是1300万人民币和首期款300万元。其中300万元首期款已经支付了，其和徐寅让彭某辰给其们50万元回扣，彭某辰答应了，其分的30万元，徐寅分的20万元。后来彭某辰告诉其们，因为地块涉及到路网的问题，要把路网规划调整完成后才能进行非农指标落地，因为其们花了300万，事情也没按照其们的预期发展，其们就不太信任彭某辰了。花出去的300万元彭某辰说已经花完了。于是这事不了了之。 4.被告人徐寅的供述：在办理非农指标异地调整之前其不认识彭某辰。其后面知道彭某辰是宝安管理局用地科的工作人员，也知道非农指标异地调整是属于用地科的事权。其们和彭某辰就非农指标异地调整事项商谈了三、四次以上，最终确定合同总价为1300万元人民币，其中路网调整费用800万元和非农指标异地调整费用500万元。签订合同后，彭某辰就开始帮助新桥公司准备报文资料，大概是在2015年底以新桥公司之名向宝安管理局申请非农异地调整，没有申请路网调整，按照彭某辰的说法他会去在内部一并解决。但是这次报文大概过了一个月时间就退文了。后来其们也多次催彭某辰想办法，但是好几个月也毫无进展，其们也相信彭某辰搞不定了。 5.证人陈某球的证言：其不认识彭某辰，也不知道老板曾某乔与他之间到底有什么交往，但其知道公司在2014年、2015年间在办理非农指标异地调整的事情，在此期间，其曾经按照曾某乔的指示分五、六次将300万元人民币交给曾某乔指定的人。收钱的人其不知道他的身份和姓名，2014年12月第一次支付了30万元，老板曾某乔让其跟新桥股份公司基建办主任曾某祥联系，曾某祥带其和春企公司的伍某海在长丰酒店一楼寿司店见到对方收钱的人。此后还有四五次给钱，对方都是同一个人来收。好几年过去了，其认不出收钱的人了。 6.证人冯某月的证言：其2011年7月进入深圳市长丰酒店有限公司，担任出纳，主要工作职责是每天将酒店前台的营业额进行统计，然后放入保险柜内，以及老板曾某乔、公司财务经理陈某球交代的其他工作。2015年5月14日，其名下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收到户名为曾汉强的人转账人民币60万元，当时去银行取现需要预约，所以到第二天其就去银行取现人民币30万元，然后将剩余的30万元以转账的方式转给财务经理陈某球。当时银行有规定，个人每日取款不得超过50万元，所以其就将30万元转给陈某球，取现30万元。其不清楚昌益祥公司关于非农指标的事。 7.证人伍某海的证言：其不认识彭某辰，也不知道老板刘某春与他有什么交往，在办理新桥地块非农指标异地调整那段时间，印象中其按照老板的要求，分六次将300万元人民币现金交给刘某春指定的人。收钱的人其不知道他的身份和姓名。 8.证人彭某辰的证言：2014年上半年，其作为经办人办理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待开发地块非农指标调整事项过程中，与陈某彬、陈某文、陈某峰三人一起分别收受了新桥地块开发商昌益祥公司和春企公司的好处费各300万元人民币，共计600万元，在办理此事的过程中，其在职责范围内推进了该非农指标调整，并向两家开发商第一时间反馈了相关办理情况，并最终成功办成了此事。 在2013年下半年，其还在宝安管理局的用地科工作期间，主要负责宝安区的非农指标覆盖、调整等具体业务工作。有一天其地籍科的同事陈某彬找到其，跟其说他了解到在宝安新桥股份公司正在与两个房地产公司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目前项目有两个地块需要办理非农指标的异地调整以达到合法开发建设的目的，问其这个业务在政策层面是否有可操作性。其当时回答陈某彬说要看地块的情况才能知道是否符合相关的政策要求。陈某彬问其这个事情没多久，他就带其去新桥股份公司认识了当时该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曾某灵，曾某灵跟其和陈某彬介绍了他们进行房地产开发的两个地块的基本情况，并说新桥股份公司准备和两个房地产公司合作在这两个地块开发房地产项目，需要调整村里的非农指标覆盖到这两个地块的上面。曾某灵还说其对这项业务的政策要求和具体操作比较熟悉，股份公司合作的两个房地产公司老板因此想认识其，听听其的专业意见。其当时就答应了，曾某灵说其会尽快安排两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和其见面详谈。过了没多久，曾某灵约其和陈某彬到宝安沙井长丰酒店十楼的一个办公室，这也是昌益祥公司老板曾某乔的办公室，通过曾某灵的介绍，其当时就认识了昌益祥公司的老板曾某乔和春企公司的老板刘某春，才知道他们是和新桥股份公司合作准备对新桥两个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房地产公司老板。当时在场的人有其、曾某灵、陈某彬、刘某春和曾某乔，这次见面曾某乔和刘某春提出希望其和陈某彬在该项目非农指标调整的过程中予以关照和支持，其当场表示同意帮忙，也将政策说了一下，并表示需要将地块的具体情况对比非农调整的相关政策要求后才能知道能不能办得下来。然后其们就各自离开了。此后其们几个人又在长丰酒店十楼的办公室多次谈这个事情，前前后后一共见了四五次面，其和陈某彬在这几次与曾某乔、刘某春交流的过程中，也有意跟他们说其们在市规土委及宝安管理局有着很深的人脉关系，以此博取这两个老板对其们的信任。之后，在其拿齐这两块地的相关地块资料后，其分析了新桥的这两个地块的相关申请事项的可行性，发现该项目的非农指标调整符合政策要求，其判断非农指标调整的可操作性比较大，其将此情况跟陈某彬进行了交流，其和陈某彬商议先不把具体情况和曾某乔、刘某春他们讲。想让他们觉得该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才好在办理此事的过程中，向曾某乔和刘某春他们争取更多的好处。大概到了2014年的上半年，有一天曾某乔和刘某春主动把其和陈某彬约到了长丰酒店十楼的办公室，当时曾某乔表示他和刘某春对非农指标调整的政策和具体的申请流程不熟悉，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如果这样下去会增加他们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并表示知道其和陈某彬在宝安管理局工作，他们知道非农指标调整是其所在用地科的事权，强烈表示愿意花代价去办理地块调入非农指标的相关手续，让其和陈某彬想办法，操作此事。其和陈某彬商量后表示可以帮他们两家公司具体去操作此事，并和曾某乔、刘某春最终商定一块地的价格是300万元，就是曾某乔和刘某春各付300万元，一共600万元，由其和陈某彬具体去负责办好这两块地的非农指标调整的所有流程和手续。曾某乔提出还要签订相关合同。在曾某乔提出签订合同后，其和陈某彬找到了一个叫陈某文的人，让陈某文去找一家公司和昌益祥公司和春企公司签订合同。最终陈某文找了一家湘潭市规划建设设计院深圳分院的公司，其们以这个公司跟昌益祥公司和春企公司分别签订了一份开发申报委托协议，协议金额均为300万元，协议的具体内容主要是陈某彬和陈某文负责，其印象中协议约定自签订之日起十个月内完成地块的非农指标落地，昌益祥公司和春企公司分别支付给其们300万元所谓的“咨询代理费”，费用分期支付。签这份合同是因为曾某乔、刘某春认为这样做可以规避一些风险，协议中所谓的咨询代理费其实也就是其和陈某彬以合同的名义收取房地产开发商好处的一个幌子。之后，陈某彬又找来一个叫陈某峰的人，并且四个人都作出了具体的分工，由其负责拟定和整理相关申报材料，在相关流程到了用地科后加快报送流程，积极推动上会审议，陈某彬负责和曾某乔和刘某春、曾某灵他们进展沟通；陈某文负责提供公司与昌益祥和春企公司签订合同，并在非农调整申请的过程中负责沙井街道办和宝安管理局相关关系的协调；陈某峰负责相关具体资料的交接传递、跑腿及阶段进展后对接收款等工作。按照计划，取得工作进展后，由其和曾某乔沟通办理进展情况并提醒曾某乔按照合同执行，支付相关费用，因为曾某乔和刘某春的非农调整办理是同时推进的，他们两人的款项大概是按阶段分了四五次才支付完毕。这600万元，陈某文分的300万，其和陈某彬、陈某峰分剩下的300万元。 在2015年5月左右，曾某灵打电话给其，说有一家天意恒业公司的人找其了解非农指标覆盖的事情，其同意了，随后在其办公室见了徐寅。