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吉民终30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吉林市鑫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原吉林市鑫资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都晓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波，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劲鹏，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吉林市国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吉林市国鑫支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市昌邑区。 法定代表人：吉英慧，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宏伟，吉林证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玉芹，女，1950年4月13日生，汉族，吉林省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吉林市船营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吉林省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市船营区。 法定代表人：孙玉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钰喜，男，该公司员工。 第三人：刘冰，男，1973年7月12日生，汉族，住吉林市昌邑区。 上诉人吉林市鑫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泉公司、原鑫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吉林市国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鑫公司）、孙玉芹、吉林省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城公司）、第三人刘冰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吉02民撤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鑫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波、张劲鹏，国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宏伟，悦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钰喜，第三人刘冰到庭参加诉讼。孙玉芹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撤销（2018）吉02民终2925号民事判决；二、诉讼费由国鑫公司、悦城公司和孙玉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5日，原吉林市国鑫支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市国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1月23日，孙玉芹作为借款人，国鑫公司作为贷款人签订了《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孙玉芹向国鑫公司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3年11月23日起至2014年2月22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5‰，逾期还款罚息利率为在合同约定借款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00%。孙玉芹在该合同上签名并按指印。同日，孙玉芹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吉林市国鑫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贷款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00元。并同意将此款打入指定账户，户名：刘艳杰，卡号：×××。孙玉芹在收款人处签名并按指印。悦城公司为该笔1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并与国鑫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到期日起二年止。2013年11月23日，国鑫公司通过其工作人员吉圣杰的银行卡向孙玉芹指定的刘艳杰的银行卡中转款96万元。 2013年12月25日，孙玉芹作为借款人，国鑫公司作为贷款人签订了《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孙玉芹向国鑫公司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3年12月25日起至2014年3月24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5‰，逾期还款罚息利率为在合同约定借款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00%。孙玉芹在该合同上签名并按指印。同日，孙玉芹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吉林市国鑫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贷款人民币（大写）：伍佰万元整，（小写）：￥5,000,000.00元。孙玉芹在收款人处签名并按指印。悦城公司为该笔5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并与国鑫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到期日起二年止。