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3969号原告：广州锐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谢家庄宝树一街****。法定代表人：刘佩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崎，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海，男，196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系该司员工。被告：广州赤绿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聚龙街****。法定代表人：陈苏荣，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杰，广东天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锐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图公司”）诉被告广州赤绿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受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冯齐广一人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锐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崎、刘正海及被告赤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苏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锐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诉称：2018年10月16日，被告与原告签订采购合同（编号：PC2018121003），被告向原告采购步步高（5000个、单价27元）、福临门（20000个、单价19元）、迎彩福（15000个、单价14元）等年货制品，总价值725000元。被告应预付定金217500元，2018年12月25日起原告逐步交货，出货时被告逐步付款，2019年1月30日前付清。送货地点广州市白云区。合同生效后，原告即着手购进原材料，并着手加工制作。直到2019年1月初，春节临近，被告才向原告提出，需要减少原协议确定的货物数量，并愿意承担因需求货物减少给原告带来的经济损失。2019年1月12日，原、被告经过协商，双方达成补充协议：1．迎彩福和福临门首批各1000个，于2019年1月13日出货，出货前被告支付原告30000元；2．迎彩福和福临门第二批各2000个，于2019年1月18日交付，被告于2019年2月2日以前再支付给原告70000元；3．因未能生产造成的材料费及其他损失由被告承担。被告于2018年12月29日预付货款30000元、2019年1月4日支付20000元与30000元，共80000元，没有向原告支付任何其他款项。其中2019年12月29日支付的30000元，以及2019年1月4日支付的20000元为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因前期未能生产而造成的材料费及其他损失的保证金。依据就是附加协议的第四条，2019年1月13日支付的30000元为货款。原告先后向被告供货价值共计103850元；另原告为了履行涉案合同，先行购进了履约材料，但被告之后对需求货物的数量大幅减少，造成了原告价值188257元的材料浪费，该笔费用依据附加协议第四条及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都应当由被告承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货款103850元，加上被告应当承担的材料损失188257元，减去被告已经支付的80000元，被告还应当向原告支付212107元。虽然原告多次追讨，被告仍拒绝支付上述款项。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及浪费的材料款项共计212107元；2．被告自起诉之日起支付拖欠货款及浪费的材料款的利息（以212107元为基数，年利率6%计算，直至被告全部还清拖欠的货款及浪费的材料款项为止）；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法院受理费。被告赤绿公司辩称：一、关于原告提交的《广州锐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合同》，该合同未生效，也未实际履行。并且，被告与原告已协商一致变更了该合同，并签订了《关于赤绿农业年货包装处理方案原合同之附加协议》。原告提交的《广州锐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合同》显示，合同签订的时间应该是2018年12月18日，且合同约定“定金30%（217500元）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甲方支付完定金后合同生效”。实际上，被告未曾向原告支付过定金217500元，依该合同的约定，该合同并未生效。其后，被告与原告协商一致变更原合同，并于2018年12月29日及2019年1月4日，被告分别向原告支付3万元及2万元的新年礼盒预付款，让原告于2019年1月13日及2019年1月18日生产礼盒，双方并签订《关于赤绿农业年货包装处理方案原合同之附加协议》变更原合同，变更为：迎彩福和福临门首批各1000个，1月13日出货；迎彩福和福临门再生产2000个，于2019年1月18日交付。（因交货时间延误被告有权追究原告的责任，交货总数在正负3%以内，被告应予以接受）二、由始至终，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及其采购的原材料及数量等问题。原告与被告双方已经明确同意变更原合同，在签订《关于赤绿农业年货包装处理方案原合同之附加协议》时，原告对于实际采购原材料的数量应是清楚明确的，但是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及原材料的任何事宜。必须明确一点，被告亦从未收到原告的《对账单》及《催收函》。三、原告违反协议的约定，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交付货物，致使被告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2019年1月13日至2019年1月21日，原告向被告交付货物合计福临门3708个、迎彩福2109个，货款总金额为99978元。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货款8万元。按照协议的约定，原告应于2019年1月18日向被告交付迎彩福和福临门各2000个，但是原告逾期交付货物，正值春节临近，致使第三方取消被告的年货订单（预计3千多盒，货物价值30多万），造成被告严重的经济损失。