过了几天，徐寅又约其在宝安区新安的一家咖啡厅见了面，此次见面其叫陈某彬一起去，见面中徐寅希望由其们来办理新桥项目两个地块非农指标覆盖的事情，此次徐寅还带了孙立冬。其与陈某彬与徐寅孙立冬见面后，又找来陈某峰，三人商量后，确定向徐寅孙立冬报价1300万元的总费用，其中路网调整费用报价800万元，非农指标调整费用报价500万元。2015年7月前后，孙立冬带其和陈某彬到了长沙与他们老板刘某亨见面，同意他们1300万元的报价表示希望其们在非农指标调整上进行帮忙，促成此事。签署协议十天后，孙立冬、徐寅给其一张300万元的现金支票作为第一笔费用，这300万元中，拿出了50万元给孙立冬和徐寅作为报销费用，其从中分了50万元，陈某彬分了50万元，剩下不到150万元给了陈某峰。其中有50万元其们说好给陈某峰，剩下不到100万元被陈某峰、陈某彬开销了。 9.证人陈某彬、陈某文、陈某峰的证言与彭某辰的证言基本一致。 10.证人彭某辰等人工作岗位职责说明、新桥项目地块规划调整资料档案、涉案银行交易明细等书证。 以上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就以上事实在法庭上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形成以下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上述被告单位、被告人是否构成单位行贿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据此，谋取不正当利益既包括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本身不正当，也包括谋取利益的程序不正当。具体到本案，各被告单位为了加快涉案地块项目报审的办理速度，谋取时间、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进而达到开发项目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向谢某竹、彭某辰等人行贿，依法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符合单位行贿罪的犯罪构成，应以本罪定罪处罚。被告人曾某乔、刘某春、孙立冬、徐寅分别是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通睿恒业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亦应当就公司的单位行贿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各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关无罪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依据《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必须具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共同犯罪人之间必须有意思联络，清楚自己在和同伙共同完成犯罪。行为人之间缺乏共同犯罪故意的，不能成立共同犯罪。两人以上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而同时在同一场所实施同一性质的犯罪，系同时犯。同时犯尽管都是出于故意而实施犯罪的，其犯罪性质也相同，甚至有时犯罪人之间也互相知道，但实际上缺乏共同故意的沟通，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是两个以上的单独犯。具体到本案，被告单位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出于调整各自开发的地块容积率、非农用地指标等目的向谢某竹、彭某辰等人行贿，二被告单位虽同时与受贿方商谈行贿价款，但本质上缺乏共同犯罪的意图，属于同时犯，因此不构成共同犯罪，应按照各自单位行贿的数额分别处罚。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单位行贿罪犯罪数额。贿赂犯罪属于对合犯，应当以行贿人与受贿人主观意志与客观行为互为一致的财物价值认定犯罪数额。具体到本案，按照双方约定，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天意恒业公司共需向谢某竹支付3000万元(1080万元+720万元+1200万元），其中包含王某甲的设计费140万元（80万元+60万元）。鉴于在项目申报过程中王某甲确实向各被告单位提供了设计服务，本院将该部分款项自行贿金额中予以扣除。其中，昌益祥公司按约定应支付总金额1800万元的60%即1080万元，春企应支付总金额的40%即720万元。昌益祥公司已实际支付988万元，春企公司已实际支付692万元，扣除王某甲的设计费80万元后，已实际支付1600万元，尚有l20万元余款未付；天意恒业公司按约定应支付1200万元，已实际支付1114万元（包括在付款计划外，但在约定总额内的4万元），扣除王某甲的设计费用60万元后，实际支付1054万元，尚有86万元余款未付。结合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天意恒业公司向彭某辰等人行贿的1000万元（3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故依法认定昌益祥公司实际行贿金额为1332万元（1032万元+300万元）；春企公司实际行贿金额为988万元（688万元+300万元）；天意恒业公司实际行贿金额为1540万元（1140万元+400万元）；尚未支付的部分在量刑时可予从轻考虑，但对上述被告单位在行贿时已实际支付、为了犯罪行为顺利实施给予他人或为了掩人耳目通过他人收款而产生的其它费用，依法不予扣除。 二、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立冬、徐寅与时任新桥股份合作公司的董事长曾某灵、副董事长曾某毅串通投标。 2014年12月11日，新桥股份合作公司将一块约六万多平方米的剩余土地向社会发布招标公告，寻找房地产商合作开发。发布的招标公告六项条件为：一是收款方式：待股东大会通过后，签订合同，其方按建成后分得物业，以16000元/平方米计算，分五年收取，每年20%(日后以最终成交价为结算方案）支付给其方；二是押金：6000万；三是非农指标为其方无偿提供；四是分成：4:6以上，选择分成最高的合作方；五是容积率：3.5(保底），超过部分一样按比例分成；六是如能将村委后面的教育用地进行调整，同等条件优先。公告发布截止2015年4月30日，新桥股份合作公司陆续收到约二十几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投标书。 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徐寅获取信息并实地考察新桥项目后，就告诉了老板刘某亨，是一块净地，地面没有附着物，很不错，可以做。刘某亨很想中标这个项目，就安排孙立冬专门负责操作这个事情，带着徐寅一直跟时任新桥股份合作公司的董事长曾某灵、副董事长曾某毅接触，想得到关于招投标的信息，通过请吃饭，逢年过节送烟送酒等方式，与曾某灵、曾某毅接触多了熟悉后，在福田区贵宾楼的一次饭局上，曾某灵、曾某毅有意让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标，就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能把红星美凯龙商业综合体（消防验收没有通过的违法建筑）也承租下来，这样就肯定能中标。孙立冬向刘某亨汇报，刘某亨同意承租红星美凯龙商业综合体。曾某灵、曾某毅则明确告诉孙立冬，先别急着投标，等所有投标公司投完标后，会透露其他公司的最高标底。在截止日期的前一两天，曾某灵、曾某毅打电话给孙立冬，最高标底是47.1%,叫孙立冬把标底改为47.2%,随后孙立冬当面通知徐寅把标底改为47.2%。改好后，徐寅就把标书交给新桥股份合作公司。