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五寨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0928行初5号原告：赵某，男，1951年3月4日生,汉族，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某，山西天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忻州市忻府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地址：忻府区光明西街住建局**。法定代表人：张某，系该征收服务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山西云中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邢某，女，1965年9月6日生，汉族，住忻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山西神角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忻州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城南片区分指挥部（以下简称“城南片区分指挥部”），地址：忻州市忻府区胜利街**。负责人：刘明祥，系该指挥部指挥长。原告赵某诉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第三人邢某及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房屋拆迁管理一案，原告于2019年5月17日向原平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平市人民法院立案后因法定事由报请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5日作出（2019）晋09行辖7号行政裁定，裁定该案由本院管辖。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晋0928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判后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第三人邢某不服提起上诉，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晋09行终8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某，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第三人邢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1994年原忻州市(现为忻府区)第八中学为迁址新建校舍筹集资金，出售该校原旧校舍。同年12月30日,原告与该校签订了《买卖房屋协议书》，购买房屋价为28480元,位置位于该旧校舍第三排16号。原告先后支付该校三万元,其中三千为押金。原告当时在该校为临时工,后原告全权委托胞妹赵存鱼将原告购买的房屋予以拆除,并委托忻府区教育局工程师刘某2进行施工设计，在该地基上投资7万元建起二层小二楼。后原告返回大同居住,原告委托胞妹赵存鱼代为出租。直至2017年11月份，原告返忻后了解到,原告在第八中学建造的小二楼被忻府区政府有关部门为推进城市建设,维护公共利益而拆除征收。被告在拆除征收的整个过程中,既未通过任何途径告知原告关于忻州市忻府区两级政府征收拆除原告所建的个人房屋等有关事宜，也未征求原告的任何意见,更未给予任何安置补偿,侵害了原告合法享有的财产权益以及安置补偿权益。为此,原告在诉讼前,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17年12月1日分别向被告以及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提交了《关于要求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对征收我个人所有的房屋给予安置补偿申请书》,被告以及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拒绝向原告提供有关征收本案争议房屋的任何内容。为此,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书》,征收原告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依照忻州市人民政府忻政发[2016]35号文件对于征收的属于原告的房屋进行安置补偿。代县人民法院依法接受此案后,向被告送达起诉书。被告向该院提交答辩状辩称：“被告已于2017年8月，将涉案的房屋与第三人邢某签订了《忻州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对第三人邢某进行了安置补偿”，原告于2018年8月份到代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才从被告提交法院的答辩状中了解到上述情况。为此，原告于2018年7月25日向代县人民法院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依法撤销被告与第三人邢某以及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签订的《忻州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一审法院开庭的当日，法庭当庭征求被告与第三人的意见，被告与第三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一审法院当庭同意被告及第三人的意见,对原告提出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未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后原告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之规定。被告的违法性体现在以下几点：一、被告及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明知被安置补偿的第三人邢某对于被征收的房屋既无房屋产权证，也无土地证，更无房屋买卖协议，被告对于不属于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第三人邢某给予安置补偿明显违法；二、被告征收补偿给第三人邢某的依据是原告与忻州市第八中学签订的《买卖房屋协议书》，而该协议书上的买主为原告而非第三人邢某，邢某也未与原告签订任何购买房屋协议，但被告将产权存在争议的房屋安置补偿给了第三人邢某，侵害了原告合法享有的房屋被征收后享有的安置补偿权益。为此，原告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与第三人邢某以及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签订的《忻州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辩称，一、本案的实质是第三人邢某与原告赵某关于房屋所有权的民事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本案前期已经过代县法院、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两级法院均认为，原告赵某对本案所涉房屋的政府征收行为并无异议，仅对政府涉及该房屋的补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其实质是原告赵某与第三人邢某关于房屋所有权之间的民事争议；二、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的征收行为具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依据政府相关文件,被告作为忻府区房屋征收部门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征收补偿工作。2017年8月，为推进城市建设，维护公共利益，被告依法就涉案房屋与第三人邢某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合同编号第CN441号)，该合同约定，征收标的物为邢某位于南城门环路的房产，建筑面积323.7平方米，为砖混结构，其中地上面积200.24平方米，，地下8902平方米，其他建(构)筑物34.44平方米。经了解,该房屋与原告赵某所称涉案房屋为同一建筑。