2013年12月28日，国鑫公司通过其工作人员吉圣杰的银行卡向孙玉芹的银行卡中转款100万元。2014年1月23日，国鑫公司通过其工作人员吉圣杰的银行卡向孙玉芹的银行卡中转款400万元。 国鑫公司向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起诉时称：第一笔100万元的借款，孙玉芹已按照月息4%自借款日至2014年4月25日共计偿还利息20万元。第二笔500万元借款中的100万元借款，孙玉芹已按照月息3.5%偿还了4个月的利息，共计偿还利息14万元；500万元借款中的400万元借款，孙玉芹已按照月息3.5%偿还了3个月的利息，共计偿还利息42万元。国鑫公司向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判令孙玉芹、悦城公司偿还国鑫公司贷款本金600万元及自2014年4月23日起至本金全部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的利息。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0202民初183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孙玉芹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国鑫公司借款本金56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本金565万元、月利率2%，自2014年4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国鑫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8年12月4日，孙玉芹不服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8）吉0202民初1830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查明，孙玉芹已通过国鑫公司时任经理刘冰清偿了案涉借款本息。并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8）吉02民终2925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8）吉0202民初183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国鑫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9年4月16日，刘冰以国鑫公司、孙玉芹、悦城公司等为被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吉02民撤2号民事裁定，驳回刘冰的起诉。刘冰不服该民事裁定，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吉民终38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9年9月20日，鑫泉公司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2018）吉02民终2925号民事判决。 再查明：2019年4月11日，原吉林市鑫资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资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市鑫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2月6日，鑫资公司与刘冰在吉林市江城公证处办理授权委托手续，吉林市江城公证处出具（2013）吉江城证字第3642号公证书，该公司委托刘冰作为受托人全权代表，负责办理：公司日常经营、人事变动、贷款审批与发放、同业之间拆借及与公司经营的相关事宜。 2013年2月6日，贷款人鑫资公司与借款人悦城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借款45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2013年2月6日至同年4月5日）。2013年2月6日，孙玉芹与鑫资公司签订《保证担保合同》。 2013年9月24日，贷款人鑫资公司与借款人悦城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2013年9月24日至同年12月23日）。2013年9月24日，孙玉芹和苏恒分别与鑫资公司签订《保证担保合同》；同日悦城公司与鑫资公司签订《抵押担保合同》。 2013年10月11日，贷款人鑫资公司与借款人孙玉芹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借款250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2013年10月11日至2014年1月10日）。2013年10月11日，悦城公司与鑫资公司签订《保证担保合同》。 2013年10月11日，贷款人鑫资公司与借款人孙玉芹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借款40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2013年10月11日至2014年1月10日）。2013年10月11日，悦城公司与鑫资公司签订《保证担保合同》。 又查明：2011年6月2日，刘冰到原吉林市国鑫支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工作，2013年1月28日刘冰任该公司的总经理。2015年9月30日辞职，后又于2016年4月1日回到该公司工作，2017年3月31日再次从该公司辞职。 另查明：孙玉芹自认所偿还国鑫公司案涉款项的时间及数额为：2013年11月23日借款当日还款96万元；2014年1月5日孙玉芹通过其建行卡转给刘冰102500元，以现金向刘冰账户存款10万元，合计202500元；2014年1月19日孙玉芹通过其建行卡转刘冰205200元；2014年1月23日孙玉芹通过其建行卡转刘冰436万元；2014年1月27日孙玉芹通过其建行卡转刘冰125000元；2014年2月18日孙玉芹通过其建行卡转刘冰407700元。 2019年3月18日，一审法院以刘冰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向吉林市公安局昌邑分局发出移送函。