曾某灵、曾某毅有意让天意恒业公司中标，还故意委托一家名为“一统”的第三方评估公司，走竞争性谈判流程流于形式，孙立冬为了配合走完竞争性谈判流程，找朋友借了两家公司的资料来“陪标”。 2019年6月24日，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曾某灵、曾某毅主动到新桥派出所接受调查。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孙立冬的供述：其是深圳市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承认和曾某灵、曾某毅串通投标。2014年底，公司老板刘某亨让其和徐寅对接，说是有一个新桥的项目不错，刘某亨让其具体负责这个项目。后来，其就和时任新桥股份合作公司的董事长曾某灵、副董事长曾某毅接触，想得到关于招投标的信息，通过请吃饭，逢年过节送烟送酒等方式，与曾某灵、曾某毅接触多了熟悉后。在一次饭局上，曾某灵、曾某毅告诉其和徐寅，先别急着投标，等所有投标公司投完标后，曾某毅会透露其他公司的最高标底，其们再改动一下标底就行了。在截止日期的前一两天，曾某毅打电话给其，说最高标底是47.1%，叫其把标底改为47.2%，随后其就让工作人员把标底改为47.2%。改好后，徐寅就把标书交给新桥股份合作公司。 曾某灵、曾某毅有意让其们公司中标，就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能把红星美凯龙商业综合体（消防验收没有通过的违法建筑）也承包下来，这样就肯定能中标。其向刘某亨汇报，刘某亨同意承租红星美凯龙商业综合体，后来才能顺利中标的。其他参与投标的公司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曾某灵、曾某毅说要走一个竞争性谈判的程序，让其去外面找两家公司配合走个形式。其找朋友借了两家公司的资料来陪跑，连这两个公司资料的日期都是倒签的。 孙立冬于2019年8月5日供述：关于竞争性谈判的事情，其们天意公司跟另外四家房地产公司通过招投标后因为标底高入围。但是5家公司选1家公司的流程必须走竞争性谈判的程序，这个是政府要求的。因为竞争性谈判的过程最少要求有三家公司参加竞争，新桥村委估计也是为了后面的竞争性谈判做准备，所以第一轮的招投标比完所有房地产公司的标底后就按照标底的大小留下5家公司备选，为下一轮竞争性谈判做准备。可是没想到这时候新桥村委提出要盘活红星美凯龙的项目，才能开发。盘活新桥村红星美凯龙的项目其们估算过至少要投入3个亿，等于是拿地成本增加了3个亿。 其们公司同意帮助新桥村委盘活红星美凯龙项目，但是跟入选第二轮的其它四家房地产公司都不同意，这就导致了最后就剩下其们公司符合新桥村委的标准了。可是政府要求最少有三家公司要有个竞争性谈判的程序，其们就只能最少找两家公司跟其们公司一起走这个竞争性谈判的程序。其们就找了正大国利和珠海航运两家房地产公司跟其们走竞争性谈判的程序，实际上这种行为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围标”违法行为，也就是所谓的串通投标的行为。 其仔细想了想，整个竞争性谈判的事情都是曾某灵具体操作的，曾某毅没有参与竞争性谈判的事情，这几天其也冷静想了想，之前其说曾某灵、曾某毅等人叫其去外面找两家公司参与竞争性谈判的事情其实有误的，整个事情是曾某灵组织的，曾某灵让其从外面找2家公司陪跑搞竞争性谈判，曾某毅确实没有参与竞争性谈判的事。 另外，其可以肯定是曾某灵透露了其他公司的标底，并让其们把标底改成了47.2%。因为其是找曾某灵、曾某毅他们沟通的这个房产项目的开发，其之前就说是曾某灵、曾某毅让其改的标准，现在冷静的想了想，其实改标底的事情就是曾某灵让其们做的，曾某毅没有这个权限也参与不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个是各个村的潜规则了，房产开发都是一把手全权掌握的，他人是参与不进来的。 其记得有一次其和徐寅还有曾某毅一起商量中标的事情，曾某毅提出过让其们公司不要急着投标书，等其它公司投完标后，曾某毅可以看到其它公司的标底，这样就可以透露标底给其们，就可以根据其它公司的标底作出调整，这样既保证了其公司标底是最高的，也保证了利润最大。其记得曾某毅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意思也是显得他有这样的权力，其们找他也是找对了。这件事其记得是有的，但是最后通知其们改标底的人是曾某灵不是曾某毅。 2.被告人徐寅的供述：其是深圳市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公司投标新桥股份公司这个项目大概是在2015年初拿下来的。项目位于新桥北环路与中心路交汇处，大概是二块地，总面积大概是8万平方米，其看这块地是净地，没有附着物，觉得很不错，看完后就去新桥股份公司的基建办找基建办主任曾某祥拿项目的标书，因为当时其们也不认识曾某祥，拿了标书曾某祥就说其们按照标书上面的规定来制作就行了。 其考察完这个项目后便向刘某亨汇报这个项目的详细情况，其说这个项目不错，可以做。刘某亨就说他会叫孙立冬来跟其对接，让孙立冬具体运作这个项目，争取把它拿下。没过几天，孙立冬就找到其说会去找关系。又过了一段时间，孙立冬就跟其讲，他找到了新桥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书记曾某灵（男，50多岁，新桥本地人）与副书记曾某毅（男，50多岁，新桥本地人），还叫其陪他去跟这两个人吃饭等等，其印象当中其跟曾某灵与曾某毅见过大概四、五次，而且刘某亨也去过见他们，谈新桥这个项目的事情。 因为认识了曾某灵与曾某毅，这样其们就能了解到项目的很多内幕，例如有多少家公司提交了标书等。曾某灵、曾某毅有意让天意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标，就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能把红星美凯龙商业综合体（消防验收没有通过的违法建筑）也承包下来，这样就肯定能中标。孙立冬向刘某亨汇报，刘某亨同意承租红星美凯龙商业综合体。 其记得有一次其跟孙立冬、曾某灵、曾某毅、刘某亨等人在一起吃饭，当曾某灵走开的时候，曾某毅就跟其们讲，先别急着投标，等所有公司提交了标书投标完，他就会透露其他公司的最高标底，其们根据他说的更改一下标底就能够中标了。所以在这个项目截止提交标书的前一天，其刚好跟孙立冬要去新桥办点事，孙立冬就接到曾某毅的电话，他说标底是47.1%,所以其们马上把其们投标的标书改成47.2%,改好后其和孙立冬就把第二份新桥项目投标书给曾某灵。标底的47.1%就是其们开发新桥股份公司的这个项目，盖楼后是要给一部分面积返还给新桥村的，所以这个返回的面积就是能否中标的关键，有的公司会写47%,有的公司会46%等等，就是说例如其们开发一万平方米的地，就要返还给新桥股份公司4600平方米的面积，按照标书写的比例来返还。对于新桥股份公司来讲，当然是返还面积越多越好了，所以其们知道所有投标公司中最高的公司出了47.1%,那其们出47.2%就会顺理成章地中标，再加上孙立冬也找到董事长曾某灵与副书记曾某毅。最后公司基本上敲定可以中标后，为了配合宝安区集体投资产管理委员会所要求的必须走竞争性谈判流程，孙立冬就到外面找了两家房地产公司帮忙陪标，一家是珠海的，另一家是深圳的，名称其记不清了。最后新桥股份合作公司走完全部流程顺利中标。找两家公司“陪标”是为了满足区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就是搞一个形式。 其知道的就有27家公司向新桥股份公司投标，加其们公司就是28家。其中出标最高的好像是龙尚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其知道找新桥股份公司透露标底这个事情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其也只是参与过这一次，而且整个事情都是孙立冬在操作的，他去跑关系，他去找人，其只是陪同、协助他而已，详细的运作情况还是要找到孙立冬才最清楚。 徐寅于2019年8月29日供述：2015年的4月20日，其们就开始制作投标书和其们公司的相关简介，做好后当天其送给了新桥村委的曾海洋，当时这些文书是密封好的，必须等到开标那天才能拆开。