据第三人邢某及其四邻陈述以及相关证据表明,涉案房屋系邢某、郭万夫妇新建，并于1999年6月搬进新楼居住，与原告无关。基于上述事实，被告认为，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律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对其进行安置补偿没有事实依据，在无任何证据证实其系涉案房屋所有人（权利人）的情况下，其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三、原告应就其系涉案房屋所有权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明确了补偿的对象为房屋所有权人。本案中，原告诉请的基础在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故原告应当就其系涉案房屋所有权人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被告认为，原告与本案事实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裁决。第三人邢某述称，一、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拆迁不是瓦房而是小二楼，赵某购买的是忻州市南村联合学校地基不是房屋，本案拆迁的二层楼和赵某没有任何关系。赵某主张瓦房是1994年12月30日与忻州市第八中学签订买卖房屋协议书购买人是赵存鱼不是赵某，合同签字、摁印是赵存鱼，而且该房在1998年已经拆迁灭失，第三人1998年在原址盖起二层楼及附属建筑，2017年8月9日忻州市忻府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忻州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城南片区分指挥部与第三人签订《忻州城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拆迁的是第三人二层楼及附属建筑，不是在1998年已经拆迁瓦房，第三人不认识赵某，第三人的丈夫郭万和赵存鱼的丈夫娄满星系亲戚，娄满星是当时忻州市（现为忻府区）的教育局长，是以赵存鱼名字购置房屋并以3万元卖给第三人夫妻，当时购置塌毁房屋已经无法居住，该房当时没有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第三人购置后就拆迁该房建造新楼居住至拆迁前已有19年，有四邻证言为证。二、原告将民事案件房屋所有权确权纠纷和行政案件混为一谈。二者法律依据不同、举证责任不同、证据要求不一样，涉案房屋已经不是1994年购置坍塌平房，而是1998年第三人新盖楼房，产权已经转移。三、原告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主体、诉求，基本事实和代县法院、忻州中院生效判决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相同。四、原告的诉求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赵某提交的是支付房屋宅基地款27000元以及押金3000元是忻州市南村联合学校财务章和向忻州市第八中学购房合同房款28480元钱款数目不符，合同公章忻州市第八中学和收据公章忻州市南村联合学校不一致，内容不一致合同是购房、收据是卖地基，签字名字不一致，合同签字名字是赵存鱼，到底是谁购买的只能以合同为准，假使是原告购买的，也是地基，，地基归国家所有根据《土地管理法》第9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学校无权买卖土地，不能将违法行为通过诉讼变成合法的。民事权益与行政利益发生冲突，需要确定原瓦房产权归属是赵某还是赵存鱼，民事诉讼解决权益是基础，不是行政诉讼解决。鉴于原告在本案中没有提出民事争议，应另案起诉处理后，才能确定原告是否有权主张。因此，原告的起诉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赵某的起诉。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未到庭亦未具书面答辩状。原告赵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赵某房屋买卖协议书复印件；2、房屋交款收据复印件；3、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4、刘某2书面证明一份；5、代县人民法院（2018）晋092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9行终52号行政判决书。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忻州市人民政府关于2017年道路建设工程涉及土地、建（构）筑物及附着物征收的通告》；2、征迁协议书复印件；3、邢某自述材料及证明、买卖房屋协议书复印件；4、公示照片；5、《忻州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复印件；6、忻州市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征迁补偿安置房确认表复印件；7、雁门小区、健康小区二期安置房交接手续办理通知复印件；8、物业服务补充协议复印件。第三人邢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代县人民法院（2018）晋092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2、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9行终52号行政判决书。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案涉房屋系新建房屋，其与房屋买卖协议中所指向的标的并不一致，不能仅凭该协议书就认定拆迁房屋的权属；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财务公章载明的主体并非原第八中学；对证据3、4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第三人邢某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赵存鱼无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无权签署该协议，且该协议标的所有权已经丧失，合同已经无效；对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不知道房屋拆迁情况，只能证明原告代理人不知道。原告赵某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邢某自述材料内容不认可，对其作为受偿方不认可。第三人邢某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7无异议；对证据8有异议，协议中房屋购买人应为赵存鱼。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4仅有证人刘某2单独证言，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证据5系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依法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予以认可，其余争议证据在事实及法律认定部分综合进行评价。经审理查明，原告赵某与赵存鱼系兄妹关系。1994年12月30日，原告赵某与忻州市（现为忻府区）第八中学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以28480元的价款购买该校3排16号旧校舍一处，瓦房东西长11米，包括房院基使用权，但并未办理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该协议落款是赵存鱼所签。原告赵某于1994年12月份支付房屋宅基押金3000元，支付房屋宅基款7000元，1995年分两次支付房屋宅基款20000元。1998年，第三人邢某之夫郭万在原第八中学3排16号旧校舍的宅地上翻建小二楼即案涉房屋并搬入居住，直到该房屋被征收拆迁。第三人邢某称，赵存鱼的丈夫娄满星与其夫郭万是亲戚关系，1998年娄满星以3万元将旧校舍卖给我，当时支付了1万元，房屋盖成后将剩余的2万元给了娄满星，因亲戚关系，没有相应的买卖协议与付款手续。2017年，忻州市政府为了推进城市建设，维护公共利益，根据忻州市城区道路总体规划，决定对道路建设项目红线范围内所涉及的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及其地上的建（构）筑物和附着物进行征收。