被告未向原告支付的货款19978元，该货款金额尚不足以弥补被告的亏损。被告有权保留追究原告的违约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现恳请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1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广州锐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产品“步步高升”，数量为5000，金额为135000元，备注“182金卡裱2MM灰板，内托金卡刀卡”；产品“福临门”，数量为20000，金额为380000，备注“双层，157双铜裱2MM灰板，金卡刀卡”；产品“迎彩福”，数量为15000，金额为210000，备注“双开，157双铜裱2MM灰板，金卡刀卡”。付款方式为预付定金30%（217500元），出货时逐步付款，于2019年1月30日前付清。交货日期为2018年12月25日起逐步交货。签订上述合同后，原告于2018年12月24日向案外人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购买生产原料，购货金额为156621.06元。其中，出货单号为Y181224020的《送货单》载明：品名及规格为铝箔234#/P153/787*410mm/哑金的纸张数量为15090张，单价为0.62元；品名及规格为铝箔234#/P153/787*500mm/哑金的纸张数量为9500张，单价为0.76元；品名及规格为铝箔234#/P153/1092*500mm/哑金的纸张数量为9000张，单价为1.34元；品名及规格为铝箔234#/P153/1092*470mm/哑金的纸张数量为9880张，单价为0.98元；品名及规格为PET光银/234#/P182/889*610mm的纸张数量为7800张，单价为1.09元；品名及规格为PET光银/234#/P375/889*540mm的纸张数量为3400张，单价为1.41元；品名及规格为铝箔哑金234#/P375/787*680mm的纸张数量为4700张，单价为1.72元。出货单号为Y181224011的《送货单》载明：品名及规格为平面系列179#/星梦/P120/889*900mm的纸张数量为9239张，单价为1.485元；品名及规格为铝箔哑金234#/P375/787*740mm的纸张数量为7300张，单价为1.771元；品名及规格为铝箔哑金234#/P375/787*630mm的纸张数量为9670张，单价为1.51元；品名及规格为铝箔234#/P255/787*680mm的纸张数量为7350张，单价为1.3元；品名及规格为铝箔234#/P153/889*720mm/哑金的纸张数量为3700张，单价为1.22元。原告于2018年12月30日向案外人广州伟城纸业有限公司购买生产原料，金额为24124元。其中，《销售单》载明：名称为250克单铜，规格为889*540，张数为5300，单价为0.61元；名称为250克单铜，规格为889*940，张数为10300，单价为1.02元；名称为250克单铜，规格为787*480，张数为15500，单价为0.67元。原告于2019年1月2日向案外人广州圣诺印刷有限公司购入面纸和手挽袋51932元。其中，《送货单》载明：名称及规格为步步高面纸，数量为5200，单价为1.1元；名称及规格为福临门面纸，数量为20300，单价为0.67元；名称及规格为迎彩福面纸，数量为15300，单价为0.69元；名称及规格为步步高手挽袋，数量为5100，单价为0.44元；名称及规格为福临门手挽袋，数量为20300，单价为0.41元；名称及规格为迎彩福手挽袋，数量为15300，单价为0.39元；名称及规格为福临门内贴，数量为11500，单价为0.48元；2018年12月29日，被告向原告指定银行账号转账支付30000元，转账备注新年礼盒预付款。2019年1月4日，被告向原告指定银行账号转账支付20000元，转账备注礼盒。2019年1月12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补充签订《关于赤绿农业年货包装处理方案原合同之附加协议》，约定：迎福彩和福临门首批各1000个，于1月13日出货，出货前甲方支付给乙方货款30000元；上述两款再生产各2000个，于2019年1月18日交付。（因交货时间延误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责任，交货总数在正负3%以内，甲方应予以接受）。货物交付后，2019年2月2日前甲方再支付给乙方货款70000元。因未能生产的而造成的材料费及其他损失由甲方承担，其中订金的50000元作为该费用保证金，多退少补。具体金额由双方据实核算。2019年1月13日，被告向原告指定银行账号转账支付30000元。2019年1月13日至1月21日期间，原告向被告发货“福临门双层盒”3708件、“迎彩福双开盒”2109个，货款金额合计99978元，并制作相应的送货单。另查，原告制作《2019年对账单》载明：2019年原告向被告发货福临门双层盒3900件，迎彩福双开盒2125件，货款金额合计103850元，本月预收订金30000元，累计应收合计73850元。原告制作《2019年1月对账单》载明：未生产盒子材料费188257元。再查，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赤绿农业年货包装剩余材料表》，其中载明：步步高四层盒面纸由广州圣诺印刷有限公司的步步高面纸和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的PET光银/234#/P182/889*610mm组成，单价为1.1+1.09=2.19元；步步高四层盒手挽袋由广州圣诺印刷有限公司的步步高手挽袋和广州伟城纸业有限公司规格为889*540的250克单铜组成，单价为0.44+0.61=1.05元；步步高四层盒的内贴纸由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的PET光银/234#/P375/889*540mm（过胶未计），单价为1.41元；步步高四层盒的内卡纸由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的铝箔哑金234#/P375/787*680mm（过胶未计）组成，单价为1.72元；福临门双层盒的面纸由广州圣诺印刷有限公司的福临门面纸和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的平面系列179#/星梦/P120/889*900mm（一张纸切成三张）组成，单价为0.67+1.485/3=1.165元；福临门双层盒的手挽袋由广州圣诺印刷有限公司的福临门手挽袋和广州伟城纸业有限公司规格为889*940的250克单铜组成，单价为041+1.02/2=0.92元；福临门双层盒的内贴纸由广州圣诺印刷有限公司的福临门内贴和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的铝箔234#/P153/889*720mm/哑金（一张纸切成三张），单价为0.48+1.22/3=0.89元；福临门双