其记得这次的标书里面的标底其们公司写的是47%。过了没几天，孙立冬打给其电话，说新桥村委的领导跟他说了竞争投标的荣德房地产公司给新桥村里的分配比例为47.1%，比其们标底47%价格高，要其马上重新做一份标书，把标底改为47.2%。当天其就按照孙立冬的指示，把其们公司标书里面的标底从47%改为了47.2%。第二份标书的日期是2015年4月28日，其记得改完标底后的第二天其和孙立冬就拿着其们改好的标书送到新桥村委了。其记得投标的截止日期是2019年4月30日，所以当时其们改完马上就送到新桥村委了。 因为这个项目其们公司一直跟新桥村委的董事长曾某灵和副董事曾某毅沟通的，能告诉其它竞争公司标底的肯定是他们两人之一。其之前说的是曾某毅，这几天其又想了下，应该不是曾某毅，一个细节就是当天孙立冬打电话给其让其改标底，其改完标底后第二天开车送孙立冬拿着其们新改的标书去新桥村委送标书，当时其记得开车没有去新桥村委，当时其开车是直接把孙立冬送到松岗街道外面的一个厂，当时是曾某灵在那里搞消防演习，孙立冬是直接把其们改好的标书接给了曾某灵本人。因为曾某灵才是新桥村委的一把手，这种事情应该就是曾某灵告诉孙立冬的，其他人告诉孙立冬，孙立冬估计也还是得跟曾某灵汇报沟通。毕竟决定权在曾某灵手里。这个细节其想起来之后就感觉当时通知其们改标底的应该是曾某灵不是曾某毅，但具体是谁你们还是得问孙立冬，因为新桥村委的领导是直接通知孙立冬。 新桥村委的具体组织竞争性谈判的事情是曾某灵具体组织的，整个竞争性谈判的事情就是曾某灵让其们做的，曾某毅在竞争性谈判的过程中他作为新桥村委的副董事长是知情的，但整个竞争性谈判的事情是曾某灵要求和组织的，曾某毅在整个竞争性谈判的事情没有帮什么忙。 3.被告人曾某灵的供述：其时任新桥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曾某毅他是其的副手，在村委排第二。其承认帮助天意公司中标。天意公司的孙立冬、徐寅认识其和曾某毅后，就经常来沟通，想拿下新桥的项目，这时，其就提出，如果天意愿意将新桥烂尾的红星美凯龙项目也接下来，其就帮他们公司中标。这样也算是其给股份公司争取到一个好处。后来孙立冬回去和刘某亨商量后，回复其说可以。其就去帮他们公司中标。标书截至是在2015年4月30日，有些公司4月中下旬就会投标了，其和曾某毅就看收到的标书，看到里面最高的比例分成是47.1%，然后其们就告诉孙立冬，让他们公司将标底改到47.2%。孙立冬改好标书，再送过来。后来他们就中标了。曾某毅和其一起商量跟天意公司谈的，天意答应盘活红星美凯龙、把标底告诉天意公司，曾某毅都是知情而且同意的，其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股份公司的利益。 竞争性谈判的事是其联系的一统公司，因为一统公司专门做这方面业务的，整个村委的领导班子都知道，曾某毅作为村委领导也是知道的。竞争性谈判需要天意公司和他最少三家公司一起走这个流程，跟天意公司一起入围第二轮的其它四家公司不愿意配合其们村委，后来天意公司就只好从网上找了两家公司陪跑，这两家公司没有跟天意公司做竞争，就是走个竞争性谈判的流程。天意公司当时同意盘活红星美凯龙这个项目，其们村委当时就已经定了天意公司中标了。 4.被告人曾某毅的供述：其时任新桥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2015年，新桥股份公司拟对一片剩余土地进行开发，先定好合作条件后，就公开招商。当时有二十几家公司出价投标，班子成员就开董事会，当场开了标书，挑了比例分成最高的两家公司，即天意公司和荣德公司，他们开出给股份公司的分成都是47.2%。后来班子就商量提一个附加条件，要求合作方要承租股份公司的红星美凯龙项目，荣德不同意，天意同意了，董事会就同意和天意合作，双方签了合作协议。招商是曾某灵牵头负责的，其没有负责什么，就是参会提意见。其不认为招商招标过程中有什么违规违法的行为，股份公司和股东的利益都是最大化，不存在黑箱操作。其认识天意公司的孙立冬、徐寅，他们为了这个项目经常来村委和股份公司，其没有泄漏标底给孙立冬他们，其是开董事会才知道标底的，没有串通投标的行为。其也没有和天意公司提起过红星美凯龙的项目，这个条件是董事会上临时提出来，后来对天意公司进行的竞争性谈判，是曾某灵统一安排公司走程序、补手续的。其参加了竞争性谈判会议，当时由董事长曾某灵和对方谈的。但最终的结果是和天意恒业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5.证人张某容的证言：其系深圳市一统土地房地产评估工程咨询勘测有限公司业务员。2015年，新桥股份公司董事长曾某灵找到其，说他们有个开发项目要走竞争性谈判程序，让其公司承接谈判程序。竞争性谈判会议其也参加了，大家只是走形式，参加的三家公司只有天意公司是真正要中标的公司，另外两家是拉来陪跑的。天意公司中标后，还跟村里有个补充协议，是天意帮新桥承包红星美凯龙项目，这个是其后来才知道了，中标前的文件没有显示这个项目。其不知道股份公司为什么不再竞争性谈判或是投标前写上这个项目。 6.证人陈某瑞的证言：其是珠海洲际航运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立冬是其朋友，曾向其借走珠海洲际航运有限公司的资料复印件，当时没有说是要干什么用。其公司没有参与新桥股份公司的投标。 7.证人陈某生的证言：其是深圳正大国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立冬是其的朋友，曾向其借走公司的资料复印件，没有说是要干什么用。其公司没有参与新桥股份公司的投标。 8.证人曾某祥的证言：其是新桥股份合作公司基建办主任。2014年底，股份公司董事会开会决定，将新桥社区剩余的6万平方米土地进行招标，合作房地产开发，12月11日发布公告，公布6项条件，截至日期到2015年4月30日。到了截止日期后，有二十几家公司投标。4月30日下午，董事会开会，当场开标，确定了分成比例在46%以上的5家公司作为中标考察对象，其记得比例最高的是荣德和天意公司，都是47.2%。然后董事会组织班子成员到这5家公司考察，考察完，再开董事会，确定由荣德和天意公司优先。然后董事会提出谁愿意承租红星美凯龙就优先考虑，荣德不同意，天意同意，所以天意中标了。去各家公司现场考察的时候，是董事会全体成员去的，对于附加的承租红星美凯龙项目，是曾某灵去谈的，其不知道天意公司交过几次标书。 9.证人曾某敏的证言：其是新桥股份合作公司文书。2015年，其们收的合作意向书，都是放在文书办公室保管的。有些是密封的，有些没有。其本人没有制作过“新桥项目”竞争性谈判的文书和会议记录。其也是后来才知道有不规范的情况。其没有对外透露过各公司的标底。 10.证人曾某文的证言：新桥股份合作公司文书，其证言与曾某敏的基本一致。 11.证人张某生的证言：深圳市荣德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15年，其们收到消息称新桥社区有一块土地合作招标。其组织公司专业团队进行了测算，按照新桥公司的招标条件，拟定了一个新桥股份分成47.2%的方案。其将标书密封好，在2015年4月29日拿到新桥股份公司会场。过了一段时间，其打电话去新桥问，他们才说荣德没有中标，而且也没有给出解释。其们不知道新桥股份公司还有一个盘活红星美凯龙的附加条件，也从没有谈及这个事，荣德就是根据招标公告的六项条件制定标书的，新桥也没有邀请荣德去谈红星美凯龙的事情。没有中标并未给荣德带来什么损失，其们投标也没有什么保证金一类的，其公司也没有收到投标邀请函。 12.新桥股份公司发布的新桥社区剩余土地合作发展条件：一、收款方式，待股东大会通过后，签订合同，其方按建成后分得物业，以16000元/平方米计算，分五年收取，每年20%（日后以最终成交价为结算方案）支付给其方；二、押金6000万；三、非农指标为其方无偿提供；四、分成4：6以上，选择分成最高的合作方；五、容积率3.5(保底)，超过部分一样按比例分成；六、如能将村委后面的教育用地进行调整，同等条件优先。 13.深圳市新桥股份合作公司登记资料及涉案董事会会议记录；天意恒业公司标书，合作分成为股份公司47.2%；天意恒业公司、珠海洲际航运有限公司、深圳正大国利投资有限公司，荣德公司、美丽集团等27间公司的标书、投标人资料；2015年5月5日现场谈判签到表、会议记录；新桥股份公司与天意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新桥股东大会投票议案、股东同意签名表；新桥股份公司与天意公司关于红星美凯龙项目的租赁合同等。 