2017年2月16日忻州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2017年道路建设工程涉及土地、建（构）筑物及附着物征收的通告》，明确了征收范围、征收内容，征收主体及补偿办法等事项。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作为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根据相应文件要求及分工，城南片区分指挥部具体负责片区建设工程所涉及土地、建（构）筑物及附着物的调查登记、评估、拆迁等工作。第三人邢某所居住的房屋位于忻府区南城门环路，也在征迁范围内，与原告主张权益的涉案房屋系同一建筑。在案涉房屋征迁过程中，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根据城南片区分指挥部的调查结果，即被征迁房屋在国有土地上修建，没有相关的产权证明，依据赵某与八中的旧校舍房屋买卖协议书及第三人邢某夫妻修建房屋并一直在此居住的邻居证明，于2017年8月9日与第三人邢某签订了《忻州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征收标的物为第三人邢某位于南城门环路的房产，建筑面积为323.7平方米，为砖混结构，其中地上面积为200.40平方米，，地下面积为8902平方米，其他为34.44平方米；补偿办法为主房置换安置房266.97平方米，宅院货币补偿20.9047万元；同时约定依约搬迁，奖励5万元。目前该房屋已拆除，征迁安置房已交接（一套位于雁门小区186平方米，一套位于大欣城88.33平方米，因超出置换面积7.36平方米，支付2.7107万元差价），补偿款25.9047万元于签订协议当日发放给第三人邢某。现原告赵某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其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安置补偿协议，称其购买八中旧校舍后，出资7万元，委托其妹将购买的房屋拆除新建，其妹夫娄满星与第三人邢某之夫郭万系亲戚关系，就让郭万施工建设了案涉房屋，并将该房屋出租给第三人邢某夫妇居住，郭万夫妇通过赵存鱼给过原告赵某部分租金，后原告回大同居住，委托其妹赵存鱼代收租金，案涉房屋属于原告所有。经查，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及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与第三人邢某签订《忻州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时，邢某提供了原第八中学与赵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及邢某的两份自书材料（其中一份有六人签名），其中一份内容为：“我叫邢某，老公郭万，我俩于1998年在南街学校（旧八中院）开始新建本次拆迁的小二楼及地下室、南房、西房院子一处，于1999年6月全家搬进新楼居住，一直到今年，一共十九年时间。当时因亲戚关系，所盖楼房地皮手续没有过户到本人名下，现有本院左邻右舍住房证明此楼是我和郭万亲自所盖且居住到今年拆迁。”该份有六人签名。另一份内容为：“我叫邢某，是2017年的拆迁户，因所买地皮是自己的亲戚，所以给付地皮款叁万元没有打凭条。付款分两次给付，第一次是在二中家居楼四楼家中，郭万（我老公）给付，第二次是在赵存鱼女儿家中给付赵存鱼，也是郭万给付。这是实际情况，望领导们理解。”同时查明，原告赵某于2018年2月6日向原平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书》，征收原告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依法判令被告依照忻州市人民政府忻政发[2016]35号文件对拆除原告的房屋进行安置补偿。原平市人民法院受理后报请指定管辖，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晋09行辖1号行政裁定书指定该案由代县人民法院管辖，代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晋092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涉案房屋所有权存在争议，被告已经对涉案房屋进行过补偿的情形下，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赵某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该判决结果不服提出上诉，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0日作出（2018）晋09行终5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赵某称，2018年7月份在代县人民法院审理该案的过程中，才从被告提交的答辩中了解到，被告已于2017年8月，将案涉的房屋与第三人邢某签订了《忻州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对第三人邢某进行了安置补偿。原告于2018年7月25日向代县人民法院提交了《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依法撤销被告与第三人邢某以及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签订的《忻州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与第三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代县人民法院对原告提出的新增诉讼请求未进行审理。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案涉房屋产权存在争议，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即与第三人邢某及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协议的行为与原告赵某存在利害关系，赵某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第三人邢某述称本案已经代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应一事不再理，本案与生效判决当事人不同、法律关系不同、诉讼请求不同，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邢某述称本案应提起民事诉讼解决房屋争议，该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另行解决。在案涉房屋征收过程中，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及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在第三人邢某提供原告赵某与原第八中学签订的旧校舍房屋买卖协议、两份自书材料，且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存在证明事项不统一及政府部门亦未向原告赵某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实施与第三人邢某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根据上述规定，本案案涉征迁房屋的所有权不明确，被告亦未依法报请，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与第三人邢某及第三人城南片区分指挥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书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依法撤销被告忻州市忻府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与第三人邢某以及第三人忻州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城南片区分指挥部于2017年8月9日签订《忻州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的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忻府区房屋征收中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侯志强人民陪审员 侯 高人民陪审员 申晓燕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张利国书 记 员 史慧宇