2019年4月9日，吉林市公安昌邑分局经济侦查大队作出刘冰涉嫌职务侵占案的受案回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鑫泉公司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二、孙玉芹所偿还款项与鑫泉公司之间的关系；三、（2018）吉02民终2925号民事判决是否应当予以撤销。 一、关于鑫泉公司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本案中，（2018）吉02民终2925号民事判决认定刘冰代表国鑫公司收取孙玉芹还款，继而认定孙玉芹与国鑫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对鑫泉公司与孙玉芹和悦城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变动具有实质影响，即该案处理结果与鑫泉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鑫泉公司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适格原告。 二、关于孙玉芹所偿还款项与鑫泉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刘冰主张其为鑫泉公司的授权代理人，并提供了经过公证的鑫泉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及证明材料，可以认定刘冰与鑫泉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是，鑫泉公司在诉讼中既没有提供其与孙玉芹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最终结算书或者对账凭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孙玉芹与刘冰之间有约定，孙玉芹按照刘冰的指令向刘冰指定的银行卡中所汇付的款项，为归还鑫泉公司的款项，而非归还国鑫公司的款项。孙玉芹在其他案件的庭审中否认其所偿还的案涉款项为偿还鑫泉公司款项。 另外，国鑫公司在情况说明中指出，2011年6月至2017年3月，刘冰在国鑫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负责公司贷款业务，同时也是国鑫公司股东，且在（2018）吉02民终292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孙玉芹向法院提交了国鑫公司的工商变更档案的证据，证明2013年1月28日，国鑫公司股东由吉圣杰变为刘冰，公司总经理由周政变更为刘冰，因此，孙玉芹有理由认为刘冰为国鑫公司的总经理及股东，向刘冰名下的银行卡所汇款项，即为归还国鑫公司的欠款。 三、关于（2018）吉02民终2925号生效民事判决是否应当予以撤销的问题。鑫泉公司主张，在2013年2月6日，孙玉芹通过刘冰与鑫泉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并出具了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经由刘冰的卡向孙玉芹转款450万元，孙玉芹当日即转给国鑫公司，孙玉芹明知其是与鑫泉公司发生借贷关系，且孙玉芹与国鑫公司之间的出入款项，均是通过吉圣杰发生，与刘冰无关，因此孙玉芹打到刘冰卡中的款项，应当属于偿还鑫泉公司的款项，与国鑫公司无关。而国鑫公司在庭审中自认，其公司业务具体是由刘冰负责，吉圣杰负责收款放款，刘冰负责审核。因此，孙玉芹有理由相信刘冰及吉圣杰向孙玉芹汇款及收款的行为均系代表国鑫公司，刘冰隐瞒了鑫泉公司委托其办理业务的事实，故孙玉芹相信其是与国鑫公司发生的借贷关系，因此，本案孙玉芹向刘冰账户汇款，系偿还国鑫公司的借款，与鑫泉公司无关。即使鑫泉公司认为其与孙玉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其现不足以证明孙玉芹所欠款项应由本案争议款项来偿还，其亦应另行向孙玉芹主张权利。因此，（2018）吉02民终2925号生效民事判决并未损害鑫泉公司的合法权益，故鑫泉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鑫泉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事实根据，其诉请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吉林市鑫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651元，由吉林市鑫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鑫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吉02民撤3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共同承担。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撤销（2019）吉02民撤3号判决。1.依据被上诉人的自认和辩解认定案件事实，忽略反应客观事实的书证。在（2019）吉02民撤3号判决中，一审法院已经认定鑫泉公司系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如鑫泉公司作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适格，则意味着鑫泉公司的合法权利，已经受到了（2018）吉02民终2925号民事生效判决所认定事实的影响。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应依据被上诉人的“自认”或者辩解来认定，应当依据客观事实证据即银行转账流水、委托书、汇款凭证等书证来重新认定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对于鑫泉公司提交的所有与孙玉芹的银行往来流水及刘冰作为鑫泉公司小贷业务代理人（有权负责收付款）等反应客观事实的书证置之不理，仍然按照吉林市国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自认”来认定案件事实，明显有失公正。2.一审法院依据孙玉芹在（2018）吉02民终2925号民事判决中陈述的事实，认定本次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案件事实，明显错误。