以上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涉案新桥社区剩余土地合作开发项目通过张贴公告等方式进行了公开招商，包括被告单位通睿恒业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分别制作了标书投标，新桥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标书，并根据标书中的具体条件来确定由哪家公司中标进行开发，针对该项目实际上已经采取了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在此过程中，被告人曾某灵、曾某毅作为招标人新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及副董事长，与投标人通睿恒业公司孙立冬、徐寅等人相互串通，向通睿恒业公司透露标底，导致通睿恒业公司通过修改标书分成比例入围，并利用临时找来的两家公司参与围标，使后续的竞争性谈判流于形式并最终中标。因此，被告人曾某灵、曾某毅、被告单位通睿恒业公司、孙立冬、徐寅的上述行为均属于损害国家、集体和公民合法利益的串通投标行为，构成串通投标罪。各被告人本人及辩护人有关不构成串通投标罪的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员工孙立冬对时任新桥股份合作公司的董事长曾某灵、副董事长曾某毅行贿的事实。 被告人孙立冬代表天意恒业公司与深圳市新桥股份合作公司（原深圳市沙井新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桥股份公司”）洽谈项目期间，为了得到时任新桥股份公司董事长曾某灵、副董事长曾某毅的关照，于2016年至2019年的中秋节、春节多次向曾某灵、曾某毅送去礼品、礼金。 2016年至2019年春节及中秋节，被告人曾某灵共计收到孙立冬送来的礼金人民币20万元，香烟35条(软中华或和天下香烟），6瓶轩尼诗XO洋酒，约10瓶53度的飞天茅台酒；2016年至2019年的春节、中秋节，被告人曾某毅共计收到孙立冬送来的礼金人民币136000元，6瓶轩尼诗XO洋酒及8条软中华香烟。案发后，被告人曾某灵、曾某毅的家属分别代其向本院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及人民币136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孙立冬供述称：因天意恒业公司与新桥股份公司有个项目合作，所以其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每逢中秋节、春节都会向新桥股份公司的曾某灵、曾某毅送一些烟酒及红包。他们两人是股份公司的一、二把手，所以其节日给他们送礼，就是想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能顺利一点，他们股份公司能够更加配合其们公司开发，这样能省很多时间与精力。在中秋节及春节前几天，其就会向天意恒业公司申请要跑关系，送礼，老板刘某亨同意后，其就拿着公司的钱去送给他们。其是一个人去送的，而且其会打电话给曾某毅或曾某灵，看是到他们的办公室还是停车场放他们车上，他们觉得哪里方便其就去哪里，有时候去办公室送，有时候是放在他们的车尾箱。 其2016年春节送给曾某毅红包三千元，一瓶1斤4的轩尼诗XO洋酒，两条软中华；中秋节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礼品、礼金。2017年春节就送了一万元红包给曾某毅，礼品也是一瓶1斤4的轩尼诗XO洋酒，两条软中华；中秋节的时候就送了五千元红包，一瓶1斤4的轩尼诗XO洋酒，两条软中华；2018年春节其又送了一万元红包，一瓶1斤4的轩尼诗XO洋酒，两条软中华；2018年中秋的时候送给曾某毅红包五千元，一瓶1斤4的轩尼诗XO洋酒，两条软中华；2019年时候，其就送了十万元礼金给曾某毅，礼品也是一瓶1斤4的轩尼诗XO洋酒，两条软中华。其记得好像是用一个红色的礼品袋，里面还有一个小袋子包着十万现金，再加上一些烟和酒，放到曾某毅车尾箱的。因为这时候曾某毅是新桥股份公司的代理董事长，所以其送给他的金额会大一点，多一点，这也是为日后跟他继续合作打基础的；按照这样算，其一共送了十三万六千元礼金给曾某毅，送了六瓶1斤4的轩尼诗XO洋酒与八条软中华烟。 2016年至2019年这四年的春节其送给曾某灵的礼金都是三至五万，还有一些轩尼诗XO洋酒与53度的飞天茅台酒。这几年中秋节的时候其送给曾某灵红包大概是一至二万元，再有就是一些轩尼诗XO洋酒与53度的飞天茅台酒，每年大概就是按照这些礼品、礼金来送,所以这几年总共送给曾某灵二十万元，大约六至八瓶轩尼诗XO及10瓶左右的53度飞天茅台酒。 2.被告人曾某灵供述称：其记得在2016年至2019年春节，孙立冬会代表天意恒业公司送其红包三至五万元，还有一些烟和酒等礼品，2016年至2018年这三年的中秋节，孙立冬就送其一至二万的红包及香烟、酒等，其收到孙立冬送其的红包总计二十万元。 每年春节，孙立冬会送其五条软中华或和天下烟，两瓶1斤4的轩尼诗XO或两瓶53度的飞天茅台酒，中秋节也是差不多这样数量的烟和酒，所以按照这样算的话，其2016年至2019年在中秋节与春节这两种节日共收了孙立冬代表天意恒业公司送其香烟大概是35条，有时侯是软中华，有时候是和天下，送给其酒大约6瓶1斤4的轩尼诗XO洋酒，约10瓶53度的飞天茅台酒。上述礼品都是天意恒业公司的孙立冬送给其的，而且每次都是他一个人拿着个袋子装一袋送到其在股份公司的办公室或是停车场放到其的车尾箱，没有其他人看到的。 孙立冬之所以要向其送礼品、礼金，是因为其是新桥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孙立冬的天意恒业公司刚开始时想中标其们新桥股份公司的项目，所以他一直想接触其，让其帮他们中标，后来中标后，孙立冬就更加要感谢其了，而且这个项目还一直在做，孙立冬送这些礼品、礼金给其就是想其在日后的项目工作中继续关照他们天意恒业公司，这样他们做这个项目才能更加顺畅。 3.被告人曾某毅供述称：其记得孙立冬在2016年至2018年的中秋节、春节等节假日都会给其送一些礼品或礼金，在2016年春节的时候，孙立冬给其送了一瓶1斤4的轩尼诗XO洋酒和两条软中华烟，其记得还有一个红包，里面是三千元，到了2016年中秋的时候，孙立冬跟春节一样，也是送了其一瓶1斤4的轩尼诗XO洋酒与两条软中华烟，一个三千元的红包，这些都是孙立冬亲自拿给其的，一般是拿到其在新桥股份公司的办公室或者是楼下的停车场。2017年与2018年春节时，孙立冬也是各送其一瓶1斤4的轩尼诗XO洋酒与两条软中华烟，但是这两次的春节送其的红包就大一点，是一万元，但是2017年与2018年中秋节时，孙立冬送给其的烟酒是一样的，只不过红包的钱数就比春节少一点，是五千元;到了2019年春节时，孙立冬就送了其两瓶1斤4的轩尼诗XO洋酒，两条软中华，给其的红包钱数改为十万元。其一共收了6瓶1斤4装的轩尼诗XO洋酒与8条软中华烟，礼金是十三万六千元。 2019年其当了新桥股份公司的代理董事长，曾某灵因酒驾被处理不能当董事长，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孙立冬给其的红包比以前更大，其记得就是十万元整。其记得当天是孙立冬打电话给其，叫其下去股份公司的停车场，他拿了一袋东西给其，其不太记得是什么样的袋子，反正孙立冬放进其的车尾箱他就走了，其后来自己拆开看才知道里面有烟酒和十万元。每次送礼品、礼金都是孙立冬拿来的，而且是他一个人拿来，这些事情没必要这么多人，其们也不想这么多人知道。 孙立冬他是代表天意恒业公司给其送的，因为天意恒业公司与其们新桥股份公司合作开发项目，其是股份公司的领导，特别是2019年其做了代理董事长后，为了项目顺利推进，想要其提供一定的便利才这样做的，他们就更加想与其靠近，希望在与其们股份公司合作过程中其能给予支持。 以上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1.