层盒的内卡纸由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的铝箔哑金234#/P375/787*630mm（一张纸切成两张，过胶未计）组成，单价为1.51/2=0.75元；迎彩福双开盒的面纸由广州圣诺印刷有限公司的迎彩福面纸和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的铝箔234#/P255/787*680mm/哑金（一张纸切成两张），单价为0.69+1.3/2=1.34元；迎彩福双开盒的手挽袋由广州圣诺印刷有限公司的迎彩福手挽袋和广州伟城纸业有限公司规格为787*480的250克单铜组成，单价为0.39+0.67=1.06元；迎彩福双开盒的围条纸由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的铝箔234#/P153/1092*500mm/哑金（二合一）组成，单价为1.34*2=2.68元；迎彩福双开盒的内卡由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的铝箔哑金234#/P375/787*740mm（一分为二）组成，单价为1.771/2=0.89元。本院于2020年7月1日前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龙归夏良2队永安街88号3楼对原告主张为未生产的原料进行现场勘查。经勘查核算，现存原料数量为步步高四层盒面纸5525张、手挽袋4085张、内贴纸1420张、内卡纸1800张；福临门面纸6670张、手挽袋2900张、内贴纸4130张、内卡纸8400张；迎彩福面纸4720张、手挽袋4250张、围条纸1890张、内卡4800张。经结合本院现场勘查的剩余原料数量和原告提供的《赤绿农业年货包装剩余材料表》中载明单价进行核算，剩余原料价值金额为62068.45元。以上事实，有《广州锐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合同》、销售单、银行流水、《关于赤绿农业年货包装处理方案原合同之附加协议》、送货单、《2019年对账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就买卖步步高升、福临门、迎彩福等年货产品签订《广州锐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合同》和《关于赤绿农业年货包装处理方案原合同之附加协议》，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尽职守。关于被告收取的货品金额，原告虽主张被告收取价值103850元的货物，但依据原告举证的送货单及被告自认，仅能证明原告按被告发货99978元的货物，故本院认定被告仅收取99978元的货物，超出部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损失数额的认定。结合本院勘查结果和原告举证的案外人广州圣诺印刷有限公司、广州伟城纸业有限公司、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出具的《送货单》、《销售单》，本院确认原告主张的涉案原料的单价构成依据和相应金额，即本院确认损失数额为62068.45元。至于被告是否需要承担减少供货所导致的材料损失费用。被告抗辩该附加协议约定的材料费及其他损失是指原告生产附加协议中约定的6000件产品所产生的余料损失。但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关于赤绿农业年货包装处理方案原合同之附加协议》约定“因未能生产的而造成的材料费及其他损失由甲方承担，其中订金的50000元作为该费用保证金，多退少补”和双方陈述，本院认为，首先，从语义上分析，原、被告双方签订附加协议之时，原告已经完成涉案原材料的进货，临近交货时间变更交易量由提出变更的被告承担损失更符合交易常理。其次，根据本院现场勘查的情况显示，涉案原料具有一定特定性，部分原材料印有被告指定的图案，原告确无法用于其他生产。故在被告未能提出反证证明原告主张原料非本案产品所需原料的情况下，被告提出减少交易量造成原告经济损失。再次，依据《广州锐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合同》的约定，原告应于2018年12月25日起逐步交货，但根据本院查明事实，原告最早的交货时间为2019年1月13日，结合当年春节时间，涉案货品作为年货具有时令特性等，原告延误交货的行为，对被告减少交易量亦存在一定过错。因此，综合双方的附加协议约定、履约情况、涉案原料现场勘查情况，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对减少交易量导致的涉案原料损失承担60%的责任，被告需支付损失材料款62068.45×60%=37241.07元。即扣减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的80000元，被告仍需向原告支付货款和材料款57219.07元（99978元+37241.07元-80000元）。关于原告诉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因原告该项主张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情况，依法调整为以57219.0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的标准，自2020年2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以原告主张的年利率6%为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广州赤绿农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广州锐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材料款57219.07元和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57219.0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的标准，自2020年2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以年利率6%为限）；二、驳回原告广州锐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81.6元，由原告广州锐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3272.6元，由被告广州赤绿农业有限公司负担1209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齐广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黄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