孙玉芹在本次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没有出席参加庭审活动。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如何援引其“自认”的内容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未经过法庭调查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鑫泉公司正是因为孙玉芹与吉林市国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恶意“自认”和串通，产生（2018）吉02民终2925号民事生效判决，对自身债权产生影响才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而在（2019）吉02民撤3号民事判决中仍然援引孙玉芹2925号判决的“自认”内容，显然违反证据举证质证程序的，因此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吉02民撤3号民事判决明显错误应当被撤销。二、一审法院驳回鑫泉公司诉讼请求的依据明显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即使鑫泉公司认为其与孙玉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其现不足以证明孙玉芹所欠款项应由本案争议款项来偿还，其亦应另行向孙玉芹主张权利”，因此认定（2018）吉02民终2925号民事生效判决并未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事实上，鑫泉公司在一审法庭调查中，已经将孙玉芹借款合同，银行流水等书证，均已提交，而对于欠款的事实，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反驳其真实性；在鑫泉公司与孙玉芹借贷关系未结清的情况下，孙玉芹与国鑫公司之间也产生了借贷关系，那么同时存在两个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作为债务人的孙玉芹还款的事实，向谁还款不能按照孙玉芹自认作为反应客观事实的证据，应当按照银行流水所反映的客观情况和债权人的认可来认定。2.在一审审理中孙玉芹缺席，那么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客观证据责任认定整个案件的重要依据，在鑫泉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和对刘冰的授权委托书，足以证明刘冰具有代表鑫泉公司收款和放款的能力，并且孙玉芹向鑫泉公司员工李军波还款银行流水和向刘冰个人账户转账的流水，足以证明孙玉芹在向鑫泉公司借款后，已经依约进行了还款，这样鑫泉公司作为债权人对孙玉芹的债权也相应减少，所以鑫泉公司无须再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孙玉芹的欠款问题。3.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说法，鑫泉公司需要对孙玉芹已经归还的债务视为未清偿，须通过提起诉讼来追偿，显然对鑫泉公司增加了负担，更是对鑫泉公司不公平的。三、本案中存在刘冰受到牵连，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出任何评价。1.刘冰作为鑫泉公司的合法代理人，从事借贷业务经过授权，其产生的代理后果应当由鑫泉公司承担。而在刘冰与孙玉芹的借贷关系中，孙玉芹向刘冰还款的事实，已经通过鑫泉公司和刘冰收款的认可，足以证明刘冰并非代表国鑫公司收取款项。2.因为（2018）吉02民终2925号民事生效判决中孙玉芹和国鑫公司自认刘冰的收款行为是代表国鑫公司，所以对刘冰个人已经移交经侦部门立案侦查，并且查封了刘冰的个人财产，虽然没有限制刘冰的人身自由，但是已经影响刘冰个人财产的处分权。3.对于刘冰个人的行为，不能通过国鑫公司的“自认”来认定，国鑫公司只能“自认”其自身的事实，应当通过刘冰的自认和相关的书证来证实案件情况。同时孙玉芹还款和向谁还款，不应仅凭其“自认”来认定，应当结合收款人和债权人的认可和客观银行流水明细来综合认定。4.鉴于（2018）吉02民终2925号民事生效判决作出后，刘冰与2925生效判决有关的刑事案件便展开侦查，现仍在继续，恳请贵院对此做出相关处理，还刘冰以清白。综上所述，鑫泉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避重就轻，仅凭国鑫公司的“自认”，和未出庭当事人的“自认”，忽略重要客观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作出的判决，明显有失公允，恳请贵院依法撤销（2019）吉02民撤3号民事判决，支持鑫泉公司诉讼请求。 国鑫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刘冰既是国鑫公司的股东又是总经理足以让孙玉芹相信其收款行为代表国鑫公司，刘冰隐瞒实际控制鑫资公司的事实，足以让孙玉芹相信还款是还给国鑫公司的借款。 悦城公司辩称：同意国鑫公司的答辩意见。 刘冰述称：自2012年的9月至2014年6月期间，我与李军波代表鑫泉公司累计向孙玉芹及悦城地产累计放款2864万元，孙玉芹及悦城房地产累计还款2684万元，在不计算利息的前提下尚欠本金180万元，并且在2013年11月23日之前累计向孙玉芹放款2161万元，累计收回1038万元，尚有1100余万元在此期间未还给鑫泉公司，欠了鑫泉公司这么多钱，我也不可能代替国鑫公司收款。我在国鑫公司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财务人员，也没有任何的授权，放款不通过我，还款也不通过我，这一直是国鑫公司与孙玉芹交易的惯例，可以从吉圣杰与孙玉芹的账目中看出，两家公司同时与孙玉芹发生借贷往来时，孙玉芹还款也都清晰的还给各方，并且孙玉芹通过我向鑫泉公司借款，所有款项仍未还清，也从未委托过我向国鑫公司还款，这在庭审记录当中国鑫公司是承认的，而在庭后国鑫公司自认收到了孙玉芹的还款，已经侵害了我个人的合法权益，国鑫公司只能自认其自身的事实，我本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责任人，国鑫公司没有权利替我自认任何事实，并且可以从国鑫公司与孙玉芹发生的6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看出，我本人并未经手，合同是由吉圣杰与孙玉芹签订的，审批的印鉴为吉英慧，也就是国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本人并未有任何签字与经手。