关于被告单位通睿恒业公司及被告人孙立冬是否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依据被告人曾某灵、曾某毅、孙立冬的供述，证实通睿恒业公司是为了与新桥股份公司高层搞好关系，换取其在新桥地块开发项目上予以关照，谋取相应竞争优势，才指派孙立冬向时任新桥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曾某灵、副董事长曾某毅行贿。上述竞争优势依法应认定为不正当利益，符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构成，应以本罪定罪处罚。被告人及辩护人相关辩护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被告人徐寅是否构成本罪。经查，被告人曾某灵、曾某毅、孙立冬的供述均显示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系由通睿恒业公司员工孙立冬独自实施。本案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被告人徐寅参与了该单犯罪行为，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本院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徐寅实施了本单犯罪的指控不予认定。 四、被告人孙立冬、徐寅职务侵占的事实。 2016年5月，被告人孙立冬、徐寅在向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宝安管理局（以下简称“宝安管理局”）规划科时任科长谢某竹单位行贿过程中，与谢某竹约定好1200万的好处费（其中1080万通过与王某甲签订合同的方式给付，另120万以现金支付）。但被告人孙立冬、徐寅为达到非法占有公司资产的目的，向公司董事长刘某亨（已去世）慌称与谢某竹约定好处费金额为1800万，意图非法侵占天意恒业公司（通睿恒业公司）资金600万。后被告人徐寅找来其朋友向某，向某找到其老乡吴某燕任财务的深圳市华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博公司）与天意恒业公司签订一份金额720万元的建筑设计合同。随后天意恒业公司向华博公司账户转款共计人民币526万元（尚有人民币194万元余款未付），向某收到上述钱款后，往徐寅账户转账145万元，向孙立冬账户转账58万元，并取现185万元给徐寅。此外，向某还应徐寅要求让华博公司吴某燕取现30万元后交给徐寅，徐寅将该30万元现金送给谢某竹，被告人孙立冬、徐寅实际侵占天意恒业公司人民币496万元（526万元-30万元）。 上述事实清楚，且有由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孙立冬的供述：证实其和徐寅一起负责新桥项目，因新桥项目地块三、四提高容积率的问题，找到谢某竹帮忙，与王某甲先签订450万元项目咨询合同，后因谢某竹的态度不冷不热，遂加大对谢某竹公关力度，与谢某竹商定将设计合同金额增加至1200万元。其中1080万元以与王某甲重签设计合同的方式支付，另120万元以现金支付。因为当时其留了个心眼，其和徐寅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能从公司弄点钱出来。因为这个事情，其和徐寅前前后后折腾了很长时间，就想着要从公司整点辛苦费，于是其和徐寅私下决定向老板刘某亨汇报说谢某竹开价是2200万元，其们还价1800万元，后来其们按照这种方式向刘某亨汇报，刘某亨同意了1800万元这个金额，但是实际上给谢某竹的是1200万元，其和徐寅有600万元的好处。为避免刘某亨查到其们从中获取了600万元，于是跟王某甲签了一个1080万元的合同，剩下的720万，由徐寅找了一家叫深圳市华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720万元的咨询设计合同，再从这份合同里面拿出120万元现金给谢某竹，剩下的600万就是其和徐寅的辛苦费。其和徐寅的600万，其拿其中的6成，徐寅拿其中的4成。 2.被告人徐寅的供述：证实其因新桥项目地块三、四提高容积率的问题，找到谢某竹帮忙，与王某甲先签订450万元项目咨询合同，后加大对谢某竹公关力度，与谢某竹商定将设计合同金额增加至1200万元。其中1080万元以与王某甲重签设计合同的方式支付，另120万元以现金支付。将1200万元的总金额分为1080万元和120万元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当时其和孙立冬觉得公司老板刘某亨对其们不好，就想为自己谋点私利，于是其和孙总商量，给刘某亨汇报说谢某竹要2200万元，其们还价还到了1800万，谢某竹同意最终的价格是1800万元。通过这种方式，其和孙立冬能从中赚到600万。所以其和孙立冬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其们就想使用两份合同能够避免刘某亨查到其们给谢某竹实际金额是1200万元的事情，所以最后跟王某甲签的合同金额是1080万元，另外的其和孙立冬还找了一家叫深圳市华博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同时签了一份720万元的设计合同。其朋友向某找到华博公司签订的这份合同，华博公司这边对接合同的是一个叫吴某燕的人。 3.证人谢某竹的证言：证实孙立冬和其说老板刘某亨同意追加费用到1200万元，可以重签一份1080万的合同，剩余120万元会以现金的形式给其。其表示同意后联系王某甲与徐寅对接重签合同。其没有告诉过王某甲额外支付120万现金的事，后来孙立冬和徐寅只给了其30万元，还欠着其90万。 4.证人向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徐寅朋友，经其介绍，徐寅于2016年以天意恒业公司名义与华博公司签订一份金额720万元的建筑设计合同，徐寅的天意恒业公司目前为止共付了520多万元给华博公司，华博公司收款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将余款转给其指定的三家公司账户，该三家公司又扣除相应费用后，把剩下钱款以现金或者转账的方式给其，后其向徐寅账户转账145万元，向孙立冬账户转账58万元，并取现185万元给徐寅。此外，其还应徐寅要求让华博公司吴某燕取现30万元后由其交给徐寅。 5.证人吴某燕的证言：证实其是华博公司财务，2016年下半年曾应朋友向某介绍，由华博公司与天意恒业公司徐寅签订一份720万元建筑设计合同，华博公司没有做过什么事。天意恒业公司分5笔向华博公司转款共526万元，华博公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转给向某指定的几家公司共约410万元，另向向某支付一笔30万元现金。 以上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被告人孙立冬、徐寅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经查，依据二被告人的供述、证人吴某燕、向某、谢某竹的证言等在案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孙立冬、徐寅为谋取私利，刻意向天意恒业公司老板刘某亨谎报、夸大行贿金额，且为了不被公司发现，通过签订多份合同等方式共计侵占公司496万元款项，其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至于其为了掩人耳目签订虚假合同并通过他人收款而产生的其它费用，依法不在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辩护人关于上述款项系刘某亨承诺给被告人孙立冬、徐寅的奖金等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亦与二被告人极力隐瞒款项真实去向的行为自相矛盾，本院均不予采纳。 除上述证据外，认定全案事实的综合性证据还有： 1.各被告单位工商登记信息、被告人身份信息、《违法犯罪经历查询情况说明》、到案经过等。 2．深圳市福田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曾某灵等人串通投标、单位行贿、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案补充、收集、调取证据的复函》，证实被告人徐寅2019年5月23日归案后交代了办案单位尚未掌握的，向彭某辰行贿、串通投标及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被告人孙立冬于2019年6月8日归案后交代了办案单位尚未掌握的对曾某灵、曾某毅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犯罪事实。 3.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刑初4880刑事判决书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刑终624号刑事裁定书一份、《情况说明》，证明曾某灵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罚金人民币九千元，判决经二审维持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尚未执行。 4.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及清单:扣押曾某灵手机1部、曾某毅手机1部、孙立冬银行卡若干。 5.现金缴款单，证明案发后被告人曾某灵家属代其向本院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曾某毅家属代其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36000元。 6.《谅解书》、《证明》。证实天意恒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亨（已故）的儿媳鲍某鑫出具《谅解书》，对被告人孙立冬、徐寅的职务侵占行为表示谅解。通睿恒业公司（由天意恒业公司更名）出具《证明》表示上述谅解行为不持异议。 7.相关银行流水，证明涉案相关转账情况。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应依法予以惩罚。被告人曾某乔、刘某春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具体实施了行贿行为，属于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亦应就单位行贿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被告单位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人曾某灵、曾某毅，在土地开发项目招投标过程中，作为投标人与招标人互相串通，损害其他投标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串通投标罪，应依法予以惩罚； 被告单位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非国家工作人员曾某灵、曾某毅行贿，数额较大；被告人曾某灵、曾某毅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及副董事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财物并为其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分别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均应依法予以惩罚； 被告人孙立冬、徐寅作为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受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亨的指派直接实施了上述行贿、串通投标行为；孙立东还受指派实施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为；其二人亦应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上述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同时，被告人孙立冬、徐寅身为公司员工，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将公司财产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亦应依法予以惩罚；上述被告单位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人孙立冬、徐寅、曾某灵、曾某毅均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单位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被告人曾某乔、刘某春归案后均能基本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并对指控的罪名表示认罪认罚，具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曾某乔、刘某春作为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且在本案中主动缴纳全部罚金，具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本院决定对二被告人适用缓刑。 在通睿恒业公司本案多起单位犯罪中，其实际控制人刘某亨（已故）作为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于决策和指挥实施犯罪的地位，具有概括的犯罪故意，应该对单位故意范围内的整个犯罪结果负责，即应负主要责任；被告人孙立冬、徐寅受刘某亨领导和指派，处于具体实施犯罪的地位，属于单位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具有具体的犯罪故意，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具体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 被告人徐寅归案后能基本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已经掌握的向谢某竹单位行贿的犯罪事实，具有一定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向彭某辰等人单位行贿的犯罪事实，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上述罪行属同种罪行，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其还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串通投标、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天意恒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亨（已故）的儿媳出具《谅解书》对被告人徐寅的职务侵占行为表示谅解，通睿恒业公司（由天意恒业公司更名）对此亦无异议，本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 被告人孙立冬归案后能基本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已经掌握的单位行贿、串通投标及职务侵占的主要犯罪事实，具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还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天意恒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亨（已故）的儿媳出具《谅解书》对被告人孙立冬的职务侵占行为表示谅解，通睿恒业公司（由天意恒业公司更名）对此亦无异议，本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 经查，被告单位昌益祥公司、春企公司向彭某辰等人支付行贿款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8月28日；被告单位向天意恒业公司向彭某辰等人支付行贿款的时间为2015年8月24日。