孙玉芹在本案中所述的还给的国鑫公司的八笔借款只是还给鑫泉公司2684万元中的一部分，那么在2013年11月23日之前的还款，和在2014年2月18日之后的还款，这又作何解释，孙玉芹陈述的谎言和国鑫公司的自认明显是在互相串通。案涉中的八笔款项，第一笔的90.5万元，是由悦城公司的会计刘艳杰向鑫泉公司的员工李军波还款，这也正是因为李军波也向孙玉芹发放过多笔贷款，而产生的孙玉芹向李军波的还款行为；第二笔现金5.5万元，并未收到该笔款项，对方仅以取款凭证就认定该笔款项就还给鑫泉公司了，明显是在撒谎；第三笔和第四笔的还款10万元和10.25万元是在同一天还款，合计为20.25万元，与孙玉芹在2013年9月11日、2013年12月3日、2014年3月4日和2014年5月26日还款金额是一致的，并且有连续性，孙玉芹曾经在孙玉芹的还款凭证上可以看到其上有明确标注，还款450万元的利息；第五笔20.52万元在孙玉芹的还款凭证上有明确标注，还290万元、66万元、100万元利息，这期间只有鑫泉公司与孙玉芹有290万元、66万元、100万元的合同，并且该还款也有连续性，后续可以在2014年的3月11日、2014年4月23日均有相同还款；第六笔2014年1月23日孙玉芹向刘冰转款436万元，孙玉芹在汇款凭证上亲笔标注还2013年9月24日借500万元，还400万元，差100万元，与鑫泉公司借款时间、金额均相符，这也证明了鑫泉公司与孙玉芹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多笔借贷关系的事实，孙玉芹明知鑫泉公司的存在，也知道通过我向鑫泉公司借款及还款的事实，那么由当日的转账凭证也可以看到，孙玉芹向我转款之后，我当日即将此款项转入李军波卡中，李军波随即向鑫泉公司账户转款400万元以及6.2万元，冲销了孙玉芹于2013年9月24日在鑫泉公司借款500万元中的400万元；第七笔2014年1月27日孙玉芹向刘冰还款12.5万元，也是还给鑫泉公司的欠款；第八笔是孙玉芹向刘冰还款40.77万元，实际是为20.25万元和20.52万元合计数，以上还款均是通过我与李军波的账户归还鑫泉公司的借款，前后数额相符，且有连续性。由此可见，孙玉芹表述的由国鑫公司当日借款即当日还款的一说并不存在，以上八笔的合计金额也是2925案件当中争议的焦点，并且由孙玉芹在法庭上提供的在2014年的2月25日刘冰出具的收条一份，上面写到，今收到孙玉芹还吉林市鑫资小额贷款500万元整，特立此据，收款人刘冰，也说明孙玉芹是知道与鑫泉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她也清楚知道我代表鑫泉公司与其的收付款行为，要不然她也没有必要时隔6年还保留着该收条。2014年6月17日孙玉芹与刘冰签订的30万元的借据，且在借据中明确标明，借款30万元用于还吉圣杰600万元的利息，与孙玉芹自述已于2014年的2月18日之前结清了国鑫小贷全部借款不符，明显是在撒谎，并且在2013年2月6日悦城公司向鑫泉公司借款450万元，当日由我的账户转入孙玉芹的账户，同日从国鑫公司提供的账目流水中可以看到孙玉芹当日即将该笔款项全部转入了吉圣杰的卡中，用以偿还了国鑫公司的欠款，之后还有多笔，这也可以证实孙玉芹知道鑫泉公司的存在，也明确知道我代表鑫泉公司向其借款。综上所述，2925的判决和吉林中院民撤3号的判决对鑫泉公司是有失公允的，只有猜测而不注重证据，并且我本人的利益也因此受到了极大损害，国鑫公司多次以2925判决向昌邑区人民法院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并查封了我个人财产，同时又以同一事由向经侦报案，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已经退回公安机关，使我本人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困扰，本次的判决将会对我日后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请法庭予以公正判决。 二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仅限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原审诉讼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第三人利益。首先，国鑫公司和孙玉芹的借款合同与鑫泉公司无关，鑫泉公司不是（2018）吉02民终2925号案件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次，鑫泉公司虽认为其与孙玉芹有借贷关系，与上述案件事实上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事实上，鑫泉公司与上述案件的牵连关系体现在国鑫公司会以该案件判决为依据向鑫泉公司追偿，但鑫泉公司对于国鑫公司的追偿行为亦可提出相应的抗辩，现鑫泉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并无法律上的定论，在此情况下鑫泉公司的民事权益未受到现实侵害，并不存在与上述案件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鑫泉公司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三，鑫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国鑫公司与孙玉芹之间在上述案件中存在虚假诉讼。 综上，鑫泉公司不符合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要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2民撤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吉林市鑫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92651元，退还一审原告吉林市鑫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吉林市鑫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2651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芮海宏 审 判 员 宋 国 审 判 员 寇承魁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 李 镇 书 记 员 张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