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单位行贿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增加了并处罚金的规定,并自2015年11月1日起开始施行。故上述各被告单位向彭某辰等人单位行贿发生在修正案之前,依据适用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于该单单位行贿行为，应适用修正前的刑法对被告人曾某乔、刘某春、孙立冬、徐寅定罪处罚,但不予并处罚金。 六、在串通投标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曾某灵、曾某毅作为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串通投标行为由二被告人共同商议实施。但依据本案现有证据，被告人曾某毅作为公司副董事长，对于涉案串通投标行为系知情、默许，并配合董事长曾某灵完成该犯罪行为。在具体量刑时，根据其和曾某灵在本单犯罪中的地位、具体分工及情节适当予以区别。 被告人曾某灵、曾某毅均因本案串通投标行为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主动到案接受调查，且归案后虽对行为性质有所辩解，但均能基本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在归案后还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事前已掌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事实，依法亦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归案后通过家属全额退缴违法所得，具有悔罪表现，本院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曾某灵曾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千元。该判决经二审维持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尚未执行。被告人曾某灵在上述前罪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在判决宣告以前尚有本案其他犯罪没有判决，依法应将其前罪判处的刑罚与本案犯罪判处的刑罚予以数罪并罚。依据《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被告人曾某灵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数罪既有有期徒刑又有拘役，故依法仅执行有期徒刑，罚金合并执行。 对于被告人、辩护人以上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情采纳。对于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其他辩护意见本院已在查明各宗犯罪事实部分述明裁决理据，不再一一论及。综上，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深圳市昌益祥投资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七百万元。 （已缴纳的罚金上缴国库。） 二、被告人曾某乔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社区矫正执行地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已缴纳的罚金上缴国库。） 三、被告单位深圳市春企投资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 （已缴纳的罚金上缴国库。） 四、被告人刘某春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社区矫正执行地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已缴纳的罚金上缴国库。） 五、被告单位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百四十万元；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串通投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四百二十万元。 （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 六、被告人孙立冬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八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8日至2025年6月7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完毕。） 七、被告人徐寅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5月24日起至2022年11月2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完毕。） 八、被告人曾某灵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九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完毕。） 九、被告人曾某毅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告人曾某毅被取保候审前被羁押七个月，刑期已折抵完毕；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完毕。） 十、责令被告人孙立冬、徐寅向被害单位深圳市通睿恒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496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尹 川 人民陪审员  韦开丽 人民陪审员  肖丽英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杜晨露 刘飞飞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二十三条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三十一条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一百六十四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